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陕07民终6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文光，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震，陕西圣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洋县洋州镇和平路***号。
代表人：何小成，该公司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该公司法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邓东明，男。
上诉人朱文光与被上诉人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鼎公司）、被上诉人邓东明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上诉人朱文光不服汉中市城固县人民法院(2018)陕0722民初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文光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震、被上诉人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被上诉人邓东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文光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102.2万元是上诉人朱文光等三人根据《关岭石料场投资合作协议》、《关于合作方朱文光、朱容��、王福钦投资建设金水镇关岭石料场情况决议》中合作方应承担的投资款，借条不是上诉人向金鼎公司的出资凭证。根据《关岭石料场投资合作协议》朱文光等三人应投资100万，洋县泰斗矿业有限公司及其他合作方投入资产估算200万元，朱文光等三人占股权30%，泰斗公司及其他合作方占70%，投资完成后，朱文光等三人实际投资246万元，多出资了146万，双方按照3:7比例承担，朱文光等三人承担43.8万，泰斗公司和其他合作方承担102.2万，泰斗公司及其他相关合作方向朱文光等三人出具102.2万元的借条。之后，双方欲设立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人胡高云、傅孝江加入，将资产作价866.666万元，胡高云和傅孝江分别向甲方支付90万元购买10%的股份，向上诉人朱文光支付170万元购买20%股份，形成金鼎公司的股权结构，即甲方占60%，胡高云和傅孝江占30%，朱文光占10%。因此，102.2万元的借据不是上诉人向金鼎公司的出资凭证。二、被上诉人邓东明于2014年7月4日、7月17日向上诉人出具的两张借据共50万不是上诉人朱文光向金鼎公司的出资凭证。已经生效的南郑县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01332号民事判决书和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7民终字第73号民事裁定书，可以看出该50万是邓东明的个人借款，且在邓东明借款和委托纠纷中，邓东明称50万元是委托费用，现又说是投资款，自相矛盾。三、被上诉人金鼎公司起诉状上加盖的公司印章与《投资设立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协议》上的印章不符，该印章未在公安印章管理有关部门备案，属于假印章，该案涉嫌虚假诉讼。
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偷换概念，把投资说成股份，关于866.666万���的资产作价协议在形成之前，上诉人投资143.8万元，由于胡高云、傅孝江的加入，解决了上诉人的投资和公司债务之后，在三方才形成关于股份比例之约定。二、2014年11月4日的协议没有确定上诉人投资的股份。2014年5月4日和11月4日的协议，上诉人和公司签字确认，其中5月4日协议附件一、二明确了上诉人和公司投资款所指向的资产和项目，11月4日协议附后所列资产清单折价全部是甲方资产折价，完全是从5月4日协议附件一甲方原有资产而来，仅有上诉人在附件二中包含的活动板房280平米价值几万元之资产，由此可见，上诉人升值之说不成立，更无证据证明乙方购买其股值的说法，乙方的出资针对的是上诉人一共投入246万元的投资款的问题。三、由于乙方的介入，要成立新公司，既要明确资产也要解决公司债务是情理之中的事情。102.2万元是原公司的债务，是要解决��首要问题。成立新公司乙方出资介入，不可能只出钱而不抵销公司债务问题。四、上诉人主张购买20%，但866.666万的折价是甲方原有的资产，上诉人为何要卖不属于他的资产，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中有上诉人多少资产，因此说明乙方的介入，解决的是上诉人投入的246万及解决102.2万债务的问题。五、协议中的股份是三方把债务消灭，完成了乙方向上诉人购买投资款后的股份约定。乙方胡高云、傅孝江证人证言客观真实，收回借条是必然行为。六、关于50万生效判决问题，由于50万元在102.2万之中，第三人出具的借条仅是形成判决的借据，上诉人再拿不出另有50万债务的借据，因此，是否存在判决，对确定102.2是上诉人投资没有影响。第三人出具的两张借据共50万，在2014年10月18日核定上诉人朱文光总投资时，认购其超投资且出具借据，已将上述两张借据核准计算至102.2万元的借据中，且在借据中明确载明“加盖公司公章，收回原两张借据，此据生效”，至此第三人的两张50万借据约定的债务已归于消灭。上诉人2015年7月割裂证据，恶意将包含在102.2万元的认购借据，法院在第三人当时客观上确实无法提供该102.2万元借据的情况下，形成的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朱文光又向福建法院起诉，将公司向其出具的102.2万借据以借款合同纠纷起诉，法院将证据及相关法律文书送达被上诉人公司时，才出现证明第三人50万元借款包含在认购借据102.2万元当中的借据，该证据说明50万债务已归于消灭。七、2014年《投资设立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协议》上加盖的公章由于破损才重新刻制公章，刻制后的公章在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章程及后来的公司股东决议中也有加盖，故新刻制的公章真实有效。原审认定事实清���，证据充分，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邓东明辩称，关于向朱文光借款50万的意见同金鼎公司答辩意见一致。另说明，上诉人是在利用其掌握的证据，先将涉及50万的两张借据在南郑法院起诉借款纠纷，在关于102.2万元的借据未出现之前，南郑法院当时依据两张借据之证据，制作的判决并无不当，朱文光在之后又采取第二步向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起诉，主张102.2万元的债权，法院就将裁定书原件及证据送到了公司，才能将50万元不是借款的事实予以证明。
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被告在原告公司投资过程中于2014年10月18日向被告出具的决议、借据额度属于投资款。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洋县泰斗矿业公司业务在运行中筹建关岭石料场，被告朱文光等三人对筹建关岭石料场之项目进行了考察，随之，洋县泰斗矿业公司之法定代表人徐宁为甲方，朱文光、朱容清、王福钦为乙方，双方于2014年5月4日签订了《关岭石料场投资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合作本金总投资100万元，甲方占股权比例为70%，乙方占股权比例为30%，由乙方提供安全生产线、基础设施资金及流动资金，合作期限为长期。洋县泰斗矿业公司股东之一时红侠，系第三人邓东明之妻，第三人以其妻之名义参与了石料场的筹建，实际经手办理了相关事务。2014年5月9日至6月20日，被告朱文光通过永泰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向户名王福钦的账户分六笔汇款计30万元作为乙方投资的流动资金，此款均由第三人支取转出。同年7月4日，第三人向被告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因金水镇关岭石料场加工厂建设缺乏资金，今向朱文光借到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00元)，约定月利息1.5%，期限三个月还清本息(若在一个月内还清不计本息)。本人以洋县泰斗矿业有限公司关岭石料场70%股份资产作为担保抵押，直至还清为止(若公司生产效益后先扣还此借款)”。2014年7月14日至17日，朱文光通过前述账户分三笔汇款计10万元，第三人于当月17日又向被告出具借条，载明“因金水镇关岭石料场加工厂建设缺乏资金，今向朱文光借到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00元)。约定月利息1.5%，期限三个月还清本息(若在一个月内还清不计本息)。本人以洋县泰斗矿业有限公司关岭石料场70%股份资产作为担保抵押，直至还清为止。(若公司生产效益后先扣还此借款)”。该借条出具后，至2014年9月16日，被告通过汇款、支付现金交付10万元。关岭石料场建设竣工��，洋县泰斗矿业有限公司股东徐宁、时红侠等与朱文光、朱容清、王福钦对乙方的投资进行了核算，第三人邓东明参与了核算过程，在相关文书上以时红侠名义签名，于2014年10月18日形成了《关于合作方朱文光、朱容清、王福钦投资建金水镇关岭石场情况决议》，核定乙方投资总额为246万元，对超出原约定投资的146万元，按双方约定股权比例，甲方出资70%为102.2万元，乙方朱文光等出资30%为43.8万元，该决议形成的同时，洋县泰斗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时红侠、徐宁、任立宏、童润江、王帅共同为借款人向合作方朱文光等出具借条，以确定对102.2万元实际占有。邓东明拟写借据载明“借合作方朱文光、朱容清、王福钦关岭石场建设中(借现金投建)壹佰零贰万贰仟元整，约定月利息1.5%，期限三个月还清本息，公司以机械设备作抵押(担保)直至还清为止(从公司效益中优先扣还该借款，加盖金水矿业公章、收回原两张借据，此据生效)”。决议中合作方朱文光等投资总额246万元，包含第三人邓东明曾出据的两张借条所涉及的50万元，借据中所指两张借条，亦所指第三人在2014年7月4日、7月17日出据的借据。2014年11月4日原告公司在设立之始，时红侠、徐宁、徐静为甲方，胡高云、傅孝江为乙方，朱文光为丙方，三方形成了《投资设立洋县金鼎矿业有限公司协议》，约定三方在公司的占股比例为甲方60%、乙方30%、丙方10%。丙方在公司的部分出资，系由丙方转让原投资246万之部分即170万元。2014年11月10日原告公司设立，徐宁、时红侠、傅孝江、胡高云、被告朱文光等均系公司股东。此后，付孝江、胡高云按协议约定时间，分三笔向被告朱文光支付170万元投资转让款。傅孝江、胡高云未按三方口头协���及邓东明之嘱托，未从朱文光处收回2014年7月4日、7月17日、10月18日形成的借据。被告朱文光除上述因建设金水关岭石料场投资由第三人邓东明支取的50万元现金外，没有提供在2014年10月18日前另向原告及第三人支付款项的证据。本案被告朱文光就涉及的借据，曾向陕西省南郑县法院以第三人邓东明为被告主张50万元债权，南郑县法院判决由邓东明清偿该款；朱文广又向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以本案原告等为被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主张102.2万元之债权，该院以朱文光等对102.2万元已经作为股权进行了处分，裁定驳回了朱文光等的起诉，该案仍在审理中。本案在审理中，被告主张《投资设立洋县金鼎矿业有限公司协议》上加盖的公司印章，与原告在起诉状上加盖的公司印章存在瑕疵不一致，申请对印章进行真伪鉴定。经审查，原、被告及第三人对《投资设立洋县金鼎矿业有限公司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承认《协议》签字是真实的，故被告之申请没有实质意议。
一审法院认为，借据是当事人设立民事法律关系、设定权利义务的工具，民事行为的成立，依法应当具备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等要件。本案相关人员于2014年5月4日签订了《关岭石料场投资合作协议》及此后筹建金水关岭石料场过程中，第三人邓东明于2014年7月4日向被告朱文光出具30万元借据之前，第三人已经支取了案外人朱容清账户下的款项，同时，借据反映的用途是建设金水关岭石料场的资金，第三人又实际参与了建设金水关岭石料场，实际支配使用了资金，因而，第三人向被告出具借据的行为，是对其支取该款行为的证明，在借据中设定的利息等义务，是在合作方朱文光的投资额未核定之前，属于被告设定的��利。第三人在7月17日出据的借据的情形，也如同前述；2014年10月18日形成了《关于合作方朱文光、朱容清、王福钦投资建设金水镇关岭石场情况决议》及同日形成的关于102.2万元的借据，是在核定被告方投资额246万元的核算过程中所形成，第三人出据借据所涉及的50万元，已经混同核算在246万元之中，同时，涉及102.2万元的借据特别注明“(借现金投建)”，不仅证明了用于金水关岭石料场建设之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况且，证明了第三人出据的两张借据款额50万元，已经被关于102.2万元的借据所涵盖：对于第三人向被告借款的行为，除前述两张借据，被告朱文光未提供2014年10月18日之前仍然存在借款行为的证据。因此，第三人出据的两张借款额50万元的借据，系被告的投资，借据已失去借贷关系之意义。102.2万元之借据与2014年10月18日形成的《关于���作方朱文光、朱容清、王福钦投资建设金水镇关岭石场情况决议》同时形成，是按约定的投资比例，对合作方朱文光超出约定投资100万元之部分，原告认购的凭证，既是认购的证据，因特别注明“收回原两张借据”，也是否定和消灭第三人涉及借款50万元的证据，此时，原告向被告借款102.2万元之事实是真实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原、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之法律关系，随着原、被告等设立了原告之公司，被告朱文光向胡高云、傅孝江转让了部分投资170万元，被告实际对102.2万元作为出资进行了处分，实质上已经实现了之前设定的102.2万元的债权，原告也对该款的债务实际消灭，被告理应将控制的三张借据归还原告及第三人。对于证人证言所证明的被告出资情况及应当在向被告支付170万元过程中，从被告处收回三张借据的证据，由于证��和被告均是原告公司的股东，实际参与了公司的事务，该证据与其他证据存在逻辑关系，证据之间形成证据链条，作证行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也无其他证据予以否定，因此，对证人证言之证据予以采信。对于“一事不再理”之理解，应当是当事人相同，法律关系相同，关于诉的类型相同等条件具备，本案属于确认之诉，被告主张的是给付之诉，因此，本案之审理不属于一事不再理的情形，被告关于“一事不再理”之辩解不能成立，故此不予采信。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原告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18日向被告朱文光出具的102.2万元之借据、第三人邓东明于2014年7月4日、7月17日向被告朱文光出具的两张借据（共计50万元），依法确定为被告朱文光向原告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出资凭证。诉讼费100元，由被告朱文光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朱文光提交的证据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证明102.2万元是投资款还是出资款，已经由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本案一审法院受理该案以股权确认纠纷确认了该案，对102.2万的事实认定发生冲突，应当由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受理。被上诉人金鼎公司针对上诉人第三点上诉理由提交的证据是“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该决议上的公章和起诉书上的公章一致。
经当庭质证，金鼎公司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不认可，认为福建省永泰县法院的裁定书和原审法院的判决不冲突，该证据不能定性102.2万元是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的借款，与本案也无关联性。被上诉人邓东明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诉人朱文光对被上诉人金鼎公司提交的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股东会决议上的公章和起诉书上的公章不一致，该公章没有在陕西省工商登记管理处、公安局进行备案，本案是假诉讼。被上诉人邓东明对金鼎公司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认为公章是真实的。
对于上诉人朱文光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金鼎公司及邓东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关于102.2万元，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受理的是原告朱文光起诉协议方股东及金鼎公司为被告的借款合同纠纷，系借款合同关系，原审法院受理的是原告金鼎公司诉被告朱文光和第三人邓东明的股东出资纠纷，系股东出资确认之诉，两个案件诉讼主体不同、诉讼标的不同、诉讼请求不同，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属于重复诉讼。被上诉人金鼎公司请求确认股东出资纠纷，原审法院依法受理，应当对股东出资进行实体上的审理，其审理该案并无不当。且上诉人提交的是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裁定由永泰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对102.2万元并未作出实体认定的结论，与原审法院的判决并不冲突。因此，上诉人主张该案由永泰县人民法院审理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诉人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公章为假公章，本案存在虚假诉讼。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持有的印章系假印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金鼎公司说明两份文书上公章不同的原因是因公司原公章破损，后重新刻制了公章，为此，向本院提交了金鼎公司第二枚印章真实性的情况说明，以及洋县小雷标准印章制作有限公司出具的金鼎公司第二枚印章制作的情况证明，证明金鼎公司第一枚印章于2014年11月12日在其公司制作使用，后因原印章破损，持破损印章于2016年5月20日在该公司重新制作了第二枚印章，洋县小雷标准印章制作有限责任公司是陕西省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备案的印章公司，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足以证明该公章真实合法。为进一步核实印章的真假情况以及该纠纷是否涉嫌虚假诉讼，本院依法传唤金鼎公司负责人何小���进行调查，该公司负责人证实公司印章确系重新刻制，且因纠纷提起诉讼公司知情并经过公司同意。因此，金鼎公司作为原告起诉上诉人及第三人是其真实意思的行为，起诉书与协议上公章不同，不能否定公司起诉的真实性，上诉人主张公章系假印章且涉嫌虚假诉讼的主张不能成立，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金鼎公司股东原协商投资设立的公司名称为“洋县金水矿业有限公司”，后在工商登记时登记为“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原洋县泰斗矿业有限公司股东、金鼎公司股东徐宁、金鼎公司股东傅孝江向原审法院出具书面证词，傅孝江、胡高云、徐宁又在原审中出庭作证，均证明2014年10月18日对朱文光一方总投资核算为246万，应朱文光要求，原公司及股东依据投资额之决议向朱文光出具了102.2万元的借据，借据中载明“收回原两张借据，此据生效”中的两张借据就是指明为建设关岭石料场，由邓东明分别于2014年7月4日、7月17日向朱文光出具的30万和20万的两张借据。上述所涉三张借据，其中102.2万元之借据包含两张借据所指50万元，102.2万元核算在朱文光246万元总投资额内。2014年11月4日成立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时，第三方介入支付170万元购买朱文光一方的投资，在付款方傅孝江、胡高云付完最后一笔款项后，由傅孝江、胡高云代公司收回三张借据。但朱文光收到款后未将三张借据交回。朱文光共投资246万元，胡高云、傅孝江支付170万元，剩76万���，因多给了10万元的利润，形成朱文光投资86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2014年7月4日、7月17日借据共50万是否属于上诉人朱文光的投资；二、南郑县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对本案的影响和关系；三、胡高云、傅孝江支付的170万元是对朱文光246万投资的转让还是对其股权的转让。四、2014年10月18日借条中的102.2万元是否属于朱文光向金鼎公司的投资款。
第一，关于50万元的两张借据。首先，在2014年10月18日形成的102.2万元的借据中载明“收回原两张借据，此据生效”，被上诉人主张原两张借据是邓东明于2014年7月4日、7月17日给上诉人朱文光出具的两张借据，除此，再没有向其出具借据。但上诉人朱文光无法提供其他借据、还款收条等凭证，也无法说明借款人、借款时间、借款金额及借款发生的事实，其主张50万借据系借款没有事实依据。其次，原泰斗公司及金鼎公司股东作证证明102.2万元借据中原两张借据是邓东明出具给朱文光的两张，且50万元核算在246万元之中，属于上诉人朱文光的投资而非邓东明个人借款。由此可见，10月18日借条上指明的两张借据就是被上诉人邓东明在2014年7月4日、7月17日出具的借据，两张借据共50万属于上诉人朱文光的投资款。根据102.2万元借据约定“收回原两张借据，此据生效”，此时，两张借据应当被收回，50万元债权债务消灭，102.2万元的债权债务产生。再次，根据被上诉人对50万元两张借据之形成的陈述，该50万元是上诉人朱文光委托其办理关岭石料场相关手续的投资费用，因朱文光是邓东明介绍给泰斗公司，朱文光要求其出具借条才出资，因此产生了2014年7月4日、7月17日的两张借据。后在10月18日核算中，上诉人朱文光以其持有的票据以及上述两张借据核算投资为246万元，对多投资的146万元，原公司认购102.2万元并出具借条，借条载明“收回原两张借据，此据生效”。根据2014年5月形成的《关岭石料场投资合作协议》附件二乙方费用开支项目为“山体开采、安监手续办理、资料、资源费及其他，其他包括电户移址、机械拆装人工工资、活动板房、调换破碎机”，朱文光投资的内容就是办理相关手续和证件。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邓东明对办理了哪些证件完全知情并且具体办理，同时上诉人朱文光对246万元投资办理了哪些证件并不知情，况且证人证言的证明以及对两张借据的认定，被上诉人邓东明对50万元借据的产生及消灭的陈述与事实相符，故此说明50万元的借条是投资过程中形���的借据。50万元属于朱文光的投资款而非真正的借款。
第二，已生效的南郑县人民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01332号民事判决确认由邓东明偿还借款本息，是借款合同之诉，本案金鼎公司起诉确认102.2万元借据是股东出资，是公司对股东出资的确认之诉，两个案件属于不同的诉讼，生效判决并不影响本案对股东出资确认的审理。况且，因50万元的两张借据被102.2万元借据所覆盖，原审法院对102.2万元股东出资进行确认，必然要对50万元两张借据的形成进行事实审查及法律认定。本案的起因是上诉人朱文光在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以102.2万元的借据起诉借款合同纠纷，法院将证据送达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将102.2万元借据复印，且依次证据起诉股东出资确认。因此，借款纠纷生效判决与本案对50万系股东出资的确认并无矛盾冲突。
第三、关于胡高云、傅孝江支付的170万元是对上诉人朱文光246万投资的转让还是对其股权的转让。首先，2014年11月4日《投资设立洋县金鼎矿业有限公司协议》只是对原投资进行了折价，胡高云、傅孝江的出资，仍是对投资的处分。且该协议也并非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三方明确的股权比例只是基于第三方出资后形成的新公司的股权比例，对第三方出资前朱文光在新公司持股多少、转让多少约定不明，不能依此认定170万元是对上诉人朱文光股权的购买。其次，徐宁、胡高云、傅孝江出庭作证，证明102.2万元属于在朱文光246万投资之中，三方约定支付完170万元后收回前三张借据，徐宁是原泰斗公司及金鼎公司股东，胡高云和傅孝江是金鼎公司股东，且是170万元的出资人，其证明具有证明效力，应当予以采信。由此说明，第三方的出资是对朱文光246万投资的转让，11月4日的协议覆盖了102.2万元的借据，朱文光102.2万元的债权因为第三方出资170万元得到了实现。况且，102.2万元借据中约定收回原两张借据，即表明双方有以借据证明投资，并在投资得到保障后收回借据的行为方式，因此，交付170万元后收回三张借据之行为亦说明双方的意思表示符合常理及交易习惯。再次，对比双方在2014年5月形成的《关岭石料场投资合作协议》附件一、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投资资产清单及11月4日《投资设立洋县金鼎矿业有限公司协议》中对866.666万元的折价资产清单可以明确，折价的资产仅有上诉人的活动板房280平米属于上诉人的资产，其余均是原协议中泰斗公司的资产，而双方均认可上诉人朱文光除了246万元再没有投资，说明朱文光总投资只有246万元，第三方出资也是针对246万元的投资，并非以866.666万元为基础进行的处分。因此，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三方出资170万元是购买上诉人朱文光246万出资中的一部分，朱文光卖掉170万元投资额后，在公司还剩有86万余元投资额，说明该102.2万元的投资额包含于卖出的170万元投资额中。
第四、2014年10月18日借条中的102.2万元是否属于朱文光向金鼎公司的投资款。2014年10月18日形成《关于合作方朱文光、朱容清、王福钦投资建金水镇关岭石场情况决议》，核定乙方（朱文光等三人）投资总额为246万元，对超出原约定投资的146万元，按双方约定股权比例，甲方出资70%为102.2万元，乙方朱文光等出资30%为43.8万元，因此产生了原告公司盖章及股东签名的102.2万元的借条，根据《关于合作方朱文光、朱容清、王福钦投资建金水镇关岭石场情况决议》内容，该借条中的102.2万元，就是246万元投资额中的一部分。该102.2万元虽然在决议中约定转为“协议方”的投资款并由“协议方”向“合作方”（朱文光三人）出具了借条，但因2014年11月4日的《投资设立洋县金鼎矿业有限公司协议》又约定朱文光将其投资款出卖170万元，保留86万余元仍作为公司出资，说明2014年11月4日的协议变更了10月18日决议中102.2万元投资款承接人的约定，但102.2万元属于上诉人朱文光代表的三人的246万元投资款的一部分的性质并无改变。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对于被上诉人邓东明个人出具的共50万的两张借据，因其包含在10月18日102.2万元的借据中，且随着102.2万元之债的形成已随之消灭，进行确认已无必要，对原审判决主文予以更正。依照《中��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原告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及股东于2014年10月18日向被告朱文光出具的102.2万元借据中的102.2万元为被告朱文光向原告洋县金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投资款。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朱文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古 洁
代理审判员 李 鹤
代理审判员 王雅泽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熊俪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