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1民终20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生林，男，1968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长寿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官琴，女，193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长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祖建波，重庆市长寿区凤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原告：高升苹，女，1961年2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渝中区。
原审原告：高声福，女，1962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渝北区。
原审原告：高声波，男，1964年6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长寿区。
上诉人高生林因与被上诉人杨官琴、原审原告高升苹、高声福、高声波共有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5民初7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高生林、被上诉人杨官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祖建波参加了询问。原审原告高升苹、高声福、高声波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生林上诉请求：撤销（2017）渝0115民初7707号民事判决中的第一项；判令杨官琴承担高家贵丧葬费8158.95元。其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审法院没有采纳上诉人的证据，原审判决认定高生林在使用抚恤金时未征得杨官琴同意不是事实。高家贵去世后，高生林就电话通知杨官琴及其子李明，但杨官琴来了几分钟后即行离开，此后一直未露面。高家贵的一切后事和费用均由其子女处理。这些事实均表明杨官琴默认了由高生林全权处理后事的态度。高升苹、高声福、高声波在一审中对高生林用抚恤金支付丧葬费的行为予以肯定，为高生林履行义务提供了人证。高家贵生前与杨官琴已感情破裂，并进入离婚诉讼阶段，故在高家贵去世后，杨官琴不愿参与丧葬和承担丧葬费。综上，一审法院未充分采纳上诉人的证据，片面分割权利义务，造成上诉人权利受到损害，为维护自身权利，故向法院提起上诉。
杨官琴辩称，高生林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高生林在上诉状中罗列的当事人不全，违反《民诉法》第一百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九条规定，高生林应将所有原审原告罗列为被上诉人。2、死亡抚恤金是对死者生前存在密切关系的亲属的精神性抚慰与物质性帮助，是死者的近亲属及被扶养人的共同财产，不属于死者遗产。分配死亡抚恤金时应综合考虑各亲属与死者生前的关系、相互照顾程度及该亲属的自主生活能力。3、高生林就其为高家贵火化、土葬而支付的费用向杨官琴主张债权，这不是合法的债，违反了《重庆市殡葬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其主张抵消没有依据。4、高生林的第二条上诉请求不属于二审法院的审理范围。高生林在一审庭审提出该请求后，一审已告知其另案起诉，上诉人未提起诉讼，违反了诉讼程序。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高升苹、高声福、高声波未作陈述。
杨官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高生林支付杨官琴抚恤金60085.1元。高升苹、高声福、高声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若抚恤金用于高家贵丧葬事宜后仍有剩余，要求依法分割抚恤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官琴与高家贵于2005年1月4日登记结婚，均系再婚，婚后无子女。高升苹、高声福、高声波和高生林系高家贵与其前妻生育的子女。高家贵生前与杨官琴共同生活至2017年4月17日生病住院，出院后由其四子女照顾。该期间，高家贵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杨官琴离婚，后高家贵于2017年8月30日去世，一审法院裁定终结该案。高家贵去世后，高升苹、高声福、高声波和高生林操办了其丧事，杨官琴未参与。高生林在长寿区社会保险局领取了高家贵死亡待遇60085.1元，其中含一次性救济金（或抚恤金）58085.1元，丧葬费2000元。
同时查明，高家贵于2007年5月20日立下《遗书》，载明“……我们两个不管那个走在前面，安葬费的问（题）：要从节约出发，就乘（剩）余部分由杨官琴领取……”。
杨官琴提交的遗书，鉴于高升苹、高声福作为高家贵的子女对其父亲笔迹应有较高认识程度，且高升苹、高声福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仍对遗书真实性无异议，故一审法院对该遗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高生林提交丧葬费凭据欲证明其领取的死亡待遇已用于高家贵丧葬。高升苹、高声福、高声波对此无异议，并认可高家贵的丧事在用完其死亡待遇后还超支了10000余元。从本案性质来看，高生林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诉争的共有纠纷无直接关联，且杨官琴仅对遗体殡仪费及遗体告别费无异议，并认为操办丧事属于子女的自愿行为和孝敬行为，产生的费用不应强加他人，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高家贵死亡待遇包括抚恤金和丧葬费。抚恤金是国家或有关单位根据法律法规给予死者近亲属及其生前被扶养的人的精神安慰及经济补偿，是高家贵的配偶、父母及子女的共有财产，不属于死者遗产，不能作为遗产继承。杨官琴、高升苹、高声福、高声波、高生林作为高家贵的近亲属，均是该笔抚恤金的权利人。杨官琴主张高家贵立遗嘱将抚恤金全部归其所有，但抚恤金并非遗产，高家贵无权处分，而遗书内容关于抚恤金部分也不明确，故一审法院对其意见不予采纳。高生林辩称抚恤金已经用于高家贵丧葬事宜。一审法院认为，抚恤金的性质不同于丧葬费，法律法规无明文规定抚恤金应优先用于丧葬费，且即便用于丧葬费也应征得相关权利人同意，而杨官琴并未同意将其应得部分优先用于丧葬，故一审法院对高生林该意见不予采纳。抚恤金的分配应当综合考虑各近亲属与死者生前生活紧密程度。本案中，虽然高家贵去世前曾起诉离婚，但考虑到杨官琴与高家贵婚后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现在年老体衰，应予适当照顾；高家贵的子女在其生病期间尽到了赡养义务，死后又尽心办理丧葬事宜，均可参与分配该抚恤金。结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定高升苹、高声福、高声波、高生林各分得10000元，杨官琴分得18085.1元。高升苹、高声福、高声波主张若办理丧葬事宜后仍有剩余抚恤金则再行分配，但又陈述操办丧事时已用尽抚恤金并有超支情形，可视为三人同意将其应分得的抚恤金优先用于支付办理丧葬事宜的费用，此不违反法律规定，故高生林不再向高升苹、高声福、高声波各支付10000元抚恤金。
关于丧葬费2000元，此系高家贵生前所在工作单位发放用于其丧葬事宜的费用。因杨官琴并未实际参与办理丧葬事宜，其无权要求高生林支付该费用，而高升苹、高声福、高声波庭审中认可该丧葬费已经使用，故高生林不应向高升苹、高声福、高声波支付该笔费用。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高生林在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原告杨官琴抚恤金18085.1元；二、驳回原告杨官琴、高升苹、高声福、高声波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0元，减半收取计775元，其中原告杨官琴负担500元、被告高生林负担275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长寿区社会保障局发放的高家贵死亡抚恤金应如何分配；杨官琴是否应当承担丧葬费。现针对本案争议焦点和诉讼请求，做如下评判：
1、关于长寿区社会保障局发放的高家贵死亡抚恤金应如何分配的问题。高生林在长寿区社会保障局领取了高家贵死亡待遇60085.1元，其中含一次性救济金（或抚恤金）58085.1元、丧葬费2000元。关于抚恤金的问题：第一，从抚恤金的性质来讲，抚恤金是国家或有关单位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死者近亲属的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补偿，一方面用来抚慰近亲属痛失亲人之苦，另一方面给予必要的物质帮助，享有抚恤金的人员系死者的近亲属。本案中，杨官琴系死者的妻子，高生林及高升苹、高声福、高声波系死者的儿女，均属于抚恤金的合法享有者。抚恤金与丧葬费是并行而非包含关系，高生林以办理高家贵丧葬事宜的费用已经实际超出该笔抚恤金金额为由拒绝分配，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第二，从一审法院对抚恤金的分配来看，考虑到高家贵的四个子女高升苹、高声福、高声波、高生林在高家贵生病期间尽到了赡养义务，在高家贵去世后尽心办理丧葬事宜，对该四人给予平均分配。同时考虑到杨官琴与高家贵婚后共同生活十多年，相互扶养扶助，现在年老体衰，应适当予以照顾，对杨官琴给予适当多分，并无不当。一审过程中，高升苹、高声福、高声波均认可其享有的抚恤金部分优先用于办理丧葬事宜，亦认可操办丧事已经用尽抚恤金并超支。高生林在未征得杨官琴同意的情形下，将杨官琴应享有的抚恤金用于操办丧事有异议，高生林应承担相应责任。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抚恤金的分配已经综合考虑了本案各方面因素，对抚恤金的分配并无不当。丧葬费应用于高家贵丧葬事宜，且该笔费用已经实际支出，一审法院对该费用未作分配并无不当。
2、关于杨官琴是否应当承担丧葬费的问题。高生林未在一审过程中就要求杨官琴承担丧葬费的问题提起诉讼或反诉，在本院二审过程中就此提出新的诉讼请求，请求杨官琴承担高家贵丧葬费超支部分的一半即8159.95元，但经征求其意见，其不同意调解，故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高生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2元，由上诉人高生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盛刚
审 判 员 张欲晓
审 判 员 刘 静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王 玲
书 记 员 李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