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鄂05行终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秀，女，汉族，1976年3月28日出生，住湖北省秭归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金华，湖北楚贤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秭归县公安局泄滩派出所，住所地：湖北省秭归县泄滩乡龙凤路5号。
负责人韩禹（出庭），该所所长。
原审第三人定州市公安局李亲顾派出所，住所地：河北省定州市李亲顾镇李亲顾村。
负责人寇习军，该所所长。
上诉人李洪秀因诉被上诉人秭归县公安局泄滩派出所（以下简称泄滩派出所）户口迁移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一案，不服秭归县人民法院（2017）鄂0527行初2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8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裁定认定，原告原籍为湖北省秭归××××乡棋盘岭村。1991年11月，原告与河北省××镇××村村民解跃立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同居生活。1993年1月4日，第三人给被告出具《农业户准予迁入证明》，该证明主要内容为将原告从被告处迁来第三人辖区太平庄居住，请准予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同月7日，秭归××××乡棋盘岭村给被告出具《户口证明》，该证明主要内容为原告因婚迁往河北省××镇××村落户，前来派出所办理有关手续。同月10日，被告给原告办理了《户口迁移证》，迁移原因为婚迁，原住址为秭归县××乡棋盘××组，迁往地址为河北省××镇××村，并在被告迁出登记表中进行了登记。同年2月10日，原告的户口登记在河北省××镇××村解跃立的家庭户口名下。1998年6月10日，定州市人民法院作出（1997）定民初字第20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原告与解跃立非法同居关系和其他相关事项。2002年2月24日，原告因考虑女儿在秭归××××乡上学而向被告申请补登了户口。2017年1月，原告为落实其承包土地确权纠纷找到秭归××××乡棋盘岭村、秭归××××乡人民政府和被告等部门，乡政府干部和派出所民警等人在当地村委会已告知原告，其户口当时被外迁到河北省的事实，不能将土地承包给原告。同月18日，原告以其户口重复登记为由，向第三人申请注销了1993年2月登记在河北省××镇××村的户口。同年2月20日，原告向秭归××××乡人民政府反映要求归还原承包的土地等问题。同年4月19日，秭归××××乡人民政府作出秭泄信字〔2017〕13号《关于李洪秀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该处理意见书的主要内容为：原告于1993年1月10日将其户籍婚迁至河北省××镇××村，2002年2月24日，原告将户口迁回秭归××××乡，在派出所办理户口时与其姐李洪芬的户口上在一起。根据鄂政发[1996]31号《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通知》第二部分第（四）条的规定，户籍外迁人口承包地应由村集体收回。原告的户口已于1993年1月10日婚迁河北省，村集体应当收回其承包地。而且，1998年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时，原告已不是李洪平（李洪秀的哥哥）的家庭成员，也不是泄××乡棋盘××组（原棋盘岭村四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再享有秭归××××乡棋盘岭村三组（原棋盘岭村四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17年8月18日，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被告于1993年1月10日给原告办理户口迁移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
原审裁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要符合起诉的时间条件，即当事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诉讼，对超过法律规定期限的起诉，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行政诉讼法规定起诉期限的目的不是限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而在于促使其及时行使权利。起诉期限计算点为两项，一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二是行政行为作出之日。本案中，2017年1月，原告为解决土地承包问题通过秭归××××乡人民政府干部和派出所民警等人得知其户口被外迁到河北省而不能承包农村土地的事实，同月18日，原告向第三人申请注销了其于1993年2月登记在河北省××镇××村的户口，原告至迟在2017年1月就已经知道其户口从湖北省秭归××××乡棋盘岭村被外迁到河北省××镇××村的事实。原告于2017年8月18日向法院提出确认被告于1993年1月10日给原告办理户口迁出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了法定六个月的起诉期限。从被告于1993年1月10日给原告办理户口迁出的行政行为之日起至原告起诉之日止，被告作出原告户口迁移行政行为的时间已长达24年之久，也超过了法定最长的五年起诉期限。审理中，关于原告提出其是在秭归××××乡人民政府2017年4月对其土地确权进行信访答复时才得知其户口被外迁的事实，不存在超过起诉期限的意见，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也与法律规定相悖，被告提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的理由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本案中，原告没有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也未提供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证据，不存在扣除或者延长原告起诉期限的情形。
综上，对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由于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法院对原、被告双方提交有争议的证据可不作审查。审理中，第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李洪秀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上诉人李洪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第一，2017年1月之前上诉人不知道户口被迁移这一行政行为并非自身原因造成，因此，本案起诉期限应当扣除2017年1月之前的时间。第二，一审裁定书第10页第二段的第六行至第九行中，对本案不存在扣除或者延长上诉人起诉期限情形的这一部分认定违背基本事实。其一，上诉人一岁多丧母，六岁前丧父，之后随哥哥李洪平、姐姐李洪英立户生活。1991年，上诉人（身份证年龄15岁）被骗至河北省××镇××村，被迫与该村村民解跃立未办理结婚证同居生活，同居期间上诉人处于不自由状态，当时解跃立16岁。1993年，解跃立接到从秭归邮寄的户口迁移证，据一审法院对解跃立的调查及解跃立给上诉人出具的证言，当时因解跃立年纪还小（18岁），由解跃立的父亲在李亲顾派出所给上诉人上了户口，至于是谁在李亲顾派出所办理的准迁证明，以及谁在泄滩派出所办理的户口迁移证并邮寄给解跃立，解跃立也不清楚。上诉人既没有亲自也没有委托他人为上诉人在李亲顾派出所办理户口准迁和落户，在泄滩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其二，1993年，上诉人产子后，因解跃立家放松了对上诉人的限制，上诉人于1995年离开解跃立家后回到秭归，并于1996年办理了身份证。之后，先后在秭归、宜昌、浙江、江苏等地打工，并结婚育有一女。2000年腊月，上诉人哥哥李洪平因车祸身亡，为避免与嫂子同户发生纠纷，2002年上诉人找嫂子李祖菊要求将上诉人户口分出来单独立户，这时才从嫂子口中得知哥哥家的户口上已没有了上诉人的户口。之后经与村里交涉，村委会出证明给上诉人补办户口，因嫂子李祖菊拒绝配合，村里将上诉人户口落在了姐姐李洪芬户口上。因上诉人在外地打工，上述补办户口的手续是委托姐姐李洪芬办理的。之后，上诉人考虑到小孩回老家上学的问题，再次将户口从李洪芬户口上分离出来，单独落户在泄××乡棋盘××组（即上诉人原户口所在地）。2017年1月，上诉人申请土地确权过程中，乡政府及派出所在调查中口头提过上诉人户口在河北定州，不能确权。2017年4月19日，泄滩乡人民政府给上诉人出具了《关于李洪秀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其中明确告知了上诉人户口迁移的相关情况，及上诉人已不再享有棋盘岭村三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告知上诉人如对上述问题有异议，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从上述事实来看，上诉人户口被迁移，既非上诉人亲自办理也非上诉人委托他人办理，并且，因为1996年已办了身份证，之后补登了户口，没有影响上诉人的相关权益，因此，上诉人不知道户口被迁移而没有行使诉权并非自身原因造成，上诉人没有怠于行使诉权，应当扣除2017年1月之前非因上诉人自身原因耽误的期间。第三，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户口被迁移侵害了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起诉期间应当从此时计算。上诉人之所以提起本案诉讼，是因为其构成了对上诉人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障碍。2017年4月19日以前，乡政府一直在处理上诉人的诉求，期间上诉人就没有提起诉讼，直至乡政府明确告知上诉人，无法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因为户口被迁移的问题，上诉人才明确知道该行政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起诉期限应从此时计算。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及2017年1月口头告知上诉人户口迁移行为时，均没有告知上诉人诉权及行使诉权的期限，因此，一审错误的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即使2017年1月开始起算起诉期限，上诉人也应有两年的起诉期限。综上，上诉人的起诉并未超出法定起诉期限，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发回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泄滩派出所辩称：1、1993年1月10日，上诉人户口由湖北省秭归××××乡棋盘岭村迁至河北省××镇××村。2002年2月24日，上诉人又以户口遗漏为由向被上诉人申请补登户口，造成上诉人在湖北省河北省两地出现户口重复登记情况。2017年1月18日，上诉人以户口重复为由，向原审第三人申请注销了河北省××镇××村户口。截止现在，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已长达24年。2002年上诉人在泄滩乡补登户口，距今也已超过15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不予受理。2、1993年1月4日，原审第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了《农业户准予迁入证明》，同月7日，秭归××××乡棋盘岭村给被上诉人出具了《户口证明》，同月10日，被上诉人作出《户口迁移证》，将上诉人户口从秭归××××乡棋盘岭村迁往定州市李亲顾镇太平庄村。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完备、程序合法。因此，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起诉。
原审第三人定州市公安局李亲顾派出所没有提交答辩意见。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新证据：李洪秀与雷祖安的《结婚证》，证明：1、上诉人在2002年1月28日前就存在15位数字的身份证，身份证号码是，说明2002年2月24日即上诉人补登户口之前该身份证号码就已经存在，进一步证明上诉人的户口应该是在秭归；2、1996年上诉人申领身份证的事实是存在的，被上诉人2017年10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是不属实的。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结婚证》上的身份证号码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第一份常住人口登记表中的15位身份证号码不一致，但与其提交的第二份常住人口登记表中的身份证号码相同，上诉人存在三个身份证号码。
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查所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与原审相同。另查明，1、原审认定“2002年2月24日，原告因考虑女儿在秭归××××乡上学而向被告申请补登了户口。”上诉人陈述，“该认定不属实,我女儿2002年还未出生，当时申请户口补登是因为我要求将户口从我哥哥嫂子的家庭户口中分离出来，哥哥2001年1月去世了，嫂子说没有我的户口，之后我找村干部询问我的户口情况，村干部说，不清楚。我认为我的户口是村里给我弄丢的，就应当是村里帮我补起来。我去浙江之后，就委托我姐姐帮我办理了户口补登手续。”2、原审认定“2017年1月18日，原告以其户口重复登记为由向第三人申请注销了1993年2月登记在河北省××镇××村的户口。”上诉人陈述，“该认定有误，并不是我申请的户口注销，实际上，是我让我儿子找当地派出所查询，我是否在当地有户口，查出有户口后，当地派出所给我儿子建议，既然你母亲有两个户口，就申请派出所将该户口注销。我本人没有申请户口注销，是我儿子去申请注销的。”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被上诉人1993年1月10作出给上诉人办理户口迁移的被诉行政行为，上诉人于2017年8月18日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被上诉人作出的该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明显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长起诉期限。
上诉人认为，其对1993年户口迁出秭归，迁入河北省这一情况并不知情，其也没有委托他人代为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并且，上诉人于1996年在秭归办理了一代身份证。上诉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其户口1993年被迁出秭归这一情况，因此，上诉人存在非因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间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的规定，应当扣除2017年1月之前非因上诉人自身原因耽误的期间。
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依据该法条规定，上诉人提起的本案行政诉讼，不可能被人民法院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二十年”、“五年”和第四十八条并不必然能同时适用，因为“不能归责于起诉人”不是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唯一遵循的原则，不同于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后者的价值取向在于最大限度的保护权利主体的民事合法权益，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价值除了促使权利主体及时行使权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外，还包括应当尊重长期存在的事实状态，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法秩序的稳定。因此，起诉的延迟可能存在不能归责于起诉人的因素，但不能以此为由赋予起诉人可无限期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其次，依据上诉人的陈述，其自幼随哥哥姐姐立户生活。2002年，上诉人要求将户口从其哥哥嫂子的家庭户口中分离出来，此时才从其嫂子那里得知哥哥的家庭户口中已没有了上诉人的户口，之后与村交涉，村里出具了证明，2002年2月24日，上诉人委托其姐姐办理了户口补登手续。由此可知，上诉人在2002年即已知道其户口不在其哥哥嫂子家庭户口上这一事实，即使依照上诉人的主张，其当时也应当对其户口的去向产生合理怀疑并予以查明。上诉人没有及时行使权利，不是其不能或者有其他不可抗力的因素阻碍，而是因为其认为上述事实当时没有对其合法权益的行使产生不利影响。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行政诉讼的最长起诉期限是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计算，并不是自起诉人意识到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产生侵害之日起计算。因此，上诉人称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其户口1993年被迁出秭归，其存在非因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间的情形，应当扣除2017年1月之前非因上诉人自身原因耽误的期间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也与法律规定相悖。同时，即便适用起诉期限延长、扣除的规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能充分证明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因此，对于上诉人要求扣除2017年1月之前所有期限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裁定结论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按规定不收取诉讼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甘 杨
审 判 员 曹 斌
代理审判员 周铁金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