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85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世德，男，1979年5月21日，汉族，身份证住址浙江省常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章立，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炽坚，男，1959年11月18日，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必龙，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慧连，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王世德因与上诉人杨炽坚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11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世德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杨炽竖支付王世德搬迁补助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共284192元；2.请求杨炽坚赔偿其损失80000元；3.改判由杨炽坚承担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书笼统地将搬迁补助补偿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一并依据双方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分配为各得50%，未对该两种补偿性质细分，导致判决错误。实际征地补偿款中属性应归王世德所有的包括搬迁补助补偿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两项，双方先是在租赁合同中约定属乙方的归乙方所有，后续通过补充协议又变更为“搬迁费及人员安置的补偿款双方各占50％”。后续补充协议变更的只是“搬迁费及人员安置的补偿款”的分配，虽然人员安置与停产停业有一定关联，但至少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的分配原则并未被全部变更，又由于王世德才是停产停业损失的实际承受者，因此按照《厂房租赁合同》属于乙方的归乙方的约定，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应当全额归王世德所有。王世德是涉案厂房的生产者和营业者，因此涉案停产停业的主体显然就是王世德。二、一审判决未就王世德主张的财产损失赔偿80000元的事实予以查明。王世德在2017年3-5月间就曾多次要求杨炽坚维修厂房解决下大雨水浸问题，但杨炽坚一直拖延，导致王世德的部分设备固水浸损坏，王世德找维修人员维修之后发过相关维修费单据给杨炽坚要求其赔偿，但杨炽坚此时却一再催逼王世德搬走，杨炽坚突然采取暴力封厂，因此王世德少部分货物以及全部的原材料都能及时运走，被杨炽坚当作垃圾直接清理。王世德已经提交了现场照片证明确有大量物品被弃置在厂房，而且举证也达到了基本证明上述过程的程度，一审判决对上述事实应当予以确认，对损失金额有一个大致的估算，而不应以举证不足为由让王世德承担责任。三、我方在一审过程中曾经提交过手机拍摄的照片，显示杨炽坚所得到的征地补偿有一份标注是790.898平方米的厂房，与一审判决记载的2838.3平方米的面积是不同的。双方均确认李明的厂房与我方的厂房相邻，且都是与杨炽坚承租的，但我方的厂房肯定在2838.3平方米厂房的范围内，因此李明的厂房是否在2838.3平方米厂房的范围是没有查清楚的。现在厂房已经拆除无法还原，当时我方有提出疑问，但一审判决书没有呈现该事实。
杨炽坚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改判杨炽坚依法无需向王世德支付停产停业损失补偿117447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王世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因双方均巳知晓涉案厂房已纳入国家范围，故杨炽坚与王世德于2016年10月1日签署《厂房租赁合同补充条款》(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并且第三条明确约定，按国家相关补偿标准所得搬迁费及人员安置的补偿款，甲乙双方按各占50％进行分配。乙方收到补偿款后按征地部门规定时间搬迁。王世德已经知悉了需要搬迁以及搬迁期间需要发放工资和可能造成员工流失的问题，且在补充协议第五条中也明确搬迁费用和人员安置费用由王世德负责。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其他补偿项目全部归属甲方，与乙方无关。杨炽坚与王世德已明确约定补偿项目的分配问题，又明确了其他未约定补偿项目归属于杨炽坚的意思表示。因此王世德根本不存在模糊理解或者是不完全了解等情形。二、人员安置补偿款不能等同于停产停业损失，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补偿项目名称。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的对象仍是房屋的产权人，并不是承租人，即并不是王世德。在现有法律并未指出“停产停业损失”是补偿仍需发放员工工资或因搬迁造成员工流失需重新招聘等一系列费用，同时更重要的是，在法律并没有约定停产停业损失就是指上述的补偿范围的情形下，王世德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确定是否存在停产停业损失费以及数额，一审法院便认定“人员安置补偿款”实质是指“停产停业损失”，难以令人信服。三、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当事人已经明确约定的前提下，不得作出有违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解释。针对人员安置补偿的当事人真实意思是：因搬迁而导致员工离职而公司需要向劳动者进行的经济补偿，并不包括向员工发工资、重新招聘员工费用以及停业等损失费用。所以一审判决与当事人理解不一致。综上，杨炽坚与王世德双方就补偿项目作出约定，明确约定搬迁费用及人员安置款份额，并也明确约定其他赔偿项目归属于杨炽坚。一审判决认定停产停业损失等同于人员安置补偿款，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
王世德辩称，我方的答辩意见与上诉理由一致。杨炽坚辩称，我方的答辩意见与上诉理由一致。
王世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炽坚向我方返还拆迁费141915元，停产停业补偿费425745元，共567660元。2.杨炽坚向我方赔偿财产损失80000元。上述两项诉讼请求合计647660元。3.本案诉讼费由杨炽坚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1日，王世德与杨炽坚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杨炽坚将位于广州市**区**镇***社的自有厂房租给王世德使用；租赁面积约为1600平方米，租金为人民币13800元/月，租金每三年递增10%；租赁期限自2016年8月1日起至2021年7月31日止；杨炽坚收取王世德押金27600元、水电押金15000元，租期满结清所有水电费后杨炽坚退回王世德押金；遇国家或集体征地导致不能履行本协议时，杨炽坚提前一个月通知王世德，王世德需接受国家补偿并按规定时间搬迁；遇国家或集体征地需拆迁厂房，按补偿类别，属杨炽坚的归杨炽坚所有，属王世德的归王世德所有。签订上述合同后，因杨炽坚厂房纳入国家征地范围需王世德搬出，双方于2016年10月1日签订《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补充约定：免租期间从2016年10月1日到2017年4月30日止，从2017年5月1日起正式交租金；搬迁费用和人员安置费用按照国家相关标准由杨炽坚与征地部门办理，王世德配合；按国家相关补偿标准所得搬迁费及人员安置的补偿费，王世德、杨炽坚双方各占50%；其他补偿全部归属杨炽坚，与王世德无关；厂房搬迁和人员安置所发生的全部费用由王世德负责，与杨炽坚无关；杨炽坚收取了王世德水电押金15000元。扣除王世德应当承担的2017年5月和6月电费共4419元及水费450元后，杨炽坚于2017年7月转账返还给王世德水电费押金10130元（5000+5130）。当月，杨炽坚另外向王世德转账支付了款项共29000元。
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向***镇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调取了涉案厂房的相关征地补偿资料。其中，测量清点详查表显示：经测绘，位于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新白广项目征地红线范围内的使用权属人为杨炽坚的**镇**经济联合社二社**区自编3号、5号、7号的房屋（包括混合结构B建筑和砖木结构C建筑）的实地测量占地面积共2838.30平方米（层数均为1层），其中B建筑的建基面积和建筑面积均为955.363平方米，C建筑的建基面积和建筑面积均为1882.937平方米。另外，D2-2建筑的建筑面积为955.363平方米，E建筑的建筑面积为15.90平方米。经评估，建筑物价值为7581775.40元（包括B建筑955.363平方米为2483943.80元、C建筑1882.937平方米为4519048.80元、D2-2建筑955.363平方米为573217.80元、E建筑15.9平方米为5565元）；地上附着物价值为78534.38元；青苗价值为711.12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价值为425745元（补偿面积为2838.3平方米）；搬迁补助价值为283830元（补偿面积为2838.3平方米），合计8370595.90元。上述补偿款扣除青苗价值后再加上按时搬迁奖励，杨炽坚获得的实际补偿总额共9626078.62元。经庭审质证，王世德、杨炽坚双方对征地补偿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确认其中的房产平面附图包含了王世德及案外人李明承租的厂房，王世德承租的厂房包括C建筑的一部分和B建筑、D2-2建筑，案外人李明承租的厂房包括C建筑的余下部分；但双方对于C建筑中两个相邻厂房的面积大小存在争议。
一审另查，杨炽坚提供了2015年1月25日《厂房租赁合同》、2017年8月26日《补偿协议书》和租金收据到庭，拟证实：涉案征地补偿资料包括了王世德和案外人李明承租的厂房，李明原与杨锦开、杨福开签订合同，之后因其与杨锦开、杨福开存在债务纠纷，杨锦开和杨福开同意由杨炽坚收取李明承租厂房的租金，其未再与李明另外签订租赁合同，但一直由其向李明收租并与李明达成补偿协议。2015年1月25日《厂房租赁合同》的出租方为杨锦开和杨福开，承租方为李明，约定：李明承租钟**镇***8社的厂房面积1300平方米，租金为12500元/月；租期从2015年2月20日至2018年2月20日。2017年8月26日《补偿协议书》签订双方为杨炽坚和李明，约定：因李明租用杨炽坚的厂房被国家征用，杨炽坚支付李明60000元作搬迁费用，李明收到补偿款后搬迁等等。经庭审质证，王世德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2015年1月25日《厂房租赁合同》是杨福开、杨锦开与李明签订，《补偿协议书》只能证明杨炽坚转账给李明，均不能证实所涉厂房就是涉案接受补偿厂房的一部分，与本案无关。
以上事实，有《厂房租赁合同》、《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微信聊天记录、图片、劳动争议申请书、工资表、《补偿协议书》征地拆迁补偿资料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王世德与杨炽坚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和《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
王世德与杨炽坚均确认征地补偿资料中房产平面附图的B建筑、D2-2建筑和部分建筑C属于王世德承租的厂房以及建筑C的余下部分属于案外人李明承租的厂房，对此予以认定。双方对于房产平面附图C建筑中王世德与案外人李明各自承租厂房的面积大小存在争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杨炽坚提供了李明与杨福开、杨锦开签订的2015年1月25日《厂房租赁合同》到庭，王世德对《厂房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且王世德、杨炽坚确认王世德、李明向杨炽坚承租的厂房仅一墙之隔，杨炽坚与杨锦开、杨福开系亲戚关系。2015年1月25日《厂房租赁合同》的格式以及承租地点、权利义务等条款内容与王世德、杨炽坚双方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一致，与王世德、杨炽坚确认的上述事实相互印证。其次，按照2015年1月25日《厂房租赁合同》、王世德与杨炽坚双方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所约定的月租金和承租面积折算，两份租赁合同的租金单价十分接近。第三，王世德与杨炽坚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面积约1600平方米，与2015年1月25日《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李明租赁面积1300平方米之和为2900平方米，与征地补偿资料测绘记载的拆迁建筑实地占地面积2838.30平方米（包括B建筑和C建筑）对应相符。再有，杨炽坚还出示了其与李明签订的补偿协议书及租金收据等证据予以印证。综合以上四点分析，杨炽坚抗辩李明向其承租厂房并按2015年1月25日《厂房租赁合同》履行且该厂房包含在涉案征地补偿范围之中合理可信，对此予以采信。
征地补偿资料中的房产平面附图和测量清点详查表证实：B建筑的建基面积为955.363平方米，C建筑的建基面积为1882.937平方米，B和C的占地面积共2838.30平方米；D2-2建筑的建筑面积为955.363平方米，E建筑的建筑面积为15.90平方米。从平面图示以及面积大小可见，D2-2建筑属于B建筑的上层。结合征地补偿资料中的房产平面附图、测量清点详查表、房屋相关图片以及王世德、杨炽坚双方提供的《厂房租赁合同》，充分证实王世德向杨炽坚承租的厂房占地面积约为1600平方米以及阁楼D2-2建筑面积为955.363平方米，总面积共2555.363平方米；李明向杨炽坚承租的厂房占地面积约为1300平方米，对此予以认定。王世德主张其承租厂房的单层占地面积约为1800-1900平方米以及含阁楼总面积为2838平方米证据不足，不予采纳。
根据《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杨炽坚按国家补偿标准所得的搬迁费和人员安置补偿款由王世德、杨炽坚双方各占50%，其他补偿归杨炽坚所有。虽然杨炽坚实际获得的拆迁补偿款项目中没有“人员安置补偿款”该项目，但王世德、杨炽坚双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在前，补偿在后，对杨炽坚实际获得的补偿项目名称不完全了解，导致双方未能在补充协议中准确表述约定的补偿项目名称，故应当结合《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上下文以及王世德、杨炽坚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理解约定的“人员安置补偿款”含义。拆迁补偿款项目中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该项目是基于出租厂房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等因素确定，显然该补偿项目与王世德承租厂房经营具有密切联系，王世德因承租的厂房拆迁无法在原址继续经营，除了搬迁费用以外，还必然导致搬迁停产期间仍需发放员工工资或因搬迁造成员工流失需重新招聘等一系列费用，上述费用是因停产停业造成的损失，可见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人员安置补偿款”实质是指“停产停业损失”。因此，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和搬迁补助补偿应由王世德、杨炽坚各占50%；涉案建筑物及地上附着物的其他拆迁补偿款包括建筑物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以及按时搬迁奖励全部归杨炽坚所有。根据征地补偿资料，杨炽坚实际获得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425745元、搬迁补助款283830元均是按照2838.3平方米面积进行补偿，由此可见，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和搬迁补助补偿只针对一层占地面积（即B建筑和C建筑面积之和），不包括对D2-2建筑即阁楼面积的补偿。同时，由于杨炽坚所获得的补偿款计算面积包含了王世德和案外人李明承租厂房的面积，实际补偿面积与约定承租面积并不完全相等，故应当按照王世德承租厂房面积所占实际获得补偿面积的比例计算，补偿款中实际计算的王世德承租厂房面积为1565.96平方米[1600平方米÷（1600平方米+1300平方米）×2838.3平方米]。因此，按照王世德、杨炽坚各分配50%比例的约定，王世德应当获得搬迁补助补偿78298元[（1565.96平方米÷2838.3平方米）×283830元×50%]以及停产停业损失补偿117447元[（1565.96平方米÷2838.3平方米）×425745元×50%]，共计195745元。扣除杨炽坚已经支付的补偿款29000元，杨炽坚仍需支付王世德搬迁补助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共166745元。王世德及其工人之间的工资纠纷与王世德、杨炽坚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属于两个不同法律关系，且权利主体不一致，故杨炽坚抗辩因王世德未清偿工人工资拒付补偿款缺乏理据，不予支持。王世德、杨炽坚提供的微信记录及王世德提供的照片均不能充分证实因杨炽坚过错造成王世德损失以及损失的具体数额，故王世德主张杨炽坚赔偿财产损失80000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于2018年1月18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杨炽坚支付王世德搬迁补助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共166745元；二、驳回王世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556.60元，由王世德负担6921.70元，杨炽坚负担3634.9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合同对于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没有进行约定。杨炽坚表示：拆迁单位没有向其支付人员安置补偿款，但有实际支付停产停业补偿。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争议补偿款的支付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杨炽坚按国家补偿标准所得的搬迁费和人员安置补偿款由王世德、杨炽坚双方各占50%，其他补偿归杨炽坚所有。现拆迁单位虽然没有向杨炽坚支付人员安置补偿款，但是，依据该补充协议的签约时间、签约目的以及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损失发生的客观事实情况，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中所约定的“人员安置补偿款”实质是指“停产停业损失”，符合公平合理原则，据此，杨炽坚理应按照上述约定向王世德支付停产停业补偿款，一审法院对此处理并无不当，予以维持。杨炽坚上诉提出不应支付停产停业补偿款的理据不能成立，不予采信。至于王世德上诉提出的补偿款的计算面积问题，一审法院根据调取的征地补偿资料认定王世德的承租面积符合客观事实，王世德主张的面积计算错误并无相关证据推翻上述事实，故不予采信。因王世德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系因杨炽坚过错导致其产生实际损失，故一审法院驳回其财产损失赔偿的诉求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王世德、杨炽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12元，由王世德负担6763元，由杨炽坚负担264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怡
审判员 李静
审判员 余盾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袁蕾
游瑞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