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07民初2615号
原告：伽格(上海)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
法定代表人：陆建珑，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振荣，上海道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雪源，上海道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靓春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
法定代表人：叶浩芸，总经理。
被告叶浩芸：女，1986年1月6日生，住上海市黄浦区县左街***号。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竞杰，上海环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伽格(上海)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靓春服饰有限公司(下称靓春公司)、被告叶浩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4月14日、7月29日、2017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期间，当事人两次申请自行和解。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朱振荣、潘雪源，被告叶浩芸、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竞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伽格(上海)服饰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被告靓春公司一次性向原告支付违约赔偿金人民币50万元；2、判令被告靓春公司立即清除淘宝店铺“小强的衣橱”内LILY品牌服饰的全部购物链接，立即停止网络销售LILY品牌服饰；3、判令被告靓春公司赔偿原告截止起诉时已产生的经济损失41,500元(律师费4万元、公证费1,500元)；4、被告叶浩芸对上述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审理中，因考虑到涉案《LILY经营合约书》已到期且未续约，故原告撤销第2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告和被告靓春公司签订《LILY经营合约书》，授权靓春公司在江苏常州地区约定的实体店铺销售“LILY”品牌系列服饰，从原告处拿货，合同期一年，2015年3月1日起至2016年2月28日，合同明确约定销售方式限定为实体终端店铺零售，禁止零售以外的其他销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批发、网络销售、委托其他网点销售等销售方式，若知晓或应当知晓前来购买LILY品牌服饰的个人、个体工商户、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将通过网络出售所购服饰的，不得向其出售。为此，原告和被告靓春公司还签订了《LILY禁止网络销售协议书》，约定靓春公司若违反上述规定，需向原告一次性支付违约赔偿金50万元，并立即停止非法销售，同时，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对原告造成经济损失的，被告靓春公司应予相应赔偿。后原告发现一家名为“小强的衣橱”的淘宝网店在大量销售LILY品牌在线服饰，且发现该店铺与被告靓春公司有关。为获取证据，原告以叶亮个人名义从该店购买了LILY品牌服饰，卖家通过韵达快递送货，韵达快递的豫园服务站距离被告叶浩芸的户籍地址只有260米。到货后，叶亮又向卖家提出退货请求，卖家同意退货并提供了退货地址，该地址正是被告靓春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其独资自然人股东叶浩芸的户籍地址——县左街XXX号。原告按淘宝退货流程将退货通过顺丰快递寄回，被确认签收，淘宝流程中也显示卖家确认收到货款。店铺卖家提供的退货地址、快件跟踪记录、淘宝退货流程均表明被告靓春公司与该网络店铺的关联，也表明被告靓春公司使用了实体零售以外的被禁止的销售方式。经查询淘宝网店“小强的衣橱”店铺内的宝贝列表，显示有大量的LILY品牌服饰在售，且列明了销售件数的记录。显然，被告靓春公司违反了《LILY禁止网络销售协议书》，应当承担一次性违约赔偿金50万元，并赔偿原告公证费和律师费损失。此外，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告同时起诉被告叶浩芸。
被告靓春公司、被告叶浩芸共同辩称：淘宝店铺是实名认证的，与被告没有任何关联，该店铺及相关信息，被告事先并不知情，原告也从未将以上涉嫌违约的情节书面通知过被告；从“小强的衣橱”淘宝店铺的评价看出，其至少在2013年10月开始至今一直在稳定地销售LILY品牌代购，但原告与被告靓春公司之间的许可经营权时间起始于2015年3月，靓春公司2014年4月成立，同年８月正式进货，显然淘宝店铺的货源不可能来自靓春公司；被告叶浩芸的父母在县左街XXX号的家中开设了一家杂货铺，除了正常经营外还免费协助附近近百户居民收发快件，光县左街XXX号就有47个户口，姓叶的有7人，一些邻居也会将收货地址写在杂货铺。当天杂货铺确实收到一个包裹，但叶浩芸的父亲没有签收这个包裹，签收单上收件人所谓的“叶先生”并不知道是哪个，并不排除原告或他人有意为之或其他邻居的包裹的可能性，该笔淘宝购买业务的发货单填写为“黄”，原告据此认为是叶浩芸的母亲十分可笑，发货单是电脑打印，原告的母亲是近70岁的老人根本不会用电脑；关于“小强的衣橱”提供的退货联系手机号码XXXXXXXXXXX，被告叶浩芸2014年在原告处任职期间使用过，但之后已不使用，从手机号码使用信息可以查询，在2015年12月即原告公证购买当月，叶浩芸没有使用过这个手机号码，且在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间都没有使用过；被告叶浩芸原来就是原告公司员工，叶浩芸的身份信息、家庭信息、手机信息原告都有存档，叶浩芸在2015年成立靓春公司后，LILY的真正权利人改变了销售代理模式，与靓春公司直接洽谈进行合作后等于跳过了原告，权利人结束了与原告的继续合作关系，对此，不排除原告恶意报复的可能；2015年底，原告要求靓春公司签订《LILY禁止网络销售协议书》，12月12日就做了所谓的网络购买LILY服饰的公证，12月15日向权利人丝绸公司要求出具所谓的《授权书》，为什么不是在2015年3月和被告靓春公司签订《LILY经营合约书》时就把禁止网络销售的条款写到合同里？显然是原告精心策划的一场商业阴谋，故《LILY禁止网络销售协议书》本身就属于无效合同；即便被告靓春公司的违约成立，原告主张的违约金畸高，原告从被告实际采购货物金额在150万元左右，期货折率双方为35%，丝绸集团给原告的期货折率也是35%，所以原告的实际损失是0，多1件货少1件货不可能影响原告的利润和奖励，靓春公司的实体店是大大亏损的，合同期内的销售金额在30万元左右，扣除柜台装修、商场租金、物业管理费以及各种税负、人员成本等，根本没有盈利，除了15%的货物可以退货，还有70%左右价值60-70万元的货物滞销压在库存；靓春公司虽为一人公司，但是财产独立，从开业至今所有账目可见，并不存在股东个人资金与公司资金混同的情况，叶浩芸没有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行为，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要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争议焦点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庭审质证。经审理，本院认定下列事实：
一、关于涉案品牌及特许经营关系的沿革情况
“Lily”品牌的所有人为上海丝绸集团品牌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丝绸公司)，丝绸公司于2013年9月10日申请将该品牌注册，2015年5月26日完成注册。
本案原告伽格(上海)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26日，原法定代表人陈淑吟，原股东陈淑吟和李洪香；2015年2月15日发生股权变动和法定代表人变更，后股东变更为陆建珑和郭某，陆建珑任法定代表人。陈淑吟与郭某系母女关系。
原告持有与丝绸公司签订的数份《Lily特许经营合同书》，丝绸公司为合同甲方，原告为合同乙方，甲方授权乙方在指定区域特许经营LILY品牌服饰，分别为：2013年8月8日至2014年2月28日，浙江省宁波市舟山、柯桥地区；2014年3月1日至2015年2月28日，浙江省宁波市舟山、柯桥地区；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海安县、海门市。上述合同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约定：甲方拥有LILY品牌专营店特许经营体系,授权乙方在指定区域的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权的性质为复合区域特许，即乙方可以按照合同约定设立加盟店自行开展经营活动，也可再授权他人(自然人和和法人)设立并由他人自行经营加盟店，但被乙方授权的第三方不得将特许经营权再授予他人；合同期一年；加盟费0，一次性保证金5万元，作为乙方全面履行本合同及附件项下义务的担保；就标识使用，乙方在使用LILY商标及其他特许标识中不得超出范围使用，包括但不限于将其用于终端零售业务以外的其他目的使用；甲方给与乙方的供货折率由双方在《LILY经营合约书》(详件附件2)中予以约定；乙方的销售方式除非经甲方书面另行授权可采用其他销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批发，通过互联网、电话、电视、邮购或自动售货机销售、委托他人从事前述销售，为他人前述销售行为提供货品或任何形式之便利或协助)外，限定为特许区域内的加盟店实体终端零售；若乙方知晓前来购买LILY品牌商品的个人将对所购商品进行转售的，乙方不得向其提供(无论有偿或无偿)任何LILY品牌商品；甲方已安排专人对以其他方式销售LILY品牌商品进行来源追踪，如乙方违反加盟店实体终端零售的约定，则针对每次每店需向甲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100万元整，多次或多店的应分别计算，并应立即停止该销售行为；乙方发现第三方通过其他方式销售LILY品牌商品的，应及时向甲方报告并提供线索，经甲方核实属实，并协助甲方成功取缔的，甲方将给与乙方适当奖励。上述《特许经营合同书》附件一为《LILY店铺确认书》，但该确认书内容处空白，附件二为《LILY经营合约书》，约定：甲方向乙方有偿提供LILY品牌系列服饰，乙方只能在经甲方确认的加盟店内从事实体终端零售业务；甲方给乙方期货的折率为35%，现货的折率为38%，要求乙方对下线加盟的客户合作条件为期货折率42%，现货折率为45%。上述合同及附件均未填写日期。依据上述合同，原告在合同期内成为指定区域的一级代理商。
2015年12月15日，丝绸公司向原告出具授权书，主要内容为：丝绸公司为LILY品牌的合法持有人，授权本案原告于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期间为LILY品牌在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海安县、海门市的经营，并在该区域进行相关业务工作；授权书仅限LILY品牌货品在共同约定的实体店铺售卖，被授权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和形式通过网络进行销售；如违反约定，丝绸公司将追究被授权人的法律责任。
原告成为丝绸公司LILY品牌的一级代理商后，被告叶浩芸及其丈夫谷春山曾为原告发展的二级代理商，共同经营实体店铺的LILY品牌服饰销售。被告叶浩芸与原告因生意合作相识，2014年2月1日起入职原告处，3月起原告为其缴纳社保金，后于同年9月30日离职。期间，原告还曾为被告叶浩芸的丈夫谷春山缴纳社保金。被告叶浩芸离职后，2014年10月13日，其丈夫谷春山和原告签订《LILY品牌合约书》，合同期从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2月28日，内容是原告授权谷春山作为二级经销商在浙江奉化(奉化太平洋)、江苏宜兴市(宜兴新东方)区域范围内特许经营LILY品牌服饰。同日，双方还签订《LILY禁止网络销售协议书》，禁止实体店铺之外的销售方式(包括网络销售等)，相应的违约责任约定为50万元。因为商场要求合作的对方为公司，故由原告出面与商场签订合同。为此，原告与奉化太平洋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签有《商品联营合同》，系针对原告在商场二层开设LILY品牌专柜的合同，合同期2014年6月1日起至2015年3月31日。该商场LILY品牌专柜实为叶浩芸及谷春山经营。关于原告与宜兴新东方商场的合同，原告称已遗失。
2015年4月10日，被告靓春公司成立，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叶浩芸，监事为其父叶利钧。叶浩芸注册靓春公司后，就以公司名义和原告签订《LILY经营合约书》，继续从事原告下属的二级代理商业务。合同主要内容为：甲方(原告)拥有LILY专营店特许经营体系,主要经营销售丝绸公司生产的LILY全部产品，甲方授予乙方(被告靓春公司)在江苏常州地区范围内的特许经营权，在指定的区域内乙方成为甲方的加盟商；合同期一年，从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8日，加盟费为0，合同保证金2万元；乙方只能在双方约定的店铺内销售，不得单方面未经甲方许可私自开设店铺，如乙方违规开店则甲方有权单方面取消合同，扣除合同保证金，情节严重者，按照合同第五章违约处理；甲方向乙方提供期货(即在甲方召开的订货会上预购的产品)的折率为(统一市场零售价的)35%(含税)，全年净提货额达到300万及以上，可享受5%的返利，达到200万及以上，可享受4%的返利。另，在合同中并未见第五章违约的规定。依据上述合同，被告靓春公司在合同期内成为常州区域的LILY品牌服饰隶属于原告之下的二级代理商。
原告(甲方)与被告靓春公司(乙方)还签有《LILY禁止网络销售协议书》，约定除甲方书面授权可采用其他销售方式外，乙方的销售方式限定为授权区域范围内的实体终端店铺零售，乙方未经甲方书面授权不得采用实体终端店铺零售以外的方式销售LILY品牌服饰，零售以外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批发、网络销售、委托其他网店销售，向其他网店供货等方式，如乙方知晓或应当知晓前来购买LILY品牌服饰的个人、个体工商户、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将通过网络出售所购服饰的，不得向其出售，甲方已安排专职人员对实体终端店铺零售以外的方式销售LILY品牌服饰进行来源追踪，如乙方违反上述约定，则需一次性支付违约赔偿金50万元，并立即停止非法销售，甲方有权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乙方需一并承担因合同终止产生的授权代理销售合同约定的其他违约责任，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原告与被告靓春公司在上述两份合同的签订日期处均为空白，甲方代表和乙方代表处也无人签字，合同均加盖甲方的合同专用章和乙方的公章。
原告与被告靓春公司《LILY经营合约书》的履行情况为：丝绸公司每季度举行一次订货会，原告和被告靓春公司共同参加，当场确定生产订单。被告靓春公司付款给原告，原告再付款给丝绸公司，丝绸公司直接发货给被告靓春公司的实体加盟店(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定安中路福克斯流行广场2楼LILY专柜)。在原告与被告靓春公司的合同期内，发货总金额150万余元(按吊牌价的35%计算)。
2015年12月1日，被告靓春公司与丝绸公司签订《LILY特许经营合同书》，成为LILY品牌的一级代理商，合同期从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
二、关于淘宝店铺“小强的衣橱”出售LILY品牌服饰的情况
原告为保全证据，于2016年1月14日向上海市卢湾公证处申请公证。(2016)沪卢证经字第176号公证书的主要内容为：淘宝网页截屏第6页，2015年12月12日，买家“yemaoXXXXXXXXye”有一个订单号XXXXXXXXXXXXXXXX向“小强的衣橱”购买LILY品牌一件上衣和一件长裤，后以不喜欢上衣为由提出退掉上衣，卖家同意，退回上衣的价格299元；第7页右侧“小强的衣橱”公示的联系电话为XXXXX****XX；第8页显示“淘宝小二”提供的退货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县左街XXX号叶先生收”、手机号码XXXXXXXXXXX，买家退货的物流公司“顺丰速运”、物流单号XXXXXXXXXXXX，后卖家确认收货；第9页，买家信息昵称“小强的衣橱”，真实姓名“尹志强”，联系电话XXXXX****XX；第17-19页，显示单号为XXXXXXXXXXXX的快递2015年12月19日从芜湖市寄到上海，第20页是签收图，收件人签名姓叶、电话XXXXX****XX；第23-28页是淘宝聊天记录，卖家“小强的衣橱”同意买家退回上衣，并提供退货地址、联系人、电话，分别为上海市黄浦区县左街XXX号、叶先生、XXXXXXXXXXX；第28-31页，“小强的衣橱”所在地区上海，宝贝推荐均为LILY专柜正品代购现货。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本院向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进行调查。本院要求调查的范围：一、淘宝店铺“小强的衣橱”的开立登记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店铺登记开立日期、经营者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店家支付宝账号及绑定的银行卡信息(持卡人姓名、开户行名称和卡号)、退货地址；二、上述信息自登记后是否有过变更，如有，何时变更、变更的项目及具体内容；三、“小强的衣橱”开立至今所有的交易记录；四、订单编号XXXXXXXXXXXXXXXX、支付宝交易号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的此项订单(买家购入2件、退货1件，退货及退款成功)中卖家收款人及退款人姓名、银行卡号(买家即付款人以尾号8446的浦发银行卡支付)。
2016年4月21日，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复函本院，提供淘宝基本信息：会员名“小强的衣橱”，真实姓名“尹志强”，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商家电话XXXXX****XX，近期退货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县左街XXX号；“小强的衣橱”注册信息登记后是否有过变更，此信息我司未作保留。另提供经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加盖查询专用章的光盘一份，内含“小强的衣橱”开业以来的所有交易记录电子文档(下文另述)以及“注册信息.CSV”电子文档。对于本院要求调查的第四项内容没有回应。
就“小强的衣橱”开业以来的所有交易记录电子文档，因数据内容庞大，本院于2016年5月16日专门组织质证。原告代理人当庭使用笔记本电脑打开光盘，内有“小强的衣橱”开业以来的所有交易记录。包括：交易号，交易时间，交易状态、买方信息、卖方信息，交易金额，订单生成时间、付款时间、货品信息、收货地址。通过电脑中搜索功能进行四次搜索筛选：1、输入“卖方叶浩云”，搜索到36笔交易，买方均为“尹志强”，交易内容显示“邮费”和“转账”两种，交易方式显示“邮费”均通过淘宝的担保交易，“转账”均通过支付宝的即时到账，交易时间从2014年4月到2015年8月，总金额605,880.96元，地址都是“豫园街道县左街XXX号底楼”。2、输入“卖方尹志强”同时“买方为叶浩芸、叶利钧”(叶利钧为叶浩芸父亲)，显示3笔记录，从2014年8月31日至2015年3月1日，“叶浩芸”的收货地址是县左街XXX号。3、输入买方“小强的衣橱”，卖方叶浩芸以外其他人，显示2笔交易记录，交易时间分别为2014年7月18日和2015年2月5日，交易内容分别是水印设计制作和专业代装修店铺网店设计服务，收货地址均为县左街XXX号。4、筛选所有尹志强为卖方、交易标的为lily品牌服饰的记录，一共936条，时间最早在2014年4月，最晚在2016年4月(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回复本院调查函在2016年4月，故数据截至统计日)。两被告对原告上述当庭演示过程及内容表示确认。
因“小强的衣橱”开业以来截至2016年4月21日的所有交易记录信息中均有3个时间：交易创建时间、修改时间、交易付款时间，本院选取交易付款时间进行筛选：1、该网店最早的交易付款时间为2014年4月，最晚的交易付款时间为2016年4月；2、LILY品牌服饰的交易记录最早的交易付款时间为2014年4月，最晚的交易付款时间为2016年4月，其中，原告和被告靓春公司合同期内即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的交易总金额80余万元，合同期满后即2016年3月至统计日4月21日的交易总金额2万余元。
另，根据“注册信息.CSV”电子文档显示：“inst_id”为”CCB”，“inst_account_no”为“XXXXXXXXXXXXXXXX”，即该店铺注册时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号为XXXXXXXXXXXXXXXX、银行名称CCB为中国建设银行。
因涉案淘宝店铺登记的地点在上海，原告凭尹志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登录“上海市民信息服务网”查询居住证信息，未查询到尹志强在本市办理过居住证。审理中，本院打公证书中显示的“小强的衣橱”尹志强联系电话XXXXX****XX，为空号，打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给本院的尹志强电话XXXXX****XX，接电话人称是尹志强，问能否在他的淘宝店购买服饰，他警惕地问是哪一家店铺，当被问及“小强的衣橱”店铺名后，尹志强称最近一段时间不做了，问他店铺宝贝上还有17种服饰为什么不能购买，他说现在不做了，原因不方便讲，当被问及谁向其供货，不正面回答本院问题，然后挂断电话。在本院电话联系后的第三天，发现淘宝店铺中已经不能实现对“小强的衣橱”的搜索。本院根据尹志强的身份证地址发出通知，要求其出庭，未果。
三、上海市黄浦区县左街XXX号与两被告的关系
根据“常口现实库信息资料”，本案被告叶浩芸与其父叶利钧、其母黄建玲的户籍地址均为上海市黄浦区县左街XXX号，属豫园派出所。1997年3月19日起，黄建玲作为业主在其户籍地登记个体工商户“上海黄浦区顺祥杂货店”。根据被告至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豫园派出所摘录的黄浦区县左街XXX号的户籍资料，该址户籍内有47人，“叶”姓人口7人，3男4女，“黄”姓人口1人，为黄建玲。根据原告向本院申请的调查令，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光启居民委员会2016年6月13日出具一份证明：县左街XXX号内，目前暂时居住人口15人，实际居住人口中“叶”姓男性有1人，名字叶利钧。
被告靓春公司注册地址属于青浦区，本案诉讼之后，2016年4月28日，靓春公司公示的企业通信地址由县左街XXX号改为县左街XXX号XXX室。
四、关于被告叶浩芸与原告股东个人的资金往来
根据叶浩芸的支付宝交易记录明细查询，2014年4月至7月间，叶浩芸通过支付宝向原告股东郭某支付3笔合计7,390元，商品名称为1笔“代付”和2笔“转账到银行卡”；2014年1月至2015年2月间，叶浩芸通过支付宝向原告原法定代表人陈淑吟(股东郭某的母亲)支付20笔合计347,134.96元，商品名称包括转账、货款、叶浩芸内购、还暂支款、还往来款、2月网销成本、3月网销成本、4月网销第一波打款、网销2-5月对账结清、6月网销销售额第1部分、6月网销销售额第2部分。另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滩支行加盖业务专用章的交易明细，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间，叶浩芸通过该银行的个人账户(卡号XXXXXXXXXXXXXXXX)支付陈淑吟多笔款项，交易日期、交易备注和交易金额分别为：2014年3月2日，怡富房租及物业费，9633.53元；2014年3月10日，网销暂支款，15,000元；2014年3月17日，暂支款，20,000元；2014年4月16日，宜兴调货款，1273.74元；2014年4月30日，宜兴调货，174.58元；2014年5月30日，调货，320.58元；2014年11月20日，转账支取，22,716.24元；2015年2月3日，转账支取，46,858元；2015年4月11日，转账支取，20万元。上述银行交易明细还可见，在2014年1月至5月间，叶浩芸使用该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通过支付宝付款给尹志强5笔款项。如上，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间，叶浩芸向郭某和陈淑吟支付款项内容直接可见与“网销”有关的付款时间为2014年3月至11月间。其中，叶浩芸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与“小强的衣橱”注册时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号一致。
五、关于原告的诉讼开支
原告为办理公证支付公证费1,500元。2016年1月12日，原告和上海道恩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约定律师费4万元，2016年1月15日前支付2万元，余款一审判决生效时再支付。同年2月15日，上海道恩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开具律师代理费增值税发票，金额为2万元。
当事人对本案事实的主要分歧在于：
一、淘宝店铺“小强的衣橱”由谁掌控或供货
原告认为根据公证书中购买、发货、退货地址、签收记录、淘宝小二提供的联系电话等情况，被告叶浩芸与该网店登记的经营者尹志强之间的长期大量支付宝现金交易60余万元，时间跨度在叶浩芸入职原告处以前直到离职后很长时间，以及该网店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号为叶浩芸的中国建设银行卡，足以证明叶浩芸控制网店或向其供货。
两被告就此节前后的陈述经过为：最初应诉答辩时称该网店与被告没有任何关联，该店铺及相关信息，被告事先并不知情，叶浩芸父母开设的杂货铺当天莫名其妙收到了公证书中记录的退货邮包，签收为“叶先生”，但并不是叶浩芸父亲签收；2016年5月16日被告叶浩芸本人到庭回答本院的提问，其陈述不认识尹志强，没有和尹志强打过交道或做过生意，和尹志强从无资金往来，自己本人和被告靓春公司也从未和淘宝店铺“小强的衣橱”做过生意或有资金往来。之后，被告叶浩芸看到“小强的衣橱”开业以来所有的交易记录表示，说不明白交易记录中卖方出现本人名字是怎么回事，本人记性不太好，别人给自己汇款，汇完自己就忘记了，确认收到过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光盘中显示的尹志强付款60多万元，记得还是在原告公司上班时，原告公司郭某和本人说过要从本人走账，让本人收到款再转给原告公司，有不方便寄到公司的快递寄到自己家，再让自己带到公司，所以尹志强转给自己后，自己又把这笔钱转到原告公司，其实就是转到郭某和她母亲陈淑吟的个人账号；2017年3月20日庭审，被告叶浩芸本人到庭，其提出在原告工作期间受公司安排，联系两家网店的专柜的调货、发货工作，其中一家网店就是“小强的衣橱”，这家店比较老。谁开的不知道，另一家叫“小静和大雄”(音)，具体名字忘了，是原告公司业务员王昭的丈夫登记开设的；本人通过淘宝旺旺和网店经营者联系，如网店需要LILY品牌的衣服，经营者就和本人联系，把网购客户的地址给本人，本人负责到三家LILY专柜实体店调货，原告让本人带回家发快递，实体店发货给原告公司，本人把衣服带回县左街发货给网购的客户，快递费找公司报销，报销的形式是现金或转账；经营者把钱转给自己后，自己再把钱转给原告方的郭某和陈淑吟。离职后，原告也偶尔叫本人联系网店，不再帮忙邮寄发货，但会帮忙退货到本人处，“小强的衣橱”经营者尹志强再通过支付宝给本人的款项，因为原告没有要求再上交，就没有再转给郭某和陈淑吟。
因被告叶浩芸提到另一家网店，本院为核实情况，要求原告安排王昭到庭，原告称此人已离职，现刚做完月子，可以提供联系方式。王昭在电话中陈述：不知道公司有什么网店的事，自己的丈夫没有注册过网店，2014年4月至2015年1月间在原告处工作，担任财务，知道叶浩芸是公司一个下线的老板娘，和丈夫一起夫妻老婆店做代理商，公司帮他们夫妻俩开发票给商场，叶浩芸个人会打款进来。
二、被告叶浩芸与原告股东个人资金往来的性质
原告认为，被告叶浩芸一开始就是原告的下一级代理商，和丈夫谷春山在浙江奉化和江苏宜兴承包实体店，那边的商场要求公对公，所以就以原告名义和商场签订合同，原告再和被告叶浩芸之间签合同，这些钱是因为叶浩芸承包加盟店的走账，是给被告叶浩芸作为代理商向公司买货的钱，对此有郭某的证词、原告和奉化商场的合同、原告和谷春山的合同为证。如果按照被告所称是受郭某指示将网店尹志强的资金走账，如何解释叶浩芸离职那么久还在受指示为原告和尹志强走账，又如何解释2015年5月后叶浩芸不再将从尹志强处获取的8笔钱转给郭某、陈淑吟，显然不合常理。
证人郭某到庭陈述，其是公司副总经理，在公司任职3年多，本人不认识尹志强，叶浩芸在原告公司任职期间同时也是LILY品牌代理商，叶浩芸和丈夫谷春山经营2家加盟店，以个人名义和原告公司合作，借用原告公司抬头和加盟店所在商场签订合同，基于谷春山和原告签订的经营合约书，原告和商场签订了合同，因此加盟店的有一些经营货款进入原告公司，对此公司对外不开发票，所以走私账，由叶浩芸个人打款给我郭某或我母亲陈淑吟个人账户，然后用公司账上资金支付货款进LILY品牌服饰，我和母亲个人收到的钱再打回公司，用于公司周转，然后叶浩芸和商场结算，结算后商场打款给原告公司，这笔钱作为叶浩芸进货的货款滚动结算。至于叶浩芸打款给我郭某或我母亲陈淑吟个人账户的名目，本人并不清楚，是叶浩芸填写的，收款方是看不到备注名目的。由于叶浩芸是公司的代理商，当时合并办公，说好办公费用包括房租、快递费用按比例分摊。
被告叶浩芸认为，其入职原告公司从事客户维护、文书等方面工作，根据郭某的要求，有一些不能入账的账目需要走自己的银行账户，自己并不知道谁转钱给本人，只是汇总后转入原告股东郭某及陈淑吟的个人账户；“小强的衣橱”销售LILY品牌服饰，很多销售记录不在原告和被告靓春公司合同期间，最早的销售记录在叶浩芸进入原告公司工作时已发生，故该淘宝店铺是原告在实际销售，叶浩芸只是按照原告方郭某的指示辅助原告工作，在原告的安排下走账。
三、被告靓春公司的财产是否独立于股东叶浩芸个人财产
对此节，被告靓春公司提供了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的账册，认为账册显示不存在公司与股东个人财务混同的情况，而原告认为存在混同情况。本院告知应由专业机构来审查靓春公司的所有账目是与股东个人资产分立还是混同。被告靓春公司表示不提出审计，称公司属于微型企业，再做审计没有资金来源。原告表示不会提交审计申请，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应由被告申请审计。
本院认为，无论是涉案注册商标所有人丝绸公司之前与本案原告的数份一级代理经销性质的合同，或是后与本案被告靓春公司直接签订的一级代理经销性质的合同，还是原告与被告叶浩芸的丈夫谷春山之前签订的二级代理经销性质的合同，亦或是本案系争的原告与被告靓春公司之间二级代理经销性质的合同，均限定指定区域实体店销售LILY品牌服饰，并明确禁止包括通过网店销售、向网店供货在内的诸多其他非专柜销售渠道，且另签的《LILY禁止网络销售协议书》中再次重申并规定了此项违约的违约金数额。对此，原告和本案两被告自从事该品牌销售代理以来，应是长期明知。如被许可销售的经销商有违反上述禁令的，无论是一级代理商、二级代理商，均应按照各自的合同向合同相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就本案而言，如被告靓春公司在合同期内向网店供货，则应按照与原告之间的合同承担违约责任。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淘宝店铺“小强的衣橱”是否由被告供货或实际由被告控制。
虽然该店铺登记的经营者尹志强没有到庭指认，本院从现有证据无法查明其与本案当事人的关系，也无法从其口中调查网店的货物来源、是否有相关证据并辨别其陈述的真伪，但从涉案店网店的退货地址、网店2014年7月18日和2015年2月5日水印设计制作和装修设计留的收货地址均为县左街XXX号，网店联系电话登记在叶浩芸名下，网店交易记录查询大量的尹志强通过支付宝向叶浩芸转账、网店绑定账户为叶浩芸中国建设银行账户，网店交易记录查询中出现叶浩芸父亲的名字，公证书显示的网购及退货流程等一系列证据，均指向该网店与被告叶浩芸有直接的、密切的关联，未见证据表明该网店与原告或者其股东、员工有直接关联。
并且，被告叶浩芸对其与“小强的衣橱”及尹志强的关系以及此店、此人的情况，从最初的矢口否认、茫然无辜、完全不认识、没有任何资金往来，对其户籍地收到退货包裹用父母杂货铺经常代邻居收货来辩驳，到支付宝证据放在眼前后才回忆起确实收到过尹志强60多万元，殊不知这些2014年4月至2015年8月如此多笔的“邮费”、“转账”合计几十万元，对于一个经商者来说忘记此人、此店的可能性有多少？之后，又解释从事公司文书工作，接受公司安排为老板从尹志强处转账，此时仍未提网店之事。而在其提供向原告郭某及陈淑吟转账证据欲证明已将从尹志强处取得的钱款交还原告后，被本院问及为何转账中有多笔网销名目的钱款时，才提出在职期间接受公司安排负责联系两家网店，和经营者联系，能够记得其中一家“小强的衣橱”的名字，但不认识尹志强，不能确切记得另一家的名字。不知多次和网店联系调货、发货居然不认识经营者，记不清网店的名字，离职后不再为公司向网店发货，却还会帮忙退货，似乎以此回应其户籍地收到网购退货，如果叶浩芸确为原告公司或与原告有关的个人开设、控制的网店联系业务，为原告从网店经营者处转一转资金，为何在应诉之初不和盘托出？而且，叶浩芸通过淘宝旺旺长期和网店经营者联系，应有记录留痕于本人淘宝网聊记录、微信记录、邮件或短信，为何不提供给法院撇清自己与网店的关系或证明网店与原告之间的关系，被告叶浩芸也完全比原告更有便利要求网店登记者尹志强或另一网店登记者某某到庭陈述情况。然而，被告叶浩芸这些经过本院审理层层剥笋作出的陈述似乎不断地自圆其说却让人根据常理难以为信，不能断开其与涉案网店的直接“链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进一步分析本案事实的时间节点，“小强的衣橱”的交易记录，除个别为网店装修内容等外，大量均为LILY服装的网络销售，最早始于2014年4月，尹志强登记网店时绑定账户和叶浩芸之间的支付宝转账，最早亦始于2014年4月，最晚在2015年8月，期间，2015年3月1日，被告靓春公司与原告的合同期开始，2015年4月被告靓春公司成立；叶浩芸及其丈夫谷春山实际经营江苏宜兴和宁波奉化两商场的专柜，谷春山和原告的《LILY品牌合约书》合同期从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2月28日，就合同中指定区域之一奉化地区，原告和奉化太平洋商场的合同期在2014年6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间，原告和宜兴商场的合同已经找不到，但从叶浩芸向陈淑吟2014年4月16日支付“宜兴调货款”表明，该时间前应当已有宜兴专柜，故被告叶浩芸早在2014年时已经有LILY服装的进货渠道，其抗辩“小强的衣橱”在2015年4月被告靓春公司成立、8月正式进货之前就有出售LILY品牌服饰，不可能是被告供货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述时间节点及在案证据，原告方郭某所述公司为叶浩芸夫妻俩承包专柜LILY对外和商场签合同，通过其和母亲个人转账的经过虽不符合财务管理制度，但其陈述的事实经过有证据加以印证且与原告代理人的前后陈述一致，本院采信原告关于郭某及其母亲与叶浩芸之间个人划账系因叶浩芸夫妇作为二级代理商的资金往来。
至于郭某否认知道划账中有关网销的名目，因在个人支付宝信息中，如转账附有备注名目的，无论付款方还是收款方，均能得知，通过银行卡收取的款项，收款人也完全能够知晓款项名目，多笔有关网销的名目，作为经商者，作为公司和下线代理商结算的款项，怎么可能无视或不知晓，同样不符合常理。因原告的股东在2014年3月至11月间接受被告叶浩芸多笔有关网销名目的资金，在案证据至少表明原告应当早在叶浩芸夫妇个人作为代理商时就知晓两人进行网络销售的情况，原告是默许下线代理商向网店供货还是与下线代理商共同分成，或者另有缘由，鉴于当事人的陈述均有避重就轻、隐瞒事实，本院无从知晓，也不在本案系争合同的时间段，本院只能判断，在被告靓春公司跳开原告直接成为一级代理商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原告没有按照与品牌所有方丝绸公司的合同约定，知而不报的行为，受其与丝绸集团之间的合同约束，不在本案处理之列，但至少在被告靓春公司成立、原告改和被告靓春公司签订合同之后，原告没有从两被告处收取有关网销名目的资金，而被告叶浩芸仍然持续接受从网店绑定支付宝账户转出的资金。
综上，在案大量证据表明网店“小强的衣橱”自开立起，历经被告叶浩芸及丈夫作为LILY品牌二级代理经销商、成立靓春公司后以公司名义作为二级代理经销商的过程中，该网店与被告叶浩芸有持续的直接的关联，被告叶浩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合理解释长期进行网店操作、接受网店资金，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涉案网店是受原告直接控制开设、运作、供货，故本院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和高度盖然性原则对被告作出不利的判断，被告靓春公司应当按照其与原告的合同承担网络禁售的违约责任。
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赔偿金，被告提出50万元的约定太高，要求调整，依照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原告从丝绸公司购货的折率和给被告靓春公司的折率相同，原告的损失难以计算，原告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而且，网络销售的价格优势理论上会影响全国所有LILY专柜的销售；从被告靓春公司的得益角度，被告靓春公司与原告合同期间总进货量约150万元，被告靓春公司陈述其专柜开业到2016年2月底销售额在30万出头，有大量积压的存货，结合其与原告合同期内“小强的衣橱”出售LILY服饰的总额高达80万元的情况，本院酌情判令被告靓春公司应当支付的违约赔偿金。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公证费损失，因在涉案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被告靓春公司违约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总额，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叶浩芸作为一人股东的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身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应由被告叶浩芸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两被告虽提供了靓春公司部分时间段的账册，经本院释明关于庞大财务账册的判断应交由专业部门进行鉴别，负有举证责任的被告不提出审计，应依法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由被告叶浩芸在本案中对被告靓春公司向原告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靓春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伽格(上海)服饰有限公司违约赔偿金100,000元；
二、被告叶浩芸对被告上海靓春服饰有限公司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对原告伽格(上海)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15元，由原告负担7,372元、两被告负担1,84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审 判 长 李 斌
审 判 员 华碧芳
人民陪审员 徐 慧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经文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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