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民终56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常八电机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剑湖村。
法定代表人：沈甫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峰，常州市武进区遥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华杰，常州市武进区遥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市供应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西环路868号。
法定代表人：王玉辉，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常州常八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市供应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应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6)苏0508民初5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常八公司上诉请求：1、��销原判，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供应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常八公司与供应链公司虽然签订了《供应链金融三方合作协议》，但供应链公司未履行该协议约定的义务。一审法院以合同约定供应链公司向常八公司开具增值税销售发票为由，认定合同已经履行，而对合同约定的交货事实不作审查，是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二、2014年12月19日签订《供应链金融三方合作协议》至2015年11月25日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之间，供应链公司从来没有向常八公司履行交货义务。而一审法院仅凭部分送货通知单就认定供应链公司履行了全部的交货义务，是主观推断。三、供应链公司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供应链公司提供了《供应链金融三方合作协议》，但没有协议约定的购销合同；提供了开具的增值税销售发票，但没有发票所对应的送货依据���提供了2015年1月和2015年11月25日以后的送货通知单，但没有2015年2月到2015年11月25日之间的送货通知单。
供应链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供应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常八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911518.21元，并支付自2016年7月16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借款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2、判令常八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供应链公司将第1项诉讼请求中利息损失的起算点调整为自起诉至人民法院之日起计算。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常八公司（甲方）、供应链公司（乙方）、案外人张家港市华发电工器材制造有限公司（丙方）（以下简称华发公司）签订《供应链金融三方合作协议》一份，约定：1、甲丙双方同意乙方仅作为丙方供应链服务商向甲方提供销售执行服务，具体操作流程为：乙丙双方通过签订《销售合同》由丙方将产品销售给乙方，甲乙双方通过签订《销售合同》由乙方再将产品销售给甲方。2、此次漆包线产品业务是乙方为丙方提供的供应链服务一部分，甲方同意，销售货款应由甲方支付给乙方，甲方同意乙方开具增值税销售发票给甲方，且与乙方签署相应的《销售合同》，并在该《销售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支付乙方所销售货物的货款。3、甲方订货时，需向乙方下达规范的《采购订货意向书》，注明所需采购货物的品名、规格、数量、单价、交货期限和付款期限，并将此《采购订货意向书》抄送丙方，《采购订货意向书》的内容经乙方、丙方认可后，分别由乙丙双方签订相应的《销售合同》，甲乙双方签订相应的《购销合同》。4、合同期限：2014年11月24日至2015年11月25日。乙方可以提前30天书面通知甲方、丙方的方式解除本协议。
2015年11月25日，供应链公司（甲方、卖方）与常八公司（乙方、买方）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甲方根据乙方的要求提供漆包线系列产品，具体规格、数量及技术要求由甲乙双方以传真方式相互确认。乙方以传真或电话方式通知甲方交货，货物由甲方代运至乙方指定地点，交货地点在乙方仓库。标的物的所有权自送货时起转移，但买受人未履行支付货款义务的，标的物仍属于出卖人所有。供方送货或者买方自提，由双方协商确定，提货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金港镇长江中路双丰村。铜价的确定方式为按照上海有色金属网铜均价执行。如买卖双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订单按违约部分20%赔偿并承担铜价涨跌对另一方造成的损失。双方的信函、传真及甲方随货的买卖合同及送货单均作为合同��组成部分。
上述合同签订后，供应链公司即向常八公司供应漆包线等货物。
2015年1月16日至2016年4月26日期间，供应链公司共向常八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6张，合计金额为3083312.96元。2017年4月7日，常州市武进区国家税务局确认上述4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常八公司均已抵扣认证。
一审庭审中，1、供应链公司自认，常八公司已向供应链公司支付货款2171794.75元，尚欠货款911518.21元。2、常八公司对供应链公司提供的44张送货通知单均无异议。3、供应链公司与常八公司确认签订《供应链金融三方合作协议》后，在2014年11月24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内，双方未再另行签订其他购销合同。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常八公司目前结欠供应链公司的货款金额是多少？
供应链公司认为，其与常八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结合送货单、增值税发票，足以证明双方交易的真实性，并且常八公司早已经将供应链公司开具的发票进行了认证抵扣；常八公司收到货物后，并未就货物的数量、质量等问题向供应链公司提出异议，所以供应链公司认为常八公司应当按照发票总金额3083312.96元，扣除已经支付的2171794.75元，还应支付剩余的货款金额为911518.21元。
常八公司认为，本案双方发生往来真正时间节点为2015年11月25日双方签订合同开始，供应链公司向法庭提交了相应的送货单和增值税发票，常八公司也向法庭提交了相应的付款依据，两项结算下来的金额就是本案常八公司结欠供应链公司货款的金额；在2015年11月25日以前，常八公司没有与供应链公司发生业务关系，而是与第三方华发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供应链公司、常八公司、华发公司签订三方协议是为了供应链公司向常八公司开具相应的增��税发票，真正的业务往来关系不是供应链公司与常八公司，常八公司相应的货款也支付给了华发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供应链公司与常八公司一审庭审中自认，在《供应链金融三方合作协议》约定的合同期间内，双方未再另行签订购销合同，故双方在2014年11月24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的交易应受《供应链金融三方合作协议》的约束。根据《供应链金融三方合作协议》约定，常八公司同意，销售货款由常八公司支付供应链公司，常八公司同意供应链公司开具增值税销售发票给常八公司。因此，供应链公司在2014年11月24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向常八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应视为履行《供应链金融三方合作协议》项下约定义务的行为，常八公司也负有直接向供应链公司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结合上述增值税发票常八公司已全部抵扣认证、供应链公司提交了部��2014年11月24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向常八公司交货的送货通知单、该部分送货通知单项下的货物名称、数量与增值税发票上载明的货物名称、数量相一致、常八公司在2014年11月24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向供应链公司的部分付款行为以及双方在2015年11月25日之后的交易习惯等因素，一审法院认定在2014年11月24日至2015年11月25日期间供应链公司向常八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系双方之间因货物交易行为而出具的税票行为，故双方在《供应链金融三方合作协议》项下产生的货物交易应以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金额进行收付款。关于2015年11月25日之后的货物交易款，供应链公司提供了送货通知单以及与送货通知单相对应一致的增值税发票，且常八公司不持异议，故2015年11月25日之后的交易也应以增值税发票记载的金额进行收付款。根据供应链公司提供的46张增值税发票，总金额为3083312.96元，扣除供应链公司自认已经支付的2171794.75元，常八公司还应向供应链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为911518.21元。
常八公司辩称，在2015年11月25日以前，常八公司没有与供应链公司发生业务关系，而是与华发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签订三方协议是为了供应链公司向常八公司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真正的业务往来关系不是供应链公司与常八公司之间，常八公司相应的货款也是支付给了华发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供应链金融三方合作协议》约定，常八公司同意销售货款由常八公司支付供应链公司，即有权接收货款的主体为本案供应链公司；且供应链公司亦提供了《供应链金融三方合作协议》约定的期间内供应链公司向常八公司供货的部分送货通知单，故一审法院对常八公司的上述抗辩观点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常州常八电机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苏州市供应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支付货款911518.21元及利息损失（利息以911518.2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计算标准，自2016年8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2915元，由常八公司支付。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二审另查明，一审庭审中供应链公司提供了2015年1月份的送货单3份，2015年10月份的送货通知单2份，2015年11月4日至25日之间的送货通知单7份，共12份送货通知单，发货人签章处均为供应链公司发货专用章。常八公司对送货通知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供应链公司提供的送货通知单不完整，与增值税发票不能对应，不能证明常八公司收到了增值税发票项下对应价值的货物。而且2015年11月25日之前，常八公司与供应链公司未签订购销合同，此时的货物是华发公司供应给常八公司的，发票也是华发公司给常八公司的。
本院认为：根据常八公司、供应链公司与华发公司签订的《供应链金融三方合作协议》的约定，三方之间的销售、开票的模式为：华发公司通过签订《销售合同》将产品销售给供应链公司，供应链公司再通过签订《销售合同》将产品销售给常发公司，供应链公司开具增值税销售发票给常八公司。在实际履行中，2015年11月24日之前，常八公司与供应链公司虽然没有签订《销售合同》，但从供应链公司提供的送货通知单来看，发货人签���处均加盖供应链公司的发货专用章，证明供应链公司实际向常八公司供应了相应的货物。常八公司认为该部分货物不是由供应链公司提供，而是由华发公司提供，没有相应的依据。供应链公司从2015年1月份开始至2016年4月向常八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常八公司均予以认证抵扣。对于未收到供应链公司的货物为何要抵扣发票，常八公司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虽然常八公司与供应链公司在2015年11月24日之前没有签订《销售合同》，但是综合上述情况，供应链公司提供的证据已经能够形成证据链。一审法院根据常八公司已经抵扣的增值税发票的金额扣除供应链公司自认已经收到的货款计算出常八公司应向供应链公司支付的余款，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常八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915元，由上诉人常州常八电机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水娟
审判员 李晓琼
审判员 蒋毅颖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吴丹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