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终126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青白江区旭日食品经营部，经营场所：成都市青白江区银犁市场内二楼A122027号。
经营者：陈兵，男，1990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成军，四川咨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静逸，四川兴睿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美艳，女，1985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四川蜀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白江区旭日食品经营部（以下简称旭日食品经营部）因与被上诉人郭美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8民初15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旭日食品经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成军、谢静逸，被上诉人郭美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旭日食品经营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郭美艳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2016年7月16日至8月20日，郭美艳银行卡及其其母亲吴绍容银行卡支付的505860元，系案涉《借条》出具后，张胜兵、郭美艳与旭日食品经营部之间新发生的货款，并不是对其丈夫张胜兵生前所欠旭日食品经营部货款的偿还，旭日食品经营部在一审中提交的相应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与郭美艳及其丈夫张胜兵之间的交易方式，一审法院将该505860元认定为郭美艳偿还其丈夫张胜兵生前确认的案涉《借条》确认所欠货款，系认定事实错误。2.2016年8月18日，郭美艳在不到两个小时内在旭日食品经营部刷卡支付三笔款项，分别为107020元、26880元、37620元，如果是偿还其丈夫张胜兵生前所欠货款，与正常交易逻辑不符，且与郭美艳自述的银行卡内有多少就偿还多少相互矛盾，当时郭美艳银行卡内余额有30多万元，其丈夫张胜兵生前所欠货款亦超过30万元；同时，郭美艳在知道其丈夫张胜兵生前所欠货款的情况下，如果偿还后，不主张旭日食品经营部更换结算凭据，也与正常交易逻辑不符。故，一审法院认定案件基本事实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二审法院应予改判，支持其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郭美艳辩称，1.在其丈夫张胜兵去世以前，其与上诉人旭日食品经营部之间不存在任何交易，其丈夫张胜兵去世之后，其与旭日食品经营部之间的交易一般都是现金交易，偶尔也有转账交易。2.在其丈夫张胜兵去世之前多次向旭日食品经营部打款的原因，是其了解到张胜兵在外有欠款，就用自己的银行卡向旭日食品经营部进行了还款。3.2016年8月18日分三笔支付且刷卡有整有零的原因是，当时其与丈夫张胜兵一起到旭日食品经营部门店刷的，第一次刷卡是向把所欠款的零头支付了，然后欠一个整数，后来经计算还有零头就又刷了第二次，因为当时用的是其母亲吴绍容的钱，吴绍容就不愿意让用了，后来向其母亲打电话，征得其父亲同意后才刷的卡，卡上有多余的钱没有用来还款就是因为其母亲吴绍容不同意，这些钱是银行当日向其母亲吴绍容发放的贷款，吴绍容也等着使用这笔钱。
上诉人旭日食品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郭美艳向其支付539700元及其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起到实际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郭美艳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胜兵与郭美艳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08年8月21日登记结婚。2015年11月30日，张胜兵向旭日食品经营部出具《借条》载明：本人张胜兵欠旭日食品陈兵货款539700元，本人承诺一定截止2016年2月5号之前还到三十万之内。
借条出具后，2016年7月16日至8月20日之间，郭美艳前后分12次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陈兵转款334340元（详见表一）；吴绍容与郭美艳系母女关系，2016年8月18日，吴绍容分三次向陈兵转账107020元、26880元和37620元，共计171520元（详见表二）。
表一：郭美艳向陈兵转款情况
表二：吴绍容向陈兵转款情况
2016年8月19日张胜兵死亡，张胜兵死亡后郭美艳也同旭日食品经营部有交易往来。对于交易习惯和交易方式，旭日食品经营部称其与客户交易方式为诚信交易，其工作人员建立有微信群，若有客户需要就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发货，也有电话通知、当面交易等方式，客户随后通过刷卡、银行转账或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货款。一审庭审中，旭日食品经营部提供有自行制作形成的销售单，称根据交易习惯，案涉销售单不需要郭美艳签字，其自行在账本中记录，郭美艳所称的还款实际是支付后来的货款。
2017年5月26日，一审法院通知郭美艳到庭接受询问，经询问，郭美艳称张胜兵生前做生意是现钱结算的，也有转账，其本人没有经营该生意，也不在成都。2016年7月，其从攀枝花回到成都，听说张胜兵对外欠钱，同张胜兵说张胜兵欠的钱转给本人慢慢还，2016年7、8月期间郭美艳将欠款还给旭日食品经营部。对于转账金额，郭美艳称其有一张银行卡专门用来还贷，别人转账后，卡上有多少钱自己就转多少给旭日食品经营部。张胜兵去世后其仍与旭日食品经营部做了一段时间生意，结算方式是现钱结算，也有转账，后来没有做了。后因禽流感市场断货，由于旭日食品经营部规模比较大，市场上只有旭日食品经营部才有货，2017年5月又在旭日食品经营部拉过货。
一审法院认为，张胜兵生前于2015年11月30日向旭日食品经营部出具的《借条》系真实意思表示，郭美艳对该《借条》亦予认可，故该《借条》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上述债务系张胜兵与郭美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在张胜兵去世后，旭日食品经营部单独起诉郭美艳，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规定，因此郭美艳仍应对张胜兵生前所欠旭日食品经营部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对于郭美艳辩称的已经归还了大约50万元的抗辩意见，以及旭日食品经营部所称的双方交易习惯系诚信交易、郭美艳转账款项系支付借条出具后的交易货款的主张，一审法院综合判定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于本案，旭日食品经营部提交有自己单方制作的销售单和其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但郭美艳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旭日食品经营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双方在张胜兵出具《借条》后与郭美艳成立买卖关系，应当提供证明合同已经履行且为相对人所接受的证据，如当事人签署的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等凭证。仅凭旭日食品经营部自己保存的销售单而无对方签字或签章的，最多只能证明其已经发送了货物，并不能证明所送货物已为郭美艳所接受，自然也不能证明买卖合同成立。
对于旭日食品经营部所主张的双方按照交易习惯，系诚信交易，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的'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旭日食品经营部若主张双方交易习惯为双方电话、微信联系并由旭日食品经营部自己记载的销售单予以确认，应当证明在《借条》出具前，双方已经以此方式完成了多笔买卖。但在郭美艳对旭日食品经营部提供的证据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旭日食品经营部并未举出证据支持其上述交易习惯的主张，故对旭日食品经营部主张上述交易习惯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旭日食品经营部所称大额还款通常是整数支付、郭美艳做法不符合情理的意见，因旭日食品经营部不足以证明郭美艳上述转账系支付后来新发生的货款，因此对于旭日食品经营部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郭美艳及其母亲吴绍容向旭日食品经营部经营者陈兵已支付505860元，按照案涉《借条》确认金额，还应当支付货款33840元。对于旭日食品经营部主张的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该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应当以33840元为基数。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郭美艳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旭日食品经营部支付33840元；二、郭美艳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旭日食品经营部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33840元为本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7年3月15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旭日食品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599元，由旭日食品经营部负担4311元，郭美艳负担288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旭日食品经营部提交了以下六组证据：1.2016年8月18日吴绍容向旭日食品经营部经营者陈兵三笔转款的交易明细，拟证明吴绍容支付该三笔款项的具体交易方式为在旭日食品经营部刷卡，第一笔、第二笔之间的交易时间仅相隔一分钟时间，郭美艳陈述第一笔刷卡支付后，双方再次进行结算，发现仍有零头，与其母亲吴绍容协商后再刷的第二笔，郭美艳该陈述不实的事实。2.2016年8月20日郭美艳通过微信向旭日食品经营部经营者陈兵支付400元的转账记录，拟证明2016年8月20日郭美艳从上诉人处进货40320元，当日转账支付了39020元，扣除退货款900元，差额400元由郭美艳微信转账支付的事实；3.旭日食品经营部工作人员王婷婷与郭美艳之间2016年8月26日至2017年5月15日期间共45页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为：郭美艳通过微信下单后，上诉人工作人员在上诉人的工作微信群内通报情况并要求将货物发至郭美艳提供的地址或通知郭美艳及其安排的工作人员到指定仓库提货，郭美艳通过微信转账支付货款的事实；同时亦拟证明上诉人工作人员向郭美艳催收其丈夫生前所欠货款，郭美艳从未提及已部分归还的事实。4.2017年2月10日，上诉人工作人员王婷婷与郭美艳之间的通话录音，拟证明郭美艳承认欠款并承诺尽快归还的事实。5.2016年3月22日至2016年5月21日郭美艳名下银行卡向旭日食品经营部经营者陈兵转款的7张交易明细，拟证明张胜兵生前与上诉人之间的交易也习惯使用郭美艳名下银行卡支付货款的事实。6.与2016年3月22日至2016年5月21日7张交易明细对应的原始销售单，拟证明此间与郭美艳丈夫张胜兵发生的货款金额，与张胜兵使用郭美艳银行卡支付货款金额相符的事实。
被上诉人郭美艳未提交证据，并对上诉人旭日食品经营部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1.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2016年8月18日吴绍容支付的三笔款项，确系郭美艳与其丈夫张胜兵一起在旭日食品经营部门店内刷卡，存在的时间差恰好证明了系归还案涉《借条》上所欠货款，如果是支付的新交易货款，仅须一次结算后一次刷卡一并支付，不需要多次支付。2.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持有异议，2016年8月18日，郭美艳才与上诉人第一次接触，2016年8月20日，郭美艳不可能与上诉人之间发生交易。3.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持有异议，该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的都是郭美艳丈夫张胜兵去世之后之间的往来，不能反映之前张胜兵与上诉人之间的交易习惯。4.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持有异议，郭美艳对张胜兵欠上诉人货款的事实不持有异议，但对具体欠款数额没有具体明确。5.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张胜兵使用郭美艳的该银行卡与后面郭美艳转款的银行卡并不一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6.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系上诉人旭日食品经营部单方制作。
对旭日食品经营部二审提交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五组证据，因涉及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郭美艳及其母亲吴绍容银行卡支付款项性质的认定，故本院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阐释采信情况。对于其他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第四组证据，2017年2月10日，上诉人工作人员王婷婷与郭美艳之间的通话录音，仅能证明郭美艳与旭日食品经营部之间存在货款争议，不能直接证明郭美艳承认欠款具体数额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2.第六组证据，2016年3月22日至2016年5月21日7张交易明细对应的原始销售单，郭美艳对此不予认可，亦无张胜兵签字，不能直接证明此间张胜兵与旭日食品经营部之间的具体交易情况，故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的一致陈述，本院认定2016年8月18日，吴绍容银行卡支付陈兵的三笔款项共计171520元，为郭美艳使用该卡在旭日食品经营部门店刷卡支付，并非吴绍容转账支付，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表述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对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二审中，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要求郭美艳本人到庭接受询问。郭美艳向本院陈述，在其丈夫张胜兵去世之前，未与旭日食品经营部发生过交易，张胜兵去世后，其与旭日食品经营部发生过交易。其认可张胜兵去世之后，与旭日食品经营部之间的交易习惯为通过电话或微信下单，拉货后转款支付旭日食品经营部货款。在其丈夫张胜兵去世后，直接就与旭日食品经营部采取此种交易方式，是现在普遍交易方式都是这样。2016年7月16日至2016年8月20日，通过其银行卡支付旭日食品经营部经营者陈兵的334340元均由其本人通过ATM机转账。之前，其通过张胜兵听说过欠旭日食品经营部货款50多万元，但不知道具体数额，在2016年8月18日，其与丈夫张胜兵到旭日食品经营部门店对账后知道了所欠具体数额。
二审另查明，2016年8月3日，郭美艳银行卡转账支付陈兵的70400元，载明支付用途为货款。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2016年7月16日至2016年8月20日期间，郭美艳及其母亲吴绍容银行卡支付的505860元性质是否为归还的案涉《借条》确认的所欠货款。关于2016年7月16日至2016年8月20日期间，郭美艳及其母亲吴绍容银行卡支付的505860元，郭美艳主张为归还的案涉部分所欠货款，旭日食品经营部主张为新发生货款，旭日食品经营部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首先，对于2016年8月20日郭美艳转账支付的39020元，旭日食品经营部主张系与郭美艳之间新产生的货款，并提交了内部工作群微信记录、对应销售单及郭美艳银行卡转账39020元、微信转账400元的记录等证据，拟证明当日与郭美艳发生总的货款金额为40320元，再扣除退货款900元，郭美艳实际支付金额为39420元的事实。郭美艳对其丈夫张胜兵去世后与旭日食品经营部仍存在交易，交易习惯为电话、微信下单后拉货结算支付货款，且2016年8月20日微信转账支付400元的基本事实均不持异议，在未标明银行卡转款支付39020元性质为归还案涉《借条》确认货款，郭美艳亦无法解释当时微信转账支付400元具体原因的情况下，旭日食品经营部提交的证据与其主张的事实之间更具有高度可能性，故郭美艳对该39020元为归还案涉《借条》确认所欠货款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旭日食品经营部在本案二审中对应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本案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
其次，对于2016年7月16日至2016年8月18日期间，郭美艳及其母亲吴绍容银行卡支付的466840元，旭日食品经营部主张系与张胜兵之间新产生的货款，并提交了内部工作群微信记录、对应销售单及郭美艳银行卡转账、吴绍容银行卡刷卡记录等证据。虽然郭美艳对旭日食品经营部内部工作群微信记录及销售单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结合郭美艳本人在本案诉讼中的陈述，通过其银行卡支付的334340元均由其本人通过ATM机转账，但其中2016年8月3日转账支付的70400元确注明了性质为货款，其该陈述不实；郭美艳陈述其之前只听张胜兵说过欠旭日食品经营部货款50多万元，并不知道具体数额，在2016年8月18日，其与张胜兵到旭日食品经营部门店对账后知道了所欠具体数额，为归还零头才使用其母亲吴绍容的银行卡分三笔刷卡，但在其当时知晓张胜兵的具体欠款数额情况下，使用其母亲吴绍容银行卡分三次刷卡后所剩欠款数额仍为72860元，依然存在零头，其该陈述不实；2016年8月18日，郭美艳使用其母亲吴绍容银行卡刷卡支付第一笔107020元的时间为15：33：10，刷卡支付第二笔26880元的时间为15：34：58，在知晓其丈夫张胜兵欠款具体金额情况下，在一分多钟时间内分别偿还与正常交易习惯不符；在其于2016年8月18日即已知晓其丈夫张胜兵欠款具体金额情况，同时主张已经归还505860元的情况下，在本案一审抗辩时仍未能准确陈述具体所剩欠款金额，亦与正常交易习惯不符；郭美艳对其丈夫张胜兵生前出具案涉《借条》确认欠旭日食品经营部货款539700元并承诺在2016年2月5日前偿还至30万元内的基本事实不持异议，在本案诉讼中，郭美艳亦未举证证明其丈夫张胜兵在生前履行了2016年2月5日前偿还至30万元内的承诺；虽然与2016年7月16日至2016年8月5日及2016年8月20日郭美艳转款给旭日食品经营部的银行卡不同，但张胜兵生前确实使用郭美艳的不同银行卡支付过旭日食品经营部货款。综上，旭日食品经营部提交的当日内部工作群微信记录、对应销售单及嗣后郭美艳银行卡支付款项的证据与其主张的事实之间更具有高度可能性，故郭美艳对该466840元为归还案涉《借条》确认所欠货款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旭日食品经营部在本案二审中对应提交的第一组、第三组、第五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对本案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旭日食品经营部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清楚，但对2016年7月16日至2016年8月20日期间，郭美艳及其母亲吴绍容银行卡支付的505860元款项性质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8民初1574号民事判决；
二、郭美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青白江区旭日食品经营部货款539700元及资金利息损失（计算标准：以539700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至货款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
一审案件受理费459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59元，均由被上诉人郭美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帅军
审判员 徐尔双
审判员 贺晓琼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