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5民终21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永福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永荣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203756211A。
法定代表人：凌浩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羊东武，男，1975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珂，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代贵，男，1964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模国，重庆石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明忠，重庆石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重庆永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福公司）与被上诉人黄代贵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8日作出（2010）永民初字第3752号民事判决。永福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1年9月5日作出（2011）渝五中法民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驳回永福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3月13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渝检民抗〔2014〕22号民事抗诉书，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14年4月22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渝高法民再指字第0001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2015年1月7日，本院作出（2014）渝五中法民再终字第00031号民事裁定，撤销（2010）永民初字第3752号民事判决和（2011）渝五中法民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重审。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该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5）永法民初字第01380号民事判决，永福公司不服该判决，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永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羊东武、王珂，被上诉人黄代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模国、秦明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永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5)永法民初字第01380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黄代贵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黄代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重要事实及证据认定错误。1．原判决以“2005年12月5日、2008年10月24日新增注册资本未有财务记录”认定新增注册资本存在虚增之嫌错误。原审中永福公司提交的新增注册资本出资真实的证据应予确认，重庆中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咨公司）的司法鉴定报告内容不真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原判决以“新增注册资本存在虚增之嫌”及“其中出资获取利息、部分企业资本转为配股”为基础进而得出的“非正常稀释量化股股东所持股份含金量进而损害量化股股东利益的情形”的结论错误，永福公司因为有了依法增资，提升了量化股的含金量和价值，仅以量化股占据股份的比例来评价量化股的价值是错误的。3.股东会会议真实召开的证据应当得到确认。永福公司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就能证明股东到会记录、签名，决议内容就是股东会的记录，“自书证据”不能否定股东会决议的证据效力。4.历次召开股东会所产生的决议、章程及工商登记股东名册依法应当确认。历次决议及章程依法经股东会通过，有决议及法定登记机关登记为证。2008年7月28日至8月4日永福公司股东会真实召开的证据应当确认。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前后矛盾。1.一审判决认为要依公司外观主义对这种公司规范，但实际认定却自相矛盾。一审判决将实际出资人及量化股持有人纳入股东范围否认了公司外观主义，公司章程也未得到尊重。2.法院在实际出资人的法律关系调整上应当用当时的政策及法律调整。量化股应为无表决权的分红依据，原职工离开企业后不再享有量化股，故黄代贵不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3.原审曲解《四川省城镇股份合作制企业试行办法》“个人股金”，量化股仅为分红依据。4.股东会决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无效的规定，也并未侵犯黄代贵的股东合法权益。三、处理本案应充分考虑改制当时的客观情况及政策规定。1.永福公司并非按照公司法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2.股东代表大会批准增资等公司重大事项符合公司章程及客观实际。四、原审判决不利于社会稳定，原判实质是支持了离开企业的不享有权利的部分原职工对现有权利人的掠夺，显失公平。永福公司是90年代中期困难背景下根据政府的要求进行的改制，永福公司的出资及增资过程也是永福公司脱困及发展的过程，当时离开企业的职工不是公司股东，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没有选择与企业同甘共苦。
黄代贵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并无不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永福公司认为新增注册资本出资真实的意见不能成立。虽然永福公司验资报告有出资的记载，但通过人民法院指定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已经非常确定的认定未有资金往来的财务记录。在验资报告与司法鉴定报告不一致时，应当以司法鉴定报告为准。2.永福公司通过虚增注册资本必然导致其他股东所持股份所代表的权益降低，损害其他股东利益。3.永福公司在本案一、二审、再审、重审过程中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历次股东会真实召开，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没有事实基础形成的决议效力也不能得到认定。4.永福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应当适用公司关于股东人数不得超过五十人的规定，公司关于股东人数的限制性规定只是行政登记管理需要，公司实际持股情况应以实际出资情况而定。5.永福公司认为量化股的股权限制问题，量化股是股权来源的一种形式，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但不能否认其股权的基本属性，及股东所持股权所代表的股份利益。一审判决关于量化股股权的法律适用正确。6.永福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永福公司作为改制企业，国有资本量化给广大职工的初衷是发挥职工的主观能动性，让职工转变为股东，通过积极行使股东权利来达到经济效益。而永福公司的做法虚增注册资本，让广大基层股东的生存利益受到损害，一审判决是正确的。
黄代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永福公司于2005年7月29日作出的四届八次股东会决议无效，确认凌绍荣与凌浩源于2005年7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确认永福公司分别于2005年12月1日和2005年12月5日作出的增加永福公司股东及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无效；3.确认永福公司于2006年12月5日作出的关于同意凌浩源、郑开玉将股权转让给重庆绍荣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荣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无效；确认凌浩源、郑开玉于2006年12月12日与绍荣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4.确认永福公司于2008年7月28日、7月29日作出的四份确认增加股东、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无效；5.确认永福公司于2008年10月24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同意陈德建等人股权转让）无效；确认陈德建等23名股东与冯启忠等11人于2008年7月28日至8月10日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6.确认永福公司于2008年10月24日作出的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事实和理由：永福公司前身为原永川市属国有企业永福煤矿，1994年12月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更名为永福公司。永福公司改制时股份总额167.49万元，其中企业产权74.9万元中的62.48万元作为国家对568名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安置费，每人量化股1100元，剩余12.42万元作为公司产权，由公司董事会行使所有权，其余92.59万元由职工自愿认购，另有国有非生产经营性资产181.92万元和国有非生产用地17万平方米由企业代管。1998年3月16日，原永川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将1994年未纳入产权界定的非生产经营性资产181.92万元和欠国资31.58万元全部用于解决离退休职工未统筹费，1994年转制时未评估的非生产用地17万平方米亦一并无偿出让给企业。永福公司登记设立时，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无法将全体股东登记在册，遂安排了40名股东注册登记，每名股东登记注册额均为4.175万元，均占总股份的2.50%，但40名股东并未明确确定各自所代表的具体股东人员。2005年7月30日起，永福公司背离公司重大事项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原则，或通过伪造登记股东签名的手段，或通过隐瞒欺骗的手段，通过了一系列关于股权转让、增加股东、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将公司变为了极个别股东的私人财产，其行为违反了公司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侵犯了黄代贵的合法权益。
经审理查明，永福公司前身为永川市属国有企业永福煤矿。1994年7月14日，原永川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作出《关于永川市永福煤矿资产评估立项的批复》，同意永川市永福煤矿资产评估立项，并注明该次资产评估是为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提供资产价值依据。同年9月22日，原永川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出《关于永川市永福煤矿资产评估结果确认及所有权界定的通知》，确认截止1994年3月31日永川市永福煤矿的资产额，界定企业的国有产权为2735033.50元（含非生产经营性资产1819169.50元），企业产权为749342.84元，企业产权部分作为国家对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安置费，国有非生产经营性资产181.92万元和国有非生产用地17万平方米由企业代管。
1994年10月11日，原永川市永福煤矿第十五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永川市永福煤矿改建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第二条第6款规定拟将国有产权91.58万元，由国家全部转让给职工购买作股，企业部分74.93万元量化到职工个人，人均1100元作股金入股，按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所有股份不发股票、不上市，只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第8款规定由全体股东推选出40名股东代表，组成股东代表大会，行使公司最高权力。同月23日，原永川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永川市永福煤矿改组为永川永福煤焦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同意永川市永福煤矿改组为永川永福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同年12月，永川市永福煤矿申请变更登记，并申请将企业名称变更为永川永福煤焦有限公司，经济性质由全民所有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67.49万元，同时提交了永川永福煤焦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1994年章程）。该章程第一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公司实际制定本章程，经股东代表大会通过后为本公司最高行为准则”；第八条规定：“本公司股份总额为167.49万元，其中企业产权62.48万元作为国家对全民所有制职工安置费已量化，剩余105.01万元由股东购买”；第十条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为167.49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在验资时由股东一次性缴纳应缴的出资额。注册资本中货币167.49万元，所占比例100%……（股东出资一览表附后）”；第十一条规定：“股东向公司缴纳所有出资额，不发股票，不上市。股东缴纳全部出资后，公司开具出资证明书，造具股东名册，备案存查。……按照股东实际出资比例分配红利，当公司出现严重亏损，经股东代表大会决议，动用股金进行弥补时，股东应按实际出资比例承担亏损”；第十二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股东代表大会全体股东代表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代表（含推选该股东代表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本公司股东如遇死亡、调离、退休、辞职或被公司辞退、除名、开除等，该出资可以转让、继承或赠予”；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享有下列权利：（一）按出资份额推选股东代表参加股东代表大会。股东代表根据所代表的出资份额享有表决权；……（四）按实际出资额获取应得股利；（五）优先购买其他股东转让的出资；（六）优先购买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第十四条规定：“股东负有下列义务：……（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章程的其他有关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代表大会，股东代表大会由四十名股东代表组成，每5万元股份产生一名股东代表”；第十六条规定：“股东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七）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八）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十）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十一）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规定：“股东代表大会决议由股东代表按照所代表的实际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三十四条规定：“原永川市永福煤矿非生产性国有资产181.9万元，由永川市国资局委托本公司代管……”；第三十八条规定：“本章程经股东代表大会通过后，由全体股东代表签字认可生效”。该章程股东代表签字处有凌绍荣、胡绍先、杨钟文等40人签字字样，附后的股东出资一览表中载明除凌绍荣出资41970元外，其余39名自然人股东出资均为41870元。
按照相关改制文件精神，永川永福煤焦有限公司将企业产权74.9万元中的62.48万元作为了国家对李秀珍等568名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安置费，每人量化股1100元，剩余12.42万元作为公司产权由公司董事会行使所有权。其余注册资本92.59万元由凌绍荣、杨钟文等498名持有量化股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和52名临时职工相继认购，大多数临时职工于2008年7月28日前均已陆续退回认购股。1998年3月16日，原永川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文同意将1994年未纳入产权界定的非生产经营性资产181.92万元和欠国资31.58万元全部用于解决离退休职工未统筹费，1994年转制时未评估的非生产用地17万平方米亦一并无偿出让给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永川永福煤焦有限公司按4.175万元股份产生一名股东代表的方式确定了40名股东（以下简称登记股东）进行工商登记，但每名登记股东代表不特定的出资人，利润分配对象均为全体出资人。2003年12月1日，登记股东签名形成决议：审议通过并承诺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由凌绍荣出资0.49万元补足注册资本。次日，永川永福煤焦有限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凌绍荣的出资额为4.665万元，占2.79%，其余登记股东占2.49%。该次工商变更登记时提交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以下简称2003年章程），再次明确了40名登记股东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规定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取消了量化股、股东代表大会等企业改制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与1994年章程基本一致。
2005年7月29日，40名登记股东签名（其中股东张永伦、赵勇的签名系伪造）形成决议：同意凌绍荣将其持有的2.79%股份（人民币4.665万元）转让给其子凌浩源。次日，凌绍荣与凌浩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凌绍荣将其持有永福公司2.79%的股份转让给凌浩源，转让价格为4.665万元。同年8月8日，凌绍荣去世。此次工商变更登记时提交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以下简称2005年8月章程），除将股东凌绍荣变更为凌浩源外，其余内容与2003年章程基本一致。
2005年12月1日，35名登记股东签名（其中10人签名系伪造）形成决议：新增公司股东陈玉才、陈宗华、罗云龙、梅芳、伍玲、姚世莲、郑开玉、郑开惠、曾义明9人。同月5日，40名登记股东和9名新增股东签名（其中10人签名系伪造）形成决议：新增公司注册资本14874710.05元，系职工个人现金出资，增资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6549610.05元；选举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修改公司章程。该次增资后，凌浩源占公司股份33.56%（即5553905.91元），郑开玉（凌浩源之母）占公司股份36.81%（即6092385.84元）。同月30日，永川永福煤焦有限公司办理了新增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将登记股东变更为49名，同时提交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以下简称2005年12月章程）。该次章程除规定公司股东变更为49人、注册资本变更为16549610.05元以及载明增资金额和增资后的股份变动外，其余内容与2005年8月章程基本一致。2008年9月28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以2005年12月30日永福公司办理公司股东变更、增加注册资本时，在未获得冯召全等10名股东授权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决定由游钦泽在股东会决议、章程上伪造签名为由，决定对永福公司作出责令改正、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
2006年12月5日，49名登记股东签名（其中股东张永伦、赵勇的签名系伪造）形成决议：同意股东凌浩源、郑开玉将其所持股份33.56%、36.81%分别以5560000元、6100000元转让给绍荣公司（该公司由凌浩源、郑开玉投资开办）。同月12日，凌浩源、郑开玉分别与绍荣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月19日，永福煤焦有限公司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将股东凌浩源、郑开玉变更为绍荣公司，登记股东变更为48名，提交的修改后公司章程（以下简称2006年章程）除规定股东变更为48人（即将股东凌浩源、郑开玉变更为绍荣公司）外，其余内容与2005年12月章程基本一致。2007年7月20日，永川永福煤焦有限公司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变更公司名称为永福公司。
2008年7月28日，47名登记股东签名形成了两次股东会决议，其中已死亡股东张永伦（1999年6月5日死亡）、赵勇（2004年11月3日死亡）的签名分别系张梅、温成红代签。该两份决议内容均为同意并确认2005年12月1日新增股东陈玉才、伍玲等9人；同意并确认新增公司注册资本14874710.05元，增资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6549610.05元。同日，46名实际出资股东签名形成决议：1.参会股东一致同意公司设立时享受量化安置款离职职工的1100元量化安置款补充分配公司1994年至2007年的分红款；按照295.43%的实际红利分配率发放红利款，即每1100元量化股可享有的累计可分配红利为3250元，但对在职期间已经享受了量化股分红的，不再重复发放；参会股东一致确认并同意公司在本决议之前的公司历年的分红和增资扩股；2.参会股东一致同意由永福公司回购由董事会行使权利的原未量化集体股12.42万元，永福公司回购价格为77.43万元，改制时具有国有职工身份的在册职工共计568人平均分配回购款，享有分配集体股的职工每人领取集体股回购款1364元，永福公司回购集体股后，永福公司不再有集体股，未量化股份不再有任何权益。2008年7月29日，永福公司实际出资股东126人签名形成决议，该决议内容与前述46名实际出资股东签名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一致。此后，永福公司原持有量化股的股东330余名陆续将股份转让给其他股东，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在本案原一、二审判决后，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已转让量化股的330余名职工与受让人签订了解除转让协议的协议。
2008年7月28日，永福公司还形成了由法定代表人凌浩源主持，302名实际出资股东签字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的内容与前述46名实际出资股东签名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以及126名实际出资股东签名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一致。该三份内容完全一致的股东会决议上共有435名实际出资股东（含登记股东）签字或授权他人签字。
2008年10月24日，26名登记股东签名形成决议：同意冯启忠等11位股东受让陈德建等23位股东转让的股份960250元，其中冯启忠等10名受让人系登记股东，另一受让人吴平海非当时的登记股东，但系持有量化股股东。同日，永福公司22名登记股东签名形成决议：同意公司增资人民币8153160元，公司注册资本由16549610元增加到24702770元。同年11月4日，永福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将注册资本由16549610元变更为24702770元，将登记股东变更为26名，并提交了形成时间均为2008年10月24日的公司章程2份，该两次章程除规定股东变更为26人以及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4702770元外，其余内容与2006年章程基本一致。
2008年7月27日，因原永川永福煤焦有限公司部分职工集访，永川区人民政府处置原永川永福煤焦有限公司职工信访问题工作小组作出永煤信处〔2008〕2号《关于对原永川永福煤焦有限公司职工信访问题的答复意见》，处理意见为：（一）对12.42万元集体股的处置意见。1.按1994年至2007年期间累计出资净利润率为523.46%计算，上述集体股12.42万元已增值至77.43万元，公司按该增值后价格回购上述集体股，并将集体股款全部平均分配给改制时公司在册职工。公司改制时具有国有身份的在册职工共计568名，77.43万元集体股款平均分摊到每个人头上人均为1364元。2.享有分配集体股的职工在完善相关回购手续后，每人领取回购款1364元。（二）对1100元量化安置股的处置意见。按享受量化安置款的职工选择将量化安置股留存企业或转让两种方式进行处置：1.将量化安置股留存企业。补充分配公司1994年至2007年的分红款，即每1100元量化股可享有的累计可分配红利为3250元，但对在职期间已经享受了量化股分红的，不再重复发放。上述职工在与公司完善出资委托等手续后，同公司其他股东一样在以后年度共担风险，共负盈亏。2.将量化安置股溢价转让。（1）按本条第一款补充分配公司1994年至2007年的分红款3250元，对在职期间已经发放的量化股分红，不再扣除。（2）享受量化安置款离职职工将1100元安置股溢价转让给公司或公司指定的受托人，股权转让金额共计10208元，其中：公司1994年至2007年实现的未分配留存收益额2508元；公司或公司指定受让人溢价6倍受让股权（含本金1倍后共计7倍），即每1100元量化安置股转让金额为7700元。上述分红款和股权转让款在享受量化安置款离职职工与公司或公司指定的受托人完善股权转让协议和分红增资确认等相关手续后，由公司一次性垫付。（3）对领取上述股权转让款后仍困难的除名股东（不包括违反法律被追究刑事责任开除的股东、调离工作单位和退休的股东），责成企业核实相关情况后，向每人发放5178元的一次性困难补助。
2008年11月30日，因原永川永福煤焦有限公司的退休、调离、除名人员从2008年5月起信访，重庆市永川区煤炭工业管理局作出永煤信访初字〔2008〕1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对于信访人反映的集体股和量化股的处置同永煤信处〔2008〕2号文基本一致。信访人员不服该处理意见，向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申请复查。2009年3月14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作出永府信访复查字〔2009〕2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维持了永煤信访初字〔2008〕1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
2009年4月13日，信访人员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信访复核。重庆市人民政府在复核中认为永川永福煤焦有限公司于1994改制登记时将62.48万元作为量化给企业职工的股权，其实质是作为了断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的安置费，以债权转股权的形式入股公司，应当确认其股权的性质；前述信访处置意见中关于量化股的处置比较合理，也符合《四川省城镇股份合作制企业试行办法》“职工入股后不得退股。当职工死亡、退休、调离或被企业辞退、除名、开除等情况，其个人股金可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全额或部分退还给职工或合法继承人”的政策精神；对于申请人反映的公司增资扩股不合法的问题，可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年8月18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渝府信访复核字〔2009〕165号文，维持了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于2009年3月14日作出的永府信访复查字〔2009〕2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
在杨钟文等诉永福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委托中咨公司对永福公司截至2005年12月5日、2005年12月6日至2008年10月24日各股东出资、分红及公司对外投资等7项鉴定事项进行司法会计鉴定。2010年9月15日，中咨公司出具了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书。该鉴定报告书“十三、鉴定事实”载明：“……永福公司将个人资本按量化及配股、认购股进行分类。……认购股指由股东以现金、出资利息再投资、利润分配再投资、目标奖励兑现再投资等方式出资，公司开具收款单形成的股份。配股指按认购股一定比例自制职工股份花名册、配股表、个人出资清单、股东代表大会决议（部分无签名）等方式，从企业资本（企业资本主要是由计提的维简费、离退休人员安置费等资金列入资本公积后转入）转入形成的股份……”；“十四、鉴定意见”载明：“1、1994年至2005年12月5日期间，企业改制后各量化股及配股股东和认购股股东出资额。（1）截至2005年12月5日经统计清查永福公司实收资本余额为26851697.40元，其中企业资本0.00元，个人资本26851697.40元。在个人资本中量化股320100.00元，配股9610623.85，认购股16920973.55元（全部开具收款单）。……2、2005年12月5日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金14874710.05元未发现作账务记录。……5、2008年10月24日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决议新增注册资本8153160.00元未发现作账务记录……”。
黄代贵系永福煤矿改制时的在册职工，现仍为永福公司职工，改制时获得量化股1100元，于1994年12月29日缴纳出资款1000元。1998年6月16日，永川永福煤焦有限公司将该出资款1000元退还给黄代贵。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讼争相关决议涉及的永福公司实为上世纪90年代原国有中小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形成的公司，这类公司的成立及运行更多的是依据当时的国家改制政策，虽然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但在集体股、量化股、股东人数上限以及股东代表大会等方面并未完全按照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运行。对于这种公司，如不依公司法予以规范，会对公司之外的第三人产生不利后果，破坏公司外观主义的基本价值，颠覆市场交易法则，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虽然股份合作制企业有别于现行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形式，但毕竟具有股份制的内涵，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特征，其市场化运作方式也与公司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依公司外观主义选择适用公司法有利于填补法律规范缺失这一漏洞，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公司之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当年企业改制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了改制公司在股权结构以及股东身份的确认上存在不足，但因事实已经存在且已稳定运行多年，不能因为这些不足对公司多年的经营进行简单否定，导致早已形成的法律关系和社会秩序面临动摇和坍塌，违背法律对秩序价值的追求。加之，本案所涉及的诉讼主要为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之争，可以更多依据公司治理之私法自治规则来处理。永福公司辩称本案应当考虑改制政策具有一定道理，但当时的国家改制政策更多在于指引改制企业形成新的运行机制，主要体现于国家或地方相关行政部门颁布的一些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之中，至于如何形成或形成何种机制取决于企业职工共同的意思自治。改制时的企业职工对彼此的权利义务以及身份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股东大会予以明确，形成公司章程，这可以视为职工或股东按其意思自治达成了公司治理契约，司法应予充分尊重，只要这些契约不违反公司法的效力性禁止性规范。因此，解决本案争议应当首先尊重永福公司的章程，进而适用公司法作出裁决。永福公司辩称本案应当考虑改制政策规定的理由部分成立，一审法院对成立部分予以采纳。
根据以上论断和黄代贵、永福公司的诉、辩称意见，从公司法等法律规定出发予以分析，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黄代贵有无权利提起本案诉讼；二是讼争的永福公司十次股东会决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三是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以相应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作出一并认定。结合以上查明的事实和核实的证据，一审法院分别评判如下：
一、关于黄代贵有无权利提起本案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了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企业改制引发的民事诉讼类型，仅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具体应为国有企业之间，因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调整，政府主管部门依据行政命令将属于一家国有企业的资产划转到另一家国有企业之中。本案所涉情形为永福公司改制之后发生的股东资格纠纷以及公司内部运行管理纠纷，不属于该条规定的情形，应作为民事诉讼案件予以受理。永福公司辩称本案属于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作为民事诉讼案件，判定黄代贵有无权利提起本案诉讼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为依据，其核心在于黄代贵是否具备永福公司的股东身份或黄代贵与本案是否具有其他直接利害关系。
黄代贵系1994年10月永福煤矿改制时的在册职工，现仍是永福公司的职工，虽于1998年6月16日将认缴的出资款领回，但仍享有按改制时的实施方案所持量化股1100元。依公司改制时的1994年章程，黄代贵所持量化股和认购股均系公司注册资本167.49万元中的一部分，其后的公司章程亦未将黄代贵所持份额排除在外。从2008年7月28日、29日永福公司所作股东会决议和2008年、2009年政府相关部门的处理意见看，永福公司实际上是认可黄代贵所持量化股具有公司分红的权利，这充分说明黄代贵所持量化股符合公司股东的实质要件。本案中永福公司并未举示公司内部置备的股东名册，一审法院可以认定黄代贵提交的永福公司出具的量化安置股名单和永福公司提交的实际出资人出资情况表为公司内部的股东名册，两份名册记载的568名原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和改制时认购了股份的临时职工符合公司股东的形式要件。
永福公司1994年章程系由全体职工或股东共同制定，记载了公司的主要事项，包括公司名称、住所、注册资本、股东出资方式等，不仅表明了出资者向公司出资，有作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公示的作用，所记载的有关股东身份的内容也可以作为确定股权的依据。从公司1994年章程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规定的具体内容看，永福公司并未排除实际出资股东的实体权利，只不过实际出资股东需按出资份额推选股东代表参加股东代表大会，由股东代表行使相应股东权利。同时，从该章程第十二条“……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股东代表大会全体股东代表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代表（含推选该股东代表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本公司股东如遇死亡、调离、退休、辞职或被公司辞退、除名、开除等，该出资可以转让、继承或赠与”的规定看，黄代贵等改制时的职工享有的量化股、认购股在股东实体权利上与公司法意义的股权并无太大区别，仅在行权方式上有所限制，这与其他改制企业职工所持量化股“仅具有分红权利、不能转让、不能继承”存在重大区分。永福公司之后修订的公司章程就此亦未依改制后颁布实施的改制政策作出相应调整，从法律、政策适用原理看，不能以改制具体政策变化否定永福公司量化股的股权性质。
按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由此可见，公司虽未将实际股东在登记机关进行登记或者变更登记，但这并不影响实际股东的股东地位，只不过未经登记的事实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虽然永福公司在办理工商登记时按4.175万元股份产生一名股东代表的方式确定了40名股东进行工商登记，但对于公司内部不能因此否定未登记股东所享有的同等权利和同等义务，更不能因此否定未登记股东的股东身份。事实上，永福公司确定40名股东进行工商登记是为了适应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超过50人的限制性规定，是在改制特定背景下为工商登记所作的特殊安排，不能由此当然认定没有进行工商登记的股东非永福公司股东，登记股东才是永福公司股东。
因此，黄代贵应系永福公司股东，自有权利提起本案诉讼。更何况，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确立的决议无效诉讼并未限定只有股东才能提出，仅在第二款规定的决议撤销诉讼中才限定了由股东提出。再退一步讲，黄代贵所持股份即便存在股东资格争议，也因其持有的量化股系改制时国家以企业产权作为对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安置费，案涉十次股东会决议关于增资扩股等内容与黄代贵所持量化股的权益明显相关，黄代贵因而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享有诉的利益，黄代贵也可以提起本案诉讼。永福公司辩称除参加工商登记的40名股东外，黄代贵等其他持有量化股或认购股的职工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根据国企改制政策，量化股只能作为分红依据，不能转让，不能继承，离开企业也不能带走，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份，黄代贵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无权就决议效力、股权转让效力提起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讼争的永福公司十次股东会决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从尊重历史和公司章程的角度出发，永福公司股东代表大会的效力可以参照股东会原则上予以认可，但股东代表大会决议并不能当然认可为有效，这要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该决议的形成是否存在重大瑕疵，二是该决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从查明的事实看，讼争的十次股东会决议均系股东代表或股东签名形成，永福公司并未提供其依照法定程序召集和召开了股东代表大会或股东会的通知、公告、股东到会记录、签名记录及股东会议记录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永福公司实际召开了股东代表大会或股东会。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可以不召开，但前提是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而讼争的2005年7月29日40名登记股东签名形成的决议、2005年12月1日35名登记股东签名形成的决议、2005年12月5日40名登记股东和9名新增股东签名形成的决议、2006年12月5日49名登记股东签名形成的决议、2008年7月28日47名登记股东签名形成的两次股东会决议具有伪造股东签名或他人代签的情形，不能体现全体股东代表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并由全体股东代表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法律构成要件；2008年7月28日46名实际出资股东签名形成的决议、2008年7月29日126名实际出资股东签名形成的决议、2008年10月24日26名登记股东签名形成的决议、2008年10月24日22名登记股东签名形成的决议亦只有部分股东代表或股东签名形成，也不能体现全体股东代表或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并由全体股东代表或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法律构成要件。因此，讼争的十次股东会决议的形成存在重大瑕疵，程序严重违背公司法的效力性禁止性规范。
讼争的十次股东会议内容主要为股权转让、增资扩股、股权回购及收益分配，涉及公司赖以成立的资本运行机制，属于公司最基础、最核心的事项，即便股东代表大会可依公司章程作出决议，但因涉及改制企业职工安置保障的核心利益，也应当通知实际存在的众多股东，受全体股东的监督，让改制而来的职工股东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表达权。但如前所述，永福公司历年的股权转让、增资扩股事项均未通过依法通知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表决并作出决议的方式进行，导致大多数股东的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增资优先认购权受到了侵害。这些股权转让、增资扩股行为即使真实，也因分别违反了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关于“……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关于“……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关于“……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可以优先认缴出资”，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九条关于“……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四条关于“……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等相关规定，侵害了大多数股东的法定权利而应属无效。无效的民事行为自始无效，与之相关的股东会决议也应为无效。同时，2008年7月28日46名实际出资股东签名形成的决议、2008年7月29日126名实际出资股东签名形成的决议涉及的集体股回购及回购款分配方案在性质上属于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减资行为，永福公司并未按照该条规定依法履行编制资产负债表、财产清单并发布公告等程序义务，且不属于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收购公司股权的情形，亦应属无效。2008年7月28日永福公司形成的由法定代表人凌浩源主持、302名实际出资股东签字的股东会决议未在黄代贵诉称范围，本案本不宜评断，但永福公司出示系为说明该次股东会决议加上2008年7月28日46名实际出资股东签名形成的决议、2008年7月29日126名实际出资股东签名形成的决议，永福公司已有三分之二以上实际出资股东认可了之前的股权转让、增资扩股行为和这三次股东会形成的股权回购、收益分配决议，一审法院故一并予以评断。同前分析，该次股东会决议依然缺乏有效理由，不能形成对公司之前决议的追认，所涉决议内容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而不能补正之前决议效力。
再者，案涉股东会决议存在非正常稀释量化股股东所持股份“含金量”进而损害量化股股东利益的情形。中咨公司在鉴定报告中载明“2005年12月5日、2008年10月24日新增注册资本未有财务记录。”这说明新增注册资本存在虚增之嫌，属于非正常地稀释量化股的含金量，损害了量化股股东利益。该鉴定报告同时载明：“认购股系由股东以现金、出资利息再投资、利润分配再投资、目标奖励兑现再投资等方式出资，公司开具收款单形成的股份。配股指按认购股一定比例自制职工股份花名册、配股表、个人出资清单、股东代表大会决议（部分无签名）等方式，从企业资本（企业资本主要是由计提的维简费、离退休人员安置费等资金列入资本公积后转入）转入形成的股份……截至2005年12月5日经统计清查永福公司实收资本余额为26851697.40元，其中企业资本0.00元，个人资本26851697.40元。在个人资本中量化股320100.00元，配股9610623.85，认购股16920973.55元（全部开具收款单）。”其中出资获取利息、部分企业资本转为配股的行为明显违反公司法人财产独立原则，以此为依据而获得认购股和配股，亦属于非正常稀释量化股“含金量”的行为，该行为损害了量化股股东利益。同时，40名登记股东代表的是不特定的未登记股东，即每位登记股东代表的股东不明确，且未登记股东并未委托登记股东代为行使股东权利。凌绍荣所代表的股份属于不特定的股东所持有，其无权作出转让决定，由登记股东参加的股东会亦无权作出同意转让的决议。
综上，案涉十次股东会决议均由少数股东签名形成，并未按照法律规定召开全体股东会并按法定程序表决通过，侵害了黄代贵等其他股东的优先认购权、优先购买权、处分权，非正常稀释量化股“含金量”，损害量化股股东的合法权益，应当全部确认无效。永福公司辩称黄代贵所诉股东会决议均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会决议因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而无效的情况，黄代贵要求确认2005年以来的十次股东会决议无效的理由均是决议的程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提起决议撤销之诉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以相应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作出一并认定
按照现代诉讼原理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黄代贵起诉确认历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应当以协议的签订双方为永福公司，而本案中的永福公司既不是股权的出让方，亦不是股权的受让方，黄代贵不应将永福公司列为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之诉的被告。股权转让之诉与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之诉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主要受合同法调整；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之诉解决的是公司内部法律关系，股权转让之诉属于公司外部法律关系，未经公司内部民主议定程序对外签订的合同也并非必然无效，需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等规定予以综合评判。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不作评判，相关当事人可另循途径解决。永福公司辩称黄代贵请求确认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属于错列被告的情形，永福公司并不是上述协议无效之诉适格当事人的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
据此，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条，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九条，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七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五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永福公司于2005年7月29日形成的同意凌绍荣将其股权转让给凌浩源的四届八次股东会决议无效；二、确认永福公司于2005年12月1日形成的新增公司股东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三、确认永福公司于2005年12月5日形成的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四、确认永福公司于2006年12月5日形成的同意股东凌浩源、郑开玉将股权转让给绍荣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五、确认永福公司于2008年7月28日形成的同意并确认2005年12月1日新增公司股东、同意并确认2005年12月5日新增公司注册资本、同意享受量化安置款离职职工的1100元量化安置款补充分配公司的分红款和同意公司回购原未量化集体股12.42万元的三次股东会决议无效；六、确认永福公司于2008年7月29日形成的同意享受量化安置款离职职工的1100元量化安置款补充分配公司的分红款和同意公司回购原未量化集体股12.42万元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七、确认永福公司于2008年10月24日形成的同意冯启忠等11位股东受让陈德建等23位股东转让股份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八、确认永福公司于2008年10月24日形成的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九、驳回黄代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永福公司负担。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黄代贵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本案所涉永福公司十次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逐一评述如下：
一、关于黄代贵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
本院认为，黄代贵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永福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将实际出资人及量化股持有人纳入股东范围否认了公司外观主义，量化股应为无表决权的分红依据，原职工离开企业后不再享有量化股，故黄代贵不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黄代贵系持有永福公司量化股的股东，1944年10月11日《永川市永福煤矿改建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方案》中规定：拟将国有产权91.58万元，由国家全部转让给职工购买作股，企业部分74.93万元量化到职工个人，人均1100元作股金入股，按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所有股份不发股票、不上市，只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全体股东推选出40名股东代表，组成股东代表大会，行使公司最高权力。永福公司1994年章程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股东代表大会全体股东代表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代表（含推选该股东代表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本公司股东如遇死亡、调离、退休、辞职或被公司辞退、除名、开除等，该出资可以转让、继承或赠与”，由此可见，永福公司是认可黄代贵等持有量化股、认购股的股东的身份的，持有量化股、认购股的股东并非只有分红的权利，还享有公司章程及公司法规定的其他股东权利，故不能以黄代贵是持有量化股的股东，其股东身份未经工商登记就否定黄代贵的股东身份，黄代贵作为永福公司股东，有权利提起本案诉讼，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二、关于本案所涉永福公司十次股东会决议的效力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永福公司十次股东会决议均无效。
首先，案涉十次股东会决议程序上有重大瑕疵。永福公司上诉称，本案所涉股东会会议真实召开，历次决议及章程依法经股东会通过，有决议及法定登记机关登记为证。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永福公司章程也规定应当于召开股东会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永福公司未举示证据证明在本案所涉八次股东会会议召开十五日前按照前述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通知了全体股东。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按照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按其职权对其余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半数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通过参加股东会会议行使股东权利，作出决议的事项应由全体股东通过股东会会议方式表决和作出决议。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除永福公司2008年7月28日、29日形成的三份股东会决议以外，其余股东会决议均只有部分登记股东签名形成，股东会决议表决人数明显未达到法定多数，更未达到三分之二，故该八次决议表决程序严重违法，相应决议文件应为无效。就2008年7月28日、7月29日内容相同的两次股东会决议而言，永福公司未能提供其依照法定程序召集和召开了股东会的通知、公告、股东到会记录、签名记录及股东会会议记录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永福公司实际召开了这两次股东会。
其次，案涉股东会决议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永福公司上诉称，争议新增注册资本出资真实；股东会决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无效的规定，也并未侵犯黄代贵的股东合法权益。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可以优先认缴出资；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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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十二条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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