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01民终14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小丽，太原万达商场导购。
委托代理人张荣海，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路红旗村二道桥特1号。（办公地址为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路128号）
法定代表人唐冠洲，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玲，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武小丽及上诉人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5）杏民初字第02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武小丽的委托代理人张荣海及上诉人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玲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入职被告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期间，双方签订了两次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自2008年6月3日起至2014年6月3日止，原告工作岗位为被告驻外店铺的销售人员（店长、导购），实际工作地点为太原市杏花岭区解放路129号红人专卖店。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被告未为原告缴纳各项社会保险。依据被告提供的原告2008年7月至2015年3月期间的工资表计算：原告2012年7月至2013年6月剔除周六日加班费、社保补贴后月平均工资为2502.83元。2013年7月至2014年3月剔除周六日加班费、社保补贴后月平均工资为1962.56元。2015年3月扣零后实发工资1995元，剔除周六日加班费、社保补贴后月工资为1595元。
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未有原告工资记录。2014年4月14日原告生育一女。2014年4月23日起至2015年2月28日原告未提供医疗机构治疗有效证明及需请假天数。
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时间分为上下午班，轮流倒班，每日上午班9:00-15：00，下午班15:00-21:00。原告请求双倍工资时间为2014年6月3日至2015年4月。2015年4月1日起原告未为被告提供劳动。
原、被告对关于支付工资报酬、加班工资、未休年假工资、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未缴纳社会保险造成损失、经济赔偿金等问题发生纠纷，原告向太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其请求：1、裁决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支付工资报酬28858元；2、裁决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支付加班工资346072元；3、裁决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支付未休年假工资9753元；4、裁决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5246元；5、裁决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支付未缴纳社会保险造成的损失60669元；6、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31900元。2015年8月26日，太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并劳人仲裁字（2015）第9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支付武小丽未休年休假工资1375.86元；二、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支付武小丽生育津贴10803.52元；三、驳回武小丽的其它仲裁请求事项。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遂提起诉讼。被告同意仲裁裁决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劳动关系明确，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双方应按劳动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第一，关于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加班工资130018元的问题。原告主张其在被告处工作期间，存在加班情形，每月实得工资中不包含加班工资，对于被告是否已足额支付原告加班费的问题。首先，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实行标准工时制，被告确因工作需要，可依法安排原告延长工作时间、休息时间或节假日加班，但被告应依法安排原告补休或支付相应劳动报酬。其次，原告提供的销售凭证及回单可以证明原告存在加班的事实，同时被告提交的工资条显示其已按月足额支付原告加班费，且工资数额与原告出勤实得工资数额相符，原告对此予以否认，但未能提供证据进行反驳。再次，剔除周六日加班费、社保补贴后及缺勤情况折算原告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不低于太原市最低工资标准。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加班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带薪年休假工资9753元的问题。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三条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天数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折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本案中，原告于2008年6月3日起新入职被告单位参加工作，至2015年4月1日前属于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情形，符合《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故其自2009年6月3日起至2015年3月31日前享有带薪年休假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时间为一年。《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单位因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1个年度安排。自2015年4月1日起原告离开被告单位，未提供劳动，原告主张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尚未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09年至2012年年休假工资报酬的诉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013年度、2014年度原告应休年休假天数每年均为5天。依据《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所列之计算方法，经折算，2015年原告可享有的带薪年休假天数计算方法为：［90÷365天×5天/年］＝1.23天，其中0.23天不足1整天，应舍去，所以2015年度原告应享受年休假天数为1天。《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未安排职工带薪休年假的支付不低于职工日工资收入300%的工资报酬，其中包括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扣除被告已支付原告的一倍工资的数额，被告还应按原告提供正常劳动的实际日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原告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差额部分。2013年原告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为1150.73元（2502.83元÷21.75天×5天×300%-2502.83元÷21.75天×5天），2014年原告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为902.33元（1962.56元÷21.75天×5天×300%-1962.56元÷21.75天×5天）。2015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为146.67元（1595元÷21.75天×1天×300%-1595元÷21.75天×1天）。以上合计，原告未休年休假天数共计11天，被告应支付原告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共计2199.73元。
第三、关于被告未给原告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的问题。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八条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从该规定可以看出生育津贴无论是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还是由用人单位自己支付，支付数额不能少于女职工在用人单位上年度月平均工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结合本案，仲裁裁决被告支付原告生育津贴10803.52元（110.24元×98天=10803.52元），被告未对该仲裁裁决事项提起诉讼，视为对该仲裁裁决事项的认可，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生育津贴11074元（113元×98天=11074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对原告主张其在职期间被告未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造成养老、医疗、失业等损失的问题。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用人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且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劳动者向用人单位主张赔偿损失的前提是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而社会保险待遇的享受须符合法定条件，原告武小丽为1987年6月1日出生，现尚未达到法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年龄，故因受时间限制，原告的主张本院不能支持。
第四，被告是否应承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6367元的问题。被告提供的证据已充分证明被告与原告已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存在，故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第五，关于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6779元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诉前仲裁申请事项为经济赔偿金，诉讼变更为经济补偿金，变更后的诉请未经劳动仲裁，且属于独立的诉讼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规定，对原告的此项主张应不作处理，原告可另行主张。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第九条，《职工带薪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二条，《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1、被告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武小丽带薪年休假工资2199.73元，被告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原告武小丽。2、被告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武小丽生育津贴10803.52元，被告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原告武小丽。3、驳回原告武小丽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不服，上诉称，1、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已安排武小丽调休，并支付相应工资，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不应再支付武小丽未休的年休假工资；同时，武小丽只能诉求从起诉之日前一年的年休假工资，之前的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武小丽2014年4月14日生育一女，但于2015年7月2日才申请仲裁，请求支付生育津贴的事项已过仲裁时效。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驳回武小丽的诉讼请求。武小丽辩称，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在武小丽未休年休假的情况下，对武小丽予以调休；2014年4月14日武小丽生育一女，2015年4月武汉红人公司撤销经营场所后武小丽无法工作，从2015年4月起计，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判决。
判决后，武小丽不服，上诉称，原审判决对相关法律理解错误而导致在本案中的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加班费已经包含在所发放工资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关于未缴社保造成的损失，原审判决的认定违背了立法本意和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能力和差异。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判令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支付武小丽加班工资130018元、年休假工资9753元、因未缴社保造成的损失66251元、双倍工资26367元、经济补偿金16779元。武汉红人公司辩称，在支付武小丽的工资单中已有分项列明，其中就有加班工资一项，因此武小丽的加班工资已在工资中核发；武小丽未休年休假，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已安排其调休并支付了相应工资，因此不应当支付年休假工资；武小丽不到享受社保条件，并没有给武小丽造成损失66251元；双方已签订劳动合同，武汉红人公司不应当支付武小丽未签劳动合同而产生的双倍工资；武小丽诉求的经济补偿金未经仲裁前置程序，而且武小丽系主动离职，武汉红人公司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判决。
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14年4月14日武小丽生育一女后，应享受产假，在享受产假期间劳动合同到期及产假期满后，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对武小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武小丽也在产假到期后未主动到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销假，直至2015年2月底。2015年3月武小丽再回武汉红人公司上班，双方未办理任何手续。2015年4月之后，武小丽再未向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提供劳动。
本院认为，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未向法庭提供武小丽未休年休假而给其调休的相关证据，2014年4月14日武小丽生育一女后，应享受产假，在享受产假期间劳动合同到期及产假期满后，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对武小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武小丽也在产假到期后未主动到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销假，直至2015年2月底。2015年3月武小丽再回武汉红人公司上班，双方未办理任何手续。双方之间产生纠纷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武汉红人公司认为武小丽诉求生育津贴已过诉讼时效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武小丽诉求的加班工资已在其每月工资中核发，再次要求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支付加班工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武小丽2015年5月申请仲裁，现要求支付2013年之前的年休假工资，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武小丽主张其在职期间武汉红人公司未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造成养老、医疗、失业等损失的问题。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用人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且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劳动者向用人单位主张赔偿损失的前提是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而社会保险待遇的享受须符合法定条件，武小丽为1987年6月1日出生，现尚未达到法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年龄，故因受时间限制，武小丽的主张本院不能支持。2014年6月3日劳动合同到期之后，武小丽尚在产假期间，产假到期之后，因双方的原因均未续签劳动合同，2015年3月武小丽向武汉红人公司提供劳动一个月，2015年4月之后武小丽再未到武汉红人公司工作。因此，武小丽要求支付双倍工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武小丽诉求的经济补偿金应经仲裁前置程序，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不应进行诉讼处理。武小丽可另行主张。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诉讼费10元由上诉人武小丽负担5元，上诉人武汉红人服饰有限公司负担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卫
审 判 员 赵耀功
代理审判员 温冠华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