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民终20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宁波保税区中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保税区兴农大厦2-168。
法定代表人：焦建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湖海，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驰，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宁波市江北区大闸南路***号来福士办公楼**楼。
负责人：童全康，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苗成，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保税区中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和义观达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7）浙0205民初4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橡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确认《解除合同通知书》有效，双方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已解除；驳回和义观达所要求中橡公司支付2083930元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和义观达所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对一审判决第二条中橡公司应支付和义观达所律师代理费2083930元金额认定有异议。按照一审法院对律师代理费支付方式的判定，中橡公司应每收到一笔执行款后均按7.50%的比例优先支付给和义观达所，但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中橡公司没有收到尚余两期执行款，2018年4月23日时，中橡公司收到一审判决书，中橡公司收到全部执行款。按照一审法院认定，中橡公司应该对收到的款项作为计算标的按7.50%的比例支付给和义观达所，对未收到的部分款项不能进行支付。如果到一审判决时中橡公司还未收到全部款项，一审法院不知道如何判决，现要中橡公司支付全部律师代理费，等于是支持了和义观达所胜诉后就可以收取全部律师代理费的错误观点。一审法院认定中橡公司发送给和义观达所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是错误的，完全与事实不符，和义观达所通过律师函向中橡公司明示不再履行法律义务并用实际行为佐证了真实意愿拒绝履约。对一审法院认定陈勇律师收取林某律师100000元现金性质的认定有异议，该款项系陈勇律师案外收费，违背职业操守和规则，一审法院认定系两个律师事后再分配，与事实不符。中橡公司法定代表人焦建华也提供了陈勇索讨400000元案外收费的证据。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存在瑕疵，且存在对部分证据未予认定的事实，本案不应适用简易程序而应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独任审判明显违反审判程序。
和义观达所辩称，关于《解除合同通知书》效力问题。根据《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约定，该合同对任意解除权进行了限制，在无法定解除事由的情况下，和义观达所认为该解除无效。关于中橡公司应支付律师代理费金额认定问题。中橡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如果提前判决，则有可能形成五份不同金额的判决，和义观达所认为该理由是荒唐的，在一审庭审中中橡公司法定代表人焦建华承认已收到全部执行款，在上诉状中又罗列了各期执行款的收取时间，一审宣判时，中橡公司早已全部收到执行款项。一审法院认定金额无误。关于涉案100000元是中橡公司支付的奖金还是律师代理费问题，《备忘录》中明确表述该款项是奖励费用，陈勇律师与林某律师经商量，先由林某律师先使用，在其收到后再支付给陈勇。一审法院未违反法定审判程序，且对所有证据均已进行了质证，从一审判决书可以看到，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占据判决事实认定部分的绝大部分，且全部事实均有相应的书面证据予以佐证，属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有争议但争议不大的民事案件，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无任何问题，但即使有瑕疵，也不属于应该发回重审的情形。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和义观达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中橡公司给和义观达所所发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没有解除合同的效力，中橡公司与和义观达所于2015年5月28日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有效，中橡公司应继续按约向和义观达所履行付款义务；2.中橡公司向和义观达所支付2083900元律师费及其利息（利息以20839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8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17年11月20日，为25400元），合计2109300元。和义观达所当庭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中橡公司向和义观达所支付2083930元律师费及其利息（利息以208393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4.35%，分期分段累计计算每一期的应付起算时间在本案中橡公司收到执行款的当月月底起算暂计到2018年3月9日为21063元，之后的利息继续按这种计算方式计算至中橡公司清偿之日止）。后和义观达所表示放弃第2项诉讼请求中关于利息的诉请。
中橡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确认和义观达所、中橡公司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条款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橡公司为与案外人海南三盛绿谷休闲观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盛公司）、林荣东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于2015年5月28日与和义观达所签订《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约定和义观达所接受中橡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陈勇去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口中院）提供代理等法律服务，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双方确定按以下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1.在本合同约定的案件审理阶段结束时，根据案件审理结果，乙方（中橡公司）在收到本案执行（或调解）款项后优先按照7.50%的比例向甲方（和义观达所）支付律师服务费，优先支付时间和方式与乙方聘请的海南昌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昌博所）一致。2.其他约定的律师费构成及支付方式：甲方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所发生的差旅费及资料费、通讯费、查询费等费用不包含在上述律师费范围内，由乙方另行承担。甲方收取律师费（不包含旅差费等费用）后，应向乙方开具律师费发票；乙方需要甲方开具律师增值税发票的，需在本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乙方为一般纳税人的证明及开票信息资料，否则甲方开具普通律师费发票并且不予退还。合同还约定，乙方不如实叙述案情或不提供证据或不依约缴费或不配合律师工作，甲方则有权终止代理，且乙方仍应支付所有费用；甲方律师若无故不出庭或遗失重要证据材料原件的，乙方则有权要求终止本合同，甲方应当退还已收律师费用。本合同签订后，双方均不得无故解除合同。若甲方无故提出终止本合同则应将已交的标的费全部退还给乙方。若乙方无故提出终止，则已交的代理费和其他费用不退回；尚未交律师费和其他费用的，乙方仍应按合同约定支付所有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合同还明确约定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代理期限至执行完毕止。合同签订后，和义观达所即代理中橡公司前往海口中院办理中橡公司与三盛公司、林荣东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立案、起草了诉讼中的所有法律文件，出庭参加海口中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高院）一、二审庭审，并向两级法院提交了多份书面代理意见书。2016年10月11日海口中院作出（2015）海中法民一初字第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三盛公司向中橡公司支付34569750元及该款的利息（利息计算：3000000元的利息，自2015年2月20日起开始，余款31569750元的利息，自2015年6月3日起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该款之日止）；2.林荣东对三盛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三盛公司及林荣东不服一审判决，向海南高院提起上诉，海南高院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2017）琼民终4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三盛公司及林荣东的上诉，维持原判。在该案一审审理期间，中橡公司与昌博所签订了《法律事务委托合同》，约定昌博所接受中橡公司委托，在一审阶段至终审及执行阶段担任中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还约定中橡公司在收到本案执行（或调解）款项后优先按照百分之七点五的比例向昌博所支付律师代理费，优先支付的时间和方式与中橡公司聘请的和义观达所律师代理费一致。昌博所指派林某进行代理事项。案件审理终结后，（甲方）中橡公司、（乙方）符敏、（丙方）林某、（丁方）陈勇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载明“甲方与三盛公司和林荣东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由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现各方对后续工作安排及费用承担、支付等事项作进一步明确如下：一、甲方已与丙方、丁方签订的律师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律师费支付、办案费承担及律师工作内容等，三方必须切实遵守并履行；并在此明确本案后续执行阶段工作由丙方负责，执行阶段所需费用（除需向执行法院支付的并由法院开具发票的）由丙方承担。二、甲方同意，在原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之外，再向丙方和丁方各奖励壹拾万元费用；丁方自愿同意可得的壹拾万元费用归丙方所有，即丙方可获得贰拾万元奖励费用。丙方获得该奖励费用同时，承诺尽快开展执行工作。三、除此以外，甲方不再向丙方、丁方支付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之外的费用，如特殊情况下丙方因执行工作需要，需甲方垫付费用，由丙方出具借条向甲方借款，所借费用从丙方今后可得律师费中扣除。”之后，和义观达所代理律师为了该案的执行起草了《强制执行申请书》、《执行和解协议》等并协同中橡公司于2017年8月3日与三盛公司、林荣东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执行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一、甲方（中橡公司）、乙方（三盛公司）和丙方(林荣东)一致同意，确认截至2017年6月26日，乙方和丙方向甲方应付转让款、利息及案件受理费共计3800.060562万元。上述执行款项乙方和丙方同意在2017年8月11日前支付1021.486462万元，其中995.288316万元由乙方或丙方直接支付给甲方，另外26.198146万元由甲方申请从法院已执行案款中领取。其余款项分六期支付，分别为：2017年9月4日之前乙方或丙方支付执行款4630000元；2017年10月4日之前乙方或丙方支付执行款4630000元；2017年11月4日之前乙方或丙方支付执行款4630000元；2017年12月4日之前乙方或丙方支付执行款4630000元；2018年1月4日之前乙方或丙方支付执行款4630000元；2018年2月4日之前乙方或丙方支付执行款4635741元；二、如乙方或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和金额支付上述款项的，则甲方放弃自2017年6月27日起至乙方和丙方实际履行之日止应当支付的利息及迟延履行期间的迟延履行金……。2017年8月14日中橡公司与昌博所林某律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本案律师代理费为2300000元（不含税）。该2300000元律师代理费是按照中橡公司与三盛公司和林荣东签订的和解协议全部执行完毕总计的服务费，如遇未能全部执行，按原协议作相应的扣除。付款方式为签订本补充协议的当天，支付1000000元，自2017年9月起至2018年2月每月5日之前各支付款项216000元。昌博所的义务按照原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保持不变，服务至本案终结。2017年8月15日起中橡公司法定代表人焦建华与和义观达所的陈勇律师就律师代理费是否开具发票和标的额的确定进行协商，双方对标的额和是否一次性支付发生了分歧，言语上起了冲突。2017年8月17日中橡公司向和义观达所发送了《工作联系函》，大致内容为：和义观达所代理的案件已收到第一笔执行款约10000000元，按7.50%支付和义观达所750000元；发现和义观达所指派的律师有一些可能会伤害中橡公司合法权益的言和行，要求更换律师；和义观达所应该把该案的服务执行完毕。2017年8月18日和义观达所发给中橡公司《律师函》，主要内容为：该案经海南高院二审判决胜诉，通过海口中院执行完毕，执行款共计3778.5741元。根据《诉讼案件委托合同》及备忘录约定，和义观达所律师已履行完毕合同义务，中橡公司应当按照《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中橡公司仅于2017年8月17日支付律师费750000元，远远未付清款项，已严重侵害本所权益。请中橡公司于收到本函之日起3日内按照《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约定支付剩余律师费。2017年8月27日中橡公司发给和义观达所《解除合同通知书》，载明：……通知贵所解除上述《诉讼案件委托合同》和《备忘录》，具体如下：一、根据上述《合同》和《备忘录》的规定，贵所的代理工作期限至执行完毕止，亦即是审判阶段和执行阶段，律师费按风险代理的方式计付，即我司在执行或调解收到案款后按7.5%的比例优先支付律师费，每收到一笔案款支付一次，支付律师费的时间和方式与我司同时平行委托的昌博所一致。二、2017年8月11日，我司收到被执行人林荣东付给我司的执行案款人民币9952883.16元，直至今日，我司未收到除该款项外的任何其他款项。2017年8月13日起，贵所指派代理本案的陈勇律师就多次、反复要求我司按照全部执行案款38000605.62元的7.5%一次性支付律师费，还发给我司法定代表人焦建华带有欺诈和威胁内容的微信。2017年8月17日，我司出具了一份给贵所的《工作联系函》，该函由焦建华先生亲自送达至贵所，要求贵所更换办案的代理律师，同时携带我司转账支票，在当日按照已收到执行案款的7.5%向贵所支付了人民币750000元的律师费。贵所当场开具了金额为750000元的增值税发票给我司……三、2017年8月21日，我司收到贵所的《律师函》，该律师函由贵所周苗成律师签发，明确表示根据上述《合同》和《备忘录》，贵所律师已履行完毕合同义务，限我司在收到该律师函之日起3日内支付剩余的律师费，否则将起诉我司并立即查封我司财产。鉴于以上事实，我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第96条之规定，郑重通知：1.自本通知书到达贵所，即时解除双方所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编号：（2015）浙和律民字第1045号]和2017年5月29日签订的《备忘录》。2.贵所如愿继续为我司提供法律服务，可在双方公平和自愿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洽谈。2017年9月8日和义观达所发给中橡公司《关于〈解除合同通知书〉复函暨催促支付律师费通知》,大致内容为：一、《诉讼案件委托合同》与《备忘录》中约定的和义观达所律师的法律服务已经履行完毕，故不存在解除情形。二、中橡公司应按约定支付和义观达所律师费约为2833900元，实际仅支付了750000元；即使分期付款，中橡公司在2017年9月4日又收到被执行人支付的执行款4630000元，仍没有向和义观达所支付按7.5%计算的律师费约347250元，又一次违约。中橡公司于2017年9月9日向和义观达所发送《复函》，载明：该通知书（指《关于〈解除合同通知书〉复函暨催促支付律师费通知》）里面贵所表示已收到中橡公司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再次表明该解除合同已生效。和义观达所可以通过友好协商和法律诉讼两个途径解决该问题。另查明，中橡公司在签订《备忘录》后即支付昌博所林某律师奖励费200000元，林某律师于2017年8月中旬将其中100000元汇给和义观达所方陈勇律师。中橡公司已分期于《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日期的当月内悉数收到三盛公司、林荣东支付的所有执行款，共计37785741元（不包含诉讼费）。中橡公司于2017年8月17日支付和义观达所代理费750000元。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该院认定如下：1.关于和义观达所、中橡公司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条款是否有效问题。和义观达所认为该风险代理收费的条款是有效的。和义观达所已明确告知中橡公司一般代理和风险代理的区别。中橡公司在委托和义观达所前，对于风险代理费用已比较多家律所，且中橡公司之前也委托律师处理过多件法律事务，对于法律事务的收费非常清楚，中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焦建华在庭审中承认和和义观达所谈过15%的风险代理比例的事项，从15%风险代理计费比例降到7.50%，表明了其非常清楚风险代理的含义和收费比例。从中橡公司提交的证据《关于求证查询函的复函》内容看，和义观达所律师及昌博所律师已经履行了代理收费标准及风险代理事项的告知义务。该风险代理收费条款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是有效的。中橡公司认为关于风险代理收费条款因和义观达所未尽释明义务而无效。和义观达所、中橡公司签订的合同中的收费标准系风险代理收费，但和义观达所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告知过中橡公司政府指导价，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进而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该风险代理收费条款为无效。该院认为，涉案《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系由中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和义观达所方陈勇律师、昌博所律师最终商定后签订，系依法成立；关于代理费的约定系合同的主要条款，也是双方最为关注的内容之一，双方对该条款不进行协商的可能性极小；从代理费的支付时间看，也符合律师事务所风险代理服务中支付代理费的惯常做法；代理费的收费比例未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故原中橡公司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收费条款应为有效。2.关于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效力问题。和义观达所认为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双方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并未解除，中橡公司应继续履行支付律师代理费义务，理由：（一）和义观达所接受委托后，指派陈勇律师了解案情、收集、组织证据、起草诉讼中所有法律文件，经过海口中院、海南高院的审理，案件获得100%胜诉，已切实履行了约定的在审理阶段代理案件的义务。（二）和义观达所、中橡公司及昌博所签订的《备忘录》再次明确案件后续执行阶段工作由昌博所律师负责。但和义观达所律师仍实际协助昌博所律师，就执行财产线索的查询、执行标的的计算、执行申请材料及《执行和解协议书》的起草等提供了大量的额外附加工作，并一同至海口中院协助昌博所律师及中橡公司与被执行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等。（三）中橡公司已经分期分批收到该案被执行人根据执行和解协议约定支付的款项。根据《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中橡公司在收到第一笔执行款后应撤回执行申请，在本案起诉前中橡公司已经收到第一笔执行款，故和义观达所有理由认为中橡公司已撤回执行申请，即该案的执行阶段已结束，中橡公司应支付和义观达所全部代理费。和义观达所已经履行义务的合同，中橡公司无权利解除合同。中橡公司认为，和义观达所通过发律师函及复函的方式已表明自身违约在先，属于明示违约，中橡公司有权解除合同。由于双方对7.50%的计算基数及“优先”支付律师服务费存在分歧，和义观达所已经不能胜任中橡公司委托的事项，中橡公司要求和义观达所更换律师，但和义观达所却发给中橡公司《律师函》，表明和义观达所认为其已经履行完毕代理工作，应立即支付2830000余元的全部律师代理费。此时中橡公司仅收到被执行人的第一笔执行款，后续执行款并未到位，执行工作仍未完毕，和义观达所以其已经完成全部代理工作为由不再继续代理，已是明示的违约。后，和义观达所又发给中橡公司《〈解除合同通知书〉的复函暨催促支付律师费通知》，再次证明其违约的事实，那么在和义观达所明示违约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中橡公司在后续执行款到位后不支付律师费是在行使法律赋予的后履行抗辩权。和义观达所明示违约，对中橡公司委托事项造成较大影响，损害了中橡公司的利益，中橡公司有权解除合同。该院认为，合同成立并生效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解除合同。案涉《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的性质虽为委托合同，但其并不能于2017年8月27日中橡公司向和义观达所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时予以解除，理由如下：第一，根据《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后，双方均不得无故解除合同。若甲方无故提出终止本合同则应将已交的标的费全部退还给乙方。若乙方无故提出终止，则已交的代理费和其他费用不退回；尚未交律师费和其他费用的，乙方仍应按本合同第六条约定支付所有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由此，和义观达所、中橡公司在合同中预先对合同任意解除权进行了限制，即均不得中途单方面解除合同。该约定内容为合同的组成部分，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因《诉讼案件委托合同》为有效合同，其中限制任意解除权的条款亦应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二，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虽均有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但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对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进行了限制。基于约定优于法定的原则，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得到尊重，合同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应受约定的限制，不得随意解除合同。第三，从本案的情况看，中橡公司与三盛公司和林荣东纠纷一案的一、二审诉讼阶段的工作基本上都由和义观达所完成，而且和义观达所在执行阶段也一直协助昌博所工作至执行和解协议达成，至和义观达所、中橡公司发生矛盾时，和义观达所已经收到第一期执行款，和义观达所的诉讼代理主要义务已经完成。和义观达所向中橡公司发送的《律师函》、《关于〈解除合同通知书〉复函暨催促支付律师费通知》的内容主要是和义观达所认为其已履行完毕合同义务，中橡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和义观达所是基于对合同约定的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时间理解为案件审理结束时而做出的上述函件，并没有实质性损害中橡公司利益的行为，而中橡公司也未能提交和义观达所拒绝履行其应履行的具体法律事务的相关证据，基于诚实信用和民事活动公平的原则，中橡公司不得擅自解除合同。综上，因双方当事人在《代理合同》中已对任意解除权进行了限制，在无法定解除事由的情况下，中橡公司于2017年8月27日向和义观达所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3.关于和义观达所收费是否应当与昌博所收费总金额及付款进度一致问题。和义观达所认为，根据《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约定，审理结果出来以后，要在执行款中优先收取所有的律师费。昌博所的委托协议与和义观达所、中橡公司签订的委托协议内容上是不一样的。昌博所律师与中橡公司法定代表人私自签订的协议，不适用于和义观达所，也不影响和义观达所、中橡公司之间合同的有效性。中橡公司认为，和义观达所代理费的付款进度应该与昌博所一致，根据执行款到位后按比例分批支付给和义观达所。关于代理费总额，中橡公司认为中橡公司后来与昌博所律师达成的是非含税价格，认可以执行到位的款项按7.50%比例来计算。该院认为，和义观达所、中橡公司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是风险代理合同，合同明确约定代理期限至执行完毕止；虽然合同中约定支付律师费条款为“在本合同约定的案件审理阶段结束时，根据案件审理结果，乙方（中橡公司）在收到本案执行（或调解）款项后优先按照7.50%的比例向甲方（和义观达所）支付律师服务费”，但该条同时又载明“优先支付时间和方式与乙方聘请的昌博所一致”，因中橡公司与昌博所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中并没有“在本合同约定的案件审理阶段结束时，根据案件审理结果”字样，又根据此类诉讼风险代理合同的行业惯例，应该理解为在收到执行款后支付相应比例的律师代理费。4.关于和义观达所从昌博所律师处收到的100000元款项是中橡公司支付的奖励费还是律师代理费问题。和义观达所认为该100000元与诉请的律师代理费2080000余元没有关联性，这是约定的律师代理费之外的奖励费用，该100000元在奖励给两个律师之后如何分配与中橡公司没有关系。两位律师在签订备忘录前已经约定这100000元的分配情况，只是昌博所律师没有告诉中橡公司。中橡公司认为，该100000元应作为中橡公司已经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原先约定是奖励两个律所律师各100000元，但和义观达所陈勇律师表示放弃，后陈勇律师又从昌博所拿回，其实在签订备忘录时和义观达所方律师已经在隐瞒和义观达所，这属于案外收费。该院认为，根据《备忘录》约定，该100000元系在原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之外，中橡公司向两个律所的代理律师的奖励费用。虽然《备忘录》约定和义观达所方陈勇律师自愿同意可得的100000元费用归昌博所林某律师所有，但之后陈勇律师与林某律师协商，林某律师又将该100000元汇给陈勇律师，系两个律师之间对于奖励费用的再次自愿分配，也不损害中橡公司的利益，故不应计算为和义观达所根据《诉讼案件委托合同》已收取的律师代理。该院认为，和义观达所、中橡公司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合法有效，中橡公司向和义观达所发送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双方均应继续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当事人约定执行阶段的工作由昌博所律师负责，故和义观达所律师只是从旁协助义务。中橡公司未能提交在后续执行阶段，出现因昌博所律师拒绝完成或完成不恰当而由中橡公司自己或者委托他人完成的与法院强制执行相关的实质性法律事务的证据，故在中橡公司已经收到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所有执行款情况下，中橡公司应向和义观达所支付按合同约定的剩余律师代理费。和义观达所在中橡公司向其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后三个月内向该院起诉，要求确认《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和义观达所、中橡公司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继续履行及支付律师费208393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中橡公司要求确认和义观达所、中橡公司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条款无效的反诉请求，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中橡公司发送给和义观达所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中橡公司与和义观达所于2015年5月28日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继续履行；二、中橡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和义观达所代理费2083930元；三、驳回中橡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3471元，减半收取计11735.50元，由中橡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由中橡公司负担。
二审中，中橡公司向本院申请证人林某、符某，拟证明和义观达所陈勇律师没有参加案件的执行工作，主要由两位证人及焦建华本人参与完成。林某、符敏各自陈述了在涉案案件执行阶段分别所做的工作。经质证，和义观达所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认为陈述相对比较客观，符敏不是执行阶段才参加而是一开始就参加了的。有异议的地方就是陈勇律师虽没有执行任务，但根据时间节点，在执行前期陈勇律师也是参与的，发生矛盾后未参加。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认定，和义观达所陈勇律师在执行阶段为涉案案件执行起草了《强制执行申请书》、《执行和解协议》并协助中橡公司与三盛公司、林荣达东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至陈勇与中橡公司发生矛盾后，涉案案件执行工作由林某、符敏参与负责完成。
本院认为，和义观达所、中橡公司签订的《诉讼案件委托合同》合法有效。在双方履约过程中，中橡公司虽向和义观达所提出要求解除该委托合同，但该合同条款对任意解除权行使作了限制性约定，故中橡公司发送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合同义务。根据由中橡公司法定代表人焦建华、陈勇、林某、案外人符敏参加并签署的《备忘录》，明确涉案案件后续执行阶段工作由丙方即昌博所林某负责。由此可见，和义观达所在后续执行工作中最多也仅是协助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和义观达所陈勇律师在执行阶段起草了《强制执行申请书》、《执行和解协议》并协助中橡公司等案件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续执行工作也确实是昌博所林某参与完成。该事实与各方在《备忘录》约定基本一致。虽本案在一审开庭审理时，中橡公司未收到全部执行款，但至中橡公司收到一审判决书时，已收到全部执行款，故中橡公司支付全部代理费的条件已成就。中橡公司应按约支付全部律师代理费。鉴于此，中橡公司上诉提出一审法院在中橡公司未收到全部执行款情况下已就全部律师代理费作出判决是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难以支持。根据《备忘录》载明内容，一审法院认为涉案100000元款项不能作为按照《诉讼案件委托合同》约定已收取的律师代理费，并无不妥。至于中橡公司上诉提出该费用及上诉中提及的其他费用是否属于律师个人违规案外收费问题，并非属于本案处理范围。中橡公司上诉提出的一审审判程序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没有明显不当之处，且即使仅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瑕疵，也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必须发回重审的情形。中橡公司对此上诉，本院亦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中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471元，由上诉人宁波保税区中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毛 姣
审判员 徐梦梦
审判员 梅亚琴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汤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