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1民终87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景桐，男，汉族，1995年3月1日出生，住长春市南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菁，系辽宁圣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明礼，男，汉族，1979年3月28日出生，住辽宁省新民市。
上诉人刘景桐与被上诉人王明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民市人民法院（2017）辽0181民初5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景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本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错误。1、上诉人从未自称自己的名字叫“刘桐”，上诉人没有曾用名，户口本上未显示上诉人有曾用名。一审认定上诉人自称名字“刘桐”无事实依据。2、一审以几年前拉鱼的事推定诉求的这三次拉鱼与上诉人有关，明显错误。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诉求的这三次拉鱼与上诉人本人有关。3、通过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本人要过货款。上诉人本人也从未向被上诉人汇过款。而是他人向被上诉人付鱼款。4、上诉人的车证抵押给被上诉人根本不是上诉人本人所为，退一步讲，抵押行为更好地佐证上诉人是抵押人的身份，而不是债务人的身份。一审以车证抵押作为认定买卖关系存在的依据错误。二、一审认定上诉人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与事实不符，且违反法律规定。1、上诉人没有进行诉求的三次购鱼，交易付款均发生在被告人与案外人之间，所以，上诉人不是买方。2、一审已认定是两个家庭之间买卖，而上诉人一方的家庭是以上诉人的父亲登记注册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应依法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一审以上诉人个人为诉讼主体明显违反《民诉法解释》的规定。三、被上诉人无有效证据证明，从被上诉人处最后三次购鱼是上诉人本人所为，更无证据显示欠鱼款数额的成立。1、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从未承认诉求的三次购鱼是其本人从被上诉人处购鱼，这三次购鱼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无证据显示是上诉人购鱼。2、被上诉人所述的拉鱼时间、欠鱼款数额完全是其自行汇制，单价、数量均无法考证，其单方手汇记账单据没有上诉人家庭成员的签字，在无任何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具有证明力。一审给予推定认定，明显主观臆断。4、被上诉人单方手汇账单、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明显体现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母亲之间的业务往来，与上诉人本人无关。四、一审对已付款事实未认定明显错误。上诉人已付款32020元，一审未予认定错误。
王明礼辩称，鱼是刘景桐拉走的，我就管刘景桐要钱。刘景桐和他妈妈共同经营的买卖，每次都是刘景桐的妈妈打款。所以我应该跟刘景桐要钱。装了很多次鱼，但是最后三次没有给钱。共欠款68740元。
王明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景桐给付鱼款6874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明礼家在辽宁省新民市前当堡镇鲜鱼批发市场做批发河鱼的买卖，被告刘景桐家以其父刘永胜的名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农贸水产大市场A-6号A-7号开了家“沃隆淡水活鱼批发行”，被告刘景桐几年前就在王明礼家进鱼，双方有河鱼买卖交往多年，每次被告家在原告家进鱼时，首先要看鱼的货色，然后议好价格，原告按照被告要求的鱼的种类和数量给被告家的拉鱼车装鱼，每筐鱼称重时由双方都看称，并由原告单方记上每称斤数账单，鱼称完之后，原告按照被告多年自称的名字“刘桐”在账单下面标有刘桐欠的字样，而后被告将鱼拉走，日后双方再进行结算。被告家赊购原告家的鱼为保证被告能够将赊欠的鱼款给付的诚意，被告将其名下自家拉鱼车手续抵押在原告处。2017年10月19日被告从原告处拉5432斤鲜鱼，每斤4.6元，合款24980元，2017年10月29日拉鱼4306斤，每斤4.7元，合款20240元，2017年11月8日拉鱼5005斤，每斤4.7元，合款23520元。2017年11月16日被告母亲吴丽杰给原告妻子高威汇款26550元，2017年11月20日、21日高威用微信跟吴丽杰沟通让其打钱，并将三次拉鱼日期及所欠的金额记账明细（10月19日24980、10月29日20240、11月8日23520）给对方发去，吴丽杰回复“我知道了，我在超市这里，看今天能不能给我”“我尽快给你汇过去，我这都不好意思了”。2017年12月5日高威给吴丽杰打电话催款，要求被告给付所欠的68740元未果。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刘景桐是否具备主体资格问题，被告刘景桐在原告家赊购河鱼时自称“刘桐”。而刘景桐的母亲所用微信名称为“沃隆水产刘同家”，刘景桐自称姓名与其母亲标有的“刘同”名称相吻合，微信沃隆水产的名称与被告家所开的鱼类批发门店所用名称也相吻合，原告有理由相信跟自己做买卖的人就是“刘桐”是符合情理的。被告庭审时承认在原告家购买过河鱼的事实，同时从被告提供的其母亲吴丽杰给原告妻子高威汇款交易记录及被告将其名下的机动车手续抵押给原告的事实，可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在原告家赊购河鱼自称“刘桐”为表示诚信将自己车辆手续抵押给原告，而车手续登记的所有人为刘景桐，可见自称刘桐的真实名为刘景桐。再从原告提供的高威与被告母亲吴丽杰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电话录音，应认定原、被告之间的河鱼买卖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买卖，被告是其家庭成员之一，被告也承认从原告处拉过鱼，且被告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被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故原告以被告刘景桐为诉讼主体要求其给付鱼款应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主张其不具有主体资格的依据不足，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刘景桐是否从原告处购鱼及所欠鱼款的数额问题，被告在庭审时承认后三次从原告处购鱼的事实，只是对所欠数额与原告主张的不一致，可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且被告欠原告鱼款，原告为证明被告所欠鱼款的数额，提供了被告三次拉鱼单方记账凭证，总金额为68740元。被告虽对原告自记账单有异议，但对原告账单中记载的第一次拉鱼时间无异议，拉鱼次数三次也无异议，根据双方所确认的事实可认定被告从原告处最后三次拉鱼的事实成立。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着原告妻子高威与微信号“沃隆水产批发刘同家”进行了聊天，虽然被告表示该微信与被告无因果关系，货款金额是自己形成的，并没有被告方签字确认，但并未否认该微信的真实性，在该微信中原告方将被告后三次拉鱼时间所欠金额用微信发给被告母亲（10月19日24980、10月29日20240、11月28日23520）被告方回复“我知道了，我在超市这里，看今天能不能给我”“我尽快给你汇过去，我这都不好意思了”，双方微信交谈应是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给被告发去的手写账单应属向被告说明其购鱼时间、价款并要求对方给付，被告方的回复“知道了”应是对原告追要鱼款及所欠鱼款的回复，也应认定被告方对原告方催要鱼款的默认表示。原告提供原告妻子与被告母亲的电话通话录音，虽然被告对其录音有异议，但从通话录音中体现了“刘桐”“二礼”均为原、被告的称呼，同时提到了所欠鱼款6万多元的事实，该录音并与前两个证据相互认证，该证应具有真实性。原告提供的三份证据构成了证据链条，原告主张被告所欠鱼款68740元具有可信性。被告主张从原告处三次拉鱼所欠鱼款4万余元并没有提供有效的依据，原告的证据效力优于被告，故应认定原告主张其欠鱼款68740元合理。
关于被告汇款26550元认定问题，被告提供2017年10月16日汇款26550元的交易记录，能够体现被告母亲吴丽杰给原告妻子高威汇款26550元的事实（被告主张汇款32020元是汇给案外人的），该事实从庭后原告提供的高威银行卡交易记录可以证实。这笔汇款是给付哪次所欠的鱼款，原告主张是偿还最后三次拉鱼以前的鱼款，即诉讼标的以前所欠的鱼款，原告的主张可从原告方与被告方微信聊天截图中看到原告自写的本次诉讼三次鱼款上边标有一行用横线划掉的记录即“10月15日2655016∕11打”字样，该微信聊天截图可视为双方对所欠鱼款的对账，原告将其划掉应标明该帐偿还完毕“10月15日”应为被告购鱼时间，“26550”应为鱼款数“16∕11”应为还款时间，“打”是给款方式，原告销账记录与被告打款时间、金额、给付方式均相符，且双方的微信交往又是在矛盾发生前，应属真实的，故原告主张该笔汇款是偿还最后三笔以前欠款的主张具有合理性，应予采信。被告主张此次汇款是偿还最后三次拉鱼所欠款4万多元的部分，首先被告的主张从原告处最后三次拉鱼的第一次与原告主张的时间相符，后两次的时间不符，被告并未向本院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同时被告自称三次拉鱼所欠原告4万多元也未提供有效证据，其次虽然被告给原告打款时间为2017年11月16日是在被告10月19日、10月29日、11月8日进鱼之后，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电话录音确在2017年11月16日打款时间以后，如果该款是偿还原告主张的68740元的一部分，被告在微信聊天及电话录音中均未反驳原告主张不符合常理，因此被告的该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合法的买卖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向被告提供了货物，被告就应按照对价给付货款。被告未给付货款应属违约，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货款合理，应予支持。判决如下：被告刘景桐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王明礼鱼款6874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59元，保全费720元，合计1499元，由被告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与王明礼间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是否为刘景桐问题。刘景桐在一审中自认曾替家庭经营的鱼摊从王明礼处购鱼，且认可从王明礼处拉了三次鱼，仅抗辩斤数及后两次拉鱼的时间不对。再结合刘景桐将车辆手续押给王明礼这一事实，足以认定刘景桐为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王明礼索要货款相对方的微信名称备注为“沃隆水产批发刘同家”，可以说明对于王明礼而言，其一直信赖拉货人刘景桐为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对于刘景桐主张付款人为其母亲并以此抗辩其非合同相对人的上诉理由，因存在第三人代为给付等其他非合同相对人付款的行为。故其该项抗辩理由不足以否定其为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为案涉货款的数额问题。王明礼为证明案涉货款数额，提供了记账账单、与刘景桐母亲的通话记录及微信记录。其中在通话记录中刘景桐母亲在王明礼妻子提出货款为六万余元时并无异议并承诺还款。微信记录中在王明礼妻子发送账单明确记载货款数额的情况下，刘景桐的母亲并无异议。故王明礼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货款数额为68740元。对于刘景桐提出2017年11月16日支付的32020元应在欠款中扣除的上诉理由，因王明礼妻子与刘景桐母亲通过电话及微信对账的时间均在本笔货款支付之后，故对于刘景桐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刘景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8元，由上诉人刘景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健
审判员 鞠安成
审判员 张维佳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书记员 刘 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