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4民终27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玲，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健，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青，广东敬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西南资源联合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焦冶陶，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缑燕燕，广东大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坤，湖南人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玲因与被上诉人中国西南资源联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资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402民初75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玲的上诉请求：一、撤销（2016）粤0402民初750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违反“不告不理”原则。
被上诉人的《民事起诉状》的诉讼请求是判令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这说明被上诉人起诉时认为合同尚未解除，因此，要求法院判令解除。
一审法官行使释明权：原告到底是请求法院确认合同已经解除还是申请法院解除合同。被上诉人回答是“确认合同于2015年11月20日解除”。即：被上诉人在当庭变更了诉讼请求，由原来的合同尚未解除，变更为确认合同已经在2015年11月20日已经解除。
一审判决确认合同在起诉之日解除合同。这个判决存在以下问题：
1、判决超出原告诉讼请求，因为被上诉人已经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合同在2015年11月20日已经解除；而判决不认为合同已经解除，确认合同解除的是起诉之日。
2、一审法官的问题包含两个选择：第一是在起诉之前合同已经解除，要求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第二是起诉之前合同尚未解除，通过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但一审法官并未在自己给出的两个选项里进行判决。
3、根据最高院《证据规则》三十五条规定，只有在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与法院的认定不一致的情况下，法官才行使释明权。原告最初的诉讼请求与判决的结果基本是一样的。一审法官本不应该行使释明权。
4、《合同法》九十六条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2016年9月2日是法院受理立案之日，上诉人并未收到起诉状，通知尚未到达，合同尚未解除。
5、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起诉前尚未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应当通过实体审理判决合同解除与否，并且判决生效后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原告向法院提交诉状，合同就解除。那么，如果实体审理认定原告不具有解除权，这与法院立案时合同解除是互相矛盾的。
二、合同解除权条件成就后，享有解除权一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视为放弃解除权。
2012年底，被上诉人已经知道不能办理股权和采矿权证过户手续，此时，被上诉人的合同解除权成就，但其并未解除合同，而是与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以及此后签署一系列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同意作为隐名股东继续履行合同，应视为其已放弃合同解除权。该观点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和案例中，均可以得到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对股东身份的认定、股权代持进行了明确规定，隐名股东不违反法律规定，受到法律的保护。如被上诉人认为其股东身份发生争议，或要求显名的，或代持股权的人损害其股东利益的，完全可以请求法院予以保护。
因此，被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以及董事会决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知道不能办理股权过户手续，而同意作为隐名股东继续要求履行合同，应视为放弃合同解除权。被上诉人以股权不能过户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诉请应当驳回。
三、被上诉人不具备单方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
1、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单方解除权的前提是上诉人构成根本违约，而本案中上诉人并不存在违约行为。
《股权转让合同》是约定了十五个工作日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双方发现无法过户后，又签订了《补充协议》，被上诉人同意以隐名股东身份持有股份，对于何时办理股权过户双方并没有约定期限。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请问是违反哪一条具体的约定？
2、一审判决认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没有事实依据。
鉴于一审判决认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进一步明确股权是否能够过户，上诉人前往工商局咨询。工商局于2017年10月30日出具《情况说明》证实：根据工商总局2015年5月11日发布的《工商总局关于严格落实先照后证改革严格执行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的通知》，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即目标公司）的股权变更事宜不再受先证后照政策的限制，即自2015年5月11日起已经可以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因此，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显然没有事实依据。
3、一审判决认为“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规定解除合同，更是适用法律错误。
首先，适用这一条款的前提是双方约定了履行期限，双方在签订《补充协议》以及后续签署的文件，被上诉人是认可一直处于隐名股东的状况的，并未约定股权过户的期限，本案根本就不存在履行期限，那又何来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
其次，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拒绝过户。事实上恰恰相反，近几年来矿价走低，公司经营困难，上诉人非常希望被上诉人正式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发挥股东的作用，使企业扭亏为盈。
4、本案也不属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情形。
首先，如前所述，上诉人并不存在违约行为。特别是在补充协议签订后，双方认可隐名股东方式持有股份，继续履行合同。
其次，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催告。更不存在上诉人在合理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行为。
最后，再次重申，上诉人一直以来均愿意配合被上诉人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5、2016年3月30日的《通知函》既没有催告办理股权过户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
《通知函》中表述“如果贵方未能及时与我公司就480万元借款与720万元投资款的返还达成符合法律法规的解决方案，我公司将……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请贵方审时度势，认清眼前情况，在4月10日之前向我公司做出正式答复”。从内容上看，被上诉人表达是希望上诉人在4月10日前同意与其达成协议解除的意思，该函件既没有催告要求办理股权过户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
四、退一步讲，被上诉人即使享有合同解除权，也已经超过合同解除的行使期限，其合同解除权的权利消灭。
从法理上和司法实践来看，主流观点均认可合同解除权应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合同解除权作为形成权，必须受到除斥期间的限制，否则，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将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利于对相对人交易安全的保护。上诉人认为，2012年底被上诉人即已发现股权以及采矿权不能过户，但在事隔将近五年后才起诉提出解除合同，显然超出合理期限，其合同解除权已经消灭。
五、对于会议纪要及终止协议，上诉人均没有签名，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而且这些证据是被上诉人企图与上诉人协议解除合同的相关证据，与本案争议的单方解除权没有任何关联性，一审判决没有采信这些证据，二审法院同样不应作为单方解除合同的依据。
1、本案不应对协议解除进行评判。
无论是被上诉人的起诉状、一审庭审笔录，还是二审答辩状，被上诉人均认为是单方解除权。双方均不认为协议解除合同，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本案对于协议解除问题不应予以评判。
2、一审判决对2015年9月2日的《会议纪要》内容的认定是错误的。原判认定：在会议纪要中，“原告提出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和“胡某、杨某及郭某三位股东均同意原告终止合同的意见”，该认定与会议纪要的内容完全不符：
首先，会议纪要主要议题是“双方就终止合作事项发表各方意见”，而不是终止合同。终止合作和终止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审判决偷换了概念。
其次，会议达成一致意见的是目标公司回购被上诉人股份的方案，会议纪要中各方表达的责任主体均是目标公司即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
最后，双方分歧在于胡某和上诉人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导致各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会议纪要最后部分明确注明“最终签订以书面协议为准”，一审法院认定“此次会议没有任何实质性结果”是正确的。
六、法院应当旗帜鲜明保护守约一方的合法权益。
1、2012年底到2013年初矿产价格出于高位，即便是股权和采矿权证无法过户，被上诉人仍然坚持履行合同；事隔五年，矿价大跌，被上诉人为规避投资亏损的风险，企图单方解除合同，显然是违背诚信的做法。
2、被上诉人打着国有资产流失的旗号，企图给上诉人以及法院施压，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国家一再发文，应当依法平等保护地非公有制经济。最高院《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第五条规定：要处理好意思自治与行政审批的关系，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应当允许当事人在判决前补办批准、登记手续，尽量促使合同合法有效。为的就是强调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同时，也要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阻挡权利不受损害。
西南资源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说理部分不客观不公正，适用法律错误，明显存在错误。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上述协议后，被上诉人积极履行合同义务支付相关股权转让款，上诉人拒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被上诉人提出解除上述协议，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被上诉人行使法定的单方解除权，不需要上诉人的同意，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发出的书面解除通知之日即解除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查明。
（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应予以遵守并履行。上诉人以工商登记部门作出的一份《情况说明》来证实股权转让需以采矿权许可证的变更为前提，毫无依据。宜章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作出的《证明》擅自设置行政许可，属于行政违法，我国《公司法》当中并未规定此类矿产开发公司的股权变更需以采矿权证的变更或者延续为前提，上诉人的主张无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查明。
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述，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被上诉人作为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已经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支付了24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履行了合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上诉人作为股权转让方，应当履行变更工商登记的手续，但是上诉人提供的宜章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按照企业登记前置审批许可的有关规定，需要将宜章县铁坑铅锌矿（普通合伙）的采矿许可证变更至改制后新设立的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的名下，才可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本案中股权转让目标公司为有限公司，但是我国法律及相关法规并未规定，从事开采矿产企业的股权变更应以采矿权的变更登记为前提，故上诉人的辩称没有法律依据。虽然宜章县质监局出具了《情况说明》，但并未提供相应的单位内部文件、政策文件或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相关规定来印证上诉人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行政许可法》第十七条规定：“除本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立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还特别规定：“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本案中，宜章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为管理公司工商登记的县级部门，在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股权变更需要以采矿权许可证变更为前提的条件下，宜章县质量技术监督局私自设立行政许可，应认定为该行政行为违法。基于《行政法》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辩称股权转让是应政府部门的原因而导致无法办理，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上诉人保证“目标公司业已获得目前业务所需批准、许可证和注册证书，所有上述许可、批准和注册均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上诉人认为采矿权变更的责任与义务在于目标公司，与上诉人无关，明显存在错误，与涉案的合同约定明显相违背，请求二审院依法予以查明。
从双方前述约定可知，办理好该项采矿权许可证的延续或变更手续，在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就是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及其原股东保证完成的义务。即便存在宜章县质量技术监督局所称的相关股权变更的前置程序，但采矿权证的办理也应是上诉人所履行的义务。实际上，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前，股东仍是上诉人，并且被上诉人也是股权转让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操中的全部采矿权证的相关手续及股权变更手续，均应是由上诉人积极主导并予以办理，至于未办理的原因，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也称，系因办理采矿权证的延续或者变更需要缴纳相关费用，并且时间和手续极其繁琐，基于以上事实，上诉人才未办理采矿权证的相关手续。如果说为缴纳相关办证费用的主体是目标公司，但基于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承诺与保证，即便目标公司无钱缴纳，上诉人仍应积极筹集资金缴纳相关费用，办理采矿权证的相关手续，积极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当中的承诺与保证。而上诉人将未办证、未缴费的责任推卸给目标公司，也是毫无事实依据的。故此，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未依照合同约定的义务，构成违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查明。
（三）上诉人辩称系因客观原因无法办理采矿权证的办理，但与上诉人同一批的改制企业当中顺利改制完成，并且取得了采矿许可证，可见此类改制企业的采矿许可证在客观上是具备办证条件的，由此说明无法办理采矿权证不能成为上诉人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合理理由。在此前提下，上诉人主观上不履行合同义务，造成合同无法履行，被上诉人依法解除合同，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
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并未采取措施办理采矿权许可证，故此，上诉人提出以客观原因无法办理采矿权变更手续的相关抗辩理由不成立。上诉人的代理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自述目前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已经停产，并未实际进行经营，无法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上诉人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即便被上诉人同意继续履行合同，上诉人也无法确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证。据此，被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成为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股东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被上诉人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事实与法律依据充分，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虽然2015年9月2日的会谈过程中各方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上诉人并未参加该次会议，且在2015年11月20日由相关各方签订的《终止协议》上也并没有上诉人的签名，同时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已经收到被上诉人在2015年9月15日向上诉人发出《关于终止合作的函》。但是，以上会议以及《关于终止合作的函》，向被上诉人出售目标公司股权的另一股东胡某，均参与其中并收到了上述函件。被上诉人认为，由于上诉人与胡某是姑嫂关系，因此郭玲对于解除上述协议的事宜表示不知情是不符合常理的。虽然缺乏证据证实郭玲收到上述《关于终止合作的函》，但是在被上诉人于2016年9月2日起诉当日，即向原审法院申请解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基于上诉人存在的违约行为导致本案中被上诉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审依法确认在被上诉人起诉之日即解除上述协议的判决，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查明。
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已经是目标公司的股东，毫无依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股东需要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具备法定形式。反观本案中，由于上诉人至今没有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被上诉人根本不是目标公司的股东,也从未行使相关股东的权利，目标公司至今仍是由上诉人控制，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
股东是指向公司出资、持有公司股份、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的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上诉人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是认为该条款属于管理性规定，从而主张即便没有办理变更登记，被上诉人仍应是具备股东资格，这显然与立法本意相违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股东的权益保证依赖于股权的登记制度，如果未经登记，股东在行使股东权利时也会受阻，从而不利于股东保证自身权益。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股权变更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的重要事项，也是股东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的重要保障，非常正确。否则，按照上诉人的思路，只要收取股权转让款，出具一份股东会决议，便是公司股东，但实际却不为受让方办理股权登记，那么整个市场将会混乱，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将受到侵害而得不到任何保障。在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前，目标公司仍是由上诉人实际控制，虽然上诉人提供了股东会决议，但并无其他证据表明被上诉人作为股东参与了宜章县铁坑矿业公司的实际经营并行使了股东权利。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看，公司的财务是由胡某掌管，包括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等事宜，相关款项均是由胡某个人账户向被上诉人账户转账支付，相关生活费用的报销审批也是杨某负责，被上诉人派驻的员工田也畅在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并无任何实际职务，也并未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即便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有田也畅的签字，但从时间上来看为2015年8月6日，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显示出原上诉人已经就股权转让的事宜发生争议，因此无证据证实资产负债表是由田也畅制作，上诉人亦无确凿证据表明被上诉人实际控制公司，并且被上诉人为未来履行股东职责和行使股东权利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或为监管股份变更前目标公司的运营和资金安全等目的所做的介入行为，均系符合常理。综合以上事实，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实际掌控公司，已经是转让目标公司的股东没有任何依据。
上诉人辩称《公司法》并没有做出“未办理变更登记就无效”的规定，被上诉人认为，未办理变更登记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但是会直接导致被上诉人无法行使股东权利，无法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致使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故此，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仍然是牵强附会，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上诉人认为股东会决议作出的分红决议是否有效不影响股东的主体身份，明显存在错误。分红需要具备法定条件，本案中目标公司连年亏损，不存在盈利，故此也不可能存在分红，更不能以股东会决议当中的“分红”这一表述就认为是分红，实际上所谓“分红”，实际上就是目标公司向被上诉人偿还的借款。对于该观点，上诉人在上诉状的最后一段当中有明确的表述，自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为目标公司向被上诉人偿还的借款。
分红是股份公司在赢利中每年按股票份额的一定比例支付给投资者的红利。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分红应是在有利润的前提下向全部股东进行分红，并且分红前应完成纳税、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等步骤。上诉人提交的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2013年至2014年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公司连续两年的经营状况负债高达上千万，公司没有任何利润，因此根本不存在上诉人辩称的“分红”。分红应是向全体股东分红，而不是向个别股东分红，因此，被上诉人收到的款项并不是法律规定的分红。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上来看，2013年5月16日、2014年1月2日，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共向被上诉人借款共计人民币480万元，在借款协议中约定，如果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不能按时还款，则被上诉人有权将未还部分从借款到期年度实现的应该向被上诉人分配的红利中优先支付。2015年1月18日，胡某向被上诉人账户支付的95万元的款项中其中一笔15万元的汇款附言中注明是还款，2015年11月20日的《终止协议》中约定，被上诉人收到的335万元款项是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的偿还的借款。虽然该份终止协议并没有上诉人的签名，但是在该份《终止协议》签署后，上诉人又再次于2015年的12月7日向被上诉人汇入5万元的款项，该笔款项的用途仍然注明是还款。故此，综合本案的证据，在被上诉人不具备转让目标公司的股东资格的前提下，上诉人主张涉案的335万元为分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此外，上诉人在上诉状当中称，“股东胡某还款的行为目标公司认可是公司还款给被上诉人，还款不是退还股权转让款”。通过该段表述，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自认胡某转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即是目标公司偿还给被上诉人的借款，因此，上诉人辩称上述款项为“分红”，与其自身表述相互矛盾。
西南资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判令解除郭玲和西南资源公司于2012年12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13年1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2、判令郭玲向西南资源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共计480万元；3、判令郭玲向西南资源公司支付违约金共计2452000元；4、判令郭玲赔偿西南资源公司因诉讼支出的律师费16667元；5、判令郭玲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西南资源公司西南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在2017年1月6日的庭审中当庭变更第三项诉讼请求为：判令郭玲向西南资源公司支付违约金直至付清股权转让款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8月31日违约金为2452000元）；另外，西南资源公司在2017年4月12日的庭审中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涉案合同已于2015年11月20日解除”。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的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宜章县铁坑铅锌矿（普通合伙），该公司于2012年3月20日成立，郭玲是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该公司44%的股权，在其他的案外人股东中，胡某持有该公司50%的股份，杨某持有3%的股份，郭某持有3%的股份。
2012年12月19日，西南资源公司与郭玲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以下主要内容：西南资源公司以人民币800万元受让郭玲持有的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20%的股权（合同2.1条）；双方一致同意自协议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尽力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如因郭玲的原因导致工商变更手续不能按期完成，则郭玲应向西南资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合同3.6条）；郭玲保证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业已获得经营目前业务所需批准、许可证和注册证书并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合同4.4条）；郭玲保证合理的提前通知西南资源公司将召开的任何董事会会议和议程，并允许西南资源公司授权代表列席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参与讨论（合同4.6条）；双方各自向对方保证，充分赔偿守约方因己方违约所遭受、招致或支付的任何开支、索赔、诉讼程序、费用和损失（合同4.8条）；如因郭玲未配合办理转让股权的过户手续给西南资源公司造成损失的，郭玲除了返还西南资源公司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赔偿西南资源公司遭受的损失，还应向西南资源公司支付转让价款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合同5.1条）；如果在股权转让完成前，西南资源公司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郭玲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被发现未能按照西南资源公司满意的方式得到履行或遵守，则西南资源公司有权书面通知郭玲解除本协议，郭玲收到西南资源公司书面通知之日为协议解除之日（合同9.2条）；等等。协议签订后，西南资源公司向郭玲支付了80万元的定金。
2013年1月17日，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以下决议：1、确认2013年1月8日起为西南资源公司正式入股本公司的起始日期……9、确认截至2013年6月30日，确保股东中国西南资源联合开发有限公司的首次分红不少于150万元现金；10、指定郭某代理本公司工商登记变更相关手续。
因郭玲未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办理股权变更手续，郭玲和西南资源公司双方于2013年1月28日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调整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剩余的股权转让款720万元的分期支付方式和条件为：第一次支付的400万元的条件为：公司召开西南资源公司作为正式股东参加的股东会，并通过确认西南资源公司是公司正式股东并享有协议约定的全部股权权利和修改公司相应章程；剩余的320万元的支付条件为转让股权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根据该补充协议的约定，西南资源公司于2013年1月31日和2月1日分别向郭玲转账支付了人民币290万元、110万元，加上定金80万元，西南资源公司合计支付了480万元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2013年5月15日，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召开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并作出决议：公司采矿权证在办理中，在此之前无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会议同意股权转让尾款在办理完股权过户手续后予以支付；同意公司向西南资源公司借款40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再次确认于2013年6月15日落实西南资源公司的首次分红不少于150万元。
2013年5月16日和2014年1月2日，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与西南资源公司分别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两笔借款金额分别为400万元和80万元，共计480万元，两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并承诺若未能按时还款，西南资源公司有权将未还部分从借款到期年度实现的应该向西南资源公司分配的红利中优先支付。第一笔借款400万元西南资源公司已分别于2013年5月17日和5月31日转账190万元和210万元至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账户；第二笔借款80万元西南资源公司已于2014年1月2日转账至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账户。
2013年6月17日，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向西南资源公司账户汇入人民币150万元。该汇款单未注明汇款用途，郭玲述称该款即为上述股东会和董事会确定支付给西南资源公司的分红。
2013年12月12日，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召开第一届第二次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与会股东一致同意于2013年12月30日前向西南资源公司派发分红90万元。
2013年12月30日，胡某通过其个人账户向西南资源公司汇款人民币90万元。该汇款单同样未注明汇款用途，郭玲也述称该款是由胡某代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按照2013年12月12日股东会的决议支付给西南资源公司的分红。
2014年12月5日，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确定西南资源公司在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2014年度的分红95万元。
2014年7月24日，胡某通过个人账户将30万元汇入西南资源公司指定的深圳市中信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14年12月26日，深圳市中信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将上述30万元汇入西南资源公司账户。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月16日，胡某通过个人账户分别向西南资源公司账户汇款50万元，15万元，其中15万元的汇款附言显示为还款。
2015年8月31日至9月2日，西南资源公司负责人与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除郭玲之外的其他股东及相关人员经过三天会谈，作出的会议纪要显示：因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未作工商变更，西南资源公司提出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由宜章项目合作方分期偿还西南资源公司已支付的投资款及利息，并由胡某和郭玲提供相关的债务担保连带责任。胡某、杨某及郭某三位股东均同意西南资源公司终止合同的意见，但不同意上述协议终止后由胡某和郭玲提供债务担保连带责任。此次会议没有任何实质性结果。
2015年9月15日，西南资源公司作出以郭玲为抬头的《关于终止合作的函》，内容是要求终止合作并由郭玲返还股权转让款。西南资源公司述称其公司工作人员亲自将函件送至郭玲家中，郭玲辩称未收到该函件。
2015年11月20日，抬头显示为西南资源公司（甲方）、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乙方）、郭玲（丙方）、胡某（丁方）、宜章县铁坑铅锌矿（普通合伙）（戊方）的各方当事人共同订立一份《终止协议》，主要内容是协议各方同意解除西南资源公司分别与郭玲和另一股东胡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对于西南资源公司已分别向郭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480万元、向胡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40万元，以及向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支付的借款480万元，合计1200万元，除了胡某在签订本协议前已代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向西南资源公司偿还了借款335万元外，其余991万元（含利息126万元），各方约定由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和宜章县铁坑铅锌矿（普通合伙）负责分期偿还，其中第一次支付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支付期限为2015年12月30日前，等等。该协议落款处分别由西南资源公司和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宜章县铁坑铅锌矿（普通合伙）加盖了公章，但均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郭玲和胡某也没有在协议上签名。在庭审中，郭玲称该终止协议是由西南资源公司起草的、是其单方意思表示，因郭玲和胡某都不赞成所以没有签名。至于协议签订时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和宜章县铁坑铅锌矿（普通合伙）两个公司的公章是由谁掌管，郭玲称不清楚。而西南资源公司则称之所以郭玲和胡某没有签字是因为其不同意承担上述款项的连带偿还责任，而胡某自始至终是同意终止协议的，且其后来也按协议约定向西南资源公司偿还了5万元，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该终止协议。
2015年12月7日，胡某通过个人账户向西南资源公司账户汇款人民币5万元，汇款用途显示为还款。西南资源公司指称该5万元还款即是胡某履行上述《终止协议》约定的第一次还款承诺的行为。
2016年3月30日，西南资源公司再次以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胡某和郭玲为抬头发出一份《关于敦请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与郭玲、胡某女士解决偿还西南公司480万元借款与720万元投资款事宜的通知函》，要求终止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返还股权转让款。西南资源公司将函件邮寄给杨某和胡某，但未邮寄给郭玲。胡某与杨某未对上述邮件作出回应。
庭审中，郭玲提供了宜章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按照企业登记前置审批许可的有关规定，需要将宜章县铁坑铅锌矿（普通合伙）的采矿许可证变更至改制后新设立的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的名下，才可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西南资源公司主张，即使存在股权转让手续变更前应取得采矿权许可证的前提，但是，采矿权许可证变更手续的办理是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及其原股东的义务，郭玲与西南资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后，既没有履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亦未积极促成变更采矿权许可证相关事宜，并未就股权转让合同的实质履行创造条件，已经构成违约。西南资源公司同时举证证明，与宜章县铁坑铅锌矿（普通合伙）在同××改制名单中××县赤石铅锌矿（普通合伙），于2011年9月28日改制后新设立宜章县赤石铅锌矿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已于2014年7月29日取得采矿许可证，故认为不存在郭玲所说因采矿权证变更影响而无法办理股权变更手续。郭玲在庭审中承认由于办理采矿权证的延续及变更需要补交相应的税费300多万元，而由于西南资源公司后来再没有往目标公司投入资金，郭玲或目标公司无力承担此费用，所以一直拖着未办理采矿权许可证。
又查明：根据郭玲提交的、由西南资源公司派驻人员田也畅签名确认的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2013年至2014年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反映，该公司于2013年的净利润合计为-10269411.52元，2014年的净利润合计为-6619888.60元。郭玲在庭审中承认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成立后一直没有生产经营，且该公司于2013年和2014年这两年的负债确系过千万。
另查明：西南资源公司为委托律师代理进行本案诉讼支出了律师代理费16667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具备解除条件，是否已经解除以及解除时间。二、西南资源公司是否已经实际取得股东资格。三、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胡某向西南资源公司支付的340万元的性质是否为股东分红。对此，原审法院作如下评析：
一、《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具备解除条件，是否已经解除以及解除时间
西南资源公司与郭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述，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西南资源公司作为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已经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支付了48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至本案庭审结束之日郭玲仍未履行为西南资源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虽然郭玲提供的宜章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反映按照企业登记前置审批许可的有关规定，需要将宜章县铁坑铅锌矿（普通合伙）的采矿许可证变更至改制后新设立的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的名下，才可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是，即使该行政机关要求的程序是合法合规的，根据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4.4条中的约定，郭玲也已保证“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业已获得经营目前业务所需批准、许可证和注册证书并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可见该项采矿权许可证的延续或变更手续在签订协议前即是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及其原股东保证完成的义务，而郭玲并未举证另有法规或政策原因导致不能办理采矿权证的延续或变更，故郭玲并不能以此作为其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抗辩理由，原审法院认定系由于郭玲怠于办理采矿权许可证的变更才导致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无法办理，郭玲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此外，郭玲辩称的因客观原因无法办理采矿权证变更手续的说法也与客观事实不符，从西南资源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与宜章县铁坑铅锌矿（普通合伙）在同××改制名单中××县赤石铅锌矿（普通合伙），于2011年9月28日改制后新设立宜章县赤石铅锌矿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已于2014年7月29日取得采矿许可证。由此说明该类改制企业的采矿许可证在客观上是具备办证条件的。同时郭玲在庭审中亦已承认由于办理采矿权证的延续及变更需要补交相应的税费300多万元，而郭玲或目标公司无力承担此费用所以一直拖着未办理，可见是因郭玲或目标公司主观方面的原因导致无法办理采矿权许可证的延续或变更，应认定郭玲无能力履行合同，其在诉讼中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既无必要也不可行，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其该项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西南资源公司以郭玲违约不履行主要义务致使其受让股权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提出解除合同的主张，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西南资源公司请求原审法院确认涉案合同已于2015年11月20日解除的问题，虽然西南资源公司的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与股东胡某等人于2015年9月2日的会谈过程中各方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但郭玲并没有参加该次会谈，也没有在会议纪要上签名，且在2015年11月20日由相关各方签订的《终止协议》上也并没有郭玲的签名，另外西南资源公司述称其已于2015年9月15日向郭玲发出《关于终止合作的函》，但没有证据证明郭玲已收悉，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9.2条约定的“郭玲收到西南资源公司书面通知之日为协议解除之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条件，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西南资源公司要求确认涉案合同于2015年11月20日已解除的主张，原审法院确认双方的涉案合同自西南资源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解除合同诉讼主张即起诉之日（2016年9月2日）起解除。
二、关于西南资源公司是否具备股东资格，是否实际成为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东
股东是指向公司出资、持有公司股份、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的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的规定，股权变更是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的重要事项，也是股东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的重要保证。本案中的郭玲自2012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至今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因此西南资源公司并不符合作为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东的法定形式要件。虽然郭玲提供的2013年1月17日的股东会决议确认了西南资源公司作为股东的正式入股起始日期，并任命西南资源公司方人员为董事会的董事长等，但这些权利和职责必须是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作为前提和基础的，否则不具备法律效力，西南资源公司并不因此享有和承担法律规定的股东权责，故郭玲的上述证据并不能作为西南资源公司已具备股东资格的依据。至于郭玲举证称西南资源公司已在宜章县租房用作新股东履行职责的办事处使用，以及西南资源公司派驻的人员田也畅掌管着目标公司的财务并领取工资等行为表现以主张西南资源公司已实际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等等，用以主张西南资源公司已成为事实上的股东。但西南资源公司为未来履行股东职责和行使股东权利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或为监管股份变更前目标公司的运营和资金安全等目的所做的其他介入行为，均系符合常理的行为，且在《股权转让协议》中4.6条也约定了郭玲允许并保证西南资源公司参与相关管理行为。因此，郭玲认为西南资源公司实际掌控目标公司、已经是目标公司股东的主张均缺乏依据。退一步讲，即便西南资源公司实际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和管理，但也不能因此免除郭玲依约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义务，否则西南资源公司期望得到的股东实体权益并不能依法得到保障，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况下，其仍然有权主张解除合同。故原审法院对郭玲的该项抗辩主张及其依据均不予采信。
三、关于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和胡某向西南资源公司支付的款项是否属于股东红利
分红是股份公司在赢利中每年按股票份额的一定比例支付给投资者的红利。我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根据该法律规定,股东分取红利，应以公司有利润为前提，并且公司在向股东支付红利前还应完成纳税、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等步骤。但在本案中，郭玲提交的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2013年至2014年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该公司连续两年的财务状况负债高达上千万，并无任何利润，在此情况下任何一方均不应享受保底分红或利润，否则既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也不符合联营（合作）关系中应当遵循的“共担风险”原则。因此，郭玲坚称已分批支付给西南资源公司的款项是“分红”的主张并无法律依据，其目的无非是用作主张西南资源公司已坐享股东权利故不应解除合同及返还股权转让款的逃避义务的借口。另一方面，西南资源公司、郭玲双方均已确认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与西南资源公司另外存在借款关系，双方在借款协议中约定，如果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不能按时还款，则西南资源公司有权将未还部分从借款到期年度实现的应该向西南资源公司分配的红利中优先支付，即根据借款协议约定，即使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有“红利”可派发且付款时也确实是有“分红”的主观意愿，但在其借款债务未能清偿的情况下，西南资源公司也有权确定将该司派发的所谓“红利”优先抵作偿还借款。况且，胡某向西南资源公司支付的多笔款项的用途亦已注明“还款”用途，与郭玲述称这些付款用途系“分红”的性质相矛盾，但却能与2015年11月20日的《终止协议》中约定的“胡某在签订本协议前已代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向西南资源公司偿还了借款335万元”的内容相互印证，虽然该份终止协议并没有胡某和郭玲的签名，但是在该份《终止协议》签署后，胡某又再次于2015年的12月7日根据该协议约定的期限和金额向西南资源公司汇入5万元的款项且同样注明是还款，该行为表现可证明胡某是知道并且同意上述《终止协议》相应偿还借款之内容的。因此，在西南资源公司尚不具备目标公司的股东资格、且目标公司连年亏损没有利润的前提下，郭玲主张由宜章县铁坑矿业有限公司或胡某支付给西南资源公司的335','2018-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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