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7）粤执复344号
复议申请人（申请执行人）：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临江路**号新华金融大厦**楼。
法定代表人：李桂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曙东，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卓，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吴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瑞安市莘塍镇甲村温瑞公路999号，组织机构代码：145612403。
法定代表人：吴敏，该公司董事长。
破产管理人：冯蒋华，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异议人）：肇庆市亘泰金旺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大旺区国际赛车场看台商铺B1-B2。
法定代表人：王益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向荣，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冰，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肇庆亘泰商务港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榕园*栋***号。
法定代表人：邓应尧，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向荣，该公司员工。
被执行人：吴敏，男，195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信托公司）不服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肇庆中院）（2017）粤12执异25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书面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肇庆中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新华信托公司与被执行人吴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泰集团公司）、肇庆亘泰金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亘泰金旺公司）、肇庆亘泰商务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亘泰商务港公司）、吴敏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7）粤12执恢12号】中，亘泰金旺公司对执行债权利息计算截止时间为2017年4月5日提出书面异议。
亘泰金旺公司异议称：
肇庆中院于2017年5月16日以(2017)粤12执恢21号《通知书》的形式通知亘泰金旺公司，内容为：债权利息计算截止时间为2017年4月5日，债权金额为447,809,287.41元。（一）亘泰金旺公司不同意此结果。担保人仅承担主债务为限的债务担保责任。吴泰集团公司已在2016年被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申请人广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吴泰集团公司的破产申请，新华信托公司选择参加破产程序主张权利，并没有向亘泰金旺公司主张，并且在破产主张中的债权申请登记为本金1.75亿元及利息，总债权金额为348,314,833.34元，并已得到新华信托公司及两次债权人大会的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的规定，新华信托公司在破产程序中的债权金额已固定，据此亘泰金旺公司的担保金额应为主债权348,314,833.34元。(二)既然吴泰集团公司的主债务已确定，并锁定了利息计至2016年3月2日，因此并不存在利息需计算至2017年4月5日的依据。鉴于其计算依据不存在，计算方法也不存在合法性，故无论任何第三方机构均不存在有审计的意义和作用，因为这是无法律依据的虚构事实的违法行为。(三)破产法是准公法，是当事人进入破产以后国家确定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当事人基于私法而所做的约定不能对抗公法上的强制性规范。(四)新华信托公司的执行依据不只是法院的生效判决书，还应该包括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受理破产裁定书、债权申报资料以及该裁定书所援引的法律规范。(五)担保合同都是从合同，是依附于主合同的，主债务人吴泰集团公司对新华信托公司的抗辩权，亘泰金旺公司当然享有。既然吴泰集团公司对新华信托公司要求的受理破产以后的利息计算有权予以抗辩，而且抗辩依法有据，而事实上新华信托公司对该抗辩理由也予以认可，那么亘泰金旺公司当然有权行使该抗辩权。所以，亘泰金旺公司依法、依约均不能超过主债务人的债务金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如果新华信托公司的主张成立，那么吴泰集团公司破产的所有工作都要推倒重来，因为亘泰金旺公司替吴泰集团公司偿还的贷款本息数额将与新华信托公司之前确认的数额不一致，而亘泰金旺公司可以行使全额追偿权，这样吴泰集团公司的破产工作以及多次的债权会议所确定的债权数额等决议内容都要重新进行表决，这样对于吴泰集团公司的其他债权人不公平（因为事实上变成了新华信托公司对吴泰集团公司的债权时一直计息，如此其他债权人的受偿比例必然下降），更与破产法的规定发生冲突，因为这样会架空了破产法规定的计息债权从受理破产之日起停止计息的规定。综上，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双方约定还是基于公平原则，新华信托公司要求亘泰金旺公司支付从吴泰集团公司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的利息的主张不应成立。
肇庆中院查明:
新华信托公司因与吴泰集团公司、亘泰商务港公司、亘泰金旺公司、聚融（海门）商务城有限公司、吴敏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0日作出（2013）渝高法民初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吴泰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偿还贷款本金1.75亿元及贷款利息1225万元；从2012年11月2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1.75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1%支付逾期利息、对未按时支付的逾期利息按年利率21%标准计收复利；从2012年6月2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52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1%计收复利；从2012年11月2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7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1%计收复利，利随本清。…四、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对肇庆亘泰金旺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广东省肇庆高新区广贺高速公路南面、大旺大道西面的209,398.53平方米（地号70000669）土地使用权、肇庆亘泰商务港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广东省肇庆高新区独河东面的47,455.4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地号70000618-3中24,286.32平方米、地号70000618-4中23,169.15平方米）享有优先受偿权……。”
肇庆中院另查明：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在执行申请人广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吴泰集团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发现吴泰集团公司具有《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经广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将该案移送破产审查，并于2016年3月2日作出（2016）浙0381民破6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广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吴泰集团公司的破产申请。并于2016年3月15日作出（2016）浙0381民破6号决定书，指定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吴泰集团公司的管理人。新华信托公司于2016年5月20日向吴泰集团公司管理人进行了债权申报，申报债权金额352,493,241.28元，其中本金1.75亿元。该债权经吴泰集团公司管理人初审确认为348,314,833.34元，其中本金1.75亿元，并向新华信托公司出具并送达了《债权复核通知单》。2017年6月26日吴泰集团公司管理人向肇庆中院出具《复函》确认：1、截止2017年4月14日，管理人确认新华信托公司无异议债权金额为348,314,833.34元，该金额已由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381民破6-2号民事裁定书予以确认。目前该笔债权尚未予以支付。2017年5月4日，新华信托公司向管理人补充申报债权22,933,662.5元，该笔债权系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管理人初步审查后对该笔补充申报债权建议予以确认，但目前尚未提交债权人委员会进行核查。故新华信托公司最终无异议债权金额可能会有调整。2、2017年5月10日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381民破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吴泰集团公司进入破产重整并予以公告。3、截止管理人复函之日，亘泰金旺公司尚未就其担保的债务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肇庆中院再查明：
2017年5月16日，肇庆中院作出（2017）粤12执恢21号通知书（以下简称21号《通知书》），内容为：“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新华信托公司与被执行人吴泰集团公司、亘泰商务港公司、亘泰金旺公司、吴敏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新华信托公司与被执行人对案涉债权的利息计算终止日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经本案合议庭讨论同意新华信托公司提出的处理意见：债权利息计算至截止时间为2017年4月5日，债权金额为447,809,287.41元。”亘泰金旺公司对此不服，向肇庆中院提出异议。
肇庆中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被执行人对执行依据的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担保人向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时的利息计算截止时间应如何确定的问题。《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各方当事人对于该法律规范存在不同的理解，是引发本案争议的根本原因。当法律规范的理解出现较大争议时，需要法律适用者对该规范运用恰当的法律解释方法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确保法律规范的正确适用。就本案的法律适用而言，同时存在担保和破产的法律事实，这就意味着不能脱离担保法和物权法的条文而孤立地解释破产法的条文，或者将破产法和担保法、物权法割裂开来进行解释适用，而必须结合关于担保物权的法律规定、并顾及担保的本质。
第一，从担保范围上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利息的依据，是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计算主债权的利息，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及当事人约定。依照法律规定计算，则因《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对主债权利息计算有明文规定，本案中主债权的利息，只能计算至主债务人破产申请受理之日止。关于当事人约定，本案中当事人并未就破产申请受理后的利息是否继续计算另作约定，故不足以排除法定的利息计算方式之适用。因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应依《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的方式确定利息。
第二，从主债务合同与担保合同的主从关系上分析。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明文规定主债务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的主从合同关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担保物权消灭：（一）主债权消灭；（二）担保物权实现；（三）债权人放弃担保债权；（四）法律规定担保物权消灭的其他情形。”第一项规定主债权消灭导致担保物权消灭，进一步表明担保物权及担保人所负义务的从属性。基于此种从属性，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关于担保范围的规定可知，即使主债权合同并非无效、主债权并未消灭，而仅仅是主债权数额减少或范围缩小，所对应的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也应当相应的减少数额、缩小范围。2、就担保的法理和性质而言，担保人并非自己对债权人负担独立的债务，而只是担保主债务人的债务，即仅就主债务人对债权人所负担之债务而向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换言之，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不应大于主债务及其利息等费用的范围，否则就不属于担保问题。民事义务的发生，须有法定依据或意定依据。如果要求担保人承担比主债务人更大的责任，则应当有法律的特别规定或当事人之间的特别约定，而本案中并不存在此类特别规定与特别约定。因此，担保人所承担的担保责任不应超过主债务的范围。《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主债务利息的限定，及于担保人。
第三，从《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文义分析。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首要方法。依文义解释可见，《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并未将其适用范围限定为仅适用于破产程序中的债务人，也没有表述为主债务利息计至受理之日这一法律效果不及于担保人或不影响债权人对担保人的权利。此与《破产法》针对破产重整与和解所特别设置的第九十二条第三款和第一百零一条两个条文显然不同。该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和解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反观《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和第一百零一条特别规定破产重整与和解不影响债权人对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正足以表明，如果立法者有意对涉及破产法情况下债权人的权利作出特殊安排，则必有此类特别规定。两相对照，可以进一步佐证，《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并未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不影响债权人对担保人的权利”，显然并未排除该款规定对担保人的适用。
第四，从《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目的分析。立法机关并未公开说明《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立法目的，本案中亦无其他权威的立法资料显示立法机关在制定该款规定时有意排除对担保人之适用的立法目的。反之，如果强令担保人负担破产申请受理之后的利息，必然出现担保人责任重于主债务人责任的情况，而这在根本上违反了担保制度的目的，担保制度的目的之一是担保人不承担比债务人更重的责任。担保制度的这一目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有多处体现，例如担保范围的规定，担保人对主债务人追偿权的规定，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的规定，担保债务因主债务消灭而消灭的规定，等等。强使担保人负担债务人自己都不必负担的利息，必将使担保人对债务人的追偿权落空（担保人无权就多付的额外利息向债务人追偿），显然背离法律特别规定担保人追偿权之立法目的。
第五，从《破产法》相关条文的体系分析。法律条文的解释，不仅应恪守其文义、无违其目的，而且不能与其他法律条文之间形成体系冲突。纵观《破产法》的其他条文，也可进一步佐证该法关于主债权利息自破产申请受理后停止计算的规定，其效力及于担保人。《破产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破产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在破产终结后，对债权人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未受清偿的债权，依法继续承担清偿责任。”该条表明，债权人对破产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的债权，限于“债权人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未受清偿的债权”，此处的债权之范围，当然是指受《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约束的债权，即破产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计息的债权。该条虽仅明文表述为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但并未将担保人（这里仅指提供物权担保的担保人，下文的担保人也仅指此概念范围）排除在外。连带债务人是否包含担保人，在理论上可能存在不同认识，但从现行法关于连带债务的规定上分析，担保人对债权人所负责任，与其他连带债务并无区别。首先，在外部效力上，连带债务的每一个债务人都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责任，债权人有权向其中任一债务人请求承担责任或请求全部债务人承担责任。在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清偿债务或请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也有权同时向债务人和担保人提出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也反映此种意旨：“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行使担保物权时，债务人和担保人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其次，在内部效力上，向债权人清偿了债务的连带债务人，有相应的追偿权。对于担保人的追偿权，法律和司法解释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句规定：“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关于担保物权的规定，均符合上述关于连带债务的特征。由此可见，现行法并未排斥担保人可被归为连带债务人的范畴。担保人适用《破产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退一步而言，假设担保人不属于连带债务人，也没有理由使担保人承担比《破产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所规定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更重的责任，《破产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至少可以类推适用于担保人。
第六，关于生效法律文书的问题。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渝高法民初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书虽已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经过裁判文书的确认，但吴泰集团公司的破产发生在该生效法律文书之后。由于破产程序的启动，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当然应当受到破产程序的约束，并且适用《破产法》。《破产法》的规定，当然适用于既存的法律事实，而不能因为法律事实发生在前而免于适用破产法。不妨假设，如果本案中不涉及担保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人承担的债务利息计算至清偿之日止，而此后该债务人破产，则同样应当依照《破产法》规定仅将债务利息计算至破产申请受理之日止。这显然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中的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变更或撤销。同理，基于破产程序的启动而对担保人适用《破产法》关于利息计算的特别规定，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中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变更或撤销。
综上，新华信托公司向亘泰金旺公司主张担保责任，要求其按照生效法律文书清偿债务，而不受《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所限，明显缺乏法律依据，肇庆中院不予支持。亘泰金旺公司提出利息计算至吴泰集团公司被受理破产之日（2016年3月2日）止的异议成立，肇庆中院予以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九十二条第三款、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于2017年7月10日作出（2017）粤12执异25号执行裁定，裁定：（一）撤销肇庆中院（2017）粤12执21号通知书；（二）债权利息计算截止时间为2016年3月2日。
新华信托公司不服肇庆中院上述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1）依法撤销肇庆中院（2017）粤12执异25号《执行裁定书》；（2）维持肇庆中院（2015）粤12执恢21号《通知书》。
事实和理由如下：
肇庆中院在执行本案中，已完成司法变卖并取得变卖款项652,561,043.2元。因被执行人亘泰金旺公司对申请人申请划付的执行案款447,809,287.41元（计算截止时间为2017年4月5日）数额中的利息计算有异议，主张案涉债权利息应计算截止时间为2016年3月2日（吴泰集团破产债权申报截止日），债权数额为348,314,833.34元，双方争议金额的差额为99,494,454.07元。故肇庆中院于2017年5月16日作出（2017）粤12执恢21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先行划付部分执行案款348,214,833.34元给申请人，并在扣除争议差额99,494,454.07元及执行费、第三方审计费用后，将剩余190,941,740.36元退还给亘泰金旺公司。同日肇庆中院对被执行人吴泰集团、亘泰金旺公司、亘泰商务港公司发出21号《通知书》：“经本案合议庭讨论同意申请执行人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处理意见：债权利息计算截止时间为2017年4月5日，债权金额为447,809,287.41元。”被执行人亘泰金旺公司对肇庆中院的上述《通知书》的执行内容提出执行异议，肇庆中院经审查作出（2017）粤12执异25号执行裁定。复议申请人认为肇庆中院该异议裁定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
（一）该异议裁定适用法律严重错误。
1．该异议裁定与法院生效判决相抵触。本案债权是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该判决作为生效法律文书，是本案执行的唯一法律依据，在亘泰金旺公司应向申请人履行的担保责任范围已被重庆高院生效判决明确、固化的前提下，申请人向肇庆中院申请执行抵押物、申请划付计算至2017年4月5日（裁定物权变更日）的执行案款447,809,287.41元，系有执行依据和明确的利率、时间等计算标准的。而肇庆中院异议裁定却认定债权利息计算截止时间为2016年3月2日，擅自变更（缩小）了亘泰金旺公司应向申请人履行的担保责任范围，显然与重庆高院生效判决相抵触，甚至是对生效判决内容的变更和修改。
2．本案现处于执行阶段，不应适用诉讼审判阶段中主、从债务人的法律关系及相关法律规定。（1）本案现处于执行阶段，申请人不是在向主债务人吴泰集团主张债权，也不是在向担保人亘泰金旺公司、亘泰商务港公司主张担保责任，债权主张在诉讼审判阶段即已完成。执行阶段中，申请人系依据重庆高院生效判决向肇庆中院申请执行吴泰集团、亘泰金旺公司、亘泰商务港公司的财产，要求被执行人承担履行生效判决的责任。主债务人吴泰集团进入破产程序，仅意味着主债务人丧失了履行债务的能力，申请人不能从主债务人处全额实现债权，而非重新界定债权范围和担保责任的担保范围。该裁定将上述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实属对法律的错误理解。（2）重庆高院生效判决已确定申请人对亘泰金旺公司名下抵押土地使用权享有优先受偿权，可独立通过执行该抵押财产实现债权，故在该判决生效后，亘泰金旺公司需要承担的是履行生效判决的责任，其责任范围已由生效判决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确定。执行阶段中，亘泰金旺公司和吴泰集团均系被执行人，而非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关系；申请人也系申请肇庆中院强制执行被执行人财产，要求亘泰金旺公司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而非要求亘泰金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此主张在审判阶段已被确认和支持），故本案不存在主债务人与从债务人的关系。
因此，在亘泰金旺公司和吴泰集团同为被执行人的情况下，按照通常司法实践，存在若干被执行人的，执行法院通常做法是选择更便利执行的方式和被执行人，来达到执行目的。本案被执行人中吴泰集团和吴敏已无履行债务的能力，亘泰商务港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被其他法院在先查封难以执行，仅亘泰金旺公司有可执行条件，能够达到执行目的。故肇庆中院选择执行亘泰金旺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符合法理常情，该执行行为不能被与本案执行无关的主、从债务人的法律关系所影响或阻挠。
3．该裁定与《破产法》及《担保法》立法目的严重不符，是对《破产法》及《担保法》相关规定的错误理解和适用。（1）裁定内容与《破产法》规定及立法目的不符。首先，申请人的债权系具有抵押担保的债权，故依法享有别除权，可优于其他债权人单独、及时受偿，其实现不受破产财产分配规则、破产程序的约束。其次，《破产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规范企业破产程序，其关于停止计息等规定的目的在于调整多个破产债权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涉及债权人与担保人之间的关系，更不是为了减轻担保人责任，担保人不能直接援引该规定主张相应责任免除。《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该项规定是法律针对破产程序中破产债权作出的特殊规定，系为了顺利地实现概括清偿，推动破产程序顺利进行。而在民事执行活动中产生的债权，不仅包括应当清偿的本金，还应当包括自债务发生之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等。破产程序中的债权计算有截止时间为程序性规定，仅表明债权人不能通过破产程序追偿债权申报截止日之后的债权，并不能以此否定债权申报截止日之后的债权。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也几乎不存在全部债权能通过破产程序实现的先例，这也是破产程序存在的意义（保障所有债权人的大部分债权实现）。换言之，在全部债权不能在破产程序得到清偿的情况下，债权人也可通过其他可实现债权的方式追偿剩余债权，如向其他被执行人（担保人）主张权利。再次，申请人在吴泰集团破产一案中申报的348,314,833.34元债权，仅是申请人在该破产一案中应分配的债权数额，且该数额在债权分配前也可通过补充申报而调整变动，故而不能作为认定申请人债权数额的依据。最后，根据《破产法》第九十二条：“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第一百零一条：“和解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均明确规定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的效力不及于担保人的规定，可知《破产法》不但没有规定破产债权停止计息的规定适用于担保人，反而多次强调担保责任不受破产程序的影响。
肇庆中院25号执行裁定认为《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系立法者对破产法情况下债权人的权利作出的特殊规定，因而进一步认为“法无禁止即可为”——在目前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只要没有明确排除该款规定对担保人的适用，就应理解为同样适用于担保人。上述裁定内容显然系对《破产法》法条的错误解读和扩大。既无明确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也与破产法相关条文内容相悖，更与破产程序系债务清偿程序的性质不符。《破产法》立法目的在于规范企业破产程序，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在涉及债权人及债务人权益时，应严格依照法条规定，不应作任意的扩大解释。（2）裁定内容与《担保法》规定及立法目的不符。首先，担保法律制度的存在，系为了在债务人发生信用风险时，确保债权得以实现。肇庆中院异议裁定认为停止计息等规则可适用于担保责任范围，必将导致债权人设立担保的目的无法完全实现，反而让担保人获得了额外优待，减少了担保人的责任。这显然有悖于《担保法》的基本宗旨，对于债权人毫无公平可言，甚至是对担保人利用破产程序、逃避担保责任这一不诚信行为的变相鼓励。其次，担保人的担保责任范围应当依据担保合同予以确定，本案中，亘泰金旺公司的担保责任范围更是已被生效判决所确认，故肇庆中院不能在执行程序中对担保责任范围进行随意变更。异议裁定认为如果强令负担破产申请受理之后的利息，必然出现担保人责任重于主债务人责任的情况，而这在根本上违反了担保制度的目的。这一认定尤其荒谬，且不论担保人作为理性的商业交易主体理应承担相应的商业及担保风险，就担保制度的目的而言，该裁定就已作了极其错误的理解。担保法律制度的存在，是为了在债务人发生信用风险时，确保债权得以实现，而《担保法》立法目的也明确写明为了“保障债权的实现”（见《担保法》第一条）。故，该裁定并未公平公正地看待债权人及担保人的权利义务及法律地位，其内容既无法律基础，也无法理支持。此外，需要强调的是，目前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等对担保人应当承担的担保责任项下的利息在债务人的破产申请受理时起是否停止计算，均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4．该裁定与我国司法实践不符
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实务判例均认为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的行为，不影响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的范围；破产停止计息的程序性规定也不应导致担保责任项下利息的停止计算。参考判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民终45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商终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357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5民终1720号《民事判决书》。
（二）肇庆中院异议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扣除的争议差额99,494,454.07元中包括的被执行人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下简称迟延履行金）和评估费不属于利息。需要说明的是，在肇庆中院预先扣除的99,494,454.07元争议差额中包括计算至2017年4月5日的迟延履行金33,316,237.50元，以及执行程序中产生的评估费205,250.00元。上述两笔费用就性质而言均不属于利息，也不属于执行异议的范围。
首先，亘泰金旺公司在执行异议申请中仅对债权利息计算提出异议，对迟延履行金的计算和数额及评估费并未提出异议。其次，肇庆中院在听证及裁定中亦均未对迟延履行金的数额计算及评估费的承担作出认定，仅裁定债权利息计算截止时间为2016年3月2日。而异议针对的21号《通知书》中除明确债权利息计算截止时间为2017年4月5日外，还确定了债权金额为447,809,287.41元，该债权数额中即已包括了迟延履行金33,316,237.50元以及评估费205,250元。
提请注意的是，申请人主张的债权总金额为447,809,287.41元，其中包含后续向吴泰集团管理人及破产受理法院补充申报的迟延履行金22，933，622.5元（计算至2016年3月2日），该迟延履行金已得到管理人的书面确认，并于2017年4月14日向肇庆中院出具了《复函》。对此，肇庆中院在该裁定的事实查明部分对该事实进行了确认，但却未在裁定的内容上作出认定和处理。故，肇庆中院对债权总金额的认定也存在明显错误，在未对迟延履行金的数额计算及评估费的承担作出认定的情况下，就裁定撤销21号《通知书》，显然未对执行异议所涉基本事实作准确认定。
更为重要的是，肇庆中院以保护担保人利益、避免吴泰集团破产程序其他债权人不因担保人参与分配而减少其应分配份额为由作出不予认定2016年3月2日之后债权利息的处理，其实质是损害了申请执行人及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即使本案系亘泰金旺公司破产，申请执行人作为抵押权人（本案担保方式为物权担保）也可优先独立受偿。反之，目前系吴泰集团破产，若将争议执行案款99,494,454.07元划付给亘泰金旺公司，则申请执行人的合法债权中99,494,454.07元将无法通过执行亘泰金旺公司受偿，亦无法通过吴泰集团破产程序受偿。而本案所涉债权总额系申请人通过社会公众投资募集而来，故生效判决确认的利息和复利，将由申请人作为金融机构向社会公众投资人兑付至实际清偿之日。若申请人无法足额收回该99,494,454.07元，则2016年3月2日至2017年4月5日之间的利息及复利将由申请人自己承担。
并且，申请执行人系收到吴泰集团管理人通知后根据其要求申报债权，而此申报行为不仅没有加重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反而为担保人履行完担保义务后向债务人追偿提供了途径。
本院经审查，对肇庆中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
新华信托公司因与吴泰集团公司、亘泰商务港公司、亘泰金旺公司、聚融（海门）商务城有限公司、吴敏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0日作出（2013）渝高法民初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确认：“本案中吴敏与新华信托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亘泰金旺公司、亘泰商务港公司分别与新华信托公司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登记，前述合同依法成立有效，吴敏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对吴泰集团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新华信托公司对亘泰金旺公司、亘泰商务港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即广东省肇庆市高新区独河东面的47,455.4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和肇庆市高新区广贺高速公路南面、大旺大道西面的209,398.5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款在吴泰集团公司前述所负债务范围内优先受偿。”并判决：“一、吴泰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偿还贷款本金1.75亿元及贷款利息1225万元；从2012年11月2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1.75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1%支付逾期利息、对未按时支付的逾期利息按年利率21%标准计收复利；从2012年6月2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52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1%计收复利；从2012年11月2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7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1%计收复利，利随本清；二、吴泰集团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新华信托公司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50万元；三、吴敏对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权范围内对肇庆亘泰金旺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广东省肇庆高新区广贺高速公路南面、大旺大道西面的209,398.53平方米（地号70000669）土地使用权、肇庆亘泰商务港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广东省肇庆高新区独河东面的47,455.4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地号70000618-3中24,286.32平方米、地号70000618-4中23,169.15平方米）享有优先受偿权。五、驳回新华信托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判决生效后，新华信托公司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3日以（2014）渝高法民执字第00003号案立案执行后,于2014年8月27日委托本院执行。本院接受委托后于2014年10月9日作出（2014）粤高法执字第3号执行裁定，将该案指定肇庆中院执行。肇庆中院于2014年10月22日以（2014）肇中法执字第109号案立案执行。2017年4月6日，肇庆中院依职权恢复执行本案。
在执行过程中，肇庆中院依法对被执行人亘泰金旺公司名下的座落在肇庆高新区广贺高速公路南面、大旺大道西面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肇国用（2011）第W025号]及地上附着物进行竞价变卖；上述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变卖款为652,561,043.2元。2017年5月10日，肇庆中院作出（2017）粤12执恢21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案涉土地使用权变卖后所得款项中支付348,214,833.34元给申请执行人新华信托公司、退还190,941,740.36元给亘泰金旺公司、支付执行费415,714.83元。2017年8月31日，肇庆中院作出（2017）粤12执恢21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裁定案涉土地上的附着物变卖后所得款项13,127,406.15元予以退还给肇庆亘泰金旺置业有限公司。因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对债权的计算方式和截止时间存在异议，故案涉土地使权变卖后所得款项剩余99,494,454.07元及委托第三方审计预留费用200,000.00元暂未支付。
2017年5月16日，肇庆中院作出（2017）粤12执恢21号通知书，内容为：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新华信托公司与被执行人吴泰集团公司、亘泰商务港公司、亘泰金旺公司、吴敏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新华信托公司与被执行人对案涉债权的利息计算终止日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经本案合议庭讨论同意新华信托公司提出的处理意见：债权利息计算至截止时间为2017年4月5日，债权金额为447,809,287.41元。为此，现将上述处理意见告知你们，如有不同意见的，请你们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不提交，则视为你们同意该处理意见，本院将依法处理；如对债权利息计算截止2017年4月5日的金额447,809,287.41元有异议，则需提交第三方审计部门审计确定，因审计产生的相关审计费用由你们承担。
2017年7月3日，吴泰集团公司破产管理人给肇庆中院的复函中称：“1.截止2017年4月14日，管理人确认新华信托公司无异议的债权金额为348,314,833.34元，该金额已由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381民破6-2号民事裁定书予以确认。新华信托公司已于2017年1月9日予以确认。目前该笔债权尚未予以支付。2017年5月24日，新华信托公司向管理人补充申报债权22,933,662.5元，该笔债权新华信托公司主张的系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管理人初步审查后，待提交债权人委员会进行核查确认。现债权人委员会尚未确认。故新华信托公司的债权额目前仍是双方于2017年1月9日确认的数额。2.2017年5月10日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381民破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吴泰集团公司进入破产重整并予以公告。但重整方案尚未由债权人分组表决，如表决不通过，则吴泰集团公司将进行破产清算，且根据《破产法》规定，重组方案不影响原已确认的各债权人的债权数额。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新华信托公司申报还是吴泰集团公司的该笔债务的担保人亘泰金旺公司代偿后申报，其债权的计算方法均只能根据《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依债权本金加上计息到2016年3月2日止的利息，所有债权人一视同仁。3.截止管理人复函之日，亘泰金旺公司尚未就其担保的债务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主债务人破产后，担保人的担保责任范围是按照担保合同约定的债权，还是《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破产债权。换言之，主债务人破产后，主债权停止计息的效力是否及于担保人，担保责任是否受破产程序影响而减少。
司法实践对此问题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担保责任应受破产程序影响而减少。主要理由是，基于担保责任的从属性，担保责任范围不应大于主债权。债权人所享有的主债权范围为破产债权，那么，作为担保人所承担的担保责任亦应为破产债权。第二种观点认为，担保责任不应受破产程序影响而减少。主要理由是，《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是法律针对破产程序中破产债权作出的特殊规定，担保人的责任范围应依据担保合同进行确定，因此，利息、违约金等不因主债务人破产而停止计算。在本院注意到的相关案例中，多数法院（如山东、北京、甘肃等高级人民法院）均持第二种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对此虽有不同裁判结果的案例，但新近判例（如最高法院2017年6月9日作出的[2016]最高法民终96号民事判决）亦持第二种观点。
对此问题，本院认为：
（一）《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停止计息”的规定，仅适用于进入破产程序的主债务人，对担保人并无约束力，不适用于担保债权。
破产法只是解决主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及时公平清理破产债权债务的问题。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停止计息是破产法的特殊规定，是对破产债权数额的限制，基于合同产生的担保债权并不受影响。从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角度来看，担保人始终负有全面履行偿还债务的义务，担保责任不随破产债权停止计息而减少。因此，《破产法》规范的是破产债务人与债权人的破产法律关系，除非破产法有特别规定，担保人对破产债务人的担保责任应当适用担保法律规定，不受破产法调整。对此法律和司法解释均作出了相应规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和解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破产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对债权人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未受清偿的债权，依法继续承担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
本案中，被执行人亘泰金旺公司、亘泰商务港公司系主债务人吴泰集团公司的担保人，其担保责任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目前吴泰集团公司正处于破产重整阶段，根据《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新华信托公司对担保人享有的担保权利不受吴泰公司破产重整的影响。新华信托公司虽然向破产债务人吴泰集团公司管理人申报了债权，但并不影响其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结果，申请强制执行亘泰金旺公司、亘泰商务港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被执行人亘泰金旺公司、亘泰商务港公司应当履行的债务不应受《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申报债权计息时间的限制。
（二）担保责任范围应为基于担保合同产生的担保债权，不应仅限于破产程序中债权人申报的对主债务人的破产债权。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对《担保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中的“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理解存在分歧。即本案中担保的债权范围是基于合同产生的担保债权，还是债权人申报的截至破产申请受理之日的债权。被执行人亘泰金旺公司认为其担保责任仅为债权人申报的截至破产申请受理之日的债权，不包括破产申请受理之后的利息。复议申请人新华信托公司则持相反意见，认为亘泰金旺公司担保责任应当是基于担保合同产生的全部债权，包括破产申请受理之后的利息。
本院认为，第一，担保债权作为从债权，其范围当然不能超过主债权，此为担保法基本原理和规则，本案当事人对此亦无争议。担保的从属性包括效力的从属性和灭失的从属性，前者指的是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以有效的主合同为前提，后者指的是主债权债务消灭，担保权利亦随之消灭。破产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种方式，破产法规定的是债权人可以通过破产程序实现债权的一种方式，而债权消灭应当具备民法、合同法等实体法律规定的条件，因此，尽管破产法规定了破产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停止计息，但对于破产受理之后的利息作为劣后债权予以保护，该部分债权并未消灭。《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是破产债权的范围，并不能推导出破产受理之后的利息债权消灭，该债权实质上仍然存在，只不过无法在破产程序中得到保护，故将破产受理之后的利息纳入担保范围并不违反担保的从属性。第二，担保制度的目的和功能就是为了预防债务人不能清偿（包括因缺少或者没有偿债能力而破产）的风险，债权人与担保人订立担保合同、提供担保的本意也是要防范这一风险，以期在债务人不能清偿时从担保人获得救济。债务人破产本身就是担保人所要承担的担保风险，除非当事人在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主债务人破产情形下减轻或者免除担保责任，否则担保人即应对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如果打破当事人的约定，把担保责任限定在破产债权范围，则与担保制度的目的和当事人的初衷相违背。因此，《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二十四条、《担保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分别对破产重整、和解和清算程序担保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抵押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如无特别约定，担保人应对债权人的全部债权未能清偿的部分承担担保责任。本案中，当事人借款合同纠纷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并判决债务人吴泰集团公司偿还新华信托公司借款本金、利息、实现债权费用，新华信托公司对亘泰金旺公司、亘泰商务港公司的抵押财产在判决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因此，本案担保责任的范围应为基于担保合同产生的债权（即本案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债权），而非仅限于债权人申报的截至债务人破产申请受理之日的债权，不存在担保从债权范围大于主债权的问题。
（三）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超过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申报的债权并不影响担保人行使追偿权。
肇庆中院异议裁定认为：“如果强令担保人负担破产申请受理之后的利息，必然出现担保人责任重于主债务人责任的情况，而这在根本上违反了担保制度的目的，担保制度的目的之一是担保人不承担比债务人更重的责任。担保制度的这一目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有多处体现，例如担保范围的规定，担保人对主债务人追偿权的规定，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的规定，担保债务因主债务消灭而消灭的规定，等等。强使担保人负担债务人自己都不必负担的利息，必将使担保人对债务人的追偿权落空（担保人无权就多付的额外利息向债务人追偿），显然背离法律特别规定担保人追偿权之立法目的。”
对此本院认为，《担保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为债务人抵押担保的第三人，在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被执行人亘泰金旺公司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即承担了抵押担保责任）后，有权向主债务人吴泰集团公司追偿。即使如吴泰集团公司破产管理人给肇庆中院的复函所称：“无论是新华信托公司申报还是吴泰集团公司的该笔债务的担保人亘泰金旺公司代偿后申报，其债权的计算方法均只能根据《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依债权本金加上计息到2016年3月2日止的利息，所有债权人一视同仁。”亘泰金旺公司向吴泰集团公司追偿的债权数额可能会少于其实际代偿数额，但不能等同于其追偿权落空，或者说违背追偿权的法律规定。法律虽然规定担保人在履行担保责任后有权向主债务人追偿，但法律并没有也不能确保追偿权得以实现。追偿权是否能够实现，要看主债务人的实际清偿能力','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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