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1刑终944号
原公诉机关浏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彭勇波，男，1978年12月8日出生于湖南省岳阳县，汉族，中专文化，无业，住湖南省岳阳县。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5年11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浏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廖卫，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单位（原审被告单位）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石马径社区君新路142号。法定代表人刘金平。
诉讼代表人朱胖军，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
辩护人张馨予，湖南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生君，男，1979年3月9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汉族，高中文化，系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户籍地平江县，现住广东省东莞市。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5年11月27日由浏阳市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2016年8月10日由浏阳市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同日由浏阳市公安局执行。现羁押于浏阳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金平，男，1984年3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汉族，高中文化，系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户籍所在地平江县，现住深圳市龙华新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5年11月27日由浏阳市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浏阳市人民法院审理浏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彭勇波、吴生君、刘金平、原审被告单位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二0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作出(2016)湘0181刑初114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彭勇波、吴生君、刘金平、原审被告单位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8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听取了诉讼代表人、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彭勇波在本省岳阳市以本人或他人名义开办岳阳广和致远贸易有限公司、岳阳旭华贸易有限公司、岳阳金旭贸易有限公司，并实际操作三家公司用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2015年3月，被告人彭勇波又与同案人黄某、周某1合伙以同案人尤某2的名义开办浏阳市锋凡贸易有限公司，用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2015年5月，被告人彭勇波通过周某4从广东省东莞天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股东王某2处以浏阳市锋凡贸易公司的名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1份，发票金额7090585.6元，税额1205399.15元，交给由浏阳市锋凡贸易公司聘请的同案人尤某2用于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抵押税款；以岳阳旭华贸易有限公司名义从王某2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0份，发票金额5982907.52元，税额1017094.6元，用于其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押税款。以上共计从同案人王某2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1份，发票金额13073493.12元，税额2222493.75元。
被告单位高士达公司系从事国内贸易、非标准自动化设备生产及销售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石马径社区君新路142号。被告人吴生君系该公司副总经理，被告人刘金平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期间，被告人吴生君、刘金平通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抵扣被告高士达公司应缴税款。由被告人吴生君与被告人彭勇波联系，以被告单位高士达公司名义先后从被告人彭勇波控制的岳阳广和致远公司、旭华公司、金旭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23份，发票金额11770848.66元，税额2001044.34元，从浏阳市锋凡贸易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张，发票金额1094458.07元，税额186057.93元，共计开具发票134份，金额12865306.73元，税额2187102.27元。被告人吴生君、刘金平均用于抵扣了被告单位高士达公司的应缴税款。
2015年5月底，苏州威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李某2与被告人彭勇波联系，从浏阳市锋凡贸易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2份，金额198897.43元，税额33642.57元。随后李某2使用所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了苏州威盾环保有限公司的应缴税款。
综上所述，被告人彭勇波单独或伙同同案人从王某2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1份，税额2222493.75元，向被告单位高士达公司、李某2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6份，税额2220744.84元；被告单位高士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4份，税额2187102.27元。
2015年11月12日，被告人吴生君、刘金平到公安机关投案，同年11月25日，被告人彭勇波到公安机关投案，三被告人归案后均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案发后，被告单位高士达公司、苏州威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浏阳市锋凡贸易有限公司均补缴了相应税款。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户籍证明、现实表现证明、归案经过；2、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3、经核实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4、纳税明细表；5、高士达公司的缴税说明及缴税回执、苏州市国税局的证明及苏州威盾公司的缴税说明、浏阳市国税局的完税证明；6、证人肖某、翁某、毛某、邹某、王某2、黄某、周某1、尤某2、李某2的证言；7、被告人彭勇波、吴生君、刘金平的供述。
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彭勇波以营利为目的，单独或伙同同案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被告单位高士达公司为抵扣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吴生君、刘金平作为被告单位高士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直接责任人员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相应刑事责任。被告人彭勇波以浏阳市锋凡贸易有限公司名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系与同案人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积极实施犯罪行为，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彭勇波、吴生君、刘金平均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均系自首，均可以从轻处罚。被告单位高士达公司及苏州威盾环保有限公司、浏阳市锋凡贸易有限公司补交了全部税款，可以对被告人彭勇波、吴生君、刘金平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刘金平具有社区矫正条件，可以适用缓刑，并责令被告人刘金平服从所在基层矫正组织的管理教育。据此，对被告人彭勇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被告单位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对被告人吴生君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被告人刘金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被告人彭勇波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单位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吴生君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被告人刘金平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三年。
上诉人彭勇波上诉提出，原审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
上诉人彭勇波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彭勇波既为他人虚开销项发票，又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发票，对于虚开税额的认定应当按照其中数额较大的一项计算；2、原审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判处。
上诉单位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上诉提出，原审判处罚金刑过高，请求减少罚金。
上诉单位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原审判决对上诉单位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的罪名认定错误，应当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上诉单位系自首、已补缴抵扣税款，原审对上诉单位判处罚金过高，请求减少罚金。
上诉人吴生君上诉提出，原审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上诉人刘金平上诉提出，原审量刑过重，请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彭勇波在湖南省岳阳市以本人或他人名义开办岳阳广和致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公司”）、岳阳旭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华公司”）、岳阳金旭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旭公司”），并实际操作三家公司用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2015年3月，上诉人彭勇波与黄某、周某1（均另案处理）合伙以尤某2（另案处理）的名义开办浏阳市锋凡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凡公司”），用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2015年5月，上诉人彭勇波通过周某4从广东省东莞天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盈公司”）股东王某2（另案处理）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王某2在没有货物购销的情况下，以天盈公司的名义分别向锋凡公司、旭华公司开具了共计13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13073493.12元，税额2222493.75元。其中向锋凡公司开具了7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7090585.6元，税额1205399.15元；向旭华公司开具了6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5982907.52元，税额1017094.6元。上诉人彭勇波将其中开给锋凡公司的7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快递交给尤某2用于锋凡公司的进项税抵扣税款，实际申报抵扣13张，已抵扣税金219700.5元；将开给旭华公司的60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旭华公司的进项税全部申报抵扣。
上诉单位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士达公司”）系从事国内贸易、非标准自动化设备生产及销售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石马径社区君新路142号。上诉人吴生君系该公司副总经理，上诉人刘金平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期间，上诉人吴生君、刘金平合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抵扣上诉单位高士达公司应缴税款。上诉人吴生君与上诉人彭勇波联系，以上诉单位高士达公司名义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签订虚假购销合同、制造假资金流，先后从上诉人彭勇波控制的致远公司、旭华公司、金旭公司共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23份，发票金额11770848.66元，税额2001044.34元，从锋凡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张，发票金额1094458.07元，税额186057.93元，以上共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34份，金额12865306.73元，税额2187102.27元。上诉人吴生君、刘金平将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用于抵扣了上诉单位高士达公司的应缴税款。
2015年5月底，苏州威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盾公司”）股东李某2（另案处理）与上诉人彭勇波联系，从锋凡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发票金额198897.43元，税额33642.57元。随后李某2使用所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了威盾公司的应缴税款。
综上所述，上诉人彭勇波单独或伙同他人从王某2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1份，税额2222493.75元（其中985698.65元未抵扣），向上诉单位高士达公司、李某2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6份，税额2220744.84元；上诉单位高士达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4份，税额2187102.27元。
2015年11月12日，上诉人吴生君、刘金平到公安机关投案，同年11月25日，上诉人彭勇波到公安机关投案，三上诉人归案后均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案发后，上诉单位高士达公司、威盾公司、锋凡公司均补缴了相应税款。
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浏阳市人民法院委托深圳市龙华新区综合办公室司法科对上诉人刘金平的社区矫正环境进行调查，该司法科经调查评估认为上诉人刘金平具备社区矫正条件。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本院委托深圳市龙华新区综合办公室司法科对上诉人吴生君的社区矫正环境进行调查，该司法科经调查评估认为上诉人吴生君具备社区矫正条件。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证人肖某（系锋凡公司聘请的兼职会计）的证言，证明：锋凡公司向高士达公司、威盾公司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3份。锋凡公司与高士达公司、威盾公司之间没有实际的交易，只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货物出库单、银行流水、合同等。
2、证人翁某（高士达公司会计）、毛某（高士达公司出纳）的证言，证明：高士达公司从锋凡公司、致远公司、旭华公司、金旭公司虚开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抵扣了税款。为了配合对方公司向高士达公司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走了假的资金流，即对方公司按照所开票面金额的数额打入吴生君在深圳市农村商业银行开立的帐户（00×××23），公司帐户收到钱后，再将钱原数不变的转回到对方开票公司的公帐上，其中致远公司帐户是19×××04、旭华公司帐户是19×××34、金旭公司帐户是19×××12。与锋凡公司之间没有走假资金流。高士达公司按照开票金额的6%、6.5%支付开票费给彭勇波。
3、证人邹某的证言，证明：其负责给威盾公司做帐，威盾公司从锋凡公司虚开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李某2让其申报抵扣了该公司的税款。
4、证人冯某（系李某2之母）、周某3（系李某2之夫）的证言，证明：威盾公司名义上股东为冯某及李某2，法定代表人为冯某，实际上是李某2个人开办的公司，由李某2与周某3共同经营。
5、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明：彭勇波通过周某2找到其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承诺给其3%的开票费，其以天盈公司的名义向锋凡公司开具了7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向旭华公司开具了60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
6、证人黄某、周某1的证言，证明：黄某、周某1与彭勇波合谋成立了锋凡公司用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实际是彭勇波在操作，买进项增值税发票的手续费是票面金额的3.7%-3.9%,卖出销项税发票的手续费是票面金额的6%，从中间赚取差价，聘请尤某2具体开票。
7、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明：威盾公司从锋凡公司开了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
8、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证明：高士达公司系从事国内贸易、非标准自动化设备生产及销售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华新观澜街道石马径社区君新路142号。法定代表人刘金平。
9、浏阳市锋凡商贸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苏州威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岳阳旭华贸易有限公司、岳阳金旭工贸有限公司、岳阳广和致远贸易有限公司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东莞市天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明：上述企业的基本情况，企业类型、法定代表人、股东情况等。
10、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进项税额转出情况说明书》、深圳市龙华新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纳税证明》及《证明》证明：高士达公司于2015年5月收到锋凡公司开具的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于同年6月27日网上申报抵扣了上述发票税额，且于当月进项转出了税款186057.93元，但未入公司财务帐的详细情况。
11、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增值税补充申报税票录入简易申报表，证明：威盾公司抵扣锋凡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详细情况。
12、锋凡公司进项增值税及销项增值税发票明细表、高士达公司进项税发票明细表，证明：锋凡公司、高士达公司进项税、销项税的情况。
13、岳阳国税局调取的致远公司、旭华公司、金旭公司进项增值税发票和销项增值税发票抵扣情况，证明：致远公司、旭华公司、金旭公司分别向高士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23份，发票金额11770848.66元，税额2001044.34元。全部予以申报抵扣。
14、经核实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证明：上诉人彭勇波以锋凡公司的名义从天盈公司股东王某2处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71份，发票金额7090585.6元，税额1205399.15元；锋凡公司向高士达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11张，发票金额1094458.07元，税额186057.93元；锋凡公司向威盾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发票金额198897.43元，税额33642.57元；金旭公司从天盈公司股东王某2处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60张，发票金额5982907.52元，税额1017094.6元；高士达公司从旭华公司、金旭公司、致远公司处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23张，发票金额11770848.66元，税额2001044.34元。
15、高士达公司的缴税说明及缴税回执、苏州市国税局的证明及苏州威盾公司的缴税说明、浏阳市国税局的完税证明，证明：高士达公司、苏州威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浏阳市锋凡贸易有限公均补交了全部税款。
16、高士达公司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帐号00×××23的银行流水、上诉人吴生君在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帐号62×××65的银行流水、旭华公司的银行流水，证明：吴生君多次向高士达帐户汇款，且汇款当天高士达公司便将吴生君汇入的款项转至彭勇波控制的致远公司、金旭公司、旭华公司。高士达公司与彭勇波控制的三家公司之间制作假的资金流以掩盖双方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事实。
17、梁某、天盈公司的银行流水，证明：2015年5月22日，天盈公司以梁某的名义转账700万元给锋凡公司，锋凡公司将700万元转给天盈公司。掩盖天盈公司与锋凡公司之间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事实的事实。
18、银行交易回执、记帐凭证，证明：高士达公司支付给彭勇波开票费合计828621.5元。
19、钢材购销合同、送货单，证明：高士达公司与彭勇波控制的旭华公司、致远公司、金旭公司以签订虚假钢材购销合同的形式，掩盖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事实，用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20、户籍证明、现实表现证明，证明：上诉人彭勇波、吴生君、刘金平的身份情况，均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21、归案经过，证明：2015年11月12日，上诉人吴生君、刘金平到公安机关投案，同年11月25日，上诉人彭勇波到公安机关投案。
22、（2016）深龙华司意字18、22号调查评估意见书，证明：浏阳市人民法院、本院分别委托深圳市龙华新区综合办公室司法科对上诉人刘金平、吴生君的社区矫正环境进行调查，该司法科经调查评估认为上诉人刘金平、吴生君具备社区矫正条件。
23、上诉人彭勇波、吴生君、刘金平的供述，三上诉人对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通过伪造假的购销合同、制造假的资金流，虚构货物交易往来，实为虚开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能与同案人、证人证言相吻合。
本院认为，上诉人彭勇波以营利为目的，单独或伙同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上诉单位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为抵扣税款，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上诉人刘金平、吴生君分别作为上诉单位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相应刑事责任。上诉人彭勇波伙同同案人以浏阳市锋凡商贸有限公司名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上诉人彭勇波、吴生君、刘金平均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均系自首，均可以从轻处罚。上诉单位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刘金平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应当认定为单位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苏州威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浏阳市锋凡商贸有限公司及上诉单位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补交了全部税款，可以对上诉人彭勇波、吴生君、刘金平、上诉单位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酌情从轻处罚。针对上诉人彭勇波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的上诉及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彭勇波以虚开增值税发票谋利为目的，单独或伙合他人注册成立公司，在没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下，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又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虚假抵扣，以两者中税额较大的一项计算，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为2222493.75元，数额较大，但浏阳市锋凡商贸有限公司虚开的71张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有58张实际未申报抵扣，未抵扣税款985698.65元，对于未抵扣部分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且被抵扣的税款已予以补缴，亦可酌情从轻处罚。根据其犯罪情节、犯罪金额、实际对国家税收造成的损失程度、自首情节，原审判决对其量刑偏重，对于上诉人彭勇波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量刑过重的上诉及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针对上诉单位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及辩护人提出的“原审判处罚金过高”的意见，经查，上诉单位多次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金额较大，且所开发票全部已向税务局申报抵扣，结合其已补缴税款及二审认定的自首情节，原审对其所处罚金仍属适当，该上诉及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单位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的辩护人另提出“上诉单位应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单位与彭勇波控制的岳阳广和致远公司、旭华公司、金旭公司之间无实际经营活动，通过签订虚假购销合同、制造假资金流，虚构真实交易的假像，让彭勇波为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其行为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故此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针对上诉人吴生君上诉提出的“原审量刑过重”的意见，经查，上诉人吴生君系上诉单位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实施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故其应当作为该单位犯罪的其他直接责任人进行刑事处罚，结合上诉单位已补缴了税款、缴纳罚金，且上诉人吴生君系自首、认罪态度好的情节，原审对其量刑偏重，该上诉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针对上诉人刘金平上诉提出的“原审量刑过重，请求免予刑事处罚”的意见，经查，上诉人刘金平系上诉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系该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该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较大，且全部抵扣了税款，故不宜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原审根据其犯罪情节、系自首、单位已补缴税款的情节，对其所处量刑并无不当，因此其上诉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刘金平、吴生君具有社区矫正条件，可以适用缓刑，并责令上诉人刘金平、吴生君服从所在基层矫正组织的管理教育。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对上诉人彭勇波、吴生君的量刑偏重。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浏阳市人民法院（2016）湘0181刑初114号刑事判决中对上诉人彭勇波、吴生君的定罪部分及对上诉单位深圳市高士达科技有限公司、上诉人刘金平的定罪及量刑部分；
二、撤销浏阳市人民法院（2016）湘0181刑初114号刑事判决中对上诉人彭勇波、吴生君的量刑部分；
三、上诉人彭勇波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之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1月25日起至2020年5月24日止。）
四、上诉人吴生君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四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德民
审 判 员 刘 舸
代理审判员 鲁 璇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刘 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