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四中民（商）特字第219号
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郑汉基（ChungHanGi）（大韩民国籍）。
委托代理人周铭，律师。
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上海君翼博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号*******室。
负责人郭芃，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托代理人唐芳，律师。
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儿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13号胡忠大厦22／F单元2209室。
负责人权贤玉（KwonHyunOk）（大韩民国籍），董事。
委托代理人李俊，律师。
申请人郑汉基申请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仲”）于2015年1月7日作出的（2015）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13号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郑汉基申请称：请求法院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1月7日作出的编号为（2015）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13号仲裁裁决。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中国贸仲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根据被申请人上海君翼博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盈投资中心”）、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琪尔公司”）与案外人上海君翼海鹏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鹏投资中心”）签署的《上海乐韩商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第十九条的约定，“各方在协议期间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可以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仲裁。”根据申请人郑汉基与上海君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投资外商投资商业公司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第十八条第二款的约定，“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提请仲裁。”从以上仲裁条款中可以看出，本案所约定的仲裁机构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其从中国贸仲独立出来之后，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应为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以下简称“上海贸仲”）。中国贸仲并非约定的仲裁机构，对本案无管辖权。除此之外，根据上海、北京、深圳等中院的相关裁定书，中国贸仲对仲裁条款中约定为其分会的案件无管辖权。
二、原仲裁程序违法。一是中国贸仲在管辖权异议答辩期未届满时便确认管辖权，程序违法。中国贸仲于2014年5月30日受理本案，并于2014年6月25日向申请人郑汉基、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儿公司出具《仲裁通知》，通知申请人郑汉基及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儿公司于2014年6月30日前就管辖权提出答辩意见，中国贸仲于2014年6月30日作出了（2014）中国贸仲京字第014575号《管辖权及案件受理决定》。二是中国贸仲的文书送达违反程序。中国贸仲在2014年6月25日向申请人郑汉基、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儿公司出具仲裁通知，寄送的地址均为上海市闵行区金汇南路193号（案外人上海乐韩商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以下简称“上海乐韩公司”）。但本案申请人郑汉基为外籍自然人，其经常居住地为上海市闵行区虹许路788号5幢301室，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尔公司的住所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13号胡忠大厦22／F单元2209室。申请人郑汉基向中国贸仲提出送达地址存在瑕疵，并提出其与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儿公司从未授权上海乐韩公司代为接收任何仲裁文书。中国贸仲于2014年10月10日确认了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尔公司的香港地址，并于2014年11月10日成功送达该香港地址。故中国贸仲未将仲裁通知材料（含《确认管辖权及案件受理通知书》）及审理期间材料实际送达，剥夺了申请人郑汉基与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尔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严重违法法定程序，原仲裁裁决应被撤裁。
三、上海贸仲在中国贸仲作出仲裁裁决之前，已就同一事实作出与中国贸仲裁决结果相反的裁判，且中国贸仲所作出的仲裁裁决存在诸多违法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及第七十条之规定，第013号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应予以撤销。
四、仲裁庭组成违反回避规则，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七十条之规定，原仲裁裁决应予以撤销。仲裁庭首席仲裁员徐国建未披露其曾与被申请人博盈投资中心的代理人徐军为同一家律所的律师，且二人曾共同负责多个项目，并共同作为签字律师；其亦未披露曾与被申请人博盈投资中心的代理人徐军共同承办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麟杰公司”）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并共同签字，被申请人博盈投资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郭芃（委派代表）亦为嘉麟杰公司的董事。此外，中国贸仲在指定仲裁员时亦未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
被申请人博盈投资中心答辩称：中国贸仲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且本案仲裁程序不存在违反《仲裁法》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的情形，本案不存在法定可撤销情形，申请人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
一、中国贸仲对本案享有管辖权。首先，中国贸仲于2012年12月31日发布《关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有关事宜的公告》，明确终止对上海分会和华南分会接受仲裁申请并管理仲裁案件的授权，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仲裁的，应向中国贸仲申请仲裁。本案中，《协议书》及《框架协议》均约定将合同中的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进行仲裁，该约定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故中国贸仲对本案进行仲裁，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情形。其次，申请人郑汉基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未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且其积极应诉，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交答辩状并委托诉讼代理人，应认定其认可中国贸仲的管辖权。再次，北京、深圳、上海等中院的案例与本案截然不同，不具有参考价值。
二、中国贸仲严格依照《仲裁法》及《仲裁规则》审理本案，不存在程序瑕疵。首先，中国贸仲确认其具有管辖权程序合法。根据《仲裁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故中国贸仲有权对本案管辖权作出决定。中国贸仲秘书局在收到被申请人博盈投资中心提交的《确认本案合同仲裁条款合法有效、由贸仲委管辖及受理案件申请书》后，及时向申请人郑汉基与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尔公司转交，并要求其于2014年6月30日前（不含6月30日）就上述申请发表书面意见。申请人郑汉基及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尔公司未在2014年6月30日之前（不含6月30日）就上述申请发表任何书面意见，故中国贸仲于2014年6月30日作出（2014）中国贸仲京字第014575号《管辖权及案件受理决定》。被申请人博盈投资中心认为，中国贸仲系在答辩期届满后作出管辖权决定，程序合法。其次，中国贸仲送达仲裁文书合法。《仲裁规则》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仲裁文件应发送当事人或其仲裁代理人自行提供的或当事人约定的地址；当事人或其仲裁代理人没有提供地址或当事人对地址没有约定的，按照对方当事人或其仲裁代理人提供的地址发送。”被申请人博盈投资中心向中国贸仲提交仲裁申请书等文件后，中国贸仲依据《仲裁规则》按照被申请人博盈投资中心提供的地址成功送达申请人郑汉基与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尔公司。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尔公司的注册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13号胡忠大厦22／F单元2209室，其要求中国贸仲向该香港地址送达，同时要求送达要按照相关外交途径和认证程序进行，并取消其在仲裁机构所在地代理律师接收有关仲裁文书的授权。根据《仲裁规则》第八条之规定，送达地址首选为当事人自行提供的地址，有关仲裁的一切文书、通知、材料等均可采用“当面递交、挂号信、特快专递、传真或仲裁委员会秘书局或仲裁庭认为适当的其他方式”发送，而非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尔公司所要求的外交途径和认证程序。中国贸仲向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尔公司指定的香港地址以DHL进行送达，且显示送达正常。但首次仲裁庭结束后，中国贸仲再次向该香港地址送达时，DHL告知“该地址无此公司，亦无收件人电话，故暂无法投递成功”。为了保证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中国贸仲根据《仲裁规则》的规定，要求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儿公司提供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地址。中国贸仲对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尔公司的送达严格按照《仲裁法》及仲裁规则的规定进行，不存在程序瑕疵，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尔公司自行提供一个无法送达的地址，其应承担无法正常接收仲裁文件的一切法律后果。事实上，申请人郑汉基为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尔公司的执行董事和实际控制人，二者委托了相同的律师代理本案，因此在申请人郑汉基已成功收取相关仲裁文件时，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尔公司及其代理律师自然也已知晓相关仲裁文件，因此不存在也不可能发生因送达而影响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尔公司正常行使仲裁权利或者接收本案裁决结果的情形。
三、中国贸仲以《仲裁法》及《仲裁规则》为依据，独立行使仲裁权，其作出裁决不以上海贸仲裁决为依据或前提。被申请人博盈投资中心就本案向中国贸仲提出仲裁申请的时间要早于向上海贸仲提出仲裁申请的时间，且中国贸仲首次开庭时间亦早于向上海贸仲提出仲裁申请的时间，上海贸仲的仲裁违反了一案一诉的原则。
四、本案不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程序合法。首先，仲裁庭首席仲裁员徐国建不存在《仲裁法》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仲裁法》第三十四条将仲裁员的回避情形规定为以下四种：1、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2、与本案有利害关系；3、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4、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的。中国贸仲既然指定徐国建担任本案首席仲裁员，即表明其已对徐国建的身份进行了必要核查，并且认定徐国建符合担任本案首席仲裁员的资格，不存在法定应当回避的情形。徐国建本人也已出具声明书，声明其与本案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不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能够公正、客观对本案作出裁决。其次，《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可以为下列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第二十四条规定，“律师从事本法第六条规定的证券法律业务，其所出具的法律意见应当由2名执业律师和所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加盖该律师事务所印章，并签署日期。”《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执业规则》”）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律师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在查验相关材料和事实的基础上，以书面形式对受托事项的合法性发表明确、审慎的结论性意见，法律意见书应当列名以下基本内容：……（六）承办律师、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及律师事务所盖章……。徐国建作为当时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主任，其在嘉麟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以下简称“首发上市”）项目法律意见书负责人栏处签字。该项目的经办律师是徐军和顾海涛，二人分别在经办律师栏处签字。这种签字方式系《管理办法》与《执业规则》的要求，即只要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就首发上市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就需要作为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的徐国建签字，但这并不代表徐国建先生是嘉麟杰公司首发上市项目的经办律师。此外，徐军律师于2011年转至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执业，至本案进入仲裁程序时，徐军律师离开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的时间已经超过3年，期间，其与徐国建无利益来往。徐国建未去过嘉麟杰公司首发上市项目的现场，也未与嘉麟杰公司的执行董事、监事、高管等人联系业务，其与郭芃无利益关系。
经审查，本案申请人（仲裁程序被申请人）郑汉基系大韩民国籍公民，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儿公司的注册地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系仲裁委员会按涉外仲裁程序审理作出的涉外裁决。关于涉外仲裁裁决，《仲裁法》第七十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涉外仲裁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该法2012年修正后的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上述规定是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
针对申请人郑汉基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第一，根据2015年7月17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等就涉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及其原分会等仲裁机构所作仲裁裁决司法审查案件请示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在该批复施行之前，中国贸仲或者上海贸仲受理了同一仲裁案件，当事人并未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先受理的仲裁机构对案件享有管辖权。本案中，中国贸仲受理争议仲裁案件的时间为2014年5月30日，上海贸仲受理争议仲裁案件的时间为2014年7月8日，故中国贸仲为“先受理的仲裁机构”，且申请人郑汉基、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儿公司在中国贸仲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并未向人民法院提出确认仲裁效力的申请，可视为二者认可中国贸仲的管辖，故本院对于中国贸仲不具有管辖权的申请理由不予采纳。对于申请人郑汉基所提交的上海、北京、深圳等中院的相关裁定书，均不足以否认中国贸仲所享有的管辖权。
第二，《仲裁规则》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仲裁文件应发送当事人或其仲裁代理人自行提供的或当事人约定的地址；当事人或其仲裁代理人没有提供地址或当事人对地址没有约定的，按照对方当事人或其仲裁代理人提供的地址发送。”第三款规定，“向一方当事人或其仲裁代理人发送的仲裁文件，如经当面递交收件人或发送至收件人的营业地、注册地、住所地、惯常居住地或通讯地址，或经对方当事人合理查询不能找到上述任一地点，仲裁委员会仲裁院以挂号信或特快专递或能提供投递记录的包括公证送达、委托送达和留置送达在内的其他任何手段投递给收件人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营业地、注册地、住所地、惯常居住地或通讯地址，即视为有效送达。”本案中，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儿公司系上海乐韩公司的股东，其占有该公司100%的股份，上海乐韩公司的住所地为上海市闵行区金汇南路193号中一层、中二层A。申请人郑汉基在《框架协议》中列明的地址亦为上海市闵行区金汇南路193号。中国贸仲先向该地址对申请人郑汉基和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儿公司以EMS或DHL方式送达仲裁文书，经投递结果查询均显示为“投递并签收”。仲裁庭首次开庭后，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儿公司将其送达地址改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13号胡忠大厦22／F单元2209室，中国贸仲在首次仲裁庭开庭之后向该地址送达时显示“无该公司，亦无收件人电话，未成功投递而被退回”。中国贸仲依据《仲裁规则》第八条之“视为送达”的相关规定委托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向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儿公司送达仲裁文书，该所于2014年11月10日向中国贸仲函告送达成功。虽然中国贸仲在仲裁庭首次开庭之前的送达地址并非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儿公司的注册地，但是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儿公司确实可以通过上海市闵行区金汇南路193号收到仲裁文书，由此可以判断送达目的实现。此外，对于中国贸仲向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儿公司提供的香港地址送达仲裁文书，由于该地址系原仲裁被申请人安琪儿公司自行提供，且其将该地址作为“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地址”，其应对向该地址的送达结果承担责任，故依据《仲裁规则》第八条之“视为送达”的相关规定，可视为中国贸仲的送达为有效送达，故中国贸仲在送达程序上不存在瑕疵，本院对该项申请理由不予采纳。
第三，对于原仲裁庭首席仲裁员徐国建应对本案回避的申请理由，首先，徐军律师于2010年作为嘉麟杰公司首发上市项目的经办律师，于2011年12月转入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工作，后不再经办嘉麟杰公司的项目。本案的仲裁受理时间为2014年5月30日，当时距其离开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已超过两年，且原仲裁庭首席仲裁员徐国建也已于2014年1月转入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其与徐军律师在仲裁阶段并非在同一家律师事务所执业。其次，根据《管理办法》和《执业规则》的相关规定，在原仲裁庭首席仲裁员徐国建担任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期间，其负责人的身份决定其要在由该律师事务所经办的证券业务文书上签字，而该项签字行为并不表明其实际参与该项目，也不足以证明其与徐军有足以影响仲裁公正性的关系。在被申请人博盈投资中心申请仲裁之前，徐国建与徐军已分属两家不同的律师事务所执业，申请人郑汉基未能提供该二人在仲裁程序中有应当回避的事宜。再次，被申请人博盈投资中心的负责人郭芃虽为嘉麟杰公司办理首发上市项目之初的独立董事，但其已于2014年4月2日经嘉麟杰公司董事会换届离任。综上，申请人郑汉基提出的违反回避规则的事由不属于《仲裁法》中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故本院对于该项申请理由不予采纳。
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对于仲裁裁决违背法律相关规定的非程序性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申请人郑汉基提出的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郑汉基提出的撤销（2015）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13号仲裁裁决的申请。
案件受理费四百元，由郑汉基负担（已交纳）。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马 军
审 判 员 高 晶
审 判 员 王 翔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法官助理 马志文
书 记 员 白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