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8）粤06执异44号
异议人（申请执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11号建和中心25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811164X7。
负责人：蓝晓寒。
委托代理人：王立挺，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汤映珊，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佛山市全宇精密注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华富北路1号5号车间一层，组织机构代码68443890-X。
法定代表人：钟建军。
被执行人：黄嘉明，男，汉族，1976年11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被执行人：梁彩霞，女，汉族，1977年8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被执行人：钟建军，男，汉族，1982年8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五华县。
被执行人：母其涛，男，汉族，1991年1月13日出生，住云南省宣威市。
被执行人：佛山市丽莲瓦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金榜凤山西路10号首层之二，组织机构代码79120898-2。
法定代表人：靳玉堂。
第三人：苏同生，男，汉族，1952年10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高州市。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广东公司）与被执行人佛山市全宇精密注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宇公司）、黄嘉明、梁彩霞、钟建军、母其涛、佛山市丽莲瓦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莲瓦多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信达广东公司对本院拟带租拍卖被执行人黄嘉明所有的位于清远市清城×××首层8号之01号、04号至07号、09号至11号、15号至41号、45号、二层095号房地产（粤房地权证清字第01××33、01××36、01××37、01××42、01××44、01××49、01××51、01××53、01××63、01××67、01××68、01××69、01××71、01××72、01××73、01××74、01××75、01××76、01××77、01××78、01××24、01××79、01××85、01××87、01××20、01××24、01××27、01××28、01××30、01××49、01××60、01××62、01××63、01××66、01××68、01××74、01××65号，以下简称涉案37套房地产）提出书面异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追加苏同生为本案第三人。2018年6月12日，本院公开进行听证，申请执行人信达广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汤映珊及第三人苏同生到庭参加听证，被执行人全宇公司、黄嘉明、梁彩霞、钟建军、母其涛、丽莲瓦多公司未到庭参加听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异议人信达广东公司向本院提出异议，请求：撤销本院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的（2016）粤06执515号执行情况告知书，并对黄嘉明名下涉案37套房地产不带租约拍卖。
事实与理由：2018年1月19日，本院根据苏同生的异议，决定对黄嘉明名下涉案37套房地产进行带租约拍卖。信达广东公司认为苏同生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黄嘉明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租赁关系，不应支持其带租约拍卖的请求。具体理由如下：
一、苏同生提交的《物业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物业租赁合同》的真实有效性，依法不能据此直接认定其与黄嘉明之间租赁关系的合法有效性。
首先，苏同生提交的其与黄嘉明于2011年3月13日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于2014年8月20日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及黄嘉明于2014年8月28日出具的《收条》均为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核实。
其次，苏同生仅提交了《物业租赁合同》以证明其与黄嘉明于2011年3月13日就清远市清城区××首层8号、东二座二层及东二座三层物业（以下简称租赁物业）设定了租赁关系，但由于黄嘉明已下落不明，该合同未经黄嘉明确认，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就此认定该《物业租赁合同》的真实有效性，更不能据此直接认定苏同生与黄嘉明于抵押权设定之前即已存在合法有效的租赁关系。
二、《物业租赁合同》内容存在与常理严重不符的情形，且苏同生没有提供其已依约缴纳租赁物业的租金并实际占有使用租赁物业的证明，即使公证的《物业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真实，其出租时间发生在抵押之后而不得对抗信达广东公司。
首先，根据苏同生提交的《物业租赁合同》第二条约定，租金为每月10万元，押金为1081182元。且不论其租金水平是否严重偏低，按照常理，商铺物业租赁的押金通常为租金的两倍或三倍，但租赁物业的押金竟然高达10余倍，这显然与常理不符。而且，苏同生也没有提供其交纳押金的证据，因此，该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存在明显瑕疵。
其次，双方在《物业租赁合同》第三条约定了2年7个月的免租期，这显然也与生活常理不符。商业物业的免租期通常是基于装修的需求而产生，但租赁物业在其所谓的出租时，即2011年3月就已是竣工可正常使用的物业，根本无须2年7个月的免租期。
再者，对于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期间约定为每月4万元的租金，苏同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向黄嘉明缴纳租金。而对于2014年8月13日至2019年8月12日期间的租金，苏同生仅提交了黄嘉明于2014年8月28日出具的《收条》复印件，亦无法证明该租金已实际支付。
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苏同生还应该举证证明其已实际占有并使用租赁物业，但苏同生并未提供任何其已实际使用租赁物业的证明。
因此，《物业租赁合同》内容存在与常理严重不符的情形，苏同生提交的证据亦无法证明《物业租赁合同》及《物业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已实际履行，则其与黄嘉明之间租赁关系的真实有效性无法确定。即使公证的《物业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真实，其出租时间发生在抵押之后，依法不得对抗信达广东公司。
三、租赁物业的租金明显过低，这显然与正常出租的市场价值不符，苏同生与黄嘉明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
根据《物业租赁合同》及《物业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租赁物业在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期间租金为每月4万元，在2014年8月13日至2019年8月12日期间租金为每年40万元。而据《物业租赁合同》显示，租赁物业的总面积为5199.72平方米，而从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期间租金每月仅为4万元，从2014年8月13日至2019年8月12日期间每月租金更是只有约3.3万元，明显低于正常出租的市场价值。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承租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动产或者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对其提出的阻止移交占有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苏同生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租赁物业，其与黄嘉明实质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苏同生要求对涉案37套房地产带租约拍卖的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物业租赁合同》内容存在与常理严重不符的情形。苏同生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与黄嘉明在拍卖物业设定抵押权前即已存在合法有效的租赁关系。且苏同生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租赁物，其与黄嘉明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合法利益的情形。因此，信达广东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及相关法律规定，特向法院提出前述请求。
异议人信达广东公司在本案中举证如下：
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清中法民二终字第533号民事判决书网页打印件1份，拟证明苏同生是于2013年11月21日起才受黄嘉明的委托对租赁物业进行出租、管理、经营的，且租赁物业于2012年9月25日被清远市红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场公司）及黄嘉明、梁彩霞出租给了广州屈臣氏个人用品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屈臣氏公司），屈臣氏公司于2012年9月25日即已实际使用部分租赁物业。因此，苏同生与黄嘉明于2011年3月13日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是虚假的，苏同生未实际占有使用涉案37套房地产。
经质证，第三人苏同生发表如下意见：对上述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其内容均有异议。苏同生已于2011年租赁租赁物业，同年6月出租给红场公司，由红场公司租赁给屈臣氏公司，由业主黄嘉明出具委托书给红场公司是因为屈臣氏公司一定要求业主委托才行，由红场公司收取租金。后来红场公司无法继续经营，于2013年10月25日把租赁物业归还给苏同生，屈臣氏公司要求黄嘉明出具委托书委托苏同生出租，屈臣氏公司才把租金交纳给苏同生，租赁合同是继续履行的。
经审查，上述证据虽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但无法确认该判决所涉租赁物业与涉案37套房地产存在直接关联，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第三人苏同生答辩称，一、苏同生提交的《物业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可提供原件，信达广东公司质疑其真实性的主张不成立。
二、信达广东公司认为《物业租赁合同》内容存在与常理严重不符的情形，该主张不成立。第一，由于租赁期间为15年，时间较长，故押金比一般短期租赁高以及免租期比一般短期租赁的长均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况且，商铺的招商招租也存在一定难度。第二，苏同生于2011年3月13日签订《物业租赁合同》后即实际占有使用总面积为5199.72平方米的租赁物业。2014年8月20日签订《物业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经公证）及交付200万元租金的行为，充分证明了苏同生已全部实际占有使用上述总面积为5199.72平方米的租赁物业。第三，苏同生租赁行为在前，抵押行为在后，抵押行为不能对抗苏同生的租赁关系。
三、信达广东公司质疑租金“明显过低”，认为“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该主张不成立。第一，租金标准符合清远商铺的实际情况，而且租期长达15年，约定的租金标准不存在严重偏低的情形。第二，《物业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第一条规定：“因目前市场经济环境萧条，招租入场经营商户基本全部退场，无法继续经营。为了挽救该物业的商机，能恢复正常经营，挽回经济损失，为达到双方的共同利益，双方协商同意，由乙方重新投资装修、重新规划、重新招商。”第三，苏同生一次性缴交付清租金，承租期间市场变化的商业风险已由苏同生承担。第四，2018年1月5日，苏同生申请对租赁物业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公证拍摄的照片显示：虽然苏同生已对商铺进行了较为高档的装修和符合市场要求的规划，但仍无法完成招商，经营惨淡，与签订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时预判结果一致。
四、信达广东公司根据（2015）清中法民二终字第533号民事判决书，质疑“《物业租赁合同》是虚假的”及“未实际占有使用租赁物业”，该主张不成立。屈臣氏公司在招商时坚持一定要以业主名义出租。另外，苏同生在租赁租赁物业早期，由苏同生出租给红场公司，因此，才有早期红场公司的参与，才有以业主黄嘉明名义出租给屈臣氏公司的《场地租赁合同》。苏同生于2011年3月13日签订《物业租赁合同》和2014年8月20日签订《物业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以及苏同生在该案中与业主相同的诉讼地位，充分证明了信达广东公司质疑“《物业租赁合同》是虚假的”及“未实际占有使用租赁物业”是不成立的。
综上所述，信达广东公司的质疑是毫无事实依据的，恳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其异议请求。
第三人苏同生在本案中举证如下：
1.2011年3月13日的《物业租赁合同》1份；
2.广东省清远市城中公证处（2014）粤清城中第001798号《公证书》1份；
3.2011年3月13日的《收款收据》1份；
4.2013年11月至2014年7月的《收条》9份；
5.2013年11月至2014年7月交租转账凭证，包括《招商银行个人银行专业版转账汇款单笔对账单》1份及《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8份；
6.2014年8月28日的《收条》1份，内容为交纳2014年8月13日至2019年8月12日的租金；
7.2014年8月20日的《委托书》1份，内容为苏同生委托关腾生向黄嘉明转款；
8.2014年8月20日至8月28日的《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4份；
9.广东省清远市城中公证处（2018）粤清城中第27号《公证书》1份，内容为2018年1月5日公清远市清城区××二座二层、三层全场空场，无法招商、无人租赁，要求业主调整降低租金；
10.2011年6月1日的《租赁合同》1份，内容为苏同生将租赁物业租赁给红场公司，红场公司因无法经营于2013年10月25日将租赁物业退回给苏同生，《租赁合同》提前终止、作废；
11.广东省清远市城中公证处（2015）粤清城中第002426号《公证书》1份，内容为2015年12月10日苏同生将租赁物业租赁给林伟珍，双方签订《清远市清城区××首层8号、××二座二层、××二座三层商铺转租合同》。
上述11份证据拟证明苏同生自2011年3月13日签订《物业租赁合同》后，租赁物业的出租和转租都是由苏同生管理。
经质证，异议人信达广东公司发表如下意见：证据1的关联性无异议，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实；因黄嘉明下落不明，在没有黄嘉明确认的情况下，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证明苏同生于2011年3月13日与黄嘉明签订了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并实际占有租赁物业。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实，对关联性无异议；即使证据2是真实的，仅能证明苏同生与黄嘉明于2014年8月20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同样无法证明苏同生与黄嘉明存在真实的租赁关系。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仅能证明苏同生自2013年12月向黄嘉明支付租金，无法证明是针对租赁物业支付租金。证据6、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确认关腾友的身份，且该转账凭证与本案无关。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不确认。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实，但该证据中合同的主体与盖章不一致。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实，因2015年才签订协议并公证，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经审查，第三人苏同生提交的证据9因有公证书原件可供核对，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他证据的审查意见详见“本院认为”部分，此处不作赘述。
被执行人全宇公司、黄嘉明、梁彩霞、钟建军、母其涛、丽莲瓦多公司均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查查明，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行（以下简称中行顺德分行）诉被告全宇公司、黄嘉明、梁彩霞、钟建军、母其涛、丽莲瓦多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信达广东公司因受让中行顺德分行包括本案在内的主从债权，于2014年12月12日向本院申请变更为该案原告。本院于2015年2月2日作出（2014）佛中法民二初字第88-1号民事裁定，变更信达广东公司为该案原告。诉讼中，信达广东公司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以（2015）佛中法立保字第567号案于2015年12月29日查封了黄嘉明名下涉案37套房地产。后本院于2016年1月26日作出（2014）佛中法民二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全宇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信达广东公司偿还融资款本金10385877.6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全宇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信达广东公司分别偿还垫款本金6917400元、12707214.19元、7761964.85元、12222000元及相应利息；全宇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信达广东公司赔偿律师费损失12万元；信达广东公司对黄嘉明、梁彩霞提供的涉案37套房地产在GDY47640012012002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被担保最高债权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等等。该判决于2016年5月30日发生法律效力。因义务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故权利人信达广东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立案执行，案号为（2016）粤06执515号。
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作出（2016）粤06执51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拍卖黄嘉明所有的涉案37套房地产，拍卖所得款用以偿还被执行人欠信达广东公司的部分债务。本院于同日作出（2016）粤06执515号公告，告知本院决定拍卖或变卖黄嘉明提供抵押的涉案37套房地产，上述房地产占有人应在执行期限内迁出。苏同生向本院提出其已承租上述房地产，请求带租拍卖上述房地产。本院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2016）粤06执515号执行情况告知书，该执行情况告知书载明：经审查，本案抵押权设定时间为2012年6月8日，租赁合同签订时间为2011年3月13日，故本院决定带租拍卖上述物业，租赁期至2026年3月12日止。信达广东公司遂提出本案异议。
另查明，涉案37套房地产登记的权属人为黄嘉明，该房地产于2012年6月8日办理抵押登记，登记的抵押权人为中行顺德分行。
2018年1月15日，广东省清远市城中公证处根据苏同生的保全证据公证申请出具（2018）粤清城中第27号《公证书》，内容为：公证人员会同清远市清城绍光摄影厅拍摄、录像人员、申请人苏同生、关腾友于2018年1月5日上午10：20分一起来到清远市清城区××二座二层、三层（原：金来来百货）现场，在公证人员见证下，拍摄人员对上述现场的内部现状进行现场拍摄、录像，共拍摄照片100张，本公证员制作《工作记录》1份共1页。该《公证书》的图片显示，公证的现场商铺大部分为空置。
在异议审查期间，苏同生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主要内容如下：一、黄嘉明（甲方）与苏同生（乙方）于2011年3月13日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清远市清城区××首层8号、××二座二层、××二座三层物业（该租赁物业包括涉案37套房地产），总面积为5199.72平方米租赁给乙方；乙方自合同签订时起，每月18日之前向甲方交纳当个月租金10万元，从计租之日起，交租每满三年递增1次租金，每次租金按先期租金基数递增3%；乙方需缴纳押金1081182元；租赁期限为15年，自合同签订之日2011年3月13日起至2026年3月12日止；甲方同意给予乙方2年7个月的免租期，即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3年10月31日止无需缴纳租金；计租日从2013年11月1日开始；从2013年11月1日起至2014年7月31日期间，甲方优惠收取乙方每月租金4万元整。合同空白处写有“鉴于大部份租户为原甲方红场公司客户，从2011年-2013年10月30日期间乙方代管理，租金实收实缴。”合同签订当日，黄嘉明向苏同生出具金额为1081182元的《收款收据》。听证会上，苏同生陈述该款是以现金方式分三次支付约70多万元，以及通过向黄嘉明原租户退押金（退押金金额约20多万元）的方式支付。二、黄嘉明（甲方）与苏同生（乙方）于2014年8月20日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因目前市场经济环境萧条，招租入场经营商户基本全部退场，无法继续经营，为了挽救该物业的商机，能恢复正常经营，挽回经济损失，为达到双方的共同利益，双方协商同意，由乙方重新投资装修、重新规划、重新招商；为把该商场搞活，甲方同意乙方从2014年8月13日至2019年8月12日期间，不按原《物业租赁合同》租金收取，按该《物业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租金执行；甲方同意优惠租金给乙方，每年租金共计40万元整，甲方要求乙方交5年租金共计200万元整，在2014年9月10日前交清5年租金给甲方；甲方收到乙方5年租金200万元整后，从2014年8月13日至2019年8月12日期间，不得再向乙方收取租赁物业的租金及任何其他费用；2019年8月13日起，按甲乙方双方原签定的《物业租赁合同》条款双方协商执行。该协议经广东省清远市城中公证处公证，该公证处于2014年8月21日出具（2014）粤清城中第001798号《公证书》。2014年8月28日，黄嘉明向苏同生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收到苏同生交来租赁物业2014年8月13日至2019年8月12日止5年租金共计200万元整（2014年8月20日收到70万元，2014年8月23日收到30万元，2014年8月27日收到70万元，2014年8月28日收到30万元）。2014年8月20日，苏同生出具《委托书》一份，内容为苏同生委托关腾友从招商银行帐户转款到黄嘉明招商银行帐户。关腾友转账的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显示，2014年8月20日、23日、27日、28日其先后转账70万元、30万元、70万元、30万元予黄嘉明，合计200万元。三、2013年11月7日至2014年7月18日期间，黄嘉明向苏同生出具的《收条》共9份。该《收条》内容为黄嘉明收到苏同生交来租赁物业2013年11月至2014年7月每月租金，每月租金数额4万元整。该期间关腾友通过银行转账予黄嘉明的凭证，其中2013年11月的招商银行汇款单对账单显示关腾友转账2万元予黄嘉明，用途支付租金；另空白处手写“转帐2万元现金2万元（代交给黄嘉明）”。8份《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显示关腾友通过工商银行每月转账4万元予黄嘉明，用途为租金。四、苏同生（甲方）与黄国威（乙方）于2011年6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苏同生将租赁物业出租给黄国威；甲乙双方自签订合同期内，乙方每月10号前向甲方交纳当月租金15万元，从计租之日起，交租每满2年递增1次租金，每次租金按先期租金基础上递增10%；乙方需向甲方缴纳押金60万元；租赁期限为4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开始计算租赁期限；甲方同意给予乙方18个月的免租期，即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8个月内乙方无需向甲方缴纳租金。该合同乙方有黄国威签名，并加盖了红场公司的公章。五、苏同生（甲方）与林伟珍（乙方）于2015年12月10日签订的《清远市清城区××首层8号、××二座二层、××二座三层商铺转租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方将其依法承租的租赁物业转租给乙方使用、收益；甲方于2015年12月1日前向乙方交付转租物业，转租期为四年，自2015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止；转租期间每年的租金为87.5万元，即4年的租金合共35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37套房地产应否带租约拍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信达广东公司对涉案37套房地产的抵押权已经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其对上述房地产的拍卖、变卖款项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审查重点为苏同生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其与黄嘉明之间在涉案37套房地产设立抵押前已就上述房地产存在真实有效的租赁关系。租赁权追求的是标的物的使用价值，其权利属性为债权，租赁权物化对抗登记抵押权人或买受人均需承租人以一定方式对外进行公示，根据上述规定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关于承租人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的前提为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动产的规定，认定苏同生带租约拍卖涉案37套房地产的主张成立须满足相应条件，即在涉案37套房地产设立抵押前，其与黄嘉明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且已占有使用上述房地产，该租赁合同已实际履行。
苏同生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其中在涉案37套房地产设定抵押权之前形成的证据为：其与黄嘉明于2011年3月13日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黄嘉明于同日向其出具的收取押金1081182元的《收款收据》，以及其与黄国威（或红场公司）于2011年6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在此之后形成的证据为：经广东省清远市城中公证处公证的其与黄嘉明于2014年8月20日签订的《物业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委托关腾友向黄嘉明支付2014年8月13日至2019年8月12日止的5年租金200万元及2013年11月至2014年7月期间每月租金4万元的转账凭证，黄嘉明收到上述租金所出具的收款凭证，以及其与林伟珍于2015年12月10日签订的《清远市清城区××首层8号、××二座二层、××二座三层商铺转租合同》。上述在抵押权设定之后形成的证据，不具有证明苏同生在抵押权设定之前已经与黄嘉明存在租赁关系的事实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纳。在抵押权设定之前形成的证据，苏同生与黄嘉明于2011年3月13日签订《物业租赁合同》，约定其向黄嘉明租赁租赁物业；之后，其又与黄国威（或红场公司）于2011年6月1日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其将租赁物业出租给黄国威（或红场公司）。后一份合同实质上是苏同生将租赁物业转租予黄国威（或红场公司）的转租合同。苏同生应举证证明其与黄嘉明、黄国威（或红场公司）先后签订的租赁合同和转租赁合同已实际履行。黄嘉明于《物业租赁合同》签订当天向苏同生出具收取押金1081182元的《收款收据》，听证会上，苏同生提出其是以现金以及向黄嘉明原租户退押金的方式支付。但苏同生通过向黄嘉明原租户退押金方式支付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以现金方式支付大额押金与一般交易习惯及常理不符，也与苏同生之后委托关腾友向黄嘉明支付2014年8月13日至2019年8月12日止的5年租金200万元及2013年11月至2014年7月期间每月租金4万元的交易方式不一致。对于租赁物业的接收，以及向次承租人交付租赁物业，次承租人支付租赁押金等合同履行内容亦无直接证据证明。综合上述事实分析，苏同生在本案中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在涉案37套房地产抵押权设定之前已占有使用上述房地产，《物业租赁合同》已实际得以履行。
综上，信达广东公司关于撤销本院2018年1月19日作出的（2016）粤06执515号执行情况告知书，并对黄嘉明名下涉案37套房地产不带租约拍卖的主张成立，本院对其异议主张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二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的（2016）粤06执515号执行情况告知书；
二、对被执行人黄嘉明名下位于清远市清城×××首层8号之01号、04号至07号、09号至11号、15号至41号、45号、二层095号房地产（粤房地权证清字第01××33、01××36、01××37、01××42、01××44、01××49、01××51、01××53、01××63、01××67、01××68、01××69、01××71、01××72、01××73、01××74、01××75、01××76、01××77、01××78、01××24、01××79、01××85、01××87、01××20、01××24、01××27、01××28、01××30、01××49、01××60、01××62、01××63、01××66、01××68、01××74、01××65号）不带租约拍卖。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复议申请书，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审 判 长 张照栋
审 判 员 李蔚婕
审 判 员 尹小娜
二〇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伍倩桃
书 记 员 张宗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