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72民初238号
原告：重庆市万州区圣发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北滨路三段**号*单元801。组织机构代码：76886764-8。
法定代表人：代启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明勇，系该公司总经��。
委托代理人：韩德禄，重庆凯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方杰。
委托代理人：张思强，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重庆市万州区圣发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发公司”）因与被告方杰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2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因本案属海商合同纠纷，合同履行地、被告住所地均在本院管辖区域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大连、武汉、北海海事法院管辖区域和案件范围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本院享有管辖权。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孔令刚独任审理。同年5月12日和19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圣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明勇、韩德禄，方杰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思强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于同年7月10日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孔令刚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熊靖、人民陪审员马登科组成合议庭，于8月23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圣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明勇、韩德禄，方杰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思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圣发公司诉称：2014年9月22日和10月26日，圣发公司两次为方杰承运货物，但方杰一直未结清运费。2015年5月29日，方杰向圣发公司出具欠条，载明欠圣发公司运费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12万元、延期费6万元，合计18万元，在2015年年底付清。后圣发公司多次向方杰催收未果。圣发公司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请法院判令方杰：1、向圣发公司支付所欠运费18万元；2、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方杰辩称：1、圣发公司主张为方杰承运货物与事实严重不符，方杰只是货物运输合同的中介人，只收取中介费，并不是合��的当事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2、方杰向圣发公司出具的欠条是在受到诱骗和胁迫的情况下所写，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圣发公司的行为违法，该欠条不具有法律效力；3、“圣通18”轮货物运输合同的主体是重庆洋业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业公司”）和重庆圣明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明公司”），与圣发公司无关，圣发公司所持欠条不能证明其对方杰享有合法债权，且没有证据证明欠条存在的合法基础及事实，圣发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方杰与圣发公司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圣发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告圣发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欠条》（复印件）。拟证明方杰欠圣发公司运费及延期费18万元，因核对错误，欠条只载明“圣通18”轮，没有载��“弘帆65”轮。
证据二、《2014年方杰往来明细》（复印件）和《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的回复》。拟证明方杰与圣发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经济往来关系，方杰预先支付了部分运费。
证据三、“圣通18”轮《航次船舶签证申请单》（复印件）。拟证明圣发公司为方杰运输货物的事实。
在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圣发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四、“圣通18”轮《光船租赁合同》（原件）。拟证明：圣明公司与圣发公司属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代启明，财务人员也是同一班人员，虽然“圣通18”轮属于圣明公司所有，但由圣发公司租用，方杰的货物由圣发公司用“圣通18”轮承运。
证据五、“弘帆65”轮《光船租赁合同》（原件）《内河船舶航行日志》《航次船舶签证申请单》（复印���）。拟证明“弘帆65”轮为圣发公司租赁经营，租赁期间该轮装载了方杰托运的货物并延期的事实。
证据六、《账务交易往来》。拟证明在与圣发公司的运输业务中，方杰两次向圣发公司汇款，分别为49999元和5000元，委托刘德军通过农业银行向圣发公司转账1万元，委托洋业公司通过重庆航运交易所（以下简称“航交所”）向圣发公司转账18万、支付承兑汇票20万元，方杰尚欠圣发公司运费16万元。
经庭审质证，方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欠条的债权主体是圣明公司，并非圣发公司，“圣通18”轮没有延期，双方对延港费没有约定，欠条是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出具的，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二中《农业银行重庆分行回复》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9月20日支付的5000元与圣发公司记载的9月5日时间上有出入，汇款记录不能证明双方建立��合同关系，该证据无法达到圣发公司的证明目的；对《2014年方杰往来明细》的真实性无法确认，2015年1月7日的18万和2月14日的20万承兑汇票都是洋业公司支付，其他款项由方杰支付；对证据三、四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方杰对运输事实并不知情，由于圣发公司与圣明公司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关联公司，双方客观上存在造假的可能，且船舶光船租赁应以海事部门的登记为准，即使合同真实，也不能代表双方确立了光船租赁关系；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方杰没有关联，欠条上没有涉及“弘帆65”轮的运费；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正好证明圣发公司与洋业公司建立了合同关系，洋业公司也向圣发公司支付了运费。
本院认证认为，证据一经与原件核对无异，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二中的《农业银行重庆分行回复》，因方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二中的《2014年方杰往来明细》，虽然方杰有异议，但与证据六相同，而方杰对证据六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三、四、五，因与原件核对无异，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上述证据能否达到圣发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查明的案件事实综合认定。
被告方杰为了反驳圣发公司的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2014年10月29日《水路货物运输合同》。拟证明涉案货物运输合同是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峰公司”）与圣明公司签订，与圣发公司、方杰均没有关联，圣发公司、方杰均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
证据二、票号分别为500013373000738445、500013373000738447、500013373000738448、500013373000738450、500013373000738451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和进账单1份。拟证明“圣通18”轮项下的货物运输发票开具单位是圣明公司，圣明公司是承运人，受票单位和付款单位均为洋业公司，洋业公司为托运人，即实际履行涉案运输合同的是洋业公司和圣明公司，与圣发公司、方杰均没有关联，圣发公司、方杰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
证据三、编号为500013373000721326的《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弘帆65”轮项下的货物运输发票开具单位是圣发公司，圣发公司是承运人，受票单位为洋业公司，与方杰也没有关联，方杰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证据四、2016年3月18日《询问笔录》和《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
证人安某陈述：其原系洋业公司业务经理，因洋业公司没有船舶履行与建峰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便委托方杰联系船舶，方杰便将圣明公司介绍给洋业公司，并由方杰将书面合同拿洋业公司和圣明公司签字盖章，圣明公司的联系人徐家洪，具体运输由“圣通18”轮负责。后来圣明公司找方杰要运费，方杰通知其到重庆××海事处附近××大道边，其去后看到一辆别克牌轿车停在路边，包括方杰共有5个人在场，另4个人是和徐家洪一起的，是圣明公司的。圣明公司的人见到其后，要其支付“圣通18”轮的运费或出具欠条，其不同意，说只能代洋业公司出具欠条，他们又要方杰写欠条，方杰说是中介，也不同意出欠条。徐家洪等人软硬兼施，说方杰写一张假欠条让徐家洪回公司好交差，以后不要方杰偿还。由于不写欠条徐家洪等人不让离开，且听到徐家洪说以后不要偿付，在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方杰便按徐家洪陈述的内容写了欠条，之后，我也按徐家洪的要求在欠条上注明“证明人安某、周焕平��方杰运费”，出具欠条后我们才得以脱身。在僵持过程中徐家洪等人没有实施暴力，但双方言语上有冲突，不出欠条就不让方杰离开。由于法律意识差，且徐家洪说拿欠条只是回去交差，事后我和方杰均没有报警。
拟证明涉案货物的运输关系中，方杰仅仅是圣明公司、圣发公司与洋业公司之间的中介人，圣发公司持有的欠条也是胁迫方杰出具的，不是方杰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证明力。
证据五、方杰《交易明细》。拟证明方杰在出具欠条后，被诱导向圣发公司转款47400元。
证据六、《八一六农资有限公司运输交接单》（以下简称“《交接单》”）和《委托书》。拟证明“圣通18”轮承运人是洋业公司，实际承运人是圣明公司，发货人是建峰公司，运输合同是圣明公司与洋业公司签订，与圣发公司、方杰没有关联，方杰不是本案的适格��告。
在第三次开庭审理时，方杰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七、洋业公司的财务记账凭证。拟证明洋业公司与圣明公司建立的关于“圣通18”轮的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
证据八、2015年1月7日的进帐单。拟证明洋业公司向圣明公司支付了运费18万元，本案“圣通18”轮运输货物与方杰没有关系。
经庭审质证，圣发公司对证据一、二、三、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水路货物运输合同》是方杰为了开票而要求圣发公司补签的，涉案船舶属圣明公司所有，由圣发公司租赁来完成该笔业务，发票是由圣明公司开具；方杰向圣发公司付款是自愿的，不存在诱导、胁迫的情形；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方杰出具该欠条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情况，证人当庭的陈述与调查笔录内容有冲突，证人与方���存在利害关系，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六中的交接单的真实性认可，交接单是方杰在建峰公司盖章后交给圣发公司的，圣发公司按方杰指定的地方进行货物交接；对《委托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证明圣发公司与洋业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没有关联，业务的洽谈和实际的合作均是与方杰进行，增值税发票上之所以会出现洋业公司，是按方杰要求开具，圣发公司与洋业公司没有发生业务关系；对证据八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有异议，两次运输的60多万元运费分多次支付，不能因为受票人是洋业公司就认定合同发生在洋业公司与圣发公司之间。
本院认证认为，圣发公司对方杰提供的证据一、二、三、五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证据四，证人在《询问笔录》中与在法庭所���的陈述，均证明洋业公司为涉案货物的托运方，方杰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以及出具欠条不是方杰的真实意思，圣发公司有胁迫行为，且证言与增值税发票、《八一六农资有限公司运输交接单》和《委托书》上载明洋业公司为托运方的内容相互印证，圣发公司虽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对证人关于“洋业公司为涉案货物的托运方，方杰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出具欠条不是方杰的真实意思，以及不出具欠条徐家洪等人就不让离开”的证明内容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证据六，圣发公司对《交接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委托书》，是“圣通18”轮得以承运建峰公司货物的前提，也是圣发公司主张运费的基础，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且与双方提供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对其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并以此认定“圣通18”轮按洋业公司的委托书，从重庆涪陵白涛港装载尿素4800吨运至江苏南通港的事实；证据七系圣明公司在税务部门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八，因圣发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至于上述证据一、二、三、五是否与本案有关联以及能否达到方杰的证明目的，因涉及本案争议焦点，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
本院查明：
2014年9月初，洋业公司承接了建峰公司的肥料运输业务。由于洋业公司运力有限，洋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焕平安排分管业务的经理安某联系船舶，安某便与方杰联系。随后方杰便将上述情况告知徐家洪，徐家洪表示有船并愿意承运后，方杰又告知周焕平。之后，周焕平与徐家洪就运输事宜进行协商并达成了协议，双方约���由“圣通18”轮从重庆涪陵白涛港承运4800吨尿素到江苏南通港，运费67元/吨。周焕平按协商意见拟好合同并盖章后，交方杰拿圣明公司盖章。圣明公司在合同上盖章后，留存一份，另一份由方杰交洋业公司。合同签订后，洋业公司于同年9月16日向建峰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书》载明：“我公司现委托承运船舶“圣通18”轮前来贵公司承运“建峰”牌尿素及相关化肥产品，该承运船舶所有人重庆市万州区圣发船务有限公司，联系人身份证号码为，核准承运吨位5300吨，并由该承运船与贵公司办理货物交接手续，该船所承运的“建峰”牌尿素及相关化肥产品的装卸、运输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损失由我公司承担，不由贵公司负责。委托期限为2014年9月16日至2014年11月30日。”同年9月22日，“圣通18”轮按照约定在涪陵白涛港装载尿素4800吨后，建峰公司制作了《八一农资有限公司运输交接单》，交接单载明：单据日期2014年9月22日，发运单号TSPB201409220015，发货地点：成品船运，收货地点：船运：江苏高港（泰州），联系方式程刚，137××××8222，承运商洋业公司，运输工具“圣通18”轮，收货单位中农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货物品名建峰50KG尿素，实收数量4800吨，制表处加盖了建峰公司运输专用章，承运人处加盖了“圣通18”轮船章和船长的签名，收货单位也加盖了印章。10月26日，圣发公司安排“弘帆65”轮在重庆涪陵白涛港装载建峰公司的尿素4750吨，运往江苏南京新生圩港。
同年10月28日，圣明公司就“圣通18”轮货物运输产生的运费在重庆市万州区国家税务局第二分局开具了5张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329280元，5张发票均载明：承运人圣明公司，实际受票方洋业公司，发货人及收货人建峰公司，费用项目运费，起运港白涛，到达港高港，运输船舶“圣通18”轮，运输货物尿素，单价67元/吨。2015年3月30日，圣发公司就“弘帆65”轮货物运输产生的运费也在上述税务部门开具了1张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49400元，发票载明：承运人圣发公司，实际受票方洋业公司，发货人及收货人建峰公司，费用项目运费，运输船舶“弘帆65”轮，起运港涪陵，到达港南通。上述发票开具后，圣明公司和圣发公司均交付给洋业公司。就“圣通18”轮货物运输产生的运费，2014年9月10日，刘德军通过农业银行转账支付1万元；2015年1月7日，洋业公司通过航交所向圣明公司转账支付18万元；同年2月3日，方杰通过重庆农商行转账支付5万元。2月14日，洋业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向圣明公司支付“弘帆65”轮运费20万元。此后洋业公司因经营不善而停止经营，公司负责人周焕平不知去向。
为了获取“圣通18”轮运输的政府补贴，按照重庆航交所的规定，圣明公司于2014年11月14日在航交所网络交易平台补签了合同编号为HY0914111400005的《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并将合同打印盖章后交航交所，该合同载明：托运方建峰公司，承运方圣明公司，货物名称尿素，数量41914.63吨，起运港重庆市涪陵白涛，目的港江苏太仓高港，单价67元/吨，运费总额329280元，合同另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圣明公司在合同中将方杰作为建峰公司的签约代表，但建峰公司和方杰均未签名或盖章。
2015年5月29日，徐家洪、赵明勇等一行四人驾车在重庆××大道（重庆涪陵海事处附近）找到方杰，要求方杰支付“圣通18”轮和“弘帆65”轮剩余运费，遭到方杰拒绝。方杰认为运费系洋业公司欠圣明公司，要求圣发公司找洋业公司，并电话通知安某到现场。安某赶到后��徐家洪等人又要求安某支付运费或出具欠条，同样遭到安某拒绝，安某表示要出欠条也只能以洋业公司名义出具，徐家洪等人未同意。为此，徐家洪等人与方杰、安某僵持近两个小时，徐家洪称方杰不出欠条，其回公司不能交差，方杰随便写一张假欠条都行，以后又不要方杰偿还。考虑到不写欠条就不能离开，且徐家洪说以后不用支付，方杰便按徐家洪陈述的内容写了欠条，之后，安某也按徐家洪要求在欠条上注明“证明人安某、周焕平欠方杰运费”。出具欠条前，方杰未与徐家洪等人对“圣通18”轮和“弘帆65”轮剩余运费进行结算，欠条内容和金额均按徐家洪要求书写。徐家洪等人拿到欠条后随即离去。《欠条》载明：今欠到重庆圣发船务有限公司“圣通18”轮运费12万元、延期费6万元，合计18万元，尽量在2015年年底付清。欠款方方杰。欠条下方载明：安某、周焕平欠方杰运费，2015年5月29日。出具欠条后，方杰分4次向圣明公司财务人员赵冬梅付款47400元，分别为2015年8月2日、8月8日、8月27日、9月20日各通过重庆农商行手机银行转账5000元、9400元、28000元、5000元。
另查明，圣明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戴启平，圣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代启明，并非圣发公司代理人述称的“圣明公司与圣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代启明，属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关联公司，两公司财务人员也是同一班工作人员”。圣发公司与圣明公司签订的“圣通18”轮《光船租赁合同》、圣发公司与张永签订的“弘帆65”轮《光船租赁合同》均未向船舶登记机关办理光船租赁登记。
在洋业公司出具给建峰公司的《委托书》中，载明的承运船舶所有人圣发公司的联系人身份证号码为方杰的。
本院认为：
本案系通海水域货物运��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圣发公司与方杰均认可圣发公司提起诉讼的依据为方杰出具的欠条，圣发公司主张该欠条的形成基础系与方杰建立了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欠条系对方杰拖欠运费的确认，而方杰则抗辩与圣发公司未建立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并且出具欠条时受到圣发公司胁迫。因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一、圣发公司与方杰之间是否建立了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二、方杰向圣发公司出具的欠条能否推断出双方债权债务的基础法律关系成立。
焦点一、关于圣发公司与方杰之间是否建立了货物运输合同关系。
本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中，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承运人，另一方当事人是托运人或收货人。在本案中，虽然圣发公司主张拖欠涉案运费的合同相对方为圣发公司和方杰，但根据圣发公司主张“圣通18”轮运费而开具的5张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来看，承运人是圣明公司，托运人是洋业公司，收货人是建峰公司；根据圣发公司主张“弘帆65”轮运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来看，承运人是圣发公��，托运人是洋业公司，收货人是建峰公司，两艘船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示的托运人均不是方杰。
洋业公司出具给建峰公司的《委托书》中，洋业公司承认其委托“圣通18”轮承运建峰公司货物，而方杰为船方人员；在建峰公司出具的《交接单》上，载明承运人为洋业公司，承运船舶为“圣通18”轮。也即《委托书》和《交接单》上的委托人和托运人均不是方杰。庭审中，圣发公司自认圣明公司在航交所网络平台补签的《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就是“圣通18”轮运输货物的合同，而在该份补充合同中，托运人为建峰公司，承运人为圣明公司，方杰也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因此，根据上述事实综合判断，在圣发公司主张运费的运输合同中，方杰不是合同的托运人或收货人，圣发公司也不是“圣通18”轮运输合同的承运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虽然圣发公司主张与方杰建立了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但圣发公司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均不能证明圣发公司的主张成立，故根据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圣发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据此认定圣发公司与方杰之间未建立货物运输合同关系。
焦点二、方杰向圣发公司出具的欠条能否推断出双方债权债务的基础法律关系成立。
方杰向圣发公司出具了欠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该欠条成立的前提是方杰与圣发公司之间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以及圣发公司完成了合同约定的义务。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虽然圣发公司在要求方杰出具欠条过程中，未采取暴力手段，但圣发公司在语言上有威胁的意思，在行动上实施了方杰不出具欠条便不能离开的行为，且方杰与圣发公司并未建立运输合同关系，方杰向圣发公司出具欠条的基础法律关系并不存在，故该欠条的出具缺乏方杰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圣发公司持有欠条，但不能证明其对方杰享有合法债权。
综上，圣发公司与方杰未建立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圣发公司向方杰主张债权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出具欠条并非方杰真实的意思表示，该欠条对方杰没有约束力。对圣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
驳回重庆市万州区圣发船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原告重庆市万州区圣发船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13条第1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汇款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东湖支行，户名：湖北省财政厅非税收入财政专户，账号05×××69-1。银行凭据用途栏注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或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单位编码“103001”。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孔令刚
审 判 员 熊 靖
人民审判员 马登科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