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94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仕林，男，1969年5月3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清立，北京市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国禄，男，1961年7月30日出生。
上诉人郭仕林因与被上诉人毕国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021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仕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清立，被上诉人毕国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仕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毕国禄给付郭仕林拆迁补偿款443900元；2.依法改判毕国禄补偿郭仕林营业损失60000元、搬迁补偿费20000元、看护租赁房屋和场地的误工损失150000元；3.依法改判毕国禄退还郭仕林2011年7月1日以后支付的租金13000元；4.依法改判毕国禄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郭仕林在租赁场地的自建房应由郭仕林本人享有归属、支配权，毕国禄无权享有，一审判决认定郭仕林自建房屋归属毕国禄错误。1.郭仕林与毕国禄的实际租赁关系开始于2006年初，2009年郭仕林与毕国禄为续租行为。2.2009年7月15日，郭仕林与毕国禄签订《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为续租行为，签订合同前，郭仕林未将自建房归属权转移给毕国禄。3.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同意其签约前自建房屋归属于被告符合通常租赁合同交易习惯”错误。毕国禄在2009年7月15日与郭仕林签订合同时，将双方建造的房屋面积和院内空地面积写成“房面1500平方米”，是把房屋和土地的面积一并计算，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毕国禄也未主张房屋面积1500平方米，一审判决曲解了文字，做了对毕国禄有利的解释，有违法律的公正公平。对于郭仕林在所承租土地上所建房屋。首先郭仕林在两次诉讼中的证据足以证实是经过毕国禄同意的，自建房的归属权应由郭仕林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6条的规定都是为了保护承租人作为实际出资人的财产权益。二、一审法院驳回郭仕林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毕国禄与北京市朝阳区平房村经济合作社农业办公室签订《平房村养殖业土地租赁合同书》。1999年7月，毕国禄与北京市人防开发建设总公司第九工程项目管理部（以下简称人防九公司）王某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期限10年。2006年初，人防九公司将租赁场地经毕国禄同意，承包给郭仕林经营管理并自负盈亏，毕国禄收取了郭仕林租赁的费用，毕国禄与郭仕林就已经形成了实际租赁关系。2009年7月，毕国禄与郭仕林续签《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书》。郭仕林为该宗房屋及场所的实际承租人，郭仕林的租赁行为及建房行为，都应受到法律保护。该宗土地被征用、房屋被拆迁，郭仕林作为房屋实际承租人、实际建造人、实际经营人应该得到相应的赔偿及补偿。而这些权益都被毕国禄非法占有，毕国禄应当依法给付郭仕林，一审判决驳回郭仕林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存在着枉法裁判的行为。三、毕国禄未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其作出的对自己有利的陈述，应不予采信。本案中毕国禄在与郭仕林的两次诉讼中，都在违心地做虚假陈述，依据拆迁流程，在拆迁过程中，毕国禄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方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关系到郭仕林的合法利益。依据民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公正公平的原则，毕国禄有责任将该协议提交法庭，以便查明事实，做出公正的判决。而本案中，毕国禄为达到侵犯郭仕林的合法权益的目的，却拒不向法院提供，有违法律公正之原则。经过多次周折，在郭仕林的奔走呼吁下，在开庭审理一年多的时间后，法院工作人员才将2011年12月毕国禄与平房村签订的《拆除补偿协议》调出，而在庭审中出示后，却又不允许郭仕林复印、拍照。足以证明毕国禄的违法行为，也足以认定有其他原因在干扰正常的司法审理过程，所以这些违法行为，依法都应予严惩。
毕国禄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郭仕林的上诉请求。
郭仕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毕国禄给付郭仕林房屋拆迁补偿款443900元（共887.9平方米，每平方计500元）；2.毕国禄补偿郭仕林营业损失60000元（2011年5月31日至2011年9月30日，每月15000元）、搬迁补偿费20000元、看护租赁房屋和场地的误工损失150000元（2011年6月1日至2014年5月30日，每月4200元）；3.要求毕国禄退还郭仕林2011年7月1日以后支付的租金13000元。事实与理由：郭仕林与毕国禄系朋友关系。1999年6月1日，毕国禄自朝阳区平房村经济合作社处租赁土地1500平方米，毕国禄于同年将该地面及地面上的部分平房租赁给人防九公司，人防九公司委托其员工王某以个人名义同毕国禄签订租赁合同，由人防九公司履行合同，合同履行至2005年，由于人防九公司生产、工作的需要，公司没有条件再履行合同，遂委托郭仕林负责经营管理。2005年底，人防九公司又将该租赁合同及租赁场地全部承包给郭仕林，由郭仕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向毕国禄直接履行。2006年初，人防九公司和王某与郭仕林及毕国禄口头商定，四方全部同意将履行主体变为郭仕林，人防九公司与毕国禄订立的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郭仕林，由郭仕林与毕国禄全面履行该合同，将原人防九公司与毕国禄订立的书面合同销毁，人防九公司和王某全面退出，人防九公司（王某）与毕国禄订立的租赁合同就此解除。此后郭仕林开始全面履行合同，并于2006年上半年，在征得毕国禄同意情况下，在租赁场地建设添附了887.80平方米房屋，至2009年7月15日双方又重新订立租赁合同，将租金上浮，租赁期限延长至2019年6月，其他内容与原合同相同。该合同履行至2011年5月30日，因毕国禄给郭仕林停水停电，合同暂时终止，郭仕林于2011年5月31日被迫停止经营，而毕国禄仍收取房租。在2011年5月31日毕国禄单方面终止了租赁协议后，在拆迁腾房过程中，毕国禄与拆迁方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领取了拆迁补偿款，且拒不告知郭仕林，全部占有应由郭仕林享有的拆迁补偿利益，严重侵害了郭仕林的拆迁补偿权利。郭仕林认为，郭仕林与毕国禄于2006年订立的租赁合同虽系口头，但却是在人防九公司与毕国禄已订立合同基础上形成，内容清晰完备，且已全面履行。2009年郭仕林与毕国禄续订合同，合法有效，前后合同紧密衔接，郭仕林不间断延续着土地使用权，郭仕林在履行合同期间，毕国禄完全同意郭仕林在租赁场地建起经营用房和附属设施，其所有权属于郭仕林，在合同租赁期间，郭仕林应享有拆迁补偿权利，毕国禄应将郭仕林享有的权利和利益交付给郭仕林。另外，租赁房屋在2011年7月以后就停水停电，无法经营了，此后的租金应向郭仕林退还，郭仕林方的租金交到2011年9月30日，月租金4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
1999年6月1日，毕国禄与北京市朝阳区平房村经济合作社农业办公室签订《平房村养殖业土地租赁合同书》，毕国禄承租土地10亩用于养殖业，租赁期限自1999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1日。
1999年，毕国禄曾与人防九公司的王某签订《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为10年。
2009年7月15日，郭仕林作为乙方与甲方毕国禄签订《房屋场地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经营房面为1500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09年6月30日至2019年6月30日，年租金48000元，半年付一次。
另根据郭仕林提交的租金收据显示其自2007年1月1日开始以其个人名义向毕国禄支付租金。
2011年5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人民政府向“隆华商贸公司、田华六公司、平房村”发出《关于中国之窗项目范围内企业拆迁腾退的通知》，内容为：需对中国之窗南区项目范围内的企业按照朝平腾发（2002）3号《关于集体土地上企业房屋拆迁腾退补偿的规定》进行全部拆除，腾退范围东至高杨树路、南至隆华杀虫剂厂北墙、西至东坝中路南沿线、北至机场二通道，请安排有资质的拆迁公司，按照工作要求，于2011年6月20日前将涉及的集体企业、租赁单位房屋及其附属物拆除腾退完毕，并对现场进行清理。
2011年5月29日，北京市朝阳区平房村经济合作社作为甲方与乙方毕国禄签订《终止平房村养殖业土地租赁合同书》，约定：乙方与平房村经济合作社农业办公室于1999年签订“平房村养殖业土地租赁合同书”，于2009年7月2日乙方与平房村经济合作社签订“补充协议”，地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平房村东口，占地面积为6953.24平方米（10.43亩），于2011年6月20日前对乙方承租期间所建地上物拆除完毕，经协商双方于2011年5月31日终止该“平房村养殖业土地租赁合同书”、“补充协议”，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毕国禄曾将郭仕林以租赁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合同，由郭仕林腾退租赁场地并支付欠付租金。法院于2014年4月15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解除双方于2009年7月15日签订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郭仕林将租赁场地及房屋腾空交予毕国禄。郭仕林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认为郭仕林虽主张双方签订合同前，其与毕国禄即已经建立租赁关系且涉案场地内的部分房屋系其在上述期间自建，但如其所述属实，亦应就相关问题与毕国禄另行解决，其据此要求享受拆迁权益后再行腾退房屋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该判决审理查明郭仕林租金交纳至2011年9月30日。本案审理中，郭仕林自述毕国禄收取其租金一直到2011年9月20日。
后涉案承租场地及房屋被拆迁。本案案件审理中，毕国禄称其未与北京市朝阳区平房村经济合作社签订补偿协议，测量的房屋平米数为4000-5000平方米，领取补偿款大约270万元，通过其北京市农村商业银行的账号领取，但亦未提交接受补偿款的证据。
2011年12月7日，北京市朝阳区平房村经济合作社作为甲方与乙方毕国禄签订《拆除补偿协议》，约定乙方在规定时间内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平房村东口占地面积6953.24平方米的土地腾退完毕，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对乙方进行一次性经济补偿为3176813.7元。该《拆除补偿协议》另附《平房村绿化腾退拆迁企业自建物补偿明细表》一份，注明：房5006.6125平方米，单价400元/平方米，金额2002645元；棚房1604.74平方米，单价280元/平方米，金额449327.2元；院墙134.8延米，单价150元/平方米，金额202200元；水泥地面1707.21平方米，单价150元/平方米，金额256081.5元；化粪池2，单价6000元/平方米，金额12000元；电线、电缆、电表，金额114000元；路面1706平方米，单价150元/平方米，金额255900元；上下管水线476延米，单价140元/平方米，金额66640元。
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
1.关于郭仕林有无在租赁场地建房的情况。郭仕林称王某于2005年将涉案租赁场地和房屋委托其经营管理，2006年前后其在涉案场地上自建房屋近800平方米（即涉案场地中除了北侧一排17间房屋外，其余房屋均系其自建），建房时未履行建房审批手续。人防九公司与王某均认可郭仕林自建了房屋，但不对郭仕林自建房屋主张权利。毕国禄认为房屋是人防九公司建造的，该公司撤出后房屋权属归毕国禄享有，并称其与郭仕林签订租赁合同时郭仕林口头同意房屋归毕国禄所有。庭审中，郭仕林提交制作日期为2009年4月10日的标注“毕国禄2”的房地平面图一份，双方确认涉案租赁场地内有房屋4处，北边有“44.50米×5.99米”“小瓦”房屋一处（以下称1号房），中部东侧有约“38.30米×8.07米”“大瓦”房屋一处（以下称2号房），中部西侧有约20平方米的房屋一处（以下称3号房），南边有面积约57平方米的“L”型房屋一处（以下称4号房）及约“42.35米×4.04米”“大瓦”房屋一处（以下称5号房）。郭仕林称1号房为租赁前原有，2-5号房均系其所建。毕国禄不认可郭仕林在租赁土地内建房。在毕国禄诉郭仕林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审理中，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称：其代表人防九公司以个人名义与毕国禄签订十年期限的租赁协议，履行至2005年，公司委托郭仕林管理租赁场地，租金由郭仕林直接交给毕国禄，我与毕国禄坐在一起说过这事，后郭仕林盖了两排房屋，其没有与毕国禄协商房屋的归属，只是要求郭仕林为公司保留三间房屋直至郭仕林不再租了，郭仕林盖的房屋与公司没有关系。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称：其也从毕国禄处承租场地，在郭仕林承租的场地北面，毕国禄出租时只提供一排房，其于2008、2009年前后建房，郭仕林建房比其早两三年，大概2005年左右。证人苗某出庭作证称：其原受王某所雇在涉案院落看房，在2005年末由王某转给郭仕林看房，郭仕林为其开工资，2006年，郭仕林经毕国禄同意在院内建房。毕国禄对上述王某、李某和苗某的证言均不认可。本案审理中，证人张某出庭作证称：2006年3月份，经其老乡苗某介绍，其找人在2006年4月份给郭仕林盖了两排平房，盖房中间曾见过毕国禄，但没有说过话。毕国禄不认可该证言。
综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郭仕林2006年在租赁土地上有自建房屋的事实，结合相关证人证言及房地平面图，法院认定郭仕林自建房屋557.17平方米。
2.关于郭仕林自建房屋的归属问题。毕国禄认为房屋是人防九公司建造的，该公司撤出后房屋权属归毕国禄享有，并称其与郭仕林签订租赁合同时郭仕林口头同意房屋归毕国禄所有。郭仕林对此不认可。根据前述认定的事实，郭仕林在2006年自建房屋557.17平方米，根据郭仕林自述及房地平面图，此前毕国禄所建房屋面积为266.56平方米，故包括郭仕林、毕国禄各自所建房屋在内的房屋总面积约823.73平方米。郭仕林、毕国禄于2009年7月15日签订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约定毕国禄向郭仕林提供1500平方米的房屋。综上，法院认定合同约定的毕国禄向郭仕林提供的1500平方米的房屋包括郭仕林、毕国禄双方建造的房屋，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根据该约定可推定郭仕林同意房屋的权属归毕国禄享有。考虑到郭仕林自建房屋发生在毕国禄与人防九公司的王某签订《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合同期限10年期间，按照常理该合同结束后，对于场地自建房屋的归属应有交接，故认定郭仕林同意其签约前自建房屋归属于毕国禄符合通常租赁合同交易习惯。
3.关于停水停电的时间。郭仕林称停水停电的时间是2011年7月份，毕国禄称是2011年11月份。在2014年2月20日开庭笔录中，法官询问郭仕林：“断水断电是持续还是间断的？”郭仕林称：“从2011年9月15日一直持续到现在，水电都断了。”法官询问毕国禄：“2011年10月份至今有无给租赁场地停水停电？”毕国禄称：“属实。因我接到腾退通知，合同自动解除。因安全问题，我把水电掐了。”本案庭审中，郭仕林提交苗某书面证言一份，称郭仕林自2006年初雇佣其与老伴一起看护承租房屋，2006年上半年，郭仕林经毕国禄同意在租赁场地建了两排房，2011年下半年，毕国禄给郭仕林断水断电并想强拆，其二人直到2014年7月才离开。毕国禄对此不认可。郭仕林提交李某书面证言一份，其中称：“2011年9月份，毕国禄组织很多人，将我们和郭仕林在租赁的房屋和场地断水断电，并强行拆房，在我们和郭仕林的阻止下，并经报警，公安制止，才停止。”毕国禄对此不认可，认为李某与毕国禄之间闹僵了。根据郭仕林提交的李某的证词也可以看出，李某称在2011年9月份发生了断水断电行为。综上，郭仕林主张2011年7月停水停电与其之前的陈述不符，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实际断水断电时间，郭仕林未能充分举证，法院依据现有证据无法确认2011年9月发生了断水断电；由于毕国禄自认是2011年11月份，法院根据毕国禄的自认予以认定断水断电时间。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郭仕林在本案中要求房屋拆迁补偿款，但根据认定的事实，不能认定郭仕林系租赁场地房屋的权利人，故法院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营业损失、搬迁补偿费、看护租赁房屋和场地的误工损失，均无合同及事实依据，法院亦不予支持。郭仕林认为毕国禄对其断水断电故要求毕国禄退还其租金，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无法看出毕国禄在郭仕林支付租金期间实施了断水断电行为，故法院对该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判决：驳回郭仕林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根据本院（2014）三中民终字第07950号已生效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1999年毕国禄曾与人防九公司的王某签订《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为10年。郭仕林虽主张2006年初毕国禄与郭仕林已经形成了实际租赁关系，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郭仕林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郭仕林认为2006年其在涉案场地内建房并要求取得房屋拆迁补偿款，但此时正处于毕国禄与人防九公司王某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内，且2009年7月15日毕国禄与郭仕林签订《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中亦未有关于郭仕林所主张的其建房的约定，故根据查明的事实，不能认定郭仕林是涉案租赁场地房屋的权利人，郭仕林主张的房屋拆迁补偿款、营业损失、搬迁补偿费、看护租赁房屋和场地的误工损失，无合同及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郭仕林认为毕国禄对其断水断电要求毕国禄退还租金问题，郭仕林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毕国禄在郭仕林支付租金期间实施了断水断电行为，故一审法院对郭仕林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亦无不当。
综上，郭仕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69元，由郭仕林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岚岚
代理审判员 赵 纳
代理审判员 申峻屹
二〇一七年九月七日
法官 助理 李 君
书 记 员 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