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朝民初字第19369号
原告北京远大天和家居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家园茉藜园5号楼2304室。
法定代表人陈玉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饶宏斌，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谢高全，男，1940年3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林艳英，女，1987年8月24日出生，北京市时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娜，北京市时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戴先明，女，1947年10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林艳英，女，1987年8月24日出生，北京市时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娜，北京市时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谈腊云，女，1972年1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林艳英，女，1987年8月24日出生，北京市时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娜，北京市时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谢京京（被告谈腊云之女），女，1994年7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林艳英，女，1987年8月24日出生，北京市时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娜，北京市时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谢浩东（被告谈腊云之子），男，2000年12月4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谈腊云，女，1972年1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林艳英，女，1987年8月24日出生，北京市时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娜，北京市时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远大天和家居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天和公司）与被告谢高全、戴先明、谈腊云、谢京京、谢浩东（以下同时表述时简称五被告，分别表述时均简称姓名）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远大天和公司之委托代理人饶宏斌，五被告之委托代理人林艳英、赵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远大天和公司诉称：一、谈腊云之夫谢五一是戴小根所组织的施工队成员，其与戴小根建立了劳务（雇佣）关系，并未与我公司建立任何法律关系。本案中，谢五一是戴小根雇佣到我公司工地从事施工的，与我公司没有形成用工关系：1、戴小根是包工头，其以老乡和亲戚关系为纽带，组成相对固定的施工队伍，长期在京从事装修装饰项目的承揽业务。戴小根同时与多家装修公司存在项目合作关系。2、我公司是戴小根进行项目承揽的合作的公司之一，我公司根据戴小根完成项目工作量的情况，与其结算工程款，我公司与戴小根之间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临时性项目承揽合作关系，没有隶属与被隶属的关系。3、戴小根直接对其施工队的工人（包括谢五一在内）进行组织和管理，施工队的工人仅对戴小根负责，而不对我公司负责，谢五一是戴小根施工队中专门从事电工的人员，其双方之间自行约定工资水平，戴小根安排谢五一至其承接的工程工地从事具体施工工作，并向其支付工资，他们之间形成劳务（雇佣）合作关系。我公司与戴小根之间建立的是承揽合同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戴小根作为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其为了完成承揽事务让谢五一到其工地工作，双方建立了劳务关系。作为雇员的谢五一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应受普通民事法律规范调整。谢五一从未与我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成为我公司成员，工作内容也不是我公司安排或指派的，劳动报酬也不是从我公司领取的，其与我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人格及经济上的从属关系，没有形成用工关系。二、谢五一与我公司之间的关系不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使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成员，接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并获取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所产生的法律关系。本案中，谢五一与我公司在回家爱你不存在人身隶属性和依附性，不存在劳动法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也不受我公司员工纪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也不享受我公司员工的任何待遇，我公司与谢五一之间不存在构成劳动关系的条件，不能成立劳动关系。2013年1月14日，谈腊云将我公司申诉至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劳动仲裁委）。朝阳劳动仲裁委作出了京朝劳仲字（2013）第03045号裁决书。因我公司不服仲裁裁决，遂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我公司与谢五一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五被告辩称：不同意远大天和公司的诉讼请求，因为远大天和公司所述事实与实际不符。谢五一和远大天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戴小根只是介绍，同时戴小根也是远大天和公司的员工。谢五一经戴小根的介绍到远大天和公司工作，于2012年12月11日入职，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马赛公馆15号楼3单元903室从事装修工作，同年12月12日上午小区物业为谢五一办理了出入证，同年12月16日，谢五一在工作期间接到远大天和公司监理温×的电话，通知其到同一小区的11号楼2单元1202室工作，当天下午两点左右，谢五一按照指示拆除飘窗时，从12层高空坠落，送至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远大天和公司未与谢五一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为谢五一缴纳社会保险。
经审理查明：谢高全系谢五一之父，戴先明系谢五一之母，谈腊云系谢五一之妻，谢京京系谢五一之女，谢浩东系谢五一之子。
2012年12月16日，谢五一在北京市大兴区马赛公馆11号楼下死亡，经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调查，确认谢五一符合高坠死亡；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2013年1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作出了京公治亡查字（2013）第008号《关于谢五一死亡的调查结论》。五被告与远大天和公司均未就此结论提出异议。
另，五被告主张谢五一于2012年12月11日经人介绍到远大天和公司从事装修工作，2012年12月16日谢五一在北京市大兴区马赛公馆11号楼2单元1202室进行装修工作时从12层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远大天和公司称谢五一是戴小根组织的施工队成员，是戴小根雇佣的水电工，戴小根承揽了该公司马赛公馆11号楼2单元1202室的装修工程，并以自然人施工队身份与该公司合作项目。五被告就其上述主张向本院提交了结婚证、出入证、《关于谢五一死亡的调查结论》、《鉴定结论书》、遗体火化证明、注销户口证明、装修施工许可证。远大天和公司对结婚证以及《关于谢五一死亡的调查结论》、《鉴定结论书》、遗体火化证明、注销户口证明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称该证据与远大天和公司和谢五一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出入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其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出入证是由谢五一本人凭身份证到小区物业公司办理的，与远大天和公司无关。
五被告证人程×到庭，欲证明其与戴小根都是远大天和公司的员工，谢五一与其系工友。另，程×陈述称：我与戴小根系夫妻关系，谢五一是戴小根的表弟。大概在2012年11月份，我和谢五一一起在远大天和公司处工作，有活儿的话就由戴小根联系我和谢五一等人，戴小根也是干活的，远大天和公司有装修工程时就会联系戴小根，然后戴小根就联系我和相关工人，谢五一在大兴干活，从事水电工。工资是远大天和公司先给戴小根，然后戴小根再给我。如果远大天和公司没有活儿我们就歇着，也不扣工资，远大天和公司不管吃住。我们干的都是远大天和公司的工程，没有其他公司的工程。我们（包括谢五一）和戴小根之间没有协议，和远大天和公司之间也没有签订过合同或协议，就是远大天和公司扣戴小根一部分质保金。谢五一此次出事的工程也是戴小根找的谢五一，谢五一的钱确实是由戴小根结算支付，报酬是按照工作的米数进行计算，水电路改造是按照每延米10元的标准进行结算。如果谢五一有活儿找我干，也是按照这个标准给我结算。这次谢五一给戴小根干了两三天就出事了。出事时的情况我不清楚，当时是温×打电话通知我的。因为谢五一就干了三天，戴小根没有给他结账，因为出事了，工地我们没有干完就不干了。此外，谢五一出事的工地也不是戴小根的工地，是远大天和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玉东自己的工地。工地现场指挥是温×，但具体是谁承包的哪个房子，我也不清楚。五被告对证人程×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远大天和公司称证人程×与戴小根系夫妻关系，和本案有利害关系，对其证言中对远大天和公司不利的部分不予认可。对于其在证言中对于远大天和公司经法庭询问的对于远大天和公司有利部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表示证人称其在2012年11月与谢五一共同工作，说明谢五一至少在2011年11月之前就开始为戴小根开始工作，本案所发的时间是在2012年12月16日，五被告提交的申请说是在2012年12月11日入职，可以看出谢五一和戴小根是属于亲戚老乡建立的劳务合作关系。从证人的证言可以看出，戴小根与远大天和公司之间建立的是一种间断性工程承揽关系，除了为远大天和公司提供工程承揽服务，也为第三方提供工程承揽服务。证人证言可以证明谢五一到远大天和公司工地工作并非远大天和公司进行的招用，也证明谢五一和远大天和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
远大天和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北京东亚时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马赛公馆物业管理处出具的内容为：“谢五一（男，身份证号码：×××），于2012年12月12日持本人身份证到我公司办理圣和巷8号院15号楼3单元903室装修出入证1张，编号为023号。”的说明1份，欲证明谢五一凭借个人身份证可以办理出入证，而非由远大天和公司统一办理，与远大天和公司无关。五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远大天和公司还提交了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清源路派出所出具的内容为：“北京市大兴区东亚马赛公馆与北京市大兴区圣和巷8号院为同一地址。”的证明1份。五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远大天和公司还提交了戴小根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戴小根的银行卡复印件。五被告表示对于戴小根的身份证以及银行卡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对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且上述证据和本案无关。远大天和公司还向本院提交了有戴小根签字的指定工程款结算账号的书面声明材料1份、《北京市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协议条款》复印件2页以及北京市重信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第二项目经理部的收据复印件1张。五被告称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远大天和公司还提交了证人刘×、何×1、许×、温×的书面证言以及身份证复印件。五被告称上述书面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目的也不认可，与本案无关；此外，温×与远大天和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远大天和公司还提供了2012年10月至2012年12月期间的薪资表及考勤记录。五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此外，远大天和公司称证人刘×在外地工作无法到庭，公证机关对刘×的证言进行了公证。远大天和公司就此向本院提交了（2013）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9071号公证书，欲证明刘×是业主的代表，和戴小根签订合同，刘×向戴小根支付装修款，戴小根签字并出示收据，证人何×1长期和戴小根进行合作。五被告对（2013）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9071号公证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称该公证书上面没有公证员的任何信息，上面签字也看不清楚，章也看不清楚，且该公证书与本案无关。
另，远大天和公司证人何×1到庭称：我作为设计师，业主通过我联系施工队，我将工程介绍给戴小根，然后业主将施工款直接支付给戴小根，戴小根自己组织工人干活。施工款全部都给戴小根，戴小根再把我应得的款项支付给我。远大天和公司证人温×到庭称：戴小根在北京市大兴区马赛公馆包了远大天和公司的两处工程，一处是15号楼3单元903号，另一处是11号楼2单元1202号。谢五一是戴小根的水电工，也是戴小根的表亲，谢五一的一切工作都是戴小根安排的，我没有进行过任何安排。五被告对证人何×2及温×证言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称温×与远大天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何×1原系远大天和公司的工作人员。
另查，2013年1月14日，谈腊云将远大天和公司申诉至朝阳劳动仲裁委，要求确认2012年12月11日至2012年12月16日存在劳动关系。2013年4月22日，朝阳劳动仲裁委作出了京朝劳仲字（2013）第03045号裁决书，裁决确认谢五一与远大天和公司于2012年12月11日至2012年12月16日存在劳动关系。远大天和公司不服，遂诉至本院。本案审理过程中，依法追加谢高全、戴先明、谢京京、谢浩东作为被告参加本案的诉讼。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京朝劳仲字（2013）第03045号裁决书、京公治亡查字（2013）第008号、结婚证、出入证、《关于谢五一死亡的调查结论》、《鉴定结论书》、遗体火化证明、注销户口证明、装修施工许可证、说明、证明、身份证、银行卡、书面材料、《北京市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协议条款》、收据、薪资表、考勤记录、（2013）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9071号公证书、证人证言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五被告应当就其关于谢五一与远大天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虽然，五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京公治亡查字（2013）第008号、结婚证、出入证、《关于谢五一死亡的调查结论》、《鉴定结论书》、遗体火化证明、注销户口证明、装修施工许可证、证人证言等证据，但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证明谢五一与远大天和公司之间形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亦不能证明谢五一与远大天和公司之间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此外，五被告的证人亦当庭表示谢五一是由戴小根招用的，并未告知远大天和公司，谢五一的工作量以及劳动报酬都由戴小根负责统计和发放，据此，本院无法认定谢五一与远大天和公司在2012年12月11日至2012年12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五被告主张谢五一与远大天和公司在2012年12月11日至2012年12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因依据不足，故本院不予采纳。现远大天和公司要求判令谢五一与其在2012年12月11日至2012年12月16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如果五被告坚持认为谢五一与远大天和公司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关系，可另行解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北京远大天和家居装饰有限公司与谢五一于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至二○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北京远大天和家居装饰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5元；余款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史 震
人民陪审员 王德正
人民陪审员 冯 辉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 洋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3）朝民初字第27820号
原告陈燕，女，1973年3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天庆胡同20号5层1门505号，住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万科城市花园11号楼105号，身份证号120104197303076329。
委托代理人田鹏，天津金诺（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丽霞，天津金诺（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佳程大厦A座第28层A单元和第29层整层。
法定代表人STEVENM.CHAPMAN，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小宇，女，198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5号901室。
委托代理人张蒙，男，1981年5月7日出生，汉族，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南新园8号楼3单元501号。
原告陈燕（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周丽霞，被告之委托代理人赵小宇、张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自2007年7月30日入职被告，担任市场与销售经理一职。原告于2013年4月17日收到被告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被告以原告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员工手册为由，于2013年4月15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但并未说明原告何种行为涉嫌严重违纪，也未说明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员工手册的哪个具体条款。原告认为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欠缺事实依据，违反法律规定，属于违法解除。原告并未故意隐瞒重要公文不予汇报，也未在道德调查中作虚假陈述。原告并未滥用公司报销政策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被告作出的辞退原告的决定有悖于事实，于法无据，违反法律规定，属于违法解除。为此，原告将被告申诉至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劳动仲裁委）。市劳动仲裁委于2013年6月24日作出了京劳仲字（2013）第259号裁决书。因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撤销被告于2013年4月15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被告与原告恢复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3、被告支付自2013年4月16日至劳动关系恢复之日的工资；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2012年7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期限自2012年7月30日至2015年7月29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职务为客户经理。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鉴于原告从事了严重违纪的行为，被告于2013年4月15日依法解除了原告的劳动合同。因原告从事了严重的违纪行为，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作为被告与重要经销商的唯一联系人，隐瞒经销商向被告发出的重要公文不予汇报，并在被告对原告的道德调查面谈中对该事件做虚假陈述。原告发表的不当言论严重违反了被告的规章制度，2013年3月18日，原告在主动约谈西安睿科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睿科公司）总经理顾问陈国章先生的会谈中，原告表示被告不会与西安睿科公司继续合作，除非黄伟民和张晨（黄伟民为西安睿科公司原董事长，已被免职并被刑事逮捕；原总经理张晨亦被免职）继续作为西安睿科公司的联系人以及代表与被告合作。原告的要求让陈国章感觉到了强烈的威胁。原告的行为对被告的名誉和利益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另，原告虚假报销行为严重违反了被告的规章制度，2013年3月18日，原告约谈西安睿科公司总经理顾问陈国章先生，谈话后期出席的还有刘贵生先生。原告在公司的报销系统里报销时却没有填写其主要约谈人陈国章先生，而换成了另外一位实际上并未参加会谈的人员。原告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了员工手册中规定的“三级过失”。被告依法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并履行了送达程序。综上，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系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成立日期为1997年1月6日，注册资本为1.2477亿美元。
原告于2007年7月30日入职被告，职务为发动机事业部担任油田市场与销售经理。2007年7月30日，原告与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被派遣到美国康明斯公司北京市办事处工作，合同期限至2009年1月31日。2009年2月1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12年7月29日。2012年7月30日，原、被告续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续订至2015年7月29日。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原告工资标准为每月31697.15元。2012年8月1日起，原告的工资标准调整为每月33915.95元，被告每月28日以银行打卡的形式向原告发放当月整月工资。
被告称因隐瞒重要公文没有向公司汇报，发表不正当言论，存在虚假陈述和报销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员工手册》及规章制度，被告于2013年4月15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向原告送达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主要内容为：“您（即原告）在公司工作期间，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及员工手册的规定，我司决定于2013年4月15日解除与您的劳动合同”。此后，原告未再到被告处正常工作，原、被告未办理工作交接手续。
被告称其收到西安睿科公司投诉信后，对原告进行了道德调查，原告未如实陈述。原告认可被告对其进行了道德调查，但表示其并未做虚假陈述。原告认可2013年4月2日，被告对其进行了道德调查。庭审中，原告认可其收到了2013年1月23日西安睿科公司的牛燕给其发送的电子邮件，但其未进行转发，只是在公司内部和上级开会的时候说过，在道德调查的时候也说过。原告未就其曾经口头在公司内部和向公司领导进行过汇报提供证据。另，原告称其在同一次谈话中，先开始否认收到该电子邮件，但后来在被告工作人员的提示下想起来了，所以又承认了。被告称原告是先开始否认了，于是被告找来了王前，给原告调出电子邮件，原告才承认收到了该电子邮件。
2013年1月23日西安睿科公司向原告发送了电子邮件1份，电子邮件的附件为《致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记载：“西安睿科在组织结构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以配合IPO。2013年1月11日，西安睿科召开了2013年第一届第14次董事会。由于公司董事梁磊先生有着丰富的财务、管理及法律的从业经验，并且精通资本市场，经董事会投票选举梁磊先生为西安睿科董事长。”2013年4月2日，被告与原告的会谈纪要中记载：“我（即原告）每天都仔细阅读我的电子邮件。自2013年1月1日起，我从没有收到任何关于pising领导层变动的邮件。在3月份，我给财务总监（yangjunzhi）打电话，讨论了2013年第一次的结算问题（他说梁磊会给我打电话安排拜访事宜），然后再联系他就联系不上了”。2013年3月27日，电子邮件中记载：“从一月份开始我们（西安睿科公司）就尝试联络康明斯以告知我们当前的管理层变动情况。然而，我们之间的沟通似乎被阻碍了。请参见我们一月二十三日发给陈燕（cathy）的邮件，是关于我们西安睿科人事变动的事情，我们试过联系康明斯，但是没有成功。……令我们感到疑惑的是，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不仅我们不能通过陈燕联系到康明斯的管理层，我们的员工还收到她（即原告）发来的信息，如果我们不放弃针对黄伟民的法律诉讼，康明斯将不会再同西安睿科进行任何商业来往。”被告的《员工手册》（2007年版）第九章第一节过失级别中的C.三级过失部分记载：“3、对公司作虚假陈述，包括但不限于在‘员工信息表’中提供虚假信息、伪造就职申请记录、伪造付款凭证、提出虚假偿付、报销或协助他人作假；4、未经批准，向他人声称代表公司或给人以代表公司的印象，发表错误言论。”第二节纪律处分程序中的解除劳动合同部分记载：“如员工的行为属于三级过失，公司有权立即解除与员工的劳动合同，无需提前通知，并有权要求员工赔偿其给公司造成的任何损失及支付违约金”。原告在仲裁庭审期间，确认2013年1月23日的电子邮件其确实收到过，但其个人认为该邮件没有实质性的东西，也没有对其业务造成影响，所以没有上报公司。被告公司的CONCOR报销系统及公证材料显示费用报销参与人员为：“陈燕、李建刚、刘贵生”。报销政策中记载：“任何申请费用报销的雇员有义务保证其花费的精确性和合法性。康明斯没有义务报销不符合本政策的雇员花销。滥用本花费政策的行为，包括伪造员工费用报告，或伪造商务目的或费用类型，会导致惩罚性措施，包括员工合约的终止”。2013年4月9日，被告向工会提交了《关于解除员工通知记录》，并请工会提出意见。2013年4月11日，工会在该通知记录上记载有：“工会已经收到公司的通知，经工会对解除情况的了解，认为整个调查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的流程，工会对于解除无异议。”内容的一栏中打勾确认。
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京劳仲字（2013）第259号裁决书、原告与美国康明斯公司北京办事处签订的《聘用协议》、原告与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辞职信、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原告与被告续订的《劳动合同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原告证人张晨到庭证明，其系西安睿科公司的总经理，与本案原告之间系工作业务往来的客户关系，不存在其他的关系，二人也没有共事过；其在职期间，西安睿科公司与被告之间的沟通是顺畅的，其在2013年2月底或3月和原告联系采购情况时，没有将西安睿科公司的内部人事变化情况告知陈燕。
原告对证人所述情况予以认可，并称证言恰恰能反映出被告指控原告阻碍两公司的业务往来是不存在的，被告指责原告没有将邮件转给相关领导或主管，并没有给被告带来损失或造成影响。被告对证人所述的西安睿科公司的人事变动情况不持异议，但称从法庭的询问和证人的回答中可以看出，牛燕给原告发送的邮件是抄送给证人的，但是证人却说不知晓；证人和牛燕是上下级关系，证人有可能说谎，其有可能在2012年1月开始就不再参与西安睿科公司的经营了。证人在是否发过邮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怎么能证明西安睿科公司与被告之间的业务联系有无受到阻碍。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仲裁庭审笔录、劳动合同、西安睿科公司发出的标题为“致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正式公函邮件及公证书、对陈燕道德调查会议纪要及公证书、投诉信、与梁磊面谈会议纪要及公证书、杨志军提供的证明函、王前的证言、康明斯（中国）员工手册及员工手册收条、陈国章的证言、公务卡消费记录对账单、刘贵生的证言、CONCOR报销系统及公证材料、报销政策、关于解除与申请人劳动合同告知工会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EMS快递单。
原告对仲裁庭审笔录、劳动合同、西安睿科公司发出的标题为“致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正式公函邮件及公证书、对陈燕道德调查会议纪要及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投诉信、与梁磊面谈会议纪要及公证书、杨志军提供的证明函的真实性有异议，不予认可；对王前的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证人与被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建议法院不予采纳；对康明斯（中国）员工手册及员工手册收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陈国章的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公务卡消费记录对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刘贵生的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CONCOR报销系统及公证材料、报销政策、关于解除与申请人劳动合同告知工会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EMS快递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仲裁期间，被告证人王前与陈国章到庭作证并接受了质询，二人在本案庭审期间未到庭。庭审期间，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中的工资暂时计算至2013年10月31日期间的工资。
另查，原告就本案所涉及的纠纷将被告申诉至市劳动仲裁委，请求：请求依法撤销被告2013年4月15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依法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恢复原告的工作岗位；支付自2013年4月16日至恢复工作岗位之日止的工资及25%的经济补偿金。市劳动仲裁委于2013年6月24日作出了京劳仲字（2013）第259号裁决书，裁决：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对该裁决不服，遂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京劳仲字（2013）第259号裁决书、《聘用协议》、《劳动合同书》、辞职信、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仲裁庭审笔录、邮件及公证书、对陈燕道德调查会议纪要及公证书、投诉信、与梁磊面谈会议纪要及公证书、证明函、康明斯（中国）员工手册及收条、公务卡消费记录对账单、CONCOR报销系统及公证材料、报销政策、关于解除与申请人劳动合同告知工会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EMS快递单、证人证言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规定，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原告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有书面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当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作为劳动者有义务遵守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被告制定的规章制度已经向原告明示，故原告应当遵守被告的各项规章制度。被告以原告2013年1月23日接到西安睿科公司有关管理层变动的公文未能及时汇报且其对原告进行内部调查时做虚假陈述，提交的报销申请中人员信息与实际参与人情况不符等为由，依据被告的《员工手册》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并无不妥。被告在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前亦征求了工会的意见，解除程序亦无不当。现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其工资的诉讼请求，因依据不足，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燕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陈燕负担（已交纳5元；余款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史震
人民陪审员李智勇
人民陪审员张宝荣
二○一四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