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2民终87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7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息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超伟，男，1994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息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某1，男，2004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息县。
法定代理人：李某，系付某1之母，住河南省息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李氏，女，1931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息县。
以上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志，山东康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胶州市香港路1号。
负责人：李储程，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彬，山东���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昊，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某、付超伟、付某1、付李氏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大沽河管委）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18）鲁0281民初8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付超伟、付某1、付李氏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受害人付某2的死亡原因不排除系触电身亡”系对事实认定不清，同时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胶州市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是根据出诊情况、报案及现场人员陈述、以及尸体表象特征所作出的推断，作为专业的有经验的大夫，在通过向胶州市人民医院的其他两名医护人员了解现场情况并凭借多年诊断经验，同时又认真查看尸体表象，之后才做出的证明结论，应当具有证明效力。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该证明文件不能作为死者的死亡原因证明”。其次，被害人家住涉案河道附近，并且经证实，其经常到涉案河道电鱼并以电鱼卖鱼为副业，因此，可推断被害人对电鱼的技术掌握的非常熟练，并且对涉案河道的情况非常了解，不存在任何风险。虽然被害人电鱼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该案发生有一定过错，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并不影响一审原告承担侵权责任。一审被告认为被害人是触电身亡明显不符合常理，是推卸责任的做法。再次，原告提交的一系列证据证明被害人系溺水身亡，包括被告放水、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事发现场照片及走访结果、证人证言，相反的，一审被告认为被害人死亡原因并非溺水身亡，然而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此种猜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73条，上诉人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对方，本案被告没有提交任何相反证据来证明被害人死亡原因不是溺水，更谈不上否定上诉人的证据，如今尸体已经火化，不具备鉴定的条件，法院应当综合全案的现有证据，结合案情和生活常识，对双方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作出合理认定。最后，民法中的证据证明标准采用的是高度盖然性标准，上诉人提交的一系列证据证明被害人是溺水身亡，足以达到民法高度盖然性标准。2、上诉人通过举证充分证明付���2死亡与被上诉人开闸放水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反驳，应承担责任。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害人死亡当日早晨，被上诉人存在开闸放水的行为，且被上诉人当日未作出任何预警措施，没有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没有尽到安全提示和注意义务，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提供证据证实基本事实的前提下，未能提供任何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仅单方主张死者死亡原因与其放水行为无因果关系，其理由和证据不足，不应予以采信。
大沽河管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理由是：1、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付某2是溺水死亡，因此其主张被上诉人放水导致付某2溺水死亡无事实依据，本案侵权事实不成立。上诉人提交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明确注明：死于救治机���以外的死亡原因系死后推断，鉴于并未进行尸检，没有任何权威机构能对死亡具体原因作出鉴定，上诉人无法证明付某2系溺水死亡,为了查明死者的死亡原因，一审法院调取胶州市人民医院当时的现场急救医生、护士、开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的当班医生等的证言，均证实要明确查明死因必须由专业的法医鉴定机构通过尸体解剖程序才可认定，《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仅是死后推断，不能作为认定死亡原因的证据。既然如此，本案不排除死者因触电等其他原因死亡的可能性，故而不能认定付某2死亡与被上诉人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2、死者付某2从事的电鱼行为是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且存在巨大的危险性，其作为成年人应对自身行为负责，被上诉人对本案悲剧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30条规���，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付某2从事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本身就存在极大危险性，本案悲剧的发生系付某2自身的过错造成，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责任。为避免有人擅自进入河道，被上诉人已经在涉案河道沿路设置高达1.4米的安全护栏并在显著位置设置了警示标志，提示人们不要下水捕鱼、游泳，以免发生危险，已经完全尽到了合理的安全提示义务，死者付某2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对穿水裤进入河道中电鱼存在极大危险具有基本认知常识，且其为涉案河道附近的常住居民，也应当知道钻入涵洞电鱼的巨大危险性，此外，一审庭审中，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中，上诉人付超伟在采访视频中自认，死者付某2不但翻越栏杆、进入涉案河道中电鱼，而且钻入空间狭小、进退不便的涵洞中，最终死于涵洞之中，���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死者因自身过错而导致的后果。被上诉人对付某2的死亡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李某、付超伟、付某1、付李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479526.6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具体明细为：死亡赔偿金349220元（17461元/年×20年），丧葬费24228元（4038元/月×6月），被扶养人生活费70252元（付某1：8年×10808元/年÷2=43232元；付李氏：5年×10808元/年=27020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2826.5元（3人×7天×134.6元/天），交通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7月23日早晨，原告的亲属付某2在被告所辖水闸下游的河道内捕鱼，被告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开闸防水，导致付某2溺水身亡。事故发生后被告在事发地安放了警示标志。此次事故给四���原告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痛苦，被告对下流河道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放水，付某2的死亡与被告的放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被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一审法院在过程中，双方围绕争议事实提交了证据。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死亡医学证明及死亡殡葬证、证明两份及户口本、事发现场照片及原告走访结果、证人刘某、卞某的证言等证据。被告质证称，对死亡医学证明，被告提供的系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关于死亡原因“溺水”的说法系胶州市人民医院推断而知，不能证明付某2确系因溺水死亡。此外，医院并非尸体检验的专业鉴定机构，付某2死亡后，并未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对死亡原因进行权威性论证，因此医院推断的死亡原因，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另外，���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出具时间为2015年7月25日，并非其上注明的死亡日期即2015年7月23日，因此对该证明推断书中死亡原因溺水，不具有可信性。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公安机关保存联，备注第②条写明，无民警签字及派出所盖章无效；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死者家属保存联，备注第②条写明，无民警签字及派出所盖章无效。第③条写明死于救治机构以外的死亡原因系死后推断，因此不能合理排除死者付某2在电鱼时触电或其他原因死亡的可能性，不能证明死者付某2的死亡与被告之间存在必然的关联性；居民死亡殡葬证，备注第②条写明非死于非救治机构，需由民警签字及派出所盖章方为有效，综上被告对于死亡医学证明及死亡殡葬证的合法效力不予认可；对证明两份及户口本，真实性无异议，对包信镇后楼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信中关于付某2溺水死亡的事实不予认可；对事发现场照片，从图片上可以明显看出涉案河道水流平稳，不存在水流湍急、水量较大的开闸放水迹象。原告仅拍摄了涉案河道的局部景象，不能展现涉案河道在案发地点附近的全貌，不能证实被告未在涉案河道设置警示标志的事实；对走访事实结果的部分，没有出具单位或人员的盖章或签字，仅系原告自行书写，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原告拟证明的内容。对两名证人的证言，两个证人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比如，证人卞某称放水后的水深是一米八九，刘某称放水后水深到腰部，两者的陈述相差巨大，因此对证言不予采信，两个证人均未目击死者付某2死亡当时的情况，不能证实死者付某2系因突然开闸放水导致的死亡，两个证人均不能准确确定付某2死亡的具体时间和涉案河道开闸放水的具体时间，因此均无法证实付某2是在开闸放水当时致死还是在开闸放水之后因其他原因死亡，据证人刘某陈述，一放水大家都去抓鱼，因此，不能排除死者系在已经放水之后且明知涉案河道水深的情况下，入河捕鱼导致悲剧发生，其应当对自己的判定失误承担不利后果。对被告而言也不存在侵权行为不需承担侵权责任。被告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一审法院提交2015年7月25日胶州市人民医院出具的编号为42780009020150144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2015年7月23日胶州市公安局云溪派出所询问笔录、涉案河道照片等证据。原告质证称，对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明是目前能够证明付某2死亡原因的唯一有效的书面证据，溺水死亡与电击触电死亡在尸表特征上有明显区别，在被告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该采信该证明付某2系溺水死亡的推断，并且根据被告提交的派出所询问笔录，公安机关也介入调查，正是因为公安���关采信了该死亡原因的推断才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作为意外事故处理，并没有立案侦查；对派出所询问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付某2的死亡原因，原告已经进行解释，电鱼卖鱼是付某2的副业，对于电鱼的技术不存在任何风险性，根据当时付某2的死亡的体征，也不符合触电身亡的表象；对涉案河道照片真实性不能确定，与事故发生现场不符，该照片也不能证明其设置警示标志的时间。对于原一审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青岛电视台生活在线栏目对涉案事件进行的采访视频，原告质证称，通过视频资料证实，首先事发的河道在事故发生时是没有相关的预警和警示标志，其次证明被告在案发当天是有过放水行为，其中的工作人员称每天都会放水，但是放水并没有做相应的预警措施，也证实因为被告的放水行为，导致没有准备的付某2溺水身亡。被告质证称，第一，从���超伟的口述可以得知，死者付某2经常钻到涉案河道的桥洞中抓鱼，且事发当日也是从涉案河道的桥洞中被拉出，因桥洞十分狭窄，其行为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死者付某2作为成年人应该对自身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第二，视频中所谓被告工作人员的身份，代理人现在不能确定，但是从该人员的陈述来看，即便假设被告存在放水行为也是在每天的三四点钟放水，二原告在诉状中称付某2是在2015年7月23日早晨出门捕鱼的，由此可知即使被告存在放水行为，也不存在任何的突然性，且付某2到达涉案河道时应当足以对涉案河道的水深水量的现实情况做出基本的判断，其仍然冒着巨大的危险下水捕鱼，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第三，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涉案河道中，确有警示标志存在，原告称是否发生后被告才安置警示标志，没有相关的证据支持。第四，视频中显示涉案河道沿线已经设置了高达一米五余的石头栏杆，本身也是对阻止群众下水的拦阻指示，付某2翻越栏杆进入河道捕鱼，自身存在过错，应该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更重要的是，原告系以被告侵权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但是从该事实证据以及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来看，均不能证实系被告突然放水将死者付某2冲倒淹死的侵权事实。为核实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的证明力，一审法院依职权向胶州市人民医院出具该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的徐茂武大夫做询问笔录一份，徐茂武大夫称，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一共有两种，一种是本案中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一种是死亡医学证明书，本案中的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仅是推断书，是根据出诊情况、报案及现场人员陈述以及尸体表象特征所做出的推断，在做死亡原因推断过程中并未进行尸体解剖，该死亡原��推断也不能排除其他死亡原因。该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不能作为死者死亡原因的证明，死亡原因只有通过法医机构做出的才能证明。出具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后，医院按照程序都会建议家属做尸检。同时一审法院还向两位出诊的医护人员王宝伟、冷大伟做了相关了解，二人称，当天是二人乘救护车出诊，到达现场时付某2已经停止心跳，在救护车里二人进行了一般的急救措施，接到医院后交给了医院的当班大夫。对于一审法院的调查笔录，原告质证称，对笔录真实性无异议，根据主治医师徐茂武的笔录，可以看出是根据尸表特征作出的推断，虽然没有进一步解剖，没有进一步排除死亡原因，但是徐茂武作为专业医护人员，是根据经验和尸表特征做出的死亡原因的推断，应该具有证明效力，而且尸体现在已经火化，不具备鉴定的条件，现在被告对死亡原因提��异议，也无法进行司法鉴定，该死亡推断证明是目前唯一能够证明，付某2死亡原因的证据，被告也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因此请求法院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被告质证称，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作为亲身参与死者付某2抢救过程的出诊医生、护士和主治医生均明确确认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是在死者付某2死亡之后对死亡原因的推断，仅用于销户、火化和办理保险等用途，不能作为认定死者付某2系因溺水死亡的最终依据，也不能排除付某2系因触电或其他原因身亡的可能性。既然原告连死者付某2系溺水死亡这一基本事实都无法证实，那就更不能进一步证明死者付某2系因被告放水这一侵权行为导致死亡，因而其以被告侵权为由提起诉讼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23日早晨，付某2到少海南门东侧水域的河道内电鱼，上午八时左右被其子付超伟和路过的刘某拖到岸边。胶州市人民医院急救车到达现场时，付某2已经心跳停止。2015年7月25日，胶州市人民医院根据出诊情况、报案及现场人员陈述以及尸体表象特征所做出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推断付某2系溺水死亡，在做死亡原因推断过程中并未进行尸体解剖，该死亡原因推断也不能排除其他死亡原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付某2的死亡原因能否排除系触电身亡。本案中，死者付某2系在电鱼过程中死亡，电鱼行为系法律所明文禁止的行为，不仅对当地渔业资源产生破坏，而且也可能对其自身产生触电的危险性。付某2死亡后，医院仅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推断付某2系溺水死亡，而该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并不能作为死者死亡原因的证明，也不能排除付某2系因触电或其他原因身亡的可能性。付某2家属在付某2死亡后，没有根据医院建议去做进一步尸检，以确定具体的死亡原因。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根据一审法院对医疗机构所做的调查等情况，原告仅凭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并不能排除付某2存在触电身亡的可能性，故原告无法证实死者付某2系溺水死亡，也就无法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故原告依据付某2系溺水死亡主张侵权赔偿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李某、付超伟、付某1、付李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93元，由原告李某、付超伟、付某1、付李氏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根据上诉人的上诉与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审法院认定大沽河管委对付某2的死亡后果不承担赔偿责任依据是否充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付某2在河道内实施电鱼行为系一种甘冒风险的危险行为，不仅对当地渔业资源产生破坏，而且也可能对其自身产��溺水或触电及其他的危险性，是为法律明文所禁止的行为。付某2电鱼过程中在河道中被发现死亡，而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付某2系溺水死亡，仅是主治医师的一种推断行为，而死亡原因的认定系专门性鉴定问题，需要通过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才能科学的认定，而不能仅依靠推断来认定死亡原因。事实上并不能排除付某2在电鱼过程存在触电或其他原因导致死亡的可能性，上诉人未请求公安机关尸检，对付某2的死亡原因未进行鉴定，欠缺法医鉴定机构的相关意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明付某2系溺水死亡的证据并不能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而被上诉人为反驳上诉人所主张事实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一百零八条规定，应当认定付某2系溺水死亡的事实不存在。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实施侵权行为，以及该侵权行为与付某2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大沽河管委对付某2的死亡后果不承担赔偿责任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李某、付超伟、付某1、付李氏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493元，由上诉人李某、付超伟、付某1、付李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于水清
审 判 员 杨 海 东
审 判 员 鲁 宇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吕 菲
书 记 员 刘 云 龙
书 记 员 李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