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02民终35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白金红。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发，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术全，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路846号。
法定代表人：唐光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宝玉，天津睦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白金红因与被上诉人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6）津0116民初209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白金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发、赵术全，被上诉人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宝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白金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查明事实错误。1、遗漏了天津市塘沽区胡家园街善门口村富祥里19排5号（以下简称富祥里19排5号）东房五间是上诉人用其富盛里16排2号宅基地与徐洪玉置换而来的基本事实。2、错误认定富祥里19排5号为一处宅基地，实际上富祥里19排5号有两处宅基地，是二户，一处为徐洪萍1990年申请的宅基地盖的五间正房，另一处为徐洪玉东房五间，1990年上诉人用其富盛里16排2号宅基地置换后，上诉人一直在此居住。二、根据拆迁政策是否享有拆迁补偿权益与是否是集体组织成员以及有没有宅基地使用权没有关联，只要有合法住房就应当享有拆迁补偿权益。上诉人虽因“转非”而失去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但并不影响上诉人依据相关政策规定而享有的拆迁补偿权益。上诉人系农转非人员且有合法住房，依相关政策规定应当享有拆迁补偿权益。一审认定上诉人不具有取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依据“一户一宅”之规定上诉人不能作为单独一户享有拆迁权益，是错误的，与客观事实不符，与拆迁政策不符。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在被上诉人承诺给上诉人15平方米房屋面积的补偿费及其他补偿的前提下达成的，该协议并未真实履行完毕，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履行了与上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给予了补偿安置是错误。
被上诉人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辩称，富祥里19排5号是一处宅基地，被补偿人是徐洪萍，而且与其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在上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非常清楚的标明了他是不具备补偿条件的；双方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已经实际履行；申请多处宅基地与我国的法律不相符，申请宅基地是以户为单位，不是以家庭成员为单位，依据相关政策上诉人已享受了很大的待遇。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白金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地上建筑物补偿款147360元、搬家费1000元、搬家奖励费15000元、自愿缩减面积补偿款61800元、空调移机费800元，共计22596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因塘沽区（现滨海新区塘沽）总体规划，对塘沽区胡家园街陈圈村和善门口村进行拆迁。塘沽区政府于2008年2月4日下发《塘沽区西部新城起步区征收农民集体土地和房屋安置补偿办法》，其中明确了拆迁人为本案被告，搬迁期限、拆迁期限和过渡期限以拆迁公告为准。被告于2011年9月10日与原告签订《天津市塘沽区农村城市化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物补偿）协议书》，双方约定乙方（即原告）被拆迁宅基地上房屋共二户，未写明房屋坐落地点。甲方（即被告）向乙方提供总面积为135平方米的还迁房，其中乙方增加的还迁房面积，以2000元/平方米购买共计90000元；乙方向甲方提供还迁房产权确认书，确认每套还迁房的面积和登记的产权人。甲方最终向乙方提供二套还迁房，总面积为135平方米。另查，白金红与案外人徐洪萍系夫妻关系，1972年2月20日登记结婚，2002年7月31日，经（2002）塘民初字第1779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二人离婚，坐落于富祥里19排5号砖房五间，西偏房二间归徐洪萍所有。2009年12月16日，经（2009）塘民初字第5770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坐落于富祥里19排5号房产中的东偏房5间中靠南头的2间房屋归婚生子白月山所有，靠北头的3间房屋归白金红所有。原告于1975年转为工人户口，现原告并非塘沽区胡家园街善门口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再查，富祥里19排5号于1990年盖房，申请人为徐洪萍。被告与徐洪萍所签订的《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载明：乙方（徐洪萍）被拆迁宅基地上房屋共1处1户167.9平方米。房屋坐落地点为富祥里19排5号，正房结构为：砖，确认面积为：152.9平方米；厢房结构为：砖，确认面积为：15平方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及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农村宅基地所有权归集体经济组织，使用权归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成员。原告称其申请宅基地时是合法的，自己仍居住在农村，故其应当作为单独一户享有拆迁权益。原告于1975年户口已迁出塘沽区胡家园街善门口村，不具有取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2009）塘民初字第5770号调解书虽确认富祥里19排5号房产中的东偏房5间中靠北头的3间房屋归白金红所有，但并不等同于白金红有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依据“一户一宅”之规定，原告亦不能作为该村的单独一户享有拆迁权益，且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天津市塘沽区农村城市化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物补偿）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已经履行该协议给予原告拆迁补偿安置，原告诉请并无法律及事实依据。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白金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90元，减半收取2345元（原告已交纳），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主张富祥里19排5号有两处宅基地，一处为徐洪萍1990年申请的宅基地盖的五间正房，另一处为上诉人于1990年用其富盛里16排2号宅基地置换徐洪玉的东房五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在被上诉人承诺给其15平方米房屋面积的补偿费及其他补偿的前提下达成的。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与徐洪玉置换房屋，但对上诉人主张富祥里19排5号有两处宅基地及双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前提是被上诉人承诺给其15平方米房屋面积的补偿费及其他补偿，不予认可。
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关于白金红所在善门口村富祥里19排5号房屋拆迁的情况说明。证明：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拆迁协议的时候，上诉人并不同意，而是经村领导做工作先签协议，然后再给其15平方米房屋面积的补偿费。
证据2、《关于西部新城起步区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安置意见》、《关于对陈圈、善门口两村纯非农家庭住房救济的补充意见》、《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拆一还一”安置意见》。证明：只要有合法住房，是和村民一样的安置政策。
证据3、善门口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上诉人东房的房屋面积。
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所举三份证据均不是新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社区筹备组不具有一个民事主体的地位，社区筹备组和拆迁没有任何关系，并没有说明被上诉人认可给上诉人15平方米房屋面积的补偿费，该证据没有法律效力。证据2的相关内容和西部新城拆迁补偿安置办法是没有任何矛盾的，只有两种安置方式，但是这两种方式不能同时享有。证据3不管印章是否真实，没有权限的证明是无效的。
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所举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天津市塘沽区农村城市化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物补偿）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按照该协议给予上诉人拆迁补偿安置。上诉人主张富祥里19排5号有两处宅基地及双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前提是被上诉人承诺给其15平方米房屋面积补偿费及其他补偿费，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能予以证明。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应给付其地上建筑物补偿款、搬家费、搬家奖励费、自愿缩减面积补偿款及空调移机费等主张，在双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并未涉及，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给付上述各项费用，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综上所述，白金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89元，由上诉人白金红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国敏
代理审判员 李宝罡
代理审判员 曹 静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日
书 记 员 李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