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802刑初336号
公诉机关：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孙铁敏，中专文化，白城市华源农机有限公司经理现住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丽景庄园A1号楼。因涉嫌合同诈骗，2016年2月17日被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取保候审。2016年9月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方永刚，吉林宏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马可心，初中文化，现住吉林省白城市。因涉嫌合同诈骗，2016年2月21日被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刑事拘留，2016年2月24日被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取保候审。2016年9月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郑文茹，吉林程淑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叶明，初中文化，现住吉林省白城市。因涉嫌合同诈骗，2016年2月17日被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刑事拘留，2016年2月26日被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取保候审,2016年9月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被告人叶光，高中文化，现住吉林省白城市。因涉嫌合同诈骗，2016年2月29日被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取保候审。2016年9月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被告人于立军，初中文化，现住白城市。因涉嫌合同诈骗，2016年2月29日被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取保候审。2016年9月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被告人王伟岩，初中文化，现住吉林省白城市。因涉嫌合同诈骗，2016年2月17日被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取保候审。
2016年9月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被告孙铁敏、马可心、叶明、叶光、于立军、王伟岩等诈骗罪一案，由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9月8日以白洮检刑检刑诉（2016）295号起诉书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春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孙铁敏、马可心、叶明、叶光、于立军、王伟岩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8月至9月期间，被告人马可心找到被告人孙铁敏（白城市华源农机公司经理）想购买享受国家补贴的农机具。二人经过商量，被告人孙铁敏让被告人马可心找到被告人叶明，让被告人叶明帮助其找符合国家补贴条件的农民顶名购买农机具。
被告人叶明顶名购买两台沃得牌水稻收割机，享受国家补贴款共计57200元。之后找到被告人叶光顶名购买两台沃得牌水稻收割机，享受国家补贴款共计57200元，被告人叶光获得好处费4000元。找到被告人于立军、王伟岩顶名购买沃得牌水稻收割机各一台，每台享受国家补贴款28600元，被告人于立军获得好处费2000元，被告人王伟岩获得好处费1700元。被告人孙铁敏、马可心、叶明涉案金额为元171,600.00元。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书证2、证人证言；3、被告人的供诉与辩解；4、视听资料。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孙铁敏、马可心、叶明、叶光、于立军、王伟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国家农机直补款，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叶光、于立军系自首，被告人马可心、叶明、王伟岩系坦白，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进行判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建议孙铁敏、马可心、叶明、叶光在三至十年量刑，并处罚金。于立军、王伟岩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被告人孙铁敏庭审中辩解:公诉机关的指控与事实不符，我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为我们是股份制公司，我是评剧团退休的职工，现在是农机公司的经理，我是销售经理，我没有拿一分钱，也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也没有给农民造成损失，我促进农业发展，是他们冤枉我，我有一个儿子在美国，不需要我帮着，我没有必要占有这点钱，我有退休工资，就是别人需要帮助，我都无条件的帮助。就是他们几个咬我认为我有能力平这事。国家补贴只要是洮北区的农民，有身份证就可以。农民买机械，来我公司选，选后，有的交全款，当时开发票，有的后开发票，有的扣除补贴款。不交全款的打欠条，先把发票给农民开完，我公司为了促销。农民拿发票到农机局，农机局把补贴款打到财政局。农民开发票时需要农民的身份证。我就是为了销售。补助款是农民自己的事，和我没有关系。我公司和购买农机具的人有协议。其他几个被告人合伙冤枉我，都以为我是大树好乘凉“。
被告人孙铁敏的辩护人方永刚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孙铁敏无罪。
一、被告人孙铁敏、被告人马可心、被告人叶明，三被告人在庭审上的供述，均不认可起诉书指控的诈骗罪。就是对顶名购买农机具的问题上，也与侦查期间的供述不符。马可心只承认找人顶名的是两台，其余的四台是被告人叶明自己找人顶名并且转给其他农民的。总之，三被告侦查期间的供述就不能相互印证，庭审供述更无法相互印证。起诉书诈骗罪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作为起诉书指控诈骗罪的证据。
二、在庭审举证中，辩护人提供了农业部、财政部和吉林省农委、财政厅关于2015-2017农机具购置补贴实施意见，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农村还是城里户籍的，只要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购买137个品种之中的农机具，就有权享受国家的农机补贴待遇。公诉人认为只要不是农民购买农机具就是诈骗罪，顶名购买农机具即便是用于农业生产也是诈骗罪，辩护人认为，6台农用机械都在用于农业生产，其所购农机具应当享受国补待遇，不存在倒机、套机、一机多补的现象和事实。简言之，国补农机具是车补不是人补，只要是国家同意补贴的137个品种的农机具，只要是用于农业生产，无论什么人购买都享受国补待遇，孙铁敏的行为，不仅谈不上违规的套补骗补，也谈不上倒机、套机、一机多补的现象，更无法谈及诈骗犯罪了。
第一，起诉书中对被告人孙铁敏的犯罪只是用了“二人经过商量；是思想意识的动态活动内容，从思想意识的动态活动这一点上指控诈骗犯罪，就直接脱离了诈骗罪是结果犯罪的法定特点，对被告人孙铁敏诈骗罪的指控缺少诈骗罪的法定动机、行为和结果。动机，即被告人孙铁敏没有非法占有涉案的财物目的，起诉书的涉案财物是指国家的补贴资金，而国家的补贴金额全部补贴在购买的车辆上了（即车补而不是人补），国家没有损失一分钱，被告人孙铁敏也没有占有国补中的一分钱，从这个事实上衡量，国家起码不是本案诈骗罪的受害人，没有起诉书所指的受害人，起诉书对被告人孙铁敏以诈骗罪定性并指控没有法律依据。
第二，根据起诉书对被告人孙铁敏指控的：“二人经过商量；孙铁敏让马可心找到叶明；让叶明帮助其找到符合国家补贴条件的农民顶名购买农机具”，马可心的首次供述没有提到被告人孙铁敏在客观上实施了哪些诈骗的法定行为。与被告人叶明的供述，大部分是矛盾的。完全吻合的是其一，二被告人所谓与被告人孙铁敏是怎么商量的，二被告人均不知道。其二，从另一侧面却证明了被告人孙铁敏没有参与二被告人具体顶名购车获取“好处费”的前后过程。总之，起诉书采用了“二人经过商量”“被告人孙铁敏让、让”等几个转让意欲的谓语动词，根本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行为证据。
起诉书中所指的6台国补车的购买过程，都是被告人马可心和叶明之间精心商量和具体操作的结果，被告人孙铁敏根本就没有参与
第三，根据本案起诉书诈骗罪的定性，涉案的6台农用机械，其中4台在黑龙江省由黑龙江农民使用，2台在吉林省内由吉林省农民使用。都在农民手中用于农业生产。农业部、财政部办公厅的指导意见，国补农机具是让农民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组织多多了解和使用农用机械，来减少农民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组织的劳动强度，从而增加劳动生产力，凡是中国农民或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及个人，都有权利享受国家在农用机械上的补贴待遇。但由于各省的财力不同推广的力度略有差异，所以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有所不同，本案所涉及的非法占有的金额并非国补的171,600.00元，应该是被告人马可心、叶明、叶光、于立军、王伟岩分别获取的金额。而所获取的涉案金额是并非犯罪数额。国家没有受到一分钱的损失，5被告人侵占了农民应当享受政策的补贴资金，在国家补贴资金没有受到损失的基础上看，应当认定本案五被告人占有他人财物为侵占行为；如果按照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原则，应当适用行政处罚。
辩护人提供的“江苏沃德农业机械有限公司15年锐龙收割机销售指导价”，本案销售商华源公司在整个销售国补机械时，没有侵占国家补贴分文，也没有给国家补贴造成分文损失，销售商自身是没有能力得到国补的条件；销售价的上下浮动，都不影响国补金额的多少，国补金额是按照品种以每台机械固定金额发放。而华源公司即便有顶名卖出农用机械的现象，但最终都是用于农业生产使用，其惠民补贴农机具都是农民获得和享受。顶名，又不是我们国家现行法律明令禁止的违法、犯罪行为，也不符合倒机、套机、一机多补定义中的行为。华源公司的顶名现象，与《吉林省农业委员会、吉林省公安厅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农机购置补贴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的倒机、套机、一机多补定义不可相提并论。孙铁敏及就职的华源公司显然没有套机和一机多补行为存在。本案被告人孙铁敏系农机销售商身份，既没有非法占有的动机，也没有实际占有所谓诈骗财物的事实，是不能构成诈骗罪的，如果说“顶名”有过，过不在被告人孙铁敏，而是公司默许的原因所致与诈骗罪毫无关联。
总之孙铁敏在本案中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没有实施诈骗罪的行为，没有骗取受害人财物的事实，即无法构成犯罪，也不能构成诈骗罪。应依法作出无罪判决。
被告人马可心庭审中辩称：事实存在，但是对金额有异议，不是六台。我知道的是五台，我帮着过黑龙江的两个农民买的，姜某，徐某1。还有三台是那些农民听我说的，是孙铁敏找的叶明，他们自己去买的，我没有参与。我跟孙铁敏说要到他公司买车，我不符合补助款的条件，他就告诉我找人顶名，我不认识叶明，是孙铁敏找的叶明，叶明是他公司拉脚的司机。
张某等三人与我是朋友，是农民，他们自己买的，我就是打电话帮联系的，我没有得到好处。我和孙经理认识，能给便宜1-2千元。起诉书说我找的叶明，不是我找的。他们买车时我没有参与。徐某1买的那台车不好使，用叶明的名顶名买那台车卖给徐某1了。我在中间收了好处费2000元。顶名钱收了3000元，交给孙铁敏了，我和孙铁敏是2008年认识的。我挣了4000元钱，徐某1和姜兆坤各2000元钱。其他三人我们关系特别好，所以我没有要他们的钱。我买了两台车，我自己买了一个，顶名给徐某1买了一个。我给买这五台农机的农民是姜某、徐某2、张某、刘杰和徐某1。
被告人马可心的辩护人郑文茹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马可心以顶名的形式购买农机具的事实是存在的，但辩护人认为指控马可心犯有诈骗罪有异议，本案中，农民按程序购买农机，最终公司收到了全部农机款，农户也得到了实惠，国家也没有受到任何的经济损失，整个购车环节没有存在非法占有、隐瞒真实、农户受到损失等诈骗事实。如果说本案有违法规定的对方，也就是外省的农民跨省购买农机一事，但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农办机（2014）22号文件《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山西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对于跨省购买农机的行为是予以认可的，即被告人马可心涉案的农机购买行为也是合法的，不应当认定其违反了法律规定。故对公诉机关指控马可心涉嫌诈骗罪持不同意见。
被告人叶明在供述及庭审中也明确，是被告孙铁敏找的他，并不是马可心直接找的，而被告孙铁敏在供述中却称不知道此事，与叶明和马可心的供述相反，其明显是在推脱责任，逃避法律。
被告人马可心在本案中可涉及到的好处费应当为马可心自认的4000.00元，而非本案所认定的数额，且被告人马可心的好处费还是由农户给予的，并不是从国家或农机公司处所得。被告人孙铁敏在供述的笔录中称当时是许诺给马可心每台车1000元的好处费，但是马可心的一直没有领取该笔钱款。马可心的好处费是农户给的，农户是予以认可的。农户并没有基于错误的认识而让农户错误处分其财产。
被告人马可心只为农户姜某、徐某1代购了农机，其它农户均系其本人直接到农机公司购买，并没有通过被告人马可心，且被告人马可心也没有收取其它农户的好处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马可心涉案5起，与卷宗中的证据相矛盾，应当将其它几起案件扣除。
被告人叶明庭审中的辩护意见是：指控属实。我就是找农民顶名。孙铁敏找我说有黑龙江的人买农机具，让我找人顶名，说没事，正好我兄弟回来了，我就找的我弟弟。我在他公司拉脚，不找人就不让我拉脚，当地农民能买10台农机具。我找了3个人，一共买了六台农机具。我没有得到好处，就王伟岩给我300元钱。剩下的谁顶名每台给谁2000元钱。我顶名买的六台农机具是孙铁敏找的我，后来给钱时是马可心给的，后来的几台农机具马可心给我打过电话，都是给马可心办的。
被告人叶光庭审中承认公诉机关的指控。我确实是拿身份证给别人顶名买农机具了。我也不知道给谁顶名，是叶明找我的，顶一个名给2000元钱。我拿着身份证到农机公司签个字就完事，因为我是当地农民。
被告人于立军承认公诉机关的指控，认为事实存，但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我就是拿身份证顶名，用我身份证，我给送去就走了。叶明我俩是朋友，他说用我身份证买车用。
后来叶明给我的2000元钱，开始我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告诉我
被告人王伟岩庭审中承认公诉机关的指控，认罪。是叶明给我打电话，说他同事要买农机具，要用我身份证，我当时也没有问，我拿身份证就去了，当时没有说给我好处，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了，给我1700元钱。我和叶明媳妇是表亲，所以我没有考虑就把身份证借用了。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至9月期间，被告人马可心找到被告人孙铁敏（白城市华源农机公司经理）想购买享受国家补贴的农机具，孙铁敏让马可心找到被告人叶明，让叶明帮助其找符合国家补贴条件的农民顶名购买农机具。
被告人叶明自己顶名购买两台沃得牌水稻收割机，该两台农机的国家补贴款共计57200元。叶明又找到被告人叶光顶名购买两台沃得牌水稻收割机，享受的国家补贴款共计57200元，被告人叶光获得好处费4000元。叶明找到被告人于立军、王伟岩顶名购买沃得牌水稻收割机各一台，每台享受国家补贴款28600元，被告人于立军获得好处费2000元，被告人王伟岩获得好处费1700元。在补贴款中孙铁敏获利4000元，马可心获利1.93万元，叶明获得1.4万元后给付顶名的农民7700元，获利6300元。被告人孙铁敏、马可心、叶明参与骗取农机具补贴款款的价格为171,600.00元。
被告人孙铁敏、马可心、叶明诈骗五起，总价值171600元，数额巨大；被告人叶光参与二起，总价值57600元，数额巨大；被告人王伟岩与于立军参与诈骗一起，金额为28600元，数额较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孙铁敏退回赃款4000元，马可心退回赃款1.93万元，叶明退回6300元，叶光退回4000元，于立军退回赃款2000元，王伟岩退还赃款1700元。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书证：
（1）被告人叶明等人的补贴机具购置确认书：证实被告人叶明、叶光、王伟岩、于立军购买享受国家直补农机具的事实。其中叶光2015年9月7日购得两台4**-5.0E型沃得牌谷物收割机，价格为199200元，每台价格99600元、王伟岩2015年9月14日购得一台4**-4.0E型沃得牌谷物收割机，价格为90600元、于立军2015年8月27日购得一台4**-5.0E型沃得牌谷物收割机，价格为99600元、叶明2015年8月25日购得一台4**-5.0E型沃得牌谷物收割机，价格为98600元，2015年8月24日购得一台4**-4.0E型沃得牌谷物收割机，价格为95600元。
（2）2015年农机购置补贴申请程序：（1）购机补贴对象到农机部门登记相关身份信息，并签写《农机购置补贴购机告知书》，明确自主购机，自担风险。2。购机补贴对象应拿所购机具、购机发票、身份证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提供经营执照、组织代码证）等有关材料，到洮北区农机培训中心办理补贴申请手续。3.农机局和财政局共同组织，对补贴对象身份及所购机具进行确认及核实，在《购机确认书》上签署意见。4.农机局、财政局对补贴对象及相关材料共同审核确认，公示合格后，邮局通过“一卡通”或银行转账方式向其兑付补贴款。
（3）2014年9月2日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山西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有关问题的意见：农业部认为农民跨省购买农机具并享受补贴政策，有不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讲，农机具还是在农民手中，还是用于农业生产，补贴实惠最终落实到了农民，符合中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导向，达到政策目的，不宜简单视为违法违规行为，也不宜将此认定为给国家造成资金损失。
（4）2015年12月11日吉林省农业委员会、吉林省公安厅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农机购置补贴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文件中规定重点打击套取补贴资金的“倒机”、“套机”和“一机多补”等违法犯罪行为。“倒机”是指不以从事农业生产为目的，而是以倒卖营利目的将购置的补贴机具卖给他方的牟利行为。“套机”是指经销企业和购机户合谋，以购机户名义取得机具购置补贴资金后，又将取得购置补贴的机具转回销售企业的虚假购置补贴机具的行为。“一机多补”是指使用同一台补贴机具，重复申领补贴资金的行为。
（5）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于2016年6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从马可心手中购买沃德牌水稻收割机的刘杰经公安机关查找未找到的事实。
（6）常住人口数据查询详细信息：证实被告人的身份信息。
2.证人证言
（1）证人吕某的供述与辩解：
我在四中对面旧货市场大院里面卖农机具，门口牌匾写着“北方农机”，我的公司在旧货市场院里的牌匾是《白城市华源农机有限公司》。华源公司是一家有限公司，公司的投资人有我，孙铁敏，苏艳平，平时我和孙经理在公司从事农机具的销售，苏艳平只是投资人，他不参与经营，我们公司主要销售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
我公司我和孙铁敏是主要负责的，别人都叫我俩经理，会计是孙英，出纳是李业刚，开发票的是经辉，统计姓于，一共是15、16个人。
我们公司农机具的销售流程是农民到我这来买农机具，正常情况是他付给我农机具的全款，然后我用他的身份信息给他开农机具的销售发票，如果他的身份信息是本地户口，就可以拿着销售发票去白城农机局办理直补手续，农民办一张卡，把这张卡和身份信息的复印件交给农机局，农机局在把直补钱打到农民的这张卡里。
还有就是农民赊账购买农机具。这种情况农民交给我一部分钱款，剩余部分需要给我打借据，同时还需要有人给农民做担保，之后我用他的身份信息给他开农机具的销售发票，是本地的身份信息，农民办一张卡，把这张卡和身份信息的复印件交给农机局，农机局在把直补钱打到农民的这张卡里。但是我把农民的这张卡扣下，卡里面的直补钱我们公司取出来抵做农民欠我的购车款，这样农民就不需要拿出全款购买农机具。
赊账购买农机具有先交给我一万两万的，也有不交的，也有交一半钱，剩下也是给我打借据。这种情况占大多数。没有其它销售方式。允许购车人和领取直补人不是同一人的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有的购车人不符合领取直补的条件，所以他们要找符合条件的人来替他们买车，这样他们可以正常的领取国家的购车补助，我们为了卖车所以同意了他们的这种行为，在明知道实际购车人和冒充购车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以冒充购车人身份信息来开具购车发票，然后实际购车人去领取国家的直补款。叶明是给我们公司拉货的。叶明名下购买过两台农机具，他还找过四五个白城本地人在我这购买过农机具。卖给黑龙江那边了。
马可心在2015年8、9月份左右在我们公司买过四、五辆收割机。我不清楚他找的所有人，我只知道其中有一个是叶明。
马可心和我们公司谈好了，他负责在白城本地找能享受国家农机直补政策顶名购车的人，他找来后由我们负责出具发票和合格证，然后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吕宁带他去农机局办理直补手续，办完直补手续后由我公司将直补手续收回，待国家发放直补补贴后我公司扣下充当车款，车辆由马可心提走。他不是白城人，他不享受白城的国家农机直补的资格。按规定，以正常的销售价格开售发票。就是说我们收到的多少卖车款，就开多少钱的发票。但实际上赊账购车的，我们没有收到全部的钱款，也给开具购买农机具的全额发票了。因为只有开具了全额的发票，购车人才可以办理国家的购车补贴。这样购车补贴下来才可以充他们的购车款。沃德4LZ-4.0E销售金额为92600元，4.0型号的补助金额都是28600元。农民在我公司买车时欠我钱，所以我用农民的直补钱充当欠我们公司的购车款是合理的，不违法。
农机具销售中是否允许赊账销售，各个公司有自己的规定，我们公司就可以有这种销售方式。我认为农机具销售中允许没有收到购车款就给购车人开具发票，是可以的，我理解购车款是我们公司给垫付的。因为只要我这车卖出去了，我就要给人家开具销售发票，人家要拿它去上牌子，我的理解这和购车贷款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不管买车人是不是冒名来的，我也允许来购车的人并没有交购车款就给他们开具购车发票。
（2）证人于某证言
我是2012年开始在白城市华源农机有限公司工作的，我们公司的法人叫吕某，具体业务有孙铁敏和吕某负责。我们公司主要是卖农具的。公司销售享受国家补贴的农具的业务流程是具有白城市辖区的农村户口身份的人来我这购买享受国家补贴的农具，是来买的人提供身份证和户口本，然后我们公司有专门的人负责把这个人的信息和要购买的车的大架号一起录入网上，如果这个人是全款买的车，就可以直接把车提走，然后这个人再去办理直补，直补所得就归这个人了，如果这个人是交的扣除直补后的钱，这个人就给我们打一个欠条，然后我们给他开一个内部的出货单，然后这个人凭着这个凭条去提车，我们把他的相关信息输入网上后，他去农业局办理直补，等到直补后再把钱给我们。我们不要求本人来购买，只要拿着具有白城市辖区的农村户口身份的人身份证和户口本就行，具体审核在农业局那里。
（3）证人徐某1的证言
我认识马可心，他是富裕县倒腾二手农机的，在富裕县有个卖收割机配件的商店。2015年9月份我花78000元从马可心手里购买了一台沃德谷物联合收割机，马可心就跟我说他手里有已经补贴完的农机，价格也便宜，之后我就到马可心的商店去了，他领我看了这台江苏沃德谷物收割机，他当时跟我说这台车是在吉林白城补贴完的车，他跟我要8万元，我说你给个最低价，最后我花了78000元。我把钱汇到了他的银行账户内，他把车给我送到太东乡巨合村我家里了，这台车我一直用着呢。我买这台收割机得省2万多元钱。马可心当时和我说，这台车是在吉林白城补贴完的，他是怎么弄来的我就不清楚了。
（4）证人姜某证言
我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农民。2015年黑龙江省的农机直补没有普及，吉林省的农机直补普及了，八九月份我通过我朋友马可心知道白城市卖的水稻收割机便宜，我就委托马可心到白城市购买了一台沃德牌锐龙水稻收割机，我本人没有到白城市，是马可心将车送到我家后，我将7万8千元交给马可心了。我不知道马可心怎么办的，一切手续都是马可心替我办的。这台机器的实际价格是10万元左右，马可心什么手续都没有给我。这台水稻收割机我家正常使用哪，购买的为4LZ-4.0E型沃得牌谷物收割机。
（5）证人徐某2证言
我是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平洋镇解放村的农民。2015年8-9月份，当时黑龙江省的农机直补没有普及，吉林省的农机直补普及了，我通过我朋友马可心知道白城市卖的水稻收割机便宜，我和我牡丹江的朋友到白城市第四中学对面的北方农机院内华源农机公司，我相中了一台沃德锐龙水稻收割机，我跟老板讲价，最后是以7万6千元购买的，我当场把现金交到华源公司的财务室。手续都是这家农机公司替我办理的，这台机器我家正常使用呢。我购买的为4LZ-5.0E型沃得牌谷物收割机。现在我正常使用哪，编号我记不清了。
（6）证人张某证言
我是前郭县宏光农场村的农民。我与马可心是朋友。2015年8月份，我通过马可心在白城市一个农用车公司买了一台沃得牌收割机，花了74000元。老板姓孙，我交的现金。当时在松原这样的农用车要78000元钱，白城便宜了4000元钱。通过电话询问，张某购买的为4LZ-5.0E型沃得牌谷物收割机。
（7）证人卢某的证言
我与叶明是夫妻关系。我知道叶明给人顶名购买农机的事。
我还领着叶光去农机公司顶过名。叶光是叶明的亲弟弟。他现在在大连贩卖水果。2015年8、9月份的时候，叶明的弟弟叶光从大连回到白城贩卖水果，结果在长青市场卖水果的时候钱包都被人给偷走了，叶光还不想让他媳妇知道这个事情，叶明就跟我说咱俩就给叶光出点钱吧，让他回家也能交代上，我们就准备给他拿几千块钱回家。我们说完这个事情没几天，叶明就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出门，让我领着叶光到农机公司给顶名买两台农机，顶一个名能给几千元钱好处费，我到时候领着他去就行，他都跟农机公司那头说完了，之后让我再给担个保就完事了，我领着他一起去的北方农机院里的一家农机公司，他们管他叫孙经理然后他就安排公司的人给叶光办手续了，我直接在担保人上面签字了
3.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孙铁敏的供述与辩解
我现在白城市华源农机有限公司的经理，是2010年末注册的，共十多个人公司的法人是吕某，我是公司经理，地址在白城市第四中学对面的旧货市场里。是有限公司，公司是由我和吕某、苏艳平一起投资创办的，由我和吕某负责管理，苏艳平是投资人，他不参与公司的管理，公司主要销售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一共是星光、沃得、柳林三个品牌。
农民到我们公司买农机，正常情况下付全款买农机，但是有一部分是欠款买的，我们为了销售，买农机的人有担保人，给我们打欠条，我们也会将农机卖给农民，然后我们给买农机的农民开发票，发票上会有买农机农民的身份信息，如果是本地农村户口，就可以拿户口本和身份证到白城市农机局办理直补手续，农民需要办理一张银行卡，然后把银行卡和身份信息的复印件交给农机局，之后农机局就会把补贴的钱直接打到银卡里。公司在销售农机具过程中，存在实际购车人与领取直补的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
一般这样的农民都是外地的，不符合白城市本地的直补条件的，需要找到本地的农民后，以本地的农民的名义购买农机具，实际是帮助外地的农民购买的；还有一种就是本地农民购买，因为没有摇到号或限制购买数量而不能买到直补的农机具，找到符合条件的农民，以他的名义购买农机具以获得直补钱款，我们公司会以购买的农民的身份开具发票，之后到农机具审核通过后就会得到直补，但是实际购买人都不是本人，得到直补的也都是实际购买车的人。外地不符合条件的人来买车没有直补，到我公司买车付款后他会找本地的农民签字开发票，还有就是先交钱把车买回去后，先不开发票，等过一阵再找本地的人来开发票，因为开本地符合条件的人到农机局能得到直补款。
我们公司之所以允许购买车的人和领取直补的人不是同一人的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购买人不符合领取直补的条件，所以他们都会找本地的符合条件的农民帮他们买车，这样就可以得到国家的直补，但是这都是买车人自己找的符合条件的农民，农民上我们这来买车，我们不可能制止，如果我们制止的话他也会在别的农机公司去买，我们公司也是为了销量。没有白城市本地农民在我公司买完农机具获得直补后将购买的农机具倒卖他人的。我不知道购车人买完车之后这台车在谁家用了，可能是在来开发票的人手中用，也可能是他俩一起合伙用哪。
我认识马可心，他以前在我公司里买过车认识的。他以前是在白城市农村种地的，现在好像也在白城市种地。他时常给公司领买车的农民来买农机车。2015年马可心来过我的公司，具体是几月份记不清了，具体是马可心自己买还是他领来的农民买的我就不知道了。
马可心介绍他人来买我公司的农机具，我答应他给我公司介绍一个买车的农民，我就会给他1000元的好处费，但是2015年介绍的几个人的钱他一直也没有来取。马可心介绍的几个人来买车的农民具体给谁买的我不知道了。
我是2015年认识的叶明，他是开货车给别人送农机车的。
叶明在我公司购买过农机车，买过几台不知道，后期在2015年11月份左右的时候，我听别人说有人找叶明，以他的名义帮别人买过两台车，我后来问他，他说有这事，他就是为了挣点运费钱就同意以他的名义买的。
在我公司购买农机局的农民有一部分赊账的车，没有收到全款，也给开具全款的发票了。就是因为我们这只有把全款的发票给开了之后，买车的人才能到农机局去补直补的钱，之后才能将剩余的欠款还给我们公司。
（2）被告人马可心供述与辩解
我帮别人联系在白城购买农机直补车。我联系的是华源农机有限公司的孙经理，买的都是沃德牌的水稻收割机。
我之所以帮助这五个人在白城找孙经理购买农机车是因为白城地区购买农机直补车有国家补助，这几个人不是白城的农村户口，没有买农机车国家给发放直补的条件，找孙经理他可以在白城地区找人冒名顶替名额购买带有国家直补的农机车，这样的话这五个人在白城购买农机车就要比在他们本地购买农机车便宜很多，我还能从中间挣点好处费。除了这五辆车还有孙经理找我，让我找人顶名买了四辆沃德牌的水稻收割机，我找的到保乡的高平村的宁宇夫妇两口子顶的名。孙经理找到一个叫叶明的人，叶明是白城本地的农村户口，他有资格购买农机的直补车，叶明还有一个兄弟也顶替了名额购买农机车，再孙经理找的谁我就不认识了。我帮助别人购买农机车事先都和对方说给500块钱好处费，事后有三份给了我这500元。
刚开始是2015年7月末，黑龙江富裕县树可村有一个姓姜的农民通过他们同村的一人找到的我，找到我之后跟我说他们邻村有的人在白城买到带有国家直补的农机车，在白城买带直补的农机车要比在黑龙江这边买便宜很多，可以享受国家直补，姓姜这人就问我在白城有没有认识人能帮他在白城买车，他想买一辆沃德牌的谷物收割机，我当时跟他说我有机会给你问问吧，有一天我回白城就到华源农机有限公司，找到这个公司的孙经理打听买车这事，孙经理说：“要是外地人想在白城买车得先找到白城本地人来顶替名额，这样可以把车的国家直补补出来，这样就可以按补后价卖给你”，我问孙经理：“这么干是不是犯法的，以前这么做是犯法的”，孙经理跟我说：“现在这么整不犯法，没事。”我跟孙经理说我找不到本地的人，因为我不想担这个责任，后来孙经理看我不找人，他就说：“你不找人也可以，你那边拿顶名费3000元钱，顶名的人我们这边负责。”我看这么办行，就把这消息告诉树可村姓姜的那人，和他说购车价格是大约7万多元（补后价），具体价格我记不清了，（国家直补好象是28000元钱左右，这钱直接就给农机公司了，我就没和买车的人说。加上顶名好处费3000元再加上给我的好处费500元，他一听价格合理就同意了。然后孙经理找了一个叫叶明的人，是他打电话让叶明来的，在电话里就跟叶明说了：“有黑龙江来买车的，你来顶名购车，然后一辆车给你3000元好处费。”叶明就同意了，过一会拿着身份证和户口本就来了，这个人是白城本地农村户口，有资格在白城购买享有国家直补的农机车。然后华源农机公司出人跟着这个叶明开始办理购车的手续，全部办理好了以后这边公司直接派车把这台农机车拉到树可村姓姜这人家里去了，姓姜这人在家里给的车钱，外带顶替名额的3000块钱也一并给了公司送车的人，孙经理给了我500块钱的好处费。
那天，孙经理上午给叶明打的电话，下午叶明来的，叶明来了之后问我：“你是哪的？”我就告诉他说：“我就住在这附近。”叶明问我：“住这附近，为什么还用我顶名？”我说：“我户口不是本地的。”叶明问我：“那我这顶名的好处费的钱谁出？”我说：“我不管。”之后叶明就去外面找孙经理去商量这事去，孙经理当时在外面卖车，他俩怎么商量的我不知道。叶明回来后就去写欠条了。我问孙经理：“这么干是不是犯法的，以前这么做是犯法的”，孙经理跟我说：“现在这么整不犯法，没事。”我这么做是为能挣点好处费
我把找人顶替名额可以买车就的消息告诉我松原的一个朋友叫张某，张某那边又和绥化的一个人联系，绥化那边那个人同意买车，我就问孙经理有没有车，孙经理说有车，我问他还是按那个方式办呗，孙经理说还按那个方式办，然后我就把华源农机有限公司这边的银行账户告诉了张某，张某直接把买车钱还有顶名的好处费给华源农机公司打了过来，顶替名额的人也是叶明，叶明在同一天一个人顶替了两个名额买车，一个是给树可村姓姜的这个农民，一个是给我朋友张某找的绥化的一个农民。因为我和张某的关系很好，所以帮张某买这辆车我没要那500块钱好处费。张某这辆车是帮黑龙江省绥化的一个农民联系的。这辆车现在在绥化那。购车价格是补后价大约7万多元，具体价格我记不清了，加上顶名好处费3000元
我把华源农机有限公司的账号给张某了，具体谁打入的钱我不清楚。华源农机有限公司的账号我不记得了，我都是打5095330这个座机号问，问完再给别人发过去。好象是农村信用社的账号。
我帮第三个人在白城买农机车是依安县的一个农民，他是我的一个微信好友，我在帮前两个人买完车后，我在我微信发过一个朋友圈，内容大概意思是“谁想买农机车就到白城来买，这边买车有直补，便宜”，附带了一张农机车的照片，依安这人看见我朋友圈后就微信联系我说要买车。我又和孙经理联系了一下说我这边有人买车，孙经理说直接给他打钱就行，他这边就能给发车。我又跟依安这边的人联系，我把孙经理公司的银行账号给他了，让他直接打钱过来，他说他也不认识孙经理，要把钱打给我，让我帮忙把钱给孙经理打过去，我也同意了，连买车钱还有顶替名额的3000块钱，还有给我的500块钱好处费都打了过来，我留下了我的500块钱好处费把剩下的钱都给孙经理那边打了过去，孙经理那边收到钱后直接给发车了，这辆车是谁来顶替名额买的车我不知道，反正人都是华源农机这边找叶明顶替名额的。
依安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把钱打到应当是我的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帐号里，卡在家里，我记不清账号了。我在信用社有二个卡，这个卡我销户了。依安这个人把钱打入我卡里以后，我好象不是当天把钱给华源农机转过去的，我好象第二天也不第三天转的。这辆车的购车人是孙经理找的叶明办理的。
前一阵子孙经理找过我，说公安机关正在查这些顶名购买的农机车，这五辆车都是叶明找人顶的，让我找我卖的这五辆车的买家，把车都给他们公司拉回去，我问怎么回事，他说要拉回去放到顶名的人家里去。这样公安机关来查就没事了。我说我这一辆车才挣这点钱，你让我拉回去路费谁出，他说叶明出，我问叶明，叶明说孙经理挣这么多都不出钱，我才不出那。我看没人出钱就没联系买家把车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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