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38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元雄,男,1974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乞位红，广东裕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花都区金属家具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街路*号。
法定代表人：张运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传，广东君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桂南,男，197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业峰，广东都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咏妤，广东都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元雄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金属家具厂（以下简称金属厂）、邵桂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8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元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本案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胡元雄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金属厂、邵桂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胡元雄与死者雷某之间存在加工承揽关系，而非事实劳务合同关系。1.胡元雄与死者雷某就制作一个不锈钢的水塔达成口头约定：胡元雄支付雷某5000元，雷某负责用自己的技术带领两位工人把水塔造好。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雷某是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操作规程和劳动过程进行加工制作，而不受胡元雄的控制和管理。2.双方的合同内容是雷某将不锈钢水塔制作完成后，胡元雄支付报酬，合同即告终止，雷某无需继续性提供劳务。3.雷某的工作具有独立性，依靠其技术完成工作，而工人潘但秋、何水发是协助雷某来完成工作的两位工人，该两位工人按日从胡元雄处领取工资，但并不受胡元雄管理而受雷某管理。因此，胡元雄与死者雷某之间的关系为加工承揽关系。（二）死者雷某在加工制作过程中，存在操作不当的严重过失，对事故的发生起决定性的作用，且雷某是在因手腕肿起来而休假期间承揽该项目的，对事故发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审法院认定，死者雷某承担百分之十的责任，胡元雄认为该认定过轻，认定死者承担百分之七十的责任比例为宜。根据公安部门对潘但秋的询问笔录：“突然这个站在塔顶部的工人把固定底部的铁架提起来，这时他(伤者)就从上面掉到地面”。说明，死者雷某存在严重的操作错误，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另据公安部门对林树德的询问笔录：“我了解是雷某星期天那天骑电动车与别人的电动车相撞了，我看他的手腕肿了，包扎起来，已经不能干活了，就准了他6天假”，可见，事发当时，雷某是带伤干活，雷某在明知自己手腕肿起来不适合从事重体力活的情况下却执意接受委托加工承揽这个工作，应当为此决定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所述，请责院在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依法改判，支持胡元雄各项诉讼请求!
金属厂辩称，我方不同意胡元雄的上诉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1.一审法院认定雷某与胡元雄构成劳务关系是正确的。根据一审法院在公安机关调取的多份笔录，可证实雷某与胡元雄的劳务关系，系雇佣的工人。胡元雄抗辩称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是承揽关系，我方不予认可。2.关于比例问题，一审法院是综合了本案案情，确认赔偿总额，且合理分配了每人担责比例。
邵桂南辩称，不同意胡元雄的上诉请求。我方承担比例10%，我方认为一审的认定正确，请求维持。
金属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元雄向金属厂支付垫付赔偿款107万元；2.判令邵桂南对胡元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胡元雄、邵桂南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8日，金属厂作为出租方（甲方）与邵桂南（乙方）作为承租方签订了一份《土地及房屋租赁合同》，约定金属厂将位于花都新华街新街路2号自编1-1号厂房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厂房出租给邵桂南使用，租赁期限为1年，自2017年9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租金按月支付，月租金4870元。其中约定：乙方不履行责任或相关义务，出现包括擅自将租赁物全部或部分转租或转借他人的等情形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没收押金并追究乙方的责任。关于乙方的权利义务中约定，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将租赁物按现状移交给乙方使用，乙方在接收前已经查看租赁物，清晰了解租赁物的现状。乙方在甲方将该租赁物交付之日起，可自主依照招租说明规定的用途实施相应的经营、管理等行为。乙方在租赁期内绝对不能开办与环保及其他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业务，承担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安全生产、消防、劳动用工、依法纳税等法律责任。乙方在租用期间应对租赁物妥善保护，正常使用，承担维护、保养、修复的责任。对使用租赁物不当，或者人为造成租赁物（包括但不限于租赁物的外墙、顶楼等等一切附属物）损坏的，应承担修复所需的一切费用。因乙方过错延误维修而造成他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乙方负责全部赔偿。乙方承担租赁期间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关于违约责任约定，甲乙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条款或违反租赁物管理的法律规定，另一方可以要求采纳本合同和法律所允许的补救但不限于实际履行和补偿经济损失，有权依法提前解除本合同，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租赁期间，在厂区内乙方人员因意外、疾病等原因导致的医疗、赔偿等一切责任和费用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2017年9月23日，胡元雄让案外人潘但秋为其做事。后，通过潘但秋的介绍，并得到邵桂南的员工邵洪光（也即弟弟）的同意，胡元雄借用邵桂南所承租的上述广州市花都新华街工业大道17号金属家具厂（旧农机二厂）的车间空地及焊接设备，预加工制作一个规格为高190CM、宽170CM的大胶桶水塔。从2017年9月24日开始，胡元雄将加工所用的模具运至该车间，并由胡元雄、潘但秋、何水发开始进行水塔的加工制作。胡元雄向潘但秋、何水发每人每天支付300元工资。在加工过程中，因技术要求，该三人均无法完成水塔口的焊接环节。于是，胡元雄提出让潘但秋寻找“技术好的师傅”。经打听，潘但秋找到雷某。后，雷某与胡元雄协商约定，由胡元雄向雷某支付共计5000元工资。从2017年9月25日起，雷某开始与潘但秋、何水发共同为胡元雄加工该不锈钢架子的水塔。2017年9月28日下午14时许，潘但秋、何水发在水塔底负责点焊，雷某为测量该水塔塔顶尺寸，通过人字梯爬到塔顶进行测量，并在测量过程中因不慎坠落，后被潘但秋、何水发、邵洪光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因颅底骨折、双肺挫裂伤等经救治无效，雷某于2017年10月1日死亡。
2017年10月1日，经新华街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雷某的父亲雷国强(1940年2月29日出生)、母亲郭金秀(1946年6月4日出生)、妻子刘泽容(1977年5月13日出生)、女儿雷莉(1997年10月25日出生)、儿子雷林建(2005年11月15日出生)共同作为甲方与金属厂作为乙方、邵桂南作为丙方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载明金属厂将涉案厂房出租给邵桂南合法使用，邵桂南将部分厂房出借给胡元雄做烧焊加工使用,死者雷某是胡元雄请来做五金烧焊加工的临时工。2017年9月28日下午2点左右，雷某在涉案厂房星加工作业时不慎从高处掉下来,事故发生后，其他工人立即把雷某送往花都区人民医院进行抢救。2017年10月1日凌晨3点左右，雷某证实不治死亡，共发生医疗费2万多元。胡元雄垫付医疗费2000元，邵桂南垫付医疗费10000元，预付家属生活费20000元。现死者家属方要求乙方、邵桂南、胡元雄各方共同赔偿损失合计160万元，乙方认为自己是出租方，丙方认为是出借场地给胡元雄使用，该事故责任赔偿均与自己无关，而且认为甲方提出赔偿金额过高。经调解，当事人各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本案的赔偿总额合计120万元，该赔偿款包括但不限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赡养费、未成年子女抚养费、医疗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住宿费、伙食费及与本案件相关的一切赔偿款项。（二）乙丙方同意在案件责任未明确前先行向甲方垫付赔偿款合计120万元，具体垫付方式：1.丙方负责在签订本协议书时先垫付10万元给甲方，加上之前预付的3万元，丙方合计垫付13万元，作为办理死者雷某身后事的费用；2.余下的赔偿款107万元待甲方将相关家属身份信息、亲属关系证明、死亡证明、医疗费单据、病历、授权委托书公证等资料（详见附件）在2017年10月12日前交付给乙方后，乙方在当天支付给甲方。（三）甲方同意按本协议书执行，并同意在收到上述赔偿款后放弃其他权利的主张，收取的赔偿款由甲方家庭成员自行分配。因雷某死亡一事圆满解决，甲方保证不再向任何责任方追究赔偿责任。（四）甲方收取赔偿款后，同意将追偿权转让给乙方和丙方，即乙方和丙方均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根据自己垫付的金额依法向本案的事故责任人主张追偿。
2017年10月1日，邵桂南向死者雷某家属雷国强、郭金秀、刘泽容、雷莉、雷林建垫付赔偿款13万元。2017年10月11日，金属厂向死者家属雷国强、郭金秀、刘泽容、雷莉、雷林建垫付赔偿款107万元。
一审另查明：雷国强、郭金秀共育有四子女，分别为雷六保（1963年6月20日出生）、雷冬秀(1971年7月22日出生)，雷某（1974年6月22日出生）、雷德宝（1977年5月13日出生）；雷某生前与其妻子刘泽容共育有两子女，分别为雷莉、雷林建。
关于涉案事故发生的经过，一审法院依职权向花都分局站前派出所调取因雷某坠落事件对潘但秋、邵桂南、何水发、林树德、邵洪光、胡元雄的以下询问笔录：
1.2017年9月28日对潘但秋的询问笔录，主要内容为：伤者是我同事。我不清楚他的姓名，我是2017年9月23日在花都新华街工业大道胡忠产科医院旁边的一家无名模具厂认识他的，他比我晚一天到。认识四天时间，我只知道他是湖南省人，其他不详。2017年9月28日约14时许，当时我和这个受伤的工人以及另外那个我不清楚名字的工人共三个人一起在广州市花都新华街工业大道胡忠产科医院旁一家模具厂上班。当时我们三人负责弄一个高2米的不锈钢水塔，我和其中一名工人在下面负责点焊，而另外一个工人就在塔顶上面负责量尺寸。突然这个站在塔顶部的工人把固定底部的铁架提起来，这时他（伤者）就从上面掉到地面，掉下来以后他的鼻子就出血了，另外一名同事就马上拨打了120，但刚好我朋友过来找我，他的车子刚好停在厂外，于是我就叫我朋友送我们到人民医院，约7分钟后，我们把伤者送到了人民医院的急诊部，并交了钱让医生先抢救伤者，接着我就让我朋友送我回去模具厂拿回伤者的手机，拿到手机后，我就马上通知伤者的妻子赶紧到人民医院，约20分钟后，她来到人民医院后，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随后她通知了一些家属过来医院了解情况后，就报警了。当时是在借用的无名字的模具厂车间场地和电源以及生产工具制作一个不锈钢的水塔，是一个姓符的老板请我们制作这个水塔的。我是在本月23日在钟村路口见到我曾经认识的这个符的男子，他就叫我跟他干活。之所以让这个伤者做，是因为这个姓符的老板在制作不锈钢水塔时，水塔的口子做不好，因此要找技术好一点人做，但他找不到这样的人，因此问我是否能找到技术好一点的，于是我就找一个我以前认识在花都旗岭华严寺附近开模具厂的姓陈的老板让他帮忙找一个技术好的人，姓陈的老板就找到了这个伤者。因为这个伤者技术好，就向姓符老板开价要5000元，因此姓符的就将这个工作以5000元交给这个伤者做。今天工作是第四天他就从水塔上掉下受伤了。姓符的以300元一天支付给我和另外那名工人的工资。我也不清楚所在工作的这家模具厂情况，是我们姓符的工头认识他的。我之所让模具厂的老板找伤者来做事，是因为我和另外一名工人有些地方做不了，于是姓符的就请叫我找人也就找到这个伤者来承包完成。伤者是通过一把人字梯爬上去量度水塔底的尺寸。我不清楚姓符的男子的名字，我们称他“猴子”，在前年在钟村认识的，他是湖南省新田县人，现在这陈姓男子在旗岭，符姓男子说在外筹钱。伤者还在人民医院抢救中，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当时工作现场没有监控录像。
2.2017年9月29日对邵桂南的笔录，主要内容为：有人在我租的厂房发生意外，现伤势严重来配合派出所的调查。2017年9月28日下午15时许，我在花都区东镜村干活时接到电话说我开的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金属构件厂厂区内一个工人发生意外造成重伤已送到花都区人民医院治疗，我就打电话给我弟弟邵洪光问明情况，我才知道是一个姓胡的老板向我弟弟借我们厂的空敞旷地方用来做胶桶模具，就在9月28日该模具一名工人因在工作中上去一个两米高的大水桶上边作业时，从上边跌下地面造成重伤，当时我弟弟送该伤者到花都区人民医院。该金属构件厂是2017年9月向花都金属家具厂（旧农机二厂）租的，已由邵桂南签订租赁合同。事故发生时邵桂南不在现场。该伤者不是我们厂的工人，是胡老板的工人，具名名字不清楚。胡老板借用厂房时邵桂南不清楚。
3.2017年9月29日对何水发的询问笔录，主要内容为：伤者是我刚一起做事的同事，我不清楚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才在一起工作了4天，平时都是以老乡称呼的。2017年9月24日，“胡老板”打电话给我叫我帮他做事，以一天300元的工资给他做下手，加工一个高2米的不锈钢水塔。2017年9月28日下午，我在广州市花都新华街钟村牌坊过红绿灯往前旧农机二厂内一家模具厂工作时，当时伤者拿了一块铁盒子给我叫我用锤子锤好加固，我就在离水塔旁3米处在锤，伤者就说要到水塔上把一个东西拆下来改，他就用一个可以移动的楼梯爬到水塔上面工作了，我也开始工作了，过了一会儿我就听到响声，看到伤者摔在地上了，当时见他鼻子附近在流血，我就马上打电话报120了，模具厂的人见到就马上开车把伤者送到人民医院，我和其他两人把伤者送过去的。几分钟后，我们把伤者送到了人民医院的急诊部，不久伤者的家属也过来了，我在人民医院待了约一个小时后就返回广州市花都新华街钟村牌坊过红绿灯往前旧农机厂内一家模具厂拿回电动车回家了。事故发生在2017年9月28日13时50分左右，在广州市花都新华街钟村牌坊过红绿灯往前旧农机二厂内一家模具厂工作内。发生事故时应该有5人在场。是“胡老板”叫我过去干活的，我不知道“胡老板”名字，只知道他姓胡，是湖南人，是我一个老乡介绍我给他干活的。事发当天“胡老板”穿浅白灰色的牛仔裤，也是带点白色的上衣，休闲布鞋，具体我就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不清楚伤者是谁叫他干活的，我没有看到伤者是怎样摔下来的，我当时在干我手头上的活，我也不清楚伤者是怎样摔下来的。
4.2017年9月29日对林树德的询问笔录，主要内容为：林树德在广州市博兰士坦广告器材有限公司工作，任职为经理，主要负责生产一线的全面工作。今日来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站前派出所是因为我的一个同事在外面发生重大事故，现到派出所来说明情况协助调查。今天上午9时许，我接到雷某老婆的电话，说她老公出事了，被送到了医院，我问是什么事，她说她也不清楚，是别人将他送到医院的。中午吃过饭后我就到医院看雷某，得知他现在还在晕迷。我同事叫雷某，男，42岁左右，湖南省衡阳人，我个人没有他的电话，但公司有雷某的电话及相关的资料。感觉他是一个老实人，没听说过他与别人发生过争执。雷某在广州市博兰士坦广告器材有限公司已经三年了，主要做焊接工作，在公司表现一般。经常请假。雷某出事前是向他组长请的假，组长批后交上来，我了解是雷某星期天那天骑电动车与别人的电动车相撞了，我看他的手腕肿了，包扎起来，已经不能干活了，就准了他6天假（9月25日至9月30日）。
5.2017年9月30日对胡元雄的询问笔录，主要内容为：2017年9月28日下午14时许，我当时在广州市花都新华街田美村买东西时，接到潘但秋的电话称有一名工人在厂区内的水塔上摔了下来导致受伤，并将伤者送到新华路人民医院。通完电话后，我马上从田美赶往医院，我到达医院已经见到伤者正在抢救，我当时一直在医院，直到下午5时才离开。我在广州市花都新华街工业大道17号金属家具厂（旧农机二厂）并没有职务，我只是托潘但秋向该厂房的承租人借用厂房来工作的，我不清楚也不认识该厂房的承租者，潘但秋帮我向承租者借用厂房和介绍承包者并没有得益，只是朋友帮忙而已。完工后，我适当给承租者一点钱作为借用厂房酬金，没有说要给他多少钱，没有跟承租者签订借用厂房合同或协议。潘但秋不在该厂房工作，潘但秋跟承租者、跟我均是朋友关系。我就跟承包者两人协商合作的。我不清楚当时一起工作有多少人，工作完工后钱直接给承包者的，找人承包是制作高度是190CM、宽度170CM的大胶桶，模具是我提供给他们做的。潘但秋于2017年9月23日介绍承包者给我认识，当天就给承包者做的。承包者帮我做完工作后，我给5000元他们作为工资。没有签合同和协议，我跟承租者都是口头协议。我没有帮工人购买意外保险。
6.2017年9月29日对邵洪光询问笔录，主要内容为：我工作的模具车间发现了生产安全事故，我来派出所说明情况协助调查。2017年9月22日，一名胡的老板打电话给我，想请我们给他加工一个模具，我当时是因为人手不够所以没接他的单子。胡老板于是提出借用我车间的工具，我同意了。9月23日，他用货车将那模具运到了我车间，用车间里用焊机进行焊接，与他一起干活的还有他的2名工人，过了两天又来多了一个。新来的这个好像是个懂行情的“师傅”就是他出事了。
2017年9月28日14时10分许，我在车间里工作，突然看到胡老板的两名工人扶着“师傅”坐在地上，“师傅”已经昏迷。工人想要打120，我说120来的慢，于是就用自己的小轿车将“师傅”送到人民医院。见到这名“师傅”时他的鼻梁处有流血，不知道伤势，之后送到医院我也没再了解。在车上的时候我听工人打电话通知老板的对话，说“师傅”是从模具上掉下来的。“师傅”是一名年约40岁左右的男子，姓名不详，湖南人。事故发生在2017年9月28日14时10分许的广州市花都新华街工业大道旧农机二厂进门右边第三个车间。事发的车间属于花都金属家具厂。我老板邵桂南也是我亲哥向家具厂租下了这个车间，用来从事金属扣件的生产。胡老板是湖南人，我与他的一名工人潘某的哥哥认识多年，那天就是潘某带着胡老板上门找我车间的。潘某是湖南人，原来与他哥哥一起在花都××××街河坝上的恒立胶罐厂工作，现在没做了跟了胡老板。他哥哥潘某还在恒立胶罐厂工作，胡老板加工的模具是一个高约2米的不锈钢水筒，胡老板想要将一个门阀焊接上去。我车间里的人都有上岗证，胡老板他们就不清楚了。车间借用电焊工具给胡老板不收他钱，是免费的。
根据金属厂提交的医疗费发票显示，死者因住院抢救产生医疗费为20120.15元。另外，金属厂还提交了雷某配偶、父母、女儿、儿子的身份证、户口本，死者雷某的结婚证、身份证、死亡证书、遗体火化证明、花都区人民医院病历、死亡记录、入院记录、医疗费发票、雷某亲属证明、户籍资料、户口注销证明、死者户口本、死者兄弟姐妹身份证、房东证明、租房合同、房东身份证、银行流水账单、雷某居住证、社保卡、工资收入、雷某儿子雷林建在花都读书的证明、走读卡、广州市学生成长记录册，上述证据能够证实雷某在广州市花都居住工作多年，事发前供职于广州市博兰士坦广告器材有限公司，并从事烧焊工作三年，月工资为4300元/月，以及雷某的被扶养人有雷国强、郭金秀、雷林建。处理死者事故的亲属有刘泽容、雷莉、雷六保、雷德保。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关于金属厂、胡元雄、邵桂南与死者雷某之间关系及应否对雷某的死亡承担责任问题；二是关于金属厂垫付款项及责任承担问题。
一、关于金属厂、胡元雄、邵桂南与死者雷某之间关系及应否对雷某的死亡承担责任问题。
根据公安部门对潘但秋、何水发、林树德、邵洪光、胡元雄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本案事故发生时，雷某与潘但秋和何水发均系胡元雄所雇佣从事水塔焊接工作，并由胡元雄向雷某支付5000元工钱，向潘但秋和何水发支付该两人每天300元工钱，尽管雷某与另两名的工人的报酬支付金额及方式不同，但不能否认雷某与胡元雄之间存在用工关系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胡元雄与雷某形成了事实劳务合同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雷某在为胡元雄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高空坠落死亡，胡元雄未为其劳动者提供安全的保护措施，根据其过错程度，因此，胡元雄应当对雷某死亡所产生的损失承担80%责任。
而雷某作为被信赖具有较高技术能力以及从事焊接工作三年之久工作经验的成年人，应对危险具有相当程度的判断能力，但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亦应对自己死亡所产生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一审法院综合事故发生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责任比列为10%。
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虽然邵桂南与雷某之间不存在用工关系，但邵桂南与金属厂所签订《土地及房屋租赁合同》约定：邵桂南不得擅自将租赁物全部或部分转租或转借他人，并应承担租赁期间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但邵桂南作为该场地的实际控制者，并专门从事金属部件加工行业的人员，未经金属厂同意，通过其弟弟邵洪光也即员工向胡元雄出借该车间及相应工具设备，违反上述与金属厂的约定。另外，邵桂南在向胡元雄出借使用涉案车间及工具设备时，其并未提供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应当对造成雷某死亡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综合本案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定邵桂南应承担的责任比列为10%。
金属厂与雷某之间也不存在用工关系，且金属厂与邵桂南签订《土地及房屋租赁合同》也明确约定了责任承担问题，因此金属厂不应对雷某的死亡损失承担责任。即便金属厂与死者家属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由金属厂先行向死者家属垫付相应的费用，但基于对生命权的尊重，该垫付的费用并不意味着一定应承担法律上的责任。金属厂与死者家属签订协议约定，其有权代死者家属向实际责任主体进行追偿，因此，现金属厂主张向本案相关责任人进行追偿相应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金属厂垫付款项及责任承担问题。
根据金属厂提交的死者生前居住、工作情况的证据材料，以及死者病历资料以及死者家属身份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认定因雷某死亡所产的损失如下：
1.医疗费：20120.15元，金属厂提交的医疗费发票金额合计20120.15元，与《人民调解协议书》中载明的医疗费为2万多元吻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2.死亡赔偿金：雷某长期在本市工作居住，死亡赔偿金应为37684.3元/年×20年=753686元。
3.丧葬费:按2016年广州市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82866元计算6个月即41433元；
4.处理事故的家属误工费：死者近亲属为5人，其中雷国强、郭金秀、雷林建为被扶养人，不存在误工损失。另外，根据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处理本次事故的有死者的妻子刘泽容、女儿雷莉和死者的哥哥雷德保、雷六保和，一审法院按广东省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家属误工费，故一审法院按4人计算7天误工费为2890.85元。
5.被扶养生活费：父亲雷国强在雷某死亡时已超过75岁，按五年计算；母亲郭金秀在雷某死亡时71岁，需补月9年，但雷国强、郭金秀共育有包括死者雷某在内的4个子女，则其二人的扶养费应按1/4进行计算。儿子雷林建应被抚养至18周岁，则需补月74.53月。按2016年广东省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613.3元，则雷国强、郭金秀、雷林建的被扶养人员生活费为：（28613.3元/年×5年÷4+28613.3元/年×9年÷4+28613.3元/年÷12个月×74.53月）=277859元.
6.精神损害抚慰金：综合考虑死者家属因雷某死亡所造成精神伤害，并考虑本地生活水平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0元。
7.处理事故人员的交通费、住宿费：一审法院结合事故处理时间（4天）、丧葬事宜处理时间（3天），以及处理事故的合理人数（4人）及广州市住宿标准，一审法院酌定住宿费为3000元,另外交通费产生损失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为1000元。
8.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一审法院综合雷某受伤后住院4天情况，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为400元、护理费320元。
综上，雷某的死亡损失合计为1200709元，与涉案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所载明的120万元的赔偿金额基本一致。而金属厂和邵桂南已实际向死者家属支付了12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综合确定死者因本次事故发生所产生的实际损失为120万元。根据对本次事故发生原因及责任比例的分析认定，则死者自身原因应当承担的责任为12万元（120万元×10%），胡元雄应承担的责任为96万元（120万元×80%万元），邵桂南应承担的责任为120万元×10%=12万元。由于邵桂南已向死者家属支付了13万元，扣减邵桂南应承担的12万元款项，还多垫付1万元费用，因此，邵桂南不存在还应向金属厂承担赔偿责任问题。金属厂无责，但其向死者家属垫付了107万元费用，应由胡元雄在其应承担的责任96万元范围内向金属厂进行返还。对于金属厂多垫付的费用11万元（107万元-96万元），应当由金属厂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胡元雄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花都金属家具厂支付垫付的赔偿款96万元；二、驳回广州市花都金属家具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30元，由广州市花都金属家具厂负担2886元，胡元雄负担11544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上诉人上诉主张，分析如下：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之一是胡元雄与雷某之间存在的是劳务合同关系还是加工承揽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胡元雄、潘但秋、何水发三人在事故发生之前已开始进行水塔的加工制作，由于该三人均无法完成水塔口的焊接环节，由胡元雄自行找到雷某并协商约定，由胡元雄向雷某支付共计5000元工资。在制作过程中，雷某并非使用自己的设备、材料及场地，独立完成加工制作水塔。胡元雄雇佣潘但秋及何水发共同制作水塔亦并非雷某的意思表示。这表明雷某并非承揽涉案工程，而只是领取工资从事一部分工作。而胡元雄向雷某给付工资的方式不同于潘但秋及何水发，系胡元雄与雷某之间通过意思自治所形成的合意，并不影响对双方之间的关系的性质的认定。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胡元雄与雷某之间存在的是劳务合同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胡元雄上诉主张其与雷某之间存在的是加工承揽关系，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之二是雷某自身需对事故承担多少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雷某发生意外当日，胡元雄并未在现场对雷某进行加工制作的过程进行管理，没有尽到应有的安全监督义务，胡元雄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为雷某的劳动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安全条件。因此胡元雄应对未能防止雷某在劳动过程中发生高空坠落的意外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雷某虽然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但其在工作过程中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在未有足够的劳动安全条件下仍然继续进行工作，应该对意外事故的发生负一定的责任。原审法院认定胡元雄应当对雷某死亡所产生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以及酌情认定雷某的责任比例为10%是恰当的，本院予以维持。胡元雄上诉称雷某因存在操作不当的严重过失以及其手腕有伤患应对意外事故的发生承担70%的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胡元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400元，由上诉人胡元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珊彬
审判员 国平平
审判员 汤 瑞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张佳乐
张蔚
加依娜尔·户马别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