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甬海法商初字第757号
原告：上海简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堡镇大通路***号*幢*楼*****室。
法定代表人：郭永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贺伟，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王玲，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福鼎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振兴西路***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荣耀，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金玉来，上海市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陆礼征，上海市凯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简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达公司）为与被告浙江福鼎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鼎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9月2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11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简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贺伟和王玲、被告福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陆礼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简达公司起诉称：2012年9月和10月，被告先后委托原告代为订舱出运3票货物共计4个集装箱，上述货物由原告委托厦门中贸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贸上海分公司）订舱出运。货物在目的港发现集装箱内混装有危险品，按照船公司规定，需向船公司另行支付相应危险品附加费和罚金。中贸上海分公司按规定向船公司支付上述费用后向原告索赔，将原告诉至上海海事法院【案号为（2013）沪海法商初字第833号，以下简称2013沪法商833号】，该案已审理终结并执行完毕。原告认为，被告委托原告代为订舱，应将出运货物具体情况告知原告。现涉案集装箱在目的港被发现含有未告知的危险品，相应责任应由被告承担，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赔偿原告损失185716元人民币及利息（自2014年6月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2、本案诉讼费和诉前保全申请费1420元人民币由被告承担。
被告福鼎公司答辩称：一、根据委托书和提单显示，托运人分别系晨辰贸易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优优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优喜公司），被告仅代其向原告订舱，对货物实际状况不清楚，因货物品名不符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实际托运人承担；二、涉案两票货物已取得优优喜公司的转委托授权，将订舱事宜转委托给原告，委托关系存在于优优喜公司与原告之间，与被告无关；三、2013沪法商833号民事判决书系根据简达公司自认，认定承运人收取危险品附加费和罚金的事实及合理性，并未进行调查，且承运人收取罚金的公告晚于货物出运时间；被告已向中贸上海分公司支付9万元人民币罚金和危险品附加费，该款项应予以扣除。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简达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1、委托书、联系单、费用确认通知书、提单，证明原告接受被告委托订舱出运涉案货物；
证据2、2013沪法商833号民事判决书和补正民事裁定书、（2014）沪海执预字第55号执行通知、汇率中间价公告、执行款付款回单，证明原告根据生效判决支付中贸上海分公司货物危险附加费和罚金共计185716元人民币；
证据3、情况说明、自拉自报责任协议书，证明原告有权就涉案损失向被告追偿；
证据4、危险品附件费征收标准通告、往来电子邮件（内含马士基公司收取货物危险品附加费标准），证明原告主张各项费用的合理性；
证据5、（2013）沪高民四（海）终字第148号卷宗材料（庭审笔录、谈话笔录、福鼎公司出具的付款证明、中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危险品附加费付款凭证、说明、款项性质载明为押金的收款收据、二审民事裁定书），证明被告支付9万元人民币系作为涉案货物在目的港产生后续费用的押金，与本案无关；
证据6、（2014）沪高民四（海）申字第1号案件材料（听证笔录、再审民事裁定书），证明生效裁判文书确认9万元人民币系押金；
证据7、受理诉前财产保全申请通知书、付款收据，证明原告因涉案纠纷申请诉前保全产生申请费。
被告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订舱代理协议、订舱委托书，证明涉案两票货物系被告取得优优喜公司转授权后委托原告订舱，与被告无关；
2、承运人于2013年2月26日发布的收取瞒报危险品罚金和调整危险品附加费通知、危险品附加费查询记录网页，证明承运人发布公告时间晚于货物出运时间，其收取费用依据不足；
3、中贸上海分公司于2013年1月27日出具的收据，收款事由载明：支付提单号YMLUM230437335危险品附加费等，证明被告已支付涉案货物部分罚金和危险品附加费9万元人民币。
经当庭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对委托书和提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联系单和部分费用确认单没有原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在委托书中均已披露实际发货人的名称和身份；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民事判决书与本案主体和法律关系不同，没有查明货物在目的港查验以及产生相应费用的合理性，仅系根据简达公司自认作出认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情况说明仅载明船公司发现货物含有危险品，该货物系货主自主装箱，被告对其不知情；自拉自报责任协议书出具时间晚于涉案货物出运时间，与本案无关；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往来电子邮件系打印件，无法确认接收者身份，且系马士基公司的收费标准，与本案无关；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6，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从未收悉中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说明，收款收据应系简达公司或者中贸上海分公司为诉讼需要而单方制作，不同于被告提供的收款收据，对其不予认可；民事裁定书系根据简达公司自认作出，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经审理认为，证据1中的委托书、提单、被告盖章确认的费用确认书以及证据2、3、5、6，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证据2、3均系原件，证据5、6系原告调取于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关联案件的卷宗材料；证据1中的联系单和部分费用确认书虽非原件，但载明的起运港、目的港、提单号等信息能与其他证据原件相印证，被告亦支付相应货代费用，故对上述证据均予以认定；证据4系打印件，被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对其不予认定；被告对证据7无异议，故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认为被告未能证明优优喜公司系合法主体，且从未披露过该公司，货物代理出运事宜均系原告与被告联系，即使真实，亦仅能约束被告与优优喜公司，故对其不予认可；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中的公告真实性无异议，但不排除船公司曾于2012年发布过类似通知，危险品附加费调整通知仅适用于澳洲线，不适用本案，对查询网页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原告认为在2013沪法商833号案件审理中，其多次要求被告提供支付9万元人民币的付款凭证，但均未果，故该收款收据系被告伪造，对真实性不予认可，9万元人民币系涉案货物在目的港产生滞箱费和堆存费的押金，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证据1虽为原件，但系被告与优优喜公司之间签订，双方对货代事宜的约定不能约束原告，故对其不予认定；证据2中的收费通知系承运人于2013年2月26日发布，根据互联网的时效性和更新程度，不足于否认承运人于2012年12月发布类似收费通知；危险品附加费通知仅系适用于澳洲线，涉案货物目的港为埃及，系不同航线；危险品附加费查询记录网页仅系打印件，原告不予认可，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证据3载明的款项性质与中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收款收据记载内容存在出入，原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对该款项的性质，将结合全案证据和庭审情况综合认定。此外，涉案货物危险品附加费和罚金收取主体系承运人阳明海运集团，在2013沪法商833号案件审理中，中贸上海分公司提供了船方发现涉案货物存在危险品应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发票、付款凭证以及收费公告，简达公司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法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均系原件，能与中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相印证，故根据全案证据和庭审调查认定涉案货物系危险品货物（“FIREWORKS”）及船方收取危险品附加费和罚金的金额合理，该判决认定事实亦被再审民事裁定书所确认，故被告认为相关裁判文书仅系根据简达公司自认作出的该项抗辩，证据与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基于上述证据认定和庭审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9月，原告接受被告委托，代为办理两批货物出运的订舱事宜。委托书抬头载明为福鼎公司，货物品名为玻璃家具用品，并由福鼎公司盖章确认。原告通过中贸上海分公司向承运人阳明海运集团订舱，并将承运人签发编号为YULUM230427700和YULUM230429237的提单转交给被告，上述提单载明：托运人为优优喜公司，目的港为埃及亚历山大港，40尺高箱各1个，货物品名为玻璃家具用品。2013年2月5日，船方致函中贸上海分公司，称上述两票货物在目的港发现装有危险品FIREWORKS，要求在一周内支付瞒报罚金2万美元和运价改危险品运价差额10975美元。
2012年10月23日，原告再次接受被告委托，通过中贸上海分公司向阳明海运集团订舱，承运人为此签发号为YMLUM230437335的提单，载明货物品名为椅子，目的港为埃及塞得港，2个40尺高箱。2012年12月27日，船方通知中贸上海分公司，称该票货物在目的港发现装有危险品FIREWORKS，要求支付瞒报罚金1万元和运价9200美元。被告已支付涉案货代费用。2013年1月1日，中贸上海分公司支付船方19200美元。2013年1月27日，被告支付中贸上海分公司9万元人民币。此外，2012年12月，阳明海运集团在官方网站公示：称为确保安全，要求各位客户对化学品等货物如实申报，如发现可以瞒报、漏报等情况，将对责任客户处以1万美元以上罚款，并通报海事相关部门。中贸上海分公司向原告主张上述费用未果，故于2013年6月26日诉至上海海事法院，该院于2013年9月29日作出2013沪法商第833号民事判决，判令：一、简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赔偿中贸上海分公司损失30175美元及上述费用从2013年3月2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对中贸上海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后简达公司提起上诉，因超过有效上诉期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1日作出（2013）沪高民四（海）终字第148号民事裁定，驳回简达公司的上诉。至此，该民事判决书已生效。2014年6月3日，原告根据上海海事法院发出的执行通知，支付中贸上海分公司执行款185716元人民币。后简达公司以中贸上海分公司收取的9万元人民币应予以扣除为由，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经审理后于2014年10月27日作出（2014）沪高民四（海）申字第1号民事裁定，认定争议的9万元人民币系中贸上海分公司要求福鼎公司支付的押金，不应在本案中予以扣除；据此，驳回简达公司的再审申请。原告向被告追偿上述费用未果为由，诉至本院。
另查明：本院根据原告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于2014年9月11日作出（2014）甬海法保字第39号民事裁定，冻结被告银行存款18万元人民币，为此产生保全申请费1420元人民币。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根据原、被告诉辩和庭审情况，现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并评析如下：
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
被告认为，涉案两票货物已取得优优喜公司的转委托授权，亦向原告披露了实际托运人信息，涉案业务存在于原告与实际托运人之间，与被告无关；原告对此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以自身名义向原告订舱，联系单载明的托运人均为被告，相关单证的交付及费用的支付等事宜均在原被告之间进行，故涉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存在于原、被告之间。即使被告向原告披露实际托运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关于“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的规定，原告仍有权就涉案货物产生的相应费用向被告主张。
二、涉案9万元人民币应否抵扣
被告辩称，其向中贸上海分公司支付的9万元人民币系涉案货物产生的罚金和危险品附加费，应当在本案中扣减。本院认为，第一，涉案货物系危险品货物，因无法顺利及时清关，必然在目的港产生滞箱费和堆存费等相关费用；中贸上海分公司作为向承运人直接订舱的货运代理人，存在负担后续费用的可能性。第二，即使被告提供的收款收据属实，但未能证明其在知晓2013沪法商833案件正在审理时，已将该收款收据提交给原告，以便原告在该案中进行有效抗辩，该疏忽行为的法律后果亦应由被告自身承担。第三，中贸上海分公司在关联案件庭审和听证笔录中，均主张该款项系被告向其支付涉案货物在目的港后续产生滞箱费和堆存费的押金，与本案已产生的费用无关，该主张亦由生效裁定所确认，被告至今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推翻，且原告已支付完毕。如被告对中贸上海分公司收取并保留9万元人民币押金的合法性存有异议，可另行择诉解决。据此，被告主张的9万元人民币与原告主张涉案款项无关，不应予以扣除。
综上，原、被告之间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真实合法，应确认有效。被告作为委托人应确保货物品名的真实性，因涉案货物在委托时没有如实按危险品货物申报，由此在目的港产生相应的危险品附加费和罚金，应由被告承担；原告承担上述费用后，有权向被告收取，但相应利息应自原告付款之次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原告因涉案纠纷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由此产生的保全申请费，依法亦应由被告负担。据此，原告诉请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福鼎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简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各项损失185716元人民币及相应利息（自2014年6月4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
二、被告浙江福鼎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简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诉前保全费1420元人民币。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060元人民币，减半收取2030元人民币，由被告浙江福鼎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4060元人民币（具体金额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应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户名：浙江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19000101040006575401001，开户行：农行杭州市西湖支行］。
审 判 员 张建生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郑 静
附页：
本案引用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
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
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可以因此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自然规律及定理；
（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