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405民再6号
原审原告：刘达仕，男，195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教师，户籍地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现住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系受害人刘涛之父。
原审原告：陈贵兰，女，1958年8月7日出生，汉族，务农，户籍地与住址同上，系受害人刘涛之母。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辉军，衡阳市珠晖区。
原审被告：祖进宇，男，1978年2月17日出生，汉族，待业，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原审被告：刘献国，男，1968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经商，户籍地湖南省衡阳县，现住衡阳市珠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灵珠，湖南衡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衡阳市珠晖运输总公司，住所地衡阳市珠晖区。
法定代表人：孙传友，该公司总经理。
第三人：陈美祝，男，1969年1月5日出生，汉族，务工，住湖南省衡阳县。
第三人：王都莲，女，195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系司机曾健之母。
第三人：张歆茹（曾用名曾歆茹），女，2006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系司机曾健之女。
法定代理人：张霞，女，1977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系张歆茹之母。
原审原告刘达仕、陈贵兰与原审被告祖进宇、刘献国、衡阳市珠晖运输总公司（以下简称珠晖运输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7月12日作出（2011）珠民一初字第495号民事判决，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不服，向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5日作出（2012）衡中法民四终字第88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1）珠民一初字第495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5年7月7日作出（2013）珠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原审被告刘献国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1月29日作出（2016）湘0405民申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依法追加了第三人陈美祝、王都莲、张歆茹参加诉讼。原审原告刘达仕及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辉军，原审被告祖进宇，原审被告刘献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灵珠，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传友，第三人陈美祝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王都莲、张歆茹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刘达仕、陈贵兰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祖进宇、刘献国、珠晖运输公司连带赔偿二原告之子刘涛因交通事故所遭受的各项经济损失2054112元（包括医药费397019元、住院期间护理费30338元、终身护理费520080元，交通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520元、误工费19035元、后期治疗费2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残疾赔偿金83064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780元、法医鉴定费700元），并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院原审认定事实：2010年11月7日7时30分湘D930**大型客车由南往北行驶，途经京港澳高速公路1593KM+60M处时，遇前方湘LA25**大货车、鄂F2H0**重型半挂牵引车（FHF9X挂）因堵车依次停在超车道上，鄂F2K8**重型半挂牵引车（鄂FHM**挂）因堵车停在行车道上，湘D930**车与鄂F2H0**追尾相撞，造成第一次交通事故；紧接着，鲁H760**半挂车（鲁HJ4**挂）与鄂F2K8**半挂车相刮擦，并与湘D930**车追尾相撞，推动湘D930**车与鄂F2H0**追尾相撞，造成第二次交通事故；紧接着，原告刘涛乘坐的湘ABL0**号别克小型客车与H7608X半挂车（鲁HJ4**挂）追尾相撞，造成驾驶员曾健死亡，原告刘涛及车上其他3名乘客受伤的第三次交通事故。原告受伤后，先后经中国人民解放军169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及衡阳市中医院抢救治疗，目前仍为“创伤性特重型颅脑外伤后持续植物状态”，昏迷不醒，经南华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其残疾程度被评定为I级，护理依赖程度评定为终生完全护理依赖（陪护1名），住院期间陪护2名，前期费用凭有效票据核准，继续康复治疗费用另计。该起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第三次交通事故湘ABL0**车辆驾驶员曾健（己死亡）应负全部责任，原告不负事故责任。湘D930**大型客车、湘LA25**大货车、鄂F2H0**重型半挂牵引车（FHF9X挂）、鄂F2K8**重型半挂牵引车（鄂FHM**挂）均在各保险公司投保。原告刘涛自事故发生后一直昏迷，仍在接受康复治疗。肇事车辆湘ABL0**系别克牌小型客车，车辆所有人系祖进宇、刘献国，使用性质非营运。车辆驾驶员曾健在被告珠晖运输公司上班，为副班驾驶员，其平常驾驶湘DA76**车，由于事故当天湘ABL0**车辆驾驶员临时有事，驾驶员曾健临时代班。
本院原审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明确规定，交通事故发生后按过错程度确定机动车一方的民事责任。所谓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非简单的驾驶员责任，而是与该机动车一方有关联的责任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其中可以包括驾驶员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的管理责任、雇主责任、挂靠单位的经营管理责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导致的民事责任等。被告祖进宇、刘献国作为发生事故机动车辆的所有人，其所有的车辆系非营运车辆而从事了营运活动，使其车辆从事危险活动，故应承担机动车事故责任。被告珠晖运输公司虽辩称发生事故车辆与其无关，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利润表、派车单及名片来看，可以盖然性的证明被告珠晖运输公司系肇事车辆的挂靠者，肇事车辆挂靠在被告珠晖运输公司名下从事营运业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收取相关费用。同时驾驶员曾健的胞弟曾波、刘献国、祖进宇在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潭耒大队的询问笔录中，也印证了上述事实。虽然被告珠晖运输公司提供反证，拟证明肇事车辆与其无关，但其反证不足以否定原告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此，本院认为，肇事车辆挂靠在被告珠晖运输公司名下从事营运业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被告珠晖运输公司应与被告祖进宇、刘献国对该机动车责任事故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刘献国辩称其在车辆肇事前即己将所持车辆股份转卖，故不应承担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被告刘献国在事故发生时不持有肇事车辆的股份，故本院对刘献国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本案因湘ABL0**号车辆驾驶员的责任致使原告人身伤害，但湘ABL0**号车辆驾驶员曾健的行为系其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的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之规定，被告祖进宇、刘献国及被告珠晖运输公司应对此承担侵权责任。交通事故连环相撞的各车辆均投保了交强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当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经本院确认的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支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第三次交通事故湘ABL0**车辆驾驶员曾健应负全部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连环相撞的各车辆在交强险赔偿范围内应无责赔偿。本案交强险无责赔偿限额计12200元，因原告诉请中无财产损失赔偿，故各车辆交强险无责赔偿限额计12000元，交通事故连环相撞的各车辆交强险无责赔偿金额共计人民币72000元。原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书面表示，只要求追究被告祖进宇、刘献国、珠晖运输公司的赔偿责任，是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但需将相关责任人员的赔偿金额在总额内予以核减。即应将湘D930**大型客车、湘LA25**大货车、鄂F2H0**重型半挂牵引车（FHF9X挂）、，鄂F2K8**重型半挂牵引车（鄂FHM**挂）交强险无责赔偿金额72000元（6×12000元）从原告刘涛的各项损失赔偿金额中核减。原告刘涛的各项损失赔偿金额至起诉时止确定为：医疗费用402558元，住院期间护理费38800元（以法医鉴定确认的原告在解放军169医院及湘雅二医院住院天数194天，194天×100元/天×2＝38800元），终身护理费502280元（100元/天×365天×20年＝730000元），交通费294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328元（194元/天×30天＝5820元），误工费19035元（3461元/月×7个月＝24227元故按诉请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残疾赔偿金468280元（23414元/年×20年），残疾辅助器具费2660元，法医鉴定费700元。对于原告主张其父母的赡养费等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认为，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因原告父亲刘达仕系退休教师，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母亲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因此，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以上原告各项经济损失赔偿金额共计人民币1920793元，核减交强险无责赔偿金额72000元后为1848793元。本院原审判决：一、被告祖进宇、刘献国赔偿原告刘涛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848793元，上述款项限被告祖进宇、刘献国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偿付给原告刘涛；二、被告衡阳市珠晖运输总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于履行义务后，对被告祖进宇、刘献国享有追偿权；三、驳回原告刘涛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2323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人民币28233元，原告刘涛负担2200元，被告祖进宇、刘献国、衡阳市珠晖运输总公司连带负担26033元。
原审被告刘献国向本院申请再审称，刘献国已于事故发生前将车辆转让给第三人陈美祝，应当由陈美祝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刘献国不应承担责任；原审原告刘达仕于2014年11月12日书面申请只要求追究原审被告祖进宇和珠晖运输公司的赔偿责任，原审判决刘献国承担责任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和诉权自由原则；交强险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审将其他事故车辆的交强险无责赔偿限额认定为72000元（1200元×6）并在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中予以核减不当，应按照交强险伤残赔偿的最高限额计算为720000元（120000×6）予以核减；原审原告刘涛已经死亡，其终身护理费应当予以核减；原审送达程序不合法，遗漏了诉讼主体，请求依法予以纠正。
原审原告刘达仕、陈贵兰辩称，原审被告刘献国与第三人陈美祝签订的转让协议是虚假的，原审被告祖进宇既不知情也不认可，该协议即便真实存在对祖进宇及原审原告也不产生法律效力，仍应由刘献国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审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变更了诉讼请求，要求追究刘献国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原审原告放弃的交强险无责赔偿限额为12000元/车，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审被告刘献国的再审请求。
原审被告祖进宇辩称，自己并未参加原审的诉讼，对原审被告刘献国的转让行为并不知情，亦不予认可；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司机曾健负全部责任，虽然曾健当场死亡，但原审原告遗漏了曾健的继承人这一事实；事故车辆原司机是廖俊华，曾健是怎么开车的其并不知情；自己只是登记的名义车主，事故车辆系挂靠在珠晖运输公司名下营运的，珠晖运输公司聘用的司机曾健开车发生事故，珠晖运输公司与车队管理人员陈文胜、李建明等应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辩称，本案事故车辆没有挂靠在珠晖运输公司名下，珠晖运输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应由车主承担责任，刘献国的赔偿责任应由陈美祝来承担。
第三人陈美祝述称，其与刘献国的转让协议是真实的，事故发生前刘献国已将其所占的车辆股份转让给自己，愿意承担转让之后的责任。
第三人王都莲、张歆茹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予答辩。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原审原告刘达仕、陈贵兰在原审提交的珠晖运输公司的利润表、派车单、名片、交警部门对车上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予以采信；原审被告祖进宇于本案再审期间提交的其于2007年7月14日与珠晖运输公司签订的湘DA76**车辆管理合同、珠晖运输公司于2007年7月13日出具的湘DA76**别克车押金收款收据、湘DA76**车主交来处理湘ABL0**车交通事故援助金10000元的收据、印有“衡阳珠晖运输总公司别克商务车队”抬头的湘ABL0**车派车单若干份、印有“衡阳珠晖运输总公司别克商务车队”抬头的名片一张、2007年5月10日潇湘晨报广告、衡阳珠晖运输总公司利润表一份及证人张海涛、廖志波当庭出具的证人证言，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原审被告祖进宇曾与珠晖运输公司存在挂靠关系及本案事故车辆湘BL0**车与珠晖运输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予以采信；原审被告刘献国提交的其与第三人陈美祝于2010年10月10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收条及证人刘忠于当庭出具的证人证言，原审原告刘达仕、陈贵兰及原审被告祖进宇认为系虚假协议但均未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审被告刘献国申请出庭的证人刘忠于、廖俊华、刘晓舟关于本案事故车辆与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存在挂靠关系的证人证言，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虽不认可但并未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审被告刘献国提交的珠晖运输公司法定代表人孙传友出具的证人证言，因珠晖运输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孙传友的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提交的该公司名下别克车辆车牌号、保险单、行驶证、管理费收据、车辆管理合同，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并未涉及本案事故车辆，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至于原审原告刘达仕、陈贵兰，原审被告祖进宇、刘献国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能否达到证明本案事故车辆与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存在挂靠关系的证明目的，以及原审被告刘献国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能否达到其主张的应由第三人陈美祝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证明目的，在下文中再予以阐述。原审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清楚，本院再审予以确认。关于本案事故车辆与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是否存在挂靠关系以及原审被告刘献国与第三人陈美祝签订的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在下文中再予以阐述。
另查明，原审原告刘达仕、陈贵兰之子刘涛于2015年10月28日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审原告已获赔医药费100000元，原审被告刘献国向原审原告给付了慰问金10000元，合计110000元，原审原告同意将上述款项予以核减。
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1、原审被告刘献国将事故车辆股份转让给第三人陈美祝的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2、根据现有证据能否认定事故车辆与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存在挂靠关系？3、原审认定的赔偿金额是否应当予以核减？4、本案的诉讼主体问题。
一、关于原审被告刘献国将事故车辆股份转让给第三人陈美祝的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首先，根据原审原告提交的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潭耒大队民警于2010年12月9日、2010年12月15日分别对祖进宇、刘献国所作的询问笔录及原审被告祖进宇、刘献国在本案中的陈述，可以认定祖进宇与刘献国自2008年9月左右起即作为车主（各占一半股份），将湘ABL0**小型客车（行驶证登记所有人祖进宇、使用性质非营运）作为营运车辆从事公路客运活动，长期在衡阳至长沙区间运送旅客，并共同获取相应的收益。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审被告刘献国认为其在事故发生日（2010年11月7日）之前于2010年10月10日已将事故车辆的相应股份转让给第三人陈美祝，应由陈美祝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原审被告刘献国提交了转让协议、陈美祝出具的收条、在场人刘忠于的证人证言，第三人陈美祝在庭审中对上述证据表示认可，原审被告祖进宇、原审原告刘达仕、陈贵兰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原审被告刘献国、第三人陈美祝虽未能提交收据中转让款64000元的转账凭证，但据其陈述转让款系以现金形式交付的，鉴于该款项数额并非巨大，以现金形式交付并不当然违背交易习惯。因此，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原审被告刘献国于2010年10月10日将事故车辆的相应股份转让给第三人陈美祝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法律真实，对该转让行为本身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其次，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鉴于第三人陈美祝及原审被告刘献国对转让协议均不持异议，协议中“购车之日起前面的违章及违规由甲方负责，购车之后的债权债务甲方一概不负责任”的条款对其二人可认定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至于该转让协议能否对抗原审被告祖进宇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的规定，虽然原审被告祖进宇、刘献国二人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但据其陈述二人长期以来共同作为车主以事故车辆为载体从事经营活动并获取相应的收益，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构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原审被告祖进宇对刘献国的转让行为表示不知情并不予认可，原审被告刘献国、第三人陈美祝均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实祖进宇在转让之前或者事故发生前对刘献国的转让行为知情，且刘献国于2016年9月18日在本院再审审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之前就想将这辆车转让，但是祖进宇不同意，就没转了，后来我转给陈美祝就瞒着他转出去了”，其在庭审中亦陈述“转让之前并未通知祖进宇”。第三人陈美祝于2012年2月14日在本院一审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买车第二个月就出事了，我没分到钱”，而其在本案再审后又陈述“转让后参与了一次分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第三人陈美祝的陈述前后矛盾，但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在受让之后与祖进宇共同分配了事故车辆的运营收益，故应当对其第一次的陈述予以确认，认定其并未从中获得收益。并且，原审被告刘献国与第三人陈美祝之间转让的是车辆的股份，而并非车辆本身，原审原审被告刘献国转让之后并未将车辆交付第三人陈美祝，第三人陈美祝在庭审中亦陈述“转让后未参与车辆的管理和运营”，对车辆不具有支配权。因此，原审被告刘献国在转让事故车辆股份之前并未告知其合伙人祖进宇，转让之后第三人陈美祝与原审被告祖进宇亦未达成合伙经营或分配收益的合意，未能形成新的合伙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５１条“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的规定，在原审被告刘献国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转让股份无须经过祖进宇同意的情况下，该转让行为对原审被告祖进宇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如认定由第三人陈美祝与原审被告祖进宇连带清偿合伙债务，势必影响祖进宇的合法权益，即便在本案再审庭审中原审被告祖进宇亦拒绝对原审被告刘献国的转让行为予以追认，故本案事故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所产生的赔偿责任应当认定为原审被告刘献国与祖进宇的合伙债务，应由其二人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此外，鉴于第三人陈美祝对其与原审被告刘献国的转让协议并无异议且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审被告刘献国在本案中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后可另行向第三人陈美祝主张权利。
二、根据现有证据能否认定事故车辆与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存在挂靠关系？本院原审认为，珠晖运输公司虽辩称事故车辆与其无关，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利润表、派车单及名片来看，可以盖然性的证明珠晖运输公司系肇事车辆的挂靠者，肇事车辆挂靠在珠晖运输公司名下从事营运业务，珠晖运输公司收取相关费用。同时驾驶员曾健的胞弟曾波、刘献国、祖进宇在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潭耒大队的询问笔录也印证了上述事实。虽然珠晖运输公司提供反证，拟证明肇事车辆与其无关，但其反证不足以否定原告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此，本院原审认定肇事车辆挂靠在被告珠晖运输公司名下从事营运业务。经再审审理，原审原告刘达仕、陈贵兰及原审被告刘献国、祖进宇均认为事故车辆系挂靠在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名下且提交了相应的证据，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辩称，原审原告刘达仕、陈贵兰及原审被告刘献国、祖进宇提交的证据中既没有书面的挂靠协议，也没有珠晖运输公司盖章的收据或凭证，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事故车辆挂靠在珠晖运输公司名下。本院再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证据包括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从原审原告刘达仕、陈贵兰提交的证据来看，事故发生后车上人员毛福军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一家四人“是在衡阳火车站广场坐的珠晖运输公司的别克商务车去长沙”；司机曾健的胞弟曾波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哥哥是在衡阳珠晖运输总公司别克商务车队上班，是副班驾驶员，一般是开湘D76**车的，刚好出交通事故那天湘ABL0**号小型普通客车主班驾驶员有事，公司就要我哥哥开湘ABL0**号客车”、“我哥哥是通过朋友介绍进衡阳珠晖运输总公司别克商务车队上班的，交了一万元人民币的押金，出事后因家里没钱办后事，我就把押金条拿给了衡阳珠晖运输总公司别克商务车队，换了钱”等等；原审被告刘献国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这个车是作为营运的，在衡阳与长沙之间跑运输送旅客，衡阳这边是由珠晖运输公司管理，长沙那边由一个叫新时速的公司管理”；原审被告祖进宇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车子挂靠在衡阳珠晖运输总公司，2000元一个月管理费，每个人5元人头费，由公司统一联系客源”、“曾健是公司请的代班司机，当天是廖俊华有事，公司就派曾健开车”；从原审被告刘献国提交的证据来看，证人廖俊华当庭陈述“我以前是这辆车的主班司机，每月工资五、六千元左右，在衡阳市珠晖运输总公司的调度那领取，事故当天我临时有事，就叫车队的代班司机曾健帮我开车，曾健应该也是运输公司的代班司机”；证人刘晓舟当庭陈述“曾健是我们别克车队的代班司机，我开的车是湘DA87**，肇事车辆和我所开的湘DA87**同属一个车队”；证人刘忠于当庭陈述“陈美祝买的是车子的股份，车子是归运输公司管理”；从原审被告祖进宇提交的证据来看，证人张海涛当庭陈述“肇事车辆归运输公司在管理，我是车队原始成员，在2007年6月份加入珠晖运输公司，我在车队有湘DA89**、湘DA03**、湘DA87**共三台车，都是由运输公司管理”、“湘ABL0**是祖进宇与刘献国合伙购买的，肯定是交了加盟费到珠晖运输公司，车辆运营、客源分配、运政部门协调、司机安排、住宿都是由运输公司在管理”、“别克车队的总部在衡阳，珠晖运输公司委托新时速公司负责在长沙的协调”；证人廖志波当庭陈述“我是珠晖运输公司名下别克商务车队湘ACC7**的主班司机，湘ABL0**也是我们车队的，曾健是珠晖运输公司的代班司机”；原审被告祖进宇提交的其于2007年7月14日与珠晖运输公司签订的《车辆管理合同》及押金收据证实祖进宇曾将湘DA76**别克车挂靠在珠晖运输公司名下从事营运活动；原审被告祖进宇提交的“衡阳珠晖运输总公司利润表”与原审原告刘达仕、陈贵兰提交的“衡阳珠晖运输总公司2010年9月份利润表”格式一致，均载明了包括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提交的该公司名下别克车辆湘DA03**、湘DA89**、湘DA87**、湘DA76**、湘DA87**等15台车以及本案事故车辆湘ABL0**车、证人廖志波陈述其系主班司机的湘ACC7**车等共计28台车的当月总毛收入、费用、纯利、单边数、管理费、支取现金、实发现金、利润、奖罚、车队开支等情况，但两份利润表均没有珠晖运输公司公章；原审被告祖进宇提交的经手人为姚苏湘的收据显示，湘DA76**车主于2010年11月29日交来处理湘ABL0**车交通事故援助金10000元；同时，原审被告祖进宇还提交了印有“衡阳珠晖运输总公司别克商务车队”抬头的湘ABL0**车派车单若干份、印有“衡阳珠晖运输总公司别克商务车队”抬头的名片一张（与原审原告刘达仕、陈贵兰在原审提交的名片一致）。上述书证及证人证言的共同证明目的，即证明本案事故车辆湘ABL0**车与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存在挂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本案中，事故车辆与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是否存在挂靠关系应当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依法予以认定。
原审被告祖进宇、刘献国与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在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未能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或者证明证人系作伪证的情况下，上述书证及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应当予以采信，可以证实本案事故车辆湘ABL0**车与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认可的湘DA03**、湘DA89**、湘DA87**、湘DA76**、湘DA87**等其他别克车同属一个车队，长期在衡阳火车站至长沙区间从事客运活动，珠晖运输公司收取了开班费、管理费、人头费等，在车辆运营、客源分配及司机安排等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支配权，获取了相应的运行利益。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虽然提交了其名下湘DA03**、湘DA89**、湘DA87**等车辆的保险单、行驶证及管理费收据，但上述证据不具有完整性，不能完整地体现其名下所有车辆的利润分配、管理费收取或其他开支情况，证据的证明力有限。结合本案审理情况，应当认定原审原告刘达仕、陈贵兰及原审被告祖进宇、刘献国提交的证据与廖俊华、刘晓舟、刘忠于、张海涛、廖志波等五人的证人证言及车上人员毛福军、司机曾健的胞弟曾波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形成的证据链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对其抗辩主张未能尽到相应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审认定事故车辆挂靠在珠晖运输公司名下从事营运业务并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但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于2015年10月9日签收原审判决书后并未提出上诉，亦有悖常理。综上，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本案现有证据未必能够呈现客观真实，但原审原告刘达仕、陈贵兰及原审被告祖进宇、刘献国主张的本案事故车辆与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存在事实挂靠关系可认定为法律真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审被告珠晖运输公司应当与原审被告祖进宇、刘献国对原审原告刘达仕、陈贵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关于原审认定的赔偿金额是否应当予以核减的问题。首先，原审判决认定原审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赔偿金额共计人民币1920793元，本身存在计算错误。原审判决认定医疗费402558元、住院期间护理费38800元、终身护理费502280元、交通费294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328元、误工费1903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残疾赔偿金46828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2660元、法医鉴定费700元等分项的合计金额应为1489581元。其次，原审原告在原审重审期间变更诉讼请求，但既未提交书面申请，亦未在庭审中口头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应准许，应当以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为准。再次，本案系再审案件，从维护生效判决既判力的角度来看，刘涛于2015年10月28日死亡系原审不可预见的事件，不属于法定再审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一般情况下，后期护理费原则上不因受害人的实际生存时间而变更，但原审认定原审原告刘达仕、陈贵兰之子刘涛的护理期限为二十年并判决一次性支付不当，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及刘涛已经死亡的事实，刘涛的实际后续护理期限从定残之日2011年5月25日起计算至2015年10月28日止共计1618天，本院再审据实以其实际发生的护理期限认定其后期护理费。原审被告刘献国提出对刘涛的终身护理费予以核减的再审请求，本院酌情予以支持。最后，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本案事故车辆司机曾健雾天驾车未降低行驶速度，在交通事故中负全部责任，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三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由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规定。”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被保险人无责任时，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元；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元；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100元。”的规定，因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中无财产损失赔偿，原审认定本案交通事故中其他各车辆的无责赔偿限额为12000元并无不当。但是，本案中的交通事故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第三次道路交通事故系湘ABL0**车与鲁H760**半挂车（鲁HJ4**挂）追尾相撞，并未与其他车辆形成连环相撞的碰撞关系，应单独认定为一次交通事故，鲁H760**半挂车（鲁HJ4**挂）在本次事故中无责。原审认定本案交通事故系湘ABL0**车与其他六车连环相撞，与事实不符，应予纠正。为避免增加自身诉累，原审原告自愿放弃与车上其他人员共同分配交强险无责赔偿限额的权利，并同意法院在其诉讼请求中对该部分金额以最高限额为标准予以核减，不影响他人的合法权益，本院予以准许。同时，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并未明确规定挂车不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因此，本案交通事故中交强险无责赔偿限额部分以最高标准计算为24000元（12000元×2），应在最终核定的赔偿总金额中予以核减。原审认定“交通事故连环相撞的','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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