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9民终31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成元，男，1963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阜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欣立，江苏众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秀琴，女，1959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阜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坤，男，1961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阜宁县。
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红，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文英，女，196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阜宁县。
上诉人张成元因与被上诉人张秀琴、刘坤、原审被告张文英赡养费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2016）苏0923民初4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成元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诉讼主体不适格，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上诉人张成元与被上诉人张秀琴系姐弟关系，两被上诉人因母亲陈巧珍赡养纠纷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两次将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确定为“无因管理纠纷”，因上诉人不服，一审法院最终才将本案案由变更为赡养协议纠纷。若本案定性为赡养纠纷，而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赡养纠纷具有身份性，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应该是母亲陈巧珍，而不是同为赡养人的被上诉人。作为母亲陈巧珍的子女，赡养母亲在人身上不具有转让性。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因此赡养纠纷案件的权利主体是老年人，义务主体是老年人的子女或其他具有赡养义务的人。本案被上诉人提起母亲陈巧珍赡养费纠纷主体不适格。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追索赡养费案件中，应当将所有赡养义务人作为共同被告。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选择性取舍证据，所采信的证据具有明显偏向，导致案件处理不当。2013年3月6日，上诉人父亲张学珍病故，同年3月8日，由舅舅陈富汝、二叔张学珠等人召集上诉人夫妇、被上诉人夫妇以及其他姐妹就母亲陈巧珍赡养问题临时达成“口头协议”，母亲暂时由两名被上诉人照顾护理，让上诉人每月支付母亲赡养费用3000元，其他姐妹共出2000元。上诉人当场提出异议，认为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上诉人的实际履行能力，但因舅舅劝导说母亲病情严重，估算生命不会长久，最多也就是三、五个月时间，我才勉强同意。谁知母亲回到被上诉人处，身体日渐好转，上诉人感谢被上诉人的精心照料，且在极度困难的情形之下，陆续向被上诉人支付了51000元的母亲赡养费用和27985元生活、医疗费用。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有母亲所用的卫生纸、毛巾，买西瓜，还有带母亲洗澡的擦背钱，还有家里换灯泡、换袖口、修马桶等，对于母亲生活发生的所有能够列举出来的费用，上诉人全部兑现给众姐妹。但随着时间段推移，上诉人生活压力越来越重，确实难以支撑高昂的赡养费用。对于上诉人的苦衷，早在2014年12月6日，上诉人已在写给南京的舅舅陈汝富书信中吐露心声。舅舅也为此回来主持调解，要求减少上诉人的赡养费用。这其间我叔叔张学珠也出来调解，因被上诉人和其他众姐妹拒绝和解，执意要钱，调解不欢而散。同时，上诉人也多次向被上诉人提出：母亲让上诉人带回赡养，不用众姐妹支付一分钱赡养费用，遭到被上诉人的反对并强烈要求上诉人付清母亲二十三个月的赡养费用，才同意将母亲交付给我。上诉人每月支付母亲3000元的赡养费用，还要支付母亲的日常生活、医疗费用。如果按其六个子女的计核，已明显超出当地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准。被上诉人在尽自己赡养义务的同时，还得到每月5000元母亲赡养费用。如果按照一审判决核算，从2013年3月到2016年7月止，上诉人要共支付母亲赡养费用共147985元。请求二审法院在充分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纠正一审的错误判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张秀琴、刘坤辩称，1.一审法院就案由定性为赡养协议纠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依据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各赡养人之间可以就老人的赡养问题达成协议，并积极予以履行。2.赡养协议的内容约定是在其舅爷爷的开会主持下，经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其他子女合议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且上诉人履行了十几个月的给付3000元的护理费的约定。被赡养人长期生病瘫痪在床，需要护理人24小时不间断护理，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阜宁县人民医院相关的护理标准，按其计算，合计5000元的护理费用是符合情理，不存在过高等情形。同时，被赡养人的相关房产均被本案的上诉人所实际占有并获得拆迁收益。据被上诉人了解，拆迁可能分得6套房屋，现全部被上诉人所实际占有控制。3.直至目前，被赡养人病情并没得到任何好转，仍然需要24小时不间断护理，两名被上诉人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以及财力的投入，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谓的情势变更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秀琴、刘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张成元、张文英立即向张秀琴、刘坤支付2014年8月至2016年7月期间陈巧珍的生活护理费用，合计69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张成元、张文英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学珍、陈巧珍夫妇共生育子女六人，分别为张秀芳、张秀琴、张成元、张秀芬、张秀玲、张秀萍，刘坤系张秀琴的丈夫，张文英系张成元的妻子。2013年3月6日，张学珍病故。因陈巧珍年事已高且身患疾病瘫痪在床，子女六人征得母亲陈巧珍的同意后，在亲友陈富汝、陈建梅等人的建议下，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由刘坤、张秀琴夫妇负责照顾陈巧珍，由张成元每月支付3000元，张秀芳每月支付1000元，张秀萍、张秀芬每月每人支付500元，因张秀玲患有疾病，则姊妹一致同意免除其付款义务，上述费用均直接支付给刘坤、张秀琴夫妇，张成元并单独承担陈巧珍的医疗费用和日常生活费用。后刘坤、张秀琴夫妇将陈巧珍接到家中照顾至今，张秀芳、张秀萍、张秀芬按约向张秀琴、刘坤支付了上述约定的费用，张成元自2013年3月25日起至2014年7月，累计向张秀琴、刘坤支付17个月的护理费用合计51000元，并支付了母亲陈巧珍生病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及生活用品等费用。因陈巧珍身体恢复良好，张成元认为其承担的费用过高、期限过长，曾多次向刘坤、张秀琴夫妇及其他亲友提出要求降低费用，但双方协商无果。
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赡养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故将本案案由变更为赡养协议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尊老、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是法律规定公民的基本义务。本案中，张秀琴、张成元的母亲陈巧珍年老体弱，并患有疾病需要专人护理，其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理应得到子女的悉心照顾。2013年3月，张秀琴、刘坤、张成元及其余姊妹在征得母亲陈巧珍同意的前提下，在众亲友的见证下，就护理照顾陈巧珍的事宜达成口头协议，该协议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协议达成后，张秀琴、刘坤按照约定担负起了被赡养人陈巧珍的日常照顾护理事宜，张成元按约向张秀琴、刘坤支付了17个月的护理费用，该事实也已得到双方的当庭确认，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赡养护理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定。
关于张成元提出口头协议显失公平，陈巧珍的护理费、医疗费等应由六名子女平均分担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法律虽规定男女平等，各赡养人均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但本案中，张秀琴、张成元及案外人张秀芳、张秀芬、张秀玲、张秀萍在订立上述口头协议时，充分结合个体家庭的现实情况，不仅考虑到护理陈巧珍所需时间、人力与精力的付出，也考虑到姊妹之间经济收入的差异，还包括父母房屋产权分配等问题，故上述协议确定的由张成元每月支付3000元护理费用，既符合被赡养人陈巧珍的生活需要、自理能力、疾病治疗等客观情况，也基本符合各赡养人的经济承受及实际支付能力。且张秀琴、刘坤自2013年起照顾护理母亲陈巧珍，所付出的苦心、耐心、爱心不能简单以有价的金钱加以衡量。故张成元提出的此点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张秀琴、刘坤要求张文英共同支付上述护理费的诉讼请求，因张文英并非法定的赡养义务人，且否认其为订立上述赡养护理协议的相对人，张秀琴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张文英参与订立了上述协议，故张秀琴、刘坤要求张文英支付护理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张学珍、陈巧珍夫妻所生育的子女大多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困难时期，当年父母并未因生活困难舍弃任何一位子女，而是含辛茹苦将六名子女抚养成人，现陈巧珍年事已高需要赡养人尽到照顾、护理的义务，如今的物质生活也得到极大改善，各赡养人均有一定的能力履行赡养义务。一审法院希望张秀琴、张成元及其余姊妹在赡养照顾母亲陈巧珍的问题上精诚团结，各自尽力而为，不但要承担相关医疗、护理等费用，而且还应该尽到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籍的赡养义务，照顾老人的特别需要，让陈巧珍安享晚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张成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秀琴、刘坤自2014年8月至2016年7月期间护理陈巧珍的费用69000元；二、驳回张秀琴、刘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24元，由张成元负担。
二审中，张成元提交证据：证据一、徐宝吉（系张成元姑父）、张学珠的证人证言1份，证明2013年3月6日双方一起协商的经过，其中张成元支付3000元每月赡养费是附条件的。证据二、1.阜宁县阜城街道办事处窑桥居委会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张成元2015年为头灶支部记账员，2015年度工资为9000元，2016年度工资为10000元。2.临沂市永通货运托运部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张成元系永通物流公司员工，其月工资2800元。3.江苏兴谷大酒店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证明张文英（系张成元妻子）每月收入为2500元。该组证明证明上诉人的家庭收入人均为每月3066元，剔除张成元最低生活保障530元，按照规定，有三名子女以上的，赡养费用张成元应当按照40%比例负担1014元。
证据三、1.阜宁县阜城街道办事处窑桥居委会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张成元与三姐张秀芹因母亲赡养发生纠纷，经过调解，但张秀芹夫妇拒绝张成元接回母亲赡养的要求，致调解未能成功。2.潘为生、陈才花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他们一起参与调解。证据四、自书清单1份，证明从2010年9月14日至2015年8月15日，期间张成元为父母共花费183973元。证据五、张成元于2014年12月6日书写给舅爹（陈富汝）、舅奶的书信（复印件），证明其向亲属反映过压力过大，且被赡养人的低保、养老金这几年也持续被支取。
张秀琴、刘坤质证：对证据一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被上诉人将提交陈富汝的亲笔信，亲笔信中所谓的老母亲只能活三个月或五个月的是断章取义。对证据二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收入证明并没有附相关流水予以证明，真实性无法核实。上诉人避而不谈从母亲处获得的房产拆迁收益，上诉人按照每月3000元标准支付护理费十几个月，在其他姐妹协助其办理了老母亲的相关房屋过户手续以后，其就不再支付相关护理费。对证据三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从未拒绝上诉人接回母亲赡养的要求，仅仅是要求上诉人为赡养老母亲提供配套、完整的护理措施后，再行接走。而上诉人一直以上班、家里没人、没地方为由拖延。老母亲在被上诉人处，上诉人基本不来探望老母亲。对证据四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一审时上诉人已经提交，与本案无任何关联。对证据五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在一审已经提交，该陈述的内容均是上诉人写给其舅舅的，为其单方陈述。
张秀琴、刘坤提交证据：陈富汝（系张成元舅舅）于2017年4月1日书写的的亲笔信1份，证明上诉人于2017年3月31日打电话给他，要求其出具证明他说过老母亲活三个月、五个月的证明，但陈富汝予以拒绝，并就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了书面情况说明。
张成元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陈富汝舅舅的陈述具有倾向性。
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张成元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张秀琴、刘坤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本案中，上诉人张成元与被上诉人张秀琴的母亲陈巧珍年老体弱，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且患有疾病需要专人护理，子女应当履行赡养义务。2013年3月，被上诉人张秀琴、刘坤、上诉人张成元及其余姊妹在征得母亲陈巧珍同意的前提下，在众亲友的见证下，就护理照顾陈巧珍的事宜达成口头赡养协议。该协议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应按约履行。
关于上诉人提出该口头赡养协议有失公平的上诉理由，经查，陈巧珍身患疾病瘫痪在床，需要专人照顾、护理，为此上诉人张成元、被上诉人张秀琴与其余姊妹在订立了上述口头协议。该口头协议充分考虑护理陈巧珍所需时间和人力、各姊妹之间经济收入差异等家庭现实情况，以及父母房屋产权分配等问题，确定的由上诉人张成元每月支付3000元护理费用，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张成元已按约向被上诉人张秀琴、刘坤支付了17个月的护理费用，符合被赡养人陈巧珍客观所需。上诉人提出当时系考虑到母亲可能只能生存两、三个月才达成该口头协议，并以此为由拒绝按约履行义务，不符合口头协议约定及法律规定，故其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张秀琴、刘坤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上诉理由。本案是因赡养协议的履行产生的纠纷，被上诉人系协议的主体，其与上诉人因此产生的纠纷有权要求上诉人按约履行协议。该协议中的其他主体不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故上诉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成年子女赡养年老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应珍惜亲情，积极协商，共同努力为母亲陈巧珍安度晚年创造良好的条件。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成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24元，由上诉人张成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迎付
审判员 周联联
审判员 陆 霞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孙 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