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顺法均民初字第551号
原告石光阳，男，1971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县，
委托代理人章鹏，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敖炼鑫，男，1970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县，系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原告黄祖明，男，1964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南区，
原告杨鹏，男，1966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
原告黄祖明、杨鹏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新华，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祖明、杨鹏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章鹏，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南湖康城房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百安北路23号，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码69971041-9。
法定代表人邓小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彦斌，广东万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早西关街26号早西关街38#商住楼401房，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码71599977-8。
法定代表人宫志敏，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田秦川，广东立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应中，广东立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钟伟，男，1969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现因刑事犯罪正在服刑。
委托代理人熊国华，广东定海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齐永，广东定海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兴超，男，1957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
被告陈自宜，男，196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被告王宜支，男，197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委托代理人陈明学，广东广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姚小刚，广东广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斌红，女，1971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齐永，广东定海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石光阳、黄祖明、杨鹏诉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南湖康城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湖康城房产公司）、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基公司）、钟伟、袁兴超、陈自宜、王宜支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海昌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在诉讼期间，原告石光阳、黄祖明、杨鹏申请追加沈斌红为本案共同被告，原告石光阳将委托代理人杨新华变更为敖炼鑫。因双方争议较大，本院依法由审判员李海昌、蒋竞雄、人民陪审员欧阳婉茵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在诉讼期间，因被告钟伟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本院依法作出（2014）佛顺法均民初字第55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中止了本案的审理，后本院恢复了本案的审理。本案于2014年8月18日、2015年9月10日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原告石光阳、黄祖明、杨鹏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新华、章鹏、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彦斌、被告国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田秦川、刘应中、被告钟伟的委托代理人熊国华、被告袁兴超、被告陈自宜、被告王宜支及委托代理人姚小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第二次开庭时，原告石光阳、杨鹏及共同委托代理人章鹏、原告石光阳的委托代理人敖炼鑫、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彦斌、被告国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田秦川、被告钟伟的委托代理人齐永、被告袁兴超、被告陈自宜、被告沈斌红及委托代理人齐永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宜支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石光阳、黄祖明、杨鹏诉称，2013年4月18日，被告钟伟挂靠被告国基公司，以被告国基公司的名义与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编号为FSSDNHKC-
GJGZ-20140416-888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以下简称2013年4月18日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共同合作投资开发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百安北路23号的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合作方式为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提供房地产开发的建设用地，被告国基公司负责全部建设资金及到位、工程项目的前期报批、对规划设计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及施工单位的选择与确定、工程的建设、工程款的支付等事项。合同签订后，被告钟伟以“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的名义选择并确定三原告为施工单位，并于2013年6月25日与三原告签订了一份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双方约定，将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的劳务等分包给三原告，三原告应当在签约当天缴交劳务保证金1000000元；“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被告钟伟保证签合同后3个月内，三原告能进入主体正常施工状态，否则将2000000元劳务保证金全额退还给三原告，并按所交相应金额作为赔偿，同时合同继续履行有效，造成一切经济损失由“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被告钟伟及业主负责。2013年6月26日，三原告向被告钟伟的账户转账支付了劳务保证金1000000元，被告钟伟收款后，同日以被告国基公司及“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负责人的名义向三原告出具了一份施工单位进场施工通知书，要求三原告的劳务分包施工队在2013年6月27日正式进行临时设施建设工作。三原告进场后，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了临时设施建设施工，但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却无法进入主体正常施工状态。三原告后来发现，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于2013年10月29日与被告钟伟代表的“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恶意签订了一份解除合同协议，约定协议签订被告国基公司退场后，双方签订的2013年4月18日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及工程总承包合同自行失效。而在此之前的2013年10月28日，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与被告王宜支经营的惠州市鸿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FSSDNHKC-
GJGZ-20131026-888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以下简称2013年10月28日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在未依法解除2013年4月18日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前，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便恶意与第三方签订了新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2013年11月初，三原告才发现上述项目已由被告钟伟以每平方10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被告王宜支。被告王宜支与被告钟伟以欺诈的方式要求三原告退出工地。三原告无奈，只好与被告钟伟协商，并于2013年11月26日签订了一份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被告钟伟应当在2013年12月31日前将保证金1000000元及退场补偿金1500000元全部结清给三原告，未能及时支付的，被告钟伟应当按未支付总款额的3%日息作为违约金支付给原告，同时明确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条件为，三原告收清所有款项后，原签订合同（即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同时自动解除。但是被告钟伟未按照上述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此后，三原告又发现，被告钟伟、被告袁兴超、被告陈自宜均系上述项目的合伙人，被告钟伟于2013年9月13日向被告国基公司支付了400000元的管理费，于2013年9月13日、2013年9月25日分别向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转账350000元、2000000元，合计2350000元。2014年4月16日，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将2350000元转账给被告王宜支。显然，被告王宜支在上述过程中存在不正当的利益交换，恶意串通损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钟伟与被告沈斌红系夫妻关系，对婚姻关系持续期间的债务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为保护三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据此，原告石光阳、黄祖明、杨鹏起诉请求：1.判令七被告共同向三原告退还劳务保证金1000000元；2.判令七被告共同向三原告支付退场保证金1500000元；3.判令七被告共同向三原告支付违约金450000元（从2013年12月31日计至2014年6月30日共180天，按每日1%计算）；4.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七被告承担。
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辩称，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与三原告之间没有任何的合同关系，三原告无权起诉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三原告诉称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与其他被告串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国基公司辩称，一、被告国基公司并没串通骗取三原告的劳务保证金。原告要求被告国基公司承担恶意串通的法律责任没有事实依据，起诉书中所谓恶意串通的指向是被告国基公司以外的其他被告。被告国基公司无权判断被告钟伟是否与其它被告恶意串通，但是可以肯定被告国基公司没有参与任何恶意串通。1、三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国基公司串通骗取劳务保证金。被告国基公司于2013年5月23日就已经与被告钟伟及开发商即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解除所有关系，此后被告国基公司与该项目没有任何关系。被告钟伟或其他被告的行为与被告国基公司没有关系。被告国基公司没有骗取三原告保证金的故意和行为，三原告的保证金也没有付给被告国基公司，被告国基公司根本不认识三原告，始终不知保证金之事。2、恶意串通的法律后果是返还，被告钟伟实际收取了1000000元，当然由被告钟伟负责返还，三原告与被告钟伟约定的违约金、补偿金等均无法律依据。综上，三原告在起诉书中认为被告国基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行为，这种指控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民诉法规定，如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不能依据法律的规定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三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被告国基公司与三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三原告的主张没有合同依据。1、本案讼争的法律关系是施工合同纠纷，施工合同只对合同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从三原告提供的证据可知，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的主体为“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及被告钟伟，并不是被告国基公司，而该项目部是被告钟伟自己虚构的，被告国基公司没有成立过该项目部。理由如下：A、劳动分包施工合同书第十三条第2款约定，甲方（即“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收到款项时开具收款收据先捺手印待图纸出来时加盖公章，甲方应盖公章在签约后待拿到图纸三日补盖“南湖花园”与“国基”具备法律效力的项目专用章，说明三原告在签订此份合同时是知道被告钟伟没有得到被告国基公司的授权。B、根据合同约定，劳务保证金应支付到甲方的公司账户，但三原告将劳务保证金1000000元人民币打到被告钟伟账户，说明在该合同履行中，三原告在意思表示上认定被告钟伟为甲方，是合同履行主体。C、从合同解除来看，三原告与被告钟伟于2013年11月26日解除上述合同，要求被告钟伟承担违约责任，说明三原告清楚知道该合同责任的承担主体为被告钟伟，并非被告国基公司（三原告提交证据“解除合同协议书”予以证明）；三原告一直向被告钟伟追讨欠款，直至2014年3月31日三原告要求派出所处理（三原告提交的证据“承诺书”予以证明），说明该合同从始至终约束的主体系被告钟伟与三原告，三原告是被告钟伟涉嫌犯罪案件的举报人，说明三原告始终认为被告钟伟是法律责任的唯一承担人。2、三原告与被告钟伟签订合同（合同真伪待查）、将保证金支付给被告钟伟、协议约定被告钟伟退还保证金等事实证明，本案属于三原告与被告钟伟之间的债权纠纷。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是特定的。债权人只能向特定的债务人请求给付，债务人只能对特定的债权人负有给付义务。三、三原告存在重大过错。1、合同签订的主体为“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虚构）及被告钟伟，并不是被告国基公司，在签订合同时，三原告知悉被告钟伟没有被告国基公司的公章，而三原告明白合同生效需要加盖公章，事后却没有要求被告国基公司追认。2、三原告也不能证明与被告钟伟签订合同时，被告钟伟出示过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假使三原告事后看到过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也并不能必然推出，该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是授权被告钟伟与三原告签订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签订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支付1000000元保证金属于重大事项，三原告既不核实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事后也不要求被告国基公司追认。3、三原告将1000000元保证金支付给被告钟伟（三原告提交证据“转账凭条”予以证明），并不符合合同约定。4、从合同解除直到追要保证金，三原告从未向被告国基公司进行过披露。综上，三原告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心智健全，不是从事工程承包的新手，对工程承包施工合同需要核实工程的发包方，需要充分审核确认是十分清楚，对交易流程非常熟悉，但三原告未尽合理审慎义务，主观上有重大过失，使被告钟伟的诈骗行为得逞，三原告不是基于善意且无过失而信赖被告钟伟有代理权。三原告向被告钟伟支付保证金的行为，未尽一个善良注意人的合理审慎义务，主观上有较大过失，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被告国基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四、关于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效力。1、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无效。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是由被告钟伟与三原告签订，且三原告并无相关的施工资质，依据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之规定，该合同为无效合同。又据最高人民法院观点，行为人行为构成诈骗犯罪，合同无效。本案中，三原告明知自己无施工资质仍要求与被告钟伟签订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对合同无效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2、解除合同协议书（三原告与被告钟伟签订）为无效合同。该协议是因解除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而产生，而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因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而导致合同无效，其履行不应得到法律保护，违法合同中约定的违约责任或赔偿损失条款也无效，如果人民法院支持解除合同协议书赔偿违法合同未能履行的损失，实际上就是支持了违法合同的履行，变相认定了违法合同受到法律保护，这明显违反了法律。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并违反法律规定，违约金立法本意是补偿对方损失，但本案中三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损失，法院不应支持高额违约金。五、本案应驳回起诉。按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被告钟伟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已经立案。如果被告钟伟的行为构成犯罪，收取本案涉及的1000000元保证金就是被告钟伟个人行为。假设本案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对该行为认定不一致，必然出现不同的裁判，应当驳回起诉。另，三原告提出被告国基公司收取被告钟伟的400000元的管理费是不合理的，被告国基公司可提交证据证实2013年9月13日，被告钟伟汇入被告国基公司的账号的400000元是另一个项目所用，是汇进他人账号，与本案无关；对劳务保证金收据，因为在已经提交的证据里有反映，对该证据是认可的。
被告钟伟辩称，因为本案是民事纠纷，三原告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告钟伟因涉嫌诈骗，已被羁押在看守所，本案的相关事实真相有待公安机关侦查。
被告袁兴超辩称，被告袁兴超是“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的管理人员，只是介绍人。因为被告钟伟叫被告袁兴超管理两个工地，被告袁兴超只是打工，后被告钟伟与三原告选择取消合同，作出了相应的补偿，被告钟伟告知被告袁兴超10%的报酬没有了，不知道三原告如何得到南湖花园分配计算情况的复印件，被告袁兴超需看到原件才予以确认。被告钟伟称把三原告的费用予以赔偿给三原告，按照合同规定交1000000元，如果不履行合同就赔偿2000000元，但后赔偿2500000元，不清楚。被告袁兴超作为介绍人，该工程是真实的，但此案与被告袁兴超无关。
被告陈自宜辩称，被告陈自宜与被告钟伟是劳务关系，被告陈自宜只是帮被告钟伟打工，本案与被告陈自宜无关。
被告王宜支辩称，三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可证实被告王宜支与三原告没有签订过2013年4月18日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与三原告没有合作关系，被告王宜支没有收取三原告的任何款项，不是被告钟伟的该项目的合伙人。
被告沈斌红辩称，被告钟伟虽是被告沈斌红的丈夫，但他因合同诈骗罪被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十二年，详见（2015）佛中法刑二终字第138号刑事裁定书，涉及本案的金额也被认定其中，这是被告钟伟的个人行为，被告钟伟并没有将诈骗所得交给被告沈斌红使用，被告沈斌红对此行为完全不知情，不存在共同的合意，也不存在该案的涉案金额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生活所需或用于生活目的从事经营活动引起的债务。涉案金额虽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但其源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根本没有用于家庭生活，被告沈斌红也没有从中得到过利益，被告沈斌红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不能让被告沈斌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5）佛中法刑二终字第138号刑事裁定书中涉及被告沈斌红名下的宝马牌小汽车于2013年5月9日购买，与本案涉案金额无关。被告沈斌红只是因为被告钟伟名下已有一辆小汽车，而广州市限购汽车，才让被告钟伟用本人名义登记，被告沈斌红从未得到任何利益，还要承担连带责任，对被告沈斌红并不公平。被告钟伟于2012年5月开始就与被告沈斌红处于事实分居状态，只是因被告钟伟的母亲身患重病在治疗期间，孩子也还小，被告沈斌红才没有与被告钟伟解除婚姻关系，而被告沈斌红一直与父母及孩子一起生活，被告钟伟独自生活，双方并未共同生活，不存在涉案金额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被告沈斌红对被告钟伟的个人行为完全不知情，也只是在他被拘留后才知道被告钟伟的一些情况，更未从中得到任何利益，不应简单推定涉案金额为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被告沈斌红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院于2015年8月4日向被告王宜支送达第二次开庭传票，但被告王宜支既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法庭说明正当理由。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各被告在本案中应如何承担责任？2.原告所主张的劳务保证金、退场补偿金及违约金应如何计算？3.各被告有否串通?
原告石光阳、黄祖明、杨鹏在诉讼中提交以下证据及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国基公司、钟伟、袁兴超、陈自宜、王宜支、沈斌红质证意见如下：
1.三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被告国基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信息公示系统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被告钟伟及被告袁兴超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陈自宜及被告王宜支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国基公司、王宜支认为：只确认自身以及三原告的身份信息，其余的与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被告国基公司、被告王宜支无关。
被告钟伟、袁兴超、陈自宜认为：无异议。
被告沈斌红认为：与被告沈斌红无关。
2.2013年4月18日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复印件一份（被告钟伟在该复印件上签名核实），证明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与被告国基公司合作开发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被告国基公司负责工程的施工建设等，被告钟伟作为被告国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署该合同。（1）、合同约定：A.第六条第3款：被告国基公司“在工程建筑期间有权对外分包”。B.被告国基公司负责施工单位的选择与确定。被告钟伟作为被告国基公司的代理人，以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被告国基公司的“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的名义，选择并确定三原告为劳务分包施工单位，符合该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约定的合作、分工权限。（2）、合同第六条第3款还约定：“如影响到甲方（即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的问题，乙方（即被告国基公司）又没有立即处理的，甲方有权先行处置……”，可证明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对于被告国基公司的建设活动所引起的问题仍然有权处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即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与被告国基公司共同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认为：因该证据是复印件，对真实性、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该合同与三原告无关。
被告国基公司认为：1、被告国基公司与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签订的2013年4月18日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双方仅达成合作意向，并没有进入工程施工阶段。双方尚未签订施工总合同，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三原告对于这类公示性的法律文书，由于疏忽大意不做核实，并签订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有明显过错。2、该合同复印件最后一页,有被告钟伟说明，即该合同于2013年6月26日提供，但三原告与被告钟伟签订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的时间为2013年6月25日，说明三原告在与被告钟伟签订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时，并没有看到过2013年4月18日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
被告钟伟认为：无异议。
被告袁兴超、陈自宜、沈斌红认为：该合同与被告袁兴超、被告陈自宜、被告沈斌红无关。
被告王宜支认为：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该合同是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与被告国基公司之间的行为，与被告王宜支无关。
三原告认为：在公安机关处理被告钟伟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中，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和被告国基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均已对该合同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被告国基公司却当庭予以否认，请法庭予以核实。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钟伟系挂靠被告国基公司与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共同开发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有权与三原告签订劳务施工分包合同书。被告钟伟持三原告提交的证据2、3的原件，与三原告签订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三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钟伟是挂靠被告国基公司，代表被告国基公司负责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施工的前期洽谈及项目跟进的相关事宜，其行为所发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告国基公司承担，结合三原告提交的证据2可以证明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为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被告国基公司联合开发，因此被告钟伟实际上是同时代理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被告国基公司实施劳务分包行为，那么被告钟伟的行为所发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国基公司共同承担，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被告国基公司已向公安机关予以确认；
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认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与三原告提交的复印件是不一致的，对三原告持有的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对三性不予确认，即使原告能提供法定代表人证明书也是没有任何意义。其他证据为复印件，对三性不予确认，从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看出，被告国基公司、被告钟伟是委托代理人关系，与三原告在诉状称被告国基公司、被告钟伟是挂靠关系是相矛盾的，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是复印件，严格限定了被告钟伟的权限，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有备注的内容，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要提供给相对方作为的合同附件或凭证，既然三原告没有取得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的原件，并且称在签订合同时，已经见过该份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的原件，三原告已经明确知道被告钟伟的委托权限，无权代理被告国基公司。
被告国基公司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因为三原告提供的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与原提交的复印件是不一致的，三原告有伪造证据的可能，即使三原告提交了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该证据来源也不清楚，不予确认。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该证据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清晰说明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指向为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权限为项目的前期洽谈，并且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下方的说明1、2、3，清楚表明该文件需提交给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作为合同附件或凭证，文件不得涂改、转让、买卖，三原告并不能提交无涂改的法人授权委托书的证据原件，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的复印件上面有涂改,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26日，说明三原告取得该证据的时间应在2013年6月26日之后，但三原告与被告钟伟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3年6月25日，可证明三原告在与被告钟伟签订合同时，并没有见到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是否次日见到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三原告也不能证明，说明三原告在与被告钟伟签订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时，合同的对象为被告钟伟本人并非被告国基公司，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此证据不能证明三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国基公司没有授权被告钟伟签订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也未追认。假使三原告看到过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也并不能必然推出，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是授权被告权钟伟与三原告签订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签订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支付1000000元保证金属于重大事项，三原告既不核实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事后也不要求被告国基公司追认，三原告不是基于善意且无过失而信赖被告钟伟有代理权。
被告钟伟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不予质证。
被告袁兴超、陈自宜认为：该证据与被告袁兴超、被告陈自宜无关，并没有见过该证据。
被告王宜支认为：与被告王宜支没有关系，无法进行质证。
被告沈斌红认为：与被告沈斌红无关。
三原告补充认为：该证据不单纯是复印件，有被告钟伟的签名，应当由被告钟伟的代理人回应确认。
4.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保密协议书各一份，证明被告钟伟以“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的名义将项目劳务等分包给三原告，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被告国基公司应当受上述合同的约束，按约定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1）、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第十三条第1款注明：甲方（即“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属于给业主合作开发此楼盘，证明三原告与被告钟伟在合同中确认的、披露的项目是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与被告国基公司合作开发的，被告钟伟是以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被告国基公司的“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的名义与三原告签订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被告钟伟的行为产生的后果，应当由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被告国基公司共同承担。（2）、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第十一条约定了项目工程劳务保证金的收取与支付方式，并约定，甲方保证签合同后3个月内乙方（即三原告）能进入主体正常施工状态，否则应当将劳务保证金全额退还乙方，并按所交相应金额作为赔偿，同时合同继续履行。因此，三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被告国基公司退还保证金并进行赔偿；
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认为：对三性不予确认，就算该合同是真实的，由于三原告是没有任何资质的个人，该合同也是无效合同，因此与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无关。从合同内容反映，该合同发包方显示的是“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该合同在第十一条有约定，乙方向甲方缴交的保证金，应当由甲方出示公章盖章收据为凭，在合同最后一页显示见证人有两位，分别是被告袁兴超和原告石光阳的委托代理人敖炼鑫。
被告国基公司认为：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在2013年5月23日，被告国基公司与被告钟伟解除了所有与南湖花园有关的协议，请法庭注意，在合同第十一条关于保证金支付的约定，应当由甲方出示公章盖章收据为凭，该合同显示的发包方仅为被告钟伟本人，与被告国基公司无关，从合同发包方的甲方身份可以看出，该合同当事人是三原告与被告钟伟；从合同本身可以看出，所谓“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是虚构的，三原告与被告钟伟签订合同时，非常清楚被告钟伟没有取得被告国基公司的授权，比如合同生效应当加盖公章、要求保证金打到甲方的账号，均在合同上反映，三原告是很清楚的知道被告钟伟没有得到授权，保证金事实上也是打到被告钟伟的账号，三原告当庭提交的证据能证明是由被告钟伟出具收取保证金的收据，反映三原告清楚知道收取保证金的行为是被告钟伟的个人行为；从合同约定来讲，合同没有生效，合同生效是要加盖被告国基公司的公章，三原告很清楚，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如果没有对方公司的公章，合同是不生效的，被告国基公司也没有收到保证金，至于为何将保证金存进被告钟伟账号，与被告国基公司没有关系，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告国基公司不是当事人，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该合同为无效合同，该合同因为被告钟伟涉嫌犯罪，因此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而导致合同无效，其履行不能得到法律保护；从该合同签订的主体可以看出，合同约束的双方是三原告与被告钟伟，在合同第十页中，发包方为被告钟伟，并非被告国基公司，被告钟伟才是发包人，签订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时，三原告认为与被告国基公司无关，该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表述三原告应支付2000000元的保证金，但三原告没有完全履行，从该角度可看出，违约方在三原告，三原告无权起诉。对保密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由于三原告与被告钟伟签订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及交付保证金的事项需要保密，三原告不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是被告钟伟诈骗得手的重要因素，三原告的过错明显。
被告钟伟认为：无异议。
被告袁兴超、陈自宜、王宜支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恰好证明本案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的当事人是三原告及被告钟伟，三原告在诉状中请求的保证金等均是该合同产生的，被告袁兴超、被告陈自宜、被告王宜支并不是该合同的权利和义务的当事人，因此本案中，三原告向被告袁兴超、被告陈自宜、被告王宜支主张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沈斌红认为：与被告沈斌红无关。
三原告补充认为：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约定的保证金总额是2000000元，但约定支付的条件是，签约当天支付1000000元，在拿到详细施工图纸并在合同上补盖项目专用章后，7天内缴交另外的1000000元，但被告钟伟一直没有履行约定，没有达到支付另外1000000元的条件，因此三原告并没有违约。
5.转账凭条、业务收费凭证各一份，证明三原告按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的约定向被告钟伟支付了劳务保证金1000000元，三原告与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被告国基公司实际上已开始履行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
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认为：对三性不予确认，与三原告所举出的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不一致，不能证明三原告在履行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且与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无关。
被告国基公司认为：证据原件与复印件一致，但该转款的日期是2013年6月26日，而合同约定支付1000000元的日期应该在2013年6月25日，三原告已经违约。该证据仅证明原告石光阳向被告钟伟打款的事宜，并不能证明三原告所表述的证明目的。本案除原告石光阳，其他原告并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该证据足以证明，被告钟伟才是合同主体。
被告钟伟认为：无异议。
被告袁兴超、陈自宜、王宜支认为：无异议，能证明被告钟伟收取了三原告的款项，被告袁兴超、被告陈自宜、被告王宜支没有收取任何款项，本案与被告袁兴超、被告陈自宜、被告王宜支无关。
被告沈斌红认为：与被告沈斌红无关。
三原告补充认为：该转账凭证发生的时间在2013年6月26日，与保密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同一天，由于三原告提交的证据2、3的原件都由被告钟伟保管，提供给三原告的均为复印件，为此在签订保密协议书的同时，三原告要求被告钟伟在全部复印件上签名确认，然后才支付保证金，三原告出于风险的把握，不违反常理，该保证金是履行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的，同时，在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第十三条第二款中也约定合同生效的条件为三原告将保证金转账支付才生效，因此，该保证金的转账凭证与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具有关联性，三原告履行合同时并没有违约的行为。
6.施工单位进场通知书一份，证明被告钟伟收款后书面要求三原告进场，三原告进场后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了临时设施建设施工。被告钟伟是以被告国基公司的负责人，兼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被告国基公司的“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的负责人的双重身份通知三原告入场施工的；
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认为：对三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与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无关。
被告国基公司认为：被告国基公司没出具过该通知书，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被告国基公司没有授权被告钟伟设立“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该项目部是虚构的，该证据不能证明三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钟伟认为：无异议。
被告袁兴超认为：三原告等人确实进了场。
被告陈自宜认为：没有见过该通知书，但三原告确实是进场进行地砖施工及部分临建。
被告王宜支、沈斌红认为：该证据与被告王宜支、被告沈斌红无关。
7.2013年10月29日的解除合同协议的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钟伟与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串通解除了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的施工合同及合作协议。（1）、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对被告钟伟作为被告国基公司及“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的负责人或代理人的身份是确认的，那么，被告钟伟以“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的名义与三原告签订的劳务分包施工合同书，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同样是确认的。（2）、该解除合同协议约定2013年4月18日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失效的条件，是本协议签订乙方（即“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部”）退场后，但条件均未达成，故并不产生相关合同“失效”的法律后果；
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认为：因为是复印件，对真实性及证明内容不予确认。
被告国基公司认为：被告国基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被告国基公司已经于2013年5月23日与被告钟伟协议解除了与南湖花园项目有关的全部合同。事实上，2013年4月18日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双方均未履行，在解除合同协议之前，2014年4月18日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早已解除。
被告钟伟认为：对复印件不予质证。
被告袁兴超认为：知道该协议。
被告陈自宜、王宜支认为：因为与被告陈自宜、被告王宜支无关，故不质证。
被告沈斌红认为：与被告沈斌红无关。
8.2013年10月28日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转而与被告王宜支挂靠的惠州市鸿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南湖花园二、三期项目合作开发。（1）、该合同签订日期为2013年10月28日，而2013年10月29日的解除合同协议最后签订日期为2013年10月29日，可见，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在尚未解除与被告国基公司签订的2013年4月18日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的情况下，便与第三方签订了2013年10月28日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合同，明显违反常理，属于恶意串通，已严重损害了三原告的利益。（2）、合同相对方惠州市鸿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资质、实力与项目开发的规模完全不相称，与原合同开发方即被告国基公司相差甚远，显然，该合同系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与被告王宜支恶意串通所为，已严重损害了三原告的利益；
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认为：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三原告持有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三原告所主张的内容。
被告国基公司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该证据不能证明三原告表述的证明目的。
被告钟伟认为：对复印件不予质证。
被告袁兴超、陈自宜、王宜支认为：该证据虽是复印件，对内容是无异议，该证据是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与被告王宜支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该证据无法证明三原告所证明的内容，被告南湖康城房产公司与被告王宜支不存在串通作出损害三原告利益的行为。
被告沈斌红认为：与被告沈斌红无关。
9.2013年11月26日的解除合同协议书一份，证明被告钟伟应当在2013','2018-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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