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芝民重初字第25号
原告邱某，烟台凯实工业有限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路某，女，1970年5月6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姜世东，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时某，烟台市芝罘宏大装饰材料部业主。
委托代理人洪伟，山东苑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馆陶县华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北环路。
法定代表人于某，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某。
原告邱某诉被告时某、馆陶县华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汽车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3年2月7日作出（2011）芝民社一初字第89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时某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3日作出（2013）烟民四终字第6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1）芝民社一初字第896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姜世东、路某、被告时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洪伟、被告华通汽车公司委托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1年7月5日12时许，被告时某雇佣被告华通汽车公司的冀D×××××号重型厢式半挂车运输木地板，该车驾驶员为常明蛟和袁长贵，装满木地板的货车停放在芝罘区新胜路144号被告时某的仓库门前，被告时某雇佣我等人卸货，在卸货的过程中，包装成箱的木地板从车上滚落下来，将坐在台阶上的我砸伤。我受伤后入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〇七医院治疗，诊断为：1、胸12椎体爆裂性骨折并胸11-12脱位；2、胸脊髓损伤并完全截瘫；3、右肱骨粉碎性骨折并桡骨神经损伤；4、腰1横突骨折。现腰椎活动受限，双下肢仍无任何感觉、运动及反射。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我医疗费126268.44元、残疾赔偿金419372.80元、误工费8144元、护理费26994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0元、交通费608元、营养费10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289270元、后续治疗费8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7857.50元、鉴定费1900元、病历复印费15元、医疗及护理用品费847.90元及自2013年7月起的后续护理用品费用67081.89元。
被告时某辩称，（2011）芝商初字第85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不是我雇佣了被告华通汽车公司的车辆，原告诉称我雇佣其卸货也不是事实，我和原告不存在雇佣关系，以叶垒杰为队长的装卸队在2011年7月5日的卸车行为中致原告受伤，受伤的原因及过错责任与我无关。我不是该批货物的购买者和所有者，不是运输合同的委托人，作为雇佣关系，我不是雇主；作为承揽关系，我不是定做人，也不是发包人，原告的受伤行为及所造成的损失与我无法律上的关系，我不应赔偿原告的损失，原告起诉我属于诉讼主体错误，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的起诉。
被告华通汽车公司辩称，（一）原告的损失是在执行职务时造成的，应由其实际的雇主即被告时某赔偿，因二者属于雇佣关系，雇主在雇佣工人卸货过程中，有组织指挥和安全注意的义务。（二）涉案车辆实际车主为常明蛟，其与我公司系挂靠关系，我公司对该车辆并不具有运行支配权和收益权。（三）实际车主常明蛟只是负责从山东茌平把货物运输到烟台，把货物运输到目的地即视为交付，而且车辆人员也并没有在装卸过程中起到组织指挥的作用。（四）我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原告的损失与我公司无关。综上，我公司不应承担对原告的赔偿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1年7月5日12时许，烟台市芝罘区新胜路144号门前，原告从冀D×××××号重型厢式半挂运输车上卸复合木地板的过程中，被从车上滚落下来的木地板砸伤。原告受伤后入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〇七医院治疗，诊断为：1、胸12椎体爆裂性骨折并胸11-12脱位；2、胸脊髓损伤并完全截瘫；3、右肱骨粉碎性骨折并挠骨神经损伤；4、腰1横突骨折。原告住院50天，共支出医疗费126268.44元。诉讼中，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委托山东衡信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情进行了司法技术鉴定，结论为：1、原告脊柱、肢体损伤，遗留截瘫（双下肢肌力0级）后遗症及右肱骨骨折内固定术后，构成职工工伤二级、九级伤残。2、被鉴定人脊柱损伤，住院期间2人护理，出院1人护理至伤残评定日止；伤残评定后需1人长期护理（大部分护理依赖）。3、被鉴定人胸脊髓损伤导致目前的运动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植物神经功能障碍（大、小便失禁），医学界尚无对此病的有效治疗手段。如按目前检验情况评定伤残后续治疗，应视为医疗终结，无需后续治疗；被鉴定人右肱骨骨折内固定术后，应视恢复情况，确定后续治疗去除内固定物应以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核算，如需先期赔付，本中心鉴定人建议人民币8000元左右为宜；桡神经损伤应视检查情况按医疗机构意见确定费用。应予以适当营养补充。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1900元。原告对该鉴定结论无异议。被告华通汽车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与其无关。被告时某拒绝质证。
（一）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烟台市芝罘宏大装饰材料部（以下简称宏大装饰材料部）的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情况一份，载明宏大装饰材料部的经营者为被告时某，经营场所为港城装饰材料批发市场29号，经营范围为装饰材料零售。用以证明被告时某为宏大装饰材料部的个体业主。
两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2、2011年7月5日的录像资料一份（无声音，只有画面），用以证明原告于当日在烟台市芝罘区新胜路144号，从被告馆陶县华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车上向被告时某的仓库搬运木地板的过程中受伤及二被告存在过错的事实。录像显示：自11时51分开始，一辆大货车停放在路边，车主常明蛟在货车右侧的台阶上坐着。起初有人从货车右侧卸车厢后半部分的货（车厢右侧后半部分的挡板已经放下，货物每盒呈长方形摞在车厢内），货基本卸完后，货车向后倒车，直至车主休息的地方面对车厢前半部分的后方。车厢前半部分后方的右侧也有上下两层挡板，期间，一人将上挡板打开。后，车主大部分时间仍坐在原处。自12时46分开始，原告邱某跳上车厢后半部分，将位于车厢前半部分后方外侧的一摞货物旁的一个木板桩子上的绳状物解下，并动了几下桩子（邱某的具体动作被货物遮挡，摄像头无法清楚地拍到），后，车主和一个装卸工一起将车厢前半部分后方的下层挡板打开后，车主（在地上）和原告（在车上）共同将上述木板桩子拔出，由邱某将桩子放到车厢后半部分。之后，邱某跳下车并坐到车主之前坐的地方休息（此时邱某正好与拔出桩子的那摞货物处于一直线，且相隔不远，之间没有物体遮挡），车主还用手推触了几下该摞货物。12时49分，该摞货物倒塌滑下，直接砸落到邱某身上，邱某被砸倒后当即不能动弹。
被告时某对录像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辩称：（1）该证据不能证明其有过错，相反证明了整个过程中其本人不在现场；（2）不能证明其是仓库和该车货物的主人；（3）可以证实原告本身有过错，过错主要表现在不应由他完成的工作，他来完成，比如拔柱子等。
被告华通汽车公司对录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被告华通汽车公司车辆人员具有过错。通过该证据可以证实原告本身有过错，过错主要表现在不应由他完成的工作，他来完成，比如拔柱子等。
3、2011年7月5日、7月6日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立交桥派出所对实际车主常明蛟、袁长贵、梁鹏、叶垒杰及原告本人做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受伤的事实。
常明蛟的笔录内容为：“2011年7月5日12时许，我的冀D×××××大货车停放在新胜路144号，车上原装有2000箱木地板，车厢后半部分的货已经卸下来了，车厢前半部分的货还没有卸下，车的挡板有两层，我和司机袁长贵商量准备卸货，司机爬上车将前车厢右侧上挡板打开，当日12时45分许，我在车右侧台阶上的一个木地板箱上坐着，有几个装卸工在我车的右侧准备卸货，当时其中一个挺瘦光膀子的装卸工上了车准备卸货，这个装卸工在车上准备拔下一个桩子，这个桩子挡住旁边一排木地板，他先把桩子上绑的钢丝卸下来，然后用力拔桩子，没有拔下来，我过去帮忙，因前车厢右下挡板挡着桩子，我准备先把右下挡板放下来再拔桩子，我先把前车厢右下挡板两边的栓都打开了，我放挡板时旁边一个穿横纹T恤衫的装卸工过来帮忙，我们两人一起把前车厢右下挡板放下来，我又和车上光膀子装卸工一起把刚才没有拔下的车桩子从车上拔出来。车上光膀子装卸工把车上一块碎木板从车上扔下来，从车上跳下来，坐到我刚才坐的那个木地板箱上。我又用手推触拔下的车桩子旁边这排木地板，觉得没什么问题，就在光膀子装卸工旁边站着。突然，拔下车桩子旁边这排木地板突然倒下来，砸向那个光膀子装卸工，我赶忙用双臂去挡，挡了一部分但没有挡住全部，其余的木地板砸在这个装卸工的头部和右躯干处，当场把这个装卸工砸倒在地上，这个装卸工右胳膊出血且不能动弹了，我们就打120急救车将他拉往医院。”
袁长贵在笔录中称，我是冀D×××××大货车司机。2011年7月5日12时左右，在烟台市芝罘区幸福十六村新胜路144号门前卸货，我爬上车将前车厢右侧上挡板打开后去吃饭了，一个小时后回来才知道车上的货砸人了。
梁鹏在笔录中称，2011年7月5日12时40分许，我在新胜路144号门前给一辆大货车卸木地板，看见装卸工邱某从大货车上跳下来，坐到大货车右侧的地上，我在大货车旁边的屋里接电话时，听见外面有响动，转头一看，邱某头部和上身覆盖了几箱木地板，躺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右胳膊出血，我便和其他人一起打电话叫来救护车，把邱某送往医院。
叶垒杰在笔录中称，2011年7月5日7点多钟，一个朋友让我帮忙到幸福十六村一个仓库去卸地板。午饭后，我从仓库换完衣服出来看见邱某上了货车把栓货车立柱的钢丝绳解开，车主就把货车挡板打开，然后邱某就去拔货车的立柱，拔不动，车主就帮忙拔。两人一起把货车上的立柱拔下来。邱某把立柱放在货车的车厢中间，跳下车坐在货车旁边的台阶上。我回到仓库里打电话，不一会儿听到外面有人吆喝，我出来看到货车上的木地板压在邱某身上，邱某躺在地上。其拨打120急救电话。我与邱某不熟，邱某为什么上货车把栓货车立柱的钢丝绳解开不清楚，没人说让他解，他自己去的。
邱某的笔录内容为：“我是一个装卸工。2011年7月5日12时许，队长叶垒杰让我至新胜路144号一建材仓库给一个时经理卸货，一辆牌号为冀D×××××大货车停放在仓库门前，车上有一千多箱木地板需要我们卸，我们这些装卸工先把车厢后半部分的货卸下来，去吃饭时车厢前半部分的货还没有卸下，车的挡板有两层，当日12时30分许，我们这些装卸工回来时发现前车厢右上挡板已被打开，车主在车右侧台阶上的一个木地板箱上坐着，我们都到车的右侧准备卸货。我先爬上车准备卸货，车主让我拔下右侧一个桩子，这个桩子挡住旁边一排木地板，我先把桩子上绑的钢丝卸下来，然后用力拔桩子，没有拔下来，车主过去帮忙，因前车厢右下挡板挡着桩子，车主先把前车厢右下挡板两边的拴都打开了，车主放挡板时旁边的装卸工梁鹏过来帮忙，他们两人一起把前车右下挡板放下来，我在车上和车主一起把刚才没有拔下的车桩子从车上拔出来。队长叶垒杰说休息一会儿，我把车上一块碎木板从车上扔下来，从车上跳下来，坐到车主刚才坐的那个木地板箱上。车主还用手推触拔下的车桩子旁边这排木地板，就在我旁边站着。我侧身对着车上的货物，突然，这排木地板倒下来，当场砸到我头部、躯干和右臂上把我砸倒在地上，车主用双臂去挡也没有挡住，我右胳膊出血且不能动弹了，后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该笔录由原告妻子路春风代为签字。
被告时某对常明蛟、梁鹏、袁常贵的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不能证明被告时某是雇主，对邱某及叶垒杰的询问笔录，是公安机关根据路春风的口述所做的记载，而且之后路春风感觉不对，又让公安机关加上了“队长”、“给一个时经理”等关键词语，主要目的是加重他人的责任，减少自己的责任，所以该笔录的内容不真实。被告华通汽车公司对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4、2011年8月14日原告的妻妹路春辉与被告时某的通话录音资料一份，内容为“路：时总，你这边就付了25000再就不出面了”、“我听我姐说从最开始你安排鲁什么亮给送了25000块钱来就再没来过，你能不能给他把医疗费解决一下？”；时：“我回来跟他们说一说。出现这个事以后我一直很想把邱某这一块给他好好整理一下，但是有些事不是咱想象的，你也知道车主这一方面我们三番五次找他，想方设法把车留在这里，我们跟你们律师讲过好多次，他们始终就是……”、“我们主要配合孙清，因第一责任人是车主，对不对？”；路：“但是邱某是给你干活啊”；时：“不，他这一块那个，他是给、给我们干活，是给我们干活。你可别忘了这里边还有一套，邱某啊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我们还找另一个包工头，我们是找另一个”。原告以此证明被告时某认可原告是受其雇佣，并且其支付了25000元的医疗费用的事实。
被告时某称原告提交的电话录音是原告的妻妹采用秘密的方式采集，从该录音中不能证实其是原告的雇主。录音中原告妻妹使用诱导方式，医疗费并非其垫付，有原告家属出具的收据为证。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我们”等字眼，主要是考虑到车主及司机。被告华通汽车公司称该证言与其无关。
5、2011年8月6日在烟台市芝罘区新胜路144号被告时某的办公室的录音材料一份，在场人员有原告的连襟孙清、原告的原委托代理人王福文，被告时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洪伟，用以证明被告时某及其代理人洪伟协商让原告以侵权之诉起诉被告华通汽车公司，被告时某承诺其作为雇主支付原告诉讼费及保全费，被告华通汽车公司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时某负责赔偿；同时该录音也可以证实被告时某扣留了登记在被告华通汽车公司名下的车辆的事实。因原告选择了雇佣关系之诉，故与原约定不一致而产生分歧。
被告时某对录音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从录音证据来看，并没有承诺在侵权之诉不足时，由其来赔偿。
被告华通汽车公司对录音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无异议，认为该证据可直接证明被告时某即为货物的实际货主，同时还是原告的雇主；该录音材料可直接证明被告时某无端扣押被告华通汽车公司车辆的事实，从该录音材料中可看出，被告时某为了逃避本案中的法律责任而无端将此责任推给被告华通汽车公司的事实。
6、2012年8月10日，原审过程中，原告申请证人常明蛟出庭作证。常明蛟称：我以前不认识被告时某，2011年7月4日下午装完货后木地板厂给了我时经理的电话号码，为运输这批货物，我与信远运输公司物流部签订的中介协议实际就是运输合同上写的货物到达目的地后，卸完货再支付运费。我是给被告时某运地板，运费由被告时某支付。2011年7月5日早晨约4、5点钟，我按照森鑫板厂老板给我的电话号码给被告时某打电话询问行车路线等，5、6点钟到了被告时某的仓库后，我就给时某打电话让他安排人卸货。我记得是卸了三个仓库。我与司机将车辆停靠好，装卸工吃完饭回来就上车开始拔桩子准备卸货，将保险绳拧开，装卸工将桩子拔下后扔在了车上，然后他又开始往第二层货物上上，把挡货物的垫板扔下来了，他就从货物上下来了，我当时就坐在受害者当时受伤的地方，当时我起来后他又坐在我当时坐的那个位置上，我就在车的正下方站着，停了有一、两分钟，我用手扶了扶车上的货物，不一会就看见货物开始下滑，并将原告砸伤了，我的脚也受伤了。当时我报警了。出事之后我就给被告时某打电话，被告时某来后就将受害人送到了医院。我只管运输不管卸货，后来受害人转院需用钱，被告时某就让别人给受害人送了点钱，送完钱后接着卸货，卸完货后被告时某不给运费而且还不让我走，报警后，运费及扣车问题等均未能得到解决。2011年8月7日的头两、三天至三、四天，被告时某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提车，并且还给我发过两条短信，2011年8月6日我与耿律师到烟台找到了被告时某，见到被告时某后，我就提出要运费及车，被告时某不给我车，提出必须要跟我签订协议才能放车，然后我才签了2011年8月7日的协议，结果签订协议后被告时某也没有放车。大约过了五、六天，被告时某又电话通知让我过来提车。在被扣的第40天，我将车提走。2011年8月7日与鲁宴良签订的协议书中常明蛟三个字是我本人签的，协议内容不知道是谁写的，协议书中载明我给鲁宴良送地板不属实。我不认识鲁宴良，也从未与其联系过；而且在7月5日前被告时某我也不认识，只是电话联系过。被告时某称要将车还给我，当时我认为协议跟谁签无所谓，只要能将车提走就行。与鲁宴良根本没有就协议内容进行过协商，就拿出一张纸我看了看就让我签字。2011年8月7日签订协议书时，有耿律师、我、被告时某及鲁宴良四人在场。另外，原告被送到烟台海港医院后，被告时某让我去医院，我不去，他开车强行将我拉到医院。在证人作证过程中，原告出示了2011年7月常明蛟的通话记录详单，根据详单可以看出，常明蛟于2011年7月4日17时49分、7月5日4时17分、4时34分、12时54分与135××××0838通话；于7月5日12时58分、7月7日17时5分、7月8日12时30分、12时35分、12时41分、7月9日9时10分与136××××2352通话。常明蛟称，135××××0838是被告时某的电话，2011年7月4日17时49分拨通电话后，其叫时经理，对方说是时经理，当时的通话内容是货物到烟台时从哪儿下高速，7月5日4时17分、4时34分、4时41分（根据详单辨认不清）、6时5分（根据详单辨认不清）的通话内容是问下了高速送货地点怎么走，7月5日12时54分的通话内容是告知时某出事了、把人砸伤了；136××××2352也是时某的电话，其手机关机后显示了该号码，其回电话后是时某接听，之后其与时某联系就一直用该号码，7月8、9日与时某通话是为了要车。
被告时某对证人所作证言提出异议称，证人系运货车的实际车主，系本案的利害关系人，造成原告损伤证人有直接责任，证人依附于被告华通汽车公司，证人逃避责任也就是被告华通汽车公司逃避责任。证人称其不认识鲁宴良是错误的。证人所拨出的电话实际接电话人均不是被告时某，被告时某有四部电话，他手里只有号码为136××××2352这个电话，其他都是在亲戚及业务员手中，135××××0838由鲁宴良使用，所以说证人在7月5日前不可能给被告时某打电话，接电话的人都不是被告时某本人。被告时某不可能凌晨四点给证人指路。发生事故后常明蛟与时某的通话不是关于货物而是为解决事故进行的通话，因为鲁宴良是时某的外甥，鲁宴良不知道如何处理事故，故让亲戚帮助处理。
原告对证人所作证言无异议，认为通话详单可以证实2011年7月4日17点49分、2011年7月5日4点34分、4点41分、6点05分及12点54分、12点56分（原告受伤，司机第一时间通知了被告时某），司机常明蛟与被告时某通话多次，可以证实货主为时某。被告华通汽车公司对证人所作证言无异议。
7、中国移动交费发票两张。显示电话号码135××××0838、136××××2352的客户名称均为被告时某。两被告对此无异议。
被告时某对原告以上所提交的除涉及诉讼主体以外的其他证据拒绝质证。
8、2011年7月13日的书面证人证言2份，原告称是姜汶朋、叶垒杰、梁鹏、梁基磊、孙楠出具的，证明事发时原告等6人受雇于被告时某。上述证人证言的基本内容为：2011年7月5日，鲁颜亮（他叫时某姨夫）打电话联系姜汶朋（和鲁颜亮是同学），说让他帮忙雇几个人到位于烟台市芝罘区新胜路144号的烟台宏大装饰材料部仓库给他姨夫（时某）卸复合地板，价格是0.25元／包。时老板经常雇我们卸地板，每次卸完都是鲁颜亮带我们到烟台宏大装饰材料部会计处领卸车费。2011年7月5日中午12点多，在卸车过程中车上的地板滚落下来将邱某砸伤。
被告时某认为证人未到庭，证言没有经过质证不能确认其真实性。该五人的证言表现在两份证明上，除了姜汶朋的证言中少一半括弧外，其余的完全一样，说明该证明是由人起草好的，让上述五人签字证明，从客观上讲不具有真实性，该证据有许多虚假成分。被告华通汽车公司称该证言与其无关。
9、中国人民解放军一〇七医院住院病案一份、病人费用清单一份、医疗费单据一宗。用以证明其主张的医疗费。被告时某称，原告要求其承担责任属于主体错误，一个法律关系首先应当确定主体，在主体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对法律关系的内容及客体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华通汽车公司对原告提供的一〇七医院的住院病历、费用清单及医疗费单据没有异议，对其他费用提出异议。对原告提供的由各药店出具的发票及机打小票，发票记载药品不能证明与原告伤情有关。在立健医药城购药的小票没有医疗机构签章，亦不能证明与原告伤情有关。
10、关于误工费。原告提交烟台凯实工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误工证明，内容为“兹证明邱某（身份证号码：××）系我公司职工，因我公司工资实行效能工资制（根据产量计算效能工资），月收入不固定。邱某因请病假，自2011年7月5日至今未能上班工作。根据相关规定，我公司扣发期间工资为8144元。邱某从2011年7月5日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扣工资明细：7月份扣工资1245元、8月份扣工资2126元、9月份扣工资2344元、10月份扣工资1934元、11月份扣工资495元，合计8144元”，原告称其告于2011年6月到该单位工作，实习期为1个月，2011年7月5日发生本案事故时其实习期刚满转为正式职工。烟台凯实工业有限公司上班时间是三班倒，干一天休息两天，为了生计，在休息的时候其出去找活干，事发时正值休息时间。
被告华通汽车公司称原告的工作具体是否存在及其工资的发放情况有待查明，该证据不予认可。
11、原告对其主张的护理费是根据鉴定结论原告住院期间2人护理，出院1人护理至定残，定残后1人长期护理，按照每人每小时4元×2人×12小时×住院50日为4800元（住院期间），每人每小时3元×12小时×65日为2340元（出院至定残）、每人每小时3元×12小时×365日×20年为262800元（1人长期护理），合计为269940元。
被告通汽车公司称请法庭依法认定。
12、发票一张。用以证明为补充营养购买海参花费10000元的事实。
被告华通汽车公司对该发票不发表质证意见。
13、烟台市佳新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出具的安装鉴定书一份（建议原告装配以下三款普通适用型截瘫支具价格分别为：35000、48000、72000，以上三款支具的实用寿命约为4年）、诊断证明一份、轮椅发票一张。以此证明建议其装配支具的价格是48000元、使用期限为4年。根据原告年龄计算需更换6次，按照48000元的价格计算为288000元；另购买轮椅花费270元。
被告华通汽车公司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
14、招远市齐山镇东沟子村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邱某生于1964年6月21日，兄弟、姊妹共4人，其父亲邱芝山于1976年12月12日病故，其母亲刘香美（1938年5月26日生，现住营口市老边区路南乡大水塘村），现健在。”以此证明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辽宁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应为4490元／年×7年／4人。
被告华通汽车公司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
15、残疾赔偿金按照二级伤残1处、九级伤残1处计算20年。原告提供了户籍证明及医疗保险证（复印件）、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原件）。以此证明原告户籍性质为农村，但其在烟台市芝罘区工作生活满一年以上，故残疾赔偿金应按照2011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792元标准计算。
被告华通汽车公司对养老保险手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以户籍证明、医疗保险证为复印件为由不予质证。
16、鉴定费发票一张、一〇七医院出具的复印费单据一张。
被告华通汽车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17、购货发票11张。原告称系根据一〇七医院诊断证明医生意见，购买电针仪花费350元；因生活不能自理，购买卫生纸、成人纸尿裤等用品的花费847.90元。
被告华通汽车公司对证据不予质证，要求法庭依法认定。
18、交通费单据一宗。原告称出租车票系其出院、复查及治疗花费560元，公交车票是护理人员为护理原告支出48元。
被告华通汽车公司称数额请法庭依法酌情认定。
（二）被告华通汽车公司为了证明常明蛟系给被告时某送货，提交下列证据：
1、常明蛟与森鑫板厂于2011年7月4日签订的信运运输公司物流部中介协议一份，托运单位为森鑫板厂，承运人为常明蛟、承运单位为华通汽车公司，货物名称为木地板，起止地点为茌平、卸货地点为烟台，运费付法载明：到付130元／吨。以此证明货是森鑫板厂送给被告时某的。原告对此无异议。被告时某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该材料不能证明是给被告时某送的货。
2、被告华通汽车公司与常明蛟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一份、常明蛟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以此证明该公司并非运货车辆的实际车主，实际车主应为常明蛟，挂靠在公司经营。原告称对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认为即使确属挂靠关系，被告华通汽车公司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不能因此免责。被告时某对此没有异议。
（三）被告时某提交以下证据：
1、2011年5月6日购销合同书一份。以此证明常明蛟所运货物的货主是鲁宴良而非其本人，卖方是森鑫板厂（又名茌平新宇木地板有限公司）。原告称该合同真实性无法判断，认为有可能是后补的，但对此不能提交证据。
2、2011年7月4日森鑫板厂与被告华通汽车公司签订的中介协议一份，起运地为茌平，到货地为烟台，托运方的电话为150××××0699（李守新），李守新是卖方（托运人）经办人。以此证明常明蛟将货物运到烟台交给买受人的事实。原告对此无异议，但称不能证明被告时某主张的是给鲁宴良送货的事实。
3、2011年7月4日茌平新宇木地板有限公司出库单两页，载明收货人为鲁宴良，并非被告时某。原告称该证据未加盖印章，也没有发货人签章，对真实性无法判断。
4、2011年7月10日、17日、8月11日鲁宴良向卖方付款的凭证一宗。以此证明鲁宴良履行2011年5月6日合同的事实。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提出异议，称该证据只能证明鲁宴良与李守新之间发生过银行汇款，不能证明被告时某的主张，也不能否认被告时某购买地板的事实。
5、2011年8月7日常明蛟与鲁宴良签订的协议一份。内容为“经协商：2011、7月5日常明蛟给鲁宴良运送地板，运费伍仟贰佰元整（5200.00）。2011、8、7日已付壹仟元整（1000.00）给常明蛟，剩余肆仟贰佰元整，事情处理完后解决。”原告提出异议，称该协议记载的内容不属实。被告华通汽车公司表示，实际车主常明蛟是在时某和鲁宴良趁人之危及违反自己意志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因为常明蛟只靠货车维持基本生活，而当时货车被时某所扣，因此该协议应属于无效协议，不应采纳。
6、原审诉讼中，被告时某提交2011年7月9日姜汶朋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载明“2011年7月5日鲁晏亮打电话叫我姜汶朋来卸一车地板我叫小（辨认不清）进等5人，中午我们回家吃饭时车主常明蛟和司机袁长贵在我们不在场的情况下把车上护栏板打开。我们吃饭回来后在知上护栏板打开的情况下车主常明蛟又把车下护栏板打开，打开后不到两分钟时间车上地板外边一排突然倒塌砸伤工人邱某致他重伤”。被告时某以此证明鲁宴良让姜汶朋卸地板的事实。原告对证据本身没有异议，但对内容提出异议，称鲁宴良是被告时某的工作人员，如果证明内容属实，实际雇主也应当是被告时某。
7、2011年7月5日路春风收到鲁宴良支付的25000元住院费收条一份。以此证明鲁宴良向原告支付过医疗费。
原告对证据本身没有异议，但称住院时钱不够，就打电话让被告时某来送钱，被告时某讲让他外甥鲁宴良去送，鲁宴良是代被告时某送的医疗费。原告对此不能提交证据。
8、原审诉讼中，被告时某提交2012年1月27日的书面证人证言一份，称是姜汶朋出具的，用以证明原告采取非法手段、收买证人，按照提前拟定的证词向法院做不真实的证明，故关于姜汶朋等装卸工对原告所做的证明内容不真实。被告时某称姜汶朋因遭遇交通事故在家休养，暂时无法出庭作证。姜汶朋证言的主要内容为：在2011年大约7月13-14日左右，孙清和叶垒杰去单位找我，叶垒杰从衣兜里掏出一份证词给我看，看完后我又还给叶垒杰，叶垒杰打电话叫我们五个人到他家抄写一遍作为我们的证词；第二次孙清老婆又带叶垒杰到单位找我，叫我去法院做证，孙清老婆和律师叫我按照一开始的证词回答法院提问题，跟律师谈完后孙清老婆又带我们去酒店吃饭，最后孙清老婆给我跟叶垒杰二百元我们没要。出事时我没在现场，只是鲁宴良打电话叫我去卸地板，我又打电话给叶垒杰，叫他找邱某等几人。宏大装饰材料部和时某我们都不认识，其它事我都不知道。
原告提出异议称：第一，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该证明上的签字是否是姜汶朋本人所签无法确认，不具证据效力；第二，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应当以法庭对姜汶朋所做的调查笔录为准。原告从未收买证人，证人都是如实回答法院提问，如实陈述其所了解的案件事实的。
被告华通汽车公司的质证意见同原告，另称证言与其公司无关。
9、被告时某提供证人鲁宴良出庭作证，用以证明货物的货主情况及其他情况。
鲁宴良称，时某是我亲姨夫。2011年7月5日在烟台市芝罘宏大装饰材料部发生一起事故我知道，当时我在场。发生事故的车辆上的木地板是我的。我之前不认识邱某。2011年7月5日，我打电话让姜汶朋过来卸地板，邱某怎么到的现场我不知道，我估计可能是姜汶朋找来的。这批木地板是我从茌平森鑫木地板厂进的货。我是代理森鑫木地板销售的。我先下订单，然后木地板厂找运输公司把货给我送到烟台，运费是货到由我付款。货物运到之后是我负责卸货，卸货的费用是我负担的，卸货的费用不包括在运费中。事故发生后，邱某受伤，是姜汶朋还有一个人打电话找救护车送他到医院的，第一时间我没有去医院。过了几天，大概三五天之后，我主动去医院交了医疗费2万余元，大概25000-26000元。我开办的烟台市芝罘区浪浪装饰材料商行有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登记的营业地点是三站胶东装饰材料市场地板厅，具体门牌号记不清了。我干木地板销售两三年了，开始时候没有店面，也没有办理营业执照，是无证经营，到2011年1、2月份才办理了营业执照。我与木地板厂之间存在供货关系，地板厂把货给我运过来，货到后我支付货款。没有具体时间约定，有时候手头周转不过来的话可以延付两三天。我提交2011年5月6日供销合同书一份。2011年8月7日与常明蛟的协议书，内容和我的签名都是我写的。因发生事故，暂时不能给常明蛟运费，常明蛟让我给他出具欠条，我不同意，我说等这个事处理完毕之后再结清运费，当时就和几个人在一起达成这个协议书。剩余4200元运费尚未给付。新胜路144号卸货地点我是向一个姓欧阳的男人租的仓库，大概已经租了两三年了，有租赁合同。我与常明蛟不认识，7月5日凌晨时常明蛟拨打135××××0838是我接听的，该电话登记客户名称是时某，但是我在使用。本案事发后，我没有去过医院，但费用是我出的。事发当天时某并不知情，他没有去过医院。2011年8月7日签订协议书的那天常明蛟的车在哪里我不知道，常明蛟自己到烟台后给我打电话，协议是在新胜利路144号我的仓库里签订的。我开办的浪浪装饰商行可能是在事发的2011年7月5日之后登记成立的，我就雇了一个人，他今天休班，现在可能没有人，关门了。我搞木地板批发是从森鑫板厂进货，森鑫板厂不给我开发票，我对外也低价出售，不开发票。我跟着时某干过三年左右，之后我就出来自己做。装饰材料时某都做，他的进货渠道很多，是否包括森鑫地板厂我不清楚。货款我已经付了，是以我的名义打的款。2011年7月5日12时事发时，地板倒下来一两分钟我听到声音从库房出来看到了。时某在新胜路144号确实是有办公室，事发当天上午我没有见过时某。时某在新胜路周围隔了多少米之外有仓库。我使用时某的电话号码，他的这个号码就是为了给我用的，是我让他帮我办的这个号码。事发这批货物是40吨，有出库单，提供出库单（出库单载明发鲁宴良）。出库单是常明蛟带过来的。
经质证，原告认为证人陈述虚假，与事实不符。证人是被告时某的外甥，一直是给被告做业务员。被告代理人也讲过这个电话（135××××0838）有可能是给被告时某的业务员用。事发当天7月5日早晨送货的时候，证人讲是跟时某联系的，森鑫地板厂给常明蛟的货主电话就是135××××0838，而且写明是时经理，常明蛟作证也是打这个电话跟时经理联系，从未与鲁宴良联系过。常明蛟也证实，是时某开车拉着他到海港医院，双方还发生争执，而证人讲事发当天时某根本没有到医院，这与事实有出入。证人讲是事发后三五天后到医院交了医疗费，但收条上写的是7月5日是事发当天。证人讲的过程均与本案事实相矛盾。
10、被告时某另提交本院于2012年5月7日作出的（2011）芝商初字第85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该案原告为本案被告华通汽车公司，该案被告为本案被告时某，华通汽车公司要求时某支付运费5200元，并赔偿损失20000元。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工作人员和常明蛟系代原告履行主要合同义务的当事人，其对运输合同的相对方应当有着明确的认识，在原告不能举证常明蛟与鲁宴良于2011年8月7日签订协议所涉木地板与本案木地板无关时，本院应当认定常明蛟与鲁宴良在该协议中对运输合同当事人的表述，即认定涉案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为原告与案外人鲁宴良。另因原告亦无证据证实被告曾扣留其车辆，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运费5200元并赔偿损失2万元之诉请，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该案经法院判决驳回本案被告华通汽车公司对时某的诉请，判决书已生效。
原告与被告华通汽车公司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另查，鲁宴良于2012年1月12日开办了烟台三站浪浪装饰材料商行，经营场所为三站市场（芝罘屯路20号-5-61／62），经营范围为地板、地砖、壁纸、板材，批零兼营。
（四）2011年8月31日原审过程中，在第一次庭审后，证人姜汶朋、叶垒杰到庭作证，本院对该二人做了调查笔录。
姜汶朋称，我和鲁宴良是初中同学。鲁宴良是时某的外甥。出事之前我既不认识邱某，也不认识时某。2011年7月5日早晨6点钟左右，鲁宴良打电话让我找几个人到新胜路宏大装饰材料部仓库卸货。我自己找了一个人，又打电话给叶垒杰，叶垒杰又找了邱某和另外几个人，我们一共六个人于7、8点钟到了新胜路144号宏大装饰材料部仓库开始卸地板。干到9点多钟我就走了，后来鲁宴良打电话告诉我出事了，回来后，我和叶垒杰把邱某抬上救护车，随救护车到了海港医院，救护车要400元钱，鲁宴良打发人送了400多元。医院说要住院，但我们没有钱。后来时某和常明蛟都去，他俩协商如何赔偿，结果如何我就不清楚了。呆了能有两个小时，医生作出初步诊断，然后邱某家人要求转院到一〇七医院。鲁宴良送了20000余元钱。过程就是这样。我们当时就是给老板时某卸货，干完活以后到时某的会计部结算的，卸一件货0.25元，邱某的工钱已经结算了，是我和叶垒杰去领的钱，具体领了多少我确实记不清了。在卸货的过程中，就是鲁宴良在现场告诉我们怎么卸货、怎么摆货。我印象中给时某干了7、8次活，每次都是到时某的会计处领钱。
叶垒杰称，我认识邱某，我和他以前一起干过活。2011年7月5日早晨6时左右，姜汶朋打电话让我再找几个人到新胜路144号宏大装饰材料部仓库卸地板，我找了邱某等几个人。早晨8点左右我们到了宏大装饰材料仓库，鲁宴良和他父亲告诉我们怎么卸地板、摆放地板。午饭后，邱某被从车上倒塌下来的地板砸伤，我打了120，我和姜汶朋一块儿随救护车到了海港医院，救护车费用430元还是420元记不清了，是鲁宴良找人送来的，邱某的家属要求转到一〇七医院，并要求时老板交医疗费，时老板带大车司机回去筹钱了，我和姜汶朋把邱某抬进手术室，时老板的司机和鲁宴良送来25000元钱，邱某的家属打了收条。我们卸地板是给时某干的，我给时某干过7、8次活，每次干完活都是鲁宴良领着我们到时某的会计处领工资。我们以前给时某干活，基本上是干完活就领工钱，邱某出事这次，是第二天我们派一个代表去领的工钱，然后根据干活多少进行了分配，邱某的工钱已付。
庭审中，被告时某提出异议称，第一，证人应当当庭作证，否则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二，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需符合证据规则第十三条第二项、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证人没有到庭、法庭主动调查证据，说明该证据取证程序违法，既无当事人的申请，也不符合由法院主动调取的事由，只是由原告把人叫来，在法庭上按照原告的指示做陈述。第三，姜汶朋在事发后、诉讼前曾应公安机关要求给鲁宴良写过证明，证明事项与笔录内容有矛盾。第四，从调查本身来看，证人称是给时某卸货，而当庭问及时又称不认识时某，也就是在本次卸货前其并不认识原告及被告时某，但其后又讲给老板卸了7、8次货。综上，上述证据，从程序上看来源违法，从内容上看相互矛盾、不真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五）重审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后续护理用品费用67081.89元（每月239.10元，按照我国男性平均寿命72.38岁计算，邱某现年49岁，使用年限为23.38年）。对此，被告时某表示与其无关，被告华通汽车公司表示没有要讲的。
原告提交了2013年7月购买护理用品（成人看护垫、湿巾、卫生纸等）所产生的发票三张共计239.10元，以此证明原告生活不能自理，需购买相关的卫生用品，每个月花费239.10元。被告时炳以赔偿数额与其无关为由不予质证。被告华通汽车公司表示没有意见。
（六）1、重审庭审过程中，根据原告的申请，证人姜汶朋、叶垒杰于2013年8月19日出庭作证。
姜汶朋称：2012年7月5日早晨，同学鲁宴良电话告诉我让我喊几个人去卸地板。我打电话找朋友叶垒杰让他找人卸货，他就找到了邱某，之前，我并不认识邱某。邱某受伤时，我不在现场，是鲁宴良打电话喊我回去，我和叶垒杰通过120急救车把邱某送到海港医院，救护车费用是我和叶垒杰回去找鲁宴良要的。之后我、叶垒杰、大货车司机（我不知道叫什么）和鲁宴良的姨夫时某共4个人回到医院，我们四个人具体怎么回的医院、回去之后发生了什么我忘记了。此外，姜汶朋又称，在事故发生前，我曾经在新胜路卸过几次地板，都是鲁宴良喊的我，我并不知道货主是谁，卸货后鲁宴良领着去会计室领工钱，领到钱后平分，卸地板的价钱是2毛5一包。
对于自己在原审过程中形成的三份证言，姜汶朋称，2011年7月13日的证明，是我和几个写证明的人都去了叶垒杰家，邱某的妹夫孙清带个纸条让我抄的，不记得我们几个写的是不是一样的了。在毓璜顶法庭形成的调查笔录，是邱某的妻妹路春辉让我去做笔录的，她让我实事求是回答法庭提问就可以了。写完后和路春辉吃了一顿饭。给时某出具的证明，我有什么写什么，是时某和鲁宴良到我家让我写的，我爸告诉我让我实事求是地写，我就写了，证明内容中有一些是我问时某的，还有一些是我按我的印象写的，但是具体哪些是问的、哪些是按自己印象写的，现在记不清了。此外，姜汶朋还称：以前鲁宴良给我说他是给其姨夫打工，事故发生之后的一两天我知道他姨夫是时某。每次鲁宴良让我去卸货，都是在宏大装饰材料部。我们的搬卸费是不用开发票的，直接到宏大装饰部的会计室领取。我不知道出事那天卸货的货主是谁，只是鲁宴良让我去卸货。
叶垒杰称：我来证明我和邱某、姜汶朋、梁鹏等人是给时某工作的。我和邱某本来就认识，到现在（2013年8月19日）差不多有三年了','2018-10-06
06:11:39',0,'web',NULL),(2853911,'026747d4-378f-46f6-8276-1f45df162088','$(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53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915\",\"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审判程序\":\"一审\",\"案号\":\"（2016）沪0120民初3415号\",\"不公开理由\":null,\"法院地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院省份\":\"上海\",\"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026747d4-378f-46f6-8276-1f45df162088\",\"案件名称\":\"上海昌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孙平一审民事裁定书\",\"法院名称\":\"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奉贤区\",\"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null,\"诉讼记录段原文\":\"本院在审理原告上海昌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孙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于2016年3月18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461945600000)\\\/\",\"案件类型\":\"2\",\"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上海昌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孙平一审民事裁定书\");$(\"#tdSource\").html(\"上海昌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孙平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6）沪0120民初3415号\");$(\"#hidDocID\").val(\"026747d4-378f-46f6-8276-1f45df162088\");$(\"#hidCaseName\").val(\"上海昌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孙平一审民事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6）沪0120民初3415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915\");$(\"#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6-03-18\"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上海昌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孙平\"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Items:[{法条名称:\'第十三条\',法条内容:\'第十三条
系统尚未收录或引用有误
\'},{法条名称:\'第一百四十五条\',法条内容:\'第一百四十五条
系统尚未收录或引用有误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上海昌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孙平一审民事裁定书\\\\\",\\\\\"PubDate\\\\\":\\\\\"2016-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