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惠中法民一终字第6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若兰，女，汉族，1942年9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增城市。
诉讼代理人：罗文，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谢林焕，男，汉族东莞市莞市企石镇。1967年6月21日
诉讼代理人：王忠明，广东首创（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谢炳林，男，个体工商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75215部队，（原中国人民解放军53205部队）。
法定代表人：何军，部队长。
诉讼代理人：丁武，广州军区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单海燕，女，住广东省增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单海涛，女，住广东省增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单海媛，女，住广东省增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单海洋，女，住广东省增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单海东，男，汉族，1969年2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增城市。
上述五个被上诉人诉讼代理人：罗文，广东首创（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蔡建生，男，汉族，1964年10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
原审第三人：张龙吟，男，汉族，1964年1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丰顺县。
原审第三人：黄富林，男，汉族，1975年2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原审第三人：黄庆荣，男，汉族，1967年2月28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原审第三人：杨定波，男，汉族，1965年10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
原审第三人：姚福昌，男，汉族，1967年10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城区。
上诉人魏若兰、谢林焕因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博罗县人民法院（2009）博法民一初字第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与单梁邦于2000年3月13日签订两份《土地使用责任书》（实际上是土地租赁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一、原告将“罗汉地”中的两块土地租给单梁邦种养，租赁期限20年，即从2000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月1日止；二、涉案土地面积139亩，其中，鱼塘100亩，山地39亩（后经博罗县国土资源局测绘，土地总面积为441.5亩，其中鱼塘115.79亩，）；三、乙方每年应交土地使用管理费6490元；四、甲方（原告）因需要使用乙方（单梁邦）种养的土地时，乙方应无条件服从，有关事项双方协商解决，乙方应在限期内自行清理，甲方不负连带责任，合同还约定了付款方式及其他事项。合同签订后单梁邦开始经营，在山上种植桉树、养鱼、养猪等，并交纳了从2000年至2008年的租金，共58410元。经博罗县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鉴定：单梁邦的财产有：1、房屋、水泥路、绿化树、电线等价值为148351．65元；2、175亩桉树林木的直接经济价值为285600元（实际约260亩，评估时转租部份约85亩的林木未评估，等执行时重新评估）；3、鱼塘面积15．84亩，养殖水面积15亩共4口塘，鱼塘亩产量应介于350－550公斤之间，产值为2100－3500元／亩，总产值为31500元－52500元，鱼塘价值为2200元／亩，鱼塘总价值为34848元，养殖场总价值为66348元－87348元；4、猪场的财物价值为413836．52元，共914136．17元－935136．17元（详见附表）。2005年3月4日，单梁邦与蔡建生签订《鱼塘转让合同》，将面积为99.95亩的5口鱼塘转包给蔡建生，承包期15年，即从2005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一次性收取了蔡建生的承包款60万元。经鉴定，蔡建生的财物为总价值415420.47元（已扣除鱼的价值333900元）。2008年4月17日，蔡建生与张龙吟签订《鱼塘租赁合同》，将其中50亩鱼塘转包给张龙吟，租金80000元/年，承包期6年，即从2008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0日止。经鉴定，张龙吟的财物价值为18168元。2007年9月，单梁邦与谢林焕合作养鸡（无合同），单梁邦将7亩多的山地出租，谢林焕出资金和技术，并负责管理，双方各持利润50%。经鉴定，谢林焕鸡场的财物价值为370589.90元。2005年5月21日，单梁邦与黄富林、黄庆荣、杨定波、姚福昌签订《养殖合作经营协议》，由黄富林等四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单梁邦每年收取固定租金29000元。经鉴定，黄富林等四人鸡场的财物价值为998985.01元。单梁邦与第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无其它争议。
另查，“罗汉地”属于政府划拨地，用途为“军事设施”，原告领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博府国用（99）字第1322150015号。
再查，单梁邦于2010年6月14日因病死亡，本院追加其第一顺序继承人魏若兰（妻子）、单海燕（女儿）、单海涛（女儿）、单海媛（女儿）、单海洋（女儿）、单海东（儿子）为被告。单海燕、单海涛、单海媛、单海洋作出一份《声明》，内容：“有关该案的一切权利（包括诉讼权、继承权等）均转让给我母亲魏若兰”。魏若兰庭审时表示同意。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被上诉人75215部队同意因其申请原审法院委托博罗县国土资源局对单梁邦租用的土地面积进行测量而产生的测绘费266966元由其负责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罗汉地”为政府划拨地，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除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情况外，不得转让、出租、抵押。”原告未经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批准，出租土地，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因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原告与单梁邦双方明知是划拨地而出租、承租，双方均存在过错，应承担同等责任。鉴于原告每年收取的租金较低，且单梁邦已实际使用该土地多年，获得了一定的收益，故对于单梁邦已付给原告的租金，原告无须返还，单梁邦实际超面积使用原告的土地，也无须再补交租金。单梁邦因此遭受损失应由原告与单梁邦各承担50%。该土地上的林木直接经济价值为285600元，鱼的价值42000元（取平均数），计算单梁邦遭受的损失时应将林木及鱼的价值予以扣除。综上，单梁邦的损失为597036.17元〔（500299.65元＋521299.65元）/2－285600元-42000元＋413836.52〕，即原告需赔偿单梁邦298518元（597036.17元×50%）；单梁邦自行承担298518元，且应将土地自行清理后返还原告。
由于原告与单梁邦的合同无效，单梁邦与第三人的转租关系亦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第三人明知“罗汉地”为政府划拨地，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与单梁邦承租土地，也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理,第三人实际使用了单梁邦的土地，获得了一定的收益，故对于第三人已付给单梁邦的租金，单梁邦无须返还。第三人的损失由单梁邦承担40%，第三人自行承担60%，赔偿情况如下：1、单梁邦一次性收取蔡建生的租金60万元，平均每年4万元，已使用7年，共28万元，应返还给蔡建生32万元；蔡建生的财物损失415420.47元，单梁邦承担40%，即166168.19元（415420.47元×40%），共486168.19元。蔡建生自行承担60%，即249252.28元（415420.47元×60%）；2、张龙吟的损失18168元，蔡建生承担40%，即7267元（18168元×40%）。张龙吟自行承担60%，即10901元（18168元×60%）;3、谢林焕的财物损失370589.90元，单梁邦承担40%，即148235.96元（370589.90元×40%）。谢林焕自行承担60%，即222353.94元(370589.90元×60%)；4、黄富林等四人的财物损失为998985元，单梁邦承担40%，即399594元(998985元×40%)。黄富林等四人承担60%，即599391元(998985元×60%)。合计单梁邦共应赔偿第三人损失1033998元。虽然合同都是单梁邦个人签订，但属于夫妻共同经营，单梁邦死亡后，单梁邦的债务应由魏若兰及其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共同承担。由于单海燕、单海涛、单海媛、单海洋权利义务已转让给魏若兰，故魏若兰不能偿还该债务时，还应为四个女儿在继承单梁邦的遗产范围内承担4/6债务，单海东应在继承单梁邦的遗产范围内承担1/6的债务，超出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被告单海燕、单海涛、单海媛、单海洋经依法送达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继承法》第十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75215部队与被告单梁邦于2000年3月13日签订两份《土地使用责任书》无效，不受法律保护。二、被告魏若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自行清理自已经营的养殖物、建筑物等地上附着物，清理所得财物归被告所有，返还土地给原告，逾期视为已经清理完毕。林木由原告清理，清理所得先赔偿第三人的损失，多出部份返还给被告魏若兰。三、第三人蔡建生、张龙吟、谢林焕、黄富林、黄庆荣、杨定波、姚福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自行清理自已经营的养殖物、建筑物等地上附着物（不包括桉树），清理所得财物分别归第三人所有，返还土地给原告。逾期视为已经清理完毕。四、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75215部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魏若兰、单海燕、单海涛、单海媛、单海洋、单海东人民币298518元。五、被告魏若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第三人蔡建生人民币486168元。若魏若兰不能偿还该债务时，魏若兰（四个女儿的份额）应在继承单梁邦的遗产范围内承担4/6的债务，单海东应在继承单梁邦的遗产范围内承担1/6的债务。六、被告魏若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第三人谢林唤人民币148236元。若魏若兰不能偿还该债务时，魏若兰（四个女儿的份额）应在继承单梁邦的遗产范围内承担4/6的债务，单海东应在继承单梁邦的遗产范围内承担1/6的债务。七、被告魏若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第三人黄富林、黄庆荣、杨定波、姚福昌人民币399594元。若魏若兰不能偿还该债务时，魏若兰（四个女儿的份额）应在继承单梁邦的遗产范围内承担4/6的债务，单海东应在继承单梁邦的遗产范围内承担1/6的债务。八、第三人蔡建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第三人张龙吟人民币7267元。九、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75元、物价局评估鉴定费12010元、国土局测绘费266966元，共283951元，由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75215部队、被告魏若兰各承担141975元。
上诉人魏若兰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以偏盖全、规避与本案定性有直接关系的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法规严重错误，对财产损失确定部分的认定更是自相矛盾，错漏百出，一审法院在处理案件过程中程序严重违法。一、一审判决认为：“罗汉地”为政府划拔地，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订条例》的规定，被上诉人未经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批准出租土地。因此，认定合同无放，并认为“原告与单梁邦双方明知是划拨地而出租、承租，双方均存在过错，应承担同等责任。”是严重的法定事实不清，以偏盖全，致使适用法律法规严重错误。1、本案纠纷应定性为农业土地承包合同纠纷。①纠纷中，单梁邦早在1984年便陆续承包了涉案土地(当时山头)开荒进行种植和养殖，在当时，涉案地方仍属地方村民集体所有。单梁邦以及当时(直到现今为止)的周边其他承包专业户均是通过与当地村民委员会(管理区)或村民小组的承包种券关系而进行的。到1999年间，因被上诉人与博罗等当地政府就涉案土地的权属问题发生争议并经协调解决，被上诉人才于1999年8月取得涉案土地权属证明，为处理当时与各专业种券户的农业承包关系，在博罗当地政府和被上诉人的主持和协调下。单梁邦以及其他专业种养户均重新与被上诉人承包合同(即“土地使用责任书”)。②在本案的事实情况中，有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就是单梁邦在“罗汉地”的生产经营全部是进行绿化种植和农业养殖，而且，是偏布整个“罗汉地”可以明确地认定，“罗汉地”的“土地使用责任书”的性质毫无疑问就是农业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③《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下称暂行条例)在90年出台，其立法背景主要是调控城镇中就二三类用地的规范问题，其规范调查的主体主要是社会上的经济单位、经济组织、个人但应该强烈提出：一审法院亦应该清楚几点：被上诉人是在1999年才取得该土地权属的；被上诉人取得土地权属的背景；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在取得土地权属前后的农业承包土地关系。上诉人多年来实际在“罗汉地”进行的是农业性质的种植和养殖；“罗汉地”整个地方经利用现状均是种植和养殖。再值得一提，权属人是部队，土地用途为“军事设施”，在有历史前提的条件下，在非战的和平时期，在军队未利用或国防建设暂不需要的情况下，通过承包方或由第三方进行农业种植种养可以理解，上诉认为：适用《暂行条例》在调整本案纠纷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④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合同无效，一审判决对造成无的责任划分也是错误的，基于前点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承包关系是有历史来由的，在1999年间，上诉人提交的有关被上诉人与博罗当地政府的多份证据材料足以反应，单良帮与各专业承包户与被上诉人签定“土地使用责任书”完全是基于听从被上诉人与博罗当地政府的安排。作为农民，与作为一个军队部门，一个地方政府。人民群众是对其充满信任而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如何会知道或者法律上所说的“应该知道”呢?而这样是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吗?因此，法院应当从实际出发，认定为上诉人无责任，由被上诉人与相关处理的政府共同承担过错责任。二、一审判决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理由就认定单梁帮与第三人谢林焕，黄富林等两个合作关系为转租关系错误。1、谢林焕鸡场。通过一审庭审调查，谢林焕与单良邦均明确确认是合作养鸡，单良邦提供土地，谢林焕出资金和技术，那么，一审法院又是凭什么断定，这样的合作关系认定为转租关系呢。2、黄富林等《养殖合作经营协议》合作的方式是可提多种多样的，庭审中，单良邦和第三人同样明确确认双方是合作关系，只是利益分配的方式不一，而单良邦亦同样在该合作财产中占有25％的财产权利和合作经营权利，同样地，一审法院只字不提就认定转租关系，应予纠正。三、一审判决计算并确定的各项财产损失数字的依据错误，自相矛盾，并错误划分；一审法院在处理价格评论过程中程序严重违法。1、一审判决在计算，确定判决各项的财产损失援引的是博罗县物价部门的评估报告，但该报告而言，上诉人在一审中就该报告的错误之处提出异议并书面向法院提出重新评估的申请，遗憾的是，一审法院竞未委托移送重新评估就直接作出判决。就如：一审判决中经审理查明，土地面积为441.5亩，然而原一审对博罗物价部门评论林林面积时认定的面积数却仅为175亩，十分明显地就出错误，而一审判决在审查时就认定441.5亩，判决时就照搬报告上的175亩，自相矛盾，应当予以纠正。2、一审判决在对第三人财产损失中的认定未具体区分上诉人与第三人的财产，造成认定错误，其中，第三人蔡建王的“财物单价为415420.47元”，但该价值中，鱼塘部份(按博罗物价评估报告为219890元)是应归上诉人的，一审判决未有查明区分。因此，一审判决未将各人财产区分开查，就照搬错误的评估报告所得的也只有是错误的判决。四、一审法院关于诉讼费用中的国土局测绘费为266966元的问题，由庭审的至此止终，从未听讲过有一方的诉讼主体要对涉案土地进行测绘或委托相传部门进行测绘，如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案件事实基本情况而进行调查(或委托测绘)也是其依自身职权所进行的，更何况，从来就无什么测绘报告作为法院调查取证的证据在法庭上提供质证，为何要将此天价的所谓测绘费纳入案件的诉讼费用而要求毫不知情的当事人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将本案发回博罗法院重审或由一审法院依法重新查明事实真相，重新适用法律法规，依法改判。
上诉人谢林焕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首先，一审存在漏判事项。对于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魏若兰的租金87721元没有处理属于漏判。上诉人系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人的权利依法应当充分受到保护。一审判决书称“经鉴定，谢林焕鸡场的财物价值为370589.90元”，但是对于上诉人一次性支付给单梁邦的租金87721没有计算在内是错误的。其次，一审判决责任划分明显不公。第一、一审查明“罗汉地”属于政府划拨地，用途为“军事设施”，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不得转让、出租、抵押，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75215部队和单梁邦签订的合同无效。但是一审却判决合同双方承担同等责任，这是明显的不公平。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使用者，其是否有权出租该土地，应该比任何其他人更加清楚，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75215部队在明知自己不应该出租该土地的情况下仍然出租给他人营利，显然过错远远大于承租一方即单梁邦。但是，一审法院却判决“双方均存在过错，应承担同等责任”，显然偏袒了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75215部队，存在“官官相护”和“地方保护主义”之嫌。第二、上诉人属于转租合同的承租一方，对于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上诉人属于善意第三人。在本案中，上诉人取得的是租赁权，而且是善意取得，按照合同法有关规定，应当充分得到保护：如果解除合同，应当由二被上诉人完全地连带赔偿上诉人的损失，而不是由上诉人自己分担60％的损失。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和单梁邦签订的合同是有效合同。尽管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75215部队和单梁邦签订的合同无效，但是上诉人对此根本也不可能知情，所以上诉人取得承租权是善意取得，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一审法院无视这一规定，错误地得出原租赁合同无效转租合同无效的错误结论。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如果租赁合同无效，善意第三人和承租人签订的转租合同不是无效而是解除合同。解除者，当然按照过错方赔偿无过错方的法律规定处理。综上，一审法院存在漏判，而且不认定上诉入系善意第三人和判定上诉人自行承担60％损失是完全错误的，同时也应当判决对于上诉人的损失，二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惠第六项；2、改判由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75215部队和被上诉人魏若兰连带赔偿上诉人损失458310.90元；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75215部队答辩称，因一审被告魏若兰等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现就上诉状中提出的问题，被上诉人(75215部队)仅对无效合同条件下，被上诉人承担50％的责任提出如下答辩意见：对于上诉人个人财产，被上诉人承担50％责任适当。基于以下四点理由：一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租金很低，利用部队土地，上诉人已经获得了不少利益。上诉人每年仅象征性给被上诉人缴纳管理6490元，从2000年至2008年，9年时间总计缴纳管理费58410元，而上诉人将其中的少部分土地私自转租、转包，每年的租金收益就超过10万元，自己同时还经营林木和猪场等，每年都有收益。二是被上诉人9年时间总计收取上诉人管理费58410元，而需要赔偿给上诉人298518元，已经很大程度照顾到上诉人的利益。三是被上诉人放弃了向上诉人追偿租金178272元(上诉人按照139亩面积缴纳租金，而实际使用面积多达466.5亩，按照合同约定租金标准，9年时间，需补交租金178272元)和不当得利216340元的权利(利用被上诉人土地私自转租、转包牟利)，两项加起来有394612元。四是同样是无效合同，作为出租方的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个人财产承担了五成责任，而上诉人在作为出租方，对第三人的个人财产仅承担四成责任，被上诉人承担的责任已经高于了上诉人对第三人承担的责任。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过高赔偿责任显然不合理。
另外，因另一上诉人谢林焕与被上诉人75215部队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部队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上诉人谢林焕要求被上诉人75215部队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毫无依据。
原审第三人蔡建生、张龙吟、黄富林述称服从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单海燕、单海涛、单海媛、单海洋、单海东未作答辩。
原审第三人黄庆荣、杨定波和姚福昌未作陈述。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问题是：1、本案案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还是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纠纷；2、合同被认定无效，各方当事人责任如何划分；3、原审判决确定两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各项财产损失所依据的鉴定报告是否不当；4、单梁邦与上诉人谢林焕及原审第三人黄富林是合作关系，还是转租关系。
关于本案案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还是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纠纷的问题。本案所涉土地“罗汉地”在1999年8月6日由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75215部队（下称75215部队）取得了博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用地（非农业用地），之后，在2000年3月13日，单梁邦（已过世）与被上诉人75215部队签订两份《土地使用责任书》，约定被上诉人75215部队将“罗汉地”的部分土地139亩（实际441.5亩）租赁给单梁邦经营种养殖业，因此，从涉案土地的性质看，“罗汉地”并非农业用地，而是土地使用权属于被上诉人75215部队的划拨用地，且从单梁邦与被上诉人75215部队签订的两份《土地使用责任书》约定的，被上诉人75215部队提供涉案土地给单梁邦使用，由被上诉人75215部队向单梁邦收取管理费（租金），亦可认定单梁邦与被上诉人75215部队之间实际为土地使用权租赁关系。综上，上诉人认为该案案由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纠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合同被认定无效，各方当事人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因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罗汉地”为政府划拨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划拨土地使用权，除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情况外，不得转让、出租、抵押。”和《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未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并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交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使用者，不得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的规定，被上诉人75215部队未经有权审批的人民政府的批准将涉案土地租赁给单梁邦，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单梁邦与被上诉人75215部队签订的上述两份《土地使用责任书》无效正确，本院依法支持。又因被上诉人75215部队与单梁邦明知涉案土地性质已由原农业用地变更为政府划拨用地，但双方仍进行出租和承租，因此产生的合同无效的不利法律后果，双方均有过错。结合本案事实，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对合同无效承担同等过错责任和确定双方对因无效合同造成单梁邦遭受的损失各承担50%的责任恰当，本院予以支持。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75215部队应承担上述两份租赁合同无效的主要过错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因被上诉人75215部队与单梁邦的合同无效，单梁邦与上诉人谢林焕及原审第三人的转租关系亦无效。上诉人谢林焕及原审第三人在未充分了解转租土地性质的情况下，与单梁邦确立转租关系，对转租关系无效均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结合本案实际，原审判决确定上诉人谢林焕与原审第三人的损失由单梁邦承担40%，上诉人谢林焕与原审第三人自行承担60%，同样恰当，本院予以支持。需要说明的是，被上诉人75215部队在原审起诉时，并未请求审理单梁邦与上诉人谢林焕及其他原审第三人的转租关系，而原审判决对此进行审查并处理，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但因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对单梁邦与上诉人谢林焕及其他原审第三人的转租关系一并处理并无异议，本着节省诉讼成本的考虑，本院对原审判决该处理予以认可。
关于原审判决确定两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各项财产损失所依据的鉴定报告是否不当的问题。为确定单梁邦和上诉人谢林焕以及其他原审第三人在涉案土地上的财产价值，原审法院委托博罗县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下称博罗价格认证中心）对此进行了鉴定。博罗价格认证中心经对现场勘查和结合有关供电部门、渔政部门等部门的鉴定结论，作出了《关于司法鉴定委托书（2009）博法委鉴字第54号文中的财物价格鉴定结论书》（博价鉴字【2009】489号）和《关于谢林焕鸡场的财物价格鉴定结论书》，该两份鉴定结论书不存在遗漏对单梁邦承租地上财产进行鉴定和错将单梁邦鱼塘部分价值（219890元）计入原审第三人蔡建生损失里面的情况，且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魏若兰在收到上述两份鉴定结论书后，对该两份鉴定结论书提出过异议并要求重新鉴定。另外，没有证据显示博罗价格认证中心在制作上述两份鉴定书时有违反公平、公正，损害当事人利益的行为，因此，原审判决采信该两份鉴定书作为确定单梁邦和上诉人谢林焕及其他第三人承租地上财产价值的依据正确，本院依法支持。上诉人魏若兰认为博罗价格认证中心不能作为确定其财产损失的依据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两份鉴定结论书，单梁邦承租地的财产总价值为914136.17元至935136.17元之间。扣除林木及鱼的价值后，单梁邦的损失为597036.17元〔（500299.65元＋521299.65元）/2－285600元－42000元＋413836.52〕，即被上诉人75215部队需赔偿单梁邦298518元（597036.17元×50%）；单梁邦自行承担298518元，且应将土地自行清理后返还被上诉人75215部队。
另外，根据博罗价格认证中心的鉴定结论，结合单梁邦与上诉人谢林焕及原审第三人对转租关系无效所承担的责任，本院确认，单梁邦应赔偿上诉人谢林焕及原审第三人的的损失合计1033998元。因单梁邦已过世，单梁邦的债务应由上诉人魏若兰及其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共同承担。又因原审第三人单海燕、单海涛、单海媛、单海洋权利义务已转让给上诉人魏若兰，故上诉人魏若兰不能偿还该债务（1033998元）时，还应为四个女儿在继承单梁邦的遗产范围内承担4/6债务，原审第三人单海东应在继承单梁邦的遗产范围内承担1/6的债务，超出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
关于单梁邦与上诉人谢林焕及原审第三人黄富林是合作关系，还是转租关系的问题。上诉人魏若兰认为单梁邦与上诉人谢林焕及原审第三人黄富林是合作关系，但却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且上诉人谢林焕及原审第三人黄富林对此不予认可，因此，本院认定单梁邦与上诉人谢林焕及原审第三人黄富林是转租关系，而非合作关系。上诉人魏若兰认为单梁邦与上诉人谢林焕及原审第三人黄富林是合作关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此外，在本院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75215部队同意因委托博罗县国土资源局对单梁邦租用的土地面积进行测量而产生的266966元测绘费由其承担，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所述，两上诉人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受理费4975元、物价局评估鉴定费12010元，合计16985元，由上诉人魏若兰和被上诉人75215部队各负担8492.5元；测绘费266966元，由被上诉人75215部队负担。本案二审受理费4975元，由两上诉人各负担一半，其余受理费4975元退回两上诉人各一半。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晓文
审判员 沈 巍
审判员 邓耀辉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胡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