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潍商再终字第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维民。
委托代理人：姜雪梅，山东文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昌邑市玉坤织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安玉坤，经理。
委托代理人：于鹏，山东大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徐怀杰。
上诉人高维民因与被上诉人昌邑市玉坤织造有限公司（下称玉坤公司）及原审被告徐怀杰买卖布匹欠款纠纷一案，不服昌邑市人民法院（2012）昌商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维民的委托代理人姜雪梅、被上诉人玉坤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鹏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徐怀杰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昌邑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1年11月4日至2003年7月15日期间，高维民多次购买玉坤公司布匹，至今尚欠货款107786.43元未付，由徐怀杰及案外人杨明吉、赵桂梅出具收条，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
另查，高维民主张业务由徐怀杰具体经办，故欠款应由徐怀杰承担，高维民认可该业务是其找玉坤公司联系，徐怀杰系其副厂长主管业务，赵桂梅系其保管，杨明吉系其工艺员及业务员。上述事实有玉坤公司提交的45份收条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
昌邑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玉坤公司和高维民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应予以确认。高维民辩称欠款应由徐怀杰偿还，其认可徐怀杰系其副厂长主管业务，故徐怀杰的行为系代理行为，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高维民承担，故对高维民的答辩主张不予支持，欠款应由高维民偿还，徐怀杰不承担还款责任。玉坤公司主张的利息因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故应自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于2010年12月23日作出（2010）昌商初字第1094号民事判决：一、高维民偿付玉坤公司货款107786.43元及利息（自2010年8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后自动履行期内的给付之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玉坤公司对徐怀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56元由高维民承担。
上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高维民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潍坊市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12月22日作出潍检民抗（2011）42号民事抗诉书，以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为由，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2年3月16日作出（2012）潍民抗字第19号民事裁定，指令昌邑市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昌邑市人民法院再审查明，昌邑市新星织造有限公司（下称新星织造公司）于1999年12月由高维民、徐怀杰、邓之强、齐光营、王秀芝等十名股东发起成立。2003年，新星织造公司因未申报2002年企业年检材料，被昌邑市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2003年3月，由山东四达工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新星织造公司的土地和地面建筑物，接收原企业申请再就业的职工，成立山东四达工贸有限公司昌邑分公司，新上纺织项目。新星织造公司现已不存在。
自2001年11月4日开始，由高维民与玉坤公司联系，徐怀杰及杨明吉、赵桂梅三人受高维民指示，分别给玉坤公司出具布匹收到条计45份，其中徐怀杰的收到条落款为“昌邑新星徐怀杰”、“昌邑徐怀杰”、“新星徐怀杰”或“徐怀杰”，杨明吉收到条注明为“昌邑新星织造公司杨明吉”（45份中只此一处含“织造”二字）、“新星公司杨明吉”或“新星杨明吉”，赵桂梅收到条注明“新星真丝公司赵桂梅”。以上45份收到条布匹价值262786.43元，至2004年7月，已付款155000元，玉坤公司上述布匹的债权为107786.43元。庭审中，玉坤公司认为新星织造公司账目内无本案债务记录，要求高维民按照会计法和证据规则规定提供新星织造公司账目，否则承担不利法律后果，高维民以其只是公司法人代表不控制账目为由未予提供。
庭审中，高维民和玉坤公司就本案义务是否应由新星织造公司承担的问题，对证人证言、原审庭审笔录有关内容、双方通话录音及法院所做的调查笔录等进行了质证。
1、经高维民申请，证人赵桂梅出庭提供证言，内容概括为：部分布匹收到条是其所写，“新星真丝公司”是新星织造公司的一个车间，另外还存在一个喷水车间，其当时任保管，徐怀杰是副厂长分管业务，杨明吉管工艺。收到的玉坤公司布匹入了新星织造公司仓库，具体给谁不清楚。其不是高维民个人雇佣，由厂财务统一发放工资，对公司经营、投资出资情况不清楚。
高维民质证称：赵桂梅出具收到条是其在新星织造公司的职务行为，并不是高维民雇佣，同时证实出具收到条的徐怀杰、杨明吉均为新星织造公司员工，履行的也是职务行为。
玉坤公司质证称：该证人不清楚公司的运营情况，也不清楚丝织厂、真丝公司、织造公司的概念，“新星”二字只是其心目中一个惯用概念。证人不知道公司的性质，只是跟着高维民工作，并且证人也不知道布匹给了谁。我方认为赵桂梅证言不能证实高维民的主张。
2、玉坤公司请求出示原审庭审笔录中相关内容：高维民称“欠款数额属实，我认为该欠款不应由我还。该业务前期是我找玉坤公司联系，后期业务全部是徐怀杰具体经办，所以该欠款应由徐怀杰偿还”。徐怀杰称“欠款数额属实，是我在高维民处跑业务时欠的款，当时对账时玉坤公司、我及高维民的会计都在场，收款数额也对，这笔业务在我离开高维民处时已交接；我与高维民不是合伙关系，只是为高维民干业务单纯挣工资，业务提成也没有，我办业务产生的后果由高维民承担。玉坤公司起诉的该笔业务，是双方会计对账后确认的，不是我个人欠款。”
玉坤公司主张：原审庭审归纳的争议焦点是“高维民和徐怀杰的关系以及欠款由谁偿还”，高维民对归纳无异议，对徐怀杰的陈述也无异议。从庭审笔录内容可以看出，高维民认可该业务是他联系，有关人员为他打工，根本未提公司二字，我方认为以上内容是高维民个人的自认，是高维民个人业务。
高维民认为：通过原审庭审笔录可以看出，高维民从未自认欠款应由他个人偿还或承担，高维民是公司法人代表，公司名称习惯性地表述为高维民个人，实际上他们均指的是公司。至于徐怀杰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是因为其出具收到条，怕个人承担责任，向外推卸责任的说法，且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所以该部分内容不能证实玉坤公司主张。
3、高维民请求出示原审卷宗中昌邑市玉坤织造有限公司信笺复印件一份，内容是首页载有“新星”二字、根据收到条时间数量等整理的累计表。
高维民主张：该累计表注明“新星”二字，未表述为个人，说明玉坤公司明白是与新星织造公司发生业务，在新星织造公司没有（偿付）能力的情况下把责任推给了高维民个人。
玉坤公司认为：该累计表可能是我方工作人员统计，只是为了方便法庭计算。
4、玉坤公司提供录制于2009年与高维民的电话录音资料，内容主要为：玉坤公司法定代表人安玉坤向高维民追要布款，高维民在通话中称后期业务是徐怀杰所做，应向徐怀杰主张；高维民怀疑徐怀杰干私活，将玉坤公司的布卖出收款后自己拿着，并因此扣徐怀杰10000多元。
高维民认为：我在录音中一直称我们，未用个人称谓解释该业务，该业务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应结合全案证据予以审查。
5、庭审中出示法院对新星织造公司原职工齐光营、王秀芝、邓之强（三人为新星织造公司原股东）、范素华、杨明吉、徐怀杰六人所做的调查笔录，内容概括如下：
（1）齐光营述称，2001年4月份左右，高维民承包了新星织造公司的真丝车间自己织真丝，从外面倒进布做买卖，范素华时任真丝公司会计；2001年至2004年期间，新星织造公司本身不生产经营，不对外开展业务，只对内办理劳资、人事等事宜。高维民和另一承包人邓之强（承包化纤车间）分别以“新星真丝公司”和“化纤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该欠款都是高维民个人所欠；2002年3月后，新星织造公司解散，高维民到此也就不承包了，其实承包协议时间还长。“新星真丝公司”未经工商注册。我曾听徐怀杰说过，高维民给玉坤公司写过欠条，但玉坤公司的会计丢了。
（2）王秀芝述称：2001年5月份至2002年3月份，高维民承包新星织造公司里的“真丝公司”，我在“新星真丝公司”工作过。高维民在承包期间以个人名义对外发生业务，我的工资由高维民发放。
（3）范素华述称：2001年至2002年4、5月份，我在“新星真丝公司”干统计，与玉坤公司的账目记在“新星真丝公司”账上，2002年4、5月份之后公司解散我们都回家了，承包及工资发放情况与上同。
（4）杨明吉述称：当时赵桂梅是“新星真丝公司”的会计和保管，真丝车间织不了其他布，就从玉坤公司处购布，入真丝公司赵桂梅的账，我们都跟着高维民干，和邓之强都以新星织造公司名义对外经营。承包和工资发放情况同上。
（5）徐怀杰称：当时新星织造公司本身不生产，有真丝和化纤两个车间，高维民和邓之强分别承包并以新星织造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真丝车间会计是范素华，从玉坤公司处购的布入她的账，我们都跟着高维民工作，工资从范素华处领取。应由高维民负责本案债务。
（6）邓之强述称：2001年高维民任新星织造公司经理，我任副经理。2001年至2002年3-4月份前，高维民承包了新星织造公司的真丝车间，我承包了化纤车间，除此之外新星织造公司无其他经营项目。我们两份承包合同内容一致，承包期限应是2001、2002两年，但只干了一年多就解散了，承包合同找不到了。承包合同上有规定，我们以个人名义对外发生业务，由公司账目对外开票，债权债务归个人承担。干到2002年3、4月份，高维民自买设备搬到鸿雁宾馆经营。高维民承包真丝车间时，会计是范素华，保管是赵桂梅。在承包期间，工资由车间各自发放，高维民承包的由他发放，我车间的工人我发，公司的其他工人工资由承包费里出。
高维民质证称：齐光营等六人的证言是无效证据，需出庭经质证后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法院调查只应在当事人举证不能等客观情况下才能依当事人申请进行，本案当事人并未申请，所以该笔录程序上不合法。徐怀杰是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其说法推卸责任；齐光营称高维民个人曾给玉坤公司写过欠条，但本案中没有高维民一张欠条；几人之间认为会计是范素华或赵桂梅，相互矛盾。另外，当时因为我懂真丝就干了真丝车间。真丝车间、化纤车间都用总厂财务，这点邓之强所说属实。2002年初，海天纺织厂想与我厂合作，换锁时工人不干了闹起来，之后我们厂的车间就都停了。邓之强的其他陈述不属实。
玉坤公司质证称：通过调查笔录并结合相关事实，可以证明本案债务是高维民个人的。
徐怀杰对邓之强笔录质证称：邓之强所说属实。高维民和邓之强分别承包真丝车间、化纤车间，承包合同内容一致，只是承包费不一样。
昌邑市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审庭审中高维民的答辩意见为：“欠款数额属实，我认为该欠款不应由我还，该业务前期是我找玉坤公司联系的，后期全部业务是徐怀杰具体经办的，所以该欠款应由徐怀杰偿还”。另外高维民对庭审争执焦点：“二被告之间（高维民和徐怀杰）的关系及欠款应由谁偿还”这一归纳表示认可。不论是从字面意思还是从含义上看，高维民在两个表述中均未提及该债务与新星织造公司有关。这两个表述源于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明确且与玉坤公司陈述的事实（是个人债务而不是公司债务）没有矛盾，符合诉讼中自认的构成要件，应视为高维民的上述表示在原审中形成自认，即高维民在原审中认可本案债务是个人债务但应由徐怀杰偿还。2011年本案进入执行程序，2011年12月，高维民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致本案再审，是反悔的意思表示，如撤回自认，需提交充足的相反证据予以证实。再审中赵桂梅提供的证言，未明确本案债务的承担主体，从本案其他证据看，亦无法认为高维民的自认是在重大误解情况下做出的，因此该自认不能撤回。按照举证分配原则，高维民也需提交本案债务与新星织造公司有关如公司账目等相关证据，但其以只是法人代表不控制账目为由未予提供，玉坤公司主张该账目内容对高维民不利，高维民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为最大限度地查明案件事实，维护各方当事人权益，审理中对齐光营、王秀芝、邓之强等六人就新星织造公司经营及承包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取证，不违反相关诉讼程序规定，故对高维民就调查笔录为无效证据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赵桂梅、齐光营等六人的证言和陈述虽有部分矛盾（如会计、统计及保管）之处，但不影响对证据整体的采信和认定，该六人作为新星织造公司原职工或股东，所提供的陈述和证言有较强的证明力。
赵桂梅、齐光营、邓之强等六人的证言和陈述，当事人质证意见及本案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并确认以下事实：本案涉及的布匹买卖业务，始于2001年11月，付款至2004年7月。“新星真丝公司”是新星织造公司的一个车间即真丝车间，高维民时任新星织造公司法人代表，在2001年至2002年初承包了真丝车间。真丝车间人员的工资由高维民发放，本案所涉布匹入真丝车间账目，承包期间的债权债务由高维民个人承担。为玉坤公司出具布匹收到条的徐怀杰、杨明吉、赵桂梅三人，是新星织造公司的职工，又同时在高维民承包的真丝车间工作，分别在收条中注明“昌邑新星织造公司”、“昌邑新星公司”、“新星真丝公司”“昌邑新星”、“新星”等，在人员和债务主体两方面形成了概念上的混乱。查明的证据显示，新星织造公司在2002年初就已全部停止营业，2003年3月山东四达工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并接收新星织造公司的土地和地面建筑物，但双方的布匹买卖业务系从2001年11月开始直至2004年7月才结束。本案中检察机关抗诉意见及高维民的申诉意见，均以新星织造公司的营业作为基础和依据，但与2002年初之后（新星织造公司全部停止营业后）至2004年7月的业务往来事实相矛盾，因此抗诉意见及申诉意见显然无法支持。根据本案证据及双方在原审、再审中的庭审意见，可以认定布匹买卖业务后期徐怀杰出具收到条的行为是代理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高维民承担。
综上，高维民作为玉坤公司的合同相对人，与玉坤公司之间的布匹买卖合同成立并有效，对本案债务107786.43元及利息应承担清偿责任，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据此判决：维持该院（2010）昌商初字第1094号民事判决。再审案件受理费2456元，由高维民承担。
上诉人高维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任昌邑市新星织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与被上诉人发生布匹买卖业务，上诉人系职务行为，上诉人个人从未与被上诉人发生过布匹买卖业务。原审判决已认定赵桂梅系昌邑市新星织造有限公司的保管员，徐怀杰系副厂长，杨明吉是工艺员及业务员，并且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部分注有“新星公司”“昌邑新星织造公司”等字样，三人是为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欠条上没有上诉人签字，并非上诉人个人债务，涉案货款应由昌邑市新星织造有限公司承担责任，上诉人没有偿还义务。再审中，原审法院主动调取齐光营等六人的证言违反诉讼程序，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审诉讼中，上诉人没有自认涉案款项系上诉人所欠，原审再审判决认定系上诉人自认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玉坤公司辩称，原审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再审所查明的相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原审法院依职权对齐光营等六人进行调查取证是否程序违法；二、上诉人应否对被上诉人所主张货款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被上诉人主张要求上诉人偿还的货款，上诉人对货款数额认可，但再审中主张其系原新星织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被上诉人发生布匹买卖业务为职务行为，应由公司清偿债务。对被上诉人所主张货款清偿主体的认定，可能涉及到案外人的利益，原审法院针对本案事实依职权对新星织造公司原股东或职工齐光营、王秀芝、邓之强、范素华、杨明吉五人进行调查取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一）项中的有关规定，故其程序并不违法。徐怀杰系本案当事人，原审法院对其调查案件事实，其程序亦不违法。原审再审采信齐光营、王秀芝等五人的证言，并与本案其他证据结合认定案件事实，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其一，被上诉人主张要求上诉人偿还的货款，上诉人在原一审中已认可该货款系个人债务，只不过主张应由徐怀杰偿还。再审中，其主张该货款应由原新星织造公司清偿，与原一审中其认可的事实相矛盾。其二，陈怀杰、杨明吉、赵桂梅三人出具的收条中虽部分注有“新星公司”“昌邑新星织造公司”等字样，因上诉人于2001年至2002年初承包了原新星织造公司的真丝车间，在承包期间内，其三人系原新星织造公司的职工，但在上诉人承包的车间内从事具体工作，故仅依据收条中的落款字样不足以认定其三人出具收条的行为系代表原新星织造公司的职务行为。其三，被上诉人所主张货款涉及的布匹买卖业务始于2001年11月，终于2004年7月，在此期间内，原新星织造公司于2002年初已全部停业，上诉人主张涉案货款应由原新星织造公司清偿，与原新星织造公司的经营时间不符。因此，上诉人主张涉案货款应由原新星织造公司清偿的证据不足。原审再审综合上诉人认可、上诉人承包真丝车间及出具收条的三人均在该车间内工作、涉案货款发生的时间与原新星织造公司经营时间不符的事实，认定涉案货款由上诉人偿还，亦并无不当。另外，原审再审判决中并未作出上诉人自认涉案货款系其个人债务的认定，上诉人关于自认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56元，由上诉人高维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传军
代理审判员 李玉香
代理审判员 王建东
二〇一四年六月五日
书 记 员 尹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