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716号
原告：安琦，女，1991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增城市，
委托代理人：朱淦华，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凯亮，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叔廉，男，1981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增城市，
委托代理人：莫荣标，广东合众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援越，男，1968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舆县，
被告：张秋英，女，1936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增城市。
被告：陈伯雄，男，1971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增城市。
被告：陈伯祥，男，195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增城市。
被告：陈伯妹，女，住址不详。
原告安琦与被告郑叔廉、李援越、张秋英、陈伯雄、陈伯祥、陈伯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琦的委托代理人吴凯亮、朱淦华，被告郑叔廉的委托代理人莫荣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援越、张秋英、陈伯雄、陈伯祥、陈伯妹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安琦诉称：2010年5月28日6时42分，被告郑叔廉驾驶悬挂粤Ａ×××××号小客车在荔乡路与被告李援越驾驶摩托车搭载原告于荔××与××路交界处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两次在增城市人民医院治疗，共住院50天，剩下第二次产生的医疗费5029元，被告未支付给原告。该次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被告郑叔廉、李援越各负同等责任，原告无责任，经查被告郑叔廉、李援越驾驶的肇事车辆没有购买任何保险。原告经司法鉴定为十级伤残，为此，原告起诉请求，被告郑叔廉、李援越连带赔偿原告下列损失：1、住院伙食补助费5000元；2、营养费3000元；3、护理费8350元；4、交通费2000元；5、鉴定费1040元；6、残疾赔偿金6618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8、医疗费5029元（原告第一次住院医疗费已经由被告郑叔廉支付，原告仅请求第二次住院医疗费和门诊费医疗费）。合计100599元。
被告郑叔廉辩称：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民法通则第136条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一年。本案事故发生于2010年5月28日，而原告于2014年7月25日才起诉，为此，原告的起诉明显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应该不能得到胜诉的权利。原告住院治疗两次，原告第一次住院的医疗费4万元左右是由被告郑叔廉支付的。
李援越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告张秋英、陈伯雄、陈伯祥、陈伯妹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0年5月28日6时42分，郑叔廉驾驶悬挂粤Ａ×××××号小客车在增城市荔乡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李援越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搭载乘客安琦于荔乡路由北往南方向左转弯行驶，双方行至荔××与××路交界处发生碰撞，造成李援越、安琦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2010年6月23日，增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穗公交认字[2010]第C062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郑叔廉、李援越均应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安琦不承担事故责任。两车均无投保交强险。
事故当日（即2010年5月28日），安琦在增城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0年7月1日出院，有增城市人民医院于2010年7月1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书为据。诊断证明书诊断：安琦为右股骨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擦伤。处理意见：1、住院时间2010年5月28日至2010年7月1日，留陪人1人；2、每月复查X线，一年后拆内固定；3、全休3个月，不适随诊，休息期间留陪1人；4、免负重3月（右下肢）；5、加强营养，加强功能锻炼。安琦自认该次住院医疗费全部由郑叔廉支付（该次医疗费多少，安琦与郑叔廉均未能举证证明），但下列门诊医疗费由其支付：1、2010年8月3日99元；2、2010年8月27日99元；3、2010年10月28日99元；4、2011年3月21日160.5元；5、2011年6月15日127.8元；6、2012年1月18日127.8元。合计713.1元，有增城市人民医院收费收据、病历为据。
安琦因行右股骨取内固定术，于2012年1月30日在增城市人民医院第二次住院治疗，2012年2月3日出院，住院医疗费4316.73元，有增城市人民医院收费收据、诊断证明书、出院小结为据。
2013年8月4日，安琦委托广东正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程度鉴定。2013年8月22日，该鉴定所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作出粤正源司鉴所[2013]临鉴字第037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被鉴定人安琦因肢体外伤致右股骨中段骨折，行右股骨中段骨折交锁髓内钉内固定术，评定为十级伤残。为此，安琦支付了鉴定费1040元，有该鉴定所出具的发票为据。
2014年7月25日，安琦向本院提起诉讼。本案在庭审中，安琦明确请求郑叔廉在未投保交强险而依法应当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安琦主张住院期间由母亲孙秀丽护理，并提供由增城市海峡两岸经济发展总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证明主要内容：孙秀丽是公司财务人员，月收入5000元。但安琦并未能提供其在住院期间确由孙秀丽护理和孙秀丽因护理而休假致公司停发工资的证据。
本案在审理期间，本院调查了粤Ａ×××××号牌号的登记情况，粤Ａ×××××号为小型汽车，品牌五菱，所有人登记为陈瑞华，住增城市中××镇团结村××号，初次登记日期为1996年9月26日，检验有效期止2007年10月1日，逾期检验强制报废期止2015年4月1日。经查，陈瑞华于1938年6月7日出生，于2014年3月5日死亡，陈瑞华有配偶张秋英，儿子陈伯雄、陈伯祥和女儿陈伯妹。为此，本院在审理期间依法追加了张秋英、陈伯雄、陈伯祥、陈伯妹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被告李援越、张秋英、陈伯雄、陈伯祥、陈伯妹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亦无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质证意见及举证。
本案在审理期间，本院还调取了交警事故卷宗资料，卷宗资料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记载，悬挂粤Ａ×××××号肇事车辆为雅阁小轿车；无号牌肇事摩托车的发票记录，购买人为李援越，购买时间为2010年3月1日；郑叔廉的《讯问笔录》记载，郑叔廉自认驾驶的肇事粤Ａ×××××号车辆是其从珠海市购买的走私车，牌号是套用他人车辆的牌号。李援越的《讯问笔录》记载，李援越自认无号牌摩托车是自己的。
另查明，安琦于1995年10月13日迁入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花牛路45号，2012年2月28日迁入增城市荔城街，现住增城市××路××房，有户口簿、身份证为据。
再查明，机动车交强险的赔偿限额情况：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本次交通事故的另一伤者（肇事摩托车驾驶员、责任人）李援越在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尚未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发生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郑叔廉、李援越各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安琦不承担事故责任，本院予以确认。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郑叔廉、李援越本应各承担安琦损害赔偿责任的50%，鉴于安琦是乘坐李援越驾驶的摩托车的乘客，属于郑叔廉驾驶的悬挂粤Ａ×××××号车辆的第三者，而该车未依法投保交强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本院调查交警卷宗资料证实，郑叔廉是肇事车辆的购买人（实际所有人）、使用人，也是肇事车辆的投保义务人，因此，郑叔廉依法应当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不足部分，根据责任人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对于郑叔廉驾驶的车辆套用他人牌号（粤Ａ×××××号）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粤Ａ×××××号牌号是所有人陈瑞华同意或者允许郑叔廉套用，故所有人陈瑞华（已死亡）及其继承人张秋英、陈伯雄、陈伯祥、陈伯妹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虽然安琦乘坐李援越驾驶的摩托车与郑叔廉驾驶悬挂粤Ａ×××××号车辆发生碰撞，造成安琦受伤，但李援越、郑叔廉二人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的责任已经交警确定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安琦请求李援越承担本案连带责任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安琦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安琦第一次住院治疗，于2010年7月1日出院，增城市人民医院在其出院当日出具了诊断证明书，明确诊断为右股骨骨折，建议一年后拆内固定。安琦因行右股骨取内固定术，于2012年1月30日在增城市人民医院第二次住院治疗，2012年2月3日出院。从安琦第二次出院之日起，已经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其于2012年2月3日前产生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医疗费，本应于2013年2月3日前主张权利（包括向本院起诉），但安琦于2014年7月25日才向本院起诉，要求郑叔廉、李援越赔偿其于2012年2月3日前产生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医疗费。根据安琦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于2013年2月3日前向郑叔廉、李援越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即没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因此，安琦上述部分损失的起诉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本院予以驳回。郑叔廉答辩主张安琦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不能取得胜诉权的意见部分有理，有理部分，予以采纳。
然而，安琦起诉请求的残疾赔偿金、伤残鉴定费及因伤残鉴定产生的交通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未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因为安琦于2013年8月4日委托广东正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程度鉴定，该鉴定所于2013年8月22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安琦才知道自己构成十级伤残，因此，安琦于2014年7月25日起诉请求残疾赔偿金、伤残鉴定费及因伤残鉴定产生的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未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该部分损失的起诉，依法受法律保护。
根据安琦的诉讼请求及其提供的证据，审定其依法受法律保护部分的损失有：
1、残疾赔偿金。安琦经广东正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鉴定为十级伤残，有该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为据，予以确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安琦的残疾赔偿金按20年计算，赔偿指数为10%（伤残等级共分十级，一级伤残赔偿指数为100%，二级伤残赔偿指数为90%，依此类推），参照《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98.7元/年，残疾赔偿金为32598.7元/年×20年×10%=65197.4元。安琦该项主张66180元的依据不足，不予采纳。
2、鉴定费。安琦主张鉴定费1040元，有广东正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发票为据，本院予以确认。安琦该项请求合理，予以支持。
3、营养费。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根据安琦构成十级伤残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营养费600元。安琦主张营养费3000元明显偏高，不予采纳。
4、交通费。安琦虽然未能提供交通票据，但因伤残鉴定产生的交通费是客观存的损失，故本院酌定交通费300元。安琦主张交通费2000元明显偏高，不予采纳。
5、精神损害抚慰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解释第十条第一款又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安琦因交通事故受伤并造成十级伤残，伤害后果较为严重，且郑叔廉、李援越在事故中各负同等责任，安琦不负事故责任，据此，安琦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合理、合法，予以支持。
上述第1项至5项合计77137.4元（残疾赔偿金65197.4元＋鉴定费1040元＋营养费600元＋交通费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由郑叔廉依法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范围内予以赔偿。李援越、张秋英、陈伯雄、陈伯祥、陈伯妹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郑叔廉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范围内赔偿原告安琦残疾赔偿金65197.4元、鉴定费1040元、营养费600元、交通费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合计77137.4元。
二、驳回原告安琦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元2312元，由原告安琦负担539元，被告郑叔廉负担177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院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徐国杰
审 判 员 钟伟强
人民陪审员 陈小英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徐小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