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3）淄民一终字第5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淄川分局。
法定代表人：孙航勇，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国涛，山东康桥（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莉，女，1970年9月28日出生，汉族，淄博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淄川分局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秀英，女，1952年3月10日出生，汉族，淄博市科协退休干部。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阚玉山，男，1951年3月24日出生，汉族，淄博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淄川分局退休干部。
委托代理人：ＸＸ，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桂香，女，1952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淄川工具厂退休工人。系被上诉人阚玉山之妻。
上诉人淄博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淄川分局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2013）川民初字第1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淄博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淄川分局（以下简称淄川质监局）的委托代理人刘国涛、王莉，被上诉人史秀英，被上诉人阚玉山及其委托代理人ＸＸ、孙桂香到庭参加诉讼。
原审判决认定：1990年3月12日，原告史秀英以被告阚玉山的名义向被告淄川质监局集资5000.00元，淄川质监局出具的集资收据上交款人虽写为“阚玉山”，但收据下方备注“史秀英”。集资利率为每年20%，集资利息一年一算，每年8月20日为计息年度对应日，算出利息后再将本息合计数作为下一年度计息的本金，将前一年度收据收回，以此金额重新开具集资收据。自1990年8月20日起，集资利率改为每年14.4%，未满一年提取的按6%计息。1999年8月20日至2000年8月20日需扣利息税20%。自2001年8月20日至2002年8月20日期间，集资利率为每年3.375%，之后不再计息。1996年6月，原告史秀英因购房提前从淄川质监局提取其集资款3000.00元。2003年9月23日，淄川质监局清偿全部集资本息，并收回全部集资收据。被告阚玉山分别于2003年10月1日、2007年1月18日通过银行汇给原告4405.00元和4480.00元。后原告史秀英以阚玉山领取其集资本息未付为由，多次找被告阚玉山、淄川质监局，要求返还集资本息。2013年4月2日，淄川质监局给原告出具证明材料一份，内容为：1990年3月12日，史秀英以我单位阚玉山的名义参加我单位的集资，史秀英集资款五千元整。集资利率每年20%，至1990年8月20日，集资利率调整为年利率14.4%，至2003年9月23日集资本利全部结清。1996年6月，史秀英因购房提前支取其集资款三千元整，其余本息由阚玉山代领。近几年，史秀英一直找我局和市局主张要求返还集资款本息，我局已向其提供明确的记账凭证及清偿证据，并协助找阚玉山与史秀英当面对质，当事人双方各执一词，我局调解未果。原告遂依该份证明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在庭审中主张其与被告淄川质监局之间系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对此淄川质监局虽当庭予以否认，但其给原告出具的证明材料上已认可原告向其集资5000.00元的事实，且其提交的集资收据、集资利息计算表上多处均标注原告姓名，故对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予以确认。二者之间以集资形式形成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其约定利率未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合法有效。原告诉称，其自1990年3月12日向淄川质监局集资5000.00元至2003年9月23日集资全部清偿期间，被告阚玉山未经其允许，分别于1992年11月6日、1996年6月25日、2000年12月20日、2002年4月22日擅自提取其集资款或利息3671.02元、20.22元、2040.00元、782.21元。对此，被告阚玉山辩称20.22元其领取后已支付给原告，3671.02元其并未领取，其余两笔系其自己的集资款项。被告淄川质监局辩称原告的集资款项包括3671.02元、20.22元两笔在内全部由阚玉山代领，但原告主张的2040.00元、782.21元两笔系阚玉山本人的集资款项，与原告无关。被告淄川质监局提交了原告集资5000.00元和阚玉山集资2900.00元两笔款项的记账凭证及所附收据、集资利息计算表。从上述财务账目看，原告主张的2040.00元、782.21元两笔确系阚玉山2900.00元集资所产生的款项，且因原告对其该主张并未提交证据佐证，故对其提出被告阚玉山于2000年12月20日、2002年4月22日领取其集资款2040.00元、782.21元未付的主张，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剩余两笔，其中3671.02元这一笔虽然从淄川质监局提交的集资利息计算表上看是被告阚玉山签字，但原告自述其于1996年6月自行从淄川质监局提取了集资款3000.00元，该事实亦在淄川质监局给原告出具的证明材料中得到证实，但该笔提款在淄川质监局财务记账凭证所附的1996年6月10日集资利息计算表上亦为阚玉山签字。据此可认定，在集资利息计算表上签名，并不一定是实际提款人。况且，原告自述其从未委托被告阚玉山代领集资款项，而被告淄川质监局作为借贷关系中的借款人，在收取原告集资款后，对于款项的偿付情况负有举证责任。其辩称提取集资款的程序是将原集资收据交回并在集资利息计算表上签字后，用原数额减去提取款额后另行开具一份收据，除此并无其他提款单据。但依据其该项答辩理由，则原告自提3000.00元而集资利息计算表由阚玉山签字的事实则无法解释，且原告自提3000.00元的事实已经淄川质监局书面证明材料自认。淄川质监局遂又当庭辩称原告的全部集资款项均由阚玉山代领，证明材料内容有误，但对其反悔的事实未提交足够的相反证据推翻，故对被告淄川质监局以集资利息计算表系阚玉山签字而主张该笔3671.02元系由阚玉山领取的意见，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原告因该笔集资款造成的收益损失，由被告淄川质监局负担。关于原告主张1996年6月25日被告阚玉山领取的集资利息20.22元，被告阚玉山辩称领取后已支付给原告，原告不予认可，被告阚玉山未提交证据佐证，对其辩称理由，不予采纳。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收益损失，由被告阚玉山负担。根据淄川质监局集资本息收益计算方法，原告主张的3671.02元和20.22元集资收益损失，应分别从提取之日即1992年11月6日和1996年6月25日起算，以每年8月20日为结算点，按年利率14.4%计息，未满一年按6%计息，下一年度本息合计数为计息基数，其中1999年8月20日至2000年8月20日期间需扣利息税20%，计算至原告主张的2001年8月20日，计算结果分别为11000.57元和38.86元，由被告淄川质监局赔偿原告11000.57元，被告阚玉山赔偿原告38.86元。对原告诉请的集资本息损失12485.87元，仅支持上述两项合计11039.43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原告还诉请银行利息损失13047.26元，是自2003年9月23日至2013年6月30日，以12485.87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逐年计息并将利息计入本金再次计息而得。对此，2003年9月23日集资全部清偿后，原告仍按照与淄川质监局之间约定的计息方法计算复利缺乏法律依据，以上述11000.57元和38.86元两项集资损失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年息5.31%计算自2003年9月23日至2013年6月30日，利息损失分别为5703.38元和20.14元，由被告淄川质监局赔偿原告利息损失5703.38元，被告阚玉山赔偿原告利息损失20.14元。原告该项请求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阚玉山辩称原告的起诉已超诉讼时效的意见，因被告淄川质监局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原告多年来多次向阚玉山及淄川质监局主张赔偿损失，其并无放弃权利的意思表示，故对被告阚玉山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一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淄博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淄川分局赔偿原告史秀英集资收益损失11000.57元、利息损失5703.38元，合计16703.95元；二、被告阚玉山赔偿原告史秀英集资收益损失38.86元、利息损失20.14元，合计59.00元。以上两项应付款项，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史秀英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8.00元，由原告史秀英负担170.00元，被告淄博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淄川分局负担218.00元，被告阚玉山负担50.00元。
淄川质监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争议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史秀英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审法院对案件定性错误，原审法院同意追加上诉人为本案当事人是错误的。原审法院没有调查被上诉人史秀英与阚玉山之间的资金关系，不顾史秀英自认的2007年1月18日阚玉山向史秀英汇款4480.00元的事实属于重大错误。被上诉人史秀英以阚玉山名义集资的收款收据上诉人已收回，款项全部结清，原审判决上诉人再承担给付义务无法律依据。上诉人提供的财务账簿证明被上诉人史秀英提前支取的3000.00元是由阚玉山办理的领款手续，被上诉人史秀英集资款的收取与支付原始账簿记载均由被上诉人阚玉山经办，没有史秀英的任何签字。阚玉山认可1996年6月25日领取了20.22元，而原始账簿同样记载1992年11月6日的3671.02元由阚玉山领取。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史秀英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史秀英答辩称：原审判决对案件定性准确，上诉人与史秀英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阚玉山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史秀英与淄川质监局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民间借贷纠纷属于借款合同纠纷，其法律关系主要是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经依法批准开展金融业务的非金融企业与其他非金融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之间发生的资金借用关系。本案中，原审判决认定史秀英是以阚玉山的名义向淄川质监局集资，因此，对于史秀英与淄川质监局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民间借贷合意，及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集资合意，应予以查明，并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本案的法律关系作出准确认定。第二，关于史秀英与阚玉山之间的关系问题。涉案款项为史秀英以阚玉山的名义向淄川质监局的集资，当时阚玉山为淄川质监局职工，史秀英虽然主张其从未委托阚玉山代领集资款项，但淄川质监局提供的涉案款项集资利息计算表上均有阚玉山的签字，且阚玉山分别于1996年6月25日领取了史秀英集资利息20.22元，于2003年9月23日领取了史秀英剩余集资本息4405.15元，并交回了相应的收据，因此，应当查清集资款项是由谁交付给淄川质监局、相应单据上的签字是如何形成等事实，据此对史秀英与阚玉山在涉案集资行为中的法律关系作出正确认定。第三，关于涉案的3671.02元是否被提取及由何人提取的问题。淄川质监局提供的账目等证据证实涉案的3671.02元款项被提取时以及史秀英提取3000.00元集资款时，淄川质监局均已收回之前为集资人出具的收据，并重新为集资人出具了新的收据。而阚玉山在日期为1992年8月20日的集资利息计算表上签字也证明其对于涉案的3671.02元被提取是明知的，因此，阚玉山亦应当对涉案的3671.02元集资款项是否被提取及由何人提取承担举证责任。故原审法院以淄川质监局关于该笔3671.02元系由阚玉山领取的主张证据不足为由，判决由淄川质监局负担该笔集资款造成的收益损失不当，应一并予以纠正。综上，原审法院在未依法对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及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予以查明及准确界定，亦未能查清涉案的3671.02元集资款项是否被提取及由何人提取的情况下，径行判决，属认定事实不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2013）川民初字第1212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冯伟杰
审 判 员 李灵福
代理审判员 杨继生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苏银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