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云7101行初40号
原告朱木花，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杨正莲，女，汉族。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嵩明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昌宏，局长。
住所地：嵩明县嵩阳街道办事处黄龙大街延长线北部行政办公区。
委托代理人王永福、唐媛娜，均为该局法制大队民警。代理权限：均为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朱木花诉被告嵩明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6年12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2月26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木花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正莲、被告嵩明县公安局行政机关负责人韩玉斌、委托代理人王永福、唐媛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木花起诉称：原告因土地被霸占、自留地被没收，依法在云南各级部门上访十几年无果后，被逼进京上访。后被告及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把原告从北京马家楼救助站强行用黑社会的车辆带回嵩明，并在半路对原告进行殴打，到嵩明县公安局小新街派出所后，对原告滥用刑具，并以寻衅滋事为由关押原告15天，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机关管辖，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提到的是原告在北京地区的行为，因此被告没有处罚权，且根据原告申请的天安门地区分局作出的拘留依据中，在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政府信息公开接待室作出的内容为“移交昆明市嵩明县小新街派出所行政拘留15天”的信息不存在。综上，被告所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查证不清、程序严重违法、主要证据虚假，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请求撤销嵩公（新）行罚决字[2016]13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嵩明县公安局（以下简称县公安局）答辩称：1.关于案件来源。原告朱木花于2016年11月16日到北京中南海等地上访，经由北京市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并由嵩明县牛栏江镇政府工作人员联系当地工作人员协助将其带回嵩明，并向小新街派出所报案。原告诉称“被公安局和地方政府用黑社会人员强行带回”没有事实依据。2.关于办案程序方面。接到牛栏江镇政府工作人员李某某报案后，小新街派出所现场依法口头传唤原告接受调查、询问，未使用警械约束。原告所称“滥用刑具”与事实不符。3.关于违法事实方面。1998年朱木花的丈夫王聪因建盖违法建筑与办事处干部发生纠纷，二人暴力阻拦拆除；后沾昆铁路复线建设，其二人又与同村村民因耕地发生纠纷。上述问题均已通过诉讼途径予以解决，但二人对终审判决不服，继而到省、市、县上访。嵩明县、乡、村委会等相关部门对朱木花、王聪夫妇的信访诉求多次专题研究，协调处理，从家庭生活、生产以及子女就学等方面予以政府救济，期间与二人达成协议，一次性给予困难补助款。但朱木花夫妻在得到相关帮扶后，出尔反尔，继续无理、反复上访，置法律、政策于不顾，多次选择在国家重要会议期间，在非信访机构上访，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经公安机关多次训诫并给予治安处罚的情况下，为实现其个人无理诉求于2016年11月16日再次到中南海周边非访，属于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被告依法收集相关证据材料，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所称的“陷害其寻衅滋事关押15天”是没有事实依据的。4.关于案件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明确授权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被告依据公安部的规定，依法对原告违法行为进行管辖并予以处罚，于法有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朱木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朱木花身份证；2.来信来访材料共6页；3.举报上告材料共23页；4.王聪相关的医疗、传唤、处罚等材料共23页；5.证明材料共4页；6.2016年12月22日通话清单共1页；7.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共1页；8.无偿献血证共3页；9.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材料共7页；10.挖机费用收条等材料共5页；11.答复、报告等材料共7页；12.照片。以上证据欲证实其诉求并没有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所以其上访是合法的，且被告对其存在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
经法庭质证，被告县公安局对原告朱木花的上述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交照片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且原告到达派出所之前的所有行为均系政府的劝返行为，与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无关；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的关联性均不认可，原告私自开挖鱼塘违法，原告所称的土地纠纷等问题法院已经作出生效判决，在法律上已经处理，且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部门对相关土地纠纷已经处理，原告不能以未达到预期目的来判定相关部门没有对其诉求予以处理。
被告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欲证明被告主体身份情况；2.受案登记表及接受证据清单；3.查获经过；4.朱木花的陈述和申辩；5.证人李贵林、王永祥、李达仁、李达的证词及提供的证据材料；6.物证照片；7.关于古城村委会小冲村十四组朱木花挖鱼塘的调查处理情况；8.行政处罚的告知、审批、决定书；9.其他法律文书；10.朱木花身份证明；11.前科证明材料；12.其他文书。被告县公安局提交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3.《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1号）；4.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25号）。以上证据欲证实原告的相关纠纷经过诉讼、信访等渠道，相关部门已经进行了处理；原告在村委会告知不能开挖土地的情况下，不顾村民反对，仍找来挖掘机开挖，村委会与镇执法大队协同制止原告的行为；原告的个人意愿实现不了，多次非正常上访，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先后被公安机关书面训诫9次、行政处罚3次，原告在个人诉求已经得到法律解决的情况下，多次采用非正常手段进行上访；被告在履行依法报批、传唤、询问的程序后作出处罚决定，保障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行为对社会公共资源造成浪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的“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经法庭质证，原告朱木花对被告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第1页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据第2页受案登记表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据第3、4页训诫书及接受证据清单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第5
--8页中派出所民警接待的过程认可，但不认可是非法上访；对证据第9--12页，认可其并没有进行过陈述，多数均为沉默不语、拒绝签字；对证据第13--
40页，认为证据中所述的劝访事实并不存在，原告是被地方政府与派出所强行带走的，村民反对的事实并不存在，原告并没有破坏水源也没有影响村民的生产生活；对证据第41
--43页，认为照片中的鱼塘和抽水房是事实，原告只有一个鱼塘，土地是与村民李贵调换的；对证据第44--
48页，认为北京市公安机关的9次训诫是不真实的，原告因为上访没钱了，公安机关将其送到救助站是进行救助，并没训诫，另原告对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等并不知情，其在北京并没有寻衅滋事；对证据第49
--57页，除对户籍证明认可外，对其余的通知、回执及处罚均不予认可；对证据第58--
66页，不予认可，原告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其到北京并不是非法上访；对证据第67--80页，认为原告的相关诉求并没有得到依法处理；对证据第81--
87页，原告虽然签了相关协议也领取了补助金，但现在本案中的相关诉求并不包含在上述协议中。
本院对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评述认证如下：原告朱木花提交的证据1、证据9中的嵩公（新）行罚决字[2016]1315号、[2015]308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10中的村委会《通知》、证据11中的牛栏江镇政府两份答复均与本案相关联，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本院予以采纳并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对其证明内容进行评判；对原告朱木花提交的其他证据，因不具备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均不予采纳。
被告县公安局所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相关联，且均于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形成，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本院予以采纳并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对其证明内容进行评判。对被告县公安局提交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依据1
--4，本院结合本案相关证据予以综合评述。
经审理查明：原告朱木花系嵩明县牛栏江镇古城村委会小冲村村民。2016年11月，原告朱木花在与同村村民私自调换的土地上开挖鱼塘，因开挖的土地性质为耕地且与小冲村水源点相连，小冲村、古城村委会及牛栏江镇相关人员对其行为进行了现场制止。因对制止其私自开挖鱼塘不服，原告朱木花前往北京就其土地问题等情况进行信访反映。2016年11月16日，原告朱木花在中南海周边就上述问题进行走访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予以书面训诫。2016年11月17日，牛栏江镇政府信访办工作人员前往北京市马家楼救济中心对原告朱木花进行劝返，于2016年11月19日将其带回至牛栏江镇，并于同日向嵩明县公安局小新街派出所报案。被告县公安局在履行相应调查收集证据和相关审查批准程序的工作后，于2016年11月19日14时53分对原告朱木花作出“嵩公（新）行罚决字[2016]13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上述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原告朱木花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于2016年12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01年8月24日，嵩明县小新街乡古城村民委员会与朱木花、王聪就相关纠纷达成《调解协议》，约定支付其二人相关费用27900.3元；2012年9月28日，牛栏江镇民政工作委员会与朱木花、王聪就相关问题达成《协议书》，约定支付其二人相关费用210000元；原告朱木花曾因寻衅滋事，于2015年5月6日、8月31日、10月30日被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3次；2015年4月30日至2015年10月27日间，原告朱木花因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予以书面训诫9次。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被告县公安局作为上述法律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具备相应行政管理职责，是本案适格被告。
为了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信访条例》赋予公民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权利；同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畅通信访渠道，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原告朱木花因与当地基层政府及相关组织发生纠纷，近二十余年来不断通过信访方式向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工作部门反映要求解决，在相关诉求已经通过2012年之前的司法诉讼、政府协调、信访协议等方式得以处理并协商解决的情形下，其仍于2015年4月至2015年10月间先后多次采取赴省进京信访的方式继续反映诉求，利用国家信访的相关制度设置向当地政府及工作部门传递不当压力，相关公安机关已经多次对其上述行为予以书面训诫和行政处罚。
本案中，原告朱木花因对当地基层组织2016年11月初制止其私自开挖鱼塘行为不服，采取进京信访的方式反映其诉求，2016年11月16日其在中南海周边走访时，被北京市公安机关予以书面训诫，2016年11月19日被牛栏江镇政府工作人员劝返。被告县公安局在接到牛栏江镇政府工作人员报案后，依法传唤原告朱木花，在告知权利义务、依法询问相关人员、收集制作相关证据材料、履行相应处罚程序的基础上，于2016年11月19日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有相应证据支持且符合法定程序要求和法律规定。本院认为，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是有界限限制的，《信访条例》在赋予公民相应权利的同时，亦在第十八条、第二十条中进行了权利行使的限制性规定，并在第四十七条中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朱木花对其信访权利的行使已经超出上述限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故对其提出的被告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查证不清、程序严重违法、主要证据虚假、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应予撤销的意见，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朱木花提出的被告县公安局对其实施了殴打、滥用刑具等侵犯其人身权利的行为的意见，没有相应事实依据且与本案相关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朱木花提出的本案应由北京市公安机关管辖、被告县公安局无权管辖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县公安局作为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依法有权管辖，故对原告的上述意见，亦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木花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朱木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长 贺春辉
审判员 邱 林
审判员 龚 袭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马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