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0106刑初380号
公诉机关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永利，男，1968年1月2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汉族，初中文化，山西科苑商务中心法定代表人，户籍地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捕前住太原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5年9月17日被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9日被逮捕。
辩护人石天平。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以并迎检公诉刑诉[2016]第36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永利犯诈骗罪，于2016年6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秦亚思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永利及辩护人石天平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8月13日，在本市迎泽区等地，被告人刘永利以能给被害人吕某办理“寻求领导支持和协调司法机关关系”、“将被逮捕的员工无罪释放”等为由，分三次骗取被害人吕某人民币160万元。案发前，被告人刘永利向被害人吕某退款人民币10万元。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视听资料等证据。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永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特提请公诉，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刘永利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有异议。其辩称：我没有诈骗，我拿了他的钱给他办事，我还给他退钱，我认为这就是民事纠纷。
辩护人石天平提出辩护意见如下：指控刘永利犯诈骗罪的证据严重不足，罪名不能成立。一、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与客观情况有原则出入，本案定性应为经济纠纷而非诈骗。2014年8月13日，广州运达运城果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达公司）与山西科苑商务中心（以下简称科苑中心）签订《代理协议书》一份，吕某和刘永利分别代表运达公司和科苑中心作为法定代表人在该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公章。至此，科苑中心代理运达公司办理广州山西运城果品市场租赁合同纠纷相关事宜之约，宣告成立。该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运达公司）提供的资料需与事实相符”。当时，听了吕某的陈述，并收到2014年6月4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应用中心就该纠纷出具的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2014年6月9日运达公司书面紧急汇报材料，刘永利初步相信运达公司在与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经济联合社的相关纠纷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受害者”。因为不仅紧急报告详述了运达公司的受害经过，而且中政大教授论证了广州方面的侵权和违法性质。刘永利以专家论证、紧急报告及吕某的陈述为基本依据，决定通过认识多年的李某1共同推动这一纠纷最终妥善解决，并付诸行动。该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专家给中央领导的呼吁与关注的报告写好后支付100万元；乙方去广东时支付50万元；乙方到广东和相关人员沟通支付150万元”。事实上，吕某拿到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梁书文、杨立新、刘金友、刘心稳等教授签字的专家论证意见书后，于2014年8月22日依约向刘永利支付100万元；在刘永利、李某1到达广州的次日（2014年9月4日）支付刘永利50万元。刘永利依约找了李某1，并与之一起去广州了解、处理受托事项，这完全是一种双方自愿的履约行为，根本不存在诈骗和被骗问题。吕某在报案材料中所称：“领导已收到专家论证材料，你汇款吧。”除其自称之外，无任何证据佐证，纯属没有事实根据的一面之词。二、指控犯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且存在重大疑问：1、关于终止协议与协商退费问题。关于终止协议，吕某和刘永利一致认为代理协议已事实上终止，只是在终止原因方面，吕某认为是刘永利办事不利、不可靠而要求终止；刘永利到案后的历次笔录中，一直认为是其和李某1到广州托人办事过程中，发现广州市政府对此事的定性及处理意见与吕某的紧急报告所述事实存在天壤之别，因吕某没有依约提供与事实相符的资料，导致没法办、不能办而要求终止协议；双方没有形成书面的终止协议。关于协商退费，刘永利一直通过中间人高某要求与吕某面谈，而吕某委托高某协商并收款；刘永利在与吕某既不能见面、又打不通电话的情况下，认为收吕某的钱退给高某确有不妥，且双方在退款数额上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故未能完成退款事宜。从吕某2015年7月3日《承诺书》到2016年4月28日出具谅解书，可以肯定的是双方的协商退费进程从未停止。2、关于刘永利收取170万元的去向问题。刘永利收取20万元办理延期开庭事宜，因已延过一次庭无法办理，已退还20.2万元，多退2000元。刘永利收取150万元办事款，给了李某120万元，李退了10万元，余10万元未退还；余130万元，从侦查机关对刘永利的讯问笔录看，刘永利先说用于公司经营和偿还债务，但在2015年9月29日的讯问笔录中，刘永利否认之前的说法，认为“当初讲的归还了朋友”“不属实”，而是“我账户有限额，一下提不了那么多现金，我就转开了”。至于原来没说实话是“不想连累朋友”。而侦查机关对此未予查证。直到今天庭审，现有证据仍然不能证实刘永利用部分款项偿还个人债务的事实。3、关于刘永利有无能力办理受托事项问题。李某1任董事长的华夏之子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山西中亿园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等画册，证明李某1确与中央及国家领导人有工作交往并随同ＸＸＸ主席出访金砖五国，并参加过多个国家领导会见及代表团会议。李某1与刘永利2012——2013年合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名家书画、摄影山西展事宜，2014年合作过《于成龙》影视项目、西柏坡精神巡回展等事项。李某1收取20万元后与刘永利一同前往广州了解、处理受托事项。以上事实证明，在已有法学专家论证、李某出面解决的前提下，不排除刘永利能完成受托事项的可能性。4、关于高某提供的电话录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第七节第九十二条关于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审查与认定，不仅对视听资料的来源要求合法化；而且规定了对视听资料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刘永利在2016年2月3日的补侦笔录中，对高某所谓的“承诺”内容，认为：“完全是胡说”。三、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根本不能排除合理怀疑。1、吕某的报案材料与询问笔录，对被骗基本事实的陈述存在重大冲突，出现原则性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关于给付170万元问题，其报案材料称：①按合同2014年8月22日给刘永利账户打了100万元；②2014年9月17日……刘永利信誓旦旦地说延期开庭没问题，他给操作。于是，9月4日我给刘永利汇了50万元；③2014年9月16日，…因找律师我资金紧张只答应给他20万，等办成之后再补60万。并把20万汇到刘永利帐号上。而同日的讯问笔录上，刘永利说：上述三笔中的第二笔50万元是刘永利2014年9月3日去广州办事他只付了50万元。2、报案材料、询问笔录与代理协议之间的矛盾。代理协议明确约定了付款办法，本案中的100万、50万完全是按协议约定支付。而吕某在报案材料和询问笔录中，虚构和强加了栗某收到材料支付100万、能办成延期开庭支付50万等所谓的“付款条件”。协议是客观证据，报案材料是单方陈述，根本无法排除吕某在报案材料和询问笔录中虚假陈述的合理怀疑。3、高某、李某1笔录中关于认识刘永利的时间，与实际认识时间相差多年，这个疑问虽经补充侦查，仍未查证。岂能排除真正的原因和合理怀疑？李某1开始不愿接手此事，拿到20万元后就与刘永利一同去了广州，只能说明李某1拿到钱才办事。4、李某1送给刘永利的多本画册及多个项目合作意向，说明了其办事能力及与刘永利以往合作的客观情况，而补侦时，公安机关联系不到李某1，说明什么问题？5、高某和吕某与刘永利初次商谈本案所涉代理事项时，到底是高某介绍了刘与李某1的关系，还是刘永利自称和李某1关系很好？双方各执一词，至今未能查证，为什么？6、吕某谅解书中承诺刘永利归还其110万元后，不作任何追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其报案材料和讯问笔录中确有不实之词。四、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永利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吕某支付、刘永利收取该170万元，均是依据业已达成的协议，刘永利先与李某报告、协商，后又共同赴广州了解情况，均是主动、积极履行协议的现实表现。在发现广州市政府对吕某要求解决的问题的定性与吕某反映的情况出现巨大反差后，刘永利和李某共同决定无法办、不再办，且刘永利已向吕某和高某明确提出解除合同要求，只因费用认定争议未能解除，至今双方均无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书面通知，因此双方至今仍受协议约束。刘永利收取该170万元，既有正当性、合理性，也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刘永利至今表示，只要对已花费用能达成一致即行退还余款；2015年4月28日，吕某已出具书面谅解书，明确表示“同意刘永利退还我110万元，免除余额”，“请求办案机关不向法院起诉，免于刑事处分”。因此，本律师认为，本案中刘永利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条件，不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形，刘永利没有非法占有该170万元的故意和目的。五、根据我国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刘永利的行为并不构成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刘永利在客观方面并未使用骗术，即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他认识李某并与之一并前往广州了解案情、着手解决，是事实；李某认识栗某也是事实；吕某和刘永利在签定协议后均认真履行，更是事实。只是因为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而已。从本案侵犯的客体来看，因达不成一致意见而未退款与不能退款或不愿退款，有本质区别。从主观方面来看，刘永利因对协议内容的认识、对吕某的情绪、对已发生费用的争议、对吕某表现出的语言刺激和报案威胁等因素，导致发生退款争议，与非法占有的故意和目的有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宣告刘永利无罪。
针对上述辩护意见，辩护人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1、吕某在签协议书之前给刘永利的关于广东纠纷的材料一册；
2、介绍李某的身份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的照片的北京华厦之子国际传媒有限公司画册一份；
3、广州运达运城果品贸易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白云区松洲槎龙村联合社场地租赁合同纠纷案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
以上1-3证据证明：被告人刘永利鉴于吕某的报告和论证意见，认为吕某是受害人，认为李某有能力办这个事情。
4、《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名家书画、摄影全国巡回展览》资料汇编：该系案发前、案发时和案发后李某和刘永利项目合作的证据：证明李某的办事能力，国家、部委、政协等部会都给其项目批示，足以让别人相信他在中央的办事能力。李某和刘永利虽然没有合作成功，但证明李和刘确有合作关系。
5、吕某书写的一份材料（复印件）：证明吕某同意退款110万免除余额，谅解刘永利，但没有落款日期，请求核实。
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13日，被害人吕某因其任法定代表人的广州运达运城果品贸易有限公司的12名员工被逮捕一事，通过中间人高荣勤介绍来到太原迎泽区找到被告人刘永利，被告人刘永利以能给被害人吕某办理“寻求领导支持和协调司法机关关系”、“将被逮捕的员工无罪释放”等为由，分三次骗取被害人吕某人民币160万元。案发前，被告人刘永利向被害人吕某退款人民币10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刘永利的供述：二十多年前我就认识了一个叫高某的记者，在五、六年以前我们开始往来频繁。2014年4、5月份的时候，高某到太原找到我让我帮他审车，向我提到了吕某。他说：我有个朋友叫吕某，他有一些事情比较麻烦，能不能帮忙办一下？我说：那让他过来看看是什么事情再说。高某找我办事，是因为高某知道我认识北京华夏传媒的公司老总李某，李某认识一些中央领导，吕某的事情又比较麻烦，所以高某想让我找李某解决问题。我和李某是四、五年前通过我太原的朋友张某认识的，我和李某是普通朋友关系。高某跟我见面后过了几天就带着吕某到了我办公室，介绍我们双方认识之后，吕某就带着很多资料，详细的给我讲了他公司的相关情况，他的创业经历，叙述了他在广州的果品公司因为租赁问题被人暴力清场非法赶了出去，他的工作人员也被公安局抓了起来，大概讲了这些以后，吕某又拿出了一些政法方面的专家给他提供的法律依据交给我，想让我帮助找一下中央领导出面为他解决一下问题，并答应事成之后给我1000万元的好处费。我让吕某将资料留下，我去北京问问领导们愿不愿意管这个事情，这样吕某就将资料放下后就走了。大概就是2014年的6月份，我正好有个事情要到北京，这样我就顺便去找了一下李某，跟李某简单叙述了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将吕某给我的材料都留给了李某，李某也承诺帮忙给我问问。回到太原之后，我又和吕某见过几次面，也给李某打电话，李某跟我说不想管这件事情，我将李某说的告诉了吕某，吕某一段时间就没有找我。但是过了十几天，吕某又找到我说要办这件事情，并且说事成之后肯定要给我好处，并愿意和我签署协议，于是我们经过交流协商之后，2014年8月13日在我办公室签了一份《代理协议书》，内容：合同甲方广州运达运城果品贸易有限公司，合同乙方山西科苑商务中心，甲方委托乙方寻求领导支持和协调公检法、司法机关关系，解决甲方目前的困难，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条件：1、将甲方12名被逮捕员工无罪释放。2、将甲方“广州山西运城果品市场”的所有权经营权收回，与槎龙村联合社的场地租赁合同继续履行，3、以上两项甲方提供的资料须与事实相符。4、甲方支付乙方的经费与报酬共1000万元。支付办法是：专家给中央领导的呼吁与关注的报告写好后支付100万元；乙方去广东时支付50万元；乙方到广东和相关人员150万元，法院判决后，甲方12名员工释放、市场收回交接后一个月内支付700万元。5、法院开庭的工作由甲方负责，乙方配合。其他工作乙方负责，甲方配合。6、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当时在和吕某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高某的提醒下，我还拿出来了李某与栗某的合影，让吕某看了下李某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某之间的合影宣传册，宣传册里都是李某与栗某之间的合影，当时吕某和我说的是他写好了呼吁与关注的报告后，由我联系李某，李某联系栗某，让栗某关注下这件事情，最好再有个批复。协议签订后，2014年8月22日，吕某从他的工商银行账户向我中信银行账户汇款100万元；2014年9月4日向我汇款50万元；2014年9月16日向我汇款20万元；至此，我收到吕某用于办事的款项共170万元。我收到第一笔钱后，就开始联系李某给吕某办这个事情，2014年8月25日，我带着我孩子和我一个朋友，还有李某和李某的办公室主任一起从北京乘飞机前往广州给吕某找关系开始办这个事情。2014年8月26日，我分四笔给李某的工商银行账户转款20万元，用于前期的办事款。我和李某说让他帮忙联系栗某，至于李某有没有联系栗某我就不清楚了。吕某给栗某寄信的地址是我在网上找的中央办公厅的地址，收信人写的是栗某，我不知道栗某有无收到，也不知道栗某批复或关注了没有，因为当时吕某和我说的就是准备通过李某找到栗某来办理这件事，所以我才让吕某给栗某寄的信。我不知道李某在广州找谁办理的这事，李某找的都是领导，他也不会让我见，他在广州就待了一天，然后告诉我说他已经找人了解这件事情了，他有些事情要先离开，随后他就回了北京。2014年9月份，吕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广州法院要开庭审理他的案子了，因为他的律师还没有写好答辩状，提出让我找人办理法院的延期审理，我就找了广州的一名叫徐某的律师，徐某是广州法院以前的法官，退休后干了律师，徐某说办理这件事情需要花80万元，我就向吕某要这个钱，吕某说他资金有些困难，先给我20万元，剩下的60万元以后再给，这样才有了吕某2014年9月16日给我打款20万元的情况，我就将这20万元通过银行给徐某律师汇了过去。徐某在办理的过程中，发现之前吕某已经申请过一次延期审理了，按照法律程序不能再延期了，所以没有办成这件事情，之后徐某也将这20万元通过银行汇款还给我了。2014年9月17日在吕某和他的委托律师都没有出庭的情况下，徐某律师一个人出庭了，这样开庭也没有审理出什么情况，就休庭了。在吕某委托他的律师写了再开庭申请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不像吕某说的那样简单，吕某说的情况也与广州市政府给山西省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严重不符，所以我就不想再给吕某办这件事情了，我就开始联系吕某见面将这件事情说清楚，也就是将找关系所花费的钱呀什么的和他讲清楚有个说法，至于剩余的钱可以退还给吕某，但是吕某他一直不肯见我，就是在电话里说让我给他账户退钱，我想没有见到他终止协议我是不能给他退钱的，后来在2015年8月底的时候，我和吕某、高某二人见面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情，我也答应将费用在2015年8月底先给他退一部分，后我在2015年8月底的时候没有履行承诺给吕某退钱，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吕某答应共计给我1000万元，给我的前期费用是300万元，但是实际前期只给了我170万元。关于170万元的去向：2014年9月22日吕某给我打电话说他急需用钱，让我给他退还10万元钱，所以我就给吕某的工商银行账户退了10万元，在退钱之后，高某给我打电话说吕某要到公安局告我诈骗他，我这么一想就不能这样将钱退还给吕某，不然我说不出清楚了，这样我就实际收了吕某160万元。2014年8月28日我给李某汇款20万元，之前我也讲到了，李某后来给我退了10万元，现在我手里就150万元。2014年9月1日我给李某2汇款1.8万元左右，这是我找李某2的订机票钱。2014年9月1日我给桑某打款2174元，桑某是我老婆，这个钱是用于还我们买房子的房贷款。2014年9月19日还给我老婆桑某打过5000元。2014年9月1日，我给刘某打款20万元，我之前借刘某的20万元，这就是还给他的钱。2014年9月1日、2014年9月6日，我共向袁某账户打款4000元，袁某是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这4000元钱是用于给他发工资。2014年9月1日、9月3日我给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某1共打款3500元，用于结算他的工资和购买办公用品的费用。2014年9月1日，我给办公室工作人员李某3打款1000元用于支付他的工资。2014年9月1日、9月6日，我给单位会计曹某共打款1000元，用于支付她的工资。2014年9月1日，我给秦某打款30万元，用于还之前向她借款。2014年9月1日，我给孟某打款5万元，用于还之前向她借款。2014年9月2日，我给张小东打款2100元，这个钱我想不起来是干什么了。2014年9月2日，我给周某打款5万元，用于还之前向他借款。2014年9月2日，我给力某打款5万元，用于还之前向他借款。2014年9月3日，我给杨某打款8000元，杨某是康乐幼儿园的老师，这个钱是给我儿子交的幼儿园费用。2014年9月13日，我给亲戚赵某打款5万元，用于还之前向他借款。2014年9月16日，我给律师徐某打款20.2万元，用于办理吕某延期开庭。2014年9月16日、18日分别转款5万元共10万，我也想不起来干了什么。2014年9月19日，我给赵某1打款6000元，他是我朋友的老婆，我朋友死了，我看她挺可怜，这个是我给了她的钱。2014年9月19日，我给刘某打款1500元，刘某是我儿子同学的母亲，这个钱是给我儿子交的一些零散费用。2014年9月20日，我给我朋友王海燕打款3000元，这个钱我忘记是干什么用了。我个人零星陆续提现29万元，用于我公司运营及日常开销；徐某律师给我退还的20.2万元，我用于日常周转开销了；李某给我退还的10万元，我也用于公司运营及日常开销了。我个人没有能力给吕某办理这件事情，但我有条件和关系帮助他办理这件事情，这个吕某也知道。在事情没有办成的情况下，我退了10万元，而且也不是办不成这件事，是我终止办这件事，而且我也多次想找到吕某再次签署协议终止前面的协议并商议退款，是他不见我。我不知道吕某有无将和我要钱的事授权给高某，高某一直在要求我给吕某退钱，我没有和高某说过把钱全部给了李某。吕某因为办理开庭延期的事情答应的是给我80万元，前期先支付了20万元，我没有给吕某退这个钱，是因为我把20万元给了徐某律师，徐某给我退钱的时候不是一次性退的，他是给我退了10万元，这10万元我已经给了吕某，后来徐某给我退了剩余的10万元之后，我当时已经准备和吕某终止协议，我就想着等协议终止，连同以前的钱一起退给吕某。
我跟吕某说过办理延期开庭需要80万元作为经费，当时是徐某律师跟我说的办理延期开庭需要40万元左右，我觉得办事也可以挣点中间费用，而且我觉得吕某有钱，可以挣他这个钱，所以就开口问他要80万元。在这个延期开庭的事情上我向吕某要到了20万元，我银行转账给了徐某，因为当时晚了，不知道钱能不能到账，所以就先试验了2000元，结果可以到账，所以就将20万元全部汇给了徐某，这笔钱是我让徐某办理延期开庭的费用。这20万元不是我给他的律师代理诉讼费用，我不具备委托他代理的资格，就是让他办理延期开庭的钱，这笔钱他后来退还给我了。我和徐某讲过这20万元是我先垫付的，让他将钱先退给我，然后让他问吕某的公司要这笔费用，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怕徐某不给我退钱，所以我就骗他说这钱是我垫付的，让他先退给我，然后再找吕某要。
2、被害人吕某的陈述：我是广州山西运城运达果品有限公司的法人，广州山西运城运达果品有限公司是一家股份制公司，公司的地址是广州市增槎路338号。2013年11月21日，由于我公司与广州市白云区松州街槎龙经济联合社对公司房屋用地有租赁纠纷，他们就采取非法暴利手段，组织了100多个人，使用武力，霸占了我们的市场，之后我们的人打了110，广州白云区公安局警察来了之后，以寻衅滋事拘留了我们公司12个人，为了解决这件事情，我开始四处寻找关系帮助我解决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很快就在我的朋友圈子当中传开了，我的一个名叫高某的老乡（也是我多年的平朋友）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于2013年2月份到广州专门看望了我，顺便还带着新闻媒体的记者采访和帮助解决这件事情，但之后也没起到什么效果。2014年8月11日左右，我回到了太原办事情，就住在太原市迎泽大街的金蓉家园酒店，高某知道了之后就到金蓉家园酒店找我并告诉我说，他有个朋友刘永利，刘永利认识一个叫李某的人，李某在北京开公司，并且李某和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栗某是老乡，关系特别好，他还和刘永利一起去过李某的办公室，见过李某和栗某的合影，高某告诉我说如果想将广州的公司员工释放及重新要回市场这么大的事情可以找刘永利帮忙，我听了这些之后，就委托高某介绍我和刘永利认识。2014年8月12日的上午，高某带着刘永利就来到了我住的金蓉家园酒店房间内，高某向我介绍刘永利说：这是刘永利，刘永利和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栗某的老乡李某关系特别好，可以找栗某帮你把广州的市场要回来，把押你的员工放出来。这样认识之后，我就把关于广州发生的事情详细的告诉了刘永利，并给刘永利出示了广州事情的相关材料，材料中包括广州公司资料，还有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为首的法学专家给我出具的法律论证书，刘永利看了这些材料之后先是给我看了一本杂志，刘永利指着杂志封面的两个人跟我说这是李某与栗某的合影，并向我介绍了两个人的关系如何如何好，之后跟我说：办这件事情没有问题，我托李某找栗某，让栗某给广东省委书记胡晨华做个批示，这样你的市场就能要回来，公安局也会把抓你的人放出来。但是刘永利又说了办这件事情需要花钱，我就问他需要花多少钱，刘永利说需要1000万元，我就问刘永利这1000万元怎么付，刘永利说：你找法律方面的专家写一个你果品市场被抢占的事情的呼吁及报告，写出以后我给你个地址，你邮寄给栗某，栗某收到报告之后，你付我100万元；等栗某作出批示之后，我去广州找人办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再给我50万元；等栗某批示给胡某之后，下面承办人还要层层审批，到广州与相关承办人沟通情况时你再付我150万元；等法院判决收回市场及放回被拘捕工人后一个月内，你再付我700万元，我想了想就同意了，我和刘永利谈好次日签署协议，刘永利告诉我他的办公地点在老军营小区的林业厅宿舍，然后高某和刘永利就离开了酒店。当天的下午，我就在一个打字复印店将我们谈好的协议内容打印了4份。2014年8月13日上午，我就按照刘永利告诉我的地址找到了刘永利，我将起草的协议给刘永利看了看，他认可协议内容以后，就在协议的乙方上签字并盖了公章，我又拿着我们的协议回到金蓉家园酒店内在甲方上签上了名字并加盖了我们公司的印章，后我留了2份协议，将另外两份协议又送到了刘永利的办公室。协议书中大致约定了办这件事的流程及款项。在签订了协议之后，当天晚上我就乘飞机到了北京，第二天我就开始找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运用中心的主任刘金友专家为我写给栗某的呼吁，在2014年8月18日刘金友就写好了，我拿到这份呼吁信之后，就给刘永利打电话，刘永利就在电话中告诉我一个地址（由于时间太长，我记不清具体地址了），我就在北京按照刘永利所的地址邮寄了一份特快专递，收件人我就写上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某收。邮寄完之后，我就打电话告诉了刘永利说我的信已经寄出去了，刘永利就让我等消息。到了2014年8月21日下午，刘永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你委托专家发的材料栗某的办公厅已经收到了，你汇钱吧。2014年8月22日下午，我就在北京市中国工商银行新中街支行向刘永利的中信银行卡打款100万元，之后我就离开了北京。2014年9月2日，当时我在太原金蓉家园酒店入住，刘永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栗某已经做出批示了，批示已经下到了广州了，他要到广州去帮我办事，让我再给他汇50万元，我对刘永利说：既然栗某已经批了，那我要一份栗某的批示复印件，刘永利说没有问题，到了广州之后给我复印好传真一份，我就同意了。2014年9月3日的时候，高某给我打电话说：永利已经给你把事情办了，他现在要到广州去，你赶紧给他汇钱。2014年9月4日，我在太原五一广场的中国工商银行湖滨支行给刘永利的中信银行账户汇款50万元。给了他钱之后过了几天，刘永利就去了广州，我知道刘永利去了广州之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要栗某批示的复印件传真，刘永利就一直推脱说给我发传真，但是一直也没有给我发。2014年8月28日左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我的律师关于我这个案子要在2014年9月9日开庭审理，由于我律师在2014年9月9日有另外一件案子要开庭，和这件案子的时间有冲突，所以我就跟律师说能不能办理延期开庭，我律师说可以，他就去和广州中院的工作人员协商延期开庭，广州中院同意延期开庭，但是也没有通知我的律师什么时候开庭，到了2014年9月11日，我律师告诉我他手机收到一条广州中院发来的信息，通知我们2014年9月17日开庭，我律师正好在2014年9月17日还有一个案子要出庭，时间上冲突了，他去不了，我就问律师是否能再次办理延期，我的律师说按照法律程序已经不能再办理延期了，这样我就想到了在广州的刘永利，我就在2014年9月13日给刘永利打了一个电话，我跟刘永利说我的案子在广州中院要开庭审理，我的律师已经办理过一次延期了，这一次法院也没有和我的律师商量直接通知他9月17日开庭，但是我的律师一来去不了，二来还没有从广州中院复印出整个案卷，而且律师还要写答辩状，由于时间紧迫，你看能不能帮忙找一下关系办理延期审理，刘永利当时说可以找关系问一问。到了2014年9月14日的晚上，刘永利给我回电话说：我找好关系了，延期审理可以办，但是要花点钱。我说：花点钱可以，你和人家谈吧。2014年9月16日上午，刘永利给我打电话说现在办延期手续必须是律师去办，但是你的律师又来不了，你现在给我出具一份委托书，我给你找一个律师负责办理，另外你办这个事情需要花80万元。我听了以后就跟刘永利说：80万太多，我也没有钱了，我的卡上只有25万元了，我可以给你20万元，能办成就办，办不成就不办了，剩下的60万元等事情完成之后再给你。刘永利说：行，20万就20万吧，但是你得把委托书给我。我说这个我安排吧。当天下午16点左右，我在北京的中国工商银行新中街支行向刘永利的中信银行账户汇款20万元，当天晚上我又安排我办公室主任韩某拿着我的委托书乘坐飞机到广州交给了刘永利。2014年9月17日，我公司员工告诉我说广州中院照常开庭了，由于刘永利给我找的律师对案情不熟悉，开庭后法院在无奈之下只好休庭，我就给刘永利打电话，问他为什么说好的答应延期开庭没有做到，刘永利说：“领导让开了庭再说”，我就非常生气的问刘永利是什么领导让开庭的，刘永利说是广东省委领导让开庭的，这时我就觉得很不对劲了，我在电话中就对刘永利说：省委领导还管这些事了，你就骗我吧，刘永利狡辩了几句后又在电话中跟我说让我写一份“再开庭申请书”让法院再次开庭。我将信将疑的挂了电话，并按照刘永利的要求在北京找专家把申请书写好了，2014年9月19日，我就安排我们公司的把再开庭申请书给刘永利送了过去，刘永利收到申请书后给我打电话说广州法院要100万元的好处费才能开庭，我就觉得刘永利老是要钱不对劲，就跟他说：你这么办事不行，老这么给法院的人钱不行，这是违法的，将来咱们要一起住监狱，之后我就和他结束了通话，打完电话之后我就对刘永刘的办事能力产生了怀疑。2014年9月20日早上我给刘永利打电话问他再开庭的事情，结果他说他有事要先回太原，之后就挂了电话，我就再也打不通了。我就赶紧也从北京回了太原，在太原找到了高某，我跟高某说：刘永利这个人是个骗子，感觉他是在骗我，栗某的批示早就答应给我也没有给我，之后高某打电话找到刘永利，把他叫到了高某的办公室，刘永利来到高某办公室之后，我就对刘永利说：你这种办理事情的方式不对，是违法的，而且你是在骗我，你说栗某批示了之后把复印件给我也没有给我，前后给你打了100多万了，你什么也没有办成。然后我就将这件事情的种种都和刘永利说了半天，后来我就提出终止了之前签订的协议，刘永利也表示同意终止协议，我就告诉刘永利让他把之前给他的用于办事的钱给我还回来。刘永利当时告诉我说：明天就给你退20万元，剩下的150万元我全给了李某了，等我问李某要回来给你，2014年9月22日，刘永利给我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我给刘永利打电话问他为什么答应的还我20万元怎么现在只给我打了10万元。刘永利说他只有10万元。这之后我就再没有和刘永利联系，因为刘永利是高某给我介绍的，所以我一直在催促高某去找刘永利要钱。广州的事情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刘永利欠我的160万元，至今没有退还我。2015年1月14日，高某到北京找到李某，回来后高某跟我讲述了李某说的话，李某说：刘永利给了我20万元，我也帮助找过关系，结果后来刘永利又告诉我说不办了，我就将10万元退给了刘永利，并且说是刘永利一直就是冒着我的名义在骗钱。刘永利骗了我170万元，他只退给我10万元，现在还差我160万元。从我和刘永利终止协议后，我就没有联系过刘永利，联系刘永利退款的事情我都委托给了我的老乡高某。谅解书是我写的，我说的谅解是刘永利另外再退我110万元，免除余额，我谅解他。如果不退，我不谅解他。
3、证人高某的证言：2013年11月的时候，我老乡吕某给我打电话说他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的一个果品市场被广州市白云区槎龙村的村民使用武力强占了，他公司的12名员工也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广州市白云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了，吕某给我打电话的意思就是想让我帮找人托关系他解决解决这件事，我知道了这件事之后，我就叫了几个新闻媒体的记者朋友去了广州，并在吕某说的果品市场现场进行了拍摄和采访。拍摄之后，我就把相关的我采集到的东西发在了我的个人博客上，但是发了博客之后效果不是太明显。到了2014年8月份的时候，吕某打电话和我说这件事还得让我找人帮他解决了，听了吕某的话之后，我就开始留意能处理这件事的人。有一天，我和我一个省消防总队朋友薛某聊天的过程中，薛某和我说他朋友刘永利，认识栗某的老乡，可以解决这件事。在薛某的介绍下，我就和刘永利见面了，我将吕某在广州果品市场的事情都告诉了刘永利，并问刘永利能否办理，刘永利听了后说这件事没问题，他认识栗某的老乡李某，可以通过李某找栗某解决这件事。然后，我就联系吕某，吕某刚好在太原，我就和吕某说我有一个朋友和栗某的老乡李某关系不错，可以通过栗某帮你解决这件事，吕某就说那就明天把人带过来谈谈。于是，第二天我就带着刘永利去了迎泽大街的金蓉家园酒店找到了吕某，并将他们相互的身份做了介绍，介绍完之后，刘永利就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了一本杂志，杂志里面的内容是栗某和他老乡李某的合影，合影有很多，都是关于栗某的和李某的合影，刘永利接着就说栗某与李某的关系很好，而他和李某的关系也很好，可以通过他找到李某，再通过李某找到栗某，然后让栗某给广东省委书记胡某做个批示，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被抢占的瓜果市场要回来，被公安局抓走的人也会释放出来。接着，刘永利就说办这件事情需要花钱，吕某就问刘永利需要多少钱，刘永利就说需要1000万元，吕某听到要这么多钱，就问他要怎么付款，刘永利就说先让吕某找个法律方面的专家写一个关于果品市场被强占的事情的呼吁以及报告，专家写好报告之后，由刘永利给吕某一个地址，这个地址是栗某的地址，是让吕某给栗某邮寄报告的地址，栗某收到报告之后，吕某就要付给刘永利100万元，栗某收到报告作出批示后，刘永利去广州找人办事的时候，吕某再付给刘永利50万元，等栗某给广州省委书记胡某作出批示，刘永利去广州找人沟通相关情况的时候，吕某再付给刘永利150万元，最后等法院判决了果品市场归还吕某和释放了被拘留的工人之后，吕某再付给刘永利最后的700万元。吕某当时考虑了下，就同意了，但是提出来要签订合同，就和刘永利约好了第二天签合同，他们签合同时我不在，我就不知道他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签的合同，至于合同的内容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之后，又过了1个多月的时间，刘永利就给我打电话说栗某批示已经批下来了，让吕总按照约定给他打钱。然后，我就给吕某打电话说栗某的批示已经批了，让他把该给刘永利的钱给人打过去，吕某就说批了的话，给我一份复印件我就给他打钱，我就给刘永利打电话问他要复印件，刘永利就和我说这样的复印件，我怎么能拿到了，然后他就和我说去找李某拿复印件。于是，我就和吕某等着刘永利给我们拿来复印件，但是等了好久，一直等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拿到复印件。后来我就再没问过这个事情。到了2014年9月下旬左右的时候，吕某回到太原和我说，我给他介绍了个骗子，钱花了100多万，啥事也没办成，刘永利和你说的栗某关于这个事情的批示文件复印件我一直没有看到，现在这个事情我不办了，你让刘永利给我退钱，吕某告诉我他先后分三次给刘永利办事款170万元。后来我就和吕某把刘永利叫到我办公室，和刘永利商谈退款的事情，和刘永利见面后，吕某就说刘永利以帮忙办事的理由在骗他的钱，而且说刘永利至今没有把栗某的批示复印件给他，并要求刘永利把办事款退回给他，同时要求和刘永利终止委托协议。这时，我才知道刘永利和我说的栗某的批示文件没有给吕某。商谈退款的过程中，刘永利也同意终止委托办事协议，但是提出了他在办理这件事情中花的费用怎么算？并告诉我和吕某，办事款170万元已经全部给了李某，你们要退款，也得等到我把钱从李某手里要回来，咱们再把我花的费用结算清楚后，再退款。之后，我就去了北京找到了李某，我问李某刘永利说把150万都打给你了，有没有这件事了？李某就说刘永利只给了他20万，而且李某还给刘永利退了10万元，李某还说刘永利纯粹是个骗子，还说刘永利托他办事，他拿了150万，给了他20万，哪有这样办事的？然后，我就和我李某分开了。然后我回到太原找到刘永利，和刘永利说我已经找到李某核实了，你只给了李某20万，而且李某还退还给你10万，你怎么能说给了李某150万呢，刘永利听到我这么说，就坑坑巴巴的什么也说不上来。后来，我还是找刘永利退钱，但是刘永利一直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不给钱，刘永利就说要见吕某和吕某商量见面退款的事情，我就把话转达给吕某，但是吕某就不见刘永利，还给我写了个委托书，内容大致就是如果刘永利把钱还给他，他就不报案，如果不还的话，他就报刘永利诈骗。我把话转达给刘永利之后，刘永利也没有还钱，他说如果他把钱还了吕某，吕某再报案把他抓了，他图了什么。一直到今天，我来公安局反映情况，刘永利也没有给吕某退钱。吕某后来告诉过我因为办事，他一共给了刘永利170万元，刘永利只给他退了10万元，刘永利没有给吕某办成事。刘永利说的栗某的批示是指关于吕某果品市场的事情的批示，至于批示内容是什么我不知道，只是刘永利个人说是批了，我既没有见过批示的原件，也没见过批示的复印件。开始的时候，刘永利给我们出示了李某和栗某的合影，我当时觉得他有能力办成这件事，但是到现在，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能力办成事情，他就是以此为借口骗钱的。刘永利在事情办不成之后，没有找我联系吕某退款，是在事情办不成之后吕某要求刘永利退款，我就负责联系刘永利，是我一直在找刘永利让其退款，而不是刘永利主动找我退款的，这是本质上的区别，而且是在我多次向刘永利索要退款不成的情况下，吕某才到公安机关报案。当时刘永利是主动将李某与栗某的合影给我和吕某看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知道，他当时就是要极力证明李某与栗某关系好，而他和李某惯熟，所以能帮吕某把事情办成。而且之后刘永利还给我打电话说栗某已经批示了，已经批给胡某了，我就向刘永利索要栗某的批件，但是刘永利就一直推脱说之后再给，但是到最后他都没有给过。2015年8月26日我提供了与刘永利的通话录音光盘，内容大致就是刘永利与我的通话录音，录音体现刘永利在电话中对我承诺的一些情况以及我向其索要退款的情况，以此来证明刘永利的诈骗行为以及我多次向他索要退款的问题。
4、证人李某的证言：2014年6、7月份的时候，我山西分公司的经理张某带着一个40多岁的男子（刘永利）来到我办公室，刘永利请我帮他办个事情，当时他跟我说他山西有个叫吕某的老乡在广州开了一个果品市场，这个果品市场被广东当地人霸占了。这个事情现在打官司已经到了广州市中院，因为我的关系比较广，想请我看能不能找个广东省法院的领导想办法处理一下这件事情，先期刘永利答应给20万元费用，他当时也没有说事成之后给多少钱。我当时想一个是朋友介绍来的不方便推辞，所以我决定帮他们，他们也给出20万元的费用，我觉得也不会亏待了帮忙办事的朋友。我当时就联系了广州市河北商会的一个领导，向他询问是否认识法院的领导，他说认识一个广东省高院的副院长，这个副院长也是我们老乡，这个副院长说可以找关系问问，这样我就告诉刘永利说让他把答应的前期费用20万元拿过来，然后一起去广州找对方。过了几天，我的工商银行账户就收到了刘永利打来的20万元钱。大概是2014年9月，我从北京出发，刘永利从太原出发，我们就去了广州，我们在广州联系碰面之后，刘永利就让我去找关系，他去深圳香港玩去了（他带着老婆，孩子），我去找了河北会馆这个领导和一些老乡，河北会馆这个领导又去找了省高院的这个副院长，我当时没有去，因为我和这个省高院副院长虽然是老乡，但是不熟悉，我当时把刘永利给我的吕某果品市场的资料以及他们在广州市中院打官司的资料，一并给了我河北会馆的领导朋友转交给了这个副院长，副院长答应先了解了解，这样我就打电话告诉刘永利这边的关系需要再了解一下情况，我北京公司还有事情，我要先回北京了，刘永利说他还要玩几天，就这样我在广州呆了两三天之后就回了北京。回到北京有十几天时间，九月底或十月初，刘永利给我打电话说他托我找广州关系的事情办不成了，让我将20万元办事款退给他，我说我托人找关系吃饭、路费，好处费都是费用，我只能先退10万元，刘永利电话中答应了，我就将10万元退给了刘永利。之后刘永利就再没和我联系，直到2014年底的时候刘永利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想让我把剩余的10万元退给他，我就很生气，我觉得我找半天关系又不是玩闹了，人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花了的费用我也不可能给他出，所以我对刘永利提出的要求很不客气的回绝了。最后一次刘永利和我联系也就是我过年在海南时，刘永利给我打电话说他也在海南，想让我帮忙找关系协调一块地皮的事情，我也没有见到他人，之后我有事就没有碰上他。在过年之前，一个叫高某的男的找到我办公室，问我是不是收到过刘永利的170万元钱，我说没有，只收到过刘永利20万元，退了10万元，这样他问了问就走了。
5、证人徐某的证言：2014年夏天的一天，我的老乡张留顺领着刘永利找到我，说有一起民事案件需要我代理，这样我就认识了刘永利，见面后，刘永利就简单地向我介绍了一下他所说的关于广州运达(白云区)的一家果品市场被抢占了，现在需要民事诉讼打官司，我说那你将公司的案件情况给我看一下，刘永利当时拿出了广州市白云区的法院判决书，判决书的内容我记不清了，但就是说广州白云区这家果品市场败诉了，刘永利找我也就是想让我帮他打上诉的官司。我了解了大概情况认为这个案件可以做。所以我和刘永利在之后的接触过程中一直在谈案件的代理，但始终没有正式确定案件的代理合同、协议等实质性问题。2014年9月16日上午，刘永利告诉我这件案子基本上就定下来让我们律师事务所代理，并且希望我能帮助办理案件的延期审理，我告诉刘永利这个我可以问一下广州中院的法官，但不能保证可以办理延期审理，我就让事务所的律师向广州中院咨询，但广州中院的回复是不能延期审理。我就将这个情况通知了刘永利，刘永利就跟我说让我第二天以律师身份帮助出庭，我说一来我们对案件情况不熟悉，第二天开庭很仓促，二来他们公司也没有委托书委托我们，这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刘永利就一直催促我必须让接这个案子，我说大家都是朋友，让我接手也行，你得先付20万元的代理预付金，等官司打完之后再合理结算，另外赶快把诉讼相关的文件材料及代理律师的公司委托书拿来，方便我们办手续明天出庭，刘永利就答应了。当天很晚的时候，公司派人乘飞机将委托书和诉讼资料给我送来，刘永利也通过银行向我的账户打款20.2万元。我当天就将相关资料及委托交给了我律师事务所的马律师，第二天也由马律师出庭为广州白云运达果品市场做了委托，我二天（2014年9月17日）是列席旁听的，开庭之后，因为马律师对案件不熟悉，所以开庭情况一般，不是特别理想。开完庭之后，我也和刘永利联系过几次，也见过面，主要都是在说关于这个案件的情况，到了2014年11月份的时候，刘永利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代理诉讼这件案子的事情他是先垫钱付给我的，想让我把钱先退给他，至于律师的费用他会和吕某谈，让吕某公司付钱给我，我一想既然都是朋友，刘永利又在中间，吕某公司也不应该短下我律师费，再说刘永利给我的20.2万元，说的也就相当于了律师费，只不过把手续再完善一下就好，但出于朋友情分，我还是将这20.2万元一分不少的退给了刘永利。之后我和刘永利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律师代理的费用刘永利也一直没有给我。再之后就是2015年的7月9日，我律师事务所的马律师给我转发了一家广州中院的短信，大致内容就是这件诉讼官司要开审委会审议，马上要下判了，审委会的人员名单发给我们，看有没有需要回避的，我就打电话给刘永利，告诉他案件要上审委会，我们用不用继续跟踪这起案件，刘永利就说这个案子你们不用管了，吕某欠你们的律师费还没有给呢，不用再跟这个案子了，就这样我们再没有联系过。我没有答应过刘永利要帮助广州运达果品公司的诉讼案件延期审理，我只是答应帮他问一问，而且在问询结果是不可以延期开庭审理案件的时候，我也及时告诉了刘永利。就延期开庭审理这件事情上我从来没有向刘永利收取费用。另外，刘永利是在当天晚上很仓促的情况下给我打了20.2万元的律师费，如果能办延期开庭他也不用急于给我们打款保证我次日出庭代理了。所以，我没有跟刘永利说过延期开庭我可以办，也没有向其索要过80万元的费用，要是钱这么好挣，我就不打官司了，只办延期开庭就发财了。我退的20万元是刘永利因为让我们出庭应诉吕某的案件给我们的前期律师费用，不是刘永利的借款，刘永利还欠我们帮他出庭的律师费用。
6、证人韩某（广州运达运城果品贸易有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的证言：2014年9月16日下午大概15、16时左右的时候，我和我们公司董事长吕某在北京市出差，当时吕总和我说让我打印一些材料并盖上公章后，送到广州给到一个叫刘总（这个刘总就是刘永利）的人手里。我在酒店按照吕总说的打印了一份我单位递交给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关于我公司与槎龙联社之间的场地租赁纠纷一案的延期审理申请书、一份我公司委托律师的空白委托书、一份关于吕某是我公司的法人代表的证明书，三份材料打印好并加盖了公章之后，我就上了去广州的飞机，到了广州大概是晚上23点左右，下了飞机我就把材料送到刘总告诉我的天河区索菲特酒店，在酒店大厅我把材料都给了刘总，刘总看了看材料之后，就说好了，就让我走了，然后我就离开了酒店。
7、涉案的《代理协议》复印件，内容：甲方广州运达运城果品贸易有限公司，乙方山西科苑商务中心。甲方委托乙方寻求领导支持和协调公检法、司法机关关系，解决甲方目前的困难，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条件：一、将甲方12名被逮捕的员工无罪释放。二、将甲方“广州运达运城果品贸易有限公司”的所有经营权收回，与槎龙村联合社的场地租赁合同继续履行。三、以上两项甲方提供的资料需要与事实相符。四、甲方支付乙方的经费与报酬共1000万元。支付办法是：1、专家给中央领导的呼吁与关注的报告写好后支付100万元；2、乙方去广东时支付50万元；3、乙方到广东和相关人员沟通支付150万元；4、法院判决后，甲方12名员工释放、市场收回交接后一个月内支付700万元。五、法院开庭的工作由甲方负责，乙方配合。其他工作乙方负责，甲方配合。六、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甲方：吕某（签字，并盖有广州运达运城果品贸易有限公司公章），乙方：刘永利（签字，并盖有山西科苑商务中心公章）。签订日期：2014年8月13日。
8、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复印件：证明吕某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分别于2014年8月22日、2014年9月4日、2014年9月16日向刘永利在中信银行太原新建路支行账户转帐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以上共计汇款170万元。
9、航空电子客票行程单：证明吕某派韩兴去广州送委托书。
10、挂号信封皮及挂号信函收据、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应用研究中心于2014年8月18日以中政大法应研','2018-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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