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04民初187号
原告：张某伟，男，1956年7月6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住武汉市硚口区，
原告：张某连，男，196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住武汉市硚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许继承，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永利村城中村改造工作委员会（原永利村村委会）。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汇丰工业园B区*栋***室。
负责人：杨开明，系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文锦，湖北华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某佩，男，1952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住武汉市硚口区，
被告：张某瑞，男，195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住湖北省赤壁市，
被告：张某贵，男，1954年6月20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住武汉市硚口区，
被告：姚某某，女，1951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住武汉市硚口区，
关于原告张某伟、张某连诉被告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永利村城中村改造工作委员会（原永利村村委会）、张某佩、张某瑞、张某贵、姚某某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3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伟、张某连的委托代理人许继承，被告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永利村城中村改造工作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文锦、被告张某佩、张某瑞到庭参加诉讼。庭审中双方同意调解，调解期不计入审限。后本院依法追加姚某某、张某贵作为本案被告，并于2018年5月7日再次开庭审理，原告张某伟、张某连及委托代理人许继承，被告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永利村城中村改造工作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文锦、张某佩、张某瑞、姚某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某贵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伟、张某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就武汉市硚口区古田四路××号房屋（两栋房屋，其中一栋建筑面积582平方米，另一栋建筑面积750平方米；其中有证部分面积302.35平方米）所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无效协议；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本案诉争房屋武汉市硚口区古田四路××号房屋系两原告于1991年向原房屋所有权人胡国庆购买（见证据一《买卖契纸》），后根据实际需要扩建：两栋房屋，其中一栋建筑面积582平方米，另一栋建筑面积750平方米；其中有证部分面积302.35平方米。两原告系诉争房屋的合法所有人。2013年，因城中村改造的需要（见证据二《宣传手册》），诉争房屋已由被告拆迁完毕。两原告多次与被告交涉，要求被告永利村城中村改造委员会披露拆迁补偿的详细情况，其均拒绝披露。只是告知原告：诉争房屋在入户登记时登记户主系被告张某佩（见证据三《村民单户房屋建筑面积统计情况》），相关协议已与其他两被告张某佩、张某瑞签订，相关补偿权益已经落实到位，并拒绝向两原告提供《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原件及相关附件。两原告认为，两原告系诉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被告永利村城中村改造委员会不与原告签订协议，而是与被告张某佩、张某瑞签订协议，这里面存在着不可告人的真相；被告张某佩、张某瑞不是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就诉争房屋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违反了《物权法》及其公示的拆迁方案第五条的规定，系违法违规操作，侵犯了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本院。
被告张某佩辩称：原古田四路××号房屋系原被告父亲出资购买，后扩建为582平方米，属于家庭共同财产，后双登时登记我为户主。后房屋拆迁时，兄弟五人就拆迁补偿已达成协议并实际履行。原告诉请中提及的750平方米房屋系案外人黄某某出资建设，该房屋拆迁后对兄弟五人进行了补偿，也已实际履行。上述事实均已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7）鄂民终4310号终审判决确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张某瑞与张某佩答辩意见相同。
被告姚某某辩称：我是与原永利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编号：D1429），该拆迁还建资格系我花45万元买来的。我将45万元转账给被告张某佩，后来得知张某佩将该房款给了张某连，后张某佩将张某连书写的收条复印件给我。
被告张某贵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未到庭陈述答辩意见及提交证据，依法视为其自行放弃辩诉权利。
被告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永利村城中村改造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永利村城改委）辩称：2008年10月，按武汉市城中村改造政策的规定，硚口区公安局、房产局等部门在永利村进行城中村改造双登（即登记房屋、登记户口）工作，诉争房屋位于永利村村域内，属于双登范围。该房屋在双登时，登记房屋三层及以下建筑面积共计582.25平方米，登记户主为被告张某佩，房屋双登编号D124。2012年11月，永利村城改委按上级统一部署，开展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工作，诉争房屋属于拆迁范围。2012年11月8日，永利村村民（股东）代表大会通过《长丰街永利村城中村综合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下称《方案》），《方案》第五条规定：在拆迁范围内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合法所有人是本次拆迁的被拆迁人；第六条被拆迁人及房屋面积确认的原则规定：按公安部门双登双录的户籍和1户1处宅基地的原则结合城中村改造政策，作为被拆迁人房屋权属认定依据。2013年10月25日，永利村城改委根据城中村改造政策分别与诉争房屋登记户主及其他产权共有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签订后，被告张某佩依约将房屋交付答辩人拆除，永利村城改委依约付清房屋拆迁补偿款。现永利村城改委城中村改造还建房屋已经依约分配至被拆迁人。
被告认为，城中村改造双登资料具有法定效力，城中村改造《方案》系永利村村民（股东）代表大会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通过，合法有效，具有法定约束力。被告永利村城改委作为拆迁人，根据城中村改造双登资料，按《方案》的规定，确定古田四路××号宅基地上登记房屋三层及以下建筑面积共计582.25平方米，登记户主为被告张某佩，后根据张某佩的分户申请，该房屋（建筑面积共计582.25平方米）共签订了四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D1427、D1428、D1429、D1430），该协议合法有效。
另，2016年11月原告向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本案其余被告返还诉争房屋的拆迁利益以及拆迁补偿款等，已经硚口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后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该判决。原告现就同一事实重新起诉的，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应当驳回原告起诉。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张某连于2016年12月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某佩、张某瑞、张某贵返还两套诉争房屋（582平方米、750平方米）的拆迁利益，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104民初407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两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后原告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1民终4310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生效判决已查明：张某连、张某伟、张某佩、张某贵、张某瑞系兄弟关系。武汉市硚口区古田四路××号房屋（两栋，一栋289.7平方米，一栋12.65平方米）原系胡国庆所有。1991年，五兄弟的父亲张某某向胡国庆购买了上述房屋登记在张某连、张某伟名下，证载面积302.35平方米。1998年，诉争房屋被扩建为582.25平方米。至2013年拆迁之前，该房屋仍登记在张某伟和张某连名下，证载面积仍为302.35平方米。五人均在该房屋居住。2013年，硚口区公安局和硚口区房产局等部门在第三人永利村城改委对诉争房屋进行双登，双登编号为D124，双登的户主为张某佩，双登面积为582.25平方米。2013年10月25日，张某佩、张某瑞、张某贵分别就诉争房屋与永利村城改委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张某佩与永利村城改委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D1427）内容为：乙方（张某佩）被拆迁房屋双登双录编号D124，房屋总面积为100平方米；乙方产权调换还建安置面积为100平方米，另外各类补偿总计29280元。张某贵与永利村城改委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D1430)内容为：乙方（张某贵）被拆迁房屋双登双录编号D124，房屋总面积为182.25平方米；乙方产权调换还建安置面积为182.25平方米，另外各类补偿总计13222元。张某瑞与永利村城改委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D1428)内容为：乙方（张某瑞）被拆迁房屋双登双录编号D124，房屋总面积为200平方米；乙方产权调换还建安置面积为200平方米，另外各类补偿总计14400元。2013年11月6日，张某连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古田四路××号拆迁房中100平方米45万元（折价）人民币。2013年11月7日，张某佩向张某连转账450000元。另外，张某瑞选择调换的200平方米房屋中的100平方米系张某伟所有。案外人黄某某于2009年在武汉市硚口区古田四路××号房屋所在地块旁新建一栋五层约600平方米的房屋，该房屋由黄某某与永利村城改委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书后被拆除。黄某某向五兄弟支付了700000元。五兄弟的父亲张某某于2003年立下《遗嘱》，该遗嘱第一条内容为：坐落于古田四路××号面积为520平方米的私有房屋，由张某（张某佩之子）、张某诚（张某贵之子）、张某勇（张某伟之子）、张某超（张某瑞之子）、张某帝（张某连之子）五人各自享有五分之一。张某某于2006年死亡。
上述事实已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终4310号终审判决予以确认，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另查明：原告张某连在（2017）鄂01民终4310号一案一审庭审中已承认口头委托张某佩代其办理房屋拆迁事宜。原诉争房屋（582.25平方米）在拆迁前，张某佩将原诉争房屋（582.25平方米）中的100平方米产权面积以45万元出售给本案被告姚某某。2013年10月25日，张某佩向永利村城改委提出分户申请，申请诉争房屋各共有人（张某佩、张某瑞、张某贵、姚某某）分别立户，分户确认权属张某佩享有原诉争房屋三层以下面积100平方米、张某瑞享有原诉争房屋三层以下面积200平方米（其中100平米还建房屋归张某伟享有）、张某贵享有原诉争房屋三层以下面积182.25平方米、姚某某享有原诉争房屋三层以下面积100平方米，总计三层以下面积582.25平方米。同日，硚口区长丰街永利村村民委员会与姚某某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书》（D1429）内容为：乙方（姚某某）被拆迁房屋双登双录编号D124，房屋总面积为100平方米；乙方产权调换还建安置面积为100平方米，另外各类补偿总计7200元。姚某某于2013年10月30日向张某佩支付45万元房款。2013年11月6日，张某连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古田四路××号拆迁房中100平方米45万元（折价）人民币。2013年11月7日，张某佩向张某连转账450000元。
本院认为，根据（2017）鄂01民终4310号终审判决已认定的事实，本案诉争房屋（建筑面积582平方米）为本案当事人父亲张某某所购买，诉争房屋拆迁前虽登记在张某连、张某伟名下，但实为家庭共有财产。故张某佩、张某瑞、张某贵作为原诉争房屋（建筑面积582.25平方米）的共同共有人有权分别与永利村城改委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D1427、D1428、D1430），上述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且已实际履行。故对原告诉称两原告系原诉争房屋（建筑面积582.25平方米）唯一所有权人，永利村城改委无权与其他人签订拆迁协议，主张上述拆迁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姚某某并非被告亲属，无权取得该拆迁还建资格。本院认为根据（2017）鄂01民终4310号终审判决已认定的事实，原告张某连在该案一审庭审中已承认口头委托张某佩代其办理房屋拆迁事宜。后姚某某支付给张某佩45万元，张某佩向张某连转账45万元，张某连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古田四路××号拆迁房中100平方米45万元（折价）人民币。足以认定张某连委托张某佩将张某连享有的原诉争房屋（582.25平方米）中的100平方米产权面积出售给本案被告姚某某，故姚慧萍依法享有该100平方米产权面积的拆迁利益，其有权与永利村城改委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D1429），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且已实际履行。对原告主张该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在诉讼请求中还主张古田四路××号宅基地上另一栋房屋（建筑面积750平方米）上的拆迁协议无效。庭审中永利村城改委举证诉争古田四路××号宅基地上存在全部共四份拆迁协议（D1427、D1428、D1429、D1430，总计582.25平方米）。原告对95号宅基地上只存在四份拆迁协议的说法并不认可，认为除了这四份协议外，95号宅基地还存在其他房屋（面积750平方米）的拆迁协议，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95号宅基地上是否存在其他拆迁协议，亦未在诉讼请求中明确具体哪一份拆迁协议无效。且根据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终4310号终审判决已认定的事实：“该房屋系案外人黄某某于2009年在武汉市硚口区古田四路××号房屋所在地块旁新建一栋五层约600平方米的房屋。”该房屋系在古田四路××号房屋所在地块旁，且并非本案被告间签订的拆迁协议。庭审中原告对上述判决认定的事实不予认可，并申请法院对古田四路××号宅基地上存在其他（总计750平方米）拆迁协议这一证据进行调查，但本院认为该证据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二款所规定的一方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需法院调查收集的范围。因原告无法证明其主张其他拆迁协议（总计750平方米）是否存在及与原告是否存在利害关系，亦无其他证据反驳上述判决中已认定的事实。故原告主张古田四路××号宅基地上另一栋房屋（总计750平方米）的拆迁协议系无效协议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某连、张某伟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0元，由原告张某伟、张某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朱少明
二〇一八年六月八日
法官助理 安 一
书 记 员 王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