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375号
原告：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厦门现代物流园区长岸路**号联检大厦**层。
法定代表人：柯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宁，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红，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中远集装箱综合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188号临港管理服务中心A-427。
法定代表人：朱建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梁琪，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冯一鸣，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大翔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号*楼***室。
法定代表人：周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彭晓璐，上海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上海中远集装箱综合发展有限公司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3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为查明案件相关事实，本院于同年10月16日发出参加诉讼通知书，追加上海大翔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5年1月20日、1月30日两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唐敏、陈琦，被告委托代理人梁琪，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彭晓璐到庭参加诉讼。后原告于同年7月13日撤换变更委托代理人。本院又于同年9月2日第三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宁，被告委托代理人梁琪，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彭晓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其与被告曾签订服务协议，约定就原告存放于上海外高桥港普货仓库内的货物，由被告提供仓库操作、保管等服务；被告收货时应做好书面记录并通知原告，原告提货时应出具书面仓单，由被告见单放货，相关收货凭证及货物出仓通知单样本亦作为服务协议组成部分；被告还承诺对因货物在其掌管期间灭失而引起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协议签订后，原告陆续将草甘膦、双甘膦等货物存放于上述仓库，由被告提供保管服务。2013年10月29日，原告接到被告通知称，存放于仓库的货物已部分灭失，其中包括草甘膦267.80吨，双甘膦108吨。经原告核算，上述货物灭失导致货损为人民币130232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原告虽与被告多次协商，但被告均未予赔偿。为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货物灭失导致的货值损失130232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息，自2013年10月29日起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另原告亦当庭明确，其在本案中的诉请不及于第三人。
被告辩称：1、涉案货物系案外人杭州醒治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醒治）购买，其中草甘膦系向案外人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沙隆达）所购买，双甘膦系向案外人湖北汇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汇达）所购买，货物所有权人为杭州醒治，而原告对涉案货物并无所有权或其他物权，无权主张赔偿；2、原告与杭州醒治长期进行托盘融资业务，双方间的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违规资金拆借，故合同应属无效，原告亦无权获取违法收益；3、杭州醒治已通过自偿及他人代偿方式将拆借资金全部偿还原告，故原告并无实际损失；4、根据原、被告间服务协议约定，双方间为委托合同关系，原告从未向被告支付过任何费用，且涉案货物缺失系第三人无指令放货的过错所致，故被告在无重大过错的情况下不应承担责任；5、原告不能证明实际入库的双甘膦总数，且其中有72吨双甘膦单据缺失，另原告已收取杭州醒治15%保证金，应从原告损失中予以扣除。为此，被告请求依法判决。
第三人称：其对原、被告间合同关系及履行情况并不清楚，亦与其无关；第三人经营范围并不包括仓储业务，就涉案货物与原告间无仓储合同关系，亦未实际参与涉案货物的仓储，也不存在被告所指称的无指令放货行为。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原、被告间的服务协议（包括附件费率表、收货凭证及货物出仓通知单样本），用以证明原、被告约定由被告提供货物的仓库操作、保管等服务，被告承诺对因货物在其掌管期间灭失而引起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该服务协议系有偿的保管合同，且已约定由上海海事法院管辖履约争议。被告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但认为双方间系委托合同关系而非保管合同关系。第三人认为对该证据所涉原、被告双方合同订立情况并不知情，无法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而应予认定。关于原、被告间法律关系，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2、收货凭证及货物出仓通知单，用以证明在原、被告签约后，原告陆续按约将货物交付被告保管，至涉案纠纷发生前，被告亦按约履行相关出入库手续。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涉案货物无关，且被告仅系代理人，货物并非放置在被告的仓库内，被告依据仓库反馈信息才出具收货凭证给原告，具体货物信息被告不了解。第三人认为对上述证据所涉原、被告双方合同履行情况并不知情，无法发表意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的待证事实系原、被告实际履约情况，与认定涉案系争货物仓储过程中的责任有关，故对被告关于关联性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在被告认可真实性的情况下，对上述证据效力应予认定。
3、2013年10月29日被告出具的库存表，用以证明被告通知原告涉案货物发生灭失，并确认草甘膦灭失267.80吨，双甘膦灭失108吨。被告对该证据效力无异议，但认为并不存在未经原告指令放货给杭州醒治的事实，而这些货物是否已实际入库尚待查证。第三人认为对该证据所涉原、被告双方合同履行情况并不知情，无法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而应予认定。
4-5、涉案货物草甘膦、双甘膦的购销合同及发票，用以证明草甘膦的销售价格为40000元／吨，双甘膦的销售价格为21400元／吨。被告对双甘膦购销合同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对其他证据效力无异议；被告同时认为，购销合同的缔约方均系杭州醒治的托盘商，并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交易，亦不能证明货物的市场价格。第三人认为对上述证据所涉原、被告双方合同履行情况并不知情，无法发表意见。对此，原告解释称，双甘膦购销合同系通过传真形式签订。本院认为，草甘膦购销合同及发票、双甘膦发票均可与原件核对一致，双甘膦购销合同虽系复印件，但可与相应发票相互印证，故对上述证据效力均应予认定。对涉案货物价格，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经向本院申请开具调查令，向水上公安局调查获取了证据。但被告向本院提交证据均已逾举证期限，且未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延长举证期限申请。原告对被告逾期举证提出异议，本院在依法对被告进行训诫后，组织原告、第三人进行了质证。被告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上海市公安局水上公安局（以下简称水上公安局）所作的陶某某（杭州醒治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笔录，用以证明杭州醒治对外购入涉案货物，货款以原告拆借资金支付。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否认有拆借资金行为，且原告与杭州醒治间的贸易关系亦与本案无关，并认为该证据可证明被告与第三人串通，违反约定且损害了原告的利益。第三人认为询问笔录中陶某某关于货物存放于第三人仓库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第三人经营范围并不包括仓储业务，第三人名下没有仓库，亦与涉案仓库没有任何关系。本院认为，在原告认可真实性的情况下，对该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关于涉及被告与第三人间法律关系的事实，并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对此不作确认。
2-3、8、杭州醒治与湖北沙隆达间的三份工矿产品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杭州醒治及原告给湖北沙隆达的通知，用以证明杭州醒治向湖北沙隆达购买涉案草甘膦，货款以原告拆借资金支付。原告认为证据2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字迹模糊，认为证据3中杭州醒治给湖北沙隆达的通知及证据8补充协议原告不知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认可证据3中原告给湖北沙隆达的通知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第三人认为对上述证据所涉情况并不知情，无法发表意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系水上公安局在刑侦程序中所取得，且证据间可相互印证，故对上述证据效力均应予认定。
4、上海菡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菡悦物流）的进仓单，用以证明涉案草甘膦进仓情况。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其从未接触过菡悦物流，亦未实际参与办理货物仓储事务，对证据内容及形成过程均不清楚。第三人认为，该证据显示货物由菡悦物流接收，与第三人无关。本院认为，在作为涉案货物仓储人的被告无法说明其与菡悦物流间关系的情况下，仅凭上述进仓单无法证实进仓货物确系涉案草甘膦，故该证据效力因缺乏关联性而无法认定。
5、杭州醒治分别向原告及案外人厦门航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航开发）出具的委托函、委托书、以及原告与厦航开发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用以证明杭州醒治向厦航开发借款用以向原告还款。原告对委托函、委托书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产品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系正常贸易，与本案并无关联。第三人认为对上述证据所涉情况并不知情，无法发表意见。本院认为，委托函、委托书可与在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产品购销合同证据效力因原告认可而应予认定。且产品购销合同所涉贸易，经本院向厦航开发调查核实，厦航开发对此已予认可，故对原告与厦航开发间贸易往来事实应予确认。
6-7、原告与杭州醒治间的工矿产品销售合同、发票及销售协议，用以证明原告以贸易方式（草甘膦）收取杭州醒治还款并开具发票，实为资金拆解。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系正常贸易而非资金拆解；且其中编号为XMPT04B1354-1的购销合同所涉货物系原告购自厦航开发，并不包含在涉案1602吨直接购自湖北沙隆达的草甘膦中。第三人认为对上述证据所涉情况并不知情，无法发表意见。本院认为，原告证据14中显示其曾于2013年9月10日与厦航开发签订编号为XMPT04B1354的购销合同，约定由厦航开发向其销售126吨草甘膦，而被告上述证据中编号为XMPT04B1354-1的购销合同及2013年9月11日开具的相应发票均与该案外合同可相互印证，故应认定编号XMPT04B1354-1的购销合同及相应发票与涉案纠纷并无关联；其他证据效力因原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
9、原告与杭州醒治间的代理采购合同、购销合同，用以证明原告以贸易方式（双甘膦）收取杭州醒治还款，实为资金拆借。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系正常贸易而非资金拆解，且与本案无关。第三人认为对上述证据所涉情况并不知情，无法发表意见。本院认为，编号为XMPT04B1331D-B的代理采购合同与原告提供的证据13相同，对其证据效力可予认定；但编号为XMPT04B1331的购销合同并非与前述代理采购合同相关，而另一份编号为XMPT04B1331D的代理采购合同亦无法确认其与涉案纠纷之关联，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
10、湖北汇达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菡悦物流的进仓单，用以证明涉案双甘膦进仓情况，且其中缺少72吨货物的进仓单。原告认为其从未接触过菡悦物流，亦未实际参与办理货物进仓事务，对证据内容及形成过程均不清楚，故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有异议。第三人认为，该证据显示货物由菡悦物流接收，与第三人无关。本院认为，在作为涉案货物仓储人的被告无法说明其与菡悦物流间关系的情况下，无法证实上述证据所涉双甘膦确系涉案货物，故上述证据效力因缺乏关联性而无法认定。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进一步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1、原告向杭州醒治发送的询证函，用以证明原告并无实际损失。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询证函所列原告欠杭州醒治的款项实为双方间多笔贸易合同项下的保证金，其中与涉案货物双甘膦有关的保证金为589680元；由于该多笔贸易合同均未履行完毕，而尚未开票金额不会记录在询证函中，故依据会计准则体现为询证函所载结论；事实上，涉案纠纷发生后，被告找到杭州醒治追责时，后者曾向被告支付了2560000元，进一步说明杭州醒治欠付原告货款的实际情况，否则按被告主张就会出现杭州醒治自愿为已付清货款的货物再次重复支付货款的不合理状况。第三人认为对上述证据所涉情况并不知情，无法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原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对原告的实际损失，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12、杭州醒治出具的草甘膦放货清单、货物出仓通知单及发票，用以证明原告曾指令将385吨草甘膦放行给杭州醒治，对应款项杭州醒治已向原告付清。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货物放行均系与杭州醒治正常开展的贸易，与涉案纠纷无关。第三人认为对上述证据所涉情况并不知情，无法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考虑到认定涉案原告的实际损失所需，暂无法在认证阶段即完全排除上述证据与涉案纠纷的关联性，故在原告认可真实性的情况下，对上述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13、转账凭证，用以证明杭州醒治曾向原告支付双甘膦保证金589680元。原告认为该证据与涉案纠纷无关。第三人认为对上述证据所涉情况并不知情，无法发表意见。本院认为，鉴于原告已自认杭州醒治曾向其支付与涉案货物双甘膦有关的保证金589680元，本院对此节事实予以确认。
14、水上公安局所作的奚某某（涉案货物仓库管理人员）询问笔录，用以证明杭州醒治通过“借货”方式提取涉案货物。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该证据可证实被告瞒着原告“借货”给杭州醒治；“借货”后，杭州醒治并未向原告支付“借货”的货款，包括涉案草甘膦267.80吨及双甘膦108吨，货物价值达1000万元。第三人认为，该证据所涉内容部分与事实不符，第三人从未经营仓储业务，亦未开具仓储费发票，奚某某亦非第三人的员工。本院认为，在原告认可真实性的情况下，对该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关于涉及被告与第三人间法律关系的事实，并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对此不作确认。
第三人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律师调查笔录，用以证明奚某某对涉案货物仓储情况的陈述。原告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则认为其与奚某某间就涉案货物并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本院认为，该证据所载内容系证人证言，在第三人已申请奚某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应以其当庭陈述证言为准，故对该证据效力不予认定。
2-3、照片、进仓通知单、出口货物进仓通知书、进仓单，用以证明涉案仓库为“上海中远外港三号仓库”。原告认为其未实际参与办理货物仓储事务，对证据内容及形成过程均不清楚，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对上述证据效力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照片中显示墙上写有“中远”、“中天物流”字样，进仓单抬头则为“菡悦物流”，难以相互印证；且单证所涉货物为渔网、电缆等，与涉案货物无任何关联，故对上述证据效力均不予认定。关于涉及被告与第三人间法律关系的事实，并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对此不作确认。
4、证人奚某某当庭陈述的证言、及庭后提供的奚某某关于证言的补充说明，用以证明其与被告间的仓储合作关系以及杭州醒治“借货”的情况。原告认为其未实际参与办理货物仓储事务，对奚某某所称与被告间的合作关系不清楚，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不认可奚某某当庭陈述证言中关于涉案货物仓储于第三人无关的事实，并认为其庭后提供的补充说明中关于结算与开票对象的内容与水上公安局询问笔录、当庭陈述证言均不同，可信度值得质疑。本院认为，对奚某某当庭陈述证言中可与水上公安局询问笔录相印证的杭州醒治“借货”的相关事实应予确认，但证言其余部分及其庭后提供的关于证言的补充说明，均涉及被告与第三人间法律关系的事实，并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对此不作确认。
原告为反驳被告抗辩并证实其实际损失，向本院补充提供了如下证据：
6-7、原告与杭州醒治间的销售协议、函件及付款凭证，用以证明杭州醒治委托原告代为向湖北沙隆达采购1602吨草甘膦，原告向湖北沙隆达支付货款49183200元，涉案缺仓的草甘膦即包含在内。被告对上述证据效力无异议，确认涉案缺仓的草甘膦包含在内，但认为可证明原告与杭州醒治间存在资金拆解的事实。第三人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而应予认定。
8、原告与杭州醒治间的五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发票，用以证明在前述1602吨草甘膦中，原告共向杭州醒治转移货权385吨草甘膦并结算了货款及费用，该385吨草甘膦货款应为12630306.90元，杭州醒治实际向原告付款11674980.33元。被告对上述证据效力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提供的发票并不完全，被告提供的全部发票金额为13507282元。第三人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而应予认定。
9-10、原告与厦航开发间的委托函、产品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备忘录、货物出仓通知单、收货收据、收款凭证、退款凭证、发票、原告与浙江三阳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三阳）间的采购合同及付款凭证、原告与许昌东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昌东方）间的采购合同及付款凭证、进仓单，用以证明原告接受杭州醒治指令向厦航开发销售草甘膦450吨（货款15300000元）、504吨（货款20160000元），并应从前述购自湖北沙隆达的1602吨货物中发货；因杭州醒治资金断链及涉案货物缺仓后，原告不得不调配浙江三阳、许昌东方的货源来履行合同；厦航开发曾对部分货物质量提出异议，原告为此退还部分货款。被告认为补充协议、货物出仓通知单、原告与浙江三阳、许昌东方间的采购合同、付款凭证、进仓单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原告与浙江三阳、许昌东方间销售事实与本案并无关联；对其他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第三人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与在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与涉案原告损失认定有关，故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
11、产品购销合同、货物出仓通知单、收款凭证及发票，用以证明杭州醒治资金断链及涉案货物缺仓后，原告自行寻找客户处理剩余的购自湖北沙隆达的草甘膦264.20吨，销售金额为6787504元，说明原告存在实际损失（但原告主张的涉案损失及计算方式不变）。被告认为部分材料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第三人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为，上述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与涉案纠纷间缺乏关联性，故对上述证据效力不予认定。
12、与缺仓267.80吨草甘膦相关的购自湖北沙隆达的1602吨草甘膦情况表，用以证明原告因该业务取得的收益及发生的损失。被告对该证据效力不予认可。第三人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性质属于当事人陈述，其内容并不具有当然的证明力，需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加以判定。故对原告的实际损失，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13、原告与杭州醒治间的代理采购合同、购销合同、产品购销合同、货物出仓通知单、付款凭证、收款凭证、发票及与缺仓108吨双甘膦相关的购自湖北汇达的216吨双甘膦情况表，用以证明原告因该业务取得的收益及发生的损失。被告认为其中一份货物出仓通知单及四份付款凭证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效力予以认可。第三人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间可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故对其证据效力均应认定。对原告的实际损失，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14、原告与杭州醒治间的所有其他业务往来合同、收款凭证（含保证金）、付款凭证、发票、整体业务盈亏及保证金情况统计表，用以证明因杭州醒治资金断链及涉案货物缺仓，原告整体业务处于亏损状态，亦可印证询证函记载内容并非原告与杭州醒治间结算的最终状况。被告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三人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为，上述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部分与涉案原告损失认定有关，故对其中可与原件核对一致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15、下载自百川咨询网（WWW.BAIINFO.COM）的草甘膦、双甘膦价格波动趋势图，用以证明涉案缺仓事故发生后，涉案货物市价一直处于下行状态，原告为减损而处理货物的销售价格符合市场行情（但原告主张的涉案损失及计算方式不变）。被告认为其数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第三人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证明目的与原告涉案诉请主张并无关联，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
本院查明：
一、关于原、被告间货代合同约定及履行的相关事实。
2013年初，原、被告签订编号为JFZH-2013-627的服务协议，约定由原告委托被告办理进出口操作、仓库操作管理、集装箱装拆箱、货物装卸、堆场堆存、报关、集卡运输及相应配套服务等业务，由原告支付相应的费用，另在协议附件一服务定价协议（费率表）中约定了洋山、外高桥两港普货仓库包括内装费、进出库费、仓储费、附加费等在内的相关收费标准，所有须由原告支付的费用，均可由原告指定的第三方如期支付；被告应对货物在其掌管期间发生的灭失、损坏、错漏短装引起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以原告提供的有效进口清关完税价格单据为准，且需在责任确认后一个月内赔付；被告在收货时，应根据原告货物进仓通知对货物数量、品名、规格等进行验收，做好书面记录并及时录入系统，通过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原告，如有不符应立即通知原告；原告提货时需执盖有原告出库用章及授权签字人签名的正本提货单提货，被告见单放货；经原告书面确认，被告也可凭原告指定传真机传真的出仓单放货；就协议或其履行发生争议，双方经协商无法解决的，原、被告均有权起诉至上海海事法院；协议有效期自同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到期双方无异议，协议有效期自动顺延一年。
另根据双方约定，由被告出具的收货凭证样本载明每批货物的进仓编号、车牌号、送货地、货物品名、件数及毛重，并明确货物的货权归原告所有；由原告出具的货物出仓通知单样本载明每票货物的出仓日期、出仓单编号、提货单位、仓库名称、提货车号（人）、仓库联系人、入库单编号、货物品名、规格、数量，并加盖放行印鉴（原告财务部、贸易管理部印章），并注明仓库在发货前必须收到原告传真的货物出仓通知单并与原告指定联系人电话确认后才可办理出仓手续。
在2013年1-9月原、被告缔约后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陆续将各批次货物运送入库，被告亦按照样本出具收货凭证，注明各批次货物信息并盖章确认。同期，原告亦按照样本出具货物出仓通知单并盖章确认，以指示被告放行各批次货物出库。同年10月2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库存表载明，截止至当日，未经原告许可已放行给杭州醒治的货物包括267.80吨草甘膦（湖北沙隆达），108吨双甘膦（湖北汇达）；尚余140.60吨草甘膦（其中湖北沙隆达18.6吨；其他货源122吨，其中0.2吨货权已转让杭州醒治，余库未提），108吨双甘膦（湖北汇达）。
诉讼中，原、被告双方确认，涉案货物仓储费用均由杭州醒治向被告支付。2013年10月29日货物缺仓事发后，因原告向被告直接提取剩余货物，故由原告向被告支付了相应的仓储费52808.82元。
二、关于涉案货物缺仓的相关事实。
被告获悉涉案货物缺仓事故后，曾向水上公安局进行报案，水上公安局亦在立案后针对陶某某、奚某某涉嫌诈骗的犯罪情况进行了调查。
2014年1月10日，水上公安局刑侦大队对奚某某进行了询问。该询问笔录记载，奚某某称，2013年3、4月，其在本案第三人的介绍下接下了涉案仓储业务；涉案仓储业务系与杭州醒治及本案原告合作，货物为草甘膦、双甘膦两种化工原料；本案被告工作人员告知其，出货时将传真告知放货给何单位，并强调出货指令发出前货物属于本案原告所有，出货指令发出后货权一般都会转移至杭州醒治名下，实际操作中亦基本由杭州醒治派车提货；约至同年4月，杭州醒治私下告知其急于出货，希望其先放行约36吨草甘膦，货权转移手续正在办理中，其遂在本案被告未发出货指令的情况下将该批草甘膦放行给了杭州醒治，但杭州醒治一直未能补办该批货物的货权转移手续；此后杭州醒治又多次要求“借货”（即先由仓库安排杭州醒治提货，再由杭州醒治向本案原告支付货款并补办货权转移手续），其中虽有个别批次杭州醒治“借货”后补办了货权转移手续，但一直未能将全部“借货”补全；上述“借货”情况并未告知本案被告，而本案原告曾于同年7、8月间及10月两次进仓检查，虽然当时货物已发生缺仓，但本案原告并未察觉；经其统计，杭州醒治向其“借货”，除个别批次事后补办了货权转移手续的货物外，尚余375.80吨货物未能补上，其中包括草甘膦267.80吨、双甘膦108吨，价值约1000万元左右；由于同年10月底本案原告要将货物转出仓库，其曾要求陶某某补上货权转移手续，陶某某虽承诺但仍未办到，其遂将“借货”情况告知了本案原、被告；同年11月，其与本案被告从陶某某处讨要了2560000元的承兑汇票。另就上述事实，奚某某作为证人出庭时所陈述的证言，与询问笔录记载一致。
2014年7月3日，水上公安局刑侦大队对陶某某进行了询问。该询问笔录记载，陶某某称，在案外人浙江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介绍下，杭州醒治与本案被告开始合作；本案被告仓库中存放的货物都是本案原告垫资购买的，而进仓费、堆存费均由杭州醒治支付；正常合作流程为：货物直接从生产厂商处发出，到达仓库后由本案原告与本案被告确认到货，随后等杭州醒治将货款支付给本案原告后，本案原告与杭州醒治办理好货权转移手续，杭州醒治再安排货物出口；大约从2013年4、5月起，由于生产厂商发货速度无法跟上购买方的要求，杭州醒治曾多次私下向奚某某“借货”；杭州醒治知道“借货”不符合约定，故未告知原、被告实情；同年5、6月，草甘膦、双甘膦市场价格大涨，杭州醒治遂囤货以牟利，在向仓库“借货”出售后，将所获资金与厦门方面三家公司合作继续补货；未料随后草甘膦、双甘膦市场价格大跌，囤货出售受阻，至同年9月，杭州醒治资金链断裂，导致对原先“借货”无法及时补付货款；至同年10月，由于仓库内存货数量已无法满足正常调货要求，于是奚某某通知了本案被告，而本案原告亦知晓情况，导致东窗事发；杭州醒治确认尚未向本案原告补付货款的“借货”总数为：草甘膦267.80吨、双甘膦108吨；事发后，本案被告曾向杭州醒治交涉，陶某某的朋友钱某曾将金额约260万元（实为2560000元）的承兑汇票交给本案被告，以帮杭州醒治承担部分债务。
三、关于原告与杭州醒治间合作及关联交易的相关事实。
1、涉案1602吨草甘膦（湖北沙隆达）的合作及关联交易。
2013年1、2月间，杭州醒治与湖北沙隆达签订了编号为2013Y-01-04-2、2013Y-01-21-2、2013Y-02-16-1三份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分别购买612吨（31800元／吨）、1080吨（30500元／吨）、612吨（30300元／吨）草甘膦（共计2304吨，总价70955200元）。同年3月26日，杭州醒治向湖北沙隆达致函称，前述三份合同项下尚未履行的草甘膦为1602吨，其将委托原告代为付款，并请湖北沙隆达向后者开具发票；同日，湖北沙隆达致函原告称，在收到货款49183200元后，其将按原告指令于同年7月31日前将1602吨草甘膦发往指定仓库。同年3月28日，原告向湖北沙隆达发出发货通知称，前述三份合同项下由杭州醒治委托其付款的草甘膦，请发至其指定的被告仓库。随后，原告通过网银及银行承兑汇票向湖北沙隆达支付了上述全部货款。诉讼中，原、被告双方确认，上述草甘膦中实际放入被告仓库仓储的数量为736吨，其余866吨则放入中海洋山、象屿速传仓库（原告确认中海洋山进仓776吨，象屿速传进仓90吨）。
2013年3月29日，原告与杭州醒治补签编号为XMPT04B1323D的销售协议，约定由原告代杭州醒治向湖北沙隆达支付前述三份合同项下1602吨草甘膦的货款共计49183200元，货物将存放于原告指定仓库；杭州醒治按付款进度提取相应货物，双方约定了相应的代理费（1-1.60%）、利息（0.6-0.8%／月）、收益（500元／吨）及违约金标准，并约定由签约地（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管辖合同项下争议。同年7月29日，杭州醒治与湖北沙隆达签订补充协议，确认前述三份合同项下未履行的草甘膦为938吨，并约定其中编号为2013Y-02-16-1的合同项下未履行的528吨草甘膦单价作相应调整（30300元／吨涨至41600元／吨）。
（1）关于原告指示被告放货385吨草甘膦的事实。
就前述1602吨购自湖北沙隆达的草甘膦，原告与杭州醒治分别于2013年4月1日、5月5日、6月1日、7月1日陆续签订了编号分别为XMPT04B1323-1、XMPT04B1324-1、XMPT04B1323D-2、XMPT04B1323D-3、XMPT04B1323D-4的五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由杭州醒治分别向原告购买72吨（2590016.81元）、18吨（626753.95元）、147吨（4894325.97元）、40吨（1312720元）及36吨（1205556.30元）草甘膦（共计313吨，合同总价10629373.03元）在杭州醒治陆续支付货款并办理相应货权转移手续后，原告亦陆续出具货物出仓通知单，分别于同年4月1日（18吨）、4月2日（36吨）、4月18日（36吨）、5月10日（147吨）、6月19日（40吨）、7月4日（36吨）指示被告作相应放货，共计313吨。就上述指示放货，原告共向杭州醒治开票10734259.79元。另在同年9月23日，原告还指示被告向杭州醒治放货47吨、25吨（共计72吨）。原告自认因杭州醒治前期履约较好，故未签署相应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而指示放行了该72吨货物。上述指示放货总计385吨。
（2）关于原告向厦航开发转售954吨草甘膦的事实。
2013年7月12日、杭州醒治分别向原告及厦航开发发出委托函、委托书，委托原告销售／厦航开发采购504吨草甘膦（40000元／吨），总价20160000元。原告与厦航开发于同日签订了编号为XMGW0712的产品购销合同。同年9月10日、10月12日，原告指示中海洋山向厦航开发分别放货126吨、378吨，厦航开发亦分别于同日出具收货收据，确认收到上述两批共504吨草甘膦。就该504吨草甘膦原告收取厦航开发20160000元。
2013年7月26日，杭州醒治分别向原告及厦航开发发出委托函、委托书，委托原告销售／厦航开发采购450吨草甘膦（34000元／吨），总价15300000元。原告与厦航开发于同日签订了编号为XMGW0726的产品购销合同。同年10月25日，原告指示象屿速传、中海洋山，分别向厦航开发放货72吨、70.80吨（当日放货后象屿速传、中海洋山两仓库草甘膦已无库存）；同日厦航开发出具收货收据，确认收到142.80吨草甘膦。同年10月28日，原告指示被告向厦航开发放货64.80吨，两日后厦航开发出具收货收据，确认收到64.80吨草甘膦。同年11月1日，原告指示中海洋山（后有新货进仓）向厦航开发放货242.40吨。同年11月8日，厦航开发出具收货收据，确认收到剩余242.40吨草甘膦。同年11月19日，原告又与厦航开发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因厦航开发对部分货物质量存异议而下调价格，故原告应退还货款484800元。故就该450吨草甘膦原告最终收取厦航开发14815200元。
上述交付厦航开发的954吨草甘膦中，与涉案1602吨湖北沙隆达草甘膦有关的为685.20吨（其中进出被告仓库64.80吨，其余均进出中海洋山、象屿速传仓库）；其余268.80吨为原告购自许昌东方、浙江三阳的草甘膦（均进出中海洋山、象屿速传仓库）。
2、同期案外草甘膦的合作及关联交易。
除涉案购自湖北沙隆达的1602吨草甘膦外，同一时期原告与杭州醒治间的资金拆解合作还先后涉及其他货源的草甘膦。2013年6月5日，原告与许昌东方签订编号为XMPT04B1319的购销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许昌东方购买279吨（9765000元）草甘膦，货物放入原告指定的上海仓库（中海洋山）。2013年8月20日，原告与浙江三阳签订编号为XMPT04B1346的购销合同，约定由原告向浙江三阳购买72吨（3240000元）草甘膦，货物放入象屿速传仓库。
3、涉案216吨双甘膦（湖北汇达）的合作及关联交易。
2013年6月19日，原告与湖北汇达签订编号为XMPT04B1331B的购销合同，约定由原告向其购买216吨双甘膦（18200元／吨），总价3931200元。同日，原告又与杭州醒治签订编号为XMPT04B1331D-B的代理采购合同（对应前述编号为XMPT04B1331B的购销合同），约定由原告代理杭州醒治向湖北汇达采购216吨双甘膦（18200元／吨），总价3931200元，货物将存放于原告指定仓库；杭州醒治按付款进度提取相应货物，双方约定了相应的代理费、保证金及违约金标准，并约定由厦门当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合同项下争议；其中关于保证金，合同约定杭州醒治需保持保证金余额不低于合同项下货值的15%，合同履行完毕前最后一批提货时保证金可冲抵当批货款，若遇货物行情下跌，杭州醒治应按贬值幅度追加保证金，否则原告有权没收保证金并自行处置货物。诉讼中原、被告均确认，上述216吨双甘膦全部放入被告仓库仓储，且原告已收取杭州醒治支付的15%货款保证金589680元。
四、关于原告向杭州醒治发出询证函的相关事实。
2015年1月19日，原告向杭州醒治发出询证函称，其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载明截止2014年12月31日双方间往来账项显示，原告尚欠杭州醒治2847665.43元（备注为预收款项）。杭州醒治于同年1月23日回复，并在询证函结论“信息证明无误”栏加盖公章，并由陶某某签字，予以确认。
另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本案原告已在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里区法院）起诉杭州醒治，案号为（2015）湖民初字第6480号。
本院认为：
业已查明的事实显示，涉案失控货物未曾实际出口，纠纷仅发生在上海仓储阶段，故仅能认定案由为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原、被告双方通过签订涉案服务协议，有效建立起了以仓储为主要内容的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约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
一、关于涉案货物缺仓的责任归属。
本案中，作为货运代理人的被告在涉案纠纷中主要依约向原告提供货物仓储服务，其在2013年10月29日向原告出具的库存表中已确认未经原告许可将涉案草甘膦、双甘膦放行给了杭州醒治，其履约过错明显，并直接导致原告在未收回货款情况下对相关货物失去控制；事实上，原、被告间合同亦明确约定，被告应对货物在其掌管期间发生的灭失、损坏、错漏短装引起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虽抗辩称货物实际由第三人控制，擅自放货亦由第三人所为，但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就原、被告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中，违约责任仅应由合同相对方承担。故被告该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其应向责任方另行追偿。被告曾抗辩称，原告从未向其支付过任何费用，进而主张在其无重大过错的情况下不应承担责任。事实上，先期货物仓储费均由原告依约指示杭州醒治向被告支付，在涉案货物缺仓事发后，原告为提取剩余货物亦直接向被告支付了相应的仓储费用，故被告提供涉案仓储服务并非无偿，该抗辩理由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还抗辩称，涉案货物所有权人为杭州醒治，原告对涉案货物并无所有权或其他物权，无权主张赔偿。本院认为，在涉案合同项下认定被告所需承担的违约责任时，本无需考虑涉案货物的权利归属，事实上这亦并非本案审理内容。故被告该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由此，被告理应向原告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
二、关于原告的损失认定。
被告依据原告向杭州醒治发出的询证函，认为截止至2014年底，原告与杭州醒治间所有交易结算的结果显示，杭州醒治并不欠原告债务，相反原告尚欠杭州醒治2847665.43元。对此，原告解释称，询证函系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结果，其依据的是现有的财务凭证，故仅针对已完成、已开票部分的业务，而涉案货物系杭州醒治擅自提走，并未与原告办理签订批次合同等货权转移手续，原告亦未开具发票，故并未显示在询证函中。对此，本院认为，结合涉案案情来看，原告所作解释合乎会计准则。在案其他证据亦显示，水上公安局所作陶某某、奚某某询问笔录中，二人均表示“借货”后杭州醒治无力补上货款；奚某某曾确认就涉案“借货”，陶某某未支付的货款约1000万元；而涉案纠纷发生后，被告找到陶某某追究责任时，陶某某还曾向被告交付了2560000元的承兑汇票。综合分析上述证据，显示原告就涉案纠纷存在实际损失。
被告在2013年10月29日向原告出具的库存表中已明确，在与涉案纠纷相关的货物中，未经原告许可已放行给杭州醒治的货物包括267.80吨草甘膦（湖北沙隆达），108吨双甘膦（湖北汇达）。被告在库存表中提及另有0.2吨草甘膦货权已转让杭州醒治，余库未提。经核实，该0.2吨应包含在385吨原告指示放行给杭州醒治的货物中，而杭州醒治尚未实际提取，故同时亦包含在余库未提的18.60吨中。考虑到被告在库存表中未作抵扣的明确表述，该0.2吨草甘膦应认定为与涉案纠纷无关。由此，涉案纠纷中缺仓货物数量仍应认定为草甘膦267.80吨，双甘膦108吨。按照原告购入草甘膦30701.12元／吨、双甘膦18200元／吨的平均单价计，原告损失为10187359.94元。原告关于作为法定孳息的利息损失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亦予支持。
被告曾抗辩称，杭州醒治已通过自偿及他人代偿方式将货款全部偿还原告，故原告并无实际损失。本院认为，就在案现有证据而言，被告并未有效举证证明原告的上述损失已通过杭州醒治偿还的方式得到弥补，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但这不妨碍其在发现确实有效新证据的情况下，据以另案主张权利。被告还抗辩称，询证函所显示的原告对杭州醒治的欠款，包括原告已收取杭州醒治15%的保证金，均应从原告损失中予以扣除。本院认为，询证函中所载挂账预收款项2847665.43元，其中除保证金589680元系与涉案双甘膦交易相关外，其余均系案外以往业务中杭州醒治所支付的保证金等款项，与涉案纠纷并无关联，故不应抵扣本案中原告损失。关于双甘膦保证金，原告与杭州醒治明确约定需在合同履行完毕前最后一批提货时，可冲抵当批货款，故依涉案情形，并非原告对于杭州醒治的到期债权，该保证金如何处理应由湖里区法院另案审理决定，不宜在本案中直接作损失抵扣。被告还抗辩称，原告与杭州醒治长期进行托盘融资业务，双方间的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违规资金拆借，故双方间合同应属无效。本院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在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该合同属无效。事实上，对原告与杭州醒治间法律关系亦应由湖里区法院另案审理认定。
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中远集装箱综合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10187359.94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息，自2013年10月29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二、对原告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被告上海中远集装箱综合发展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1506元，由原告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2103元，由被告上海中远集装箱综合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79403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上海中远集装箱综合发展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ＸＸ.
审 判 员 谢 徵
人民陪审员 李友文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陈 懿
附：相关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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