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浙0481行初21号
原告朱文斌，男，1979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
原告丁水红，女，198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
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有水，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住所地海宁市海洲街道钱江西路82号。
法定代表人陈培玉，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维斌，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文斌、丁水红不服被告海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海宁市卫计局）作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于2016年3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3月15日立案后，于同年3月1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文斌及两原告委托代理人吴有水，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杨利忠及委托代理人王维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海宁市卫计局于2015年10月14日作出了人口计生征字（2015）第60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认定原告朱文斌、丁水红于2015年6月1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行为违反了2014年修正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因此，被告依据该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对原告朱文斌、丁水红均按照2014年海宁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1倍征收社会抚养费49562元，两人合计99124元。
原告朱文斌、丁水红起诉称，2015年10月14日，被告以两原告“不符合法定生育条件多生一胎”为由，作出人口计生征字（2015）第60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向两人征收99124元社会抚养费。两原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已经修改，被告作出该征收决定的法律依据已不存在，根据有利于相对人的原则，本案应当适用新法。庭审中，两原告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抚养费曾被称为计划生育罚款，直至1995年前后我国加入了有明文规定不得对生育行为进行处罚的国际公约才改称为社会抚养费，因此征收社会抚养费本质上就是行政处罚，故被告程序违法。为此，两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人口计生征字（2015）第60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
被告海宁市卫计局答辩称，一、征收决定认定两原告违法多生育一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根据两原告的身份证、结婚证、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证、询问笔录及谈话笔录等证据，经查实：两原告为农村居民且均非独生子女，于2002年11月登记结婚，于2003年8月生育一男孩，又于2015年6月1日生育一男孩。两原告并不符合2014年修正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再生育条件，再次生育属该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多生一胎的违法行为。另查，两原告家境一般，个人年实际收入低于上一年海宁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无其他经济来源且未参加社会保险。二、征收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得当。两原告再生育行为发生于2015年6月1日，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作出于同年10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最新修正尚未决定和实施。因此，被告适用2014年修正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认定两原告违法多生育一胎，同时根据该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并结合两原告的实际年收入、家境、其他生活来源及身体健康状况等情况，决定对两原告均按照上一年海宁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3601元的2.1倍征收社会抚养费，适用法律正确、征收金额恰当。三、征收决定符合法定程序。获知原告丁水红再次怀孕后，受被告委托的海宁市人民政府马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海宁市马桥街道）计生工作人员分别于2014年12月4日和19日对两原告进行了劝说、教育，但原告丁水红并未终止妊娠。2015年6月19日海宁市马桥街道对两原告的违法再生育行为进行了立案，同年7月7日对两原告进行了调查、取证。2015年9月30日，海宁市马桥街道向两原告送达了告知书，将违法事实、拟处理的依据和结果及相关权利告知了两原告。2015年10月14日，海宁市马桥街道以被告名义作出了人口计生征字（2015）第60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并将决定书送达了两原告。同年10月21日，两原告按时缴纳了社会抚养费99124元。综上，被告认为本案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处理结果得当，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海宁市卫计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谈话笔录两份，
2.询问笔录一份，
3.公民身份证两份，
4.结婚证一份，
5.户口登记信息查询表一份，
6.出生医学证明两份，
证据1-6，证明两原告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第二孩等事实；
7.海宁市2000-2014年人均收入证明一份，证明2014年海宁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情况；
8.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两份，证明两原告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事实；
9.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各一份，证明被告作出了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并已经依法送达等事实；
10.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一份，证明两原告已经全额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事实；
11.征收社会抚养费委托书一份，证明被告委托海宁市马桥街道在其管辖的行政区域内以被告的名义对不符合法定生育条件的当事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事实；
12.立案呈批表、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自由裁量情况审核说明书、征收社会抚养费审批表及结案报告各一份，证明被告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等事实；
13.2014年修正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九条，证明被告具有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职权及所作征收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两原告认为笔录前部表明身份的一段文字均系事先打印并非当场书写，因此不能证明工作人员出具了执法证。对被告提交的证据7，两原告认为根据目前的统计规定已经不存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这一项，所以对真实性、合法性不发表意见。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两原告认为其中的立案呈批表、自由裁量情况审核说明书、征收社会抚养费审批表及结案报告均系内部审批程序材料，原告方并不知情；其中的告知书收到的时间与征收决定书相同，均为2015年10月14日，送达回证上日期9月30日并非其书写。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6、8-11，两原告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因两原告对被告证据3-6、8-11无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被告证据1、2，经查，虽然三份笔录前段系事先打印，但该部分不仅载明了“我们是马桥街道行政执法人员，这是我们的执法证，请看……”，还载明了具体工作人员的姓名和证号，而两原告当时并未提出异议并在笔录上签字确认，故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该两份证据予以认定。被告证据7，经查，2014年修正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应按照上一年当地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倍数征收，海宁市统计局统计提供的2014年海宁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3601元，故本院予以认定。被告证据12，经查，其中的告知书送达回证上受送达人签收栏的日期“2015年9月30日”，是在原告方自己不填写的情况下由被告方事后代写。原告方签名时不填写日期，也即自愿放弃了确认收到告知书时间的权利，而且原告方若同时收到告知书和征收决定书而不提出异议也不太符合常理，因此本院对该送达回证予以认定；至于其中的其他证据，能够证明立案、审批及结案××，故本院亦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5日，原海宁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委托海宁市马桥街道以委托机关名义在受托机关行政区域内依照2014年修正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的当事人征收社会抚养费，委托机关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委托期至2020年1月5日。原告朱文斌、丁水红均为非独生子女农村居民，于2002年11月26日登记结婚，于2003年8月24日生育一男孩，于2015年6月1日又生育一男孩。2015年6月19日，受托机关海宁市马桥街道对两原告生育二孩的行为予以立案并展开调查；同年9月30日以送达告知书的方式告知了两原告违法的事实、拟处理的依据和结果及享有权利。2015年10月14日，受托机关海宁市马桥街道以被告海宁市卫计局名义作出了人口计生征字（2015）第60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并向两原告送达了决定书。2015年10月21日，两原告缴纳了99124元社会抚养费，但不服上述征收决定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2014年修正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也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原海宁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委托海宁市马桥街道对辖区内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的当事人征收社会抚养费，而被告海宁市卫计局系继续履行原海宁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职权的行政机关，因此被告主体适格。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二、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否属于行政处罚，行政程序是否违法。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认为，2016年修正或施行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也即被告方适用的法律已经失效，征收决定违反了现行的法律，根据有利于相对人的原则，应当对原告适用新法。经查，本案违法行为的发生、征收决定的作出及自愿缴纳社会抚养费行为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之前，并不存在有利于相对人或从旧兼从轻的情形，被告方当时根本没有所谓的新法适用，因此两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设定了七种行政处罚，征收社会抚养费并不在其中；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亦未将其设定为行政处罚，故也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因此，两原告关于征收社会抚养费本质上是行政处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经查，目前尚无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等对征收社会抚养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也即没有法定的程序。不过，即便如此，行政程序也有最基本的要求，以便达到最低限度的公正。本案被告方在调查询问时表明了身份，告知了两原告申请回避的权利，在作出征收决定前告知了两原告拟作出征收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已经达到了正当行政程序的基本要求。因此，两原告关于行政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本院认为，本案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文斌、丁水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朱文斌、丁水红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章小平
审 判 员 章 懿
人民陪审员 蔡平贵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居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