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民终15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辉，男，1977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文，湖南瀜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歌，湖南瀜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荣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106号第9楼01室。
法定代表人：廖贯好，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创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颐景华府2幢101室。
法定代表人：沈翀，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蓝亮，广东国晖（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凯欣，广东国晖（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贯好，女，197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
上诉人谭辉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荣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圭公司”）、江门市创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兴公司”）、廖贯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2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谭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判令荣圭公司向谭辉偿还保证金3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从2014年8月1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创兴公司和廖贯好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荣圭公司、创兴公司、廖贯好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荣圭公司于2014年7月11日己经退给案外人东莞市湘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亚公司”）50万元保证金不符合事实，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一是根据案件事实以及一审法院的调查确定，谭辉与荣圭公司、创兴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江门市〈金色家园〉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书》之后，谭辉已经分四次向创兴公司、荣圭公司支付了保证金300万元。谭辉与创兴公司、荣圭公司签订上述合同之后，谭辉一直催促荣圭公司安排其进场施工。后荣圭公司于2014年5月22日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14年7月底之前安排谭辉进场施工，否则于7月底退还保证金。因此，2014年7月底是否能够进场施工是荣圭公司是否应当退还保证金的关键时间节点。在7月底未到之前，荣圭公司于7月11日主动向湘亚公司退还50万元保证金，显然不符合常理。二是荣圭公司、廖贯好于2014年8月8日出具的《承诺书》中明确要分两次共退回保证金300万元。如果荣圭公司、廖贯好在2014年7月11日已经退还50万元，那么荣圭公司、廖贯好在8月8日出具的《承诺书》就应当明确退还保证金250万元，而不是300万元。荣圭公司和廖贯好在2014年8月8日出具《承诺书》时承诺退保证金300万元的事实清楚说明荣圭公司、廖贯好均不认为自己已经在7月11日退还了50万元保证金。三是湘亚公司与谭辉在2015年12月10日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时，湘亚公司承认上述300万保证金均为谭辉筹集，并无湘亚公司的资金，也从未提及曾收到过50万元保证金。四是荣圭公司、廖贯好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廖贯好于2014年7月11日向案外人谭石林汇款50万元，款项性质是往来款。如果2014年7月11日退还的是保证金，款项性质是明确的，廖贯好应当会写明退款性质，而荣圭公司、廖贯好并未证明上述50万元退回的是保证金，也未证明此款与本项目的关系，应当由荣圭公司、廖贯好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五是由于湘亚公司、谭石林并未参与本案审理，一审判决直接判令其接收了50万元的保证金，实质上判令未参加本案审理的案外人湘亚公司、谭石林承担了50万元的法律责任，是不妥当的。二、一审法院认定谭辉无权要求创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判决驳回谭辉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一是2013年6月18日，创兴公司总经理王先锋以创兴公司名义与荣圭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明确约定:“(1)甲方（即创兴公司)委托乙方（即荣圭公司）负责甲方房地产开发地块的前期工作及部分具体施工事项，其中前期施工队伍选择审定考察等相关工作。(2)乙方按照有关部门规定选择项目施工队伍并全面对施工队伍审核考察等相关工作，具体事项同甲方协商后办理。”上述合同加盖了创兴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因此上述合同是创兴公司的法人行为，即创兴公司与荣圭公司基于土地开发建立了合作关系，而荣圭公司负责施工队伍的选择考察和管理。由于创兴公司与荣圭公司建立的是合作关系，荣圭公司履行合作职责的行为应当由合作各方共同承担。创兴公司应当对合作事项承担法律责任，荣圭公司收取谭辉300万元保证金的行为应当由创兴公司与荣圭公司共同承担，创兴公司不能借口自己不知道或者未收到款项推卸法律责任。二是谭辉是与创兴公司、荣圭公司共同建立施工合同关系。正是基于创兴公司与荣圭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并根据合作合同的约定，荣圭公司的职责即是选择施工单位，所以荣圭公司选定湘亚公司作为施工单位之后，荣圭公司和创兴公司于2013年5月26日与谭辉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属于创兴公司所有的江门市胜利北路的江门市金色家园项目中3亿元的工程交给谭辉施工。同时应当指出，创兴公司与谭辉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是授权荣圭公司法定代表人廖贯好进行签字的，因此，谭辉有充分理由认为荣圭公司即代表了创兴公司，有权收取300万元保证金。也正是基于创兴公司与荣圭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因此，谭辉向荣圭公司缴纳300万元保证金以及后续向荣圭公司追索保证金的行为均是向创兴公司和荣圭公司共同主张权利。因此，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整个过程均只有谭辉与荣圭公司、廖贯好参与。另《合同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未有保证金的约定，现有证据也未能证明创兴公司收取过保证金，且谭辉均未向创兴公司追偿过保证金”与事实完全不相符合。基于这样的事实认定得出创兴公司无需对谭辉的300万元保证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严重侵害了谭辉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维护谭辉的合法权益。
创兴公司辩称，一、谭辉将创兴公司列为本案一审被告，主体不适格。创兴公司与谭辉没有任何接触，亦不存在合同关系。而且，从谭辉提供的证据来看，与谭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出具承诺书、收取谭辉涉案保证金出具收据的一方是荣圭公司、廖贯好，而不是创兴公司。因此，创兴公司不是本案一审的适格被告。二、创兴公司对外未曾委托过包括荣圭公司、廖贯好在内的第三方以创兴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及收取有关费用，创兴公司至本案一审起诉日止，亦未曾收到谭辉涉案保证金。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创兴公司无须对谭辉与荣圭公司、廖贯好之间的法律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三、谭辉出示的与创兴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上的“江门市创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与创兴公司备案的合同专用章明显不符。且创兴公司从未授权荣圭公司或廖贯好私自刻制“江门市创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因此，谭辉提供的盖有“江门市创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协议书属于无效协议，不能作为认定谭辉与创兴公司发生建设工程合同关系的事实依据使用。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谭辉是不具备建筑施工资质的个人，因此，谭辉与湘亚公司、荣圭公司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谭辉在本案中应向收取其保证金的一方即荣圭公司、廖贯好主张返还权利，但对于其主张赔偿利息及补偿费用方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创兴公司名下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目前并不具备开发条件，而且因该项目涉及到原居住居民拆迁事宜，一直未处理完毕，以致该开发用地目前仍处于停工状态，并不具备设计、施工的条件。据创兴公司了解，目前与谭辉类似情形的施工队亦因同样案由，被荣圭公司、廖贯好骗取工程保证金而向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若谭辉所言属实，则是荣圭公司、廖贯好收取了谭辉的保证金，创兴公司认为该行为已经涉嫌经济犯罪，请二审法院依法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免荣圭公司、廖贯好继续以同样手段行骗。综上所述，谭辉请求创兴公司返还工程保证金及偿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谭辉的上诉请求。
荣圭公司、廖贯好在二审中无作答辩。
谭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荣圭公司、创兴公司、廖贯好连带偿还工程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2、荣圭公司、创兴公司、廖贯好偿还利息人民币276766.66元（暂计至2016年1月31日，实际计算至荣圭公司、创兴公司、廖贯好实际支付时止）。3、廖贯好支付补偿费人民币180万元及利息45622.5元。4、荣圭公司、创兴公司、廖贯好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谭辉于2013年5月8日以乙方的名义与案外人湘亚公司以甲方的名义签订了《合作合同》，主要约定：乙方挂靠在甲方名下，从事甲方经营许可范围内的经营项目，甲乙双方仅是挂靠经营关系，双方具有独立的经营地位，不存在内部管理关系……甲方向乙方收取其营业额3%,作为管理服务费等内容。2013年5月26日，廖贯好以创兴公司名义及合同的甲方名义与案外人湘亚公司以乙方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1》”）。《施工合同1》主要约定：甲方同意将座落于江门市胜利北路的江门市金色家园工程项目给乙方，商住楼施工约3亿的工程，以图纸和甲乙双方最后补充协议书和实际计量为准，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500日晴天等内容，但双方并未约定保证金的支付，合同落款的承包人处盖有案外人湘亚公司的印章及其法人代表谭石林的签名，发包人处盖有“江门市创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印章及有廖贯好的签名。同日，谭辉与荣圭公司签订了一份与上述《施工合同1》内容完全相同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2》”）。《施工合同2》亦未约定保证金的支付，合同落款的承包人处有谭辉签名，发包人处有荣圭公司印章及廖贯好的签名。同日，谭辉又以承包人名义与荣圭公司签订了一份与上述《施工合同1》及《施工合同2》内容完全相同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3》”）。《施工合同3》同样未约定保证金的支付，合同落款的承包人处有案外人湘亚公司的印章及谭辉签名，发包人处有荣圭公司印章及廖贯好的签名。同日，谭辉以乙方名义又与荣圭公司以甲方名义签订了一份《江门市<金色家园>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书》（以下简称“《承包协议》”），该协议书在前述合同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内容，如约定了“工程合同履约保证金的支付，本施工协议书签订之日，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300万元给甲方作为工程信誉金。……如甲方违约，甲方如数返还乙方保证金……本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和约定的履约保证金收到以及签订建设施工合同后生效，本工程结束款项结清后自动失效”等内容。《承包协议》的落款承包人处有案外人湘亚公司印章及谭辉签名，发包人处有荣圭公司印章及廖贯好签名。之后，谭辉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分四次支付了保证金300万元，其中谭石林（案外人湘亚公司法定代表人）代为支付了50万元。荣圭公司于2013年8月2日出具一份写有“今收到谭辉交来江门金色家园项目保证金人民币3000000元”字样的《收据》。后因项目施工未能开展，荣圭公司于2014年5月22日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并写有“现我公司承诺金色家园项目施工时间定于2014年7月底，如逾期未能按规定时间进场施工，我公司将于2014年7月底退还谭辉施工单位所交纳的工程项目保证金”等内容。后荣圭公司于2014年8月8日又出具一份承诺书，并写有“我荣圭公司承诺谭辉交来项目保证金人民币于二○一四年八月十三日退壹佰伍拾万元，二○一四年八月底退回余下壹佰伍拾万元”等内容。之后，廖贯好于2014年8月28日出具一份个人的承诺书写有“我本人廖贯好承诺谭辉在二○一四年九月三日前退保证金，如果没按时退还，廖贯好承担违约损失费每天伍仟元”等内容。2015年6月6日，谭辉与廖贯好达成一份《补偿协议》，协议约定“经廖贯好与谭辉友好协商（广东省江门市创兴地产、荣圭咨询有限公司的金色家园项目）因此不能正常履行合同，廖贯好现决定补偿谭辉在此项目所有的差旅费、机械费、人工进场退场费和人工费等，自2013年8月2日至2015年6月5日的费用总计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决定于2015年9月5日全部还清”等内容。2015年12月10日，谭辉作为乙方与案外人湘亚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一份《权利义务转让合同》，约定“甲方与江门市创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市荣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分别于2013年5月26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江门市〈金色家园〉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书》，约定江门市创兴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市荣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将金色家园项目中3亿元规模的工程项目交由甲方施工。按合同约定，甲方向广州市荣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交纳了300万元项目保证金……甲方交纳给广州市荣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300万元项目保证金系乙方筹集，其中并无甲方自有资金……甲乙双方协商确定：甲方将自己在金色家园项目当中的所有权利义务无偿转让给乙方”等内容。上述权利义务转让情况，谭辉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以快递方式通知荣圭公司及创兴公司，创兴公司已签收快递，但荣圭公司拒收快递；以电话方式通知廖贯好但廖贯好拒接。一审庭审中，荣圭公司和廖贯好确认转让合同及转让通知的事实。此后，荣圭公司、创兴公司、廖贯好均未退回保证金及利息，廖贯好亦未支付补偿费，谭辉追索无果，遂诉至一审法院。
另查明，荣圭公司于2014年7月11日分两笔将共计人民币50万元汇入至谭石林（案外人湘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银行账户中，两笔转账交易信息单中显示的用途栏均为往来款。
2013年6月18日，案外人王先锋以创兴公司名义及作为甲方与荣圭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约定了“（1）甲方委托乙方负责甲方房地产开发地块的前期工作及部分具体施工事项，其中前期施工队伍选择审定考察等相关工作。（2）乙方按照有关部门规定选择项目施工队伍并全面对施工队伍审核考察等相关工作，具体事项同甲方协商后办理。”等内容。《合作协议》落款的甲方处有“江门市创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及王先锋签名，乙方处有荣圭公司印章及廖贯好签名。
还查明，经创兴公司申请，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于2014年7月17日对创兴公司的“江门市创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进行了备案。
另，谭辉在签订系列施工合同、承包协议及交纳保证金后，至今未实际进场施工。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合作合同》、《施工合同1》、《施工合同2》、《施工合同3》及《承包协议》的效力问题。以上合同或协议均以谭辉个人或谭辉挂靠单位案外人湘亚公司的名义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因谭辉系个人，其并无涉案工程的相应施工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上述合同或协议均无效。故本案的上述合同或协议的效力，一审法院不予认定。
关于荣圭公司是否已足额收取了《承包协议》约定的保证金，如已收取是否应退还，且应退还给谁的问题。虽然谭辉与荣圭公司签订的《承包协议》和《施工合同3》均加盖了案外人湘亚公司的印章，但根据谭辉与案外人湘亚公司签订的有挂靠约定内容的《合作合同》，荣圭公司出具的有“收到谭辉交来的保证金”内容的《收据》，荣圭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廖贯好向谭辉出具的一系列《承诺书》及《补偿协议》，以及后来谭辉与案外人湘亚公司签订的《权利义务转让合同》，以上证据形成的证据链反映谭辉与荣圭公司是《承包协议》的实际当事人且荣圭公司已收取了谭辉支付的300万元保证金。因《承包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荣圭公司应退还其所收取300万元保证金及相应利息给谭辉。因此，对谭辉要求荣圭公司偿还300万元保证金及相应利息（利息从2014年8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荣圭公司实际支付时止）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创兴公司是否应连带偿还300万元保证金及相应利息的问题。从本案各方签订施工合同、承包协议，交纳保证金到因未能进行施工而出具的一系列返还保证金承诺书，签订损失补偿协议的过程来看，除了《合作协议》、《施工合同1》落款处有“江门市创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印章外，本案的整个过程均只有谭辉与荣圭公司、廖贯好参与。另《合作协议》、《施工合同1》均未有保证金的约定，现有证据也未能证明创兴公司收取过保证金，且谭辉均未向创兴公司追偿过保证金。因此，无论《合作协议》、《施工合同1》中的“江门市创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是否为创兴公司的印章，谭辉均无权要求创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创兴公司申请印章鉴定的请求，对案件结果无实质性影响，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而谭辉要求创兴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请求，缺乏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廖贯好是否应连带偿还300万元保证金及相应利息的问题。廖贯好于2014年8月28日以个人名义出具的《承诺书》写有“我本人承诺谭辉在二○一四年九月三日前退保证金，如没按时退还，廖贯好承担违约损失费每天伍仟元”等内容。廖贯好作出保证退回保证金及违反承诺应承担违约责任的单方承诺，合法有效。谭辉自行减少廖贯好应承担的违约金额，是对其权利的处分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廖贯好应对300万元保证金的偿还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荣圭公司在一审答辩中请求在其收取的300万元保证金中扣减已退还的50万元问题。签订《承包协议》后，谭辉分四次支付300万元保证金，其中50万元由谭石林（案外人湘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为支付。后荣圭公司于2014年7月11日分两笔共计50万元汇入至案外人谭石林账户中。虽然谭辉没有确认上述50万元是否为保证金，但现有证据未能反映荣圭公司与谭石林、谭辉、案外人湘亚公司之间有其他的经济往来，且谭辉与案外人湘亚公司达成的《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收据》等证据形成的一条证据链足以证明上述50万元为保证金且已退回给谭辉。因此，对荣圭公司要求从其收取的300万元保证金中扣减已退还的50万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廖贯好是否需要支付补偿费人民币180万元及利息的问题。谭辉与廖贯好自愿签订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但谭辉未实际进场施工，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情况。而补偿协议中双方约定的180万元补偿费相比300万元保证金明显过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的公平原则的规定，谭辉要求廖贯好支付180万元的补偿费应予以调整。一审法院酌情支持30%补偿费即54万元的请求，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荣圭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2500000元及相应利息给谭辉（利息从2014年8月1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廖贯好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廖贯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540000元补偿费给谭辉；四、驳回谭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657元，由谭辉承担14300元，荣圭公司及廖贯好共同承担33357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仅针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本院不予审理。
对于谭辉上诉主张荣圭公司、创兴公司以及廖贯好连带偿还保证金3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谭辉的前述主张须以谭辉已经支付保证金300万元作为有效事实前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虽然廖贯好当庭承认和荣圭公司书面确认已经收取谭辉保证金300万元，但是基于创兴公司对谭辉所提合同关系及连带责任主张则一概予以否认，因涉及对廖贯好和荣圭公司确认收取保证金300万元，创兴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判断，不能仅凭谭辉和廖贯好、荣圭公司双方的陈述即确认支付收取保证金的事实，谭辉仍需围绕其所主张的付款事实进行充分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经一审法院当庭询问，谭辉明确陈述其所主张的保证金300万元系分四次支付，包括委托案外人支付100万元，委托谭石林支付50万元，谭辉现金支付50万元，于2013年10月14日委托案外人阳益支付100万元。但由在案证据及当事人的诉讼陈述来看，谭辉所述付款事实缺乏充分、有效证据支撑且与在案证据内容存在冲突，故在谭辉并无进一步举证和合理解释说明的情况下，本案不能迳行认定谭辉已经支付保证金300万元的事实。具体如下：1、案外人阳益代谭辉支付保证金100万元的事实无法认定。在案《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等银行交易凭证虽然反映户名为阳益的银行账户向廖贯好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00万元的情况。但是，名为阳益之人并未参与本案诉讼，谭辉也无充分举证证明其与案外人阳益之间存在委托付款关系，前述100万元款项与谭辉的起诉事实是否存在关联并无法有效确认，进而，迳行认定该100万元款项属于谭辉支付的保证金有可能损害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故对谭辉主张的委托案外人阳益支付保证金100万元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2、案外人受谭辉委托支付100万元、案外人谭石林受谭辉委托支付50万元以及谭辉现金支付50万元的事实无法认定。首先，前述三笔款项数额较大，但实际付款时间以及付款到账情况缺乏银行转账凭证等客观证据予以有效印证，相应付款事实故此不能迳行确认。其次，谭辉经一审法院询问并无明确说明代为支付100万元的案外人具体身份以及付款情况，谭辉与其所称的案外人是否存在委托付款关系更无证据足以证明，故对谭辉主张的委托案外人支付100万元的事实，应不予认定。另，案外人谭石林并无参与本案诉讼，谭石林与谭辉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付款关系同理亦无法确认，谭石林受托付款的事实亦应不予认定。3、谭辉的诉讼陈述与在案证据存在冲突，其诉讼陈述可信性较低，付款主张也不能成立。承上所述，谭辉在一审庭审中述称其于2013年10月14日委托案外人阳益支付保证金100万元，但由谭辉提供的保证金《收据》来看，荣圭公司确认收取谭辉保证金300万元的时间点为2013年8月2日，此时，谭辉主张的由案外人阳益代付保证金100万元的事实显然并未发生。由此推知，即使荣圭公司和廖贯好均确认已经收取谭辉提供的保证金300万元，相应的付款事实亦不必然真实发生；进而，谭辉关于其已支付保证金300万元的诉讼陈述可信性也相对较低，故不予以采纳。以上，谭辉已经支付保证金300万元的事实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荣圭公司已经收取谭辉支付的保证金300万元欠妥，本院予以纠正。
承上所述，本案根据现有证据及当事人的诉讼陈述不足以认定谭辉已经支付、荣圭公司已经收取保证金300万元，故此，谭辉请求荣圭公司、创兴公司以及廖贯好连带偿还保证金300万元及相应利息缺乏充分事实基础，应不予支持。鉴于一审法院判决荣圭公司应向谭辉支付250万元及相应利息，廖贯好对此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之后，荣圭公司和廖贯好均无提出上诉，此乃当事人对其民事权利的合法处分，故应予以确认。但需明确的是，本案并无证据表明谭辉所主张的保证金实际用于创兴公司房地产拆迁等开发项目工作，本案进而不能认定创兴公司在事实上收取相应款项或因此获益。故此，即使创兴公司与荣圭公司确实存在合作开发江门市金色家园小区的法律关系，创兴公司于本案中亦无需因为荣圭公司自愿向谭辉偿还保证金250万元及相应利息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谭辉请求创兴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缺乏请求权基础，应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谭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部分欠妥，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谭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振宇
审 判 员 梅晓凌
审 判 员 李雁羽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司梦阳
书 记 员 李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