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翠屏民初字第6699号
原告：莫明富，女，194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原告：郑刚，男，1963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原告：郑伟，男，1965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原告：郑洪，男，1968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家红、梁开春，四川丰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住所地：宜宾市北大街**号。组织机构代码:45206697-5。
法宝代表人：孙广运，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远丽、陈孝彬，该院职工。
原告莫明富、郑刚、郑伟、郑洪诉被告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二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四川中证法医学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中证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不服，向本院申请对其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及因果关系、参与度等进行重新鉴定，本院依法核准，并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西政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2017年1月17日，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莫明富、郑刚、郑洪及与郑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家红、梁开春，被告二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远丽、陈孝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莫明富、郑刚、郑伟、郑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因医疗过错致原告亲属郑夕林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170667元（7年×24381元／年）、丧葬费22848元、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3000元、误工损失4000元、被抚养人莫明富生活费144216元（8年×18027元／年）、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尸检等费用6130元、医疗纠纷鉴定费4300元，共计407161.5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请求为465345元（489837.3×95%），其中：死亡赔偿金变更为183435元（26205元／年×7年）、丧葬费变更为27756.3元、被抚养人生活费变更为154216元（19277元／年×8年）、精神损害抚慰金变更为100000元、增加医疗费用5000元，合计489837.3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8月9日，原告家属郑夕林因前列腺增生入住被告处，于2015年8月19日在麻醉下行“尿道膀胱镜检前列腺汽化电切术”，当日下午13时左右术毕回病房，15时15分左右出现病情变化，当日17时2分抢救无效宣布死亡。郑夕林死亡后，原告郑洪于2015年8月20日委托中证鉴定所对郑夕林尸体进行了尸检，被告派员现场见证，2015年9月7日，该所出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意见为：郑夕林系急性肺水肿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2015年9月14日，原告郑刚委托中证鉴定所对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参与度等进行鉴定，该所于2015年10月10日出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分析认为被告在对死者郑夕林的治疗过程中输液速度操作未按护理规定进行有效观察致郑夕林急性肺水肿，在出现病情变化时未能及时作出正确诊断和处理，在心肺复苏时操作存有不当，其抢救有效率降低或无效抢救，从而延误了最佳抢救时机，最终导致全身多器官淤血水肿，呼吸循环衰竭死亡；郑夕林入院后行手术检查时，脑、心、肺、肾、胰等无危及生命之疾患存在，尸检时也未发现自身存在致命性疾患。意见认为被告在对死者郑夕林的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其过错参与度为百分之百。原告亲属死亡时年满73岁，原告莫明富系郑夕林配偶、另三原告系郑夕林儿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造成损害后果，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遂起诉，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二医院辩称：1、答辩人术前检查完备，并履行了术前告知义务，手术指征明确，手术经过患者同意；2、致肺水肿的原因有多种，不排除心肺复苏导致；2、对西政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有异议，没有对客观情况进行完全客观分析；3、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应按法律规定的相关标准执行；交通费、住宿费应当凭票据，无票据应由法院酌定；误工费是指患者产生，不是指亲属产生的，不认可；被扶养人生活费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应为30000元；鉴定费、尸检费是被答辩人单方行为，应由其承担；
对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原告亲属在被告处就医并死亡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双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
房屋租赁合同、承租户安全责任书、房屋租赁缴费单、收款收据、农村信用社客户存根、郑洪劳动合同，上述证据虽真实、合法，但不能证明原告郑洪、郑刚、郑伟因误工致收入减少的事实，不予采信；住院病历，对原、被告双方认可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中证鉴定所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依据的鉴定材料未经双方质证，无法确定其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西政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出具意见书的机构具备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材料经原、被告质证，鉴定意见客观、科学，鉴定人出庭接受了质询，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二医院临时收据，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亲属住院预交了部分费用，不能证明系损害后果发生后产生的损失，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部分采信；中证鉴定所尸检鉴定费发票，该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中证鉴定所医疗纠纷鉴定费发票，该证据虽真实、合法，但该所分析认定的医疗过错与原、被告双方共同委托的西政鉴定中心分析认定的医疗过错不同，且鉴定材料未经原、被告质证，其鉴定意见未被本院采信，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部分采信；被告提供的内科学第8版P174有关急性左心衰的记载、5篇学术论文论著虽真实、合法，但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
根据本院认定的证据及原告、被告、鉴定人的当庭陈述，认定双方有争议的法律事实如下：
2015年8月9日，四原告亲属郑夕林因排尿困难3+年入住被告处就医，经各项检查后，明确郑夕林术前诊断为：前列腺增生伴尿潴留；低钾血症；膀胱结石？被告拟对郑夕林施行尿道膀胱镜检膀胱结石超声碎石取石备前列腺汽化电切术手术，术前向郑夕林及其家属告知了手术风险并取得其本人及其家属的同意，于2015年8月19日上午10时许对郑夕林施行了该手术，当日中午1时许术毕安返病房。当日下午15时10分许，郑夕林出现呕吐、剑突下疼痛不适，肌注胃复安后，于15时15左右突然出现意识不清，呼之不应，无自主呼吸，无规则心电图。后经抢救无效，于17时2分宣布临床死亡。郑夕林死亡后，原、被告双方封存了病历。2015年8月20日，原告郑洪委托中证鉴定所对郑夕林尸体进行了尸检，被告派员现场见证。该所于2015年9月7日出具检验报告书，意见为：被检验对象郑夕林（死者）系急性肺水肿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为此，原告支付尸检费6130元。2015年9月14日，原告郑刚委托中证鉴定所对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参与度等进行鉴定，该所后出具鉴定意见书，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4300元。后西政鉴定中心受本院委托，对被告在对郑夕林诊疗过程中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参与度及因果关系进行了重新鉴定，并于2016年11月21日出具鉴定意见书，意见书分析说明记载：“（二）医院医疗行为评估：1、本例医方诊断成立，手术指征明确，术前予完善检查，同时予患者告知同意并签字符合常规，术式合理。2、术中医方输液1500ml虽较多，但考虑患者头晚禁食等情况，输液量和速度合理。本例手术过程中需行液体冲洗术区，因手术开放、破坏血管，可致冲洗液体大量吸入体内，导致水、电解质紊乱，故医方宜术中每小时检测血气和电解质，或使用专用的电解冲洗液减少冲洗液体对内环境的破坏。3、术后两小时，患者突发呕吐、剑下不适，未诉心累气紧，医方未分析患者病情发生原因，应认为医方对于术后水、电解质紊乱的病情认识不足。（三）因果关系及过错分析:1、本例医方术中未予血气和电解质监测，术后出现病情变化认识不足，应认为医方诊疗存在过错，其过错与患者术后急性左心衰后死亡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2、本例患者系老年男性，虽术前心脏检查未见明确异常，但不能排除患者自身隐匿性心脏病，同时，医方作为基层医疗机构，对前列腺汽化电切术中血气和电解质紊乱的认识不足，应认为存在患者自身病情和治疗风险因素。综上所述，二医院在对郑夕林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其过错与郑夕林病情突变后死亡后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同时存在患者自身疾病因素，综合医、患双方因素，认为以认定二医院的诊疗过错因素系郑夕林术后病情突变后死亡后果的主要因素，患者自身因素是导致其死亡后果的轻微因素较为适宜。”鉴定意见：“1、二医院在对郑夕林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2、二医院的诊疗过错系郑夕林术后病情突变后死亡后果的主要因素。”
另查明，死者郑夕林生于1941年12月2日，原告莫明富系死者郑夕林配偶，其享有居民医疗保险及居民养老保险。原告郑刚、郑伟、郑洪均系死者郑夕林之子。在郑夕林入院时，原告预交医疗费5000元。
本院认为，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一、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二、患者的损害；三、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间有因果关系；四、医务人员或医疗机构存在过错。
结合本案，首先，四原告亲属郑夕林因前列腺增生尿潴留等疾病到被告处就诊治疗的事实，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且有住院病历予以证实，因此，被告对原告的亲属郑夕林存在诊疗行为。其次，原告因前列腺增生尿潴留在被告处诊治，因病情突变后死亡，存在损害后果。第三，经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西政鉴定中心评估鉴定，认定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对郑夕林病情变化认识不足，存在过错。第四、西政鉴定中心经科学分析认为被告的诊疗过错系郑夕林术后病情突变后死亡后果的主要因素，综上，上述四要素符合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被告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告的诊疗过错是造成原告亲属病情变化后死亡的主要因素，郑夕林自身病情和治疗风险因素是其病情变化后死亡的轻微因素，据此，本院酌定，原告亲属因郑夕林死亡产生的合理经济损失，被告应承担90%的损害赔偿责任。
四原告损失范围及数额的确定：
1、医疗费用：郑夕林系因自身疾病到被告处治疗，于2015年8月9日入院，2015年8月19日下午15时许出现病情变化，当日下午17时许宣告死亡，其从病情变化到死亡共约2小时许，因此，郑夕林病情变化后产生的费用应属其损失范围，原告主张的预交费用5000元，系郑夕林整个住院期间预交的费用，原告无证据证明其亲属病情变化后产生的费用数额，且就此笔原告当庭增加的诉请，本院重新给予原告举证期，但原告未在举证期内向本院提交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告的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2、死亡赔偿金：死者郑夕林生前系城镇居民，1941年12月2日出生，于2015年8月19日死亡，死亡时已年满73周岁，其应计算死亡赔偿金的时间为6.29年（6+105／365），死亡赔偿金为164829.45元（26205元／年×6.29年）。
3、丧葬费：合法有据，应予支持，计27756.30元。
4、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四原告均居住在本市城区，不存在额外支出住宿费用，且无证据证明，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交通费无证据证明，本院酌定500元；四原告无证据证明因误工致收入减少，误工损失本院酌定按3人3天，标准按四川省2015年其他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统计数据146.26元／天（53384元／年÷365天）计算，计1316.34元。
5、被扶养人生活费：郑夕林死亡时，原告莫明富年满71岁，虽缺乏劳动能力，但其有享居民养老保险及居民医保，属有其他收入来源之情形，其主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之规定，故原告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6、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原告诉请100000元过高，且不符合四川省的司法实践，对超出30000元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7、尸检、病理切片、照相等费用：该项费用系为确定死因的合理支出，应予支持，计6130元。
8、医疗纠纷鉴定费用：中证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虽明确死亡后果与被告诊疗过错有关，但其意见书中分析的被告诊疗过错为输液速度未按护理规定操作致急性肺水肿，与本院采信的西政鉴定中心分析认为“术中医方输液1500ml虽较多，但考虑患者头晚禁食等情况，输液量和速度合理”的意见完全不同，西政鉴定中心认为被告诊疗过错为术中未予血气和电解质监测，术后对出现血气和电解质紊乱所致的临床表现变化认识不足，而非输液速度未按护理规定操作，且中证鉴定所在鉴定时鉴定材料未经原、被告双方质证，其出具的鉴定意见未被采信，故该笔费用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述各项损失合计230532.1元，被告应承担207478.89元（230532.1×90%）。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赔偿原告莫明富、郑刚、郑伟、郑洪因其亲属死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207478.8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莫明富、郑刚、郑伟、郑洪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408元，由原告莫明富、郑刚、郑伟、郑洪负担741元，被告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负担666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 方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韦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