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甘行终1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士贤。
委托代理人刘红（上诉人之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以下简称：甘肃保监局)，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北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焦清平，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邦瑞、李霞。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5号。
法定代表人项俊波，该委员会主席。
委托代理人杨豪。
上诉人李士贤因诉甘肃保监局、中国保监会金融行政监督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兰行初字第8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士贤的委托代理人刘红，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的副局长潘波及委托代理人陈邦瑞、陈刚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中国保监会提交书面说明，称其“负责人因其它工作原因，不能出庭。”其委托代理人杨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4日、2015年1月26日，原告李士贤与其代理人刘红先后两次以特快专递方式向甘肃保监局提交了《投诉书》，以李士贤于2008年6月25日在建行公园路支行办理储蓄业务时，被该行工作人员诱骗购买了人寿保险甘肃分公司的“国寿鸿泰两全保险（分红型）（2003版）”人身保险，要求甘肃保监局对人寿保险甘肃分公司进行处罚，对其相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肃惩处，给予本金三倍赔偿＋10000元。2014年12月31日，甘肃保监局以甘保监投诉[2014]第389号《投诉告知书》告知刘红：1.对其投诉建行、人寿保险甘肃分公司在经营保险业务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等事项予以受理；2.对其要求的建行福利西路储蓄所、中国人寿甘肃分公司分别赔偿经济损失三倍本金赔偿＋10000元的事项，属于民事纠纷，告知其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并告知将其投诉材料已转交人寿保险甘肃分公司。2015年1月6日，该局向该公司发出《投诉转办单》，将刘红的保险消费投诉件转送该公司，要求按照《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办理，直接向投诉人答复办理结果，并将办理结果于2015年1月22日之前报告甘肃保监局。期间，该局对投诉人投诉的相关事宜在人寿保险甘肃分公司及建行公园路支行进行现场检查，调取了原始材料，并对相关业务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于2015年3月26日作出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4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对投诉人投诉的问题逐一进行了答复；并对保险公司未能主动向投保人开具保险发票等四项违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同年4月3日，甘肃保监局向人寿保险甘肃分公司发出监管函，责令其限期改正。刘红接到该局寄送的投诉处理告知书后，于同年5月23日向中国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8月24日，中国保监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该局的投诉处理告知书，并向刘红邮寄送达。李士贤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甘肃保监局作为中国保监会的派出机构，对李士贤提出的保险消费投诉具有实施监督处理的法定职责。该局收到其投诉后，对其反映的事项依法受理并组织调查核实，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书面告知了投诉人。该行政行为符合《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的相关程序规定。该局在监管职责范围内履行了其职责，故李士贤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其主张不能成立。被告中国保监会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其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李士贤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购买的不是“国寿鸿泰两全保险（分红型）（2003版）”。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故意回避上诉人的证据，请求撤销原判并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答辩称，该局已依法、全面、正确履行了法定职责，上诉人的诉求于法无据。上诉人投诉时未向该局提供投保单。一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事实认定准确，法律适用得当，上诉人的诉求于法无据。该局的答复行为未对上诉人设定权利义务，也未对其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被上诉人中国保监会答辩称，该委员会复议程序合法，作出的复议决定合法。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遵循依法、公开、公正的原则，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保险消费者向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提出保险消费投诉，是指保险消费者认为在保险消费活动中，因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保险从业人员存在违反有关保险监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情形，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向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反映情况，申请其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行为。”本案中，2014年12月和2015年1月,上诉人李士贤向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提交《投诉书》，请求对人寿保险甘肃分公司业务员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肃惩处。根据《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工作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完整投诉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是否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第二十八条规定：“处理决定作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当告知投诉人。告知内容应当包括：（一）被投诉人是否违法或者涉嫌违反有关保险监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定；（二）处理意见；（三）投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核查。”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在收到上诉人的申述书后，作出了甘保监投诉[2014]第389号《投诉告知书》决定受理上诉人投诉并就所反映的民事纠纷告知了解决途径。被上诉人在投诉转办、现场检查、调查询问等基础上对上诉人提出的投诉事项进行了核实，后作出甘保监消费投诉[2015]第4号《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并对保险公司存在的问题下发了甘保监消保[2015]3号《中国保监会甘肃监管局监管函》。至此，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在法定监管职责范围内，对上诉人已履行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作出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告知书》及被上诉人中国保监会作出的复议决定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李士贤提出的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对保险公司未给予行政处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本案上诉人投诉的问题于2008年其购买保险产品时此违法行为已发生，2014年投诉时已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处罚期限。发送监管函和给予行政处罚均为法律赋予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法定职权。行政处罚应当贯彻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原则，本案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在调查核实上诉人投诉事项时，发现保险公司存在违规问题，采取发送监管函的方式同样可以达到监管的目的。上诉人认为不给予保险公司行政处罚即为不履行监管法定职责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至于上诉人认为保险公司侵害其合法权益的问题，其可以依法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
关于上诉人提出其购买的不是“国寿鸿泰两全保险（分红型）（2003版）”的问题。由于上诉人在其向被上诉人甘肃保监局提交的《投诉书》及附件、《保全业务受理单》中均明确载明其投保的险种为“国寿鸿泰两全保险（分红型）（2003版）”，故其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
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了3份新证据，以证明“国寿鸿泰两全保险（分红型）”为备案产品，并非甘肃保监局认定的是“一款不存在的保险产品”。本院认为，甘肃保监局在其作出的《告知书》中并没有认定“国寿鸿泰两全保险（分红型）”为“一款不存在的保险产品”，此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故上诉人提交的该3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李士贤的委托代理人提出的被上诉人中国保监会负责人未出庭应诉的问题。在本院开庭审理中，法庭依法核实了各方诉讼参加人的身份和代理权限。上诉人李士贤的委托代理人刘红对被上诉人中国保监会的负责人未出庭提出异议，认为其提交的情况说明没有明确其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具体事由。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被上诉人中国保监会提供了其负责人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庭的情况说明，并且委托了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
综上，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上诉人李士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士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冯 江
代理审判员 姚振勇
代理审判员 张云霞
二〇一六年九月八日
书 记 员 张 婷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