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38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春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代理人李家宏，广东瀚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军明，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广水市。
原审第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123号深圳市百货广场西座19-22层。
法定代表杨小舟，行长。
委托代理人孙静，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系该司员工。
上诉人张春生为与被上诉人吴军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深圳分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民一初字第760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2010年11月22日，张春生、吴军明均到广发银行深圳分行处申请开立保管箱业务，并与广发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保管箱租约和保管箱使用授权书。原、吴军明申请的保管箱号为A3108，承租期为2010年11月22日至2011年11月22日，张春生、吴军明两人同时验证指纹方可开启保管箱。
二、吴军明于2010年11月22日出具《承诺书》，内容为：“本人保证在2010年12月22日前惠州杨学良指定银行卡账户上通过银行内部系统和政府招投标网能够查询到柒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资金余额，否则本人愿承担造成的所有损失。特此承诺！注①2010年11月24日12点即可查询该账户余款，②如果账户查询业务无法完成，在27日本人无条件配合对方来深发展分行开锁保险箱无异议”。
三、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于2011年3月21日将名称变更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张春生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吴军明配合张春生开启广发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A3180号保管箱；二、吴军明承担保管箱租用费用900元；三、吴军明承担利息损失（暂计至起诉之日止）利息的计算方式以人民币10万元为基数，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本案诉讼费用由吴军明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张春生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张春生、吴军明共同开立和租用保管箱的事实，但不能证明保管箱内存放物品的所有人和支配人即为张春生。张春生提交的《承诺书》没有显示被承诺人，不能证明《承诺书》所称“对方”即为张春生。且，《承诺书》表明保险箱开立银行为深发展银行，而非张春生诉请的广发展银行。故原审法院对张春生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张春生的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人民币50元及公告费人民币390元，由张春生负担。
一审判决后，上诉人张春生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没有对本案委托合同是否履行的主要事实进行认定是错误的，有本末倒置之嫌。根据吴军明出具的《承诺书》主文及备注内容和张春生、吴军明共同在原审第三人开立保管箱的事实，可以看出本案委托合同的基本内容是：张春生委托吴军明在指定的银行卡账户上存入人民币7000万元的过桥资金，并可以通过银行系统和政府招投标网查询；吴军明承诺在2010年l1月24日12点即可完成该委托事项；为了保证合同的履行，张春生和吴军明共同开立保管箱（并在保管箱放入定金10万元），如果吴军明未完成委托事项应当无条件配合张春生开启保管箱（退还定金）。显然，在指定银行账户上存入人民币7000万元过桥资金是本案委托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开立保管箱放入定金仅仅是为了合同履行的担保，是一项附随义务。即吴军明完成了存入过桥资金这一主要义务的情况下保管箱内的物品归吴军明，吴军明未完成存入过桥资金义务的情况下保管箱内的物品应当退还张春生。那么，本案的关键事实应当是吴军明是否履行了于规定期限在指定的银行卡账户上存入7000万元过桥资金的义务，进而认定吴军明是否应当配合张春生开启共同开立的保管箱。对此吴军明作为负有合同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对合同是否履行承担举证责任，而吴军明没有出庭和举证、质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即可以认定吴军明未完成存入过桥资金的合同主要义务，构成了违约，应负有配合张春生开启保管箱退还保管箱内物品的附随义务。但遗憾的是，原审判决一方面认定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另一方面对于本案委托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和合同是否履行只字不提，反而纠结于保管箱内存放物品的所有人和支配人这一问题。假设失去了合同是否履行这一关键前提，吴军明是否有义务配合张春生开启保管箱就无从谈起！至于究竟谁是权利人的问题，只要厘清了守约方和违约方，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的权利义务关系仅限于共同开立保管箱的张春生和吴军明双方之间，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不存在与任何第三方发生关系（即使有也是张春生或吴军明各自与第三方的问题，与本案无关），更不存在吴军明在未完成委托事项则无条件配合张春生开启保管箱且无异议的情况下，保管箱内的物品却归吴军明的逻辑问题，原审法院这一本末倒置的做法，直接导致对案件的最终判决错误。二、原审判决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原、被告共同开立和租用保管箱的事实，但不能证明保管箱内存放物品的所有人和支配人即为原告”也违背了本案的基本事实，明显是错误的。1、原审判决作出上述认定的理由之一是“张春生提交的《承诺书》没有显示被承诺人，不能证明《承诺书》所称“对方”即为原告。”这明显是断章取义的观点。因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在一个合同法律关系中的一方和另一方显然只能是合同的双方主体，对方是其中一方对相对方的通常称谓，在合同中一方声称的“对方”只能是合同的相对方，而不可能是任何第三方。本案张春生与吴军明双方共同在原审第三人开立保管箱，并需两人同时验证指纹方可开启保管箱的事实原审判决业已确认，即本案中的合同主体是张春生和吴军明两方，对于吴军明而言，对方就是张春生。那么结合《承诺书》的原文“……本人无条件配合对方来深发展分行开锁保险箱无异议”，这里的“对方”明显是指相对于吴军明而言需要开锁保管箱的张春生。如果按照原审判决的观点，在一个合同中必须处处写明当事人名称的话，那么可能所谓的“甲方、乙方”、“买方、卖方”、“委托人、受托人”统统无法认定究竟是谁，甚至连法院的文书中“原告、被告”、“上诉人、被上诉人”的称谓都统统归于无效，这无疑是很滑稽可笑的。事实上，对于此类问题的认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7月3日通过的《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第三条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在借贷纠纷中的借据等债权凭证如未载明债权人名称的，推定该债权凭证的持有人为债权人。那么本案中不仅张春生持有该承诺书，可以推定为该《承诺书》的权利人，更何况还有证据证明张春生与吴军明共同开立了保管箱且需要共同验证指纹才能开启，因此吴军明承诺配合开启保管箱的“对方”毋庸置疑就是张春生，原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张春生与吴军明共同开立了保管箱并需共同验证方能开启，另一方面认为吴军明承诺配合开启保管箱的“对方”由于没有写具体名字就不能证明是张春生，实属断章取义的说法。2、原审判决作出上述认定的另一个理由是“《承诺书》表明保险箱开立银行为深发展银行，而非原告诉请的广发展银行。”这更加是颠倒是非、吹毛求疵的观点。首先，《承诺书》没有任何内容表明保管箱开立银行为“深发展银行”，《承诺书》原文是“……本人无条件配合对方来深发展分行开锁保险箱无异议。”这里对于开锁保险箱的银行表述也是“深发展分行”，而不是原审法院杜撰的“深发展银行”。第二，事实上，不管是《承诺书》所写的“深发展分行”，还是原审判决所谓的“深发展银行”、“广发展银行”，均不是完整正确的银行名称，也就是说原审法院找遍全世界也找不到一家叫“深发展分行”的银行，亦找不到一家叫“深发展银行”的银行，同样找不到一家叫“广发展银行”的银行，是否就可以认定《承诺书》中的保管箱不存在？第三，如果按照原审法院的逻辑，《承诺书》中关于开锁对象的表述也是“保险箱”而不是保管箱，是否还可以因为这一字之差认为《承诺书》与本案原审第三人处开立的保管箱无关呢？显而易见，《承诺书》中关于开立保管箱的银行名称表述是不准确的，纯属当事人的笔误，这是稍微有点日常生活常识就可以做出的判断，结合张春生与吴军明开立保管箱的事实，足以认定《承诺书》中所谓的“深发展分行”就是原审第三人，况且吴军明一方也没有提供任何反证证明在其他银行开立了保管箱，原审判决居然将当事人一个“深发展分行”的细微笔误作为该“保险箱”与原审第三人的保管箱无关的理由，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上诉人张春生请求二审法院：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二、依法改判吴军明配合张春生开启原审第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A3108号保管箱；三、判令吴军明承担保管箱租金损失900元；四、判令吴军明承担利息损失（以人民币1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起诉日为1050元）；五、本案诉讼费用由吴军明承担。
被上诉人吴军明未到庭应诉，亦未发表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广发银行深圳分行针对张春生的上诉答辩称，对张春生和吴军明一起在我行办理保险箱的业务是认可的，基本意见与我方的一审意见一致，我行同意在张春生与吴军明两个人共同按指纹的情况下开启保管箱，并支付保管费，即按照当初开立保管箱业务的约定办理。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无误，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实。不能提供证据的，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从本案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来看，本院能够确认的事实是张春生与吴军明共同去广发银行深圳分行办理租赁使用保管箱业务。张春生在上诉状中主张的“张春生委托吴军明在指定的银行卡账户上存入人民币7000万元的过桥资金，并可以通过银行系统和政府招投标网查询；吴军明承诺在2010年l1月24日12点即可完成该委托事项；为了保证合同的履行，张春生和吴军明共同开立保管箱（并在保管箱放入定金10万元），如果吴军明未完成委托事项应当无条件配合张春生开启保管箱（退还定金）”，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无法认定。
从张春生提供的《承诺书》来看，首先，该承诺书中出现了“惠州杨学良”的名字，承诺书中约定的内容也是吴军明保证“杨学良”指定的银行卡上能够查询到7000万资金数额，该《承诺书》始终没有出现张春生的名字。在此情形下，虽然张春生持有该《承诺书》，但无法必然得出《承诺书》最后“如果账户查询业务无法完成，在27日本人无条件配合对方来深发展分行开锁保险箱无异议”中的“对方”就是指张春生的结论。其次，无论金融机构的名称如何简化，《承诺书》中的“深发展分行”都不可能是本案保管箱的出租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名称的简化。张春生主张该“深发展分行”是原审第三人名称的误写，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张春生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偿，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春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雅 媛
代理审判员 伍 芹
代理审判员 李 卫 峰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廖灵觉（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