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20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425号农业银行大楼11-18层。
负责人：袁明男，职务：行长。
委托代理人：詹俊妮、梁韵，均系广东华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中山七路华福里40号首层
法定代表人：熊文强，职务：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林少波、原永俊，均系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佩玲，女，汉族，1952年2月22日出生，住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俊良，男，汉族，1955年10月10日出生，住广州市荔湾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俊强，男，汉族，1957年9月23日出生，住广州市荔湾区。
委托代理人：郑家文（郑俊强的儿子），男，汉族，1992年12月8日出生，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佩嫦，女，汉族，1960年12月22日出生，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俊杰，男，汉族，1949年1月19日出生，香港居民，住址：香港屯门。
委托代理人：郑俊良。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俊彦，男，汉族，1952年11月28日出生，香港居民，住址：香港九龙。
委托代理人：郑俊良。
原审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德政中路312号三楼。
法定代表人：徐柏铭，职务：总经理。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以下简称“省农行”）、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华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原审被告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粤华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3民初100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省农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省农行无需向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等人支付临迁补助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省农行无需向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等人支付逾期回迁补助费；3.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省农行无需向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等人支付逾期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的补偿金；4.一、二审诉讼费由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与粤华公司虽然未以书面方式明确临时安置补助费的支付时间，但其在诉状中已确认是“按月”收取前述相关费用的，即证明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对“按月支付临时补偿费”的方式是知悉并认可的，双方以实际行为明确了债务的履行期限，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述的“双方没有约定临迁费的支付时间”的事实情况，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中，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在其一审诉状中自述：“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与省农行、粤华公司达成口头协议，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自行安排住处，由省农行、粤华公司按月向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可知，口头协议也是《合同法》规定的有效的、合法协议形式，本案中，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与粤华公司虽然未以书面方式明确临时安置补助费的支付时间，但双方均确认是“按月”支付及收取相关费用的，该行为均表明了各方以实际行动表示履行口头协议，也证明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对“按月支付临时补偿费”的方式是知悉并认可的。故本案各方均以实际行为明确了债务的履行期限，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述的“双方没有约定临迁费的支付时间”的事实情况，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根据上文可知，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不存在可随时向省农行主张前述权利的基础，其在粤华公司未向其按月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之时起就已经知晓其权益受到侵害，故法院对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关于“临时安置补助费”这一诉请中已过2年诉讼时效的部分，应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本文第一点论述可知，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不存在可随时向省农行主张前述权利的基础，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对粤华公司应向其“按月支付临时补偿费”的方式是知悉并认可的，双方以实际行为明确了债务的履行期限，在粤华公司未向其按月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之时起就已经知晓其权益受到侵害了。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在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关于“临时安置补助费”这一诉请中，部分诉请已过2年诉讼时效，对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请，应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错误。三、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要求省农行支付延期补助费和补偿金的法律依据《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早已失效，不应以该条例作为审理本案的法律依据，且涉案房屋的拆迁行为是发生在1992年，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对城市房屋拆迁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的相关规定，本案应适用房屋被拆迁时施行的法律、法规即《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1992年1月6日颁布实施)作为审理依据，一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依据《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施行期间：从1997年9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止，下称“97条例”)的规定，向省农行提出向其支付延期补助费和逾期支付临时安置补偿费的补偿金的诉请主张。但经查，前述条例的施行时间是从1997年9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止而根据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提供的(1991)穗法房复字第279号《民事判决书》(下称“279号判决”)可知，本案涉案房屋的拆迁时间是在1992年，并非在该条例的施行期间。因此鉴于本案涉案房屋的拆迁行为是发生在1992年，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对城市房屋拆迁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均是以房屋被拆迁时施行的法律、法规作为审理依据，故本案应适用1992年1月6日颁布实施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而不应适用已废止的97条例。另经查，97条例被废止之后，承接前述管理条例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施行期间：2004年1月1日至2012年6月8日)，未对延期补助费和补偿金做相关规定，故从前述相关法律条文的变更可看出，立法者认为“延期补助费和逾期支付临时安置补偿费的补偿金”的规定不适应市场发展需要，不再支持拆迁人向被拆迁人支付有关逾期回迁补助费和补偿金。因此，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要求省农行向其支付2010年5月起至今的延期补助费和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四、退一步讲，即使省农行需要支付延期补助费及补偿金，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的部分请求也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法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判决省农行需向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支付2010年5月1日起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前述费用，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所主张的延期补助费及补偿金这两项费用仅在97条例中有规定，且该规定的第51条明文规定：“在过渡期限内，拆迁人应按月将一临时安置补助费或延期补助费付给被拆除房屋使用人。……”。鉴于，省农行及粤华公司均未与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就延期补助费及补充金的支付方式重新约定，因此本案各方应严格依据97条例的规定执行，即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应在粤华公司未按月支付延期补助费及补偿金之日起的两年内起诉。但截至本案一审起诉之日止，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的延期补助费及补偿金诉请早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虽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主张在此期间有向省农行主张前述权利，但却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综上，即使省农行需要向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支付延期补助费及补偿金，从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提起本案诉讼之日止往前推2年之前的诉请也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规定，故一审法院判决需向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支付2010年5月1日起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前述费用，属适用法律错误。五、省农行与粤华公司已于2009年对涉案房屋涉及的拆迁项目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省农行退出涉案拆迁项目，有关拆迁项目的权利义务全部由粤华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判决要求省农行承担相关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省农行提交证据《解除合同协议书》可知，省农行已经于2009年1月14日与粤华公司协议退出涉案房屋的拆迁项目因该项目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均由粤华公司承担，省农行不应再承担该项目的相关权利义务。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要求省农行承担相关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之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驳回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的诉讼请求。
粤华有限公司诉称：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判粤华公司、省农行共同支付2016年1月2日至2017年1月3日止的临迁补助费（每月按2317.36元计算）给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2.一、二审诉讼费由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查明临迁补助费的性质，导致错误判决。临迁补助费本质上属于拆迁人对被拆迁人因房屋拆迁导致的租金收益损失或自行安排住所的租金支出的补偿，故法律从该概念创设时起便是直接与租金挂钩，事实上由租金引申而出，其法律本质为租金。(一)从拆迁导致被拆迁人损失的性质角度上看，房屋拆迁对被拆迁人带来的损失或者是因房屋无法自主需要另寻场所导致的租金支出或者是被拆迁人无法对房屋进行出租导致的租金损失，因此拆迁人对被拆迁人支付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本质上属于对被拆迁人租金损失的补偿，其本质上是拆迁人占有了该场地而支付的租金。(二)从法律创设临时安置补助费概念角度上看，首先，包括国家199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2年《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1997年《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3年《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等均规定，如果拆迁人安置临时居住的房屋的，因被拆迁人不会产生租金损失，故拆迁人不需要支付任何临时安置补助费；其次，对于原本用于出租产生租金损失的拆迁房，法律也是直接规定按租金补偿。(三)从法院判例的角度上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年已经生效、《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1992年1月初也已生效，临时安置补助费概念也已产生，但是广州市中院1992年作出的(1991)穗法房复字第279号《民事判决》在对拆迁安置补助费进行处理时，亦明确表明是房屋租金。故，从被拆迁人损失的性质、法律规定和判例，临迁补助费属于租金性质，应适用租金的相关法律规定。二、本案的临迁补助费本质属于租金，逾期回迁补助费和逾期支付临迁安置补助费的补偿金(下简称“补偿金”)本质属于债权请求权，均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审判决明显违反诉讼时效的规定。(一)本案的临迁补助费本质上属于租金，根据《民法通则》第136条第4项，迟付或拒付租金的诉讼时效为一年，故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只有权主张起诉之日起前一年的拆迁安置补助费，超过该年限的诉讼时效届满，丧失胜诉权。(二)虽然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提供的(2007)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198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临迁补助费没有适用诉讼时效，但其根本原因是对《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理解和适用错误。该案件是2007年立案，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9月1日作出《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2007)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198号的判决是与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相冲突的，即使是未定履行期限的债权，也不等于没有诉讼时效。从该判决第9页可知，省农行和粤华公司在1996年6月24日前是按月向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支付安置补助费，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明确知悉自己是按月收取相关费用的，且根据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的诉状，其明确知悉1997年《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该条例第51条明确规定了所涉费用按月支付，故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应当知悉自身权益受侵害的时间，并应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否则不应受法律强制保护。(三)从关联案件可以看出，各法院均认为：逾期回迁补助费、逾期及补偿金均适用诉讼时效的二年的规定，从案件起诉日后倒推两年期间的权利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超过诉讼时效部分则不予保护。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产生诉讼时效的计算问题，这完全是法律适用错误。三、本案不管从事实上还是从法律上均不存在需要支付逾期回迁补助费或补偿金的问题，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已生效的(1991)穗法房复字第279号《民事判决》明确表示回迁的时间为“新大楼竣工后”，其并未限定竣工时间，故在新大楼竣工前粤华有限公司均不需要为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回迁，现新大楼亦未竣工，何来延期回迁之说。若粤华有限公司在竣工后仍未为其办理回迁，才构成延期回迁，故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要求延期补助费没有事实依据。(二)本案房屋拆迁时间是1992年，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主张依据1997年《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施行时间为1997年9月1日-2003年12月31日，该条例已经失效，不能再作为判案的依据，且2003年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规定不再设定延期补助费或补偿金制度、现适用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也无该规定，且按照损失补偿原则，临迁补助费的租金性质，粤华公司迟延支付临迁补助费，除了导致其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损失外，并不产生其他损失，最多应当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损失。(三)退一步说，即使粤华有限公司需要支付逾期回迁补助费及补偿金，也应该适用上述诉讼时效的规定。四、我方查阅了国务院秘书处办公室2002年1月22日的国法秘函【2002】11号文，是专门针对城市房屋拆迁的规定，对2001年10月1日以前已经办法的房屋拆迁许可证但尚未完成的拆迁项目按照原条例规定执行，该函件答复受理拆迁的时间发生在哪个时间段就按照该时间段执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不能拿现在的法律衡量以前的历史。综上所述，临迁补助费、逾期回迁补助费和逾期支付临迁安置补助费的补偿金明确应该按月支付，有明确的履行期限，一审判决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
省农行针对粤华有限公司的上诉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
粤华有限公司针对省农行的上诉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
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针对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上诉共同辩称：一、本案中的安置补偿费不等于租金。二、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粤华公司均负有建设房屋，安排我方回迁及支付我方安置补偿费的义务，并应当对我方承担连带责任。三、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与我方没有达成口头协议的意思表示及实际行动，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与我方之间没有实际达成口头协议。四、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粤华公司已经构成逾期回迁。五、本案应当适用1997年9月1日实施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其规定的安置补偿费的标准。六、本案并不产生诉讼时效的计算问题，即便产生诉讼时效，我方的全部诉讼请求都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具体：一、关于安置补偿费等于租金的问题，根据国务院305号行政法规31条第3款，搬迁补偿费和临迁补偿费的标准由人民政府规定，1998年1月1日实施的广东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搬迁补足费和临时补足费的标准都由市人民政府规定，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可以知道临时安置补足费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具有补助性质，支付标准由政府统一制定，租金通常由出租人和承租人协商一致约定，所以临时安置补足费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由政府统一规定，同时具备补足被拆迁人性质的法律，其法律性质不等同于租金。粤华有限公司在混淆两者的概念，逃避其应尽的法律义务。二、首先，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与我方没有签订任何拆迁补偿协议，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是根据生效判决将我方的房屋拆除，根据拆迁关系的性质及相关法律规定，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应当负有建设房屋安排被拆迁人回迁以及解决被拆迁人临时安置的义务。其次，拆迁人之间关于拆迁安置或者补偿的责任分配的任何约定均属于其内部的约定，对外没有约束力，任何一方均不能据此对外拒绝承担其应当负有的义务，同时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也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不是拆迁人，因此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粤华公司应当负有建设房屋安排我方回迁及解除我方临时安置的义务。三、根据（2007）年荔法民三初字第1012号及（2007）年穗中法民五终字3198号可知省农行及粤华有限公司均不予确认其与我方达成过口头协议，同时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也明确表示其各自也均未与我方达成任何有关安置补偿费的协议，其次，除了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一再陈述的生效判决中明确不存在该口头协议外，按照各方的实际履行情况看，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从来没有主动按时支付过该安置费用，没有主动履行过该义务，是我方一直要求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按照拆迁管理条例按月支付安置补偿费，我方有时隔一两天，有时隔一两个月主动上门追偿安置补偿费，粤华有限公司亦不定时、不定额向我方支付安置补偿费，由此可见，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与我方不存在口头协议，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更不存在向我方按月支付安置补偿费的意思表示，再者，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没有提供任何与补偿协议等书面证据证明双方已经明确约定了安置补偿费的金额及具体的支付时间等，所以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与我方的口头协议没有达成，退一步说，即便认为双方有口头协议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也只能明确双方之间已经改变临迁方式，即由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提供临迁房变为我方自行安排居住，但对于安置补偿费支付时间、金额等具体内容均没有明确表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没有约定临迁费的支付时间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97条例48条第1款规定新建回迁房9层以下的回迁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六个月，涉案房屋已经被拆除26年，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仍然没有建好回迁房，因此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已经构成逾期回迁。五、本案适用97条例的理由，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对我方拆迁安置已经构成侵权，该侵权行为和违法状态持续至今，跨越了97条例生效期间，所以本案适用97条例。根据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的一审证据参考案例，相同的地方、相同的拆迁事实，若不支持与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六、（一）双方由此至终没有签订过任何书面协议及约定过补偿费用的支付，同时法院的判决也并没有明确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完成回迁的截止时间，所以依照《民法通则》88条、《合同法》62条，我方有权随时主张安置补偿费，不产生诉讼时效的问题。（二）我方每隔几天或者几个月向省农行催收安置补偿费，但每次催收其均表示要逾期支付，让我方下次再收取，所以我方的催收行为一直没有过诉讼时效，只是由于我方当事人年纪比较大，法律意识淡薄，没有留下书面证据。七、关于国务院函件，该函件只是办公室的答复，在法律效力上不属于法律法规或者条例，没有强制性的效力，不适用于本案。
粤华公司经本院传唤没有到庭。
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粤华有限公司、粤华公司、省农行向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支付自2008年11月起至实际回迁之日止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暂计至2016年11月为224783.92元（每月按拆迁房屋建筑面积115.868平方米×20元/月计算）。2.请求判令粤华有限公司、粤华公司、省农行向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支付自2010年5月起至实际回迁之日止的延期补助费，暂计至2016年11月为366142.88元（每月按拆迁房屋建筑面积115.868平方米×20元/月×200%计算）。3.请求判令粤华有限公司、粤华公司、省农行向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支付自2010年5月1日起至实际回迁之日止的逾期支付临时安置补偿费的补偿金，暂计至2016年11月30日为167267.04元（每日按拆迁房屋建筑面积115.868平方米×20元/月×3%计算）。上述三项费用请求合计为758193.84元。4.请求判令粤华有限公司、粤华公司、省农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4月17日一审法院受理郑佩玲等六人诉省农行、粤华公司征用拆迁纠纷一案。案件经审理查明：原本市光复中路XX号三层石屎楼房及第四层梯屋，房产证记载叠合建筑面积为244.3400平方米，经房管部门测绘所核测叠合建筑面积为258.5474平方米。其中二楼北边套房归郑佩嫦、郑俊良、郑俊强、郑佩玲四人共同所有，各占产权四分之一（一厅二房，叠合建筑面积为56.7894平方米），现由郑俊强一家三口及郑佩嫦母女共五人居住。三楼北边套间房和南边天台归郑俊杰所有，叠合建筑面积为49.0786平方米，现由郑俊良居住（户籍不在该屋）。四楼梯屋归郑俊彦使用，叠合建筑面积为33.2036平方米，其中违章建筑为24.10平方米，据房屋所有证记载，该违章部分今后城市建设需要无偿拆除。1982年2月12日，省农行经广州市城市规划局以（82）城地批字第134号文批准征用该地段兴建宿舍大楼。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于1983年1月23日发出（荔）房征字第35号征地通告。1987年12月广州市城市规划局以（87）城地复字第421号文复函，同意省农行与粤华公司共同征用光复中路喜居里1、3号房屋地段建综合大楼。双方因上述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产生纠纷，1992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1）穗法房复字第279号终审判决，判令郑佩玲、郑俊彦、郑俊强户、郑佩嫦户迁往本市罗冲围涌边东街15号三楼（一厅三房，建筑面积70平方米）临迁居住；郑俊杰、郑俊良迁往本市罗冲围XX号首层一厅一房（厨厕共用，建筑面积50平方米）临迁居住；省农行、粤华公司在XX号等地段新大楼竣工后，在新楼第六层北向方位划出建筑面积56.7894平方米（含按规定分摊楼梯面积）的一个套间安置给郑俊强户、郑佩嫦户回迁居住，作为郑俊强、郑俊良、郑佩玲、郑佩嫦的产权补偿，各占四分之一产权，在新楼第六层北向方位划出建筑面积49.0786平方米的一个套间安置郑俊杰、郑俊良回迁居住，并作为对郑俊杰的产权补偿，在新楼第六层北向方位划出建筑面积10平方米（不含楼梯分摊、含厕所）的房间安置郑俊彦回迁，并作为产权补偿等。之后，郑佩玲等六人将上述房屋交省农行、粤华公司拆除。在该案查明省农行、粤华公司承认没有提供临迁房给郑佩玲等六人临迁居住，但不承认约定支付临迁费。省农行、粤华公司未能安排郑佩玲等六人回迁。一审法院据此作出（2007）荔法民三初字第12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省农行、粤华公司共同向郑佩玲等五人支付1996年6月25日起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临迁费（其中1996年6月25日起至2004年9月止，每月按1001.84元计算，2004年10月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每月按1335.78元计算）。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省农行、粤华公司共同向郑俊杰支付1992年11月25日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的临迁费（其中1992年11月25日至1993年9月24日每月按441.71元计算，1993年10月至2004年9月每月按736.18元计算，2004年10月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每月按981.57元计算）。省农行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07）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1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庭审中，郑佩玲等六人确认省农行支付临迁费至2008年12月止。
一审另查，1987年6月25日，省农行与粤华公司签订《兴建综合大楼协议书》，省农行将经批准征用的上述土地，与粤华公司合建综合大楼，双方各出所占建筑面积的基建指标和资金（即省农行占1500平方米，其余属粤华公司），省农行负责原地段的住户、铺面的搬迁安置，大楼的设计、基础土建施工、室内外水电安装等全部工程施工任务等。
2009年1月14日，省农行分别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及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发出“关于退出光复中路XX号地段开发项目的函”。
2011年6月8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粤华有限公司发出穗国房业务【2011】153号《关于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复函》，内容有：你司持《国家建设征用土地通知书》（（82）城地批字第134号）、《同意联合征地的复函》（（87）城地复字第421号）、《建筑审核书》（（88）建字第203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06）穗中法执字第1792号之一、二）向我局申请办理广州市荔湾区XX号地段综合楼项目土地有偿使用手续和《建设用地批准书》（FB090721603759）。经核查，该项目用地面积1764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8985平方米，其中商业3573.85平方米，住宅5411.15平方米，已按规定缴交土地出让金，鉴于该项目已建成，不再核发《建设用地批准书》，请你司按以下要求办理有关手续：一、向市规划局申请办理该项目建设工程规划验收；二、完善该项目拆迁补偿手续；三、向市房地产测绘所申请办理该项目房屋面积测绘；四、上述三项手续完成后，凭本函及出让金缴款发票、《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房屋面积测量成果报告书》等资料向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申请办理该项目确权登记。
2012年9月26日，广州市规划局以穗规函【2012】4952号《关于申请变更建设用地单位名称的复函》答复省农行，内容有：关于你司提出变更（82）城地批字第134号、（87）城地复字第421号文中用地单位，由你司与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征用开发，变更为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方征用开发，根据相关规定，你司应到国土部门完善土地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后，再申请办理变更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单位名称，鉴于原规划许可的综合楼已建未验收，建议你司与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办理下一步规划验收手续时，持相关文件同步办理更名手续，无需办理历史批复文件更名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法院作出（2007）荔法民三初字第1210号民事判决书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19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与省农行、粤华公司建立的是拆迁安置补偿关系，省农行、粤华公司是诉争地块的征用单位，根据拆迁关系的性质，省农行、粤华公司拆除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房屋后，负有建设房屋安排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回迁及解决临迁安置的义务。粤华有限公司作为现地块的用地单位亦付有向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支付临迁补助费、逾期回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的补偿金的义务。由于粤华有限公司、粤华公司、省农行没有提供临迁房给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临迁居住，且至今未能安排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回迁，即使双方没有约定临迁补助费、逾期回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的补偿金的支付，但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和上述法律文书所查明认定的事实，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主张按涉案房屋拆迁时拆迁主管部门公布的标准及时间计算临迁补助费、逾期回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的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由于双方没有约定临迁费的支付时间，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有权随时主张，不产生诉讼时效的计算问题，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对此的抗辩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告粤华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七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被告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支付2009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临迁补助费（按每月按2317.36元计算）给原告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被告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支付2010年5月1日起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逾期回迁补助费（按每月按2317.36元×200%计算）给原告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
三、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被告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支付2010年5月1日起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逾期支付临迁安置补助费的补偿金（每日按2317.36元×3%计算）给原告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
四、驳回原告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382元，由被告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1282元，原告郑佩玲、郑俊良、郑俊强、郑佩嫦、郑俊杰、郑俊彦共同负担1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事实。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诉讼时效、拆迁补偿责任承担。首先，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均认为依据被拆迁人的陈述，其应当知悉是每月结付临迁补助费，故此，从其知悉权益受损至提出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但经审核，该上诉主张与其诉讼中否认拆迁补助费约定相悖，同时，未有充分证据证实双方就临迁补助费的给付明确约定时限。故此，该上诉理由并无充分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省农行上诉坚持认为，其已经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退出相关合作项目，不应承担本案拆迁补偿责任。但是，如一审判决认定，作为拆迁人，省农行与被拆迁人形成拆迁安置补偿关系，其所签的解除协议属于内部合作方的法律责任处置，并不当然免除对被拆迁人的法律责任承担。至于，逾期回迁补助费、逾期支付临迁安置补助费的补偿金的给付问题，在生效判决判定拆迁人承担回迁义务的情况下，历经多年至今未予安排回迁，一审判定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承担相应责任，符合公平合理原则，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
综上，省农行、粤华有限公司上诉理据均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764元，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负担11382元，上诉人广东粤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138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东升
审判员 韩志军
审判员 刘 卉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书记员 冯冠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