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民终61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爱萍，女，195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可，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雨佳，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永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胜利路蓝鲸国际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764757767E。
法定代表人：朱开运，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国开，男，1961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雪雷，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爱萍因与被上诉人安徽永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顺公司）、胡国开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2民初7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于2018年7月31公开开庭审理本案，王爱萍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可、永顺公司与胡国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雪雷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王爱萍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7）晥0102民初707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二、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对于安徽永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永顺公司）向上诉人出具的承诺函究竟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没有进行认定。
一审依据（2016）京0105刑初131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上诉人与北京幸福财富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幸福财富）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名为投资入伙，实为借贷行为，上诉人作为出借人，享有要求债务人返还借款本息的权利。但是，此借贷行为的主体是谁，刑事判决与一审判决中均没有明确，因此，针对永顺公司出具《承诺函》的行为，只有两种可能，即民间借贷或者保证。而在一审判决中，一审一方面认为永顺公司承诺于2015年5月20日对上诉人进行本息兑付，没有设立债务人不履行义务的前提，不符合《担保法》中对保证的规定；另一方面，一审认为即使按照上诉人的主张，永顺公司的保证期间也已经届满，保证责任因此免除。但是，永顺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究竟是什么，一审没有进行认定，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如果永顺公司与上诉人之间不属于保证关系而是民间借贷，即永顺公司是借贷行为的主体之一，那么永顺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就是对双方之间债权债务的确认，2015年5月20日则是永顺公司承诺的还款日期。在这种情况下，由于2016年7-10月间，上诉人通过与当时永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国开约见、面谈及短信交流的方式，不断要求永顺公司还款，胡国开作为法定代表人也不断向上诉人承诺还款，因此，诉讼时效于2016年7-10月间不断中断重新计算，至今仍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不存在超期的问题。
如果永顺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属于保证关系而不是民间借贷，那么永顺公司出具的《承诺函》明确说明愿意于2015年5月20日进行本息兑付，就是对上诉人与幸福财富之间债权债务的保证，虽然没有设立债务人不履行义务的前提，但是如果2015年5月20日前幸福财富已经对上诉人进行本息兑付了，上诉人不可能再次向永顺公司要求其进行兑付，永顺公司也不可能同意，债务人不履行义务的前提，是保证人承担责任自然而然的前提，而且由于没有明确说明保证方式，推定为连带责任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由于2016年7-10月间，上诉人通过与当时永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国开约见、面谈及短信交流的方式，不断要求永顺公司还款，胡国开作为法定代表人也不断向上诉人承诺还款，依据《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因此，2017年8月3日，上诉人起诉要求永顺公司偿还本金及利息并未逾期；另一方面，在《合伙协议书》中仅说明有限合伙人可自由退伙及进行相应的收益分配，并未约定在合同到期终止后，幸福财富向上诉人返还本金及支付收益的期限，也就是说，本案中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中对主债务的履行期限没有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担保法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因此，决定宽限期届满的应为债权人而不是债务人或者保证人。本案中，由于上诉人与幸福财富在主合同中没有对履行期限进行约定，而上诉人一直也给予了幸福财富宽限期，但幸福财富在宽限期内一直没有履行义务，现上诉人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即可视为宽限期届满，故保证期间应当自上诉人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不存在超过保证期的问题。
因此，不论永顺公司出具《承诺函》的行为是民间借贷还是保证，都不存在超过期限的问题。
二、一审认定胡国开作出的保证不成立，没有事实依据。
在幸福财富出具的《承诺函》中明确说明“如发生因任何原因导致投资方资金未能到期得到支付，将由公司董事长（签名：胡国开）个人赔付”，虽然胡国开后来经确认不是幸福财富的董事长，但是，首先，对于投资人来说，投资人并不是幸福财富的内部人员，幸福财富的董事长是不是胡国开认无从确认，并且此《承诺函》中的全部内容均为打印，胡国开的职位打印出现错误，也是幸福财富的内部问题；其次，胡国开当时是永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幸福财富的负责人胡震为父子关系，与幸福财富和永顺公司有着密切的关联关系，当时胡国开与胡震双方都在《承诺函》上签字确认了，投资人知道胡国开与胡震的关系，也知道胡国开有能力还款，因此才认可胡国开的签字保证，这些与他在幸福财富的职务无关；最后，胡国开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多年参与公司经营活动的成年人，不可能看不懂《承诺函》中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其中清楚地写着“将由公司董事长（签名：胡国开）个人赔付”，个人赔付的意思就是胡国开将以其个人财产进行赔付，如果这不是胡国开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他完全可以不在签名处签字，但是，胡国开在明知自己是为幸福财富作保证，要在幸福财富无法还款时由他个人承担还款义务的情况下，仍然在《承诺函》上签字，足以证明其有为上诉人的债权实现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
而一审法院仅仅以胡国开的职位不符就否认整个保证的效力，显然没有事实、法律依据。
三、胡国开作出的保证成立，且未逾期。
在幸福财富出具的承诺函中，胡国开的保证责任为如果幸福财富不能到期支付，则胡国开个人赔付，赔付的范围是本金、利息及投资人损失。依据《担保法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即使按照幸福财富承诺的履行期限为2015年6月30日，胡国开的保证期间也应为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而在2017年6月27日，上诉人已经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本金及利息，依据《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因此，2017年8月3日，上诉人再次起诉要求胡国开向上诉人偿还本金及利息并未逾期。
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发回重审，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永顺公司、胡国开辩称，一、本案案由的选定和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法不能”。
1、根据法律规定,案由是人民法院对诉讼案件所涉及法律关系的性质和纠纷的生成进行概括后形成的案件名称,它确定案件争议的类别、性质和范围。在本案中,人民法院根据上诉人的诉请,以保证合同纠纷作为本案案由(见上诉人一审起诉状)。基于此,本案的审理主线应通过对上诉人所举证据的审查,明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成立保证合同法律关系,以及保证责任是否逾期,以确定被上诉人是否承担保证法律责任。在本案中,根据上诉人举证和一审查明的法律事实,即使上诉人与合伙企业之间债权法律关系成立,即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保证合同法律关系成立,被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也早已逾期,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依法不能”。
2、上诉人举证的《承诺函》,就其文义表述,属于典型的担保合同,根据《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由此可见,在主债权不确定甚至缺失的情形下,《承诺函》不产生担保的法律效力。在本案中,即使《承诺函》系永顺公司因接受合伙企业的投资而对上诉人个人做出的承诺,但《承诺函》因缺失主债权合同法律关系,不具备使上诉人成为权利主体的法律效力。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因缺失主债权合同法律关系而依法不能。
二、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的认定和被上诉人保证期限逾期后“责任免除”。
1、一审判决依据(2016)京0105刑初1310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认为该《入伙协议》名为投资入伙,实为借贷,进而认定上诉人作为出借人,享有要求胡震、许云锴返还借款本息的权利。由此可见,根据刑事判决书和一审查明的法律事实,被上诉人并非上诉人的债务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更非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基于上述事实的认定,通过对《承诺函》的文义解释,认为永顺公司出具《承诺函》,系永顺公司向上诉人提供的担保,并且永顺公司对履行给付时间明确承诺,上诉人当时对此并无异议。一审判决针对上诉人迟至两年两个月后,才提起对被上诉人的起诉,认定被上诉人保证责任早已因逾期而免除。一审判决的认定,依法有据,并无不当。
2、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在本案中,根据上诉人举证两份《承诺函》,明确约定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一为2015年5月20日,一为2015年6月30日,并非上诉人表述的约定不明。因此,即使被上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使以后者即2015年6月30日,作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算,顺延六个月,被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至2015年12月31日止。根据一审查明的法律事实,上诉人迟至2017年8月3日才提起对被上诉人的诉讼,保证期间早已逾期,被上诉人的保证责任依法免除。
三、上诉人二审上诉理由和一审起诉时的自认,以及禁反言法律规定的冲突。
根据民事诉讼法律规定,诉讼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处分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上诉人在其民事起诉状中,将被上诉人向其出具的两份《承诺函》,明确认定为书面担保,并以保证合同纠纷作为本案案由,提起对被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属于上诉人的自认。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由此可见,自认一经做出，一般不得撤回或变更,而且对人民法院亦发生拘束力,人民法院不得对当事人自认事实再行认定。因此,上诉人在二审上诉时否认其一审起诉和庭审中业已自认的法律事实,依法无效。
王爱萍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永顺公司、胡国开连带赔偿原告人民币193万元整；2、判令永顺公司、胡国开连带赔偿原告利息至欠款全部还清之日止（自2015年5月21日起，按照年利率19%计算）3、判令永顺公司、胡国开赔偿原告损失律师费1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永顺公司、胡国开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幸福财富公司以嘉义基金招募有限合伙人的方式，筹集资金用于永顺公司开发的北辰天都三期项目建设、施工等投入以及补充流动资金。2014年11月7日，王爱萍签署《合伙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各一份，自愿成为嘉义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并通过银行向嘉义基金刷卡付款人民币193万元。2014年11月20日，幸福财富公司、嘉义基金共同向王爱萍出具《基金认购确认函》，主要内容为：已收到合同《幸福财富公司·永顺集团特定资产收益基金》及王爱萍于2014年11月17日汇入募集账户的出资款193万元，将于2014年11月17日计算王爱萍在嘉义基金享有的出资款收益；预期税后年化收益率为19%；基金存续期限及分配：按基金成立起计算存续期为12个月，每6个月分配收益，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以到期日基金财产为限计算投资者应得本金及最后一次收益，并进行兑付等。
2015年4月10日，永顺公司向王爱萍在向嘉义基金主张本息兑付后，在王爱萍要求下出具《承诺函》，内容为：我公司永顺公司对您此次投资的“幸福财富公司·永顺集团特定资产收益基金”表示非常感谢。我公司承诺您此次的投资到北京幸福景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资金已按照合同约定全部投入到北辰天都三期项目建设上，目前北辰天都三期销售情况良好。我公司郑重承诺对于您2014年11月投入的本金共计193万元整，我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进行本息兑付。
2015年5月31日，幸福财富公司又向王爱萍出具《承诺函》，主要内容为：因王爱萍投入到嘉义基金的资金在合同到期时间未按时兑付，幸福财富公司郑重承诺最迟于2015年6月30日前进行本息兑付。如发生因任何原因导致投资方资金未能到期得到支付，将由公司董事长（签名：胡国开）个人赔付，并承担投资人损失和相应法律义务。
另查明：幸福财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许云锴，胡国开的儿子胡震为股东。2017年11月7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0105刑初1310号刑事判决书查明：胡震、许云锴自2013年9月至2015年7月间，在幸福财富公司等地以投资“安徽新桥和谐永发橡胶产业园”及“北辰天都项目三期”等项目为由，向社会公众宣传上述投资理财项目并承诺到期还本付息，与投资人签订有限合伙协议成立多个有限合伙企业，非法吸收270余名投资人投资款共计人民币4.7亿余元。同时该判决书查明，幸福财富公司与北京幸福景佳投资管理中心、嘉义基金之间均存在资金流转关系。根据查明的事实，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胡震、许云锴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责令两人退赔各投资人经济损失，以查封安徽新桥永发橡胶投资有限公司、永顺公司涉案资产及其他在案财产用于执行退赔各投资人经济损失。现该判决书已生效。
一审法院认为，王爱萍虽与幸福财富公司签订《合伙协议书》，以成为嘉义基金有限合伙人为名向嘉义基金投资193万元，但根（2016）京0105刑初1310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该《合伙协议书》虽名为投资入伙，实则为借贷行为。王爱萍作为出借人，享有要求债务人返还借款本息的权利。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人以在案财产退赔也足以证明王爱萍的上述权利。永顺公司、胡国开辩称主债权不合法嘉义基金未经依法清算和解散，王爱萍不得主张兑付本息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王爱萍主张永顺公司出具《承诺函》，自愿对王爱萍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从《承诺函》的内容来看，永顺公司承诺于2015年5月20日对王爱萍的193万元进行本息兑付，并没有设立嘉义基金不履行债务这样的前提。再则，即使按王爱萍所主张，永顺公司是在王爱萍向嘉义基金提出本息兑付的要求下，出具该《承诺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永顺公司在《承诺函》中对其履行给付义务的时间也进行了明确承诺，王爱萍接收该承诺也未提出异议，但直至2017年8月3日距永顺公司承诺付款的日期超过两年，才以向本院起诉的方式向永顺公司主张连带给付义务，故永顺公司就王爱萍向永顺公司主张保证责任因保证期间届满而免除的辩解意见，理由充足，本院予以采纳。
对于王爱萍诉请胡国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本院认为，保证人为担保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提供担保，从而给自身设立义务，应当具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从王爱萍提交的幸福财富公司出具的《承诺函》来看，该《承诺函》的内容有两部分组成：一是，幸福财富公司承诺在2015年6月30日前兑付王爱萍的193万元本息。第二部分，是幸福财富公司承诺如到期不兑付，由公司董事长个人赔付。根据（2016）京0105刑初1310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胡国开并非幸福财富公司的董事长，胡国开在幸福财富公司董事长签名栏处签名，不能推定胡国开作为一个独立民事主体具有为王爱萍的债权实现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故王爱萍诉请胡国开承担担保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爱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390元，减半收取14695元，由王爱萍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即使按照上诉人主张，永顺公司、幸福财富（胡国开）向王爱萍出具的《承诺函》行为，属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承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依据两份《承诺函》的约定，永顺公司承诺于2015年5月20日，幸福财富（胡国开）承诺于2015年6月30日进行本息兑付，但该两份《承诺函》均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一审时主张其投资期满日为2015年5月16日，也即主债务到期日为2015年5月16日。而从2015年5月20日和2015年6月30日两个承担保证责任的时间点至一审诉讼，均已远远超过六个月的保证期间。且上诉人至二审期间除其个人陈述外，并没有有效证据能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即使永顺公司、胡国开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也因在保证期间内王爱萍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而免除保证责任。
综上所述，王爱萍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390元，由上诉人王爱萍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苗
审判员 古开利
审判员 程亚娟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书记员 王 元
附：相关适用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