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大民初字第2952号
原告牛淳，男，1964年1月21日出生。
被告北京市大兴区夕阳红养老院，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李窑村。
法定代表人吕书庆，院长。
原告牛淳与被告北京市大兴区夕阳红养老院（以下简称：夕阳红养老院）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牛淳，被告夕阳红养老院的法定代表人吕书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牛淳诉称：我母亲汪静媛于2010年6月至2011年10月期间入住夕阳红养老院，但夕阳红养老院未遵守相关法规提供相应服务，未履行应尽义务，侵犯了我母亲汪静媛的合法权益。夕阳红养老院成立于2009年6月，之后在《北京晚报》上大作广告，名不副实，虚假宣传（在北京市民政局的网站上也有类似内容），我母亲汪静媛受骗上当，以为找到一个良好归宿，可以安享晚年，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夕阳红养老院自身的软硬条件以及对于入住老人至关重要的就医环境、交通便利状况都是恶劣的，雇用的护工是无资质、无经验、“流动性很大”的人员，周围是垃圾场和养猪场；夕阳红养老院提供的服务与其对外承诺的和相关法规要求达到的服务标准相差甚远，存在着虚假宣传和欺诈性服务行为。由于夕阳红养老院看护缺失，我母亲汪静媛入住半年后跌倒骨折，身体每况愈下，夕阳红养老院既不通报家属，又不及时就医，直到我母亲汪静媛不堪忍受长达一个多月的病痛折磨后，夕阳红养老院才带其就诊，此时距骨折后10个月，距上一次脑检查13个月，就诊时敷衍了事，医生开出的二项检查中，其中一项没作以致未能及时发现我母亲汪静媛实际病情，延误治疗，导致我母亲汪静媛10天后病发而亡。夕阳红养老院在我母亲汪静媛去世后，不是积极地协助家属处理后事、而是设置障碍，敷衍刁难，更有甚者，还侵占我母亲汪静媛遗留的钱款、扣押我母亲汪静媛的证件和信件至今不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北京市养老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及《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标准》的相关规定，请求法院判决夕阳红养老院双倍退赔服务费20800元，共计41600元；赔偿医疗费1522.96元；返还财产（橱柜一个、木箱一个、黄色木柜一个、黄色木高柜一个、黄色木头低柜一个、黄色木椅一个、被褥一套、竹竿四根、石英钟一个、玻璃小木柜一个、竹帘一个、床头柜一个、白色木柜子一个、黄色木椅一个、东芝收音机一个、小木椅一个、木凳子和椅子垫一个、木单人床一张、密度板一块、蓝色棉门帘一个、塑料门帘一个、塑料盆二个、瓷碗一个、四方木桌一张、木箱子一个、病例手册及留言便条）；诉讼费由夕阳红养老院负担。
被告夕阳红养老院辩称：我院对牛淳的四项诉讼请求均不认可，我院没有虚假宣传，不同意退赔服务费；汪静媛入住我院期间，没有发生骨折，也没有信件、照片、证件及就诊资料，清点笔录中所述物品，牛淳给付相关保管费用后我院同意牛淳拉走，诉讼费不同意承担。牛淳所述诉讼理由不成立，牛淳母亲汪静媛当时入住养老院需要签合同，但汪静媛当时说没有儿女，牛淳及其母亲汪静媛均未与我院签订服务合同；牛淳诉称我院提供服务不到位，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我院对汪静媛已经超过正常服务的项目，后来汪静媛写了很多感谢信，所以我院不同意退赔服务费；牛淳母亲汪静媛根本不存在骨折的事实，也不可能发生医药费，老人生病本应该是儿女带着去看病，但汪静媛称自己没有儿女，我们才送她去医院治疗的。
经审理查明：牛淳的母亲汪静媛于2010年6月27日至2011年10月期间入住夕阳红养老院，双方未签订服务合同，汪静媛每月交纳服务费1300元。2011年10月27日，汪静媛心源性猝死。
对于夕阳红养老院是否存在虚假宣传，双方当事人争议如下：
牛淳述称：夕阳红养老院用了大量不实的虚假的词语出现在北京晚报和北京民政局网站上，“设有五亩菜园，可供老人食用，自种无公害绿色食品”、“24小时值班”、“可免费接老人自己入住”、“前三个月免费康复，有以下项目针灸等几项医疗服务”、“传唤系统”、“老有所医”、“设有医务室”、“交通方便“等宣传内容均不属实；夕阳红养老院夸大绿地面积，“收费标准600元”与事实不符，以极低的价格诱惑老人，夕阳红养老院亦没有服务各种身体条件老人入住的条件。夕阳红养老院述称：我们没有在北京晚报上刊登过广告，报纸显示的广告名称系夕阳红托老所，并非我院的名字；我们没有医务室，现在正在改进；养老院的房屋是租的，“五亩菜园”系房主的；收费标准对不同老人有多种标准，并非虚假宣传。
另查，牛淳曾起诉夕阳红养老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认为夕阳红养老院未按照有关规定与汪静媛或其亲属签订服务合同，且未在汪静媛心脏病发作后120急救车到来前采取必要的应急急救措施，疏于护理管理，在订立养老服务合同和履行服务义务中存在一定过错，判决夕阳红养老院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共计40000元。后牛淳和夕阳红养老院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一中民终字第121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中确认汪静媛与第一任丈夫育有一子吴强（1960年9月12日出生），与第二任丈夫育有一子牛淳，育有一女汪芳（1966年1月19日出生）。汪静媛与第三任丈夫贾振芳于1974年结婚，均系再婚，未生子女。北京市公安局白纸坊派出所经查1975年7月1日户口底票登记，出具证明信载明：汪静媛之夫贾振芳，长女贾桂荣（1964年11月5日出生），长子贾钢奎（1967年8月8日出生），次子贾钢柱（1971年10月25日出生）。1981年，汪静媛以贾振芳流氓成性，夫妻感情不和为由起诉与其离婚，同年12月22日，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自愿离婚，双方同意，在谁住处的财务归谁所有。此次离婚诉讼中，贾振芳所生育的三个子女未涉及抚养问题。
案件审理过程中，因本案涉及到汪静媛的法定继承人问题，按照相应法律规定，本院依法向吴强、汪芳本人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二人均表示放弃牛淳起诉夕阳红养老院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的实体权利，不参与本案的诉讼也不参与本案赔偿及相关物品的分配。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吴强、汪芳提交的书面声明、2013年一中民终字第12110号民事判决书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要约必须具有足以使合同成立的主要条款，且内容必须明确。有效的要约能够对要约人和受要约人产生拘束力。而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不具备足以使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其本身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五条规定，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从合同法规定内容理解，一般而言，广告宣传为要约邀请，但广告内容具体明确、经受要约人承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的可视为要约。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夕阳红养老院在北京晚报及北京民政局的宣传内容应系要约邀请，不能构成法律上的要约，双方应签订正式的合同，对服务标准进行明确的约定。2010年6月27日至2011年10月期间，汪静媛及其家属并未与夕阳红养老院签订服务合同，但汪静媛足额交纳了入住费用并实际入住，夕阳红养老院亦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汪静媛及其家属亦未在此期间提出相关异议，视为认可夕阳红养老院为其提供的相关服务标准。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汪静媛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在入住该养老院后已明确知晓夕阳红养老院服务水平及标准，仍然入住直至去世，该行为并非错误意思表示，夕阳红养老院的行为不构成欺诈，故牛淳要求退还服务费及赔偿服务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牛淳要求夕阳红养老院赔偿医疗费的诉讼请求，牛淳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导致汪静媛此项费用发生的事实系夕阳红养老院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所致，故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牛淳主张返还相关物品的诉讼请求，因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暂不予处理，汪静媛的法定继承人可与夕阳红养老院另行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牛淳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八百七十八元，由原告牛淳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韩文静
人民陪审员 朱洪涛
人民陪审员 曹学超
二〇一五年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李少华
书 记 员 王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