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0民终24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远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法定代表人：宋吉刚，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长庆，山东海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凯波，男，1979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
上诉人威海远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凯波劳务中介合同纠纷一案，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2015）威环商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远大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2016）鲁10民终1043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8日作出（2016）鲁1002民初3486号民事判决。远大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远大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涉案2.2万元中介费系给付新加坡公司的中介费用，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应向新加坡中介公司主张权利；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外派劳务协议书》未约定新加坡中介收取2.2万元中介费用，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付款委托书均是《外派劳务协议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已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将代收被上诉人2.2万元支付给新加坡中介公司，且被上诉人自认新加坡中介公司已经收取并退还被上诉人部分中介费用，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仍认定上诉人未将2.2万元款项汇给新加坡中介公司，系认定事实错误；4.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外派劳务协议书》已经双方协商终止，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不存在返还中介费的问题。
刘凯波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涉案费用亦是由上诉人收取。且域外形成的证据，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公证，并经我国使领馆予以认证，而上诉人提交的涉外证据未经认证，不具备法律效力。
刘凯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4年8月6日，原告委托被告办理出国劳务，被告收取原告费用1万元，并以收取外方中介费的方式收取原告2.2万元；但原告出国后仅工作18天就被外方辞退。被告违规收取原告费用，所签合同系霸王条款，原告未能在国外工作，被告应当退还原告费用，原告在国外已经从外方中介获得退款5000元。故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所交出国费用2.7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于2014年8月6日签订一份《外派劳务协议书》，约定原告委托被告为其办理有关外派劳务手续，并在原告与境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出境就业到终止劳动合同期间，被告可应原告要求，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提供必要帮助和协助；原告为国家商务部批准的外派劳务专业机构，有义务如实向被告介绍国外工作条件、工种、工资待遇、保险安全设施及合同期限等有关情况；按照雇主及其所在国家政府要求，告知原告所应提供的材料，并尽快将所有材料转交境外雇主，将雇主及其政府的批准证明及时通知被告，并指导、协调被告同雇主签订劳动合同。费用为：相关成本费用4000元，服务管理费用6000元。合同并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除收取原告上述费用1万元外，还于2014年8月6日另收取原告2.2万元，该2.2万元收款收据上载明的收款事由为：代收新加坡劳务费。原告并于2014年8月6日给被告出具一份《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我刘凯波现委托威海远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将我应支付新加坡中介的费用2.2万元，汇给新加坡中介。下由原告签名。
被告主张因原告办理出国劳务需要被告和外方中介共同进行，原告委托被告支付新加坡中介中介费2.2万元；新加坡要求必须有一个新加坡中介服务公司接受工人安排到企业工作，新加坡中介公司负责协调接送申请以及生活安排，收取中介服务费，此部分费用就是用于这方面。原告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关于2014年8月6日的委托书，签订合同时被告拿出好多材料让原告签字，在原告不了解情况下就签字了，当时因为非常仓促文件手续又多，原告不知道当时还签了这个文件，就知道出国需要3.2万元，双方签订的协议也未体现该费用，属于被告变相收取费用。在处理回国事宜的时候，第二家新加坡中介只退给原告5000元，并不承认收到该2.2万元，故被告应当退还其余中介费。
被告主张其已经将2.2万元中介费汇给新加坡中介公司，提供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被告汇款2.2万元给“刘铁君”，收款人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大连桃源街支行；被告与“刘志超”的聊天记录，以证明聊天内容中涉及刘凯波出国中介费用汇款问题；3、收据一份，被告主张该收据系新加坡中介收款后给被告出具的收据。原告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并陈述称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主张的事实。
此外，被告还提供原告分别于2014年8月19日和2014年8月25日出具的《工人回国事故处理函》各一份。其中2014年8月19日的《工人回国事故处理函》载明：本人刘凯波于2014年8月7日赴新加坡工作，由于工作中的不良表现及过失被雇主辞退。后由中方代理提供新雇主公司，中方代理提供二次赴新的申请费用，且不再向本人另收取中介费用，本人同意在新雇主公司工作。本人二次赴新后，本人第一次赴新时与国内和新方中介公司之前签订的外派劳务协议和合同终止，并且自此以后，中方代理不再有义务对原告的新工作负任何责任。2014年8月25日的《工人回国事故处理函》载明：本人刘凯波于2014年8月7日赴新加坡工作，由于工作中的不良表现及过失被雇主辞退。后由中方代理提供新雇主公司，中方代理提供二次赴新的申请费用，且不再向本人另收取中介费用，同意在新雇主公司工作。至2014年8月26日，本人二次赴新后，本人第一次赴新时与国内和新方中介公司之前签订的外派劳务协议和合同终止，并且自此以后，中方代理不再有义务对我的新工作负任何责任。被告以此主张被告的合同义务已经完成，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承担责任。原告对此提出异议认为，2014年8月6日签订合同，原告于8月7日离境赴新加坡，到新加坡后工作5日，被公司辞退，公司通过新加坡中介告知原告已经被辞退，新加坡中介与被告联系，被告要求原告自己要中介费，被告与新加坡中介协商后，原告与新加坡中介签订一份回国处理函，被告和新加坡中介说只给原告提供一次工作机会，原告不签订回国处理函被告不提供第二份工作，所以原告才签订了。签订之后新加坡中介为原告安排印刷厂工作，参加面试录取后，又回国重新申请签证，被告给原告重新申请签证。之后于2014年8月25日被告又要求原告签订了一份回国事故处理函，是在被告把出国手续办理完的情况下签订的，若不签订就不给原告签证机票等，造成的损失由原告自己负担，所以原告就与被告签订了第二份回国处理函，2014年8月26日原告又回到新加坡印刷厂工作，工作大约13天后，原告与印刷厂签订了警告信，说工作表现不达标无法操作纸张切割机，警告信是被告和印刷厂要求原告签订的。签订后说再给一次工作机会，如果不签回国责任由原告自负，签订警告信后第二天新加坡中介通知原告被辞退。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外派劳务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当事人均应遵照履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费用标准为相关成本费用4000元，服务管理费用6000元，合同签订后，被告介绍原告到新加坡工作，在原告第一次被雇主辞退后，原告签署两份合同《工人回国事故处理函》，明确载明中方代理提供二次赴新的申请费用，且不再向原告另收取中介费用，原告二次赴新后，原告第一次赴新时与国内和新方中介公司之前签订的外派劳务协议和合同终止，并且自此以后，中方代理不再有义务对原告的新工作负任何责任。后被告履行了再次介绍原告赴新加坡工作的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退回相关成本费用4000元和服务管理费用6000元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当，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收取新加坡中介费用2.2万元，原告虽主张系支付给新加坡中介的中介费，但在原、被告签订的《外派劳务协议书》对此并未有约定，对收取标准也未有约定。被告主张该款项已经支付给新加坡公司，但被告提供的证据中，此款系汇给刘铁君，收款人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大连桃源街支行，并非新加坡机构，被告另提供的收据一份，被告主张该收据系新加坡中介收款后给被告出具的收据。但该证据系域外形成，被告并未提供涉外证据的相关手续，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信。故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将该2.2万款项全部汇给了新加坡中介机构。且原、被告也未约定该费用的负担标准以及原告不能工作情况下的收取标准，被告作为外派劳务的专业经营机构，应当对被告应当负担的费用项目予以明确，对未明确的费用，不应当由原告负担。故除原告已经收到的退回的5000元费用外，被告收取的另外1.7万元费用，应当返还原告。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理由正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威海远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款项1.7万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5元，原告负担260元，被告负担21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为本案适格诉讼主体；上诉人应否返还被上诉人诉争款项。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劳务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为其办理有关外派劳务手续，并代为收取支付给新家坡中介公司的中介费用，涉案2.2万元即为被上诉人交付给上诉人，由上诉人代为支付给新加坡中介公司，被上诉人已将该笔款项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亦出具收款收据。现因该笔费用应否返还问题双方产生纠纷，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该笔款项已支付给新加坡中介公司、委托事项已完成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于法有据；其次，关于1.7万元款项应否返还问题。双方签订的《外派劳务协议书》中对涉案2.2万元中介费用并无约定，若外派工作出现问题该费用如何处理亦未约定。对该笔费用，仅有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书，载明该费用由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代为汇给新家坡中介公司，被上诉人提供新家坡中介公司收到该笔中介费后给其出具的收据，主张委托事项已完成，但因该证据系域外形成，上诉人应提供给涉外证据的相关手续，现上诉人不能提供，因此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上诉人亦无其他证据证实已完成该委托事项，因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自认，扣除已退回的5000元，认定上诉人应返还被上诉人1.7万元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㈠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5元，由上诉人威海远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效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于 晶
代理审判员 薛淑娴
代理审判员 葛俊生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丛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