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281民初826号
原告：醴陵市仙源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醴陵市。
法定代表人：刘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湖南天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即代为起诉，撤诉，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和解、调解，提起反诉、上诉等权利。
被告：醴陵市仙霞镇油田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湖南省醴陵市。
负责人：苏先政，村主任。
被告：株洲大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县。
法定代表人：易秋其，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ＸＸ、黄村华，湖南湘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原告醴陵市仙源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源工业公司）与被告醴陵市仙霞镇油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油田村村委会）、株洲大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大京建筑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6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仙源工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被告油田村村委会负责人苏先政、被告大京建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Ｘ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仙源工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工程施工委托协议书》无效。事实与理由：2013年8月，原告与醴陵市仙霞镇油田村排子山组签订了200亩的集体土地租赁合同，租赁该土地用于工业建设开发。原告除租赁了该片土地外，还租赁了周边其他村组的土地，欲打造一个无污染的工业园。原告将该地块进行三通一平后，再行招商引资，引进企业在该片土地上建造厂房进行工业生产，从而活动当地经济。为了加快建设，理顺周边关系，原告应被告油田村村委会的要求，曾口头许诺凡涉及园区工程建设项目便委托其代为建设，因其无相关资质，故被告油田村村委会又将委托事项转包给被告大京建筑公司（真实施工人为该村村民李启玉），三方于2014年11月30日签订了《工程施工委托协议书》。该协议严重违背了自愿及公平原则，原告是被迫签订的，因为如不这样做，园区的建设将寸步难行，被告大京建筑公司的实际施工人李启玉多次组织社会人员无端闹事阻工，即便村镇领导出面协调，收效也甚微，但是协议签订后，仍出现了新的问题。原告引进的绝大部分企业，其厂房等工程的建设有专业要求，无需原告建造完成再交付，基本由其自行建造，故依协议，原告对所委托的事项大多情形将没有处分权，所以原告于2015年9月12日退还了李启玉300000元履约保证金及利息18000元。期间，原告引进的食品加工厂需建造厂房，原告极力推荐由被告大京建筑公司承建，但该厂出的单价，被告大京建筑公司嫌低，又不容许其他的单位承建，为了不影响园区整体建设和招商，原告只得私下向被告大京建筑公司承诺支付单价20%的利润，该厂的厂房交由其他施工队完成。然而，一家企业原告还能勉强承受，但整个园区的企业，原告无力承担，被告油田村村委员对此表示同情，也认可协议应当解除，故于2016年1月8日和原告联合向被告大京建筑公司下达了“关于终止《工程施工委托协议书》的通知”。现原告认为与两被告签订的《工程施工委托协议书》系无效合同，一、原告将园区所有工程委托被告油田村村委会不合法，建筑领域只有发包与承包法律关系，并无代建；二、被告油田村村委会无建筑资质，不具备建筑承包合同主体资格。本案的实际施工人李启玉是借用被告大京建筑公司的施工资质；三、被告油田村村委会对原告所有进园企业的施工进行总承包，又将所承建的建筑工程整体分包给被告大京建筑公司不合法，系法律所禁止；四、原告对所委托或发包事项无处分权。发包主体应属进园企业，在未征得其追认的情况下，原告的行为属无效行为；五、建筑工程达到一定标准必须进行招投标，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未进行招投标，可能导致合同无效。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工程施工委托协议书》无效，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油田村村委会辩称，一、被告油田村村委会是村级组织，不具备在园区签订建筑合同的主体资格，只能协调和维护施工环境；二、工程承包只能由投资的业主选择有资质的建筑单位承建，被告同样只能进行协调工作；三、被告油田村村委会同意取消所有的协议、合同；四、建造了几栋厂房，村上派会计进行协助工作了三年，没有任何回报，在合同解除后，原来已经建设的厂房，按原来合同约定，被告油田村村委会应享受的利润分红要履行到位。
被告大京建筑公司辩称，《工程施工委托协议书》合法有效，一、协议书的性质不是一个建筑施工合同，而是一个三方合作的框架协议；二、协议书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的规定，不属于法律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三、被告大京建筑公司是一家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的单位，有能力承建原告工业园内所有的建设项目；四、根据国家招投标的有关法律的规定，不是所有的施工项目都应进行公开招标；五、被告油田村村委会没有分包的行为，该委托书约定的是一个整体合作的框架内容，原告所称的分包行为不存在；六、被告油田村村委会是独立的第三方，受原告委托进行协调工作，代表原告签订另外的建筑施工合同，《工程施工委托协议书》部分履行过，故被告油田村村委会才会要求原告对已经履行的施工合同要应有的利润。综上所述，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工程施工委托协议书》合法有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告提供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工程施工委托协议书》，这是原告与两被告签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通过协议的内容及庭审情况可以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故对证明目的，本院予以认定；2.关于终止《工程施工委托协议书》的通知，通知已送达被告大京建筑公司，且被告大京建筑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3.《授权书》、收条，《授权书》是被告大京建筑公司的职员李启玉签订，约定了食品加工厂不由被告大京建筑公司施工，其只提取利润，原告将收取的工程保证金300000元及利息返还，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4、《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因原告未提供原件，且被告大京建筑公司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故本院不予认定；5、《授权委托书》，因李启玉是被告大京建筑公司的职工，且受委托到油田村工业园进行项目开发，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下半年，原告租赁了醴陵市仙霞镇油田村排子山组集体土地，用于工业建设开发。为了推进油田村工业园区建设项目的实施，2014年11月30日，原告（丙方）与被告（甲方）醴陵市仙霞镇油田村村民委员会、（乙方）株洲大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委托协议书》，约定油田村工业园由丙方投资，甲方作为丙方代建单位具体实施，全权负责工程建设及协调，经丙方同意将工程总承包权委托甲方承包给乙方施工。所有进园投资企业确定后均只能与甲方签订施工承包代建合同，再交乙方施工，并对甲、乙方的责任和权利等进行了约定。被告株洲大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派了职工李启玉到油田村工业园进行项目开发。后原告引进的食品加工厂需建厂房，其向食品加工厂推荐了被告株洲大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但食品加工厂只愿出每平方米400元的建筑单价，被告株洲大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嫌单价过低，又不容许其他建筑单位承建。2015年9月9日，李启玉与其合伙人刘奇良作为授权人与原告法定代理人的父亲刘亿安签订了《授权书》，授权刘亿安全权代表甲、丙双方组织招商施工，授权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及理由干扰刘亿安组织施工及安排队伍，更不得阻工，刘亿安承诺此项工程以每平方米400元为建设标准，提取20%的利润按股份比例分配到人，三天内退还李启玉向甲方缴纳的工程质保金300000元及利息等。同年9月12日，刘亿安按约定将工程质保金300000元及利息18000元退给了李启玉，李启玉出具了收条。后由于李启玉多次阻工，并涉嫌刑事犯罪，被依法拘留。2016年1月8日，原告与被告醴陵市仙霞镇油田村村民委员会向被告株洲大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达了关于终止《工程施工委托协议书》的通知，以被告株洲大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违反《工程施工委托协议书》第六条第4款之规定，决定终止并解除《工程施工委托协议书》。被告株洲大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出异议，故原告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本案中，原告醴陵市仙源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油田村工业园区投资开发单位，其经营范围为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具体经营方式是在园区内进行三通一平后，自行招商引资引进企业来园区办厂，因此，不是原告在园区内建好厂房后出卖出租。2014年11月30日，原、被告签订《工程施工委托协议书》，约定园区内的建设工程由被告醴陵市仙霞镇油田村村民委员会委托被告株洲大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筑施工，被告醴陵市仙霞镇油田村村民委员会是依法成立的自治组织，不是来园区的投资企业，不具有对园区工程的发包资格，该协议侵犯了园区投资企业的自主权，且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来园区的食品厂在建厂中因建筑价格与被告株洲大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启玉有争执而出现阻工等现象，该协议已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醴陵市仙源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醴陵市仙霞镇油田村村民委员会、株洲大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委托协议书》无效。
案件受理费500元，由醴陵市仙霞镇油田村村民委员会、株洲大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易 平
审 判 员 刘 涛
人民陪审员 郭朝建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 珊
本判决所引用法律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