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渝04行终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和英，女，1957年3月2日出生，住重庆市黔江区。
委托代理人郭爱云，女，1990年11月24日出生，住重庆市黔江区。系刘和英儿媳。
委托代理人罗丹丹，女，1985年4月22日出生，住重庆市黔江区。系刘和英女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正阳街道园区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114009130231Y。
法定代表人陈加旭，该局局长。
行政机关负责人郑清松，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孙庆，该局法制支队队长。
上诉人刘和英因诉被上诉人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以下简称黔江区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彭水县法院）于2018年1月26日作出的（2017）渝0243行初23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和英的委托代理人郭爱云、罗丹丹，被上诉人黔江区公安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郑清松及委托代理人孙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如下，重庆市黔江区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江旅投公司)在黔江区濯水镇白杨（又称柏杨）居委三组“夏家坝”（又称“下家坝”）修建濯水景区游客接待中心生态停车场（以下简称濯水景区停车场）项目中，于2017年7月出现地质推移式滑坡，导致当地部分村民的房屋、地坝、墙体出现多处裂缝和地下水渗透，房屋开裂和路基沉降比较严重，影响程度较大，群众反映强烈。2017年7月28日，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黔江区土房局）接到重庆市黔江区濯水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濯水镇政府）电话报告后，会同濯水镇政府、白杨居委会、市地勘局607地质队、黔江旅投公司、中铁二十局相关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于2017年7月29日向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黔江区政府）作出书面报告。该报告认定造成滑坡的成因是：滑坡后方因施工单位在修建濯水景区停车场过程中对斜坡体进行堆填加载，增大了斜坡体重量，打破了斜坡体原有应力平衡状态，同时阻断了原有地下水排泄路径，造成地下水下渗，并使含水量较高的淤泥质粉质粘土产生固结排水，从而软化岩土界面后形成滑坡面，最终导致斜坡体产生滑坡。报告同时认为，滑坡自产生开裂变形后，裂缝有增大延伸的趋势，滑坡体处于欠稳定状态，若遇暴雨或持续性强降雨滑坡体将处于不稳定状态，产生整体滑移可能性大，直接威胁下方46户225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并据此提出紧急撤离避险、监测预警、开展应急抢险处置三条措施。2017年7月30日，黔江区政府就做好该处地质灾害防治及涉险群众避险搬迁工作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强调安全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黔江区土房局、黔江旅投公司、中铁二十局三公司、濯水镇政府、白杨居委会等相关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切实做好涉险群众避险疏散工作，把应急抢险工程作为濯水景区停车场施工建设的重中之重、当务之急加快实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鉴于施工单位在前期施工中未严格执行地灾防治措施从而造成本次滑坡，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黔江区政府会议要求抢抓晴好有利天气，对滑坡体后沿的抗滑桩要在2017年8月1日前进场施工，对滑坡体前沿的治理工程要在2017年8月8日前报批施工方案并可边报批边施工。黔江旅投公司濯水景区创5A项目办公室2017年9月3日出具说明，该滑坡应急抢险工程由重庆南江建设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南江公司）于2017年8月6日组织施工机械进场挖桩施工。在滑坡治理阶段，对因房屋受损的村民，由黔江旅投公司按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以过渡费的形式支付6个月的租房费，此款已由濯水镇政府转付相关村民。对因滑坡造成的房屋损失，待滑坡抢险工程完毕后，由黔江旅投公司聘请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以鉴定结果为据再与受损村民商量赔偿或修复的解决办法。滑坡治理打桩整治工程与濯水景区停车场项目建设虽有关联，但两地间尚有距离，非同一地点。刘和英等人的房屋出现裂缝受损后，涉事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于2017年7月26日前去查看受损房屋，加贴了封条等标签，并表示待滑坡地带防滑桩打好且受损房屋经鉴定后再行解决受损房屋的修复和赔偿事宜。因相关部门未按受损村民的要求及时处理，刘和英等人多次反映，濯水镇政府工作人员答应在2017年8月30日前给村民答复。2017年8月30日，濯水镇政府工作人员又答复房屋受损村民需防滑桩打好后才能解决房屋受损问题。房屋受损村民认为政府人员故意欺骗、拖延解决问题，遂于2017年8月31日至9月3日期间进行阻工。2017年9月3日上午，部分房屋受损村民在前几次阻工后赔偿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再次来到防滑治理打桩工程施工现场阻止施工，刘和英参与了打桩施工现场的阻工行动。此后，在相关人员劝导无效的情况下，公安民警将刘和英等人口头传唤至黔江区公安局办案中心进行询问，查证后对刘和英等人分别给予治安拘留行政处罚，其中，黔江区公安局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为据，于2017年9月4日作出黔江公（濯水）行罚决字〔2017〕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刘和英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拘留期限自作出决定之日起至2017年9月11日止。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滑坡地点系因施工作业导致地质滑坡，并且滑坡体处于欠稳定状态，若遇暴雨或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产生整体滑移的可能性极大，将直接威胁下方46户225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抢抓晴好有利天气，对滑坡地带采取打桩固体等整治措施乃人命关天的紧急排险大事，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具有不可推卸的职责，当地房屋受损村民亦应给予充分理解和支持。本案多数证人陈述，事发之前当地基层政府及涉事单位承诺在2017年8月30日前给房屋受损村民一个说法，但本案没有证据显示时间届至后相关部门或人员与房屋受损群众进行了充分沟通或合理解释，导致部分村民情绪激动并发生了此次阻工事件。房屋受损村民的阻工行为虽然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亦系不理性之举，其采取极端手段阻碍排危施工不仅损害自己利益及公共利益，也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就本案地质滑坡危害而言，如果不做好打桩抗滑抢险，不仅受损房屋的损失可能会继续扩大，甚至可能殃及更多村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受损房屋也会随着滑坡的持续而加大加快受损程度，房屋定损也就无法进行，受损依据得不到科学核定，商谈赔偿或修复也就缺乏必需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的法定职责。第七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因此，黔江区公安局在本案具有履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法定职责。就办理治安案件程序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关于刘和英诉称没有参与2017年9月3日阻工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对没有本人陈述，但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可以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但是，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本案中，黔江区公安局所举示的2017年9月3日分别对刘和英、罗成元所作的两份询问笔录，因程序违法被否定，但证人李成菊、罗云照、王建琼、刘桂碧则明确证实刘和英参与了2017年9月3日的阻工行为，故刘和英诉称自己没有参与2017年9月3日阻工的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关于刘和英诉称黔江区公安局传唤其接受调查时未出示传唤证或工作证、未告知传唤原因、未将传唤原因及处所通知其家属及作出处罚决定后没有通知家属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送达法律文书应当首先采取直接送达方式，交给受送达人本人；受送达人不在的，可以交付其成年家属、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员或者其居住地居(村)民委员会代收。”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五)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当场告知当事人家属实施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理由、地点和期限；无法当场告知的，应当在实施强制措施后立即通过电话、短信、传真等方式通知；身份不明、拒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或者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无法通知的，可以不予通知。告知、通知家属情况或者无法通知家属的原因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本案证据显示，案发当日阻工人员较多，且属现场处置治安管理违法行为，黔江区公安局的口头传唤行为符合法律、规章的规定。本案多数阻工行为人在黔江区公安局对其调查询问中均表示不要求通知家属，也不向办案机关提供家属的联系电话。黔江区公安局对刘和英所作的调查笔录，虽因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对刘和英进行行政处罚的事实根据，但刘和英在该调查笔录中也明确表示不要求通知家属，黔江区公安局在对刘和英作出拘留决定后，通过濯水镇白杨居委干部及时代收、转送的行为符合规定，对刘和英的这一诉称观点不予支持。关于刘和英认为黔江区公安局在作出处罚决定前未告知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法嫌疑人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采用书面形式或者笔录形式告知。”本案中黔江区公安局依法依规履行了告知义务，有对刘和英所作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视频光盘为据，刘和英的这一诉称没有根据。关于刘和英提出黔江区公安局对其调查询问超期及应当折抵拘留时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第九十二条规定，“对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人，在处罚前已经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应当折抵。限制人身自由一日，折抵行政拘留一日。”《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期间以时、日、月、年计算，期间开始之时或者日不计算在内......。”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被传唤的违法嫌疑人，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案情复杂，违法行为依法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对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人，在处罚前因同一行为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应当折抵。限制人身自由一日，折抵执行行政拘留一日。询问查证和继续盘查时间不予折抵。”《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执行拘留的时间以日为单位计算，从收拘当日到第2日为1日。”刘和英诉黔江区公安局调查询问时间超期及采取强制措施超期限制其人身自由应当折抵行政拘留时间的理由，既与本案现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也不符合相关法律和规章规定，对其诉称的这一理由不予支持。关于刘和英认为滑坡治理地点桩机使用的土地未予赔偿的问题。刘和英等村民进行阻工的主要原因系认为因房屋受损未获赔偿或者未得到相关部门的有效解决而致，加之刘和英未提供打桩机所在地属其家庭承包土地的证据，结合在滑坡地打桩整治乃属人命关天的紧急事务之情形，对刘和英诉称的这一理由不予支持。关于刘和英的委托代理人申请调取刘和英进出拘留所时间的录像问题。刘和英的委托代理人认为刘和英是在2017年9月12日离开拘留所，但本案证据显示刘和英于9月11日离开拘留所，在2017年12月13日庭审中提出这一新的诉称理由后，黔江区公安局补充提交了重庆市黔江区拘留所出具的刘和英《被拘留人登记表》、《解除拘留证明书》等证据，发送给刘和英后，刘和英对黔江区公安局提交的该两份证据均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黔江区公安局行为的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了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补充证据”的规定，结合该两份证据系黔江区拘留所以书面公文形式出具的法律文书，而刘和英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且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对刘和英的委托代理人要求黔江区公安局提供刘和英进出拘留所时间的录像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黔江区公安局根据查明的事实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在《重庆市公安机关治安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修订版）》规定的裁量幅度内，经过接警登记、合法传唤、受案审查、调查询问、告知权利义务和行政处罚审批等系列法定程序后，依法对刘和英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对刘和英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黔江区公安局对其作出的黔江公（濯水）行罚决字〔2017〕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和英要求撤销黔江区公安局作出的黔江公（濯水）行罚决字〔2017〕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刘和英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刘和英的行为违法，应受行政处罚所依据的事实与黔江区公安局对刘和英作出行政处罚所依据的事实不符，认定黔江区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合法的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刘和英参与了打桩施工现场(即滑坡治理打桩整治工程)的阻工行动，且查明滑坡治理打桩整治工程与濯水景区停车场工程非同一地点，但黔江区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刘和英等人是到濯水镇高速路口濯水景区停车场施工工地阻工，既然两个工程非同一地点，黔江区公安局对刘和英作出处罚的依据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审法院应当认定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即使原审法院认为刘和英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也不能代替黔江区公安局行使行政处罚权，原审判决对刘和英明显不公。二、原审判决证据不足。首先，从黔江区公安局提交的证据看：1.黔江区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刘和英参与了濯水镇高速路口濯水景区停车场施工工地的阻工行为。阻工应有明确的时间、地点及具体行为。李成菊、罗云照、王建琼、刘桂碧四人均不能证实刘和英实施阻工行为的地点是在濯水景区停车场施工工地现场还是在滑坡治理打桩整治工程施工现场，也不能证实刘和英实施了阻工行为。上述四人的询问笔录只能说明刘和英到工地上去过，刘和英是在房屋受损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向施工工人求助，希望得到解决方案，并非是去阻工。2.原审法院认定刘和英、罗成元的询问笔录程序违法不予采信，却对刘和英询问笔录中不要求通知家属的陈述予以肯定，认为通过濯水镇白杨居委干部及时代收、转送的行为符合规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通知被拘留人家属并不适用代收，应当认定黔江区公安局未履行通知义务。事实上濯水镇白杨居委干部也未向刘和英的家属转送《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刘和英家属是在寻找无果的情况下，拨打110电话，并询问濯水派出所后，才得知刘和英被拘留的情况。3.黔江区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依据的证据有案件照片，但黔江区公安局并未提交，在刘和英提出后，原审法院也未向黔江区公安局进行核实。4.黔江区公安局在其答辩状中确认对刘和英的处罚有“传唤审批表、传唤证、传唤家属通知书、办案说明”等证据，但未提交，刘和英的委托代理人多次要求黔江区公安局提交相应证据，原审法院却并未要求黔江区公安局庭后补交并组织质证，而是直接采信了黔江区公安局系口头传唤的说法。其次，从黔江区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看：1.黔江区公安局延长查证时限不合法，延长理由不充分，作出延长审批的时间晚于实际延长起始时间，办案人员与审批人员系同一人，本案并无延长查证的必要，延长查证的行为变相限制了刘和英的人身自由。2.刘和英、罗飞、刘凤梅、李成菊、罗云照、王建琼、刘桂碧、罗成元的询问笔录显示，询问时间均为2017年9月3日12时至2017年9月4日12时，事实上9月4日凌晨刘和英等人已被送往拘留所，罗飞、刘凤梅二人询问完毕后回家，并不是上述所有人员均询问到9月4日12时才离开，李成菊询问笔录记载内容与常理相悖，故上述询问笔录不真实，原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缺乏事实依据。王建琼、刘桂碧的询问笔录中黔江区公安局并未告知要求二人提供家属联系方式，黔江区公安局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违法，原审法院推定刘和英等所有人均不要求通知家属，并据此认定黔江区公安局对刘和英等人实施传唤后不通知家属的行为合法，违背了公平正义。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彭水县法院作出的（2017）渝0243行初233号行政判决，确认黔江区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黔江区公安局承担。
被上诉人黔江区公安局辩称，1.刘和英因房屋受损问题多次阻扰夏家坝滑坡应急抢险治理工程施工，造成工程施工几次被迫中断。2017年9月3日，刘和英与同组其他村民相互邀约商量对“夏家坝”滑坡应急抢险治理工程进行阻工，同时还对紧邻的濯水景区停车场工程进行阻工，以此达到引起政府工作人员重视从而解决其诉求的目的，造成濯水景区停车场工程被迫停工，扰乱了南江公司正常施工秩序，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符合《重庆市公安机关治安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九条第（十）、（十二）项规定的情节较重的情形，黔江区公安局以黔江公（濯水）行罚决字〔2017〕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刘和英处以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条等法律规定，黔江区公安局对刘和英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主体适格，办案程序合法。3.南江公司作为正常开展夏家坝滑坡应急抢险治理工程的施工单位，其施工秩序应当依法得到保护，刘和英等人非法阻工的行为干扰了南江公司的正常施工秩序，阻碍了应急抢险治理工程的及时推进，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刘和英实施的阻工行为构成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违法后果和法律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刘和英的上诉请求。
刘和英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
黔江区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行政处罚决定书。2.送达回执。3.行政拘留执行回执。4.行政处罚告知笔录。5.行政处罚审批表。6.受案登记表。7.抓获经过。8.延长询问查证时限审批表。9.吕徐德的询问笔录。10.樊宣超的询问笔录。11.罗ＸＸ的询问笔录。12.罗飞的询问笔录。13.罗伟的询问笔录。14.刘凤梅的询问笔录。15.刘和英的询问笔录。16.李成菊的询问笔录。17.罗云照的询问笔录。18.王建琼的询问笔录。19.刘桂碧的询问笔录。20.罗成元的询问笔录。21.政府会议材料。22.黔江旅投公司提供的材料。23.黔江区政府电子公文。24.户籍信息。25.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26.拟处罚告知光盘。27.说明。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十二条和第八十三条之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以及《重庆市公安机关治安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修订版）》第九条之规定。
经庭审质证，刘和英对黔江区公安局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时间有改动不具有真实性；证据2无异议；证据3证明包括刘和英在内所有被执行人的拘留时间均为9月11日；证据4事实不清；证据5、6证明案件承办民警和受案审批人是同一人；证据7能证明抓获单位和办案单位都是濯水派出所，黔江区公安局口头传唤限制了刘和英的人身自由；证据8所载明的对刘和英延长询问时间的理由不充分、不合法；证据9、10不能证明刘和英阻工的事实；证据11无异议；证据12-14不能证明刘和英阻工的事实；证据15证明刘和英是去现场要求解决问题而不是去阻工；证据16、17不能证明刘和英阻工的事实；证据18、19不能证明具体阻工行为与阻工地点；证据20证明黔江区公安局询问罗成元的时间与询问刘和英的时间重叠，两案记录人是同一人，同一人不可能在同一时间记录两个案件；证据21、22与本案无关；证据23证明刘和英房屋受损是施工造成的；证据24证明刘和英无违法记录；证据25证明黔江区公安局未向刘和英依法送达；证据26是黔江区公安局告知时刻录的光盘，该光盘内容与处罚告知内容一致，是一人告知且没有向刘和英告知办案人员身份；证据27不予质证。对黔江区公安局举示的法律依据亦有异议，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适用黔江区公安局举示的法律依据对刘和英进行处罚。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审法院对黔江区公安局所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1.2017年9月2日《濯水镇政府会议内容》、《濯水集镇综合管网整治扫尾工作会》两份记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2.2017年9月3日13时09分至14时47分在黔江区公安局办案中心第9询问室对刘和英的询问笔录和2017年9月3日13时00分至14时53分在黔江区公安局办案中心第四询问室对罗成元的询问笔录，记录人均为黔江区公安局工作人员卢余，询问时间上存在重叠，询问地点亦有矛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条“在调查取证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两人，并表明执法身份”的规定，程序违法，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3.黔江区公安局提交的其他证据能够综合反映本案基本情况，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
以上罗列的黔江区公安局在原审时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到本院。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评判理由充分，符合证据规则，予以支持。
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2018年6月6日，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涉案阻工现场进行了查勘，制作了现场查勘笔录并绘制了现场查勘草图。
二审审理查明，濯水景区停车场工程项目由中铁二十局三公司负责施工，中铁二十局三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对斜坡体进行堆填加载，增大了斜坡体重量，导致斜坡体产生滑坡，斜坡体位于濯水景区停车场的边缘。为加快滑坡治理，由南江公司负责滑坡打桩治理工程的施工。濯水景区停车场工程项目与滑坡治理打桩工程项目虽由不同的施工单位负责施工，但两个工程实际属于同一个整体，滑坡治理打桩工程位于濯水景区停车场工程的边缘地带，刘和英与其他村民受损的房屋位于滑坡治理打桩工程下方。2017年9月3日，刘和英与房屋受损的村民李成菊等人先后到达滑坡治理打桩工程施工现场，刘和英采用站、坐在施工用的旋挖机前面、不准旋挖机工作的方式阻止施工，致该工程停止施工后，刘和英与李成菊等人商量，由刘和英留在滑坡治理打桩工程施工现场继续阻工，李成菊等人到濯水景区停车场工程施工现场阻工，致濯水景区停车场工程停止施工后，刘和英去到濯水景区停车场施工现场，被黔江区公安局民警带离现场。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黔江区公安局作出的黔江公(濯水)行罚决字〔2017〕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原审判决是否正确。
一、黔江公(濯水)行罚决字〔2017〕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正确的问题。
中铁二十局三公司在对濯水景区停车场工程施工过程中，未严格执行地灾防治措施导致斜坡体产生滑坡，对居住在濯水景区停车场工程附近的刘和英及其他村民的房屋造成了损害。鉴于滑坡自产生开裂变形后，裂缝有增大延伸的趋势，滑坡体处于欠稳定状态，若遇暴雨或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产生整体滑移的可能性大，将直接威胁下方46户225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黔江区政府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决定，加快实施濯水景区停车场建设应急抢险，抢抓晴好有利天气，对滑坡体进行打桩整治，该工程是为了保护刘和英及其他房屋受损群众的合法权益。在施工方南江公司对滑坡体进行打桩治理的过程中，刘和英和其他房屋受损的村民认为其房屋受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于事发当日先后到达滑坡治理打桩整治工程施工工地不准工人施工，刘和英采用站、坐在施工用的旋挖机前不准工作的方式阻止施工，致该施工现场停止施工。在滑坡治理打桩整治工程施工现场停止施工后，经商量，除刘和英继续在滑坡治理打桩整治工程施工现场阻止施工外，其他人又到濯水景区停车场工程施工现场阻止工人施工，致濯水景区停车场工程施工现场也停止施工。刘和英阻止施工的工程是濯水景区停车场工程的一部分，与李成菊等人阻止施工的濯水景区停车场工程是一个整体，虽然施工单位不同，但都属于濯水景区停车场整体工程，二者不可分割，刘和英与其他房屋受损村民对当天阻工行为有合意，有分工协作，实质都是对濯水景区停车场工程的阻工，黔江区公安局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并不矛盾，刘和英事发当日阻工的事实属实，理应受到治安行政处罚，黔江区公安局给予刘和英行政拘留七日的事实清楚，刘和英主张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成立。
二、黔江公(濯水)行罚决字〔2017〕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及原审判决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
1.黔江区公安局依法收集的刘和英在滑坡治理打桩整治工程施工现场站、坐在施工用的旋挖机前的照片，2017年9月3日与刘和英一同前去阻工的李成菊、王建琼、刘桂碧、罗云照的询问笔录，滑坡治理打桩整治工程工地施工负责人吕徐德、黔江旅投公司濯水景区创5A项目办公室工作人员樊宣超的证实，均能证明事发当日刘和英与其他房屋受损的村民，以房屋受损问题没有解决，先到滑坡治理打桩整治工程施工现场阻工，除刘和英外，其他村民又到濯水景区停车场施工现场阻工，并在濯水景区停车场阻工现场被办案民警带离现场，口头传唤至黔江区公安局办案中心询问的事实。黔江区公安局在原审答辩状中载明有传唤审批表、传唤证、传唤家属通知书、办案说明，并不能否定刘和英被口头传唤的事实，黔江区公安局并未提交前述证据佐证其答辩状中的观点，原审法院认定黔江区公安局口头传唤刘和英的事实与客观事实吻合。刘和英主张黔江区公安局未提交刘和英阻工照片，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刘和英参与阻工及具体阻工地点和行为，刘和英到施工现场不是阻工，而是去要求施工现场工人向施工承建商告知其房屋受损情况的理由不成立。
2.因2017年9月3日到滑坡治理打桩整治工程施工现场、濯水景区停车场工程施工现场阻工的人员较多，被办案民警带到黔江区公安局办案中心询问的人数较多，办案民警申请延长对刘和英的询问查证时限。对刘和英传唤的时间是2017年9月3日12时15分至9月4日12时0分，询问时间是2017年9月3日13时9分至9月3日14时47分，办案民警2017年9月3日申请将刘和英的传唤时间延长至二十四小时，9月4日经负责人签字同意延长，杨海波是濯水派出所所长，其在延长询问查证时限审批表上既作为承办人签字又作为负责人签字并不矛盾，也不违法。刘和英实际被传唤的时间未超过二十四小时，刘和英主张黔江区公安局审批延长对刘和英查证时限的时间晚于实际开始延长的时间，且办案人员与审批人员系同一人，延长查证时限不合法、理由不充分的主张不成立。
3.黔江区公安局因刘和英、罗成元询问笔录记载的询问时间重叠、记录人同一、询问地点有矛盾、询问笔录被原审法院以程序违法为由不采信，但刘和英在被询问时陈述其与儿子、儿媳同住，儿子在外地打工，儿媳在黔江城区打工，不记得儿子的电话，明确表示不通知家属的陈述客观真实，黔江区公安局将刘和英的拘留决定书交由当地居委干部代收并转送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刘和英在调查询问时表示不通知家属正确，刘和英主张黔江区公安局将拘留决定交居委干部代收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黔江区公安局的该行为违法，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不足的理由不成立。至于同日被询问人员中办案民警是否未告知其提供家属联系方式，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本院不予评述。
综上，黔江区公安局作出的黔江公(濯水)行罚决字〔2017〕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驳回刘和英的诉求请求正确，刘和英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和英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红梅
审 判 员 蒲开明
审 判 员 黄 瑶
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
法官助理 汤 龙
书 记 员 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