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盐民初字第0057号
原告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金湖县顺河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孙达海，该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有芬，该公司法务部工作人员。
被告阜宁县交通运输局，住所地阜宁县阜城镇香港路596号。
法定代表人蔡跃虎，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管福明，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应青，江苏苏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廖远海。
委托代理人熊良志，江苏鑫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于海川。
原告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振达公司）与被告阜宁县交通运输局（下称阜宁交通局）、第三人廖远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3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22日、9月26日、12月8日、2015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振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达海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有芬，被告阜宁交通局的委托代理人管福明、周应青，第三人廖远海及其委托代理人熊良志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振达公司诉称：2009年4月6日振达公司中标由阜宁交通局发包的G204国道改扩建工程阜宁段FN6标工程。2009年4月8日双方签订《合同协议书》一份。其中第4条约定：预计总额价计算的合同总价为6631.1375万元，决算工程量以工程结束时实际工程量为准。并约定：根据工程进度每月按合格工程量付60%；施工完成一年后再付20%；缺陷责任期满后再付20%。同时合同第6条约定：业主在此保证按照合同文件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2010年8月原告完成了全部工程内容，2011年12月工程实际决算为7274.764738万元。2012年7月26日工程完成验收。原约定时间15个月，实际为13个月。按照合同约定，阜宁交通局应于2010年8月底给付原告工程款4364.8588万元，实际给付4073.084万元，少付工程款291.7748万元；2011年8月底应给付至5819.8118万元，实际给付了4108.099万元，少付工程款1711.7128万元。致使原告因拖欠多家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被诉至法院，且无法正常经营。请求：1、判令被告按合同约定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711.7128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81.2005万元（暂算至2014年3月5日），合计1992.9133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振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有：
（一）《中标通知》、《合同协议书》、《公路工程合同段验收证书》各一份，证明：涉案工程系原告施工，对工程价款的支付有约定，涉案工程已于2012年7月26日交工。
（二）阜宁县人民法院（2012）阜民初字第0622号民事调解书、振达公司与苏州凯达路材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工程竣工决算书，证明：涉案工程于2010年8月10日竣工。
（三）案涉工程的《工程竣工决算书》，证明：涉案工程的总造价为7274.764738万元。
（四）《账目明细表》，证明：案涉工程被告阜宁交通局已支付工程款4108.099万元。
（五）阜宁县人民法院调解书、执行通知书、查封扣划通知书各一份，证明：由于被告阜宁交通局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致使原告被多家施工单位诉至法院，查封账户。
（六）逾期付款利息明细表、相关规定、银行利率表，证明：应付利息的依据。
（七）2012年10月16日原告向被告阜宁交通局发出的《商务函》，证明：原、被告对相互之间的主体都是认可的，从2012年10月17日以后所有的人都无权领取工程款，也就是说被告也同意原告的要求。
（八）2012年12月5日阜宁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阜宁交投公司）与振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及2013年6月4日阜宁县公安局向被告的副局长钮彬春的《询问笔录》各一份。证明：第一，被告认可廖远海是施工负责人，不是项目经理；第二，2012年12月5日的合同已经作废，原告有权拒绝2012年10月17日以后发生的一切经济问题的责任。
（九）2009年5月4日金湖交通局廖远海的任职通知，证明：廖远海是涉案工程的常务副经理，只负责项目日常的管理与施工。
（十）涉案项目经理孙达海在工地上的记录，证明：孙达海是工地的项目经理，合同也是明确的。
（十一）《预收帐款明细表》，证明：涉案工程款都是汇入原告振达公司的账户的。
（十二）2012年12月5日阜宁交投公司与振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阜宁检察院的廖远海的《起诉书》（阜检诉刑诉[2014]104号）、阜宁法院关于廖远海的《刑事判决书》（（2014）阜刑初字第0047号）各一份，证明：2012年12月5日的《借款合同》是交投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而并不是被告阜宁交通局与原告签订的，并且第三人廖远海用虚假的公章与案外人阜宁交投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已经被生效的法律文书否定了，而且是案外人自己发现的。
（十三）阜宁交投公司与案外人大丰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下称海融公司）2012年11月1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其中第八条约定，借款人在4000万元到账后××为××金湖县项目副经理廖远海的债务，这里明确的是廖远海的债务，证明：案涉借款1850万元是廖远海的债务，并没有强调廖远海在涉案工程中的债务，这是被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明1850万元的债务问题，廖远海其实是案外人，与本案无关。
被告阜宁交通局辩称：1、振达公司对案涉工程款不享有实际权利，无权对案涉工程款主张权利，因为案涉工程虽是以振达公司名义与我局签订的《合同协议书》，但该工程实际是由廖远海借用振达公司资质，以内部承包形式由廖远海组织人力、材料和资金实际施工承包，根据最高法院与江苏省高级法院有关《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关规定，因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是廖远海，所有工程款均应属于实际承包人廖远海享有，而振达公司无权主张权利。2、我局已经按合同约定，向实际承包人廖远海超额支付了工程款，因为合同约定工程价款为6631.1375万元，至工程完成满一年后支付至合同价款的80%，余20%在缺陷责任期满后支付。现该工程至2012年7月26日完工验收，按合同约定至2013年7月25日一年期满时，我局依约应支付至合同价款的80%计5304.91万元（6631.1375×80%），而我局至2012年12月向实际承包人即已经支付工程款达6428.099006万元，超出了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1123.189006万元。并且截止2014年1月31日，我局实际付款已达6588.179006万元，超出合同约定付款进度1283.269006万元。加之双方约定的质量缺陷期未届满，我局仅负有支付合同价款的80%的义务，另20%余款的条件尚未成就。3、振达公司主张的所谓工程决算价为7274.764738万元，无事实根据，因为案涉工程属于政府财政投资的道路工程，根据合同约定，工程款决算最终以审计价为准，现案涉工程尚未经审计，故振达公司以实际施工人廖远海自编的所谓工程竣工决算价作为工程进度款的结算依据，不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综上，我局已经向实际承包人廖远海支付了合同约定的工程款，即使未支付，作为对工程未作实际投入的振达公司亦无权主张权利，请求驳回振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阜宁交通局提交的证据材料有：
（一）《合同协议书》和《投标文件》各一份，证明：1、合同总价款为6631.1375万元；2、协议第4条约定，施工完成一年后支付至合同价款的80%，缺陷责任期满后付清合同价款；3、工程决算最终以政府审计结论为准。
（二）阜宁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振达公司与廖远海签订的《承包合同》各一份，证明：该刑事判决书认定振达公司于2009年4月13日与廖远海签订施工承包合同，案涉工程实际由廖远海个人承包施工，廖远海是实际承包人和施工人，案涉工程款应属于廖远海享有。
（三）阜宁县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证明：案涉工程是由廖远海挂靠振达公司资质而个人实际施工承包的，我局多次协助阜宁县人民法院将廖远海实际施工的工程款用于执行偿还廖远海债务，以进一步证明案涉工程款属于廖远海享有。
（四）支付工程款明细账及凭据一组，证明：截止2014年1月26日，阜宁交通局已实际支付工程款6588.179006万元，超出合同约定付款进度1283.269006万元。同时证明：案涉工程款实际均由实际承包人廖远海领取，原告未实际收取过任何工程款。
（五）工程交工验收证书，证明：工程实际竣工时间为2012年7月26日，且明确工程决算以审计价为准，并且合同约定的质量缺陷未满，支付20%余款的条件未成就。
（六）任职通知书两份和工程整改通知一份，证明：案涉工程是廖远海挂靠原告资质由其个人实际施工承包，涉案工程款属于廖远海享有。
（七）记帐凭证、汇款凭证及借条各一份，证明：第三人廖远海从被告阜宁交通局处以借款方式领取1850万元，并以此款抵冲案涉工程款的事实。
（八）被告阜宁交通局向第三人廖远海支付案涉工程款的所有付款凭证及税票及付款明细各一份，共计65881790.06元。证明：第三人廖远海已经凭原告振达公司开具的发票从被告阜宁交通局支付走案涉工程款65881790.06元的事实，同时证明案涉工程是第三人廖远海实际承包施工。
（九）阜宁交投公司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向第三人廖远海出借1850万元的过程。
（十）钮彬春（阜宁交通局副局长）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向第三人廖远海出借1850万元的过程。
（十一）阜宁交投公司与海融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签订的40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一份。证明：阜宁交通局向第三人廖远海出借1850万元的背景。
（十二）原告单位工作人员季成奎在阜宁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廖远海与原告是挂靠关系。
（十三）原告振达公司出具的委托书，证明：季成奎是原告单位的工作人员，他的陈述应当对原告具有约束力。
（十四）廖远海在阜宁公安局的询问笔录，证明：廖远海承认案涉工程是其挂靠原告振达公司，廖远海与原告之间是挂靠关系。
第三人廖远海陈述：本案诉争的工程发包单位是本案的被告阜宁交通局，承包单位是原告振达公司，第三人廖远海仅是工程的内部承包人，就本案的案涉工程款计算问题，根据合同法的原则，由于建设工程是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因此工程款的结算应由原、被告之间结算，与第三人廖远海无关。第三人作为该工程的内部施工人，我们将依据与原告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协议，依据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与原告进行结算。故我们认为第三人与本案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通知我们参加诉讼，我们仅就知道的相关事实向法庭反映情况，在本案中我不主张任何的权利。
第三人廖远海提交的证据材料有：
（一）第三人与原告振达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一份，证明：第三人与原告振达公司是内部承包关系，该协议并不影响原告振达公司向被告阜宁交通局主张工程款。
（二）2013年6月4日，阜宁县公安局对阜宁县交通局副局长钮彬春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2012年12月21日阜宁县交通局汇给海融公司的1850万元，与本案无关，是阜宁县交投公司归还其所借海融公司借款中的1850万元。
（三）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的证据（十三）也就是被告的证据（十一）即2012年11月19日的借款合同中的第八条“替廖远海偿还1850万元债务”是后来伪造的。
在质证过程中，被告阜宁交通局对原告振达公司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举证目的。对证据（二）中的法院调解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工程施工决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这是实际施工人廖远海与案外人苏州凯达路材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帐目，与本案及被告无关联，同时该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工程的竣工时间为2010年8月10日。对证据（三）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这是由实际承包人廖远海单方制作，合同约定工程决算应以政府审计结论为准，目前工程决算未经审计。对证据（四）《对明细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仅是截止2011年被告的付款情况，在此之后被告又陆续向实际承包人付款，目前已达6588.179万元。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举证目的，并且该法律文书能进一步证明案涉工程是由廖远海实际承包施工。对证据（六）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这是原告单方制作的明细表，对被告不具有约束力，同时被告也不存在所谓逾期付款的事实。对证据（七）《商务函》签收的事实认可，但对该商务函载明的内容不认可，2010年8月份工程并未完成，直到2012年7月份才完成，且这份商务函不具有合法性，案涉工程不是原告施工，工程价款也不属于原告享有。原告对工程价款没有处分权，因此商务函对被告没有约束力。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内容有异议，其中：借款合同是由阜宁交投公司与第三人廖远海（以原告的名义）所签订，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因为阜宁交投公司需要资金，由廖远海向大丰海融公司联系，由大丰海融公司向阜宁交投公司发放贷款4000万元，由于廖远海差欠海融公司借款。后三方协商，4000万元打入交投公司账户，后由交投公司将廖远海向交投公司的借款转账给海融公司，以冲抵廖远海所欠海融公司的贷款，阜宁交投公司向廖远海所出借的2000万元作为阜宁交通局应付廖远海的工程款。后来由于借款数额太大，咨询县领导，审查后认为交投公司与原告及廖远海之间没有任何工程合同关系，2000万元出借后无法以工程款扣抵，后该借款协议未实际履行，最终是由阜宁交通局向廖远海出借了2000万元，并由廖远海将2000万中的1850万元偿还给海融公司。而其中的《钮彬春的询问笔录》中反映的是交投公司与廖远海之间的借款情况，而没有证明交通局与廖远海的借款情况。所以该份笔录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九）的三性均有异议，因为原告与第三人廖远海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仅是挂靠关系，且该任职通知不能否认案涉工程是由第三人实际承包和施工的事实，同时该证据与原告与第三人廖远海签订的承包合同以及原告于2009年9月10日发出的第18号任职通知相矛盾。对证据（十）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不能否认案涉工程是由第三人实际承包和施工的事实。对证据（十一）的三性均不认可，这是原告的单方记录，实际案涉的已付工程款均是由第三人廖远海通过背书的方式支付在其他账户，没有实际进入原告单位的银行账户，阜宁交通局向廖远海支付的所有工程款均是开具的转账支票或汇票，收款人均是载明本案的原告，但是第三人廖远海在收到银行汇票转账支票后，通过背书的方式将款项汇入其他账户。对证据（十二）中的借款合同的质证意见同证据（八），对其中阜宁检察院与阜宁法院的两份法律文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该两份法律文书明确认定了原告与阜宁交投公司的借款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对证据（十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实际向廖远海出借1850万元的出借人并非是交投公司而是阜宁县交通局，第三人廖远海在向被告出具的借条中也明确载明借到阜宁交通局现金2000万元，被告已经在上次庭审中提交证据（十一）。
第三人廖远海对原告振达公司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一）至（十二）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十三）阜宁交投公司与海融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合同是阜宁交投公司与海融公司伪造的，而且该合同中第八条款“替廖远海偿还1850万元债务”的合法性也有异议，因为合同双方对合同主体之外的人设定的权利义务是无效的。
原告振达公司对被告阜宁交通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与第三人廖远海不是挂靠关系，廖远海只是负责行政、后勤工作，且廖远海与我公司是内部承包关系，工程价款必须通过原告账户。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与原告无关。对证据（四）支付工程价款我们予以认可，应按实际明细表来。对证据（五）竣工与交工的概念不一样，我们只主张80%的工程款，至于审计是被告的问题，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付款。对证据（六）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廖远海是我们工程的负责人，不是挂靠关系。对证据（七）1850万元的记帐凭证和汇款凭证，是2012年12月31日的，而原告的通知（商务函）是2012年10月16日的，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八）中2012年10月17日以后发生的所有借款与本案无关，我们没有授权。对证据（九）的三性均不认可，该情况说明不能大于公安机关与钮彬春的谈话，是被告单方的，我们不认可。对证据（十），该证据是伪证，请法庭调查。对证据（十一），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十二）至（十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未持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因为我们已经于2012年10月16日向被告发了商务函，此后发生的付款我方不予认可。
第三人廖远海对被告阜宁交通局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一）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判决书并不能证明被告证明的目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仅能证明法院按协助执行通知书扣款，但该款项是否用于案涉工程，并没有证实。对证据（四）中1850万元银行汇款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笔款项是被告、阜宁交投公司对海融公司的还款，并非其支付的工程款，故与本案工程款无关联。对证据（五）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七）三份证据中的记账凭证不认可，是被告内部记账的手续，没有对第三人公开，我不清楚也不认可，对其中的借条是第三人廖远海打的，但是没有履行，该借条是第三人与交投公司以原告名义打的。对证据（八）借款明细，我仅承认原告提供的证据中以前的付款4428万元的账，以后的账我不承认。对证据（九）的“三性”不予认可，以我提交法庭的陈述为准。对证据（十）的“三性”不予认可，所说不是事实，我也不承认。对证据（十一）被告提供的借款合同，当时我是全程参加，我是帮助交投公司办理手续的，我也是经办人，该合同中的第八条其他事项原来是“无”，现在改成“借款人在4000万元到账后××为××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廖远海1850万元借款”，这句话是伪造的，可能是交投公司或海融公司伪造的，也可能是合谋伪造的，故我要求公安机关进入调查。对证据（十二）、（十三）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原告的陈述来确认，季成奎这个人我不认识。对证据（十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本案中廖远海作为第三人，当庭再次明确在本案中不主张任何权利。
原告振达公司对第三人廖远海提交的证据（一）至（三）的三性均无异议，予以认可。
被告阜宁交通局对第三人廖远海提交的证据（一）至（三）的质证意见为：案涉工程是第三人廖远海挂靠原告的资质实际承包建设的，该双方的《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原告将工程整体发包人第三人廖远海承包，所有的人员、设备、材料均由廖远海个人组织，实行自负盈亏，承担工程承包期间对内、对外的一切债务，并负责工程设施到保修期结束前所有债权债务由廖独自处理，故廖远海与原告是挂靠关系，工程款应由廖远海享有，原告无权主张。而《钮彬春的询问笔录》中反映的是交投公司与廖远海之间的借款情况，而没有证明交通局与廖远海的借款情况，所以该份笔录与本案无关联。而关于第三人廖远海提交的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复印件，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从证据的形式上看该两份合同仅是文稿，未经合同双方当事人盖章确认，有关阜宁交投公司与海融公司之间的借款事实，应当以原、被告共同向法庭提供的盖有合同当事人章印的合同为准，故该两份合同复印件不具有否认原、被双方共同提供的合同的效力。
本院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审核认为：
对原告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该证据与振达公司此后和与其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廖远海签订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相互印证，结合振达公司在承接案涉工程后又全部给不具有从事建筑活动主体资格的廖远海以振达公司的名义实际施工，并由廖远海收取工程价款的事实，能够认定该一系列合同行为系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即为通常意义上所称的挂靠关系。对证据（二）中的法院调解书、廖远海与案外人苏州凯达路材股份有限公司的施工决算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因该纠纷系双方当事人自愿调解结案，不能证明该纠纷付款义务的法定最终承担者即系振达公司，故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对证据（三）《工程竣工决算书》，虽其标明的涉案工程的总造价为7274.764738万元，但因阜宁交通局与振达公司的《合同协议书》约定的总价款为6631.1375万元，且双方约定决算应以政府审计结论为准，现目前工程决算未经审计结束，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证据（四）《账目明细表》的真实性，因被告阜宁交通局并无异议，故予以认定，但至目前实际付款情况，应当以实际付款帐目为准。对证据（五）法院调解书、执行通知书、查封扣划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能够证明廖远海以振达公司名义实际施工期间因对外产生债务，导致被挂靠人振达公司被法院强制执行后果的事实。对证据（六）逾期付款利息明细表、相关规定及银行利率表，因原告主张利息的工程款本金，是按施工人单方提供的且未经审计的竣工报送总价7274.764738万元的80%（合同约定的进度款比例）计算的工程进度款，故因不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定。对证据（七）振达公司向阜宁县交通局出具的《商务函》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印证振达公司在廖远海挂靠其公司施工过程中因外部债务的发生致其公司被起诉后，出于其公司自身利益的考虑，发函要求发包方除向其公司外停止向任何其他单位和个人支付工程款的事实，但此举依法并不能排斥廖远海作为工程实际施工人对其所施工工程主张价款的权利。对证据（八）借款合同、《钮彬春的询问笔录》，该两份证据与振达公司委派的工作人员季成奎及第三人廖远海各自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相印证，可以证明第三人廖远海因其挂靠施工中拖欠外部债务资金紧张而急需收回案涉剩余工程款，故私刻振达公司章印与阜宁交投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在阜宁交投公司融资4000万元后，廖远海将其中2000万元融资资金借出并承担融资利息，并以该所借2000万元抵扣其应收工程款的事实。关于证据（九）振达公司对廖远海的任职通知，因振达公司并未能提交相关有效证据证明其为廖远海缴纳劳动保险、发放工资即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故该任职通知不能证明廖远海与振达公司之间即为内部承包关系。证据（十）系原告振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孙达海个人笔记，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定。对证据（十一）振达公司的预收帐款明细账，系振达公司单方制作，故对其三性不予认定。对证据（十二）阜宁检察院与阜宁法院的两份法律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证据（十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与第三人廖远海向阜宁交通局出具的2000万元借条及廖远海签字的付款凭证相印证，能够证明阜宁交通局向案外人海融公司融资4000万元后，将其中的1850万元代廖远海偿还海融公司借款债务的事实。
对被告阜宁交通局提交的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能够证明振达公司在承接案涉工程后又全部给不具有从事建筑活动主体资格的廖远海以振达公司的名义实际施工，并由廖远海收取工程价款即形成通常意义上所称的挂靠关系。对证据（三）阜宁县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案涉工程是由廖远海挂靠振达公司资质而个人实际施工的，且在此过程中阜宁县人民法院将廖远海实际施工的工程款用于执行偿还廖远海债务的事实。对证据（四）支付工程款明细账及凭据一组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定，能够证明截止2014年1月26日，被告阜宁交通局已实际支付案涉工程款总计65881790.06元，其中直接由廖远海收取的款项为64280990.06元，被法院强制执行工程款偿还廖远海债务的价款为1600800元。对证据（五）工程交工验收证书的三性均予以认定，可以证明案涉工程实际竣工时间为2012年7月26日，且质量缺陷期为2012年7月26日至2014年7月25日。对证据（六）任职通知书两份和工程整改通知一份的三性均予以认定，可以印证案涉工程实际由廖远海挂靠振达公司施工并领取工程款的事实。对证据（七）记帐凭证、汇款凭证及借条各一份的三性均予以认定，能够证明第三人廖远海从被告阜宁交通局处以借款方式领取1850万元，并以此款抵冲案涉工程款的事实。对证据（八）的认证意见同证据（四）。对证据（九）、（十）情况说明，能够客观反映阜宁县交通局向第三人廖远海出借1850万元的背景，故予以认定。对证据（十一）阜宁交投公司与海融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签订的4000万元的《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也可以证明阜宁交通局向第三人廖远海出借1850万元的背景。对（十二）、（十三）、（十四）的三性均予以认定，该三份证据互相印证，可以证明廖远海与原告振达公司之间存在案涉工程的挂靠关系。
对第三人廖远海提供的证据（一）廖远海与振达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因无相关有效证据佐证，故不能证明廖远海与振达公司之间即系内部承包关系。对证据（二）钮彬春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阜宁交通局向廖远海出借1850万元并抵算其工程款的背景。对证据（三）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因均系复印件，其中借款合同复印件无签字、盖章和日期，且均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对其三性不予认定。
根据本院审核认定的证据，可以确认下列事实：
2009年4月8日，阜宁交通局与振达公司签订《合同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阜宁交通局将“204国道改扩建工程阜宁段道路桥梁FN6合同段的工程”（下称案涉工程）发包给振达公司承包施工；本合同总价为6631.1375万元；根据工程进度每月按合格工程量付60%；施工完成一年后再付20%；缺陷责任期满后再付20%；决算工程量以工程结束时实际工程量为准，…最终以审计结论为准，与上述合同总价一起纳入决算总价；发包方保证按照合同约定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合同并对违约责任等条款作了约定。
2009年4月13日，振达公司与廖远海签订《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主要约定：振达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廖远海承包施工，由廖远海负责本工程的实施、完成及其缺陷修复工作；工程价款为6631.13万元；由廖远海负责案涉工程施工管理所有责任，项目由廖远海按总价6601万元承包，实行自负盈亏；廖远海施工期间的一切收支均须通过振达公司的财务支出，不得以任何理由从业主处领取一切费用；质保金由廖远海承担，质保期及维修期的义务均由廖远海负责并承担相应费用；廖远海应配足人员、设备及其他资源，进行自觉管理，认真履行本合同条款，对振达公司负责，并自愿承担与本工程有关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廖远海应严格按照业主的要求，在合同期内独立完成承建案涉工程的全部项目内容，并负责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责任；廖远海在整个施工期间造成的对内对外的一切债务由廖远海直接承担和处理，与振达公司无关，更无牵连附带关系；施工中的人工、材料、机械费及税金等一切费用均由廖远海自行承担；工程施工到保修期结束前所有债权债务由廖远海独自处理；一切安全事故责任由廖远海承担，与振达公司无关。合同并对违约责任等条款作了约定。
上述合同及协议签订后，廖远海即组织人员及设备进行了施工。期间，振达公司于2009年5月4日作出聘任廖远海为项目常务副经理，负责项目日常施工及安全管理的通知，并报送阜宁交通局。后于2009年9月10日又作出聘任廖远海为该项目副经理，全权负责该项目工程施工和资金结算的通知，并报送阜宁交通局。
2012年7月26日，案涉工程通过交工验收。《交工验收书》明确实际价款以决算审计为准，质量缺陷期从2012年7月26日起至2014年7月25日止。
关于案涉工程款的支付情况为：阜宁交通局提交的35笔支付工程款银行转帐票据凭证及其财务科目明细载明，阜宁交通局自2009年7月21日起至2014年1月26日止，共计支付案涉工程款65881790.06元，其组成为:（1）于2012年8月30日以前直接由廖远海经办和收取的款项为44280990.06元；（2）于2012年12月21日以廖远海的借款抵算支付的工程款为20000000元；（3）于2013年8月29日、2014年1月26日两次协助法院强制执行工程款偿还廖远海债务的价款共计1600800元。
2012年10月17日，振达公司向阜宁交通局送达《商务函》一份，内容为：我公司于2009年4月6日中标承建204国道改扩建工程阜宁段FN6标，该项目已经于2010年8月完成合同内全部施工内容。鉴于近期与本工程相关的经济纠纷突现，严重损害我公司合法权益，为此本公司再次函告贵局，望贵局接此函后，按合同约定将剩余工程款直接支付给我公司帐户。
2012年12月21日，廖远海向阜宁交通局出具借条一份，言明：“借到交通局现金贰仟万元整，￥20000000元，据廖远海2012年12月21日”。当日，该局副局长钮彬春审批意见为“经会办同意借款，请蔡局长审批后扣利差90万元，税金60万元”，同日，该局局长蔡跃虎审批意见“会计扣壹佰伍拾万元，此款在204国道工程款中扣偿”。之后，阜宁交通局通过阜宁交投公司开具银行转帐支票一份给廖远海，该转账支票注明：开票日期2012年12月21日，收款人：大丰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金额：1850万元，用途：还借款，并由廖远海本人在该转账支票存根上签名。
2014年3月10日，振达公司起诉至本院。认为：其与阜宁交通局签订的《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合同总价为6631.1375万元，根据工程进度每月按合格工程量付60%，施工完成一年后再付20%，现工程于2012年7月26日完成验收，且工程实际决算为7274.764738万元，故认为阜宁交通局按约应支付工程进度款至实际决算价7274.764738万元的80%即5819.8118万元，现实际支付4108.099万元。为此，请求阜宁交通局按约支付拖欠的工程价款（进度款）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
另查明：第三人廖远海在施工过程中，为其付款需要而私刻振达公司单位公章（刑事案件已另案处理）于2012年12月5日以振达公司名义且用该公章与阜宁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由廖远海沟通协调，由案外人海融公司向阜宁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发放4000万元贷款，之后由振达公司向阜宁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借用其中的2000万元并承担阜宁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该2000万元的融资利息，所借2000万元款项由阜宁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在应付给振达公司的工程款中扣除。
又查明：阜宁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与海融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签订《借款合同》一份，主要约定，由海融公司向阜宁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发放贷款4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2年11月19日至2013年11月18日，其中第八条约定：借款人在4000万元借款到帐后，代为偿还廖远海1850万元债务。
再查明，本案审理中就案外人海融公司与廖远海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问题，本院依职权向海融公司依法进行了调查。经调查，廖远海因案涉工程施工需要资金，自2011年1月至2012年10月期间与该公司之间曾发生借款往来。该公司记账凭证记载，2012年12月21日入账的1850万元记为阜宁交投公司代偿廖远海债务，具体科目为短期借款500万元，利息收入273332元，其他应付款为13226680元。并且凭证记载，阜宁交投公司于2012年12月21日所借该公司4000万元融资款项目前尚未偿还。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第三人廖远海与振达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该如何认定；二、廖远海于2012年12月21日向阜宁交通局出具的借条所载明的2000万元能否抵算该局支付的案涉工程进度款。三、按照案涉《合同协议书》的约定，阜宁交通局是否欠付案涉工程进度款。
一、关于第三人廖远海与振达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该如何认定的问题。
2009年4月13日振达公司与第三人廖远海签订《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约定振达公司将案涉工程的全部项目发包给廖远海承包施工。之后廖远海亦事实上将工程施工完毕，并经手和领取了工程款项。关于廖远海与振达公司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从该《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该合同中不仅明确约定，案涉工程由廖远海承担全部施工、缺陷修复、质保金、质保期及维修期的义务和施工管理的所有责任，而且也约定由廖远海自负盈亏、自配人员、设备及其他资源、自行管理、自已组建项目部，尤其约定施工期间的对内对外一切债务（包括税费）由廖远海独自承担和处理，与振达公司无牵连和附带关系，该一系列约定能够说明振达公司与廖远海之间是相互独立、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并不存在人员或财产上的隶属关系，因此，振达公司与廖远海认为其双方之间签订的是内部承包合同，其依据不足。该《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从合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及权利义务的内容上，具有挂靠关系的特征。其次，除该合同约定的内容之外，既无相关有效证据证明该双方之间存在合法的人事调动、任免、社会保险关系，也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故双方之间并不具备企业内部承包合同关系的主体要件。再次，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振达公司与实际施工人廖远海并未在工程款项的收取及支配问题上，履行统一的财务管理，主要表现在：（1）2009年9月10日振达公司向阜宁交通局出具书面通知，明确由廖远海全权负责案涉项目工程施工和资金结算，而事实上案涉工程款也均由廖远海个人负责经办和领取；（2）本案审理中，针对振达公司提出的其与廖远海之间系内部承包关系的主张，法庭要求振达公司限期提交公司财务账册及凭证以证明其是否对廖远海工程支出及收取巨额工程款的行为进行管理的事实，但其并未提交，故振达公司与廖远海之间也并不具备内部承包合同关系的实质要件。最后，根据2013年1月6日振达公司工作人员季成奎受公司委派对廖远海伪造其公司印章而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询问笔录，以及廖远海因伪造公司印章案发后在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时所作的讯问陈述，振达公司相关人员与廖远海亦均陈述双方之间在案涉工程上系挂靠关系。因此，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可以认定案涉工程系由第三人廖远海借用振达公司的资质而实际施工，即该双方之间形成通常的挂靠关系。
二、关于第三人廖远海于2012年12月21日向阜宁交通局出具的借条所载明的2000万元能否抵算该局支付的案涉工程进度款的问题。
首先，第三人廖远海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于2012年12月21日向阜宁交通局出具了2000万元的借条，并且在办理该借款审批过程中，该局在廖远海出具的借条审批意见中不仅明确“扣利差90万元，税金60万元”，同时又明确“会计扣150万元。此款在204国道工程款中扣偿”，说明廖远海在与阜宁交通局办理该笔借款的过程中，双方对此借款以工程款抵偿的约定是明确的，且符合债务法定抵销的条件。其次，凭廖远海出具的且已签注审批意见的借条，阜宁交通局通过阜宁交投公司开具了现金转帐支票，廖远海对已经注明：“收款人：大丰海融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金额：1850万元，用途：还借款”的现金转帐支票予以了签收，并办理了转帐手续，说明其对该款的去向即收款主体问题是认可的，同时对阜宁交通局向其出借2000万元款项的过程中扣除利差及税金的行为也未持异议。因此，基于上述理由及本案查明的事实，综合分析，对阜宁交通局以第三人廖远海于2012年12月21日所借的2000万元款项抵算该局支付的案涉工程进度款的行为的有效性，依法应予认定。至于第三人廖远海与案外人海融公司之间的借贷及帐务问题，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不予理涉。廖远海认为该笔款项是阜宁交通局及阜宁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对海融公司的还款，并非向其支付的工程款，其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另由于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为第三人廖远海，且廖远海与振达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不合法而应为无效，故阜宁交通局于2012年12月21日向第三人廖远海出借2000万元款项并以此款抵算该局支付的案涉工程进度款的行为，并未侵害到振达公司的合法权益。基于此，振达公司于2012年10月17日向阜宁交通局送达的《商务函》，对阜宁交通局依法不具有拘束力，因此，振达公司认为交通局上述出借款项并抵扣工程款的行为侵害振达公司的合法权益，其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三、按照案涉工程《合同协议书》的约定，阜宁交通局是否欠付案涉工程进度款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其中第（二）项为：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同时，该《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该《解释》第二十六条又规定，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因此，案涉工程系第三人廖远海借用振达公司的资质实际施工，且2009年4月8日的案涉《合同协议书》也因实际施工人挂靠行为而应认定为无效，但阜宁交通局依法仍应参照该合同的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
由于案涉《合同协议书》已经约定，本合同总价为6631.1375万元，根据工程进度每月按合格工程量付60%，施工完成一年后再付20%，缺陷责任期满后再付20%，并且原告振达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是要求阜宁交通局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至80%的工程款进度款。故根据《合同协议书》的约定，考虑到至本案起诉时案涉工程已经交工验收合格已满一年，且案涉工程尚未审计结束，本案中阜宁交通局应当支付的工程进度款应当为合同总价的80%即53049100元（66311375×80%）。现阜宁交通局自2009年7月21日起至2014年1月26日止，已支付案涉工程款35笔共计65881790.06元，故能够认定阜宁交通局于本案中并不欠付案涉工程进度款。振达公司主张阜宁交通局应按施工人报送的工程决算总价7274.764738万元的80%即5819.8118万元计付工程进度款，且认为阜宁交通局实际才支付4108.099万元即阜宁交通局仍差欠工程进度款1711.7128万元，其主张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也无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1375元，由原告金湖县振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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