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石刑初字第217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路占良，男，1978年9月30日出生。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4年11月4日被羁押，同年11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看守所。
辩护人王子英，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海娇，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京石检公诉刑诉[2015]16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路占良犯贪污罪、受贿罪，于2015年7月2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谷荣、代理检察员高岑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路占良及其辩护人王子英、张海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2012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路占良利用先后担任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柳林监狱五分监区分监区长、指导员，管理五分监区生产的职务便利，分别要求廊坊市日升文体乐器有限公司、北京坤元基业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将应支付给柳林监狱的部分加工费汇入自己指定的个人银行账户中据为己有，共计人民币222819元。涉案钱款未被起获。
二、2012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路占良利用先后担任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柳林监狱五分监区分监区长、指导员，管理五分监区生产的职务便利，先后收受16名服刑人员家属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00000元，对服刑人员给予照顾。其中，收受于×1家属黄×1汇款人民币8000元；收受陈×1家属苗×汇款人民币5000元；收受郭×1家属郭×2汇款人民币8000元；收受叶×1家属叶×22次汇款共计人民币12000元；收受邓×、饶×家属罗×2次汇款共计人民币13000元；收受丁×1家属丁×2汇款人民币3000元；收受张×1家属郭×3汇款人民币3000元；收受王×1家属王×2通过贾×账户汇款人民币5000元；收受孟×1家属马×1汇款人民币3000元；收受焦×家属李×使用焦×账户汇款人民币6000元；收受王×3家属娜×汇款人民币5000元；收受黄×2家属黄×32次汇款共计人民币5000元；收受安×1家属安×2汇款人民币6000元；收受陈×2家属陈×3汇款人民币8000元；收受张×2家属曹×现金人民币10000元。案发前分别归还服刑人员陈×1人民币5000元、郭×1人民币7000元。涉案钱款未被起获。
2014年11月4日上午，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监察处受北京市清河人民检察院委托约谈路占良。后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垦华监狱副监狱长魏×应清河分局监察处要求，通知路占良到魏×办公室等待清河分局监察处工作人员与其谈话。后清河分局监察处工作人员和清河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一同到魏×办公室，将路占良带至北京市公安局清河分局清河派出所。
针对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证人证言、书证、被告人供述、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电子数据以及侦查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工作说明等证据，认为被告人路占良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提请本院以贪污罪、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路占良对起诉书指控其犯受贿罪的罪名未提出异议，当庭表示自愿认罪，但辩称其没有收过张×2的受贿款项；对起诉书指控其犯贪污罪的事实及罪名均提出异议，辩称廊坊市日升文体乐器有限公司和北京坤元基业服装服饰有限公司给其个人账户转账的钱款20余万元系使用机器的磨损费，按照加工单价涨1－2元收取，且该钱款均用于给监区干警买东西、吃饭等。
被告人路占良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关于贪污事实：廊坊市日升文体乐器有限公司和北京坤元基业服装服饰有限公司汇入路占良个人银行账户的资金，不属于柳林监狱应收取的加工费；且路占良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从柳林监狱收取的加工费中截留部分资金；汇入路占良个人账户的资金，全部用于为服刑人员购买食品、为监区干警发放现金、福利、聚餐等，没有据为己有。2.关于受贿事实：指控路占良收受张×2家属现金1万元的事实证据不足；3.路占良系自动到案，且在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前主动供述了办案机关并不掌握的收受陈×1、于×1钱款的犯罪事实，应当构成自首；路占良自愿认罪，且在家属的配合下退回犯罪所得，应当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贪污事实
2012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路占良在担任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柳林监狱（2014年10月更名为垦华监狱）五分监区分监区长、指导员期间，在柳林监狱与其他公司合作代加工项目的过程中，利用管理五分监区生产且有权确定加工单价、数量以及与其他公司联系结算的职务便利，分别要求廊坊市日升文体乐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日升公司）、北京坤元基业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元基业公司），将应支付给柳林监狱的部分加工费134516元、88303元汇入其指定的个人银行账户中据为己有，上述钱款共计人民币222819元。涉案钱款未被起获。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中共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柳林监狱委员会出具的任免通知、干部任免审批表证明，2009年2月起，被告人路占良任柳林监狱五分监区分监区长，2013年1月31日任五分监区指导员。
2.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垦华监狱出具的“指导员岗位职责”、“分监区长岗位职责”、“说明”证明，分监区指导员主持分监区全面工作，负责全面掌控分监区罪犯改造工作等；分监区监区长岗位职责包括组织领导副分监区长抓好罪犯劳动生产工作，努力完成监狱下达的生产指标。
3.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垦华监狱提供的“垦华监狱（原柳林监狱）狱内加工业务收款工作流程”证明，必须由生产科人员带领客户到财务科交款和办理结算业务。
4.证人孟×2的证言证明，其于2009年8月调至柳林监狱任副监狱长，负责生产管理。监狱承接来料加工的任务，由生产科决定是否与厂家合作，最终由其代表监狱与厂家签订合同或补充协议，生产科的科长或副科长也可以代其签字。一般情况下，所有厂家的加工价格都是由生产科、分监区领导、厂家三方共同决定，加工成品数量根据分监区出具的出库单统计，分监区、生产科、厂家各执一联，成品由厂家来监狱拉货，生产科现场监督，但不负责清点数量，由分监区负责组织装车。加工费由财务科负责收取，监狱不允许任何干警个人收取厂家的加工费。
其刚来柳林监狱时，路占良是五分监区的中队长，负责生产，后又担任指导员抓全面工作，也负责生产方面，五分监区主要承接天使华孚公司的生产任务。除此之外有一家廊坊日升公司，加工乐器包，其与监狱长和部分分监区领导考察后，由其决定将加工业务交给五分监区，在与该公司合作期间，路占良曾向其口头汇报过加工单价和罪犯人均产值，其觉得产值很高，就让路占良继续与该公司合作。还有一家坤元基业公司，加工服装的，生产科向其汇报五分监区可以完成，其就决定与该公司合作，并将业务交给五分监区，路占良曾向其汇报过单价、数量和罪犯人均产值等情况，其觉得单价和罪犯人均产值都很高，就同意继续合作下去。五分监区使用的机器设备都是天使华孚公司投入的，机器设备的维修、保养、损耗、折旧由天使华孚公司承担，监狱不负责承担。
5.证人张×3的证言证明，其于2010年1月至2014年10月担任柳林监狱生产科科长。通常监狱与厂家先签一个大合同，每次付款时再签一个补充协议。成品由厂家来监狱拉货，生产科不负责统计数量，通过分监区填写的出库单确定数量，出库单上记录有出库成品的数量和加工价格，由分监区在车间带班领导填写，分监区的领导和厂家的人员都要在出库单上签字。但是，生产科并不了解实际出库的数量是否与出库单上填写的数量一致，仅按照出库单上的金额向厂家收取加工费，由生产科带着厂家交钱的人到财务科结算，财务科出具发票或收据。
路占良先后担任五分监区的分监区长、指导员，五分监区主要承接天使华孚公司的业务，有空档期也做其他厂家的业务，如羽绒服、裤子、乐器包等，除裤子外的其他厂家都是路占良自己联系的，生产服装的加工价格是分监区自己与厂家确定的，是否与厂家签合同不确定，但只要对方厂家向柳林监狱付钱，都会签订补充协议，由其与对方交钱的人签订，主要根据交款的金额，按照之前定好的单价、确定生产数量，打印出来补充协议。其不了解坤元基业公司与柳林监狱合作的具体情况。廊坊日升公司是由路占良介绍给监狱的，监狱实地考察过之后，认为可以合作，生产科就将这家公司的业务交给五分监区了，生产科没有参与商谈具体的加工价格、数量等事宜。五分监区的主要机器设备都是天使华孚公司投入的，这些设备的维修、保养、损耗、折旧都由天使华孚公司承担，天使华孚公司从未向柳林监狱要过这些费用，柳林监狱也未向天使华孚公司支付过，五分监区在使用这些设备给其他厂家加工时，监狱也未向其他厂家要过这些费用。五分监区周六日加班比较多。
6.证人于×2的证言证明，其自2010年调入柳林监狱生产科，负责各分监区生产统计工作。每月其会到各分监区收取出库单，汇总后确定各分监区应收取的加工费，通知厂家，结算时一般由其带着厂家经办人到财务科交款，财务科收到加工费或确认款项到账后，开具发票或收据。生产科从未指定干警个人账户代收加工费。其与路占良在工作上接触较多，路占良是五分监区的分监区长，主抓生产，后来担任五分监区指导员。五分监区主要加工服装，加工单位主要有天使华孚公司、廊坊日升公司、坤元基业等，其只负责根据出库单统计数量和结算加工费，对于五分监区与这些厂家合作的具体情况不清楚。结算时，通常是生产科将欠款情况通知路占良，有时也会直接通知厂家，坤元公司和廊坊日升公司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结算，由路占良与厂家联系结算并通知其厂家转账完毕的情况，财务科确认到账后，其再根据厂家打款的金额制作一份补充协议。
7.证人袁×的证言证明，其于2003年到柳林监狱生产科工作，通常厂家与监狱先签一个大概的合同，每批的生产任务会通过补充协议来确定，一般是在每月收到加工费款项时签订一次，以便于监狱财务管理。服装加工固定由五分监区完成，出货时生产科不跟踪，具体出货多少，生产科只看出库单。廊坊日升公司的业务是由五分监区自己与厂家商谈的，生产科将与廊坊日升公司商谈加工价格、加工进度等事宜的权利交给了五分监区，生产科只根据五分监区上报的出库单进行管理，根据出库单上的金额统计公司应支付给监狱的加工费金额，由其或于×2通知路占良，让路占良通知厂家，厂家再与监狱结算。
8.证人孟×3的证言证明，其于2013年8月到柳林监狱担任财务科科长，对路占良不了解，对五分监区的生产项目也不清楚。柳林监狱与厂家合作生产时由财务科负责收取加工费，分监区或干警个人无权与厂家结算加工费，结算一般有现金、支票、转账汇款3种方式。监狱给罪犯的劳动报酬和就业准备金，是以食物、生活用品的方式发放，由监狱账户支出。
9.证人牛×的证言证明，其于2013年8月之前在柳林监狱任财务科科长。柳林监狱每年将生产任务分配给各分监区后，由生产科代表监狱与各厂家签订合同，合同上签名人应该是监狱长，财务科根据生产合同、补充协议收取加工费。每月20日后，生产科的人（多数是于×2）带着厂家的人结算，所有分监区与厂家合作产生的收益必须存入监狱的对公账户，财务科给厂家出具发票或收据。其任柳林监狱财务科长期间，从未从监狱账户上发放过任何现金奖励给完成劳动任务好的分监区或干警。
10.证人蔡×的证言证明，其于2007年底至2015年1月在柳林监狱财务科任生产会计。结算时一般由生产科的于×2带着厂家的人，拿着生产加工协议来财务科，如果是转账汇款，则由生产科先通知财务科，财务科将公账号告诉生产科，出纳确认到账后，生产科将加工协议交给财务科，财务科出具发票或收据。柳林监狱只有五分监区加工服装，其印象中给天使华孚公司、坤元公司开过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收据。
11.证人王×4的证言证明，其于2013年到柳林监狱五分监区任分监区长，路占良当时任指导员，其负责生产劳动，路占良负责全面工作，其刚去时不熟悉业务，因此前半年生产方面还是由路占良负责。其刚到五分监区时，天使华孚公司和姓阮的公司已经与五分监区合作了，加工价格按之前的价格，廊坊孟老板的公司是路占良联系的，考察他也参加了，加工价格是路占良告诉其的。五分监区的机器设备由天使华孚公司提供，维修、保养等也由该公司负责，做别的公司的任务时，机器的维修等费用也由该公司承担。出库单由车间带班领导填写，其、路占良、宋×1都填写过，单价是路占良告诉其的，数量是根据厂家每月拉货的数量记录统计，拉货数量由车间带班领导清点记录。路占良从未以五分监区或其个人名义给干警发过物品或现金。
12.证人赵×的证言证明，其于2013年1月任五分监区指导员，路占良任分监区长，主管生产。五分监区的机器设备是天使华孚公司的，平时的维修、保养、换件等都由该公司负责。罪犯的劳动报酬由监狱以食品等物质的形式发放，由生产科统一组织，分监区干警掌握发放。路占良没有给其发过现金或物品。
13.证人宋×1的证言证明，路占良于2008年开始担任柳林监狱五分监区的分监区长，主管生产，其是副监区长，协助路占良管理生产工作。五分监区生产任务主要与天使华孚公司合作，还接过给坤元基业公司代加工海底捞服装、给廊坊日升公司代加工乐器包的业务，都是小批量生产。这两个公司业务都是路占良联系的，加工价格都是路占良与这两家公司定的。分监区各生产线的线长每天统计成品数量，厂家拉货时分监区进行清点并填写出库单，记录产品的名称、数量和加工价格，分监区带班领导和厂家的人签字确认，一般都是由路占良、王×4填写，他们都不在的时候，由其负责填写，加工单价是路占良告诉其的。五分监区的机器设备都是天使华孚公司的，接其他厂家订单也会使用这些设备，这些设备的维修、保养、损耗、折旧等费用都由天使华孚公司承担，天使华孚公司从未向柳林监狱、五分监区、五分监区干警要过其他厂家使用这些设备的维修等费用。五分监区订单量多的时候，负责生产的领导会让厂家买些鸡蛋用于奖励罪犯。路占良从未以五分监区或其个人名义给干警买东西、发现金等。
14.证人雷×的证言证明，其于2007年10月至2014年8月在柳林监狱五分监区任副指导员，不负责生产。五分监区完成生产任务后，由厂家来监狱拉货，拉货时会清点数量，由分监区干警（经常是路占良）和厂家填写出库单。五分监区从未给罪犯买过物品，监狱给罪犯有劳动报酬。路占良从未给分监区干警买过物品。
15.证人霍×的证言证明，其自2008年到五分监区工作，路占良一直主抓生产工作，五分监区与宋×2的公司、做海底捞服装的公司都合作过。成品数量的统计一般由抓生产的领导负责，厂家提货时也会清点。五分监区使用的机器设备都是宋×2公司的，平时的维修、换件、保养等都由宋×2的公司负责。
16.证人伍×的证言证明，其于2009年到柳林监狱五分监区任小队长。厂家在五分监区加工产品的数量由带班领导和一名罪犯进行数量统计，并填写单据，厂家对统计数量进行核对。五分监区使用的机器设备都是宋×2公司的，平时的维修、换件、保养等都由宋×2的公司负责。
17.证人刘×的证言证明，其于2012年12月开始在柳林监狱五分监区服刑，分别在蹬缝纫机和裁剪岗位上干了一段时间后，被调整为车间大班长，负责各生产线质量问题，每天记录生产数量，向路占良汇报。五分监区生产过吉他包，是天津姓孟的女老板的，还生产过海底捞的衣服，是一个姓阮的女老板的，每月的加工费总额有六七万，最多时达到十一万，产值一直排第一。每个月厂家都会来监区拉几次货，每次拉货时，其与路占良一起清点数量并记录在一张纸上，厂家提货人员签字确认后交给路占良。车间内还有一个专门登记的大本，由其记录每批出库成品的种类、数量、单价、日期等内容，报给路占良结算时使用，每月底路占良按照大本上的内容填写出库单。一般都是由路占良在出库单上签字，王×4也签过，厂家的人没有签过。其担任大班长期间，曾经听到监区干警说过当月的产值，比其实际记录的产值少3万元左右。五分监区的罪犯经常加班完成生产任务。
18.证人陈×1的证言证明，自2013年4月开始在柳林监狱五分监区服刑。五分监区经常加班劳动，每天早7点出工，晚上8点收工，周六日路占良也会安排加班。监狱给五分监区每月定的是五六万元的利润，但五分监区一直都是超额完成任务。
19.证人王×1的证言证明，其于2012年8月底到柳林监狱服刑，服刑期间路占良与宋×2、阮×1的公司联系密切，还有一家做吉他包的公司。罪犯经常加班到晚上8点，路占良在车间的时候，中午吃完饭就干活，不允许休息。
20.证人宋×2的证言证明，其是天使华孚商贸有限公司的法人，2009年其通过亲戚路占良介绍开始与柳林监狱合作生产服装，当时其将购买的二手设备和部分旧设备投入到柳林监狱五分监区，这些设备价值约十几万元，机器设备的维修、保养和换件均由其公司自己负责，每年在机器维护修理方面的花费有1万元左右，维修所需的配件平时都存放在监狱库房内，维修师傅也常年在监狱。2012年路占良开始使用其投入的机器设备给其他的企业加工生产，事先并未经过其同意，事后也没有向其支付任何费用，因此其与路占良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柳林监狱和路占良本人从未与其公司约定替其向其他企业索要机器使用费的情况，其也没有向路占良和其他企业要过机器使用费。
21.证人阮×1的证言证明，2009年其注册成立了北京坤元基业服装服饰有限公司，2010年又注册成立了松子红服装公司。2011年经他人介绍认识了路占良，并与五分监区合作加工海底捞的服装，价格都是其与路占良定的，没有与柳林监狱生产科接触过，与路占良之间也没有签合同，按照公司客户的订单量确定加工的数量，结算按照实际发生量。其直接向路占良结算，绝大部分批次的服装结算加工费时，路占良会给其发一个对公账户和他本人的工商银行账户，先让其将一部分加工费打到对公账户中，过几天将另一部分打到路占良的个人账户里，金额也是按照路占良的要求分别打到两个账户中，这两部分的总和就是每批的加工费金额。在与路占良合作期间，其发现路占良自己在车间填出库单时，填的出库量要比其给他下的订单量少，每次都少二三百件，路占良填的单件加工价格也比他们约定的价格低，比如出库单上记录捞面服的单价是6元，但实际上其与路占良商定的单价为9元左右，路占良不让其将加工的单价和数量说出去。坤元基业公司和松子服公司都是其个人注册的，为了方便使用资金，其会用个人银行卡与客户进行资金往来，这些行为都是公司行为，向路占良个人账户支付加工费也是公司行为。凡是公司因为代加工服装支付出去的费用都算作成本，都是加工费。公司及其个人向柳林监狱公账户内转的钱以及其个人账户向路占良个人账户内转的钱，均是公司应付的加工费，有一次其委托阮×2给路占良个人账户内转的钱也是加工费，公司从未给路占良支付过辛苦费、好处费或者回扣。公司和其个人从未因为在五分监区加工服装而支付机器设备使用费、磨损费等，也没有人向公司及其个人索要过这些费用。
公司与柳林监狱合作期间，有时与路占良谈好一批服装的加工单价后，在加工过程中或者加工完成后，路占良会以服装的活儿不好做为由，向其提出提高加工费单价，其都同意了。
22.证人阮×2的证言证明，2013年初，其妹妹阮×1的坤元基业公司与柳林监狱五分监区合作服装加工，其曾经帮忙送布料和往公司拉回服装成品。其曾经用自己的工商银行卡给路占良转过钱，是帮阮×1转的。
23.证人胡×1的证言证明，其与爱人孟×4一同经营廊坊日升公司，主要生产乐器包袋。2013年4月，经人介绍认识了路占良，路占良又向孟监狱长介绍了公司的情况，孟监狱长考察后让路占良负责与其洽谈价格、加工量等事项。其与路占良谈的加工单价为7元左右，是口头协议，订单完成后按批次结算，结算时按照生产件数和与路占良确定的单价计算加工费总金额，路占良让其分两部分付款，一部分打到柳林监狱的对公账户，共计19万余元，监狱出具增值税发票，另一部分打到路占良个人的农业银行账户，共计12万元左右，其中有一次路占良让其打给黄×5的账户，都没有开发票，这两部分的总和是其支付的加工费。其没有与柳林监狱其它部门联系过，也没有与柳林监狱签过生产合同，所有事情都是跟路占良联系。其最初与路占良商谈单价时没有说过每件抽出一部分用于其他用途，后来路占良提出监狱干警组织生产很辛苦，公司没有出生产设备和机器损耗的费用，因此要求提高单价，其就按照路占良说的价格给他结算的。其没有见过路占良签的出库单，公司只保存生产单，运送原材料和成品的费用均由公司承担，没有支付过机器设备的使用费、损耗费等。公司向柳林监狱公账户内转的钱以及其个人账户向路占良个人账户内转的钱，均是公司应付的加工费，公司从未给路占良支付过辛苦费、好处费或者回扣。
公司与柳林监狱合作期间，加工乐器包的数量都记录在生产记录白条上了，公司按照白条上记载的数量向路占良结算加工费。
24.证人孟×4的证言证明，2013年，廊坊日升公司开始与柳林监狱合作代加工乐器包，柳林监狱的孟副监狱长让路占良代表监狱与廊坊日升公司谈合作的事情，其代表公司与路占良商谈加工单价和数量等具体细节。公司的原始记录凭条上详细记载了每批次乐器包的单价、数量和加工费金额，每次公司从柳林监狱拉回成品后，收货人员负责统计，其将成品数量记录下来。其最初与路占良谈好加工单价后，路占良曾提出涨价，其没有同意，后来路占良就与胡×1谈的，最终价格就涨了一些，与路占良商谈加工费单价时没有约定加工费中包含其他用途的费用。柳林监狱每完成一批乐器包，路占良会通知其结算加工费，并要求将加工费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打到柳林监狱公账户，另一部分打到路占良个人账户，这两部分加工费的具体金额也是由路占良确定，总和与公司应付给柳林监狱的加工费的总金额一致。公司从未给路占良支付过辛苦费、好处费或者回扣。
25.证人薛×的证言证明，公司与柳林监狱合作加工乐器包期间，其与路占良联系结算的事情，每个月其将价款核对完后，与路占良联系确定数量和价款，路占良每次都让其将加工费分成两部分支付，一部分汇到清河印刷厂对公账户，另一部分汇到他个人农业银行账户，其中有一个月路占良让其向黄×5的卡里汇了一部分加工费，每个账户内汇钱的金额都是路占良确定的。这两个账户都是用于结算加工费的，其将每个月的总价款以及分别向两个账户打款的金额均记录在原始凭条上。公司向监狱对公账户打款有发票，胡×1个人账户向路占良个人账户打款没有开发票，其会记录胡×1每次支付的金额，之后再用公司的钱还给胡×1。
26.证人胡×2的证言证明，其从2013年初开始在廊坊日升公司当司机，曾去柳林监狱给公司拉货送货，有时会统计成品数量，成品多的时候就先将货拉回公司，由公司专门的人负责统计。其从未在出库单“经手人”处签过自己的名字。
27.证人黄×4的证言证明，2009年其帮杨×去柳林监狱拉货时认识了路占良，后来发现路占良所在监区有一些边角料废品，路占良同意将那些边角料给其，每次扣除一两百元利润和运费后，交给路占良一定的费用，都是通过其父亲黄×5的农业银行卡给路占良转账，共计约二三万元。2014年1月，路占良通知其有一笔钱转到黄×5卡上，让其帮他取出来，钱到账后其给路占良现金2万余元。
28.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北京坤元基业服装服饰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阮×1；廊坊市日升文体乐器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胡×1。
29.北京天使华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说明”证明，该公司自2009年向柳林监狱投入机器设备以来，从未向柳林监狱和其他公司收取过这些机器设备的使用、维修、保养、换件、折旧等费用，也从未收到过柳林监狱和其他公司给的这些费用。
30.柳林监狱出库单10张证明，2013年4月至2014年1月，柳林监狱代加工廊坊日升乐器公司乐器包等成品，数量共计44464个，加工费金额共计人民币197847元。
31.廊坊日升公司2015年1月14日向侦查机关提供的由财物人员手写的付款明细清单证明，2013年4月至2014年1月，廊坊日升公司在清河监狱加工成品数量共计57728个；支付加工费共计人民币332426元，其中向清河监狱账户汇款共计人民币197910元，向路占良银行卡汇款共计人民币134516元。
32.河北省农村信用社电汇凭证（回单）8张、廊坊银行电汇凭证（回单）1张、廊坊银行网银记账传票1张、廊坊日升公司记账凭证证明，2013年4月至2014年1月，廊坊日升公司向北京市清河印刷厂（天津）支付加工费共10笔，金额合计197910元。
33.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6张证明，2013年6月至2014年1月，2013年6月25日至2014年1月21日，北京市清河印刷厂（天津）向廊坊日升公司开具了6张关于加工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共计人民币197910元。
34.中国农业银行资金往来信息结果表、网银转账交易单证明，2013年4月25日至2013年11月28日，胡×1账户通过网银向路占良尾号3819的账户转账8笔，金额共计人民币108263元；2014年1月21日，胡×1账户通过网银向黄宝文账户转账人民币26253元。
35.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明细、取款凭条证明，2014年1月21日，黄×5账户支取现金人民币3万元。
36.柳林监狱出库单（生产联）23张、柳林监狱出库单说明证明，2012年9月至2013年12月，柳林监狱代加工坤元基业公司服装，加工费用共计人民币273325元。
37.增值税专用发票8张、收据3张证明，2012年10月24日至2014年2月20日，北京市清河印刷厂（天津）收到坤元基业公司支付的加工费共计人民币279156.78元。
38.柳林监狱提供的来料加工项目补充协议13份证明，2012年10月至2014年1月，柳林监狱分别与坤元基业公司、松子红服饰有限公司签订服装加工合同共计13份，加工费共计人民币279156.76元。
39.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印鉴片、账户明细单、北京农商银行交易明细证明，2012年10月至2014年1月间，坤元基业公司账号、阮×1尾号4926账号、松子红服饰有限公司账号分别向北京市清河印刷厂（天津）账户转账的情况。
40.华夏银行对公明细对账单证明，2012年12月至2013年11月间，松子红服饰有限公司账号向北京市清河印刷厂（天津）账户转账的情况。
41.中国工商银行个人客户开户信息、客户明细清单证明，阮×1尾号4926的账号于2012年11月26日至2013年11月28日，分9次向路占良尾号3711的银行卡转账共计人民币70523元；阮×1尾号6559的账号分别于2012年10月29日、2012年11月2日向路占良尾号3711的银行卡转账人民币14510元、950元；阮×2尾号8886的账户于2013年10月30日向路占良尾号3711银行卡转账人民币2320元。
42.被告人路占良的供述证明，坤元基业公司在五分监区加工做衣服，因为生产线使用的是宋×2天使华孚公司的设备，每件衣服的加工价格会提1至2元作为给天使华孚公司的设备使用费，坤元基业的老板也同意，并将每件提出的钱打到其个人的工商银行账户内，总计约9万余元。廊坊日升公司先在五分监区试了一批活儿，监狱让公司报加工价格，其在报价的基础上，每件加了1至2元，作为天使华孚公司的设备磨损费，让对方打入其农业银行的账户内，共计十万余元。这两家公司的加工单价都是其去谈的，结算加工费也是由其通知公司。两家公司打给其的设备磨损费总共有22万元左右，其用部分钱款给罪犯买鸡蛋、饮料、西瓜等，组织五分监区干警聚餐，总共花了2万余元，2013年底，其将剩余的20万元交给宋×2。
上述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被告人路占良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胡×1、孟×4、薛×、阮×1、刘×的证言，廊坊日升公司提供的记录凭条，柳林监狱来料加工项目补充协议提出异议，主要质证意见是：1.柳林监狱并未实际与廊坊日升公司、坤元基业公司签订补充协议；2.证人胡×1、孟×4、薛×之间有利害关系，因此三人的证言内容是单方面的，没有得到路占良的认可；廊坊日升公司提供的记录凭条上记载的内容没有在廊坊日升公司的账上有所体现，因此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法确定；故胡×1个人账户打入路占良个人账户中的钱款是路占良收取的机器磨损费；3.阮×1的证言内容不真实，阮×1为了与监狱长期保持合作而主动给付好处费，路占良从未提高加工单价，其个人账户内收到阮×1的钱是机器磨损费。
经查：1.柳林监狱来料加工项目补充协议与证人于×2、孟×2、张×3、胡×1、孟×4、阮×1等人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柳林监狱与廊坊日升公司、坤元基业公司之间均具有加工承揽关系，即使双方并未实际在补充协议上签字，该补充协议也仅仅反映了柳林监狱结算过程的某一环节，并不影响本案主要事实的认定。2.廊坊日升公司记录凭条系侦查机关依职权从该公司调取，取证程序合法，且凭条上详细记录了每批加工成品的种类、单价和加工费金额，以及扣除运费、多做成品数量等特殊情况，真实地反映了该公司在柳林监狱加工成品的结算情况，且与银行交易明细等书证和证人胡×1、孟×4、薛×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廊坊日升公司按照高于柳林监狱出库单记载的单价和成品数量向路占良结算加工费，加工费总金额等于该公司分别向柳林监狱对公账户和路占良个人账户汇款金额的总和，因此路占良将本应支付给监狱的部分加工费据为己有。路占良关于其收取的设备磨损费的辩解无相关证据予以支持，且被柳林监狱和宋×2否认，故被告人路占良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质证意见不能成立。3.关于阮×1向路占良个人账户转账的钱款的性质问题，证人阮×1的证言证明该钱款系加工费的一部分，被告人路占良的供述称该钱款系设备磨损费，虽然双方对该部分钱款的性质说法不一，但均认可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有提高单价的情况，且路占良明确表示每件成品单价增加1至2元作为设备磨损费，因此可以说明该笔钱款系在私自增加加工单价的基础上形成，而路占良利用了柳林监狱授权其与厂家商谈加工单价的职务便利，将高于柳林监狱结算价格部分的加工费据为己有，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故被告人路占良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质证意见不能成立。上述证据均系侦查机关合法取得，具有真实性且与本案有客观联系，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上述事实，被告人路占良的辩护人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1.证人贾×的证言证明，其系清河农场清河烧烤饭店经营者，2014年5月至10月间，路占良与他的同事来饭店消费四五次，每次约2000元。
2.证人马×2的证言证明，其曾帮助路占良购买肉类食品，用来调动罪犯工作积极性，2013年中秋节、2014年中秋节和2014年春节，路占良委托其购买食品，按照每人1000元的标准，3次合计4.5万元。
3.证人张×4的证言证明，其是清河地区永昌大酒店总经理，自2012年开始，路占良带着干警共10人左右来酒店用餐，每个月二三次，每次消费1000元左右。
4.证人马×3的证言证明，其是垦华监狱十二分监区长，2012年夏季以后，路占良经常从平谷区的市场购买大桃、干果等，每次不少于1000元，并开车将食品拉到单位。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公诉人认为赃款如何处理与认定路占良构成贪污罪无关。经查：首先，证人王×4、宋×1、赵×、雷×等人的证言能够证实，路占良从未以五分监区或其个人名义给监区干警发过物品或现金；其次，辩护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无法证明钱款来源于路占良个人收取廊坊日升公司、坤元基业公司支付给柳林监狱的加工费，且现有证据已经证实路占良贪污犯罪事实成立，赃款的去向并不影响对其构成贪污罪的认定。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二、受贿事实
2012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路占良利用先后担任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柳林监狱五分监区分监区长、指导员，管理五分监区生产的职务便利，先后收受15名服刑人员家属贿赂款共计人民币9万元，对服刑人员给予照顾。其中，收受丁×1家属丁×2汇款人民币3000元；收受焦×家属李×使用焦×账户汇款人民币6000元；收受王×1家属王×2通过贾×账户汇款人民币5000元；收受孟×1家属马×1汇款人民币3000元；收受黄×2家属黄×32次汇款共计人民币5000元；收受张×1家属郭×3汇款人民币3000元；收受叶×1家属叶×22次汇款共计人民币12000元；收受王×3家属娜×汇款人民币5000元；收受陈×2家属陈×3汇款人民币8000元；收受于×1家属黄×1汇款人民币8000元；收受陈×1家属苗×汇款人民币5000元；收受安×1家属安×2汇款人民币6000元；收受郭×1家属郭×2汇款人民币8000元；收受邓×、饶×家属罗×2次汇款共计人民币13000元。案发前分别归还服刑人员陈×1人民币5000元、郭×1人民币7000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丁×1的证言证明，其于2011年10月左右开始到柳林监狱五分监区服刑，在蹬缝纫机的岗位工作，曾让家属将钱打到其在监狱的消费卡上。
2.证人丁×2的证言证明，2012年春节后，丁×1给其打电话称给管教汇款3000元钱，可以受到照顾，再多汇300元，管教可以给他买东西。后来其收到短信，有路占良的姓名和工商银行卡号，其给转了3300元。
3.中国工商银行活期账户明细单证明，2012年2月8日，丁×2账户向路占良账户内转账人民币3300元。
4.证人焦×的证言证明，其于2012年2月开始在柳林监狱五分监区服刑，路占良是中队长，主管生产。开始干蹬缝纫机的活儿，觉得特别累，任务量很大，想花钱调整岗位，后来在路占良的办公室里给妻子李×打了电话，过了一个月左右，路占良将其调整到裁剪岗位。出狱后李×告诉其路占良跟她联系过，她给路占良汇了6000元。
5.证人李×的证言证明，2012年3月份，焦×服刑时给其打电话称需要6000元钱换个轻松的活儿。之后路队长的手机号给其发了一条短信，内容是建设银行的账号，户名是一个叫什么静的，其给该账号汇款6000元，并让路队长照顾一下焦×。
6.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明细单证明，2012年3月20日，焦×账户向郭×4（路占良之妻）账户转账人民币6000元。
7.证人王×1的证言证明，其于2012年8月底到柳林监狱服刑，开始时干蹬缝纫机的活儿，罪犯赵×问其是否愿意给路占良送钱换轻松的岗位，其同意了。一星期后，其就被调到裁剪的岗位了。出狱后其听父亲说曾经接到姓路的电话，给路占良汇过5000元。五分监区罪犯的劳动岗位中蹬缝纫机的岗位最累，裁剪和后勤岗位比较轻松，罪犯的劳动岗位都是由路占良调整的，焦×、张×2、叶×1、孟×1等人都给路占良送过钱。
8.证人王×2的证言证明，2012年9月，其接到自称是王×1服刑监区队长的电话，让其给户名为路占良的账号汇5000元，可以照顾王×1。其在当地邮政储蓄银行用一工作人员的卡转账的。
9.证人马×4的证言证明，2012年9月25日，一名男客户来银行要办理跨行转账业务，其用爱人贾×的卡帮其汇款5000元。
1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易明细、中国工商银行活期账户明细单证明，2012年9月25日，王×2取款人民币5000元，贾×账户向路占良工商银行账户汇款5000元。
11.证人孟×1的证言证明，其于2012年中秋节到柳林监狱五分监区服刑，通过其他罪犯联系给路占良送钱换轻松的岗位，用路占良的手机告诉妻子马×1给路占良汇3000元，可以受到照顾，过了几天路占良称马×1给他汇钱了，并将其调整到比较轻松的剪线毛的岗位。
12.证人马×1的证言证明，2012年9月左右，路占良给其打电话称他是孟×1服刑监区的队长，说孟×1身体不好，让其给他汇点钱，可以给孟×1找个轻松的活儿，其刚开始不相信，后来与孟×1通话时，孟×1称别的罪犯也这样做，其就给路占良汇了3000元。
13.中国农业银行存款凭条证明，2012年10月27日，马×1向路占良尾号3819的银行卡汇款人民币3000元。
14.证人黄×2的证言证明，其于2012年9月开始在柳林监狱五分监区服刑，刚开始干活比较累，还被罚，就通过朱×联系路占良，路占良让其给亲属打了电话，告诉父亲给路占良打点钱，后来其被调整到机修的岗位，刑满释放后其父亲称曾给路占良分两次汇过5000元。五分监区罪犯劳动岗位的调整由路占良一人决定。
15.证人黄×3的证言证明，2012年11月其接到一个自称黄×2朋友的电话，称在监狱里服刑需要花钱，过了几天，路占良给其打电话，让其给他打点钱，可以照顾黄×2，其分两次给路占良汇了5000元，后来路占良发信息说黄×2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16.中国农业银行存款凭条证明，黄×3分别于2012年11月8日、11月10日，向路占良尾号3819的银行卡汇款人民币2000元、3000元。
17.证人张×1的证言证明，其于2012年8月到柳林监狱五分监区服刑，开始时蹬缝纫机，过了两个月被路占良调整当线长。出狱后，妻子郭×3说路占良给她打过电话，让给路占良汇3000元，可以给其买东西、受到照顾。
18.证人郭×3的证言证明，2012年冬天，其接到自称张×1所在监区路队长的电话，让其给张×1存3000元，可以照顾他、买东西，后来将姓名和卡号给其发过来，其去农行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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