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行终15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克芬，女，198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贾鹏程、罗君怡，均系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广东省人社厅）。住所地：广州市教育路**号。
法定代表人：黄汉标，厅长。
委托代理人：夏季，该厅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广州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先烈南路**号中成外经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瑞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邓向龙，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会华，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杨克芬因诉广东省人社厅工伤认定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6）粤71行初6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系第三人的员工，工作岗位为人事兼总经理秘书。2015年7月1日，原告以其在2014年12月18日、23日工作时间被罗辉（第三人的综合部经理）两次殴打，致其头部、全身多处软组织、腿部受伤为由，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供了病历、诊断报告书、疾病诊断证明书、第三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原告社保参保证明及缴费明细表等证据材料。
被告受理后，��第三人发出粤人社工举[2015]3号举证通知书，要求第三人在2015年7月22日前提供有关此案的相关证据材料和第三人是否同意原告本人在2014年12月18日、23日受伤为工伤的书面意见和理由。第三人收到举证通知书后，向被告提交了《杨克芬工伤申请不属实且不构成工伤的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文件。为查清本案事实，被告于2015年7月27日、28日、29日先后对罗辉、崔丽菘（第三人的对外经济服务中心经理）、温智（第三人的对外经济服务中心副经理）、原告、黄智城（第三人的司机）进行了调查询问。
2015年7月27日15时10分至16时30分，被告的工作人员对罗辉、崔丽菘、温智同时进行了询问。罗辉陈述：“2014年12月18日，根据公司领导的安排，由服务中心经理崔丽菘带队，我和服务中心副经理一起找杨克芬，向杨克芬宣读公司的《请协助业主收房通知书》，通知杨克芬限期搬出公司集体宿舍，宣读完通知书后，杨克芬不签字，并说让我签字，我说通知书是给你的，我签什么字。这时，杨克芬大喊大叫，挥舞着笔指来指去，我用手推开了杨克芬，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双方没有受伤。”“2014年12月23日，杨克芬因搬家事件已两天没上班，我到崔丽菘办公室问她是否有请假，崔经理说，我们去看看小杨回来了没有。当我和崔经理走到走廊时看到杨克芬已站在办公室门口，这时杨克芬气冲冲地边喊边冲了过来，我一扭头时忽然被杨克芬抓伤了脸部，出于本能反应我一把推倒了杨克芬坐在储物室的门口，打了她头部背部两下，我立马打电话报了警，警察到场后，要求我和杨克芬一起到派出所处理，我同意去派出所处理，但杨克芬坐在地上不起来，也不同意去派出所处理，警察反复劝说杨克芬去派出所处理，又第二次派了女警察来协助，但��就是不去，大约僵持了半个多小时，警察没办法，与公司薛总进行了沟通，警察让我们单位自行处理，并叫双方去医院检查，我是看在薛总的面子，才同意单位自行处理的，警察走后，杨克芬立即从地上站起来，情况就是这样。”崔丽菘陈述：“2014年12月18日，我和罗辉、温智一起送通知书给杨克芬，我向杨克芬宣读完通知书后，杨克芬说，‘你这个通知书不要发给我，你叫罗辉签名’，杨克芬也不签字，后来，杨克芬拿着笔指着罗辉大骂，罗辉推开了她，没办法我们就走了，没有发生打架等情况。”“2014年12月23日，我和罗经理在我办公室讨论杨克芬两天没来上班的事，我说过去看看杨克芬回来没有，当我和罗经理走出办公室后，看到杨克芬站在走廊上了，杨克芬看到我们后冲过来与罗经理大吵，我一个人拉不开，就去叫温智来劝架。当我们过来时已看到杨克芬��手抓伤了罗经理的脸部，杨克芬当时坐在地上不起来，后来罗经理报警，警察来了，要求罗经理和杨克芬一起去派出所处理，而杨克芬不同意去派出所，警察劝说了半个多小时，杨克芬始终不同意去派出所处理，在这过程中，警察多次提出要她去医院验伤，我们单位派人陪同，但她一直没有同意。后来警察与公司薛总商量后说，一是两个人去派出所处理，二是你们单位先内部协调处理，协调不成再去派出所处理，只好单位自行处理了。”温智陈述：“补充一点，2014年12月23日罗辉跟杨克芬的冲突是两个人的冲突，与工作无关，其他没有了。”
2015年7月27日16时40分至17时20分，被告的工作人员就2014年12月23日发生的情况又单独对罗辉进行了询问。罗辉陈述：“杨克芬因搬家事件，已有2天没上班（12月19日、22日），我去崔丽菘办公室问她是否有请假，后两人一��准备去杨克芬办公室，看看杨克芬有没有回来上班。杨克芬因没带办公室钥匙正好站在门口，我们一出现，她就冲着我们喊‘我全听见了……’指着我‘就是你搞的鬼’一边喊一边整个人压上来，用身体把我从杨克芬办公室逼到崔丽菘办公室走廊上。我一直退让，没有发生肢体的接触，但有语言冲突，这时，崔丽菘去找温智拿备用钥匙准备帮杨克芬看门，此时我和杨克芬两人都是近距离的，杨克芬趁我转身离开不备，先抓伤了我脸。出于本能反应，我一把把杨克芬推倒坐在了储物室的门口，在极度愤怒下，上去打了杨克芬的头和背两下，之后我立马打了110，要了华乐街派出所的电话，再打电话到派出所报了警。报警后怕她走，我一直站在走廊跟她保持距离。这时崔丽菘拿了钥匙来帮杨克芬打开了办公室的门。杨克芬站起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期间我一直站在走廊，在警察快到时，杨克芬打开办公室门，冲出来，喊着‘你打我呀，你打我呀’，冲到我面前，用身体压着我，我一把推开了杨克芬，杨克芬一屁股坐在办公室门口。警察来后，要求双方到派出所，杨克芬不肯去。警察多次提出要杨克芬到医院验伤，我们单位派人陪同，杨克芬一直不同意。最后，由于杨克芬执意不去派出所处理，只好单位自行处理了。”
2015年7月28日15时至16时10分，被告的工作人员对原告进行了询问。原告陈述：“2014年12月18日，罗辉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公章的事情，不配合她的工作，然后就动手打我，拳打脚踢，掐我的脖子，打我的头部，我没有还手，被同事崔丽菘、温智拉开了，黄智城坐在旁边也看到了，他们三人可以作证。罗辉还堵住门口，不让我出去。被打后，我感觉不舒服，但没有去医院看医生。2014年12月19日（周五），12月20、21日为周末。”“2014年12月23日，我一早上班来到公司，罗辉和崔丽菘一起来到我的办公室，问我为什么几天不来上班，罗辉就动手打我，打我全身，头部、关节部位，踢我在地上。罗辉还说‘打了你，让你也验不出伤来，现在是在公司打你，你出了公司还会再打你’。后被同事拉开了，有崔丽菘、温智在场，还有其他同事也在场，我当时被打头晕记不清楚了，黄智城也有来到现场。罗辉打我时，我始终没有还手。罗辉还把我锁在办公室，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当我去准备开门时，罗辉又动手推门，然后把我提倒在地上。当时，罗辉报了警，警察来了后让公司内部处理。我认为这是工作上的事，应由公司来处理。”“2014年12月23日晚本人因身体不适未离开公司，2014年12月24日向公司请假后去医院就诊。”
2015年7月29日10时至11时，被告的工作人员对黄智城进行了询问。黄智城陈述：“2014年12月18日，我和杨克芬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在杨克芬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通知书，具体内容我不清楚。后来，罗辉、崔丽菘、温智三人一起来到我和杨克芬办公的办公室，崔丽菘让杨克芬在通知上签字，杨克芬说‘为什么要我签字，你们先签’，崔丽菘说‘我们三个是按领导要求来给你传达的，让你签字，证明已通知到你了，我们不可能签字的’，杨克芬说‘让罗辉签’，罗辉说‘凭什么让我签，是领导安排我们来执行的’。杨克芬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拍打桌子，手拿签字笔，在罗辉面前挥来挥去，还用肩膀故意碰向罗辉，罗辉用手推开了杨克芬，杨克芬向后退了一步，后面是墙壁，杨克芬没有摔倒，没有发生打架事件，罗辉三人就走出了办公室。”“2014年12月23日，上午我不在办公室，发生的事情我不清楚。下午我回到办公室没有看到杨克芬在办公室，看到了罗辉脸上有五道被抓的伤痕。后来，听同事们说，发生了打架、报警的事。”
经审查，被告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粤人社工[2015]62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事实，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也不符合其他应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认定原告不属工伤或者视同工伤。原告不服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遂诉至原审法院。
另查明：2015年4月17日，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华乐街派出所召集原告、罗辉对2014年12月23日双方在公司内发生纠纷肢体接触的事项进行协商并组织调解。罗辉提出双方互相不追究对方责任，各自自理医药费。原告不同意罗辉意见，要求罗辉将事实讲清楚，再进行协商处理。因双方意见不一致，调解不成功。
以上事实，有被告提供的原告《工伤认定申请表》及所病历、诊断报告书、疾病诊断证明书、第三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原告社保参保证明及缴费明细表等材料、粤人社工举[2015]3号举证通知书、第三人提供的《杨克芬工伤申请不属实且不构成工伤的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文件、被告对罗辉、崔丽菘、温智、杨克芬、黄智城的调查笔录、原告提供的穗公越（华乐）[2015]041701号《调解协议书》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2014年12月18日和23日是否发生了原告所主张的“因工作原因遭受罗辉殴打”的事实。
被告在调查询问时，让罗辉、崔丽菘、温智三人同时接受询问，而没有分别单独进行询问，调查方式确有瑕疵。但被告在询问开始之前，已经明确告知崔丽菘、温智“如故意作伪证或隐瞒事实真相，将会承担有关法律责任”，崔���菘、温智亦在形成的调查笔录上签字确认，目前亦无证据显示崔丽菘、温智改变原陈述的内容。且另一证人黄智城也证明2014年12月18日罗辉、崔丽菘、温智确系向杨克芬送达一份通知书并要求杨克芬签字，当日并未发生罗辉对原告进行殴打的事实，这与罗辉、崔丽菘、温智陈述的内容一致。可见，调查笔录的内容是崔丽菘、温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得到其他证据印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关于2014年12月18日的事件，除原告本人陈述外，罗辉及在场目击者崔丽菘、温智、黄智城均证明当日并未发生罗辉殴打原告的事实，故原告主张该日因工作原因被罗辉殴打的事实不存在。关于2014年12月23日的事件，原告称遭到罗辉殴打，罗辉予以否认，崔丽菘、温智均未第一时间看到原告与罗辉肢体接触的情况，但崔丽菘证明当日确系和罗辉一起去检查原告是否来上班，原告主动冲过来与罗辉大吵，事后看到原告坐在地上，罗辉脸部被原告抓伤，以上证据显示原告并非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且原告与罗辉之间存在互相伤害的情形，故原告主张该日因工作原因被罗辉殴打致伤的事实，明显证据不足。被告据此作出粤人社工[2015]62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克芬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克芬负担。
上诉人杨克芬不服，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和被诉粤人社工[2015]62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理由是：罗辉、崔丽菘、温智、黄智城作为证人，没有正当事由未出庭接受质询，被上诉人所作的笔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均为第三人的在职人员，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采纳其所作证言违反证据规则。一审法院采用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处理均存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被上诉人广东省人社厅答辩称，2014年12月18日、12月23日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省人社厅调查笔录具有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广州股份有限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杨克芬2014年12月18日未受到任何伤害，认定2014年12月23日杨克芬与罗辉发生争吵不是因为工作原因，且双方存在相互伤害，因此不构成工伤，是正确的，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广东省人社厅粤人社工[2015]627号《不予认定工���决定书》的合法性问题。《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本案广东省人社厅受理上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经调查核实上诉人与用人单位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作出本案被诉的粤人社工[2015]62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本人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事实，因上诉人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也不符合其他应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故认定上诉人不属工伤或者视同工伤。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证明的事实，结合杨克芬与罗辉之间的纠纷发生过程和原因分析，均不足以得出杨克芬本人因工作原因受伤或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结论，因此，广东省人社厅作出本案被诉的粤人社工[2015]62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上诉人不属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符合上述法规的规定，并无不当。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关于撤销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杨克芬上诉主张，一审法院采用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处理均存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和被诉粤人社工[2015]62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杨克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俊盛
审判员 杨雪清
审判员 窦家应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刘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