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6民终59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征超，男，198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李平，广东兴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富林，广东兴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钊源五金标件厂，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经营者：陈世旭，男，1963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作武，广东东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征超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钊源五金标件厂（以下简称钊源五金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5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高征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高征超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钊源五金厂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综合现有证据及事实，能够证明高征超诉请的金额是借款给钊源五金厂，钊源五金厂并未提交有关联性的反驳证据，且拒不交出对其不利的证据。一、高征超借款给钊源五金厂的金额具有明显区别于货款的特征，不应被混淆为货款。首先，双方货物交易是根据不同的货物数量结合单价计算货款的，因此货款一般不是整数；而借款一般都是整数。钊源五金厂向高征超的五笔借款都是万元位的整数金额，显然不符合货款金额的特征，有别于高征超向钊源五金厂支付的货款金额。其中，银行流水记录显示，高征超在2016年10月6日向陈世旭转账20万元的次日，另向钊源五金厂支付了30338元，该30338元即属于货款，因为金额精确到个位数，符合货款的特征。其次，对于2014年4月30日转账的12万元，钊源五金厂刚刚于该月底成立，不可能有12万元的货出售给高征超，而且如果存在买卖关系，钊源五金厂应当举出相应单据，因此，该12万元也属于借款。二、钊源五金厂在能够举证的情况下，未提交有关联性、对应性的证据支持其款项属于货款的主张，并拒不提交对其不利的货物单据。钊源五金厂在一审答辩及庭审时确认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即时清结，先由高征超向钊源五金厂开出送货单，钊源五金厂确认后，高征超支付货款，钊源五金厂发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高征超根据转账凭证主张借款的，钊源五金厂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高征超才负有“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义务，因此，钊源五金厂必须举出与涉案五笔借款的时间、金额相关联、对应的送货单，方符合前述规定，但钊源五金厂未举出2014年、2016年的送货单，不能证明2014年、2016年的四笔借款（共62万元）属于货款。虽然钊源五金厂提交了2015年的送货单，但其中没有一份送货单与本案五笔借款的时间、金额相对应，因此，钊源五金厂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相应证据”，故高征超不负有进一步举证的证明责任。既然钊源五金厂能够提交2015年的送货单据，那么，其就能够举出从2014年至2016年其他所有送货单据。倘若钊源五金厂所言属实，那么这些证据对其有利、足以证明其主张，但是钊源五金厂没有提交。综上所述，本案的证据和事实己经证明涉案款项为高征超借款给钊源五金厂。即便高征超因多年的好友关系，本案借款没有订立书面的借据，但从优势证据、证据盖然性角度，在钊源五金厂未举出“相应证据”，并且能举证但拒不举出对其不利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高征超的诉讼请求成立。
钊源五金厂辩称，一、高征超认为借款与货款的区别在于是否整数，但是，在买卖合同关系中，先付整数，余额在对账后再支付属于正常的交易习惯，因此，在高征超与钊源五金厂频繁的业务往来中，高征超先付整数的货款，确认余额后再付尾款。高征超在几十页的银行明细中提取整数的款项，认为是借款，却没有提交任何借贷意思表示的证据。况且高征超向钊源五金厂每年支付的货款达数百万元，四年多来完全可以要求钊源五金厂还款，也可以在货款里面扣减。二、高征超称2016年10月6日的20万元为借款的理由是其在第二天又向钏源五金厂支付30338元，该30338元才是货款。事实上，那是因为高征超账户单日转账限额是20万元，因此货款余款在第二天才支付。2016年7月19日高征超付款20万元，是因为其账户内余额不足，不足以支付余下的货款，于是仅付整数20万元。2016年11月8日高征超付款10万元，也是因为其账户内余额不足。三、钊源五金厂在登记前即已生产销售，所以出现尚未登记成立双方即存在买卖关系的情况。四、高征超要求钊源五金厂还需要提供“相应证据”的理由不成立。钊源五金厂己提交证明双方是买卖关系的送货单和银行清单，完成举证责任。高征超向钊源五金厂每年支付的货款高达800多万元，钊源五金厂还需向高征超借款不符合常理。高征超认为本案诉争款项是区别于货款的借款，则举证责任在于高征超一方。高征超要求钊源五金厂提供所有的送货单，那就是要与高征超重新对账，则本案是买卖合同关系。如高征超认为其多付了货款，则涉及不当得利，也不是民间借贷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高征超没有证据证明其与钊源五金厂存在借贷关系的合意，符合民间借贷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高征超的上诉，维持原判。
高征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钊源五金厂向高征超偿还借款82万元以及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钊源五金厂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30日，高征超通过高征超妻子孔春花的银行账户（62×××96）向钊源五金厂经营者陈世旭的银行账户（06×××19）转账12万元；2015年12月5日，高征超通过其银行账户（48×××58）向钊源五金厂经营者陈世旭的银行账户（62×××19）转账20万元；2016年7月19日、2016年10月6日、2016年11月8日高征超通过其银行账户（48×××58）向钊源五金厂经营者陈世旭的银行账户（62×××70）分别转账20万元、20万元、10万元。上述五次转账金额共计82万元，高征超认为均属于高征超出借给钊源五金厂的款项。
高征超与钊源五金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高征超根据客户需求与钊源五金厂协商每批货物的交易条件，协商一致后，由高征超自行制作送货单并交给钊源五金厂，钊源五金厂按照送货单载明的内容送货给客户，高征超向钊源五金厂支付货款。2016年5月11日至2016年12月29日期间，高征超通过其银行账户（62×××11）向钊源五金厂经营者陈世旭的银行账户（62×××70）分49次共计转账3718056.9元，包含了上述高征超分别于2016年7月19日、2016年10月6日、2016年11月8日转账的款项共计50万元，钊源五金厂认为该3718056.9元均属于货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高征超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钊源五金厂抗辩高征超的转账系用于支付货款，并提供了2016年期间高征超向钊源五金厂支付货款的转账凭证，高征超确认上述转账记录中，除了其诉请的三笔转账为借款之外，其他均为货款，但高征超未对如何区分“货款”与“借款”作出合理说明，故高征超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庭审中，高征超与钊源五金厂均确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高征超确认货款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钊源五金厂的经营者。对于2014年4月30日、2015年12月5日的两笔转账，高征超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的合意,一审法院不确认该两笔款项的性质属于借款；对于2016年7月19日、2016年10月6日、2016年11月8日的三笔转账，高征超认为钊源五金厂提交的2016年期间的转账记录包含了货款及该三笔“借款”，但高征超未能对如何区分“货款”与“借款”作出合理说明或对该三笔款项属于借款提供相关的证据，故一审法院不确认该三笔款项的性质属于借款。高征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高征超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000元，减半收取计6000元（高征超已预交），由高征超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不管是钊源五金厂提交的送货单，还是双方的陈述，均可确定高征超与陈世旭经营的钊源五金厂存在买卖关系。即便钊源五金厂在本案中仅提交2015年的送货单，没有2014年、2016年的送货单，但鉴于高征超指出双方的买卖关系始于2014年5、6月份，结束于2018年1月，而高征超在本案中主张的借款转账时间是从2014年4月至2016年。也就是说，除了第一笔转账外，其余四笔转账发生在双方买卖关系建立并存续之时。高征超称第一笔2014年4月30日的12万元转账发生之时钊源五金厂刚刚成立，其不可能向高征超交付12万元的货物，但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企业在登记成立前就预先进行经营活动的现象，况且该笔转账发生时钊源五金厂已成立10天。由于双方建立的买卖关系是钊源五金厂发出货物，高征超向代表钊源五金厂的陈世旭支付货款，因此，钊源五金厂已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在收到本案转账款项的同一时期高征超也会基于支付货款的原因向其经营者陈世旭转账，那么本案涉及的82万元转账具有借款以外的原因，不具有只能是借款的唯一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对本案此种仅有转账凭证的民事借贷之诉，在被告抗辩转账系其他债务，并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据此，高征超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高征超提出可从转账的数额为整数、钊源五金厂提交的送货单上的时间、数额无法与本案的五笔转账对应，并且钊源五金厂拒不提交其他送货单进行对照。本院认为，在经济活动中，货款的支付与发货时间非同一天发生是常见现象，钊源五金厂辩称的高征超先支付整数的货款，然后再支付非整数的尾款也符合交易规则，因此，单从转账的数额为整数无法判断款项性质即为借款，也不能以数额、时间不一致而推断本案的转账与送货单上的货款无关，而且送货单的制作方是高征超，其应具备提交所有送货单的举证能力，并非只有钊源五金厂才能提交。高征超表示其没有送货单，但指出货款已经结清，同时又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拒绝回答2014年、2015年、2017年其支付的货款数额。综上分析，高征超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就本案涉及的5笔转账，其与钊源五金厂或陈世旭达成借贷的合意，一审判决驳回高征超的诉讼请求，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高征超上诉所提，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00元，由上诉人高征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红
审判员 徐立伟
审判员 吴绮擎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书记员 张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