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琼01民终218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陈某1，女，汉族，1956年11月1日出生，住海南省海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义桀，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竹筠，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某2，男，汉族，1958年1月20日出生，住海南省海口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某3，男，汉族，1959年5月14日出生，住海南省海口市。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平，海南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芹，海南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某1因与被上诉人陈某2、陈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民初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陈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陈某1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支持陈某1在一审中2017年9月15日增加的诉讼请求，包括：（1）判决《生前遗嘱》无效;（2）判决陈某2、陈某3因侵吞父母存款而应减少所继承的财产；（3）判决未被侵吞款600772.36元属于陈某1所继承的遗产；（4）判决两继承人的遗产总计为3065436.26元；（5）判决未被陈某2、陈某3侵吞的父母抚恤金、国债、银行账户（截至2018年3月1日）余额等合计646985.51元属于陈某1应得遗产范围，并判令陈某3、陈某2交出陈桂娥名下国债凭证原件（账号：×××，金额5万元）;（6）判令陈某3、陈某2交出陈桂娥中国农业银行工资存折和卡（账号×××）及陈桂娥身份证原件，归陈某1持有;（7）判令陈某2、陈某3交出陈文基名下房产房产证和土地证原件，以及陈文基、陈某4、陈某5名下祖宅房产产权证明原件，交由陈某1保管;（8）判令陈某3、陈某2交出陈某4、陈文基、陈某5三人签名于2016年3月中旬寄给陈某1的遗嘱原件，归还陈某1。3.本案一、二诉讼费、保全费57363元由陈某3、陈某2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以非法《证明》印证《生前遗嘱》的真实性。2017年3月17日，本案一审开庭审理（一审判决1页倒数四行，错写开庭日期4月27日），陈某2、陈某3提交《生前遗嘱》（日期：2011年6月28日，下同）和《关于母亲生前口授现金处置的证明》作伪证，审判人员未查证属实，在两次笔迹鉴定被陈某2、陈某3干扰终止后，2018年3月6日枉法作出一审判决。
事实上，《生前遗嘱》来源不明，既没有合法公证，也不是父母亲笔签名，更不是父母当面交给，是陈某2称母亲死后他从月饼盒里发现（这说法在2017年3月17日开庭笔录第21页记载）。但陈某1认为，其实是陈某2、陈某3为掩盖侵吞事实而伪造的假遗嘱。因为：一是陈某2自称3月13日晚上回父母家，母亲曾口头交代由他处置现金，但陈某2却无法解释母亲为什么只字不提《生前遗嘱》，更没有亲自拿出给他，这说明父母根本没立《生前遗嘱》。二是《生前遗嘱》落款“陈文基”签名笔迹及落款“陈桂娥”签名笔迹，与质证双方认可的陈文基、陈桂娥同年近月银行签名笔迹相比对，从运笔、笔画交叉、连接搭配、笔顺等特征以及字形结构等均有明显区别，可看出《生前遗嘱》的签名笔迹系他人摹仿陈文基、陈桂娥笔迹所形成。三是一审两次委托笔迹鉴定，都因陈某2、陈某3否定混淆第一次样本质证意见、以及干扰第二次补充证据质证无法完成，导致两受托机构违规终止鉴定。表现出陈某2、陈某3深知依法鉴定结果将否定《生前遗嘱》的真实性，从中干扰鉴定无法完成。四是肉眼可分辨《生前遗嘱》内容中“陈文基”与落笔签名“陈文基”的笔顺有区别，看出两处“陈文基”不是出自同一人笔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一）款“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的规定。五是《生前遗嘱》非法处分了他人所有的财产，即涉及：“俩人共同接管房屋计有海口市府城镇县前街21号（琼山）”房产。这是父辈三兄弟（陈某4、陈文基、陈某5）共有的陈家祖宅，父亲十分清楚祖宅拥有人是三兄弟，且父辈三兄弟关系十分亲密从没有争抢祖宅之意；父亲退休前任海南省编制办公室主任，法律意识很强，绝不会写出非法遗嘱。以上理由足以反驳《生前遗嘱》纯属伪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伪造的遗嘱无效”。
《关于母亲生前口授现金处置的证明》（日期：2016年5月31日）是陈某2、陈某3为应对2016年6月3日陈某1替父亲向美兰法院“申请宣告公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号为（2016）琼0108民特10号]案件开庭，所提交的非法证据。因《关于母亲生前口授现金处置的证明》内容涉及父母百年后遗产处置，却不是父母亲笔书写；也不符合口头遗嘱形式；而是按照陈某2意思打印，由陈某2、陈某3两继承人签名及陈某2的司机陈某6为见证人，不难看出是陈某2、陈某3企图混淆视听以掩盖侵吞父母财产事实的自我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八条第（二）（三）项，及《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的规定，《关于母亲生前口授现金处置的证明》属于非法证明。一审判决（13页顺数八至十四行）竟以《关于母亲生前口授现金处置的证明》印证《生前遗嘱》是真实合法。以非法证明印证《生前遗嘱》，只能说明《生前遗嘱》同属非法。
明知《生前遗嘱》非法，一审判决（12页倒数八行、14页顺数十二行及倒数五行）还两次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认定陈某1依法不享有继承权，违反《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条“在遗产继承中，继承人之间因是否丧失继承权发生纠纷，诉讼到人民法院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继承法第七条的规定，判决确认其是否丧失继承权。”的规定。
二、一审判决隐匿丢弃反驳《生前遗嘱》具有证明力、能够确认待证事实存在的证据，剥夺陈某1合法权益。其中，有四份证据于2017年4月19日、27日，经一审质证。即：海口农行滨江支行2011年3月1日（序号：22gu0029）及2011年5月12日（序号：229p0001）2份陈文基取款签名凭据，被双方当事人认可是父亲的签名；海口农行省府大院支行2011年7月7日（序号：10400043）1份陈桂娥取款签名凭据，被陈某1认可，陈某2、陈某3签写“此妈妈的签名有相似之意，但\'娥\'字分开太宽，因此不太肯定是妈妈的原迹”；陈某2、陈某3提交《海口市公有住宅买卖协议书》因有两处“陈文基”签名，并两处签名字体不相同而引发重大争议。以上三份父母银行签名证据均被两次鉴定受托机构采用为样本检材，协议书因存重大争议且时间与《生前遗嘱》相差11年，不被采用。此外，被隐匿丢弃的证据还包括：两次笔迹鉴定材料、陈某2、陈某3侵吞父母存款256.5万元银行凭证、父亲名下房产和父辈三兄弟名下祖宅的产权证明，及父辈三兄弟赠与陈某1祖宅三分之一产权信息遗嘱和见证陈某1照顾重病父亲尽主要赡养义务等几十份复印件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确认反驳证据的证明力”的规定，以上3份父母银行签名质证证据已具备证明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一审判决应以这3份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生前遗嘱》同年近月）、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是父母工资账户并2011年父母还健在领取工资必定亲历亲为，因此取款签名是父母的亲笔笔迹）、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由一审审判长詹润红等人到银行取证）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但一审判决（13页顺数十三行、14页顺数六行、十二行及倒数五行）却多次认定“《生前遗嘱》真实、合法有效”、“（遗产）均应归陈某3、陈某2继承，陈某1依法不享有继承权”。
三、一审判决无视陈某1手握反驳《生前遗嘱》具有证明力的证据，借故两次笔迹鉴定终止，枉法判决。2017年6月23日至11月30日，一审法院组织两次笔迹鉴定，同时提交3份已质证的父母银行签名证据为样本检材。但第一受托方已同意受理及收费后，却因陈某2、陈某3递交否定质证结果申请书而违规终止鉴定；第二受托方在受陈某2、陈某39月12日重选鉴定机构提出“不同意做鉴定”干扰，及11月22日对补充7份父母银行签名样本质证，还被陈某2、陈某3对父母“取款凭证都不予认可”干扰之后，托辞“因补充样本后比对样本依然不充足致使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终止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但一审判决却无视陈某1手中握有陈某2、陈某3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具证明力的证据，放纵陈某2、陈某3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断章取义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责成“陈某1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完全违背该法律条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法律宗旨。枉法判决（15页倒数六至一行）：一、陈某1应分配被继承人陈文基、陈桂娥的抚恤金、丧葬费合计146145.33元；二、驳回陈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并强加陈某1承担一审受理费和保全费30206元的27185元，占据90%（说明：一审判决16页顺数二至三行少计保全费1020元）。
此外，陈某1于2017年9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因笔迹鉴定遭违规退卷补增诉讼请求申请书》增加诉讼请求，被一审判决（5页倒数九至五行）认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不予审理”。一审判决再次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法律规定。
四、一审判决非法认定陈某2、陈某3侵吞父亲财产行为“属于合法处分”。2016年3月14日母亲猝死，父亲重病住院。3月17日三天内，陈某2、陈某3对包括父亲财产在内的父母定期存款256.5万元采取销户取现、转存等手段实施侵吞，同时扣押父亲名下房产及父辈三兄弟名下祖宅的产权证明。其中：陈某2取现转存64.5万元、转存其儿子陈昊翔名下114.5万元、转存陈惠（疑情妇）名下10万元，陈某3取现转存67.5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四条“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以及《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的规定，陈某2、陈某3非法处理父亲财产，已严重伤害父亲合法权益，应依法处罚。一审判决（14页顺数六至七行）却认定“因上述遗嘱合法有效，故陈某2、陈某3依照上述遗嘱管理处分上述房产及银行存款等属于合法处分”。
事实上，陈某2、陈某3侵吞父母存款时，父亲因脑梗于2013年4月10日入住农垦医院东湖分院急诊科ICU治疗，至2016年10月30日才去世。整个治疗三年七个月期间，全由女儿陈某1每天煮送三顿营养餐照顾，陈某2、陈某3没有煮送一顿餐给父亲吃。2016年9月27日，父亲得知巨款被侵吞气急病危，之后昏迷不醒并血小板低于常人一半。陈某2作为医学科班毕业生十分清楚父亲此时身体状况动手术的危害程度，却于10月12日趁父亲昏迷不醒，假冒父亲授权委托其处理父亲治疗一切事宜，签字让医生10月18日给父亲做气管切开术，导致父亲术后出血不止，于10月30日“心脏骤停”身亡。从因果关联看，陈某2、陈某3主观已知侵吞父亲财产违法，想尽快促其“合法化”，铤而走险趁父亲病危利用治疗程序做不正常操作，加速父亲死亡。但一审判决（12页顺数八至十六行）却为陈某2开脱，对陈某1主张“陈某2对被继承人陈文基的死亡存在过错”的事实不予认定。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枉法判决。请求二审法院根据《继承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陈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以保障受害人合法权益及维护法律尊严。
被上诉人陈某2、陈某3共同答辩称：一、本案系遗嘱继承纠纷，《生前遗嘱》是否真实有效，是本案的核心焦点。一审判决认为：“《生前遗嘱》的内容系被继承人陈文基、陈桂娥夫妇生前对其财产进行处分，并由遗嘱人陈文基亲笔书定，且经遗嘱人陈文基、陈桂娥签名确认，并注明时间，该遗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且系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并能与案外人陈某6签名见证的《关于母亲生前口授现金处理的证明》内容相互印证，该遗嘱真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一审判决的这一认定，陈某2、陈某3认为完全正确，二审法院依法应予维持。值得一提的是，陈某1虽称《生前遗嘱》及《关于母亲生前口授现金处理的证明》系陈某2、陈某3伪造，但陈某1未能提交直接证据证明，陈某1申请一审法院对《生前遗嘱》的真伪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两次委托鉴定，鉴定单位均以超过鉴定技术范围和缺少鉴定样本为由不予鉴定，陈某1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二、由于《生前遗嘱》真实有效，陈某2、陈某3依照遗嘱管理处分遗产的行为合法有效。
三、由于《生前遗嘱》真实有效，陈某1依法不享有继承权，其要求继承全部遗产的请求无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由于抚恤金和丧葬费不属于遗产范围，加之《生前遗嘱》也没有对抚恤金和丧葬费作出处理，一审判决参照法定继承原则，判决陈某1分得抚恤金和丧葬费的三分之一即146145.33元，有法律依据。
五、陈某1当庭确定了上诉请求，要求二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应审理而没有审理的部分，也就是资金部分，这部分一审法院已进行充分审理，二审法院对此也应该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律程序，二审应依法予以维持。
陈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陈某2、陈某3丧失对被继承人陈文基和陈桂娥遗产的继承权。2.判令被继承人陈文基、陈桂娥的遗产全部由陈某1继承，遗产包括：陈文基、陈桂娥共同存款2564673.90元、共同拥有东楼304房产（房权证号：，土地使用权证号：2002002546）；被继承人陈文基婚前自有号房产三分之一的份额（房权证号：，土地使用权卡号：01-0378）以及被继承人陈文基在原单位（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即将拨付的抚恤金219110元、安葬费19468元，工资卡余额30000元（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海口省政府支行，卡号：×××）、社保卡余额30505.79元（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国兴支行，卡号：×××）；被继承人陈桂娥在原单位（海南省地震局）即将拨付的抚恤金180390元、安葬费19468元，工资卡余额1830.57元（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海口省政府支行，卡号：×××）；以上共同财产共计3062936.26元。3.判令由陈某2、陈某3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案被继承人陈文基与陈桂娥系夫妻关系，生育有长女陈某1（本案一审原告）、次子陈某2（本案一审被告）、三子陈某3（本案一审被告）。陈文基父亲陈惠民、母亲陈氏已经分别于1994年和1961年离世，陈桂娥父亲陈振超、母亲张氏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离世。
2016年3月14日，陈桂娥死亡。
2013年4月10日，陈文基因脑梗被送往海南省农垦总医院东湖分院治疗。治疗期间，陈某1曾照顾陈文基起居。2016年5月16日，陈某1向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提起认定陈文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申请。
2016年10月30日，陈文基死亡。
2016年11月11日，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琼0108民特10号民事裁定书：因被申请人陈文基已经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死亡，本案诉讼已无必要性，裁定终结了该案诉讼。
2017年1月6日，陈某1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诉讼中，陈某1、陈某2、陈某3在举证期间均提交《生前遗嘱》，遗嘱内容为：陈文基（男）、陈桂娥（女）自愿结婚为夫妻，先后生下长女陈某1、次子陈某2，三儿子陈某3组成家庭，但是长女陈某1平时对父母不尊敬、不孝顺，对兄弟手足不爱惜、不团结，所以我们生前商定：俩人逝世后所有一切财产，都交由次子陈某2、三儿子陈某3俩人继承，俩人共同接管房屋计有海口市府城镇县前21号（琼山）和海口市和平南路20号省人事劳动保障厅宿舍东楼304房（海口），以及所有银行储蓄的人民币，除父母逝世后用于埋葬费用外，陈某2、陈某3各分得50%。特立嘱为证。落款为：生前遗嘱父亲陈文基，母亲陈桂娥。时间为2011年6月28日。陈某1主张上述遗嘱系陈某2、陈某3伪造，向一审法院申请对《生前遗嘱》上“陈文基、陈桂娥”签字是否真实进行鉴定。2017年5月5日，在经陈某1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完鉴定检材后，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对《生前遗嘱》上内容第一行及签名陈文基笔迹是否为陈文基书写、内容第一行及签名陈文基笔迹是否均系陈文基本人所写，陈桂娥签名是否系本人所写进行鉴定。2017年8月14日，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向一审法院出具《退卷函》称：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之规定，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或者鉴定能力，经本中心研究决定不予受理，故退卷。后经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听证，陈某1要求选择其他鉴定单位继续对上述鉴定事项进行鉴定。2017年8月31日，一审法院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鉴定事项进行鉴定。2017年10月20日，该鉴定单位接受一审法院委托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2017年11月1日，该鉴定单位出具《补充鉴定材料通知书》要求补充提供陈文基与陈桂娥签名字迹原件5-10份，要求与2011年6月28日的《生前遗嘱》为同期书写形成，要求书写速度较快，双方质证认可。2017年11月22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补充的七份鉴定材料进行质证，但双方无法就上述材料进行确认。2017年11月29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向一审法院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称：因补充样本后比对样本依然不充足导致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我鉴定中心决定终止本次鉴定工作，退还鉴定材料。
另，陈某1与陈某2、陈某3均提交《关于母亲生前口授现金处置的证明》，该证明的内容为：我母亲（陈桂娥）曾在生前对我有过如下口述交代：1.关于父母百年后遗产（包括现金）的处置一定照父亲亲手拟就的遗嘱执行，亚鹏不能自作主张。因为父亲是再三认真考虑后才写出并要求妈妈我也要签名的。2.你们分领的存款要提前支取（确因需要）一定要经过我同意。如果我在你们父亲前先走，你们各自可以取出，但亚鹏、亚弟（琼琦）要负责好你们父亲的一切事情。3.我现存的少量存款和现金如何安排，我也已经交代亚鹏，亚弟就不要计较了。以上内容为陈某2追记（尽可能按照妈妈的口吻，陈某2承担事实责任）。陈某3、陈某2在该证明上签名，案外人陈某6在该证明上“证明人”处签名。
另，被继承人陈文基名下登记有不动产权证号为HK009876，坐落于海口市和平南路20号省人事劳动保障厅宿舍东楼304号，面积为117.03平方米房屋一套，与案外人陈某4、陈某5共有不动产权证号为01925，座落于原琼山市××镇号建筑面积为257.54平方米的房屋一套。
另，陈文基和陈桂娥名下尚有多家银行存款、国债等财产。
2016年8月19日，陈桂娥退休前所在单位海南省地震局决定向陈桂娥发放一次性抚恤金180390元、丧葬费19468元。
2016年12月22日，陈文基退休前所在单位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决定向陈文基发放一次性抚恤金219110元、丧葬费19468元。
被继承人陈桂娥、陈文基去世后，丧葬费用均由陈某2支付，陈某2陈述，上述丧葬费用系其自愿负担，无需从陈桂娥、陈文基单位支付的丧葬费、抚恤金中扣除。
一审法院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
1.陈某2、陈某3是否存在伪造遗嘱、侵吞遗产的行为。陈某1主张《生前遗嘱》、《关于母亲生前口授现金处理的证明》系陈某2、陈某3伪造，二人伪造遗嘱后对陈文基、陈桂娥的遗产加以侵吞；陈某2、陈某3则主张上述遗嘱及证明真实合法有效，陈某2、陈某3管理陈文基、陈桂娥遗产的行为系按遗嘱所为，并不存在侵吞遗产的事实。因该事实的认定涉及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将在一审法院认为中加以论述。
2.陈某2是否对被继承人陈文基的死亡存在过错。陈某1认为，陈某2不顾被继承人陈文基病情危重明知其身体状况无法手术的情况下，执意签字给陈文基做气管切开手术，导致陈文基术后出血不止经抢救无效后身亡，并且在陈文基病重时不积极抢救导致陈文基加速死亡，对其死亡存在过错，提交了《授权委托书》、《病历记录》、《检验报告单》、《气管切开手术知情同意书》、《尸体解剖告知书》、视频资料等证据予以证明；陈某2、陈某3认为陈某2签署手术同意书系履行医院的治疗手续，不同意父亲陈文基进行尸检系为保存其尸身完整，陈文基逝世的原因系“心脏骤停”并非是做气管切开手术，陈某2对陈文基的死亡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认为，陈文基在2013年4月10日因脑梗被送往海南省农垦总医院东湖分院治疗，病重期间进行手术，系医院履行正常的治疗程序，《气管切开手术知情同意书》提示该手术可能存在风险系正常的手术流程，陈某2作为其长子，有权在该同意书上签字，陈某1提交的《授权委托书》、《病历记录》、《检验报告单》、《气管切开手术知情同意书》、《尸体解剖告知书》、视频资料等证据均无法证明陈某2的行为与被继承人陈文基因“心脏骤停”死亡之间存在因果联系，故一审法院对陈某1主张的“陈某2对被继承人陈文基的死亡存在过错”的事实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现双方均提供了被继承人陈文基、陈桂娥的《生前遗嘱》，被继承人陈文基、陈桂娥也就其遗产在该遗嘱中进行了处分，现双方对该遗嘱的真实性存在争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生前遗嘱》是否真实有效，陈某2、陈某3是否存在伪造遗嘱、侵吞遗产的行为，应否丧失继承权。2.陈某1是否对陈文基、陈桂娥全部遗产享有继承权。
一、关于《生前遗嘱》是否真实有效，陈某2、陈某3是否存在伪造遗嘱、侵吞遗产的行为，应否丧失继承权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陈某1、陈某2、陈某3均提交《生前遗嘱》、《关于母亲生前口授现金处理的证明》作为证据，陈某1主张上述遗嘱、证明系陈某2、陈某3伪造，二人伪造遗嘱后对陈文基、陈桂娥的遗产加以侵吞；陈某2、陈某3则主张上述遗嘱及证明真实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为，《生前遗嘱》的内容系被继承人陈文基、陈桂娥夫妇生前对其财产进行处分，并由遗嘱人陈文基亲笔书写，且经遗嘱人陈文基、陈桂娥签名确认，并注明时间，该遗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且系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并能与有案外人陈某6签名见证的《关于母亲生前口授现金处理的证明》内容相互印证，该遗嘱真实、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陈某1虽称该遗嘱及《关于母亲生前口授现金处理的证明》系陈某2、陈某3伪造，但未能提交直接证据加以证明，其申请一审法院对该遗嘱真伪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两次委托鉴定，鉴定单位以超过鉴定技术范围和缺少鉴定样本为由不予鉴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陈某1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其主张《生前遗嘱》系陈某2、陈某3伪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生前遗嘱》对陈文基、陈桂娥的财产进行了处分：将陈文基、陈桂娥俩人逝世后所有一切财产，包括海口市府城镇县前21号（琼山）房产（陈文基享有的产权部分）、海口市和平南路20号省人事劳动保障厅宿舍东楼304房（海口），以及所有银行储蓄的人民币，除二人逝世后用于埋葬费用外，由陈某2、陈某3各分得50%。因上述遗嘱合法有效，故陈某2、陈某3依照上述遗嘱管理处分上述房产及银行存款等属于合法处分，故陈某1主张一审法院确认陈某3、陈某2伪造遗嘱、侵吞遗产，丧失继承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陈某1是否对陈文基、陈桂娥全部遗产享有继承权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基于一审法院对第一个争议焦点的论述，《生前遗嘱》合法有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的规定，对于陈文基、陈桂娥在上述遗嘱中已经处分的财产，包括海口市府城镇县前21号（琼山）房产陈文基享有的产权部分、海口市和平南路20号省人事劳动保障厅宿舍东楼304房（海口），以及所有银行储蓄的人民币等遗产，均应归陈某3、陈某2继承，陈某1依法不享有继承权，故陈某1主张对陈文基、陈桂娥名下房产、银行存款享有全部继承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陈某1主张的其对被继承人陈文基、陈桂娥的抚恤金、安葬费享有继承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公民的遗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等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抚恤金和丧葬费系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死者家属的一种补偿费用，系对死者家属的抚慰和经济补偿，应由受抚慰的家属享有，并不属于遗产的范围。但上述抚恤金及丧葬费可在扣除相应的丧葬费用后，参照遗产的继承原则处理，因陈某2自愿由其个人负担陈文基、陈桂娥丧葬费用，故本案中，陈文基和陈桂娥的抚恤金、丧葬费合计438436元，无需扣减丧葬费。该笔费用参照遗产原则进行分配，现被继承人陈文基、陈桂娥的父母已经死亡，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为陈某1、陈某2、陈某3，也无其他需要供养或抚养的人，故参照法定继承的原则，陈某1可分得上述抚恤金、丧葬费的三分之一，即146145.33元。
综上，陈某1的部分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陈某1应分配被继承人陈文基、陈桂娥的抚恤金、丧葬费合计146145.33元；二、驳回陈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7157元，保全费3049元，合计30206元，由陈某1负担27185元，陈某2、陈某3负担3021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陈某1向本院提交了7组证据：1.第1组证据：（1）一审质证时双方署名认同的父亲陈文基笔迹的证据（2017年4月19日）；（2）第一鉴定受托方《鉴定案件受理审批表》（2017年6月29日）；（3）第一鉴定受托方《关于对委托项目评审和预交鉴定费用的函》（2017年7月17日）；（4）陈某2、陈某3向第一受托方递交混淆否定质证意见的申请书（2017年7月18日）。第1组证据共同证明内容：根据2017年4月19日一审法院质证结果，对农行滨江支行2011年3月1日（序号：22gu0029）及2011年5月12日（序号：229p0001）2份陈文基取款签名凭据，双方当事人认可是父亲的签名，第一鉴定受托方采为样本，6月29日同意受理本案鉴定，7月17日发交费函，但陈某2、陈某37月18日向受托方递交否定质证意见的申请书，干扰鉴定违规终止。2.第2组证据：一审质证时陈某1认同、陈某2与陈某3基本认同母亲陈桂娥笔迹的证据（2017年4月27日）。证明内容：根据2017年4月27日一审法院质证结果，农行省府大院支行2011年7月7日（序号：10400043）陈桂娥取款签名凭据，陈某1认可；陈某2、陈某3签写“此妈妈的签名有相似之意，但\'娥\'字分开太宽，因此不太肯定是妈妈的原迹”，第一鉴定受托方采为样本，同意受理本案鉴定并发交费函，陈某2、陈某3向受托方递交否定质证申请书，干扰鉴定违规终止。3.第3组证据：一审质证时因有两处父亲“陈文基”签名，形成重大争议的证据（2017年4月27日）。证明内容：《海口市公有住宅买卖协议书》因有两处“陈文基”签名，并两处签名字体不相同，陈某1确认第1页四行“陈文基”签名、陈某2、陈某3确认第3页五行“陈文基”签名，形成重大争议。一审两次鉴定受托方都没有采用为样本检材。4.第4组证据：（1）《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质证笔录》（2017年11月22日）；（2）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范围、委托要求的记载，《受理通知书》和《收费告知书》；（3）工行2011年4月10日、4月15日、7月7日、9月16日四份陈文基签名凭据及三份农行陈桂娥签名凭据。证明内容：2017年11月22日，陈某1提交7份父母笔迹样本进行质证，遭陈某2、陈某3干扰，对父母“取款凭证都不予认可”，造成双方意见不一致，未能达到补充样本要求，第二受托方在有3份样本情况下，还“因补充样本后比对样本依然不充足致使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违规发《终止鉴定告知书》。5.第5组证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第21页，2017年3月17日）。证明内容：《生前遗嘱》来源不明，它没有合法公证，既不是父母亲笔签名，也不是父母当面交给，是陈某2称母亲死后陈某2从月饼盒发现的。6.第6组证据：（1）陈某6人事关系说明（2018年5月5日）；（2）海南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陈某6系母亲陈桂娥亲大哥的大孙子，因无固定工作，2011年陈某2初任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书记，介绍陈某6到该联谊会当陈某2专职司机至陈某2今年1月退休，现陈某6继续在该联谊会当司机，证明陈某6和陈某2有利害关系。7.第7组证据：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人事处提供陈文基人事档案的亲笔签名。证明内容：三份陈文基签名显示：1989年10月、1991年2月、1999年10月的陈文基签名，肉眼可看出与2011年3月至9月陈文基银行取款签名的笔迹相同，体现陈文基字体清秀、笔顺走向连贯的签名作风，与《生前遗嘱》（2011年6月28日）落款陈文基签名截然不同。
被上诉人陈某2、陈某3质证称：1.第1组证据：对第（1）份证据中陈文基签名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实质性有异议，因为当时是就这两份取款凭条的复印件上陈文基的签名进行认可，因此，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举证目的，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同时，该两份取款凭条不能作为检材，因为检材需要当事人提交原件；对第（2）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份证据恰恰证明了提交鉴定的材料必须有原件，该份证据里写得很清楚，大部分检材是复印件，要求提交原件，同时还说鉴定的内容多而复杂，必要时请委托人来中心一一介绍，所以法院请双方当事人直接到鉴定中心；对第（3）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第（4）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申请书是陈某2、陈某3根据鉴定中心的要求提交给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再转交给鉴定中心，因此，陈某2、陈某3是在鉴定过程中依法提交文件说明诉求，不能作为否定之前签名而干扰鉴定的依据；在鉴定时陈某2、陈某3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银行取款凭证有可能是征得被继承人同意的其他人代被继承人签名取款的可能，不能根据第1组证据证明陈某2、陈某3干扰第一次鉴定，陈某2、陈某3是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2.对第2组证据陈桂娥的签字，不能证明陈某2、陈某3认可这个陈桂娥的签字是陈桂娥本人的签字，不能作为鉴定机关合法的检材，陈某2、陈某3对陈桂娥签名的表面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实质真实性不予认可。3.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在提交鉴定材料的过程中，双方对这份鉴定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按照正常情况应该以后面的签名为准，该协议书的内容除了最后署名是陈文基的签名外，其他内容有可能是他人代写。4.第4组证据：对第（1）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因为该份笔录的程序合法，是根据鉴定中心的要求而进行的，同时法官主持双方当事人对提交鉴定的检材进行发表意见，该份证据恰恰证明第二次的鉴定程序是合法的，同时法院进行有关鉴定的程序也是合法的；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组证据证明第二次的鉴定程序是合法的，也是符合法律要求的；对第（3）份证据的7份检材不予认可，因为没有原件。5.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这份证据仅能证明了双亲去世后，遗嘱放在月饼盒中。6.第6组证据：对第（1）份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内容均不予确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内容是属实的；凡是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都有义务向人民法院作证，陈某6和三位当事人一家关系比较密切，因此知道遗嘱的内容；三位当事人的姨妈现在还在琼海，她知道遗嘱的情况；对第（2）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确认。7.对第7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为没有原件，对证明内容也不予确认，陈某1说这个字就是陈文基签的，但是有一个问题，陈某2、陈某3在一审开庭时说得很清楚，购买共有住房协议申请书是1999年写的，党员登记申请书是1989年写的，档案材料是1991年写的，当时鉴定要求检材要跟《生前遗嘱》相距不要太远，《生前遗嘱》是2011年8月写的，不能根据这些没有经过鉴定的文书就认定陈文基的签字。
本院对陈某1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第1组至第4组证据，属本案一审中的有关鉴定材料，本院对该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虽然陈某2、陈某3在第一次鉴定中对农行2011年3月1日、2011年5月12日的2份陈文基取款签名凭条及农行2011年7月7日的陈桂娥取款签名凭条的质证意见前后存在变化，最终对上述三份取款凭条签名均不予认可是陈文基、陈桂娥本人所签，且陈某2、陈某3在第二次鉴定中对补充的7份银行取款凭条签名，以没有原件及可能存在代签名为由，均不予认可是陈文基、陈桂娥本人所签，但由于当事人有依法发表质证意见的权利，陈某2、陈某3与陈某1双方在本案中也都存在认可或不认可被继承人签名系被继承人本人所签的情形，故本院认定该四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某2、陈某3系干扰鉴定，也不能证明两次鉴定系因陈某2、陈某3的原因而违规终止。对第5组证据，系一审开庭笔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陈某2称其母亲陈桂娥过世后其从月饼盒发现《生前遗嘱》的事实予以认定，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生前遗嘱》来源不明。对第6组证据，第（1）份证据《陈某6人事关系说明》系陈某1单方陈述，结合第（2）份证据海南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出具的《证明》内容（载明“陈某6同志现在系海南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工勤人员”），并结合陈某2承认陈某6作为证明人在陈某2、陈某3出具的《关于母亲陈桂娥生前口授现金处置的证明》上签字时，陈某6当时在海南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当司机，陈某2当时任该联谊会党组书记的情况，本院对该组证据证明的陈某6和陈某2存在一定利害关系予以认定，再结合《关于母亲陈桂娥生前口授现金处置的证明》实质是陈某2、陈某3单方陈述的性质，本院对《关于母亲陈桂娥生前口授现金处置的证明》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对第7组证据，该组证据为1989年10月、1991年2月、1999年10月陈文基签名的三份材料，虽是复印件，但经材料保存单位盖章确认，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由于这三份材料分别是1989年10月、1991年2月、1999年10月的材料，而《生前遗嘱》是2011年6月的材料，这三份材料的书写时间与《生前遗嘱》的书写时间并非同一时期而且相距时间太长，故本院认定这三份材料签名与《生前遗嘱》签名的可比性不强，不能证明《生前遗嘱》签名是否系陈文基本人签名。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陈某2、陈某3未提交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二审中双方当事人诉辩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生前遗嘱》是否合法有效，陈某1诉请确认陈某2、陈某3因伪造遗嘱而丧失继承权且由陈某1继承全部遗产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未审理陈某1于2017年9月15日增加的诉讼请求是否属程序违法。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中，涉案《生前遗嘱》内容由遗嘱人陈文基亲笔书写，经遗嘱人陈文基、陈桂娥签名，注明时间为2011年6月28日，该遗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同时，涉案《生前遗嘱》内容系陈文基、陈桂娥夫妇生前对其财产进行处分，未违反法律规定，未损害国家、集体利益，陈文基、陈桂娥在立遗嘱时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未有证据证明陈文基、陈桂娥在遗嘱上的签名与其同一时期的签名存在明显区别，也未有证据证明遗嘱内容并非陈文基、陈桂娥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陈某1主张涉案《生前遗嘱》系陈某2、陈某3伪造，并申请一审法院对该遗嘱真伪进行鉴定，但经一审法院两次委托鉴定，两家鉴定单位分别以超过鉴定技术范围和比对样本不充足为由退回鉴定，故陈某1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根据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生前遗嘱》合法有效并无不当。陈某1上诉主张，两次鉴定系因陈某2、陈某3对可作为鉴定检材的数份银行取款凭条上被继承人签名不予认可而导致鉴定违规终止，对此，由于陈某2、陈某3以没有原件及可能存在代签名为由不予认可部分银行取款凭条上被继承人签名是被继承人本人所签，属陈某2、陈某3依法行使质证权利，且陈某2、陈某3与陈某1双方在本案中对可作为鉴定检材的材料也都存在认可或不认可被继承人签名系被继承人本人所签的情形，故本院认为陈某1的该主张缺乏充足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基于涉案《生前遗嘱》上述遗嘱合法有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本案继承应按照遗嘱办理，即对于陈文基、陈桂娥所有遗产，由陈某3、陈某2各继承50%。综上，涉案《生前遗嘱》合法有效，陈某1诉请确认陈某2、陈某3因伪造遗嘱而丧失继承权且由陈某1继承全部遗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据此，增加诉讼请求最迟应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陈某1于2017年9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增加诉求申请书（落款时间为2017年9月15日），系在一审开庭后提出增加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对于该部分增加的诉讼请求不予审理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陈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157元，由上诉人陈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曦
审判员 林志勇
审判员 王春芬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李 晶
速录员 杨建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