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辽民终2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丹东市东风转向节厂
法定代表人：唐景娟，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潘宁,该厂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程绍武,该厂工作人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辽航汽车部件厂
经营者：刘宏伟
委托代理人：李洪军，辽宁诚信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宏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洪亮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志
原审第三人：丹东市成邦锻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芬，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丹东市东风转向节厂（以下简称东风厂）因与上诉人沈阳市辽航汽车部件厂（以下简称辽航厂）、被上诉人刘宏伟、刘洪亮、刘春志及原审第三人丹东市成邦锻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沈中民三初字第002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玉喜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薛宁主审、审判员黄可心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东风厂的委托代理人潘宁、程绍武，辽航厂的经营者刘宏伟、委托代理人李洪军到庭参加诉讼。刘洪亮、刘春志、成邦公司经本院传票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风厂一审诉称：东风厂是加工、销售汽车转向节毛坯的企业，2013年1月，与辽航厂签订了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东风厂向辽航厂提供汽车转向节毛坯，辽航厂按照合同约定付款。自2013年起至2014年2月，东风厂共向辽航厂交付了10,393,186元的货物。而辽航厂至今没有给付全部货款，仍欠4,257,222.40元款项未付，因此，请求法院判令辽航厂立即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义务，判令辽航厂及刘宏伟、刘洪亮、刘春志向东风厂支付剩余价款4,257,222.40元，同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255,433.34元（计算至2015年8月19日）。
另，因刘宏伟、刘洪亮、刘春志是辽航厂的实际经营人，依据法律规定，其三人也应对上述欠款承担给付责任。
辽航厂一审辩称：不同意东风厂的诉讼请求，辽航厂先与成邦公司合作多年，与东风厂建立合作关系是自2013年2月份开始。在2013年和2014年期间，从东风厂进货的数量、金额，与东风厂出具的发票是不相符的，辽航厂从东风厂进货合计人民币8,144,863元，已经支付货款6,335,963.60元，尚有1,808,899.40元货款未结算。因辽航厂与东风厂之间签订合同时约定：东风厂应向辽航厂交纳质保金，其中质保金为2013年60万元，2014年120万元。因2013年合同保证金60万元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2014年保证金120万元于2016年12月31日到期，因此，东风厂诉讼请求不符合合同约定，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上述时间是双方签订合同所约定的，并且该笔款项应该扣除东风厂提供毛坯出现的质量问题、赔偿款或者对应价款，只有到期才能进行结算。
刘宏伟一审辩称：我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只是辽航厂的个体经营者，我认为只有在该厂的资产不能偿还债务时，我本人才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本案不应将我列为被告。
刘洪亮、刘春志一审辩称：我们只是辽航厂的员工，辽航厂的收益、亏损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我们不是本案被告。
成邦公司一审陈述称：东风厂诉讼请求当中包括了成邦公司的货款，成邦公司在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期间，总计给辽航厂供货达200多万，由于当时没有增值税发票，因此，由东风厂代替成邦公司以东风厂的名义向辽航厂开具了发票。而且，2013年东风厂一并给辽航厂出具了600多万的发票，而东风厂实际给辽航厂供货是从2013年2月份，实际供货金额也就是399多万（在前一次诉讼中自认）。其余的218万元货物是由成邦公司交付的，只是由于发票和供货方不一致，才导致辽航厂迟迟拒绝给付我公司货款。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月，成邦公司与辽航厂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载明：供方（成邦公司）向需方（辽航厂）提供六种型号的转向节若干，并约定了价格。产品标识要求：产品标识要符合需方的要求，可供识别。供方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行业标准要求供货。质量要求：供方提供的产品废料不能超出3%，超出部分或因毛坯加工量过大等原因所产生的加工费由供方承担。供方必须对所交物资中可能存在的隐蔽性瑕疵或缺陷负全部责任，直至需方产品对第三方承诺的三包（包修、包换、包退）质量保证期为止。第三方质量保证期内由于毛坯断裂等原因造成的质量索赔，均由供方负责，并直至合同终止24个月。结算方式：根据需方零库存管理规则执行，供方必须按需方实际领取数额减去使用过程中退还的不合格的数量并供需双方签字确认为准结算（向辽航厂开具增值税发票），需方在供方发票进账60天后予以支付。合同还约定了送货方式、违约责任、合同期限等内容。
2013年1月1日，东风厂与辽航厂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载明：供方（东风厂）向需方（辽航厂）提供六种型号的转向节若干，并约定了价格。该份合同的内容，与成邦公司和辽航厂签订的合同内容基本一致，其中包括采购转向节的型号都一样。主要区别是结算方式：根据需方零库存管理规则执行，供方必须按需方实际领取数额减去使用过程中退还的不合格的数量，并供需双方签字确认为准结算（向辽航厂开具增值税发票），保留质保金60万元，需方在供方发票进账次月以承兑或现金贴息形式予以支付。
2013年5月1日，东风厂与辽航厂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辽航厂向东风厂采购六种型号的转向节若干，但该份合同没有约定详细的合同细则。
2013年7月15日，东风厂与辽航厂签订《调价函》一份，约定：由于主机厂对产品漆面要求电泳，因此，毛坯部分需要做电泳。经双方协定，（不做电泳毛坯按原价各降人民币2元）做电泳的毛坯按原价各涨人民币1元。
2013年10月9日，东风厂与辽航厂签订《调价函》一份，约定：由于主机厂对产品漆面要求电泳，因此，毛坯部分需要做电泳。经双方协定，（不做电泳毛坯按原价各降人民币2元）做电泳的毛坯按原价各涨人民币1元。
2014年5月3日，东风厂与辽航厂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载明：供方（东风厂）向需方（辽航厂）提供六种型号的转向节若干，并约定了价格。其中第六条结算方式及期限约定：根据需方零库存管理规则执行，供需双方每个月必须对一次帐，必须清一次废料，废料经双方确认后方可生效，需方到期货款如不按合同履行约定的，需方应付货款在60日整以承兑或现金贴息形式支付，逾期未付的，都按采购计划款的10%处罚。每月留出质保金120万元。供方必须按需方实际当月使用数额减去使用过程中退还的不合格品的数量并经供需双方签字确认后为准，25日向需方开具正式增值税发票。需方每月25日在发票进账，应付货款60日以承兑或现金贴息形式予以支付。当合同终止日起24个月，质保金120万元减去废料及索赔一次付清。该份合同与2013年1月1日签订的合同除了上述结算方式条款以外其他内容基本一致。2014年2月23日，双方合同终止，之后东风厂未向辽航厂交付过货物。
另查明：在2013年度，东风厂向辽航厂开具了六十七张发票，票面金额合计6,177,835元。辽航厂承认收到上述发票并已入账，但认为这些发票中所对应的1,199,422元货款，应付给成邦公司，因为该部分货物不是东风厂提供的，而是成邦公司交付的，并向法庭提供了成邦公司的送货单据若干张加以证实。
庭审时，经本案双方核对，确认了2014年度东风厂供货数额为4,158,693元。在2013、2014年度，辽航厂向东风厂共支付货款6,135,963.60元。
还查明：在辽中法院审理的（2014）辽中民三初字第280号民事一案中，认定：该案中，成邦公司起诉辽航厂索要货款，成邦公司认为辽航厂欠货款1,199,422元。2013年12月25日，辽航厂与成邦公司对帐，对于没有任何争议的欠款数额为585,016.91元，但在2013年，因为有1,199,422元货款是东风厂代开的发票，而且东风厂在结算时也主张此笔款项归其所有，因此辽航厂就该笔款项无法给付，该案予以搁置处理。
又查明：东风厂向法院提供的证人杨洪国证实：成邦公司、东风厂、丹东市曙光锻件厂曾经是一个老板投资建立的公司，三家公司的业务基本上是分不开的，而且三家公司在一个厂址、一个生产厂地办公。2012年因成邦公司的账户被法院查封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故成邦公司对外只能以东风厂的名义出具发票。
上述事实，有东风厂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调价函》、《增值税发票清单》、《送货单据》，辽航厂提供的《送货单据》、《支付货款凭证》、《对账单》、（2014）辽中民三初字第280号民事判决书，成邦公司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及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笔录等在卷为凭，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审查，一审法院确认其证据效力，并依这些证据认定本案上述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东风厂分别与辽航厂、成邦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东风厂、辽航厂对已给付货款数额和2014年的供货数额均无异议，主要争议焦点是2013年辽航厂应否按照增值税发票记载的数额向东风厂支付货款。
东风厂庭审时主张谁开具的发票就应该向谁支付货款，而辽航厂抗辩在6,177,835元的货物中，有1,199,422元是成邦公司交付的，该部分货款应向成邦公司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出卖方欲证明自己的交货义务，仅凭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是不够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的规定，出卖人应当向法院提交其他交付货物的证据，本案东风厂现无法向法院提供与其开具6,177,835元增值税发票所对应的送货单据，而且庭审时东风厂亦承认6,177,835元之中有100多万元的货物是成邦公司提供的，这与辽航厂的抗辩主张一致。并且，辽航厂向法院提供了成邦公司的送货单据，进一步证实了上述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辽航厂应向东风厂支付货款的数额为（6,177,835-1,199,422）4,978,413元。2014年，本案双方对供货数额4,158,693元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辽航厂提出的东风厂2013年、2014年所送货物质保期未到，现不能支付全部货款的抗辩主张。本案东风厂与辽航厂约定了质保条款，2013年约定质保金为60万元，2013年的合同终止日为2013年12月31日，质保期到期日为2015年12月31日，因本判决确认的给付之日时，2013年质保期已经到期，故成邦公司（辽航厂）应向东风厂返还该笔质保金60万元整。2014年合同约定质保金为120万元，合同履行终止日为2014年2月23日，质保金到期日为2016年2月23日，因该笔120万元质保金尚未到期，因此辽航厂有理由拒付此笔款项。
关于东风厂请求辽航厂支付255,433.34元违约金的问题。本案双方的结算方式为东风厂开具发票，辽航厂入账后次月支付货款。因东风厂主张双方是滚动付款，尚欠的款项是2014年的欠款，并且本案双方2014年合同终止日为2014年2月23日，故该日亦可视为该合同履行期限的截止之日。现本案双方在2014年《产品购销合同》约定，逾期付款按采购计划款的10%处罚，2014年供货数额为4,158,693元，故东风厂提出的要求给付255,433.34元违约金没有超过双方约定的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现辽航厂已向东风厂支付了6,135,963.6元货款，根据双方确认的供货及欠款情况，认定辽航厂尚欠东风厂货款1,801,143元（4,978,413+4,158,693-6,135,963.60-1,200,000），逾期付款违约金255,433.34元。
关于东风厂请求法院判令刘宏伟、刘洪亮、刘春志对辽航厂所欠的货款，承担给付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的规定，因辽航厂有营业字号，依法应列其字号作为当事人，而不应列其负责人刘宏伟作为当事人。另，因东风厂没有证据证明刘洪亮、刘春志为辽航厂的共同经营人，故对东风厂此项诉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判决：一、辽航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东风厂支付货款本金1,801,143元；二、辽航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东风厂支付违约金255,433.34元；如辽航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东风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258元（东风厂已垫付），由东风厂承担18,248元，由辽航厂承担21,010元。
东风厂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刘宏伟、刘洪亮具备本案当事人的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八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第二十九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一条规定“起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在民事诉讼中，应以营业执照登记的户主（业主）为诉讼当事人，在诉讼文书中注明系某字号的户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在本案中，刘洪亮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不是辽航厂的实际经营者，依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本案应当以营业执照登记的负责人即刘宏伟和实际经营人刘洪亮为诉讼主体。一审法院支持刘宏伟、刘洪亮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答辩理由，是对法律的错用和错误理解，是对当事人权益的漠视！二、2015年12月31日到期的质量保证金60万元应由辽航厂、刘宏伟、刘洪亮共同返还。本案一审法院己认定东风厂与辽航厂在合同中约定了质保条款，即2013年质保金60万元，2013年的合同终止日为2013年12月31日，质保到期日为2015年12月31日。所以，2015年12月31日到期的质量保证金60万元应由辽航厂、刘宏伟、刘洪亮共同返还，不能由成邦公司返还。综上所述，为维护东风厂的利益不受侵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
辽航厂亦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仅以东风厂出具的发票金额来认定东风厂的供货数量及价款，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一、东风厂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所记载货物数量和金额与其实际供货的数量和金额严重不符，其中不仅为成邦公司代为开具了1,199,422元的发票，而且还多开了1,048,941元发票。在任何一种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双方结算的依据都是以出卖方实际供货数量的价款金额进行结算，决不能在买受人不认可的情况下以出卖方出具的发票金额进行结算。本案争议的供货数量及货款金额由两部分组成，即2013年供货和2014年供货。一审庭审中双方对2014年供货数量及价款金额没有异议，因为东风厂能提供送货单据，双方确认为4,158,693元。关于2013年供货，尽管东风厂2013年向辽航厂开具六十七张发票，票面金额合计6,177,835元，但2013年全年辽航厂实际收到东风厂供货价款总计为3,986,170元。如果东风厂不认可这个数额，就应该拿出送货单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东风厂在一审庭审中承认为成邦公司开具了100多万元的发票，经过核实送货单据，认定东风厂为成邦公司代开发票金额为1,199,422元。辽航厂认为，东风厂2013年开具的票面金额为6,177,835元的货款发票，除了实际供货价款3,986,170元及为成邦公司代开的1,199,422元外，其余均为虚开。二、一审法院以东风厂2013年开具发票的金额6,177,835元，减去其为成邦公司代开发票的金额1,199,422元，来认定2013年辽航厂应向东风厂支付货款的数额（即2013年东风厂供货的金额）为4,978,413元，完全错误。一审法院论述：“出卖方欲证明自己的交付义务，仅凭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是不够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己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出卖人应该向法院提交其他交付货物的证据。”本案中东风厂现无法向法院提供与其开具6,177,835元增值税发票所对应的送货单据，但一审法院却认定2013年辽航厂应向东风厂支付货款的数额为4,978,413元(6,177,835-1,199,422)，辽航厂在抗辩中一再强调，金额为6,177,835元的发票中，不仅有东风厂为成邦公司代开的部分，还有其多开的金额，辽航厂认可收到东风厂货物的价款为3,986,170元，超出部分东风厂应该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东风厂提供的《丹东东风转向节厂2013年发货清单》能证明东风厂从2013年2月开始向辽航厂供货，其供货规格及数量与辽航厂统计相吻合，按照辽航厂计算货款总计为3,986,170元，按照东风厂自己计算货款总计为3,997,468元。三、一审判决认定2013、2014年度辽航厂共计向东风厂支付货款6,135,963.60元是错误的，辽航厂实际支付货款总计为6,335,963.6元。四、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2月23日，双方合同终止，之后东风厂未向辽航厂交付过货物”，这一认定与事实不符，双方最后一份合同的签订日期在2014年5月3日，2014年6月23日东风厂还给辽航厂供货。五、辽航厂没有违约，不应支付违约金。辽航厂与东风厂只有于2014年5月3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才约定了违约金条款，根据合同对先前的行为没有溯及力的原则，该条款只能对2014年5月3日以后的供货行为产生效力。2014年5月14日至2014年6月23日，东风厂总计供货金额为1,992,544元，从2014年5月28日至2014年8月8日，辽航厂总计付款1,108,108元，加上不应支付的质保金120万，辽航厂没有违约行为，不应支付违约金。且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应予调整。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为辽航厂向东风厂支付货款608,899.40元（含2015年12月31日到期的质保金60万元），由东风厂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刘宏伟答辩称：同意辽航厂的上诉意见。
刘洪亮、刘春志及成邦公司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为东风厂与辽航厂之间基于买卖合同的履行，对东风厂供货金额及辽航厂给付货款金额的确认，以此认定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违约责任的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东风厂在二审期间提交了新的证据，应由一审法院重新审查认证。
关于东风厂向辽航厂供货金额认定问题。一审法院已经明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认定本案事实，但在东风厂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情况下，依据东风厂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基数进行扣减，确认辽航厂应向东风厂支付货款的数额为4,978,413元明显不妥。二审期间，东风厂提交《丹东成邦小票东风转向节厂发票明细》、《2013年丹东东风转向节厂供货明细表》，并提交新证据《2013年东风厂发货清单漏（少）登记明细表》及《送货司机记录单》（复印件）。以此说明东风厂代成邦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1,199,422元，2013年有发货单据记载的供货金额为3,929,512元，另有根据《送货司机记录单》统计的2013年漏（少）登记的供货金额为1,195,464元。依据上述三组数据核算供货金额，扣减不合格的数量后与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相对应，以此证明存在2013年漏（少）登记的供货金额为1,195,464元事实。重审时对此节事实应予审查，依据有效证据准确认定本案事实，从而认定辽航厂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应否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以及刘宏伟、刘洪亮是否应承担共同责任。
一审判决中关于当事人名称、质保金返还主体、2014年合同终止时间以及辽航厂给付货款金额的认定均存在错误，重审时应一并予以纠正。
根据2014年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质保期为合同终止日起24个月，合同有效期至2014年12月31日。根据辽航厂自认，2014年供货截止日期为2014年6月23日，鉴于本案审理期间，距最后供货时间已过24个月，对此重审时应当向当事人释明，以便全案的妥善解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沈中民三初字第00281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二审案件受理费丹东市东风转向节厂预交39,258元、沈阳市辽航汽车部件厂预交23,253元，分别予以退回。
审 判 长 刘玉喜
审 判 员 黄可心
代理审判员 薛 宁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