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外终字第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恒发展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天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唐炳洪，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沙中梅，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秋文。
委托代理人：赵一同，浙江永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孔海涛，浙江永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恒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秋文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5）杭拱商外初字第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炳洪、沙中梅、被上诉人袁秋文及其委托代理人赵一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恒公司原审诉称：1993年2月13日，高恒公司与拱墅区祥符街道星桥村委会（社区）企业杭州西湖胶印厂（以下简称胶印厂）共同投资58万美元成立中外合资杭州西湖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湖彩印公司）。胶印厂出资27.84万美元，占股48%；高恒公司出资30.16美元，占股52%。西湖彩印公司成立后，袁秋文作为高恒公司委派的股东代表，担任西湖彩印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1997年西湖彩印公司因经营不善而停止经营，公司的厂房、土地等由公司股东的开办单位杭州祥符镇星桥村（以下简称星桥村）负责处置。根据西湖彩印公司1999年10月10日董事会决议，星桥村在西湖彩印公司转让后，补偿西湖彩印公司80万元，用于支付公司的债务及员工的工资等费用。1999年10月25日，星桥村根据董事会决议，将60万元补偿款交付给西湖彩印公司，但袁秋文将该款直接存入了其个人账户；袁秋文于2000年5月24日、5月25日分两次将星桥村转给西湖彩印公司的10万元提现取走，于2000年5月将星桥村交付给西湖彩印公司的5万元现金占为己有；2001年1月19日，袁秋文将星桥村转入西湖彩印公司账户的5万元私自取走。综上，袁秋文将本属于西湖彩印公司的80万元款项自取，至今未返还给西湖彩印公司。高恒公司认为，袁秋文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147条第2款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财产的规定，给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另，西湖彩印公司已于2002年10月8日被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但至今未注销。西湖彩印公司的资产也已经在1999年底由星桥村全部转让，西湖彩印公司的管理机构已经全部解散。为了向袁秋文要求归还该80万元款项，高恒公司通过委托的清算负责人于2014年3月19日、4月19日、5月20日致函西湖彩印公司的原董事、股东要求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并追究袁秋文等人侵占公司资产的责任，但均未得到回应。高恒公司还通过委托的清算负责人杜某于2015年2月2日、2月7日、2月13日致函袁秋文，要求其解决侵占公司资产一事，但函件均被拒收或无答复。综上，因西湖彩印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公司组织机构人员已经不履行职务，公司原董事对高恒公司提出的要求不作答复，袁秋文作为西湖彩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履行职责并实施了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等情形，根据公司法第151条规定，高恒公司作为西湖彩印公司的股东有权代表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袁秋文向西湖彩印有限公司返还侵占款80万元；2、袁秋文赔偿西湖彩印公司自侵占款项之日起至判决确定返还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1999年10月25日至2015年4月7日止的利息损失为人民币780525.26元）；3、由袁秋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袁秋文原审辩称：高恒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2004年杭州通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远公司）曾以同样理由起诉袁秋文要求返还该款，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已判决驳回，本案高恒公司再次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高恒公司本案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予驳回。西湖彩印公司自1993年开始设立经营，后因不经营被吊销工商执照，高恒公司所诉事实距今长达二三十年。高恒公司对权利受到侵害是明知的。三、高恒公司表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袁秋文没有损害公司利益，未将款项收为己用，袁秋文的行为都有股东会董事会授权。高恒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袁秋文违反了公司法等法律规定，损害公司利益。综上，请求驳回高恒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4月28日出具的企业信息显示，西湖彩印公司成立于1993年2月13日，住所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祥符镇石祥路，经营范围为彩印包装品印制，注册资本为美元58万元，投资人为胶印厂和高恒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袁秋文。西湖彩印公司于2002年10月8日被吊销，吊销事由为未按规定参加年检。高恒公司和袁秋文当庭一致确认，西湖彩印公司的董事为袁秋文、王民源、余卫坚和沈国华，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袁秋文担任。1999年10月10日，西湖彩印公司通过董事会决议如下：西湖彩印公司委托股东星桥村全权办理和承担公司土地、房屋的补证手续及相关费用和公司的有关转让事宜，并负责与祥符信用社的协调工作；高恒公司负责承担公司债务125.18万元并负责善后事务处理的费用，公司长期难以收回的债权归高恒公司，星桥村负责承担债务380.88万元及其他债务，公司在厂的抵债物品归星桥村抵债；星桥村待公司转让后，补偿公司80万元，用于支付公司的债务及员工工资等费用；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召开一次董事会议，讨论并处理善后事务。当日西湖彩印公司的董事会会议纪要载明，决定补发董事津贴。1999年10月25日，星桥村支付西湖彩印公司60万元，存入袁秋文储蓄账户；2000年5月，星桥村将现金5万元交付给袁秋文；2000年5月8日，星桥村支付给西湖彩印公司10万元。高恒公司和袁秋文双方均当庭确认，袁秋文经手取得星桥村的80万元。袁秋文2002年3月7日在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制作的讯问笔录中确认：其于1999年10月25日至2001年1月19日期间作为西湖彩印公司经手人共取得星桥村的80万元，将其中57万元现金交给谢蓉，余款用于支付西湖彩印公司工资、津贴和费用等，谢蓉出具45万借条给其。谢蓉于2002年5月16日在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制作的讯问笔录中确认，1999年11月-2000年期间，其应王民源要求，以个人名义向袁秋文借款45万元，分别以其、王民源、袁秋文及王民威的名义、以支付房款或股权转让款等形式用于华夏拍卖公司，华夏拍卖公司做账为“其他应付款-
西湖彩印公司”。2003年4月24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03）杭西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王民源在担任杭州之江经济文化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之江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杭州环球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兼总经理、通远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兼总经理、西湖彩印公司董事期间，将有关单位资金113万余元用于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并由其操纵、控制的华夏拍卖公司、铭利广告有限公司等单位用于购买房产、注册验资、个人名义的股份受让等营利活动。该判决经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8月5日作出（2003）杭刑终字第197号刑事裁定书予以维持。高恒公司和袁秋文当庭均确认，上述西湖法院认定的113万元包含了涉案80万元中谢蓉经手的57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被控损害公司利益的主要事实发生在1999年11月-2000年期间，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修订）。该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高恒公司作为西湖彩印公司的股东，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根据高恒公司和袁秋文的诉辩依据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焦点在于：一、高恒公司的起诉有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袁秋文对80万元的处置有无损害公司利益。据此，分析如下：关于焦点一，高恒公司主张其联系人杜某因1999年被羁押而导致其2013年才了解涉案80万元处置事实。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在案并无有效证据高恒公司所主张的杜某是其在大陆地区的唯一联系人；其次，杜某被羁押并不妨碍其通信自由，即高恒公司应当知道杜某被羁押的事实并委派其他人员；再次，在案并无证据显示有阻碍高恒公司了解西湖彩印公司经营的事由存在；最后，高恒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对于其参股的西湖彩印公司自负关注经营状况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修正前）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高恒公司于西湖彩印公司实际停止经营及获得80万元的合理期间内应当知道涉案事实，至迟也应于2002年西湖彩印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的合理期间得知。高恒公司至今方提起起诉，显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焦点二，即使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关于80万的处置问题，高恒公司主张袁秋文将该款占为己有，而袁秋文否认并提供了相应证据。对此，双方均当庭确认80万元中袁秋文交付谢蓉57万元，而该57万元的处置问题已经（2003）杭西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中认定，系案外人王民源用于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并由其操纵、控制的华夏拍卖公司、铭利广告有限公司等单位用于购买房产、注册验资、个人名义的股份受让等营利活动，即在先刑事判决已确定了高恒公司所主张的主要款项系被王民源处置的事实；同时，袁秋文提供了相应票据证明余款用于支付津贴、工资和公司费用的事实，而高恒公司未能提供反证。高恒公司在本案起诉时提交的不予受理告知书亦显示，杜某曾以袁秋文、王民源、俞卫坚和沈国华私分、诈骗西湖彩印公司资金为由向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报案，该局以该事实在原王民源涉嫌虚报注册资金、挪用资金案中已调查并经判决为由不予受理。据此应明确，一方面，高恒公司的本案主张证据不足且与在先生效判决相悖，在该生效判决维持既判力的情况下，本案对该事实不予重复认定；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企业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侵占罪。假设高恒公司主张的事实得以确认，即等于确认袁秋文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应通过刑事诉讼渠道寻求救济。综上，高恒公司诉请袁秋文返还侵占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修正前）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高恒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513元，由高恒公司负担。
高恒公司不服上述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首先，本案是涉外民事诉讼案件，但审理中的诸多程序未按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的程序规定处理。其次，在具体审理程序上也有诸多违法之处，包括对于双方提交的证据在认证时存在错误，对于高恒公司庭审后补充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仅凭对方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且该书面质证意见也未交给高恒公司，使高恒公司没有机会进行补充说明的情况下，便作出了草率和不客观的认定，并据此作出了判决。综上，高恒公司认为，正是因为原审法院程序违法，致使本案诸多重要事实未查明便轻率地作出判决，并致判决错误。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关于诉讼时效。1、高恒公司提交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杜某是高恒公司在大陆地区的唯一联系人。而在杜某被判刑后，袁秋文自称是西湖彩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直在履行职责，但其从未与高恒公司有过联系，又因他是利害关系人，也不会联系高恒公司。而另一董事王民源也因犯罪被判刑，不会联系高恒公司。高恒公司委托时建生继任不久，时建生因涉案致得××而无法与高恒公司联系。高恒公司一直无法得知西湖彩印公司情况，西湖彩印公司从1995年以后也从未向高恒公司报送过企业报表或有关经营情况的书面材料。2、高恒公司已经提交证据证明其是委托之江公司管理西湖彩印公司，相关的董事是由之江公司委派，并非高恒公司直接委派。之江公司委派了王民源，王民源又委派了袁秋文。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高恒公司重新委派董事显然与客观实际不符，而原审法院以杜某被羁押并不妨碍其通信自由这一点理由来认定高恒公司应知款项被侵占的事实更是不能成立。3、西湖彩印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是事实，但高恒公司已经委托之江公司管理，并不需要更多关注，这与高恒公司是否知道款项被侵占无直接关系。综上，高恒公司在唯一联系人杜某出狱并得知袁秋文侵占了西湖彩印公司80万元补偿款之前，并不知道该事实。而杜某得知这一情况也是在2013年底，此后便多次向袁秋文要求归还该款项。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从杜某得知案涉款项被袁秋文侵占时开始起算，且因杜某代表高恒公司向袁秋文主张权利而中断，至高恒公司起诉时止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关于袁秋文侵占西湖彩印公司80万元的事实。1、原审判决将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的董事会纪要作为认定袁秋文有权给自己发工资、津贴的依据显然是错误的。2、原审判决认定“华夏公司做账为其他应付款－西湖彩印公司”的事实并无证据证明，以此认定57万元属于王民源占有而与袁秋文无关，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高恒公司已经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袁秋文不可能在西湖彩印公司领取工资、津贴等。袁秋文的劳动关系在之江公司，而之江公司是国有控股企业，作为国有企业委派到其他企业中的人员不允许在被委派的企业中领取工资和津贴。袁秋文已经在环球公司领取工资、津贴，又在西湖彩印公司领取工资和津贴，其不仅通过欺骗手段在环球公司和之江公司重复领取了补偿金，同时还在西湖彩印公司自己为自己发工资和津贴，甚至在之江公司办理了退休手续之后、西湖彩印公司已经关闭的情况下，袁秋文还在为自己发工资。袁秋文根本无权也无依据在西湖彩印公司领取工资或津贴，其从西湖彩印公司领取工资或津贴，以及报销都是对公司财产的侵占。4、80万元都是由袁秋文个人支取，其中的57万元通过谢蓉之手用于购买房产、投资入股之外，其余23万元实际上并非如原审判决所称用于发放工资、津贴。在1999年前后，西湖彩印公司另有50余万元的款项收回，袁秋文所称用于给自己发工资的钱实际上并不是从该23万元中支出，而是从另外收回的款项中支付。该23万元是其直接占有。5、袁秋文作为西湖彩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甚至在其辞去法定代表人之后，继续擅自侵占公司的款项，并将款项用于与他人购买房产、投资入股的行为是明显违反公司法规定的行为，理应承担返还的责任。但原审判决却以该款项是与王民源一起使用，且该款项已经在王民源的刑事案件中作了处理为由，认定袁秋文不构成侵占公司财产，不具有返还义务，明显错误。6、袁秋文所称的60万元用于偿还西湖彩印公司欠环球公司款项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一是款项本身不对应，袁秋文交给谢蓉的款项为57万元而非60万元；二是环球公司以房屋使用权代为履行的担保责任所对应的款项已经通过内部以装修费抵销的方式解决，不存在再由西湖彩印公司偿还的问题；三是从环球公司与华夏拍卖公司之间的账务情况反映，华夏拍卖公司还欠环球公司的钱，不可能出现袁秋文将款项交给谢蓉是用于偿还环球公司的代偿款；四是谢蓉出具收条和借条时已经不是环球公司的财务人员，无权代表环球公司；五是其中15万元是借条，且谢蓉已经证明该款项不是偿还环球公司的代偿款。综上，高恒公司认为，袁秋文侵占西湖彩印公司80万元的事实存在，其应承担返还该款项和赔偿利息损失的责任。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依据，认为应通过刑事诉讼渠道救济，但该司法解释已经于2013年1月18日废止。2、无论是现行公司法还是1999年修订的公司法，均有关于公司董事不得侵占公司财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案由也规定了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案由，显然，当公司的董事等高级人员侵占公司财产、损害公司利益时，公司或公司股东有权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主张权利，以维护其合法的民事权益。对于本案所涉袁秋文的行为，高恒公司已经向公安机关报过案，公安机关明确答复不予立案。高恒公司据此及公司法的规定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民事权利完全合法。综上所述，高恒公司认为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高恒公司的诉讼请求。
袁秋文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高恒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无证据支持。一、原审法院审理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认定证据合法合理，不存在程序违法之问题。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高恒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其一，高恒公司拥有西湖彩印公司52%股份，是相对控股人，对西湖彩印公司的经营、发展均有掌控权。西湖彩印公司从出现经营困难至被吊销营业执照，高恒公司都是明知的，其当时对西湖彩印公司的相关事务处置都是认可的。其二，高恒公司称在与杜某失去联系后便一直无法得知西湖彩印公司情况，然而作为一个相对控股人，从正常的思维逻辑来看，一旦得知大陆联系人杜某被依法羁押，定会委托他人展开联系工作。即使如高恒公司所称杜某为唯一联系人，也是高恒公司自身放弃行使权利的后果，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三，即使杜某为高恒公司在大陆的唯一联系人，在杜某被羁押期间，也并不妨害其通信自由，杜某完全可以委托他人代为行使相关权利，或告知高恒公司自己无法行使联系行为，由公司另行委托他人。2、至于本案中的侵占事实是否成立，高恒公司上诉所提出的观点仅是其在原审中观点的重复，并未提供实质证据予以证明。袁秋文已在原审中提供大量的证据证明：2004年通远公司以西湖彩印公司股东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经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04）上民二初字第1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通远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的相关事实已被法院生效文书所证实。至于袁秋文领取工资、津贴等费用是因为西湖彩印公司虽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并未注销，袁秋文仍为西湖彩印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上还一直在处理西湖彩印公司的相关事务，有权利领取相应薪酬。三、原审判决并未剥夺高恒公司以民事诉讼程序主张权利，而是认定“高恒公司作为西湖彩印公司的股东，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审判决结果是基于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本案事实而作出的。综上所述，袁秋文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高恒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委托书；
2、终止委托书的通知；
3、之江公司营业执照；
4、环球公司工商基本信息；
5、西湖彩印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变更报告及营业执照。
证据1—5共同证明：王民源是受高恒公司委托处理西湖彩印公司的事务，袁秋文是以王民源的名义委托；袁秋文担任西湖彩印公司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的时间是1996年1月10日至1997年4月20日，之后由时建生负责西湖彩印公司的事务；杜某在1996年前是之江公司和环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论是王民源、袁秋文还是时建生的任职、解职，都是杜某决定后再通过高恒公司委派，杜某是高恒公司的大陆唯一联系人。
6、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询问笔录；
7、袁秋文关于杜某经济问题的检举；
证据6、7共同证明：袁秋文是按杜某指派去西湖彩印公司和环球公司上班；杜某与袁秋文、王民源之间有矛盾，袁秋文还以杜某有经济问题举报。
8、西湖彩印公司1995年7月资金用款计划；
9、西湖彩印公司债权一览表；
10、借款合同。
11、西湖彩印公司会计报表；
12、杭州西湖会计师事务所报告书；
证据8—12共同证明：西湖彩印公司事无巨细均由杜某一人决定，杜某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13、时建生的说明；
14、袁秋文的委托书；
15、时建生的委派书；
16、西湖彩印公司董事会决议及签到表；
证据13—16共同证明：袁秋文已于1997年4月20日被免去西湖彩印公司一切职务，其本人也要求辞去西湖彩印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的事实；1997年4月20日召开的西湖彩印公司新一届董事会会议，袁秋文已经不是董事会成员，不再出席董事会。
17、之江公司更换董事的决定。
18、时建生病历；
19、释放证明书；
证据17—19共同证明：自1997年4月25日，杜某被撤职、被袁秋文举报并被采取强制措施，时建生也因牵涉杜某事件而产生精神障碍。直至2012年11月5日杜某才被解除强制措施。因此，在此期间，高恒公司无法知晓西湖彩印公司的情况，更不可能知晓案涉80万元被袁秋文侵占的事实。
20、委托书；
21、致函《二》；
22、杜某与袁秋文通话录音文字稿；
23、袁秋文出具的字条；
证据20—23共同证明：杜某在被解除强制措施后才得知袁秋文侵占高恒公司80万元的事实，同时高恒公司在得到杜某汇报后积极授权杜某全权处理相关事务的事实。
24、环球公司关于朱学红同志除名通知、通知；
25、有关西湖彩印公司情况说明；
26、记账凭证；
27、西湖彩印公司董事会决议及附件；
证据24—27共同证明：袁秋文在被免去职务后，为了侵占财产违法召开董事会、伪造相关记账凭证的事实。包括：在其已经不是西湖彩印公司董事，不再管理西湖彩印公司事务的情况下，违法给自己发工资；在收到星桥村80万元之前，袁秋文已经从其他地方收到了30万元，并将该30万元的使用与80万元混同；在已经不是董事的情况下，违法召开所谓的董事会会议，作出违法决议；私自聘请所谓的会计，做假账，侵占财产。
28、询问笔录；
29、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处罚决定书；
30、谢蓉日记；
证据28—30共同证明：袁秋文所称57万元用于偿还西湖彩印公司所欠环球公司债务的事实不属实。该款项用于购房和公司投资入股。
31、关于委托杜某先生代管西湖彩印公司事务的情况说明、终止委托书的通知；
32、关于西湖彩印公司1997年4月20日董事会召开和决议的说明、杭州西湖彩印包装公司董事会决议及签到表、讨债小组计划及讨债报酬办法、应收账款1993-1995年清单、西湖彩印公司财务细则；
证据31、32共同证明：杜某是高恒公司在大陆唯一的联系人，且在杜某被采取强制措施前一直是西湖彩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3、杜某与俞卫坚、沈国华谈话录音整理和光盘；
证明：西湖彩印公司1997年4月20日董事会的召开和决议真实、合法、有效，之后袁秋文无权代表高恒公司处理西湖彩印公司事务的事实。
34、杜某、陈某的证人证言。
对于上述证据，袁秋文质证认为：一、关于证据1-5，对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终止委托书的真实性不清楚；对之江公司的营业执照、环球公司的工商信息、西湖彩印公司的营业执照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袁秋文自1996年1月10日起担任西湖彩印公司法定代表人，从未变更。王民源、袁秋文及时建生的任职、解职均由高恒公司决定，与杜某无关，杜某非高恒公司在大陆的唯一联系人。二、关于证据6-7，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袁秋文是接受王民源委派去西湖彩印公司和环球公司上班的，王民源是高恒公司的全权代表，与杜某无关。三、关于证据8-12，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西湖彩印公司相关事务由王民源决定，杜某非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西湖彩印公司的股东是高恒公司与胶印厂，其中高恒公司占52%，胶印厂占48%。四、关于证据13-16，对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清楚；对委托书（袁秋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委派书（时建生）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董事会决议和签到表的真实性有异议，形式不合法，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袁秋文并未被免去西湖彩印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工商机关也未作变更登记，袁秋文一直代表西湖彩印公司行使职务，虽然其本人当时曾要求辞去西湖彩印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但未得到批准，该董事会会议决定形式不合法，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五、关于证据17-19，对决定、病历、释放证明的真实性不清楚，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时建生在1999年至今一直在浙江工程公司任职，杜某于2012年11月5日刑满释放，高恒公司完全知晓西湖彩印公司的情况。六、关于证据20-23，对委托书、致函的真实性不清楚，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虽然杜某是刑满释放，但高恒公司对西湖彩印公司的事务一直是知晓的。七、关于证据24-27，对通知的真实性不清楚，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记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袁秋文从未被免去法定代表人职务，在工商登记中也一直未改变过，召开的董事会符合法律规定。八、关于证据28-30，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说明80万款项的去向；对工商处罚决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谢蓉日记的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明对象有异议，57万元用于归还环球公司，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九、关于证据31、32，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清楚，与本案无关联性。杜某不是高恒公司在大陆的唯一联系人，也不是西湖彩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十、关于证据33，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清楚，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西湖彩印公司1997年4月20日是否召开董事会不清楚，但该会议的召开和形成的决议是违法无效的，袁秋文一直是西湖彩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西湖彩印公司行使权利。十一、关于杜某的证人证言，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杜某称其是高恒公司的唯一联系人，与事实不符，袁秋文任西湖彩印公司董事时，与袁秋文谈话的是王民源而非杜某。其次，王民源与蔡天护是否认识并不清楚；杜某未与袁秋文提起过，袁秋文的委托书也没有交给杜某。再次，实际上杜某早就知道80万元款项的去向，并非是在刑满释放后才知道的。十二、关于陈某的证人证言，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审查认为：一、证据1—5，其中的委托书和西湖彩印公司营业执照，与工商档案中核对一致，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予确认；终止委托书的真实性及来源无法核实，不予确认；之江公司的营业执照、环球公司的工商信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5不能证明高恒公司主张的王民源、袁秋文等人在西湖彩印公司的任职都是由杜某决定和杜某是高恒公司的大陆唯一联系人。二、证据6、7，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不予确认。三、证据8—12，真实性和来源不明，且其内容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也不能证明高恒公司主张的杜某是西湖彩印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事实，不予确认。四、证据13—16，真实性和来源不明，其内容无法与工商登记材料印证，也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明高恒公司主张的袁秋文已于1997年4月20日被免去西湖彩印公司一切职务的事实。五、证据17—19，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不予确认。六、证据20—23，真实性和来源不明，不予确认。七、证据24—27，其中证据24除名通知、通知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25情况说明真实性无法确认，证人也未出庭作证，不予确认；证据26记账凭证和证据27董事会决议，袁秋文认可其真实性，且该证据在原审中已经提交和进行了认定，该证据本身并不能证明高恒公司主张的袁秋文违法召开董事会并伪造记账凭证的事实。八、证据28—30，九、证据31，真实性无法确认，证人也未出庭作证，不予确认。十、证据3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不能证明高恒公司主张的杜某是其在大陆的唯一联系人和西湖彩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33，真实性无法确认，证人也未出庭作证，不予确认。证据34，因没有其他证据表明证人杜某、陈某系受高恒公司委派以及其是西湖彩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对其所述杜某是高恒公司在大陆唯一联系人、西湖彩印公司系由杜某实际管理等证言，不予采信。
二审期间，袁秋文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1、《关于西湖胶印印刷厂的转让说明》，证明：袁秋文一直是西湖彩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代表公司处理法律事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2、西湖彩印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证明：高恒公司是西湖彩印公司的股东，曾指派王民源担任西湖彩印公司的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后改派袁秋文担任西湖彩印公司法定代表人，但王民源仍然是西湖彩印公司董事。3、银行存款日记账、现金日记账，证明：西湖彩印公司收到袁秋文交入的现金35万元、收到星桥村银行转账支付的15万元。4、会计记账凭证，证明：西湖彩印公司的正常经营费用支付，符合相关规定，袁秋文未侵占公司资产、未损害公司利益。对此，高恒公司质证认为：一、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西湖彩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已实际变更，工商机关有无登记并不影响其变更的事实。二、对证据2的真实性和反映的内容没有异议，但并不完整，西湖彩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在1997年4月20日发生了变更，袁秋文已经辞去了所有职务，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没有办理，所以工商档案材料反映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三、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有可能是伪造的，也有可能是事后补做的，不能反映真实的资金进出情况。四、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这些凭证是伪造的，而且其中也存在不应该发生的费用支出，所以不能作为西湖彩印公司的财务支出凭证。本院审查认为：证据1情况说明的来源和真实性不能确定，出具人也未出庭作证，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系来源于工商登记部门档案，真实性可予确认，可以证明西湖彩印公司的基本信息，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采纳。高恒公司认为西湖彩印公司的实际情况与工商登记不一致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证据3和证据4为账本和原始凭证，形式真实性可予确认，可印证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高恒公司认为该证据系伪造或后补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高恒公司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公司，本案为涉港侵权责任纠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之规定，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应适用内地法律。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高恒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高恒公司主张袁秋文侵占西湖彩印公司80万元是否成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高恒公司提起的本案诉讼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纠纷。侵权责任纠纷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应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高恒公司主张袁秋文侵占西湖彩印公司80万元的被控事实发生在1999年11月-2000年期间，高恒公司作为西湖彩印公司的股东，有权随时查阅公司财务账簿，了解公司经营状况。高恒公司主张其在大陆地区唯一的联系人是杜某，其只能通过杜某才能了解西湖彩印公司的相关情况至主张，既没有证据证明，也与常理不符。而且，西湖彩印公司已于2002年10月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虽然当时施行的1993年12月2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未将被吊销营业执照列为公司解散的原因。但2006年1月1日施行的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明确规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属于公司解散的原因之一。高恒公司作为西湖彩印公司的股东，是法律规定的清算义务人，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对西湖彩印公司进行清算，此时高恒公司就应当知道本案被控行为。但高恒公司在应当履行法定清算义务而未履行，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而未及时主张权利，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现在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焦点二，即使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高恒公司主张袁秋文侵占西湖彩印公司80万元，即袁秋文将该80万元占为己有，高恒公司应当举证证明。根据查明的事实，该80万元系星桥村于1999年10月及2000年5月分三次支付给西湖彩印公司，袁秋文当时是西湖彩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恒公司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袁秋文当时经手接收了该款项，但是并没有证明袁秋文将该款项占为己有。袁秋文提交的证据证明，80万元中，袁秋文根据王民源的指示交付给谢蓉57万元，当时谢蓉是环球公司的财务人员，其以环球公司的名义收取了款项，环球公司与西湖彩印公司当时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该57万元的处置问题已经（2003）杭西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中认定，系案外人王民源用于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并由其操纵、控制的华夏拍卖公司、铭利广告有限公司等单位用于购买房产、注册验资、个人名义的股份受让等营利活动，即在先刑事判决已确定了高恒公司所主张的主要款项系被王民源处置的事实。同时，袁秋文还提供了相应票据证明余款用于支付津贴、工资和公司费用的事实，而高恒公司未能提供反证。至于上述公司费用支出是否合理或者是否因此给公司、股东造成损失，与高恒公司主张的袁秋文将80万元占为己有并非同一法律事实，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综上，原审判决认定高恒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以及认定高恒公司主张袁秋文侵占公司款项事实不成立，并无不当。原审判决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失效，不应再予以适用，因此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有所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513元，由高恒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 斐
代理审判员 李洁瑜
代理审判员 谢银芝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季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