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206民初1185号
原告：南京利华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禄口镇空港工业园纬七路。
法定代表人：毕书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长春，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强，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无锡市长安高分子材料厂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城塘村。
法定代表人：沈有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阙强，江苏神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怡赟，江苏神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南京利华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华公司）与被告无锡市长安高分子材料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4月5日、2017年8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利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长春、曾强及被告长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阙强、胡怡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利华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其公司与长安公司于2016年11月7日、2016年11月15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2.长安公司立即返还其公司支付的货款2297920元并支付占用该货款期间的损失（自2016年11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3.长安公司赔偿其公司损失1495159元；4.长安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11月7日、2016年11月15日，其公司与长安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2份，约定其公司向长安公司购买“锦纶6切片”共计256吨，并约定了单价、总金额、交货时间、付款时间等事项。合同签订后，其公司按约支付了全部货款3299840元，但长安公司未能按约供货。经其公司多次催促，长安公司仍拒绝履行合同。2017年2月15日，其公司无奈与他人重新签订了购货合同并支付了全部货款。其公司与长安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应予解除。截至其公司起诉之日，长安公司共供货80.8吨，价值1001920元，尚有175.2吨货物未供应，长安公司应返还该未供货物之货款2297920元。另外，其公司重新购买175.2吨货物向他人支付了货款3793079元，扣除长安公司针对该部分货款应返还的货款2297920元，其公司另行购货增加支出共计1495159元，该部分损失，长安公司也应予赔偿。
长安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利华公司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其公司并未违约，利华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依据。《产品购销合同》并未明确具体的交货时间，而是约定均衡供货。客观上，其公司也在2016年12月、2017年1月、3月、4月进行了均衡发货，其公司的交货时间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合同约定。退一步讲，即使双方对交货时间未约定，利华公司可以要求其公司随时履行，但也要给其公司合理的准备期限。况且，利华公司在起诉后还在接收其公司发货，也说明放弃了要求解除合同的权利。2.除利华公司主张收到的80.8吨货物外，其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23日、4月21日又向利华公司各交付了9.6吨的货物，故其公司已交付货物100吨。
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7日，利华公司与长安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1份，约定：利华公司向长安公司购买锦纶6切片128吨，单价12400元每吨，总金额为1587200元，交（提）货时间为均衡供货；交货地点为长安公司仓库，运输方式及到达港和费用由长安公司承担；结算方式及期限为货款需在2016年11月11日前汇到。
2016年11月15日，利华公司与长安公司又签订《产品购销合同》1份，约定：利华公司向长安公司购买锦纶6切片128吨，单价13380元每吨，总金额为1712640元，交（提）货时间为均衡供货；交货地点为长安公司仓库，运输方式及到达港和费用由长安公司承担；结算方式及期限为货款需在2016年11月18日前汇到。
2016年11月10日，利华公司向长安公司转账共计1587200元。2016年11月18日，利华公司又向长安公司转账共计1712640元。
2016年12月15日，长安公司向利华公司发出《发货通知》1份，载明：其公司与利华公司签订了两份合同，约定其向长安公司购买锦纶6切片共计256吨，其公司已按约支付了全部货款，但长安公司一直未能按合同供货，已严重影响其公司正常经营，导致其公司不能按期交货给客户，为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请长安公司在接函后10日后完成全部供货。
2017年1月17日，长安公司又向利华公司发出《发货通知》1份，载明：2016年12月14日，其公司发函要求长安公司于接函后10日内完成合同供货，但长安公司仍未履行，长安公司的违约行为已导致其公司重大损失，请长安公司务必在接本函后10日内完成全部供货；如届时长安公司仍不能完成全部的合同供货，其公司解除与长安公司的合同（不再另行通知），并要求长安公司依法赔偿其公司全部损失。
另查明：利华公司于2017年3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3月20日向长安公司送达应诉材料，长安公司于2017年3月22日予以签收。
诉讼中，长安公司称，在双方签订合同后，案涉标的物的价格是一直在上涨的。
诉讼中，利华公司为证明其损失，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利华公司与帝斯曼工程塑料（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斯曼公司）于2017年2月15日签订的《销售合同》及形式发票各1份。该组证据载明：利华公司向帝斯曼公司购买AKULON产品，数量为184.86吨，总金额为4002218.24元。
2.利华公司于2017年2月16日向帝斯曼公司付款的凭证，载明：利华公司总计向帝斯曼公司付款4002218.24元。
3.帝斯曼公司于2017年3月底开具给利华公司的金额共计4002218.2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发票载明的货物名称为尼龙6。利华公司称尼龙6和锦纶6切片是同种物质。
4.长安公司出具的产品性能说明，载明产品种类为PA6。
5.录音2份。录音1表明利华公司的业务员宋晓丽与长安公司的会计华丽英通话，该通话中提及了张家锐系长安公司业务员。
录音2系利华公司法定代表人毕书华与张家锐于2017年2月14日的通话，该通话记录载明以下内容：
毕书华：“……但是你说的这个方案，我接受不了啊，你那个东西还要我们一下子每吨要加几千块钱给你们，这个可能性不大的。”
张家锐：“毕总，我就是向和你谈谈，加个两千就差不多了。”
毕书华：“我不知道啊，反正你们现在还差我们185吨左右的货吧。”
张家锐：“对对，185吨。”
毕书华：“今天都已经17年的2月14日了，距我们签合同，我们大概十一月份签的，有三个多月四个月了已经，你们货这样带着发的话，我们接受不了的。”
张家锐：“毕总，这么弄，这个事情，我也左右不了了，说实在的，能做我们就做生意，能做就把这一单弄弄好，拖着也麻烦。”
毕书华：“我也知道，这个事情你做不了主，但是你们公司这样太欺负人了，你知道吧，现在价格一直往上涨，你们一直拖着不发，越拖价格越涨，然后你们想把这个成本算在我们头上，这个可能性不大的，按照合同我们所有的义务都完成了，你们现在找各种理由搞什么东西，实际上你们也是有货，你们只是说同意加价马上就能发，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公司所为，你们老板做到大，但是也不至于说一定要在乎这么一点钱，对不对，企业不是这么做，你们今天现在出厂价多少？”
张家锐：“现在两万一。”
毕书华：“啊，两万一出厂啊？”
张家锐：“对对，两万一。”
毕书华：“两万一出厂，你们的这个价格和当初的出厂价差的不少，差不多八九千块钱吧。”
张家锐：“正常要差到一倍。”
毕书华：“对啊，我怕它后面再涨，可能对你们更加不利，然后你把我们拖到现在，我们有些订单也做不了，然后我们也可能面临客户的索赔，到时候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我们是真的要找你们算账的，你给你们老板说一说，不能老是这么搞，这样搞大家两败俱伤何苦呢？”
张家锐：“我们的己内酰胺已经被原料供应方毁了三千五百吨的合同，这个行业内都知道的，如果不毁我们的合同，我们也不会这样。”
毕书华：“我知道，他毁合同你去找他啊，但是我们不是你们的出气筒啊。”
经质证，长安公司对上述利华公司与帝斯曼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付款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性能说明、录音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尼龙6、锦纶6、PA6是同一类产品，但同一类别下又分很多型号和规格，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利华公司向帝斯曼公司购买的产品与本案中其公司供应的产品是同一种；张家锐系其公司工作人员，但对录音2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此，本院遂限期长安公司就录音2的真实性与张家锐核实。后，张家锐至本院说明情况，张家锐称，上述录音2是真实的；其系长安公司业务员；尼龙6与锦纶6在行业内属同一种东西。
诉讼中，长安公司为证明其公司向利华公司的交货数量，向本院提供了发货单9份及收条3份，分别为：
1.2016年11月1日的发货单载明：数量为20吨，经办人为尹俊峰苏Ｂ×××××，收货人处无签字。
2.2016年11月18日的发货单载明：数量为16吨，经办人为尹俊峰苏Ｂ×××××，收货人处无签字。
3.2016年11月22日的发货单载明：数量为16吨，经办人处无人签字，收货人为朱玉连苏Ｂ×××××。
4.2016年12月30日的发货单载明：数量为9.6吨，经办人为吴某苏Ｂ×××××，收货人处无签字；
次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苏Ｂ×××××带回的PA6共计9.6吨”。该收条下方有“朱海兵”字样的签名。
5.2017年1月19日的发货单载明：数量为9.6吨，经办人为吴某苏Ｂ×××××，收货人下方有“朱海兵”字样的签名；
6.2017年2月18日的发货单载明：数量为9.6吨，经办人为吴某苏Ｂ×××××，收货人处无签字；
同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苏Ｂ×××××带回的PA6共计9.6吨”。该收条下方有“朱海兵”字样的签名。
7.2017年3月23日的发货单载明：数量为9.6吨，经办人为吴某苏Ｂ×××××，收货人处无签字；
同日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苏Ｂ×××××带回的PA6共计9.6吨”。该收条下方有“朱海兵”、“南京利华”字样的签名。
8.2017年4月21日的发货单载明：数量为9.6吨，经办人为吴某苏Ｂ×××××，收货人处有“朱海兵”字样的签名。
9.2017年5月17日的发货单载明：数量为20吨，经办人为苏Ｇ×××××，收货人为陶明亮；
同日，陶明亮出具《情况说明》1份，载明：其系苏Ｇ×××××驾驶员，受长安公司委托送白切片20吨前往利华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下午3：10分到达利华公司，该公司保安告知不让进厂，要联系收货人，收货人出来看了一下说拒收；后来其就返回长安公司。
经质证，利华公司不认可上述发货单及收条的真实性，但认可收到了长安公司于2017年2月18日之前所发的货物，即其公司共收到货物80.8吨；长安公司所主张的2017年3月23日、4月21日的发货，其公司没有收到。
因双方对长安公司交付货物的数量产生争议，长安公司申请证人吴某到庭作证。吴某称，其系货车司机，系个人经营，有时为长安公司送货；其有几次为长安公司向利华公司送货，每次都有人签收，签收的人签的都是“朱海兵”的名字，至于是不是朱海兵本人，其也不清楚；除了2017年4月21日的发货单以外，其余的由其送货的，有一张不能确认是谁签的，其余均是同一个人签的；2017年4月21日的发货单虽然签的也是“朱海兵”的名字，但签字的人和之前的几次不是同一个人；在发货单上签“朱海兵”名字的人均是女的；发货单的客户联是其随车带过去的，都交给了利华公司的人员，有的就复印了发货单，然后在复印件上签字再还给其，有的就直接出具收条；其在2017年4月21日送货之前，长安公司的人员告知其，如利华公司拒收货物，就让其拍下照片，后其当天到了利华公司，是利华公司的人员用叉车卸货的，其手中还有拍摄的利华公司大门的照片。
经质证，利华公司认为，其公司无法确认吴某的身份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证人的身份无法确定；长安公司是否履行了交货义务，不能仅凭证人证言来证实；2017年4月21日的发货单上的签字和之前发货单上的签字也不一样；另外，其公司已于2017年3月初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长安公司还向其公司继续发货不合常理。长安公司认为，吴某是货物的实际承运人，是合格的证人；如利华公司认为未收到2017年3月23日、4月21日的货物，本案就涉及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处理；2017年3月23日的发货单上的签字与此前的签字明显属于同一个人，其公司有理由相信利华公司收到了3月23日的发货单上的货物。
因双方对上述发货单中所谓朱海兵的签字亦产生争议，本院通知朱海兵（男性）本人到庭说明情况。朱海兵称，其系利华公司车间工人，平时负责车间工作，不负责收发货物；如有公司向其公司发货，一般是仓库人员签收；利华公司叫朱海兵的就其一个人；上述发货单和收条中的“朱海兵”字样的签名均不是其本人所签，其也没有见过。经质证，利华公司对朱海兵的陈述无异议。长安公司认为，显然送货单上签“朱海兵”名字的人和到庭的朱海兵并非同一个人，其公司有理由相信货物要么失窃，要么被侵占，请求移送公安机关。
以上事实，有《产品购销合同》、付款凭证、发货通知、发货通知（第二次）、《销售合同》、形式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汇款凭证、录音资料、发货单、收条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长安公司共向利华公司交货多少；二、长安公司在履行其公司与利华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利华公司是否有权解除案涉《产品购销合同》；三、如长安公司存在根本违约，利华公司的损失如何确定。
本院认为，利华公司与长安公司之间的《产品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相应的义务。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长安公司向利华公司供货共80.8吨。理由如下：1.长安公司提供了发货单及收条用以证明其公司向利华公司共供应了100吨货物，但从发货单及收条来看：2016年11月1日、2016年11月18日、2016年11月22日的发货单收货人处要么无人签字，要么签字的是运输人员；2016年12月30日、2017年1月19日、2017年2月18日、2017年3月23日、2017年4月21日的发货单或收条，载明的收货人均为朱海兵；朱海兵虽系利华公司工作人员，但其系男性，并非长安公司申请的证人吴某所陈述的女性工作人员，故可确定上述签有朱海兵名字的送货单或收条均非朱海兵本人所签；现长安公司无法明确上述发货单及收条系何人所签，利华公司又对此予以否认，长安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上述发货单及收条不能证明长安公司的送货情况。2.利华公司于2017年3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3月20日向长安公司送达应诉材料，长安公司于2017年3月22日予以签收，说明长安公司已清楚利华的诉讼请求事宜，但长安公司还于收到应诉材料的次日即2017年3月23日发货不合常理。另外，本院于2017年4月5日就本案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双方就证据也进行了质证，长安公司还于2017年4月21日自行向利华公司发货，也不合常理。3.利华公司现仅认可收到了80.8吨的货物，长安公司提供的证据又不足以证明利华公司收到了另外的19.2吨货物，故应以利华公司的陈述为准。故本院认定长安公司仅交付了80.8吨货物，尚余175.2吨货物未交付。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长安公司未及时全面供货，构成违约，利华公司有权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理由如下：1.双方在案涉《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了供货时间均为均衡供货，从字面意思及商业交易惯例来理解，应为在一段时间内平均供货，以满足购买方的需要。双方的合同分别签订于2016年11月7日、11月15日，按照长安公司的主张，其公司于2016年11月11日起至11月22日共发货52吨，也就是说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供应了合同约定的总供货量的五分之一，说明长安公司有短时间内供应大量货物的能力。但随后的2016年12月、2017年1月、2017年2月，长安公司却每个月仅供应9.6吨的货物，明显与前期合同履行情况区别明显，无法称之为均衡供货。2.退一步讲，即使双方签订的合同未明确约定具体的供货时间，但利华公司也分别于2016年12月15日、2017年1月17日向长安公司发出《发货通知》催促长安公司履行发货义务，且两次《发货通知》的间隔时间有1个月，已给予长安公司充分的准备时间，但在上述《发货通知》已明确告知长安公司不交货的后果的情况下，长安公司也未按上述通知的要求供货，而仅仅分别于2016年12月底及2017年1月各交付了9.6吨的货物。3.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陈述看，案涉标的物的价格波动较大，且在双方签订合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价格基本处于上涨阶段，此时，长安公司是否及时供货显然会严重影响利华公司的利益。从利华公司提供的与张家锐通话的录音来看，实质是长安公司要求利华公司加价购买产品。即使是因长安公司的上游供应商违约，也是长安公司与其公司供应商之间的纠纷，与利华公司无关，不能由利华公司承担相应的后果。综上，长安公司迟延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经利华公司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利华公司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双方分别于2016年11月7日、11月15日签订了两份合同，约定的货物数量均为128吨，但单价并不相同。现长安公司仅供应了80.8吨货物，该部分货物应系履行签订在前的合同，即2016年11月7日的合同。关于该合同，长安公司未供货的数量为47.2吨，又因该合同约定的货物单价为12400元每吨，故该部分未供货的货物价值585280元。另外，2016年11月15日的合同，应认定为长安公司未供货，该合同约定的货款为1712640元。现因利华公司主张解除合同，长安公司应返还利华公司多支付的货款2297920元（585280元+1712640元）。同时，因长安公司未就上述利华公司已支付的货款供货，在双方合同解除的情况下，长安公司还应赔偿利华公司该部分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利华公司于2016年11月18日前付清了所有款项，长安公司应向利华公司支付自2016年11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利华公司提供了其公司与帝斯曼公司之间的合同、形式发票、付款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可证明利华公司因长安公司未按约供货而向帝斯曼公司购买了同类产品。虽然帝斯曼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货物名称为尼龙6，但双方也认可尼龙6、锦纶6系同一类产品，且张家锐也称尼龙6和锦纶6在行业内是同一种东西，故利华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可证明其公司购买同类产品的价格，即案涉产品单价为为21649.995元/吨（4002218.24元/184.86吨）。上述单价比利华公司与长安公司签订的两份合同的标的物的单价均高，该部分高出的价格构成了利华公司的损失。因长安公司违约，该部分损失，应由长安公司予以赔偿。长安公司仅供应案涉合同项下货物80.8吨，尚余175.2吨货物未供。为此，利华公司向帝斯曼公司购买该部分货物对应的价值应为3793079元（21649.995元*175.2吨），扣除长安公司应返还的货款2297920元，利华公司为另行购买货物而额外增加的费用为1495159元。故利华公司现要求长安公司赔偿损失1495159元，应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南京利华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与无锡市长安高分子材料厂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7日、2017年11月15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
二、无锡市长安高分子材料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南京利华工程塑料有限公司返还货款229792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11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三、无锡市长安高分子材料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南京利华工程塑料有限公司的损失1495159元；
四、驳回南京利华工程塑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7641元，由无锡市长安高分子材料厂有限公司承担37439元（该款已由南京利华工程塑料有限公司预交，本院不再退还，无锡市长安高分子材料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直接支付给南京利华工程塑料有限公司），由南京利华工程塑料有限公司承担20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俊梅
人民陪审员 张 靖
人民陪审员 邓明生
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
书 记 员 孙庭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