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50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大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昌平镇府学路24号。
法定代表人：徐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群，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泰中太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府学路24号四层19号。
法定代表人：徐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群，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朝东，男，1966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怀祖，北京清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飞，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大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道公司）、上诉人北京泰中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中太公司）与被上诉人徐朝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4民初7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向徐朝东返还借款本金961万元及利息（以961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22日至本金还清之日的利息，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于2015年3月10日向徐朝东出具的3张《借条》以及《借条》上约定的利率计算标准，均属于表面事实，并非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徐军的自愿行为，系被迫出具。徐朝东仅提供了1111万元借款，通过预扣利息、高额计息、利滚利的方式合计向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索要高达近7000万元，并胁迫徐军出具上述3张《借条》，通过《借条》中约定的还款期限早于实际签字日期的情节，亦能够证明上述3张《借条》并非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徐朝东出具证据证明其是北京九州银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汇福通达商贸有限公司、北京众意合美防水工程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用以证明其具有大额资金的出借能力，但上述公司的注册资本均为认缴出资，实际到位的注册资本为零，因此上述三个公司的注册资本多寡与徐朝东是否具有大额资金支付能力无关。3.一审法院对案涉重要证据与事实的认定并不是采取综合判断，而是以单个证据、事实孤立的作出判决认定，有违裁判行为准则。一审法院未认定证人宋某的证言但未有任何解释说理，亦没有与其他证据综合作出最终的认定。一审法院推定2015年3月10日出具的3张《借条》所记载的27次借款合计3670万元是真实发生的借款，事实认定显属不妥，与实际借款金额严重不符。4.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10月27日的还款150万元按照先扣利息后扣本金的顺序进行抵扣，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与徐朝东之间未曾有关于利息的约定，徐朝东一审诉讼中也未曾主张过2015年之前的利息，但一审法院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超出诉讼请求范围错误的主动适用按照年利率24％计息，错误的主动适用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按照先息后本的顺序予以抵扣。二、一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超出徐朝东一审诉讼请求范围作出判决。徐朝东在一审中并未主张2014年5月至2015年2月期间的借款利息，但一审法院却认定《借条》中载明的上述期间内的借款3197万元为借款的高额利息，认为利率标准超过了年利率24％并予以调整，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严重侵害了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的合法权益。
徐朝东辩称，一、针对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第一项上诉理由，徐朝东在一审中已经进行过说明。二、徐朝东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包括了2015年3月10日《借条》中载明的3197万元，一审法院在审理后认定为高额利息，因此，一审法院并未违反民事诉讼的不告不理原则。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
徐朝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共同立即向徐朝东返还借款人民币6867万元；2.判令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向徐朝东支付利息（以6867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从2015年3月10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3.判令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军系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军和徐朝东系远亲关系。
从2013年至2014年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多次向徐朝东借款，由大道公司向徐朝东出具《借条》、《收条》或《承诺书》，具体情况如下：
1.从2013年至2014年大道公司（出租人）与徐朝东（承租人）陆续签订了13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大道公司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麻峪村的多套房屋在出租给徐朝东，租赁期限为20年或40年，徐朝东于合同签署当日一次性支付40年的房屋租金。上述13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共计2890万元。2013年1月18日，大道公司出具收到徐朝东交来房屋租赁费200万元的收条。徐朝东称上述《房屋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协商的借款担保方式，大道公司与徐朝东之间不存在实际的房屋租赁关系，2013年1月18日大道公司出具的收条实际上系收到借款200万元的收条。
2.2013年3月21日,大道公司的徐波向徐朝东出具一张借条，该借条记载：“今借徐朝东现金三十万元正（300000）元，定于4月21日还清。大道地产（徐波）。2013年3月21日。”
3.2013年9月29日，大道公司向徐朝东出具《借条》，该《借条》记载：“今收到出借人：徐朝东交来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1500000.00），于2013年10月28日前还清。收款人：宋某。收款日期：2013年9月29日。”该《借条》右下方“收款人”处盖有大道公司的印章。
4.2013年10月11日，大道公司向徐朝东出具《承诺书》，该《承诺书》记载：“兹有借款人徐军向出借人徐朝东借款人民币叁佰万元整（最终以借款人出具的收条为准），借款期限为叁个月。借款人徐军以其公司名下位于昌平区亢山路东关南里酒楼为本次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在借款人徐总无力偿还本次借款时，出借人徐朝东有权出售上述房产，所售金额优先用于偿还出借人徐朝东借款叁佰万元整，归还借款剩余金额全部归徐军所有。特此承诺。”该《承诺书》右下方“借款人”处有徐军的签字，并盖有大道公司的印章。
5.大道公司还向徐朝东出具另一份《承诺书》，该《承诺书》记载：“兹有借款人徐军向出借人徐朝东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最终以借款人出具的收条为准），借款期限为壹个月。借款人徐军以其公司名下位于昌平区亢山路东关南里酒楼为本次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在借款人徐军无力偿还本次借款时，出借人徐朝东有权出售上述房产，所售金额优先用于偿还出借人徐朝东借款伍拾万元整，归还借款剩余金额全部归徐军所有。特此承诺。借款人：徐军。”该《承诺书》右下方“借款人”处有徐军的签字，并盖有大道公司的印章。该承诺书上没有落款日期。
6.2014年2月10日，大道公司向徐朝东出具《借条》，该《借条》记载：“今有借款人徐军收到出借人徐朝东交来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此借款与2013年10月11日签定的《承诺书》一并为准。”该《借条》右下方“收款人”处有徐军的签字，并盖有大道公司的印章。
7.2014年2月18日，大道公司向徐朝东出具《借条》，该《借条》记载：“今有借款人徐军收到出借人徐朝东交来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00）。”该《借条》右下方“借款人”处有徐军的签字，并盖有大道公司的印章。大道公司先后于2014年3月10日、2014年4月4日、2014年4月22日、2014年4月25日、2014年5月8日、2014年5月22日、2014年6月5日、2014年6月26日、2014年7月8日、2014年7月18日、2014年7月28日、2014年8月8日、2014年8月18日、2014年8月28日、2014年9月8日、2014年9月18日、2014年9月28日、2014年10月8日出具金额不同但其他内容基本相同的《借条》或《收条》，《借条》或《收条》均有徐军的签字，并盖有大道公司的印章。《借条》或《收条》记载的借款金额分别是：2014年3月10日借款50万元，2014年4月4日借款200万元，2014年4月22日借款130万元，2014年4月25日借款90万元，2014年5月8日借款50万元，2014年5月22日借款200万元，2014年6月5日借款190万元，2014年6月26日借款200万元，2014年7月8日借款150万元，2014年7月18日借款100万元，2014年7月28日借款100万元，2014年8月8日借款150万元，2014年8月18日借款110万元，2014年8月28日借款110万元，2014年9月8日借款190万元，2014年9月18日借款130万元，2014年9月28日借款130万元，2014年10月8日借款230万元。大道公司还向徐朝东出具一张类似的《借条》，该《借条》记载的借款金额系100万元，但《借条》上没有落款日期。
另查一，2015年3月10日，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向徐朝东出具三张《借条》。第一张《借条》记载：“借款人北京泰中太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大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至2015年2月期间向徐朝东借款共计人民币3197万元（大写叁仟壹佰玖拾柒万元整）。借款人另外欠徐朝东人民币3670万元（大写：叁仟陆佰柒拾万元整）仍未偿还，由借款人另行出具借款凭据。以上借款从本借条出具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直至还清之日止。还款期限为：2015年3月1日前一次性还清。”第二张《借条》记载：“借款人北京大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泰中太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1日之前向徐朝东借款共计人民币780万元（大写柒佰捌拾万元整），其中包括七张借条：（1）2013年3月21日借款人民币叁拾万元；（2）2013年9月29日借款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3）2013年10月11日借款人民币叁佰万元；（4）2014年2月18日借款人民币叁拾万元；（5）2014年3月1日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6）2014年4月22日借款人民币壹佰叁拾万元；（7）2014年4月25日借款人民币玖拾万元。以上借款从本借条出具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直至还清之日止。借款期限为：2015年3月1日一次性还清。此借条出具后，上述七张借条视为作废。”第三张《借条》记载：“借款人北京大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泰中太投资有限公司于2013年1月18日至2014年10月8日期间向徐朝东借款共计人民币2890万元（大写：贰仟捌佰玖拾万元整），其中包括：（1）2013年1月18日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2）2014年2月10日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3）2014年3月10日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4）2014年4月1日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5）2014年4月4日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6）2014年5月6日借款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7）2014年5月8日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8）2014年5月22日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9）2014年6月5日借款人民币壹佰玖拾万元；（10）2014年6月26日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11）2014年7月8日借款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12）2014年7月18日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13）2014年7月28日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14）2014年8月8日借款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15）2014年8月18日借款人民币壹佰壹拾万元；（16）2014年8月28日借款人民币壹佰壹拾万元；（17）2014年9月8日借款人民币壹佰玖拾万元；（18）2014年9月18日借款人民币壹佰叁拾万元；（19）2014年9月28日借款人民币壹佰叁拾万元；（20）2014年10月8日借款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以上借款从本借条出具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直至还清之日止。还款期限为：2015年3月1日前一次性还清。此借条出具后，上述二十张借条视为作废。”
另查二，2015年6月5日，泰中太公司与徐朝东签订了两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泰中太公司与徐朝东在其中一份合同中约定：泰中太公司将位于河北省承德县朝梁子村村民委员会办公用房后面的荒山20亩（南至山边、北至山头、东至河沟、北至老牛刀）以20万的价格流转给徐朝东，泰中太公司应于2015年7月25日前将流转土地交付乙方。泰中太公司与徐朝东在另一份合同中约定：泰中太公司将位于承德县朝梁子村村民委员会办公用房对面的荒山400亩（南至李家沟山界分水岭、北至山松树边、东至小南沟东坡沟底、西至松树头）以5万元的价格流转给徐朝东。2015年6月6日，徐朝东（甲方）和泰中太公司（乙方）签订《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在该协议中双方确认以下事实：1.甲、乙双方曾于2015年6月5日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乙方将其享有承包权的位于河北省承德县朝梁子村村委会办公用房后面20亩的荒山流转给甲方，甲方应于2015年6月9日前支付流转总价20万元。2.乙方应于2015年3月1日前偿还其向甲方借款人民币20万元。3.甲、乙双方确认以流转款等额抵销乙方应还甲方上述借款20万元，甲方同意不再以任何理由向乙方主张该笔借款的利息。4.本协议签订时，甲、乙双方共同将原借条作废，根据抵销后的借款金额重新签署借条。
另查三，2015年7月22日，徐军和徐朝东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徐军将位于承德县朝梁子村村民委员会办公室房边34.11亩土地和林场承包权，以400万元的价格流转给徐朝东，徐军应于2015年8月15日前将流转土地交付徐朝东。2015年7月23日，徐朝东（甲方）与泰中太公司（乙方）签订《债权债务抵销协议》。双方在该协议中确认以下事实：1.甲方与徐军曾于2015年7月22日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徐军将其享有承包权的位于河北省承德县朝梁子村村委会办公用房边34.11亩的山场及林地流转给甲方，甲方应于2015年7月26日前支付土地流转总价人民币400万元。2.乙方应于2015年3月1日前偿还其向甲方借款人民币400万元。3.甲、乙双方确认以流转款等额抵销乙方应还甲方上述借款400万元，甲方同意不再以任何理由向乙方主张该笔借款的利息。4.本协议签订时，甲、乙双方共同将原借条作废，根据抵销后的借款金额重新签署借条。
另查四，泰中太公司（甲方）、徐军（乙方）、承德宏承古泰投资有限公司（丙方）、徐朝东（丁方）于2015年7月达成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记载：鉴于甲、丁双方互负债务，现经四方友好协商，甲、乙、丙方愿将位于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朝梁子村享有承包权的土地、荒山及自建楼房一栋转让给丁方，转让价款用于抵销甲方应还丁方债务，甲、乙、丙、丁四方达成备忘录如下：一、甲方于2010年7月29日与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朝梁子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朝梁子村村委会）签署《荒山承包合同》（面积共计400亩）。甲、丁双方协商将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丁方，并于2015年6月5日签署《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甲方将该土地以转让方式流转给丁方，流转价款为人民币伍万元，丁方同意该笔流转价款用于抵销甲方应还债务。二、甲方于2010年7月29日与朝梁子村村委会签署《荒山承包合同》（面积共计20亩），甲、丁双方协商将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丁方，并于2015年6月5日签署《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甲方将该土地以转让方式流转给丁方，流转价款为人民币贰拾万元，丁方同意该笔流转价款用于抵销甲方应还丁方债务。三、乙方于2010年8月19日与朝梁子村村委会签署《林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承包面积为40亩，后经测量，实际面积为34.11亩），甲、丁双方协商将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丁方，并于2015年7月22日签署《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甲方将该土地以转让方式流转给丁方，流转价款为人民币400万元，丁方同意该笔流转价款用于抵销甲方应还丁方债务。四、甲方于2010年7月29日与朝梁子村村委会签署《征地补偿协议书》（面积共计3亩）并委托丙方在该土地上建设一栋建筑面积为2592.54平方米的三层楼房，该楼房由承德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因丙方拖欠施工方承德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共计人民币贰佰伍拾伍万元）纠纷一案，前述房屋已被承德县人民法院裁定予以查封。现甲、丙、丁三方协商待房屋查封解除后将该土地及地上所建楼房以转让方式流转给丁方，流转价款为叁佰柒拾伍万元。丁方同意上述流转价款人民币叁佰柒拾伍万元用于抵销甲方应还丁方债务。若丁方为丙方提供其他担保或直接向施工方支付工程款255万元，致房屋查封被解除后，甲、丙、丁三方就土地经营权流转和房屋转让签订正式合同。丁方提供的担保或支付的工程款，甲、丙无需向丁方返还。五、若朝梁子村村委会要求丁方与其倒签《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前述条款约定的流转价款及债务抵销金额仍有效。合同倒签只为满足朝梁子村村委会管理需要，不影响前述约定效力。六、丙方应收朝梁子村村委会代为垫付装饰装修款、借款等款项共计211万元，丙方委托丁方收取，并无需向丙方返还。
另查五，从2013年5月至2014年5月，徐朝东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分五次向时任大道公司董事长助理的宋某转账共计258万元，分别于2013年5月22日转账45万元，于2013年5月23日转账40万元，于2013年10月10日转账27万元，于2014年1月19日转账95万元，2014年5月31日转账51万元。从2013年9月至2014年4月，徐朝东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宋某转账共计126.5万元，分别于2013年9月17日转账5万元，于2013年11月8日转账21万元，于2013年12月9日转账21万元，于2014年1月8日转账11万元，于2014年3月18日转账20万元，于2014年3月25日转账12.5万元，于2014年4月14日转账36万元。宋某系受大道公司委托代收以上借款，共计384.5万元。2013年10月27日，宋某通过银行向徐朝东转账150万元。
另查六，徐朝东系刑满释放人员，于2012年9月出狱。北京九州银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于2013年4月18日成立，该公司于2017年9月9日出具《情况说明》，证明该公司由徐朝东实际出资设立并经营，法定代表人徐卫东系徐朝东之弟，实际并未参与公司事务。北京汇福通达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于2014年3月21日成立，该公司2017年9月9日出具《情况说明》，证明该公司股东徐新芳、徐卫东、徐新红与徐朝东均系亲兄妹关系，公司实际由徐朝东出资设立并经营。另，徐朝东系北京众意合美防水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的股东，其认缴出资额为245万元，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徐卫东，该公司于2014年3月21日成立。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存在以下争议：一是徐朝东向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提供的借款总金额，二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借款利率，三是2013年10月27日宋某向徐朝东转账的150万元是否系大道公司向徐朝东的还款，四是欠款金额是否应予抵销。
一、关于徐朝东向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提供的借款总金额
徐朝东提供的《借条》、《收条》、《承诺书》、《备忘录》、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能够证明他与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也承认大道公司从徐朝东处借款，但仅承认借款本金1111万元，而本案徐朝东主张借款本金6867万元，徐朝东称其通过银行转帐向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提供了借款500余万元，但其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仅能证明银行转账借款金额系384.5万元，徐朝东称大部分借款均为现金交付。
本案双方当事人系多次借款后于2015年3月10日出具三张《借条》予以汇总确认。《借条》系借贷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凭证，同时具有推定借贷事实已经实际发生的初步证据效力。上述三张《借条》均记载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系借款人，且徐军系这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以代表公司对外行使民事权利和义务，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亦未对此提出抗辩，故该院认定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均系本案借款的债务人。对于借款本金金额，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提供了证人宋某的证言，证人宋某出庭陈述徐朝东实际提供的借款本金仅1111万元并提供其记载的借款明细。该院认为，证人宋某的证言不足以否定这三张《借条》的证明力，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称徐朝东掐徐军的脖子强迫徐军签订《借条》，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关于实际借款本金仅为1111万元的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
然而，徐朝东根据2015年3月10日的三张《借条》主张借款本金6867万元，亦有可疑之处。首先，徐朝东所称6867万元借款中，除了584.815万元其余高达六千余万元的借款均通过现金交付，其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交付了高达六千余万元的现金。其次，徐朝东还称从借款之日至2015年3月10日，其向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提供的巨额借款均为无息借款，该院认为，徐朝东与徐军仅系远亲关系，且徐朝东陈述其不少现金系从其朋友或亲戚所借，从他人借款再免息借给营利性公司，徐朝东的如此陈述不符合常理。再者，徐朝东在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未归还借款的情形下又持续多次出借大额款项，行为亦不合常理，不能排除2015年3月10日的三张《借条》所记载的本金金额中包含高额利息的可能。另外，从徐朝东提供的2013年至2014年期间的《借条》、《收条》和《承诺书》可以看出，双方当事人存在借款后出具字据的交易习惯，而且徐朝东称大部分借款系现金交付，在借款后随即出具书面凭据的交易习惯合情合理。2015年3月10日《借条》所记载的2014年5月至2015年2月期间的借款3197万元，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未出具同期的书面凭证，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
该院经审查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结合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款项来源、交付方式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交易习惯等事实，推定上述三张《借条》所记载的27次有具体借款时间和借款金额的借款是实际发生的借款，分别是2013年1月18日借款200万元、2013年3月21日借款30万元、2013年9月29日借款150万元、2013年10月11日借款300万元、2014年2月10日借款50万元、2014年2月18日借款30万元、2014年3月1日借款50万元、2014年3月10日借款50万元、2014年4月1日借款100万元、2014年4月4日借款200万元、2014年4月22日借款130万元、2014年4月25日借款90万元、2014年5月6日借款250万元、2014年5月8日借款50万元、2014年5月22日借款200万元、2014年6月5日借款190万元、2014年6月26日借款200万元、2014年7月8日借款150万元、2014年7月18日借款100万元、2014年7月28日借款100万元、2014年8月8日借款150万元、2014年8月18日借款110万元、2014年8月28日借款110万元、2014年9月8日借款190万元、2014年9月18日借款130万元、2014年9月28日借款130万元、2014年10月8日借款230万元，上述借款金额共计3670万元。至于《借条》所记载的2014年5月至2015年2月期间的借款3197万元，徐朝东提供的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借款利率
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辩称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利息系月利率12％或月利率15％；徐朝东称从借款之日至2015年3月10日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不支付利息，从《借条》出具之日2015年3月10日开始，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双方当事人对借款利息的陈述差距较大，该院认为，2015年3月10日《借条》中记载的2014年5月至2015年2月期间的借款3197万元应当系借款的高额利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借款利率应当超过了年利率24％，该院依法对利率予以调整，按照年利率24％计算本案借款2015年3月9日之前的利息。
对于从2015年3月10日起至还清之日的利息，双方当事人在2015年3月10日的《借条》中有明确约定，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符合法律规定。
三、2013年10月27日宋某向徐朝东转账的150万元是否系大道公司向徐朝东的还款
对于2013年10月27日宋某向徐朝东转账的150万元，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辩称系其向徐朝东返还的借款本金，但徐朝东予以否认，称徐朝东与宋某之间亦有民间借贷关系,这150万元与本案无关。该院认为,徐朝东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他通过银行转帐向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提供借款时，宋某均系代收人，大道公司通过宋某的银行帐户向徐朝东还款符合常理,亦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徐朝东无法提供其与宋某之间存在其他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述150万元，应当认定为大道公司向徐朝东的还款，但应当按照利息先于本金的顺序予以抵扣。按照年利率24％计算，2013年1月18日的借款200万元至2013年10月27日利息系372164.38元，2013年3月21日的借款30万元至2013年10月27日的利息系43594.52元，2013年9月29日借款150万元至2013年10月27日的利息系28602.74元，2013年10月11日的借款300万元至2013年10月27日的利息系33534.25元，上述利息共计477895.89元。故2013年10月27日大道公司还款150万元，其中477895.89元系利息，剩余1022104.11元系本金。综上，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应向徐朝东返还借款本金35677895.89元。
另外，按照年利率24％计算从2013年10月28日至2015年3月9日的利息，共计6943227.73元。
四、欠款金额是否应予抵销
对于徐朝东与泰中太公司达成的以土地流转款抵销借款的三个抵销协议，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辩称应在本案借款中予以抵销共计425万元，徐朝东称抵销协议所基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未实际履行故不同意在本案借款中予以抵销，该院认为，上述抵销协议与徐朝东与泰中太公司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密不可分，徐朝东与泰中太公司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是否实际履行产生较大争议，该纠纷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案解决。
关于徐朝东与泰中太公司、承德宏承古泰投资有限公司三方签订的以土地及地上所建楼房流转价款375万元抵销泰中太公司应还徐朝东债务的约定，双方当事人对该抵销协议争议较大，且该协议涉及土地经营权流转和房屋转让等法律关系，亦涉及案外人承德宏承古泰投资有限公司的权益，也应另案解决。
对于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以水晶、金丝楠影子木、金丝楠办公桌、杂木写字台、和田玉链子、白翡翠手镯等贵重物品抵债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曾达成以物抵债的约定，且徐朝东亦不予承认，故徐朝东从徐军住处是否搬走上述贵重物品与本案无关，若确实存在徐朝东未经所有权人允许搬走贵重物品的事实，所有权人可另行向徐朝东主张物权。
故对于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要求在本案中对借款金额予以抵销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1.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向徐朝东返还借款本金35677895.89元并支付从2013年10月28日至2015年3月9日的利息6943227.73元，以上共计42621123.62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2.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徐朝东支付从2015年3月10日至本金还清之日的利息（以35677895.89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3.驳回徐朝东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徐朝东依据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2015年3月10日出具的3张《借条》，主张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偿还借款本金6867万元及利息，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则主张上述3张《借条》是其法定代表人徐军在受到徐朝东胁迫的情况下而出具，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仅认可真实发生借款本金1111万元，差额部分均为高额利息。综合上述各方意见，本院认为，大道公司、泰中太公司与徐朝东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合法有效。
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上诉主张上述3张《借条》系其法定代表人徐军在受到徐朝东胁迫的情况下而出具，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应当就其上述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提出《借条》中载明的还款期限早于《借条》的出具时间，从而证明徐军出具《借条》并非自愿行为，对此本院认为，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徐军在出具上述《借条》时受到胁迫，虽然《借条》中载明的还款期限早于《借条》的出具时间，但不能就此认定徐军受到胁迫的事实，故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关于上述3张《借条》并非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针对借款实际发生数额一节，一审中，徐朝东主张3张《借条》确认的借款本金总额为6867万元，并称逐笔借款发生之时并未约定利息，而是在《借条》中约定了利息的计算方法，故主张自《借条》出具之日起，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则仅认可借款本金1111万元，差额部分均为高息。对此本院认为，虽然2015年3月10日，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出具的3张《借条》确认借款总金额为6867万元，但徐朝东仍应当对完成了款项交付义务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通过查明事实可知，徐朝东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提供借款384.5万元，剩余借款徐朝东主张均系现金交付，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认可收到借款1111万元，亦认可双方存在现金交付借款的情形，故应当认定借款的交付存在银行转账和现金交付两种方式。针对2015年3月10日出具的金额为780万元的《借条》和金额为2890万元的《借条》，徐朝东提供了上述两张《借条》中列明的27张大道公司出具的或《借条》、或《收条》、或《承诺书》，用于证明大道公司在收到借款后出具了收款凭证，针对金额为3197万元的《借条》，未能提供类似书证用于证明款项交付的事实。综合上述，一审法院根据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等事实综合考量并认定借款本金为3670万元并无不当，在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关于2015年3月10日的3张《借条》系徐军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而出具的主张不能成立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上述3197万元系借款的高额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
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将2013年10月27日的还款150万元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抵扣不当，对此本院认为，如上所述，案涉借款存在利息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即“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的，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在案涉还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徐朝东不认可案涉还款系偿还本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进行抵扣并无不当，本院对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关于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所称一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超出徐朝东一审诉讼请求范围作出判决一节，本院认为，徐朝东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为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偿还借款本金6867万元及利息（以6867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从2015年3月10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实际发生借款本金3670万元，差额3197万元为2015年3月10日之前产生的利息，在此基础上，将2013年10月27日的还款150万元按照先利息后本金的顺序进行抵扣后，判决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5677895.89元及自2013年10月28日起支付利息并无不当，本院对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该项上诉意见亦不予支持。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自2015年3月10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计算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并无不当，但应当以年利率24％为上限。
综上，大道公司和泰中太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6589元，由北京大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泰中太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甄洁莹
审 判 员 刘海云
审 判 员 徐 硕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韩悦蕊
书 记 员 杜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