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民终37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茅庙集街**号（9）。
法定代表人：李四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铭，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宗毅，湖北锡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孝感市华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黄陂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翟博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天，湖北律之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孝感市皓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书院街城西社区佳丽宾馆。
法定代表人：芦应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湖北律之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连带福，男，1961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西河镇丰收村连家砦**号。
原审第三人：刘青仙，女，1952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连带福，男，1961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与刘青仙系合伙关系。
原审第三人：黄晓翠，女，1971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广场街城站路**号*栋*单元*楼。
原审第三人：李光华，男，196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翠，女，1971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与李光华系合伙关系。
原审第三人：袁春苟，男，1969年4月28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开发区。
原审第三人：胡想清，男，1971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
上诉人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简称三江公司）因与上诉人孝感市华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华厦公司）、孝感市皓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皓冉公司）、原审第三人连带福、李光华、黄晓翠、刘青仙、袁春苟、胡想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9民初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3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三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铭、李宗毅，华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正天，皓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第三人连带福、黄晓翠还分别接受第三人李光华、刘青仙的委托参加本案诉讼，第三人袁春苟、胡想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江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华厦公司、皓冉公司向其支付欠付工程款利息11,140,161.79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和诉讼保全费由华厦公司、皓冉公司共同负担。上诉理由概括为：一审判决利息计算标准、起算时间处理不当。利息支付标准应当按照《补充协议一》2.1条约定的月息1.2%计算，时间应当从本案当事人对工程款支付节点的约定起开始计算。
华厦公司书面答辩称，因诉争各方签订的合同系袁春苟和胡想清借用三江公司资质而无效，胡想清、三江公司不能依据无效合同获得高于银行近3倍的利息收益，应当驳回三江公司要求支付下欠工程款利息的上诉请求。
皓冉公司公司、连带福、李光华、黄晓翠、刘青仙没有提交答辩状，但均口头表示同意华厦公司的答辩意见。
华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第一项判决，改判华厦公司只向三江公司支付工程款6,769,096.7元，驳回三江公司的利息请求，并由三江公司向其交付已付工程款的增值税发票，由三江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和反诉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仅以三江公司的单方陈述认定冀畅德为项目经理错误。从合同的协商一一合同的签订一—合同的履行一一合同的最终结算，即：涉案工程的资金投入、材料购买、劳务聘请、工程管理、整个施工、工程签证、预付工程款、工程预决算等，均由胡想清、袁春苟实施，三江公司从未派员参与，冀畅德从未到工程所在地履行项目经理职务，更不用说参与工程的整个管理。三江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冀畅德参与了工程管理，一审认定错误。（二）一审遗漏了重大的最基本的事实。1、一审只是将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了复述，遗漏了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的主要事实。该项目最初的实际开发投资人李自成与承包人袁春苟系岳父与女婿的关系，所有的投资人与工程的实际承包人胡想清、袁春苟均属于孝南区人，均从事开发建筑行业，并且都很熟悉，李自成为了照顾女婿，将工程给袁春苟承包，袁春苟没有实力，邀请胡想清共同承包，众所周知，目前国内除了国家重大项目由大型建筑公司承包施工外，99%以上的工程均由个人投资，挂靠在建筑公司名下施工，本工程也不例外，胡想清、袁春苟没有资质，挂靠在三江公司名下施工，这一事实，在整个××新××镇家喻户晓，孝感市所有的房地产开发行业的业内人员均知晓上述事实。胡想清、袁春苟从2012年至今天5年时间一直从事涉案项目的管理，没有向三江公司领取分文报酬，如果胡想清、袁春苟不是承包人，胡想清、袁春苟有什么理由为三江公司义务服务？一审法官和三江公司及胡想清、袁春苟根本无法解释。2、一审已经查明：涉案工程的资金投入、材料购买、劳务聘请、工程管理、整个施工、工程签证、预付工程款、工程预决算等，均由胡想清、袁春苟实施，三江公司从未派员参与，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三江公司没有投入，但是，在一审中华厦公司要求三江公司提供其投资的证据，三江公司没有提供，反而通过一系列证据证明工程所有的一切投入和管理均由胡想清、袁春苟履行。（三）一审判决对胡想清、袁春苟领取的工程款（包括以防抵款）作出的认定自相矛盾。1、华厦公司提交的已经支付的22,800,903.3元工程款，全部由胡想清、袁春苟办理的领款手续，每一张凭证上均有二人的签字认可，三江公司没有任何人经手办理，冀畅德没有在任何凭证上签字。三江公司既然认定17,636,839.3元，对其他的领款没有任何道理不认定，因为上述17,636,839.3元除极少数汇到三江公司账上外，其他均由胡想清、袁春苟领取，支付给了工人工资或者支付了材料款。2、华厦公司主张已经支付了22,800,903.3元工程款的请求，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1）首先，三江公司及胡想清、袁春苟对华厦公司提供的凭证的真实性认可，即上述凭证均由胡想清、袁春苟办理，客观真实不容置疑。（2）胡想清提出的170万元和袁春苟提出的11,500元有误，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中2013年8月15日领取的50万元，由华厦公司向胡想清开具的转账支票，对于如此明了的事实，三江公司及胡想清居然不认账。（3）涉案工程是胡想清、袁春苟个人投资建设，挂靠在三江公司名下施工，工程款应当由实际投资人胡想清、袁春苟享有，三江公司只是在合同上加盖了印章，涉案工程的资金投入、材料购买、劳务聘请、工程管理、整个施工、工程签证、预付工程款、工程预决算等，均由胡想清、袁春苟实施，三江公司从未派员参与，并且胡想清、袁春苟根本不是三江公司的工作人员，实际上所有的工程款领取凭证上均有胡想清、袁春苟的签字（包括三江公司开具的收到工程款的收据及以房抵款的收据上），特别是工程款的最终结算是胡想清、袁春苟分别与华厦公司和皓冉房地产反复协商确定，胡想清、袁春苟在结算单上签字以后，三江才盖章认可，无疑，三江公司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承包人，实际承包人为胡想清、袁春苟。对于胡想清、袁春苟身份和地位，实际投资开发人清清楚楚，正因为如此，才将工程款支付给胡想清、袁春苟，三江公司也清清楚楚，在长达5年时间对胡想清、袁春苟领取2800万元的工程款的行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即便不是胡想清、袁春苟承包，依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的规定，他俩领取的工程款应当全部而不是部分在应付工程款中扣除。（四）一审驳回华厦公司要求三江公司交付增值税发票的请求不仅错误，客观上支持了三江公司逃避税金的行为。三江已经收到22,800,903.3元的工程款，没有开具分文发票，依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向付款方开具发票……”和《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填开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发生经营业务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发票”的规定，三江必须开具发票，而且必须在发生经营业务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三江收取了巨额的工程款，长达5年不开具税务发票，逃避国家税款。依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七条第34款“承包人不履行配合工程档案备案、开具发票等协作义务的，人民法院视违约情节，可以依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令承包人限期履行、赔偿损失等”的规定，一审判决与最高法院的民事会议精神相悖，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最高法院的会议精神明确规定，不提供发票的。二审应当判决其履行交付义务。（五）一审支持三江公司利息请求没有依据。1、依据合同第51.2条款的约定，三江公司应当每月提交已经完成工程量的报告，实际情况是没有提交，无法审查，不知应当支付的工程款数额，工程款应当支付而未支付的责任在三江公司，华厦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2、双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下欠工程款，以三江公司的房屋抵偿，三江公司一直不前来办理抵偿手续应承担责任，发包方仍然同意在双方结算完毕以后，以房屋抵偿工程款。3、涉案合同无效，合同约定的违约支付利息的条款不受法律保护。（六）一审判决违法法定程序。对于涉案工程由谁投资，实际承包人是不是胡想清、袁春苟，在法庭审理中，对于法庭的关于胡想清、袁春苟与三江公司的关系、是否为胡想清、袁春苟缴纳养老保险？是否向胡想清、袁春苟支付工资等问题回避不答，为了查清上述事实，华厦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于2017年7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申请，要求人民法院限期三江公司提供施工过程中购买建筑材料的合同、支付货款的银行凭证、劳务合同、支付劳务工资的银行流水等凭证。这一正当请求，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违反法定程序。
皓冉公司上诉认为一审判决书事实认定错误、程序违法，导致判决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事实与理由如下：（一）袁春苟和胡想清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投资人和受益人，他俩个人领取的工程款应当计算成皓冉公司已经支付的工程款之内。1.三江公司出具收据的工程款和以房抵款的收据中，均由袁春苟、胡想清签字确认，足见他俩具有领取工程款的权利；2.一审认定袁春苟和胡想清个人领取的工程款19万元（9万元+10万元），其实就是他俩个人领取工程款之后，再由三江公司出具的收据。这能证明他俩具有领取工程款的权利；3.胡想清在向银行贷款过程中，提交的《借款申请》、《个人简历》、《个人收入》、《法人授权委托书》等资料，足以证明胡想清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投资人；4.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三江公司和胡想清均以认可《基本建设过程预（决）算审核定案表》是胡个人认可结算数额并签名之后，再由三江公司加盖的公章。这一事实也能证明胡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投资人和受益人；5.胡想清在其提交的《幸福秦苑3#、4#楼付款表》中认为2016年8月26日其个人领取的124，880元系支付扶手款的资金。这一事实说明案涉过程的工程款和材料款均由其个人领取和支付。（二）一审判决书认定的甲供材的金额错误。案涉工程甲供材的数额分别为：钢材款3,594,803元、商品混凝土款3,295,484.50元、瓷砖款580,700元，合计7,470,987.50元。三江公司对瓷砖款580,700元没有异议，对钢材款和商品混凝土款的数额持有异议。对于钢材款和商品混凝土款的数额，有胡想清指派的现场管理人员的签字认可，应当予以认定。故，皓冉公司已经支付的工程款为20,188,799.40元，包括袁春荷苟和胡想清个人领取的工程款2,149,200元、三江公司领取的工程款700万元、以房抵款3,568,611.90元、甲供材7,470,987.50元，合计20,188,799.40元，下欠工程款4,990,134.42元（25,178,933.82元－20,188,799.40元）。（三）一审法院没有对皓冉公司的反诉进行审理属于程序违法。皓冉公司在法定期限之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反诉状，但一审法院没有确定缴纳上诉费的具体金额。待诉讼费金额确定后，皓冉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当天就缴纳了反诉费5,645元。故，一审以皓冉公司没有在法定期限之内缴纳反诉费为由，没有审理皓冉公司的反诉请求，属于程序违法。（四）一审判决书判决的利息没有依据。1、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是袁春苟和胡想清，他俩个人没有建筑工程承包资质，而是借用三江公司的资质签订合同，故此，本案中的工程承包合同无效。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只应当据实结算工程款，不应当计算利息。2、三江公司以及袁春苟和胡想清没有向皓冉公司交付竣工资料和工程款的税务发票，皓冉公司有权拒绝支付余下的工程款，故此，不应当计算利息。3、案涉工程至今没有办理竣工验收，皓冉公司有权拒绝支付余下的工程款，故此，不应当计算利息。
三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华厦公司、皓冉公司立即付清三江公司工程款33,898,177.84元及利息（利息按双方约定利率至付清三江公司工程款本息之日止）；2.判令三江公司对三江公司承建的位于孝感市孝南区远大社区幸福秦苑1、2、3、4号楼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华厦公司、皓冉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三江公司其他损失；4.本案诉讼费由华厦公司、皓冉公司承担。
华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三江公司在3日内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华厦公司交付幸福秦苑1号和2号楼完整的竣工资料；2.判决三江公司在3日以内按照判决书确定的幸福秦苑1号和2号楼工程款的金额向华厦公司交付等额的增值税发票；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三江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7月20日发包人华厦公司与承包人三江公司签订《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一、工程概况。工程名称：孝南区幸福秦苑1号、2号楼，工程地点：远大社区。工程规模：约26,000㎡。二、工程承包范围：土建工程与装修工程，且包含给排水、消防、电气安装工程的管线预埋等。三、合同工期：开工日期2012年8月10日，竣工日期2013年6月5日。五、合同价款：大写暂定叁仟万元。六、七……八、承包人向发包人承诺按照本合同约定施工、竣工，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履行本合同所约定的全部义务。本合同有发包人华厦公司盖章，承包人三江公司签章确认。该合同第三部分专用条款4.2承包人三江公司，开户行建行乾坤大道支行，账号：42×××32。20.1承包人任命的承包人代表是黄钦鹏。51工程计量和计价。58工程价款支付。58.1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工程预付款的具体时间和金额：见附加协议。58.2.1双方约定工程进度款支付的具体时间和金额：发包人供应的材料必须向承包人提供正规的发票。58.4.1约定利率，按附加协议执行。同日签订《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一》2.1约定：“发包人承诺按施工合同第58.2.1条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如未按节点支付工程款，从应付工程款之日起按月息1.2%计算利息，直至该工程开盘销售房屋……。”2013年4月16日发包人华厦公司与承包人三江公司签订了工程名称为孝南区幸福秦苑3号、4号楼的《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一》；该合同约定的其他内容与2012年7月20日签订的《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一》内容基本一致。同日，华厦公司与三江公司签订工程质量保修书，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应按有关规定及双方约定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三江公司与华厦公司签署的《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载明：1号楼竣工验收日期2014年3月20日，2号楼竣工验收日期2015年3月6日；三江公司与皓冉公司签署的《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载明：3、4号楼竣工验收日期均为2015年2月1日。上述四份验收报告均加盖了勘察单位湖北核工业勘查设计院印章，但设计单位、监理单位、质检单位均未加盖公章，案涉工程竣工验收未能实际完成。工程完工后三江公司实际交付了案涉工程。2017年4月10日，三江公司主张：三江公司指派项目负责人为冀畅德，负责该项目的施工；胡想清、袁春苟为三江公司在该项目中的工作人员。因华厦公司、皓冉公司未支付下欠三江公司工程款，以致成诉。
三江公司于2017年4月12日提出司法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19日同意三江公司的鉴定申请，并将本案移送该院司法鉴定科鉴定。2017年5月18日，三江公司与华厦公司1、2号楼的工程价款签署《结算单》：确定1、2号楼的工程款为2，957万元；三江公司与皓冉公司3、4号楼的工程价款签署《基本建设工程预（决）算审核定案表》：确定3、4号楼工程款为2,5178,933.82元。三江公司于2017年5月18日、5月24日向一审已付提出撤回对幸福秦苑的1、2楼及3、4号楼的司法鉴定申请。
根据一审法院开庭审理中提出的要求，2017年10月9日，三江公司向该院提交了工程技术资料共十八册（幸福秦苑1、2、3、4号楼工程技术资料4、4、5、5册），华厦公司、皓冉公司均未领取；该院2017年11月17日庭审结束后，三江公司领回了上述资料。
2017年11月17日，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核对账目，《1、2号楼对账表》：以华厦公司提供的《胡想清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对账表（为基础），经过对账，双方有争议部分：1.2013年1月12日凭证号12：两笔15万元是否重复。2.2013年8月15日凭证号45:5万元是否领取。3.2013年12月28日凭证号17:35万元；与2014年1月21日凭证号17:50万元中，35万元是否扣减。4.2015年2月12日凭证号7号：2号楼工程款70万元，是否与政府支付重复款项。上述有争议部分：共计170万元。华厦公司认为：“上述4笔未重复，不应扣减170万元。故应认定已付工程款为22,800,903.3元。”三江公司认为：“1、2号楼已付款16,851,852元，其中，发包方、政府代为支付人工费、材料费1,386,922元应由发包方提供领款单及材料收据至三江公司认可。其余款项属于袁春苟、胡想清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胡想清认为：“已付款为4,712,651元，上述有4笔共170万元重复计算，应扣减。扣减后我认可已借支3,012,651元，需甲方提供代付明细表。”袁春苟认为：“其中11,500元应由华厦公司承担，已借支款应为1万元。”《3、4号楼对账表（2017年11月17日）》以皓冉公司提供的付款表为基础：1.付款表中1-13项为胡想清领款，皓冉公司认为：其中第1-3项为地下室人工费，皓冉公司同意剔除，剔除后的数额为2,149,200元；胡想清认为：胡想清总计领款2,149,200元，扣除单项扶手款之后，胡想清认可1,809,500元。2.第14-33项为三江公司领款及以房抵款，皓冉公司认为：该部分总数为10,568,611.90元，均有凭证，应当以凭证为准；三江公司认为第15项转账金额凭证只有95万元。3.第34项为甲供材钢材款，皓冉公司认为：扣除地下室和钢材款后，为3,594,803元；三江公司认为钢材款为2,945,342.92元。三江公司认为：皓冉公司应该提供原始凭证单据核对。4.第35项甲供材商品混凝土，皓冉公司认为：扣除地下室商品混凝土款后，为3,295,484.50元；三江公司认为商品混凝土款为2,263,058元。三江公司认为：皓冉公司应该提供原始凭证单据核对。5.第36项瓷砖款为580,700元，双方没有争议。三江公司提交的《幸福秦苑3#、4#楼付款表》认可现金支付、以房抵款、钢材款、商混土款、瓷砖款已经支付合计16,307,712.82元。
2017年11月29日三江公司提交《幸福秦苑房子抵工程款清单》，自认1、2号楼11套房以房抵款3,373,448.2元；3、4号楼12套房以房抵款3,568,611.9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以及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案应定性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012年7月20日发包人华厦公司与承包人三江公司签订案涉幸福秦苑1、2号楼《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2013年4月16日发包人华厦公司与承包人三江公司签订案涉幸福秦苑3号、4号楼的《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一》。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主体适格，但各方当事人未能提交案涉工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相关许可证，亦未能提交案涉工程招投标的相关文件，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故上述合同及协议无效。
一是案涉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案涉合同第三部分专用条款20.1的约定，承包人（三江公司）任命的承包人代表是黄钦鹏。2017年4月10日，三江公司主张：“三江公司指派项目负责人为冀畅德，负责该项目的施工；胡想清、袁春苟为三江公司在该项目中的工作人员。”三江公司起诉请求判令华厦公司、皓冉公司立即付清三江公司工程款等，均主张三江公司是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袁春苟、胡想清认为：“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合同主体是三江公司；2.项目的投资人是三江公司；3.项目经理是冀畅德；4.袁春苟、胡想清仅是三江公司聘请的现场管理员；5.袁春苟、胡想清领取的现金及以房抵款，袁春苟、胡想清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此诉讼是三江公司诉华厦公司（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主体是三江公司与华厦公司的施工合同纠纷，双方应按施工合同内容行使享有的权利。涉及袁春苟、胡想清应作另案处理或协商处理。”上述主张符合当事人签订的案涉合同的约定及合同的履行。一审法院对华夏公司、皓冉公司“三江公司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承包人，实际承包人为胡想清、袁春苟”的陈述不予认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施工主体是三江公司。因各方当事人对华厦公司在案涉合同及补充协议上加盖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华厦公司“由于当时各合伙人均没有房地产开发公司，又急需签订合同，要求华厦公司临时在发包合同上盖章，而后投资人分别成立开发公司，以自己的公司开发建设。华厦公司的代表人与各投资人均是朋友关系，便临时在合同上加盖了印章”、“华厦公司没有享有幸福秦苑3号楼和4号楼的权利，更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华厦公司不应当承担相关的责任”的答辩意见一审不予采信。连带福、黄晓翠、李光华、刘青仙“同华厦公司的答辩意见；同时出具《确认书》，幸福秦苑1号和2号楼系四个个人投资开发的项目，该工程的全部投资和收益均由连带福、黄晓翠、李光华、刘青仙投入和享有，债务也由连带福、黄晓翠、李光华、刘青仙承担。与华夏公司无关”的陈述不属于三江公司起诉请求的范围，与本案无关，一审不予采信。故此，一审法院认定华厦公司为案涉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相对人。在合同签订以后，幸福秦苑3、4号楼整个工程建设、工程款的支付、房屋销售、工程造价的预决算、房屋的验收等均由三江公司与皓冉公司进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三江公司与皓冉公司对3、4号楼的工程价款签署《基本建设工程预（决）算审核定案表》：确定3、4号楼工程款为25,178,933.82元。故对华厦公司提出的“幸福秦苑3号楼和4号楼整个施工、工程签证、预付工程款、工程预决算等所有一切，华厦公司没有委派任何人参与，一直是皓冉公司的股东负责管理，幸福秦苑3号楼和4号楼的施工结算与华厦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一审予以采信。对袁春苟、胡想清“此诉讼是三江公司诉华厦公司（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主体是三江公司与华厦公司的施工合同纠纷，双方应按施工合同内容行使享有的权利”中涉及3、4号楼结算部分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履行案涉3、4号楼的合同主体为三江公司与皓冉公司，因此，3、4号楼的工程款结算在三江公司与皓冉公司之间进行。
二是三江公司支付下欠工程款的请求一审法院应予支持。因案涉工程已经实际转移占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三江公司请求支付下欠工程款应予支持。因三江公司在起诉状中主张“2012年7月20日、2013年4月16日，三江公司与华厦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由三江公司承建华厦公司、皓冉公司位于孝感市孝南区远大社区开发的幸福秦苑1号、2号、3号、4号楼，合同对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竣工验收、竣工结算、质量保证等进行了约定”、“华厦公司、皓冉公司已使用，但华厦公司、皓冉公司仅支付部分工程款，尚欠三江公司工程款33,898,177.84元”表明，三江公司认可华厦公司、皓冉公司均为合同相对方的诉讼地位。2017年5月18日，三江公司与华厦公司1、2号楼的工程价款签署《结算单》：确定1、2号楼的工程款为2957万元；三江公司与皓冉公司3、4号楼的工程价款签署《基本建设工程预（决）算审核定案表》：确定3、4号楼工程款为25,178,933.82元。根据2017年11月17日《1、2号楼对账表》，三江公司认为：“1、2号楼已付款16,851,852元，其中，现金373万元；以房抵款2,528,461元；甲供材9,146,469元；发包方、政府代为支付人工费、材料费1,386,922元（应由发包方提供领款单及材料收据至三江公司认可）。其余款项属于袁春苟、胡想清个人行为，与（三江公司）公司无关。”2017年11月29日三江公司提交《幸福秦苑房子抵工程款清单》，自认1、2号楼11套房以房抵款3,373,448.2元。故1、2号楼工程价款为2957万元，三江公司自认的1、2号楼实际已支付工款款17,636,839.3元（3,730,000元+3,373,448.2元+9,146,469.1元+1,386,922元），下欠工程款11,933,160.7元（29,570,000元-17,636,839.3元）。袁春苟、胡想清认同三江公司的主张，同时认为“涉及袁春苟、胡想清应作另案处理或协商处理。发包方错误的支付款项应该承担责任，应以另案诉讼的方式对袁春苟、胡想清提起诉讼或协商解决，另案起诉袁春苟、胡想清承担法律责任。”上述主张是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确定的责任主体，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故对其中涉及胡想清、袁春苟领取的工程款、三江公司未认可的以房抵款等均不作为华厦公司支付的工程款认定，华厦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2017年5月18日，三江公司与皓冉公司3、4号楼的工程价款签署《基本建设工程预（决）算审核定案表》：确定3、4号楼工程款为25,178,933.82元。三江公司提交的《幸福秦苑3#、4#楼付款表》认可现金支付、以房抵款、钢材款、商混土款、瓷砖款已经支付工程款合计16,307,712.82元（3、4号楼已支付现金6,950,000元，其中含胡想清、袁春苟个人领款9万元、10万元；以房抵款3,568,611.9元；甲供材5,789,100.92元）。其中的以房抵款与2017年11月29日三江公司提交《幸福秦苑房子抵工程款清单》自认3、4号楼12套房以房抵款3,568,611.9元是一致的。故3、4号楼下欠工程款8,871,221元（25,178,933.82元-16,307,712.82元）。三江公司与皓冉公司是认可及实际履行3、4号楼建设施工合同，3、4号楼合同的相对方实际为三江公司与皓冉公司。故对华厦公司“不应当承担幸福秦苑3号楼和4号楼工程款的支付义务”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袁春苟、胡想清“此诉讼是三江公司诉华厦公司（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主体是三江公司与华厦公司的施工合同纠纷，双方应按施工合同内容行使享有的权利”的主张一审予以驳回。《3、4号楼对账表（2017年11月17日）》中皓冉公司主张“已支付给胡想清、袁春苟的工程款、以房抵款等应作为支付给三江公司的工程款”中，三江公司2017年11月29日自认“3、4号楼12套房以房抵款3,568,611.9元”部分一审予以支持，未认可部分的主张无合同依据，一审不予支持。皓冉公司可另行向胡想清、袁春苟主张权利。对于三江公司与皓冉公司有争议的“3.第34项为甲供材钢材款，皓冉公司认为：扣除地下室和钢材款后，为3,594,803元；三江公司认为钢材款为2,945,342.92元。三江公司认为：皓冉公司应该提供原始凭证单据核对。4.第35项甲供材商品混凝土，皓冉公司认为：扣除地下室商品混凝土款后，为3,295,484.50元；三江公司认为商品混凝土款为2,263,058元。三江公司认为：皓冉公司应该提供原始凭证单据核对”事实，因皓冉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皓冉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于上述争议部分，皓冉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
三是三江公司主张的下欠工程款的利息应予支付。《补充协议一》2.1约定：“发包人承诺按施工合同第58.2.1条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如未按节点支付工程款，从应付工程款之日起按月息1.2%计算利息，直至该工程开盘销售房屋……。”开盘销售前约定“按月息1.2%计算利息”，开盘后约定以房抵款折抵利息。本案房屋实际已经转移占有，按照以房抵款折抵利息实际上不可操作。视为对欠付工程款利息标准约定不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本案利息计算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江公司主张按照合同约定的节点开始计付利息，则应当在完成节点工程量之后，向华厦公司、皓冉公司提出支付工程进度款申请和付款通知；但是，三江公司未提交“支付节点向华厦公司、皓冉公司提出支付工程进度款和付款通知”的证据。故此，视为当事人对下欠款利息的支付时间约定不明。虽然三江公司提交的《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告》载明了竣工时间，但当事人直至2017年5月18日才确认工程价款，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起诉之日为利息的起算时间。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1月3日作为计算下欠款利息的起算点。
四是三江公司对华厦公司、皓冉公司下欠的三江公司承建的幸福秦苑1、2、3、4号楼工程价款享有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三江公司虽提交了竣工验收报告，但案涉工程至今仍未能完成竣工验收。故三江公司关于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
五是华厦公司的反诉请求是否应该支持。华厦公司与三江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48条约定“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提交完整的竣工资料和竣工报告”。本案审理过程中，根据法院开庭审理中提出的要求，2017年10月9日，三江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工程技术资料共十八册（幸福秦苑1、2、3、4号楼工程技术资料4、4、5、5册），华厦公司、皓冉公司均未领取。但本案闭庭后，三江公司从一审法院领回了曾提交的18册工程技术资料。《湖北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竣工验收及备案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建设单位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工作，并负责申办竣工验收备案手续”。第六条规定“工程竣工验收应当按以下程序进行：（一）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报告，申请工程竣工验收。”本案中，三江公司在工程完工后向华厦公司、皓冉公司提交了工程竣工报告，申请工程竣工验收。同时，三江公司应当提交案涉工程的完整的竣工资料。三江公司虽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工程技术资料，但其后三江公司从该院领回提交的18册工程技术资料，未能交付至华厦公司手中。故华厦公司提出的“判决三江公司在3日内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华厦公司交付幸福秦苑1号和2号楼完整的竣工资料”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务机关是发票的主管机关，对拒不开具发票的行为，权利遭受侵害的一方当事人可向税务部门投诉，由税务部门依照税收法律法规处理。同时发票管理办法也规定，对拒不开票的义务人，税务管理机关可责令开票义务人限期改正，没收其非法所得，可并处罚款。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还规定，取消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资格、收回拒不开票义务人的增值税发票。上述规定说明，请求履行开具发票的义务应属于税务部门的行政职权范畴，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因此，华厦公司反诉请求开具发票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按照胜败比例分担。
对于三江公司提出的“判令华厦公司、皓冉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三江公司其他损失”的请求，因本案合同无效、且三江公司未提交造成其损失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三江公司、华厦公司的部分起诉、反诉请求一审予以支持。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九条、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华厦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三江公司1、2号楼下欠工程款11,933,160.7元及利息（以11,933,160.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1月3日起至本判决生效15日内止）；二、皓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三江公司3、4号楼下欠工程款8,871,221元及利息（以8,871,22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1月3日起至本判决生效15日内止）；三、三江公司对华厦公司、皓冉公司下欠的三江公司承建的幸福秦苑1、2、3、4号楼工程价款享有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权；四、三江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华厦公司交付幸福秦苑1号和2号楼完整的竣工资料；五、驳回三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华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11,290元，由三江公司负担81,620元、华厦公司负担74,380元、皓冉公司负担55,29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772元，由华厦公司负担3，000元、三江公司负担2,772元。诉讼保全费由三江公司负担5,000元、华厦公司负担5,000元。
二审期间，三江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四组共23份证据，主要为证明案涉工程款的时间节点及利息的确定。其中，将第2-3号，第3-3号，第3-4号，第4-3号，第4-4号，第4-6号以及第4-7号等7份证据作为新证据提交。华厦公司、浩冉公司、连代福、李光华、黄晓翠以及刘青仙均认为这七份证据在一审判决作出前就已经形成，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不予质证。华厦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资料，一是2015年6月30日湖北银行向客户胡想清发放贷款的《个人助力贷款申报资料》一份，拟证明案涉工程系胡想清自筹资金建设、系实际施工人；二是2014年11月14日由胡想清领款15万元，备注为“由甲方代付水泥款（11号2号楼）”，拟证明胡想清系实际投资人才有资格在黄晓翠处领款。三江公司认为该证据在一审判决作出前已经形成，不是新证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胡想清承包附属工程进行的贷款，与案涉的1、2、3、4号楼主体工程无关。贷款是华厦公司以胡想清的名义进行的贷款。胡想清认为虽是以我的名义贷款的，但资金却是由华厦公司在用。本院认为，三江公司、华厦公司提交的“新证据”均不符合《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本院不予认定。
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予以认定。
结合案涉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将二审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案涉施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的效力；二是一审认定三江公司为案涉工程施工方是否正确？即上诉人认为原审第三人胡想清、袁春苟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是否成立？三是一审判决认定案涉3号、4号楼工程中甲供材的金额是否恰当？四是一审驳回华厦公司交付增值税发票的诉讼请求是否恰当？五是一审支持三江公司诉请华厦公司、皓冉公司支付工程款利息的处理，是否恰当？六是一审法院以皓冉公司没有在法定期限内缴纳反诉费为由没有审理其反诉请求，是否程序违法？七是一审法院没有将胡想清和袁春苟个人所领取的工程款以及以房抵款作为已付工程款，是否正确？本院逐一评析如下。
关于案涉施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这里提及的案涉施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指的是发包人华厦公司与承包人三江公司于2012年7月20日签订案涉幸福秦苑1、2号楼的《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以及双方于2013年4月16日签订案涉幸福秦苑3号、4号楼的《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补充协议一》（皓冉公司成立后，承继了3号、4号楼的建设施工合同的权利义务）。本院认为，案涉工程系农村集镇改造项目，应当取得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以及用地规划许可证等相关行政许可证件，且事关公共利益与公共安全，应当进行招标，但各方当事人均不能提交案涉工程的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以及用地规划许可证，也不能提交进行招标的相关文件，所以，案涉施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一审法院对此的认定及处理意见，是恰当的，本院予以维持；三江公司认为诉争各方没有将合同效力作为上诉理由，二审不应当将此作为争议焦点的主张，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因为合同效力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而这种法律约束力并非直接来自当事人的约定，而是由法律所赋予的。故人民法院对合同效力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评价，并不需要当事人提出。
关于一审认定三江公司系案涉工程的施工方是否正确的问题，也即华厦公司、皓冉公司主张原审第三人胡想清、袁春苟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实际施工人”有明确界定，系指转包和违法分包的承包人。结合一审和二审庭审查明的情况，无论是案涉建设施工合同的签订，工程保证金的支付，劳务费的支付，相关工程机械设备租赁费的支付，还有购买原材料，以及工程款的领取，均明确记录三江公司在案涉建设施工合同中作为承包方主体实际履行合同义务与享受权利的情况。一审关于三江公司在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系施工方的地位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在实际建设施工过程中，虽然三江公司指定的工程项目负责人冀畅德因故没有全程参与，但三江公司对于胡想清、袁春苟两人协助冀畅德完成案涉工程的组织协调、现场管理、领取与核实部分工程款等行为责没有异议，并予以认可；另外，胡想清、袁春苟两人亦一直陈述系三江公司临时聘请的现场管理人员而非实际施工人；在此情况下，华厦公司、皓冉公司认为胡想清、袁春苟两人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既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也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故，对于华厦公司、皓冉公司的这一上诉事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一审认定案涉3号、4号楼工程中甲供材的金额是否恰当的问题。本院认为，2017年5月18日，皓冉公司就案涉工程孝感华厦幸福秦苑3#、4#楼的工程款与三江公司签订了《基本建设工程预（决）算审核定案表》，内容包括土建、安装、塔吊基础及签证单、分包管理费及总包服务费等，不包括皓冉公司主张的钢材款和商品混凝土款即甲供材的款项。一审法院认为皓冉公司对该主张没有提交原始凭证核对单据而不予支持；同时，赋予皓冉公司另行主张权利的救济路径。二审期间，皓冉公司对此主张仍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故对于一审法院对于此节的处理意见，本院认为并无不当，予以维持；皓冉公司应对其主张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关于一审驳回华厦公司交付增值税发票的诉讼请求是否恰当的问题。本院认为，在建设施工合同中，发包人的主要权利义务就是支付工程款并接受质量合格的建设工程，承包人的主要权利义务就是领取工程款并交付质量合格的建设工程，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各自履行协助义务。根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34条的规定，承包人不履行配合工程档案备案、开具发票等协作义务的，人民法院视违约情节，可以依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令承包人限期履行、赔偿损失等。本案中，支付工程款是华厦公司、皓冉公司的主要义务，而开具发票是三江公司的附随义务，二者之间没有对价关系，不成立抗辩权。但二者之间具有先后履行顺序，华厦公司请求三江公司履行开具发票的义务的前提是履行完支付全额工程款；在华厦公司尚未向三江公司支付完案涉工程款之前，一审法院没有支持其提出反诉三江公司开具发票的请求，事实依据充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在华厦公司向三江公司支付完欠付工程款之后，三江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遵守税法相关规定及时向华厦公司开具发票。华厦公司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对此节的处理存在剥夺其正当权利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一审对三江公司诉请华厦公司、皓冉公司支付工程款利息的处理意见是否恰当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中，虽然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一）》第2.1条对欠付工程款应当支付利息有约定，但如前分析，因案涉相关合同及协议均系无效合同，故三江公司请求依据按照约定月息1.2%计算利息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无法适用而不予支持。在案涉工程交付后，华厦公司、皓冉公司作为发包人已实际控制案涉建设房屋，有条件行使占有、使用、收益权利，理应承担支付工程欠款的利息，可是，在交付案涉工程之后，诉争各方既没有对应付工程款的总额进行确定，没有核对实际欠付工程款的数额，也没有对工程价款进行司法鉴定，更没有重新确定支付欠付工程款的期日，但一直在以房屋冲抵工程款，直至2017年5月18日，三江公司才与华厦公司、皓冉公司分别就案涉工程的1#和2#楼、3#和4#楼达成了《结算单》、《基本建设工程预（决）算审核定案表》。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以诉争各方于2017年5月18日确认的工程价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案涉欠付工程款的利息标准，并从当事人起诉之日也即法院决定立案受理日期作为利息的起算时间，较好平衡了各方利益，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三江公司上诉请求华厦公司、皓冉公司应当支付欠付工程款利息的主张，但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在各支付节点与对方核实应付工程进度款，也没有举证证明案涉工程交付之日起华厦公司、皓冉公司实际欠付的工程款，故三江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
关于一审以皓冉公司没有在法定期限内缴纳反诉费为由没有审理皓冉公司的反诉请求，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查明，一审法院2017年3月27日的《开庭笔录》中记载其已向皓冉公司交纳反诉费及逾期交纳的法律后果（一审案卷第2卷第15页）；2017年7月5日第三次开庭时，一审法院将皓冉公司列为本案本诉被告，而不是将其列为本案反诉原告（一审案卷第2卷第33页）。本院认为，因皓冉公司没有在一审法院通知的期间内交纳反诉费，且一审法院在第三次庭审及尔后的庭审中均将皓冉公司列为本案反诉原告，皓冉公司对此没有提出异议并继续参加完所有庭审活动。对此，一审法院没有审理皓冉公司的反诉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皓冉公司认为已设法院没有审理其反诉请求属于程序违法的主张，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一审法院没有将胡想清和袁春苟个人所领取的工程款以及以房抵款作为华厦公司、皓冉公司向三江公司已付工程款的处理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胡想清和袁春苟作为三江公司临时聘请的现场管理人员，主要职责是协助冀畅德完成案涉工程的组织协调、现场管理、领取与核实工程款等事宜。结合一审及二审查明的情况，胡想清、袁春苟两人对于从华厦公司、皓冉公司领取的相关现金以及以房抵款的事实，没有异议，并明确表示愿意对此承担法律责任；胡想清辩称之所以存在个人领款，系其与两公司另外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愿意接受另案诉讼或者协商的方式解决。因为三江公司不予认可胡想清、袁春苟的部分个人领款等行为，且胡想清、袁春苟也自愿对前述个人领款等行为承担责任，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对于华厦公司、皓冉公司应向三江公司支付工程款中，经由胡想清和袁春苟个人所领取的未经三江公司认可的部分工程款以及以房抵款，可另行主张权利的处理意见，事实依据充分，并无不当，没有损害华厦公司、皓冉公司的利益，本院予以维持；华厦公司、皓冉公司上诉请求二审一并处理胡想清和袁春苟个人所领取的现金以及以房抵款的主张，是基于对胡想清和袁春苟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投资人和受益人身份的认定，但两公司对其主张并没有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华厦公司、皓冉公司以及三江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5,512元，由湖北三江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88,641元，孝感市华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53,378','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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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审判程序\":\"一审\",\"案号\":\"（2016）桂0503刑初169号\",\"不公开理由\":null,\"法院地市\":\"北海市\",\"法院省份\":\"广西壮族\",\"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b47d1c72-7c44-412c-b9ee-0eaffb91e978\",\"案件名称\":\"廖家毅、罗昌政盗窃一审刑事判决书\",\"法院名称\":\"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银海区\",\"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1\",\"诉讼记录段原文\":\"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检察院以北银检刑诉（2016）15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廖家毅、罗昌政、牙韩专、班华文犯盗窃罪，于2016年9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于2016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延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廖家毅、罗昌政、牙韩专、班华文及其辩护人石维道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483113600000)\\\/\",\"案件类型\":\"1\",\"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廖家毅、罗昌政盗窃一审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廖家毅、罗昌政盗窃一审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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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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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四条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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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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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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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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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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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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