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京03行终41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暨李大发之委托代理人）李会云，1953年8月11日出生，北京市顺义区村民。
委托代理人邵得禄（李会云之夫），1951年7月15日出生，北京市顺义区水务局退休职工，住北京市顺义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石园北区东侧。
法定代表人聂燕山，局长。
委托代理人ＸＸ宇，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低保中心科长。
委托代理人李春芳，北京朗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李大发，男，1946年9月1日出生，北京市顺义区村民。
上诉人李会云诉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作出的停发其最低生活保障的决定，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3行初3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2月20日，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针对李会云与李大发作出了顺义区民政局2017第19号（停发）《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停发决定书》，内容是：“2014年7月，根据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开展社会救助专项整治提高为民服务水平活动的通知》（社救发〔2014〕278号）、《关于开展全市城乡低保对象集中复核工作的通知》和顺义区《关于开展城乡低保家庭年审工作的通知》，我局对低保家庭收入进行核查。经调查，2014年7月，您的家庭生活状况已不符合《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九条的相关规定。依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您享受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自2014年9月开始予以停发。具体理由是：家庭成员邵德禄系水务局退休人员，家庭月人均收入已超出我市2014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顺义区人民政府或北京市民政局申请复议，或6个月内向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李会云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判决撤销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下发的2017第19号（停发）决定；2.诉讼费及诉讼成本由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会云系李大发之妹，邵得禄系李会云之夫。1999年5月25日，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批准了李会云的父亲李某家庭户享受顺义区农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申请，当时该户共有7人，其中包括李会云、李大发以及邵得禄。此后，由于李某去世，其家庭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也发生了变化，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遂于2008年1月31日、2009年9月13日分别作出了变更审批，该家庭户申请人也于2009年9月13日被变更为李会云的名字。至2014年9月时，实际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只有李会云和李大发两人。
2014年7月，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根据北京市民政局的文件通知，对顺义区全区低保家庭收入进行了核查。通过核查，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认为李会云和李大发家庭户已经不符合享受低保待遇的条件，遂于2014年9月15日作出终止李会云家庭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待遇的审批，并决定撤销李会云和李大发家庭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待遇，但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并未向李会云和李大发送达书面撤销决定。李大发得知此情况后，遂在法定期限内直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作出的撤销李大发低保待遇的决定，并自2014年10月起恢复李大发的低保待遇。2016年12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京0113行初236号行政判决书，以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作出的撤销低保待遇的决定主要证据不足、执法程序违法为由，判决撤销了该撤销低保待遇的决定，并判决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限期对李大发和李会云家庭户是否符合享受低保待遇的条件重新进行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决定，同时驳回了李大发的其他诉讼请求。因各方在法定期限内未对该判决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为了履行一审法院的生效判决，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于2017年1月19日向李会云、李大发共同委托的代理人邵得禄进行了调查，又向社保机构调取了邵得禄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的月收入明细。根据调查结果，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认为李会云和李大发家庭月人均收入超出北京市2014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因此，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于2017年2月20日对李会云和李大发作出顺义区民政局2017第19号（停发）《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停发决定书》，对李会云和李大发享受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自2014年9月开始予以停发。2017年2月23日，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将上述停发决定送达给邵得禄。李会云不服该决定书，遂在法定起诉期限内直接向一审法院提起涉案之诉。
另：因李大发重度残疾，李会云一直照顾李大发，与其共同生活。邵得禄系北京市顺义区水务局退休人员，其2014年9月的月收入为2646元。2014年北京市社会救助标准为：城市低保标准为家庭月人均收入650元，农村低保最低标准为家庭月人均收入560元。顺义区当时已实行城乡统筹，故城市和农村的低保标准均为家庭月人均收入650元。根据《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规范和统筹我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分类救助制度的通知〉》（京民社救发〔2014〕484号）规定，享受低保或生活困难补助的重度残疾人，按照城市低保标准的30%上浮救助标准。2014年9月，李会云和李大发的月收入分别为每人每月200元养老金和土地流转金（每人每年800元）。
再，（2016）京0113行初236号行政判决书中查明：2014年9月11日，李会云所在的顺义区木林镇×××村村民委员会针对李会云和李大发家庭户是否仍然享受低保待遇一事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最终结论是：不同意李会云和李大发家庭户继续享受低收入待遇。本案中涉及的“邵德禄”与“邵得禄”系同一人。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卫生计生、教育、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相应的社会救助管理工作。第九条规定：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人口状况、收入状况、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及时决定增发、减发或者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决定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根据上述法规规定，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作为顺义区民政部门，具有对其辖区内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法定职权。
北京市民政局制定的《北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持有本市户籍的城乡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当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北京市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认定指导意见（试行）》规定的，可以申请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一）配偶；（二）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三）父母和已成年的未婚子女，包括在校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四）父母双亡且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作为监护人的未成年或者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五）其他具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并长期共同居住的人员。第七条规定：家庭经济状况主要包括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只有家庭成员人均收入和财产状况符合法定条件的，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且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并非只以申请人个人的经济状况为标准，还要审查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情况。本案中，李会云与李大发长期共同生活，且二人始终是以同一个家庭户为单位申请享受低保待遇，邵得禄系李会云的配偶，根据上述《指导意见》规定，其属于与李会云、李大发家庭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故邵得禄的家庭收入和财产亦属于该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对象范围。通过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2014年9月，李会云、李大发和邵得禄三人当时的人均收入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故李会云、李大发已经不符合享受低保待遇的条件。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依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自2014年9月停发李会云、李大发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并将决定书送达给二人的委托代理人，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执法程序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李会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会云的诉讼请求。
李会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未认真核实本案基本事实情况，从而导致一审错误判决。被上诉人的停发决定，认定邵得禄与李大发是家庭成员，上诉人不认同。李大发与李会云两个人的户口本，注明户主是李大发，邵得禄也另有户口本，也是户主。被上诉人把两个户主组建凑成一个家庭，要指出是根据哪本书上的哪条哪款的规定。被上诉人把邵得禄与李大发组建成一个家庭是非法的。李大发没有直系亲属来扶养他，他的生活、医疗就应由民政部门负责，把李大发推给没有扶养义务的邵得禄，被上诉人构成了遗弃罪。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认为：顺义区民政局2017第19号（停发）《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停发决定书》将李会云、邵得禄、李大发认定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是因为三人原就在一个低保家庭户里，李大发可以单独申请低保。
李大发同意李会云的上诉意见。
李会云在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是：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停发决定书，证明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作出了停发决定书，李会云不服，故起诉。
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及依据，其中证据是：
1.低保待遇审批表，证明最初是李某于1999年申请的低保待遇以及当时的家庭成员姓名。
2.2008年、2009年、2014年变更审批表。
证据1、2证明李会云与李大发系同一家庭成员，李大发不是单独的低保户，与李会云是同一低保户，共同享受低保待遇。
3.邵得禄社保待遇支付明细。
4.顺义区水务局办公室出具的证明。
证据3、4证明李会云家庭成员之一邵得禄系退休人员，2014年3-9月份的月收入为2646元。
5.询问笔录，证明李会云与邵得禄系同一家庭成员及家庭收入情况。
6.停发决定书。
7.送达回证。
证据6、7证明2017年2月20日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重新作出停发低保待遇决定，并于2017年2月23日送达。
8.《关于开展社会救助专项整治提高为民服务水平活动的通知》《关于开展城乡低保家庭年审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全市城乡低保对象集中复核工作的通知》，证明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对享受低保待遇家庭户进行核查的依据。
依据是：
1.《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2.《北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北京市民政局制定）；
3.《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本市社会救助相关标准的通知（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财政局制定）。
李大发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证据作出如下确认：李会云提交的证据和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提交的证据6均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一审法院在此不予评价。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提交的证据8属于规范性文件，不是证据，一审法院在此亦不予评价。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提交的其他证据均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李会云家庭户申请低保待遇的相关情况、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作出被诉停发决定前对李会云家庭户是否符合享受低保待遇的条件进行核查的情况，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
一审法院已将上述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三款的相关规定，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城乡低保进行审批和管理的法定职责。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收入状况、财产状况的认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北京市民政局制定的《北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一）配偶；（二）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三）父母和已成年的未婚子女，包括在校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四）父母双亡且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作为监护人的未成年或者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五）其他具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并长期共同居住的人员。
本案中，李某于1999年提出享受顺义区农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申请时，该家庭户成员即包括李会云、李大发以及邵得禄。李会云与李大发自1999年至2014年系以同一个家庭户为单位享受低保待遇，邵得禄系李会云的配偶，三人在2014年9月的人均收入超过当时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故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作出自2014年9月停发李会云、李大发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并无不当。李大发如果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可以依照《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及有关规定另行办理。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会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李会云的上诉主张和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会云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文涛
代理审判员 王琪璟
代理审判员 王 菲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
书 记 员 宋 凯
书 记 员 高 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