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2民终7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珍珍。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永燕、李卫萍，江苏金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尤向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龙、顾大林，江苏上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过锡良。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喜元，江苏锡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珍珍、尤向东因与被上诉人过锡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2014）崇民初字第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
李珍珍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另行指定管辖）或者查明案件事实后改判驳回过锡良一审诉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过锡良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基础法律关系错误，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确认书内容虚假，不能作为认定双方法律关系的有效证据。1、在确认书内载明的时间，过锡良并没有向盐城市尚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德公司）交付钱款，故双方借款关系不能成立生效，过锡良主张归还借款200万元诉求不能成立；2、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判定确认书是过锡良为转嫁风险，通过威胁手段违背李珍珍的真实意思所出具的违背客观事实的材料，其不能作为认定李珍珍与过锡良之间存在借款合意的有效证据：首先，一审法院未能查明过锡良何时向李珍珍交付出借款项及其诉求金额组成，过锡良也未能就转出金额与转入金额的差额与诉求本金不符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其次，过锡良在2009年12月8日、12月25日向王仕军转账的转账凭条客户审核栏均签字确认，该证据可以说明讼争款项关系发生在过锡良与尚德公司之间，且是双方的投资理财关系，不应为借贷关系，也不存在李珍珍与过锡良之间有借款合意及借款事实；第三，一审庭审查明过锡良在确认书形成之前持有尚德公司委托投资收款凭证（以下简称收款凭证）并曾与王仕军电话联系，但过锡良在庭审中曾经否认其持有委托投资凭证的事实，且在该确认书形成时间及形成经过的表述中有诸多虚假陈述，可以推定其转嫁风险的意图；第四，确认书有违一般民间借贷出具借据或结算清单的常理，如双方有多笔借款往来，则双方即便进行结算，也会出具结算凭证而非确认书。过锡良对此并未作出合理解释，并隐瞒其一直明知其资金收款人为尚德公司的真相；第五，李珍珍系银行职员，在任职期间介绍客户参与民间借贷是违规行为，因过锡良多次到李珍珍工作单位吵闹，其出于无奈才被迫在内容虚假的确认书中签名。在确认书出具后的第三天李珍珍就被迫辞职，2013年12月26日被迫离婚都可以证明其当时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二、本案实际借款关系发生在过锡良与尚德公司之间，李珍珍仅是帮助过锡良转账支付、代收利息。1、过锡良所主张的借款关系早在2009年12月8日即已发生，在李珍珍提供的两份转账凭条的客户审核栏中均有过锡良亲笔签名，可以认定过锡良明知其投资理财关系发生对象为尚德公司。在此后过锡良与尚德公司的网银交易中，均需要过锡良本人的网银密码、U盾、手机短信验证码才可以完成交易，过锡良否认知晓借款对象，明显不符合常理；2、过锡良所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可以看出，在接近两年的时间里，其款项的实际收款人为尚德公司，多年来向其支付利息的也是尚德公司；3、过锡良所陈述的借款之初李珍珍向其出具借条却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且不合情理；4、过锡良从尚德公司获取月息1%或年息10%的利息回报，而确认书载明按年利率10%计息，李珍珍在没有任何利益回报的情况下向过锡良借款后再将资金出借给尚德公司不合情理；三、原审违反审理期限的规定，程序违法。1、过锡良于2014年2月28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直至2015年12月23日才向李珍珍送达一审判决；2、原审法院要求过锡良女婿到庭对质、对李珍珍提交的银行转账凭条复印件核实答复，但都未得到过锡良配合，应当视为过锡良对李珍珍陈述及证据的认可。
尤向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尤向东不承担还款责任或发回重审；2、本案上诉费用由过锡良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能查清本案基础法律关系，认定过锡良与李珍珍、尤向东民间借贷关系属于认定错误。本案客观事实是过锡良通过李珍珍介绍与尚德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仕军发生委托投资理财关系，李珍珍是最初双方认识的介绍人而非借贷关系当事人。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应为过锡良与尚德公司之间的委托投资理财关系，过锡良从2009年12月开始就知晓出借款项的流向是尚德公司，当过锡良发现尚德公司无法还款的情况下，通过威胁举报李珍珍等方式，逼迫李珍珍向其出具确认书，即使一审法院无法认定该确认书是胁迫这一事实，假设李珍珍出具确认书属实，也仅能认定为事后债务加入，而这个债务加入行为，尤向东并不知情，事前事后李珍珍也未同其商量并取得尤向东认可，故该笔款项不应该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尤向东承担。尤向东无共同举债合意，该笔款项也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李珍珍的债务加入显然不是为了夫妻共同生活，其家庭也显然没有从中获益，故应为李珍珍个人债务，尤向东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二、原审判决认定确认书作为借款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即便将所谓的确认书作为借款依据，也必须查明确认书所指款项是否在载明时间内交付给李珍珍或者尚德公司。原审法院在已经查明过锡良并未交付确认书中所指款项的情况下，依然判定过锡良、李珍珍有借贷往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判决遗漏关键当事人。本案中尚德公司作为过锡良的数年多次大笔数额的直接收款方，未被追加为本案当事人出庭，系原审程序中存在的严重遗漏，势必在审理中影响对案件关键事实的调查和认定，原审判决的错误结果也严重影响了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因此，原审法院没有追加尚德公司作为被告或第三人，应当发回重审。
过锡良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针对李珍珍的上诉意见，过锡良认为：1、李珍珍在确认书上签名确认其向过锡良借款200万元并同意分期归还，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2、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李珍珍是不会签字来承担200万元债务的。关于借款是否实际交付的问题，从过锡良等人的往来账户看，王仕军已经收到涉案款项，另从尚德公司出具的收款凭证也足以证明尚德公司确认收到这200万元涉案款项，确认书上关于200万元交付的时间是根据上述三份收款凭证确定，李珍珍签字行为表明其确认尚德公司收到200万元款项；从支付利息看，150万元按每月1%、每月支付1.5万元，50万元是按年息10%、每年支付5万元，一共支付了2年46万元利息，以此可以推断结欠的本金是200万元。2009年12月的两张银行转账凭证不能证明过锡良早已认识王仕军，而且过锡良与王仕军账户多年发生往来，涉案款项是后来由李珍珍通过网银操作直接转到王仕军账户，过锡良对此并不知情。退一步讲即使过锡良认识王仕军，知道借款是付到王仕军账户，也不能否认李珍珍才是借款人、王仕军及尚德公司为实际收款人的事实。对于通话记录，则是在过锡良向李珍珍讨要借款后，李珍珍带王仕军一同来协商处理期间发生的，并不能说明过锡良在交付借款时已经认识王仕军，也不能说明就一定是王仕军本人在通话，更不能否认王仕军仅是实际收款人、李珍珍是借款人的事实。针对尤向东的上诉意见，过锡良认为：从过锡良、李珍珍、王仕军、尤向东等人之间银行账户往来明细情况看，尤向东账户有向过锡良归还借款及支付利息的记录，尤向东与王仕军银行账户也有往来，另王仕军银行账户有通过杨某英银行账户向尤向东银行账户汇入款项的情形，以上足以说明尤向东作为李珍珍丈夫，对李珍珍向过锡良借款的事实是知情并参与其中的，且从实际收款人处获得利益回报。因此尤向东上诉称对李珍珍向过锡良借款不知情、涉案借款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不成立。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过锡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珍珍、尤向东立即归还其借款本金2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分别自2013年9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5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2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50万元为基数；均按照年利率10%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李珍珍、尤向东共同负担，直接支付给其。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珍珍向过锡良出具确认书，该确认书打印内容为：“本人确认自2011年9月起至今共向过锡良借款人民币本金合计贰佰万元整（其中150万元于2011年9月由过锡良按本人要求付至盐城市尚德投资有限公司，50万元于2013年4月由过锡良按本人要求付至盐城市尚德投资有限公司）。上述借款利息按年利率10%计算，其中2011年的150万元借款于2013年12月31日前还清本息；另2013年4月的50万元借款于2014年4月26日前还清本息。如逾期不付，过锡良有权向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借款人；日期”，李珍珍在该确认书借款人处签字、书写日期2013年11月7日，并在确认书打印内容下方手写“还款”二字。2014年2月28日，过锡良诉至一审法院。
另查明：2009年12月8日至2011年7月27日期间，过锡良账户向王仕军、尤向东、杨某英等人账户转出款项金额达1055.35万元，从王仕军、尤向东、杨某英等人账户转入款项金额达852.49万元，其中，尤向东账户分别于2009年12月25日、2010年11月23日、2013年2月28日向过锡良账户转入10万元、20万元、1.5万元；过锡良账户于2010年8月4日向尤向东账户转入20.15万元。2011年8月2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王仕军、尤向东、杨某英账户向过锡良账户转入款项金额共计46万元。
又查明：李珍珍与尤向东于1994年5月7日登记结婚，于2013年12月26日离婚。李珍珍于2013年12月9日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山支行（以下简称锡山建行）申请辞职。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本案所涉确认书是否系李珍珍真实意思表示。
过锡良主张该确认书系李珍珍真实意思表示：
1、李珍珍于2013年11月7日向其出具本案所涉确认书，以书面形式确认结欠其借款200万元的事实；
2、过锡良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1、交易日期均为2011年9月29日，投资金额分别为100万元、50万元的收款凭证复印件各一份，交易日期为2013年4月25日、投资金额为50万元的收款凭证复印件一份，上述收款凭证均载明过锡良向尚德公司投资金额，并加盖有尚德公司委托投资收款业务章；其中交易日期为2011年9月29日的收款凭证上有他人手写添加“不定期限、按月付息”的字样，交易日期为2013年4月25日的收款凭证载明投资期限为一年，年回报率为10%等内容。过锡良主张：上述收款凭证系其于2013年10月多次向李珍珍催讨借款利息后、由李珍珍交付给其，但因该收款凭证载明的借款人并非李珍珍、其亦从未与尚德公司达成借款合意，其不予认可，并在李珍珍向其出具确认书后将上述收款凭证返还给李珍珍；收款凭证上载明的款项金额、交易日期亦均与李珍珍出具的确认书中载明的内容相一致；故该收款凭证可以佐证本案所涉确认书系李珍珍真实意思表示。
3、因李珍珍系其在锡山建行的客户经理，长期为其管理账户及理财，其十分信任李珍珍；李珍珍为其开通了网上银行，并掌握其网银密码，其仅持有一本存折及网银U盾，因其已年逾60、不会操作电脑，其对外出借款项均是由李珍珍进行操作；其在接到李珍珍关于资金进出的通知后持该存折至银行进行查询，其无法根据存折知晓往来明细的相对方，因此其并不清楚由谁偿付本息；其账户与王仕军、尤向东及案外人杨某英存有多笔往来交易，但其此前并不认识王仕军，更不认识杨某英，亦不知晓王仕军、杨某英二人账户，不可能将款项付至上述二人账户，更不可能与本案无关的杨某英账户发生往来；李珍珍亦基于其多次向李珍珍出借款项的事实出具了确认书，并非受其威胁出具。
李珍珍主张该确认书系受过锡良胁迫出具：
1、其出具确认书时受过锡良胁迫：过锡良曾多次至其工作单位锡山建行及家中闹事，给其造成不良影响，2013年12月7日，其组织过锡良与王仕军至过锡良家中协商王仕军还款事宜，但过锡良称若其不出具确认书将继续至其工作单位闹事、向其领导举报，其作为银行工作人员违反银行规定参与民间借贷，如果被领导知晓将会受到处罚，其迫于无奈才在涉案确认书上签字，并且按照过锡良要求其将确认书的落款日期写为2013年11月7日。因此，其在出具该确认书时受过锡良胁迫，该确认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
就本案所涉确认书的出具经过，过锡良与李珍珍、尤向东向一审法院作如下陈述：
过锡良称：2013年9月起，李珍珍无法按约向其支付利息，其遂向李珍珍讨要。同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其前往锡山建行要求李珍珍向其出具借条，李珍珍仅向其交付了收款凭证，未向其出具借条。其携带收款凭证与其女婿商议，经其女婿向他人进行咨询，其女婿认为收款凭证系尚德公司出具，与实际借款主体不符，应当让实际借款人李珍珍向其出具借条。数日后其再次来到锡山建行要求李珍珍出具借条，李珍珍同意在其将收款凭证返还后再向其出具借条。两三天后的下午3、4点钟（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但其确认当天系周六），李珍珍与一名男子（据李珍珍向其介绍，该男子为尚德公司总经理王仕军）来到其家中，称要向其出具借条。其遂通知其女婿来到家中，其女婿带来了草拟完毕的确认书，李珍珍看后表示认可，遂在该确认书上签字后离开。次周周一，其至锡山建行找李珍珍，被该行工作人员告知李珍珍已不在该行工作，其电话李珍珍，李珍珍称一人在家，其遂决定于周日尤向东也在家时上门讨要借款，李珍珍与尤向东均表示愿意归还借款。
李珍珍称：2013年11月初的一天上午，过锡良来到锡山建行，称王仕军已连续两个月未能支付利息，并向其了解王仕军情况。其答复过锡良称，王仕军亦未支付向其借款的利息，其只是听王仕军说尚德公司因未能得到银行发放的贷款，故无法支付利息。2013年12月4日上午，过锡良来到锡山建行要求其为他出具借条，其表示不解。过锡良向其出示了收款凭证，称王仕军已无力付息，本金的归还亦会更加困难，加之王仕军及尚德公司均在外地致催讨借款不便，过锡良遂以其介绍王仕军与他相识为由，坚持要求其出具借条。其认为王仕军系借款人、让其出具借条与实际情况不符，遂拒绝向过锡良出具借条，但过锡良称律师告知他必须要找其本人出具借条，不要找其他人出具借条，并在银行内大吵大闹，声称其不出具借条便不会离开、让其无法上班，甚至以死相威胁。出于无奈，其遂拨通王仕军电话，由王仕军直接向过锡良解释，后王仕军与过锡良定于2013年12月7日协商解决。2013年12月7日下午2时左右，王仕军与一名朋友到达无锡，并与其约好至长安加油站碰头，后在过锡良的带领下来到过锡良家中。过锡良将他女婿喊来后，王仕军向过锡良及过锡良女婿介绍了尚德公司的情况，并向二人解释未能按时付息的原因。过锡良将收款凭证出示给王仕军，王仕军认可该收款凭证上载明的200万元系尚德公司向过锡良的借款，并表示不应由李珍珍本人向过锡良出具借条。过锡良及其女婿坚持要求其本人而非尚德公司出具借条，其表示拒绝。在僵持半小时左右后，过锡良威胁称其若不出具借条是不会放其与王仕军离开，并以死相威胁。王仕军劝其向过锡良出具借条，由王仕军保证还款。其在出具借条时，过锡良女婿拿出已打印好的确认书，让其在上面签字。王仕军看后称让其在确认书上签字，并在其签好字后备注由王仕军还款。过锡良女婿又让其在该确认书空白处写下还款计划、利息计算等内容。王仕军将其出具好的确认书进行了拍照，并要求将该确认书复印留底，并在过锡良女婿离开后告诉李珍珍会在确认书及复印件上均签字确认由王仕军还款。数分钟后，过锡良女婿折回过锡良家中，称确认书需要重新出具，并且要求其在确认书签署的日期提前一个月、写成2013年11月7日，还要求其用不同的笔写借款确认书及还款协议。其按过锡良女婿要求写好后，王仕军欲在该确认书上写由王仕军还款等字样，但过锡良女婿将确认书抢回，拒绝让王仕军在该确认书上进行书写。其出具好借款确认书及还款计划后，已是当日下午5时许，王仕军向其承诺由他负责还款。2013年12月9日，锡山建行了解到其介绍客户到外面存款的情况并要求其主动辞职，其遂出具了辞职报告。当日晚11时，锡山建行行长通知尤向东来到锡山建行，告知尤向东其从银行辞职的原因及经过。
尤向东称：其不清楚本案所涉确认书的出具经过；2013年12月9日晚11时40分左右，其接到锡山建行朱姓行长电话后赶到锡山建行，该行长向其告知银行因李珍珍违反银行规定介绍客户向银行外单位存款需对李珍珍进行处理，其始知晓李珍珍与过锡良之间的情况。过锡良于2013年12月9日后的第一个周六上午曾到其家中向李珍珍讨要借款，此后过锡良还于2014年春节前带老婆及孙子到其家中闹事。
诉讼中，过锡良的代理人单喜元向一审法院陈述：其与过锡良女婿系同学关系，过锡良女婿曾持上述收款凭证向其咨询；本案所涉确认书确系其草拟，其根据该收款凭证确定了确认书中关于借款时间的内容；其在家中按照过锡良陈述打印好该确认书交由过锡良女婿带走；李珍珍签署该确认书时其不在场，其亦记不清楚该确认书签署的时间。李珍珍向一审法院申请要求与过锡良女婿进行当庭对质，但过锡良未能提供其女婿到庭。
2、其对过锡良提交收款凭证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其并不持有该收款凭证，且收款凭证载明相应款项的收款人为尚德公司、投资人为过锡良，过锡良持有的该收款凭证可证明过锡良与尚德公司存有借款关系；但过锡良认为其介绍过锡良向尚德公司提供借款、尚德公司无法还款且催讨不便、更无力偿还借款，遂要求其以个人名义向过锡良出具确认书；尚德公司向过锡良出具的收款凭证中载明的交易时间与确认书上载明的款项往来时间相一致，因此收款凭证亦可以辅证该确认书系受过锡良威胁出具。为证明其主张，李珍珍提供如下证据：证据2、银行转账凭条复印件2张，该两张银行转账凭条复印件载明2009年12月，过锡良通过在银行柜台亲自办理向王仕军的转账手续，并在该转账凭条上签字确认。证据3、尚德公司确认的过锡良与尚德公司往来明细清单及尚德公司的说明，该说明载明尚德公司确认过锡良通过王仕军账户转入的资金为过锡良向尚德公司出借款项。
经质证，过锡良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因李珍珍提交的银行转账凭条系复印件，故其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3属尚德公司的证人证言，李珍珍应当提供尚德公司到庭作证，即便证据3属实，仅能证明尚德公司及王仕军系过锡良借款的实际收款人，但其与尚德公司之间并未有借款合意，故证据3不能证明其与尚德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尤向东对证据2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均无异议，但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经一审法院限期，过锡良未将证据2的核实情况答复一审法院。
3、本案所涉款项均系过锡良直接支付给王仕军，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的交易流程、交易规则及建设银行与用户就开通网上银行所订立的协议书，所有通过网上银行进行的、需要通过身份认证等要素的交易，均应当认定为用户本人的交易，过锡良与尚德公司、王仕军之间的款项往来大多通过网上银行进行，根据网上银行交易规则，通过网上银行进行的交易必须使用U盾、账户密码、手机验证码等信息进行操作，但其不可能掌握过锡良账户密码、U盾、手机验证码；无论是通过银行柜台直接转账还是网上银行的方式，过锡良均应当完全知晓与王仕军发生的款项出借、收取利息的资金往来。李珍珍认为：其无法操控过锡良账户，本案所涉款项均系过锡良自愿向尚德公司出借，本案所涉借款主体为尚德公司，即便其代过锡良通过网上银行方式向王仕军付款，该行为也仅属于帮助过锡良进行操作，不能改变过锡良向尚德公司出借款项的性质故本案所涉确认书系受过锡良威胁出具。
尤向东主张李珍珍与过锡良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1、该确认书载明过锡良先后于2011年9月、2013年4月分别按照李珍珍要求向王仕军账户付款150万元、50万元，但过锡良提交的账户交易明细并没有相应的付款记录，故该确认书应当是李珍珍经过锡良胁迫出具；2、结合过锡良提交的收款凭证，本案所涉过锡良应当是向王仕军或尚德公司提供借款；3、其不知晓过锡良与李珍珍之间的账户往来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1、就本案所涉借款确认书的出具时间，过锡良确认李珍珍于周六出具确认书、且其在李珍珍出具确认书的次周周一至锡山建行找寻李珍珍时被告知李珍珍已从银行辞职，结合过锡良与李珍珍、尤向东关于本案所涉确认书出具经过的陈述，且2013年11月7日并非周六、李珍珍于2013年12月9日向锡山建行提出辞职申请，一审法院认定确认书的签署时间为2013年12月7日；确认书实际签署时间与落款时间虽不一致，但李珍珍并未向一审法院就过锡良为何要求其在确认书上倒签日期做出合理解释，且结合李珍珍就借款确认书出具经过的陈述，亦无法排除李珍珍误签日期的可能，李珍珍据此主张确认书系受过锡良胁迫出具的理由并不充分；李珍珍在其否认与过锡良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前提下仍在本案所涉确认书上签字，且在签署该确认书的过程中、签署完毕后均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以维护自身权益，与常理不符；过锡良多次至李珍珍工作单位进行闹事，客观上虽必然会对李珍珍造成一定的精神压力，但即便过锡良以向锡山建行举报李珍珍的违规行为、造成李珍珍失去工作等方式对李珍珍进行威胁，亦不足以达到使李珍珍为保住自身工作而背负巨额债务的程度；李珍珍亦未提交确认书系受过锡良胁迫出具的其他证据，故一审法院对李珍珍主张其出具确认书系受过锡良胁迫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2、过锡良经一审法院限期后未就证据2即银行转账凭条上“过锡良”签字真实性的核实情况答复一审法院，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过锡良自行承担，故一审法院认定过锡良知晓其出借款项的流向。结合双方关于本案所涉确认书出具经过的陈述，过锡良就收款凭证载明的交易时间与确认书载明的借款时间进行了合理解释，在过锡良主张其从李珍珍处取得收款凭证、李珍珍主张尚德公司直接向过锡良交付收款凭证、但双方均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收款凭证的出具人系尚德公司，不足以证明尚德公司系与过锡良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此外，李珍珍、尤向东主张本案所涉款项均系过锡良出借给尚德公司并提供了尚德公司出具的说明，但在过锡良否认其与尚德公司存在借贷关系的前提下，即便过锡良知晓其出借款项的流向，亦不能推翻确认书所载明过锡良按照李珍珍要求付至尚德公司的事实，故仅凭尚德公司单方出具的情况说明亦不足以证明过锡良与尚德公司存在借贷关系。
3、就本案所涉借款交付经过，一审法院认为，李珍珍主张本案所涉款项系即便过锡良在确认书载明的时间上未存在与李珍珍进行款项交付的事实，但据此不足以证明本案所涉确认书系李珍珍受过锡良胁迫出具。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确认书系李珍珍真实意思表示。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李珍珍向过锡良出具的确认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过锡良已向李珍珍出借相应款项，双方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李珍珍未能按约还本付息，应承担违约责任。就本案所涉借款是否为李珍珍、尤向东夫妻共同债务一节，一审法院认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且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除外。尤向东未能提交过锡良向李珍珍出借款项时知道或应当知道本案所涉借款系李珍珍个人债务的相应证据，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尤向东主张其涉案银行账户由李珍珍控制、其不知晓李珍珍向过锡良借款、故本案所涉债务非其与李珍珍夫妻共同债务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尤向东主张本案所涉款项未用于其与李珍珍家庭共同生活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结合本案所涉借款产生时间，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所涉借款系李珍珍、尤向东夫妻共同债务，尤向东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李珍珍、尤向东自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十日内归还过锡良借款本金200万元、利息及逾期利息（分别自2013年9月1日起、以15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27日起、以50万元为基数；均按照年利率1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2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7800元，由李珍珍、尤向东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珍珍、尤向东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方面有以下异议：1、李珍珍系被逼无奈在过锡良提供的格式文本确认书上签字；2、过锡良与王仕军实际结欠170万元与法院认定不符；3、并非李珍珍组织过锡良与王仕军到过锡良家中协商王仕军还款事项，而是李珍珍在过锡良催促下、王仕军来无锡处理尚德公司与过锡良之间债权债务问题时，李珍珍作为传话人和过锡良约好见面地点为过锡良家；4、李珍珍仅是在过锡良提供的确认书范本上签字并根据过锡良女婿的口述书写还款计划，而非自行出具确认书及还款计划。对过锡良陈述内容不认可，对一审查明的其他部分无异议。
为证明其主张，李珍珍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董海峰情况说明；2、尚德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用于证明过锡良银行明细所显示的两笔现金还款，具体为2010年3月12日陈武代王仕军返还本息30.6万元、2010年4月3日董海峰代王仕军返还本息50.25万元。
尤向东对李珍珍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过锡良对李珍珍所提交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其对于2010年4月3日董海峰代王仕军返还本息50.25万元无异议，对2010年3月12日入账30.6万元记不清了；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过锡良主张上述还款发生在2011年4月25日前，不能冲抵发生在2011年4月25日之后的200万元借款。
过锡良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认为其在一审中已经对2009年12月两张银行转账凭证提供质证意见，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为证明其主张，尤向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房屋产权证2份；2、土地使用权证；3、房屋销售发票，证据1-3用于证明李珍珍所借涉案债务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其家庭在涉案债务发生时期并无大额开支，涉案债务明显超出日常生活需要，不是夫妻共同债务。
李珍珍对尤向东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现在分属于李珍珍、尤向东所有的房产购置时间均早于涉案款项发生时间，李珍珍所有的房屋为1999年3月购置，尤向东所有的房屋为2007年2月全款购置，李珍珍并无借款的需要和必要，涉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过锡良对尤向东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而且也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未使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尤向东的银行账户和过锡良之间存在往来，足以证明尤向东对借款一事是明知的。
另，尤向东向本院申请王仕军作为证人，王仕军出庭接受双方质询。李珍珍、尤向东对王仕军证人证言无异议。过锡良对王仕军证人证言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王仕军是借款的实际收款人，与李珍珍是朋友关系，其银行账户与尤向东也有往来，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请求法院对其证言不予采纳。
综合双方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双方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作出如下认证：对李珍珍、尤向东所提交证据以及王仕军证人证言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证明效力本院将综合全案案情予以确认。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王仕军陈述：1、其与李珍珍于2007年认识。在2009年8月，王仕军注册了尚德公司从事民间借贷平台服务，因资金需求量较大就托李珍珍介绍适合的储户给他，李珍珍以工作性质不方便为由只同意介绍朋友给其认识，后向其介绍了杨某英、俞某生、王某平等人。通过王仕军与上述人员的沟通，上述人员与尚德公司有一定的资金往来；2、2009年秋，王仕军认识了过锡良，之后产生业务往来。第一笔往来约20至30万元，折算成年息在8%左右，通过电话沟通达成一致后王仕军到锡山建行，过锡良自己办理的转账，王仕军出具收款凭证。李珍珍在王仕军处也有投资，但李珍珍不会因他人在王仕军处投资而获得其他额外收益，李珍珍也不参与其他人在王仕军处的投资活动。王仕军与过锡良是通过电话联系，银行转账，还款也是电话通知，李珍珍不参与；3、2013年12月尚德公司财务出现问题导致无法按期向过锡良付息，过锡良有想法便去李珍珍处几次，李珍珍要求其迅速解决问题。2013年12月7日，王仕军为此事与李珍珍一起去过锡良家，过锡良女婿拿出一份确认书要求李珍珍签字，王仕军先是不同意，因为三张凭证都在，就算还款也应当是由其归还而非李珍珍，最多是让李珍珍担保，开始过锡良也同意该方案，王仕军就按照过锡良口述写了一份协议，后过锡良推翻之前决定坚决要求李珍珍签字，否则就不让他们离开，万般无奈之下，王仕军做了李珍珍工作后让李珍珍签字，并告知李珍珍还款义务还是由王仕军承担。王仕军认为李珍珍签署确认书时是基于其工作性质以及与王仕军的合作关系不得已所签；4、由于银行转账手续费问题，其在收款或付息时存在先由一个账户统一收款再转给尚德公司或者由尚德公司转给一个账户再由几位投资人自己分配的情况，所以会出现过锡良账户向尤向东、杨某英的汇款；5、王仕军明确合作期间与尤向东不认识，但在与过锡良的款项往来中有时会使用到尤向东的账户。
李珍珍、尤向东所居住房屋风华里47号502室为中国建设银行锡山市支行房改售房，房屋产权证办证时间为1999年3月9日，风华里47号503室房屋为尤向东在2007年2月6日以250462元向陈凌云购得，房屋产权证办证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土地使用权证办证时间为2014年1月10日。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部分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李珍珍与过锡良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投资理财关系，李珍珍是否是适格主体；2、若为民间借贷关系，李珍珍与过锡良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已生效，李珍珍是否应当承担偿还责任；3、尤向东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一审判决是否程序违法。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李珍珍与过锡良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因李珍珍债务加入而产生的民间借贷关系，李珍珍是适格主体。理由如下：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过锡良主张其系按照李珍珍指示将涉案款项汇至尚德公司王仕军账户、其系直接与李珍珍发生借款关系的主张仅有事后所形成的涉案确认书证明，其既未提供李珍珍指示其向王仕军付款的证据，该主张也未得到李珍珍、王仕军的认可，综合本案现有证据，特别是过锡良直接汇款至王仕军账户以及过锡良在一审中拒绝其女婿到庭对质、拒绝就银行转账凭条上“过锡良”签字真实性一事回复等情况，本院认为，涉案200万元款项的债权债务实际应产生于过锡良与尚德公司之间具有高度可能性。
其次，所谓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本案中，如前所述，涉案2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实际产生于过锡良和尚德公司之间，但因李珍珍向过锡良出具了涉案确认书而使其中债权债务关系主体产生变化。根据过锡良、李珍珍、王仕军三人陈述，该确认书系在三人均在场的情况下签订，且确认书明确记载了200万元的交付时间、利息计算及归还方式，李珍珍作为借款人在该确认书签字，表明自己愿意代替尚德公司或王仕军向过锡良还款，承担不还款的法律责任；过锡良作为债权人，亦收下了此确认书，并未提出异议，此后过锡良亦以李珍珍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该事实说明过锡良已同意确认书内容，据此应当认定当事人之间达成了由李珍珍负担涉案借款的意思表示一致，李珍珍的行为符合债务加入的要求。故对上诉人李珍珍、尤向东关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委托投资理财关系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但因李珍珍自愿承担涉案款项还款义务，其行为构成债务加入，李珍珍为适格主体。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李珍珍与过锡良之间的确认书已生效，李珍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理由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李珍珍明确确认书中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根据银行往来明细显示确认书所涉及的200万元已经由过锡良账户汇至王仕军账户，上述转账情况虽在日期上与确认书所记载日期存在差异，但转账的账户、金额相符合，尚德公司亦确认收到该款项，故应当认定过锡良已经向尚德公司交付了涉案款项。鉴于李珍珍的对涉案款项的债务加入行为，故应当认定李珍珍、过锡良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生效，李珍珍作为债务人应当按照确认书履行义务；其次，李珍珍主张涉案确认书是在过锡良胁迫下出具，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虽然王仕军陈述过锡良胁迫李珍珍签署涉案确认书，但是由于王仕军为尚德公司法定代表人，亦为涉案款项接收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王仕军所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李珍珍在出具确认书之后亦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以维护自身权益，与常理不符。鉴于李珍珍并未就其受过锡良胁迫出具确认书一事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该辩称理由，不予采信。
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涉案200万元债务应为李珍珍个人债务，尤向东无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理由如下：夫妻共同债务由两个特性：一是产生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共同举债，或一方虽以个人名义举债但另一方同意；二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活动的。如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由个人财产清偿。
首先，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涉案债务为李珍珍、尤向东夫妻双方共同举债或尤向东同意李珍珍向过锡良借取涉案款项。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尤向东并未在涉案确认书中签字，李珍珍亦否认尤向东知晓其签署确认书一事，本案中也无其他证据表明尤向东知晓或同意李珍珍向过锡良借款；第二，虽然根据银行转账记录及过锡良制作的付款明细的记载，尤向东的银行账户在涉案借款发生前与过锡良账户有过往来，但李珍珍明确陈述系其个人操作该账户，且该账户仅使用5次，频率远低于杨某英账户，而金额亦仅涉及李珍珍投资款的归并及返还，并不涉及过锡良自有资金往来，鉴于当时李珍珍与尤向东为夫妻关系及李珍珍的银行职员身份，不宜仅凭尤向东账户与过锡良之间存在往来就推定尤向东本人参与了过锡良与李珍珍之间的经济往来或尤向东对涉案债务具有共同的举债合意；第三，尤向东的银行账户虽在过锡良交付涉案款项后与过锡良账户之间也发生往来，但该账户仅使用一次，金额用途也仅为代付利息，故应当认定当时该账户与当时杨某英账户性质相同，仅为支付利息所使用，尚不足以证明尤向东通过出借其个人银行账户从中获利或参与了涉案款项的使用。
其次，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涉案确认书所涉债务被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活动。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涉案确认书所涉借款的组成依据为2011年9月29日100万元、50万元及2013年4月25日50万元的三张收款凭证，并非李珍珍、过锡良长期往来结算的结果，而根据银行转账记录及过锡良的确认，2011年9月29日100万元收款凭证（编号0004977）的实际交付日期为2011年6月29日100万元，2011年9月29日50万元收款凭证（编号0004976）的实际交付日期为2011年7月27日50万元，2013年4月25日50万元收款凭证（编号0004960）的实际交付日期为2011年4月25日，上述三笔款项均直接汇至王仕军账户而非尤向东账户，尤向东并未收取涉案借款款项。
第二，根据收款凭证、银行转账记录及过锡良制作的付款明细的记载，2013年4月25日50万元借款按照年息10%支付利息，2011年9月29日150万元借款按照月息1%支付利息，而无论是王仕军、杨某英亦或尤向东三人账户向过锡良支付利息的标准都是按照上述标准支付并无利差，且收益直接汇付至过锡良账户，鉴于涉案款项实际使用人尚德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仕军亦到庭证明李珍珍除其个人投资获利外并未通过过锡良投资而额外获取利益，故应当认定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李珍珍个人从涉案款项投资尚德公司一事中获取利益并有可能将该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第三，虽然根据确认书内容，李珍珍为涉案款项的还款义务人，但根据尤向东所提交的房屋产权证、发票的记载，其取得住房时间远早于涉案三笔款项发生时间，涉案债务金额巨大，明显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而且因涉案款项最终因实际使用人尚德公司无力偿还而出现本金无法按期归还的结果，就李珍珍而言其系因债务加入而承担上述债务，其并未因此获得收益，也就不可能给尤向东或双方家庭带来任何利益，故李珍珍负债行为对于其夫妻共同生活目的的实现也没有任何帮助。此外，因此涉案债务的设定并没有基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可能。
综上，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涉案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属于李珍珍、尤向东夫妻共同债务，故本院认定该债务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为夫或妻一方个人债务的情形，应为李珍珍个人债务，因李珍珍、尤向东已经解除婚姻关系，李珍珍个人债务应以其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尤向东无需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故对于尤向东关于涉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一审判决程序并未违法。理由如下：
对于李珍珍所提出的过锡良于2014年2月28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直至2015年12月23日才向其送达一审判决，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之规定，本案原系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案情复杂，后改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经查阅本案案卷，一审法院已按照法定程序办理了审限延长、中止等审批手续，并无违反审理期限的规定，故对于其上述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尤向东所提出的原审判决遗漏关键当事人、未追加尚德公司为本案当事人系程序错误的上述主张，本院认为：过锡良在一审中并未申请追加尚德公司为被告或第三人，李珍珍、尤向东亦未提出追加申请，且本案系审查确认书效力以及所涉款项是否与确认书所记载一致付至尚德公司等问题，与尚德公司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未追加尚德公司为第三人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故对于其上述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并无证据证明确认书系在李珍珍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该确认书可认定为李珍珍、过锡良真实意思表示，因李珍珍的债务加入行为而使其成为涉案债务的还款义务人，确认书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确认书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根据本院所查明的新证据可以认定，一审法院对本案上述事实认定有误，应予以纠正。根据确认书的记载，李珍珍应当承担归还过锡良本金200万元、利息及逾期利息的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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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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