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民终7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四川天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452号。
法定代表人:王海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四川惠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斌，四川惠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怡和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红锦大道561号1幢1－1号。
法定代表人:詹跃良，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春，四川惠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阆中市支行，住所地四川省阆中市保宁镇新村路东段29号。
法定代表人:胡敏，行长。
委托代理人;杜朝华，四川由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白中祺，四川由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天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天诚公司）、重庆怡和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怡和公司）因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阆中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阆中支行）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南中法民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四川天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冯斌、上诉人重庆怡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春，被上诉人农行阆中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朝华、白中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天诚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农行阆中支行的诉讼请求并支持其反诉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农行阆中支行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农行阆中支行未依《借款合同》之约定向其发放贷款，《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四川天诚公司不应承担借款偿还责任。一审判决对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的认定和裁判错误，应予依法纠正。二、即使本案借款之债发生并存在，因其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也不应得到支持和保护。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出现了错误，应予依法纠正。本案涉及三份借款合同，虽然借贷主体同一，但在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实质性要件的约定上，三份合同各有不同，各自独立，分别构成为三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形成三个独立的借款债权和三个独立的借款债务。这种独立，不仅体现在分别放款、分别还款上，更体现在独立的法律责任和后果上，一审法院无视这一基本的案件事实，将三个独立的借款关系归并为一个整体的债务关系错误。本案三笔贷款，分别形成三宗债务，应当分别计算和认定其诉讼时效期间。三、农行阆中支行于本案提交的债权催收的证据，不能构成有效催收，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农行阆中支行提交了4份邮件证据，其中2份致四川天诚公司，2份致重庆怡和公司，以此证明其行使了债权，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但其主张依法不能成立。该四份邮件，均未送达到寄件人指明的收件人。农行阆中支行提交的邮件书证，并无任何人签收，也无拒绝签收的文字和原因记载。四份邮件未能送达的原因，在于农行阆中支行自身的失误和过错（包括时间及地址送达错误），其行为后果，应当由农行阆中支行自己承担。四、关于公司股权变更、负责人变化的通知问题。虽然借款合同有这样的条款约定，但合同本身并未设定其对应的后果。合同虽有违约责任的条款设定，但与诉讼时效的是否中断没有任何的关联性。五、对于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二他字第6号《关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通过邮局以特快专递方式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通知书，但没有保证人对邮件签收或拒收的证据，能否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复函》的适用，一审判决存在二个明显的错误：一是阆中农行对重庆怡和公司的发函，最早的时间为2008年9月1日，此时保证期间早已届满，故不能适用；二是原审法院擅自扩大了该复函的适用范围。六、农行阆中支行本案中虽然提交了重庆市渝北区公证处（2009）渝北证字第680号公证书，以证明其向借款人四川天诚公司主张了债权，一审判决对此没有给予认可和支持是正确的，却又主观认定“应当确认农行阆中支行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已经到达保证人重庆怡和公司”。本案的法律关系为借款担保合同关系，四川天诚公司系借款人，重庆怡和公司系担保人，二者的法律地位不同，权利义务各异，不能等同和混淆。作为债权人，农行阆中支行只能按其主、从债务的性质分别向二债务人主张主债权和从债权。按照3份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的约定，3笔贷款的保证期间届满日分别为2006年6月28日和2007年6月28日。按照我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阆中农行至迟应在2006年6月28日前和2007年6月28日前分别向重庆怡和公司主张担保权利，否则担保责任免除，但是直至2008年9月1日，农行阆中支行才第一次以邮寄快递的方式向重庆怡和公司提出担保权利主张。因此，无论本次催收通知是否送达重庆怡和公司，农行阆中支行对重庆怡和公司原所享有的担保债权均已告丧失，重庆怡和公司的担保责任已经依法免除。农行阆中支行所举出的在2009年后发生的公证送达、公告送达的相关事实和证据，由于其发生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后，自然不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和接续的法律后果；七、四川天诚公司的反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由于农行阆中支行从未向四川天诚公司发放贷款，当然无权要求上诉人归还借款本息及承担任何费用。其在此前以归还借款本金名义收取的1000000元费用，依法应返还给四川天诚公司。
农行阆中支行辩称：一、案涉14000000元贷款，系四川天诚公司承接的案外人重庆坤泷公司的债务，经过四川天诚公司及其母公司重庆怡和公司的多次协商并同意。二、案涉14000000元以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方式发放，各方在同一日签订了三份合同，并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和最高额担保合同，案涉合同均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予以保护。借款5000000元到期以后，四川天诚公司经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后提出了贷款的展期申请，即能证明贷款已经发放。三、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四川天诚公司于2003年6月24日向农行阆中支行归还了1000000贷款元本金，债务从14000000元变为了1300000元，保证人重庆怡和公司代主债务人给付最后贷款利息的时间是在2005年12月27日，以实际履行的方式认可了合同的真实性。对该笔债务的真实性，有三份生效判决予以确认，四川天诚公司认为该笔债务虚假并无事实依据。四、农行阆中支行的催收均是在诉讼时效内。13000000元系同一笔债务，是同一债务分期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案涉14000000元借款主债权的诉讼时效起算日应当是2008年12月29日，在此期间，农行阆中支行于2006年12月20日向主债务人四川天诚公司邮寄了催收通知；担保时效也应当为2008年12月29日起算。期间，农行阆中支行于2008年9月1日和2008年10月24日通过邮寄催收方式向保证人重庆怡和公司主张了权利，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经过催收后，案涉借款仍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农行阆中支行并未表示放弃债权，且只要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予以了主张，效力就及于其他部分债权。五、四川天诚公司反诉请求返还的l000000元，没有证据证实系农行阆中支行索取的费用，其反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重庆怡和公司同意四川天城公司的意见。
重庆怡和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农行阆中支行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农行阆中支行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三份借款合同项下的3笔贷款，其用途均为流动资金。农行阆中支行提供的证据显示，3份借款合同所约定的贷款共14000000元，均未实际发放给四川天诚公司，更未由借款人作流动资金使用。因此，本案借款之债并未发生，作为担保人，自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二、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案涉三笔借款均已超过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期间，重庆怡和公司的保证责任依法得以免除。三、按照农行阆中支行的主张，其于2008年9月1日和10月24日通过邮寄快递方式向重庆怡和公司发出了要求履行担保责任的催债通知，但该事实存在明显的问题，不能产生保证期间延长或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该快递通知均未送达至重庆怡和公司。究其原因，在于农行阆中支行填写的邮寄地址错误所致，这一错误的后果，只能由农行阆中支行自行承担。如前所述，3份借款合同所对应的保证期间届满日分别为2006年6月28日和2007年6月28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农行阆中支行至迟应当分别在2006年6月28日前和2007年6月28日前向重庆怡和公司主张担保权利，但其迟至2008年9月1日（也就是在1年和2年之后）才第一次以邮寄快递的方式向上诉人提出权利主张，足以表明无论其催收通知是否送达和到达重庆怡和公司，农行阆中支行原所享有的担保权利均已丧失。至于农行阆中支行所主张的于2008年12月26日通过公证机构向重庆怡和公司送达催债通知的事实，重庆怡和公司不予认可，并当场明确作出了拒收行为。同时，该项通知载明的受文主体不是重庆怡和公司，而是四川天诚公司，重庆怡和公司没有法定义务签收，也没有约定义务代收。至于农行阆中支行在2009年后通过公证送达、公告送达方式向重庆怡和公司提出债权主张的问题，因为这些行为均发生在保证期间届满及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且重庆怡和公司及原借款合同的主债务人四川天诚公司均依法行使了拒绝的权利，原来的债权债务各方并未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也不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和接续的法律后果。
农行阆中支行针对重庆怡和公司的上诉答辩称：
本案所涉14000000元贷款系重庆怡和公司承接重庆坤泷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而发生。给付利息和还贷1000000元均是由重庆怡和公司安排其下属子公司归还，即能证明四川天诚公司实际使用了借款。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由于本案是同一债务分期履行，该笔借款最后一笔履行期限是2006年12月28日。因借款合同和催收合同时隔几年，负责填写工作人员也不一样，所以在填写催收通知时将原来的（阆）农借字（2002）第10003号《借款合同》填写为10006号《借款合同》。本案所涉合同只有该笔14000000元借款，没有其他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因此，重庆怡和公司不认可，没有事实根据。2008年9月1日，银行作为债权方就向重庆怡和公司发放了催款通知函，同年10月24日向其进行邮寄催收，10月28日再次进行了邮寄催收，且都是根据重庆怡和公司所提供的地址邮寄，催收行为均在诉讼时效内。后面的公告送达、公证送达以及起诉，均能证明农行阆中支行向重庆怡和公司主张了债权。
四川天诚公司对重庆怡和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没有异议。
农行阆中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四川天诚公司偿还所欠农行阆中支行借款人民币130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合同约定及金融机构利率政策规定计算），并由重庆怡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二、农行阆中支行对四川天诚公司所有的位于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乡茶店子村二组的商业用地〔面积8509.35平方米，权属证号成国用（2002）字第24号〕的土地使用权享有抵押权及优先受偿权；三、由四川天诚公司、重庆怡和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针对农行阆中支行的本诉请求，四川天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一、确认农行阆中支行虚构付款用途为“归还贷款”所收取的反诉原告1000000元无效；二、要求反诉被告立即返还反诉原告人民币1000000元，并承担资金占用费（自2003年6月2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三、本案本诉、反诉诉讼费均由农行阆中支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农行阆中支行曾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与重庆坤泷公司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经原审法院（2004）南中法民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确认，至1999年5月27日重庆坤泷公司欠农行阆中支行承兑汇票债务为35470000元。后在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处置中，农行阆中支行除对重庆坤泷公司所欠债务中的14000000元自行主张权利外，其余214700000元及利息债权则剥离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收购。
2002年6月24日，原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批复同意由四川天诚公司代重庆坤泷公司偿还所欠农行阆中支行贷款14000000元，由四川天诚公司提供的国有土地设置最高限额抵押，由重庆怡和公司保证担保，要求借款用途为“承接贷款”。2002年6月25日，四川天诚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四川天诚公司承贷原重庆坤泷公司在农行阆中支行的贷款本金14000000元，承担按期偿还贷款本息责任，并提供抵押担保。2002年3月28日，重庆怡和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同意由重庆怡和公司为四川天诚公司在农行阆中支行的贷款14000000元保证担保，并负连带责任。
2002年4月10日，农行阆中支行与四川天诚公司签订三份总计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4000000元的借款合同，分别为：（1）（阆）农银借字（2002）第010002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5000000元，借款期为2002年4月10日至2004年4月9日，年利率5.58%，借款担保方式为最高额抵押和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约定该合同与（阆）农银高抵字（2002）第03000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相匹配，与（阆）农银高保字（2002）第01000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相连接。（2）（阆）农银借字（2002）第010003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5000000元，借款期为2002年4月10日至2005年4月9日，年利率5.58%，借款担保方式为最高额抵押和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约定该合同与（阆）农银高抵字（2002）第03000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相匹配，与（阆）农银高保字（2002）第01000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相连接。（3）（阆）农银借字（2002）第010004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4000000元，借款期为2002年4月10日至2003年4月9日，年利率5.31%，借款担保方式为最高额抵押和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约定该合同与（阆）农银高抵字（2002）第030007号担保最高额抵押合同相匹配，与（阆）农银高保字（2002）第01000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相连接。借款合同同时约定“借款人在合同项下贷款本息未全部还清之前如采取承包、租赁、股份制改造，联营、合并、兼并、分立、资产转让、申请停业整顿、申请解散、申请破产及其他足以引起合同之债权债务关系变化或影响贷款债权实现的行动，应当提前书面通知贷款人，并经贷款人同意，同时落实债务清偿责任或提前清偿债务，否则不得采取上述行动。借款期间借款人发生名称、法定代表人、法定地址、经营范围变更等事项，应当提前书面通知贷款人”。
2002年4月10日，四川天诚公司与农行阆中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阆）农银高抵字（2002）第030007号〕，约定以四川天诚公司所有的位于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乡茶店子村二组的商业用地〔面积8509.35平方米，权属证号成国用（2002）字第24号〕的土地使用权估价人民币9030067元作抵押，对四川天诚公司自2002年4月10日起至2005年4月10日期间的债务最高额9000000元提供担保，抵押物的最终价值以债权实现时实际处理抵押物的净收入为准。抵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同时约定抵押权人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并办理抵押他项权利登记〔成他项（2002）字第079号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
2002年4月10日，重庆怡和公司与农行阆中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阆）农银高保字（2002）第010002号〕，约定由重庆怡和公司为其子公司四川天诚公司在2002年4月10日至2005年4月10日期间形成的债务最高额14000000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该保证合同同时约定“保证人发生隶属关系变更、高层人事变动、公司章程修改及组织机构调整，发生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等工商登记，保证人改变资本结构或经营方式等事项，应当书面通知债权人或征得债权人书面同意”。
2002年6月30日，四川天诚公司以债务承担为借款用途向农行阆中支行借款人民币14000000元，农行阆中支行出具三张借款凭证，分别为：（1）借款金额500万元，借款用途债务承担，利率5.58%，借款期2002年6月30日至2004年6月29日。（2）借款金额5000000元，借款用途债务承担，利率5.58%，借款期2002年6月30日至2005年6月29日。（3）借款金额4000000元，借款用途债务承担，利率5.31%，借款期2002年6月30日至2003年6月29日，载明还款情况登记为还本金额1000000元，结欠本金3000000元。
2002年6月30日，农行阆中支行向重庆坤泷公司收贷14000000元。
2003年6月23日，四川天诚公司向农行阆中支行提交展期申请，申请即将到期的4000000元贷款，因只能归还其中1000000元，对其余3000000元申请展期一年。次日，四川天诚公司偿还农行阆中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同时，借款人四川天诚公司、保证人重庆怡和公司与农行阆中支行达成借款展期协议，同意对借款期为2002年6月30日至2003年6月29日的借款400万元（已偿还1000000元，下余3000000元）展期至2004年6月29日，对借款期为2002年6月30日至2005年6月29日的借款5000000元展期至2006年12月28日。
借款逾期后，四川天诚公司结欠农行阆中支行借款本金13000000元及利息未予偿还。农行阆中支行于2006年12月20日发出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载明“收件人姓名黄琳，单位名称四川天诚公司，收件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乡茶店子村二组”，邮件内容为“对四川天诚公司结欠1,300万元贷款本金及利息的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于2008年7月8日发出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载明“收件人姓名黄琳，单位名称四川天诚公司，收件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乡茶店子村二组”，邮件内容为“对四川天诚公司的借款本金分别为3000000元、5000000元、5000000元的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于2008年9月1日发出内容为贷款逾期催收通知的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载明“收件人姓名詹跃良，单位名称重庆怡和公司，收件地址重庆市高新区金冠大厦2F”。于2008年10月24日发出内容为贷款逾期催收通知的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载明“收件人姓名詹跃良，单位名称重庆怡和公司，收件地址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561号”。
2008年12月26日，农行阆中支行将《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现场送达重庆怡和公司，重庆市渝北公证处作出（2009）渝北证字第680号公证书。公证内容：兹证明农行阆中支行于2008年12月26日将编号为20081223、20081224、20081225的《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现场送达重庆怡和公司。该三份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为填充格式，首部填写“四川天诚公司”，填写内容为结欠借款本息金额并要求立即偿还。
2010年12月23日，农行阆中支行在重庆怡和公司办公地，将《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送交重庆怡和公司，四川省南充市果城公证处对送达过程及内容进行保全证据，并作出（2009）南市证字第41656号公证书。公证内容：对农行阆中支行向重庆怡和公司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的过程及内容进行保全证据，2010年12月23日13时08分左右在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561号重庆怡和公司办公地，该公司董事长不在，该公司米总将公证员等来人请至二楼餐厅就餐，公司参与就餐人员有米总经理（负责工厂）、詹总经理（董事长之兄）、付总经理（姓付，女性），将《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共一页在餐厅处送交重庆怡和公司詹总经理（董事长之兄），詹看阅后拒绝签收。现场送交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为填充格式，编号为（阆）农银催通字（2010）第414号，首部填写“致重庆怡和公司”，填写内容为“至2010年12月20日，结欠担保债务本金1,300万元及利息6,215,523.94元，债务逾期，构成违约，要求立即履行还款义务”。
2010年12月24日，农行阆中支行在四川天诚公司办公地，将《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送交四川天诚公司，四川省南充市果城公证处作出（2009）南市证字第41657号公证书。公证内容：对农行阆中支行向四川天诚公司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的过程及内容进行保全证据，2010年12月24日14时18分左右在四川省成都市金府路452号四川天诚公司办公地，该公司董事长不在，将《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共一页在该公司二楼总经理办公室送交王海斌总经理，王看阅后拒绝签收，但同意将该《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电传给董事长詹跃良。现场送交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为填充格式，编号为（阆）农银催通字（2010）第413号，首部填写“致四川天诚公司”，填写内容为“至2010年12月20日，结欠借款本金13000000元及利息6,215,523.94元，债务逾期，构成违约，要求立即履行还款义务”。
2011年12月21日，农行阆中支行在《金融投资报》上就债务人为四川天诚公司、担保人为重庆怡和公司的13000000元债务刊登催收公告。
同时查明，四川天诚公司于2002年9月29日至2005年12月21日期间向农行阆中支行支付借款利息1,793,100元。截至2013年8月13日，结欠农行阆中支行借款本金13000000元，结欠利息10,941,939.64元（利息计算标准为，以借款期内约定利率、约定逾期借款利率标准计收，并对应付未付利息按执行利率计收复利）。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农行阆中支行与四川天诚公司的借贷关系及抵押担保合同关系、与重庆怡和公司的保证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1.农行阆中支行曾与原重庆坤泷公司签订《银行承兑协议》，农行阆中支行垫付了汇票金额，重庆坤泷公司未按期付款，产生银行承兑汇票债务，重庆坤泷公司未予偿还。后由于执行国家关于剥离收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改善银行资产结构的金融政策，农行阆中支行将重庆坤泷公司所欠银行汇票债务中的部分即14000000元自行主张权利，对下余部分债权剥离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收购。农行阆中支行对重庆坤泷公司所欠14000000元汇票债务主张权利的方式为，经协商由四川天诚公司以债务承担为借款用途向农行阆中支行借款14000000元（同时设置抵押且由重庆怡和公司保证担保），并由四川天诚公司代重庆坤泷公司偿还该债务14000000元。四川天诚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代为偿还，重庆怡和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同意提供担保，原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批复同意由四川天诚公司代重庆坤泷公司偿还所欠农行阆中支行的债务14000000元元。因此，农行阆中支行与四川天诚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依其后的合同约定而产生。2.由于前述原因，农行阆中支行与四川天诚公司自愿签订了三份总额为14000000元元（借款金额分别为4000000元、5000000元、5000000元）的借款合同，对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率、违约责任、担保方式等均作了明确约定；同时与四川天诚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对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抵押物及占管、抵押权效力、抵押权的实现及违约责任等作出约定，并办理抵押登记；与重庆怡和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了被保证的主债权最高额、保证担保范围、保证方式、保证期间及违约责任等；由于到期不能偿还，四川天诚公司、重庆怡和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借款展期协议对展期期限、展期期间借款利率及继续担保等约定明确。签订上述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借款展期协议，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借款合同签订后，双方办理借贷，农行阆中支行出具借款凭证（银行贷款债权凭证），载明借款金额、期限、利率，载明借款用途为债务承担。同时，重庆坤泷公司所欠农行阆中支行14000000元元债务因四川天诚公司代为偿还而归于消灭。至此，农行阆中支行与四川天诚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事实上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同时，借款到期时，农行阆中支行向四川天诚公司、重庆怡和公司送达了贷款到期通知，二公司均签章确认，且四川天诚公司偿还了部分借款本金1000000元。四川天诚公司、重庆怡和公司与农行阆中支行签订了借款展期协议。债务人偿还部分借款并与债权人签订借款展期协议，进一步说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成立。
一审法院认为，四川天诚公司向农行阆中支行借款，并以该借款代为偿还重庆坤泷公司所欠农行阆中支行的银行汇票债务，农行阆中支行与四川天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确立。四川天诚公司关于“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等系虚假签订，贷款没有实际发放，与农行阆中支行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对重庆怡和公司关于“主债务不存在，保证关系不成立”的抗辩意见亦不予采纳。四川天诚公司关于“公司股东会决议不具效力”的抗辩意见，因四川天诚公司股东会决议形成时其股东有重庆怡和公司和黄琳，召开股东会的地点在重庆怡和公司，决议由重庆怡和公司法定代表人詹跃良及股东黄琳签字、并由四川天诚公司加盖印章予以确认，虽然书面决议没有加盖股东重庆怡和公司印章，存在形式上的瑕疵，但并不影响股东会召开并形成决议的事实；此外，四川天诚公司与农行阆中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并于借款到期时偿还部分借款1000000元、签订展期协议等事实亦印证了四川天诚公司股东会决议形成的真实性，所以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瑕疵并不影响决议的效力。故对四川天诚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二、关于农行阆中支行的权利主张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如前所述，案涉借款14000000元的形成原因是，由四川天诚公司向农行阆中支行贷款14000000元，用于偿还重庆坤泷公司所欠农行阆中支行债务14000000元元。四川天诚公司与农行阆中支行于同日就该14000000元元借款分别签订金额为4000000元、5000000元、5000000的三份借款合同，重庆坤泷公司所欠农行阆中支行债务于同日因四川天诚公司代为偿还而归于消灭。原农行四川省分行的批复、四川天诚公司的股东会决议、重庆怡和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均载明借款金额为14000000元，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均及于该14000000元借款，借款逾期后，债权人就整体债务发出催收通知，债务人亦是就整体债务偿付了部分利息。故虽然分别签订一至三年期不等的三份借款合同，但根据借款的形成原因及借贷双方的合意，其实质是对同一债务的分期履行，即将该14000000元借款分由三年内偿还，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依据借款展期协议，案涉借款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日为2006年12月28日，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该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案涉借款逾期后，由于四川天诚公司未予偿还，农行阆中支行先后以国内邮政特快专递、公证送达、公告送达等方式向四川天诚公司、重庆怡和公司送达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其送达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是否产生法律上的效力，是否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否重新计算，具体分析如下：（1）关于邮寄送达。2006年12月20日、2008年7月8日，农行阆中支行通过国内特快专递方式两次发出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均载明“收件人姓名黄琳，单位名称四川天诚公司，收件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乡茶店子村二组”。对此，四川天诚公司抗辩认为“该邮寄送达地址与公司登记住所地不一，收件人黄琳不是法定代表人，且无签收证明，不具效力”，但根据农行阆中支行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据显示，四川天诚公司现登记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452号即是原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乡茶店子村二组所在地，且黄琳曾以股东身份参与对案涉借款形成决议的股东会议，对案涉借款事实是知晓的，黄琳虽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曾作为公司负责人具体负责公司经营活动。同时，案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约定，借款人、保证人发生相关重大事项的变更，应当通知债权人或征得债权人同意，但案涉借款发生后，四川天诚公司多次发生股权、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公司住所地等事项的变更，均无证据证明其向债权人履行了告知义务，因此，即使债权人依照变更前情形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仍不违背合同约定，并无不当。同时，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二他字第6号《关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通过邮局以特快专递方式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通知书，但没有保证人对邮件签收或拒收的证据，能否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复函》载明“债权人通过邮局以特快专递方式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款通知书，在债权人能够提供特快专递邮件存根及内容的情况下，除非保证人有相反证据推翻债权人所提供的证据，应当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该批复虽然针对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情形，但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情形与之并无实质不同，当参照适用。本案中，农行阆中支行通过国内特快专递方式发出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应当认定农行阆中支行向四川天诚公司主张了权利，对四川天诚公司提出的前述抗辩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同理，保证人重庆怡和公司关于“2008年9月1日向保证人发出的特快专递邮件地址错误，无签收证明；2008年10月24日发出的特快专递邮件虽地址正确，但无签收证明，均无效”的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农行阆中支行于2006年12月20日、2008年7月8日、2008年9月1日、2008年10月24日先后向本案债务人、保证人邮寄送达贷款逾期催收通知，均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中断时起重新计算。（2）关于公证送达。重庆市渝北公证处（2009）渝北证字第680号公证书证明：债权人农行阆中支行于2008年12月26日到达保证人重庆怡和公司住所地，现场送达三份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对此，四川天诚公司，重庆怡和公司抗辩称，本次公证送达时，债权人将通知书上载明催收对象为债务人四川天诚公司的贷款逾期催收通知向保证人送达，系送达对象错误，不产生效力。但其抗辩理由缺乏相应的事实、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理由是：①农行阆中支行工作人员与公证员一同前往保证人重庆怡和公司住所地送达逾期催收通知，不论其针对的对象为四川天诚公司还是重庆怡和公司，其催收逾期贷款的意图是明确的，且重庆怡和公司为借款保证人，理当属案涉借款利害关系人，不可否认，重庆怡和公司对农行阆中支行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是明知的。因此，应当确认农行阆中支行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已经到达保证人重庆怡和公司。不能因为逾期催收通知上载明的送达对象为主债务人，而认为债权人放弃了对保证人的权利主张，事实上，债权人至提起诉讼前已多次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②案涉借款发生时，主债务人四川天诚公司与保证人重庆怡和公司属子公司与母公司关系，且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虽然至本次公证催收时，主债务人法定代表人已发生多次变更，但根据合同约定，债务人应当将变更情形向债权人履行告知义务，现并无证据证明债务人履行了这一义务，故债权人有理由相信主债务人与保证人仍具关联关系。同时，正是基于主债务人与保证人的关联关系，借款发生后，主债务人与保证人均履行过偿还利息义务。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的代理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的，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故本次公证送达应视为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同时，2010年12月23日向重庆怡和公司公证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2010年12月24日向四川天诚公司公证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足以证明债权人向保证人及主债务人均主张权利，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3）关于公告送达。2011年12月21日，农行阆中支行在《金融投资报》上就债务人为四川天诚公司、担保人为重庆怡和公司的13000000元债务刊登催收公告，双方对该催收公告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存在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通知》〔法（2011）144号〕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农业银行处置上述不良资产案件时，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案件所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及有关答复、通知的规定；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出具的委托处置资产证明文件，可以作为人民法院确认农业银行处置的不良资产属于受财政部委托处置资产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或者签收债务催收通知的，诉讼时效中断。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等问题请示的答复》〔（2003）民二他字第39号〕第二项内容“债权人对保证人有公告催收行为的，人民法院应比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的规定，认定债权人对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由于四川天诚公司所欠农行阆中支行借款属于农业银行处置的不良资产，属于受财政部委托处置资产范围，故可以在法律适用上参照适用上述规定、通知、答复的相关精神。故农行阆中支行的公告催收行为，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
一审法院认为，农行阆中支行向债务人和保证人邮寄送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现场送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并予以公证、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刊登催收公告的行为，引起案涉主债务、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多次中断，至其提起诉讼之日，其权利主张未超过二年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对四川天诚公司、重庆怡和公司关于“因未收、拒收贷款逾期催收通知，公告催收无效，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三、关于四川天诚公司的反诉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四川天诚公司反诉称“为获取贷款发放，农行阆中支行告知需做通上级工作要求支付贷款前期费用，故被迫支付1000000元前期费用，被迫提交虚假展期申请、签订虚假展期协议，因贷款未获发放，请求返还该100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经查，农行阆中支行与四川天诚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与重庆怡和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系经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原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批复同意，最终形成事实上的借贷关系，并由四川天诚公司以借款偿还原重庆坤泷公司所欠银行债务。四川天诚公司因债务承担而借款，是对其自身权益的自行处置，农行阆中支行依约向其主张债权，合法有据。四川天诚公司对到期日为2003年6月29日的借款4000000元，偿还了其中1000000，并对下余3000000元申请展期还款，该事实有到期贷款通知书、四川天诚公司2003年6月10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农行阆中支行的收贷凭证、展期申请及展期协议等证据予以证实，农行阆中支行主张的债权中对已偿还的该1000000元亦予以了扣减，上述事实亦印证了案涉借款的真实产生。故四川天诚公司的反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其反诉主张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农行阆中支行与四川天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四川天诚公司未按期偿还借款本息，构成违约，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偿还未付的借款本金、支付借款利息、逾期利息及复息。农行阆中支行与四川天诚公司在最高债权额9000000元限度内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依法登记并产生法律效力，农行阆中支行对四川天诚公司用于抵押的成国用（2002）字第024号国地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享有抵押权，并在9000000元债权额度内享有优先受偿权。重庆怡和公司为实际形成的债权的最高额人民币14000000元（借款本金）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其与农行阆中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保证期内及保证期届满后，农行阆中支行亦多次向保证人主张权利。重庆怡和公司应当对本案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重庆怡和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四川天诚公司追偿。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由四川天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农行阆中支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3000000元并支付利息（支付截至2013年8月13日的结欠利息10,941,939.64元；并自2013年8月14日起，按借款期内约定利率、约定逾期借款利率标准计收利息，对应付未付利息按执行利率计收复利，计收利息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若未按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农行阆中支行对四川天诚公司用于抵押的成国用（2002）字第024号国地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享有抵押权，并在人民币9000000元债权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由重庆怡和公司就上述第一项确定的给付金额在农行阆中支行行使抵押权后不获清偿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重庆怡和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四川天诚公司追偿；四、驳回农业银行阆中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四川天诚公司的反诉请求。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99800元，由四川天诚公司、重庆怡和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四川天诚公司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四川天诚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四川天诚公司工商登记档案等四组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该组证据内容系四川天诚公司2001年至2008年期间有关股东、住所发生变更登记的情况。拟证明：四川天诚公司的法定住所在2001年至2006年期间均为成都市金丝街22号，后于2008年12月14日变更至金府路452号；黄琳曾是四川天诚公司的股东，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非主要负责人；农行阆中支行在2006年12月20日、2008年7月7日对四川天诚公司两次发函中的收件人是黄琳，因地址错误，黄琳没有收到，也不可能收到；重庆怡和公司因股权变更成为四川天诚公司法人股东，此前及此后重庆怡和公司并非四川天诚公司母公司，后因四川天诚公司股东变更为二自然人，重庆怡和公司已不再是四川天诚公司股东。
农行阆中支行对四川天诚公司所提供的工商登记档案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其认为：四川天诚公司没有按照双方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的约定履行通知义务，致使其不知晓该公司住所变更以及法定代表人、股东变更情况。黄琳既是四川天诚贸易公司的股东，也是重庆怡和公司的副董事长，黄琳在借款凭证上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加盖印章，农行阆中支行有充分理由相信黄琳是天诚贸易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成都市金府路452号就是四川天诚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址，也是以此土地进行的抵押，当时的名称为营门口茶店子村2组，二者同一，农行阆中支行按照此地址寄给黄琳，能够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
重庆怡和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相关证据来源于工商登记档案，且农行阆中支行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并据此认定以下事实：本案所涉借款合同签订时，至2006年11月期间，四川天诚公司的住所地为成都市金丝街22号，自2006年11月5日至今，该公司的住所地为成都市金府路452号。
农行阆中支行亦向本院提交了四川天诚公司概况复印件，主张其系四川天成公司贷款时所提交。拟证明四川天诚公司系重庆怡和公司的子公司，詹跃良曾经担任过四川天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后成立的江铃汽车成都销售公司、装饰公司等均是同一套班子。
四川天诚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材料形成时间为2002年3月，案涉借款合同尚未签订，且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
重庆怡和公司对该证据“三性”亦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前述证据因系复印件，且与四川天诚公司二审中提交的工商登记档案以及农行阆中支行在一审提交的天诚公司工商登记档案内容均不一致，对方当事人亦予以否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四川天诚公司认为，原判认定其于2003年6月23日偿还农行阆中支行借款本金1000000元有误，该款不是归还贷款，而是农行阆中支行以还款为名索要的费用。对此，本院认为，案涉借款关系因四川天诚公司承继原重庆坤泷公司所欠农行阆中支行债务形成，农行阆中支行与四川天诚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与重庆怡和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系经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原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批复同意，最终形成三份借款合同。四川天诚公司依约对到期日为2003年6月29日的借款4000000元，偿还了其中1000000，并对下余3000000元申请展期还款。相关案件事实有到期贷款通知书、四川天诚公司2003年6月10日股东会决议、农行阆中支行的收贷凭证、展期申请及展期协议等证据予以证实，农行阆中支行主张的债权中对已偿还的该1000000元亦予以了扣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真实产生，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四川天诚公司对此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四川天诚公司对原判查明四川天诚公司、保证人重庆怡和公司与农行阆中支行达成借款展期协议，同意对借款期为2002年6月30日至2005年6月29日的借款5000000元展期至2006年12月28日有异议。认为该笔5000000元借款没有签订展期合同。本院认为，根据案涉书证显示，农行阆中支行所提供的由四川天诚公司、重庆怡和公司签章的《借款展期协议》对应（阆）农借字（2002）第010006号借款合同为5000000元，能够证明该笔借款发生展期事实。农行阆中支行陈述：除与四川天诚公司于同一日签订了三份合同编号分别为（阆）农借字（2002）第010002、010003、010004号借款合同外，双方均未再签订过借款合同；其书写成（阆）农借字（2002）第010006号借款合同系该行工作人员笔误所致，实际应是（阆）农借字（2002）第010003号合同。而四川天诚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农行阆中支行存在5000000元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原判认定并无不当。
三、四川天诚公司对原判认定“2008年12月26日，农行阆中支行将《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现场送达重庆怡和公司，重庆市渝北公证处作出（2009）渝北证字第680','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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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查询、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在银行（含其分理处、营业所和储蓄所）、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以下简称金融机构）的存款，依照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查询、冻结、扣划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银行存款的通知》的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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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周志伦、王治坤执行执行裁定书\\\\\",\\\\\"PubDate\\\\\":\\\\\"2017-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