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6民终66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文格，女，197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柳丹，男，1973年1月7日出生，汉族。
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燕南，广东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亨平，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德同凯得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道235号1001房之一。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德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田立新）。
委托诉讼代理人：嵩朕，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逸凡，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文格、柳丹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德同凯得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同合伙企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4民初9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德同合伙企业于2017年7月20日向法院起诉请求：1.1.判令梁文格以每股按照6.756元加德同合伙企业每股投资成本（6.003元）从2015年2月17日起按6%年利率计算的利息的价格，回购德同合伙企业持有的广东某窑窑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窑公司）345.32万股股份（每股回购单价为：德同合伙企业每股投资成本6.003元加2011年2月17日起至2015年2月17日每股投资成本3%年复利利息0.753元加2015年2月17日起每股投资成本6%年利率利息，股份回购价款暂计至2017年7月12日止为26309930.80元）；2.梁文格向德同合伙企业支付自2017年3月29日起计至实际付款日为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梁文格于2017年4月11日应支付的股份回购款26309930.8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3.柳丹对梁文格前述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梁文格、柳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2月17日，德同合伙企业作为受让方、梁文格作为转让方，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梁文格将其持有的某窑公司4.055%的股权以207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德同合伙企业。同日，德同合伙企业作为受让方、梁文格作为转让方、柳丹作为担保人，三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1.自《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四年内，某窑公司未能在中国境内A股市场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回购其所持某窑公司全部股份；2.受让方要求转让方回购股份的，回购价格由以下两部分组成：（1）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2）自受让方付清股权转让款之日起至转让方付清股份回购款期间，以受让方已向转让方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为基础，按年复利3%计算的利息损失；3.受让方要求转让方回购股份的，转让方应在受让方出具书面要求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付清股份回购款；4.鉴于担保人柳丹与转让方梁文格为夫妻，为某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三方同意担保人柳丹对转让方梁文格的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2011年2月18日，德同合伙企业向梁文格转账支付2070万元，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德同合伙企业持有某窑公司4.055%的股份；2012年3月28日，德同合伙企业向梁文格转账支付29784元。
2015年3月份，德同合伙企业作为受让方、梁文格作为转让方、柳丹作为担保人，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之二》,约定主要内容如下：1.受让方同意放弃要求转让方、担保人履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所约定的转让方、担保方需要履行的股权回购责任、连带责任。《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自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解除并终止履行；2.担保人同意按1元价格向受让方转让53万股某窑公司的股份，作为受让方放弃《股权转让补充协议》项下要求转让方履行股份回购责任的补偿。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受让方合计持有某窑公司345.32万股股份；3.如受让方所持有的某窑公司的股票在2017年2月17日时在资本市场（包括A股市场和新三板）的价格低于以下第四条约定的回购价格，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回购其所持有的某窑公司的全部股份；4.受让方按照上述第3点约定提出要求转让方回购股份的，回购价格由以下三部分组成：（1）受让方持有某窑公司股份的平均每股投资成本；（2）每股投资成本按年复利3%计算的利息（从2011年2月17日起到2015年2月17日）；（3）每股投资成本按年单利6%计算的利息（从2015年2月17日起计算）；5.受让方按照本补充协议要求转让方回购股份的，应在2017年2月17日到2017年3月17日之间提出，转让方应在收到受让方发出的书面要求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与受让方签署股份回购协议，并在股份回购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付清股份回购款；6.担保人同意为转让方在本补充协议项下的股份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7.本补充协议经转让方、受让方及担保人签字、盖章即生效，本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内容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约定为准。
2017年2月20日，德同合伙企业向梁文格、柳丹发出《回购通知函》，要求两人在收到该通知函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根据《<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之二》约定的回购价格与德同合伙企业签署股份回购协议，并在股份回购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付清股份回购款。梁文格于2017年3月17日回函德同合伙企业，不同意德同合伙企业上述回购请求。
另查明一，2015年2月28日，某窑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通过《公司股票转让方式变更的议案》，决议公司股票转让方式由协议转让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公司）于2015年4月1日批准了某窑公司的变更申请，某窑公司于同日发布《关于股票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提示性公告》。
另查明二，某窑公司2015年4月2日的股票收盘价为11.04元，2015年4月27日的收盘价为9.12元。
另查明三，某窑公司2017年2月17日股票开盘价为2.07元，最高价为3.15元，最低价为2.07元，收盘价为2.85元。
另查明四，约定回购价格由三部分构成：1.平均每股成本，20729785元/3453200=6.003元；2.每股投资成本按年复利3%自2011年2月17日起至2015年2月17日的利息，6.003元×（1+3%)×(1+3%)×(1+3%)×(1+3%)-6.003元=0.753元；3.每股投资成本按年利率6%自2015年2月17日至2017年2月17日的利息，6.003×6%×2=0.72元。回购价格7.476元（6.003元+0.753元+0.72元=7.476元）。
为查明本案事实，法院分别发函至股转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就股权过户一事，股转公司回复主要内容如下：1.执法机关可持判决书或协调书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办理司法过户；2.当事人可申请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股转公司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受理相关申请；3.当事人可通过盘后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但应符合一定条件。中登公司回复主要内容如下：如需通过协助司法程序办理讼争股权过户，可以参照《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协助执法业务指南》办理。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履行完毕，且双方对股权转让无异议，而本案系德同合伙企业投资梁文格、柳丹经营公司所产生的纠纷，故本案案由变更为投资合同纠纷更符合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分析如下：
一、涉案回购条款的性质。梁文格、柳丹抗辩称回购条款属预约合同，即便两人存在违约，也只应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预约是指为将来订立一定契约的契约，判断合同是否预约的主要标准应系当事人意思表示，即当事人是否有意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在双方之间形成的某种法律关系。涉案回购条款虽约定双方应另行签订股份回购协议，但回购条款已经明确回购条件、数量、价格、时间，具备正式股权回购协议的主要内容，可直接据此履行而无须另订本约。且，该回购条款的性质系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补偿条款，类似一般合同的违约条款或者保证条款，而股权回购只是支付补偿款的一种方式，不宜单独界定为预约合同。
二、涉案回购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涉案回购条款的性质实为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转让协议时，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情况进行一种约定。在该种投资协议中，由于投资方与融资方对企业价值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投资方通常会常要求设定预期目的实现与否来约定由投资方或融资方实现一定的权利或义务，所设条件的内容包括对所投资公司的财务绩效、是否实现上市、特定期间的利润、股票价格等。因此，在能够确定投资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应尊重当事人对商业利益和商业风险的评估，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确认该类投资协议的效力。
关于梁文格、柳丹提出的“德同合伙企业以控制某窑公司股票价格在指定的时间达到德同合伙企业指定价格的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抗辩意见，从当事人签订回购条款的背景来看，当事人主观上并不具有操纵某窑公司股票价格的意图；从客观上来说，虽某窑公司股票已变更为做市商转让，但双方当事人均确定无法通过做市商转让的方式完成回购，故如当事人可通过其他方式履行回购义务，回购数量和价格不会反映在公开交易市场，不会对某窑公司股票价格造成不正当的干扰。
关于梁文格、柳丹提出的“回购条款法律上和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抗辩意见，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细则（试行）》第3.1.2的规定，股票转让可以采取协议方式、做市方式和竞价方式进行转让。做市转让方式下，投资者只能委托主办券商买卖股票，投资者之间不能成交。同时，该细则第3.1.18规定，投资者因司法裁决、继承等特殊原因需要办理过户的，依照中国结算的规定办理。根据《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投资者业务指南》、《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协助执法业务指南》的规定，在涉及继承、离婚财产分割、法人资格丧失、向基金会捐赠、协议转让、协助执法等证券转让时，可通过主办券商或在柜台办理非交易过户，即不通过股票交易系统进行，而是直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完成股份的划付。据此，即便挂牌公司登记为做市转让方式，在符合特定情况下，依然可以采取非交易过户的方式完成股权的转让。此外，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细则》第十三条第四款关于“因收购、股份权益变动或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原因的股票转让，可以申请进行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规定，即便挂牌公司登记为做市转让方式，合同义务人仍可以申请进行特定事项协议转让。且，根据股转公司的回函，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当事人还可能通过盘后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庭审中，法院询问梁文格、柳丹是否向股转公司提出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申请，并限其在合理时间内予以书面回复，梁文格、柳丹至今未提出相关申请。可见，其主观上缺乏履行回购协议的意愿。
关于“某窑公司的股票在2017年2月17日时在资本市场（包括A股市场和新三板）的价格”的解释，梁文格、柳丹辩称协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2017年2月17日前”，因梁文格、柳丹抗辩意见与上述约定的字面意思相矛盾，且梁文格、柳丹未能举证证明协议双方存在字面意思以外的意思表示，故法院对其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梁文格、柳丹提出的“回购条款显失公平”的抗辩意见，梁文格、柳丹认可以业绩来界定权利义务的投资协议，股票价格与公司业绩虽然不存在绝对的此增彼增的关系，但股票价格仍与公司业绩息息相关，在正常市场情况下，股票价格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业绩越好，股票价格越高，反之亦然。因此，以股票价格来确定回购条件并不当然显失公平。诚然，涉案回购条款存在以下形式上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因素，具体表现为：1.以某日而非某段时期的股票价格确定回购条件。影响股票价格变动的因素很多，股票价格除了受公司业绩影响外，还受到市场内部因素、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尤其可能会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比如国内外重大活动的发生、相关产业政策的出台。国际或政策因素通常难以预料，且会对股票价格造成重大影响，如上述因素在约定日期前发生，将对合同双方权利义务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因此，以某日的股票价格确定回购条件大大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与这种新兴的投资方式的目的背道而驰；2.回购条款未约定限售期，涉案回购条款未限制德同合伙企业对外转让股票的权利，故德同合伙企业一方面可以在股价处于高位时主动抛售股票，迅速回收投资款及相应回报，另一方面也可以采取不作为的方式，根据回购条件成就与否，被动接受回购或继续持有。这种未附带限售期的回购条款，可能助长德同合伙企业的投机行为，即在股票价格处于相当高位时仍选择继续持有以期待获取更高的回报，而将相应的风险转移至梁文格、柳丹。在极端情况下，德同合伙企业甚至可以在股票价格高于回购价时大量卖出，而在股票价格低于回购价时再大量买进，赚取其中的差价外，还可以要求梁文格、柳丹以回购价格回购其以低于回购价格时购买的股票。涉案回购条款虽存在上述不合理因素，但该不合理因素是否构成显失公平，严重违反平等原则，还应结合合同当事人的主观目的、客观行为等情况来考虑。梁文格、柳丹未举证证明在约定日期到来前发生了对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以致股票价格在约定日期到来时大幅跌至回购价，德同合伙企业也未采取高价抛出低价买进的方式赚取巨额差价，故上述形式上的不公平并未导致实质的不公平。且，德同合伙企业未在高位抛售股票，并非只享受权利不承担风险，如回购条件成就，其即损失了股票高位价与回购价之间的差额，如回购条件未成就，德同合伙企业即以固定身份经营公司，按照持股比例承担公司经营亏损等风险。综上，虽涉案回购条款存在某些不合理因素，但该不合理因素不足以认定为显失公平，在确保合同当事人意志自由、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应最大程度尊重市场主体对商业风险的安排与选择，减少司法对市场主体商业行为的干预。
三、梁文格、柳丹是否应承担回购股份的责任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某窑公司股票在2017年2月17日的最高价为3.15元，低于《补充协议二》约定的回购价格7.476元，回购条件已成就，且德同合伙企业已于约定期间向梁文格发送回购通知，故梁文格应按《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履行回购义务。柳丹作为保证人，应按《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履行担保责任。关于德同合伙企业诉请的利息，协议双方未约定逾期支付股权回购款的利息计算方式，德同合伙企业主张按罚息利率计付逾期利息，理据不足，法院予以调整为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梁文格于2017年2月21日签收德同合伙企业邮寄的回购通知函，根据协议关于“转让方应在收到受让方发出的书面要求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与受让方签署股份回购协议，并在股份回购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付清股份回购款”的约定，逾期利息应从2017年3月29日起算。
据此，判决：1.梁文格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以7.476元/股的价格回购德同合伙企业持有的某窑公司的股票3453200股，合计25816123.20元；2.梁文格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德同合伙企业支付逾期利息（以25816123.20元为本金，按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3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3.柳丹对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梁文格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驳回德同合伙企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17554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80543元，由德同合伙企业负担543元，梁文格、柳丹共同负担180000元。
梁文格、柳丹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德同合伙企业的全部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德同合伙企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之二》并非由梁文格签订，该协议落款处加盖印章的做法与梁文格签署《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手写签名的习惯不同。梁文格实际上没有参与该协议的签订。虽然梁文格与柳丹是夫妻，但在该协议中两人地位相互独立，柳丹未取得梁文格授权，无权代为签署该协议。另，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之二》第七条约定“本协议经转让方、受让方及担保人签字、盖章即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05）民一终字第116号案件中的指导意见，“签字、盖章”之间的顿号应理解为签字与盖章，即案涉协议须盖章加上签字才生效。梁文格没有在该协议上签名，亦未履行过该协议内容，不是该协议当事人。
二、柳丹与德同合伙企业签订该协议时的真实意思是若2017年2月17日以前（含该日）某窑公司股票价格在资本市场（包括A股市场和新三板市场）的价格低于协议约定的回购价格，则德同合伙企业有权要求梁文格、柳丹回购其持有的某窑公司全部股份。德同合伙企业妄图曲解为2017年2月17日时的股票价格，与双方真实表意相悖。其次，如依德同合伙企业对回购条款的解释，那么该条款内容违法、缺乏合理性、显失公平，应当认定无效。回购条款是以控制某窑公司股票价格在指定时间达到指定价格的非法目的，为达到该目的，回购条款要求梁文格、柳丹控制某窑公司股价在2017年2月17日时不能低于约定回购价格，如无法达到，则按照德同合伙企业指定的时间和价格回购股票，即事先约定好股票价格在资本市场进行转让，以达到控制某窑公司股价的目的。况且，在某窑公司股票已变更为做市商转让的情况下，按照德同合伙企业对案涉回购条款的解释，则属于双方事先约定股票转让价格、时间、方式，显然违反了证券法第77条强制性规定，既不具有合法性，也无可履行性。再次，从德同合伙企业的企业类型、经营范围、资金性质、交易目标来看，其签订合同的目的是财务投资而不是战略投资，期望在短期内获得高额回报的投机性风险投资。对于投资人而言，约定一个期间或者是某个期点之前的一段时间，其实是赋予其在更多时间范围内可自由退出，只要在此期间内股票价格达到甚至超过目标价格，其均可以自由退出从而实现投资获利的合同目的。以合同目的解释方法分析，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之二》第三条中的“2017年2月17日时”应理解为“截止至2017年2月17日”，更符合当事人的真意，也更能体现公平原则。在2017年2月17日前，如果公司股票价格达到或超过目标价格，则德同合伙企业的合同目的已实现，其可通过股票二级市场的交易通道收回投资并实现盈利，回购通道已失去意义，选择二级市场通道对德同合伙企业而言赚的更多，因此，梁文格、柳丹对该条款的解释，更能体现双方协议的精神本意，也更能体现保护投资人的原则。如果按照德同合伙企业解释，一方面容易引发道德风险甚至是操纵当天股市价格的非法行为，另一方面也不符合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企业经营业绩表现是一个周期而不是一个时间点，且与国内国际的宏观经济周期息息相关。在2017年2月17日前，某窑公司的股票价格曾多次走高，应视为消灭回购债务的情形已经多次形成，而德同合伙企业出于贪求更高利润的心态而未退出，导致在截至该日时的股票价格低挫，由此产生的投资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
三、德同合伙企业受让梁文格、柳丹的股份后，不存在实际损失，股价降低属于其应承担的市场风险。某窑公司在股转公司挂牌股票转让并股票行情较好。按照某窑公司当时的股价，德同合伙企业实际上已赚取了300多万元的投资收益，不但没有损失还获得高利润收益。在协议签订后的两年内，某窑公司的股价最高达18元，德同合伙企业完全可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票而赚取更高额的投资利益。至于2015年7月由于股市波动导致股票价格下跌，属于正常的市场风险，不应认定为损失。
梁文格、柳丹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某窑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拟证明全体股东作出股票转让方式为做市商转让方式，德同合伙企业要求回购其股份不符合股东大会的决议；2.德同合伙企业的主体资料，拟证明德同合伙企业是一个专业的风险投资机构，其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就是获得最高利润；3.德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情况，证明内容同证据2；4.网上查询打印件4份，拟证明某窑公司的股票价格曾达到10元。
经质证，德同合伙企业对前述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认为，德同合伙企业对前述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2、3、4与本案诉争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德同合伙企业辩称，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之二》是梁文格以盖章方式签署，盖章与签字在效力形式上没有区别，均可以体现梁文格的真实意思。双方经过多次沟通协商后才签订案涉协议，并不是梁文格所述的未经其同意。梁文格在一审诉讼中无对该印章提出异议，现二审提出明显是为其违约行为寻找借口。其次，某窑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股票适用做市商转让，没有限制通过其他合法方式转让或过户，其他方式转让亦不会影响某窑公司股票在公开证券交易市场的价格。德同合伙企业不存在操纵某窑公司股票价格的情形。德同合伙企业已依约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梁文格、柳丹拒不履行回购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之二》第三条内容表述不存在任何歧义，就是以2017年2月17日的股票价格作为对比，且协议第五条也明确约定的申请回购期限可印证第三条约定的就是2017年2月17日当日的股票价格。某窑公司股票价格在2017年2月17日未达到目标价格，德同合伙企业诉请梁文格、柳丹回购股权，合法有据。
德同合伙企业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签章时合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签订书面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由此可知，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上摁手印、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均可体现缔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经审查，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之二》落款处加盖有梁文格的印章、德同合伙企业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及企业签章、柳丹的签名，可视为各方对该协议内容的认可和接受。梁文格上诉称其没有参与协议的签订，协议内容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依梁文格原审关于该协议签订背景及过程的陈述来看，其显然知悉该协议条款内容。即便签约时梁文格不在场，也不能据此推定盖章行为未获得其授权或协议内容违背其真意。另，梁文格辩称合同须由当事人签字加盖章才成立，但双方此前所签《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成立均不以同时具备盖章和签字为形式要件，梁文格的该辩解意见与双方协议约定和交易习惯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由此，梁文格关于其不是前述协议当事人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涉《<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之二》第三条约定：“如受让方所持有的某窑公司的股票在2017年2月17日时在资本市场（包括A股市场和新三板）的价格低于以下第四条约定的回购价格，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回购其所持有的某窑公司的全部股份。”首先，该条款对梁文格、柳丹应当回购股份的情形约定清晰明确，梁文格、柳丹认为是2017年2月17日前（期间）而不是2017年2月17日（当日）的股票价格，显然与前述条款使用的表述及字面意思不相符，本院不予认可。其次，案涉回购条款约定在一定条件下融资方股东回购股权，是当事人所设立的保护投资方利益的条款，属于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对投资合作商业风险的安排，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合同无效的情形。梁文格、柳丹关于案涉回购条款无效的抗辩意见，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再次，关于案涉回购条款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梁文格、柳丹主张案涉回购条款以固定期日的股票价格确定回购条件显失公平，将导致德同合伙企业在某窑公司股票价格高位时不抛售，以期获得更高利润收益，当股票价格低于回购价格时又可通过股权回购而退出投资，有违商事活动等价有偿、风险共担的原则。由于目标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和投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投资方也承担了一定的商业风险。在公司股票高价位时，投资人选择等待回购条件成就时回购股权，则其丧失了股票高价位与回购价之间的差额部分收益；若回购条件未成就，则投资人以固定身份进入目标公司，对目标公司经营亏损等问题按照持股比例或合同约定承担相应损失。由此，不论回购条件是否成就，并不存在投资方只享受收益而不承担风险的情形，即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案涉回购条款设置为固定期日的股票价格是当事人之间自主的商业安排和选择，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梁文格、柳丹提出回购条款有违公平原则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最后，虽某窑公司股票变更为做市商转让方式，但并无限制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转让或过户，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细则》、《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投资者业务指南》及《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协助司法执法业务指南》的规定，即便挂牌公司登记为做市商转让，在符合特定情况下，仍可采取非交易过户如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股权转让，股转公司回函中也提到当事人申请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盘后协议转让等方式；中登公司回函亦未否认司法程序确定股权转让的可操作性。由此，梁文格、柳丹认为在案涉回购条款在法律和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抗辩意见，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2017年2月17日某窑公司股价低于约定回购价格，回购条件已成就，一审判决认定梁文格、柳丹应当承担回购股份的责任，具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梁文格、柳丹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5543元，由上诉人梁文格、柳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炜烽
审 判 员 罗 睿
审 判 员 陈儒峰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张媛媛
书 记 员 陈 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