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民终4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高明，男，汉族，1968年6月20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羽正，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众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6189号，实际经营地址在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观音山镇北首南通观音山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吴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芈永梅，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婷，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健生，男，汉族，1973年5月5日出生，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月媛，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包晓明，男，汉族，1968年5月9日出生，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扬，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震，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高明、上海众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陆健生、包晓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通中商初字第000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于高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羽正，上诉人众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芈永梅、陆婷，被上诉人陆健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韩月媛，被上诉人包晓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扬、黄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高明、众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确认陆健生、包晓明未经法定前置条件以股东代表名义起诉的主体资格不适格；确认众杰公司与于高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依法驳回陆健生、包晓明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陆健生、包晓明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陆健生、包晓明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严重违法。一审判决对其查清的部分事实未依法予以定性，无视众杰公司股东无权独立决策和无损害结果的事实，单纯为支持陆健生、包晓明诉讼请求而直接以陆健生、包晓明制造的人为“紧急情形”作为认定股东代表诉讼的依据，并以无效的“出资人代表大会决议”认定与本案无关的事实，就此作出的判决严重违法，有悖社会稳定。二、于高明、众杰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侵害出资人利益的事实和损害后果。（一）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于2011年3月7日签订，涉及的众杰公司、南通苏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润实业集团公司）与其他案件中的上海驰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驰宇公司）、南通苏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润投资公司）及关联公司南通观音山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观电公司），在设立形式、注册资本金、股东结构及股权配置、在册登记股东名单、公司运营、利益分配等各事项，都是由南通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电公司）所有在职职工（含中层以上经营管理人员）、退休人员及苏润实业集团公司旗下各关联企业在职职工先后募集的“众杰信托资金”及“苏润投资资金”（以下两项资金统称“职工资金”）的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依据出资人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资金管理办法》、《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等出资人代表人大会、管委会决议对众杰公司等所有关联公司进行资金一体化运作和进行收益分配，众杰公司不是脱离职工资金独立运营的公司，形式上登记在册的股东无权决策众杰公司的运营和自行分配利润。一审法院在（2015）通中商初字第0063号案件中已查明上述基本事实，而不在本案中予以认定，判决理由自相矛盾。（二）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虽无众杰公司股东或出资人代表大会特别批准文件，但有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股东会决议且依据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书》确定的价格而签订、履行，属于落实资金管委会设置的经营层与经营责任挂钩的股改方案和措施的具体行为，股改方案及历年的收益分配方案均得到出资人代表大会确认，且于高明是以退出“众杰信托资金”为基础而受让众杰公司转让的苏润实业集团公司受限制的零星激励股权，不是从“众杰信托资金”和众杰公司重复获取出资收益，无损害出资人利益的行为。（三）基于职工资金管理办法确定的规则，所有出资人（含经营层管理人员）的收益分配或退出出资均以出资原值计算；经营层人员转让所持激励股仍以管委会届时进行的资产评估价格为依据，并不因此获得非法收益。故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并不导致众杰公司“通过苏润实业集团公司持续分得红利的期望落空”和“极大损害实际出资人利益后果”发生，相反此股改方案促进了经营层对职工资金的优化经营与管理，对实际出资人的出资获益具有积极的意义。三、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无违法情形。（一）基于资金是以苏润实业集团公司为核心的一体化运营管理，出资人代表大会、管委会及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股东会所作决议的效力涵盖了所属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其中包括众杰公司。对苏润实业集团公司（包含各关联公司）的经营业绩、收益的审计报告，是管委会在出资人代表大会做工作报告和制定职工资金《收益分配方案》的依据。管委会自2012年起在出资人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均公开向出资人报告了“自2011年以来集团实施所属公司经营层入股、股权变更与改造、将经营者个人收入与本企业效益挂钩”的内容。出资人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管委会的工作报告及《收益分配方案》，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是改制的结果，为全体出资人公知且认同，不是于高明、众杰公司私下的关联交易。一审判决证据认证存在重大偏差，背离国情，其查明的事实不是案件的全部事实。（二）2009年陆健生、包晓明因在天电公司任中层以上职务而受“众杰信托资金”部分实际出资人的委托登记为众杰公司股东，其中陆健生为管委会委员，参与管委会的日常工作，其在管委会文件、出资人代表大会决议等文件上签字的事实，证明其对于于高明因股权改革而受让众杰公司零星的股权是应知、已知的，且未提出任何异议。后陆健生又因职务原因须按国家政策规定退出职工资金，故以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未经众杰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为由提出本案诉讼并挑起事端，完全背离出资人代表大会决议和全体出资人的真实意志。（三）众杰公司向于高明转让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股权是管委会一体化运营职工资金的事项，不属于众杰公司的投资方向重大调整，一审判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四）项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显然法律适用错误，导致错判。
陆健生、包晓明辩称，一、陆健生、包晓明具有众杰公司的股东身份，诉讼主体适格，其提起本案诉讼程序合法。1、本案中，陆健生、包晓明的股东身份经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指定，并得到苏润信托资金出资人的授权，且经工商部门依法登记，具备形式上与实质上的合法性。2、陆健生、包晓明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并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要求众杰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因此，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股东代表诉讼范畴，无需履行前置程序。3、即使属于股东代表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了“紧急情况”无需履行前置程序的例外，是否构成“紧急情况”系人民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二、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损害了苏润信托资金全体出资人的利益，于高明、众杰公司所称“无侵害出资人利益的事实和损害后果”与事实不符，股权转让合同依法属于无效合同。1、无论是众杰公司，还是苏润实业集团公司，其资金皆来源于苏润信托资金，实际出资人为天电公司在职员工。在未经苏润信托资金出资人代表大会批准的情况下，案涉股权转让实质上是擅自处分实际出资人的财产权利，从中获取巨额分红，损害了实际出资人天电公司在职职工的利益。2、众杰公司其他显名股东经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指定，代表苏润信托资金全体出资人利益代持股份。于高明的上述违法行为也损害了众杰公司其他显名股东的知情权、表决权，并且使得其他显名股东无法行使代表出资人利益的职责，客观上损害了全体出资人的程序利益。3、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前三年的年检报告，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股权年化收益率分别为29.33%、33.32%、98.21%，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股权收益巨大且极其稳定，但上诉人却根据净资产确定股权转让价格，明显有失公允，损害了众杰公司作为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股东的利益，进而也损害了全体出资人的利益。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三、案涉股权转让程序违法，于高明、众杰公司所称“无违法情形”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依法无效。本案中，“苏润信托资金”是由当事人自行拟制的法律主体，这一主体依据《苏润信托资金出资人代表大会工作规则》、《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和《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办法》而实际运行，并通过委派股东代表对下属众杰公司、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等一系列投资设立的公司进行管理。因此，涉及苏润信托资金出资人利益的重大决策均应根据《苏润信托资金出资人代表大会工作规则》、《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由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报代表大会批准，而不仅仅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形式上的公司章程作出决议。基于苏润信托资金的这一实际运行规则：（一）案涉股权转让行为未经出资人代表大会批准，并非实际出资人的真实意思，股权转让行为依法无效。《苏润信托资金出资人代表大会工作规则》第3条规定，“投资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批准权在代表大会，对外转让作为众杰公司主要营业收入来源的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股权，显然属于投资计划重大调整，应当经苏润信托资金出资人代表大会决议通过。案涉股权转让未经苏润信托资金出资人代表大会决议，违反了苏润信托资金的实际运作规则，并非实际出资人天电公司在职职工的真实意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案涉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于高明、众杰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出，“经出资人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管委会的工作报告（2012年以后）及《收益分配方案》”能够证明股权激励机制已经得到出资人代表大会批准，没有事实依据。第一，工作报告仅经过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审议而并未通过。第二，工作报告中并无股权激励的具体实施方案，而《收益分配方案》内容与案涉股权转让无关，上述文件即使获得通过也不能证明于高明、众杰公司所谓的“股权激励方案”及案涉股权转让已获出资人代表大会批准。第三，案涉股权转让发生在2011年，其在2012年以后工作报告中进行的事后汇报也无法弥补前期的程序违法。（二）即使从形式上的公司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角度评价，案涉股权转让行为也违反了众杰公司和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公司章程及法律强制性规定，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依法无效。1、众杰公司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以及众杰公司章程第四十三条规定，董监高成员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需要经过股东会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以及众杰公司章程第8条规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及投资计划应当交由股东会审议。案涉股权转让行为既属于董监高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也属于众杰公司投资计划的重大调整，无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还是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均应由众杰公司股东会审议，并且在众杰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时，于高明作为关联交易的相对方，应当回避。因此，案涉股权转让行为程序违法。2、苏润实业集团公司层面。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章程第10条规定，股东会行使的职权包括：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案涉股权转让涉及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应由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股东会决议。然而，众杰公司、于高明在一审中提交的2011年3月6日股东会决议无时任股东众杰公司和江苏天电集体资产运营中心盖章，表明案涉股权转让行为未取得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股东会有效决议，因此案涉股权转让程序违法。四、众杰公司、于高明所称的“股权激励”不成立，案涉股权转让并非实施“股权激励”，而是于高明等人侵占苏润信托资金资产的行为。1、众杰公司、于高明认为实施“股权激励”所依据的是《南通苏润实业集团关于所属公司经营模式确定的几点原则》（以下简称《几点原则》），但《几点原则》本身并无证据证明获得任何批准，其内容虽记载获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但文件上并无董事签名；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虽对其进行了审议，但并未通过，更未按《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报出资人代表大会批准。因此，《几点原则》本身即不存在合法性基础。2、《几点原则》适用的范围也不包括案涉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股权转让。《几点原则》中涉及实施“股改”的是苏润实业集团公司所属公司，而非苏润实业集团公司本身。众杰公司、于高明据此论证案涉股权转让具有合法性不能成立。3、众杰公司、于高明认为案涉股权转让是为了“使经营层责任、风险、收益与所载公司效益紧密挂钩”，这一观点明显不合理。受让案涉股权的于高明等人本身也是苏润信托资金的出资人和受益人，其收益本身即与公司的经营效益直接挂钩，而无需通过所谓“股权激励”才能实现。4、通常股权激励均会设置一定的获得股权的条件，否则激励之意就无从谈起。类似于本案中于高明等人实施的所谓“股权激励”，不仅不设定获得股权的条件，而且明知案涉股权每年高额收益率却以净资产评价转让，明显是挂“股权激励”之名而实施侵占苏润信托资金全体出资人资产之实，损害了全体出资人的利益。五、众杰公司、于高明在上诉状中提及的“苏润信托资金”和“苏润投资资金”系一体化运营管理和进行收益分配，从而将两资金池混同处理，与事实不符。“苏润信托资金”和“苏润投资资金”是完全不同的主体，两资金池在管理文件、投资人、最高权力机关、执行机关、投资平台、投资项目、收益分配方案确定程序等方面均不同。众杰公司、于高明故意制造两资金池混同的假象，根本目的是为了规避案涉股权转让应当进行的审批程序，为其非法转移“苏润信托资金”资产寻找理由。综上，于高明未经众杰公司股东会以及实际出资人批准，以极低的价格受让苏润实业集团公司3%股权，损害了众杰公司以及实际出资人的利益，该股权转让合同并非实际出资人的真实意思，且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并损害了第三方利益，应属无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陆健生、包晓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于高明、众杰公司于2011年3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2、诉讼费由于高明、众杰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苏润实业集团公司原为天电公司的前身天生港发电厂的三产企业，其股东为该厂的职工持股会。后因国家政策调整，天生港发电厂发动职工募集资金成立众杰信托资金，并以此资金于2003年11月19日在上海设立了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的众杰公司。后众杰公司于2003年12月8日与职工持股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职工持股会持有的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股权转让给众杰公司，众杰公司成为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股东。此后，众杰公司减资、一分为二，设立了驰宇公司。鉴于两家公司共同使用众杰信托资金，遂将众杰信托资金改名为苏润信托资金。根据《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办法》，新进人员自正式录用满一年后，本人自愿申请并经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批准，可参加信托出资。出资人退休或离职等情况下，从次月起终止其参与信托资金收益分配，并及时办理信托资金退出手续。依照《苏润信托资金出资人代表大会工作规则》及《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代表大会是该信托资金出资人行使民主管理权利的机构，是信托资金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下设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是代表大会的管理机构，负责对信托资金进行管理，对全体出资人负责。管理委员会经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具体职责包括审议投资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报代表大会批准；决定投资公司制订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审议投资公司制订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报代表大会批准；……。
2009年6、7月间，众杰公司和驰宇公司分别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双方共同出资8000万元组建苏润投资公司，其中众杰公司占股59.09%，驰宇公司占股40.91%。2009年8月，苏润投资公司经工商登记设立，注册资本为8000万元，其中众杰公司认缴出资4727.2万元，驰宇公司认缴出资3272.8万元。2011年11月29日，苏润投资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驰宇公司将其40.91%全部股权转让给于高明、瞿少林、吴明等人；同意众杰公司将其59.09%全部股权转让给崔锡斌、吴永兵、吴明、邹济坤、王军军等人。同年12月5日，苏润投资公司章程显示，该公司股东变更为于高明、瞿少林、吴明、崔锡斌、吴永兵、邹济坤、王军军等七人。同年12月6日，于高明、吴明、瞿少林分别向驰宇公司汇去股权转让款1200万元、328000元、2040万元；吴明、吴永兵、崔锡斌、王军军、邹济坤分别向众杰公司汇去股权转让款232.2万元、1845万元、250万元、1550万元、850万元。上述股权转让资金来源于“苏润投资资金”的出资人，实际出资人作为委托人与前述七名股东作为受托人签署了委托协议，委托受托人将其本人的资金投入苏润投资公司，接受“苏润投资资金管理委员会”按照《投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庭审中经双方当事人确认，苏润投资资金系在天电公司内部公开募集设立，其投资人范围与苏润信托资金存在区别。
2011年3月2日，江苏振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苏振资评报字[2011]013号《南通苏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资产评估报告书》，称其受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委托，对苏润实业集团公司以股权转让为评估目的，截至评估基准日2010年12月31日，确认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评估价值为27204.63万元。2011年3月6日，苏润实业集团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包括众杰公司）同意众杰公司将其原持有的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部分股权，即注册资本的3%，转让给于高明；注册资本的1.5%，转让给瞿少林；注册资本的1.5%，转让给崔锡斌；注册资本的1.5%，转让给吴永兵；注册资本的1%，转让给吴明；注册资本的1%，转让给陶旭东；注册资本的1%，转让给施红娟。众杰公司尚余股权比例为86.49%，其余3.01%为江苏天电集体资产运营中心持有。同年3月7日，众杰公司与于高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因于高明担任集团公司的经营层职务，故众杰公司同意将持有集团公司3%的股权以816.138779万元转让给于高明。该合同即本案讼争合同。合同签订后，于高明通过支付银行承兑汇票及银行转款的方式向众杰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816.138779万元。
2012年10月16日，众杰公司将其持有的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股权（86.49%）全部转让给苏润投资公司。2012年10月30日，众杰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将其持有的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股权转让给苏润投资公司。两原告未参加众杰公司2012年10月30日股东会。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2008年9月16日国资发改革[2008]139号文件精神，规范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职工持股行为，严格控制职工持股企业范围。职工入股原则仅限于本企业股权；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本企业所出资各级子企业、参股企业及本集团公司所出资其他企业股权；国有企业中已投资上述不得投资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自意见印发后一年内转让所持股份，或者辞去所任职务。2013年2月25日，陆健生向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申请，称因个人原因，根据《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办法》自愿减持部分原信托出资，减持金额为131141元。此后，驰宇公司向陆健生支付了上述相应款项。2013年7月5日，众杰公司等民营有限公司将包括两原告在内的天电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在民营有限公司的股份予以强制清退，并由驰宇公司统一将全部应退款通过银行汇付至相关账户。
另查明，2011年3月7日案涉股权转让发生时，众杰公司注册资本为1亿元，其股东为于高明、金伏虎、陆健生、朱志军、包晓明、崔锡斌、邹济坤七人，法定代表人为董事长曹骏骋，副董事长为于高明，同时于高明任公司总经理。众杰公司注册资本来源于苏润信托资金，上述股东也并非实际出资人，而是由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指定。
2013年7月25日，苏润信托资金的众多出资人（天电公司职工）联名向众杰公司、于高明等人发出“关于要求收回投资权益等相关诉求的通知”，主要内容为：近日听说由我们上千名员工股民投资设立的众杰公司的资产权益被非法转移、侵吞，其中众杰公司在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96.99%的股权被全部非法转让，该行为由于高明、崔锡斌、邹济坤等股东签字同意转股，没有真实反映我们的意愿，不能代表我们行使权利，侵害了我们的权益，使我们今后的利益失去了保障，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坚决要求更换众杰公司等相关公司的股东（信托投资人），收回被非法转让出售的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等相关公司的股权，追究非法转移众杰公司资产及利益的经办人员和决定人员的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等。
2013年7月26日，苏润信托出资人代表大会应张捷、田玉成等40名信托出资人要求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会议应到代表99人，实到代表80人（含授权委托代表12人），于高明、瞿少林、吴明等人均未参加会议。会议重新选举张健等13位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委员，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议案》、《关于收回上海众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等单位全部股权的议案》等。同日，新的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形成会议纪要，一致推选沈新忠为管委会主任。于高明、瞿少林等原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部分委员实际被除名。但上述苏润信托出资人代表大会会议决议和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会议纪要上均只有代表和委员签名，没有加盖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公章。
2015年2月，作为与本案关联的系列案件被告之一的瞿少林退休，其与案外人丁佐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苏润实业集团公司1%的股权以2825606.58元转让给丁佐华。
一审争议焦点：1、程序上有关争议，其中包括（1）两原告主体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本案是否是股东代表诉讼，是否应先履行前置程序、（3）本案是否涉及改制，属于改制范围的利益调整引起的纠纷是否在法院受理范围；2、本案原告提起诉讼，有无超过诉讼时效；3、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应当认定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众杰公司、于高明未征得苏润信托资金出资人代表大会的同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包晓明、陆健生系经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指定代持众杰公司股份，在众杰公司将其对苏润实业集团公司持有的股权非法转让给于高明等人，且该转让行为使实际出资人即天电公司广大职工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的紧急情况下，包晓明、陆健生有权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其诉讼主体适格。包晓明、陆健生的起诉也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具体理由如下：
一、本案程序上有关争议。
1、关于原告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本案中，包晓明、陆健生在众杰公司的股东身份应予确认。虽然陆健生申请减持部分信托资金，众杰公司也通过驰宇公司向包括包晓明、陆健生在内的部分人员强行清退出资，但包晓明、陆健生取得众杰公司股东身份系经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指定，实际系代表苏润信托资金的广大投资人拥有股东身份，并经工商部门登记确认，故其减持信托资金及众杰公司强行退还出资均与包晓明、陆健生股东身份的确认不存在直接关联关系。在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未进行新的指定，工商登记也未进行变更的情况下，仍应确认其在众杰公司的股东身份。包晓明、陆健生作为众杰公司股东，与案涉股权转让存在利害关系，有权作为本案原告起诉，其诉讼主体适格。
2、本案是否为股东代表诉讼。包晓明、陆健生陈述其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一百五十三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从该条文字表述看，该法条仅适用于股东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为被告提起诉讼之情形，与包晓明、陆健生在本案中提出的主张并不相符。包晓明、陆健生主张众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众杰公司串通，恶意低价转让众杰公司持有的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股权，则利益首先受到损害的应是众杰公司，包晓明、陆健生作为众杰公司股东提起诉讼，实际是按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而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代表诉讼应先履行前置程序，即股东需先书面请求监事会向法院起诉，如其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则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起诉。本案中包晓明、陆健生虽未举证证明其履行了前置程序，但在众杰公司将其对苏润实业集团公司持有的股权非法转让而使实际出资人即广大天电公司职工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天电公司职工群情激愤，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的紧急情况下，包晓明、陆健生有权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其诉讼主体适格。
3、本案是否为改制引起的纠纷。改制涉及到国家层面上利益的转移调整，很多问题不能简单的依据法律来判断是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对于改制引起的纠纷不予受理。本案中被告方提出根据国有企业股权改革的相关要求，包晓明、陆健生在众杰公司的股权应当清退。但本案诉讼标的不是包晓明、陆健生的股权问题，而是于高明的股权问题，与包晓明、陆健生的股东资格是否是改制对象无直接关系，故本案不是直接由改制引起的纠纷，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
二、关于包晓明、陆健生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本案不涉及债权请求权。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如存在无效情形即自始无效，利害关系人请求确认其无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三、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的问题。
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众杰公司的出资来源于苏润信托资金，对苏润信托资金实行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出资人代表大会，其执行机构是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于高明等人系根据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的指定代持众杰公司的股份，其并非众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因此其无权擅自处置众杰公司的资产，而需征得出资人代表大会的同意。同理，众杰公司虽为独立的公司法人，但其出资来源于苏润信托资金，其实际出资人系天电公司广大职工，因此众杰公司不能在未经出资人代表大会批准的情况下，将其持有的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于高明等人。无论是众杰公司，还是于高明等众杰公司股东，其主要任务是要确保众杰公司的股份有效增值，而不能擅自处分众杰公司资产。本案中于高明与众杰公司在未经出资人代表大会批准的情况下签订案涉转股协议，将众杰公司持有的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于高明个人，使众杰公司实际出资人通过持股苏润实业集团公司以持续分得红利的期望落空，极大地损害了实际出资人的利益，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即便如被告所称，其系基于股权激励机制受让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股权，但其所举的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纪要及《几点原则》并不能证明股权激励机制征得了出资人代表大会的批准，其中纪要载明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几点原则》，但未载明审议通过或表决通过《几点原则》，且根据管理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工作规则，即便《几点原则》获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仍需提请代表大会批准，而被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几点原则》获得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及代表大会批准，至于于高明在几次会议中所作的工作报告，虽提及股权激励机制内容，但因股权激励机制的内容涉及将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个人实际持有，而非由个人代持，属影响全体出资人重大利益的事项，必须由出资人代表大会批准，于高明等人在股权激励机制未征得出资人代表大会批准的情况下即与众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受让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股权，该股权转让合同亦属无效。
此外，众杰公司对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股权进行转让属投资方向的重大调整，本应由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但众杰公司在股东会未作出决议的情况下，擅自将其持有的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股权转让给众杰公司总经理于高明，属关联交易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的规定，该股权转让合同也无效。至于瞿少林在退休时是否将持有的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股权转让，并不能影响一审法院对最初于高明与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认定。
综上所述，陆健生、包晓明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确认众杰公司与于高明于2011年3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68920元，由众杰公司、于高明负担。
二审期间，众杰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2010年7月8日天电公司《关于包晓明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拟证明：金伏虎、包晓明、陆建生从2010年7月起至2013年7月期间为天电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属于国资委139号文清理对象，无资格担任出资人代表，也无资格担任众杰公司股东。
2、2013年7月5日《第二届苏润信托资金管委会三次会议纪要》以及资金划款凭证。拟证明：2013年7月5日包晓明、陆健生已经完全退出信托资金。
3、包晓明、金伏虎、陶旭东、陆健生第一次起诉起诉状、证据清单及撤诉申请。拟证明：包晓明、陆健生虽然以形式上众杰公司股东身份起诉，但是未经众杰公司监事会前置程序同意，也没有取得出资人的同意及授权，且本案不存在紧急情形。
4、《关于认购投资公司股权的通知》、《上海众杰投资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上海众杰投资有限公司验资证明表》。拟证明：因国家政策调整，原职工持股会解散，天电公司在职职工筹集资金设立了众杰公司，由公司筹备组安排于高明、金伏虎、邹济坤等22人受出资职工委托登记为众杰公司股东。
5、《上海众杰投资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决议》。拟证明：2003年11月16日，众杰公司召开了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出台信托事务管理办法。
6、南通苏源天电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源天电）《公司变更核定情况表》、众杰公司《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变更前后注册资本、投入资本对照表》。拟证明：众杰公司在2003年11月受让职工持股会转让的苏源天电的股权后，成为苏源天电的股东，苏源天电不再是天电公司的三产企业。2005年8-9月，众杰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再次向天电公司在职员工募集资金，将众杰公司注册资本增至1亿元。
7、苏润实业集团公司《公司准予变更通知书》、《公司变更核定情况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表》。拟证明：2006年8月期间，苏源天电更名为南通苏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于众杰公司，与天电公司脱钩。
8、众杰公司《股东会决议》。拟证明：2006年，根据管委会要求，对众杰公司股东结构进行调整。
9、关于印发《上海众杰信托管理办法》的通知及《上海众杰信托管理办法》。拟证明：根据上述文件，管理委员会决议对全体信托参与者有效，管理委员会有权批准信托利益分配计划。
10、《关于规范职工信托投资的通知》、众杰公司《验资报告》、驰宇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拟证明：2009年5月，管理委员会为落实国资委139号文件关于“严格控制职工持股企业范围，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投资关联企业”的意见，众杰信托管理委员会、苏润实业集团公司在2009年5月开始对职工持有的众杰信托资金进行缩股减资，并将从众杰公司撤出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信托份额以“驰宇信托”的形式投资成立驰宇公司，按评估净资产值进行股权置换进入所投资的非关联企业。因此，驰宇公司的设立、注册资金、股东设置等事项均由信托管理委员会统一安排。
11、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纪要。拟证明：2010年1月众杰信托资金出资人代表大会对众杰信托管理委员会进行换届选举，会议选举于高明、瞿少林、崔锡斌、陆健生等13位代表为新一届信托管理委员会委员，陆健生对管理委员会的决议内容应知已知。
12、苏润实业集团公司《2010年度综合管理承包责任书》、《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公司对经营层设置经营指标、明确了考核办法、完善了分配激励机制。承包责任书是苏润集团完成管理委员会赋予的责任和任务的体现，考核指标调整由管委会批准。
13、苏润实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纪要。拟证明：管理委员会依据出资人大会赋予的职责对苏润信托资金、苏润投资资金管理，设置将企业经营层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的改革方案，并无不当。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是根据管理委员会、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经营机制改革方案实施的具体落实，不是上诉人之间私下的关联交易，也非众杰公司或众杰公司股东的意志。经营层持股方案不仅仅在苏润实业集团公司及观电公司落实，而且已经普遍实施于其他实业公司。
14、苏润实业集团《情况说明》。拟证明：苏润实业集团作为苏润信托资金运营的核心平台，是执行管理委员会经出资人代表大会授权决策并实施信托资金的投资计划、受公司股东委派、制定并实施企业经营改革方案的主体。
上述证据总体证明：各公司包括众杰公司、驰宇公司、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苏润投资公司的股东身份安排，增资减资等事项都是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统一安排和领导，各公司没有独立的决策权，涉及到各公司的全部重大经营性事务，均在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层面进行表决，因此《几点原则》的通过经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审议批准是有效的。
15、出资人代表提案表；出资人代表大会会议议程、决议及管理委员会工作报告；出资人代表签到簿。拟证明：在一审判决后，苏润信托资金出资人代表决议通过苏润信托资金四年的收益分配方案并接受管理委员会向苏润信托资金出资人发放信托资金四年的资金收益，是对管理委员会执行《几点原则》的改革方案的完全确认，案涉股权转让不存在损害投资人利益的情形。
16、2012年度苏润实业集团公司年检报告书。拟证明：股权转让给经营层个人后，因股权激励方案的实施，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经营层的积极性被调动，2011年当年公司净利润10640.58万元，与股权转让前2010年净利润15713.98万元基本持平。不存在股权转让后众杰公司作为苏润实业集团公司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大幅缩水的问题。
17、2016年8月1日《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会议纪要》。拟证明：陆健生、包晓明因出资人资格终止，与一部分出资人的信托委托关系即告终止，管理委员会依管理权终止委派，陆健生、包晓明实质上已不是管理委员会委派的众杰公司名义股东，与本案的判决结果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18、2017年8月15日《苏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拟证明：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股东会针对崔锡斌因退休而不再担任经营层职务一事，作出同意其将持有的因职务受让的激励股权转让给股东苏润投资公司的决议。证明众杰公司及所有经营层持股者因职务受让的苏润实业集团公司激励股权具有不能转让和继承的特性。案涉激励股权与经营层的职务和所在企业的经营业绩直接挂钩受制于《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办法》和管理委员会管理，股东不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独立行使股东权益的权利，但在执行内部管理规则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进行公司相关章程修改。在诉讼期间，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继续执行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几点原则》确定的股权激励方案，维持苏润实业集团公司及所属公司的正常经营并维护出资人的利益。苏润实业集团公司及所属公司的所有经营层是根据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实施《几点原则》的决策而持有各公司的激励股权。管理委员会是依据《苏润信托资金出资管理办法》赋予的职权形式对所属公司的管理职权，所涉及的公司经营层持股或变更股权持有状态，不属于众杰公司股东所享有的决策权范围。
19、2017年8月31日《股权转让合同》。拟证明：崔锡斌作为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经营层成员而依据《几点原则》受让众杰公司转让的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激励股权，同时，其因退休不再担任经营层职务而依据《几点原则》出让激励股权。与另一位上诉人瞿少林在退休时转让激励股权是一样的情形。因众杰公司已将持有的苏润实业集团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苏润投资公司，故崔锡斌出让其在苏润集团公司的激励股权理应归于苏润投资公司，不属于众杰公司，被上诉人与案涉股权转让无利害关系。
20、2017年11月15日《关于举报南通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包晓明相关问题的回复》。拟证明：天电公司上级主管单位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纪委已“初核确认，包晓明在民营企业持有的股份已于2013年7月5日和12月24日被苏润公司强行清退完毕，目前包晓明个人未持有众杰公司股份”。该事实与众杰公司庭审提交的相关证据一致，即自2013年12月24日包晓明等被上诉人在被苏润实业集团公司按照国家党纪规定和出资人出资规则进行清退后，其不再是出资人，与出资人之间的代持委托合同自然终止，随之丧失众杰公司股东的资格。被上诉人在众杰公司的股份之所以可被苏润实业集团公司强行清退且其不向苏润实业集团公司提出异议、主张权益，证明被上诉人明知众杰公司及所有用苏润信托资金投资设立的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无自行处置自己名下股权及公司资产的权利。各公司的股东权利的行使受制于实际控制人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和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被上诉人实际已不再是众杰公司代持股东，却仍以登记股东名义和对天生港电厂职工的控制权干扰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民营企业自主经营权。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不应当是双重性的，纪委核查确认的事实是客观事实，法院应依据事实认定被上诉人是否具有诉权，而不应以因被上诉人不配合而没有变更的工商登记作为认定依据。
于高明质证认为，同意众杰公司的举证意见。
包晓明、陆健生质证认为，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没有任何证明职务任免有权部门的章或签名，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不属于国资委139号文件清理对象，文件针对的不是众杰公司的出资人或股东。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组证据超过举证期间。内容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内容是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通报了退股事项，不是决议。根据《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第6条，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没有这一职权，也不符合《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办法》第8条所规定的强制退出的情形。对资金划款凭证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虽然2013年苏润实业集团公司在于高明等操作下单方作出退款行为，但是退款单上没有写明是出资款，只写退暂存款，我方以及所有人目前还有分红没有拿到，所以保留起诉的权利。《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办法》对退出有规定的。汇出人是驰宇公司，也与退出资款主体不符。没有任何主体、个人以及公司对退出出资作出任何决议。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是证明目的不对，撤诉是基于第一次诉讼以后，天电公司上级部门协调调解，法院审限即将到期，于高明等人有调解愿望下所作出的调解决定，但是撤诉后对方又不调解，所以我方才重新起诉。对第4-9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上述证据反映了众杰公司、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历史问题，与本案有关联性。对第10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反映了2008年以前苏润信托资金的历史，苏润信托资金当时叫众杰信托资金，《关于规范职工信托投资的通知》被后来的两个规则《苏润信托资金出资人代表大会工作规则》、《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办法》取代。对第11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没有提到股权激励，上诉人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没有证据支撑。对第1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能够证明众杰公司在苏润实业集团公司所持10.5%的股权转让给于高明等人、86.49%股权转让给苏润投资公司之前，苏润实业集团公司所有的行为确实受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领导，以及所有投资决定受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决定是正常的，但股权两次转让后已经完全脱离了苏润信托资金的管理和控制。对第13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证据在一审就已经存在，到二审再提供，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二审可以提交新证据范围。该会议纪要通篇没有拿苏润实业集团公司的股权进行激励的内容、可以拿的是苏润实业集团公司下属各公司。对第14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形式不合法。该份书证没有单位负责人签章、没有具体制作人的签名，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内容与于高明利益完全一致，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对第15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是达不到证明目的，根据资产负债表，到2012年12月31日，净资产是25亿元，2011年底净资产是33.4亿元，净资产减少8亿元。对第16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这组证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但对上诉人所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该份报告反映的是2012年度的情况，并非2011年度。根据2011年度苏润实业集团公司年检报告，2011年度净利润为1536.86万元，与案涉股权转让发生前的2010年度净利润15713.98万元相比大幅下降，表明上诉人主张的“积极性被调动”、“股权激励取得成效”没有依据。该份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反映，2012年度苏润实业集团公司所有者权益年初余额为33439.47万元，期末余额为25445.36万元，表明案涉股权转让发生后，众杰公司作为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大幅缩水的事实存在，也表明了案涉股权转让损害了众杰公司和苏润信托资金出资人的利益。对第17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也不能成立。理由：2013年7月26日，苏润信托资金召开出资人代表大会，选举出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新委员。自2013年7月26日起，于高明等人已经不具备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委员身份。因此，该次会议不合法。参加会议的6人中的2人为本案被告，另4人为于高明控制下的苏润投资公司和苏润实业集团公司高管，且根据《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第5条、第15条的规定，管理委员会由13名委员组成，管理委员会会议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即9人出席方可举行，所作决议必须经全体委员的过半数即7人通过方为有效。因此，该次会议的参加人员、会议程序均违反《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所作决议属无效决议。2015年1月，被上诉人已经提起本案诉讼。于高明于2016年8月召集该次会议，显然是为了维护其非法利益。根据众杰公司招股说明书，众杰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代表是由苏润信托资金出资人推举产生，并由职工以委托身份与自然人股东代表签订信托合同。因此，被上诉人享有的众杰公司股东代表身份是由苏润信托资金出资人直接授权，苏润信托资金管理委员会无权任免。同时，直至目前为止，被上诉人仍是众杰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与本案具有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利害关系，依法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对第18组、第19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该两组证据是上诉人在本案二审期间为了其需要而单方制作，举证也超过举证期限；对其关联性也不予认可，被上诉人诉讼请求针对的是于高明、瞿少林、崔锡斌从众杰公司取得苏润实业集团公司股权行为的合法性，与此后发生的转让行为无关。按照上诉人的逻辑，崔锡斌、瞿少林系因股权激励','2018-10-02
05:16:22',0,'web',NULL),(34839481,'794d95ee-1037-4ecc-9a55-f7d06f04a818','$(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92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文书ID\":\"794d95ee-1037-4ecc-9a55-f7d06f04a818\",\"案件名称\":\"田建平与雷军凤、傅亚明民间借贷纠纷执行裁定书\",\"案号\":\"（2015）鄂秭归执字第00368-1号\",\"审判程序\":\"\",\"上传日期\":\"\\\/Date(1455419149000)\\\/\",\"案件类型\":\"5\",\"补正文书\":\"2\",\"法院名称\":\"秭归县人民法院\",\"法院ID\":\"1921\",\"法院省份\":\"湖北\",\"法院地市\":\"宜昌市\",\"法院区县\":\"秭归县\",\"法院区域\":\"\",\"文书类型\":null,\"文书全文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不公开理由\":null,\"DocContent\":\"\",\"文本首部段落原文\":\"\",\"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诉讼记录段原文\":\"申请执行人田建平与被执行人雷军凤、傅亚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4）鄂秭归民初字第01140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申请执行人田建平于2015年7月30日向本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标的为：180000元。本院于2015年7月30日依法立案受理\",\"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裁判要旨段原文\":\"\",\"判决结果段原文\":\"\",\"附加原文\":\"\",\"文本尾部原文\":\"\"});$(document).attr(\"title\",\"田建平与雷军凤、傅亚明民间借贷纠纷执行裁定书\");$(\"#tdSource\").html(\"田建平与雷军凤、傅亚明民间借贷纠纷执行裁定书
（2015）鄂秭归执字第00368-1号\");$(\"#hidDocID\").val(\"794d95ee-1037-4ecc-9a55-f7d06f04a818\");$(\"#hidCaseName\").val(\"田建平与雷军凤、傅亚明民间借贷纠纷执行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5）鄂秭归执字第00368-1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秭归县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5\");$(\"#HidCourtID\").val(\"1921\");$(\"#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秭归县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执行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6-01-25\"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田建平,雷军凤,傅亚明\"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五十四条\',法条内容:\'第一百五十四条
系统尚未收录或引用有误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田建平与雷军凤、傅亚明民间借贷纠纷执行裁定书\\\\\",\\\\\"PubDate\\\\\":\\\\\"2016-0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