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12刑初356号
公诉机关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珂，男，1973年4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成都市龙泉驿区。2016年7月28日因涉嫌犯贪污罪被刑事拘留，2016年8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龙泉驿区看守所。
辩护人苏镜祥，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陈璐璐，四川方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万玉林，男，1975年9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成都市龙泉驿区。2016年7月28日因涉嫌犯贪污罪被刑事拘留，2016年8月9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张桦轩，四川全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袁云基，男，1964年4月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成都市龙泉驿区。2016年7月28日因涉嫌犯贪污罪被刑事拘留，2016年8月9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冯勇，四川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钟锐，四川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以成龙检刑检刑诉［2017］36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珂、万玉林、袁云基犯私分国有资产罪，于2017年5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肖晓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珂及其辩护人苏镜祥、陈璐璐，被告人万玉林及其辩护人张桦轩，被告人袁云基及其辩护人冯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院审判委员会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底至2013年期间，时任成都市X所所长的被告人张珂、时任成都市X所副所长的被告人万玉林与该所负责工地管理的被告人袁云基等人开会决定，在对成都市龙泉驿区建筑施工单位开展文物勘探发掘工作中，通过委托成都市X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派遣劳务，向其支付劳务费用的过程中，在X等项目上以虚增劳务用工量的方式套取X所劳务勘探费用共计约50万余元，由被告人万玉林、袁云基负责具体实施，并以单位名义将套取资金以工地补助的形式私分给本单位职工。
2016年7月26日，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侦查人员将被告人袁云基带回接受调查，后根据其交代，于2016年7月27日将被告人张珂、万玉林带回接受调查。另查明，案发后被告人张珂退缴赃款2.3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珂、万玉林作为单位直接负责人，被告人袁云基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私自将国有资产私分给个人，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其中万玉林、袁云基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要求对三人依法判处。
被告人张珂对私分国有资产罪名无异议。但认为套取的款项中有部分用于违规公务接待和打点支出，应从金额中予以扣除；其具体事务是由万玉林负责，自己只分得23000元，自己是被动性默认。
被告人张珂的辩护人对张珂的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基本事实和定性无异议。但认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数额应以实际私分的数额为准，而不应直接按套取的数额认定；本案中，有充分理由怀疑涉案金额中至少有部分用于违规接待和打点支出；张珂在实际私分过程的作用较小，不宜区分主从犯。
被告人万玉林对指控事实及罪名无异议。
被告人万玉林的辩护人对基本事实无异议。认为涉案金额不应当以50余万进行认定；同时认为万玉林的行为可认定为自首；系从犯；愿意退出违法所得。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袁云基对指控事实及罪名无异议。
被告人袁云基的辩护人对指控基本事实无异议。认为涉案金额不应当以50余万进行认定，袁云基在本案中作用最小，系从犯；不同于一般坦白(仅在侦察机关掌握线索的情况下交待事实)，量刑可比照自首进行；已退出违法所得29000元；系初犯。请求从轻处罚。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以下证据材料：
1、到案经过3份，立案决定书。证实，侦查人员发现龙泉驿区X所（以下简称“X所”）在文物勘探过程中，有虚报劳务费用的现象，经成都市X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现场代表李某某交代，“X所”袁云基有利用虚报、伪造劳动人数的套取行为。2016年7月26日，侦查人员将袁云基带至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根据袁云基的交代，2016年7月27日将张珂、万玉林带至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2016年7月27日，区人民检察院以张珂、万玉林、袁云基涉嫌犯贪污罪立案侦查。
2、拘留决定书、拘留证、拘留通知书，报请逮捕书、报请审查逮捕告知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逮捕通知书，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决定书、延长侦查羁押期限通知书，不予逮捕决定书、释放通知书、释放证明书，取保候审决定书等程序性法律文书。证实，张珂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6年7月28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8月9日被逮捕；万玉林、袁云基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6年7月28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8月9日被取保候审。
3、张珂、万玉林、袁云基的户籍证明。证实，张珂、万玉林、袁云基分别于1973年4月7日、1975年9月24日、1964年4月6日出生等自然情况。
4、中共成都市龙泉驿区X局党组文件（关于方某某等3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关于郭某某等2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中共成都市龙泉驿区X局党组文件（关于万玉林同志聘任事业单位管理岗位的通知）；干部任免审批表（张珂）、龙泉驿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信息采集表（袁云基、万玉林）、“X所”关于万玉林、袁云基工作职责情况说明。证实，张珂于2011年6月8日起任“X所”所长，2016年5月16日任龙泉驿区X所所长；万玉林于2011年11月21日被聘任为“X所”副所长（区X局内部聘任），工作职责为协助所长处理X所日常工作，分管纪检、文物执法和地下文物勘探，完成所长临时安排的各项工作；袁云基于1997年1月起在X所工作，2008年6月任“X所”技师，工作职责为负责完成区域内地下文物勘探、抢救性考古发掘、工地管理、文物执法和文保项目、完成所长临时安排的各项工作。
5、“X所”文物勘探工作制度、文物勘探发掘工地劳务费报销程序、“X所”勘探发掘工作制度。证实，基建工地文物勘探发掘费用报账流程。
6、成都市X工作队情况说明（2017年5月18日）。证实，文物考古工作队经费系纳入成都市财政局管理的经费，每年的工作经费均由成都市财政局根据当年收取的文物勘探发掘费安排。按照省财政厅相关文件精神，2017年4月文物勘探发掘费被认定为经营服务性收费。
7、成都市X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章程、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法人履历表。证实，成都市X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林某某（法定代表人）、王某某、陈某，成立时间为2004年9月24日。
8、“X所”与成都市X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成都市X劳务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关于龙泉驿区文物勘察、发掘工地劳务用工协议。证实，成都市X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于2011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承接“X所”的文物勘察、发掘工地劳务用工；成都市顺意劳务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23日至2014年7月22日承接上述业务。
9、证人林某某的证言。林某某2016年7月27日、28日、2017年2月14日作证称，2011年至2013年期间，应张珂要求，先后授意李某某为“X所”虚增了55万元左右人民币的劳务用工量，虚增劳务的具体操作是李某某负责，套取出来的劳务用工费用由自己交给X所的万玉林、袁云基，一共有五次，一般从已有现金、公司备用资金进行支出，公司账目看不出来，且账目现已丢失。具体内容为：我是X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张珂是我的舅子。2010年至2013年期间，我以成都市X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承接了部分“X所”文物勘探劳务工程及少部分“X所”的维修工程。李某某是我妹夫，他负责我承接的“X所”的劳务工程。大概在2011年的时候，张珂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内，提出因“X所”有一些费用不好处理，希望我所在的公司以虚增劳务用工量的形式多套取一些费用给“X所”使用，我当时就同意了。2011年至2013年期间，我先后授意李某某为“X所”虚增了大概有55万元左右人民币的劳务用工量。第一次虚增劳务费是2011年年底左右，张珂给我打电话说他那里需要8万元左右的工作经费，让我在报销劳务费的时候帮忙“冲一下”（虚增劳务费套取），我当时就同意了，后我就安排李某某，让他在最近集中报销勘探劳务费的时候虚增大概8万元的劳务用工量。后就是李某某在操作了，具体在哪张签证单上虚增劳务用工量我不清楚。当“X所”把当期的劳务费（包括真实的劳务用工费）转到公司后，我取出8万元现金把钱送到“X所”给了万玉林。第二次是2012年9、10月份的时候，我把套取的12万元在“X所”门口交给了万玉林。第三次是2013年初，我将套取的7万元在“X所”门口交给了袁云基。第四次是2013年3、4月份，我将套取的20万元在龙泉水厂门口交给了万玉林、袁云基两个人。第五次是2013年下半年的时候，套取的8万元现金是由我在“X所”门口交给他们（具体是万玉林或袁云基记不清了）。后四次都是万玉林给我打电话说需要多少费用，我就安排李某某去操作。劳务用工费转到公司账上后，按照张珂事前需求，我就会交给“X所”相关人员（张珂或袁云基、万玉林），都是现金的方式，每次也不是及时从银行取出来，一般从我身上的现金、公司备用金进行支出，实在不够就从银行取一些，而且公司做账是按照运行成本将账做平，账目上是看不出来哪些钱给了“X所”，账目后来也丢失了。
10、证人李某某的证言。李某某2016年7月26日、28日、2017年2月14日作证称，2011年至2013年期间，在林某某的安排下，先后5次通过虚增劳务用工量从龙泉驿区“X所”套取资金，但记不清哪些是虚报，套取资金如何处理不清楚，向工人发放报酬的账本遗失。具体内容为：成都市X绿化有限公司是我爱人林某某1的哥哥林某某开办的。2011年开始到2014年期间，我在成都市X绿化有限公司承包过一段时间的劳务工程（X、X、X、X、X、X），主要是帮龙泉X所进行文物勘探、发掘工作。期间，在林某某的安排下，我先后5次通过虚增劳务用工量，从“X所”套取资金出来。第一次是2011年底，林某某给我说最近报的劳务费里面多报1200人左右的用工量（折算现金大概7、8万元）。我答应后就在最近要报的劳务费现场签证单中通过虚增、多列的方式把这大概1200个人的用工量添加进去，我自己在签证单上签字，然后把这些签证单交给了“X所”的袁云基。第二次大概是在2012年的时候多报了2000人左右的用工量（折算现金12万元左右）。第三次大概是2013年初，多报了1000人左右的用工量（折算现金6、7万元）。第四次大概是2013年上半年的时候多报了2000人左右的用工量（折算现金12万元左右）。第五次大概是2013年下半年的时候多报了1000多人的用工量（折算现金7、8万元）。这五次都是按照林某某的安排，我在最近要报的劳务费现场签证中虚增用工量后并自己签字。至于虚增用工量产生的劳务费是如何处理的我不清楚。
11、证人樊某的证言。证实，“X所”勘探工作人工劳务费的报销流程，自己没有参加过研究发放劳务费的会议，也没有领取过工地补贴。具体内容为，2003年至2013年，我在“X所”任会计，主要职责是做账、出报表、审核费用报销，从2014年开始实行大平台工作，我主要职责对接财政、包括请款、发工资等。2013年，张珂的姐夫林某某的公司一直在承接“X所”的劳务工程。2014年以后是成都市考古队介绍的劳务公司在承接。“X所”勘探工作人工劳务费的报销流程是：首先由劳务公司单位将记载有用工量、人数、单价等数据的签证单在劳务公司现场管理人员签字并加盖劳务公司公章后，连同相同金额的发票交到“X所”，然后由“X所”现场管理人员、审核人等逐级签字审批后，一般都是张珂或者袁云基交到我这里，我不对签证单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我只对这些签证单上的金额是否准确进行核查，我审核无误后就把相应金额的劳务费转到劳务公司的账上。在我审核和支付劳务公司相关劳务费的过程中时任所长张珂找过我，让我在签证单的审核人处签字，我没有同意也没有在签证单上签字，另外张珂也催促过我几次让我尽快把劳务公司的劳务费转账给对方。“X所”的财政账户上，从事文物勘探产生的劳务费也是从文物勘探费里面支付的。这些转给劳务公司的劳务费没有退还给“X所”的情形，我参加过的会议没有集体研究过发放“现场勘探劳务费”，我也没有领取过工地补贴。
12、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正式职工包括自己参加过研究套取劳务费发放工地补贴的会，是张珂提议，“X所”所有工作人员包括聘用人员都有领取过这种工地补贴，金额根据级别有区别，具体数额不清楚。自己和樊某一共领取过四次，都是从张珂手中领取，并证实每次领取的大致金额。具体内容为：1999年10月至2016年5月在“X所”担任出纳，主要负责“X所”现金收入支出管理工作。大概在2011年的一天，当时的“X所”所长张珂召集我、袁云基、樊某、万玉林、杨某、钟某某等正式职工在张珂所长办公室的天井开个会，张珂提出采用虚增劳务人员劳务费的形式从文物勘探费用里套点钱出来给职工发一点补贴，顺便给他自己解决一些接待和打点费用，当时参会的工作人员都表示同意。我从2012年至2013年间先后四次领取共计2.6万元所谓“工地补贴”。第一次大概是2012年初，万玉林到我的财务办公室，拿给我和樊某一人2000元钱，说这是“工地补贴”，然后我和樊某收下了。第二次大概是2012年，张珂让我和樊某到他的办公室，给了我们每人6000元钱的“工地补贴”。第三次是2013年中旬的时候，张珂让我和樊某到他的办公室，给了我们每人8000元钱的“工地补贴”。第四次大概是2013年底的时候，张珂让我和樊某到他的办公室，给我们每人1万元“工地补贴”。X所的人员都领取了“工地补贴”，只是根据领导、一般工作人员和临聘人员金额上有所区别，具体数额不清楚。
13、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张珂任所长期间，在正式职工在场时提出通过虚增劳务人员的形式给职工发补贴，顺便给所上解决部分接待费和打点费，让大家在签证单上签字，其在万玉林和袁云基的办公室签过签证单（没有审核），并从万玉林和袁云基处领取过这种形式的工地补贴。具体内容为，我于2000年至今一直在龙泉驿区X局的“X所”工作，工作职责主要是负责对勘探现场勘探活动的布置、劳务用工数量统计、对劳务公司劳务签证单的审核工作。张珂担任所长的时候，在所上张珂提出采用虚增劳务人员的形式给职工发一点补贴，顺便给所上解决部分接待费和打点费。然后我们负责现场勘探的人员（意思是我、张某某、钟某某）都要在劳务公司提供的签证单上签字，因张珂是领导，领导这么安排我就同意了。虚报的签证单我签过很多次，每次拿来的时候都是几个工地的劳务费一起拿来报销，都是劳务公司的李某某把签证单拿到万玉林或者袁云基的办公室，后他们就会让我和张某某到他们办公室让我们在签证单上签字，我想到是张珂所长安排的，所以每次都没有审核就直接签字了。2011年底—2013年我先后从虚增的劳务费里面领取过6次共计7500元钱，都是以“工地补助”发放的，一般是袁云基和万玉林把我叫到办公室发给我的。勘探工作一般情况下没有发现文物的工地，实际上的用工量就只有20个人左右，时间上也是最多10多天。
14、证人张某某的证言。证实，张珂任所长期间，在正式职工在场时提出通过虚增劳务人员的形式给职工发补贴，顺便给所上解决部分接待费和打点费，让大家在签证单上签字，其在万玉林或袁云基的办公室签过签证单（没有审核），并从万玉林或袁云基处领取过这种形式的工地补贴。具体内容为：我在“X所”先后从事X所政务窗口、办公室、勘探部等工作，在张珂任所长时兼任办公室和勘探部（勘探小组）的工作。主要工作职责：负责对勘探活动的布置、劳务用工数量的统计、对劳务公司劳务签证单的审核工作。2011年至2013年标有我名字的签证单都是我本人签的（签证单上的用工数量未进行实际审核）。大概在张珂担任所长时（具体时间不清楚），张珂、万玉林、袁云基、黄某、樊某、钟某某、杨某和我在场的时候，当时张珂就对我们说，让我们负责现场勘探的人员（我、杨某、钟某某）都要在劳务公司（张珂姐夫所有）提供的签证单上签字，同时给我们说会给我们负责现场勘探的人员考虑点补贴，当时张珂安排了我就同意了。因劳务公司到我们“X所”报销劳务费都是定期才拿来，每次拿来的时候都是几个工地的劳务费一起拿来报销，每次都是劳务公司的李某某把签证单拿到万玉林或者袁云基的办公室，然后万玉林或者袁云基就会把我和杨某喊到他们办公室，让我们在签证单上签字，我想到每次都是领导安排的，我每次都没有审核就直接签字了。我共领过两次张珂给我们承诺的“工地补贴”共计2800元，（一次是2012年在袁云基办公室领了800元，一次是2013年在万玉林办公室领了2000元）。
15、证人钟某某的证言。证实，其为案发期间X所项目勘探的现场管理人员，在万玉林、袁云基安排下未经审核在签证单上签字，“X所”所有人都领取过“工地补贴”，自己从万玉林或袁云基处领取过三次。具体内容为：2009年至今一直在龙泉驿区X所工作，主要是摄影，后来担任X所勘探现场的管理人员，负责勘探现场的摄影。2011年至2013年标有我名字的签证单都是袁云基和万玉林安排我签的（签证单上的用工人数我没有仔细看过，也未核实过）。我共领取过共1.2万余元的“工地补贴”（2011年的时候我从万玉林或袁云基手里领了3000元，2012年时候从万玉林或袁云基手里领了3000元，2013年的时候从万玉林办公室领了4000元，在袁云基办公室领了2000元）。我在之前也领过“工地补贴”都是签字领取，并且在领取表上有明确的出勤明细。我们X所的人基本都领取了“工地补贴”，具体金额不清楚。
16、证人叶某某的证言。证实，2010年年底在“X所”工作，工作机动，主要接送领导、修车、接收文件等工作，2014年年底担任勘探部二组组长。工作期间，没有不经签字领取补助和奖金的事情，参加的会议没有集体研究过文物勘探劳务费的相关事宜。
17、证人张某某的证言。证实，2009年4月至今一直在“X所”办公室上班，系临聘人员，主要处理各类文书、电脑数据录入和所领导交办的任务。工作期间，没有不经签字领取补助和奖金的事情，参加的会议没有集体研究过文物勘探劳务费的相关事宜。
18、证人郑某某的证言。证实，2010年开始一直在“X所”工作，系临聘人员，主要负责X所档案资料的管理和存档。没有不经签字领取补助和奖金的事情，参加的会议没有集体研究过文物勘探劳务费的相关事宜。
19、证人陈某1的证言。载明，2012年5月份开始担任X龙泉项目部工作，担任项目助理职务，负责协助、协调X龙泉项目部所有工作，包括政府部门、施工方和监理方。经查阅相关函件，2012年至2013年期间，X龙泉项目部没有因行政执法部门要求停工的情形。与“X所”文物勘探、发掘工地现场签证单上记载的2012年12月18日至2013年2月1日龙泉X项目停工15天情形不属实。
20、证人彭某某的证言。载明，2012年6月份担任成都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公司在龙泉所属项目御岭春天，二期建设施工许可证是2013年1月28日拿到的，开工时间为2013年2月左右，建设期间除2016年7月18日到25日因G20峰会停工一周后再无因政府行政原因导致的停工情形。
21、证人刘某某的证言。载明，2003年至今担任龙泉X馆副馆长，位于龙泉驿区洛带镇公园路X栋X楼X号（产权证号：X、X）两套房屋是我于2000年到2003年期间经手办理的产权手续，这两套房屋实际是博物馆所有，但因当时如果用单位名义办理手续不好办理，就用的博物馆职工名义去办理的相关产权手续（当时张珂在博物馆上班所以就用的张珂的名义）。2005年这些房屋全部移交龙泉驿区国资委了。
22、证人代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02年6月至2016年6月在龙泉驿区X局从事财务工作，负责局上财务工作。2016年6月调至政策法规科工作。“X所”的经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本区财政拨付，另一部分是文物勘探费，文物勘探费在大概2014年之前是由市X队直接划拨给“X所”自己独立的财务账户上，没有经过局上财务。2014年后文物勘探费不直接划拨给“X所”账户了，而是直接通过区财政统一划拨支付，“X所”自己独立的账户就停止使用了。文物勘探费由“X所”自己去申报，后面自己安排使用。
23、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03年6月至今在市X队工作，2006年11月至今担任市X队财务部主任；负责财务部全面工作。2014年8月之前，市X队的经费是市财政预算划拨到其单位账户上。2014年8月之后，就没有直接划拨给单位账户，由国库直接支付了。市X队给下面区县X所转拨只有文物勘探发掘费。2014年8月之前，拨付流程是由区县X所根据收费情况结合工作需要申报预算，报市X队汇总，我们汇总后报我们的主管部门市X局审核。市X局审核后又报市财政局审批，批复下达市X队。市X队根据各区县X所的预算划转给各区县X所。2014年8月之后，就没有经市X队，直接就到各区县了。
24、文物勘探、发掘工地现场签证单。证实，侦查人员已调取X所案发期间段部分项目工地现场签证单，证实现场工地管理人有杨某、万玉林、钟某某、张某某，审核人有袁云基、万玉林。
25、案发期间部分基建单位基建项目明细。证实，2011年11月至2016年期间，“X所”对本区实施调查勘探的具体基建单位发掘完毕通知书、成都市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属项目X二期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4年3月31日本区X所出具的勘探试掘完毕通知书复印件。
26、成都市龙泉驿区X所工行账户2011年至2013年（X）明细、2011年—2013年市X队拨付给龙泉“X所”文物勘探发掘费的支付凭证及市X队组织机构代码（机构类型：事业法人）、2011—2013年龙泉“X所”转账到劳务公司明细及凭证、成都市X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农商银行账户明细（X）。证实，（1）2011年市考古队拨付给“X所”文物勘探费、发掘费7005739.72元；2012年市考古队拨付给“X所”文物勘探发掘费5757347.43元；2013年市考古队拨付给“X所”文物勘探发掘费5000000元；（2）2011年至2013年期间，龙泉驿区“X所”关于文物勘探人工费、管理费支付情况及凭证：2011年该所支付成都X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2827956元，2012年支付成都X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1905320元，2013年支付人工费、管理费3220401元，其中支付给成都X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1777011元，2013年8月29日至今年底支付该笔款项给成都市X劳务有限公司。（3）成都市X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农商银行账户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日的交易明细（包括金额、对方账号），从交易明细表上无法辨认是否与“X所”存在转账关系。
27、张珂及妻陈某名下房产查询情况：
（1）登记权利人为张珂的位于龙泉驿区洛带镇公园路X栋X楼X号（48.92平米）、X栋X楼X号（43.22平米）两套房屋（证人刘某某证实系龙泉博物馆所有，非张珂私有）。
（2）龙泉驿龙泉镇龙平路X号X小区X栋X楼X号（70.52平米，原所有权人系张珂之妻陈某），2008年已做私产买卖。
（3）登记权利人为张珂的位于龙泉驿区建设路X栋X楼X号住房（85.34平米），私产更名时间1998年8月26日。
（4）买受人为张珂的位于龙泉街道芦溪路X号X小区X区X幢X楼X号（总价为63万余元面积为225.85平米，买卖备案时间为2010年4月13日）。
（5）登记权利人为陈某、张珂的位于成华区望平滨河路X号X栋X楼X号商铺（72.67平米），张珂2014年1月10日按揭购买。
（6）买受人为陈某的位于龙泉沿山路一段X号X幢X单元X楼X号住宅（145.75平米，总价28万余元），2004年5月27日购入。
28、借条5张（共计145220元）。证实，张珂因文物勘探工作向财务室借款：2010年9月19日借款3万元，2010年10月借款15220元、2011年6月28日借款2万元、2012年11月13日（借款对象不明）借款金额5万元，另有3万元金额借条借款时间不明。
29、2017年4月12日，被告人张珂妻子陈某代为退还赃款2.3万元，该笔款项现已作为罚没收入上缴成都市龙泉驿区财政局。附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四川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30、被告人张珂的供述与辩解，2016年7月27日、29日、8月9日、23日、10月9日、11月8日、2017年1月9日接受七次讯问，归案初拒不承认自己有授意他人虚增劳务用工人数的方式套取X所的文物勘探费用，10月9日及之后供述承认自己有违规同意（非提议）用公款给职工发福利的行为，但如何操作不清楚，具体操作是万玉林，前后有五次，“X所”所有的人都按照一定比例领取过福利，自己共领取23000元，对于发放总金额称不清楚。并辩称，万玉林在交给自己福利费的同时，将自己垫付的接待费用14万左右还给自己了。
具体内容为，我于2000年至2016年5月一直在“X所”工作，2011年9月至2016年5月担任所长，负责龙泉驿区辖区内地上、地下、水域内的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贯彻文物法、宣传文物法等工作，具体就是对地面文物的保护和修缮、对地下文物的保护主要是对基建项目进行文物勘探，对于发现的地下文物要配合成都市考古队进行抢救发掘。“X所”文物勘探费用资金来源：首先由基建单位申报建设后，由基建单位向区财政专户缴纳文物勘探费，然后由龙泉驿区财政部门上交成都市财政部门，成都市财政部门根据成都市考古队的工作经费申请，将文物勘探费拨付给成都市考古队，各基层区县的文物管理所根据自身文物勘探工作的需要向成都市考古队提出经费申请，经成都市考古队审核后划拨给X所账户上，用于开展文物勘探工作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文物勘探的劳务费、安保费用等。
对基建项目进行文物勘探的具体流程：所内实行分片区管理原则，由各片区的负责人牵头，组织劳务人员实地勘探，对于没有发现文物由所出具勘探完毕通知书交给基建项目单位，因为勘探工作需要大量劳务人员，“X所”会根据基建现场实际计划劳务人员数量，由劳务公司提供劳务人员。劳务公司提供的劳务人员到基建现场后，劳务公司每天对劳务人员数量进行计量，由劳务公司的现场管理人员签字确认，再由“X所”现场管理人员签字确认，劳务公司定期将劳务计量签证单交到“X所”审核，之后劳务公司提供审核后的劳务费用发票给“X所”，再逐级申请。在我任职期间，承接“X所”劳务工程的公司有两家，分别是成都市X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和成都市X劳务有限公司。其中成都市X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老板是我姐夫林某某。（2016年10月9日供述）2012年至2013年期间，我先后3次违规同意用公款给职工发福利。第一次是2012年至2013年左右，由副所长万玉林、会计樊某、出纳黄某他们三人在我办公室找我，提出平时大家工作辛苦，希望我同意用公款给大家发些福利费，樊某和黄某口头给我说了下发放的标准，对全体人员（包括临时工）按3个等级进行划分，我同意后，具体操作就交给万玉林他们，万玉林通过什么把公款套出来的我不知道，过了一段时间，万玉林到我办公室拿了福利费4000元钱给我。第二、三次都和第一次一样，第二次我收了4000元钱，第三次没有人给我拿钱，三次一共发了多少公款我不知道，我自己一共收到8000元。（2017年1月9日供述称）自2011年到2013年共违规发放福利五次，自己共分得现金福利费23000元，均用于日常开支消费。我任所长时对外支取和报账流程：报账是由报销人（经办人）填写报销单并附相关票据，交会计审核，副所长审核，最后我审核签字后就可交出纳支付。对外支取是由支取人向龙泉X所提供支取票据和相关依据，然后交由财务审核后，再交副所长审核，最后我审核签字后就可以支取。关于违规处理公务接待的情况：我在担任“X所”所长期间为更好开展工作，在接待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相关单位的过程中，有超标接待和违规接待的情况，这些接待没有票据，不能按正常的费用报销程序报销，所以在商量给职工发放福利费的时候，我和万玉林提出这些不能报账的费用咋个处理，看能不能用“套取职工福利费”同样的方式处理了，他们三个都同意。过后万玉林在给我福利费的时候，将我垫付的费用一并给我了。在我担任所长期间，我大概垫付了14万元左右，万玉林都通过“套取福利费”的方式套取出来还给我了。
31、被告人万玉林的供述与辩解。2016年7月26日、7月28日、29日、8月9日、11月8日、2017年2月16日对其六次讯问，前后供述基本一致，供述自己担任“X所”副所长期间，张珂召集部分单位人员开会，提出通过虚增劳务用工方式给大家发放补贴，并解决单位接待费。按照张珂授意，先后五次以上述方式套取经费共55万元，后自己、袁云基从林某某处经手套取出的文物勘探费，并按照张珂要求进行内部分配，自己经手的四笔资金剩余全部交给张珂。
具体内容为，2012年12月，我担任“X所”副所长一职，分管“X所”的文物安全、文物调查勘探工作，并协助所领导完成一些交办的任务。我在“X所”工作及担任副所长期间，从2010年至2013年先后7次共领取4.5万元“工地补贴”，即通过劳务公司虚增劳务费的形式套取出来的，据我知道和经手的套取金额为55万元左右。2010年的一天，张珂让我、袁云基、樊某、黄某一起在他办公室外面天井开会，张珂提出采用虚增劳务人员的形式给职工发一点补贴，顺便给他自己解决部分接待费和打点费，我们同意了，每次我们需要套取时，张珂就给我说，让我去给袁云基说，随后我再去跟X公司老总即张珂的姐夫林某某说，袁云基再去和X公司现场管理人李某某具体操作虚增用工量。正常的文物勘探报销程序是劳务公司每日现场填写签证单注明用工日期、用工量和每个工人的具体金额，“X所”的现场人员签字，工期结束后袁云基审核后交由我签字，之后交给财务，财务整理好之后交给张珂所长签字，财务上交后打款给X公司。但实际上虚增劳务用工量的签证单是由袁云基按需要套取的金额同李某某造的假表，李某某把现场签证单填好后交给袁云基，袁云基再让张某某、杨某在现场签证单上签字，然后我签字后交给财务，张珂签字，再按程序报销。套取的具体经过为，大概在2010年和2011年，我先后两次从张珂处领取共计6000余元的补贴款，每次大概是3000余元，当时我是一般工作人员，我也知道这是通过劳务公司套取出来的钱，但具体套取出来的总额我不清楚。一次是在张珂的办公室领取的，一次是单位领取的，两次都是拿的现金给我，只有我们两人在场。
2011年底，张珂给我说通过虚增劳务用工量的形式要套取8万元出来，我再去给袁云基说，让袁云基去和X公司的李某某具体衔接。然后我再给X公司老总林某某说让他给下面安排。袁云基和李某某把虚增劳务的现场签证单弄好，钱顺利拨付到X公司账户上后，林某某就给我联系让我到“X所”门口去，林某某就拿了8万元现金给我，我就给张珂说，张珂就让我把钱发下去，我按照张珂的要求，自己拿了5000元钱，袁云基等人5000元不等，剩余的4万元就交给了张珂。2012年9、10月份，同样是张珂授意套取12万元，我们以相同的方式操作，后来林某某在“X所”门口给我12万元现金，我给张珂汇报后按其要求发了下去，我就拿了1万元，袁云基1万元，发剩下的5万元交给了张珂。2013年年初同样是张珂授意以相同方式套取7万元，这次是袁云基去拿的钱，给了我4000元钱，其他人发多少我不清楚，袁云基按照张珂的意思去安排的。2013年3、4月份的时候，张珂给我和袁云基在一起的时候说要套取20万元，还是相同的方式，后来张珂所长让我和袁云基一起去水厂门口拿钱，并按照其要求发下去，我拿了1.5万，袁云基拿了1万元，发剩余的12万元我全部交给了张珂。2013年下半年，在张珂授意下以相同方式套取8万元，这次我觉得林某某应该是清楚的，就没有跟他联系，之后林某某让我到“X所”门口，拿了8万元现金给我，我按照张珂说的要求发了下去，自己和袁云基拿了5000元，发剩余的4万元交给了张珂。我领取的4、5万元都用于日常开销，虚增劳务费的项目名称我记不住了。（2017年2月16日供述称）虚增的劳务费，我和袁云基从林某某手上拿过两次，其余的时候都是林某某直接拿给张珂的。套取的55万元左右的劳务费，除了给“X所”职工发放外，剩余部分全部都在张珂那里（发放的标准是张珂定的，X所没有制作书面凭证），具体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张珂在任所长期间有垫付公务接待费的情形，但是具体垫付多少不清楚，我没有通过虚增劳务费或报假账等形式帮张珂报销或冲抵接待费，也未与张珂就其垫付接待费如何报销进行商量或研究，张珂在任所长期间作风强硬，我们都只能按他的安排执行。
32、被告人袁云基的供述和辩解。2016年7月26日、27日、7月28日、29日、8月9日、11月8日、2017年2月16日接受七次讯问，前后供述基本一致，关于授意提出、套取时间、手段、次数与万玉林供述基本吻合，供述共套取资金估算约50多万元（归案初称约70万元），套取的资金由林某某返给“X所”，自己和万玉林经手过一笔20万元，单位所有人包括自己都领取了这种形式的补助。
具体内容为，我于2003年至今在龙泉驿区文旅局龙泉X所工作，主要负责本区文物勘探和文物巡视工作。2011年至2013年期间，我接受“X所”时任所长张珂和副所长万玉林的安排，先后通过承接“X所”劳务工作的成都X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现场管理人员李某某虚增实际劳务人员的方式套取现金，大概20多万元（估算）。期间，张珂或万玉林先后5次从套取的现金中给我拿了2.9万元（1、2011年年底张珂拿了5000元给我，并说是冲出来的工地补助；2、2012年9、10月份，张珂拿了5000元给我说是工地补助；3、2013年年初，张珂拿了4000元给我；4、2013年3、4月份，张珂拿了1万元给我，就是套取20万元的那次；5、2013年下半年，张珂和万玉林拿了5000元给我），我们单位的人都是领了的。
2011年的1天，张珂把我、万玉林、樊某、黄某喊到他办公室外面的天井，给我们说他平时要出去打点相关部门和拉关系，现在财务制度管理也严格，不方便报账，只能从文物勘探工作人工费中想办法。他说让我和万玉林在报销文物勘探工作人工费的时候，虚增一部分钱出来，我当时说这样做有点违规，但张珂说他是领导，有什么事情由他来承担，并表示会从套取的费用中给大家工地补贴费，我们就同意了（2017年2月16日供述：这次商量过了一段时间，张珂在全所的所务会上提过，说要跟大家发工地补贴，需要大家互相配合好）。之前我没有说有黄某参加商量是因为时间有点久记不清了，而且她是我爱人，我怕影响她。
2011年至2013年期间，我们多次通过虚增劳务用工量的方式套取钱，张珂先给万玉林说要虚增多少钱，万玉林再给我说让我去找劳务公司的现场管理员李某某虚增用工量，并给林某某说一下虚增的钱报给李某某。李某某按照我要求的数据填好虚报的文物勘探、发掘工地现场签证单交给我，万玉林就安排杨某和张某某等人签字，我也逐一签字并交给万玉林签字再交给张珂，由张珂交给财务室，财务室直接将款项打给X公司，X公司再把虚增的费用拿出来，由X公司老总林某某将虚增的钱拿给我们，张珂再把钱发给大家，有时是张珂给我发，有时是万玉林给我发，每次发钱的数额不等，剩余的钱张珂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X公司给我们套取的劳务费我接手过一次，大概是2013年3、4月份，我和万玉林一起驾车到龙泉自来水厂附近，林某某将装有20万元现金的口袋给我们，这次是X、X等项目的文物勘探费里虚增的，之后万玉林将装有20万现金的口袋给了张珂。
上述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被告人张珂及其辩护人认为，借条（5张）系复印件，来源不清楚；张珂及妻陈某名下的财产信息与本案无关；樊某、叶某某、张某某、郑某某的证言不真实，对其余证据材料无异议。
被告人万玉林及其辩护人认为，樊某、叶某某、张某某、郑某某的证言不真实，对其余证据材料无异议。
被告人袁云基及其辩护人认为，樊某、叶某某、张某某、郑某某的证言不真实，对其余证据材料无异议。
庭审中，被告人张珂的辩护人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国家文物局（90）文物字第248号文件，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川文管办（1994）第8号文件。证实，文物考古人员可申请野外劳保。
被告人万玉林的辩护人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武警部及“X所”的证明，证实万玉林在部队及地方工作期间，表现良好。
2、万玉林的离婚协议和离婚证及黔江区冯家街道出具的证明，证实万玉林离异单身，独自抚养小孩，父母已高龄。
3、一般缴款书，证实，万玉林已退款45000元。
被告人袁云基的辩护人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一般缴款书，证实，袁云基已退款29000元。
对上述证据材料，公诉人认为，张珂辩护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文件表明考古队发放野外补助的规定，但不是通过虚增手段套取的钱来发放，与本案无关联；万玉林辩护人提交的万玉林平时表现与本案无关联；对于其家庭情况、退赃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对袁云基辩护人提交的袁云基退赃情况，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合议庭认为，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材料，借条（5张）、张珂及妻陈某名下的财产信息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樊某、叶某某、张某某、郑某某的证言，综合全案，不予采信；对张珂辩护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因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对万玉林、袁云基辩护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量刑参考，予以采信。私分国有资产罪数额应以实际私分的数额为准，而不应按直接套取的数额认定。对私分款项金额，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证人证言均不相同，无法确定实际私分的数额，但按照私分人员供述（证言），私分共计超过10万元不满50万元。
据此认定如下事实：
2011年年底至2013年期间，时任“X所”所长的被告人张珂、时任“X所”副所长的被告人万玉林与该所负责工地管理的被告人袁云基等人开会决定，利用对本区建筑施工单位开展文物勘探发掘工作之机，以虚增劳务用工量的方式，套取“X所”劳务勘探费用，将套取的部分资金以工地补助的形式，按不同金额发给本单位职工。事后，被告人张珂告之成都市X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某某，林某某同意并按要求安排具体施工人员，虚构用工量，将虚增的部分共计50万余元交给“X所”。后“X所”将其中的部分资金按职级等标准进行发放。发放金额达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
2016年7月26日，被告人袁云基被侦查人员带回接受调查，根据其交代，次日将被告人张珂、万玉林带回接受调查。
案发后，被告人张珂亲属代其退款23000元，被告人万玉林退款45000元，被告人袁云基退款29000元。
本院认为，X所作为国有事业单位。被告人张珂作为单位负责人，被告人万玉林、袁云基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违反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套取的资产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公诉机关指控三被告人的基本事实及罪名成立，但金额不准确。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张珂作为单位负责人起主要作用，为主犯；被告人万玉林、袁云基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起次要、辅助作用，为从犯，但被告人万玉林作用大于被告人袁云基，量刑时予以区别对待，被告人张珂的辩护人关于本案不宜区分主从犯的辩护意见，不予采信。被告人张珂到案后供述了基本事实，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万玉林、袁云基到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张珂、万玉林、袁云基退出赃款，酌情从轻处罚。林某某与被告人张珂有亲属关系，其关于套取经过的证言，与被告人万玉林、袁云基的供述一致，故被告人张珂关于自己是被动情形的辩解，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自首必须具备主动投案和如实供述两个条件，本案中，被告人万玉林没有主动投案，不能认定为自首，被告人万玉林的辩护人关于万玉林可认定为自首的意见，不予采信。三被告人辩护人的其余辩护意见，予以采纳。综上，根据被告人张珂、万玉林、袁云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处如下：
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被告人张珂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7月28日起至2017年11月27日止；限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罚金。）
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被告人万玉林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限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罚金。）
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七条之规定，被告人袁云基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免于刑事处罚。
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被告人张珂、万玉林、袁云基退出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
审 判 长 金学强
人民陪审员 周德利
人民陪审员 江佩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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