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29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吉大景山路68号。
负责人：张爱华，行长。
委托代理人：陆星州，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小磊，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枫，男，汉族，1982年12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李洁玫，广东法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广发珠海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徐枫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402民初4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徐枫于2002年7月入职广发珠海分行，双方于2011年11月29日最后一次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2011年11月29日起至2016年11月28日止。徐枫从2011年1月起任梅华路支行行长，其主张离职前十二个月实发平均工资5300元。2015年3月23日，徐枫以个人原因向广发珠海分行递交《辞职申请报告》，广发珠海分行梅华路支行负责人于2015年4月24日在《广发珠海分行员工离行审查表》上签名并注明“已交接完毕”。广发珠海分行信贷部相关人员于2015年4月28日为徐枫办理完毕离职交接手续，并在《信贷管理部对员工离岗离职确认表》上签字。徐枫的工资结算截至2015年4月28日。2015年10月12日，广发珠海分行向徐枫发出《广发珠海分行关于给予徐枫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广发珠发[2015]161号)。2016年2月1日，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徐枫提出的申诉，作出广发银监察字[2016]003号《关于对徐枫同志申诉的复查意见》，维持珠海分行给予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2016年3月28日，徐枫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1.要求确认与广发珠海分行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4月28日解除；2.要求撤销广发珠海分行于2015年10月12日对徐枫作出的《广发珠海分行关于给予徐枫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3.要求广发珠海分行出具个人原因离职的证明。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珠劳人仲案字[2016]35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5年4月28日；二、驳回徐枫其他仲裁请求。2016年6月22日，广发珠海分行为徐枫出具了《离职证明》。
另查明：2012年8月21日，广发珠海分行监察保卫部作出3份《珠海金峰航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不良资产责任问责见面材料》，该问责材料载明金峰航公司不良资产项目对广发珠海分行造成了138，914,011.69元无法收回的巨额损失，其中一份材料以徐枫对贷款形成的损失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拟给予徐枫诫勉谈话并扣减效益工资5000元的经济处罚；另两份材料分别给予梅华路支行副行长罗斌明诫勉谈话并扣减效益工资3000元的经济处罚，给予梅华路支行市场部副经理余婷诫勉谈话并扣减效益工资500元的经济处罚。上述问责材料均有受处罚人签名及加盖“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监察保卫部”印章。徐枫主张上述处罚于2013年5月已经执行，在其2013年4-6月份绩效考核工资中扣除5000元；广发珠海分行认为对余婷、罗斌明作的行政处罚，报总行后，总行同意了，最后对他们实施了处分，对徐枫作出初步的行政处分，总行认为太轻了，没有实施，最终根据总行的要求对徐枫作出了开除行政处分。
广发珠海分行认为金峰航公司不良资产项目对广发珠海分行造成了138，914,011.69元无法收回的巨额损失，主要贷款业务发生在徐枫××梅华路支行行长之前，广发银行梅华路支行与金峰航公司共发生六次续贷，徐枫在第四次、第五次续贷为主办人，余婷为第六次续贷主办人。《广发银行不良资产问责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移交业务责任承担。信贷业务移交时，前后手人员应在厘清前后手风险责任的前提下，办理信贷业务的交接。前手信贷业务人员应将业务的风险现状向后手明确书面说明；未予说明的，如业务到期后形成风险的，由前手负相关责任。后手信贷管户人员接手业务后，应进行业务风险调查，客观、公正地揭示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向上级反映。业务到期办理续借或借新还旧后，发生风险的，由后手负相关责任。”《广发银行员工违规违纪行为处罚办法》第八条规定：“由于工作调动、辞职、辞退、退休等原因与本行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员工，如发现在本行工作期间严重违规违纪的，仍应追究其责任。需要给予处理的，向其所在单位或者向有关监管部门移送相关材料，涉及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原审法院认为：徐枫与广发珠海分行签订了劳动合同，广发珠海分行以徐枫在职期间存在严重失职行为，在徐枫离职后对其作出的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徐枫与广发珠海分行为此产生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三）项规定，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适用调解仲裁法。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二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等处理，或者其他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予以撤销。广发珠海分行认为对徐枫作出的行政开除处分属于用人单位生产经营方面自治权利，不属于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管辖范围，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应作为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审理。
广发珠海分行主张于2012年8月21日作出的《珠海金峰航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不良资产责任问责见面材料》，对徐枫诫勉谈话并扣减效益工资5000元的经济处罚，是初步处理意见，没有实施，对于广发珠海分行上述主张是不成立的。首先，该问责材料注明处罚内容，并已加盖“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监察保卫部”印章及徐枫的签名，因此该问责材料对受处罚人公布后，则视为广发珠海分行已决定对徐枫进行处罚；其次，徐枫主张扣减效益工资5000元的处罚在2013年5月工资中扣除，广发珠海分行对徐枫的工资分为基本工资和效益工资两部分没有异议，徐枫主张在2013年4-6月份效益工资表中有其签名，证明已扣减效益工资5000元，但广发珠海分行没有提交该工资表，故原审法院认定广发珠海分行对徐枫扣减效益工资5000元的经济处罚已经执行完毕。广发珠海分行于2015年10月12日对徐枫作出《广发珠海分行关于给予徐枫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是对徐枫重复处罚。
开除是对犯错误职工作出的一种最严厉的行政处分形式，是对员工违纪辞退而解除劳动关系的一种方式。徐枫于2015年3月23日以个人原因向广发珠海分行递交《辞职申请报告》，获得广发珠海分行同意，并已办理完毕离职交接手续，徐枫的离职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属于合法解除劳动合同。徐枫在离职后，与广发珠海分行的劳动合同关系已经解除，双方此后没有劳动关系，广发珠海分行在与徐枫没有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作出的行政开除处分决定，没有法律依据。《广发银行员工违规违纪行为处罚办法》第八条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员工，如在职期间严重违规违纪的，单位仍应追究其责任，需要给予处理的，向其所在单位或者向有关监管部门移送相关材料，涉及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该规定并不代表用人单位有权在劳动者合法离职后对其作出开除决定。徐枫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二十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撤销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于2015年10月12日对徐枫作出的《广发银行珠海分行关于给予徐枫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广发珠发[2015]161号）。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广发珠海分行负担。
一审判决后，广发珠海分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徐枫的诉讼请求；2.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用人单位无权在劳动者合法离职后对其作出开除决定”的认定；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徐枫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将该案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审理错误。（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1.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2.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3.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本案，对徐枫的行政开除处分于2015年10月13日作出，而依据珠劳人仲案字[2016]352号裁决书，徐枫与广发珠海分行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4月28日已经解除，双方之间因该处分发生的争议并非发生在履行劳动合同的过程中，依据上述规定，本案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等处理，或者因其他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予以撤销。”本案对徐枫的行政开除处分是在徐枫与广发珠海分行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以后才做出，因此，该处分实际上只能起到对徐枫在职期间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价的作用，不会也不可能导致劳动合同的解除。此外，该处分的做出理由充分，并无不当，故其并不属于人民法院有权撤销的情形。
问责见面材料等同于处罚决定错误。为查明金峰航不良贷款项目产生的原因及相关人员应承担的责任，2013年2月，广发珠海分行同徐枫进行了面谈，并依据谈话内容形成《珠海金峰航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不良资产责任问责见面材料》（下称《见面材料》）。广发珠海分行虽然在《见面材料》中表明了对徐枫的处理意见，但这并不是正式的处罚决定，理由如下：（一）金峰航不良贷款项目属于总行的问责权限范围，广发珠海分行无权在未经总行批准的情况下作出处罚决定。《广发银行不良资产问责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问责不良资产的权限范围：（一）总行问责权限范围：1、审议单一客户（含集团、关联客户，下同）不良资产余额在本外币合计人民币500万元（含）以上，或者资产损失在本外币合计人民币100万元（含）以上的责任认定和处理意见；总行认为有必要对不良资产直接进行问责的，不受此条款设定金额的限制。”本案，金峰航贷款项目所涉不良资产高达人民币138914011.69元，依照上述规定，属于总行的问责权限范围，广发珠海分行无权在未经总行批准的情况下作出处分决定，更不可能仅仅依据《见面材料》就对徐枫实施处罚。（二）制作《见面材料》只是形成处罚决定的一个必要流程，并非最终处罚决定。《广发银行不良资产问责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责任事实应与责任人见面。经审理认定的责任事实应制作见面材料与责任人见面，责任人应在见面材料上签字确认，允许责任人提交书面申诉材料。对责任人的申辩，监察部门应慎重核实并作出说明，正确的予以采纳，不正确的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见面材料与责任人见面应当在拟定《审理报告》前完成。”由上述规定可知，制作《见面材料》是拟定《审理报告》的必经程序。依据《广发银行不良资产问责办法》有关问责基本流程的规定，《审理报告》拟定后，仍要经过不良资产问责委员会审议、审议同意且需要处罚的办理呈批手续等流程，最终才能形成处分（处理）决定或处罚批复。由此可见，制作《见面材料》只是形成处分决定的一个必要流程。《见面材料》之中的多处内容亦可表明这不是最终处罚决定。首先，《见面材料》中对徐枫的处罚描述为：“拟给予梅华路支行行长徐枫诫勉谈话，并扣减效益工资5000元的经济处罚”其中的“拟”字已足以说明这不是正式的处分决定。其次，通过生活常识及对比广发珠发（2015）161号处分决定书可知：1、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处分只需将处分决定告知劳动者即可，无须让其在处分决定书上签字确认，而广发珠海分行告知的方式是通过内部抄送；2、最终处分决定是以广发珠海分行的名义作出，自然应当加盖广发珠海分行的公章，而《见面材料》中加盖的却是广发珠海分行监察保卫部的印章。这种种迹象均可表明《见面材料》并非最终处分决定，一审判决在没有调查清楚《见面材料》性质的情况下，就将《见面材料》视为最终处分决定是极其错误的。三、一审判决
三、一审判决认定广发珠海分行已对徐枫实施扣减5000元效益工资的处罚错误。（一）广发珠海分行提交的证据表明未对徐枫实施扣减5000元效益工资的处罚。本案一审中，广发珠海分行已向法院提交徐枫2013年全年的《基本工资及相关补贴等发放表》、《考核工资及个金团队相关调整工资发放表》、《工资发放流水》及《关于徐枫2013年度工资发放情况的说明》。该四份证据材料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徐枫2013年度基本工资、考核工资的工资构成及发放情况，其中并没有扣减5000元效益工资的记录，已足以证明广发珠海分行没有对徐枫实施过相应处罚。（二）广发珠海分行本可以提供相关工资支付台账证明未曾实施扣减5000元效益工资的处罚，但该材料因超过法定保管期限而流失。《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如实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工资支付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二年。工资支付台账应当包括支付日期、支付周期、支付对象姓名、工作时间、应发工资项目及数额，代扣、代缴、扣除项目和数额，实发工资数额，银行代发工资凭证或者劳动者签名等内容。”本案一审中，法院要求广发珠海分行提供经罗斌明、徐枫签字的《2013年考核工资分配表》及《4月份考核奖励（预发）发放说明》的邮箱记录，这些工资支付台账本属于广发珠海分行人力资源部保管，广发珠海分行也想通过该材料进一步证实未对徐枫实施扣减5000元考核工资的处罚。但是，经查询后发现，该材料已经超过法定的2年保管期限，人力资源部为减轻管理负担，已将该材料进行清理，广发珠海分行不但法律上已无义务提供，而且事实上也已无法提供该材料。（三）徐枫主张其已被扣减5000元效益工资，理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徐枫应对其已经被扣减5000元效益工资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判决却将该举证责任强加给广发珠海分行，完全不考虑相关材料已不属于广发珠海分行应当保管的材料范围以及相关材料客观上已不存在的事实，此举难免会造成举证责任的失衡，导致案件重要事实认定错误，判决有失公平。
四、即便推定徐枫已被扣减5000元效益工资，再对其作出开除决定也并非是重复处罚。首先，《见面材料》主要是界定梅华路支行在金峰航不良贷款项目中有何过错以及应承担何种责任，并不是针对徐枫个人，其追究的是徐枫在任职梅华路支行行长期间的管理责任，而徐枫任职梅华路支行行长是发生在第六次授信期间。其次，广发珠发（2015）161号处分决定书主要是界定徐枫个人在任职梅华路支行客户经理期间对金峰航不良贷款项目有何过错以及应承担何种责任，给与其开除处分是针对其第四、五次授信中的失职行为。通过对比可知，《见面材料》是对徐枫在第六次授信期间所负管理责任的处分，而广发珠发（2015）161号处分决定书是对徐枫在第四、五次授信期间失职行为的处分。因此，即便推定徐枫已被扣减5000元效益工资，再对其作出开除决定也并非是重复处罚。
定用人单位无权在劳动者合法离职后对其作出开除决定错误。首先，《劳动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依据该规定，用人单位有权制定规章制度，对于违反规章制度的劳动者，单位有权作出相应处分。单位处分是用人单位对违纪的劳动者作出的一种惩诫，也是用人单位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常用的手段。其次，《广发银行员工违规违纪行为处罚办法》第八条规定：“由于工作调动、辞职、退休等原因与本行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员工，如发现在本行工作期间严重违规违纪的，仍应追究其责任。”。依据该规定，即便珠劳人仲案字［2016］352号裁决书认定广发珠海分行与徐枫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4月28日已经解除，但在现行法律没有相关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广发珠海分行仍有权对徐枫在职期间的严重违纪行为进行处理。况且，广发珠海分行对徐枫的追责工作在其申请离职前就已经开始，只是由于审批程序繁琐，才导致徐枫在最终处分结果下达前离职。一审判决认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合法离职后不能对其作出开除处分，不但混淆了“员工离职后，对其在职期间行为的处分”与“对员工离职后行为的处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且将为逃避用人单位处罚的劳动者开辟一条通道，使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处分权流于形式。被上诉人徐枫
被上诉人徐枫答辩称，一、徐枫与广发珠海分行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已于2015年4月28日解除。2015年3月23日，徐枫向广发珠海分行提出辞职，并递交了书面的辞职申请报告，广发珠海分行是在收到徐枫书面的辞职申请报告后，同意了徐枫辞职申请，故此，才会在2015年4月24日由徐枫所在的梅华路支行出具了工作交接证明，其后就到广发珠海分行的各个部门办理交接手续，广发珠海分行发工资也是发到2015年的4月份，而事实上，徐枫在2015年4月底就没有再回广发珠海分行处上班。综上，徐枫提前了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广发珠海分行提出辞职，并且在一个月后办理了工作及离职交接，且广发珠海分行发放工资也是发到2015年4月，上班截止时间也是在2015年4月底。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徐枫与广发珠海分行之间的劳动合同的解除，是由作为劳动者的徐枫提出解除，并不是作为用人单位的广发珠海分行提出解除，因此，徐枫与广发珠海分行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15年4月28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在2015年4月28日解除的事实，广发珠海分行亦在劳动仲裁阶段的庭审中予以确认，经劳动仲裁委裁决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5年4月28日。此后，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徐枫也不再是广发珠海分行的员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广发珠海分行在2015年4月28日后的2015年10月12日作出《广发珠海分行关于给予徐枫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是在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作出的行政开除决定，完全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是错误的，理应予以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二十条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等处理，或者其他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予以撤销。因此，广发珠海分行在没有劳动关系的情况下还对徐枫作出行政开除，是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错误决定，一审判决撤销广发珠海分行对徐枫作出的上述行政开除决定是正确的。
二、广发珠海分行作出的《广发珠海分行关于给予徐枫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中所称的理由亦是错误的，没有事实及相应依据。广发珠海分行称徐枫在担任梅华路支行客户经理期间，对珠海金峰航电源科技有限公司贷款项目的贷前调查环节（第四、五次续授信）中：（1）未能通过分析借款人重要财务科目、核实销售收入等手段分析借款人第一还款来源，未能有效识别借款人粉饰财务报表、虚增销售收入的情况，关在续授信中盲目增加授信敞口额度并并弱化担保方式，导致授信风险不断累积、扩大。（2）未对借款人关联关系的情况进行调查、披露。广发珠海分行称作为该笔不良资产项目第四、五次授信主办人对于以上失职事实负主要责任，因此，根据《广发银行员工违规违纪行为处罚办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广发银行不良资产问责办法》相关规定给予徐枫行政开除处理决定。徐枫认为，广发珠海分行作出的以上行政开除决定，完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徐枫了解到行政处分决定书中所述的珠海金峰航电源科技有限公司贷款项目中的借款人珠海金峰航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在珠海包括广发珠海分行在内同时有多家银行被骗取贷款，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经被追究了刑事责任。珠海金峰航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从2005年1月开始一共授信贷款六次，前五次的授信贷款均已经按时结清，徐枫负责贷前调查环节的2008年4月第四次授信额度项下所有款项均按时收回，已经结清，在第五次授信时，由于徐枫调离原工作岗位，徐枫仅负责前期的部分工作，其后的包括签订借款合同在内的所有工作均没有参与，即使如此，2009年10月第五次授信额度的每笔放款均能按时收回本息，逾期率为0。而暴发不良贷款的风险及不良资产的风险均是发生在2010年10月第六次授信期间。根据《广发银行不良资产问责办法》第三十八条中就有业务到期办理续借或借新还旧后，发生风险的，由后手负相关的责任。但是，广发珠海分行并没有按以上追责原则来追责，对于第五次后续主办人及第六次授信的主办人余婷，作为后手理应负全责，但是，广发珠海分行则只作出了给予留用察看一年，鉴于其已离职，本行永不录用，并将违规责任事实和处理意见记入诚信档案，违规责任事实及其他处理意见抄报银监机构（见广发珠发[2015]169号文）。但是，相反，对于本不该被追责的徐枫则作出行政开除处理。因此，广发珠海分行对徐枫作出的行政处分决定是完全没有事实及规章制度依据，是完全错误的。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撤销广发珠海分行于2015年10月12日对徐枫作出的《广发珠海分行关于给予徐枫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广发珠发[2015]161号），对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均正确无误，应予以维持，请二审法院驳回广发珠海分行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徐枫与广发珠海分行的劳动合同于2015年4月28日依法解除后，双方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广发珠海分行无权继续对徐枫实施管理行为，广发珠海分行对徐枫作出行政开除处分，没有法律依据。广发珠海分行要求撤销原审法院关于用人单位无权在劳动者合法离职后对其作出开除决定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依法解除，但广发珠海分行仍以用人单位的名义对徐枫作出开除决定，该开除决定实际上是对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方式的变更，故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对《广发银行珠海分行关于给予徐枫行政开除处分的决定》（广发珠发[2015]161号）予以撤销。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炜杰
审 判 员 李 灵
代理审判员 黄汉源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黄瑞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