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2民终55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博，男，汉族，1987年11月26日生，现住唐山市，现住唐山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曹妃甸运输分公司，住所地：唐山市曹妃甸区唐海镇交化街。
法定代表人：刘敬川，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明，河北日月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博因与被上诉人唐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曹妃甸运输分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9民初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博、被上诉人唐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曹妃甸运输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平、刘丽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博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者直接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告是跑曹妃甸区到唐山市的客运班线车主。被告是曹妃甸区客运站的管理方，原被告双方存在着平等的客运班线承包关系，双方书面合同的最后一期是从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班线年度承包费数额是9300元。合同到期以后的2016年6月28日，被告单方面宣布下一年度的班线承包费在上年度的基础上再涨30%，鉴于客运市场逐年下滑的市场实际情况，当即遭到我们多名班线车主的坚决反对。我们认可按照以前年度9300元履行合同，因为合同双方对承包费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双方没有再签订书面合同。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擅自从原告票款收入中扣款两年各12000元是合法的，实属法律逻辑错误，认定事实不清。票款收入是原告的合法收入，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被告与原告每个月正常结算票款收入，所以原告一直未停运并不能代表原告认可被告单方面变更合同价款的违约行为。事实上，原告始终坚决反对被告擅自涨价的行为，没有签订新合同以及集体向被告提出异议就是明证。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就等于原告已经认可了被告的涨价行为是完全错误的。被告在2016年6月28日例行召开的安全生产例会上单方面变更合同价格，原告多人会后马上提出异议，表态愿意维持原来收费水平，从会议期间至被告自行扣留原告票款长达两年期间，被告并没有通知原告解除合同，也没有告知原告不交承包费就不允许客车运营这些被告在合同履行中应当承担的通知、告知等等义务。但是被告在没有取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利用自己掌握原告班车票款的优势地位，强行扣款。原被告双方的班线保证金从十几年以前开始被告就没有向原告退还过，再说如果合同不能履行，也应该是被告首先提出解除合同并按照约定退还保证金给原告，一审判决却把这些被告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强行加到原告头上，实属本末颠倒。原告并不是像一审法院认定的那样“拒不缴纳承包费”，从2013年至2016年被告多次涨价，因为双方有书面合同在，原告当年的票款收入还能够承受，所以原告都是按约缴费。原告们均同意按照原来书面合同约定的每年9300元的承包费缴纳，在原告诉前给被告的异议书中已经表达的很明白，这些从原告的诉讼请求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一审法院对双方都认可的案件证据事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每年承包费都上涨是双方的交易习惯也是完全错误的。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案件材料中并没有被告方的任何举证证明交易习惯的证据，不知道一审法院根据什么认定为“涨价属于交易习惯”。原告提交的历年票款收入汇总表显示，2017、2018前半年票款收入大幅度下降，而被告又单方涨价至原告无法承受的地步，保持原来的费用水平或者下调费用数额才符合市场运行规律，而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逻辑，不管市场价格涨跌，反之被告涨价就是“交易习惯”，我们认为这样的“交易习惯”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规律，也是不合法的。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首先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第二条是错误的。因为这条针对的是合同双方没有签订书面或者口头合同，但是从双方的民事行为中可以推定出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这一条款适用的是认定合同是否以其他形式成立的条款，并不是认定合同应当具备条款的具体内容的规定。该条解释后面还有“但”书，即“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法已经明确规定价款是合同的主要条款，因此，可以说“法律已经另有规定”，不应再适用这条司法解释。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双方实际履行了，就是对合同价款的认可，在适用法律上属于偷换概念。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而这个案子中，被告正是将自己涨价的意志强加给了原告，先是单方而宣布涨价，后是强行从原告票款收入中扣款，完全属于合同法第三条规定中禁止的行为。合同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本案也应当适用这一条。因为原被告虽然在履行合同，但是对合同承包费的约定实属不明确。应当按照2016年双方年9300元的承包费履行，而不能按照被告单方的年12000元履行。如果这样对原告们来说真正是显示公平。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适用下列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执行”。原告所提交的历年承包费及票款收入明细表就是证明原告们的跑车票款收入在客运市场下滑的情况下逐年在减少，而被告收取的承包费在逐年涨价，现在已经到了原告们无法再承受的程度。上诉人认为以上法律规定才是本案应当适用的，一审法院在本案中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程序。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复杂的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重大疑难复杂的民事案件由审判长提交院长，院长再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案本来属于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的是简易程序，这样简单的民事案件不应当提交审批委员会研究讨论，即使提交审判委员会也应当由普通程序审理的审判长提交。而本案既适用了简易程序，又提交了审判委员会，中间还欠缺一个普通程序。请求二审法院能够明察秋亳，纠正一审判决的错误。
唐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曹妃甸运输分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上诉人承包的班线线路是属于国有资源，是由唐山交通运输局行政许可给我方，由我方经营管理，上诉人不缴纳承包费就属于侵犯国家财产权利，不交承包费还继续跑线路的话属于侵犯国有资源。2、上诉人承包班线多年，每年承包费递增是双方的交易习惯，同时也是双方签订的班线承包合同第四大条第1、2款第3、4项的规定，上诉人不按合同履行，不及时缴纳承包费用，那么为了维护国有资产财产损失不被侵犯，我们向其收取费用，但是，在2017年提高承包费时不属于我方擅自提高，2016年6月28日召开除了上诉人几个之外的交通安全活动教育会时，就明确提出要提高承包费，一审提交了证据予以证实。3、适用法律正确，合同到期后，虽然没有签合同，但是上诉人车辆在运营，说明就没有解除，按照合同法36条及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条规定，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没有错误。4、认为一审法院程序合法。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高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擅自提高年度班线承包费的行为无效；2.返还被告擅自扣押的财产5400元给原告；3.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和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原、被告签订《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班线承包费7800元/年；2015年1月16日，原、被告签订《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班线承包费8580元/年；2015年6月25日，原、被告签订《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班线承包费9300元/年。以上合同均约定班线承包费在合同签订时由原告向被告一次性缴清；本合同承包期限届满，被告有权收回班线和车辆；合同期满如双方不再续签合同或原告自愿退出经营，被告退还原告本合同剩余保证金和相关费用；被告有按照国家政策和市场情况调整本合同班线承包费的权利。2016年6月28日，在原告高博参与的安全活动教育会上被告通知了下年度县际承包费上调30%的决定。该合同到期后，双方就下一年班线承包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未续签合同，但被告唐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曹妃甸运输分公司未收回班线，亦未退还原告剩余保证金和其他相关费用，原告依然正常营运，但未缴纳班线承包费。被告分别于2017年3月28日、2017年5月15日、2017年12月21日、2018年1月15日从代收原告售票款中扣除7000元、5000元、6000元、6000元。2017年12月17日，原告向被告提出书面异议，表达了对被告从原告的票款中按照班线承包费12000元/年的价格扣除承包费的行为不予认可的意见，同意按照上一年度合同约定的班线承包费9300元/年缴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认可的承包费数额；2.被告唐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曹妃甸运输分公司是否有权自行从票款中扣除承包费。原告高博承包经营班线已经多年，每年承包费递增，这是双方的交易习惯，且合同约定被告有按照国家政策和市场情况调整本合同班线承包费的权利。原、被告在2015年至2016年度合同到期后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但原告一直继续营运。在被告发布承包费上调决定并且扣留原告票款作为承包费后，原告仍长期继续营运，视为原告事实上对被告行为的认可，本院认定双方事实上认可承包费数额为12000元/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中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可以认定为系以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根据原、被告双方各自的行为，可以认定原、被告双方订立了合同。合同订立后缴纳承包费为原告应尽的义务，在原告拒不缴纳承包费的情况下被告扣留票款作为承包费的行为并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原告高博负担2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有当事人陈述及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并记录在卷。
本院认为，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提高承包费行为是否有效，应否返还上诉人已扣押的5400元。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客运班线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中明确约定被上诉人有按照国家政策和市场情况调整本合同班线承包费的权利，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此前履行该合同时被上诉人每年都递增承包费用。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28日召开安全活动教育会时已下达下年度承包费上调30%的决定，上诉人主张不认可该上调决定，但上诉人于2017年12月17日才向被上诉人提出书面异议，且此期间始终在继续运营，故原审考虑上述情况认定双方事实上已经对承包费为12000元/年达成一致并无不妥，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拒不缴纳承包费的情况下扣押上诉人的票款作为部分承包费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高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高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丽
审判员 周 文
审判员 刘江静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张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