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烟民四终字第17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莱州分公司，住所地：莱州市府西街2号。
负责人：殷立军，经理。
委托代理人：曲颂军，山东一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振云，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聚方，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胥红，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东先，莱州市文昌路第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刘栋，农民。
原审被告：张睿，农民。
委托代理人：孙小丽，莱州正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莱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广电莱州分公司）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莱州市人民法院（2015）莱州民初字第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诉称：2013年9月，被告刘栋、张睿与广电莱州分公司仲院广电站洽谈了仲院辖区葛城村广电网络工程施工项目，三被告之间没有签订施工合同。后刘栋、张睿招集刘从明等5人对涉案工程进行施工铺设。2013年10月18日上午9时许，刘从明在架线时不慎从梯子上摔下受伤，经莱州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随后被告刘栋和原告向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索要医疗费等费用，被告无理拒付。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且没有施工资质的被告刘栋、张睿，三被告因安全生产事故造成刘从明的死亡，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安全生产事故经莱州市人民政府批复，明确认定了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对该事故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刘栋、张睿和刘从明承担次要责任。四原告在2013年12月12日申报工伤认定，又历经仲裁、一审、二审法律程序，均认为刘从明与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刘从明仅29岁，是原告刘振云、刘聚方的唯一子女，并且张振云因严重心脏病安置了长期起博器，父亲刘聚方也体弱多病，儿子仅2岁。刘从明的不幸去世使四原告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损害，同时也失去了所有的经济来源。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三被告对刘从明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212400元、丧葬费23193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5486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等人身损害赔偿金，共计640457×90%=576411.3元。
原审被告刘栋辩称：刘栋与本案受害者刘从明之间没形成劳务关系，刘栋不是刘从明提供劳务的接受方，在本案中刘栋只为刘从明为山东广电公司莱州分公司进行施工起到了介绍作用，原告起诉刘栋要求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对被告刘栋的告诉。
原审被告张睿辩称：张睿在该事件中与刘从明一样都是打工者，他们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张睿的告诉。
原审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辩称：一、莱州市人民法院（2014）莱州民初字第1432号民事判决书及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烟民一终字第1602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定答辩人与刘从明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答辩人不应对非所属劳动者自身损害承担侵权责任。二、根据证据显示：刘从明于2013年8月前与青岛琛才皓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并成为劳务派遣用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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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被劳务派遣劳动者。事发前，刘栋、张睿、刘从明等人都在为金蜂星公司承揽的莱州市移动公司工程进行施工，施工使用的工具及车辆均由金蜂星公司提供，充足证据证实：刘从明事发时仍与青岛琛才皓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劳务派遣关系。2013年7月份，答辩人将涉案工程对外委托时，是拟与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确认承揽关系，因确认刘栋为金蜂星公司莱州工程的负责人，答辩人将承揽合同交给了刘栋、张睿，只不过刘栋、张睿未等答辩人与金蜂星公司签订合同，便开始施工。因此，就涉案工程委托与承揽主体而言，是答辩人与金蜂星公司，而非答辩人与刘栋、张睿。三、退一步讲，即便不能认定答辩人是与金蜂星公司之间确立了承揽关系，而是与刘栋、张睿之间确立的工程承揽关系，答辨人依然不应承担刘从明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理由是：1、涉案委托事务是架设线杆、铺设光缆，属于劳务性事务。2、承揽合同与承包合同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包合同范围比承揽要广，与承揽合同的主要却别在于，承包方为发包方提供综合的经营管理以及技术，而承揽人只为定作人提供劳务或技术，二者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违约赔偿、诉讼管辖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3、《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因为司法解释界定为承包合同法律关系中产生的安全生产事故，而非承揽合同，因为只有在承包合同法律关系中才有发包以及分包之说。四、即便界定答辩人与刘栋、张睿之间是工程承包关系，答辩人依然不应承担刘从明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理由是：1、涉案委托事务属于劳务性，对施工人员并不需要特别的专业技术和技能条件要求，现行无任何一部法律、法规、规章甚至地方性法规规定涉案从业人员应具备相应资质；2、在刘栋等人介入涉案工程之前，其与刘从明作为被劳务派遣人员正在为金蜂星公司承揽的莱州移动公司光缆工程施工，施工期限长达一年，移动公司的工程与答辩人的工程内容完全一样，因此，刘栋、张睿是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五、本案中，即便界定答辩人与刘栋、张睿之间是承揽关系，按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答辩人并不存在主观过失，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六、《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刘从明与被告刘栋、张睿之间形成了劳务关系，作为提供劳务一方的刘从明就其自身损害应根据与刘栋、张睿之间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而不是将接受劳务一方应承担的责任转嫁给答辩人。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张振云、刘聚方、胥红、刘某分别是刘从明的母亲、父亲、妻子、儿子。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是非法人型企业，前置许可经营项目为：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一般经营项目为：广播电视网络的规划、建设和经营，广播电视节目、编辑、采集广播电视多媒体经营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网络及综合布线；办公设备、通讯设备、电子设备、影视器材的销售、国内广告业务。
2013年8月前，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包了莱州移动公司的网络施工工程，并与青岛琛才皓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用工合同，由青岛琛才皓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派遣人员为莱州移动公司施工，被派遣人员有本案被告刘栋、张睿、案外人刘洁、刘鹏、宿晓龙、徐春鹏、四原告的亲属刘从明等，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被派遣人员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并指派被告刘栋带施工队施工，施工地点在莱州市朱桥镇梁郭秦家村。
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下属的仲院广电站有铺设光缆线的工程，被告刘栋知道后问刘洁、刘鹏、宿晓龙、徐春鹏、刘从明五人愿不愿意干这块活，五人同意干，2013年7月，经被告张睿与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的邱洪生协商，揽下该光缆铺设工程，由刘洁、刘鹏、宿晓龙、徐春鹏、刘从明五人具体施工。2013年10月18日上午，四原告的亲属刘从明在施工过程中从铺架光缆的梯子上摔下来，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3年10月25日，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根据举报成立了事故调查小组，于同年12月18日做出《莱州市郭家店镇仲院广电网络10.18高处坠落事故调查处理报告》，其中第一部分“基本概况”中认定：“事故发生地实际在莱州市郭家店镇葛城村，是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莱州分公司下属单位仲院广电站的有线电视网络工程，工程主要是新建杆路（含立杆、拉线、钢绞线、挂光缆）。事故发生后，施工方负责人刘栋在医院统一了施工人员的口径谎称是在朱桥镇秦家村为莱州市移动公司施工时发生的事故，目的是想为刘从明争取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在今年8月份之前，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包了莱州市移动公司的工程，并和青岛琛才皓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订了用工合同，该公司为施工人员缴纳了意外伤害保险，并派刘栋带施工队施工。该工程于8月份结束，9月份刘栋和张锐（即本案被告张睿）私自与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莱州分公司仲院广电站副站长刘丹洽谈了仲院辖区文电网络工程施工项目，达成口头协议，但没有签订施工合同。于10月初开始对郭家店镇葛城段施工，施工进行了将近半个多月后发生了事故”；第二部分“事故经过及抢救措施”中认定：“2013年10月18日7时左右，施工人员徐春鹏、刘从明、刘洁、宿晓龙、刘鹏五人在莱州市石坊路玛克威大酒店对面仓库集合齐后，他们五人乘坐一辆黄色双排座工程车到郭家店镇（即原合并乡镇前的仲院乡）葛城村进行有线网络工程施工，到了村外刘鹏下车挖地锚窝子，进村停车后，刘从明和宿晓龙一组负责摘铁夹子，在村西距离100米左右徐春鹏和刘杰一组负责拉线。上午9时左右，宿晓龙和刘从明用6米高的竹梯子顶端铁钩子挂住两根线杆中间的钢缆，宿晓龙在地面扶住梯子，刘从明徒手顺梯子爬到顶端，将系在腰部的安全带挂住钢缆进行作业（摘除铁夹子）作业结束后，刘从明解开安全带，踏着竹梯子准备返回地面，突然从半空中坠落到水泥路面上，宿晓龙看到刘从明口吐白沫、两眼翻白已经昏迷，立即用对讲机叫来徐春鹏和刘杰，按压刘从明的胸部，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三人将刘从明抬上工程车赶往莱州市人民医院，行驶到东关门村东侧公路时迎面遇上‘120’急救车，医务人员将刘从明抬上救护车进行了急救。入院后病情危重，于2013年10月28日1：20分因重度脑挫裂伤、颅内血肿、脑疝致中枢性循环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刘栋和张锐接到宿晓龙的电话赶到莱州市人民医院，联系了仲院广电站的职工邱洪生到医院看望，并向刘丹进行了汇报，张锐与广电站刘丹联系要手术费，没有回应。刘栋转向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谎报说，在朱桥镇秦家村为该公司施工时发生了事故，并到该公司要钱两次共计4万元，另外他凑了1万元，都交给了刘从明的父亲和妻子作为医疗费”；第三部分事故性质和事故原因分析”中认定：“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和询问有关人员，排除了他杀和自杀因素。事故调查组调查分析认为：此事故是一起瞒报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直接原因：刘从明在施工过程中安全保护措施不到位，未戴安全帽，自我保护意识差，冒险作业，不慎从梯子上面坠落水泥地面造成重度脑挫裂伤死亡，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二）间接原因：1、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莱州分公司未按要求对工程进行招标，未严格检查施工人员的资质，未与施工人员签订施工合同，明知有施工人员在仲院葛城段为其施工，未安排管理人员到现场进行监督和管理，对施工工程的安全监管失控。在事故发生后没有积极参与抢救和认真调查，未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进行汇报。2、施工人员无施工资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未经过规范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安全保护意识差，施工方法简单，安全防护措施不当。3、刘栋和张锐未经过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私自承揽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未尽到管理责任，施工组织不合理，未制定事故防范措施，劳动安全防护不到位”。
2014年1月22日，莱州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对〈莱州市郭家店镇仲院广电网络10.18高处坠落事故调查处理报告〉的批复》，同意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该事故性质的认定及事故原因的分析。
2014年5月30日，原告胥红作为申请人以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作为被申请人申诉至莱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确认刘从明在2013年10月18日死亡时与广电莱州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经莱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驳回了申请人胥红的仲裁请求。原告胥红不服仲裁裁决，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刘从明死亡时与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经原审法院审理，作出（2014）莱州民初字第143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胥红的诉讼请求。原告胥红不服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4）烟民一终字第106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胥红的上诉。
2015年1月30日，四原告诉至原审法院，要求三被告赔偿因刘从明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640457元的90%，即576411.3元。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增加要求被告赔偿因抢救刘从明支出的医疗费45345.3元、原告张振云做丧失劳动能力程序鉴定支出的鉴定费900元、合计46245.3元的90%，即41620.77元，诉讼请求总额变更为618032.07元。
四原告主张，被告刘栋雇佣刘从明从事工程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尽到管理职责，对安全意识淡薄，导致刘从明从高空坠落致死亡，刘栋应对刘从明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是光缆铺设工程的发包方，其作为发包方明知被告刘栋没有施工资质而将工程发包给刘栋，导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与刘栋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公安的调查笔录中看，被告张睿与刘从明确实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但莱州市人民政府的批复中确认了被告刘栋与张睿是该工程的承揽方，因此原告不放弃对张睿的赔偿请求。
四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了（2014）莱州民初字第1432号民事判决书和（2014）烟民一终字第1062号民事判决书，经质证，三被告无异议，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认为，两判决书判决结果为广电莱州分公司与刘从明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张睿认为，该判决书证明不了张睿和刘从明之间形成劳务关系。
经四原告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在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调取了上述《莱州市郭家店镇仲院广电网络10.18高处坠落事故调查处理报告》及莱州市人民政府对此的批复，经质证，原、被告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认为莱州市人民政府对该事故调查处理报告的批复确认了该事故的性质属安全生产事故，广电莱州分公司在本事故中负有主要责任；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认为该事故调查处理报告中认定金蜂星公司施工莱州移动公司的工程于2013年8月结束与事实不符，金蜂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建友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证明莱州移动公司的工程施工到10月份才结束；被告张睿对莱州市人民政府的批复中第2条第3项认定其负有管理责任有异议，认为其对本事故的发生没有管理责任。
四原告就其主张的医疗费45345.3元提交了莱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收费专用票据1份，金额为45345.3元，经质证，三被告均无异议。
四原告要求按照统计部门公布的2013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10620元／年计算刘从明的死亡赔偿金，并就此提交了刘从明的死亡注销证明，三被告对此无异议。
四原告主张，刘从明死亡时有被抚养人三名，即原告张振云、刘聚方、刘某，要求按照统计部门公布的2013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7393元／年分别计算张振云20年、刘聚方20年、刘某16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四原告就其该主张提交了莱州市朱桥镇刘家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份、原告刘某的户口登记卡1份。其中，莱州市朱桥镇刘家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兹证明我村刘聚方与张振云夫妻二人只生育儿子刘从明壹人。特此证明。证明人：刘吉东（公章）2015年6月26日”，原告刘某的户口登记卡显示，户号为015049786的家庭户户主为刘聚方，刘某为户主的孙子。经质证，三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主张的刘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方式无异议，认为原告刘聚方、张振云不符合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条件，且原告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数额过高，超过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此项目的限制。
针对被告关于原告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辩解意见，原告张振云提交了于2015年1月7日委托烟台信恒翔司法鉴定所对其劳动能力丧失程度所作的（2015）临鉴字第28号鉴定意见书，其中第四部分“分析说明”为：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现有材料，结合法医学检验所见，分析如下：张振云患病态窦房结综合症，住院后行起博器安装术治疗。参照《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标准第四级55项之规定，病态窦房结综合症需安装起博器者，构成四级伤残。根据《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4.1.17之规定，属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第五部分“鉴定意见”为：张振云的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已安装起博器，属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原告张振云支出鉴定费900元。原告张振云要求被告在赔偿其被抚养人生活费的同时，赔偿其支出的鉴定费900元。经质证上述证据，三被告均有异议，不同意赔偿原告张振云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和相关鉴定费，但均不申请进行重新鉴定。
三被告对四原告主张的丧葬费均未提出异议，对四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认为不符合给付条件。
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为反驳四原告的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青岛琛才皓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与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1份、劳务派遣人员明细表1份，以证明事发期间刘栋、张睿、刘从明均是青岛琛才皓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派遣到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劳动者；2、莱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对被告刘栋的讯问笔录、对徐建友、邱洪生、刘洁、徐春鹏、宿晓龙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各1份，以证明被告刘栋、张睿与刘从明之间是劳务关系，刘从明是提供劳务一方，被告刘栋、张睿是接受劳务一方，刘栋承揽涉案工程期间使用的车辆、工具均是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广电莱州分公司是与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确立的工程承揽关系，事发后刘栋等人报了假案；3、鲁B×××××号车辆照片1张、行驶证及环保检验标志1个，证明被告刘栋、张睿承揽涉案工程期间使用的车辆是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下车辆，从而证明刘栋等人是以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揽工程。
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提供的莱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所作笔录材料中，被告刘栋在讯问笔录中陈述：“2012年3月金峰星的张斌找到我，让我找几个人给他干活，主要是给移动公司架设光缆。刚开始的时间，张斌领着我带着人干活，教了几个月后我们都会干了，我就自己领着伙伴们干活，金峰星给配上干活的工具和工程车；给莱州市光（应为广）电网络公司仲院分公司干活，实际上说句实在话，就是干的私活，不该金峰星公司的事；平常日都是张锐（即张睿）领着他们干活，我负责揽活、给他们开工资；刘从明他们在仲院干活已经干了10多天了，共有五个工人，有刘从明、宿晓龙、徐春鹏、刘洁、刘鹏。到10月份，琛才皓公司三个月已经没有给我们这些人发工资了，当时我们共有12个人，有5个人就不干了，就剩下我们7个人（还有张锐），仲院广电公司有铺设光缆的活，我和张锐问了问刘从明、宿晓龙、徐春鹏、刘洁、刘鹏五人，问他们愿不愿意干这个活，他们都同意干，就这样干了。移动公司只要没活干，他们五个人就去仲院干活。这项工程是张锐和仲院广电公司具体谈的，当时张锐还拿回一张合同，让我和仲院广电公司签合同，我当时也没签”，民警问：“到仲院干活是谁开车去工地？”，刘栋答：“刘从明和徐春鹏轮换开车，每人每月多给100元钱”；
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徐建友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我来报案反映我们公司被人骗取现金4万元的事情。刘栋是青岛琛才皓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劳务派遣到我单位的施工负责人；2013年10月19号下午2点左右，项目经理张斌打电话给我汇报说：‘刘栋告诉我说18号他们在莱州市朱桥镇秦家村施工现场施工过程中，有一个工人从施工的工程的梯子上摔下来，现在在莱州市人民医院急救，需要到我们公司支取医药费’……当天先由我们公司付给刘栋现金人民币1万元，21号刘栋又到青岛我们公司支取现金3万元。……经了解，我们公司在莱州市朱桥镇秦家村的施工标段已于5月份结束，这就说明刘栋说的工伤事故不可能发生在我们当时施工的标段，以后我又到莱州市人民医院调取了救护车的出诊记录，救护车的出诊地点是在莱州市郭家店镇仲院葛城村路段，通过了解之后，我就觉得刘栋所说的工伤事故不应该在我们的施工时间和施工地点发生，不应当由我们公司负责，我就打电话联系刘栋，刘栋就关机了一直联系不上”。
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的职工邱洪生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在仲院分公司负责外勤，线路施工的事情都是我负责，上面说的这个施工队到我们仲院干活，具体怎么施工也是我和他们谈的。我听说这个施工队也在给移动公司施工，铺设光缆每公里是7800元，给我们施工是每公里4000元。所有的施工工具、车辆都是施工队的，施工队什么时间有空就直接到工地干活，我们公司不安排人员到场，工程干完后我公司一块验收”；参与施工的刘洁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刘栋是我们这些人的领导，负责我们的施工作业工作，刘栋找我们跟着他干活，承揽业务由刘栋负责，我们就管干活，具体事宜由刘栋安排”；参与施工的徐春鹏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我觉得我们是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我们手里有份空白劳动合同，合同的对方单位是青岛琛才皓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参与施工的宿晓龙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刘栋是我们这些人的领导，他领着我们几个人干活，负责我们的施工作业工作，刘栋找我们一起跟着他干活，承揽业务是刘栋负责。我、徐春鹏、刘鹏、刘从明、刘洁这五个人跟着刘栋干活，具体的工程由刘栋安排，徐春鹏负责领工干活。刘栋基本不干活。我听刘栋说我们在仲院干的活实际是给广电公司干的。因为我们这些人知道刘栋没有钱，没有赔偿能力，就都按照刘栋定的把事故发生的地点说成是朱桥镇秦家村”。
经质证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及余二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刘栋认为其本人在莱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所做陈述不能证实其与刘从明之间是雇佣关系；被告张睿认为从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刘从明与被告张睿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
被告刘栋主张，刘从明发生事故后，其从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支取本人工资4万元交给刘从明家属用作刘从明的治疗费，后又自己凑了1万付给刘从明家属，共计付给原告方5万元。四原告认可从刘栋处接到现金5万元，但主张，其中的4万元是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给原告的，该公司的负责人徐建友已答应给予原告。被告刘栋就其关于上述4万元是其本人工资的主张在原审法院限期内未提交相关证据。
被告刘栋自认，在涉及本次事故的仲院广电站铺设光缆期间，其本人不参与施工。经查，被告刘栋不具有有线广播电视管道线路工程施工资质。
四原告主张，从公安调查笔录中看，被告张睿与刘从明确实不存在雇佣关系，但莱州市人民政府对本事故的批复中确认被告刘栋与张睿是该工程的承揽方，因此不放弃对被告张睿的赔偿请求。四原告没有提供关于被告张睿应当承担赔偿义务的其他证据。
另查，在原审法院（2014）莱州民初字第1432号卷宗（原告胥红诉被告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莱州分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中，原告胥红提交了刘栋的书面证言，内容为：“2013年9月份工程由张睿联系，工资以日工资结算方式，为仲院广电站铺设网线，当时约定，此工程共七人组成，每人每天工资按天计算，每人每天120元，由仲院广电站发放，当时由广电站长口头协商确定，2013年10月18日上午，刘从明在施工过程中不慎从梯子上摔下，到莱州市人民医院抢救治疗，2013年10月28日因抢救治疗无效不治身亡”；刘栋在该案中还作为原告胥红的证人出庭做证，证明：“2013年10月份，我与刘从明在一起干活，我听说刘从明受伤住院。当时这块活是谁联系的、工程具体怎么谈的我不清楚，不是我联系的；工资由广电站发放，每天120元，工资与谁谈的我不清楚，反正在外面干就是每天120元；刘从明是谁找去干活的我不清楚；我招他们是为金峰星公司工作，但是金峰星公司一直没有发放工资，所以就给广电站干”。在该案中，原审法院认为刘栋在莱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的讯问笔录中陈述的事实与其向原审法院所做证明相矛盾，其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所作陈述，能够与参加施工的其他人员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中的陈述相印证，较客观地反应了刘从明等五人到仲院广电站施工光缆铺设工程的经过，对莱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对刘栋、徐建友、刘洁等人的笔录内容予以采信，对刘栋向原审法院所作证明不予采信。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烟民一终字第1062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原审法院（2014）莱州民初字第1432号民事判决书，其中的“原审法院认为”部分载明：“刘栋在莱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的笔录中承认其与刘从明等人用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工具和工程车为仲院广电站施工，且主张移动公司的工程只要没活干，他们就去仲院广电站干活。平日由其负责揽活、给施工人员开工资。该陈述与参加施工的其他人员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互印证，较客观地反应了刘从明等五人到仲院广电站施工光缆铺设工程的经过，原审法院对刘栋等人在莱州市公安局的笔录采信正确”。
上述事实，有四原告提交的刘从明的死亡注销证明、莱州市朱桥镇刘家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原告刘某的户口登记卡、烟台信恒翔司法鉴定所（2015）临鉴字第28号鉴定意见书、原审法院调取的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做出的《莱州市郭家店镇仲院广电网络10.18高处坠落事故调查处理报告》及莱州市人民政府对此的批复、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提交的莱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对刘栋的讯问笔录、对徐建友、邱洪生、刘洁、徐春鹏、宿晓龙的询问笔录、原审法院（2014）莱州民初字第1432号民事判决书、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烟民一终字第1062号民事判决书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在卷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四原告的亲属刘从明于2013年10月18日在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下属的仲院广电站铺设光缆工程的工地上从梯子上摔下致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原、被告双方对该事实无争议。刘从明死亡后，四原告是刘从明合法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作为赔偿权利人主张因刘从明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符合法律规定。
原、被告对原审法院调取的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莱州市郭家店镇仲院广电网络10.18高处坠落事故调查处理报告》及莱州市人民政府对此的批复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审法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其中事故调查处理报告中确认的事故经过和认定的事故发生原因对本案具有证明力。
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莱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对被告刘栋的讯问笔录、对徐建友、邱洪生、刘洁、徐春鹏、宿晓龙的询问笔录，已被生效的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烟民一终字第1062号民事判决书所采信，可以直接作为证明本案事实的证据。被告刘栋在讯问笔录中自认，仲院广电站铺光缆工程“实际上说句实在话，就是干的私活，不该金峰星公司的事”，“我负责揽活、给他们开工资”，“刘从明和徐春鹏轮换开车，每人每月多给100元钱”，即刘从明等五人在仲院广电站从事铺设光缆工程由被告刘栋安排、受被告刘栋的管理，由被告刘栋发工资，而且对刘从明和徐春鹏每人每月多给100元钱。被告刘栋自认不参与涉案工程的施工，其在另案中主张“工资由广电站发放，每天120元”已被生效判决确定不予以采信。综合上述事实和证据情况，原审法院认为，刘从明等五人在仲院广电站从事铺设光缆工程，是在为被告刘栋提供劳务，刘从明等五人与被告刘栋之间符合雇用关系的法律特征，被告刘栋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对施工人员没有采取较好的安全防范措施，应当对四原告因刘从明死亡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四原告自认被告张睿与刘从明不存在雇佣关系，亦没有提供关于被告张睿应当承担赔偿义务的证据，原审法院对四原告要求被告张睿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事故调查处理报告中认定四原告的亲属刘从明在施工过程中安全保护措施不到位、未戴安全帽、自我保护意识差、冒险作业，不慎自行坠落地面，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即刘从明本人对于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参照上述法律规定，原审法院确定，四原告因刘从明死亡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由被告刘栋赔偿其中的70%。
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的职工邱洪生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证明，刘从明所在的施工队给仲院广电站施工铺设光缆按每公里4000元计酬，即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下属的仲院广电站以每公里4000元的价格将涉案工程发包给被告刘栋。根据《有线广播电视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办法（暂行）》第八条规定，有线广播电视管线工程的范围包括管道缆线工程，架空缆线工程，光缆接续和有关设备的安装调试，取得管线工程专项施工资质的企业，可以承包有线广播电视管道线路工程。而被告刘栋不具备有线广播电视管线工程专项施工资质和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本次事故经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认定，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莱州市人民政府对此作出批复，同意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该事故性质的认定及事故原因的分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应当对四原告因刘从明死亡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与被告刘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原告就其主张的医疗费提交了莱州市人民医院出具的住院收费专用票据，三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原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被告刘栋主张，其在本次事故发生后从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支取其本人的工资4万元付给刘从明的亲属用作刘从明的治疗费，四原告认可从被告刘栋处接到该4万元，但主张该4万元是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徐建友答应给予原告的，不是被告刘栋本人的钱款，被告刘栋就其关于上述4万元是其本人工资的主张在原审法院限期内未提交相关证据，原审法院对被告刘栋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其另支付给原告方的现金1万元与原告方无争议，应在其赔偿款额中扣除。
根据被告广电莱州分公司提交的莱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的询问笔录，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徐建友证明，本次事故发生后，被告刘栋要求其公司支付刘从明的医药费，其公司分两次付给刘栋现金4万元，被告刘栋在本案庭审中亦陈述该4万元是付给刘从明的亲属用作刘从明的治疗费，即本案中四原告主张的因抢救刘从明支出的医疗费45345.3元已由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4万元。四原告自认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将该4万元给予了四原告方，则四原告在医疗费方面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并非45345.3元，而是5345.3元，另4万元已得到救济，现四原告就该4万元医疗费向被告主张权利，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三被告对四原告主张的关于刘从明的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无异议，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
原告张振云主张其丧失劳动能力，要求被告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并就其主张提交了烟台信恒翔司法鉴定所对其劳动能力丧失程度所作的鉴定意见书，根据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原告张振云属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三被告对此虽有异议，但均不申请进行重新鉴定，原审法院对三被告对此的异议不予支持，对该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中原告张振云经鉴定已丧失劳动能力，原告刘某为未成年人，该二人要求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予支持，原告刘聚方至今尚未满60周岁，其要求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按照统计部门公布的2013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7393元／年为基数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不超过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原审法院予以准许。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赔偿义务人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故本案中原告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以其主张的基数标准计算20年。
四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三被告均不同意赔偿，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结合本案案情，原审法院对四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支持其5000元。
原告主张的鉴定费900元，不是因刘从明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而是原告张振云为举证所支出的费用，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张振云、刘聚方、胥红、刘某因刘从明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医疗费5345.3元、死亡赔偿金212400元、丧葬费23193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478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共计393798.3元，由被告刘栋赔偿70%，即275658.81元。扣除被告刘栋已支付的1万元后，由被告刘栋再赔偿四原告265658.81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被告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莱州分公司对上述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张振云、刘聚方、胥红、刘某要求被告张睿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张振云、刘聚方、胥红、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80元，由被告刘栋负担5285元，由四原告负担4695元，均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原审法院。被告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莱州分公司对被告刘栋应负担的5285元承担连带责任。
宣判后，广电莱州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根据《有线广播电视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办法（暂行）》第八条规定，涉案工程应由取得管线工程专项施工资质的企业来进行施工，而原审被告刘栋不具备有线广播电视管线工程专项施工资质和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结合市政府对事故的批复以及莱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事故性质的认定及事故原因分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上诉人应与原审被告刘栋承担连带责任。该认定缺乏依据。1、涉案工程是否依法应由具备管线工程专项施工资质的企业来进行施工。（1）根据1994年原广播电影电视部《有线电视管理规定》（广播电影电视部令第12号），我国实行了有线电视工程企业许可证制度。但2002年11月1日《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2）24号）出台，决定取消了《有线电视管理规定》，意味着自2002年11月10日起，国家对有线电视工程设计、施工、安装单位的资质认可不再是强制性要求。（2）2010年6月1日，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有线电视工作委员会制定了《有线广播电视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办法（暂行）》，该管理办法不能作为认定国家强制要求对涉案有线电视工程施工必须有资质的依据，理由是：A、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有线广播电视工程企业采取自愿的原则取得施工核准资质，而非强制；B、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是针对拟取得资质的有线广播电视工程企业作出的工程范围界定，而非是对有线广播电视管线工程和用户网工程施工资质作出的强制性规定，即管理办法没有规定有线广播电视管线工程和用户网工程必须由取得管理办法规定资质的企业来进行施工。（3）《有线广播电视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办法》非暂行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有线电视工作委员会于2015年1月6日制定颁布，原审法院对此管理办法的引用也属不当。2、刘栋是否具备涉案有线广播电视管线工程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通过原审调查可知，刘栋为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被派遣劳务人员，且为莱州移动公司管线工程项目施工负责人。其带人施工使用的车辆、施工工具均由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提供，在莱州移动公司施工时间长迖一年，移动公司的工程与上诉人的工程内容完全一样，而山东金蜂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具备管线工程施工企业资质，因此刘栋是具备涉案工程施工的安全生产条件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1、承揽合同与承包合同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具体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检测、检验等工作。承包合同在法律上并未规定明确的定义，但是其范围比承揽要广，通常涉及的是一个经营方面的问题，如土地的承包、酒店（或公司）的承包、建筑工程的承包等。而承揽仅仅是一个事务的承接。承包合同与承揽合同的主要区别在于，承包方为发包方提供综合的经营管理以及技术，而承揽人只为定作人提供劳务或技术。二者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违约赔偿、诉讼管辖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比如：合同的履行：有些承包合同不能转包他人，如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不能转包给他人；承揽人可将其承揽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但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发包人责任，界定的是承包合同法律关系中产生的安全生产事故所滋生的问题，而非承揽合同，因为只有在承包合同法律关系中才有发包以及分包之说。而涉案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刘栋之间建立的一种承揽合同关系。因此该规定不适用于本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上述莱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莱州民初字第29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法庭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张睿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刘栋辩称，同张睿答辩意见。
二审中，上诉人主张在一审判决之后到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有线电视工作委员会进行了咨询，该委员会给出具了书面材料，该委员会也是一审法院依据的《有线广播电视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的制订者。上诉人提交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有线电视工作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有线广播电视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工作相关问题的回复》，用以证实涉案工程不需要强制性资质企业进行施工。该回复的主要内容为：“根据1994年广播电影电视部第12号令，我国实行了由广播电视行政机构颁发有线电视工程企业许可证制度。该制度随着国家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决定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2）24号文件已终止。24号文第550条规定‘有线电视工程设计、施工、安装单位资质认可’包括在国家第一批明确取消的行政审批范围内。2004年7月1日我国施行《行政许可法》，其中第12条第三款规定：‘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需要设定行政许可’，该法第13条又规定，‘本法第12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其中第三项明确：‘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有线电视属于公众服务，有线电视的施工也属于服务于公众，因此适用于《行政许可法》。行业组织对企业的资质管理属于自律行为，是依法办事。在《有线广播电视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第三条对申报企业提出的要求是：‘从事有线广播电视工程施工、维护等经营活动的企业均可自愿申请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有线广播电视工程企业资质’。我会2010年6月1施行的《有线广播电视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办法（暂行）》至今已经过两次修订，并于2015年正式发布《有线广播电视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办法》，期间没有中断执行”。上诉人另提交该委员会编制的有线电视广播工程企业资质管理文件汇编，用以证实国家对有线电视企业资质已于2002年10月1日进行了废止，涉案的工程是不需要资质的。
经质证，被上诉人称，对于有线委编制的汇编没有异议，但是该汇编只是对广播通讯铁塔及桅杆产品生产的审核，而非对有线广播电视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办法废止。关于对有线委的回复内容可以反映出，从事有线广播电视工程施工维护等经营活动的企业，行业标准应具备施工资质，内容也没有反映出从事有线广播电视施工不需要资质。原审被告张睿称，同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原审被告刘栋同被上诉人质证意见。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有线广播电视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办法（暂行）》第三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从事有线广播电视工程施工、维护等经营活动的企业均可自愿申请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有线广播电视工程企业资质”。该管理办法还规定，有线广播电视工程企业资质分为施工总承包和专项施工两个类别，总承包企业资质等级分为一至三级，有线广播电视管线施工企业资质和有线广播电视用户网工程专项施工企业资质不分等级。从该管理办法的内容来看，进行广播电','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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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九十一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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