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5)资中行再字第1号
原告方成英，女，196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资中县人，居民，住资中县。
委托代理人邹斌全，四川金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资中县城市管理局。住所地：资中县城南东干道劲风苑。
法定代表人孙华强，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斌，男，1981年8月2日出生，汉族，资中县城市管理局机关党委书记。
委托代理人张凯，四川资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方成英向被告资中县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城管局”)提出赔偿申请，被告超过法定期限未予处理，原告于2011年7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1年10月20日立案后，于2011年10月2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2月1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作出判决，原告方成英不服提出上诉，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2年5月16日作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作出判决，原告方成英不服提出上诉，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本院判决，原告不服中院的终审判决并申请再审，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5年7月23日作出（2015）内行监字第4号行政裁定，裁定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于2015年9月22日作出（2015）内行再字第3号行政赔偿裁定书：撤销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本院的判决，再次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25日、11月11日、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成英诉称:2010年5月27日19时许，原告在资中县城南东干道佳易超市外卖挂面时，被告的两名工作人员叫原告将三轮车推走，不准原告在那里卖面，因原告推三轮车的速度慢了点，该两名工作人员便把原告的两只手反拧朝后推，还用脚踢原告的腹部，原告被推倒在地后昏迷了约20分钟。后围观群众报警，警察到现场后，原告才被120急救车送到了资中县中医院救治。原告入院后，经检查，身体多处外伤并开始不停的出现剧烈呕吐，住院治疗四个月后，呕吐症状仍无缓解，资中县中医院建议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2010年10月7日，原告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检查，病情诊断为：应激相关障碍，并住院治疗19天。原告出院后，一直在门诊治疗。2012年5月31日至6月20日，原告再次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住院治疗，病情诊断为：中度抑郁发作，出院后于2013年1月至2016年11月在四川华西医院间断门诊、住院治疗。由于被告工作人员违法行政，致原告受伤，导致原告患下应激相关障碍和中度抑郁，为此造成的经济损失420410元（包括治疗费68405元、误工费316605元、护理费154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该损失应当由被告资中县城市管理局进行赔偿，现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原告当庭提交的证据有：
1．余永基等十人联合签名的证人证言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发生纠纷及受伤经过。
2．资中县公安局水南第二派出所询问被告工作人员廖超、樊植、冷观德的询问笔录各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发生纠纷及受伤经过。
3．资中县公安局水南第二派出所询问原告夫妻的询问笔录各一份，证明纠纷发生的过程。
4．资中县公安局水南第二派出所询问证人刘素芳、周素仙的询问笔录各一份，证明双方发生纠纷的过程；
5．行政赔偿申请书，特快专递回执单，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了行政赔偿，在法定期限内被告未答复，原告提起诉讼的程序合法。
6．资中县中医院的门诊、住院病历及费用票据，证明原告的病情及在该院住院治疗114天共用去医疗费20824.89元的事实。
7．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门诊、住院病历及费用票据，证明原告受伤后到华西治疗至2016年11月10日之间的病情及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共计住院治疗80天用去医疗费48378.21元的事实。
8．四川重龙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医院门诊处方两张，金额为436元，证明原告在该医院的治疗情况。
被告城管局辩称：1．被答辩人称2010年5月27日被被告工作人员违法行政打伤不是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2010年5月27日资中县政府组织多部门进行综合执法，对城市街道占道经营进行综合治理，当城管工作人员巡逻到资中县佳易超市外时，发现方成英占道经营，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制止其违法行为，劝其将摆摊的三轮车推进巷道，而原告不予配合，在此情况下，城管执法工作人员帮其将三轮车推进巷道，原告拖住三轮车予以阻止，在其拖车的过程中自己未抓稳，身体失去平衡跌倒受伤，不存在城管工作人员违法行政打伤之说。2．原告2010年10月26日从四川华西医院出院时已临床治愈，不存在继续治疗的问题，所患其他疾病与本案无关。2010年5月27日“事件”而出现的“呃逆”，原告先后到资中中医院、四川华西医院住院治疗，2010年10月26日出院，出院时病历记载为“治愈”。原告的主治医生证词，该事件不是引起“呃逆”的直接原因，只是诱因。其后，原告又到华西医院住院治疗，从华西医院回函答复可以得出原告所患其他疾病与该事件无关。另外，原告要求赔偿的费用其中部分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原告受伤后在资中县中医院门诊医疗费及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门诊、住院费不符合规范及不合理的费用应予扣减。
综上所述，原告诉求与客观事实不符，于法无据，建议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当庭提交的证据有：
1．资中县机构编制委员会资编发【2007】8号文件，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川城乡治办【2010】51号文件，证明被告的工作职能。
2．四川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证明被告行政执法行为的法律依据。
3．原告在资中县中医院的住院病历及医疗费发票，证明原告在该医院实际住院天数是54天，其余时间均是挂床治疗。
4．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出具的对原告分别患应激相关障碍和中度抑郁发作与本案纠纷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鉴定书二份。
5．基本医疗保险二档医疗费用结算支付表二份，证明方成英已在资中县医保局报销医疗费用1958.86元的事实。
针对原告提供的上列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余永基等十人证人证言）形式不合法，且系原告自书后叫他人签字，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应不予采信；对证据2、3、4（水南派出所询问证人及原告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证据2、3系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的笔录，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证据4的证人笔录能反映本案的真实情况，建议法庭予以采信；对证据5没有异议；对证据6、7、8（原告门诊及住院票据）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住院费用中不合理及不规范的费用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认为原告患应激相关障碍于2010年10月26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出院时已治愈，其后产生的诊疗费应与本案无关，建议法庭不予采信。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被告证据1、2（被告的工作职责及执法依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的执法行为合法，证据3（原告在资中中医院住院有挂床行为）亦不能证明原告在资中县中医院的住院有挂床治疗的行为；对证据4中原告患应激相关障碍的鉴定书无异议，对患中度抑郁发作的鉴定书有异议，认为鉴定意见书中引用的社区证明等补充材料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其结论不客观，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不能因此而拒绝对原告进行赔付；对证据5已报销部分医疗费的事实无异议。
针对原、被告提供的以上证据，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可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有异议的证据合议庭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余永基等十人的联合证言），在形式上虽不合规范，但结合其他证据能够证实事发经过，本院应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3、4（派出所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当时的事发经过，对被告在执法过程中导致原告受伤具有关联性，本院应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门诊及住院票据符合规范及合理部分应予采信，对不合理及不合规范的应予扣减。
针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合议庭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2（工作职责及执法依据），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据此执法及工作职责，不能证明被告工作人员规范执法，对原告的观点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提交的证据3（原告在资中中医院住院病历及发票），被告推断原告有挂床行为，并无其他事实予以佐证，属被告主观推断，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4（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的两份鉴定报告），对第二份报告（方成英所患抑郁症与纠纷事件无直接因果关系），因该份报告的送鉴材料未经质证，对该份报告应不予采信，但在重审期间，本院主持当事人双方重新对送鉴材料进行了质证，本院委托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再次鉴定，而该中心不予鉴定，对该证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综合评判。
本院在两次重审期间依职权调取如下证据：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主治医生李斌的证言、方成英出院病情证明为“治疗后患者病情好转，予以带药出院，门诊随访”，而在方成英住院病历首页方成英出院情况栏勾选的“治愈”，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的描述。为此，李斌医生解释：治愈指临床“治愈”，而针对精神病人是无法根本治愈的，住院病历首页中的治愈仅是一个量化指标。“纠纷事件”引起原告“呃逆”只是诱因，第二次抑郁症住院与纠纷事件无关。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关于2012资中行初字第1号调查函的回函》；证明原告急性期的应激相关障碍已临床治愈，从全程干预角度考量，病情好转，旨在引起患者坚持服药、预防复发的意识。
3、本院在重审期间，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委托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对方成英所患抑郁症的治疗费与所患应激相关障碍是否相关、对原纠纷事件与方成英所患应激障碍相关其关联度为多少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明确答复不予鉴定。为此，本院承办法官与本院技术室干警到该中心进行了走访，该中心鉴定室教授答复：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对精神类疾病的鉴定只能定性，不能定量，不能作参与度的鉴定，从科学上分析，应激障碍一部分表现为焦虑、一部分表现为抑郁，关于费用问题都不作鉴定，具体以鉴定报告为准。
4、根据被告的申请，要求鉴定人员出庭作证，对鉴定报告中的“相关”作出解释。由于鉴定人员不能出庭，以书面材料回复本院：1、“其起病与2010年5月27日的纠纷有关，“有关”是指当日事件诱发该疾病。“临床治愈”是指患者经过治疗，其入院时的主要症状缓解或消失。
原告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质证认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生李斌的证言有矛盾，不能采信；对证据2、3、4无异议。
被告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均无异议。
合议庭对上列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作如下评判：
1、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可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综合评判。
2、关于对李斌证言中“治愈”与“治疗好转、带药出院、门诊随访”的理解，根据医生的解释、原告病历中的描述以及原告的具体病情状况，原告的应激相关障碍属于精神类疾病，作为该类疾病是不可能一次性治愈的，治愈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评估，是医院临床的一个量化指标，亦指原告病情缓解或暂时消失，从根本上说原告的疾病并未根治，还需照医嘱等综合治疗，故合议庭对病历中的“治愈”不予采信，对原告的疾病并未根治的结论予以采信。
3、对证言及回函中所述纠纷事件是引起“呃逆”（应激相关障碍）的诱因、抑郁症与原纠纷事件无关的理解。“诱因”从医学角度分析，纠纷事件诱发该疾病，但从法律逻辑分析，无此纠纷事件也可能导致该疾病的发生，但不必然导致该疾病的发生。作为损害赔偿案件，从民事法律角度分析，损害事实与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从法学理论上说均没有“诱因”行为人就只承担主要或次要责任的结论。本案作为行政赔偿即国家赔偿案件，只要行政机关有过错，就应赔偿，是一种完全赔偿责任，法律并未规定受害方有过错就应减少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故本案在法律上“诱因”之说不能成立，本案中把医学上的“诱因”生硬的套入法律关系，对受害人是不公平的，也无法律依据，且被告无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在此纠纷事件前患有此疾病，故纠纷事件只是“诱因”本院从法律角度不予采信。
4、关于原告所患抑郁症与纠纷事件无关的问题，合议庭认为，原告的抑郁症是在应激相关障碍未治愈的情况下所患，这与原纠纷事件无关是肯定的，无论医生的证言还是未采信的报告可以得知，但从本院走访的情况得出抑郁症只是应激相关障碍的一种表现形式，从原告抑郁症门诊处方及住院用药情况看，其与应激相关障碍用药几乎一致，结合走访的情况可以推定得出原告所患抑郁症属于应激相关障碍的范畴。本案之前依被告申请委托鉴定原告的抑郁症与原纠纷是否有关的结论及证言中原告第二次因抑郁症住院与原纠纷事件无关的证言对本案的处理并无关联，本案即使要鉴定也只能就原告所患抑郁症与应激相关障碍有无关联作鉴定，故本院对原告所患抑郁症与原纠纷事件无关的结论不予采信。
本院根据上列合法有效证据认定事实如下：
1．2010年5月27日19时许，原告方成英在资中县城南东干道佳易超市外人行道上推着三轮车摆摊卖面，被告城管局城市监察大队工作人员责令原告将用以摆摊的三轮车推入巷道内，不得在外占道经营。原告未挪动三轮车，其中被告一名工作人员便抓住原告的三轮车龙头，欲将三轮车挪走。原告即将其三轮车抓住，不准城管人员挪动三轮车，另一名城管人员欲将原告的手拉开，双方为此发生拉扯，在此纠纷过程中，导致原告跌倒受伤。围观群众报警，警察到了现场后，通过120救护车将原告送至资中县中医院救治。
2．2010年5月28日至9月19日原告在资中县中医院住院治疗114天，该医院诊断原告病情为：“1．头部外伤，头皮血肿；2．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3．呃逆（原因？）。”原告在该院住院医疗费为19636.81元，当时未支付，门诊诊疗费1188.09元。其间，原告于2010年7月28日，8月6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门诊用去医疗费955.70元，2010年9月26日在资中县第二人民医院用去药费30.50元，该门诊费用均无处方表明治疗的何种疾病；2010年10月7日至10月26日，原告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精神科住院治疗19天，该院对原告病情诊断为应激相关障碍，住院医疗费为7694.55元，其中膳食费394.70元；2010年10月至12月6日到华西门诊2次，用去治疗费802.2元；2013年到华西共计门诊15次，用去治疗费9112.25元，其中包括治疗高血压费用1519.9元，其间，在资中重龙职工医院门诊2次，用去治疗费476元；2012年到华西共计门诊11次，用去治疗费7979.3元，住院治疗22天，用去治疗费9018.48元；2013年到华西门诊3次，用去治疗费2639.7元，住院治疗7天，用去治疗费4161.58元；2014年到华西住院12天，用去治疗费6401.58元；2016年到华西治疗2次，用去治疗费1422.47元；以上合计治疗费71519.21元。
3．原告已领取被告支付的赔偿款共计53704.73元，另原告在资中县医保局已报销医疗费用1958.86元。
4．2010年4月25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被告未予答复。原告于2010年10月20日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68405元、误工费316605元、护理费154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合计损失419610元。同时查明，2016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为242.3元，从2016年5月16日执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告所受伤害与被告的执法行为有无关联：二、方成英所患抑郁症与所患应激障碍之间是否相关；三、方成英的具体赔偿数额的确定。
针对焦点一，本院认为:原告所受伤害与被告的执法行为有关，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被告清理占道经营行为是依法执法、也是其职责所在。被告占道经营、不配合执法其行为是错误的。根据《市容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发现占道经营等违法行为后，对违法人员应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当行政相对人拒绝时，应当对其进行处罚。本案原告拒绝接受被告工作人员的管理，被告工作人员采取强行推拉原告三轮车的行为引发双方冲突，且在冲突中致原告受伤。经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该纠纷事件与原告应激相关障碍有关，由于被告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方法不当，导致原告身体受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的规定，被告资中县城市管理局对原告方成英所受伤害的损失应当赔偿。
针对争议焦点二,即方成英所患抑郁症与所患应激障碍之间是否相关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所患抑郁症与所患应激障碍有关。原告所患抑郁症是在其应激障碍未治愈的情况下所患，根据医生从医学角度解释，该两种疾病都属精神类疾病，抑郁症是应激障碍的一种表现形式，从医生对原告的处方用药情况分析，用药基本一致，都在心理综合单元治疗，不同的医生或同一医生确定的名称不同而已。医学上的鉴定或医生的证言证实该抑郁症与原纠纷事件无直接因果关系，这无需鉴定就可得知的事实，该疾病本身不是因纠纷事件引起，而是因应激障碍未治愈而派生出来的，本院曾委托鉴定二者之间的关系，鉴定机构不予鉴定，本院根据走访的情况、结合专家的解释以及原告的门诊、住院病历综合分析得出原告所患抑郁症与所患应激障碍有关，属同一类疾病。
针对焦点三、即原告损失的计算问题，本院在查明上列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之规定，原告的损失应包括纠纷事件后其门诊、住院的治疗费，其中包括应激相关障碍、抑郁症的治疗费用、误工费、合理的护理费。
1．医疗费的具体计算，2010年10月26日前原告在资中县中医院住院治疗费19636.81元、门诊治疗费1188.9元、四川华西住院治疗费7694.55元，上列费用原审已作认定，本院予以确认。2010年10月26日后至2016年11月10日在华西医院的门诊治疗费21955.92元、其中治疗高血压费用1519.9元、住院治疗费19581.64元、期间在资中县重龙职工医院门诊治疗费476元、以上费用合计70533.01元，扣除治疗高血压治疗费1519.9元，扣除无处方只有发票的费用1380.9，本院认定医疗费69013.11元。鉴于原告只请求赔偿医疗费68405元，本案确认原告医疗费损失为68405元，因本案属国家赔偿，原告在医保部门报销的费用也属国家承担，原告的医疗费不能获得双重赔偿，故已报销的费用1958.86元应在总费用中扣除，被告具体应赔偿医疗费66446.14元。
2．关于原告误工损失的认定。
针对原告认为其在受伤害后因未治愈应属持续误工的观点，本院认为，原告因纠纷事件导致“呃逆”而引起抑郁症，该两种疾病虽属精神类疾病，但根据医嘱及鉴定结论分析，原告的病情未达到法律意义上的严重后果，其日常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也可作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故其认为属持续误工的观点不能成立，应按实际误工时间计算，除住院误工时间外，考虑到原告到成都来回以及需要亲属陪同的实际情况，为显示公平，每次门诊确定2天时间，故原告的具体误工时间为：资中县中医院住院114天、华西医院住院9天，合计123天，原审已认定，本院予以确认；2010年10月26日之后原审未支持的误工天数及到2016年11月10日之前原告共计到成都门诊38次为76天、住院41天，合计误工天数为240天，具体误工损失为240天×242.3元/天=58152元。
3．关于护理费的问题
依照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本案被告应当支付原告护理费，鉴于原告所患疾病为精神类疾病，根据原告病情及医嘱确需护理，但未明确护理人员的人数，本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名护理人员，参照本地区民事护理标准，原告护理费损失为：154天×80元/天·人×1人=12320元。
4．关于精神抚慰金的问题
本案原告所受伤害虽对其精神有一定损害，但未导致伤残，且引发的应激相关障碍及抑郁，仅使原告产生“呃逆”等症状，从相关病历反映，该症状对其日常生活影响不大，不属造成严重后果，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故对其主张精神抚慰金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五项、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资中县城市管理局赔偿原告方成英医疗费66446.14元、误工费58152元、护理费12320元，合计136918.14元。扣除原告已领取的费用53704.73元，尚应赔偿原告方成英损失83213.4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胡相林
审判员 王 军
审判员 李志军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黄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