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1）惠中法行终字第78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博罗县横河镇下河村委会径口村小组。
负责人谭雄佳，职务：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谭容根，男，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博罗县横河镇下河村委会村径新村小组。
负责人谭东生，职务：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谭明新，男，汉族。
原审被告博罗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徐云枢，职务：县长。
委托代理人李群胜，系博罗县法制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海华，系博罗县林业局法规股股长。
上诉人博罗县横河镇下河村委会径口村小组因山林行政确认纠纷—案，不服龙门县人民法院（2011）惠龙法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78年间径口生产队分为径口和径新两个小组。林业“三定”时期径新小组仍旧以原来的祖宗山作为各户的自留山、责任山，并填发自留山证。而径口小组分山后没有填发自留山证。2006年6月间，原告村民谭明新在大坑山的自留山炼山准备种果树时，第三人村民谭某海认为谭明新越过其自留山范围，其界址应是谭明新种果的坑口至小山脊为界。原告则认为其村民谭明新的自留山东至界址是大坑的崩峰小岘为界。争议时的面积约2.5亩。被告处理期间，原告提供其村民谭某均（又名谭某军，以下称谭某均）土改时期“九区河肚乡径口村人口、房屋、耕地、耕牛、分户登记表”和《博罗县自留山证》第二联大队存查，证中登记有乙头坑和寒坑，四至范围明确，这两座山与本案争议山不相符。原告还提供谭某佑（谭明新的父亲已故）第二联大队存查的《博罗县自留山证》，证号是博林证002xxxx号，证中第一栏登记有地名大坑，种类松山，块数1，四至范围：东至汉桂，南至英，西至坑尾，北至坑。在诉讼期间，第三人认为原告002xxxx号自留山证，证中填写东至汉桂。汉桂是谭某海父亲，证明第三人有山在大坑山中，也就出现了大坑山有原告和第三人的插花山。庭审质证时，被告认为博林证002xxxx号自留山证登记的大坑山不包括争议山范围，但处理决定没有作出审查认定。原告提供民国期间买山契约，证明买山时大坑的界址清楚。另，还有一份土地房产所有证的附页，没有提供首页，附页的第一竖行填有地名大坑尾，面积2.5亩，四至范围：东至田边，南至添兴，西至山顶，北至带彩。第三人在诉讼期间对争议山主张权属没有提供书面凭证。处理决定查明：本案实为自留山界线是否越界的争议。林业“三定”时，谭某庭的自留山就在大坑山，即本案争议的林地。2004年谭某庭要回祖宗山就与谭某海的自留山对换。对于谭某庭在大坑山的自留山的座落、四至、面积，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何处。对于争议山，被告曾组织争议双方进行调解，但调解无法达成协议。被告按照“三个有利”原则和有关处理林权权属纠纷的法律法规作出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中级法院裁定移送龙门县法院进行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山林座落在大坑山中，争议的焦点是界址争议，界址之间涉及部分林地争议，争议双方对此没有异议，予以认定。原告主张争议山的权属，提供谭某均土地改革时期关于九区情况的证据及《博罗县自留山证》。被告分别认定不能作为对争议林地的依据；登记的山林所指林地不在本案争议范围内。该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原告提供民国时期的买山契约，证明买山时的界址清楚，用以主张争议山的权属参考依据。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111号关于《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五条“土地改革前有关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的凭证，不能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证据或参考依据”的规定，原告以民国时期的契约主张争议山的权属，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111号关于《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当事人未持有林权证或者林权证确定权属有错误的，下列材料可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证据：（四）“20世纪80年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开展的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稳定林业生产责任制时（即林业“三定”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的社员自留山证，社员责任山证及林业生产责任书等有关确定山林权属和经营范围的材料、文件”的规定。原告对权属主张提供了80年代由被告核发的第002xxxx号自留山证，该证是大队存查联。在该证没有被确认无效之前，应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对该证所登记的山林是否涉及争议山未作合法性审查；庭审质证时，被告认为该证登记的大坑山不是座落在涉案争议山，但没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是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同时，原告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附页的第1竖行登记有“大坑尾”，四至面积清楚。该证没有正页，对该证能否作为处理本案争议林地的证据和参考依据，被告应作审查。处理决定查明林业“三定”时期：径口小组分给谭某庭的自留山就在“大坑山”，即本案双方争议的林地。对林业“三定”时期径口分给谭某庭的自留山座落的具体位置、四至界址至何处、面积多少、谭某海与谭某庭对换使用的自留山是否就是现在争议林地，被告没能提供证据证实。认为现争议的林地就是林业“三定”时期分给第三人村民谭某庭的自留山，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争议双方没有合法有效的山林权属凭证，被告可以适用“三个有利”原则处理山林权属。但原告在本案中提供了第002xxxx号自留山证，被告的处理决定未对原告权属主张所提供的依据进行合法性审查，以“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对争议山作出裁量，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规错误，请求维持处理决定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撤销处理决定理由成立，应予支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博罗县人民政府2010年8月11日作出的博府决[2010]17号《关于横河镇下河大坑山部分林地争议的处理决定》。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博罗县人民政府负担。
上诉人博罗县横河镇下河委会径口村小组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博罗县人民政府《处理决定》调查和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并无不妥，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于“大坑”山权属的争议实指上诉人村民谭某海和被上诉人村民谭明新现实使用各自在“大坑”山地自留山界限争议。因被上诉人提供村民谭某佑（谭明新父亲）的002xxxx号《自留山证》登记地名为“大坑”的一块自留山地四命中标明的“东至汉桂（谭某海父亲)”。只证明了两村小组在该地的山交界，无法认定具体的界限位置，故不能据此确认争议山地权属。县政府经过调查核实相关证人证言，结合争议地地形地貌及双方经营管理使用情况。依据相关法规作出裁决，合法有效。二、一审法院认为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走，适用法规错误”没有事实理据和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称002xxxx自留山证，应作为林权争议的依据。上诉人对此并无异议。但是该自留山证所记其村民谭某佑只有地点在大坑的“一块”山地，不是大坑山全部。因此，县政府在质证中认为该自留山证不能作被上诉人拥有争议山地所有权的证据。上诉人认为有两点为证：一是该证内容不能确认涵盖争议山地。二是从该证填写四至看所划自留山地块与争议地四至不符，不需提供证据证实。2、《判决书》所称被上诉人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是被上诉人在行政复议时直接向惠州市政府提供。在县政府审理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该证据。3、对于体制下放时我村小组分给谭某庭自留山和谭某庭使用至2004年后与谭某海对换，均有证明人书证及调处过程中当面质证，证明了谭某海对换的自留山是现争议林地地段，且双方在现场确认。4、《判决书》称002xxxx号自留山证可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却无法确认依据该证分界线应如何划分。三、双方在大坑地段均拥有部分山地所有权，无论是土改时双方拥有的政府文书还是现有书证，均可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两村小组在该地的山地分界线。被上诉人提供的002xxxx号自留山证只能证实双方在大坑有山地交界。却无法作为划分交界线的凭据。被上诉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中及一审过程中提供的新证据亦只能证实争议双方在“大坑”山地存在山界争议，不能作为划定山界依据。不能作为推翻原处理决定的证据。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护县政府的合法合理裁决。
被上诉人博罗县横河镇下河委会村径新村小组答辩称：一、据上诉状第2页第3行所称，其实博罗县人民政府是没有认清事实，完全是出于偏袒的，所以一审判决撤销是正确。二、据上诉状第2页第12行称，县政府认为自留山证不能作为证据，这是极其错误的。三、据上诉状第2页倒数第2行称，这句话是事实，是争议，而且一直争议不休，其争议焦点就是谭某海强词夺理，企图霸占谭明新的山地。五、博罗县政府适用“三个有利于”原则作出裁量是错误的，因为我是有自留山证的。综上，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博罗县人民政府陈述称：一、博府决[2010]17号程序合法。二、博府决[2010]17号查明事实清楚。争议林地位于下河的大坑山，面积为6亩，四至界线双方确认的红线图为准。现争议地种有柑桔，还有杂树和部分已炼山以备种果的荒山。2006年6月，径新小组村民谭明新在大坑山其本人的自留山炼山以备种果，径口小组村民谭某海认为谭明新越界，引发了争议。本案实为自留山界线是否越界的争议。1978年，径口分为径口队和径新队。分队时，各队经营自己原祖宗山，因此，两队之间出现插花山。林业“三定”时期，径新小组仍旧以各户祖宗山作为自留山，责任山，并填发山林证。径口小组重新调整分山，没有发山林证。径口小组村民谭某庭的自留山在大坑山，即双方争议林地，且一直经营至2004年，于1982年和2004年在其自留山砍伐林木，均没有人提出异议。2004年谭某庭想在其祖宗山经营，就与谭某海的自留山对换，所以谭某海与谭明新林地相连，出现权属争议。在体制下放分单干后，为日后确认界线，谭明新伯父在大坑山坑底种两棵竹，坑中部种了一棵竹，作为谭明新与谭某庭的自留山的界线。各自在自留山砍树经营，没有越界。在争议期间，径新小组村民谭某均主张争议林地权属，并出示土改时“九区河肚乡径口村人口、房屋、非耕地、耕牛、分户登记”和《博罗县自留山证》（大队存查联），但该证所指林地不在争议山范围内。综上所述，博府处理决定合法，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龙门县人民法院给予维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被上诉人对权属主张提供有《土地房产所有证》和编号为第002xxxx号的《自留山证》。《自留山证》作为重要的处理林权争议的证据，原审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对上述两证所登记的山林是否涉及争议山未作合法性审查，只是认为不在争议范围内，但没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因本案的被上诉人提供了关于争议林地权属依据，被上诉人在作出处理决定时认为争议双方都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山林权属凭证，以“三个有利”原则处理山林权属。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规错误，应予以撤销。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红艳
审 判 员 刘 烨
代理审判员 邱炜炜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廖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