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南市民抗再字第11号
抗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胡江南
委托代理人：何庆先，广西广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廖冬梅
申诉人：陈小锋
上述两申诉人廖冬梅、陈小锋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叶健汉
上述两申诉人廖冬梅、陈小锋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明波
被申诉人：曹杨
委托代理人：陈森
申诉人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与被申诉人曹杨合同纠纷一案，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0日作出（2009）西民二初字第1183号民事判决，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0年9月29日作出（2010）南市民二终字第340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12月25日作出桂检民抗（2012）195号民事抗诉书，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26日作出（2013）桂民抗字第5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5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受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派，南宁市人民检察院派出检察员李某出庭。申诉人胡江南及其委托代理人何庆先，申诉人廖冬梅、陈小锋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叶健汉、张明波，被申诉人曹杨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批准延长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曹杨起诉至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称，2005年8月23日，曹杨与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四方签订了一份《股东协议书》，同时，四方还制作了《甲方计划投入设备清单》，共同确认了曹杨出资设备的型号和单价。上述协议和清单签订后，曹杨、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于2005年11月7日分别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南宁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将投资款15万元、15万元、10万元、10万元转入南宁精某印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某公司）帐户。同年11月13日，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精某公司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精某公司成立后，由于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等股东一再要求变更原协议约定的设备型号。2006年1月18日，曹杨将购买的变更了型号的两台餐巾纸机交付给了精某公司，精某公司出具《收条》给曹杨确认接收。2006年1月23日，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在未经曹杨同意的情况下冒充曹杨的签名，三人擅自制作了《财产分割协议书》，将曹杨移交给精某公司的设备作价110万元，瓜分到三人名下并作为三人的出资。同年4月13日，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等人伪造委托书、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申请变更登记材料中曹杨的签名，将瓜分曹杨的设备财产作为自己的出资向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南宁彩某印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某公司）。同年5月13日，在公司未得到工商管理部门批准变更的情况下，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即以彩某公司的名义召开股东会议，并炮制了所谓的“股东会议记录”，还以精某公司名义骗取了曹杨的签名。2006年5月15日，彩某公司取得南宁市工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曹杨已经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即设备出资110万元，现金出资15万元，共计125万元，而胡江南、廖冬梅、陈小���的实际出资仅为35万元。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违反了《股东协议书》约定的出资等多项义务，严重侵害了曹杨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各向曹杨承担违约责任50万元，共计150万元。
一审被告（反诉原告）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答辩并反诉称，《股东协议书》及《甲方计划投入设备清单》签订后，廖冬梅于2005年11月7日从其帐户中分别取出15万元、15万元、10万元、10万元，即时分别交给曹杨、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存入精某公司的验资帐户。2006年1月18日，曹杨将两台餐巾纸机交付给精某公司，因南宁市要求印刷行业注册资金不得低于150万元，根据四方协议授权，陈小峰于2006年3月委托南宁市高新开发区一站式服务办理企业增资及变更企业名称的全部材料，《财产分割协议》、《章程修正案》、《股东会决议》上的股东签字均非曹杨、胡��南、廖冬梅、陈小峰亲笔签名。按照《协议书》第二条和协议书附件《甲方计划投入设备清单》约定，曹杨应该在2005年10月24日前将3台（套）设备运到公司注册地点即南宁市高新区工业园。但曹杨却迟至2006年1月18日才将两台设备运抵公司（没有发票入账），不但时间推迟3个月，数量也缺少一台（套）。尚差的一台330×330、400×400六色规格餐巾纸机，经公司多次催促，并在2008年6月16日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和报纸公告通知的方式催促，但曹杨至今未依约交付公司。根据协议书第八条约定的内容，曹杨已经构成违约，应向反诉人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各支付50万元的违约金。并继续履行协议书的约定，尽快交付另外一台规格为330×330、400×400六色规格餐巾纸机一台。请求判令曹杨分别向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各支付违约金50万元，共计150万元，并继续履行协议。
南宁市���乡塘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5年8月23日，曹杨与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四方签订一份《股东协议书》，协议约定由四人合股设立有限公司，共同开拓彩色餐巾纸生产、销售市场，注册资金为100万元；曹杨、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的出资比例分别为30％、30％、20％、20％，项目实际投入资金为300万元，比例同上；曹杨以设备（明细附后）作价出资合计90万元，占总股本30％，胡江南现金出资90万元，占总股本30％，廖冬梅现金出资60万元，占总股本20％，陈小峰现金出资60万元，占总股本20％。协议还约定：上述设备和资金应在协议签订之日起2个月内，存于拟成立公司注册地点或验资帐户，否则视同违约；曹杨、胡江南、陈小峰委托廖冬梅负责办理工商、税务登记等手续，费用由廖冬梅垫付，公司成立后由公司报销；任何股东违反本协议任何一项约定的，均应赔偿其他股东的损失；如该损失额无法确定，违约股东至少应赔偿未违约股东每方50万元。同时，四方还制作了《甲方计划投入设备清单》，共同确认了曹杨出资设备的型号和单价（1、四色餐巾纸机330×330一台，市场价32万元；2、四色餐巾纸机250×250一台，市场价32万元；3、六色餐巾纸机400×400，330×330一台，市场价82万元）。上述协议和清单签订后，廖冬梅于2005年11月7日从其帐户中分别取出15万元、15万元、10万元、10万元，即时分别交给曹杨、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存入精某公司的验资帐户。同年11月3日，胡江南向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组建精某公司的《申请报告》及相关材料，2005年11月9日，胡江南给廖冬梅垫付精某公司的注册资金50万元开具了收条。同年11月13日，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精某公司颁发了营业执照。2006年1月18日，曹杨将两台餐巾纸机交付给精某公���，同日，精某公司出具《收条》一份给曹杨，《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曹杨投资的多功能彩印压花餐巾机二台套——其中，330×330、250×250双规格六色机一台、330×330、250×250双规格四色机一台（应其余两方股东要求，用于替换原单规格330×330、250×250四色机各一台，价值按合同约定计算）。2006年1月23日，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在未经曹杨同意的情况下冒充曹杨的签名，擅自制作了《财产分割协议书》，将曹杨移交给精某公司的设备作价110万元，瓜分到三人名下并作为三人的出资。同年4月13日，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等人伪造委托书、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申请变更登记材料中曹杨的签名，将瓜分曹杨的设备财产作为自己的出资向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南宁彩某印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某公司）。2006年5月13日，曹杨、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以“南宁彩某印务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召开第一届第二次股东会议。股东会议记录：一、1、将现四色机以彩某公司的名义卖出，收入归彩某公司所有，卖出后增加一台6色330、440规格餐巾纸机，由曹杨在出资额度内（90万元整）以现金形式多退少补。2、各股东未到位资金最后到位时间定于2006年7月30日前补足（阮某有异议）……五、如果有人想购买彩某公司，在保证所有股东实际投入到彩某公司的资金不损失和略有盈余情况下，可以转让；如果有人想购买彩某公司的股份，经多数股东同意，股东可以转让自己的股份，在同等情况下优先转让给其他原有股东。注：6色330、440规格餐巾纸机按8折后的人民币6l万元（不含税）结算价。曹杨、胡江南、柳某辉（廖冬梅丈夫）、阮某（陈小峰丈夫）均在股东会议决议上签了名。2006年5月15日，彩某公司取��了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注册资金为160万元。2006年7月25日、9月3日，曹杨分别向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情况说明》和《举报函》，以彩某公司假冒其签名并提交虚假文件取得公司变更注册登记，登记所依据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在出资方式、转让资产、财产制度、股东权利与义务等均与原签订的《股东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不符为由，请求该局依法处理。2006年11月18日，彩某公司在《法制快报》上发布《召开临时股东会通知》，该通知载明：“曹杨股东：鉴于目前公司经营状况恶化。根据《公司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和《公司章程》第八章第十五条规定，股东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议题是：1、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改选；2、讨论决定公司停产、转让、转产、租赁、出租、注销等重大事项。会议时间：2006年12月10日星期天上午10点正开会，开会地点：南宁市葛村路某某咖啡。请准时参加。”曹杨在庭审中主张未看到该通知，也未参加股东会。2006年12月30日，陈小峰将其持有的彩某公司20％股份、廖冬梅将其持有的彩某公司20％股份转让给胡江南，并向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产业开发区分局提交变更登记申请。2007年6月13日，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产业开发区分局作出南工商新当处字（2007）第7010号《当场处罚决定书》，该裁定书的主要内容为：“当事人姓名或名称：南宁市精某印务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江南；你（单位）于2005年11月3日，在申请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时，从事提交虚假材料（公司股东未在公司章程上签字）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处罚如下：l、警告；2、罚款1000元；……”。同年6月25日，彩某公司向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交纳罚款1000元。2008年1月17日，彩某公司在《广西法制快报》上刊登公告，公告内容载明：“曹杨股东：南宁市工商局高新分局南工商新当字（2007）第7010号处罚决定书现已生效，根据该行政处罚决定要求，现通知你在本公告见报后三日内到公司更正公司设立变更手续，逾期不来办理相关手续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全部由你承担。特此通告!南宁彩某印务科技有限公司。二00八年元月十五日。”曹杨在庭审中主张未看到该通知，彩某公司至今也未就公司变更事宜进行整改。2007年10月9日，曹杨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提出如下诉讼请求：l、终止与胡江南、陈小峰、廖冬梅签订的《股东协议书》；2、彩某公司���胡江南、陈小峰、廖冬梅立即归还价值97万元的设备（330×330，250×250双规格六色多功能彩印机压花机一台、330×330，250×250四色多功能彩印机、压花机一台）；3、彩某公司、胡江南、陈小峰、廖冬梅赔偿占用设备期间的损失200万元（暂计至2007年9月19日止，以后损失另计）；4、本案诉讼费由彩某公司、胡江南、陈小峰、廖冬梅承担。胡江南、廖冬梅则提出反诉，要求曹杨承担100万元的违约责任。2008年4月18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南市民二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驳回曹杨的诉讼请求；同时也驳回胡江南、廖冬梅的反诉请求。双方当事人不服，向广西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15日以（2007）桂民二终字第108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南市民二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发回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南宁市中级人民���院重审期间，曹杨变更诉讼请求，后又分为三个案件以不同的诉状提出不同的诉讼请求。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按照案件管辖标准规定，于2009年4月10日通知将全部案件移送南宁市西乡塘人民法院审理。此外，2008年8月27日，曹杨因不服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产业开发区分局、第三人彩某公司工商管理变更登记，向南宁市西乡塘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08年12月2日，南宁市西乡塘人民法院以（2008）西行初字第2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曹杨的诉讼请求。
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股东协议书》是一份关于成立有限公司的协议，综观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双方当事人实质是针对股东出资提起的违约诉讼，故本案应为股东出资违约之诉。根据《股东协议书》的约定，曹杨以设备作价出资，合计90万元（甲方计划投入设备清单明确是三���套），但从胡江南代表精某公司出具给曹杨的《收条》反映，由于其他股东的要求，曹杨出资的设备变更了型号和规格，曹杨应其他股东的要求将变更了型号和规格的设备交付给精某公司，精某公司予以接收，视为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对曹杨出资的设备作了变更。关于曹杨交付的设备的价值，从本案证据反映，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在变更彩某公司的注册资金时评估该两台设备的价值为110万元，并据此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彩某公司的注册资金，曹杨对该两台设备价值110万元予以认可，本案中，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对该两台设备价值110万元也未提出异议，故认定该两台设备价值110万元。《股东协议书》约定曹杨以设备出资90万元，而曹杨交付给精某公司的两台设备价值已超过其应出资额，且这两台设备是应其他股东的要求而变更的型号和规格。至于未交付的另一台设备，由于曹杨已交付的两台设备价值已超出其应出资额，且在本案诉讼前，其他股东也未要求曹杨交付，故从以设立有限公司为目的的《股东协议书》的内容判断，曹杨已足额出资，不构成违约。关于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股东协议书》约定胡江南现金出资90万元、廖冬梅现金出资60万元、陈小峰现金出资60万元，而本案现有证据反映，胡江南仅现金出资15万元，廖冬梅、陈小峰各现金出资10万元，远未达到其协议约定的出资额，本案中，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足额出资，故认定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已构成违约。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为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不高，故对违约金标准不予调整。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按《股东协议书》的约定，应各向曹杨支付50万元违约金。关于曹杨的���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双方当事人于2005年8月23日签订《股东协议书》，约定在协议签订之日起2个月内出资，曹杨在2007年10月9日即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从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应履行出资义务的最后期限至曹杨主张权利之日，并未超过两年，故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主张曹杨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分别向曹杨支付违约金50万元，共计150万元；二、驳回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对曹杨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73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91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1450元，全部由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负担。
胡江南、廖冬梅不服一审判决，共同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直接驳回胡江南、廖冬梅、陈���峰的诉讼请求属程序不当。一审诉讼中，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提出要求继续履行与曹杨的《股东协议书》，并向三人各自赔偿50万元的诉讼请求，是追究曹杨在公司设立前的违约责任，与一审法院对本案纠纷的性质认定为股东出资纠纷性质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一审判决在未向当事人进行释明情况下直接驳回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的诉讼请求属程序不当。二、公司设立后，股东的出资应该以公司章程为准，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在履行股东出资义务上没有违约。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的全体股东的出资额。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与曹杨的《股东协议书》只是公司设立协议，其效力是从设立行为开始到设立过程终止，在公司成立后，股东对公司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不再以设立合同为准，而应以公司章程和公司法为准。该协议签订后，胡江南根据《股东协议书》，代表公司股东曹杨、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到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注册登记，成立精某公司，并于2005年11月13日取得《法人营业执照》。虽然该《法人营业执照》载明的注册资金50万元与《股东协议书》约定的100万元不一致，但曹杨对此也予认可，因此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在履行股东出资义务没有违约。2006年5月15日，经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精某公司变更为彩某公司，注册资金从50万元变更为160万元。另外，根据2006年10月10日公司审计报告表明，廖冬梅于2005年10月7日以现金垫付开业验资50万元，2005年10月31日投入6万元付场地押金（后退还1万元，实际投入5万元），2005年10月14日投入5万元用作公司流动资金，共计投入公司资金为60万元。三、在履行《股东协议书》过程中，曹杨已构成实质性违约，应向其他三位股东各支付违约金50万元。根据《股东协议书》约定，曹杨的是设备出资而非现金出资，超出约定部分由公司退还其现金。因此曹杨最迟应于2005年10月23日前提供3台设备，但其迟至2006年1月18日才移交其中的2台设备。虽然其辩解是应其他股东的要求，用于替换原来约定的型号，但是其他股东并未要求其更换余下的另一台设备，因此曹杨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和规格交付另外一台设备已经构成实际违约，应向其他三位股东支付违约金各50万元。四、曹杨主张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未按《股东协议书》约定出资应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曹杨于2007年10月9日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在该诉讼中曹杨没有对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未按《股东协议书》约定出资而应承担违约责任主张过权利。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移交一审法院审理，曹杨才于2009年8月17日变更诉讼请求，主张对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未按《股东协议书》约定出资而应承担各50万元的违约责任。因此其主张权利的时间应该为2009年8月17日，超过诉讼时效一年零十八天。此外，一审判决认定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伪造曹杨签名，瓜分曹杨财产取得公司登记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判令曹杨分别向胡江南、廖冬梅支付违约金50万元。
陈小峰上诉称，一、1、一审法院以陈小峰、曹杨、胡江南和廖冬梅于2005年8月23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作为认定各股东是否已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依据是错误的。四方签订的《股东协议书》仅是各方为筹办开设公司而作的意向协议，各方的权利义务会随着申请设立公司的进程而有所变化。2005年11月，在经过一系列运作后，精某公司成立，依法登记取得了营业执照，制订有《公司章程》，章程中明确了公司各股东出资额和所占的股权份额。曹杨对精某公司的《公司章程》没有异议，但其一直参加公司的管理工作，承认其是公司股东的身份。因此，精某公司的《公司章程》是一份合法有效的文件，章程中关于各股东的出资额和股权比例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公司章程》中关于各股东的出资额和股权比例的规定与《股东协议书》的约定不一致，应视为各股东对《股东协议书》中出资约定的变更。因此，认定各股东的出资义务是否已完全履行，应以《公司章程》的规定为认定依据，而不能以《股东协议书》约定为依据。《公司章程》在没有被依法认定无效或撤销之前应属股东间有效协议，一审法院依《股东协议书》来认定陈小峰违约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示不符。2、陈小峰不存在不按约定出资的违约行为。本案应按精某公司的章程来认定陈小峰的出资行为，陈小峰已完全履行了股东的出资义务，按时缴纳了出资，不存在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陈小峰在公司设立时不按约定出资是完全错误的。3、退而言之，以《股东协议书》作为认定股东出资行为是否违约依据的理由成立，那么，存在违约行为的一方应当是曹杨，陈小峰的反诉请求应得到支持。按《股东协议书》的约定，曹杨应当提供的出资是三台设备，提供设备的期限是协议签订之日起2个月内，即2005年10月22日前。之所以约定曹杨提供的出资是三台设备，是因为只有三台设备才能满足需要。事实上公司成立后也是由于曹杨出资不足行为导致了公司的经营陷入困境。曹杨的两台设备没有达到其须出资的90万元价值，一审法院认定其两台设备达到110万元���值的依据系评估报告，其实该评估是为了工商登记达到法律规定的注册资金标准而虚增价值，实际价值不超过60万元，法院应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对该两台设备做出评估。退一万步说，即使曹杨提供的两台设备价值超过90万元，因为协议各方根据基本生产的需要约定曹杨以三台设备出资，曹杨不依约出资，只以两台设备出资，而且型号还不符合协议上的约定。曹杨的这一违约行为，直接导致公司成立后无法生产经营，已构成违约，应对陈小峰承担不能如约出资的违约责任。一审判决依据胡江南出具并盖有公司公章的收条认定曹杨系应股东的要求而变更设备的型号和规格的，这完全系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的错误，在收条上根本就没有陈小峰的签名。二、一审判决认定陈小峰存在有违约行为，其判令陈小峰承担违约金50万元也明显过分高于曹杨的实际损失，依法应当予以��低。按《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的出资额仅为50万元，即使按协议的规定，出资额也只是300万元，而一审判决认定陈小峰违约判令承担高达50万元的违约金，依法应当予以调低。三、曹杨向陈小峰提起出资违约之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曹杨在2007年10月9日向南宁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对陈小峰主张权利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解除《股东协议书》；返还其用于出资的设备；赔偿占用其设备期间的损失。曹杨并没有向陈小峰主张违约之诉，曹杨变更诉讼请求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提出的，而此时已是2009年4月份，早已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因此，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中曹杨的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曹杨的诉讼请求，支持陈小峰的反诉请求。
曹杨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同。
本院二审认为，综观曹杨的本诉请求和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的反诉请求，双方均依据《股东协议书》请求对方承担股东出资违约责任，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还依据精某公司的公司章程所约定的出资内容对曹杨的本诉请求提出抗辩。因此，本案纠纷确属股东出资纠纷。曹杨与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四方签订的《股东协议书》，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且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根据《股东协议书》的约定，各方拟设立的公司的注册资金为100万元，但项目实际投入资金即公司投资总额为300万元，且该协议明确约定了各方的出资金额和比例，即注册资金和投资总额的出资比例相同，均为3∶3∶2∶2，其中曹杨以设备作价出资90万元、胡江南现金出资90万元、廖冬梅现金出资60万元、陈小峰现金出资60万元。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至今各方向公司出资的情况为曹杨已以价值110万元的设备出资，而胡江南仅现金出资15万元，廖冬梅、陈小峰各现金出资10万元，故曹杨已缴纳的出资已符合《股东协议书》约定的金额，但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已缴纳的出资则远未达到《股东协议书》约定的金额。虽然《股东协议书》约定曹杨应投入的设备是三台，但从胡江南代表精某公司出具给曹杨的《收条》反映，由于其他股东的要求，曹杨出资的设备变更了型号和规格，曹杨应其他股东的要求将变更了型号和规格的设备交付给精某公司，精某公司予以接收，视为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对曹杨出资的设备作了变更，曹杨交付的二台设备，在变更彩某公司的注册资金时评估价值为110万元，双方当���人对该设备评估价值110万元均予以认可，并据此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彩某公司的注册资金，故曹杨交付的两台设备价值已超过《股东协议书》约定其以设备作价出资的金额90万元，其已完全履行了《股东协议书》所约定的出资义务，至于第三台设备是否交付，并不能否定曹杨已足额出资的事实。因此，按照《股东协议书》约定的出资内容，曹杨已完全履行其出资义务，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则未能完全履行其出资义务。本案中，尽管精某公司的公司章程约定的股东出资额与《股东协议书》约定的股东出资额不同，但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未按《股东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之行为仍然构成了对该协议所确定的股东承诺的违反，曹杨作为完全履约的设立公司合同当事人，有权请求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依照《股东协议书》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为《股东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不高而未请求调整，故违约金标准不需调整，一审法院据此判决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按《股东协议书》的约定而各向曹杨支付50万元违约金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曹杨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双方当事人于2005年8月23日签订《股东协议书》，约定在协议签订之日起2个月内出资，曹杨在2007年10月9日即向本院提起诉讼，对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违反《股东协议书》约定的出资义务之违约责任主张权利，从协议约定应履行出资义务的最后期限至曹杨主张权利之日，并未超过两年，故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称曹杨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451元，由上诉人胡江南负担8817元、上诉人廖冬梅负担8817元、上诉人陈小���负担8817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理由是：（一）本案中，首先曹杨起诉胡江南等未足额出资要求他们承担违约责任，而胡江南等申诉认为公司章程变更了《股东协议书》中关于出资额的约定，按照公司章程他们已经足额出资。依据《股东协议书》第一条第3款：“注册资金100万元”和第二条第1项：“注册资金出资比例为3：3：2：2，但项目实际出资为300万元，比例同上”的约定，本案的出资存在注册资金大于实际出资约定，加之曹杨本人没有在公司章程上签名，因此，确定实际出资额的依据应当是《股东协议书》而非公司章程。胡江南等至今缴纳的出资未达到《股东协议书》约定的数额，应当确认胡江南等未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其次，胡江南等反诉曹杨未按时提供设备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股东协议书》关于曹杨��入3台设备，出资额为90万元，投入的设备市场价为146万元，作价116.8万元作为出资，超出应缴出资26.8万元，该超出额公司成立后由公司支付给曹杨的约定。本案存在实物出资的实际价值大于约定出资额的情况，二审判决以曹杨投入的实物价值已高于其约定的出资额来认定曹杨已缴足出资是不严谨的。本案依《股东协议书》及《甲方计划投入设备清单》，曹杨应当投入三台设备。精某公司2006年1月18日出具给曹杨收到两台设备的收条，也载明这两台设备是替换原合同中的两台设备，并没有全部替代原合同中的三台设备。曹杨于2006年4月26日和5月8日给精某公司的通知中，要求公司明确其余下应投入设备的规格、投入时间以便生产安装，说明曹杨在提供两台设备后依然认为其仍有再提供一台设备的合同义务。2006年5月13日的股东会议决议中，包括曹杨在内的各方又明确增加���台6色330、400规格的设备。曹杨在（2007）南市民二初字第218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也承认其有再提供一台设备的义务。因此，即使认定曹杨已缴足出资，但按合同的约定，曹杨负有提供三台设备的义务，但其至今没有提供，故应认定曹杨未履行完毕合同义务。（二）依据《股东协议书》的约定，各方出资应当在签订协议后两个月内到位。2006年5月13日的股东会议决议，虽然是彩某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但该公司由精某公司变更而来，其解决的问题也是各方合作事务的问题，各方也已签字，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各方均有约束力，因此该股东会议决议的有关内容应视作对原《股东协议书》的补充和变更。依2006年5月13日股东会决议，曹杨应再投入一台设备，但履行时间没有明确，而各股东未到位的资金最后到位时间定于2006年7月30日前补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和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的规定，原《股东协议书》对各股东的出资履行期约定是两个月内同时履行，2006年5月13日股东会决议虽未约定设备到位时间，但亦可推定为与其他股东的资金一样在7月30日前同时到位。本案中，双方在7月30日后均未履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各方当事人均有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抗辩事由，故均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本院再审���程中，申诉人胡江南称，一、被申诉人曹杨至今仍有一台设备未交付给精某公司，已构成违约。1、一、二审判决认为申诉人在本案诉讼前，未要求被申诉人交付第三台，从而认定被申诉人已足额出资，不构成违约，是错误的。申诉人不主张交付，不等于放弃权利，其实从始至终申诉人均向法院主张被申诉人承担违约责任，而主张的理由就是被申诉人没有交付第三台设备。所以交付与足额出资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2、《股东协议书》中并没有约定关于被申诉人曹杨应交设备达到投资额时可以减少设备的数量，也没有约定设备数量与设备价值之间二者以先达到者为义务之履行。因此，依照《股东协议书》约定，被申诉人曹杨应当履行向精某公司交付三台设备的义务。一、二审判决以被申诉人足额出资来替代被申诉人应交设备数量，从而免除被申诉人应交设备的义务，是错误的。二、胡江南、廖东梅、陈小锋已足额出资，不存在违约行为。曹杨、胡江南、廖东梅、陈小锋于2005年11月7日，分别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南宁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将投资款15万元、15万元、10万元、10万元转入精某公司的帐户，同年11月3日申诉人根据《股东协议书》代表公司的股东曹杨、廖冬梅、陈小峰到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注册登记，成立精某公司，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虽然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注册资金50万元与《股东协议书》约定的注册资金100万元不一致，但被申诉人曹杨对此予以认可，因此胡江南、廖东梅、陈小锋在履行《股东协议书》中并没有违约。三、被申诉人要求违约金数额过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4条规定，申诉人请求法院予以调整。请求法院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被��诉人的诉讼请求，支持申诉人胡江南的反诉请求。
申诉人陈小峰称，一、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二审法院以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于2005年8月23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作为认定各股东是否已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依据错误的。认定各股东的出资义务是否已完全履行，应以《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依据。申诉人已完全履行了股东的出资义务，按时缴纳了出资，不存在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原审法院认定申诉人在公司设立时不按约定出资是完全错误的。2、按《股东协议书》的约定，被申诉人应当提供的出资是三台设备，但被申诉人提供的两台设备没有达到其须出资的90万元价值，一审法院认定其达到110万元价值是不对的。一审法院认定其两台设备达到110万元价值的依据系评估报告，其实评估报告所作的评估是为了工商登记达到法律规定的注册资金标准而虚增的��值，实际评估价值不超过60万元。退一步说，即使被申诉人提供的两台设备价值超过90万元，因为协议各方根据基本生产的需要约定被申诉人以三台设备出资，被申诉人不依约出资，只以两台设备出资，而且型号还不符合协议上的约定。被申诉人的这一违约行为，直接导致公司成立后无法生产经营，其违约一方应系被申诉人。被申诉人还存在没有按时出资的情况，其应对申诉人承担不能如约出资的违约责任。协议约定被申诉人至迟在2005年10月22日前以三台设备出资，被申诉人非但出资的台数不够、型号不同，甚至到2006年元月18日才将两台设备交付公司。故被申诉人在出资设立公司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二、一、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就算申诉人在设立公司时存在不按约定出资的行为，但被申诉人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股东不按约定出资给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事实。一、二审法院认定申诉人违约却判令申诉人承担高达50万元的违约金。明显高于被申诉人的实际损失。申诉人在诉讼的过程中已主张违约金约定过高，要求法院调低。一、二审法院没有依法调低违约金，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被申诉人提出出资违约之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诉人的诉讼请求，判令被申诉人向申诉人陈小峰支付违约金50万元。
申诉人廖冬梅称，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二审法院认定申诉人在设立公司时没有按约定出资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被申诉人与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四方于2005年8月23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约定了设立公司各方的出资额，申诉人应承担的出资额为60万元。随后，申诉人廖冬梅分别于2005年9月7日、2005年10月14日和2005年11月9日为设立公司投入了6万元、5万元和50万元，共计出资61万元。而按《公司章程》的规定，申诉人廖冬梅的出资额为10万元。因此，无论是以《股东协议书》的约定，还是按《公司章程》的规定，申诉人廖冬梅均已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在出资方面不存在违约。原审法院认定申诉人廖冬梅在公司设立时不按约定出资是完全错误的。2、按《股东协议书》的约定，被申诉人应当提供的出资是三台设备，但被申诉人提供的两台设备没有达到其须出资的90万元价值，一审法院认定其达到110万元价值是不对的。一审法院认定其两台设备达到110万元价值的依据系评估报告，其实评估报告所作的评估是为了工商登记达到法律规定的注册资金标准而虚增的价值，实际评估价值不超过60万元。退一步说，即使被申诉人提供的两台设备价值超过90万元，因为协议各方根据基本生产的需要约定被申诉人以三台设备出资，被申诉人不依约出资，只以两台���备出资，而且型号还不符合协议上的约定。被申诉人的这一违约行为，直接导致公司成立后无法生产经营，其违约一方应系被申诉人。被申诉人还存在没有按时出资的情况，其应对申诉人承担不能如约出资的违约责任。协议约定被申诉人至迟在2005年10月22日前以三台设备出资，被申诉人非但出资的台数不够、型号不同，甚至到2006年元月18日才将两台设备交付公司。故被申诉人在出资设立公司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二、一、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就算申诉人在设立公司时存在不按约定出资的行为，但被申诉人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股东不按约定出资给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事实。一、二审法院认定申诉人违约却判令申诉人承担高达50万元的违约金。明显高于被申诉人的实际损失。申诉人在诉讼的过程中已主张违约金约定过高，要求法院调低。一、二审法院没有依法调���违约金，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被申诉人提出出资违约之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诉人的诉讼请求，判令被申诉人向申诉人廖冬梅支付违约金50万元。
被申诉人曹杨答辩称，抗诉的内容仅限于各方当事人均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抗辩事由。抗诉理由中有两项与基本事实不符，抗诉理由当中本身进行论述的事实，前后矛盾，与事实不符。抗诉机关认为曹杨交付的两台设备是替换原合同中的两台设备，并没有全部替代原合同中的三台设备，引用的是股东协议书中的设备清单和设备收条这两份书证，但书证的细节，完全被结论所扭曲。首先，收条中所替代的设备型号，是明确指向替代的哪两台设备型号，这两台型号，在设备清单上是非常清楚的。收条上两台设备，按照抗诉的结论是错误的。其次，需要强调的是，确实约定再投入一台设备，但���不是投资义务，而是公司另行从曹杨在柳州的另一家公司购买一台设备。前面收条的两台设备早在2006年1月份已经交付且评估用于注册资金，这个投资的价款是很明确的，已经远远超过股东协议中约定曹杨出资额，而后的股东决议，是公司为了运营而增购的设备，并非是针对曹杨所需要增加的投资义务。在5月13号决议中，是分列为若干项的决议，前面1月份交付的设备与5月13日决议中的设备是不能等同的，曹杨根据股东协议履行交付的设备，早已经在决议作出前经评估验资注册。综上，抗诉机关的抗诉不应当被支持。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申诉人胡江南、廖东梅、陈小锋和被申诉人曹杨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廖冬梅、陈小峰对二审判决查明的以下事实有异议：1、“廖冬梅于2005年11月7日从其帐户中分别取出15万元、15万元、10万元、10万元，即时分别交给曹杨，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存入精某公司的验资帐户”，认为不是廖冬梅分别取出，而是廖冬梅一次性取出后全部交给了胡江南。2、2005年11月9日，胡江南给廖冬梅垫付精某公司的注册资金50万元开具了收条。认为不是垫付而是出资，垫付的话不可能是胡江南写收据，而应当是个人分开出具借条。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对二审判决查明的以下事实有异议：“2006年1月23日，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在未经曹杨同意的情况下冒充曹杨的签名，擅自制作了《财产分割协议书》，将曹杨移交给精某公司的设备作价110万元，瓜分到三人名下并作为三人的出资。同年4月13日，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等人伪造委托书、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申请变更登记材料中曹杨的签名，将瓜分曹杨的设备财产作为自己的出资向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将��司名称变更为南宁彩某印务科技有限公司。”认为曹杨移交给精某公司的设备作价110万元，不是瓜分到三人名下，而是四人名下。2006年1月23日，当时是交给南宁市高新开发区一站式服务代办的，我们四个人都没有签名，曹杨口头是同意的，因为当时为了达到相关规定，大家都没有考虑太多，所以，当时交给了南宁市高新开发区一站式服务作了签名，这在另外一起行政案件中所作的笔迹鉴定可以证明。
本院对有异议的事实认为，从证据看，1、原审判决查明“廖冬梅于2005年11月7日从其帐户中分别取出15万元、15万元、10万元、10万元，即时分别交给曹杨，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存入精某公司的验资帐户”有误，应为“廖冬梅于2005年11月7日从其帐户分别取出15万元、15万元、10万元、10万元，并作为曹杨，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的投资款存入精某公司的验资帐户，其��曹杨15万元，胡江南15万元、廖冬梅10万元、陈小峰10万元”。2、原审判决查明“2006年1月23日，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在未经曹杨同意的情况下冒充曹杨的签名，擅自制作了《财产分割协议书》，将曹杨移交给精某公司的设备作价110万元，瓜分到三人名下并作为三人的出资。同年4月13日，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等人伪造委托书、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申请变更登记材料中曹杨的签名，将瓜分曹杨的设备财产作为自己的出资向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南宁彩某印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某公司）。”有误，应为“2006年1月23日，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共同签订一份《财产分割协议书》，约定将曹杨交付给精某公司的设备按照110万元进行分割，分割比例为曹杨30％、胡江南30％、廖冬梅20％、陈小峰20％。该协议上有“曹杨”字��的签名。同年4月13日，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等使用有“曹杨”字样签名的委托书、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申请变更登记材料向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南宁彩某印务科技有限公司”。除此之外，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与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另补充查明，曹杨与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四方于2005年8月23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还约定：曹杨投入的设备市场价为146万元，作价116.8万元作为出资，超出应缴出资26.8万元，该超出额公司成立后由公司支付给曹杨，但支付前曹杨投入设备的所有权仍属于曹杨所有。
再查明，2006年4月26日，曹杨向精某公司发通知，内容为“自合作协议签订，公司成立已有半年，各方已陆续投入设备及资金，生产逐渐走向正轨，根据合作协议，甲方（曹杨）余下投资的一台机器应为什么规格、何时需要投入，请尽快确认并书面答复以便安排生产安装。乙方（胡江南）、丙方（陈小峰）、丁方（廖冬梅）余下投资何时到位？请立刻确认并答复。”2006年5月8日，曹杨再向精某公司发通知，要求精某公司答复尽快确认设备规格及资金到位时间。曹杨在（2007）南市民二初字第218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也承认其有再提供一台设备的义务。
本院再审认为，曹杨起诉认为其已经按照《股东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而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的实际出资仅为35万元，违反了《股东协议书》约定的出资等多项义务，请求判令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各向曹杨承担违约责任50万元，共计150万元。而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反诉认为，按照《股东协议书》第二条和协议书附件《甲方计划投入设备清单》约定，曹杨应该在2005年10月24日前将3台（套）设备运到公司注册地点即南宁市高新区工业园新四路和泰科技周2号楼。但曹杨却迟至2006年1月18日才将两台设备运抵公司，不但时间推迟3个月，数量也缺少一台（套）。经公司多次催促，曹杨至今未依约交付公司。曹杨已经构成违约，应向反诉人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各支付50万元的违约金，并继续履行合同。故综观曹杨的本诉请求和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的反诉请求，双方均认为对方违反《股东协议书》约定的义务，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故本案应为合同纠纷。
曹杨与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四方签订的《股东协议书》，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且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依据《股东协议书》约定，各方拟设立的公司的注册资金为100万元，但项目实际投入资金即公司投资总额为300万元，且该协议明确约定了各方的出资金额和比例，即注册资金和投资总额的出资比例相同，均为3∶3∶2∶2，其中曹杨以设备作价出资90万元、胡江南现金出资90万元、廖冬梅现金出资60万元、陈小峰现金出资60万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胡江南仅现金出资15万元，廖冬梅、陈小峰各现金出资10万元，故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已缴纳的出资则远未达到《股东协议书》约定的金额。尽管精某公司的公司章程约定的股东出资额与《股东协议书》约定的股东出资额不同，但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未按《股东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之行为仍然构成了对该协议所确定的义务的违反。廖冬梅主张其已出资60万元，但从其提供的证据看，虽然廖冬梅于2005年11月7日是从其帐户取出50万元，但是分别作为曹杨、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的投资款存入精某公司的验资帐户，其中曹杨15万元，胡江南15万元，廖冬梅10万元，陈小峰10万元，故不能认定为该50元全部作为廖冬梅的出资。廖冬梅提交的2005年9月7日交的租房保证金6万元及2005年10月14日汇款的5万元，也不能证明是廖冬梅的出资。故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缴纳的出资未达到《股东协议书》约定的数额，应认定胡江南、廖冬梅、陈小峰未履行完毕合同义务。
根据《股东协议书》及《甲方计划投入设备清单》的约定，曹杨应当投入三台设备，出资额为90万元，投入的设备作价后超出应缴出资的部分，公司成立后由公司支付给曹杨。据此，曹杨在协议中的义务有两层：一是出资额要符合约定；二是要投入三台设备，设备作价后的超出部分由公司退还。违反任何一层义务均构成违约。精某公司于2006年1月18日出具给曹杨收到两台设备的收条，载明这两台设备是替换原合同中的两台设备，并没有全部替代原合同中的三台设备。曹杨于2006年4月26日和5月8日给精某公司的通知中，要求公司明确其余下投资的一台机器的规格、投入时间，以便安排生产安装，证明曹杨在提供两台设备后依然承认其还有再提供一台设备的合同义务。2006年5月13日的股东会议决议中，包括曹杨在内的各方又明确增加一台6色330、400规格的设备。曹杨在（2007）南市民二初字第218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也承认其有再提供一台设备的义务。故曹杨在本案再审中主张收条上收到的两台设备是替换原合同中的三台设备的理由不成立，本','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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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申请进行书面审查，对符合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且行政决定具备法定执行效力的，除本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七日内作出执行裁定。[ly]\'}]}]};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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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荣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与王玖华、李淑香征收社会抚养费纠纷一案行政裁定书\\\\\",\\\\\"PubDate\\\\\":\\\\\"2014-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