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群凡与李子道、黄赖皮、黄欠苟、贺运来、姚翀、朱熟洪、龙世平合伙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赣民一终字第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彭群凡，男，汉族，分宜县双林镇富友煤矿原股东，住江西省安福县。
委托代理人汪志华，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子道，男，汉族，分宜县双林镇富友煤矿原股东，住江西省安福县。
委托代理人邹小强，江西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赖皮，男，汉族，分宜县双林镇富友煤矿原股东，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欠苟，男，分宜县双林镇富友煤矿原员工，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贺运来，男，汉族，分宜县双林镇富友煤矿原股东，住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姚翀（又名姚冲），男，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熟洪，男，汉族，江西省余干县人，住江西省余干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龙世平，男，汉族，湖南省涟源市人，住湖南省涟源市。
上诉人彭群凡因与被上诉人李子道、黄赖皮、黄欠苟、贺运来、姚翀、朱熟洪、龙世平合伙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余民一重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彭群凡及其委托代理人汪志华，被上诉人李子道及其委托代理人邹小强，被上诉人龙世平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黄赖皮、黄欠苟、贺运来、姚翀、朱熟洪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9月28日，黄赖皮、黄敬平与李子道签订一份《富友煤矿合伙协议》，该协议约定三人各出资1100000元入股富友煤矿，各占三分之一的股权，同时约定李子道在当日支付500000元，在2008年5月底前付清600000元。协议签订后，李子道按约出资1100000元。2008年5月21日，因黄敬平退出，彭群凡和贺运来加入，黄赖皮、李子道作为甲方，与乙方彭群凡和贺运来签订一份《富友煤矿合伙协议》，该协议约定黄赖皮、李子道各出资1100000元，各占三分之一股权，彭群凡和贺运来出资1100000元占三分之一股权，还约定合伙后风险共同承担。协议签订后，各方出资款均全部到位。此后，合伙人正常生产经营富友煤矿至2010年8月16日，当日，李子道、黄赖皮与黄庆、傅伟签订一份《富友煤矿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以10000000元的总金额将富友煤矿全部股份转让给黄庆、傅伟。同日，富友煤矿与黄庆、傅伟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李子道、黄赖皮将所持有甲方的98%的股份转让给黄庆、傅伟，转让金额10000000元，由李子道、黄赖皮与黄庆、傅伟合作经营富友煤矿。另外，还约定了其他条款。李子道作为甲方代表在补充协议上签了名并加盖了富友煤矿公章。后黄庆、傅伟支付转让款现金9200000元，另800000元为风险保证金，黄欠苟作为煤矿财务人员于2010年8月17日出具收条收到转让款1000000元，收条上还加盖了煤矿公章。黄赖皮于2010年8月23日、24日、25日共出具三张收条收到转让款9000000元。2010年9月25日，黄庆、傅伟以李子道、黄赖皮、黄欠苟为被告另案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解除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并要求李子道、黄赖皮、黄欠苟返还10000000元转让款，赔偿违约金和损失。原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了黄庆、傅伟的诉讼请求。黄庆、傅伟不服，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该案二审审理过程中，李子道、黄赖皮、黄欠苟作为甲方于2011年1月7日与傅伟、黄庆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甲方自愿补偿傅伟、黄庆1780000元了结此案，傅伟、黄庆撤回上诉。后双方均履行了该协议书，彭群凡、贺运来对该协议书表示认可。该案审理过程中，李子道未聘请律师，黄赖皮、黄欠苟为聘请律师而支付150000元代理费用。
富友煤矿股份转让前，财务人员依惯例于2010年8月1日制作了2010年7月份现金收入、支出结算单，列明截止当日煤矿现金余额为210612.53元。煤矿股份于2010年8月16日被转让，此前一直正常生产经营，8月25日最后一笔转让款到位后，财务人员制作了2010年8月1日至26日现金收入、支出结算单，并在上面签了名，该结算单载明截止2010年8月26日煤矿的现金余额为9199402.03元。至2011年元月，加上银行存款利息，煤矿现金收入共计9210402.03元。煤矿股份转让后，黄赖皮等为处理合伙事宜，又支出了2801197元。
富友煤矿股份转让后，由于受让人傅伟、黄庆的起诉，致使李子道与黄赖皮、彭群凡、贺运来之间产生矛盾，在合伙终止后的财产分配过程中，黄赖皮等认为其为应诉所支出的所有费用以及给黄庆、傅伟的补偿费用均应当由李子道承担。因协商未果，黄赖皮、彭群凡和贺运来等在李子道未参与的情况下制作了2011年元月份现金收入、支出结算单，于2011年元月15日订立《合伙开支承担承诺书》确定应诉费用和补偿费用全部由李子道个人承担。同时，黄赖皮、彭群凡和贺运来认为李子道实际仅出资642500元，后以此为主要计算依据对合伙期间的财产进行了分配，姚翀分得878220元、朱熟洪分得322014元、贺运来分得327868元、黄赖皮分得3091335元、彭群凡分得1229508元、龙世平分得70257元。另外还有400000元合伙财产由黄赖皮保管未予分配，但李子道未分得分文。
另查明，彭群凡、贺运来除持有一张盖有富友煤矿公章的富友煤矿入股金1100000元的收款收据外，彭群凡还持有四张富友煤矿入股金收据，总金额为595690元，该四张收据中均没有加盖富友煤矿的公章，但有李子道、姚翀、朱熟洪、龙世平、旷友江等人的签名。贺运来持有一张360000元没有加盖富友煤矿公章的入股富友煤矿股金收据，收据上有李子道、彭群凡、姚翀、朱熟洪、龙世平等人签名。姚翀持有三张总金额为375000元的入股富友煤矿股金收据，朱熟洪持有二张总金额为137500元的入股富友煤矿股金收据，均与彭群凡、贺运来持有的收据相同。
2008年7月24日，富友煤矿召开大型股东会议，会议内容为：1、实际煤矿为三大股，每股限二人管理，彭群凡名下由李德恒（贺运来的岳父）、陈星梅（彭群凡的妻子）管理，李子道名下由朱熟洪、李子道管理，黄赖皮名下由黄赖皮、黄欠苟管理；2、总负责：李子道，以后煤矿所有事情都由以上六人决定，其它小股无权发言，富友煤矿所聘请的人员都由六人决定，所做决定少数服从多数。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煤矿股份转让后实际收到的转让款的认定。煤矿系整体转让，其中应当包含交纳给安监局的800000元风险保证金，该保证金已于合伙期间因贷款而抵押给银行，傅伟出具的证明虽然在落款时间上存在瑕疵，但李子道未能提供反证证明其内容不属实，故应当认定该800000元风险保证金已在安监局户头上直接转给傅伟，以此作抵押向银行所借贷款也相应地由傅伟等受让人负责偿还，故傅伟等人实际只需支付9200000元则转让协议所约定的10000000元转让款即全部支付到位。富友煤矿股份于2010年8月16日被转让，8月25日收到最后一笔转让款，财务人员按照煤矿以往惯例制作了2010年8月1日至26日现金收入、支出结算单，并在上面签了名，李子道虽认为该结算单不真实，但没有提供反证，同时也承认转让前煤矿仍在正常生产经营的事实，既然正常生产经营，那么必然存在现金收支情况，因此李子道关于该结算单不真实的质证意见不能成立，对该份结算单予以采信，作为定案依据。该结算单上亦载明收到转让款9200000元。综上，应当认定煤矿股份转让后实际收到的转让款为9200000元。同时，根据该结算单，应当认定截止2010年8月26日煤矿的现金余额为9199402.03元。
关于转让后煤矿现金收入、支出额的认定。彭群凡提供了《2011年元月份现金收入、支出结算单》及相关票据，用于证明在2010年8月26日后，还支出了招待费36647元、毛牯（黄方苟）80000元、罗书记（罗耀文）100000元、傅伟1780000元、应诉费750000元、小朱10000元、小钟30000元、林早生2600元、小金10000元、胡利华500元、金坑工资450元、姚翀费用1000元，共12笔开支计币2801197元。李子道除认可支付给黄庆、傅伟的1780000元、林早生的2600元、金坑工资450元、姚翀1000元外，对其余支出均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该份结算单上虽然没有原煤矿财务人员的签名，但是该结算单的剩余金额与由富友煤矿的会计、出纳制作的《富友煤矿股份分利结算清单》上的分配金额一致，《富友煤矿股份分利结算清单》确定的分配金额已得到多数股东的认可，按照2008年7月24日的大型股东会议确定的富友煤矿所做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原则，《2011年元月份现金收入、支出结算单》已得到多数股东的认可，因此李子道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对上述证据均予以采信。截止2011年元月份，富友煤矿的现金收入为9210402元，支出为2801197元。
关于是否存在合伙损失的认定。彭群凡、贺运来主张因李子道的过错，导致合伙损失2700000元，包括律师费150000元、陈夫生收取的诉讼包干费用600000元、傅伟和黄庆的补偿费1780000元、黄方苟80000元；以及李子道欠黄赖皮个人的借款30000元、欠煤矿借款60000元。对此，彭群凡、贺运来认为，李子道与傅伟、黄庆恶意串通订立转让补充协议而引发诉讼，致使支出巨额律师费、诉讼包干费和补偿费；李子道唆使黄方苟闹事而导致被迫给付其80000元，四笔费用均属于因李子道的过错而导致的合伙损失，应由其个人全部承担。李子道认为，黄赖皮等人在补偿协议上签了名，应认为其是自愿补偿傅伟、黄庆1780000元，该款应当由合伙人共同承担；150000元的律师费属于黄赖皮、黄欠苟私人开支，诉讼包干费纯属虚构，应由其自行承担；对于给黄方苟的80000元，李子道不知情也从未同意给付，应由黄赖皮、彭群凡等承担。原审法院认为，黄庆、傅伟起诉要求解除转让协议的主要依据是其与富友煤矿签订的补充协议，李子道作为富友煤矿的代表在该补充协议上签了名，对该补充协议，原审法院已生效的判决认定：无证据证明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黄赖皮事先知道补充协议内容并授权给李子道或者事后予以了追认，补充协议对黄赖皮不产生约束力，据此，原审法院认为，李子道与黄庆、傅伟签订补充协议，导致黄庆、傅伟依据补充协议起诉要求解除转让协议，李子道对引发诉讼存在过错，黄赖皮等为应诉而支出律师代理费用150000元，该项费用虽是为维护全体合伙人的利益而产生的共同支出，但在合伙体内部可认定为合伙损失，由责任人李子道承担。关于向陈夫生支付的600000元诉讼包干费用，原审法院认为，虽然黄赖皮、彭群凡和贺运来等多数股东对此支出予以认可，但该费用属于非法支出，应当由参与决定该项支出的股东共同承担，因此彭群凡、贺运来要求李子道承担该费用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补偿费1780000元，由于一审已判决黄庆、傅伟败诉，在二审终审裁判之前，李子道、黄赖皮与黄庆、傅伟自行达成补偿1780000元的和解协议，彭群凡、贺运来对和解协议予以认可，给付该笔补偿费系合伙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强制义务，故应当认定合伙人均同意自愿补偿黄庆、傅伟1780000元，该款应由合伙人共同承担。关于黄方苟的80000元，彭群凡、贺运来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给付黄方苟80000元系被迫而为，由于该款虽是黄赖皮等人支付但李子道知道煤矿因扩建而与黄方苟有关联的事实，故该80000元亦属合伙支出。综述，上述四笔费用中，150000元律师代理费在合伙体内部应认定为因李子道的过错而导致的合伙损失，由责任人李子道承担；陈夫生收取的600000元诉讼包干费用，应认定为黄赖皮、彭群凡、贺运来等当时作出决定的人员的过错导致并承担。1780000元补偿费用、给付黄方苟的80000元应认定为合伙共同支出，由合伙人共同承担。彭群凡、贺运来提交2011年元月15日订立的《合伙开支承担承诺书》，并据此认为全体合伙人均认可因黄庆、傅伟起诉共产生了2530000元的额外费用，该费用应当由李子道个人承担。原审法院认为该承诺书剥夺了李子道的分配权利，损害了其合法权益，不具有法律效力，故不予采信。对于李子道向黄赖皮所借款30000元、向煤矿所借款60000元，李子道称借条属实但已用于合伙事务并不是自己个人借款，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去向，原审法院对其质证意见不予采纳，故认定李子道尚欠煤矿借款60000元，其应当偿还。李子道另欠黄赖皮个人借款30000元，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权利人可另案主张。
关于原富友煤矿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的认定。各方当事人对李子道提交的二份合伙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予以认定。根据该二份合伙协议，可以认定富友煤矿原合伙人为黄敬平、李子道、黄赖皮。2008年5月21日，因彭群凡、贺运来受让了黄敬平的股权，合伙人变更为李子道一方、黄赖皮一方、彭群凡和贺运来一方，三方各出资1100000元，各占三分之一的股权，合伙后风险共同承担。根据三大股东入股收据可以认定，三方的出资款均已到位。但彭群凡、贺运来提出彭群凡、贺运来的股份由彭群凡、贺运来、李子道、姚翀、龙世平、旷友江组成，李子道的股份由李子道、彭群凡、姚翀、朱熟洪组成，各小股东均有入股收据为证，并且小股东也参与了富友煤矿的管理，因此各股东之间应当按照其实际出资额进行分配合伙财产。李子道认为，根据合伙协议，煤矿的合伙人只有三方，即三大股东，即使李子道名下的股份是由李子道与他人共同出资构成，行使该股分配权的主体也是李子道，且李子道与这些人之间是合伙出资还是借贷关系，均属其内部事务，另二大股东对此是不清楚的，更无权分配，即使进行了分配也是无效的。原审法院认为，彭群凡提交的各股东的入股收据上没有加盖富友煤矿公章，与三大股东的投资收据在形式上存在不同，虽然姚翀、龙世平、朱熟洪均在股东大会记录上签名，并参与了富友煤矿的转让款分配，但由于李子道不认可他们的股东身份，黄赖皮、姚翀、龙世平、朱熟洪没有参与庭审，原审法院难以确定姚翀、龙世平、朱熟洪是否为黄赖皮、李子道、以及彭群凡、贺运来名下的小股东以及各自的入股资金和所占份额。因此，原审法院仍然认定富友煤矿的合伙人为李子道、黄赖皮、彭群凡和贺运来，各占三分之一的股权，至于李子道及彭群凡、贺运来和其各自名下的股东属另外法律关系，由其另行主张解决。
本案属合伙协议纠纷。李子道与黄赖皮、彭群凡、贺运来签订的富友煤矿合伙协议合法有效，根据该协议约定，合伙人为三方即李子道一方、黄赖皮一方，彭群凡和贺运来共同为一方，虽然协议未约定利润分配方式，但约定三方各出资1100000元均占煤矿三分之一股权，合伙风险共担，故应认定三方对合伙期间的盈亏均按三分之一的份额平均享有和承担。经当事人举证、质证，原审法院分析认定截止2011年元月，原富友煤矿现金收入为9210402.03元，支出为2801197元，其中含律师代理费150000元，由过错责任人李子道承担。陈夫生收取的诉讼包干费用600000元，应由过错责任人黄赖皮、彭群凡、贺运来等人承担，在本案中，由黄赖皮承担300000元，彭群凡和贺运来承担300000元。据此，李子道按三分之一份额计算，应分得（9210402.03–（2801197－150000－600000））÷3–150000＝2236401元；黄赖皮应当分得（9210402.03–（2801197－150000）–2236401）÷2＝2161402元，彭群凡、贺运来亦应分得上述款项即2161402元。因黄赖皮已领取3091335元加之保管的400000元，合计3491335元，其多领取及保管部分1329933元，应当返还给李子道。对于剩余款项906468元应该如何承担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彭群凡、贺运来只领取1557376元，没有多分配合伙财产。姚翀、朱熟洪、龙世平虽然也分别持有富友煤矿的收款收据，但该收款收据中没有加盖富友煤矿的公章，仅有彭群凡、贺运来、李子道、姚翀、朱熟洪、龙世平等人的签名，与黄赖皮、李子道、彭群凡和贺运来分别持有加盖富有煤矿公章的收款收据不一致，尽管他们参加了富友煤矿的股东大会，也参加了富友煤矿合伙财产的分配，但由于根据《富友煤矿合伙协议》约定，只有黄赖皮、李子道以及彭群凡和贺运来各占富友煤矿三分之一的股权，加之李子道不认可姚翀、朱熟洪、龙世平的股东身份，黄赖皮和他们均没有参加庭审，难以确定姚翀、朱熟洪、龙世平是否为挂在三大股东名下的小股东以及他们各自的出资份额，因此他们参与分配的富友煤矿合伙财产理应返还给李子道、彭群凡和贺运来，其返还后可另行向各自大股东主张权利。由于李子道在本案中没有向姚翀、朱熟洪、龙世平主张权利，以及黄赖皮、彭群凡和贺运来将富友煤矿合伙财产分配他人，存在一定过错，因此黄赖皮、彭群凡和贺运来对于应当向李子道支付的剩余部分各应当承担一半，即黄赖皮承担453234元，彭群凡和贺运承担453234元。综上，黄赖皮应当向李子道返还合伙财产分配款1783167元，彭群凡和贺运来应向李子道返还合伙财产分配款453234元。对于李子道要求黄欠苟共同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因黄欠苟是原富友煤矿财务人员而非合伙人，其收取1000000元转让款的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其并未实际占有该款，故对李子道这一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彭群凡和贺运来的反诉主张，除150000元律师费用可认定为应当由李子道承担的合伙损失外，对给黄庆和傅伟的1780000元补偿费、给黄方苟的80000元，应认定为合伙共同开支，由合伙人共同承担；600000元诉讼包干费用应由参与决定该项开支的黄赖皮、彭群凡和贺运来等股东来承担。彭群凡和贺运来还主张李子道欠煤矿借款60000元，因李子道认可借条的真实性又不能举证证明借款用于合伙事务，故李子道应当偿还60000元煤矿借款，因该笔借出款原系合伙期间的共有财产，根据三大合伙人各占三分之一股权的比例分配，李子道应当向黄赖皮偿还20000元，向彭群凡和贺运来偿还20000元。关于李子道向黄赖皮所借款30000元，应由黄赖皮另行主张，本案不作审理。彭群凡和贺运来的反诉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黄赖皮应向李子道返还合伙财产分配款1783167元；二、彭群凡、贺运来向李子道返还合伙财产分配款453234元；三、李子道应向黄赖皮偿还借款20000元；四、李子道应向彭群凡、贺运来偿还借款20000元；五、上述第一、三项相抵，黄赖皮应向李子道支付人民币1763167元，该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六、上述第二、四项相抵，彭群凡、贺运来应向李子道支付人民币433234元，该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七、驳回李子道的其他诉讼请求；八、驳回彭群凡、贺运来的其他反诉请求。黄赖皮、彭群凡、贺运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292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反诉受理费18303元，合计52503元，由李子道承担5076元，黄赖皮承担37942元、彭群凡、贺运来承担9485元。
彭群凡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余民一重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六项；请求认定彭群凡无需向李子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并要求李子道向彭群凡返还借款20000元；2、撤销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余民一重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第八项，并改判李子道向彭群凡支付损失1500285元；3、查明彭群凡与李子道、黄赖皮、黄欠苟、贺运来、姚翀、朱熟洪、龙世平的实际合伙比例，进一步按份划分各实际合伙人间的权利与责任；4、本案的一审、二审的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李子道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要求彭群凡与贺运来承担453234元损失无任何法律依据且显失公正。1、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承担责任的因果关系陈述存在重大矛盾。第一、一审判决认定“姚翀、朱熟洪、龙世平虽然也分别持有富友煤矿的收款收据，但该收款收据中没有加盖富友煤矿的公章，仅有彭群凡、李子道、贺运来、李子道、姚翀、朱熟洪、龙世平等人的签名，与黄赖皮、李子道、彭群凡和贺运来分别持有加盖富有煤矿公章的收款收据不一致，尽管他们参加了富友煤矿的股东大会，也参加了富友煤矿合伙财产的分配，但由于根据《富友煤矿合伙协议》约定，只有黄赖皮、李子道以及彭群凡和贺运来各占富友煤矿三分之一的股权，加之李子道不认可姚翀、朱熟洪、龙世平的股东身份，黄赖皮和他们均没有参加庭审，本院难以确定姚翀、朱熟洪、龙世平是否为挂在三大股东名下的小股东以及他们各自的出资份额，因此他们参与分配的富友煤矿合伙财产理应返还给李子道、彭群凡和贺运来，其返还后可另行向各自大股东主张权利”，从上述陈述中可以看出，实质上确认了姚翀、朱熟洪、龙世平属不当得利方，也系过错方，却不判令他们承担返还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第二、一审判决认定李子道、黄赖皮及彭群凡和贺运来均有过错，却仅要求黄赖皮及彭群凡和贺运来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与事实相悖，于法无据。一审认定“由于李子道在本案中没有向姚翀、朱熟洪、龙世平主张权利，以及黄赖皮、彭群凡和贺运来将富友煤矿合伙财产分配他人，存在一定过错”，但在承担责任时，却仅要求黄赖皮、彭群凡和贺运来承担责任，而没有要求李子道对其损失自行承担相应责任。2、李子道在本案中自行放弃对姚翀、朱熟洪、龙世平主张权利，存在重大过错。李子道一方面坚持富友煤矿系三大股东，认为其他所谓小股东分配款项不当，另一方面，却又明确放弃对所谓小股东（姚翀、朱熟洪、龙世平）主张返还合伙财产分配款的权利，李子道自行已将权利放弃，又如何能向无过错的其他人（彭群凡）追讨呢？3、彭群凡在本案中没有过错，判令其承担补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且显失公正。即使按照一审判决关于“黄赖皮、李子道以及彭群凡和贺运来各占富友煤矿三分之一的股权”的认定，彭群凡、贺运来应得款项为2161402元。但彭群凡和贺运来实际分得的款项仅为1557376元（彭群凡分得1229508＋贺运来分得327868=1557376），一审判决也认定“彭群凡、贺运来只领取1557376元，没有多分配合伙财产”。彭群凡在本就少分合伙财产分配款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承担453234元的损失补足赔偿责任？如按一审的逻辑，彭群凡未分配到所得款项的补足责任又找谁来承担呢？一审法院明显是为了补足李子道的合伙财产分配款而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任意划分责任承担，如此处理方式，虽然满足了李子道的合伙财产分配款项，可是彭群凡所剩的合伙财产分配款较之其应得款项的漏洞却越来越大，实在显失公正。4、本案中，就富友煤矿转让款的分配事宜，系黄赖皮一人作主，因其所占合伙比例最大，彭群凡及其他合伙人都是按其指令参与分配的。黄赖皮个人分得款项最多，且还保留了400000元合伙财产未分由其保管，足见黄赖皮的主导地位，彭群凡等人仅是听从安排，服从分配而已，其中并无过错。二、一审判决未支持彭群凡的主要反诉请求系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1、李子道存在重大过错，给全体合伙人造成巨大损失。在转让富友煤矿的过程中，李子道与傅伟、黄庆恶意串通，于2010年8月16日订立关于富友煤矿股份转让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的各项条款与原协议的条款反差极大，不仅做了实质性变更，增加了无法实现的苛刻条件，还给股权转让方（原合伙人一方）增加约定了巨额的违约金赔偿条款。正是基于该《补充协议》中的违约金条款，受让方（傅伟、黄庆）提起诉讼，要求赔偿违约金450万余元，并申请法院冻结了富友煤矿全部转让款。实际上，李子道擅自签订《补充协议》的真实情况及意图是：在合伙人分配合伙财产时生了矛盾，李子道便与受让方串通，有意增加不合理条款，鼓动受让方起诉，导致合伙财产不能及时分配。尽管该案受让方（傅伟、黄庆）一审败诉，但受让方上诉至省高院，无理缠诉，基于当时富友煤矿已经解散，原合伙人各奔东西、彼此间人心涣散且恰逢年关，款项仍被司法查封冻结中，多数原合伙人想早日解冻转让款，分配合伙财产，而不愿出资继续打官司。于是决定做出让步，在中间人的组织下，向受让方（傅伟、黄庆）支付了178万元补偿款，该上诉案件遂以上诉人傅伟、黄庆撤诉结案。此间，也已产生了较高的律师费等各项费用。从整个过程来看，如果没有李子道的恶意签订《补充协议》，就没有受让人黄庆、傅伟起诉合伙人并查封合伙转让款。李子道的过错行为系造成合伙人损失的直接原因，与损害结果间具备因果关系。2、李子道应当承担损失。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四）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第五十八条：“合伙人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债务，以合伙企业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后，该合伙人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对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第九十七条：“合伙人对本法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必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始得执行的事务擅自处理，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李子道应对上述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首先，李子道在与黄庆、傅伟签订的《补充协议》属于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的情形；其次，李子道在与黄庆、傅伟等人签订《补充协议》时，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系其个人的行为；第三，李子道在签订《补充协议》时与黄庆、傅伟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即便不能证明他们之间进行了恶意串通，从《补充协议》内容的矛盾性以及执行可能性来看，也足以说明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由此，可以认定李子道签订《补充协议》是违法行为。也正是由于李子道签订《补充协议》行为，引发了诉讼并导致合伙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综上，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在合伙企业对外承担责任后，应当由李子道依法对合伙人内部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判决未进一步明确划分合伙人的权利、责任，产生诉累。1、一审判决未查明合伙人的真实情况，退一步说，如按一审判决执行，彭群凡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再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势必造成诉累。2、本案中，彭群凡与贺运来的合伙比例是明确的，已查明贺运来投资入股款360000元，就此也可分别计算出彭群凡、贺运来个人的应当承担的义务。如按一审判决执行，势必会导致彭群凡与贺运来之间新的诉讼争议。为此，请求二审法院进一步划分彭群凡与贺运来之间的责任。四、一审判决在查明充分的证据与事实的基础上，仍未确认其他实际合伙人存在，系明显错误。彭群凡在一审中提交了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其他实际合伙人的真实存在，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并认定。
李子道答辩称：一、彭群凡的上诉请求包括请求李子道返还借款2万元，以及查明彭群凡与李子道、黄赖皮、黄欠苟、贺运来、姚翀、朱熟洪、龙世平的实际合伙比例，进一步按份划分各实际合伙人间的权利与责任，这两项上诉请求超出了彭群凡在一审当中的诉讼请求（一审中彭群凡的反诉请求仅仅要求李子道承担损失1500285元），属于在二审当中提出的新诉请，二审法院不应审理这两项上诉请求，彭群凡应当另行主张。二、本案当中富友煤矿三个股东是李子道、黄赖皮、彭群凡、贺运来，每支股份占1／3，利润均分，不存在三大股东以外的股东。我们不否认，可能有挂靠在彭群凡名下的小股东，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李子道不清楚，他们之间是合伙关系，还是借贷关系，应当由他们之间协商确定，且与本案无关。三、一审法院判决彭群凡、贺运来返还李子道433234元，我们认为这个判决结果不仅没有判错，而且还远远少判了，因为本案的股份转让款为1000万元减去黄赖皮等6人分配的款项合计5919202元，还有400余万元去向不明。我们认为400余万元的款项是彭群凡等人私自挪用。因此，彭群凡不仅应返还40万元，还应将这400余万元的款项全部返还。四、本案合伙过程中，李子道既没有给合伙人造成损失，也不存在过错，故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由于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2010）余民二初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驳回黄庆、傅伟的全部诉讼请求，在二审终审裁判之前，李子道、黄赖皮与黄庆、傅伟自行达成补偿1780000元的和解协议，彭群凡、贺运来对和解协议予以认可，给付该笔补偿费系合伙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强制义务，应当认定合伙人均同意自愿补偿黄庆、傅伟1780000元，而非李子道的单方意思表示。除此1780000元调解补偿支出之外，不存在其他所谓合伙损失，李子道当然不应承担责任。故对于彭群凡在一审中的反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龙世平答辩称：同意彭群凡的上诉意见，没有新的意见。
黄赖皮、黄欠苟、贺运来、姚翀、朱熟洪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书面答辩。
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彭群凡、贺运来主张合伙损失270万元应否由李子道承担？2、黄赖皮应向李子道返还多少合伙财产分配款（原富友煤矿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何认定）？3、彭群凡、贺运来应得多少合伙财产分配款（黄赖皮和彭群凡、贺运来是否应对李子道的损失承担过错责任）？4、黄欠苟应否承担责任？5、彭群凡、贺运来之间是否应再划分责任？
二审过程中，彭群凡向本院提供一份新证据，即2013年1月21日原审法院对李子道及其委托代理人邹小强所作询问笔录，证明：一审审理过程中，法院曾向李子道及其代理人行使释明权，明确告知姚翀、朱熟洪、龙世平参与分配了富友煤矿合伙财产，有可能在本案中承担相应的责任，询问李子道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即要求姚翀、朱熟洪、龙世平承担相应责任，但李子道予以拒绝。李子道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龙世平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询问笔录系原审法院制作，李子道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龙世平质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姚翀等人确实参与了富友煤矿合伙财产的分配，与本案处理结果确有关联。故对该份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该询问笔录证明：对参与富友煤矿合伙财产分配的姚翀、朱熟洪、龙世平，李子道拒绝变更诉请，即拒绝在本案中诉请姚翀、朱熟洪、龙世平承担相应的责任。
李子道、龙世平均未提供新证据。
黄赖皮、黄欠苟、贺运来、姚翀、朱熟洪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彭群凡、贺运来主张的合伙损失270万元应否由李子道承担的问题。彭群凡上诉主张因李子道的过错，导致合伙损失2700000元，包括律师费150000元、陈夫生收取的诉讼包干费用600000元、支付傅伟和黄庆的调解补偿费1780000元、黄方苟80000元；以及李子道欠黄赖皮个人的借款30000元、欠煤矿借款60000元。彭群凡认为，由于李子道与傅伟、黄庆恶意串通于2010年8月16日订立关于富友煤矿股份转让的《补充协议》而引发诉讼，致使支出巨额律师费、诉讼包干费和补偿费；李子道唆使黄方苟闹事而导致被迫给付其80000元，四笔费用均属于因李子道的过错而导致的合伙损失，应由其个人全部承担。李子道认为，为实现傅伟、黄庆撤回上诉的目的，黄赖皮等人于2011年1月与傅伟、黄庆订立了补偿协议书，应认为其是自愿补偿傅伟、黄庆1780000元，该款应当由合伙人共同承担；150000元的律师费属于黄赖皮、黄欠苟私人开支，诉讼包干费纯属虚构，应由其自行承担；对于给黄方苟的80000元，李子道不知情也从未同意给付，应由黄赖皮、彭群凡等承担。本院认为，黄庆、傅伟起诉要求解除于2010年8月16日订立的《富友煤矿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依据是同日其与富友煤矿签订的《补充协议》，李子道作为富友煤矿的代表在该《补充协议》上签了名，对该《补充协议》，原审法院已作出生效的（2010）余民二初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认定：无证据证明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黄赖皮事先知道补充协议内容并授权给李子道或者事后予以了追认，《补充协议》对黄赖皮不产生约束力。富友煤矿系合伙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及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之规定，李子道未经合伙人的一致同意及授权与黄庆、傅伟私自签订《补充协议》，导致黄庆、傅伟依据该协议起诉要求解除《富友煤矿股份转让协议》，李子道对引发诉讼存在过错，黄赖皮等为应诉而支出律师代理费用150000元，该项费用虽是为维护全体合伙人的利益而产生的共同支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七条“合伙人对本法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必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始得执行的事务擅自处理，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150000元律师代理费在合伙体内部可认定为合伙损失，由责任人李子道承担。关于向陈夫生支付的600000元诉讼包干费用，虽然黄赖皮、彭群凡和贺运来等多数股东对此支出予以认可，但该费用缺乏合法正当性，属非法支出，应当由参与决定该项支出的股东共同承担，因此彭群凡上诉提出要求李子道承担该费用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补偿费1780000元，由于原审法院已作出（2010）余民二初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驳回黄庆、傅伟的全部诉讼请求，在二审终审裁判之前，李子道、黄赖皮与黄庆、傅伟自行达成补偿1780000元的和解协议，彭群凡、贺运来对和解协议予以认可，给付该笔补偿费系合伙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强制义务，应当认定合伙人均同意自愿补偿黄庆、傅伟1780000元，故一审判决该款由合伙人共同承担，事实清楚，于法有据，应予维持。关于给付黄方苟的80000元，彭群凡、贺运来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给付黄方苟80000元系被迫而为，由于该款虽是黄赖皮等人支付，但李子道对煤矿因扩建而与黄方苟有关联的事实知情，故一审判决给付黄方苟的80000元亦属合伙支出，由合伙人共同承担，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维持。彭群凡上诉提出，依据2011年元月15日订立的《合伙开支承担承诺书》，全体合伙人均认可因黄庆、傅伟起诉共产生了2530000元的额外费用，该费用应当由李子道个人承担，本院认为，《合伙开支承担承诺书》侵害了李子道的分配权利，损害了其合法权益，不具有法律效力，故对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至于李子道向黄赖皮个人借款30000元，属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因与本案所涉的合伙纠纷属不同法律关系，权利人黄赖皮可另案主张。另外合伙期间，李子道向富友煤矿借款60000元并出具借条，因李子道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笔借款用于合伙事务，故一审认定李子道尚欠煤矿60000元，于法有据，应予维持。鉴于该笔借款原系合伙期间的共有财产，根据三大合伙人各占三分之一股权的比例分配，李子道应当向黄赖皮偿还20000元，向彭群凡和贺运来偿还20000元。
二、关于黄赖皮应否向李子道返还合伙财产分配款的问题。本案中，彭群凡上诉主张各股东的实际出资错综复杂，相互交错，彭群凡、贺运来的股份由彭群凡、贺运来、李子道、姚翀、龙世平、旷友江组成，李子道的股份由李子道、彭群凡、姚翀、朱熟洪组成，各小股东均有入股收据为证，并且小股东也参与了富友煤矿的管理，因此各股东之间应当按照其实际出资额进行分配合伙财产。但彭群凡提交的各股东的入股收据上没有加盖富友煤矿公章，与三大股东的投资收据在形式上存在不同，虽然姚翀、龙世平、朱熟洪均在股东大会记录上签名，并参与了富友煤矿的转让款分配，但鉴于黄赖皮、黄欠苟、姚翀、朱熟洪、贺运来均未到庭参加诉讼，加之李子道不认可姚翀、朱熟洪、龙世平的股东身份，难以确定姚翀、朱熟洪、龙世平是否为黄赖皮、李子道以及彭群凡、贺运来名下的小股东以及他们各自的入股资金和所占份额，对合伙出资的情况难以厘清。因此一审依照2008年5月21日订立的《富友煤矿合伙协议》之约定，只认定三大股东（李子道、黄赖皮、彭群凡和贺运来）各占三分之一的股权，并无不当，且与原审法院（2010）余民二初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中查明的事实相吻合，故对于彭群凡要求确认姚翀、朱熟洪、龙世平为合伙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至于李子道及彭群凡、贺运来和其各自名下的股东之间属其他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本案属合伙协议纠纷。李子道与黄赖皮、彭群凡、贺运来于2008年5月21日签订的《富友煤矿合伙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根据该协议之约定，合伙人为三方即李子道一方、黄赖皮一方，彭群凡和贺运来共同为一方，虽然协议未约定利润分配方式，但约定三方各出资1100000元均占煤矿三分之一股权，合伙风险共担，故应认定三方对合伙期间的盈亏均按三分之一的份额平均享有和承担。经一、二审查明，截止2011年元月，原富友煤矿现金收入为9210402.03元，支出为2801197元（包含律师代理费150000元，由过错责任人李子道承担；陈夫生收取的诉讼包干费用600000元，由过错责任人黄赖皮、彭群凡、贺运来承担，在本案中，由黄赖皮承担300000元，彭群凡和贺运来承担300000元）。据此，李子道应当分得合伙财产分配款为2236401.68元（计算方法：（9210402.03－（2801197－150000－600000））÷3－150000＝2236401.68），黄赖皮应当分得合伙财产分配款为2086401.68元（计算方法：（9210402.03–－（2801197－150000－600000））÷3–－300000＝2086401.68），彭群凡、贺运来亦应当分得伙财产分配款2086401.68元（计算方法：（9210402.03–－（2801197－150000－600000））÷3–－300000＝2086401.68）。因黄赖皮已领取合伙财产分配款3091335元加之由其保管未分配的合伙财产400000元，合计3491335元，故其多领取及保管合伙财产分配款金额为1404933.32元（3491335-2086401.68=1404933.32），应当返还给李子道。与前述李子道应当向黄赖皮偿还的借款20000元相抵，黄赖皮应返还李子道合伙财产分配款金额为1384933.32元（1404933.32-20000=1384933.32）。
三、关于彭群凡、贺运来应否向李子道返还合伙财产分配款的问题。如前已述，彭群凡、贺运来应当获得合伙财产分配款为2086401.68元，但根据2011年元月15日的《富友煤矿股份分利结算清单》及相应收款凭证可证实，彭群凡、贺运来实际获得的合伙财产分配款仅为1557376元（彭群凡分得1229508＋贺运来分得327868=1557376），较之彭群凡、贺运来应得的合伙财产分配款仍少分529025.68元（2086401.68-1557376=529025.68），故彭群凡、贺运来无需向李子道返还合伙财产分配款。原审判决认定，黄赖皮、彭群凡和贺运来将富友煤矿合伙财产分配他人，存在一定过错，因此黄赖皮、彭群凡和贺运来对于向李子道支付的剩余部分合伙财产应当各承担一半，本院认为，该认定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纠正，理由是：第一，原审法院（2010）余民二初字第00013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富友煤矿的工商营业登记为合伙企业，最后登记合伙人黄赖皮、胡小保、邓苟里（出资比例为50.48%、24.76%、24.76%），黄赖皮是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虽其后合伙人实际变更为黄赖皮、李子道及彭群凡、贺运来（出资比例各为1／3），但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另外从2011年元月15日实际分得的合伙财产黄赖皮所占比例最高以及400000元未分配的合伙财产仍由黄赖皮保管等情况，足见黄赖皮在股份分利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故在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黄赖皮的主持之下进行股份分利，彭群凡、贺运来分得不足应得的部分合伙财产分配款，其并无主观过错，当然无需承担过错责任。第二、客观上，彭群凡、贺运来亦无侵害李子道财产权益的事实。李子道应得的合伙财产分配款为2236401.68元，除黄赖皮应返还部分款项外，其余部分款项已被姚翀、朱熟洪、龙世平实际领取，而非被彭群凡、贺运来侵占。在李子道拒绝在本案中诉请姚翀、朱熟洪、龙世平承担返还责任的情况下，由彭群凡、贺运来承担该部分款项的返还责任，有失公平。第三、按照2008年7月24日的大型股东会议确定的富友煤矿所做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富友煤矿股份分利结算清单》确定的分配金额已得到多数股东的认可，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之规定。故原审判决黄赖皮、彭群凡和贺运来将富友煤矿合伙财产分配他人，存在一定过错，黄赖皮、彭群凡和贺运来对于向李子道支付的剩余部分合伙财产应当承担过错责任，有违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四、关于黄欠苟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对于李子道要求黄欠苟共同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认定，黄欠苟仅是原富友煤矿财务人员而非合伙人，其收取10000000元转让款的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其并未实际占有该款，故对李子道该项诉请不予支持，李子道对此亦未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
五、关于彭群凡、贺运来之间是否应再划分责任的问题。彭群凡上诉称，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应按贺运来、彭群凡各自出资投入的比例划分责任。本院认为，彭群凡上诉主张各股东的实际出资错综复杂，相互交错，依据现有的证据和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情况，对合伙实际出资的情况确实难以厘清，故因此原审判决依照2008年5月21日订立的《富友煤矿合伙协议》之约定，只认定三大股东（李子道、黄赖皮、彭群凡和贺运来）各占三分之一的股权，并无不当，且与原审法院（2010）余民二初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吻合，贺运来、彭群凡二人共同作为一方占三分之一的股权，对其二人内部入股出资金额和所占比例，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彭群凡提出按其与贺运来各自出资投入的比例划分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对于黄赖皮和彭群凡、贺运来应当获得的合伙财产分配款金额以及其对于李子道的损失承担过错责任的认定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余民一重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第七项、第八项；
二、撤销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余民一重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
三、黄赖皮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子道返还合伙财产分配款1384933.32元；
四、李子道应于','2018-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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