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6）宁01行初42号
原告纪占珍，男，194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常信乡。
原告纪玉海，男，1971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常信乡。
原告纪玉河，男，197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常信乡。
原告纪玉堂，男，197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常信乡。
原告纪玉忠，男，1979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常信乡。
原告纪荣，女，1986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常信乡。
诉讼代表人纪玉海，男，1971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常信乡。
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杰，北京市农权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贺兰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法定代表人刘甲锋，男，县长。
委托代理人冯和平，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王婷婷，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贺兰县常信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法定代表人叶正忠，男，乡长。
委托代理人姜森林，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纪占珍、纪玉海等六人因与被告贺兰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贺兰县政府）、贺兰县常信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常信乡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6年3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2016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分别于2016年3月26日向被告贺兰县政府、于2016年3月28日向常信乡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纪占珍、纪玉海等六人的诉讼代表人纪玉堂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杰，被告贺兰县政府副县长邓一凌及其委托代理人冯和平、王婷婷，被告常信乡政府的纪委书记张建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姜森林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案2016年8月30日经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纪占珍、纪玉海等六人诉称，一、财产损失明细：1、纪占珍等房产宅基地面积1.99亩，每亩按36万元，共计：716400元（柒拾壹万陆仟肆佰元整）；2、被强拆房屋面积800平米，每平米按3250元，共计：2600000元（贰佰陆拾万元）；3、古董两件（明代），共计：160000元（壹拾陆万元整）；4、精神损失费100000元（壹拾万元整）；5、六户租房四年租金288000元（贰拾捌万捌仟元整）。二、被告在未能与原告达成征地补偿协议的情况下拆除、占用原告房屋和土地的行政行为违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及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第四条规定：“征地涉及拆迁农民住房的，必须先安置后拆迁，妥善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居住问题，切实做到被征地拆迁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三条严申：“做好征地中农民住房拆迁补偿安置工作，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居住问题要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履行有关程序，做好先安置后拆迁，坚决制止和纠正违法违规强制拆迁行为。”被告在正源公路项目用地未经国家批准，住房拆迁补偿安置未与原告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就强拆房屋完全是顶风违纪，典型的违法行政。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没有授予县级和乡级人民政府强制执行权，县和乡政府强拆居民房屋是典型的越权行政。2012年10月23日被告贺兰县政府颁发了贺政发[2012]80号文，在该文第六条第三十四款中明确规定：“本办法自正式发布之日起实行，县人民政府原贺政发[2003]第137号、[2006]第41号，[2007]第200号文件同时废止；”两被告用废止的文件作为本案行政赔偿的标准，其行为严重违法。在本案中两被告从始至终均未向法庭提交任何原告不拥有赔偿申请中所有财产的任何证明，两被告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的法律后果，财产损失应以原告的申请为准。
被告贺兰县政府辩称，一、根据永宁县人民法院（2015)永行初字第3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及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银行终字第98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的内容，被告贺兰县政府依法作出《贺兰县人民政府关于纪占珍、纪玉海、纪玉河等六人房屋征收赔偿请求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二、依照贺政办发{2007}200号文件及贺政办发{2010}126号文件规定的补偿标准，被告贺兰县政府作出的《贺兰县关于纪占珍、纪玉海、纪玉河等六人房屋征收赔偿请求的处理决定》内容合法。综上，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被告常信乡政府辩称，一、被告常信乡政府作出常政补决字（2016）002号《关于纪占珍、纪玉海、纪玉河等六人房屋征收赔偿请求的处理决定》行政行为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所请求的财产损失明细无事实依据。三、原告所述两被告在没有通知房屋所有人的情况下强拆，该陈述不属实。
原告纪占珍、纪玉海等六人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七组：第一组证据，（2015)永行初字第3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和（2015）银行终字第98号行政赔偿判决书。证明目的：根据（2015）永行初字第3号行政赔偿判决书、（2015）银行终字第98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款之规定，两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是被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认的。
被告贺兰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二被告不存在未签订补偿协议先行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
被告常信乡政府的执政意见：同意被告贺兰县政府的质证意见。
第二组证据，（2014）永行初字第16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和（2015）银行终字第62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各一份。证明目的：根据（2014）永行初字第16号、（2015）银行终字第62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款之规定，因为两被告在强拆原告的房屋时，同时强拆了原告同村吴洪兵的房屋，故原告们与两被告之间的诉讼同吴洪兵与两被告之间的诉讼为同一性质的诉讼，而吴洪兵一案中，两被告在未与吴洪兵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就强拆吴洪兵的房屋已被确认为行政行为违法，根据同案不能不同判的立法原则，所以两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勿庸置疑。
被告贺兰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吴洪兵案与本案并非完全相同的主体，每个案件有每个案件的特殊性，且吴洪兵系于祥村二社村民，本案原告系于祥村十八社村民，即使是同村村民，也不能通过吴洪兵案来证明本案也是违法强拆。本案根本不涉及“同案不能同判”的立法原则，且本案不存在违法强拆的事实，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被告常信乡政府的质证意见：同意被告贺兰县政府的质证意见。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
第三组证据，证据一、原告的身份证。证明目的：原告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常信乡于祥村十一社的村民，具有合法拥有常信乡于祥村十一社房屋的权利。证据二、《关于贺兰县常信乡实施正源北街至贺兰县暖泉道路打通工程拆迁工作有关情况的汇报》及（2014）贺行初字第4号卷宗第41、42、43、44、45、46、64页。证明目的：被告常信乡政府承认：1、其两次强拆原告的住房。2、其强拆原告800平米的住房。在（2014）贺行初字第4号案中，被告常信乡政府当庭承认《关于贺兰县常信乡实施正源北街至贺兰县暖泉道路打通工程拆迁工作有关情况的汇报》是其自己作出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证据三、纪占珍宅基地复核证明。证明目的：被告常信乡政府承认强占纪占珍家1.99亩宅基地。证据四、被告贺兰县政府与被告常信乡政府共同组织召开会议与原告协商安置补偿事宜。证明目的：2012年11月4日两被告认定没有给原告安置补偿并组织协商安置补偿事宜。证据五、照片15张，证据六、（2014）金行初字第33号行政判决书，（2015）银行终字第25号行政判决书。证明目的：原告被被告野蛮强拆的真实情况，并且原告被强拆后无人过问，现原告六户17口人被强拆近三年时间依然在路边的临时帐蓬中渡日并且喝的是排水沟中的脏水，可以说是水深火热，而两被告作为两级人民政府的态度是漠视，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政府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令人费解。本证据作为第二组证据在（2014）金行初字第33号案中提交，在（2014）金行初字第33号行政判决书第14页明确判决此组证据被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采信。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银行终字第25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2014）金行初字第33号行政判决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款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所以两被告未与原告们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后，强占原告1.99亩宅基地是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事实。证据七、古董，证明该物品是乾隆和雍正年间的古董，价值较高，强拆后是被告常信乡政府和常信乡派出所挖出来的。因两被告的违法强拆行为，原告无法保护其财产，也无法收集和保存其被拆房屋内物品的相关证据；拆迁过程中，作为房屋拆迁组织者的两被告本应当在迁出原告财物之前对被搬迁的物品制作详细的物品清单，并经被拆迁人和经手人认可签章，这是法定义务，但实际上两被告未制作物品清单及相关证明，原告也无从签章认可，致使原告对其损失能举出的最直接证据因两被告的原因丧失了可能。原告的房内财物由于两被告的强拆被埋在废墟下。原告对其损失的举证不能系被两被告违法的强拆所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规定：“……。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两被告应针对原告的具体的赔偿请求提供相应证据，承担举证责任。如两告被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的法律后果，那么原告的财产损失应以原告的申请为准。
被告贺兰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对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一身份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并不能反映原告合法拥有房屋的权利，该权利应当由具备该村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户籍信息来证实。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经过当庭核实，《关于贺兰县常信乡实施正源北街至贺兰县暖泉道路打通工程拆迁工作有关情况的汇报》在（2014）贺行初字第4号案卷中也是由原告郭成亮所举的证据，且为复印件，该汇报并非被告贺兰县政府所出具，与被告贺兰县政府没有关联性；（2014）贺行初字第4号卷宗系案外人郭成亮起诉常信乡政府的案件内档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根据《汇报》记载内容，并无“两次强拆原告住房”的内容，恰恰相反《汇报》中明确记载“纪占珍一家的拆迁协议已于2012年3月前后全部签完，但他们迟迟不肯拆迁，一直在等待观望，企图索要更多的好处”，该内容与代理人调取的（2013）贺民初字第629号、635号、630号、636号民事裁定书所对应的四案件卷宗能够证明的事实一致，原告不能只认可对其有利的部分，不认可对其不利的部分，故证据二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明并非被告贺兰县政府所出具，与被告贺兰县政府没有关联性，故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其上手写的内容，无法判断书写时间是在盖章之前还是盖章之后，更无法判断书写人是否是被告常信乡政府工作人员，故对该手写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但打印部分，只显示了对纪占珍宅基地面积进行复核的内容，并未显示有被告常信乡政府承认强拆的内容，故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明并非被告贺兰县政府所出具，与被告贺兰县政府没有关联性，故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根据其内容，只显示了对原告纪玉堂反映的房屋拆迁面积不实的问题进一步核实答复的内容，并未显示被告没有给原告安置补偿、组织协商安置补偿的内容，故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而且证据四显示的时间是2011年11月5日，证据三显示的时间是2012年7月9日，恰好证实被告常信乡政府对原告主张的房屋拆迁面积不实的问题进行核实后出具复核意见。对证据五中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照片与被告贺兰县政府没有关联性，故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无法确定照片系真实情况的记录还是摆拍；即使被生效判决采信，也不能证实二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存在强拆行为。事实上本案安置补偿协议早已签订并履行完毕，故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两份判决书采信了复核证明，但该证明并非被告贺兰县政府所出具，与被告贺兰县政府没有关联性，故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手写的内容，无法判断书写时间是在盖章之前还是盖章之后，更无法判断书写人是否是被告常信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故对该手写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但打印部分，只显示了对原告纪占珍宅基地面积进行复核的内容，并未显示有被告常信乡政府承认强拆的内容，故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在此并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首先被告常信乡政府与原告签订了补偿协议，补偿协议中已对补偿项目进行了明确约定，并不涉及原告所谓的古董，原告也从未提过其有什么古董，且原告当庭陈述古董是明代的，其证据目录中又说是乾隆和雍正年代的，前后矛盾。同时协议签订后应当本着诚实守信的态度积极履行合同，但原告却在领取补偿款后拖延拒不搬迁，其财产损失系其自身原因导致，与被告无关。且无证据证实原告存在相应的财产损失。
被告常信乡政府的质证意见：同意被告贺兰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关于该组证据中的证据三，认为该宅基地面积1.99亩与被告常信乡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一致，对该证据的记载予以认可，而对手写部分不予认可。对证据四中对方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纪玉堂提出拆迁面积不实，被告常信乡政府进一步核实予以答复的意思表示。
第四组证据，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28号案例《李向巨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政府房屋拆迁行政赔偿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法发〔2015〕130号）。证明目的：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28号案例《李向巨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政府房屋拆迁行政赔偿案》的裁判要旨为：“因违法拆迁导致房屋灭失无法重新评估的，应按房屋赔偿时的市场价格予以确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法发〔2015〕130号）第十一条规定：“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案件承办人员应当查询相关指导性案例。在裁判文书中引述相关指导性案例的，应在裁判理由部分引述指导性案例的编号和裁判要点。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引述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在裁判理由中回应是否参照了该指导性案例并说明理由。”的规定，可知原告向两被告提出的行政赔偿的赔偿标准应是应当以判决时能够在同区位购买同等条件的房屋及宅基地的价格标准进行赔偿。
被告贺兰县政府的质证意见：认为第四组证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证据种类，且原告提出的材料与本案没有可比性和关联性。
被告常信乡政府的质证意见：同意被告贺兰县政府的质证意见。
第五组证据，证据一、银行终字第16号案卷宗中第46、47、48、49、50、51、52、53、54、55、56、57页，2012贺政发[80]号文。证明目的：1、2012贺政发[80]号文系银行终字第16号卷宗中该案的原告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调取的，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被告贺兰县政府调取到的文件；2、两被告用已被废止的文件对原告进行答复和安置，该答复及安置行为均为违法行为。证据二、宁政发[2015]101号文。证明目的：贺政发[2010]126文件是一份被该文件废止的文件。证据三、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信息公开受理单与答复书。证明目的：1、被告贺兰县政府所提供的抗震房安置的对象为救助户（农村低保户、无保户、残疾人）产权归乡镇所有，本人只有使用权，没有处理权。房屋质量的基本原则是砖混结构，房顶需钢筋凝土现浇，并且要有质量档案。实际情况抗震房的建筑材料是泡沫板上挂了灰，质量极差，并且房屋任何质量档案均无；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征收、征用受害人财产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该证据直接证明两被告安置行为违法；3、该份证据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依职权作出的公文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该份证据是一份证明效力极强的公文文书。证据四、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局《关于贺兰县常信乡新民村抗震房项目和常兴居小区用地情况的答复》。证明目的：1、两被告安置的抗震房就是宁夏贺兰县2009年的危窑危房建设项目。用地批复为宁政土批【2011】32号；2、常兴居小区项目是宁夏新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开发的项目。用地批复为（贺地挂字[2011]98号地块；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征收、征用受害人财产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该证据直接证明两被告安置行为违法，同时也证明了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的诉讼请求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清晰、明确；4、该份证据是宁夏国土资源厅依职权作出的公文文书。证据五、宁政土批【2011】32号批地的档案。证明目的：1、两被告安置的抗震房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2009年的危窑危房建设项目，两被告所提供的抗震房是救助项目，原告是拆迁户不是危窑危房的救助对象，被告（贺兰县政府）滥用职权强行进行非法安置的行为违法；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征收、征用受害人财产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该证据直接证明两被告安置行为违法，同时也证明了原告要求两被告的赔偿诉讼请求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清晰，明确；3、该份证据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国土资源局依职权作出的公文文书。证据六、宁夏国土资源厅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证明目的：1、原告是通过信息公开的形式获得了宁政土批【2011】32号与贺地挂字[2011]98号地块的档案；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征收、征用受害人财产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该证据直接证明两被告安置行为违法，同时也证明了原告要求两被告的赔偿诉讼请求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清晰，明确。3、该份证据是宁夏国土资源厅依职权作出的公文文书。证据七、贺地挂字【2011】98号档案。证明目的：1、常兴居小区项目是宁夏新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开发的项目；2、宁夏新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开发取得常兴居小区项目的土地为工业用地；3、宁夏新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至今未交纳常兴居小区项目地块的土地出让金。未取得该地块的国有土地证；4、依据宁夏新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贺兰县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与催收欠款通知书的内容来看，贺兰县国土资源局应已与宁夏新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解除了合同，并无偿收回了土地；5、两被告强行将拆迁户安置在宁夏新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五证两书均无的小产权房内属于违法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也就是说该份证据是一份证明效力极强的公文文书。证据八、经核查常信乡常兴居中心村工程建设项目未在贺兰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办理过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证明目的：1、两被告强行将拆迁户安置在宁夏新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五证两书均无的小产权房内属于违法行为；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征收、征用受害人财产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该证据直接证明两被告安置行为违法，同时也证明了原告要求两被告的赔偿诉讼请求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清晰，明确；3、该份证据是贺兰县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依职权作出的公文文书。证据九、告知书一份。证明目的：1、两被告强行将拆迁户安置在宁夏新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五证两书均无的小产权房内属于违法行为；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征收、征用受害人财产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该证据直接证明两被告安置行为违法，同时也证明了原告要求两被告的赔偿诉讼请求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清晰，明确；3、该份证据是贺兰县城乡建设局房屋产权产藉管理所依职权作出的公文文书。两被告一再强调其安置方式有三种：一、抗震房安置，二、楼房安置，三、不需要房屋安置的给予货币补偿。原告所举的上述九份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上述三种安置方式都是违法的。两被告所提供的抗震房是政府救助项目，抗震房就是宁夏贺兰县2009年的危窑危房建设项目，救助对象为2008年已列入全区农村困难群众（农村低保户、五保户、残疾人）住房困难摸底排查范围内的救助户，建房资金已由各级人民政府进行了补贴。该房一户一档，不得倒卖。并且被要求逐户逐项填写《2009年危窑危房改造质量监督卡》。拆迁户不是危窑危房的救助对象，因此，抗震房作为安置房违法;第二种楼房安置，该楼房指的是常兴居小区楼房，常兴居小区项目是宁夏新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开发的商品房项目。该项目的土地为工业用地。是五证两书均无的小产权房，因此，该楼房安置违法;第三种不需要房屋安置的给予货币补偿。两被告按照贺政发（2007）200号文件给拆迁房屋进行补偿，首先两被告用已被被告贺兰县政府颁发的贺政发（2012）80号文废止的贺政发（2007）200号文件来作为补偿标准，其行为及答复违法。其次补偿标准是砖混结构、砖木结构、土木结构分别按：460元，320元，200元每平米来补偿，此补偿标准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
被告贺兰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对第五组证据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常信乡政府与原告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时间为2012年2月-5月，而2012贺政发[80]号文的生效时间为2012年10月23日，无追溯力，故涉案补偿安置协议所适用的[2007]200号文件当时并未被废止，被告常信乡政府适用该文件规定的补偿标准与原告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无违法之处，被告贺兰县政府依据已签订及履行的补偿安置协议作出处理决定也并无违法之处。故证据一与本案并无关联，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常信乡政府与原告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时间为2012年2月-5月，而宁政发[2015]101号文的生效时间为2016年1月1日，故涉案补偿安置协议所适用的[2010]126号文件当时并未被废止，被告常信乡政府适用该文件规定的补偿标准与原告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无违法之处，被告贺兰县政府依据已签订及履行的补偿安置协议作出处理决定也并无违法之处。证据二与本案并无关联，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三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并非被告贺兰县政府出具，与被告贺兰县政府没有关联性，故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即使是真实的，其内容也是针对2009年常信乡危窑改造工程的有关信息进行答复，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原告证明目的中所称的“实际情况抗震房的建筑材料是泡沫板上挂了灰，质量极差，并且房屋任何质量档案均无”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该证据直接证明两被告安置行为违法”更是毫无逻辑，故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四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并非被告贺兰县政府出具，与被告贺兰县政府没有关联性，故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即使是真实的，其内容也是针对新民村抗震房项目及常兴居小区项目两个独立项目的有关信息进行答复，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原告证明目的中所称的“两被告安置的抗震房就是危窑危房建设项目”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该证据直接证明两被告安置行为违法，同时也证明了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的诉讼请求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清晰、明确”更是毫无逻辑，故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五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并非被告贺兰县政府出具，与被告贺兰县政府没有关联性，故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即使是真实的，其内容也是针对贺兰县危窑危房建设用地，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原告证明目的中所称的“两被告安置的抗震房就是2009年的危窑危房建设项目”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该证据直接证明两被告安置行为违法，同时也证明了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的诉讼请求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清晰、明确”更是毫无逻辑，故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六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并非被告贺兰县政府出具，与被告贺兰县政府没有关联性，故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证据七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并非被告贺兰县政府出具，与被告贺兰县政府没有关联性，故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证据八、证据九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并非被告贺兰县政府出具，与被告贺兰县政府没有关联性，故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原告若对涉案土地征收过程中确定的土地补偿有异议，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申请行政机关裁决，但原告并未申请裁决，且与被告常信乡政府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领取了补偿安置款，常信乡也未纳入城市规划区，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
被告常信乡政府的质证意见：同意被告贺兰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作为行政处理决定中的安置房是经过审批并合法建造的房屋，该安置合法。
第六组证据，证据一、（2014）金行初字第33号卷宗中1、3、157、158页，证明目的：在（2014）金行初字第33号案中，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资源保护厅出示的证据宁环审发[2013]26号文，在该批文中，明确2013年正源路就已建成通车，环评为补做环评，也就是说，原告的宅基地土地性质的现状为国有建设用地，房屋为是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根据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28号案例《李向巨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政府房屋拆迁行政赔偿案》的裁判要旨：“因违法拆迁导致房屋灭失无法重新评估的，应按房屋赔偿时的市场价格予以确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法发〔2015〕130号）第十一条规定：“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案件承办人员应当查询相关指导性案例。在裁判文书中引述相关指导性案例的，应在裁判理由部分引述指导性案例的编号和裁判要点。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引述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在裁判理由中回应是否参照了该指导性案例并说明理由。”的规定，可知原告向两被告提出的行政赔偿的赔偿标准应是应当以判决时能够在同区位购买同等条件的房屋及宅基地（现在应为商品房用地）的价格标准进行赔偿。证据二、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证明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第四项第十八条明确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证据三、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中贺地（挂）字[2013]153号挂牌出让[成交]价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的网址。证明目的：原告宅基地的赔偿标准每亩36万的事实依据。证据四、奥林匹克花园售楼宣传页。证明目的：贺兰县的房屋销售均价超过了原告诉求的3250元/平米。证据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证明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此法律规定是原告向被告要求赔偿住房3250元/平米的法律依据。证据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证明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房屋所在的地方已经纳入城市化，如果仍然按照农村集体土地附着物的标准补偿，难以解决农民的居住问题。对此问题如何解决，原告认为，虽然因为土地性质不同，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的补偿不能直接适用《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但由于房屋所在的土地已经城市化，如果按照农村集体土地已经城市化，如果按照农村集体土地补偿，会无法保障农民的权益，因此，可以参照《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补偿标准予以补偿……”此法律规定是原告向被告要求赔偿住房3250元/平米的法律依据。根据奥林匹克花园售楼宣传页可知，该楼盘中房屋与原告被强诉的房屋同属贺兰县，该楼盘每平米的价格为325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第十一条的规定。应按照奥林匹克花园售楼宣传页中3250元/平米的标准对原告被违法强拆的800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赔偿。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中贺地（挂）字[2013]153号挂牌出让[成交]价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的网址及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18条规定，贺兰县当地土地价格应按36万元/每亩标准对原告的宅基地进行赔偿。
被告贺兰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对第六组证据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涉案土地征收发生在2011年至2012年，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于2014年，不具有追溯效力；[2013]153号土地挂牌成交发生在2013年，土地位置为贺兰县县城规划区，并非原告所在的常信乡，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而非集体土地，土地用途为房地产开发而非公路建设。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没有可比性，更不能作为事实依据，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商品房属于商品，系市场定价，并非官方出具的价格鉴定意见，其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且宣传彩页具有广告宣传作用，更无法确定其内容的真实性；奥林匹克花园属于贺兰县城区内的高档小区，与农村宅基地不具有可比性，不能依据商品房的价格确定农宅的价格，且原告与被告常信乡政府签订了《评估明细表》，对其地上附着物价值进行了评估，属于确定的数据，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宣传彩页的来源不明，制作人不明，发布人不明，不具有合法性，原告所称的“均价超过3250元/平方米”，单凭一张宣传彩页中的一个小区，完全没有证据支持，故其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证据五、证据六认为属于法律规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证据种类，且第十二条明显不能适用本案。
被告常信乡政府的质证意见：同意贺兰县政府的质证意见。补充一点，对于证据一不能证明其国有土地性质，对其关联性也不予认可。对于文件与司法解释不属于证据范畴，不予质证。对关于挂牌价及宣传页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其与本案没有可比性，不予认可。
第七组证据，证据一、（2015）宁0121执字第180号。证据二、被告贺兰县政府作出的《关于纪占珍、纪玉海、纪玉河等六人房屋征收赔偿请求的处理决定》。证据三、被告常信乡政府作出的《关于纪占珍、纪玉海、纪玉河等六人房屋征收赔偿请求的处理决定》，常政补决字（2016）002号。证明目的：在(2014)永行初字第3号与(2015)银行终字第98号案中，一、二审法院判决如下：“责令贺兰县人民政府、贺兰县常信乡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纪占珍、纪玉海、纪玉河、纪玉堂、纪玉忠、纪荣的行政赔偿申请做出处理。”该判决生效后，两被告拒不执行生效的法律文书，后原告向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案号为（2015）宁0121执字第180号。在法院的强制措施下，两被告才给原告出具了违法的行政赔偿答复。
被告贺兰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组证据恰恰证实二被告作出决定的程序合法。
被告常信乡政府的质证意见：同意贺兰县政府的质证意见。
被告贺兰县政府向本院提交证据六份，证据一、永宁县人民法院（2015）永行初字第3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一份，证据二、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银行终字第98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一份，证据三、贺政办发【2007】200号文件一份，证据四、贺政办发【2010】126号《贺兰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贺兰县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一份，证据五、《贺兰县人民政府关于纪占珍、纪玉海、纪玉河等六人房屋征收赔偿请求的处理决定》一份，证据六、贺兰县公证处（2016）贺证字第330号公证书一份。证明目的：被告贺兰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内容合法并且已通过法定程序送达原告。
原告纪占珍、纪玉海、纪玉河等六人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不予认可。对证据一、证据二永宁县人民法院（2015）永行初字第3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和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银行初字第98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判决书清楚的记载两被告未能出示对原告纪占珍等六人补偿安置协议的原件。对证据三200号文件和126号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200号文件引用错误的依据，已经被废除，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被告引用证据四的通知是违法的。对于证据五原告认为被告的处理决定是违法的，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六公证处的公证书没有给原告送达，与本案无关。
被告常信乡政府的质证意见：对被告贺兰县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常信乡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同被告贺兰县政府的证据一致。
原告纪占珍、纪玉海、纪玉河等六人的质证意见：与对被告贺兰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贺兰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对被告常信乡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2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以宁发改审发[2011]733号文件给贺兰县发展改革局下发了《关于正源北街至贺兰暖泉公路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同意建设正源北街至贺兰暖泉公路，被告贺兰县政府委托被告常信乡政府实施该公路通过常信乡区域的房屋、土地征收拆迁工作，在实施征收拆迁过程中，被告常信乡政府与原告纪占珍、纪玉海等六人未能达成协议。2012年6月29日在被告贺兰县政府未作出补偿决定的情况下，被告常信乡政府拆除了原告的部分房屋并占用其部分宅基地建成了公路，之后双方就补偿数额、房屋安置等事项因意见不一致一直未能达成协议。2014年5月4日，原告向贺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因行政侵权给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折合人民币357.64万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本案经本院指定，由永宁县人民法院管辖。该案审理后，分别由永宁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永行初字第3号行政赔偿判决、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银行终字98号行政赔偿判决，确认被告贺兰县政府、常信乡政府拆除、占用原告房屋和宅基地的行政行为违法，由被告贺兰县政府在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已被拆除的房屋、已被占用的宅基地作出赔偿决定。后被告贺兰县政府作出了《贺兰县人民政府关于纪占珍、纪玉海、纪玉河等六人房屋征收赔偿请求的处理决定》后，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判令：1、确认被告贺兰县政府作出的《关于纪占珍、纪玉海、纪玉河等六人房屋征收赔偿请求的处理决定》违法；2、确认被告常信乡政府作出的常政补决字（2016）002号《关于纪占珍、纪玉海、纪玉河等六人房屋征收赔偿请求的处理决定》违法；3、两被告赔偿因行政侵权给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38644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本院认为，被告贺兰县政府、常信乡政府在未能与原告纪占珍、纪玉海等六人达成征地拆迁补偿协议的情况下，拆除原告部分房屋并占用原告的部分宅基地，其行政行为应当认定为违法。被告贺兰县政府、常信乡政府拆除原告部分房屋并占用原告的部分宅基地的行政行为被确定违法后，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对原告进行赔偿。被告贺兰县政府依据贺政发（2007）200号文件、贺政发（2010）126号通知作出的《关于纪占珍、纪玉海、纪玉河等六人房屋征收赔偿请求的处理决定》及被告常信乡政府作出的常政补决字（2016）002号《关于纪占珍、纪玉海、纪玉河等六人房屋征收赔偿请求的处理决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纪占珍、纪玉海、纪玉河、纪玉堂、纪玉忠、纪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纪占珍、纪玉海、纪玉河、纪玉堂、纪玉忠、纪荣。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 斐
审判员 张 鑫
审判员 苗自治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哈 越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十一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