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0402刑初293号
公诉机关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高莉莉，女，1965年4月13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长治市城区民政局救灾救济科原科长。2016年4月17日高莉莉因涉嫌贪污犯罪经长治市城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当日由长治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执行刑事拘留，2016年4月29日因涉嫌贪污罪经长治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当日由长治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长治市看守所。
辩护人陈芳，山西九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史文兰，女，1957年8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长治市城区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经济发展中心退休职工。2016年9月1日因涉嫌贪污罪被长治市城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当日由长治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执行。2016年9月20日被本院决定取保候审。
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城检公诉刑诉〔2016〕26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高莉莉、史文兰犯贪污罪，于2016年9月2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帅、被告人高莉莉及其辩护人陈芳、史文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1、2012年3月至2013年10月，被告人高莉莉在担任长治市城区民政局救灾救济科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截留、侵吞、骗取毕某、李某、曹某等459名医疗救助对象的医疗救助款共计215380元。
2、2010年10月至2012年6月，违规享受低保待遇的被告人史文兰利用被告人高莉莉担任长治市城区民政局救灾救济科科长的职务便利，以低保户身份、以虚假住院结算收据和他人检查报告，分四次共计骗取长治市城区民政局发放的住院医疗救助金共计20280元，赃款被史文兰占为己有。综上，被告人高莉莉贪污数额共计235660元，被告人史文兰伙同高莉莉贪污数额共计20280元。指控证据有：身份证明、到案经过等书证；鉴定意见；石某、吴某等人的证人证言；被告人高莉莉、史文兰的供述及辩解；视听资料等。综上，被告人高莉莉、史文兰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惩处。
被告人高莉莉辩称对其在担任长治市城区民政局救灾救济科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截留、侵吞、骗取毕某、李某、曹某等459名医疗救助对象的医疗救助款共计215380元的事实无异议，但对史文兰的情况有异议。认为史文兰符合低保条件。2010年到2012年期间史文兰享受的低保不算违规，在操作过程中，史文兰是通过工作人员入户调查确认其是低保户。但其承认给被告人史文兰多打了钱。
辩护人陈芳提出的辩护意见是：按照被告人高莉莉的陈述，其所实施的医疗救助发放表的时间是在医疗救助对象签字认可之后所发生，医疗救助对象签字认可说明这个款项性质已归个人所有，所以高莉莉的犯罪更符合职务侵占罪的相关要件；其犯罪行为和其单位财务制度管理的不完善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起诉书指控的医疗对象有一部分是其亲属，符合救助条件，高莉莉通过其他手段将金额提高，在对高莉莉进行定罪量刑时能区别对待；其当庭认罪，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高莉莉表示积极退赃；系初犯、偶犯，案发前工作表现好。
被告人史文兰对指控罪名及犯罪事实无异议。
经本院审理查明：
1、2012年3月至2013年10月，被告人高莉莉在担任长治市城区民政局救灾救济科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截留、侵吞、骗取毕某、李某、曹某等459名医疗救助对象的医疗救助款共计215380元。
2、2010年10月至2012年6月，违规享受低保待遇的被告人史文兰利用被告人高莉莉担任长治市城区民政局救灾救济科科长的职务便利，以低保户身份、以虚假住院结算收据和他人检查报告，分四次共计骗取长治市城区民政局发放的住院医疗救助金共计20280元，赃款被史文兰占为己有。综上，被告人高莉莉贪污数额共计235660元，被告人史文兰伙同高莉莉贪污数额共计2028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书证
（1）查封扣押和返还物品、文件清单，证明2016年4月17日21时至23时，依法对高莉莉住所进行了搜查，扣押养生会所卡9张、银行卡2张、存折3本、U盘1个、笔记本2本、投保单1份、工作资料472页；4月18日12时对高莉莉办公室进行了搜查，扣押笔记本3本、中行卡10张、相关文件资料7张、电脑主机1台。
（2）高莉莉主体资料，干部履历表、长治市城区民政局简介、户籍证明，证明高莉莉于1990年10月至2008年12月在长治市城区民政局工作（临时工），2009年1月正式入编，于2009年11月至今任救灾救助科科长。
（3）长治市财政局、民政局关于医疗救助资金通知及城区财政局下达医疗救助资金的通知的相关文件，证明城区财政局根据长财社文件，将民政局2011年城市医疗救助资金159万元、189万元；2012年城市医疗救助资金22.6万元、110万元；2013年中央、省财政城市医疗救助资金254万元、232.4万元列入“用于从事医疗救助的公益金支出”“城市医疗救助”科目执行，要求合理安排，专款专用。
（4）高莉莉涉案金额统计表，证明根据长治市城区民政局财务室留存《医疗救助发放表》（局长签字版）和长治潞州农村商业银行留存《医疗救助发放表》（纸质版+电子版）核对整理，经统计高莉莉从审批时间2012年4月18日至2013年2月4日分别从上百名申请人员中套取金额167030元。高莉莉对涉案金额统计表无异议，并签字按手印。
（5）长治农商银行紫东支行医疗救助款发放相关材料，证明2011年1月6日到2013年2月6日为城区民政局代发医疗救助明细。5月9日吴某取款10000元、4月15日和5月15日董某分别取款740元和3700元、6月13日和7月5日高某分别取款8000元和5000元、史文兰5月6日取款6000元、7月15日岳某取款8200元、8月31日沈某取款10000元、8月2日李某取款7510元、9月2日赵某取款8000元、9月3日、5日郭某取款2160元和2100元、2012年12月21日赵某取款370元、2013年2月2日王某取款2690元、3月17日耿某取款724元、3月21日申某取款872元、4月24日王某取款4443元。
（6）长治市城区城市医疗救助金审批表。
（7）银行提供的《医疗救助发放表》。
（8）银行流水明细，证明长治农商银行紫东支行出具打印了对沈某等21人的银行账户明细查询。中国银行长治建中支行出具打印的账户明细。
（9）个人取款凭条复印件。
（10）长治市城区民政局提供的2012、2013年《医疗救助发放表》及相关资料，证明2012年4月20日长治市城区民政局转长治农商银行紫东支行126360元用于发放54人医疗救助；5月3日转449200元发放95人医疗救助；6月6日转411660元发放76人医疗救助；6月29日转392426元发放119人医疗救助；7月11日转城区二院32570元发放36人医疗救助；7月27日转123380元发放43人医疗救助；8月27日转458090元发放88人医疗救助；8月31日转159330元发放45人医疗救助；9月28日转387460元发放99人医疗救助；10月8日转城区二院28410元发放26人医疗救助；10月30日转135820元发放53人医疗救助；11月12日转124240元发放50人医疗救助；11月29日转392390元发放143人医疗救助；12月31日转城区二院26055元发放31人医疗救助；12月29日转338610元发放116人医疗救助；2013年2月4日转269560元发放94人医疗救助。
（11）情况说明，长治市城区民政局对赵某、罗某的医疗救助档案进行查找。
（12）长治市城区民政局情况说明：经2016年9月9日局务会研究，对史文兰不符合低保资格的情况说明，史文兰应从2008年10月终止低保资格，对史文兰2008年10月至2012年3月领取的低保金应当追回，对区检察院转送我局的四份2010年至2012年的关于史文兰以低保户身份享受的医疗救助金应当追回。
（13）史文兰申请医疗救助审批材料。
（14）医疗救助的相关文件。
（15）史文兰退休、身份证明，证明史文兰退休年月为2007年8月。
2、证人证言
（1）证人石某证言主要内容：石某婆婆吴某患有肺炎、气管炎、冠心病、乳腺肿瘤，公公王某患有尿毒症，2011年左右，石某和丈夫通过村里给公公、婆婆申报过大病医疗救助款，没有向城区民政局移交过申报材料。医疗救助款在2013年下来过一次，金额5400元，另外还有两次，都是两千多元，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钱都是从其公公、婆婆的中国银行卡上取得，没有领取过现金。其公公、婆婆没有农村信用社银行卡，也没有从信用社卡上取过钱，检察院调查2012年其婆婆吴某农村信用社银行卡上打过共计19300元的大病医疗救助款其不知道怎么回事，其没有领取过这些钱。其家里人没人用过××××这个电话号码。
（2）证人吴某证言主要内容：在农村信用社没有银行卡。
没有从银行取款机上取过钱。没有以现金的形式领过大病医疗救助款。没有使用过××××这个电话号码。
（3）证人岳某证言主要内容：最近几年其没有住过院，其家人也没有住过院。其和其家人没有到长治市城区民政局申请过医疗救助金，没有向长治市城区民政局提交过身份证。高某最近几年没有生过病住院，也没有使用自己的身份证到民政部门申请过医疗救助金。
（4）证人曹某证言：
主要内容：其本人没有申请过日常门诊的医疗救助，其父亲曹某、母亲张某、妹妹曹某、妹夫原某都申请过日常门诊的医疗救助，手续都是曹某去办理的。大概是2012年、2013年其给他们向民政部门申请过日常门诊救助，每人每年是不超过2000元的限额，申请过程是写好申请之后，将申请、低保证明、药费单据提交到民政部门，还有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等民政部门批下来之后通知其，其去民政部门领上银行卡，钱下来之后其去银行将钱取了。其父亲申请过住院救助金一次，记不清时间了，只领了一、二百。其也没有取过这7600元钱。其妹妹名下的农商银行卡，其中2012年12月3日进入10000元，申请的救助金每年不会超过2000元，从来没有取过这10000元钱救助金。
主要内容：因为其父母年龄大了脑子不行行动也不便，所以他们的医疗救助的事情都是其去办的。其妹妹腿脚不便，其妹夫心脏不好，所以他们俩的医疗救助的事情也是其去办的。每年都是申请一次，申请的是门诊救助。有时候是1500元，有时候是2000元，最高就是每人每年2000元。其父母的救助款都是其去领的，其妹妹、妹夫的救助款有时候是其去，有时候是他孩子跟上其一块儿去领的。刚开始发的是现金，后来通过农村信用银行卡发放，这四张卡不是同时发的。现在是通过中国银行银行卡发放。有时候是分别发到个人的银行账户内，有时候是发到其中两个人的账户内。其父母的是发到其母亲张某的账户上了，其妹他们家是合并发放到原某账户上了。民政局合并的，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因为张某和曹某是一家人，曹某和原某是一家人，将他们的钱合并发放是按户发放的。2013年6月25日城区民政局往曹某××××账户打款6200元，这个卡不在曹某手上，钱也不是曹某领的。其妹只要是去领钱就要叫上其一起去，因为她自己领不了钱。2013年6月25日城区民政局往曹某中国银行卡号为：××××的账户内打款6500元，这个银行卡不在其家人手上，钱也不是其家人领的，如果其领了这个钱会签字的其确定没有领过这笔钱。城区民政局的《医疗救助发放表》上显示：2013年6月其签字领走了曹某尾号××××这张银行卡，同时其还签字领走了曹某尾号××××的银行卡，是其签字领卡的时候只是看他们的救助金额是多少，并没有看过他们的银行卡号是多少，其去银行领钱的时候只要卡内的金额和民政局签字时的那个金额一样就行。其确定的是公诉机关查明的发到曹某卡上的6200元和发到曹某卡上的6500元这两笔钱确定没有发给其家，这两张银行卡确定不在其家人手上。
（5）证人王某证言
2016年4月19日询问笔录主要内容：高莉莉总体负责全科工作。在医疗救助工作中，高莉莉负责审批救助手续，申请拨款、制作、核对发放表，发放银行卡。一共制作四份发放表，其作的电脑留存的表，其他三个表高莉莉制作的。
2016年6月22日询问笔录主要内容：所有的银行卡卡号信息都是由高莉莉在录入的。她没让我们录，每次录银行卡的事情都是她自己在做，包括发银行卡的时候也是，高莉莉看着领卡人签字，所有的银行卡都是高莉莉锁着呢。给每个病人本人办一张银行卡，后期病人自己有卡就自己提供卡，不用我们办，一家子也是办两个卡，即使是一家子也是分别发放救助款到本人的银行卡内。
（6）证人韩某证言主要内容：其于2014年3月5日调入城区民政局工作，任副局长，从4月开始分管医疗救助、五保户和社会工作。其分管时救灾救助科科长是高莉莉，其主要审批医疗救助的金额和人数，高莉莉和科室工作人员先拿上《医疗救助审批表》让我审核签字，之后他们制作《医疗救助发放表》让我签字后，再找局长签字，剩下工作由科室具体负责办理。医疗救助款是通过银行卡给受助者发放，侯某负责跑银行，卡是谁办的其不清楚。送往银行的表是高莉莉和科室的人制作的，那次谁制作的就不清楚了。其分管救灾救助科之前是郝某副局长分管。
（7）证人郝某证言主要内容：其是2007年2月调入长治市城区民政局工作的，后任民政局副局长，从2010年开始分管医疗救助工作到2014年4月，其分管医疗救助期间的主要职责是对医疗救助的申请进行审批，其会看申请者的档案，看是否符合救助条件，申报者所在的社区和街道是否签字盖章，民政局的具体承办人员是否初审签字，给申报者的救助款是否按规定比例进行计算，每个申报者的材料其都尽量逐一审核，重点抽查，而申报档案都是高莉莉所在科室提供给的，材料通过其审核后，其会在通过的《医疗救助审批表》上签字，写上同意发放多少金额救助款，然后签字。在高莉莉负责救助工作期间，申报者档案和汇总表都是高莉莉或者他们科室的其他人员来给其送的，其审核的时候出现不一样的情况就会标出来，并通知经办人改正，经办人核实后按正确的金额填报到审批表上，最后以正确的金额拨付救助款。大病医疗救助基本是一个月审批一次。发放时间其不太清楚，其的审批是一到三天时间，其审批完后科室汇总一下，然后根据财务的情况进行发放。医疗救助从2011年开始通过银行转账发放，申报救助人领取救助款时，在医疗救助发放表上签字，医疗救助由财务科和救灾救济科发放，其并不清楚发放业务是把救助款打到受助人自己的卡上，还是民政局统一办理的卡上，只有发放救助款的科室清楚这项业务，其并不清楚是哪个科室发放救助款，其负责审批核查。高莉莉是在救灾救济科工作，该科室还有侯某和王某，侯某负责入户调查和救灾工作，王某负责救助的申报手续以及其他申报手续、汇总表的制作，高莉莉负责全面审核工作。他们对申报救助的定额是住院救助，每人每年封顶不超过一万元，门诊救助，每人每年封顶不超过三千元，每人不会超过封顶数额，因为来申报时，高莉莉只要在电脑上一输入名字就知道这个人一年内领了多少钱，这种情况是可以监督到位的。其并不知道有些受助人领取的救助款已经超了每年的封顶金额，因为这个工作日常是由高莉莉监管，其一直以为这块没有什么问题，其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其没有参与高莉莉的贪污行为，也没发现高莉莉有贪污行为，不清楚她赃款的去向，也没有收过高莉莉给的钱物。
（8）证人候某证言主要内容：其从2012年4、5月份的时候调入救灾救助科工作至今，高莉莉是科长，2013年王某调入其科，2015年郭某也到其科工作。该科主要业务是医疗救助、五保供养和救灾救济，低保户、低收入家庭和困难户都可以申请医疗救助，其接受申报手续后会入户调查，之后领导审批申报手续，审批完高莉莉开始制表，领导在制表上签字后高莉莉再制一份送银行的表，表送到银行后，申报户的卡上就有钱了。《城市医疗救助审批表》是谁接受手续谁签字，发放表、汇总表和送银行的表是由高莉莉制作。
（9）证人赵某证言主要内容：其哥哥找赵某与2012年因患脑出血疾病住院，花费了四五万元的住院费，随后其就向长治市城区民政局申请了医疗救助金。他申请了一次，是其办理的。2012年其哥赵某生病住院期间，其就到城区民政局后面的平房里找到了医疗救助窗口，咨询了一下申请救助金需要什么材料，随后其按照民政局的要求，给民政局提供了申请表，其哥的身份证、户口本、诊断证明、残疾证、低保证明、照片等材料，大概过了十来天，其又去民政局咨询，民政局给了其一张信用社的银行卡，其给他们签字后，随后在延安南路的信用社将2000元的医疗救助金取了出来。之后其就没有再去申请过医疗救助金。同时，他没有领取过其他医疗救助。2012年9月2日山西省农村信用社个人取款凭证，赵某（账号：××××）上面的签字不是赵某签的，他就不会写字，其也没有见过这个卡，其去民政局领的不是这张卡。
（10）证人关某证言主要内容：医疗救助其申请过两次，其母亲赵某申请了一次。其第一次申请的时候民政局高莉莉说其误了，把其的申请材料扔进了垃圾桶。其第二次申请是和其母亲的一起申请的，那次申请的材料民政局拨了钱，发的钱都打到民政局发给其母亲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卡里了，这是2012年的事，当时给其母亲发了2000元，其是500元。没发钱的那次好像是2010或2011年的事。民政局没有给其发卡，其去民政局领取银行卡的时候，民政局的高莉莉让其签字，其在其母亲赵某那栏和自己那栏都签字了，其也看到其签字的那两栏银行卡号不一样。但是发卡的时候高莉莉跟其说只有其母亲赵某的卡，没有其的卡。其拿起签字那个本看其签字的那栏银行卡号与其母亲那栏的银行卡号时，高莉莉就把那个签字本抢走了，说她只有一张卡，她把救助其的500元打到其母亲卡上了。其领上卡以后就到银行查了查，其发现上面只有其母亲的救助款。其又返回民政局，其让高莉莉查查其和其母亲分别是多少钱。查了后其看见其母亲是2000多，其是500元，其母亲的卡上只有她的2000多元，没有其的500元。其问高莉莉怎么回事，高莉莉说随后将其的500元打到其母亲的那张卡上，她说钱打进去后，通知其。隔了几天，高莉莉打电话通知其钱打进去了，其看了一下钱真的进去了。其从来没有办过银行卡，只有一个农业银行的存折，是民政局通知办的。民政局给其发的医疗救助银行卡密码是高莉莉告诉我的。以其的身份证在农村信用社开的银行卡在2012年10月31日进去了500元，11月13日进去6800元，这两笔钱不是其拿的，其就不知道这两笔钱。
（11）证人牛某证言主要内容：申某和申某是在2012年7月28日来到敬老院的，申某现在还在敬老院，申某在2012年9月11日死亡。其记不清有没有代替他们领取医疗救助款了，其院的老人每人每年可领取3000元的医疗救助款，除此之外没有领取过其他的医疗救助款，其也记不清有没有领申某的银行卡，其只记的申某、申某两人其共领取过6000元的医疗救助款，其没有跟民政局高莉莉提供给一些补助款的事情，侦查部门提供的申某银行卡取款票据上申某的签名不是其所签，应该是高莉莉的字体。
（12）证人张某证言主要内容：其堂姐张某给其父亲申请的（大病医疗救助）他不是低保户，生病花了好几万块钱，具体情况其哥知道。（申请）交到紫坊村大队民政员那里，民政员再交到民政局那儿，发放了6000元。这笔钱是其妻子去民政局领的银行卡，钱也是其妻子从银行卡取出来的，当时卡上就是6000元。当时给其父亲申请大病医疗救助款的事情都是其妻子在跑，所以大队通知其家人去民政局领卡的时候，其妻子就去了，她说当时她是抱着孩子去的民政局领卡，民政局的人让她签字她就签了，当时没注意看表上是否有救助金额。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她记不清签字那张表上都有什么内容了。其堂姐张某在紫坊村委工作，其父亲的大病医疗救助申请就是她替其办的。民政上的人先通知的她是6000元，然后她告诉的其，其家才去领的。
（13）证人刘某证言主要内容：申请过两次（大病医疗救助款），其是三四年前申请的，具体是哪年其老了记不清了。因前列腺增生申请的。其出院后将其的住院手续给了其侄孙刘某，是刘某替其交到民政局申报的。刘某是其村的村干部，其村的这种事儿就是找他办，他拿上手续到民政局给老百姓办。一次给了其600多还是700多元，其记不清了，另一次给其批的钱其记不清了。记不清哪年领的钱，从民政局一个小女孩手上领的卡。城区民政局院里政务大厅旁边那个小家里领的，那个很小，没有你们办案区这个家大。第一次是其自己在紫金东路信用社开了个卡，民政局往这个卡上打了600-700元。第二次是民政局给其发的卡，卡上多少钱其不知道，这张卡给了其二儿子刘某，钱他花了。其只记得给其发卡这个女的连同民政局另外一个女的去过我家调查过家庭情况。是一个年轻女的，脸白白的。紫坊村有一个叫刘某的人，身份证号××××，在2012年的时候因前列腺增生曾在民政局申报过大病医疗救助，民政局在2012年4月的时候给其发放救助款3280元，其记不清自己的身份证号，但这个人不是其本人，其没领过3280元，但其的病是这个病。
（13）证人程某证言主要内容：其因喉咙上有点不舒服在和济医院做了个小手术，出院后其爱人程某到民政局申报的大病医疗救助。当时其爱人程某因鼻窦炎在市医院做了个小手术，她也一起申报了大病医疗救助。其的批了800多块钱，其爱人的批了1000块左右，具体金额记不清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其爱人当时跟我说领了。民政局发的银行卡，然后把这两笔钱打到了银行卡上。给的是中国银行的一张银行卡。其爱人说当时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跟她说，因为他们俩是一家子，给一张银行卡就行了，民政局的人说给他俩打钱的时候将钱打到一张卡上方便，好象是以其爱人程某的名义开的。其生病报钱这个事情是其爱人一手办的，是她办完之后告诉其给其补了800多块钱，其他的事情其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其没有在中国银行开过卡。调查中发现以其的身份证号在中国银行开过的账户，账户号是：××××，这个银行卡不是其本人开的。2013年4月26日城区民政局往这个账户上打过10000元，这笔钱其也没有收到，其根本不知道这笔钱的事情。以其名字开的这张银行卡不在其爱人手上，她很确定地说当时民政局就给了她一张银行卡，给她的那张卡是以她名字开的，不是以其名字开的，而且上面就只有1000多块钱。
（14）证人赵某证言主要内容：大概是2012年的时候，其母亲因腰椎间盘突出、脑萎缩在长治市中医院住院治疗。其听说低保户可以申报大病医疗救助，其母亲出院后其问了小西门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其低保户是有这个政策。其就给其母亲向城区民政局申报了大病医疗救助。批了1330元，其取出1300元给了其母亲，剩余30元还在卡上，其想的是以后这张卡还能用。民政局给了一张银行卡，然后把钱打到这张卡上，卡号是××××。当时有个情况需要说明一下，其母亲是2012年申报的大病医疗救助，当时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跟其说等过上一段时间让其去领卡，可其等了一段时间后去民政局看的时候，民政局的一个年轻女的跟其说她不负责这块，那个负责这块工作的年龄大的那个女的没上班。又过了一段时间其去找，年龄大的那个女的上班了，她给我看了看，她说其母亲的申报资料都有，就是没有其母亲的银行卡。后来她跟其说随后再给其母亲办张卡，再给其母亲发钱。当时已经到了年底，快过春节了。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在2013年的夏天，其又去找民政局问其母亲的大病医疗救助的事情。年龄大的那个女工作人员找了半天找出了其母亲的银行卡，然后给了其。其拿上卡后给其签了字，还按了手印。把卡拿回来后，其看了看上面的钱就是其签字的那个钱。钱应该是2012年批的，但是2013年给其发的。因为其母亲胳膊有残疾，只要出门都是其带她出去，其肯定她自己没有去过民政局领过卡。其母亲申报大病医疗救助的时候是以脑中风申报的，不是以腰椎间盘突出申报的。其他没有补充的了。
（15）证人闫某询问笔录主要内容：申请过（医疗救助），他们俩所有的申请都是其到民政局给办的。基本上都能批，但具体每次领了多少钱其现在记不清了。刚开始领的是现金，后来是把钱打到银行卡里。往信用社的银行卡里发过，往中国银行的卡里发过。一般情况下，其一年给他俩每人各申请一次医疗救助。2012年其印象里给他们俩各申请了一次大病医疗救助，发放了，但金额记不清了。一般情况下每年其只给他们各申请一次，民政局也只给他们俩各发放一次救助。其记不清2012年是否曾申请过两次以上。其不记得沈某在农村信用社有银行卡。民政局没有通过其手转交过银行卡给沈某，但民政局是否亲自把银行卡发给了沈某其就不清楚了。沈某这张银行卡在2012年8月31日在山西省农村信用社长治市太行东街支行取款10000元，取款人“沈某”，其声明这笔钱不是其拿的，签字是不是沈某本人的其不敢说，是不是她拿的钱其也不敢说，但是其敢说当时这个时间沈某正在城区二院住院，她不可能出来办这个事情。2012年12月30日城区民政局往沈某这张银行卡上打了7100元，其不知道这笔钱是什么钱，其没有取，沈某在住院她是否取其不知道。2013年其给沈某申报过大病医疗救助，就申请过一次，因为那年6月她就去世了，去世后其给她申报过一次。2013年城区民政局给沈某批了4250元医疗救助款，但打到沈某中国银行卡号为××××账户上的金额却是3050元，比审批的钱少了1200元，这个情况其不知道。
（16）证人赵某证言主要内容：因为其家是低保户，所以生病后向城区民政局申请了大病医疗救助。老伴是尿毒症，他是从2009年开始透析的，2009年透析那会儿还不知道有这个救助所以没有申请过。后来在医院透析的时候听别人说可以申请这个钱，所以才去申请的。但是具体是从哪年开始申请的记不清了。每年都要申请，申请过几次记不清了，有时候能批下来钱，有时候就批不下来钱。其是宫颈癌申请的救助，我记得2013年有一回，2015年有一回，还有一次记不清是哪年了。发过现金，往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卡上发过，往中国银行的银行卡上发过。刚开始是找李某办的，后来变成高莉莉，那个科叫什么不知道，只知道负责管这个事儿的科长叫高莉莉。其是去民政局办医疗救助的时候认识她的，每次都是找她办事，所以认识她了。基本上每次都能批下来救助款，不管金额多少，基本都能批下来。刚开始发现金，后来发到银行卡上，发到其和其老伴的银行卡上。给其往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卡上发过，往中国银行的银行卡上发过。民政局统一办的卡然后给其二人发下来的。有时候是高莉莉发银行卡，有时候是另外一个小女孩发银行卡。每次都是民政局的人打电话让去领银行卡，其二人就去了。中国银行长治建中支行2013年城区民政局《医疗救助发放表》，该明细表上显示2013年6月4日城区民政局往账号为××××的账户打款8500元，这个账户的户主是赵某，其没有这个银行卡，这个钱没有发给其，其不知道这发的是什么钱。其记得有一次民政局将其二人的钱打到一张银行卡上了，其老伴问高莉莉为什么两人的钱打到一张卡上了，高莉莉说其二人都申请了，是一家子，打到一张卡上就行了。所以当时高莉莉就只给了其二人一张卡，就是其老伴牛某的那张卡，钱也是打到他那张卡上了。后来，民政局又给其发了一张中国银行的卡，具体是什么时候给其发卡的记不清了，但是知道是在那次问高莉莉之后发的。其没注意过签字那张表上是否有救助金额，但是其觉得有两次发给其家的救助款好象是少了200块钱，但是是哪次少了钱记不清了。当时觉得交给民政局的药费单按他们算钱的比例好象是少给了其家钱。去问过高莉莉，高莉莉说就是这么多，还说本来就是国家救助我们的让其二人知足，其后来再也不敢多问了。
（17）证人许某证言主要内容：申请过一次（大病医疗救助），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其母亲冯某生病后向城区民政局申请了大病医疗救助，民政局给其母亲发了五千元左右的救助款，是一次性发给其母亲的。民政局让其去办一张中国银行的银行卡，其就去八一广场西北角上的中国银行办理了一张银行卡，然后其把银行卡给了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然后救助款就直接打到中国银行的银行卡上了。其从民政局把银行卡领出来以后当天就去了中国银行取了钱，当时是在ATM机上取的钱。其家人没有这个中国银行卡卡号为××××的卡。2013年8月2日城区民政局往这个银行账户上打款2000元，2013年9月3号城区民政局往这个银行账户上打款3400元，这两笔钱其没有领过，那个时间其母亲已经得病了，已经没有能力自己外出了，但是她是否领了这笔钱其不知道。
（18）证人李某证言主要内容：其低保户身份申请过医疗救助。高莉莉负责的那个科。去申办医疗救助的时候认识的，以前不知道她叫什么，后来去的次数多了听别人叫她高莉莉其就知道她是谁了。其老公郭某也申请过医疗救助，其去办的，也是交给了高莉莉。其只知道其给郭某只申请过一次医疗救助，给其申请过两次左右，其中一次是其和郭某一块申请的，其和其爱人一块申请的那次是哪年申请的其记不清了。批下来了，一个人好像批了800元，一共批了1600元。其取钱的时候好像是在大庆路对面那个农村信用社取的。卡是民政局高莉莉发的，其记得当时她还让其签了字。2012年11月29日城区民政局往以其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打过10000元钱，2012年7月27日城区民政局往这个账户还打过7510元，但其称没有领到这两笔钱。领卡的时候民政局让其签字其就签了，但其现在想不起来当时是领了一张卡还是领了两张卡了。李某××××账户的交易流水和传票，2012年7月27日民政局将7510元打入这个账户内，2012年8月2日通过柜台取走7510元，“李某”的签字不是其的签字，其写不了这么好的字。其申请的是日常救助，住院没有申请过医疗救助。其印象里每年批一次，每次都不超过1000元，具体给的几百其也记不清了。
（19）证人申某证言主要内容：其是特困低保户，只要生病住院拿上医院的单据直接就可以去民政局要求救助。其生病有六年了，每年都要住院，每年都要去民政局申请救助，民政局每年都会救助其。救助一般是在低保科，那个工作见了面知道是民政局的，但不知道她叫什么。有时候救助1000多元，有时候救助2000多元，最多的一次救助了大概有5000多块钱。每年只救助一次。从生病开始那年申请的，大概是2011年左右开始。有时候是发到银行卡里，有时候是直接转到医院的账户上，最近两三年是直接转到医院的账户上。民政局发过一个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卡，发过一个中国银行的银行卡，钱就是往这两个卡上打的。其没有收到2013年6月民政局发给其的6800元的救助款。以其的名义在中国银行还有一个账户，卡号为：××××，这个银行卡不是其的，不在其手上。
（20）证人崔某证言主要内容：申请过好几次（医疗救助），具体几次记不清了。一般就是给报1000多块钱，住院的时候报的多一点儿。民政局发过农村信用社的存折，但记不清发过几个。以其的名义在农村信用社还开有三个账户，一个账户是××××，2012年9月1日城区民政局往这个账户转款7100元，因其脑梗十几年，记不清是否收到过这笔钱，也不知道这个账户是不是我的。2012年12月3日，城区民政局往这个账户上又转款6500元，这个钱其记不清了。其不会会从自动取款机取钱，要取的话是银行保安替其取。以其的名义在农村信用社还有一个账户，城区民政局2012年《医疗救助发放表》显示该账户号为：××××，2012年4月城区民政局往这个账户给其打了2410元，签字栏“崔某”签的字是其签的，签了字了就应该是领了钱了。2012年城区民政局《医疗救助发放表》发现，2012年4月城区民政局往其名下账户为：××××的账户转款800元，其记得有个几百块钱是转给其了，但记不得给其打钱的那个账户是多少了。长治潞洲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9月5日传票显示，2012年9月5日郭某从其××××账户取款2100元，但这笔钱没有给其，其不认识这个人。
（21）证人李某证言主要内容：2012年阴历8月份的时候，其老公因脑梗在和济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其给他到民政局申报的大病医疗救助，批了，但记不清批了多少钱。2012年2月4日城区民政局往卡户名为：张某，卡号为××××的账户打过1100元，这笔钱不是其老公或其取走了，那个时候其老公还没有生病住院，还没有申报。
（22）证人陈某证言主要内容：其老公王某因高血压，其儿子王某因白血病曾向城区民政局申请过大病医疗救助，他俩的救助都是其向城区民政局去申请的，因为其家是低保户可以直接去申请。民政局负责收申请材料的工作人员叫高莉莉，来其家家访的也是高莉莉，打电话通知去领银行存折的也是高莉莉，去民政局领银行存折和银行卡的时候也是找高莉莉领的。
2012王某领了1500元，王某领了3000元。城区民政局2013年的医疗救助发放表，上面载明王某2013年因高血压领取日常医疗救助1200元，王某因白血压领取日常救助3000元，这个钱其想不起来了，每次去民政局领银行卡的时候高莉莉都要让其签字，如果民政局的表上有其的签字就证明是其领了，如果没有其的签字就说明不是其领了。印象里2013年城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给其发放过中国银行的银行卡，户主王某。中国银行长治建中支行《医疗救助发放表》明细表显示：2013年4月26日城区民政局往身份证号为××××，户名：王某，账号：××××账户打款10000元，这个身份证号和其儿子王某的身份证号一样，这个银行卡没有发给我家，我家也没有收到过这10000元钱。
（23）证人苗某证言主要内容：其和其老婆每年都要向民政局申报医疗救助，很多年了。其能记得最早的就是2011年其老婆住院做手术那两次都申报了。每次申报城区民政局都给其批了医疗救助款。无论救助金额的多少，总之是都救助过。其在民政局高莉莉高主任管的那个科申报的救助，其是去民政局申报救助的时候认识她的，民政局每个工作台上就有写有工作人员名字的牌子，其看见那个牌子上写着她的名字。还有，经常申报救助，通过别人那儿打听出来的，管这个事情的那个女的就叫高莉莉。高莉莉说郭某卡丢了，当时其还让她给其再找找，她说找不见了，很多人的卡都找不见了。她说找不见了，其也没敢再多说什么，其就和其老婆去银行重新办了一张新卡。2013年一共3800元，其800元，郭某3000元。城区民政局2013年9月25日往以郭某名义在中国银行开的××××账户打过1400元，这1400元不是其爱人郭某领取，她说她没领过这个钱。其也没有领过这个钱。
（24）证人证言2016年9月12日询问笔录，关于史文兰低保方面的正常询问。
（25）证人范某证言主要内容：其给我母亲办理的医疗救助。民政局的高莉莉给其发的银行卡，其印象里高莉莉曾经说过要照顾其母亲，具体怎样照顾好像没有说。2012年7月，城区民政局向其母亲王某××××的账户打款2000元，这笔钱其家收到之后用于家庭支出了。当时其一直在催其朋友还钱，其一直去银行查询他给其打钱来没有，在查询时看见钱多了2000元。
4.犯罪嫌疑人供述及辩解
（1）犯罪嫌疑人高莉莉讯问笔录
2016年4月17、18、21日的讯问笔录主要内容：我于2009年11月担任城区民政局救灾救助科的负责人，主要业务有医疗救助、救灾救济和五保供养。2012年我在担任救灾救助科的负责人期间，在发放医疗救助资金的过程中，在给银行送发放表之前，将表中的某些救助对象的救助资金减少100-5000元不等的金额，放在我准备的另一张银行卡里（我准备的银行卡是指有的夫妻都申请医疗救助时，都办有卡，发钱时只给一人卡里打钱，另一张卡用于套取救助款，或者给有卡的救助户再开一张卡，钱只打到他本身卡上，我用给他开的另一张卡套取救助款）。修改后的表送到银行后，银行将钱打入银行卡后，我从ATM机或柜台上将我准备的银行卡里的钱取出来。具体套取出多少救助款记不清了，以核对出来的金额为准。我的行为没有和别人说过，我每月套取出来的金额原来记载在一个本子上，后来单位搬迁找不到了。我在柜台上取钱时写的是卡病人的名字。根据长治市城区民政局财务室留存《医疗救助发放表》（局长签字版）和长治潞州农村商业银行留存《医疗救助发放表》（纸质版+电子版）核对整理，经统计2012年4月至2013年2月，存在问题的医疗救助金额167030元。经依次逐笔核对，通过非正常手段任意删减一些人的医疗救助款，再通过虚增银行账户将钱转出归自己使用或转给他人共计167030元无异议。给岳某、高某、史文兰虚增救助款，是因为他们是我的母亲和亲戚，生活困难，想多照顾她们；给别的人虚增救助款是也是因为家庭困难，就想帮助他们；有些我想不起来了；其他的钱主要用于给了社会上一些有困难的人了。我使用套取救助款的银行卡有的是我拿着，但记不清放哪了，有的我用完后就扔了。
2016年6月23日讯问笔录主要内容：我自己记得贪污的是6万多，前几天检察人员跟我核实的是16万多。从2012年开始贪污，把救助对象的救助款拿出一部分放到一个我事先准备好的卡里边，然后把钱就套出来了。一般是有两个卡的那种情况我用他一个卡套款，比如他有卡，我们又给他做了一个卡，这种情况我就用我们做的那个卡往外套钱。因为这些卡都是公共密码，我知道公共密码是多少，所以能去银行取钱。我持卡去取钱的话只需要我的身份证就可以了，不用银行卡户主的身份证。我印象里有三个人卡套现，是岳某、高某、史文兰三个人的卡。还有申某、申某中的一个，吴某、沈某。我改过医疗救助发放表和送到银行由银行代发医疗救助款的医疗救助发放表，我还将救助对象的救助金额改过。
贪污的钱用于救助一些困难的人，其中包含我们单位的救助对象。我以前下乡单位不给派车，也不给报销打的费，每次一有灾就给我打电话，我就跑过去。从来没人给我报过车费。贪污的这些钱有些是用于救灾时打车了。
2016年4月29日讯问笔录主要内容：通过入户调查发现一些病人他的家庭条件、子女条件相对好一些，病种相对轻一些，将他们的医疗救助款拿出一部分，放在另外一个多余的卡上，然后把这个卡上的钱拿走。往银行送的医疗救助发放表另外做了一张，在那张表上把救助金额给改了。我是在候某、王某将那个表做完之后在表上改的内容，我不知道她们是否知道我改了这个表，她们没有跟我说过。贪污的钱我只拿了其中不到六万块钱，其他的钱是别人拿了，我没有证据我不敢说。主要用于给我母亲岳某、我表姐史文兰、我侄女高某看病买药了。
2016年6月24日讯问笔录主要内容：我对2012年和2013年的涉案金额核对完了无异议。
2016年8月26日讯问笔录主要内容：赃款的去向：1、给路上遇到困难的人了；2、在工作中用于一些公务支出了，3、给过五保户和本身就是医疗救助对象。我还给过我亲属表姐史文兰、母亲岳某、侄女高某。我亲属不知道给他们虚增了钱，史文兰对我们这项工作不是很了解，她问我的时，我就说照顾你呢。史文兰的每次申请救助手续是他自己提供的。2012年5月3日史文兰有个门诊救助，按最高标准也就是300元，但是我给她打到银行卡上6250元，2012年6月6日，史文兰没有申报救助，我给她打到银行卡上9230元，我打电话跟他说弄医疗救助了，她提供了卖药的票、诊断证明、身份证复印件这些给了我。
2016年9月2日讯问笔录主要内容：史文兰以前是低保户，现在不是，她以低保户的名义申请过医疗救助，我认为应该了解医疗救助方面的政策。史文兰提供的材料一般是我收的，她提供的门诊票、药票，我没有严格审批，2010年10月份，有一次住院的结算单不合适，其中有一张住院的结算单据是她的，另外一张不是她的。我觉得钱不多，就照顾她，一起给她结算了。2010-2011年的时候史文兰申请了医疗救助，钱下来了我给她打电话，她问我多少钱，我说6000多，她问我怎么这么多，我说照顾你呢，她没有再问。2012年我从别人审批的救助金里面扣出来9000多元钱给她。她这次没申请，我告诉她说是给你买的药票在我这，你的相关一些手续我这有，给你弄了点医疗救助。
2016年9月11日讯问笔录，对高莉莉进行的提问主要为史文兰低保符合资格及史文兰的医疗救助档案材料的审查，与之前的供述基本相同。
（2）犯罪嫌疑人史文兰讯问笔录
2016年4月17日讯问笔录主要内容：我因膀胱白斑向长治市城区民政局申报过大病医疗救助。在和济医院住院期间，花费了一万元左右医疗费用。申报大病医疗救助的事情我找负责这个工作的高莉莉帮我办了。我把手续给了高莉莉以后，她给我办理了相关审批手续，我当时因为这件事经常去找高莉莉打听进度，后来高莉莉跟我说让我去她那拿了一张银行卡，大病医疗救助款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到她给我的这张卡上的。银行卡是农村信用社的卡，一共领过一万多元，我最多领取了两次大病医疗救助，我领了几次大病医疗救助就申报了几次，我记得我去医院准备资料有过两次。我当时多次找高莉莉让她帮我申报大病医疗救助，说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困难，让她帮我想想办法，高莉莉答应了我，让我把手续给她。我一共领取了15480元大病医疗救助。
2016年8月31日询问笔录主要内容：我申请过救助，住院救助以及出院后也申请过，民政局大概给了我15000元左右。我向民政局提供过诊断证明和买药的小票，出院证等，我直接给了高莉莉，这些材料有真的，有假的。2010年《长治市城区医疗救助金审批表》后附','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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