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民终7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北路101号高科总部大厦。
负责人：王君，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梅，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河北旭阳焦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定州市胜利路。
法定代表人：王英其，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骏，北京市立方（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晖，北京市立方（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迁安市木厂口镇西北。
法定代表人：张建国，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以下简称汇丰唐山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河北旭阳焦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阳公司）、原审第三人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汀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保定中院）（2016）冀06民初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汇丰唐山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骏、张梅，被上诉人旭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骏、蔡晖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松汀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汇丰唐山分行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由于松汀公司构成《授信函》项下的违约，上诉人于2015年9月18日向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唐山中院）提起诉讼，唐山中院作出（2015）唐民初字第37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唐山中院379号判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确认上诉人对松汀公司17×××00质押账户（以下简称涉案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5008万元及相应利息享有优先受偿权，而保定中院一审判决既认可该判决已确认上诉人对涉案账户全部涉案存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又对上诉人在执行程序中主张行使该等优先受偿权不予支持，自相矛盾，违背唐山中院379号判决既判力，违背客观事实及法律。虽然保定中院曾经对涉案账户中的4000万元（以下简称涉案存款）采取保全和扣划措施，但该查封等措施不能否定和排除上诉人实体上的质押权利、优先受偿权。而且，旭阳公司享有的债权属一般债权，即便其在先申请查封并在先执行，也不能否定、优于上诉人作为质押权利人享有的法定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首先查封法院和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分查封财产有关问题的批复》（法释[2016]6号）规定，首封法院执行查封财产的过程中，如果已进入其他法院执行程序的债权对该等查封财产有担保物权、优先权等优先债权，自首封之日起已超过60日且尚未采取拍卖或变卖等处分措施的，可以要求将该查封财产移送优先债权执行法院执行。这一规定也印证上述主张。（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85条规定，判定金钱质押应当包括两个要件：一是金钱特定化，独立于其他财产；二是移交债权人控制、占有。本案涉案账户及其中涉案存款是松汀公司为800万美元贷款质押担保而专门开立的账户及专门存入的固定金额，账户的开立、款项的存入、质押冻结的设置都具有特定用途和目的，该账户及款项独立存在，与其他账户和款项没有任何混用，存入款项时明确设置了质押冻结的指令，由上诉人实际控制和占有，不能随意支取和使用，符合担保法解释第85条特定金钱质押的规定。一审判决忽略涉案账户及质押存款的独立性、特定化以及由上诉人控制和占有的事实，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1、一审判决以从账户外在形式（标识和名称）无法直观辨别涉案账户为特定存款质押账户为由，否定涉案账户作为特定存款质押专户及其中存款系特定化金钱质押的性质，缺乏法律依据，认定事实不清。（1）涉案账户及其中涉案存款均是独立、特定的，专门为800万美元贷款质押担保而设置，具有明确的质押合同依据，开立账户和存款的过程表明完全符合独立性、特定化的特征。《担保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2014年4月29日，上诉人与松汀公司签署《授信函》，约定为松汀公司提供总额最高不超过2000万美元贷款的非承诺性银行授信。《授信函》项下，松汀公司于2014年5月28日书面申请贷款800万美元，为担保偿还义务，在放款前一天即5月27日，双方订立《特定存款质押合同》约定，松汀公司在上诉人处开立定期存款账户17×××00作为特定存款质押账户，存入定期固定金额人民币5008万元作为800万美元贷款的质押担保。涉案账户号码后三位“200”代表该账户为定期存款账户性质，是根据《特定存款质押合同》约定而专门开设的质押定期存款账户，存入金额是固定的5008万元。2014年5月28日，松汀公司向上诉人提交了《定期存款申请书》（即定期存款开户申请书），专门从松汀公司一般存款账户17×××11中划出5008万元存入，没有与其他存款资金相混同。（2）2014年5月28日涉案账户开立并存入涉案存款的同时，上诉人即对该账户及其存款设置了质押冻结指令，上诉人从一开始就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权；上诉人当时在系统中明确记载的该账户存款系800万美元贷款质押担保的指令充分表明了该账户及该笔特定存款作为质押担保的特定目的和属性。如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11和证据9所示，涉案账户冻结查询信息显示，涉案账户状态为存款质押冻结，明细/附注中记载人民币5008万元系作为800万美元贷款的质押担保。（3）担保法解释第85条没有规定必须冠以“特定质押存款账户”等必须直观、外在表明设定存款质押的名称，一审判决所谓涉案账户外在形式上未标识“特定质押存款账户”，未直接显示账户设立质押，无法辨别该账户与普通账户的区别，无法确定该账户特定存款质押性质的认定，毫无法律依据。根据银行的业务操作，账户的性质并不仅是由账户的名称体现的，是否存在特定质押存款，取决于账户、金钱的独立性及控制占有的实质，客户在银行的账户情况对一般公众保密，将质押账户标识为“特定质押存款账户”，并不产生任何公示作用。2、涉案账户和涉案存款由上诉人设置SOD质押冻结指令，由上诉人占有、控制，符合金钱质押转移占有/控制权的特征，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严重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如涉案账户冻结查询截图所示，上诉人在银行系统内对该账户设置了“冻结”（hold）指令，记载有“担保（security）”、“质押（lien－留置）”等表述，并明确记载“人民币5008万元存款是为800万美元贷款提供担保（SOD，即securityofdeposit，存款质押担保）”，涉案账户及其中涉案存款完全由上诉人占有和控制，松汀公司不能随意支取和使用。根据《特定存款质押合同》第4c条、第4（d）条、第5.1条的约定，上诉人具有控制权，一旦松汀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上诉人有权自行决定扣划涉案存款优先受偿。另如上诉人一审提交证据17所示，涉案账户自2014年5月28日存入固定金额5008万元后，直至保定中院扣划4000万元前，涉案账户内存款一直为5008万元，固定不变，未用于任何他用。3、一审判决关于涉案账户冻结时间、冻结顺序的分析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冻结截图证据内容的认定错误，忽略遗漏了证据本身的核心内容。首先，上诉人提交一审证据19涉案账户冻结信息查询截图中“2049年12月31日”的截止日期是上诉人加hold（冻结、控制）的最长缺省日期，是系统默认日期，与涉案贷款及质押担保的起始日期、质押冻结日期、质押截止日期无关。其次，质押冻结指令载明2014年5月27日SOD质押合同时间与2014年5月28日存入存款、完成加注hold的动作并不矛盾，一审判决所谓冻结顺序不能说明质押冻结记录本身存在任何虚假。四项冻结信息中，保定中院和唐山中院进行冻结的时间是法院现场向上诉人发出协助执行通知加注冻结记录的时间，而涉案存款SOD明确记载是2014年5月27日为800万美元贷款而质押5008万元存款，体现该冻结是依据2014年5月27日的特定存款质押而设置。本案中，《特定存款质押合同》于2014年5月27日签订，次日当天办理完毕涉案特定存款账户开户、存入特定金额5008万元、设置质押指令记录、发放800万美元贷款，这些事实前后连贯，上诉人一审提交证据12人行质押登记截图也显示质押合同签订日期为2014年5月27日、业务发生日期为2014年5月28日，而一审判决却错误认为上诉人于5月27日提前做了质押登记、5月28日才实际存款，借系统缺省截止日期及所谓冻结顺序错误质疑涉案存款质押的真实性，认定事实严重错误。4、上诉人于2014年5月28日在人民银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对涉案质押信息进行录入并不是法定的质押担保生效要件，一审判决无视该质押信息录入主页的主要内容及证明的事实，却借口以其他无关的信息推导认定涉案质押登记时间“不合常理”、存在虚假，事实认定错误。首先，金钱质押要求转移占有、控制，质押即可生效，法律不要求质押必须进行备案登记方可生效。其次，上诉人是在2014年5月28日，即质押合同签订的次日在人民银行录入该存款质押信息的，与质押合同、质押冻结相吻合，不存在虚假。再次，一审判决提出，根据单个贷款合同截屏显示，贷款合同及贷款为3个月期，而800万美元贷款期限为2年。对此，上诉人要说明，单个借债合同登记的生效日期为授信函签发日，终止日期为上诉人下一次对该授信额度进行年度审查的日期，不是实际的该单个贷款合同、该笔贷款的期限。第四，一审判决提出，根据单个贷款合同截屏显示，业务发生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据此推断贷款合同登记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进行而认为与上诉人主张的涉案贷款质押登记日期2014年5月28日相差甚远，错误否定了该质押登记信息录入的真实性。实际上，人行系统中的该处“业务发生日期”，指的是最近一次对该笔贷款相关信息作出修改或更新的日期，不是上诉人对涉案贷款合同进行第一次登记的日期，之所以显示2015年12月31日，是上诉人在当天对松汀公司的五级分类进行了级别调整。第五，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对上述单个贷款合同截屏的相关信息、业务发生日期等进行询问，也未向上诉人核实，被上诉人也未提出相关疑问，去凭借主观臆测，任意对与本案争议无关的截屏信息作出了有悖于银行业务常识的人为解释。第六，人行系统质押登记信息主页的显示内容已经足以体现2014年5月28日质押登记的信息，且人行工作邮件已回复确认登记正确，一审判决也错误地忽略了该事实。（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54号指导案例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诉张大标、安徽长江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与本案事实相似，一审判决否定上诉人的质押权及优先受偿权，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及司法实践不符。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7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抵押物、质押物、留置物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但不影响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的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9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或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申请参加参与分配程序，主张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拍卖所得价款，应当优先清偿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受偿权人的债权。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涉案账户和涉案存款虽可以被查封、冻结，但应免于拍卖、处置等强制执行，上诉人优先受偿权不因保定中院保全或扣划而受到影响。本案中，上诉人对涉案账户内的涉案存款享有合法质权和优先受偿权，已扣划的4000万元在优先受偿范围内，应予退还。
旭阳公司书面辩称，请求驳回汇丰唐山分行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唐山中院379号判决系上诉人为对抗保定中院强制执行所炮制的诉讼的结果，审理的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同，对本案不具有既判力，不能排除强制执行。1、2015年6月2日，保定中院在旭阳公司与松汀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冻结了松汀公司在上诉人处涉案账户中人民币4000万元，12月10日作出（2015）保民三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在这中间的9月18日，上诉人在对松汀公司两年期贷款尚未到期的情况下，提前向唐山中院提起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若上诉人认为其对保定中院冻结的账户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应当向保定中院提出异议或诉讼，而上诉人却故意选择了在唐山中院起诉。次年3月1日，保定中院裁定划拨上述4000万元款项，上诉人才于同日向保定中院提出执行异议，保定中院于3月18日依法驳回其异议，其又向保定中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可见，唐山中院案系上诉人发现保定中院冻结松汀公司账户后，为对抗保定中院执行炮制出来的诉讼。2、唐山中院案与本案属于完全不同的案件，对本案无既判力。唐山中院案当事人为汇丰唐山分行与松汀公司，案由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审理的是二者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本案当事人为汇丰唐山分行、旭旭公司和第三人松汀公司，案由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的是汇丰唐山分行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两案案由、当事人、权利义务、法律关系完全不同，唐山中院379号判决对本案无既判力。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法发[2011]15号）第26条规定，审判机构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发现已经被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中止审理；当事人诉请确权的财产被执行局处置的，应当撤销确权案件；在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后确权的，应当撤销确权判决或者调解书。唐山中院379号判决显示其审理过程中已知悉保定中院对松汀公司涉案账户冻结等情形，其应中止审理却未中止审理，显属不当。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定中院于2015年6月2日冻结涉案账户，而唐山中院379号判决于2016年1月18日作出，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持此判决主张排除执行，应不予支持。（二）上诉人对涉案账户内涉案存款的质权依法不能成立，因而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担保法解释第85条规定，金钱质押必须同时满足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两个要件，本案中涉案存款均不能满足。1、存款质押合同不成立，质权未生效。《担保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明确规定了质押合同的形式要件和生效条件。《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也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上诉人提供的《特定存款质押合同》第15条约定：“本文件已由出质人于2014年5月27日签署。相关质押在银行收到经出质人签署的本文件且已将被质押存款本金存入存款账户之日起生效”，该条违反了担保法上述规定，《特定存款质押合同》为松汀公司单方行为，双方未签订书面质押合同，未形成质押的共同意思表示，不符合质押合同的法定形式要件，且法律并无规定质押合同的成立及生效条件可由当事人另行约定。而且，《授信函》第2页“担保”条款约定：“由贷款人提供的金额为授信金额之100%的人民币特定存款质押/保证金存款质押于我行”，本案中授信额度高达2000万美元，松汀公司只向上诉人支付了5008万元人民币存款，远低于授信函确定金额，在事实上二者之间也没有形成质押的合意。2、本案质押未满足金钱特定化要件。金钱特定化并非基于债权人和债务人自行约定即可完成，还需要证明实施了特定化行为，产生特定化效果。法律要求金钱质押特定化的目的，在于明确该金钱进入账户的真实用途，使之能与其他性质的款项有所区分不至混淆，并能向第三人显示该资金的质押状态。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均不足以证明满足了特定化要求。（1）账户外观未特定化。外观上的特定化指的是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形式特定化，无论是账户的对外名称，还是内部会计科目均应显示为“保证金账户”，足以向第三人显示该资金的质押状态。物权之所以能存在于特定物上，主要是物权对世性要求，即应让第三人准确知道避免越过的界线，质权亦是如此，但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金钱质押未能向其他第三人显示系金钱质押的状态。首先，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特定存款质押合同》、《定期存款申请书》、《综合结单》均显示账户为普通账户，存入的5008万元为定期存款，未以特户、封金、保证金形式特定化，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卡保证金及承兑汇票保证金账户的相关规定。其次，涉案账户并不是为履行涉案授信函、特定存款合同等文件特意单独开立的，而是之前就存在的已有账户。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2014年5月28日专门开立的涉案账户”的内容不符合事实，因为在2014年5月27日的《特定存款质押合同》中已显示了涉案账户账号，上诉人系统内部截图中也注明了2014年5月27日质押担保，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当庭也承认涉案账户是已有账户。（2）涉案账户资金未特定化。首先，上诉人及松汀公司均无金钱特定化的意思表示。无论是松汀公司签署的《特定存款质押合同》、《定期存款申请书》，还是上诉人内部的《综合结单》，都仅显示了将5008万元作为定期存款存入存款账户的内容，并无任何将该存款以何种方式特定化的约定，甚至在松汀公司向法庭提交的答辩状中也称涉案款项为“定期存款”。其次，上诉人提及的内部系统截图不足以证明资金特定化。上诉人举证的内部系统截图与公证书中公证的内部系统截图内容完全不同，系统中的冻结金额、冻结项目均存在巨大差异，并且上诉人始终未提交涉案账户的资金流水清单，仅凭账户余额不变根本不能证明款项未发生变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代理人对银行内部为何作出重复冻结的异常行为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无法告知法庭如何直观的看出“内部冻结”及“内部冻结”的具体设立日期，更无法证明上诉人在2014年5月28日采取了“冻结”措施，只是通过各种解释来掩饰其有悖常理之处。一审庭审中，法官向上诉人询问涉案账户为何冻结金额高达1.9亿元，上诉人称该截图显示的是松汀公司全部账户被冻结的金额，此后法官继续问为何上面仅显示了涉案账户而未显示全部账户，其无法合理答复，居然声称这些冻结金额都只能显示在涉案账户下。而且，对内部系统截图的公证是在上诉人的电脑上进行的，上诉人有权也有能力随时对内部系统进行调整和修改，该公证严重违反了关于保全证据公证的规定，根本不具有证明效力。（3）上诉人在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所谓质押登记不足以证明特定化。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是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建立的全国统一的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该数据库仅用于采集、保存、整理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中的内容由各银行自行填写和修改，人民银行不负责审核，也不负有确保信息真实的义务，并不具备任何证明效力。同时，该系统为银行内部系统，第三方无法进入，也无从知晓登记情况。首先，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声称的质押登记日期与实际日期不符。其次，上诉人举证的人行质押登记截图与公证书的内容不符。第三，截图中显示的质押物种类是存单质押，而不是上诉人诉请中主张的金钱质押；未显示该存单对应的账户信息；在上诉人举证的特定存款质押合同中没有任何所谓的质押合同编号；在单个贷款合同的登记截图中反映的内容与事实情况完全不符；截图无法显示登记的作出日期，更无法证明2014年5月28日进行登记。上诉人代理人在一审和二审庭审时均陈述并无存单，虽然其辩称将特定存款质押可以登记为“存单质押”且提供了所谓人行工作人员回复的电子邮件，但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邮件回复人系人行有权对外出具意见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加盖相关公章。另外，对人行登记系统的公证是在上诉人电脑上完成的，该公证根本不具有证明效力。（4）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混乱、相互冲突，不足以认定特定化。上诉人提供的授信函、特定存款质押合同、定期存款申请书、提款通知格式中的当事人名称、加盖的公章与客观事实不符。松汀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将企业名称由“河北钢铁集团松汀钢铁有限公司”变更为“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根据文件签署日期显示，上述法律文件均发生在变更之后，但文件上出现的松汀公司名称及加盖的公司公章均为变更之前的公司名称及公章，甚至在同一天签署的两份文件，一份是变更前名称和公章，另一份是变更后的名称及公章，上诉人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一审庭审后，上诉人提交了一份单方制作的《商业客户印鉴生效确认书》，但第二次庭审时又明确表示无法提供松汀公司提交的变更申请书。显然这些文件并非业务过程中正常形成的文件，而是上诉人为了诉讼或其他目的另行制作的。在上述基础法律文件的真实性都无法证明的情况下，不足以认定特定化。（5）存入5008万元的涉案账户为存款账户，其目的是为了牟取上诉人及松汀公司各自利益，不应认定为保证金用途，账户未特定化。根据上诉人向保定中院提供的松汀公司涉案账户的定期存款账户余额查询信息表明，松汀公司在上诉人处的5008万元存款利率为5.85%，当时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为3.75%，允许利率上浮上限为1.1倍，而上诉人给予松汀公司的存款利率高达基准利率的1.56倍，明显违反了金融管理规定，上诉人高息揽储的商业目的非常明显。由于存款进入保证金账户后不能记为存款额度，也不能给予高额利息，因此才将此款项以定期存款方式存入存款账户，一方面松汀公司可赚取高息，另一方面上诉人增加了存款额度，不但可以赚取存贷差，还可以赚取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利率差。3、未移交债权人占有。由于执行的存款只是存放在普通定期存款账户中，金钱属于种类物，松汀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只是普通储蓄关系，上诉人无法实现对涉案款项的占有。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该账户除保定中院、唐山中院外，还被上诉人内部不同部门多次“冻结”，并且这些冻结均在保定中院冻结之后，这足以说明上诉人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控制涉案账户，其在保定中院冻结之后的所谓冻结，其实就是自欺欺人。上诉人没有自行扣划涉案账户余款1008万元，而是通过唐山中院进行执行也可证明此点。需要强调的是，上诉人为了证明对涉案账户采取了占有控制措施，提供的诸如内部系统截图、综合结单以及人行质押登记（该质押登记由银行自行填写，人行不负责审核）全部属于上诉人单方面的自证，均是其内部资料，这些证据证明效力低下，并且上述证据材料中还存在着大量疑点及不合常理之处，根本不足以证明其目的。（三）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不享有足以排除旭阳公司强制执行的权利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亦有最高人民法院判例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在（2013）民申字第2060号“中国银行东营东城支行与东营市华乘荣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金融贷款合同纠纷案”中认定，根据物权公示原则，动产物权的设立与转让，应当以交付为公示方式，以动产设置担保的质权，也需满足交付的公示要求。金钱作为特殊的质押动产，必须达到特定化交移交债权人占有。银行作为具有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将出质人交付的金钱作为质押财产，应依法将质押金钱放置于专门的账户，并且对任何第三人均能显示出设立质押的外观，否则难以区分该金钱是出质人交付的普通存款还是质押财产。可见，上诉人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于金钱未特定化存在明显过错：在有能力单独新设专用账户的情况下，将金钱存入一个早已开立的一般存款账户；涉案账户不具备向普通第三人显示质押状况的外观；上诉人提交的各证据之间相互冲突，自相矛盾；质押登记严重违法。上诉人为了增加一般存款账户下的揽储额度，赚取存单差、利率差，将款项存入一般存款账户，应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四）上诉人所称的最高人民法院第54号指导案例涉及的是保证金账户，争议焦点是保证金账户的资金浮动是否影响质权，而本案是普通存款账户，争议焦点是能否排除执行，故该案例对本案不具参考价值。
原审第三人松汀公司未作陈述。
汇丰唐山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汇丰唐山分行对涉案账户内的全部存款和利息享有质权，确认其在执行程序中对该账户内的存款及利息应当有权优先受偿。2.依法停止对已扣划4000万元采取任何另行处置的执行行为，并按照其优先受偿的顺序，依法向其发还自上述质押账户已经扣划的人民币400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7日，旭阳公司因其诉松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向保定中院申请保全松汀公司银行存款4200万元，保定中院于2015年6月2日向上诉人出具（2015）保民三初字第53号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冻结了松汀公司涉案账户存款4000万元。12月10日，保定中院作出（2015）保民三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松汀公司偿还旭阳公司货款并支付利息，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并立案执行。2016年1月26日，旭阳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冻结款项，保定中院于3月1日作出（2016）冀06执4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划拨涉案款项。上诉人提出案外人异议，以涉案款项为松汀公司质押存款、上诉人享有优先受偿权为由，要求返还涉案款项，保定中院于3月18日作出（2016）冀06执异30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其异议，上诉人遂提起本案之诉。另查明，松汀公司原名称为河北钢铁集团松汀钢铁有限公司，2014年4月22日变更为现名称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2014年4月21日，松汀公司向上诉人出具《公司账户授权书》，同意在上诉人处开立或者续开（按具体情况）任何账户。4月28日，上诉人致松汀公司《授信函》，同意向该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2000万美元贷款的非承诺性银行授信。4月29日，上诉人与松汀公司对《授信函》盖章、签字。5月27日，松汀公司致上诉人特定存款质押函，以其在上诉人处开立的涉案账户项下人民币5008万元的存款及任何利息为800万美元贷款提供质押担保。5月28日，松汀公司向涉案账户存款5008万元人民币并向上诉人出具提款通知，上诉人于同日发放贷款800万美元。8月28日，上诉人致松汀公司《立即偿还授信函项下贷款的通知函》，要求其立刻偿还贷款本金800万美元及利息，后上诉人向唐山中院起诉松汀公司。唐山中院于2016年1月18日作出唐山中院379号判决书，判决松汀公司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800万美元及利息、违约利息等，上诉人有权在上述债务范围内对松汀公司提供的质押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5008万元及相应利息优先受偿。
一审法院认为，汇丰唐山分行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松汀公司涉案账户5008万元人民币存款为特定质押存款，该账户不具有其主张的特户所应具备的外在形式和实质要件，不具备特定化的性质，不具有对外公示效力：（一）上诉人请求依法确认其对涉案账户的全部存款和利息具有优先受偿权，因唐山中院379号判决已作出确认，其再次向保定中院请求确认属重复诉讼，不予审理。旭阳公司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26条的规定，唐山中院379号判决确认上诉人优先受偿权违法，因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不作评价。（二）上诉人主张其与松汀公司书面约定涉案账户作为“特定质押存款账户”，以其中的5008万元存款及利息作为质押，该笔资金符合以特户形式特定化的要求，其可以申请参与分配程序优先受偿，旭阳公司不予认可。综合本案分析，上诉人作为具有存款业务的专业金融机构，将松汀公司的存款作为质押财产，应依法将质押金钱放置于专门账户，并且能直观显示出设立质押，能够清楚区分账户内的款项是普通存款还是质押存款，即达到特定化的要求，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对涉案账户存款进行了特定化处置。（三）从涉案账户外在形式分析，松汀公司开立的涉案账户并无明确标识表明该账户为“特定质押存款账户”，从账户名称上并不能直观地辨别该账户与普通存款账户的区别，亦不能判断该账户是普通账户还是质押存款账户。（四）从涉案账户冻结时间分析，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3月8日账户冻结查询信息截屏显示：“唐山松汀钢铁”涉案账户累计冻结总额为195136539.95元，其中由保定中院（2015）保民三初字第53号案冻结4000万元，暂停支付12个月，至2016年6月1日；由唐山中院（2015）唐民初字第379－1号冻结53056539.95元，暂停支付12个月，至2016年9月28日；其余两笔为上诉人自行冻结，一笔是依信贷风险管理资产保全指令内部冻结5200万元，另一笔是SOD（存款质押）2014年5月27日用于800万美元贷款冻结5008万元，两笔款项冻结截止日期均为2049年12月31日。从上述截屏信息可以推断出，保定中院（2015）保民三初字第53号冻结时间为2015年6月2日，唐山中院（2015）唐民初字第379－1号冻结时间为2015年9月29日，而上诉人自行冻结的两笔款项，则无法判断冻结时间。（五）从涉案账户冻结顺序分析，涉案账户存在四笔冻结，保定中院（2015）保民三初字第53号冻结居首，唐山中院（2015）唐民初字第379－1号冻结居次，而上诉人自行冻结的两笔款项分别居于第三、第四位。根据本案查明情况，保定中院冻结松汀公司4000万元后，上诉人向松汀公司催要还款无果后向唐山中院起诉并申请冻结其53056539.95元。据上诉人陈述，第三笔冻结是上诉人风控系统因松汀公司呆坏账信用不良追加冻结，但不能举证证明冻结时间。至于第四笔冻结时间，上诉人主张为2014年5月27日，而其提交的松汀公司单位定期存款申请书载明时间为2014年5月28日，上诉人在松汀公司尚未向指定账户存款且实际占有时，即进行冻结与常理不合。（六）从涉案账户质押登记分析，上诉人提交的人行2015年5月5日查询质押合同信息截屏虽显示主合同CMB030－006860TML“质押物种类存单”，“业务发生日期2014－05－28”，但其提交的查询单个贷款合同截屏显示，CMB030－006860TML合同所登记的贷款为3月期贷款，“贷款合同生效日期2014－04－28”，“终止日期2014－07－29”，而上诉人主张的800万美元贷款为2年期。考虑到上诉人向松汀公司授信贷款额度为2000万美元，上诉人内部风控系统亦对松汀公司进行了冻结，而同一截屏另显示的“借据放款日期2014－05－28”800万美元“业务发生时间2015－12－31”，故可以判定上诉人对涉案2年期800万美元贷款合同登记日期应为2015年12月31日，上诉人主张对涉案账户存款质押登记日期为2014年5月28日，早于其对贷款合同登记7个月不合常理，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2014年5月28日对涉案账户存款办理了质押登记，亦不能证明其于保定中院2015年6月2日冻结前对涉案账户存款进行了质押登记。综上，汇丰唐山分行主张在保定中院执行程序中对涉案账户存款及利息优先受偿、发还扣划的4000万元人民币，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的解释》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了汇丰唐山分行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中，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天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银行往来询证函》、北京市长安公证处（2016）京长安内经证字第34226号《公证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豫法执复字第00030号执行裁定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皖民二终字第00261号民事判决书和一份《专家证人证言》，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旭阳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不是新证据、均不具备证据效力，均不认可其真实性。首先，《天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银行往来询证函》载明，松汀公司聘请天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其会计报表进行审计，需要向上诉人询证松汀公司在上诉人处的存款、贷款往来，询证内容为涉案账户内涉案款项5008万元为存款质押，上诉人于2015年1月30日签章证明数据无误。旭阳公司认为，该询证函中并未看到有关松汀公司内容的记载，只有红章是松汀公司自己加盖，其它均是黑白章，是复印件；涉案账户备注一栏是手写体，极易伪造，不能证明账户的真实性。其次，上诉人提交北京市长安公证处（2016）京长安内经证字第34226号《公证书》，意在证明中国人民银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松汀公司贷款借据的历史变更情况，证明上诉人在2015年12月31日对涉案贷款的五级分类由关注降至次级，此次变更业务发生日期和涉案贷款合同期限、贷款合同登记日期、质押登记录入日期都没有关系，而一审法院却以此推断贷款合同登记日期即为2015年12月31日，进而认定与上诉人主张的涉案贷款质押登记日期2014年5月28日相关甚远并否定上诉人在人行系统内的质押登记信息录入，属认定事实不清。旭阳公司认为此公证书为无效证据：其一，按照保全证据相关规定，实时电子数据的公证应在公证处的电脑或无利害关系人的电脑上进行，而此次公证是公证员在上诉人的电脑进行的登记和公证；其二，该数据库系统中的内容由各银行自行填写，人民银行不负责审核，也不负有确保信息真实的义务，不具备证明效力；其三，在公证书的第13页有个菜单项有修改和变更的选项，说明银行可以对内容自行调整，在第17页业务发生时间后面，可以供使用者选择日期，因此，说明银行可以随时调整业务发生日期、生效日期、贷款发放日期等时间信息；其四，在公证书第13页右边第三行贷款合同生效日期是2014年4月28日，本案中没有在4月28日签订的任何文件。第三，上诉人提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豫法执复字第00030号执行裁定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皖民二终字第00261号民事判决书和一份《专家证人证言》支持其主张，旭阳公司则认为这些与本案无关。
保定中院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向保定中院提交了20份证据，本院从上诉人处调取了证据原件进行核对，对其提供的主要证据原件分述说明：证据1，保定中院（2016）冀06执异30号执行裁定书，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唐山中院379号判决作出在保定中院冻结裁定之后，且保定中院冻结的涉案账户属性为定期存款账户，非特定账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等规定，裁定驳回了上诉人的异议申请。证据3，唐山中院379号判决书，判决松汀公司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800万美元及利息、违约利息等，上诉人有权在上述债务范围内对松汀公司提供的质押账户（注：即涉案账户）内的存款5008万元及相应利息优先受偿。证据5，抬头为致上诉人、“河北钢铁集团松汀钢铁有限公司”盖章、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21日的《公司账户授权书》复印件，内容为松汀公司同意在上诉人处开立或续开（按具体情况）任何账户。证据6，河北钢铁集团松汀钢铁有限公司、上诉人于2014年4月29日盖章的《授信函》（号码CN11030006860－140417－2），内容为上诉人给予松汀公司最高不超过2000万美元贷款的授信，期限为首次提款之日后2年，作为担保，上诉人必须持有由松汀公司提供的金额为授信金额之100%的人民币特定存款质押/保证金存款质押于上诉人处，本授信要约在2014年5月28日营业结束之前有效，并有《特别授权条款》约定松汀公司须提前三个工作日向上诉人送达令上诉人满意的提款通知，贷款的适用利率为美元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注：英文表述为LIBOR）另加1.5%年率，一般授信条款第7.2款项下的“银行受托支付”的支付限额为0。证据7，河北钢铁集团松汀钢铁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27日盖章、致上诉人的《特定存款质押》文件，内容为松汀公司以上诉人为质权人将存款全部出质作为担保债务的担保，本质押为一项最高额质押，相关质押在银行收到经出质人签署的本文件且已将被质押存款本金存入存款账户之日起生效。《附件》约定债权确定期间为2014年4月28日起至2016年10月27日，最高债务金额2000万美元，存款账户17×××00（注：既有账户），本次质押存款本金金额5008万元人民币。证据8，河北钢铁集团松汀钢铁有限公司和上诉人于2014年5月28日盖章、抬头为致上诉人的《单位定期存款申请书》，内容为松汀公司在上诉人处的17×××11（注：既有账户）账户存入定期存款5008万元人民币，存款期至2016年5月31日，在到期日将本存款本金及利息转回该资金来源账户。一审卷宗内所附此证据为复印件，虽同为《单位定期存款申请书》，格式也一样，但内容却与其向本院提交的原件不一致：（1）上诉人盖章位置不同，个人签名名字不同。（2）松汀公司两个公章及一个名章加盖位置都不相同。（3）手工填写部分字体不同。（4）“存款期”一栏，原件为“至2016年5月31日”，复印件为“定期存款期为2年，或至2016－05－31”。（5）“到期处理指示栏”有三个备选内容，需要在选定的内容前的方框内划“√”，原件为“√”选第三项，而复印件中第一、第二个方框内均有印迹（因为复印件，不能判断是什么符号），第一项内容中的空格处也有手工填写的印迹。证据9，抬头为致上诉人、日期为2014年5月28日、河北钢铁集团松汀钢铁有限公司盖章的《提款通知格式》，内容为拟于2014年5月28日提款800万美元，款项发放至松汀公司030－006860－056账户，最终到期日为2016年5月31日，首个利息期3个月，首个利息期利率LIBOR＋1.8%。证据10为5套关于利息期和利率调整等事项的确认文件：（1）抬头为致河北钢铁集团松汀钢铁有限公司、日期为2014年5月28日、上诉人单方盖章的文件复印件一页一份，内容为上诉人确认已于2014年5月28日发放给松汀公司贷款800万美元，银行贷款编号030－006860－350，该笔贷款最终到期日为2016年5月31日，2014年5月28日至2014年8月27日共92天，利率为2.02935%。（2）抬头为致上诉人、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盖章的文件一页一份，内容为选定利息期为2014年8月28日至2014年11月28日，利率为LIBOR＋1.8%；抬头为致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日期为2014年8月28日、上诉人单方盖章的文件复印件一页一份，内容为上诉人确认银行贷款编号030－006860－350的贷款已进行利率调整，2014年8月28日至2014年11月27日共92天，利率为2.0381%。（3）其余三套依第二套类推，每隔三个月确认一次，一直计算到2015年8月27日。证据11为北京市长安公证处（2016）京长安内经证字第9995号《公证书》，系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受上诉人委托，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提出申请，申请对其从互联网上下载有关网页的过程及下载的内容进行保全证据，北京市长安公证处派一名公证员和一名公证员助理于2016年5月5日会同申请人的代理人员一名，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财富金融中心17层的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办公室，申请人的代理人使用放置于此处的计算机进入汇丰银行内部系统进行了保全证据行为并对下载的文件经现场拷屏后打印。证据12为北京市长安公证处（2016）京长安内经证字第9996号《公证书》，系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受上诉人委托，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提出申请，申请对其从互联网上下载有关网页的过程及下载的内容进行保全证据，北京市长安公证处派一名公证员和一名公证员助理于2016年5月5日会同申请人的代理人员一名，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财富金融中心17层的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办公室，申请人的代理人使用放置于此处的计算机进入中国人民银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信贷业务维护”、“查询单个贷款合同”和“质押合同信息”路径进行了保全证据行为并对下载的文件经现场拷屏后打印。第12屏登记有贷款卡编号1302000000618290字样。第13屏登记有贷款合同号CMB030－006860TML、业务发生时间2014－05－28字样。第14屏登记有贷款合同号码CMB030－006860TML、贷款卡编码1302000000618290、贷款人名称松汀公司、贷款合同生效日期2014－04－28、贷款合同终止日期2014－07－29、业务发生日期2014－05－28、贷款借据编号300068603501405、贷款800万美元、借据放款日期2014－05－28、业务发生时间2015－12－31等字样。第17屏登记有贷款卡编码1302000000618290、主合同编号CMB030－006860TML、质押合同编号030－006860等字样。第18屏登记有主合同编号CMB030－006860TML、质押合同编号030－006860、出质人名称松汀公司、贷款卡编码1302000000618290、评估币种人民币、质押物价值5008万元、合同签订日期2014－05－27、质押物种类存单、质押金额5008万元、业务发生日期2014－05－28等字样。证据13和证据17为上诉人制作的松汀公司《综合结单》，由上诉人于每月月末单方作出送松汀公司，每月一结，上诉人重要提示结单所载资料仅供参考。该结单记录松汀公司在上诉人处开立有17×××11、17×××00、030－006860－055和030－006860－056四个账户，涉案账户自2014年5月存入5008万元后直至保定中院于2016年3月划拨前，涉案账户内存款余额一直为5008万元。证据18，抬头为致松汀公司、时间为2014年6月27日、上诉人盖章的《商业客户印鉴生效确认函》，内容为上诉人于2014年6月25日收到松汀公司关于更改公章、财务章样本的申请，上诉人予以确认，新印鉴生效。证据19为上海市东方公证处（2016）沪东证经字第7926号《公证书》，系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向上海市东方公证处提出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申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派一名公证员和一名公证人员于2016年5月27日会同申请人的代理人员一名，到位于上海市世纪大道8号汇丰银行大楼30楼接待室，使用放置于此处的计算机进入“HUB”系统“Customerinformation”（注：客户信息）路径进行了保全证据行为并对下载的文件经现场拷屏后打印。第7屏记录涉案账户“HoldType”(注：冻结类型)无。第8屏记录涉案账户“CurrencyCNY”（注：币种人民币）、“TotalHolds”（注：冻结总额）153216539.95元、“DepositUnderLien”（注：质押存款）0元，冻结事项有三：第一项为53056539.95元“HELDBY2015唐民初字第379－1号，暂停支付12个月”；第二项为50080000元“HELDPERRISKREQUEST”；第三项为50080000元“SODDD27MAY2014FORUSD8MLOAN”。证据20为上海市东方公证处（2016）沪东证经字第7925号《公证书》，系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向上海市东方公证处提出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申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派一名公证员和一名公证人员于2016年5月27日会同申请人的代理人员一名，到位于上海市世纪大道8号汇丰银行大楼30楼接待室，使用放置于此处的计算机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电子邮件系统进行了保全证据行为并对下载的文件经现场拷屏后打印。内容为落款人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12日向“中国人民银行企业部”发出一封电子邮件，内容为上诉人一般会在存款质押合同签订的次日在人民银行传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对存款质押合同进行登记，由于目前人民银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并无“存款”质押这一单独类别，而是划分存单、票据、保单、国债、股权/股票和其他权利几大类，上诉人目前将特定存款质押登记在最为近似的“存单”质押类别之下，请求中国人民银行相关领导对上诉人现行的系统操作予以明确这一做法是合适的。2016年5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企业部”发回一封答复电子邮件，内容为根据你行业务描述，我部认同将特定存款质押列为最近似的“存单”质押类别。除上述所列的证据之外，上诉人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账户冻结查询》文件（中、英文各一页）复印件，内容为于2016年3月8日查询涉案账户冻结情况可见，涉案账户总额为195136539.95元人民币，有四项冻结：第一项4000万元为2015保民三初字第53号冻结，暂停支付12个月；第二项53056539.95元为2015唐民初字第379－1号冻结，暂停支付12个月；第三项5200万元依信贷风险管理资产保全部指令内部冻结；第四项5008万元SOD（存款质押）2014年5月27日用于800万美元贷款。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汇丰唐山分行是否对涉案存款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汇丰唐山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上述证据分析如下：（1）证据5为间接证据和传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为设定质押而特别开设质押款项专用账户。（2）证据6《授信函》为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汇丰唐山分行与松汀公司对涉案账户和涉案款项进行了明确约定。（3）证据7和证据8应属直接证据范畴。证据7《特定存款质押》虽表明了松汀公司将存款出质的意思，但约定债权确定期间为2014年4月28日至2016年10月27日，存款账户为17×××00，与证据8《单位定期存款申请书》不一致。证据8《单位定期存款申请书》确定存款账户为17×××11，存款期至2016年5月31日。证据7和证据8的不一致，导致不能确定汇丰唐山分行所主张的已与松汀公司合意涉案质押及质押权期限和质押专用账户情况。而且，证据7《特定存款质押》文件确定债权期间为2014年4月28日起至2016年10月27日，而证据6《授信函》确定授信期限为2年，二者亦不一致。更加需要说明的是，证据8《单位定期存款申请书》属本案最直接证据，能够直接证明是否如汇丰唐山分行所称已与松汀公司设立存款质押，质押账户如何，质押期限如何，但保定中院一审卷内所附此证与汇丰唐山分行向本院提供的本证据原件根本为两份完全不同的证据，存在着盖章位置、个人签名、存款期等明显不同。（4）证据9、证据10为间接证据，只以说明松汀公司从汇丰唐山分行贷款800万美元。（5）证据11、证据12北京市长安公证处（2016）京长安内经证字第9995号、9996号《公证书》为间接证据，内容为公证处人员到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办公室，使用放置于此处的计算机进入汇丰银行内部系统和中国人民银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对相关页面进行了拷屏和打印。因公证所使用的计算机为汇丰银行所属，故证据效力不高。而且，证据12内记载涉案贷款合同终止日期为2014年7月29日，与证据7《特定存款质押》记载债权期间2014年4月28日至2016年10月27日、证据8《单位定期存款申请书》记载均不一致，一处记载业务发生时间2015年12月31日，一处记载业务发生时间2014年5月28日，自身内容也不一致。（6）证据13和证据17均为汇丰唐山分行打印的《综合结单》，为间接证据，系汇丰唐山分行送存款客户的对账单性质，汇丰唐山分行在每一份结单都特别注明“本结单所载资料仅供参考”、“倘若您发现任何错漏或不符，请务必于九十日内通知本行”等字样，只能说明松汀公司在汇丰唐山分行处或有存款业务。（7）证据19和证据20为经汇丰唐山分行申请由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作出的（2016）沪东证经字第7925号、7926号《公证书》，由公证处人员至上海市世纪大道汇丰银行大楼接待室，使用放置于此处的计算机进入汇丰银行内部计算机系统和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系统进行了拷屏和打印，均为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涉案贷款和质押是否真实存在，均为汇丰银行内部记载和登记所为，证据效力不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汇丰唐山分行提起本执行异议之诉，汇丰唐山分行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等法律规定，本案中，汇丰唐山分行为支持其主张，向法院提交能够直接证明其与松汀公司订立质押贷款的《质押贷款合同》、设立质押专用账户及对质押存款进行控制的核心关键证据即可，但其实际向法院提交的各项证据，缺乏证明其与松汀公司关于涉案账户和涉案存款设立质押贷款的直接有力证据，所举证据多有自相矛盾之处，加之大部分证据证明力较弱，难以形成最终的内心确认，汇丰唐山分行应承担不利后果。
根据物权公示原则，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以交付为公示方式，以动产设置担保的质权，也需满足交付的公示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故金钱作为特殊的质押财产，必须达到特定化并移交债权人占有。其一，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列举的特户和封金符合金钱特定化的要求，特户是金融机构为出质的金钱所开设的专用账户，该账户被特定化以区别于普通账户。汇丰唐山分行等银行作为经营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业机构，将出质人交付的存款作为质押财产，应当依法将质押存款放置于专门的账户，并且对任何第三人均能显示出设立质押的外观，否则难以区分该存款是出质人交付的普通存款还是质押财产。本案中，依汇丰唐山分行主张，无论是松汀公司17×××00或是17×××11账户都是松汀公司在汇丰唐山分行开立的既有一般账户，不是为本项质押贷款的管理和使用而特别开立的专用账户，与《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的专用存款账户非同一概念，不能达到质押财产特定化的要求。而且，汇丰唐山分行提交的2016年3月8日账户冻结查询信息截屏显示：松汀公司涉案账户累计冻结总额为195136539.95元，其中保定中院冻结4000万元，唐山中院冻结53056539.95元；另两笔为汇丰唐山分行自行冻结，一笔是依信贷风险管理资产保全指令内部冻结5200万元，另一笔是SOD（存款质押）2014年5月27日冻结5008万元。除汇丰唐山分行自行冻结的这两笔冻结时间不能确定外，特别是就涉案账户和涉案存款，单单汇丰唐山分行就进行了两笔冻结，亦说明涉案账户和涉案存款不具特定性。其二，质押存款必须移交汇丰唐山分行占有，质押权的生效以转移占有为要件，只有质押物转移了占有，质权人实现了对质押物的控制与占有，才能取得优先权对抗第','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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