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105民初4761号
原告：史文杨，男,1987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
被告：何洪海，男，1988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山县。
被告：重庆九康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33号东和城1栋25-4号。
法定代表人：何洪梅，经理。
原告史文杨诉被告何洪海、重庆九康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康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34日立案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王丹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史文杨、被告何洪海、九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洪海到庭参加诉讼，第三次庭审中被告何洪海、九康公司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史文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二被告共同支付史文杨剩余工程款45060元及2015年12月27日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损失；2.二被告共同支付史文杨因组织工人去要钱而向工人支付的误工费用、就餐、交通费等经济损失13000元；3.解除与二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事实和理由：2015年9月27日，史文杨与九康公司签订了《搭设钢管架协议》，约定九康公司将九街外立面改造外架工程的钢管架搭设部分分包给史文杨，工程总价款143000元，另在施工过程中产生了4200元的增项工程。工程于2015年9月27日进场，同年12月21日开始拆除脚手架，12月27日脚手架拆除完毕，现工程款已经支付了102140元，还有45060元没有支付。史文杨从何洪海处曾经拿走了两瓶白酒，何洪海要求以此抵扣工程款，但史文杨当时是出于急于给工人发工资而被迫无奈拿走的，并没有同意以此抵扣工程款。由于九康公司拖欠工程款，史文杨多次组织工人去讨要工程款，由此向工人支付了误工费用、就餐、交通费等，这笔费用应由九康公司承担。史文杨是与九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洪海签订的协议，但是史文杨认为其合同相对人是九康公司，何洪海是代表九康公司与史文杨签订协议的，虽然史文杨没有看到九康公司向何洪海出具有关委托书，但是何洪海是九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代表了九康公司，而且签协议的地点就在九康公司的办公室，因此合同相对人就是九康公司。由于何洪海是九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代表九康公司来签订的协议，因此史文杨要求何洪海和九康公司承担共同支付责任。
被告何洪海辩称：合同是何洪海与史文杨之间签订的，与九康公司无关，我也没有代表九康公司。工程总价款为143000元，现已经支付了102140元，另有两瓶白酒抵款880元，因此共支付了103020元，对于未付的39980元同意支付。史文杨所称的4200元的增项工程其实并非增项工程，而是包含在工程总价款143000元内的。
被告九康公司辩称：九康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请求驳回史文杨对九康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27日，史文杨进场施工九街外立面改造外架工程的钢管架搭设部分，工程总价款143000元。工程于2015年9月27日进场，同年12月21日开始拆除脚手架，同年12月27日脚手架拆除完毕，现工程款已经支付了102140元。另，双方在支付合同款项过程中，史文杨从何洪海处拿走了两瓶白酒。
庭审中，史文杨举示了如下证据：1.《搭设钢管架协议》，协议载明承包方为史文杨，发包方为何洪海，约定付款方式为进场时支付1万元，脚手架搭设完毕后支付5万元，脚手架拆除前支付5万元，剩余款项3.3万元在脚手架拆除后10天内支付；2.工程进度款支付申请表，载明“合同内已完成项工程款”为143000元，“合同外加款额小计”（安装项工程增加）4200元，“应付工程款额”147200元，“预付类款项小计”60000元，“实际付款总额”87200元。协议下方建设单位处有施工员李某、彭某的签字，时间分别为2016年1月17日和同年1月18日，施工单位处有史文杨的签字，并加盖了“渝北区隆某建筑材料经营部”的印章，史文杨称当时是由于九康公司不放心，害怕史文杨拿钱后跑路，就喊史文杨加盖了其作为实际经营者的个体工商户的章；3.附加工程表、方量清单，拟证明其产生了4200元的增项工程，附加工程表下方“现场验收人员”处有李某的签字，“预算员”处有彭某的签字，“劳务方”处有史文杨的签字，方量清单下方有史文杨和李某的签字；4.银行流水明细，载明向史文杨支付工程款的账户户名为张某和何洪海。何洪海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称证据1中李某和彭某的签字是其安排李某和彭某签的，但不认可证据2中李某和彭某的签字，称虽然施工单位处有史文杨的签字，并加盖了“渝北区隆某建筑材料经营部”的印章，但其是与史文杨产生的合同关系，与渝北区隆某建筑材料经营部无关；对证据3，附加工程表上的工程确实是史文杨施工的，但是该部分工程属于协议范围内的，不应该另外支付款项，对方量清单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另，双方均确认证据2中的“实际付款总额”87200元指的是还有87200元工程款没有支付。九康公司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称与其无关；对证据4，何洪海称是其委托张某向史文杨付款的。因三方均确认了证据1、2、4以及证据3中附加工程表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纳；对于证据3中的方量清单，因为有李某的签字，而何洪海认可其安排李某在工程进度款支付申请表上签过字，且方量清单上的载明的金额与附加工程表、工程进度款支付申请表上载明的金额均能相互印证，故本院予以采纳。
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工程款的支付情况为：2015年9月25日支付10000元、同年11月2日支付50000元、2016年2月2日支付24940元、同年4月29日支付17200元，另，双方均确认协议上约定的最后两笔付款时间为2015年10月20日前支付50000元，2016年1月6日前支付33000元。
上述事实，有《搭设钢管架协议》、工程进度款支付申请表、附加工程表、方量清单、银行历史明细等书面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
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在于：1.史文杨《搭设钢管架协议》的合同相对人以及合同性质；2.史文杨在施工过程中是否产生了4200元的增项工程；3.史文杨从何洪海处拿走的两瓶白酒是否应当抵扣项工程款；4.史文杨要求的资金占用损失以及有关经济损失是否应当支持；5.史文杨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是否应当支持。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第一，史文杨《搭设钢管架协议》的合同相对人以及合同性质、效力。《搭设钢管架协议》载明了发包方为何洪海，承包方为史文杨，协议上也只有何洪海和史文杨的签字，而没有九康公司的签字，且史文杨自己也称其并未看到九康公司给何洪海的授权委托书，另，银行流水上显示向史文杨发放工程款的人是何洪海和张某，而何洪海称是其委托张某向史文杨付款的，因没有其他证据显示张某与九康公司有何关系，故对于何洪海的陈述，本院予以采纳，另，史文杨举示的工程进度款支付申请表、附加工程表、方量清单上均没有九康公司的盖章，故现在证据无法证明九康公司与史文杨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虽然何洪海是九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不能认定所有何洪海的签字都代表了九康公司，故本院认定《搭设钢管架协议》的合同双方为史文杨和何洪海，史文杨只能向何洪海主张权利，而不能向九康公司主张权利。对于《搭设钢管架协议》的性质，该协议系在施工中将外架施工工程承包给史文杨施工，因外架施工属于工程辅助性施工，不属于建筑物本身的施工，故《搭设钢管架协议》并非建设工程分包合同，而系承揽合同，双方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双方的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
第二，史文杨从何洪海处拿走的两瓶白酒是否应当抵扣项工程款。虽然史文杨承认从何洪海处拿走了两瓶白酒，但何洪海并未举示相应的证据证明双方有关于以白酒抵款的约定，史文杨也不认可以此抵款，何洪海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关于何洪海以白酒抵款88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史文杨在施工过程中是否产生了4200元的增项工程。工程进度款支付申请表上载明“合同内已完成项工程款”为143000元，“合同外加款额小计”（安装项工程增加）4200元，“应付工程款额”147200元，可以看出。原本约定的143000元工程之外，产生了4200元的增项工程，且该表下方有何洪海安排的李某、彭某的签字，应视为双方对此进行了确认，且何洪海也承认“实际付款总额”87200元是指截至双方签字之日，仍有87200元工程款未付，加上已付的60000元，恰好就是该申请表中载明的全部金额147200元，该证据和何洪海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故本院认定史文杨在施工过程中产生了4200元的增项工程，对于何洪海称该工程已经包括在合同范围内的陈述，本院不予采纳，因工程款已付102140元，故何洪海应支付史文杨未付的合同价款共计45060元（147200元-102140元）。
第四，史文杨要求的资金占用损失以及有关经济损失是否应当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双方在协议中约定最后两笔付款时间为2015年10月20日前应支付50000元，2016年1月6日前应支付33000元，对于4200元的增项工程，双方并未对于支付时间进行明确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因双方于2016年1月18日签字确认了工程进度款支付申请表，故本院以2016年1月18日作为何洪海应支付4200元的时间。因工程款已付102140元，故何洪海应于2015年10月20日前支付7860元，2016年1月6日前支付33000元，同年1月18日支付4200元，逾期没有支付的，应当赔偿史文杨相应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双方对于违约责任没有明确约定，史文杨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来主张资金占用损失，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资金占用损失的起算期间，因何洪海应于2015年10月20日前支付7860元，2016年1月6日前支付33000元，同年1月18日支付4200元，史文杨要求从2015年12月27日起计算各笔资金占用损失，对于2015年10月20日应付的7860元，本院支持史文杨的诉讼请求，从2015年12月2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计算资金占用损失，对于2016年1月6日应付的33000元及同年1月18日应付的4200元，本院分别从2016年1月7日及同年1月19日起算资金占用损失。
对于史文杨要求的经济损失13000元，称系其组织工人去要钱而产生，因史文杨没有举示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且没有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
第五，史文杨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是否应当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双方签订的《搭设钢管架协议》并未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且双方也未达成协商一致，本案也不存在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情形，且史文杨已经完成了合同约定的施工，并依据合同的约定来主张何洪海支付价款，故对于史文杨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何洪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史文杨4506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其中从2015年12月2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7860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33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1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4200元为基数，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损失）。
二、驳回原告史文杨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59元，由原告史文杨负担355元，被告何洪海负担50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王丹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宋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