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浙嘉民终字第3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暨反诉被告）：海宁市兴达汽车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宁市丁桥镇钱江工业园区芦红路西侧浙江万瑞三富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内1号仓。
法定代表人：何益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文哉、ＸＸ嘉，浙江紫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暨反诉原告）：朱金良。
委托代理人：王利达、徐元宵，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海宁市兴达汽车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达公司”）、朱金良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4）嘉海袁民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兴达公司委托代理人李文哉、上诉人朱金良委托代理人王利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事实如下：兴达公司委托朱金良办理在广州分公司的业务并收取托运费。2012年12月7日，双方对账，朱金良欠兴达公司运费344538元。同日，兴达公司结欠朱金良箱包代理费232600元。嗣后，双方账款互相支出并抵销。2013年3月27日，双方对账，朱金良结欠兴达公司运费56587元。现朱金良已离开兴达公司，但未结清运费。
原审认为：兴达公司与朱金良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兴达公司委托朱金良处理托运事务，朱金良处理托运事务中收取的托运费应当及时交付兴达公司，同理，朱金良完成委托事务，兴达公司应当向其支付报酬。本案中，兴达公司提供的2012年12月7日的欠条，证明2012年12月7日当时朱金良欠兴达公司运费344538元，而兴达公司向第三方提供的应收应付明细反映，在2012年12月7日之后至2013年2月23日间，兴达公司仍多次向朱金良支付代理费等费用，且费用较大，在朱金良未支付运费的前提下，兴达公司仍多次支付朱金良代理费，这有悖常理，故该欠条已经抵消的盖然性较大。朱金良认为兴达公司还结欠其箱包代理费，但2013年3月27日的箱包代理费236600元，由于该笔代理费还未经兴达总公司审核，只是由朱金良之子在分公司的电脑系统中进行了登记，但朱金良在2013年3月27日出具欠条时未扣除自己的代理费，这也不符常理，故朱金良的反诉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朱金良于2013年3月27日出具欠条确认欠兴达公司运费56587元，朱金良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故该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朱金良应予以交付。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朱金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兴达公司运费56587元。二、驳回兴达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朱金良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3659元，由兴达公司负担3052元，朱金良负担60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169元，由朱金良负担。
宣判后，兴达公司、朱金良均不服。兴达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朱金良对兴达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那么兴达公司的债权就可以确认。同时，原审对朱金良的欠条不予认定，也就是对朱金良主张的债权不予认可，但原审又认定兴达公司结欠朱金良箱包代理费232600元，此后，双方账款相互支出并抵消，没有依据。原审认为朱金良欠兴达公司的运费344538元已经抵消的盖然性较大，是主观臆断。债务抵消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原审认定没有依据。故请求二审改判朱金良支付兴达公司运费401165元，并驳回朱金良的反诉请求。
对兴达公司的上诉，朱金良答辩称，原审判决对于第一笔债权已经抵消的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如果朱金良欠兴达公司款项的话，兴达公司是没有理由支付朱金良管理费和箱包代理费的。
朱金良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以未经总公司审核为由对账务明细记录的欠朱金良箱包代理费236600元不予认定，不符合事实。原审法院依申请从封存的兴达公司账务系统中调取了会计帐页，其中2013年3月27日，由花都办事处负责人朱春峰录入收支编号为SZH1303270032的朱金良箱包代理费236600元（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所对应的条目中审核人和审核日期均为空白。原审由此作出该条目未经总公司审核的结论，并认为录入人员朱春峰是朱金良之子，从而对朱金良所主张的箱包代理费不予支持，属于片面理解，且不符合事实：1、兴达公司是一家大型物流公司，其为了实时反映公司的支出和收入数据，专门设计了一套账务系统（包括104系统、108系统、99系统），只有经兴达公司授权人员（部门负责人以上）才能操作系统，往系统中录入公司运营的收入和支出数据。兴达公司在广州设有多个分公司和办事处，其中庆丰分公司的负责人是徐国华，花都办事处的负责人是朱春峰。该两人均是经兴达公司授权有权操作系统的人员。朱金良是朱春峰的父亲，也是兴达公司的老业务员，兴达公司在明知朱金良与朱春峰为父子关系的情况下依然授权朱春峰为有权操作账务系统的人员，朱春峰代表兴达公司录入的财务数据，当然应当依法予以认定。2、朱春峰于2013年3月27日输入的欠朱金良箱包代理费236600元，该条目虽然审核人、审核日期均为空白，但是该条目最后一栏作废人也是空白的。如果兴达公司对朱春峰录入的数据不予认可，完全可以作废，但直到2013年8月3日将账务系统封存于海宁市人民法院时也一直未予作废，显然对朱春峰录入的数据是认可的。另外，在封存的账务系统中，审核人、审核日期、作废人均空白的比比皆是，如在法院调取的帐页中，徐国华于2013年2月23日录入的四笔数据上述三项也是空白的。3、原审对朱金良提供的资料确认书予以认定，却对账务系统中显示的欠朱金良箱包代理费236600元不予认定，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资料确认书的第4条就是对封存于原审法院的公司账务系统拷贝的数据全部予以确认，上面还有全体股东的签字。综上，尽管花都办事处负责人朱春峰于2013年3月27日输入的条目中审核人、审核日期、作废人均为空白，但2013年8月3日兴达公司的全体股东已经对该数据予以确认，原审对此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判决以业务专用章曾被声明作废且朱金良未提供欠条的详细来源为由不予认定，不符合事实。1、朱金良在庭审中明确欠条是由兴达公司邮寄给朱金良的，当时的联系人是兴达公司的股东黄振浩，朱金良已经详细说明了该证据的来源。2、兴达公司虽在海宁日报上对该业务专用章声明作废，但朱金良身在广东，不可能知道该业务专用章曾被声明作废。另外，经原审查明该声明作废并非是业务专用章丢失，而是因为股东之间的矛盾，因此，朱金良取得该证据完全是善意的，对该欠条应予认定。三、朱金良提供的欠条和原审依申请调取的会计帐页能够相互印证。朱金良提供的欠条中两笔箱包代理费232600元、236600元就是原审调取的会计帐页中显示的兴达公司庆丰分公司负责人徐国华2012年12月7日录入的会计条目和花都办事处负责人朱春峰于2013年3月27日录入的会计条目，这两组数据能够一一对应。综上，朱金良请求二审改判支持朱金良的诉讼请求。
对朱金良的上诉，兴达公司口头答辩称，朱金良的第一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这份单据是一份电脑打印单据，现在封存于原审法院，但应注意的是这份单据显示的分支机构是花都办事处，负责人打的是朱春峰。即便这232200元的债权合法，那么也是属于朱春峰的债权，原审不予认定是对的。根据电脑系统的操作规程，对真实合法的债权需要经过公司确认，该笔债权在确认人和审核人缺失的情况下也就表示兴达公司对该笔债权没有进行认可。朱春峰本身还欠公司300000余元至今未付，所以原审对该笔债权不予认定，没有不当之处，即便该笔款项是真实的，也不应当在本案中处理，而应以朱春峰的名义提起诉讼，更何况这笔债权根本不存在。关于另一笔所谓抵消的230000余元，朱金良的上诉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对现在存在原审法院电脑系统中所有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兴达公司确实没有异议，但是朱金良采用断章取义的办法把电脑中现存的资料对其有利的两页拉出来，实际上电脑中可以反映真实事实的证据兴达公司将当庭提供，即在2012年12月7日，双方对账以后朱金良实际欠兴达公司的费用是619017.76元，扣除232200元以及40000余元的借款，实际欠款就是朱金良所出具欠条上的数额，也就是说该欠条上的数额是经对账并扣除了朱金良应得代理费后的，并不是原审法院认定的当天对账双方互相欠款，这些材料都封存于原审法院电脑中。对所谓的加盖业务章的欠条不予认定是正确的，该份欠条系伪造。故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改判。
二审中，朱金良未提交新的证据，兴达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
1、兴达公司账务数据一份（共三页），用以证明2012年12月7日，兴达公司支出箱包代理费232600元后，朱金良还欠兴达公司344538元。
2、朱金良与兴达公司对账单一份，用以证明扣除箱包代理费及借款后，朱金良尚欠兴达公司344538元。
3、对账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2013年3月25日，朱春峰确认尚欠兴达公司357844.64元。
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朱金良应付兴达公司欠款数额及兴达公司是否尚欠朱金良箱包代理费及具体数额。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且相关事实的认定将影响本案的实体审理，依法应发回重审：
根据双方当事人一审中提供的证据，2012年12月7日，朱金良出具欠条一份，载明其欠兴达公司344538元，而兴达公司财务账中显示该日兴达公司应付朱金良箱包代理费232600元；2013年3月27日，朱金良又出具欠条一份，载明其欠兴达公司56587元，而兴达公司财务账中显示该日兴达公司应付朱金良箱包代理费236600元。现朱金良对上述二份欠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兴达公司提出反诉，认为兴达公司未支付上述两笔箱包代理费。兴达公司则辨称，上述第一笔箱包代理费232600元实际已经抵扣朱金良应付兴达公司的运费，而第二笔箱包代理费236600元则并不存在。据此，上述箱包代理费是否实际发生及是否存在与其他债务相抵扣的情形即为本案的基础事实，一审法院既未详细查明箱包代理费的发生情况，亦未查明双方债权债务抵扣情况，仅根据常理推断出双方债权债务已相互抵消及对上述第二笔箱包代理费不予采信的结论，均属认定事实不清，影响了本案的实体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海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嘉海袁民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海宁市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刘 坤
代理审判员 陈海滨
代理审判员 周 倩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邵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