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武。
委托代理人衣焕伟，吉林衡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方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鞠洪福。
委托代理人和晓科。
上诉人刘国武因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3）青民二（商）初字第8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国武及其委托代理人衣焕伟，被上诉人上海方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和晓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及案外人通化方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化方大）、吉林方大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方大）、柳河方大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河方大）四家公司为甲方，上诉人为乙方，双方签订《省级经理聘用合同》一份，合同期限为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共三年；第一条第2款约定：签订合同时，乙方需向甲方……，同时交纳货物保证金5万元；第3款约定：聘请乙方为省级经理负责方大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蒙古管理市场销售工作；第三条中乙方的权利第3款约定：有权任免地级经理和销售员的权利，对地级经理、销售员负责。乙方的义务第5款约定：乙方对招聘的地级经理及销售员负责，地级经理及销售员发生货物、货款走死逃亡的，其损失由乙方有责任清缴，最终损失逐级承担。本省内出现窜货、跳货等违规行为罚款，由省总负责清理上缴，如清缴不到位，应逐级承担。第四条违约责任第3条约定：非质量问题原因退货的，由乙方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具体惩罚办法详见《年度营销管理细则》；第五条第1款约定：乙方在接受市场的同时按公司规定程序交接市场，乙方对签字确认的货物、款项承担责任。上诉人及其他内蒙古销售员共计交纳保证金105，000元（其中上诉人交纳5万元）。
在审理过程中，通化方大、吉林方大、柳河方大出具确认书，明确上述《省级经理聘用合同》中确定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由被上诉人承担，并且就该合同中享有的权利不再主张。
另查明，2008年6月26日，上诉人及梁俊杰在方大集团（内蒙）办事处产品在途数量金额确认一览表中“省总、省会计”确认一栏签字确认在途累计欠款合计金额为741，965.85元，其中上海方大618，387.95元、通化方大95，115.10元、柳河方大30，950.70元、吉林方大－2，487.90元。
2011年12月30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催款函两封，其中一封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30日系以被上诉人的名义向上诉人催款，主要内容为截止2011年12月30日上诉人在任职上海方大药业内蒙古省总期间欠被上诉人货款455，559.75元，要求上诉人于2012年2月29日之前付清，并附有账目明细表，明细表中记载品种、数量、单价和金额。在表格左下方注：内蒙保证金105，000元。同日，被上诉人及其他三家方大药业也向上诉人发出催款函，内容为截止2011年12月30日上诉人结欠被上诉人货款741，965.85元，扣去保证金，上诉人欠款应为636，965.85元。通知上诉人于2012年2月29日之前将上述欠款支付被上诉人。嗣后，因上诉人未付款，被上诉人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上诉人支付货款636，965.85元。
审理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一致确认被上诉人发出金额为455，559.75元的催款函数额上已扣减了工资、返利、留存等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的《省级经理聘用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系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遵守。根据上述合同有关受聘者应交纳货物保证金、受聘者应完成年度销售任务，对应享有的工资标准、返利政策等规定，内容中既含有劳动合同的内容，又涉及企业内部承包的事项，具有混合合同的性质。上诉人、被上诉人应本着公平诚信的原则履行合同，上诉人抗辩与被上诉人间只是劳动关系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有权据此合同以承包关系为基础向上诉人主张权利。
基于上述承包经营关系的认定，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内蒙办的承包经营者，应当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地级经理和销售员负责，即使地级经理和销售员发生货物、货款走死逃亡的，也应由上诉人清缴，故上诉人认为货款应逐级承担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对双方其他争议作如下分析和认定：
一、落款日期分别为2011年12月30日和2012年12月30日催款函的认定。
被上诉人认为，落款时间2012年12月30日的催款函的发函日期应为2011年12月30日，该份函是在与上诉人和解过程中产生，当时同意给上诉人优惠价，所以催款金额为455，559.75元，之后上诉人未及时付款，故仍按在途金额确认表上货款金额向上诉人主张。在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30日的催款函上四家方大药业明确向上诉人的催款金额为741，965.85元，减去保证金105，000元，上诉人的应付款为636，965.85元。
被上诉人又补充书面意见称，催款金额为455，559.75元的催款函是被上诉人销售核算后向上诉人发送，之后被上诉人法务认为仍应按在途货款确认书上认可的金额催款，故随即又发送了另一封催款函。而且455，559.75元的计算结果也有失误，应为467，812.63元，该数额已减去了刘国武、苗玉芹、梁俊杰三人的费用44，003.59元（2007年7月至2008年10月）、省办办公费用32，000元（2007年7月至2008年12月）、上诉人及其他销售员保证金105，000元、胃欣舒提成6，888元、分销费用13，439.36元、返利16，515.10元（2007年7月至2008年6月）、预留费用31，759.72元（2004年至2008年6月）、退货、李林收取的货款。
上诉人则认为，金额为455，559.75元催款函的发送时间是2012年12月30日，发送时间是在金额为741，965.85元催款函之后，之所以有差价是因为存在上诉人补充陈述意见中所述调价、工资及返利等费用，而且该份催款函附有汇总明细表，法院应采信该催款函。
上诉人又补充书面意见称，在被上诉人发出的催款455，559.75元的金额上还应减去李林收取的19，595.50元、宋国锋退货约6，000元、李占义在途货款39，464元和内蒙古各级销售经理保证金105，000元，为285，500.25元，是方大集团内蒙办事处总欠款数。
原审法院认为：1、金额为455，559.75元的催款函落款时间虽然为2012年12月30日，但根据催款函内容记载“截止2011年12月30日”“要求刘国武于2012年2月29日之前”，且所附的欠款账目明细表上所写“截止日期”和“制表人”落款时间也均为2011年12月30日，故可以确认此催款函日期应为2011年12月30日；2、双方均认可该份催款函的真实性，但对如何得出催款金额陈述了不同意见。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2008年6月26日在途数量金额确认一览表之后在货物单价上进行了调整，还要再减去工资、返利等各项费用，被上诉人认可该数额已减去了各项费用，但不存在调价，反而是减去了内蒙保证金105，000元，故在催款函所附的《内蒙账目汇总明细表上》注：内蒙保证金105，000元。经审查，催款函上所附的汇总明细表上列明品名、单价和数量，经与2008年6月26日在途数量金额确认一览表比较，除上海方大货物外，还包括通化方大货物，每个品名数量上有大幅度的减少，单价也有所下降，对此上诉人、被上诉人均确认数量之所以减少是因扣减了返利、工资等项目。原审法院认为，该份催款函上仅盖有上海方大公章，并无通化方大公章，所列却是上海方大和通化方大两家方大公司的货款，汇总明细表上也没有记载双方均确认扣减的返利、工资、留存、退货等项目，但双方又都认可该些项目已通过直接减少货物数量的方式予以扣减，该些扣款应是四家方大公司的总扣款，故该份催款函可视为被上诉人代表四家方大公司向上诉人的催款。
二、对于上诉人要求扣减其他费用的审查。上诉人要求扣减的费用在审理过程中陈述不一，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最后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书面意见予以审查。上诉人要求扣减的项目有：2008年6月26日，被上诉人方李林从销售员手中直接收取货款19，600元、2009年3月宋国峰退货款约6，000元、在途货款中还包括李占义的39，464元，因为李占义现在仍为被上诉人的地级经理，应由其自行清缴，保证金105，000元。
被上诉人认为，李林收取的费用已在途汇总表中扣减，宋国峰的退货没有经被上诉人同意退货，按规定有损失费，宋国峰共退9箱，每箱需扣除500元，故确认退货金额为5，817.45元。之后又表示，该两笔款项均在金额为455，559.75元的货款中扣减。上诉人所说李占义等人被上诉人不清楚，上诉人作为省总应承担，不同意减去李占义的货款。
原审法院在上述阐述中已对金额为455，559.75元的催款函予以采信。对于455，559.75元这个数额是如何在原确认在途货款金额741，965.85元的基础上扣减形成，双方陈述不一，除对返利、预留、提成金额确认基本一致外，对其他扣减项目和金额均持不同意见，但上诉人、被上诉人都不能提供双方对扣款部分进行核对确认的证据。现主要争议为调价和保证金，原审法院认为，该汇总表由被上诉人方制作，是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其已认可了调价后的单价，现予以否认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出该金额中已扣去保证金的意见原审法院亦不予采信，因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催讨的系货款，对保证金部分另起列明，说明货款中未扣减保证金，据此，原审法院确认截止2011年12月30日扣减各种费用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催款455，559.75元（未扣减保证金）。原审法院认为，2011年12月30日发送的该份催款函附有汇总明细表，记载比较详细，应是相对真实、全面反映了截止2011年12月30日之前上诉人、被上诉人的往来情况，现上诉人确认该份催款函，但认为还要扣减其他费用，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要求在此基础上另外扣减费用的发生时间均在2011年12月30日之前，其要求再予扣减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扣减保证金105，000元后上诉人还应支付被上诉人货款350，559.75元。
综上，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的省级经理聘用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合法，依法予以保护。双方争议原审法院在以上原审法院认为作了详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原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上诉人刘国武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上海方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货款350，559.75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69.60元，由被上诉人负担3，611.20元，上诉人负担6，558.40元。
原审判决后，上诉人刘国武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承包关系，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企业聘请的省级经理，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争议的事实是，上诉人是否应对被上诉人单位的地级经理所欠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而构成这一法律关系的事实并不存在。因为被上诉人单位的地级经理从法律角度上讲系被上诉人聘用的，其劳动合同、经济担保人的手续、抵押金均在被上诉人处保管。地级经理由于工作原因造成公司财产损失的索赔权及被担保债权均由被上诉人享有。故被上诉人在享有该权利的同时应当承担与地级经理进行结算的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省级经理聘用合同》第五条规定，只有“地级经理及销售员发生货物、货款走死逃亡的，其损失有乙方（上诉人）清缴”。但是作为清缴的依据和授权以及担保书等资料，被上诉人始终没有交给上诉人。在这样的前提下，上诉人是不能依法进行清缴工作的。因此，该部分责任应当属于被上诉人。二、原审法院对于内蒙古办事处货款数额的认定也与实际相差较大。上诉人在质证中表述的285，500.25元是较为客观的，因为双方之间对帐基于的时间点是2008年6月17日，此后发生的几笔还款数额应当给予抵扣。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上海方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答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这份《省级经理聘用合同》是一份复合合同。上诉人作为被上诉人聘用的管理者，双方之间是存在类似于劳动合同的关系，但是在实际的业务往来中，双方就是承包关系，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中，上诉人对其下属业务员负责，上诉人有权任免地级经理和销售员。地办的发货也是由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申请发货，上诉人应当对签字的货物、货款承担责任。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确认的45万余元的催款函作出的判决公正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省级经理聘用合同》虽然约定被上诉人聘请上诉人为省级经理，负责被上诉人在内蒙古管理市场销售工作。但合同还约定，上诉人有权任免地级经理和销售员，上诉人对地级经理及销售员负责，地级经理及销售员发生货物、货款走死逃亡的，其损失由上诉人负责清缴。所以根据上述合同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双方所签合同既包含有劳动合同的内容，又涉及企业内部承包的事项，具有混合合同的性质，依法有据。另，上诉人称原审法院对于内蒙古办事处货款数额的认定有误，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于2008年6月26日经对帐上诉人签字确认欠款合计金额为741，965.85元，至2011年12月30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催款函，明确截止2011年12月30日，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455，559.75元。原审审理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一致确认，被上诉人发出金额为455，559.75元的催款函数额上已扣减了工资、返还留存等费用。现双方对实际扣款金额的构成均未能提供确凿依据予以证明，而上诉人提出应在455，559.75元基础上再行扣减的项目费用均在2011年12月30日催款函之前，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上述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所述上诉理由均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本案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169.60元，由上诉人刘国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晓菁
审 判 员 顾继红
代理审判员 王 曦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朱 敏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