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6民终4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政文等125人（具体名单详见附页）。
诉讼代表人：温政文，男，汉族，1942年7月10日出生，住龙川县。
诉讼代表人：黄国泉，男，汉族，1948年7月14日出生，住龙川县。
诉讼代表人：黄石华，男，汉族，1958年5月1日出生，住龙川县。
诉讼代表人：黄宴平，男，汉族，1951年8月21日出生，住龙川县。
上列诉讼代表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忠强，男，汉族，1958年6月14日出生，住龙川县。
上列诉讼代表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振灯，男，汉族，1945年8月22日出生，住龙川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仕勇，男，汉族，1971年9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川县佗城镇坪田村湖一经济合作社，住龙川县佗城镇坪田村。
法定代表人：黄学明，社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川县佗城镇坪田村湖二经济合作社，住龙川县佗城镇坪田村。
法定代表人：黄雪辉，社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川县佗城镇坪田村湖三经济合作社，住龙川县佗城镇坪田村。
法定代表人：黄运华，社主任。
上列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云、罗敏馨，广东贤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温政文、黄国泉、黄石华、黄宴平等125人因与罗仕勇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龙川县人民法院（2016）粤1622民初9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温政文、黄国泉、黄石华、黄宴平等125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2、依法改判确认被上诉人龙川县佗城镇坪田村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与被上诉人罗仕勇于2015年6月8日签订的两份《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写明土地面积数量，即定稿合同)无效：3、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缺乏证据印证，亦与日常习惯、生活逻辑严重不符，事实与理由具体如下：
一、根据《会议记录》(时间：2014年8月5日：地点：榕树下)记载的事实，当日会议讨论的内容是：“棕头下至湖坑尾田地及輋地出租协议”，而涉案合同指向的山地位置是，“东与上蒙天水为界；南与红星黄麻坑天水为界；西与山地为界；北与淡水天坑为界，”并且榕树下讨论的出租方案中并不涉及山地的问题，仅是田地及輋地，并且讨论通过的出租协议与本案涉案合同也并不一致，因此，榕树下的会议及形成的《会议记录》，与本案根本没有关联性。
二、“2015年6月8日，罗仕勇宴请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村民各产代表在龙川县旅游酒店，到场一百二十多人。”被上诉人罗仕勇在当日宴请是事实，但何以认定“到场一百二十多人”?据125位上诉人所知，当日到场的仅有34人，签名表上一百二十多名村民的签名中，有极大部分是上述34名到场村民代签的，有的甚至一个人签十几个名字。如果说上述34名到场的村民作为户代表，其签名也仅能代表该34户的意见，为何能代表其他未到场亦没有任何授权文件授权其代签名的村民?原审法院如此草率的认定，于情理不合，与法律不符!
因此，作为本案重要证据的该份签名表，存在巨大瑕疵，在合法性、真实性的认定上，原审法院存在重大错误。
首先，签名的合法性、真实性。如上所述，签名表上120多名村民的签名中，仅有其中34名到场的村民是真实有效的，其余签名均缺乏合法性和真实性，因此，该签名表至多仅能代表34户村民代表的意见；
其次，程序的合法性、真实性。据村民反映以及从签名表上可以清晰看到，当时村民代表是在一张白纸上签名，签名表上那几行打印的字体上也被密密麻麻的签名覆盖，可知在签名之时这句话是不存在的，村民当时根本不知道签名的真正协议内容，被上诉人也并没有在要求签名之前将涉案合同交给村民传阅并告知真实的协议内容。被上诉人邀请村民代表，并以每签一个名字给100元误工费的诱惑，拼成了这一百二十多名村民“签名”的虚假签名表。每签一个名字给100元，有的村民一个人签了十几个名字，领了1000多元，难道这种形式不是违法的?难道这种形式签下的名字可以代表村民的真实意愿?原审法院到底有何依据以认定了“温政文等一百二十多名村民在签名表同意村民代表处签名、捺印”?
三、原审法院认为，“从下列事实可以推定湖一、湖二、湖三的村民对签订合同的事情是知情的”(判决书第13页)，该推定实在是荒唐至极，完全不存在合理性，上诉人在此一一反驳：
1、“罗仕勇在签订合同当天宴请湖一、湖二、湖三在家的村民，各户均有参加，并有各户代表签名或捺印；”
原审法院认定现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共有98户人，又认定了当日到场了120多户代表，因此“所代表签名或捺印所代表的户数已明显超出了村民产数的三分之二”，这无疑是荒唐的。共有98户人，何来120多户代表?这不明显是事实错误逻辑错误吗?现场来了34位村民，签了120多个名字，就视为已经过民主议定程序?这不是将法律规定视为儿戏吗?
2、“村民黄国泉、邓远明、黄建华等人在合同上村民代表处签名：”
上述村民已在原审中明确声明，其签下的名字仅代表个人意见，并且不是生产队选举出来的代表，代表不了整个生产队(红湖队)。并且，上述村民签下名字的时间、地点均不是在2015年6月8日召开会议的旅游酒店，上述事实有《我们声明》、《湖一、二、三队全体社员一致声明如下》等书面材料予以证实，均有各位村民的亲笔签名、捺印。
3、“签订合同后，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将涉案山地交付出租给罗仕勇，罗仕勇依约支付了2015年山林租金；”
该事实并不能推定村民对涉案合同签订事宜知情，相反，上诉人125位村民在知道了四被上诉人恶意串通、通过各种虚假手段签订了涉案合同后，始终存在异议，并且多次投诉至村委会、信访等部分，要求解决问题，维护村民的权益，甚至在被上诉人罗仕勇强行动工时，村民在现场阻拦，可知村民至始至终都是不知情并且不同意的。
4、“罗仕勇支付铺路修路占用土地补偿款，部分村民已领取；”
根据领取款项的签名表可知，该“部分村民”实则都是被上诉人湖三经济合作社负责人的家属，上诉人125位村民分文未领！
5、“合同签订后罗仕勇雇请当地村民建桥修路。”
如前所述，村民甚至在被上诉人罗仕勇强行动工修路时到现场阻拦，可知村民是不知情并且不同意的!
综上，原审法院以上述所谓事实，推定湖一、湖二、湖三的村民对签订合同的事情是知情的，实属荒唐。涉案合同第6页，是“龙川县佗城镇坪田村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群众签名表”，但下面的签名处却是空白的，只有被上诉人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盖上的公章：而第7页中却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甚至手写的名字满满覆盖了打印的文字，并且，该页的页码打印出来的并不是“7”，而是“5”，根据日常生活常理，难道还不能推定、认定该份签名表是后期强行附加上去的，缺乏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涉案合同与签满名字的签名表之间根本不是一回事，实则是四被上诉人恶意串通、造假，强行制造的伪证，根本不能作为证据证明涉案合同已经过三分之二村民代表讨论通过!
四、原审法院将《湖坑出租山、田地、輋过程情况说明》作为定案依据，该证据依法应予以排除。
关于原审法院所称的“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由龙川县佗城镇坪田村民委员会核实的《湖坑出租山、田地、輋过程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不具有关联性”。在125位上诉人中，均没有人看见过原审法院所说的该份《情况说明》的内容是什么，而原审法院却说该《情况说明》经过庭审质证，上诉人在此提出异议，并将在二审程序中请求调取原审庭审笔录等予以核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证据》第四十七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若原审法院将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严重违反证据规则，依法应予以排除。原审法院认为，“该《情况说明》叙述了在龙川县旅游酒店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并将《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未填写土地面积)下发村民传阅”，且不说125位上诉人及其诉讼代表人尚未对上述《情况说明》进行质证，一份由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之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确实值得质疑，村委会的《情况说明》如何能够作为一份足以证实当时是否将涉案合同下发村民传阅的证据?据此，上诉人请求对该份所谓的《情况说明》予以排除，原审法院据此认定的上述事实是错误的。
综合上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请求，以维护125位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公平公正。
被上诉人龙川县佗城镇坪田村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共同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理由有：
一、签订《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之前依法召开村民会议，并下发合同初稿给村民之间传阅，此后召开集村民会议确认合同后再签名予以确认，参加会议和签名的村民人数是已经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符合法定程序。
2014年8月5日，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曾在坪田村榕树下组织召开过一次村民会议。当时温政文、黄国泉、黄晏平等分别来自三个经济合作社共24户村民代表参加了该次村民会议。当时我们就已经明确告知村民，该次会议商议内容主要是关于棕头下至湖坑尾田地及輋地出租协议问题。后经过商议，村民对租赁方提出了几点要求：一、要求承租方必须修建坪田村嘴头坎至高栋里老厂门口的道路;并且需支付柒万元正(70000元)作为修路占用农户田地的补贴。二、出租的田地、輋地以每亩壹佰柒拾元（170元）计付。……七、要求修建的主道”路在四米宽以上;八、唐尾坝至张湖头水圳保留畅通。九、乙方要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解决本队队员就业。十、原有地坟要保留，如果新做地坟乙方无权阻止。十一、黄桂友尾门口至李进良门口交通人工由乙方负责，共十一项内容，有相关的《会议记录》为证。即在2014年8月5日初次召开的村民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对出租范围、占地补偿、租金价格、支付方式、修路要求、用工要求等进行了商议和明确的，到场的包括温政文、黄国泉等诉讼代表人在内的24户村民代表也是在确认了会议记录内容之后才签名的，根本不可能对于涉案合同所涉及的租赁事宜不知情。
此后，在了解村民意愿，被上诉人再向罗仕勇转达村民租赁涉案山林地的要求，双方达成初步租赁意向后，在2015年月26日起草了租赁合同初稿，并印发合同初稿由三个生产队队长送到各农户家中传阅。在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形下，我们在2015年6月3日开始，逐家逐户组织、通知坪田村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男性村民参加2016年6月8日在龙川县旅游酒店举行的村民会议。在宴席上，村民签名之前就明确告知到场的150多名村民，如果同意出租涉案山林輋地给罗仕勇的就在合同上签名，不愿意的吃完饭可以自由离开，并且当场将几份《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下发给村民进行传阅，上诉人提供的证据4-1和个2租赁合同就是在该种情形下提供和修订的合同。
而上诉人提供的这两份租赁合同也恰恰证明了，除了租赁面积的具体数额因未经实际测量而无法填写外，其余的如租赁方信息、租赁范围、租赁期限、租金及支付方式、租赁用途是已经全部填写完毕的，根本不存在任何蒙骗村民以获得签名的说法。最终合同定稿只是在原来合同租金支付方式中增加了遗漏的“每年”字眼，其余与村民传阅的合同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正式合同签订的时候由湖一、湖二、湖三三个经济合作社分别有三名村民作为村民代表在合同上另外签名确认，整个合同签订是遵守村民意愿、村民表决程序规定作出的。
二、由于修建、扩宽道路涉及占用村民土地，当时将近90户村民参与了占地修路补偿土地面积的测量，而且部分村民还参与了山路修建，领取了修建工程工资，不可能对租赁合同一事不知情。
首先，当时经村民会议，我们提出同意租赁涉案山林、田、輋地给罗仕勇的条件是他必须修建、扩宽我们村居的山路至四米以上，在罗仕勇同意了这些条件的情形下，我们于2015年6月8日与其签订合同的。2015年6月15日，罗仕勇投资修建坪田村嘴头坎至高栋里老厂门口道路修建开始启动。为了避免日后对修建道路占用田地、輋地面积发生争议，当时是我们生产队各队长统一通知各农户，在涉及修路用地的98户村民各户派人参加，在村委副主任王镜辉、委员陈新发均到场的情形下，逐户丈量，核对占地面积，双方均无异议的情形下才认定赔偿数额。即一审提交的《趟数统计表》填写的占地面积数据，是在98户村民每户村民代表在场并确认占地面积数量后填写的，不可能不知情。罗仕勇此后按照该统计表支付了占地补偿合计125905元，该笔费用已经下发到各个生产队，其中32户村民已领取补偿款，其余村民是由于对青苗补偿费产生争议而暂末领取。
其次，2015年7月份开始修建坪田村进山的桥，由于此前村民会议决议要求修路和造桥工程需要照顾本村村民工作，因此当时修桥的时候是聘请了大量的坪田村村民参加修路、修桥工程，2015年9月30日向参与修桥工程的村民发放了造桥工资，有相关的工资发放单为证，整个山路修建全长四公里多，历时三个多月的时间，村内大量村民也参与到整个修山、建桥工程之中，不可能对租赁事宜毫不知情。
另外，在山路末端原本是高栋里老厂原址，三间约60平方米泥草房，在1965年建成，在1981年就己被弃用，后因长期无人居住，风吹雨打。年久失修，墙体坍塌，已成坪地。罗仕寻原本打算在高栋里老厂原址上修建新厂房，建设所需的水泥、砖块等原材料已经全部运载上山，挖土机也开进山上的时候，后来由于部分村民对于青苗补偿提出异议;双方协商不成，村民此时才对租赁合同提出异议。为避免矛盾进一步恶化，罗仕勇是立即停工，搁置建厂工程，购买的施工原材料丢弃在路边，一审法院组织现场勘查时水泥仍堆放在山路边上，但由于遭受雨水浸泡，水泥硬化，已无法使用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8000元整。产生纠纷之后，被上诉人曾组织上诉人罗仕勇举行过三次调解会议，协商后村民表示同意出租，但对青苗补助有异议，要求重新修订合同、增加青苗补偿。而罗仕勇则表示早前在签订合同之前与村民商议不需要补贴青苗补助费才签订此合同的，同意出资修山造桥的，对此双方无法协商一致。
最后，由于涉案山林的山路己经修建完成，道路畅通，林木也己经种植完成，此时案外人向上诉人提出支付款项但要求承租涉案山林地，村民见有利可图，就反口以不知情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解除罗仕勇的承租权限。若认定合同无效，无疑是纵容了坪田村利用他人投资获得不当得利的行为，将严重打击投资者对于扶持、帮助山林发展的信心和意愿，将对坪田村造成不利的社会影响，是不利于日后坪田村引入外来资金的。
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罗仕勇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理由有：
一、涉案的《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与《会议记录》对于出租范围;租金价格、支付方式、修路要求、用工要求等内容明显一致，上诉人主张《会议记录》与涉案租赁合同无关的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2014年8月5日的《会议记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的说法与事实是严重不符的。
第一、租赁范围一致。根据《会议记录》来看，2014年8月5日坪田村三个经济合作社24户村民代表参加了在榕树下召开的村民会议，会议讨论通过的内容是:棕头下至湖坑尾田地及輋地出租协议。而涉案的《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第一条：“山租山地的位置及四至范围:甲方将位于龙川县佗城镇坪田村湖一门塑二;湖三经济合作社湖坑地名);·…·出租给乙方。”上诉人主张《会议记录》记载的土地与《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的涉及土地的四至是不相符的且会议讨论内容并不包含山地在肉，但事实上由于该次村民会议主要协商的是是否对外租赁涉案土地及租赁价格、方式、条件等方面;并不是正式签订合同;因此没有明确规范涉案土地的四至范围是符合常理的。村民代表会议签名确认定的《会议记录》明确对外租赁的土地与涉案《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约定地块是包含关系，即两者在租赁土地的位置、范围上是存在一致性的。
第二、租赁价格一致。根据《会议记录》村民主张“出租田地、輋地以每亩170元”。而根据实际签订的《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的约定:“水压及荒輋租金前十五年每年每亩160元，后十年每年每亩170元。”即村民代表会议后签证的《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对于出租田地、輋地的价格是完全遵照此前的《会议记录》内容制定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细化。
第三、特别条款一致。根据《会议记录》来看，该次村民会议对于租赁涉案山林地要求租赁方必须出资修建，“嘴头坎至高栋里××山路，修建的主道路在四米宽以上，唐尾坝至张湖头水圳保留畅通，且乙方要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解决本队队员就业……”上述条款是明显区别与一般山林、田地租赁合同的内容。虽然在涉案《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并没有明确关于修建山路的条款，但事实上，租赁人在签订《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后，是明确按照《会议记录》的内容，聘请了上诉人方部分村民修建了“嘴头坎至高栋里老厂门口”的山路，并且在修建山路之前是对山路所占村民用地支付了补偿款。无论是一审庭审中还是庭后法院组织的勘查现场情况来看，都明确证实租赁人根据·《会议记录》的内容:实际履行了投资修建山路的义务。因此，两者在特别条款方面存在明显一致。
综上，《会议记录》与涉案《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两者在租赁范围、租金价格、支付方式、修路要求、用工要求等方面内容明显一致或存在一脉相承关系。而且近几年上诉人并没有与除了被上诉人之外的第三人协商过出租涉案山、田、輋地的事宜，因此上诉人主张《会议记录》与涉案合同无关的说法明显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涉案的《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在签订之前就己通过村民会议商议和吃饭聚会传阅合同的方式告知和征求村民意见，是在获得村民同意才正式签署合同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村民代表会议签名确认的《会议记录》得到村民同意后才正式签署合同的，不存在任何欺瞒，伪造的行为，上诉人主张该份合同的签名表存在瑕疵的说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首先，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会议记录》内容可知:2014年8月5日坪田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湖一、湖二、湖三三个经济合作社包括温政文，黄国泉等诉讼代表在内的24户村民代表参与了会议，对出租范围、占地补偿、租金价格、支付方式、修路要求、用工要求等进行了表决和商议，并在确认了会议记录内容之后签名予以确认，明确证实村民对租赁涉案山林、田、輋地给被上诉人是知情的。
其次，在2016年6月8日，三个经济合作社生产队队长组织坪由村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男性村民参加在龙川县旅游酒店举行的村民会议，将合同初稿给村民传阅，上诉人提供的证据4-1和4-2《租赁合同》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获得的。根据上诉人提供的4-1和4-2《租赁合同》是可以明确证实，当时在村民之间传阅的合同除了租赁山林地面积因未经实际测量而无法填写外，其余包括但不限于租赁方个人信息、租赁范围、租赁期限、租金及支付方式、租赁用途等等条款与实际签订合同的条款是完全一致的，根本不存在以空白纸张蒙骗村民签名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参加宴会的150多名村民与被上诉人此前是素不相识的，作为一个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具有正常社会常识的人来说，在不知道请客人是谁，为什么请客吃饭的情形下就直接参加宴请的饭局，并且在不知道为什么要签名，为什么可以拿钱的情形下就敢在协议上签名并领取被上诉人支付的100元误工费，这个说法明显是与社会常识是不相符的。即上诉人主张村民是在不知协议内容的情形下签署姓名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另外，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涉案合同村民签名确认表明确显示，被上诉人当时在龙川县旅游酒店摆酒席宴请村民，是将近150名村民到场并在合同上签名确认的，现上诉人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形下主张到场的村民仅34人的说法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上诉人在无法提供证据的情形下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而且，涉案合同的签名纸上明确标注了“经村民代表会议将位于（地名）的山地、水田、及荒輋出租给种养开发”的字样，即村民在签名的时候是知道在该份材料上签名所代表的含义。
最后，被上诉人出资宴请l50多名村民吃饭且对村民发放误工费，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在签订正式合同并实际投入资金进行山路修建和山林种植之前确定村民意愿，避免日后产生纠纷，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保障自身权益。现在山路开发、修建完成、植物种植完毕，上诉人却以合同签订程序有瑕疵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无疑是一种严重失信、损人利己的行为。
三、被上诉人为履行合同已投入两百多万的资金，为坪田村委修路、造桥，对于该村居的道路建设、村容村貌改善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签订合同程序合规合法，一审法院判决符合事实与法律，请求予以维持。
首先，根据现场勘查可知，涉案山林地所处的地理位置是非常偏僻的，进入坪田村的道路非常崎岖、狭窄，且在坪田村开展林木种植项目需要先修路建桥，相较于其他地理位置优越、可以直接开展林木种植的村来说，明显其投资价值和利润都相对较小，而被上诉人之所以选择投资建设涉案林地，一方面为了保护环境、投资经济林木，另外一方面是由于被上诉人原户籍属于坪田村村民，出于帮助乡村建设时意愿、照顾老乡的目的，才投资大量资金到坪田村进行道路修建和林木种植的。
其次，被上诉人在签订涉案合同后，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除了按期支付租金外，还支付了占地补偿合计125905元，造桥费70000元，购买树苗花费291000元，购买种植肥料花费合计花费133400元，另外还购买水管、水泥、砖块等原材料和聘请工人、挖土机、运输车辆等，为了涉案项目前后投资累计花费将近223万元。被上诉人巨额费用。现今涉案山路、小桥均修建完毕，林木己经种植完毕，在合同生效却实际履行将近一年三个月后上诉人却主张合同无效，明显该诉讼请求不合理。最后，被上诉人与龙川县佗城
最后，被上诉人与龙川县佗城镇坪田村的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经过村民会议讨论，经过村民各家各户代表的签名确认后签订的，且村民实际参与土地测量和修路造桥工程，对于合同事宜是早已知情。若现今认定合同无效，明显是将导致被上诉人严重的经济损失。
原审原告温政文、黄国泉、黄石华、黄宴平等125人向一审起诉请求：位于坪田村湖坑（地名）林地，是龙川县佗城镇坪田村湖一、二、三合作社公山（三合作社原属一个生产队）。在2015年6月上旬，被告罗仕勇授予被告龙川县佗城镇坪田村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在旅游大酒店宴请大部分年老村民数十名，在吃饭过程中，被告示意每位村民若在单张白纸上签名画押后即可得到100元现金，但并无讲到租赁给哪个老板，也无讲明如何承包？作何用途？期限多长？租金多少？没有任何一句话有关《租赁合同》内容信息，更无书面合同条款！村民们签名只是表示同意租赁，但如何租赁却不知道。村民们认为《租赁合同》出来的样本会先给他们看后如能认可的话，才在正式合同上面签名按指模。这次签名仅仅是意向性同意租赁而已，殊不知道四位被告暗中合伙，蒙骗村民，以欺骗手段在吃饭过程中的空白纸上签名，竟被被告在几天后移花接木暗箱操作，单方制作一份《租赁合同》衔接上去，以假乱真，形成一份畸形《租赁合同》。当个别村民发觉《租赁合同》后，认为这是一个欺骗，马上提出异议，表示强烈反对，四被告感到骗局败露，又急忙在十多天之后抛出另一份《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租期28年，前十八年每亩山地20元租金，后十年后每亩25元。同样是移花接木将村民预先签名的空白纸附上后面再次企图以假乱真。但全体村民照样意见纷纷，认为条款不合理，没有当面签订《租赁合同》，接着多次村民集会，一致反对《租赁合同》，并且村民自觉一起去挖路制止，接着投诉到村委会，佗城政府，龙川县政府，河源市政府。村委会曾经出具停工通知书，责令被告停止侵权，停止种植果木，结果四位被告又在一个月后连续搞出两份《租赁合同》同样移花接木，将预先签名空白纸附在后面，落款时间同样为6月8日，这样前后四份《租赁合同》都是不同样本，不同格式，这完全是四份虚假无效合同。综上所述：依照《合同法》规定，签订合同必须双方到场，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签订《合同》不能以欺骗、虚假手段伪造《合同》。然而四被告在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没有超过2/3代表同意，甚至那份预先空白纸签名都是假冒代替（一个人代写几个人名字，甚至三个队长也各自代他人乱签名）完成的，特别是《合同》在以后一、二个月当中单方书写四份《合同》，衔接村民预先签名空白纸附于后页，这样形成的《租赁合同》完全不是平等的、也不是自愿的，四被告以租山名义，互相串通和勾结的真正目的就是妄想把原国社林场所种一千多亩已成林地杉树和杂树占为己有（注：改革开放时已退还给我三个经济社所有），准备以后以合法手续审批该一千多亩杉树和杂树进行砍伐出卖企图非法所得，据为己有！这是四被告有计划，有目的侵占原告三个经济社村民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完全是严重违法的！也是侵害村民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的，因此请求法院主持公正，判令为合同无效，并恢复农田輋地及山林原貌。共同构造维护和谐社会。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罗仕勇与被告龙川县佗城镇坪田村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于2015年6月8日签订的四份《租赁合同》无效即：一份《租赁合同》、三份《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位于龙川县佗城镇坪田村湖坑（地名）林地属于坪田村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集体所有，于2011年4月遭受森林火灾。村民砍伐了火烧林木。2014年8月5日，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在村里的榕树下组织召开户代表会议，24户村民代表参加会议。同意对棕头下至湖坑尾田地及輋地以出租方式进行出租，并形成了出租方案：1、承租方必须修建坪田村嘴头坎至高栋里老厂门口的道路，并且需支付70000元作为修路占用农户田地面积的补贴；2、出租的田地、輋地以每亩170元计付……7、要求修建的主道路在4米宽以上；8、唐尾坝至张湖头水圳保留畅通；9、乙方要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解决本队队员就业等11项内容。
2015年5月份，罗仕勇与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就湖坑林地租赁达成意向。之后，罗仕勇与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分别形成二份初稿合同：一份是《租赁合同》，一份是《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此二份合同土地面积均未填写。双方均在二份初稿合同签字、盖章，落款日期为2015年6月8日。初稿的《租赁合同》手写内容要比初稿的《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多。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负责人通知村民于2015年6月8日在龙川县旅游酒店召开各户村民代表大会。
2015年6月8日，罗仕勇宴请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村民各户代表在龙川县旅游酒店，到场一百二十多人。吃饭前，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负责人将初稿的《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下发村民进行传阅。最后，罗仕勇与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双方在初稿的《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基础上修改完善并签订了定稿的《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初稿与定稿合同的打印字体内容、排板均一致，定稿合同写明土地面积，在租金及支付方式条款每亩前添加“每年”，合同条款最后添加“备注：山地、水田及荒輋按实量面积交付租金。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为甲方，罗仕勇为乙方。该《合同》其中约定：1、甲方将地名为湖坑总面积按地形图为壹仟叁佰柒拾柒亩土地面积（其中山地面积壹仟壹百柒拾柒亩、水田及荒輋面积贰百亩）出租给乙方。四至范围：东与上蒙天水为界，南与红星黄麻坑天水为界，西与山地为界，北与淡坑天水为界；2、山地租赁期限为28年，田、輋地租赁期限为25年；3、合同签订后即2016年1月开始计租，山地租金前18年每年每亩20元，后10年每年每亩25元；水田及荒輋租金前15年每年每亩160元，后10年每年每亩170元；4、每年租金上一年度12月30日前付清下年租金；5、甲方有权对租赁前林地林木进行砍伐，林木收益归甲方；6、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碍乙方的生产经营开发，不得偷盗，损害林地作物；甲方提供有关证件给乙方办理林权使用证手续，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7、乙方在签订合同生效期内，甲方应协助乙方修建路道；8、乙方有权自主经营租赁地，用途为不能种植对水源有害及污染环保的树木（不能种植桉树）；9、乙方可以开发的租赁地向政府部门申报项目补助，扶持资金等全归乙方所有；10、由于林业综合开发周期较长，故在租赁期内甲方不得单方提出解除合同，如乙方违约除外；11、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造成乙方不能正常生产经营或合同无法履行时，应双倍赔偿乙方的经济损失，乙方的经济损失以投入成本和余期租赁期限的全部可得赢利进行评估；12、乙方未按时支付租金时，应按土地租金的总额支付违约金20%给甲方，租金延付一年以内的，甲方可单方解除合同，乙方的损失自行承担；13、务工时在同等条件下，必须先解决甲方当地村民；14、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后生效。然后，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负责人在合同上出租方签名并盖上经济合作社公章、黄国泉、邓远明、黄建华等人在合同上村民代表处签名，罗仕勇在合同上承租方签名，温政文等一百二十多名村民在签名表同意村民代表处签名、捺印。罗仕勇给予到场人员每位支付100元的误工费补助。签订后，罗仕勇与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均按定稿的《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履行。罗仕勇按约支付了2015年的山林租金、雇请当地村民铺设从村至上山的道路（包括建桥）及扩宽长约4公里由原来宽1.5米扩宽至4-5米山路，支付了修建道路占用村民土地补偿款（部分村民己领取），2016年1月开始种植杉树松树。原有林木被火烧砍伐后自然生长幼树，后村民因涉案山地的林木青苗补偿数额发生争议，由此产生矛盾纠纷。经坪田村民委员会召集调解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16年8月31日，温政文等125位村民提起诉讼。现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共有98户人，但在签名表同意村民代表处签名、捺印的有一百二十多位村民，所代表签名或捺印所代表的户数己明显超出了村民户数的三分之二。
另查明，原告主张的四份合同无效，一份是初稿的《租赁合同》，三份是《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其中一份是初稿，一份与湖二经济合作社持有的合同原件相符，另一份与湖三经济合作社持有的合同原件相符。
以上事实有涉案的合同及签名表，龙川县佗城镇坪田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收款收据，《趟数统计表》，《湖坑出租山、田地、輋过程情况说明》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原告主张四份合同无效一份是《租赁合同》，一份是《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未填写土地面积数量），二份是《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己填写土地面积数量），理由一是没有经过2/3村民代表讨论通过；二是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指涉案山地原有种植的杉树及杂树被损害）。故本案的焦点为原告主张的四份合同有无经过2/3村民代表讨论通过；被告之间有无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关于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否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及三分之二村民代表讨论通过问题？现实中根据日常生活常理，男性公民一般是一个家庭的户主或代表人，以每户户主代表该户成员参加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符合当前农村民主管理的传统习惯和相关法律规定，只要每户有代表参加而至于是不是男性户主本人参加不影响会议事项的效力问题。且村民会议没有固定的形式，现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多，往往是每家派出代表参加会议，所签名字代表该户，这是普遍现象，故这种代签行为不属于虚假欺诈行为。本案中，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村民各户代表到龙川县旅游酒店，由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负责人主持各户代表参会人员讨论、签字，这本来就是一种会议形式，也是一种民主程序表决形式。户代表签名的真实性应是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负责核实，罗仕勇只要审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户代表签名或盖印就己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由龙川县佗城镇坪田村民委员会核实的《湖坑出租山、田地、輋过程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不具有关联性。该《情况说明》叙述了在龙川县旅游酒店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并将《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未填写土地面积）下发村民传阅，该证据与待证事实存在联系，具有关联性，《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未填写土地面积）是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初稿、意向书，法院对该《情况说明》证据予以确认、采纳。现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共有98户人，但在签名表同意村民代表处签名、捺印的有一百二十多位村民，所代表签名或捺印所代表的户数己明显超出了村民户数的三分之二，视为罗仕勇与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合同己经过民主议定程序，符合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由于初稿的《租赁合同》没有进入民主议定程序，故该《租赁合同》无效。虽然初稿的《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进入民主议定程序，但经过民主议定程序修改完善后签订的《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己填写土地面积），是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定稿、正式书面合同，故初稿的《山地、田、輋地租赁合同》未经村民代表2/3讨论通过而无效。另外，从下列事实可推定湖一、湖二、湖三的村民对签订合同的事性是知情的：1、罗仕勇在签订合同当天宴请湖一、湖二、湖三在家的村民，各户均有参加，并有各户代表签名或捺印；2、村民黄国泉、邓远明、黄建华等人在合同上村民代表处签名；3、签订合同后，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社将涉案山地交付出租给罗仕勇，罗仕勇依约支付了2015年山林租金；4、罗仕勇支付铺路修路占用土地补偿款，部分村民己领取；5、合同签订后罗仕勇雇请当地村民建桥修路。因此，双方签订合同的程序是合法，亦不具有欺诈性。关于是否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的问题？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罗仕勇与湖一、湖二、湖三经济合作','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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