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商提字第27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国庆。
委托代理人：崔轰。
委托代理人：王婺初。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葛米儿。
委托代理人：方华恩。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余乐平。
委托代理人：杨文斌。
申请再审人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电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葛米儿、余乐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杭商终字第1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11月8日作出（2013）浙民申字第941号民事裁定，提审了本案。本院于2014年3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范启其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王丽、王富新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4年4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申请再审人水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崔轰、王婺初，被申请人葛米儿的委托代理人方华恩，被申请人余乐平的委托代理人杨文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一审原告葛米儿于2012年3月19日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称：水电公司、葛米儿、余乐平于2010年6月2日签订借款合同后，葛米儿以提供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水电公司、余乐平交付500万元借款。但水电公司、余乐平未依约还款，仅于2011年1月5日返还97.5万元利息。请求判令：一、水电公司立即归还葛米儿借款500万元和利息225万元（借款利息暂计至2012年3月18日，此后按月息3％计至实际付清日止）；二、余乐平对水电公司的上述第一项请求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水电公司、余乐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被告水电公司答辩称：一、本案真正的借款人系余乐平而非水电公司，水电公司与葛米儿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双方是资金往来关系；二、余乐平签订借款合同的代表行为超过权限，且葛米儿明知，故该超过权限行为无效，葛米儿应自行承担；三、本案借贷双方签订的数份合同约定的利息太高，应认定无效；四、实际借款人余乐平已经还清了全部借款和利息；五、葛米儿关于水电公司曾于2011年1月5日归还利息97.5万元的陈述与事实不符，该款系归还葛米儿2010年9月3日汇入水电公司账户的400万元借款而非利息。要求驳回葛米儿的诉请。
一审被告余乐平答辩称：一、案涉借款合同主体是余乐平与葛米儿，与水电公司无关，余乐平在借款合同上盖章超越职权，葛米儿对此均是明知的，盖章行为无效；二、案涉借款本金5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均已还清，约定的利率过高，应为无效，余乐平与周泰国3105万元往来款中归还360万元利息。三、葛米儿主张的2011年1月4日、8日、16日的借款合同不真实，该三份合同中余乐平的签名及此款已收到的内容均是2011年11月23日根据周泰国所提出的平帐要求填写，不是款项真实情况。请求驳回葛米儿对余乐平的诉讼请求。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一、2010年6月2日，葛米儿（甲方）与水电公司（乙方）、余乐平（丙方）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因经营需要向甲方借款5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个月，即2010年6月2日至同年7月1日，借款利息为月利率6%，乙方应在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付清本息；丙方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如乙方不按合同约定偿付借款本息和相应费用，甲方有权直接向丙方追偿。保证期为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乙方将借款本息全部归还止；乙方如未按协议约定归还借款本息，每逾期一天，在原约定借款利息的基础上再按未归还金额部分增加千分之五的滞纳金支付甲方。葛米儿在甲方处签名，水电公司在乙方处盖章，余乐平在乙方法定代表人处上签字，余乐平另在丙方（担保人）处签字。二、同年6月3日，葛米儿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向水电公司交付借款500万元。水电公司于2011年1月5日汇付葛米儿97.5万元的同时，出具《还款说明》一份，明确：“2011年1月5日水电公司划入葛米儿建行卡上97.5万元，系水电公司付葛米儿借款的利息和费用（双方2010年4月1日和6月2所签的借款合同）”。水电公司、余乐平在《还款说明》上分别盖章、签字确认。三、2012年2月2日，葛米儿委托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向水电公司致函，要求水电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四、葛米儿与水电公司、余乐平尚存在其他借款关系。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焦点即借款合同的效力及相应违约责任、保证责任的确定及借款是否已经归还。关于涉案借款合同的效力，水电公司、余乐平主张借款人应为余乐平，该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系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企业法人对其法定代表人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水电公司作为借款人在借款合同上盖章确认，其法定代表人余乐平亦签字确认，且葛米儿也是将相应借款付至水电公司账户，在水电公司、余乐平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余乐平确系超越权限订立涉案借款合同且为葛米儿明知的情形下，应依法认定涉案借款合同主体适格，借款合同所涉内容除利息部分外合法有效，对合同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水电公司应依法承担还款责任，余乐平应依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水电公司、余乐平提交了大量的往来凭证欲以证明本案的借款已经归还，葛米儿则提交了反驳证据一一对应反驳了凭证中的款项并非归还的是本案的借款，因此，水电公司、余乐平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本案的借款已经归还的事实，对其抗辩不予采信。至于水电公司、余乐平提交的与案外人发生款项往来的证据，葛米儿不予以认可，故不足以证明本案的事实。关于葛米儿主张的利息部分，《借款合同》约定为月息6%，葛米儿调整至按月息3%主张，水电公司、余乐平则认为利息过高。一审法院认为，月息3%确实已超过借贷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故对超过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23日作出（2012）杭下商初字第583号民事判决：一、水电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葛米儿借款本金500万元；二、水电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葛米儿利息（利息自2010年6月2日起按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满之日为止，扣减已经支付的97.5万元）；三、余乐平对水电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葛米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2550元，由水电公司负担50665.50元；余乐平承担连带责任。由葛米儿负担11884.50元。
水电公司、余乐平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水电公司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水电公司与葛米儿之间并未发生真实的借款关系，与葛米儿发生借款关系的是余乐平，葛米儿对此是明知并共同操作的。本案借款人是余乐平，不是水电公司。余乐平在庭审中已自认向葛米儿借款500万元，并称因借款时自己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所以葛米儿方要求借款以水电公司的名义签订借款合同，并将款项直接打入水电公司账户，再由余乐平从公司账户支取使用。从实际还款人是余乐平可以证明本案借款人是余乐平。而葛米儿对此不仅是明知，还是共同操作人。2、余乐平已经还清借款，一审判决认定葛米儿的反驳证据可以抵销余乐平还款50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一审判决不认定余乐平582万元还款付息事实，却判决水电公司承担还款义务错误。（1）从余乐平向法院提交的付款凭证可以证明，本案借款已经归还。余乐平向葛米娜支付222万元、向周泰国支付360万元以及直接归还葛米儿500万元，该三项达1082万元。加上葛米儿自认的共支付利息197.5万元，合计1279.5万元。本案及582号案件各借款500万元，至少两案的本金已经还清，部分利息已支付。（2）在水电公司及余乐平向法院提交已还清本案借款的证据后，葛米儿在庭审中向法院提交了由葛米儿和余乐平共同制造的虚假反驳证据即三份《借款合同》（1月4日、1月8日、1月16日共现金借款500万元）及2011年3月1日500万元《还款说明》，目的是抵销余乐平2011年3月1日500万元还款。余乐平在庭审中确认所签合同及说明均是应葛米儿方要求而配合签字，并没有发生真实的借款，《还款说明》也是虚假的。要抵销本案还款必须具有真实有效的款项往来凭证，该《借款合同》及《还款说明》缺乏真实有效的款项往来凭证，不能抵销余乐平已还本案500万元借款。一审判决用虚假证据抵销还款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3）一审判决认为余乐平履行本案还款义务向葛米娜和周泰国支付还款和利息582万元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作认定错误。本案余乐平向葛米儿借款均通过周泰国操作，包括签订借款合同、支付本金及还款付息。余乐平向葛米娜及周泰国付款均是应周泰国、也就是葛米儿的要求而支付，应当认定余乐平还款付息事实成立。葛米儿认为该借款系余乐平与葛米娜和周泰国之间的另外借款关系，应提供证据证明。3、一审判决适用《民法通则》第38条和第43条的规定下判属适用法律错误。余乐平以公司名义签订的《借款合同》实为个人借款，是典型非职务的个人行为，个人借高利贷行为不属于公司经营活动。二、本案系虚假诉讼。葛米儿利用与余乐平共同编造的虚假证据提起虚假诉讼，致使一审法院作出错误判决，损害了水电公司利益。从庭审质证中可以看到，葛米儿利用与余乐之间有多笔借款，均以水电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出具还款说明，但实际均为余乐平个人借款，余乐平个人还款。这些所谓借款合同与还款说明均为虚假的，葛米儿利用与余乐平共同编造，在余乐平已还清借款及利息的情况下，利用虚假证据提起虚假诉讼，企图骗取水电公司的财物。余乐平在诉讼中反悔，告知真情，即已经不欠葛米儿款项，并从银行调取了还款凭据向法院提供。还当庭指出葛米儿提交的反驳证据16、17中500万元借款及还款说明均为虚假证据，没有发生真实借款事实。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葛米儿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葛米儿承担。
余乐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关于合同主体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错误。1、本案是高利贷案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一般民间借贷案件。所谓的三方《借款合同》只不过是与事实不符的表象形式。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决不应仅凭表面材料而不审查具体真实的真相。一审余乐平多次向法庭澄清：与葛米儿建立借款关系的是余乐平个人。虽《借款合同》上载明的借款人是水电公司，但公司不知情。在合同中书写借款人为水电公司并加盖公司印章没有征得公司（及股东会）同意，是余乐平的擅自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不代表公司意志。葛米儿明知是余乐平的个人借高利贷，绝非公司借款。2、虽然本案《借款合同》款项在账面往来上，体现为汇入了水电公司的账户，但并不能据此认定是公司借款。（1）因真实高利贷借款人是余乐平，而不是水电公司，所以本案《借款合同》项下500万元款汇入水电公司账户后，余乐平让人用葛米儿签名制作了《委托书》等文件，以“葛米儿委托付款”的名义，要求公司将进帐款汇入指定账户。达到既套取出借款又平了水电公司账的双重目的。（2）本案《借款合同》之外，余乐平与葛米儿另有大量借款还款关系。这些《借款合同》均以公司名义签订，所有《还款说明》大量存在余乐平“代公司还款”的描述。（3）纵观全案，大量证据显示借款人、用款人、还款人均是余乐平。从合同履行角度足以证明，真实的借贷双方是余乐平与葛米儿。3、一审法院适用《民法通则》第38条和第43条的规定推定余乐平行为性质为代表公司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事实表明，余乐平的个人借高利贷行为及签署的《借款合同》，是典型非职务的个人行为和高利贷合同，借高利贷行为也不属于公司经营行为。二、本案葛米儿等人骗取余乐平签字材料，虚构借款数额，否认还款数额，企图通过假证诉讼谋取余乐平钱款，涉嫌诈骗刑事犯罪。1、骗取余乐平签字材料，虚构借款数额，通过假证诉讼诈骗余乐平钱财。余乐平与葛米儿《借款合同》共四份，总金额共计1900万元。余乐平向葛米儿借上述款项的情况是存在的。一审时余乐平已提交证据证实归还给葛米儿的款项数额已超过了所借全部借款1900万元，还款义务已履行完毕。但在一审，葛米儿在上述《借款合同》之外，还提供了落款日期分别为2011年1月4日、2011年1月8日、2011年1月16日的三份现金《借款合同》。这三份现金《借款合同》不真实，没有500万元借款交付的事实，葛米儿也没有任何凭证证明该款是真实交付的钱款。这三份借款合同是2011年11月23日，周泰国代表葛米儿前来余乐平处，称葛米儿为了平账，需要余乐平配合签字。周泰国一并还带来《还款说明》一份。因《还款说明》有之前哪笔还款是归还这三个合同的借款且已经还清的内容，结合周泰国所称的平账要求，余乐平自认为没有风险，于是在《还款说明》上签了名，并在三份现金《借款合同》上签名并签署“此款已收到”的内容。而根本没有意识到对方是制造假象，达到诈骗余乐平钱财的目的。2、否认还款数额，造成原借款合同款项未归还假象，以谋取余乐平钱财。余乐平与葛米儿之间借款，均通过周泰国办理，其中根据周泰国指定将还款付到葛米儿姐姐葛米娜账户有三次计222万。现一审中葛米儿以两者身份不一，葛米娜与本案无关为由，否认上述还款数额。余乐平与周泰国之间也有借贷关系，经清算借2660万元，归还3105万元，多还445万元。其中有360万元是在银行取现金交周泰国，以支付葛米儿借款。葛米儿否认上述还款，造成余乐平与葛米儿原借款数额未还清假象。葛米儿等人骗取余乐平签字材料，虚构借款数额，通过假证诉讼诈骗钱财的事实触犯刑律。请二审法院将本案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葛米儿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葛米儿承担。
葛米儿针对水电公司和余乐平的上诉请求二审共同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借款主体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所涉借款合同由水电公司作为借款人在合同上盖章并经其法定代表人签字签订，余乐平作为担保人在担保人一栏处签字，合同签订后借款均支付至水电公司，可见本案所涉借款关系非常清楚。余乐平上诉称借款主体为其个人理由也不成立。葛米儿与水电公司的借款除本案以外已结清的尚有数笔，一审中，葛米儿已作为证据提供借款合同及还款说明，从中可以看出所涉借款由水电公司借款，余乐平担保，借款在归还时有水电公司归还部分，担保人余乐平代付部分，但所有的款项支付各方都有明确说明，不能认定借款主体为余乐平个人。至于余乐平将其中一笔公司借款以虚假的委托书将款项领出，葛米儿不知情，也与葛米儿无关（一审时，余乐平承认上述款项领取时的委托书中的“葛米儿”签字是余乐平找人代签的），这也能反映借款主体为水电公司，至于水电公司内部资金如何使用与葛米儿无关。当事人之间除案涉借款外，尚有其他借款，到目前为止除案涉的两笔借款未还外，其余款项均已归还。水电公司、余乐平提及葛米儿否认还款数额的事实也是不真实的。无论是水电公司或是余乐平的所有还款，葛米儿在一审时已提供凭证，对每一笔还款，葛米儿均已出具相应证据予以说明，并不存在否认还款的情况。至于周泰国借款2660万元，还款3105万元，水电公司、余乐平认为部分是归还葛米儿的，该说法不能成立。周泰国与水电公司另有借款关系，从借款金额与还款金额的数字上来看也并没有不合理之处，与葛米儿的借款也不具有关联性。二、本案当事人之间借款关系事实清楚。余乐平系公司大股东，客观上不存在与他人共同编造虚假证据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形。当事人之间借款及每笔还款都作了明确说明，借款及还款事实清楚，水电公司、余乐平企图用归还周泰国的款项混淆本案事实是不成立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葛米儿对于自己主张的借款事实，提供了《借款合同》、转账凭证、还款说明等证据。根据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人为水电公司、担保人为余乐平，水电公司作为借款人在借款人栏内盖具公章，余乐平则作为水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自然人，分别在借款人法定代表人栏内及担保人栏内签字。上诉人水电公司及余乐平主张“本案借款人是余乐平，不是水电公司，葛米儿对此是明知并共同操作的”，但对此主张除余乐平的陈述外，并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而葛米儿提供的《借款合同》等证据系直接证据，对其主张的事实有直接的证明力，故应当认定本案借款人为水电公司。上述借款合同各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法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诚信履行。现葛米儿已举证证明将《借款合同》约定款项按约出借给水电公司，水电公司未按约履行还本付息义务，余乐平亦未履行保证义务，均属违约，应当据此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水电公司及余乐平主张“款项已还清”，对此负有举证证明的义务。虽水电公司及余乐平在一审期间提供了支付凭证一组，但其中部分支付凭证的收款人为案外人，葛米儿对此不予认可，原审判决对此不予认定并无不当。对其余支付凭证项下款项，葛米儿均已提供相应反驳证据证明系归还其他借款，而非归还本案借款的事实。余乐平主张葛米儿提供的2011年1月4日、2011年1月8日、2011年1月16日的三份《借款合同》及其于2011年3月1日出具的《还款说明》不真实，但对此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水电公司及余乐平还主张“本案系虚假诉讼”、“涉嫌刑事犯罪”，但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水电公司及余乐平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3日作出（2012）浙杭商终字第103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665元，由水电公司、余乐平各负担25332.5元。
水电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一、二审判决均认定葛米儿与水电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本案真正的出借人并非葛米儿，借款人应为余乐平个人，而非水电公司。二、葛米儿虚构了与余乐平个人间的500万元借款合同以造成水电公司债务尚未清偿的表象。葛米儿与余乐平间于2011年1月4日、1月8日、1月1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并不存在，系葛米儿为骗取水电公司钱款，诱骗余乐平共同伪造的合同，从而掩盖了余乐平2011年3月1日支付葛米儿500万元的实质，造成了水电公司仍未偿还借款的表象。一、二审法院在葛米儿未能提供借款支付凭证的情形下就认定该笔借款错误。三、一审法院对葛米儿提供的证据12、16和水电公司提供的证据9及水电公司、余乐平共同提供的证据1的认证意见既相互矛盾，也与事实不符。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葛米儿的诉请，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和诉讼费用均由葛米儿负担。
被申请人葛米儿再审答辩称：一、本案现已执行完毕，在此期间，余乐平因职务侵占，被杭州市滨江区公安分局依法立案侦查，案涉借款事实也已做了相应的笔录，本案一、二审判决正确，水电公司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二、本案的借款人应为水电公司，借款合同中借款人一栏为水电公司，并加盖公章，借款也均支付至水电公司帐户，而经公安侦查认定，水电公司的款项系被余乐平挪用，从而进一步认定所涉借款合同关系中借款人为水电公司。水电公司提出葛米儿与余乐平在2011年1月4、8、16日三次虚构了借款关系，但其该主张缺乏依据。该笔借款系葛米儿与余乐平之间的借款，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联性，该三笔借款余乐平均签字确认已收到，余乐平出具了该三笔借款已归还的说明，从以上可以看得出，借款关系是真实客观的，且已履行完毕。水电公司认为案涉的借款合同让其法定代表人余乐平个人担保不符常理不符合逻辑。三、水电公司提出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能相印证错误。对葛米儿提供的证据12和水电公司提供的证据7所涉的金额36万元，已有款项的具体说明，是葛米儿代付的，且在一审法院第二次笔录中第17页中经审理查明，由余乐平当庭承认是代付的。至于水电公司提出余乐平与葛米娜、程壮之间的款项往来未查实的问题，葛米儿认为余乐平与葛米娜之间存在单独的借款关系，与案涉借款关系无关，与程壮之间10万元的往来，系余乐平委托办理税务事宜支付的费用，在庭审中，余乐平也认可。综上，请求驳回水电公司的再审请求。
被申请人余乐平再审答辩称：同意水电公司的再审请求。
再审期间，水电公司向本院提交了5组证据材料，一是公安机关对葛米儿的询问笔录，葛米儿在询问笔录中称其本人并不认识余乐平，亦未见过余，真正的出借人是其姐夫程壮，程壮以葛米儿的名义和余乐平签订借款协议。本案起诉时的诉状也只是签个字，对所有的借款事实并不清楚；二是公安机关对程壮的两次询问笔录，程壮在询问笔录中称“我以葛米儿、周泰国的名义借给他的，开始是葛米儿多，后来是周泰国多，总共有几千万的资金往来。”；三是公安机关对葛米娜的询问笔录，葛米娜在询问笔录中称葛米儿借给余乐平的钱都是程壮的，葛米儿只是名义上的出借人；四是检察机关起诉书，起诉书认定葛米儿只是名义出借人，真正的出借人为程壮。欲证明一、二审判决认定葛米儿是本案借款的出借人错误，本案实际借款人系程壮；涉及葛米儿、葛米娜、周泰国的借款应该一起计算借款金额和利息；葛米儿与余乐平不认识，故葛米儿在2011年1月4日、8日、16日共借余乐平500万元现金显然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能成立。五是余乐平出差机票，欲证明500万元现金借款合同签约期间，余乐平在外出差，不在杭州，其出差机票印证了余乐平称该现金借款合同是虚假的抗辩。被申请人葛米儿、余乐平再审中均无新证据材料提供。葛米儿对水电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证据材料一至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虽然主要款项由案外人程壮处理，但借款关系应以双方签订的合同关系来确定，本案由葛米儿出面借给水电公司，由余乐平担保，是葛米儿和水电公司的借款关系，故其证明对象不能成立。对证据材料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2011年1月4日、1月8日、1月16日三次借款，虽然机票显示与借款时间不完全吻合，但借款本来就有前后时间差，不能证明其目的。余乐平对水电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材料一至四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材料五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无异议，余乐平那段时间确实不在杭州，余乐平和葛米儿有大量资金往来，1900万元均已经偿还清楚了，葛米儿和葛米娜与余乐平实际上不认识，借贷关系的款项所有人是程壮，周泰国是经手人。本院认为，因被申请人葛米儿、余乐平对水电公司提交的五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可予确认，但对其证明力将结合本案案情而定。
本院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各方当事人对签订案涉《借款合同》并发生借款等事实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焦点是借款主体及借款有无返还完毕、一审法院对证据认定有无不当等问题。现围绕上述争点进行分析。
关于借款主体问题。水电公司申诉提出案涉借款的实际出借人系程壮而非葛米儿，实际借款人系余乐平而非水电公司。经查，葛米儿再审中承认案涉款项的实际出借人系案外人程壮，程壮亦到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但在各方当事人对案涉500万元借款已经实际到水电公司账户的事实均无异议的情形下，葛米儿经程壮的认同主张债权并无不当。而从2010年6月2日的《借款合同》的内容和签订、履行过程看，无论是缔约时合同的相对方，还是履行阶段资金流向，均发生在水电公司与葛米儿之间，且《还款说明》也明确系返还水电公司借款，水电公司作为借款人的依据充分。故一、二审法院认定水电公司系本案借款人无不当，对水电公司的该再审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借款有无返还完毕的问题。水电公司申诉提出葛米儿与余乐平虚构了500万元的个人借款从而造成水电公司债务尚未清偿的表象，水电公司不应承担借款返还责任。据查，水电公司认可余乐平向葛米儿借款1900万元，认为余乐平已还2042、7万元，余乐平与葛米儿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结清。葛米儿认为其与水电公司、余乐平之间除水电公司确认的1900万元借款之外，还有2011年1月4日、2011年1月8日、2011年1月16日分别与余乐平个人发生的500万元的借款，且经余乐平签订、出具的《借款合同》、《还款说明》证明余乐平收到该500万元并于2011年3月1日返还葛米儿，该笔还款与本案并无关联。本院认为，在认定水电公司系本案借款主体的前提下，虽然余乐平对葛米儿的该主张辩称“余乐平为配合葛米儿平帐的需要而在相关凭证上签字，500万元并未实际交付”，但该主张仅为余乐平的单方陈述，不能否定《借款合同》和《还款说明》的形式真实性。考虑该笔款项系余乐平与葛米儿间的个人借款，故一、二审法院未认定2011年3月1日的500万元为水电公司对葛米儿的还款有其合理性。至于该500万元是否实际交付系葛米儿与余乐平间的纠纷，双方可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因此，一、二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判决水电公司承担扣除已返还款项后剩余借款本息的返还责任无不当。故对水电公司提出借款已返还完毕、其不应承担借款返还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有无不当的问题。水电公司申诉提出葛米儿提供的证据12和水电公司提供的证据9存在矛盾，一审法院认定系往来款不当，对葛米儿提交的证据16和水电公司、余乐平共同提供的证据1的认定意见错误。经查，水电公司提供的证据9是2010年9月14日的一张36万元的进帐单和一张收据，并未载明用途，而葛米儿提供的证据12是盖有水电公司公章和余乐平签字的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明确载明：委托葛米儿将36万元划入章营生建行卡上。在水电公司及余乐平对委托书的真实性不能提供证据否认的情形下，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款项系往来款无不当。一审法院对葛米儿提交的证据16予以认定和水电公司、余乐平共同提供的证据1不予确认均符合法律规定，故对水电公司关于一审法院证据认定不当的申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水电公司的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杭商终字第1031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范启其
代理审判员 王 丽
代理审判员 王富新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王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