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0民终2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内江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万达广场A区1#楼幢2单元第11层1-24号。
负责人：李锦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卫，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现，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群，女，1965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威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建华（王玉群的表哥），男，1964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
上诉人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内江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玉群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2017）川1024民初30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卫、刘现,被上诉人王玉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2017）川1024民初3036号判决；2.改判驳回王玉群的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玉群负担。事实和理由：双方已就案涉保险合同的赔付在公安机关达成调解协议，该协议并无无效或可撤销情形且已经全面履行，双方权利义务终止，王玉群不得再就赔付问题向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主张权利；案涉保险合同第9条系约定保险责任范围的条款，并没有对“重大疾病”的内涵、外延作限制，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提供了多种重大疾病保险，不同保费对应的重大疾病保障范围亦各不相同，年保费1849元、7590元、8190元对应的保障范围从三十二种、至四十二种、七十种重大疾病不等，不能认定该条款限制了或免除了保险责任；即使认定该讼争条款为免责条款，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亦尽到了法定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亦应产生法律效力；该条款所涉重大疾病的种类、定义系依据经中国保监会认可，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医师协会共同制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界定的，应视为通行的医学诊断标准，适用专业解释，而不是通常理解，原审适用保险法第三十条及合同法第四十一条有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予认可；本案应由王玉群承担证明余祥林所患疾病系案涉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范围的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王玉群辩称，案涉保险合同包括年金保险、定期保险、重大疾病保险三份保险，调解协议书明确载明是对余祥林因病去世发生的调解，没有就重大疾病进行任何调解处理；余祥林已经死亡，所得疾病应属于重大疾病，且保险条款中明确记载有这个疾病；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对该免责条款没有进行明确说明；其上诉所称的保险法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并没有免除其提示和说明义务，其主张的医学条款是对疾病的定义并不是对重大疾病的定义；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王玉群的举证责任属限制责任。
王玉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给付王玉群保险金10万元；2.请求判令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玉群与余祥林系夫妻关系。2012年11月7日，王玉群与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签订《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合同主要约定，投保险种为主险：泰康财富人生D款终身年金保险（分红型），保单编号为36179031。附加险：泰康附加基本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为100,000.00元，保险合同生效日为2012年11月8日；保险期间为至被保险人60周岁后的首个年生效对应日，交费期间为10年，保险费1849元；投保人为王玉群，被保险人为余祥林，同时约定了保险责任。在《泰康附加基本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一页“阅读指引”栏中，以粗字体形式明确提醒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您拥有的重要权益、您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2•4）、本附加合同对重大疾病进行了明确定义，请你仔细阅读（9）条款是保险合同的重要内容，为充分保障您的权益，请你仔细阅读本条款。在保险条款第9条第9•12和9•18项注明了深度昏迷和严重脑损伤的定义。王玉群在《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第七条“其他确认事宜”项下方框中，亲笔书写下“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合同签订后，王玉群按约交纳了三年的保险费。2015年5月7日8时许，被保险人余祥林在吃早饭时忽然跌倒在地呼之不应，伴四肢抽搐，遂送威远县人民医院于当日9:24分入院，经诊断为：⒈脑干出血，⒉右侧基底节脑出血，⒊高血压3级，⒋2型糖尿病。住院情况：头颅CT提示1.脑干大量出血，大小约3.2cm×2.6cm×2.6cm，脑干肿胀，还池变浅。2.右侧基底节脑出血，大小约1.3cm×2.8cm×2.0cm，周围脑实质少量水肿。3.双侧基底节区多发腔隙性脑梗塞。4.扫及双侧上颌窦及双侧筛窦炎变，予重症监护，病危，特级护理。住院第三天5月9日7时5分宣布临床死亡。威远县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上死亡原因栏载明“脑干出血，中枢衰竭”。被保险人余祥林死亡后，王玉群向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申请了理赔，2015年5月26日，对王玉群提交的36179031号保单，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载明：“对身故我公司同意承担保险责任，支付保险金32,327.76元。36179031号保险合同终止”。该笔保险赔偿金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于2015年6月2日支付给王玉群。2015年6月23日，对王玉群提交的36179031号保单，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因不符合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责任约定，对泰康附加基本重疾我公司不同意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合同终止”。2015年7月7日，王玉群向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出具《关于对余祥林案协商处理的申请》，要求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给予解决8万元赔付款。2015年7月13日，王玉群、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在威远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民警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书》，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以人道主义困难补偿王玉群金额45,000元。该笔款项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于2015年7月16日支付给王玉群。上述事实有《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个人寿险投保单》、《保险条款》、《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代理人报告书》、《保险费专用发票》、《理赔决定通知书》、《调解协议书》、《身份证》、《结婚证复印件》、《住院病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王玉群、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签订的《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中华人民共合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该合同由保险投保单、保险单、保险条款等共同组成，保险合同为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事先拟制的格式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应信守诚信原则，采取合理方式，如实告知投保方保险合同的内容，特别是对于免责条款，保险人应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提请对方作特别注意，向投保人作明确的说明，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向王玉群就重大疾病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而本案的合同性质是王玉群、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双方建立保险法律关系下的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是一个内涵、外延难以确定的概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的规定，以通常理解的解释原则进行解释，而不是专业机构的理解和定义，本案中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关于重大疾病只列举了三十二种疾病，远小于常人所理解的重大疾病的范围；因此保险合同只承担三十二种疾病的保险责任的约定属于免除或限制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就应当在投保前或投保时向投保人明确说明，虽然王玉群在《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第七条方框内亲笔书写了“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的文字，这本身也属于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的格式内容。同样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尽到了对责任免除的明确说明义务。由于保险人未对保险条款、免责条款及重大疾病的范围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被保险人被专科医师明确诊断和头颅断层扫描（CT）影像学检查证实脑干大量出血、脑干肿胀、双侧基底节区多发腔隙性脑梗塞等严重症状。该疾病部位是人体的重要器官头部，且病人从发病住院就医到死亡都处于重症监护中，应属于通常理解的重大疾病。案涉合同焦点是被保险人余祥林的死亡是否属合同条款中的“重大疾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理解。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保险公司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被保险人的死亡不属于重大疾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辩称被保险人所患疾病不属于保险人承保范围，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信。王玉群在保险期间所患疾病死亡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理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并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有关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保险合同对保险金额及赔偿或者给付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的规定，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应当承担向王玉群支付保险金100,000元的义务。王玉群向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出具《关于对余祥林案协商处理的申请》、王玉群、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属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向王玉群支付保险金的行为，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辩称双方已就泰康附加基本重大疾病保险的赔付问题达成调解协议，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已履行了调解协议，应视为履行了赔付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信。王玉群自愿将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支付的45,000元扣减保险金，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扣减后，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还应向王玉群支付保险金55,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玉群支付保险金5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王玉群负担518元，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负担63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补充查明：2015年7月7日，王玉群向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提交的《关于对余祥林案协商处理的申请》载明：“我是王玉群，身份证号码：，系保单号：36179031投保人。我的丈夫余祥林511024196604140813是该保单的被保险人……人死了，我的保单未得到理赔，交了35,000多，获得32,000多的金额，重疾导致身故都没得到保险补偿请问重疾保险起什么作用？……我同意协商处理，看在我家庭实际情况，请于公司抛开结论，考虑到家庭实际情况解决8万元赔付款。”2015年7月13日，双方在威远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书》载明：“2015年7月13日上午8时30分左右，王玉群一家人到威远县紫荆巷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去因老公（余祥林）保单号：36719031因病去世双方为理赔发生纠纷。……此次纠纷为一次性终结调解，双方不得以此为借口找对方，否则造成后果自负。”2016年11月1日王玉群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诉状主张认为“原、被告在派出所主持下调解的调解书是对余祥林因去世而发生纠纷的一个调解，并未涉及身故前患重大疾病的理赔。所以，被告应当给付余祥林重大疾病保险金。”
另查明，涉案的保险条款第9条，“重大疾病定义”的文字、字体、符号均与其他普通条款一样，并无明显标志予以区别提示。
又查明，王玉群在一审诉状中称，2015年7月13日经派出所调解达成协议后，认为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还应当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并多次要求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给付未果，后于2016年6月1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后撤诉。2016年11月1日再次起诉本案。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讼争的保险条款是否为免责条款，该条款效力如何认定；二、双方已经签订的调解协议效力如何认定，上诉人是否还应支付讼争的保险金。
关于讼争保险条款性质及效力，本案讼争保险条款第9条将其承保的“重大疾病”范围约定为三十二种，不论是与通常理解的“重大疾病”范围，还是与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自己解释的不同保费可能包含的四十二种、七十种重大疾病范围相比，均是对其承担保险责任的病种范围进行了限缩约定，系对其保险责任的免除或减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规定，该第9条保险条款应当认定为保险法规定的免责条款。根据前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该免责条款发生效力的前提是，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须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结合一审查明事实及二审补充查明的该条款与其他条款并无明显区别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规定，应当认定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未就该免责条款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
关于双方调解协议的效力，该调解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根据二审补充查明《关于对余祥林案协商处理的申请》、《调解协议书》相关内容，该协议已经就包括本案重大疾病保险在内的涉案保险理赔予以了一次性解决，而不是如王玉群所述仅对身故保险达成的理赔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现王玉群违背该协议约定，再以该协议事实为由向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主张理赔，依法不应支持。另外，即使王玉群误以为该协议仅对身故保险理赔，对该协议存在重大误解，结合二审补充查明的王玉群一审诉状相关内容，其早在2016年6月16日就应当知道此事实，但其至今都未请求对该协议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第一百九十九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的规定，其撤销权已消灭，已经合法生效的《调解协议书》不会再因其主张撤销而失效，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按该《调解协议书》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应再承担向王玉群支付讼争保险金的责任。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泰康寿险内江支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2017）川1024民初303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王玉群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被上诉人王玉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锋
审判员 吴敏
审判员 王侯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