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川民终11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仁广，男，1960年6月14日出生，新加坡共和国公民。
委托代理人陈良梅，女，1967年3月1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新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都江堰市蒲阳镇王家桥。
法定代表人冯万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谢鹏飞，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黎，男，1960年4月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邓启，四川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廖维，四川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冯万顺，男，1960年5月11日出生，新加坡共和国公民。
委托代理人周小琴，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曾传辉，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清福，男，1960年8月4日出生，新加坡共和国公民。
原审被告郑义财，男，1967年8月15日出生，新加坡共和国公民。
上诉人黄仁广、成都新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戴黎及原审被告冯万顺、陈清福、郑义财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10月20日作出的（2013）成民初字第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5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仁广的委托代理人陈良梅，上诉人新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冯万顺及其委托代理人谢鹏飞，被上诉人戴黎的委托代理人邓启、廖维，原审被告冯万顺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小琴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陈清福、郑义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戴黎诉称，1997年7月9日，其与林志强、黄仁广签订合伙投资协议，共同出资设立新超公司。2003年4月8日，新超公司向戴黎颁发股权证书，确认戴黎的持股比例为21.799%。2007年，新超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对公司至2006年12月31日为止的累计利润进行确认。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郑义财共同对上述利润进行了分配，但未向戴黎分配利润。上述五被告的行为，共同侵害了戴黎的股东收益权。据此，戴黎诉请判令：确认戴黎自1997年7月9日起至今系新超公司的股东，出资比例为21.799%；五被告向戴黎连带赔偿506480.5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戴黎支付资金利息，利息自2006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97年7月9日，黄仁广、林志强、戴黎签订《合伙投资合约》，约定上述三人共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都江堰市合伙开设生产CNC数控机床、凸轮机床所使用的夹头、导套、刀具及机床备件的工厂；合伙出资金额为黄仁广新币7万元、林志强新币4万元、戴黎新币3万元；企业性质为外国独资经营，由于戴黎系中国公民，所以其姓名不出现在公司内。
2000年1月12日，新超公司出具股权证明，其上载明：黄仁广（出资）人民币364921.20占总资产48.279%；林志强（出资）人民币195928.00占总资产25.922%；戴黎（出资）人民币195000.68占总资产25.799%。
2001年6月12日，新超公司董事黄仁广、林志强、戴黎召开董事会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公司副董事长林志强将其所持有本公司28%的股权一次性转让给董事长黄仁广，双方一致同意该笔股份作价新币4万元，转让方与受让方将于会后据此订立详细的股权转让协议；在完成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后董事会成员相应调整，新的董事会成员为黄仁广、戴黎。
2001年8月2日，新超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将其第一章第三条修改为：投资者为黄仁广，该章程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都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
2002年7月18日，黄仁广与冯万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仁广将其所持有的新超公司25.922%股份转让给冯万顺，转让金为新加坡币8万元。
2002年7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都江堰市经济贸易局根据新超公司申请作出关于新超公司股权变更及增资的批复。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同意股权变更后新超公司注册资本由7.5万美元增加为20万美元，同意新超公司股本结构调整为黄仁广以14.8156万美元现汇出资，占注册资本的74.078%，冯万顺以5.1844万美元的现汇出资，占注册资本的25.922%。
2002年7月29日，新超公司向戴黎颁发由黄仁广、冯万顺、戴黎签名的股权证书一份，载明：一、公司共收到各位股东投入现金注册资本20万美元；二、黄仁广投资9.6558万美元，占总资产48.279%，冯万顺投资5.1844万美元，占总资产25.922%，戴黎投资5.1598万美元，占总资产25.799%；三、各方按其出资比例分享利润，承担风险和义务；四、因某种原因戴黎姓名不登记在批准证书、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内。
2003年4月8日，黄仁广、戴黎、陈清福、冯万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仁广、戴黎分别将其二人持有的新超公司的11%、4%的股份转让给陈清福，转让总金额为新币25万元，冯万顺为见证人。
同日，新超公司出具股权证书一份，载明：公司共收到各位股东投入现金注册资本20万美元，股东为黄仁广、冯万顺、戴黎、陈清福，分别持有股份：37.279%、25.922%、21.799%、15.000%，各方按其出资比例分享利润，承担风险及义务，陈清福的姓名在2004年6月变更时登记在册，因其他原因戴黎姓名不注册在批准证书、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内。
同日，新超公司形成了一份董事会决议，该决议由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签署，其内容为：同意黄仁广将其持有新超公司28.133%的股份转让给陈清福，7.226%的股份转让给冯万顺，转让后黄仁广持股38.719%，冯万顺持股33.148%，陈清福持股28.133%。
2004年10月21日，新超公司向戴黎出具的材料一份，载明：“经股东会同意戴黎于2004年10月21日自愿退出新超公司的股份，并由董事会撤去戴黎董事及生产部经理之职务。从此，戴黎的一切行为属于私人行为，与本公司无关。股本结算，股东会成员协商”。该材料加盖了新超公司印章。
2004年10月31日，新超公司形成股东大会决议一份，载明：参加人包括黄仁广、戴黎、冯万顺、陈清福，决议为经股东大会一致决定，同意戴黎本人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和总经理职务，同意戴黎提出转让公司内部的全部股份，有关转让股份的价格，由公司与戴黎共同协商，公司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2004年11月4日，戴黎委托律师向新超公司、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发出律师函，内容为：因新超公司及各位股东没有对戴黎的股份进行清算，要求尽快作出具体的清算和转让方案，争取10天内与戴黎达成明确的转让协议。此后，双方未达成进一步的协议。
2004年1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都江堰市经济贸易局根据新超公司申请作出关于新超公司股权转让和变更法定地址的批复，同意黄仁广将其持有新超公司28.133%的股份转让给陈清福，7.226%的股份转让给冯万顺，转让后公司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不变，出资各方调整为，黄仁广持股38.719%，冯万顺持股33.15%，陈清福持股28.13%。
2006年7月，黄仁广将其名下38.719%股份中的10%转让给新加坡公民郑义财，该转让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都江堰市经济贸易局批准，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新超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黄仁广持股28.719%，冯万顺持股33.148%，陈清福持股28.133%、郑义财持股10%。
新超公司董事会于2007年作出决议，对公司至2006年12月31日止的历年累计利润人民币2323411.7元进行分配，利润分配以各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如下：黄仁广人民币667260.61元、冯万顺人民币770164.51元、陈清福人民币653645.41元、郑义财人民币232341.17元。上述决议内容，记载于有关新超公司2007年度经营情况的瑞会师（2008）审字第085号审计报告中。
2007年7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都江堰市商务局作出都商务发[2007]132号文件，即“关于同意成都新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变更章程的批复”。根据该批复，新的章程调整了设立董事会以及监事的条款，在其余条款上保持不变。章程载明，投资者分别为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郑义财；董事会有权批准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总经理直接对董事会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各项决定，组织领导企业的日常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作。
2008年3月，黄仁广就其与新超公司的盈余分配纠纷，向原审法院提起公司盈余分配之诉，请求判决新超公司按其持股28.719%向其支付从1997年10月起至2006年12月31日止的股东收益。原审法院于2009年2月作出(2008)成民初字第409号民事判决后，新超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2010年4月12日，本院作出（2009）川民终字第322号民事判决，载明：“另查明，新超公司于2008年委托四川瑞堰会计师事务所对该公司2007年度的经营情况进行审计时，向其提供的‘说明’载明：‘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分配历年的利润人民币2323411.70元，利润分配以每位股东出资比例分配如下：黄仁广分得利润（含税）667260.61元、冯万顺770164.51元、陈清福653645.41元、郑义财232341.17元’”；“2008年7月16日，新超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载明：由于股权处于不确定状态以及5.12地震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致使2008年1-6月发生巨额亏损，故决定新超公司2007年度以前的利润不予分配；用以前年度的利润弥补亏损。弥补亏损后，如有利润余额，再由公司董事会决议是否分配”；“判决如下：……二、变更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成民初字第40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为：成都新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向黄仁广支付从1997年10月起至2006年12月31日止的股利人民币667260.61元。”
2010年10月20日，原审法院根据戴黎的申请，作出（2005）成民初字第374号民事裁定，对上述667260.61元到期债权予以冻结。
2010年11月29日，原审法院开具四川省非经营性结算统一票据，其上载明：“收到成都新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案款（申请执行人黄仁广）667260.61元。”
2011年4月23日，四川瑞堰会计师事务所向新超公司出具了瑞会师（2011）审字第088号审计报告，载明：“我们认为，新超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新超公司2010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2010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所附利润表以及新超公司的会计报表载明：2010年度的利润总额为亏损1289252.27元；2010年11月24日，新超公司依据（2009）川民终字第322号民事判决以及董事会决议，向黄仁广支付了667260.61元的股利，其余股东未获股利。
2012年11月26日，原审法院作出（2011）成民初字第1240号民事判决书，其上载明：“原告戴黎与被告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成都新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超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于2005年4月18日受理后，于2009年7月作出（2005）成民初字第374号民事判决，冯万顺、陈清福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0）川民终字第397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原审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4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黎诉称，1997年7月9日，其与林志强、黄仁广签订合伙投资协议，共同出资开设工厂。三方约定戴黎、黄仁广、林志强各出资新加坡币3万元、7万元、4万元，成立外资企业新超公司。直至2003年4月8日，黄仁广与戴黎分别先后转让了股份给冯万顺、陈清福，并明确了戴黎所占出资份额为21.799%。其后由于发现自己的股东权益不断被侵害，戴黎于2004年10月31日与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达成协议，约定戴黎退出公司，并签订了优先购买协议。此后戴黎离开了新超公司，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也实际接收了受让的股权，并进行了分红，表明协议已实际履行。由于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概括的接受了股权转让，而新超公司也向戴黎出具了确认转让的材料，故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与新超公司应连带向戴黎偿付合同对价。后双方当事人对戴黎的股份价值发生争议，多次协商未果。戴黎认为新超公司已拥有1400万元的资产，因此要求按出资比例分得人民币300万元。请求法院判令：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新超公司按戴黎21.799%的出资额，连带返还戴黎股权价值300万元”。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协助戴黎拍卖、变卖戴黎所有的，由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代持的成都新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21.799%股份，以拍卖、变卖股权所得向戴黎返还投资款。该判决已经生效。
原审法院另查明，发证日期为2012年3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载明，新超公司的投资者分别为：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郑义财。
原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理。
戴黎基于设立外资企业新超公司的《合伙投资协议》，以及随后的实际出资行为，与新超公司的显名股东，即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之间形成了隐名出资的合同关系。戴黎在新超公司中的股份，分别由上述三人代持1.44%、7.226%、13.133%。此后，戴黎与上述三人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形成了戴黎退出新超公司股份，并辞去新超公司董事和经理职务的一致意见。并且，在戴黎随后起诉上述三人支付股权对价的案件中，生效的（2011）成民初字第1240号民事判决，判决上述三人协助戴黎拍卖、变卖戴黎在新超公司的股份，以返还戴黎的投资款。上述事实表明，戴黎与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之间的隐名出资合同关系已经解除，已就戴黎在新超公司的出资以拍卖、变卖股权的形式进行了处理。
戴黎主张，在新超公司决定分配累计利润后，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郑义财在未通知戴黎的情况下，私自对利润进行了分配，共同侵害了戴黎的股东收益权，因此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支付相应利息。黄仁广、冯万顺、新超公司则认为，戴黎关于支付股利的主张毫无依据，且已超过诉讼时效。
就诉讼时效的问题，新超公司认为其利润分配方案记载于审计报告中，而审计报告每年也向相关机关提交，戴黎具有获知的途径。另外，根据戴黎于2010年即申请对黄仁广667260.61元到期债权进行冻结的情况，戴黎至少应在这之前便知晓了新超公司分配利润的方案。因此，新超公司认为戴黎于2013年提起的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戴黎于2005年4月起诉黄仁广、冯万顺等人的情况，可以看出戴黎是基于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实际接收了戴黎的股权但不向戴黎支付对价的认识，要求上述股权受让方向其支付股权对价。在原审法院2012年11月26日作出要求黄仁广等人协助戴黎拍卖、变卖股份的判决之后，戴黎才认识到其股权并未由显名股东实际接收，在其股权被拍卖、变卖之前，其仍具有分配股利的权利，故其于2013年1月提起了本案诉讼。将上述事实连贯起来看，戴黎并不存在怠于行使诉权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根据该规定，对新超公司关于戴黎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记载的内容，新超公司是于2007年作出分配累计利润的董事会决议。在此之前，戴黎与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之间的隐名出资合同关系已于2004年年底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解除，但由于此后双方没有形成具体的股权转让方案，戴黎的股份实际上仍然被上述三人所持有。加之，拍卖、变卖戴黎股份的判决于2012年11月生效，晚于上述董事会决议的时间。很明显，戴黎股份被代持的状态，至少持续至上述董事会决议之日。因此，董事会决议所确定的累计利润中，应有部分属于戴黎。鉴于新超公司曾于2002年7月29日向戴黎颁发股权证书，证书上记载了戴黎的股权份额，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故戴黎有权直接向新超公司主张股利。由于在代持人中，只有黄仁广一人实际分得了利润，新超公司、黄仁广应分别在其占有利润的范围内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另外，戴黎还主张冯万顺、陈清福、郑义财应向其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由于郑义财自始至终没有代持戴黎的股份，而冯万顺、陈清福也没有实际分得利润，不构成对戴黎财产权益的侵害，因此对戴黎关于上述三人构成侵权且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至于应分配利润的金额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应基于2007年新超公司的累计利润总额、戴黎的持股比例、黄仁广的代持比例三个因素进行计算。由于2007年新超公司的累计利润总额为2323411.7元，戴黎的上述持股比例所占利润应为506480.5元。由于黄仁广代持股的数量在总代持数中占6.6%（1.44%÷21.799%），黄仁广应向戴黎支付33427.7元，新超公司则应向戴黎支付473052.8元。
因新超公司、黄仁广未及时向戴黎支付利润，故应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向戴黎支付资金利息。新超公司应支付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以董事会作出分配利润的董事会决议之时为准。由于无法查清董事会决议的准确时间，原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包括黄仁广曾于2008年3月提起公司盈余分配之诉的情况，酌情确定利息计算的起始时间为2007年7月1日。黄仁广应支付利息的起算时间，原审法院综合考虑黄仁广在本案中拒绝向戴黎支付股利的情况，酌情确定利息计算的起始时间为2013年4月1日。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成都新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戴黎支付473052.8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从2007年7月1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被告黄仁广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戴黎支付33427.7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从2013年4月1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戴黎的其余诉讼请求。如被告成都新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黄仁广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410.35元、诉讼保全费4275.17元，合计15685.52元，由原告戴黎承担685.52元，被告成都新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承担12000元，被告黄仁广承担3000元。
宣判后,黄仁广和新超公司不服，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上诉人不构成侵权,戴黎以“侵权之诉”主张其投资收益是错误的，应当以实际投资者和名义股东之间产生的合同之诉另案主张其投资收益；一审判决认为“戴黎有权直接向新超公司主张股利”，判决新超公司直接向戴黎支付473052.8元股利及其利息是错误的；关于戴黎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是错误的。故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入承担。
戴黎答辩称：黄仁广和新超公司明知戴黎系公司实际股东，撇开戴黎形成董事会决议，把本应分给戴黎的股利分给名义股东，其行为已经侵犯了戴黎的合法权益;戴黎不是被禁止投资特定行业的外国人，本案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而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冯万顺发表答辩意见称:戴黎通过新超公司的股东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代其持有股权的方式而享有股东权益，其与代持者之间为隐名投资合同关系。戴黎与新超公司股东的隐名投资合同关系已于2004年10月31日解除。截止2004年10月31日，戴黎对新超公司享有的权益仅为投资款。戴黎无权向新超公司或其他股东主张权利。
原审被告陈清福、郑义财未发表书面意见。
在二审诉讼的举证期限内，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确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理。各方当事人对此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因新超公司系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涉及其公司实际投资者与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之间的盈余分配纠纷，应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等法律为准据法审理本案。戴黎认为其不是被禁止投资特定行业的外国人，本案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的认识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戴黎基于其在新超公司实际投资的事实起诉请求确认其在新超公司的股东身份。基于另案生效的（2011）成民初字第1240号民事判决，已判决名义股东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协助实际投资者戴黎拍卖、变卖其在新超公司的实际投资，用以返还戴黎的投资款。因此，戴黎在拍卖、变卖实际投资之前以及与名义股东的代持股关系依法解除前，在本案法律关系中仍然是新超公司的实际投资者。虽然其已经实际出资并为新超公司的其他股东认可实际投资者的身份，但在诉讼期间并未征得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意将实际投资者身份变更为股东，故其请求确认在新超公司的股东身份，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本院予以确认。在此情形下，结合新超公司、黄仁广的上诉请求及戴黎、冯万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新超公司、黄仁广是否应向戴黎支付股权收益。
一、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在原审法院2012年11月26日另案作出（2011）成民初字第1240号民事判决时，戴黎才知道其实际投资并未由名义股东接收。故戴黎作为新超公司的实际投资者，在其与名义股东的代持股关系未实际终止的情形下，依法有权向名义股东主张属于其的合法权益。故戴黎于2013年1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新超公司和黄仁广关于戴黎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新超公司、黄仁广是否应向戴黎支付股权收益的问题。
本院认为，戴黎与黄仁广等签订《合伙投资合约》，约定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都江堰市开设工厂及各方的出资金额，并约定企业性质为外商独资企业，由于戴黎系中国公民，所以其姓名不出现在公司（股东名册）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五条第一款：“合同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应认定合同有效”的规定，戴黎与黄仁广据此合约约定的双方实际投资者与名义股东的关系有效。此后，因黄仁广的股东权益经多次转让，最终形成了戴黎与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之间隐名出资关系。戴黎在新超公司中的实际投资额，分别由上述三人分别代持1.44%、7.226%、13.133%。戴黎与黄仁广等签订《合伙投资合约》未约定利益分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双方未约定利益分配，实际投资者请求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向其交付从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收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尽管戴黎与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均未约定利益分配，但戴黎作为实际投资者有权请求作为其名义股东的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向其交付从新超公司获得的收益。
黄仁广为获得其股权收益依另案生效判决，申请原审法院对新超公司进行执行，2010年11月29日，原审法院开具四川省非经营性结算统一票据，载明：“收到新超公司案款667260.61元”，此款系黄仁广从新超公司取得的股权收益，应当按照黄仁广为戴黎代持新超公司1.44%的股权的比例计算并交付给实际投资者戴黎，故黄仁广应按比例向戴黎交付新超公司的股权收益33427.7元。因新超公司向黄仁广支付的667260.61元股权收益已被戴黎在本案中申请财产保全所冻结，黄仁广并未实际占有该股权收益，故戴黎要求黄仁广承担其股权收益利息的请求，与本案黄仁广未实际占有收益款而获得孳息的事实不符，故本院对戴黎要求黄仁广支付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
2011年4月23日，四川瑞堰会计师事务所向新超公司出具了瑞会师（2011）审字第088号审计报告，载明：“2010年度的利润总额为亏损1289252.27元；2010年11月24日，新超公司依据（2009）川民终字第322号民事判决以及董事会决议，向黄仁广支付了667260.61元的股利，其余股东未获股利”。戴黎在新超公司的其他名义股东冯万顺、陈清福因新超公司向黄仁广分配667260.61元股权收益后，未向冯万顺、陈清福分配股权收益，故戴黎要求冯万顺、陈清福向其交付股权收益的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七条：“实际投资者根据其与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的约定，直接向外商投资企业请求分配利润或者行使其他股东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对戴黎直接向新超公司主张分配股东收益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戴黎与其名义股东之间仅是代持股关系，以其实际投资者身份无权在新超公司行使其他股东权利，其名义股东仅以其代持股份额向戴黎承担交付股权收益等按份责任，因此，其请求黄仁广、冯万顺、陈清福以及新超公司的另一股东郑义财对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戴黎作为实际投资者与新超公司名义股东之间的代持股效力不能及于新超公司，故戴黎请求新超公司与其名义股东等共同向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亦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黄仁广、新超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成民初字第31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成民初字第31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三、黄仁广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戴黎交付人民币33427.7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8395.79元,由黄仁广负担600.79元,戴黎负担779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丽
审 判 员 张良
代理审判员 许静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