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4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霍羡媚，住广东省增城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燕玲，住广东省增城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文杰，住广东省增城市。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朝跃，广东唯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湛炫棠，住广东省增城市。
委托代理人：董秀山，住广东省增城市。
原审第三人：关庆珠，住广东省增城市。
上诉人霍羡媚、罗燕玲、罗文杰因与被上诉人湛炫棠、原审第三人关庆珠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2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8月22日，湛炫棠（甲方）、关庆珠（乙方）、罗某乙（丙方）签订一份《友好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创办一间工程公司，主管从事建筑工程承包等业务；三方股权均等，各为三分之一；由关庆珠（或派员）任出纳，湛炫棠任会计（或派员），罗某乙任经理负责一切日常事务；三方共负盈亏。庭审中，湛炫棠提交了两张2009年11月8日由罗某乙作为收款人出具的《收据》，用于证实上述协议签订后，湛炫棠出资80万，关庆珠出资70万，罗某乙没有出资的事实。湛炫棠述称合伙期间，三人用出资款购买的机械设备包括涉案由罗某乙承包的30吨拖拉管机和关庆珠承包的32吨拖拉管机。
2011年5月1日，湛炫棠、关庆珠（发包人、甲方）与罗某乙、关庆珠（承包人、乙方）签订一份《机械承包合同》，约定：由湛炫棠、关庆珠、罗某乙合伙经营的顶、拖拉管工程公司有拖拉管机30吨型号一台，现承包给罗某乙使用，32T吨型号一台由关庆珠承包（承包金自负自收）；承包的机械设备详见附表，期满后乙方要保证机械（所承包的非开挖型拖拉管机）运作良好，附带工具和设备完整交还甲方，否则，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责任；承包期三年，从二O一一年五月一日至二O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期满后，双方另协商续约事项；双方协定承包金为每月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承包方式为先付后使用，则每月乙方要在五日前付清当月的承包金给湛炫棠，乙方才能使用，否则，甲方有权随时终止承包并收回机械设备，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讨罗某乙承包金；乙方罗某乙必须按时付租金，如超期每月按机械承包款30厘利息计算，甲方还有权以任何方式收取乙方所欠下的租金和利息；公司到目前为止的净应收款为陆拾叁万人民币（除去所有应欠款拾叁万后），（全部所欠款包括拾叁万欠款由罗某乙负责支付），剩下伍拾万元再减去购买承包拖拉管机设备款贰拾万之后剩下叁拾万元，由于罗某乙担任公司总经理，负责追收欠款，所以，在签处本合同后，罗某乙必须在半年内将上述欠款追回，否则，由乙方承担责任，即由乙方来偿还欠款给湛炫棠；双方协定，如果乙方严重损坏机械设备，至使机械不能运作，而乙方不进行维修至运作正常，乙方赔偿湛炫棠人民币柒拾万作为设备的赔偿，甲方交给乙方承包时必须配套齐全，合同期满后，乙方必须按配套齐全交回给甲方；承包拖拉管机期满后（包括罗某乙、关庆珠的承包机以及顶管机）属湛炫棠、关庆珠、罗某乙三人所有各占三分之一股份；自签订本合同之日起，合同期内的总承包金额即作为乙方欠到湛炫棠的款项，并立下欠据。湛炫棠主张该合同还附有一份《拖拉管机械清单》，载明“关庆珠三十二吨钻机1台，乘龙大货车1辆已报废，….打泥浆机1套。老罗三十吨钻机1台，钻钢57条，……，小车捷达粤A×××××，…，导向钻头一套。”但上述清单上没有“关庆珠”和“罗某乙”的签名。经查，上述清单中粤A×××××号捷达轿车登记的车主为罗文杰。对于上述合同第五条款项的形成情况，湛炫棠述称在签订承包合同之日，三人合伙的公司对外可收的款项为63万元，但应扣除公司对外应支付的各项费用、欠款13万元，所剩50万元中由公司将罗某乙个人购买的一台拖拉管机以20万元价格回购给公司，剩余30万由湛炫棠和关庆珠各分得15万元，湛炫棠及关庆珠各所应分得的上述15万元，由罗某乙支付。
2011年5月4日，罗某乙向湛炫棠出具一份《借条》，内容为：今借到湛炫棠现金人民币陆拾陆万元正（其中壹拾伍万元本年十一月三十日归还）承包金伍拾壹万分两年内付还清。超期按每月30厘利息计算。湛炫棠主张上述《借条》证明承包合同签订前罗某乙应付51万元承包金给湛炫棠，同时证明罗某乙在承包合同签订前已实际管控使用涉案承包标的承揽施工建设，并陈述该《借条》66万元欠款组成包括：一、根据《机械承包合同》第五条约定湛炫棠应分得15万元；二、湛炫棠、罗某乙、关庆珠合伙当初口头约定，要将湛炫棠与关庆珠的投资款从合伙经营所得全额扣除后才对经营所得按照比例进行分配，但在承包合同签订前，三人并没有对合伙期间的经营进行结算和分配，且实际上所有业务由罗某乙管理、控制，所以为了对承包之前的合伙业务进行结算，湛炫棠和罗某乙共同商定将从《友好合作协议》签订之日（2009年8月22日）至立具借条之日（2011年5月4日）期间的经营情况，由罗某乙参照承包合同每月2.5万承包金的标准向湛炫棠方支付款项，承包金共计51万。
为证明承包合同签订前，罗某乙已控制使用合伙的机械设备，湛炫棠提交了以下二份证据：一、罗某乙对外承揽工程所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两份，合同签订日期为2009年9月和2010年3月，承包形式均为机械顶管等配套工程；二、出票日期为2011年12月3日的广发银行支票一张，出票人为“广州市增城钻成管道工程部、罗文杰”，票面金额为53000元，收款人为增城市星群贸易有限公司，用途为“支付机械承包款”，湛炫棠据此主张该支票系罗文杰用于向湛炫棠实际控制的增城市星群贸易公司支付涉案机械承包款。
对湛炫棠的陈述和举证，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认为：一、《友好合作协议》只能证明罗某乙、湛炫棠、关庆珠共同创建工程公司，三人属于合伙关系，而非承包关系。二、《机械承包合同》没有载明罗某乙实际控制机械设备，也无法证实湛炫棠履行了交付义务，且该合同第七条约定双方有交付的合同义务，可以推断签订合同时湛炫棠没有将机械设备交付罗某乙。另外，对《拖拉管机械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湛炫棠没有提供购买机械设备的合同与发票，以及该清单没有罗某乙签名，无法确定这是是承包合同的附件，并且载明的内容与真实情况矛盾，清单中的捷达汽车所有权人不是湛炫棠，而是罗文杰。三、《借条》并无载明这是2011年5月4日前罗某乙应支付的51万元承包金。根据承包合同约定，罗某乙具有先付款后使用的合同义务，且湛炫棠在（2013）穗增法民二初字第791号案的庭审中曾明确表示该承包金为2011年5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的承包金，因此该借条只能证明罗某乙履行了先付款的合同义务，不能证明湛炫棠履行了交付罗某乙30吨拖拉管机的合同义务。四、两份工程承包合同与涉案的30吨拖拉管机无关，不能证明湛炫棠所主张的事实。五、支票上的罗文杰印章和广州市增城钻成管道工程部财务专用章虽然是真实的，但对该支票所载用途不予确认。
对湛炫棠的陈述和举证，关庆珠表示没有异议，认可《拖拉管机械清单》的真实性，且确认湛炫棠关于《机械承包合同》第五条相关数额组成的陈述以及关于《借条》所载事实和所列欠款组成情况的陈述均为属实。另外，关庆珠确认粤A×××××号捷达轿车为合伙期间的共同用车，但其不清楚粤A×××××号捷达轿车为何登记在罗文杰名下。
另查，2013年7月3日，湛炫棠曾以本案相同事实起诉罗某乙、霍羡媚，后变更起诉霍羡媚、罗燕玲、罗文杰及关庆珠，案号为：（2013）穗增法民二初字第791号案，该案的诉讼请求为请求霍羡媚还款565000元及利息(从2013年5月5日起，按月息30厘计算至还清之日)及罗燕玲、罗文杰承担连带责任。在该案的庭审笔录中，湛炫棠的委托代理人陈述，《借条》系证明机械设备租金以借款形式写下借条，经过结算金额为66万元，其中15万元是之前湛炫棠与关庆珠应收的工程款，剩余51万元是罗某乙承包期间前两年应支付的承包款，每月25000元，两年共计60万元，但因为双方是朋友关系，所以湛炫棠同意少收9万元，才形成51万元，第三年的承包费另外结算。对此，霍羡媚、罗燕玲、罗文杰则认为湛炫棠在该案中对《借条》所主张的事实与在本案中所主张的事实前后矛盾，并主张《借条》款项中的51万元应为2011年至2013年期间的承包金。湛炫棠则认为涉案承包金为2011年至2013年期间的承包金是不符合常理与客观事实，因为当事人不可能对尚未履行承包期间的所有承包金提前出具借条给对方，其还认为在（2013）穗增法民二初字第791号案中湛炫棠的委托代理人系在不清楚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所作的陈述，由于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予以否认，故不构成自认，其在本案庭审中所述陈述才为客观事实。
立具《借条》后，罗某乙于2011年5月6日向湛炫棠支付了2011年5月、6月的承包金5万元，且于2012年4月28日，罗某乙代湛炫棠支付案外工程款45000元，故现湛炫棠主张扣除上述款项后，罗某乙仍欠《借条》中的款项565000元。庭审中，湛炫棠明确放弃向关庆珠主张民事权利。
原审又查，罗某乙于2013年7月26日死亡，霍羡媚（曾用名霍某）系其配偶，罗燕玲与罗文杰系其子女，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系罗某乙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且明确表示不放弃对罗某乙遗产的继承权。对于涉案机械设备的下落，双方当事人均表示不清楚，湛炫棠主张认为由于机械设备由罗某乙实际占有，现机械设备下落不明，其应承担保管不当的赔偿责任，按设备现有价值75万元左右作价三分之一即25万元予以赔偿，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则抗辩认为湛炫棠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设备的权属和价值，故湛炫棠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友好合作协议、机械承包合同及拖拉管机械清单、借条、工程承包合同、广发银行支票、死亡医学证明书、婚姻登记档案记录证明、永和派出所证明、（2013）穗增法民二初字第791号案的有关材料等证据为凭。
湛炫棠为维护其合法利益，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霍羡媚支付湛炫棠2011年5月4日之前的承包金56.6万元及逾期利息(自2013年5月5日起按照月利率3%支付至付清承包金之日止)；2.霍羡媚支付湛炫棠《机械承包合同》项下三年承包金90万元(从2011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按照每月2.5万元计算）；3.霍羡媚返还或作价返还三分之一承包机械给湛炫棠，并自2014年5月5日起至返还承包机械之日止按照每月2.5万元支付机械使用费；4.罗燕玲与罗文杰在继承罗某乙遗产范围内与霍羡媚承担连带责任；5.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友好合作协议》和《机械承包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根据《友好合作协议》和《机械承包合同》所载明的事实，湛炫棠、罗某乙、关庆珠在设立合伙关系之后，各方之间对合伙经营的事务又重新设立了内部承包合同关系，本案系湛炫棠依据上述内部承包合同关系向承包人罗某乙主张合同权利，故本案的案由应为承包合同纠纷。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一、湛炫棠有无按《机械承包合同》的约定向罗某乙交付涉案机械设备，罗某乙是否应向湛炫棠支付承包款；二、涉案《借条》中所载51万元是属于罗某乙从2009年8月22日至2011年5月4日期间应支付的承包款，还是属于罗某乙从2011年5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的承包款；三、湛炫棠要求返还或作价返还三分之一涉案机械设备以及支付从2014年5月5日起到还承包机械之日止按每月25000元使用费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四、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应如何承担涉案债务的偿还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案中，双方确认罗某乙在签订《机械承包合同》之后，按合同约定于2011年5月6日向湛炫棠支付了2011年5月、6月的承包款50000元，且支付上述承包款之后，罗文杰作为出票人于2011年12月3日向湛炫棠交付一张金额为53000元的广发银行支票，该支票载明的用途为“支付机械承包款”，罗文杰虽否认该支票与本案有关，但经原审法院释明，其不能对为何出具该张支票作出任何合理解释，另外，庭审中双方还确认罗某乙于2012年4月28日代湛炫棠支付了案外工程款45000元。综合上述事实，原审法院认为，如果湛炫棠在收到2011年5月、6月的承包款之后，其拒不向罗某乙履行交付涉案机械设备的合同义务，则按照一般常理，罗某乙、罗文杰不应存在继续向湛炫棠支付承包款及代湛炫棠支付案外工程款的行为，且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证明罗某乙在其去世之前，就其未接收涉案承包机械设备向湛炫棠提出过异议，再结合罗某乙系负责合伙经营日常事务以及关庆珠亦认可罗某乙已接收涉案机械设备的事实，原审法院有理由认定湛炫棠已实际履行了交付涉案机械设备给罗某乙的合同义务。另外，涉案机械设备的购买来源、有无购买凭证及谁为原始的购买主体，均不影响湛炫棠作为发包人按照双方一致达成的《机械承包合同》的约定向承包人罗某乙收取承包款，故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主张湛炫棠与罗某乙不存在承包合同关系、湛炫棠未将涉案机械设备交付给罗某乙以及湛炫棠不能提交涉案机械设备权利证明故无权收取承包款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涉案《借条》中所载66万元中15万元的形成来由，双方并无实质争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主要争议剩余51万元的形成来由，湛炫棠主张属于罗某乙从2009年8月22日至2011年5月4日期间应支付的承包款，而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则认为属于罗某乙从2011年5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的承包款。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对于《借条》中所载51万元的形成来由，湛炫棠的委托代理人在（2013）穗增法民二初字第791号案中陈述系罗某乙承包期间前两年应支付的承包款，每月25000元，两年共计60万元，但因为双方是朋友关系，所在湛炫棠同意少收9万元，才形成51万元。而湛炫棠的委托代理人在本案中又陈述从《友好合作协议》签订之日（2009年8月22日）至立具借条之日（2011年5月4日），按照每月2.5万的标准计算的承包金共51万。由于湛炫棠在本案中关于51万元的形成来由不能在现有证据中得到任何体现，且经原审法院询问，湛炫棠不能对51万元形成来由的陈述出现前后不一致说明客观原因，也不能提交其他任何证据来推翻其在（2013）穗增法民二初字第791号案中已确认的事实，另外，罗某乙对承包期限内的承包款预先立据《借条》亦符合《机械承包合同》中“自签订本合同之日起，合同期内的总承包金额即作为乙方欠到湛炫棠的款项，并立下欠据”的约定，故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合同的约定，原审法院依法确认涉案《借条》中所载66万元中51万元承包款系指罗某乙从2011年5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止两年应支付的承包款。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的抗辩主张，理由成立，原审法院予以采纳。
涉案《机械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已届满，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协议提前解除上述合同或罗某乙提前交回承包的涉案机械设备，故罗某乙应向湛炫棠支付三年承包期内的承包款。由于双方在涉案《借条》中协议前两年的承包款按51万元计算，加上第三年承包款30万元(按合同约定的每月25000元的计算标准)以及涉案《欠条》中罗某乙确认应偿还的另外15万元，罗某乙应还款项总额为96万元。在扣减罗某乙在签订《机械承包合同》之后已支付的承包款50000元、53000元和代付的工程款45000元，原审法院确认罗某乙现实际欠湛炫棠的承包款为812000元(150000+510000+300000
-50000-53000-45000)。另外，涉案《借条》中约定16万元于2011年11月30日前归还，51万元承包款于两年内付清，由于罗某乙至今仅偿还了148000元(50000+53000+45000)，故湛炫棠现起诉要求罗某乙支付以剩余未还512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5月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上述利息的计算标准问题。双方虽然约定超期还款按每月30厘利息计算，但由于罗某乙逾期不付承包款给湛炫棠造成的损失主要为利息损失，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原审法院酌情将上述利息的计算标准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综上，湛炫棠起诉状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驳回。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机械承包合同》载明该合同确有承包机械设备的附表，虽然湛炫棠提交的《拖拉管机械清单》上没有罗某乙的签名，但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并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湛炫棠的上述主张，且关庆珠对《拖拉管机械清单》的真实性亦予确认，故原审法院采纳《拖拉管机械清单》的证明力。本案中，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明确表示不能退还涉案机械设备，故湛炫棠要求罗某乙按涉案机械设备作价的三分之一予以返还，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机械承包合同》约定“双方协定，如果乙方严重损坏机械设备，至使机械不能运作，而乙方不进行维修至运作正常，乙方赔偿湛炫棠人民币柒拾万作为设备的赔偿”以及“承包拖拉管机期满后（包括罗某乙、关庆珠的承包机以及顶管机）属湛炫棠、关庆珠、罗某乙三人所有各占三分之一股份”，故涉案机械设备的作价应以70万元为准，即罗某乙应按该作价的三分之一即233333元向湛炫棠进行返还。湛炫棠主张按涉案机械设备作价75万元，缺乏理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外，由于罗某乙到期未归还承包的涉案机械设备，故湛炫棠有权要求罗某乙继续按每月25000元的标准向其支付从2014年5月5日起的承包款，但该承包款应计至罗某乙返还上述作价款233333元之日止。
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涉案债务发生在罗某乙、霍羡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证据证明罗某乙、霍羡媚明确约定涉案债务为罗某乙的个人债务，也没有证据证明罗某乙、霍羡媚以书面形式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个人所得财产归个人所有及将相关约定告知给湛炫棠，另外，霍羡媚虽抗辩主张其有租金收入，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且对罗某乙有无给其生活费用的事实不置可否，故原审法院确认涉案债务应为罗某乙与霍羡媚的夫妻共同债务。湛炫棠起诉要求霍羡媚对罗某乙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其次，本案中，双方确认罗某乙于2013年7月26日死亡，且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系罗某乙遗产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故在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明确表示不放弃对罗某乙遗产继承权的情况下，罗某乙的涉案债务应依法由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在继承罗某乙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以其现在并没有继承罗某乙的遗产为由，主张不承担涉案债务的偿还责任，没有理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外，霍羡媚本案中其在继承罗某乙遗产范围内应承担的偿还责任依法被其应承担的连带清偿责任所吸收。
涉案《机械承包合同》中关庆珠既为发包人，亦为承包人，且约定关庆珠的承包金自付自收，本案中湛炫棠亦明确表示不向关庆珠主张民事责任，故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要求关庆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任何理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于2015年6月18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霍羡媚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承包款812000元及利息（利息以512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5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至付清之日止）给湛炫棠；二、霍羡媚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罗某乙不能返还机械设备的作价款233333元给湛炫棠；三、霍羡媚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承包期限届满后的承包款(从2014年5月5日起按每月25000元的标准计至霍羡媚履行上述第二项债务完毕之日止)给湛炫棠；四、罗燕玲与罗文杰在继承罗某乙的遗产范围内对霍羡媚的上述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五、驳回湛炫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8370元，由湛炫棠负担5870元，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负担12500元。
上诉人霍羡媚、罗燕玲、罗文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应属于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原审法院认定有误。首先，本案中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并非《友好合作协议》、《机械承包合同》的合同当事人，其与湛炫棠、关庆珠之间并未形成合同关系；其次，湛炫棠提出本案是以《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为请求权基础，而非依据《合同法》或其他债权规定提出本案；再次，作为《友好合作协议》或《机械承包合同》一方的罗某乙已经逝世，不再具备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原审法院以“本案系湛炫棠依据上述内部承包合同关系向承包人罗某乙主张合同权利”为由确定本案性质，没有法律依据。二、罗某乙逝世后，应先组织散伙清算事宜，再进行剩余合伙财产的分配。且《友好合作协议》、《机械承包合同》、《借条》等文件均是湛炫棠、关庆珠和罗某乙合伙过程中，就合伙事务协商达成的处理决议，并非确定被继承人罗某乙债务的文件。首先，《友好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三方股权均等各占三分之一。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三方出资的形式是湛炫棠、关庆珠出资金，罗某乙劳务出资。此种出资形式从开始出资至罗某乙逝世三方均未提出过异议。其次，从内容看，《机械承包合同》属于三方在合作期内就经营方式调整、前期事务处理及其他合作事宜的新决议，是基于2009年8月22日到2011年5月1日合作期间的经验对《友好合作协议》细化和调整，并非独立于《友好合作协议》之外的一般意义的合同。(1)合同主体上，“关庆珠”既是发包人又是承包人，说明该《机械承包合同》实质上是三方就合伙事务的决议；(2)合同第一、二、三、四、六、七条是调整合伙经营方式的条款，将原由罗某乙负责全面经营合作财产的方式，调整为罗某乙、关庆珠承包负责经营的方式，以保证合伙财产的收益；(3)合同第五条是就2009年8月22日到2011年5月1日合作期间合伙组织债权债务的处理；(4)合同第八条是重申三方的合伙关系；(5)合同第九、十、十一、十二条是其他事宜的约定。由此可知，《机械承包合同》并非三方合伙关系的清算协议，也并非确定被继承人罗某乙对湛炫棠债务的根据。三、湛炫棠在本案中不具备代表全体合伙人追索合伙财产的诉讼资格。(1)承包款源于罗某乙、关庆珠承包30吨、32吨型号拖拉管机，而根据《机械承包合同》引言内容即可知该30吨、32吨型号拖拉管机的所有权属于合伙人共有，就合伙财产产生的收益(即承包款)也应属于合伙人共有，至于收益由谁保管(《机械承包合同》第三条“罗某乙的承包款直接支付给湛炫棠”)、如何分配(《机械承包合同》第三条“承包金属于股东湛炫棠的收益，与罗某乙和关庆珠无关”)的约定，并不能改变所有权的归属。且收益如何分配应在合伙清算之后才能进行，否则会损害合伙人及的债权人权益。(2)根据《机械承包合同》引言的内容30吨型号拖拉管机属于合伙财产，如确实存在罗某乙损坏、侵占等其他侵犯合伙财产的情形，也应由湛炫棠、关庆珠在清算过程中共同提起侵权之诉。四、(1)原审未查明《机械承包合同》约定的“公司”购买的30吨型号拖拉管机具体指哪台拖拉管机、以谁的名义购买、现位于何处，湛炫棠也未提供相关证据。经霍羡媚、罗燕玲、罗文杰了解，该30吨型号拖管机目前是案外人所有的；(2)原审法院未查清罗文杰作为出票人于2011年12月3日出具的广发银行支票、于2012年4月28日代湛炫棠支付案外工程款的行为，与本案的关联性以及有关资金的性质、是否已经完成相关的支付手续等情况；(3)关庆珠现仍实际占有着属于合伙人共有的32吨型号拖拉管机，其需要支付的对应承包款也属于合伙人共有财产，同时其作为《机械承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也承担着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审法院采信其有关陈述，没有法律依据；(4)《拖拉管机械清单》的真实性存在重大瑕疵；(5)本案中承包款是基于合伙关系产生，罗某乙逝世后，合伙关系应该进入清算环节，原审法院将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视为合伙成员，没有法律依据。故，霍羡媚、罗燕玲、罗文杰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湛炫棠的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湛炫棠承担。
被上诉人湛炫棠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关庆珠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案由问题。本案中，湛炫棠基于与罗某乙、关庆珠签订的《友好合作协议》、《机械承包合同》约定向罗某乙追讨承包费用。《机械承包合同》约定罗某乙承包合伙足迹的拖拉管机，原审据此认定三方在设立了合伙关系之后，又设立了内部承包关系正确。本案争议的法律基础关系正是罗某乙、湛炫棠、关庆珠三人的合伙以及在合伙的基础关系上成立的承包合同关系。本案的被告本应为罗某乙，本案案由定性为承包合同纠纷并无不当。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基于不同的法律事由加入诉讼，其中，霍羡媚作为配偶，而罗燕玲与罗文杰由于罗某乙死亡，作为继承人加入诉讼，该三人虽然并非涉案两份合同的当事人，但其加入诉讼并没有改变纠纷的性质。
《机械承包合同》中湛炫棠、关庆珠和罗某乙三人约定了承包期限以及承包费用等；在《借条》中，罗某乙也签名确认了欠款的情况。湛炫棠依照上述证据的内容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追讨承包费用等于法有据。诉讼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对合伙进行清算的诉讼请求。本案并不是对合伙事项进行清算，亦非对合伙剩余财产进行分配，本案处理无需以清算为前提。
关于湛炫棠是否可以依据《机械承包合同》向霍羡媚、罗燕玲、罗文杰追讨欠款的问题。首先，合同的首部约定了将两台机器分别承包给罗某乙、关庆珠承包（承包金自付自收）。合同第三条约定，承包金属于股东湛炫棠的收益，与罗某乙、关庆珠无关。可见，承包金并没有约定为合伙的共同支出或者收益，而是由罗某乙一方负担。同时，湛炫棠有权收取承包金，并非由合伙组织收取承包款之后再按照比例分配。其次，关于借条上承包金的问题。借条上写明了承包金51万元分两年内还清。本案诉讼中，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解释该51万元的承包金应为2011年-2013年期间的承包金。合同则约定在签订合同之日起，合同期内的总承包金额即作为罗某乙欠湛炫棠的款项，立下字据。该约定与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的解释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原审法院对于霍羡媚应支付的承包金为51万元+30万元=81万元的认定予以维持。至于借条上记载的另15万元的款项，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认可应当支付给湛炫棠，该部分的处理意见本院亦予以维持。
关于机械有无交付的问题。根据《机械承包合同》的约定，已经明确了将30吨的拖拉管机承包给罗某乙。罗某乙在借条上进一步认可要向湛炫棠支付承包费并支付部分承包费用。此外，从已经履行的情况来看，罗文杰作为出票人曾经交付过载明用途为支付机械承包款的支票给湛炫棠。以上事实均能印证30吨拖拉管机已经实际交付并由罗某乙承包的事实。因此本案无需再查明该机器购买等情况。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否认交付的事实，并认为罗某乙所使用的机器属于案外人所有，其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至于湛炫棠主张的基于机械不能退还而主张作价予以返还的问题。本案中，《机械承包合同》第七条约定，合同期满后，乙方必须按配套齐全交回给罗某乙。合同同时约定，关庆珠承包的机械承包金自付自收，而关庆珠有实际出资，结合以上事实以及合同上下文来看，需履行交回机械的义务人是指罗某乙。至于机器的价值，三人在合同第七条约定，如果当机器设备严重损害，致使不能运作，乙方不进行维修至运作正常，乙方赔偿湛炫棠人民币70万元。目前，罗某乙承包的拖拉管机没有返还，因此原审法院参照该条款确定罗某乙承包的拖拉管机的价值为70万元并无不当。同时，合同第八条约定，承包拖拉管机期满后，三人所有各占三分之一股份。因此，原审法院结合合同上下文的约定，将机器折价后判决霍羡媚、罗燕玲与罗文杰应承担的款项为233333元亦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依法应予维持。霍羡媚、罗燕玲、罗文杰上诉理由理据不足，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70元，由上诉人霍羡媚、罗燕玲、罗文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卫东
审 判 员 张朝晖
代理审判员 汤 瑞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罗永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