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1民终66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中洪，男，198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鹏，重庆嘉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梅，女，1978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世菊，重庆瀛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中洪与上诉人刘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2民初6959号民事判决，均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中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鹏，上诉人刘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世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中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朱中洪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梅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刘梅举示的信用卡对账单显示该信用卡是在“大足区可依电器店”、“亚霖伟业(北京)建材有限公司”刷卡消费,不能证明资金流向朱中洪。证人证言均系主观陈述,没有客观证据支撑。朱中洪向刘梅转账的金额与刘梅的刷卡消费金额完全不吻合,不能证明本案36505.5元系POS机套现。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如上所述,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存在P0S机套现,刘梅未能举示充分证据形成对朱中洪的有效抗辩,刘梅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刘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朱中洪的上诉请求。一审中刘梅申请证人作证，能证明朱中洪用信用卡刷卡套现的事实，朱中洪的上诉不能成立。
刘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中洪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朱中洪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借贷关系,也从未达成借贷的合意。朱中洪用支付宝向刘梅转款都是朱中洪跟随刘梅一起做资金盘项目的款项,其中有瑞波币项目和其他小资金盘项目,且刘梅收到朱中洪的每一笔支付宝转款后,立即向刘梅的上家进行了转款,也备注了转款事由。其中有一次朱中洪向刘梅转其他资金盘种子款1000元,因上家只收120元,刘梅就将剩余的880元立即回转给了朱中洪。且刘梅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了朱中洪跟随刘梅一起做资金盘项目，上述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根据法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中,刘梅提供了证据证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朱中洪的上诉请求。一审中刘梅申请证人作证，能证明朱中洪用信用卡刷卡套现的事实，朱中洪的上诉不能成立。
朱中洪辩称，刘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现有证据显示，其向刘梅的打款资金多于刘梅返还的资金，对于没有返还的部分应依法予以偿还。
朱中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梅归还借款本金48865.5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时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中洪于2016年4月17日通过银行向刘梅转账4000元，于2016年5月9日通过银行向刘梅转账17794.5元，于2016年5月12日通过银行向刘梅转账18711元。此外，朱中洪还通过支付宝向刘梅转账，其中2016年3月30日转账1000元，2016年4月11日转账1000元，2016年4月17日转账5000元，2016年5月12日转账1000元，2016年5月22日转账60元，2016年5月30日转账100元，2016年5月31日转账200元，上述转账共计8360元。朱中洪在一审审理中陈述，双方之间是在开店认识的，刘梅借款原因是做生意需要，因借款金额不大不小，就没有写借条。
刘梅辩称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举示了建设银行流水和招商银行信用卡对账单，显示2016年5月7日刘梅消费17866元，交易方为大足区可依电器店，2016年5月11日刘梅消费18786元，交易方为亚霖伟业（北京）建材有限公司，刘梅辩称多余的钱是扣除的手续费。
刘梅另申请了证人沈某、石某、夏某、范某出庭作证，四证人证实刘梅在观音桥佳侬商场开店，朱中洪在佳侬商场推销POS机业务，其中证人夏某证实朱中洪与刘梅在2016年5月左右进行了刷卡交易，且听到朱中洪和刘梅在说刷卡金额大概10000多。
刘梅还举示了支付宝转账记录，拟证实朱中洪向其转账的其他款项系刘梅代朱中洪购买瑞波币的款项，不是借款。其中2016年5月13日刘梅向朱中洪转账880元，刘梅辩称备注有“帮朱中洪付瑞波币钱”“帮朱中洪打瑞波币款”“朱中洪买种子”的金额是刘梅代朱中洪购买瑞波币的费用，但转账备注均是刘梅自己添加，刘梅也未举示其他证据予以补强。
现朱中洪以民间借贷为由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尽管朱中洪没有提供借条、借据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但朱中洪提供了款项实际支付的相应证据，故应当认为朱中洪对其与刘梅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完成了初步的举证。刘梅也实际收到了48865.5元，刘梅辩称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举示了相关证据，其中，对于朱中洪于2016年5月9日向刘梅转账17794.5元，于2016年5月12日向刘梅转账18711元，共计金额36505.5元。刘梅举证证实其于2016年5月7日刷卡消费17866元，于2016年5月11日刷卡消费18786元。刘梅消费在前，朱中洪向刘梅转账在后，相差金额分别为71.5元、75元，相差的金额刘梅辩称为手续费属于合理解释，同时，结合证人沈某、石某、夏某、范某的证言，朱中洪在观音桥佳侬商场从事推销POS机业务，也与刘梅之间进行了刷卡交易，且证人夏某也看见朱中洪、刘梅之间存在刷卡套现行为。综合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刘梅的抗辩理由具有高度盖然性，朱中洪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系双方之间的借款，但朱中洪未举示相应证据予以补强，故对于上述36505.5元一审法院认定不属于民间借贷范围。
对于其余12360元，虽然刘梅举示了支付宝记录，但该支付宝记录并不能单独证实朱中洪的其他转账是购买瑞波币的费用，因此，应当认定朱中洪其余转账的12360元系出借给刘梅的款项，刘梅在朱中洪处借款后，理应归还朱中洪的借款。扣除2016年5月13日刘梅转账给朱中洪的880元后，刘梅还应归还11480元。因双方未约定利息，一审法院主张从2018年3月16日起，以1148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刘梅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朱中洪借款11480元；二、刘梅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朱中洪利息（从2018年3月16日起，以1148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三、驳回朱中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510元，由朱中洪负担390元，刘梅负担120元。
二审中，朱中洪向本院举示以下证据：1.江北区全家乐服装经营部营业执照，拟证明朱中洪在借款发生期间，与刘梅一起在同一个地方从事服装生意；2.新员工入职须知及制度确认单，拟证明2016年10月31日起，朱中洪在深圳市友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从事汽车销售工作；3.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拟证明朱中洪在借款期间内没有在其他单位工作或参保，没有从事银行信用卡方面的业务；4.大足区可依电器店和北京玲玲伟伟超市的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一审判决中提到的大足区可依电器店和北京玲玲伟伟超市的法定代表人都不是朱中洪，在以上两店的刷卡消费资金与朱中洪无关。刘梅质证认为，以上证据均不符合新证据举示的情形，不属于新证据；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但劳动合同签订的起始日期是与刘梅发生争议款项之后；对于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根据日常惯例，很多人都有POS机刷卡套现，与他是否是银行工作人员无关；对于证据四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认为，朱中洪举示的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且以上证据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新的证据”的相关规定，故对于上诉人朱中洪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朱中洪向刘梅的两笔转款17794.5元和18711元是否属于刷卡套现。二、双方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刘梅应否向朱中洪归还借款。现评判如下：
关于朱中洪向刘梅的两笔转款17794.5元和18711元是否属于刷卡套现的问题。对于该两笔转款，刘梅举证证实其于2016年5月7日刷卡消费17866元，于2016年5月11日刷卡消费18786元。刘梅刷卡消费在前，朱中洪向刘梅转账在后，相差金额分别为71.5元、75元，相差的金额刘梅辩称为手续费属于合理解释。同时，结合证人沈某、石某、夏某、范某的证言，朱中洪在观音桥佳侬商场从事推销POS机业务，也与刘梅之间进行了刷卡交易，且证人夏某也看见朱中洪和刘梅之间存在刷卡套现行为。因此，以上证据足以证明朱中洪向刘梅的两笔转款属于刷卡套现行为。
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刘梅是否应当向朱中洪归还借款的问题。本案中，朱中洪依据转账记录起诉请求刘梅归还借款，对于除上述两笔转款外，朱中洪向刘梅转款还包括：于2016年4月17日通过银行向刘梅转账4000元；通过支付宝向刘梅转账多笔：2016年3月30日转账1000元，2016年4月11日转账1000元，2016年4月17日转账5000元，2016年5月12日转账1000元，2016年5月22日转账60元，2016年5月30日转账100元，2016年5月31日转账200元，上述转款共计12360元。对于上述转款，刘梅辩称并非借款，而是朱中洪委托其投资购买瑞波币的费用。本院认为，依据刘梅在一审中提交的支付宝收款、转款情况记录，结合沈某、范某关于瑞波币投资方面的陈述，足以使上述转款是否为借款这一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朱中洪应就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举证证明责任，但朱中洪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所涉转款为借贷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朱中洪与刘梅之间存在借款关系错误，一审判决刘梅向朱中洪归还借款11480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朱中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刘梅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2民初6959号判决；
二、驳回朱中洪的一审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20元，减半收取计510元，由朱中洪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20元（朱中洪已预交1020元），由朱中洪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20元（刘梅已预交1020元），本院予以退还刘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太平
审判员 乔小勇
审判员 黄春燕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潘国伟
书记员王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