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陕刑终217号
原公诉机关陕西省商洛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马晓东，男，196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住北京市东城区，原系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2015年2月14日因涉嫌犯受贿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3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陕西省看守所。
辩护人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商洛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马晓东犯受贿罪一案，于二0一六年四月十九日作出（2015）商中刑二初字第00002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马晓东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马晓东2001年5月任公安部信息通信局总工程师，2008年10月与原科技局合并为科技信息化局马晓东继续担任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总工程师，2012年1月至案发前任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2008年8月4日，由公安部信息通信局牵头，组织国内部分有研发能力的MPT模拟集群系统及终端供应商，在深圳召开了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决定共同研究制定下一代警用数字集群标准，成立中国公安无线通讯数字化改造咨询委员会（简称PDT,即PDT联盟前身）促进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发展，形成一个全国的PDT公安网。PDT由公安部信息通讯局组织召开会议，发挥行政指导作用，对争议问题行使最终决策权。2010年11月26日“PDT数字集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简称PDTA），联盟业务上接受公安部、科技部、工信部的指导、监督与管理，马晓东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2014年4月29日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PDT联盟成为社会团体法人。马晓东在先后任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总工程师、副局长及负责推动PDT研发、标准制定及应用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收受四川维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崔某某、信大捷安公司总经理樊某某、北京维信通广电子有限公司实际投资人翟某某等10个公司企业法人及个人人民币627万元，美金2万元。上述事实，有马晓东的干部任免审批表、公安部相关文件、PDT联盟会议纪要、证人蒋某某、李某、崔某某、肖某某、樊某某、翟某某、王某甲、袁某、陈某甲、来某某、况某某等人的证言、工商资料、提取银行交易记录、马晓东供述等证据证明。据此，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马晓东在担任职公安部信息通信局总工程师、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总工程师、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马晓东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态度好，且在案发后能够退还全部赃款，可对其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三）项、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马晓东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又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二、被告人马晓东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27万元、美金2万元均依法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马晓东上诉提出，PDT联盟系民间社团法人，与公安部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也不存在管理或被制约的关系，他担任PDT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不代表公安部履行公务，推荐企业加入PDT联盟，与他在公安部担任的职务没有关系；另地方公安部门采购装备并不受公安部干涉，也不属他职务管辖范围，他不存在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牟利的行为，故其收受崔某某等人钱财并不构成受贿罪。另他有自首情节，依法应从轻处罚。
其辩护人提出，公安部与PDT联盟没有领导、制约关系，马晓东在PDT联盟中担任职务并非公务行为，其介绍企业加入联盟并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马晓东收受崔某某400万元，目的是为了合办公司，没有任何请托事项，不存在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马晓东收受崔某某100万元及分别收受翟某某、陈耀祥、况某某钱财，虽是事实，但没有证据证明马晓东利用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们谋取利益，原审判决认定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证据不足。马晓东自动投案，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原审法院适用《刑法修正案（九）》判处罚金，违背“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法律不当。
经审理查明：
一、2001年5月份，上诉人马晓东担任公安部信息通信局总工程师，2008年10月份公安部信息通信局与科技局合并为科技信息化局，马晓东仍任总工程师。马晓东自2008年12月起分管标准规范工作处、网络和信息安全处、无线通信管理处工作，具体职责为组织公安信息通信标准的拟定、修订、宣传和检查；组织实施重大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系统建设；拟定警用无线电通信系统技术规范；指导协调公安无线电通信系统建设和应用。2012年1月至案发前马晓东担任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
2008年8月4日，由公安部信息通信局牵头，组织国内部分有研发能力的MPT模拟集群系统及终端供应商，在深圳召开了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发展战略研讨会，成立“中国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改造咨询委员会”（简称PDT，即PDT联盟的前身），决定共同研究制定下一代警用数字集群标准，促进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发展，形成一个全国PDT公安网。PDT由公安部信息通信局负责组织召开会议，发挥行政指导作用，并对争议问题行使最终决策权。马晓东作为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总工（后任副局长）具体负责、组织推动PDT研发、标准制定及应用工作。2010年11月26日PDT第十三次决策层会议决定在原“中国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改造咨询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PDT数字集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简称“PDTA”)，会议表决马晓东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联盟在业务上接受公安部、科技部、工信部的指导、监督与管理。2014年4月29日联盟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登记为北京华通专业数字集群标准创新联盟，性质为社会团体法人。PDT联盟制定的标准主要用于公安警用通讯系统，并由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负责在公安系统内推广。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明：
1、干部任免审批表、公安部任免通知、公安部关于印发科技信息化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政治处说明等文件证明，马晓东自2001年5月30日任公安部信息通信局总工程师，2012年1月11日任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并自2008年12月起分管标准规范工作处、网络和信息安全工作处、无线通信管理工作处，具有组织公安信息通信标准的拟定、修订、宣传和检查；组织实施重大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系统建设；拟定警用无线电通信系统技术规范；指导协调公安无线电通信系统建设和应用等工作职责。
2、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证明材料证明，2008年8月4日，公安部信息通信局(2008年10月与原科技局合并为科技信息化局)牵头，组织国内部分有研发能力的MPT模拟集群系统及终端供应商，在深圳召开了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决定共同研究制定下一代警用数字集群标准(即PDT)。2011年10月，PDT联盟配合公安部制定并顺利通过了《警用数字集群(PDT)通信系统总体技术规范(试行)》，并争取到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警用数字集群(PDT与TD—SCDMA)通信系统设备研发与应用示范》项目。马晓东作为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总工（后为副局长）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推动PDT研发、标准制定及应用工作。
3、“八零四会议纪要”及PDT联盟理事成员会议纪要、PDT联盟章程等证据证明了PDT联盟的发起、成立、发展过程。最初由公安部组织并成立“中国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改造咨询委员会”（简称PDT，即PDT联盟的前身），委员会决策层面由公安部信通局代表与各厂商主要负责人组成。委员会主要工作是在公安部信通局行政指导下，结合各厂商意见形成各项决议；批准企业加入委员会；讨论研究各专题组提出的专题方案具有争议的，须提交决策层决策，争论解决不了的，最终由公安部信通局来行使最终决策权。即该联盟最初由公安部信通局组织召开会议，发挥指导作用，对争议问题行使最终决策权。PDT最初的含义是公安数字集群系统的英文简写。2010年11月26日在原“中国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改造咨询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PDT数字集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简称“PDTA”)，会议表决马晓东总工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联盟依托单位为北京市朝阳区数字集群研究中心，同时决定自联盟成立开始，所有工作要转入新PDT联盟组织架构下运行。
4、北京市民政局行政许可决定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北京华通专业数字集群标准创新联盟宣传册、PDT数字集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章程等证据证明，2014年4月29日“北京华通专业数字集群标准创新联盟”成立，联盟依托单位为北京市朝阳区数字集群研究中心,中心业务包括宣传推广PDT数字集群技术标准,PDT标准以公安警用需求为基础，同时兼顾其他行业的特点。联盟业务上接受公安部、科技部、工信部的指导、监督与管理。
5、公安部一所通信技术事业部蒋某某关于继续担任PDT联盟理事长和法人的请示证明，警用数字集群PDT标准是在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的领导下，通过PDT联盟的形式制定完成的。为进一步加强PDT联盟的工作，申请正式注册成立“北京华通专业数字集群标准创新联盟”，蒋某某经公安部一所所长办公会同意，在正式注册的联盟中继续担任理事长和法定代表人。
6、公安部科信局无线处2009年7月17日给公安部科信局领导的《关于制定公安无线数字集群新标准的可行性研究工作报告》证明,为满足公安无线通信的数字化需求，科信局无线处召集国内部分有研发能力的厂商开展了公安无线数字集群新标准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并争取将PDT标准的研究列入公安部重点攻关计划项目。科信局领导批示“公安无线数字集群新标准由公安部无线处牵头，作为一个工作专项确立下来，引入企业联盟等工作机制，以部级重点研究项目立项，相关研究经费应以相关企业投入为主，组织管理和启动经费由我部投入。”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相关局领导均要求把此项工作办好。
7、2010年3月1日公安部科信局无线处《关于公安无线数字集群新标准研究制定进展情况的报告》证明,公安部科信局无线处按照局领导指示，在PDT标准研究制定工作中引入了“产业联盟”、“专利池”的工作机制，推动该项工作；并建议启动PDT标准制定程序，组织成立联盟实体。
8、2010年4月30日公安部科信局《关于制定公安无线数字集群新标准有关情况的报告》、公科信报（2010）67号(报张新枫副部长)证明,公安部科信局在制定公安无线数字集群新标准工作开展中，组织召集公安部一所及相关公司进行专门的论证研究，引入“产业联盟”等工作机制。公安部张新枫副部长批示“这件事很重要，要着眼长远，认真研究，积极推进”，科信局局长谢毅圣批示“请马晓东继续抓紧推进此项工作”。
9、公安部科信局无线处2010年11月5日《关于公安无线数字集群新标准研究制定进展情况的报告》(报马晓东)证明,科信局无线处就公安无线数字集群新标准(PDT标准)协调有关部门申报国标，建议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方公安机关启动试点和实验。马晓东及其他局领导批示同意。
10、公安部关于印发《警用数字集群(PDT)通信系统总体技术规范(试行)》的通知(公科信(2011)122号)证明,为推动全国公安机关无线通信数字化建设，公安部科信局制定了《警用数字集群(PDT)通信系统总体技术规范(试行)》，要求全国公安系统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11、证人蒋某某(PDT联盟理事长)证言证明，PDT联盟是数字集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简称。PDT联盟是公安部科技化信息局主导成立的，马晓东是公安部科技化信息局的领导，是PDT联盟的实际决策人。依据PDT数字集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章程，PDT联盟在业务上接受公安部、科技部和工信部的指导、监督与管理。马晓东之前是公安部信通局的总工，后来担任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因为马是公务员身份，不能在PDT联盟担任法定代表人、理事长、秘书长等职务，因此在2010年11月26日召开PDT联盟筹备会的时候就确定马晓东为PDT联盟的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马晓东在PDT联盟里面有很大的发言权，很多事情还得由马晓东拍板后才能决定，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共识。企业加入联盟要先提交申请，联盟的秘书处对企业提交的申请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形式审查通过以后，必须要向马晓东汇报，马晓东同意后，将企业的申请在联盟大会上交常务理事会表决，才能正式加入联盟。马晓东如果不同意某个企业加入到PDT联盟里面，企业的申请肯定就不会提交到PDT联盟会议上讨论；即使进行表决，联盟常务理事肯定也不会给申请的企业投票，企业肯定加入不到PDT联盟。
12、证人李某(时任公安部科信局无线通信管理处处长)证言证明，2008年8月4曰，公安部信通局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简称“八零四”会议，这次会议提出要建立公安系统的一个新的标准。马晓东是代表公安部信通局领导参加并主持的会议，他当时是代表公安部无线处参加会议。后来又多次召开会议，马晓东和他也都是代表公安部参加，之后就正式取名为PDT联盟。PDT联盟正式成立专家委员会以后，专家委员会有马晓东、宋某某（公安部无线处处长）、王序和他四个人。此后，他们参会就是以专家委员会的身份参会但是作为他们来讲，是代表公安部来行使职权的，因为PDT就代表的警用数字集群标准，PDT标准的研发、制定也是为全国公安系统服务的，PDT联盟制定的标准规范，公安部科信局以行政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全国公安系统执行。公安部信通局(后来更名为科信局)组织、指导成立PDT联盟，参与PDT标准的编写，同时对PDT联盟起到监督的作用。制定警用数字集群标准实际上是以PDT联盟的形式开展工作。PDT联盟虽然以社团的形式出现，但是如果没有公安部科信局组织、参与，PDT联盟也不可能成立起来。马晓东是以公安部科信局领导，代表科信局参与PDT联盟的工作，不是以个人的身份参与PDT联盟的工作。从马晓东的职责范围来说，马晓东分管无线处，而警用数字集群标准制定是无线处的主要工作之一，此项工作又是以PDT联盟的形式开展，从这个层面上来讲，马晓东代表公安部科信局负责组织、指导PDT联盟这个事情。
13、证人宋某某(时任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无线通信处副处长)证言证明，2009年马晓东时任公安部科信局的总工，主管无线处，他是科信局无线处的副处长，马晓东让他代表公安部科信局无线处参与到PDT制定工作中。这个标准是针对全国公安系统的一个全新的标准。制定PDT标准本身就是无线处的职责之一，无线处给局里打过报告，请求科信局和公安部相关部门给予支持，并建议以成立PDT联盟的形式来研发、制定PDT标准。科信局领导也批示过，对他们制定的这个PDT标准很支持。PDT联盟还成立了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共有四人，分别是马晓东、李某、王序和他。他们四个人就是代表公安机关参与PDT联盟的工作。公安部科信局引导PDT联盟成立，没有公安部科信局，PDT联盟成立不起来，另外公安部科信局对PDT联盟也有指导的作用。PDT联盟制定的标准经公安部科信局通过一定的程序变成全国公安的通用标准，PDT研发的产品也主要是由公安系统使用，从这点说，PDT联盟是为公安部服务的。他和马晓东参与PDT联盟工作都是组织行为，科信局的领导都知道这个事情，绝对不会是个人行为。
14、上诉人马晓东关于PDT联盟由公安部科信局牵头、组织相关企业发起成立及该联盟发展过程、他与公安部的相关人员均在PDT联盟中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联盟企业产品主要用于公安系统、公安部在公安系统内推广联盟标准及企业产品的供述同上述证据相印证。
二、上诉人马晓东在任公安部信息通信局、科技信息化局总工程师、副局长及负责推动PDT研发、标准制定及应用工作开展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收受四川维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德公司）董事长崔某某、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大捷安公司）总经理樊某某、北京维信通广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信通公司）实际投资人翟某某等10个公司企业法人及个人人民币627万元、美金2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08年“5·12”地震抗震救灾通信恢复工作中，四川省公安厅向救灾指挥部推荐了维德公司的通信设备，经时任公安部抗震救灾指挥部通信方面的负责人马晓东同意后，四川省公安厅从该公司采购了500余万元的通信设备用于通信恢复。2008年年底的一天，崔某某为了感谢马晓东在“5·12”抗震救灾过程中对其公司的帮助和支持，在北京市东交民巷一宾馆内送给马晓东5万元人民币，马晓东予以收受。2009年公安部仍未将抗震救灾时采购维德公司通信设备款500余万元拨付到位。应崔某某请求，马晓东以公安部科信局名义催促公安部装财局支付了该笔款项。中国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改造技术咨询委员会成立后，马晓东应崔某某的请求，推荐并帮助其公司加入了PDT组织。崔某某为表示感谢并希望马晓东继续为其公司发展和产品销售提供帮助，于2009年年底的一天，在北京市东交民巷一宾馆内送给马晓东30万元人民币，马晓东予以收受。2012年期间，崔某某为了和马晓东保持良好的关系，利用马晓东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公司发展和产品销售提供帮助，与马晓东商议决定共同出资1000万元注册一家公司以收购欧冠公司的股份，公司由崔某某占60%的股份，马晓东占40%的股份，其中马晓东应出资的400万元资金由崔某某负责提供。2013年2、3月份，崔某某先后分两次送给马晓东人民币共计400万元，马晓东收受后安排以季某的名义将该款转入指定账户，后崔某某安排他人注册成立了成都颢坤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蔡晓波、季某分别代表崔某某和马晓东持股60%和40%。2014年5月份的一天，崔某某和马晓东在北京首都大酒店见面后，崔某某请马晓东帮助其向四川省公安厅、重庆市公安局推荐她们公司的PDT产品，马晓东当即答应帮忙。之后，在酒店正门的辅道上崔某某送给马晓东100万元人民币，马晓东予以收受，并在此后向四川省公安厅、重庆市公安局肯定了崔某某公司的产品。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明：
（1）证人崔某某（维德公司董事长）证言证明，2008年四川5·12地震抢险救灾中，马晓东和公安部领导来四川进行抗震指挥，四川省公安厅通信处处长陈某对她公司产品给予充分认可，并将她介绍给马晓东。在这次抢险救灾中，因有马晓东的推荐、帮助，公安部采购了她们公司500余万元的产品。为了表示感谢，她就想着给马晓东送些钱。2008年年底的一天，她到北京出差，她拿了5万元现金放在一个纸袋子里，在北京东交民巷宾馆将纸袋子和几盒茶叶一起送给马晓东。2008年四川地震抢险救灾中，公安部采购了他们公司500余万元的产品，但是一直没有给他们公司付款。后经马晓东和公安部装财局交涉，公安部把这笔工程款支付给了她们公司。2009年，她们公司加入了PDT联盟，成为PDT联盟常务理事成员，公司主要销售对象是公安、消防武警部门。她知道马晓东是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同时也是PDT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既是该行业的领导，也是这个行业的技术权威，对企业的产品是否合格、合乎标准具有发言权。为了感谢马晓东给她们公司的帮助，和马晓东搞好关系，支持她们公司的发展，她就想着给马晓东送些钱。2009年年底的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她来北京出差，在北京东交民巷宾馆把准备好的装有30万元现金的纸袋子递给了马晓东。马晓东表示会对她们公司帮忙关照的，推让了一番，马晓东就收下了。2012年，中央提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她就给马晓东说想和马晓东合伙成立一家文化类公司，取名为“四川朗韵文化公司”，公司由她出资1000万元，马晓东在四川朗韵文化公司占60%的股份，马晓东表示同意。马晓东因是公务员不便出面，便找了一个叫季某的亲戚。随后她就安排人用季某的身份证在成都一家银行开了个账户，从维德公司给季某账户上转了600万元，作为马晓东以季某的名义在该朗韵文化公司持有60%股份的注册资金。但马晓东得知她从维德公司直接给季某账户转账600万元后，觉得不安全，让她停止注册四川朗韵文化公司的注册事项，之前转到季某账户上的600万元后来又转回到维德公司的账上了。2012年下半年的一天马晓东给她说，他希望她投资成都的一家数据技术公司，这家公司前景很好，而且说他已和这家公司商谈过，只要投入1000万元，就可以买这家公司15%的股份。马晓东是这个行业的技术权威和领导，希望她投资入股这家数据技术公司，她便想着给马晓东送400万元钱，让马晓东占40%的股份，这样可以利用马晓东的地位和影响力更好促进公司发展。于是他们决定在成都成立一家公司，以这家公司的名义来收购成都这家数据技术公司15%的股份，她占60%（600万元）的股份，马晓东占40%（400万元）的股份。马晓东出资的钱由她出。因马晓东是公职人员，不方便出面，仍叫季某来出面持有这40%的股份。后她安排肖某某负责筹备了给马晓东投资用的400万元钱。2013年上半年的一天，她将第一笔200万元现金装进两个黑色拉杆箱，在首都大酒店附近的僻静处送给了马晓东。过了不长时间，又将第二笔200万元现金装进一个黑色拉杆箱在马晓东家小区的地下车库送给了马晓东。马晓东将这400万元转到了之前用季某的身份证在四川成都开立的银行账户上，然后她让肖某某负责注册成立了成都颢坤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蔡晓波和季某分别代表她和马晓东各持60%、40%的股份，肖某某还用颢坤公司的钱买了两套单元房，做办公用。2014年清明节后的第一天，她和马晓东相约在北京首都大饭店吃饭，期间她给马晓东说今年公司在四川省、重庆市都有业务，请马晓东帮忙给推荐一下公司的产品，马晓东同意了。饭后在酒店正门辅道上，她送给马晓东一个装有100万元现金的黑色拉杆箱，马晓东收受后对她表示感谢。后来马晓东给四川省公安厅、重庆市公安局通信处的人员打了招呼，推荐了她们公司的产品。这100万元是她事先筹集好后，让员工李茂交给她的保姆，后她从保姆伍某某处拿走的。
（2）马晓东关于解决四川5·12大地震重点灾区无线通信设备向公安部刘金国副部长请示、公安部关于下达5·12四川地震重灾区350兆无线通信系统建设经费的通知、公安部装备财务局关于“5·12”四川地震重灾区350兆无线通信建设经费安排意见的请示、公安部装备财务局关于“5·12”四川地震重灾区350兆无线通信系统建设经费的票据、四川省公安厅“5·12”大地震重点灾区县无线通信系统工程项目的合同书等证据证明，“5·12”四川地震重灾区350兆无线通信建设中，公安部通过四川省公安厅从维德公司订货，维德公司参与灾后通信建设及公安部经费拨付的情况，与马晓东供述、崔某某证言相印证。
（3）证人王某某（公安部装财局干部）证言证明，四川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经费中，有一笔涉及四川一家通信公司采购过数百万元钱的通信设备。落实这笔资金预算时，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马晓东问过此事。公安部装备财务局接到科技信息化局给装财局报的文件，要求及时给这家通信公司支付设备款。马晓东督促支付款项时说，四川抢险救灾时，从四川一家通信公司采购过几百万元钱的通信设备，此事是经过部领导同意、批准的。她们装备财务局在履行完相关支出手续后，便给这家四川的通信公司支付了这笔设备款。
（4）证人陈某（四川省公安厅干部）证言证明，2008年四川地震时，维德公司给七个县做了350兆无线通信系统，工程价款有500万元左右。当时马晓东是公安部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工作人员，维德公司的通信设备满足了救灾的要求，也得到了马晓东的肯定。之后，马晓东也对维德公司的技术、产品多次肯定过，但具体在什么场合说的，他记不清了。
（5）PDT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会议纪要证明，维德公司于2009年8月5日正式成为PDT成员，与崔某某证言、马晓东供述相印证。
（6）证人肖某某证言证明，2012年崔某某要和马晓东合作办公司，新公司由她们公司出资1000万，马晓东占60%的股份，她们占40%股份。崔某某给了她一个“季某”的身份证，她按照崔某某要求从公司账上给季某的帐户内打了600万元，作为马晓东的投资，但后来公司没有办成。2013年初，崔某某说还要和马晓东一起办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马占40%，她们占60%。马晓东出资的400万元由她们公司出。后来崔某某把400万元钱送给了马晓东，马晓东又把400万元从北京打到成都农行锦北支行季某的账户上，崔某某将马晓东委托的持股人季某的身份证给了她。她先将400万元钱从季某的卡上转到李建平的卡上，由她控制。她感觉公司没有必要注册1000万元资金，经崔某某同意，她后来在成都市武侯区工商局注册成立了成都颢坤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分两股，蔡晓波出资300万元，占60%，季某出资200万元，占40%，登记法人代表为蔡晓波。颢坤公司成立后，崔某某安排她用颢坤公司账上的钱在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买了两套写字楼，花了400多万元。中纪委调查时，怕出事，她按照崔某某安排，搞了一个股权转让协议，将季某的股权转让给了蔡晓波。实际上蔡晓波和季某均没有参与此事。
（7）证人季某（马晓东外甥）证言证明，2013年2月份，马晓东说他要和别人在成都合伙做文化产业园生意，想借用他的身份，以他的名义给合伙人投资400万元现金，他同意了。后马晓东就将他身份证拿走了。2013年3月，马晓东让他到银行去给其存了400万元现金，并将这400万元现金汇到四川成都用他身份证开设的一个农行账户内。这400万元人民币都是马晓东的钱，他本人没有在四川成立过公司，是马晓东借用他的身份证，以他的名义代替注册成立的公司。
（8）提取的招商银行李建平账户转账对账单印证了肖某某利用李建平账户帮助给崔某某转出400万元的事实。
（9）提取笔录、季某中信银行借记卡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个人账户对账单、成都颢坤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财务资料、购房合同等证据证明，2013年3月10日季某通过汇款人账号6226220114266470转入季某账号6228450460045274513金额为185万元人民币。2013年3月10日，季某通过汇款人账号6217680700091593转入季某账号6228450460045274513金额为215万元人民币。以蔡晓波为法定代表人的成都颢坤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其中季某出资200万元，公司另购办公房产2套价值430万余元。
（10）证人伍某某（崔某某的保姆）、李茂（维德公司员工）证言证明，2014年5月份的一天，崔某某筹集了109万元让李茂交给保姆伍某某，后崔某某从伍某某处将该笔款提走。
（11）证人班某某（马晓东女友）证言证明，2014年年中的一天，马晓东给了她90万元现金。当时马晓东将这90万元装在一个黑色的拉杆箱里，放进她的车里。她将这90万元全部存入了她在中信银行用于炒股的账户上了，后来全部投入了股市。到了2014年的后半年的一天，她记得是个周末，她和马晓东在一起说起炒股，谈到新股申购的事情，马晓东又给了她110万元现金。马晓东将这110万元人民币也是装在一个黑色的拉杆箱里，放到她的车里面的。她就把这110万元存入了她在中信银行用于炒股的账户上，投入股市了。
（12）班某某银行存款查询通知及回执证明，班某某的中信银行活期账户在2014年7月28日现金存入人民币90万元；在2014年9月28日现金存入人民币100万元。
（13）上诉人马晓东对4次收受崔某某贿赂财物的事实供认不讳，且其供述情节同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
2、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信大捷安公司总经理樊某某为了让主管“警务通”业务的马晓东支持其公司的“警务通”安全业务，在北京建国饭店门前的停车场送给马晓东人民币20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
（1）证人樊某某（信大捷安公司总经理）证言证明，他于2008年4月担任信大捷安公司总经理。2008年年底，为了让马晓东重视和推广“警务通”业务以及加入边界安全接入平台，他们决定给马晓东送20万元现金。2009年春节前，他带了20万元现金和一些土特产到北京找马晓东。见面后，他就提出让马晓东重视和帮忙推广“警务通”业务及想参与边界安全接入平台业务的事情，马晓东答应帮忙，并说“警务通”业务只让他们公司和公安部下属的一所、三所一共三家公司做，其他公司不让做，让他们公司做好“警务通”业务，至于边界安全接入平台业务让他们公司先不要做。为了让马晓东继续照顾他们公司在公安部门开展警务通业务，他在北京建国饭店停车场把提前准备好的装有20万元现金和土特产的塑料手提袋交给了马晓东，并对马晓东说了感谢其对他们公司的照顾，希望以后继续关照他们公司。当时公司经营很困难，工资都发不出来，送给马晓东的这20万元是他个人的钱，事后，他找了一些发票，让他的司机曹百超和公司综合部经理李甲帮他在公司报了账。
（2）证人董某某（信大捷安公司副总经理）证言证明，大概在2008年年底、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樊某某一个人去北京找了马晓东。樊某某从北京回来后告诉他，他给马晓东汇报了工作，马晓东让他们公司做好警务通业务，但拒绝了他们参与边界接入平台。
（3）证人李甲（信大捷安公司办公室主任）、曹百超（樊某某的司机）证言及信大捷安公司记账凭证及所附税务发票等证明了李甲和曹百超帮助总经理樊某某报账的事实，其中李甲报账2到3万元，曹百超报账16万余元，与樊某某证明其给马晓东行贿款20万元在公司财务报账的证言相互印证。
（4）上诉人马晓东对收受樊某某人民币20万元的事实供认不讳，且其供述同上述证据相互印证。
3、维信通广公司实际投资人翟某某为了和主管无线电通信业务的马晓东保持长久良好的关系，希望马晓东对其公司业务进行关照，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在其公司的办公室送给马晓东人民币5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
（1）证人翟某某（维信通公司负责人）证言证明，维信通公司主要是摩托罗拉公司产品在公安系统的代理，公司是做数字集群系统的，他想马晓东是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而且他们公司也主要是做北京市公安系统产品的，他就希望和马晓东保持长期良好的关系，希望马晓东关心支持他们公司。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他约马晓东到其公司来坐坐。马晓东来后，他和马晓东闲聊一些PDT联盟的情况、摩托罗拉公司及他们公司发展的一些情况，马晓东临走时，他从办公室放的现金中拿了5万元人民币送给马晓东，并说“马上过年了，感谢你之前对我们公司的关心，希望以后继续支持我们公司”。马晓东当时推让了几下就收下了，并说以后有什么事情能帮忙的，让他尽管说。
（2）维信通公司营业执照等材料证明该公司主要经营通讯器材等业务。
（3）上诉人马晓东对收受翟某某人民币5万元的事实供认不讳，且其供述同上述证据相互印证。
4、福建先创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创公司）副总裁戴某某为了让马晓东帮其公司尽快加入到PDT联盟，2013年上半年的一天，在建外SOHO八马茶道茶庄三楼的包间里送给马晓东美金2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后2013年10月28日先创公司正式加入PDT联盟。
（1）证人戴某某（先创公司副总裁）证言证明，2012年他和马晓东认识之后，为了企业的发展，想加入马晓东主导的PDT联盟。因之前他们和PDT联盟是对立的，开始马晓东一直不同意，后他多次找马晓东沟通，最后马晓东同意了，并让他们按照程序递交申请。2013年年初他们公司正式向PDT联盟递交了正式的入盟申请，但联盟一直没有批准，事情一拖再拖。他知道马晓东是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PDT联盟是在公安部主导下，马晓东负责组织成立起来的，马晓东在PDT联盟里面有很大的话语权。为了让马晓东尽快批准他们加入PDT联盟，他就想着去北京给马晓东送些钱，找马晓东再谈一下。他从手边拿了2万元美金，装在一个塑料袋中，在袋子里面还装了一些茶叶。他担心马晓东不会见他，就让董事长戴某甲和他一起到北京找马晓东。2013年上半年一天，他们约马晓东在北京建外SOHO八马茶道茶庄三楼的包间见面，三个人聊了一些技术方面的事情，然后将他们申请加入PDT联盟的事情给马晓东又说了一下，请求马晓东给予关照，马晓东当时答应一定帮忙。在聊天的过程中，他趁着戴某甲出去的时候，把事先准备好的装有2万美金的塑料袋交给马晓东，并说“我给你带了点土特产，希望领导以后对我们公司多支持”。马晓东推让了几下就收下了。2013年下半年，他们公司加入PDT联盟申请获得通过，公司就顺利地加入了PDT联盟。
（2）证人戴某甲（先创公司董事长）证言同戴某某证言一致。
（3）先创公司加入PDT联盟的申请材料、2013年PDT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纪要证明，先创公司2013年1月提出加入PDT联盟申请，后在2013年10月28日的2013年PDT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上先创公司加入PDT联盟。
（4）上诉人马晓东对收受戴某某美金2万元的事实供认不讳，且其供述的情节同上述证据相互印证。
5、2013年7月，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和中国通信学会无线电应用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在湖北省襄阳市联合召开通信研讨会。数字通信世界杂志社执行社长来某某为了感谢马晓东让其杂志社承办该次会议，并希望马晓东继续对其予以关照，会议期间委托蒋某某送给马晓东人民币10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2014年10月，中国国际安全防范产品博览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和中国通信学会无线电应用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又联合召开技术研讨会，PDT联盟和数字通信世界杂志社联合承办该会议。来某某为了感谢马晓东让其杂志社承办会议并在以后能承办更多的会议，在马晓东入住的客房内送给马晓东人民币5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明：
（1）证人来某某（数字通信世界杂志社执行社长）证言证明，2013年7月份，中国通信学会无线电应用与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在湖北省襄阳市举办了一次通信研讨会，她们数字通信杂志社和PDT联盟联合承办这次研讨会，她们杂志社是主要承办方。参加这次会议的成员主要有无线电应用与管理委员会、地方各公安系统代表以及PDT联盟的厂家代表。这次通信研讨会是她们杂志社和PDT联盟第一次联合承办的会议。她知道马晓东还是PDT联盟的创始人，在PDT联盟有很大的话语权，为了和马晓东搞好关系，也希望他能让她们杂志社多承担一些PDT联盟有关的会议，同时也为了表示感谢，她从承办会议的经费中拿出10万元人民币装在一个双肩包里，让PDT联盟理事长蒋某某转交给了马晓东。2014年10月份左右，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所管理的中国公共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安全防范产品博览会。博览会召开期间，她找到蒋某某提出想在国际安全防范产品博览会期间和PDT联盟联合承办2014年的全国通信研讨会，这样她们杂志社能够向参加会议的相关厂家收取一定费用的广告费和宣传费，也有相关的收益。蒋某某和马晓东沟通以后，同意她们杂志社承办这次会议。随后就在召开国际安全防范产品博览会期间，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和中国通信学会无线电应用与管理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2014年通信研讨会，由PDT联盟和他们杂志社联合承办这次会议。会议召开期间，因音响出现问题，造成马晓东演讲中断了十余分钟，使其当时很尴尬。她担心这会影响以后他们和PDT联盟的合作，她就想向马晓东解释一下，于是从会议经费中拿出5万元人民币，当晚来到马晓东住宿的房间，就会议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向马晓东表示了歉意，希望能够得到马晓东的谅解，然后她将这5万元钱递给马晓东，并说这些钱是给他的补偿。马晓东当时推脱不要，她把钱放在房间的茶几上就走了。马晓东是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并且是PDT联盟的创始人和PDT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在PDT联盟有很大的话语权，她们杂志社想承办有关PDT联盟的会议，必须要经过马晓东的同意。为了能够和马晓东搞好关系，给她们杂志社创造更多承办会议的机会，她才会给马晓东送这15万元人民币。
（2）证人蒋某某（ＰＤＴ联盟董事长）证言证明，2013年7月份，中国通信学会无线电应用与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在湖北省襄阳市举办了一次通信研讨会，会议的承办方是数字通信杂志社。马晓东作为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和中国通信学会无线电应用与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会议上做了演讲。会议期间，来某某来到他住的房间让他帮忙转交给马晓东一个双肩包，说是为了感谢领导对他们杂志社的关照。他看了一下双肩包，里面装了10万元人民币现金。当天晚上，他就将这个装有10万元人民币的双肩包交给了马晓东，并告诉马晓东说是杂志社来某某让给的。马晓东收受后并没有说啥。PDT联盟和中国通信学会无线电应用与管理委员会要召开会议，必须经过马晓东的同意。他知道来某某是为了和马晓东搞好关系，给杂志社创造更多承办会议的机会，才给马晓东送这10万元人民币。
（3）上诉人马晓东对两次收受来某某人民币15万元的事实供认不讳，且其供述同上述证据相互印证。
6、2013年年底的一天，上海新虹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虹伟公司）董事长袁某希望主管警用通信的马晓东对其公司警用设备业务进行关照，并帮其公司加入PDT联盟，在公安部马晓东的办公室送给马晓东人民币5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2014年年底，为了使其公司尽快加入PDT联盟，并希望马晓东对其公司警用设备业务进行关照，袁某在马晓东的办公室送给马晓东人民币10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明：
（1）证人袁某（新虹伟公司董事长）证言证明，2010年他和马晓东相识，当时马晓东是公安部科信局的总工，因他公司主要是做警用通信设备的，产品主要是针对公安部门，他和马晓东的联系也就比较多，关系不错。马晓东创立了PDT联盟以后，他为了公司申请加入PDT联盟的事情，找马晓东说过几次，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马晓东是公安部科技局的副局长、PDT联盟的创始人，在PDT联盟很有话语权，他就想着去找马晓东表示一下，再把公司申请加入PDT联盟的事情说一说。2013年年底的一天，他到公安部马晓东的办公室，把装有5万元人民币的纸袋子放到马晓东办公桌的底下，并说快过年了，他来看望一下领导，另请领导对其公司加入PDT联盟的事情多关照。马晓东表示有机会的话，会给帮忙的。后他就给PDT联盟正式提交了申请，但是一直没有什么消息。2014年年底一天，他准备了10万元人民币装在一个纸袋子里面，一个人到马晓东的办公室后，将这10万元人民币放到马晓东的办公桌上，再次给马晓东说希望其关照一下他们公司申请加入PDT联盟的事情。马晓东表示这个事情随后会给帮忙的。他之所以给马晓东送15万元，是因为他们公司是做警用设备的，马晓东是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的副局长，主要负责警用通信设备，他必须得和马晓东保持长久的良好关系，希望其对他们公司予以关照；再就是马晓东是PDT联盟的创始人，在联盟里面很有话语权，他们公司想加入PDT联盟，也要请马晓东帮忙。
（2）新虹伟公司PDT联盟申请相关材料证明，该公司于2014年4月18日申请加入PDT联盟的事实，与袁某证言相印证。
（3）上诉人马晓东对两次收受袁某人民币15万元的事实供认不讳，且其供述同上述证据相互印证。
7、2013年12月份的一天，深圳市中兴高达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高达公司）副总裁王某甲为了使其公司加入PDT联盟，在北京华彬费尔蒙大酒店送给马晓东人民币20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2014年3月14日中兴高达公司正式加入PDT联盟。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明：
（1）证人王某甲（中兴高达公司副总裁）证言证明，2012年他认识了马晓东，为了公司的发展，他给马晓东提出他们想加入PDT联盟。虽然他们公司申请过好多次，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申请一直通不过。因为PDT联盟是在马晓东的倡导下成立的，马晓东在PDT联盟内部很有话语权，马晓东如果同意的话，他们公司加入到PDT联盟的事情就能很快解决。2013年下半年时候，他找马晓东请其帮忙。2013年12月份的一天，他到北京从银行卡中取了20万元人民币，装在一个黑色的双肩包里面，又约马晓东在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大厅见面，之后他给马晓东说了一下他们公司申请加入PDT联盟的事情，请马晓东给予关照，马晓东答应给他帮忙。聊完后，他把装有20万元人民币的双肩包放到马晓东车的后座上，马晓东就开车走了。2014年四五月份，他们公司加入PDT联盟的事情通过了。
（2）提取的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户名王某甲，卡号6216262000000150069的账户于2013年12月25日在平安银行花园路支行支取现金20万元，与王某甲证言证明给马晓东行贿款项的来源相印证。
（3）中兴高达公司加入PDT联盟申请书及相关企业材料、2014年PDT理事成员第一次会议纪要证明，中兴高达公司2013年5月3日申请加入PDT联盟，2014年3月14日PDT理事成员同意其正式加入联盟成为理事成员。
（4）上诉人马晓东对其收受王某甲人民币20万元的事实供认不讳，且其供述同上述证据相互印证。
8、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福建省视通光电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通光弹公司）董事长陈某甲为了和主管通信的马晓东保持良好的关系，让马晓东关照其公司业务，在该公司北京办事处送给马晓东人民币2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明：
（1）证人陈某甲（视通光电公司董事长）证言证明，他们公司是做警务软件开发的，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马晓东。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他邀请马晓东到视通光电公司北京分公司参观。马晓东在参观的过程中，给他们公司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参观结束后，他想着马上过春节了，而且马晓东是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主管无线通信，手中有很大的权力，而且马晓东在无线通信领域有很大的权威，他们公司是做警务通软件，要和马晓东保持一种长久良好的关系，以后还得请马晓东帮忙，就拿了2万元人民币，给马晓东说给领导拜个年，以后还得请多关照，在电梯里塞给了马晓东。马晓东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并说“以后有什么事情能帮上忙的，肯定帮忙。”
（2）上诉人马晓东供述，陈某甲是视通光电公司的负责人，2012年前后，他经人介绍认识了陈某甲。视通光电公司是从事交通信号机控制生产的一个企业，同时也做警务通的产品和视频系统。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陈某甲约他到视通光电公司北京办事处交流，临走时，陈某甲在电梯里面，拿出了2万元人民币，塞到他的口袋里，并说：“马上过年了，给领导拜个年，希望领导多支持我们公司的工作。”他推让了一下，就收下了。他清楚陈某甲给他送钱是因为他是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的副局长，主管无线通信、信息安全，而视通光电公司正在向公安行业方面拓展业务，陈某甲想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并给其公司提供一些信息和建议，今后能够多支持他们公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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