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16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银华,女,1980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敦煌革裘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桐庐县城南街道青山路7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22609130884W。
法定代表人：王木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华，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朱银华因与被上诉人杭州敦煌革裘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煌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17）浙0122民初40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0年3月份左右，朱银华进入敦煌公司工作，劳动合同每年一签。2016年3月6日，朱银华、敦煌公司又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期限自2016年3月6日至2017年3月5日，朱银华在缝纫车间从事缝纫工作。2017年2月中旬，朱银华不再继续在敦煌公司上班。后敦煌公司在朱银华提供的桐庐县失业登记（失业保险缴费）证明书、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盖了公司印章。朱银华依上述证明书已领取了失业保险金。2017年5月3日，朱银华等11人向桐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共同提请仲裁，朱银华的裁决请求为：要求敦煌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25705.47元。桐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桐劳人仲案字[2017]第010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了王彬等11人的仲裁请求。2017年7月4日，朱银华等10名申请人共同向原审法院提起劳动争议之诉。本院受理后经审查认为不宜一并起诉，经释明后，朱银华等10人分别提起劳动争议之诉。
原审法院另查明，敦煌公司已为朱银华缴纳了2010年4月至2017年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朱银华从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间12个月的工资等共计40991.32元，月平均工资为3415.94元。现朱银华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判令敦煌公司支付朱银华经济补偿金25705.47元；2、案件诉讼费用由敦煌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朱银华于2010年3月左右进入敦煌公司工作，依2016年3月6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终止日期为2017年3月5日。朱银华称敦煌公司于2017年2月中旬裁员辞退朱银华，解除了劳动关系，敦煌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金。但敦煌公司辩称朱银华系在劳动合同未到期前自动离职，不同意支付经济补偿金。双方对是哪一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发生争议，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确定举证责任。朱银华为证明敦煌公司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关系，提供了盖有敦煌公司印章的桐庐县失业登记（失业保险缴费）证明书及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该证据虽可印证双方在事实上已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但这二份证明书是用于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材料，且依朱银华陈述，除朱银华名字是在盖章前由朱银华所写外，其他手写内容是在盖章后形成的，故该证据并不能有效证明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敦煌公司提出来的。另敦煌公司提供的敦煌公司职工华明英与离开公司的王彬、余定珠之间进行联系的微信内容亦不能反映本案劳动合同的解除是由敦煌公司单方面向朱银华提出来的。综上，朱银华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朱银华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8年1月12日判决：驳回朱银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朱银华申请缓交），减半收取计5元，由朱银华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宣判后，朱银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朱银华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朱银华的原审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该认定错误，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朱银华向法庭提供了证据——《桐庐县失业登记(失业保险缴费)证明书》、《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该两份证据中记载的内容能够证实朱银华与敦煌公司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均系非因朱银华本人原因造成，即朱银华本人系愿意继续在敦煌公司处工作，但由于敦煌公司原因，解除了与朱银华之间的劳动关系。同时，该两份证据系2017年2月20日前后，敦煌公司盖章给朱银华的，其用途也绝不是敦煌公司所称的为便于朱银华办理领取失业金手续，因为实际情况是与朱银华一起起诉的员工，只有5名领取了失业金，其他人并未到社险办领取失业金，故敦煌公司所述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其陈述不能成立。其次，原审判决认定《桐庐县失业登记(失业保险缴费)证明书》、《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主文手写内容是在敦煌公司盖章之后签署，就该认定本身的真实性没有问题，但其推导出的结果是错误的。第一，敦煌公司作为常年从事经营的市场主体，对于盖章的法律后果和风险是非常清楚的，敦煌公司既然在空白的材料上盖章，其真实意思表示就是让朱银华自行填写主文内容，且认可；第二，该两份证据上的主文手写内容盖章时虽然是空白的，但并非是完全空白，证据的抬头“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等均是盖章前打印好的，且基于双方劳动合同当时实际未到期，可见敦煌公司对于盖章时双方的劳动关系提前解除的基本事实是予以认可的；第三，按照敦煌公司所称，其公司业务繁忙，包括朱银华在内的近40名工人均系私自离岗，且造成敦煌公司公司无法按期交货而承担违约责任。同时，敦煌公司多次通知离岗的工人来上班，离岗的工人拒不来上班，且跳槽到待遇更高的其他公司上班。试问在此情况下，敦煌公司怎么可能再在该两份证据上盖章，帮助朱银华去办理失业金领取手续呢?实际上只有一种情况，即朱银华离岗均非本人意愿所致，是敦煌公司裁员造成，敦煌公司才可能在该两份证据上盖章。故原审判决基于该两份证据上的手写主文内容是盖章后填写，即不采纳该两份证据，完全是错误的。再次，敦煌公司关于朱银华系自动离职，公司未裁员等等相关陈述均与事实不符，自相矛盾：第一，敦煌公司称2017年2月开工后，公司业务非常好，根本不会裁员。但是敦煌公司在回答法庭发问时明确，敦煌公司40余名缝纫工离开公司后，公司也并没有重新招聘缝纫工，这完全是自相矛盾，如果业务真的这么好根本忙不过来，可能在一下子离开40名一线缝纫工后又不新招聘缝纫工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第二，敦煌公司称公司每年的人员流动性都是很大，敦煌公司原先共有7.5个班组，即近90名缝纫工，同一时间段却离开将近一半，就算流动性大，也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流动量，而且如果真的是正常的人员流动，这些人有必要在2017年2月开工来公司上班几天，然后又在几天后同时离开吗?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和逻辑的；第三，敦煌公司称离开的40名缝纫工，很大一部分是退休了，请法庭留意，桐庐县女职工的退休年龄是50周岁，40名缝纫工中仅有个别人达到这一年龄，而本案朱银华则一个都没有，何来的一大部分是退休不上班了?更为重要的是，一线工人中几乎没有是在满50周岁就真正退休的，依然是继续工作，敦煌公司所称的一大部分退休不上班了，也是不符合常理的；第四，这40名离开敦煌公司公司的缝纫工在被裁员后，就经济补偿金基本上均向桐庐县法律援助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只不过本案朱银华是第一批起诉的，正常上班的员工，如果是自己离开公司的，是不可能主张经济补偿金的，这也足以说明该40名缝纫工是被裁员。故敦煌公司的前述答辩意见自相矛盾，逻辑混乱，违背基本的常理，完全不具备可信度。然后，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和精神，解除劳动关系事实的举证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本案中敦煌公司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系朱银华自行离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和《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均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劳动部办公厅《关于自动离职与旷工除名如何界定的复函》规定“因自动离职处理发生的争议应按除名争议处理”。因此，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和精神，敦煌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就其朱银华“擅自离职”的主张进行举证，但通过举证质证阶段，显然敦煌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支持其观点。最后，劳动部办公厅《关于通过新闻媒介通知职工回单位并对逾期不归者按自动离职或旷工处理问题的复函》规定“按照《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精神，企业对有旷工行为的职工做除名处理，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并履行相应的程序。”根据上述劳动法规，敦煌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有义务在朱银华不来公司上班的时候，通知朱银华来公司上班以及告知朱银华不来上班的后果，但显然敦煌公司并未履行前述程序，其回答法庭的发问时也对此予以了承认，如果真是这些工人自己不来上班，敦煌公司公司可能会不通知吗?显然不可能。故敦煌公司向贵院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朱银华系擅自离职，也不能证明其已经履行相关程序，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综上，朱银华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系非因朱银华方原因造成，而敦煌公司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朱银华系擅自离职，故本案认定朱银华系由敦煌公司裁员有事实依据，原审判决认定错误，判决错误。二、根据前述事实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之规定，朱银华要求敦煌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合法有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该条规定，劳动者如因非本人意愿劳动合同终止或解除的，用人单位均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根据第一点上诉意见，本案中，朱银华均系非因本人意愿劳动关系解除，系敦煌公司裁员，故敦煌公司依法应支付经济补偿金。三、本案中，朱银华要求支付的经济补偿金金额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朱银华计算经济补偿金年限的法律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即“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其次，朱银华计算经济补偿金年限的事实依据：敦煌公司在庭审时对朱银华起诉状中所述的进入敦煌公司单位的时间是没有异议的。同时，朱银华陈述敦煌公司是在2017年2月14日开大会时通知裁员的，之后敦煌公司未安排朱银华的工作岗位，而敦煌公司在回答法庭发问时确认：朱银华在2017年2月12日公司开工是来的，13号、14号也是来上班的，直到15号之后才离开公司，那么朱银华与敦煌公司虽对朱银华离开公司的具体时间有所争议，但可以确认的是，朱银华在2017年2月15日前依然还是正常到公司上班的，朱银华的工作年限计算至2017年2月15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最后，朱银华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基数依据：朱银华向法庭提交了劳动关系解除前十二月工资发放的银行交易流水，可以证实朱银华前十二个月实际收到的工资明细。同时，朱银华向法庭提交了社保缴费纪录，可以证实朱银华工资中被用人单位代扣的社保费用。前述两项费用相加，再除以12，即为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基数。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原审诉讼请求；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敦煌公司承担。
针对朱银华的上诉，敦煌公司答辩称：终止合同证明书等材料当时是空白的，盖章是财务没有经过公司领导同意自己敲的章，内容是朱银华后来添加的。朱银华在2月份已经联系好别的工厂去做了，盖了章是为了领取失业金，其实她已经找好工作了，而且上面盖章日期是法定休息日。上诉状中的内容与本案并无关联，希望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朱银华以敦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要求支付经济补偿，并提供了《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桐庐县失业登记（失业保险缴费）证明书》予以佐证，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所载内容，仅能证明朱银华于2017年1月31日与敦煌公司终止劳动合同的事实，而不能以此认定终止劳动合同的原因是敦煌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其次，《桐庐县失业登记（失业保险缴费）证明书》的手写内容系朱银华在盖章后添加，且该证明书系用于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材料，故其上所载内容尚不足以证明解除劳动合同系由敦煌公司提出。据此，朱银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驳回朱银华的全部诉讼请求当属正确。综上，朱银华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朱银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骏
审 判 员 金瑞芳
审 判 员 盛 峰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日
法官助理 丁 晔
书 记 员 张诗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