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01民终121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丽梅，住广州市海珠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广州市人民政府征用土地办公室），地址：广州市越秀北路89号13楼。
法定代表人：华而实，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业辉、张翔，均为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丽梅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5民初29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陈丽梅上诉请求：1、裁定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5民初293号民事裁定书；2、裁定指令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继续对本案进行审理；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房屋征收征用补偿产生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的发生并非系因被上诉人不履行与上诉人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而是因被上诉人作为卖方不履行购房合同约定的办证义务。上诉人配偶与被上诉人在2010年3月20日就海珠区新港东路沙南西街14号802房屋拆迁补偿事宜所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了上诉人配偶作为被拆迁人、被上诉人作为拆迁人之间的相关权利义务，其中包括拆迁补偿方式、拆迁补偿款金额、回购安置房的程序以及相关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关于回购安置房的具体程序，拆迁补偿协议在第十条中约定，被上诉人在本协议签订后向上诉人配偶发放回购安置房证明，并在安置房具备出售条件时向其发出购房通知，而上诉人配偶应在指定期限内按购房证明载明顺序选房并签订购房合同。因拆迁补偿协议本就是为明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而目前被上诉人早己依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付清了拆迁补偿款及其他费用，上诉人配偶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购房合同上签名捺印后足额付清了合同约定的购房款，且自2012年3月24日办理收楼入住手续后就一直居住至今。2012年9月4日，上诉人与上诉人配偶作出声明：由上诉人一人回购涉案房屋，该声明已办理了公证手续。通过查阅拆迁补偿协议中的所有条款，比对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所有权利义务，均可以看出拆迁补偿协议中上诉人配偶与被上诉人的权利义务早已履行完毕，双方也并未因拆迁补偿协议发生任何纠纷。因此，本案上诉人以被上诉人违反后续购房合同约定追究被上诉人迟延办理产权登记的违约责任，显然并非是被上诉人违反了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而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本案是因房屋征收征用补偿产生”明显片面，只能说明涉案的回购安置房屋是由房屋征收征用补偿事项而来。（二）上诉人配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关系与安置房购房合同关系，系前后两段完全独立、不同的法律关系。根据上诉人配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约定，该协议仅是对拆迁补偿房屋基本情况、拆迁补偿方式、拆迁补偿款金额、补偿安置房购买程序等双方具体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是一个框架性的协议。这从拆迁补偿协议第二条约定的“货币补偿方式”、“货币补偿与购房并临迁方式”、“货币补偿与购房不临迁方式”三种补偿安置方式就可以看出，因为拆迁补偿协议仅约定了不同的补偿安置方式，而并未对不同补偿安置方式所对应的后续双方具体权利义务进行约定。上诉人配偶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选择了“货币补偿与购房不临迁方式”的补偿安置方式，那就必然也会与被上诉人存在购房合同关系，而拆迁补偿协议第十条“回购安置房的程序”就对双方如何建立购房合同关系进行了说明。而且，从拆迁补偿协议来看，在上诉人配偶与被上诉人建立购房合同关系时，该协议所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基本上均已经履行完毕。因此，后续的购房合同关系与之前的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关系是分别独立的两种法律关系，而本案也正是双方在购房合同关系中产生的纠纷。（三）涉案房屋性质上虽然是拆迁安置房，但在本次拆迁安置补偿中实际与普通商品房并无二样，购房合同关系中的买卖双方权利义务也大抵一致，因此以民事诉讼起诉主张权利也更为合理。被上诉人在2007年12月制定的《琶洲岛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拆迁方案”)第五条第（二）项“安置房类型及购房资格”中载明：涉案房屋所在社区的房屋分为三类：普通商品房、新社区安置房和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房；第五条第（五）项“安置房的购买价格”中显示：普通商品房的购买价格拟定为8000元／平方米，新社区安置房的购买价格拟定为5213元／平方米，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房的成本价为2948元／平方米。而上诉人配偶与被上诉人拆迁补偿协议第九条约定的购房单价为8000元／平方米，购房款发票中载明的单价亦是8000元／平方米，与上述普通商品房的购房价格一致；同时，被上诉人发出的收楼通知书第六条“办理收楼的相关手续”也说明上诉人需签收《商品房质量保证书》、《商品房使用说明书》等文件。由此可见，涉案房屋与普通的商品房基本无异，购房合同关系中的权利义务亦相差不大，因此以民事诉讼起诉较为公平、合理。二、一审法院认为“签订上述补偿协议，是行政机关履行补偿法定职责的方式，属于行政行为，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作出本案裁定所引用的法律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即：“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一）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就“受案范围”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根据上述表述，本案显然并非是行政机关不依约履行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引起的纠纷，而是因被上诉人不依约履行购房合同约定的办理产权登记义务而产生。而退一步讲，上述行政诉讼法对十二条约定的“受案范围”第“（十一）”项也是2015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增条款，晚于本案拆迁补偿协议的签订时间，即2008年9月20日，也不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三、上诉人经向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立案庭咨询，被告知2015年5月1日前的因行政机关不履行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引起的纠纷均不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类似上诉人情况的业主有数百家，若最终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将极有可能引起集体纠纷，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答复称，目前铁路法院对于2015年5月1日之前当事人与行政机关签订的类似行政协议引起的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1785号行政裁定书，对此类纠纷不予受理，一般不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建议上诉人提起民事诉讼方式来寻求司法救济。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诉人现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提起上诉，恳请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辩称，一、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且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未签订过任何回购安置房协议，双方是因补偿协议的回购安置房产生争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及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妥。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未就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的期限形成合意并签订合同，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的办证期限。依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补偿安置方式为货币补偿与回购安置房相结合的方式，即由被上诉人先按协议约定向上诉人支付货币补偿，在安置房具备出售条件时由上诉人按被上诉人的要求回购安置房(即案涉房屋)。该拆迁补偿协议书未就办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及办证期限等事宜作出约定。三、上诉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主张迟延办证违约金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尚未建成或者已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案涉合同系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案涉房屋属于拆迁安置房，不属于商品房。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因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所涉的回购安置房产生纠纷，因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属于行政协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龚连娣
审 判 员 曾文莉
代理审判员 汪 东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 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