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3民终12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观权，男，汉族，1947年4月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育群，男，汉族，1953年9月6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汉强，男，汉族，1956年9月1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卓伟、刘福来，均系广东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平，女，汉族，1980年4月3日出生，住址：湖南省隆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向阳，系广东德邻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情丰，男，汉族，1948年8月29日出生，住址：惠州市惠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向阳，系广东德邻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澳头街道岩前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澳头街道岩前村。
负责人：林远忠。
原审第三人：惠州市大亚湾宝庆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西区淡澳公路边。
法定代表人：陈情丰。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向阳，系广东德邻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惠阳区古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原惠阳市古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惠阳区淡水镇铁湖书院3号。
法定代表人：林汉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卓伟、刘福来，均系广东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观权、叶育群、林汉强与被上诉人罗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09）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540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26日作出（2012）粤高法民一监字第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再审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本院（2009）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540号民事判决及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09）惠阳法民一初字第447号民事判决；发回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重审。惠阳区人民法院受理后曾作出(2013)惠阳法民一初字第114号民事判决,被告何观权、叶育群、林汉强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对此作出(2013)惠中法民一终字第546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3)惠阳法民一初字第11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15年12月8日作出(2014)惠阳法民一初字第253号民事判决。何观权、叶育群、林汉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三被告与陈情丰于1994年10月10日签订的《房屋抵债凭据》第二条，即关于以××别墅（第十二栋、第十六栋）房屋抵偿债务的约定无效；2、判令三被告向原告连带清偿借款55万元及相应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三被告于1992年8月10日向陈情丰借款人民币55万元，并约定1992年10月10日起至1993年10月10日按每月二分计息，1993年10月10日起按每月三分计息。1994年10月10日，陈情丰与三被告签订《房屋抵债凭据》。该《房屋抵债凭据》第二条约定，三被告将××别墅（第十二栋、第十六栋）用以抵债。由于三被告至今未取得上述两栋别墅的所有权，其与陈情丰约定将之用以抵债的条款无效，无法实际履行，故三被告应当继续履行还款义务。另，陈情丰已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原告，并已通知了三被告，原告依法成为该权利的主体。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
被告何观权、叶育群、林汉强辩称：一、原告所受让的债权并没有实际发生，更不曾有效地独立存在过。1、涉案的借款并非一笔独立的借款。1992年4月26日，古井公司与岩前村就开发“海湾别墅”项目签订了《合作开发合同书》，三被告为开发项目的承办人。因古井公司开发资金不足，该项目进展缓慢。此前，宝庆公司已与古井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并表示有兴趣合作投资该项目。经古井公司同意后，宝庆公司于1992年5月6日以“湖南省怀化市九九商行”（下称“九九商行”）的名义与古井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海湾别墅”合同书》，全部资金由宝庆公司提供，从此正式启动了“海湾别墅”项目的开发建设。所以，此时宝庆公司与岩前村仍没有建立投资开发上述房地产项目的合作关系。2、此时，岩前村因需加装固定电话缺乏资金，要求向古井公司预借55万元。但古井公司无钱可借，于是向宝庆公司建议，由宝庆公司向岩前村出借此笔资金。宝庆公司虽表示同意借款，但因其尚未与岩前村建立合作关系，且与岩前村不熟悉，对岩前村的还款能力有所担心，所以提出如下条件：古井公司须为该笔借款提供还款保证。按照宝庆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情丰的提议，岩前村向宝庆公司出具的借款收据由宝庆公司移交给古井公司保管，古井公司另行向宝庆公司出具一张面额相等的借条，交由宝庆公司收执保管，这样就把古井公司与该笔借款捆绑在一起，目的是在岩前村无法按时归还借款的情况下，宝庆公司有权以古井公司出具的“借条”为据要求古井公司还款。3、为了促成各方的合作，古井公司答应了宝庆公司的条件，但要求需等到该笔借款汇入岩前村的银行账户后才出具“借条”。条件谈妥后，1992年8月4日，岩前村向宝庆公司出具了一张“收据”。同月10日，在宝庆公司的资金全部陆续到位后，经古井公司授权，被告何观权、叶育群作为此事的经办人代表古井公司在公司之二楼办公室向宝庆公司出具了一张与上述“收据”面额相同的“借条”交由宝庆公司，而岩前村出具给宝庆公司的“收据”则交由古井公司保管。所以，古井公司向宝庆公司出具的借款“借条”是以岩前村与宝庆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为基础的，依附于岩前村向宝庆公司开具的“收据”，彼此间实际上是还款保证关系，而并非实际的借贷关系。4、就历史背景而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55万元借款不是一笔小数目，按照当时国家财经管理制度的规定，大额资金必须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尤其是发生在单位之间的资金往来。而事实上，宝庆公司从来根本没有向古井公司或答辩人转入过55万元的资金。原告受让的是一笔自然债权，而非经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的法定债权，答辩人予以否认，因为没有实际发生过这笔借款。因此，原告或宝庆公司、陈情丰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确有向古井公司或被告支付过这笔借款，否则无法证明借款关系的存在。而本案由起诉至今已超过五个年头，虽经被告及人民法院多次要求原告提供涉案借款的付款凭证，而原告却一直无法提供。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原告作为涉案债权的受让人负有与债权出让人同样的举证义务。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宝庆公司向古井公司提供55万元借款的事实，彼此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古井公司后来向宝庆公司出具的《借款补充规定》和《房屋抵债凭据》也同样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形成的，因此也同样不能证明是独立存在的借贷关系。
二、原告所受让的所谓债权存在于两个企业法人之间，与被告无关，原告起诉被告还款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如上所述，被告何观权、叶育群最初是受古井公司的授权作为此事的“经办人”，代表古井公司向宝庆公司出具借条的，明显属于民事代理行为，其法律后果依法应当由被代理的法人承担。且作为古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汉强两个月后（即还款期限届满）在借条左下方加注:“因资金没到位，无法归完（还），同意从十月份起计息，月息每元每月2分计，一年内归还。到九三年十月十日止。”被告何观权亦署了名。在一年之后的1993年10月10日，被告林汉强、何观权仍然以古井公司经办人的身份在原借条的基础上向宝庆公司出具了《借款补充规定》。因此，被告所出具的借条或《借款补充规定》均代表古井公司而为之，因此该借贷关系即使存在也是古井公司和宝庆公司之间的事情，依法也应当由古井公司承担清偿的责任。
三、陈情丰转让给原告的债权已不存在，因此原告受让的债权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1、2005年11月22日，古井公司与宝庆公司签订了《关于处理“××公寓”、“××别墅”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对双方在合作期间所遗留的问题进行处理。根据协议，古井公司（以三被告为代表）分得十七栋别墅当中的六栋，陈情丰得十一栋，由此证实，原双方在《房屋抵债凭据》（1994年10月10日）中约定作为抵债处理的第12栋和第16栋已由双方另作处理，该别墅已由陈情丰收回，《房屋抵债凭据》已因此而作废。2、如上所述，古井公司为岩前村向宝庆公司借款承担保证义务的方式是向宝庆公司出具借条而换存岩前村向宝庆公司出具的收据，所以该收据原件自岩前村出具之日起就一直由古井公司保管。古井公司与宝庆公司签订《协议书》后双方结束了全部的合作关系。此时，岩前村向宝庆公司的借款已过了十三年多，双方之间来往频繁，比较了解，古井公司已没必要继续为岩前村的借款承担还款保证责任了。于是，2006年2月8日，陈情丰代表宝庆公司向古井公司收回了收据原件，并注明“原据我收回”。宝庆公司向古井公司收回了预借款收据的行为标志着古井公司与宝庆公司之间的虚拟借贷关系已归于消灭，古井公司与岩前村的此笔借款不再有任何关联，古井公司就此向宝庆公司所出具的借条等相关文件也相应作废。因此，陈情丰转让给原告的是根本不曾有效存在且已归于消灭的债权。3、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宝庆公司需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之后另行补偿三十万元给古井公司。如果此时古井公司仍然拖欠宝庆公司55万元或古井公司所提供的虚拟借贷关系尚未处理妥当，宝庆公司怎么可能会不向古井公司主张债务抵销权，反而还要给予古井公司补偿三十万元呢？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古井公司与宝庆公司之间此时已经没有债权债务关系。
四、陈情丰将涉案借款转让给原告的行为依法无效。1、如上所述，涉案借条显示，借款双方是“海湾别墅”的合作单位即宝庆公司和古井公司，宝庆公司是由三股东共同投资的企业法人，陈情丰担任法定代表人。该笔债权即使确实存在，其权利人也应当是宝庆公司，而不是陈情丰个人。直至目前为止，古井公司没有收到宝庆公司转让涉案借款给陈情丰的通知书，宝庆公司或陈情丰乃至原告从未向古井公司或被告出示过上述债权已转让给陈情丰个人的凭据，也从未向被告或古井公司主张过债权。鉴于宝庆公司未将涉案债权转让给陈情丰，陈情丰并没有获得上述债权的处分权，不具备转让涉案债权的主体资格。所以，陈情丰以个人名义将上述债权转让的行为是毫无法律依据的，因此是无效的。2、原告主张涉案债权债务的主体已发生变更依法无据。本案的借条、《借款补充规定》及《房屋抵债凭据》均证明，其中所涉的借贷关系均来源于借条，即使被告曾与陈情丰以个人名义签署相关的文书，也不能改变该法律关系的相对方为宝庆公司和古井公司的事实。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没有提供涉案债权债务的主体由宝庆公司和古井公司两个法人变更为陈情丰和三被告两方个人的依据。因此，其主张涉案债权债务主体已发生变更缺乏事实根据，依法不能予以采信。3、原告在原一审时曾以用于抵债的房产没有办理房产证书为由主张涉案的《房屋抵债凭证》无效，这纯属多此一举，因为该《房屋抵债凭证》所涉房屋已因双方签订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而另作处理，不再作抵债之用。而在同样情况下，在被告何观权与第三人陈情丰个人之间发生的借款则在放弃以房抵债的约定之后重新确认了彼此间的借贷关系。宝庆公司与古井公司在双方签订上述协议之后并没有就《房屋抵债凭据》项下的借款本息进行重新的确认，宝庆公司也一直未向古井公司主张债权，说明其中的债权已另作处理而不存在了。
五、涉案债权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陈情丰代表宝庆公司在2005年11月22日与古井公司签订《关于处理“××公寓”、“××别墅”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之后一直未向古井公司主张过涉案债权，至原告提起诉讼时已过我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原告已依法丧失了胜诉权。1、另案判决【（2007）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067号】所审理的是被告何观权作为债权人而陈情丰作为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与本案根本没有任何关联，不能作为陈情丰或原告主张权利的依据。2、1994年10月10日的《房屋抵债凭据》已因古井公司与宝庆公司在2005年11月22日签订《关于处理“××公寓”、“××别墅”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而作废。1992年8月10日借条借款人是古井公司，出借人是宝庆公司。2009年2月25日陈情丰以个人名义向罗平转让债权是1992年8月10日宝庆公司与古井公司的借条，无论从哪个方面转让都是无效的，陈情丰是无权转让宝庆公司与古井公司的债权。
综上，涉案借贷关系完全是基于还款保证关系而虚拟的，并没有实际发生，且借贷双方均为企业法人，并非陈情丰的私人债权，也不是被告的个人债务。此借贷关系已事实上归于消灭，根本不具备被转让的条件，陈情丰的转让行为是无效的。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还款义务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能予以支持，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第三人古井公司的答辩意见及提交的证据与三被告一致。
第三人宝庆公司辩称：1、涉案55万元本息的债权人是个人不是宝庆公司；2、对罗平成为新债权人身份没有异议。
第三人宝庆公司未提交证据。
第三人陈情丰、岩前村未答辩亦未提交证据。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2年8月10日，被告何观权、叶育群作为经办人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兹借到合作单位大亚湾宝庆实业公司人民币55万元正，待海湾别墅进场施工二个月内还回。借款方：合作单位古井实业公司（未盖公章）。同年10月10日，被告林汉强、何观权在该借条左下方注明：因资金没到位，无法归完，同意从10月份起计息，月息每元每月2分计，年内归还，到93年10月10日止。原告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未提交1992年8月10日借条上借款55万元如何支付的证据。
1993年10月10日，被告林汉强、何观权出具《借款补充规定》一份，内容为：因借款无法按93年10月10日归完。现同意按陈老板的实际借款从93年10月10日起按月息每元每月三分计息。
1994年10月10日，被告林汉强、叶育群、何观权作为“原借款方”，第三人陈情丰作为“原被借款方”签订《房屋抵债凭据》，内容为:根据1992年8月10日借款凭据，何观权、林汉强、叶育群三人所借陈情丰人民币55万元，定于1992年10月10日归还，何、林、叶三人因资金未到位，并得到陈情丰同意延期一年，到1993年10月10日前偿还，并计月息二分，但又因种种原因不能如期归还借款，又以1993年10月再次延期，根据陈情丰所借出的实际款项，按每月每元三分计息（见凭据）。因政策影响，长时间的宏观调控，又再次不能如愿偿还，但本着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的精神，经双方反复协商，一致同意以房屋抵债的办法实施，特立此凭据。一、何观权、林汉强、叶育群三人至1994年10月10日止，实欠陈情丰人民币927520元（包括利息377520元）。二、欠款方（何观权、林汉强、叶育群）将××别墅（第十二栋、第十六栋）属于自己股份内的二栋别墅作为欠款抵债归陈情丰所有，不管今后经济情况如何，不管任何一方吃亏，均无怨言。三、本凭据一式四份，何观权、林汉强、叶育群、陈情丰各持一份作为凭据。
庭审时，原、被告均认可上述三张书证指的是同一笔债务。第三人古井公司自认其是涉案借款的借款人。
另查明，2009年2月25日，第三人陈情丰作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内容为：“何观权、叶育群及林汉强先生：本人陈情丰现将对你们所享的基于1992年8月10日出借的人民币55万元所产生的一切债权本息，全部转让给罗平女士。请你们及时向罗平女士履行清偿义务。”该通知书于2009年3月10日送达给林汉强、叶育群；于2009年3月11日送达至何观权的住所，由丘良代收。被告何观权认可其已收到了此通知。
再查明，第三人宝庆公司共有股东三人，分别为第三人陈情丰、彭述军、叶育群。第三人陈情丰是宝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林汉强是第三人古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庭审时，原告及第三人宝庆公司陈述：对于本案借款是如何支付的问题，代理人多次询问陈情丰本人，具体支付过程已经是记不起了。
还查明，2005年11月22日，古井公司（何观权、林汉强、叶育群）作为甲方，与宝庆公司（陈情丰）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关于处理“××公寓”、“××别墅”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主要内容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甲方出土地，乙方出资金，合作开发“××公寓”、“××别墅”，后因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而停建。现双方就如何处理停建后的历史遗留问题，经共同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由乙方陈情丰先生去引资进行重建，……二、甲、乙双方的权利及义务：1、区内别墅十七栋，按原分配方案不变，即甲方六栋，乙方十一栋（包括施工期预售二栋），甲、乙双方各自处理其所分配别墅的相关问题。2、公寓A栋、B栋由乙方补给甲方叁拾万元整，……公寓A栋、B栋的所有债权债务由乙方陈情丰先生承担，甲方从此与项目A栋、B栋无任何关系。
庭审时，本院询问原被告及第三人，2005年11月22日作出的《关于处理“××公寓”、“××别墅”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的履行情况。第三人宝庆公司陈述：“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但该协议没有提及93年、94年10月10日房屋抵债的事实。”对别墅分配情况，被告陈述：“叶育群分得第1、3栋、何观权分得第9、11栋、林汉强分得10、23栋，宝庆公司分得第2、5、6、8、12、13、15、16、18、19、21栋。其中第16栋已由陈情丰抵给原告代理人钱向阳。”第三人宝庆公司表示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原告及第三人宝庆公司共同委托代理人钱向阳认可其与陈情丰已签订关于第16栋的合同，但房屋至今没交付。
在本院审理（2007）惠阳法民一初字第497号案期间，古井公司出具证明称：“为了解决与陈情丰合作开发的××别墅和海湾别墅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双方于2005年11月22日协商决定，“××别墅”共17栋，按4:6比例，林汉强、叶育群、何观权共有6栋，陈情丰共有11栋。其中林汉强分得第10栋和第23栋，叶育群分得第1栋和第3栋，何观权分得第9栋和第11栋。”本院在该案判决中，采信了该证据。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二审及再审时，亦采信了该证据。被告何观权在庭审时也承认没有履行以房抵债的事实。
三被告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称：本案55万元借款，是陈情丰出钱给岩前村报装电话的，因陈情丰与岩前村不熟，所以让三被告写了承诺书，陈情丰将钱汇至岩前村委会，后由岩前村写下欠条，由三被告保管，三被告向陈情丰出具了担保书。另，三被告提交了一份陈情丰出具的《证明》，证明1992年8月4日岩前村借宝庆公司55万元与1994年10月10日以房抵债55万元是同一债权，该债权已经处理完毕，与三被告没有关系。原告认为，证人与古井公司及宝庆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并未参与本案债权所涉及的全过程，没有中立性和可信度。关于陈情丰出具的证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本案二审时，于2009年11月12日询问了陈情丰和陈士奇，他们表明被告出具的陈情丰的《证明》系陈情丰和陈士奇在遭到叶育群的儿子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被迫签名的，内容虚假。本案的债权没有抵销过，仍然存在。陈情丰和陈士奇所陈述的事实与原告提交的公安机关报警回执、询问笔录等证据的时间和内容吻合。
第三人岩前村于1992年8月4日出具《收据》一份，内容为：兹收到惠州市大亚湾宝庆实业有限公司汇来予借款55万元。2006年2月8日，陈情丰在该收据上注明：原据我收回。
被告提交的证据中岩前村于2008年4月8日出具的《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的函——事宜：关于岩前村与陈情丰预借款的情况说明》中陈述：征地拆迁后，2006年何观权带陈情丰协商此事。我们认为，因为海湾别墅增设50门电话，导致我村在使用光纤时要增大50门费用，这是造成我村与陈情丰预借款的原因，对方也认为有道理，本应负担责任。因此我村与陈情丰预借款一事至今仍商未决。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请求三被告连带清偿借款55万元及相应利息，提供了《借条》、《借款补充规定》、《房屋抵债凭据》等证据予以证明。1992年8月10日出具的《借条》上的债权人虽为宝庆公司，但在1993年10月10日的《借款补充规定》及1994年10月10日的《房屋抵债凭据》已对债权人作出变更，《房屋抵债凭据》成立时间最迟，且有林汉强、叶育群、何观权的签名，也载明了借款时间、借款金额、利息计算、房屋抵债等内容，故本院确认该笔借款债权人为陈情丰。原告通过债权受让取得上述债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原告依法享有转让人陈情丰对三被告的债权权利，故原告请求三被告连带清偿借款55万元及相应利息，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房屋抵债凭据约定何观权、林汉强、叶育群将××别墅第十二栋、第十六栋作为欠款抵债归陈情丰所有，因××别墅的第十二栋及第十六栋没有分配给三被告，三被告至今未对该两栋别墅享有所有权，因此，三被告在房屋抵债凭据第二条中约定以房抵债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且至今未能得到权利人的追认，依法应认定该以房抵债行为无效。据此，原告请求确认《房屋抵债凭据》第二条房屋抵偿债务的约定无效，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纳。2006年2月8日，陈情丰收回岩前村向宝庆公司出具的收据时，三被告没有向陈情丰收回其出具给陈情丰的借款补充规定、房屋抵债凭据等证据，也没有让陈情丰注明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已归于消灭；2005年11月22日，古井公司与宝庆公司在处分“××公寓”、“××别墅”的房产时，三被告与陈情丰均分得房产，该房产的处分只涉及被终止的合作项目中的利益分配及公寓A栋、B栋的债权债务的承担问题，对于陈情丰分得的房产，没有注明房屋抵债凭据作废或陈情丰与三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消灭的说明。上述经过的二次事件，如果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已经消灭，三被告均可收回其出具给陈情丰的债权文书，或要求陈情丰作出与他们之间债务进行抵消的说明，但是，均没有收回债权文书和关于双方之间债务抵消的说明。因此，被告提出涉案的借贷关系是一笔虚拟的借贷关系、已归于消灭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从原告提供《借条》、《借款补充规定》、《房屋抵债凭据》显示的双方当事人，借款方为三被告个人，被借款方为陈情丰个人，借贷关系的双方并不是古井公司和宝庆公司。因此，三被告提出本案原告受让的虚拟借贷关系是存在于两个企业法人之间的债权债务、陈情丰无权以个人名义转让涉案借款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1993年10月10日的《借款补充规定》未约定还款时间。1994年10月10日的《房屋抵债凭据》再次确认借款债权债务之后，虽在第二条做出了“以房抵债”的约定，但并未对合同履行的期限作出约定。原告基于另案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即三被告未取得××别墅的第十二栋及第十六栋的所有权）作为其确认“以房抵债”无效的一项理由，由此可知，陈情丰知晓生效判决之时，应当知道其权利已受到侵害，此时涉案债权的诉讼时效开始起算。另案生效判决作出的时间（2007年12月26日）距离本案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之时（2009年3月3日）尚不足2年。据此，三被告提出涉案债权已超过法律规定诉讼时效的观点，不予采纳。
依照《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何观权、叶育群、林汉强与第三人陈情丰于1994年10月10日签订的《房屋抵债凭据》第二条关于以房抵债的约定无效。
二、被告何观权、叶育群、林汉强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罗平归还借款55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按本金55万元，自1992年10月10日起至1993年10月9日止按每月二分计息；自1993年10月10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每月三分计息（但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小于月息三分时，则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
本案受理费9300元、保全费3270元、公告费1290元，由被告何观权、叶育群、林汉强共同负担。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上诉人何观权、叶育群、林汉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4)惠阳法民一初字第25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原一审、原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的判决根本不能体现案件的公平正义，而只能体现一审法院玩弄法律、“巧变魔术”的水平。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国家主席ＸＸＸ指出：“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ＸＸ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树立为司法工作的最高目标。反观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明是一笔并不存在的借款，凭良心判断也可以推断为不可能发生的借款，却经过一番的分析、研判之后，如同变戏法一般，硬是把根本不存在的债务强加到上诉人的头上。一审法院这样的做法不仅没有让上诉人在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反倒助纣为虐，让居心叵测的不良分子得以通过诉讼程序非法占有上诉人的合法财产。这样不公正的审判不仅仅是对上诉人利益和感情的极大伤害，而且也是对司法机关公平正义形象和原则的极大损害。此案的诉讼过程已有近七整年的时间，历经三次一审、两次二审、一次申请再审，第一次一审上诉人败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上诉人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高院指定惠州中院再审；第二次一审裁决时，当时的惠阳法院的领导说此案“冤就冤了，可以冤少点”，还是照样认定借贷关系的存在，不过没有支持利息的请求；第三次一审，在法院经过近三年的审理，前后进行了三次庭审，最终又出现了无中生有的结果，让上诉人感到极其意外，也感到极为无奈，上诉人上告无门，说真话没人愿意听，难道真的要等到发生在云浮市四会法院门前的那一幕惨剧重演，法院才会善罢甘休吗！
二、涉案“借条”上的55万元借款并没有实际发生，一审判决在此笔借款是否确有发生都没有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便判决上诉人还款付患，显然是缺乏对事实和法律最基本的尊重，难以服众。第三人岩前村向第三人宝庆公司出具的“收据”显示，其借款金额为55万元，发生的时间是1992年8月4日；而第三人古井公司向第三人宝庆公司出具的“借条”显示，其借款金额同样是55万元，发生的时间是1992年8月10日。一周之内，宝庆公司就可以同时借出两笔在当时数额巨大的款项，这绝非巧合，因为这55万元借款只发生在宝庆公司与岩前村之间，古井公司向宝庆公司所出具的“借条”是应宝庆公司的要求立下的，并不是一笔独立的借款。1、第三人岩前村于2008年4月8日《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的函——事宜：关于岩前村与陈情丰预借款的情况说明》证实，该村确曾因安装电话资金不足需向宝庆公司借款55万元，这与上诉人所主张的55万元预借款缘由和涉案55万元“借条”产生的历史背景是相吻合的。2、岩前村向宝庆公司出具的“收据”日期为1992年8月4日，而古井公司向宝庆公司出具的“借条”日期为1992年8月10日。之所以有如此的时间间隔就是因为宝庆公司提供给岩前村的预借款并非全部款项一次性马上到位的，而是分批汇到岩前村的账上的，所以古井公司是在全部款项到位后的1992年8月10日才向宝庆公司出具“借条”，这是三上诉人代表古井公司与宝庆公司事先商量好的。在此，上诉人强烈要求法院动用一切司法力量和司法手段，责令第三人岩前村向法院提交宝庆公司55万元预借款到账的情况和原始凭证，以印证上诉人的此项主张。3、证人李某是宝庆公司和古井公司为开发房地产项目而共同聘请的会计，见证了涉案“借条”发生的全过程，并一直为双方服务至2008年7月止，了解双方处理共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及涉案“借条”的有关情况，其证言已足以证明“借条”是应宝庆公司的要求就其向岩前村提供的55万元借款作保而出具的，说白一点，该“借条”就是宝庆公司把岩前村向其所出具的55万元“收据”的原件交给古井公司收执保管而换来的，这笔借款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也就是说，古井公司出具“借条”质押在宝庆公司，作为岩前村55万元借款的还款保证。上诉人在此强烈请求法院依法责令宝庆公司或陈情丰向法院提交宝庆公司当年的财务账本，证明其确曾向古井公司或三上诉人支付过涉案的55万元借款。至于古井公司后来在《借款补充规定》和《房屋抵债凭据》上给宝庆公司计算借款利息，这也并不意味着该笔借款就必然存在，因为当时上诉人考虑到宝庆公司在双方合作的两个房地产项目中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尚未得到任何回报，而且部分工程项目还面临停建。因此，古井公司认为应当对宝庆公司的前期投资作出相应的补偿，作为古井公司的代表经授权，便签署了以上两份字据。而此部分的利息补偿在双方签订《关于处理“××公寓”、“××别墅”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已有体现，协议双方商定，在共同开发的别墅中多分给宝庆公司0.8栋（价值48万元），其他事宜由各方各自处理。4、第三人陈情丰于2009年8月13日向上诉人出具的《证明》，充分证实岩前村向宝庆公司所借55万元和古井公司所借宝庆公司55万元（1994年10月10日以房屋抵债）属同一笔债务，已于2005年11月22日在签订《关于处理“××公寓”、“××别墅”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时一并处置完毕；岩前村借款由宝庆公司追收，房屋抵债作废；此款与原合作方已毫无债权债务关系；陈情丰于2009年2月转让给原告的债权无效。一审判决以二审法院曾对陈情丰进行询问且内容与报案询问笔录相吻合为由否定了该《证明》的证据效力，上诉人认为这是依法无据的。二审法院对陈情丰的询问内容未依法经上诉人质证，不能作为证据采用，这是其一。其二，陈情丰所写内容与上诉人的事实主张、证人李某的证言以及其他证据的证明对象可以相互印证，内容是真实的。第三，不能单凭陈情丰一面之词就认为遭到绑架，其人身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公安机关也没有做出结论，所谓陈情丰遭到绑架，被迫签名又从何谈起呢？陈情丰作为涉案债权债务的主要当事人，一再逃避在法庭与上诉人对质，而其代理人则完全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意编造事实，这充分说明陈情丰是自知理亏，心知肚明的，其根本不敢站出来面对上诉人。5、上诉人叶育群虽然同为上诉人，但同时也是宝庆公司的股东之一。在《关于大亚湾宝庆公司与惠阳古井公司借款案件的说明》(2010年11月10日)中，上诉人叶育群已经作了明确的说明，宝庆公司实际上并没有向古井公司出借55万元，涉案“借条”具有作为还款担保的性质，且该“借贷关系”发生于宝庆公司与古井公司之间。6、第三人古井公司由始至终均明确表示，涉案“借条”是古井公司向宝庆公司就其向岩前村提供的借款所作的还款保证，并非实际借款，而且该事务发生在古井公司和宝庆公司这两个法人之间，上诉人仅为“经办人”，与上诉人个人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不容改变的事实。7、2006年2月8日，在宝庆公司与古井公司就解决共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遗留问题于2005年II月22日签订《关于处理“××公寓”、“××别墅”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后，宝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情丰从古井公司收回了岩前村于1992年8月4日向宝庆公司出具却一直由古井公司收执的借款“收据”，并注明“原据我收回”被上诉人以及宝庆公司、陈情丰一直未对该“收据”原件为什么会在长达十三年半的时间里一直由古井公司收执保管一事作出任何解释，而上诉人关于古井公司是应宝庆公司的要求向宝庆公司出具涉案“借条”，以作为其向岩前村提供的55万元惜款的还款保证，且宝庆公司则以岩前村出具的“收据”原件作为凭证交由古井公司收执保管这一合情合理的主张，不仅是事实，同时也符合中国民间有关为债务作保的朴素习惯，但却一直未能得到支持，这是很令人费解的。上诉人相信事实胜于雄辩，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8、在一审诉讼期间，法院多次要求被上诉人以及第三人宝庆公司和陈情丰提供涉案“借条”中的55万元借款的付款凭证和付款方式，而被上诉人以及宝庆公司、陈情丰（共同的诉讼代理人均为钱向阳律师）不仅不能提供付款凭证，甚至连付款方式都已经“记不起了”。被上诉人连证明其已经向古井公司或上诉人履行提供借款义务的有效证据都不能提供，一审法院又凭什么认定涉案借贷关系的实际存在呢？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与其判决结果根本不符合逻辑，不能服众。同时，按照被上诉人及宝庆公司的主张，宝庆公司于1992年8月10日向古井公司提供了55万元借款，而在此前的同年8月4日还向岩前村提供了同样为55万元的借款。那为什么岩前村出具的借款凭据是收据，注明是收到了这笔借款的，而古井公司出具的借款凭据却是“借条”，注明是“今借到……”，并没有注明古井公司已经收到了这笔借款。另，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没有向陈情丰收回涉案的“借条”等字据为由来否定上诉人对涉案借贷关系是虚拟的，且已归于消灭的主张，这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在陈情丰代表宝庆公司收回“收据”原件时，上诉人要求其交还“借条”等字据原件，陈情丰便说搬家时丢失了，于是上诉人便复印了“收据”，并要求陈情丰在“收据”的复印件上注明“原据我收回”。如果彼此原件互换，就不必如此加注了。上诉人之所以要求陈情丰如此加注就是因为陈情丰没有交还“借条”等字据的原件，这不是再清楚不过的常理吗？
三、涉案“借条”所涉的事务均为宝庆公司和古井公司这两个企业法人之间，非上诉人与陈情丰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一简单明确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就是视而不见，不予认定，让人费解。1、1992年8月10日，古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汉强在场的情况下，上诉人何观权、叶育群作为古井公司的代表向宝庆公司出具了一张“借条”（简称“古井《借条》”），内容如下：“兹借到合作单位大亚湾宝庆实业公司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正(55000000元)，待海湾别墅进场施工二月内还回。”“借款方”一栏的落款是“合作单位古井实业公司”，“经办人”为何观权、叶育群。虽然“借条”上没有加盖古井公司的公章，但从当时古井公司与宝庆公司之间的关系上看，宝庆公司与古井公司之间存在共同开发“海湾别墅”房地产项目的合作关系，而三上诉人个人，无论与宝庆公司或是陈情丰，都不曾共同发生经济往来或其他事务的纠集，不可能凭空共同向宝庆公司或陈情丰举债。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执行职务的行为，其后果应当由法人古井公司承担民事责任。3、一审判决认定“借条”的债权人是宝庆公司，那也就意味着债务人是古井公司。但该判决却又莫名其妙地以《借款补充规定》和《房屋抵债凭据》为据认为涉案的借贷双方已发生变更，债权人变成了陈情丰，借款人变成了三上诉人个人！就出具“借条”等文书及收执宝庆公司的“收据”而言，上诉人一直都是在执行职务，作为古井公司的“经办人”参与其中，三上诉人个人也从来没有收到这55万元。而且，既然上诉人、古井公司与被上诉人以及宝庆公司、陈情丰均认为“借条”与《借款补充规定》和《房屋抵债凭据》所指向的为同一笔借款，且借贷双方的法人至今依然存在，即使古井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注销，其还款责任也不应由上诉人承担，更何况宝庆公司和古井公司至今尚未依法消灭，那么，一审法院又凭什么认为该笔债权债务的双方发生了变更，而要把还款付患的责任强加到作为“借条”经办人的上诉人头上呢？其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四、一审法院坚持错误断案的做法应当予以严肃纠正。惠州中院(2013)惠中法民一终字第546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重审的理由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遗漏当事人”。按照上诉人的理解是，所谓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的应当是一审判决在认定以下事实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涉案的借款究竟有无实际发生，即与岩前村的55万元预借款是否属同一笔债务？涉案“借条”双方究竟是宝庆公司与古井公司，还是陈情丰与三上诉人？证据是什么？岩前村出具给宝庆公司的“收据”原件为什么会在长达十三年多的时间里由古井公司保管，亦即宝庆公司或陈情丰收回该原件意味着什么？涉案的55万元借款是如何支付的？付款凭证何在？而一审法院在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之后仍然根据原有的证据对事实作出与之前判决别无二致甚至更加不清的认定，例如涉案的所谓债权债务的主体、付款方式、付款凭据等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仍然作出涉案借款确有存在的认定。难道二审法院的两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所作出的民事裁定都是错误的？那么，二审法院所指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究竟又是指什么呢？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释明。其实，涉案的“借条”中55万元借款是不是真实存在，不仅是陈情丰心知肚明，就是其诉讼代理人钱向阳律师也是一清二楚的。这场诉讼之所以会发生完全是因为陈情丰与钱向阳之间就拖欠律师费一事发生争执，陈情丰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把当初未归还给古井公司的“借条”等字据交予钱向阳，抵还律师费，由钱向阳以诉讼的方式向上诉人追讨。因此，这笔债务的的确不曾实际发生过，也确实已由宝庆公司与古井公司作出处理的，陈情丰转让给被上诉人的是一笔已经不存在的债权。钱向阳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利用其多年经营编织的关系网，违反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把所谓债权转让到自己人名下，并亲自操刀，把明明全部当事人都在淡水的案件运作到秋长法庭审理，然后上下其手，道貌岸然地在法庭上表演歪曲事实和法律的丑剧，并扬言打不赢此场官司就爬出惠阳，并且惠阳法院会发生地震等等。此虽为狂悖之言，但结合本案的如此荒谬的审理结果，其内幕之黑实在令人悲愤，二审法院不可不察也。
因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以支持。基于以上的事实和理由，上诉人特依法向贵院提出上诉，请求贵院在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惠阳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罗平答辩称：一、对《民事上诉状》中所述的4项主要上诉理由的归纳：1、涉案债权与岩前村债权为同一债务，古井公司只是担保。2、涉案债权债务的主体是古井公司与宝庆公司，不是陈情丰与何观权等三人；3、答辩人应提供涉案债务的支付凭证；4、涉案债务已经通过2005年《协议》及陈情丰收回岩前村《收据》的方式消灭了涉案债务。对何观权等人核心上诉理由的简要评述：均属老调重谈。何观权等人在《民事上诉状》中阐述的全部理由均属于老调重弹，缺乏新意。答辩人此前已逐一进行反驳，一审判决也对为何不支持被告观点阐明了理据。因此，何观权等人的上诉纯属浪费司法资源。
二、对何观权等人4项主要上诉理由的逐一反驳：（一）转让前的涉案债权（陈情丰对何观权等人的债权）与“宝庆公司对岩前村的债权”是明显各自独立的两个债权。1、从债权凭据内容看，涉案债权与岩前村债权是两个不同的债务。（1）债权、债务主体均不同。转让前的涉案债权的主体是：债权人陈情丰、债务人何观权等三人；对岩前村债权的主体是：债权人宝庆公司（不是陈情丰个人）、债务人岩前村（不是何观权等三人）。（2）涉案债权有利息约定，另一债权没有对利息的约定。涉案债权有明确的利息约定（自1992年10月10日至1993年10月10日为月息二分。自1993年10月10日起月息三分）；宝庆公司对岩前权的债权自始至今没有约定利息。（3）对偿债时间及方式的约定不同。涉案债权：先是约定自1992年8月10日起2个月内偿还，再约定1993年10月10日前偿还。后又于1994年10月10日签订《房屋抵债凭据》，约定以房抵债。另一债权：自形成之日起，一直未约定何时偿还，直至2008年4月8日债务人岩前村致惠阳区法院的《函》中，仍未约定何时偿债。2、将涉案债权与对岩前村债权抗辩为同一债权，完全不合常理。（1）如果只有岩前村对宝庆公司的这一个债务，而何观权等三人对陈情丰并无实际债务，那么，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只会出具担保文书，没理由出具一个内容完备、表述明确的债务文书（借条）。（2）何观权等三人明知岩前村出具给宝庆公司的“收据”中并未约定利息。如果何观权等三人并未对陈情丰负债（而只是岩前村债务的担保人），为何会一再约定借款利息，先是月息二分，后是三分？无端地加重自己的负担。（3）如果何观权等三人只是担保人（并非债务人），其明知岩前村这一宝庆公司的债务人既未向债权人或担保人实际偿债，又未拒绝偿债，何观权等三人为何要主动于1994年10月10日与陈情丰签订《房屋抵债凭据》，主动替岩前村偿债呢？（4）如果只有一个债务（即岩前村对宝庆公司的债务），为何何观权将岩前村的债务凭据原件交回给陈情丰时，不将其出具给陈情丰的“借条”、“房屋抵债凭据”等债务文书收回，或要求陈情丰出具文书，证实何观权等三人与陈情丰之间的债务已消灭？（二）根据《房屋抵债凭据》及《借款补充规定》等证据，涉案借款关系的主体是陈情丰与何观权等三人，并非古井公司与宝庆公司。1、《房屋抵债凭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借条》，法院依据《房屋抵债凭据》来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相对何观权等三人提出的92年8月10日的《借条》，94年《房屋抵债凭据》具有以下证据优势：第一，形式要件更完备。《借条》只有债务人一方何观权、叶育群的签名，但《房屋抵债凭据》有双方的签名，即既有“林汉强、叶育群、何观权”三人在“原借款方”一栏签名，又有“陈情丰”在“原被借款方”一栏签名；第二，形成时间更晚。《借条》是92年形成的，《房屋抵债凭据》是94年形成的；第三，更为清晰、具体地描述了债权债务关系的内容：《房屋抵债凭据》载明“根据1992年8月10日借款凭据，何观权、林汉强、叶育群三人所借陈情丰人民币55万元，定于1992年10月10日前归还，何、林、叶三人因资金未到位，并得到陈情丰同意延期一年，到1993年10月10日前偿还，并计月息二分，又因种种原因不能如期归还借款，又以1993年10月再次延期，根据陈情丰所借出的实际款项，按每月每元三分计息（见凭据）。”综上种种，足以认定：《房屋抵债凭据》是证明力最强，最能全面清晰地反映本案借款关系的主体、内容的一份证据。2、本案借款关系的债务人是何观权等三人，有充足的证据证明。（1）《房屋抵债凭据》足以认定本案借款的债务人是何观权等三人。首先，从签名的主体来看，何观权等三人是债务人（借款方）。在《房屋抵债凭据》右下角“原借款方签名”处签名的是“林汉强、叶育群、何观权”三人，白纸黑字，何观权等三人是债务人毫无疑义。其次，《房屋抵债凭据》中多处明确记载何观权等三人借款55万元的事实。通过《房屋抵债凭据》第2—3行“何观权、林汉强、叶育群所借陈情丰人民币55万元”及第11—12行“何观权、林汉强、叶育群至1994年10月10日止，实欠陈情丰人民币玖拾贰万柒仟伍佰贰拾元……”等表述，足以证明：何观权等三人确系本案债务人。（2）《借款补充规定》可以印证何观权等三人是本案借款的债务人。《借款补充规定》中“……现同意按陈老板的实际借款从九三年十月十日起按月息每元每日叁分计息”的明确记载和林汉强、何观权的签名，与《房屋抵债凭据》互相印证，足以认定本案债务人是何观权等三人。（3）何观权三人根据92年8月10日的《借条》，主张本案借款的债务人是古井公司','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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