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79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育红，男，1972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汉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良，湖北启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山红，男，197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莺，女，1976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上诉人谭育红因与被上诉人江山红、龙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1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谭育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江山红、龙莺偿还谭育红借款本金637000元，支付暂计至2018年1月18日的利息236000元，2018年1月18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或发回重审；2、由江山红、龙莺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借贷协议中利息转为本金的部分119300元，是按2%的月利率实际发生的，是经谭育红与江山红、龙莺协商一致重新出具债权凭证的结果。谭育红起诉时只是将2018年1月18日作为一个时间截点，方便计算诉讼费以及判决时有一个明确金额，不是谭育红诉讼请求的目的。一审关于还款事实的认定错误，程序违法。
江山红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利息超过本金、算入本金不合法，一审认定正确。
龙莺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谭育红和江山红之间的债务我并不知道，2016年底江山红和我说受到威胁，欠谭育红的钱要我签字，我只是在借条上签字，对他们借款的事情完全不知道。
谭育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江山红、龙莺偿还借款本金637000元，利息236000元（截至2018年1月18日），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9日，江山红向谭育红出具一张借条（简称《借条一》），借条内容为：“今向谭育红借款187500元，借期一年（至2014年4月10日），到期归还，本借款协议在双方志愿（应为‘自愿’）状态签订。借款以下列两种方式支付：1、银行转账（已支付）13万元；2、现金支付（已支付57500元）”。龙莺于2016年12月18日在该借条上补充签字。江山红于2016年12月31日在借条上补签“补充条款，滞纳金从2015年4月10日起计算，每月2%”的承诺。
对《借条一》的履行，谭育红提供了在2013年4月10日向江山红支付11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及在2013年4月12日支付2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余下57500元，谭育红在本案第一次庭审后提交的一份《借款及利息计算的详细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中自认2万元为现金借款，37500元为利息转本金，自认江山红在2014年4月10日偿还利息4万元。在第二次庭审中，再次对《说明》中自认的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并另主张在2013年4月17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江山红提供借款1万元。
江山红、龙莺承认谭育红转账支付的13万元借款及2013年4月17日提供1万元借款的属实，对谭育红主张的2万元现金借款不予认可。
2015年11月12日，谭育红、江山红、龙莺签订一份《人民币借贷协议》（简称《借条二》），约定:“经双方协商，贷方江山红向谭育红（出借方）短期融资345000元，借期三个月。支付方式：1、银行转账275000元；2、现金支付7万元。若到期不能偿还，罚息每月3%”。龙莺于2016年12月31日在该借条上补充签字。
对《借条二》的履行，谭育红提供了其在2015年11月13日通过手机银行向江山红转账45000元，于2015年11月16日向江山红转账2万元，于2015年11月22日向江山红转账20万元、于2015年12月13日通过手机银行转账7000元，于2016年1月4日通过手机银行转账700元，合计272700元的支付凭证。对其余72300元借款，谭育红在庭审中主张此款为利息转本金，为计算方便将其中2300元计入银行转账部分，故《借条二》银行转账部分载明的本金为275000元，余7万元按“现金支付”对待。
对72300元利息的计算方式，谭育红在《说明》中自述包括《借条一》的借款在2014年4月9日至2015年11月12日所产生的利息、孳息45600元，及该利息、孳息加本次272700元借款本金在至2016年2月12日的利息26700元。上述利息、孳息合计72300元。
江山红、龙莺承认谭育红转账支付272700元的事实。
2016年1月3日，江山红向谭育红出具金额为55000元、22000元的借条各一张（简称《借条三》、《借条四》）。两张借条均约定还款日期为2016年2月3日，未约定利息。但江山红在2016年12月22日在两张借条上均签署了“补充说明：滞纳金每月2%，自2016年2月3日起计算”。
对《借条三》、《借条四》的履行，谭育红在庭审中自述实际借款金额为5万元、2万元。并提供了2016年1月20日向江山红转账5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自述另2万元系提供的现金。
江山红承认收到《借条三》转账支付的5万元。对《借条四》的2万元现金借款不予认可。
2017年6月30日，江山红向谭育红出具借条（简称《借条五》）。借条内容为：“今借到谭育红1万元”。2017年7月14日，江山红向谭育红出具借条（简称《借条六》）。借条内容为：“今借到谭育红5000元，江山红承诺下周提取公积金，资金到帐后立刻归还。如若食言，谭育红之前承诺的减免江山红利息之事可以取消，江山红不得以此提出减免利息的要求”。《借条五》、《借条六》无利息约定。
对《借条五》、《借条六》约定的金额总计15000元的借款，江山红表示承认。
关于上述借款是否支付利息，谭育红主张除《借条五》、《借条六》的借款无利息约定外，其余四张借条均约定支付利息，最低利率为月息2%。江山红对此予以认可。
上述《借条一》、《借条二》、《借条三》、《借条四》，龙莺分别于2016年12月18日、2016年12月31日在上述四张借条上签字，并在法院2018年4月3日庭审中表示愿承担相应责任。《借条五》、《借条六》则无龙莺签名。
2016年12月31日，江山红与谭育红签订《民间借贷合同补充协议》，龙莺以共同债务人身份在该协议上签字。协议约定：“本补充协议主要是增补原债务人江山红妻子龙莺原借款合同的共同债务人，不改变合同其它条款的法律效力”。
对上述事实无争议的部分，法院予以确认。
对借款事实有争议的部分，法院认定如下：
1、《借条一》中2万元现金借款，《借条四》2万元现金借款是否实际发生？
对该争议的事实，法院认为，谭育红虽只提供了借条以证明上述4万元的借贷事实，但上述两笔各2万元的现金借贷，作为出借人的谭育红有足够支付能力，且在当下本区域环境下，该种交易方式也符合社会一般人的交易习惯，江山红虽否认该借贷事实，但不能作出合理地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
2、《借条一》中37500元，《借条二》中72300元由利息转本金应否认定的问题。
法院认为，根据《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虽然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可以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但根据该条第二款“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规定，因双方对《借条一》、《借条二》、《借条四》约定的借款最低利率为月息2%，且谭育红又按月息2%的利率标准计算借款本息至2018年1月18日止的利息，该计息方式违反上述第二款的规定，故不应将该两笔款项计入借款本金。
综合上述事实，法院确认谭育红向江山红实际提供的借款分别为《借条一》的15万元加后提供的1万元，小计16万元；《借条二》的272700元；《借条三》的5万元；《借条四》的2万元；《借条五》的1万元、《借条六》的5000元，合计517700元。
关于还款，谭育红在其提供的《说明》中自认江山红在2014年4月10日偿还利息4万元。在第二次庭审，江山红另主张其在2014年11月2日、2014年12月17日向谭育红支付了25000元、2万元，并提供相应银行账单予以证明。谭育红对此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该两笔45000元的还款与2014年4月10日偿还的利息4万元为同一笔款项，多出的5000元为该4万元利息的利息（即复利）。
对此，法院认为，谭育红在《说明》中已明确江山红在2014年4月10日已支付利息4万元，因此江山红在2014年11月、12月所支付的45000元不可能与该4万元属同一笔款项。法院认定江山红向谭育红还款总额为85000元。
关于利息计算标准，谭育红在《说明》中明确《借条一》、《借条二》、《借条三》、《借条四》计息标准均为月息2%，计息截止日为2018年1月18日。《借条五》、《借条六》不计利息。
另查明，江山红与龙莺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7年8月2日办理离婚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谭育红与江山红就《借条一》、《借条二》、《借条三》、《借条四》约定的借款均已到期，江山红在借款到期后未能按约清偿全部借款本息，故应向谭育红承担清偿借款本金并支付约定利息的民事责任。《借条五》、《借条六》未约定明确的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出借人有权要求借款人在合理的期间内返还借款，谭育红已给予江山红合理的期限，故江山红应承担清偿《借条五》、《借条六》借款本金的民事责任。关于借款本金，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谭育红向江山红提供的借款本金为517700元。对谭育红要求江山红偿还该部分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利息，根据计算，按照月息2%的利率标准计算上述502700元借款（不含《借条五》、《借条六》发生的15000元借款）自实际发生之日至2018年1月18日止的利息为363664元，扣除江山红已支付的85000元，江山红还应支付利息278664元，因谭育红仅主张236000元的利息，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对谭育红的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龙莺对本案债务应否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本案债务发生在龙莺、江山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本案债务发生时虽然龙莺并不知情，但其在2016年12月31日在《民间借贷合同补充协议》上签字认可为《借条一》、《借条二》、《借条三》、《借条四》约定债务的共同债务人，该签字行为属事后追认行为，故龙莺对《借条一》、《借条二》、《借条三》、《借条四》约定债务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江山红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谭育红清偿借款本金517700元，支付利息236000元。龙莺对其中502700元借款本金及236000元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二、驳回谭育红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530元，由江山红、龙莺共同负担。上述款，谭育红已垫付，江山红、龙莺应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同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款项一并支付给谭育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期间，各方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江山红向谭育红出具借条，谭育红亦支付了相应的借款，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江山红应当履行还款义务。龙莺在部分借条上签字属事后追认行为，应当对这部分约定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谭育红上诉要求将119300元利息作为本金计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谭育红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按谭育红实际上诉标的计算，应收二审案件受理费2686元，由谭育红承担；预收谭育红二审案件受理费12530元，应退谭育红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984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 捷
审 判 员 汤 晓 峰
审 判 员 万 军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张 文 浩
书 记 员 伍雅玲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