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阳中法刑二终字第45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阳西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黎某甲，男，广东省阳西县人，汉族，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原阳西县××人大代表、阳西县××××村委会书记兼主任、那××××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住阳西县。因本案于2015年3月25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周庆强，广东一粤（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曾仕记，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阳西县人民法院审理阳江市阳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黎某甲犯贪污罪一案，于2015年8月4日作出（2015）阳西法刑初字第202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黎某甲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黎某甲，听取辩护人周庆强的辩护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
（一）2012年8月，被告人黎某甲在担任阳西县溪头镇那湖村委会书记、阳西县溪头镇那湖惠民五彩薯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期间，与阳西县农业和水务局局长许某甲、副局长何某（均另案处理）等人相互勾结，利用许某甲、何某等人职务上的便利条件，虚构那湖惠民五彩薯专业合作社实施2012年早稻集中育秧项目的事实，上报给阳西县农业和水务局审核、验收，骗取2012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补助资金4万元，并约定将骗取资金一半回扣给阳西县农业和水务局小金库使用。骗取4万元后，被告人黎某甲将其中2万元交给阳西县农业和水务局财会梁某、韩某放到该局小金库使用。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证人证言
（1）证人何某的证言：我担任阳西县农业局副局长兼党组成员期间，2012年7、8月份，我刚开始分管种植业等工作，许某甲局长打电话给我，说局里有个集中育秧的补贴项目，叫我联系黎某甲，问黎某甲做不做。许某甲还说农业局经费短缺，如果黎某甲同意做，就叫他要把50%的钱退回农业局。后我马上电话联系黎某甲，转达许某甲的意思，黎某甲同意了。我找种植业股的邹某看了这个项目的文件，这个项目是2012年早造集中育秧购买育秧软盘补贴钱。黎某甲来到农业局，黎某甲、邹某和我在场，我对黎某甲说了这个项目。黎某甲说他村就900多亩地，最多能实施1000亩的面积，所以只能给他4万元的资金补贴款。我还转达许某甲局长的话，说农业局经费困难，到时补贴资金下来就支持农业局2万元。黎某甲当时同意了。因为当时早造已经结束，我也问过黎某甲，黎说早造做了30-40亩水稻。我提示他抓紧时间做好相关的报账，有什么业务不懂，我也叫邹某协助黎做好，邹某也同意了。在这个项目过程中，我吩咐邹某协助黎某甲做好报账工作。后来报账时，邹某也拿了这个项目的文件、方案、协议和发票等资料叫我审核报账，我也看过并审核签批。黎某甲实施这个集中育秧项目文件要求是当年早造实施的，但农业局6、7月份才给黎某甲来做，黎某甲同意做这个项目之后，实际上是做一些书面材料来农业局报账申领补贴资金，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文件精神的。黎某甲当年说早造做了30-40亩水稻，他也育秧来种，但并非如文件所说的集中育秧供1000亩水稻种植。在9月份左右，李团寿就项目报账需要发票的事，曾打电话给我，叫我帮忙开购买育种软盘的发票，我让他联系许某甲。该项目同意给黎某甲做的时候已经是7、8月，不可能有时间去验收了。后黎某甲成功申请到了集中育秧项目的资金。至于具体拿到多少钱以及给了农业局多少回扣钱，我不清楚。
（2）证人邹某的证言：2012年8月份的时候，我刚调到种植业股不久，当时是何某副局长分管种植业股的，他向我提起过说现在有个集中育秧的项目，许某甲局长的意思是说交给黎某甲的合作社实施，到时问黎某甲拿补贴资金的一半作为回扣钱给回局。之后有一天，黎某甲来到何某的办公室，我也在场，何某对黎某甲说，现在有个集中育秧项目，可以安排4万元的补贴资金给黎某甲，问黎做不做，何某比较委婉的说，这是许局的意思，叫黎某甲到时候要给2万元的钱给回农业局，当时黎某甲表示同意。我看过该集中育秧的项目文件，何某对我说起许局吩咐项目事情的时候，我就拿文件给了何某看，我也看了文件。当时文件是要求当年早造实施的，资金补贴主要用于购买育秧软盘。当时我吩咐叶某负责收集查看黎某甲的资料，黎某甲也在8、9月陆续上交了项目方案、协议、购买育秧软盘送货单、发票等等，黎某甲交资料的时候叶某会指导他如何做好一些补充资料。这个项目不可能真正实施得了，因为这个项目要求是当年早造实施的，但是到8月份的时候才告诉黎某甲同意把这个项目给他实施，实际上局领导只是叫他报上来一些资料完善手续来领取补贴资金。这个项目他们没有去实地验收，因为项目是早造的，时间上不可能验收得了。
（3）证人叶某的证言（农业局种植业股工作人员）：2012年早造育秧项目是种植业股负责推进实施的，文件在当年3月份左右下来，当时还是刘德佑任股长，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将项目确认落实到哪个合作社或村委会实施。一直到邹某任种植业股股长，该项目才安排到溪头镇那湖黎某甲的合作社实施。之后黎某甲会到农业局种植业股就集中育秧的一些申报资料事情问我们，我和邹某也指导过黎完善资料。黎某甲收集好项目方案与村民的集中育秧买卖秧苗的协议、发放秧苗的签领表等，这些资料我看过。之后的拨款环节是领导和财会去做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该项目没有组织验收，因为项目确定给黎某甲做的时候已经超过了早造育秧期。
（4）证人梁某的证言（2012年农业局计财股股长）：2012年那湖村委会向农业局申领集中育秧项目款项，我局作为主管部门进行审核通过后，就将资料交给县财政局进行审批及拨款。当年11月份财政局就集中育秧项目4万元的款项拨到溪头镇那湖村委会后几天，事前局长许某甲打电话给我说等一下黎某甲会拿钱过来，印象中是说2万元，叫我收下放到小金库。后黎某甲拿钱到计财股办公室，当时我和出纳韩某在场，黎某甲交来2万元现金。我当时没有出具收据等相关手续给黎某甲。我局小金库的钱一般是存入韩某个人邮政账户的，反正这钱是入了我局小金库的数额，至于是存进韩某邮政账户还是拿去给领导买单，我记不清楚了。
（5）证人韩某的证言（2012年农业局计财股出纳）：许某甲刚到农业局当局长那一年的下半年，黎某甲到我办公室交2万元现金，当时梁某也在办公室，收下那2万元后，梁某叫我将钱入小金库的数，一是存进我名下邮政储蓄或者农行的局小金库账户，一是当即拿出支出使用了，我记不清。许某甲没有直接吩咐我，收钱入小金库都是许某甲直接吩咐梁某。这次应该是许某甲事前吩咐过梁某，梁某才叫我将这2万元放入小金库。
（6）证人许某甲的证言：我单位小钱柜其中一部分收入是公司、企业经农业局申请项目经费成功领取后，返还的工作经费。小钱柜大多数开支由我局班子会议决定，每笔开支都要经过我口头同意。我经手要用小钱柜的钱，就叫梁某去韩某处拿，如果其他人员需要从小钱柜拿钱，都要经过我同意。
（7）证人黎某辛的证言（那湖村委会报账员）：大约在2008年，黎某甲牵头成立惠民五彩薯合作社，还把我和黎某乙、谭某乙等村干部以及各村长拉进来凑人手成立合作社，黎某甲自当董事长。实际这个合作社是黎某甲个人的，他是老板，社员是帮忙做工，按劳动工资领取工资。黎某甲叫我当合作社的会计，由于数目比较乱，我不敢当，只是保管票据，没做账。2012年7、8月份，黎某甲对我说他向农业局争取了一个集中育秧的项目，我是负责给合作社数据的，所以黎就叫我做了一些书面资料。当时黎某甲叫我填写集中育秧秧苗发放登记表，我记得他给了农户名称和面积的资料我，叫我在表上填写农户名称和面积，实际上村民并无领取到相应的秧苗。我填好登记表就将资料交给黎某甲，该表的签名电话号码是黎某甲或者其他人填写的。我村委会田地1000亩左右，早造种水稻面积比较少，估计200-300亩。每年情况差不多。黎某甲承包土地种田也会有育秧，村民不够用会问他要一些来用，但这与集中育秧项目是两回事。2012年下半年集中育秧4万元资金拨下来，黎某甲叫我将资金取出来，然后将钱交给他。2014年2、3月份，黎某甲离任时，在村委会和新书记黎某乙做交接，我和谭某乙在场，黎某甲拿出一个本子说村委会买番薯还欠他18000多元，当时我和黎某乙认可这笔钱，但之前黎某甲的儿子黎某庚租村委会农工部卖番薯还欠一年铺租，所以村委会同意黎某甲兑一年1.5万元的铺租，村委会还欠他3000多元转接新一年的铺租，之后黎某甲的18000多元的番薯钱也开票报账入村委会账了。
（8）证人谭某乙的证言（那湖村委会妇联会主任）：那湖村委会全部田地加上来一共有800多亩。早造很少人种田，整个村委会只有三分之一的田地在使用种水稻。那湖惠民五彩薯专业合作社应该成立有七八年，法人和董事长是那湖村委会原书记兼主任黎某甲，由黎某甲负责合作社的日常管理工作，村委会会计黎某辛任会计，村委会原治保主任黎某乙和我是社员。那湖惠民五彩薯专业合作社共有100多亩地，我听说合作社买过水稻育秧软盘，但不清楚买多少。一亩田大概需要60个软盘，一个软盘6-8角钱，100亩花费不到5000元。我不清楚合作社有没发过该软盘给村民，我家人没有领取过，很多村民都是自己买软盘回来育种的。我没有从合作社领取过秧苗，我听说合作社发过秧苗给村民，但都是黎某甲自己发给和他关系比较好的几个人。2012年年底国家财政拨了“育秧补贴”款给黎某甲的合作社，至于黎某甲是如何操领款、领款数额及款项去向等事项，我不清楚。黎某甲在任期间村委会有向黎某庚的五彩薯销售点购买五彩薯，一般是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结算，黎某甲多数都是拿发票回来村委会兑数。黎某甲离任时拿一些发票回来说是他为村委会预支的钱，至于是不是向黎某庚购买五彩薯的钱，我就不清楚。
（9）证人黎某乙（2012年那湖村委会副主任，2014年任那湖村委会主任兼书记）的证言：那湖惠民五彩薯专业合作社共大概有120亩田，种水稻时是用“打仔”（育秧盆）育秧，这些“打仔”可以重复使用很多年，价格刚开始是3-4角一张，这一两年6-7角一张，一亩水稻要60张左右。我不清楚合作社有否发“打仔”给村民，我家没有领取到育秧的“打仔”，合作社没有给过秧苗村民，我也没有领取过。我在合作社秧苗签领表签过名，当时是黎某甲拿给我签的，他是领导，叫我签名我就签了，实际上我没有领取到“打仔”或秧苗。另外黎某甲也拿该表给其他村民签名。2014年2月份，黎某甲和我交接前后，黎某甲说之前当书记经手买五彩薯还有15000元没给黎某庚，黎某甲拿一个本子给村委会干部看，他们准备和他结数，黎某甲又拿出一些票子说还要给多一些钱他，后达成一致，给黎某甲18300元。后黎某辛是如何给钱或者折抵承包费，我不清楚。
（10）证人黎某丙（那湖村委会二队村长）的证言：那湖村委会全部田加起来一共有800多亩，早造水稻全村委会大约就种200亩水稻。村民都是自己育秧。村委会或者合作社没有集中育秧。早几年听说有国家补贴，黎某甲下了大约1500-1600个“打仔”（育秧软盘），大概一共能种不到30亩田。黎某甲没发过秧苗或“打仔”给村民。
（11）证人黎某丁（那湖村委会四队村长）的证言：那湖村委会一共有800多亩田，大概耕种率是八成。那湖惠民五彩薯专业合作社成立大概七八年，黎某甲书记是社长，他叫我和黎观成、黎成进、黎家党等人签名当社员，但我没参与具体运营。该合作社主要种马铃薯为主，同时还有玉米、番薯、水稻等农作物，水稻一年耕种100亩左右。该合作社应该买过“打仔”，但不多，一亩田需要60个左右，一个6-7角。我从来没在合作社领取过育秧软盘。他们村委会绝大多数的农户都是自己育苗的，我也是自己育苗，我从没在合作社领取过水稻秧苗。我听说那湖村委会门口织溪公路边几丘农田的农户向合作社领取过免费的秧苗。
（12）证人吴某（那湖村委会东坡村村长）的证言：那湖村委会早造种水稻的情况都比较少。村民都是自己各自育秧。村委会或者合作社没有集中育秧。我村没有人从村委会或者合作社处拿过水稻秧苗或者育秧软盘。合作社是村委会干部成立的，黎某甲是合作社的头，其他村委会干部是合作社管理人员，各村村长等人是合作社的成员，都是黎某甲叫大家加入。大家加入没有任何好处，等于合作社是黎某甲自己一样的。
（13）证人黎某戊（那湖村委会一队村长）的证言，与吴某证言基本一致。
（14）证人黎某己（那湖村委会治保主任）的证言：我是自己留谷种育秧，没有在村委会或者合作社拿过水稻秧苗或者育秧软盘。
（15）证人黎某庚的证言：我父亲黎某甲是那湖五彩薯合作社做头的，村委会干部都是合作社的管理人员，还有一些村民也有参加。村民或合作社将种出来的五彩薯卖给我的五彩薯收购点。村委会很少来我的五彩薯收购点买五彩薯，由于村委会买五彩薯的数量很少，所以没有欠数。我的收购点和村委会没有其他交易，合作社卖五彩薯给我，我没有卖五彩薯给合作社。自七八年前我与父亲分家后，我父亲没有给过我超过一万元。我家育秧是自己留种育的。
（16）证人杨某（阳西县丰源有机农作物种植合作社老板）的证言：2012年，我合作社给那湖惠民五彩薯专业合作社虚开过发票，实际上没有买卖发生的。经我辨认，发票号码为“07000039、07000040、07000038、07000037、07000036”五张发票都是我虚开的，每张项目是“水稻育秧软盘”，共开了40000元。当时是一个男子打电话联系其的，还叫其按发票内容配一张送货单。其收了1.5%的费用。
2、被告人黎某甲的供述与辩解：2012年县农业和水务局安排那湖惠民五彩薯合作社搞早造集中育秧项目，有4万元的资金补助，其中2万元倒回给县农业和水务局。大概是2012年中，县农业和税务局的何某副局长刚开始分管种植业股，邹某是种植业股股长。某天，在种植业股办公室，我和何某、邹某在场，何某（或者邹某）说：“现在有个早造软盘育杂优秧的项目，许某甲局长问你有没有兴趣做？”我就讲我村委会的田地最多只能种1000亩田。何某听到后说这个项目是补贴购买育秧软盘的，育秧之后可以卖给农户，他就说按照上级机关下发的文件要求给1000亩的资金4万元给我村五彩薯专业合作社，等补贴资金到位要倒回50%给县农业和水务局当工作资金。我当场同意何局的意见，就问他们如何提交准备资料，何某（或者邹某）就说，要制作好合作社和社员购销秧苗的协议、购买育秧软盘的发票以及发放秧苗给农户的登记表等，还吩咐我做的资料数据要做到1000亩补贴资金才会顺利下拨，资料数据要加盖村委会和合作社的印章。2012年实际上是没有实施该集中育秧项目，因为何某和邹某跟我说起要将集中育秧项目给他们合作社做的时候，已经过了早造育秧期，所以也不可能按照集中育秧项目的文件要求去搞集中育秧。但是我个人和合作社集体也育了3-4亩的秧苗，按照100亩的水稻面积集中用软盘育秧，当年早造种了100亩左右的水稻。这个问题我之前向你们交代清楚了。我问过何某和邹某，按照他们的指导将合作社社员、村民等田亩数抄好，交给会计黎某辛填写好集中育秧发放登记表，然后拿到溪头镇的电脑店叫人做好2012年早造集中育秧台账和2012年早造集中育秧情况公示表打印出来，还盖了合作社的印章和村委会印章，另外叫人打印育秧协议书，我和一些村长等人冒签了一些村民的签名。购买育秧软盘的发票是许某甲叫我联系找儒洞的陈站长虚开的，也叫陈站长开具了育秧软盘的送货单一并交给我。县农业和水务局人员当时叫我准备资料时说要加盖村委会的印章，意思也是说要村委会进行核实。我当时就是村委会的书记，是否进行核实也是我自己决定的，印章就在村委会办公室抽屉里，我自己拿印章盖上去的。2012年下半年，何某打电话催其去查补贴资金到账没有，我第二天就和黎某辛去溪头农信社查五彩薯专业合作社账户，并提取了4万元出来，然后我拿2万元现金到县农业和水务局财会股交给梁某股长，钱都是百元面额的，当时财会的女出纳是否在场我忘记了。当时叫儒洞陈站长开发票，给了他2000元的税票钱，剩余的18000元用于支付那湖五彩薯专业合作社在我儿子黎某庚处购买的番薯款。
3、书证
（1）下达的通知、申请补助资金的审批表、发票、送货单、集中育秧台账、公示表、购买秧苗名册表、集中育秧秧苗发放登记表等材料，证实2012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补助资金专项用于早稻集中育秧技术补助所需支出，阳西县溪头镇那湖惠民五彩薯专业合作社补助了4万元该专项资金。
（2）黎某甲提供的笔记本复印件，证实黎某甲自己记录在2012年11月21日取软盘育秧费中的20000元上交给县农业局财会梁某。
（二）2012年下半年，被告人黎某甲与阳西县农业和水务局许某甲、何某等人合谋，由黎某甲的那湖惠民五彩薯专业合作社实施阳江市2012年冬种农业发展专项资金（10万元）种植共计1000亩马铃薯、五彩薯、玉米的项目，以骗取该专项资金10万元，约定将骗取部分款项交给阳西县农业和水务局小金库使用。按照该项目文件的规定，该项目是整体项目，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要达到1000亩才符合下拨资金的条件，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那湖惠民五彩薯专业合作社种植农作物的面积不足1000亩，是不符合文件要求的，何某等人利用职务之便与黎某甲共同虚构该项目种植面积达到1000亩，共同骗取了2012年冬种农业发展专项资金10万元。骗得10万元后，被告人黎某甲将其中4万元交给阳西县农业和水务局财会梁某、韩某放到该局小金库使用。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证人证言
（1）证人何某的证言：2012年底上级部门下发文件规定，对冬种项目进行扶持补贴，当时许某甲对我说确定这个项目给黎某甲的那湖五彩薯专业合作社来做，补贴资金是10万元，种植面积是1200亩，到时资金拔下之后黎某甲会给项目资金的50%回局里，许某甲让我和邹某帮黎某甲搞好这个项目。因为许某甲安排好该项目给黎某甲，我本人没有联系黎某甲，但具体业务邹某应该有联系黎某甲。针对黎某甲该冬种项目我局的业务人员有时会下乡检查的，我有时也会去，黎某甲的合作社种植的农作物有马铃薯、五彩薯、玉米，知道黎的种植面积是不足1200亩的。2013年初某天下午，我带领邹某、叶某、县财政局农业股的林献策股长到黎某甲的冬种项目现场进行验收，黎某甲在现场介绍项目的农作物种类等情况，我们也目测了一下种植面积及检查了一些作物的生产情况，我当时发现合作社的种植面积就几百亩，与文件要求的种植面积肯定不够，但许某甲之前已经说确定给黎某甲做，并且又收钱回局里当资金，不敢得罪许某甲，我们就当天验收通过并且在相关验收文件签名。大概是验收通过后不久，许某甲叫我问黎某甲该补贴款是否下拔到账，黎某甲反映收成不好，要求给局4万元，后来许某甲让我叫黎某甲给4万元回局里就行了。第二天黎某甲带4万元交回农业局的财会处，至于后续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2）证人邹某的证言：2012年的冬种示范项目资金共计20万元，当时溪头那湖五彩薯合作社的黎某甲申请了项目资金10万元。许某甲对我、何某提起过，说要在黎某甲和林华兴做的冬种项目拿一些回扣钱回局。之后何某也和我提起说，黎某甲做的冬种项目，到时会给项目资金50%的回扣钱给局。我内心是有些担心的，因为国家项目补贴，领导又要问人家拿回扣，肯定是不应该的，而且我知道人家给了回扣钱，项目肯定面积等等是不会达标的，但领导既然有交代，作为下属也没有办法。我尽能力指导他们办好示范点。我也曾参加何某带队到项目点验收，当时除了我、何某，还有梁某、叶某以及财政局的几个工作人员。大家去到黎某甲的项目现场核查，黎某甲就说有几个种植点，种有马铃薯、五彩薯、玉米这几种农作物，黎某甲远远指着说这里种什么那里种什么的，当时他们只是看了一下，没有具体度量，但可以目测发现面积是不足的，他们逗留了不到半个小时，何某当时没有意见，他们几个人就在验收表上签名了。
（3）证人叶某的证言：2012年冬种项目是在2012年10月份左右开始实施的。我记得该项目给黎某甲的补贴资金额度是10万元。项目实施过程中，黎某甲也拿过一些申报材料给他们种植业股审核过。之后大约在2013年春节之后，何某副局长带队，邹某和我以及财政局林献策等人去到那湖村现场验收。在现场时，黎某甲就指引说这片是种植马铃薯、那片是种玉米、五彩薯之类的，但他们没有具体丈量。我目测种植面积是不够文件方案要求的，但何某当时没什么意见，然后大家都在验收报告上签名，后大家都上车。
（4）证人梁某的证言：黎某甲在2012年做冬种项目时候，给了4万元钱回来给农业局。2013年春节之前，许某甲局长打电话给我，说黎某甲现在做的10万元补贴资金的冬种项目，叫我帮忙完善手续做好报账工作，当时我就心想，因为之前黎某甲做集中育秧项目给了回扣钱回局，这次许某甲又亲自打电话指示我，这么关心（项目），所以我推测应该一样会有回扣给局的。既然领导吩咐了，我就按许局的吩咐去做，帮黎某甲看了报账的申报资料，该签名的也签了名。在2013年春节后上班的一天，许某甲打电话给我说，黎某甲会拿4万元钱给局，叫我收好。之后黎某甲就来到农业局财会股办公室，当时除了我，印象中韩某也在场，黎某甲就交来4万元的现金。当时黎某甲也只是说了一句“许局叫我拿（钱）来给你”。收下这4万元钱后，我（或者韩某）就给许某甲打电话汇报说黎某甲交来了4万元的事情。许某甲就吩咐如何处理这4万元钱。这笔钱没有入单位的正账，是按小金库的方式处理。要么就是许某甲叫拿这钱直接去哪里结算，要么是拿这钱交给许某甲，要么就是给韩某保管，具体是怎样我记不清了。
（5）证人黎某辛的证言：2012年冬种，我合作社种了马铃薯、五彩薯和玉米，马铃薯做得比较多，做了100亩多一些，还有黎观润、黎家旋、黎某庚等几个村民种植了总共20-30亩的马铃薯；合作社种了10亩左右五彩薯，其他村民加起来估计差不多100亩；合作社玉米种植不超过10亩，其他村民合起来不超过10亩。
（6）证人谭某甲的证言：合作社只种植番薯、马铃薯、玉米等作物，共有田地100多亩。我听黎某甲讲过该合作社每年都会种植几十亩马铃薯，也有领取过国家补贴款。
（7）证人许某乙（农业局种植业股股长）的证言：近几年来局里每年都会进行冬种项目，该项目资金是一种扶持补贴性质，鼓励和支持农户进行冬种。冬种项目作为一种农业生产性的项目，是种植业股负责具体监督实施的。首先农业局收到相关文件后公示，有兴趣的农户或者合作社就到农业局种植业股进行申请报名，填写申报书项目实施方案，然后局里会到现场查看，进行资格审核，包括对种植种类、水源条件和种植面积等，而且种植面积现在我们还要看他们的土地承包合同，如果符合要求就在农户或者合作社的申报书上加意见层报给上级有关单位。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种植业股会多次到项目基地实地查看监督，如果达不到面积会叫农户增加种植面积也会给他们技术指导等。之后就有个报账和验收的程序，报账就是农户或者合作社书面的资料，包括票据以及之前的土地承包合同、实施方案等等，种植业股也会审查资料，主要是审核面积是否达标，资金使用范围是否符合文件精神要求。之后就是验收。农业局种植业股、主管副局长、财会股工作人员会参与验收，财政局农业股的工作人员也会参与，分管种植业的副局长带队，到项目现场，现场测量面积是否按照文件、实施方案的要求，并现场拍照片。如果面积达标，验收合格，由各位验收人员在验收表上签名，实施方也要在验收表上签名，以确认验收结果。冬种项目是一个整体项目，之前申报是有个实施方案的，如果在验收过程中发现农户的种植面积达不到文件、实施方案的要求，就是不及格，验收通不过的。他们的操作方式是在验收表上写明农户具体的种植面积，最终将验收成果进行公示，不能拨付项目资金给该农户。
（8）证人林某（财政局农业股股长）的证言：近几年来我们股室都会经手处理一些冬种项目的财政补贴，该项目资金是一种扶持补贴性质。基本每年市财政局、农业局都联合下拨资金补贴冬种项目，农户向农业局提交申请书，由他们两个部门共同审核初步资料，然后将符合条件的农户资料提交给市财政局、农业局，最后经过市财政局、农业局联合发文，文件初步确定了补贴对象，计划将具体的资金补贴到不同县区的农户或者合作社。在文件下发之后，具体该项目的实施都是由主管的农业局负责到现场监督和验收的，他们财政局农业股负责书面审核材料，审核农户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否符合文件要求的用途、补助标准、资金去向等。县农业局通过验收后，就将相关的报账材料移交其农业股，由他们进行书面材料的审核，如果农户的申请材料不符合文件的话，他们是不会通过审核拨款的。那湖五彩薯专业合作社2012年冬种项目当时通过验收拨款了10万元给这个合作社。冬种项目是事先备案的，上面发文定下来项目面积和资金使用方向，具有整体性，不能拆分的，如果发现农户的种植面积达不到文件要求，就是验收不合格的，不会同意拨付财政资金。
2、被告人黎某甲的供述与辩解：2012年，县农业和水务局让那湖惠民五彩薯合作社开展冬种项目，专项补贴资金有10万元，补贴资金的4万元倒回给县农业和水务局。2012年下半年，我去到县农业和水务局，何某和邹某在场，何某说有个冬种项目，其中的10万元扶持补贴资金打算给我合作社做，文件要求种植1000亩左右的农作物，主要鼓励农户冬种马铃薯，问我想不想做，做的话要在补贴资金到位时倒回50%给农业局，当时我同意了，也讲我们合作社准备种植马铃薯、五彩薯、玉米这三种冬种农作物。我问何某和邹某需要准备哪些材料，他们当时说要准备农户签领表及发票等资料，并且种植面积要做到文件要求的1000亩田才能顺利申请补贴款。我合作社在2012年冬种期间大概种了总共400亩左右的马铃薯、五彩薯、玉米，其中马铃薯种植差不多200亩，五彩薯100亩左右，玉米几十亩，其他村民种植的不多，也就100亩左右。当时也买了种子、肥料等材料，但实际种植面积肯定达不到1000亩，1000亩是为了申请项目资金而夸大了的，在签领表上虚构分摊给了每个农户。县农业和水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时会下到冬种项目现场检查，也会提供技术指导。2013年初，县农业和水务局的何某在带着五六个工作人员下来，我带着他们到种植马铃薯、五彩薯、玉米的田地看了看，他们没有具体度量，但也看得出我社的农作物种植面积是400亩左右。我当时每人送了一个利是给验收人员，大概一个利是500元左右。后来他们就回去了，最终验收成功。2013年初，何某打电话问我2012年的冬种补贴资金到账了没有，我说2012年冬种项目效益不佳，他就叫我取出4万元交给局财会股的梁某股长。我和黎某辛一起到溪头镇农信社取出了4万元，然后我当天把拿到的4万元交给县农业局的梁某，钱都是一百元面额，用报纸包住。补贴资金剩下的6万元用于五彩薯合作社的日常运作，主要购买种子、肥料等材料了，具体是其和黎某辛经手使用的。
3、书证。下达2012年市级冬季农业发展资金的通知、安排表、申请资金的审批表、支农专项资金报账制实地核查表、种子买卖合同、签领表、实施方案等材料，证实2012年冬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阳西县溪头镇那湖惠民五彩薯专业合作社补助了1000亩共10万元该专项资金。
（三）被告人黎某甲担任溪头镇那湖村委会书记兼主任期间，在协助政府发放种粮补贴时，于2007年召集7位村长及村委会干部开会，经黎某甲提议及决定同意，后利用职务之便，在每位村长的名下每年虚报增大10亩农田申请国家种粮补贴，补贴款由政府财政部门下拨到各村长名下的账户，自2007年至2013年共骗取了国家种粮补贴款33775元。案发后，黎某戊、黎某丙、黎某丁、吴某各退6000元、8000元、4500元、10000元（共28500元）种粮直补款到阳西县纪委。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证人证言
（1）证人黎某辛的证言：2007年的一天晚上，黎某甲书记召集黎某戊、黎某丙、黎某丁、黎某壬、黎家旋、吴某、黎胜腾等各村村长以及村干部开会，黎某甲在会上讲，以后每位村长加大10亩种粮亩数领取国家种粮补贴作为村长工资，当时大家没有什么意见。2007年需要上报种田亩数时，黎胜腾叫我在每位村长报上的种田亩数的基础上，再增大10亩面积，由我做好表，交给黎某甲审批签好名，加村委会公章后上交，每年都是这样。每年给这些村长在“粮食直补”、“综合直补”和“良种补贴”这些项目上都统一增大10亩，一位村长一年总数至少可以多领到六七百元。因每年补贴标准补贴，具体以财政所核算为准。种粮补贴是当年报，第二年才有得领，所以2007年报数，2008年才有得领。这些村长是从2008年开始领钱，我到2013年都还有帮这些村长报大10亩，所以他们2014年都还有领钱。
（2）证人谭某乙的证言：大概在种粮植保开始发放的第二年，黎某甲召集村委会干部开会，说没钱给7位村长发工资，就提议在每个村长名下每年虚报10亩田地申请种粮补贴，骗取的补贴钱当工作发给村长。当时黎某甲是书记兼主任，他说什么其他人都同意，然后他吩咐黎某辛做表虚报国家种粮补贴，各位村长一直虚报领取种粮补贴到2014年。
（3）证人黎某乙的证言：我家一直种田，但种得不多。我领取过种粮补贴。按国家规定种多少田才拿多少种粮补贴，但实际上没种也有种粮补贴拿，但这是违法的。我知道各自然村村长种田亩数有报大数。各村干部和各村长实际上有领到报大种田亩数的种粮补贴。几年来我虚报了1983元种粮补贴。我将该款用作生活费使用。2010年，黎某辛在那湖村委会给过我1000元补助，说是将报大农户田亩数的种粮补贴款收回来，作为电话费补助1000元。黎添计是我村负责清理公厕卫生的。除了我本人种田领取的种粮补贴外，黎某甲书记还给黎添计报大种粮补贴亩数作为清理公厕卫生的人工费。报大黎添计的种粮亩数没有经过会议决定，黎某甲决定后才说的。
（4）证人黎某丙的证言：2007年一天晚上，黎某甲召集各村村长、村干部开会。在会上，黎某甲讲大队无钱发工资，给各村长10亩种田的种粮补贴一年做报酬。当时各位村长都没意见。每年的10亩种粮补贴是黎某甲书记帮我们报的，填数是黎某辛帮我填上去报的。从2007年开始至2013年，我好像拿700元左右一年虚报的10亩种粮补贴，具体按财政发放表计算。
（5）证人黎某丁、吴某、黎某戊、黎某庚（那湖村委会六队村长）、黎某壬（那湖村委会五队村长）的证言，与黎某丙的证言基本一致。
2、被告人黎某甲的供述与辩解：大概是2007年上半年，我任村委会书记，在村委会办公室召集村干部和7位村长开会，其中村干部有黎某辛、黎某乙、谭某甲，7位村长是吴某、黎某戊、黎某丙、黎胜腾、黎某丁、黎斌和黎家旋。我讲7位村长没有工资发放，想在每年早、晚造分别在每位村长的名下多报5亩的种粮补贴，即一年报多10亩种粮补贴，所得的种粮补贴款当作工资发给各位村长。因为当时我是村委会书记，我发表的意见他们一般都不会否定，而且这也是为各位村长谋福利，所以在会的人员都同意我的提议，最终我决定在7位村长的名下每年虚报多报10亩种粮补贴当做他们的工资使用。在每次上报种粮补贴申领资料时，我都会吩咐会计黎某辛按照之前的决定，早晚造各多报7位村长5亩的种粮补贴，由黎某辛做好相关表格数据，我签名审批并加盖村委会印章，再由黎某辛将所需资料上报到财政所等部门。一直到2013年都还有多报早晚造的种粮补贴，每年都是每人多报10亩。一般当年上报申领的种粮补贴，要等到次年才有补贴款下拨到村长个人银行账户，由村长自己支配使用。
3、书证
（1）2007年-2013年那湖村委会种粮等补贴签领表、清单材料：该村委会种粮补贴标准是：2007年种粮大户每亩25元、综合直补每亩19元；2008年种粮直补每亩7元、综合直补每亩49.5元；2009年综合直补每亩49元、种粮直补每亩7元；2010年综合直补每亩49元、种粮直补每亩7元；2011年种粮直补每亩7元、综合直补每亩56元、农作物粮种补贴每亩15元；2012年粮食直补每亩7元、综合直补每亩57元、新增农资综合直补每亩17元、中央财政农作物每亩15元；2013年水稻良种补贴每亩15元、粮食补贴每亩7元、综合补贴每亩74元。该村委会黎某戊、黎某丙、黎某丁、黎某壬、黎家旋、吴某、黎胜腾上述的补贴都有拿到。
本案其他证据：
（1）立案决定书，证实本案的立案情况。
（2）到案经过，证实2015年3月18日，黎某甲被带到我院接受调查，同月24日，本院电话通知黎某甲到本院接受调查，并于同日立案侦查。
（3）主要简历，证实黎某甲2000年5月至2014年1月任溪头镇那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4）户籍证明，证实黎某甲是在1948年11月24日出生，犯罪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5）情况说明，证实本院反贪局出具说明，本案中涉及的县农业局的许某甲、何某等人另案处理。
（6）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证实阳西县溪头镇那湖惠民五彩薯专业合作社的性质。
（7）广东省没收财物收据四张，证实黎某戊、黎某丙、黎某丁、吴某各退6000元、8000元、4500元、10000元（共28500元）种粮直补款到阳西县纪委。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黎某甲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之便，以及其作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骗取国家资金173775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黎某甲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鉴于被告人黎某甲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第（七）项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黎某甲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三万元。二、继续追缴违法所得173775元上缴国库（已退缴赃款28500元从中扣减）。
上诉人黎某甲上诉提出：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在认定上诉人黎某甲骗领2012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补助资金4万元及2012年冬种农业发展专项资金10万元事实中，上诉人黎某甲的行为是在阳西县农业和水务局的授意下进行的，上诉人黎某甲不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故意，故不构成贪污罪；在2007年至2013年骗取国家种粮补贴款事实中上诉人黎某甲的行为依法应认定为私分国有资产罪，而不是构成贪污罪。2、一审遗漏本案其他犯罪嫌疑人，属程序违法。本案在认定是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并没有将其他犯罪嫌疑人许某甲、何某、邹某作为共案犯一并审理，属于程序违法。3、一审法院在本案第一、二宗指控犯罪事实中将上诉人定性为主犯，却在未处理其他同案犯的情形下以贪污罪对上诉人判决刑罚，明显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辩护人周庆强律师的辩护意见：1、检察机关违反程序，一是对黎某甲威逼利诱，违规取证；二是对涉案的其他犯罪嫌疑人分案起诉。2、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是在其他嫌疑人未归案时，就认定上诉人为主犯，不具有客观性；二是对非法证据熟视无睹，在未让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进行错误判决。3、在第一、二项的指控中，上诉人黎某甲不具有《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的身份，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黎某甲为国家工作人员，属于认定主体错误，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在第三项指控中，一审法院认定黎某甲贪污了33775元，但以同时认定五名村长退赃28500元的事实成立，据此可酌情对上诉人从轻处罚，这明显是将村长们私分国有资产行为由上诉人以贪污罪去承担后果。
辩护人曾仕记律师的辩护意见：1、一审判决据以对被告人黎某甲定罪量刑的一个重要事实即许某甲、何某、邹某等人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否也是以同一犯罪行为以贪污罪的罪名被追究刑事责任，具体情况如何，一审没有查清，也没有任何证据反映，而仅有起诉书注明另案处理。2、一审判决认定黎某甲贪污2012年冬种农业发展专项资金10万元事实没有查清，对于黎某甲是先报合作社冬种1000亩给阳西农业局，阳西农业局再上报阳西财政局，还是阳西农业局自己擅自先报合作社冬种1000亩后，在阳江市财政局的文件下发之后，再让黎某甲按冬种1000亩准备资料？对于这一时间节点查清与否，则涉及到黎某甲对这十万元的主观故意及情节问题的判断。3、合作社属集体性质这一事实应当确认。4、黎某甲主体上不符合独产构成贪污罪的主体要求，没有贪污的主观故意，故黎某甲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综上，一审认定黎某甲构成贪污罪的事实不清，就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黎某甲构成贪污罪。
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上诉人黎某甲犯贪污罪的事实清楚，据以定罪的证据来源合法且均经一审庭审当庭宣读、出示、质证和认证，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均予确认。
对上诉人黎某甲及其辩护人的上诉、辩护意见，经查综合评断如下：
1、本案中，上诉人黎某甲利用职务便利骗取国家资金的三起事实，已经由检察机关侦查清楚并依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根据已查清的事实和证据，对原审被告人黎某甲依法作出判决，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不违反法定程序。
2、阳西县溪头镇那湖惠民五彩薯专业合作社的性质问题。本案现有证据显示该合作社为上诉人黎某甲个人登记设立，合作社没有建立健全的账册，也没有会计、出纳，合作社章程里面的其他成员实质没有出资，也没有分享合作社盈余。故阳西县溪头镇那湖惠民五彩薯专业合作社的工商登记性质虽为集体经济组织，表面是集体所有，但实质为上诉人黎某甲个人所有。
3、在骗领2012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补助资金4万元及2012年冬种农业发展专项资金10万元事实中，上诉人黎某甲明知阳西县溪头镇那湖惠民五彩薯专业合作社不符合相关文件规定的补助及专项资金的条件，仍与阳西县农业和水务局的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虚构事实，其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亦实施了虚构事实的行为，并成功骗取到2012年度的补助及专项资金共14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共犯论处。”，故上诉人黎某甲的该行为构成贪污罪。
4、在2007年至2013年骗取国家种粮补贴款的事实中，上诉人黎某甲明知种粮补贴款是国家用于农业补助的资金，要符合条件的农户才能上报领取，但上诉人黎某甲仍利用阳西县溪头镇那湖村委会书记兼主任的职务便利，以虚报农田亩数的方法伙同他人共同骗取国家种粮补贴款3377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第（七）项的规定，该行为中上诉人黎某甲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主体身份为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构成贪污。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行为。上诉人黎某甲在村委会干部会上提议及决定同意在七','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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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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