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2民初31339号
原告:黎明，男，1969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印钞有限公司工人，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星，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黎丽，女，1972年6月3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京顺，北京市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黎守志，男，194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首钢退休职工，住天津市宝坻区。
原告黎明与被告黎丽、第三人黎守志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黎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星，被告黎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京顺，第三人黎守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黎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黎丽向黎明返还卖房款450万元。
事实和理由如下：黎丽系黎明之妹，黎守志系黎明和黎丽之父。北京市西城区三义东里2号楼某层某号房产系黎守志个人财产。2016年11月23日，黎守志与黎丽在天津市宝坻公证处订立《公证书》，黎守志授权黎丽代为办理该房产出售、过户、缴纳税费、交房等相关事宜。2016年12月18日，黎丽代理黎守志与张立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卖房款440万元。2017年4月20日，黎丽代理黎守志与张立签订《变更协议书》，将卖房款变更为450万元。黎丽收到该450万元卖房款后，一直没有向黎守志交付卖房款。经多次催要无果，黎守志将债权转让给黎明。债权转让后，因黎丽拒绝还款，黎明无奈诉至法院。
原告黎明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黎守志身份证；2.（2016）津宝坻证字第3212号《公证书》；3.《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以下简称《买卖合同》）；4.《变更协议书》；5.收据、中国光大银行个人转账回单、光大银行个人转付回单、中国光大银行信汇凭证；6.中国光大银行对私客户对账单；7.手机录音2份；8.2017年6月25日出具的《债权转让说明》（以下简称《说明》）；9.EMS快递详情单；10.2017年11月1日出具的《说明》和录像光盘2份；11.黎守志妻子、黎明和黎丽的母亲张云香出具的《声明》。
被告黎丽辩称：1.根据家庭成员的口头协议，黎守志名下涉案房产出售后所得房款主要用于给黎丽购买房屋，如购买房屋后存在剩余款项，分配给黎明30万元，再剩余部分用于给黎守志和其妻子养老。黎丽接受黎守志的卖房委托时进行了公证，涉案房屋以450万元的价格售出后，黎丽又在丰台区玉林东里以330万元购买房屋一套，购买后花费十几万进行装修和购买家具，剩余部分款项大约七八十万，黎丽已向黎守志支付40万元。关于剩余款项的分配，经黎丽与黎守志商议，由黎丽所有。之前根据家庭成员口头协议要给黎明30万元，但鉴于现在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应当尊重黎守志对剩余款项的意见，因此黎丽不再同意给黎明30万元。2.黎守志委托黎丽接收房款，根据家庭成员口头协议，房款中除黎丽给黎守志的40万元外，均为黎守志给黎丽的赠与，因此，涉案房屋出售后所得的价款中包括黎守志赠与黎丽的410万元。
被告黎丽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买卖合同》及京（2017）丰不动产权第0040185号不动产权证书；2.录像光盘1份。
第三人黎守志述称：鉴于黎明现在起诉黎丽的情况，黎守志不同意黎明的诉讼请求。当时黎丽取得卖房款后没有立即给黎守志，黎守志有点生气，所以写了一份《说明》，但黎守志的本意是委托黎明去替黎守志起诉黎丽，好让黎丽将卖房款还给黎守志，而不是直接给黎明。虽然《说明》上写着黎明追回该450万元房款后归其所有，但黎守志认为，这里说的“归其所有”应该是指还给黎守志的意思。在本案立案后，黎丽给了黎守志40万元，黎守志和黎丽协商一致，剩余房款黎守志不再向黎丽索要。
第三人黎守志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通过审查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的陈述，本院对本案查明以下事实：
黎明为黎守志之子，黎丽为黎守志之女，黎明与黎丽为兄妹关系。黎守志为西城区三义东里2号楼某层某号房产的原产权人。2016年11月23日，黎守志为将涉案房产出售，向黎丽出具了《委托书》，委托黎丽代为办理出售涉案房产的合同（协议）和房地产交易审批登记表等与出售该房产有关的一切文件、表格，代为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与出售该房产及权属过户登记等相关全部手续，代为办理资金监管手续，并以受托人的名义开立资金监管账户，收取全部房款，代为办理涉及该房产出售的其他相关事宜。
2016年12月18日，黎丽代黎守志与案外人张立签订《买卖合同》，将涉案房产售与张立，房屋售价为440万元。同日，黎丽代黎守志收取张立房屋定金2.80万元，2016年12月22日，黎丽代黎守志收取张立房屋定金7.20万元，黎丽共计代黎守志收取房屋定金10万元。
2017年4月20日，黎丽代黎守志与张立签订《变更协议书》，将房屋售价调整为450万元。2017年4月26日，张立向黎丽转账290万元，张立于同日向双方指定的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宣武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宣武支行）资金监管账户汇入150万元。2017年4月28日，黎丽代黎守志将资金监管账户中的150万元转入黎丽名下银行账户内。
庭审中，黎守志及黎丽均陈述在卖房时黎守志就明确跟黎丽说卖房款要用来给黎丽购买房屋。
2017年6月1日，黎丽以316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玉林东里三区6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的房屋。
2017年6月25日，黎守志出具《说明》，载明：“我于2016年底委托我女儿黎丽出卖位于北京市三义东里小区的房屋，该房屋已经卖出，但黎丽没有将房款付给我。我现将向黎丽索要房款的权利转让给我儿子黎明，黎明追回房款后归其所有。本说明由本人签字后即生效。”
2017年11月1日，黎守志再次出具《说明》，载明：“我于2016年底委托我女儿黎丽出卖位于北京市三义东里小区的房屋，该房屋已经卖出，卖了450万元，但黎丽没有将房款付给我。现将向黎丽索要房款的权利转让给我儿子黎明，黎明追回该450万元房款后归其所有。本说明由本人签字后即生效。”
庭审中，黎明确认其未向黎守志就其所主张的受让债权支付过对价，但黎明认为涉案房产本来就是黎明出资购买，只是登记在了黎守志名下。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开庭笔录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结合本案查明情况，黎守志委托黎丽代为出售涉案房产并代为收取房款，因此黎守志享有要求黎丽向其返还所代收的房款的权利。对于上述债权，黎守志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黎守志向黎明出具的《说明》是否发生债权转让的效力。
黎守志向黎明出具的《说明》中有如下表述：“现将向黎丽索要房款的权利转让给我儿子黎明，黎明追回该450万元房款后归其所有。”黎明与黎守志对于上述语句中“归其所有”的表述的具体含义存在较大分歧。黎明认为“归其所有”是归黎明所有，也就是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黎守志则认为“归其所有”是归黎守志所有，不发生将相应房款直接转让给黎明的效力。对此本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所用词句来看，“归其所有”的表述语义模糊，可能存在不同理解，而从黎明提交的签署现场的视频录像内容可以看出，在黎守志签署《说明》时，该《说明》内容已经打印完成，双方并未对《说明》中的词句含义进行确认，故仅从合同所用词句不能推定双方就债权转让事宜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从合同条款来看，《说明》中先写明黎守志将索要房款的权利转让给黎明，而后对于黎明追回房款后相应钱款的归属做了单独表述，故前文所述的权利转让应理解为不包括对房款本身的处分，而是仅针对索要房款这一行为；从合同目的来看，黎明提交的其与黎守志的两份电话录音显示，黎明与黎守志在《说明》出具之后的对话中仍在反复讨论将黎丽用出售涉案房产所得房款另行购得的房屋更名至黎守志名下，并特别强调户主应为黎守志一人，这说明二人对于黎守志将相关财产权利的处分权转让给黎明并未形成合意，同时黎明提交的电话录音还可以看出，《说明》背后有着深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简单的转让行为。因此本院认为《说明》中关于黎守志将出售涉案房屋所得全部房款的债权转让给黎明的意思表示并不明确。从合同背景来看，结合本案查明情况，虽然黎明称涉案房屋系其全资购买，但涉案房屋自始登记在黎守志名下，且庭审中黎明亦认可其并未就受让债权向黎守志支付对价，在此种情形下，由于债权转让文义表述模糊，双方分歧较大，特别是考虑到黎守志的年龄及其语言表达能力，如仍认定黎守志丧失对涉案房款的处分权利显然有违公平原则。本院相信，作为黎明和黎丽的父亲，黎守志通过对其子女的照顾程度、赡养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综合考量，仍有可能对其财产作出公平合理的分配，这也是本案裁判时必须要考量的社会效果。
依前所述，本院认为《说明》的内容不足以认定黎守志作出了债权转让的明确意思表示，黎明据此要求黎丽向其返还购房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黎明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2800元，由原告黎明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自动放弃上诉的权利。
审 判 长 张佳丽
人民陪审员 郑耀武
人民陪审员 许志民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赵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