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民终87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胡富春，男，1972年3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灵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哲，河北Ｘ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胡云才，男，1944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灵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红梅（系胡云才女儿），女，现住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贡辉萍，石家庄市灵寿北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胡富春因与被上诉人胡云才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灵寿县人民法院（2018）冀0126民初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富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哲、被上诉人胡云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红梅、贡辉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富春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灵寿县人民法院（2018）冀0126民初72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由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7100元人民币损失。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归纳的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是否存在侵害行为。原告（反诉被告）胡富春及被告（反诉原告）胡云才针对树木纠纷虽然都提供了证据，但证据均不足以证实争议树段归各自所有，均无法证实对方对自己存在侵害行为，故双方诉请本院均不予支持。”对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从数量和证明内容上均占据优势；而被上诉人仅提供了村委会的证明。一审中的证据足以证实争讼的树段均栽种在上诉人的土地中，理应归上诉人所有，且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存在侵害行为：1、分地时的五队队长胡卫兵（被上诉人所在的第五生产小队队长）的录音证实争议的树栽种在上诉人土地上。第三段录音第十四秒“树是谁栽的这事说不清了，就按地面说吧，地是谁的树就是谁的。”二分十八秒胡卫兵说“上面是我们五队的，下面是你们六队的”五队是被上诉人所在的队，六队是上诉人所在的队。2、胡荣春当庭作证证明争讼的树是生长在上诉人承包的土地上。3、按照村支部书记程连珠、委员胡庆山、委员程二国调解中的“这个岸按上七下三”意见，上诉人砍的树仍然是在上诉人的地中。4、杜米晨、冯莉萍、胡荣春、董军英等人关于上诉人所砍的树是他们和上诉人一起栽种的证明，和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一致。胡建设等十六人一致证明本案争讼的树是胡富春一方栽种在其承包的土地上的。5、按照5月30日，一审法官现场勘察录像，可以明显看出，上诉人的品种和树墩直径一致，属于一个批次的树苗。6、被上诉人提供的2018年4月20日灵寿县慈峪镇胡家庄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的是大队和支部初步调解意见是“关于胡富春与胡云才为树纠纷，其凸肚往南冲，以西为富春，以东为胡云才的。但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没有得到处理”，根本不是被上诉人所说的“村委会和大队支部的意见是胡富春砍伐的树木是胡云才所栽”，胡富春的行为构成砍伐胡云才所栽树木的行为，侵犯了胡云才的合法权益。7、被上诉人在反诉状中称：“1997年村里分地后，反诉原告就在地边栽了10棵树，位于胡富春地块的下面，”可以证实，该10棵树位于上诉人胡富春地块中。8、证人杨某证明，有价值7000元的树因被上诉人阻碍，没有拉走丢失部分。在未拉走的树应由被上诉人保管。综上所述，林木所有权证并非唯一证实林木所有权的证据。对全案的证据进行综合评判，上诉人出示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证实：本案争讼的树是上诉人栽种，并栽种于上诉人的土地上。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仅提供了一份证据胡家庄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连自己栽种的证据均未提供。该村委会证明说明了双方各自的地块位置和未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一审判决无视本案上诉提供的证据，仅凭被上诉人的陈述便否定了上诉人的全部证据。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
胡云才答辩称，一、胡富春上诉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从数量上和证明内容上均占优势；而被上诉人仅提供了村委会的证明。一审中的证据足以证实争讼的树段均栽种在上诉人的土地中，理应归上诉人所有，且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存在侵害行为是非常错误的。而国家规定的证明标准并不是按照证据的数量来证明，而是取决于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答辩人认为证明树木权属的证据即为林木所有权证书，而不是证据的多少，所以没有提供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亲戚朋友的证人证言。下面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状一一答辩。1、关于录音：胡卫兵并没有证实诉争树木所栽地为上诉人家的，且也没有地亩帐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实。2、胡富春系上诉人的亲哥哥，有利害关系，在没有提供林木所有权证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情况下，也达不到上诉人所说的争讼的树是长在上诉人承包的土地上。3、只是调解意见。4、有利害关系，且不能达到上诉人所说的证明目的。5、无专业人员的鉴定意见，不能达到上诉人所说的证明目的。6、根本不能达到证明该10棵树位于上诉人家地块中。7、杨某非鉴定机构，更不能证实未拉走的树应由被上诉人保管，答辩人也无义务保管。综上，上诉人提供的所有证据均不能达到诉争树木系上诉人所有的证明目的，且上诉人没有提供足以证实该诉争树木的林木所有权证，也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无任何不妥之处，故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胡富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2018年4月23日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承担因其妨害行为造成树木无法出售的经济损失5000元及堆放他人耕地费用（占用他人耕地）1000元；庭审中，变更增加的诉讼请求：赔偿树木的损失为7000元及堆放他人耕地费用（占用他人耕地）100元。
胡云才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胡富春停止侵害他人财产行为，赔偿因私自砍伐反诉人树木造成的经济损失10000元整；2.诉讼费由被反诉人胡富春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同为灵寿县慈峪镇胡家庄村村民。原、被告均认可村西承包地东西相邻，双方均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原告（反诉被告）胡富春主张其在承包地内栽种杨树42棵，被告（反诉原告）胡云才主张其在承包地内栽种树木10棵，双方均没有林木所有权证。2018年3月30日，原告（反诉被告）胡富春欲将树木进行出售，并经买树人砍伐成树段堆放于地面，被告（反诉原告）胡云才进行阻止。双方关于树的纠纷，经本村村委会调解未果，后双方诉至本院。
2018年4月24日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确认双方有争议的树段为两堆加一根（详见两张照片），其余没争议的树段已由原告（反诉被告）胡富春自行进行处置。庭审时，双方均称有争议的一堆树段（详见照片一）于开庭前被人拉走。2018年5月30日本院进行现场调查（已刻录光盘），双方对各自主张树木的树墩进行指认，针对有争议的剩余树段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是否存在侵害行为。原告（反诉被告）胡富春及被告（反诉原告）胡云才针对树木纠纷虽然都提供了证据，但证据均不足以证实争议树段归各自所有，均无法证实对方对自己存在侵害行为，故双方诉请本院均不予支持。判决：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胡富春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胡云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胡富春负担；反诉受理费4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胡云才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胡富春提供了三份新证据。证据一：当时分地时的第五生产队队长胡卫兵、胡喜顺和第六生产队队长胡荣春书面证人证言，证明两个队的分地界限。证据二：现场图片两张，证明地的位置和树的大小。证据三：地补存折、种地补贴存折、领补助的银行卡，证明地是六队分给上诉人的；
被上诉人胡云才提供胡喜小和胡银玲书面证言两份，证明胡喜小和胡银玲和被上诉人一块在诉争之地栽树的事实。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一，真实性不认可，胡荣春系上诉人的亲哥哥，且在一审时已经出庭，在一审时他不能明确说明地块的长宽。胡卫兵和胡喜顺签字中的“胡”字明显是同一人所写。证据二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图片也达不到上诉人的所说的证明目的。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明确说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胡富春对胡云才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胡喜小的证人证言不认可，证据未在一审开庭前提供。对胡银玲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胡银玲是胡云才女儿，在天津工作，她不可能回来种这几棵树。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同原审法院查明事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胡富春与被上诉人胡云才均主张对涉案地块享有承包经营权，对涉案地块上栽种的树木享有所有权，但双方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双方承包地相邻部分的具体界线，对涉案地块上栽种的树木，也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树木所有权的归属。原审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胡富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胡富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秀云
审判员 寻 亚
审判员 高瑞江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雪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