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9）浙嘉商终字第3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宁市恒立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丽华。
委托代理人：张建良。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兴市甬嘉联合纸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振泉。
委托代理人：陶胜文。
委托代理人：许张树。
上诉人海宁市恒立包装彩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嘉兴市甬嘉联合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09）嘉南商初字第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9年7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8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立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建良、被上诉人甬嘉公司委托代理人陶胜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08年7月1日，甬嘉公司（供方）与恒立公司（需方）在嘉兴南湖区签订编号为YJ080702的《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产品具体规格数量及价格按订单执行；合同期限：2008年7月1日至2008年12月30日；交（提）货方式、地点：供方送货到需方仓库；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后的当月30号为结款日期，货款以转帐支付，并在当月30号前付清全部货款；违约责任：需方迟延付款均应按延迟支付额的千分之一／日向对方支付违约金等。2008年7月13日，恒立公司向甬嘉公司发出《订货确认书》，要求发送酋长白卡550克，价格7300元／吨，甬嘉公司签字认可。2008年7月23日，恒立公司向甬嘉公司发出《订货确认书》，要求发送山东衢灰双胶等纸张，甬嘉公司签字认可。上述《订货通知书》均约定货款结算方式：货到一个月内付清全部货款，具体数量以送到货物的实际重量为准，货款未付清前货物所有权归甬嘉公司所有。之后，甬嘉公司于2008年7月13日、7月24日依合同及恒立公司的订货确认书向恒立公司发送纸张共计22.43645吨，总价款120473.97元。甬嘉公司开具了相关的增值税发票给恒立公司。后恒立公司支付货款3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双方主要争议是恒立公司是否在2008年9月20日、10月24日支付了90000元货款。合同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该合同对结算方式约定“货到后的当月30号为结款日期，货款以转帐支付”，故恒立公司应当以转帐方式支付甬嘉公司所欠货款。现因恒立公司履行不当，甬嘉公司对上述90000元付款行为有异议，认为没有收到这笔钱，故无论周兴乐本人是否收到过90000元，在甬嘉公司未认可收到90000元的情况下，恒立公司仍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剩余货款85473.97元的付款义务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双方在《订货确认书》中约定货到一个月内付清全部货款，故违约金自2008年8月25日起计算，合同约定违约金过高，予以调整，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海宁市恒立包装彩印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嘉兴市甬嘉联合纸业有限公司货款85473.97元及其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08年8月25日起计算至判决确认的履行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7元、财产保全费1120元，由海宁市恒立包装彩印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恒立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甬嘉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三“送货单”3页、证据六“付款日期证明”，经周志刚核对均非其本人签名（恒立公司在提起上诉同时，申请对上述四页证据上“周志刚”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以明辨其真伪），事实上，恒立公司至今尚未收到根据《购销合同》和《订货确认书》所订购的货物，上述证据系甬嘉公司伪造，恒立公司在二审中提供的两份新证据催货通知，可进一步证明恒立公司直到2008年8月30日仍未收到订购货物的事实。2、恒立公司在一审时承认收到货物完全是受甬嘉公司胁迫而被迫承认，并非真实意思表示。由于周兴乐先将增值税发票交付恒立公司用于税务抵扣，但其迟迟未交付货物，在恒立公司催货的情况下，周兴乐以恒立公司在未发生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却已将增值税发票用于抵扣相应税额，轻则被罚款，重则被追究刑事责任为由，要求先付清货款，再发货，由于恒立公司业务经办人周志刚涉世不深，被恫吓后，先行支付全部货款（其中除支付至甬嘉公司负责人许张树银行卡的25000元外，其余均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恒立公司业务员周兴乐），但周兴乐在收取货款后却迟迟不将货物交付给恒立公司，据查，其已将货物转手倒卖给张家港、上海、温州等地的明盛纸业公司（周兴乐曾在嘉兴明盛纸业公司工作），牟取利益，又未将从恒立公司处领取的货款交付给甬嘉公司。综上，为避免公司被税务机关罚款和周志刚被追究刑事责任，恒立公司的一审代理人结合本案所涉货款已全部付清的事实，违背事实承认货物已收到。3、周兴乐的行为已涉嫌犯罪，请求二审法院中止审理，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侦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此恒立公司在二审庭审中已明确表示放弃）。综上所述，因恒立公司未收到甬嘉公司货物，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甬嘉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被上诉人甬嘉公司未作书面答辩，口头辩称：恒立公司在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完全错误，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应予维持。
上诉人恒立公司在二审中提交催货通知两份，以证明恒立公司直至2008年8月30日尚未收到甬嘉公司交付的货物。经质证，被上诉人甬嘉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在一审诉讼之前早已形成，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且签字应该不是真实的，也没有合法性，对证明的内容也有异议，一审开庭的时候双方已经确认货已收到。庭审后，恒立公司又向本院提出笔迹鉴定申请，要求对催货通知上周兴乐的签名进行鉴定，对此甬嘉公司认为，从恒立公司在一审中的陈述以及周兴乐的证言来看，该催货通知明显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故不论是否周兴乐本人签名，对本案均无影响，无需鉴定。
被上诉人甬嘉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
1、手机短信两则，一则为2008年9月8日从手机号码136××××4566发至许张树手机130××××8698，内容为“答应你的事没有办法，没脸见你，明天让兴乐过来帐对一下，款让他带回来”，另一则于2009年9月25日发自87303737的号码，内容为“许总再多给几天时间，现在我真的没钱给你，我再想想办法”，以证明恒立公司欠款的事实。
2、周兴乐于2009年3月20日出具的说明一份，证明催货通知单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
3、送货单复印件一份，证明甬嘉公司的货物来源于关联企业宁波市鄞州永利纸业有限公司，直接送到恒立公司。
经质证，恒立公司对第一条短信无异议，但认为当时是因为对方要求支付预付款，已经付了2万多，对方认为不够，要求增加预付款，但第二则短信的发信号码并非周志刚使用的号码；对于周兴乐的说明，因其系甬嘉公司聘用的员工，故其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且周兴乐未到庭，亦不具有合法性；送货单收货单位是甬嘉公司，且系复印件，字迹模糊，无法辩别品名和数量，从时间（2008年7月23日）上看，亦与恒立公司称7月24日从宁波直接送货至恒立公司的陈述不一致。
上诉人恒立公司经办人周志刚在二审庭审中出庭陈述本案的经过。经质证，被上诉人甬嘉公司认为，周志刚作为合同的签订人，作虚假陈述，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本案的事实，一审开庭时恒立公司代理人陈述得很清楚，称货已全部收到，并称货款付多了，还有小部分货未发，现二审中恒立公司称一审的陈述系受到胁迫，没有依据，周志刚系为了逃避支付货款的责任，虚构事实。
本院认证认为：恒立公司提供的催货通知，不论是否周兴乐本人签收，基于周兴乐与周志刚的关系、恒立公司在本案一审中的陈述以及本案的其他证据，均不能证明恒立公司未收货的事实，故本院不予认定；甬嘉公司提供的第一则手机短信，恒立公司并无异议，应予确认，至于第二则短信，不能证明发信号码系周志刚使用，故不予认定；周兴乐的说明，与其在一审中的陈述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送货单系复印件，本院不予确认。对于周志刚陈述的证明力问题，在判决理由中结合本案的其他事实进一步予以阐述。
综上，除原审查明的事实外，本院另查明事实如下：
恒立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称：“对收到这么多货（三页送货单所载的22.43645吨）没有异议，但是我们没有签字……被告已经支付了全部货款”。
恒立公司经办人周志刚在二审庭审中陈述称：其从2004年开始担任恒立公司经理，业务由其联系，在本案合同签订之前，其已认识周兴乐，并有业务往来，当时周兴乐为嘉兴明盛纸业公司经理，甬嘉公司提供的三份送货单及付款日期证明均非周志刚所签，货物没有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抵扣，货款已经支付35000元，尚未付清；因为周兴乐在恒立公司还没有收货的情况下，先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了恒立公司先抵扣，违反了国家税法，轻的要罚款，重的要查封帐户，所以多次催货，到最后周兴乐称没有恒立公司要的货了，但发票已经抵扣，就写了收到货款的收条给周志刚，就当合同已经履行了，周兴乐并没有收到该9万元；支付的35000元都是应周兴乐要求支付的预付款。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上诉人恒立公公司有无收到被上诉人甬嘉公司交付的货物、应否支付剩余货款的问题。首先，双方于2008年7月1日签订销售合同一份，由恒立公司向甬嘉公司购买纸张，此后，双方又分别于2008年7月13日、7月23日签订了具体的订货确认书，明确了恒立公司购买纸张的数量及价格，甬嘉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恒立公司已分别于2008年7月30日、8月29日、9月28日将甬嘉公司开具给其的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向浙江省海宁市国家税务局申报抵扣，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证明恒立公司已收到甬嘉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载的全部货物，且恒立公司已分别于2008年8月25日、8月26日、8月29日、9月9日、9月10日，即在甬嘉公司主张的送货日期之后，向甬嘉公司支付货款合计35000元，更进一步证明其收取货物的事实。虽然甬嘉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并非恒立公司经办人周志刚亲笔签字，存在一定瑕疵，但从恒立公司此后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抵扣并陆续支付部分货款的前述事实来看，甬嘉公司称周兴乐系根据周志刚指令在送货单上签字的说法具有相对的合理性。至于恒立公司称其支付的35000元系预付款的说法，从合同及订货通知单的内容来看，恒立公司应在货到一个月内付清全部货款，而从35000元的付款时间来看，均在甬嘉公司主张的送货日期一个月后，与甬嘉公司提供的手机短信等催款证据内容相符，应认定为支付本案货款；并且，双方并未就预付款作出约定，故恒立公司根本没有支付预付款的必要，其称付款受甬嘉公司胁迫的说法亦毫无依据。其次，恒立公司在一审中明确承认其收到甬嘉公司的货物，但货款均已支付完毕，并为此提供了其支付款项125000元的凭证（其中包括双方无争议的35000元以及由周兴乐签字的两份领款凭证共计90000元），此乃其在诉讼中所作的明确自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之规定，如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系在受到胁迫或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不得推翻。现恒立公司主张其承认收货的陈述系受到甬嘉公司经办人周兴乐的胁迫，既无证据予以证明，亦与常理不符，且恒立公司经办人周志刚自2004年开始担任经理职务，对基本的贸易常识应当有所了解，即使确有未收货发票先抵扣的事实，恒立公司也完全可以通过向税务机关补交税款、申请抵扣作废的方式予以解决，根本无需在诉讼中作出对自己如此重大不利的陈述，故恒立公司在二审中的这一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而对于恒立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由周兴乐签字的两份领款凭证（共计90000元），恒立公司在二审中亦明确表示周兴乐实际并未收到该90000元款项，纯属虚假，且据周志刚陈述，其与周兴乐在本案业务发生之前就已相识，由此可见，周志刚与周兴乐关系特殊，即使恒立公司在二审中提供的催货通知确由周兴乐签收，亦无法证明恒立公司未收货的事实，故对于恒立公司在二审中要求对该催款通知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最后，恒立公司在本案一审中称货物已收、货款已清，在上诉状中称货物未收、货款已清，二审庭审中又称货物未收、货款仅支付35000元，其陈述无一相同，显然有违诚信。综上所述，恒立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应当支付甬嘉公司尚余的货款，并赔偿相应的银行利息损失。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354元，由上诉人恒立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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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马 蕾
审判员 郑连平
审判员 王宗明
二〇〇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姜丽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