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4民终8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交服出租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天宁区劳动中路217号。
法定代表人安津嵩，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宏辉，江苏益同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裴丰艳，江苏益同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业胜。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桂香。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张志国，江苏德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常州交服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服公司）因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5）天民初字第1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情况：
周业胜、徐桂香诉称，2015年4月20日，周业胜、徐桂香之子周某来常州市打工。到常州市的第一个晚上，周某到同学张丙康位于西瀛里路上班的威图酒吧喝酒。凌晨3时38分结束离开时，张丙康见周某己喝醉，便将周某送出威图酒吧门外。在威图酒吧门口招了一辆牌号为苏D×××××号出租车（工作证表明是常州市天宁交通运输服务中心所有）让其送周某去位于雕庄另一同学孙壮修的住处住宿，并付给出租车司机车费40元。然而该出租车并没有送周某到目的地，而是绕了10多分钟后到达另一菲芘酒吧门口。出租车停了一会后，出租车驾驶员将处于醉酒状态的周某放下车后直接离开。几天后，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南大街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莱蒙都会西瀛里河里有一具尸体。经查死者系周某，法医经检测死者系溺水死亡。周某乘坐交服公司所有的苏D×××××号出租车，双方建立了客运合同关系，出租车应将周某安全送达到约定地点，而该出租车违反合同约定，没有将醉酒且人地两生的周某送到约定地点。这一违约行为是周某后来失足溺水死亡的主要原因。另根据合同法规定，一方当事人违约后，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订立合同时所能预见的损失。周某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因醉酒失足，对其死亡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交服公司没有尽到对乘客应有的安全送达义务，应对周某的死亡承担不少于50%的赔偿责任。周某的死亡给其父母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经济损失，为维护其自身权益，周业胜、徐桂香故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交服公司赔偿周业胜、徐桂香因其子周某死亡的各项损失383460元；2、交服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
交服公司辩称，诉状所述事实与实际不符，且存在诸多疑点。周某的死亡原因并不清楚，交服公司不存在诉状中所称的违约行为。周业胜、徐桂香要求交服公司承担50%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周业胜、徐桂香主张的赔偿标准不符法律规定，即使交服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根据周业胜、徐桂香提供的证据，也应按照农村标准主张赔偿。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周某系沭阳县正德中学高三学生。2015年4月，周某自行离开沭阳县正德中学，于2015年4月20日前往常州市打工。到达常州市后的第一个晚上，周某来到常州市西瀛里其朋友张丙康上班的威图酒吧喝酒。周某结束喝酒后，张丙康发现周某己喝醉，便将周某送出威图酒吧。2015年4月21日3时38分，张丙康在威图酒吧门口招呼了一辆登记在交服公司名下由李志俊驾驶牌号为苏D×××××号的出租车，由出租车将周某送到约定的地点，张丙康支付给出租车驾驶员李志俊40元，苏D×××××号出租车即从该地出发。
2015年4月21日3时56分14秒，李志俊驾驶牌号为苏D×××××号的出租车，出租车并没有将周某送到目的地，而是又回到与出发地相差不远的马路边，出租车停了一会后，出租车驾驶员李志俊将处于醉酒状态的周某放下车后，2015年4月21日3时59分38秒李志俊驾车直接离开该地。
2015年4月25日6时12分，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南大街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莱蒙都会西瀛里河里有一具尸体。该派出所民警赶赴现场，发现西瀛里酒吧对面的河里有一具男性尸体。经查死者系周某，法医经检测死者周某的心血检出乙醇成分，其含量达157.3亳克/100毫升。死者周某尸体轻度腐败，体表无明显外伤，肺检材中检现大量硅藻，符合生前溺水死亡特征。
周业胜、徐桂香系周某的父母，周业胜、徐桂香、周某的户籍地在沭阳县十字镇前屯村三兴组，同时周业胜的家庭户口簿上记载的户别为家庭户口。周某在沭阳县正德中学高中上学期间寄宿在该学校。周某的户口于2015年5月30日被办理注销。
原审审理中，周业胜、徐桂香与交服公司的双方代理律师均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要求向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南大街派出所调取包括监控录像资料在内的相关材料。该派出所提供了监控录像资料，以及该派出所对周业胜、徐桂香、李志俊、张丙康所作的询问笔录。
监控录像资料显示从2015年4月21日3时56分14秒，李志俊驾驶牌号为苏D×××××号的出租车到达西瀛里路一边，出租车停了一会，3时57分53秒，出租车驾驶员李志俊打开车门下车，走到出租车副驾驶一侧，3时59分20秒周某下车，李志俊回到出租车后，于3时59分38秒驾车直接离开。
张丙康在派出所回答询问时陈述，……当时我在威图上班，后来因为他喝多了我就把他送上出租车，我在酒吧门口叫的出租车，他上车的时间就是20日3时38分左右。上车之前周某跟我说他准备去我另一个朋友孙壮修那里的，因为我朋友孙壮修告诉过周某他工作的地方以及住址，但是具体他会去哪里我不太清楚……一个可能的地点是武进遥观通济村大亚铸造有限公司，孙壮修工作的地方，还有就是雕庄朝阳村孙壮修的住所。
李志俊在派出所回答询问时陈述，……当时一上车我感觉戴眼晴的小伙子状态还好的，神智比较清醒了，不像那种喝得很醉的样子，而且他是自已坐到车上来，不是那种站不住，别人塞进来的，所以就没有问送的人要到哪里……他说先往前开，我就往怀德桥方向开，开到怀德吾悦广场那边，我就问他去哪里，他突然就哭了起来，说什么生不如死之类的话，我就把车停到路边上……我当时觉得生意做不成了，就想开回威图酒吧门口，把他交给送他上车的人，我开到威图酒吧的路边上，送他上车的小伙子已经不在了，我就想把他交给治安岗亭里的警察处理，我把车子开到岗亭旁边，然后去岗亭喊警察，我一下车，他就从副驾驶开门出来，翻栏杆从马路上翻到人行道板上，然后跑进岗亭后面的小公园里面去了，我看到他走了，我也就走了。
原审庭审中，周业胜、徐桂香要求交服公司提供当时周某上车时陈述目的地的录音，交服公司陈述按照常州市对出租车管理的有关规定，出租车应当配备有录音设备，但是苏D×××××号驾驶员在事发后并未向交服公司反映，交服公司在收到法院的传票后才知道，然后马上调取了该出租车的录音资料。因车辆录音是循环覆盖的，对出租车的储存器进行还原，之后得到1000多个小文件，小文件不能显示时间，听了一个星期左右，但是目前没有找到当时的录音资料，故不能提供。
2015年5月25日，周业胜、徐桂香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前列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周某乘坐交服公司所有的苏D×××××号出租车后，双方建立了运输客运合同关系。作为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本案周业胜、徐桂香主张运输合同法律关系。
关于周某乘坐出租车时，出租车驾驶员李志俊是否知道目的地的问题。按常理，乘客上出租车，应该会告知目的地，况本案中出租车驾驶员收取了40元车费。因出租车中装有录音设备，可以直接证明乘坐期间双方当事人对话的内容。而交服公司以驾驶员事发后并未及时反映，交服公司知道这件事后，因车辆录音是循环覆盖的，目前没有找到当时的录音资料为由未提供录音资料。对此应视为交服公司不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故应作出对交服公司不利的认定。由于交服公司不能提供周某乘坐出租车对目的地陈述的证据，包括周某是否变更目的地陈述的证据，且本案中出租车起始地点到实际终点地，基本上属于同一条路上相差不远的地点，显然出租车没有将周某送达到约定的地点。
因视频不清，目前暂无法判断周某乘坐一侧出租车车门是谁打开，周某是如何下车这些过程。从监控视频可知，李志俊驾驶出租车从出发地行驶后，又重新回到原出发地附近，而不是目的地。李志俊下车后，走到周某坐在副驾驶坐位一侧的车门。根据常理，如果周某神志清醒，是不需要李志俊下车，再走到出租车副驾驶一侧车门的。故应当认定周某在下车时处于醉酒状态，李志俊是明知的。
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南大街派出所在周某死亡后，对周某尸体进行法医检测，认定周某系溺水身亡。
出租车是从事公共营运的车辆，出租车驾驶员更应负运输合同中的附随义务，即安全保障提醒照顾义务。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南大街派出所向李志俊询问中，可以证明周某当时情绪不稳，言语表达混乱。显然本案苏D×××××号出租车驾驶员李志俊应当明知当时周某已醉酒，又是凌晨3时左右，让一个已处于醉酒状态、又是外地人，此时让周某离开出租车，可能使周某处于危险中。如果周某要求下车，那应起码是劝说。李志俊不是将其送达到承运目的地，或终止承运，将周某送交公安机关。李志俊未履行将周某送到指定目的地的义务，李志俊的行为己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李志俊驾驶出租车系交服公司的职务行为，因此应由交服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周业胜、徐桂香系周某的父母，周业胜、徐桂香在周某死亡后，向交服公司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周某死亡前系沭阳县正德中学高三学生，寄宿在该中学读书，其经常居住地在沭阳县正德中学，而非其户籍地沭阳县十字镇前屯村三兴组。同时周某家庭户口簿上记载的户别为家庭户口。我国部分地区早在前些年己经开展户籍改革，己经不再区分城镇户口或农村户口。无论按周某的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都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周某死亡赔偿金。
因本案周业胜、徐桂香主张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故周业胜、徐桂香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法院不予支持。周业胜、徐桂香主张周某的死亡赔偿金686920元、丧葬费30000元均有依据证明，法院予以确认。上述周某的损失716920元，由交服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由交服公司赔偿给周业胜、徐桂香215076元。剩余70%部分损失，由周业胜、徐桂香承担。
综上，交服公司辩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周业胜、徐桂香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常州交服出租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周业胜、徐桂香215076元。二、驳回周业胜、徐桂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18元，由周业胜、徐桂香负担1018元，常州交服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1300元。
上诉人交服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出租车没有将周某送达到约定地点错误。本案中，苏D×××××出租车驾驶员李志俊系从业多年的老司机，此前未有任何不良记录。对于一个专业出租车驾驶员来讲，不可能收费后不将乘客送达目的地的情况。事实上，根据出租车当时的行驶路线（GPS轨迹）可以看到车辆折返、两次停顿的情况，这与驾驶员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是一致的。原审法院推理缺乏细致、周密的依据和完整的逻辑，最终的结论仅能算作一种猜测，原审这种对事实的草率认定是不负责任的，也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认定出租车驾驶员明知周某醉酒错误。原审作出上述认定的理由无外乎是：1、行驶轨迹有折返的情况；2、停车后驾驶员走到过副驾驶的车门外过。这明显是错误的。首先，行驶轨迹折返的情况若是因为乘客醉酒，那么正好印证了乘客没有告知目的地。其次，根据常理，停车后驾驶员下车走到副驾驶一侧车门并不能推理乘客醉酒。事实上，双方及一审审判人员均反复观看了当时的视频，根本无法看清驾驶员是奔着副驾驶门去的还是向车辆前方走而路过副驾驶门，因为驾驶员在公安机关陈述与其想走的路线和方向是吻合的：驾驶员停车下车后经后方向车前方治安岗亭走是必须经过车辆副驾驶位置的，且视频资料也能反映驾驶员经过的过程，根本不能反映驾驶员在副驾驶位置停留的情况，或者打开车门等被上诉人宣称的任何情况。故一审就凭车辆行驶轨迹，和驾驶员下车的行走方向就推定驾驶员知晓乘客醉酒，显然是不对的，即使是专业的交通警察判断一个人是否醉酒都得依靠专业的酒精测试仪，甚至还得抽血化验，最后才能得出是否饮酒及是否达到醉酒标准。试问出租车驾驶员达到何种专业、何种水平就可以直接判断乘客是否醉酒了呢？显然一审判决直接赋予本案驾驶员的这种本领或者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错误的，更是应予改正的。三、原审判决认定出租车驾驶员在凌晨3时左右“让一个已处于醉酒状态，又是外地人离开出租车，可能使周某处于危险中”错误。首先，这种认定建立的条件一是凌晨3时，可是应该知道夜班出租车接到从酒吧等场所的客人基本都是凌晨的时间段，驾驶员不可能从时间上判断乘客是否处于危险状态的，这其实就是个伪命题，根本不能这样推理。其次，这种认定建立的条件二是乘客处于醉酒状态，上面已经阐述了驾驶员根本无法判断乘客是否处于醉酒状态，在此不再赘述，另外驾驶员和送周某上车的张丙康均表示周某当时的状态是说话清楚神智清醒，从何判断醉酒呢，显然这一条件也不成立。第三，这种认定建立的条件三是周某是外地人，这一点驾驶员当时也是无法判断的，众所周知常州是个外来人口巨大的城市，驾驶员每天都可以碰到居住在常州操着各种口音的乘客，驾驶员如何知晓这些人是常住还是刚来？综上所述，一审对驾驶员因为以上三点就存在过错的认定根本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推理同样是错误的。四、原审判决认定应该按照城镇人口的标准计算赔偿款项也是错误的。原审作出这样的认定依据为：1、经常居住地在沭阳县正德中学；2、周某的家庭户口簿记载的是“家庭户”3、我国部分地区早在这些年已经开展户籍改革，已经不再区分城镇户口或农村户口。首先，原审已经认定：2015年4月周某自行离开沭阳县正德中学，与2015年4月20日前往常州打工，可见案发时周某已经离开所谓的经常居住地，且前往常州的目的是打工，显然正德中学已经不是周某的继续居住地了。因此本案是不能以正德中学学生身份来认定周某的户籍身份。其次，周某的家庭户口薄记载的是“家庭户”并不是判断其家庭户口是城镇或农村的标准，原审也未明确“家庭户口”能认定城镇户口的依据，可以回避。第三，原审强调我国部分地区早在前些年已经开展户籍改革，不再区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但只字不提本案周某所在地区是否属于已经开展改革的地区，也无任何证据加以佐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应该是按城镇人口标准计算赔偿款项没有任何证据，系错误认定。五、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需承担30%的赔偿责任无任何的依据。原审自始至终都没有交代清楚30%是如何得来的，连最起码的责任比例划分标准都没有，实在让人费解，上诉人认为法院判决是严肃且严谨的，本案的原审判决连标准都没有就能得出结论实在有违法律的本旨，这种没有根据随便认定的情况应予改正。六、原审事实不清，关系不明，应予撤销。事实上，1、周某的死因仍然是个谜，虽然公安机关得出的结论是符合溺水死亡的特征，但是周某到底是失足落水还是自杀落水均没查清，这种区别可是直接关系到上诉人是否承担责任的判断。2、周某的死亡时间不能确定，上诉人的驾驶员运输周某的时间是2015年4月21日凌晨，尸体发现的时间是2015年4月25日6时，中间相隔4天，因为公安机关并未披露死者的实际死亡时间，那么自周某下车后又是多久发生的溺亡呢？这期间周某还到过其他地方且是否发生过其他足以影响本案的事情吗？显然这些事实都不清楚，上诉人认为若周某的死亡时间可以确定且与其下车的时间间隔较长的情况下是绝对不应该把责任推到驾驶员身上的。因此在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何来责任的认定呢。在因果关系上，周某下车地点距离发现尸体的地点有数百米的距离，两者之间还隔有护栏及绿化带。上诉人认为任何一个驾驶员也不可能预料到：在马路边将客人放下，会导致乘客在数百米外的溺亡。对于驾驶员无法预料的情况，如何承担附随义务呢？因此原审既未查明案件的关键事实，也未正确地确认相关的关系，这直接导致错误判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存在多种错误、事实不清，关系不明，依法应该予以撤销。上诉人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应该予以支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周业胜、徐桂香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原审判决认定出租车没有将周某送达到约定地点正确。无论是监控录像、公安谈话笔录、上诉人的陈述均可以证明出租车仅是在绕了一大圈后将周某放在了出发地点不远的地方。2、原审判决认定出租车驾驶员明知周某醉酒正确。驾驶员在公安谈话笔录中明确陈述，周某在车上胡言乱语、神智不清，凭常识即可得知驾驶员知道周某处于醉酒状态。3、上诉人未提供车载录音资料，应视为不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应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认定。4、周某死亡一事，公安机关未予立案，且法医检验结论是醉酒溺水死亡，说明周某溺亡就是2015年4月21日当天。5、驾驶员在公安谈话笔录中陈述：“我一下车，他就从副驾驶开了门”，而监控录像显示，驾驶员在拉开副驾驶门后约三分钟左右，周某才下车离去，谈话内容与监控不一致，驾驶员显然在撒谎。6、公安谈话笔录与上诉人陈述均自认收取了车费40元，收取车费却未问明目的地，更未将旅客送达，作为从业多年的老驾驶员更不应该，正是驾驶员的种种不当或错误行为导致周某死亡。7、周某生前常住地是沭阳县正德中学，是学校寄宿生，相关赔偿标准应按城镇标准无疑。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本案其他事实与原审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目的地。如上诉人认为其已按约定将周某送至目的地，现周某最终下车地点已明确，那么，上诉人只需证明周某最终告知驾驶员的目的地为其最终下车地点即可，且相关录音资料由上诉人保存，但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能将周某送至目的地，并无不可。二、关于上诉人是否需承担赔偿责任。1、上诉人公司的驾驶员李志俊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一开始上车的时候，感觉还比较清醒的，上车也是自己坐进来的，跟他说话感觉也比较正常，也没有吐也没有闹。到了后面就觉得他神智不清楚了……”。再结合驾驶员李志俊知道周某上车之前已喝酒及在车上的言语表现，可以认定驾驶员李志俊知道或应当知道周某在下车之前已处于醉酒状态。在此情况下，即使如驾驶员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所述，周某上车后未告知明确的目的地，其亦应（如其所述）“把他交给送他上车的人”或“交给治安岗亭里的警察”等，而非任由周某离去，上诉人交服公司驾驶员李志俊的该不作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尽到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附随义务妥当。2、结合公安机关“经检测死者周某的心血检出乙醇成分，其含量达157.3亳克/100毫升；死者周某尸体轻度腐败，体表无明显外伤”的情况，可以认定周某的死亡时间与其下车时间间隔较短，即上诉人未恰当履行附随义务的行为与周某的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并据此酌定由上诉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可。三、关于死亡赔偿金。周某生前系沭阳县正德中学学生，其居住、生活在城镇，故原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18元，由上诉人交服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裴国伟
审 判 员 屈建业
代理审判员 刘岳庆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蒋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