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民一终字第5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四川民族饭店，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永陵路*号。
法定代表人：赵惠君，该饭店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伟，四川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超，四川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23号。
法定代表人：刘恩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思良，四川元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洪武，四川元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成都弘易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永陵路17号。
法定代表人：王云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思良，四川元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洪武，四川元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成都中发黄河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永陵路19号。
法定代表人：胡惠，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卢超军，上海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民族饭店（以下简称民族饭店）与被上诉人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小企业）、成都弘易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弘易）、成都中发黄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发黄河）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4年11月27日作出（2012）川民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民族饭店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1日开庭审理了本案。民族饭店的委托代理人郑伟、张超，中小企业及成都弘易的委托代理人李思良、王洪武，中发黄河的委托代理人卢超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一、成都市弘易地产实业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弘易）的设立情况。1994年7月14日，民族饭店为甲方与四川弘易地产实业公司为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载明：“乙方租赁甲方九号楼903，房屋面积20平方米作为办公室。租期限1994年7月14日至1995年7月14日。如续租，再协商另行签订合同。”该合同乙方盖章处为山东弘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弘易）和海南琼建投资租赁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琼投）。1994年9月7日成都市建设管理委员会以成建委发（1994）房字**号《关于同意成立成都市弘易地产实业公司的批复》，同意山东弘易设立成都市弘易地产实业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屋开发、经营。法定地址民族饭店九号楼。1994年8月29日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成都）名称预核（1994）78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成都弘易。1994年10月7日成都弘易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地为成都市永陵路17号（原地址为成都市抚琴东路78号）。成都弘易的股东为山东弘易95%、海南琼投5%。1999年度股东为中小企业95%、四川向阳股份有限公司5%。1995年10月30日，民族饭店与成都弘易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用民族饭店13号楼第一层101-110号共300平方米作为办公室。租期从1995年11月1日起至2005年11月1日止。
二、案涉合同的订立及内容。1995年4月10日，民族饭店与山东弘易、中小企业、四川泰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泰港）四方签订《认股增资合同书》，其主要内容为：成都弘易原总股本为800万元，股东会决定扩大总股本至5000万元。四方确认5000万元股本结构如下：1．民族饭店占总股本的40%，计2000万元。山东弘易占总股本的30.6%，计1530万元，中小企业占总股本的17.4%，计870万元。四川泰港占总股本的12%，计600万元。民族饭店的入股方式为以20亩土地折价2000万元。其余三方的方式为：山东弘易原股本760万元再交700万元资金和70万元实物（卡迪拉克轿车）。中小企业已受让原股东海南琼投40万元，再交纳350万元资金，并以所持有的“王府歌宴”51%的股份408万元入股。四川泰港交纳600万元资金。民族饭店尽快将20亩土地使用权转让到成都弘易。其余款项在土地正式过户10日到位。1995年4月26日，上述四方签订一份《合同书》（以下称四方合同），载明：第一条四方共同组建成立成都弘易，开发“成都民族广场”项目，四方作为认购成都弘易股份的无形资产、货币资金和股权凭证全部到位后，四家的占有股份状况为：民族饭店占总股本的40%，计2000万元。山东弘易占总股本的30.6%，计1530万元，中小企业占总股本的17.4%，计870万元。四川泰港占总股本的12%，计600万元。第二条民族饭店以20亩左右土地折价2000万元入股，该土地位于成都市抚琴东路78号民族饭店院落内西部，其具体面积以实际丈量为准。第三条民族饭店作价入股的20亩左右土地使用权正式转入成都弘易当日，民族饭店将此股份转让给其他三家股东，至此民族饭店退出成都弘易。第四条四方确认，此次股份转让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总期限为三十年。第五条受让方同意向民族饭店分期支付股份转让金时，前五年每年支付200万元，从第六年起以200万元为基数每年递增4%。第六条四方确认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为三十年。三十年期满后，四方合作关系自然解除，其土地使用权仍归民族饭店。同日，民族饭店与中小企业又签订一份《合同书》（以下称二方合同）。中小企业称系山东弘易和海南琼投实际退出，重新签订的《合同书》，并仍以四方合同的时间即1995年4月26日作为合同签订时间。该合同主要内容为：第一条为使“成都民族广场”项目顺利实施，双方共同组建成立成都弘易，开发“成都民族广场”项目。第二条民族饭店以20亩左右土地折价2000万元入股，该土地位于成都市抚琴东路78号民族饭店院落内西部，其具体面积以实际丈量为准。第三条中小企业负责投入该土地范围内所建工程的全部建设资金，约7000万元。第四条双方合作开发，中小企业经营的总期限为三十年（之后由民族饭店经营管理）。第五条中小企业采用向民族饭店补偿的方式，从民族饭店交付土地之日的次年同日起，分期向民族饭店支付补偿金。前五年每年支付200万元，从第六年起以200万元为基数每年递增4%。第六条双方确认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为三十年。三十年期满后，双方合作关系自然解除，其土地使用权仍归民族饭店。第十六条本合同规定的民族饭店拥有使用权的20亩左右国家划拨土地转入成都弘易名下等重大事项，因遇国家政策法令不允许而夭折，双方免责。
1995年9月18日成都弘易股东会决议，同意山东弘易将股份转让给中小企业。1995年9月26日山东弘易与中小企业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中小企业即占成都弘易总股份的95%。
1997年8月18日，民族饭店与成都弘易签订《合同书》，其主要内容为：双方本着平等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就共同开发经营“成都民族广场”商住楼达成如下合同：民族饭店以3．9736亩左右土地使用权折价300万元入股。土地位于成都抚琴东路88号院落内。具体面积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为准。成都弘易负责投入全部建设资金1500万元。双方合作开发，成都弘易经营三十年，三十年后交民族饭店经营管理。成都弘易每年支付补偿金，前五年每年支付50万元，从第六年起以50万元为基数每年递增4%。1997年8月22日，民族饭店与成都弘易签订《释义书》，其主要内容为：民族饭店与中小企业签署的合作开发经营“成都民族广场”项目《合同书》（以下称为合同A），民族饭店与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开发经营“成都民族广场”综合楼项目《合同书》（以下称为合同B），民族饭店与成都弘易签署的合作开发经营“成都民族广场”商住楼项目《合同书》（以下称为合同C），双方达成共识：第一条成都弘易和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中小企业全资子公司。第二条合同B和合同C仅作为中小企业内部股权划分使用。第三条关于合作开发经营“成都民族广场”项目的有关事宜，严格按照合同A执行。合同A中所约定的责、权、利及法律责任由民族饭店和中小企业全资子公司成都弘易承担。
1997年9月23日，成都弘易与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由成都弘易将抚琴东路88号9246平方米的商业用地转让给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997年9月29日，成都市国土局向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发成国用（1997）字第25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核定面积9246平方米；同时，向成都弘易核发成国用（1997）字第25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核定面积2649.33平方米。
2003年6月，民族饭店与中小企业、成都弘易签订一份《土地补偿协议》，载明：根据1995年4月26日民族饭店与中小企业的前身中国乡镇企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书》约定，民族饭店提供的成都民族广场项目土地应为20亩。经国土部门实测该宗土地面积为17．84亩，其中，综合楼占地13．87亩，住宅楼占地3．97亩。此外，根据经济运行环境和双方经营形势的实际情况，原《合同书》有关条款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经三方友好协商，同意就原《合同书》有关条款及补偿方式进行修改，并订立本协议共同遵守。一、住宅楼总占地3．97亩，已由成都弘易开发“城西故事”项目。三方同意，除中国乡镇企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已给付民族饭店前五年的土地补偿金200万元外，成都弘易再从“城西故事”项目一次性给予民族饭店价值500万元的住宅楼作为补偿。二、三方同意，成都弘易以“城西故事”A座5、6、7、8楼各一套，C座2、12、16楼各一套，H座5楼一套，共计11套房屋、面积1760．48平方米的住宅楼折价500万元补偿给民族饭店。三、由于成都弘易资金困难，三方协商，由成都弘易多提供一套住宅（6楼H座）给民族饭店，民族饭店提供办理上述房屋产权的相关税费。四、本协议签订之日，民族饭店与成都弘易另行签订上述12套房屋商品房买卖正式合同并备案。五、本协议签订3日内，成都弘易负责将上述12套房屋正式移交给民族饭店。六、本协议签订180日内，成都弘易协助民族饭店办理完毕上述12套房屋的产权证书。七、上述条款履行完毕后，成都弘易、中小企业不再就“城西故事”所占3．97亩土地向民族饭店补偿。八、“成都民族广场”一、二期土地使用年限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手续，不再执行原《合同书》第六条。九、三方商议同意，综合楼13．87亩土地的后期补偿（扣除中国乡镇企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已经补偿部分外，根据原合同应当补偿部分），由成都弘易承担。十、本协议若与双方（含民族饭店与中国乡镇企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其他协议有抵触之处，以本协议为准。十一、本协议一式六份，三方各执二份，具同等法律效力。民族饭店于2003年6月26日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成都弘易于2003年6月30日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中小企业于2003年7月2日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2005年8月19日成都弘易向民族饭店发出一份《函告》，载明：“2003年6月30日我公司与贵方签订了土地补偿协议，2003年9月8日签订了购房合同，按上述协议、合同的约定，我方已将12套房屋备案到你方名下，扣除我方应支付的土地补偿金500万元，余款286554元系房款，拟用于办理上述房屋产权相关税费。现请贵方在30日内向我公司提供我方所支付的500万元土地补偿金发票，同时支付余款286554元。”该函民族饭店于8月22日签收。
三、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批情况。1995年5月10日，民族饭店向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提交川民族店（1995）21号《四川民族饭店关于联合改造西面危房兴建“成都民族广场”的报告》，载明：“民族饭店礼堂以西一至七号楼约占地面积20亩，经成都市危房鉴定办公室认定，均属危房。对其进行改造实为当务之急。按照省委民工委、省民委的指示精神，经过一年多时间反复商谈，决定与成都弘易联合，兴建‘成都民族广场’。由民族饭店提供20亩左右土地，并同意改变此土地使用用途。”1995年5月10日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川民委（1995）88号《四川省民委关于四川民族饭店联合改造西面危房兴建“成都民族广场”的报告的批复》，同意民族饭店变更土地用途。1995年5月18日成都市计划委员会，成计投资（1995）125号《关于同意成都弘易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改建“成都民族广场”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载明：“根据省民委川民委（1995）88号文件，经研究同意成都弘易改建成都民族广场。拟建面积40000平方米。地址成都市抚琴东路88号，占地20亩。”1995年8月20日民族饭店向成都市人民政府提交川民族店（1995）第47号《关于请求减、免缴兴建“成都民族广场”有关税费的报告》。该报告载明：“作为实施单位的弘易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市建设委批准注册登记。请求将民族饭店的17．84亩土地使用权，转给属下弘易公司，免缴国土转让费用。其他应缴纳的有关规划建设费用，予以减免50%。”
1996年3月12日，成都市国土局以成国土出让［96］4号“出让土地意见书”同意出让抚琴东路88号地块并进行出让前的摸底调查。1996年5月28日，成都市国土局与成都弘易签订成国土金（1996）出让合同第1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载明：出让面积为11895.33平方米，出让年限为30年，出让金总额为5947665元。1997年9月7日成都市国土局将成都弘易土地登记申请审核情况予以公布，制作《关于土地登记申请审核情况公告》。1997年9月23日成都市国土局向成都弘易核发成国用（1997）字第24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核定面积11895.33平方米（17．84亩）。1997年9月29日，成都市国土局向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发成国用（1997）字第25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用地面积9246平方米，用途商业，批准使用期限30年。同日成都市国土局向成都弘易核发成国用（1997）字第25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用地面积2649．33平方米，用途餐饮、娱乐、商住，批准使用期限30年。1999年5月28日成都市国土局与成都弘易签订一份《合同附件》，载明：根据成国土金（1996）出让合同第14号第二十三条，城规建编号（1997）1277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用地单位报告。合同附件如下：一、成国土金（1996）出让合同第14号第四条出让总面积11895.33平方米中：2649．35平方米为二期商住楼用地面积，9245．98平方米为一期商场、餐饮、娱乐用地面积。二、本合同项下的2649．3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调整为70年。三、出让合同其它条款不变。2001年9月13日成都市国土局核发成国用（2001）字第107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地面积9246．17平方米，用途商服业，终止日期2027年9月28日。2004年7月26日该证的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中发黄河。
另查明，中小企业法定代表人吴国海于1997年1月6日向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申请书》，载明：成都弘易与香港鹏丰实业有限公司在成都合资兴办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前期手续已办理完毕，申请办理工商注册登记。1999年成都弘易将股权转让给四川黄河商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即更名为成都中发黄河实业有限公司即中发黄河。
2006年11月23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函（2006）215号《关于组建四川省锦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事项的通知》和2007年6月4日《省级机关宾馆饭店等单位交接协议书》，确认民族饭店由四川省锦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监督管理。
成都弘易开发经营的商住楼，现已销售完毕，其中有12户登记为民族饭店商品房。
还查明，民族饭店庭审中明确所主张返还的土地面积包括了商住楼的用地。
一审期间，一审法院就案涉合同的效力问题向民族饭店释明，民族饭店未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
民族饭店向一审法院起诉称，1995年4月26日，民族饭店与中小企业、四川泰港、山东弘易签订《合同书》（四方合同），约定：民族饭店以20亩左右土地使用权折价入股，同中小企业、四川泰港、山东弘易一起成立成都弘易（至今未成立），合作开发“成都民族广场”。还约定：民族饭店向受让方（中小企业、四川泰港、山东弘易）转让的股份（土地使用权），只转让三十年。三十年期满，民族饭店与中小企业、四川泰港、山东弘易的合作关系自然解除，其土地使用权仍归民族饭店所有，该土地之上的所有建筑物和附着物一并无偿归民族饭店所有。1995年4月26日，中小企业与民族饭店就合作开发经营“成都民族广场”项目事宜签订了《合同书》（二方合同），主要约定：双方共同组建成立成都弘易，民族饭店以约20亩的土地使用权折价入股，将土地使用权转移到成都弘易。双方确认，民族饭店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只转让三十年。三十年期满，民族饭店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关系自然解除，土地使用权仍归民族饭店所有。蹊跷便从这里开始，为何同时与多方签订土地投资入股合同书而且，早在1994年10月19日，山东弘易就与海南琼投出资设立了成都弘易（以下称为老弘易），中小企业和山东弘易在1995年4月8日之前就已知晓老弘易的存在。在签订上述两个合同时，民族饭店并不知道老弘易已存在，是中小企业与山东弘易对此事进行刻意隐瞒。民族饭店以上述合同将土地使用权转入“成都弘易”（实际为老弘易）后，中小企业又于1999年1月14日取得了老弘易95％的股权。由此可见，中小企业与山东弘易骗取民族饭店签订土地使用权投资入股合同。中小企业在与民族饭店签订上述合同后，便与成都弘易合谋，骗取了属于民族饭店的11895．3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近日，民族饭店得知1997年9月23日，成都弘易与其子公司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中发黄河）恶意串通签订《成都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将9246．1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中发黄河。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1997年1月16日设立，成都弘易持有75％的股权。这分明是中小企业、成都弘易与中发黄河三方合谋，恶意串通，致使民族饭店的国有资产流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
2003年7月2日，中小企业、成都弘易再次骗得民族饭店与其签订了《土地补偿协议》。协议约定“民族广场一、二期土地使用年限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手续，不再执行民族饭店与中小企业于1995年4月26日签订的《合同书》第六条”。民族饭店丧失了在三十年后收回该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国有独资企业的重大资产处置，必须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同时，《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国有资产进行转让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三方当事人在未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也没有经过国有资产评估的情形下，擅自约定处分国有资产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所以，中小企业、成都弘易与民族饭店于2003年7月2日签订的《土地补偿协议》属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小企业、成都弘易、中发黄河应向民族饭店返还土地使用权并赔偿损失。故请求：1.依法确认中小企业与民族饭店1995年4月26日签订的《合同书》无效；2.依法确认成都弘易与中发黄河1997年9月23日签订的《成都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无效；3.依法确认中小企业、成都弘易与民族饭店2003年7月2日签订的《土地补偿协议》无效；4.判令中发黄河、成都弘易返还民族饭店上述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权（价值约为6100万元）；5.判令中小企业向民族饭店赔偿损失共计3500万元，并判令成都弘易与中发黄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判令中小企业、成都弘易、中发黄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中小企业一审答辩称，一、中小企业在与民族饭店签约与履约过程中，并无隐瞒事实欺骗民族饭店情形，更无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民族饭店合法权益情形。1995年4月10日，民族饭店与山东弘易、中小企业、四川泰港四方签订《认股增资合同书》，约定各方对成都弘易进行增资入股，其中中小企业以现金入股，民族饭店以20亩土地折价2000万元入股。1995年4月26日，四方又签订了《合同书》，约定：四方组建的成都弘易开发“成都民族广场”项目，其中民族饭店以20亩土地作价2000万元入股，占股40%，待土地转入成都弘易，民族饭店即退出成都弘易，然后股权受让方每年向民族饭店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之后，山东弘易和海南琼投实际退出，故民族饭店与中小企业重新签订“成都民族广场”项目《合同书》，并仍以四方合同的时间即1995年4月26日作为合同签订时间。期间，民族饭店就合作事宜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也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1996年3月12日，成都市国土局以成国土出让［96］4号“出让土地意见书”同意出让抚琴东路88号地块，并进行出让前的摸底调查。1996年5月28日，成都市国土局与成都弘易签订成国土金（1996）出让合同第1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面积为11895.33平方米，出让金总额为5947665元。1997年成都市国土局向成都弘易核发成国用（1997）字第24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核定面积11895.33平方米，即17.84亩。1997年8月10日，民族饭店与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成都民族广场”综合楼项目《合同书》，约定“成都民族广场”综合楼由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民族饭店联建，民族饭店将相应土地转入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1997年8日18日，民族饭店与成都弘易签订“成都民族广场”商住楼项目《合同书》，约定“成都民族广场”商住楼由成都弘易与民族饭店联合修建。至此，“成都民族广场”项目的综合楼、商住楼的开发任务分由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都弘易承担。1997年8月22日，民族饭店与成都弘易签订“释义书”，确认“成都民族广场”项目全部事宜及相关责、权、利及法律责任由成都弘易承担。1997年9月25日，成都弘易与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由成都弘易将抚琴东路88号9246平方米的商业用地转让给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年9月29日，成都市国土局向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发成国用（1997）字第25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核定面积9246平方米；同时，向成都弘易核发成国用（1997）字第25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核定面积2649.33平方米。2003年6月，民族饭店与中小企业、成都弘易、签订《土地补偿协议》，约定不再执行1995年4月26日所签合同第六条有关合作期限的约定，后期的有关补偿由成都弘易承担。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首先，1995年4月26日签订两份合同是因为投资主体发生变化；其次对于成都弘易的存在，民族饭店是明知的，最后成都弘易取得土地是通过国土部门，依法出让取得。所以根本不存在民族饭店所述中小企业隐瞒事实，恶意欺诈的情形，更不存在骗取民族饭店土地的事实。二、中小企业与民族饭店于1995年4月26日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1．双方签订的合同表面上看是合资、合作建房合同，但实际是对补偿款的分期偿还协议。该合同中约定民族饭店以20亩左右的土地使用权折价2000万元入股与中小企业合作开发民族广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采取的方式是：民族饭店将20亩的划拨用地交国土部门收储，注销原土地使用证，由国土部门重新将该土地出让给成都弘易，由成都弘易依法缴纳土地出让金，成为该土地的合法使用者。因此，成都弘易取得的土地并非民族饭店转让取得，而是从国土部门受让取得。那么民族饭店20亩土地使用权折价2000万元的价值内涵实际就是：国土部门收储民族饭店20亩划拨用地，应当给民族饭店补偿，这种补偿一般由新的土地受让人承担，所以双方当时测算这种补偿加上各项费用减免合计为2000万元，这2000万元就作为民族饭店的投资款。但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来看，民族饭店虽然投资了2000万元，但不承担任何风险，只是分期每年收回200万元，所以该合同的实质是补偿款分期偿还协议。2．双方签订的合同第六条约定违反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属无效条款。首先，中小企业与民族饭店之间不存在土地转让的行为。其次，土地使用者（租赁除外）的使用年限是法定的。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二条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年限根据土地用途不同而不同，由国土管理部门在出让合同中规定。因此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土地转让年限30年是无效的。三、中小企业与民族饭店以及成都弘易于2003年6月签订的《土地补偿协议》合法有效。1．三方在合同中约定后期的有关补偿由成都弘易承担，这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2．民族饭店认为《土地补偿协议》没有经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也没有经过国有资产评估的情形下，擅自约定处分国有资产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为无效合同，这一主张不能成立。1995年4月26日《合同书》第六条的约定本属无效，那么双方就无效条款作纠正并无不妥之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明确指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指的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国有企业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则属管理性规定。因此，《土地补偿协议》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是有效合同。四、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民族饭店提起的诉讼请求，无论是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确认之诉，还是因合同无效而请求赔偿的给付之诉，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民族饭店诉称其近日才知道已将“成都民族广场”二期商业综合楼对应的土地9246平方米转给中发黄河的说明，与客观事实不相符。故其诉请依法不能成立，应当驳回民族饭店的诉讼请求。
成都弘易一审答辩称，一、成都弘易不存在欺诈订立合同和恶意串通订立合同从而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民族饭店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关于隐瞒“老弘易”的事实不能成立。1．根据成都弘易工商档案记载，1994年7月14日，成都弘易成立时，就是租用民族饭店9号楼903房间作为办公室。1995年10月30日，双方再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用民族饭店13号楼第一层101-110号共300平方米作为办公室。此后均是民族饭店为成都弘易提供办公用房。2．1995年5月10日，在民族饭店给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报告中称“饭店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反复商谈，决定与成都弘易联合对其进行改造开发，兴建‘成都民族广场’”。1995年8月20日民族饭店给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减免成都“成都民族广场”有关税费的报告》中称“作为实施单位的成都弘易已经市建委批准注册登记；建设项目已经市计委（1995）125号文批准立项。并经市规划局同意定点，现正在抓紧设计；引进的资金已按时到位”。1996年4月8日，民族饭店给成都市国土局的函称“与成都弘易合作修建民族广场”。3．1995年4月28日，民族饭店与成都弘易签订《合同书（一）》，就原“大西南民族贸易中心”向民族饭店出资217万元的问题达成，由成都弘易全权处理的意见。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民族饭店从成都弘易成立之初为其提供办公用房，到为“成都民族广场”的开发向主管部门和国土部门进行的请示、报告，再到就“成都民族广场”前期出资问题的处理，无一不是清清楚楚地知道、了解成都弘易作为“成都民族广场”项目的项目公司而客观存在。（二）关于“老弘易”与“新弘易”的说法不能成立。民族饭店称按1995年4月26日中小企业与其签订的《合同书》约定，双方共同组建成立成都弘易即新弘易，但这个公司至今未成立。这种说法不能成立。1995年4月26日签订的四方合同及二方合同两个版本的合同，都约定有共同组建成都弘易的内容。这里说的组建，是指的参股组建，并非重新设立。理由是：1．1995年4月10日，在签订四方合同之前，民族饭店和山东弘易、中小企业、四川泰港签订了《认股增资合同书》，“就参与成都弘易扩股增资事宜达成如下合同”。这说明民族饭店所说的组建，不是重新设立，而是入股成都弘易的方式。2．在民族饭店1995年8月20日给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减免税费的报告中，民族饭店称“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反复商谈，四川民族饭店已从省外引进了资金，签订了改造协议。协议内容是：（四）专门组建成都弘易，具体实施民族广场的修建和管理，并以公司名义进行经营”。同时称“作为实施单位的成都弘易已经市建委批准注册登记”。3．从工商登记的角度讲，既然已经存在成都弘易，还要再重新设立一个同名的公司，违反公司登记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显然是不可能的。（三）关于两个不同版本合同的问题。事实是民族饭店最初的引资是五家公司，他们一起成立了“大西南民族贸易中心”，包括后来组建成都弘易的两家股东即山东弘易和海南琼投。但“大西南民族贸易中心”中途解散，于是才引进了中小企业和四川泰港，加上原来引进的山东弘易，与民族饭店共同签订了四方合同。四方确定以已经成立的成都弘易作为“成都民族广场”项目的项目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具体的方式就是四方一起对成都弘易进行增资扩股。民族饭店以土地约20亩作价2000万元入股，其他三家则分别以现金入股。合同签订后，在办理土地入股手续过程中，由于出资情况发生变化，于是才有后面根据实际情况由民族饭店和成都弘易按原四方合同的精神重新签订的二方合同，但时间仍保留为1995年4月26日。所以，两个版本的合同是因为前后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并非民族饭店所说是实现骗取其土地使用权的手段。二、成都弘易经出让依法取得17.84亩土地使用权，后依法转让给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存在民族饭店所称与中小企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况。1．成都弘易作为17.84亩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所有人，对该土地使用权享有充分的财产权利。因此，成都弘易根据“成都民族广场”开发的实际需要向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让其中的9246.33平方米，是充分行使其财产权利的体现，且该转让行为得到了成都市国土局的批准。2．1997年8月10日，民族饭店与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成都民族广场”综合楼项目《合同书》，约定“成都民族广场”综合楼由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民族饭店联建，民族饭店将相应土地转入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这说明民族饭店对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的“成都民族广场”综合楼部份的土地使用权最终要转入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是清楚的。成都弘易在取得“成都民族广场”开发权后，根据设计、规划及资金的安排将民族广场分为两期工程，其中一期为商业综合楼，由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开发任务。二期为商住楼，仍由成都弘易承担开发。这是“成都民族广场”开发过程中因实际情况发生的变化而做出的一些调整，是经民族饭店认可的。根本就不是民族饭店所说的合谋、恶意串通。民族饭店请求确认1997年9月25日成都弘易与中发黄河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三、民族饭店以订立合同违反行政法的强制性规定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1．《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三十三条指的是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其所出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重大资产处置，需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的，依照有关规定执行。而民族饭店在签订《土地补偿协议》时，尚未移交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因此，此时民族饭店不属于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出资的独资企业或公司。故不适用该规定。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则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因此，《土地补偿协议》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是有效合同。四、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民族饭店提起的诉讼请求，不论是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确认之诉，还是因合同无效而请求赔偿的确认、给付之诉，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民族饭店诉称其近日才知道已将“成都民族广场”二期商业综合楼对应的土地9246平方米转给中发黄河的说明，与客观事实不相符。故其诉请依法不能成立，请求驳回民族饭店的全部诉讼请求。
中发黄河一审答辩称，1．民族饭店认为中发黄河与中小企业、成都弘易恶意串通是不成立的。民族饭店提供的合同，中发黄河均不知情。2．民族饭店1995年4月26日与中小企业等签订四方合同，中发黄河在2000年才成立，完全不可能与中小企业合谋。3．民族饭店从1995年开始，知晓并推动本案整个过程发展，因此不存在所称的欺诈。1995年4月10日民族饭店签订《认股增资合同书》，对成都弘易增资及资本都明确约定了土地要转到成都弘易名下。本案不存在新老弘易的问题。4．民族饭店主动给其主管部门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成都市人民政府，要求将土地转到成都弘易名下。本案争议土地与民族饭店相邻，民族饭店每年都有审计报告、财务报告，不可能不清楚土地发生的变化。成都市国土局审查土地转让的期限进行了公示，对社会公众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准许提出异议的期间，民族饭店没有提出任何异议。5．民族饭店得到12套房子，也是按照合同在履行。6．转让、出让都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执行，这些行为不可逆转。成都弘易转让土地给中发黄河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涉案土地虽有历史沿革关系，但是1996年的出让与2007年的转让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前后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应当区分开。从合同相对性来看，中发黄河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中发黄河与民族饭店没有签订任何一份法律文件。在现实中，这十几年来，中发黄河与民族饭店没有往来。7．民族饭店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民族饭店起诉依据的合同均超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8．民族饭店没有举证证明本案的土地转让存在恶意欺诈的情形。9．从保护合法交易、善意第三人角度，应当保护中发黄河的利益。中发黄河是香港公司间接持有百分之百的股权，由于本次诉讼上市公司已经造成了股价暴跌。中发黄河是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请求法院驳回民族饭店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一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是否应当返还土地使用权的问题。
成都弘易的工商营业执照证实1994年10月7日该公司已经依法设立。成都弘易拟设立时即1994年7月14日就租用了民族饭店的部分房屋作为办公室。1995年4月10日，民族饭店与山东弘易、中小企业、四川泰港四方签订的《认股增资合同书》约定：“成都弘易原总股本为800万元，股东会决定扩大总股本至5000万元。四方确认5000万元股本结构如下：1．民族饭店占总股本的40%，计2000万元。山东弘易占总股本的30．6%，计1530万元，中小企业占总股本的17．4%，计870万元。四川泰港占总股本的12%，计600万元。民族饭店的入股方式为以20亩土地折价2000万元。其余三方的方式为：山东弘易原股本760万元再交700万元资金和70万元实物。中小企业已受让原股东海南琼投40万元，再交纳350万元资金，并以所持有的“王府歌宴”51%的股份408万元入股。四川泰港交纳600万元资金。民族饭店尽快将20亩土地使用权转让到成都弘易。其余款项在土地正式过户10日到位。”前述查明事实均证实民族饭店在与中小企业签订二方合同之前已知晓成都弘易已经设立，民族饭店认为中小企业隐瞒成都弘易已经设立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民族饭店与山东弘易、中小企业、四川泰港四方于1995年4月26日签订的四方合同与同日民族饭店与中小企业签订的二方合同内容基本一致，两份合同中均明确约定民族饭店以20亩左右的土地使用权折价2000万元入股成都弘易与中小企业合作开发民族广场，并将土地使用权转入项目公司成都弘易名下。土地使用权转让后民族饭店即退出成都弘易，由受让方对民族饭店进行补偿，并且对2000万元的偿付方式等内容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二方合同只是将山东弘易、中小企业、四川泰港三方的权利义务归为中小企业一方。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名为合作开发，实质为民族饭店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民族饭店称合同中约定共同组建成都弘易即为重新设立新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成都弘易先于二方合同签订之前就已设立，不可能再以相同名称新设公司，所以合同中共同组建的含义应为参股组建，这与《认股增资合同书》的约定内容相吻合。民族饭店认为中小企业以新设成都弘易为由，骗取土地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合同第六条“双方确认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为三十年。三十年期满后，双方合作关系自然解除，其土地使用权仍归民族饭店”的约定，因民族饭店的土地系划拨性质，应当依法通过相关部门审批同意后办理相应出让手续才能转让，所以双方当事人在没有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时约定的转让条款应为效力待定条款。转让年限期满后归谁所有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应履行相关的审批手续。因此，中小企业称二方合同第六条约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1995年5月10日，民族饭店向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提交川民族店（1995）21号《四川民族饭店关于联合改造西面危房兴建“成都民族广场”的报告》，请求将与成都弘易联合兴建“成都民族广场”的用地20亩左右改变使用用途。1995年5月10日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川民委（1995）88号《四川省民委关于四川民族饭店联合改造西面危房兴建“成都民族广场”的报告的批复》，同意民族饭店变更土地用途。1995年5月18日成都市计划委员会，成计投资（1995）125号《关于同意成都弘易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改建“成都民族广场”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载明：“根据省民委川民委（1995）88号文件，经研究同意成都弘易改建成都民族广场。拟建面积40000平方米。地址成都市抚琴东路88号，占地20亩。”至此，二方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得到了审批同意，民族饭店和中小企业签订的二方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本案中已查明成都市国土局于1996年3月12日以成国土出让［96］4号“出让土地意见书”同意出让抚琴东路88号地块并进行出让前的摸底调查。1996年5月28日，成都市国土局与成都弘易签订成国土金（1996）出让合同第1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面积为11895.33平方米，出让年限为30年，出让金总额为5947665元。成都弘易缴纳了土地出让金。1997年9月7日成都市国土局将成都弘易土地登记申请审核情况予以公布，制作《关于土地登记申请审核情况公告》。民族饭店对此未提出异议。1997年9月23日成都市国土局向成都弘易核发成国用（1997）字第24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核定面积11895.33平方米，即17.84亩。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成都弘易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即拥有对该土地使用权的处分、收益的法定权利。1997年9月23日，成都弘易与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由成都弘易将抚琴东路88号9246平方米的商业用地转让给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且双方在国土部门办理了相关手续。成都市国土局于1997年9月29日向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发成国用（1997）字第25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核定面积9246平方米。因此，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有效。民族饭店认为中小企业、成都弘易与中发黄河三方合谋，恶意串通缺乏事实依据，其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2003年6月，民族饭店与中小企业、成都弘易签订《土地补偿协议》，民族饭店同意将二方合同约定的由中小企业支付补偿金变更为成都弘易支付，并且以房抵款方式实施。同时协议三方还明确约定“成都民族广场”一、二期土地使用年限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手续，不再执行原《合同书》第六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2003年6月，民族饭店与中小企业、成都弘易签订的《土地补偿协议》系三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应为有效。民族饭店称该协议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于法无据，其主张《土地补偿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民族饭店诉请确认1995年4月26日二方合同、1997年9月23日《土地使用权合同书》、2003年7月2日《土地补偿协议》三份合同无效的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主张成都弘易、中发黄河返还民族饭店的土地使用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中小企业是否应当赔偿民族饭店损失等问题。
本案民族饭店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合同无效，并赔偿因合同无效而造成的损失。而一审法院认为民族饭店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三份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因此就不存在中小企业赔偿合同无效而造成损失的问题。基于中小企业不承担责任，民族饭店主张成都弘易、中发黄河承担连带责任已无前提条件，故对民族饭店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三、关于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明确了诉讼时效适用的范围为债权请求权。民族饭店在本案中主张返还其土地使用权的前提条件为请求确认三份合同无效，对于确认无效请求权其实质为形成权，故中小企业、成都弘易、中发黄河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民族饭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21800元，由民族饭店承担。
民族饭店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中小企业、成都弘易、中发黄河承担。主要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诸多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不存在欺诈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利益事实，缺乏有力的直接证据。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并没有形成证据链条，其认定的事实属主管猜测、臆断。其次，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不存在违反《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相关强制性规定以及案涉国有资产处置是否经过批准的事实均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综合本案多份批准文件内容看，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已经经过批准，属偷换批准概念。事实上，上述批准文件均未涉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强制性规定。同时一审判决故意回避2003年6月《土地补偿协议》未经过批准和评估的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明确、不具体和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故意回避本案适用《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强制性规定。2、一审判决适用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相关法律规定不明确、不适当。3、一审判决认定成都弘易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享有处分、收益权，明显不当。因为成都弘易基于欺骗取得土地使用权，本身就不合法，根本不享有任何处分权，成都中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不具备法律上善意取得条件。4、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土地补偿协议》有效，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因为《土地补偿协议》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合同，而案涉《土地补偿协议》并没有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土地补偿协议》至少属于效力待定，不应为有效。三、一审法院违反审限规定，拖延近两年时间才审结本案，在审判程序上也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针对民族饭店的上诉理由，中小企业、中发黄河均答辩称，本案既不存在欺诈，也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案涉合同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民族饭店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案涉成都民族广场建设用地原来属于民族饭店使用的划拨用地，虽然民族饭店作为划拨用地的使用权人与中小企业签订二方合同约定双方共同组建成立成都弘易，开发成都民族广场项目，但是从民族饭店与中小企业、山东弘易、四川泰港签订的四方合同以及其与中小企业签订的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看，民族饭店将作价入股的案涉土地转入成都弘易后，即将其持有的成都弘易的股份转让给其他三家股东，受让方则分期向民族饭店支付补偿金，即前五年每年支付200万元，从第六年起以200万元为基数每年递增4%。在案涉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民族饭店通过与中小企业签订二方合同及其与中小企业、成都弘易签订《土地补偿协议》取得补偿金。民族饭店既未与中小企业共同组建成都弘易，也未实际参与成都民族广场的开发建设。据此，可以认定民族饭店实际上并非与中小企业共同开发成都民族广场，而是转让划拨用地使用权。本案应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确定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不妥，本院予以纠正。
综合本案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相关案涉合同是否有效。民族饭店主张1995年4月26日其与中小企业签订的《合同书》、1997年9月23日成都弘易与中发黄河签订的《成都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及其与成都弘易签订的《土地补偿协议》无效，主要理由有三：一是民族饭店认为，中小企业和山东弘易隐瞒了成都弘易（其称老弘易）已经存在的事实，欺骗其签订土地使用权投资入股合同，骗取了民族饭店11895.3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二是民族饭店认为，中小企业、成都弘易与中发黄河恶意串通签订《成都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将9246.1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中发黄河，致使民族饭店的国有资产流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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