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西民初字第31975号
原告包X，男，1991年1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包文杰（原告包X之父）。
委托代理人李月峰，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刘玉村，院长。
委托代理人童云洪，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包X诉被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本案原告包X及委托代理人包文杰、李月峰，北大医院之委托代理人童云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包X诉称：原告因右下肢肿痛，于2010年5月1日入住北大医院，5月13日进行了手术。术前北大医院诊断原告的病情为小细胞恶性肿瘤，术中对原告进行了膀胱及直肠的切除。术后病理检查结果原告为恶性淋巴瘤。原告认为，北大医院术前诊断错误，并在未事先告知的情况下对原告进行了膀胱及直肠的切除。原告只有20岁，现在要靠直肠造瘘和输尿管造瘘生活，如此草率切除原告身体重要器官，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身体和心理伤害，故要求北大医院赔偿原告以下损失：1、医疗费178977元（按照实际发生额的40%计算）；2、护理费107800元（8个半月，每月3500元计算2人，按照40%计算为23800元；另外原告之父在京护理原告5年，按照同样标准计算为84000元）；3、交通费2万元（估算）；4、住院伙食补助费9440元（按照在北大医院住院236天，原告及护理人员每天100元标准，按照40%计算）；5、营养费5万元；6、房租水电取暖费21560元（2011年至2014年每年房租水电费9250元，2015年为10900元，再计算4年取暖费6000元，按照40%计算）7、被扶养人生活费224072元（被扶养人为原告之母，按照2014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付28009元计算20年，按照40%计算）；8、残疾赔偿金245896元（根据2014年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43910元以及残疾赔偿指数70%计算20年，按照40%计算）；9、已发生的一次性尿路造口袋、一次性肠造口袋、引流袋、引流管费用3万元（截至到2013年8月5日，按照全额主张）；10、终生一次性尿路造口袋、一次性肠造口带、引流袋、引流管费用2575649元（根据现在使用情况，按照人均平均寿命76岁，原告现年24岁，计算52年，要求全额支付）；11、后期治疗费用1793814元（根据鉴定前12个月医疗费用34496.43元计算52年）；12、精神损害抚慰金100万元。以上共计6257208元。本案鉴定费11000元、诉讼费由北大医院承担。
北大医院辩称：本案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原告认为其自2010年5月28日知道所谓的伤害，因此诉讼时效应从2010年5月28日开始起算，但本案直到2012年7月25日才起诉，明显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原告的诉称与事实不符，我院的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其损害结果是自身疾病及治疗措施的自然转归，我院不承担赔偿责任。
2010年5月1日原告因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下肢肿胀、疼痛、无曲张的静脉团块到我院血管科住院治疗。入院后，我院根据原告的病情，首先应限期及时手术，以解除当时原告右下肢的血运障碍及疼痛症状而保住其右下肢，诊疗行为积极正确。再者即便是淋巴瘤，由于其侵犯了各大脏器并且压迫症状严重，同样也需要手术切除，原告诉称的损害结果同样也仍然存在，更何况原告经术后进行化疗还是有残留，说明该肿瘤对化疗不敏感，但目前仍处于稳定状态，也说明我院手术效果是满意的。本案的损害后果仅仅是手术损伤，并不包含淋巴瘤，鉴定单位认定的次要责任，也仅指手术损伤。因此我院的医疗行为符合医学诊疗常规及规范，原告所谓的损害后果完全是其自身原发腹腔恶性肿瘤巨大、复杂并侵犯周围各大脏器及其治疗措施的自然转归，与我院的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本案我院不存在侵权，不承担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根据病历记载，原告于2010年5月1日因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下肢肿胀、疼痛、无曲张的静脉团块就诊于北大医院血管科，并收入院。经检查，北大医院诊断原告病情为右下腹巨大占位，考虑脂肪肉瘤。2010年5月13日原告进行全麻下开腔探查、肿物切除术，术中病检结果为腹腔小细胞恶性肿瘤。手术切除肿瘤及部分直肠、膀胱、部分乙状结肠及升结肠，并行回肠横结肠侧侧吻合、双侧输尿管皮肤造瘘、乙状结肠造瘘，术后病检确诊为“非霍奇金恶性淋巴瘤”。2010年5月28日原告出院。2010年5月28日至2011年1月6日，原告先后分8次在北大医院住院进行化疗，均至病情平稳后出院。2011年2月16日原告进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于2011年3月15日出院。
本案在立案之前，经原告申请，北大医院同意，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确定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法源鉴定中心）就北大医院对原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如北大医院对原告的诊疗过程存在过错，对原告的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程度、护理期限、后续治疗费用、因造瘘造成的长期自购一次性医疗用品的费用进行鉴定。
2014年1月20日，法源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一节载明：“
1、关于非霍奇金淋巴瘤
本案被鉴定人经术后病理确诊罹患非霍奇金淋巴瘤（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sLymphoma，NHL）是恶性淋巴瘤的一大类型。临床上患者浅表淋巴结肿大或形成结节、肿块，是最常见的首发临床症状；体内深部淋巴结也可在不同部位引起相应的浸润，形成肿块，产生压迫、梗阻或破坏症状，导致腹痛、腹部肿块、肠梗阻、输尿管梗阻等。此外，淋巴结之外的淋巴组织（结外淋巴组织）也可产生广泛性或不同部位的增生、肿块形成以及相应的压迫、组织坏死症状及体征。
非霍奇金恶性淋巴瘤的诊疗具有专门规范，诊断依据为：①症状和体征；②病理检查：病理组织学检查是确诊本病的主要依据，淋巴结活检是最常用的手段。在出现无痛性淋巴肿大时，应尽早进行淋巴结活检。对于深部淋巴结、腹膜后肿物，可利用纵隔镜、胸腔镜、CT引导下穿刺等相对创伤小的手段尽早获得病理；③血生化；④骨髓穿刺和活检；⑤CT或PET-
CT检查；⑥其他如消化道造影、胃镜、各种肠镜、头颅MRI和脑脊液检查等。
非霍奇金恶性淋巴瘤的治疗原则：因为此病为全身性疾病，治疗上多数患者应以联合化疗为主，放疗可作为化疗的补充手段，用于大瘤块部位化疗后的辅助治疗。在NHL的治疗中，特殊病例情况下，如出现明显压迫、泌尿系胃肠系梗阻、胃肠穿孔、肠坏死等，则辅以手术治疗。
2、关于患者肿瘤的诊断及特点
本案医方通过体检和B超、CT、膀胱镜检查，诊断患者右下腹巨大肿物，周围器官受累。手术中见：腹腔有直径15厘米实性占位，累及膀胱、输尿管、直肠、结肠、回肠、右侧髂血管、精索等结构。术后病理结果示：（腹腔）非霍奇金恶性淋巴瘤（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
从病历资料反映，患者就诊时间比较迟缓，入院时主诉右下肢肿胀、疼痛、不适一周余，已出现肿瘤压迫下肢血管的症状。住院后数日，阴囊肿大伴双侧肾区疼痛，膀胱、输尿管、右侧髂外动、静脉及结肠受压症状明显，右输尿管不全梗阻，右肾灌注差。提示患者腹盆腔占位性肿瘤的病情进展较明显，对周围组织的压迫症状较为突出，故具备手术治疗解除或减轻压迫症状的适应症。如果不尽快手术切除巨大肿瘤解除压迫，将会进一步造成周围组织器官的缺血坏死。
患者的肿瘤细胞增生活跃（Ki67：70％），恶性程度较高，对外侵袭严重，病情发展迅速，已浸润破坏膀胱壁全层，另外肿瘤已广泛累及结肠及直肠。膀胱及结肠、直肠均存在因恶性肿瘤细胞的浸润而组织破坏坏死需行造瘘治疗的可能性；且在接受放化疗之际，也存在加之治疗因素杀灭肿瘤细胞所伴随的组织坏死需造瘘的可能性。
3、医方的诊疗行为
（1）医方术前没有按照相关规范，采取创伤相对小的手段如淋巴结活检等尽早获得病理诊断结果。由于术前肿瘤性质诊断不明，临床术前考虑脂肪肉瘤但未明确病理诊断，故在手术治疗方案的准备以及术前告知方面均存在不足。
（2）NHL为全身性疾病，主要以化放疗为主的联合治疗，目前很少采用手术治疗；如果为解除巨大肿块的压迫需手术治疗，可采取姑息性手术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术后进行放化疗。本案医方为患者施行具有“根治性”特征的治疗，术中较大范围切除病灶，包括切除了腹膜后占位、膀胱、输尿管下段、直肠、乙状结肠、右半结肠，并进行了淋巴结清扫。而实际上具有根治性特点的外科手术难以达到预期的手术效果。
（3）对于造瘘手术而言，如前述术前明确肿瘤性质的情形下，手术治疗方面通常行姑息性切除，以缓解肿瘤压迫，待术后综合治疗效果观察，确定是否行造瘘手术，故对医院在本次手术治疗中造瘘术的实施时机产生争议。但患者最终因病情的发展和放、化疗因素的结合作用，仍存在需做膀胱以及肠道造瘘手术的可能性。
（4）术中病理冰冻诊断为（腹腔）小细胞恶性肿瘤，详待石蜡和免疫组化分析。对此，临床外科应注意到该术中病理所见与术前考虑脂肪肉瘤（）存在的差异性。故在此病理诊断仍不明确有待进一步完善检查的情况下，继续实施何种手术方案，包括替代方案治疗，应与患方进行告知。但根据送检材料审查，医院对此未有与患方作专门告知，也使患方在手术决策及术后的治疗后遗症方面认识不足。
综上所述，医院在术前未能完善病理检查，明确肿物的病理性质，故在手术方案的决策与向患方告知方面存在不足；术中也未能在病理诊断仍不明确的情况下，向患方充分告知手术实施方案及替代方案，故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现患者术后造瘘结果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4、参与度的评定
关于损害后果中所负的参与度的评定，实际上属于目前临床法医学领域中最具有争议的工作，本次鉴定认为评定其本质是建立在鉴定人内心判断基础上的一种学理性观点，不能与审判确定民事赔偿程度完全相同，是供法官审判和确定民事赔偿的一个考虑依据，本案鉴定人认为责任参与度需要考虑的因素有：（1）患者自身疾病的性质和已达到的严重程度，具有手术治疗的必要性；（2）医方所施行手术的作用；（3）医方在诊疗工作中存在过错；（4）医疗机构本身所具有的医疗技术水平影响。基于以上因素的分析，本次鉴定认为：医院医疗过错于患者出现的损害后果中的法医学参与度拟评定为C级，是否妥当供法庭审理裁定参考。
5、被鉴定人残疾程度鉴定
2013-12-23我中心召开医患双方参加的听证会后，曾多次联系委托单位，要求对被鉴定人的伤情进行法医临床学检查，但被鉴定人至今未能接受检查。鉴于鉴定时限的要求，目前暂不对残疾程度、护理依赖程度和护理期限进行评定。待今后被鉴定人完善法医学活体检查之后，再以书面函件形式向委托单位提供书面说明。
6、后续治疗费用
审查送检病历材料，患者因手术切除膀胱、输尿管下段、直肠、乙状结肠等，具有行造瘘术的必要性，术后至今仍依赖造瘘术解决二便。对后续治疗方面的具体费用，因存在难以评价的个体性因素，本次鉴定无法做出明确的评估。故本次鉴定首先尊重医患双方协商达成的一致后续治疗意见；其次，可以把患者在本次鉴定之前6～12个月的相关后续治疗费用，提交法庭经质证后，由法庭将其平均每月相关费用作为参考基数进行审理裁定。”
上述鉴定报告附医疗过失参与度对照表，其中C级对应理论系数值25%，参与度参考范围20-40%。
此后原告至法源鉴定中心进行查体，该中心于2014年10月30日出具《补充鉴定意见书》，载明以下内容：
“（一）关于伤残等级
审查送检材料，被鉴定人包X于2010-05-13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行开腹探查，下腹神经血管探查，腹膜后占位切除术，淋巴结清扫，膀胱切除，输尿管下段切除，直肠乙状结肠切除，右半结肠切除，乙状结肠造瘘，双侧输尿管造瘘术治疗，术后病检确诊为“非霍奇金恶性淋巴瘤”。依据送检病历记载及本次查体所见，被鉴定人非霍奇金淋巴瘤一腹腔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下肢深静脉血栓等临床诊断具有依据。
根据病历材料结合法医学查体情况，被鉴定人包X目前为直肠乙状结肠切除、右半结肠切除、乙状结肠造瘘，双侧输尿管造瘘及膀胱切除状态。依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鉴定标准（2011年修订稿）》（京司鉴协发（2011）5号）2．6．22、附则3．2.28款之规定，被鉴定人直肠乙状结肠切除、右半结肠切除、乙状结肠造瘘术后排便重度障碍评定为六级伤残；依照上述标准2.4.27、2.4.28款之规定，双侧输尿管造瘘及膀胱切除评定为四级伤残；依据该标准1.6款规定，被鉴定人包X综合评定为四级伤残。
（二）关于护理依赖程度
根据病历材料及查体情况，被鉴定人包X可自主完成大部分进食，床上活动，穿衣，修饰，洗澡，大、小便及行走等。根据GA／T800-2008《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第4.2.1.2款规定，被鉴定人包X为不需要护理依赖。
（三）关于护理期限
护理期限鉴定目前无国家统一标准，本次鉴定参照《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评定准则（试行）》（京司鉴协发（2011）4号）标准进行评价。本案被鉴定人系手术切除腹腔占位性肿块及相邻组织器官并予以相应二便造瘘，术后行化疗以及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该情形在《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评定准则（试行）》（京司鉴协发（2011）4号）标准中无具体条款，故依据附录B.5、B.9款规定以及结合现有送检病历材料，本次鉴定评定被鉴定人包X护理期限为（1）因手术及接受多次化疗住院及再次入院期间：2010-05-01～2011-01-14；（2）接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期间及出院后二周：2011-02-16～2011-03-29；（3）接受免疫治疗住院期间及出院后一周：2011-06-07～2011-06-20。”
上述鉴定意见作出后，原、被告均提出异议，本院将双方异议函告法源鉴定中心，该中心于2015年2月11日给本院出具补充说明函，内容如下：
“一、关于医方所提质疑问题
1．对于医方所提患者入院后实施手术治疗争议。根据医院对患者入院时的查体所见，患者入院时并非出现必须紧急手术治疗的临床表现，具有进一步诊断明确肿物性质的诊疗时机。医院在术前肿物病理性质不明的情形下，实施外科肿物切除术不符合临床工作规范，且术前活检常规HE染色切片即可区分淋巴瘤与肉瘤。
2．对于术中病理活检的争议。术中病理诊断所指“小细胞恶性肿瘤”，该病理学上已经明确与术前考虑的“脂肪肉瘤”具有组织来源上的差异性，需与淋巴瘤进行鉴别。对此病理报告是尊重病理医师建议或继续实施切除手术，或行姑息性手术而非根治性手术，均可充分向患方进行告知，并尊重患方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3．关于手术损伤的质疑。该问题本身具有一定的困难性，本次鉴定人讨论认为就明确淋巴瘤的性质基础上，具有不实施手术、实施部分切除肿物解除局部压迫的姑息性手术＋术后辅以放化疗的选择；而采用较大范围切除病灶“根治性”特征手术，对于淋巴瘤而言，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手术效果。
因此，本案实施的“根治性”特征手术造成的相应后果，需考虑手术损伤的范畴。如患者经化放疗后仍出现因恶性肿瘤浸润破坏泌尿系统、下消化道而需行相应造瘘术，则视为恶性肿瘤所致的自然结果。
4．关于后续治疗。
本次鉴定分析之中已指出存在难以评价的个体性因素，无法做出明确的评估，所提出两种意见为供法庭参考的意见，并无“越权”之说。在后续治疗的范围之中也说明术后至今仍依赖造瘘术解决二便，并不包括治疗淋巴瘤的费用。
5．关于护理期限的评定。本次鉴定按照法院委托对护理期限予以评价，该护理期限从鉴定立场包括送检材料之中患者的完整诊疗过程。至于不同时期的护理期限是否与医疗过错相关，可以在法庭质证中辩论，由法官审理判断。
二、关于患方所提质疑问题
1．关于造瘘术的问题
如鉴定文书中所提及患者的膀胱等泌尿系统、下消化道（乙状结肠、直肠）均受到恶性肿瘤的波及，且病情发现时间晚，肿物体积较大，放化疗促使肿物消退的时间也相应延长，故仍存在上述二个系统组织坏死的高度可能性，也即疾病是导致该两个系统病变和发生不良后果的根本性原因。所以不能简易以其中一个可能性50％进行简单判断。本次鉴定认为疾病性质以及发现时已具有明显占位压迫效应是主要原因。医院术前未能明确诊断，术中未能告知病理诊断意见及征求患方手术治疗的知情同意，过早地扩大性手术属于次要因素。
2．关于评残问题
本次鉴定依据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颁布的伤残评定标准予以评定。该标准之中四级伤残涉及的消化道切除内容系指全结肠、直肠、肛门切除术，并行回肠造瘘。本案患者仅行部分结肠、直肠切除术，故不符合该条款之规定。且五级伤残条款之中缺乏相应内容，故本次鉴定仅能按照其术后排便需实施造瘘术依照六级伤残的排便重度障碍条款予以评定。因本案不存在相同的最重等级情形，故不适用晋升原则。”
原告对上述鉴定意见认为，参与度C级原告认为不理想，残疾等级过轻，如果不做手术，就不会产生造瘘等其他费用，申请重新鉴定。
北大医院对上述鉴定意见认为，我院不认可有医疗过错。鉴定人认为应该进行淋巴结穿刺，如果进行了淋巴结穿刺，等到病理结果出来，前后的时间是1个星期左右，但是对病人当时的情况是不允许的，鉴定人根本没有考虑当时的情况。对于肿瘤压迫，鉴定人认为应该进行姑息性手术，如果是恶性肿瘤的情况下，进行姑息性手术是错误。进行什么手术需要依据当时的病情来确定，就应该进行扩大性切除，不存在告知不足的问题。不能以最终结果来评价术前的行为，评价医疗行为是否正确，只能依据当时的情况来进行评断，相关风险应该由病人自己承担。关于后续治疗费用，后续治疗还未实际发生，后续的期限也没有说明，因此不认可鉴定意见。本案损害后果是手术损伤，手术损伤是固定的、确定的，不需要后续治疗，鉴定报告用之前6到12个月的费用作为基础来评估是错误的。淋巴瘤的费用不是手术造成，与我院无关。关于护理期限的问题，手术和化疗应该分清。原告因化疗所需护理，是自身疾病所造成，包括后期干细胞治疗、移植完全是自身疾病造成，与我院无关。鉴定意见对上述损害问题表述不明确，后续治疗方案也未予明确，因此对鉴定意见不认可。
原告自首次在北大医院治疗开始至2015年1月所支付的医疗费，大部分由其所在学校-
华北电力大学用于公费医疗报销，相关票据、处方等亦交予学校。诉讼中本院致函该校，调查原告医疗费报销情况，该校将2010年5月至2015年1月原告提交公费医疗报销的票据、处方等翻拍后复印，提供给本院。原告还提供自称无法报销的医疗费票据原件、就诊医院提供的票据明细、处方。根据上述证据，结合住院病历，原告治疗及支付医疗费情况如下：原告在北大医院共住院10次，其中第1次住院自负医疗费12239.60元；第2-10次住院主要在血液科进行化疗、在骨髓移植病房进行骨髓移植，但住院期间由于长期留置尿袋，导致细菌性感染，多次行尿培养、尿常规检查、造瘘口护理、抗感染药物治疗等，自负医疗费共计90210.56元。根据住院费明细，无法就上述长期留置尿袋造成的并发症治疗的费用明确加以区分。原告报销的门急诊医疗费中，包括其在北大医院、西苑医院、广安门医院针对肿瘤以及器官切除并造瘘后更换材料、造瘘引发的感染等并发症治疗的费用。经核算，其中能够区分与器官切除并造瘘有关的自负医疗费共计12129.49元。原告提供自称无法报销的医疗费票据原件，结合就诊医院提供的票据明细、处方，可证实原告还在北大医院、西苑医院、广安门医院门急诊就诊，其中能够区分与器官切除并造瘘有关的自负医疗费共计9003.70元。此外，原告提供外购化疗药物“美罗华”的销售凭单，金额共计251100元；外购抗生素“君迪”的票据，金额共计664元；外购造口袋、引流袋、敷料的票据（原告按照医疗费主张），金额共计1188.90元。
就残疾辅助器具费，原告提供由北京金象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西单金象大药房（以下简称金象大药房）开具的购买造口袋、引流袋、底盘以及过滤、护肤、消毒等一次性用品的销售明细查询单，记载自2012年3月3日至2013年6月3日，购买上述用品金额共计12031.16元。原告就其主张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的其他部分，未提供证据。根据华北电力大学提供的公费医疗报销的票据、处方等翻拍后的复印件显示，原告在本案中最后1次进行尿路造口袋更换、造口护理、EC底盘更换、肠造口袋更换，系于2014年12月26日在北大医院进行。
原告在北大医院住院10次，实际住院天数共计236天，其中第1次住院28天。就护理人员误工损失、护理费的支出情况，原告未向本院提供充分证据。原告就营养费的支出情况未提供证据，根据住院病历中的出院医嘱，多次建议原告加强营养。
就房租水电取暖费，原告称其需要长期携带造瘘袋并进行更换，气味难闻，无法在其学校寝室更换，且需他人帮助，故在学校周边租赁房屋居住。该项诉讼请求，原告主张按照2011年-2014年房租水电费每年9250元、2015年10900元，4年取暖费6000元计算。原告出示以下证据：1、原告之父与张亚盟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张亚盟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史各庄桥北50米路东1号楼504号房屋出租给原告之父，租期从2010年11月1日至2011年10月31日，共12个月，每月租金650元。2、2013年6月28日，原告之父与“天宝公寓”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天宝公寓”将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史各庄桥北50米路东1号楼504号房屋出租给原告之父，每月租金800元，未约定租期。3、收款单位为“天宝公寓”的房租、押金、水电费收据，记载“天宝公寓”收取原告之父“1号楼504”房租及水电费情况。其中2010年11月-2011年1月共3个月房租1950元及押金650元；2012年10月-12月共3个月房租2100元，电费335元；2013年7月-2014年6月共11个月房租8800元、押金100元、电费450元；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共11个月房租8800元，电费2100元；原告称其他收据已丢失，以上共计25285元。北大医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
原告及其父为城镇户籍；其母吴素英为农业户籍，现年49周岁。就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称其母吴素英无劳动能力亦无生活来源，为此出示以下证据：1、2014年5月6日，浙江省肿瘤医院出具的病理诊断报告单，记载原告之母临床诊断为：乳腺恶性肿瘤化疗后。2、2015年4月27日由原告之母居住地村民委员会开具证明，称原告之母患乳腺恶性肿瘤，家庭无任何经济来源，全靠亲友资助。3、原告之母的最低生活保障卡，记载其每月保障金为180元，核定保障时限自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北大医院认为原告之母年龄不足60周岁，以上证据无法证实原告之母符合被扶养人条件。
根据北大医院给原告开具的疾病诊断书记载，原告需每天清理造口周围，每3天更换造口底盘，定期复查，3-6个月更换“单J管”或“双J管”。
原告主张其每月残疾辅助器具费计算方法及标准并以此作为后续费用的依据主要参照金象大药房的销售明细查询单以及北大医院更换单J管的医疗费票据、北大医院的疾病诊断书，根据原告年龄按照52年计算，具体如下：1、造口底盘和造口袋。尿路和结肠造口袋各1个，分别需要1个造口底盘。尿路造口袋单价为29.70元，结肠造口袋单价为22.48元，造口底盘单价为40.49元。根据疾病诊断书，每3天更换造口底盘，为133.15×52×365÷3=842396元（每月约1350元）。2、根据疾病诊断书，每天要清理造口。清理费用主要为皮肤保护膜，单价5元，每3天换2张，尿路和结肠造口各用1个，为5×2×52×365÷3=63267元（每月约101元）。3、根据疾病诊断书，结肠和尿路J管各1个，每3个月更换1次，单价为1050元，为1050×2×52×4（每年4次）=436800元（每月约700元）。4、结肠造口过滤片，单价为5元，为5×52×365÷3=31634元（每月约50.70元）。5、造口护肤粉，每瓶使用2个月，单价48元，为48×52×6=14976元（每月24元）。6、防漏膏，每支使用2个月，单价165.60元，为165.60×52×6=51667元（每月约82.80元）。7、造口清香剂，每瓶使用1个月，单价85元，为85×52×12=53040元（每月85元）。8、日用引流袋，每日1个，单价42元，为42×52×365=797160元（每月约1277.50元）。9、夜用引流袋，每日1个，单价15元，为15×52×365=284700元（每月约456.25元）。
本案诉讼中，华北电力大学医院出具情况说明，称原告系该校普通高考录取生，2010年5月-2012年2月休学2年，除休学第2年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外，其他在校期间均享受北京市公费医疗待遇。
本案鉴定费11000元由原告垫付。
另查，原告向本院起诉的时间为2012年7月25日。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身份证及亲属关系证明，病历资料，鉴定报告及复函，华北电力大学提供的记账凭证、医疗费报销单据翻拍复印件，医疗费票据，票据明细，处方，外购药及残疾辅助用品票据及销售凭单，销售明细查询单，疾病诊断书，租赁合同，房租及电费收据，病理诊断报告单，村委会证明，最低生活保障卡，鉴定费票据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充分尽到告知以及注意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本案中经本院委托进行医疗过错鉴定，鉴定人出具了鉴定意见并针对当事人的异议进行了补充说明。尽管原、被告仍坚持所提异议，但尚不足以推翻鉴定意见，故本院认定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同时驳回原告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
根据鉴定意见，北大医院在术前未能完善病理检查，明确肿物的病理性质，在手术方案的决策与向原告告知方面存在不足；术中也未能在病理诊断仍不明确的情况下，充分向原告家属告知手术实施方案及替代方案，其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原告多器官切除且术后造瘘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由于原告自身疾病的性质以及发现时已具有明显占位压迫效应是主要原因，故北大医院的过错在造成损害因素中应占有次要程度。本院根据以上鉴定意见，认定北大医院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比例为40%。另外，根据上述鉴定意见，原告因治疗自身淋巴瘤所引发的损失与上述医疗过错并无因果关系，故北大医院的医疗责任仅限于因扩大手术造成原告器官切除及造瘘。
原告从北大医院出院以后，在2011年至2012年间持续就其淋巴瘤以及造瘘问题进行检查、治疗，根据法律规定，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原告的医疗费中，治疗其自身淋巴瘤以及经过学校报销的部分应由其自负。原告在北大医院第1次住院进行肿瘤切除手术。考虑到北大医院的过错在于扩大手术，根据原告当时的病情亦存在采取姑息性手术解除压迫的适应症，但区分有关医疗费存在困难，故本院根据第1次住院自负医疗费情况，对与扩大手术有关的费用酌定为90%的比例，为11015.64元。第2-10次住院主要在血液科进行化疗、在骨髓移植病房进行骨髓移植，但住院期间亦存在针对造瘘进行检查、护理以及所引发的并发症的治疗，但区分有关医疗费亦存在困难，故本院仍根据自负医疗费情况，对与造瘘及并发症有关的医疗费酌定为10%的比例，为9021.06元。原告报销的门急诊医疗费中，针对肿瘤治疗、检查的费用，本院不予支持；针对器官切除并造瘘后更换材料、造瘘引发的感染等并发症治疗的费用，应予支持，数额为12129.49元。根据以上分析，原告提供医疗费票据原件，结合票据明细、处方等，可证实与器官切除并造瘘有关的自负医疗费应予支持，数额为9003.70元。原告外购化疗药物“美罗华”的费用，应由其自负。原告外购抗生素“君迪”，与治疗造瘘引发的感染有关，本院确认其合理性，数额为664元。原告提供外购造口袋、引流袋、敷料的票据，对应的损失应属残疾辅助器具费。以上与医疗损害有关的合理医疗费数额共计41833.89元。
根据鉴定意见，原告至今需要依赖造瘘术解决二便问题，因此需经常性更换一次性医疗用品，所支出的费用应属合理损失。原告提供外购造口袋、引流袋、敷料的票据，可认定为上述合理损失，金额为1188.90元。原告提供由金象大药房开具的购买造口袋、引流袋、底盘以及过滤、护肤、消毒等一次性用品的销售明细查询单，可证实购买上述用品的情况，本院确认其真实性，金额为12031.16元。以上共计13220.06元。原告就其主张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的其他部分，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其陪护人员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不符合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本人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本院按照上述对住院医疗费的认定原则，对与医疗损害有关的住院天数酌定为50天。按照每天50元标准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2500元。
关于护理问题，结合鉴定意见以及原告需携带造瘘、引流设备进行就医的不便，原告就医以及休学的时间等因素，本院对合理的护理期限酌定为2年。由于原告不存在护理依赖，故对其主张的其父在京护理5年的护理费，不予支持。原告亦不存在两人护理的必要性，本院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原告就护理费的支出或护理人员的误工损失，未提供充分证据，本院参照护工劳动报酬标准，对护理费酌定为每月3500元，共计8.4万元。
根据出院医嘱及医疗损害情况，原告因多器官切除及造瘘以及由此引发的感染等并发症，的确需要加强营养。但原告就营养费的支出情况未提供证据，本院根据其身体情况，就合理营养费酌定为1万元。
原告就交通费，未提供证据。考虑原告就医情况，以及护理人员陪护情况，本院就合理交通费酌定为5000元。
就房租水电取暖费，并非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理应驳回。但是，考虑原告休学治疗需要住宿，其中包含医疗损害的因素，以及原告在住校期间对日常更换造瘘所需的一次性医疗用品存在不便，本院对该项请求中的租房费用酌情确定，数额为1万元。
关于残疾赔偿金，原告的主张符合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数额为6147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残疾赔偿金之内。根据村委会证明、最低生活保障卡、病历资料等证据可证实，原告之母因患恶性肿瘤导致丧失劳动能力亦无自主生活来源，应符合被扶养人条件。原告作为成年人，对其母有扶养、赡养的义务；同时，原告之父对其配偶亦有扶助义务。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之母作为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应根据2014年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残疾赔偿指数计算20年，考虑原告及其父二人均为扶养义务人，原告应承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50%计算，为196063元。残疾赔偿金总额应为810803元。
根据目前原告的身体情况，其仍需长期依赖造瘘术解决二便问题，为此应考虑后续残疾辅助器具费。原告主张其每月残疾辅助器具费计算方法及标准，提供了医疗机构的证明以及目前使用造瘘所需一次性医疗用品价格的证据，可证实其主张，本院据此认定其每月残疾辅助器具费的合理支出为4127元。考虑原告的年龄，以及今后该项费用可能发生的变化，本院暂按照10年计算。本案中原告最后1次进行尿路造口袋更换、造口护理、EC底盘更换、肠造口袋更换的时间为2014年12月26日，故后续残疾辅助器具费本院从2015年2月开始计算。以上共计495240元。超过10年，如原告尚有此需求，可继续主张权利。
原告主张的后续治疗费，未提供医疗机构明确的意见，鉴定人亦未作出明确认定，而其后续治疗所发生的费用是否可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以及报销情况目前亦不得而知，故本案中对原告的后续治疗费用无法明确，因此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就该项损失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权利。
以上经本院确认的各项合理损失，北大医院应当按照40%的比例对原告予以赔偿。
因医疗损害给原告造成较为严重的精神痛苦，故北大医院应当赔偿原告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根据原告的伤残情况，医疗过错程度，特别是因造瘘给原告生活造成的严重不便，对该项赔偿款酌定为5万元。
本案进行的医疗过错司法鉴定认定北大医院存在一定过错，而进行鉴定系当事人完成举证责任的手段，鉴定费收取数额与过错程度无关，故本院判决鉴定费由北大医院负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包X医疗费一万六千七百三十三元五角六分、残疾辅助器具费五千二百八十八元零二分、住院伙食补助费一千元、护理费三万三千六百元、营养费四千元、交通费二千元、租房费四千元、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三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一元二角、后续残疾辅助器具费（至二○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十九万八千零九十六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五万元。以上共计六十三万九千零三十八元七角','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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