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宁陵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民初字第01080号
原告任民书，男，汉族，农民，住河南省宁陵县。
原告任民治，男，汉族，农民，住河南省宁陵县。
原告邓宝传，男，汉族，农民，住河南省宁陵县。
原告彭振福，男，汉族，农民，住河南省宁陵县。
四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吴军，河南世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任广州，男，汉族，农民，住河南省宁陵县。
委托代理人赵杰，河南保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任民书、任民治、邓宝传、彭振福与被告任广州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原告于2015年8月14日诉至本院，本院同日予以立案并向其送达了受理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向被告送达了民事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军、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在1997年4月份，原、被告五人共同投资合伙，在宁陵县逻岗镇三丈寺建花生炒货厂一处，每人出资55000元（其中原告任民治、任民书兄弟二人占出资额的四分之一，即55000元）。原、被告在经营期间因意见不合，产生分歧发生争议。于1998年8月19日在逻岗镇乡镇企业管理办公室和镇司法所的主持下，原、被告之间达成了散伙协议，原、被告共同经营的花生炒货厂，归被告一人管理经营，被告分批分期将四原告的出资款，按每人50000元退还。厂里的一切事务均由被告承担，后被告第一年给付原告各20000元，第二年原告再找被告催要时，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不给，后来四原告每次找被告要钱时，被告都与原告吵闹，于2013年10月份被告在村委干部在场的情况下，偿还原告任民治6000元。后在原告就此事起诉后，被告托刘文生找原告任民书协商解决，但没有说成。基于以上事实，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依法具文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归还欠款90000元及逾期还款的滞纳金（按照散伙协议第二项的约定支付）。2、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后原告称被告归还6000元，原告变更诉请为84000元。
被告辩称：1、任民治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主体，其不是合伙人，法院应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从1998年8月19日签订散伙协议内容及1998年邓宝传、彭振福的起诉状内容和1998年法院两次判决书的审理查明内容足以证明任民治不是本案的合伙人，不是适格的原告主体。2、原告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三人的诉请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已丧失胜诉权。原告任民书自1998年8月19日达成散伙协议后至今都未找过被告要过账，未主张过权利；原告邓宝传、彭振福二人自1998年当年起诉第一批还款2万元到判决并执行完毕后至今均未向被告要过账，未主张过权利，法院应当依法判决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3、原告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所称以后找被告要过账，并在2013年10月份被告在村干部在场的情况下偿还6000元的说法不是事实，纯是原告编造的谎言。
针对原、被告的诉辩观点，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任民治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2、原告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原告主张的欠款数额是否属实，其要求被告还款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和补充，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一、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散伙协议书，证明1、证明原告的基本情况，并系本案适格的主体；2、证明原、被告经算账散伙，被告付给四原告合伙投资资金共计15万元，被告仅付给原告共计6万元，还欠9万元的事实；3、证明被告若不按协议约定的期限履行还款义务，拖欠一日加罚5%的滞纳金，拖欠一个月以上抵押厂里和家里的财产。4、证明被告未按协议约定承担还款义务。二、原宁陵县逻岗镇企业办主任郝齐良的证言、刘银杰、黄烈英、刘文生等人出庭作证，黄本初的证言，证明：1、证明原、被告在1996年合伙开办炒货厂共分四股、原告任民书、任民治占一股的事实；2、证明原告这些年来一直找被告要账的事实，最后一次要账的时间大约为2014年10月份；3、证明被告于2013年10月还给原告任民治6000元的事实；4、证明在2014年11月份原告任民书和被告就此事找刘文生说和，协商解决的事实；5、证明本案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实。三、补充证据即名片1张，证明任民治系当时的厂长。四、证人刘文生、黄烈英的当庭证言，证明原、被告在1996年合伙开办炒货厂是共分四股，原告任民书、任民治占一股的事实；原告这些年一直找被告要账的事实，最后一次的要账时间是2014年大约10月份；被告在2013年10月还给任民治6000元的事实；在2014年11月份原告任民书和被告就此事找刘文生说和，协商解决的事实；本案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实。
被告为证明其答辩观点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一、1997年8月19日双方签订的《散伙协议书》1份。二、1997年7月29日原告彭振福的《民事诉状》1份。三、1998年7月29日宁陵县人民法院（1998）宁柳民初字第086-1号民事裁定书1份，原告彭振福，被告任广州。四、1998年8月29日宁陵县人民法院（1998）宁柳民初字第086号民事判决书1份，原告彭振福，被告任广州。五、1998年8月29日宁陵县人民法院（1998）宁柳民初字第087号民事判决书1份，原告邓宝传，被告任广州。六、2015年3月12日宁陵县逻岗镇黄老家村委证明1份。七、2015年4月13日宁陵县逻岗镇司法所证明1份。八、2015年1月3日原告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诉被告任广州民事诉状1份。九、2015年4月15日宁陵县人民法院（2015）宁民初字第033号民事撤诉裁定书1份，原告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被告任广州。十、2015年4月14日宁陵县法院庭审笔录1份，2015年4月14日录音笔录1份。十一、任民治于2013年11月18日及其妻子马凤花于2013年11月20日二人在宁陵县人民医院住院病历2份。以上十一组证据证明：1、任民治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主体；2、2015年1月3日邓宝传、彭振福的原民事诉状内容认可并足以证明本案合伙人是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及被告任广州共四人，没有任民治，任民治不是合伙人；3、生效的两份法院判决书已认定本案合伙人是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及被告任广州共四人，合伙人没有任民治，该判决书具有法律约束力；4、庭审笔录第6页第8行原告承认任民治不是合伙人；笔录第7页倒数第7-9行认可十几年来没有向被告要过账、主张过权利；5、自1998年7月29日二原告邓宝传、彭振福起诉后至2015年期间无任何人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原告任民书自签订《散伙协议》后至今未向被告主张过权利，三原告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6、被告支付的六千元是归还任民治的借款，归还借款时任民治夫妇均住院看病要求被告归还该借款。该款与三原告没有关系，与本案无关，三原告称是归还的合伙欠款不是事实。综上，三原告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的诉请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由于任民治不是适格的原告主体，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起诉。
依据被告的申请，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材料有：1、彭振福依据（1998）宁柳民初字第086号民事判决书填写的申请执行书1份，收到条2份。2、邓宝传依据（1998）宁柳民初字第087号民事判决书填写的申请执行书1份，收到条1份。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的质证意见是：1、对散伙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任民治提交的名片有异议，系不真实的；对任民治作为原告主体起诉有异议，从原告的提交的散伙协议书的签名看，足以证明任民治不是合伙人，仅凭一张名片，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名片系单方印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对郝齐良、刘银杰的证言真实性有异议，因证人未出庭作证接受质询，该两份证明材料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刘文生的证言不属实，全是谎言，刘文生从没有找过被告说原告欠账的事，刘文生称合伙人5人与原告邓宝传、彭振福在1998年起诉时的诉状内容中的合伙人数相矛盾，与2015年1月3日原告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向法院起诉时的民事诉状内容中关于合伙人的人数及合伙人的名字相矛盾，且该证人的证言含糊其辞，有可能、估计的言词存在，且该证言系孤证，不能对抗原告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在以前的自述和宁陵县法院以前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故该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也不能证明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对证人黄烈英的证言有异议，该证人与原告任民书系儿女亲家，系利害关系人，且该证人与原、被告不是一个村的，其所证，见到原告去要账，明显说谎，因原、被告一个村，证人为另外一个村的，证人在庭审中运用了听说的言词，且该证言与原告的自述及法院生效文书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也不能证明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及延长的情形，依据最高法关于民通意见174条规定，当事人对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应当向有关单位提出请求，经调处达不成协议的，诉讼时效重新起算；本案退一步，即使三原告不包括任民治，即便向刘文生主张权利，但其不是基层组织，不能认定为诉讼时效中断，即使证人黄烈英见到过原告要帐，也不符合该条规定的内容，黄烈英也没有给原、被告调处过，仅是见过或听说，因此原告举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没有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也不能证明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原告的诉请已经丧失胜诉权。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提出异议的有：对被告的证据6、7、10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当时邓宝传、彭振福和被告打官司的时候，因为任民治、任民书与任广州是爷们关系，承诺还给原告任民治、任民书，故原告任民治、任民书没有提出诉讼，但可以证明原告任民治系实际合伙人，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原、被告双方合伙开办的炒货厂与原告任民治提供的名片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名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对庭审笔录，被告系断章取义，法庭应综合全部庭审内容，可以证明任民治系实际合伙人，当时的村委干部郝齐良、刘银杰也证明了；被告提交的录音未经法庭许可，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且黄本初的证言证实不了被告与原告任民治之间存在其他债务关系；两份病历与本案无关；黄老家的村委证明不真实，且与本案无关。
原告彭振福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原告邓宝传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被告任广州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质证意见为：第一笔款在起诉前也给了一部分，后来判决后，其将判决书判决的数额都交到了法院执行庭，因为当时只有彭振福和邓宝传起诉了，第一笔款只给了他俩。
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当事人无异议的，本院予以采纳，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做如下分析认定：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人郝齐良、刘银杰的书面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而没有出庭，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对该书面证言本院不予采纳。2、证人刘文生、黄烈英的当庭证言，证人刘文生所证内容不清，该证言所证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人黄烈英与原告任民书系儿女亲家，具有利害关系，该证人所证内容与法院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相矛盾，且二证人所证内容不能相互印证，对二证人的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纳。3、任民治的名片，该名片显示任民治的职务为业务厂长，不能达到任民治为合伙人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015年3月12日宁陵县逻岗镇黄老家村委证明，该证明加盖有村委会的公章，且有村委书记的签字，该证据形式合法，与本案有关联，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纳。2、2015年4月13日宁陵县逻岗镇司法所证明，该证明加盖有宁陵县司法局逻岗镇司法所的公章，且有司法所所长的签字，该证据形式合法，与本案有关联，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纳。3、2015年4月14日宁陵县法院的庭审笔录，2015年4月14日录音及整理笔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纳。4、任民治、马凤花在宁陵县人民医院的住院病历，与本案的合伙纠纷没有关联性，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通过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相一致的陈述，可以确认以下案件事实：1997年4月份，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任广州四人各投资55000元合伙开办康宝花生炒货厂，1997年8月19日，四人签订了一份《关于康宝花生炒货厂变更经营机制的协议书》，该协议书记载有“协议人：任广洲、任民书、彭振福、邓宝传……1、经协商此炒货厂由任广洲一人进行经营，其余的任民书、彭振福、邓宝传三人各投资的资金5.5万元损失折旧伍仟元，每人投资款按5万元计算，分期由任广洲偿还给彭、邓、任民书三人，三年偿还完。第一年偿还40%，每人2万元，第二年30%，每人1.5万元，第三年30%，每人1.5万元。……协议人签字盖章任广洲邓宝传任民书彭振福加盖有宁陵县逻岗镇乡镇企业办公司的公章1997.8.19日”。后因任广洲没有及时付款，1998年，彭振福、邓宝传先后向河南省宁陵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宁陵县人民法院作出了（1998）宁柳民初字第086-1号民事裁定书、（1998）宁柳民初字第086号民事判决书、（1998）宁柳民初字第087号民事判决书，在该两份判决书记载有“……经审理查明，任广洲、任民书、彭振福、邓宝传四人合伙开办炒货厂，其名为康宝花生炒货厂。……”。1998年12月15日，彭振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下欠合伙款3400元，通过法院执行，彭振福在1999年1月30日领取执行款2500元，在2000年6月26日领取执行款900元。1998年12月26日，邓宝传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下欠合伙款2350元，通过法院执行，邓宝传在2000年7月6日领取执行款2350元。2015年3月12日，宁陵县逻岗镇黄老家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1份，内容为“证明我是黄老家村委支部书记我叫黄本初，我证明我本人及村委没有参于任广州、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他们计算及账目一事。一次也没有给任广州要过账。特此证明宁陵县逻岗镇黄老家村村民委员会公章黄老家村委书记黄本初2015年3月12日”。2015年4月13日，宁陵县逻岗镇司法所出具证明1份，内容为：“关于任广洲、任民书、彭振福、邓宝传于1997年8月19日签订的康宝花生炒货厂变更经营机制的协议书，证明如下：自2002年以来，由我担任逻岗司法所所长，自来至今，上述四人从来没有到司法所找过我，特此证明。所长李新忠逻岗司法所2015.4.13号（加盖宁陵县司法局逻岗镇司法所公章）”。2015年1月3日，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书写的民事诉状中列明了原告为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被告为任广洲（州），在该民事诉状中载明有“……事实及理由在1997年4月份原、被告四人合伙在宁陵县逻岗镇三丈寺建花生炒货厂一处，……”。2015年4月14日，宁陵县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在此案的庭审笔录第五页底至第六页第八行记载有：“原告代：被告的质证意见不能成立。……，任民治不是合伙人，……”；在庭审笔录的第七页第十七行至第十九行记载有：“审判长：为何在长达数十年时间内，一直不起诉他们。邓：没有告他的原因是怕挨打，每次要款都是怕打架。第一次打官司的原因是因为被告不还款。”此案在开庭过程中，审判长李豫当庭打电话与黄本初核实情况，录音内容显示：“审判长李豫：我给你说，任民书说任广洲给任民治这个6000块钱，他说的你知道就是给的啥钱，就是给的合伙纠纷那个钱，他问你知道不知道给的啥钱？黄本初：我说，我知道的我就说，啥钱我不问，我当时在场，有这个6000块钱，是啥钱我不问这事，因为我不知道是啥钱。我不用再说了，我要是知道是啥钱，当时我就给他写上了，中不中。……”。2015年4月15日，原告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申请撤回对被告任广州的起诉，宁陵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宁民初字第03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撤回了对被告任广州的起诉。现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任民治提起对任广州的起诉，要求判令所请。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纠纷，关于康宝花生炒货厂的合伙人问题，结合本案原告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与被告任广州签订的《关于康宝花生炒货厂变更经营机制的协议书》、宁陵县人民法院作出的（1998）宁柳民初字第086号民事判决书、（1998）宁柳民初字第087号民事判决书，2015年1月3日，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书写的民事诉状、2015年4月14日，宁陵县法院对该案的庭审笔录、宁陵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宁民初字第033号民事裁定书多项证据，可以认定康宝花生炒货厂的合伙人为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任广州，且此前原告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被告任广州也对合伙人的组成没有异议，故本案的原告任民治不是本案中康宝花生炒货厂的合伙人，其在本案不具有主体资格，对被告要求驳回任民治起诉的观点，本院予以支持。在原告任民书签订变更经营机制的协议书后，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法定的期限内曾向被告主张过权利；1998年原告邓宝传、彭振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仍下欠的第一笔合伙资金，邓宝传在2000年7月6日领取全部执行款2350元；彭振福分别在1999年1月30日领取执行款2500元，在2000年6月26日领取下余的执行款900元后，二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法定的期限内就第二笔的欠款曾向被告主张过权利，且被告也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不同意归还原告的欠款，原告也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的情形，故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任民治的起诉。
二、驳回原告任民书、邓宝传、彭振福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原告任民书、邓宝传、任民治、彭振福连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提供副本一式八份，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吕春元
审 判 员 赵世魁
人民陪审员 董一玮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李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