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73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书明，住广州市番禺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爱华，住广州市番禺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小雄、吴舒扬，分别系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刘铖。
委托代理人：谭艳平，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仁，住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代理人：吴小雄、吴舒扬，分别系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上诉人李书明、上诉人廖爱华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一初字第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下称“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依保险合同约定支付保险金时，多支付了173万元到李书明银行帐户，李书明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返还不当利益，应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故本案中，李书明应返还的不当得益的范围应包括误存入其账户的173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173万元为本金从2010年10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关于本案债务是否李书明、廖爱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李书明取得不当得利的173万元款项是发生在李书明、廖爱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李书明、廖爱华未明确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现李书明、廖爱华未能举证证明李书明不当得利的173万元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廖爱华应对李书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李仁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取得不当利益的是李某，而非李仁。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以李仁为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是合同约定的受益人为由要求李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理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是在2014年9月李仁向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申请给付婚嫁保险金时才发现多支付了173万元给李书明，而本案立案的时间为2015年3月12日，故本案诉请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李书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173万元及利息（以173万元为本金从2010年10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给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二、廖爱华对李书明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12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李书明、廖爱华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后，李书明、廖爱华不服，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直接驳回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的全部诉讼，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与法律规定相违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条规定是关于诉讼时效的强制性规定。超过诉讼时效虽然不导致实体权利消灭，但是失去向法院提起诉讼保护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3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窖时起计算”。本案发生在2010年10月8日，而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提起要求返还的最早时间是2014年12月9日，整整已达是四年之久，己远远超过了诉讼时效规定的期限。（一）从本案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可知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这笔业务是在2010年10月8日发生的，在发生支付业务的第二天，即2010年10月9日就知道错误，实际上也应当知道。本案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提供的“证据四”是一份“业务确认付费电子表”，这实际上是2010年10月8日向银行的“电子报盘（向39位客户支付的数据）；而“证据二”是一份“银行回盘”，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转账后的“银行回执”，用于出纳人员银行对账的凭证，在2010年10月9日8:32:54秒的“银行回盘”时就有该数据，就明显可以知道所付客户的金额。而且其他38位客户的金额只有几百、几千无，唯独我方的数额巨大，更容易发现。该表中下面的“外挂查询”画面，有我方个人的银行回盘信息，也明显的与前面几次不同，前几次都是一万元，突然之间是174万元，一看便知，异常明显，也完全可以发现；而“证据三”是一份“收付费辅工具平台”，有投保人李书明所有的收付费信息和身份信息，就明显记载2010年10月9日付174万元，明显与前三次支付出现异常。而且上述这些所有数据、信息、表格，都是由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所掌控、知晓，其工作人员随时可以查阅、发现。以上这些提供的证据，恰恰能说明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在第二天“银行回盘”时就知道。（二）从公司财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来看，作为一家正规的公司，何况是全国几大保险公司之一，在财务制度、审批流程上是要求非常严格的，一笔业务的付款需要经过以下流程：首先、是由业务部门工作人员提出付款申请书或申请单，同时提交付依据（也就是保险合同），并且要求对付款金额和收款人与合同金额和约定的条款审核一致才确认申请单；第二、是财务人员对业务部门工作人员提交的申请单进行审核，一般是财务主管或财务经理或财务总监审核，核对付款金额与付款数据是否一致，是否符合付款要求；第三、是由财务部门报公司有审批权的总经理或分管理经理对付款进行审批，最后确认形成“付款清单”或者银行“电子报盘”；第四、再由出纳人员核对后办理付款事项，通过网银或银行柜台或将“电子报盘”（也就是“业务确认付费电子表”）交至银行划款；第五、在出纳人员付款后，如果是通过银行柜台转账的，则要求取回银行“进账单回执”，如果是通过“电子报盘”的，则要求查看“银行回盘”，并进行核对登记银行日记账，在这个时候“银行回盘”数据一出来，作为出纳工作人员在登记日记账时完全应当发现；第六、是出纳人员将付款申请单、银行进账单及付款依据交由会计人员进行会计记账，会计人员根据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证，并由会计主管对记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核后登记会计账簿，在这一步环节上，会计人员也完全应当发现；第七、由会计人员编制会计报表(其中有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在编制会计报表之前，会计人员应对当期的含计凭证、银行日记、银行对账单进行审核无误，作到账证相符、账实相符账账相符后编制会计报表，在这一步更应当发现。因此，从以上整个财务制度和工作流程来看，至少需要进行七道事前事后的审核，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工作人员应当知道并发现付款错误，何况所应支付的是1万元与174万元如此大的差距，而不能以电脑出错为由，而否认自己应当知道的客观事实。（三）从这笔款付款的途径来说，是由广州市分公司委托广东省分公司支付此款。也就是说这笔款的支付需要经过二次以上这样的付款流程和审核，更应当发现付款的错误。不仅如此，在广州市分公司的会计账目上，会有“应付账款和应收账款”，同样在广东省分公司的会计账目上，也会有“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如果应收与应付不一致，则在月度决算或者年度决算时二家公司也必须进行债权债务核对后，才能出具会计报表，为什么就会不知道呢？为了查清本案的事实，我方在一审期间还向法院提出了“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该笔业务的”记账凭证”、“付款审批凭”，调取被我方委托广东省分公司付款“有关凭证”以及调取对方“2010年度会计报表”等，但是一审法院并未就本案关键事实进行调查核实。（四）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第164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287号令《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之规定。企业在经营期间必须对企业的资产、负债、利润、现金流量等进行核算,并且应当在一定的会计期间内编制各期财务会计报告；同时该《条例》第16条、第19条还规定了，在企业一个年度终了时，还应当编制“年度财会计报告”，并且规定企业的年度结账曰为公历年度每年的1月31日，不得提前或延迟；该《条例》第21条还明确规定:，“在企业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前，除应当全面清查资产、核实债务外，还应当核对各会计账簿记录与会计凭证的内容、金额等是否一致；.在结账日进行结账，结出有关会计账簿的余额和发生的金额，并核对各会计账簿之间的余额；检查是否存在因会计差错、会计政策变更等原因需要调整前期或者本期相关项目”。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没有在付款后，第二天银行回盘时发现，也应当在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时发现；即最迟应于2010年12月31日知道，这就是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同时我方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一份“公证书”，该“公证书”是为了证明被上诉人是上市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作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2010年年度报告，其数据包括2009年12月3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所有财务数据，也包括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作为分公司在2010年度的所有财务数据，同时也证明作为分公司的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在2010年年度财务结算、核实资产、负债、现金流的时间节点也是结账日2010年12月31日，与总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年度报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当是2010年12月31日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年度财务结账日。但是一审法院根本没有对本案争议最大的焦点问题“诉讼时效起算点”进行审理，而作出错误的认定。（五）除此之外，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还每年度向我方发出了《分红保险红利通知书》，告知我方每年度的红利本息的派发情况。在2011年度发出通知书的时间是在2011年9月19日，这也需要与我方所给付保险金数额和分红派息的数据进行核对，也完全可以发现给付错误。而不是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所述是2014年9月在李仁向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申请给付婚嫁保险金时才发现支付信息存在异常，多支付了173万元，这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规定。因此，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作为一家正规的企业，此事件的发生，不管是人工操作错误，还是电脑系统出错误，从支付该款的第二天银行回盘开始至任意一个时间段，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都应及时发现并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不应当等时隔四年之久才提出主张。民法中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以一般普通公众的认知作为判断标准，只要具有以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条件，一般普通公众都能认识到自己权利受到了侵害。诉讼时效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不受当事人的意志控制并能发生权利消灭属于法律事实中的事件。因此，无论权利人如何的主观地解释自己并不知道权利以客观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不知道”，因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是非常主观的意识形态，外界无法感知，必须通过客观证据表现出来才能作为自己主观意识形态的证据。即使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不知道，也是由于其自身原因造成的。在本案中，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即没有提供任何“不知道”的证据，也没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因此，诉讼时效己经超过，丧失了胜诉权。而一审法院主观偏袒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一方，作出错误、不公正的认定，这也纯粹是法官主观意断。二、本案一审法院认定，因电脑系统出错导致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多给付保险金，与本案事实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称是由于电脑系统出错，导致给付了174万元，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而从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提供的“证据四”的“认清单-
电子表”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这份表的右下角明确记载有工作人员操作修改，操作修改时间：为2010年10月8日12:18分，这说明并不是电脑系统错误，而是业务工作人员的重大过错，现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是想借电脑系统错误，来掩盖自己错误真相。如果是真的系统出现错误，也应该在系统恢复后及时发现。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口口声声称“电脑系统错误”，系统又何时出错？又何时恢复？有何证据？系统恢复之后又是否进行了排查？排查结果又是怎么样？现在企业的现代管理，也是“人操作电脑，而不是电脑操作人”。综上所述，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以自己不知道为由，认为诉讼时效应从其通过主观表述知道权利被侵害始作为计算诉讼时效起算点，这只是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想规避诉讼时效的一个借口，即不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也不利于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或怂恿权利人滥用权利，与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宗旨相违背，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李书明、廖爱华的上诉请求。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提交了九组证据：证据一、《寿险实务》，拟证明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的生存金给付都是通过系统自动生成应付数据、红利给付和财务核对流程，由于系统自动生成应付数据错误，无法发现错误给付的事实；证据二、梁某的《个人保险投保单》、保单收付情况及《国某鸿鑫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何某的《个人保险投保单》、保单收付情况及《国某千禧理财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拟证明与李书明同日生成应付数据相邻的梁某、何某的两份应付数据正常，均无错误；证据三、《分红保险声明书》，拟证明红利的多少系根据当年度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的分红保险经营业绩确定，与我方是否向李书明支付保险金并无关系。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在发出《红利领取通知书》时，无需核对生存金的给付情况，无法发现错误给付的情况；证据四、中国人寿总公司对红利的解释和计算示例及网络上查询的有关红利的资料，拟证明红利的计算方法，无需核对给付的生存金的情况；证据五、综合业务处理系统截屏演示，拟证明发生错误给付生存金的业务系统操作流程，错误系系统自动生成导致；证据六、《关于系统是否允许修改数据的说明》，拟证明生存金给付系业务系统自动生成，工作人员无数据修改权限；证据七、《关于单证系统、业务系统及财务系统对接的说明》，拟证明财务系统是按照业务系统自动生成的应付数据进行给付的；证据八、《关于明确广东省分公司收付费系统上线相关事宜的通知》、《关于收付费系统上线相关事宜的通知》及《收付费标准化流程》，拟证明现有的收付费系统为2012年版，发生错误给付的时间为2010年，当年使用的收付费系统为2010年版的八版核心系统。由于现有系统改变，故无法进入2010年系统进行截屏演示2010年的操作，但2010年的操作流程与《收付费标准化流程》规定的一致；证据九、《风控部门职责及异常数据监管说明》，拟证明李书明给付错误的数据不属于异常数据，不属于风控部门排查的内容。
李书明、廖爱华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三性均不予确认，主张《寿险实务》系参考资料、书籍，并无法律效力，且《寿险实务》第六篇中的“银行转账付费”明确规定银行转账付费要求付费信息与报下合同一致，业务人员需定期核对、逐条核对；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三的三性均予确认，主张《分红保险声明书》与公司经营业绩相关，而经营业绩又与当年的会计报告息息相关，故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实则未尽到数据审核义务；对证据四的三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七至证据九，李书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主张上述证据均为打印件，除证据八中的《关于明确广东省分公司收付费系统上线相关事宜的通知》、《关于收付费系统上线相关事宜的通知》两份通知外，均未说明证据来源，也未加盖印章或签字，故对据七至证据九的三性均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要求李书明、廖爱华返还173万元保险金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此处的“应当知道”系主观起算点，即将诉讼时效期间开始的时间确定在受害人主观认识之时。在本案中，李书明、廖爱华不当得利的事实发生于2010年10月8日，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实际发现自己利益受损的时间为2014年9月，即当李仁向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申请给付婚嫁保险金之时。本院结合诉讼时效制度的宗旨，只有当权利人能够行使权利却怠于行使权利时，才应承受时效不利的后果。综合考虑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的日均业务量、生存金给付业务操作流程、内部风控管理等诸因素，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对未能于2010年10月发现错误给付并无故意或重大过失。因此，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自2014年9月应当知道利益受损后，于2015年3月即向李书明、廖爱华主张权利，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李书明、廖爱华虽上诉称其无需向中国人寿广州市分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项，在本院审理期间，李书明、廖爱华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李书明、廖爱华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270元，由上诉人李书明、廖爱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瑞晖
审 判 员 崔利平
代理审判员 邹郁卓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冯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