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6民终501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周建明，男，汉族，1973年2月27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志尹，广东康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楚琪，广东康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周志强，男，汉族，1972年5月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仕琴，广东盈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周某，男，2007年8月1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法定代理人：谭翠，女，汉族，1973年9月2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系周某的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仕琴，广东盈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建明因与被上诉人周志强、周某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16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建明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606民初16206号判决，撤销周建明对周某关于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房屋的赠与；2.请求判令周志强、周某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法律适用错误，涉案的担保债务是产生于担保合同关系成立之日，而非产生于担保人实际清偿担保债务之日。一个合同的产生，证明一个债已形成。周建明与周志强作为担保人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签订担保合同之日，周建明与周志强对佛山市顺德区畅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某公司”）所负的主债务所需要承担的保证担保债务已经形成，除非主债务实际并未产生。而非一审法院机械地认为，只有具体数额的债务确定了，或者保证人实际履行了保证责任之后才是担保债务的形成。由于保证担保的债务具体的数额必定会在后来才形成，即使在保证人未实际履行保证责任的时候，所有的保证人也已经产生了对主债务的一种无形负担。而周志强就是在产生这种负担并且畅某公司开始出现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意识到自己即将需要承担保证责任，从而转移了自己名下的财产，其赠与行为是在怀着非法目的的前提下发生的。如果依照一审法院惯性的思维认为担保债务形成时间应为担保人实际承担了担保债务之日，那在连带保证中保证人于保证期间恶意转移资产，减轻自身责任，损害主债权人及其他保证人利益的现象将无法防范和补救，严重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原则，也完全不顾撤销权立法的实际意义，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其实，周志强对周建明所需承担的代偿款，也就是周志强需要为畅某公司的主债务承担的担保债务，周建明只是通过代偿取得了畅某公司追偿的地位。虽然形式上看似是不同主体的两个不同的债权，但是实际上两者并不能割裂，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后者，后者因前者而必然产生。如将两者独立看待，必将影响诸如周建明这般主动履行担保责任的当事人的积极性，并助长了如周志强这等恶意逃避债务的老赖，不利于正常经济活动的开展。二、周建明与周志强对畅某公司所负的担保债务实际上早于周志强赠与房屋给周某的时间，周志强明知其身负债务仍恶意转让财产。实际上，畅某公司早于2013年开始已与中信银行存在借款，而周建明与周志强均从一开始即为畅某公司的中信银行债务提供连带担保的。直至2014年，畅某公司的300万元借款到期。由于畅某公司称资金困难剩余150万元本息难以偿还，经过各方的协商，中信银行同意将该笔剩余债务150万元重新于2014年7月签订合同，以续借方式延期三个月偿还，才因此形成了涉案畅某公司于2014年7月9日签订的主合同。周志强在本来已明知存在担保债务并且畅某公司已经出现困难难以还清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在续签合同之前将名下财产恶意转移，故意暗中减少了自己的偿债能力，加重了周建明代偿的压力。而周建明却被蒙在鼓里，直至2017年代偿债务之后，希望能追偿其他保证人时，才发现包括周志强在内的其他保证人已将名下财产全部转移。三、案外人中信银行已确认了周建明代偿的案涉借款是畅某公司无力全部偿还在2013年的贷款而以续借方式进行的延期，证明案涉债权属于对旧债权的延续，并非新的债权。一审期间，经过周建明与中信银行的不懈沟通，向中信银行申请拿到了畅某公司在2013年签订的300万元贷款合同及相关合同文件，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但一审法院仍认为该300万元贷款与本案担保债务是独立的两个债务，并认为借新还旧属于新的债务而不是旧的债务的延续，且未尽到调查责任向中信银行发函确认即草率认定了相关错误事实。最后，周建明终于在中信银行处得到对续贷的情况的书面肯定答复。中信银行也出具了情况说明确认涉案贷款是对2013年畅某公司的300万元贷款的延期。由此证明周建明所述非虚，周志强须要承担的保证责任从2013年已经形成，其在畅某公司借新还旧的空挡中，恶意将名下财产赠与给其儿子周某，逃避承担即将需要承担的保证责任，严重损害了其他保证人即周建明的利益。因此，周建明起诉请求行使撒销权的所有要件均同时符合。综上，一审法院表面理解法律字面上的规定，无视本质的事实，曲解了债权人撤销权的立法意图，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
周志强、周某辩称：1.在佛城法民三初字第2716号案中，中信银行与畅某公司的借贷债权债务关系形成于2014年7月9日，振某公司、驰某公司、黄某炽、周建明、何某宏、周志强对该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4年6月27日，中信银行与畅某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以及与振某公司、驰某公司、黄某炽、周建明、何某宏、周志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上述保证人对畅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4年7月9日，中信银行与畅某公司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贷款用于采购钢材，且畅某公司向中信银行提交《支付委托书》以及相应的《钢材购销合同》，同日，中信银行审核畅某公司的交易资料，符合放款条件后向畅某公司发放150万元贷款用于采购钢材。中信银行与畅某公司的借款债权债务关系自贷款发放之日（即2014年7月9日）形成，并开始计算利息，周建明以及周志强等保证人亦自此对畅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也就是说，案涉房屋的赠与行为发生在前，2716号案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之后，因此，周建明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持，无理无据，不能成立。2.周建明于2017年3月16日和2017年4月18日代畅某公司向中信银行清偿2716号案涉债务，周建明对其他保证人享有的追偿权最早也只能是形成于2017年3月16日。一审查明的事实证实，周建明于2017年3月16日和2017年4月18日代畅某公司向中信银行清偿2716号案涉债务，且于2017年11月15日向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追偿权诉讼，要求部分保证人（包括周志强在内）承担相应责任。周建明在本案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主张享有的债权，是其在2017年3月16日和4月18日代畅某公司总清偿1793616.98元后，且于2017年12月20日经顺德区人民法院判决确定对其中的部分保证人享有追偿权。也就是说，周建明对周志强享有的追偿权最早也应在2017年3月16日才形成。一审判决认定周建明在其履行保证责任后才对周志强享有债权，是有法律以及和事实证据的。周建明故意混淆保证责任的形成时间（保证合同签订后贷款实际发放之日，本案是2014年7月9日）和追偿权债权的形成时间（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代债务人清偿债务之日，本案是2017年3月16日），企图误导合议庭对客观事实的认定。3.周建明提出的“案涉债权是2013年贷款的延期”上诉主张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无理。首先，周建明一审当庭举证的300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编号：（2013）禅银贷字第134439号]项下的借款本金和利息，畅某公司已于2014年7月9日之前全部清偿完毕，该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是主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3）银贷字第13069201、13069202、（2013）银最保字第13069203-13069206]是从合同，主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周建明及周志强等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也随之消失，根本不存在周建明上诉所主张的所谓“延期”说法。其次，2013年1月22日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013）银信字第130692号]约定的综合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是2013年1月22日至2014年1月22日，而2716号案中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是2014年7月9日签订的，占用的是（2014）禅银信字第144344号《综合授信合同》项下额度，因此2716号案涉债权债务与2013年1月22日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013）银信字第130692号]根本不具有关联性，不也具有连续性。且2716号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在2014年6月27日签订的，担保的是2014年6月27日至2015年6月27日畅某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的主合同，如果2716号案涉贷款只是对2013年畅某公司300万元借款的延期，那么中信银行根本不需要与畅某公司重新签订2716号案涉综合授信合同、借款合同，也不需要要求各保证人重新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显然2716号案涉债权债务关系与周建明上诉状中诉称的“300万借款”是相互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两者毫无关联。再次，在禅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716号案中，中信银行起诉的事实与理由以及举证的证据均未提及所谓的300万借款，且周建明亦未对中信银行提出诉求和举证的证据提出异议（详见周志强一审提交的2716号庭审笔录），这充分证明中信银行以及周建明均清楚知悉2716号案涉债权与周建明在本案一审提及的所谓“300万元借款”是完全独立，毫无关联的。故，周建明上诉提出的2716号案涉债权是2013年贷款的延期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于法于理无据，不应得到二审法院支持。4.涉案房屋是原权属人周某辉、冯某赠与给孙子周某的，没有损害任何人利益，涉案房屋的赠与不属于可撤销的情形。周志强一审举证的第二组证据证实，涉案房屋原为周某辉、冯某所有，两人拟将该主屋赠与给孙子周某，但由于受周某的香港户籍以及当期的政策限制，只能先将房屋赠与儿子周志强，再由周志强将房屋赠与给周某。因此，涉案房屋是原权属人周某辉、冯某赠与给周某，与周志强无关，因此，房屋赠与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不属于法定可撤销情形。周志强处分涉案房屋当期，无论是2716号案涉债权还是周建明主张的所谓追偿权均尚未形成，中信银行或者周建明对周志强不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周志强处分涉案房屋的行为并未损害中信银行或周建明的利益，不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行权条件，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一审判决驳回周建明全部诉讼请求有理有据，依法应予以维持。周建明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全部驳回。
周建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周志强对周某关于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房屋的赠与；2.周志强、周某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事实和理由：在中信银行与畅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一案[（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2716号]中，振某公司、驰某公司、黄某炽、周建明、何某宏、周志强是连带责任保证人，李某东、麦某玉、谭某兴、谭某四人作为保证人的配偶，作为夫妻共同债务与保证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2017年3月15日，周建明与中信银行签订《协议书》[编号：(2017)中信禅债字第001号]，由周建明代畅某公司偿还中信银行在[（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2716号]民事判决书所涉相关债务，周建明在代偿后，有权向畅某公司及其他连带责任人何某宏、周志强、谭某兴、谭某等追偿。最近，周建明从他人处得知，为逃避债务，周志强将所有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房屋（房产价值约50万元），通过无偿赠与的方式过户给其儿子周某，恶意转移财产，严重损害了周建明作为周志强的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周建明有权对周志强对周某的无偿赠与主张撤销，以维护周建明合法债权得以实现。
一审法院查明：
（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2716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认定，2014年6月27日，中信银行作为授信人，畅某公司作为受信人签订了（2014）禅银信字第144344号《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畅某公司可以向中信银行申请使用的综合授信额度为300万元，可以循环使用，使用期限为一年，自2014年6月27日起至2015年6月27日止，畅某公司保证按时偿还授信本息、按时支付应付费用。2014年7月9日，中信银行作为贷款人、畅某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了（2014）禅银贷字第144882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向畅某公司发放贷款150万元，贷款期限为3个月（2014年7月9日至2014年10月9日）。2014年6月27日，振某公司、驰某公司、黄某炽、周建明、何某宏、周志强分别作为保证人，与中信银行签订了（2014）禅银最保字第14434401、14434402、14434403、14434404、14434405、1443440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为畅某公司自2014年6月27日至2015年6月27日期间因中信银行授信而发生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被保证的主债权最高额度为36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该判决判项内容为：一、畅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信银行偿还贷款本金1500000元及利息（至2015年7月20日的利息、罚息合计为149043.07元，之后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年息12.18%计算）；二、畅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信银行支付律师代理费用20000元；三、振某公司、驰某公司、黄某炽、李某东、周建明、麦某玉、何某宏、谭某兴、周志强、谭某对判决第一、二项所确定的债务在最高额36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畅某公司、振某公司、驰某公司、黄某炽、李某东、周建明、麦某玉、何某宏、谭某兴、周志强、谭某未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中信银行为此于2015年11月19日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7年3月15日，周建明与中信银行签订了编号为（2017）中信禅债字第001号《协议书》，约定周建明代畅某公司代偿（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2716号民事判决书所涉相关债务，周建明按协议约定向中信银行代偿后，周建明有权向畅某公司及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中信银行配合向周建明出具《代偿债务证明书》等必要的法律文书。2017年4月25日，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出具（2015）佛城法执字第5148号《结案通知书》，写明被执行人拒不履行（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271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中信银行向该院申请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该院依法扣划被执行人名下银行账户余额共计267140.76元，扣除执行费19856元，剩余执行款退给申请执行人，之后，被执行人主动向申请执行人还款1829557.88元，案件已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向该院书面申请结案，案件已执行完毕。2017年5月16日，中信银行出具一份《证明》，证明周建明分两期向中信银行支付了畅某公司的债务共计1793616.98元，第一期于2017年3月16日支付1252715.24元，第二次于2017年4月18日支付540901.74元。周建明认为周志强将所有的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房屋无偿赠与给周某，严重损害周建明作为周志强的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为此于2017年10月11日起诉至法院。
2012年5月3日，冯爱与周炳辉将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房屋赠与给周志强。周志强于2014年3月18日将上述房屋赠与给周某，上述房屋已于2014年5月20日登记至周某名下。
周建明于2017年11月15日向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向畅某公司、何某宏、谭某兴、周志强、谭某追偿其代偿款项1793616.98元及利息，该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2017）粤0606民初1866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畅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天内向周建明支付代偿款1793616.98元，并从2017年3月16日起以1252715.24元为基数，从2017年4月18日起以540901.74元为基数分别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何某宏、谭某兴在畅某公司上述第一项不能清偿部分的六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周志强、谭某在畅某公司上述第一项不能清偿部分的六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周建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合同撤销权的行使必须同时符合以下要件：第一，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并且该债权发生于债务人的处分行为之前；第二，债务人实施了一定的有害于债权的行为，即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第三，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第四，撤销权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行使，即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针对本案，周建明作为畅某公司的保证人，其是在2017年3月16日及2017年4月18日为债务人畅某公司履行了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规定，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周建明可以要求畅某公司的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12月20日才作出（2017）粤0606民初18669号民事判决，判决周志强、谭某在畅某公司第一项不能清偿部分的六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畅某公司第一项不能清偿部分是多少尚未清楚，即使畅某公司第一项不能清偿部分已经确定，周建明也应在其履行保证责任后才对周志强享有债权，也即该债权最早也应在2017年3月16日才形成，而周志强将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房屋赠与给周某是发生在2014年3月18日,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房屋已于2014年5月20日登记至周某名下。退一步说，即使周建明的债权属于承受中信银行的债权，中信银行的债权形成时间在2014年6月27日，该债权也发生于债务人的处分行为之后。对于周建明陈述中信银行的债权为借新还旧，一方面周建明举证的综合授信合同、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单位借款凭证不能证明是借新还旧，（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2716号民事判决书也未确认该案所涉债权是承受周建明所称的2013年7月10日所借的3000000元，现有证据反映两者是独立不同的债权，另一方面即使是借新还旧，也属于新的债权，而不是旧债权的延续。故本案不符合合同撤销权的第一个要件。因此，周建明的诉请缺乏依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规定，判决驳回周建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合共11820元，由周建明负担。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上诉人周建明提交由中信银行出具的《情况说明》（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19日）一份，拟证明2014年7月9日签订的（2014）禅银贷字第144882号《人民币流动贷款合同》项下150万元是以续借方式对2013年7月10日签订的（2013）禅银贷字第134439号《人民币流动贷款合同》项下300万元贷款的150万元的延期，属于旧债权的延续。
周志强经质证，对该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客观实际不符：2014年7月9日签订的贷款合同占用的是2014年6月27日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额度的，且贷款合同约定款项用于购买钢材，而非还贷，在支付书中已列明了案涉贷款划入畅某公司账户后需要支付给第三人，并经过中信银行审核同意，故该笔贷款并非周建明所主张的续期；况且，如仅仅是需要延期，中信银行无须与各当事人重新签订授信、贷款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直接针对原贷款合同签订延期即可。
经认证，该《情况说明》为中信银行出具，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及客观性，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
本案是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周某是香港居民。本案具有涉港因素，属于涉港民事纠纷，应当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审理。本案中，周某为香港居民，周建明、周志强为内地居民，各方当事人均明确同意选择适用内地法律，本院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对本案适用内地法律。
本上诉案的争议焦点是：周建明是否享有对周志强向周某赠与涉案房屋的撤销权。关于本案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1.（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2716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2014年6月27日，振某公司、驰某公司、黄某炽、周建明、何某宏、周志强作为保证人，分别与中信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各保证人为畅某公司自2014年6月27日至2015年6月27日期间因中信银行授信而发生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被保证的主债权最高额度为36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7月9日，中信银行作为贷款人、畅某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了（2014）禅银贷字第144882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向畅某公司发放贷款150万元，贷款期限为2014年7月9日至2014年10月9日。该判决判令畅某公司向中信银行偿还贷款本金150万元、相应的利息及支付律师代理费用2万元，振某公司、驰某公司、黄某炽、李某东、周建明、麦某玉、何某宏、谭霜兴、周志强、谭某对上述债务在最高额36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上述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中，畅某公司于2014年7月9日与中信银行签订（2014）禅银贷字第144882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并获得150万元贷款，无论该笔贷款是否属于借新还旧，该贷款仍在《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时间范围内，周建明、周志强同属上述保证合同的保证人。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该规定表明，中信银行在行使债权人权利时具有选择权，其权利主张的对象及内容，直接影响案涉保证人周建明等人是否应当按《最高额保证合同》履行保证责任，亦即周建明是否及何时具备在追偿法律关系中债权人的法律地位。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上述规定表明，周建明在未承担担保责任前因无法确定是否已履行保证责任，继而影响其作为追偿权之债权人对相关当事人撤销权的行使。综上，就本案而言，在贷款合同的债权人即中信银行未主张清偿债务的权利之时，各担保人之间不存在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周建明未承担担保责任（即2017年3月16日）前不享有向其他保证人即周志强的追偿权，因此，周建明对追偿权产生之前的其他保证人财产处分行为不享有请求撤销的权利。周志强于2014年3月18日将案涉房屋赠与周某，并于2014年5月20日办理登记的事项发生在周建明作为保证合同债务人对其他保证人追偿权形成以前，故周建明主张案涉债权债务是产生于担保合同关系成立之日的上诉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周建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周建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凯原
审 判 员 谢达辉
审 判 员 梁亦民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庞玮明
书 记 员 何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