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0802行初100号
原告浙江京桥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龙游工业园区北斗大道壹号。
诉讼代表人徐昱煚，清算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兴常,男，196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肖坤，浙江新中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行政机关）龙游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住所地浙江省龙游县龙洲街道文化路115号。
法定代表人余弘伟，局长。
委托代理人汪幼君，龙游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马国良，浙江银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复议机关）衢州市国家税务局，住所地衢州市新安路20号。
法定代表人叶永青，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杨洋，衢州市国家税务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许广平，浙江无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京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桥实业）与被告龙游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龙游国税稽查局）、衢州市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衢州市国税局）税务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立案，并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并案审理，于同年7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李兴常、肖坤，被告（原行政机关）龙游国税稽查局出庭负责人余弘伟（局长）及委托代理人汪幼君、马国良，被告（复议机关）衢州市国税局出庭负责人聂晓霖（副局长）及委托代理人杨洋、许广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0月12日，龙游国税稽查局作出龙国税稽罚〔2016〕9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存在账外经营隐瞒应税收入的违法行为，属于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偷税行为。2010、2011年度共应补企业所得税额4246084.5元。该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的“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为确保税务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保障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修订《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操作规程》和《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的公告（公告〔2012〕4号）行使税务行政处罚。对京桥实业的偷税行为，应追缴少缴企业所得税4246084.5元，决定对京桥实业处以少缴企业所得税一倍的罚款计4246084.5元。
京桥实业不服龙游国税稽查局作出的龙国税稽罚〔2016〕9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该局同时作出的龙国税稽处〔2016〕8号《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于2016年12月9日向衢州市国税局申请行政复议。衢州市国税局认为龙国税稽罚〔2016〕9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于2017年3月15日作出衢税复决字〔201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龙国税稽处〔2016〕8号税务行政处理决定及龙国税稽罚〔2016〕9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以京桥实业清算组名义向两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起诉状诉称，龙游国税稽查局作出的龙国税稽罚〔2016〕9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违法，认定事实证据不足。
一、被处罚的主体不适格
原告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第一被告再予以处罚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吊销营业执照时间是2012年12月10日，第一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时间是2016年10月12日。
公司营业执照吊销后，主体尽管仍然存在，但是其法律地位相当于清算组，其唯一的任务就是清算。第一被告予以行政处罚没有法律依据，超出了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民法通则》第四十条规定：“法人终止，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停止清算范围外的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关于人民法院不宜以一方当事人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已丧失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问题的复函》（法经〔2000〕23号函）虽然规定“清算期间，企业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依然存在。”但也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应当由其开办单位（包括股东）或者企业组织清算组依法进行清算，停止清算范围外的活动。”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下列职权：“（1）清算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2）通知、公告债权人；（3）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4）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税款；（5）清理债权、债务；（6）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7）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第186条第2款规定：“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显然，清算组没有接受行政处罚的权能，清算的对象只能公司符合解散条件时（如本案被吊销营业执照时）已经存在的债权债务。行政处罚的债权形成于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并送达当事人之后。在此之前，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给予怎样的行政处罚是不确定的。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同样说明，清算的对象只能公司符合解散条件时已经存在的债权债务，行政机关总不能以可能即将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为由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而且，对于营业执照已经被吊销的企业作出行政处罚也不符合行政处罚的立案目的，企业营业执照被吊销相当于自然人已经死亡，应该以其财产或者说遗产承担债务，但再予以处罚显然没有法律依据。
二、关于工业厂房及配套用地采用资产转让方式交易的差额被认定为原告收入，依据不足。
第一被告认定原告在二宗房地产转让业务中存在少报收入15315971.22元事实，主要证据不足，交易主体模糊不清，合同自相矛盾。
龙游国税稽查局龙国税稽罚〔2016〕9号税务处罚决定认定事实证据不足，处罚决定没有依据事实作出。
1.被告出示的主要证据包括合同、结算单都是复印件，未见原件。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原件。对此，原告不予认可。
2.部分证据自相矛盾，前后不一。
原告在与浙江佰年门业有限公司（下称佰年门业）的资产转让事项中，第一被告提供的资产转让合同有两份（分别是2009年12月3日原告和佰年门窗装饰有限公司签署的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合同、2010年1月3日原告与佰年门业签署的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合同）。上述两份合同的转让方不一，价格不一，合同内容不一，2009年12月3日的合同约定的厂房单价为728元，而2010年1月3日的合同约定的单价为350元，2009年12月3日合同未约定围墙，2010年1月3日合同约定了围墙的建造分工。
事实上，2009年12月3日，原告与注册在浙江永康的佰年门窗装饰有限公司签订的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合同（约定每平方单价728元）未实际履行，第一被告以此合同主观推测，认定该合同为实际交易合同，与事实背离。从最后的交易主体来看，注册在龙游的佰年门业才是交易主体，而不是注册在永康的佰年门窗装饰有限公司。
在与浙江超洁实业有限公司（下称超洁实业）的资产转让过程中同样的存在上述问题，第一被告也同样没有关注、调查。第一被告提供的资产转让合同有两份（分别是2009年12月2日原告和浙江超洁工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合同、2010年1月7日原告与超洁实业签署的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合同）。上述两份转让合同的转让方不一，价格不一，合同内容不一，2009年12月2日的合同约定的厂房单价为728元，而2010年1月7日的合同约定的单价为350元，2009年12月2日合同未约定围墙，2010年1月7日合同约定了围墙的建造分工。从最后的交易主体来看，注册在龙游的超洁实业才是交易主体，而不是注册在武义的浙江超洁工贸有限公司。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2009年12月2日原告与注册在浙江武义的浙江超洁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未履行，原告收回予以销毁并无不妥，并不存在被告主张的存在偷税主观故意的情节。
3.本案中，第一被告反复强调的一个事实是，所有工程均于规划验收通过前完成。这确实是判定本案的主要事实，但第一被告的主张不能成立。
第一被告对于工业地产的开发流程不了解，属于主观臆想断定。事实上，依据和超洁实业的实际履行来看，在交易当时，至少到现在为止，历时6年以后，规划验收列示的暖气的安装尚未完成（事实上根本没有暖气的设计）。这证明规划验收文件仅仅是规范性的备案文件，不能作为实质证据。
工业地产的基本开发流程是这样的：拿到土地以后，进行土地平整，建设临时的施工汇档（开发的工业小区的外部围墙），规划设计，进行小区的主要通道和污水、雨水沟、电缆管道等建设。如果在招商未完成前，因地方政府的要求完成投资的话，会依据设定的容积率以及房产的间隔，在规划审批完成以后，开工建设厂房。由于未确定厂房的具体用途和功能，因此，一般先建设标准厂房；在厂房建成后，不会建设下水管道、电缆沟、厂区道路以及土地的分割（围墙的主要功能是用于土地分割），有的甚至连厂房地面的处理都不做（原因是特殊行业可能需要在厂房内建设设备基础、下水道、电缆沟等等）。基于招商的需要，地方政府部门会予以配合，在主体完成，配套未做之前，办理项目的规划验收并据以办理房产证。原告可以用现在尚在招商的原告的关联企业的工业地产的实际情况来证实原告的主张（证据二）。
在本案中，先建设后招商。在无法确定厂房使用功能和土地使用面积的情况下，开发商无法确定配套设施的规格（如下水管道的大小、道路的要求、厂区对内部的交通要求、供电的设计以及供水的安排）以及土地使用者所需要的面积大小。因此，在先建设标准厂房后，在完成招商后在行建设配套。
4.资产交易的实际情况。
为了更为清晰的描述这二个资产交易业务，我们综上所述，归纳如下：原告在厂房主体完工的情况下，通过熟人介绍，在永康等地招商，得到了当时的永康佰年门窗装饰有限公司和武义的浙江超洁工贸有限公司的响应，并分别签署了第一份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合同，实际上是意向合同；在上述公司的立项申请经过龙游县决策咨询小组批准前后，在龙游县分别成立了佰年门业和超洁实业；因此交易的主体是佰年门业和超洁实业，双方分别于2010年1月3日和2010年1月7日签订了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合同（该交易合同并未提及2009年12月签署的合同，因此2009年12月签署的合同无效），期后又签署了存量房转让合同；在交易开展的过程中，交易双方基于厂房配套尚未完成，因此，把厂房与配套土地的转让交易分成两个交易行为，一个是按照商定价作为成交价（该交易价经过了评估，被认为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厂房及土地的价值）进行厂房及土地的转让，一个是将未完成的配套部分作为建造合同处理，双方口头约定由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徐昱煚个人负责未完成配套的建造事宜或由其指定的第三方进行承建。
三、采用股权转让方式中的其他由徐昱煚个人代建部分被认定为原告收入，依据不足。
1.原告在与吕超等人转让浙江顺佳工贸有限公司（下称顺佳工贸）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徐昱煚的个人代建行为，代建收入为403万元，不应确认为原告的收入。
2.原告在与吕金昌等人转让浙江康鼎工贸有限公司（下称康鼎工贸）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徐昱煚的个人代建行为，代建收入为480万元，不应确认为原告的收入。
3.原告在与吕继光转让浙江昱晟工贸有限公司（下称昱晟工贸）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徐昱煚的个人代建行为，代建收入320万元，不应确认为原告的收入。
4.原告在与章永丰和陈巧维转让浙江万豪工贸有限公司（下称万豪工贸）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徐昱煚的个人代建行为，代建收入130万元，不应确认为原告收入。
之所以应该认定为由徐昱煚个人代建，理由同二。
四、所得税计算存在错误。
1.由于征纳双方未能就佰年门业和超洁实业二宗地产的交易价格及交易成本进行确认，因此，尚未进行土地增值税的汇款清缴。由于土地增值税是房地产转让收益直接相关的可以税前列支的税金，在未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前，第一被告的处罚告知书未合理预计土地增值税的应计金额，因此，即使认定收入确认无误的情况下，据此计算房地产转让的企业所得税显然是不正确的。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81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涉及企业所得税退税有关问题的公告》的文件规定：“二、企业按规定对开发项目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后，当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出现亏损，且没有后续开发项目的，可以按照以下方法计算出该项目由于土地增值税原因导致的项目开发各年度多缴企业所得税税款，并申请退税”。
因此，土地增值税应该合理预计。
2.原告认为：按照第一被告确认收入的方法，把非原告的收入确认为公司的账外收入的并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而不扣除任何成本费用与事实不符。而且，原告已经提交了相关的证据证明了这些成本的发生。第一被告以确认的账外收入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6984338元，占其所计算的全部所得额的68%，所占比重非常大，以全额调增明显于理不合，因此，即使第一被告的主张成立，也应该用核定征收方式计算该部分所得税或由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证明的成本予以扣除。
3.第一被告将原告代超洁实业垫付的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408200元确认为收入，但是，未扣除其成本。
五、原告没有主观偷税故意，不构成偷税。
原告在接到第一被告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后，积极主动配合税务机关并全额足额缴纳了税金、滞纳金及罚款。
基于原告的实际经营行为主观上没有实施偷逃税的故意且原告的行为未实际造成国家损失。而且，第一被告无证据证明原告少缴税款行为存在主观故意。因此，原告不构成偷税，第一被告不能以偷税对原告进行处罚。
六、处罚的标准套用错误。
依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本案纳税义务发生在2012年之前，纳税稽查于2013年1月10日开始，稽查结论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因此应该根据浙江省国家税务局2012年4号公告之基准“九、3”之规定，“情节比较轻微的，应该处以50%至1倍的罚款”；同时依据国家税务局税基函〔2000〕10号之第七条第一款以及第十一条之规定，即使认定原告存在逃避缴税行为，但是也属于首次发生且积极配合税务稽查部门的检查，理应按照最低限处罚。
综上所述，请求1.撤销龙游国税稽查局龙国税稽罚〔2016〕9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2.撤销衢州市国税局衢税复决字（2017）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上述处罚决定部分，特提起诉讼。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申请证人许某出庭作证，证明配套工程的完工时间不是被告认定的时间。
被告龙游国税稽查局（原行政机关）答辩称，一、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逾起诉期限，应依法驳回起诉。
第一被告对京桥实业偷税一案于2016年10月12日作出龙国税稽罚〔2016〕9号税务处罚决定书，因不服该处罚决定，京桥实业向衢州市国税局申请行政复议。该局于2017年3月15日作出衢税复决〔201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答辩人作出的龙国税稽罚〔2016〕9号税务处罚决定书。该复议决定书于2017年3月17日送达京桥实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现原告向贵院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7年4月12日，其起诉已逾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应依法驳回原告起诉。
二、原告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主体资格。
第一被告认为，京桥实业清算组并非本案适格之原告。理由是：京桥实业已于2012年12月10日被工商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后该公司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目前尚未清算完毕。参照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之规定，即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公司成立清算组的，由原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据此，被告认为京桥实业清算组不具有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应依法径直驳回原告起诉。
三、京桥公司系涉案税务行政处罚适格的当事人。
原告诉称，京桥公司已于2012年12月10日经由龙游县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其后成立的清算组仅对吊销前的债权债务履行清算职责，第一被告此后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于法无据。
对此第一被告认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民事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2000年1月29日法经〔2000〕24号函）的规定，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国家工商行政法规对违法的企业法人作出的一种行政处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清算程序结束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后，该企业法人才归于消灭，因此，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被注销登记前，该企业法人仍应视为存续，原告辩称京桥实业因吊销营业执照而导致其主体“死亡”的主张于法不符。相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因京桥实业在被告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仍具有法人资格，故其系涉案行政处罚的适格当事人。
四、第一被告对京桥实业作出的税务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一）经第一被告检查查明：
2009年12月3日，京桥实业与佰年门窗装饰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施某）签订了《浙江京桥实业有限公司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合同》，将位于龙游县工业园区北斗大道1号内的相关土地及厂房转让给该公司，合同金额1178.785604万元。后该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受让方变更为佰年门业（法定代表人同为施某）。京桥实业在该起资产转让过程中实际收取款项为1175万元，经第一被告确认2010年资产转让收入1151.016722万元，京桥实业实际向税务机关申报资产转让收入759.4026万元。
2009年12月2日，京桥实业与浙江超洁工贸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签订了《浙江京桥实业有限公司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合同》，将位于龙游县工业园区北斗大道1号内的相关土地及厂房转让给该公司，合同金额为4746.34万元。后该合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受让方变更为超洁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同为王某）。京桥实业实际收取款项为4743万元，经第一被告确认2010年至2011年资产转让收入4165.983万元。另代为垫付利息费用63.3万元确认为2011年利息收入。京桥实业实际向税务机关申报资产转让收入3026万元。
2009年12月24日，京桥实业与永康市华鑫电器有限公司（吕超）签订了《浙江京桥实业有限公司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合同》，约定将位于龙游县工业园区北斗大道1号内的相关土地及厂房转让给该公司，合同金额为1205.1万元。后双方又订立补充协议约定将原资产转让变更为合作合资方式。2010年2月24日，京桥实业以其在上述工业园区内15#厂房及土地作价630万元，徐昱煚个人出资270万元投资设立顺佳工贸，注册资本金900万元。同年6月，京桥实业及徐昱煚分别与吕超等人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京桥实业将其持有的顺佳工贸70%的股权以原价分别转让给案外人吕超、朱少也、王信；徐昱煚将其持有的顺佳工贸30%股权原价分别转让给池容珍和吕超。股权出让方与受让方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合同是以原价转让，但实际履行中，各受让方通过吕超向京桥实业及徐昱煚共支付股权受让款1260.73万元。经第一被告确认京桥实业2010年转让收入为865.17368万元。
2010年6月3日，京桥实业与永康市永达五金机械厂（投资人吕昌金）签订了《京桥实业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合同》，约定将位于龙游县工业园区北斗大道1号内的相关土地及厂房、配套工程转让给该厂，合同金额为1580.8476万元。同年6月20日，京桥实业经股东会同意将上述资产作价1050万元投资入股康鼎工贸，并与吕金昌订立《京桥实业及配套用地投资入股合同》。同年7月20日康鼎工贸成立，其中京桥实业以土地及厂房作价出资1050万元，持该公司70%股权，吕宇浩出资450万元，持该公司30%股权。同年12月，京桥实业与吕金昌、吕宇浩约定将其持有的上述股权以原价转让给该二人，但实际履行中该两位股权受让人通过吕金昌其配偶胡淑英、案外人周露泉等人向王亚娣、浙江昂阳动力公司等单位共计支付京桥实业股权转让款1595.3万元。经第一被告确认京桥实业2010年转让股权收入为1558.578994万元。
2010年6月3日，京桥实业与永康索普铝业有限公司（吕继光）签订了《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合同》，约定将位于龙游县工业园区北斗大道1号内的相关土地及厂房、配套工程转让给该公司，合同金额为1176.984万元，同时约定京桥实业将上述资产以项目投资方式转入新设公司，并在此后再将相关股权转让给吕继光。同年7月30日昱晟工贸成立，其中京桥实业以土地及厂房作价出资700万元，持该公司70%股权，吕继光出资300万元，持该公司30%股权。同年12月，京桥实业与吕继光、吕颖倩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其持有的上述股权转让给该二人，股权出让方与受让方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合同是以原价转让，实际履行中该两位股权受让人通过吕继光本人、配偶周露泉、永康创鑫塑胶有限公司等向王亚娣、京桥实业等单位共计支付股权转让款1162万元。经第一被告确认京桥实业2010年转让股权收入为1135.248683万元。
2009年9月，京桥实业与章永丰洽谈将位于龙游县工业园区北斗大道1号内的相关土地及厂房、配套工程转让给章永丰，金额约为1400万元，双方多次订立合同，但相关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后均被徐昱煚收回。2010年2月5日京桥实业以土地出资350万元，持该公司70%股权，徐昱煚以货币出资150万元，持公司30%股权方式成立万豪工贸。同年4月，京桥实业、徐昱煚与章永丰、陈巧维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各自持有的上述全部股份分别转让给该二人，股权出让方与受让方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合同是以原价转让，但实际履行中该两位股权受让人通过章永丰向王亚娣银行转账、承担银行贷款方式共支付京桥实业、徐昱煚转让款1480万元。经第一被告确认京桥实业2011年转让股权收入为460.639944万元。
2010年8月，京桥实业、徐昱煚与施旭林、李香华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各自持有的在忆诺工贸全部股权以2390万元分别转让给该二人，忆诺工贸系京桥实业以土地厂房作价出资700万元，持公司70%股权，徐昱煚货币出资300万元，持公司30%股权方式于2010年4月1日设立。股权出让方与受让方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合同是以原价转让，但实际履行中，施旭林等通过银行转账及承担银行贷款方式向王亚娣、徐昱煚等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2421.35万元。经第一被告确认京桥实业2011年转让股权收入为852.513561万元。
2010年，京桥实业取得山海协作项目补助款1143万元，取得计入“营业外收入”账户的收入7965.50元。
京桥实业上述违法事实有第一被告依法收集的《京桥实业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合同》、实际结算银行付款支付凭证、佰年门业、超洁实业等多家公司提供的“关于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的几点说明”、龙游县规划局提供的验收申请表、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京桥实业纳税申报表、税务稽查签证、税务稽查底稿、证人施某、王某、徐某等人的证人证言、京桥法定代表人徐昱煚的谈话笔录、资产（股权）转让和企业变更登记材料、涉税事项核实调查记录、奉化纳米镀公司情况说明、京桥实业情况说明及所附账簿凭证等在案证据予以证实。
（二）原告诉称，其与佰年门业及超洁实业之间订立的涉案资产转让合同与被告认定的其此前与佰年门窗装饰有限公司及浙江超洁工贸有限公司之间的资产转让合同，分属不同的受让主体，不同的合同约定，被告认定该部分事实系主观推测；第一被告对涉案项目开发流程缺乏了解，依据有关验收文件来认定涉案附属工程竣工时间属于主观臆测，且与其提供的其尚未开发完成的其他关联项目证明材料所证实的流程不符；被告将其与顺佳工贸、康鼎工贸等多家公司之间有关股权转让过程中属于徐昱煚个人代建收入认定为股权收入依据不足。
对此第一被告认为，首先对京桥实业与佰年门业及超洁实业之间有关资产转让交易收入的认定并非依赖该公司此前与佰年门窗装饰有限公司、浙江超洁工贸有限公司之间订立的转让合同在合同主体、内容上有别于此前其与佰年门窗装饰有限公司及超洁工贸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但需要指出的是该两起交易涉及的洽谈、决策双方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出让方是京桥实业徐昱煚、受让方是同为前后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施某和王某，因此无论交易主体如何发生变化，均不影响双方在此前就交易价格达成的合意；而从该两起交易的实际付款情况来看，也恰恰印证了双方是依据此前所达成的合意来履行的。本案调查过程中，第一被告正是通过收集实际结算银行付款支付凭证、佰年门业、超洁实业提供的“关于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的几点说明”、证人施某、王某的证人证言、京桥实业的鉴证意见等众多证据，从而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并在此基础上对涉案实际交易价格作出客观的认定，该事实认定是建立在充分确凿的证据基础上的，而非原告所称的主观推测。
其次，对有关涉案附属工程的竣工时间认定，第一被告同样通过收集相关证人证言、建设管理主管机关提供的工程验收文件资料等证据予以证实，这些证据中不仅有京桥实业自己向建设部门报备的验收资料，同时也有主管部门的验收文件，有关附属工程已经完工的事实不仅为京桥实业自认，同时也为主管部门所确认。现原告在本案诉讼期间提供的案外项目资料不仅真实性存疑，同时也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更为重要的是，依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由龙游县规划局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其证明效力高于一般书证，故第一被告对本案附属工程竣工时间的认定合法有效。
最后，原告有关对徐昱煚所谓个人代建收入应予以剔除的主张，不仅为被告收集的证人施某、王某、徐某等人的询问调查、佰年门业与超洁实业出具的相关说明、龙游县规划局出具的相关验收证明材料证明的事实所推翻，同时也与纳米多镀业有限公司提供的相关账册资料不符。
综上，第一被告认为对本案全案事实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原告有关抗辩理由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
五、第一被告对本案的处理适用法律正确。
(一)第一被告根据查明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三条规定，依法认定涉案纳税主体是京桥实业。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本案中京桥实业在与佰年门业等公司之间，与池容珍、吕超等自然人之间资产转让、股权转让过程中，故意隐瞒其实际收入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做虚假纳税申报，少缴税款，其行为完全符合前述法律对偷税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应依法认定为偷税，第一被告据此对其作出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并对其偷税处一倍罚款处罚决定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二）京桥实业诉称，第一被告对其与佰年门业及超洁实业之间有关交易行为产生的应纳税所得税计算未合理预计扣除土地增值税金额；对其账外收入没有扣除任何成本费用，且未根据原告提供的相关凭证扣除相关成本，未采用核定征收的方式计算该部分所得税，故第一被告对其应纳所得税计算存在错误。
对此第一被告认为，对原告所得税扣除应依法采取实际发生原则，而原告在接到龙游县地税局《税务事项告知书》90天内未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手续，其无土地增值税实际发生相关证据，也未做会计处理，不符合会计信息可靠确认原则。因此被告在对其企业所得税计算过程中不予扣除土地增值税的做法符合所得税计算原理。其次，被告在京桥实业涉案应纳税所得额计算过程中，已经将其合法、有效凭证核算的成本予以税前计算扣除。对其提出纳米多镀业有限公司代为京桥实业支付的附属工程支出，经查明该款项为借款性质，不属于代付附属工程支出，故对该部分成本不予税前扣除符合相关税法的规定。最后，本案中被告对京桥实业所得税管理采取查账征收的方式，而查账征收既是企业所得税管理的方向，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基本精神。而核定征收属于税务机关的被迫和补救措施，是为使国家税款不流失的一种检查方法，准确性较为相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的具体程序和方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30号），在《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第三条第二款中规定：特殊行业、特殊类型的纳税人和一定规模以上的纳税人不适用本办法。《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规范企业所得税征收办法的通知》（浙国税所〔2009〕4号）第四条：对房地产企业、投资公司等特殊行业、特殊类型纳税人的企业所得税，不得实行核定征收。故本案中被告未采取核定征收符合税收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要求。
六、京桥实业通过采取少计收入方式，账外隐匿收入和进行以虚假申报纳税偷逃国家税款，其行为已构成偷税。
原告辩称，京桥实业主观无偷税故意，且已按照第一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缴纳了全部的税款和滞纳金，其行为并未造成国家税收的损失，故其行为不构成偷税。
对此第一被告认为，（一）京桥实业在涉案交易行为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主观故意。首先，京桥实业在完成涉案房产、股权交易后即将有关真实反映该交易内容的合同原件、收款收据原件等予以收回销毁，并在本案调查期间拒不向税务机关提供该原件，宣称已经销毁。显然京桥实业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上述手段刻意隐瞒资产交易的真实情况。其次，在转让股权过程中订立虚假转让合同，刻意隐瞒其与吕超等人股权交易过程中的实际成交价。再有，交易过程中大量的受让资金通过公司账外收取（实际通过徐昱煚及其配偶王亚娣、京桥公司实际控制的第三方企业顺佳工贸等收取），从而故意隐瞒京桥实业实际收取资产及股权转让收入的真实情况。最后，在实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时根据虚假转让合同，隐瞒部分转让收入，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京桥实业上述一系列行为充分证明了其在主观上存在明显的偷税故意。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法规或税务机关依法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义务。京桥公司在涉案纳税义务发生时，未能依法如实申报纳税，其直接的后果已造成国家税款的损失。京桥实业在税务机关经过查处并向其作出相应的税务处理、处罚决定后方才缴清了相关税款、滞纳金，其在事后补缴税款的行为并不影响其行为已造成的实际违法结果。
七、第一被告对京桥实业作出处罚决定符合相关自由裁量的规定。
原告诉称，根据浙江省国家税务局2012年4号公告之基准“九、3”之规定，“情节比较轻微的，应该处以50%至1倍的罚款”；同时依据国家税务局国税稽函〔2000〕10号第七条第一款以及第十一条之规定，京桥实业逃避交税行为属于首次发生且积极配合税务稽查部门的检查，理应按照最低限处罚。第一被告作出的处罚有失“罚当其罪”的公平性。
对此第一被告认为，首先，有关处罚是否套用标准错误的问题，实际是一个有关行政行为是否合理的问题，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故该部分依法应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其次，第一被告认为对京桥实业的处罚也不适用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函2000年10号文件第七条第一款及第十一条的规定。京桥公司在接受税务机关调查期间并不存在积极配合检查的情况。相反，对原告多次要求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合理要求拒不配合，甚至在调查期间采取订立虚假补充协议的方式来混淆事实，对抗税务机关的正常执法。京桥公司的上述行为不仅严重干扰了第一被告正常执法工作，同时也在客观上导致本案查处历时四年方才结案。正因如此，第一被告认为京桥实业的偷税行为不仅成立，同时也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故对其作出一倍罚款处罚是恰如其分的。
综上，第一被告认为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亦已逾起诉期限，且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第二项之规定，应依法驳回起诉。即便原告未丧失诉权，则第一被告亦认为所做出的龙国税稽罚〔2016〕9号税务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律程序，该处理决定依法应予以维持。原告提起涉案行政诉讼的事实与理由均不能成立，第一被告请求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1.税收主体记录；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变更登记情况、企业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徐昱煚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明，证明京桥实业企业基本情况，吊销营业执照的事实，委托人身份情况。
第二组：2.税务稽查立案审批表、税务稽查任务通知书、项目书，证明被告对京桥实业立案检查的事实。
3.税务检查通知书、出示税务检查证见证书、送达回证，稽查人员变更审批表、延长案件检查时限审批表，证明被告对京桥实业依法实施税务稽查的过程。
4.税务行政执法审批表、检查存款账户许可证明、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对涉案单位、人员检查账户情况。
5.税务行政执法审批表、调取账簿资料通知书、清单、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调取京桥实业账簿资料情况。
第三组：6.税务检查通知书、出示税务检查证见证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对浙江京桥实业、佰年门业调查取证。
7.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户籍资料，证明佰年门业企业基本情况及法定代表人及其配偶身份情况。
8.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合同2份；9.询问调查笔录（徐昱煚）；10.询问调查笔录施某年）；11.收条、借款借据、进账单、结算清单；12.关于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的几点说明，证明2009年12月3日京桥实业与佰年门窗装饰有限公司订立涉案资产转让合同；2010年3月京桥实业与佰年门业订立用于申报纳税的资产转让合同，其中隐瞒了部分转让收入；徐昱煚承认收取转让款1175万元施某年证明其通过向徐昱煚、王亚娣、顺佳工贸支付转让款1175万元，涉案合同实际受让方为佰年门业；合同订立前厂房及土地配套工程均已完工，不存在委托代建。
13.土地使用权证、房屋产权证，证明涉案厂房及土地已过户登记至佰年门业。
14.税务稽查工作底稿、税务稽查签证，证明京桥实业自认其在涉案资产转让过程中实际收取1175万元，但先辩解其中应扣除142万元土地配套费；后又辩称有270万元系向徐昱煚个人支付的代建款项应予以扣除。
第四组：15.税务检查通知书、出示税务检查证见证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对超洁实业调查取证。
16.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户籍资料、委托书，证明浙江超洁工贸有限公司、超洁实业企业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及其配偶身份情况、委托人身份。
17.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合同3份、补充合同1份、协议书和财务明细表；18.询问调查笔录（徐昱煚）同证据9；19.询问调查笔录王某航）；20.进账单、银行承兑汇票、电子转账凭证；21.关于厂房及配套用地转让的几点说明，证明2009年12月2日京桥实业与浙江超洁工贸有限公司订立涉案资产转让合同；后实际履行中受让方变更为超洁实业,纳税申报双方又订立转让合同，其中隐瞒部分转让收入；双方另行订立有关贷款事项的补充合同、用于结算的协议书；徐昱煚承认收取转让款4743万元王某航证明其通过向京桥实业、王亚娣等支付转让款4743万元，涉案合同实际受让方为超洁实业；合同订立前厂房及土地配套工程均已完工，不存在委托代建。
22.土地使用权证、房屋产权证，证明涉案厂房及土地已过户登记至超洁实业。
23.税务稽查工作底稿、税务稽查签证，证明京桥实业自认其在涉案资产转让过程中实际收取4743万元，但先辩解其中应扣除606.25万元土地配套费；后又辩称有860万元系向徐昱煚个人支付的代建款项应予以扣除。
第五组：24.税务检查通知书、出示税务检查证见证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对顺佳工贸调查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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