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民（商��初字第25607号
原告中科院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2号。
法定代表人伊兵，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雪华，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叶明，男。
被告邬学明，男。
被告丁佩英，女。
被告吴在英，女。
委托代理人王卫中，北京永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丹凤，女。
被告黄素珍，女。
原告中科院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与被告叶明、被告邬学明、被告丁佩英、被告吴在英、被告黄素珍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法官魏玮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段福奎、董福利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科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雪华，被告叶明、被告丁佩英、被告黄素珍以���被告吴在英的委托代理人王卫中、李丹凤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邬学明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在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过程中，被告邬学明曾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科技公司与叶明、邬学明、丁佩英、吴在英、黄素珍均是北京中科佳智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智公司）的股东。2011年4月29日，科技公司与徐光平、叶明签署了合资协议。根据协议约定，科技公司以“一炉两用”发明专利技术及其衍生技术出资，徐光平和叶明以货币出资，三方共同组建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的合资公司。协议同时约定，科技公司作为无形资产出资的技术，包括专利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等，评估价值为199万元，评估作价出资金额为其中的150万元（剩余的49万元暂时放入成立后的合资公��，作为资本公积金由科技公司独享），对应的持股比例为15%。徐光平的约定出资数额为515万元，对应的持股比例为51.5%。叶明的约定出资数额为335万元，对应的持股比例为33.5%。根据科技公司与徐光平、叶明所签合资协议的明确约定，合资公司根据年终财务状况，经董事会研究后按照出资比例确定上一年度的分红额度。科技公司对合资公司的盈利在150万元数额内有优先分配的权利。如果科技公司的实际分配额度低于150万元，由徐光平与叶明按照出资比例负责补足至150万元，并支付给科技公司。合资协议签署后，徐光平、叶明第一次实际出资合计为255万元（货币注册资本的30%），科技公司于2011年6月一次性以自身“一炉两用”专利技术出资。2011年8月29日，佳智公司依法注册成立。科技公司于2011年10月12日完成自身出资的工商注册验资手续，并于2011年11月18日将“一炉两用”专利的专利权人由该公司变更为佳智公司。2011年12月1日，佳智公司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发的专利证书。然而，徐光平、叶明两名股东却并有履行承诺，即于2011年12月31日前将注册资本余额595万元认缴到位，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2011年年底至2012年上半年，徐光平在其出资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将自己的股权分别转让给邬学明、丁佩英、吴在英。但是，在徐光平转让股权之后，其他各股东应当交付的注册资本却没有任何增加，其关于“剩余注册资本于2012年8月底前认缴完毕”的承诺依然没有履行。2012年3月19日，徐光平将其剩余175万元的出资额（实缴额52.5万元）转让给邬学明。2011年10月28日，徐光平将150万元的出资额（实缴额45万元）转让给丁佩英，并将190万元的出资额（实缴额57万元）转让予吴在英。股权变更后，叶明的持股比例为33.5%，邬学��的持股比例为17.5%，丁佩英的持股比例为15%，吴在英的持股比例为19%。2012年5月16日，吴在英与黄素珍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吴在英持有的19%股权转让给黄素珍。科技公司所享有的保底收益权利，在佳智公司各发起人股东签署的合资协议中有明确约定，是各方发起股东的真实意愿，也是科技公司同意让出专利与他方合作的重要基础之一。然而，自佳智公司成立以来，其他各方股东虽经原告多次催讨，目前仅补足了2011年度的收益18.18万元，科技公司应得的其他收益仍未补足。其中，叶明应当承担的2013年8月以前的收益份额，已经被本院生效判决所确认，但其他股东仍未自觉履行相应的义务，也未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现科技公司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叶明向科技公司支付自2013年8月29日起至2014年8月28日止的保底收益591176元；2、邬学���向科技公司支付自2011年8月29日起至2014年8月28日止的保底收益864706元；3、丁佩英向科技公司支付自2011年8月29日起至2014年8月28日止的保底收益741177元；4、吴在英与黄素珍向科技公司支付自2011年8月29日起至2014年8月28日止的保底收益938823元；4、叶明按照39.4118%的比例，邬学明按照20.5882%的比例，丁佩英按照17.6471%的比例，吴在英与黄素珍按照22.3529%的比例，分别向科技公司赔偿未能按期支付保底收益的利息损失（其中以131.82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29日起开始计算；以15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29日起开始计算；以15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29日起开始计算；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被告叶明辩称：叶明系佳智公司的原始股东，与徐光平及科技公司签订带有保底收益条款的合资协议。当时，叶明的确认为保底收益条款不公平。然而，但因科技公司系中科院直属单位，且该公司提供的项目经济分析报告中，对“一炉两用”技术的发展前景和投资收益描绘得很好，并且通过北京同仁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科学鉴定和评估。在上述背景之下，叶明便勉强接受了科技公司一再坚持的150万元保底收益条款。但是，在佳智公司成立后一年左右，该公司既没有项目也没有任何收入，但从科技公司所转入佳智公司工作人员的薪资开支却使该公司严重亏损。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公司仍提出让佳智公司部分股东支付每年150万元的保底收益，因前期投资已经亏损，故股东只能从公司资本金项下借款支付保底收益。由于科技公司所提供的技术虚假会导致佳智公司连年亏损，而股东又要支付保底收益，故很多股东在2012年5月时要求从佳智公司退出。科技公司派驻佳智公司的��总李弘涛，曾试图说服黄素珍受让吴在英和邬学明所持有的佳智公司股权，但黄素珍坚决不接受合资协议中的保底收益条款。黄素珍认为，科技公司的技术和项目还没转入佳智公司，科技公司已构成违约。同时，黄素珍坚持认为股东均须按持股比例享有公司收益并分担相应义务，要求保底收益是违法的。黄素珍要求科技公司尽快入资到位，如果没有技术和项目，佳智公司无法合法经营。但是，因为科技公司的坚决反对，致使上述股权转让失败。
本案中，科技公司系依据合资协议的约定内容，要求叶明支付相应的保底收益。然而，合资协议的相关约定内容恰恰是典型的保底收益条款，这违反了我国《合伙企业法》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的，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所印发《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问题的解答》中的相关规定。因此，上述保底收益条款是���法的，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根据我国法律的明确规定，公司在缴纳各种税款及依法提取法定公积金等之后，公司利润的盈余才能作为红利来分配，而在公司亏损的状态下，公司没有红利分配，也没缴税、也没提取公积金。此种情况下，科技公司却要求佳智公司其他股东向该公司支付保底收益，这是违法的。同时，保底收益条款也违背了联营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联营方和联营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违背了民事法律应当遵循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所确定权利义务的严重不对等，因此应当被确认为无效。相反，如果认定保底收益条款为有效，则等于鼓励当事人订立权利义务明显失衡的空头条款，助长双方的冒险行为，这样不利于规范市场风险。本案中，根据合资协议的有关约定，科技公司只享有佳智公司的经营收益，不��担该公司的经营亏损。上述约定内容，直接导致佳智公司的经营亏损均由叶明等其他股东独自承担。既有违于民法的公平原则，也违反市场基本规律，故应当确认合资协议中约定的保底收益条款无效。不仅如此，叶明在佳智公司没有弥补亏损也没有提取公积金的情况下，向科技公司所支付的保底分红也必须如数退还。
本案中，在对合资协议所约定内容的履行方面，科技公司实际上存在着严重违约行为。第一，根据合资协议约定，合资公司应在成立后15日内，与科技公司进行原该公司相关资产（包括技术文件、有效期内的合作合同及合作协议）的交接。然而，自合资协议于2011年4月29日签署后，相关技术文件直到2011年7月11日才移交给合资公司，无形资产转让在2011年10月12日才交接，由此导致合资公司没有任何项目可做。因此，科技公司的上述行为己明显构成���约。第二，科技公司所提供的并作为入资依据的项目经济分析报告中，用于进行经济效益评估的山西长治项目、河南济源项目、沈阳项目完全是虚假项目，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真实的项目进入佳智公司。正因为如此，导致佳智公司成立后无任何项目经营，因此也没有任何通过经营项目所取得的收益。因此，科技公司的上述行为亦构成违约。第三，科技公司在该公司所提供的“一炉两用”项目计划书中陈述，该技术每年利润要达好几千万，至2015年保底经营目标是产品收入至少达到1亿／年，产品经营利润至少达到3000万／年，从财务指标上达到上市的条件。同时，在无形资产评估技术的说明中，称上述技术的特点及优势为“目前国内最高水平”以及“对燃煤电厂来说效益巨大”。然而到目前为止，上述技术并没有成功运用于任何项目。佳智公司目前唯一自己承接的辽��方大化工项目因技术问题没有投产即失败。由于科技公司所提供的上述理论数据实际并不属实，导致佳智公司的其他股东基于错误地认识而签订合资协议进行投资，并由此蒙受了损失。由于佳智公司连年亏损，科技公司又强烈要求每年保底分红，导致股东们丧失投资信心，进而不愿再入资。
被告邬学明在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的审理过程中辩称：2012年3月25日，邬学明受让了徐光平持有的佳智公司17.5％股权。邬学明之所以受让该股权，系因为相信佳智公司拥有具备实用价值，并能给投资人带来丰厚收益的技术和项目。然而，邬学明在受让上述股权后却发现，科技公司作为入资条件的“一炉两用”技术专利，虽然于2011年11月18日转移到佳智公司，但一直没有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同时其洐生技术也没有转移给佳智公司。时至今日，科技公司对佳智公司的实际出资额仍为零。此外，作为上述技术经济效益评估依据的山西长治项目、河南济源项目、沈阳项目完全是虚假项目，没有一个真实的项目落在佳智公司。此外，科技公司曾经做过山西阳泉项目，但系统设备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运行过，至今上述项目仍处于停产状态。
佳智公司从成立起至今连年亏损，截止2014年9月公司净利润为亏损2320898.44元，具体包括：其一，科技公司作价入资的预计产生较好效益的几个项目没有落实，佳智公司签订的辽宁方大化工项目也因专利技术问题导致投资失败，亏损200万元。其二，
自佳智公司成立之后，该公司累计付给科技公司的人员工资共计为1123151.17元，另返还科技公司两名员工的工资382082.02元，以及差旅费419836.70元。其三，佳智公司自身聘用人员工资及其差旅费200万元。其四，在佳智公司没有项目经营收入而且严重亏损的��况下，还要执行合资协议中对科技公司的保底收益，导致其他股东被迫从佳智公司借款支付保底收益共18.1765万元。对于上述亏损项目，由于佳智公司连年无收益故无法弥补亏损，也没提取过公积金。佳智公司无收益且连年亏损，而科技公司又强烈要求每年保底分红，导致股东们彻底丧失投资信心，进而不愿再入资。在此情况下，邬学明与另一股东吴在英要求退款或将股权转让给他人。在李弘涛的谋划和操作下，黄素珍同意有条件受让邬学明和吴在英所持有的佳智公司股权。但是，由于黄素珍坚决不接受合资协议中的保底收益条款，并要求科技公司和佳智公司其他股东保证科技公司所转让的技术真实、可靠、适用。由于科技公司表示坚决不接受，故导致上述股权转让失败。
科技公司起诉要求邬学明支付保底收益864706元的依据，系佳智公司的原始股东叶明、徐光平与科技公司于2011年4月29日签订的合资协议。合资协议中约定的保底收益条款，违反了我国《合伙企业法》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的，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所印发《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问题的解答》中的相关规定。因此，上述保底收益条款是违法的，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邬学明的其他答辩意见，与叶明所发表的答辩意见内容一致。
被告丁佩英辩称：丁佩英系受让原徐光平持有的佳智公司15％股权。丁佩英的其他答辩意见与叶明及邬学明一致。
被告吴在英辩称：第一，科技公司主张支付保底收益的法律依据不足。科技公司主张保底收益所依据的合资协议，已经因佳智公司的成立而终止。合同履行完毕是合同终止的基本原因，公司的设立过程就是履行设立协议的过程，公司的设立就是履行设立协议的结果，并标志着公司设立过程的结束和设立协议的终止。科技公司主张的保底收益是佳智公司成立之后的法律事项，原因在于上述约定于合资协议签订时尚不可能履行。有关利润分配的约定应作为公司组织自身的法律关系而成为公司章程规定的内容，故合资协议中未履行的条款也应终止。公司发起人或股东之间的关系或利益冲突，在公司成立之前由设立协议调整，公司成立之后应由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调整。然而，佳智公司的章程中对上述保底收益条款无明确约定。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因此，公司原发起人所签订协议不能约束公司董事会、股东会，亦不能代替公司股东决定公司分红的相关事宜，对佳智公司及其公司董事会、股东会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此外，原告在要求答辩人及其他股东���担保底收益补充责任时，事先未经股东会就其所提及的利润分配方案进行表决。仅凭一个终止的协议，在公司尚未有盈利且存在持续亏损的状况下，向其他股东主张补足利润分红，明显缺乏合法性及合理性。有关股东分红的规定应按公司法规定和公司章程的约定，公司章程无约定的应根据《公司法》规定，而不是股东作为发起人时签订的设立协议。
第二，科技公司主张之保底收益条款属无效法律条款。其一，
上述条款侵害佳智公司及其债权人利益。对于本案而言，在佳智公司存在持续经营亏损，且股东尚未足额缴纳出资。此种情形下，科技公司作为该公司股东，要求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优先补足其分红款，而不是解决科技公司专利的生产技术问题进而挽救佳智公司的亏损状况，势必对佳智公司造成重大损害。同时，在股东未能全额认缴���资的情况下，科技公司作为股东要求其他原始股东给付固定分红收益，减弱该原始股东承担出资的能力，进而削弱佳智公司的偿债能力，可能损害该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其二，股东的收益权应是股东的一项重要权利。但是，股利分配请求权作为股权的一种，是一种期待权，因为股东能否现实获得股利依赖公司盈利水平与股利分配政策而定，实难事先担保。即便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间可以约定不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也仅是对公司有盈利前提下自由约定比例，且应符合等价有偿、互利互惠的公平理念。股东之间共担风险，共享利益仍是公司法的基本原理。然而在本案中，合资协议中保底收益的约定明显排除了这一风险，与公司法的基本原理及民事法律应当遵循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相违背。其三，佳智公司的章程中并未约定保底收益条款，即并未对股东��取红利的方式进行约定，仅规定有关利润的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制订并经股东会审议批准。在公司章程没有约定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和股东分红方式情形下，科技公司应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而不是按照合资协议中有关保底收益条款的约定。科技公司作为佳智公司的法人股东，在佳智公司取得之股息红利应该依据企业所得税法缴税，现让其他股东补偿该红利所得，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有逃避国家税收之嫌。结合以上情形，科技公司主张之保底收益条款应属于无效条款。
第三，吴在英对科技公司所主张之保底收益并无承受义务。首先，科技公司主张的保底收益条款，仅存在于本案诉争的合资协议中，并未在佳智公司的章程中进行规定。合资协议中有约定而公司章程未涉及，即便有效，其效力只应限于签约的发起人股���。因此，吴在英作为佳智公司成立后的新股东，合资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其次，吴在英并非合资协议的当事人，且其在受让徐光平股权时对原股东有关保底收益的约定不知情。2011年11月1日，原股东徐国平与吴在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未见保底收益条款。2012年5月16日，吴在英与黄素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对此虽有提及，但吴在英仅是事后知晓，并没有明确表示愿意承担支付保底收益的义务，因此并不能推断为吴在英认可由自己承担该付款义务。此外，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吴在英对该保底收益条款不知情，以及根据合同债务转让需经债权人同意的法律规定，相对于合资协议而言，科技公司（保底收益之债权人）、徐光平（保底收益之债务人）、吴在英（第三方）之间并未签署书面的债务转让协议。因此，科技公司所主张的保底收益部分之清偿义务不能对合同之外第三人即吴在英产生法律约束力。
第四，吴在英已不具备佳智公司的股东身份。首先，吴在英已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将其股权转让于黄素珍。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2年5月16日生效，2012年5月23日为股权转让基准日。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黄素珍应按新的股权比例分享转让基准日之后的债权债务、利润、风险及亏损，以及徐国平、叶明与科技公司签署的合资协议中明确约定的各方权益责任和义务。其次，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科技公司、叶明、邬学明及丁佩英等全体股东签字盖章并声明放弃优先购买权。由此可见，科技公司就吴在英向黄素珍转让股权事宜是知情的。另外，从股权转让协议也可获知，就吴在英向黄素珍转让股权事宜已通知其他股东，并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因此，吴在英与黄素珍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符合公司法规定之程序。再次，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已实际履行。上述协议生效后，黄素珍支付股权转让金57万元至吴在英个人银行账户，并开始以新股东身份列席股东会会议并行使股东权利，事实上已具备佳智公司的股东身份，吴在英也终止了在佳智公司的股东权利和义务。所以，从2012年5月23日即股权转让基准日起，在不涉及第三人的情况下，相对于佳智公司的其他发起人或其他股东，应认定黄素珍具备股东身份。
被告黄素珍辩称：黄素珍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因为黄素珍并没有成为佳智公司的股东。原告在诉状中称：原告与答辩人是北京中科佳智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中科佳智）的股东，这不是事实。答辩人根本不是中科佳智的股东。黄素珍从未向佳智公司提供过任何身份证明，也没有依法办理过股东变更登记。同时，佳智公司的两份章程和股东名册中，也从来没有黄素珍的股权及出资记载。吴在英虽主张与黄素珍签定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将佳智公司的19％股权转让给黄素珍。然而，股权转让协议书是篡改伪造的。黄素珍从不认识也从未见过吴在英，在科技公司派驻佳智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弘涛的操作下，黄素珍于2012年5月19日签过有条件和要求受让吴在英所持股权的转让协议。当时，黄素珍提出的股权受让条件与要求是：一、不接受有关科技公司每年保底收益150万元的违法条款。二、要求科技公司必须尽快将技术和项目在佳智公司注资到位。三、坚持股权转让协议中必须有责任条款，科技公司必须保证专利技术是真实有效可作价的专利使用权，并尽快入资到位，以保证公司使用其技术不存在侵权等法律纠纷。同时，要求科技公司和佳智公司现有股东给黄素珍作保证。四、黄素珍必须在办理完合法的股权转让相关手续与工商登记手续后，才享���与股权比例相应的权益和义务。2012年5月19日，黄素珍将包含上述条款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一个签好字后，由佳智公司的邬学明拿走让其他股东盖章签字。四天以后，李弘涛打电话告知黄素珍，自然人股东已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先把钱付给吴在英，科技公司才在该协议上盖章。同时，李弘涛向黄素珍保证由科技公司盖章没有任何问题，所以黄素珍当日就向吴在英支付了57万元。一个多月以后，邬学明把其他股东签字和盖章完毕的股权转让协议送给黄素珍。然而，黄素珍却发现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只使用了原协议的最后一页签字页，其他页协议内容被篡改了，黄素英原来提出的上述受让条件和要求均被从该协议中删除。黄素珍发现协议被篡改后，要求佳智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明调查此事，调查结果是科技公司派驻佳智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弘涛让邬学明改掉协议内容，并送往��技公司加盖骑缝章。正因为黄素珍及时发现了上述欺骗行为，加之科技公司注资条件不足，导致佳智公司无法生产经营。同时，佳智公司股东之间关于保底收益条款的矛盾又十分激烈，科技公司坚决不同意接受黄素珍的股权受让条件，所以黄素珍果断的终止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同时也终止了与邬学明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黄素珍自决定终止从吴在英处受让股权开始，敦促并连续无数次要求李弘涛负责向吴在英追回57万元转让价款，但李弘涛一直不予理睬。黄素珍与吴在英取得联系后，吴在英称该股权系其为他人代持，且至今没有退回股权转让款。结合以上，按照法律规定，保底收益条款是违法条款，已收取的保底收益应按法律规定如数退还。况且，黄素珍本身不是佳智公司的股东，所以黄素珍也没有义务承担科技公司的保底收益。
经审理查明：2011年1月31日，科技公司委托北京同仁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其拟对外投资的“一炉两用”专利技术及其衍生技术（多元掺烧剂及其使用方法）进行市场价值评估，该评估公司出具同仁和评报字（2011）第010号资产评估报告，将上述技术价值评估为199万元人民币。
2011年4月，徐光平（甲方）与叶明（乙方）、科技公司（丙方）就合资组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合资公司”）签订《合资协议》，约定：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甲方出资515万元，乙方出资335万元，丙方以“一炉两用”发明专利技术及其衍生技术（包括专利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等，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99万元）评估作价出资150万元，持股比例为15%（专利评估价值中剩余的49万元暂放入成立后的合资公司，作为资本公积金由丙方独享）；甲、乙方负责组织合资公司的注册、办公地点筹备等前���事宜；并负责合资公司运营及生产线建设所需资金的筹措，并保证及时到位；合资公司成立后，丙方下属北京中科慧智建材设计研究所的员工全部进入合资公司，具体劳动合同届时由合资公司与员工签定。其中由丙方派驻合资公司的员工劳动关系不变；协议第五条“丙方权利义务”中约定：丙方负责办理有关专利评估及变更、提交技术资料等事宜。丙方向合资公司投入的无形资产包括《“一炉两用”同时出热和生产速烧水泥熟料的方法、产品、设备及应用》（专利号：xxxxxxxx）及其衍生技术《多元掺烧剂及其使用方法》（专利申请号：xxxxxxxx）；丙方作为合资公司股东，派驻合资公司一名副董事长和一名董事。合资公司根据年终财务状况，经董事会研究后按照出资比例确定上一年度的分红额度。丙方对合资公司的盈利在人民币150万元数额内有优先分配的权利，如果���方实际分配额度低于人民币150万元，由甲、乙方按出资比例负责补足至人民币150万元并支付丙方。如甲乙方违反本条约定，丙方有权无条件退出本协议有关的合作；协议第九条“违约责任”约定：各方要严格恪守本协议，不得无故终止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拒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的义务且拒不按照另一方的要求改正的，则守约方有权随时单方终止本协议的履行，同时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守约方出资额5%的违约金。
2011年5月28日，形成的佳智公司章程载明：其股权结构为科技公司以知识产权出资15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3年7月31日；徐光平认缴货币出资515万元，实缴154.5万元，余款于2013年7月31日前缴付；叶明认缴货币出资335万元，实缴100.5万元，余款于2013年7月31日前缴付。
2011年7月1日，科技公司与佳智公司就“一炉两用”发���专利及衍生技术进行交接。
2011年8月29日，核发的佳智公司营业执照载明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收资本255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叶明。
2011年9月，科技公司作为甲方，与徐光平、叶明作为乙方签订关于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方式的备忘，载明：根据合资协议约定现佳智公司已经注册成立，但乙方没有一次性注入全部资金，而是按照国家公司法规定分批注入资金。为了更好地实现新公司业绩目标，甲方希望能够在年底之前完成全部剩余出资。现就有关问题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共识如下：为更好地将佳智公司在工业领域内的产业化推广及保证合资公司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并稳步发展，乙方承诺在2011年12月31日前缴纳认缴出资的余额595万元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确保佳智公司注册资金的货币出资全部到位；在签订此承诺函后，甲方同意开始办理与合���公司的知识产权变更手续。
2011年11月1日，徐光平（甲方，转让方）与丁佩英（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甲方将其持有的佳智公司15%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基准日为2011年11月15日；股权转让总价为150万元。协议第十条约定：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按照新的股份比例参与公司财产、利润的分配。乙方按股份比例分享转让基准日之后的债权债务、利润、风险及亏损。该股权转让协议由徐光平、丁佩英署名，并加盖有佳智公司及科技公司公章。
同日，徐光平（甲方，转让方）与吴在英（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甲方将其持有的佳智公司19%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基准日为2011年11月15日；股权转让总价为190万元。协议第十条约定：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按照新的股份比例参与公司财产、利润的分配。乙方按股份比例分享转让基准日之后的债权债务、利润、风险及亏损。该股权转让协议由徐光平、吴在英署名，并加盖有佳智公司及科技公司公章。
2011年11月10日，徐光平（甲方，转让方）与丁佩英（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约定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终止此次转让的股权所对应的在公司的一切权益和义务。乙方从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开始，履行与股权转让协议同步生效的、修改过的、新的章程及公司发起人股东徐光平、叶明及科技公司签署的合资协议中所明确的各方权益责任和义务。补充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由徐光平、丁佩英署名，并加盖有佳智公司公章。
2011年11月18日，编号为xxxxxxxx的“一炉两用”同时出热和生产速烧水泥熟料的方法、产品、设备及应用发明专利发生专利权转移，由原专利权人科技公司变更为现专利权人佳智公司。
2011年12月6日，佳智公司章程载明其股权结构变化为：佳智公司以知识产权出资150万元；徐光平认缴出资175万元，实缴52.5万元；丁佩英认缴出资150万元，实缴45万元；吴在英认缴出资190万元，实缴57万元；叶明认缴出资335万元，实缴100.5万元。2012年3月28日的佳智公司章程显示，佳智公司股权结构再次发生变化，前述徐光平认缴的出资175万元变更为邬学明认缴。在该章程第二十四条约定：公司股东在转让股权时，应在转让协议中明确股权受让方无条件继承转让方对应股权在公司中的一切权利与义务，遵守公司发起股东间的所有约定。该章程由全体股东签字盖章。
2012年3月19日，佳智公司形成第二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其内容为同意徐光平将佳智公司175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邬学明。
2012年3月23日，徐光平（甲方，转让方）与邬学明（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同意将其持有佳智公司17.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基准日为2012年3月25日；双方同意股权转让总价为人民币175万元；协议第十五条约定：乙方对公司股东叶明、吴在英、丁佩英、科技公司承诺：上述股权转让在工商变更登记（备案）完成后，乙方代缴出资余额为人民币122.5万元，乙方如果不能按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入资方案如期进行出资，则乙方自动放弃待缴出资相对应的股权。同时乙方对科技公司承诺，乙方将严格执行徐光平、叶明与科技公司签署的合资协议，尤其是协议中关于保底分红的相关内容，否则科技公司有权立即执行协议规定的相关内容。该协议由徐光平、邬学明署名，并加盖有科技公司公章。同时科技公司、叶明、吴在英、丁佩英声明放弃此次股权转让的优先��买权，并分别签字盖章。
2012年4月9日，丁佩英向科技公司支付2011年度保底分红款52941元；吴在英支付2011年度保底分红67059元；邬学明支付2011年度保底分红61765元。
2012年5月22日，黄素珍通过中国建设银行以汇款方式，向吴在英的银行账户内（账号：xxxxxxxx）汇入款项共计57万元。
2012年12月1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为多元掺烧剂的使用方法专利进行专利授权公告。
2013年7月，佳智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未分配利润为负值；利润表显示佳智公司可分配利润为负值。
2013年7月10日，科技公司作为甲方，与佳智公司作为乙方签署协议书，该协议书中载明：甲方投入乙方的无形资产的技术资料和技术团队，于2011年6月转移至乙方。甲方投入乙方的上述无形资产于2011年10月12日完成了工商注册验资手续；甲方投入乙方的上述无形资产中的专利技术，于2011年11月18日进行了专利权人变更，专利权人由甲方变更为乙方。
2013年8月1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甘家口工商所对佳智公司出具监督意见，称佳智公司逾期未缴足出资。
2014年3月20日，本院就原告科技公司与被告叶明、被告徐光平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4）海民初字第00916号民事判决。根据判决书记载，本院认为，科技公司与叶明、徐光平所签合资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资协议第五条第4款约定“丙方对合资公司的盈利在150万元数额内有优先分配的权利，如果丙方实际分配额度低于150万元，由甲、乙方按出资比例负责补足至150万元并支付丙方”。对该条，叶明及徐光平均称属于附条件的约定，其条件即为合资公司（佳智公司）有红利可供分配。佳智公司则不予认��。本院认为，该条款中所涉付款义务并不以佳智公司有红利可分作为前提，对于叶明及徐光平关于付款需以有红利可供分配作为条件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因叶明所持佳智公司股权并未发生变化，故叶明仍应受合资协议的约束。另一股东徐光平经2011年及2012年三次股权转让已经将其持有的佳智公司出资全部出让于案外人。结合徐光平出让股权的三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可见，在向邬学明出让股权的协议中明确有由受让方承接保底分红相关合同义务的内容，且科技公司在该协议上加盖印章，应当确认，徐光平出让该部分股权并由受让方承接该部分股权对应的合资协议中义务的内容已经获得了科技公司的认可；在徐光平向吴在英出让股权的协议中虽未见类似约定，但在吴在英再次出让股权的协议中有相关表述，同上，可以推知徐光平对于该部分股权对应相应比例的付款���务已经发生转移事宜也经服务公司认可；但在徐光平向丁佩英出让股权的协议中未见相关约定，虽然丁佩英曾向科技公司支付部分分红款，但科技公司接受该部分款项的行为不能当然理解为同意徐光平将该部分付款义务交由丁佩英承担，科技公司对此也进行了当庭确认。故在无直接或者间接证据证明科技公司同意丁佩英承接徐光平在合资协议中付款义务的情况下，徐光平向丁佩英出让部分股权的行为并不能发生转移支付分红款义务的效力，故该部分股权对应的支付保底分红的义务仍应由徐光平承担。因徐光平向吴在英、邬学明出让的协议中已直接或间接地表明了转移合资协议约定义务的意思表示，且经过科技公司的确认，故徐光平仅应按照持有佳智公司股权15%的比例确定其付款义务。另，关于科技公司是否存在违约并进而构成叶明等人拒绝支付保底分红的合理事由一节，因“一炉两用”专利早在2011年即进行了权利转移，“多元掺烧剂及其使用方法”于2012年方才通过专利审查，科技公司明确表示正在办理相关手续，且合资协议中并未对办理期限作出明确的限定，故仅仅以此认为科技公司存在违约依据不足；相反，佳智公司其他股东未能按期缴纳第二笔出资，违反了合资协议以及双方嗣后签订的协议书的约定。此后，徐光平因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14年8月1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上诉人徐光平与被上诉人科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4）一中民终字第5108号民事调解书。根据调解书记载，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科技公司认可徐光平将其向佳智公司支付保底收益的义务已分别转让给邬学明、吴在英、丁佩英；二、科技公司认可徐光平不再是佳智公司股东，并认可徐光平不再享有和承担佳智公司股东及合资协议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三、徐光平不再参与科技公司对任何股东行使任何权利和义务的主张，科技公司不再对徐光平主张任何权利和义务；五、该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并由法院根据该协议制作调解书予以确认。
诉讼中，科技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吴在英（甲方，转让方）与黄素珍（乙方，受让方）于2012年5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根据协议书记载，吴在英持有的佳智公司19%股权转让于乙方。上述协议书第五条约定：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终止在公司的一切权益。乙方按照新的股份比例分享转让基准日之后的债权债务、利润、风险及亏损。乙方从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开始，履行与股权转让协议同步生效的、修改过的、新的章程及徐光平、叶明与��技公司签署的合资协议中所明确的各方权益责任和义务，包括应入资本金的代缴金额。乙方同意承担股权受让之前已形成的甲方向李弘涛借出保底分红款67059元，此款项后期履行还款及相应义务一并由乙方承担。上述协议书落款处，分别有吴在英及黄素珍的签名字样，并加盖有科技公司公章，另有叶明、丁佩英及邬学明签名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上述协议书共有四页内容，其中前三页记载有全部条款内容，但并无黄素珍本人的签名字样。第四页为签字页，除黄素珍等各方签名字样和盖章外无任何条款内容。对此，黄素珍对第四页即签字页中本人签名字样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前三页记载内容与其原先所签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明显不符，且其从未同意过接受保底收益条款。
诉讼中，黄素珍申请证人张×出庭作证。张×所陈述的证人证言称，黄素珍原系���交集团任总经理，张×曾担任中交集团法律顾问。黄素珍退休后，因为受让丁佩英股权事宜找其帮忙。张×于2012年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在东直门外正东国际大厦雍景台酒店大堂参与了关于黄素珍与吴在英股权转让协议的讨论和审核，并见证了黄素珍在该合同上签字。当时，黄素珍所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条款内容明确包括“不接受原股东合资协议上部分自然人股东对科技公司的保底收益条款”。当时，黄素珍在股权转让协议每一页下方的空白处以及最后一页落款处都签署了姓名。对于黄素珍签署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之后的情况，张×表示并不清楚。对于上述证人证言内容，叶明与黄素珍均对其真实性与证明目的均表示予以认可。对此，科技公司则对其真实性与证明目均表示不予认可。此外，吴在英亦认为张×与黄素珍存在有利害关系，故对该证言内容的真实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另外，邬学明在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的审理过程中曾陈述称，其本人确曾对黄素珍所签股权转让协议的前三页内容进行了替换，因为黄素珍对保底分红条款写入股权转让协议表示不同意。后来，科技公司派驻佳智公司的副总裁李弘涛通过电话通知邬学明，称黄素珍已向李弘涛表示可以对原协议内容进行替换，于是邬学明方才从事了替换原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的行为。
诉讼中，丁佩英称，其在本院（2014）海民初字第00916号案件的二审过程中，曾作为上诉人徐光平的证人到庭参加诉讼，为证明其本人与徐光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情形。
上述事实有原告科技公司提交的合资协议、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徐光平与邬学明所签股权转让协议书、徐光平与丁佩英所签股权转让协议书、徐光平与吴在英所签股权转让协议书、吴在英与黄素珍���签股权转让协议书、（2014）海民初字第00916号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终字第5108号民事调解书，被告叶明、被告邬学明、被告丁佩英共同提交的佳智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佳智公司章程（2011年5月28日）、专利登记簿副本、发明专利证书，被告吴在英提交的银行汇款凭证，被告黄素珍提交的佳智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等证据材料以及本案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本院生效判决的认定，涉诉合资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其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本案中，叶明、邬学明等被告有关合资协议中所涉科技公司保底分配额度之约定为无效的抗辩主张，与本院上述生效判决之既判力存在明显冲突，故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科技公司依据涉诉合资协议中有关最低分配额度的约定内容，向叶明、邬学���、丁佩英、吴在英及黄素珍各方主张相应的给付义务。对此，本院结合各方当事人的抗辩主张，以及本案的现有证据，分别进行如下评述。
第一，根据本院另案生效判决的认定，叶明确系负有向科技公司给付相应分配额度的义务。在另案中，叶明虽亦曾以科技公司存在违约提出抗辩，但本院并未予以支持，并判令叶明向科技公司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本案中，叶明仍系以科技公司构成违约进行抗辩，但在另案生效判决已认定叶明应当履行相应给付义务的情况下，本院亦无法在本案中再行支持其上述抗辩主张。此种情况下，结合叶明在佳智公司的持股比例，除本院在另案中已经判令其给付的款项以外，现科技公司仍有权继续向叶明主张相应年度的分配额度款项。至于科技公司所主张的具体款项数额，结合叶明的相关持股比例判断，并未超过该公司有权主张的范围。因此，科技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请内容，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第二，根据本院另案生效判决的认定，原徐光平依据合资协议而应向科技公司给付分配额度款项的义务，已因邬学明受让徐光平相应股权的情形，转由邬学明所继续承担。同时，如上所述，本院于另案中并未支持有关科技公司存在违约的抗辩理由，故对于邬学明在本案中的相应抗辩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此种情况下，邬学明理应向科技公司给付相应的分配额度款项。关于邬学明所应履行给付义务的款项数额，具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根据本院另案生效判决的认定，徐光平原依据合资协议所应履行的给付义务中，随邬学明对徐光平所持佳智公司部分股权的受让，而一并转由邬学明所承担的给付数额。二是除本院另案所涉及的给付数额以外，邬学明于后续合同履行期��内所应按持股比例承担的给付数额。关于邬学明所应承担相应年度分配额度的款项数额，结合上述计算方式，科技公司向邬学明所主张之给付数额，并未超过该公司有权主张的范围。因此，对于科技公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亦予以支持。
第三，根据本院另案生效判决的认定，徐光平与丁佩英虽签订有股权转让协议，但在未经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并不能发生向丁佩英转移分配额度款项之给付义务的效力。然而，在上述案件的二审过程中，在丁佩英本人认可其曾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下，科技公司与徐光平达成调解协议，即科技公司认可转由丁佩英承担相应分配额度款项的给付义务。同时，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亦按照上述调解协议内容依法作出生效调解书。结合上述两方面情形，本院认为，在另案诉讼的过程中，原由徐光平所承担之相应分配额度款项的给付义务，已经随佳智公司相应股权的转让而转由丁佩英承担。因此，科技公司现有权向丁佩英主张相应的给付义务。至于科技公司所主张该部分给付义务的具体数额，包括另案中所认定本应由徐光平给付之数额，以及丁佩英于后续合同履行期限内所应按持股比例承担的给付数额。结合上述分配额度款项数额的具体计算方式，现科技公司所诉请之数额，并未超过该公司有权主张的范围，故本院亦予以支持。
第四，关于吴在英与黄素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吴在英主张其已将所持佳智公司相应股权转让给黄素珍，故其已不再承担相应分配额度款项的给付义务。对此，黄素珍则不认可其对上述股权受让的法律效力。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吴在英所提交之股权转让协议书文本的落款处，确有黄素珍本人的签字字样。对于该份证据，黄素珍虽对其签名的真��性未持异议，但主张其所签原协议内容与上述证据不符，故有关内容系被他人所替换。对此，本院认为，从吴在英所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形式来看，除该协议签名页处有黄素珍的签名字样外，其余内容页均无黄素珍的签名字样。但结合我国《合同法》有关规定，合同文本中是否每页内容均需由当事人签名确认，并非生效书面合同的法定形式要件，且亦无其他强制性法律规定对此加以调整。因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页中无黄素珍签名字样的事实，本身并无法成为否认该协议书真实性与效力的直接依据。再者，按照交易常理分析，当事人对于其所签订的书面合同，通常应依照当事人数量签订数份合同文本，且缔约各方当事人均会自行保留合同文本。然而，黄素珍现却并无法能提供其与吴在英所签署的其他股权转让协议书。结合上述两方面原因，黄素珍对于其上述抗辩主张内容，尚需提交充足的证据与之相互印证，否则可能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邬学明的陈述内容虽与黄素珍的抗辩主张基本相符，但邬学明本身系本案被告方当事人，故其陈述内容的客观性不足。另外，对于张×的证人证言，其内容虽涉及黄素珍曾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每页内容均签字确认，但在没有其他证据与该证人证言相互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该证据尚不足以认定黄素珍之抗辩主张的真实性。因此，黄素珍的抗辩主张，应属证据不足，故本院不予支持。结合本案另案生效判决的认定，黄素珍自吴在英处受让佳智公司相应股权的情形，确能产生有关分配额度款项给付义务发生转移的效果，故科技公司有权要求黄素珍履行相应给付义务。至于科技公司所主张该部分给付义务的具体数额，包括另案中所认定本应由徐光平给付之数额，��及黄素珍于后续合同履行期限内所应按持股比例承担的给付数额。结合上述分配额度款项数额的具体计算方式，现科技公司所诉请之数额，并未超过该公司有权主张的范围，故本院予以支持。此外，吴在英则不再对科技公司负有相应的给付义务，故本院对科技公司的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中，如以上各方面所述，叶明、邬学明、丁佩英及黄素珍四方，确系负有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向科技公司给付相应款项之义务。因此，基于上述四方未能按期足额履行给付义务的情形，科技公司有权主张相应的利息损失。至于利息计算的具体方式，根据本院另案生效判决的认定，现科技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计算标准和起算时间并无不当。然而，科技公司对叶明有关利息损失的诉请内容，因本院另案生效判决结果已有所涉及，故对于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技公司对叶明的其他部分诉讼请求，以及该公司对邬学明、丁佩英及黄素珍有关利息损失的全部诉讼请求，均属于法有据，故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叶明向原告中科院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支付款项五十九万一千一百七十六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邬学明向原告中科院科技服务有限公','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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