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凤凰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3123刑初274号
公诉机关凤凰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某1，男。因本案，经凤凰县公安局决定，于2017年3月28日被凤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凤凰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7年4月12日被凤凰县公安局逮捕，现羁押于花垣县看守所。
辩护人王术武，湖南高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凤凰县人民检察院以凤检诉刑诉（2017）15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某1犯诈骗罪,于2017年11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受理并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凤凰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杨同心、程权出庭履行职务,被告人杨某1及其辩护人王术武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凤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某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凤凰县某合作社为成员提供八月瓜种植、培育、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以及带动木江坪镇茶罗村黄某1等1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的事实，通过制作虚假的《柏林村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苗木、水泥杆、不锈钢丝资金到户名册》、《柏林村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项目情况》、苗木、水泥杆、不锈钢丝购销合同、施工合同、伪造他人签名的方式，骗取国家扶贫资金人民币30万元，并将骗取的国家扶贫资金用于支付凤凰县某合作社的各项开支。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1.书证：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逮捕证、户籍证明、州扶联字[2015]4号文件、财政支付凭证、杨某1报账相关资料；2.证人证言：证人田某1、罗某某、田某2、宋某某、舒某某、田某3、田某4、唐某1、田某5、田某6、陈某某、姚某某、黄某1、田某7等人的证言；3.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4.其他证据：到案情况说明、银行账号流水。
凤凰县人民检察院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认为被告人杨某1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予以判处。
被告人杨某1辩解称：1.凤凰县某合作社是通过正规、合法报告申请争取款项的；2.30万元人民币的扶贫资金已通过开会，宣布、明确是凤凰县某合作社的；3.在30万元人民币扶贫资金前后，凤凰县某合作社并没有收到任何单位、个人、团体、机构的相关文件和通知，指出30万元人民币扶贫资金不是凤凰县某合作社的；4.领取30万元人民币扶贫资金是凤凰县扶贫办通知的，期间并无下言明确；5.所有报账程序都是被这指定点的工作人员按单位要求做的；6.黄某1等十二户建档立卡户《关于请求解决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项目的报告》是在凤凰县某合作社知晓已经拨款30万元人民币扶贫资金之后才递交的；7.所有报账材料及相关手续都不出自于我手，指控我伪造、提供报账材料有误。综上，我从未想过要以占有、骗取等手段起家、兴业，凤凰县某合作社所争取的款项都用于基地建设和农民工资上。请法院给予公正判决。
辩护人王术武辩护称：
一、公诉机关指控“杨某1通过虚构三个主要事实套取国家扶贫资金”构成诈骗罪，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
（一）公诉机关指控杨某1“虚构以凤凰县亿农八月瓜
专业合作社为成员提供八月瓜种植、培育、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以及带动木江坪镇茶罗村黄某1等1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的事实”系将未曾查明的既待事实直接认定为虚构事实，显然存在过度认定和强加责任之嫌。
杨某1向唐某2提供虚假的《柏林村三叶木通果产
业开发苗木、水泥杆、不锈钢丝资金到户名册》和伪造柏林村村民舒某某、田某8等人签字的行为，与事实不符。
通过《柏林村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项
目情况》认定为杨某1提供虚假材料套取扶贫资金，与案件事实相悖。
认定杨某1通过虚假材料套取国家扶贫资金，缺
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杨某1的行为不具备所涉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杨某1主观上不具有诈骗罪所必须的非法占有的
主观故意。
杨某1向县财政和扶贫办提交《关于请求解决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项目的报告》，没有非法占有政府扶贫资金的动机，他是想通过正当渠道反映专业合作社的困难，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
杨某1据以申报和领取扶贫资金是基于在柏林村八月瓜基地的基本建设资金投入，项目是真实存在，资金的投入也是实际付出。本案没有证据能证实杨某1是想通过骗取扶贫资金而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从领取扶贫资金的票据可以看出，所领取的款项已全部用在基地建设中的水泥杆、铁丝、苗木以及施工。这些在实际中都是存在，且杨某1的实际投入远高于政府支助的资金。
杨某1未挥霍其领取的扶助资金，在案发后有积极退款行为，缺乏认定非法占有目的要素。
杨某1客观上不具有诈骗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的客观要件的行为特征。
1、杨某1以某合作社名义申报和领取扶贫资金，不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不存在诈骗行为和诈骗结果。
2、杨某1在申请报告以及办理领款手续的材料中，存在有不实之处，但国家对扶贫资金的管理有着非常严格审查程序和管理制度，扶贫资金管理部门完全可以在审查中发现问题，由此可以推定，在整个扶贫资金的发放过程中，相关部门不仅知道而且默认了这些不实之处，杨某1并没有故意隐瞒这些事实而导致相关部门产生错误的认识。因此，不具有构成诈骗罪的行为特征。
综上所述，结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杨某1的行为不具备诈骗罪的犯罪特征，一是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国家扶贫资金的目的；二是客观上并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致使相关部门陷入错误的认识自愿交出财物，因此,杨某1不构成诈骗罪。
经审理查明：凤凰县某合作社于2015年5月5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杨某1，合作社成员为杨某1、韩某1、唐某3、杨某2、杨某3等人，于2016年5月16日向凤凰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申请备案登记并于当日获准登记。
2015年8月29日，杨某1向凤凰县扶贫办、财政局递交《关于请求解决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项目的报告》，并在此份报告陈述：“凤凰县某合作社现有合作农户15户，共计83人，种植面积120亩，其中建档立卡户12户（农户户主姓名为：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黄某6、黄某7、韩某2、韩某3、韩某4、韩某5、韩某6），家庭人口共计71人，每户种植面积为5亩，共计60亩，非贫困农户3户（农户户主姓名为：杨某4、唐某3、唐某4），家庭人口共计12人，种植面积共计60亩，三叶木通称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项目合计投资为人民币151.8万元，自筹资金为人民币121.8万元，资金缺口为人民币30万元，项目建成后，将带动12户建档立卡户脱贫致富，由于资金困难，请求给予帮助并解决项目资金人民币30万元”，该报告虚构了黄某1、黄某2等12户建档立卡户为凤凰县某合作社成员。2015年12月15日，杨某1又以柏林村村委会名义向凤凰县扶贫办递交《关于请求解决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资金的报告》、《柏林村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项目预算汇总表》申请31.1万元的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扶贫资金，并在此份报告中陈述：“发展三叶木通果特色产业系经过村委会多次考察决定；在示范基地灌溉水塘砌堡坎系经村支两委研究决定；开发种植农户16户”，实际的八月瓜种植户只有凤凰县某合作社成员所在的3户。在杨某1提交两份报告之前，凤凰县某合作社的基础实施建设已经完成。
接到杨某1递交的《关于请求解决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项目的报告》后，凤凰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于2015年8月31日向州扶贫开发办、州财政厅（局）申报2015年第二批财政专项扶贫（市州扶贫）13个资金项目，其中包含项目名称“木江坪镇茶罗村种植业”的项目，项目建设内容为“扶持某合作社在该村三叶木通果产业基地发展三叶木通果种植120亩（突出贫困户）”；2015年9月10日州财政局、州扶贫办在“2015年第二批财政专项扶贫（市州扶贫）资金项目申请审核表”对凤凰县木江坪镇茶罗村“扶持某合作社”进行签字同意并加盖公章；2015年12月15日，湘西州扶贫开发办、财政局以州扶联字[2015]4号文件将2015年第二批财政专项扶贫（市州扶贫）资金项目下达至各县扶贫开发办、财政局，文件要求产业开发项目资金直接用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发展产业脱贫致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冒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木江坪镇柏林村的人民币30万元扶贫资金应用于“特色产业开发及设施配套”，项目预期效益为直接帮扶户数为74户，帮扶贫困人口为297人。
在接到湘西州扶贫开发办、财政局联合下达州扶联字[2015]4号文件后，凤凰县人民政府扶贫办公室项目主管部门于2015年12月30日向木江坪镇下达了《凤凰县财政扶贫项目开工通知单》，通知木江坪镇柏林村种植业项目按计划（财政资金人民币30万元，工程规格为扶持某合作社三叶木通果种植）开工实施，并于2016年2月1日对木江坪镇柏林村种植业项目（项目规模为扶持某合作社在该村发展三叶木通果种植）进行验收，评定为合格，田某2、罗某某在项目验收单上的签字系代签。
2016年初，杨某1在接到凤凰县扶贫开发办黄某1报账通知后，在他人的介绍下，前往凤凰县红帆打字店制作、打印报账资料，杨某1按照打字店老板唐某2提供的报账程序，向唐某2提供虚假的《柏林村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苗木、水泥杆、不锈钢丝资金到户名册》、《柏林村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项目情况》，唐某2根据杨某1提供的资料为其制作了相关报账表格、苗木、水泥杆、钢丝购销合同等相关材料。在制作相关报账材料过程中，杨某1已明知30万元人民币扶贫资金是拨付给木江坪镇柏林村的，不属于凤凰县某合作社。之后，杨某1拿着唐某2制作的相关合同请田某9、田某7、邓某某等人帮忙签字盖章，并在资金到户名册上伪造了木江坪镇柏林村建档立卡户成员舒某某、田某10、田某5、田某11及村民田某8、肖某某、田某12、田某6、唐某1、田某13、田某14、田某15、田某16、滕某某、田某3等人的签字，顺利套取州扶联字[2015]4号文件下达到木江坪镇柏林村的人民币30万元扶贫资金。套取资金后，除了共计向田某10、田某11、舒某某等人给了人民币2000元扶助资金外，将剩余扶贫资金用于支付其经营的凤凰县某合作社的各项开支。
案发后，凤凰县纪委于2017年7月31日追回赃款人民币1.815万元，被告人杨某1于2017年3月14日向凤凰县纪委退赃人民币7.5万元，前述已追缴赃款共计人民币9.315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书证：
1、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申请书、凤凰县某合作社设立大会纪要、凤凰县某合作社章程、法定代理人、理事的任职文件、身份证明、全体出资成员签名、盖章的出资清单、成员名册、成员身份证复印件、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租赁协议书、无偿提供协议、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证明、凤凰县某合作社营业执照，证明凤凰县某合作社于2015年5月5日依法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杨某1，合作社成员为杨某1、韩某1、唐某3、杨某2、杨某3，无木江坪茶罗村、柏林村的贫困户参与合作社。
2、凤凰县某合作社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农业专业合作社登记（备案）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联络员信息、财物负责人信息、农民专业合作社备案表、备案准予登记通知书、备案通知书等，证明凤凰县某合作社于2016年5月16日向凤凰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申请备案登记并于当日获准登记。
3、2015年8月29日《关于请求解决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项目的报告》、《凤凰县某合作社农户基本情况》及《三叶木通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项目资金筹措表》，证明凤凰县某合作社在申报资料中陈述现有合作农户15户，共计83人，种植面积120亩，其中建档立卡户12户（农户户主姓名为：黄某1、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黄某6、黄某7、韩某2、韩某3、韩某4、韩某5、韩某6），家庭人口共计71人，每户种植面积为5亩，共计60亩，非贫困农户3户（农户户主姓名为：杨某4、唐某3、唐某4），家庭人口共计12人，种植面积共计60亩；三叶木通称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项目合计投资为人民币151.8万元，自筹资金为人民币121.8万元，资金缺口为人民30万元。
4、2015年8月31日凤扶字[2015]10号“关于申报2015年第二批财政专项扶贫（市州）资金项目的请示”及附件、2015年第二批财政扶贫资金项目审核汇总表、2015年第二批财政专项扶贫（市州扶贫）资金项目申请审核表，证明2015年8月31日凤凰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向州扶贫开发办、州财政厅（局）申报2015年第二批财政专项扶贫（市州扶贫）13个资金项目，其中包含项目名称“木江坪镇茶罗村种植业”的项目，项目建设内容为“扶持某合作社在该村三叶木通果产业基地发展三叶木通果种植120亩（突出贫困户）”；2015年9月10日州财政局、州扶贫办在“2015年第二批财政专项扶贫（市州扶贫）资金项目申请审核表”对凤凰县木江坪镇茶罗村“扶持某合作社”进行签字同意并加盖公章。
5、户口注销证明、木江坪镇政府、凤凰县扶贫开发办证明、凤凰县扶贫开发办提供的木江坪镇柏林村、茶罗村、三坪村贫困人口花名册，证明凤凰县某合作社报账种植业扶贫资金人民币30万元所使用的16户农户名册情况，其中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有舒某某、田某10、田某5、田某1十四人，不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有：田某8、肖某某、田某12、田某6、唐某1、田某13、田某14、田某15、田某4、田某16、滕某某、田某3十二人，其中田某15已于2012年死亡。
6、2015年12月15日《关于请求解决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资金的报告》及《柏林村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项目预算汇总表》，结合田某9、罗某某、田某2的证言，可证明杨某1于2015年12月15日以柏林村村委会名义（“经村委会多次考察决定”、“经村支两委研究决定”）向凤凰县扶贫办申请31.1万元的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扶贫资金（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项目报告主要内容：三叶木通果示范种植面积40亩，开发种植农户16户，对示范基地灌溉水塘浆砌堡坎进行修筑）。
2015年12月15日州扶联字[2015]4号“关于下达2015年第二批财政专项扶贫（市州扶贫）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文件、《湘西自治州2015年第二批财政专项扶贫（市州扶贫）资金项目计划表》，证明文件要求产业开发项目资金直接用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发展产业脱贫致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冒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木江坪镇柏林村的人民币30万元扶贫资金应用于“特色产业开发及设施配套”，项目预期效益为直接帮扶户数为74户，帮扶贫困人口为297人。
凤凰县财政扶贫项目开工通知单、凤凰县财政扶贫项目验收单，证明凤凰县人民政府扶贫办公室项目主管部门于2015年12月30日通知木江坪镇柏林村种植业项目按计划（财政资金人民币30万元，工程规格为扶持某合作社三叶木通果种植）开工实施，并于2016年2月1日对木江坪镇柏林村种植业项目（项目规模为扶持某合作社在该村发展三叶木通果种植）进行验收，评定为合格，结合田某9、罗某某、田某2的证言，可证明罗某某、田某2未在项目验收单上签字，田某9系在未审核项目材料的情况下签字盖了章。
9、2016年2月1日《总结报告》、《柏林村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项目决算汇总表》、《柏林村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苗木、水泥杆、不锈钢丝资金到货名册》、柏林村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项目：三叶木通果苗木照片、三叶木通果基地照片及灌溉水塘浆砌堡坎施工前后对比照片，结合田某9、罗某某、田某2的证言，可证明杨某1于2016年2月1日以柏林村村委会名义向凤凰县扶贫办作“柏林村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项目”的进展、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报告中提到向舒某某、田某8、肖某某、田某12等16人发放资金共计人民币19.3万元。结合田某10、田某11、舒某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及在庭审过程中的辩解，证明实际上只向其中的四人共计给了0.2万元。
10、植物检疫证书、三叶木通果苗木购销合同、杨某1身份证复印件、水泥杆购销合同、不锈钢丝购销合同、田某7身份证复印件、湖南省农村信用社银行卡复印件、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柏林村三叶木通果基地建设项目施工合同、邓某某身份证复印件、凤凰县强强水利水电工程队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复印件，结合田某9、罗某某、田某2的证言，可证明木江坪镇柏林村村委会在2015年12月20日未与凤凰县某合作社签订《三叶木通果苗木购销合同》（总金额：人民币12.8万元）；未与田某7签订《水泥杆购销合同》及《不锈钢丝购销合同》（两份合同总金额：人民币6.5万元）、在2015年12月30日未与凤凰县强强水利水电工程队签订《柏林村三叶木通果基地建设项目施工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10.7万元）。
11、凤凰县财政扶贫资金报账申请单，结合证人田某9、罗某某、田某2的证言、被告人杨某1的供述，证明被告人杨某1以木江坪镇柏林村村民委员会名义申请报账财政扶贫项目资金人民币30万元及凤凰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等相关资金审批部门批准报账申请的情况（其中凤凰县财政局农业股在审批意见中注明：拨付给专业合作社19.3万元、拨付给施工队10.7万元）。
12、凤凰县财政扶贫资金费用支出明细表、国税发票（税务机关代开）及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结合证人田某9、罗某某、田某2的证言、被告人杨某1的供述，证明被告人杨某1以凤凰县木江坪镇柏林村村民委员会的名义制作了人民币30万元的财政扶贫资金项目费用支出明细表，并表明凤凰县木江坪镇柏林村村民委员会应支付凤凰县某合作社苗木（八月瓜）人民币12.8万元、支付田某7不锈钢丝、水泥杆人民币6.5万元、支付凤凰县强强水利水电工程队10.7万元，共计人民币30万元。
13、财政授权支付凭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证明凤凰县国库集中支付核算局于2016年2月3日分别支付凤凰县强强水利水电工程队人民币10.165万元、凤凰县某合作社人民币11.52万元、田某7人民币6.5万元，2016年2月2日凤凰县某合作社收款质保金1.28万元、凤凰县强强水利水电工程队收款质保金0.535万元，以上款项合计为人民币30万元。
杨某1银行卡、凤凰县强强水利水电工程队、凤凰县某合作社账户、田某7银行卡存取款交易记录，证明凤凰县国库集中支付核算局向凤凰县强强水利水电工程队、凤凰县某合作社账户、田某7的转账情况以及2016年2月4日凤凰县强强水利水电工程队向杨某1转账人民币10万元的情况。
凤凰县某合作社扶持资金用途、收条，证明2016年2月政府财政拨付扶贫项目资金人民币30万元的主要用途，包括：固定性用人工资、间节性用人工资、家禽养殖、换钢丝架棚、移山、挖山塘、买饲料、养鱼、拉通电路、购苗及修堡坎、培育苗种等。
（二）证人证言：
1、证人田某9的证言，田某9在案发时系木江坪镇柏林村村支部书记，证明柏林村没有为杨某1的凤凰县某合作社争取过扶贫资金；田某9未在柏林村三叶木通果基地建设项目发票、不锈钢钢丝及水泥杆购买发票及苗木购买发票上签名，柏林村未实施过以上三项合同；田某9确实帮杨某1在《关于请求解决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报告及基地建设资金报告》上盖了村里的公章，但该项目未经过柏林村审核。
2、证人罗某某的证言，罗某某在案发时系木江坪镇柏林村村长，证明凤凰县某合作社非村办企业，柏林村未给凤凰县亿农八月瓜基地建设项目申报过扶贫资金，罗某某未在凤凰县亿农八月瓜基地项目验收单上签名。
3、证人田某2的证言，田某2案发时系柏林村会计，证明柏林村没有到县扶贫办申请过三叶木通果产业种植项目；凤凰县亿农八月瓜基地项目建设未经村委会讨论、项目验收单上签名非其本人签名。
4、证人宋某某的证言，证明凤凰县亿农八月瓜基地项目验收单上的签名系本人签名，签字依据是看到杨某6已经签字且以前看过有这个基地种八月瓜。
5、证人舒某某、田某10、田某5、田某11的证言，四人系建档立卡户成员，证明其没有种植八月瓜（三叶木通果）、没有参加合作社，田某10、田某11证明杨某1给其人民币500元扶助资金，舒某某证明杨某1给了几百元扶助资金（四百元或者五百元），田某5在杨某1是否给其扶助资金的事情上，证言前后矛盾。
6、证人田某6、唐某1、田某4、田某16、田某3的证言，五人未建档立卡户成员，证明其没有种植八月瓜（三叶木通果）、也没参加任何合作社，田某6、唐某1、田某16、田某3证明杨某1未给过任何财物，田某4证明杨某1让其背名申请项目资金并在一张单子上签字，在杨某1是否给其500元人民币扶助资金的事实上，证言前后矛盾。
7、证人陈某某的证言，案发时系凤凰县扶贫办工作人员，证明扶贫资金申报审批程序为：首先申请上报扶贫办、县扶贫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然后实施项目，最后待项目验收合格后报账；人民币30万元扶贫资金是下拨给木江坪镇柏林村，必须由柏林村来报账，扶贫资金也必须用于柏林村的扶贫工作，如果不以柏林村的名义报账，就报不出这笔资金；按文件要求，如果是直接帮扶的话，就应该是柏林村使用，其它单位和个人不能用，如果是委托帮扶，就要有委托帮扶合同，但我在审核材料时没有看到委托帮扶合同，总之，不管是直接帮扶还是委托帮扶，都是要把扶贫资金落实到村里，不能用于单位和个人。
8、证人姚某某的证言，姚某某在案发时系凤凰县扶贫开发办的项目股长，证明杨某1虽然以凤凰县某合作社申请扶贫资金，但是根据州扶联字[2015]4号文件批复，项目单位是凤凰县木江坪镇柏林村，项目规模是特色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人民币30万元扶贫资金不是拨付给凤凰县某合作社的；湖南省审计厅于2016年11月到凤凰县扶贫办审计时发现凤凰县某合作社以木江坪镇柏林村十六户贫困户的名义报账。
9、证人黄某1的证言，黄某1在案发时系凤凰县扶贫开发办工作人员，证明因杨某1以亿农八月瓜基地建设申请产业开发资金而将州扶联字[2015]4号文件批复的木江坪镇柏林村“特色产业开发及设施建设”理解为凤凰县某合作社“八月瓜产业”是不对的，是没有严格按照文件规定执行；根据州扶联字[2015]4号文件，项目单位是柏林村，项目规模是特色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凤凰县某合作社；凤凰县财政扶贫项目开工通知单的通知单位应是木江坪镇柏林村，而非“扶持某合作社”；凤凰县从财政扶贫项目验收单上的签字系本人签字，但实际未参与验收；杨某1告知其虚套扶贫项目资金一事被审计厅审计发现。
10、证人田某7的证言，证明杨某1虚构了与田某7的水泥杆购销合同、不锈钢丝购销合同；杨某1借田某7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银行卡等资金去报账，之后，田某7将其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银行卡汇入的六万多元取出并给了杨某1。
11、证人唐某2的证言，证明唐某2根据杨某1提供的《柏林村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苗木、水泥杆、不锈钢丝资金到户名册》、《柏林村三叶木通果产业开发及基地建设项目情况》为其制作了相关报账表格、提供了苗木、水泥杆、钢丝购销合同模板及杨某1将唐某2给其制作的资料进行签字盖章及去凤凰县扶贫开发办报账的事实。
12、证人杨某6的证言，杨某6案发时系木江坪镇政府纪委书记，证明凤凰县财政扶贫项目验收单上系本人签字，但未参与实际验收。
13、证人吴某某的证言，吴某某案发时系凤凰县扶贫办工作人员，证明根据州扶联字[2015]4号文件，项目实施主体是木江坪镇柏林村，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就要对应文件上的特色产业及设施配套，项目验收单上的项目规模内容需要与之一致，报账也应该由木江坪柏林村以发展产业来报，若产业由私人来做，上级文件批复的内容会体现，如没有体现，则不能由私人做。
14、证人邓某某的证言，邓某某案发时系凤凰县强强水利水电工程队的法人，证明其工程队没有为凤凰县某合作社做过项目及被告人杨某1借用凤凰县强强水利水电工程队资质报账的事实。
（三）被告人的供述：
被告人杨某1详细供述其在制作报账材料过程中已知晓文件上明确30万元人民币扶贫资金系拨付给木江坪镇柏林村的、其制作虚假扶持资金申请报告、施工合同、购销合同、资金到户名册、伪造他人签名，然后报账人民币30万元扶贫资金以及除了给几户贫困户每户人民币500扶助资金外将剩余扶贫资金用于支付其经营的凤凰县某合作社各项开支等事实。
三、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其他证据，证明如下：
1、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杨某1系成年人，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2、凤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初核和立案调查阶段谈话取证审批表，证明被告人杨某1套取扶贫资金人民币30万元一案系审计中发现。
3、凤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被谈话人交接登记表，证明被告人杨某1于2017年2月7日被凤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到木江坪镇纪检办公室谈话。
4、到案经过，证明凤凰县公安局于2017年3月27日将被告人杨某1从凤凰县纪律委员会传唤至凤凰县公安局进行讯问。
5、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证明已追缴赃款人民币9.315万元。
上述证据取证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能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在量刑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提供了书面量刑意见，认为被告人杨某1有“诈骗数额巨大、坦白、诈骗扶贫款物”量刑情节，建议本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杨某1四年以上六年以下有期徒刑。
辩护人王术武认为被告人杨某1具有以下从轻、减轻情节：1.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积极退缴赃款，减少国家扶贫资金的损失，应予减轻处罚；3.社会表现良好，系初犯，依法应予酌情从轻处罚；4.扣除收款质保金，实际涉案金额只有人民币28.15万元。
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杨某1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与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就控辩双方有争议的部分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被告人杨某1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的意见
经查，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该罪一般须具备以下六个条件：1.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2.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方式实施了诈骗行为；3.诈骗行为使被骗者产生错误认识；4.被骗者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财产；5.诈骗者或者与其有利益关联的人或者单位取得财产；6.被骗者遭受损失，且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前5个条件。
还需进一步说明的是，就本案而言，其犯罪主体应属于凤凰县某合作社。凤凰县某合作社是依法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系被告人杨某1，被告人杨某1全面、具体负责凤凰县某合作社的所有经营事务，其以单位名义作出的行为在法律上视为单位的意识表示。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对组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如果凤凰县某合作社的行为满足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就应当追究在诈骗行为中直接责任人被告人杨某1的诈骗刑事责任。
1.关于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的意见
经查，①从被告人杨某1制作申请报告到递交申请报告的过程来看，其对申请报告虚构凤凰县某合作社有“12户建档立卡户”成员的虚假事实是明知的，且积极利用虚假申请报告进行扶贫资金项目立项；②从制作报账材料的过程来看，被告人杨某1知晓30万元人民币扶贫资金是拨付给木江坪镇柏林村的，且积极制作虚假材料，以木江坪镇柏林村村民委员会名义进行报账；③从行为的最终结果来看，被告人杨某1顺利报账扶贫资金人民币30万元，并将扶贫资金用于凤凰县某合作社各项开支。综上，足以认定，被告人杨某1将本不符合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持的凤凰县某合作社项目进行申请立项并将扶贫资金转为凤凰县某合作社所有的意图非常明显。
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金融诈骗罪”属于法条竞合关系，系一般法条与特别法条的关系，因此，不能以“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构成标准来认定“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构成标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也认为将诈骗资金用于合法用途并不能否定“诈骗者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诈骗罪的“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通过诈骗手段非法改变公私财物占有的行为，并不关心公私财物改变占有后的使用状态。
综上所述，应当认定被告人杨某1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故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是否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方式实施了诈骗行为的意见
经查，①从申报材料的内容来看，被告人杨某1虚构了至少两项事实：一是虚构凤凰县某合作社有“12户建档立卡户”成员的事实；二是虚构了“12户建档立卡户”种植八月瓜（三叶木通果）的事实，辩护人以未来申请报告的内容可能实现为由，认为被告人杨某1申请报告未虚构事实，与基本事实和常识不符；②从报账资料来看，被告人杨某1虚构了至少六项内容：一是以木江坪镇柏林村村民委员会名义进行报账；二是在扶贫项目验收单上伪造罗某某、田某2的签字；三是伪造木江坪镇柏林村村民委员会与田某7、凤凰县某合作社、凤凰县强强水利水电工程队之间的合同关系；四是伪造资金到户表；五是以木江坪镇柏林村村民委员会名义制作《总结报告》；六是伪造村民签字，相关虚假报账材料、合同只有经相关部门签字、盖章确认，才能作为有效的报账材料，因此，在制作虚假申报材料的过程中，被告人杨某1起决定性作用，唐某2系辅助性作用。故辩护人的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诈骗行为是否使被骗者产生错误认识的意见
经查，①从相关文件规定的要求来看，《湖南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需用于改善扶贫对象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州扶联字[2015]4号文件也要求产业开发项目资金直接用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发展产业脱贫致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冒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②从相关扶贫立项审批部门立项的理由来看，凤扶字[2015]10号“关于申报2015年第二批财政专项扶贫（市州）资金项目的请示”及附件以“突出贫困户”为由对“某合作社三叶木通果产业基地发展”进行立项上报，由此可见，凤凰县相关扶贫立项审批部门误信凤凰县某合作社有“12户建档立卡户”的事实，湘西州扶贫立项审批部门也据此进行了立项审批；③从湘西州下达的扶贫资金项目计划表来看，30万元人民币的扶贫资金是拨付给木江坪镇柏林村的，系以发展村特色产业直接帮扶贫困人口。而凤凰县某合作社种植项目没有建档立卡户贫困人口参与。因此，将凤凰县某合作社种植项目予以立项并非相关立项审批部门的本意。有必要说明的是，被骗者在判断上的过错、失误，也不妨碍诈骗行为的成立，因为其核心要素不在于要求被骗者在诈骗行为过程中尽到谨慎义务，而在于诈骗行为造成违背被骗者真实意思的最终效果。从反面来讲，凤凰县相关扶贫工作人员能否审核出申报材料的真伪系被告人杨某1的诈骗行为是否可能既遂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而非本案因果关系中断、构成要件缺乏的理由。故辩护人关于“以凤凰县相关扶贫工作人员审核材料失职为由，否认被告人杨某1的行为导致了相关立项审批部门陷入错误认识”的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以采纳。
4.关于被骗者是否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财产的意见
经查，湘西州财政局、扶贫开发办以州扶联字[2015]4号文件拨付了30万元人民币扶贫资金；凤凰县国库集中支付核算局共计向田某7、凤凰县某合作社、凤凰县强强水利水电工程队支付了30万元人民币（包括收款质保金）扶贫资金。故应认定相关部门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30万元人民币的扶贫资金。
5.关于凤凰县某合作社是否取得30万元人民币扶贫资金的意见
经查，凤凰县财政扶贫资金报账申请单证明申报金额为人民币30万元，凤凰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等相关资金审批部门批准报账金额也是人民币30万元；证人田某7证言，证明其将凤凰县国库集中支付核算局支付其6.5万元人民币给了被告人杨某1；证人邓某某的证言、被告人杨某1的银行卡交易记录，证明凤凰县强强水利水电工程队将凤凰县国库集中支付核算局支付的10.1650万元人民币中的10万元人民币转给被告人杨某1，剩余的钱系被告人杨某1给其好处费，被告人杨某1的供述与证人田某7、邓某某的证言能相互印证；财政支付凭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证明凤凰县国库集中支付核算局向凤凰县某合作社人民币11.52万元；再加上凤凰县某合作社木苗质保金1.28万元、凤凰县强强水利水电工程队工程质保金0.535万元，前述资金共计人民币30万元，其中木苗、工程质保金人民币1.815万元系合同约定暂扣款，属于经凤凰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等相关资金审批部门批准的可期待利益，应当计入诈骗金额之内，结合被告人杨某1将扶贫资金用于凤凰县某合作社各项开支的供述及本着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应认定凤凰县某合作社取得30万元人民币的扶贫资金。故辩护人关于“扣除收款质保金，实际涉案金额只有人民币28.15万元”的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被告人杨某1以凤凰县某合作社的名义，虚构事实，诈骗国家扶贫资金，并将所诈骗的扶贫资金用于凤凰县某合作社各项开支，此行为符合单位诈骗的犯罪构成要件，鉴于公诉机关未作出指控，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规定，依法追究被告人杨某1的诈骗罪刑事责任。
二、关于被告人杨某1是否有自首情节的意见
经查，凤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被谈话人交接登记表、黄某1、姚某某的证言，证明被告人杨某1涉嫌虚套扶贫资金一案系湖南省审计厅在凤凰县扶贫办进行审计时发现，同时证明在中共凤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被告人杨某1接受谈话之前，已经掌握了其虚套扶贫资金的相关线索；凤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被谈话人交接登记表、到案经过，证明被告人杨某1非主动到案，因此，被告人杨某1不具备本案自首的构成要件。故辩护人的辩护意见','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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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处罚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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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概念】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二十七条【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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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三十七条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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