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陕71行终6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白永东，男，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白尚东，男，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兴，女，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白仰东，男，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白维东，男，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白敬东，男，汉族。
诉讼代表人白永东，身份同前。
诉讼代表人白尚东，身份同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住所地：西安市灞桥区纺一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毅刚，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蔚，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思成，该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住所地：西安市蓝田县蓝关镇薛家村。
法定代表人韩小鹏，所长。
委托代理人胡伟，该戒毒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郭小斌，该戒毒所工作人员。
上诉人郑兴、白永东、白尚东、白仰东、白维东、白敬东与被上诉人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以下简称公安局灞桥分局）、西安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以下简称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公安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7）陕7102行初80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郑兴系受害人白某东之母，白永东、白尚东、白仰东、白维东、白敬东系受害人白某东兄弟。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被告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系西安市公安局的内设机构，故非本案适格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郑兴等六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证明涉案的行为系公安局灞桥分局、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共同实施。原审法院在立案后已向郑兴等六人释明，郑兴等六人起诉时应尽的义务，即在不符合共同被告的情形下，若坚持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则应初步证明行政行为确系被告共同做出，但郑兴等六人于2017年5月15日提交调取证据申请，请求向公安局灞桥分局、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调查取证受害人白某东身上多处伤害的原因。该申请实质上是以提交调取证据申请的方式将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转嫁给法院。人民法院作为裁判机关，仅能调取客观存在的特定证据，且系相对人因法律或客观原因存在取证障碍时依照申请人的申请向特定主体调取证据。本案中，违法行为是否存在，是待查证的事实，是在庭审中按照举证责任分配，由原、被告分别举证质证之后，由合议庭根据法律规定，证据的证明效力，客观规律，生活经验确定的法律真实。因此，若由法院介入调查，不但使法院失去了居中裁判的中立性，也使庭审调查失去了意义。本案涉及的行为是否存在、是否违法的证据均是由原、被告双方举证，而非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调查的内容。故郑兴等六人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郑兴、白永东、白尚东、白仰东、白维东、白敬东的起诉。本案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郑兴、白永东、白尚东、白仰东、白维东、白敬东。
郑兴、白永东、白尚东、白仰东、白维东、白敬东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一审法院认为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是西安市公安局的内设机构，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但一审法院未向上诉人进行释明，告知上诉人变更被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错误。同时本案是必要共同诉讼，公安局灞桥分局、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是本案共同被告，公安局灞桥分局将白某东送往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对白某东执行戒毒，后公安局灞桥分局将白某东从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接出，两个具体行政行为具有连续性，是二被上诉人共同作出的。二、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证明涉案的行为系二被上诉人共同实施”为由驳回起诉，没有法律依据。三、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白某东的死因和伤情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未委托鉴定机构对白某东的死因和伤情进行鉴定，违反法律的规定。四、一审法院没有经过开庭审理，就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违反法律的规定。五、上诉人提起的诉讼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1、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7）陕7102行初805号行政裁定；2、请求本案由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
被上诉人公安局灞桥分局辩称，一、白某东因吸食毒品于2017年2月23日被公安局灞桥分局查获，2017年2月24日，公安局灞桥分局依法对白某东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并于同日将白某东送至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执行戒毒。2017年3月8日，公安局灞桥分局收到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发出的《强戒人员所外就医变更社区戒毒呈请表》和《变更戒毒措施通知书》后，依照《戒毒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于2017年3月9日依法将白某东变更为社区戒毒。被上诉人公安局灞桥分局依法对白某东由强制隔离戒毒变更为社区戒毒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被上诉人对白某东的死亡不应承担责任。二、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裁定。
被上诉人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辩称，一、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是西安市公安局的内设机构，同时本案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是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作出的。二、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的并非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同时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在对白某东进行戒毒过程中所采取的行为都是严格按照相关操作规范和程序进行的，不存在违法行为。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另查明：2017年2月24日，公安局灞桥分局作出灞公（61011162）强戒决字[2017]39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决定对白某东强制隔离戒毒二年（自2017年2月24日至2019年2月24日），并于同日将白某东送至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执行戒毒。2017年3月9日，公安局灞桥分局作出灞公（61011162）社戒决字[2017]21号《社区戒毒决定书》，决定责令白某东接受社区戒毒三年（自2017年3月9日至2020年3月9日）。2017年3月9日，公安局灞桥分局将白某东从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送至上诉人郑兴家。2017年3月9日20时，白某东被送往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治疗，因病情危重，入院时已无生命体征，于3月9日21时30分死亡。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并针对一个确定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本案中，郑兴等六人一审提交的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西安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疏于管理，致受害人白某东被打得遍体鳞伤，以及西安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伙同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将生命垂危的白某东抛至其母亲家中致其死亡的行为违法。郑兴等六人起诉要求法院审查的行政行为涉及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履行法定监管职责和公安局灞桥分局、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将白某东送回其母亲家中的两个行政行为，其起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释明。”原审法院针对郑兴等六人的起诉，应该明确告知其选择一个行为进行诉讼。原审法院未履行释明告知义务，以郑兴等六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证明涉案的行为系公安局灞桥分局、市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共同实施，裁定驳回起诉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7）陕7102行初805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指令西安铁路运输法院继续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周玲玲
审 判 员 睢 涛
代理审判员 陈泉池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 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