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67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建生，住广州市增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雨九，住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代理人：杨建生，住广州市增城区，系董雨九丈夫。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杨建生，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鑫远设计制作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
法定代表人：黄善红，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林，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千行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ＸＸ强。
上诉人杨建生、董雨九、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鑫远设计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远公司）、原审第三人广州千行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行行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民二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远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杨建生为购置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凤凰城凤凰苑六街12号的房产，于2005年8月9日及8月23日从千行行公司（原名称为广州摩丹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丹公司），于2006年2月8日变更为现名)在深圳发展银行佛山普澜支行开设的帐户中分别划款2083618元、1905873元至增城市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上述房产的一、二期购房款。邦盛公司于2006年5月12日出具债务连带承担函，同意与杨建生连带承担上述债务。后杨建生一直未向某甲行公司返还。2007年8月1日，千行行公司将上述债权本息转让给鑫远公司，并通知了杨建生、邦盛公司。2007年8月15日，鑫远公司就此债权起诉至法院，因认为某一证据涉嫌伪造，法院于2008年11月20日将该案移送公安侦查。2011年4月，公安侦查后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并将相关材料退还鑫远公司。董雨九为杨建生的配偶，此笔债务是杨建生、董雨九在婚姻存续期间为家庭支出购买房产而借，董雨九也应承担还款义务。为维护鑫远公司合法利益，现重新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杨建生、董雨九和邦盛公司连带向某乙公司支付欠款3989491元及利息(利息从2005年8月2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2、判令杨建生、董雨九和邦盛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杨建生、董雨九和邦盛公司共同辩称：不同意鑫远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千行行公司为杨建生投资设立的公司，杨建生从千行行公司划款购房是千行行公司偿还杨建生的借款，而非杨建生向某甲行公司借款。千行行公司对杨建生不享有所谓的涉案债权。2004年12月，杨建生出资50万元设立广州摩丹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丹公司），也即千行行公司的前身。杨建生出资90%，另一挂名股东出资10%。摩丹公司成立后，主要从事对金融不良债权资产的投资经营。因购买不良债权需要大量的资金，在缴付注册资金外，杨建生先后投入摩丹公司近千万以上。所谓杨建生从千行行公司所取得的近400万元购房款正是摩丹公司对杨建生的还款。如果杨建生明知自己对摩丹公司负有数百万元的巨额债务，怎么可能将持有摩丹公司100%的股权先后分两次作价共计50万元转让给鑫远公司及贺某；2、千行行公司与邦盛公司为关联企业。2006年6月股东分家时，已对该两公司之间的全部债权债务作出安排，该安排未包含涉案债权。由此足见千行行公司对邦盛公司不享有所谓的涉案债权。2005年2月，杨建生与案外人贺某共同投资设立邦盛公司用于从事不良资产的投资经营，注册资金1000万元，杨建生任董事长，第三人贺某任总经理。鉴于摩丹公司的实际经营范围与邦盛公司完全一致，且摩丹公司已开展投资经营。杨建生及案外人贺某同时决定，杨建生出资设立的摩丹公司作为邦盛公司的关联公司继续运作，摩丹公司原有资金作为杨建生借给邦盛公司初期运作使用，摩丹公司原有项目纳入邦盛公司一起运作，收益同时纳入邦盛公司。为协调一致，摩丹公司同时变更公司登记，杨建生与案外人贺某各占摩丹公司50%股份。至此，摩丹公司已完全成为邦盛公司的附庸，该两公司不但实际股权结构一致，而且财务及人员完全混同。2005年11月，案外人贺某提出因邦盛公司对外工作需要，杨建生与案外人贺某都由摩丹公司的登记股东转为隐名股东，由案外人贺某原来操作的鑫远公司及广州宏兴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兴公司）作为摩丹公司的登记股东。此后，摩丹公司变更为千行行公司。工商登记变更后，摩丹公司与邦盛公司之间运作模式一切照旧。2006年5月，案外人贺某突然提出退出邦盛公司，全体股东对邦盛公司及千行行公司进行清算，最终形成2006年5月27日《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和2006年6月8日《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补充决议》。由于该两公司专事投资金融不良资产，除筹资购买不利资产时向曾某借款本息1000万元外，该两公司对外无任何债务，剩余资产主要是一些尚未清收的不良债权。前述股东会决议对千行行公司及邦盛公司的未结项目投资收益分配均作出安排，同时确认除千行行公司未支付受让国冠债权的受让款外，第三人千行行和邦盛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其他债权债务。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李某律师作为分家决议的见证和监督执行人。股东分家后，第三人千行行实际由案外人贺某控制，邦盛公司实际由杨建生控制。鑫远公司举证称邦盛公司于2006年5月12日出具对涉案债权的《债务连带承担函》，而2006年6月8日股东分家决议却对该总额高达400万元的债权债务只字未提，显然不合常理；3、《债务连带承担函》显属伪造，并非邦盛公司的意思表示。司法鉴定已认定鑫远公司提交的2006年5月12日的《债务连带承担函》系先盖印章后打印文字。股东分家前案外人贺某掌控邦盛公司全套印章，案外人贺某完全有条件在空白纸上预先盖章。案外人贺某涉嫌伪造证据进行诉讼诈骗，广州市公安局接案后已指定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管辖。综上，第三人千行行对杨建生、董雨九和邦盛公司不享有债权。鑫远公司因其前手债权虚假亦不享有对杨建生、董雨九和邦盛公司的债权。因本案涉嫌犯罪且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法院应终结审理，并将全部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
千行行公司未陈述意见。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建生与董雨九系夫妻关系。2005年8月9日及8月23日，杨建生从千行行公司（原摩丹公司）在深圳发展银行佛山普澜支行开设的帐号为11×××01账户中分别划款208.3618万元、190.5873万元至增城市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用于购置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凤凰城凤凰苑六街12号的房产并登记在其两被告名下。以上事实，鑫远公司向本院提供《深圳发展银行活期交易明细传真》、《结算业务委托书》、《碧桂园凤凰城开票通知》等证据予以证明。杨建生、董雨九和邦盛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就认为千行行公司为杨建生投资设立的公司，杨建生从该公司所提取的款项是该公司的利润所得而非向该公司的借款。
原审庭审中，鑫远公司向法院提供邦盛公司于2006年5月12日向某甲行公司出具《债务连带承担函》一份，用以证明邦盛公司同意为杨建生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该担保函载明：“杨建生欠贵司3989491元（2005－8－9及23日分别由贵司垫付购房款2083618元，1905873元），现我司经研究，同意作为连带债务人加入上述债务，即并存的债务承担，与杨建生连带承担上述债务。”杨建生、董雨九和邦盛公司则以该函件系伪造为由对该函件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原审庭审中，鑫远公司表示其于2007年8月1日受让千行行公司的前述债权。2007年8月13日，千行行公司在广州市天河区公证处的公证下，向杨建生的法定登记地址寄送了《债权转让通知》一份，通知前述转让事实。杨建生、董雨九和邦盛公司则表示其从未上述债权转让通知。
2011年5月17日，鑫远公司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庭审中，杨建生表示其早在2007年8月就案外人ＸＸＸ、黄善红、ＸＸ强涉嫌合同诈骗一案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支队（以下简称市经侦支队）报案，市经侦支队受理后予以立案侦查，至今尚未侦查终结。此后，杨建生再向广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以下简称市刑侦支队）举报案外人贺某、熊某涉嫌诈骗，市刑侦支队将该案移送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以下简称天河公安分局）处理，该局审查后作出不予立案处理。2015年1月期间，杨建生表示其再次发现案外人贺某、熊某等人的诈骗证据，并向天河公安分局其以伪造债权文书来抵销合法债务的方式诈骗一案举报，天河公安分局受理该案件后，于2015年7月6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杨建生随即提起复议，天河区分局作出维持不予立案的决定。杨建生向市公安局提出复核申请，市公安局作出《刑事复核决定书》，维持天河区分局的不予立案决定。另杨建生于2011年5月在天河区分局经济侦查大队举报案外人贺某、熊某、柯某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天河区分局经侦大队正在侦查中，尚未侦查终结，且已对熊某办理网上追逃。此外，杨建生还表示其已就案外人ＸＸＸ、罗少勇、柯赛龙涉嫌虚假诉讼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报案，该局已予以受理并向其出具《受理通知书》。
原审庭审中，杨建生及邦盛公司对上述3989491元款项的转帐时间及金额均无异议，对《债务连带承担函》上邦盛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款项并非借款，且函件系伪造而成。杨建生、董雨九和邦盛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全部文件资料转移清单》、盖章登记表、《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会计资料移交清单》、《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出纳资料移交清单》及《财务移交确认书》等资料，拟证明：1、在邦盛公司的全部文件中，根本不存在《债务连带承担函》；2、在邦盛公司从开始用章到2006年5月30日停止使用原公章期间的全部用章登记中没有《债务连带承担函》上盖章的记录。鑫远公司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就认为该部分证据为邦盛公司的内部资料，不能证明鑫远公司持有的《债务连带承担函》系伪造而成。
一审庭审期间，原审法院曾依法向某乙公司释明《债务连带承担函》可能因违反法律规定而被认定为无效，并询问鑫远公司是否变更诉讼请求，鑫远公司明确表示其不变更诉讼请求。
原审庭审中，杨建生、董雨九及邦盛公司还向法院提交了由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粤天正司鉴中心【2008】文某第02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书认定《债务连带承担函》上“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红色印文是在黑色文字“2006年5月12日”形成之前盖印形成。鑫远公司对该鉴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就认为该鉴定结论仍不能证明《债务连带承担函》系伪造而成。
原审法院另查明：2004年12月23日，杨建生及案外人周某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摩丹公司，其中杨建生出资40万元，占公司80%的股份，案外人周某出资10万元，占公司20%的股份。2005年4月5日，案外人周某与贺某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周某将其对摩丹公司的全部股份作价10万元转让给贺某。同日，杨建生与贺某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杨建生将其对摩丹公司的15万元出资作价15万元转让给贺某。2005年4月20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作出《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核准确认杨建生及贺某对第三人的出资额均为25万元，出资比例均为50％。2005年11月1日，杨建生将其在摩丹公司股权以25万元的作价转让给鑫远公司，贺某将其在摩丹公司的股权以25万元作价转让给宏兴公司。2006年2月8日，摩丹公司更名为千行行公司。
原审法院再查明，邦盛公司于2005年2月5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杨建生出资455万元占公司45.5%的股份，贺某出资455万元占公司45.5%的股份，戴某出资60万元占公司6%的股份，柯某出资30万元占公司3%的股份。2005年7月28日，邦盛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将邦盛公司股东由杨建生、贺某、柯某、陈某甲变更为杨建生、贺某、柯某、朱勤俭、陈某乙、刘某、戴某。其中杨建生与贺某各占36.5%的股份、柯某占3%的股份、其他股东各占6%的股份。2006年5月27日，邦盛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贺某将其拥有的邦盛公司36.5％的股权转让给杨建生。2006年7月，邦盛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柯某、戴某、刘某、陈某乙、朱勤俭及杨建生等六人。
2008年9月19日，邦盛公司以千行行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确认其与第三人千行行签订的对佛山市国冠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合同无效。2011年4月，广州市仲裁委员会作出（2008）穗仲案字第1401号《决定书》，同意邦盛公司撤回仲裁申请。
原审诉讼期间，杨建生表示其本人不持有任何千行行公司的财务账册的资料，并表示千行行公司是由摩丹公司更名而来，柯某也即邦盛公司的股东一致是该公司自摩丹公司到千行行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兼财务总监，故其任务相关的财务账册也应在柯某报告，但现其任务第三人千行行的财务账册应该在案外人贺某手中，而且从鑫远公司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可见，鑫远公司的代理人罗某是涉案合同公章的保管者和使用者。案外人贺某则明确表示其本人不持有千行行公司的任何财务账册，至于千行行公司的财务账册在何处其不清楚。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关于“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的相关规定，千行行公司作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否则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鑫远公司诉请杨建生及董雨九支付欠款及利息的问题。庭审查明，杨建生在作为千行行公司股东期间，于2005年8月9日及8月23日两次从千行行公司处共支取3989491元用于购置自用房产，其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侵犯了千行行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杨建生依法应向某甲行公司偿还上述款项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因杨建生的上述行为发生在其与董雨九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支取款项所购买的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故杨建生及董雨九应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庭审查明，千行行公司已就其将涉案的3989491元债权及相应的利息全部转让给鑫远公司这一债权转让的行为依法通知了杨建生，故涉案的债权转让行为已依法发生法律效力。杨建生、董雨九应依法向某乙公司清偿其已受让的债权，现鑫远公司诉请杨建生及董雨九共同偿还欠款3989491元及其利息（以欠款本金3989491元为基数，自2005年8月2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有理，该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杨建生、董雨九和邦盛公司抗辩称涉案的款项为杨建生在千行行公司所取得的利润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尽管杨建生自成立摩丹公司至该公司变更为千行行公司一直为该公司的控股股东且为第三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千行行公司作为依法成立的独立法人，享有独立的财产权。无论是公司的股东还是实际控制人均不能任意侵犯千行行公司的财产，故杨建生、董雨九及邦盛公司有关涉案款项属于杨建生从千行行公司所获取的利润的抗辩理由，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杨建生抗辩称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原审法院注意到，从杨建生提供的证据及法院到相关公安机关调查查明的事实，杨建生就案外人贺某等人涉嫌犯罪已多次向相关的公安部门进行举报，相关公安部门也予以受理甚至有部分案件在侦查阶段并且还对某犯罪嫌疑人进行网上追逃。但向公安机关报案并非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充分条件。同时，公安机关对杨建生所举报的案件受理及侦查中，部分案件已作出不予受理决定，部分案件至今未侦查终结。故杨建生、董雨九和邦盛公司有关其已经向相关公安部门报案，公安部门也予以受理且立案侦查，本案应终结审理并将案件全部移送相关公安部门处理的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并予以驳回。
关于《债务连带承担函》的真实性的问题。虽然粤天正司鉴中心[2008]文某第02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债务连带承担函》上邦盛公司的印章是在文字内容形成之前加盖的，但意见书并未认定《债务连带承担函》系伪造而成，且邦盛公司又确认《债务连带承担函》上印章的真实性，故原审法院依法认定《债务连带承担函》的真实性。杨建生、董雨九和邦盛公司提交的《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全部文件资料转移清单》、盖章登记表、《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会计资料移交清单》、《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出纳资料移交清单》及《财务移交确认书》等资料仅能证明邦盛公司对用章文件及财务资料进行了登记的情况，但该证据不能排除漏记或者未登记等情况，故杨建生、董雨九及邦盛公司有关《债务连带承担函》系伪造的抗辩理由，缺乏证据支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杨建生与千行行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的问题。诉讼期间，鑫远公司表示其不清楚千行行公司的财务情况，而杨建生则表示其无千行行公司及摩丹公司的任何财务账册资料，并认为该材料现应在案外人贺某处。案外人贺某则向本院表示其并未持有第三人千行行的任何财务账册的资料。基于此，原审法院无法对杨建生与千行行公司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及具体金额进行审计。
关于鑫远公司诉请邦盛公司对涉案债务承责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邦盛公司在2006年5月12日出具的《债务连带承担函》应当经过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但是鑫远公司与邦盛公司均未能证明《债务连带承担函》经过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同意，依据上述规定，原审法院依法认定邦盛公司于2006年5月12日出具的《债务连带承担函》无效，千行行公司和邦盛公司对此均存在过错，邦盛公司应按照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经原审法院释明后，鑫远公司仍坚持要求邦盛公司对杨建生、董雨九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对鑫远公司的该部分请求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
千行行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2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杨建生、董雨九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鑫远设计制作有限公司清偿欠款3989491元及利息(利息从2005年8月24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二、驳回广州鑫远设计制作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270元，由广州鑫远设计制作有限公司负担50元，由杨建生、董雨九共同负担49220元。
原审法院判后，杨建生、董雨九和邦盛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的争议焦点只有一个，即千行行公司转让给鑫远公司的债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但原审法院忽略直接证据，导致没有认定杨建生从千行行公司所取购房款是北京昌某律师事务所根据杨建生要求汇入千行行公司的属杨建生个人所有款，进而错误适用法律，依法应予改判。一、原审法院忽略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黄善红、原审第三人法定代表人ＸＸ强在公安机关调查时所作的笔录，因为黄善红和ＸＸ强在笔录中明确表示其不知道杨建生欠千行行公司钱的事实，更没有将所谓债权转让给鑫远公司。二、原审法院忽略北京昌某律师事务所证明及公安机关对该所律师王某调查时的笔录，导致关键事实没有查清。三、原审法院忽略重要证人李某的证言，导致无法查清鑫远公司不存在对杨建生的任何债权。四、原审法院回避了司法鉴定报告，忽略了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已经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对杨建生拥有债权的全部证据定性为“证据涉嫌伪造，股东涉嫌犯罪”并依职权移送公安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案件移送函》。五、原审法院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原审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六、原审法院在得知公安机关已经受理上诉人控告被上诉人犯虚假诉讼罪后，不讲此案移送公安机关，而是做出判决，属于程序违法。综上，请求本院判令：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鑫远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用由鑫远公司负担。
被上诉人鑫远公司答辩称服从原审判决。
原审千行行公司未作陈述亦未到庭参与诉讼。
本院二审查明：经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委托，广东广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邦盛公司进行专项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于2014年4月30日作出了编号为广汇专字【2014】第039号《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该报告在“摩丹公司资金流情况”部分经审计认为：北京昌某律师事务所汇入4000000元为王某律师归还杨建生个人借款，北京昌某律师事务所于2011年11月18日出具了证明。该报告在“出纳现金收支”部分经审计认为：关于贵局提供的杨建生及邦盛公司的刑事自诉状附件《确认函》的形式，确认摩丹公司对邦盛公司享有772万债权并将此债权转让给鑫远公司，再由鑫远公司将其中497万元转让给贺某，由此引发鑫远公司和贺某作为鑫远公司诉邦盛公司要求还款的诉讼。根据本次审计，我们发现：摩丹公司总共汇入邦盛公司782万元，邦盛公司银行帐上收到772万元，其中天伦律师所给杨建生，贺某、刘某，朱勤俭的个人分红款426万元付给了摩丹公司，这些款项刘某，朱勤俭已在邦盛公司提现取走，贺某的款项为自己投资邦盛公司的投入款（投资明细表有记载，但贺某没签字），从财务角度上看，这些款项可相互抵销，而《确认函》中包含了这些款项。另外，杨建生在摩丹公司的款项也作为对邦盛的投资的话，也可以抵销摩丹公司汇入邦盛公司的款项，这与摩丹公司诉称邦盛公司经对账承认欠摩丹公司772万的款项有冲突，如果再加上摩丹公司出具收到邦盛公司现金还款3656005.31元收据算有效支出的话，摩丹公司可能要欠邦盛公司款项。在邦盛公司2006年5月27日和2006年6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全体股东均签字确认邦盛公司及关联的摩丹公司除欠福建曾某1000万借款外对外没有任何债务。根据财务审计结果，结合《自诉状》中所附的其他生效司法证据，我们判断邦盛公司确认欠摩丹公司772万款项可能与事实不符。至于《确认函》产生的原因应当向当事人核实。鑫远公司对杨建生、董雨九和邦盛公司提交上述报告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只是对银行流水作出审计，而不是整个公司的财务审计。
本院经审查，原审法院所查明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债权转让纠纷。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千行行公司在2007年8月1日向某乙公司转让的3989491元债权是否客观存在。
对此争议焦点，鑫远公司主张在2007年8月1日从千行行公司处受让其对杨建生所享有的3989491元债权，但杨建生否认该主张，并认为其从千行行公司处提取的3989491元款项归系其本人所有。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就杨建生主张的相关内容，广东广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委托，在对邦盛公司进行专项审计作出的编号为广汇专字【2014】第039号《广州邦盛投资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中有涉及，该报告在“摩丹公司（千行行公司前身）资金流情况”部分陈述：“北京昌某律师事务所汇入4000000元为王某律师归还杨建生个人借款，北京昌某律师事务所于2011年11月18日出具了证明。”据此表明，杨建生从千行行公司处所提取3989491元款项并非是向公司借款，而是提取回款项。尽管鑫远公司对上述审计报告的关联性有异议，因为只是对银行流水作出审计，而不是整个公司的财务审计，但鑫远公司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足可表明杨建生的反驳意见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在此前提下，鑫远公司和千行行公司并无进一步举证证实千行行公司对杨建生享有涉案的3989491元债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院依法认定千行行公司在2007年8月1日向某乙公司转让的3989491元债权不存在。基于此，鑫远公司起诉要求杨建生和董雨九还款不具有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杨建生、董雨九和邦盛公司的上诉请求，因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民二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广州鑫远设计制作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92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9220元，均由广州鑫远设计制作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灯
审 判 员 庄晓峰
代理审判员 董斯颍
二〇一六年八月九日
书 记 员 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