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刑二初字第311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路某，男。因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嫌疑，于2013年11月24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锦渡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经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3年12月27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锦渡海关缉私分局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李某慧，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于某波，男。因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嫌疑，于2013年9月8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锦渡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经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3年10月1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锦渡海关缉私分局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程某某，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于某彦，女。因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嫌疑，于2013年9月8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锦渡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经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3年10月1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锦渡海关缉私分局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王某潼，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程某艳，女。因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嫌疑，于2013年9月8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锦渡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经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3年10月1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锦渡海关缉私分局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许某生，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程某，男。因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嫌疑，于2013年9月8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锦渡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经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3年10月1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锦渡海关缉私分局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刘某潮，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深检公二刑诉（2014）69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路某、于某波、于某彦、程某艳、程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周某出庭支持公诉，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自2012年始，被告人路某、于某彦、于某波、程某艳为牟取非法利益结伙共同走私，被告人程某于2013年3月接受于某波的雇请参与共同走私。五名被告人以在香港直接购买苹果电子产品委托水客偷运入境、和在深圳收购旧苹果手机偷运至香港以旧换新后委托水客偷运入境两种方式实施走私行为。具体分工如下：于某波、程某艳在XXX市场查看苹果电子产品价格，告知路某。路某则根据于某波、程某艳提供的信息，与于某波商议后，在香港采购宜于在深圳售卖的苹果电子产品，后委托“阿伍”、“阿峰”、“新托工”、施某（另案处理）等通关团伙偷运入境。货物入境后，由于某波、程某艳在XXX档口销售，团伙共同牟利。于某彦则负责租赁档口、管理团伙账目及向程某艳提供发货信息等。程某接受于某波的雇请后，与施某等水客交接货物及在XXX档口销售手机。于某波、程某还从XXX市场收购旧苹果手机，委托施某等偷运入香港，由于某彦等在香港集中置换后再由施某等偷运回XXX，交给于某波、程某售卖。
经查，2012年3月至2013年9月期间，被告人路某、于某波，程某艳走私苹果电子产品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53911383.67元；被告人程某自2013年3月参与走私，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10927101.85元。
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如下证据：1、物证：现场查扣苹果平板电脑等物品；2、书证：抓获经过、记账资料、短信记录、微信记录、银行账户资料等；3、证人证言：证人施某、蔡某、于某等的证言；4、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5、鉴定意见：检验证书、涉嫌走私案件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6、辨认笔录；7、电子数据：检验报告及光盘等。公诉机关据此认为，被告人路某、于某波、于某彦、程某艳、程某无视国家法律，违反海关管理法规，在香港购买电子产品或置换电子产品后委托水客偷运入境，予以售卖，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路某不认罪。辩称其在香港设立了正规的公司经营电子产品，被告人于某波只是其客户之一，其是正常卖货给于某波，并不知道于某波从事走私活动。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路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除了电子账、银行流水、微信对话、被告人口供、手机短信、邮件等不能相互印证的间接证据外，没有关键的直接的能够证明被告人逃避海关监管的证据。被告人路某与被告人于某波是买卖关系。于某波只是路某的XX公司的客户之一，于某波从路某香港公司处订货，自己找人到路某香港公司提货带回深圳，至于于某波怎样把货带回深圳，路某并不知情不需要也没有必要知道。被告人路某既没有走私的主观故意，也没有走私的动机和目的，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于某波表示认罪，但辩称其有部分产品是在国内购买。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现在证据不能排除于某波涉诉行为中部分为合法经营的合理怀疑，请求法院查明。
被告人于某彦表示认罪，但辩称其只是帮于某波在香港把旧手机换成新手机。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于某彦在共同犯罪中只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减轻处罚。于某彦夫妇均被羁押，家有幼年子女需要扶养，肯请给被告人于某彦施以缓刑。
被告人程某艳表示认罪，但辩称其只是偶尔去档口帮忙。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被告人系属从犯，其介入本案的情节、程度较轻，所起作用较小，社会危害相对有限。被告人系初犯、偶犯，有强烈的悔罪态度。目前被告人家庭主要成员均因本案被羁押，家中老人、小孩需要照顾，请法院依法对其予以缓刑。
被告人程某表示认罪，但辩称其是2013年5月才帮于某波打工的。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被告人“以旧换新”的方式在香港置换手机的行为不构成走私罪。被告人程某在本案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请求法院对其减轻处罚。
本院经审理查明，自2012年始，被告人路某、于某彦、于某波、程某艳为牟取非法利益结伙共同走私，被告人程某于2013年3月接受于某波的雇请参与共同走私。五名被告人以在香港直接购买苹果电子产品委托水客偷运入境、和在深圳收购旧苹果手机偷运至香港以旧换新后委托水客偷运入境两种方式实施走私行为。具体分工如下：于某波、程某艳在XXX市场查看苹果电子产品价格，告知路某。路某则根据于某波、程某艳提供的信息，与于某波商议后，在香港采购宜于在深圳售卖的苹果电子产品，后委托“阿伍”、“阿峰”、“新托工”、施某（另案处理）等通关团伙偷运入境。货物入境后，由于某波、程某艳在XXX档口销售，团伙共同牟利。于某彦则负责租赁档口、管理团伙账目及向程某艳提供发货信息等。程某接受于某波的雇请后，与施某等水客交接货物及在XXX档口销售手机。于某波、程某还从XXX市场收购旧苹果手机，委托施某等偷运入香港，由于某彦等在香港集中置换后再：由施某等偷运回XXX，交给于某波、程某售卖。
经查，2012年3月至2013年9月期间，被告人路某、于某波，程某艳走私苹果电子产品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53911383.67元；被告人程某自2013年3月参与走私，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10927101.85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物证：证实扣押物品的情况。
2、书证
（1）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拘传证、拘留证、拘留通知书、延长拘留期限通知书、被告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逮捕证及家属通知书、逮捕通知书，证实：本案的立案、拘留、逮捕时间，未发现有违法情形。
（2）常住人口信息表，证实：各被告人的身份信息。
（3）抓获经过、查获经过，证实：2013年6月底宁波海关缉私局发现深圳关区内有重大走私行为，将线索移送到深圳海关缉私局。2013年9月8日，深圳海关缉私局根据前期情报经营线索，组织文锦渡海关缉私分局开展代号为“HS16”的大型查缉行动，先后抓获五名被告人。
（4）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清单，证实侦查人员对被告人的住处和飞扬时代大厦、远望数码城的柜台等进行了搜查，扣押了手机、平板电脑等物品和单据一批。
（5）深圳远望数码商城提供的商铺租赁合同、于某彦身份证复印件，证实：于某彦于2012.10.23开始租用远望数码商城A2-179档口，租期为2012.11.1-2.15.6.30。于某彦所留联系手机号码为134××××2777。
（6）于某彦住所查获的英文售后回单复印件及翻译件，
证实：该单据系2013.7.1-2013.7.11购买苹果手机的售后保修单。由于手机存在传感器不工作、视频无声音等问题，已更换新机。于某彦辨认上述单据并签名。
（7）于某彦住所查获的记账本复印件，证实：该记账本记录了路某于6月15日收到货品iphone4G、4S、5G，ipad2wifi、3G，ipad4wifi、4G，ipadminiwifi、4G黑色共计10，272件、白色共计10，807件，XX电讯公司在6月14日支付交易金额为3，850，000.00元的情况；“年后至5月31日”购买苹果手机的型号数量、港币折合人民币的换算情况；手机销售情况等。此外，记账本还注有“2.16-6.16的香港费用4万元人民币已给会计”、“海燕自带回”、“付吴小姐43台新机，18台于／25台路”、“付拖工100台白I5”等文字。于某彦辨认上述单据并签名。
（8）送货单复印件，证实：一部分系在于某彦住所查获的送货单复印件，记载了销售苹果手机的型号、数量、价格、送货地址、付款情况。于某彦辨认并签名。余下部分系在于某住所查获的送货单复印件，记载了2013年7月底至8月期间，销售苹果手机的型号、数量、价格、送货地址、付款情况，及“欠路某到货”的具体手机型号、数量和包括“阿伍、阿忆拖工拖费”在内的该类手机价格的情况，以及欠阿伍、阿彬、伍弟、阿平、阿忆等“拖工拖费”的情况。于某辨认是于某波交给其制作电子账册的资料；于某波辨认该送货单是其本人记录。上述单据记载说明，路某在香港已经支付了包括拖工费在内的手机货款。
（9）于某彦、于某、蔡某、程某艳、于某波及路某手机提取的信息及图片信息，证明了于某波、路某、于某彦、程某艳四人共同合作走私苹果电子产品的过程。
（10）短信记录及证据情况说明，证实：侦查人员从施某及欧某君手机中提取了二人手机与被告人程某的短信记录。施某辨认为其本人所发，并确认短信记录中的数字系施某将于某波、程某让其送至香港以旧换新获得的全新苹果手机走私入境后送交给程某的数量，其中第一个数字是iphone4s手机数量、第二个数字是iphone5手机数量。
（11）电子邮件界面复印件及证据情况说明，证实：本案侦查人员在于某电脑中查获了于某按照路某、于某波团伙要求记录的电子帐，并交付司法统计。该电子帐在于某发送给于某彦、于某波和路某的电子邮件中分别显示为表格文件“于某燕-2013档口核算联结系统”和“于某燕-2012档口核算联结系统”。上述表格文件中交易客户为“路某”、交易内容为“转入手机”和“购入手机”条目中的“转入”数量即为该团伙在香港购买并走私入境的苹果手机及其他苹果电子产品的数量。
（12）QQ邮箱往来记录，2012.8-2013.7于某彦在与于某的邮件往来中，有要求于某将账目核算发送给路某邮箱，询问于某某月的花销明细以及核对其与于某波记录是否一致、账目中转入资金、拖费、库存、利润是否正确等内容。于某将电子账目同时发送给于某波、路某、于某彦三人，其中于某还发送了“程某2012档口核算联结系统”、“程某2013档口核算联结系统”给于某彦三人。另外在2012.11.8于某发送给于某彦三人核对的账目中有核对“路某香港支付托费及用款”一项，该项列为费用一栏，与收入、成本等并列，最后核算出2012.9.30-11.3的累积利润为52万。
（13）电子账册，于某辨认是根据与于某彦、于某波提供的单据制作的2012.2.2-2013.1.30电子数据。于某波辨认“日记账2013.2.1-7.18是于某作的帐，通过邮件发给我，看过”。于某彦辨认并签字。于某辨认是根据于某波提供的单据制作的2013.2.1-7.18电子帐。上述于某记载的账目列有苹果电子产品（手机、iPad等）的型号、销售客户、数量、单价、总价、收入，及于某彦、路某转账、路某外购手机、路某香港费用、拖工阿伍、伍弟、新拖工、阿平、阿忆、阿宾、阿峰、拖工吴等费用，以及飞扬销售等项目。
（14）电子账册打印件两本，经于某辨认，确认其中一本为其根据于某波交给其的单据，使用其台式电脑所做的2012.2.17-2013.1.30期间路某等人购入和销售手机等货物情况的电子帐，该电子帐已发送给于某彦三人，显示在2013.1.31邮件附件“于某燕-2012档口核算联结系统”中；另一本为其根据于某波交给其的单据，使用其台式电脑所做的2013.2.1-2013.7.18期间路某等人购入和销售手机等货物情况的电子帐，该电子帐已发送给于某彦三人，显示在2013.7.21邮件附件“于某燕-2013档口核算联结系统”中。于某确认，上述两本电子帐中交易客户为“路某”，交易内容为“转入手机”及“购入手机”列中记录的数量为路某你购买并交给深圳于某波的手机和平板电脑数量。
（15）银行账户资料，侦查机关调取了于某波、于某彦、宋某兰、路某凯、欧某君、程某等人的银行账户资料，并予以冻结。银行资料体现了被告人笔录、手机记录中提及的转账过程。
（16）深圳市司法会计鉴定中心统计情况说明，该中心依据侦查机关提供的2012.2-2013.7公司日记账电子文档以及于某未来得及做账的2013.7.19-8.16送货单复印件，统计内容如下：电子帐反映，路某“购入手机”或“转入手机”（明细反映并不完全为手机包括其他电子产品）的数量为76936（无计量单位），金额为287907494（无货币单位）。送货单反映，“欠路某到货”的阿伍和阿忆货物数量合计9995台，货物总价26298582元，拖工拖费总价为544175元，货物总价与拖工拖费总价合计金额26842757元。上述数据说明了于某波团伙通过路某在香港采购并委托水客走私入境的货物数量。
（17）《海关总署缉私局关于深圳海关缉私局HS16专案中有关问题的批复》，海关总署缉私局对本案批复如下：本案所涉通过水客携带进境“以旧换新”后的苹果手机，系被告人在国内大量收购旧手机后偷运到香港集中兑换而得，化整为零偷运入境后又化零为整集中在国内市场上直接销售，其属性已不再是海关法意义上应税进境物品，而变成了以销售为目的的货物，具有典型的贸易性质，其具体用途显然不是自用，且出境时未向海关申报备案，数量也大大超出了合理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第五章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这些“以旧换新”后的苹果手机正常入境通关时，应按进口货物办理缴纳进口税等相关海关手续。本案中被告人周密组织大量水客携带新苹果手机进境的行为，显然是为了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缴税款，违反了海关法律法规，客观上也造成了偷逃应缴税款的危害后果，其行为符合走私普通货物罪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理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18）延长羁押材料，证实：因案情重大复杂，侦查机关依法延长羁押期限。
（19）调取证据通知书，证实：深圳海关缉私局向腾讯公司调取邮箱注册信息、登录记录及邮箱内容。
（20）冻结财产通知书，证实：依法对有关银行账户进行冻结。
（21）冻结、扣押钱款情况说明，证实：本案冻结的于某彦等涉案账户已续冻，暂扣现金存于文锦渡海关暂扣款账户。
（22）取保候审决定书，证实：文锦渡海关缉私分局对于某、蔡某决定取保候审。
（23）鉴定意见通知书，证实：通知被告人路某、于某波、于某彦、程某艳程某拒绝在在鉴定意见通知书上签字。
（24）辩护人提供XX电讯有限公司注册资料，证实：XX公司于2012.5.28在香港设立，系私人公司，股东于某彦，股本总值港币10000元。2013.5.28公司股东变更为路某。该公司的设立不符合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法人资格条件，不应以单位主体论。
3、证人证言
（1）施某（水客，另案处理），证实其为路某、于某波走私手机入境的过程。2013年8月15日20时45分，我发信息给“海波小舅”（程某）问他晚上有多少手机发过去香港，因为于某波夫妇和程某收的旧手机需要通过我发去香港的部分都是由程某交给我，换回来的新手机也是我交到程某手上的。在我家查扣的台式电脑里提取的图片是我姑妈（“传治”施某治）记录的记账单。“阿威”就是黄某威，黄某威的记账单里面记录的是我姑妈雇请黄某威组织水客带进来的新手机的型号、数量、托工费和报价，数量右上角的数字就是保价。记录“海洋”、“路某”、“波”的记账单是和于某洋、路某、于某波对账用的，记录的是发往香港的旧机和走私入境的新机的型号、数量和拖工费，没有专门标注型号的手机都是指IPHONE4s。我从黄某威那里接到的走私入境的手机送到XXX振华路路边将手机交给于某波、于某洋、于某彦、路某梅及他们的小弟。黄某威他们是拖工，用港币结算，于某洋他们是货主，用人民币结算，我姑妈赚的就是这个差价。黄某威走私入境的手机是自己接的，之后送到XXX振华路边，交给于某波、于某洋、于某彦、路某梅及他们的小弟。
辨认笔录：施某辨认出货主于某波、货主于某彦、货主于某波的小舅子程某。
（2）蔡某（受雇人员），承认受雇于于某波，并指证于某波是老板、在外带回全新苹果裸机；程某艳是老板娘、协助管理XXX档口；程某是大哥、指导其工作、其平时向程某报告工作、程某主要负责收旧手机交给施某到香港置换回新手机，并证实程某2013年3月之前已经为于某波工作。擦手机、制造故障机、网上预约换手机等工作是程某和同事教我的。一般都是老板于某波去拿回来的，我看到的都是裸机。新机和置换回来的机器一样要擦手机。
辨认笔录：辨认出老板于某波、老板娘程某艳、大哥程某、水客“胖哥”施某。
（3）于某，证实其受于某彦、于某波的雇请，按照二人提供的原始单据为于某彦、于某波、路某三人做电子账册的过程，对电子账册中相应情况进行了说明。我给于某波他们做账是从2010年开始的。刚开始我是给于某彦做账，都是一些以旧换新手机的帐。做了一段时间后因为经常数据对不上，于某彦就不找我了。过了一段时间到了2012年4、5月份，于某彦又找我帮她做账。第一批单据是于某彦拿给我的，账目是2012年2月份的账目。因为我工作的地方离于某波档口比较近，于某彦就让我找于某波拿单据，所以之后都是于某波提供单据给我做账，我下班的时间经过于某波那附近就在远望的门口让他把单据拿给我。做完后我发到他们的邮箱，他们有疑问会通过电话、短信或电子邮件方式问我，和我对账。一般对的是全新手机的那本帐，也就是“于某彦档口账”。我给他们做的一共有三本账。分别是“程某档口账”、“于某彦档口账”和“于某彦旧机器档口账”，是于某彦和于某波让我分开记。于某彦档口账是全新机器的账，另外两本都是收手机和卖手机（旧手机）的账。
2012年刚开始和于某彦谈好，如果一个月做一次账，我就收取500元人民币／月的报酬。如果一两个星期就做一次的话，我就收取2000元人民币／月的报酬。2012年下半年基本上都是一两个星期做一次。今年开始少一些，基本上是20天到一个月做一次。报酬都是于某波拿现金给我，交单据的时候把报酬给我。你们提取的手机信息时我收发的短信息。从于某彦的电子邮箱里面提取的邮件就是我和于某彦之间往来的邮件。在我家里查获的四张单据的复印件就是于某波交给我的单据，我还没有来得及做成电子账。有三张单据都是记在全新手机的账里也就是“于某彦档口账”里的，是关于路某全新手机和平板电脑到货的情况，单据里面各个拖工的拖工费是接着转入手机的后面，记录了拖工的称呼和欠拖工费的数目，这些最终统计在利润表的费用里面。我一直都是这样记录的。从于某彦的邮箱提取的由我发给他们三人的日记账都是我根据他们给我的单据制作的。利润表的成本，就是当月路某转入手机的单价与于某波他们外购手机（他们从其他档口购买的手机）的单价的加权平均单价乘以当月的销售数量；收入就是于某波他们销售手机的金额。辨认笔录：辨认出于某波、于某彦。
（4）施某（“肥仔”）：证实2012.7开始和其姑妈施某治（即“吴小姐”）共同走私手机，货主为于某波、于某洋、路某梅夫妇等人。于某波这边将旧手机交给自己、从自己手中接走私入境的新手机、并互发短信对数的是于某波的手下程某。手机号码135××××3277是“海波小舅”程某；151××××7777是于某波；134××××2777是于某彦；135××××6666是路某。自己的账户用于收取水客带工费。
（5）欧某君（施某妻子）：证实2012.6施某开始为施某治（吴小姐）走私手机入境，主要负责国内货主的交接，自己于2013.3加入，货主有于某波等人。施某治找水客将手机走私入境后，有人收齐手机交给施某夫妇，后施某夫妇送货给货主，货主将带工费付至施某账户。于某波这边交旧手机并接新手机的人是程某。水客头是威哥。手机绝大部分是iphone4s，有少量iphone5。
（6）黄某威：证实2013.5开始其为施某从香港带手机到深圳，其中苹果手机为全新手机，收取每台27-43元不等的带工费。
（7）黄某聪：证实2013.3开始其帮黄某威向水客收取走私入境的手机，后交给施某夫妇。
（8）王某兰：证实其按照黄某威的安排，从施某处收取带工费后支付给水客。
4、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路某供述，否认南山区瑞峰花园的住所存放过苹果手机或电脑，辩称不清楚于某彦、于某波等人从香港进口手机在XXX销售一事、不认识于某、其香港公司的客户直接到店拿货，不清楚随身手机内提取的于某彦给其信件的内容。2012年中，我在香港设立了XX电讯有限公司，是以我和我老婆于某彦名义设立的，有三个员工。公司在香港先达广场租赁了铺位，开始在香港苏宁镭射公司购买全新的苹果手机进行销售，我是和该公司的“阿文”联系的。我没有从香港进口手机入境销售。我不清楚于某彦和于某波等人从香港进口手机销售的事情，不想回答。有客户向公司订货时，就会通过银行转账先把货款打给我，然后他们把来拿货的人的名字和电话发给我。拿货人来了之后我核对完身份就把货发给他。我和于某彦在香港设立XX电讯有限公司，主营苹果系列产品，除于某波外还有其他客户。
辨认笔录：辨认出于某彦、于某波。
（2）、被告人于某波供述，2012年至今，我在XXX销售从香港带进来的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我购入的手机和电脑货源有两种途径，一部分是我通过我妹夫路某在香港购买后找“胖子”带到深圳给我，另一部分是我在XXX收的旧手机，通过胖子（施某）带到香港去找我妹于某彦换成新手机，再带回深圳给我。2012年底，我和于某洋去香港看到苹果直营店有人用旧手机换成新的手机，在门口直接卖掉，价格比深圳便宜。所以我就让于某彦帮我在香港直营店买那些换出来的新手机，她说让她老公路某买。我和路某通过微信和电话谈好后，路某每天都会把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型号和价钱通过微信发给我，我就把货款打入路某给我的账号。路某买好了手机之后我就让胖子去取货，他再把手机和平板电脑带到深圳给我。路某帮我买的手机主要是苹果4S和苹果5，平板电脑是MINI，都是全新的。香港采购的手机都是胖子帮我带回深圳的，如何带到深圳的我不清楚。我没有和路某讲利润如何分，都是他给我报价，我觉得合适就要，我不知道他从中赚多少。
今年春节之前我在XXX租了个档口A2-179用于销售新手机。春节之后我在飞扬时代手机市场租了F3D328用于回收旧手机，这个档口是程某负责的。回收一台手机是2700元左右，回收旧的平板电脑是1500元左右，都是苹果的。我们在档口收了旧手机之后就给胖子，他会把旧手机带到香港，按照我的要求交给于某彦，于某彦换成新机之后再给胖子带回深圳交给我或者程某、阿勇、阿通，我们再在远望数码广场卖给客户。新手机也都是苹果的。我不清楚胖子如何带旧手机到香港以及如何带新手机到深圳的。我卖的手机和平板电脑都是新的。我让胖子给我带回深圳的手机和平板电脑都是新的，带工费是45元到55元人民币不等。旧手机带去香港的带工费是20元人民币。一个月或两个月结算一次。我在我家楼下的交通银行转账到胖子给我的账号上。飞扬时代手机市场的档口是我老婆程某艳的弟弟程某打理的，于哥（于某）帮我做账，阿通和阿勇帮我跟胖子交接货，有时候程某也要交接货。程某艳有时候去打理远望数码广场的生意。程某每个月工资是2000元人民币，包吃住，住我家。于哥和阿通每个月是2000元人民币。阿勇每个月2500元人民币。我们没有仓库，平时的货物都放在我家里，在航苑大厦B座1307室。我不知道带回深圳的手机是否有申报，都是胖子带的，他找谁带的我不清楚。我不知道我的行为是违法。
辨认笔录：辨认出施某、于某。
（3）、被告人于某彦供述，于某波是我哥哥，以前在XXX收旧的手机直接销售。今年开始他主要找我老公路某从香港采购苹果全新行货手机4S和5。2012年5、6月份路某在香港以我的名义注册了香港XX电讯有限公司，主要采购苹果手机销售给国内客户，是他自己负责运营。但我不知道于某波等人销售的手机是否也从路某那里拿货。我不知道于某波和路某是怎么合作的，我只知道他们从香港采购的手机是“水客”带进来的，具体找谁和怎么支付带工费我不清楚。今年于某波跟我说手机生意比较忙，我通过朋友小丽介绍了于某给于某波当财务。我今年多次借钱给于某波用于周转，便提出由于某把手机经营的账目发给我和路某，我的邮箱63683252@qq.com，于某波也同意。之后于某也把账目发给我了，但是我手机浏览的时候格式不对，只看到房租是4500元。我也只是了解一下。我有一张工商银行卡、尾号8056；一张建设银行卡，尾号037；一张交通银行卡，尾号7202；和一张恒生银行卡放在路某那里使用，用于收支费用，包括货款、开支等。路某收到钱之后都会打电话给我对数。由于是网银操作，他也会跟我要验证码。有一些国内的人转来很多款项，路某说是货款。转出的费用里有一次是于某波让我转了一笔9万多元人民给肥仔，于某波说是欠肥仔的钱。我不知道是不是水客的带工费。肥仔帮助于某波和路某姐姐路某梅找水客把他们在XXX收购的旧苹果手机带到香港，我或者我朋友把这些旧手机送去苹果售后部门换取新的手机之后，在香港旺角地铁站交给肥仔或者吴小姐（电话5105×××0），他们再找水客带入境交给于某波的手下程某或者路某梅。我送手机到售后是不收钱的，我给我朋友每台50元港币。换回来的苹果手机大概一个月有几百台，具体数量我记录在香港家里的笔记本上，放在我家里。每次交新手机给肥仔我也会发短信给于某波、于某洋和路某梅他们对数。水客的拖工费是于某波和路某梅与肥仔结算的。于某波的老婆程某艳帮于某波在XXX远望数码城卖手机。路某梅和老公王某忠在飞扬时代手机市场有个档口，不知道他们怎么分工的。于某洋和他老婆自己做生意，李某胜是他们小弟，他们和我们没有生意往来。肥仔的老婆我在香港的苹果售后服务店见过几次，她和肥仔一起去售后，但我没有送过手机给她。
辨认笔录：辨认出肥仔施某、施某老婆欧某君、于某、路某、王某忠、路某梅、李某鹤、李某胜、程某、程某艳、于某洋、于某波。
（4）、被告人程某艳供述：我老公于某波电话151××××7777，还有一个电话尾数是567。我的微信名是“艳：）”。我们在远望数码城的档口是A2-179，叫做源兴配件，做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MINI生意的。我们没有仓库。我没事的时候会去坐一下，档口是于某波负责的，请了陈某勇、秋波和阿通，都是于某波管的，请他们帮忙接货、送货，他们住在我家里。一起住的工人有“阿通”蔡某、“阿勇”陈某勇、“秋波”许某波，帮忙拿货、送货。不清楚怎么拿货、送货。
（5）、被告人程某供述：我今年6月份经朋友阿伟介绍到飞扬时代卖二手手机，老板是于某彦，主要卖苹果的二手手机。我还有在市场上收旧的苹果4S手机。我每个月工资三、四千元左右，提供住处。但我还没有领到工资。我现在住的是姐姐程某艳家，同住的还有于某波和于某波父母、蔡某。蔡某是于某波请来的小弟，负责送货的。2013年过完年后3月份左右来深圳，先在飞扬时代收旧手机，6月份开始在飞扬时代看档，档口是3D328。飞扬时代档口的老板可能是于某波或者于某彦，是于某波让我在那里卖货和收旧手机的。我收的都是苹果4S手机，多数是有质量问题的。如果没有质量问题的话我就让蔡某用针挑一下电池上面的感应线，手机感应不好就可以以旧换新了。我收的手机都有记账，是记给于某波看的。收手机的钱也是于某波给的，早上出门的时候他会给我现金五万元左右。收回的手机我交给蔡某带回家，再打电话叫胖子过来拿，我就向于某彦告诉她手机的数量。胖子换了新手机之后再拿回家里。胖子拿回来的新手机也都是苹果4S的，数量和我给他的旧手机的数量一致。除了胖子之外还有他老婆来接货，我有和她联系收货送货的事情。胖子拿手机的情况，我会发信息给于某彦，告诉她手机的数量。胖子送来新手机后，蔡某送我在飞扬时代的档口和远望那边，一边送一半。
辨认笔录：辨认出施某、于某彦、于某波、程某艳。
5、鉴定意见
（1）、检验证书，证实：由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证书。2013.9.8现场查获的iPad为平板电脑（黑色）IPADminni／A1432／16GBWIFI／709英寸，标称产地中国，全新60台、平板电脑（白色）IPADminni／A1432／16GBWIFI／709英寸，标称产地中国，全新4**台。共计550台。
（2）、涉嫌走私案件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及HS16-“7.08”走私普通货物案计税说明，证实本案计核偷逃税款的依据由三部分组成：（1）侦查机关于2013.9.8在于某住所扣押记载有路某、于某波团伙走私情况的记账单据一批，系于某波交给于某做电子账所用，反映了2013.7.19-8.16期间由路某在香港采购并委托拖工走私入境的苹果电子产品数量、单价及带工费情况。经司法会计鉴定中心统计，数量合计9995台，货物总价26298582元，拖工拖费总价为544175元，货物总价与拖工拖费总价合计金额26842757元。经深圳海关审单处计核（深关计税字（13-09）11514号），以实际成交价格计税，该部分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4563254.91元。（2）侦查人员调取了于某根据于某彦、于某波提供资料而制作的电子帐，反映了2012.2-2013.7.18期间路某在香港采购并委托拖工走私入境的苹果电子产品数量、单价情况，记录在路某“转入手机”、“购入手机”等项下。经司法会计鉴定中心统计，路某购入苹果电子产品的数量为76936台，金额为287907494元。经深圳海关审单处计核（深关计税字（14-02）00812号），以实际成交价格计税，该部分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48944273.98元。（3）侦查人员于2013.9.8在于某波住所查获走私进口全新苹果电脑550台（本案书证蔡某与程某的微信记录、于某波与路某的微信记录、阿伍送货单，以及于某波的口供均反映该批电脑系路某在香港采购后由拖工阿伍于2013.9.6走私入境交至于某波处）。经深圳海关审单处计核（深关计税字（14-02）00819号），以海关资料价格计税，该部分偷逃应交税额共计人民币159397.04元。（4）此外，侦查机关以2013.3作为程某加入路某、于某波走私团伙的节点，根据上述于某制作的电子帐目进行统计，在该节点后程某参与走私苹果电子产品的数量为17081台、总价62839083元。经深圳海关审单处计核（深关计税字（14-02）01066号），以实际成交价格计税，该部分偷逃应交税额共计人民币106282644.11元。
（3）、涉嫌走私案件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深关计税字（14-09）07076号及计税情况说明，证实：侦查机关根据施某、欧某君与程某的短信核算了2013.7-9期间程某参与接收的走私进口的全新苹果手机的数量，共计539台。按照施某确认的手机型号并依照该型号最低规格计核，该部分事实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244457.74元。
6、电子数据
（1）、检验报告，证实：由深圳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深关缉鉴（电子物证）字（2014）015号，检测被告人手机信息。来源2013年9月8日，深圳海关缉私局根据前期情报经营线索，组织文锦渡海关缉私分局开展代号为“HS16”的大型查缉行动。检材为在行动中，现场查扣涉嫌走私货物一批。检材的手机中提取通讯录、收件箱、短信息、已发送短信息、已删除短信、已拨电话条数等相关信息。
（2）、检验报告，深关缉鉴（电子物证）字（2014）016号，证实：侦查机关从施某和欧某君手机中提取短信记录等作为电子物证。
（3）、检验报告，深关缉鉴（电子物证）字（2014）120号，证实：侦查机关从程某艳手机提取短信记录、微信记录、照片等作为电子物证。
（4）、检验报告，深关缉鉴（电子物证）字（2014）121号，证实：侦查机关从于某电脑硬盘中提取数据作为电子物证。
根据控辩双方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
（一）被告人路某是否有罪的问题
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首先，被告人路某、于某波的微信记录显示：于某波在深圳筹集资金及询价、路某在香港抢购利于售卖的电子产品，二人共同商议借款购机、选择水客、包装裸机等具体事务及如何应对海关监管。其次，证人于某的证言及其制作的电子账目中证实，该走私团伙的帐需要发送给路某、于某彦、于某波三人核对，而路某在香港支出的费用及水客的拖费等费用均列入了团伙共同的成本，该成本与销售手机等产品的收入之差为团伙的共同利润。再次，从于某彦被羁押后发送给路某的信件看，其与路某订立攻守同盟，由于某波承担罪责，将路某排除在外，仅承认在香港售卖手机的事实。综上，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路某参与本案的走私活动，其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
（二）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
被告人路某、于某波系本案走私犯罪的主要策划、实施者，在共同犯罪中主要作用，应认定为本案主犯。被告人于某彦、程某艳、程某协助被告人路某、于某波从事走私活动，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
本院认为，被告人路某、于某波、于某彦、程某艳、程某无视国家法律，违反海关管理法规，在香港购买电子产品或置换电子产品后委托水客偷运入境，予以售卖，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于某彦、程某艳、程某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于某彦主动预交罚金15万元，被告人程某艳主动预交罚金10万元，具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另考虑被告人于某彦、程某艳犯罪情节较轻，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本院决定对其适用缓刑。辩护人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路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696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3年11月21日起至2027年11月20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缴清）。
二、被告人于某波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696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3年9月8日起至2027年9月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缴清）。
三、被告人于某彦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缓刑考验期自本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
四、被告人程某艳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缓刑考验期自本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缴清）。
五、被告人程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3年9月8日起至2016年9月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缴清）。
六、查缴的走私物品，依法没收，上缴国库。
七、扣押在案的路某、于某波、于某彦、程某的银行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八、扣押在案的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予以没收，由侦查机关依法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王 育 平
代理审判员 林 福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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