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商终字第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铜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南大道时代风华小区***********号。
法定代表人：高贵超，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田阳、王泽琪，云南泓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月梅。
委托代理人：丁辰，云南一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赐富化纤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马鞍镇。
法定代表人：赵张夫，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陶鹏，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胡宸铭。系原第三人胡荣富的儿子。
法定代理人：王琳。系其母亲。
原审第三人：王琳，女，1969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吴进井路***号天城园林居*期*幢*单元***号。系原第三人胡荣富的妻子。
原审第三人：曾伟。
上诉人云南铜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铜公司）、马月梅为与被上诉人浙江赐富化纤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赐富公司）、原审第三人胡宸铭、王琳、曾伟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绍商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9日召集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质证，后经上诉人马月梅的要求，本案又于2015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云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田阳、王泽琪，马月梅的委托代理人丁辰，被上诉人赐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陶鹏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胡宸铭、王琳、曾伟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3月9日，云铜公司、马月梅与胡荣富、王琳、曾伟签订了《云南天丰汽车驾驶学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丰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胡荣富、王琳、曾伟将天丰公司的全部股权以640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云铜公司、马月梅等内容。后云铜公司、马月梅共计支付给胡荣富、王琳、曾伟股权转让款2400万元。2007年9月30日，胡荣富、王琳、曾伟与赐富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胡荣富、王琳、曾伟将天丰公司的全部股权以2000万元的对价转让给赐富公司等内容。之后，天丰公司与赐富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天丰公司将全部股权及公司资产2667664.62平方米的住宅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四栋及地上附属物等资产转让给赐富公司，共计16880万元等内容。2007年11月1日，天丰公司股东依法由胡荣富、王琳、曾伟变更为赐富公司。截至2007年11月19日，赐富公司共计向胡荣富、王琳、曾伟支付转让款5500万元。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云高民二终字第128号民事判决，判令胡荣富、王琳、曾伟继续履行与云铜公司、马月梅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天丰公司的股东应当变更为云铜公司、马月梅，由胡荣富、王琳、曾伟支付云铜公司、马月梅1920万元违约金并支付罚息等。2008年6月23日，天丰公司股东依法由赐富公司变更为云铜公司、马月梅。
2009年8月1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云高民再终字第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07）云高民二终字第128号民事判决，发回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在重审期间，追加了赐富公司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追加天丰公司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09）昆民四再重字第5号民事判决，并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2010）云高民二终字第157号民事判决，判令胡荣富、王琳、曾伟与赐富公司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赐富公司系天丰公司的股东，胡荣富、王琳、曾伟支付给云铜公司、马月梅违约金1920万元以及相应的罚息等。2010年4月，国土资源部门经审查拟对天丰公司的涉案土地进行收储。2011年11月9日，云铜公司、马月梅将天丰公司的有关证照移交给赐富公司，并将天丰公司的股东依法由云铜公司、马月梅变更为赐富公司。2011年9月22日，云铜公司、马月梅与赐富公司、天丰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赐富公司将对胡荣富、王琳、曾伟的拟付款项中的3800万元先支付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待云铜公司、马月梅将天丰公司的股权等内容变更至赐富公司名下后，上述款项就归云铜公司、马月梅所有等内容。该协议各方均已按月履行。2011年12月12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云高民二终字第157号民事判决，维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昆民五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即判令解除云铜公司、马月梅与胡荣富、王琳、曾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胡荣富、王琳、曾伟返还云铜公司、马月梅股权转让款2400万元，并赔偿损失6240.4万元等。2012年2月8日，胡荣富、王琳、曾伟与赐富公司签订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一份，载明：因胡荣富、王琳、曾伟在与赐富公司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时，隐瞒了其与云铜公司、马月梅存在股权纠纷事项，导致赐富公司在受让股权后一直无法进行正常运作，并拖入了漫长的诉讼程序，现双方就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相关事宜进行协商……，胡荣富、王琳、曾伟认为赐富公司的直接损失合计6280万元，赐富公司认为其直接损失合计8000万元，双方共同认为赐富公司的全部损失计算择日再次商定，赐富公司同意再支付给胡荣富、王琳、曾伟股权转让款60万元等内容。胡荣富在该补充协议下方备注：此协议为双方口头协议，胡荣富、王琳、曾伟认为赐富公司还应支付壹仟捌百万元。在正式签订补充协议时赐富公司应支付壹仟万元人民币，剩余捌百万元在二个月内付清。同日，赐富公司支付给胡荣富、王琳、曾伟60万元股权转让款。现云铜公司、马月梅以胡荣富、王琳、曾伟未向赐富公司积极行使到期债权，损害了云铜公司、马月梅的到期债权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另查明，2012年8月14日，原第三人胡荣富因病死亡，原审法院依法确定胡宸铭、王琳为其法定继承人。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云铜公司、马月梅能否依法向赐富公司行使代位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之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纵观本案证据，云铜公司、马月梅对胡荣富、王琳、曾伟享有到期债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予以确认。赐富公司主要以胡荣富、王琳、曾伟并不对其享有到期债权为由提出抗辩。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各生效民事判决书和《执行和解协议》记载，赐富公司应付给胡荣富、王琳、曾伟股权转让款16880万元，已付5500万元＋3800万元=9300万元，尚余7580万元未付。又根据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记载，胡荣富、王琳、曾伟自认因其原因，导致赐富公司对天丰公司的土地、房产等无法进行开发利用，长期的延误造成赐富公司需补缴土地使用权出让价，和因诉讼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直接损失合计6280万元。虽然赐富公司认为其直接损失合计为8000万元，但该金额未得到胡荣富、王琳、曾伟的认可，赐富公司也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在胡荣富、王琳、曾伟自认的范围内确定赐富公司的直接损失合计为6280万元，结合上述7580万元未付款，并扣除该补充协议签订后赐富公司另行支付的60万元，原审法院认为胡荣富、王琳、曾伟对赐富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金额为7580万元-6280万元-60万元=1240万元。因云铜公司、马月梅对胡荣富、王琳、曾伟享有的到期债权金额大于1240万元，故在1240万元的范围内支持云铜公司、马月梅的诉讼请求，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原审第三人胡宸铭、王琳、曾伟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进行缺席判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赐富公司应支付给云铜公司、马月梅人民币1240万元，款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二、驳回云铜公司、马月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20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425800元，由云铜公司、马月梅负担356144元，赐富公司负担69656元。
云铜公司、马月梅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仅凭赐富公司出具的的《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就认定胡荣富、王琳、曾伟同意减少赐富公司债务6280万元，相应地将云铜公司、马月梅的代位权也调整减少错误。理由如下：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是虚假的、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甲方的三个主体显然是一人签署，且曾伟的名字系代签，但其并未出示委托书，故这样的协议当然无效。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形成时间从字面看是2012年2月8日，但该时间点在云铜公司、马月梅与胡荣富、王琳、曾伟间的生效判决书确定债权债务金额之后，胡荣富、王琳、曾伟与赐富公司在此时减免6000余万元的债务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云铜公司、马月梅的合法利益，故该协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请求判令：一、撤销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绍商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二、改判赐富公司向云铜公司、马月梅清偿债务7580万元；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和公告费等费用均由赐富公司和胡宸铭、王琳、曾伟负担。
被上诉人赐富公司答辩称：一、云铜公司提出《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虚假的主要理由是曾伟有一个代字，但没有委托书，这样的上诉理由与本案的股权交易事实不符。因为2007年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时候，由胡荣富与王琳签字，王琳代曾伟签字，这样的交易形式在（2009）昆民四再重字第5号判决书中法院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的认定中就确定了该协议对双方交易有约束力，此后所有的履行过程都是这样的交易方式，包括本案的补充协议也是同样的交易方式。二、云铜公司认为原审法院认定6280万元没有计算依据和令人信服的事由，这与本案事实恰恰相反。本案事实是胡荣富将该股权转让给赐富公司之后，就因胡荣富与他人的股权纠纷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此整个标的物失去了长达数年时间，此前标的公司项下的土地是纯住宅用地，赐富公司已经提交了建设审批，由于本案纠纷的形成，土地被规划调整，到目前为止，没有完成收储，从昆明市人民政府补交土地出让金和收储的文件，光补交土地出让金的金额就达到3.6亿，土地的实际价值发生了贬值，住宅用地的价值和商业用地的价值比例是1：0.6，即下降了40%。这些情况各方当事人均是明知的，赐富公司实际损失远远大于6280万元，目前为止这块土地无法进行开发与使用，所以这份协议是当时情况下的真实意思表示，我方主张的8000万元损失不包括土地出让金的部分，仅仅是资金搁置等损失，如果土地不进行出让，股权价值等于零。故云铜公司提出的两个理由，均与本案事实或生效判决不符。三、从我们提供的证据和土地的现状，本案的损失还在不断扩大，并且可能会导致项目全部无法实施的风险，补交的土地出让金高达3.6亿以上，原审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显然损害了赐富公司的权利。因赐富公司在2014年6月20日被绍兴市柯桥政府全面接管，而本案送达正好在交接过程中，等交接完毕，上诉期届满，赐富公司没有上诉并不表明对原审判决的认可。
二审中，上诉人云铜公司提交了鉴定申请书一份，申请对《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中胡荣富、王琳的签名是否真实进行笔迹鉴定。本院认为，鉴于胡荣富本人已经病亡、王琳下落不明而无法提供样本进行鉴定，故对云铜公司该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上诉人马月梅和被上诉人赐富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胡宸铭、王琳、曾伟二审中均无新证据材料提供。
本院二审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部分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胡荣富、王琳、曾伟分别与云铜公司、马月梅和赐富公司间签订的案涉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案的争点在于原审法院采信赐富公司与胡荣富、王琳、曾伟于2012年2月8日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并减免赐富公司6280万元债务有无不当。云铜公司上诉提出《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中胡荣富、王琳的名字非其本人所签、协议虚假，原审法院减少赐富公司6280万元债务错误。依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0）云高民二终字第157号民事判决、（2011）云高民二终字第157号民事判决以及《执行和解协议》，可确认赐富公司与胡荣富、王琳、曾伟间存在1688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赐富公司已经支付胡荣富、王琳、曾伟9300万元，尚余7580万元未支付；胡荣富、王琳、曾伟尚欠云铜公司、马月梅股权转让款、损失款和违约金等款项。云铜公司、马月梅起诉要求在7580万元的范围内向赐富公司行使代位权。原审法院认为云铜公司、马月梅要求行使代位权符合法律规定，但认为依照案涉《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中胡荣富、王琳、曾伟自认赐富公司的直接损失合计6280万元，对该笔款项应从赐富公司尚欠胡荣富、王琳、曾伟的7580万元债务中予以扣除。虽然云铜公司二审中申请对《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中胡荣富、王琳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但在胡荣富本人已经病亡、王琳下落不明的情形下笔迹鉴定无法进行，且胡荣富、王琳、曾伟在已经生效的（2012）浙绍商初字第11号案件中曾当庭确认签名的真实性。故云铜公司、马月梅认为《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系伪造的主张缺乏依据。赐富公司主张其损失为8000万元，但胡荣富、王琳、曾伟仅自认因其原因导致赐富公司的直接损失为6280万元，故在云铜公司、马月梅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形下，原审法院据此从赐富公司对胡荣富、王琳、曾伟的7580万元债务中扣除6280万元并无不当。云铜公司、马月梅认为《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虚假、赐富公司与胡荣富、王琳、曾伟串通损害其利益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0800元，由上诉人云铜公司、马月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范启其
审 判 员 王 丽
代理审判员 王富新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