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3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腾达，男，1982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代理人：张集勤，系何腾达母亲。
委托代理人：何伟樑，系何腾达父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伟权，男，1969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代理人：高龙真，广东青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腾达因与被上诉人梁伟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穗番法民一初字第1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26日，何腾达亲笔书写借条交予梁伟权，内容为：本人何腾达现向梁伟权借人民币50000万元正。后何腾达于2012年5月1日又向梁伟权亲笔书写借条，内容为：本人何腾达现向梁伟权借人民币壹拾捌万捌仟元正（人民币188000元正），并于180天内归还。梁伟权自述2012年4月26日实借给何腾达50000元，50000万元是笔误，本人也确无5亿元财产，当日梁伟权向何腾达指定帐户汇款50000元；5月1日的188000元是何腾达在前的多笔借款到期未还，重新写了这张借条后已将之前的借条交回对方，现已无法举证之前的借条。何腾达以梁伟权对何腾达进行恐吓和威胁写下借条为由对梁伟权所诉借款均全部予否认。何腾达延至2012年8月才首次以梁伟权的爱人逼何腾达书写44万元的借条为由向公安机关报警称梁伟权夫妻对其及家人恐吓、敲诈。公安机关调查至今未予立案。两借条原件均一直由梁伟权持有。
梁伟权在原审法院起诉的请求为：1、何腾达立即偿还借款人民币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欠款为本金，自2012年5月4日起按中国人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何腾达立即偿还借款人民币188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欠款为本金，自2012年10月29日起按中国人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何腾达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何腾达以梁伟权对何腾达进行恐吓和威胁写下借条为由向公安机关报警称梁伟权夫妻对其及家人恐吓、敲诈，但未在合理期间内即时报警，后公安机关调查至今未予立案，何腾达也无其它证据可以证明受恐吓和威胁写下借条，故其辩解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关于5亿元借条，梁伟权自述借款为50000元，但其称向何腾达指定帐户汇款50000元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且借条原件一直由梁伟权持有至今已近20个月，梁伟权应该知悉其错漏而故意不主动予以更正，故5亿元借条缺乏真实性，梁伟权自述借款为50000元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借款数额无法确定，不应采信。关于188000元借条，何腾达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也未受胁迫，理应知悉向梁伟权出具借据后的法律责任，尽管其现否认借款，梁伟权已无法举证之前的借条，但其己书面确认向梁伟权借款，至今未有任何证据可予以否认。本案188000元民间借贷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及一般交易习惯，何腾达以受恐吓和威胁写下借条等为抗辩事由否认借款事实明显缺乏理据，不予采信。本案188000元借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法院确认为合法民间借贷。何腾达逾期未归还，现梁伟权诉请清偿欠款，何腾达应予清偿。双方无约定利息，梁伟权主张之利率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利息应自逾期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欠款付清之日。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的规定，判决：一、何腾达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梁伟权偿还借款188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88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2年11月2日起计至欠款付清日止）；二、驳回梁伟权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75元，由何腾达负担1941元，梁伟权负担434元。
上诉人何腾达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2012年4月2日的借条5亿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这是梁伟权强迫当事人签订的。梁伟权在其岳父开的金涛大酒店讲了许多恐吓的话，逼当事人签订这张借条。5亿元是很多很多的钱，梁伟权不可能有那么多钱。2012年4月2日根本没有签订过借条；（二）在2012年5月1日的借条188000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梁伟权在金涛大酒店在冯燕媚的配合下讲了许多恐吓的话，逼当事人签订借条。梁伟权不可能借了5亿元（即使是5万元）后仅仅五天，又借188000元给当事人；（三）如果5亿元的那张是笔误，那么188000元的那张也是笔误，仅借了18元。实际上，连18元也不是。何腾达被迫签订这两张借条后，梁伟权并没有给过当事人一分钱。何腾达于2012年5月1日，被梁伟权恐吓，在金涛酒店被迫签订188000元的借条。梁伟权并没有汇入本人的帐户，也没有给现金；（四）梁伟权提供的证据仅有这两张借条，并没有其他证据。并没有银行的资料，不能形成证据链。例如，没有银行的历史明细、付款交易等。
二、梁伟权的委托人在庭上提供伪造的证据。（一）梁伟权的委托人在庭上交出了三张证据，希望证明5亿元这张借条。在这三张所谓证据中，两张与本案无关，一张是伪造的。梁伟权的委托人并没有在庭上拿出188000元那张借条的证据。（二）5亿元的那张借据，起诉状也是2012年4月2日。这并非笔误，是故意的。梁伟权提供给法院的5亿元的那张借据的复印件，也是2012年4月2日，原件却是2012年4月26日。这值得深思。
三、审判员本应回避，但是没有回避。本人于12月16日，书面并在庭上口头申请原审经办人区伟达回避。理由之一是，本人母亲在法院办公室询问法官程君另一个案的时候，区伟达与本人母亲吵架了几次。区伟达是本地人，与本人及家人可能有积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本人的委托人于16日上午约10时40分以“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为由，要求审判员区伟达回避。区伟达法官在庭上也叫本人的委托人留下手机号码，说院长会联系你。后来，本人及委托人并没有收到院长的电话。书面申请后约一小时（即16日上午11时多），书记员就说要本人委托人签收决定。本案于12月18日开庭，审判员仍是区伟达。12月16日至18日，仅有两天。12月17日，何腾达的委托人才收到传票。所以，何腾达来不及向番禺区法院提出复议。本案第二次开庭时，本人母亲依然提出有异议，要求审判员回避。审判员区伟达，并没有回避。在开庭的当天（即18日），审判员区伟达就签发了民事判决书。本案从梁伟权委托律师立案到作出民事判决书，仅有二十多天。本案从何腾达委托人要求审判员回避到民事判决书作出仅有两天。本案从何腾达的委托人收到传票到开庭仅有一天。本案开庭和民事判决书作出同样是12月18日。本案民事判决书作出时，派出所民警正在进行侦查。
四、本人于2012年12月12日提出了简易程序转入普通程序的申请，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申请转入普通程序的理由是：（一）本人对涉案借条的真实性有异议。梁伟权提供给法院的借条，是通过恐吓勒索得来的，数额巨大。2009年起开始至2012年7月，本人受到梁伟权、冯燕媚夫妻二人的敲诈勒索、恐吓及殴打。梁伟权多次扬言，要叫人到我们家里收钱。梁伟权要钱的时候，其语言很像黑社会用语。在2012年7月17日下午，本人在冯燕媚及其丈夫梁伟权家里，被冯燕媚殴打，受到梁伟权的电话恐吓。冯燕媚以禁锢、殴打手段逼本人写44万元的欠条。家人及时赶到冯燕媚、梁伟权家中，才没有写成。家人初赶到冯燕媚的家里时，冯燕媚也不准本人及家人离开。当家人拿出手机说要报警解决时，冯燕媚的态度极为嚣张，报警也没有用。（二）本人的家人于2012年8月13日就梁伟权夫妻恐吓、敲诈、勒索、禁锢、殴打的情况，向区“三打两建”办举报。区公安分局向区“三打两建”办作出回复表示：“我局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分局刑警大队进行核查”、“办案民警正对该情况进行秘密侦查中”。2012年9月10日，梁伟权再次对本人进行恐吓。本人及家人于2012年9月11日就此事向番禺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报案。（三）本人母亲于2012年10月11日凌晨2时向广州公安110报警。根据110的要求，母亲于10月11日下午到富华派出所报警。本人也向广州公安110报警，并于2012年10月12日到富华派出所报警。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公安分局市桥派出所对梁伟权的老婆冯燕媚殴打本人作出处理。（四）在区“三打两建”办登记了有关举报梁伟权、冯燕媚的材料并转区公安分局约一个月后，在区公安分局已经录了有关口供后两三天，冯燕媚到区法院以经济合同纠纷立案，企图逃避公安机关的侦查，企图逃避区“三打两建”办的立案，企图以合法形式和非法的形式继续勒索巨款。几年来，梁伟权共向本人发出二百多条恐吓短信。（五）番禺公安机关领导对本人及委托人说，如果有新的线索，请尽快到派出所报案。根据新的情况，本人于2013年12月11日到市桥派出所报案，状告梁伟权勒索。回执号：12112136。已向法庭提供报案回执复印件。（六）本案案情复杂，梁伟权通过恐吓、勒索得来的借据数额惊人。（七）本人已经报案，公安机关正在侦查。（八）市桥派出所对梁伟权的老婆冯燕媚殴打本人作出了处理。
五、原审判决书中有不少差错。1、原审判决称“被告以原告对被告进行恐吓和威胁写下借条为由向公安机关报警称梁伟权夫妻对其及其家人恐吓、敲诈，但未在合理期间内即时报警。”这说法显然不对。其实，早在2012年7月，何腾达的家人得知梁伟权从2009年就以放高利贷为名对何腾达长期进行恐吓、勒索的情况，向梁伟权所工作的番禺区水务公司（梁伟权是水务公司属下分公司的操作工）反映，梁伟权也曾表示要退回35万元的勒索款。何腾达及其家人已于2012年7月多次报案，向区三打两建办、区公安分局报案。从2009年初起，梁伟权以放高利贷为名行勒索之实。梁伟权向何腾达先后打了几百个恐吓电话和发了二百多条恐吓信息。那时，何腾达受到很严重的恐吓，是不敢报警的。梁伟权通过恐吓手段，不让何腾达告诉家人。何腾达的家人到2012年7月才知道真相。2、原审判决认为本案188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显然不对。审判员在庭上也多次提醒梁伟权的委托人把本案188000元证据拿出来，但是梁伟权的委托人都没有办法提供证据。188000元这张借条，根本形不成证据链。这张不像样的借条的纸张很小，连“万”字也没有写上。3、在庭上，梁伟权的委托人就有关5亿元的那张借据，拿出了三张所谓证据。其中，两张是与本案无关的，一张是伪造的（冒充何腾达签名）。但是，判决书竟然只字不提。4、如果5亿元的那张借据不予采信，那么188000元的那张就更不能采信。但是，判决书却认为188000元是合法民间借贷。退一万步来说，梁伟权也起码是放高利贷者。梁伟权在2009年初借给何腾达几万元，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收了几十万元。何腾达早已在2009年底就还清那几万元的本金和高出银行几十倍同期贷款的利息。实际上，梁伟权已经收取了高出银行几百倍同期贷款的利息。5、188000元的借条原件的纸张，是从日记本中撕下的一张很小的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中提出，对涉及高利贷等违法行为，法官本应认真审查借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应认真审查借款事实，本应对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这个案，涉及高利贷等违法行为。但是，法官没有认真贯彻《通知》精神。6、原审判决称“原告诉称被告于2012年4月2日向原告借款人民币50000元，并承诺于2012年5月4日归还。后被告于2012年5月1日又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88000元，并承诺于2012年10月29日前归还。”判决书却又说：“经审理查明，5月1日的188000元是何腾达在前的多笔借款到期未还，重新写了这张借条。”判决书又说：“无法举证之前的借条。”梁伟权实际并没有给一分钱给何腾达。梁伟权仅能提供一份借条，未能提供其他任何付款的凭据。188000元，数字不少。综合双方之间的关系和双方的经济能力等情况，法庭应该认为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但是，判决书却竟然认为，“符合法律规定”、“证据充分”。7、判决书在说到关于5亿元的借条时说，梁伟权自述借款为50000元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借款数额无法确定，不应采信。但是，判决书却说，188000元的那张借据借贷是事实。这显然是自相矛盾。如果188000元是事实，那么5亿元也是事实。5亿元那张还有一张伪证。188000元那张，连伪证也没有。如果硬是说是前几年借的，也应有付款的凭据。但是，梁伟权及其委托人并没有拿出付款凭据。
六、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作出判决。《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显然并非合法的借贷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五十二条、五十三条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本案的借据是无效的。（二）按照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非法发放贷款属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也有“对各类形式地下钱庄和高利借贷活动，要坚决取缔”的规定。退一万步来说，本案最起码也是梁伟权放“高利贷”案。梁伟权是普通工人，收入不高，开支很大。梁伟权不可能在借给何腾达5亿元（即使是5万元）后的五天，又借给何腾达188000元。众所周知，国高院曾多次提出要严厉打击高利贷。显然，法院是不能对“高利贷”给予支持的。
七、梁伟权企图通过法院判决把非法利益合法化。梁伟权于2012年7月扬言，已经把借条给收数公司收钱。这两张借条，分别是2012年4月、2012年5月签订的。但是，拿到番禺法院是2013年11月20日，竟有17个月这样长的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要求：“对于与民间借贷相关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性犯罪，要依法从严惩处，切实维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现在，判决书竟然支持梁伟权收取188000元及其利息。
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梁伟权提供伪证，梁伟权企图通过法院判决把非法利益合法化。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番禺区人民法院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梁伟权承担。
被上诉人梁伟权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何腾达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何腾达在本案一审期间以“审判人员与本案当事人、委托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理”为由，向原审法院提出对审判人员的回避申请，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16日作出《对申请回避的决定书》驳回何腾达提起的回避申请，何腾达收到该决定书后并未提起复议。
本案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一致，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二：其一、原审法院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其二、梁伟权是否有向何腾达实际提供188000元借款。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的；（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请客送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结合本案实际，本案一审审判人员并无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而对此原审法院亦对回避申请作出决定书，何腾达未提出复议，故其现主张审判人员违反回避规定，理据不足。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认为异议成立的，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何腾达虽提出《简易程序转入普通程序的申请》，原审法院并未采纳其异议，而本案属于简单案件类型，原审法院对本案适用简易程序，有利于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因此，原审审判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首先，梁伟权提供借款人为何腾达、借款188000元的借条，借条内容清晰、明确，并加盖指模，何腾达亦确认该借条确为其本人书写，该借条真实性可以确认；其次，何腾达称并未收取借款，该借条系其受恐吓威胁下出具，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而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晓写下清晰记载借款188000元的借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其称并无实际收取借款，却立下金额明确的借条交梁伟权收存，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及常理；再次，一般而言，借条具有直接证明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成立的效力，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借条记载的借款金额可作为认定双方的借款金额的依据，原审法院据此确认何腾达向梁伟权借款188000元，并无不当。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定，梁伟权已向何腾达实际提供188000元借款。在此前提下，原审法院判决何腾达向梁伟权清偿借款188000元并支付利息适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何腾达的上诉请求，因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上诉人何腾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灯
审 判 员 庄晓峰
代理审判员 汪 婷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谢春晖
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