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982民初19号
原告：唐亚燕，女，1974年6月7日出生，汉族，化州市人，住化州市，
原告：余飞霖（系原告唐亚燕的丈夫），男，197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化州市人，住化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男，1984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化州市人，住化州市。
被告：梁玉娟，女，1961年7月4日出生，汉族，化州市人，住化州市，
被告：李丽云，女，1989年4月13日出生，汉族，化州市人，住化州市，
第三人：邓观树，男，1990年7月5日出生，汉族，化州市人，住化州市，
原告唐亚燕、余飞霖与被告梁玉娟、李丽云、第三人邓观树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亚燕、余飞霖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被告梁玉娟、李丽云、第三人邓观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亚燕、余飞霖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唐亚燕与被告梁玉娟于2011年12月2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铺位）》合同，被告梁玉娟立即将承租的房屋交还给原告唐亚燕;2.判令被告梁玉娟、李丽云自2017年11月起至搬离房屋之日止每月支付2500元租金给原告;3.判令被告梁玉娟、李丽云立即赔偿因拒不交还两原告的出租房屋导致两原告损失人民币50000元给两原告;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唐亚燕与原告余飞霖是夫妻关系。被告梁玉娟与被告李丽云是亲戚关系。2011年12月20日，原告唐亚燕将夫妻共有登记在原告余飞霖名下的位于化州市××开发区下郭中心小学斜对面自建房，底层第3号的铺位租给被告梁玉娟作商业使用。租赁期为2011年12月20日到2012年12月20日止，租金为人民币1100元每月。当日，原告唐亚燕与被告梁玉娟签定《房屋租赁合同（铺位）》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合同特别约定：“合同期内如遇市场租金上浮，与本楼其它商铺同等对待”。合同到期后，原告唐亚燕没有与被告梁玉娟续签合同，而是口头约定继续由被告梁玉娟承租该商铺，期间被告梁玉娟未征得原告唐亚燕同意，不得将承租的商铺转租给第三人，原告唐亚燕可以随时收回出租的商铺，被告梁玉娟无条件要搬出。同时原告唐亚燕与被告梁玉娟约定该出租商铺的每月租金为人民币1500元，合同期内如遇市场租金上浮，与本楼其它商铺同等对待。但被告梁玉娟在未征得原告唐亚燕同意的情况下将该商铺转租给被告李丽云。两原告得知此事后，多次要求中止与被告梁玉娟的承租合同，被告梁玉娟、李丽云拒不交还承租的房屋。2017年10月10日，两原告告知两被告，此商铺以每月租金2500元，已出租给第三人邓观树，两原告定于2017年11月15日将此商铺交付给第三人邓观树使用，如果两原告违约则应赔偿人民币50000元给第三人作为违约处罚。两原告告知两被告返还承租商铺的日期到期后，两被告是恶意拒不搬出，致两原告与两被告发生纠纷。事后，两原告报化州市公安局下郭派出所处理，无果。而两原告在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将商铺交付给第三人使用，己支付违约金50000元给第三人。综上所述，两被告的行为己严重侵害两原告的合法权益，并致使两原告因此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为维护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今特书呈本状，诉诸贵院，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被告梁玉娟辩称，原告的起诉与事实不符，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涉案的签订于2011年12月20日的《房屋租赁合同（铺位）》早已到期并终止，答辩人梁玉娟与原告在本案中己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梁玉娟现也没有使用和管理涉案房屋的事实，未从中获得任何收益，原告的第1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告与被告李丽云存在直接的租赁合同关系，答辩人梁玉娟并没有转租涉案的房屋的事实。本案中，在答辩人与原告的租赁合同关系终止后，被告李丽云与原告协商一致后，即成为了涉案房屋的承租使用人，且原告一直直接收取被告李丽云的租金、水电等费用（见所附证据：李丽云微信转账截屏），显然，原告与被告李丽云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本案的租赁合同纠纷与答辩人无关。同时，原告没有证据证实答辩人梁玉娟存在转租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且答辩人在在答辩人与原告的租赁合同关系终止后，未使用管理涉案房屋，也从未向原告支付过租金或从被告李丽云处获得租金，没有任何转租的事实，显然，本案的租赁合同纠纷与答辩人无关；三、原告支付给第三人的款项50000元不应作为本案损失的依据。本案中，第三人作为形式上的租赁使用人，有法定的合同伴随义务对涉案租赁房屋的使用现状和权属状况进行查明，其明知涉案租赁房屋存在纠纷，仍坚持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铺位）》，属于明知故犯，主观上明显存在严重过错，应不属于善意的第三人，在本案中应自担风险，其与原告达成的《房屋租赁合同（铺位）》及所谓的“违约金”与被告无关，不能作为原告损失的计算依据。同时，原告明知涉案租赁房屋存在纠纷,仍故意与第三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铺位）》，严重违背该合同中第五条“甲方保证出租给乙方的商铺没有任何纠纷”，显然，若该纠纷中存在违约责任的话，该违约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其所主张的5万元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四、原告与第三人有串通损害被告权益及扰乱司法秩序的可能性，人民法院应予以严查。本案中，据原告在起诉状中的陈述，被告李丽云存在不交还承租房屋，双方有争吵、报警处理等情形，双方的意见分歧严重，并公开化，成为周边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还坚持与第三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铺位）》，且在该合同中第五条约定“甲方保证出租给乙方的商铺没有任何纠纷”，显然，原告故意在合同中做了虚假陈述和承诺。而第三人明知涉案房屋存在严重纠纷的情形下，仍予以介入处理。有鉴于此，不排除原告与第三人在本案中恶意串通损害被告权益、扰乱司法秩序的可能性，请人民法院对此予以严查。综上，原告对答辩人梁玉娟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梁玉娟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丽云辩称，一、原告诉称被告梁玉娟立即将承租的房屋交还给原告唐亚燕。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起诉与事实不符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原告与答辩人于2016年6月口头协商一致承租原告涉案房屋，租期：为三年，租金每月人民币1100元不变。后原告以房屋土地证、房产证未办理为由拖延未签订书面合同，原告口头承诺答辩人房屋土地证、房产证办理完毕即签订书面合同。2、2016年12月18日09:32原告在手机微信告知答辩人：从2017年1月起铺租升至1500元。答辩人与原告沟通原口头承诺租期三年、租金不变的事实为何仍升租金，原告手机微信语音回复：“你说与我签合同，我说签合同可以，租金必须要升，你说要签六年合同，我说不可能签六年，租金要升点，最多签三年”。3、答辩人已从2017年1月起按口头约定租金每月人民币1500元正常缴纳，但事后原告仍拖延与答辩人签订书面租赁合同。2017年10月原告单方面强制要求租金涨至每月2500元，答辩人一直以积极主动态度与原告就原约定租金进行协商无果。4、在被告梁玉娟与原告的租赁合同关系终止后，答辩人李丽云与原告在2016年7月协商一致后，即成为了涉案房屋的承租使用人，且原告一直直接收取答辩人的租金、水电等费用（见所附证据：原告唐亚燕与答辩人微信转账截屏与部分收租收据），显然，原告与答辩人存在事实租赁合同关系，并且租金为每月人民币1100元，与原告所诉在梁玉娟租赁期间已经涨至租金为人民币1500元不符事实。同时，原告没有证据证实答辩人李丽云存在承租被告梁玉娟涉案房屋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原告诉被告梁玉娟与答辩人立即支付拖欠租金人民币5000元给两原告，其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原告对答辩人所承租的房屋于2017年10月进行停水停电，导致答辩人商铺无法正常营业，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且答辩人每月租金均已按正常缴纳，无拖欠原告任何租金，答辩人认为被告起诉要求答辩人赔偿拖欠租金人民币5000元所属不实，无事实依据；三、原告提供了1份证明以及其与他人签订的合同，用于证明支付给第三人的款项人民币50000元不应作为本案损失的依据。答辩人认为这几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待考査。本案中，第三人作为形式上的租赁使用人，有法定的合同伴随义务対涉案租赁房屋的使用现状和权属状况进行査明，其明知涉案租赁房屋存在纠纷，仍坚持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铺位）》，属于明知故犯，主观上明显存在严重过错，应不属于善意的第三人，在本案中应自担风险，其与原告达成的《房屋租赁合同（铺位）》及所谓的“违约金”与被告无关，不能作为原告损失的计算依据。同时，原告明知涉案租赁房屋存在纠纷，仍故意与第三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铺位）》，严重违背该合同中第五条“甲方保证出租给乙方的商铺没有任何纠纷”，显然，若该纠纷中存在违约责任的话，该违约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其所主张的5万元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四、原告与第三人有串通损害被告权益及扰乱司法秩序的可能性，人民法院应予以严査。本案中，原告与答辩人存在房屋租赁纠纷，双方的意见分歧严重，并公开化，成为周边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还坚持与第三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铺位）》，且在该合同中第五条约定“甲方保证出租给乙方的商铺没有任何纠纷”，显然，原告故意在合同中做了虚假陈述和承诺。而第三人明知涉案房屋存在严重纠纷的情形下，仍予以介入处理。有鉴于此，不排除原告与第三人在本案中恶意串通损害被告权益、扰乱司法秩序的可能性，请人民法院对此予以严査。综上，原告对答辩人李丽云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李丽云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2月20日，原告唐亚燕与被告梁玉娟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铺位）》，约定由原告将位于化州市××开发区下郭中心小学斜对面的自建房屋底层第三号铺位出租给被告梁玉娟使用，租赁期限自2011年12月20日起至2012年12月20日，租金为每月1100元，承租期间，承租方未经出租方同意不得转租本物业，合同期内如遇市场租金上浮，与本楼其他商铺同等对待，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项作了约定。租期届满后，梁玉娟介绍被告李丽云承租，两原告同意并收取被告李丽云交的租金。2017年1月，原告与被告李丽云口头约定月租升至1500元(口头租赁合同)，并实际收取租金至2017年10月。2017年10月份，两原告与被告李丽云因口头租赁合同发生纠纷。2017年10月10日，两原告与第三人邓观树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铺位）》，约定由两原告将涉案的化州市××开发区下郭中心小学斜对面自建房屋底层第三号铺位租赁给第三人邓观树使用，租赁期限自2017年11月15日起至2020年11月15日，租金为每月2500元，保证金为50000元，违约金为50000元，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项作了约定。2018年1月2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有原告唐亚燕、余飞霖身份证、被告梁玉娟、李丽云身份证、第三人邓观树身份证、原告与被告梁玉娟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铺位)》、原告与第三人邓观树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铺位)》、铺租及水电费的《收款收据》、微信截屏、起诉状、答辩状、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涉讼租赁物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竣工验收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原告与被告李丽云之间的口头《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则自始无约束力。故被告李丽云占用两原告的财产应当返还，被告李丽云应搬离位于化州市××开发区下郭中心小学斜对面两原告自建房屋底层第三号铺位。虽然《房屋租赁合同》无效，但是使用租赁物者，应参照合同约定计付使用费予两原告。对于两原告请求房租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参照该规定，被告李丽云应以双方约定的租金每月1500元向两原告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
2017年10月两原告与被告李丽云因涉案房屋租赁合同发生纠纷，且涉案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两原告与第三人邓观树就该房屋签订租赁合同，该合同明显无法律约束力。因此，两原告诉求李丽云按原告与邓签订的租赁合同(月租2500元、违约金5万元)支付租金及赔偿5万元，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梁玉娟与原告唐亚燕签订的租赁合同早在2012年就期满终止，被告梁玉娟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故原告诉求解除原告唐亚燕与被告梁玉娟签订的租赁合同及诉求被告梁玉娟支付租金、交还房屋、赔偿损失的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李丽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搬离位于化州市下郭中心小学斜对面的原告唐亚燕、余飞霖房屋底层第三号铺位；
二、限被告李丽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房屋占用费(每月1500元，从2017年11月1日起计至实际搬离之日止)给原告唐亚燕、余飞霖；
三、驳回原告唐亚燕、余飞霖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75元，由原告唐亚燕、余飞霖负担1111元，被告李丽云负担6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岑永旭
人民陪审员 李志壮
人民陪审员 黄靖宇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柏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