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审旗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内0626民初1040号
原告：郭永彪，公民身份号码×××，男，1960年06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陕西省靖边县。
被告：张卫东，公民身份号码×××，男，1969年05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被告：尚晓丽（张卫东之妻），公民身份号码×××，女，1972年09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道力格恩，内蒙古赫扬（乌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玉山，公民身份号码×××，男，195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原告郭永彪诉被告张卫东、尚晓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3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项鹏举独任审理，2018年7月26日本院依职权追加李玉山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8年7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永彪，被告尚晓丽的委托代理人道力格恩、张卫东及其委托代理人道力格恩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李玉山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永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82932元及利息74880.17元（月利率按2分计算，从2016年8月19日起至2018年5月3日期间），本息暂记257812.17元，并承担从起诉之日起按照月利率2分计算至款还清为止的利息。2、本案的讼诉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10月26日经李玉山的引荐，被告张卫东、尚晓丽夫妻二人向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20万元，双方约定月利率为2分，半年付息，原告通过中国银行靖边县支行将该笔款汇给了李玉山，2011年10月27日李玉山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将该笔款项汇给了被告张卫东，当日，被告张卫东、尚晓丽向原告出据了借条。借款后被告张卫东、尚晓丽分别于2012年5月15日给付利息24000元，于2012年12月6日给付利息24000元，于2014年1月29日给付利息50000元，于2015年1月份给付利息50000元，于2016年8月19日给付本息100000元（其中偿还利息82932元，偿还本金17068元），被告仍下欠原告借款本金182932元未还。关于被告抗辩，原告对被告张卫东与李玉山的关系并不怀疑，但是钱是原告的钱，通过李玉山与张卫东的特殊关系用来帮助张卫东。如果是李玉山的钱，借条上为什么要写郭永彪的名字？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说明钱是原告的，如果说是李玉山的钱，为什么原告在和张卫东沟通后，张卫东给原告100000元，被告张卫东还说再给原告1-2万元来处理双方之间的事。种种事实说明，原告是债权人，因为路途比较远，手续上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原告的初衷是给张卫东借的钱。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借条一张，2016年12月8日李玉山的慎重申明（复印件）一份，2011年10月26日中国银行打款凭证一张和2011年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转款凭证一张，2017年5月20日李玉山的情况说明一份。
被告张卫东辩称，一、原告主体不适格。本案原告所举的借条上明确的记载出借人为李玉山，就合同相对性而言，原告应当是李玉山，而不是原告郭永彪。本案事实上也是第三人李玉山与被告张卫东之间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钱款也是由李玉山以银行转账形式交付至被告张卫东，从而李玉山与张卫东之间形成有效的借贷关系。《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贷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毕时。本案并不是原告郭永彪将钱款以现金或者银行转账等方式交付给被告张卫东，而是本案的实际出借人李玉山将钱款以银行转账方式交付给被告张卫东，从而李玉山与被告张卫东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借贷合同，并且该借贷合同已生效。本案被告张卫东与原告郭永彪素不相识，当时被告也已经明确表示过仅向李玉山借款并仅向李玉山还款。所以基于本案所涉及的钱款发生纠纷应当是第三人李玉山作为原告才适格。二、被告尚晓丽在此笔民间借贷关系中未签字也未摁过手印，因此本案尚晓丽的被告主体不适格。三、本案所涉及的钱款被告张卫东已经向本案第三人也就是借条处明确载明的出借人李玉山偿还完毕，并且李玉山出具了收条，几份收条所显示的本金数额与借条处载明的借款数额完全一致。至于借条原件为何在原告郭永彪处，无从可知。四、本案原告可能基于委托关系起诉，对于委托关系，被告有以下意见：（一）原告并未提供任何关于委托关系的证据。（二）被告方不知道原告与第三人李玉山之间有任何委托关系。（三）第三人李玉山也没有提及委托，只提过该笔钱是从别处借的。（四）被告没有看见过书面形式的委托合同或者授权委托书。（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委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本案中如果说委托关系成立，那么原告郭永彪则是委托人，第三人李玉山则是受委托人，被告张卫东为第三人。从法院依职权对李玉山做的谈话笔录可知，当时签订借贷合同在场的仅有李玉山和张卫东。借款时，被告张卫东再三明确表示，借款只跟李玉山借，还款也跟李玉山还，如果是其他人就不借了，也就是说如果出借人不是李玉山本人就不订立任何借贷合同了。因此，郭永彪没有权利对张卫东行使任何权利。综上所述，应当驳回原告郭永彪的起诉。被告提供以下证据：本金收条三张，出借人李玉山向被告出具的利息收条及汇款单共四张。
第三人李玉山未到庭，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亦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2018年7月26日本院与李玉山谈话笔录一份。
经审理查明，原告郭永彪与第三人李玉山系亲戚关系，原告郭永彪因想放贷，于是让第三人李玉山联系放款事宜，李玉山告诉原告郭永彪其单位的张卫东要用钱。原告郭永彪庭审中陈述“我从住房公积金处贷了款后，我说李玉山你帮我联系个合适的诚信可以的人，把20万元放出去，利息2分就可以，李玉山给我说没问题，张局长（张卫东）家境较好，有实业，让我放心，夫妻双方均有工作”。原告郭永彪对李玉山反复强调找个合适的人，人气要好，要保证资金安全。除上述约定外，原告郭永彪未与李玉山约定如何向第三人放贷，以谁的名义放贷，以何种形式与借款人订立合同等事项。原告郭永彪与李玉山对于放贷没有书面的委托协议。2011年10月26日原告郭永彪通过中国银行给李玉山汇款20万元。
后第三人李玉山与被告张卫东协商，双方口头约定张卫东向李玉山借款20万元，利息为2分5厘。张卫东向李玉山打借条时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张卫东是向李玉山借的款，到时也是向李玉山还款，其他人张卫东不认，因李玉山和张卫东相处30年关系挺好，相互信任，张卫东说与不认识的人借款太麻烦”。2011年10月27日，被告张卫东向李玉山打借条时，原告郭永彪并不在打借条现场，李玉山让张卫东在借条中李玉山名字后用括号备注了郭永彪的名字，为了以后李玉山给郭永彪解释和证明李玉山拿郭永彪的钱是给张卫东放出去了。同时李玉山为从中间赚取5厘的利息钱，让张卫东在借条上将利息写成2分。被告张卫东打借条时，李玉山没有明确告知张卫东有关郭永彪委托李玉山放款，以及具体的委托内容和委托权限。张卫东向李玉山所打借条的内容为“今借到李玉山（郭永彪）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元）（利息2.0分）”。2011年10月27日第三人李玉山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张卫东汇款20万元。
另查明，2012年5月15日张卫东通过农村信用社给李玉山打款3万元,同日李玉山向张卫东打下一张3万元利息收条。2012年12月6日张卫东通过工商银行网上转账给李玉山3万元,同日李玉山向张卫东打下一张3万元利息收条。2014年1月30日李玉山向张卫东打下一张5万元本金收条，2015年4月24日李玉山向张卫东打下一张5万元本金收条。2016年9月15日李玉山向张卫东打下一张10万元本金收条，该收条记载“借款本金全部还清”。以上5次张卫东向李玉山共计还款26万元。经李玉山向原告郭永彪给付，原告郭永彪于2012年5月15日收到24000元，于2012年12月6日收到24000元，于2014年1月29日收到50000元，于2015年1月份收到50000元，于2016年8月19日收到100000元，上述5次原告共计收到248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焦点是原告郭永彪与被告张卫东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郭永彪是否为借贷合同的相对人即债权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原告郭永彪持有的借条中记载“今借到李玉山（郭永彪）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元）（利息2.0分）”，该借条中李玉山之后括号内的郭永彪是否为债权人在借条中并不明确，同时被告张卫东也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抗辩。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郭永彪不具有原告的债权人资格，其理由如下：
一、原告郭永彪并非案涉借条借贷合同的相对人。通过郭永彪的陈述和李玉山的谈话笔录，可以明确原告郭永彪曾委托李玉山放贷。但原告郭永彪与第三人李玉山未明确约定如何向他人放贷，以谁的名义放贷，以何种形式与借款人订立合同，在此情形下郭永彪委托李玉山放款，取决于李玉山自主决定以何种形式放贷。从张卫东与李玉山签订合同时的情况来看，订立合同时张卫东明确只与李玉山借款，也只向李玉山还款，其他人张卫东不认。同时张卫东在订立合同时知道该20万元来源于郭永彪，但张卫东并不知道郭永彪委托李玉山放款。在合同自由订立的提前下，被告张卫东有权选择特定的相对人订立合同，被告张卫东在订立合同时明确只向李玉山借款，排除了张卫东与其他人订立合同的可能性。李玉山在持有案涉借条后履行了有关放贷义务，并在之后直接对张卫东收取利息和本金，可以确定李玉山是本案借款的合同相对人。二、原告郭永彪与第三人李玉山未形成隐名代理关系。首先，诉讼中原告郭永彪不认可自己与第三人李玉山存在隐名代理关系，而被告张卫东也不认为郭永彪与李玉山之间存在隐名代理关系。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本案张卫东打借条时，张卫东明确表示该借款只向李玉山借，其他人张卫东不认，该订立合同时张卫东的意思表示明确排除了其与李玉山以外的他人订立合同，所以原告郭永彪并不能因此有权行使李玉山对张卫东的权利。三、从合同的履行情况看，原告郭永彪并非为案涉借贷合同的债权人。2011年10月27日张卫东打借条前，张卫东与李玉山口头约定的利息为2.5分，诉讼中李玉山与张卫东均对此予以确认。为了让郭永彪知道是以2分钱放出去的，李玉山让张卫东在借条上写的利息为2分。此后，李玉山收到张卫东的5笔共计26万元的还款，随后原告郭永彪从李玉山处共计收到248000元的还款，原告郭永彪并不知李玉山从中赚取利息差价。被告张卫东的5笔还款中，2笔是利息还款，3笔是本金还款，每一次还款性质的确定是由张卫东与李玉山进行约定，在本金已还清的情况下，原告还主张偿还本金及利息明显与张卫东与李玉山之间的约定不符。所以李玉山利用郭永彪的钱向张卫东放贷赚取利息差价和李玉山直接行使借贷权利，以及李玉山直接对每一笔还款所还的是本金还是利息承认的行为，可以认定本案案涉借条借贷合同的债权人为李玉山。综上，本案中张卫东所打借条的借贷关系的相对人是李玉山，原告郭永彪并非为借条所形成借贷关系的出借人，郭永彪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郭永彪主张被告张卫东还款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人李玉山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及答辩的权利，不影响本院根据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郭永彪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2584元，退还原告郭永彪（原告郭永彪应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7日内持有关材料来本院申请办理退费手续）。
如果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项鹏举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日
书记员 曹 凤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