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12民终9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伟。
委托代理人章泸，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章茜，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会红。
委托代理人邹鸣，江苏邦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苏宝洲，江苏邦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伟与被上诉人朱会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兴化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日作出（2015）泰兴戴民初字第0838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徐伟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月31日，朱会红与徐伟签订协议书，其主要内容为“现徐伟（徐荣圣代理人）和朱会红双方达成如下协议：现以徐伟打借条55万为准，以前借据一律作废，之前一切既往不咎，该以此协议为准。注54万元纠纷在公司赚利后，先提出60万元解决，其余余利徐伟和朱会红七、三分成”。同日，徐伟向朱会红出具借条，其主要内容为“今借朱会红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整（月息1%）”。2013年2月9日，徐伟向朱会红出具指示付款单，其内容为“郑州刘爱兰2012年货款397434元付给朱会红，重庆2011年货款3.3万付给朱会红”。2013年2月至3月份，朱会红分数次从刘爱兰处支取了397400元。后嘉峪关荣盛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公司）就朱会红从郑州东建材南区润程不锈钢制品商行(刘爱兰)处所支取的397400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朱会红予以返还。该案已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徐伟出具给朱会红的“郑州刘爱兰2012年货款397434元付给朱会红”中的货款为荣盛公司所有，徐伟无权处分上述货款，故判决朱会红返还荣盛公司397400元。判决后，朱会红提出上诉，后又撤回上诉。
2015年10月朱会红起诉要求徐伟偿还借款397434元，并按约定支付利息。
一审庭审中，朱会红陈述称：我大约从2009年开始一直为徐伟父亲徐荣圣打工，期间，徐荣圣因经营所需向朱会红借款或通过朱会红向其他人借款，至2011年3月，累计结欠朱会红人民币80万元，在徐伟出具借条后，徐伟家庭成员将出具的债权凭证都销毁了；徐伟出具55万元借条后，除徐伟指示还款的397434元和3.3万元由朱会红收取外，徐伟还于2013年2月9日在派出所给付朱会红6万元，其余款项徐伟都以现金结清。但徐伟指示给付的397434元已由法院判定朱会红返还给荣盛公司。徐伟陈述称：朱会红确实在我父亲厂里打工多年，但朱会红所讲的这些债务，我只知道50万，实际是转给唐根红的；我写指示付款条之前，朱会红已经从刘爱兰处支取了397434元和重庆的3.3万元，因他老婆到我那里闹事，我才出具的条子；除了派出所处理案件时我支付过6万元外，我没有支付过其他现金。徐伟还辩称，1、徐伟、朱会红之间没有发生过借贷关系，朱会红请求徐伟偿还债务没有事实依据；2、事实是徐伟父亲徐荣圣与朱会红之间有过借款纠纷，尽管徐伟与徐荣圣是父子关系，但父亲的债务与儿子没有直接关系；3、徐伟与朱会红签订债务合同时，徐荣圣处于中风状态，其并未认可朱会红的债务，在朱会红再三催促下，徐伟以徐荣圣的名义与朱会红签订了债务合同，徐伟的行为未得到徐荣圣授权，因而该约定的义务无效，朱会红要求徐伟为徐荣圣履行无效合同约定的债务，没有法律依据；4、如朱会红所说，徐伟的代理行为有效，朱会红理应以徐荣圣为被告，综上所述，徐伟不仅不欠朱会红的债务，也无替父亲还债的义务，请求驳回朱会红的诉请。
一审庭审中，朱会红提供借条复印件一份，其内容为“今借到朱会红人民币计捌拾万元正，月息1%，今借人刘美玲，2012、元、12”。对此，朱会红陈述称：刘美玲为徐伟母亲，因朱会红、徐伟双方于2012年1月31日对徐伟家庭债务进行了清偿，所以原件已由徐伟方收回。徐伟提供徐荣圣声明一份，其内容为“本人从来没有委托儿子徐伟与朱会红对账或签订任何协议，他们签的协议本人不可能执行，本人早已不欠朱会红的钱”。
以上事实有朱会红提供的徐伟出具的借条、付款单、（2015）泰兴戴民初字第0457号民事判决书、撤回上诉申请书、（2016）苏12民终48号民事裁定书，徐伟提供的协议书、徐荣圣出具的声明、上诉状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按照民法的相关原理，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第三人代为履行与第三人加入履行均为债务承担，只要基于第三方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本案朱会红与徐伟在2012年1月31日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中徐伟虽然作为徐荣圣代理人，但协议书表达的实际含义是：徐伟单方表示代为履行其父亲徐荣圣所欠朱会红债务，并由自己向朱会红出具55万借条予以体现，朱会红通过与徐伟签订协议书及接受徐伟的借条表明其同意由徐伟承担徐荣圣的债务。另外，协议书中“以前借据一律作废”的内容，进一步表明朱会红同意免除原债务人的偿还责任。因此，本案徐伟与朱会红签订协议书并出具借条的行为是免除原债务人债务的债务承担，而非徐伟所称的无权代理行为，徐伟依法应承担向朱会红履行偿还债务的义务。
案外人徐荣圣虽书面声明“其早已不欠朱会红的钱”，因徐荣圣与徐伟系父子关系，故对徐荣圣声明的效力不予采纳。朱会红要求徐伟偿付的397434元，已由徐伟指示他人支付给朱会红，但因荣盛公司起诉要求朱会红返还该款，（2015）泰兴戴民初字第0457号民事判决书已判决朱会红返还荣盛公司397400元，朱会红提出上诉后已撤回上诉，因此，（2015）泰兴戴民初字第0457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现朱会红要求徐伟偿付其397434元，并要求自2012年1月31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徐伟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向朱会红支付人民币397434元及其利息（自2012年1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62元，减半收取3631元，由徐伟负担。
上诉人徐伟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认为“徐伟单方面表示代为履行其父亲徐荣圣所欠原告债务”，与事实不符，《协议书》明确写明“徐伟（徐荣圣代理人）”，证明徐伟并不是单方面替父偿债，而徐伟的父亲患××危处于不省人事状态，徐伟不可能得到其父授权，徐伟签订合同的行为其后也没有得到其父追认，应是无权代理；2、徐伟的行为即使有效，由于徐伟没有“单方面替父偿债”的表示，其结果应由被代理人承担，偿还朱会红欠款的债务人只能是徐伟父亲徐荣圣，徐伟不是适格被告；3、即使徐伟的行为被认定为“代为履行”或“第三人加入履行”，徐伟履行的也只能是其父与朱会红之间的合法有效的合同义务，徐伟在没有得到其父授权或追认的情况下，与朱会红在签订的《协议书》中确认其父亲对朱会红的债务为55万元，是合同当事人为合同外第三人设立的义务，这样的约定对第三人没有法律效力，原审判决徐伟代为履行该约定明显不当；4、一审认为徐伟的签约是债务承担，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第一，既然承认徐伟“作为徐荣圣代理人”，而且协议书也写明徐伟（徐荣圣代理人），在协议书中没有一处文字对徐伟这一法律地位予以任何变更的情况下，如何做出“实际含义”的推断，第二，徐伟出具55万元借条，是因协议书要求“以徐伟打55万元借条为准”，如何能以此借条“体现”代理人身份发生了变化？第三，协议原文是“现以徐伟打借条55万为准，以前借据一律作废”，如何能够理解为“免除原债务人的偿还责任”？因此，一审判决“徐伟依法应承担向原告履行偿还债务的义务”是错误的；5、债务人徐荣圣已不欠朱会红债务，一审在对借款数额、还款情况都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依据朱会红单方面的陈述就认定债务数额为397434元，缺乏事实依据；6、一审法院判决徐伟向朱会红支付欠款10%的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即使徐伟应支付朱会红欠款，但该笔款项就是朱会红已于2012年实际占有的货款，朱会红不可能有资金损失，徐伟也未出现逾期还款的问题；7、如果按照原审判决执行，徐伟向朱会红支付的款项将达到1010407元（其中已经实际支付612973元，一审判决给付397434元），与借贷事实严重不符。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朱会红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朱会红答辩称：徐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徐伟并非以委托代理人名义签订协议书及借条，徐伟向朱会红出具借条是债务承担，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2、徐伟出具借条后并没有向朱会红提出异议，也没有向法院申请撤销，在2013年2月9日经过派出所协调，徐伟同意将刘爱兰和重庆的货款由朱会红收取，并且将余款6万元给付朱会红，这些表明徐伟对朱会红债务的承认，由于徐伟指示给付的刘爱兰的欠款已被法院判决返还，徐伟指示付款的397434元就不存在了，其仍应当承担继续给付义务，而徐伟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均是2013年2月9日之前的往来，不能证明是徐伟偿付朱会红的借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徐伟在二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协议书明确表明签约人为徐伟（徐荣圣代理人），本协议为代理协议，而还款行为只有徐伟的父亲可以行使（是在公司赚利以后按公司分红还款），这就明确表明还款人是徐伟父亲而不是徐伟本人，也不是徐伟本人的钱还款，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为公司盈利后，而在签订协议之后该公司连续三年亏损，所以协议约定的还款条件未成就，而一审判决立即还款与双方之间的约定不符合；2、借条一份，用以证明借条是对协议书的落实，其性质应当由协议书决定，徐伟的行为依然是代理行为；3、（2015）泰兴戴民初字第0457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徐荣圣中风病重没有可能授权徐伟签订协议、徐荣圣已向朱会红表示没有债务、徐伟的签约是代表徐荣圣、朱会红自己也承认是徐伟代表徐荣圣写55万元的借条；4、2012年2月2日荣盛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一份，是该厂的财务主管朱某与朱会红对公司资产情况对账，用以证明朱会红收取公司货款尚有327107元没有交回，此款后被公司充抵了徐荣圣的欠款；5、2013年2月2日打印的农业银行对账单、署名为徐久章的证明、转账单各一份，用以证明2012年6月30日徐伟的爷爷徐久章受徐荣圣的指示代徐荣圣向朱会红还款10万元；6、2015年4月29日打印的农业银行对账单第三页及署名为朱某的证明各一份，用以证明2012年6月30日朱某向朱会红汇款113300元用以徐荣圣还款的事实；7、2015年4月29日打印的农业银行对账单第一页一份，用以证明在朱会红手中的327107元货款已返还公司8万元；8、本案一审判决书，第三页第三行“被告出具55万元…现金结清”，用以证明徐伟代其父另外给付朱会红152566元（55万-397434元），以此证明徐荣圣从2012年3月起已先后向朱会红合计支付612973元（公司资产对账单327107元+徐久章汇款10万元+朱某113300元+徐伟支付152566元-8万元），证明徐荣圣已结清了对朱会红的债务，而且还多给了钱。朱会红质证称：1、协议书不是新证据，徐伟不是代理人，其出具借条就是债务承担；2、借条不是新证据，更加证明徐伟的行为就是债务承担，因为借条上写的是徐伟，其并不是以代理人名义出具；3、关于（2015）泰兴戴民初字第0457号民事判决书，徐伟是吹毛求疵，朱会红文化水平不高，可能表达不清楚，徐伟实际上是代替而不是代表，该民事判决书更加表明徐伟指示付款的行为已被推翻，更加证明其拖欠款项的事实；4、对账单的真实性有异议，不清楚证据的来源，对账单与朱会红无关，这只是作为单位管理人员对公司资产的一个统计，朱会红与徐伟之间的结算在2013年2月9日已对过账了，当时在派出所调解的时候徐伟给付了6万元现金，其余的款项由徐伟在2013年2月9日出具了指示付款的便条，后来因为刘爱兰的款项被法院判决返还了，所以朱会红才再次起诉要求还款；5、2013年2月2日打印的农业银行对账单与本案无关，上面看不出转账账户就是朱会红的账户，徐伟与朱会红参与帮助管理期间有很多往来，即使有往来也不能证明就是还款，徐久章是证人，证人必须到庭作证说明相关情况，徐久章与徐伟有特殊亲戚关系，证言不具有效力，且这三份材料相互矛盾，徐久章的证言指向的是2012年6月24日的往来；6、2015年4月29日打印的农业银行对账单第三页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确定这个钱有无打到朱会红的账户，也不能证明就是还款，另，证人朱某应到庭作证，对其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还款都是发生在2013年2月9日之前，在2013年2月9日双方经过派出所协调对过账，也约定了还款方式；7、对于2015年4月29日打印的农业银行对账单第一页，徐伟说朱会红交回货款，更加验证朱会红与荣盛公司之间存在职务关系，朱会红和公司的债务不影响其和徐伟之间的债务；8、对于本案一审判决书，双方2013年2月9日在派出所调解约定了还款方式，但后来荣盛公司要求返还，且徐伟列举的有关转账往来都是在2013年2月9日之前，与本案没有关联。
朱会红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徐伟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1、协议书及借条在一审中均已提交，不属于新证据；2、2012年2月2日荣盛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与2015年4月29日打印的农业银行对账单第一页的证明目的相悖，且在朱会红与荣盛公司存在往来的情况下，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3、2013年2月2日打印的农业银行对账单、署名为徐久章的证明、转账单、2015年4月29日打印的农业银行对账单第三页、署名为朱某的证明，上述材料中与朱会红发生往来的均非徐伟或徐荣圣，徐久章是徐荣圣的父亲、徐伟的爷爷，朱某是荣盛公司的财务主管，均与徐伟、徐荣圣有利害关系，上述材料也与一审中署名为徐荣圣的声明的内容（本人从来没有委托儿子徐伟与朱会红对账或签订任何协议，他们签的协议本人不可能执行，本人早已不欠朱会红的钱）相悖，徐伟对此所作的“因为写了55万元的条子我爸就说还呗”的解释不能成立，另，朱会红起诉的397434元指向的是2013年2月9日徐伟出具的指示付款单，上述材料所涉往来均在2013年2月9日之前，故与本案无关；4、（2015）泰兴戴民初字0457号民事判决书及徐伟指出的一审判决书中第三页第三行的内容，均不能达到徐伟的证明目的。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并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有三个：1、徐伟出具2012年1月31日协议书及借条的行为性质应如何认定；2、徐伟应否向朱会红支付397434元；3、一审判决的利息有无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徐伟出具2012年1月31日协议书及借条的行为应认定为债务承担。第三方债务加入，是指在不改变债的内容的前提下，第三方介入原债权债务关系，为原债务人承担一部分或全部债务的法律事实。以第三方加入后，原债务人是否免责为标准，债务加入可分为免责式债务加入和并存式债务加入。所谓免责式债务加入，即原债务人将其部分或全部债务转移给第三方承担，原债务人脱离原债权债务关系，不再对所转移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这种债务承担方式又称为债务承担。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2012年1月31日的协议书明确载明“现徐伟（徐荣圣代理人）和朱会红双方达成如下协议：现以徐伟打借条55万为准，以前借据一律作废，之前一切既往不咎……”，同日徐伟以其个人名义向朱会红出具了55万元的借条，（因徐伟的父亲徐荣圣在2011年中风，但2012年还能说话，可以进行缓慢沟通），在此情况下，按照常理徐伟出具上述两份材料时应和其父亲进行了沟通交流，故上述两份材料应视为徐伟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所载明的“徐伟（徐荣圣代理人）”指向的事项应是徐伟代替其父亲向朱会红传达债务转移的意思表示，在同日徐伟以其个人名义向朱会红出具借条的情形下，一审法院认定徐伟的加入行为属于免除原债务人徐荣圣偿还义务的债务承担，符合法律规定。现徐伟以徐荣圣中风为由认为自己的上述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在徐伟自认其父亲在2012年能缓慢沟通的情况下，面对55万元如此大数额的债务时，其主张就案涉债务是否存在、应否出具上述两份材料均未与其父亲进行沟通交流，显然不符合常理，其仅以朱会红的老婆在他家闹事说要自杀为由并不能就其出具上述两份材料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徐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出具上述两份材料的法律后果有明确的认知，其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徐伟主张其父亲反映2012年1月31日前就已将朱会红的债务还掉了，该主张与其出具的协议书及借条内容相悖，亦与徐伟二审中所持的2012年6月30日徐久章代徐荣圣向朱会红还款10万元、2012年6月30日朱某代徐荣圣向朱会红还款113300元的主张相悖，徐伟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且徐伟陈述“当时谈的时候大家说都让一点，就说55万元，最开始被上诉人说是80万元……”，表明在出具协议书及借条时双方对徐荣圣与朱会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和协商，另，案涉借条徐伟、徐荣圣均未依法提起撤销之诉，故徐伟就债务数额55万元所持异议不能成立。二审中徐伟自认其出具指示付款397434元的条子是用以抵偿案涉欠款，故在朱会红凭指示付款单领取的397400元被法院判决返还的情况下，徐伟仍对朱会红负有给付397434元的义务，其所持的已多付给朱会红款项的主张无充分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因徐伟出具的借条并未约定还款时间，徐伟所持的付款前提是公司盈利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徐伟在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397434元，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三，因朱会红领取的397400元被法院判决返还，故徐伟针对397434元的此次偿还行为应视为未发生，一审法院判决其就397434元自2012年1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1%支付利息，符合双方在借条中所作约定，于法有据。
综上，上诉人徐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62元，由上诉人徐伟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云
审 判 员 刘春生
代理审判员 郑本香
二〇一六年七月四日
书 记 员 周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