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10民终6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章振波，男，1955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灯塔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省有，辽宁大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辽阳市。
法定代表人：于洪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宇，辽宁德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章振波因与被上诉人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灯塔市人民法院（2017）辽1081民初24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章振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省有，被上诉人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章振波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不当得利人民币5,087,500元，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事实情况及是非曲直。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争议焦点系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即铁岭市公安局是否违反办案，并胁迫章振波以还贷名义给付被告人民币260万元，还是章振波自愿代辽阳新运贸易公司还贷款给被告信用社260万元。章振波与被告西马信用社之间是否发生和存在借贷关系，被告信用社是否拨付200万元借款给了章振波，这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和原审法院须查明的本案事实。原告有10名证人出庭作证及辽阳二院医生等多人证言及相关书证足以证实，章振波与被告信用社之间未发生和存在借贷关系，其还款260万元给付被告，是在铁岭市公安局办案民警胁迫之下，被告收到原告26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属不当得利。原告特别申请法院调取被告发放贷款的原审凭证及账目，申请法院调取辽宁省公安厅关于撤销章振波涉嫌合同诈骗案相关材料。原告提供的诸多充分证据证明，章振波于2014年4月10日给付被告260万元还款时在铁岭市公安局违法办案，胁迫情况下，被迫情况行为，不是自愿还款。被告仅提供的新运公司为借款人的借据和支款凭证并不能提供原始《借款申请书》、《借款调查、审批书》、《借款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及其他必须的贷款手续和被告书面向法院的说明。根据上述证据，原告认为章振波或新运公司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被告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原告260万元人民币之款项，造成原告损失属不当得利，依法应承担返还的民事责任。二、原审判决主观倾向，故意偏袒，不顾本案事实和证据，生拉硬扯，任取所需，剪接拼凑，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编造判由。竟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委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认定的国赔行政案件的事实重复作为认定本案民事纠纷案件事实的依据。如此判决混淆法律部门、法律关系、审判程序及法定案由，也违背审判常识。原审判决不从自己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和是非曲直，而以（2017）辽委赔1号国赔决定书为证认定事实，违背事实、违反证据和法律，违反审判程序。第一，（2017）辽委赔1号国赔决定书，主要审理和查明的是：被告是否对章振波人身和财产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拘留、逮捕、判刑、扣押、查封、没有财产等），造成原告人身和财产损失和被告是否构成国家赔偿。（2017）辽委赔1号国赔案件并未开庭审理章振波及新运公司与西马信用社之间是否签订和履行借款合同的详细具体事实，也未审理二次200万元的贷款借款人是谁，借款划拨给谁，更未审理章振波和新运公司是否收到和使用该200万元贷款。同时也未开庭审理章振波在铁岭市公安局胁迫之下被迫凑足260万元给信用社，因此对上述属于民事纠纷的内容，并未开庭审理。而本案法庭未查明上述事实，经两次开庭调查审理，并通过对方争议的两个焦点已完全查明，事实清楚，足以认定无论新运公司或章振波与信用社之间并无借贷关系（未签订借款合同、没有借款申请书和审批调查手续，未签订抵押担保等合同，被告也未将200万元借款拨付给新运公司和章振波个人）。被告在二次开庭中均未举证出上列证据，特别是法院要求被告提供拨付借款的第二联凭证，被告书面说明无法提供，此为被告也未能举证原告和新运公司代西马煤矿偿还200万元贷款的证据。在被告不能举证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虚构和编造了欠款西马煤矿的200万元债务由新运公司借款代偿，新运公司欠款由章振波代偿，此判由除了没有证据外，更是不合常理，新运公司为什么替西马矿还债，三家买煤还债协议根本未履行，西马煤矿业未给新运公司供煤销售。第二、原审判决不顾本案十余人与医院医生的证人证言及病志书证等诸多证据，以十余证人除原告亲属外其余为原告下属为由，认定证据力弱而不予采信，对多位医院医务人员证言及病志书证未置可否，在此情况下强行认定铁岭市公安局并未胁迫章振波还款260万元一节，显然是违背本案事实和证据，显示公允的。第三、原审判决认定新运公司企业性质登记为集体，实际为个人企业，这一环节违背法律，违背审判程序。根据工商行管理法规，最高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审判工作纪要和相关规定，涉及企业性质本着谁登记谁解释的原则，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和处理，属于经济纠纷当中的企业性质的争议，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充分听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相关行政部门的意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企业性质作出正确的认定和处理。上述规定和审判实践足证，变更和改变企业登记性质，主要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在审判中涉及企业性质需变更时要通过审判程序变更和改变。原审判决既未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未通过审判程序即认定新运公司登记名为集体实为个人企业，违反法律规定和审判程序。第四、新运公司并未与被告信用社发生借贷关系，被告信用社也未拨付新运公司200万元借款。原告章振波并非主动自愿代为新运公司还欠款，而是其在铁岭公安局胁迫之下被迫给付了被告260万元。上述事实证据足证原审判决章振波虽然对新运公司存续期间的债务没有偿还责任，但其偿还260万元属于非债偿还，代为偿还，这一判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主观臆造。三、原审判决采取断章取义，任取所需之手段将章振波主张的最高院、省法院国赔决定书认定铁岭市公安局没有对章振波人身和财产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但并未认定没有胁迫行为和最高院、省法院审理国赔案件并未审理原告与被告信用社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的事实之主张。歪曲为原告方请求法庭以最高院和省法院国赔决定书为依据，来认定本案民事事实。原审判决将原告主张的最高院驳回申诉书这一有利证据，故意隐匿。四、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原审违反回避原则的规定，原审诉讼中因主管院长桥乔某某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其是本案纠纷的始作俑者，当时其利用职务便利，违法参与经济活动，主动找到原告并推荐原告参与该纠纷项目。乔某某与被告时任法定代表人是朋友，兄弟关系。本案发生诉讼后，其为被告上蹿下跳、疏通等帮助，为此原告对其提出书面申请回避，原审并未依法裁定其是否回避，也未通知原告，乔某某并未回避本案，在原审中仍起到干扰审判之作用，致使本案错审错判。
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我方认为双方借贷关系成立且已实际履行。1.我方提供了借款借据和支款凭证，完成了举证责任。借款借据和支款凭证是一组完整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的事实及履行情况。2.在（2017）辽委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中对双方的借款事实也予以了认定。3.上诉人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第3、4、5页也自认了欠款事实。综上，我方提供的证据和上诉人的自认均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且已实际履行。二、我方认为上诉人的还款行为并不是被胁迫的。1.在（2017）辽委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中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没有认定侦查机关存在非法胁迫行为，上诉人主张受到胁迫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撑，并且上诉人申请的国家赔偿也没有得到支持。2.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胁迫情节，也与我方无关，因为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阶段采取的措施是否得当并不应该由我方在民事程序中承担法律后果。3.上诉人的还款是通过转账和将现金存入被上诉人指定银行账户完成的，故上诉人还款的款项并未经公安机关流转，并不是刑事程序中的追缴。即使上诉人是受迫于刑事调查的压力而还款，也不能改变其自主还款的性质。对于庭审中上诉人提出的所谓“新证据”，我方认为，首先，该份证据并非新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现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二）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因（2017）辽委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在一审开庭前就早已送达且生效，故该笔录并非新发现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就内容而言，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存在被胁迫的事实。在该份笔录中，有关胁迫行为的描述均为上诉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公安机关人员并未认可，且证人王峰与上诉人有经济往来，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力不足，并不能证明胁迫行为。再次，即使公安机关存在胁迫行为也不能免除上诉人的还款责任。公安机关在当时对上诉人已经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中有侦查权，公安机关在侦查时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意思表示并不等同于民法中的胁迫。三、我方认为上诉人有还款义务。首先，基于双方存在的借款关系，上诉人有还款义务。新运公司为个人企业，（2017）辽委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中对此也予以了认定。除此之外在公安机关笔录中西马峰镇企业办的工作人员董常志和西马峰镇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实中均承认了新运公司为上诉人章振波的个人企业，自负盈亏。依据我国法律规定，自然人应对其个人企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其次，辽阳市新运综合贸易公司在1999年已经注销，而上诉人却在2006年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中以个人名义签字。对于上诉人在新运公司已经注销的情况下仍以个人名义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的行为，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可以认定其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债务人在承担债务后当然具有偿还债务的义务，并且在此之后上诉人也实际履行了偿还义务。综合以上，我方认为上诉人有还款义务。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我方认为双方借款关系存在且已履行，故上诉人有还款义务，故我方并不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的请求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望合议庭充分考虑我方意见，依法裁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章振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人民币260万元并从取得不当得利之日2014年4月10日起至全部给付之日止承担小额贷款公司月息2.5%之利息每月62,500元，到起诉之日计39个月计2,437,500元，标的额为5,037,500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沈煤集团西马峰煤矿于1999年3月份之前在被告单位西马峰支行贷款本金260万元，利息246,420元，未能如期还贷。西马煤矿处于经营不景气时代，时任原灯塔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西马峰信用社主任李百杰处于束手无策，其为完成信用社清收贷款工作任务，多次找到原告时任辽阳市新运综合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为灯塔市西马峰镇新生村民委员会村办集体企业，请求原告帮助西马煤矿销售生产的煤炭，销售回款落户到新运公司，再由该公司代西马煤矿转账付给被告。原告西马峰信用社为新运公司贷款200万元作为三方合作周转资金。口头约定从被告为新运公司签订贷款之日起西马煤矿向新运公司指定销售煤炭单位发运原煤。1999年4月13日，被告西马峰支行与新运公司签订两份100万元贷款手续，但该款当天未放贷新运公司，后经多次催贷李百杰总以无贷款指标推脱，至今也没有发放到新运公司账户。而西马煤矿按三方约定应从1999年4月13日开始向新运公司客户发运原煤，到1999年7月1日三方都未履行协议，被告既没给原告公司贷款，西马煤矿也没有给原告公司客户发煤。灯塔市西马峰镇新生村民委员会向工商局申请注销新运公司，1999年7月10日工商局注销了新运公司，各种公章财务章上缴相关部门。2005年11月被告以原告信贷合同犯罪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经辽阳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原告接受公安机关传唤后，陈述被告批准原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新运公司贷款200万元属实，但被告至今未发放新运公司，如果被告有证据证明新运公司贷款的200万元已发放到账户，原告将接受公安机关定罪处罚，然后公安机关令原告回家听候处理。事后原告到公安机关询问，公安人员讲经核对该款属实没有发放新运公司账户，该贷款指标被贷给西马煤矿，原告认为没有事了。2014年3月，铁岭市公安局以原告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新运公司涉嫌金融合同诈骗为由重复立案，侦查期间多次传唤原告，原告苦口婆心的向办案人陈述理由，办案民警刘晓波、于久宏、李波、李明四人不听。2014年4月10日原告因患直肠癌在医院住院化疗，上述四名警察来到医院，宣布两条让原告及家属选择，一是立即凑足260万元，二是否则将原告带到铁岭市看守所羁押，原告提出当天无法凑到260万元，办案警察提出你今天无论如何就算花5毛钱利息借贷，也必须给我们260万元，否则就抓人，原告坚持借不到，并强调我是新运公司村委会聘任的法定代表人，不是个人经营行为，办案警察便强行将我从病床拽起，医生进行阻拦，并告知办案民警患者出现一切人身危险由公安机关负责，办案民警不听医生的，我苦求无效后，孩子及亲属只能向亲朋好友借钱，凑足了260万元交给办案民警，原告这才免被送押看守所，逃过了一场灾难，保住了性命。原告于2014年4月16日从小额贷款公司以月息2.5厘借款，偿还了当天救我命亲属和朋友的钱，而该贷款至今未还，原告每月承担62500元借款利息。原告病情好转后，进京到公安部上访，同时到灯塔市人民法院立案起诉被告，法院以公安机关侦查尚未结案为由以（2015）民三初字第0024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起诉。2015年7月公安部公纪函（2015）769号文件指令辽宁省公安厅纪委组织核查并报结果，2016年8月5日铁岭市公安局作出铁公（经）撤案字（2016）003号撤销案件决定书，撤销新运公司涉嫌诈骗案件。并对四名办案民警给予相应处分，原告向公安机关追偿收缴的260万元及引起利息损失，公安机关答复原告的案件撤销了，西马峰信用社收到公安机关交款应当返还，否则构成不当得利，原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原告是受到被告举报涉嫌金融合同诈骗受被拘捕施压下，公安机关强迫原告借贷偿还被告莫须有的贷款还款。现今原告涉嫌金融合同诈骗案件被撤销，被告取得赃款应当返还受到损失的原告。退一步讲，新运公司是村办集体企业，原告是受村委会指派到新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律没有规定法定代表人对法人组织承担义务。如果贷款成立，该借贷应当由法人偿还，不应由我个人偿还。法人终止消灭的，应当由成立法人组织上级单位承担责任。公安机关将我个人借款交被告，其没有合法根据取得我个人的财产，其收取260万元不是新运公司的财产。其收贷新运公司的还款是错误的，其权利义务与原告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性。即便存在借款合同纠纷，也是被告与新运公司之间纠纷，也与原告无关，何况被告未将贷款付给新运公司。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审辩称，1、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原、被告存在借款关系，原告的行为是偿还贷款。2、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被撤销仅是对原告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做出的法律评价，撤案并不能导致双方的借款民事法律关系被撤销，仍由原告承担还款义务。3、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非全国性金融机构，其下属机构西马峰支行没有公章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4、原告的企业并非集体企业，而是由个人出资的个人企业。原告自诉1999年7月办理的注销登记。原告的个人身份承接辽阳市新运综合贸易公司的债务，属于债务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4月22日，新运公司向西马峰信用社贷款50万元，约定月息12厘3毫，该笔贷款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异议。1999年4月13日，在信用社和章振波双方对贷款实际用途均知晓并同意的情况下，新运公司在西马峰信用社贷款200万元，当即用于偿还西马煤矿所欠信用社贷款。2014年4月10日章振波偿还西马峰信用社的260万元，其中200万元用于偿还1999年4月13日200万元贷款的本金，60万元用于偿还1997年4月22日50万元贷款的本金及10万元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1.关于1999年4月13日的200万元贷款，章振波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新运公司与西马峰支行之间是否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章振波主要观点为虽然有借据和贷款支款凭证，但该200万元没有实际支付给我个人或者公司账户，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提供第二联据，新运公司没有实际收到贷款；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观点为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国家赔偿决定书查明的事实很清晰。2.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受领章振波个人偿还260万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章振波主要观点为即使新运公司与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不应由章振波个人偿还贷款，公安机关胁迫章振波还款，刑事案件撤销后，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受领章振波还款没有合法依据；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观点为章振波承接了新运公司的债务，是代为新运公司还款，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受领章振波还款是基于与新运公司之间的合法借贷关系。对争议焦点一的分析如下：1999年4月13日，在信用社和章振波双方对贷款实际用途均知晓并同意的情况下，新运公司以周转资金的名义分两次向西马信用社共贷款200万元用于偿还西马煤矿的欠款，也就是说新运公司是通过向西马峰信用社贷款200万元的方式偿还了西马煤矿欠西马峰信用社的贷款，是以贷还贷，所以并没有实际的给付现金或者银行转账行为。贷款到期后章振波一直未偿还该笔贷款的本金及利息，新运公司和西马峰信用社之间存在着合法借贷关系，被告是否能够提供二联据，不影响1999年4月13日200万贷款借贷关系成立的事实。
争议焦点二的分析如下：章振波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偿还了西马峰信用社260万元，上述还款行为可以看成是章振波代替新运公司向西马峰信用社偿还贷款，章振波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偿还260万元欠款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属于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章振波应对自己的民事法律行为负责，若章振波代为还款后反悔，可以依法向新运公司主张权利，但没有向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返还的法律依据。至于章振波是否受到侦查机关非法胁迫，章振波证据并不充分，况且也不是民事案件审理范围，章振波业已申请了国家赔偿但没有得到支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没有认定侦查机关存在非法胁迫。《民法通则》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章振波诉求的不当得利是基于给付行为，给付不当得利指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移转的财产或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新运公司实际为个人企业，由章振波投资，财产为章振波个人所有，章振波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因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新运公司登记为集体企业，企业注销后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在五年内向章振波个人提出偿债请求，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故难以认定章振波个人对新运公司存续期间的债务现仍应承担偿还责任。但即使章振波个人并无偿还义务，此时章振波的还款则属于非债偿还，属于代为新运公司偿还，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受领并非没有合法原因，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取章振波260万元是基于新运公司与西马峰信用社之间合法的借贷关系，章振波的还款发生新运公司与西马峰信用社250万元本金及10万元利息债务消灭的效果，债务的消灭就是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取章振波260万元的法律根据。因此本案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不当得利，章振波要求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返还本金26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之规定，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章振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063元，由章振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章振波提供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委赔1号质证笔录，证明该案件是行政案件，没有审理三方协议，以其作为依据不符，笔录查明了公安局胁迫上诉人还款260元。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不予认定。根据被上诉人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本院调取了铁岭市公安局关于辽阳市新运综合贸易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案卷宗材料。本院二审查明：1997年2月27日辽阳市新运综合贸易公司、灯塔市西马峰信用社及西马煤矿签订协议书，内容为西马煤矿欠灯塔市西马峰信用社贷款，西马煤矿以煤还贷，给新运公司发煤顶账，此款由新运公司偿还。2014年3月24日铁岭市公安局询问笔录中章振波自认协议签订后西马煤矿向新运公司供煤，煤款为300万元多点，其已给付西马煤矿80多万元，并同意向西马峰信用社贷款200万元替西马煤矿偿还贷款。上述事实有铁岭市公安局关于辽阳市新运综合贸易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案卷宗材料在卷为凭，足以认定。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得利，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利益。上诉人章振波主张被上诉人辽宁灯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领取其给付的260万元无依据，应返还本金及利息一节，上诉人章振波系辽阳市新运综合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新运公司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实为个人企业，已于1999年7月17日核准注销，上述事实已经生效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家赔偿决定书（2017）辽委赔1号予以认定，现根据新运公司、灯塔市西马峰信用社及西马煤矿达成的内容为西马煤矿以煤还贷，给新运公司发煤顶账，此款由新运公司偿还的三方协议及铁岭市公安局关于辽阳市新运综合贸易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案卷宗中章振波的询问笔录等可以认定本案争议的200万元贷款系辽阳市新运综合贸易公司用于代西马煤矿偿还灯塔市西马峰信用社，即本案被上诉人的欠款，故上诉人作为新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偿还给被上诉人260万元的贷款本金及利息有依据，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情形。虽上诉人主张其给付被上诉人260万元系因铁岭市公安违法办案胁迫其支付的，但其已就公安机关的违法办案行为提起国家赔偿的行政诉讼且其并未得到支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没有认定侦查机关存在任何刑事强制措施，现其主张系在胁迫情形下偿还260万元亦依据不足。另关于上诉人就新运公司与被上诉人及西马煤矿之间签订的三方协议的争议可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章振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063元，由上诉人章振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墅& # xB;
审判员 毕寒光
审判员 张 丽 丽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白 如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