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西民初字第10048号
原告中国唱片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号。
法定代表人高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栾双杰，男，1977年10月9日出生，中国唱片总公司办公室主任，住址同单位。
委托代理人王瑞云，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凌博，男，1963年7月6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梁雅丽，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洋，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唱片总公司与被告凌博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唱片总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栾双杰、王瑞云与被告凌博及其委托代理人梁雅丽、刘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国唱片总公司诉称，被告于1996年调入我公司工作，2008年在公司内部改革中下岗，目前属于待岗员工。2010年，为从根本上保护、开发、利用好我公司现存的13万面金属唱片模版和4.7万条磁记录母带，我公司向原新闻出版总署申报了”中华老唱片保护工程”项目，得到了总署的积极支持，后被列入《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该项目是一个消耗时间长、涉及面广、资金需求大的系统工程，为此我公司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分步骤完成，首先是建立数字化工作室，对老唱片模板和胶带进行物理性修复与数字化。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我公司于2011年以重大项目的方式向财政部申请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并得到批准。在此背景下，被告于2014年12月27日通过个人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奥翔的凌博”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可移动文物为什么交给了日方？！》的长微博，编造”中唱将全部录音母版交给日方主控的公司来完成母版数字化的工程，中唱周建潮勒令全部中唱人员停工，由日方全面负责历史母版数字化工作；周勒令全部中唱分公司的母版也要全部交给日方，甚至将保管的中共机密录音母带全部交给日方处理；中唱领导以历史录音模板数字化工作向财政部申请一个亿以上的专项拨款并获得支持；如今一小撮掌握着权力的党员干部，却可以肆意将先辈们誓死保存的中华民族有声文物拱手交给了日方，还附赠上亿元的复制经费；指使人民日报为该数字化项目唱赞歌”等等危言耸听的言论，对我公司进行恶意诽谤攻击，并通过新浪微博名为”莲心菜”的网友转发给多位粉丝量在几十万的微博”大号”进行扩散，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经统计，截止至起诉时，被告本人并指使他人利用互联网发表不实博文15篇，直接转发3961人次，直接跟评449人次。这些网络谣言引发了国资委等国家相关部委对我公司所承担的国家重点项目实施情况的质疑，损害了我公司的企业形象和品牌价值，严重侵犯了我公司及有关领导的名誉权。为维护我公司合法权益，现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将涉案博文及相关博文全部删除，并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判令被告赔偿因侵权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凌博辩称，我于1992年开始与原告合作，帮原告制作卡拉OK的曲目，同时也与现在的中唱胜利公司有合作，中唱胜利公司的前身是JVC公司。1995年1月，我调入原告的影视部工作，帮助原告盈利几十万，1996年正式办理调入手续。1995年下半年影视部变为深圳公司，1998年由于原告的领导将深圳公司的经营权交给了北京金文音响公司，我先回到总公司编辑部，后成为北京唱片厂的工人，关系是否过去我不清楚，也不让我上班，我就到中央电视台工作。1998年至2003年我一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2003年在国家新闻总署国家优秀音像制品评选会上，我帮中央电视台制作的ＸＸＸ诗词全词朗诵全集的DVD获得了国家新闻总署评奖的一等奖的第一名，会上原告单位赵大新力邀我回原告单位工作，我帮他拍了中唱的历史片，该片帮助原告赢回金唱片奖。2004年底我正式回原告处工作一直到2006年1月20日。2006年1月开始让我待岗，2008年7月原告并入诚通集团管理，改制后就宣布我待岗。原告起诉称我在2014年12月27日以”翱翔的凌博”的名义发表微博的情况属实，在发表文章之前我找过相关部门，2010年原告申报项目的情况属实，2011年我听说中唱胜利公司接这个事时我给赵大新打过电话，说胜利公司有40%的日本股份，而这部分母带属于国家，有些是党中央的机密文献材料，原告说中唱归大连华路公司了，严华是该公司的日方代表，我就反映了这些情况，但没人理睬。知道他们签订协议后，我仍然在找相关的领导反映这些情况，无果后我在微博上发表了文章。原告在起诉书中引用我的微博内容属实，我没有指使他人发文。原告所述评论转发数量应该属实。我不认可我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我认为我是在拉警报，希望每个公民树立安全意识，很多人在微博上问中唱，但中唱始终没有回答，我一开始是希望国家重视这个事情，后我自己取证，崔永元看到微博后找到我，我带他到中唱调查后他转发了我的微博。我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后就没有再发新的微博，可能有别人转发。根据档案法等法律规定国家要求原告申报可移动文物，1949年之前的还需要鉴定哪些属于可移动文物。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发表微博是我的义务，我没有侵犯原告的名誉权，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只是想引起国家和民众的重视。
经审理查明，2002年12月2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被告同意根据原告工作需要，担任经营中心编辑工作，合同期限为1年，至2003年12月2日终止。之后，原、被告在《劳动合同续订书》上签名和盖章，约定本次劳动合同期限类型为无固定期限合同，续订合同生效日期为2005年12月1日，同时注明被告现任影视动漫中心编辑。
2014年12月27日，被告通过个人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奥翔的凌博”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可移动文物为什么交给了日方？！》一文。原告认为该文章的以下内容系被告捏造事实对原告进行恶意诋毁诽谤，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
1、文章标题。
原告称其委托给胜利公司数字化的4.7万条母带大部分是唱片、歌曲、曲艺，其中50多条涉及领导人的讲话，全部都是1949年以后出版的不属于可移动文物的内容，是为了保存母带，胜利公司是中国的公司，不是日方公司，被告利用中日关系对原告进行诋毁。
2、文章第一段：2012年9月10日，当全体中国人民正在声讨日本政府钓鱼岛国有化的当天下午，在北京天宁寺中国唱片总公司内正在举行中唱总公司与北京中唱JVC公司的合作签约仪式，合作内容是将中唱替国家保存的全部录音母版交给这家由中唱与日本JVC合资的由日方代表主控经营的公司来完成母版数字化工程，此项工程的全部资金由国家12.5计划拨款，款项1个多亿以上，据说还再追加。当晚，中唱与日方还举行了豪华的庆祝宴。
原告称其与胜利公司签订合同的日期是2012年10月16日，胜利公司是中唱的下属公司，与JVC公司没有关系，也没有日方控股。原告认为被告利用钓鱼岛事件属于恶意煽动，当时还没有签约，豪华庆功宴是编造的，该段内容系被告编造。
3、文章第三段：2003年，中唱原总经理赵大新向财政部申请到200余万元，购置数模转换设备，集结中唱录音技术精英，开始将历史录音母版逐步数字化的工作。2006年，早已被广电系统以事业单位不能容有企业的理由，中唱公司转归于国资委，之后被李荣融送给国资委旗下的一个叫诚通的仓储物流集团。该集团决定提拔周建潮担任企业法人。2011年，周建潮以相同的历史音版数字化理由，再次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向财政部申请多达一个亿以上的专项拨款，没想到这笔涉嫌重复申请并且扩大N倍的专项款居然顺利地得到了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资委等中唱上级部门以及财政部的批准。
原告称被告在该文中所述2003年中唱原总经理申请专项拨款是捏造，整个保护老唱片工程通过后，分两笔拨款，第一笔拨款1800万元，还有1300万元没有到位，中唱胜利公司只承担磁带的数字化，只有一部分钱款与中唱有关系，整个项目才三千多万元，且还有1300万元没有到位，主要是给上海的公司进行金唱片经费。
4、文章第四段：中唱人原本以为周给中唱带来一张大单，却没想到周却勒令正在精致工作的中唱数字化工作人员全部停工，已经数字化的节目搁置无用，并宣布历史母版数字化的工作将由从没有做过数字化工作也没有音版数字化人才与设备的”北京中唱JVC公司”全部接手。
原告认为被告所述该部分内容为编造，原告称其委托胜利公司是有严格的程序，工作的技术含量较高，由中唱公司进行采录工作，该工作已经完成，不存在母版被日方控制的情况，被告系凭空杜撰。
5、文章第六段：......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周勒令全部中唱分公司的母版也要全部交给日方，甚至将总公司与上海公司保管的前面提到的中共机密录音母带与唱片模板全部交给了日方处理......
原告认为，即使涉及领导人讲话也不涉及机密，这些讲话都公开出版过，这些音像资料在首图和国图都可以找到，交给原告时也未标注机密。被告的言论是捏造，对事实不了解。
6、文章第七段：2014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受中唱领导的委托，刊出一篇为中唱母版数字化叫好的文章......一小撮掌握着权力的党员干部，却可以肆意将先辈们誓死保存的中华民族有声文物拱手交给日方，而且还附赠国款上亿元的复制经费，这难道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原告认为唱片数字化工程比较大，涉及老唱片保护，立项后一直受到媒体关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不是受中唱委托。
原告提供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馆藏资料，证明被告微博中提到的资料都公开发行过，可以公开查阅，依法不属于机密文件。被告对该部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称当时属于机密文件，有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指示。
诉讼中，原告（甲方）提供其于2012年12月16日与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乙方）签订的《项目委托协议书》的部分内容，证明该协议签署时间。该协议约定了双方就甲方委托乙方共同完成”中华老唱片数字资料库”项目达成协议，其中项目总体概述为：甲方资料库拥有20世纪初中国有唱片工业以来的绝大多数唱片模版，其中包括：13万面唱片金属模板、4.5万条磁记录胶带。甲方申报的”中华老唱片数据资源库”项目已被列入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并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中华老唱片数据资源库”项目对全国范围内的老唱片母版以及老唱片的声音资源进行抢救和保护，以数字化的形式对传统唱片的内容实现永久保存；建立起中国音乐和戏曲数据资源库，并基于上述平台，实现服务社会与产业化运营。被告对该份协议表示不清楚，其称9月份就知道此事了。
2014年12月29日，原告派人到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就被告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本案的涉案文章及相关内容进行了证据保全。原告支付公证费2000元。
被告提供2014年6月5日北京娱乐信报的新闻报道《本报独家探访珍贵老唱片库<向阳商店>母带”病危”》，该文称记者独家探访中国唱片总公司的老唱片资料库，他们已经组织专家对《向阳商店》这样的老磁带、老唱片进行”会诊”，积极进行抢救工作。该文中载明闫华是”中华老唱片数字资料库项目”的技术总监......据闫华介绍，”中华老唱片数字资源库项目”2011年春天开始实施，政府财政已先后两次向这个项目拨付了专项资金共计1800万元。北京、上海两地各有四个工作室，同时进行、同步推进，上海项目组主要负责唱片金属模板的数字化采录，北京项目组主要进行开盘磁带的数字化采录。被告还提供了（闫华）JVC数字化零散借版登记本（2013）、中唱原党委书记赵大新与被告的电话录音、2010年7月22日法制日报《一名举报人身陷连环讼争的背后》、2014年8月7日人民日报《别让文化版权资产沉睡”箱底”用数字化抢救老唱片》一文等证据。
此外，被告提供中国经济网《数字化采录抢救珍贵老唱片传承中华文化艺术》一文，以此证明该委托项目外资已涉足独一份的国家文化遗产和党的政治文献，原告强调中日合资公司只涉及4.7万盘录音胶带母版的数字化工作，但这份报道和其他媒体报道中，闫华是该项目的技术总监制，并已涉及13万元唱片模版。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实，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不否认闫华参与这个项目，闫华所在的胜利公司只是承担一部分，这个项目抽调了中唱全公司各个部门的人员组成工作小组，并不矛盾。被告提供甄志强以”天宁塔影”的微博名于2013年1月9日在新浪微博发表的他去中唱上海公司参与老唱片模版数字化工作的系列图片3页，证明中唱胜利公司染指13万老唱片模版的数字化工作。原告称甄志强是中国人，是中唱胜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参与了保护老唱片的项目。
被告提供2015年6月10日中国新闻网发表的《崔永元质疑中唱涉泄密北京警方已立案》一文，文中称：8日下午，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发布微博，质疑中国唱片总公司[微博]泄露国家机密，理由是对方将珍贵历史文献母带交给一家中日合资公司来完成数据化处理。9日下午，中国唱片总公司发声明回应此事，强调中唱胜利公司员工皆为中国公民，而且相关内容并不涉密。不过，记者了解到，崔永元已就此事报案，而北京警方也已立案。8日下午，崔永元在微博晒出九张音乐胶带卡片的照片，绝大多数为”文革”时期音像资料，包括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柯庆施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录音。他写道：”这些珍贵的文献母带存放在中国唱片总公司库内，政府投资上亿元做数据化处理。这样一个明显涉密的项目，中唱居然把它交给一家中日合资公司来完成，为什么？”崔永元认为，这些历史文献，中唱原本是为国家的机密文件而加以妥善保管，无人能接触到。他指出这些资料均为母盘，”有唯一性，一旦出现问题，损失无法计算也无法挽回”......针对崔永元的炮轰，9日下午5点，中国唱片总公司发表声明，声明强调之所以修复这批文献母带，是已有一些金属模板出现锈斑、翘曲、录音磁带出现脱磁、变形、脆裂的情况。因此中国唱片总公司于2010年申报的”中华老唱片保护工程项目”被列入了”国家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得到了财政部文化发展专项资金3000万元的支持。原告称因被告散布不良言论给原告造成影响，崔永元质疑后原告及时发布声明，北京市内保局找原告核实过，原告提交了书面说明，不涉密也没有立案。
被告提供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企业档案，证明该公司于2000年由中唱（占51%）及日本JVC公司（占49%）出资成立；2005年9月26日JVC公司将39%的股份转让给日本株式会社BMB，JVC持10%股份；2008年法定代表人由李鼎祥变更为周建潮，周建潮同时期担任中唱总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职务；2010年3月，JVC将10%的股份转让给日本MEMORY-
TECH株式会社；2015年法定代表人周建潮变更为房成义；闫华自该公司2000年注册成立以来，始终是日资董事并一直担任总经理。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被告的证明事项有主观夸大部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和闫华担任总经理属实，闫华是中国人，是按照董事会的授权担任总经理职务，不能说闫华代表日方利益，公司一直是中方控股，法人也一直由中国人担任。
另查，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4月24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投资人分别为原告，认缴出资金额510万元；MEMORY-
TECH株式会社，认缴出资金额390万元；株式会社BMB，认缴出资金额100万元。该公司公示信息中主要人员包括：房成义任董事长、堀徹任福董事长，加茂正治、李聪辉、刘淑静、闫华、张晓红任董事，闫华任总经理。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劳动合同书、微博文章、互联网文章、企业档案、《项目委托协议书》部分内容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予以认定。本案中，被告于2014年12月27日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可移动文物为什么交给了日方？！》的博文，就原告将其保管的录音母带交给日方主控的公司来完成数字化工程发表评论。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其于2012年12月16日与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委托协议书》，约定了双方就”中华老唱片数字资料库”项目达成协议，其中项目总体概述为：原告资料库拥有20世纪初中国有唱片工业以来的绝大多数唱片模版，其中包括：13万面唱片金属模板、4.5万条磁记录胶带，以及原告申报的”中华老唱片数据资源库”项目已被列入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并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等内容。而根据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的企业档案，该公司的投资人分别为原告，认缴出资金额510万元；MEMORY-
TECH株式会社，认缴出资金额390万元；株式会社BMB，认缴出资金额100万元。因此，被告发表的诉争博文中，关于原告与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进行项目合作、中唱胜利影音有限公司有日方公司控股等内容基本属实。诉争博文虽存在涉及此事的具体时间、数字、金额等内容不够准确的情况，但因博文中反映的内容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不应认定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故原告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将涉案博文及相关博文全部删除，并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赔偿因侵权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万元之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国唱片总公司之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百元，由原告中国唱片总公司负担（已交纳一百五十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照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 霞
人民陪审员 李智华
人民陪审员 任月征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 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