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10民终1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吉生，男，1964年3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储贵生，安徽道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群群，安徽道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住所地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昱城路6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000713945135B。
负责人：胡剑，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明继，安徽道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伟，安徽道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吉生因与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昱城支行）存单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皖1002民初17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吉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储贵生、吴群群，上诉人农行昱城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吉生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农行昱城支行向朱吉生支付存款本金20万元及自存款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011年10月9日至2012年1月9日期间的利息按照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计算；2012年1月10日之后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农行昱城支付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存单关系，却以汪东红支付的利息来折抵农行昱城支行应当向朱吉生的本息金额，该部分折抵不能成立。二、本案中朱吉生对存款的丢失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20%的过错责任。
农行昱城支行答辩称：双方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根据朱吉生的自认及汪东红的陈述，其与汪东红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朱吉生持有的银行存款凭条仅仅是汪东红进行刑事犯罪的工具，双方之间并非真实的存款关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朱吉生的上诉请求。
农行昱城支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吉生的一审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错误。在农行昱城支行的业务系统中，并未发现朱吉生于2011年10月9日办理的存款业务。二、朱吉生持有的由农行昱城支行签章的银行存款凭条不真实。（一）储户和银行之间建立储蓄合同关系后，储户手中持有的是银行签发的活期存折或定期存单，存款凭条作为会计凭证银行方面需永久保存，不可能将存款凭条交付储户；（二）朱吉生持有的由农行昱城支行签章的银行存款凭条并无存款账号、存期、利率、支取方式的选择以及是否通兑等基本要素，朱吉生亦未签字。三、根据朱吉生的自认，其收取了农行昱城支行原员工汪东红支付的自2011年10月9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案件月息2%的利息，一审法院对此并未予以认定。四、朱吉生虽持有由农行昱城支行签章的储蓄存款凭条，但根据《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证明存款人和储蓄机构之间存在存款关系的凭证为存单或存折而非存款凭条，故双方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
朱吉生答辩意见为：请求驳回农行昱城支行的上诉请求。
一审查明：朱吉生与汪东红系多年朋友。汪东红以银行高息理财或内部集资为诱饵，取得朱吉生与其妻子凌志萍的信任。朱吉生于2011年10月9日持20万元现金前往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办理业务，朱吉生与凌志萍将20万元现金交给该处的工作人员汪东红，并出示了身份证。汪东红进入柜台办理了一笔定期存款业务，存款凭条载明户名朱吉生，存款金额20万元，存期3个月，身份证号码，存款凭条加盖业务专用章。汪东红将盖有印章的存款凭条交给了朱吉生，存款凭条中手写内容由汪东红书写。朱吉生未在存款凭条中业务种类的活期、定期一本通、定活、零整等选项栏中勾选，也未在转存标志的自动转存、约定转存、转存存期选项栏勾选。2011年10月9日之后汪东红以20万元为基数向朱吉生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2012年以前的利息每季度季末支付，2013年以后的利息每半年支付一次，支付至2014年年底，共计支付利息155066.67元。存款凭条所载20万元存款朱吉生一直未支取。
一审另查：中国农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流程规定，一是客户办理存单业务应填写存款凭条，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提交现金或转账凭证；二是银行对客户填写的存款凭条各要素是否齐全、身份证件是否符合实名制要求进行审核；三是银行核对客户提交的现金并当面清点，与存款凭条上金额是否相符进行核对；四是银行对交易进行处理；五是银行核对存单打印的户名、金额、币种和期限与存款凭条上客户填写的内容、存单实物是否相符，核对无误后，存款凭条交客户核对、签字确认后加盖收讫章或转讫章，存单加盖专用章和个人名章；六是柜员将身份证件原件、存单交客户，并提醒客户核对。
一审再查：朱吉生与凌志萍系夫妻关系，2011年11月朱吉生在保险公司工作。汪东红系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大堂经理，因涉嫌集资诈骗罪于2015年6月4日被黄山市公安局屯溪分局刑事拘留，该案尚在审理中。
一审法院认为：依朱吉生陈述，其于2011年10月9日将20万元现金交付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大堂经理汪东红，之后汪东红为朱吉生办理定期存款业务，并向朱吉生交付了一张加盖业务专用章的20万元存款凭条。从上述陈述来看，朱吉生真实意思表示是将款项存入银行以获取高额利息，朱吉生与银行之间的关系从银行接受朱吉生的存款并交付存款凭条之时起即告成立。上述事实有朱吉生的陈述以及银行向朱吉生出具的存款凭条为证。现朱吉生持存款凭条向本院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规定，本案案由应为存单纠纷。
关于朱吉生与农行昱城支行是否存在真实存单关系的问题。农行昱城支行认为，涉案存款未在银行业务系统中记载，朱吉生持有的存款凭条有瑕疵，双方之间不存在存款关系。依银行定期存款业务流程规定，存款凭条应由农行昱城支行保存，朱吉生持有凭证为存单。朱吉生的陈述表明存款凭条业务是农行昱城支行员工汪东红在工作期间、场所，违规为客户办理的，故该员工行使的是一种职务行为。朱吉生持有的存款凭条虽有别于真实存款所形成的存单，凭条上各要素也不齐全，但朱吉生已对瑕疵凭证的取得进行了合理的陈述，且提交的凭条加盖是真实的业务专用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第五条规定，农行昱城支行应对其与朱吉生之间是否存在存款关系负举证责任，现其既无证据证明朱吉生未向银行交付存款凭条所载的20万元款项，也无证据证明朱吉生持有的存款凭条系伪造或变造的瑕疵凭证。依据中国农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流程规定，存款凭条上的业务专用章应视为农行昱城支行已完成业务受理、审核、核对款项、交易处理、交易结果确认各环节工作，故存款凭条证明了农行昱城支行收取朱吉生所交款项的事实。至于涉案款项是否在银行系统中处理，该后果不应由朱吉生承担。虽然朱吉生是在汪东红通过编造存款有高息回报诱骗的情形下将涉案款项存入银行，但该情形并不影响朱吉生与农行昱城支行之间存款合同的合法有效。因此，对农行昱城支行的抗辩意见，不予以支持，并认定朱吉生与农行昱城支行存款关系成立，朱吉生有权要求金融机构兑付款项。
关于涉案存款的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银行对客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在银行与客户办理业务过程中，银行工作人员代表银行应该更加严格地遵守工作流程和操作规范。本案中，按照中国农业银行业务流程规定，汪东红作为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大堂经理不能接受客户的资金，而其却违规收取朱吉生交付的20万元现金并为其办理存款业务，且未按正常的业务受理流程将存款20万元进行账务核算，而仅在存款凭条上加盖业务专用章，将盖有业务专用章的存款凭条交给朱吉生，使朱吉生误认为其20万元存款已在农行昱城支行业务系统中记载。这些严重违规的事实，直接引发本案诉讼。汪东红在农行昱城支行工作期间，利用其工作身份，编造高息理财或内部集资的谎言，诱使朱吉生将涉案款项存入农行昱城支行，并利用工作便利占有涉案款项，导致涉案款项损失。以上事实能够证明农行昱城支行在对客户存款负有严格安全保障义务下，没有尽到严格内部管理的义务，致使内部管理出现漏洞，工作人员操作严重违规，没有尽到最大的注意和风险提示义务，农行昱城支行应对造成的涉案存款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即80%。朱吉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且系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在享有高回报的存款时，应当尽到比银行普通客户更大的注意义务，但其不仅没有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反而降低了风险防范意识，放松了其自身资金安全的注意义务，导致其在存款后长期未向银行申请支取，被汪东红长期占有的后果。在存款过程中朱吉生没有尽到与其自身预期获得收益业务相应的、合理的、谨慎的注意义务，应承担20%的次要责任。
关于朱吉生所获高息应否予以扣除以及涉案存款利息计算方法的问题。本案中，无证据证明朱吉生与汪东红个人之间就涉案款项存在借贷关系，朱吉生从汪东红处就涉案款项获取的155066.67元利息，没有合法依据，属于汪东红为骗取朱吉生信任，进而骗取款项而支付的高额利息，故该款项应在农行昱城支行返还存款本金时予以扣除。朱吉生以时间长、记忆模糊为由，认为汪东红仅支付至2014年6月30日的利息，变更原有利息支付时间的陈述，但变更陈述的事实朱吉生并无证据加以证明，不能采信其变更后的意见，朱吉生应对违反诚实信用及禁止反言原则的行为承担不利后果。至于朱吉生主张涉案存款应按月息2%计付利息的问题，由于朱吉生办理的是三个月定期存款业务，未在存款凭条中转存标志勾选自动转存或约定转存及转存存期，存款到期后视为活期储蓄存款业务，故朱吉生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2015年以后的利息问题，农行昱城支行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的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本案农行昱城支行员工汪东红行使的是职务行为，向朱吉生出具的存款凭条加盖是业务专用章。朱吉生持有存款凭条虽不符合正规存款凭证，但系农行昱城支行内部管理出现漏洞，工作人员严重违规操作导致的，汪东红的行为涉嫌犯罪不影响朱吉生要求农行昱城支行承担的民事责任。因此，本案不需中止审理。
综上所述，对朱吉生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第一、二、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朱吉生给付35946.67元【（20万元-155066.67元）*80%】存款，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付上述存款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朱吉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负担700元，朱吉生负担3600元。
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与一审相同，相对方质证意见同一审。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和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朱吉生与农行昱城支行之间是否存在储蓄合同关系；二、本案中朱吉生与农行昱城支行的责任划分问题；三、朱吉生所获利息如何计算及应否予以扣除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存单纠纷案件的范围包括：（一）存单持有人以存单为重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纠纷案件；（二）当事人以进帐单、对帐单、存款合同等凭证为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纠纷案件；（三）金融机构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存单、进帐单、对帐单、存款合同等凭证无效的纠纷案件；（四）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第二条又规定：人民法院可将本规定第一条所列案件，一律以存单纠纷为案由。实际审理时应以存单纠纷案件中真实法律关系为基础依法处理。本案中，朱吉生持有加盖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业务专用章的存款凭条，农行昱城支行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朱吉生之间不存在存款关系，故一审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存款关系并以存单纠纷立案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厘清农行昱城支行在给朱吉生办理存款业务中是否存在违规操作以及朱吉生在办理存款业务中是否尽到了注意义务是案涉损失责任划分的前提。（一）关于农行昱城支行是否存在违规操作问题。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流程规定，客户办理存款业务应由客户填写存款凭条，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提交现金或转账凭证。本案中，作为时任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大堂经理的汪东红私自接受客户资金，并在存款凭条上加盖业务专用章，后将该盖有业务专用章的存款凭条交付朱吉生，上述行为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综上，农行昱城支行内部管理混乱，对工作人员监管缺失，未能保护储户的合法权益，应承担主要责任。（二）关于朱吉生是否尽到注意义务问题。朱吉生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系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其轻信汪东红，未在柜台办理存款业务，未能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亦应承担次要责任。综上，一审确定由农行昱城支行、朱吉生分别承担80%和20%的责任并无明显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中，无证据证明案涉20万元系朱吉生与汪东红之间的借贷关系，朱吉生从汪东红处获取的年利率2%的利息没有合法依据，故该款项应在农行昱城支行返还存款本金时予以扣除。
综上，朱吉生和农行昱城支行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处理适当，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79.74元，由上诉人朱吉生负担3581.07元，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负担698.6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浩之
审判员 郑卫东
审判员 黄继顺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王 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第二十九条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
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
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