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海商初字第589号
原告：曹振兰，女，汉族，现住凤城市。
委托代理人：刘景共，辽宁方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春伟，辽宁方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辽宁省丹东市。
负责人：ＸＸ，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威，辽宁泰庆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家庆，辽宁泰庆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曹振兰（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刘景共、吴春伟，被告委托代理人王威、吴家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投保人于子钊于2013年10月12日在被告处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险保险。被保险人合计4人缴纳保费10，600元。每人死亡责任限额285，000元。保险期间为2013年10月12日0时起至2014年10月11日24时止。2013年12月31日21时许，原告的儿子关伟到船东于修海所属的丹渔捕3045渔船出海作业，2014年1月6日，船东按照被告以往的要求，更换了包括受害人的被保险人。渔船出海作业后该船及船上8名船员均失踪。2014年4月29日，丹东渔港监督处出具了《东港市丹渔捕3045渔船失踪事件调查报告》及受害人关伟已无生还可能的证明。2014年11月14日，大连海事法院作出（2014）大海特字第86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关伟死亡。2015年3月19日，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将索赔材料交给被告，3月23日，被告做出了《理赔决定通知书》，称，尊敬的林凤桐先生，您于2015年3月19日提起的理赔申请，本公司已收悉。根据您的申请事由及您提供的相关材料证明，结合被保险人王丹在保障范围（001791600002号保险合同项下险种：《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经公司审核确认，不在条款范围内。”被告以此理由拒赔。原告认为被告拒赔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属于违约行为。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保险理赔款285，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保险业务专用发票两张、团体投保信息登记表。2、涉案渔船失踪事故调查报告。3、民事判决书。4、保单更改批单三份。5、受害人生前家庭关系证明、其父母户籍证明。6、证人证言。
被告辩称：保险合同中将关伟更换为被保险人并对关伟投保的部分无效。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无效。本案中，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为“于子钊”，“其与关伟的关系即不符合《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规定的特殊身份关系，也不符合该法第（四）项规定的劳动关系，因为“劳动关系”专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形成的劳动关系，受《劳动合同法》调整，而投保人于子钊不具备用人单位的资格，不受《劳动合同法》调整，所以，关伟并不是劳动者，另外，关伟是受雇于船东“于修海”，并出海作业，其与于修海形成劳务关系，与投保人于子钊没有任何关系，故，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合同无效。本案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以及保险金具体金额的条款，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该保险合同需经被保险人关伟的同意并认可，但投保人在2014年1月6日将被保险人关伟列为被保险人时，关伟已经出海数月并失联，保险合同并未经被保险人关伟的同意以及认可，故该保险合同无效。投保人更换关伟为被保险人的变更合同行为违反了《合同法》52条的规定，该合同无效。本案中，据丹东渔港监督处出具的《东港市丹渔捕3045渔船失踪事件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1月6日早8时，即与3045号渔船失去联系，此后多次联系无果。上述事实说明，投保人作为专业的捕鱼人在2014年1月6日早8时即知道渔船失联，被保险人关伟可能已经发生意外而死亡。投保人于子钊在此种情况下于保险人开业后（即8时30分后）即立即向保险人申请将关伟更换为被保险人明显是一种恶意欺诈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其欺诈行为符合《合同法》52条第（一）项的规定，因此，其将关伟变更为被保险人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关伟所在的“丹渔捕3045”号渔船所发生的失踪并导致关伟被宣告死亡的事故不是保险事故，不在被告的保险范围内，答辩人对于本案不具有保险责任，不应进行赔偿。本次事故不是保险事故，也不在保险范围内，被告不应赔偿。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投保人于子钊所属的船号为：丹渔捕4096、4123。这说明：投保人与保险人就保险范围作出了特别的、明确的约定，投保人仅为该两艘船所发生事故而导致的人员伤亡进行投保，保险人的保险范围也仅限于该两艘船发生意外事故时所导致的船上人员伤亡。也就是说，只有投保人于子钊本人的该两艘船发生意外事故时，才属于保险事故。而本案中发生意外事故的丹渔捕3045号渔船是于修海所有并经营的，与投保人于子钊没有任何关系，该船也未在保险合同中进行约定，因此，丹渔捕3045号渔船并不是被告承担保险责任的船舶，不在保险范围内，其发生的事故，也不是保险事故，被告无需赔偿。关伟并未在保险合同期间内死亡，故被告没有保险责任，不应赔偿。投保人“于子钊”与被告所签订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2013年10月11日至2014年10月10日，宣告关伟死亡判决即（2014）大海特字第86号《民事判决书》是2014年11月14日作出并生效的，也就是说，关伟的死亡时间是2014年11月14日，其死亡的时间并不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内，其死亡时，保险合同已经过期失效，所以，保险人不具有保险责任，无需赔偿。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违背事实真相，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不承担诉讼费用。
为支持其答辩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保险合同两份。2、变更保险申请书。
对原、被告提交证据的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证明案外人于子钊是投保人，船号为丹渔捕4096和4123。对此份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2，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证明丹渔捕3045渔船发生事故，并非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渔船，不属于保险范围。该事故报告是海事行政机关对原告近亲属所在渔船海事事故调查所做的认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交证据3，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表明涉案渔船为丹渔捕3045，宣告死亡时间为2014年11月14日，超出保险期限。该证据是对原告近亲属死亡的宣告，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4，被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5，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份证据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6，被告不予认可，认为不是为船主于修海办理保险合同，但，证人当庭陈述被告保险合同均是其代替船主于修海办理保险，且合同上签字均为被告业务员代办，被告代理人对此予以否认，但不申请鉴定，本院对该份证人证言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原告对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内容属实，但是，合同对投保人告知内容属保险公司后填写的，投保人签名也非真实。但原告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可。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投保人签字不真实。但对内容予以认可。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定。
本院查明：
2013年10月10日，于子钊作为投保人在被告处投保了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合同号为130017916000001和130017916000002，载明，投保团体名称和联系人均为案外人于子钊，同时载明被保险人数为4人，5601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责任限额和免赔额每人伤亡责任限额为165，000元，（保险合同为130017916000002的载明，5601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限额为120，000元，1607团体意外医疗费用责任限额为20，000元）。保险合同号为130017916000001的保险费为6，000元，保险合同为130017916000002的保险费分别为3400元和1200元。保险期限自2013年10月11日起至2014年10月10日止。保单生成时间为2013年10月10日。保险合同所附被保险人名单中序号为5的即为本案原告近亲属关伟，客户号为021203980。两份保险合同特别约定条款内包括所属渔船号为丹渔捕4096、4123等所有内容均非投保人书写和签名。合同上签名也非投保人所写。2013年10月14日，被告为投保人出具保险合同送达回执，告知责任免除条款已进行了重点说明等，但，该回执上投保人签字均非其亲自所为。被告为投保人于子钊开具两张保险业专用发票，分别载明收取4600元和6000元。2013年12月31日21时许，涉案的丹渔捕3045渔船出海作业，受害人关伟与其他3名被保险人做为船员也一同出海。2014年1月6日，投保人于子钊将上述两份保单附带的被保险人名单内的刘士成、秦连贵、于学峰、赵希洪替换为戴忠波、王丹、关伟、王洪全。但该批单上投保人签字也非其所写。同日，被告为投保人出具保单服务批单，同意被保险人的更换。渔船出海作业后该船及船上8名船员均失踪。2014年3月24日，丹东渔港监督处出具了《东港市丹渔捕3045渔船失踪事件调查报告》。2014年11月14日，大连海事法院作出（2014）大海特字第86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关伟死亡。2015年3月19日，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将包括关伟在内的4个人的索赔材料交给被告。3月23日，被告做出了《理赔决定通知书》，称，尊敬的林凤桐先生，您于2015年3月19日提起的理赔申请，本公司已收悉。根据您的申请事由及您提供的相关材料证明，结合被保险人王丹在保障范围（001791600002号保险合同项下险种：《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经公司审核确认，不在条款范围内。”被告以此理由拒赔。
本院认为：
本案为海上保险合同纠纷。原告主张，案外人于子钊系船主于修海侄子，帮助其打理生意。案外人于子钊与被告所签订的两份《福佑专家人身意外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均是受于修海指派，并代表其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第六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涉案渔船的船主于修海委托其侄子于子钊办理船员团体意外伤害险，于子钊完全按照于修海的指示和要求办理，被告没有对案外人于子钊进行相关是否具有渔船和雇佣船员进行审查，并且由其业务员代替签字办理保险合同。由此可知，被告的业务员明知案外人于子钊是为涉案船主于修海办理所雇佣船员的保险业务，而在投保人声称没有于修海身份证的情况下，直接用案外人于子钊的名义办理了涉案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被告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案外人登记有涉案渔船，也不能证明案外人雇佣了包括受害人关伟在内的其他船员，也无证据证明案外人系为其自己所雇佣船员办理保险。案外人于子钊自己并不拥有涉案渔船，在办理上述保险过程中，所缴纳的保险费均是船主提供，其只是为船主代办上述保险。因而，本案的投保人应当是船主于修海。《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原告近亲属生前受雇佣于船主于修海，于修海指定的涉案船舶船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投保办理人员于子钊到被告处订立了保险合同，被告收取了保费并出具了保单，该合同虽然载明投保人为案外人于子钊，但是，被告知道于子钊为船主于修海办理保险业务，且主动为其代签名字以及免责条款等事宜，该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对于修海和被告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应承担的义务。被告代理人关于涉案保险合同无效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四）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第三十四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被告代理人认为，投保人的行为符合合同法第52条第一款的规定，因而无效。本案投保人于子钊作为船主于修海的隐名代理人为其办理所雇用船员的团体意外险。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更没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或者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被告业务员还积极为其代写免责条款和署名，因而，该保险合同合法有效。被告代理人进而主张该合同是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该涉案保险合同非单纯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保险合同，其保险种类为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含有医疗、伤害等诸多内容，再者，被告业务人员亦没有对此予以告知和说明，被告不能以此主张合同无效。被告代理人还主张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没有《保险法》三十一条规定的保险利益而主张涉案保险合同无效。而本案真正的实际的投保人为船主于修海，于修海作为原告近亲属关伟生前的雇主，对关伟具有雇佣关系，就保险合同而言，具有保险利益。案外人于子钊虽然登记在保险合同上，但是其只是代理于修海办理保险，因而，该保险合同依法有效。综上，被告代理人关于涉案保险合同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出具的保险单和保险条款上均注明涉案保险为团体意外保险，所附带的被保险人名单上也没有注明被保险应属那条渔船，不能更改服务渔船等禁止性规定。团体意外保险的含义是投保人为其所雇用的船员办理保险，所有参保的被保险人作为一个团体参加保险。至于那个船员在那条渔船上没有作出约定。保险合同上特别条款也没有对此予以注明，只是写了投保人于子钊和丹渔捕4096和4123。况且，这个特别约定也非投保人书写，对实际投保人于修海也没有约束力。在海事事故调查报告中，明确载明，本案原告的近亲属关伟确属失踪船员之一。被告也对包括关伟在内的四名被保险人的更改做出了同意的批单。因而，更改被保险人已经生效。被告代理人主张原告近亲属关伟被宣告死亡时间超出保险期限，因而不予理赔。众所周知，海上事故具有不确定性和调查处理的周期，若是按照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下落不明的船员，要等到满四年方可宣告其死亡。所有的一年期的保险合同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理赔。这显然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海事事故处理的情况复杂、期限漫长，本案发生海事事故时保险期限就过去二个多月，就算适用特别规定，宣告死亡公告仍需三个月，加上审理等时间，要想在一年的保险期限内完成宣告死亡的赔偿很难实现，被告代理人以此主张受害人被宣告死亡日期超过保险期限而不应予以理赔，不符合法律精神和公序良俗，本院不予支持。受害人关伟系原告所雇佣船员，登船出海后，经案外人与被告联系与他人进行了更换批改，被告已予以认可。海事事故报告已经确认，本案受害人关伟系该涉案渔船上失踪后被依法宣告死亡的8名船员之一。就海事事故报告而言，在结论部分，根本没有确切认定该起海事事故准确的发生时间或者受害人的失踪和死亡时间。2014年1月6日只是原告陈述联系不上涉案渔船的时间，失联并不等同于失踪，更不能代替海事事故部门确认了事故发生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本案原告近亲属发生保险事故，原告向被告提出给付保险金的申请，也按照被告要求缴纳了相关材料，被告应当履行给付保险金的法定义务。拒不给付应属违法。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曹振兰保险理赔款285，000元。
案件受理费5574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2787元由被告负担，同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玉传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毕崇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