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民再3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盐城维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龙岗镇凤凰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王维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向阳，江苏法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广钱，该公司副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锐。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良志，江苏鑫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铁桥，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58号。
法定代表人：宋建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纪陈，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梅，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江苏阜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阜宁县阜城大街398号。
法定代表人：鲍加耕，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海龙，该行合规管理部总经理。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阜宁县中洲阀门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阜宁县通榆北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周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大荣，该公司财务总监。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江苏广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江苏应流机械建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阜宁县经济开发区花苑路1号。
法定代表人：周忠亮，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大荣，该公司财务总监。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江苏广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江苏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盐城市大庆中路98号。
法定代表人：丁学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迎春，江苏兴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盐城维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正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王锐，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农商行），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阜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宁农商行）、阜宁县中洲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洲公司）、江苏应流机械建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流公司）、江苏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农商行，原江苏盐城黄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盐城中院）（2015）盐商终字第0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11月23日作出（2015）苏审二商申字第0041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17日、2016年4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维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维群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向阳、万广钱，被申请人王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良志、赵铁桥，二审上诉人常熟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纪陈，二审被上诉人阜宁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海龙、二审被上诉人中洲公司、应流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大荣、陈旭，二审被上诉人盐城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迎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维正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未查清王锐从何人手中、基于何原因和基础法律关系获得票据，又因何种原因失去票据。2、未查清证人孙某、唐国祥证词是否属实。3、未正确认定维正公司取得票据的善意以及王锐取得票据的非善意性。维正公司因真实的债权债务支付对价、收取票据，而高俊杰违法犯罪致使维正公司失去票据。之后，高俊杰主动返还票据，对于维正公司而言系失而复得，无需再第二次支付对价。票据被返还时，票据上记载的后手出具了放弃票据权利的证明，且高俊杰在交还票据时进行了书面承诺，故维正公司无需也无法知晓票据在记载的票据当事人之外的流转情形，不存在过错或重大过失。王锐取得案涉票据时并未向票据记载的维正公司支付对价款，不属于善意取得。二、本案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王锐称其向高俊杰买得票据，托请中洲公司和应流公司贴现，该行为属倒卖票据的违法行为。2、维正公司是案涉票据明确记载的当事人，且与前手有真实的基础关系，支付了对价。中州公司、应流公司根据银行工作人员的指使进行贴现，虽在票据上盖章，但未支付对价，即使不作出放弃票据权利的声明，也不享有票据权利。三、高俊杰并非从王锐手中取回票据，且在取回票据时与持票人达成了新的协议，建立了新的民事法律关系，原持票人放弃了票据，则不能再主张票据权利及票据款。四、高俊杰从票贩手中取回票据时已支付10万元现金，二审判令维正公司返还100万元金额，明显错误。综上，请求撤销本案二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申请人王锐辩称：一、关于票据能否在自然人之间流转的问题，维正公司理解法律错误。金融实践及司法实践均认可票据的空白背书交付，票据应该在公司之间流转不是强制性规定，并非个人无权通过支付对价方式而获得票据。现实中票据在自然人手中流转的情况大量存在，虽然违反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但是不影响票据权利的行使。二、王锐是案涉票据的合法权利人。这张票据是维正公司收到的工程款，由于维正公司仅是被挂靠单位，高俊杰是工程实际施工人，对工程款有直接支配权，故维正公司对工程款不具有所有权，且对高俊杰将票据对外转让也是明知的。高俊杰私刻公章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制裁，但不影响票据转让的法律效果。阜宁农商行无法兑付票款后，向王锐行使了追偿权，王锐在支付了100万元后重新取得了票据。高俊杰、陈为民从王锐处取得票据送去公安部门进行鉴定，不影响票据权利的转移。在鉴定过程中，维正公司通过高俊杰非法取得票据，没有支付任何对价，属于恶意行为。综上，请求维持本案二审判决。
二审上诉人常熟农商行述称：一、同意维正公司的申请再审意见。二、坚持在本案原一、二审中发表的意见。三、在票据没有被保全的情况下，常熟农商行没有义务审查案涉票据的确权判决是否生效，只需根据票据法规定见票即付即可。而且，常熟农商行已经审查了最后背书人阜宁农商行的票据权利，因阜宁农商行向其前手行使追偿权，100万元已经收回，且将票据退回前手，背书转让的最后三手票据当事人均已经作出声明，放弃相关权利。常熟农商行已经尽到审查义务，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二审被上诉人阜宁农商行述称：阜宁农商行是案涉票据的最后持票人，而非付款义务人。基于相关款项已经收回，该行与利益受损方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任何过错。
二审被上诉人中洲公司、应流公司述称：一、两公司在再审期间的观点同一、二审中发表的意见。二、本案与中洲公司、应流公司无关。三、王锐认可票据系其请阜宁农商行工作人员与该两公司协商背书，该公司仅在案涉票据上盖章，之后没有实际持有票据，亦未进行贴现，不清楚其中的过程。
二审被上诉人盐城农商行述称：一、坚持在一、二审中发表的意见。二、王锐在盐城农商行办理的是委托收款业务不是非法贴现业务。盐城农商行在办理委托收款业务时没有违法违规行为，也不是案涉票据的出票人、付款人，与争议票据之间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盐城农商行作为委托收款的银行，责任仅限于按照汇票上记载的事项将汇票金额转到账户。本案二审判决驳回对盐城农商行的诉讼请求正确。
2014年6月4日，王锐向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阜宁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称：维正公司的项目经理高俊杰内部承包了维正公司承建的盐城泰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阳公司）的工程。2010年7月20日，高俊杰向泰阳公司收取工程款时从该公司收取了常熟农商行开具的金额为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2011年12月，高俊杰将该汇票在背书栏内加盖维正公司印章后交给王锐，王锐支付了94.4万元。之后，王锐托请中洲公司和应流公司从阜宁农商行处贴现并支取贴现款100万元。2012年3月14日，盐城市盐都公安局（以下简称盐都公安局）以高俊杰涉嫌私刻公司公章对其立案侦查，并冻结该汇票，导致汇票到期后托收票款未果。盐都公安局通过高俊杰将汇票从王锐处借去进行司法鉴定。之后，维正公司以阜宁农商行、中洲公司、应流公司为被告另案起诉要求确认其对案涉汇票享有票据权利。在该案中，王锐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汇票持有人身份主张对汇票款项享有所有权。该案一审判决虽支持维正公司的请求，但王锐提起了上诉。维正公司在该案判决未生效的情况下，通过欺骗手段从盐城农商行、常熟农商行处非法贴现该汇票票款。维正公司、盐城农商行、常熟农商行非法贴现行为直接侵害了王锐的合法权益，阜宁农商行、中洲公司、应流公司作为票据关系人对此负有共同偿还责任。对此，王锐认为王锐在案涉票据流转过程曾两次支付了对价，且实际持有票据。其中，阜宁农商行在汇票被拒付的第一时间即要求王锐作为汇票的保证人将100万元款项交付阜宁农商行相关人员，办理相关入账手续，王锐亦从阜宁农商行工作人员手中重新取得了案涉汇票及委托收款、托收凭证、拒绝付款理由书等全套手续。王锐支付了追偿款，对退回的汇票有票据权利，对其前手和后手，即阜宁农商行、中洲公司、应流公司，要求其承担付款义务；黄海农商行未尽审查义务，造成票据权利消失，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请求判令：一、维正公司、常熟农商行、阜宁农商行、中洲公司、应流公司、盐城农商行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立即偿还王锐票号31400051-21167812银行承兑汇票100万元款项及相应利息损失15万元（利息按月利率0.6%，自2012年3月18日算至2014年4月17日），合计115万元，并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维正公司、常熟农商行、阜宁农商行、中洲公司、应流公司、盐城农商行承担。
维正公司一审辩称：第一，案涉票据上无王锐的任何记载，王锐不具有票据利益的主张权，主体资格不适格。第二，王锐也非案涉票据的持票人，最后的实际持票人是维正公司。退一步讲，即便王锐在案涉汇票流转过程中有所参与甚至付出对价，其也无权主张票据权利及票款返还。第三，王锐所称的票据取得、票据丢失的过程与公安调查的情况、高俊杰在此案诉讼之前的陈述均矛盾。维正公司取得的票据及票据款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第四，王锐所称参与向阜宁农商行贴现以及支付相关款项，与现有证据冲突，现有证据均没有反映王锐参与贴现以及向高俊杰付款、向银行付款等情形，王锐的证据漏洞百出。第五，即便高俊杰出具的所谓证明中提到的“老王”也不可能是王锐。总之，王锐不具有票据权利，与案涉票据无关联，当然谈不上票据利益，也无权主张票据利益的返还。甚至于王锐截止目前，没能举证其所受到的损失是基于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请法庭考虑即便王锐所称参与过票据的流转，但其参与流转有非法性，以及非善意性。综上，请求驳回王锐的诉讼请求。
阜宁农商行一审辩称：第一，阜宁农商行与王锐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的案由是损害赔偿。第二，阜宁农商行与王锐损失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时也没有法律的权利义务关系。第三，票据从出票到最后向常熟农商行付款，票据权利作为独立于交易的基础关系，体现票据的无因性，追偿应该向前手追偿。阜宁农商行没有法律上的被告主体资格，请求驳回王锐对阜宁农商行的诉讼。
中洲公司、应流公司一审共同辩称：第一，中洲公司、应流公司背书是应王锐和阜宁农商行的请求而进行，只是盖两个形式要件的章，之后再也没有参与任何事情，同时也没有得到该票据的相应款项。第二，中洲公司、应流公司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存在侵权行为，与王锐的所谓损失没有因果关系，故对王锐要求中洲公司、应流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予认可。综上，请求驳回王锐对中洲公司、应流公司的诉讼请求。
盐城农商行一审辩称：第一，王锐所诉的事实不真实，维正公司在盐城农商行未办理非法贴现业务，而是办理委托收款业务，盐城农商行在办理业务时亦无违规、违法行为，不构成对他人的侵害。第二，王锐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王锐不是本案票据的合法权利人、义务人，对该票据不享有权利，王锐与维正公司之间无真实的交易及对价，不享有对价取得的权利，对价取得的前提是有真实的交易，然后支付对价，从而再取得票据相应的权利。王锐无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对价和发生的真实交易，只是陈述通过他人支付对价，该陈述不应采信。第三，盐城农商行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1、盐城农商行不是案涉票据的出票人和付款人，与争议票据无任何权利和义务关系；2、盐城农商行对王锐所诉的损失无因果关系，不是侵权责任的义务主体，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盐城农商行承办的是委托收款业务，对票据无审查义务。综上，请求驳回王锐对盐城农商行的诉讼请求。
常熟农商行一审辩称：第一，常熟农商行与本案的各方当事人无实体义务关系，故该行不应是本案被告，应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第二，常熟农商行于2013年5月6日将案涉票据款项支付给维正公司并无不当。理由：1、维正公司主张票据权利时，案涉的票据状态正常，未被冻结或查封；2、维正公司持有案涉票据原件，常熟农商行作为付款人应当见票即付；3、维正公司出示了案涉票据的后手签章单位所有证据材料，证明了案涉票据权利人是维正公司。第三，常熟农商行是汇票的付款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付款人应当履行审查义务，现有的证据证明常熟农商行履行了审查义务。第四，从出票到背书，以及支付票据的整个流转过程中，王锐不是案涉票据的权利人。王锐曾经实际控制案涉票据，但也是一种非法持有。首先，高俊杰不是该票据的权利人，无权处分，案涉票据虽然有维正公司的背书印章，但该印章是高俊杰非法私刻，不是维正公司的真实背书，王锐与高俊杰是非法交易，属无效的民事行为，王锐应当向高俊杰主张返还94.4万元的对价，而不是向维正公司、常熟农商行、阜宁农商行、中洲公司、应流公司、盐城农商行来主张票据权利。第五，王锐以票据保证人来主张权利，因票据上无记载，故王锐以此主张权利，没有依据；王锐还以被追索人的名义主张权利，而追索是指后手向前手追索，王锐不是被背书人，故王锐以保证人或以被追索人的名义主张权利均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请求驳回王锐对常熟农商行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维正公司中标承建泰阳公司盐渎明城楼6B、7#地块工程，该工程由维正公司内部承包给高俊杰。对于工程款的领取，高俊杰以维正公司名义在发包方处办理手续。2011年9月14日，常熟农商行出具了一张出票人江苏亭湖经济开发区华泰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票号为31400051-21167812号金额100万元、收款人为盐城市华庆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庆公司）、到期日为2012年3月14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之后，华庆公司背书给江苏华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进公司），该公司背书给泰阳公司。2011年12月14日，泰阳公司将该汇票作为建设工程款背书给维正公司，由高俊杰直接办理。高俊杰急于用钱，就私刻了维正公司的财务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在票据上背书后将票据交与他人（高俊杰在公安机关陈述系交给陈为民，在法院陈述系交给张国兰），后票据流转到王锐手中。2011年12月17日，王锐委托孙某汇款50万元给高俊杰，2011年12月19日，王锐委托杨明珠汇款44.4万元给高俊杰。2011年12月19日，孙某、唐国祥到阜宁农商行处要求贴现案涉票据，阜宁农商行内部工作人员找到中洲公司、应流公司（不同法人代表，财务科长是一人，两公司印章由财务科长一人保管）在票据上背书，即由维正公司背书给中洲公司、中洲公司背书给应流公司、应流公司背书给阜宁农商行，阜宁农商行贴现973940元。
维正公司在发现高俊杰私刻财务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后向警方报案，盐都公安局对高俊杰立案侦查，并于2012年3月9日至常熟农商行冻结了该银行承兑汇票。承兑汇票到期后，阜宁农商行委托收款时被拒付，拒付理由：盐都公安局冻结。阜宁农商行没有将拒绝承兑的事由在三日内书面通知其前手或直接向其前手追偿，而是由王锐拿出100万元汇给孙某，孙某汇给唐国祥，唐国祥将100万元在阜宁农商行处汇入应流公司帐户，由阜宁农商行直接从应流公司账户扣划了100万元，阜宁农商行便将案涉票据退还给唐国祥，唐国祥退给了孙某，孙某于2012年3月18日转交给王锐。以上退票行为中洲公司、应流公司并不知情。2012年3月20日，王锐通过他人将该银行承兑汇票原件交给高俊杰，高俊杰又将该银行承兑汇票交给维正公司。2012年3月22日，案涉汇票被解除冻结，同日中洲公司、应流公司出函给常熟农商行称“放弃本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款权”。
2012年7月3日，维正公司以原告的身份，以阜宁农商行、中洲公司、应流公司为被告，向阜宁法院另案起诉，主张对案涉票据享有票据权利。王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亦主张案涉票据的权利。阜宁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而且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价值。汇票因高俊杰私刻维正公司的财务印章及法人印章进行背书，形式上是一种连续行为，但由于维正公司与中洲公司、中洲公司与应流公司进行的背书，相互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交易，没有支付对价，只是受人之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故所有的一系列的转让行为都不符合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权利仍应由维正公司享有。至于王锐认为与票据存在权利关系，可以向相关人另行主张权利。阜宁法院于2013年4月22日作出（2012）阜商初字第0292号民事判决：一、常熟农商行于2011年9月14日签发的到期日为2012年3月14日票号为31400051/21167812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权利归维正公司享有；二、驳回王锐的权利主张。
在该判决未生效的情况下，维正公司于2013年5月3日委托盐城农商行向常熟农商行收款，在付款资料中有汇票及泰阳公司、中洲公司、应流公司、维正公司的证明。其中，维正公司的证明称：“因此票涉及刑事案件的侦查，未能按期付款。2013年4月22日经阜宁法院判决：常熟农村商业银行于2011年9月14日签发的到期日为2012年3月14日票号为31400051/21167812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权利归盐城维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享有。故请贵行办理付款手续，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由我司承担。”2013年5月6日，常熟农商行将案涉承兑汇票票款100万元直接汇到维正公司在盐城农商行开设的帐户。
该案一审宣判后，王锐向盐城中院上诉。盐城中院审理后认为该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处不当，遂于2013年9月6日作出（2013）盐商终字第030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阜宁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维正公司于2013年12月3日向该院申请撤诉，阜宁法院于2014年3月18日作出（2013）阜商初字第04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准许维正公司撤诉。二、王锐另案主张权利。
一审法院认为：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持票人行使上述权利时，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汇票以背书转让或者以背书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应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一）关于王锐是否享有案涉票据权利的问题。非经背书转让取得票据的，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王锐取得案涉票据时，委托孙某、杨明珠向高俊杰支付了944000元的对价，在该汇票向阜宁农商行贴现时，将没有支付对价的、也未实际持有案涉汇票的中洲公司、应流公司作为被背书人和背书人，借用中洲公司、应流公司的名义向阜宁农商行贴现，在案涉汇票拒付后，王锐又通过唐国祥、孙某退回贴现款100万元，王锐再次取得了案涉票据。此时，阜宁农商行、中洲公司、应流公司不再享有案涉票据的权利，王锐是案涉票据的权利人。维正公司明知泰阳公司将该汇票作为建设工程款交给高俊杰，高俊杰因急需用钱而将票据转让，高俊杰就是代表维正公司对票据权利进行了处分，在高俊杰退回案涉票据时，即维正公司在最后取得汇票时应当支付相应对价，但其未支付对价，不能认定维正公司是合法、善意取得，主观上有过错，相反目前无证据证明王锐取得案涉票据存在主观恶意或重大过失，故王锐享有案涉票据的权利。又因案涉票据已承兑，故王锐有权要求损害赔偿。（二）关于赔偿王锐损失的责任主体问题。（1）阜宁农商行是贴现行，在汇票被拒付后行使了追索权，并将汇票退回，王锐也收到了退票，因此阜宁农商行对王锐未实现的案涉票据权利及其损失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中洲公司、应流公司是王锐为了贴现，以其名义加入到票据的流转中，此本身未支付对价、也不持有案涉票据，故不享有案涉票据权利，也不应承担票据责任，其出函给常熟农商行“放弃本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款权”的行为不构成对王锐的侵权。因此，中洲公司、应流公司对王锐未实现的案涉票据权利及其损失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3）盐城农商行是委托收款行，不是付款行，也不是付款代理行，对王锐的损失无过错，不承担责任。（4）维正公司明知高俊杰已经对票据权利进行了处分，在案涉票据权利发生争议后，自己不是票据的最后被背书人，在法院确权判决没生效情况下，提交相关材料，请求常熟农商行给予兑付，主观上有明显的过错，对王锐的损失、本案的后果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维正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维正公司有损失应该向高俊杰主张，这是他们内部的关系，不应该影响对本案的王锐权利的主张。（5）常熟农商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七条的审查义务，对连续背书转让的票据，常熟农商行应当审查票据背书的连续性，在票据的最后被背书人不是维正公司的情况下，明知案涉票据权利产生争议且已提起诉讼，但没有审查确权判决是否生效，就支付案涉票据票款，使王锐票据权利消灭，主观上有过错，故常熟农商行对维正公司不能赔偿部分应承担补充责任。（三）关于王锐主张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问题。王锐主张的利息损失为：利息按月利率0.6%，自2012年3月18日算至2014年4月17日，合计15万元，期间按照当事人权利自治原则以王锐主张为准，利率按法律规定的利率即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维正公司赔偿王锐票据权利损失100万元，并承担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计算方法：以本金100万元从2012年3月18日起至2014年4月17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此款限维正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常熟农商行对维正公司不能赔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三、驳回王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50元，由维正公司负担。
维正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盐城中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王锐为案涉票据的权利人并享有票据权利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王锐失去票据的相关事实错误。三、维正公司取得票据及票据款具有合法性、合理性。综上，一审判决忽略贴现过程中虚假交易违规行为，对票贩子扰乱金融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不予评判，甚至纵容支持，严重侵害了维正公司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常熟农商行亦不服一审判决，向盐城中院提起上诉称：一、王锐不是案涉票据的出票人、收款人、背书人、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二、常熟农商行作为案涉票据的付款行，在付款前已经履行了审查义务，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锐对常熟农商行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江苏盐城黄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3日名称变更为江苏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本院再审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维正公司中标承建泰阳公司盐渎明城楼6B、7#地块工程，该工程由维正公司内部承包给高俊杰。对于工程款的领取，高俊杰以维正公司名义在发包方处办理手续。
2011年9月14日，常熟农商行出具了一张出票人为华泰公司、票号为31400051/21167812号、金额为100万元、收款人为华庆公司、到期日为2012年3月14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之后，华庆公司将该汇票背书给华进公司，华进公司又背书给泰阳公司。2011年12月14日，泰阳公司因需向维正公司支付建设工程款，在案涉汇票的被背书人栏内填写了维正公司，在背书人签章栏内加盖了印章，将该汇票背书给维正公司，并将该汇票交付给维正公司经办人高俊杰。高俊杰以维正公司名义收取该汇票后，未将汇票交给维正公司，而是私刻了维正公司的财务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加盖于案涉汇票的背书人签章栏内，然后将该汇票交与他人。交与他人时，案涉汇票被背书人栏内空白。
2011年12月19日，孙某、唐国祥到阜宁农商行处要求贴现案涉票据，阜宁农商行内部工作人员联系中洲公司、应流公司（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同，财务科长系一人，两公司印章均由财务科长一人保管）在票据上背书，即由维正公司背书给中洲公司，由中洲公司背书给应流公司，再由应流公司背书给阜宁农商行。之后，阜宁农商行支付了贴现款973940元。
2012年3月1日，维正公司以高俊杰私刻财务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为由向盐都公安局报案。2012年3月6日，盐都公安局对高俊杰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立案侦查。2012年3月7日，侦查人员抓获高俊杰，高俊杰对其伪造印章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12年11月2日，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亭刑初字第0430号刑事判决，判决高俊杰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在该刑事案件侦查期间，2012年3月9日，盐都公安局至常熟农商行冻结了案涉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到期后，阜宁农商行委托收款被拒付，拒付理由为盐都公安局冻结。阜宁农商行没有将拒绝承兑的事由在三日内书面通知其前手或直接向其前手追偿，而是与孙某、唐国祥进行了联系。唐国祥在阜宁农商行处汇入应流公司帐户100万元，阜宁农商行从应流公司账户扣划了100万元。之后，阜宁农商行将案涉票据退还给唐国祥。中洲公司、应流公司对上述事实并不知情。
2012年3月20日，盐都公安局向陈为民出具调取证据通知书，载明调取案涉汇票。陈为民作为证据持有人签收该通知书。相应的调取证据清单载明调取的证据为陈为民持有的票据号为3140005121167812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一份。在相应的复印件上，办案警官注明“此件复印于陈为民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与原件核对无异”。
2012年3月22日，案涉汇票被解除冻结。同日，中洲公司、应流公司向常熟农商行出具函件，称“放弃本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款权”。
2012年7月3日，维正公司作为原告，以阜宁农商行、中洲公司、应流公司为被告，向阜宁法院提起另案诉讼，请求确认对案涉票据享有票据权利。王锐作为第三人参加该案诉讼，请求驳回维正公司的诉讼请求，确认案涉票据的所有权归属于王锐。阜宁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而且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价值。汇票因高俊杰私刻维正公司的财务印章及法人印章进行背书，形式上是一种连续行为，但由于维正公司与中洲公司、中洲公司与应流公司进行的背书，相互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交易，没有支付对价，只是受人之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故系列转让行为都不符合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权利仍应由维正公司享有。至于王锐认为与票据存在权利关系，可以向相关人另行主张权利。阜宁法院遂于2013年4月22日作出（2012）阜商初字第0292号民事判决：一、常熟农商行于2011年9月14日签发的到期日为2012年3月14日票号为31400051/21167812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权利归维正公司享有；二、驳回王锐的权利主张。
2013年5月3日，在该判决未生效的情况下，维正公司委托盐城农商行向常熟农商行收款，出示了案涉汇票，并提交了泰阳公司、中洲公司、应流公司、维正公司出具的证明。其中，维正公司出具的证明称：“因此票涉及刑事案件的侦查，未能按期付款。2013年4月22日经阜宁法院判决：常熟农村商业银行于2011年9月14日签发的到期日为2012年3月14日票号为31400051/21167812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权利归盐城维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享有。故请贵行办理付款手续，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由我司承担。”2013年5月6日，常熟农商行将案涉汇票票款100万元直接汇到维正公司在盐城农商行开设的帐户。
该案一审宣判后，王锐不服一审判决，遂向盐城中院提起上诉。盐城中院审理后认为该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处不当，遂于2013年9月6日作出（2013）盐商终字第030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之后，阜宁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审理期间，维正公司于2013年12月3日向阜宁法院申请撤诉，阜宁法院于2014年3月18日作出（2013）阜商初字第0432号民事裁定：一、准许维正公司撤诉。二、王锐另案主张权利。
2014年6月4日，王锐向阜宁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王锐在本案中称其为案涉票据的权利人，主要理由包括：1、高俊杰于2011年12月将该汇票在背书人栏内加盖维正公司印章后交给王锐，王锐支付了94.4万元的对价；2、王锐托请中洲公司、应流公司从阜宁农商行处贴现并支付贴现款100万元；3、阜宁农商行在汇票拒付的第一时间即要求王锐作为汇票的保证人将100万元款项交付阜宁农商行相关人员，办理相关入账的手续，并从阜宁农商行工作人员手中重新取得了案涉汇票及委托收款、托收凭证及拒绝付款理由书等全套手续；4、盐都公安局通过高俊杰将汇票从王锐处借去进行司法鉴定。
关于案涉票据的流转过程，王锐在再审中陈述：高俊杰以维正公司的名义持有案涉汇票，需要票据贴现，王锐做业务，张国兰、王诒铁与高俊杰熟悉，与王锐是亲属关系，高俊杰需要钱，通过张国兰票据和钱进行了交换，票给了王锐，钱由王锐指定杨明珠和孙某分别向高俊杰付款45.4万元和50万元，共计94.4万元，通过这层关系，王锐取得这张票据，这是第一次票据交换。王锐取得票据之后，找到阜宁农商行进行贴现，阜宁农商行找了中洲公司和应流公司帮助王锐做了贴现手续，在此期间出现维正公司以高俊杰私刻章印为由向盐都公安局进行报案，公安部门冻结了汇票，阜宁农商行找到王锐要求其把已经贴现的100万还到阜宁农商行，故王锐通过杨明珠和孙某将100万元还到阜宁农商行。贴现流程是阜宁农商行内部的流转手续。这是票据第二次到王锐手中。王锐在阜宁农商行拿到票据之后，打电话叫孙某把票据送给王诒铁，之后送到公安局进行鉴定，鉴定后票据退给了陈为民，陈为民给了王诒铁。在王诒铁没有把票据还给王锐的情况下，高俊杰说还要鉴定，王诒铁就把票据给了高俊杰。至于后来有没有鉴定，王锐不清楚。在另案一审判决没有生效的情况下，维正公司持有的票据从何而来，王锐不清楚。
关于案涉票据的流转过程，高俊杰在本案诉讼中以及公安机关向其调查时，作过不一致的陈述。2012年3月7日，高俊杰向公案机关陈述：其是通过淮安一个叫黄祥的朋友找福建人贴现的。2012年3月20日下午16点20分至17点10分之间，高俊杰向公案机关陈述：其通过朋友陈为民将汇票贴现兑付，钱被其还款给别人了。2012年11月3日，高俊杰向阜宁法院陈述：其私刻印章后将票据背书给张国兰（即老王家属），张国兰贴现95.4万元给其，其将汇票给张国兰；张国兰的老公老王于2012年4月将票据给其，其又将汇票给了维正公司；老王给汇票时其给了老王10万元，并约定将承兑汇票退还给老王，条子上约定了还款期限；票据给维正公司是因为维正公司说要去公安局验章，后来一直没将票给高俊杰；不认识王锐；要求维正公司退还该汇票，其要与老王结账。
关于案涉票据的流转过程，陈为民于2012年3月20日上午9点24分至10点10分向公安机关陈述：其与高俊杰认识有几年了；2011年7月，高俊杰向陈为民借了100万元，后来在2011年12月下旬的时候，高俊杰给了陈为民一张100万元的承兑汇票，双方就两清了；这张票在陈为民手中时间也不长，因其要用钱，就转给下家了，转出去时没有背书；几天前才知道高俊杰转给其时私刻了印章，票据无法在银行兑现，又回转到其手中；从其手中流转出去后到了中洲公司，实际上高俊杰手上出来第一站是到其手中的。
关于案涉票据的流转过程，阜宁农商行工作人员庄步军于2012年3月27日向公安机关陈述：其是该行客户经理；2011年12月19日，孙某、唐国祥在该行办理票据贴现业务，是其接待的；经验票票据是真票，但他们没有其他材料，贴现必须要有账户、发票复印件，故与陈大荣进行了联系，从中洲公司、应流公司账户贴现，贴现后，从该两公司账户支付给孙某、唐国祥；2012年3月14日，案涉票据被退票，就与孙某、唐国祥联系，由他们将100万元存到应流公司账上，银行再从应流公司账上扣款。
关于案涉票据的流转过程，中洲公司会计陈大荣于2012年3月27日向公安机关陈述：2012年12月，阜宁农商行经理庄步军打电话给其称，该行有一张承兑汇票贴现，要从公司账户上走一下，其就将中洲公司、应流公司的印章等带至庄步军办公室，庄步军在一张100万元承兑汇票上盖了章，之后，其就将印章拿回去了。
本案再审中，关于提起本案诉讼的法律依据，王锐明确表示：因票据负载的权利已经被维正公司行使，故王锐在本案中行使的是要求赔偿的权利，属于民事权利的一种；虽然本案纠纷因票据而产生，但其系根据侵权法要求赔偿。
本案再审中，因王锐的陈述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存在矛盾，根据王锐的主张、关于票据流转过程的陈述，本院要求王锐举证证明其如何取得案涉票据，又是如何失去对案涉票据的控制权，并明确了相应的举证期限。但王锐未能向本院提交相应证据。
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一、王锐是否为案涉票据的权利人，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二、维正公司、常熟农商行、阜宁农商行、盐城农商行、中洲公司、应流公司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与王锐的损失之间有无因果关系。
本院认为：
一、王锐不是案涉汇票的票据权利人，不享有票据权利，无权主张票据法上的相关权利。案涉汇票上并无王锐的相关记载，各方当事人对于王锐是否为案涉汇票的票据权利人存有争议。王锐认为其是合法的票据权利人，理由是金融实践及司法实践均认可票据的空白背书交付，票据在自然人之间流转虽然违反相关规定，但不影响票据权利的行使，其取得票据时支付了对价，应享有票据权利。本院认为，王锐关于其是案涉汇票之票据权利人的理由，不能成立，具体分析如下。
（一）我国票据制度不认可汇票的空白背书。1、《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对汇票权利的转让方式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第三款规定“持票人行使第一款规定的权利时，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第四款规定“背书是指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的票据行为”。第三十条规定“汇票以背书转让或者以背书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的名称”。根据上述规定，背书是由背书人作出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具体方式是背书人在票据背面或粘单上记载被背书人的名称，同时在背书人栏内签章，并交付于被背书人。2、《最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背书人交付票据时，如未按照票据法规定记载被背书人的名称，视为将背书这一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中本应由背书人完成的部分行为，即记载被背书人名称，授权他人行使，最终在被背书人栏内自行记载名称的持票人的行为视为经背书人授权的补记行为。该司法解释规定的授权补记行为，不属于空白背书。综上，我国现有票据制度并不认可汇票的空白背书。
（二）我国票据制度不认可汇票的单纯交付。所谓票据单纯交付就是持票人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将票据交付与他人，但不在票据上进行任何记载。票据的单纯交付只适用于两种情形，一是无记名票据，二是可以空白背书的票据。因汇票不属于无记名票据，我国票据制度亦不认可汇票的空白背书，故我国现有票据制度并不认可汇票的单纯交付。
（三）以单纯交付方式取得汇票的持票人不是票据权利人。1、《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通过空白背书、单纯交付取得汇票的当事人，虽持有汇票，能够出示汇票，但未按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而票据的法定性决定了票据行为是产生票据法上法律关系的唯一基础，按票据法的规定作出的票据行为才可能产生票据法上的效果。单纯交付票据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对票据权利转让的相关规定，不属于票据行为，不产生票据法上的效果，故通过单纯交付取得汇票的人无法取得票据权利。2、《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该法条中的“其他合法方式”是指票据法规定的税收、继承、赠与、公司合并等方式，并不包括单纯交付。因此，以单纯交付方式取得汇票的，即使支付了对价，也无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取得汇票权利。
综上分析，本院认为，判断持票人是否为票据权利人，必须审查持票人是否依照票据法的规定取得票据。本案中，汇票背书连续，出票人为华泰公司，收款人为华庆公司，汇票背面及粘单上记载的被背书人依次为华进公司、泰阳公司、维正公司、中洲公司、应流公司、阜宁农商行。该汇票上并无王锐的任何记载。王锐关于案涉票据流转过程的陈述没有相应依据，即使属实，王锐取得汇票的方式也是单纯交付，该行为不属于票据法规定的票据行为，王锐无法据此取得票据权利。由于王锐不是案涉汇票的票据权利人，不享有票据权利，故无权主张','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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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二条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或者发现了判决的时候所没有发现的罪行，由执行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处理。[ly]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ly]\'}]},{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Items:[{法条名称:\'第七十八条第二款\',法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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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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