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2民终56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海波,男,1975年6月5日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杰，江苏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君，江苏路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宜兴市高塍镇远东大道8号。
法定代表人：张希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静霞，江苏路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庭杰，该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封芸,女,1979年2月23日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杰，江苏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君，江苏路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杜海波因与被上诉人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公司）、原审被告封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17）苏0282民初39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海波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远东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杜海波与远东公司之间系劳动关系，本案系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客户欠款，而非杜海波的个人欠款。故本案应先行劳动仲裁，一审程序违法。2.远东公司起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杜海波客户的回款不能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而杜海波所有的业务都发生在案涉2012年1月1日《委托合同》之前，故一审法院以该份《委托合同》的期限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系认定事实错误。另，远东公司向杜海波寄送的催款函未收到，在远东公司寄送催款函之前，杜海波已经将房屋转让给他人，故该份催款函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3.远东公司并未举证审计报告中记载的个人奖赔账余额的构成及计算依据，故即使杜海波需承担相应责任，也仅需承担未能收回的应收账款部分的损失，远东公司将其自身经营风险转嫁给员工不合理。4.审计报告的应收账款明细表中有3笔业务，即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7638元及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新远东）52631.22元，该2笔业务已移交蒋年军；青岛青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4824元，该笔业务为退货、货存青岛业务部。以上3笔合计75093.22元，应当在应支付款项中予以扣除。5.案涉2012年1月1日《委托合同》对杜海波不具有约束力，杜海波所有的业务都发生在2012年1月1日前，在2012年1月1日《委托合同》项下并未发生任何业务，故一审法院根据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判决杜海波需承担相关费用、利息等是错误的。6.一审中，远东公司主张的利息起算点为2017年2月1日，但一审法院却判决从2015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超出了远东公司诉讼请求的范围。
远东公司答辩称，关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认定系委托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受《委托合同》的约束，即使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与委托关系亦不冲突，本案系基于委托关系产生的纠纷。关于诉讼时效，杜海波名下业务单位的回款一直到2013年6月，远东公司于2015年5月向杜海波发出催款函，后又于2017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杜海波的欠款金额，审计报告已经明确载明其欠款数额，杜海波本人在审计报告上签字，即是对欠款事实及数额的确认。且，审计报告的附件中列明了各项金额的组成，包括杜海波主张应当扣除的3笔业务，杜海波应当根据其在审计报告中确认的金额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关于《委托合同》的签订问题，委托关系自2009年起一直持续，远东公司二审中可以补充提交双方于2009年签订的《委托合同》。关于利息问题，远东公司主张的利息是从审计报告往后开始计息，只是在起诉时将审计报告之日起至2017年1月之间的利息计算出具体的金额后，再以总的宕欠款自2017年2月1日起计算利息，故一审判决并未超出远东公司诉讼请求范围。
远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杜海波支付欠款1305965.09元及该款自2017年2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的利息；2.封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杜海波、封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海波系远东公司山东片区的商务经理，2011年8月22日，远东公司对杜海波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情况资料报告书1份，该报告书对于资金情况的表述为“止2011年6月该经理欠厂款103.61万元，应收账款35.69万元，其中质保金99950元”；审计情况汇总表载明杜海波应收账款356935.3元、个人奖赔账余额679873.98元、上月欠厂款1036097.06元。应收账款明细表中客户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49950.18元、通化吉恩镍业有限公司5万元系质保金，备注为杜海波承诺，此货款暂由其个人逐步垫付；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7638元、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新远东）52631.22元，备注为业务已移交蒋年军；青岛青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4824元，备注为退货、货存青岛业务部。该审计报告有杜海波在经理处签名。
2012年1月1日，远东买卖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远东公司、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远东复合技术有限公司与杜海波签订《委托合同》1份，约定上述公司委托杜海波在山东地区开展营销业务，杜海波自觉接受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在公司区域（行业）总监等领导和管理下负责开发市场、进行商务谈判、开展营销业务工作，在接受委托期间，自负各种业务费用支出；委托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杜海波在受托期间，与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时，需向公司出具连带责任保证书，杜海波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杜海波为保证该合同的履行，提请封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担保杜海波在合同期间结欠公司的全部款项，包括实现权利的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3年。该合同对杜海波应完成的销售业务指标、完成销售业务的奖、赔结算及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均作了约定，同时约定合同期满或因解除而终止业务委托关系时，杜海波必须自委托关系终止日起的3个月内与公司结清全部宕欠款，并承担在此期间和此后宕欠款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封芸在该合同的保证人处签名。
另查明，2011年8月22日审计后，杜海波未与远东公司、远东买卖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远东复合技术有限公司发生过业务往来。此后，杜海波及其客户单位合计回款209155.42元。2015年5月27日，宜兴市新远东法律服务所向杜海波邮寄催款函1份，载明其所受远东公司委托向杜海波催款，截止2015年5月25日，杜海波尚欠远东公司货款及各项欠款计1080085.32元。杜海波已收到该函件。
又查明，远东公司、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远东买卖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远东复合技术有限公司均为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杜海波的业务往来、经营审计、报酬结算均是由远东公司经办，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远东买卖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远东复合技术有限公司同意本案所涉债权由远东公司主张。
审理中，远东公司为证明杜海波个人奖赔账679873.98元自2011年8月22日起至2017年1月增加478311.23元后为1158185.21元，提供了远东公司单方制作的辅助明细账、电脑软件载明的汇总金额、杜海波营销户构成明细。远东公司称，该部分欠款系其公司根据《委托合同》附件的各项结算细则计算，另有邮寄费、领款、代缴社保等费用。杜海波、封芸对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均是远东公司内部财务账册，没有得到杜海波认可，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转嫁给劳动者不合理、不合法，远东公司计算的奖赔中已经包含了其公司的损失，无权再计算利息损失，否则构成重复计算。
以上事实，有《委托合同》、审计情况资料报告书、情况说明、辅助明细账、汇总金额、营销户构成明细、催款函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杜海波与远东公司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还是委托合同关系；二、如果双方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杜海波结欠远东公司的款项为多少；三、远东公司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四、封芸是否需要承担案涉欠款的担保责任。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理由：1.远东公司与杜海波签订有《委托合同》，在该《委托合同》中明确双方是委托关系，系远东公司委托杜海波在特定的区域销售电缆，并且对电缆买受人所结欠的电缆款项承担连带责任，而杜海波则依据完成的销售任务及回收货款情况与远东公司进行结算并获取相应的收入，远东公司并不定期向杜海波发放工资，也不对杜海波进行到岗考核等，故双方之间不符合劳动合同的一般特征。2.杜海波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远东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远东公司也仅是为杜海波代缴社保，仅凭交纳社会保险不能直接认定双方是劳动合同关系。3.即使杜海波与远东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与双方之间存在的委托合同关系不冲突，本案纠纷系双方在履行委托合同过程中产生，而非劳动权利义务方面产生的争议，应当适用合同法相关法律予以调整。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远东公司于2011年8月22日针对杜海波销售电缆的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在该审计报告中，明确载明了销售额及奖励赔付情况，并记载了欠款明细，杜海波也签字确认，故该审计报告应认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可以作为计算杜海波欠款的依据。据此，依法确认截止2011年6月30日，杜海波结欠远东公司各项款项合计1036097.06元。此后，远东公司未向杜海波供货，杜海波回款为209155.42元，对于远东公司主张的杜海波个人奖赔账自2011年8月22日起至2017年1月增加478311.23元，远东公司并未提供任何杜海波签字认可的结算凭据，也未说明计算方式并附相应依据，故对此不予认可。综上，杜海波在接受远东公司委托期间的各项欠款为826941.64元。至于欠款所产生的利息，合同约定委托结束后3个月内结清全部宕欠款，并承担在此期间和此后宕欠款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双方在委托期限结束后未续签委托合同，且违约金计算标准未超过法律规定，故确认利息按本金826941.64元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三计算。
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约定委托结束后3个月内结清全部宕欠款，委托期限结束后，远东公司于2015年5月27日委托宜兴市新远东法律服务所向杜海波发函催款，故此时诉讼时效期限中断后重新计算，现远东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针对第四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封芸签字的《委托合同》明确约定，其担保范围为杜海波在合同期间结欠远东公司的全部款项，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合同期间即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杜海波没有与远东公司及其他相关单位发生过业务往来，本案涉及的欠款均系2012年1月1日前形成，故封芸无需对本案所涉欠款承担担保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该院判决：一、杜海波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远东公司欠款826941.64元及利息（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如杜海波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远东公司对封芸的诉讼请求及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21554元，其中案件受理费16554元、财产保全费0.5万元，由远东公司负担4554元，杜海波负担1.7万元。杜海波应负担款项已由远东公司垫付，杜海波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将该款直接支付给远东公司。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杜海波为证明其并未收到2015年5月27日催款函，向本院提交房地产买卖契约及青岛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各1份，用以证明催款函寄送的地址：青岛市北区哈尔滨路7号5单元501室，杜海波已经于2014年底将该地房产转让给第三方，杜海波无法收到远东公司的催款函。
经质证，远东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远东公司提交的催款函寄送物流信息显示由杜海波本人签收，杜海波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不能证明杜海波在远东公司寄出催款函时已经不在该房屋居住，也不能证明杜海波没有收到催款函。
远东公司为证明双方在2012年之前就已经建立委托关系，向本院提交双方于2009年1月1日的《委托合同》1份，合同双方当事人为远东公司与杜海波，委托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该份《委托合同》关于杜海波与其业务单位的连带责任、委托关系终止后结清宕欠款及违约责任的相关规定与原审查明的2012年1月1日《委托合同》一致。
经质证，杜海波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2009年1月1日《委托合同》的主体为远东公司，而审计报告涉及的应收账款主体还有新远东，2012年1月1日《委托合同》的主体有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等另外三家公司。
二审另查明，2015年5月27日，远东公司委托宜兴市新远东法律服务所向杜海波通过中国邮政速递向杜海波邮寄催款函，邮寄面单上收件人地址为：青岛市北区哈尔滨路7号5单元501室，手机号码为：138××××5589。中国邮政速递网站显示的物流信息为2015年5月28日“投递并签收，签收人：本人收”。
再查明，2012年1月1日《委托合同》首部，受托方部分载明了杜海波的家庭住址为山东省青岛市哈尔滨路7-5-501，手机号码为138××××5589。
二审中，杜海波陈述，远东公司为其交纳社保至2015年上半年，由远东公司直接在业务费中扣除。
另，远东公司明确向本院陈述，根据《委托合同》的约定，杜海波应当以《委托合同》终止时的宕欠款为基数计算违约金，但远东公司考虑到杜海波家境困难，对审计报告中载明的杜海波个人奖赔账余额679873.98元，自审计报告出具后不再计息，其余宕欠款147067.66元则自2015年1月1日起计算违约金。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杜海波与远东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二、杜海波需承担欠款的数额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如何确定；三、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就本案远东公司起诉的标的来看，本案中，杜海波与远东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认定系委托关系。理由：远东公司与杜海波自2009年起即签订《委托合同》，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双方系委托关系。即使杜海波与远东公司之间另有劳动关系，也不影响远东公司就《委托合同》履行中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提起本案诉讼。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杜海波应向远东公司支付826941.64元及以147067.66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理由：
第一，审计报告中已经明确载明杜海波欠款金额为1036097.06元，其中个人奖赔账余额为679873.98元。杜海波在该审计报告上签字确认，其在诉讼中对个人奖赔账不予认可，但又未提供相反依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审计报告中载明的欠款数额予以确认。至于杜海波主张需在欠款金额中予以扣除的3笔业务，金额总计75093.22元，本院认为，从审计报告附件中记载的备注情况来看，其中2笔业务注明已移交蒋年军，但并未注明杜海波无需对移交前尚未收回的款项承担付款责任；另外1笔业务注明系退货，货存青岛业务部，但并未注明退货的原因。以上3笔业务已经计算在杜海波欠款金额内，杜海波予以签字确认，而诉讼中杜海波也未能提供足以证明以上3笔业务应当予以扣除的相关依据，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据此，扣除审计报告后杜海波业务单位的回款209155.42元，杜海波仍需向远东公司支付欠款826941.64元。
第二，关于逾期付款利息，二审中，远东公司自愿放弃杜海波个人奖赔账余额679873.98元部分的逾期付款利息，系其自主处分权利，本院予以确认并据此改判。至于杜海波认为一审法院自2015年1月1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超出远东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查，远东公司将2011年8月审计报告之后至2017年1月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根据其公司内部规定计算出具体金额后向杜海波进行主张，即其一审诉请的欠款金额1305965.09元中已经包含了上述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以2011年8月审计报告中确认的欠款金额为基数扣除回款后自2015年1月1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并未超出远东公司的诉讼请求。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认为，本案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理由：
第一，双方当事人于2009年1月1日及2012年1月1日分别签订2份《委托合同》，虽2012年1月1日《委托合同》项下并未产生新的业务，但也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已解除委托合同关系。且根据杜海波在二审中的陈述，远东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直至2015年上半年，由公司直接在其业务费中予以扣除，亦可证明双方委托关系一直持续存在。
第二，远东公司于2015年5月27日委托宜兴市新远东法律服务所向杜海波邮寄催款函，一方面，在邮寄面单上载明的地址和手机号码均与2012年1月1日《委托合同》一致，表明远东公司并无怠于履行权利的情况，而是积极地向杜海波主张权利。相反，杜海波在2014年底将其房产转让后却并未及时告知公司，客观上会导致阻碍公司向其主张权利。另一方面，根据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反馈的信息来看，该催款函是由“本人签收”，因邮寄面单上明确注明有杜海波的电话号码，即使杜海波已经搬离其原有住址，其也可根据邮递员的通知前往指定地点签收邮件。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定远东公司于2015年5月27日向杜海波邮寄催款函的行为可以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故远东公司于2017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宜兴市人民法院（2017）苏0282民初3933号民事判决；
二、杜海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远东电缆有限公司支付欠款826941.64元及违约金（以147067.66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
三、驳回远东电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655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1554元，由远东电缆有限公司负担4554元，杜海波负担17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98元，由远东电缆有限公司负担2120元，由杜海波负担847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馨叶
审 判 员 胡 伟
审 判 员 王俊梅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包梦丹
书 记 员 魏依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