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6民初13506号
原告：北京全顺达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兴谷经济开发区6区301-167号。
法定代表人：张连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双双，北京市大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潘美玲，女，1957年1月16日出生，汉族。
被告：董文婷，女，1983年6月2日出生，汉族。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升阳，北京市立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董利根，男，1930年12月1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文婷，女，1983年6月2日出生，汉族。
原告北京全顺达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顺达公司）与被告潘美玲、董文婷、董利根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全顺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双双，被告及被告董利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文婷，被告潘美玲、董文婷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升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全顺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设备租赁款2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开始，原告与北京万兴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二分公司（以下简称万兴二分公司）建立设备租赁关系，2010年至2013年，原告将自有的“塔式起重机（×××3）”租赁给万兴二分公司使用，万兴二分公司每月支付租金（包括司机的工资和车辆维修费）。董国明（已去世）是原告公司员工，原告将发票交给董国明，再由董国明去万兴二分公司处领取设备租赁款。经核实，万兴二分公司已陆续将设备租赁款25万元交付董国明，但董国明并未将该款项交还给原告。原告认为，与董国明建立的委托关系成立并生效，董国明领取设备租赁款后应交付给原告，由原告财务人员入账进行管理，但董国明拒不将款项交给原告，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被告潘美玲、董文婷、董利根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董国明本人已经去世，被告作为家属对相关情况均不知情，董国明和原告之间是挂靠关系而不是委托关系，董国明也从未占有过租赁款。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9月1日，万兴二分公司向全顺达公司出具《证明函》一份，载明：“全顺达公司：1、我司于2010年、2011年租用贵司塔式起重机（×××3）；2、我司收到过贵司在2010年和2011年开具的抬头为万兴二分公司的六张发票，总金额是28万元，分别是：2010年2月5日4万元、2010年6月28日3万元、2010年9月6日2万元、2011年1月4日10万元、2011年1月4日4万元、2011年5月5日5万元；3、我公司已将28万元租金分多次全部支付给贵司工作人员董国明，后附董国明取款单。特此证明”。
2014年10月，全顺达公司将董国明诉至本院，要求董国明返还上述租赁款28万元（后变更诉讼请求为25万元）。2015年2月10日，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谈话，并询问董国明全顺达公司是否委托其收取过28万元，董国明回答称：“业务是我自己接的，根据所接业务的收费金额由原告公司向第三方开发票，我拿发票向第三方收钱，通过原告公司走账，之后再扣除6%的税金返给我…原告起诉的28万元中有15万元已经向原告交过税金，这15万元分为两次，一次10万元，一次5万元，没有通过原告公司走账。还有13万元是已经交给了原告公司，他们扣除税金之后向我返还。我交给公司的13万元是支票，他们返回来的是现金，交支票的时间记不清了，因为都是陆续交的”。此外，全顺达公司及董国明在该次谈话中均认可双方是挂靠关系，但没有签订挂靠协议。2015年3月24日，本院再次组织开庭，全顺达公司提交了《北京市起重机械登记编号》（证明×××3设备系全顺达公司所有）以及向万兴二分公司开具的发票5张，董国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该设备系其个人购买。此外，全顺达公司还提交了其给董国明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日期为2010年2月5日，内容为“董国明为我公司员工，现委托董国明领取我公司与万兴二分公司设备租金款项”，全顺达公司主张该份《授权委托书》系万兴二分公司向其提供，但董国明对该份《授权委托书》不予认可，主张并未见过该份委托书。庭审中，董国明提交了2万元进账单一份，日期为2009年11月30日，全顺达公司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此外，全顺达公司在该次开庭过程中否认与董国明之间系挂靠关系，董国明在法庭辩论时辩称“开发票有两联，复联我没有拿走在公司，进账单在公司，15万没有在公司，其他的钱都在公司，可以去银行查账”。此后本院作出（2014）丰民（商）初字第189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全顺达公司的起诉。全顺达公司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7）京02民终9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4）丰民（商）初字第18934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系重新立案。
另查：董国明于2016年7月27日死亡，潘美玲系董国明之妻，董文婷系董国明之女，董利根系董国明之父。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询问，全顺达公司认可本案涉及的业务确实是董国明为公司介绍，租赁费的收取都由董国明负责，公司同意从收取的租赁费中拿出10%-20%给董国明个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连强当时对法律关系不太了解，因此才称双方系挂靠关系，但双方实际并不存在挂靠关系。
以上事实，有原告全顺达公司提交的《北京市起重机械登记编号》、产品供货合同、收据、发票、证明函、授权委托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本院调取的（2014）丰民（商）初字第18934号案件谈话笔录、开庭笔录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死亡，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继承人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被继承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承担诉讼的继承人有效。本案中，董国明于2016年7月27日死亡，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潘美玲、董文婷、董利根同意作为当事人继续参加诉讼，全顺达公司对此亦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亦不持异议，潘美玲、董文婷、董利根作为被告继续承担本案诉讼，董国明此前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潘美玲、董文婷、董利根有效。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全顺达公司与董国明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关系以及董国明是否应向全顺达公司承担付款义务。对此本院认为：万兴二分公司在出具的证明函中认可于2010年、2011年租用全顺达公司的塔式起重机（×××3），并已将28万元租金分多次全部支付给董国明，董国明在（2014）丰民（商）初字第18934号案件的谈话及开庭过程中对此也并未予以否认，只是辩称涉案设备是其个人购买，且28万元租赁费中的13万元已经支付给了全顺达公司。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定全顺达公司委托董国明从万兴二分公司处收取涉案设备租赁费的事实存在。全顺达公司在（2014）丰民（商）初字第18934号案件中认可收到了3万元，故将诉讼请求金额变更为25万元，但并不认可收到了另外10万元，董国明如果主张已向全顺达公司支付了另外10万元，则对此需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在（2014）丰民（商）初字第18934号案件以及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董国明及潘美玲、董文婷、董利根只提供了日期为2009年11月30日的2万元进账单一份，日期在本案所涉业务之前，无法认定与本案存在关联性，除此之外未提供其他证据对此予以证明，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涉案设备系董国明个人出资购买，因此全顺达公司要求董国明返还从万兴二分公司处收取的租赁费，于法有据。
关于返还款项的具体数额，本院认为，结合全顺达公司及董国明的陈述，本案涉及的业务是董国明为全顺达公司介绍，租赁费的收取也由董国明负责，可以认定双方在委托关系之外，还存在居间关系，但在（2014）丰民（商）初字第18934号案件以及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董国明及潘美玲、董文婷、董利根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对董国明有权从全顺达公司处获取的报酬予以证明，鉴于全顺达公司在本案中认可董国明有权从收取的租赁费中获得10%-20%，故本院将董国明应返还款项的数额酌定为25万元的80%即20万元。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清偿的债务，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因此，潘美玲、董文婷、董利根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以继承董国明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潘美玲、董文婷、董利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董国明所欠北京全顺达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的20万元债务承担给付责任（实际承担数额以继承董国明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
二、驳回北京全顺达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原告北京全顺达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负担1010元（已交纳）；由被告潘美玲、董文婷、董利根负担404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俞凯欣
人民陪审员 何二宝
人民陪审员 马国保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李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