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民终55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宗元，男，1967年02月24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华，安徽黄山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阜南路169号。
负责人：洪波，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锋，安徽弘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云，安徽弘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道虎，男，1981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段瑞，女，198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住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东路与全椒路交口春晖大厦一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05050462M。
法定代表人：李胜祖。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安徽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宗元因与被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招行合肥分行）、万道虎、段瑞、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北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3民初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李宗元上诉请求：1、撤销(2016)皖0103民初262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对上诉人的所有诉请；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在涉案业务主合同《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及相应公证书中约定的合同保证人都只有江北公司，没有上诉人。一审判决在审理查明部分认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提交的《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中是合同保证人，合同附页补充条款中约定：李宗元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另外，李宗元出具加盖其名章的《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及《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各一份，承诺为借款人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提供本人在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处开立的账户（账号55×××011）作为贷款的第二扣款账户。首先，在《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中合同主体及落款签署处的合同签署人中只有一个保证人江北公司，合同签署第二日办理的相应公证书的内容中保证人也只有江北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合同中保证人是无视客观事实的错误认定；其次，上诉人从未出具过任何签名或加盖其名章的《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和《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也从未同意过为江北公司任何客户的贷款承担个人连带担保责任，更没有开立过账号为55×××011的个人存折账户，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基本事实错误。再次，2017年11月9日，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做出皖合元决(2017)第147号《公证复查决定书》，该决定书内容中也明确说明，本案涉及该类合同公证时保证人只有江北公司，公证没有涉及上诉人个人担保事宜，也无法证明上诉人参与公证行为。此决定书更进一步证明了上述事实。该证据形成于案件一审开庭之后，上诉人虽然寄交了该证据，但一审判决中并未提及。2、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提供了个人连带担保，应承担个人担保责任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错误认定。首先，一审判决根据(2016)皖01民终2051号等五案二审生效判决，认定2009年2月10日和2007年3月16日的《印章授权书》是《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等相关证据中的李宗元名章对上诉人产生效力的依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中有规定，已经生效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可以不用证明，但同时该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的除外。本案中招行合肥分行提供的两份《印章授权书》、皖惠文鉴[2015]292号《笔迹检验鉴定意见书》都是一审法院前述认定的相反证据，足以证明其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2009年2月10日的《印章授权书》内容清楚明确，授权单位是江北公司，被授权单位是招行合肥分行，是江北公司对其公司行为的授权，与上诉人个人没有任何关联；该授权书中法定代表人签名处的签名也已经过司法笔迹鉴定，依据皖惠文鉴[2015]292号《笔迹检验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该处“李宗元”签名既和上诉人同一时期的历史笔迹不符，又和上诉人现在的笔迹不符，足以证明不是上诉人所签。2007年3月16日的《印章授权书》内容显示，授权单位是江北公司，被授权单位是招行大钟楼支行，而本案是发生在马鞍山路支行，与本案毫无任何关联。对此两份授权书，因上诉人发现其中法定代表人签署落款处“李宗元”签名均非上诉人笔迹，虽然已有上述鉴定结论和理由，上诉人为查明事实也均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了笔迹鉴定，但一审法院却在庭审中直接回复不予鉴定。另，虽然(2016)皖01民终2051号等五案二审中法院无视科学鉴定结论，以该签名和(2010)皖合衡公证字第25387号公证书中出现的“李宗元”签名相符为依据，认定了该签名的效力，又被一审法院错误引用。但2017年10月19日，安徽省合肥市衡正公证处却做出(2017)皖合衡复查字第2号《公证复查决定书》，决定撤销(2016)皖01民终2051号等五案判决上诉人承担个人连带担保责任的依据(2010)皖合衡公证字第25387号公证书。而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个人连带担保责任的主要依据就是前述五案二审判决中此部分的认定。因此，该证据的出现不仅证明了前述五案的二审判决错误，更证明了本案一审判决的错误。该证据形成于案件一审开庭之后，上诉人虽然寄交了该证据，但一审判决中并未提及。在案情不同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根据(2016)皖01民终2051号等五案二审生效判决认定本案事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且本案中上述证据中显示的内容与五案的判决事实都是相反的。以上诉人理解，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是依据事实和法律，正本清源，还当事人公平与正义，如此错上加错，上诉人实在难以接受！其次，一审法院认为，综合江北公司提供的《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协议》与多年的交易惯例，李宗元提供了个人担保。但从江北公司提供的该协议内容看其中并没有法定代表人为公司贷款客户提供个人担保的约定，而该公司提供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也是证明双方的合作中不存在本案涉及的法定代表人个人担保行为。庭审中该公司作为事件直接参与方也多次明确证明所谓李宗元个人担保是不真实的，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因为双方多年的合作惯例都是担保人只有江北公司，合作方式也一直按照双方2007年签订的《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协议》，所以后期都没有再签订过协议。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提供的《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的合同主体及落款签署处的合同签署人也只有贷款人、借款人、一个保证人江北公司，相应公证书的内容陈述中保证人也只有江北公司。虽然《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中有企业法定代表人另行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和补充条款见附表一，而附表一中也记录了李宗元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此合同是涉案业务的主合同，也是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单位制作并提供的格式合同，合同内容非常全面，但实际使用到具体业务中，并不是其所有设定的自身权利保障条款和载明内容都能与合作方达成合意，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合同关系是特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合同的效力不能及于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这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因此，这些内容不能对上诉人产生法律约束力，显然一审判决的认定是违反客观事实、违反法律规定的错误认定。再次，一审判决认为，李宗元2005年7月至2016年2月一直是江北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董事长（专职），对公司有控制权，故李宗元对合同应审查过，对个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问题是知悉和认可的。《公司法》规定，董事会会议实行一人一票，所以，既然有其他董事无论兼职、专职，董事长是不能控制董事会的，更不要说控制公司。也不可能以董事长之职去具体审查到公司几千名客户的每一份贷款合同。而且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提供的主要合同和公证书中并没有法定代表人承担个人担保的有效约定。因此，一审法院以2005年李宗元即为江北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董事长，认定上诉人对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认定上诉人审查过涉案客户的合同，知悉并认可个人承担连带担保是不符合常识且违反法律规定的错误认定。3、一审判决对李宗元名下存折账户代偿款项的归属及代偿行为性质没有审查定性，错误认定账户所属，并据此做出错误的判决结果。根据江北公司提供存折、划款通知，垫款通知证明，该账户是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违规开立的，用来规避上级的对其逾期率的监管。因为从约定的保证人账户里直接代偿，上级可以查到客户的违约情况，若客户违约严重，代垫发生次数多，影响其业绩和业务开展。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开立李宗元账户后，当借款人发生违约时，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是先从该公司账户上把钱转到以李宗元名义开立的存折账户上再进行代偿，李宗元名下存折账户中出现的款项均是从公司的账户上转进去的。此账户划出的款项，没有李宗元的个人授权，是由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直接划到借款人的还款账户上进行代偿行为，而对此账户的划款和代偿明细的情况也是由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直接通知公司。江北公司的连带保证人身份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却不在其账户上直接扣款，按照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的说法，其是在对一个担保入主张权利全部受偿后\'又违法对另一个担保入主张同笔债权受偿，对此违法又有悖常理的行为，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全部认可却无任何合理解释，只有江北公司作为整件事的直接参与人才讲出了其中的原委。但一审法院认定对此却视而不见，不进行实质审查定性。江北公司的钱划到李宗元名下的存折账户里进行代偿，所有的代偿细目，款项出入都是通知给公司，账户实质应归属江北公司。李宗元名下账户明明是公司代偿的媒介，根本不能认定为实际还款人，李宗元更无法得到任何扣款通知。在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明确确认上述违约代垫方式后，一审法院也对江北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予以全部认可后，却对代偿款项归属和代偿行为的性质这些关键事实均没有审查定性，只简单而错误地认定账户为上诉人账户，并据此做出错误的判决结果。实在让人难以信服！4、一审判决对《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认定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加盖的名章视同为李宗元签名，对李宗元产生效力。关于其中名章的使用及授权问题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此担保书，上诉人一直不知情，根据江北公司的陈述，此担保书系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为掩盖其违规以李宗元名义开户，并一直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从该个人账户上划款等非法行为，操纵江北公司和其相互串通捏造出来的虚假文件。现退而言之，假设它是真实的，该担保书也未能生效。该担保书第20.1条的生效条款明确约定，担保人为自然人的须本人亲笔签名才能生效。按照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的主张，李宗元以个人名义提供担保，当属自然人，签署处也应该是亲笔签名，而不是加盖名章。所以，这份加盖名章的担保书不仅有悖常理，而且违反了生效条款的约定，该担保书的法律状态依法应为未生效，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一审判决对其效力的认定是错误的，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最高院指导案例《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27集第221-229页，列举了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116号判决书。该判决书裁判要点也明确示明：未满足约定生效要件的文件，不能生效。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用推定的方式认定上诉人应该知晓存在个人连带担保的事情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首先以上诉人担任过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工商档案中李宗元担任过董事长为由，推定上诉人知悉并认可个人承担连带担保行为；其次，又以尾号为“10101”是李宗元本人的银行存折，作为垫款第二还款账户，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从此账户上扣划保证资金，推定上诉人知晓并认可个人承担连带担保。对于上诉人曾担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是否能控制公司，审查具体客户业务合同问题及尾号为“10101”李宗元名下的银行存折是如何来由与使用的，上诉人是如何无法知情，无法不能提出异议的，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对于推定保证行为成立，一审法院认定的名章没有进行个人担保行为的使用授权，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出具的两份《印章授权书》均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没有承担个人担保的意思表示，由始至终也没有同意过为江北公司的任何客户提供任何形式的个人担保。《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民事行为的成立要件之一。而保证责任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责任，它是保证人基于与债务人的特殊关系而承担的一种单务、无偿的法律责任。由于保证责任的这一特性，法律制度才侧重于对保证责任行使的限制。司法实践中，对保证责任不能适用推定，保证不能推定是一项基本原则，在没有保证人真实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是不能推定成立保证行为的。因此，一审法院运用推定认定上诉人应承担个人连带保证责任，是违反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的行为。2、一审判决对保证期间及诉讼时效的认定明显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向江北公司主张视为向李宗元的主张，江北公司的还款行为对李宗元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对其他债权的诉讼可以产生对本案债权诉讼时效的中断，并因此判定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对李宗元的诉请没有超过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首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2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出具的《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第3条约定的保证期间：“自本担保书签订之日起至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另加两年。”此约定保证期间的起算时间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早于主债务履行期，违反法律规定，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依法应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一审法院对本案保证期间为两年的认定显然是违反客观事实，且适用法律错误。其次，李宗元和江北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在本案中也是独立的诉讼当事人，这是法律赋予任何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一审法院认定对江北公司的主张可以对李宗元个人直接产生中断其所谓个人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效力，是违反客观事实且适用法律错误的认定。对于扣款行为能否认定为上诉人履行担保行为，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现退而言之，即使根据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的证据和一审法院的认定，李宗元最后还款时间是2012年12月28日，此后再无还款；履行期限2013年5月21日届满，保证期间至2015年5月21日；结合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2016年1月提出的诉请，无论是依据保证期间的法律规定，还是依据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都丧失了胜诉权。另，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在其他五案中对李宗元提起的诉讼是另外的债权，与本案无任何关联，对于本案的债权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没有任何在保证期间内或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内向上诉人主张的证据，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对上诉人其他债权的诉讼主张，作为中断本案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依据，是张冠李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严重错误适用法律的行为。综上，本案从事实上看，上诉人不可能为总额高达几千万的贷款提供个人连带担保，承担如此大的风险，合作协议、主合同、公证书里担保人也只有江北公司，代垫账户里的钱也是江北公司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本案出现的李宗元名章没有上诉人提供个人担保的任何使用授权，关键证据违反生效条款，不能生效，和关键证据上相同的签名己被鉴定为不真实，签名形成时间与上诉人的时间冲突，且保证期间己过。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判定上诉人承担个人连带担保责任实在是无视事实和法律的行为！让上诉人难以接受！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并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
招行合肥分行答辩：关于案涉的《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上加盖李宗元印章的问题，结合所有的案件，无论是由马鞍山路支行具体办理的业务，还是大钟楼支行具体办理的业务，涉及到《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上加盖李宗元印章的贷款业务均发生在2011年2月以前，招行合肥分行正是依据李宗元分别于2007年3月16日向招行合肥分行合肥大钟楼支行和2009年2月10日向招行合肥分行合肥分行出具的两份印章授权书和双方长期的合作惯例，而认可《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上的李宗元印章可代表李宗元的个人签字，进而发放贷款。因此，即便《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加盖的是李宗元的印章，而非签字，也不能否认李宗元个人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结合招行合肥分行提交的其他证据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书，《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加盖的是李宗元的印章并不影响李宗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事实。而在本批系列案件中，发生在2011年2月以后的贷款业务，《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均是李宗元本人签字，这是招行合肥分行在后期与被告的合作过程中，出于审慎的原则，要求李宗元本人签字，而李宗元本人也配合招行合肥分行的工作，在2011年期间及以后的《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中予以签字，明确表示同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招行合肥分行向两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问题，由于李宗元系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其身份具有双重性质，招行合肥分行一直都在向江北公司和李宗元主张保证责任，鉴于两保证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和该批系列案件的特点，招行合肥分行通常在一批案件产生逾期内集中要求两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江北公司也在庭审中承认江北公司将资金转入案涉的保证金账户，再由保证金账户转入至案涉的李宗元本人开立的作为扣款账号2的账户，来实际履行保证责任，李宗元对于多年以来的上述从其账户的扣划行为均没有异议，可见其早已经以实际行动履行担保责任。招行合肥分行于2014年8月通过诉讼的方式向李宗元和江北公司主张保证责任，由于江北公司的保证金账户没有余款且江北公司也不积极履行保证责任，招行合肥分行便于2014年11月通过保全李宗元名下坐落于合肥市长江东路与全椒路交口春晖大厦401-406房产（权证字号：瑶字第××号），个人房产的方式向李宗元主张其担保的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中所有逾期贷款的保证责任，以确保李宗元个人承担保证责任，履行代偿义务，因此招行合肥分行是在保证期间内向李宗元主张保证责任，也是在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内依法起诉李宗元，故李宗元现以招行合肥分行超过保证期间向李宗元主张保证责任为由来不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招行合肥分行已经就李宗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提供了充分证据，已经尽到了举证义务。如果，李宗元不能提供有效证据反驳招行合肥分行的主张，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备，请法院查明事实后，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万道虎、段瑞未作答辩。
江北公司答辩：基本同意李宗元上诉意见，在案涉借款中，借款人逾期后江北公司作为保证人，垫付了前期逾期借款，招行向江北公司出具了垫款证明，并由江北公司据此向借款人起诉追偿。若认定李宗元为保证人承担保证人将有损江北公司的追偿权。
招行合肥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万道虎、段瑞连带偿还招行合肥分行的借款本金171587.15元、利息5828.79元、罚息50998.28元及复息1810.54元，以上合计230224.76元（上述利息、罚息及复利暂计至2015年11月30日，要求顺延计算至借款本息实际清偿完毕时止)；2.万道虎、段瑞连带支付招行合肥分行为实现上述债权所发生的律师费人民币13000元；3.依法确认招行合肥分行对万道虎、段瑞用于抵押担保的上海彭浦牌SW210LC-5履带式挖掘机（发动机号：21913674）就上述第一、二项诉求享有优先受偿权；4.江北公司、李宗元作为保证人对上述第一、二项诉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北公司自2007年开始与招行合肥分行开展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招行合肥分行为江北公司销售的工程机械车辆的购买人提供按揭贷款，贷款额不超过售价70%,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江北公司为双方审核同意的借款人的工程机械按揭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应按每个借款人贷款金额的5%比例向招行合肥分行指定账户交存保证金作为担保；如借款人发生连续逾期3期（含）以内或累计逾期6期（含）以内的，江北公司无条件垫付所欠贷款本息，代垫月供时间不得超过扣款日后十个工作日，且代垫不得动用保证金账户内资金；若借款人连续逾期3期以上或累计逾期6期以上，招行合肥分行宣布贷款全部提前到期，江北公司就借款人所欠全部贷款本息及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及其他债务的，招行合肥分行有权选择要求江北公司先行履行连带责任保证义务，或依据具有强制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先行申请强制执行抵押用以归还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不足部分由江北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该合作协议的落款处有双方加盖公章，且时任江北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李宗元也同时签名。2010年5月21日，招行合肥分行（合同中的贷款人）与万道虎（合同中的借款人、抵押人）、段瑞（合同中的共同抵押人）、江北公司（合同中保证人）、李宗元（合同中保证人）签订《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一份。约定：万道虎向招行合肥分行贷款527000元，用途为购买工程机械设备；贷款期限为36个月，贷款偿还采用等额还本付息方式偿还；贷款年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基准利率5.4%上浮10%执行，首期执行贷款年利率为5.94%；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贷款本金的，贷款人有权对逾期贷款计收罚息，罚息利率为本合同约定的贷款执行利率基础上加收50%，同时有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对逾期利息计收复利；如遇中国人民银行上调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罚息利率自基准利率调整之日起相应上调；抵押人自愿将其享有合法所有权和处分权的向江北公司购买的工程机械上海彭浦牌SW210LC-5履带式挖掘机（发动机号：21913674）抵押给贷款人以担保借款人按期偿还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本息和其他应付款项；保证人江北公司提供贷款金额的5%的保证金作为担保；保证人自愿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止。合同同时约定，抵押和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及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贷款人实现贷款项下的债权及抵押权和保证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公证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款项。另，合同附页补充条款中约定：李宗元（身份证号）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万道虎在该合同落款借款人及抵押人栏中签字，其配偶段瑞在合同抵押人栏中签字，合同保证人一栏加盖了江北公司公章以及李宗元名章。同时，李宗元出具加盖其名章的《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及《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各一份，承诺为万道虎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自愿放弃要求招行合肥分行首先向借款人或其他人士追索、对抵押物、质物先行处置或采取诉讼等法律手段之权利，同时提供其本人在招商银行开立的账户（账号：55×××01）作为贷款的第二扣款账户，在第一扣款账户（借款人本人账户）余额不足的情况下，同意招行合肥分行从第二扣款账户中直接扣划贷款本息及其他应付费用，无须另行通知李宗元。2010年5月21日，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就前述借款合同的签订出具（2010）皖合元公证字第1236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确认合同各方当事人的签名、印章均属实，同时就双方约定的抵押财产出具（2010）皖合元公证字第12357号《抵押登记证书》。2010年5月24日，招行合肥分行向万道虎指定账户发放贷款527000元，借款期限至2013年5月24日止，贷款执行年利率5.94%，扣款日为每月15日。合同履行过程中，万道虎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截至2015年11月30日，万道虎尚欠招行合肥分行借款本金171587.15元、利息5828.79元、罚息50998.28元及复息1810.54元。在万道虎逾期还款后，李宗元和江北公司依照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自愿为万道虎偿还多期欠款,还款方式为存入款项至第二扣款账户(李宗元的账户)供招行合肥分行扣划还款。但自2012年6月21日之后，贷款第二扣款账户再未有款项进账，由招行合肥分行直接从江北公司的账户扣划款项用于万道虎的还款，最后一次扣划时间为2015年1月29日。此后，万道虎、段瑞、江北公司、李宗元再无还款，故招行合肥分行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在招行合肥分行与江北公司关于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期间，因多笔按揭贷款逾期未还，招行合肥分行于2014年8月15日将部分借款人张从军、吴宗平、朱定明、李晓梦、许保新、徐俊然、林如刚、申文萍、陶敏、高昌云，及江北公司、李宗元，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借款人清偿借款本息和律师费，并以抵押的工程机械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同时主张江北公司和李宗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分别作出（2014）庐民二初字第01389、01393、01394、01395、01396号民事判决书，招行合肥分行不服该五案判决，上诉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11月分别作出（2016）皖01民终2040、2043、2044、2050、2051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招行合肥分行的全部诉请。在上述五案的一审及二审中，江北公司及李宗元均到庭参加庭审并参与整个诉讼程序。还查明：李宗元于2005年7月16日起直至2016年2月17日一直是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专职），江北公司的其他董事均为兼职。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借款合同经公证处公证，有各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的合同。万道虎作为借款人未依照合同约定的还款方式按期足额偿还招行合肥分行借款本息，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招行合肥分行主张万道虎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借款时段瑞与万道虎系夫妻关系，故本案债务应属段瑞和万道虎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二人共同偿还。万道虎、段瑞以其购买的工程机械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应承担约定的抵押担保责任。关于律师费的诉请，招行合肥分行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律师费，故不予支持。关于招行合肥分行对江北公司的起诉。江北公司对其连带责任保证人身份不持异议，但认为本案起诉已超过保证期间。经本院查明，江北公司在保证期间内多次为万道虎、段瑞偿还借款，最后一次偿还款项是在2015年1月29日，故依法应自2015年1月29日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招行合肥分行的起诉未超过2年诉讼时效，因此江北公司仍应对万道虎、段瑞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招行合肥分行对李宗元的起诉。首先，根据（2016）皖01民终2051号等五案二审生效判决书，李宗元于2009年2月10日向招行合肥分行出具的《印章授权书》和于2007年3月16日向招行大钟楼支行出具的《印章授权书》已被确认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上述授权书，应认定李宗元向招行合肥分行明确表示在相关信贷业务合同、协议、承诺函等相关法律文件上加盖其本人名章即具有与其本人签字同等效力，据此，应认定案涉《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等相关证据中加盖李宗元名章视同其本人签字；其次，综合江北公司举证的《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协议》及双方庭审陈述，可见双方在长期多笔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过程中已经形成合作惯例：江北公司的客户购买工程机械时需要向银行贷款的，由招行合肥分行发放贷款，客户以所购机械向招行合肥分行提供抵押担保，江北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宗元同时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江北公司需在招行合肥分行开保证金账户并存入保证金，李宗元在招行合肥分行开户作为偿还贷款的第二扣款账户。在多年合作中，双方一直按此惯例办理相关贷款手续，并履行各自义务，江北公司和李宗元并未提出过异议，故可确认江北公司和李宗元均是知晓并同意此合作模式。又因李宗元于2005年7月16日起至2016年2月17日一直是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是唯一专职董事长，其对江北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江北公司在涉案合同中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李宗元名章的事实，也恰好说明合同内容业经时任法定代表人李宗元的审查，故李宗元对合同中包括其个人提供保证担保的内容是知悉并认可的，应认定其为招行合肥分行案涉债权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再者，根据招行合肥分行提供的《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个人贷款借款借据》、第二扣款账户明细、扣划还款明细，以及江北公司提供的李宗元账户明细、江北公司账户明细，可以反映出案涉贷款的第一扣款账户系借款人本人账户，第二扣款账户系李宗元本人尾号为“10101”的账户，借款人未及时还款时，招行合肥分行从第二扣款账户以及江北公司的账户扣划款项用以归还逾期贷款。对于扣划行为，李宗元应当知晓本人账户的变动，但至今从未向招商银行提出过任何异议，充分证明李宗元是明知其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以其实际行动履行了保证合同。关于保证期间，根据合同约定应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因李宗元和江北公司在保证期间内先后为借款人陆续偿还多笔款项，表明招行合肥分行一直向江北公司和李宗元主张保证责任，故应自主张之日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江北公司最后一次还款是2015年1月29日，虽然不是李宗元本人还款，但李宗元系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对招行合肥分行主张保证责任理应知晓，其审批江北公司还款即表示同意承担保证责任，故对李宗元也同样产生保证合同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另外，招行合肥分行于2014年8月15日即先行起诉了逾期还款的张从军、吴宗平等五户借款人，该五案与本案同属招行合肥分行与江北公司合作期间同时期的借款合同纠纷，招行合肥分行在该五案中已向李宗元主张了保证责任，而李宗元到庭参加了诉讼，故也产生招行合肥分行对李宗元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综上，招行合肥分行对李宗元的诉讼请求未超过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万道虎、段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借款本金171587.15元、利息5828.79元、罚息50998.28元及复息1810.54元（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15年11月30日，此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顺延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被告万道虎、段瑞未按上述期限履行偿还义务的，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有权以万道虎、段瑞提供抵押的上海彭浦牌SW210LC-5履带式挖掘机（发动机号：21913674）的拍卖、变卖或者折价后价款在上述第一项债权额范围内优先受偿；三、被告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李宗元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万道虎、段瑞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李宗元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万道虎、段瑞追偿；五、驳回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28元，由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负担500元，由被告万道虎、段瑞、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李宗元共同负担4528元；公告费937元，由被告万道虎、段瑞负担137元，由被告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负担800元。
本院二审期间，李宗元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李宗元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李宗元主体资格；证据二、（2017）皖合衡复查字第2号《公证复查决定书》（2016）皖01民终2051、2050、2043、2044、2040号五案判决书(该五案现已进入再审审查阶段)，证明在2017年10月19日，安徽省合肥市衡正公证处做出（2017）皖合衡复查字第2号《公证复查决定书》，决定撤销（2016）皖01民终2051、2050、2043、2044、2040号五案判决李宗元承担个人连带担保责任的依据（2010）皖合衡公证字第25387号公证书。而本案原一审法院认定李宗元承担个人连带担保责任的依据就是该五案的二审判决，因此，该新证据的出现不仅证明了五案的二审判决错误，更证明了本案原一审判决的错误，足以推翻原一审判决；证据三、皖合元决（2017）第147号《公证复查决定书》，证明在2017年11月9日，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做出皖合元决（2017）第147号《公证复查决定书》，该决定书内容中明确说明，本案涉及该类合同公证时保证人只有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公证没有涉及李宗元个人担保事宜，也无法证明李宗元参与公证行为；证据四、最高院指导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116号判决书（《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27集第221-229页），裁判要点：未满足约定生效要件的文件，不能生效。证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提供的《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未满足第20条生效条款20.1所约定的生效条件，不能生效；证据五、皖天正司鉴【2017】文书鉴字第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与皖惠文鉴（2015）292号《笔迹检验鉴定意见书》一致，证明2009年2月10日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出具的单位《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的签名不是李宗元本人所签。
招行合肥分行质证意见：对李宗元身份证复印件的三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李宗元主体资格的证明目的没有异议；对（2017）皖合衡复查字第2号《公证复查决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被撤销的（2010）皖合衡公证字第25387号公证书的内容是：公证李宗元委托赵玉珍去我行办理本系列案范围以外的其它贷款，我行根据这个公证书在李宗元没有到场的情况下向李宗元发放了贷款。该公证书在被正式撤销前是具备公证力的。现在李宗元自己申请去撤销该公证书，公证处撤销的理由是公证员未与当事人见面，违反了公证员亲自办证的原则，但这并不能直接推断出李宗元的签字非本人所签，更加不能从这一案外证据证明李宗元不承担保证责任；对五案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持有异议。法院判决李宗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依据我行提供的诸多证据而认定的。五案判决是否错误，应当按照法定程序来认定，而不是主观认定。另外，我行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五案再审的通知；对皖合元决（2017）第147号《公证复查决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该复查决定书的内容是维持公证书的内容。而被维持的公证书公证的内容是我行作为证据提交的《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抵押、保证）》的合同内容合法有效，而在上述合同中关于李宗元需要承担保证责任的条款在合同中都有明确约定，李宗元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其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中加盖了单位的公章，还加盖了自己的名章。另外，李宗元是否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还有不可撤销担保书以及银行扣款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综上，该证据根本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案例以及判决书不予质证，不符合证据形式。我国不国不是判例法，且每个案子的具体情况并不相同；对皖天正司鉴（2017）文书鉴字第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单方委托鉴定，样本来源不明，且鉴定中涉及的检材李宗元本身就不予认可，根本没有必要鉴定。
万道虎、段瑞未发表质证意见。
江北公司质证意见：对上述李宗元提供的五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
江北公司提交如下证据：招商银行垫款证明及瑶海法院民事判决书若干，证明案涉工程机械按揭贷款在借款人发生逾期还款后，由招行通知江北公司履行保证责任垫付按揭款，并由招行合肥分行出具垫款证明后，江北公司向代垫客户起诉追偿。该系列借款保证人仅为江北公司一人，李宗元从未履行保证责任，若认定李宗元为保证人将有损江北公司的保证责任履行后的追偿权。
李宗元质证意见：上述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
招行合肥分行质证意见：对招商银行垫款证明和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李宗元自2005年7月至2016年2月一直都是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专职董事长，也是实际控制人。李宗元与江北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不排除李宗元利用公司谋取完利益，又利用毫无资产的公司摆脱自身的义务。江北公司一直声称一切事宜均是在李宗元不知情的情况下，系公司的擅自行为，与李宗元无关。但是事关几千万的贷款，且又明知我行的放款前提是公司和李宗元均需承担保证责任，江北公司依然提交了一切与李宗元有关的材料来促使我行放款，江北公司的行为可能涉及刑事犯罪，而李宗元时任江北公司的专职董事长，不可能对这一切不知情。综上，我行认为江北公司关于李宗元不承担保证责任的证言均不应当被法院采纳。
招行合肥分行、万道虎、段瑞未提交新证据。
李宗元在二审期间申请对招行合肥分行提供的2007年3月16日、2009年2月10日两份《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签名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招行合肥分行表示不同意李宗元鉴定申请，本案系二审案件，当时办理业务时李宗元本人是签字，同时其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办理一系列工程机械贷款也明知需要其本人作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江北公司同意李宗元的鉴定申请。
对当事人争议的李宗元是否为案涉债权向招商银行提供保证担保的事实，本院作如下认定：一、关于案涉《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签名的真实性的问题。首先，安徽省合肥市衡正公证处作出的（2017）皖合衡复查字第2号《公证复查决定书》，虽撤销了其（2010）皖合衡公证字第25387号公证书，但上述复查决定书的内容不能证明案涉2009年2月10日《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签名非李宗元本人所签。其次，一审法院在审理（2014）庐民二初字第01396号案件（原告招商银行与被告陶敏、江北公司及李宗元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因案涉《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签名的真实性对认定李宗元是否向招商银行提供保证担保具有重要影响，为查明案涉《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签名的真实性，决定通过司法鉴定方式进行。期间，李宗元对招商银行将（2010）皖合衡公证字第25387号公证书粘连的文本中“李宗元”的签名作为鉴定样本提出异议。若该公证书粘连的文本中“李宗元”的签名实际非李宗元本人所签，那么依据该签名所作出的鉴定结论无疑有利于李宗元，但李宗元对将该签名作为样本提出异议，从趋利避害的角度，只能证明该签名确系其本人所签。再次，安徽惠民司法鉴定所在上述案件审理期间作出的皖恵文鉴（2015）292号《笔迹检验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案涉《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签名与案涉《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综上，应认定案涉《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签名系李宗元本人所签。二、关于李宗元就案涉债权是否向招商银行提供了保证担保的问题。根据案涉《印章授权书》，李宗元向招行合肥分行明确表示在相关信贷业务合同、协议、承诺函等相关法律文件上加盖其本人名章即具有与其本人签字同等效力。据此，应认定案涉《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等相关证据中加盖李宗元名章视同其本人签字；其次，案涉《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等明确载明李宗元为招行合肥分行案涉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再次，上诉人提供的工商局的内档信息可以反映李宗元在2005年7月16日即为江北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专职），其它董事均为兼职，其对江北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前述《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第四十一条明确约定：“经销商（保证人）企业法人代表或者实际控制人为借款人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另行向贷款人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综合约定了：“补充条款详见合同的附表一，且本合同的任何附表或附件均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而该《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的附表一的第13项明确记载了李宗元作为保证人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江北公司在该合同加盖了公章的事实，说明该合同内容业经担任江北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宗元的审查，李宗元对上述合同中包括其个人提供保证担保的内容是知悉并认可的，印证了上述认定的李宗元为招行合肥分行案涉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事实；第四、案涉《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个人贷款借款借据》，以及江北公司提供的招行合肥分行的垫款通知单和尾号为“10101”的李宗元本人的银行存折，可以反应出第一扣款账号系借款人本人的账号，第二扣款账号均系李宗元本人的尾号为“10101”的账号，贷款人未及时还款时，招行从第二扣款账号（用户名：李宗元）里扣划其保证金资金，用以归还逾期还款。对于招行扣划的行为，李宗元本人应当明确知晓且至今从未向招商银行提出过任何异议，充分证明李宗元本人是明知其要承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并以其实际行动履行了连带保证的责任。第五、李宗元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做出皖合元决(2017)第147号《公证复查决定书》既未撤销原公证书，又未载明李宗元未向招行合肥分行提供保证担保。综上，应认定李宗元为招行合肥分行案涉债权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
前文已述案涉《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系李宗元本人所写，且案涉《印章授权书》、《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及《个人贷款借款借据》等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故对李宗元在二审期间提出的前述鉴定申请，未予准许。
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
本院认为,招行合肥分行就案涉借款与李宗元形成的保证合同关系，无法定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招行合肥分行在保证期间内已向李宗元主张债权，一审判决李宗元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李宗元主张其未为招行合肥分行的案涉债权提供保证担保的上诉理由，因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案涉主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截止2013年5月21日，案涉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截止2015年5月20日。招行合肥分行于2014年8月起诉张从军等人时已向李宗元主张了担保债权，且江北公司（李宗元时任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1月29日仍在履行担保责任，以上事实说明招行合肥分行在保证期间内主张了担保债权。李宗元主张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案涉合同对保证期间的约定，不属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2条规定的情形，李宗元主张案涉保证期间应为六个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李宗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26元，由上诉人李宗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爱民
审判员 陆文波
审判员 张 健
二〇一八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於笑仙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