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04民初第1914号
原告：佛山市禅城区钜盈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振兴路18号A1二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405071778X8。
法定代表人：谭顺镜。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凯涛，广东熊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彩玲，女，汉族，1967年10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系原告员工。
被告：陈国灿，男，汉族，1971年11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华，广东京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芳，广东京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佛山市禅城区钜盈纺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陈国灿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3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谭顺镜、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凯涛、霍彩玲及被告陈国灿到庭参加诉讼。庭后，原、被告两次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期，期限各为两个月，但双方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本案于2017年6月2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凯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华、何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分别于2016年5月24日、2016年6月4日、2016年6月21日、2016年7月6日、2016年10月28日签订的六份《布胚加工单》；2.被告返还材料（100D/36F涤纶低弹白丝+200D/96F涤纶低弹丝+300D/96F涤纶低弹丝）网料9050千克予原告；3.被告返还材料（100D/36F涤纶低弹黑丝+200D/96F涤纶低弹丝+300D/96F涤纶低弹丝）网料5000千克予原告；4.被告返还材料（300D/96F涤纶阳离子低弹/2+150D/48F涤纶低弹丝）网料3417千克及100D/36F涤纶低弹丝383千克予原告；5.被告返还材料（100D/36F涤纶低弹黑丝+200D/96F涤纶低弹丝+300D/96F涤纶低弹丝）网料2655千克及100D/36F涤纶低弹丝白丝345千克予原告；6.被告返还材料（50D/24F涤纶半光长丝（黑丝）+75D/72F涤纶POY（白丝）+30S纯涤（环锭纺）4800千克及40D氨纶200千克予原告；7.被告返还材料（100D/72F涤纶半光长丝（白丝）+75D/72F涤纶POY+30S纯涤）网料1770千克及40D多富龙4810#230千克予原告。庭后，原告以被告当庭表示无法返还原材料原物，返还原物无法达到预期诉讼效果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其第2至7项诉讼请求，并增加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陈国灿向原告佛山市禅城区钜盈纺织品有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68239.5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5月至10月期间，原告共分六次委托被告加工布胚，根据约定，布胚加工的原材料由原告提供，被告按约定的加工的数量、质量、规格完成布胚的加工并按约定期限提交布胚货物，但被告收取原告提供的材料后未按约定进行布胚加工，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依然未履行布胚加工义务，导致原告不能实现按期收货的合同目的，被告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原告的合同债权不能实现，为此，原告特依法予以解除与被告之间的承揽合同并诉请贵院判令被告返还加工原材料予原告，请贵院依法判决。
被告辩称,确认已收取原告诉讼请求中提及的材料，但被告已为原告完成加工，并送货给原告。
一、请求法庭不予采纳原告在第一次开庭后提出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裁定驳回原告起诉。1、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时间超出了举证期限，亦超出了本案审理期限，应当予以驳回。（1）《证据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本案举证期限应在2017年3月7日即开庭当天前，原告于2017年5月27日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超出了举证期限。（2）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应在立案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审结时间应为2017年4月18日前，原告于2017年5月27日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超出了本案审理期限。2、本案在第一次开庭结束前，原告没有提出具体诉讼请求，请法庭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在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原告变更了一次诉讼请求，变更后其第二至第七项诉讼请求均没有明确“要求被告返还的每种材料各重多少”。原告提供的六张《布胚加工单》每张都包含3种以上材料，但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只有每张单对应的总重量，而没有每种材料具体的重量。
二、即便是法庭同意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原告也应该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1、原告应承担“已将六张《布胚加工单》所指的材料交付给被告”的举证责任。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在涉案这六张《布胚加工单》前后，双方一直存在加工合作关系，并且加工的材料也有相同的。被告虽然确认收到过原告的材料，但并不一定就是这六张《布胚加工单》所指的材料。因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举证其已将六张《布胚加工单》所指的材料交付给了被告，否则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原告应承担“每种材料价值多少”的举证责任。在《布胚加工单》内，只有加工材料的总重量、加工费的单价，通过《布胚加工单》只可以计算出原告应支付给被告的加工费，而无法分辨出各种材料分别的重量。根据原告提供的6份《销售合同》可知，原告委托被告加工的每种材料，单价都是不同的。因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举证其交付给被告的每种材料各多少公斤、价值多少，否则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三、原告陈述的事实前后表述不一，其提交的证据张冠李戴，存在多处疑点。1、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的材料总重量前后表述不一。（1）原告提交的起诉材料中，并没有明确每种材料的重量。在第一次庭审的法庭调查阶段，经法官提问后，原告补充了几种材料的重量，但补充后材料的总重量，比《布胚加工单》“加工数量”那栏的总重量多了13.8吨。原告在2017年5月27日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材料，各种材料的总重量又变为与《布胚加工单》“加工数量”那栏的总重量一致。（2）原告至今未明确“原第五项诉讼请求中的300D/96F涤纶低弹丝、原第六项诉讼请求中的30S纯涤（环锭纺）、原第七项诉讼请求中的30S纯涤”各重多少公斤。由些可知，原告对加工材料的重量前后表述不一，案件事实模糊不清，很有可能是原告捏造事实。2、《产品购销合同》、《发票》的日期和产品名称无法与《布胚加工单》一一对应，材料价值的计算方法、材料含量占比纯属虚构。原告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发票》的日期，均发生在《布胚加工单》之后，产品名称与《布胚加工单》上的材料名称完全不同。六个《产品购销合同》均注明了“款到发货”，但原告无法提供相应的转帐记录。原第2至第5项诉讼请求的原材料的单价，以发票上的两个单价相加再除以2无任何依据。原第6、7项诉讼请求的原材料含量占比纯属捏造。因此，《布胚加工单》所指的材料不可能来源于《产品购销合同》，很明显，这是原告为了虚假诉讼而故意伪造的证据。3、原告诉被告扣押其价值近30万的材料，半年多至今仍未归还，但事后却仍然交付其他材料给被告继续加工，这不合常理。涉案的六张《布胚加工单》中，原告最早的发单时间是2016年5月24日，最后一次是2016年10月28日，被告起诉时间为2017年1月19日。并且双方都确认，在2016年10月28日之后，原告还在交付其他材料给被告继续加工。根据六张《布胚加工单》可知，从原告收到材料、到交货给被告一般只要6天左右时间。假如被告扣押原告价值将近30万的材料半年多至今仍未归还，原告却仍然再交付其他的材材给被告继续加工，这不合常理。在第一次开庭的法庭调解阶段，原告表示“因为被告交付的布匹有部分有质量问题，所以不同意调解。”很明显，原告已收到了被告交付的布匹。
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和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目的是为了不向被告支付加工费，因此通过虚假诉讼对被告进行讹诈。请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九份《布胚加工单》及原材料实物样本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八份发票及两份《产品购销合同》、两份《销售合同》、一份《购销合同》、一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均有异议，因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涉及本案争议焦点的论述，本院将在下文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认证。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两份码单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33份磅码单中有31份有原件予以核对，交付日期为2016年6月25日、6月27日的两份磅码单无原件核对，但提货人签名为“谭顺炳”，签名笔迹与其余有原件核对的单据的签名一致，且原告对其余单据上谭顺炳及朱芳的签名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有谭顺炳及朱芳签名的磅码单的真实性均予确认；原告对其余人员签名的磅码单不予确认，称并非是其司签收货物的凭证，因被告未能继续举证证明签收人员与原告的关系，故无法证明该部分单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结合本院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案件事实认定如下：
原、被告存在加工合同关系，由原告向被告提供原材料，被告为原告加工布胚，每次委托加工以原告向被告发出《布胚加工单》、被告在《布胚加工单》上签名确认的形式确定委托加工的具体内容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原告于2016年5月24日向被告发出两份《布胚加工单》（合同项下布胚编号分别为JY18A073、JY18A051），于2016年6月4日、6月21日、7月6日、10月28日各向被告发出一份《布胚加工单》（合同项下布胚编号分别为JY18310、JY18A051、JY18251、JY-18161)，被告均予接收并在其上签名确认。每份加工单均记载了该单加工布胚的名称、编号、加工数量、单价等，并记载了原告需向被告提供的原材料。之后，原告根据加工单的记载向被告交付了相应的原材料。
庭审中，被告确认已收取原告交付的六份加工单相应的原材料如下：1.（100D/36F涤纶低弹白丝+200D/96F涤纶低弹丝+300D/96F涤纶低弹丝）网料9050千克；2.（100D/36F涤纶低弹黑丝+200D/96F涤纶低弹丝+300D/96F涤纶低弹丝）网料5000千克；3.（300D/96F涤纶阳离子低弹/2+150D/48F涤纶低弹丝）网料3417千克及100D/36F涤纶低弹丝383千克；4.（100D/36F涤纶低弹黑丝+200D/96F涤纶低弹丝+300D/96F涤纶低弹丝）网料2655千克及100D/36F涤纶低弹丝白丝345千克；5.50D/24F涤纶半光长丝（黑丝）+75D/72F涤纶POY（白丝）+30S纯涤（环锭纺）4800千克及40D氨纶（氨纶占3.3%）200千克；6.（100D/72F涤纶半光长丝（白丝）+75D/72F涤纶POY+30S纯涤）网料1770千克及40D多富龙4810#230千克。上述总重量27850千克，其中40D氨纶为430千克。
诉讼中，被告辩称其已完成案涉六份《布胚加工单》的加工义务并已将加工成果交付给原告，均是原告自己派人来被告处收取或由原告指定的染厂来收取，原告己方派人收取及染厂收取均在被告制作的磅码单上签名，谭顺炳、朱芳、吴武、潘国林均是原告的员工，“太平：刚”“佳利”“嘉荣兴”均是原告指定来收货的染厂。原告确认谭顺炳、朱芳的收货行为，但否认其二人收取的货物是案涉6份《布胚加工单》的货物，否认吴武、潘国林是其员工，否认其有指定染厂代收货，称其均是派专人收货的。
被告提交的磅码单记载客户为“钜盈”，品名载明了交付货物所属的编号，部分单据还记载了布胚名称，同时记载了交付日期，但没有记载交付的货物所属的《布胚加工单》。原、被告确认，对于《布胚加工单》及磅码单上所载的编号，一个编号对应一种布胚。被告称，根据磅码单品名处记载的编号、名称可区分该单据所指向的《布胚加工单》。据被告该主张核对计算，记载的编号与2016年5月24日编号为JY18A073的《布胚加工单》一致的磅码单有五份，交付重量合计9104.1千克；记载的编号与2016年6月4日的《布胚加工单》一致的磅码单有五份，交付重量合计3727.1千克；记载的编号与2016年7月6日的《布胚加工单》一致的磅码单有九份，交付重量合计9029.5千克；记载的编号与2016年10月28日的《布胚加工单》一致的磅码单有两份，交付重量合计2787.9千克。因2016年5月24日编号为JY18A051的《布胚加工单》与2016年6月21日的《布胚加工单》记载的编号一致，而记载有该编号的磅码单记载的布胚名称均不完整，故无法根据被告所述区分剩余12份磅码单所指向的《布胚加工单》，该12份磅码单记载的交付重量合计为10320.9千克。
2016年5月24日编号为JY18A073的《布胚加工单》约定加工重量为9050千克，2016年6月4日的《布胚加工单》约定加工重量为3800千克，2016年7月6日的《布胚加工单》约定的加工重量为5000千克，2016年10月28日的《布胚加工单》约定的加工重量为2000千克。2016年5月24日编号为JY18A051的《布胚加工单》约定加工重量为5000千克，2016年6月21日的《布胚加工单》约定加工重量为3000千克，上述两单重量合计为8000千克。加工单均确定被告的加工允许0.7%以内的材料织损。
另查明一，原、被告双方在签订案涉六份《布胚加工单》前后均有其余的布胚加工交易存在。其中原告2016年5月15日向被告发出的《布胚加工单》要求被告加工的布胚名称是涤纶毛巾布，编号为JY18A051，与案涉2016年5月24日的加工单一致；原告2016年6月8日向被告发出的《布胚加工单》要求被告加工的布胚名称是色织网料拉架平纹，编号为JY18251，编号与案涉2016年7月6日的加工单一致；原告2016年9月17日向被告发出的《布胚加工单》要求被告加工的布胚名称是网料拉架平纹，编号为JY-18161，与案涉2016年10月28日的加工单一致。
另查明二，本案原告的起诉状副本于2017年2月14日通过邮寄方式向被告送达。
诉讼中，原告提交了八份发票及两份《产品购销合同》、两份《销售合同》、一份《购销合同》、一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拟证明根据案涉六份份《布胚加工单》其向被告交付的原材料的进货价。其称上述证据均是采购案涉原材料的合同及对应的发票，因交易习惯，其与供货单位均是交易完毕后，为了做账、报税才签订合同及开具发票，故合同的签订时间及发票时间会落后于真实的收货时间；同样因交易习惯，合同及发票只是简单列明原材料的统称，各种规格的涤纶丝均记载为“涤丝”；合同及发票采购的均是最原始的原材料，原告收取原材料后部分经过前手加工方交予被告，故原告主张的原材料单价并未包括前手加工的费用。
本院认为，本案属加工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被告是否已依照案涉六份《布胚加工单》完成合同义务，将加工成果交付原告；二、原告请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六份案涉《布胚加工单》是否合法有据；三、如合同解除，被告应承担何责任。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被告应对其已完成布胚加工义务并将加工成果交付原告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提供了33份磅码单作为证据，但是，本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
首先，被告提交的33份磅码单中，除谭顺炳签名的八份磅码单及朱芳签名的一份磅码单能证明原告收货的事实外，其他人员签名的单据均无法证明是原告收取了货物，又，谭顺炳签名的八份磅码单及朱芳签名的一份磅码单上记载的交货重量合计仅6906.1千克，远远低于六份《布胚加工单》约定的加工重量，无法证明被告已按合同约定完成加工、交付义务。
其次，即使被告提供的33份磅码单交付的货物均为原告收取，但是，除案涉六份《布胚加工单》外，原、被告还另外签订有《布胚加工单》，时间与案涉加工单的时间相差不远，且内容与案涉加工单相同，原告提出被告提交的磅码单无法反应其交付的货物即系案涉加工单项下的货物，因此，在被告提交的磅码单可以排除其交付的是双方其他合同项下的货物的可能时，方能证明该33份磅码单交付的货物是案涉加工单项下的货物。但是，被告提交的磅码单仅记载了交付货物的编号及布胚名称，部分仅记载了布胚名称，且部分布胚名称亦记载不完整，没有记载其具体指向的加工单，无法确认其交付的是案涉加工单项下的货物还是其他加工单项下的货物。对此，被告作为送货方，对送货行为未能尽其合理注意义务，对所送货物属于哪份合同项下进行标注区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
再次，即使如被告主张将33份磅码单划分到案涉六份加工单项下，每份《布胚加工单》相对应的磅码单所反映的交货总重量均高于《布胚加工单》约定的加工数量，即高于原告向被告交付的原材料重量，但据加工单反映及双方确认，加工过程对原材料会有损耗，因此出现上述情况显然不合常理。
综上，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完成案涉六份《布胚加工单》加工成果的交付义务，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被告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案涉六份《布胚加工单》均记载了交货日期，分别为2016年5月30日（两份）、2016年6月10日、2016年6月28日、2016年7月15日、2016年11月1日。被告对上述交货日期有异议，称原告未能按加工单约定的日期交付原材料，故其亦无法按约定的交货日期交货。原告称按交易习惯，其不会要求被告一定要在上述交货日期前交货，被告有时交货快，有时交货慢，但均应在合理期限内交货，因案涉六份加工单至其起诉时已超过合理期限，且被告通过电话明确告知不会履行加工义务，原告方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对于原告延迟交付原材料的主张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不予采纳，且即使原告延迟交付原材料，被告可相应顺延交货日期，其亦应遵循双方的交易习惯，在合理期限内交货，但被告至今仍未向原告交货，距离案涉第一份加工单的发单日期已逾一年，原告主张其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被告构成根本违约，本院予以采纳。原告诉请解除双方分别于2016年5月24日（两份）、2016年6月4日、6月21日、7月6日、10月28日签订的六份《布胚加工单》所涉及的加工合同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本案未有证据证明原告在诉讼前已有效通知被告解除合同，故起诉视为通知，被告收到起诉状的时间视为通知到达的时间，因此本院认定该六份《布胚加工单》所涉及的加工合同关系的解除时间应为2017年2月14日。
三、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时请求被告返还已交付的原材料，庭后以被告当庭表示无法返还原材料为由将其返还原材料的请求变更为请求被告支付原材料相应的价款。本院认为，本案虽未有证据证实被告已将加工成果交付原告，但确存在原材料已经被加工、不复存在的可能，被告庭审时亦如此主张，故为了本判决具可执行性，更为了避免讼累，本院对原告庭后提出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予以接纳，对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原材料价款的请求予以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依前所述，被告已收取原告交付的原材料，但未交付加工成果，已构成违约，本院确认案涉六份《布胚加工单》所涉及的加工合同关系于2017年2月14日解除，被告未能向原告返还原材料，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已向被告交付的原材料相应的价款，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案涉原材料的价值，对于原告为此提交的证据，发票无原件予以核对，本院不予采信。对于采购合同，原告能提交原件予以核对，虽然六份合同的签订时间均滞后于原告主张的对应的《布胚加工单》的订立时间，无法证明合同项下的货物就是案涉原材料，合同上的产品除氨纶丝及T30涤纶纱外其他均记载为涤丝、涤纶丝或DTY，亦无法证明具体规格的各种涤纶丝的价格，但在被告对案涉原材料的单价、价值未能举证亦未有主张的情况下，本院参照上述合同反映的单价对案涉原材料的价值进行认定。上述合同（除明确记载货物为氨纶丝的《购销合同》外）对各种单价的原材料名称均记载不具体，无法区分其具体是哪种涤纶丝，且据原告主张，上述合同交易的是最原始的原材料，原告交付给被告的部分原材料是已经加工的，如2016年6月4日的《布胚加工单》中的第一种原材料就是由300D/96F涤纶阳离子低弹丝及150D/48F涤纶低弹丝两种最原始的原材料按一定比例加工而成，故上述合同无法直接反映案涉原材料的单价。因此，本院以上述合同（除涉及氨纶丝的《购销合同》外）的各种涤纶丝的单价的平均值作为案涉各种涤纶丝原材料的单价，以此计算案涉原材料涤纶丝的价值，但是，《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反映其项下的涤纶纱规格为T30，案涉原材料及其各种成分均未有记载为“T30”的，因此该合同的单价应予剔除。2016年10月21日的《产品购销合同》反映的单价为7.61元/千克、7.21元/千克，两份《销售合同》反映的单价分别为9.95元/千克（123108.93元÷12373.7千克）、9.8元/千克（51730.8÷5280千克），2016年11月21日的《产品购销合同》反映的单价为10.21元/千克，上述单价的平均值为8.96元/千克。《购销合同》反映氨纶丝的单价为30元/千克。原告根据案涉六份《布胚加工单》所交付的原材料除40D氨纶外的总重量为27420千克，40D氨纶为430千克。据此，本院认定案涉原材料的价款为258583.2元（8.96元/千克×27420千克＋30元/千克×430千克）。被告已收取上述原材料未予返还，其应按上述原材料的价款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258583.2元。原告请求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关于被告提出的原告原诉讼请求没有明确各种材料各自的重量，诉讼请求不明确，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的抗辩意见。据原告主张，其依据2016年5月24日的两份《布胚加工单》向被告交付的原材料均为一种，其余《布胚加工单》均为两种，加工单中“材料”一栏第一行列明的为第一种材料，第二行列明的为第二种材料，为此原告第一次庭审提交了原材料实物样本，可印证原告上述主张，被告对该样本无异议，故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予以采信。第一次庭审，原告已明确各加工单项下每种原材料的重量，其主张的总重量并无超过加工单载明的总重量。综上，本院对被告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佛山市禅城区钜盈纺织品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国灿于2016年5月24日签订的两份《布胚加工单》（合同项下布胚编号分别为JY18A073、JY18A051）及分别于2016年6月4日、6月21日、7月6日、10月28日签订的四份《布胚加工单》（合同项下布胚编号分别为JY18310、JY18A051、JY18251、JY-18161)所涉及的加工合同关系于2017年2月14日解除；
被告陈国灿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佛山市禅城区钜盈纺织品有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58583.2元；
驳回原告佛山市禅城区钜盈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32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2662元，由原告佛山市禅城区钜盈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100元，被告陈国灿负担2562元。
如不服本判决，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秀玲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书记员 黄嘉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