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深中法民二终字第5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无锡市华某电梯装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某。
委托代理人：陈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铃某电梯（深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小松某。
委托代理人：周某。
委托代理人：纪某。
上诉人无锡市华某电梯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铃某电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铃某公司）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0）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9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华某公司提供共85份合同和相当的增值税发票，其中有三份合同，均经华某公司和铃某公司签署。约定铃某公司向华某公司订购电梯配件，约定合同金额，交货日期和按协议付款等内容。华某公司认为双方交易金额共计1972970元，除铃某公司已付款1337120元和2008年11月24日付款20000元外，仍欠其货款615850元。因此，华某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铃某公司立即向华某公司支付承揽合同欠款615850元及利息（以61585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08年1月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5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当事人订立合同，是之后为履行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的保障，合同并不能证明当事人是履行或未履行合同的证据。因此，华某公司提供的85份合同，不能证明华某公司履行了这些合同，也不能证明铃某公司也履行了这些合同。华某公司不提供履行合同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增值税发票的出具及抵扣，与交易行为是否真实并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仅凭发票不能认定需方已收到供方提供的货物。从本案的有效证据即发票和合同，对证明货物交付均为间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排他证据链，从而认定发票上证明的交易行为真实依据不足。华某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华某公司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459元，由华某公司负担。
上诉人华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华某公司与铃某公司除一审庭审中提到的三次交易签订有书面合同之外，其它85份合同均是由双方通过传真方式确认交易货物及价款，然后华某公司先向铃某公司就传真中确认的货款数额开出增值税发票，铃某公司再向华某公司支付货款的方式进行交易，双方就该85份合同从来没有签订正式书面合同，铃某公司当庭否认这一事实，但又不能提供任何签有该85份书面合同的证据。加工承揽合同是非要式合同，其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更有可能以定作人接收了承揽人所提供的定作物或劳务而存在。本案应该透过双方真实交易、结算方式等现象，看到双方交易习惯是以增值税发票为结算方式的滚动式交易。二、一审法院未能查明华某公司向铃某公司开出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情况，而仅是作了一种可能性推断，致使本案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在确认华某公司向铃某公司开出增值税发票具体数额的情况下，但又认为华某公司与铃某公司之间就该增值税发票可能存在其它情形（即违法虚开增值税发票及非法购买增值税发票），认为仅凭发票不能认定需方已收到供方提供的货物。一审法院没有否认该85份传真合同的真实性，但没有审查该增值税发票的开出数额的具体情况，事实上，华某公司是根据上面每一份或每二份合同的货款总额来向铃某公司开出增值税发票，该货款总额及增值税发票的数额是一一对应关系，并非不存在合同而虚开情况。同时，铃某公司认可之交易款项，均是以华某公司开具之增值税发票为结算依据。从增值税发票功能及国家对增值税发票管理方面看，增值税发票具有证明供货方已尽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作用。本案无有关部门对虚开增值税以票查处，即可推定交易双方的交易行为真实存在。三、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平。依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即华某公司完成了举证责任。如果铃某公司要反驳华某公司，需提供相应证据来证明。四、一审法院以推测方式认定可能存在虚开发票情形，从而否定双方存在真实交易事实。本案诉争标的61万余元，仅几十份发票，若虚开，与日常生活逻辑不符。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华某公司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铃某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争议的是合同是否履行的问题，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一张交货单，所以华某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增值税发票问题，增值税发票属于行政管理关系，其不是一个民事关系。开票不等于交货，法律并没有规定开票就等于交货。铃某公司确实收到过发票，但是并没有收到货物；三、所谓交易习惯，一审法院并没有认定双方的交易习惯。关于举证规则，不能拿交易习惯来证明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综上所述，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华某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应该驳回华某公司上诉请求。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二审调查时，华某公司述称：开始交易时，双方签有三份正式合同，铃某公司也承认。之后，双方这几年的交易过程中，因铃某公司在深圳，华某公司在无锡。双方交易金额不大，一般在1-2万元。如果每一单交易都要求签合同是不可能的。所以双方就形成了一个交易习惯：铃某公司以传真方式将合同传真到华某公司处，华某公司发货后，再开具增值税发票，铃某公司才向华某公司支付相应款项。一审中，华某公司提交80多份传真合同复印件，合同货款总额累积1972970元，铃某公司已支付货款1357120元，至今尚欠华某公司615850元。铃某公司对华某公司所称之交易习惯不予认可，但确认双方只签署最初之三份合同，即2004年1月9日签署之金额60000元合同、2004年2月24日签署之金额35000元合同、2004年4月5日签署之金额64000元合同（合计159000元）。铃某公司亦确认已支付华某公司货款1357120元。二审调查时法庭询问铃某公司：”除你方确认之三份合同外，还有100余万元货款之付款依据是什么？是否还签有其他合同？”铃某公司答曰：”付款依据是交货凭证，以前应该有合同，但我方不确认华某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合同。因公司搬迁多次，公司负责人也更换多次，所以找不到合同及交货凭证等资料。”法庭又问铃某公司：”华某公司共开具多少金额发票？除已支付的1357120元发票金额外，其他发票是否已作抵扣？”铃某公司回答：”因财务账册不完整，所以查不清楚，但华某公司确实开过发票。铃某公司肯定是收到已付货款1357120元发票并已作抵扣。除1357120元发票外，还收过其他发票，应该也都作了税务抵扣，但不清楚具体金额。”
再查明：除双方确认正式签署之三份合同外，华某公司还提交了双方自2004年1月至2007年5月期间以传真方式签署的80余份合同，华某公司共向铃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40份（含三份正式合同项下的发票在内），合计开票金额1972970元。
又查明：一审审理期间，华某公司以其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铃某公司向税务部门认证和抵扣增值税发票情况为由，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相关证据。原审法院未作处理。二审审理过程中，华某公司再次申请调取增值税发票认证及抵扣情况。本院经向税务机关查证，深圳市国家税务局信息中心作出之深国税查（2011）020号《关于”铃某电梯（深圳）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情况查询结果的回复》称：该40份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1971970元，其中税额286671元，均已申报抵扣。铃某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持有异议，认为发票金额及抵扣情况与华某公司主张事实没有关联性，没有证明作用。二审审理过程中，华某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自愿放弃利息请求。
本院认为：铃某公司确认其与华某公司在2004年1月9日、2月24日、4月5日签署之金额分别为60000元、35000元、64000元三份合同及支付华某公司1357120元货款之事实，铃某公司虽不予认可华某公司提交上述三份合同以外其他80余份合同，但其又提供不出超出三份合同金额之外款项的付款依据。结合双方住所地分别位于无锡和深圳两地，且铃某公司已支付1357120元货款，因此华某公司关于双方在签订三份正式合同且履行情况正常后为节省交易成本以传真方式订立其后合同的说法，符合生活常理，本院对华某公司提供之80余份合同之真实性予以认可，双方当事人存在真实交易关系。铃某公司收取华某公司增值税发票1971970元已全部在税务机关进行认证和抵扣并向华某公司支付了大部分货款。铃某公司在接受华某公司开具之增值税发票后，若发现华某公司开具之发票与所供货物不一致或根本没有供货，则在申报抵扣税款之期限内，铃某公司完全可以退回发票或要求华某公司重新开具与所供货物相符之发票。铃某公司在收取华某公司开具之增值税发票后至华某公司起诉到法院的两年多时间内，既未以华某公司未交货为由，追究华某公司之违约责任，也没有退回华某公司开具之多出其已付款部分之增值税发票，而是按规定到税务部门办理了认证抵扣税款之相关手续。因此，可以认定铃某公司已收到华某公司开具之增值税发票相对应之货物，铃某公司依法应承担支付尚欠615850元货款及利息之民事责任。华某公司二审期间自愿放弃利息请求，属当事人自由处分其民事权利，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有误，实体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0）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931号民事判决；
二、铃某电梯（深圳）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无锡市华某电梯装饰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15850元。
如果铃某电梯（深圳）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45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959元，共计20418元（均由华某公司预交），由铃某公司负担；因华某公司二审期间减少诉讼请求而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本院退回华某公司。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炜
审判员 张 尧
审判员 张 新 文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伍芹（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