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1民终33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神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正耀，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贾江涛。
委托代理人:陆登登。
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代表人：马国强，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柳牧。
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市徐汇支公司。
代表人：俞海明，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翊航。
委托代理人：肖新武，湖南荣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覃仕辉。
委托代理人：唐国忠，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铮，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明玉。
委托代理人：唐国忠，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铮，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诗乐。
原审被告：赫兹汽车租赁（北京）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代表人：郭新，经理。
上诉人北京神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公司）、太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天津公司）、太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徐汇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上海公司）、马翊航因与被上诉人覃仕辉、杨明玉、谭诗乐、原审被告赫兹汽车租赁（北京）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赫兹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4）芙民初字第3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神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贾江涛、上诉人太平天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柳牧、上诉人马翊航及其委托代理人肖新武、被上诉人覃仕辉、被上诉人杨明玉及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唐国忠、王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神州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神州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覃仕辉、杨明玉、马翊航、谭诗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覃仕辉、杨明玉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神州公司对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投保额度做过20万的承诺。关于车辆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具体投保情况，神州公司已提交保险单，证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额为5万元。本案为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属侵权法律关系，而关于保险投保问题属承租人同神州公司间的汽车租赁合同关系。即便是有纠纷，也应由承租人对神州公司提起汽车租赁合同纠纷另案处理，而不应由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一并审理。况且一审法院对合同事实查明不清，事实认定错误。根据租车合同第7.6条规定，有关本合同的争议，管辖法院为出租方所在地法院，一审法院对合同法律关系并无管辖权。一审法院对保险投保情况的审理属于无权审理，且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神州公司将非营运车辆用于出租营运，存在过错，判定神州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责任，该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的道路运输经营，包括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并不包括汽车租赁。从目前法律法规及司法实践来看，均未将汽车租赁划归为营运范畴。一审法院的认定并无法律规定，且适用的法律是错误的。
覃仕辉、杨明玉答辩称：一、神州公司主张一审法院没有管辖权，于法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本案中，神州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提出管辖权异议，且向法院提交了答辩意见，其在上述中主张没有管辖权，于法无据。此外，神州公司对事故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后文详叙），其没有足额投保与本案覃仕辉、杨明玉的赔偿密切相关，即使其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从节约司法资源和防止矛盾判决的角度来看，也完全可以合并审理。二、本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神州公司做出过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额为20万元的承诺，其应当对差额15万元承担赔偿责任。覃仕辉、杨明玉在一审时提交了自神州公司官网下载的“神州租车服务规则说明”，该说明系神州公司对外公开承诺的一部分，解释了租赁车辆保险费用的构成，其中基本保险费用包含了第三者责任险20万元，神州公司在一审未参与开庭，也未予以质证，应视为其放弃了相应权利，却在二审主张一审没有相应证据，于法无据。此处覃仕辉、杨明玉还要特别提出，神州公司作为汽车租赁企业，其收入应为出租车辆所得，而不是在车辆保险中赚取差价。本案中，神州公司为车辆购买保险所花的费用为每年三千多元，且该三千多元中相当一部分为车损险，而其收取的承租人支付的保险费用为每日50元，折合每年一万八千多元，即使考虑车辆可能存在的空置情况，其也在保险中赚取了巨大的差价，违背了民事活动公平、等价、合理的基本原则。若其能将收取的保险费用确实用在购买保险上，势必能够承租人更大的保障和安全。然而在做出相关承诺后，其在实际投保时却仅购买了5万元的三责险额度，收费时却即没有做出相关说明，也没有相应的降低承租人支付的保险费用，从民事活动应遵循合理、公平、等价的原则来说，其应当承担15万元的差额。三、涉案车辆属于营运车辆。神州公司在上诉时主张道路运输经营并不包括车辆租赁，但其所列举的法规并未明确营运与非营运的区别，其主张汽车租赁不属于营运于法无据。实质上，对于机动车使用性质，有公安部的公共安全行业标准予以了明确规范，GA802
--2008《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第6章明确规定营运机动车是指个人或者单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使用的机动车，第6章表3明确规定了，租赁车辆的性质属于营运。
太平天津公司答辩称：车辆是否营运在一审中已经明确了，其在我司投保的险种就是交强险，在本案中我司承保的车辆不应由我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我司的上诉中进行详细称述。
马翊航答辩称：我们认为该车辆属于营运车辆，其在一审中已经就该事实进行过详细陈述。
太平上海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
上诉人太平天津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以事实为准，依法重新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覃仕辉、杨明玉、谭诗乐、马翊航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覃仕辉、杨明玉主张的损失不应由太平天津公司承担，死者覃某不应认定为太平天津公司承保车辆的第三者。近因原则保险的基本原则，该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翻车。翻车当时死者覃某乘坐保险车辆，是太平天津公司承保车辆的车上人员，被甩出车外仅仅是翻车事故发生之后的一个结果。“翻车”才是涉案交通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死者覃某翻车当时是车上人员，不应认定为第三者。交强险保障的是被保险人及车上人员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失。故不应由太平天津公司在交强险下承担覃仕辉、杨明玉主张的损失。
覃仕辉、杨明玉答辩称：一、事故的发生瞬间，受害人的身份已由车上人员转化为车外人员，太平天津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事故发生前，本案三名受害人孙某、覃某和喻某属车上人员，但由于谭诗乐的操作不当，致使车辆发生翻车，孙某、覃某和喻某均被本车甩出车外，孙某、覃某还经历了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因此本案应当以其被甩出车外时间点作为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在事故的发生瞬间，孙某、覃某和喻某的身份已由车上人员转化为车外人员，其从车上甩出跌落地上而受伤死亡，其受伤死亡时的空间位置相对于车辆而言是在车外而非车内，与正在行驶中的被保险车辆形成相对第三者的关系，其受伤与死亡虽系人体与地面撞击所致，但亦与乘坐的车辆有直接关系。因而，太平天津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二、从民事活动应遵循的公平原则来看，太平天津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太平天津公司在合同中收取巨额保费的同时将风险较大的部分甩给投保人、受害人等相对弱势的群体承担，如果还要区分被甩出后是否被肇事车辆碾压或碰撞而作出不同的认定，则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本案中，对于车上人员，法律没有明确界定，受害人和肇事司机与太平天津公司相比居于弱势地位，两方就第三者的界定发生争议，鉴于法律规则不明确而司机与太平天津公司赔偿能力的巨大差别，可补充适用法律原则，对第三者作有利于弱势一方的解释。三、司法实践支持将本案受害人作为“第三人”予以认定。覃仕辉、杨明玉就相关司法实践案例进行了查询，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长中民再终字第476号判决中，将同样被甩出车外的受害人认定为交强险中的第三者（未购买三责险），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长中民末终字第2578号判决中更是将同样被甩出车外的受害人认定为交强险和三责险中的第三人。因此，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神州公司答辩称：交强险和商业险所针对的是第三人，但三名死者属于车上人员，同意太平天津公司的上诉。
马翊航答辩称：请求法庭审查认定。
太平上海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
上诉人太平上海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太平上海公司向覃仕辉、杨明玉支付理赔款16666.67元的判决，依法改判；二、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覃仕辉、杨明玉承担。事实和理由：太平上海公司认为，此案死者覃某属于肇事车辆HPE619车上人员，而非“第三人”，且根据覃仕辉、杨明玉提供的证据材料，此案属于单车事故，死者覃某与津Ｈ×××××未发生碰撞。在事故在发生的瞬间死者覃某属于津Ｈ×××××车辆的车上人员。
马翊航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认定有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覃仕辉、杨明玉对马翊航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为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责任承担的依据应是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该认定书中，对交通事故的责任已经作出认定。本案覃仕辉、杨明玉没有对认定结论申请复议，表明对该事故认定书没有异议。马翊航与本案三名死者均不认识，也不是本次旅游的组织者，所花费用是5人各自承担，在租车时，是马翊航刷信用卡支付，所以在租车合同上签字，不能就此认定马翊航为车辆管理人，该车辆管理人的认定，既非覃仕辉、杨明玉诉称，也无证据证明，更无相应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还认定马翊航将车辆交给技术不熟的谭诗乐驾驶，未做安全提示，超速时未做提醒和制止，并认定马翊航受伤最轻，未打电话求救，均与本案事实不符。马翊航与谭诗乐几乎同时领取驾照，在整个驾车过程中5人均由驾驶经历，轮换开车。车祸发生后，马翊航一直处于昏迷和意识不清状态，且没有任何电话播出记录，一审法院却苛求马翊航打电话求救，并作为承担责任的依据，法理何在？一审法院认定马翊航存在事故发生时，用手拉了方向盘，客观上干扰了谭诗乐的驾驶，有明显过错，此认定的证据何在？二、本案一审时对证据的质证、送达、认定均存在严重的错误，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作为认定马翊航承担责任的两份重要证据事发视频、录音资料，在长达一年多的诉讼中，马翊航未看到和收到，直到2016年1月4日当天才看到，证据的来源和真假不得而知，且也没有必要的求证和提出反证的时间，所以在庭审中拒绝质证。马翊航多次前往一审法院领取相关的证据即诉讼文书，但从未看到和听到该两份证据。故此，马翊航认为一审法院在证据的质证采信上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三、在本案一审中，马翊航对事故的客观事实、责任的认定承担，证据的质证及采信均作出答辩及陈述，但遍查一审判决，却只字未提。马翊航阅读了一审判决中本案所涉及的法律条文，也找不出马翊航需要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
覃仕辉、杨明玉答辩称：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从法律上讲，只是民事证据的一种，并非裁决书，交通事故纠纷案件的民事责任主体及责任比例最终应由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审查确定。1、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性质上属于证据之一，不再是具体行政行为。因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仅是民事证据的一种，交通活动参与者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应由法院依法审查确定。2、本案具有一定特殊性，《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很长一段时间后，死者家属才在死者覃某的手机中找到事故发生当时的视频资料。二、马翊航系津Ｈ×××××号车辆管理人以及副驾驶人员，对事故发生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三、马翊航抢夺方向盘，是造成事故发生及损害结果加重的原因，其对事故的成因有重要而直接的作用。四、我们从相约自助旅行的角度来分析本案，马翊航也应承担一定民事责任。五、马翊航早就看过《事故视频》，而《录音资料》本身就是马翊航自己的谈话内容，《民事诉讼法》与《证据规则》都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必须将证据送达给当事人，马翊航及代理人自己应当到法院阅卷，马翊航及其代理人自己未到法院阅卷，而以法院未将证据送达给其为由拒绝质证，只能视为其自己放弃质证权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公正，应当予以维持，马翊航的上诉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应予驳回。
神州公司答辩称：出租方对交通事故的承担是有规定的，是具有过错才承担责任，但该事故中神州公司到底存在什么过错，神州公司认为车辆是超速行驶导致事故的发生，神州公司在该事故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相应责任。
太平天津公司答辩称：一审中我们确实没有看到视频录像，在最后的一次开庭中我们才知道，也没有进行核实，对马翊航的该上诉理由予以认可。
太平上海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
覃仕辉、杨明玉起诉请求：一、谭诗乐、马翊航、神州公司、赫兹公司共同连带赔偿损失935553元；二、太平天津公司、太平上海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谭诗乐、马翊航、神州公司、赫兹公司、太平天津公司、太平上海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谭诗乐、马翊航、覃某、喻某、孙某五人结伴旅行；2014年7月26日，由马翊航在青海省西宁机场从神州公司西宁分公司西宁机场店租赁了津Ｈ×××××车自行驾驶旅游，租期9天，每天缴纳基本保险费50元；2014年7月31日，谭诗乐驾驶津Ｈ×××××车沿G3011线由北往南行驶，18时30分许，车辆行驶至G3011线740Km+210m处时，发生翻车，造成津Ｈ×××××车上乘车人喻某当场死亡，驾驶人谭诗乐、乘车人覃某、孙某、马翊航受伤，其中喻某、覃某、孙某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均被抛出车外，乘车人覃某、孙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大柴旦行委公安局鉴定，津Ｈ×××××车转向系、制动系、行驶系轮胎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在事故发生前的行驶速度约为157Km/h;经大柴旦行委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谭诗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马翊航在本案所涉事故发生时，有拉本案所涉交通事故车辆方向盘的行为；津Ｈ×××××车的车主为赫兹公司，系非营运车辆，在太平天津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在太平上海公司投保了保额为5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和不计免赔；神州公司官网显示，基本保险包括20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覃仕辉系覃某的父亲，杨明玉为覃某的母亲，覃仕辉、杨明玉均居住在城镇，两人无固定职业和固定经济收入来源，杨明玉身患癌症，属陆级伤残，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覃仕辉和杨明玉生育有覃某和覃梦娇二个小孩；马翊航和谭诗乐系男女朋友和同事关系，谭诗乐平时很少开车，也很少开车上高速；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后，马翊航一直未打电话求救，覃某于7月31日19:57拨打119求救；覃仕辉、杨明玉向青海省医疗部门支付了覃某的救护车和护送费共2100元。
另查明，2015年1月12日，谭诗乐向覃仕辉、杨明玉赔偿了40万元。覃仕辉、杨明玉与谭诗乐约定，无论法院判决谭诗乐承担的赔偿数额高于或低于40万元，覃仕辉、杨明玉不再对谭诗乐提出其它赔偿或补偿要求，如法院判决谭诗乐赔偿数额低于40万元，对于超出部分，视为谭诗乐对覃仕辉、杨明玉的自愿额外补偿。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依法不受侵犯，谭诗乐驾驶津Ｈ×××××车时因车速过快，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覃仕辉、杨明玉儿子覃某被甩出车外并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依法应对覃仕辉、杨明玉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审理过程中，覃仕辉、杨明玉主张覃某被甩出车窗外后与津Ｈ×××××车发生了接触，各方均未对该主张提出异议，应认定覃仕辉、杨明玉的主张成立，覃某尽管系津Ｈ×××××车上乘车人员，但其甩出车窗后与津Ｈ×××××车发生了接触后，已经转化为与津Ｈ×××××车相对应的“第三人”。且即使其未与车辆发生接触，其虽然在交通事故发生前属于被保险车辆的“本车人员”，但事故发生时已甩出车外，并在脱离保险车辆后于车外受伤，此时已从“本车人员”转化成“第三人”，同时其所遭受损害与被保险车辆的交通事故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故应将其认定为“第三人”；作为受害人的覃仕辉、杨明玉依法对津Ｈ×××××车投保了交强险的太平天津公司享有交强险的赔偿请求权，对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太平上海公司享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请求权；根据本案所涉交通事故造成三人死亡的事实，由太平天津公司赔偿覃仕辉、杨明玉110000元÷3人=36666.67元，太平上海公司赔偿覃仕辉、杨明玉50000元÷3人=16666.67元。
马翊航在租车时，按神州公司要求缴纳了基本保险费，神州公司应按其说明为该车购买20万元保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而神州公司只为该车投保了5万元保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神州公司应对差额15万元承担责任，即由神州公司赔偿覃仕辉、杨明玉150000元÷3人=50000元。
马翊航作为车辆管理人，同时作为谭诗乐的男朋友和同事，应当明知谭诗乐很少开车并很少上高速，驾驶技术并不熟练，马翊航将所租车辆交付驾驶技术不熟练的谭诗乐驾驶时，应作出必要的安全提示，马翊航不但将所租车辆交付技术并不熟练的谭诗乐驾驶上高速公路行驶，且在谭诗乐超速驾驶时，马翊航亦不及时予以提醒和制止，对本案所涉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而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后，受伤最轻的马翊航一直也未打电话求救，而受伤非常严重的覃某还能在一个半小时后打电话求救，马翊航作为受伤最轻的成年人，在交通事故导致结伴旅游同行人员严重伤亡时，理应立即电话求救而未求救，耽搁了抢救生命的最佳时机，与孙某的最终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此外，在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时，马翊航用手拉了方向盘，客观上干扰了谭诗乐的驾驶，对事故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根据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及损失情况，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由马翊航对覃仕辉、杨明玉在保险范围外的损失承担25%的赔偿责任。
本案所涉出租车辆为非营运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第十六条，《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国家对非营运车辆和营运车辆的管理明显不同，对营运车辆的安全设施、检验、使用年限的要求均明显高于非营运车辆，神州公司将非营运车辆用于出租营运，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出租人出租车辆存在过错的，应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由神州公司对保险范围外的损失承担10%的过错责任；将津Ｈ×××××车用于出租的是神州公司，覃仕辉、杨明玉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作为车辆所有人的赫兹公司存在过错，对覃仕辉、杨明玉要求赫兹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覃仕辉未提供证据证明覃某生前，他实际依靠覃某扶养，对覃仕辉所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甲状腺癌是一种甲状腺恶性肿瘤，杨明玉在2009年查出患有××后进行了手术，术后仍需抑制治疗，不能从事重体力活动，且其经过鉴定，丧失了大部分劳动能力，又无固定工作和经济来源，对杨明玉所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覃仕辉、杨明玉总的损失为救护费2100元、死亡赔偿金531400元、丧葬费24264元、根据事故发生地和覃仕辉、杨明玉住所地的情况，酌情考虑交通费、伙食补助、住宿费、误工费共3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杨明玉生活费183350元（18335元×20年÷2人=183350元），共计82111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救护费2100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由太平天津公司予以赔偿，覃仕辉、杨明玉的其余损失首先由津Ｈ×××××车投保交强险的太平天津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即由太平天津公司赔偿覃仕辉、杨明玉36666.67元；超过交强险的赔偿限额的部分，太平上海公司在5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神州公司在应购置未购置的15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即由太平上海公司赔偿覃仕辉、杨明玉16666.67元，神州公司赔偿50000元；超过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部分715.680.66元（821114元-36666.67元-16666.67元-50000元-2100元），由马翊航赔偿25%，即178920.17元，神州公司赔偿10%即71568.07元，剩余部分理应由谭诗乐予以赔偿，但因为谭诗乐与本案覃仕辉、杨明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自愿达成赔偿协议，并已实际履行，覃仕辉、杨明玉并明确不再另行向谭诗乐主张赔偿，双方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协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在本案中对谭诗乐的赔偿责任不再予以判处。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支付覃仕辉和杨明玉保险金38766.67元；二、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市徐汇支公司支付覃仕辉和杨明玉保险金16666.67元；三、北京神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赔偿覃仕辉和杨明玉121568.07元；四、马翊航赔偿覃仕辉和杨明玉178920.17元；五、驳回覃仕辉和杨明玉对谭诗乐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六、驳回覃仕辉和杨明玉对赫兹汽车租赁（北京）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七、驳回覃仕辉和杨明玉对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八、驳回覃仕辉和杨明玉对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市徐汇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九、驳回覃仕辉和杨明玉对北京神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十、驳回覃仕辉和杨明玉对马翊航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一、二、三、四项所确定的支付义务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390元，由覃士辉、杨明玉承担1207元，谭诗乐承担2719元，马翊航承担1046元，神州公司承担418元。
太平天津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新的证据如下：保险条款，拟证明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在本案中相关的死者和伤者都是车上人员，不应该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予以赔偿。
覃仕辉、杨明玉发表质证意见如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将保险条款及免责事由进行详细说明，不能作为免责的依据。
马翊航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请求法院审查认定。
神州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没有意见。
太平上海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如下：太平天津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院审理过程中，太平上海公司经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应按太平上海公司撤回上诉处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
一、关于证据采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应当对当事人予以训诫。覃仕辉和杨明玉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时提交的证据一：视频、证据二：录音资料等证据虽已逾举证期限，但该证据系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证据，且录音资料产生于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后，属于新的证据，非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逾期提交，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对该证据进行质证并予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二、一审法院是否有权对租赁合同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保险理赔与受害人的损害赔偿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属于人民法院的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对此进行审理，符合法律规定。神州公司主张不应审理租赁合同纠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神州公司与马翊航虽在租车合同中约定任何一方均可向出租方所在地的法院起诉，但本案系侵权纠纷，当事人并不仅限于租车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受害人的近亲属起诉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因侵权行为提出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可选择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一审法院属于被告谭诗乐住所地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同时，神州公司在一审提交答辩状期间并未提出管辖权异议且应诉答辩，视为接受管辖。神州公司二审提出管辖异议，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受害人覃某属于“车上人员”还是“第三者”。覃某在事故发生时，被抛出车外导致死亡，在这种情形下，对覃某属于“车上人员”还是“第三者”虽有一定争议，但因为太平天津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系格式条款，太平天津公司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者，当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存在争议时，可以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一审法院将受害人覃某认定为“第三者”，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四、马翊航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马翊航与神舟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签订租车合同，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仅发生于马翊航与神舟公司之间，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当事人外的第三人不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及承担合同约定的义务，故马翊航作为承租人应承担车辆管理义务，马翊航主张仅在合同上签字不能认定其为车辆管理人，因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马翊航将所租车辆交由驾驶技术不熟练的谭诗乐驾驶时未尽到安全提示的管理义务，任由谭诗乐超速行驶而不予以提醒或制止，且马翊航在交通事故发生时用手拉了方向盘，其对此并未予以否认，该手拉方向盘的行为加客观上会导致驾驶风险的增加，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马翊航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并酌情由马翊航承担保险范围外损失的2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五、神州公司作为汽车租赁方是否存在过错及承担相应的责任。神州公司与马翊航签订租车合同，由神州公司向马翊航提供符合承租用途的车辆及夜间服务、加油服务等服务项目，由马翊航向神州公司支付车辆租金、服务费等对价，故神州公司所经营的出租车辆业务属于营业性运输，其提供的车辆应当属于营运车辆。根据现有证据所印证的事实，神州公司出租给马翊航的车辆属于非营运车辆，由于我国对营运车辆在检验、安全设施等方面的要求比非营运车辆更加严格，神州公司将非营运车辆当做营运车辆出租给马翊航，扩大了马翊航使用出租车辆时的危险系数，神州公司对其所出租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考虑到当事人的基本经济情况，一审法院酌定由神州公司对保险范围外的损失承担10%的过错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六、神州公司应投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额为20万元还是5万元。租车合同第4.1款载明：所有租赁车辆均在保险公司投保，具体投保险种以生效保单为准，保险服务内容详见出租方网站公示内容，而神州公司官方网站上的租车服务规则说明显示基本保险中的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额为20万元，故神州公司应履行租车合同约定的合同义务，向保险公司投保保额为2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因神州公司只投保保额为5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一审法院认定神州公司应对差额15万元承担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90元，由马翊航负担1796元，北京神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1796元，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负担179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玉霞
代理审判员 姜 文
代理审判员 黄雀艳
二〇一六年九月八日
书 记 员 文 慧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