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终59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邹龙，男，1956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祝辉，四川君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都江堰市青年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都江堰市太平街太东巷。
法定代表人：徐新文，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良，四川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新文，女，1962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良，四川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昌，男，195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系徐新文丈夫。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福群，女，196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良，四川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兴蓉，女，1968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上诉人邹龙因与上诉人都江堰市青年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年公司）、徐新文、王福群及被上诉人王兴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6）川0181民初17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邹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邹龙享有青年公司72.8%的股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青年公司、徐新文、王福群、王兴蓉承担。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邹龙具有青年公司股东资格正确。邹龙取得青年公司股权是通过都江堰市华夏出租汽车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与原青年公司合并实现的，邹龙以37辆出租车经营权作为出资并入青年公司。二、邹龙以股权转让方式实际取得青年公司的股东资格及股东权益。2015年4月30日前，邹龙享有青年公司50%股权。三、邹龙提交的证据证明邹龙在青年公司重新划分股权应确定为72.8%。1.《公司合并协议书》约定了合并期间收益分配、重新调整股权比例的计算方法，根据《公司合并协议书》第十条的约定，股东各自获得的两部分收益在总额中所在比例，应当作为2015年5月1日重新计算股权的依据，各股东各自享有的新增出租车经营权、依据第二轮经营权获得的再次许可第三轮出租车经营权。根据邹龙一审中提交的证据，邹龙的37个再次许可经营权和新增10.5个经营的收益占青年公司71个经营权总收益的比例，就是邹龙重新划分所占公司股权比例的依据，根据计算，邹龙总计47.5个特许经营权，徐新文、王福群、王兴蓉共计23.5个特许经营权，因此，邹龙在青年公司的股权应重新划分确定为72.8%。四、徐新文、王福群、王兴蓉未将登记在青年公司的土地使用权纳入公司作为其出资，按照约定土地使用权价值不计入股权计算，且双方是否收购青年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影响邹龙、徐新文、王福群、王兴蓉重新划分股权比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邹龙的上诉请求。
青年公司、徐新文、王福群共同辩称，1.邹龙未对青年公司投入任何资金，一审法院认定邹龙在青年公司享有50%的股权错误，一审法院“判非所诉”，与认定事实相矛盾。2.原青年公司自2001年改制后经营到2010年4月，根据市政府要求，原青年公司与华夏公司合并，华夏公司并入青年公司经营。第二轮出租车经营权到2015年5月1日止，原青年公司五个股东转让部分股权给华夏公司股东，包括邹龙，该次转让系无偿转让，邹龙的出资系四川凯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达公司）转让，而上述转让实际为邹龙及凯达公司为保证出租车经营权收益让青年公司做的担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权转让。在各方合作期间，华夏公司的37个出租车经营权已经不存在，邹龙亦收取了经营权收益，合作经营期届满后，邹龙在青年公司没有股权。2015年4月30日后政府发放的第三轮经营权是针对青年公司，邹龙没有出资，不享有经营权，其主张的72.8%股权划分没有依据。3.原青年公司股东将50%股权变更登记在邹龙名下，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变更，应是担保性质，同时，邹龙未注入任何资金至青年公司，合同约定的收益能否实际收取不能确定，邹龙关于股权划分的计算方式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邹龙的上诉请求。
王兴蓉辩称，当时签订的为《公司合并协议书》，并非兼并，同意邹龙的上诉意见。
青年公司、徐新文、王福群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邹龙的诉讼请求。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1.《公司合并协议书》系合作双方顺应政府对出租车企业规模化的要求，约定从合作之日起至2015年4月30日第二轮出租车经营权届满前的合作经营方式，协议实质内容是双方合作经营，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兼并或股权变更。青年公司净资产与邹龙无任何关系。2.邹龙未对青年公司投入任何资金。在合作期间，华夏公司37辆出租车第二轮经营权并入青年公司经营，但该经营权至2015年4月30日届满，且邹龙事实上也向第三方转让了经营权，邹龙在合作期间，收取了37辆出租车经营权的全部收益，因此，到2015年4月30日第二轮出租车经营权到期时，邹龙不存在向青年公司投资的任何事实。而在合作经营期满后，第三轮出租车经营权系针对青年公司投放，邹龙以不再投入资金的行为默示了第三轮经营权与邹龙无关。即使邹龙认为其享有第三轮经营权份额，双方亦为联营合同纠纷，并非股东资格确认。3.一审法院认定邹龙在青年公司享有50%股权错误。青年公司新设后，并未增加注册资本。根据《公司合并协议书》载明的内容，华夏公司股东（邹龙和凯达公司）无偿登记青年公司50%股权，后凯达公司将其股权份额转移登记在邹龙名下，据此，邹龙并未向青年公司出资。4.双方在合作经营期内变更50%股权具有担保意思，华夏公司股东为确保37辆出租车经营权收益而由青年公司原股东作出股权质押担保，上述50%股权变更并无股权转让实质内容，包括华夏公司股东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华夏公司及其股东对青年公司并未出资、青年公司的资产未经评估、双方在合作期内按各自出租车数量获取经营权收益，并非按50%股权份额分享公司利润。一审关于邹龙享有青年公司50%股权的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应依据法律规定并结合实际出资情况予以认定。5.邹龙诉求确认其享有青年公司72.8%股权，一审认为邹龙举证不能，则一审法院驳回邹龙的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确认邹龙享有青年公司50%股权，与邹龙诉求矛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邹龙的诉讼请求。
邹龙辩称，1.青年公司与华夏公司合并系根据都江堰市政府要求合并。2.青年公司股东均是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成为公司股东，各方应该按照《公司合并协议书》约定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确定公司股权。青年公司、徐新文、王福群混淆了转让与出资的关系，其与邹龙一样，均是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取得股权，甚至徐新文有部分股权、王兴蓉、王福群全部股权，均是从邹龙受让凯达公司转让的股权后再次转让给上述三人的。而青年公司、徐新文、王福群称没有评估所以转让有问题，但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转让价款多少并不是导致转让无效的法定条件。3.关于青年公司、徐新文、王福群认为邹龙50%的股权属于担保性质而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转让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关于担保，没有具体的担保人和被担保人，邹龙的50%股权是依法受让并经工商登记的，同时有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邹龙享有的股权合法有效。4.关于青年公司、徐新文、王福群提出2015年5月1日后获得第三轮出租车经营权属于青年公司，邹龙不享有第三轮出租车经营权的观点，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如果邹龙没有37辆出租车第二轮经营权，青年公司就不可能获得和新增第三轮出租车经营权，许可名义上是青年公司，但经营权最终由公司各个股东享有。
王兴蓉辩称，2015年邹龙出了500000元，王兴蓉出了100000元，事实是清楚的，账面上也有单子，同意邹龙的答辩意见。
邹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邹龙在青年公司享有约70%的股权（以实际确认为准）；2.案件诉讼费由青年公司、徐新文、王福群、王兴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01年9月8日，根据都江堰市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都产权（2001）50号]文件批复，同意都江堰市青年汽车服务公司脱钩改制组建为都江堰市青年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最初公司注册资本500000元，公司股东为李大昌、黄勇胜、李静、李抗美、江才君、苏华清等六人。李大昌为执行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抗美为公司监事，黄勇胜任公司经理。
二、2010年4月20日，为了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应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原青年公司作为合同甲方与华夏公司作为合同乙方签订《公司合并协议书》。该协议载明有以下内容：一、甲乙双方合并后保留甲方公司名称，乙方解散并登记注销，双方共同变更成立新的都江堰市青年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公司）。从合并之日起至2015年4月30日为新公司的过渡期，双方依本协议对该过渡期作特别安排。……第四条、甲乙双方合并后，一致同意李抗美担任新公司执行董事与法定代表人，邹龙担任新公司总经理。……第十条、双方合并后到2015年5月1日以前，新公司从政府主管部门获得的出租车经营权配额和出租车经营权收益由甲乙双方按各自50%享有……2015年5月1日以后，甲乙双方再次从政府部门取得的甲方57辆和乙方37辆出租车的第三轮延续经营权，加上过渡期（从本协议签订之日到2015年4月30日）双方各自取得车辆经营权所产生的收益总金额中，各自所占比例，作为过渡期结束后重新划分股权比例的计算依据。
三、2013年4月1日，经过一系列的股权转让后，青年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青年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变更为：徐新文出资额150000元、占注册资本30%；邹龙出资额250000元，占注册资本50%；王兴蓉出资额50000元，占注册资本10%；王福群出资额50000元，占注册资本10%。青年公司并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在2015年4月30日前，各方均按照《公司合并协议书》的约定进行合作经营，并无争议。后因邹龙认为由于青年公司及公司股东没有按照公司《公司合并协议书》调整股权，青年公司工商登记邹龙的股权仍为50%。从2015年5月1日后，邹龙的股东权益一直受到徐新文的侵害。邹龙认为《公司合并协议书》约定2015年5月1日后邹龙仍然具有青年公司股东资格，各股东应当重新划分股权比例。邹龙认为《公司合并协议书》约定了合并期间收益分配、重新调整股权比例的计算方法，认为邹龙在青年公司重新划分股权应确定为：72.8%；徐新文、王兴蓉、王福群在青年公司重新划分股权共计应确定为：27.2%。而青年公司则认为华夏公司及股东对青年公司并无出资，双方的合作期满后，邹龙的股东资格也失去。双方由此涉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邹龙是否系青年公司股东；2.邹龙享有多少青年公司股权。
对于邹龙的青年公司股东资格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资格原则上以公司在注册登记表中登记的范围为准，也就是以工商登记核准的股东范围为主。邹龙原来所在的华夏公司与原青年公司在2010年4月进行合并后，双方经过协议，邹龙成为青年公司的股东并担任公司经理，在2013年4月1日青年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再次明确了邹龙系青年公司股东及享有的相应的股权份额。虽然《公司合并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期限届满，但是，该协议并没有约定合作期满后邹龙的股东资格就不再延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九条“股东缴纳出资后，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第三十条“股东的首次出资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验资证明等文件，申请设立登记”，第三十三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案中，邹龙作为青年公司股东出资，在新设立青年公司时是通过工商机关严格的公司设立程序进行相应审查的，其出资也是经过了验资后加以确认的。邹龙的股东资格及享有50%的股权是经过股东会决议并通过青年公司的章程修正案，并向工商登记机关作了登记备案。青年公司认为邹龙无出资故不是青年公司股东的答辩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邹龙认为《公司合并协议书》约定了合并期间收益分配、重新调整股权比例的计算方法，认为邹龙在青年公司重新划分股权应确定邹龙占青年公司股权的72.8%，但经庭审查明，过渡期双方经营权的总收益与实际收益并不一致，各自所占比例也存在争议，不能形成一致意见。虽然《公司合并协议书》第十条约定“2015年5月1日以后，甲乙双方再次从政府部门取得的甲方57辆和乙方37辆出租车的第三轮延续经营权，加上过渡期（从本协议签订之日到2015年4月30日）双方各自取得车辆经营权所产生的收益总金额中，各自所占比例，作为过渡期结束后重新划分股权比例的计算依据”，但并不能简单地通过该条约定直接计算出各方的相应股权比例，故不能以邹龙单方面提交的数据来确定邹龙变更后的股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因邹龙对其诉讼请求中超过股权50%的部分缺乏相应充分的证据加以佐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只确认邹龙在青年公司享有50%的股权。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邹龙享有都江堰市青年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50%的股权；二、驳回邹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由都江堰市青年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邹龙、青年公司、徐新文、王福群、王兴蓉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邹龙、青年公司、徐新文、王福群、王兴蓉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邹龙是否系青年公司股东，若是，邹龙持有青年公司股份份额如何确定。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邹龙是否系青年公司股东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2010年4月7日，邹龙、凯达公司（乙方）与原青年公司原股东李抗美、李大昌、苏华清、江才君、李静（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双方股权转让采取无偿转让的方式，原青年公司注册资本500000元中的250000元直接转移到邹龙、凯达公司名下，邹龙和凯达公司不向甲方支付任何货币资金。同日，原青年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吸收邹龙、凯达公司成为原青年公司新股东。青年公司、徐新文、王福群对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此后，原青年公司与华夏公司合并成立新的青年公司，邹龙仍为青年公司的股东并担任公司总经理。在原青年公司经营期间以及新的青年公司经营期间，公司多次发生股权转让并经工商备案登记，原青年公司与新的青年公司以及公司股东均未对邹龙的股东身份提出异议，且原青年公司与新的青年公司的公司章程以及历次股东会决议中均对邹龙的股东身份及其份额进行了确认。因此，依据青年公司的工商登记备案材料及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内容，一审法院确认邹龙具有青年公司的股东身份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此，青年公司、徐新文、王福群上诉称，《公司合并协议书》约定的从合并之日起至2015年4月30日为新的青年公司的过渡期，实质内容是合作经营，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兼并或股权变更，且邹龙在约定的合作期满后，并未向青年公司投资，则政府发放给青年公司的第三轮出租车经营权与邹龙无关，同时，邹龙获得的股权系无偿取得，实际未向青年公司出资，因此，邹龙不应享有青年公司50%的股权。针对青年公司、徐新文、王福群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认为，首先，《公司合并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款明确约定“从合并之日起至2015年4月30日为新公司的过渡期，双方依本协议对该过渡期作特别安排”，该条约定内容系对新的青年公司成立后特别约定的过渡期间，并非合同履行期间，与原青年公司和华夏公司达成公司合并的意思表示并不冲突。其次，如前所述，邹龙、凯达公司与原青年公司原五位股东达成股权转让协议，采取无偿转让的方式获得原青年公司股权，邹龙与原青年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系转让方和受让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上述转让行为有工商备案登记以及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内容予以确认。在青年公司、徐新文、王福群并无相反证据证明公司工商备案登记、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为虚假的情况下，邹龙应为青年公司股东。故青年公司、徐新文、王福群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邹龙在青年公司所持股权份额如何确定的问题。邹龙上诉称，根据《公司合并协议书》第十条的约定，2015年5月1日以后，股东各自获得的两部分收益（股东各自享有的新增出租车经营权、依据第二轮经营权获得再次许可第三轮出租车经营权）在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应作为股东重新计算股权的依据，结合50份《都江堰市出租汽车经营合同书》和21分《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合同》载明的内容，邹龙从2015年5月1日起应占青年公司72.8%的股权。对此，本院认为，虽《公司合并协议书》第十条约定“甲（青年公司）乙（华夏公司）双方再次从政府部门取得的甲方57辆和乙方37辆出租车的第三轮延续经营权，加上过渡期间（从本协议签订之日到2015年4月30日止）双方各自取得车辆经营权所产生的收益总金额中，各自所占比例，作为过渡期结束后重新划分股权比例的计算依据”，但上述条款内容中并未约定双方系以实际取得的第三轮出租车经营权加上过渡期间各自取得车辆经营权所产生的收益，作为划分过渡期结束后股权比例的依据，而邹龙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过渡期结束后划分股权比例另行约定了计算依据。因此，邹龙提出的青年公司2015年5月1日起各股东重新划分股权的计算依据并无相应的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关于邹龙对其诉讼请求中超过股权50%的部分缺乏充分证据证明的认定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故邹龙关于其应占青年公司72.8%的股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邹龙、都江堰市青年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徐新文、王福群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400元，由邹龙负担200元，由都江堰市青年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徐新文、王福群负担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 展
审判员 张 琦
审判员 胡张映雪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书记员 焦 增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