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1民初11984号
原告余春珍，男，1964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
原告冯东丰，女，197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林焜，北京英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某，男，2002年1月2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房山区。
被告兼被告李某的法定代理人韩某，女，1973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二被告之委托代理人孙吉，北京市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建阳，男，1999年12月25日出生，回族，农民，住山东省商河县。
委托代理人王康，男，1991年8月7日出生，回族，农民，住山东省阳信县。
被告孙林丰，男，199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
被告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常庄村良官路东侧50米。
负责人仉立忠，经理。
被告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中路1号。
法定代表人仉立忠，经理。
上述二被告之委托代理人朱瑞鹏，北京市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昊天大街81号。
法定代表人耿纪民，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旭，北京市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晓坡，男，1983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职员。
原告余春珍、冯东丰诉被告李某、韩某、王建阳、孙林丰、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春珍、冯东丰及其委托代理人林焜，被告兼被告李某的法定代理人韩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吉，被告王建阳的委托代理人王康，被告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瑞鹏，被告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的委托代理人张旭、王晓坡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孙林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春珍、冯东丰诉称：原告之子余某与被告李某、王建阳、孙林丰都是被告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的员工，2016年6月30日，四人相约前往常庄右桥下的刺猬河河道旁喝酒，余某因故落水，又不胜水性，于刺猬河内溺水身亡。现原告认为，上述三被告与余某相约喝酒的行为及未予制止余某下河玩水等因素是造成余某溺水死亡的间接原因，因此，上述三被告应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截止事故发生之日，原告之子余某为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被告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雇佣余某为其员工属非法雇佣童工行为，其对余某的活动负有监护责任，故其对余某及上述三被告前往刺猬河喝酒的行为未及时加以制止，负有过错，因被告常庄店是被告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的分公司，故常庄店及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应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被告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作为刺猬河的河道管理方，因未在河道周边设置醒目警示标识，也未在河道一侧设置防护措施，对于余某的落水溺亡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故应对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原告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健康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上述被告连带赔偿给原告丧葬补助金42516元、一次性死亡补助金6239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共计人民币766416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李某、韩某辩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死者当时是17周岁，出事时是死者让被告喝的，余某是自愿下水的，被告比死者年龄小，让被告劝阻死者喝酒显失公平，被告也不存在劝酒，明知有疾病劝其喝酒等其他法律规定的条款，被告均未实施，所以被告李某没有法律规定的应该承担责任的条件。李某本人并不会水，出事后也大概有两天的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原告以连带责任追究李某没有事实依据，所以请求法院驳回。
被告王建阳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时是死者让被告的几个小孩去河边喝酒的，被告王建阳当时也没喝酒，他们下水时他也劝阻了，但是他们不听，发现溺水后，王建阳也下水救过，当时王建阳也不会水，所以不同意赔偿。当时是因为原告快要不在饭店干了，让他们出去喝酒。
被告孙林丰未提交答辩意见。
被告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辩称：1、余某的死亡与我方没有任何关系，我方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余某死亡前确实是我公司员工，但是案发时是在晚上下班后，其离开公司后的行为我方是不知情的，其后果应该由其自己负责，我方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对他的人身安全承担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我公司存在非法使用童工问题，并没有相关行政机关对此事进行调查定性，因此对指责我公司非法使用童工，我公司不予认可。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使用童工与余某死亡存在因果关系。2、在导致死亡结果上，余某应承担主要责任。我公司在此事件中不存在过失，余某在下班后聚众饮酒，酒后下水，其应该预见到危险的存在，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其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余某到我公司工作提供劳动，公司发放报酬，监护职责并不因此转嫁至我公司，余某父母作为其监护人，始终承担着监护职责，在同意其参加工作、酒后溺亡等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余某的死亡结果与原告主张的我公司存在非法用工问题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针对我公司的赔偿请求于法无据。余某到我公司工作，其父母是知情并同意的，2016年2月26日当天也是其母亲和舅妈送至我公司的办理入职，并称余某已满16周岁，余某及其家人在年龄上也欺骗了我公司。作为余某的监护人，同意其参加工作，并对余某疏于管理，没有尽到监护职责，没有及时发现制止其聚众饮酒、酒后下水等危险行为，导致悲剧结果发生，监护人应付相应责任。4、余某熟知公司规章制度，在工作期间我公司对其进行了有效管理，在招录余某后，向其宣讲了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宿舍也委派了管理人员。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其他被告表明他们对公司的规章制度都是明知的，公司履行了管理职责,原告下班后离开公司，已超出公司的安全管理范围，不应对其离开公司后的行为及后果负责。5、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使用童工是赔偿的前提，“使用”的范围是指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及其他视为工伤的情形，原告的事件与上述情形不符。综上，我方认为，余某下班后外出期间的行为已超出我方的安全管理范围，我方不存在过错，与死亡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责任，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
被告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辩称：一、答辩人主体资格不适格。依据《水法》和《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答辩人作为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行政的管理与监督工作。原告诉称的事故河道是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新城河湖管理所（以下简称河湖管理所）负责管理并实施维护工作，答辩人不是本案事故河道的管护单位。为此，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河湖管理所已尽到注意和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事故河道周边已设置必要安全防范措施。河湖管理所作为事故河道的管理、维护单位，事发前已经在事故河道周边安装有警示告知牌，并安排有河道巡查人员定期对河道进行巡视工作。三、本案中，除去人为因素，死者余某落入水中溺亡的主要原因系其与同事在河边喝酒。依据《民法》的有关规定，余某在事发时未满16周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自己行为的危险性有认知和预防能力，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二原告作为监护人疏于看管没有尽到监护职责，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后果。综上所述，原告对答辩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
经审理查明：原告余春珍、冯东丰系死者余某之父母，余某生于2000年8月18日。2016年2月26日死者余某在其母冯东丰陪同下至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要求打工，后余某遂开始在该店打工并在该店住宿，该店对余某的身份信息未予核实。2016年6月30日晚22时30分许，死者余某与同在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打工的李某、王建阳、孙林丰携带啤酒、白酒，到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良常路常庄右桥桥下刺猬河边饮酒，后余某与李某至刺猬河中游泳玩耍时，余某不慎溺水身亡。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接报警经过调查，北京市房山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如下：1、结合案情，余某符合溺死。2、余某体表损伤擦蹭或磕碰可以形成。另在余某心血中检出乙醇，含量为33.9mg/100ml。
事发后，公安机关进行了现场勘验并拍摄多张现场照片，公安机关现场勘验记录是：“现场位于房山区拱辰街道良常路常庄右桥桥下，该现场为室外现场，良常路常庄右桥为南北走向，桥上是南北向的良常路，桥下是东西向的刺猬河。中心现场位于房山区拱辰街道良常路常庄右桥桥下北岸。常庄右桥桥下北岸有一条东西向的便道，便道的南侧是刺猬河河堤，河堤上放置有一排景观石，其中最高的一块景观石的西北侧地面有一条牛仔裤和一只运动鞋，鞋内放有袜子，最高的一块景观石上放有三瓶啤酒、一件短袖上衣和一个红布包裹的吊坠，此景观石东侧的河堤上有一瓶啤酒。余某的尸体于2016年7月1日2时许被打捞人员从中心现场南侧的河道底部打捞上岸，经急救人员确认，余某已死亡。”
房山公安分局事后对事发时在场的李某、孙林丰、王建阳以及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的部分员工分别进行了询问。在对李某的询问中，李某对事情的描述为：2016年6月30日22时左右，孙林丰在饭店里问：“我一会儿去刺猬河桥下玩你去吗？”我说去，等我值完班之后，我们四个人就从饭店出来了，当时他们三个人在饭店宿舍等着我，下班后我就回到宿舍换了衣服，当时我看见他们三个人已经买了四瓶啤酒和一瓶白酒，然后我们就从饭店宿舍出来就走着去了刺猬河桥下，到了之后我们四个就开始喝酒、吃东西聊天，当时王建阳没喝，就我和余某、孙林丰我们三个人喝了这四瓶啤酒，每人喝了一瓶多啤酒，等我们喝完酒时，余某说:“走下河去。”我说行。然后余某就把衣服脱了只穿着条内裤，余某脱完之后就向水里走过去了，他站在离岸边40-50厘米的水里站着玩水，我也把自己的衣服脱了，只剩下内裤，也走到了水边，开始我坐在岸边的一块石头上，脚放在水里，然后我就看见余某向水里距岸边2-3米的地方扑水，然后我就看见余某陷落到水里了在水里挣扎扑动，我就赶紧从石头上下来到水里到余某挣扎扑动的地方伸手拽他，当时他已经不在水面上了我把手伸到水里拽他没拽着，然后又往水里走了走向水里摸了摸也没摸到他，然后王建阳在岸边拽着孙林丰，孙林丰在水里把我给拽上来了，他俩把我扶到岸边，之后就有救护车和民警来了，然后我被拉到医院了，当时王建阳没喝酒，我们三个人喝了一瓶多啤酒，白酒在我拎着去时塑料袋坏了，白酒摔到地上摔碎了，所以我们就没喝。当天在水里时就我和余某，是余某提议去水里玩，也是他先下的水。对孙林丰的询问中，孙林丰对事情的描述为：2016年6月30日22时30分左右，我、王建阳、李某和余某四人到房山区拱辰街道刺猬河常庄桥头北侧河边喝酒，我们带了一瓶白酒和5瓶啤酒，我们到河边后，在附近溜达一会后到桥头位置开始喝酒，我喝了半瓶啤酒，余某喝了两瓶啤酒，李某喝了两瓶啤酒和半瓶白酒，王建阳没有喝酒，喝着喝着余某说想试试刺猬河的水凉不凉，他想去河里面玩一会，然后脱了衣服就下去了，水大概到余某膝盖位置，之后余某叫我们三个也到河里玩，李某也脱了衣服下去了，他们两个就用双手在河里面泼水玩，距离岸边一米左右，然后他们两个不玩了，想看看河中间位置深不深，他们两个一前一后向河中心走，余某在前面，李某在后面，，余某走了两步距离岸边2米的位置突然掉下去了，李某想去拉余某，结果也掉下去了，他们两个就在水里面扑腾，也离岸边越来越远，我赶紧让王建阳打电话报警、叫人，同时我也跳到水里去拉他们两个，我一手扒着岸边的石头，另一只手去拉余某和李某，李某离我比较近，我就将李某拉了回来，之后李某就在水浅的位置坐着，这时余某已经离岸边3米左右，我拉不到他，这时王建阳打完电话脱了衣服下水去拉余某，结果王建阳也掉到深水位置，我赶紧把王建阳拉上来，我再回头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余某了，之后我和王建阳又把李某搀扶到岸上，过了10分钟左右民警和消防人员就到了。余某和李某下水后我就在岸边玩手机听歌，王建阳坐在岸边玩手机，余某和李某掉到深水后王建阳开始没看到，之后我让他报警。李某当时喝多了。对王建阳的询问中，王建阳对事情的描述为：2016年6月30日22时30分左右，孙林丰、李某和余某带我到房山区拱辰街道刺猬河常庄右桥桥头北侧河边喝酒，我没喝酒他们喝了，当时带了一瓶500毫升白酒和5瓶500毫升啤酒，我们到河边后，就坐在了河边的石头上开始喝酒，他们三个一共喝了一瓶白酒，每个人又喝了将近半瓶啤酒，具体喝了多少我不清楚，他们三个边喝酒边聊天，我坐在他们西边玩手机，喝着喝着余某说下水洗洗澡，我说别去了，李某对余某说：“你下去我就下去。”余某就脱下衣服，穿一个裤衩下水了，是在喝酒的位置东侧，余某下水后李某就脱了衣服下水了，刚下去的时候，水深到他们的膝盖处，他们也叫孙林丰下水，孙林丰没有下水，余某就和李某在水里互相泼水玩，余某站在东边，李某站在西边，他们一边互相泼水，一边慢慢向河中心走，走到了离岸边将近70-80厘米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向河中心移动了，当时余某离河中心近一些，他就又向河中心走，李某也跟着，走到离岸边1米2、3左右的时候，他们两个就突然掉了下去，然后李某和余某就在原地扑腾，并且向我和孙林丰求救，然后孙林丰就赶紧下去救他们，我在河边报警，报完警我就给我表哥王康打电话跟他简单说了一下情况，我也去救他们了，李某离我们比较近，我们就先拽住了李某，把他拽上了岸，当我们再回头去拽余某，就找不到了。过了10分钟左右，民警和消防人员就到了。
诉讼中，被告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称其职能是房山区水行政的本区域监督与管理，事故发生所属的刺猬河的具体管理部门是良乡新城河湖管理所，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原告在诉讼中明确表示只起诉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不要求追加良乡新城河湖管理所。
另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称在事发地点出入口和醒目位置都设置了警示标志，原告称：常庄桥的两侧没有护栏，边上人为走出了一条路，从桥的两侧直接就可以下去，警示标志有但是大约距离景观石100米的位置，我看到的是水泥做成的，夏天周边有很多树白天都很难看到，桥上面也没有警示标志。
关于丧葬补助金原告解释系按照上年度即2015年度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个月的标准计算，对于一次性死亡补助金，原告解释系按照2015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为标准计算，原告解释上述计算的依据均为北京市工伤死亡赔偿标准计算。
上述事实，有本院调取的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余某溺水身亡案卷宗内询问笔录、鉴定书、现场勘验笔录、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本院庭审笔录，当事人提交的户口本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余某饮酒之后至刺猬河游泳并导致其死亡的结果，系多种原因结合所造成。根据本院调取的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卷宗内对李某、孙林丰、王建阳所作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及鉴定书所载内容，余某死亡时已年近十六周岁，其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其年龄及智力情况，应认识到夜间饮酒后在刺猬河区域游泳的危险性，其在饮酒后，体内酒精含量达33.9mg/100ml的情况下，依然至刺猬河河内游泳，并导致溺水身亡，对此结果的发生余某本身具有重大过错，应对自己的危险行为所导致的危害后果承担责任；原告余春珍、冯东丰作为余某的监护人，对余某的日常生活和健康成长负有法定的监护义务，但其在明知余某不满十六周岁的情况下让其在餐馆打工，对余某外出打工未尽到应有的安全教育和监管义务，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较大过错，综上，余某及其监护人应对本案损害结果承担责任。
关于被告李某的责任问题，事发时其刚刚年满十四周岁，根据李某、孙林丰、王建阳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来看，考虑其事发时年龄较小，对其个人行为不宜要求过高，原告要求李某及其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王建阳的责任问题，本案事发时其系未成年人，且从李某、孙林丰、王建阳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来看，其在此事件过程中自行玩耍未参与饮酒，发现余某和李某在水中出现异常反应时，进行了报警，自己也下河进行施救，并无证据证实王建阳对余某的溺亡结果存有过错行为，对此原告要求王建阳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孙林丰的责任问题，从李某、孙林丰、王建阳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来看，被告孙林丰并未对余某实施侵害行为，当发现余某和李某在水中出现异常反应时，也呼叫了其他人员并让他人报警，自己也下河进行施救。但本案中，作为共同饮酒人员，孙林丰在其中是唯一一名成年人，事发时其年满十八周岁。饮酒本身是一种正常的人际交往活动，但饮酒会降低人的控制和判断能力，饮酒后通常会更易于产生一些危险行为，或者引发身体疾病等不良后果。因此，饮酒人之间因先行的饮酒行为，而在席间或席后产生一定的安全注意义务，即对他人出现的危险举动或异常反应给与适当的安全提醒、照顾或救助。关于共同饮酒人员是否存在过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即互相之间的密切程度，在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是否存在恶意劝酒行为，对伤害后果能否预见和避免，以及发现异常情况后是否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等。本案事发前，余某饮用部分啤酒，在此情形下，余某、李某下河游泳，明显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孙林丰在本案事发时系唯一一名成年人，作为参与饮酒活动的人员，对余某等游泳行为的性质应为明知，也应该预见到其行为的严重危害性。孙林丰本应采取积极措施阻止余某的危险行为，以防止发生可能的损害后果。但被告孙林丰对余某、李某的危险行为未积极有效的予以阻止，未履行谨慎的安全注意义务，其消极不作为与余某的溺亡事故发生具有一定关联性，应对本案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关于被告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的责任问题，余某前去该店要求打工，该店未按照相关要求对其身份进行核实，同时余某在该店住宿，被告应对住宿人员进行严格管理，事发时已近午夜，余某等人未归宿被告亦未采取相应措施，现余某外出溺亡，被告应承担相应责任。被告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系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对此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的责任问题，其认为事故河段是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新城河湖管理所，其不是本案事故河道的管护单位，认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但原告在诉讼中坚持不起诉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新城河湖管理所。被告系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行政的管理与监督工作，就河道的管理而言，事发河道为自然开放式河道，并无相关规定要求河道的管理者在河道边设置防护栏等安全保障措施，且事发河道并非以公众为对象进行商业性经营的场所，故河道的管理者不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在庭审过程中原告亦认可在景观石约100米位置有警示标志，因此被告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对余某的死亡后果不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及各责任人过错大小，被告孙林丰作为共同饮酒人员，孙林丰在其中是唯一一名成年人，对余某下河游泳的危险行为未积极有效的予以阻止，本院酌定孙林丰应承担责任比例为3%；被告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作为用人单位，未按要求核实其身份信息，对于下班后在该店住宿的员工亦未进行有效管理，存在一定过错，本院酌定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应承担责任比例为15%。
经审查核实，原告的合理损失包括：丧葬费42516元，该项费用未超过法律规定标准，本院予以支持；死亡赔偿金623900元，原告主张的数额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本院予以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要求过高，本院酌定为50000元。综上，原告的合理经济损失共计716416元。对于原告以上损失被告孙林丰应赔偿数额为21492.48元，被告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应赔偿数额为107462.4元，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本案绝非仅为满足原告追索经济赔偿的诉求，经济赔偿虽可对受害人家属有所安慰，但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本案的诉讼价值更多的是体现法律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以及对社会活动风险与利益的平衡考量，同时也提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参与社会活动时，都应该以人为本位，将人的生命和安全利益视为更高利益而优先考虑。此外，本院也衷心希望本案原告能够尽快走出悲伤阴影，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未来的生活。被告孙林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不影响本案审理。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自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孙林丰赔偿原告余春珍、冯东丰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两万一千四百九十二元四角八分。
二、自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赔偿原告余春珍、冯东丰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十万零七千四百六十二元四角，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三、驳回原告余春珍、冯东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一万一千四百六十四元，应由原告余春珍、冯东丰负担八千六百七十八元（本院准予免交），由被告孙林丰负担三百三十七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被告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负担两千四百四十九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公告费二百六十元，由被告孙林丰负担一百三十元，由被告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负担一百三十元（原告余春珍、冯东丰已预交，被告孙林丰、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支付）；如另需公告送达本判决书的，公告费由被告孙林丰、北京市良乡都来顺餐饮有限公司常庄店各负担二分之一（具体数额以正式发票数额为准，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给付原告余春珍、冯东丰）。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爱东
人民陪审员 李 红
人民陪审员 张玉玲
二〇一八年八月一日
书 记 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