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902民初3117号
原告:王巍，男，1981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江苏省海门市人，住所：江苏省海门市。系死者王某之子。
原告：李可英，女，195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孝感市人，住所：孝感市孝南开发区。系死者王某之妻。
原告：ＸＸ，女，1980年7月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宜昌市人，住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系死者王某之女。
以上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育华、樊欣容，湖北熠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代收法律文书。
被告：刘全民，男，1966年6月11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孝昌县人，住所：湖北省孝昌县。
被告：刘义，男，1977年3月1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孝昌县人，住所：湖北省孝昌县。
以上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友清，湖北自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代收法律文书。
被告：襄阳市襄州区幸安发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航空路***号。
法定代表人：郭少俭，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连成，湖北杰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代收法律文书。
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孝感市交通大道***号。组织机构代码：05811425-4。
主要负责人：汪钻桥，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彬，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老孝感市中心支公司职员。代理权限：代为承认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代收法律文书。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城区环城南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0879386169F。
主要负责人：刘城胜，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英霞，湖北明讼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原告王巍、李可英、ＸＸ与被告刘全民、刘义、襄阳市襄州区幸安发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保孝感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巍，原告王巍、李可英、Ｘ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育华、樊欣容，被告刘全民、刘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友清，被告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连成，被告人寿财保孝感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彬，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英霞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巍、李可英、ＸＸ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23660元、死亡赔偿金541020元、交通费1017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62485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9月12日5时31分，被告刘全民驾驶鄂Ｆ×××××号重型自卸货车(该车登记在另一被告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名下，实际车主为被告刘义出资挂靠于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自武汉至孝昌，当其驾车沿孝武大道由武汉方向往孝感方向行驶至孝感市××道星河天界路段时，因其疲劳驾驶、疏忽大意，导致所驾车辆行驶至右侧非机动车道内，与同向前方王某(男，1954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孝感市××南开发区新华社区居安小区，身份证号码：，系原告家属)骑行的自行车相撞，造成王某现场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刘全民驾车逃离现场。2016年9月18日，孝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对该起事故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刘全民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某无责任。被告刘全民驾驶的鄂Ｆ×××××号车在被告人寿财保孝感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该保险合同期限内，被告人寿财保孝感支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对原告进行赔偿。被告刘全民驾驶的鄂Ｆ×××××号车在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投保了商业险，事故发生在该保险合同期限内，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应在商业险限额内对原告进行赔偿。为此，请求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支持原告前列的诉讼请求。
原告王巍、李可英、ＸＸ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居民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工商公示信息，证明原告与死者的亲属关系以及原告与被告的主体资格。
证据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火化证明、居民死亡殡葬证，证明原告亲属王某死亡的事实。
证据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调查报告，证明被告刘全民的交通肇事行为导致了原告亲属王某死亡的事实，在该起交通事故中应承担全部责任。
证据四:劳动合同、证明、工资发放明细表，证明死者王某生前与湖北孝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证据五:商品房认购合同、收据、孝感广播电视网络发展中心发票、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普通电费发票、电费通知单，证明死者生前居住在孝感市××新华社区××小区××单元501，该户用电以及有线电视均以死者身份开户，死者生前是城镇居民。
证据六:机票信息单，证明原告及其家属赶回为死者办理身后事所支付的交通费。
证据七：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单，证明被告刘全民肇事时所驾驶的车辆在被告人寿财保孝感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证据八：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发票，证明被告刘全民肇事时所驾驶的车辆在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投保了商业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被告刘全民、刘义辩称，1.对事故的发生经过及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异议，但被告刘全民没有逃逸；2.原告刘全民与被告刘义是雇佣关系，被告刘义与被告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是挂靠关系；3.肇事车辆在被告人寿财保孝感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在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投保了商业险及不计免赔，上述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4.被告刘全民虽有逃逸行为，但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未向投保人告知免责条款，故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应向原告进行赔偿；5.原告请求赔偿的项目过高，应予以核减；6.被告刘义向原告垫付了28000元，应予以扣减。
被告刘全民、刘义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保单二份及保费收据，证明被告刘全民所驾鄂Ｆ×××××号车辆在被告人寿财保孝感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在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不计免赔100万元，同时证明投保的商业三者险的保单原件上没有附保险条款，该保险公司更没有履行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明确告知义务，故该合同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证据二：驾驶证、行驶证，证明被告刘全民具有驾驶资格，其法定的登记车主为被告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
证据三：管理协议，证明被告刘义与被告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是车辆挂靠合同关系，同时还证明刘义是鄂Ｆ×××××号车的实际车主，与刘全民是雇佣关系。
被告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辩称，1.肇事车辆是被告刘义购买，其是车辆的所有人，应对被告刘全民的责任承担雇主责任；2.车辆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险，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3.被告刘义与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签订有管理协议，但被告刘义未履行协议，该协议已经终止，故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不应承担责任；4.原告的赔偿数额由法院核定。
被告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人寿财保孝感支公司辩称，对交警作出的事故认定书无异议。
被告人寿财保孝感支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辩称，1.原告的诉求过高，应予以核减；2.死者为农业户口，应按农业人口标准计算赔偿；3.肇事车辆应当提供合法有效的驾驶证、行驶证、道路运输许可证、从业资格证及保单原件核实；4.本次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涉及刑事犯罪，不应请求精神抚慰金；5.被告刘全民逃离事故现场，属于肇事逃逸，是保险公司免赔情形，故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6.保险公司不承担诉讼费。
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证据，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证明被告刘全民逃逸是免赔情形，保险公司不承担诉讼费。
经庭审质证，被告刘全民、刘义、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人寿财保孝感支公司、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对原告王巍、李可英、ＸＸ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七、证据八均无异议；原告王巍、李可英、ＸＸ、被告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人寿财保孝感支公司、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对被告刘全民、刘义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均无异议；对上述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被告刘全民、刘义对原告王巍、李可英、ＸＸ提交的证据三、证据五、证据六均有异议，其中，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认定逃逸有异议，刘全民不知道发生了事故才驶离现场；认为证据五的合同、发票不是死者的名字，“证明”无经办人签名，且身份证号码不是死者本人；认为证据六没有直接的机票证实，不能证明有交通费的支出；对证据四无异议。
被告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人寿财保孝感支公司、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对原告王巍、李可英、ＸＸ提交的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均有异议，其中，认为证据四中载明的王某不能证明是死者，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证据五不能证明死者生前购买了房屋；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交通费可以按普通交通工具计算；上述被告对证据三无异议。
原告王巍、李可英、ＸＸ对被告刘全民、刘义提交的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挂靠协议的有效期只有一天，显属笔误，应该是以年度为计算单位，且车辆实际登记在被告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名下。被告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对被告刘全民、刘义提交的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协议只是为了过户方便，且协议已经终止，不能证明是挂靠关系。被告人寿财保孝感支公司、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对被告刘全民、刘义提交的证据三无异议。
原告王巍、李可英、ＸＸ对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提交的一份证据有异议，其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免责。被告刘全民、刘义对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提交的一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在投保时，保险公司未提供条款、免责内容，也未进行说明，不能证明免责。被告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对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提交的一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车辆购买保险是被告刘义完成的，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未收到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的条款或者告知、提示。被告人寿财保孝感支公司对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提交的一份证据无异议。
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为，原告王巍、李可英、ＸＸ提交的证据三，被告仅有异议，但没有证据和合理的理由推翻交警部门所作出的责任认定，而且，被告刘全民、刘义在收到事故认定书时依法可以申请复核，却未行使权利，职能部门依职权作出的责任认定书应该确认，故本院对证据三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四、证据五，有社区出具的证明、劳动合同、工资明细、电费电视费收据等，证据之间组成了证据链，已经形成有效的证明力，可以证明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故本院对证据四、证据五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六，因原告未提交飞机票，故本院对证据六不予采信。被告刘全民、刘义提交的证据三，结合该协议第二条第6项：“乙方每个管理年度的第一个月内一次性向甲方缴纳当年管理费及营运服务费”，从以上文字表述可以推断出双方的挂靠协议是一年，故本院对证据三予以采信。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提交的一份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9月12日5时31分，被告刘义作为车主雇请被告刘全民驾驶鄂Ｆ×××××号重型自卸货车，在孝感市××道星河天界路段，因其疲劳驾驶、疏忽大意，导致所驾车辆行驶至右侧非机动车道内，与同向前方王某骑行的自行车相撞，造成王某现场死亡。发生相撞后，被告刘全民驾车逃离现场，2016年9月18日，孝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对该起事故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刘全民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刘义垫付款28000元。原、被告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以致成诉。
另查明，被告刘义将鄂Ｆ×××××号车挂靠在被告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名下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鄂Ｆ×××××号车在被告人寿财保孝感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在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其中商业三者险的限额为1000000元，并投保了不计免赔，事故均发生在保险合同期限内；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在办理该保险时，被保险人方面是由他人代为办理，保险凭证仅为保单，保单上未附保险条款。2016年12月19日，该起交通事故的驾驶人刘全民被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以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认定刘全民有肇事逃逸行为。
还查明，死者王某，男，1954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孝感市××南开发区新华社区居安小区，身份证号码：，为农业户口，其居住、生活在城镇。
本院认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是指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时所应承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此事故中，被告刘全民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故本院依法认定被告刘全民对原告的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因鄂Ｆ×××××号车在被告人寿财保孝感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在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故被告刘全民的赔偿责任，由各自的保险公司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在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依照保险合同不应由保险公司赔偿的部分，由被告刘全民赔偿。因被告刘全民与被告刘义是雇佣关系，刘义是雇主，依照最高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十一条，被告刘全民的赔偿责任应由被告刘义承担。因鄂Ｆ×××××号车挂靠在被告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依照最高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三条，被告襄阳幸安发运输公司应与被告刘义承担连带责任。本案的焦点一：精神损害是否应进行赔偿。本院认为，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责任，前者属公权力范畴，刑事处罚后，不等于已经对受害人精神损害进行了民事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有严格适用范围，该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受害人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时，受害人也不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再者，构成犯罪的侵权行为远比一般侵权行为严重，后者受害人可以主张精神赔偿而前者却不能，有悖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故本案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结合孝感市物质生活水平、过错程度等因素，其赔偿数额确定为50000元。本案焦点二：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提供的保单未附格式条款，也未提示、说明合同内容，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保险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保险公司仅向被保险人提供了保险单，没有提供其他保险凭证，所提供的保险单上未附录保险格式条款，没有被保险人的任何签名，保险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向被保险人作出任何提示和说明义务，因此虽然被告刘全民存在逃逸的情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的禁止性规定，但依照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产生效力，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主张按保险条款免除赔偿的抗辩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对受害人损失承担赔付责任。结合本案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确认原告因事故造成的损失有：丧葬费23660元（47320元/年÷2）、死亡赔偿金486918元(27051元/年×18年)、交通费5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以上合计565578元。原告的以上损失，先由被告人寿财保孝感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10000元。余下的损失455578元(565578元-110000元)，由被告人民财保襄阳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予以赔偿。被告刘义垫付款28000元，扣除其应承担的诉讼费后，由原告在执行中予以返还。被告的其他抗辩理由，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市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王巍、李可英、ＸＸ的损失110000元。
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王巍、李可英、ＸＸ的损失455578元。
三、被告刘义垫付款28000元，在执行中予以返还。
四、驳回原告王巍、李可英、ＸＸ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应付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02元，由被告刘全民、刘义、襄阳市襄州区幸安发运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良文
审 判 员 魏校军
人民陪审员 钟林涛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陈心亮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自然人因侵权行为致死，或者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或者遗体遭受侵害，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列其配偶、父母和子女为原告；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亲属提起诉讼，列其他近亲属为原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
（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
（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
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九条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
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