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2民终62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运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
法定代表人：徐跃忠，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胜，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昕，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新虹伟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袁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磊，上海市东高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伟，男，1970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磊，上海市东高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媚，女，197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磊，上海市东高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运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时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新虹伟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虹伟公司”)、被上诉人袁伟和被上诉人陈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2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运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胜、黄昕，被上诉人新虹伟公司、被上诉人袁伟和被上诉人陈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运时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改判支持运时公司原审的诉讼请求；2、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没有证据表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已取代了《备忘录》，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取代上述《备忘录》的理由错误。首先，《备忘录》是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对被上诉人回购运时公司股份进行的价款约定，其回购款的计算方式与《补充协议》约定是一致的，陈媚作为授权代表确认了《备忘录》的回购价格，故《备忘录》约定的股权回购价款是真实、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其次，就签订时间来看，虽然股权回购协议签订在后，但不能据此说明股权转让协议已取代。本案诉争的标的是股权回购款，该款的计算方式已由补充协议和备忘录予以确定，并无任何争议。由于办理股权转让手续需要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此，经过双方协商，陈媚和运时公司于2014年4月21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其主要目的是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并非变更股权转让价款。双方并未将之前的《备忘录》销毁或收回，也没有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备忘录》已被取代，由此也证实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取代《备忘录》。故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签订在后的股权转让协议就理所当然的取代了签订在前的《备忘录》。再次，就签订内容来看，虽然《备忘录》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两种不同的股权回购价款，但是后者并非真实的回购价款，其也不应取代前者。当时签订股权回购协议时，新虹伟公司的另外两家投资人也要求回购其股权，为了方便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与另外两家投资人在协商回购的过程中压价且便于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提出名义上按照人民币2,000万元(以下币种同)的价格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文本，但实际付款仍按照《备忘录》的约定履行。对此，运时公司才同意与陈媚签订该股权转让协议，并在签字之初就言明要保留《备忘录》，以此作为要求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付款的凭据，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也表示认可。
二、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在一审中多次进行虚假陈诉，其目的在于阻挠法庭查明事实，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应当对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首先，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极力否认《备忘录》的真实性，其根本目的在于否定真实的股权回购价款，以此蒙蔽法庭。正如上面所述，双方虽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是对于股权回购价款还是约定按照《备忘录》确定的金额履行，并由运时公司持有《备忘录》作为主张付款的凭证。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在庭审中并未辩称《备忘录》已被股权转让协议所取代，而是极力否认《备忘录》的真实性，可见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是知晓其中的真实缘由，但是却试图通过否认其签名的真实性来蒙骗法庭。后经司法鉴定，证实了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的虚假陈诉，其理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在一审中多次陈述称：申请人是看到被申请人起诉苏州友利要求法院判决回购条款无效，鉴于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回购条款的态度并不明确，股东回购的约定也是可能被判无效的，所以运时公司出于保本的心理才同意按照投资本金退出，双方因此签订转让价为2,0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但是，这也是赤裸裸的谎言。《备忘录》的签订时间是2013年12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4年11月中旬。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陈述的时间点与真实的时间点完全不能吻合，其明显是在撒谎，意图掩盖事实真相。这也进一步证实运时公司有理由按照《备忘录》约定的回购金额要求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支付股权回购款。
三、运时公司并非没有向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主张其余回购款，相反运时公司多次前往新虹伟公司处进行交涉，但是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始终拒绝履行付款义务。由于运时公司与新虹伟公司均为上海企业，运时公司在上海的工作人员曾多次前往新虹伟公司处催讨剩余回购款，由于均是直接登门催讨，因此未特意保留相关证据，而且在催讨过程中，双方曾发生了激烈的矛盾，且有报警处理。另外，运时公司在厦门的工作人员曾多次飞往上海向新虹伟公司催讨，运时公司已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由于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的不诚信行为，未按照《备忘录》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才促使运时公司至今没有协助新虹伟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否则运时公司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协助办理变更手续。
四、运时公司从未明示或暗示放弃任何投资利益，且在签订完《备忘录》后更没有理由主动放弃投资本金以外的回报。双方是在2013年12月底至2014年4月期间签订的《备忘录》和股权转让协议，这段期间新虹伟公司是正常经营并且在准备新三板挂牌的相关工作，公司资产情况较好，同时还有袁伟和陈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他们并不是没有履行能力，所以投资人并不是看不到拿回投资款及相应回购补偿款的希望，只是挂牌前后获利多和少的问题。对于投资者的投资款退出的价格及其计算方式，《补充协议》和《备忘录》约定的清清楚楚，即使不能和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达成一致，运时公司通过诉讼的方式也能够按照约定获得法律的支持。所以运时公司之所以同陈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根本目的就是用于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不是变更回购价款。
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对运时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备忘录》即使是陈媚所签，从签订的时间先后顺序来看，《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均已被《股权转让协议》取代。且双方均是专业投资者，在签订协议时应考虑到相应的后果。现《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双方不存在其他纠纷，不同意上诉请求。
运时公司一审起诉请求：1、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共同向运时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计算方式为5,788,757元+(5,788,757元×10%×2014年5月3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天数/365天)；2、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共同向运时公司偿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5,788,757元为本金，自2014年5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虹伟公司设立于2003年12月17日；截至2011年9月26日，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为袁伟、陈媚。2011年9月26日，新虹伟公司、袁伟、陈媚与运时公司、苏州高新友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友利公司”)、吴江东运联合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运企业”)共同签订《新虹伟公司增资协议》，约定新虹伟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1,052.6316万元，增加额为52.6316万元。其中，高新友利公司以现金1,000万元认缴出资10.526316万元，溢价部分989.473684万元计入资本公积。东运企业以现金2,000万元认缴出资21.052632万元，溢价部分1,978.948368万元计入资本公积。运时公司以现金2,000万元认缴出资21.052632万元，溢价部分1,978.948368万元计入资本公积。三增资方计向新虹伟公司投入款项5,000万元。运时公司增资后获得新虹伟公司2%股权。
同日，新虹伟公司作为甲方，运时公司作为乙方，袁伟作为丙方，陈媚作为丁方签订了关于投资新虹伟公司股权之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协议3.1.1条约定：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触发股权回购协议，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或丙方或丁方回购乙方所持有的甲方股权，公司应当在收到乙方书面提出的回购请求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回购事项，对应情况为：(1)2013年12月30日前未能通过上市审批；(2)……。协议3.1.2条约定：回购价格为投资价款+(投资价款×10%×资金使用天数/365)-回购日前乙方已分取的现金分红-
公司未达到约定的业绩甲方所做的现金补偿。3.3.1条约定如公司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履行回购和补偿义务的，丙方和丁方应当向乙方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同年9月27日，运时公司将2,000万元投资款汇入新虹伟公司账户。新虹伟公司于2011年底办理了对应的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将公司名称由上海新虹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新虹伟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52.6316万元，实收资本为7,500万元。
2013年年底，由于预计新虹伟公司无法在2013年12月30日前通过上市审批，运时公司与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与开始协商股权回购事宜。
2014年4月21日，运时公司与陈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运时公司将持有的新虹伟公司150万股普通股转让给陈媚，转让价款为2,000万元；第一笔转让价款1,000万元于2014年4月25日前支付，第二笔1,000万元于2014年5月31日前支付。协议中运时公司落款的法人代表处由张福平签字。2014年4月25日和5月30日，陈媚分别向运时公司支付1,000万元，附注为新虹伟公司股权转让款。
2015年6月5日，陈媚向运时公司的注册地发送EMS快递，要求运时公司配合陈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因该注册地无运时公司在经营，而遭退信。
另查明：2014年9月，高新友利公司与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因新虹伟公司未能在2013年12月30日前通过上市审批，由袁伟回购高新友利公司持有的全部股份，股权回购款定为1,300万元，若袁伟违约，高新友利公司有权按补充协议约定计算公式增资金额+(增资金额×10%×自2011年9月28日起至实际归还日期间增资金额使用天数/365)主张股权回购款，陈媚对袁伟股权回购款的支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义务。因袁伟仅支付了400万元股权转让款，高新友利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11月3日，高新友利公司与三被告达成调解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袁伟应于2015年12月21日前向高新友利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9,608,767元，若袁伟未能按期足额支付，则需另行向高新友利公司支付违约金45万元，及以剩余股权转让款为基数，自2015年12月2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损失。陈媚与新虹伟公司对袁伟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东运企业与袁伟、陈媚就股权回购一事亦发生诉讼，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苏中商初字第00368号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包括：陈媚以2,650万元回购东运企业持有的新虹伟公司全部股份；如陈媚未按约定按期足额支付股权回购款，东运企业有权一并催要剩余的股权回购款并有权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计算公式为(2,650万元-
陈媚已实际支付的金额)×10%×(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归还日期间使用天数/365天)；袁伟对陈媚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因陈媚未按期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东运企业申请强制执行。2015年10月15日，东运企业与袁伟、陈媚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结了执行程序。
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运时公司提供了1份由张福平作为转让方授权代表，陈媚作为回购方授权代表，于2013年12月25日签订的新虹伟公司回购付款约定《备忘录》，内容为：双方约定回购对价为2,453.1507万元，计算公式为2,000万元+(2,000万元×10%×827天/365天)(资金使用天数从2011年9月27日投资之日开始计算至2013年12月31日结束)；付款步骤：截至2013年12月31日，回购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对价款500万元；截至2014年1月15日前，回购方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对价款1,953.1507万元。陈媚否认该证据中其签名的真实性。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4月22日出具鉴定意见书，确认《备忘录》的陈媚签名是其本人所写。
诉辩双方在一审时的争议焦点是运时公司与陈媚之间协议确定的股权回购款的金额。运时公司认为，应当按照《补充协议》及《备忘录》约定的计算方式确定股权回购价格。因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未按照《备忘录》约定向运时公司支付回购款，双方再次磋商，由陈媚与运时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运时公司与陈媚在《备忘录》中仅就股权回购价格和付款时间进行了约定，没有约定股权转让的其他内容，运时公司与陈媚于2014年4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履行《补充协议》和《备忘录》中约定的回购行为具体表现形式，而非取代《备忘录》。由于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未按照《备忘录》约定的时间付款，经过协商运时公司与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确定由陈媚作为回购主体，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陈媚与运时公司协商变更了其中2,000万元的付款时间，其余回购款陈媚口头答应尽快支付，运时公司并没有放弃投资款本金以外的金额。出于税收的考虑，《股权转让协议》中将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为2,000万元，与运时公司之前取得股权的对价相同，该协议仅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另外，由于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需要与高新友利公司和东运企业商谈退出问题，为了便于其洽谈，根据陈媚的要求在转让协议中将价款确定为2,000万，实际仍然按照《补充协议》和《备忘录》中的计算公式确定价款。运时公司作为投资机构，以获取收益为目的，没有理由放弃回购补偿价款，运时公司放弃本金以外的回购款不合常理，同期投资的高新友利公司和东运企业也是根据《补充协议》的计算方式取得了对价收益。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认为：因时间过久，陈媚记不清是否签订过《备忘录》，具体的签订细节同样记不清了。即使《备忘录》是陈媚签字，陈媚是代表公司作出的公司行为，股东与公司的回购条款是无效的，且时间在后的《股权转让协议》取代了之前的《备忘录》。运时公司向上海新虹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投资是为了上市盈利，但因公司没有上市迹象，运时公司认为上市无望要收回投资。运时公司认为可能会亏损，处于保本的考虑，经过协商运时公司同意取回2,000万本金即可。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同时与三家增资方进行谈判，和运时公司最先达成了协议，高新友利公司和东运企业没有与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达成同样的《股权转让协议》，故两家公司与运时公司的股权回购价格不一样，不能以案外人的协议否定运时公司与陈媚之间的协议。当事人之间是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付款义务，而非按照《备忘录》履行，故《备忘录》和《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出于税收原因而签订的阴阳合同，运时公司也没有及时催讨剩余转让款，而是在另外两家增资方退出获利后才向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主张剩余转让款。
运时公司就其主张的催讨剩余转让款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其工作人员于2014年3月、4月和6月往来上海与厦门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未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运时公司与陈媚先后签订了《备忘录》与《股权转让协议》两份协议，签订时间在后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将转让价款明确为2,000万元，以明示方式在股权转让价款中减除了《备忘录》中确定的利息，显然对运时公司的利益产生了重大影响，运时公司对此后果应当是明知的。无论是出于减少税收的原因还是出于陈媚要与其他增资方谈判的请求，均不影响运时公司作为专业投资者对自身利益的保护。运时公司作为专业的投资公司，在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未能按照《备忘录》履行任何付款义务的情形下，在与陈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未就其余回购款金额、支付时间和陈媚的违约情况进行任何约定或者说明，仅因“陈媚口头答应尽快支付”而同意了新的股权转让价格，未能采取其他措施以保护其利益，有悖常理，一审法院对运时公司的主张未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价格应当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从签订时间和协议的内容上，形成在后的《股权转让协议》取代了签订在前的《备忘录》。陈媚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时间节点支付2,000万后，运时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就其余回购款的履行及时向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进行了主张，反而是在其余两家增资方与三被告之间的诉讼结束后提起本案诉讼，也不符合运时公司提出的没有放弃利息的主张。同期投资的高新友利公司与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达成了完整的《股权回购协议书》，股权回购价格与运时公司并不一致，且高新友利公司和东运企业是在运时公司与陈媚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之后通过诉讼方式获得了包括利息在内的收益，不能以案外两增资方获得收益而否认原告与陈媚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关股权转让价格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
运时公司依据其与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签订的《补充协议》第3条中约定的运时公司有权要求新虹伟公司回购运时公司所持有的公司股权的条款，向新虹伟公司主张股权回购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但运时公司依据的相关条款违反了我国《公司法》中有关股份有限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条款，故运时公司向新虹伟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至于运时公司向袁伟、陈媚提出的诉请，因陈媚已经依据其与运时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及时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故运时公司的诉讼请求亦应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运时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1,965.80元，减半收取计30,982.9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运时公司承担；鉴定费31,500元，由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中，运时公司变更一审诉请的第二项为：请求依法判令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向运时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计算方式为5,252,054元+(5,252,054元×10%×2014年5月3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天数/365天)。
本院另查明：在运时公司与陈媚于2014年4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明确约定该协议签订后，双方于之前签订的涉及股权回购的一份《补充协议》和《备忘录》予以废止或由该协议替代《补充协议》及《备忘录》。
本院认为，首先，一审法院认为运时公司依据的相关条款违反了我国《公司法》中有关股份有限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条款的认定有悖于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公司法》并不禁止标的公司回购股权的行为，只是标的公司在回购股权后应按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在法定期间内应作相应处理。故运时公司与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对股权回购的约定与法不悖；其次，《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和《备忘录》签订的主体并不相同。《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是新虹伟公司，运时公司，袁伟和陈媚共同签订的；《备忘录》则是运时公司授权代表张福平与回购方授权代表陈媚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运时公司与陈媚签订，所以从二份协议和《备忘录》的签订主体来看，也不能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替代了《补充协议》和《备忘录》。第三，虽然运时公司与陈媚于2014年4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从时间上看是在运时公司与新虹伟公司、袁伟和陈媚签订的《补充协议》之后，亦在与陈媚签订的《备忘录》之后，但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即未明确该协议签订后之前的《补充协议》的相关条款和《备忘录》的相关约定作废，亦无运时公司对投资回报予以放弃的明确表示。故一审法院作出的股权转让协议替代了《备忘录》的认定亦属不当。因此，对于运时公司要求按照《补充协议》的相关条款和《备忘录》对投资回报约定的计算方式主张投资回报和逾期支付投资回报利息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运时公司在一审中对投资回报的计算方式有误，本院依据《备忘录》对投资回报的计算方式，结合陈媚分别于2014年4月25日和2014年5月30日支付1,000万元的事实来确定投资回报款的金额。关于逾期付款的利息可从运时公司一审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投资回报款的金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袁伟和陈媚应按约就新虹伟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向运时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运时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5)青民二(商)初字第2551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上海新虹伟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上诉人上海运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人民币5,252,054.38元；
三、被上诉人上海新虹伟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上诉人上海运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偿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人民币5,252,054.38元为本金，自2015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四、被上诉人袁伟和陈媚对上述主文第二项和第三项所确定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982.90元，人民币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人民币31,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1,965.80元，合计人民币129,448.70元，由上海新虹伟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袁伟和陈媚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增军
代理审判员 李 洋
代理审判员 丁海宁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黄宇宏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