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筑民三（知）初字第171号
原告赵兴，男，1965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白沙路***号附**号。
委托代理人罗兴国，贵州法治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正东，贵州与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遵义铁路联营联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镇遵义北站。
法定代表人王贵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炳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斌，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铁路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北二段11号。
法定代表人宋修德，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兰斌，该局遵义车务段职工。
委托代理人胡利勇，该局法律顾问。
原告赵兴诉被告遵义铁路联营联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遵联公司）、成都铁路局垄断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28日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兴的委托代理人罗兴国、黄正东，被告遵义铁路联营联运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炳刚、张斌，被告成都铁路局的委托代理人兰斌、胡利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兴诉称，原告是遵义市颜村新世界建材市场及外环路沙坝建材市场的商户，每月有大批货物通过铁路集装箱从外地运输到遵义，货物到达后再通过汽车运输到原告库房。2010年5月前，所有集装箱货物运输业务均在遵义火车南站，价格相对合理。2010年5月后，遵义铁路集装箱运输业务由遵义火车南站迁移至北站，被告中国铁路总公司成都铁路局指定遵联公司从事集装箱门到门运输服务，运输价格由二被告决定，遵联公司享有绝对市场支配地位并进行滥用，损害了市场经营环境、给原告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体现在：1、运输价格飞速上涨，完全背离市场公平价格。从车站运输到商家库房的运输价格从火车南站的1000元左右上涨到2700元左右，而路程不超过20公里，合理运费应当在1000元-1200元之间。2014年4月30日则再发通知要求上涨500元，系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服务），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2、被告遵联公司与原告签订的《集装箱到达服务合同》不平等、系格式合同也不交付原告，经常不出具发票及拒绝发送货物，属于拒绝交易和捆绑交易的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3、乱收费、重复收费。在运输中，被告遵联公司的司机会额外收取500元-800元的费用，装卸工也另外收费，均不出具发票，而这些费用被告遵联公司已经收取。
原告认为，被告成都铁路局指定被告遵联公司进行取货运输，致原告不能自行取货，也不能通过其他运输公司取货，二被告存在限定交易和捆绑交易的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告遵联公司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不公平价格提供运输服务，重复收费、不开具发票，违反了相关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告成都铁路局与遵联公司达成的不允许原告自行提货、禁止原告委托其他运输企业提货运输及禁止其他运输企业参与铁路集装箱经营构成经营者集中行为。因此，原告诉请法院判令：1、依法确认被告遵义铁路联营联运实业有限公司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操纵遵义火车北站集装箱运输市场；判令其降低运输服务收费；将双方签订的《集装箱达到达服务合同》交付原告；向原告出具正规缴费发票；停止侵害原告合法权益；2、依法确认被告中国铁路总公司成都铁路局构成具有排除竞争、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行为；判令其开放遵义火车北站集装箱运输市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3、依法判令二被告不得妨碍原告自行或委托他人到遵义火车北站提货；4、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万元；5、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被告一遵联公司答辩称，1、遵义北站的货物铁路运输存在四家企业，其只是遵义北站为货物铁路运输提供服务的企业之一，不具有控制其他服务企业的能力，也不具有控制或影响其他经营者到遵义北站附近设立铁路专用线的企业能力，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2、其收费具有相应的文件依据，没有拒绝原告自行到货场“掏箱”，没有指定其他运输企业，不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3、因为原告的集装箱需要使用其专用线，也需要其装卸，故收取一定费用，其没有高收费的问题。另外，原告的诉讼请求涉及到两个主体的两个垄断行为，不应当并案进行处理。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二成都铁路局答辩称，1、因为规划建战略装车点，故撤除遵义南站集装箱运输线，因遵义北站受地理条件限制，需铁路专用线装卸，经被告一申请、铁道部同意，由遵联的专用线承担集装箱运输业务，并非被告二指定；2、该铁路专用线是被告一投资修建及管理使用，并非被告二资产；3、其没有限制原告只使用铁路集装箱业务，且遵义火车北站集装箱运输市场是对外开放的，只要符合集装箱运输到站作业能力的都可申请准入。其也没有限制原告自行到遵义北站遵联公司专用线提货；4、原告请求经济赔偿的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赵兴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是与本案同一事实和理由起诉的系列案件中另一原告徐书荣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和要求提供的服务事项》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一强制性要求原告授权其集装箱相应业务。
经质证，二被告均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第二组证据是：1、成都正企物流有限公司的收款收据一份，证明在遵义南站时的运输收费标准；2、被告一出具的机打发票2张，证明现在的一组集装箱运输收费为2663元；3、装卸工出具的收款收据一份，证明现在在运输费之外另外增加的其他费用；4、被告一出具的背箱单2份，证明现在的一组集装箱运输收费为2663元或2690元。三份证据共同证明现在的收费价格上涨，被告一乱收费。
经质证，二被告均认为第1份证据不能确定真实性，既不能表明是铁路南站的收费，也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二被告均认为第2份证据有涂改，不能判断货主和货物，同时无法判断集装箱的规格。均认为无法确认第3份证据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同时并非被告一出具，没有关联性。均对第4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第三组证据是《关于修改集装箱办理限制的通知》铁路传真电报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遵联公司经营遵义火车北站的集装箱运输业务是成都铁路局向原铁道部运输局申请的结果。
经质证，二被告均无异议。
第四组证据：1、《集装箱到达服务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集装箱规格为20英尺和40英尺两种及门到门和站内掏两种方式的收费标准；2、被告一发出的《通知》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一要求在合同的基础上再次增加500元运输费用；3、照片2份，证明虽然东联线封闭施工，但是被告一的运输车辆并未绕行，并未增加500元费用。
经质证，二被告均对3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增加500元运输费用是因为因东联线封闭施工造成绕行绕城高速增加31.5公里而造成的。同时照片的拍摄时间为早晨6点多钟，市区不准许大货车经过为早晨7点开始，不能要求驾驶员全部在深夜作业。
第五组证据：1、《关于对集装箱敞开受理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整顿的通知》铁路传真电报复印件一份，证明不允许对铁路集装箱运输进行限制，应允许托运人自行派车取送箱；2、《货运处转发总公司运输局关于对集装箱敞开受理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整顿等相关事项的通知》铁路传真电报复印件一份。证明成都铁路局对违反铁路总公司相关要求限制托运人自行派车取送箱的行为进行检查整顿并限期整改。
经质证，二被告均对2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均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一遵联公司为了证明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是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工商注册登记信息复印件，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及股东的基本情况，
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正因为成都铁路局为被告一的股东之一，故被告一才具有垄断地位。被告二无异议。
第二组证据是货场示意图、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铁路场地租用协议书》复印件、遵联公司货场现场照片，证明遵联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及遵联公司投入巨资建设货场的基本情况及货主自行提货的事实情况。
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从示意图看出集装箱业务只能在被告一场地办理，没有其他安排。同时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铁路场地租用协议书复印件也不能证明该专用线就是被告一修建的，货场现场照片更不能反映货主可以自行提货。被告二无异议。
第三组证据是1、《贵州省物价局关于被告一铁路专用线使用费标准的批复》文件（黔价费（2009）94号）（以下简称黔价费（2009）94号文件）复印件；2、《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铁路货运实行门到门运输及制定调整相关费目和费率的通知》（铁总运（2013）39号）（以下简称铁总运（2013）39号文件）复印件；3、《成都铁路局关于明确接取送达费、装载加固材料费、仓储费和装卸费执行费率的通知》（成铁货（2013）334号）（以下简称成铁货（2013）334号文件）复印件；4、关于被告一的货物运价里程表复印件；5、铁道部《关于调整机车作业费、取送车费费率的通知》（铁运（2008）138号）（以下简称铁运（2008）138号文件）复印件；6、铁道部《关于修订并重新公布﹤铁路货物装卸作业计费办法﹥的通知》（铁运（2005）5号）（以下简称铁运（2005）5号文件）复印件。证明被告一是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规定的标准收费，不存在高收费、乱收费的行为。
经质证，原告对第1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因为该项收费与第5份证据的装卸作业费重复。对第2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印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印章。对第3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为被告二所制定，不能作为依据。对第4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对第5份证据无异议，系到站卸车费27元。对第6份证据认为是内部文件，不具有强制性，且该收费与第1份的收费重复。该组证据不能达到被告一的证明目的，其中中国铁路总公司和成都铁路局单方面制定收费标准，恰好反映了被告一、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告二无异议。
第四组证据是遵义公路管理局等发布的《关于东联线部分道路封闭施工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组织分流措施的通告》复印件一份，证明因道路施工导致集装箱货物运送里程增加31.5公里，从而导致运费增加，故增加500元。
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一的运输车辆并未绕城，不能增加收费500元且没有和原告协商。被告二无异议。
第五组证据是被告一与遵义市集顺达（集团）货物装卸有限责任公司、遵义市恒宇通货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遵义市明发货物运输有限公司、遵义市兴富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集装箱汽车运输合同》共四份复印件及上述四企业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证明其与有资质的运输企业签订货物运输协议，从未拒绝过符合条件的运输者参与装箱货物运输。
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一的证明目的，运输公司实际上只收取了900元，而被告一在东联线封闭前收取了1500元，封闭后收取了2000元。被告二无异议。
第六组证据是发票联复印件6张、门到门背箱作业单若干，证明被告一向客户开具了发票。
经质证，原告认为并未向其开具发票，且发票上载明收取了明文规定禁止收取的代理费，同时存在少开发票的情况。被告二无异议。
第7组证据是系列案件中另一原告江裕贵的货物运单一份、被告一的领货凭证、江裕贵的授权人杨旭的领条、江裕贵和杨旭的身份证及江裕贵委托书、被告一代托运人取货的担保书、铁路货物运输规程、货运规章汇编，均为复印件，证明被告一依据《铁路货物运输规程》的规定为货主提供集装箱装卸服务，不存在妨碍货主自行提货。
经质证，原告对杨旭的领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他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授权杨旭的委托书里面虽然江裕贵的签名是真实的，但与本案无关，本案涉及的是背箱（连同集装箱一起运输）的费用，而委托书涉及的是掏箱（将货物从集装箱取出运输）。被告二无异议。
第八组证据是集装箱到达服务合同、背箱派车单、信息反馈单若干，均系复印件，证明客户与运输企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合同，未强迫客户签订运输合同。
经质证，原告对集装箱到达服务合同、背箱派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与其所举证的内容一致，但收费过高且增加的500元未与原告协商，不能达到被告一的证明目的。无法确认信息反馈单的真实性。被告二无异议
被告二成都铁路局为了证明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是：《铁道部运输局关于建设战略装车点的指导性意见》复印件一份、成都铁路局《关于印发〈成都铁路局战略装车店建设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的通知复印件一份、证明因国家建设战略装车点的需要，故建设遵义火车南站，将发运集装箱业务转移至火车北站，同时因被告一专用线具有承接该业务的能力，所以准许被告一承接该业务。
经质证，原告对该2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现在集装箱业务只能选择被告一，因此二被告实施了垄断行为。
经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和本院认证，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铁道部运输局2006年7月27日发文《关于全路建设战略装车点的指导性意见》，对建设战略装车点的规划、实施等进行了通知。成都铁路局于2007年7月27日发出《关于印发〈成都铁路局战略装车店建设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规划将遵义南站建设成战略装车点。2010年4月29日，铁道部运输局发出《关于修改集装箱办理限制的通知》，载明根据成都铁路局的申请，增加遵义北站遵义铁路联营联运实业有限公司专用线办理20、40英尺通用集装箱运输业务。2014年3月27日，铁路总公司运输局发文《关于对集装箱敞开受理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整顿的通知》，要求集装箱业务的托运人可自行派车取送箱，也可委托车站代为办理，车站均应提供便利条件。
2013年3月11日，被告一遵联公司与系列案件中另一原告江裕贵签订《集装箱到达服务合同（门到门、站内掏）》，双方约定由被告一提供集装箱到达业务“门到门”的服务，即从遵义火车北站至新世界建材城，收费标准为20英尺集装箱（27.5吨）2190元／组，本案原告也认可其签订过类似合同。本院同时查明，从遵义火车北站至新世界建材城的一般运输线路需经过东联线。2014年1月20日，遵义公路管理局等发布《关于东联线部分道路封闭施工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组织分流措施的通告》，规定从2014年2月16日上午8时期至2014年9月17日凌晨0：00分对东联线遵湄路口至大坪加油站路段进行封闭施工，本院同时查明，至2014年11月28日该段仍然处于封闭施工阶段。本院另查明，遵义市在凌晨7时后至晚上禁止大货车通过市区道路主干道。2014年4月30日，被告一对原告发出通知，载明因东联线封闭施工需绕行31.5公里，故在运输服务合同收费的基础上增加500元／组的费用。被告一与遵义市集顺达（集团）货物装卸有限责任公司、遵义市恒宇通货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遵义市明发货物运输有限公司、遵义市兴富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四家运输企业在2013年底或2014年1月签订《集装箱汽车运输合同》，约定运输企业从遵义北站被告一专用线货场运输集装箱至指定的卸货地点，按规定将货物交付客户后，把空集装箱安全运输回被告一市场，遵义市两城区的客户运输费用为900元／组。另，原被告三方确认遵义北站的集装箱运输业务目前只能在被告一的专用线进行办理。
诉讼中，原被告三方对被告一收取2690元／组的“门到门”费用无异议。但原告认为上述收费2690元的构成为到站装卸费390元、到站卸车费27元、专有线使用费275元、场地安全管理费600元、支付运输公司运输费用900元、路线改造绕行的费用500元（被告一主张的），其中被告一少收费2元。被告一认为该费用的构成是接取送达费应收4230元、实际收取2000元；专用线使用费275元、实际收取273元，装卸费390元，取送车费27元。被告一认为其收取接取送达费的依据是铁总运（2013）39号文件和成铁货（2013）334号文件，其收取专用线使用费的依据为黔价费（2009）94号文件，其收取装卸费的依据为铁运（2005）5号文件，其收取取送车费的依据为铁运（2008）138号文件。原告对根据铁运（2008）138号文件计算出来的取送车费27元无异议，认为根据黔价费（2009）94号文件计算的专用线使用费275元与根据铁运（2005）5号文件计算出来的装卸费390元重复而只能收取其中任意一笔，认为路线改造绕行的费用500元没有实际发生且未与其协商，认为其他的费用1500元而被告一支付给运输公司的为900元，多收取600元。
2009年5月21日，贵州省物价局批复遵义市物价局《关于遵义铁路联营联运实业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使用费标准的批复》文件（黔价费（2009）94号）规定：被告一铁路专用线使用标准为5元／吨。2013年6月4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发文《关于铁路货运实行门到门运输及制定调整相关费目和费率的通知》（铁总运（2013）39号）规定：对货物从托运人约定的交货地点至铁路车站公共装卸场所或从铁路车站公共装卸场所至收货人约定接货地点的短途运输，核收接取送达费。起码10公里的费率为20英尺箱450元／箱，超过起码里程后每公里费率为20英尺箱24元／箱公里。铁路局可上浮50%，下浮不限。2013年6月6日，被告二下发《关于明确接取送达费、装载加固材料费、仓储费和装卸费执行费率的通知》（成铁货（2013）334号），对铁总运（2013）39号作出了具体规定，按照该规定，接取送达费率遵义火车北站可上浮50%。2005年1月11日，铁道部发布《关于修订并重新公布﹤铁路货物装卸作业计费办法﹥的通知》（铁运（2005）5号），里面规定20英尺集装箱装卸综合作业费率为195元／箱。本院另查明，每组集装箱为2个集装箱。
庭审中，原告变更其诉讼请求第三项为：依法判令二被告不得妨碍原告自行或委托他人到遵义火车北站提货，不能额外收取费用。原告明确本案中因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集装箱到达服务合同》采用的是由被告一收货及运输的“门到门”服务形式，未涉及到原告自行或委托他人到遵义火车北站提货的背箱或站内掏箱行为。二被告当庭认可准许原告自行或委托他人到遵义火车北站进行提货、包括背箱。原告明确其诉讼被告的垄断行为为：被告一遵联公司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被告二成都铁路局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的垄断行为。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举证质证及综合庭审调查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二个被告是否应当分别起诉其垄断行为；二、被告一遵联公司和被告二成都铁路局是否在遵义北站铁路集装箱运输市场有市场支配地位；三、如果二被告在遵义北站铁路集装箱运输市场有市场支配地位，二被告是否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四、被告二成都铁路局是否在遵义北站铁路集装箱运输市场实施了经营者集中的垄断行为；五、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得到支持。
关于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本案被告一遵联公司专用线取得办理20、40英尺通用集装箱运输业务是被告二成都铁路局向铁道部运输局申请的结果，即被告一被诉市场支配地位的取得是与被告二具有事实和法律上的牵连关系，同时，原告认为被告二实施经营者集中的垄断行为的指向对象为被告一遵联公司，二被告的行为共同构成被诉的经营者集中垄断行为。因此，二被告具有事实与法律上的牵连关系，对于被告一主张本案二个被告是否应当分别起诉的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的相关市场，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本案中，特定服务为铁路集装箱运输，地域范围为遵义北站，故本案的相关市场为遵义北站铁路集装箱运输市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对于铁路运输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来分析，中国铁路总公司成都铁路局属于公用企业，因此本院确认成都铁路局在遵义北站铁路集装箱运输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一）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本案中，铁路集装箱运输市场由遵义南站转移至遵义北站后，遵义北站的铁路集装箱运输业务目前只能在被告一的专用线进行办理，其占据了遵义北站铁路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全部业务，应当认定被告一遵联公司在遵义北站具有铁路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被告一提出相关市场为遵义北站接发货物的物流服务市场，不具有控制其他服务企业的能力，也不具有控制或影响其他经营者到遵义北站附近设立铁路专用线的企业能力，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主张，因本案诉请的相关市场为遵义北站铁路集装箱运输市场而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五）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七）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结合原告的诉请及理由，关于被告一、二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主要争议在于上述第（一）项的垄断定价、第（三）项的拒绝交易、第（四）项的限定交易、第（五）项的捆绑交易行为。
关于第（四）项的限定交易问题，本院认为，被告二成都铁路局因铁道部运输局对《关于全路建设战略装车点的指导性意见》而进行具体实施，规划将遵义南站建设成战略装车点而将铁路集装箱市场运输业务转移至遵义北站，是基于整个铁路建设运输的需要，申请增加遵义北站遵义铁路联营联运实业有限公司专用线办理20、40英尺通用集装箱运输业务是因为被告一的遵联公司符合集装箱运输业务要求，并无不妥，不能确认被告二成都铁路局实施了指定原告与被告一交易的限定交易行为。同时，关于二被告是否准许原告原告自行或委托他人到遵义火车北站进行提货、包括背箱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原告应当对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并未就被告禁止原告自行或委托他人到遵义火车北站进行提货，包括背箱进行举证，同时本案庭审中，二被告当庭认可准许原告自行或委托他人到遵义火车北站进行提货、包括背箱，因此，不能确认二被告实施了限定汽车运输公司为原告进行汽车运输的限定交易行为。
关于第（一）的垄断定价，原告认为被告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即2690元／组的集装箱“门到门”运输服务费用过高得问题，分析双方主张的2690元／组费用的构成。首先，根据黔价费（2009）94号文件计算的专用线使用费275元与根据铁运（2005）5号文件计算出来的装卸费390元重复而只能收取其中任意一笔的问题，本院认为，从被告一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铁路场地租用协议书及贵州省物价局及铁道部运输局的相关文件来看，被告一运营铁路确为专用线，使用被告一的专用线进行货物运输需支付一定的费用是合理的，而同时，因集装箱从铁路上转移至铁路车站公共装卸场所是需要一定的费用的，即便未使用铁路专用线进行运输，也需要产生上述装卸费用，因此，被告一依据黔价费（2009）94号文件收取专用线使用费及依据铁运（2005）5号文件收取的装卸费并未重复，原告的此项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取送车费27元双方无异议，本院不再审理。关于原告主张的场地安全管理费600元，支付运输公司运输费用900元，被告一认为是路线改造绕行的费用500元，共计2000元，而被告主张的是接取送达费200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该项费用的产生是从铁路车站公共装卸场所至收货人约定接货地点的短途运输而产生的，也就是说，该费用是二被告在从铁路车站公共装卸场所至收货人约定接货地点的短途运输可以自由竞争的领域上、双方通过签订的《集装箱到达服务合同》而产生的服务费用，如上所述，被告并未禁止原告自行或委托他人到遵义火车北站进行提货，因此，该费用是基于双方合同协商的结果，是合同签订及履行的问题，不涉及到本案审理的垄断纠纷，本案不予审理。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一垄断定价的主张或因被告收费有事实及政策依据或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三）项的拒绝交易的问题，原告在起诉状中认为被告一不出具合同、发票、经常滞留货物、司机和装卸工重复收费等为拒绝交易，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一签订《集装箱到达服务合同》，也并未拒绝在其专用线上进行原告的铁路集装箱运输业务，因此，并未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拒绝交易行为，而原告认为被告一不出具合同、发票、经常滞留货物、司机和装卸工重复收费等行为均属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不涉及到本案审理的垄断纠纷，本案不予审理。
关于第（五）项的捆绑交易的问题，原告在起诉状中认为被告一经常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即被告一不出具合同、发票、经常滞留货物、司机和装卸工重复收费等，如上所述，上述问题属于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本案不予审理。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应当就被告在交易中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的捆绑交易行为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既未提供证据，也未提出符合反垄断法要求的主张，本案不予审理其他主张。
综上，二被告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的第四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条第（三）项规定：（三）具有或者可能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本案中，分析被告一遵联公司和被告二成都铁路局的在遵义北站铁路集装箱运输市场的相关业务，二者并不存在竞争关系，不会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因此，本案中成都铁路局并未实施反垄断法所规制的经营者集中行为。按原告的诉请及事实分析，其起诉的垄断行为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原告）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被告一遵联公司）进行交易的行为，属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的一种。
关于本案的第五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对于其第一个诉讼请求，对于要求依法确认被告遵联公司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操纵遵义火车北站集装箱运输市场，判令其降低运输服务收费的主张，如上所述，因被告遵联公司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故对其请求依法确认被告遵联公司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操纵遵义火车北站集装箱运输市场，判令其降低运输服务收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诉请将双方签订的《集装箱达到达服务合同》交付原告，向原告出具正规缴费发票的主张，如上所述，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案不予审理。对于停止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诉请不明确，本院不予审理。
对于其第二个诉讼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中国铁路总公司成都铁路局构成具有排除竞争、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行为，如上所述，被告成都铁路局并未实施具有排除竞争、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行为，故对原告该诉请不予支持。对判令其开发遵义火车北站集装箱运输市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主张，因铁道部运输局《关于修改集装箱办理限制的通知》，载明根据成都铁路局的申请，增加遵义北站遵义铁路联营联运实业有限公司专用线办理20、40英尺通用集装箱运输业务，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成都铁路局拒绝其他符合遵义北站铁路集装箱运输专用线要求的企业办理集装箱运输业务，故对原告此项诉请不予支持。
对于依法判令二被告不得妨碍原告自行或委托他人到遵义火车北站提货的诉请，如上所述，二被告当庭认可准许原告自行或委托他人到遵义火车北站进行提货，三方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实施了妨碍行为，同时，原告明确本案中因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集装箱到达服务合同》采用的是由被告一收货及运输的“门到门”服务形式，未涉及到原告自行或委托他人到火车北站提货的背箱或站内掏箱行为，因此，对该诉请本案不再审理。关于原告请求当其自行或委托他人到遵义火车北站提货不得额外收取费用的诉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应当就其自行或委托他人到遵义火车北站提货、被告额外收取费用事实进行举证，本案中，如上所述，原告既已经明确未涉及到原告自行或委托他人到火车北站提货的背箱或站内掏箱行为，也未能举证被告额外收取费用，故对原告该诉请不予支持。
对于其第四项诉请，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万元的请求，因本案二被告并未实施反垄断法所规制的相应垄断行为，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起诉被告的行为或未构成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行为，或不属于垄断纠纷的审理范围，对于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条第（三）项、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兴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赵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晓玲
代理审判员 刘永菊
代理审判员 袁波文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居丽卿
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