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甬镇民初字第1035号
原告：宁波市镇海大安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镇海区镇骆路39号。
法定代表人：应雪红，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王飞天，浙江甬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戴显文，浙江甬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兴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保税区鸿海商务楼***号。
法定代表人：邵金园，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姜洪明，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市镇海大安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安公司）与被告宁波兴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通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18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张晓圆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并于2014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本院于2015年1月15日、2015年3月9日、2015年8月14日进行证据交换。原告于2014年9月28日向本院提出评估申请，要求对涉案租赁场地上的所有建筑物（包括塘渣、地基、房屋、道路、场地路面及其他附属设施）的造价现值进行评估，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委托宁波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此进行评估。原告于2015年4月15日向本院提出评估申请，要求对涉案租赁场地的塘渣土方工程量进行测绘评估，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委托宁波市开源房地产咨询测绘有限公司对此进行测绘评估。后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飞天，被告兴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姜洪明到庭参加诉讼。宁波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鉴定人汪笔权出庭接受质询。经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申请，本案庭外和解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大安公司起诉称：2009年10月14日，被告兴通公司受宁波港铁路有限公司的委托，与原告签订场地租赁合同一份，约定将位于镇海605雄镇公路加油站与原洗罐站之间约5000平方米的场地出租给原告。双方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两年，年租金为8万元；原告可以在场地内平整土地，搭建简易用房；原告在租赁场地内发生的场地平整、搭建用房及接水、接电工程（包括围墙维修）等，费用由原告自理；合同到期后，原告有优先续租权。原告承租后，按约履行合同约定的己方义务，同时依约对承租场地上进行场地平整，搭建简易房屋，完成相应的附属工程包括通水通电工程。为此，原告花费合计3285825元。2011年10月，原、被告准备续签租赁合同时，原告在承租场地已投入巨额资金，被告利用己方的优势地位，突然提出房租要涨价到18万元／年。因两年要涨一倍，原告坚决表示不同意。眼看时间已过半，为避免更大的经济损失，原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只好违心与被告续签年租金为18万的租赁合同。2011年10月15日的场地租赁合同条款是被告拟定好的，其曾提出过异议，但被告表示租给别人签订的合同也是一样的，当时被告表示之后还要提价，所以约定的租赁期限为一年。原告是从可以长期租赁场地角度考虑，当时双方口头说过可以长期租赁，如果双方约定租赁期限仅为二三年，原告不可能投入300多万元。原告最初承租场地时，当时场地的门也没有开过，当时施工车是无法进入场地的，其与宁波市镇海海顺汽车修理厂沟通后，从该修理厂的路口进入讼争场地，其向该修理厂支付一定补偿费，当时讼争场地有一部分是芦苇塘，还有一部分是堆土，芦苇塘与堆土面积大概各占一半左右，芦苇塘深度约为一二米，堆土由淤泥、从地下室挖出来的烂泥和建筑垃圾组成，堆土比地面高了一米左右，且没有经过平整，从地下室挖出来的烂泥和建筑垃圾都不属于塘渣。在其之前并无人填塘渣，场地上的塘渣系其所填，其填了一米多厚的塘渣，并在上面浇了水泥。门卫处两间平屋，一间厨房及门卫对面的一个车棚都由其搭建。进门处的办公楼房两层（上下各八间）由其搭建。与办公楼垂直相连的储藏室平房五间由其搭建。除了与宿舍楼（临街的两层楼房）相连的一间铁皮小屋以外，临街的两层宿舍楼楼房、与宿舍楼相连的两间平房（曾作为餐厅使用）及维修汽车的大棚都由其搭建。其确实将部分租赁场地进行了转租，其将宿舍楼出租给几家汽车修理厂，其中有三家目前还在经营，分别是店牌上载有“三冠电瓶”字样的汽修店一家、店牌上载有“专业汽配加工”的汽修店一家及店牌上载有“商业修理”的汽修店一家，另外有两家汽修店因为生意不好，已经没有继续承租。另外，原告还通过内部承包方式将原告公司内部汽修业务分包给案外人戴吉磊。废品回收站的场地由其转租给案外人李敬波，废品回收站场地转租的事情被告知道，废品回收站里的平屋三间由李敬波搭建，但搭建平屋所需砖头系原告的，回收站中的棚由李敬波搭建，有关废品回收站里面的地面情况，在原告填塘渣的基础上，李敬波又加厚了几十公分的塘渣，并铺了七八公分的混凝土，废品回收站里李敬波自己填的塘渣、铺的水泥及搭建的平房三间、钢棚一个、彩钢板的围墙的建成时间是2013年12月底。另外，租赁场地中还有一部分转租给宁波巨烽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烽公司），对此被告知情，被告会派人到场地巡视，巨烽公司承租的事情在被告处备案过，转租时其一直联系的人是郑某，在巨烽公司承租场地中，除了塘渣由原告所填外，两层楼房（一楼十三间，二楼六间）、门卫室一间、简易平房两间、棚一个、半开放式车间一个、花坛等都是巨烽公司自己搭建，该场地内水泥地由巨烽公司铺设，该场地中的水电工程（包括污水管线）由巨烽公司安装，巨烽公司承租场地的围墙原告本来也已搭建，原告搭建围墙的高度与租赁场地其他部分围墙的高度一致，巨烽公司在原告搭建的围墙基础上又接高了一部分，里外围墙之差由巨烽公司搭建。巨烽公司场地内的建筑物及附属物、水泥地坪、加高的围墙等建成的时间比原告自己搭建完成的时间晚一点，大约是2011年六七月份完成的。除了巨烽公司承租场地内的围墙以外，租赁场地其他的围墙均由其搭建。租赁场地内搭建的房屋确无建设规划许可证。原告在租赁场地开了一个路口，并无书面的行政审批手续。租赁场地内除了巨烽公司的水电安装工程以外，其他水电工程均由其完成。2009年12月底，原告开始平整租赁场地，场地平整必需要土地硬化，2011年春节以后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建筑物及附属物建成，到2011年6月中旬场地平整、房屋搭建才全部完成，其要求所有评估对象的建成时间以2011年8月为准，2011年下半年场地才开始投入使用。2012年10月又要续签合同时，被告又提出涨价，年租金提高至30万元，约为2009年租赁合同中租金价格的四倍。对此原告表示，涨到高价也可以，但必须签订租赁期限较长的合同，以确保原告的利益。对于原告的合理要求，被告单位内部意见不统一，被告对此既不否定也不同意。为此，原告一直在积极争取对被告的说服工作。谁知在此期间，被告突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立即腾退租赁场地，支付场地使用费。2013年6月27日，法院以双方签订租赁合同中的所涉场地系国家划拨土地性质，被告未经国家相关土地部门批准，擅自将土地出租给原告，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租赁合同无效，判决原告于30日内将租赁场地腾空归还被告。但法院在认定租赁合同无效后，并没有以判决形式予以确认。在（2013）甬镇民初字第406号案件中，法院已认定原、被告于2011年10月15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因此双方于2009年10月14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也同样属于无效合同。2009年10月14日《场地租赁合同》虽然履行完毕，但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原告当时也是依据该合同才在租赁场地上投资3285825元，才造成今天的损失。2009年10月14日《场地租赁合同》是2011年10月15日《场地租赁合同》的基础，两份合同是权利义务承接关系。因此，被告辩称2009年10月14日租赁合同已履行完毕，原告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原告认为，原租赁合同纠纷也是因被告无理漫天涨价引起，后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也是因为被告明知该地块系国有划拨土地，却没有告知原告租赁场地的土地性质，被告明知原告作为运输企业，承租该场地是用于经营活动，仍对原告隐瞒事实真相，且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情况下，擅自与原告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并允许原告平整土地，建造房屋和相关附属工程，开展经营活动。2015年9月原告已将场地的房屋钥匙上交给法院。原告认为，租赁合同无效，造成原告直接经济损失3285825元，上述所有责任完全在于被告，被告行为已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诉至法院，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租赁合同无效而造成的经济损失3285825元，并要求被告支付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到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利息予以计算）。审理中，原告又增加诉讼请求：要求依法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10月14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及2011年10月15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均无效。
被告兴通公司答辩称：第一，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系争合同是双方于2009年10月15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该合同于2011年10月14日履行结束，与双方在2011年10月15日以后签订的合同没有关联。第二，原告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所谓的3285825元损失根据原告陈述发生在2009年10月1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履行期间，该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间为两年，至2011年10月14日止，履行期间已经届满。因履行该合同或者与该合同有关的诉讼请求到2013年10月15日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原告于2014年9月20日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对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保护，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租赁合同明确约定损失和费用都由原告承担，根据双方2009年10月15日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第四条约定，原告在租赁场地内所进行的场地平整、搭建办公用房及厂房的接水、接电工程（包括所建围墙）等费用、管理费用、治安费用、水电设施保养费用、水电费、开设道口费用以及相关的风险和损失等全部由原告承担，该合同同时约定：合同到期后，场地内的平整地面及建筑产权归被告所有。因此，原告的诉请不但没有合同依据，且与合同约定不符。第四，原告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不存在损失。2009年10月15日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该合同，原告的目的是取得该土地两年的使用权并支付租金、承担相关的费用和损失。原告投入多少是原告自己根据其预期收益所做的商业判断，该合同已于2011年10月14日履行完毕，原告也已实际使用该土地，已经实现了其预期的合同目的，不存在所谓的损失。双方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是由双方协商以后同意合同条款后签订的，因为双方商定租期为一年就签了一年。如果认定合同无效，反而让原告从中获得巨大利益，法院判决应公平，不能让任何人从不合法行为中额外获利。第五，原告主张的所谓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原告提供的造价估算表和照片均不能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原告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有损失或者损失的数额。原告主张损失，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当时建造的实际成本，故评估应采用成本法，而本案资产评估报告采取的是重置成本法，不能证明原告损失。第六，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为有效合同，原告在诉状中并没有提出合同无效的理由，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规定划拨土地不可以出租，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行政划拨土地可以出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不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土地管理法相关法规并未规定未经报批出租划拨土地的行为属于无效，相关规定属于管理性规范，而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划拨土地出租未经土地管理部门报批，违反的仅仅是国家行政机关对某类合同的管理，而非禁止其合同行为，双方签订租赁合同内容并不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另外原告要求确认2011年10月15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无效，该诉请属于重复诉讼，因为双方对该合同已经进行诉讼，且法院已审理结案。即使租赁合同无效，自治条款不因合同无效而无效，涉案土地租赁合同并不必然无效。国家对于划拨土地并不是禁止出租，而是允许有条件出租。根据租赁合同约定，有关合法经营所必需的手续应该由原告负责办理，如果由于手续不全而导致合同效力得不到确认，其后果应由原告自己承担。即使合同无效，合同中的自治条款不应同时无效，而应作为自治条款独立生效。本案所涉合同第四条系就合同争议的处理所作的约定，属于合同的自治条款。此类条款的效力独立于合同的其他条款，不因其他条款的无效而无效，也不因合同无效而无效，特别是该条第10项约定合同到期后的场地及建筑产权的归属，第11项约定合同终止后的简易房清理赔偿，第12项约定合同终止后的经济损失承担，该合同第6条约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责任和损失承担，上述条款都是显而易见的自治条款。第七，被告没有过错，被告并未隐瞒土地性质和土地的使用权人。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登记制度，土地性质和土地的使用权人都属于土地登记事项，并且公开可查。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对土地的使用权是明知的，而且被告在签订合同之前就已经向原告提供了土地使用权证。被告当时告知原告租赁场地出租需要相关审批手续，在2009年10月15日租赁合同第四条中予以告知，相关手续需要被告办理。关于租赁场地塘渣填埋、场地平整、建筑物及附属物建造情况，陈述如下：其最初将租赁场地出租给宁波市镇海成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德公司），当时芦苇塘有三米左右深，成德公司在场地上初步填了塘渣，之后大安公司承租后，又在上面填了50公分左右的塘渣；门卫处平房两间、厨房一间及门卫对面的车棚一个、进门处的办公楼房两层（上下各八间）、与办公楼垂直相连的储藏室平房五间应该系原告搭建，但租赁场地出租出去以后，其并没有管场地，之后承租人在场地上建房的事情，承租方也没有向其汇报建房的事情，所以其对该房屋由谁搭建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临街的宿舍楼两层、与宿舍楼相连的平房两间、汽修的大棚是原告搭建还是第三方搭建，其不确定；对于原告将废品回收站所在场地转租给李敬波的事情，其不清楚，所以对废品回收站内的房屋、棚及地面的问题（包括所有建筑物及附属物的建成时间），其无法确认；对于原告陈述的巨烽公司内部的建设情况其予以认可，巨烽公司内部的建筑物及附属物等的建成时间为2011年四五月份；租赁场地内除了巨烽公司那部分围墙以外，巨烽公司场地内加高的围墙是原告还是巨烽公司搭建，其不清楚，场地内的其他围墙是原告搭建，但其中与宁波市镇海海顺汽车修理厂相连的那堵围墙是原告搭建还是宁波市镇海海顺汽车修理厂搭建的，其无法确认；租赁场地内的水电工程（除了巨烽公司的水电工程以外），其中水工程材料由原告提供，被告给原告提供接水工程方面的劳务，原告支付被告劳务费，场地内的电工程应系原告完成。本案中的评估对象（包括塘渣、不动产及附属设施等）建成时间是2011年年初2011年春节前，对塘渣、不动产、附属设施、围墙等具体建成的先后时间，其并不清楚。原告将场地中的废品回收站及巨烽公司承租的场地转租出去的时候，被告不知情，原告转租行为也没有经过被告同意，被告公司本身没有委托任何人到场地进行现场巡查，在双方发生纠纷后知道原告将部分场地转租给第三人。综上所述，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鉴于原告拒不执行法律判决，继续占用涉案土地，被告保留追究原告相应法律责任的权利。
原告大安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场地租赁合同一份，欲证明原告自2009年10月起租赁被告场地，约定年租金为8万元，但两年后，被告利用其优势地位，突然提出涨价到18万元／年，被告允许原告对租赁场地进行补碴平整，搭建用房，有关所有费用均由原告处理和承担，原告享有优先承租权。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没有关某，原告主张的所谓损失发生在2009年10月15日至2011年10月14日期间，但上述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1年10月15日，约定的租赁合同关系存续时间为自2011年10月15日起至2012年10月14日止，两份合同不是主合同与补充协议的关系，而是分别独立的合同，两个合同之间也不存在关某。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2.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被告隐瞒该土地系国有划拨的事实，该土地系宁波港铁路有限公司委托被告管理的事实，因不能继续租赁而导致原告经济利益严重受损，应当由被告承担相应损失。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隐瞒土地性质及土地使用权人情况等事实，恰恰相反，该证据证明原告明知（至少可得而知）该土地的性质和使用权人，事实上，土地属于不动产，我国对土地不动产实行登记制度，土地的性质和使用权人都属于登记事项。原告对此是明知，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已经明确告知相关事实，原告作为一个商人，理应对其承租的土地登记情况完全了解，被告在（2013）甬镇民初字第406号案件中提交给法院的授权委托书也能够证明土地权利人已经将该土地使用权授予被告出租，被告具备出租该土地的主体资格，不属于无权处分，且事实上土地使用权人并未以被告没有处分权为由主张撤销租赁合同。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故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的事实。
3.（2013）甬镇民初字第40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欲证明由于被告擅自将划拨土地出租给原告，被告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法院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无效，被告应当承担原告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的关某有异议，认为该判决并未确认被告擅自将划拨土地出租给原告的事实，相反，该判决认定的事实已经明确表明，被告出租该土地的行为得到了土地使用权人宁波港铁路有限公司的明确授权，该判决书的判决主文并不包括宣告合同无效，相反判决原告应该支付占有使用费。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提出的关某异议不予采纳。
4.造价估算表复印件一份、承租地块照片复印件一组，欲证明原告依据合同在租赁场地上平整场地、建造部分用房，合计花费人民币3285825元，由于法院判决租赁合同无效，该损失应当由被告承担。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总价估算表不符合证据的形式，其内容只能作为原告的主张，该主张必须通过证据证明，不能确认照片所拍摄对象系租赁场地，土地照片只能证明土地的外貌，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尤其不能证据损失的多少，该两份材料不应予以采信。本院认为，造价估算表系原告单方制作，被告对此有异议，故本院不予认定；上述照片系复印件，被告对此有异议，故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5.承租地块照片一组，欲证明原告依据2009年10月14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在租赁场地上平整场地、建造部分用房，合计花费人民币3285825元，由于租赁合同被法院认定无效，该损失应当由被告承担。被告对该组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提供该证据欲证明的事实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某。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6.裁判文书生效证明一份，欲证明原告承租被告场地，并在上面建造相应的设施，该合同已被法院以未经相关部门批准而判决认定无效，被告应赔偿原告损失。被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某。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7.场地施工合同、赵六昌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原告在向被告租赁的场地上进行填渣建房工程等，该工程发包给赵六昌施工，共花费工程造价3510840元。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不予认可，认为身份证复印件和施工合同上承包人的名字不一致，对该人是否存在有异议，故认为该施工合同与本案事实之间不具有关某，认为从合同内容上看，仅仅是双方作了约定，而实际施工了多少，工程款有无支付，仅合同无法证明，从合同上也看不出工程总造价数额。本院认为，被告对上述证据有异议，且案外人赵六昌未出庭作证，故该组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8.土建工程预算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委托赵六昌建造房屋及附属设施的项目明细，工程总造价为3510840元。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复印件，并无发包方与施工方的签章确认，且被告提出异议，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9.总平面布置图、办公室、宿舍一层平面图、宿舍楼屋顶、办公室二楼平面图、办公室屋顶平面图、门卫平面图及门卫屋顶平面图、储藏室一层平面图及储藏室屋顶平面图、宿舍楼立面图、材料房一层平面图及材料房屋面平面图、办公室、宿舍地梁平面图、管道平面图、柱子立面图、柱子配筋图、柱子平面图、地梁立面图、花坛立面图、路面结构层图、综合楼1基础平面图、综合楼上部结构图、综合楼2基础平面图、综合楼2二层结构平面图、综合楼2屋顶层结构平面图、综合楼2结构设计说明1、综合楼1结构设计说明2、综合楼2结构设计说明2、综合楼1建筑说明、综合楼1一、二层平面图、综合楼1屋顶层平面图立面图、综合楼1立面图、综合楼2建筑说明、综合楼2一层平面图、综合楼2二层平面图、综合楼2屋顶层平面图、侧立面图、综合楼2立面图各一份、立面图两份，欲证明原告委托赵六昌建造的施工具体内容及项目范围。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某不予认可，建筑图纸应该有技术出图章，但该组证据中均无盖章，且证据上记载“未盖技术出图章的图纸无效”，所以上述证据不符合建筑图纸的基本要求，不能证明原告欲证明的事实，且正规建筑图纸在建筑院应有留档，原告可以去相关建筑院复印取得，上面记载的建设单位栏空白，执业签章、出图签章都没有。本院认为，该组建筑图纸没有相应建设设计研究院的签章，被告对该组证据有异议，故该组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10.收条两份、收款收据六份，欲证明原告向赵六昌支付工程款480540元。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对该组证据有异议，且案外人赵六昌并未出庭作证，相关事实无法核实，该组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11.原告向本院申请证人张某、郑某出庭作证，欲证明被告提出的成德公司已经大量施工（填塘渣等）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且与本案无关某，本院依法予以准许。
证人张某称：其是宁波市镇海海顺汽车修理厂代表人的妻子，该厂也向被告承租了场地，在原告承租场地的隔壁。2008年12月底，其向被告承租场地，当时看到过隔壁原告承租的涉案场地，当时场地填着的都是烂泥，比路面还高一米左右，四周都是芦苇草，在原告承租之前有无人承租过该场地其不清楚，不过是有个人来倒过烂泥，这个人与被告有无承租关系其不清楚。烂泥就是淤泥，听说镇海哪个地方的地下室挖来倒过来的，淤泥是不能作为塘渣来填。在原告承租该场地前，并没有看到有大型施工车辆进出过场地，也没见过石料在场地拉进拉出。原告承租该场地后，跟其修理厂进行沟通，通过其修理厂的路口进出车辆，所以其知道原、被告签订租赁合同的时间是2009年底。原告承租场地后，租赁场地就有大型车辆进出拉淤泥，当时填塘渣有七八十公分，因为其婆婆与原告等有纠纷，所以其到涉案场地看过，塘渣的深度各处不一样，有些地方深有些地方浅，有些地方大概有七、八十公分，有些地方要更深一点，具体深多少其不清楚，其当然不可能场地每个地方都看过。
证人郑某称：其是巨峰公司的副总经理。2009年年底2010年初，其与原告单位总经理章荣辉去看涉案场地，其看到场地西边有个修理厂，场地门是朝西南开的，是比较小的门，不是现在的大门，大型工程车是不能开进去的，只能开农用车，经原告与旁边宁波市镇海海顺汽车修理厂沟通，才把门改成现在这样。进门以后，再过去是比较大的堆土，以雄镇路路面为基点，高于雄镇路1米多，具体面积说不上来，大概占现有场地五分之二左右，再过去就是芦苇塘，芦苇塘在东面，芦苇长了一两米高，当时其没有走过去，所以不清楚芦苇塘的深度，堆土有些比雄镇路地面还高出一米多，堆土是别人建造房子时候地底下挖出来的渣土，后来原告方把堆土运走，运到后605周伯成处。从其角度来看，在原告之前，该租赁场地并无人进行过挖填施工，泥巴都是堆在场地上，没有进行平整，从其专业角度看，那些泥巴是从造房子的地下室挖出来的渣土，对原告当时挖填该场地的时候所挖填深度多少其不清楚，只是听说当时原告按照港务局的要求对整块场地填塘渣，所填塘渣不能高于雄镇路路面。如果对场地所填塘渣深度有异议，可以用取芯方式予以测量确认。巨烽建设承租范围内的房屋、加高的围墙、花坛、排水管、化粪池、水泥地面、搭建的大棚等建成的时间都是在2011年四五月份。
经质证，原告对证人张某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无异议，认为证人看到租赁场地所填塘渣有七、八十公分，与事实相符；原告认为证人郑某作为事实的见证人，所述完全与实际情况一致，对该证人证言予以认可。被告认为证人张某的证言不具有客观性与关某；被告认为证人郑某系原告单位老板的朋友，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系涉案场地的承租人之一，建筑渣土是可以作为塘渣进行填平，所以该证人证言也不能证明原告承租之前租赁场地没有被挖填过。
本院认为，上述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12.原告于2014年9月28日向本院提出评估申请，要求对涉案租赁场地上的所有建筑物（包括塘渣、地基、房屋、道路、场地路面及其他附属设施）的造价现值进行评估，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委托宁波国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此进行评估，该司出具评估报告及发票各一份。原告对评估报告，对评估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对评估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评估报告，被告对评估的程序及内容均有异议，首先从评估目的来说，原告诉请内容为赔偿损失，而委托鉴定的目的是鉴定现有市场价值，从评估依据的资料不齐全不合法，且评估方法不科学，故其对评估结论有异议。
被告于2015年9月11日向本院表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要求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鉴定人汪某出庭接受质询。鉴定人称造价是指制造某种东西或者建筑物所需要发生的费用，根据工程不同的阶段，有估算造价、概算造价、预算造价，成本是指从事某项经济活动发生的费用，有建造成本，重置成本、财务成本等，市场价格在评估报告有特定的定义，是指没有胁迫情况下公平交易产生的价值，市场价格可能受到建造成本的价值影响而上下波动，建造成本跟市场价值是有差异。评估考虑的是公允情况下重置成本的价格，与市场价值还是有605别，市场价值本身会有波动，重置成本是评估术语，包括按照现在建造材料的价格、人工价格及其他现行费用，是指在评估基准日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值来确定成本，评估的不是当时实际花费的成本。被评估的房屋没有房产证与土地证，因此对市场价值有一定影响。作为评估的程序，是需要询问被评估的建筑物的建筑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用地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验收合格证等，鉴于被评估对象在产权方面本身存在瑕疵，原告方没有提供上述材料，三证全无对评估有影响。房屋本身质量是否合格不是评估机构所确定的，房屋质量对评估对象价值有影响。评估报告中重置成本价格没有考虑领证费用、为得到政府规划许可需花费的规费，只是考虑到设计费用、造价及监理费用等，评估机构是根据评估规范并在考虑建筑物现有状态及使用年限等因素的情况下，采取重置成本法确定造价金额，至于该建筑物在市场上可以被接受的售卖价格评估时没有考虑，评估时参考了设计图纸，但最终根据实地勘察的实际面积来评估。评估时未对房屋是否属于临时建筑或是违法建筑进行考虑。对于报告的限制条件，评估报告第六页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均有说明。成新率是根据房屋的经济使用年限（即国家规定的房屋使用年限）结合房屋的使用情况确定。因原、被告双方对房屋使用年限没有明确约定，所以评估时采取的是经济使用年限。房屋的重置成本评估中已包含水电工程的价格，房屋的水电工程价格一般占整个房屋重置成本的5%到10%，具体要看情况。
经质证，原告认为评估方法合理，对鉴定人出庭陈述内容无异议；被告对鉴定人当庭陈述内容无异议，认为评估的结论是涉案建筑的重置成本，而委托鉴定的目的是要求评估对象在2015年1月22日的市场价值，所以该结论与评估目的不吻合，评估方法是重置成本加成新的方法，既不是成本法也不是市场法，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需要赔偿损失，有损失才有赔偿，损失多少才能够主张多少的赔偿，如果原告的申请评估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损失是多少，那么评估的方法必须使用成本法，而不能使用重置成本法，因为时间不同，市场价格是不同的，评估采取的重置成本法与原告的诉请不具有关某，根据评估规范，对建筑物的评估要满足一定质量条件，而本案中作为建筑物所需要的审批手续全部没有，所以评估的质量是不全的，鉴定人也承认评估的依据没有依据图纸只是看了现状，而建筑物尤其是房屋的建筑物，它有很多隐蔽工程，隐蔽工程的内部情况是不能通过观察发现，必须进行破坏性检测才能发现，鉴定人没有依据图纸，仅仅凭观察就得出评估结论，其结论不准确，且评估报告结论的使用有限制性条件，现在限制性条件未满足，因此我们认为该鉴定的报告不具有可信度，且与本案不具有关某。
本院对资产评估报告书及评估费发票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
13.原告于2015年4月15日向本院提出评估申请，要求对涉案租赁场地的塘渣土方工程量进行测定评估，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委托宁波市开源房地产咨询测绘有限公司对此进行评估，该司出具塘渣方量检测技术报告及发票各一份。原告对塘渣方量检测技术报告书、发票各一份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其认可评估结论，表示当时承租时只是简单测量场地面积，可能存在误差，同意按场地实际面积为准计算塘渣方量，且同意将该塘渣方量检测技术报告作为最终价值评估报告中有关塘渣方量的依据。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某有异议，关于评估报告，认为评估内容与委托内容不吻合，委托内容是对大安公司所填塘渣进行测量，实际测量的对象是现有场地上实际存在的塘渣方量，并没有证据证明场地内所有实际存在的塘渣都是原告所填，事实有一部分不是原告所填，且评估报告中评估场地范围面积为7427.95平方米，实际上只有5000平方米，所以有关评估场地面积的事实不准确，认为该测绘评估报告不具有证明力，不能作为最终价值评估报告中有关塘渣方量的依据。本院对塘渣方量检测技术报告及评估费发票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于塘渣方量检测技术报告的结论，本院将在下文予以分析认定。
被告兴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场地租赁合同一份，欲证明2009年10月15日原、被告就讼争场地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自2009年10月15起至2011年10月14日止，该份合同对费用、损失等进行了约定，根据合同约定，被告不需要承担原告的任何损失。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是双方第一次签订租赁合同，与双方之后续签的合同在内容上是一致，不能证明被告所述合同履行完毕不需承担原告的损失的事实，恰恰相反能证明续签2011年租赁合同的依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2.场地租赁合同、解除场地租赁合同协议书各一份、欲证明该场地出租给原告前已出租给成德公司，成德公司承租一年期间对场地进行了填平。原告表示无法确认场地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其只是听说在其承租前有一家单位承租过，但是否系成德公司以及被告和承租方之间的租赁内容其都不清楚，且对场地租赁合同的关某有异议，认为与其无关；对解除“场地租赁合同”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都有异议，该协议书可能系后补，对协议书内容其无法考证，该协议书与其索赔的内容无丝毫联系。该组证据即使真实，也只能证明租赁场地曾出租给其他公司，不能证明是该讼争场地由他人进行过填平。本院认为，原告对该组证据提出异议，该组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3.整改通知书一份，欲证明成德公司在承租期间把场地进行塘渣填平，填满的高度超过路面40公分。原告对整改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均有异议，认为该通知书系被告单方出具，根本不能证明向成德公司发送过该通知书，该通知书系诉讼时被告制作，被告所述内容与实际不符，要求成德公司整改，该证据不能证明成德公司已经填塘渣且所填塘渣超过路面的事实，其承租场地时，之前并无人填过塘渣，当时涉案场地就填了建筑垃圾和淤泥，建筑垃圾和淤泥高度是超过路面。本院认为，原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4.照片五张，欲证明在原告承租场地期间，2010年8月城管到涉案场地查验，说明该租赁场地建筑物系违章建筑。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某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恰恰证明除了被拆除部分的房屋以外，留下来的建筑物都是被告认可的，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已经踢除被拆除那部分房屋。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原告提出的关某异议不予采纳。
5.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复印件和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被告单位主体变更的情况。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为查清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如下证据：
1.本院分别于2014年12月10日、2015年2月4日到讼争租赁场地进行现场勘查，并各拍摄照片一组。
2.本院于2014年12月31日向原告大安公司与被告兴通公司进行询问，并做询问笔录一份。关于原、被告陈述内容，本院在原、被告的诉辩意见中已做出概括。
3.本院依职权于2014年12月31日对案外人巨烽公司副总经理郑某进行询问，并做询问笔录一份。郑某称：其是巨烽公司的副总经理。2009年12月，巨烽公司与原告大安公司开始谈租赁事宜，约定租赁期限从2010年左右开始，当时租金付了两年，当时没有签订书面租赁合同，2010年二三月份开始，其开始在租赁场地建造房屋等。巨烽公司租赁场地中，除了塘渣是大安公司填的，围墙大安公司本来也已经搭建，大安公司搭建围墙的高度与租赁场地其他部分围墙的高度是一致的，巨烽公司在大安公司搭建的围墙基础上，又接高了一部分，里外围墙之差是巨烽公司搭建，巨烽公司承租场地上，二层楼房（一楼13间，二楼6间）、门卫室一间、简易平房两间、棚一个、半开放式车间一个、花坛、水泥地、水电安装、污水管线等都是巨烽公司自己建造。两年以后，大安公司与兴通公司打官司，其之后就没有支付租赁费，场地实际也没有在使用，但因为租赁场地中还有些物品，所以才锁着场地。
4.本院依职权于2015年1月8日对案外人成德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国良进行询问，并做询问笔录一份。朱国良称：2008年下半年11月份左右，其向兴通公司租赁位于镇海招宝山街道雄镇公路加油站与洗罐站之间的场地，场地面积估计不只5000平方米，当时签订过书面租赁合同，但因为搬家现在找不到了，但被告兴通公司处应该有该份合同，租赁合同上约定的租赁期限为两年，约从2008年11月或12月左右开始起算，因其向兴通公司承租的土地不止该地块，其当时承租以后花费四五个月的时间填塘渣，填塘渣前场地滩涂的深度有二三米，坑坑洼洼都是养鱼的，填塘渣大概花费40万元左右，塘渣填好以后跟马路基本持平，大部分地面比马路低了20公分左右，除了填塘渣以外，铺水泥、造围墙与房屋等其他事情其都没有做过。当时其叫了个体运输队，双方系口头约定，运输队从山里面把山塘拉过来，还有部分市政工程做下来的废料拉过来，当时其跟个体运输队说好一车多少钱，拉过来以后其就付钱，拉过来一车就给一车的钱，款项当场结清，拉过来的石料填在滩涂里，然后再由挖掘机搞平，开挖掘机的人还是能找得到，当时与开挖掘机的人约定按工时计算工钱，每小时200元，没有正规的合同、发票等，就是付钱以后让开挖掘机的人签收。塘渣填好以后兴通公司的领导说其租这么多场地干嘛用，让其把该场地让出来给别人租，其就让出该场地，实际租赁时间是四五个月，其当时还说成本投下去了怎么办，兴通公司的领导表示以后会补偿。
5.本院依职权于2015年1月21日对案外人李敬波进行询问，并做询问笔录一份。李敬波称：涉案租赁场地上的废品回收站是以其本人名义承租，不是以废品回收站名义出面承租，至于租赁合同上记载的出租方是谁其还要去确认下。其从2013年11月开始租赁废品回收站的场地，现在也还在承租，租期一直到2015年11月止。废品回收站里的地面是其在原来承租时已填塘渣的基础上又加厚了七八十公分的塘渣，并且铺了十来公分的混凝土，废品回收站里的平屋三间由其搭建，砖头是原告所有，棚由其搭建，场地中用于分割围住废品回收站的铁皮及砖头围墙（就是从场地进入废品回收站入口处的围墙）由其搭建，其中砖墙部分的砖头是原告的。
6.本院于2015年3月11日向案外人李敬波进行询问，并做询问笔录一份。李敬波称：其开始租赁涉案场地中的废品回收站场地后，先是加厚了塘渣，然后搭了钢棚、宿舍与围墙，还铺了混凝土，这些都是陆陆续续完成的，都是2013年12月底2014年1月初之前完成。回收站里宿舍和围墙的砖头是原告的，但其搭建的时候还用了混凝土、铁皮、门窗等，另外建造的时候还有人工费用，这些都由其支付，加厚的塘渣、混凝土材料及钢棚材料也是其本人购买，废品回收站的水电也由其接造，主要是100多米电缆，电缆虽然可以拆，但浪费了当中的人工费。
7.本院于2015年3月26日对案外人巨烽公司副总经理郑某进行询问，并做询问笔录一份。郑某称：租赁场地（包括塘渣、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等）中原告建造的部分系在巨烽公司搬进去前建成，巨烽公司在租赁场地的建筑物及附属设备等是在2011年四五月份建成，原告在租赁场地建造建筑物等的时间应是在巨烽公司建成建筑物及附属设施之前，2010年12月份其到租赁场地上原告单位的办公楼跟原告签订合同，当时租赁场地的塘渣已经铺好，建筑物数量比现在还多，沿街靠东南边接近巨烽公司的宿舍楼那里本来还有几间房，后来在巨烽公司搬进去以后，大概夏天的时候，城管来拆除其中一部分，就变成现在房屋的建造情况，当时围墙、建筑物及附属设施都已经建好，巨烽公司搬进去之后，场地的建筑情况没有变化过，除了城管拆除过几间，还有废品回收站里的房子是在后面建造的，应该是在2013年建设的，具体什么时候忘了。山上面用炸药打下来的不规则石块、山上的黄泥可以组合成塘渣，但好的塘渣没有黄泥成分，只有石块。像地下室挖出来的叫渣土，还有淤泥，都不能作为塘渣使用，因为渣土、淤泥没有抗压能力，汽车不能在上面开，开了要陷进去。塘渣运来以后需要挖掘机把它整平，这类工程一吨塘渣需要挖掘机费用2元钱。测量塘渣的深度一般采取取芯法，就是用工具打下去以测量塘渣的深度。租赁场地内塘渣的深度各处不一样，有些地方比如场地东面有芦苇塘，所以东面塘渣深度相对比较深，场地西边靠近宁波市镇海海顺汽车修理厂的地方，则只需要把淤泥挖出来就可以填塘渣，所以西边深度比较浅。听说当时港务局对租赁场地的高度有要求，要求建成后的场地不得高于雄镇路，所以港务局可能派人测量过。
8.本院于2015年4月1日向原告大安公司进行询问，并做询问笔录一份。关于原告的陈述内容，本院在原告的诉称中予以概括。
9.本院分别于2015年1月15日、2015年3月9日、2015年8月14日进行证据交换，并做证据交换笔录三份。
10.本院依职权调取巨烽公司工商登记情况打印件一组、巨烽公司向本院出具的证明一份。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2，原告表示其在笔录上签过字，故对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双方有争议的内容要求以事实为准，关于塘渣问题，认为被告与成德公司存在串通的情况，成德公司要主张填过塘渣必须提交证据，如果成德公司填塘渣花费50多万，成德公司不可能不要补偿就轻易退出，而且现评估价值也没有达到50万元，故被告关于塘渣问题的陈述存在虚假的情况；被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笔录所载内容要求法院参照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于证据3，原告表示确认郑某系巨烽公司的负责人，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法律上来说巨烽公司没有单独索赔，最初说过委托原告来索赔；被告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原告表示成德公司曾承租过涉案租赁场地应系事实，但朱国良在询问笔录中提到花费40万元填塘渣，其认为朱国良的陈述有些夸大，从朱国良的陈述上看，也没有明确说明所填塘渣的深度，朱国良陈述所填地面低于马路20公分，但未明确指出低于马路20公分具体是低了多少，且朱国良也陈述没有证据证明填过塘渣，如果朱国良填过塘渣，被告应对朱国良进行补偿，在原、被告双方的租赁合同中，也没有提到原告对所填塘渣支付补偿费，所以对朱国良所述内容不予认可；被告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表示把场地转租给废品回收站后，废品回收站自己又填了些塘渣，有部分地面还铺了混泥土，加厚的塘渣并没有李敬波所述的有八十公分深度，也就二十公分左右深度，平屋三间是李敬波搭建，材料是原告的，该陈述属实，棚是李敬波自己搭建的，材料也是李敬波，该陈述属实，外面分隔围住废品回收站的铁皮及围墙是由李敬波搭建的，其中部分砖头是原告的；被告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6，原告认为其填好塘渣后李敬波根据需要加固了一些，围墙的砖头是原告方的，李敬波拿去搭建，废品回收站的水电由原告方接造，原告是向被告承租场地，李敬波是向原告承租，李敬波与原告无关，转租部分的损失应由原告统一向被告主张，不存在单独列出来进行计算；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笔录内容与本案无关联。对于证据7，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郑某所述予以认可；被告对其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笔录中郑某关于废品回收站的房屋系2013年建造的陈述有异议，对笔录的其他内容请求法院综合考虑。对于证据8，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笔录所载内容属于原告的单方主张。对于证据9，原、被告予以确认。对于证据10，原、被告对其均无异议。
经审查，本院对证据1、证据10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笔录中双方当事人陈述内容所涉事实，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本院对证据3、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所载巨烽公司副总经理郑某的陈述内容，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所载成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国良的陈述内容，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5、6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所载李敬波的陈述内容，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对证据8、证据9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证据8中原告陈述，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对于证据9中双方当事人陈述，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经审理，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位于宁波市镇海605招宝山街道后60543605.54平方米土地【镇国用（2005）字第0001457号，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土地使用权者为宁波港铁路有限公司。2009年10月15日，原告大安公司与宁波保税605六通物资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六通公司）签订场地租赁合同一份，被告（2011年1月31日前公司名称为六通公司）称受宁波港铁路有限公司委托，六通公司将上述土地中位于镇海雄镇公路加油站与原洗罐站之间约5000平方米的场地出租给原告，租赁期限自2009年10月15日起至2011年10月14日止，年租金为8万元，双方在合同第四条第1款约定：“由于甲方（指六通公司）场地目前尚未平整，甲方同意乙方（指大安公司）对该场地自行进行填碴平整，并在场地内建简易的办公用房。但乙方对该场地内地坪的填碴平整水平高度必须与雄镇公路水平线高度相等；乙方在场地内搭建的简易办公用房，场地布局、设置施工必须符合规划、消防、安全等规定”，该合同第四条第2款约定：“场地平整、搭建办公用房及接水、接电工程等均由乙方自行组织实施，甲方为乙方的接水、接电工作提供方便”，该合同第四条第3款约定：“乙方在租赁的场地内所进行的场地平整、搭建办公用房及厂房的接水、接电工程（包括所建围墙）等，费用由乙方自理”，该合同第四条第4款约定：“乙方必须在租赁的场地外建造围墙，围墙设置的位子和高度要根据技术设备部的施工图为准。避免造成埋设的通信、信号电缆损坏，同时以满足铁路封闭式管理及治安综合治理的要求，有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该合同第四条第7款约定：“乙方在使用的场地内如果需要开设道口，必须向有关单位申请办理手续，不得擅自开设，手续和费用由乙方自行解决，甲方不承担一切责任”，该合同第四条第8款约定：“乙方因特殊原因需要将场地租赁给第三方，必须事先征得甲方同意并经甲方书面确认”。被告出租场地时未依法办理批准手续。原告承租场地后，原告开始对租赁场地填塘渣并进行平整、浇水泥地坪，同时在租赁场地四周砌了围墙，在场地临宁波市镇海海顺汽车修理厂处原告开设道口，并搭建了砖砌门头，原告在租赁场地搭建建','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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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申请执行标的额为赔偿款428186.45元（其中殷登文赔偿史建祥288076.77元，费光安、徐建赔偿史建祥140109.68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在执行过程中，为查找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本院通过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查控平台依法查询了被执行人殷登文、费光安、徐建的银行存款信息、车辆登记信息、房地产登记信息、土地使用权登记信息、工商登记信息；同时，本院向夹江县房地产管理所、夹江县国土资源局、夹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夹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查询了被执行人殷登文、费光安、徐建的房地产登记信息、土地使用权登记信息、车辆登记信息、工商登记信息。均未查找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2015年11月3日，本院依法将费光安、徐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本案中，关于殷登文应承担的赔偿款，史建祥和殷登文于2015年11月16日自愿达成如下执行和解协议：“一、史建祥和殷登文确认：本案中，殷登文应承担的赔偿款为288076.77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被执行人殷登文于2015年11月16日之前向申请执行人史建祥一次性支付10万元；三、在被执行人殷登文按上述第二项按期足额支付后，申请执行人史建祥自愿放弃余款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向被执行人殷登文要求给付的权利。”上述执行和解协议已于2015年11月16日当庭履行完毕。关于史建祥申请执行费光安、徐建的赔偿款140109.68元，本院依法进行了四查，被执行人费光安、徐建现暂无可供执行财产。2015年11月16日，本院将执行情况向申请执行人史建祥进行了通报并征求其意见，史建祥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449546183000)\\\/\",\"案件类型\":\"5\",\"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史建祥申请执行殷登文、费光安、徐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执行裁定书\");$(\"#tdSource\").html(\"史建祥申请执行殷登文、费光安、徐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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