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民终3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中府，上海盈赫国际商贸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王邦云，浙江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珍，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退休。
委托代理人：王飞天，浙江甬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中府为与被上诉人张国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3年6月8日，张国珍通过中国银行账户向朱中府农业银行账户汇入34000元款项。
张国珍于2015年9月2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朱中府归还借款34000元。
朱中府在原审中答辩称：张国珍是朱中府通过李亚女引见认识的，张国珍陈述朱中府向张国珍借款不符合事实。张国珍给朱中府账户转账汇款，是归还之前张国珍欠朱中府的借款34000元，归还借款时款项汇入到朱中府账户。请求驳回张国珍的诉请。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张国珍为证明与朱中府之间借款关系的存在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朱中府抗辩称张国珍、朱中府之间还存在张国珍所主张的借款关系之外的权利义务关系，张国珍的汇款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但朱中府未能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朱中府提出张国珍的汇款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现根据张国珍的经济状况、支付能力结合张国珍提供的证据推定张国珍、朱中府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张国珍主张朱中府归还借款34000元，理由正当、合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3日作出如下判决：朱中府归还张国珍借款本金34000元，该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650元，减半收取325元，由朱中府负担。
朱中府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宁波益宏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宏源公司）是一家以日用品零售业务为主营业务的销售型公司，其以向个别消费者零售后该消费者又介绍他人，公司以支付介绍佣金作为促销手段从而形成固定的消费群众群体作为该公司的主要销售方式。朱中府与前妻应某经他人介绍成为该公司产品的日常购买者，同时又介绍其他消费者加入该群体，张国珍是由李亚女介绍加入该群体。张国珍向益宏源公司购买消费品的钱款通过朱中府的银行账户再转入益宏源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王齐达的账户，王齐达收款后再以公司的名义向张国珍交付拟购买的货物。2013年4月25日，张国珍将70000元购货款汇入朱中府账户，朱中府于2013年5月1日将该笔款项转入王齐达账户；2013年6月4日，朱中府基于张国珍的同意，为张国珍先行垫付34000元，连同李金红支付的46000元以及为尤某垫付的20000元，共计100000元汇入王齐达银行账户。同年6月8日张国珍将垫付的34000元归还给朱中府并汇入到朱中府银行账户，该笔款项即是张国珍要求朱中府归还的诉争款项。益宏源公司已向张国珍足额支付了相应款项的产品。因此，诉争款项是基于张国珍与益宏源公司买卖关系而发生的货款，该买卖关系的双方主体张国珍和益宏源公司，朱中府仅是中间人。张国珍以借贷关系向朱中府主张权利要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益宏源公司已向张国珍足额支付相应货款的产品，双方的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张国珍要求朱中府归还借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张国珍的原审诉讼请求。
张国珍答辩称：朱中府在上诉中虚构事实，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就涉案款项纠纷在本案二审之前进行过多次庭审，对于款项的陈述朱中府在时间、地点上都出现反复。其中2014年张国珍以不当得利纠纷起诉时，朱中府当时称34000元是归还2013年6月8日之前两个月的借款，本案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在二审时朱中府又称之前的陈述虚假，实际是归还朱中府于2013年6月4日垫付的货款。朱中府为了编造34000元是为张国珍垫付的货款，编造是46000元加上20000元加上34000元，汇出去100000元，朱中府主张其为张国珍购买产品垫付34000元不成立。张国珍没有向朱中府汇款70000元，朱中府汇款70000元给王齐达，没有证据证明系受张国珍的委托付款。朱中府提供的短信不存在，内容虚假，所提供的银行账户与本案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张国珍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朱中府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
证据1.益宏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及企业网上公示信息各一份，拟证明2013年6月8日张国珍向朱中府支付34000元款项时益宏源公司在经营，主营项目之一为货物零售，王齐达曾经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证据2.朱中府银行账号清单一份，朱国珍与应某的手机短信记录一份10页，拟证明朱国珍将70000元购货款汇入朱中府账户以后，朱中府于2013年5月1日将该笔款项转入王齐达账户。2013年6月4日朱中府基于张国珍同意，为张国珍先垫付了34000元，连同李金红付的46000元和为尤某垫付的20000元，共计100000元汇入王齐达的账户，张国珍于同年6月8日将垫付的34000元归还给朱中府并款项汇入朱中府的银行账户。
证据3.证人尤某的证言。尤某陈述其向朱中府借20000元用于购买益宏源公司的保健品和化妆品，2013年6月21日汇款还给朱中府，益宏源公司由王齐达经营。张国珍其不认识。
证据4.证人应某的证言。应某陈述其与朱中府原系夫妻，后离婚。涉案款项往来时，应某与朱中府处于离婚状态，但朱中府的涉案银行卡仍由其使用。张国珍是通过他人与应某认识，益宏源公司由王齐达开办，主要销售保健品和化妆品。2013年5月份张国珍买了70000元护肤品，都是由应某通过朱中府的账户具体操作，朱中府没有参与。后张国珍让应某先垫付34000元。2013年6月4日，应某给王齐达汇款100000元，包括为张国珍垫付的34000元。应某一直称张国珍为张医生，手机中一直以张医生的名称保存张国珍的号码，同年6月8日张国珍还款34000元，汇入朱中府的账户。尤某于同年6月21日还款20000元。款项的事情都由张国珍与应某联系，张国珍发给应某的短信都有保留，应某也一直帮忙找王齐达处理涉案34000元款项的事情。张国珍以借款为由起诉朱中府归还34000元，朱中府不可能向张国珍借款34000元。二审中提供的短信系从应某的手机中找出来的，原审时朱中府没有找到手机短信，所以没有提供。
张国珍质证后认为：对于证据1中益宏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于证据1中企业网上公示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1记载的益宏源公司的信息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2中朱中府银行账号清单的真实性本身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该清单中没有张国珍将70000元汇入朱中府账户的记录。该账户于2013年6月3日至4日一共发生四笔款项往来，朱中府为了拼凑100000元数额，将其中一笔30000元去掉，仅仅把46000元加上另一笔20000元，因此，朱中府所汇100000元款项完全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2中手机短信记录，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手机号码不是张国珍的手机号码，信息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没有提及涉案的34000元，手机信息的内容由于本身是传来证据，易编易删，手机信息里面的内容不能证明朱中府为张国珍垫付购买货物的钱款。对于证据3尤某的证言，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朱中为张爱珍垫付货款34000元。对于证据4应某的证言，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应某与朱中府有重大利害关系，其证言难以采信。张国珍没有委托过朱中府垫付34000元货款。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证据1中益宏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张国珍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现有证据无法认定益宏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与本案有关联，故对该证据1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张国珍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的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2手机短信，该手机号码的机主是否系张国珍难以确认，张国珍对该手机短信予以否认，且手机短信内容并无张国珍委托朱中府垫付34000元货款的内容，故该手机短信不能证明拟证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对于证据3尤某的证言，尤某陈述其并不认识张爱珍，所陈述内容也未涉及本案款项，故对该证据本院亦不予认定。对于证据4应某的证言，应某陈述系其与张国珍发生经济往来，与朱中府没有关系，同时又陈述其与朱中府已经离婚，但朱中府的涉案相关银行账户由其使用；应某陈述上述证据2中手机短信系其与张国珍联系，该手机短信内容一直保存在其手机内，又陈述之前没有找到相关手机短信，因此之前没有作为证据提供。应某的陈述内容既有矛盾之处，也无其他证据印证。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朱中府对于涉案34000元款项的陈述，在不同的诉讼过程中提出不同的抗辩理由。朱中府在原审中主张涉案款项系张国珍归还张国珍之前向朱中府的借款，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朱中府在二审中主张涉案款项系归还朱中府为张国珍垫付的货款，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即使朱中府二审中提供的手机短信属实，该短信内容中也没有涉及张国珍委托朱中府垫付34000元货款的内容，且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张国珍因购买货物委托朱中府垫付货款，因此，本院对于朱中府对涉案款项系归还朱中府为张国珍垫付货款的主张，实难采信。现张国珍主张涉案款项34000元系出借给朱中府，并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已经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朱中府抗辩该款项并非系张国珍出借给朱中府的款项，但朱中府的抗辩理由前后不一，且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因此，张国珍、朱中府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应予认定，张国珍主张朱中府归还借款34000元，应予支持。朱中府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0元，由上诉人朱中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文海
代理审判员 李新荣
代理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代书 记员 汤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