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肇中法民二终字第2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会市南江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南江工业园广肇路1号。
法定代表人：何伟光。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义华，广东曜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国志，男，1972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婉仪，女，1962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城中区城南居委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达强，男，195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城中区城南居委会县，系被上诉人彭婉仪丈夫。
上诉人四会市南江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四会南江管委会）因与彭国志、彭婉仪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会市人民法院（2015）肇四法大民初字第2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彭国志、彭婉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四会南江管委会构成根本性违约，解除双方于2008年4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2、判令四会南江管委会迅速清还所欠承包款76万元及利息（承包款以双方核实为准，从2011年8月计至2015年4月），退还合同保证金7万元；3、判令四会南江管委会支付合同违约金234万元（2015年度总承包款117万元的一倍）；4、四会南江管委会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以上欠款、保证金、违约金共计约320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4月1日，彭国志、彭婉仪（乙方）与四会南江管委会（甲方）自愿签订《南江工业园环卫工作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约定：经向社会公开招标，甲方认可乙方中标，并确定由乙方作为承包方负责南江工业园的园区区域的清扫、垃圾运输和袁、赵、韩三条自然村的生活垃圾运输；承包期限为10年，从2008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止（注：合同原文有笔误，彭国志、彭婉仪起诉时自认终止日期为2018年4月30日止）；承包期满，如乙方无出现合同违约行为的，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可优先竞投承包；承包方式：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承包金额：第一年度为90万元，从第二年度起，以上一年的承包金额为基数，增加4.5万元。该款项已包括工人工资、福利、工具的损耗及折旧、堆填区的场地费、运输费、日常管理费、税费、利润以及园区扩展后增加的一切费用（如在承包期内，因物价指数上升过快，燃料及人员工资增幅超过当年20%，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差价）；支付方式：每年度的承包总额的月平均数，在每月20日前支付承包款，逾期拖欠承包款甲方则按银行同期利息加付给乙方，如因长期拖欠承包款而影响环卫清洁工作的责任由甲方负责；工作任务和要求：根据承包方的运营要求，需兴建垃圾中转站，中转站的用地由甲方负责提供，工程和配套设施建设由乙方负责，乙方对甲方移交、提供的一切设备、工具和办公场地、宿舍场地不得转卖、借用、销毁、挪为他用和任意拆除，特殊情况，须经甲方同意，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一切损失；进场需配备清扫工作人员不少于24人、管理人员2人，拖拉机5台，司机5人，专业垃圾运输车1台以上及其他必须工具，工作人员每天工作不能少于8小时，如乙方达不到甲方要求的，甲方有权按工人的减少比例扣减承包费；合同保证金：乙方在签订合同时一次性向甲方交付7万元的合同保证金，承包合同期满后，甲方退回本息给乙方；承包责任：乙方如因减少费用开支或裁减清扫人员，造成工业园卫生质量下降，企业、居民反映强烈，受到上级有关部门批评，经甲方督查，多次提出意见了，但仍未整改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负责，甲方可视情节扣减当月1000-3000元的承包费；乙方承包期内，要随工业园清扫、保洁的面积及上门清运垃圾的企业不断增加，应及时接纳并进行清扫保洁、上门清运垃圾等工作，时间为接甲方通知2天内，必须启动服务工作，否则，甲方可从当月承包款内扣减承包费；违约责任：乙方如中途单方中止合同，甲方除终止承包合同、扣除合同保证金外，乙方所投入的不动产设备无偿转给甲方；甲方如中途单方终止合同的，由甲方赔偿给乙方当年总承包款的1倍。彭国志、彭婉仪依合同约定交付给四会南江管委会合同保证金7万元。
合同签订后，彭国志于2008年10月14日成立四会市南江环卫有限公司。根据彭国志、彭婉仪提供的部分工资表，2009年5月份工资表列有32人（工资表分三份，一份24人，一份2人，一份6人），2009年8月份工资表列有33人（备注清洁工24人），2010年8月份工资表列有28人。
自2008年合同开始履行以来，四会南江管委会每年均存在未足额支付承包款的情况。根据四会南江管委会会计人员陈红制作的《南江工业园环卫承包款支付明细》，实际操作中，四会南江管委会按每自然年度（1月至12月）统计每年拖欠的承包款金额，非按合同约定的年度（5月至次年4月）统计，每自然年度未支付的承包款金额，会在会计账目中累计计算至下一自然年度。2008年5月至12月的承包款共计60万元，截至2008年12月四会南江管委会支付415000元，拖欠185000元；2009年1月至12月的承包款共计93万元，截至2009年12月四会南江管委会支付618750元，累计（含上一年度，下同）拖欠496250元；2010年1月至12月的承包款共计975000元，截至2010年12月四会南江管委会支付776750元，累计拖欠694500元；2011年1月至12月的承包款共计102万元，截至2011年12月四会南江管委会支付1506750元，累计拖欠207750元（彭国志、彭婉仪自述2011年7月时，四会南江管委会曾付清过此前拖欠的承包款，但2011年8月起四会南江管委会又开始拖欠承包款）；2012年1月至12月的承包款共计1065000元，截至2012年12月四会南江管委会支付639250元，累计拖欠633500元；2013年1月至12月的承包款共计111万元，截至2013年12月四会南江管委会支付1044104元，累计拖欠699396元；2014年1月至12月的承包款共计1155000元，截至2014年12月四会南江管委会支付120万元，累计拖欠654396元；2015年1月至4月的承包款共计39万元，截至2015年4月四会南江管委会支付353000元，累计拖欠691396元。
2015年3月26日，受四会南江管委会委托，广东华伦招标有限公司在中国财经报、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广东省政府采购网、肇庆市政府采购网、广东华伦招标有限公司网、肇庆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审批业务网等媒体登载南江工业园环境卫生市场化运作项目的采购公告（招标编号：0809-1441shg3bc41／01），根据公告内容，评分项目包括服务及商务、价格两部分，其中服务及商务部分的权重为80%、价格部分的权重为20%。彭国志成立的四会市南江环卫有限公司以及四会市肇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中山市广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参加了本次投标。2015年4月16日，上述项目进行了评审。2014年4月17日，广东华伦招标有限公司发布中标公告，其中四会市肇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服务及商务部分得分69.50、价格得分19.01，综合得分为88.51，排名第1；彭国志成立的四会市南江环卫有限公司服务及商务部分得分41.20、价格得分20，综合得分为61.20，排名第2，故中标单位为四会市肇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中标金额为9340124.87元，服务期限3年。
2015年4月21日，四会南江管委会向彭国志、彭婉仪发出《终止合同书》，认为彭国志、彭婉仪在承包环卫工作期间，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且资金投入不足，管理不到位等，经多次书面通知和约谈负责人，彭国志、彭婉仪一直未制定具体措施提升工作质量，没有达到双方签订承包合同的目的，显属违约，故决定终止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并通知彭国志、彭婉仪于2015年4月30日开始停止环卫清扫工作并于当天完成撤离工业园的工作。
2015年5月11日，四会南江管委会再次向彭国志、彭婉仪发出《通知》，认为彭国志、彭婉仪对园区的清洁卫生工作存在多种问题，现经市政府同意重新向社会公开招标环卫清洁公司，已于4月16日完成招标工作，经双方多次协商解除合同，但未达成协议，为此四会南江管委会于2015年4月21日已向彭国志、彭婉仪发出《终止合同书》要求在2015年4月30日停止清洁卫生工作并撤出南江工业园，但彭国志、彭婉仪仍占用垃圾中转站和宿舍，故要求彭国志、彭婉仪在2015年5月15日前撤出园区。
本案审理过程中，四会南江管委会提交四会市南江工业园商会分别于2012年6月20日、2013年7月16日、2014年4月8日、2014年11月13日向彭国志、彭婉仪发出的提高环境卫生、加强垃圾清扫方面的建议及申请等，证明商会多家会员企业多次反映园区清洁卫生差、长时间无人清理等情况。此外，四会南江管委会提交《南江工业园环卫工作承包款扣减情况表》（以下简称《扣减情况表》）1份及四会南江管委会发出的《限期整改通知书》《通知》各1份。其中《扣减情况表》详细载明2008年5月起至2015年4月期间四会南江管委会扣减彭国志、彭婉仪承包款的情况，扣减金额共计691396元，扣减原因为“根据合同约定，对方没有按约定完成环卫清洁工作的需要在应付的环卫承包款中扣减”，扣减项目标准有3000元／次、5000元／次。《限期整改通知书》（日期：2014年6月24日）的内容为：彭国志、彭婉仪在环卫工作过程中未达到合同规定要求，存在诸多问题（具体略），多次约见提出整改意见仍然没有按要求整改，四会南江管委会要求彭国志、彭婉仪通知之日起15天内必须完成整改，配备完善规定的人员、机械和车辆，若在规定整改时间内发现环境卫生水平达不到合同要求，将通过法律途径终止合同。《通知》（日期：2014年7月10日）的内容为：经（四会南江管委会）查实，①2014年6月份只有清扫人员17名，与合同规定24人相差7人，根据合同规定，按工人的减少比例扣减承包费1200元／月×7人=8400元；②乙方因减少费用而裁减人员，造成卫生质量下降，并受到园区各方面和上级各部门投诉和批评，甲方督查后仍未整改的，甲方可扣减当月1000元至3000元承包款，现根据情况扣减当月3000元承包款；③园区清扫保洁，上门清运等工作不及时……扣减当月2000元承包款；④综上，扣减2014年6月份环卫承包款13400元整。对上述四会市南江工业园商会的建议及申请，彭国志、彭婉仪认为四会南江商会是四会南江管委会下属的机构，秘书长由四会南江管委会兼任，其出具的资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从证据原件可以看出上述建议及申请的盖章都是比较新的，有事后制作的嫌疑。对《扣减情况表》，彭国志、彭婉仪在庭审中称从未见过，该《扣减情况表》上没有彭国志、彭婉仪的签名确认，四会南江管委会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扣减情况有通知彭国志、彭婉仪，故不予确认。对上述《限期整改通知书》《通知》，彭国志、彭婉仪称未收到过，且已超过举证期限，不同意质证。
庭审中，彭国志、彭婉仪提供的自行制作的《南江环卫承包期间投入明细》，证明彭国志、彭婉仪的投入包括基建、清洁工具、运输车辆三部分，其中基建包括：平台1个50万元、员工宿舍一座17万元、周边道路20万元、园区垃圾池10个共3万元；清洁工具包括垃圾桶一批2万元、斗车等清洁工具一批5万元、劳保工具一批1万元；运输车辆包括简易垃圾车2台共16万元、拖拉机5台共5万元、铲车1台4万元、改装自卸垃圾车5台共150万元，上述投入共计273万元。为证明上述投入，彭国志、彭婉仪提供了5张购车发票，其中登记所有人为彭国志的低速货车三辆共228600元，购买时间为2007年1月、7月；登记所有人为四会市南江环卫有限公司的自卸汽车一辆233000元，购买时间为2012年6月7日；登记所有人为彭明阳（彭国志自述为其儿子）的重型自卸货车一台13万元，购买时间为2014年7月18日。除此以外，彭国志、彭婉仪称其他票据因时间太长已丢失。彭国志、彭婉仪自述，如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至合同期满，基建将归四会南江管委会处置，清洁工具、运输车辆由彭国志、彭婉仪自行处置。
为查明彭国志、彭婉仪承包期间每月获得的利润，经该院要求，彭国志、彭婉仪于庭后向该院提交《南江环卫每月成本核算（2015年1月至4月收支平均表）》一份，根据彭国志、彭婉仪的核算，2015年1月至4月每月收入97500元，支出：1.车辆折旧：（30万元／台×5台）÷（12年×12月／年）=10416.66元；2.工资：34000元；3.工具：1000元；4.维修费2000元；5.油费12000元；其他杂费：500元；7.税金97500元×7%=6825元，合计66741.66元，盈余（每月收入）：97500元-66741.66元=30758.34元。四会南江管委会庭后向该院提交《南江工业园环境卫生实际情况》，认为彭国志、彭婉仪的环卫营运支出包括清扫部分支出、运输部分支出、油费支出和税费支出，清扫部分支出包括清扫工人工资1700元／人×17人=28900元、管理员1人工资3000元、工具：扫把17把／月×15元=255元，损耗200元／月；运输部分支出包括拖拉机司机工资2500元／月×2人=5000元、铲车司机1人工资2500元、简易车司机1人工资2500元、自卸大卡车司机1人工资4000元、场地费3000元；油费部分支出包括拖拉机油费1000元／月×2台=2000元、铲车1台油费1800元／月、简易车1台油费2000元、自卸大卡车油费180km×1.5元／km×30日=8100元；税费支出117万÷12月×0.07=6825元，每月实际支出合计70080元。经询彭国志、彭婉仪，彭国志、彭婉仪称同意四会南江管委会核算的月支出金额为70080元。
另查明，四会南江管委会四南管纪（2014）2号、四南管纪（2014）7号、四南管纪（2015）5号会议纪要均提及承包者彭国志、彭婉仪经营实力不足、管理不到位，无法履行合同要求等问题，决定解除彭国志、彭婉仪环卫承包合同。四会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2月12日下午和12月15日上午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决定：“（一）同意在依法依规解除原南江工业园环卫清洁承包合同后，市南江管委会对南江工业园区环境卫生作业实行市场化运作。”
2015年8月28日，该院要求彭国志、彭婉仪明确拖欠承包款的利息计算方法，因彭国志、彭婉仪无法举证四会南江管委会每月拖欠承包款的情况，只能举证证明截至每年12月四会南江管委会拖欠的承包款金额（参考四会南江管委会会计人员陈红制作的《南江工业园环卫承包款支付明细》），彭国志、彭婉仪自愿明确利息的计算方式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六个月至一年期），以每年截至12月拖欠的金额为基数，从次年的1月1日开始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的四会南江管委会付款之日止。同时，对于合同中“甲方如中途单方终止合同的，由甲方赔偿给乙方当年总承包款的1倍”如何理解的问题，彭国志、彭婉仪认为应计算2倍，如法院只采纳1倍的理解，117万元不足以弥补彭国志、彭婉仪损失（包括承包期间的设施设备投入、三年的利润），仍坚持原主张的违约金数额234万元。经询四会南江管委会意见，四会南江管委会认为因其不存在违约问题，故彭国志、彭婉仪主张利息及违约金没有依据，即便计算利息，应该按照法院所认定的拖欠数额从彭国志、彭婉仪起诉之日开始计算，因为彭国志、彭婉仪也没有证据证明在承包款的每年结算期有向四会南江管委会主张过支付。
再查明，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半年至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为6.56%；2012年6月8日至7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半年至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为6.31%；2012年7月6日至2014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半年至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为6%；2014年11月22日至2015年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半年至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为5.6%；2015年3月1日至5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半年至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为5.35%；2015年5月11日至6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半年至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为5.10%。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彭国志、彭婉仪与四会南江管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和形式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彭国志、彭婉仪与四会南江管委会均应依约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一、《承包合同》何时解除及双方是否存在违约情形；二、四会南江管委会应支付的承包款金额及合同保证金的退还问题；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承包合同》何时解除及双方是否存在违约情形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及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四会南江管委会以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为由向彭国志、彭婉仪发出《终止合同书》，彭国志、彭婉仪确认于2015年4月28日收到上述《终止合同书》，后彭国志、彭婉仪并未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而是直接起诉主张解除《承包合同》并要求四会南江管委会承担违约责任，因彭国志、彭婉仪与四会南江管委会对解除合同均无异议，该院对彭国志、彭婉仪要求解除《承包合同》的诉请予以支持。同时，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自四会南江管委会发出的《终止合同书》到达彭国志、彭婉仪时已产生解除的法律效力，结合《终止合同书》中要求彭国志、彭婉仪于2015年4月30日停止环卫清扫工作的内容，《承包合同》的解除日期应为2015年5月1日。四会南江管委会认为彭国志、彭婉仪没有按约定完成环卫清洁工作导致合同解除；彭国志、彭婉仪则认为四会南江管委会长期拖欠承包款，合同期未满就招标并强行解除合同，构成违法解除合同。从双方的举证来看，四会南江管委会虽然提供了《限期整改通知书》《通知》以证明2014年度彭国志、彭婉仪的环卫清洁承包工作存在问题，并向彭国志、彭婉仪提出过意见，但无法证明上述两份通知确实有送达给彭国志、彭婉仪，且从四会南江管委会当年度较为积极地履行付款义务（2014年支付了承包款120万元，按合同约定，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的承包款为117万元）的情况来看，无法反映整改后的情况仍不符合合同约定，达到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四会南江管委会提供的多份会议纪要属于四会南江管委会内部的会议资料，虽然有作出解除合同的决定，但无法直接证明解除合同最终经过双方协商或合法程序。四会南江管委会提供的四会市南江工业园商会的建议和申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园区清洁确实存在问题，但无法证明存在的问题属于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根本违约行为。相反，四会南江管委会于2008年4月1日与彭国志、彭婉仪签订《承包合同》，2008年当年即存在拖欠承包款的情况，此后每年均存在拖欠情况，即四会南江管委会自2008年起即存在违约行为。且从彭国志、彭婉仪提供的工资表来看，彭国志、彭婉仪2009年5月份、8月份工资表所列的人数是符合合同约定的，在四会南江管委会未提供证据证明2008年彭国志、彭婉仪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四会南江管委会拖欠承包款的情况下，应认定四会南江管委会拖欠承包款在先，即违约在先。根据《承包合同》中“如因长期拖欠承包款而影响环卫清洁工作的责任由甲方（四会南江管委会）承担”的约定，以及《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的规定，四会南江管委会长期拖欠承包款的行为，确会对彭国志、彭婉仪环卫清洁工作的设施设备投入及工作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按照合同约定，影响环卫清洁工作的主要责任应由四会南江管委会承担，且在四会南江管委会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时，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彭国志、彭婉仪亦有权拒绝四会南江管委会相应的履行要求。四会南江管委会提交《扣减情况表》以证明所拖欠的承包款为彭国志、彭婉仪没有按约定完成环卫清洁工作的扣减款，但该表为四会南江管委会自行制作，并没有彭国志、彭婉仪的签名确认，四会南江管委会亦未举证证明表中的扣款情况有一一通知彭国志、彭婉仪，无法证明扣款情况真实存在，从《扣减情况表》内容来看，2014年7月10日发出扣减承包款的《通知》中的相应扣减款项亦并未在《扣减情况表》中有相应的反映，即《通知》与《扣减情况表》相互矛盾，《扣减情况表》中扣除标准5000元／次与《承包合同》关于“乙方如因减少费用开支或裁减清扫人员，造成工业园卫生质量下降，企业、居民反映强烈……甲方可视情节扣减当月1000-3000元的承包费”的约定亦存在矛盾之处，故该院对上述《扣减情况表》及《通知》均不予采纳。对四会南江管委会主张彭国志、彭婉仪未按合同约定完成环卫清洁工作构成根本性违约的抗辩理由，该院不予采纳。《承包合同》尚在合同履行期内，四会南江管委会未足额支付承包款的行为，以及在未与彭国志、彭婉仪协商解除合同或者依法终止合同的情况下，即开展新招投标工作，并直接通知彭国志、彭婉仪解除合同的行为，导致彭国志、彭婉仪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四会南江管委会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彭国志、彭婉仪请求解除双方于2008年4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二，四会南江管委会应支付的承包款金额及相应利息，以及合同保证金是否退还的问题。根据四会南江管委会会计人员陈红编制的《南江工业园环卫承包款支付明细》及彭国志、彭婉仪的自认，截至2015年4月止，四会南江管委会仍有691396元承包款未支付给彭国志、彭婉仪。该数额与四会南江管委会提交的《扣减情况表》中辩称扣减的金额691396元能相互对应，该院依法确认截至2015年4月止，四会南江管委会拖欠的承包款为691396元。如前所述，四会南江管委会提交《扣减情况表》，认为四会南江管委会所拖欠的承包款属扣减款，但该《扣减情况表》与《通知》及《承包合同》相互矛盾，该院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四会南江管委会庭审中辩称在多年的合同履行中，四会南江管委会均在与彭国志、彭婉仪核对应付的承包款后由其开具发票向四会南江管委会请款，即双方并非按照合同约定的承包款来实际履行。但《承包合同》已明确约定承包款金额及支付期限，如四会南江管委会认为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双方对承包款金额及支付情况进行了变更，四会南江管委会应举证证明。现四会南江管委会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承包款金额以实际结算为主，四会南江管委会仍应按合同约定履行，故四会南江管委会依法应付清上述承包款691396元给彭国志、彭婉仪。四会南江管委会逾期支付上述承包款，已构成违约。根据《承包合同》的约定，逾期拖欠承包款四会南江管委会要则按银行同期利息加付给彭国志、彭婉仪。彭国志、彭婉仪主张上述逾期支付的承包款691396元的利息，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因彭国志、彭婉仪在起诉状中仅主张从2011年7月起拖欠的承包款，故逾期利息亦应从2011年7月开始计算，同时，又因彭国志、彭婉仪无法明确举证四会南江管委会每月拖欠承包款的情况，彭国志、彭婉仪自愿从次年1月1日开始计算，故利息最早应从2012年（一审判决笔误为2008年）1月1日起算，具体计算方法为：207750元×6.56%／年÷365天×159天（2012年1月1日至6月7日）＋207750元×6.31%／年÷365天×28天（2012年6月8日至7月5日）＋207750元×6.00%／年÷365天×179天（2012年7月6日至12月31日）＋633500元×6.00%／年÷365天×365天（20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699396元×6.00%／年÷365天×325天（2014年1月1日至11月21日）＋699396元×5.6%／年÷365天×40天（2014年11月22日至12月31日）＋654396元×5.6%／年÷365天×59天（2015年1月1日至2月28日）＋654396元×5.35%／年×71天（2015年3月1日至5月10日）＋654396元×5.10%／年÷365天×11天（2015年5月11日至5月21日）=106462.15元［利息暂计算至彭国志、彭婉仪起诉前一天，从彭国志、彭婉仪起诉之日（即2015年5月22日）起，以该院核定尚拖欠的金额691396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以内（含一年）贷款利率计算至四会南江管委会付清欠款之日止］。彭国志、彭婉仪诉请四会南江管委会退还合同保证金7万元，因四会南江管委会明确表示同意退还，双方不存在争议，故该院对彭国志、彭婉仪请求四会南江管委会退还合同保证金7万元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如何理解的问题。《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本案中，彭国志、彭婉仪与四会南江管委会在《承包合同》明确约定“甲方（四会南江管委会）如中途单方终止合同的，由甲方赔偿给乙方当年总承包款的1倍”，现四会南江管委会中途解除合同，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彭国志、彭婉仪承担违约责任。四会南江管委会于2015年4月提出解除合同，按照上述合同的约定，应赔偿给彭国志、彭婉仪当年（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年度）总承包款117万元的一倍即117万元。彭国志、彭婉仪认为“当年总承包款的1倍”即234万元，属于错误理解，《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该条款所使用的词句分析，“当年总承包款的1倍”即117万元×1倍=117万元，更符合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关于焦点四，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低或过高的问题以及违约金的数额认定问题。本案中，四会南江管委会提出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要求予以调整。经询彭国志、彭婉仪，其认为如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按1倍即117万元理解，该金额不足以弥补其损失（包括承包期间的设施设备投入、三年的利润），仍坚持主张违约金234万元。《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判定本案约定的117万元违约金是否需要进行调整，首先应以彭国志、彭婉仪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为基础来确定。
彭国志、彭婉仪认为其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包括剩余合同期限三年的利润损失以及设施设备投入损失。关于利润损失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故剩余合同期限三年的利润损失属于彭国志、彭婉仪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应予计算。对于利润损失的大小，双方当事人均有举证责任。彭国志、彭婉仪及四会南江管委会均就每月支出分别进行了核算并向该院提交了详细清单，彭国志、彭婉仪认为每月约支出66741.66元，四会南江管委会则认为月支出金额为70080元，经询彭国志、彭婉仪，两人称同意四会南江管委会核算的月支出金额，该院对该月支出金额70080元予以采纳。即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彭国志、彭婉仪承包涉案环卫清洁工作的利润为117万元-70080元×12个月=329040元。《承包合同》尚有三年的合同期，虽然合同约定每年承包金额增加4.5万元，但结合条款理解，该增加金额主要是基于物价指数上升、燃料及人员工资增加等因素所进行的调整，考虑到增加的承包金额与物价指数上升导致成本增加的金额基本相抵，故该院直接以月利润329040元计算剩余合同期限的利润，即329040元×3年=987120元。
关于设施设备投入损失问题。对设施设备投入的具体情况，彭国志、彭婉仪有举证证明义务。彭国志、彭婉仪提交了《南江环卫承包期间投入明细》，自述其承包期间的投入为273万，包括基建90万元、清洁工具8万元、运输车辆175万，但仅提供了金额为591600元的购车发票予以证明，未提交其他相应票据，车辆购车发票的合计金额591600元与彭国志、彭婉仪所称的投入金额175万亦差别较大，且部分购车发票显示车辆所有人并非彭国志、彭婉仪或者彭国志、彭婉仪经营的环卫公司，无法显示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彭国志、彭婉仪的举证不能证明其设施设备投入确实有273万。结合《承包合同》的约定及彭国志、彭婉仪自述，就设施设备投入问题分析如下：首先，该院已计算了剩余合同期限的利润损失，即彭国志、彭婉仪已获得相当于合同未来三年如期履行的情况下的收益。《承包合同》明确约定，承包金额已包括工具的损耗及折旧、日常管理费、园区扩展后增加的一切费用等，即该院计算的利润损失也已包括未来三年工具的损耗及折旧的费用，彭国志、彭婉仪重复主张工具的损耗及折旧损失没有依据。其次，《承包合同》明确约定兴建垃圾中转站等设施的用地由四会南江管委会负责提供，建设由彭国志、彭婉仪负责，但未约定基建设施的所有权问题，彭国志、彭婉仪亦未提供权属登记证等证明垃圾中转站等基建设施归其所有，如彭国志、彭婉仪所述，在合同如约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基建归四会南江管委会处置，清洁工具、车辆由彭国志、彭婉仪处置，现该院已计算彭国志、彭婉仪未来三年如期履行合同的收益，彭国志、彭婉仪的投入亦应按合同履行完毕进行处理，即基建设施归四会南江管委会处置，清洁工具、车辆由彭国志、彭婉仪处置，不存在损失赔偿问题。
综上，彭国志、彭婉仪的实际损失为987120元。彭国志、彭婉仪未能举证证明四会南江管委会按照《承包合同》约定向其支付违约金117万元后，还存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损失”，故该院不采纳彭国志、彭婉仪除违约金外还存在其他损失的主张。关于在彭国志、彭婉仪的实际损失为987120元的情况下，《承包合同》约定的违约金117万元是否属于过分高于损失的问题。经计算，合同约定的违约金117万元为实际损失987120元的1.1853倍（1170000÷987120=1.1853），即高于实际损失的18.53%，未超过30%，不属于过分高于所造成损失的情形。故该院对四会南江管委会要求调低违约金的抗辩理由亦不予采纳，四会南江管委会应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支付彭国志、彭婉仪违约金117万元。至于四会南江管委会抗辩称彭国志、彭婉仪经营实力不足、管理不到位，未按合同约定完成环卫清洁工作，造成园区环境恶劣等问题，因四会南江管委会未就彭国志、彭婉仪的违约行为进行充分举证，亦未提起反诉要求彭国志、彭婉仪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该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四会南江管委会可另行向彭国志、彭婉仪主张。
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彭国志、彭婉仪与被告四会市南江工业园管理委员会2008年4月1日签订的《南江工业园环卫工作承包合同》于2015年5月1日解除；二、被告四会市南江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彭国志、彭婉仪拖欠的承包款691396元及利息106462.15元［利息从2012年1月1日起计算，暂计算至2015年5月21日，从2015年5月22日起，以691396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以内（含一年）贷款利率计算至该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三、被告四会市南江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退还原告彭国志、彭婉仪合同保证金7万元；四、被告四会市南江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彭国志、彭婉仪违约金117万元；五、驳回原告彭国志、彭婉仪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受理费32400元，由被告四会市南江工业园管理委员会负担20633元，原告彭国志、彭婉仪负担11767元。
四会南江管委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四判项；2、驳回彭国志、彭婉仪的第二、三、四项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彭国志、彭婉仪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对《承包合同》终止履行的时间认定错误。合同承包期约定为2008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因彭国志、彭婉仪存在投入不足、环境脏乱差等根本性违约行为，四会南江管委会口头通知彭国志终止承包合同的履行，并告知其可以参加南江工业园环卫工作的重新招标程序。而重新招标的环卫工作服务期限位于《承包合同》约定的服务期内。在此情况下，彭国志、彭婉仪并未对招标公告提出异议，而是主动参与投标。其清楚地知道，即便其能够中标，也必须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并重新确定承包合同价款，双方将不能按照原来承包合同继续履行，因此，彭国志、彭婉仪参与投标足以证明其已同意终止《承包合同》的履行，该合同自其参与投标时由双方协商一致而终止履行。至于终止履行后，彭国志、彭婉仪因未能中标而引发本案合同终止履行后的结算交接纠纷，并不能改变合同已终止履行的事实。（二）一审法院对彭国志、彭婉仪的主要合同义务认定不清。本案作为环卫服务承包合同，四会南江管委会的主要合同义务是支付承包款，彭国志、彭婉仪的主要合同义务是提供符合合同质量要求的环卫服务。其中，合同中有关人员、机械配备的约定是对彭国志、彭婉仪履行合同能力的基本要求。然而，一审法院却并未对彭国志、彭婉仪提供的环卫服务的质量是否符合合同要求进行查明和认定。事实上，对于环卫服务质量要求，《承包合同》第四条第（二）款第1-7项有明确的要求，但从四会南江管委会提供的视频、照片、文件、通知等证据材料来看，彭国志、彭婉仪提供的环卫服务根本达不到合同约定的环卫服务质量要求，工业园“脏、乱、差”的现状长期存在。因彭国志、彭婉仪提供的环卫服务质量不合格，已无法实现《承包合同》的目的，彭国志、彭婉仪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三）一审法院对彭国志、彭婉仪的履行合同能力是否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未作出正确认定，事实上，彭国志、彭婉仪并不具备履行《承包合同》的能力。1、彭国志、彭婉仪提供的环卫机械配备方面的证据显示其提供的环卫机械配备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彭国志、彭婉仪提交的《南江环卫承包期间投入明细》所列举的机械设备的投入，与其后期提交的车辆购车发票无论从金额或者购买日期均存在重大的矛盾，案涉承包合同签订的日期为2008年4月1日，但彭国志、彭婉仪购买的部分车辆日期发生在案涉承包合同之前，而承包合同签订后所购置的车辆也非登记在彭国志、彭婉仪或者其成立的四会市南江环卫有限公司名下，故从购车发票显示的日期及发票抬头中均不能明显反映出彭国志、彭婉仪所购买的车辆是为了履行本案所涉承包合同。另外，彭国志、彭婉仪不仅承包了南江工业园的环卫清洁项目，还承包了城区另一个垃圾运输项目，因此彭国志、彭婉仪所出具的所谓购买设备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这些设备全部投放到南汇工业园的环卫工作中。2、彭国志、彭婉仪提供的环卫人员配备方面的证据显示其提供的环卫人员配备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一审中，彭国志、彭婉仪不能提供签订合同后有符合约定的至少24个环卫工人的证据，仅仅提供了2009年5月份、8月份的“工资表”，该工资表为其单方制作并没有四会南江管委会或者第三方机构对其进行确认，也没有劳动协议或者社保参保记录予以相应的佐证，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事实上，彭国志、彭婉仪不仅承包了南江工业园的环卫清洁项目，还承包了城区另一个垃圾运输项目，因此彭国志、彭婉仪所出具的员工工资证据并不能代表这些员工全部在南江工业园从事环卫工作。因此，一审法院仅凭2009年的工资单是不能认定彭国志、彭婉仪已经提供了合同所要求的环卫人员。（四）一审法院对双方履行合同的顺序认定错误。本案双方签订合同的日期为2008年4月1日，承包期从2008年5月1日开始，四会南江管委会支付首期承包款日期为2008年6月24日。不难看出，四会南江管委会为后履行合同义务一方，在彭国志、彭婉仪未能按照承包合同提供足够的环卫人员及机械设备，存在严重履约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已经构成对原承包合同的先行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关于“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现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要求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的规定，四会南江管委会按照上述规定在彭国志、彭婉仪先行违约情况下依法享有扣减其承包款的权利。（五）一审法院认定四会南江管委会未支付的691396元是拖欠承包款并判令四会南江管委会支付利息是错误的。本案中，四会南江管委会没有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数额支付承包款的原因在于彭国志、彭婉仪先行违约，四会南江管委会才按照法律的明确规定拒绝付清承包款，同时基于原承包合同的约定，彭国志、彭婉仪在没有提供足够的环卫人员及投入专业机械设备对园区进行环卫工作，四会南江管委会才扣除相关承包款，以及预留部分承包款作为环卫人员购买社保等费用，彭国志、彭婉仪在多年的合同履行期间，均以先出具确认承包款金额的发票给四会南江管委会，再由四会南江管委会按照发票载定金额支付已确认的承包款，彭国志、彭婉仪从未书面向四会南江管委会主张过所谓“拖欠”的余款及利息，也从未向法院提供诉讼要求四会南江管委会支付“拖欠”的余款及利息，已经以实际行动来改变了承包款的支付方式及数额。在没有证据证明彭国志、彭婉仪已主张过该方面权利的情况下，其主张从2011年8月计算利息没有事实依据。退一步讲，假设彭国志、彭婉仪有权提出该主张，其主张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六）一审法院对彭国志、彭婉仪剩余三年合同期的利润认定错误。1、《承包合同》自彭国志、彭婉仪参与南江工业园环卫工作重新招标时已由双方协商一致而终止，不存在剩余三年合同期的利润赔偿问题。2、一审法院认定的彭国志、彭婉仪剩余三年合同期的利润不符合客观事实。经四会南江管委会向税务机关查询，四会市南江环卫有限公司2013年利润总额仅有15019元，2014年利润总额为仅为761.3元，可见，彭国志、彭婉仪声称每年的经营可有20、30万元的利润收入并不属实。3、一审法院在对彭国志、彭婉仪的履行合同能力是否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未作出正确认定的前提下简单以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的总收入减去总支出计算所谓利润，显属错误。事实上，四会南江管委会提交的《南江工业园环境卫生实际情况》中所列支的支出费用，其中工人数量为17人，与原承包合同中约定彭国志、彭婉仪需提供至少24人的要求有一定差距，所作出的每月成本费用肯定比符合合同约定情况的成本会低，而一审法院在彭国志、彭婉仪没有按照原承包合同履行的情况下，直接参照四会南江管委会提供的成本核算来计算彭国志、彭婉仪的承包利润，其错误之处不言而喻。即便确实需要计算剩余三年合同期限的利润，也应在人员机构配备满足合同要求的前提经专业性评估机构依法评估其利润。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四会南江管委会单方终止合同缺乏法律依据。1、《承包合同》系因彭国志、彭婉仪参与投标时由双方协商终止履行，并非四会南江管委会单方终止合同的履行。因此，一审法院在《承包合同》终止履行时间上的认定错误导致一审判决缺乏合同依据。2、彭国志、彭婉仪的违约行为构成根本性违约。从本案的事实来看，彭国志、彭婉仪提供的环卫服务未达到前述环卫服务质量要求，人员机械配备也不具备合同约定的履行能力要求，南江工业园“脏、乱、差”的现状长期存在。彭国志、彭婉仪提供的环卫服务质量不合格，已无法实现合同的目的，其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性违约。3、四会南江管委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四会南江管委会未支付的691396元是四会南江管委会合同约定扣减的承包款，而非四会南江管委会拖欠的承包款。四会南江管委会扣减承包款的行为符合合同约定，并未违反合同约定。退一步讲，假设四会南江管委会存在拖欠承包款构成违约，691396元与彭国志、彭婉仪七年间的总承包款700万元左右相比，四会南江管委会的行为也不构成根本性违约。因此，在《承包合同》早已终止且四会南江管委会未构成违约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及合同第八条支持彭国志、彭婉仪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四会南江管委会向彭国志、彭婉仪赔偿1倍承包款的损失缺乏法律依据。1、在《承包合同》系协商终止的前提下，彭国志、彭婉仪要求四会南江管委会承担赔偿责任之诉讼请求不符合合同第八条的约定。2、一审法院以彭国志、彭婉仪剩余三年承包款所得利润来计算违约金与原合同订立的目的及客观事实不符。既然彭国志、彭婉仪没有按照原承包合同履行自己的环卫人员及机械设备的投入，就不应计算其违约情况下的利润。退一步讲，假设确需计算利润损失，一审法院判决四会南江管委会承担117万元的赔偿责任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限制性规定。（三）彭国志、彭婉仪无权要求四会南江管委会支付691396元及保证金7万元。本案中，在彭国志、彭婉仪构成根本性违约的前提下，四会南江管委会扣减691396元的行为符合合同约定，该费用依法不应再行支付。何况彭国志、彭婉仪提出要求支付该费用之诉讼请求也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至于保证金问题，由于合同第五条约定承包期满可支付，因彭国志、彭婉仪的根本性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终止，该保证金依法不应退还。四会南江管委会补充意见称：一审法院认定四会南江管委会在先违约不符合客观事实；彭国志、彭婉仪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四会南江管委会依法享有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核不合法；一审法院在没有采取司法鉴定的情况下仅凭彭国志、彭婉仪提供的所谓收入、支出凭证来计算其剩余三年合同期的利润，既不客观也不合法，且远超出了服务业行业平均利润率9%-15%的标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
四会南江管委会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4、彭国志、彭婉仪身份证、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上述1-4项证据，拟证明双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5、招投标文件；6、四会南江管委会委托采购项目备案资料；上述5-6项证据，拟证明《承包合同》事实上已由双方协商终止；7、照片；8、南江工业园清洁卫生工作评议表统计分析表；9、南江工业园清洁卫生工作评议表；10、2015年南江工业园企业垃圾费欠费情况表；11、企业对四会南江管委会追缴垃圾清运费的回复函；上述7-11项证据，拟证明彭国志、彭婉仪环卫人员及机械配备严重不足，清洁卫生质量差，严重影响了四会南江管委会的园区形象，导致园区企业不满及拖欠垃圾费的事实；12、四会市社保局证明；13、完税证明；14、垃圾清运承包合同；15、垃圾清运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上述12-15项证据，拟证明彭国志、彭婉仪并非在四会南江管委会一处从事环卫工作，一审法院对彭国志、彭婉仪利润的计算严重失实；16、陈红的声明书和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彭国志、彭婉仪提供的南江工业园环卫承包款支付明细并非陈红所制作，一审法院的认定不适合客观实际；17、发票，拟证明双方已经实际变更合同的履行方式及承包款的支付采用彭国志、彭婉仪申请在先，先行提供发票之后四会南江工业园再支付承包款。
被上诉人彭国志、彭婉仪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四会南江管委会上诉提交的所谓证据全部是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均属于无中生有，是利用其行政管理职能的优势，通过倒签日期等手段捏造出来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该部分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二审法院依法应不予采纳。彭国志、彭婉仪对四会南江管委会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均不同意质证。三、彭国志、彭婉仪在一审中请求解除合同，是基于四会南江管委会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导致彭国志、彭婉仪无法继续按原合同履行，不得已而为之。鉴于四会南江管委会违约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彭国志、彭婉仪的合法权益，并造成彭国志、彭婉仪巨大的经济损失，在多次向四会南江管委会的上级主管及监督部门投诉、反映后，四会南江管委会仍一意孤行强行违约的情况下，彭国志、彭婉仪无奈才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依法主张权利。（一）四会南江管委会强行终止合同，属于根本性违约。《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为10年。四会南江管委会在合同承包期未满，在没有任何书面或口头通知的情况下，未与彭国志、彭婉仪协商和同意，在2015年4月16日擅自暗箱操作招投标，设置极不合理的招投标条款（价格占20%，服务及商务占80%），严重违反了市场经济规律，存在为他人公司中标而量身定造标条款及利益输送之嫌疑。而且，四会南江管委会于2015年4月20日，5月11日，还捏造理由发出《终止合同书》及《通知》，明确提出终止合同，四会市肇洁清洁有限公司不顾彭国志、彭婉仪强烈反对，于2015年5月1日强行进入南江工业园区实施环卫清洁工作，四会市南江管委会还无故停发承包款。因此，迫于无奈，彭国志、彭婉仪于2015年6月3日，才停止运作，到现在还欠环卫工人5月份工资。另外，四会南江管委会称彭国志、彭婉仪参与2015年4月16日投标即是同意终止《承包合同》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彭国志、彭婉仪参与这次投标，是在继续履行合同的同时，想提高服务费、增加经济效益，因为原合同明确规定：“如在承包期内，因物价指数上升过快，燃料及人员工资增幅超过当年20%，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差价”，并“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可优先竞投承包”。以上各种事实证明，四会南江管委会单方面终止合同，属于根本性违约。（二）一审法院认定四会南江管委会支付691396元拖欠款及利息给彭国志、彭婉仪是正确的。自2008年5月起，四会市南江管委会以经费不足的理由，从合同承包期第一年开始每月拖欠承包款约2万元左右，到2011年5月返还拖欠款：40万元，9月返还拖欠款281000元，两次合共付681000元（附发票复印件）。但从2011年8月至2015年4月又累计拖欠691396元，并非扣减款或罚款。而且原合同第三条第二点明确规定：“逾期拖欠承包款甲方则按银行同期利息加付给乙方。”（三）四会南江管委会单方面终止合同，属于根本性违约。因此，应当退还合同保证金7万元本息给彭国志、彭婉仪，并且应当按合同第八条规定：“甲方如中途单方终止合同的，由甲方赔偿乙方当年总承包款的1倍”，即117万元给彭国志、彭婉仪。（四）彭国志、彭婉仪不存在合同违约责任。自2008年5月1日起，彭国志、彭婉仪严格按照《承包合同》条款要求执行。虽然南江管委会长期拖欠承包款，对彭国志、彭婉仪加大设备投入和工人的工作积极性造成一定影响。但还是尽','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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