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1民终86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玉刚，男，汉族，1972年10月4日出生，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旭，四川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城市车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火车南站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赵宏。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容生，四川蜀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秀英，女，汉族，1977年9月15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系四川省城市车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上诉人程玉刚因与上诉人四川省城市车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市车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4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程玉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旭，上诉人城市车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容生、宋秀英到庭参加诉讼。诉讼中，双方当事人虽愿意调解，但经调解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玉刚上诉请求：一、撤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423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内容，依法改判城市车辆公司按三倍购车款赔偿程玉刚损失1772700元；二、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城市车辆公司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不清，案涉车辆油漆再次喷涂形成时间并非无法查清，该油漆喷涂发生在程玉刚提车之前。1、程玉刚从提取案涉车辆至发现该车辆存在售前油漆喷涂的情形，仅仅时隔一天，在这一天内，程玉刚根本没有去过任何可以进行油漆喷涂的场所，也不可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发生事故并进行油漆喷涂；2、城市车辆公司于2016年1月17日即已知道争议纠纷的存在，其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咨询及证据收集以澄清相应事实，但城市车辆公司至今未仍消极应对，应承担不利后果；3、程玉刚根本不具备专业技术能力，无法在交接车辆时凭肉眼观测案涉车辆是否存在油漆再次喷涂的情形，故城市车辆公司不能以程玉刚在交接车辆时未提出异议为由，主张其已尽到了出卖人销售新车的义务。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关于欺诈的构成应适用过错原则的认定于法无据，违背了法律设定三陪赔偿的初衷。1、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城市车辆公司应对其提供的车辆系新车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其举证不能，应承担违约责任并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三倍赔偿”的规定赔偿程玉刚车辆价款三倍的损失；2、根据“三倍赔偿”的立法目的及设立该制度的价值取向分析可知，设立该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法律平衡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可能引起的不公平交易。由于销售者与消费者地位悬殊，法律更加倾向于保护消费者，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如若苛责消费者证明销售者存在欺诈，则是对“三倍赔偿”的立法目的及基本价值取向的违反。
城市车辆公司辩称，城市车辆公司对一审关于欺诈的举证责任分配认定意见予以赞同，对一审关于案涉车辆在销售时不是新车的认定意见不予认可，其他意见在城市车辆公司的上诉意见中详述。
城市车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423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城市车辆公司的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程玉刚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城市车辆公司已通过证据证明了所售车辆为进口商品新车，且手续完备，双方就车辆交接时交验清楚，程玉刚对此并无歧义，但一审法院对城市车辆公司提交的完整车辆进口和检验文件、双方交接车手续及时间却视而不见；2、程玉刚在一审中刻意隐瞒了交接车辆的时间，并谎称其对车辆仅使用一天时间即无意发现车辆存在油漆喷涂，无论是从刻意隐瞒车辆实际使用时间还是其发现所谓的车辆油漆喷涂的经过，均存在疑点，一审却未对此予以查明；3、一审法院简单推定案涉车辆不是新车，欠缺依据。因为城市车辆公司单方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只是推断案涉车辆做过油漆喷涂处理可以成立，但并未确定漆喷涂处理的形成时间，不排除系程玉刚自身行为所致，也不排除系他人行为所致，包括不排除是车辆在出厂前的正常漆面处理但又是符合生产工艺及技术标准的情形，换言之，该鉴定结论并不能证明油漆喷涂形成于案涉车辆交付程玉刚之前的事实成立。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程玉刚要求退车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不应成立。三、程玉刚长时间占有使用车辆，一审未对车辆贬值损失进行认定，违反了公平原则，同时适用法律错误。
程玉刚辩称，证明案涉车辆存在油漆喷涂的举证责任应由销售者城市车辆公司承担，一审关于关于案涉车辆在销售时不是新车的认定结果正确；程玉刚实际提车时间与车辆交接单上载明的时间不符；本案系由城市车辆公司引起，城市车辆公司占用了程玉刚的购车资金，车辆贬值损失当由城市车辆公司自行承担；消费者在遭到权利受到侵害时，可自行选择退车或“三包”，销售者却无权选择。
程玉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程玉刚、城市车辆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签订的《新车销售合同》，城市车辆公司退回程玉刚购车款590900元、程玉刚将案涉车辆退回给城市车辆公司；二、城市车辆公司按三倍购车款赔偿程玉刚增加的损失，即赔偿程玉刚购车款金额1772700元；三、城市车辆公司赔偿程玉刚车辆购置税54400元、车船税及车辆保险费15537.39元、鉴定费3500元、城市车辆公司收取的按揭金融服务费8000元等直接经济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6日，程玉刚、城市车辆公司签订关于案涉车辆的《新车销售合同》，约定程玉刚购买城市车辆公司车辆。其中车辆识别代码为：1C4RJFBG5FC674685，发动机号为：FC674685。车辆价格为590900元，需方自愿办理银行贷款相关利息由需方自行承担，按揭办理成功后需方向供方支付金融服务费8000元。城市车辆公司收取程玉刚购车款（其中部分采用按揭贷款方式支付）及8000元前述金融服务费。另，程玉刚缴纳车辆购置税54400元，缴纳机动车保险费14337.39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1200元。
经程玉刚委托鉴定，四川西华机动车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1月27日出具鉴定意见称：案涉车辆左后翼子板、右后翼子板表面再次做过油漆喷涂处理可以成立。该鉴定产生鉴定费用3500元。在诉讼过程中，经城市车辆公司申请，法庭委托鉴定机构对油漆喷涂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鉴定部门经询问相关鉴定单位均表示鉴定事项复杂，对车辆油漆喷涂形成时间无法进行鉴定，本案的鉴定事项目前无鉴定单位可以进行鉴定。对此，城市车辆公司称其可以申请克莱斯勒（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对案涉车辆进行检测，鉴于此一审法院再行给予城市车辆公司五天时间，城市车辆公司并未重新对案涉车辆油漆喷涂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同时向本案称由于法庭指定时间较少无法完成实地检测。
在诉讼过程中，城市车辆公司向法庭提交了案涉车辆检验单及相应来源手续，提交了程玉刚、城市车辆公司在交接车辆的检查记录，检查记录显示一切符合要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一个基本事实在于案涉车辆确实存在油漆喷涂，油漆喷涂的形成时间对于判断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尤为重要。如果油漆喷涂形成于交车前则程玉刚陈述基础事实属实；如果油漆喷涂形成于交车后则程玉刚陈述基础事实不成立。双方当事人各持一端，而且双方当事人也并非均为无理：程玉刚所购新车确实存在油漆喷涂；而城市车辆公司至少通过交接单显示双方当事人对于交接时案涉车辆情况没有争议。在本案中，法庭穷尽手段试图查明油漆喷涂形成时间，委托了相应鉴定，鉴定反馈无法对该内容进行鉴定。当然城市车辆公司称案涉车辆的油漆喷涂时间可以由克莱斯勒（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鉴定，法院所给准备时间较短，能否认为法庭并未穷尽手段呢？案件事实的认定取决于主客观两方面，本案程玉刚于2016年3月2日提起诉讼，中途经鉴定，而且在双方产生纠纷尚未进入法院之前就知晓双方争议所在，城市车辆公司作为销售商如诚实地认为而并非心存侥幸地认为案涉车辆油漆喷涂为交车后形成，城市车辆公司早就应该采取必要技术咨询、必要证据收集以澄清相应事实；而且经一审法院鉴定部门委托鉴定反馈的情况，油漆喷涂形成时间不能通过技术咨询完成；同时，法庭给予了城市车辆公司较长的举证期限；甚至在前述举证期限之外，在前述三个基本情形下，法庭仍然另行给予城市车辆公司五天准备时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一句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法庭依照本案案情确定的举证期限，对于双方当事人呈现案件事实已经足够。至于事实无法查清，由负有举证责任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如何分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程玉刚的合同义务为支付相应购车款，而城市车辆公司的义务为向程玉刚提供新车，双方当事人产生争议应当由城市车辆公司承担所售车辆属于新车的举证责任。法理之所以如此规定有其内在价值选择，如果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买受人，在真伪不明之时，买受人将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这种逻辑下不利于整个产品质量的提高，其意味着该风险应当由消费者承担，此时对于销售者、制造者来说固然有利，实质上销售者、制造者就将产品瑕疵风险责任外部化，而法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司法介入限制外部化。故而，产品质量责任属于严格责任，只要出售者不能证明产品问题由消费者造成就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这样的举证分配有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提升，而不是相反。当然，这种举证责任分配还考虑到了销售者举证的可能性，比如销售者可以通过其技术优势还原事件，同时如果购买者自编自导事件也可能遭受刑事处理。故而，一审法院认为城市车辆公司不能证明向程玉刚交接车辆为新车，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城市车辆公司辩称不适用退车而适用所谓三包。一审法院认为该抗辩不成立，是否选择三包为购买者权利，本案程玉刚并未选择三包权利，而是直接提出新车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需要解除合同，法院审查依据和内容围绕该内容进行，不能以程玉刚一项权利来对抗程玉刚另一项权利。双方当事人约定新车，经举证责任分配认定城市车辆公司并未完成该项证明，故城市车辆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程玉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于解除双方本案合同关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程玉刚退车退还购车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查程玉刚主张的车辆购置税54400元、车船税及车辆保险费15537.39元、鉴定费3500元、城市车辆公司收取的按揭金融服务费8000元。这些费用均与本案产生有直接关联性，合同解除应当恢复到合同解除前的状态，对前述费用予以支持。虽然车辆已经程玉刚使用一段时间，存在部分费用减损，但相应费用不应减少，其道理在于程玉刚虽然使用车辆，但城市车辆公司也占用程玉刚资金，而车辆购置税、保险费、按揭金融服务费均系购车产生，应当予以全面恢复。特别考虑，城市车辆公司违约行为的存在，即使此种恢复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对等，也并非对城市车辆公司形成一种不公正或者苛责。
关于程玉刚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与质量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出售者不同，质量问题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为严格责任。但三倍赔偿的举证责任为过错原则，即需要证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也就是说本案中程玉刚需要证明城市车辆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出售的案涉车辆在交车前存在油漆喷涂的情形。本案一个基本事实就在于无法查清案涉车辆油漆喷涂形成时间，同时城市车辆公司向法庭提交了车辆来源和交付车辆时双方的验收记录，这就表明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或者推定城市车辆公司在交车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车辆油漆喷涂的情形。任何一种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不仅仅是法律的机械适用，而代表着法庭对立法目的和立法宗旨的探究，同时需要合理预测司法裁判可能带来的示范和警示作用。在食品安全类案件中，如果同样存在质量瑕疵，一旦认定瑕疵存在，鉴于其攸关健康、生命，如无反正应当推定欺诈存在；但一般类型质量纠纷，缺乏从宽认定欺诈的价值依据，当然从宽认定欺诈可能带来销售者更多的注意义务，随之而来也会伴杂道德风险，权衡后可以判定退车退货义务的认定已经足以对类似情形的销售者形成惩戒，从宽认定不会增加法律的惩戒作用，而道德风险可能会因之加大。同样的无法查清案涉车辆油漆喷涂形成时间这一基础事实。对于是否认定产品问题和是否认定欺诈，得出完全不同的判断，表面上存在自相冲突，但只要厘清两者举证责任分配的不同，这一冲突不仅不存在，而且具有合理性。因为产品质量适用的是严格责任；而三倍赔偿是否是过错责任（部分类型案件中，这种过错举证可以轻易完成，但该案并非具有特殊性）。
程玉刚在本案中向法庭提交了人民法院报刊登案件，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案例17号《张莉诉北京合力华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确定裁判要旨：“1.为家庭生活消费需要购买汽车，发生欺诈纠纷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处理。2.汽车销售者承诺向消费者出售没有使用或维修过的新车，消费者购买后发现系使用或维修过的汽车，销售者不能证明已履行告知义务且得到消费者认可的，构成销售欺诈，消费者要求销售者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案适用三倍赔偿的前提在于明确查明销售者在交付新车前对车辆进行过维修。该指导性案例同时表明双方当事人购买新车发现并非新车，应当退车退款（含全部保险费用），不同之处在于指导性案例查明销售者出售车辆经过维修。本案不能查明案涉车辆油漆喷涂时间处于交车前还是交车后，本案裁判属于举证责任分配进行认定，并在此基础上评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综上，针对产品质量本身的问题，应当适用严格责任，将车辆质量举证责任分配给城市车辆公司；针对是否适用三倍赔偿，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将请求成立的责任分配给程玉刚，程玉刚没有证据证明城市车辆公司存在欺诈行为。据此，一审法院对程玉刚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程玉刚、城市车辆公司于2015年12月签订的新车销售合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城市车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程玉刚退还购车款590900元，赔偿程玉刚车辆购置税54400元、车船税及车辆保险费15537.39元、鉴定费3500元、金融服务费8000元。同时，程玉刚退还所购车辆给城市车辆公司；三、驳回程玉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163元，由程玉刚负担6581元、城市车辆公司负担6582元。
本院二审期间，城市车辆公司对一审未查明交接案涉车辆的时间有异议外，除此之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无异议。
本院对双方无争议的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本院认为，从城市车辆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新车交车单》及《车辆出门条》显示的内容可知，双方于2016年1月8日即办理了案涉车辆的交接手续，无论是从证据的角度还是从交易的习惯进行判断，若无相反的证据能推翻该组证据证明的交付车辆的时间，当以《新车交车单》及《车辆出门条》载明的时间为城市车辆公司向程玉刚交付案涉车辆的实际时间。程玉刚辩解其在2016年1月8日虽办理了交接车手续，但因日子不吉利的原因未在当天提车，实际提车时间为2016年1月15日，该辩解意见无任何证据予以支撑，不足以推翻《新车交车单》及《车辆出门条》关于交接车辆时间的证明力。据此，本院对城市车辆公司主张的案涉车辆交接时间发生于2016年1月8日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认为，本案系因消费者认为经营者销售有瑕疵的商品构成欺诈而引发的诉讼，而经营者在提供商品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首先取决于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在提供给消费者前是否存在瑕疵，只有在瑕疵存在的前提下，才能评判经营者未向消费者披露瑕疵的存在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因此，本案当对城市车辆公司在销售案涉车辆时是否已存在瑕疵的事实进行查实。
依据鉴定机构出具的关于“案涉车辆左后翼子板、右后翼子板表面再次做过油漆喷涂处理可以成立”的鉴定意见，案涉车辆存在左后翼子板、右后翼子板表面再次做过油漆喷涂处理（以下称讼争瑕疵）的事实可以确认。从讼争瑕疵的性质可知，该瑕疵并非案涉车辆本身或内在瑕疵，亦非案涉车辆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瑕疵，瑕疵形成的介入因数系外力所致，事实上，案涉当事人是对瑕疵介入因数的形成时间发生了争议，即本案争议焦点的实质在于讼争瑕疵介入因数的形成时间。
关于案涉瑕疵介入因数的形成时间，一审法院也穷尽了包括试图继续委托鉴定机构再行进行鉴定等方法，但在现有科技条件下，仍无法作出结论。因此，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确定该争议事实的举证责任主体。
首先，如前文所述，讼争瑕疵系由外力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
其次，程玉刚与城市车辆公司系因履行买卖案涉车辆合同发生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关于“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城市车辆公司应当对其履行了交付合格车辆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城市车辆公司向法庭已提交了案涉车辆检验单及相应来源手续，提交了程玉刚、城市车辆公司在交接车辆的检查记录，检查记录显示一切符合要求，因此，城市车辆公司已尽到了举证证明责任。
再者，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可知，程玉刚于2016年1月8日即已接收了案涉车辆，至其于2016年1月17日发现讼争瑕疵之日，相隔10日，在这10日内，案涉车辆一直处于程玉刚掌控之下，在程玉刚的支配区域，完全不排除案涉车辆遭受外力形成讼争瑕疵的可能，程玉刚当然应对讼争瑕疵形成于其掌控车辆期间的事实加以排除，即对讼争瑕疵介入因数的时间承担举证责任；而城市车辆公司在这10日内，对案涉车辆并不掌控，其无法对案涉车辆是否发生过事故加以证明。
综上，本案中，程玉刚因举证不能，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关于案涉瑕疵形成时间的举证分配原则与法律规定不符，由此可能带来道德风险，亦不利于维护交易的稳定，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城市车辆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程玉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423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程玉刚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163元，由程玉刚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754元，由程玉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 伟
审判员 毛 星
审判员 冷 雪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宋英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