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京03民终111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仲，男，1949年6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鹏，北京通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国长，男，1967年9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可新，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上诉人杨国仲因与被上诉人杨国长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2民初206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国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鹏、被上诉人杨国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可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国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杨国仲有新的证据证明杨国长主张的编号为12的《土地登记审批表》中“四至”标注与实际不符，一审以此所下裁定错误。一审后，为了证实其主张，杨国仲先后到通州区档案局调取了6份肖家林村涉及争议房屋的《土地登记审批表》，结果发现6份《审批表》中的“四至”大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杨国仲还找到肖家林村几位老村民，询问争议房屋1993年进行《土地登记》时的实际“四至”情况，几位村民也均印证了杨国仲的主张。首先，杨国仲主张的×××号《审批表》中根本没有标注“四至”这本身就不符合常规。其次，查询出的6份《审批表》，其中登记在杨克民名下的《土审批表》西临为杨国仲，实际应为杨国长。所以在一审庭审时，当法官询问杨国仲争议房屋的“四至”时，杨国仲毫不犹豫地回答“东临为杨德祥”。当问及杨国长争议房屋的“四至”时，也回答是东临杨德祥。同时，杨国长出示了编号为12的《审批表》中的“四至”加以证明。如此，就造成杨国仲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反而杨国长的主张倒有“充分”的证据。而实际上，杨国长的主张只是以《审批》为“依据”，并不是依靠事实中的依据。而一审也只是依靠这种并非事实的“依据”作出了一审裁定。二、杨国长企图以“四至”标准错误的登记表为“证据”来证明争议房屋属于他自己。这种将错误的“事实”当做证据来主张的做法本身就充分说明已经理屈词穷，反倒证明其主张不能成立。在一审庭审中，杨国长主张×××号归其所有，照此推理，那么278号就应是归杨国仲所有。可杨国长却说×××号和278号两处房产全部归其所有，无法解释杨国仲的房在哪里。三、杨国长的三位证人的证言不是事实，不应采纳。杨国长的三位证人与双方的关系均是兄弟或是姐弟关系，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无可挑剔。但是什么事情都有特殊性，不能一概而论。兄弟姐妹之间也有亲疏远近之分，这是常见的事实。至于到本案来说，杨国仲从参军到转业工作，离家在外已有五十多年，而杨国长几十年来都是在老家农村，平时与三证人的走动自然要比杨国仲方便许多，此其一。其二，就在前几年双方的母亲去世时，因为发丧老人的事杨国仲与兄弟姐妹之间发生的不愉快的纠葛，因此其他兄弟姐妹都对杨国仲有很深的偏见。此次三位证人就是带着对杨国仲的深深偏见出庭作证的，证人的证言不是事实，完全是为了“配合”杨国长的主张而来。比如，正如上所述，杨国长的东临本为“杨克民”，可他们却作证说是“杨德祥”。三位证人其中两位都是肖家林本村民，另一位也是从肖家林村出嫁走的，对杨国长的东街坊是谁应当知晓。这种企图靠人数众多把谎言变成“证据”证言，不能采纳。四、争议房屋为什么登记在杨国仲名下是本案必须要弄清的关键。争议房屋为什么会登记在杨国仲名下，因为父辈是老哥俩，合住着一处共计五间北房，父亲杨海泉的哥哥杨汉拥有东侧2.5间，父亲拥有西侧2.5间。杨汉一生未娶，无儿无女，因平时杨国仲对其照顾较多，故其病逝发丧时由双方的父母决定由杨国仲给杨汉打幡（此点杨国长的证人杨某在法庭作证时明确承认。按本地农村的习俗，打幡的人就意味着就是死者的财产继承人。公序良俗也是法律上认可的）所以，按照这一公序良俗，双方的父母决定让杨国仲继承杨汉的房产。加之，1982年双方全家订立“分家单”时已经把本属双方父母的西边2.5间分给了杨某，之后杨某就把分到西边2.5间房屋拆走空出一块宅基地。于是，父母决定由杨国仲出资将整个原来五间的宅基地全部建起新房。到1993年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时，杨国仲并不在农村老家，是父母做主将争议房屋登记在杨国仲名下的。杨国长的三位证人虽然均口径一致地证明，争议房屋是1991年杨国长出资建起的，但是为什么1993年登记时登记在杨国仲的名下，杨国长千方百计采取回避的态度，不予正面答复。当杨国仲一再追问此事时，杨国长和三位证人又一致地搪塞说“当时乱着那，不知道”。1993年国家有关部门对农村宅基地进行登记，就是要对每家每户的房产和宅基地进行“确权”，这对每户村民来说都是一件天大的事，不可能不知道。当时，杨国仲已是几十年不在农村老家，绝不是其本人通过什么不正当的渠道做到的，如果不是双方的父母做主和其他家人的一致同意，不会登记在杨国仲名下。五、确权登记在杨国仲名下的房屋已超过20年，杨国长不能主张权利。从诉讼时效来说，争议房屋早于1993年经国家有关部门确权登记在杨国仲名下，房屋归杨国仲所有，对此杨国长人不会不知道。《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显然，即使杨国长的权益真的受到侵害，也因其二十多年来未主张权利而丧失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
杨国长辩称：同意一审裁定，不同意杨国仲的上诉请求。
杨国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国长将通州区西集镇肖家林村×××号院内北房五间返还给杨国仲；2.诉讼费由杨国仲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应当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本案中，杨国仲以“返还原物纠纷”为案由，起诉要求杨国长返还×××号院内北房五间给杨国仲，首先应证明其系×××号院北房五间的权利人。杨国仲主张其为×××号院权利人的依据有二：一是编号为16的《土地登记审批表》载明土地使用者为杨国仲；二是涉案房屋系其出资1万元交由父母建造。经核实，编号为16的《土地登记审批表》并未载明“四至”，而双方一致认可的×××号院房屋的“四至”，与杨国长提交的编号为12的《土地登记审批表》载明的“四至”相同，但后者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为杨国长。由此可见，杨国仲所指称的×××号院并非登记在杨国仲名下，而是登记在杨国长名下。关于建房出资问题，杨国仲主张其出资1万元交由父母建房，但杨国长予以否认。对此，杨国仲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而双方的另外三位亲兄弟姐妹杨国宽、杨某、杨利媛则均出庭作证称，涉案房屋×××号院系杨国长所建，应属于杨国长的财产。综上可以看出，杨国仲主张其为×××号院权利人，并要求杨国长返还，依据不足，故对其起诉，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杨国仲的起诉。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杨国仲与杨国长系兄弟关系。本案在审理中杨国仲提交了编号为16的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该审批表载明：土地使用者杨国仲，土地座落西集镇肖林村。面积242.5㎡，其中建筑占地67.8㎡。四至一栏为空白。杨国长提供了编号为12的北京市土地登记审批表。该审批表载明：土地使用者杨国常，土地座落西集镇肖林村。面积171.6㎡，其中建筑占地71.61㎡。四至：东至杨德祥，西至道，南至道，北至道。
杨国仲在本院审理中表示涉案的×××号院落的四至是：东至杨德祥，西至道，南至道，北至道。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杨国仲与本案是否有直接利害关系，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杨国仲的起诉有无不当。
作为民事案件的起诉条件，当事人与案件所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应理解为案件事实迳行对当事人主张的权益产生影响，当事人可作为争议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根据杨国仲诉请的内容，其系基于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身份主张以宅基地为基础的相关权益。根据本案的证据情况，杨国仲所依据的《土地审批登记表》中并未载明土地四至范围，而本案争议的×××号院土地的“四至”，与杨国长提交的编号为12的《土地登记审批表》载明的“四至”相同，但后者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为杨国长。故基于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杨国仲系争议的×××号院土地的使用权人。杨国仲亦未就其出资建房的事实向法院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杨国长对此予以否认，而双方的另外三位亲兄弟姐妹杨国宽、杨某、杨利媛则均出庭作证称，涉案房屋×××号院系杨国长所建，应属于杨国长的财产。基于此一审法院认定杨国仲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据此裁定驳回杨国仲的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杨国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 黎
审 判 员 潘 蓉
审 判 员 玄明虎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胡震霄
书 记 员 高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