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商提字第8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秀青。
委托代理人：虞军红，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技，浙ＸＸ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浙江真盛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太平巷**号。
法定代表人：王东根，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顾琳，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汪勇。
委托代理人：顾琳，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秀青诉浙江真盛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盛公司）、汪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7日作出（2013）杭下商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陈秀青、真盛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9日作出（2013）浙杭商终字第1420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送达后，各方当事人均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11月6日作出（2014）浙民申字第643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于2014年12月23日立案受理再审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詹巍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梅冰、王雄飞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申请再审人陈秀青及委托代理人虞军红、李技，申请再审人真盛公司、汪勇的委托代理人顾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陈秀青与汪勇、真盛公司（原浙江真盛担保有限公司）之间自2006年开始，存在大量的、频繁的民间借贷关系。2006年9月22日，汪勇向陈秀青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陈秀青人民币陆佰万元正。”当日，陈秀青分别交付借款如下：电汇给真盛公司财务人员李佳银行账户315万元，并在银行电汇凭证上注明“汪勇借款”；存入真盛公司财务人员李佳银行账户15万元；通过杭州永顺科技有限公司打款给真盛公司银行账户200万元。庭审中真盛公司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否认收到现金交付的70万元借款。另查明，从2008年7月4日起，陈秀青与汪勇、真盛公司之间发生多起民间借贷纠纷，陈秀青陆续持2006年8月31日、2009年9月12日、2007年3月29日的借条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一、二审法院以及再审法院审理，分别作出了相应的民事判决及民事裁定。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关于本案借款人的主体问题。真盛公司认可其系借款人，但汪勇认为其出具借条系代表真盛公司的行为，并非本案适格的借款人主体。该院认为，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借据上署名的借款人推定为债务人，具有被告的主体资格。汪勇在其出具的借条上明确署名为借款人，而陈秀青交付其中315万元的借款时也在银行电汇凭证上注明“汪勇借款”，且在双方发生借贷关系期间，相关还款凭证及收条显示汪勇存在多次还款的行为。前述事实足以说明汪勇系涉案款项的借款人之一，其关于自己并非借款人的辩称意见不能成立。二、关于涉案借款数额及归还情况的认定。首先，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应以实际交付的借款数额为准。本案中，陈秀青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实际交付借款530万元，并未举证证明其余70万元为现金交付，两被告对此亦予否认，故对陈秀青主张的借款本金530万元予以支持，对主张现金交付部分不予支持。其次，两被告主张涉案借款已经归还，应当承担证明责任。虽然两被告就该主张提交了一些的还款凭据，但鉴于陈秀青和两被告之间同时存在频繁、大量的借贷关系，仅从还款凭据来看，不足以证明针对涉案借款已经全部归还，且其主张归还又不及时收回借条，显然不符合常理。另案中法院认定至2007年4月10日两被告尚欠陈秀青不少于3100万元借款，并非明确限定为该借款数额，该节事实通过本案中陈秀青提交的其他打款记录亦能印证。由此，2007年4月10日的对账清单不能客观反映双方之间全部借款数额，陈秀青解释系针对未折算利息所对应的部分借款更合乎情理。综上，两被告对其已经归还的主张举证不足，不予采纳。三、关于涉案借款利息的认定。综合双方之间所有借贷资金往来情况，以及两被告在另案庭审中的陈述，并结合2007年4月10日对账清单，应当认定双方针对涉案借款亦存在高额的利息约定，这也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陈秀青主张2007年4月10日之前的利息已经结清，而两被告不能充分证明此后所还款项明确指向于本案借款，考虑案件实际情况，酌情确定自2007年4月11日起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暂计至2012年12月31日止的利息为1938894.58元（此后另计），对于陈秀青主张该项请求的超过部分不予支持。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汪勇、真盛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陈秀青借款本金5300000元；二、汪勇、真盛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陈秀青上述借款的利息1938894.58元（暂计至2012年12月31日止，此后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另计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日届满时为止）；三、驳回陈秀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992元，由陈秀青负担64715元，汪勇、真盛公司负担5327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汪勇、真盛公司负担。
宣判后，陈秀青不服，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陈秀青出借本金为53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的错误。陈秀青出借本金应为600万元。1.真盛公司和汪勇出具的借条明确为人民币600万元，而非530万元。2.在一审中，真盛公司和汪勇多次陈述其已经归还了借条上的借款，而借条中明确收到借款金额为600万元，说明其实际已经收到了该款项。在没有收到款项的情况下，真盛公司和汪勇不可能出具收条。3.双方之间的借款并非一笔。在本案借款发生后，双方之间仍发生多次借款关系。因此，如果本案借款没有收到，那么真盛公司和汪勇完全可以在此后的借款中予以提出并要求扣除，但真盛公司和汪勇从未提出过该要求。4.在另案审理中，就陈秀青和真盛公司、汪勇之间的部分资金往来进行审计，在审计过程中，真盛公司和汪勇明确未曾发生本案借款，也未曾发生过本案的资金往来。该陈述表明真盛公司和汪勇就该600万元存在撒谎行为，真盛公司和汪勇认为全部600万元借款没有发生，从未提出70万元未交付。借条是民间借贷关系发生的最重要证据，真盛公司和汪勇出具的借条明确载明借到600万元的事实，足以证明真盛公司和汪勇已经收到全部款项。陈秀青对于其中70万元的交付已经做了明确的说明，一定数额的现金交付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一审判决以陈秀青未能举证证明为由，认定70万元没有交付，与事实不符，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二、原审判决已经认定陈秀青与汪勇、真盛公司之间存在高额的利息约定，但是在认定双方有利息约定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以酌定的方式确定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与我国法律规定不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对借款期限内的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约定的利率超过借贷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以下简称四倍利率），超过部分的利息，法院一般不予保护。但借款人自愿给付出借人四倍利率以上利息，且不损害国家、社会共同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法院可不予干预。”因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已经明确在浙江省范围内，当事人约定的民间借贷利率如果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只是对超过部分不予支持。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六条规定，对于民间借贷的利息要根据合同法和相关规定予以处理。综合上述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并无任何在当事人对借贷利率已经有约定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对利率进行“酌定”的规定。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陈秀青与汪勇、真盛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利率约定为每日千分之二，因此，法院只能按照上述法律规定，确定超过同期贷款利率四倍部分不予支持，而不能直接“酌定”为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三、本案借款的时间已经长达5年以上，因此依法应当按照5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作为计算的依据。原审判决在“酌定”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同时，又未按照5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进行计算，同样存在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真盛公司和汪勇归还陈秀青本金600万元；2.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真盛公司和汪勇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自2007年4月11日开始计算，应当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由汪勇、真盛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真盛公司答辩称：一、陈秀青实际出借的金额为530万元，原审判决对该事实认定正确。1、陈秀青向法院提供了三份银行转账凭证，其中330万元系汇入真盛公司财务李佳的银行账户，另一笔系杭州永顺科技有限公司受陈秀青的委托将200万元汇入真盛公司账户，在借条出具当天真盛公司共计收到了530万元。2、虽然在原审法庭调查中，陈秀青向法庭解释另70万元系现金交付，但这显然不符合情理。第一，双方之间发生这么多笔往来款项从来直接给付现金的形式；第二，陈秀青在起诉状中诉称：“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将款项直接支付至被告的财务人员李佳开设的银行账户”，如果真的有70万元现金交付的情节，陈秀青一定会在起诉状中陈述清楚；第三，从之前诉争的三张借条来看，也存在没有足额交付款项的情况；第四，在借款当天，陈秀青甚至将15万元都以现金的形式存入真盛公司财务赵婷婷的银行账户，不可能再以现金交付70万元。因此，真盛公司认为，原审判决对于陈秀青主张现金交付部分不予支持是正确的。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本案借条虽然约定出借的金额为600万元，但陈秀青只提供了实际交付530万元的证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出借方应对实际出借金额承担举证责任，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仅靠推测是不能认定剩余的70万元系现金交付的，综上，真盛公司认为原审法院关于出借金额的认定系正确的。二、陈秀青主张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来主张利息是毫无依据的。民间借贷可以有偿、也可以无偿，借贷双方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视为不支付利息。本案借款双方并未约定利息，亦未约定还款时间，故陈秀青无权主张利息，更无权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来主张。陈秀青在上诉状中所称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利率约定为每日千分之二，没有事实依据，所谓现有证据仅是一份“清单”及陈秀青对该份“清单”所作的解释，对此真盛公司从未认可过。真盛公司认为，该份“清单”根本没有表示双方之间约定利息为每日千分之二。在这种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为无息借款。原审判决判令真盛公司需支付利息也错误的。综上，真盛公司认为陈秀青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
真盛公司亦不服原审判决，提出上诉称：原审判决未能查明本案关键事实，且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改判。一、原审判决对于借款归还情况认定错误，本案借款已经全部还清。1.原审判决认为：“虽然两被告提交了一些还款凭证，但鉴于陈秀青和两被告之间同时存在频繁、大量的借贷关系，仅从还款凭据来看，不足以证明针对涉案借款已经全部归还”。原审法院在未对真盛公司举证的大量还款性质作出认定的情况下，就认为款项未归还是错误的。该凭证即使不足以证明借款已全部归还，原审法院也应该查明差距是多少。本案和另外四个案件所涉本息现已高达上亿元，人民法院对于如此巨额的借款纠纷应该认真进行审查。原审法院要求陈秀青提供出借款项的全部凭证，陈秀青无奈之下提供了5135.6万元的出借凭证。经过真盛公司梳理，有部分汇票没有真盛公司背书章确认，并非交付给真盛公司，剔除未收到的部分最终确认了4169.6万元，加上另案中真盛公司自认收到的4082.2万元，陈秀青共计出借了8251.8万元，而真盛公司归还款项经过司法审计为7068万元，二审期间真盛公司又提供了350万元还款凭证，共计7418万元（不包括一审中申请法院调查的通过财务人员赵婷婷账户中归还的部分），双方之间的差额也不过833.8万元。但截止到本案一审，法院共计判决真盛公司还有4300万元的本金没有归还，这明显与双方提交的证据不符。2.原审判决认为“其（真盛公司）主张归还又不及时收回借条，显然不符合常理”。关于陈秀青未归还借条的问题，真盛公司认为，虽然真盛公司系一家从事担保业务的公司，但从2006年才刚开始从事资金拆借业务，很多拆借对象都是个人，不可能在手续上做到完善。如果真盛公司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也不会如此简单草率地手写借条给陈秀青，且借条上甚至连借款期限、是否支付利息、担保、用途等都没有写明，也没有借款人真盛公司的公章。真盛公司曾多次和陈秀青沟通希望能归还借条，但陈秀青以双方都是通过银行操作有据可查、借条已经处理掉等借口来进行推辞。真盛公司认为法院应该根据客观事实认真核查款项是否出借及款项是否归还，不能以“不符合常理”而对案件主要事实疏于调查。3.原审判决认为“另案中法院认定至2007年4月10日两被告尚欠陈秀青不少于3100万元借款，……，陈秀青解释系针对未折算利息所对应的部分借款更合乎情理”。真盛公司认为，既然根据陈秀青的解释来判定本案，那么起码应认真审查陈秀青在相关的几个案件中对2007年4月10日所写单据所作出的解释：在第一张借条诉讼中，陈秀青向一审法院解释截止到2007年4月10日结算下来借款共计3100万元；二审法院重新调查时，陈秀青又陈述欠款不止3100万元，3100万元是计算利息的，还有不计利息的部分，共计欠款4300万元；而在本案第一次开庭时，陈秀青陈述除了3100万元之外，真盛公司还有2000万元的借款没有还，总计欠款额又达到了5000余万元。陈秀青的解释前后不一、矛盾重重、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不应该被采信。真盛公司认为，2007年4月10日的单据并不是一份能够证明双方截止到2007年4月10日资金往来的证据。该单据是真盛公司在另案中提供的为了支持关联账户的证据。另案一审中陈秀青否认基本事实，谎辩其母亲、外甥的账户都与其无关，后真盛公司再仔细查找找到了该份由陈秀青书写的材料，其上半部分的意思至今真盛公司仍不清楚。真盛公司提供该份材料是为了证明陈秀青当时亲笔书写了三个账户，而陈秀青在否认关联账户真实性的同时，坚持上半部分所谓对账欠款，在得到了法院错误支持的情况下，又在此基础上变本加厉，编造3100万元是计利息的，还有不计利息的事实，不应采信。对于另案中法院作出不少于3100万元的判决，真盛公司至今仍在积极寻找司法救济途径。恳请二审法院基于客观事实和双方之间往来账户的客观情况审理此案。二、本案实际借款人系真盛公司，法律后果应该由真盛公司来承担。本案借贷关系主体系陈秀青和真盛公司，但当时汪勇系真盛公司工作人员，由于很多借款是临时用于短期拆借的，员工不可能将公司的公章随身携带，故在出具借条时为了操作方便，汪勇以个人名义写了借条。虽然借条是汪勇出具的，但借款汇入了真盛公司或者公司财务人员李佳、赵婷婷的账户，所借款项也是用于真盛公司的经营。原审法院以其中一份银行电汇上写了汪勇借款且汪勇存在多次还款的行为，从而认定汪勇系借款人之一，系认定事实错误。汪勇不是实际借款人，其签字是受真盛公司委托的代理行为，法律后果应该由真盛公司来承担。三、再次申请二审法院就案件主要事实进行调查取证。在一审中真盛公司申请法院调查真盛公司财务赵婷婷的银行账户清单，根据现有证据来看，涉案的一笔借款是直接汇给赵婷婷的，而且双方之间往来的款项基本是通过财务李佳、赵婷婷的个人账户在操作的，但目前真盛公司只能通过公安机关收集到一笔通过赵婷婷账户归还的款项。真盛公司在一审中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但未得到许可。真盛公司再次恳请二审法院能依法予以调查。综上，包括本案在内的共计五个案件，案件主要事实都没有查明，完全回避了真盛公司归还7000余万元借款的事实，只是简单地认为不足以证明已经归还借款，导致对真盛公司7000余万元的还款不予认定，真盛公司要承担上亿本息的债务。真盛公司疏于收回借条的法律后果不应如此严重。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原判，驳回陈秀青的一审诉讼请求，并由陈秀青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陈秀青答辩称：一、真盛公司所称本案诉争借款已经全部还清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真盛公司应当对该借款已经全部还清承担举证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的规定，主张事实存在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陈秀青已经对出借款项的事实进行了证明，并得到了法院及真盛公司的确认。因此，真盛公司应当对其已全部归还该款项承担举证责任。在真盛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所借款项已经归还的情况下，真盛公司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真盛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出其已经向陈秀青归还了7068万元，认为诉争借款已经还清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第一、真盛公司在上诉状中所提到的7068万元的还款，在其他案件中真盛公司已经多次作为其归还借款的依据，而现在又作为本案的还款，显然一笔款项不能同时归还两个借款。第二、真盛公司所提供的付款凭证均无法证明为归还本案所涉款项。真盛公司在庭审中明确，由于真盛公司与陈秀青之间存在大量的民间借贷关系，真盛公司还款和借款并非是一一对应。在借款与还款无法一一对应的情况下，应当由真盛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所归还的款项用于归还本案所涉款项的那一笔，但真盛公司对此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第三、真盛公司提到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不能作为借款已还的依据。首先，该鉴定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均未经过质证，审计范围也远远超过了本案的涉案金额。其次，鉴定内容涉及双方自2006年开始的业务往来，而鉴定期间陈秀青没有人身自由，无法提交任何资料，也无法对审计内容进行核对。根据鉴定报告，真盛公司截止2006年8月30日的还款远远超过借款，不符合常理，只能说明在出借款项的认定上是存在问题的，故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借款已还的依据。真盛公司反复将该还款在多个案件中作为还款依据，却又无法具体说明本案所涉款项归还情况，故真盛公司已经全部归还借款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二、真盛公司称借款已经归还只是未收回借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真盛公司和陈秀青之间长期存在大量的民间借贷关系。借条是证明借款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民间借贷中借款人还款后收回借条或者要求对方出具收条应属一般常识。真盛公司与陈秀青之间的一直以来的操作方式也正是在真盛公司归还陈秀青借款并支付利息后，陈秀青即将借条原件退还给真盛公司。本案也是如此。因此，在陈秀青持有借条的原件的情况下，应当由真盛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归还了借款。即使真如真盛公司所说，陈秀青对归还借条以“借条已经处理掉等借口来进行推辞”，真盛公司完全可以要求陈秀青出具收条以证明其收到了真盛公司的还款。但真盛公司作为一家专门从事担保业务的机构，既没有拿回收条，也没有陈秀青出具的收条，并不符合常理。其对于该借款已经归还只是未收回借条的说法不应予以采信。三、截止2007年4月10日真盛公司与陈秀青之间尚未归还的借款并非是3100万元，而是不少于3100万元。首先，2007年4月10日的对账单仅仅是对未归还的部分借款、利息进行了对账，在另案庭审陈述中，真盛公司也明确这仅仅是“不完全对账”，而并非双方之间全部款项的对账。其次，已经生效的本院判决书以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均认定，依据该对账清单，证明对账的当时真盛公司所欠的款项至少3100万元，而非就是3100万元。因此，真盛公司以2007年4月10日欠款本金仅仅为3100万元作为已经归还全部本案所涉的借款的上诉理由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四、真盛公司认为汪勇不是借款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陈秀青在交付其中315万元借款时，明确在电汇凭证中注明“汪勇借款”，同时在该借款关系发生期间，汪勇多次向陈秀青进行还款。之所以认定二名财务人员的行为为真盛公司的行为，除了其有财务的特殊身份外，关键在于借条的出具方并非该二人。而本案所涉的借条系真盛公司汪勇个人出具，且借条中并未有任何内容表明汪勇系以真盛公司的名义对外借款。因此，汪勇应当认定为本案的借款人。
汪勇在二审中发表的意见与真盛公司相同。
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陈秀青应当对借贷款项的交付承担证明责任。根据已经生效的（2009）浙杭商终字第1549号、（2009）浙杭商终字第1567号和（2012）浙杭商终字第1656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双方的大量资金往来均以银行转账方式进行，且该三份判决均认定陈秀青并未按照借条载明的金额交付借款。根据陈秀青多次未足额交付借款的事实、双方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和陈秀青提交的交付凭证，认定陈秀青实际交付了530万元借款，对其提出以现金方式交付70万元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真盛公司虽然提供了还款凭证，但鉴于其和陈秀青之间还存在其他大量的借贷关系，该还款凭证不能证明本案借款已实际归还，不足以推翻陈秀青持有的借据所记载的内容。另外，现有的双方资金往来凭证并不能全面反映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故对真盛公司要求以资金往来凭证的差额确定是否还清借款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因此，该院认定真盛公司没有返还本案借款，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借据上并未约定利息，根据2007年4月10日陈秀青出具的对账清单，只能确认双方对2007年3月29日的1000万元和之前的2100万元借款约定了日千分之二的利息。因双方还存在其他大量借款，尚无证据证明该2100万借款中包含了本案借款，故不能确认双方之间就本案借款也约定了日千分之二的利息。鉴于此，陈秀青要求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在利息约定与单笔借款无法一一对应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判令真盛公司自2007年4月11日即对账单出具的次日起，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利息，并无不当。汪勇虽提起上诉，但未在规定期限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按汪勇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真盛公司上诉请求中涉及汪勇权利义务的部分，不予审查。综上，陈秀青和真盛公司的上诉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992元，由陈秀青负担64715元，真盛公司负担53277元。
陈秀青不服二审法院前述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本案出借本金应为600万元，一二审认定53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1、被申请人出具的借条明确为600万元，借条是借款关系以及借款金额最基本的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对借条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借款金额应以借条载明为准。2、被申请人对案涉款项在一审中的答辩意见是已经全额归还，而所谓的全额是指借条中载明的金额。故可见其承认借款本金为600万元。3、一二审判决以没有交付凭证且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为由，作出70万元没有交付的认定，与事实不符。第一，由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发生多笔借款，不可能不将该款项支付给被申请人，否则被申请人完全可以在此后扣除款项。第二，申请人同样存在足额支付款项的情况。杭州下城区法院（2013）杭下商初字第110号案件中，申请人完全按借条约定支付了全额款项。故二审以此前陈秀青存在不足额支付的情况为由认定交易习惯，不成立。第三，申请人已经对70万元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解释，且合情合理。二、本案借款约定了利息且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申请人要求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1、浙江高院（2013）浙民申字第538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故该对账单的证据效率应予认定。对账单记载的内容可以证明本案借款包含双方之前借款的利息及借款利息约定为日息千分之二的事实。”该裁定书所涉借款发生时间为2007年3月29日，而本案借款发生时间为2006年9月22日。按生效裁定书查明的事实，2007年3月29日的借款金额一部分系此前借款的利息所组成，而利息的约定为日息千分之二。此前借款当然包括了本案2006年9月22日所发生的借款。生效裁定书已经证明了双方之间利息约定的事实。2、一审判决在查明有利息约定的情况下，以所谓的“酌定”的方式确定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按最高院及浙江高院相关规定，只要利息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均应得到支持。法律并没有赋予法院在四倍范围内进行调整的权利。3、一二审判决的认定与浙江高院生效裁定书认定的事实相违背。无论本案还是其他相关案件庭审中，被申请人都明确其支付的是高额利息，没有约定利息显然是不可能的。故二审判决认为没有利息约定的观点明显违背了客观事实。综上，原一二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错误，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对一审判决第一项内容改判，即将原判中汪勇、真盛公司归还陈秀青本金530万元改判为归还600万元；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申请人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自2007年4月11日开始计算，应当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真盛公司、汪勇共同答辩称：一、原审认定陈秀青实际出借金额530万元正确。陈秀青提供了2份银行转帐凭证，共计530万元。其解释另有70万元是现金交付，不符合常理。本案双方之间发生的款项往来都是通过银行转帐方式，没有现金的交易习惯。如有70万元现金交付，陈秀青在起诉过程中也应当将此过程陈述清楚。从另外4张借条看也有不足额交付的情况，故陈秀青主张70万元现金交付的可能性不存在。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陈秀青的举证仅证明其交付了530万元。二、陈秀青主张利息没有依据。双方对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视为没有约定利息。陈秀青以日千分之二或者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主张利息均没有依据。清单是陈秀青单方作出解释，真盛公司、汪勇从未认可过。清单并不明确利息为日千分之二。我们对原审认定的利息部分是不服的，故也提出再审申请，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真盛公司和汪勇亦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一二审判决均认为：“真盛公司虽然提供了还款凭证，但鉴于其和陈秀青之间还存在其他大量的借贷关系，该还款凭证不能证明本案借款已实际归还，不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一二审法院未认真审查本案，在对申请人提交的大量还款性质不做出认定的情况下就认为款项不足以归还，不当。退一步说，即便不足以归还，也应查明差距是多少，简单驳回过于草率。本案是双方诉争的最后一个案件，被申请人也迫于无奈拿出了其一直不肯提供的全部出借凭证，法院应汇总对账。经申请人对账，被申请人共计出借了8251.8万元，申请人归还款项7418万元，双方之间的差额不过几百万，但包括本案在内的陈秀青提起的五起民事诉讼，法院共计判决申请人还有4300万元本金未还，显然与双方提交的证据不符。2、二审判决认为：“陈秀青持有的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对此，申请人也认同，但借款有没有归还主要是看借款人的还款凭证，不能因为没有及时收回借据就要判令申请人再一次的归还借款。虽然真盛公司系一家从事担保业务的公司，但2006年才刚开始从事资金拆借业务，当时并不具备专业公司的基本素质，借据上借款期限、利息等均未作约定，甚至连基本的法律保护意识都没有。申请人也曾多次和陈秀青沟通希望能归还借条，但陈以反正双方都是通过银行操作有据可查、借条已经处理掉等借口来进行推辞。法院应核查款项是否出借及归还，不能认为“不符常理”就对案件主要事实疏于调查。3、在几个相关案件诉讼中，陈秀青曾以一份单据作为主要证据，主张2007年4月11日双方对过账、确认过欠款并形成了该份“对账单”。在第一二个案件诉讼中，陈秀青就单据上的数字的解释是：到2007年4月10日结算下来借款共计3000万元，即使之后归还了1000万元，那么该两案件诉讼标的为1700万元，说明两案起诉是真实的。但随着陈秀青陆续向法院提起之后三张借条的诉讼，其解释又改变了：开始说3100万元是计算利息的，还有不计利息的1000余万元；后又说除了3100万元之外，真盛公司还有2000万元借款没有还，总计欠款额又达到了5000余万元。欠款金额从2000余万元到4000余万元到5000余万元的说法，在几个案件的庭审笔录中都有记录，证明陈秀青作假证供，意图骗取真盛公司财产。若“对账单”及陈秀青对“对账单”所作解释是真实的，那么五张借条就不真实；如果五张借条真实，那么“对账单”及其对“对账单”所作解释就一定虚假。4、法院认定汪勇也系借款人是错误的。本案诉争借款发生在陈秀青和真盛公司之间。因汪勇系真盛公司的工作人员，很多借款是临时用于短期拆借，员工不可能随身携带公章，故为操作方便，汪勇以个人名义写了借条。但所借款项是汇入真盛公司账户或者财务李佳、赵婷婷的账户，款项也是用于真盛公司经营需要。原审法院认为其中一份银行电汇上写了“汪勇借款”，且汪勇存在多次还款的行为，就认定汪勇系借款人之一不当。汪勇签字系受公司委托的代理行为，不是实际的借款人，法律后果应该由公司承担。二、申请人曾多次向一二审法院提出司法审计的请求，但法院一直未予支持。退一步而言，即便不委托司法审计，法院也应对被申请人提供的5135.6万元出借款项的证据从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等角度进行认定。因一二审法院不负责任的态度，导致究竟双方之间欠款是多少至今不得而知。且对于申请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未能调查收集的，依照法律规定，也符合再审条件。综上，包括本案在内的共计五个案件，对于主要事实都没有查明，回避了申请人还款的事实。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及二审判决，依法驳回被申请人原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等均由被申请人承担。
陈秀青答辩称：一、其诉请的600万元借款事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在一、二审中已提交了600万元的借条，以及其中530万元款项的支付凭证。对于现金交付70万元的事实，也做了充分的说明。二、真盛公司、汪勇认为其已经归还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1、款项是否归还，与专业素质并无实质关系，而应当以证据为准。本案中，真盛公司、汪勇未能提供归还款项的支付凭证或者陈秀青的收条，无法证实案涉款项已经归还。借款期限、利息等内容的约定，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出借人，而非借款人。正是由于陈秀青作为个人的不专业，加上作为真盛公司、汪勇为了逃避责任利用其专业性故意对相关的内容不予明确，从实质上损害了陈秀青的合法权益。本案一二审法院判决确定依照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实质上就是以借条上没有明确利息为由帮助真盛公司、汪勇故意逃避支付利息的责任。截止本案再审，真盛公司、汪勇始终没有提供有效的还款凭证。2、2007年3月29日的清单同样不能作为案涉款项已经归还的依据。真盛公司、汪勇认为，陈秀青对于该份清单的陈述是自相矛盾的，而该份清单表明欠款并非是4300万元，在此前三个案件已经判决确定2700万元的情况下，在包括本案在内的另外两张借条合计1600万元应当视为已经归还。真盛公司、汪勇的上述理由并不能成立：（1）真盛公司、汪勇对于清单的描述才是矛盾的。从最开始认为清单能表明不拖欠任何款项，到只能说明欠款是1052万元，到清单最多只能认为欠款为3100万元，到再审审查时再次认为清单不能作为存在欠款的依据。其对清单解释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歪曲事实，企图逃避还款责任。（2）相反，陈秀青对于2007年3月29日的清单的说法始终是一致的，即：第一、该份清单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另案借款（即1052万元的借条）的构成是如何产生的；第二、该份清单明确双方之间的利息是有约定的，即每日千分之二；第三、该份清单中明确的款项3100万元是指当时尚未支付利息的本金款项；第四、该份清单出具之时，真盛公司、汪勇尚未归还的借款超过3100万元。该份清单是由真盛公司、汪勇在另案中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因此其真实性已经由真盛公司、汪勇予以确认。按照该份清单的内容足以说明真盛公司、汪勇欠款的事实。（3）2006年12月5日的900万元支付凭证，完全可以印证陈秀青对于清单的说法。与本案相关的总计五份借条，借条时间均非2006年12月5日，金额也非900万元。但是，陈秀青在本案一、二审中向法庭提交的2006年12月5日的900万元支付凭证，足以说明除了5份借条所涉借款外，真盛公司、汪勇在这段期间仍存在其他款项的借贷关系。因此，清单中的内容无法反映双方之间的全部借贷关系，是一份不完整的结算。（4）同样，从真盛公司、汪勇提供的利息支付清单上，进一步证明清单上的内容尚不包括双方之间的全部往来。清单中对于2007年1月26日支付人民币46.2万元有明确的显示，而该款项就是2100万元自2007年1月20日至1月31日的利息。但是汪勇、真盛公司提供的付息凭据中，2007年1月11日支付的两笔利息134.8万元和96万元，在该清单中并未显示。而2100万元的款项显然无法凑出上述利息金额，进一步说明当时还有其他款项尚未归还。（5）按照真盛公司、汪勇的说法，既然清单中明确是2100万元的欠款，那么该等欠款必然是五份借条中的几份所组成的，但是无论如何拼凑，事实上无法利用该五份借条凑出2100万元的金额。因此，真盛公司、汪勇认为其款项已经归还的理由没有证据证实，也无法通过该清单推断出其已经归还的结论。三、真盛公司、汪勇在另案中已经就包括本案借款关系在内的双方之间的往来申请法院委托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而且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双方也将另案的审计报告作为本案的证据向法院提交。但是由于此前审计中，真盛公司、汪勇为规避事实，故意不提供账册及相应的款项凭证，致使审计结果严重失实。如真盛公司、汪勇提供的数据表明在2006年8月30日之前向陈秀青支付了人民币4000多万元，但是陈秀青的出借金额仅仅为600万元。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真盛公司、汪勇又确认4000多万元既包括利息，也包括本金，但是没有区分。真盛公司、汪勇完全可以提供完整的双方往来的资料，但是为了达到其逃避债务的目的，在自己一方申请法院委托审计的情况下仍故意不提供资料，其性质非常恶劣。在再审申请中，又再次以所谓的法院不委托为由提出再审申请，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本案作为民间借贷关系，只要真盛公司、汪勇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归还了本案所涉借款即可，根本无需进行审计。综上，真盛公司、汪勇提出的申请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再审请求。
再审中，陈秀青提交（2012）浙民申字第673号、568号、（2013）浙民申字第538号、（2014）浙民申字第643号、839号民事裁定书各1份，用以证明：省高院就真盛公司、汪勇与陈秀青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的再审事宜作出了多份民事裁定书，明确了双方之间的剩余借款在3100万元以上，且借贷利息为日千分之二。真盛公司、汪勇质证认为，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包括本案在内的5起案件，双方诉争的借款是滚动发生的，是一个长期连续行为，在未统一算帐的情况下作出借款不少于3100万元的认定是错误的，且真盛公司、汪勇一方也一直在向最高法院维权。本院认证如下：因真盛公司、汪勇对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故其证据资格予以确认，可以证明本院作出相关裁定的事实。鉴于民事裁定书系程序性文书，相关事实的认定仍需在本案中进一步查明。
真盛公司与汪勇当庭提交司法审计申请书，申请对双方之间的全部往来账目进行司法审计，理由为：本案讼争借款仅是双方往来款中的一笔。双方之间的借款系滚动发生的连续行为，应统一评判、统一对账。申请人已经提交了自己整理的汇总清单，如被申请人不认可该汇总清单，法院应就双方之间往来的全部账目进行司法审计。经审查，真盛公司及汪勇认为其提交的清单是根据目前能掌握的证据的体现，陈秀青则主张因其他已结清借款的交款凭证均已交付对方，故无法提供。鉴于本案凭证不全，且双方均陈述对借款往来没有记账，本案不符合司法审计的条件。对于真盛公司及汪勇的司法审计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二审法院认定的一致。再审另查明，从2008年7月4日起，陈秀青与汪勇、真盛公司及张群之间发生多起民间借贷纠纷，除本案外，陈秀青还陆续持2006年8月31日、2006年9月12日、2006年10月18日、2007年3月29日的借条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一、二审法院以及再审法院审理，分别作出了相应的民事判决及民事裁定。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判认定汪勇为借款人是否正确；本案借款是否已经还清，原一、二审认定尚欠本金530万元是否正确；一、二审以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确定还款利息，是否妥当。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争议焦点在再审庭审中均予以确认。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
一、关于原判认定汪勇为借款人是否正确。双方对于真盛公司系借款人无争议，争议在于汪勇的地位。真盛公司与汪勇主张汪勇并非借款人，其签字出具借条系受公司委托的代理行为，因很多借款是临时短期拆借未带公章，故以汪勇名义出具。且款项也系进入真盛公司账户或其财务人员账户。经审查，首先，本案借条载明：“今借到陈秀青人民币陆百元正。”落款为“借款人：汪勇”及日期。从借条记载看，汪勇的借款人地位明确。若汪勇仅系受真盛公司委托而借款，完全可以在借条中予以披露。其次，从涉诉五案累计5张借条看，既有借款人为真盛公司、汪勇提供担保的情形，也有真盛公司与汪勇均为借款人的情形，亦存在仅载明汪勇为借款人的情形。而载明真盛公司为借款人的借条，存在着加盖公司印章的做法。若本案汪勇确系代公司借款，其既可在借条上写明借款人为真盛公司，也完全可以加盖真盛公司公章。况且，再审庭审中，真盛公司及汪勇陈述，汪勇当时是财务经办人员，是有权盖公章的。故陈秀青对借条记载内容的合理信赖应予保护。再次，从合同履行看，本案借款交付时，款项虽然是进入真盛公司或其财务人员李佳账户，但其中315万电汇凭证明确注明“汪勇借款”。而根据相关五张借条所涉打款凭证，以及真盛公司及汪勇在本案二审提供的账目汇总清单反映，有大量的借、还款从汪勇账户进出。最后，根据陈秀青在（2015）浙商提字第9号案再审中提交的真盛公司变更登记材料，借款发生时，汪勇是真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对此真盛公司与汪勇亦予认可。可见汪勇与借款有利益关系。综上，原判认定汪勇为借款人正确。
二、关于本案借款是否已经还清及尚欠本金的数额。真盛公司和汪勇主张款项已还清。其理由主要是，双方借、还款是滚动发生，应就包括另4张借条在内的5案所有款项往来对总账。经其自行对账，借、还款差额不过几百万元。一二审法院未经认真审查，认定其提交的还款证据不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不当。且借据记载的借款与陈秀青就2007年4月10日对账单所作的解释相矛盾，其系作假证供，意图骗取真盛公司财产。至于陈秀青仍持有借条，系因其以款项系银行走账为由借故不肯归还所致，不能因未收回借据就判令再次归还借款。经审查，首先，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一般不宜轻易否定借据的证明力。现陈秀青不仅持有借据，且有打款凭证足以证明款项交付，其债权足以认定。按照民间借贷的惯常做法，借款一经归还，借据即应收回。以陈秀青持有借据的事实，可以推定本案借款尚未归还。虽然真盛公司抗辩：之所以款项还清却未收回借据，是因为虽经其多次要求陈秀青归还借据，但陈秀青以反正双方都是通过银行操作有据可查、借条已经处理掉等借口进行推辞；且真盛公司系从2006年才开始从事资金拆借业务，缺乏保护意识；至于为何不要求对方出具收条，是因为考虑到有银行往来账，也另外有求于陈秀青。但是，真盛公司作为一家从事担保业务的商事主体，应具有比普通自然人更强的风险防范意识与能力。对于5案累计4300万元的巨额借款，还清之后均不收回借据，违反常理。且真盛公司一方提交的还款证据中，有一份2006年11月14日陈秀青出具的收到汪勇归还借款200万元汇票的收条。200万元还款尚且要求陈秀青出具收条，而5张借据累计本息超过4300万元的还款却无此要求，有悖常情。故原审以借据及打款凭证定案，符合证据规则与经验法则。
其次，虽然真盛公司及汪勇主张双方之间的借款是滚动发生、对总账的，但陈秀青主张双方之间的借款是有特定用途，是逐笔对应的。陈秀青陈述，当时是通过银行的工作人员介绍的，由陈秀青借款给汪勇，汪勇借去后帮其他公司办理转贷手续。因此借款是转贷完成后就还款，对应是清楚的。每笔贷款，陈秀青均用别针将借据和打款凭证别在一起，借款还清后，将借据和打款凭证交给对方。对于陈秀青的陈述，真盛公司和汪勇虽然否认借据及打款凭证已收回，但承认确实是通过银行的工作人员介绍的，汪勇根据公司运营的需要，有些是用于银行转贷，有些用于其他公司拆借。基于双方认可的借款背景及用途，陈秀青关于借、还款逐笔对应的陈述符合情理，更具可信性。现真盛公司虽提交了部分还款凭证，但无法证明还款的对应性。其要求对总账的主张，既不合情理，也因凭证不全而不可行。故难以认定本案借款已经还清。
再次，关于陈秀青在诉讼中就2007年4月10日对账单所作的解释，真盛公司及汪勇认为与借条矛盾，并在一、二审中提交了多份相关诉讼中形成的庭审笔录、询问笔录，用以证明：陈秀青在之前案件的庭审中，多次对该份对账单的数字解释为双方截止该日还有2100万元的本金未归还，加上最后一张借条出借的1000万元，本金共计为3100万元。陈秀青自认双方对过账，到2007年4月10日结算下来借款合计3100万元。而关联五案的5张借据累计本金达4300万元，显然与事实不符，陈秀青涉嫌虚假诉讼。一二审中，陈秀青也提交了关联诉讼的多份笔录，用以证明：两被告明确对账单并非是双方全部往来款项的结算，陈秀青亦已明确，清单中所谓的2100万元是指没有结清利息的款项，而非双方所有剩余款项的总结，这与汪勇、真盛公司庭审中所说明的该清单“这不是完全的结算”是一致的。经审查，本院认为：（1）该对账单记载：“1、26收到4620002007年1月20日至31日利息；2、9收到400000（龙泽）；3、28收到100000（剑马）；3、29划出两笔276万及510.2万，加上2月1日至4月10日的利息合成1000万；2月1日至4月10日利息共：（2100万）4.2万／天X69天＝289.8；新增1000万2万／天X13天＝26；共315.80万，减已收到50万，抵本金265.8万，加上划款合计1052万，多划52万；陈秀青高新天水支行；郑文琴建行延安支行；陈奇松广发。”从内容看，清单并无“对账”等标题或抬头，也无任何表明双方对总账之意思表示，双方亦无确认之签字，缺乏对账结算的特征。（2）关于清单出具的背景及含义，陈秀青陈述，是因为2007年3月29日汪勇向其借1000万元，其打出部分款项并结合此前未还利息充本金，构成该1000万元之交付。后来发现算错了，多打了款，就与汪勇对了账，写下该清单。清单的含义是：3月29日划款给真盛公司两笔276万元和510万元，加上4月10日之前的借款2100万元的利息265.8万元，一共合计1052万元。由于3月29日真盛公司出具了一张1000万元的借条，所以在划款时多划了52万元。1月26日之前借款的本金一共是2100万元，在1月26日当天收到2100万元的11天的利息46.2万元，其是20日支付20-30日的利息，2月9日和3月28日收到的40万元和10万元也是利息。根据其解释，对账单系为了核对关联5案的最后一张借条的款项交付情况而出具，并非双方对全部款项往来对总账。清单所涉之2100万元本金，仅系充作最后一笔1000万元借款本金的旧欠利息所对应的尚欠本金，而并非对双方所有款项往来的总结算。故加上最后一笔新增1000万元借款，出具清单之日，真盛公司一方至少还欠陈秀青31**万元本金，而非仅剩3100万元。对此节事实，关联的（2009）浙杭商终字第1549号、第1567号生效判决明确认定，在2007年4月10日真盛公司应当尚欠陈秀青不少于3100万元的借款。可见，清单并非就双方所有款项往来对总账。陈秀青的解释与对账单的文义吻合，也与其以2007年3月29日1000万元借据起诉的关联案件的诉请理由及举证相印证。故难以认定该对账清单系双方往来款项的总结算。（3）关于诉讼上的自认，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作了明确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无须举证。”自认的表示应当是明确的，且应与对方当事人的事实陈述一致。经审查双方提交的多份笔录，陈秀青的陈述系主要针对对账单本身文义和2007年3月29日1000万元借款之构成所做的说明，未明确涉及双方所有款项往来的结算问题。有的陈述还直接强调除对账单载明外还有其他欠款本金。更重要的是，真盛公司一方也不认为对账单是双方最终的结算，本案不符合双方对该事实陈述一致这一自认的本质。如，2008年12月25日笔录中，真盛公司及汪勇明确陈述对账单不是完全的结算；本案再审庭审中，真盛公司及汪勇明确表示，清单是陈秀青单方作出解释，真盛公司、汪勇从未认可过；再审中本院询问对账单出具的时间时，真盛公司一方表示不能确定；关联案件（2015）浙商提字第9号案再审中，本院询问“清单是否是双方对借款的结算”时，真盛公司一方回答：“问过汪勇，汪勇认为不是结算，不然会有双方签字，举证是为了证明关联账户的情况。”“该清单是汪勇无意找到的，对账是不存在的，即便当时清单是陈秀青的意思进行表示，汪勇是否认可，还需要进行核对账目过程，再有签字确认，这才是完整的对账。”因此，真盛公司、汪勇提出的陈秀青诉讼行为构成自认、陈秀青关于对账清单的解释与借条矛盾的理由不能成立。
至于本案借款本金是600万元还是530万元，经查，虽然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为600万元，但从陈秀青提交的交付证据看，实际款项交付合计530万元。另70万元陈秀青虽陈述系现金交付，但对方否认收款，故难以认定。基于民间借贷为实践性合同的特点，本案原一二审以有证据证明的交付金额认定借款本金为530万元，并无不当。陈秀青主张借款本金为600万元的再审理由不予支持。
三、关于还款利息的确定。陈秀青再审提出，本案借款约定了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其要求按四倍利率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法律并没有赋予法院在四倍范围内进行调整的权利，原审酌定以银行基准利率确定还款利息不当。经审查原一二审判决，原审系认为，根据2007年4月10日对账清单记载，只能确认双方对2007年3月29日的1000万元和之前的2100万元欠款约定了日千分之二的利息。因双方还存在其他大量借款，尚无证','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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