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6民再1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乙88号。
法定代表人徐志远，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辛汉洲、彭丽霞，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边海平，男，1956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山西省朔州市人，现住山西省朔州市。
再审申请人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边海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朔中民终字第946号民事判决书，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5日作出(2016)晋民申854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之委托代理人辛汉洲、彭丽霞及被申请人边海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申请再审称，l.请求依法撤销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2015)朔民初字第1092号民事判决书和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朔中民终字第946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查清事实，改判被申请人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赔偿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失4562175.3元；3.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及申请再审律师代理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一)原判决认定2008年12月2日山西金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金通公司)向山西中煤平朔杨涧煤业有限公司(2011年7月变更为”山西中煤杨涧煤业有限公司”，下称杨涧公司)投资323万元时，被申请人边海平非杨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生产经营管理者，缺乏证据证明。
根据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2015)朔民初字第1092号民事判决书，朔城区人民法院认定”2008年12月2日金通公司向杨涧公司投资323万元时，被申请人边海平非杨涧公司的实际控股人、生产经营管理者”的依据为：”2009年7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第2.1款：2007年，原、被告双方成立有限公司，其中原告持股51%、2007年10月12日核发的杨涧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载明法定代表人为胡善亭而非边海平，胡善亭为原告方委任”。申请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不足，理由如下：
1、原审法院依据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二条2.1款的条款为”2007年10月双方协议转让股权，成立有限公司，受让方(申请人)持股51%，并已办理工商登记，但受让方并没有实际支付转让对价”，该条款明确2007年协议转让股权，但事实上申请人并没有实际支付转让对价，申请人也因此未取得杨涧公司的股权及实际经营权。但原审法院却断章取义，认定申请人为杨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事实认定明显错误。
2、在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鉴于部分第3条”本协议双方自2005年开始商谈合作事宜。2005年11月，受让方与转让方及其关联方共同签订了《山西杨涧煤业有限公司合资合同书》，于2007年3月28日签订了《山西杨涧煤业有限公司合资合同书修改与补充合同》，后因种种原因，此合同未能实际履行”。该条款明确阐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杨涧公司合资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未实际履行，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盖章确认上述事实。但原审法院却忽视该基本事实，仍然以工商变更为依据认定边海平非杨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明显与事实不符。
3、根据申请人、被申请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009年7月)及《<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可知，在此次股权转让过程中，申请人受让了被申请人实际持有的杨涧公司1OO%的股权，证明直到2009年7月，边海平仍持有杨涧公司1OO%股权，边海平为杨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联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记载截至2009年4月30日，杨涧公司的账面显示边海平持股为1OO%，且在评估报告的附件中，边海平以杨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附件中的文件上签字确认，说明杨涧公司的真实的法定代表人仍为边海平，而非工商登记上显示的胡善亭。原审法院认定2008年12月2日边海平未实际控制杨涧公司明显错误。
4、根据2008年11月20日杨涧公司《第三次股东会决定》，该股东会同意杨涧公司吸收金通公司为公司新股东，并授权康巨才办理相关事宜。边海平作为唯一股东在股东会决定上签字。同时，边海平以杨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字，授权康巨才办理吸收金通公司为新股东事宜。2008年12月2日，杨涧公司与金通公司签订了《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康巨才作为授权代表在协议书上签字。该点足以证明金通公司向杨涧公司投资时，边海平为杨涧公司的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杨涧公司的工商登记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明显错误。
(二)原判决认定金通公司与杨涧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将323万元暂以”债权方式管理”时，边海平已退出杨涧公司，缺乏证据证明。
首先，关于《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认定，在杨涧公司与金通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上明确标明的签订时间均为”2008年12月2日”，且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金通公司与杨涧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2015)晋民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书也证明了该事实。但原判决在判决书中却认定《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09年12月2日”，原判决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
其次，关于边海平退出杨涧公司的时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09年7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边海平将其持有的杨涧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了申请人；2011年8月，双方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边海平将其持有的杨涧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了申请人。因此，直到2011年8月，边海平才将其杨涧公司lOO%股权完全转让给申请人，原判决认定边海平于2009年7月即退出杨涧公司，明显与事实不符。
(三)原判决认定边海平个人未占用金通公司投资的323万元，缺乏证据支持。
本案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认可金通公司投资的323万元记入杨涧公司资本公积的事实。而在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该323万元被作为股东权益的一部分，由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了对价。边海平作为1OO%的股权持有人，在其将全部股权转让给申请人后，上述323万元实际上已由申请人支付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实际占有该款项。但原判决却未对323万元款项的去向进行查明，而轻率的认定边海平末占有该资金，其对事实的认定明显缺乏证据支持。
(四)原判决以对《补充协议》签订时间的错误认定推断边海平无主观过错，原判决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
首先，杨涧公司将323万元记入资本公积，边海平作为实际控制人，主观上存在错误。
根据金通公司与杨涧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该两份协议上明确写明签订协议的时间为2008年12月2日，边海平作为当时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从2008年12月2日即明确知晓金通公司投资的323万元的性质为债权。但2009年1月20日，在323万元汇入杨涧公司账户后，杨涧公司却仍错误的将该笔款项记入资本公积金。边海平作为当时杨涧公司的全资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对该错误承担责任。
其次，边海平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未如实提供323万元应作债权处理的相关文件，主观上存在错误。如前所述，边海平作为杨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亲自参与了金通公司投资323万元相关事宜，关于323万元资金的相关材料均由边海平授权签订并由其实际掌控。但在申请人与边海平的股权转让过程中，边海平始终未向申请人、北京中瑞岳华会计事务所、中联资产评估公司(现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联评估公司”)出示杨涧公司与金通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致使中联评估公司及会计事务所以323万元的记账凭证将323万元作为资本公积处理。边海平主观上存在刻意隐瞒事实的过错。
再次，申请人在金通公司投资323万元时，既不是杨涧公司的股东，亦非杨涧公司的生产经营者，无法知晓323万元实为债权的事实。直到金通公司起诉杨涧公司主张323万元债权时，申请人才从金通公司的证据中看到《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因此，申请人根本不知晓323万元为债权的事实，亦不掌握相关文件，申请人不存在主观过错。
综上，边海平在明知金通公司投资杨涧公司的323万元为债权的情况下仍将323万元记入资本公积金，且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刻意隐瞒了上述事实，边海平主观上存在过错。原审法院的判决明显错误。
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
2016年4月28日，参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股权转让过程的中联评估公司出具了《关于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收购山西中煤平朔杨涧煤业有限公司股权项目的有关情况说明》(下称《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证明”边海平、边栋、李兰英与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签订了《山西杨涧公司有限公司合资合同书》及《合资合同修改与补充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的事实；截至2009年4月30日，边海平仍持有杨涧公司的100%股权，边海平为杨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中联评估公司评估的过程中，配合中联评估公司的工作人员均由杨涧公司实际控制人边海平指派和安排，涉及评估的相关资料由边海平指定的人员盖章提供，相关重要文件由边海平本人审核并签字确认”等事实。
上述事实均可证明直到2009年7月申请人受让边海平持有的杨涧公司的股权时，边海平确为杨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以杨涧公司的工商登记认定申请人为杨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从而认定申请人负有提供323万元资金关联文件的义务、边海平主观无过错，原审法院的判决明显是错误的。
被申请人边海平答辩称，1.2007年10月双方转让股权，己发生法律效力，是否给付股权款，只是一种给付行为，与实际经营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况且2007年10月12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己通过工商部门依法变更为胡善亭。杨涧公司法人的变更不是随意的，是根据合作协议占有股份大小或股东会决议而决定的，具有法律效力。既非法人又已退出的被申请人边海平不能经营公司。对价款的支付也己履行，有有关财务证明能够证实。
2.协议不能正常履行时，一是依法终止本协议的正常履行；二是重新签订新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应当是对本协议正常履行的补充。2009年7月《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中，已经确认申请人受让被申请人持有杨涧公司100%的股权。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申请人就认为合同未能履行，边海平为实际控制人，申请人作为国有公司不能不重证据。
3.2009年7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与金通公司323万元没有任何关系，不论哪个协议，基础都是2009年4月30日的评估基准日。
4.授权康巨才签字和边海平作为唯一股东在股东会决定上签字。第一、根据省高院(2015)晋民终字第62号判决书，本案所涉《投资协议书》，因康巨才未取得控股股东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授权，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二、杨涧公司从合作时就不是一个股东，不是独资公司，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边海平不能成为唯一的股东。一个人签字不能形成股东会。
5.2008年12月2日金通公司与杨涧公司签订投资协议后，拨付投资款323万元。2009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己结束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合作协议。况且该323万元已经省高院终审判决作出确认。2007年营业执照法人变更后，申请人己实际掌控和经营杨涧公司，其行使权利派驻5名工作人员参与杨涧公司主要业务的管理，其中王佐生为财务总监，曹文平等人为生产管理公司副总和机电安全管理人员。申请人作为合法的杨涧矿的经营管理者，金通公司323万元投资款是财务人员根据国家财经纪律相关内容列入到公积金科目的，即使有错，也明显是自己玩忽职守，不负责任，与在册股东没有任何关系。
6．《情况说明》证明，边海平、边栋、李兰英与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签订了《山西杨涧公司有限公司合资合同书》，这是05年第一次合作协议，申请人持有30%股份与51%的股份并无牵连。申请人占有51%的股份时是为了绝对控股而要求变更法人，掌控生产、经营、财务大权防止资产流失的一种行为，并实现在公司的大股东权利。同时法定代表人胡善亭并未授权边海平为股权代表。配合中联评估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在中联评估公司的工作人员均由杨涧公司实际控制人边海平指派及安排，涉及评估的相关资料，由边海平指定人员盖章提供，这也没有任何证据。中联评估报告，应由协议双方签字确认。但事过多年，一直由申请人单方操纵，至今未提交边海平同志，多次催要无果。
如果说100%的股东人为边海平，那么评估公司又是中煤进出口公司指定委派的，这又说明了什么，如何解释。那么足以说明享有100%的股权人受到欺压、打击，如今事实上构成对被申请人的折磨。
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请求贵院依法撤销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朔民初字第1092号《民事判决书》和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朔中民终字第946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贵院依法查清事实，依法改判被申请人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赔偿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失4562175.3元；3.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及申请再审律师代理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第二条第2.1款中载明，2007年双方成立有限公司，其中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持股51%，2007年10月12日核发的杨涧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载明法定代表人为胡善亭而非边海平，胡善亭为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委任。2008年12月2日金通公司与杨涧公司签订了晋金通X投字(2008)08211号投资协议书，约定投资资金来源为省政府下拨，投资金额为323万元，该323万元入杨涧公司账后，被公司财务记入资本公积明细账，记为收财政局煤炭发展基金。2009年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与边海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于2011年8月双方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边海平将其持有的杨涧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2015年4月14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晋民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判令杨涧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金通公司借款本金323万元，将”支付截至2014年6月22日的借款利息993806.4元”改判为:”按年5%的利率支付利息(从付款之日截止到2014年6月22日)”。一审案件受理费和二审案件诉讼费，由杨涧公司负担78302元。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认为边海平在转让杨涧公司股权过程中未按约定履行如实陈述义务，要求边海平赔偿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因未尽如实陈述义务给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造成的损失共计4562175.3元。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297元，由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负担。
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边海平依法赔偿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4562175.3元。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2008年12月2日金通公司向杨涧公司投资323万元，被上诉人边海平已非杨涧公司的实际控股人，亦非主持杨涧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者，该323万元进入杨涧公司账后，被杨涧公司财务记入资本公积明细账，由杨涧公司使用，被上诉人边海平个人并未占用或挪用该笔资金。在金通公司与杨涧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该323万元暂以债权方式管理时，被上诉人边海平已将其持有的杨涧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上诉人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后退出了杨涧公司，在北京中瑞岳华会计事务所审计杨涧公司资产时未对该笔323万元资金确认为债务系因上诉人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未提供该323万元资金的关联文件、合同、会计凭证及记账造成的，被上诉人边海平对此并无过错，现该323万元资金的归属业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晋民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确认。上诉人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边海平在转让股权过程中未尽如实陈述义务或存在过错行为。故上诉人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所提之上诉理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判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297元，由上诉人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负担。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基本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主张被上诉人边海平是杨涧公司的实际控股人，但2014年12月，山西中煤杨涧煤业有限公司不服太原中院(2014)并民初字第443号民事判决，向山西省高院提起上诉时，上诉理由称，2007年9月25日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依法成为上诉人前身山西中煤平朔杨涧煤业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51%，并委派胡善亭为法定代表人，再审庭审也认可同时委派了相关技改人员入驻。但后又以一系列理由提出边海平才是杨涧公司实际控制人，陈述自相矛盾。边海平在主持杨涧公司的生产经营期间签署文件等行为，并不能当然认定其为杨涧公司的实际控股人。
2008年12月2日金通公司向杨涧公司投资323万元，该323万元进入杨涧公司账后，被杨涧公司财务记入资本公积明细账，由杨涧公司使用，边海平个人并未占用或挪用该笔资金。金通公司与杨涧公司于2008年12月2日签订的是《投资协议书》，不是借款类型的协议。金通公司于2013年4月和2014年7月两次起诉时，均请求杨涧公司返还投资款，并非请求归还借款及利息。由此可见，杨涧公司财务在2009年2月1日记账时将2009年1月20日收到的朔城区财政局拨款323万元记为总帐科目下的”资本公积”并无不妥。
2009年7月，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与边海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其对金通公司和杨涧公司的《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知情，且认可。其明知《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了”入股、分红、股份退出、投资撤回”等相关条款，仍与边海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直至2011年8月双方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时，其仍未对《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提出任何异议，亦不认为323万元投资款是借款；2015年4月14日，山西省高院作出的(2015)晋民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书中，杨涧公司作为上诉人，在上诉理由和请求中称，山西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安排使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第四条规定：基金的使用按照”规划先行，统筹安排，分级管理，专款专用，国库集中支付”的原则管理。其认为该项基金取之于煤炭企业，用之于煤炭企业，只要专款专用，依法就无需归还。可见，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亦认为323万元是基金款是专款，不是借款，无需返还。故边海平在转让股权过程中不存在隐瞒事实的主观过错。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朔中民终字第946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郭军明
审判员李婧
审判员李中祥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白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