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湘04行终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美红，女，198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衡山县。
法定代理人：刘某，女，1954年9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衡东县。系罗美红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世清，湖南楚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衡山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戴建衡，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金平，男，衡山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戈，湖南迪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仲文，男，198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衡山县。
上诉人罗美红因与被上诉人衡山县民政局婚姻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湖南省衡山县人民法院（2017）湘0423行初1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8年6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美红的法定代理人刘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世清，被上诉人衡山县民政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金平、唐戈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王仲文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审查明，2006年7月19日原告罗美红与第三人王仲文登记结婚。2016年5月，原告因精神分裂到衡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3月17日，原告及第三人向被告衡山县民政局申请离婚登记，提交了相关材料及离婚协议书。被告衡山县民政局婚姻登记部门受理后，依照行政审查程序对原告罗美红与第三人王仲文的离婚申请进行了审查、核实。经审查认为双方的申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遂为双方颁发了离婚证字号L430423-2017-000190《离婚证》。2017年6月13日，原告以其本人患有精神疾病，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由，起诉请求撤销被告衡山县民政局颁发的L430423-2017-000190《离婚证》，并赔偿原告因错误登记造成的经济损失50万元。
原审认为：行政法体系与司法体系是同一法律制度内两个不同法律体系，完成了行政审查程序的行政文书具有法律效力，与生效裁判文书没有效力高低差别。同一法律制度内的法律法规应当适用相同法律原则，保证法律法规的规范与一致，避免存在相互矛盾对立条款。离婚是通过法定程序解除夫妻双方特定人身关系、终止夫妻间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行为，无论通过行政审查程序离婚，还是通过司法审判程序离婚，适用的法律原则与标准相同。《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离婚的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应当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复婚登记。即离婚的男女双方可以经过结婚登记程序建立新的婚姻关系，不能采用撤销离婚证方式恢复原有婚姻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调解书，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据此，离婚属于不可逆转的法律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的离婚证明文件具有不能撤销的法律属性。离婚登记是婚姻登记机关依据行政法规施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离婚证自签发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基于法律一致原则，离婚证也具有不能撤销的法律属性，当事人不能申请撤销。2017年3月17日，原告罗美红与第三人王仲文一同前往被告衡山县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领取了L430423-2017-000190离婚证。离婚证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与第三人的婚姻关系已解除，原告申请撤销L430423-2017-000190离婚证的诉求违背了法律完整性原则，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十）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三）项、第二百零二条，参照《婚姻登记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罗美红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罗美红承担。
原审原告罗美红不服一审裁定，上诉请求：由二审法院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患有严重××，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被上诉人为患有××的人办理了自愿离婚登记，行为违法；2、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给上诉人造成了极大伤害，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衡山县民政局答辩称：1、离婚登记是一种人身关系的解除，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2、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要求对申请离婚登记的人员进行医学上的精神疾病检测，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不是医学专业人员，不可能判断他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即便是专业医务人员，对于精神疾病的检测仍需要借助专业设备、程序和方法进行检查判断；3、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在办理离婚登记时患有精神疾病。上诉人母亲刘某在上诉人申请离婚时，陪同罗美红来婚姻登记处，支持罗美红离婚，且并未声明罗美红患有精神疾病。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在2016年5月28日因病住院，同年7月11日出院，出院情况是治疗好转。上诉人在办理离婚登记时，神情清楚，能正确理解并回答工作人员的提问，在离婚登记文件上签名及加盖手模，并无异常之处；4、上诉人未就其因离婚造成损害种类、量化依据、因果关系提供证据，上诉人请求赔偿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请求依法维持原审裁定。
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原审采信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了二份证据：1、罗美红的残疾人证，该证记载：罗美红为二级精神残疾人，监护人为刘某，发证时间为2018年4月2日，批准机关为衡东残疾人联合会；2、罗美红2017年10月29日至同年12月23日在衡东康济××医院入院、出院记录，以证明上诉人罗美红患有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对上诉人提供的该证据，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如下：1、罗美红的残疾人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的发证时间为2018年4月2日，不能证明罗美红在办理离婚登记时为二级精神残疾人；2、罗美红在衡东康济××医院入院、出院记录不能证明罗美红在离婚登记时的精神状态。
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上诉人提供的二份证据均产生于上诉人办理离婚登记后的半年及一年后，不能证明罗美红进行离婚登记时的精神状态。上诉人提供的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供了一份《出生医学证明》，证明2017年10月20日上诉人在衡阳市妇幼保健院生产一女婴林兴缘，该证明“父亲姓名”一栏注明为“林五徕”。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情形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虽然上诉人在办理离婚登记前曾住院接受过××治疗，但原审第三人及上诉人在接受婚姻登记机关询问时均将该事实予以了隐瞒，上诉人在申请离婚登记时亦未提供被有关部门确认或者人民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证据，故被上诉人婚姻登记工作人员在为上诉人进行离婚登记时客观上无法通过上诉人当时的精神状态进行判断确定上诉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虽然上诉人在二审诉讼中提供了上诉人为二级精神残疾人证，但该证的签发时间为2018年4月2日，不能证明上诉人申请离婚登记时的精神状态。《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申请离婚登记需出具的证件和证明材料为：本人户口簿、身份证；本人结婚证；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第十三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在申请被上诉人予以离婚登记时，提供了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和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并载明双方自愿离婚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协调一致的意见的离婚协议书，形式上已经符合《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衡山县民政局依据《婚姻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在办理对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离婚登记过程中，审查了全部必须提供的证明材料，并要求双方签字确认《离婚询问登记表》，履行了离婚登记所应当履行的审查登记注意义务，登记行为不存在违法行为。《婚姻登记条例》第十八条（一）项规定，为不符合婚姻登记条件的当事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婚姻登记条例》并未规定对不符合离婚登记条件的人进行的离婚登记可以采用撤销的方式恢复原有婚姻关系，而是规定对违规办理婚姻登记的工作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故原审裁定认为，离婚登记属于不可逆转的法律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的离婚证明文件具有不可撤销的法律属性。离婚登记是婚姻登记机关依据行政法规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离婚证自签发之日起即具有不可撤销的法律属性，具有法律依据。原审据此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却收取上诉人50元案件受理费，违反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相关规定，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上诉人罗美红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曾 侃
审判员 罗慕蓉
审判员 文 芳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陈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