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7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仁涛。
委托代理人：吴畏，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庭。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汉蓉。
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罗德刚、周洪帆，湖北云开正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胡德新。
原审第三人：汪楚清。
原审第三人：郑云生。
原审第三人：张学英。
原审第三人：柏静霞。
原审第三人：徐子珍。
原审第三人：姚荣华。
原审第三人：刘金柱。
原审第三人：胡向红。
上列当事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建强，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南区汉南大道16号。
法定代表人：胡德新，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张幼方。
原审第三人：黄剑文。
原审第三人：钱昌凤。
上诉人赵仁涛因与被上诉人王玉庭、王汉蓉、原审被告胡德新、原审第三人汪楚清、郑云生、张学英、柏静霞、徐子珍、姚荣华、刘金柱、胡向红、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源公司）、张幼方、黄剑文、钱昌凤股东资格确认与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2014）鄂汉南民二初字第00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仁涛及其委托代理人吴畏，被上诉人王玉庭及王玉庭、王汉蓉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周洪帆，原审第三人汪楚清、郑云生、张学英、柏静霞、徐子珍、姚荣华、刘金柱、胡向红共同的委托代理人王建强、原审第三人茂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德新以及原审第三人张幼方、黄剑文、钱昌凤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1年11月2日，王玉庭、王汉蓉、胡德新、赵仁涛、张幼方、黄剑文、钱昌凤、汪楚清、郑云生、张学英、柏静霞、徐子珍、姚荣华、刘金柱、胡向红分别申请与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建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给予相应补偿，并分别签订了《国有企业改制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给予经济补偿协议书》。
2001年11月7日，胡德新等向武建二公司提出《改制申请》称，根据市政府（2000）102号文及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经公司本部和部分内退职工及物业管理人员集体研究，认为新公司成立基本条件已具备，现申请成立新的民营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12月4日，参与改制人员一致通过了改制实施方案。2001年12月10日，武建二公司给公司所属单位发出《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单位部分职工自由组合组建民营有限公司的批复》，其主要内容为：胡德新等人自由组合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改制方案、申请及职代会通过改制方案的意见已收悉。经公司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同意胡德新等人自由组合成立民营有限责任公司，并拟将本公司所属部分自管房及土地（经中介机构评估后）部分资产作为新成立的民营公司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资产补偿。
2001年12月20日，武建二公司向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呈交了《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所属部分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的请示》，其主要内容为：武建二公司所属部分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以职工持股形式，置换国有资产，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经研究，本公司对上述资产处置提出如下方案，并报请集团审批。一、改变职工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补偿总额为276720元（其中补偿15人总工龄为405.8年，每年591元，共计239828元；可享受系数补偿1人，工龄为32.9年，补偿系数标准为1.7，系数补偿额13611元；职工购买资产配股部分23281元）；二、武建二公司座落于武汉市武昌区纺机路19号的杨园办公楼评估价值160365.14元、座落于武汉市武昌区民主三村祥云山庄D栋二单元第二层201号商品房价值434469元，合计594834.14元，抵偿改制职工补偿费用276720元，抵偿后的差额部分318114.14元，由改制公司茂源公司与武建二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三、所有补偿资产待本处置方案批准后，即开始办理过户手续，商品房以售房合同为准，其他资产以胡德新等新公司付清武建二公司全部负债后予以转交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四、改制职工与武建二公司解除原劳动合同并获得补偿费用，同时以补偿费用置换资产。
2001年12月24日，茂源公司成立，该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显示，公司注册资金500000元，股东为胡德新和赵仁涛，胡德新以现金和实物出资300000元，持股60％；赵仁涛以实物出资200000元，持股40％。各方当事人均承认胡德新、赵仁涛并未实际出资，公司的资产全部来源于15人改制时补偿费用置换资产。
2001年12月30日，武汉建工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发出《武建二公司关于部分单位实行改制并对胡德新等15位同志予以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其主要内容为，原机关部室、退委会部分人员于2001年9月30日改制为茂源公司，公司与胡德新等15位同志签订的劳动合同予以解除，15位同志是王玉庭（补偿18814元）、王汉蓉（补偿15957元，胡德新应获得补偿19356元，赵仁涛应获得补偿4827元）、张幼方（补偿12116元）、黄剑文（补偿19405元）、钱昌凤（补偿13495元）、汪楚清（补偿19405元）、郑云生（补偿11870元）、张学英（补偿13495元）、柏静霞（补偿17435元）、徐子珍（补偿19011元）、姚荣华（补偿15957元）、刘金柱（补偿19356元）、胡向红（补偿19257元）。
根据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改制档案中的《茂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补偿统计表》显示，胡德新应获得工龄补偿19356元，系数补偿及买一送一补偿46283.5元，胡德新个人持股小计59600元；赵仁涛应获得工龄补偿4827元，买一送一补偿14827元，赵仁涛个人持股小计24827元；王玉庭应获得工龄补偿18814元，个人持股小计18814元；王汉蓉应获得工龄补偿15957元，个人持股小计15957元；张幼方应获得工龄补偿12116元，个人持股小计12116元；黄剑文应获得工龄补偿19405元，个人持股小计19405元；钱昌凤应获得工龄补偿13495元，个人持股小计13495元；汪楚清应获得工龄补偿19405元，个人持股小计19405元；郑云生应获得工龄补偿11870元，个人持股小计11870元；张学英应获得工龄补偿13495元，个人持股小计13495元；柏静霞应获得工龄补偿17435元，个人持股小计17435元；徐子珍应获得工龄补偿19011元，个人持股小计19011元；姚荣华应获得工龄补偿15957元，个人持股小计15957元；刘金柱应获得工龄补偿19356元，个人持股小计19356元；胡向红应获得工龄补偿19257元，个人持股小计19257元。合计300000元。
2002年7月1日，武建二公司与茂源公司签订了《关于对茂源公司资产处置（转让）及相关问题的处理协议》。其主要内容为：茂源公司参与改制人员15人，按300000元构成“公司”总股本，其中，公司应补偿资产总额为276768元。已明确的资产补偿内容及额度为祥云山庄写字间价值434470元，杨园办公楼评估价值120400元，小轿车40000元，合计594900元。此外对几处资产作零资产处置给茂源公司及关于对二公司部分自管房水电差额及房屋维修费补偿的处置办法作出了约定。
2002年7月23日，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针对武建二公司武二建经字（2002）16号文作出《武建集团关于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职工组合改制资产处置方案的批复》，同意《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所属部分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同意将用于职工改制的上述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过户到茂源公司，但须在茂源公司付清武建二公司全部负债后再予以转交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参与改制的职工与武建二公司解除原劳动合同，进入新企业的职工与改制后成立的企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明确新的劳动关系。
2002年11月30日，武建二公司向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呈交了《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所属部分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的资产补充处置方案的请示》，其主要内容为，武建二公司所属部分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以职工持股形式，置换国有资产，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经研究及与上述部分职工组合成立的茂源公司协商，根据武国评报字（2001）第082号文及市国资办评（2002）41号确认文、武正会评报字（2001）第04、05号、市国资办（2001）240号和（2001）281号确认文，拟将上述评估机构及市国资办确认的部分土地、房产部价值6677273.88元，处置给改制后的茂源公司。并约定部分土地、房产上288户自管房住户由茂源公司接管，茂源公司以承担同等价值债务的形式置换上述资产。2002年12月31日，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武建集团关于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所属部分职工组合改制资产处置的补充批复》同意了该请示。
2013年4月24日，茂源公司召开公司股东会，王玉庭、王汉蓉、胡德新、钱昌凤、汪楚清、郑云生、张学英、柏静霞、徐子珍、姚荣华、刘金柱、胡向红参加会议，赵仁涛、张幼方、黄剑文未参加会议。股东会作出如下决议：由于公司改制对股东登记不实，即由胡德新、赵仁涛二人代表全体股东持股，其中胡德新持股60％（××），赵仁涛40％（××）.为避免日后产生纷争，到会股东一致同意公司到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汉南区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股东出资金额及比例为：胡德新329**元，占总股本13.012％；赵仁涛4827元，占总股本1.905％；钱昌凤13495元，占总股本5.326％；张幼方12116元，占总股本4.782％；王玉庭18814元，占总股本7.426％；王汉蓉15957元，占总股本6.298％；黄剑文19405元，占总股本7.659％；汪楚清19405元，占总股本7.659％；郑云生11870元，占总股本4.685％；张学英13495元，占总股本5.326％；柏静霞17435元，占总股本6.881％；徐子珍19011元，占总股本7.503％；姚荣华15957元，占总股本6.298％；刘金柱19356元，占总股本7.639％；胡向红19257元，占总股本7.6％。王玉庭、王汉蓉、胡德新、钱昌凤、汪楚清、郑云生、张学英、柏静霞、徐子珍、姚荣华、刘金柱、胡向红共十二人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
原审另查明，汪楚清、郑云生、张学英、柏静霞、徐子珍、姚荣华、刘金柱、胡向红、黄剑文及王汉荣、王玉庭共十一人在茂源公司领取内退工资，其中王玉庭、汪楚清因在岗工作还领取在岗工资。胡德新、赵仁涛、钱昌凤、张幼方领取在岗工资。
原审还查明，2008年8月至2012年12月期间，胡德新先后收购了汪楚清、郑云生、柏静霞、徐子珍、姚荣华、刘金柱、胡向红、黄剑文、钱昌凤共九人全部股本金，收购后又将上述股本金全部转让给张学英（系胡德新妻子）。胡德新、张幼方、郑云生三人在武汉市公安局调查相关案件时所作的证词中均认可15人为股东，但对持股比例说法不一。赵仁涛在武汉市公安局调查相关案件时所作的证词中对股东及出资额只是引用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情况，并称实际上大家都没有出资，都是改制的资金，成立公司主要是为了获取一个改制的壳，参与改制的职工是15个人，但未明确15个人是股东。证人王某、胡某的证言与公司改制文件及张幼方、郑云生在武汉市公安局调查相关案件时所作的证词相一致。
王玉庭、王汉蓉原审诉称：两人系武建二公司职工。2001年该公司对包括两人在内的15名职工进行企业改制。2001年12月18日，15名职工通过了《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胡德新等部分职工改制方案》并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实施。改制方案规定，15名职工与武建二公司解除劳动关系，领取经济补偿金；并用经济补偿金作为股本金成立茂源公司。同时由该公司委托胡德新、赵仁涛作为股东代表，代持股份。根据改制方案规定，王玉庭将经济补偿金作为出资，并享有7.426%股权；王汉蓉将经济补偿金作为出资，并享有6.29%股权。茂源公司收取了15名股东缴纳资本金后，设立了股东名册并向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汉南分局申请设立登记，办理了以胡德新代持公司60%股权、赵仁涛代持公司40%股权的工商登记手续。为了避免日后为股权的问题产生纠纷，2013年4月24日，茂源公司召开股东会，到会股东一致同意，将改制时委托胡德新、赵仁涛代持的股权分别变更给股权实际所有人，并进一步查证核实15名股东分别持有的股权比例。但两被告迟迟拖延不予办理。为此，请求判令解除双方股权代持关系；判令胡德新、赵仁涛与茂源公司为王玉庭办理7.426%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为王汉蓉办理6.298%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本案诉讼费用由胡德新、赵仁涛承担。
胡德新原审辩称：王玉庭、王汉蓉要求解除股权代持关系一案，两股东出具的证据是充分真实，合理合法。改制时，本人是武建二公司改制领导小组成员，当时改制政策是国有企业员工通过改制组建新公司后，将买断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补偿金投入到新公司作为股本金组建股份公司。茂源公司的15名股东都是将改制买断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补偿金交给了公司，公司也收到了15名改制员工的补偿金，所以，15名员工肯定是公司的股东，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及武建二公司所有改制文件都能证明这一点。本人支持2013年4月24日茂源公司股东会决议，解除代持关系，由全体股东直接持股，并由茂源公司负责办理15名股东直接持股手续，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
赵仁涛原审辩称：一、茂源公司系由本人和胡德新自由组合于2001年12月24日经核准设立的民营有限公司。其股东范围没有争议。2001年12月1日，武建二公司向所属单位发出通知，同意公司员工胡德新、赵仁涛等解除劳动合同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自由组合成立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12月18日，武建二公司作出批复，同意胡德新等人自由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并拟将本公司所属部分自管房及土地资产作为职工改变身份的资产补偿。2001年12月20日，武建二公司向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发出请示，提出公司所属部分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职工改变国企身份的经济补偿方案和资产处置方案。2002年7月23日，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作出批复同意了这一方案。该批复确认15名职工改变身份的经济补偿总金额为239756元，又根据政策补胡德新136**元，两项合计253367元。此外，还配送23316.50元。以上补偿款以武建二公司划拨资产抵偿，多退少补。该《批复》第六条还规定，职工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合同，进入新企业的职工与企业重新签定劳动合同。以上过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茂源公司由本人和胡德新自由组合设立，不是武建二公司整体改制而成。工商登记资料具有公信力，直接反映公司的股东是本人和胡德新。其二，茂源公司成立的时间是2001年12月24日，而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资产抵改制职工经济补偿金的批复文件是2002年7月23日才下发并执行的，可见茂源公司的成立与改制没有直接的关系。其三，武建二公司对茂源公司的股东组成并不干预，是否成为股东，在于改制职工的意愿。其四，武建二公司的这一做法符合政策关于“职工自愿购股”的规定。
二、王玉庭、王汉蓉与茂源公司只有劳动合同关系，而没有股权投资关系，不应享有股东权利。实物资产并非直接支付给职工，而是无偿划入由“部分职工自由组合”新组建的茂源公司。茂源公司的义务是与这部分职工重新建立新的劳动合同关系，按时发放内退人员的工资，承担社会保险费用，直至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等。王玉庭、汪楚清属于内退职工，但因返聘在岗而同时发内退工资和岗位工资。张幼方参与公司所开发的所有项目，胡德新和本人均认可张幼方股东地位，但其股东地位并非基于2001年改制时的自由组合，包括王玉庭、王汉蓉在内的12名职工（张幼方除外），从未参与过公司的董事会或股东会，从未以任何方式参与过公司的管理，从未以任何方式分配过公司的红利，从未以任何方式承担过公司的亏损。其基于股权而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
三、王玉庭、王汉蓉所提供的有关证据不具有客观性与真实性，不能成立。
四、本案的实质在于胡德新通过所控制的茂源公司与王玉庭、王汉蓉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方式侵害本人所持有的股权，法庭应驳回王玉庭、王汉蓉的诉讼请求。其一，茂源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即由胡德新所实际控制。其二，王玉庭、王汉蓉向法庭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为茂源公司提供，且证据均不是形成于公司组建时。其三，胡德新与钱昌凤等9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把根本不存在的股权收购在自己手中，其目的就是通过此种方式侵吞本人的股权。其四，胡德新收购这些股权后，将其原价转让给其妻张学英，再由张学英出面来主张权利。
茂源公司原审述称：本公司是由武建二公司15名国有企业职工于2001年底改制组建的民营新公司。2001年12月，集团公司要求武建二公司年底前完成改制工作目标，多次催促年底前务必完成新公司工商注册登记工作，而公司当初并无资金，如果向15名员工收集资金办理注册登记肯定行不通，而公司不能注册，改制资金（资产）也不可能到位，故必须先注册公司，后接收武建二公司下拨改制资金。在改制资金及资产未到位的情况下，决定简化手续，由胡德新、赵仁涛两人为股东代表，于2001年12月24日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在注册时，胡德新垫付20万元注册资金，然后以祥云山庄写字楼227平方米房屋抵押置换30ＸＸ材物资，作为15人注册登记资本金。2002年初上级下发改制通知，同年底公司搬进了祥云山庄二楼办公。武建二公司关于胡德新等部分职工改制方案规定，拟进人员由少量总部人员、部分内退人员组成，人数控制在15人左右；公司股本构成为股东代表胡德新出资30万元（××），赵仁涛出资20万元（××），在本条款中已明确股东15人，胡德新、赵仁涛二人为股东代表。2002年7月1日，公司与武建二公司签订了资产处置（转让）及相关问题的处理协议，明确了本公司参加改制人员15人，按30万元构成公司总股本，其中公司应补偿资产总额27.68万元，具体为15人工龄合计405.88年，补偿额为23.9875万元；系数补偿1人（胡德新），系数标准0.7，工龄32.9年，补偿额为1.3611万元；“送一”部分为2.3281万元。由于没有现金，已明确的资产补偿额度为祥云山庄写字间43.447万元；杨园办公楼12.04万元；小轿车4万元。三项合计补偿总额为59.49万元。该资产补偿于2001年12月交付本公司。2004年7月祥云山庄写字间房屋、土地权证过户到位，小轿车于2002年过户到位。同年底，武建二公司对15人的经济补偿额制定了明细补偿额，本公司收到武建二公司转来15人经济补偿金（资产）。综上，本公司实收15名职工买断身份补偿及其它补偿金27.68万元，除此外，本公司没有另外收到胡德新、赵仁涛缴纳注册资本金。本公司没有收到胡德新30万元、赵仁涛20万元注册资本金，胡德新、赵仁涛两人是代持股；本公司支持2013年4月24日公司股东会决议，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汪楚清、郑云生、张学英、柏静霞、徐子珍、姚荣华、刘金柱、胡向红原审共同述称：两原告所述客观真实，所有改制资金全部进入了茂源公司，成为公司的资产，不管是目前持股的两被告还是原告、第三人，都没有进行实物、现金投资。要求落实2013年4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
张幼芳原审述称：本人从武建二公司改制到茂源公司时，胡德新跟本人没有谈过股东、股权的事，改制文件精神也未与本人谈过。十几年当中，没有召集15名员工开会，相互之间都不认识，只有反聘、内退的二三个职工到公司上班，其余的人都不认识。公司是自由组合，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都不知道。赵仁涛代理人的答辩都是实际情况。
黄剑文原审述称：本人是武建二公司职工，参加改制进入茂源公司，在公司成立时开了会，之后未参加过任何会议。所谓2013年4月的股东代表大会没有人通知本人参加，多年没有参加任何会议，本人身份从来未明确过，对整个情况本人不清楚。公司改制的文件也未看到，只是公司单独将15个人成立了一个新公司，当时在会上宣布本人是公司副经理，但从未要本人参加过会议。本人一直认为是公司职工。
钱昌凤原审未作陈述。
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一、王玉庭、王汉蓉是否为茂源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多少？是否应当为王玉庭、王汉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二、本案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赵仁涛利益？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实质是公司的股东是胡德新和赵仁涛两个人还是参与改制的15名职工以及股东之间持股比例多少，因此，本案纠纷系股东内部、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持股的数额及比例产生的争议。
我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是否具有股东资格，有两个方面要件，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以出资为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是实质要件的外在表现，即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记载和工商部门登记。但形式要件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涉及交易第三人时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以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但对于股权归属有争议的当事人之间而言，当事人应当提供取得股权的实质性证据。工商登记等外观形式本身没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在处理公司内部关系时，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记载、工商登记资料并非确认股东资格的唯一依据，如有证据证明登记事项与客观事实不符，应按查明的事实作出认定。
就本案而言，首先，从出资来看，各方当事人均承认茂源公司资本来源于本案15名职工的改制补偿费用置换的资产，除此之外，本案15名当事人包括胡德新、赵仁涛、张幼方没有一人向公司进行任何其他形式的出资，故本案15名当事人包括原告王玉庭、王汉蓉是茂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
其次，从企业改制的实际情况来看，15名职工分别与武建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给予相应补偿。2001年11月7日胡德新等向武建二公司提出的《改制申请》，载明公司本部和部分内退职工及物业管理人员集体研究，申请成立民营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12月10日武建二公司以《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单位部分职工自由组合组建民营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胡德新等人自由组合成立民营有限责任公司，并拟将本公司所属部分自管房及土地等资产作为新成立的民营公司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资产补偿。2001年12月20日武建二公司对其公司所属部分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以职工持股形式，置换国有资产，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事项，以《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所属部分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的请示》报请集团审批。2001年12月30日武汉建工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以《武建二公司关于部分单位实行改制并对胡德新等15位同志予以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同意原机关部室、退委会部分人员于2001年9月30日改制为茂源公司并明确了15名职工及其补偿额。2002年7月1日，武建二公司与茂源公司签订的《关于对茂源公司资产处置（转让）及相关问题的处理协议》。约定茂源公司参与改制人员15人，按300000元构成“公司”总股本。2002年7月23日，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针对武建二公司作出《武建集团关于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职工组合改制资产处置方案的批复》，同意《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所属部分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同意将用于职工改制的上述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过户到茂源公司；参与改制的职工与武建二公司解除原劳动合同，进入新企业的职工与改制后成立的企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明确新的劳动关系。2002年11月30日武建二公司《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所属部分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的资产补充处置方案的请示》、2002年12月31日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武建集团关于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所属部分职工组合改制资产处置的补充批复》，均明确规定武建二公司所属部分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以职工持股形式，置换国有资产，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改制档案中的《茂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补偿统计表》显示，15名职工均为茂源公司的股东。上述事实均表明，改制后15名职工包括王玉庭、王汉蓉既与改制后的茂源公司成立新的劳动关系也是公司的股东。
最后，证人王某、胡某是武建二公司的原领导，其证言证明15名职工改制后为茂源公司的股东，胡德新、张幼方、郑云生三人在武汉市公安局调查相关案件时所作的证词中均认可15名职工为茂源公司股东，王玉庭、王汉蓉、汪楚清、郑云生、张学英、柏静霞、徐子珍、姚荣华、刘金柱、胡向红在陈述时认为15名职工为茂源公司的股东，上述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与企业改制文件相一致，证明15名职工为公司股东。
综上所述，15名职工以其改制补偿费用置换的资产作为出资，向茂源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是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改制时文件规定15名职工以职工持股形式置换国有资产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成为茂源公司的股东及劳动者，且改制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本案15名当事人包括王玉庭、王汉蓉是茂源公司股东。虽然茂源公司成立时，工商登记股东为胡德新和赵仁涛，但胡德新和赵仁涛除改制补偿费用置换的资产作为出资外没有再额外出资，工商登记资料与客观事实不符，应按查明的事实作出认定。赵仁涛辩称茂源公司的股东只有其和胡德新两人，接收资产后的义务是与这部分职工重新建立新的劳动合同关系，按标准按时发放内退人员的工资承担社会保险费用直至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王玉庭、王汉蓉与茂源公司只有劳动合同关系而没有股权投资关系，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根据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改制档案中的《茂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补偿统计表》显示，胡德新等15名职工应获得工龄补偿合计300000元。这与2002年7月1日，武建二公司与茂源公司签订的《关于对茂源公司资产处置（转让）及相关问题的处理协议》中有关茂源公司参与改制人员15人，按300000元构成“公司”总股本内容相印证，且是档案资料，其证明力大于一般书证，而且在这一股权比例中除胡德新、赵仁涛与其他人有所区别外，其他人均是按改制补偿费用折算股权比例，符合企业改制的一般做法，考虑了胡德新、赵仁涛在改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因素，可予以采信。据此，王玉庭应获得工龄补偿18814元，个人持股小计18814元，持股比例为6.271％（18814÷300000×100％）；王汉蓉应获得工龄补偿15957元，个人持股小计15957元，持股比例为5.319％（15957÷300000×100％）。王玉庭、王汉蓉主张的持股比例依据不足，应部分予以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王玉庭、王汉蓉、第三人张幼方、黄剑文、钱昌凤、汪楚清、郑云生、张学英、柏静霞、徐子珍、姚荣华、刘金柱、胡向红共13人虽然未与胡德新、赵仁涛签订书面的代持股协议，但是根据改制文件、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王玉庭、王汉蓉、张幼方、黄剑文、钱昌凤、汪楚清、郑云生、张学英、柏静霞、徐子珍、姚荣华、刘金柱、胡向红等13人与胡德新、赵仁涛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代持股关系。该代持股关系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有效。且实际出资人在2013年4月24日的股东会议上已经取得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故对王玉庭、王汉蓉请求判令解除股权代持关系及胡德新、赵仁涛与茂源公司为王玉庭、王汉蓉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至于2013年4月24日茂源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应作为公司决议纠纷案，有异议的股东可以另行诉讼。2008年8月至2012年12月期间，胡德新先后收购了汪楚清、郑云生、柏静霞、徐子珍、姚荣华、刘金柱、胡向红、黄剑文、钱昌凤共九人的全部股本金后，又将上述股本金全部转让给张学英。此收购行为属何种性质及是否有效，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当事人可以另案诉讼。
关于本案是正当的维权诉讼还是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赵仁涛利益的虚假诉讼问题，原审认为，赵仁涛所主张的理由并不能必然得出胡德新通过所控制的茂源公司与王玉庭、王汉蓉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结论。
首先，胡德新实际控制茂源公司并不能必然导致恶意串通行为的产生。其次，王玉庭、王汉蓉向法庭提交的所有证据，均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汉市财政局的档案中存在，不是胡德新、茂源公司与两原告伪造的证据。相反，未被采信的不真实证据均为赵仁涛亲手制作并存放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汉市财政局的档案中。第三，胡德新收购钱昌凤等9人的股权，其目的并不一定是通过此种方式侵吞赵仁涛的股权，有可能是将9人名下的出资全部收至自己名下。第四、包括王玉庭、王汉蓉在内的职工十几年来没有行使股东权利，不能得出他们不是股东的结论，绝大多数隐名股东都没有行使股东权利。最后，虽然茂源公司所作出的答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原告与胡德新、茂源公司之间没有争议，但这并不能说明本案没有争议。赵仁涛是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因赵仁涛、张幼方、黄剑文对股权有不同意见，不同意到工商行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双方之间实质存在争议，诉讼是解决争议的最终途径，原告通过诉讼解决争议并无不当。因此，赵仁涛的理由并不能得出胡德新通过所控制的茂源公司与王玉庭、王汉蓉恶意串通侵吞其享有40％股权的唯一结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赵仁涛主张胡德新通过所控制的茂源公司与王玉庭、王汉蓉恶意串通，却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利益的事实，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赵仁涛主张的胡德新通过所控制的茂源公司与王玉庭、王汉蓉恶意串通侵吞其享有40％股权的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王玉庭、王汉蓉与胡德新、赵仁涛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胡德新、赵仁涛及茂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到公司登记机关将胡德新、赵仁涛名下的茂源公司6.271％股权、5.319％股权分别协助变更至王玉庭、王汉蓉名下。二、驳回王玉庭、王汉蓉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茂源公司负担。
上诉人赵仁涛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王玉庭、王汉蓉的起诉，或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王玉庭、王汉蓉承担。
上诉人认为：一、茂源公司系由上诉人赵仁涛和胡德新共同出资设立的民营有限公司，被上诉人王玉庭、王汉蓉不是茂源公司股东。该公司自成立之日起持续经营至今，经营状况良好，也从未进行股权变更登记。这一登记具有公信力，表明茂源公司的股东只有两位，即胡德新和赵仁涛。包括王玉庭、王汉蓉在内的13名改制职工与茂源公司之间系劳动合同关系，而非股权投资关系。本案中，参与改制的职工共有15人。其中，王玉庭、王汉蓉等13人原为武建二公司职工，除钱昌风、张幼方外，都属于内退职工。此外，胡德新在武汉建工（集团）公司和武建二公司均担任领导职务（副总经理），赵仁涛则是集团公司干部，自愿参与此次改制。根据武政办（2000）102号文第八条规定，以上15名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2001年12月1日，武建二公司向所属单位发出《关于同意以下员工脱离本公司自由组合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2001年12月18日，武建二公司作出《关于所属单位部分职工自由组合组建民营有限公司的批复》。2001年12月20日，武建二公司向集团发出《关于所属部分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的请示》。2002年7月23日，集团作出批复，同意该方案。批复确认15名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经济补偿总金额为239756元，又根据相关政策补给胡德新136**元，两项合计253367元。此外，还根据相关政策向改制职工配送23316.50元。以上补偿款以武建二公司划给民营有限公司的资产抵偿，多退少补。批复第六条还规定，参与改制的职工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合同，进入新企业的职工与改制后成立的企业重新签定劳动合同，确立新的劳动关系。
其次，武建二公司以及集团的所有文件均强调新组建的民营公司是“自由组合”，是否成为股东取决于这15名职工的意愿。因此，茂源公司是赵仁涛和胡德新自由组合、共同出资设立的公司，并非由武建二公司整体改制而成。武建二公司仍然作为国有企业存在。武建二公司将净资产无偿划入茂源公司，划入资产与经济补偿金相互结算。多划入的318150.64元，作为茂源公司负债。而茂源公司接收以上资产后，无条件接收除胡德新和赵仁涛以外的13名改制职工。故茂源公司与武建二公司之间构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
第三，根据武建企改字（2002）25号文第六条规定，茂源公司接收了划转的部分资产，对这部分职工的义务是重新建立新的劳动合同关系，按原标准按时发放内退工资，承担“社保”费用，直至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等。赵仁涛保存的一份2002年元月茂源公司“工资发放明细表”可证双方的劳动关系。茂源公司与王玉庭、王汉蓉之间不存在股权投资关系。
二、一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王玉庭、王汉蓉为茂源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违反法定程序，在实体上也缺乏事实依据，应予撤销。在程序上，本案属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赵仁涛以及胡德新不是适格的被告，应当裁定驳回王玉庭、王汉蓉的起诉。本案的实质是王玉庭、王汉蓉的股权资格能否确认，案由应当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王玉庭、王汉蓉只能以茂源公司为被告，而不应以赵仁涛、胡德新为被告。赵仁涛、胡德新由于与诉争的股权有利害关系，只能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鉴于赵仁涛以及胡德新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王玉庭、王汉蓉的起诉。其次，在实体上，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王玉庭、王汉蓉为茂源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本案中，茂源公司成立有十几年时间，包括王玉庭、王汉蓉在内的12名职工（张幼方除外）从未参与过茂源公司的董事会或股东会，从未以任何方式参与经营管理，分配红利，承担亏损。这进一步证明，这12名职工不可能是股东。张幼方在庭审中认可并承认公司开始只有胡德新和赵仁涛为股东。黄剑文也在法庭上陈述，改制时未明确他们是否为股东，未办理过任何参股手续，未行使过股东权利和参与公司经营，也未分配红利，承认自己是属于茂源公司职工，公司承诺把大家送到退休。
第三，一审法院以所调取的集团保存的《茂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补偿统计表》作为认定王玉庭、王汉蓉为茂源公司股东的依据，这一认定是错误的。其一，该表是改制前武建集团根据上引改制政策文件的精神以及参与改制的15名职工的实际情况测算出来的数据，如所有15名职工均同意成为新设立公司的股东，则按此表确认的金额计其持股比例。即是否成为新公司的股东遵循自愿原则。茂源公司注册资本金额为50万元，完全是赵、胡两人之间的事，与其余13名职工没有关系。
第四，王玉庭、王汉蓉一审中提供的另外一张《茂源装饰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补偿统计表（股本金）》（一审法院对此份证据不予认定）以及2013年4月24日《股东会决议》与该表的内容也不一致，即王玉庭、王汉蓉在起诉时连自己的持股比例都不清楚。说明无论是王玉庭、王汉蓉，还是胡德新，均未以该表来作为其股东身份的依据。
第五，一审法院在确认王玉庭、王汉蓉的股东资格以后，又认定了王玉庭、王汉蓉与赵仁涛、胡德新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但事实上，王玉庭、王汉蓉以及其它11人，与赵仁涛、胡德新之间从来没有签订过股权代持协议，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双方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
第六，2013年4月24日茂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没有法律效力。理由是：除胡德新、赵仁涛外其他任何人参与不具有合法身份。股东会未通知股东赵仁涛，以及张幼方、黄剑文参加。根据张学英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显示早在2008至2012年，有9人已将股权以原价转让给了胡德新，这9人已不是茂源公司股东。钱昌凤、柏静霞的签字是胡德新代签。《股东会决议》是胡德新参与伪造的。
三、本案的实质是胡德新通过所控制的茂源公司与王玉庭、王汉蓉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方式侵害另一被告赵仁涛所持有的茂源公司股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除本案外，汉南区法院审理了赵仁涛诉茂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2014年3月开庭）、武昌区法院审理了茂源公司诉赵仁涛欠款纠纷案。上述案件以及本案前期的委托代理人均不符合法律规定。
被上诉人王玉庭、王汉蓉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恳请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胡德新辩称：一审判决清楚，对出资认定也很清楚，一审判决合理合法。
原审第三人汪楚清、郑云生、张学英、柏静霞、徐子珍、姚荣华、刘金柱、胡向红述称：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茂源公司述称意见与胡德新一致。
原审第三人张幼方述称：股东会决议是虚假的，一审判决认定是不正确的，13名股东均未到，均没有签字，是会后才签字的。
原审第三人黄剑文述称：改制时公司意思表示不清楚，后来也未说明具体形式，股东大会也没有通知本人。
原审第三人钱昌凤述称：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的，也是虚假的签名，而且2013年的股东会议也没有开会，本人没有签名，要求查明事实，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股东，后被告知具有股东身份，并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购了股份。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当事人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王玉庭、王汉蓉经批准与武建二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两人的经济补偿金以资产划拨的方式投入茂源公司，王玉庭、王汉蓉是否为股东以及持股比例多少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本案中，从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若干实施意见》【武政办（2000）102号文】的规定看，改制形式包括职工持股，规定提出由职工和企业经营者共同出资购买国有资产，职工自愿购股。职工改制的经济补偿额从资产中扣除，转为职工个人在企业中的股份。事实表明，武建二公司是按上述规定对企业实施了改制。根据改制安排，王玉庭、王汉蓉与武建二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两人自愿将经济补偿金转为改制后新成立企业的股份，此后胡德新提交了以改制员工为主体成立有限公司的改制申请。武建二公司及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申请为基础作出了相关批复，其中武建二公司在2001年12月10日的批复中同意胡德新等人自由组合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改制方案，同意胡德新等人自由组合成立民营有限责任公司，并拟将本公司所属部分资产作为新成立的民营公司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资产补偿。武建二公司在2001年12月20日向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呈交的《资产处置方案的请示》以及2002年11月30日呈交的《资产补充处置方案的请示》中也明确指出由职工持股置换国有资产，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随后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批准了上述方案。因此，上述政策及改制方案应作为股东资格的判断依据加以采纳。胡德新代表员工提交了改制申请，而改制方案也得到了批复，王玉庭、王汉蓉自愿将经济补偿金转为股份，故王玉庭、王汉蓉的股东身份事实上在改制阶段即被固定，并非赵仁涛所称主管部门对职工持股不作干预。王玉庭、王汉蓉成为股东的意愿十分明确，至今两人无退出公司的意思表示，并且其投入的资产仍在公司发挥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规定，其股东身份应予确认。茂源公司成立后，未依法将王玉庭、王汉蓉股东身份记载于名册，工商档案虽登记胡德新、赵仁涛为股东，但除了胡德新、赵仁涛应得的补偿资产外，公司其余资产为13名职工补偿划拨的资产，客观上形成了代持股关系。该状况的形成既与改制方案不符，也违背了职工意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归属发生争议的，实际出资人以实际履行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规定，王玉庭、王','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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