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20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永富，男，1926年6月6日出生，美国籍人，现住美国。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东辉，广东导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泽民，男，1944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莉，广东金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秀媚，女，1952年12月1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香港。
上诉人余永富因与被上诉人余泽民、余秀媚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7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永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位于越秀区北京南路西横街八和坊x号(原永汉南路西横街八和坊x号)房地产的二分之一产权归余永富所有；2.本案全部诉讼及公告费用由余泽民、余秀媚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违反诉讼程序，两次公告送达传票后，又在开庭时临时更换主审法官。我父亲余祥礼在解放前就已去世，我及兄长余永绥二人在余祥礼去世时已按社会传统继承并使用涉案房屋，故本案理应根据[1987]民他字第1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问题的批复》，作为所有权确认纠纷起诉立案，一审法院立案时也是按照该司法解释受理本案的。但一审主审法官不能正确理解本案，强调本案是继承纠纷，不属于民三庭审理，要求我撤诉后再提起继承诉讼，由民一庭审理。我拒绝后，一审法院又以要先提起继承纠纷等确认继承人身份为由直接裁定驳回起诉，在二审法院指定须实体审理后，一审法院又以基本相同的理由再次裁定驳回起诉，待到二审法院再次指定实体审理后才重新安排开庭，这个过程已经耗费了我长达3年多的时间。本案由于余秀媚拒收法律文书，一审法院又拒绝通过司法协助途径送达法律文书，因此每次开庭传票、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均须通过公告送达。本案在2013年9月立案，第一次正式开庭是2015年6月，第二次正式开庭在2016年11月，两次开庭一审法院均是在开庭当时才告知更换主审法官，由于时间原因，我被迫不申请法官回避。二、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选择性采用证据，曲解证据性质和文字，明显对我不公平，导致本案查明事实错误。1.在我已经穷尽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还苛刻要求我对与余祥礼的身份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首先，我是上世纪初1926年初出生的老人，1956年去香港，并于1966年去美国，而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在80年代才开始规范管理，故原户籍地没有我的户籍档案有其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只能说明当地管理不善或是档案保管不善，并非我的过错，不应套用现在的户籍制度来苛刻要求我承担举证责任。其次，从案涉两份公证书的档案可知，余泽民、余秀媚在办理继承公证时，也无法提供余祥礼与余永绥的户籍档案，只能采取让当地村里开证明的方式来证明余永绥与余祥礼的关系。我已穷尽了举证能力，且根据我提交的证据足以推断我与余祥礼的关系，但一审法院还认为我举证不足。2.我在本案中提交《公证书》是为了说明余泽民、余秀媚是通过继承公证的方式取得涉案房屋产权的，两份公证书并无原件，与我提交的涉案房屋档案中余秀媚的报告、《发还“双代”房审批表》及《申请发还抢修代管房屋审批表》均属房产档案，但一审只是有选择性地将公证书的内容作为查明的事实，而未对来源形式相同的其他证据描述的事实予以查明认定。3.我在本案一审中共提交了22份证据，并提交了两份《调查取证申请书》，但一审法院只列了部分证据，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既没有依法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也没有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反而在一审判决中对我的证据在性质和文字上进行曲解。①涉案房屋档案中余秀媚的报告系房管部门依法存档的书面文件。该证据是书证、直接证据，属于政府档案。②《发还“双代”房审批表》与涉案房屋档案中余秀媚的报告同属涉案房屋的档案，内容可以相互印证，其属于政府主管部门经审查发还房地产的审批手续，性质上不亚于核发房地产权证。但一审法院认为这两份证据在形式上不属于直接证据，并认定仅能证明我与余秀媚可能存在亲属关系。③我原籍地的户籍管理机关出具的调查结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的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却被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为传来证据。④余秀嫦的《声明书》即使是证人证言，也应结合案情予以认定，但一审法院未进行查明就认定为证人证言。⑤一审法院明知本案早已超过继承案件的诉讼时效，在我提起继承诉讼遭驳回后，还将继承诉讼案件的法律文书作为其驳回诉讼请求的理由之一。三、一审法院在庭审时没有归纳争议焦点，没有审查公证书的内容，也没有就一审判决中相关问题进行法庭调查。1.本案纠纷的形成有历史原因，解放后涉案房屋被国家代管，导致我没有及时办理继承手续。本案同时是根据公证法第40条提起的民事诉讼，一审法院应对公证书的内容进行审查，审查是否足以推翻公证书载明的内容。对公证书争议内容的审查也属于本案的争议焦点。2.本案是所有权确认纠纷，要求一审法院查明确认已经发生过的继承行为，以及因法定继承导致的涉案房屋所有权变更的事实。我对涉案房屋的继承发生在解放前，只是由于历史原因无法在当时办理继承手续。我出国前一直管理使用涉案房屋，余秀媚在其向房管部门提交的报告中也清楚写明了我和余永绥管理使用涉案房屋的经过，我的长女余秀嫦已享受涉案房屋的收益，收取了发还的涉案房屋三楼因“双代”而产生的租金。3.一审法院对有争议的事实没有依法进行法庭调查，反而仓促结案。①一审判决认为我和余泽民提交的两份《证明》内容互相矛盾，并称双方均没有提供合理的解释，这表明一审法院没有根据证据规则依法履行核查判断证据的职责。②我提交的《证明》中称只有两个儿子与《核查侨胞余永富的亲属关系情况的回复》说余祥礼尚有一个女儿并不矛盾，因为有两个儿子并不表示没有女儿，而且该女儿早在解放前就已无法联系，而我与余永绥已经按我国社会传统继承了涉案房屋。一审法院在法庭调查中没有就此事实进行调查核实，却在一审判决中以此作为否定我身份的理由之一，明显不当。4.一审法院对我的两次调查取证申请均置之不理。四、余泽民、余秀媚用来办理涉案两份公证书的关键证据是虚假无效的，公证书中有关余永绥是独子等内容已被推翻。根据广州市南方公证处提供的档案材料可知，公证处是依据余泽民、余秀媚提供的三份证明材料为其二人办理继承公证，并无其他可以证明余泽民和余秀媚身份的证据。第三份《证明》系台山市三八镇人民政府新三八管理区于1993年6月20日出具的，内容增加了“独生儿子余永绥”字样，落款是“台山县三八镇人民政府”，但其所盖印章为“台山县三八镇人民政府新三八管理区”，而且笔迹、印章的字体也明显不同。该份证据是关系到公证书内容是否错误即余永绥是否余祥礼的独子、是否有权继承全部房产的关键证据。在我诉广州市南方公证处的(2016)粤0104民初8425号公证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南方公证处在该案答辩和庭审中也确认了其是依据台山县三八镇人民政府新三八管理区出具的《证明》来确认余永绥是余祥礼的独子并据此出具公证书。但台山市早在1992年4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从台山县委、县政府颁布的《关于撤县设市后单位名称、印章、衔牌制作的通知》及台山市委市政府发布台委办[1992]1号《关于启用印章及公文编号的通知》可知，台山市于1992年5月28日挂牌成立起已统一启用以台山市冠名的印章，原台山县各单位的印章一律停止使用。另外，前述1993年4月6日出具的《证明》上已加盖了“台山市三八镇人民政府新三八管理区”的新印章，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的规定》，原台山县冠名的旧印章应已缴回制发机关封存或销毁，已没有法律效力，也不可能在新文件中出现和使用了。因此，在台山市挂牌成立一年多后的1993年6月20日，不可能出现加盖已作废的“台山县三八镇人民政府新三八管理区”印章的任何证明文件。故这份《证明》是虚假且没有法律效力的，案涉两份公证书的内容不能作为本案查明事实的依据。五、我提交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我是余祥礼的儿子。1.《证明》由我原户籍地的村委和公安机关出具，已经清楚说明我与余祥礼之间的亲属关系。2.《回港证》是香港入境管理处出具的身份证件，该份证据有原件，可知我的父亲为余祥礼，母亲为黄氏。3.《涉案房屋档案中余秀媚的报告》是涉案房屋的档案材料，真实合法，且该报告中写明余祥礼去世后“该房屋长期由大儿子余永绥管理，五十年代，我父亲永绥在泰山，我二叔余永富在广州，该房屋就由余永富管理，五六年我二叔余永富去了香港，该房屋就由我父管理”、“1974年，我二叔的女儿余秀嫦领回了该房屋三楼的产权”等内容，详细描述了余泽民、余秀媚的父亲余永绥与我、余祥礼之间的关系，属于直接证据。该报告系用于挂失原来的房产证，形成于继承登记手续之前，是余秀媚的真实意思表示。4.余泽民、余秀媚照片上面有余泽民手书的“永富叔父惠存，您侄泽民敬奉”。5.《核查侨胞余永富的亲属关系情况的回复》中已明确说明我与余永绥是兄弟关系，而且早年一起居住在继承的台山老家的祖屋中。6.《发还“双代”房审批表》与涉案房屋档案中余秀媚的报告同样来源于涉案房屋的档案，性质属于政府档案，该证据中记载了我女儿余秀嫦与余祥礼为爷孙关系，并于1976年办理正式手续领回了涉案房屋的三楼产权，由此说明余祥礼并非只有余永绥一个儿子，余秀嫦的父亲也是余祥礼的儿子，其内容可以与涉案房屋档案中余秀媚的报告互相印证。7.余永富和余秀嫦的两份《声明书》系根据美国法律制作的公证书，并经过了我国领事馆的认证，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得到确认，也说明了余永富系余祥礼的儿子。上述我提供的证据均可以互相佐证，即使剔除我和余泽民提供的两份《证明》，只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可以推断出我是余祥礼的儿子、与余永绥是兄弟这一结论。一审法院不根据现有有效证据认定我的身份关系，属于适用法律和查明事实错误。六、房地产登记薄显示余泽民、余秀媚为所有权人，无论涉案房屋是否被拆迁，我的权益均应通过本案处理。1.物权以不动产登记薄为准，余泽民、余秀媚现为涉案房屋登记的产权人。2.房屋主管部门的回函已经明确表示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撤销原颁发给余泽民、余秀媚的房地产权证。故虽然涉案房屋签订了拆迁协议，但所有权仍属于余泽民、余秀媚，我只能以余泽民、余秀媚为被告对涉案房屋进行所有权确认诉讼，而且我也只有先确认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权益后，才能保障有关拆迁等涉案房屋的其他权益。七、在我提起的继承权诉讼中，生效法律文书并没有否定我的继承权，只是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我的起诉，而继承权是实体权利，是可以继续存在的。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涉案房屋的档案及我方提交的公安机关的回复是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记载的事项应推定为真实。综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我方上诉请求，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余泽民二审答辩称：一、余永富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支持其上诉请求。其在二审中提交的《核查侨胞余永富亲属关系情况的回复》与其一审相关举证内容一致，而信访复函形成于本案一审判决前，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上诉主张。二、一审法院对余秀媚的公告送达是法定正常程序。余永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法院询问时当庭表示不需要申请回避，一审法院不存在违法审判的情况。三、余永富曾多次起诉，其在本案之前曾向一审法院提起继承之诉，但被一审法院以(2016)粤0104民初38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余永富还曾向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提起过行政诉讼，状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但又于2017年3月29日撤回起诉。余永富至今不能证明其具有合法继承权。而且，根据我方向台山市公安局三八派出所的查册结论显示，查无原籍属我台山市白沙镇新三八村委会大边村余永富（男，1926年6月6日出生）的档案资料，不能证实余永富与余祥礼是否存在亲属关系。四、涉案房屋已于2006年5月被拆迁，房产证亦已被拆迁公司收走注销，故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讼争标的已不存在，物权已消灭。五、余永富目前居住美国，而按当地领事馆的认证书记载其出生日期是1926年6月，目前其应该是92岁高龄。如果按余永富在一审提交的香港回乡证上的出生日期是1920年，其目前应该是98岁高龄。而余永富在本案中提交的委托代理的文件仍是本案刚起诉时2013年的领事馆的认证文书。鉴于余永富的年龄及身体状况，我方请求二审法院在对余永富的上诉进行审查的同时，一并审查余永富当前的身体、精神状态及辨认能力等情况。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余永富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余秀媚经本院公告送达，期满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或举证。
余永富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北京南路西横街八和坊x号（即原广州市越秀区永汉南路西横街八和坊x号）房屋的二分之一产权归余永富所有。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座落本市越秀区北京南路西横街八和坊x号的房屋产权人为余祥礼，1976年5月，余秀嫦（与业主关系一栏填写为爷孙）以余祥礼的代理人身份向房管部门申请发还前述房屋82.45平方米（留房），经房管部门审批同意撤销双代。原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于1984年9月13日作出《广州市处理私房改造遗留问题撤管通知书》，决定自1984年10月1日起撤管前址房屋。此后，因该房屋三楼在1986年的危房维修中业主及代理人不愿支付相应费用，由房管部门接管，余泽民、余秀媚以业主代理人的身份于1992年向房管部门申请撤管，经房管部门审核批准，涉案房屋实际于1993年1月1日撤管。
据广东省公证处于1993年8月6日出具的（93）粤公证内字第4238号《公证书》载明：查余祥礼于一九四三年死亡，死后遗有座落在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西横街八和坊x号x楼房屋（广州市房地产权属证明书第0015xxx，22xx图8幅3xx地号，测量第1区4段14xx地号）。余祥礼的父母已先于其死亡，余祥礼的妻子黄如仙亦已死亡。余祥礼与黄如仙生育有儿子余永绥一人。余永绥于一九七八年八月死亡，余永绥的妻子邝雁霞于一九六九年八月死亡。余永绥与邝雁霞生育有儿子余泽民，女儿余秀媚两人。余祥礼生前未立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余祥礼的上述遗产，应由其孙子余泽民、孙女余秀媚两人共同继承。广东省公证处于1994年12月27日出具的（94）粤公证内字第6024号《公证书》载明：查余祥礼于一九四三年死亡。死后遗有座落在广州市越秀区北京南路西横街八和坊x号首层及二楼房屋（广州市房地产所有权证字第398xx号，广州市越秀区国土局房管局房管科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通知）。余祥礼未立遗嘱，父母先于其死亡，余祥礼的妻子黄如仙亦已死亡。余祥礼与黄如仙生前婚育儿子余永绥一人。余永绥于一九七八年八月死亡，余永绥的妻子邝雁霞于一九六九年八月死亡。余永绥与邝雁霞生前婚育有儿子余泽民，女儿余秀媚两人。余永绥生前未立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余永绥应继承余祥礼的上述房屋遗产，应转由其孙子余泽民、孙女余秀媚两人共同继承。
据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于2013年5月9日出具的《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记载，座落于越秀区北京南路西横街八和坊x号的房屋产权人为余泽民、余秀媚；所有权来历为1994年12月向余祥礼继承，登记附注载明2005年4月4日以拆许字[2005]第xx号批准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拆迁该房屋，拆迁期限由2005年4月15日至2007年4月15日；2006年4月13日穗房拆裁[2006]75号立案（被申请人：余泽民、余秀媚、余世文）；此地于2006年5月16日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征用，经办人终身征用补偿、契证收回、协议书存案；2006年7月24日已撤诉结案，拆裁字[2006]75号，撤诉书存统字485519号。
一审另查明：余永富另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确认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北京南路西横街八和坊x号房地产由余永富与余泽民、余秀媚共同继承，余永富占1/2份额。案经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于2016年10月12日作出（2016）粤0104民初38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余永富的起诉。该案业已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诉讼中,余永富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台山市白沙镇新三八村民委员会于2013年7月29日出具的《证明》1份，载明：“兹证明余永富，男，1926年6月6日在广东省××××边村出生，于1955年移居香港，现定居美国，已入美国国籍，英文名WINGFOOYEE，美国公民纸NO.93944xx，美国身份证NO.F17561xx。其父亲余祥礼（已故），母亲黄遇仙（已故）。其与配偶黄如宝（已故）共生育2男2女，现均居住美国。关系人：余永绥（已故），男，出生于广东省××××边村，生前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北京南路西横街八和坊x号，其父亲余祥礼（已故），母亲黄遇仙（已故）。余永绥的儿子：余泽民，男，1944年1月17日出生，现居住广州市。余永绥的女儿：余秀媚，女，1952年12月出生，现居住香港。经查，余祥礼与黄遇仙夫妇共生育两个儿子，长子余永绥、次子余永富，余永绥与余永富是同胞兄弟关系。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该《证明》落款处载有“经调查情况属实2013年7月30日”字样，其上盖有“台山市公安局三八派出所”印章。2.署名为余秀媚字样的《报告》1份，其内容中有关于“五六年，我二叔余永富去了香港……”。3.照片2张。4.台山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户政管理中队于2015年9月24日出具的《核查侨胞余永富的亲属关系情况的回复》，其中写明：经调查了解白沙镇新三八大边村的知情人余精一、余练辉两位村民反映的相关情况，现回复如下：一、村民反映余永富的生父真实姓名不清楚，因为其生父的年龄与村中长辈余精一的年龄相关较大，所以，余精一只知道余永富的生父叫“猪仔哥”，其生母姓名根本不清楚；二、村民反映余永富有关兄弟姐妹共三人，有一个哥哥叫余永绥，还有一个不确定是姐姐还是妹妹的叫“啊翠”；三、余永富同哥哥余永绥两兄弟在新××一间110平方米一层的砖瓦结构平房祖屋，祖屋西房的使用权归余永绥。东房使用权归余永富，中间客厅属二人共同使用等。5.余永富2015年11月11日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出具的《亲属关系声明书》，其中称被继承人为余祥礼（乳名“猪仔哥”），继承人为黄遇仙（黄氏，又名黄如仙）、余永绥、余永富；余祥礼与妻子黄遇仙共生育有两个儿子，分别是余永绥、余永富，二人均无立遗嘱、无私生子女、无收养子女等；余秀嫦同日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出具的《声明书》，称其祖父为余祥礼，祥礼共育有二子，其本人于1974年以孙女的身份领回了余祥礼遗留的前述房屋三楼产权等。余泽民对上述证据1至证据3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而证据4仅是记载了村民反映的情况，并无官方的户籍资料和档案证明，而且回复中也明确村民不记得余永富的生父情况，并提及余永富兄弟姐妹有三人，与本案余永富陈述仅有两兄弟不符。对于证据5都是亲属关系声明，虽然有领事馆的认证，但领事馆只能证明签字是其本人，声明的内容是本人所写，并不能证明内容是真实合法的。余泽民同时提交台山市白沙镇新三八村民委员会于2015年6月29日出具的《证明》1份，载明：“查无原籍属我台山市白沙镇新三八村委会大边村余永富（男，1926年6月6日出生）的档案资料，及与余祥礼是否存在亲属关系，不能证实。特此证明”。该《证明》落款处载有“情况属实2015年6月29日”字样，其上盖有“台山市公安局三八派出所”印章。余永富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并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查找不到余永富的档案资料。余永富与余泽民双方均未能对上述两份内容不一致的《证明》提供合理的解释。
一审法院认为：余永富以其为余祥礼合法继承人的身份诉请要求确认其对涉案房屋享有二分之一的产权。本案纠纷包含有两个诉讼争点：其一是余永富是否为余祥礼的合法继承人，有权继受取得余祥礼死亡后遗留的财产；其二是余泽民、余秀媚有无侵害余永富所涉案房屋的继承权，应将涉案房屋的产权按比例分割予余永富。对此，一审法院作具体分析如下：
余永富作为余祥礼的合法继承人的身份认定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要求，余永富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为余祥礼的合法继承人身份始得论及对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分割。首先，根据余永富提交的已生效的（2016）粤0104民初3807号民事裁定书，余永富以其为合法继承人提起的法定继承之诉经由一审法院审理，因其超过法定的时效期间，一审法院作出驳回起诉的处理。其次，余永富提交的其他证据中，仅有台山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户政管理中队于2015年9月24日出具的《核查侨胞余永富的亲属关系情况的回复》系属户政管理部门出具，但因余祥礼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已死亡，因而并无具体的户政管理档案资料或户籍登记资料，该《回复》的内容仅是通过对余祥礼生前曾经居住过的白沙镇新三八大边村的知情人口述内容的记载，因而该证据仅属传来证据，不能单独证明余永富的待证事项。而且，从该《回复》中知情的村民的口述内容，两位可查知情人并不清楚余永富父亲的真实姓名，且称余永富有兄弟两人或姐、妹一人，这也与余永富自述的余祥礼仅有两个儿子的情况不相符合。余永富所提交的关于其身份的详细《证明》与余泽民提交的《证明》内容相互矛盾，对此双方均未能提供合理的解释，且余永富与余泽民、余秀媚双方提交的《证明》的出具主体为台山市白沙镇新三八村民委员会，其并非户籍管理机关，故该《证明》的内容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证明余永富的身份。再次，结合余永富提供的其他证据分析。虽然在余永富提交署名为余秀媚字样的《报告》中记载有余永富系余秀媚的二叔的内容，余秀嫦曾办理涉案房屋三楼的发还手续的《发还“双代”房审批表》，但因该两份证据在形式上并不能作为亲属关系或身份关系的直接证据，前述证据的内容仅能证明余永富与余秀媚可能存在亲属关系。至于余永富及余秀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出具的《声明》，余永富所作的《声明》仅系当事人陈述内容，而余秀嫦并非本案当事人，其《声明》的内容至多可作为证人证言进行审查。只是因余永富及余秀嫦均身在美国，根据证据的形式要求，上述《声明》需经所在国办理公证并经我国驻外使领馆认证，但前述公证及认证仅系对《声明》制作的过程及签名真实性的证明，并非对其中记载内容的肯认。因本案纠纷争议的房产在本市辖区，余永富亦是向一审法院提起的确权诉讼，本案纠纷当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进行审判，余永富关于该两份《声明》系按加州法律制作，按国际私法惯例，对该证据的认定应以证据形成地法律作出认定的意见，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余永富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作为余祥礼的合法继承人，余永富以余祥礼的合法继承人的身份提起的确认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权属的诉讼有失妥当，一审法院实难支持。
涉案房屋的权属状况是否宜作分割的问题。根据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于2013年5月9日出具的《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记载，涉案房屋所在地块经批准由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征拆，2006年5月16日，涉案房屋已由该司征用，并办理了征用补偿、契证收回手续。虽然从余永富提交的照片来看，涉案房屋尚未拆除，但该房屋的产权登记情况已发生了变更，余泽民、余秀媚作为涉案房屋的原产权人已通过拆迁与前述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了产权交换手续，余永富以余泽民、余秀媚为本案被告，诉请要求确认其在涉案房屋享有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7年3月10日判决驳回余永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870元、公告费500元，由余永富负担。
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无误，且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余永富本人未出庭，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确认余永富身体状况正常，并提交如下证据：一、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于2014年1月16日向余永富出具的《信访复函》，主要内容为：1995年，余泽民、余秀媚的代理人持房屋所有权证、继承公证书、委托书、身份证明等资料申请办理越秀区北京南路西横街八和坊6号房屋的继承登记。经核，申请人提供的资料齐全，符合办理继承登记程序，并以余泽民、余秀媚名义核发了房地产权证。关于您对上述房屋的继承公证书存在异议并要求撤销房地产权证的问题，建议您可持相关证明材料向我中心申请异议登记，然后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或可向公证处对继承公证书提出异议，如公证处撤销上述继承公证书决定的，再向我中心申请撤销上述方屋的房地产权证；等。拟证明本案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处理涉案房屋的产权事宜；二、台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户政管理中队于2017年3月30日出具给“市局信访办”的《核查侨胞余永富亲属关系情况的回复》及向余永富出具的《关于核查侨胞余永富的生父姓名情况说明》。其中，上述回复的主要内容如下：就余永富的亲属关系情况事宜，经我单位和三八派出所进行再次调查核实的情况回复如下：1.侨胞余永富原籍是台山市白沙镇新三八大边村人，其父母姓名无法核实，只查到其父亲绰号叫“猪仔哥”；2.余永富的父母生育有余永绥和余永富两个儿子。余永绥为兄，余永富为弟；余永富的父母还生育有一个女儿，无法确定在兄弟姐妹的排行，其在1940年代已失踪，查不到她的信息；3.余永富的父母去世后遗留在台山市××一间110平方米一层的砖瓦结构平房祖屋，由余永富及余永绥兄弟二人继承产权，祖屋西房使用权归余永绥……东房使用权归余永富，由余永富妻子及大女余秀嫦等子女一起居住到70年代出国前，祖屋中间客厅由两家共同使用；等。拟证明余泽民、余秀媚的父亲余永绥与余永富是兄弟关系，且两家人共同继承居住使用祖屋；上述情况说明中载明“我单位接到市局台公信﹝2017﹞12号的信访件后，本单位和三八派出所经核查你的亲属关系，在核查你父亲的姓名时，只有你女儿余秀嫦的邻居余伟韶知道你父亲叫‘余祥礼’，但他也是早年你女儿余秀嫦告诉他才知道的，因此不能作为我单位及三八派出所进行调查核实你生父姓名的确实凭据。”经本院组织质证，余泽民表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是新证据，也不能证明余永富的上诉主张。
余泽民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1.落款日期为2016年3月28日的余永富的民事起诉状，拟证明余永富曾向一审法院另行提起继承纠纷诉讼；2.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粤0104民初3807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一审法院曾于2016年10月12日裁定驳回余永富有关继承诉讼的起诉；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作出的（2017）粤7101行初664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余永富曾状告广州市国土资源与规划委员会，该院于2017年3月1日裁定中止审理；4.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作出的（2017）粤7101行初664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余永富于2017年3月29日撤回对广州市国土资源与规划委员会的起诉。经本院组织质证，余永富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表示不清楚余泽民提交证据1、2的证明目的，因为一审经办法官强烈要求余永富进行继承诉讼，故余永富曾尝试进行继承诉讼，但该案并没有认定余泽民和余秀媚的父亲余永绥是余祥礼的独子；而证据3、4所涉案件为行政诉讼，由于该行政诉讼需等待民事案件的结果，故余永富认为没有继续进行行政诉讼的必要，就撤诉了。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主张，余永富以其为涉案房屋原产权人余祥礼的儿子，其与两被上诉人余泽民、余秀媚的父亲余永绥均系余祥礼的儿子，涉案房屋应由余永富与余永绥二人法定继承，而余永绥的子女余泽民、余秀媚将涉案房屋全部产权继承过户至自己名下，损害余永富的合法权益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涉案房屋二分之一产权归余永富所有。余泽民则表示不认识余永富，否认余永富主张的身份关系，并辩称其与余秀媚是自父亲余永绥处继承涉案房屋，且涉案房屋已交由拆迁单位，故不同意余永富的诉讼请求。据此，本案争议焦点为余永富是否余祥礼的合法继承人，及能否确认余永富享有涉案房屋二分之一产权份额。本院对此具体分析如下：一、有关余永富与余祥礼的身份关系。根据余永富在二审中提交的台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户政管理中队于2017年3月30日出具给“市局信访办”的《核查侨胞余永富亲属关系情况的回复》及向余永富出具的《关于核查侨胞余永富的生父姓名情况说明》的内容，虽然户籍机关表示无法核实余永富的父母姓名，但确认余永富原籍是台山市白沙镇新三八大边村人，且余永富的父母生育了余永富与余永绥两个儿子及一个女儿，而根据一审已查明的涉案房屋相关房产档案资料及《公证书》等证据材料记载内容，余秀媚在向房管部门提交的《报告》中称余永富为其二叔，《发还“双代”房审批表》显示余永富的女儿余秀嫦曾办理涉案房屋三楼的发还手续，上述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足以认定余永富是余祥礼的儿子，余永富与两被上诉人父亲余永绥系兄弟关系。一审法院对于余永富身份关系的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二、至于余永富要求确认涉案房屋二分之一产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虽然基于上述分析，余永富是余祥礼的儿子，有权继承余祥礼的遗产，但一方面，现有证据表明，余永绥的父母除余永富、余永绥外还有一个女儿，如按法定继承，余祥礼的遗产应由其儿子余永富、余永绥及另一女儿共同继承；另一方面，余永富至今未办理相关继承手续，且涉案房屋产权已登记至余泽民、余秀媚名下，并已办理相关征用补偿、契证收回手续，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故余永富在本案中要求确认涉案房屋二分之一归其所有的诉请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余永富认为其权益受损，可另循合法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余永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870元及公告费用，均由上诉人余永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卉
审判员 韩志军
审判员 郭东升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黄咏欣
张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