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73民终2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赵淑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映腾，该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郭南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达俊，北京市北斗鼎铭（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竹萍，北京市北斗鼎铭（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音像发行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刘景明。
上诉人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新月演艺经纪公司（以下简称“新月公司”）、原审被告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音像发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新华书店”）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知民初字第853号，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星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映腾，被上诉人新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竹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广州新华书店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星文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判令撤销一审判决内容，并驳回新月公司针对星文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新月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星文公司复制和发行包含本案歌曲的两种形式专辑的行为均符合与新月公司签署的合同约定，不构成侵权。2008年12月24日，星文公司与新月公司签署了包含本案歌曲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获得了新月公司的合法授权，后星文公司申报广东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进行出版，新会佩斯光电有限公司进行复制（DSD版）、桂林鸿瑞科技发信函有限公司进行复制（黑胶CD版）、星文公司发行了本案专辑。《专辑制品发行合同》第一章第1条约定：甲方（新月公司）授权乙方（星文公司）以光盘载体形式出版发行复制本案专辑。星文公司委托他人出版复制以及自己发行的（DSD版）/（黑胶CD版）两种形式的本案专辑的行为不构成违约或者侵权。一审判决关于星文公司复制和发行包含本案歌曲的黑胶CD专辑构成侵权的认定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二、广州新华书店经销的本案专辑是在授权期内从星文公司处进的货，不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星文公司从没有向一审法院邮寄过所谓的2012年8月29日销售单当做证据，这份所谓的证据不知从何而来，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其次，2012年8月29日销售单显示的3张专辑是DSD版，本案诉争的专辑是黑胶版，这个所谓的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第三，假设存在2012年8月29日的销售单，那么因为该销售单涉及的是DSD版，那么在黑胶版的业务流水账中当然没有显示，这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自相矛盾的地方；第四，假设存在2012年8月29日的销售单，那么该销售单显示的只是一次供货的数量，业务流水账显示的累计数量超过20张，这与新月公司购买到的5张专辑的情况并不自相矛盾；第五，新华书店销售的是星文公司发行的正版音像制品，早已向星文公司付款，则因为新月公司已获得了相应的版权收益，权利已用尽，因此不构成侵权，所以即使在案件审理期内新月公司从广州新华书店处购买到本案专辑也不能证明广州新华书店构成侵权。
新月公司辩称：一、星文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错误。星文公司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但从其上诉提交的材料看，其并未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存有错误，其否认向一审法院提交《销售单》及主张本案专辑是在授权期内发行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及证据支持，更与其在一审提交的证据目录记载及新月公司提交的星文公司官网截图、购买记录等内容自相矛盾。二、星文公司在合同终止后未及时履行回收义务并逾期发行《我要去西藏》DSD构成侵权，依法承担赔偿责任。2008年12月24日，新月公司曾与星文公司签订《专辑制品发行合同》，有效期为五年。按照合同约定，星文公司应在2013年12月24日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时停止出版和委托复制本案音像制品，并依约在合同终止后的六个月内收回相应未售出的音像制品。然，新月公司发现在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音像发行有限公司经营的新华书店北京路音像销售中心内销售大量侵犯新月公司歌曲著作权和邻接权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擅自收录了新月公司享有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的《我要去西藏》等十首歌曲。甚至在诉讼过程中，新月公司于2016年7月14日和7月16日仍能在广州新华书店处购买到《我要去西藏》DSD和《我要去西藏》黑胶CD数张，表明星文公司并未尽到全面的回收义务。其次，新月公司先后在广州新华书店处购买获得5盘《我要去西藏》DSD，该数量已远超过星文公司提交的《销售单》显示的向新月公司的供货量。同时，星文公司在合同终止后仍然在其官网上公开销售本案《我要去西藏》DSD。庭审质证时，新月公司用手机当庭向法庭各方展示星文官网页面，该页面仍能显示本案音像制品的有效的淘宝网购买链接。三、星文公司未经新月公司授权发行《我要去西藏》黑胶CD构成侵权，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本案产品信息不符合合法出版物的要求。首先，从本案产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的封底封面内容看，该产品并未按照《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和《专辑制品发行合同》第三章第7条的约定，在出版物的明显位置标注权利人新月公司的信息，也未按照国家规定使用音像制品的专用书号。其次，根据星文公司的书面答辩，称其发行的黑胶CD是广东音像出版社委托桂林鸿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桂林鸿瑞公司”）复制出版的，但庭审拆封发现光盘的SID码却是新会佩斯光电有限公司所有，与星文公司的主张以及其提交的由广东音像出版社向桂林鸿瑞公司出具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的内容相矛盾且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广东音像出版社也未确认本案产品是由其出版的。最后，根据音像制品出版的相关规定，音像制品应使用唯一对应的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和专用书号，如本案产品是由广东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合法出版物，按照规定是不会将《我要去西藏》DSD版的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使用在另外一张歌曲专辑《我要去西藏》黑胶CD上。（二）无证据证明本案产品是合法出版物。星文公司为证明本案产品是合法出版物，提交了广东音像出版社出具给桂林鸿瑞公司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但该复制委托书的文本、广东音像出版社的公章样式和广东音像出版社出具给新会佩斯光电有限公司的不一致，星文公司未对此做任何说明，也没有提供原件予以核对，也未提交送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图书馆等行政单位备案的样本及证明文件，其主张没有得到广东音像出版社的确认，加之本案产品上所标注的信息不符合合法出版物的要求，无法证明是广东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合法出版物。综上所述，在星文公司自认与广州新华书店存在本案音像专辑供求关系的情况下，未举证证明其如何收回未售出的音像制品，也没有举证证明其实际向广州新华书店销售本案音像制品的数量，且广州新华书店也没有举证证明其与星文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也没有举证证实其销售的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和《我要去西藏》黑胶CD的合法来源。因此，对于星文公司逾期发行《我要去西藏》DSD、未履行全面回收义务及未经授权发行《我要去西藏》黑胶CD等侵权行为，广州新华书店应与其承担连带赔偿的责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依法应当予以维持。
广州新华书店未出庭答辩，也未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新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广州新华书店立即停止销售收录了歌曲《塑料花》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并销毁所有库存；2、星文公司立即停止发行收录了歌曲《塑料花》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并销毁所有库存；3、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连带赔偿侵犯新月公司词曲著作权的经济损失以及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付的合理开支费用共计20000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广州新华公司、星文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本案歌曲的权利来源及其法律状态事实。新月公司是从事经营演出及娱乐业务的有限公司。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23日作出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09)粤高法民三终字第40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及认定部分载明：原北京彩虹月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月公司”）于2008年10日21日迁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后，企业名称变更为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即本案新月公司），原彩虹月公司先后与《我要去西藏》、《高原蓝》、《今夜的草原》、《莲的心事》、《火凤凰》、《幸福花儿开》、《七月的草原》共七首歌曲的词曲作者签订了《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依约取得上述七首作品的著作财产权。此后，新月公司与《套马杆》、《塑料花》两首歌曲的词曲作者签订《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约定新月公司获得上述两首作品的著作财产权。另，彩虹月公司与《爱不在就放手》的词曲作者签订《音乐作品许可使用合同》，约定彩虹月公司以独占许可的方式取得该作品的专有许可使用权。据此，新月公司依法享有《我要去西藏》、《高原蓝》、《今夜的草原》、《莲的心事》、《火凤凰》、《七月的草原》、《幸福花儿开》、《套马杆》、《塑料花》九首歌曲的著作财产权以及获得《爱不在就放手》歌曲的独占许可使用权。新月公司出示的正版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专辑收录有本案《塑料花》等10首歌曲。该制品外包装封底处署名“出版：广东音像出版社，版号：ISRCCN-F18-09-323-00/A.J6，专有发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版权提供：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光盘上刻有光盘源识别码ifpiQ123以及相关的版权信息。
二、关于本案被诉侵权行为事实。2015年1月22日，新月公司从广州新华书店处购买了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一盒，并取得广州新华书店出具的发票号码为00070713《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及销售小票和银联单各一张，其中《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载有“音像制品4套，单价70元，金额合计280元”等信息；销售小票载有“乌兰托娅、我要去西藏DS**盒，金额65元”等信息；银联单显示收款人是广州新华书店。上述被诉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的外包装为一硬纸盒，带有塑封包装，该制品外包装封底处署名“出版：广东音像出版社，版号：ISRCCN-F18-09-323-00/A.J6，专有发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版权提供：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并标注了“01、我要去西藏；02、高原蓝；03、爱不在就放手；……5、塑料花”等10首曲目信息。经当庭查验，新月公司提交的本案被诉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尚未开封。当庭拆封上述光盘，该音像制品内含1张CD光盘,盘芯刻有光盘源识别码ifpiQ121，盘面署名“我要去西藏乌兰托娅最具特色天籁女声首张个人天碟DSD(DirectStreamDigtal)出版：广东音像出版社,ISRCCN-F18-09-323-00/A.J6，版权提供：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专有发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信息。当庭使用法庭计算机播放新月公司主张权利的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和被诉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中的同名歌曲《塑料花》进行比对，新月公司认为两者在词、曲方面完全一致。又查，根据新月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5、6，2016年7月14日，新月公司从广州新华书店处购买了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两盒，并取得广州新华书店出具的发票号码为00030772《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及销售小票和银联单各一张，其中《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载有“音像制品4套，单价70元，金额合计280元”等信息；销售小票载有“星文乌兰托娅我要去西藏D**两盒，单价65元，金额共计130元”等信息；银联单显示收款人是广州新华书店。同月16日，新月公司又从广州新华书店处购买到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一盒，并取得广州新华书店出具的发票号码为00030774《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及销售小票各一张，其中《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载有“音像制品1件，金额65元”等信息；销售单载有“星文乌兰托娅我要去西藏D**一盒，金额65元”等信息。另，关于本案被诉侵权音像制品的来源问题。星文公司向一审法院邮寄提交了其与新月公司于2008年12月24日签订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以及所附的《版权节目制作证明》和委托广东音像出版社、佩斯公司出版、复制本案被诉音像制品《乌兰托娅我要去西藏》DSD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编号：0817712）。其中在《专辑制品发行合同》中订明由新月公司制作的《塑料花》（演唱：乌兰托娅）等十首歌曲的录音制品授权给星文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新月公司同意将《塑料花》等十首歌曲录音制品编辑为一张专辑，授权星文公司以光盘载体形式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复制；星文公司根据市场情况自行确定发行数量，并自行加工复制发行，但十首歌曲录音制品的其他权利，包括不限于著作权及录音制作者权仍由新月公司享有；星文公司承担录音制品复制品的全部复制加工费及出版发行费用，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十首歌曲以非专辑形式使用，如拼拆使用或制作卡拉OK、MTV；本次发行许可费用40000元，在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全额支付，新月公司必须在2008年12月30日前将完整母盘交付给星文公司；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有效期为五年，在合同期满前30日内，双方未达成新的合同或同意续期，则本合同终止，星文公司应在合同终止后及时收回相应未售出的音像制品，全部收尾工作应在合同终止后的六个月之内结束，本合同自双方签章时生效等。2008年12月26日，新月公司出具《版权节目制作证明》，内容为：“新月公司全权组织、策划、制作乌兰托娅专辑CD唱片（含《塑料花》等十首歌曲）所涉及的演唱、编配、录制等各项工作由新月公司负责完成，现以该专辑独家发行方式授权星文公司以光盘载体形式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复制品等”。根据星文公司提交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编号：0817712）显示，出版单位广东音像出版社委托复制单位佩斯公司复制激光唱盘（CD）母盘，复制数量为8000张，交货时间自2008年12月26日起至2009年12月25日止。新月公司在庭审质证中对星文公司邮寄提交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版权节目制作证明》、《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被诉侵权音像专辑是发行合同期满（2013年12月23日）之后销售的，即星文公司在发行合同期满后没有收回未售出的音像制品，而是继续复制发行本案被诉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侵犯了新月公司享有对本案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收录的同名歌曲《塑料花》的词曲著作权。
三、其他查明事实。1、星文公司系2002年12月30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主要从事国内版音像制品批发等业务。星文公司抗辩认为广州新华书店销售的被诉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是其供应给广州新华书店销售的正版音像制品。星文公司为此也邮寄一份《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销售单》（2012年8月29日）以及一份自行制作的《业务流水帐》予以证明，其中销售单载明星文公司于2012年8月29日向广州新华书店销售出库本案音乐专辑《我要去西藏》DSD三盒；《业务流水帐》（日期检索自2009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6日）则显示星文公司自2009年9月1日至2012年3月27日向广州新华书店销售出库本案音乐专辑《我要去西藏》DSD共计38盒。新月公司在质证中认为星文公司在第一次邮寄提交的销售单（2012年8月29日）中载明仅向广州新华书店销售出库3盘本案被诉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但新月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共向广州新华书店购得本案被诉侵权音像制品5盘，超出了星文公司的供货记录。星文公司其后又提供了自行制作的《业务流水帐》（日期检索自2009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6日），目的想证实其向广州新华书店销售出库38盘本案被诉侵权音像制品，但该《业务流水帐》故意隐瞒了具体的发货时间，存在重大瑕疵，无法证实广州新华书店销售的本案被诉侵权音像制品有合法来源。况且，广州新华书店在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后仍不断销售本案被诉侵权音像制品，新月公司分别在2016年7月14日、7月16日在广州新华书店内购买到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故广州新华书店没有停止侵权行为，也没有举证证实本案被诉侵权音像制品的合法来源。2、新月公司在本案中曾起诉广东音像出版社和佩斯公司，要求广东音像出版社、佩斯公司停止出版、复制含有本案被诉侵权歌曲《我要去西藏》的音像专辑《我要去西藏D**》。佩斯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出示了新月公司与星文公司签订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以及广东音像出版社出具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佩斯公司发给广东音像出版社的《确认函》和《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佩斯公司接受广东音像出版社的复制委托后，按新闻出版总署的要求已向广东音像出版社核实复制委托事项是否真实才开始复制工作，故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且实际为星文公司加工复制本案音乐专辑《我要去西藏》DSD共5000张，最后一次交货时间为2009年3月16日，加工费为4115.04元。在庭审中，佩斯公司确认本案被诉侵权音乐专辑《我要去西藏》DSD是其复制的，但是在委托期限内复制，故佩斯公司没有侵犯新月公司主张的复制权。新月公司在质证中对佩斯公司所举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专辑制品发行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随后，新月公司申请撤回对广东音像出版社、佩斯公司的起诉。2016年8月15日，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5）穗越法知民初字第849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新月公司撤回对广东音像出版社、佩斯公司的起诉。3、新月公司认为佩斯公司仅确认复制本案被诉侵权音乐专辑5000张，而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既不到庭陈述意见，也不提供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本案被诉侵权音像制品的真实的供求关系和供销数量，且在《专辑制品发行合同》履行期限早已届满的情况下，新月公司在市场流通领域仍能购买到本案被诉侵权音像制品，故广州新华书店的销售行为，星文公司的发行行为，均侵犯了新月公司对本案歌曲《塑料花》享有的词曲著作权中的发行权。4、新月公司针对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就包括本案歌曲《塑料花》在内的十首歌曲，分别向一审法院提起四十宗著作权侵权诉讼【案号：（2015）穗越法知民初字第835-854号、第857-876号】。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新月公司是否享有本案歌曲《塑料花》著作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本案中，新月公司提供的收录有本案歌曲《塑料花》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的外包装及光盘中，载有“出版：广东音像出版社，ISRCCN-F18-09-323-00/A.J6，专有发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版权提供：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等版权信息，光盘盘芯刻有光盘源识别码ifpiQ123，该出版物标有出版社、版号、著作权人以及发行人等规范的版权信息，应认定为合法出版物。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新月公司出示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粤高法民三终字第40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依据上述裁判文书查明和认定的事实，足以证实新月公司对本案歌曲《塑料花》享有著作财产权。
二、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是否构成侵权问题。经当庭比对，本案被诉侵权歌曲《塑料花》与新月公司享有著作财产权的歌曲《塑料花》的词、曲完全一致，应为同一作品。虽然星文公司提供了其与新月公司签订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以及自认其向广州新华书店供应收录有本案被诉侵权歌曲《塑料花》的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但《专辑制品发行合同》订明合同签订时间为2008年12月24日，有效期为五年，且在合同终止后，星文公司应及时收回相应的未售出音像制品，全部收尾工作应在合同终止后的六个月之内结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九十八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故星文公司应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时（2013年12月24日）停止出版和委托复制本案音像制品，并依约在合同终止后的六个月内收回相应未售出的音像制品，但星文公司并没有举证证实其如何收回未售出的音像制品，也没有举证证实其实际向广州新华书店供应本案音像制品的数量，且广州新华书店也没有举证证实其与星文公司存在本案音像制品的买卖合同关系，也没有举证证实其销售的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的合法来源。在星文公司自认与广州新华书店存在本案音像专辑供求关系的情况下，亦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具体的进货数量。虽然星文公司提交的《销售单》显示其于2012年8月29日向广州新华书店销售出库了3盘《我要去西藏》DSD，但新月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又从广州新华书店共购买获得5盘《我要去西藏》DSD,已超出星文公司的供货量。反观星文公司其后所举的2009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6日的《进销业务流水帐》显示的交易时间是2011年8月10日至2012年3月27日，却没有前述《销售单》所记载的交易时间和项目（2012年8月29日），故星文公司提交的《销售单》与《进销业务流水帐》存在冲突，在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均没有到庭陈述意见和全面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星文公司所举的《销售单》及《进销业务流水帐》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再从佩斯公司提供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号码：04558340，开票时间：2009年3月16日）以及佩斯公司在庭审中陈述的意见来看，佩斯公司合共复制了5000张本案音像制品，并在2009年3月16日将本案制品交付给星文公司，故星文公司可在2009年3月16日后在中国大陆发行本案音像制品，但新月公司在发行合同约定的回收时间期满（2014年6月24日）后，于2015年1月22日仍可购买到收录有本案被诉侵权歌曲《塑料花》的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特别是新月公司在诉讼过程中于2016年7月14日和7月16日仍能在广州新华书店购买到上述音像制品，表明星文公司并未尽到全面的回收义务，广州新华书店明知本案音像制品已处于诉讼争议期间仍在销售本案音像制品，表明其亦未尽全面审查和注意义务，故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均存在过错。鉴于广州新华书店没有举证证实其销售的收录有被诉侵权歌曲《塑料花》的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有合法来源，且星文公司也没有举证证实本案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是在发行合同期内复制以及提供给广州新华书店销售，也没有举证证实其如何履行回收义务，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应由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承担不举证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星文公司的合法来源抗辩不予接纳。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在发行合同期满以及清理期结束后，仍发行、销售本案收录有歌曲《塑料花》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行为，侵犯了新月公司对本案歌曲《塑料花》享有的著作权财产权中的发行权，故广州新华书店应立即停止销售本案收录有歌曲《塑料花》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星文公司立即停止发行本案收录有歌曲《塑料花》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并连带赔偿新月公司的的经济损失和合理的维权费用。至于新月公司主张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销毁库存侵权音像制品问题。因一审法院已判令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停止侵权行为，且新月公司没有举证证实两新月公司尚有库存侵权音像制品以及侵权音像制品的具体存放地点和数量，故由新月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对新月公司的该项诉求不予支持。
三、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鉴于新月公司因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侵权行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和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因侵权行为所获利润均无足够证据证实，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作品的类型、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侵权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性质、持续时间、经营规模、销售价格以及新月公司取得权利作品所支付的对价和新月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付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并考虑新月公司针对包括本案歌曲《塑料花》在内的十首歌曲同时提起四十宗系列诉讼等因素，酌情认定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共同承担的赔偿数额为1000元（该款含新月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合理费用），新月公司请求数额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四）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音像发行有限公司立即停止销售收录有本案歌曲《塑料花》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发行收录有本案歌曲《塑料花》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三、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音像发行有限公司、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1000元给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四、驳回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00元，由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承担285元，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音像发行有限公司、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承担15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明：星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答辩状并附上三份证据，其中星文公司举证了其销售给广州新华书店日期为2012年8月29日的《销售单》。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争议焦点：一是一审法院认定星文公司实施侵害本案著作权的行为是否正确；二是一审法院的判决赔偿数额是否恰当。
一、一审法院认定星文公司实施侵害本案著作权的行为是否正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除了本法另有规定的外，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属于侵害著作权的行为。本案中，新月公司对本案中音像制品享有著作权，新月公司通过在广州新华书店处购买到的音像制品系由星文公司发行，以此来证明星文公司侵害本案著作权，星文公司否认其存在侵权行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合法授权或来源合法，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虽然星文公司与新月公司曾经存在许可授权合同关系，根据许可合同的约定，许可合同终止后，星文公司不得再行复制和发行并及时收回尚未售出的音像制品。现星文公司称新月公司购买到的音像制品获得了新月公司的合法授权，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授权许可期间发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出版者、制作者应当对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承担举证责任，发行者、出租者应当对其发行或者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承担举证责任,由于星文公司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上诉主张，星文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定星文公司存在侵害新月公司本案著作权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星文公司发行行为侵害新月公司的本案著作权正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星文公司在上诉中否认其曾向一审法院邮寄过2012年8月29日的《销售单》，但其向一审法院寄送的《答辩状》附件的三份证据中列明该份证据，故星文公司在上诉中对此份证据予以否认的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广州新华书店并未提起上诉，本院在本案对其承担的民事责任不予审查。
二、一审法院的判决赔偿数额是否恰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权利人可就实际损失或侵权人违法获利主张权利，由于新月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因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也未能举证证明星文公司因侵权行为所获违法所得，一审法院适用法定赔偿计算方式酌定计算侵权损害赔偿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综合本案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性质、持续时间、经营规模、销售价格、合理费用以及系列诉讼等因素，酌情确定的本案赔偿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星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华胜
审 判 员 刘 宏
审 判 员 丁 丽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杨 岚
唐美玲
书 记 员 王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