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112民初20220号
原告：喻鹏，男，汉族，1983年2月5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高建，重庆聚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马燕，女，土家族，1984年2月4日出生，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高建，重庆聚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彭俊雯，女，汉族，1990年12月7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高建，重庆聚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勇，男，汉族，1970年6月17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高建，重庆聚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苏洪英，女，汉族，1960年11月17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高建，重庆聚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皎，男，汉族，1970年4月18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高建，重庆聚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时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溪松石北路10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203538943E。
法定代表人：李绍红，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达，重庆盛世文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向敏，女，汉族，1983年11月5日出生，住重庆市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达，重庆盛世文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喻鹏、马燕、彭俊雯、黄勇、苏洪英、刘皎与被告重庆时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公司）、向敏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万园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先容、刘运祥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高建、被告向敏及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喻鹏、马燕、彭俊雯、黄勇、苏洪英、刘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5月25日，六原告从被告时代公司处购买了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大道××号附××号的房屋。后被告时代公司交给六原告一份标称时间为“2015年9月29日”的《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存在内容前后不一致，签订时间与租赁时间不一致等问题。六原告认为二被告系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故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时代公司、向敏辩称，首先，二被告于2015年9月29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成立于被告时代公司将案涉房屋出卖给六原告前，二被告不存在恶意；其次，自二被告租赁关系建立后，被告向敏实际使用案涉房屋开办幼儿园，并一直向被告时代公司支付租金，租赁关系真实有效；最后，六原告在购买涉案房屋时就已经知晓房屋出租的事实，并且承诺履行二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故六原告认为二被告的租赁合同系恶意串通无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六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对被告时代公司举示的其与王某某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以及被告向敏举示的其与王某某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王某某作为证人出庭证实了该两份合同的真实性，该两份合同亦与各方当事人举示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六原告未举示证据证明该两份合同系虚假的，本院对其予以采信；
2．对被告向敏举示的标称时间为“2016年3月21日”、载明出具人为“沈莉”、“王忻茁”的收条，以及被告时代公司举示的标称时间为“2016年2月29日”、载明出具人为“余慧敏”、“沈莉”、“唐德志”的承诺书，六原告认可前述出具人均系在其之前拟购买案涉房屋的人，在前述出具人与本案的处理不具有利害关系，且六原告未举示证据否定该收条及承诺书的真实性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根据采信的证据及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确认如下案件事实：
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大道××号附××号的房屋原系被告时代公司所有。
2014年3月28日，以被告时代公司为甲方，王某某为乙方，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案涉房屋出租给乙方，租赁期限为五年，自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租金为20元/平方米/月，月租金为13640元，此后每年递增6%。合同第二页第五条约定了双方违约责任，共计6点，内容为：“……3、乙方逾期支付租金，除仍应补缴欠租外，并按租金的0.5%，以天数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4、乙方租届期满不能按时退还房屋的，每逾期一日……；5、……；6、……”。第二页第六条约定了争议的解决方式。第二页第七条约定了补充条款。第二页最后一行为“八、附则”。第三页约定了附则的相关内容。
2014年7月22日，重庆北部新区管理委员会向王某某出具《关于同意筹设重庆北部新区北回归线阳光幼儿园的批复》，内容为同意王某某在案涉房屋所在地筹设幼儿园，筹设期为三年。
2015年9月24日，王某某与被告向敏签订《幼儿园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王某某将案涉房屋所在地的幼儿园以20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向敏，房东已与王某某签订了租期到2019年12月31日，租期为5年的租赁合同，王某某应协助向敏与房东签订协议，并保证向敏享有王某某在原有房屋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2015年9月16日至2015年12月4日，被告向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共计向王某某支付1810000元。2015年12月4日，王某某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向敏支付的幼儿园转让费150000元。
2015年12月，沈莉、王忻茁、余慧敏、陈弟娟、唐德志等人欲一起从被告时代公司处购买案涉房屋。2015年12月18日，王忻茁与被告时代公司签订《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王忻茁购买案涉房屋，并在合同落款处载明“幼儿园租104号门面的租赁合同附后，无其他合同”。2015年12月18日至2016年6月30日，沈莉、余慧敏、陈弟娟分次向被告时代公司支付购房款共计399.5万元及代收费17390.70元。
2016年2月2日，重庆北部新区管委会出具《关于同意重庆北部新区北回归线幼儿园变更举办人的批复》，内容为同意北部新区北回归线幼儿园举办人变更为向敏，该园办学地址等不变。
2016年2月19日，沈莉、余慧敏、唐德志出具《承诺书》，内容为幼儿园现有承租人向敏与产权人发生的一切纠纷与被告时代公司无关。
2016年3月28日，沈莉、王忻茁向向敏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向敏支付的案涉房屋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的租金共计40920元，并明确每月租金为13640元。
2016年5月11日，六原告与被告时代公司以及沈莉、王忻茁、余慧敏、陈弟娟、唐德志等达成合意，将买方变更为六原告。当日，六原告出具《承诺》一份，内容为六原告于2016年5月11日与被告时代公司签订关于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六原告承诺：1.被告时代公司按约定将房屋产权办理完毕并告知租赁方按时向产权人交付房租，六原告保证继续履行被告时代公司与原租赁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直至终止，交房后该房屋产生的一切事宜、责任与后果由六原告承担，与被告时代公司无关；2.六原告与被告时代公司签订合同时已付款350万元，余款50万元于被告时代公司交付产权证时一次性支付。2016年5月25日，六原告与被告时代公司签订《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被告时代公司将案涉房屋出卖给六原告，总成交金额为3518378元。2016年6月16日，六原告取得案涉房屋的房地产权证，产权证载明该房屋土地用途为其他商服用地/其他，房屋用途为幼儿园。
2016年6月18日，被告向敏向沈莉转账支付40920元。2016年9月21日，被告向敏向原告马燕转账支付40920元。
2016年11月4日，案涉房屋所在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出具证明，载明向敏系案涉房屋租赁使用人，其自2015年9月起每月按时足额缴纳了物业管理费。
另查明，被告时代公司曾向六原告出具标称时间为“2015年9月29日”的《房屋租赁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甲方为被告时代公司，乙方为被告向敏，合同前两页内容与王某某与被告时代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一致。第二页最后一行为“八、附则”。合同第三页开始内容为：“金。4.乙方租届期满不能按时退还房屋的，每逾期一日……；5、……；6、……”，该部分内容与合同第二页第五条违约责任相关内容基本一致，但第6项对部分内容做了改动。第三页此后内容为：“第七条、争议的解决方式”，该条内容与第二页第六条内容意思一致但表述不同；“第八条、附则”，该条内容与王某某与被告时代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第八条内容一致。合同在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下方注明有“房续租合同”。二被告陈述：该合同是在2015年9月29日签订的，内容是沿用王某某与被告时代公司签订的合同的内容，所以租期的起始时间（2015年1月1日）比签订时间靠前；合同的第二页与第三页内容重复是被告时代公司员工粗心大意所致，不能证明该合同就是二被告恶意串通所签订的。被告时代公司陈述：王忻茁与被告时代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其后所附的租赁合同就是该份租赁合同，但《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与租赁合同未加盖骑缝章；被告时代公司在2016年5月11日就将该合同出示给了六原告，并要求六原告于同日出具《承诺书》，被告时代公司在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候将该租赁合同给了六原告。六原告陈述：六原告在购买案涉房屋时被告时代公司只是说房屋存在租赁关系，有一个幼儿园在经营，但租金和租期均不清楚，具体谁经营也不清楚，被告时代公司在2016年7月份的时候，才把该房屋租赁合同拿给六原告，六原告认为该合同系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六原告的利益。
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六原告的申请，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时代公司出具给六原告的《房屋租赁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因六原告及二被告均无法按鉴定机构的要求提供同时段、同纸张的比对样本，六原告要求将被告向敏在2016年10月19日填写的本案送达地址确认书、送达回证及被告时代公司于2016年11月6日向本院出具的诉讼代理人委托书作为比对样本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标称日期为‘2015年9月29日’、甲方为‘重庆时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乙方为‘向敏’的《房屋租赁合同》原件上手写字迹不是其标称日期形成，其形成时间接近于送检的‘2016年10月19日’的《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送达回证》、《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原件上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六原告支付鉴定费2200元。后本院向鉴定人员邹卫东、吴玲询问，二人称鉴定报告中的“接近于”指的是“同期”的意思，“同期”指的是六个月以内。
庭审中，被告向敏申请证人王某某出庭作证，王某某陈述：王某某在2014年3月28日从被告时代公司处租赁了案涉房屋，租金交到了2015年9月底，租金都是现金支付，因为被告时代公司处刷不了卡；王某某于2015年9月将幼儿园转让给了被告向敏，被告向敏已经支付完毕所有转让费；二被告在2015年9月底签订了租赁协议，当时王某某也在现场，二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关于租期及租金的约定与王某某的租赁合同是一样的，没有改动。
本院认为，2016年5月11日，六原告在购买案涉房屋时出具了《承诺》，保证继续履行时代公司与原租赁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直至终止。被告时代公司已经举示了其与向敏签订的标称时间为“2015年9月29日”的《房屋租赁合同》，六原告认为该《房屋租赁合同》系事后补签，二被告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六原告利益的行为，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首先，六原告自认被告时代公司在2016年7月已经将本案争议合同拿给了六原告，故该合同最晚形成时间应为2016年7月。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载明该《房屋租赁合同》不是其标称日期即“2015年9月29日”形成，其形成时间接近于2016年10月19日，与六原告自认的合同最晚的形成时间（2016年7月）相差约三个月。此后鉴定人员答复称此处的“接近于”指的是六个月以内，即《房屋租赁合同》的形成时间最早可能为2016年4月19日。被告时代公司将房屋出卖给六原告的时间是在2016年5月11日，故《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可能早于被告时代公司向六原告出卖房屋的时间，因此该鉴定结论不能必然证明二被告存在事后补签《房屋租赁合同》损害六原告利益的情形。其次，根据重庆北部新区管委会出具的两份批复、王某某与被告向敏签订的《幼儿园转让协议书》、沈莉等人于2016年2月29日出具的承诺书以及案涉房屋所在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出具的证明，被告向敏自2015年9月起已经开始租赁案涉房屋。2016年3月28日，房屋的前购买人沈莉、王忻茁向被告向敏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向敏支付的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的租金共计40920元，并明确每月租金为13640元，该租金标准与本案争议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一致，能够证明案涉房屋在出卖给六原告前，被告向敏已经在按照二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履行缴纳租金的义务。最后，二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虽然约定的租期在合同签订之前，且合同内容在第二、三页存在内容重复等瑕疵，但王某某与向敏系转让关系，双方在转让协议中约定王某某保证向敏享有王某某在原有房屋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二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前两页与王某某的合同内容一致，该事实与二被告及证人王某某关于二被告的《房屋租赁合同》是比照王某某与被告时代公司的租赁合同签订的陈述相一致。二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的瑕疵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综上，原告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二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恶意串通损害六原告利益，即不能证明该合同无效。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喻鹏、马燕、彭俊雯、黄勇、苏洪英、刘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980元，由原告喻鹏、马燕、彭俊雯、黄勇、苏洪英、刘皎负担。鉴定费2200元，由原告喻鹏、马燕、彭俊雯、黄勇、苏洪英、刘皎负担1100元，被告重庆时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1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万园薇
人民陪审员 王先容
人民陪审员 刘运祥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吕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