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3民终47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市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建国西路恒盛广场写字楼1806室。
法定代表人：曹桂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冲，男，1981年2月23日生，汉族，该公司副经理，住徐州市泉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松，江苏彭隆（琼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市泽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城南大道西侧盛泉大厦综合楼204室。
法定代表人：陈广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敏，江苏敏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江苏敏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春霖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经济开发区杨山路21-2号126室。
法定代表人：李慧玲，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市淇开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经济开发区杨山路21-2-128室。
法定代表人：崔现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州市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州市泽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源公司）、徐州春霖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霖公司）、徐州市淇开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淇开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5）泉商初字第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富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冲、岳松，被上诉人泽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敏、陈思，被上诉人春霖公司、淇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富兴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给付销售煤炭居间中介费用280.443585万元及相应银行利息62.824273万元，合计343.267858万元；2、本案诉讼、保全等一切费用由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错误。1、一审对泽源公司负责和富兴公司的王冲进行《代销煤炭居间合同》商谈的人未予查明。任何公司的行为，都须要由自然人去实施，一审中上诉人反复主张泽源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和谈判代表是三被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崔平，被上诉人虽然否认崔平的实际控制人身份和谈判代表身份，但并没有说明谁是业务洽谈代表。这个事实是本案必须查明的基本事实，被上诉人负有举证义务，但一审法院对此最基础的事实未予查明。
2、一审对泽源公司和徐州市万兴电煤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兴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签订过程和背景未予查明。（1）2012年4月28日先签订《煤炭买卖合同》，是按照崔平的要求和约定而办理。2012年4月初，王冲和崔平在商谈、签订《代销煤炭居间合同》时，崔平提出“富兴公司要先行代泽源公司与电煤配送公司签订至少2万吨的《煤炭买卖合同》后双方再加盖合同公章。”并还对王冲说：“我要去台湾旅游，你抓紧促成合同。”（2）形成于2012年4月28日的《煤炭买卖合同》虽然落款日期为打印的4月28日，但盖章时间却是4月29日，与泽源公司在《代销煤炭居间合同》上盖章时间是同时的。
3、一审认定富兴公司代理泽源公司签订2012年4月28日的煤炭买卖合同错误。2012年4月28日《煤炭买卖合同》的条款全是由王冲把万兴公司提出的条件如实传达给崔平，又把崔平的条件如实转达给万兴公司，王冲只起到媒介和促成作用。王冲按崔平的要求从万兴公司拿来两份打印日期为4月28日的《煤炭买卖合同》，于4月29日送到崔平在泽源公司的办公室，并加盖公司印章，而这一切都是崔平在台湾用电话指挥。因此，王冲并未代理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且该合同委托代理人一栏也没有王冲签名。
4、2012年4月29日签订的《代销煤炭居间合同》对《煤炭买卖合同》及居间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煤炭买卖合同》与《代销煤炭居间合同》是同时加盖公章，应为同时成立。《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合同的执行期是2012年5月1日至30日，合同的生效期是：本合同自收到乙方每吨10元的合同履约金后开始生效，也是说4月28日时，该合同尚未生效。且居间人王冲在签定完居间合同后，于5月8日亲自带崔平到万寨港介绍与万兴公司的杨磊认识并进行业务对接，是居间人进行居间中介促成至2012年5月10日合同生效。
5、本案《代销煤炭居间合同》和促成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一审判决给予强制分割错误。2012年4月29日，崔平在台湾旅游，电话指挥其公司会计在上述两个合同上同时都加盖公司印章，足以说明崔平在4月26日去台湾前，和其妻子胡蕾在徐州时就与居间人王冲对《代销煤炭居间合同》的条款商谈好，而之所以要先行签订2万吨《煤炭买卖合同》，也是崔平向王冲提出能在居间合同上加盖公司印章的一个重要条件。即：不签订2万吨的《煤炭买卖合同》，就不能在《代销煤炭居间合同》上加盖公司印章。因此，两个合同相辅相成、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6、一审认定富兴公司精心促成的、具有重大商机的《煤炭买卖合同》为普通合同错误，掩盖被上诉人侵权的事实。2012年4月28日，富兴公司促成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不是一个普通的买卖合同，而是一个居间人向被居间人报告具有数亿元价值的重大商业机会，且被上诉人自2012年5月10日至2013年6月30日，已享用上诉人居间介绍的国家电煤指标达56.088717万吨，销售额达2.58亿元，已经取得经济效益达2500多万元。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有什么理由享用和占有由上诉人提供的中介市场却不用支付报酬。
7、一审判决对崔平与三被上诉人的关系未予认定。泽源公司将其与万兴公司的业务转由春霖公司、淇开公司去做，说明三被上诉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三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崔平。泽源公司转让商业机会的目的很明确，意图在于逃避和富兴公司之间居间费用。
8、一审未确认三被上诉人与万兴公司之间的业务交易量。由于富兴公司的居间中介，其促成三被上诉人与万兴公司共九次签订《煤炭买卖合同》，数量51.5万吨，实际履行过程中，三公司共开出增值税发票2256张，计56.088717万吨；其中用泽源公司开票608张，计12.243988万吨；春霖公司开票1122张，计28.949347万吨；淇开公司开票526张，计14.895382万吨。一审只认定万兴公司提供的“富兴公司居间中介泽源、春霖、淇开三公司销售煤炭给万兴公司年度分月数量总表”，该表中的煤炭数量是55.482623万吨，还有6060.93吨有待认定。
二、一审判决认定合同性质错误。1、一审判决故意篡改《代销煤炭居间合同》的合同目的。双方签订《代销煤炭居间合同》的合同目的是“甲方委托乙方利用全国各地煤炭市场多年关系渠道优势居间中介为甲方销售煤炭”。而判决书中确变成了“签订《代销煤炭居间合同》合同目的是：甲方委托乙方代销煤炭”，故意扔掉“居间中介”文字。
2、一审根据合同中“乙方应采取甲方单位名称销售煤炭，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向乙方单位颁发代销煤炭委托书，以顺理合法开展工作”和合同第四条等内容，认定为委托合同错误。一审判决之所以把代理、委托、聘书、价格、销售煤炭等字样认定为委托合同，是接受了被上诉人提供的一份2004年上诉人公司另一份代办费合同的裁定误导。区分委托合同和居间合同，不在文字表面，而要从合同目的、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合同的费用、合同的实施去分析判定。上诉人对《代销煤炭居间合同》与2004年的代办合同做了对比，并已列出《两个合同区别对照一览表》，两份合同内容不一致，本案应仍定为居间合同。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合同性质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敬请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泽源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关于案件事实的上诉主张不成立。因泽源公司认可2012年4月29日与富兴公司签的《代销煤炭居间合同》，以及在此之前于2012年4月28日与万兴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因此，没有必然再查明合同成立前要约和承诺的具体过程。且上述两个合同也没有关联。上诉人纠缠此细节没有任何意义。何况合同签订的过程并不影响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上诉状中的其他事实因无证据证明，均是上诉人自说自话。
二、一审判决认定《代销煤炭居间合同》的性质为委托合同正确。该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销煤炭”、“代理销售煤炭期限暂定3年”、“乙方按照甲方规定开拓市场，组织销售，乙方超规定价格销售煤炭，其超价格收入部分，可以按照税后利润五五分成”，“乙方必须以泽源公司名义开展活动”等内容，更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构成要件。且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苏商辖再终字第0002号民事裁定书已经有具体论述。上诉人自认未处理委托事务，正说明上诉人没有履行合同约定事项，一审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正确。
三、泽源公司同意一审判决的原则认定。当然，一审判决若能在杨磊证言的评判方面，认定杨磊于2012年4月28日在卖炭买卖合同上签字及所写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采纳杨磊的诉讼中的证言就更加完美。因此，泽源公司与万兴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与富兴公司没有关系，应该驳回富兴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综上，上诉人除了提供两份合同外，没有提供任何履行合同义务的相关证据。且富兴公司对万兴公司与泽源公司签订合同、实际发货量、价格、货款数额等均不清楚，所提供的证据均为诉讼中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上诉人富兴公司仅凭一纸合同，诉求300万元“居间”费，是坐收渔利，没有依据，应予驳回。
春霖公司、淇开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期间，上诉人提出《煤炭买卖合同》和《代销煤炭居间合同》签订日期存在前后，而上诉状中变更为同时加盖公司印章；二、关于《代销煤炭居间合同》订立过程，上诉人在一审期间的陈述意见，与上诉状中的陈述存在矛盾。一审中，上诉人先是主张《代销煤炭居间合同》上的泽源公司印章系崔平的妻子胡蕾加盖，而经过举证，胡蕾当时在台湾，后上诉人又变更陈述，而上诉状中关于合同订立的过程与一审的陈述又发生变化。综上，一审判决驳回富兴公司对春霖公司和淇开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富兴公司原审诉称：2012年4月28日，富兴公司将自己多年的煤炭业务关系单位介绍给泽源公司，并代表泽源公司与万兴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且与泽源公司口头约定：“在2012年5月起，三年内泽源公司（包括与泽源公司关联的公司）都可以分期分月与万兴公司签订合同，并用汽车向电厂供煤2万吨以上等”。2012年4月29日，富兴公司与泽源公司签订《代销煤炭居间合同》，约定了费用的支付等权利义务，该合同已成立生效。自2012年4月28日至2014年12月31日，富兴公司共代泽源公司居间中介销售煤炭给万兴公司计554826.23吨，泽源公司应分别按期付给富兴公司居间中介服务费2774131.15元。富兴公司多次催要并书面发函要求泽源公司履行合同并归还拖欠中介费，其一再拖延。泽源公司在履行《代销煤炭居间合同》时严重违约，两年多来轮换用泽源公司、春霖公司及淇开公司去履行富兴公司提供的销售煤炭中介市场业务，且居间费至今未给付，已经给富兴公司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请求判令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共同给付销售煤炭居间中介费2804435.85元及相应利息628242.73元（按日2.1‰的标准，暂计算至2015年12月31日，要求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合计3284743.28元。
泽源公司原审辩称：富兴公司的诉请与事实不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万兴公司与富兴公司无任何往来，富兴公司诉称其将多年的业务关系介绍给泽源公司，应提供其和万兴公司之间商务贸易往来的证据予以证明；2、泽源公司确实与富兴公司签订了委托居间合同，但合同日期是在2012年4月29日，而富兴公司提供的泽源公司与万兴公司首次签订合同的时间是4月28日，该合同与富兴公司无关。泽源公司与万兴公司的煤炭业务关系是泽源公司自己努力的结果，与富兴公司没有任何关系；3、富兴公司起诉泽源公司后，发现泽源公司无偿债能力，为了达到目的，滥用诉权追加春霖公司和淇开公司为被告。富兴公司是多年来专门从事中介提取好处的公司，《代销煤炭居间合同》中有“如出现同一法人或及其它相关联公司去履行乙方（富兴公司）提供的中介市场业务，其销售煤炭单位也将按本合同约定去履行义务”的约定，并非是针对本案合同所添加，更不是崔平经理的承诺，同时，富兴公司主张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为关联公司应当提供证据；4、富兴公司在泽源公司和万兴公司的业务过程中，未履行任何义务；5、富兴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
春霖公司、淇开公司原审辩称：首先，涉案《代销煤炭居间合同》应属于委托代理合同；其次，春霖公司、淇开公司与富兴公司之间无任何合同及其他法律关系，富兴公司与泽源公司之间订立的《代销煤炭居间合同》，既无答辩人企业名称，更无该两公司的盖章确认。《代销煤炭居间合同》中崔平的签字并非其本人签字，富兴公司有意伪造证据，故意捏造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为关联公司。但三个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春霖公司、淇开公司系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帐册明晰的法人主体，三公司的股东不同、经济诉求不同，人员、财务均不交集与混同。万兴公司系春霖公司、淇开公司的自有客户，与富兴公司无任何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28日，泽源公司与万兴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泽源公司向万兴公司供应原煤2万吨，交货至万兴公司指定电厂内煤场。其中，泽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处均为空白。合同约定：合同执行期为2012年5月1日至2012年5月30日；货款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为到厂含税一票结算，甲方根据实际到货数量及质量验收合格，每周来煤加权平均开具结算单传乙方，待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全额煤炭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17%），15个工作日付清全款。合同签订后，万兴公司分别于2012年5月24日、6月19日、6月20日向泽源公司开具增值税票，根据增值税票显示，泽源公司在该合同执行期限内发运煤炭共计17400吨。后富兴公司持该份合同复印件至万兴公司，万兴公司的经理杨磊在该份合同第二页右下角注“此件与原件相同，系王冲经理代理签订”，同时签署了名字与日期2012年4月28日，杨磊称该书面内容是其书写，但实际形成的时间并非2012年4月28日，关于该合同复印件上加盖的“徐州万兴电煤配送有限公司煤炭业务章”，杨磊称不是其加盖，该印章管理比较松散，且比较随意。
2012年4月29日，富兴公司（乙方）与泽源公司（甲方）签订代销煤炭居间合同一份，其中：
第一条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购甲方生产、经营的各种煤（焦）炭。自本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代理销售煤炭期限暂定叁年”（富兴公司主张代购为笔误，应为代销，被告泽源公司主张代销、代购都有）。
第二条约定：“甲方每期下达各种煤炭质量标准及代销价格给乙方，乙方应按甲方规定开拓市场组织销售。签订合同一律按甲方单位名称对外，……”
第三条约定：“乙方要发挥多年煤炭销售关系优势，努力开拓煤炭销售市场，为保证乙方业务活动费用开支，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销售煤炭居间中介服务费用每吨5元，并在每批煤炭发运完成后拾日内一次性结清”。
第四条约定：“为充分调动乙方代理积极性，甲方同意乙方超规定价格销售煤炭，其超价格收入部分，甲乙双方将按税后利润五五分成的办法分配”。
第五条约定：“因乙方采用甲方单位名称销售煤炭，为确保用户信誉和维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向乙方单位颁发代销煤炭委托书，以利顺利合法开展工作”；“甲方所属人员要严守煤炭销售机密，不得利用价格等优势侵吞乙方市场，侵吞市场视为侵权，要承担乙方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如出现同一法人或及其它相关联公司去履行乙方提供的中介市场业务，其销售煤炭单位也将按本合同约定去履行义务。
泽源公司分别于2012年6月20日、2012年7月1日、2012年9月4日与万兴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各一份，约定泽源公司分别向万兴公司供应煤炭1.5万吨、2万吨、4万吨。该三份合同泽源公司委托代理人处均为空白，后万兴公司共向泽源公司开具了104166.71吨的增值税票。
春霖公司分别于2012年9月26日、2012年12月30日、2013年1月7日与万兴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各一份，约定春霖公司分别向万兴公司供应煤炭10万吨、3万吨、15万吨。该三份合同春霖公司委托代理人处均为空白，后万兴公司共向春霖公司开具289285.29吨的增值税票。
淇开公司分别于2013年1月31日、2013年3月31日与万兴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各一份，约定淇开公司分别向万兴公司供应煤炭4万吨、10万吨。该两份合同淇开公司委托代理人处均为空白，后万兴公司共向淇开公司开具148951.8吨的增值税票。
2016年11月16日，杨磊至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公证一份证明，主要内容为：其自2012年开始担任万兴公司法定代表人，据其所知，万兴公司从未与富兴公司开展过业务。2012年4月28日，万兴公司与泽源公司建立煤炭供应关系，签订了第一批煤炭买卖合同。合同关系的建立完全是按照市场规则，采取竞价、供货实力、垫资金额时间等综合实力择优选定的。合同签订后，王冲曾跟随泽源公司人员落实过该批煤炭的发货履行情况，所以其误认为王冲也系泽源公司的工作人员。合同签订一段时间后，王冲以需要和泽源公司内容结算为由，持2012年4月28日泽源公司与万兴公司煤炭合同的复印件，至其处要求其书写“此件与原件相同，系王冲经理代理签订”，其未仔细琢磨“代理签订”的意思，就写上了。但合同是泽源公司的一个女会计签订的，其不认识富兴公司，其与泽源公司的合作与富兴公司无关。其与春霖、淇开公司开展业务也与富兴公司无关。
在一审法院调查询问时，杨磊称富兴公司提供的2012年4月28日泽源公司与万兴公司合同复印件上，“此件与原件相同，系王冲经理代理签订，杨磊，2012年4月28日”的内容是其书写，但实际形成的时间并非2012年4月28日，是王冲事后找其帮忙，其才书写的，“徐州万兴电煤配送有限公司煤炭业务章”并非其加盖，该章属于公司内部业务章，限于港口发运煤炭使用，管理比较松散。该份合同是泽源公司同港务集团沟通好的，细节也不是其负责谈的，但该合同签字盖章是其经手的，合同内容是事前沟通好的，签订该份合同时王冲并不在场，王冲也未向其介绍过泽源公司的业务。其与王冲于2012年王冲至万兴公司推销业务时认识的，王冲向万兴公司介绍过汉卿公司的煤泥业务，但因汉卿公司提供的煤泥质量有问题，其不再敢通过王冲处理汽运原煤业务。泽源公司与万兴公司自2012年4月28日后的业务也不是王冲代为办理的，春霖公司、淇开公司与万兴公司的业务是泽源公司介绍的。
另查明，富兴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向泽源公司的工商登记住所地徐州夹河街恒茂大厦2301室发送函告，主要内容为要求泽源公司支付代销煤炭的中介服务费用，同时告知“陕煤集团公司”自2013年5月起可向徐州万寨港发运低价、优质烟煤，如有需要可电告或约定时间面谈。后富兴公司于2015年3月6日诉至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在该院审理期间，春霖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该院于2015年9月15日裁定异议成立，并将本案移送至原审法院处理。
再查明，泽源公司现股东为崔东礼、庄旭东。春霖公司现股东为胡蕾。淇开公司现股东为崔现彬。
原审庭审中，富兴公司另提供其与国建公司的《代销煤炭居间合同》（主要内容为国建公司委托富兴公司代销各种煤炭，国建公司每期下达各种煤炭质量标准及价格给富兴公司，富兴公司采用国建公司的名称销售煤炭，按国建公司规定开拓市场、组织销售等）、国建公司聘请富兴公司人员王公惠为销售煤炭业务销售经理的聘书，其作为代理人代苏伟公司与万兴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万兴公司向苏伟公司出具的煤炭进场单，广为公司与万兴公司签订的合同、万兴公司向广为公司出具的煤炭进场单、煤炭化验单等证据，拟证明其从事居间业务，并与万兴公司早有往来，万兴公司对其人员王冲的身份是明知的。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富兴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富兴公司主张的费用为自2012年4月28日泽源公司与万兴公司第一次签订合同始，2013年4月26日，富兴公司曾向徐州市泽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住所地徐州市夹河街恒茂大厦2301室寄送材料，主张权利。泽源公司虽抗辩未收到任何材料，但富兴公司寄送材料的地址为其工商登记的住所地，其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也从未提及其有其他主要办公场所，富兴公司寄送的文件应当会到达泽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此，因2013年4月26日富兴公司向泽源公司提出要求，本案的诉讼时效自该日起应重新计算二年。2015年3月6日，富兴公司向云龙区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后移送至一审法院审理，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二、泽源公司与万兴公司之间2012年4月28日的买卖合同是否为富兴公司代理签订的问题。万兴公司的经理杨磊在该份合同第二页右下角注“此件与原件相同，系王冲经理代理签订”，虽其事后在公证处及本院调查时，陈述称该份合同非王冲代理签订，并称其在签字时未仔细考虑“代理签订”的含义，故作了肯定的陈述。对此，杨磊虽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对之前的陈述作了否定，但其基于的主要理由为其签字的行为系对富兴公司人员王冲的帮忙、对“代理签订”的含义未能充分理解，但其作为公司经营的负责人，对于代理的含义应有充分的理解，而其在本案诉讼前所书写的内容也更具有原始性、客观性，因此，其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所作的否定性陈述不具有推翻原陈述的效力。故，确认2012年4月28日泽源公司与万兴公司的买卖合同系富兴公司代理签订。
因富兴公司在2012年4月28日泽源公司与万兴公司的煤炭买卖交易过程中，作为受托人代为完成了委托事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相关规定，其有权要求被告泽源公司支付相应报酬。但根据现有证据，富兴公司代理泽源公司签订2012年4月28日煤炭交易合同时，双方并无书面合同来约束双方的权利、义务，因此，可酌情参照2012年4月29日双方在《代销煤炭居间合同》中按每吨5元的方式，确定泽源公司应当支付的报酬。在庭审中，富兴公司陈述其主张报酬的依据为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实际向万兴公司的发货数量，而在2014年4月28日合同签订后，在该合同执行期内，根据万兴公司提供的增值税票显示泽源公司发货为17400吨，泽源公司虽主张增值税票未能与实际发货量对应，但无证据举证，因此，泽源公司应当支付的报酬为87000元。关于富兴公司利息部分的主张，根据万兴公司与泽源公司合同的约定，货款结算方式为货到厂内一票结算，因此，泽源公司在开票时应已履行发货义务，富兴公司主张自万兴公司开具发票后十日计算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但富兴公司主张按照日2.1‰的计算过高，酌定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95倍计算。
三、关于2012年4月29日富兴公司与泽源公司签订的《代销煤炭居间合同》法律性质问题。其一，从该份合同的相关内容看，富兴公司与泽源公司签订的《代销煤炭居间合同》明确了合同目的是“甲方委托乙方代销煤炭”，“代理销售煤炭期限暂定叁年”，“乙方应采用甲方单位名称销售煤炭”，“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向乙方单位颁发代销煤炭委托书，以顺利合法开展工作”，同时，从该份合同第四条的约定可以看出，富兴公司在代理泽源公司销售煤炭的过程中，有依据自身经验优势决定价格的权利，这也与居间人仅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是明显不同的，因此，从合同全文整体内容的理解来看，该份合同应属于委托合同；其二，从富兴公司提供的其他拟证明其长期与万兴公司有往来并从事居间业务的证据分析来看，富兴公司在其他公司相类似的业务中，也是以代理人的身份来开展活动的。如富兴公司为履行与国建公司之间的《代销煤炭居间合同》（同涉案代销煤炭居间合同内容基本相同），国建公司向其出具了聘书，聘请富兴公司人员王公惠为业务销售经理开展活动；富兴公司代表苏伟公司与万兴公司签订了交易的合同，签订合同时其为委托代理人，并代苏伟公司发运煤炭等，因此，并非为富兴公司主张的，其多年来开展的均为居间业务。综上，本案《代销煤炭居间合同》的法律性质应为委托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项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此，富兴公司作为受托人请求支付报酬的前提是其尽职处理了委托事务，在2012年4月29日富兴公司与泽源公司签订《代销煤炭居间合同》后，富兴公司未能举证其作为代理人代为处理了泽源公司或春霖公司、淇开公司与万兴公司之间合同的签订、履行等过程。因此，其要求相应的报酬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因其未能举证其完成了相应的委托事务，故对泽源公司、春霖公司、淇开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不再评判。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泽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富兴公司支付报酬87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95倍，自2012年6月3日至2012年6月28，以本金45230元为计；自2012年6月29日至2012年6月30日，以本金82657.25元为计；自2012年7月1日起，以本金87000元为计，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二、驳回富兴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26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9260元，由富兴公司负担35700元，泽源公司负担3560元（随案款一并给付）。
二审中，被上诉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上诉人富兴公司提供以下证据：
1、王冲的经纪资格证书，证明富兴公司自2004年成立时就是从事居间服务中介的公司；
2、民事判决书一组，证明富兴公司长期做居间中介业务。
被上诉人泽源公司质证认为，该经纪资格证书仅能证明王冲具有经纪资格，但并不能据此证明富兴公司具体从事居间业务，更不能证明涉案合同就为居间合同。
被上诉人春霖公司、淇开公司质证认为，该经济资格证书的记录显示，仅仅在2004年10月至同年12月有从事生产资料的中介服务的资格，而涉案诉争合同的订立日期是2012年4月，显然不能得出上诉人所要达到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该经纪资格证书由江苏省经纪人协会颁发，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关联性将在裁判理由部分予以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除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08年3月28日，富兴公司以要求浙江天马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公司）支付居间中介费及代垫费用为由，将天马公司诉至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该院立案受理后，天马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双方签订的《代销购进煤炭协议》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应依据被告住所地将案件移送至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审理。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该案系居间合同纠纷，居间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因此该院具有管辖权，2008年4月29日，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泉民二初字第663-2号民事裁定，驳回天马公司的管辖异议。
天马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查认为，该案应为居间合同纠纷，居间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因此，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作为富兴公司住所地法院，有管辖权。2008年7月1日，本院作出（2008）徐立民二终字第0066号民事裁定，驳回天马公司上诉，维持原裁定。
天马公司不服，于2008年7月10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从双方签订的《代销购进煤炭协议》的内容来看，富兴公司是以天马公司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并收取有关代办费用，符合委托合同的特征，本案应按照委托合同来确定管辖法院。从证据上看，主要履行地在天津，又鉴于双方当事人住所地均不在天津，该案应由被告住所地法院进行管辖。2008年10月6日，该院作出（2008）苏民监字第332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08）泉民二初字第663-2号和（2008）徐立民二终字第0066号民事裁定，该案移送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管辖。
富兴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09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09）民监字第259号民事裁定，指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该院再审查明：2004年12月18日，富兴公司与天马公司签订一份《代销购进煤炭协议》，约定由甲方天马公司委托乙方富兴公司代购煤炭，主要内容为：1、自2004年12月18日起至2006年12月17日止，乙方为甲方代购其经营生产所需的大同市海司联营煤矿合同关系转给甲方，年代购数量60万吨，每吨收取代办费6元。如煤价按矿每月下发文件价降低，30%奖励给乙方。以上代办费及奖励均开税务发票，数量以天津港电子轨道衡过磅为准。2、甲方委托乙方代购汽车运往天津港煤，经甲方认可购入的，每吨收取5元，按市场价下浮奖励20%。数量以天津港实际进港量为准。3、乙方为甲方不管通过铁路运输或公路运输或其他方式在天津港装船到浙江的煤，只能是天马公司一家，如违约，甲方不付应结算的代办费和奖励，并支付50万元保证金给甲方；如甲方利用乙方关系渠道，在合同期内所购入的煤炭不付代办费或奖励，同样视为违约，应支付乙方50万元违约金；代办费用每月一次性结清。4、为使全年煤炭购进量顺利执行，甲方在煤炭购进业务中要紧密配合乙方，特别是按期支付货款和中介服务费用要认真执行。5、为最大限度开拓煤炭进货渠道，甲方应主动适时派员与乙方配合，送达煤炭质量指标，合同盖章和办理汇款及结算业务，必要时，甲方可派员到天津港设立办事处，费用由甲方承担。6、因乙方采用甲方单位代理购进煤炭，为确保供户信誉和维护甲方合法权益，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向乙方单位颁发代理委托书，以顺利合法开展工作。
该院审查认为：富兴公司与天马公司之间的合同性质系委托合同而非居间合同，主要理由：确定富兴公司与天马公司之间基础法律关系的《代销购进煤炭协议》的相关内容表明，该合同性质为委托合同。一是《代销购进煤炭协议》明确了合同目的是“甲方委托乙方代购煤炭”；二是《代销购进煤炭协议》明确规定“乙方（富兴公司）采取甲方（天马公司）单位名称代理购进煤炭”、“甲方应在协议签订生效之日向乙方单位颁发代理委托书”，依据合同约定，富兴公司是以天马公司的名义从事购买煤炭活动，而居间行为则是居间人以其自身名义而非委托人名义独立开展的居间活动，二者区别明显。至于富兴以《代销购进煤炭协议》中有一处提及中介服务费用为由，认为合同系居间合同的意见，该院认为，结合对《代销购进煤炭协议》全文内容的整体理解，该处提及的中介服务费用实质是指协议中双方约定的“代办费”。2010年12月1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苏商辖再终字第0002号民事裁定，裁定维持（2008）苏民监字第332号民事裁定。
富兴公司就本案诉争，向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于2015年3月6日立案受理。根据富兴公司的工商登记，2006年9月12日，富兴公司住所地由徐州市彭城路泛亚大厦1819室，变更为徐州市王陵路65号楼2楼209室。富兴公司起诉时列明住所地为徐州市彭城路泛亚大厦1819室，并提供载明住所地系徐州市彭城路泛亚大厦1819室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未如实告知人民法院此时其住所地为徐州市王陵路65号楼2楼209室的事实。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富兴公司向工商部门提供其与徐州办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联合办公协议、与徐州泛亚房屋租赁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等材料，申请变更住所地，2015年8月25日，徐州市工商局云龙分局作出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准许富兴公司将住所地由徐州市王陵路65号楼2楼209室变更为徐州市彭城路商业区3号楼泛亚大厦21层2102室。春霖公司对于富兴公司的住所地问题提出异议，后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向徐州泛亚房屋租赁管理有限公司调查，该公司陈述未与富兴公司发生过任何房屋租赁关系，富兴公司也未租用泛亚大厦21层2102室。
2015年9月7日，徐州市云龙区人法院向王公惠、王冲父子进行询问，王公惠、王冲父子承认在起诉时未向人民法院提供真实的住所地为徐州市王陵路65号（属于徐州市泉山区辖区）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而提供过期的住所地为徐州市彭城路泛亚大厦1819室（属于徐州市云龙区）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是为了将案件在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审理。通过对徐州办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徐州泛亚房屋租赁管理有限公司之间房屋租赁合同进行影印编造的方法，伪造了富兴公司与徐州泛亚房屋租赁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申请变更住所地工商登记，目的也是为了将案件在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审理。
2015年9月17日，富兴公司向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出具具结悔过书，内容为：我公司在起诉泽源公司等案件中，提供不真实的公司住所地、过期的营业执照以取得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对该案的管辖权，并且在诉讼中伪造与泛亚大厦物业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到工商部门申请将公司住所地变更到泛亚大厦。上述行为已经触犯法律，自愿服从并接受法院的处罚，以此为戒，今后绝不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2015年9月21日，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作出罚款决定书，对富兴公司伪造证据，提供虚假诉讼材料的妨碍民事诉讼行为，罚款10万元。富兴公司于同日向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缴纳该10万元罚款。
2012年4月29日，富兴公司（乙方）与泽源公司（甲方）签订“代销煤炭居间合同”，内容为：为共同开创煤炭经营销售工作新局面，开拓市场，提高经济效益。经双方共同商定，甲方委托乙方利用全国各地煤炭市场多年关系渠道优势，居间中介为甲方销售煤炭。现将有关事项约定如下：
一、代销煤种和期限。甲方委托乙方代购（泽源公司持有的合同上为打印形成的代购，富兴公司持有合同上是在代购上手写改成代销）甲方生产、经营的各种煤（焦）炭。自本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代理销售煤炭期限暂定叁年。
二、代销方式和发运。甲方每期下达各种煤炭质量标准及代销价格给乙方，乙方应按甲方规定开拓市场组织销售。签订合同一律按甲方单位名称对外，执行合同和煤炭发运一律由甲方负责完成。如出现数、质量问题或违反合同事宜，所造成的损失一律由甲方承担。
三、业务开展和费用开支。乙方要发挥多年煤炭销售关系优势，努力开拓煤炭销售市场。为保证乙方业务活动费用开支，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销售煤炭居间中介服务费用每吨5元，并在每批煤炭发运完成后拾日内一次性结清。
四、超价销售和超利润分成。为充分调动乙方代理积极性，甲方同意乙方超规定价格销售煤炭，其超价格收入部分，甲乙双方将按税后利润五五分成的办法分配。
五、财务结算和经营管理。煤炭销售执行全部资金汇到甲方账户，每批煤炭发运完成，应由甲方及时开票结算。全部煤款汇到甲方账户后10日内，乙方凭财务收款凭证发票与甲方财务计算。如出现甲方拖欠中介费用或严重违约给乙方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乙方有权凭本协议在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甲方违约责任和赔偿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在代销煤炭业务中要加强经营管理，甲乙双方负责人要紧密配合，及时沟通，对瞬息万变的煤炭市场价格和占领国有电厂要决战决胜，以达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并实现双赢。
六、其他。1、因乙方采用甲方单位名称销售煤炭，为确保用户信誉和维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向乙方单位颁发代销煤炭委托书，以利顺利合法开展工作；2、甲方所属人员要严守煤炭销售机密，不得利用价格等优势侵吞乙方市场，侵吞市场视为侵权，要承担乙方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如出现同一法人或及其它相关联公司去履行乙方提供的中介市场业务，其销售煤炭单位也将按本合同约定去履行义务；3、本协议在执行中如出现意外和不可抗因素，或国家铁路运力不足等情况，使销售煤炭数量不能完成，双方都不承担经济责任。4、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未尽事宜，由双方负责人共同协商解决。
泽源公司、富兴公司分别在该合同尾部的甲方、乙方处加盖合同专用章，泽源公司持有的合同上尾部并没有崔平的签字，富兴公司持有的合同上尾部有崔平的签字，但富兴公司认可该崔平的签名系王冲代签。双方持有的合同尾部签订日期2012年4月29日系王冲所签。该合同内容系王冲草拟。
泽源公司于2016年12月15日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就“代销煤炭居间合同”具体签订过程陈述如下：2012年4月29日，富兴公司副经理王冲持诉争“代销煤炭居间合同”到泽源公司办公室要求负责管理公章的会计盖章，并声称合同内容已和泽源公司相关负责人联系并确定好，泽源公司负责会计未经核实及汇报，便轻信随意加盖了泽源公司印章。该会计的严重失职行为被发现后，该会计因此主动离职，现该会计去向及联系方式不清，加之富兴公司在事后多年才诉讼，泽源公司无法查清签约人员具体情况，推测该会计可能是赵影。
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确定案涉《代销煤炭居间合同》的法律关系性质；在此基础上判定富兴公司的诉讼主张能否成立。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所涉《代销煤炭居间合同》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两者的主要区别为：委托合同中，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和费用活动，代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以为他人处理事务为目的；而居间合同中，居间人只为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并不参与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居间人不得以委托人的名义或以居间人自己的名义代为订约。本案中，根据富兴公司工作人员王冲撰写的“代销煤炭居间合同”的内容，虽然约定的合同目的是“泽源公司委托富兴公司利用全国各地煤炭市场多年关系渠道优势，居间中介为泽源公司销售煤炭”，但确定合同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应仅依据合同目的，而是应依据双方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判定法律关系性质。
首先，“代销煤炭居间合同”共有六个条款，其中第一、二条约定的是“代销煤种和期限”、“代销方式和发运”。“代销煤种和期限”约定泽源公司委托富兴公司代销泽源公司生产、经营的煤（焦）炭，代理时间暂定为三年；“代销方式和发运”约定泽源公司每期下达各种煤炭质量标准和代销价格给富兴公司，富兴公司应按泽源公司的规定开拓市场组织销售，一律以泽源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第四条约定泽源公司同意富兴公司超过规定价格销售时，对超出部分按照税后双方五五分成，同时第六条还约定泽源公司应向富兴公司颁发代销煤炭委托书。通观诉争合同的主要内容，富兴公司接受泽源公司的委托，按照泽源公司规定的价格，以泽源公司的名义对外销售煤炭。该约定的内容显然与居间合同中居间人不得以委托人的名义代为订约的法律特征不符。而事实上，根据富兴公司的举证，泽源公司与万兴公司签订的书面时间为2012年4月28日的煤炭销售合同中，万兴公司的经理杨磊在富兴公司副经理王冲请求其确认该合同系王冲经办时，在该合同上写明“此件与原件相同，系王冲经理代理签订”；虽然书明该内容的时间为2012年4月28日，但王冲亦认可上述内容并不是2012年4月28日当天形成，而是在间隔一段时间后，时间为倒签。在此情况下，说明王冲认可了杨磊书写的内容。因此，按照富兴公司的诉讼主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王冲也是以泽源公司名义与万兴公司签订上述合同。
其次，居间合同中居间人请求支付报酬的条件，是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即居间人只需促成合同成立，至于所促成的合同成立后如何履行与居间人无关。而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每吨5元费用的支付条件是每批煤炭发运完成后付清。
再次，双方还约定“本协议在执行中如出现意外和不可抗力，或国家铁路运力不足等情况，使销售煤炭数量不能完成，双方都不承担经济责任”，该约定也与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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