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惠中法民二终字第3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惠东县白花镇谟岭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欧阳炜光，主任。
委托代理人：叶晨，广东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刁运新。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国洪。
上诉人刁运新、罗国洪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国庆，广东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富丰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景耀，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华贵，广东东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贲华，该公司副总经理。
原审被告：惠东县惠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泽照，经理。
上诉人惠东县白花镇谟岭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谟岭村委）、上诉人刁运新、罗国洪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富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丰公司）、原审被告惠东县惠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新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东县人民法院（2012）惠东法民二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岳淑敏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沈巍、代理审判员江玮组成合议庭，后变更为审判员沈巍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陈金升、代理审判员江玮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12年2月15日，富丰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依法确认谟岭村委分别与刁运新、罗国洪于2011年3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无效；2、谟岭村委停止侵害富丰公司权利，将登记在刁运新、罗国洪名下的谟岭村委惠新公司的股权恢复登记在谟岭村委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谟岭村委承担。
诉讼期间，富丰公司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和事实与理由内容，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撤销谟岭村委与刁运新和罗国洪之间以150万元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惠新公司股权的行为；2、谟岭村委停止侵害富丰公司权利，将惠新公司股权恢复登记在谟岭村委名下，排除对富丰公司通过审监程序或其它法律途径主张与谟岭村委恢复履行《关于企业改制暨合股经营惠新公司的协议书》及双方修订的《惠新公司章程》的妨碍；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谟岭村委承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1991年9月3日，谟岭村委注资人民币150万元成立惠新公司，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2002年9月2日，谟岭村委在未经村民会议表决同意的情况下，以《项目及股权转让合同书》、《产（股）权转让协议书》将惠新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深圳市恒运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恒运泰公司）。
2005年4月22日，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签订了一份《合同书》（下称：422合同），约定：由富丰公司为谟岭村委出资通过诉讼确认谟岭村委与恒运泰公司之间的《项目及股权转让合同书》、《产（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确认惠新公司归谟岭村委所有，胜诉后谟岭村委出让惠新公司的全部股权给富丰公司。2006年4月22日，经谟岭村委村民会议表决通过了《谟岭村委议决议》，同意履行422合同。
422合同签订后，富丰公司按合同履行了相关义务，在富丰公司的努力下谟岭村委胜诉，惠新公司所有权执行归谟岭村委。为履行422合同，2006年6月23日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签订了《关于企业改制暨合股经营惠新公司的协议书》（下称改制协议），约定对惠新公司进行改制，谟岭村委分两期出让惠新公司的全部股权给富丰公司，除200万元股权出让金外，谟岭村委可以获取富丰公司补偿款1000万元；谟岭村委先将惠新公司80%股权作价人民币120万元转让给富丰公司，再将惠新公司20%股权作价人民币80万元转让给富丰公司。合同订立当日，谟岭村委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富丰公司支付的惠新公司80%股权转让款，当日双方还修订了《惠新公司章程》。
2006年8月22日，谟岭村委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富丰公司，请求确认422合同及《关于合股设立项目公司协议书》无效，深圳中院作出（2006）深中法民二第288号判决，确认上述422合同有效，驳回了谟岭村委的诉讼请求。
2006年9月6日，在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上述422合同以及改制协议未解除的情况下，谟岭村委作出《关于村委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村民大会决议》，单方决定解除与富丰公司的上述合同，该行为侵害了富丰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自始无效。
2006年10月10日，富丰公司向惠东县人民法院起诉谟岭村委及惠新公司，要求确认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上述改制协议有效并判令谟岭村委履行改制协议。诉讼期间，由于恒运泰公司等不服原案判决，向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指令惠州中院再审。2007年3月29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惠中法民再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下称46号再审案判决），判决撤销（2006）惠中法民二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和惠东法民二初字第102号民事判决、驳回谟岭村委的诉讼请求。由于46号再审案判决导致惠新公司所有权不归谟岭村委，导致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改制协议及章程”无法履行。两审法院以46号再审案判决之情势变化为由，判决认定本案“改制协议及章程”合法有效，予以解除。
2011年5月9日，富丰公司查询得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46号再审案判决，惠新公司所有权仍归谟岭村委所有。因该案两审法院判决解除本案“改制协议及章程”的错误理由已得到纠正，富丰公司依法于2011年5月提起再审申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惠州中院再审。富丰公司申请再审期间，三谟岭村委恶意串通，依谟岭村委2006年9月6日单方作出的前述侵权、无效决议，于2011年8月22日将惠新公司股权转归刁运新与罗国洪，企图造成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之间的合同不能履行。
《合同法》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自始无效。2006年9月6日谟岭村委单方决定解除与富丰公司之间上述合同的决议侵害了富丰公司的合法权益，该决议依法自始无效。谟岭村委依上述侵权、无效决议于2011年3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仅以l50万元价格转让谟岭村委拥有的惠新公司全部股权，该合同不仅侵害富丰公司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谟岭村委集体可享有的富丰公司200万元转让价与l000万元补偿利益，该合同依法自始无效。
《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刁运新系谟岭村委村委会的代表，罗国洪是本案的关注者及投资人，他们均是本案的知情人和利害关系人。因此，在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期间，刁运新、罗国洪依谟岭村委与富丰公司未解除合同时单方侵权决议，订立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受让谟岭村委在谟岭村委惠新公司的股权，明显是与谟岭村委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他们并不属于善意第三人。
谟岭村委的上述行为损害了富丰公司的权利，该损害事实与谟岭村委违法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谟岭村委的行为已具备侵权行为责任构成的要件。依《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谟岭村委应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基本诉讼中变更的诉讼请求，富丰公司将民事起诉状第四页的事实与理由内容变更为，谟岭村委与富丰公司约定，富丰公司以200万元价格受让惠新公司股权，另补偿其1000万元，即富丰公司受让惠新公司股权约定对价为1200万元，加之富丰公司出资并推荐法律顾问代表谟岭村委起诉恒运泰公司为挽回惠新公司的实际付出，富丰公司受让惠新公司股权的对价远超过1200万元。谟岭村委收取富丰公司首期80%股权转让款项后，在双方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以150万元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惠新公司全部股权转让转给刁运新和罗国洪，刁运新和罗国洪明知该情形仍以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受让惠新公司全部股权。
《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规定，债是权利和义务关系。谟岭村对于富丰公司是负有转让惠新公司股权义务的债务人。依《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刁运新系谟岭村委的代表，罗国洪是本案的关注者及投资人，他们均是本案的知情人和利害关系人。因此，在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期间，刁运新及罗国洪依谟岭村委与富丰公司未解除合同时单方侵权决议，订立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受让谟岭村委在惠新公司的股权，明显是与谟岭村委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他们并不属于善意第三人。
谟岭村委辩称：本案富丰公司既不属于合适的权利、义务主体，也无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诉讼。理由：一是富丰公司的诉求为依法撤销谟岭村委与刁运新、罗国洪转让股权行为，按照本案富丰公司所引述的合同法相关法律规定，而本案中富丰公司所诉请的两个主要合同文件，即改制股权合同书及惠新公司章程已被惠州中院、广东高院予以解除，且上述裁判文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按合同法规定，解除合同意味着权利义务终止，因此，富丰公司、谟岭村委已不存在民事权利义务法律关系，富丰公司已经不具备可撤销债务人与第三人权利、义务的资格。富丰公司第二项诉求即排除富丰公司行使相关权利的妨碍，惠中法民再字第40号判决确定解除原、谟岭村委之间的合同，因此，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之间的权利义务相应终止。
本案谟岭村委、刁运新、罗国洪转让惠新公司股权的行为，发生于法院判决已经判令富丰公司诉请的两份合同被解除之后，因此，谟岭村委将股权转让给刁运新、罗国洪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危及富丰公司债权的情况，属于谟岭村委自由处分股权的行为。富丰公司多次滥用诉求，富丰公司已经进行了四次民事诉讼，对惠新公司及其他谟岭村委造成了巨大损失，如富丰公司继续诉讼的，希望法庭明察，驳回富丰公司诉求。
刁运新、罗国洪共同辩称：富丰公司不是合法债权人，无资格提起撤销权诉讼，依据合同法第74条规定，提起撤销权的主体必须是债权人，且必须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且受让人知道该损害行为。本案中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签订的两份合同，已经两份判决确定解除，且已经执行完毕，富丰公司收回了投资款。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之间无任何权利、义务关系，不具备提起撤销权的主体资格，故请求驳回诉求。
由于富丰公司非合法债权人，其第二项诉求无法律依据，应驳回。答辩人与谟岭村委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答辩人一直履行义务，且已经办理了工商登记，具有公示公信力。答辩人以合法方式和合理的价格受让了惠新公司的股权，不存在串通的行为，该转让行为已经通过谟岭村民大会通过，且已经工商局审批后进行公告，程序合法，受让价格经过了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合理公允。答辩人善意取得惠新公司股权，属于善意第三人，无任何过错。因为答辩人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惠新公司的股权属于自由流转状态，未经查封冻结，故答辩人认为自身属于善意第三人善意取得股权，故请求驳回。
惠新公司辩称：刁运新、罗国洪与谟岭村委的《股权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2011年3月8日，刁运新、罗国洪分别与谟岭村委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书》，合同对股权转入、双方承诺、违约责任、纠纷解决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刁运新、罗国洪也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同日，谟岭村委及村民代表大会通过表决，同意对答辩人进行改制，且同意将答辩人全部股权转让给刁运新、罗国洪。2011年3月至8月，答辩人分别向白花镇政府、惠东县工商局申请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并得到同意。2011年8月22日，答辩人股权变更登记至刁运新、罗国洪名下。在三方进行股权转让前，谟岭村委是答辩人的股东，其股权处于自然流转状态。从而谟岭村委、刁运新、罗国洪之间的股权转让符合《公司法》对于股权转让的有关规定，价格合理、公允，未损害他人利益，未违反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也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之情形，其《股权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富丰公司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富丰公司无权提出撤销刁运新、罗国洪与谟岭村委的《股权转让合同书》，不具有撤销权，不是本案适格的富丰公司，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依据合同法第74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规定。撤销权行使的主体为债权人，而本案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没有债权债务关系，2013年6月25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2011）惠中法民再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本院（2008）惠中法民二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富丰公司的诉请未得到法院的支持，且该判决为终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至此，《关于企业改制暨合股经营惠新公司的协议书》及双方修订的《惠新公司章程》已再次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解除，至此谟岭村委不再负有向富丰公司转让股权之义务，富丰公司并非债权人，无权提出撤销刁运新、罗国洪与谟岭村委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所以富丰公司不是本案适格富丰公司，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起诉。
富丰公司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存在法律障碍，其第二项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2013年6月25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2011）惠中法民再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本院（2008）惠中法民二终字第l3号《民事判决》”，富丰公司的申诉未得到法院的支持，且（2011）惠中法民再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为终审判决。被答辩人所主张的恢复履行的《关于企业改制暨合股经营惠新公司的协议书》及双方修订的《惠新公司章程》被认定解除，审监程序也因此终结。故而富丰公司第二项诉讼请求要求将惠新公司股权恢复登记在谟岭村委名下，排除富丰公司通过审监程序或其他法律途径恢复上述合同及章程的妨碍的诉讼请求明显与生效法律文书相抵触，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其第二项诉请应予以驳回。
本案程序。谟岭村委、刁运新、罗国洪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并依法办理完毕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富丰公司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与谟岭村委的合同解除，从而对答辩人的股权不再享有任何权益，谟岭村委、刁运新、罗国洪未侵犯其任何权益，其第二项诉讼请求称要求谟岭村委停止侵害富丰公司权利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同时富丰公司要求将登记在刁运新、罗国洪名下的股权恢复登记至谟岭村委名下，应当以惠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为谟岭村委，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富丰公司起诉错误。故而富丰公司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在富丰公司的起诉状中，并未要求答辩人承担任何具体的法律责任或履行任何义务，故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综上，谟岭村委、刁运新、罗国洪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刁运新、罗国洪已合法取得答辩人的股权，富丰公司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其起诉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因此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91年9月3日，谟岭村委申请开办了惠新公司，注册资金150万元，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
2002年9月2日，谟岭村委与案外人深圳市恒运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运泰公司）签订一份《项目及股权转让合同书》，将惠新公司的股权及包括该企业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在内的全部资产，作价人民1100万元转让给恒运泰公司。
2005年4月22日，谟岭村委与富丰公司订立《合同书》（以下简称“422合同”）约定，先由富丰公司为谟岭村委出资通过诉讼恢复已丧失的惠新公司及其《征地协议》项下的权益，再由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及惠新公司成立项目公司开发《征地协议》项下的土地，谟岭村委最终通过出让股权获取利益。上述“422合同”已经谟岭村委村民会议表决通过。
2005年4月26日，富丰公司出资并为谟岭村委推荐法律顾问代表谟岭村委向原审法院提起了确认之诉。惠东县人民法院一审【案号：（2005）惠东法民二初字第102号】判决：“一、谟岭村委与恒运泰公司于2002年9月2日签订的《项目及股权转让合同书》、以及2004年8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均无效；二、恒运泰公司与陈御雄、白祥虎签订的《产（股）权转让协议书》不成立；……四、惠新公司仍归谟岭村委所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月6日作出终审判决【案号：（2005）惠中法民二终字第149号】判定：“一、维持惠东县人民法院（2005）惠中法民二终字第149号第一、二、三、四、六、七判项以及诉讼费承担部分……”。判决生效后，通过强制执行，将惠新公司的出资人恢复登记为谟岭村委。
2006年6月23日，为履行前述“422合同”，谟岭村委与富丰公司签订了一份《关于企业改制暨合股经营惠新公司的协议书》（该协议实为股权转让合同），一致同意对惠新公司进行改制，由双方共同投资经营惠新公司，共同开发经营惠新公司名下房地产业。双方当日还修订了《惠新公司章程》（下称“协议与章程”）。依上述该“协议与章程”，富丰公司最终以1200万元受让惠新公100%股权。富丰公司于该“协议与章程”签订之日，向谟岭村委支付了惠新公司80%股权出让金120万元。
2006年8月22日，谟岭村委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富丰公司，请求确认“422合同”及《关于合股设立项目公司协议书》无效，深圳中院作出（2006）深中法民二初第28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富丰公司和谟岭村委签订的“422合同”不违反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问题。谟岭村委关于确认上述“422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等事实，判决驳回了谟岭村委的诉讼请求。
2006年9月4日，涉案“协议与章程”未解除的情况下，本案谟岭村委收取本案刁运新、罗国洪150万元，并于2006年9月6日与本案刁运新、罗国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150万元的价格将惠新公司全部股权转让转给本案刁运新、罗国洪。
2006年10月10日，富丰公司起诉本案被告谟岭村委和惠新公司【案号：（2006）惠东法民二初字第134号】，要求确认涉案“协议与章程”有效及本案谟岭村委履行涉案“协议与章程”。诉讼期间，因案外人恒运泰公司对上述惠东县人民法院（2005）惠东法民二初字第102号《民事判决书》和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惠中法民二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书》不服申请再审，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3月29日作出（2006）惠中法民再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谟岭村委的诉讼请求，惠新公司所有权不归谟岭村委所有。据此，惠东县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11日作出（2006）惠东法民二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以情势变化（即惠新公司所有权不归谟岭村委所有）为由，认定涉案“协议与章程”合法有效，予以解除；谟岭村委返还股权转让金120万元给富丰公司及驳回富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4月7日作出（2008）惠中法民二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富丰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21日作出裁定，驳回富丰公司的再审申请。
因谟岭村委对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惠中法民再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不服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5日作出（2007）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惠中法民再字第46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惠中法民二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以及诉讼费承担部分……”，故惠新公司所有权又归本案谟岭村委所有。
2011年3月8日，谟岭村委在未告知富丰公司情况下，再次与刁运新、罗国洪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将惠新公司的49%股权以73.5万元转让给刁运新，将惠新公司的51%股权以76.5万元转让给罗国洪。同日，谟岭村委作出《关于谟岭村委会和村民与惠新实业发展公司脱钩和惠新公司改制出让的决定》及《关于惠东县惠新实业发展公司个人购买公司产权的批复》，将惠新公司出让给刁运新、罗国洪，惠新公司的公司性质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于2011年8月17日向相关工商行政部门申请变更惠新公司工商登记资料。2011年8月22日，经惠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惠新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为刁运新（持股49%）、罗国洪（持股51%）。
2011年5月18日，富丰公司在得知（2007）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内容后，不服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惠中法民二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2011年10月1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粤高法民二再申字第12号民事裁定，指令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惠中法民二终字第13号案再审期间【案号：（2011）惠中法民再字第40号】，富丰公司于2012年2月1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2013年6月25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惠中法民再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以“原二审判决的主要依据已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但目前惠新公司的所有权属于案外人，导致双方的合同事实上仍不能继续履行”为由，判决维持（2008）惠中法民二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富丰公司在知悉上述判决结果后，向本院申请变更了诉讼请求，并向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已于2013年9月3日作出《受理通知书》，决定受理。2013年9月18日，富丰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申请，以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受理富丰公司的抗诉申请为由，申请中止本案审理。2014年3月14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民抗字（2014）46号《民事抗诉书》，就（2011）惠中法民再字第40号案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2014年4月21日作出（2014）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2011）惠中法民再字第40号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
本案立案后，罗国洪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应由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管辖，请求将本案移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原审法院于2012年4月1日依法作出（2012）惠东法民二初字第4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罗国洪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罗国洪不服裁定上诉至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6日作出（2012）惠中法立民终字第2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并于2013年3月3日向富丰公司公告送达第242号民事裁定书。
诉讼期间，应富丰公司的申请，原审法院依法作出民事裁定，冻结了刁运新、罗国洪持有惠东县惠新公司的股权（其中刁运新持有惠新公司49%股权，罗国洪持有惠新公司51%股权）。
原审法院裁判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2006年6月23日，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签订本案的“协议与章程”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自上述“协议与章程”签订之日起，富丰公司成为惠新公司股权实际权利人。股权变更登记制度的主要目的为公示和公信，在实际权利人与表征权利人之间，股权登记效力非绝对性，即允许实际权利人通过举证证明自己乃真正的权利人，从而否定权利的表征。
在富丰公司要求确认涉案“协议与章程”有效及本案谟岭村委履行涉案“协议与章程”的诉讼案件中，虽然一审【案号：（2006）惠东法民二初字第134号】和二审【案号：（2008）惠中法民二终字第13号】法院的民事判决是判令解除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之间签订的“协议与章程”，但上述解除的依据是因为当时情势变化【即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惠中法民再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判定惠新公司所有权不归谟岭村委所有，导致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之间签订的“协议与章程”不能履行】，但仍认定涉案“协议与章程”是合法有效。此后因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07）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163号民事判决判令惠新公司所有权归谟岭村委所有，故上述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之间签订的“协议与章程”不能履行的情形已经消失，即此时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签订的“协议与章程”是处在可履行合同权利和义务的持续状态之下。
此后经富丰公司申请再审，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惠中法民再字第40号民事判决虽然维持了原中院的（2008）惠中法民二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但在该判决中仍认定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签订的“协议与章程”合法有效，并认为虽然原二审判决的主要依据发生情势变化【即（2006）惠中法民再字第46号民事判决已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163号民事判决撤销，惠新公司所有权又归谟岭村委），但由于在40号案再审前，谟岭村委在未告知富丰公司情况下将惠新公司股权登记至刁运新、罗国洪名下，仍导致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之间的合同根本上无法得到有效履行。但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14）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49号《民事裁定书》内容表明，富丰公司现已通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主张恢复履行涉案“协议与章程”的诉讼，故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之间关于履行涉案“协议与章程”同样处于持续状态之下，富丰公司具备涉案“协议与章程”的权利人身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的规定，富丰公司是本案“协议与章程”项下债权人，具备作为债权人撤销之诉中作为富丰公司的主体资格。故谟岭村委辩称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之间的合同已判决解除，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辩解，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2006年9月4日谟岭村委收取刁运新、罗国洪关于惠新公司股权转让款150万元。2006年9月6日谟岭村委分别与刁运新、罗国洪订立了《股权转让合同》，将惠新公司股权转证给刁运新、罗国洪。2011年3月8日谟岭村委分别与刁运新、罗国洪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仅用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虽然涉案股权变更发生在据以解除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涉案“协议与章程”一审、二审终审之后，但谟岭村委将惠新公司股权“一女二嫁”转归刁运新、罗国洪的行为实际发生在2006年9月6日，即惠东县人民法院（2006）惠东法民二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惠中法民二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涉案“协议与章程”之前。谟岭村委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造成富丰公司已受让的惠新公司80%股权以及待受让的股权无法办理变更登记。2011年8月22日，谟岭村委到工商行政部门将惠新公司股东变更为刁运新（持股49%）、罗国洪（持股51%），损害了富丰公司通过审监程序主张恢复履行涉案“协议与章程”的权利。该损害事实与谟岭村委违法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此，谟岭村委的行为已具备“行为违法”“有损害的事实”及“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之侵权行为责任构成的三要件。涉案股权变更，是该侵权行为的继续与造成的后果。
2002年9月2日，恒运泰公司向谟岭村委受让惠新公司股权的对价为1100万元；2006年6月23日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约定受让惠新公司股权的实际对价为1200万元。谟岭村委收取富丰公司首期80%股权转让款后，以仅150万元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惠新公司股权转让转给刁运新、罗国洪，刁运新、罗国洪明知该情形仍以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受让惠新公司全部股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的规定，谟岭村委对于富丰公司是本案“协议与章程”项下债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规定，谟岭村委受让惠新公司股权行为显然不具备《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有关“善意”与“合理的价格”之规定。富丰公司请求撤销该行为，证据充足，理由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法律没有规定申请执行后不可以申请再审和申诉，谟岭村委关于因富丰公司已申请执行属于放弃行使通过审监程序主张恢复履行“协议与章程”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另，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惠中法民再字第40号案审理的是富丰公司与谟岭村委“协议与章程”的效力与履行的争议；本案是因谟岭村委将惠新公司股权再次转让，且以明显低价转让股权合同引发的争议，富丰公司本案第一项诉请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上述两案案由和适用法律不同，谟岭村委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惠中法民再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提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惠中法民再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维持解除“协议与章程”的判决，已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提审及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故富丰公司是拥有通过审监程序或其它法律途径主张与谟岭村委一恢复履行“协议与章程”的权利，并正在依法行使该权利。谟岭村委的行为侵害了富丰公司的权利，且对富丰公司通过审监程序或其它法律途径主张与谟岭村委恢复履行“协议与章程”构成妨碍。但富丰公司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与本案审理的债权人撤销权之诉之间是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富丰公司诉请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惠东县白花镇谟岭村民委员会与被告刁运新、罗国洪之间转让惠东县惠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行为。
二、驳回原告深圳市富丰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300元、保全费5000元共23300元，由被告惠东县白花镇谟岭村民委员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宣判后，上诉人谟岭村委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惠东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惠东法民二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中的第一项判决；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审法院在基本事实认定上不顾原被告质证过的证据，一味选取有利于被上诉人的材料，有利于上诉人的却视而不见，失去了基本公信。这表现在：其一，错误认定两次交易“对价”。一审判决认定2006年6月23日原告与被告谟岭村委约定转让惠新公司股权的实际对价为1200万元。被告谟岭村委收取原告首期80%的股权转让款后，仅以150万元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惠新公司股权转让给被告刁运新、罗国洪。进而推断刁运新、罗国洪与上诉人的交易因无“合理价格”而属“恶意串通”有误。
如果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股权对价是1200万元，80%的股权转让款是960万元。即使按上诉人不认可的虚假收据，被上诉人付款也仅仅是120万元。按照被上诉人认可的改制协议书，该协议书也明确约定80%的股权转让款是120万。出此差错的原因在于，一审法院为抬高被上诉人的出资数额，将该协议书中的所谓事后1000万元的补偿也列入了“股权对价”实际上，这1000万元并非股权对价，被上诉人也分文未付。一审法院之所以做如此提高价码，其目的当然是以1200万元这个高价比对刁运新、罗国洪的所谓低价，得出不利于上诉人的结论。
实际上，刁运新、罗国洪所支付的150万元股权转让款，恰恰也正是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数额（150万×80%=120万）。如果将合同对价对比的话，刁运新、罗国洪因履行合同义务的实际出资远高于所谓的1200万元，理据是：第一，按照2006年9月6日安龙圣公司和上诉人所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债权、债务的承担”，双方特别约定：“惠新公司自成立起至本次股权转让法律手续全部完成之日止的一切已存在的或者可能存在的债权、债务由乙方（即安龙圣公司）承担并负责，与甲方（即上诉人）无关。第二，己知惠新公司对外所欠债务包括：①欠深圳市恒运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投资款469万元及其利息，见已生效（2007）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②欠深圳胡润公司借款655万元（依据同上）；③欠刁运新的500万元借款本息（见原审被告捉交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附件七）。仅此三项债务不算利息本金即达1624万元，加上1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更高达1774万元。刁运新、罗国洪收购股权的实际对价加上所付利息当然远高于1200万元。第三，刁运新、罗国洪实际已付费用除150万元股权转让款外，还因惠东法院执行，代上诉人支付给恒运泰公司4702190元，仅此两项相加为6202190元，该数字也远高于被上诉人声称其支付120万元。由上可以得出结论，刁运新、罗国洪为购买惠新公司的股权而需要支付的总对价和实际支付数额均远高于被上诉人的数额。
原审法院极其错误地且毫无依据地认定被上诉人是惠新公司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实际上，被上诉人从未做过一天的“实际权利人”，理据在于：第一，我国《公司法》对股权的认定有明确规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被上诉人只是与上诉人签订了改制协议书，仅凭改制协议书，只能表明双方就惠新公司股权转让达成一致，但未登记为正式股东，未列入股东名册之前连“表征权利人”都不是，何来“实际权利人”之说。
第二，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必须通过证据表明在行使股东权力，参与公司股东活动，承担公司股东义务，本案中除了一份改制协议和章程外，从未有证据对此做出对被上诉人有利的证明。恰恰相反，在2011年8月股权过户之前，惠新公司一直由上诉人和恒运泰公司掌握，其经营活动包括日常管理和应付系列诉讼等均由上诉人和恒运泰公司进行，公章管理及决策权也分别由谟岭村行使，2011年8月后，公司的运营及公章则由刁运新、罗国洪负责和管理。被上诉人连一天的股东权利都未享有，一天的股东义务也未承接，何来的实际权利人
第三，一审法院关于股权实际权利人的认定在同一判决书上自相矛盾。一审法院一方面在第21页认定：“协议与章程’签订之日起，原告富丰公司成为新股权实际权利人。”但在第22页又认定：“省高院第163号民事判决生效后，惠新公司所有权又归上诉人”，前后描述自相矛盾。
第四，被上诉人以其行为表示其不再是惠新公司的权利人。惠州中院终审判决解除“协议与章程”后，被上诉人主动申请惠东法院强制执行划走上诉人120万元款项，表明被上诉人服判。如果被上诉人自认为是惠新公司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又为何去法院申请执行昵？
一审法院故意曲解并错误适用法律。依一审法院的认定，（2008）惠中法民二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下达后，宣告了“协议与章程”被解除，其原因在于情势变化。但（2007）粤高法审监再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下达后，惠新公司所有权归上诉人所有，“协议与章程”不能履行的情形已经消失，上诉人理所当然地应当重新将股权过户给被上诉人。我们认为，这是对我国《合同法》中合同解除制度极其无知的解释和极为错误的法律适用。我国《公司法》第9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二）合同解除；”第97条又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而“合同终止”又称合同的消灭，是指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完全消灭，即合同权利的彻底丧失。合同的“终止”不是合同的“中止”，也不是合同权利的暂停。按一审法院的逻辑，因情势变更被解除合同后，合同的一方必须苦等终生，待相对方永无休止的申诉、信访，等相对人申诉成功后再行履约，这完全有违我国合同解除和终止制度的立法本意，实践中也不利于民事财产权的流转。
上诉人转让惠新公司股权的行为不存在恶意串通，属合法交易行为。首先，股权交易时股权处于自由流转状态。2011年3月8日，刁运新、罗国洪与上诉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2011年8月17日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同年8月22日惠东县工商局对股权登记予以核准，在此期间内，惠新公司股权并未被任何机关查封，上诉人将处于自由流转状态的股权予以转让，法律未予禁止。
其次，股权交易价格合理。如前所述，刁运新、罗国洪支付的股权对价与被上诉人所支付的对价相同，均为150万元，但刁运新、罗国洪承诺支付为此交易支出的费用远高于被上诉人的承诺，且刁运新、罗国洪目前实际支出也远高于被上诉人的出资，被上诉人所谓的120万元转让款谟岭村坚称并未收到。
再次，惠新公司股权转让程序合法。刁运新、罗国洪与上诉人的股权转让历经了村民代表大会决议、镇政府对改制方案的批复、改制资产的评估、工商局公示公告等程序，程序合法合规。最后，即使被上诉人还存在所谓的“合同权利”，被上诉人实际上也已放弃了其所谓的民事权利。如果像一审判决所认定的，被上诉人一直是惠新公司股权的实际权利人，那么，被上诉人的实际行为也表明了其放弃了该项民事权利。被上诉人不仅申请执行，而且执行终结，惠东法院对此执行以及本案所涉及的股权转让早已做出了生效判决和裁定。2007年7月10日，惠东县法院因案外人给法院提供担保，解除了富丰公司对惠新公司股权的查封。2008年9月10日，被上诉人向惠东县人民法院递交《执行申请书》，要求上诉人支付120万元款项。2009年1月8日，惠东县法院发出《通知》，通知案外人陈御雄、陆伟民，将其提供的300万元保证金中扣划120万元给被上诉人。2011年8月22日，刁运新、罗国洪在股权未被查封情形下完成了惠新公司股权登记。
2011年10月20日，因陈御雄等人和本案被上诉人的纠纷，惠州中院作出了终审判决即（2011）惠中法民二终字第20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第11页明确认定：“2011年8月22日《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惠东县惠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投资人为刁运新、罗国洪，……，上诉人陈御雄、陆伟民向原审法院交纳了300万元担保具有财产担保性质……，谟岭村委持有的惠新公司的股权被解除查封后，谟岭村委将该股权已转让给刁运新、罗国洪，使得被上诉人对该股权无法得以执行。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可执行上诉人提供的担保财产”。这一早已生效的法律文书说明：（1）已生效判决对120万元执行款已做出处理，即认定刁运新、罗国洪受让惠新公司股权的事实，对陈御雄的申请解封惠新公司股权的过错已予以认定并予处理，从担保金中支付给被上诉人120万元；（2）被上诉人早己放弃了股权改为索要执行款，本案已执行终结；（3）惠东法院一审判决将此前该院已认定过的案件事实再次认定，属典型的“一案两诉”。
从2007年7月10日到2011年8月22日的数年间，人民法院已解除了对惠新公司股权的查封，在此期间，被上诉人并未申请查封，表明被上诉人放弃了该股权。
2011年8月22日之前，惠东县工商局对惠新公司股权过户例行公示，公示期间被上诉人同样未提出异议，也表明其早已放弃该股权。这也足以说明，即使被上诉人有“民事权利”，但因其自身过错，使其民事权利丧失。
前后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未侵犯被上诉人的任何权益。2006年9月6日，上诉人和深圳安龙圣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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