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1民终1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帮富，男，1967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子刚，男，197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志峰，男，1974年4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
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强，山东世纪星律事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海燕，女，1974年2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1。
法定代理人：黄海燕（系梁某1之母），女，1974年2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2。
法定代理人：黄海燕（系梁某2之母），女，1974年2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作栋，男，1955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岚山头街道官草汪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玉朵，女，1956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日照市岚山区。
五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志，山东德与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韩帮富、徐子刚、刘志峰因与被上诉人黄海燕、梁某1、梁某2、梁作栋、董玉朵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2017）鲁1103民初1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帮富、徐子刚、刘志峰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2017）鲁1103民初128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因未尽到提醒、劝阻义务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死者梁启元死亡原因不明，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梁启元系醉酒导致死亡。梁启元家属报警后，公安机关应对梁启元的死亡原因予以查明，并出具鉴定结论，梁启元虽然饮酒，但没有科学依据证明乙醇含量高能直接致人死亡，故一审法院认定饮酒与梁启元的死因存在关联性证据不足。二、三上诉人均无过错，不应承担未尽到提醒、劝阻义务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1、喝酒期间，上诉人韩帮富没有在餐桌饮酒，自己在一旁看电视，未对梁启元劝酒，也不知道梁启元饮酒的具体情况，一审法院认为韩帮富虽未参与饮酒，但也应能够合理预见到邻人过量饮酒存在的不安全因素，而判定韩帮富承担5%的侵权责任过于牵强，无形中扩大了承担赔偿责任人员的范围，而目前法律及司法解释均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一审判决韩帮富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2、刘志峰并不认识梁启元，梁启元是徐子刚的朋友，出于礼貌，不可能在刚开始喝酒时就劝阻梁启元不让其饮酒，但在饮酒期间，刘志峰、徐子刚也没有对梁启元进行劝酒。当梁启元开始主动喝酒时，刘志峰就立即停止了饮酒，并让徐子刚将死者安全的送回家中，因此，刘志峰、徐子刚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3、如果梁启元确为饮酒过量死亡，也是因其家属黄海燕疏忽了对梁启元的照顾导致。黄海燕没有立即将梁启元送往医院，而是过了两个多小时后才拨打120，因此贻误了抢救时间，导致梁启元抢救无效死亡。综上，三上诉人并未对梁启元进行劝酒，且已尽到相互帮助照顾、防止人身安全损害的义务，并无过错，三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黄海燕、梁某1、梁某2、梁作栋、董玉朵辩称，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海燕、梁某1、梁某2、梁作栋、董玉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韩帮富、徐子刚、刘志峰赔偿黄海燕、梁某1、梁某2、梁作栋、董玉朵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579821.62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黄海燕系梁启元（1974年12月20日出生）的妻子，梁某1、梁某2分别为梁启元的长子、次子。梁作栋、董玉朵共有两个儿子，长子梁启元，次子梁启胜。2017年4月24日晚，刘志峰因搬家邀请徐子刚、韩帮富去其家里吃饭，徐子刚遂约梁启元同去。当晚，刘志峰、徐子刚、梁启元三人共同饮酒，因韩帮富酒精过敏，吃饭期间未参与饮酒。当晚上八点半左右，梁启元出现醉态，说话及放酒杯的动静都较大，刘志峰称担心影响其家人休息，遂让徐子刚驾车带梁启元离开。徐子刚将梁启元送至其家中时，梁启元已经趴在车辆后座不省人事，徐子刚便与黄海燕一同将其扶至家中，后徐子刚即驾车离开，当晚十一时左右，黄海燕发现梁启元已无意识，随即拨打120将梁启元送至日照市岚山区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医院认定梁启元为院外死亡。4月25日，黄海燕报警，日照市公安局岚山分局安东卫边防派出所出警调查后于4月26日出具出警证明一份，内容为：“2017年4月25日7时许，接110指令称家住日照市岚山区岚山头官草汪居的梁启元酒后死亡，民警出警到达岚山人民医院，经了解死者家属梁作栋称昨晚9时许，梁启元被一同喝酒的徐子刚送到家中后于23时许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现场了解和梁启元一同喝酒的还有刘志峰、韩邦富。”徐子刚、韩帮富、刘志峰在公安机关调查过程中，分别出具了事情经过说明一份。
刘志峰在调查笔录中称：事发当天，其只邀请了徐子刚、韩帮富，没想到徐子刚还带了一个陌生人（即梁启元）。席间，刘志峰自己喝的32度的五莲原浆，徐子刚与梁启元两人喝的50度的衡水老白干，韩帮富因过敏没有喝酒。当时梁启元主动敬酒，一口一杯，还自己倒酒，到八点多时梁启元说话声音开始有点大，放酒杯的动静也大，因担心影响家人休息，刘志峰就让徐子刚带梁启元走了，走的时候大约是八点二十分，当时两人喝了不到两瓶酒；
韩帮富在调查笔录中称：事发当天因刘志峰搬家受其邀请到其家里吃饭，七点左右，徐子刚带着梁启元一起到了。因酒精过敏，韩帮富没有喝酒，只是自己喝茶吃菜，席间，梁启元喝酒比较主动，一口一杯，后来说话声音越来越高，放酒杯动静也大，刘志峰就让徐子刚把他带走了，当时大约是八点半；
徐子刚在调查笔录中称：事发当天，梁启元约其吃饭，其告知已经应约到刘志峰家“烧炕”吃饭，并邀请梁启元同去。两人六点左右到，席间，其与梁启元喝的衡水老白干，刘志峰自己喝的五莲原浆，韩帮富没有喝酒。梁启元酒量大，徐子刚称不敢与梁启元碰杯。两人共喝了一斤半，梁启元喝的多一些，后来梁启元有了醉意，动静较大，徐子刚就送梁启元回家，大约九点到家，当时梁启元已经趴在后座睡着了，徐子刚与黄海燕没能扶动他，梁启元躺在了地上，十分钟左右，两人才将梁启元扶上床。
2017年5月2日，日照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梁启元的心血进行检验，出具（日）公（刑）鉴（乙醇）字[2017]181号检验鉴定报告，结果为：送检的梁启元心血中检出乙醇，含量为644.5㎎/100ml。案件审理过程中，黄海燕还提供了梁启元的日照市岚山区人民医院辨认病历一份，载明就诊时间为：2017年4月24日23时30分，主诉：意识不清两小时，病历还载明了抢救过程。徐子刚、韩帮富、刘志峰对上述证据未持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认定梁启元死亡的原因，且认为黄海燕时隔两个小时才打抢救电话，贻误了抢救时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梁启元受邀到刘志峰家为其“烧炕”吃饭，期间与刘志峰、徐子刚有共同饮酒行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梁启元应当清醒认识过量饮酒可能存在的危险，对自己健康安全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而期间梁启元大量饮酒，直至丧失分辨及自主活动的能力，日照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梁启元的心血检验报告足以证实该事实，故梁启元应当对因自己过量饮酒而产生的后果承担主要责任。由于过量饮酒存在一定风险属于社会常识，普通人均能认识到。多人聚餐饮酒一般情况下属于社会交往行为，共饮人之间存在相互敬酒甚至劝酒行为亦属正常现象。本案中，刘志峰、徐子刚、梁启元作为共饮人，尤其是在梁启元初来乍到的情况下，相互之间极可能避免不了相互敬酒，在该种情况下，共饮人之间就存在对其他饮酒人避免过量饮酒的提醒、劝告义务，以及酒后从事驾驶、高度危险作业等具有较高不安全性的行为的劝阻义务。本案中，刘志峰、徐子刚、韩帮富均认可梁启元喝酒时较主动、“一口一杯”、酒量大等，而未进行有效的劝阻，直至其出现醉态。显然，刘志峰、徐子刚未尽到对共饮人的提醒、劝阻义务。同时，刘志峰作为宴席的主人，放任同样喝酒的徐子刚驾车送梁启元回家，更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韩帮富虽未参与饮酒，但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即使未饮酒的共同参与人，也应当能够合理预见到邻人过量饮酒可能存在的不安全因素，而对邻人的提醒、劝阻义务同样存在。
刘志峰、徐子刚、韩帮富对梁启元的死亡结果是否系为过量饮酒所致存在异议，辩称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梁启元的死亡结果在公安机关介入的情况下排除了刑事案件，虽无直接证据证明梁启元的死亡与饮酒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结合日照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梁启元的心血检验报告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梁启元当晚饮酒过度，回家途中失去辨认及自主行动的能力导致徐子刚与黄海燕在扶其下车时躺在了地上，日照市岚山区人民医院的门诊病历记载梁启元“意识不清两小时”，上述客观事实充分说明梁启元当晚饮酒过量已对其身体造成了伤害，而在该种情况下，梁启元被送回家后两小时即被送往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被认定为院外死亡，亦排除了医疗事故，综合本案实际情况，认定饮酒与梁启元的死亡结果存在一定关联性不违背常理。故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刘志峰、徐子刚对黄海燕、梁某1、梁某2、梁作栋、董玉朵因梁启元的死亡所产生的损失连带承担15%的赔偿责任，韩帮富承担5%赔偿责任。
对于黄海燕、梁某1、梁某2、梁作栋、董玉朵因梁启元死亡所发生的损失，一审法院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分析确认如下：1.死亡赔偿金1088645元（死亡赔偿金6802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08405元）。死者梁启元系城镇居民，应按2016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012元/年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680240元（34012元/年×20年），梁作栋、董玉朵、梁某1、梁某2作为梁启元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参照2016年山东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21495元/年标准计算，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梁作栋、董玉朵、梁某1、梁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为21495元×19年=408405元；2.丧葬费28635元（57270元÷2），按照2016年山东省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7270元标准计算；3.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梁启元的死亡，给家属的精神及今后的生活造成一定影响，结合本案双方主观过错及责任承担比例，一审法院酌情予以认定。以上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117280元，刘志峰、徐子刚根据责任比例应连带赔偿黄海燕、梁某1、梁某2、梁作栋、董玉朵死亡赔偿金、丧葬费167592元，韩帮富应赔偿黄海燕、梁某1、梁某2、梁作栋、董玉朵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55864元。刘志峰、徐子刚、韩帮富应共同赔偿黄海燕、梁某1、梁某2、梁作栋、董玉朵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综上所述，对黄海燕、梁某1、梁某2、梁作栋、董玉朵诉讼请求中合理的部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刘志峰、徐子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连带赔偿黄海燕、梁某1、梁某2、梁作栋、董玉朵死亡赔偿金、丧葬费167592元；二、韩帮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黄海燕、梁某1、梁某2、梁作栋、董玉朵死亡赔偿金、丧葬费55864元；三、刘志峰、徐子刚、韩帮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共同赔偿黄海燕、梁某1、梁某2、梁作栋、董玉朵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四、驳回黄海燕、梁某1、梁某2、梁作栋、董玉朵的其他诉讼请求。给付义务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98元，减半收取4799元，由黄海燕、梁某1、梁某2、梁作栋、董玉朵负担3840元，由刘志峰、徐子刚共同负担720元，由韩帮富负担239元。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内容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以支持”。本案中，韩帮富、刘志峰、徐子刚与梁启元共同饮酒，饮酒过程中，梁启元“一口一杯”及徐子刚与黄海燕扶梁启元下车时梁启元躺在地上的事实可以证实梁启元酒后失去自主辨认、控制、行动能力。另结合送检的梁启元心血中乙醇含量为644.5㎎/100ml，梁启元意识不清两小时被送往医院抢救，医院认定梁启元已经院外死亡的事实，可以证实过度饮酒导致梁启元死亡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认定梁启元的死亡与过度饮酒存在因果关系并无不当。三上诉人上诉主张梁启元的死亡与饮酒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梁启元的死亡系因其他因素所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共同饮酒人在特定环境下，人人都应预见过量饮酒存在造成他人或自身损害的可能，都有不使他人受到损害的注意义务，应当相互提醒适量饮酒，避免过度饮酒，尤其是刘志峰作为聚会的组织者，徐子刚带梁启元参与聚会，更有避免梁启元过度饮酒的义务，韩帮富虽然未饮酒，但是作为共同参与人，亦负有一定的义务，饮酒过程中刘志峰、徐子刚、韩帮富未对梁启元的酒量进行有效控制，导致梁启元过度饮酒并死亡，刘志峰、徐子刚、韩帮富未尽到同桌饮酒人应尽的适度饮酒、避免过度饮酒的提醒、劝阻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根据刘志峰、徐子刚、韩帮富在共同饮酒中的身份地位、作用以及过错程度，判决刘志峰、徐子刚对梁启元的死亡连带承担15%的赔偿责任，韩帮富承担5%的赔偿责任并无明显不当。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韩帮富、徐子刚、刘志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94元，由上诉人韩帮富负担1222元、上诉人徐子刚、刘志峰负担367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卜雪雁
审判员 刘丽艳
审判员 宋海红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李双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