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民再21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玲娜，女，汉族，1959年12月31日出生，香港居民，住香港。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世贸广场**座**楼。
法定代表人：童新，该事务所主任。
委托代理人：鲁潮，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鲁楷，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丛林，男，汉族，1956年12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孟小英，女，汉族，1969年5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代理人：刘玉英，广东惠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李玲娜因与被申请人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广和所）、陈丛林、孟小英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涉外终字第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2月日作出（2016）粤民申193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李玲娜，被申请人广和所的委托代理人鲁潮、鲁楷，被申请人孟小英的委托代理人刘玉英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陈丛林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申请再审及答辩意见
李玲娜申请再审称：（一）因犯罪嫌疑人未被抓捕归案，刑事程序无法启动，也就不能在法律上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诈骗罪，以至李玲娜当时所受实际经济损失无从判断，在刑事案件终审判决及被告人家属退赔20万元前，李玲娜无法得知广和所在见证中违约所造成损失的具体数额，在当时起诉广和所无任何事实基础。（二）孟小英也有犯罪嫌疑，在有关刑事案件终审判决后，李玲娜才能确定该对谁提起民事诉讼赔偿请求。（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刑事案件裁判文书生效之日，即2012年11月30日起计算。（四）自李玲娜受骗后一直打电话发传真给广和所主张权利，依法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五）广和所的见证业务存在严重违规：《见证书》上签名的两名律师，一个不在现场，一个非广和所的执业律师；未辨别伪造身份证的真假；未就不动产抵押未经登记不产生效力进行说明；未与李玲娜签订见证委托合同，也未开具律师费发票。李玲娜直到2013年6月6日庭审当天才知道权利被侵犯，诉讼时效应从此时起计算，故一、二审法院认定李玲娜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广和所的见证业务存在严重违规，对于刘学飞、温建彪无力偿还的款项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李玲娜向本院申请再审。
广和所辩称：（一）在1999年本案见证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均未对见证业务的细则进行规定，按照行业惯例，当时的见证范围仅限于当事人的签署属实，见证律师也仅需审查签署行为。（二）一审法院关于广和所在办理见证业务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的观点不成立。1、广和所在核实当事人身份过程中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2、广和所不存在“未尽必要的风险警示提醒义务”的问题。3、1999年并无律师见证要审查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和有效性的规定，并且广和所见证律师已提醒过当事人进行抵押房产登记，所以广和所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说的“履行见证义务存在明显瑕疵”的问题。（三）广和所的见证行为与李玲娜被诈骗的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1、律师见证仅针对见证事项的真实性，并无义务确保合同有效和当事人的诚实信用程度及担保方的担保能力，更无义务保障当事人债权的实现，一审判决将律师见证的义务作无限扩大理解是错误的。2、李玲娜被诈骗是犯罪分子的故意犯罪，以及李玲娜本人未作出正确判断所导致，与广和所及见证律师无关。3、见证律师在见证时可能存在瑕疵，但该等瑕疵并不必然导致李玲娜被骗，即使不存在该等瑕疵李玲娜依然可能被骗，所以该等瑕疵与李玲娜被诈骗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4、根据合同法第113条的规定，即便见证律师的工作存在瑕疵，广和所也不应因该瑕疵赔偿李玲娜被诈骗的全部损失。（四）李玲娜已取得犯罪分子退还的人民币20万元，其并未产生实际经济损失。1、李玲娜主张的损失金额为港币237,500元，按2013年起诉时汇率折合人民币不到20万元；2、犯罪分子已向李玲娜退还人民币20万元，李玲娜已明确表示谅解，其损失已得到弥补。（五）李玲娜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1、李玲娜据以起诉广和所的两点理由所对应的事实如果确实存在，其最迟应在2000年9月29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就已全部知道权利被侵害，但其在2013年4月8日才起诉广和所，此时已超出诉讼时效。2、李玲娜强调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确定其诉讼时效是错误的，检察机关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与李玲娜追究广和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的赔偿责任完全不相关，时效互不影响。综上所述，广和所及见证律师在办理见证业务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李玲娜被骗是犯罪分子的诈骗行为和其自身未尽审查判断义务导致，与广和所及见证律师的行为无关；即使广和所及见证律师存在李玲娜所述的“过错”，李玲娜主张的损失也已得到弥补，其并未产生实际经济损失，且其所有诉讼请求均已超出诉讼时效。故李玲娜的申请再审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孟小英辩称：（一）1999年并无律师见证的规范性文件，其不负有风险警示提醒义务。（二）本案诉讼时效已过。2000年9月份李玲娜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被李国旺等诈骗，此时已知广和所的见证服务存在瑕疵，故诉讼时效应从此时计算。（三）李玲娜主张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不能成立。李玲娜向公安机关报案，只产生其与李国旺等民事纠纷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不能产生其与广和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四）律师见证中的瑕疵不会导致李玲娜受骗的后果。李玲娜的损失因诈骗犯罪所致，与律师的见证行为无因果关系，且广和所的见证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广和所不应承担李玲娜因犯罪行为所导致的损失。（五）孟小英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
当事人一审的诉辩意见
李玲娜诉称，1999年12月2日，李玲娜通过朋友介绍，与李国旺等人认识，并在广和所见证下签署“借款协议书”，由李玲娜借款给李国旺港币237500元，并由刘学飞（化名郝广韶）以一套位于深圳市××路××号的商铺房产提供抵押担保。但是，三被告在实施上述见证义务过程中，并未依法核实刘学飞出具的化名为郝广韶的居民身份证的真实性，也未就不动产抵押合同不登记不发生效力这一主要情况在见证书中进行说明，仅在简单查看“借款协议书”及双方证件后，即出具了深大和律（99）见字第216号见证书，最终导致协议借款资金被刘学飞、温建彪、李国旺等人骗取，李玲娜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截至本案起诉前，刘学飞、温建彪已由（2012）深罗法刑二初字第199号、（2012）深中法刑二终字第767号刑事判决书判处犯诈骗罪，李国旺则已于2005年4月7日死亡。在上述刑事诉讼过程中，温建彪的家属向李玲娜退赔了人民币20万元，按本息并还原则计算，上述借款之本金尚有178428.29元未能收回。三被告之见证行为违背了《律师见证工作细则》等有关执业规范之规定，并最终造成李玲娜借款被骗之巨额损失。三被告在本案中违规执业，存在严重过错，其行为与李玲娜损失之间存在着直接因果关系，应对李玲娜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李玲娜请求法院判令：1、三被告连带赔偿李玲娜人民币178428.29元；2、三被告连带支付李玲娜利息损失（自1999年12月2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2倍计算，暂计至2013年3月31日为人民币307767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广和所辩称，1、律师见证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身份证明等材料仅进行形式审查，没有义务进行实质审查。不能因为犯罪分子使用伪造的身份证骗取见证，就认为事务所的见证行为违反法律或违反执业规范。所谓的见证是指律师对自己本人亲身所见的事实进行证明，在本案中，见证律师亲眼目睹持有郝广韶身份证的人，在借款协议书上签字，且在见证书中也仅就这一事实进行了见证，该见证行为并未包括证明郝广韶身份证属实，事实上证明身份证属实是公安派出所的专属职权，律师、律师事务所不可能有该职责。在办理见证时，见证律师审查了当事人的身份，但该审查只是形式审查。在办理本案见证时，见证律师已经要求合同的当事人提供身份证，且留存了身份证复印件，也做进了见证书中，可见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已尽到谨慎的义务。强调的是，至今为止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或者行业规范，规定律师事务所应该审查身份证的真实性，在1999年作见证时，广和所没有发现身份证是伪造的，原因是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并非广和所违规或有过错；2、李玲娜的损失并非广和所造成，李玲娜要求广和所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从形式上看，李玲娜受到了犯罪分子温建彪、刘学飞的诈骗，应该由犯罪分子退赔赃款，从民事方面看，李玲娜向李国旺出借款项应该由李国旺偿还。无论是哪种法律关系，广和所都不是债务人，广和所的行为与李玲娜的损失之间无因果关系。李玲娜不向犯罪分子主张权利，甚至在刑事案件中，李玲娜还对犯罪分子明确表示了谅解，李玲娜不追究真正侵害利益的人，却把矛头针对广和所，缺乏法律依据；3、李玲娜主张的所谓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存在明显的错误。根据李玲娜提交的温建彪的口供，明确记载李玲娜在出借前已经预扣了利息，李玲娜出借的本金不可能系其主张的26万元，其次，温建彪、刘学飞在刑事案件中已退还赃款20万元，李玲娜已收回本金。收回本金后，李玲娜的损失仅限于贷款利率下的银行利息而已，李玲娜在诉状中声称尚有178000元及利息未收回，缺乏法律依据；4、李玲娜的诉求已过诉讼时效。李玲娜的诉讼时效应当在发现广和所的过错时起算，根据李玲娜提供的刑事判决书，李玲娜最迟在2000年就明知郝广韶的身份证是伪造的、属于诈骗，故诉讼时效应当从2000年起算，但李玲娜却于2013年才进行起诉，明显已过诉讼时效；5、李玲娜的诉求实质是要求见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缺乏法律依据；6、本案的见证行为与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李玲娜的损失是两个诈骗犯故意诈骗所造成的，李玲娜的诉请是把自己受骗上当的不幸事件责任推卸给见证人；7、李玲娜与诈骗犯之间的借款合同未约定利息，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的约定，李玲娜在本案中对利息的主张没有依据。综上，请求驳回李玲娜的诉求。
陈丛林辩称，同意广和所的答辩意见；另，李玲娜起诉广和所陈丛林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律师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即便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有过错乃至违法，也应当由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责任。陈丛林当时是广东大和律师事务所（广和所的前身）的执业律师，从事的是律师职务行为，因此李玲娜起诉陈丛林没有法律依据，陈丛林不是适格的被告，请求法庭依法驳回李玲娜对陈丛林的起诉。
孟小英辩称，同意广和所及陈丛林的答辩意见。另，在见证行为中，孟小英不存在过错。李玲娜应向相关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变成刑事案件后，温建彪、刘学飞承担了相应的处罚并作出赔偿，但作为借款人李国旺却没有承担还款的责任，李玲娜在未向李国旺索赔确定其是否有损失的情况下，即起诉孟小英没有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判决理由及结果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下半年，刘学飞与温建彪共谋伪造房地产证和居民身份证诈骗“借款”。温建彪通过李国旺（已于2005年4月7日死亡）寻找借款人，并得知李玲娜愿意贷款后，刘学飞将留存的其朋友郝广韶名下的房地产证复印件和郝广韶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交给温建彪，温建彪花钱雇人伪造了权利人为“郝广韶”的《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号，房产为深圳市罗湖区晒布路天富楼底层5#商铺）和姓名为“郝广韶”的居民身份证。
1999年12月2日，李玲娜查询到“郝广韶”确有房地产权登记后，李玲娜与李国旺、刘学飞（化名郝广韶）至深圳市大和律师事务所（后更名为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由该所出具深大和律（99）见字第216号《见证书》，内容为：兹证明香港居民李玲娜与深圳居民李国旺、郝广韶在我面前签订了《借款协议书》，上述当事人的协议书上签名属实。陈丛林、孟小英作为见证律师在见证书上签名。孟小英在核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身份证原件后，留存身份证复印件，并注明“本件与原件核对无误”，并签名确认。庭审时，陈丛林确认签署《借款协议书》时其未在场见证。《见证书》所附《借款协议书》主要内容为：李玲娜作为甲方、李国旺作为乙方、抵押人为“郝广韶”，甲方借款给乙方港币262500元，用款时间为二个月（60天），乙方用深圳市晒布路天富楼底层19号（宗地号H211-5建筑面积70.18㎡）有效房产物业作为借款抵押；借款条件乙方愿意按本金262500元的利息付给甲方，乙方保证在二个月（60）天内还清甲方本息港币262500元整，借款协议书由甲、乙双方到深圳市注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费用由甲、乙双方共同负担；乙方在二个月（60）天内不能偿还甲方本息港币262500元整两天内，甲方有权依法处理乙方抵押的物业，以偿还甲方借款本金，并按每天以1%滞纳金赔偿给甲方所造成的损失，在二个月内业主不得在国土部门办理转让、抵押、拍卖等有关手续；该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字生效之日起计二个月（60天），乙方还清本金给甲方自动失效。《见证书》所附宗地号H211-5的房地产证登记房产权利人为郝广韶名下房产为深圳市晒布路天富楼底层5号。广和所与被见证人之间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见证费用由温建彪等人支付。出具见证书当日下午2时许，介绍人焦平在罗湖区罗湖大酒店大堂将李玲娜转账的港币237500元（折合人民币253412.5元）换成人民币后全数交给李国旺。
借款期限届满后，李国旺等人均未还款。李玲娜于2000年3月向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经过审理认为涉及经济犯罪于同年7月将案件移送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李玲娜于同年9月29日到公安机关报案。经鉴定，《借款协议书》上的书写签名“郝广韶”三字不是郝广韶所写，涉案《房地产证》上所盖的“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房地产专用章（1）”公章印文是伪造的。2011年12月1日、25日，刘学飞、温建彪被抓获归案。2012年9月9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深罗法刑二初字第199号刑事判决，刘学飞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年11月3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深中法刑二终字第767号刑事判决，认定刘学飞与温建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判决两人犯诈骗罪，并处以相应刑罚。2012年9月4日，温建彪的家属向李玲娜退赔人民币8万元；2012年11月26日，刘学飞的家属向原告李玲娜退赔人民币12万元。
2011年3月11日，李玲娜向深圳市律师协会投诉被告孟小英未尽职履行见证义务，没有核实借款人身份证件真实性，导致其遭受重大损失，该协会于2011年6月13日，出具深律纪字【2011】40号投诉处理结果告知书，认为投诉案因已过时效而应不予支持，故决定被投诉人广东惠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小英不违规，投诉人李玲娜的投诉不成立。
另查，孟小英于1994年取得律师资格，2000年5月25日在深圳市取得律师执业证，之后每年均有年审。
一审法院认为：广和所接受李玲娜等人的委托见证双方签订《借款协议书》，并出具见证书，原告予以接受，双方之间成立委托见证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本案的第一个焦点问题是履行见证合同义务是否存在过失。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版）第五条规定：“律师执业，应当取得律师资格和执业证书”。见证律师孟小英在见证当时并未取得深圳市律师执业证，其以律师身份在广和所执业，从事见证业务，违反了上述规定。见证律师陈丛林在签订《借款协议书》时未在现场，在未亲自见到当事人订立合同过程的情况下，即出具见证书，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次，从订立委托见证合同的目的来看，就主体身份的真实性进行必要的审查是合同的必要内容。就本案而言，见证行为发生在1999年，受其自身职能所限，律所无法对身份证真实性进行验证，也无相关法律、执业规范要求律所至公安部门查明当事人的身份，故其仅能对申请人所提供的身份证明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从本案证据可见，刘学飞等人提供的“郝广韶”的身份证并无明显瑕疵，见证律师核对当事人提供的身份证，并留存了身份证复印件，将其做到了见证书当中，广和所在当事人身份核实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审查的义务。但是，律师对当事人身份的确认显然是使得李玲娜相信其他当事人的真实身份的重要原因。律师虽然只能对身份资料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但其作为专业法律工作人员，受委托进行见证义务，其应尽到必要的风险警示提醒义务，提示当事人律师也仅是依据当事人提交的身份资料进行形式审查，无法确保资料的真实性，由当事人自行决定是否进一步查验、审核，慎重作出自己的判断。被告广和所未尽必要的风险警示提醒义务，未适当履行其见证义务。再次，律师见证应审查客户提供的证明材料和其他文件是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本案见证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系由“郝广韶”作为担保人的借款合同，提供的是“深圳市晒布路天富楼底屋19号”房产作为抵押，但当事人同时提交的并作为《见证书》附件的《房地产证》却为“深圳市晒布路天富楼底屋5#商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以房产抵押，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被告广和所的见证律师在审查《借款协议书》时，一方面未能发现合同中重要的书写错误；另一方面在明知存在法律风险的情况下，未提示当事人进行抵押房产登记，其履行见证义务存在明显瑕疵。本案中，一名见证人不具有律师执业资格，一名见证人未在现场亲自见证，见证过程中未尽到必要的风险警示提醒义务，未能有效审查见证文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即出具见证书，广和所、陈丛林、孟小英在见证过程中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谨慎注意的民法原则，其行为构成重大过失。
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被告广和所的见证行为与李玲娜的财产损失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李玲娜要求委托见证的初衷是通过广和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使其订立的合同有效，从而保障债权的实现。对广和所见证内容的有效性的信赖是李玲娜出借借款的原因之一。李玲娜借款给诈骗犯罪人，并且因诈骗人无力偿还而致被骗钱款无法追讨，造成相应财产损失，李玲娜不能顺利实现其债权与广和所的见证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但李玲娜作为钱款出借人，除了依赖律师见证判断借款方的诚实信用程度、担保方的担保能力以外，还应当进行必要的审核考察，凭借自己的人生经验作出正确的判断，李玲娜本人的判断也是导致本案李玲娜财产损害因素。因此，广和所的见证行为与李玲娜的财产损害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版）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广和所、陈丛林、孟小英均确认，见证时，孟小英及陈丛林系为广和所履行职务行为，故对李玲娜的赔偿责任应由广和所承担，广和所应就其在履行见证合同中的过错以及该过错在损害后果中的原因部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本案第三个争议焦点是李玲娜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李玲娜于2000年9月29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就已明知“郝广韶”的身份证是伪造、刘学飞等人的行为涉及诈骗，李玲娜当时就应知或明知其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从这个时候起计算，至李玲娜向原审法院起诉之日2013年4月8日时，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本案现有证据并无法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本案诉讼时效已过法定期间。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版）第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14年4月7日作出（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662号民事判决：驳回李玲娜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592元（已由李玲娜预交），由李玲娜负担。
当事人二审的诉辩意见
李玲娜不服原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广和所、陈丛林、孟小英连带赔偿李玲娜损失计人民币178，428．29元；3、判令广和所、陈丛林、孟小英连带就上述损失自1999年12月2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2倍赔付利息（暂计至2013年3月31日为人民币307，767．00）；4、判令广和所、陈丛林、孟小英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李玲娜提起民事诉讼赔偿时效未过。
一审判决认为：“原告于2000年9月29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就已经明知“郝广韶”的身份证是伪造、刘学飞等人的行为涉及诈骗，原告当时就应知或者明知其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从这个时候开始计算，至原告向本院起诉之日2013年4月8日时，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但事实是：
第一、李玲娜虽然于2000年9月29日向公安机关报案，也知道“郝广韶”的身份证是伪造、刘学飞等人的行为涉及诈骗，但由于上述犯罪嫌疑人一直未被抓捕归案，刑事程序一直无法启动，也就不能在法律上认定上述犯罪嫌疑人为诈骗罪。李玲娜如在当时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诈骗损害的民事赔偿根本没有任何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也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2012年11月3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2）深中法刑二终字第767号刑事判决，认定刘学飞与温建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判决两人犯诈骗罪。同时，由于犯罪嫌疑人是广和所孟小英的朋友（《借款协议书》是广和所孟小英根据诈骗犯温建彪的指示早就拟定好的），公安侦破工作中，孟小英是案件的关键人物，曾多次被公安询问，（有案卷公安笔录为证）公安局调查此案件也多次要求孟小英前往进行问话。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本无法排除孟小英存在与温建彪共同诈骗的嫌疑，只有刑事判决终审才可以认定真正的诈骗实施人。为此，李玲娜只有等待刑事判决认定，才确定依据该判决对谁提起民事诉讼赔偿请求。
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可知，本案诉讼时效不应当从2000年9月29日起算，而应当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即从2012年11月30日开始起算。李玲娜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间为2013年4月8日，根本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已过是孤立地看待本案而不是与刑事程序相联系，该观点系错误的。
第二、本案李玲娜一直不知道广和所从事的涉案见证存在业务严重违规。
1、陈丛林律师在一审庭审时当场确认其在《借款协议书》签署时并不在场，违背了律师见证“必须当场目睹”这一基本原则，属违规见证。
2、而依据广东省司法厅及深圳市律师协会网站公示的信息，见证时在场并在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复印件上签名的律师孟小英在深圳开始执业时间为2000年05月25日，表明在见证当时孟小英尚不是广和所的执业律师，其以该所执业律师身份承办见证业务应属违规执业。
3、从现有案件事实及其证据来看，广和所从事涉案见证业务时并未与当事人签订见证委托合同，亦未开具律师费发票，以至于连其收取的见证律师费数额都无法查明，违反了律师执业应当依法建立委托关系的基本规范。
综上，涉案见证书上有广和所盖章及两名律师签名，但是，其中一位签名人并未在场亲眼目睹《借款协议书》的签署，另一位签名人虽然在场却并非广和所的执业律师，且广和所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依法与见证当事人建立了委托关系，其从事的涉案见证业务严重违规。
虽然上述广和所涉案见证业务严重违规的行为，但对于作为非法律专业及不熟悉国内司法环境的香港居民的李玲娜而言是不得而知的。为此，截止至本案提起一审诉讼，李玲娜都不知道广和所的违规行为直接导致了其遭受诈骗，也不知道广和所见证时的行为是严重违规的，更谈不上“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遭受损害”，也就无法起算诉讼时效，何来诉讼时效已过一说。
二、李玲娜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1999年12月2日，李玲娜通过朋友介绍，与李国旺等人认识，并且在被上诉方的见证下签署“借款协议书”，由李玲娜借给李国旺港币237，500（按当时汇率折算为人民币253，412．5元），并由刘学飞（化名郝广韶）以一套位于深圳市××路××号商铺房产提供抵押担保。但是广和所在实施上述见证业务过程中，并未依法核实刘学飞出具的化名为郝广韶的居民身份证的真实性，也未就不动产抵押合同不登记不发生效力这一主要情况在见证书中进行说明，仅在简单查看“借款协议书”及双方证件后，即出具了深大和律（99）见字第216号见证书，最终导致协议借款资金被刘学飞、温建彪、李国旺等人骗取，李玲娜遭受巨大经济损失。
截止至本案起诉前，刘学飞、温建彪家属向李玲娜退赔了人民币20万元，按照本息并还原则计算，上述借款的本金尚有178，428．29元未能收回。而，刘学飞、温建彪再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家属也无力再代为偿还剩余的l78，428．29元款项。
根据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662号一审判决认为：“三被告在见证过程中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的、谨慎注意的民法原则，其行为构成了重大过失。”又见认为：“三被告均确认，见证时，被告孟小英及被告陈丛林系为被告广和所履行职务行为，故对原告的赔偿责任应由被告广和所承担，被告广和所应就其在履行见证合同中的过错以及该过错在损害后果中的原因部分承担的民事责任。”可知，三被告的见证行为违背了《律师见证工作细则》等有关职业规范的规定，最终造成李玲娜借款被骗的巨额损失，且广和所在本案中已被一审法院认定为见证过程有过错且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本案中犯罪实施人刘学飞、温建彪已经无力偿还余下的款项，广和所作为过错方应为李玲娜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应向李玲娜支付余下的款项。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不是正确贯彻我国关于经济工作的司法政策（最大限度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时效宜松不宜紧），一审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维护李玲娜的合法权益。
广和所答辩称：一、李玲娜主张的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不能成立，李玲娜在上诉状中一再强调因刑事案件的审理导致本案的诉讼时效中断，这是对诉讼时效制度的误解，本案是法律服务合同纠纷，当事人是李玲娜和广和所，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完全不同，李玲娜向公安机关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只造成李玲娜与犯罪分子因欺诈而产生的民事诉讼时效中断，不能造成李玲娜与广和所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纠纷诉讼时效中断，一审判决认定李玲娜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该认定是正确的。
二、律师见证中的瑕疵不会导致李玲娜受骗的这一后果，李玲娜的损失是由犯罪分子蓄意诈骗所造成的，与律师见证并没有因果关系，在见证中孟小英律师亲眼目睹持有郝广韶身份证的人在协议书上面签字，并在见证书中证明也仅证明这一事实，这种见证行为并不意味着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要对当事人的履约诚意和履约能力进行担保，任何有基本认知的普通人均不会发生这种误解。李玲娜受到犯罪分子的诈骗是损失造成的原因，见证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也同样受到了犯罪分子的欺骗，在见证中律师已经审查了签字人的身份证，并将身份证复印件作入了见证书，律师还当场提醒李玲娜应当办理房屋抵押登记，履行在见证时已经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即便律师工作有一些瑕疵，但即使不存在该瑕疵也无法阻止李玲娜受骗上当的后果。李玲娜可以因为该瑕疵要求律师所退还见证费，但不应因此要求律师事务所赔偿犯罪分子所造成的损失。
三、一审判决用当前的律师服务标准去判断1999年的律师见证行为，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过于严苛。本案的见证行为发生在1999年，当时还没有任何律师见证服务的规范文件，社会和律师业当时都没有意识到风险警示提醒义务，一审判决基于当前法律服务市场的现状判断1999年的时候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就有这么重的义务是过于严苛了。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玲娜的上诉。
陈丛林答辩称：同意广和所的答辩意见。
孟小英答辩称：我方同意广和所的答辩意见。并强调一点：见证中孟小英律师没有过错，本案属于法律服务合同，律师见证仅仅是对律师视野所见的范围发生的事实进行见证，即对合同当事人签名的真实性进行见证，本案见证时上诉人李玲娜、李国旺、抵押人郝广韶三方都携带身份证原件，孟小英核对过身份证上面的相片，分别与当时签字的三个人一致，且借款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因此进行了见证，该见证行为完全符合律师关于见证的规定，并不存在违规违法的问题。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判决理由及结果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的移送报告显示：李玲娜于2000年3月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起诉李国旺、郝广韶，深圳市公安局接受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的委托，于2000年4月21日作出“《见证书》中借款协议书上的书写签名‘郝广韶’三字不是郝广韶所写”的鉴定结论，李玲娜提出李国旺伙同假的郝广韶制作假身份证和假房产证进行诈骗，要求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该案涉及经济犯罪于同年7月将案件移送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涉港法律服务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存在于李玲娜与广和所之间，争议焦点为李玲娜的起诉是否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李玲娜于2013年4月8日起诉主张广和所、陈丛林及孟小英在履行法律服务合同进行见证过程中，未依法核实刘学飞出具的化名为抵押人郝广韶的居民身份证的真实性，也未就不动产抵押不登记不发生效力这一主要情况在见证书中进行说明，给其造成损失。但在李玲娜诉李国旺、郝广韶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中，深圳市公安局接受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的委托，于2000年4月21日作出“《见证书》中借款协议书上的书写签名‘郝广韶’三字不是郝广韶所写”的鉴定结论，李玲娜亦提出李国旺伙同假的郝广韶制作假身份证和假房产证进行诈骗，要求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并且于2000年9月29日向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报案称被李国旺、郝广韶诈骗，证明李玲娜已经知道郝广韶本人没有为涉案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此时李玲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广和所提供的见证服务存在重大瑕疵侵害了其合法权利，诉讼时效应当从此时开始计算。导致李玲娜本案损失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刘学飞、温建彪实施犯罪的侵权行为，但在民事案件中对法律服务合同纠纷的处理并不以刑事案件的处理为前提，两者可以同时进行。如法律服务合同民事纠纷先行处理完毕，并认定广和所应承担民事责任，则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不能就在民事案件中获得赔偿的部分在刑事案件中再行主张，而广和所可以在刑事案件处理后向侵权人进行追偿；如刑事案件先行处理完毕，则受害人李玲娜就在刑事案件中获得赔偿的部分也不得向广和所再行主张。因此，本案不存在“先刑后民”的问题，李玲娜追究刘学飞、温建彪的刑事责任不会导致本案法律服务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中断。综上，一审认定李玲娜的起诉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正确。李玲娜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592.92元，由上诉人李玲娜负担。
本院查明的事实、判决理由及结果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1：被申请人广和所于再审期间提交湖南省娄底市律师协会出具的《证明》，内容如下：“兹有孟小英律师身份证号码：，从1994年5月至2000年1月在我市湖南真理律师事务所执业。执业证号码：181393210016。特此证明。”落款时间：2017年6月7日。经质证，申请人李玲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
另查明2：被申请人孟小英于再审期间向本院递交《说明》，主要内容如下：《借款协议书》“深圳市晒布路天富楼底屋19号”与房地产证中“深圳市晒布路天富楼底屋5#商铺”，两者对房产位置的表述不一样。见证时，我提出这个问题。当时他们说：该房产从街道门牌上看属于晒布路天富楼底屋19号，而“深圳市晒布路天富楼底屋5#商铺”只是19号门牌中的一个商铺。落款时间：2017年7月15日。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请求、事由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广和所提供见证服务是否存在瑕疵；2、李玲娜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李玲娜损失的具体数额；4、广和所的见证行为与李玲娜的财产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现分述如下：
（一）关于广和所提供见证服务是否存在瑕疵的问题。
1999年12月2日，深圳市大和律师事务所（后更名为广和所）出具编号为深大和律（99）见字第216号《见证书》，陈丛林、孟小英作为“见证律师”在《见证书》上签名，深圳市大和律师事务所在《见证书》上盖章，由此可见，陈丛林、孟小英作为广和所的工作人员，其为李玲娜、李国旺、“郝广韶”（实为刘学飞）等签订《借款协议书》提供见证服务是职务行为，其后果应当由广和所承担。虽然广和所与被见证人之间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且见证费用由温建彪等人支付。但是，广和所在其办公场所为被见证人出具了《见证书》，其所附《借款协议书》亦载明“甲、乙双方到深圳市注册律师事务所处见证，律师费用由甲、乙双方共同负担”等内容，故广和所与被见证人李玲娜等事实上形成了见证法律服务合同关系，该合同已被实际履行。广和所为本案被见证人提供见证服务发生于1999年12月份，此时，我国关于律师见证的法律、法规和行业制度尚不健全，见证双方亦未对见证职责和范围作出明确的书面约定，故确定本案广和所提供见证服务是否存在瑕疵只能依照当时的法律、法规，并参照行业惯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版）第五条规定：“律师执业，应当取得律师资格和执业证书”。被申请人孟小英提供见证服务时并未取得深圳市的律师执业证，其以广和所的律师身份从事见证业务，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虽然广和所于再审期间辩称孟小英见证时取得了湖南真理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版）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律师应当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律师事务所执业。”虽然孟小英取得了湖南真理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证，但其以广和所的名义提供见证服务也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其次，见证法律服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见证人须当场目睹或亲眼所见被见证的事项。被申请人陈丛林在签订《借款协议书》时不在现场，未亲自见到当事人订立合同的过程，却在《见证书》上签名，既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也不符合见证法律服务的行业惯例。最后，涉案《借款协议书》约定李国旺以“深圳市晒布路天富楼底屋19号”房产作为借款抵押，但该房产并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依法不产生抵押担保的效力。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有限制地开展见证工作的通知》（1992年10月16日）曾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办理见证业务，是从审查完善合同，证明其真实、合法、可行到监督合同履行，发生纠纷及时调解的综合性法律服务。法律工作者办理见证必须当场目睹或亲自调查核实，查明当事人的身份和行为能力，申请事项及所提供的证件材料是否真实、合法，并主动开展法律咨询、代书和审查修改合同等工作，帮助当事人完善其法律行为，然后方可以法律服务所的名义予以证明。”该通知虽然仅针对法律服务所，亦可作为律师见证的重要参考。参照该通知，提供见证法律服务既要审查被见证事项的真实性，也要审查其合法性，并“帮助当事人完善其法律行为”。从涉案《借款协议书》的内容来看，既有借款条款，也有抵押条款；出借人李玲娜与借款人李国旺、抵押人“郝广韶”经他人介绍认识，相互之间并无信赖关系，双方达成借款协议的前提保障是“郝广韶”以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因此，广和所作为《借款协议书》的见证人，无论是根据行业惯例，还是从实现借款与抵押合同的目的出发，均应履行风险警示提醒义务，提示被见证人办理房产抵押登记。广和所辩称在见证时已提示李玲娜应办理抵押登记，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名见证律师不具有广和所的律师执业资格，一名见证律师未在现场亲自见证而署名，且见证中未履行提示被见证人办理房产抵押登记的风险警示义务，广和所提供的见证服务存在一定的瑕疵。
至于“郝广韶”假身份证件的查验问题。参照行业惯例，见证人需查明当事人的身份和行为能力。从本案证据可见，刘学飞等人提供的“郝广韶”的虚假身份证并无明显瑕疵，见证律师核对了当事人提供的身份证，并留存了身份证复印件，将其记载于《见证书》当中。而且，本案见证行为发生于1999年，受律师事务所自身职能和技术条件所限，其无法对身份证的真实性进行查验，法律和行政法规也未要求律师事务所到公安部门查验当事人的身份证。因此，广和所在当事人身份核实环节已尽到形式审查义务，并不存在更多的风险警示提醒义务。关于合同中是否存在重要的书写错误问题。《借款协议书》系由“郝广韶”作为担保人的借款合同，提供的是“深圳市晒布路天富楼底屋19号”房产作为抵押，但当事人同时提交的并作为《见证书》附件的《房地产证》却为“深圳市晒布路天富楼底屋5#商铺”。鉴于李玲娜曾在见证前查询“郝广韶”房地产权登记的情况，涉案合同的当事人对该地址均无异议，且被申请人孟小英于再审期间以书面形式向本院说明，该房产从街道门牌上看属于晒布路天富楼底屋19号，而“深圳市晒布路天富楼底屋5#商铺”只是19号门牌中的一个商铺。该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涉案合同中并无重要的书写错误。
（二）关于李玲娜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李玲娜借款被诈骗事件，既涉及刑事犯罪，又涉及两个民事法律关系，即温建彪、刘学飞因实施犯罪而构成的侵权关系，以及广和所提供见证服务而构成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前一民事法律关系并未形成民事诉讼，本案属于后一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如李玲娜以侵权为由起诉温建彪、刘学飞，则诉讼时效应从2000年9月29日李玲娜向公安机关报案时起算，因李玲娜此时已明知“郝广韶”的身份证、涉案《房地产证》系伪造、刘学飞等人的行为涉嫌诈骗，其权利已被侵害，且因其向公安机关报案而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但本案属于法律服务合同纠纷，诉讼时效应从李玲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广和所的见证行为存在瑕疵时起计算。如前所述，广和所的见证行为主要存在三点瑕疵，即一名见证律师不具有广和所的律师执业资格，一名见证律师未在现场亲自见证而署名，未履行提示被见证人办理房产抵押登记的风险警示义务。以上瑕疵，有的比较明显，可以及时发现；有的不能及时发现，需经调查认定；有的存在较大的分歧，需结合当时的法律和行业惯例才能认定。2000年9月29日，李玲娜虽明知其权利被温建彪、刘学飞侵害，但未必完全知晓广和所见证行为所存在的瑕疵，故该时间不宜作为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其次，即使李玲娜知晓其财产遭受损失，如不能确定损失的具体数额和赔偿义务人，则诉讼时效也不能开始计算。虽然温建彪、刘学飞因实施犯罪而构成的侵权关系，与本案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属于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但两者在导致损失的原因上有主次之分，在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顺序上也有先后之别。换言之，温建彪、刘学飞实施犯罪行为是导致李玲娜财产损失的根本原因，温建彪、刘学飞应在刑事诉讼中向李玲娜承担首要的、全额的退赔责任。只有在温建彪、刘学飞因经济能力无法赔偿的情况下，李玲娜才能向广和所主张承担','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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