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9民初20100号
原告：单某1，男，1977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徐某，女，1950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单某2，男，1948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纪强，浙江亿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09002514566N，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99号。
法定代表人：叶建宏，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科杰、杨箫箫，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单某1、徐某、单某2诉被告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郑卜训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单某1、徐某、单某2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纪强，被告开发区管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科杰、杨箫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单某1、徐某、单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全面履行双方于2006年11月30日所签订《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安置协议》”）的义务，补偿原告方安置房50平方米；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6年11月30日，双方签订《安置协议》，开发区管委会拆迁三原告长期居住在的住宅房，因开发区管委会评估、安置及补偿不公，遗漏在册人员来某、单某3等人的安置房面积，双方经多次协商未果。2013年6月6日，开发区管委会起诉来院[案号为（2013）杭萧民初字第3204号]，要求三原告及来某依协议履行腾房义务，后法院查明“单某1、来某于2006年12月5日登记结婚，并于2008年1月25日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调解离婚，双方约定'单某1一次性支付来某拆迁安置补偿款36000元，此后有关拆迁安置房的一切事实与来某无关'”等，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当事人应按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并判决“单某1、单某2、徐某腾退房屋，将房屋及附属物交付开发区管委会拆除”等。三原告不服该判决并提起上诉，杭州中院于2013年11月5日作出（2013）浙杭民终字第2735号民事判决，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三原告无奈，并向杭州中院提起再审，亦未得到支持。2016年2月6日，开发区管委会依据前述判决将三原告的住宅房拆除。原告方认为其已依约履行义务，但开发区管委会未按《安置协议》完全履行义务，仅补偿其安置房300平方米，但明显少了来某的安置房50平方米。依据协议第四条第2款关于“非农户口2人”的约定，人口应为单某2及来某，而来某的50平方米房屋实际上并未安置；同时，来某的安置面积及债权债务已由单某1一并承受，且开发区管委会并未将该面积的房屋补给单某1。原告曾与被告进行多次协商，但被告均以各种借口推托。2016年10月，原告向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该院于同年11月3日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但认为“案涉《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现三原告因拆迁安置补偿不公平，已造成巨大损失。原告方认为，开发区管委会提供的《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从形式、内容及主体上来看，都是违法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自订立之时即无效。1.该协议并非《安置协议》的变更，而是其补充，但房屋拆迁补偿款等内容均为空白，形式上不合法。2.单某1当时是带着手铐签署该协议，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应系执法人员通过国家强制力强迫单某1签署协议，故内容、形式上均系违法。3.该协议由开发区管委会盖章不适格，其没有拆迁许可证，不能作为拆迁人订立该协议。4.实际上该协议签订于2014年5月4日，并非签订于2015年，且其上没有单某2的签名，仅有徐某、单某1的签名。综上，请求依法支持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开发区管委会辩称，一、双方签订了《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该二份协议均为合法有效。《安置协议》载明安置人口5人，为三原告以及单某1前妻来某加1个虚拟人口。因单某1与来某离婚，后与李某结婚并育有一女单某4，实际安置人口发生变动，故以《补充协议》对《安置协议》的内容进行了部分修正。《补充协议》明确安置人口为5人，为三原告及李某、单某4，每人50平方米，单某4按独生子女计算2人，共计300平方米，该协议不涉及来某的安置，因为其不符合安置条件，不属于被安置对象。目前，《补充协议》的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双方之间已无任何争议。二、《补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三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补充协议》签订于2014年5月4日，至今三原告从未主张该协议无效，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协议无效。2.《补充协议》确实是在法院签署，但当时在场人员有双方当事人、其各自的委托代理人及村长王才法，并无任何采取强迫措施或违背原告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3.该协议签订后，开发区管委会根据该协议交付了安置房屋，原告方领取了房屋及相关款项。综上，请求依法判决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举、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有原告方提供的公证书、民事调解书、（2014）浙杭民申字第180号民事裁定书、（2013）杭萧民初字第3204号及（2013）浙杭民终字第2735号民事判决书、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情况说明及情况证明、非农业户口方情况证明书及居住情况证明、（2009）杭萧民初字第197号及（2009）浙杭民终字第137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部分，本院经审核后认为：对原告方提供的证据，其中《安置协议》，被告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至于该协议内容是否予以变更，本院将另行阐述。对居住情况证明，其内容与单某1、来某离婚的民事调解书内容矛盾，且形式不合法，故不予认定。对于原告方提出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因其未在法定期间内提出，系当庭提出，故不予准许。对被告提供的《补充协议》，原告方对证据三性均提出异议并主张协议无效，但认可协议落款乙方处系其签名，故确认其真实性，至于效力问题，本院将另行阐述。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单某1与来某于2006年9月经人介绍相识，于同年12月5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2007年1月31日，单某1起诉来院，要求与来某离婚，案经本院判决驳回。2007年10月8日，单某1再次提起离婚诉讼，本院判决后，单某1不服并提起上诉，双方于2008年1月25日经杭州中院调解离婚，并约定“单某1一次性给付来某拆迁安置房补偿款36000元，此后有关拆迁安置房的一切事宜与来某无关”等内容。2008年1月31日，单某1与李某登记结婚，于2008年4月10日生育一女，取名单某4，李某户口于2008年3月3日迁入单某1为户主的12组30户内。
2006年11月30日，开发区管委会（甲方）与兴议村单某1户（乙方）订立《安置协议》，约定开发区管委会根据萧土资拆许字（2006）第0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和《关于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北西部区块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对单某1户房屋实施拆迁，房屋拆迁补偿费、装修补偿费及附属设施补偿费等各项补偿和奖励总计950000元，同时约定乙方安置人数为5人（其中农业户口3人，非农户口2人），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可按规定计算人口；乙方安置面积为250平方米（100平方米及150平方米房屋各1套）。另约定了腾房要求、过渡方式等内容。该协议落款乙方处由单某1签名，协议所涉安置人口为三原告、来某及1个虚拟人口。2008年12月16日，徐某、单某2、单某3以“单某1在开发区管委会胁迫下，未经徐某授权与开发区管委会订立《安置协议》，协议未将单某3列为安置人口”等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开发区管委会与单某1于2006年11月30日订立的《安置协议》无效。本院认定“《安置协议》系单某1代表徐某户签订，并对徐某户全体成员具有约束力”等，并于2009年5月14日作出（2009）杭萧民初字第197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徐某、单某2、单某3的诉讼请求。徐某、单某2、单某3不服该判决并提起上诉，后杭州中院作出（2009）浙杭民终字第1370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6月6日，开发区管委会起诉来院，要求单某1、单某2、徐某及来某腾房并交付开发区管委会拆除，本院认定“《安置协议》中来某对开发区管委会享有的债权及负担的债务已由单某1一并承受”等，并作出（2013）杭萧民初字第3204号民事判决，依法判决单某1、单某2、徐某腾退房屋，将房屋及附属物交付开发区管委会拆除等。单某1、单某2、徐某不服该判决并提起上诉，杭州中院于2013年11月5日作出（2013）浙民终字第2735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单某1、单某2、徐某提起再审及监督申请，杭州中院于2014年12月2日裁定驳回其申请，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不支持监督申请。之后，开发区管委会将案涉住宅房拆除。
其间，开发区管委会（甲方）与兴议村单某1户（乙方）于2014年5月4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安置人数为5人（其中独生子女1人），乙方安置面积为300平方米，自行选择约50平方米1套，100平方米及150平方米房屋各1套，共3套。其他说明事项约定户内安置成员为单某1（户主）、单某2（父亲）、徐某（母亲）、李某（妻子）、单某4（女儿）共5人，购房款在抽号后按实际面积结清，安置面积、户型以本协议为准等内容。协议落款乙方处由徐某代单某1以及单某1本人分别签名、捺印，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4日”。2016年2月3日，原告方经抽签取得明怡花苑安置房3套，总计300平方米。因案涉争议，原告方起诉来院，案经调解无效。
另查明，前述《补充协议》签订时，单某1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系戴着手铐在执行法官办公室签名，在场人员还有开发区管委会委托代理人及兴议村村主任等人。
本院认为，案涉《安置协议》系单某1代表当时徐某户所签订，对徐某户全体人员具有约束力，并经生效判决确认合法有效，且双方均无异议，故应予认定。本案主要争议点为双方于之后所签订《补充协议》的效力认定等问题。原告方以依据《安置协议》来某应享有拆迁安置面积，及前案中已确认来某对开发区管委会所享有的债权及负担的债务由单某1一并承受为由，主张《补充协议》无效。针对原告方主张的协议无效理由，本院认为，关于协议的形式，该协议系就安置用房及其他说明事项对《安置协议》相应内容进行变更，其余部分一致，符合形式要求，原告方主张形式不合法，并无任何依据，故不予认定。关于协议内容，当时单某1确系戴着手铐签名，但其系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且案件正在强制执行程序中，并无违法情形，且系执行人员合法履行职务行为；同时，当时执行人员、当事人及村主任等在场，且协议中徐某亦签名、捺印，事后原告方也按该协议抽取了拆迁安置房，故该协议的签订并不存在强制胁迫等情形，系原告方真实意思表示。关于签订主体的问题，前案生效判决中已明确单某1的有权代表行为，对该户全体人员具有约束力，且徐某亦签名确认，开发区管委会也并无主体不适格的情形。综上，原告方主张的无效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不予认定。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本案中，《补充协议》已对《安置协议》中的安置用房等进行了变更，应以《补充协议》为准，现被告已按该协议约定履行交付安置房义务，故原告方再依据《安置协议》中关于“安置用房”的约定主张权利，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被告的相应合理辩称，于法有据，故予以采信。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单某1、徐某、单某2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38元，减半收取计319元，由单某1、徐某、单某2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郑卜训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日
书记员 富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