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济行终字第28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高建明，男，汉族，1961年5月9日出生，济南铁路局济西机务段消防员，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许奎峰、赵光绪，均系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艳蓉，女，汉族，1933年7月1日出生，广西桂林墨县刀具厂退休职工，住广西桂林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艳玲，女，汉族，1941年7月21日出生，贵州省镇宁市第二中学退休教师，住贵州省镇宁布依苗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艳华，女，汉族，1949年7月12日出生，贵州省安顺市邮电局退休职工，住贵州省安顺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柱，男，汉族，1946年3月10日出生，贵州省贵州铁路分局退休职工，住贵州省贵阳市。
以上四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牟长庆，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智慧，女，汉族，1955年1月22日出生，贵阳市第十幼儿园退休职工，住贵州省贵阳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莹，男，汉族，1975年7月21日出生，成都公安局贵阳公安处贵阳南车站派出所民警，住贵州省贵阳市。
原审被告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刘胜凯，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东昌，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杨俊亮，济南市天桥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高建明因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1）天行初字第14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984年2月16日，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政府根据第三人高建明之父高发啟提交的《私有房屋登记换证申请表》、济南铁路分局济南水电段和济南市税务局天桥区分局出具的《证明》、《房屋结构状况记录》以及《房屋平面图》等资料，为高发啟办理了坐落于天桥区宝华办万盛街8号的房屋（北屋3间，面积40.39平方米）所有权登记手续，颁发了天换19790号《济南市私有房屋产权证》。1992年3月10日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作出济天法北民第1号《民事调解书》，将济南市院内由高发啟翻建的北屋3间，西屋1间（饭棚），南屋2间确权给4原告及其母亲曹玉兰（已故）及原告之弟张国良（已故）共有。2000年5月8日，被告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简称市房管局）依据高发啟提交的《房屋所有权验证登记申请审批书》、《房屋现场调查核定表》、《房屋坐落平面图》、《济南市私有房屋产权证》等资料，为高发啟审批了坐落于济南市院内北屋三间共计40.39平方米的房屋的办证手续，并颁发了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被告在办理上述《房屋所有权证》的过程中，原告及第三人均未向被告提供（1992）济天法北民第1号《民事调解书》。2005年1月19日，被告市房管局根据第三人高建明提交的《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济南市天桥区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房屋现场调查核定表》、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平面图》以及身份证明等资料，为第三人高建明颁发了济房权证天字第1065**号《房屋所有权证》。同时被告将2000年颁发给高发啟的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注销。
原审法院另查明，原告在收到济天法北民第1号《民事调解书》后，始终未向房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房屋一直由本案第三人高建明一方居住，原告也没有要求其腾房。2010年3月，涉案房屋因拆迁，原告经查询，方得知被告于2000年为第三人之父高发啟颁发了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涉案房屋已由第三人高建明于2008年翻建，原房屋已不存在。
原审法院认为，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1992）济天法北民第1号《民事调解书》，已将涉案房屋确权给原告等人所有，且该调解书已经经过当事人签收，具有法律效力。原告与涉案房屋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两年。”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它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本案原告于2010年3月涉案房屋拆迁前知道被告为第三人高建明之父高发啟颁发了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且被告未告知原告诉权及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告的起诉期限应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最长不超过两年，即从2010年3月至2012年3月。原告于2011年6月9日提起行政诉讼，没有超过起诉期限。另查明，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1）天行初字第20号案件中原告张艳蓉、张艳玲、张艳华、张国柱要求撤销被告为第三人高建明之父高发啟颁发的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与本案要求确认被告为第三人高建明之父高发啟颁发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不是同一诉讼请求，不属于重复起诉。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1992）济天法北民字第1号《民事调解书》，把涉案房屋确权给原告等人，导致房屋权属关系发生变更，被告为第三人高建明之父高发啟颁发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不能简单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换证行为不可诉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同一房屋多次转移登记，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对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故原告所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2000年5月8日，被告依据高发啟提交的《房屋所有权验证登记申请审批书》、《房屋现场调查核定表》、《房屋坐落平面图》、《济南市私有房屋产权证》等资料，审核了权属来源，并进行了现场勘验后为高发啟颁发了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符合《城市房屋产权登记管理办法》（1997）第10条“房屋权属登记依照以下程序进行：受理登记申请、权属审核、公告、核准登记，颁发房屋权属证书”之规定。被告颁发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1992）济天法北民字第1号《民事调解书》的作出，把涉案房屋确权给原告等人，实际上改变了房屋的权属关系。原告在收到（1992）济天法北民字第1号《民事调解书》后，没有及时向房管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第三人高建明之父高发啟在办证过程中也未告知被告涉案房屋权属已发生变更。由于双方当事人在换证中均没有向被告提供《民事调解书》，导致被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第三人之父高发啟颁发了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但由于被告已将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注销，不再具有可撤销内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市房管局第三人高建明之父高发啟颁发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市房管局承担。
上诉人高建明上诉称，虽然原审法院（1992）济天法北民字第1号民事调解书中载明：“案经审理调解达成协议如下：一、济南市天桥区万盛街八号院内由第三人高发啟在原告房屋地基上翻建成的北屋三间、西屋一间、南屋两间产权归曹玉兰、张艳蓉、张艳玲、张艳华、张国柱、张国良所有。原、被告及第三人积极找房后给原告方腾房”，但被上诉人既未申请法院执行，也未向房屋登记部门要求变更登记，其根据调解书取得的权益已经不受法律保护。原审法院单纯依据上述调解书，即确认房屋登记部门在2001年为高建明之父高发啟颁发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违法，混淆了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的解决途径，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张艳蓉、张艳玲、张艳华、张国柱口头答辩称，第一，房管局于2000年颁发的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直接与1992年天桥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存在冲突，因此该颁证行为事实依据错误，与《物权法》等法律规定相悖，应属违法。第二，涉案颁证行为不属于换证行为，属于法院受理范围。第三，生效调解书与判决书有同等法律效力，能够引起物权变动。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完全正确，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王智慧、张莹未发表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市房管局口头答辩称，该局在办证过程中已完全尽到了合理审慎的职责，程序合法，依据充分，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
原审被告市房管局于2011年6月23日向原审法院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1983年高发啟填写的《私有房屋登记换证申请表》；2、济南市天桥区宝华工委会出具的《证明》；3、济南铁路局出具的《证明》；4、济南市税务局天桥区分局出具的《证明》；5、1983年天桥区万盛街8号的《房屋结构状况记录》；6、1983年天桥区万盛街8号的《房屋平面图》；7、1984年高发啟的《缴款书》；8、2000年高发啟名下的《房屋所有权验证登记申请审批书》；9、2000年天桥区万盛街8号的《房屋现场调查核定表》；10、收费情况；11、2000年天桥区万盛街8号的《房屋坐落平面图》；12、1984年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天换19790号《济南市私有房屋产权证》；13、2005年高建明的《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14、（2004）济天桥证民字第6478号-6483号《公证书》；15、2004年天桥区万盛街8号的《房屋现场调查核定表》；16、济南市天桥区房管局颁发的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17、高建明的《缴费凭证》；18、2004年天桥区万盛街8号的《房屋平面图》；19、高建明的身份证；20、2005年济南市房产管理局《房屋权属登记表》；21、《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22、司法部、建设部《关于房屋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23、《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进行房屋产权验证换证工作的通知》；24、济南市房产管理局关于印发《济南市房屋产权验证换证工作方案》的通知；25、《济南市房产管理局关于进行房屋验证换证的公告》。
被上诉人张艳蓉等四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济南铁路局水电段提交的《证明》；2、1983年济南市天桥区宝华办居委会出具的《证明》；3、1983年高发啟的《私有房屋登记换证申请表》；4、济南市税务局出具的《缴费证明》；5、1983年的《房屋结构状况记录》；6、天换19790《济南市私有房屋产权证》；7、2000年济南市房产管理局出具的房屋所有权（验证）登记《申请审批书》；8、济南市公证处出具的（2004）济天桥证民字第6478-6483号《公证书》；9、天桥国用（2005）第040012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0、济房权证天字第1065**号《房屋所有权证》；11、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政府宝华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翻盖房屋证明。
上诉人高建明向原审法院院提交以下证据：1、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1992）济天法北民字第1号《民事调解书》；2、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3、济房权证天字第1065**号《房屋所有权证》。
以上证据均经原审庭审质证并随卷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的分析和事实的认定与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上诉人张艳蓉等四人对市房管局为高发啟颁发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二、原审法院确认市房管局为高发啟颁发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关于第一个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认为，首先，2000年5月8日，市房管局依据高发啟提交的《房屋所有权验证登记申请审批书》、《房屋现场调查核定表》、《房屋坐落平面图》、《济南市私有房屋产权证》等资料，审核了涉案房屋权属来源，并进行了现场勘验后，作出为高发啟颁发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说明该行政行为不是简单的换证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其次，市房管局向高发啟颁发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时，未告知上诉人张艳蓉等四人诉权或起诉期限，张艳蓉等四人在2010年3月知道该行政行为的内容，于2011年6月9日提起行政诉讼，未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两年的起诉期限。综上所述，上诉人张艳蓉等四人对市房管局为高发啟颁发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符合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
关于第二个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1992）济天法北民字第1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在1992年被当事人签收，该调解书具有引起物权变动的效力，使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变更到张艳蓉等名下。根据《物权法》第28条关于“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的规定，涉案房屋在1992年就已经属于张艳蓉等人所有，市房管局在2000年颁发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将涉案房屋权属登记在高发啟名下，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该房屋所有权证在2005年经被市房管局撤销。在这种情况下，原审法院确认市房管局高发啟颁发济房权证天字第0283**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高建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委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高建明负担。
审 判 长 ：于文诚
代理审判员 ： 陈 伟
代理审判员 ：孙辉妮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 王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