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8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育良。
委托代理人王军平，广东宽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燕婵。
委托代理人齐坤东。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健荣。
委托代理人吴云，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建强，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育良、黄燕婵为与被上诉人李健荣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2）深龙法鹏民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与被告的姐姐（第三人）曾是夫妻关系，双方于2005年5月26日登记结婚。婚后，原告与第三人均在爱尔兰工作。由于第三人起诉原告要求解除婚姻关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30日作出（2011）深中法民一终字第2363号判决书，判决准许双方离婚。原告在与被告的姐姐（第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先后多次从国外向被告汇付几笔款项。原告在上述离婚诉讼中，曾主张依法分割上述汇款。由于上述案件的案由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离婚纠纷，涉及身份关系，未宜追加被告为当事人，因此法院对原告分割上述款项的主张不予处理，并告知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原告遂以不当得利为由于2012年10月1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人民币247420.29元及利息。
关于涉案汇款的金额，根据原告提交的经领事认证的汇款单据，原告先后四次向被告在中国银行开设的账户（账号47×××93）汇入四笔款项：1、2008年1月21日，原告向被告汇款3000欧元；2、2008年12月8日，原告向被告汇款13000欧元；3、2009年7月20日，原告向被告汇款5000欧元；4、2010年5月10日，原告向被告汇款6000欧元。根据法院调取的被告上述银行账户记录，原告的上述汇款进入原告账户的时间和金额分别为：2008年1月24日，3000欧元；2008年12月11日，12985欧元；2009年7月22日，4985欧元，2010年5月12日，5985欧元。上述到账金额共计26955欧元。
关于涉案汇款性质，一、第三人在上述离婚诉讼中表示，并不知晓原告为何向被告汇款及汇款用途。二、原告主张，原告委托被告代为办理其在国内购买房地产，但未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三、被告主张，原告向被告汇款属于亲戚间的人情往来及资助赠与行为，其中第一笔汇款3000欧元作为年底孝敬原告岳父母的费用；第二笔汇款13000欧元作为资助被告购房款项；第三笔汇款5000欧元与第四笔汇款6000欧元是原告主动汇款给岳父母的补贴家用或医疗费用，但被告亦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原告在2008年1月至2010年5月期间先后四次向被告汇付款项，到达被告账户的金额共计26955欧元，有原告提交的汇款记录及法院调取的被告的银行记录等证据为证，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汇给被告的26955欧元是原告委托被告购房的款项还是赠与被告的，原告认为是委托被告购房，而被告认为是原告赠与给被告的，但双方均无证据证明委托关系、赠与关系的存在，故本案涉及举证责任承担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法院认为，本案中，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即应由被告举证证明该26955欧元是原告赠与给他的。理由如下：首先，本案中，原告将26955欧元汇给被告，被告因此得到了巨大利益，而原告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来说，由获得利益的被告来证明其获得利益的正当性，更符合法律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准则。其次，从待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角度出发，依据社会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委托的概率明显高于赠与。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由主张发生概率低的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更符合法理。最后，根据原告的经济状况，26955欧元对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财产，被告只是原告的一般亲戚，并非原告的直系亲属，原告将如此巨大的一笔钱赠与给被告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到的26955欧元是原告赠与给他的，依法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法院对被告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对原告所主张的委托关系予以采纳。由于原告与第三人（被告的姐姐）的婚姻关系因第三人的起诉经法院判决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基于亲戚关系的信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且被告亦是在原告与第三人的婚姻关系解除之后，于2012年将原告所主张的委托其购买的房产转让，被告继续占有原告汇付的款项已经没有合法的依据，原告作为受损失的一方有权要求被告返还上述款项。根据汇款时的汇率，上述款项换算为人民币的金额不低于原告所主张的人民币247420.29元，故法院对原告诉求被告返还人民币247420.29元的诉求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由于原告委托被告购房，而被告在将房产转让之后，拒不将相关的款项返还给原告，依法应当向原告支付相应的利息，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2012年10月15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原告诉求利息自款项到达被告账户之日起计算，依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原告的汇款虽然发生在2008年1月至2010年5月之间，但由于其交付的款项是委托被告购房，而被告是在2012年将原告所主张的房产转让的，原告的权利受到的侵害的时间应当自房产转让之后起算，其于2012年10月15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故法院对被告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原告的请求权的问题，原告的汇款时间发生在原告与第三人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使据此认定所汇款项为原告与第三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问题属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被告不是该共同财产的权利人，无权据此提出抗辩，故法院对被告关于原告没有全部款项的请求权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至于原告与第三人就该笔债权的分割问题，由于原告与第三人均未在本案中提出主张，且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法院在此不做处理，原告与第三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第三人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关的诉讼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黄育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原告李健荣人民币247420.29元；二、被告黄育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李健荣利息，以人民币247420.2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10月15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李健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人民币5797.04元（原告李健荣已预交），由被告黄育良承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黄育良、黄燕婵均不服原审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黄育良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健荣的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是：一、一审判决没有查明本案的事实，以推测性的结论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导致本案判决错误。本案争议款项一共为4笔，时间跨度超过2年零4个月，金额从3000欧元到13000欧元不等。一审只是查证了该4笔款项实际存在，上诉人也确认被动收到了上述款项。但是，一审没有查明这4笔汇款背后的基础关系是赠与关系，反而以简单武断的推论替代事实，导致事实不清，无法让人信服。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声称，“原告（被上诉人）在爱尔兰期间曾经请被告帮忙为原告在深圳购买一套房产”。根据其诉求，一审法院应当要求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委托的具体时间、委托的购买房产的具体对象，以及与委托购买房产的有关安排”等事项，但是一审法院都没有进行查明。通常来说，购买房产属于重大投资，一般来说会比较慎重，特别是委托购房，更加需要详细计划，妥善执行。从本案汇款的数额、次数和时限来看，被上诉人所声称的委托购房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与常理也不合。如果是委托购房，且不论双方是否签订委托购房合同或者出具委托购房授权书，但至少要明确购买标的，并提供足额的购房资金。从本案的资金汇款流向来看，都不符合委托购房的性质。首先，第一笔汇款3000欧元发生在2008年1月24同，正好处于春节期间，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均在爱尔兰，汇入部分款项给国内的亲属，属于人之常情，这种赠与的情况在国内外都非常普遍。如果这也属于被上诉人所声称的委托购房款项，试问3000欧元可否在深圳买房，这如何买的起。因此，该笔款项完全不属于委托购房的资金，纯属亲戚间的赠与。第二笔款项发生在2008年底，上诉人当时因购房资金短缺，被上诉人在回国期间确实表示愿意资助一部分款项，这属于赠与和资助无疑。至于第三笔、第四笔汇款，因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均在爱尔兰务工，期间没有返回国内，都是基本上每年汇款一次，作为亲戚间的人情往来，贴补第三人父母的日常家用和医疗费用，合情合理。至于2010年以后，第三人已经返回国内照顾两个女儿，并可以就近照顾年迈的父母，有些资助款项通过第三人直接给的，所以也不需要通过上诉人收款转付了。另外，被上诉人、第三人以及上诉人均为深圳原居民，各方面经济条件较好，特别是被上诉人，不但独资拥有1栋4层的房屋和店面可用于出租，而且在股份公司每年还有不菲的分红，其在国外务工期间收入较高，对未来发展很有信心。可能是基于本人的姐姐长期出国陪伴无法照顾父母的考虑，给予第三人父母及亲属一些款项赠与和资助，合情合理。因此，本案争议款项属于赠与，被上诉人所谓的委托购房根本子虚乌有。这些往来款项除去13000欧元属于对上诉人购房的资助外，其余都明显属于被上诉人对岳父母的孝敬赠与款项，只是通过上诉人转达而已。这些款项，相对于被上诉人的收入水平、相对于深圳原居民的收入状况，属于正常的人情往来，上诉人及其父母至始至终都是以受领赠与的状态被动接受上述款项，被上诉人也一直是以赠与的意思表示主动汇付上述款项，双方基于赠与的合意相当明显，而所谓委托购房的合意根本不存在。若非基于赠与的合意，一旦被上诉人发现委托购房的事实不存在，其完全可以停止付款，减少损失发生，但是被上诉人没有这么做，这从侧面也证明了汇款完全属于赠与，一旦交付且受领，即已经完成。因此，一审判决所谓的高度盖然性的特征，恰恰是忽略了本案的某些关键事实和区域特征，进而作出的错误判断，应当予以纠正。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条款错误，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规定，免除被上诉人的法定举证责任，将举证责任强加在上诉人身上，举证责任分配极为不公正，应当依法予以纠正。《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得利，造成他人损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损失人。”《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被上诉人李健荣应当就委托购房的事实进行举证，且其作为不当得利的请求人，应当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是民事诉讼的一般举证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不当得利构成的四个要件均负有举证责任。但是，一审判决却将举证责任倒置，将获利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依据的本属于请求人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得利人（即上诉人黄育良），其适用及依据的法律条款是《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条的两个适用条件来看：第一、从公平原则的角度分析。首先，诉讼是由请求人提起的，请求人引起诉讼，请求人是诉讼的主动方，得利人因为请求人的起诉被动的参与到诉讼中来，得利人因为请求人的行为意外的付出了时间成本和大量的精力，并且还有可能承担败诉的风险，接受法律的制裁，所以，在诉讼中请求人对其提起的诉讼负有举证责任。在不当得利诉讼中将得利人得利不具有法律上的原因的本属于请求人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得利人，在得利人被动参与诉讼的情况下，还让其承担责任，对得利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为“请求人做嫁衣”是极不公平的。其次，在由请求人导致的给付型不当得利中，请求人的损失是因为自己的给付行为而引起的，将财产陷入不明状态的罪魁祸首就是请求人自己。根据自己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原理，请求人应当对得利没有合法原因承担举证责任。所以让得利人负担本属于请求人的举证责任并不符合公平原则。因此，在不当得利举证责任的法律适用上，应首先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这是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最后，对得利人既有的财产占有状态应当首先推定为合法占有，即在不当得利中，财产处于得利人控制范围内，法律应事先推定得利人的占有是具有法律上的原因的。请求人要推翻财产的占有状态，否定得利人占有财产的合法性，应当由请求人举证证明得利人占有财物是没有法律上的原因的，而且本案的给付行为从给付开始到争议产生长达4年，期间均未产生争议，反而是在被上诉人李健荣与第三人离婚后又挑起诉讼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返还，完全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本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条款错误，未正确分配举证责任，导致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应当予以纠正。
三、本案争议款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在其民事起诉状中称“在贵院离婚诉讼，在分割财产时，原告才发现被告将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并未为原告购买房屋”，其意思就是说，在与第三人离婚诉讼之前，被上诉人都是认为上诉人已经帮其购买了房屋，并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但是根据本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当庭承认早在2008年底就明知上诉人所购买的房产登记在上诉人的名下。这样的话，如果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属于不当得利，那么其一方面应该不会继续给上诉人汇款了，另外一个方面，被上诉人也完全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主张权益。但是反常的是，被上诉人非但没有主张其权益受到损害，反而是一再汇款，这就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汇款不属于什么委托购房，而就是单纯的赠与和资助行为。反过来看，即使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不当得利属实，那么被上诉人发现上诉人不当得利并且导致其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应当在2008年底起算，被上诉人早就应该主张返还财产了，但是被上诉人怠于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致使本案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无论是上诉人所主张的赠与还是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委托购房，被上诉人均无权要求上诉人返还上述款项。
上诉人黄燕婵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健荣的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是：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予以改判。本人与李健荣的离婚诉讼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判定双方离婚，两个婚生女儿交由本人抚养，李健荣自2012年1月1同起，支付两个女儿抚养费每人每月1000元，至今尚未支付，累计余额超过人民币58000元，目前正在申请强制执行中。由于李健荣拒不支付女儿的抚养费用，导致本人被迫打工养家。现在，李健荣又骚扰我的家人，起诉我的弟弟黄育良。一审判决将原来属于亲朋好友之间的赠与以及对岳父母的孝敬认定为李健荣的委托购房，并且离婚诉讼后要求返还，真是匪夷所思，我难以接受。实际情况是，我自2005年于李健荣结婚，后来又专程去爱尔兰陪同他在异国他乡务工，并为其生育了两个女儿，期间由于签证的原因，无法每年回家，本身就对家人和父母照顾很少，对父母和家人照顾不周。为此，李健荣多次提出说，我们在爱尔兰收入较高，你又长期在这边陪我，我们每年就寄点钱回去给父母，聊表孝心。因为我是家庭主妇，全部身心就是在家带孩子，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所以那些汇款转账的事情都是他自己亲自去办了，我都不清楚。关于寄给我弟弟黄育良的13000元，确实是我们在2008年5月份回深圳老家时，弟弟说要买房投资，李健荣说，弟弟黄育良在我们出国期间老是麻烦弟弟帮我们跑腿做事处理有关事务，现在弟弟买房是好事情，我们愿意给一部分钱资助，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委托购房的事情。李健荣本身在村里有一栋4层的楼房自用。其实，李健荣也曾经给他自己的家人汇款，我也一直认为是亲朋好友之间的馈赠资助，是人情往来，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不知道为何双方离婚后，这就变成了不当得利，这个我想不通。我在想，还好李健荣给我弟弟的汇款不多，如果汇款几百万，如果我弟弟都用掉了，过了4、5年后再让他返还，那该怎么办？从法院查明的证据来看，李健荣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存在委托购房的事实，且每次汇款都是李健荣主动发起，汇款是李健荣主动的给付行为，黄育良只是被动收款，完全符合赠与受领的特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请法院查清楚。
二、本案争议的款项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本人依法享有其中一半的权益，无论法院最终判决结果如何，本人在自身的份额内，自愿放弃对被上诉人黄育良返还款项的权利，李健荣无权代表本人向黄育良主张本人应得的份额。另外，本人保留对李健荣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其家人汇款财产的返还权利。
三、被告李健荣一方面拒不支付女儿的抚养费用，一方面又滥用诉讼权利，将本人家人牵扯到本案之中，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李健荣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产生的缘由在于本人与李健荣的离婚诉讼，李健荣一方面拒不支付女儿的抚养费用，另外一方面又滥用诉讼权利，混淆事实，将我弟弟拖入本案的诉讼过程中。黄育良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老实本分，从不招惹是非，却因为姐姐失败的婚姻惹上官司，我对此满怀愧疚，内心不安，希望和家人一起面对和承受。希望法院查明事实，驳回李健荣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健荣答辩称：被上诉人出于亲戚间的信任委托黄育良买房并无出具委托文件，第一笔3000欧元是购房定金，第二笔是首期款且与认购书首期款时间基本吻合，另两笔为还房贷。被上诉人在国外的开支也非常大，被上诉人不可能如此大笔的款项赠与上诉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外，李健荣一审主张委托黄育良以黄育良名义代持购房；第一笔汇款到账3000欧元，折合人民币31707.6元；第二笔汇款到账12985欧元，折合人民币115769元；第三笔汇款到账4985欧元，折合人民币48314.62元；第四笔汇款到账5985欧元，折合人民币51629元。李健荣称其按年将涉案房产按揭款支付给黄育良。
黄育良一审称涉案房产于2008年12月17日办理按揭手续、12月5日支付3万元定金、12月10日支付部分首期款176214元。贷款金额46万元，每月支付按揭3600元。经查，黄育良提交的房地产认购书显示涉案房产首期款为136214元，黄育良于2008年12月10日签订涉案房产的房地产买卖合同。
在黄燕婵起诉李健荣的离婚案件2011年6月27日开庭笔录中，李健荣称黄育良名下房产是其与黄燕婵的夫妻共同财产，购房款由其支付，有其向黄育良账户汇款的凭证证明。黄燕婵对李健荣主张的房产问题不予确认，称李健荣其向弟弟黄育良的转款与离婚案件无关，是李健荣与弟弟黄育良“二人之间的经济往来”，黄燕婵其后在2011年8月29日开庭笔录中称李健荣向黄育良的账户“汇入资金用途我也不清楚。”
本院认为：对于本案中李健荣的转款性质问题，黄燕婵在离婚案件中的陈述和本案中的陈述明显不同，结合本案三位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和黄燕婵不一致的陈述，本院认为，对于黄燕婵上诉中就本案款项性质的主张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该条规定中的“当事人”不仅指提起诉讼的原告，亦指应诉抗辩的被告。本案中，李健荣主张因委托买房汇款给黄育良，但因黄育良未给其买房故黄育良构成不当得利，则李健荣应就汇款的事实和委托买房的基本事实提供证据证实。对此，李健荣提供了汇款凭证，且汇款时间与黄育良购买涉案房产的时间大致相当；黄育良确认收到李健荣的四笔汇款，且确认第二笔汇款与涉案房产有关，但认为系李健荣赠与黄育良买房的款项，其他各笔则为赠与给家人的家用。据此，李健荣已经完成了对于其主张事实的基本举证责任，应由黄育良就反驳李健荣的主张和自己主张的赠与关系进行举证。黄育良所称的赠与仅有其口述，其姐姐黄燕婵在与李健荣离婚诉讼中称不清楚李健荣汇款给弟弟黄育良的用途。则，对于李健荣汇款13000欧元的大笔资金给黄育良的原因，且果如黄育良主张全部汇款是赠与买房和补贴家人家用，黄燕婵均称对汇款不清楚或称为二人之间经济往来，完全不符合生活常理。据此，黄育良主张的赠与关系无证据证实，不能成立。李健荣主张汇款的基础法律关系，因房产已经转让且李健荣与黄燕婵离婚而丧失合法根据，据此黄育良持有四笔汇款构成不当得利，李健荣主张黄育良返还汇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原审法院认定黄育良应返还的金额为247420.29元，对此李健荣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该金额予以确认。但因李健荣汇款时间在其与黄燕婵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其汇款依法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于四笔汇款金额应属于李健荣和黄燕婵对黄育良享有的共同债权。黄燕婵于上诉中称放弃对黄育良主张其拥有的债权份额，是其对自己权利的依法处分，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故此原审法院认定黄育良向李健荣偿还全部款项247420.29元及利息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李健荣仅有权对该夫妻共同债权的一半提出主张，即黄育良应偿还李健荣人民币123710.1元，并依法向李健荣支付相应利息，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2012年10月15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为止。
李健荣汇款委托买房，但该房产于2012年被黄育良转让，原审法院认定李健荣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应自房产转让之后起算并无不当，因此李健荣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黄育良对于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黄育良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黄燕婵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2）深龙法鹏民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
二、变更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2）深龙法鹏民初字第21号民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为：上诉人黄育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李健荣123710.1元；
三、变更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2）深龙法鹏民初字第21号民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为：上诉人黄育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李健荣利息，以人民币123710.1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10月15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
四、驳回被上诉人李健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义务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797.04元，由上诉人黄育良负担2898.52元，由被上诉人李健荣负担2898.5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22.6元，由上诉人黄育良负担3340.8元，上诉人黄燕婵负担3340.8元、被上诉人李健荣负担334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 雪 梅
审 判 员 刘 向 军
代理审判员 陈 俊 松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徐嘉希（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