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甬仑民初字第1246号
原告：潘星月。
被告：于亚钢。
原告潘星月与被告于亚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新荣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7月9日、2015年7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星月、被告于亚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星月起诉称：原告与案外人虞哲明系母女关系。虞哲明系宁波市北仑区新华苑1幢3单元503室原产权人，前述房产的出租、买卖事宜虞哲明皆委托原告办理。2014年8月2日开始，前述房产出租给深圳市彩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合同是以梁国伟的名义签署的。2015年6月5日，原告替虞哲明将前述房产出卖给案外人，当天去办理交房手续时，被告带着近二十人来到前述房产处，声称其是梁国伟同事，是实际租赁房子的人要退还其房租并支付补偿金，否则，就占着房屋不出去了。原告已七十二岁高龄，一下子被吓到，随后同去的房产介绍所的人替原告报了警。110警官建议原告先将房租费与补偿金退给被告，以便可以顺利办好交房手续。如果被告所称不是事实，被告应退还上述款项。原告无奈之下将钱款转账给了被告，被告出具了收条给原告。后经了解，梁国伟根本没有出租给被告，被告也根本不是其同事。原告认为，被告不是前述房屋的承租人，其没有理由取得房屋退款及补偿金，该款项理应返还。被告更是在原告交房的当天恶意哄闹，侵占原告女儿的房屋，阻碍原告与他人房屋买卖，其行为恶劣。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租房退款和补偿金8000元、汇款手续费40元，共计804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于亚钢辩称：2014年8月2日，深圳市彩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梁国伟与原告签订了租房合同，租期1年。后因该公司业务调整，梁国伟工作调动，该公司委托宁波世纪华丰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华丰公司）处置涉案房屋租赁相关一切事项。2015年6月4日，原告因涉案房屋已出售，带着新房东要求现有住宿人员全部搬出，宁波华丰公司委托被告全权处理此事。被告根据租房合同条款作出让步，并提出建议，即再给一周时间，找好宿舍后，现有住宿员工全部搬出，不收取合同约定的补偿金，只要退还已收的租房款和押金即可，或现有住宿员工立即搬出，但需给予合同规定的补偿金。但原告依然提出立即搬出，不给予补偿金的无理要求。在被告要求下，原告报警处理，警方认同被告的建议。原告在听取警方建议后同意给予合同所定的补偿金。但警方离开后，原告却突然离开，无法联系。宁波华丰公司的住宿员工只好继续住在宿舍。2015年6月5日中午，原告又与新房东到了涉案房屋，再次无理要求宁波华丰公司的住宿员工全部搬出，且诬陷住宿员工动手打人并报警。警察到场了解了实际情况后，仍认同被告的合理意见，并在取得原告同意后，警方人员陪同原告到宁波华丰公司办公地点（花样年花郡售楼处）签收了收条，随后将房租退款及押金共计8000元转账给被告。宁波华丰公司安排被告用该款项给原住房员工找临时住处。综上，原告置租房合同条款约定及警方调解于不顾，属无理取闹，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潘星月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以证明其诉称：1.深圳市彩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彩生活上海公司）的员工梁国伟与原告（代虞哲明）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宁波华丰公司出具的《收条》、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及业务收费凭证，证明原告与梁国伟签订涉案房屋租赁合同以及被告已实际收取原告房屋租金退款、补偿金8000元，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被告前述8000元而支付手续费40元，共计8040元等事实；2.《房屋买卖中介合同》，证明虞哲明于2015年5月1日通过宁波市北仑区祥源房地产服务所与他人签订合同，将涉案房屋出售的事实。
被告于亚钢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以证明其辩称：1.《证明》3份、（彩生活上海公司、深圳市彩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以下简称彩生活宁波公司﹥、宁波华丰公司）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彩生活上海公司、彩生活宁波公司、宁波华丰公司均系深圳市花样年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彩生活上海公司2014年5月派其员工梁国伟到北仑协助关联公司工作，梁国伟以个人名义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涉案房屋用于公司员工居住，梁国伟走后宁波华丰公司受托处理涉案房屋租赁事宜，宁波华丰公司则委托被告具体负责处理涉案房屋租赁纠纷事宜等事实；2.《劳动合同》1份，证明梁国伟系彩生活上海公司员工；3.（接警）《事件单》1份，证明涉案房屋租赁纠纷经过警察参与协商处理等情况。
经开庭审理，原、被告举证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
1.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2.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1中的《证明》有异议，认为梁国伟不是彩生活上海公司的员工，而系彩生活宁波公司的员工，因而该证明的内容不真实；对该证据中的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有异议，认为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该合同签订时间修改过，时间应为2015年7月1日，同时，原告系与彩生活宁波公司的员工梁国伟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但从被告提供的证据1、2的内容来看，原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反驳彩生活上海公司、彩生活宁波公司、宁波华丰公司均系深圳市花样年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及彩生活上海公司派梁国伟到彩生活宁波公司协助工作等事实，且原告在宁波华丰公司出具的《收条》签名，并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3的内容，本院对证据1、2予以认定。
结合上述证据的认证以及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等，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原告潘星月与案外人虞哲明系母女关系。虞哲明系宁波市北仑区新大路408弄新华苑1幢3单元503室原产权人。2014年7月28日，原告通过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亿家亿房产中介所与案外人梁国伟（彩生活上海公司派遣到彩生活宁波公司协助北仑花样年·花郡楼盘项目工作的员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原告代虞哲明（2015年8月11日，虞哲明在本院形成的《谈话笔录》对此予以确认）将前述房屋出租给梁国伟及其他彩生活宁波公司员工居住使用；租期为2014年8月2日至2015年8月1日；付款方式为：房屋租金3200元／月，先付后住，每6个月支付一次，第二次付款提前一个月付清。合同履行中，房屋实际租金为2500元／月、押金2500元，彩生活宁波公司支付了房屋租金。梁国伟搬走后，公司员工案外人张涛搬进与公司其他员工一起仍在涉案房屋居住使用。张涛后亦搬走。2015年5月1日，虞哲明通过宁波市北仑区祥源房地产服务所与他人签订合同，将涉案房屋出售。2015年6月4日，原告因交房需要与居住的公司员工发生冲突，并报警。因彩生活上海公司、彩生活宁波公司、宁波华丰公司均系深圳市花样年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故彩生活上海公司、彩生活宁波公司委托宁波华丰公司处理涉案房屋租赁事宜，宁波华丰公司则授权其员工即被告处理涉案房屋租赁事宜。2015年6月5日，原告再次与居住的公司员工发生冲突，并报警。经协商，原告当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汇入被告银行卡8000元，手续费为40元。当日，宁波华丰公司签章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潘星月新华苑1幢3单元503（室）租房退款及补偿金人民币共计捌仟元整（￥8000元），双方约定至2015年6月5日起租期结束，且双方钱款全部结清，特立此条，以作证明。原告亦在该《收条》上签名。现原告以被告不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不应取得房屋租金退款及补偿金为由而诉至本院，提出如上诉求。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所争议的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合同上的根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取得利益。本案原告潘星月所主张的是基于给付的不当得利，基于给付的不当得利中“无法律上的原因”是指给付欠缺原因。因公司员工居住需要，案外人梁国伟以个人名义代表公司与涉案房屋产权人虞哲明的代理人其母亲即原告签订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在公司已支付相应的房屋租金，租赁合同期限又未届满以及在未告知承租人的情形下，原告女儿虞哲明将涉案房屋出售，原告则要求住户腾房，系违约。被告于亚钢经公司授权处理涉案房屋租赁事宜，原告也自行将租房退款及补偿金8000元支付给被告，并在公司出具的《收条》上签名，应视为原告对其违约行为支付的对价，被告取得该8000元并不构成不当得利。被告以原告违反租房合同约定，其系受公司委托处理涉案房屋租赁纠纷事宜等为由予以抗辩，本院予以采信。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潘星月的诉讼请求。
本案本诉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潘星月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如通过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帐号为37×××92，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通过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未在上诉期限内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张新荣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张静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