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0702民初6622号
原告：上海东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莘砖公路518号8幢102-2室。
法定代表人：姚国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春，上海卿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韦成刚，男，1968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小明，男，1971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婺城区当代华府善庭4幢3单元502室
被告：韦彩萍，女，1973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金华市婺城区
原告上海东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特公司）为与被告韦成刚、韦彩萍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于2018年5月1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徐敏独任审判，于同年6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东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春，被告韦成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小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韦彩萍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东特公司诉称：两被告系夫妻。被告韦彩萍系原告股东，被告韦成刚虽不是原告员工，但其一直代表韦彩萍行使股东权利。被告韦成刚声称与东风特汽（十堰）客车有限公司人员熟识，并能够协助原告与该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因此，原告对其比较信任。被告向原告表达“东特新能源”汽车项目发展前景可观，一年利润可达人民币1000万元，所有股东均能在一年之内获得巨大利益，故在被告坚持必须先行支付第一年股东预分红款项的要求下，原告预先通过第三人银行账户给予被告韦成刚90万元（当时原告银行账户尚未开通，而案外人崔巍当时任原告总经理一职）。现由于政策调整，该项目根本无法启动；原告第一年不但无法获取1000万元的利润，反而没有经营项目空耗企业存续成本（员工工资、办公场地租赁费用等）造成巨额亏损。原告曾经以股东预分红为案由，起诉两被告，因为两被告否认该款项系股东预分红，称是给予第一被告办事的感谢费。原告于2017年12月撤诉。原告认为两被告取得90万元，既无合同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现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判令第一、二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90万元；2.判令第一、二被告支付逾期利息（以90万元为本金，从给付日2016年1月4日起至全部款项返还之日止，按年息6%计算）。
为证明上述事实及主张，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2015年企业年度报告书，证明原告股东构成情况；2.2016年1月29日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证明原告银行账户开立时间；3.2016年9月30日《资产负债表》，证明原告经营状况，原告第一年不但无法获取1000万元的利润，反而没有经营项目空耗企业存续成本(员工工资、办公场地租赁费用等)，所有股东均亏本，无人能够盈利分红；4.2016年1月21日《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核查工作的通知》、2016年财政部对新能源汽车骗补处罚文件，证明由于政策调整，该项目根本无法启动；5.2016年3月2日上海银行业务回单、2016年6月13日国内支付业务回单，证明另一股东的预分红也已经追回；6.2016年9月7日崔巍答辩状、2016年1月4日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2016年11月3日民事裁定书，证明在被告坚持必须先行支付第一年的股东预分红款项的要求下，原告预先通过第三人银行账户给予了第一被告预分红款项人民币90万元(当时原告银行账户尚未开通,而第三人时任原告总经理一职)，现被告否认系“股东预分红”，故符合不当得利之构成要件；7.2016年3月21日上海东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议，证明第二被告系名义股东，第一被告才是实际股东，每次股东会议均是第一被告参加并且代替第二被告签字；8.（2016）沪0117民初14942号案件庭审笔录，证明公司的管理层和员工都清楚该90万元是股东预分红，现被告否认系“股东预分红”，故符合不当得利之构成要件，应当退回；9.判决书、姚国略情况说明、微信聊天记录，证明90万元的形成经过。
被告韦成刚答辩称：一、本案系虚假诉讼，原告捏造事实，属于重复起诉及恶意诉讼。（一）事实依据，法律依据。1、2015年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很好，很多企业与个人赚了很多钱。在此大环境下，才有了几个人想成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独家销售定制车型，并找到可垫付采购资金与国补的整车企业合作。姚国略的广告箱的主要客户是各汽车公司的汽车4S销售店、崔巍也是很多年的汽车公司的高管，两人都有与汽车企业合作的基础。为何没能与汽车公司签下合作协议呢？因为与汽车公司达成名为销售实为研发制造销售的合作模式比较困难，特别是找到可垫付采购资金与国补的整车企业合作就更难了。当时只有我能帮助签到合作协议，姚国略在项目合作前事先承诺给我90万元居间感谢费。所以就有了后来姚国略给我90万元居间感谢费，也是不要我办任何手续领用90万元居间感谢费的原因。原告起诉状中所述想拖着不给后来又给了90万元居间感谢费的原因是，姚国略资金紧张，但当时离开我，这个合作就进行不下去，只好兑现项目合作前承诺的90万元居间感谢费。2、2015年11月至2016年6月期间，韦成刚是东特公司与东风特汽之间合作的业务联系人，并促成双方签订3份合作协议。3、原告前五次起诉的对比与分析（上交前五次的诉状，庭审记录，撤诉裁定书）：为何撤诉，可能是原告怕法官认为证据不足、不支持原告的不合理主张，所以原告怕输无奈才会五次撤诉的。一件事情，一个案件，只有一种经过，一个基础客观事实，一个基础法律关系，一个真相。不可能像原告（姚国略）的律师说的几种事情的经过，几个基础客观事实，几个基础法律关系，几个真相。4、2016、2017、2018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2017、2018年的新能源汽车销量。证明原告所说的新能源汽车政策至今没有出台，导致无法经营，造成巨额亏损并无依据。在崔巍汇给韦成刚90万元时，姚国略与崔巍知道韦成刚的业务联系人身份，也知道韦成刚的建行卡号，付款是主动积极的，给付的金额对象是明确的，不存在汇款错误；同时收款方也确认收到过事先约定的90万元居间感谢费这笔款项，韦成刚也能说明该款项的性质是居间感谢费，因为原告东特公司以没有股东会的“股东预分红”决议、收取“股东预分红”的书面凭证及“股东预分红”的完税记录等充分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韦成刚是东特公司的股东，所以韦成刚收到的90万元这笔款项属于“股东预分红”的主张不成立。韦成刚基于业务联系人身份收到事先约定的90万元居间感谢费，有合法依据的，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告所提交的前述案件中的庭审笔录、证人证言等均非生效判决对事实的认定，与本案，与被告均无关联。（二）举证责任。该笔款项属于有原因的给付，应当由原告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负举证责任。二、原、被告并不存在像原告所说的被告取得90万元不当得利。原告无法提供合同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原告的行为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罪，应当依法驳回，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1、崔巍是股东又是总经理，又受到姚国略的90万元借款的起诉，是利益相关方，其证词的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都存疑。2、被告韦成刚又不是股东，当然不可能领预分红；如果是预分红，也不该由姚国略来支付，也没有预分红的股东会决议。3、蒋晓庆这两份银行凭证只能说明上海东特与蒋晓庆发生过60万元的款项往来，被告毫不知情；这两笔款项时间不同，行为不同，作用不同。与本案没有可比性及任何关联性。
被告韦成刚向法庭提交：1.原告与东风特汽的合作协议3份，证明韦成刚促成了原告与相关汽车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也是姚国略合作前事先承诺的支付90万元居间感谢费,且无需办理任何领款手续的原因；2.2016年12月7日原告向上海松江人民法院90万元起诉状1份，证明原告起诉状中的想拖着不给后来又给了90万元感谢费的原因:因姚国略资金紧张,想拖着不给,但当时离开我这个合作就进行不下去,只好兑现刚合作时承诺的90万元居间感谢费；3.联系人证明1份，证明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这8个月期间，韦成刚是原告与东风特汽之间合作的联系人；4.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2份（2016-2018年），证明原告所陈述的新能源汽车政策至今没有出台,导致其无法经营,造成巨额亏损不是事实；5.2017-2018年新能源汽车销量1份，证明原告所陈述的新能源汽车政策至今没有出台,导致其无法经营,造成巨额亏损不是事实；6.原告前五次起诉的90万元情况汇总表、起诉状，证明就同一事实以多个案由多次起诉，其陈述自相矛盾的事实；7.原告上海东特与第一被告韦成刚、第二被告韦彩萍之间的“原告认为两被告取得90万元,即无合同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的不当得利的不当纠纷基础客观事实和基础法律关系。(原告证据目录:公司管理层和员工都清楚该90万元是股东预分红,现被告否认“股东预分红”故符合不当得利之构成要件,应当退回)；8.差旅费发票1份，证明韦成刚是原告公司与东风特汽之间合作的联系人；9.2017年3月原告向磐安县人民法院起诉状、证据目录、金旭明证明各1份，证明韦成刚促成了上海东特与东风特汽的合作协议的签订，韦成刚是业务联系人、居间人。
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组织到庭当事人及代理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当庭质证。根据质证意见及证据审核认定的有关规定，本院认证如下：
1.对原告证据1，被告韦彩萍未提出异议，被告韦成刚提出：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恰恰能够证明韦成刚不是原告公司股东。经查：该证据系原告公司登记股东情况，本院确认上述证据证明力。
2.对原告证据2，被告韦彩萍未提出异议，被告韦成刚提出：我方不知情，与本案无关。经查：被告异议成立，本院确认上述证据部分证明力。
3.对原告证据3，被告韦彩萍未提出异议，被告韦成刚提出：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这份资产负债表是东特公司单方制作的所谓负债表，并非已经法定机构审计后出具的审计报告。韦成刚不是公司股东，他没有权利也无法左右企业的经营。该份负债表是虚假的，东特公司支付给代理人的代理费都是作为债权，从财务制度上来讲是不真实的。经查：原告公司实际经营状况被告并无权知晓，其是否负债，与本案无关联，被告异议成立，本院对原告证据3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4.对原告证据4，被告韦彩萍未提出异议，被告韦成刚提出：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两份证据是对骗补情况的处罚性文件，是为了规范整顿汽车新能源市场，并不是就导致原告公司无法经营下去。经查：被告异议成立，本院确认上述证据部分证明力。
5.对原告证据5，被告韦彩萍未提出异议，被告韦成刚提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这两份凭证是发生在2016年3月22日和6月13日，而涉案款项韦成刚收到崔巍转账是在2016年1月4日，且从这两份证据也看不出来60万元款项就是另一股东的预分红款项，是原告单方陈述。经查：被告异议成立，本院对原告证据5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6.对原告证据6，被告韦彩萍未提出异议，被告韦成刚提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2016年1月4日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中崔巍转账给韦成刚90万元无异议，对姚国略转账给崔巍的90万元我们不知情，民事裁定书是一份程序上的裁定书，并非生效裁判文书，无法证明韦成刚收取崔巍转账90万元是预分红的性质。经查：被告异议成立，本院确认上述证据部分证明力。
7.对原告证据7，被告韦彩萍未提出异议，被告韦成刚提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就是以工商部门登记为准，在法律上没有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之分。韦成刚在股东会签字是受韦彩萍的委托并得到其他股东的确认的。经查：被告韦成刚、韦彩萍系夫妻，被告韦成刚曾代为签字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为实际股东，被告异议部分成立，本院确认上述证据部分证明力。
8.对原告证据8，被告韦彩萍未提出异议，被告韦成刚提出：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韦成刚不是股东，不存在领取分红或与分红的条件，仅仅凭姚国略诉崔巍的案件这一事实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3个证人的陈述都是不客观的，这3个证人入职时间是在2016年1月8日、1月底，他们根本不知道1月4日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1月4日崔巍转账给韦成刚90万元款项的来龙去脉及性质。东特公司与崔巍之间也密谋过如何对付韦成刚，崔巍的答辩是不真实不客观的，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对该判决我们已经申请再审，最高院已经进入审判监督阶段。对姚国略情况说明有异议，不具有证明力。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经查：原告提供了其他案件的庭审笔录及相关证人证言并不能直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被告异议部分成立，本院确认上述证据部分证明力。
9.对被告韦成刚证据，被告韦彩萍未提出异议，原告提出：对协议中有2份我公司是不认可的。金旭明也是股东，是与韦彩萍一伙的。经查：原告异议不成立，本院确认被告上述证据部分证明力。
根据本院确认证明力的上述证据及到庭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当庭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两被告系夫妻。原告东特公司于2015年11月18日在上海松江区注册成立，姚国略、金旭明、崔巍、韦彩萍、蒋晓庆为公司登记股东，姚国略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经营范围为汽车、汽车零件的销售以及汽车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转让等服务。2016年1月4日，姚国略通过银行转账存入案外人崔巍账户90万元，随即，崔巍将上述款项转账支付给本案被告韦成刚。
2016年3月21日，原告公司进行第一次股东会议，会议就公司业务开展形成决议，安排后续生产计划等。
另查明，2015年11月-2016年6月期间，被告韦成刚作为原告东特公司与东风特汽（十堰）客车有限公司之间业务的联系人，进行业务洽谈。2015年10月10日，原告公司在正式注册登记前，即由其法定代表人姚国略与东风特汽（十堰）客车有限公司签订纯电动客车项目合作协议。2016年1月14日，原告公司股东金旭明代表原告与东风特汽（十堰）客车有限公司签订多元复合锂动力电池纯电动客车项目合作协议。
就本案90万元，原告以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姚国略个人名义曾多次以韦成刚、韦彩萍夫妻、崔巍等为当事人，以股东预分红返还、借款、合同纠纷等为由提起诉讼，后均自行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法定代表人姚国略通过向案外人崔巍账户，以过账的形式向被告韦成刚支付90万元，对该事实，原、被告均无异议。但对于该款项性质，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姚国略曾多次以不同请求权基础向韦成刚、韦彩萍以及案外人崔巍主张，均未得到法院的有效认定，现原告在本案中坚持以不当得利作为其请求权基础，要求两被告返还款项。不当得利返还作为债权的一种，并非是当事人在通过其他请求权基础主张无果情况下的兜底保障，原、被告应对不当得利是否构成，是否应返还依法承担各自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主动向被告韦成刚支付90万元，不存在错误支付。原告作为商事主体，其对于上述行为的后果有充分考量和认识，故被告韦成刚在2016年取得该笔款项，应视为双方合意的结果。对于双方合意的内容，原被告陈述不一致，原告应对其系支付股东韦彩萍预分红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韦成刚、韦彩萍虽系夫妻，但其各自在商事领域所从事的行为，应分别作为独立的商事主体承担责任。韦彩萍系原告公司的股东，并登记于股东名册，其自行享有并承担相关的股东权利，原告在未经韦彩萍事先授权或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即将向韦成刚支付的款项视为支付韦彩萍的股东分红，并视韦成刚为实际持股人，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公司成立之初相关财务制度不全面，未对款项支出履行审批手续，但原告公司作为经营实体，在生产经营未实际开展之前即对股东进行预分红，且在之后的股东会议中未有丝毫涉及，并称在股东会后向其他部分股东支付预分红，其行为不符合经营常理，本院实难采信。故原告以其资产负债表作为公司运营不善，未产生相关利润，要求返还90万元预分红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韦成刚在公司成立前后，确系为公司新能源车辆业务与相关车辆企业联络沟通，并促成签订合作协议，在原告未能举证证明90万元系分红的情况下，被告韦成刚对于该款项性质的解释更为合理。故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要求两被告返还90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等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东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6400元（原告已预交，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敏
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王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