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齐民初字第34号
原告哈尔滨鑫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南岗区文艺街8号。
法定代表人尹立群，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尹克林，黑龙江正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和平大街137号。
法定代表人王立刚，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赵丽艳，黑龙江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桂玲，黑龙江明理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哈尔滨鑫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马公司）与被告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富区政府）给付垫付款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鑫马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尹克林、富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赵丽艳、孙桂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马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称：2004年，为振兴老工业基地，对富区的铁西12街区危房棚户区进行改造，原告经齐齐哈尔市政府招商引资入驻富区，为富区科技人员建起一栋建筑面积为25000平方米高层住宅楼，被齐市和富区两级政府命名为“红岸科技名苑”。根据2005年6月23日齐市政府35号办公会纪要关于“南四区建设的科技人员住宅小区执行安居工程优惠政策”的规定，原告所建高层住宅应执行安居优惠政策，对所销售的红岸科技名苑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优惠400.00元计算，对此2006年7月20日下发的富政发（2006）18号《富拉尔基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富拉尔基区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能够予以证实。文件中明确规定：“红岸科技名苑原住宅平均售价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030.00元”，区政府对科技名苑的开发建设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降低建设成本，使科技人员购房平均价格降至每平方米建筑面积1630.00元。每平方米所优惠的400.00元人民币均是原告为被告所垫付，富区政府始终承诺由政府予以解决这笔垫付的补贴款。对此问题，被告于2009年3月20日向市政府打了一份报告，就此事宜及有关的税款问题向市政府请示给予资金支持并协调相关部门。2010年2月4日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明确提出关于购房补贴问题由富区政府负责处置好红岸科技名苑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问题。原告依此市政府的明确处置意见多次找被告要求给付所垫付的补贴款，但始终推诿没有给付，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富区政府给付其垫付的购房补贴款7，452，928.00元及利息（从2008年1月1日起至判决之日止），由富区政府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富区政府答辩称：1、当事人之间存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并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本案诉争的所谓“垫付款”事项，没有事实根据，也不是基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民商事合同或者其他法律规定、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发生了的民商事法律关系，从而产生了合同之债或者其他确定之债。本案诉争“红岸科技名苑”住宅建设项目，是在“金茂大厦”商品房建设项目基础上叠加享受国家安居工程住宅优惠政策的混合型建设项目。因此，开发建设方与属地政府之间基于该项目形成了两种行政管理法律关系，即商品房建设行政管理法律关系和政府保障性住宅销售管理法律关系。2、本案诉争的所谓垫付款事实根本不存在，原告对被告根本不具有民事债权和请求权。当事人双方之间签订了《富拉尔基区铁西十二街区“金茂花园”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建设工程管理合同》，本案诉争的“红岸科技名苑”项目就是指“金茂花园”项目中的“金茂大厦”高层商品住宅建设项目。基于以上两份合同界定当事人之间为建设行政管理法律关系，被告为行政管理权利主体，而原告则为建设行政管理相对义务人。2005年6月23日，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第35次办公会议确定两项主要内容：一是2005年实施安居工程项目计划、安居工程住宅按市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销售，如开发建设成本超过物价部门核定的平均售价，用商服网点销售利润抵补住宅开发的亏损部分；二是2005年采取实物补贴形式对市财政全额供养、部分供养的事业单位高科技人员购房进行补贴，经资格审查符合享受我市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条件的可以购买科技名苑住宅，南四区建设的科技人员住宅小区执行安居工程优惠政策，按安居工程转让政策进行管理，富拉尔基区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的实施扔由其自行确定，从2005年起购买高科技小区住宅的高科技人员可放宽到企业在职一线具有高级技师职称的工人。据此，原告开发建设的“金茂大厦”住宅项目变成政府指定的高科人员小区住宅即“红岸科技名苑”住宅小区，享受国家安居工程住宅优惠政策，按照政府安居工程销售政策规定的审批程序销售。因此，原、被告之间又形成了一层“政府安居工程销售行政管理法律关系”。原告负有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销售的义务，负有遵守审查权单位审查适格购房主体的义务，即负有不得擅自向不适格购房者销售政府保障性的安居工程住宅的义务。2006年7月20日，被告为了落实市政府和区政府关于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精神，发布富政发（2006）18号《富拉尔基区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实施方案》，确定本案诉争的“红岸科技名苑”建筑面积2077平方米的180套住宅作为本区享受购房补贴人员购买的住宅，明确通过赋予优惠政策降低价格的方式实现实物补贴为主，指出政府以给原告开发建设科技名苑一定优惠政策（形式）降低建设成本，从而使科技人员购房平均价格降至每平方米建筑面积1630元；明确单位补贴为辅，即比照市里的补贴标准，若各单位科技人员仅靠区里给与科技名苑建设优惠政策降低的售价购房仍有困难的，由区购房补贴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由各单位适当给与（货币）补贴，单位（货币）补贴款直接交付红岸科技名苑的建设单位。此方案由区高科技人员住房补贴办公室负责解释，主任焦德龙、副主任张大国。由此可见，当事人双方之间根本没有发生被告委托原告垫付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款的民事法律事实。3、被告完全履行了行政职责，不负债务，而原告却不适当履行相对义务，擅自处置政府保障性住宅，侵害被告管控的高科技购房者应得利益。被告完全按照2005年《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35次）办公会议纪要》确定的内容，减少、免除了原告应该缴纳的各项建设行政税费，根据被告测算这些本列入商品房成本的税费11项，约合人民币7，239，691.00元，直接降低建设成本约合人民币9，855，760.00元。而原告借“红岸科技名苑”之名获取国家安居工程优惠政策，却没有按照政府规定的安居工程住宅销售程序以建设成本价向审查合格的特殊主体享受政府保障性住房，未经政府审查向不特定公众高价销售政府在保障性住宅，从中攫取巨额政策利益约合人民币1140万元之多。根据审计局2014年对“红岸科技名苑”销售情况进行的《审计调查报告》，可以证明“红岸科技名苑”住宅建设成本价为每建筑平方米人民币1291.00元，而原告并没有按照这一价格标准销售，违反国家政策，按照市场价格每建筑平方米人民币1840元享受政府保障性住房，每建筑平方米售价超过建设成本价549.00元，却藉此从购房者身上攫取不法利益约合人民币1140万元，违反了《政府办公会议纪要》和《购房补贴方案》确定的对政府负有的向高科技购房者落实实物补贴的政策义务。4、原告本身并不具有适格的高科技人员购房者拥有请求政府给予购房补贴的权利，也没有获得权利人的集体委付托，更没有经过市区两级政府依据既定程序审批，无从获得本案诉争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原告属于开发建设科技人员住宅的企业法人，并不因此取代了高科技人员适格购房者享受国家货币化补贴优惠政策的受益人地位和权利，也不能因此取得向高科技人员适格购房者向国家或者政府请求发放购房货币化补贴的代位权。被告遵照国家政策规定的标准对高科技人员适格购房主体予以补贴，购房者并没有向被告申请超标准补贴的请求权。高科技人员适格购房者接受市区两级政府的安排，购买政府指定的实物补贴住宅即本案诉争的“红岸科技名苑”住宅，确认满足国家政策规定的正高职称补贴4万到5万，副高职称补贴3万到4万补贴标准后，自然不再享有向政府再申请一份货币形式的补贴。原告更不可能取得代位请求权，没有合格有效的民事债权证据。原告向法院主张权利所依据的证据是一张单方统计的表格，并不是被告为其出具的财务欠据或者工程款确认单据，也不是委托垫付款合同，更不是合作开发建设合同等相关的民商事原始凭据。原告依据的被告于2006年7月20日做出的《富拉尔基区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实施方案》，内容表述明白无误，即被告与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给予“红岸科技名苑”建设一定的优惠政策，使平均销售价从原来的每建筑平方米2030元降到1630元。这应该理解为被告落实对高科技人员适格购房者给予实物补贴的设定内容，不能理解为原告自行掏腰包为政府垫付应该给予高科技人员适格购房者的货币补贴款的意思。因此，原告诉称因向《补贴方案》指定购房群体售房、致使每平方建筑米降价400元而直接损失1000万元，其实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实。为理清本案争议的这一焦点事实，被告申请法院对诉争“红岸科技名苑”的建设成本，平均销售价以及2006年7月20日前《购房补贴方案》出台前的平均销售价这一组价格指标进行司法鉴定。5、应该追加案外人中国一重公司、齐齐哈尔医学院等购房单位补贴主体参加本案诉讼。原告向案外人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及其所属的单位职工出售“红岸科技名苑”住宅74套、抵顶动迁补偿民事债务10套住宅，共计81套住宅，占“红岸科技名苑”208套住宅的40.38%。按照《购房补贴实施方案》第六条规定的单位适当补贴规定，具体实施补贴权利与义务关系人不是被告，被告不能越权施政。案外人中国一重公司属于中央直属企业，人财物不归地方政府管理，被告不具有给予央企职工购房补贴的职权、财权和事权。类似的案外人齐齐哈尔医学院，也是市属单位，其不少于8名职工购买本案诉争“红岸科技名苑”住宅，占“红岸科技名苑”208套住宅的3.8%。按照《购房补贴实施方案》第六条规定的单位货币补贴办法，该单位的补贴事权与财权，与被告也无关系，原告也无权强迫被告越权施政。综上所述，当事人双方之间基于建设诉争“红岸科技名苑”住宅项目，形成了建设行政管理法律关系。根本不存在民商事法律关系和债务以及证据。现原告不能证明存在开发商替政府垫付高科技人员适格购房者的货币补偿款的事实。尽管如此，并不排除原告错误理解市区两级政府对落实国家给予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政策具体实施方案中的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的方式方法和权利内容，也不排除购房者所在单位的适当货币补贴的能力和意愿。为查明案件事实，需要法院依法追加占诉争“红岸科技名苑”208套住宅一半以上的案外人和208套房主的参与诉讼。并申请法院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查明本案诉争的焦点事实后，或驳回起诉，或依法移送行政庭审理。
鑫马公司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齐齐哈尔市实施国家安居工程方案的通知（齐政办发（1995）108号），意在证实红岸科技名苑可享受执行安居工程优惠政策。
证据二，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办公会议纪要，意在证实该文件明确规定对科技人员购房实行补贴政策及富拉尔基区自行确定的方案。
证据三，富拉尔基区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富政发（2006）18号），意在证实垫付购房补贴款7，452，928.00元的由来及依据，以及市区两级政府对补贴款重视与安排。
证据四，齐富政呈（2009）14号关于哈尔滨鑫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岸科技名苑建设项目有关问题的报告，意在证实鑫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红岸科技名苑应享受市政府给予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优惠政策，对该公司所垫付补贴款额每平方米400元已予以认定，政府应给予资金，将该公司垫付款项予以解决。
证据五，关于对哈尔滨鑫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岸科技名苑有关事宜办理意见的报告（齐政呈（2010）9号），意在证实市政府已责成富拉尔基区人民政府按有关方案对该公司垫付款项予以解决。
证据六，房屋测绘技术报告书，意在证实该公司诉求垫付补贴款计算方式由来及依据。
证据七，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电子书证，意在证实购买人基本情况。
证据八，齐招商发（2004）64号，意在证实原告是招商引资来的，并享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证据九，富区政府24次会议纪要，意在证实减免相关费用事宜及承认原告开发的项目亏损。
证据十，齐富政呈（2006）2号，意在证实富区政府向有关部门对红岸科技名苑热增容费的减免政策的请示。
证据十一，齐富政呈（2007）9号，意在证实原告建富区红岸科技名苑在交工使用前此文未形成，请示报告与原告所建工程无关。
证据十二，齐富政呈（2007）38号，意在证实富区政府有正式行政批文，关于对享受政策的高科技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购房货币化补贴在以后13街区人防结建费等行政性费用中冲减，企业也同意，请市人防办免收鑫马公司的人防结建费。
证据十三，齐政发（2003）46号文件，意在证实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
证据十四，齐富政呈（2007）23号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政府文件，意在证实‘红岸科技名苑’是唯一供享受住房补贴的高科技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落实住房分配货币化补贴人员选购的住房，鑫马公司为此垫付的购房补贴款，应由富区政府负责给付。
证据十五，关于请求返还为“红岸科技名苑”垫付的补贴款致黑龙江省政协领导的信，意在证实对富区政府应给付鑫马公司垫付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款一事已由省政府领导批复：“请富区郭树奇书记报请区政府，并提出具体意见给省政府领导”，对鑫马垫付购房补贴款一事给予了认可。
证据十六，高层住宅楼业主名单（共208人），意在证实此名单共计208名购房人，是经两级政府批准购房的套数。原告诉求160套，符合高科技人员购房的条件，应由被告给付原告为此垫付的购房补贴款。
证据十七，齐齐哈尔市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意在证实原告应享有招商引资文件的规定，一切费用均属免收的范围。
证据十八，各项减免费用和货币化补贴的政策依据和说明，意在证实根据相关政策，各项行政性收费依据安居工程政策是应予减免的。原告对高科技人员购房所垫付的补贴款属于政府给高科技人员的货币化补贴，应由富区政府负责给付。
证据十九，齐市政府齐政函（2006）16号涵，意在证实“红岸科技名苑”享受安居工程优惠是齐市政府2005年根据1995年文件所确定，与2006年富区政府所确定的货币化补贴是不同的政策。
证据二十，富区政府2006年给亚电鑫宝热电有限公司的函，意在证实原告所开发的项目是亏损的，有当年富区政府的承认及对动迁户多补偿500余万元。
证据二十一，齐富政呈（2006）25号请示，意在证实此文件是2006年5月份富区政府向齐市政府所作的要求补贴钱数的请示，此后2006年7月下达购房补贴方案平均每平方米降400元，2007年23号文件再次明确此补贴为货币化补贴。
经庭审质证，富区政府对鑫马公司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证明的问题。原告开发建设的金茂大厦审批项目是商品房，而不是安居工程，不应享受安居工程的优惠政策。
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证明的内容和问题。会议纪要确定：对由市财政全额供养、部分供养的事业单位高科人员，经审查符合资格和条件的高科技人员才可以购买科技名苑住宅。南四区建设的科技人员住宅执行安居优惠政策。
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证明的内容和问题。该文件是被告单方制定的内部文件，仅抄送区委、区人大、区政协，不是双方签订的合同及债权凭证，不能证明原告为被告垫付了购房补贴款。富区高科技人员购房审批权在政府，原告无权审权。如果有高科人员购房，原告在售房前必须报请富区政府审批同意后，才可以按高科人员政策给予优惠，原告自行售房与被告无关。第三条（三）补贴办法是政策性补贴，而不是货币化补贴。
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有异议，不同意证明的内容和问题。该文件是被告内部请款报告，为写请款理由所写的内容不真实，购房者中根本没有正高职称39人、副高职称50人、公务员100人、高级教师10人。不存在原告为被告垫付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款的事实。
对证据五，认为该文件能证实原告高层因售价定位过高滞销卖不出去后，根据市场需求及市场价格，自行面向社会调价将房屋售完。市区两级政府给予原告安居工程的优惠政策，减免各项税费。被告没有收到原告缴纳的营业税和质量监督费计207.74元（营业税1，977，818，87元，质量监督费10万元），只收到50%营业税988，909.44元和质量监督费10万元，合计1，088，909.44元。其余50%营业税988，909.44元，原告直接上缴到省国库与富区政府无关。富区的高科人员购房补贴执行富政发（2006）18号文件。
对证据六无异议，但不同意原告证明的问题。
对证据七有异议，原告是自行面向社会售完高层208套住宅楼，在售房前原告并没有报请富区政府购房补贴办公室审批同意按高科人员给予过优惠，原告自行售出的208套房均与被告无关联。原告现主张其中有160套是高科人员购房每平方米给优惠垫付400元购房补贴款的事实不存在。原告是2012年3月1日在原审法院第二次开庭后才向原审法院提交了部分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电子书证，但原告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虚假，应以被告提交的对160套房的质证意见为准。
对证据八有异议，不同意证明的问题。招商引资文件对原告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没有具体的优惠政策。原告最后实际享受的是安居工程的优惠政策，市区二级政府才减免相关税费的。
对证据九有异议，不同意证明的问题。该纪要是政府内部文件，不是与原告签订的协议。该纪要内容在2004年并没有落实执行。2006年原告实际享受的安居工程的优惠政策，政府是按安居工程的优惠政策才减免相关税费的。
对证据十有异议，不同意证明的问题。该文件仅是呈文，是区政府为向市政府请示给予原告优惠政策减免增容费的一个方式，但文件内容不具实，与实际情况不符。不存在原告给富区高科人员垫付购房补贴款事实。
对证据十一无异议，但不同意证明的问题。原告的商品房开发项目尽管是在2006年竣工，但按齐建发（2003）33号文件应缴纳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用原告一直未缴。该文件是区政府向市政府请示按齐建发（2003）33号文件应缴纳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用，当然也包括原告欠缴的收费权利，由区政府收取。
对证据十二无异议，但不同意证明的问题。该文件能证实区政府对原告开发的商品房项目给予了安居工程的优惠政策，减免了原告应缴纳的一系列行政收费，减低了原告的建设成本。
对证据十三无异议，但不同意证明的问题。招商引资文件对原告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并没有具体的优惠政策。原告最后实际享受的是安居工程的优惠政策，市区二级政府才给予减免相关税费的。既便是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也是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
对证据十四有异议，不同意证明的问题。该文件是区政府向市政府请示优惠政策的方式，但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该文件仅是政府内部文件不是与原告签认的协议，不能证实原告给富区高科人员垫付了购房补贴款的事实存在。原告是面向社会自行售房的，并没有按高科技人员购房向区政府申报经审批给予优惠。
对证据十五有异议，不同意证明的问题。原告根据市场需求及价格面向社会自行售房的，并没有按高科技人员购房向区政府申报经审批给予优惠。原告给富区高科人员垫付了购房补贴款的事实存在。上级领导对原告在富区开发的商品房项目并不了解，根本不清楚也不会认可原告自书的垫付购房补贴款的事实。
对证据十六有异议，不同意证明的问题。原告提供的高层208户的信息虚假。仅是代理人的质证意见，无权代替富区购房补贴办公室对高科人员的审批权。《补贴方案》第三条规定了富区高科技人员购房户型及套数180套。而原告主张的160套高科技人员购房，其中有16套户型不在规定的户型范围内，户型104.45平方米超2套；户型133.65平方米超5套。原告提交富区财政局高层《代缴契税明细表》及市中院调取富区产权证原告所售房208套档案及出具的汇总表中，已写明出售高层208套购房人及房屋价格的真实情况。对原告提交法院的《红岸科技名苑落实政策汇总表》160套高科技人员购房情况的意见，以本代理人提交的加盖富区政府公章的《富区政府对鑫马公司2012-3-1提交法院售出160套房明细的质证意见》内容为准。
对证据十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证明的问题。招商引资文件对原告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并没有具体的优惠政策。原告最后实际享受的是安居工程的优惠政策，市区二级政府才给予减免相关税费的。既便是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也是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
对证据十八有异议，但不同意证明的问题。原告开发建设项目是商品房项目，原告应缴纳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用和应缴纳行政性系列收费。招商引资文件对原告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并没有具体的优惠政策。原告最后实际享受的是安居工程的优惠政策，市区二级政府才给予减免相关税费的。既便是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也是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
对证据十九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没有原件仅是复印件。原告提交的另一份新证据齐富政呈（2006）25号《关于给予富拉尔基红岸科技名苑相关优惠政策的请款》是2006年5月11日向市政府呈请的，而市政府根据富区政府的呈请给亚电鑫宝公司公函时间却在之前2006年3月14日。该函仅是市政府请求企业能否给予原告优惠政策减免增容费的函，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问题。2005年齐市政府第35次会议纪要确定了2005年采取实物补贴，予以执行安居工程优惠政策，原告提供的证据说与被告方案不一样是不对的，被告就是按照会议纪要精神做的。该证据能够证明对会议纪要精神的落实。
对证据二十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没有原件仅是复印件，不同意证明的内容。原告提交该呈文是2006年5月11日向市政府呈请的，但原告在本庭向法院提交的齐政函（2006）16号《关于请亚电鑫宝热电厂有限公司减免红岸科技名苑网增容费》时间是2006年3月14日，富区政府不会在市政府给企业去公函四个月后再向市政府呈请。该呈文内容是区政府向市政府请示能否给予原告优惠政策减免增容费的一个方式，但文件内容不真实，富区政府无权免税，热力增容费和劳保统筹，也不存在给高科技人员住房补贴，正高职5万元，副高职4万元都是虚假不真实的。特困房与本案无关，本案争议的是被告应否给予高科技人员补贴。如果原告有亏损，可以按照35次会议纪要精神，销售商服服利润予以补贴。
对证据二十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没有原件仅是复印件，不同意证明的内容。仅是区政府请求企业能否给予原告优惠政策减免增容费的函，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问题。与原告新是交的另二份证据相互矛盾。此内容富区政府既然已向市政府呈请过了，市政府在2006年3月14日已给企业去公函了，富区政府不会在2006年11月1日给企业就同一问题去公函。该公函数中所写“多出500”余万元补偿金是虚假根本不存在的。被告是否给予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不是由此份文件规定的，此份文件与本案无关。
富区政府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齐发改投齐（2005）95号齐齐哈尔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2004004）黑龙江省房地产开发项目许可证，意在证实原告建设金茂大厦的建设审批项目是商品房，不应享受安居工程优惠政策。后因被告给予原告优惠政策，原告才能享受安居工程的优惠政策。
证据二，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办公会议纪要（35次），意在证实被告制定富政发（2006）18号文件方案的依据。南四区建设的科技人员住宅小区执行安居工程优惠政策，按安居工程转让政策进行管理，富区高科技人员的购房补贴的实施自行确定。同时还证实：1、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决定2005年对市财政全额供养、部分供养的事业单位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采取“实物补贴形式”，经资格审查合格符合享受我市高科技人员购房条件的适格购房主体，可以购买政府指定建设的科技名苑住宅；以此实物形式落实国家对高科技人员适格购房者以货币补贴的优惠政策；2、南四区（包括被告在内）建设的科技人员住宅小区，执行安居工程优惠政策，按安居工程转让政策进行管理。基于此文件原告与被告之间又形成了“政府保障性住宅建设行政管理法律关系”，原告是义务主体、被告是权利主体；3、齐齐哈尔市政府明确赋予本案诉争的“红岸科技名苑”住宅享受“安居工程住宅”优惠政策，确定为对高科技人员适格购房主体的以实物补贴方式的政策惠顾内容；4、安居工程住宅按市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销售，如开发建设成本超过物价部门核定的平均售价，用商服网点销售利润抵补住宅开发的亏损部分，包括被告在内的建设单位，必须遵章销售“安居工程住宅“，不得以商品房形式销售政府保障性的安居工程住宅；5、原告与被告、以及与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藉此又产生了“转让安居工程住宅行政管理法律关系”，被告为行政管理权利人，原告为行政管理相对义务人。
证据三，齐政办发（1995）108号文件《齐齐哈尔市实施国家安居工程方案》及原告建设金茂大厦因富区政府给予安居工程优惠政策使其降低建设成本，未缴（包括缴后已退）各项税费明细及文件依据及《行政性收费明细》。意在证实安居工程的优惠政策和项目；（2）被告对原告建设项目是商品房的金茂大厦给予安居工程的优惠政策，降低建设成本，未缴（包括缴后已退）各项税费9.855，760.00元。原告既享受的被告给的优惠政策，降低了建设成本，以此做为条件，原告就应对富区高科人员购房给予优惠，这是其应尽的义务，而不是原告为富区政府垫付的货币化购房补贴。
证据四，2006年7月20日富政发（2006）18号文件《富拉尔基区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实施方案》，意在证实：1、是被告单方制定的内部文件，不是双方签订的合同及债权凭证。原、被告系建设行政管理的法律关系，而不是民法意义上的平等主体，不属于法院受案的民事案件范围；2、富区高科技人员购房由富区购房补贴办公室负责审批。原告对富区高科技人员购房无审核批准权。如果有高科技人员购房，购房者必须向富区购房补贴办公室申请，原告在售房前必须报请富区政府审核批准同意后，才可以按高科人员政策给予优惠；3、原告自行售房与被告无关；4、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的范围和条件；5、限定的180套供高科技人员购房的位置、户型和面积；6、补贴办法：政策性补贴，而非货币化补贴。区政府对原告开发建设的金茂大厦给予一定的优惠，降低建设成本，以此做为条件，原告对富区政府审核批准符合资格和条件的高科技人员购房给予优惠降低至1630元，这是原告应尽的义务，而不是原告为被告垫付货币化购房补贴款；7、货币化补贴的条件及方式。各单位科技人员仅靠区里给予科技名苑建设优惠政府降低的售价，购买仍有困难的，由区购房补贴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由购房人所在单位适当给予补贴。单位补贴款直接交付红岸科支名苑的建设单位。但由于富区政府财政困难，该条款规定的货币化购房补贴政策一直未落实执行。同时还证实：1、依据35次齐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制定该方案，被告确定遵照上级政府精神，对本区政府财政供养的高科技人员适格购房主体予以购买诉争“红岸科技名苑”这一安政府居工程住宅，以此获得与国家政策规定标准相当的实物补贴，即《补贴方案》中所称的“政策补贴”；2、被告选定180套住房、总面积20777平方米，实物补贴标准按照每建筑平米折合人民币约400元，相当于证据二中预测的被告两级政府应收建设行政税费额度831万余元；3、适格购房者购买本案诉争的“红岸科技名苑”住宅时，相当于购100米房子可相应获得被告政府给予的实物补贴4万元，符合国家政策标准；4、确定了对非被告财政供养的高科技人员购房者采用附条件的“单位补贴方式”，即购房者所在获得被告给予的政策性实物补贴后筹集购房款仍有困难的，购房者可以向所在单位申请提供“适当的货币补贴，单位可将此款直接交给原告；5、被告成立了购房补贴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住房补贴办公室与建设行政执法局合署办公，主任为时任建设执法局局长的焦德龙、副主任为张大国；6、《购房补贴方案》解释权人为“购房补贴办公室”，主任焦德龙。
证据五，2006年11月20日鑫马公司致省人大领导的函及2007年4月6日鑫马公司致省政府领导的函，意在证实：1、2006年11月20日原告致函省人大，12栋多层已全部售完，高层滞销，请省人大协调市政府为富区政府解决90万元货币化购房补贴款，通过高级知识分子购买高层，扩大社会影响，拉动整个高层的销售；2、2007年4月6日原告致函省政府，由于货币化购房补贴款尚未落实，高层滞销。公务员内几十名高级知识分子已到企业登记拟购买高层住宅，请省政府协调市政府给富区解决90万元购房补贴款。若政府确有困难，政府可以按买房的高级知识分子应享受补贴款给企业打欠据。从而能证明原告是根据市场需求自行面向社会调整价格销售高层的，富区货币化购房补贴政策一直没有落实执行。富政发（2006）18号文件《补贴方案》第三条（三）规定的补贴方案只是政策性补贴，而非货币化补贴。该文件不能做为原告为被告垫付货币化购房补贴款的依据。
证据六，齐政呈（2010）9号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文件，意在证实：1、原告高层售价定位高滞销后，根据市场需求自行面向社会调整售价价将208套房售完；2、原告建设的金茂大厦高层因被命名红岸科技名苑，市区两级政府给予原告安居工程的优惠政策，减免各项税费。被告没有收到原告缴纳的营业税和质量监督费计207.74元（营业税1，977，818，87元，质量监督费10万元），只收到50%营业税988，909.44元和质量监督费10万元，合计1，088，909.44元，其余50%营业税988，909.44元，原告直接上缴到省国库与富区政府无关；3、富区的高科人员购房补贴执行富政发（2006）18号文件。
证据七，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住房城乡建设和城市管理局等单位的证明和金茂花园小区（高层）入户收费标准，意在证实被告对原告建设的金茂大厦高层已给予了安居工程的优惠政策，原告未缴纳各项税费，而降低了建设成本。原告建设金茂花园12栋多层及高层，至今尚欠市区两级政府相关部门费用，原告一直未与富区政府算账。
证据八，富拉尔基区财政局证明、原告欠富区财政局代收金茂花园业主契税866，659.14元的《情况说明》及《代收契税明细表》，意在证实：原告尚欠富区财政局代收的部分业主契税866，659.14元。原告将高层售价定位2030元价格过高滞销后，是自行面向社会降价将208套房售完。原告主张160套房是高科技人员购房，每平方米为被告垫付400元货币化购房补贴款的事实不存在。
证据九，富区房地局存档的17户金茂花园A幢（大厦）房屋档案，意在证实17户购房人员均不符合优惠补贴条件。
证据十，被告对未经政府审批原告2012年3月1日提交齐市中院自行售出160套房质证意见及依据，意在证实原告所提交的160套高科技人员购房的信息及依据都是虚假的，不应采信。
证据十一，2012年2月16日、2012年3月1日、2012年5月14日三次开庭笔录，意在证实原告自认一户都没有审批，有42户不是本人购房，有少数存在是高科技人员以外的人顶替购房，原告自认对高科技人员购房无审批权。
证据十二，齐市中院向富拉尔基区房产产权市场管理处调取的208套房房屋档案及《金茂花园高层住宅160户档案查询统计表》《金茂花园高层住宅48户档案查询统计表》308页，意在证实：1、208套房购房人、房屋价格及购房时间的真实情况；2、能证实原告提交的提交法院的160套房汇总表的信息虚假不真实不能作定案依据；3、有8套房是富区政府2006年7月20日制定执行富政发（2006）18号文件出台前就已自行售完。
证据十三，富拉尔基区铁西十二街区“金茂花园”房地产开发项目合同书，意在证实：1、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是基于诉争房地产开发项目而形成的“建设行政管理法律关系”，被告是建设项目属地政府“行政管理权利人“，而原告则为”行政管理相对义务人”；2、本案诉争的建设项目性质为“房地产开发项目”；并不是政府保障性住宅项目；由原告自筹建设资金；3、根据2003年11月12日（46号）文件《关于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通知》，原告可以享受齐齐哈尔市与被告两级政府给予的相关的优惠政策；但该文件并不包括本案诉争标的，即减免（降低）建设成本的内容。也不包括案外人购房者个人应享受的优惠政策；4、于合同签订前的2004年4月16日，已经对合同标的即对本案诉争高层住宅（金茂大厦又名红岸科技名苑）主要经济数据指标体系进行了测算，即建筑面积为18200.70平方米，每建筑面积单项成本合计1701.30元，建设成本中包含原告应向被告缴纳的建设行政税费部分。《富区铁西十二街区开发改造测算》为本同组成部分之一；5、原告按照法律、法规进行生产经营，即负有向被告缴纳建设行政税费的“行政管理相对义务”。被告应履行的该部分义务属于构成建筑产品价格成本内容，受房地产市场调控，并不受案外人齐齐哈尔市政府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调控。
证据十四，建设工程管理合同，意在证实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基于诉争建设工程的建设行政管理法律关系，被告是行政管理权利人，原告则为相对义务人。原告负有服从建设项目属地政府即被告施以建设行政管理的相对义务，诉争住宅为“商品房”，原告须遵守国家税法及其他法规规定的成本与税费的计取方式，应依法进行商品房的销售，即向社会公众提供商品房，不得避税、偷税或者不正当竞争。
证据十五，施工中标通知书，意在证实本案诉争项目“金茂大厦”即“红岸科技名苑”的中标施工单位为齐翔建工集团永翔工程有限公司，原告是建筑工程款付款义务人，被告则是建设工程招投标行政管理权人。本案诉争的“红岸科技名苑”的单位建筑面积的中标价格为870元，其余部分建设成本每建筑平方米830元（测算成本1700元-中标价870元），为原告负有的行政相对义务，即应依法向被告和齐齐哈尔市政府以及国家税务机关依法缴纳的各项建设行政税费。
证据十六，对2006富区政府购房补贴方案的解释，意在证实被告购房补贴领导小组成员个人无解释权、无审批权。被告遵照上级政府下发2005年底35次会议纪要即证据四，政策补贴即实物补贴，被告以对本案诉争工程“红岸科技名苑”落实国家给予安居工程住宅降低建设成本的方式，变相实施对高科技人员适格购房者以相当国家政策规定标准的实物补贴。被告对高科技人员适格购房者给予的实物补贴的数额和标准，相当于国家政策规定的正高职称每人4-5万、副高职称每人3-4万元的货币补贴标准。按照原告自称的平均销售价每平方米2030元计算，实施安居工程住宅优惠政策补贴后，每建筑平方米可以实现降低建设成本400元，购房价格可在不高于每建筑平方米1630元。经对原告终极销售价格测算，原告在被告《购房补贴方案》出台前，实际并没有每平方米2030元的平均销售价的事实。《关于“红岸科技名苑”每建筑米平均销售价2030元的调查》，为本解释的组成部分，原告自撰平均销售价没有事实基础。
证据十七，富审调（2014）2号《审计调查报告》，意在证实证明原告违反国家保障性住宅按照建设成本价转让的销售政策，以高于建设成本价每建筑平方米548.39元的高价违规转让安居工程住宅，违法获利798.4万元。原告违背齐齐哈尔市两级政府对本案诉争安居工程住宅项目建设与销售过程确定相对行政义务，没有履行对高科技人员购房者以建设成本价1291.61元售房的义务，而是在每平方米1630元以上高价面向社会公众销售。违反国家政策和安居工程住宅转让审批程序，未经被告住房补贴办公室主任焦德龙审批，擅自转让本案诉争的国家安居工程住宅项目“红岸科技名苑”，违反行政管理相对义务。至诉争项目售罄，原告仍不肯履行向建设行政管理权利人的被告核对有关诉争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的相对义务。证明原告占用和拖欠被告各项税费963万余元。原告对被告负有行政相对义务，进而产生债务，而被告与原告之间并无普通民事债务。
证据十八，住宅与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意在证实原告以商品房方式单方处置诉争十套“红岸科技名苑“住宅，抵顶所欠案外人中国一重的民事债务，原告违反行政管理相对义务。
证据十九，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社会事务部的说明，意在证实案外人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与原告以本案诉争的政府保障性住宅抵顶普通民事债务，合计建筑米数为1044.5平方米，案外人符合本案诉讼主体应具备的特定条件，法庭应该通知必须到庭当事人参与诉讼。
证据二十，富区铁西十二街区开发改造测算，意在证实当事人双方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
证据二十一，关于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方案出台前诉争售楼价格调查，意在证实原告所称的降低价格每平方米400元的事实不存在。
证据二十二，富区金茂花园小区高层住宅建设成本及项目效益情况，意在证实诉争的工程建设成本及建筑面积、盈利均有超出，已无权再具有项目获得其他政策补贴。
证据二十三，富区铁西十二街区（金茂花园）高层及多层建筑行政性收费明细，意在证实金茂花园高层建筑行政收费总计约800万元，以上收费属于应列入商品房销售价格的项目，用于降低建设成本，富区政府予以落实国家安居工程政策将此款减免。
证据二十四，齐政发（2003）46号文件，意在证实原告享受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不享受安居工程政策所规定的减免政策。
证据二十五，齐政办发（2005）60号文件，意在证实被告单位已给诉争工程落实安居工程优惠政策，以直接降低建设工程成本955万余元方式落实给齐市政府关于实物补贴的安排。对非财政供养单位申报购房补贴实施比例控制，补贴形式为货币补贴，证明被告没有权利和义务对非财政单位的购房者予以货币补贴，原告诉争的事实不存在。
经庭审质证，鑫马公司对富区政府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一文件本身没有异议，但对被告证明的内容有异议，此文件并没说明原告不享有安居工程优惠政策。
对证据二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会议纪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安居工程，另一个就是涉及本案的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购房补贴问题是指各区自行确定，这一点在富区的一系文件及齐市政府指令富区政府解决购房补贴款的相关材料中均有体现。被告方对文件内容错误将安居工程及购房补贴混为一谈。
对证据三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原告享有安居工程优惠政策与本案无关，被告所举的证据是齐政办发（1995）108号文件开始实施的政策，而本案所争议的高科技人员购房补贴政策是2005年才开始确定的；安居工程优惠政策是主要是考虑城区改造及动迁户、困难户安置部分造成企业经营成本加大，因此实施安居工程优惠政策是从这方面考虑减少企业负担，与本案无关，2006年11月1日富区政府给鑫宝热电公司的函件也承认原告为改造旧城区做出贡献，承认企业为解决特困户、动迁户多补偿500余万元。被告方混淆了安居工程优惠政策与高科技人员补贴政策，二者是不同的法律关系。
对证据四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份证据充分证明了原告与富区政府关于科技人员购房价格是以平均价格进行计算，富区政府文件确认原住宅平均价格每平方米2030元，科技人员购房平均价格降至每平方米1630元。同时，富区政府设有领导小组及下设办公室，其实施、审核、报批是富区政府内部的职责，是富区政府与科技人员之间的事情，与原告企业无关，同时该18号文件是发给相关部门传达给科技人员的，并不是给原告，原告所销售的科技人员住房是被富区政府认可的，富区政府于2009年3月20日给齐市政府的（2009）14号仍然承认购房补贴人员涉及199人，这份材料足以证明富区政府的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人员当时在其内部履行了与科技人员的相关审核手续。
对证据五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两份证据恰恰证明富区政府工作不负责任，致使企业资金出现困难。同时也证明2006年、2007年富区政府就已经收到此函件，就已经知晓科技人员购房情况及购房补贴没有落实到位影响企业资金回笼，对此政府并没有提出异议。这也客观证实被告拖欠原告购房补贴款事实是成立的。原告提出政府可以打欠条是针对二期开发而来，但富区政府并没有同意，被告方认为如要求垫付必须打欠据，是源于被告方代理人对材料认知方面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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