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37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丹阳市回利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后巷镇镇东路长丰造纸厂内。
法定代表人：蔡建明，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东星，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耀，江苏金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普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商务中心区B地块新地中心二期810室。
负责人：冯国柱，该分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政宇，上海普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磊，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普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张东路1388号8、9幢。
法定代表人：李映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政宇，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民，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丹阳市回利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回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普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普兰南京分公司）、上海普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兰公司）票据纠纷一案，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0日作出（2013）玄商初字第655号民事判决，普兰南京分公司、普兰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经审理，本院作出（2014）宁商终字第843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15年12月18日作出（2015）玄商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回利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回利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回利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普兰南京分公司、普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具体如下：
（一）一审认定事实具有选择性，未客观阐述事实。1.回利公司与普兰南京分公司之间的交易惯例是回利公司仅交付普兰南京分公司票据，其他资料如购销合同、发票等均是回利公司在收到贴现款后再出具，并在普兰南京分公司提供的空白贴现协议上盖章后回寄普兰南京分公司。2.回利公司与普兰南京分公司之间负责接票的均是吕凡。案涉接票过程中，朱玲云电话联系了普兰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左林，在左林确认“带票”没有问题后才指示回利公司员工将案涉票据交付吕凡。3.案涉票据交付吕凡后，回利公司员工朱玲云一直认为其交易的对方是普兰南京分公司，回利公司对于吕凡私自将案涉票据交付王德赵贴现的行为不知情。4.吕凡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陈述，客户不与银行人员直接发生关系，该陈述即表明回利公司与普兰南京分公司之间的交易惯例就是将票据交付吕凡。5.根据吕凡、王德赵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的陈述，回利公司员工朱玲云是应吕凡要求出具案涉空白授权委托书，当时朱玲云并不知道吕凡将案涉票据交付王德赵贴现。6.左林陈述由回利公司员工将票据直接交付银行，与朱玲云、吕凡的陈述均不一致，事实上，银行在普兰南京分公司并未有挂牌的工作室，对于回利公司而言，当天就将案涉票据交付普兰南京分公司。7.左林陈述是回利公司员工朱玲云通过其他渠道向个人或企业贴现，并且对于案涉票据交付过程中朱玲云与左林的通话所作的解释，均为左林的猜想。
（二）一审法院认定吕凡接收案涉票据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系事实认定错误。1.吕凡日常的工作为收取客户的票据，该行为并非受特定空间的限制，即吕凡是专门负责收取票据，并不因案涉票据交接的地点并非普兰南京分公司的办公室而改变。另外在交付案涉票据之前，回利公司员工朱玲云收到了普兰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左林的短信确认，可见吕凡接收案涉票据的行为得到了普兰南京分公司负责人左林的确认。2.从交付票据的时间和地点来分析，当天交付票据的时间为下午4、5点钟，吕凡称时间不早了，其要求到普兰南京分公司办公室所在福鑫大厦楼下农业银行来接票，回利公司员工朱玲云考虑到之前多次成功合作的基础，及普兰南京分公司负责人左林的短信确认，才指示回利公司员工卞舒在普兰南京分公司楼下交付票据，该行为并不违背常理。3.从吕凡接收案涉票据的行为是否以职务名义来分析，职务行为应当综合考虑行为人本身的工作或交易惯例中的具体职务范围，虽然吕凡仅以个人名义签收案涉票据，但其行为符合其日常职责，且在交付票据后，回利公司员工朱玲云于2013年10月12日、2013年10月17日与左林通话，均向其追讨贴现款，而一审法院漏查了该部分事实，认定回利公司并未向普兰南京分公司追讨贴现款，系认定错误。4.从行为是否为公司利益角度出发。普兰南京分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票据中介，但不能排除其员工私接业务的可能。即便普兰南京分公司不知道吕凡私自接受回利公司的案涉票据，回利公司更是对此不知情，回利公司的损失也是因普兰南京分公司管理不善不能排除员工私自接收票据导致的，即便吕凡的行为不能构成职务行为，也应构成表见代理。
（三）一审法院认定吕凡接收案涉票据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也系事实认定错误。1.关于是否具有代理权表象来看，虽然吕凡在案涉交易过程中未出具普兰南京分公司的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但其于2012年10月11日接收回利公司案涉票据时仍为普兰南京分公司的员工，其接收票据的行为与普兰南京分公司的经营范围相关，与之前交易惯例有实质关联，应认定具有代理权表象。2.吕凡刻意隐瞒其未获得普兰南京分公司授权就接收回利公司案涉票据的事实，回利公司是善意无过失。从吕凡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可以看出，吕凡为获得王德赵的回扣，私自接收回利公司的案涉票据，从该主观目的来看，吕凡刻意隐瞒其私自接收票据的事实，事实上也是如此操作的，且吕凡在询问笔录中多次陈述其并未告知回利公司已经辞职的情况。多次催讨后，吕凡还在2012年10月17日出具承诺书载明其以普兰南京分公司名义接收回利公司的案涉票据。可见回利公司对吕凡背着普兰南京分公司私自接收票据的行为完全不知情。3.关于回利公司是否为善意。任何商业交易均存在风险，汇票贴现也是如此，回利公司谨慎的选择普兰南京分公司作为交易对方，已经尽到控制和防范风险的义务，只是因吕凡的违法犯罪行为，导致风险无法控制。一审法院认定回利公司如在普兰南京分公司的办公室交付案涉票据就能够完全避免风险，不符合逻辑。4.从风险控制与防范的角度来看，吕凡作为普兰南京分公司的员工，普兰南京分公司更有便利条件和义务调查吕凡的违规行为，更有条件获取吕凡的手机短信等证据。事实上，普兰南京分公司已经做了调查，并认定吕凡利用公司平台承接业务而通过其他渠道贴现获得利益即体外循环。5.一审中回利公司多次申请吕凡、左林到庭作证，但普兰南京分公司均予以推诿。庭后，一审法院通知左林到庭制作谈话笔录，并未安排左林当庭接受回利公司的询问就采信左林的证言，程序违法。左林的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从回利公司员工朱玲云与左林的短信可以看出，朱玲云与吕凡商量好做带票业务后，朱玲云电话告知左林确认，收到左林短信回复“没有问题”后，朱玲云才安排交付案涉票据，并向左林致谢，完全符合常理。而左林陈述代朱玲云问下吕凡仅为左林的单某解释，其解释也违背日常生活经验，且左林作为普兰南京分公司的原负责人，与普兰南京分公司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采纳。综上，吕凡作为普兰南京分公司的员工，其职责为洽谈汇票利率和接收票据，回利公司在得到普兰南京分公司负责人左林的短信确认后向吕凡交付案涉票据，回利公司完全没有任何过失。回利公司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吕凡接收案涉票据的行为即便不是职务行为，也应构成表见代理，且回利公司在案涉交易过程中完全没有任何过错，普兰南京分公司应承担票据款的给付责任，普兰公司作为总公司，应对普兰南京分公司的该项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被上诉人普兰南京分公司答辩称，（一）关于交易惯例方面。1.从普兰南京分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左林的陈述均可以看出，普兰南京分公司仅是回利公司与信阳银行之间交易的中介，回利公司与信阳银行之间直接形成票据贴现法律关系，普兰南京分公司不插手票据贴现的过程，也不插手票据款的支付。回利公司认为其交易的对方是普兰南京分公司，并由普兰南京分公司员工吕凡接收票据，与事实不符。2.从普兰南京分公司提交的历次交易资料可以看出，回利公司与信阳银行签订贴现协议时，回利公司需要提交相应的买卖合同、发票及申请书等材料，经信阳银行审核确认后，双方签订贴现协议，由信阳银行直接将贴现款划入回利公司。回利公司称其收到贴现款后，再在空白的资料上盖章回寄普兰南京分公司，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二）关于案涉交易。1.案涉交易的双方为回利公司与吕凡个人，与普兰南京分公司无关。2.案涉的交易模式为带票交易即交付票据后几天才能交付票据款，与普兰南京分公司作为中介介绍的回利公司与信阳银行之间的交易类型即交付票据当天付款的模式，完全不同。3.回利公司称其收到普兰南京分公司原负责人左林的短信确认后才指示向吕凡交付案涉票据，与事实不符。（1）朱玲云陈述，收到左林的短信后，打电话给卞舒，由卞舒办理出票手续，并根据吕凡要求在农业银行营业厅交接票据。该陈述在时间上与客观条件上不能成立。2012年10月11日16时55分左林才给朱玲云回复短信，而朱玲云在收到该短信后拨出第一个电话的时间为18时12分，当时银行早已停止营业，不可能再办理出票业务，也不可能在农业银行营业厅交接票据。（2）回利公司在之前的庭审中陈述，其交付案涉票据后第一时间电话告知左林，该陈述与其在上诉状中陈述“得到左林回复后指示卞舒向吕凡交付票据”不一致。（3）回利公司始终强调左林于2012年10月11日16时55分回复朱玲云的短信，而根据左林的陈述，其仅是代朱玲云向坐在左林对面的吕凡询问一下，并未确认案涉交易。
（三）关于回利公司的损失。1.回利公司员工朱玲云认可其应吕凡要求出具案涉四份空白的授权委托书，并加盖回利公司的公章，由此导致回利公司的损失应由回利公司自行承担。2.回利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于事后向左林及普兰南京分公司追讨贴现款。
（四）关于证据的认定。吕凡、朱玲云作为犯罪嫌疑人，其陈述客观上有逃避责任的动机，且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该陈述不能被采信，而回利公司仅依据吕凡、朱玲云的陈述对案件事实进行推测，也不应被采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普兰公司答辩称，1.同普兰南京分公司的答辩意见。2.回利公司未通过正规的交易渠道交易，而是私下联系原普兰南京分公司的员工吕凡，将案涉票据交付案外人王德赵进行贴现，导致无法追回贴现款，该责任应由回利公司自行承担。3.回利公司在向第三方追偿无果的情况下，向未与其发生任何合同关系的普兰南京分公司、普兰公司主张贴现款，没有任何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回利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普兰南京分公司支付剩余款项4016855元，并自2013年4月7日起至判决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2.普兰公司对普兰南京分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回利公司与普兰南京分公司、普兰公司之间长期存在票据业务往来。
2012年10月11日，普兰南京分公司员工吕凡收取回利公司持有的6张银行承兑汇票，并将该6张银行承兑汇票以3张为一组复印在2张A4纸上，每张A4纸的空白处签署“原件已收，款到作废。吕凡。2012年10月11日”字样。前述6张银行承兑汇票的票号分别为3130005125428913、3130005125428914、3130005125428915、3130005125428916、3130005125428917、3130005125428918，出票日期均为2012年10月11日，票面金额均为1000万元，出票人均为江苏长丰造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丰公司），收款人均为回利公司，到期日均为2013年4月11日。
2012年10月17日，吕凡出具承诺函一份，主要内容为：其以“普兰”（普兰投资公司）名义所接案涉六张银行承兑汇票，交王德赵处理。吕凡保证帮助朱玲云处理此次事件，且承担与其有关的责任。
2012年10月18日，朱玲云以回利公司会计的身份向丹阳市公安局报案，称回利公司的票据贴现资金被他人诈骗。
2012年10月22日，普兰公司作出通报，称2012年10月中旬，吕凡严重违纪，私自请假进行体外循环业务，造成严重的资金后果，故对吕凡予以除名处理。
2012年11月19日，丹阳市公安局决定对朱玲云、吕凡、王德赵、宋钰璋、胡旭光等人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
案涉票号为3130005125428913、3130005125428915、3130005125428917、3130005125428918的四张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情况如下：长丰公司→回利公司→宁波市乐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聚公司）→宁波市江北扬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谷公司）→林松公司→济宁银行。该四张银行承兑汇票的实际经手人顺序如下：朱玲云（回利公司会计）→吕凡（普兰南京分公司业务员）→王德赵→宋钰璋→胡旭光→周绿亚（乐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亚君（××）→史作燕（济宁银行员工）。回利公司盖章确认的委托收款证明记载：回利公司自愿前述四张银行承兑汇票转让，同意将转让款划入乐聚公司账号33×××73，打款额为38527620元，由此引起的经济纠纷及责任全部由回利公司承担。
回利公司认可案涉6张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款支付情况如下：1.票号为3130005125428914、3130005125428916的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已经收到全部贴现款。2012年10月12日，江阴市宝泽钢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泽公司）向回利公司支付票号为3130005125428914、3130005125428916的两张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款19267420元。2.剩余四张银行承兑汇票只收到23932580元的贴现款，具体如下：2012年10月12日，乐聚公司向回利公司支付款项16732580元；2012年10月16日，胡旭光通过宁波布特坦姆办公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布特坦姆公司，实际控制人胡旭光）向回利公司支付款项50万元；2012年12月18日，宁波永达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何魁珠）向回利公司支付款项500万元；2012年12月26日，朱秀林（布特坦姆公司实际控制人胡旭光的母亲）向回利公司支付款项150万元；2013年3月11日，布特坦姆公司向回利公司支付款项20万元。以上5笔合计23932580元。
回利公司主张，其将案涉6张票面金额共计6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委托普兰南京分公司贴现，除了票号为3130005125428914、3130005125428916的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已经收到全部贴现款19267420元外，剩余四张银行承兑汇票只收到23932580元的贴现款，普兰南京分公司未完成委托事项，构成违约，应向回利公司支付剩余贴现款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因未收到的贴现款为16067420元，平均分配到四张银行承兑汇票上，则案涉票号为3130005125428917的银行承兑汇票还有相应4016855元的贴现款未收回。回利公司遂持案涉6张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诉至法院。
普兰南京分公司主张，贴现业务直接发生在回利公司与信阳银行之间，普兰南京分公司与前两者系居间介绍关系。业务流程具体为：回利公司首先在普兰南京分公司处向信阳银行提交汇票原件、相应的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然后信阳银行对回利公司提交的资料进行核查，并向承兑行发出汇票查询书，待承兑行回复查复书后，回利公司直接向信阳银行提交汇票贴现审批书，明确贴现率，并与信阳银行签订汇票贴现协议，约定在贴现日将贴现款划入回利公司指定账户，最后信阳银行出具贴现凭证，将贴现款直接付至回利公司账户。
一审法院另查明，关于回利公司和普兰南京分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双方当事人认可以下五次交易由普兰南京分公司协助完成：
1.2012年6月8日，回利公司与信阳银行签订贴现协议，约定信阳银行为回利公司贴现汇票（出票日期为2012年6月7日）一张，票面金额2000万元，贴现率为月利率3.86‰，贴现金额为19523933.33元，回利公司提供了购销协议、增值税发汇票、贴现审批书，信阳银行向招商银行丹阳支行进行了查询后办理了贴现，并于同日出具了贴现凭证。
2.2012年7月23日，回利公司与信阳银行签订贴现协议，约定信阳银行为回利公司贴现汇票一张（出票日期为2012年7月23日），票面金额1000万元，贴现率为月利率4.65‰，贴现金额为9710150元，回利公司提供了购销协议、增值税发汇票、贴现审批书，信阳银行向中国农业银行丹阳市支行进行了查询后办理了贴现，并于同日出具了贴现凭证。
3.2012年9月17日，回利公司与信阳银行签订贴现协议，约定信阳银行为回利公司贴现汇票2张，票面金额共计2000万元，贴现率为月利率4.59‰，贴现金额为19433900元，回利公司提供了购销协议、增值税发汇票、贴现审批书，信阳银行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营业部进行了查询后办理了贴现，并于同日出具了贴现凭证。
4.2012年9月18日，回利公司与信阳银行签订贴现协议，约定信阳银行为回利公司贴现汇票1张，票面金额4000万元，贴现率为月利率4.87‰，贴现金额为38805226.67元，回利公司提供了购销协议、增值税发汇票、贴现审批书，信阳银行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进行了查询后办理了贴现，并于同日出具了贴现凭证。
5.2012年9月19日，回利公司与信阳银行签订贴现协议，约定信阳银行为回利公司贴现汇票2张，票面金额共计1000万元，贴现率为月利率4.62‰，贴现金额为9718180元，回利公司提供了购销协议、增值税发汇票、贴现审批书，信阳银行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进行了查询后办理了贴现，并于同日出具了贴现凭证。
除前述五次交易外，回利公司称还有一笔贴现亦系其委托普兰南京分公司完成：2009年9月27日，信阳银行为回利公司办理票面金额为1000万元的汇票贴现，贴现金额为9863600元。
关于普兰公司与信阳银行之间的关系。2012年7月1日，普兰公司与信阳银行签订票据业务咨询服务协议书，约定信阳银行委托普兰公司开发票据贴现业务，协议期限自2012年7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普兰公司承诺完成信阳银行票据贴现计划业务量，即贴即转，市场运作风险共担，若出现由于普兰公司对市场运作导致信阳银行直贴与转贴利差倒挂，普兰公司愿意承担直贴损失的28%；如因普兰公司原因发生票据风险，造成信阳银行资金损失时，普兰公司愿意承担该笔票据相应损失额；直转经纪费用为直转息差的28%、转贴经纪费用为转贴息差的25%，月初6日前支付；普兰公司负责对票据客户进行前期的企业资信调查及风险评估，负责锁定利率风险，在直贴进行的同时确定转贴利率，配合信阳银行完成票据贴现全过程的跟单服务；信阳银行做好资金调度安排，确保普兰公司申报资金头寸的到位，确保信阳银行人员在协议时间内到位，确保普兰公司申报业务的完成，确保日终与普兰公司核对数据，做到日清月结等。
一审法院再查明，关于回利公司与普兰南京分公司之间的交易惯例。回利公司及其员工朱玲云陈述如下：第一，回利公司在资金结算过程中收取的银行承兑汇票基本都是通过上海普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兰投资公司）南京分公司贴现的，贴现率一般为4.45‰。回利公司一直以来认为普兰投资公司与普兰公司系同一主体。第二，2012年6月之前，代表普兰南京分公司与朱玲云联系的业务经办人为左林，2012年6月因左林职务变动，就由吕凡接替左林与朱玲云联系业务。第三，回利公司与普兰公司共有过十几笔贴现业务往来。最早发生业务往来是在2008年12月26日，由左林到丹阳收票。吕凡代表普兰南京分公司“接票”的时候一直没办过书面手续。双方业务往来中，朱玲云将银行承兑汇票交给普兰南京分公司的左林或吕凡后，就坐在普兰南京分公司等待贴现款，与此同时左林、吕凡会联系贴现银行支付贴现款。回利公司确认收到贴现款，然后于当日在普兰南京分公司提供的空白贴现申请书、贴现合同和贴现凭证上盖章。贴现款来自信阳银行、汝州银行。第四，以往交易中也有贴现当天不能收到贴现款的例外。其中2012年6月7日发生的业务，银行承兑汇票核验是在该日完成，贴现协议是在次日签订，款项也是次日到账。2012年7月23日发生的业务，回利公司也是在次日才收到贴现款。第五，“资料票”是指需要提供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的贴现业务；“光票”是指不需要提供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即可贴现的业务；“带票”与“光票”一样不需要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区别在于“光票”业务当天支付贴现款，“带票”业务得隔天支付贴现款。2012年以来，回利公司与普兰南京分公司之间均以“资料票”（即回利公司提供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的模式操作。
原普兰南京分公司员工吕凡在公安机关的记录中陈述普兰南京分公司的业务性质及其职责如下：第一，普兰南京分公司主要业务是“承兑汇票贴现”，即如果有企业有汇票，普兰南京分公司就将该企业介绍给银行进行贴现，承担一个中介的作用，普兰公司的收益来自于银行与普兰公司之间约定的贴现点位。普兰公司在业务往来中与客户之间无书面交接手续。第二，“贴现”业务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申请方交票当天即由贴现方支付贴现款，普兰公司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另一种是“带票”，是指申请方将汇票交贴现方带走，隔天再向申请方支付贴现款，“带票”模式的贴现率更低一些，但风险大一些。第三，其于2009年3月进入普兰公司在江阴办事处工作，2009年10月调至南京办事处工作，具体工作职责是与需要贴现的客户联系，收取汇票，俗称“接票”，具体为由其代表普兰公司与客户谈妥贴现的点位，经普兰公司领导审核通过后，通知客户到普兰公司，由其代表普兰公司拿到需要贴现的汇票并交给信阳银行常驻普兰公司的人员手中。第四，2012年9月，其向普兰南京分公司提交辞职报告，但公司未明确答复是否批准。2012年10月因回利公司的6张汇票的贴现出了问题，其从普兰南京分公司离职。第五，长丰公司与回利公司均是普兰南京分公司的老客户，吕凡在普兰南京分公司任职期间，长丰公司及回利公司的业务由吕凡负责。
原普兰南京分公司经理左林陈述普兰南京分公司的业务性质如下：普兰公司最早的时候名称为普兰投资公司，主要业务是介绍有融资贴现需求的企业向银行贴现，普兰公司并不介入贴现，银行会在交易成功后将贴现利润的一部分作为佣金返还给普兰公司。为了控制客户向银行直接贴现，普兰公司与贴现银行另有约定，要求贴现银行完成一定量的直贴业务并在普兰公司指定的另一家银行办理转贴。普兰公司业务流程规范，普兰公司禁止其业务员接触汇票，业务员的工作只是联系客户，因此对于普兰公司而言并无“接票”、“带票”的概念。普兰公司会以统一的短信平台每天向全国的客户发送短信，告知贴现率，业务员也会向客户发送贴现率的短信，但是业务员是有调整贴现率的一定权限的。回利公司与普兰南京分公司的交易惯例如下：普兰公司与回利公司的业务始于2009年，回利公司通过普兰公司贴现的业务，汇票都是由回利公司直接交给银行的。具体而言，信阳银行在普兰南京分公司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室，在和回利公司的每次业务中，朱玲云都会携带汇票经吕凡带领到该办公室，朱玲云将汇票直接交给信阳银行的工作人员，信阳银行工作人员现场对汇票进行查验，朱玲云就坐在该办公室内的供客户使用的办公桌前等候，如果汇票查验过关，朱玲云就在贴现申请书、贴现凭证上盖章，然后由信阳银行工作人员负责传真到信阳银行本部结算中心，结算中心审核通过后付款至回利公司，完成整个贴现流程。如果截至当天五点钟贴现款还没有到回利公司账上，朱玲云就携带汇票原件离开，待次日再来继续办理贴现手续。
一审法院又查明，关于案涉交易发生的经过。回利公司员工朱玲云陈述如下：2012年10月11日，长丰公司在上海银行南京分行开具票号为3130005125428913、3130005125428914、3130005125428915、3130005125428916、3130005125428917、3130005125428918的银行承兑汇票，收款人是回利公司。因回利公司需要现金，故朱玲云于出票当日上午，与上海银行南京分行谈妥出票事宜后即联系了普兰南京分公司的吕凡贴现，吕凡称该次贴现可以做“带票”，购销合同及发票等资料可以后补，鉴于双方此前已有多次合作，朱玲云同意该次业务以“带票”的方式进行。当天出票的时间比较晚，大概在下午4、5点钟，朱玲云确认这个时间出票已无法在当天收到贴现款。此次交易代表普兰南京分公司“接票”的是吕凡，但朱玲云考虑到出票时间晚，且“带票”具有特殊性，就电话联系了普兰南京分公司领导左林，左林向朱玲云回复可以贴现的短信后，朱玲云致电回利公司另一员工卞舒拿到汇票后“送票”。吕凡提出为了节省时间，由他到普兰南京分公司办公地点楼下的农行“接票”，朱玲云考虑到双方已有多年业务往来，因此同意在该地点交接。卞舒按照朱玲云的要求，到达约定交接地点将六张汇票原件交付给吕凡，并由吕凡在汇票复印件上签署“原件已收，款到作废。吕凡。2012年10月11日”，吕凡承诺第二天支付贴现款。第二天上午，回利公司收到了部分贴现款，但到下午2、3点尚未收到剩余款项，朱玲云即向吕凡催要，但直至报案当日（2012年10月18日），回利公司也未收到全部贴现款。回利公司多次找吕凡催要贴现款后，吕凡告知回利公司所涉6张汇票并未交普兰南京分公司贴现，而是给了王德赵。经回利公司查询，所涉6张汇票均已贴现，其中票号为3130005125428914、3130005125428916的两张汇票最终在浦发银行江阴支行贴现，贴现款已经全部由回利公司收取，但贴现率是月6‰左右。另4张汇票，据王德赵说经过了很多中间人的手，其中布特坦姆公司叫胡旭光的人联系朱玲云说要将贴现款分期支付给回利公司。2012年10月15日，吕凡将朱玲云带至福鑫大厦29层王德赵处，称该处为普兰南京分公司另一办公场所。回利公司按吕凡要求出具了空白委托书，因为吕凡称出具了空白委托书就可以贴现打款。
原普兰南京分公司员工吕凡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如下：2012年10月11日上午9时许，朱玲云联系吕凡称有6000万元的汇票需要贴现，并要求“带票”，吕凡未告知朱玲云其已提交辞职报告一事，并将王德赵报给吕凡的“带票”贴现率（月利率4.45‰）报给了朱玲云，且主动将交接地点约在了普兰南京分公司所在的福鑫大厦旁的农业银行营业厅。当天下午4时许，回利公司的职员小卞按朱玲云与吕凡事先约定将6张汇票交给吕凡，吕凡在小卞带来的6张汇票的复印件上签字确认“原件已收，款到作废。吕凡。2012年10月11日”。吕凡“接票”后通过王德赵处理贴现业务。因次日贴现款未到位，在朱玲云一再催要下，吕凡将朱玲云带到南京市福鑫大厦29层王德赵处，对朱玲云称此处是普兰南京分公司的另一办公地址，王德赵提出回利公司出具空白委托书后即可支付贴现款，吕凡将王德赵的意见告知了朱玲云，朱玲云即将王德赵打印的四份空白委托书加盖了回利公司印章。吕凡承认该笔业务系其个人行为，因为王德赵许诺吕凡通过该笔业务可获得0.02‰的回扣，普兰南京分公司并不知晓。
原普兰南京分公司经理左林陈述如下：该笔业务发生前后，很多社会人员看到贴现业务有利可图，就以低于银行贴现率的条件私自为企业贴现。王德赵就是专门从事私下贴现的人，他以前也是普兰公司的员工，在2011年离职后设立了蓝鹏公司，就在普兰南京分公司的楼下办公。朱玲云在收到普兰公司的贴现信息的同时，也会收到其他公司的贴现信息，在该笔业务发生以前，她已经通过别的渠道向个人或企业贴现好多笔汇票了。朱玲云经常向左林咨询市场价格，左林都会提醒她私自贴现风险很大，不要找个人私自贴现。案涉业务发生当日，朱玲云在下午五点才打电话给左林，称有票交给吕凡找王德赵贴现，问左林有没有问题，左林当时就答复说业务不是通过普兰南京分公司做的，不好评价，由于吕凡当时坐在左林对面，左林就帮朱玲云问了一下吕凡，吕凡称问题不大，后左林以个人的名义向朱玲云发送短信“问了，应该没问题的。都是熟人了”。至于朱玲云在此后回复给左林的短信称“带票”是通过普兰公司做的，那是因为朱玲云明知汇票没有通过普兰公司贴现，而左林又不能保证她什么，而且在朱玲云电话联系左林的时候汇票已经出手了，朱玲云预感到自己做了不太稳妥的事而以这个短信自我安慰罢了。
一审中，经一审法院要求，回利公司提交了朱玲云手机通话记录、短信收发记录，以及朱玲云与左林之间的短信内容，具体情况如下：2012年10月11日，朱玲云与吕凡通话11次，与左林通话1次；与左林通话时间在与吕凡通话11次之后，为16时46分，通话时长为39秒。当日，朱玲云向吕凡发送短信5条，向左林发送短信1条，向左林发送短信的时间为17时17分，短信长度为92个字节。2012年10月12日，朱玲云首次与吕凡通话的时间为10时15分，首次与左林通话的时间为16时48分。
回利公司提交的用以存储短信和通话记录的手机中存储了如下内容：2011年6月11日，朱玲云收到“贴现普兰左林”（1311512608）短信“025-84671337。票一好抓紧时间过来。从沪宁高速向南京市区一直走进城，再一直沿中山东路走，见洪武路左转直走，到第五个红绿灯靠边停车，打我电话我会来的。”2012年10月11日16时55分，朱玲云收到“贴现普兰左林”短信“问了，应该没问题的。都是熟人了”，17时17分朱玲云向“贴现普兰左林”发出短信“左总：因为我是第一次做带票，和你也比较熟，所以再确认一下的，通过普兰公司做我就放心了，谢谢！”2012年10月12日16时21分，朱玲云收到“贴现普兰吕凡”（137××××3367）短信“转贴口子最近有些新的手续，比以前有所复杂。实在不好意思，我再催银行”；16时26分，朱玲云收到“贴现普兰吕凡”短信“我最大努力催银行，银行的事情你也知道的，就像你们昨天在上海银行一样，签个字40分钟才好。银行就是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尽量催促他们。”2012年10月15日8时36分，朱玲云收到“贴现普兰吕凡”短信“今日千万以上国股利率4.51……大单可协商。”回利公司提交该手机时手机显示的时间与北京时间相比快22分钟，手机中无SIM卡。
一审中，普兰南京分公司、普兰公司提交关于贴现率的电子邮件截屏一份，记载普兰南京分公司短信平台公开发布的2012年10月11日的贴现短信内容为“公司代银行为您报明日市场行情预估价格：价格4.59。如有业务意向请与普兰客户经理联系，……”
一审法院还查明以下事实：普兰投资公司于2009年4月23日成立，2013年6月20日注销，发起人为上海普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三普化工有限公司；2010年12月30日，股东变更为李映辉、上海映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上海三普化工有限公司。该公司南京分公司于2012年4月11日开业，负责人为左林，于2012年9月17日注销。
普兰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28日，法定代表人李映辉，股东为李映辉、上海原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名称为上海映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为安东、李映辉）。普兰南京分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1日，负责人左林，本案诉讼中负责人变更为冯国柱。
2012年10月12日，吕凡通过韵达快递向朱玲云送达了单号为1600192172476的快递。快递单显示：寄件人单位名称为普兰公司，地址为南京市白下区洪武路359号3701东，收件人单位名称为长丰公司，快递单未记载邮寄内容。回利公司称邮寄内容为2012年9月19日的贴现凭证。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吕凡在本案中的行为是否系职务行为，如果并非职务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回利公司认为，吕凡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即使不是职务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具体理由如下：1.回利公司与普兰南京分公司自2008年起即有票据委托贴现业务往来，普兰南京分公司的业务经办人自2012年起即为吕凡，吕凡的工作职责就是“接票”。2.吕凡在2012年9月向普兰南京分公司提出辞职一事并未告知回利公司，2012年10月11日吕凡“接票”时身份仍为普兰南京分公司员工。即便在吕凡被普兰南京分公司除名以后，其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3.2012年10月11日的业务得到了普兰南京分公司负责人左林的确认。4.2012年10月11日票据交接的地点就在普兰南京分公司楼下的农业银行营业厅。
普兰南京分公司、普兰公司认为，吕凡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1.吕凡在普兰南京分公司工作期间，其职责是将银行的贴现信息报告给企业，再将企业介绍给银行，从事居间联系工作，接收票据、办理票据贴现、办理贴现款的支付等都是由承兑银行自行操作，并非吕凡的职务范围。案涉交易中吕凡接收票据、出具收条的行为以及由吕凡进行贴现操作的行为，与吕凡的职务范围无关，故吕凡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2.案涉交易与以往回利公司通过普兰南京分公司居间介绍操作的业务模式、习惯存在根本区别，回利公司并非善意无过失的相对方，不构成表见代理。回利公司委托吕凡进行无真实贸易背景的票据贴现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是恶意的，不能适用表见代理制度。3.吕凡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回利公司的损失与普兰南京分公司无关。吕凡并没有普兰南京分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公章等客观表象的形式要素，回利公司将票据交付给吕凡个人的行为是非法票据贴现行为，吕凡个人的行为与普兰南京分公司无关。回利公司不通过合法途径与信阳银行进行贴现，反而与吕凡实施了与以往交易惯例不同的操作模式，具有重大过错，而且实施的是违法行为，不是善意并且无过失的相对方，对于法律后果应由回利公司自负。
职务行为，是指与法人的工作人员的职务范围相关或为实现生产经营活动的目的、维护法人自身管理及社会活动需要而实施的行为。案涉交易中，一审法院从职务标准、时空标准、名义标准、目的标准等方面，对吕凡的行为进行综合认定。
1.从职务范围的角度分析。关于吕凡在普兰南京分公司工作期间的职责，吕凡自述是“接票”，具体为受普兰南京分公司授权与客户洽谈贴现率，待谈妥后通知客户到普兰南京分公司，由其接收待贴现的汇票交由贴现银行处理；朱玲云陈述也是“接票”，即在贴现当日朱玲云将汇票交给吕凡，由吕凡联系贴现银行支付贴现款，而朱玲云则在普兰南京分公司等待贴现款；普兰南京分公司、普兰公司的陈述是，普兰南京分公司、普兰公司禁止业务员经手汇票，吕凡的工作职责是贴现率的洽谈；左林的陈述与普兰南京分公司、普兰公司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吕凡还负责客户的接待。综合以上陈述，虽然吕凡和朱玲云都陈述汇票交接过程中由吕凡经手，但吕凡经手汇票的空间是在普兰南京分公司办公区域，且朱玲云同时在场，因此汇票并未超出朱玲云的实际控制，此处的“经手”应理解为协助客户办理贴现的接待性工作，故吕凡的工作职责是贴现率的洽谈以及客户的接待。而案涉交易中，吕凡与朱玲云洽谈“带票”的贴现率并签收汇票的行为已经超出其职责范围，朱玲云对此应当知晓。
2.从行为发生的时空分析。吕凡自述以往“接票”，都是客户携票前来普兰南京分公司，朱玲云陈述其以往送票的地点也在普兰南京分公司，即吕凡的工作场所应为普兰南京分公司的办公区域。而案涉交易中，交接的地点已经超出了吕凡的工作场所。朱玲云虽陈述还有上门收票的交接方式，但无任何证据证明。
3.从行为是否以职务名义的角度分析。回利公司虽主张吕凡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但其提交的汇票复印件上却是以吕凡个人的名义签收。即使在回利公司发现无法收回全部贴现款后，回利公司也一直与吕凡联系。因此无论是在交易中还是在交易后，均无任何表征显示吕凡的行为是以普兰南京分公司的名义所为。
4.从行为是否为公司利益的角度分析。普兰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包括票据中介，但也不能排除员工个人私自接单的可能。而在本案中，吕凡自述王德赵许诺其0.02‰的回扣，普兰南京分公司不知晓该笔业务，并且吕凡也因此而被普兰南京分公司除名，由此可知，吕凡的行为并非为了公司利益。综合以上分析，吕凡的行为不符合职务行为在职务、时空、名义、目的等方面的客观标准，不构成职务行为。
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行为。当事人有关表见代理诉讼主张的成立需要举证证明以下三个要件：第一，行为人无代理权，但所存在的代理权表象与被代理人行为直接相关；第二，行为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需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第三，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出于善意、谨慎、理性、无过失。
1.对于第一个要件。吕凡自述案涉交易系其个人行为，表明其未获得普兰南京分公司的授权，系无权代理。关于代理权表象的认定上，虽然吕凡在案涉交易中未出具普兰南京分公司的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但是2012年10月11日吕凡“接票”时仍属普兰南京分公司员工，而案涉交易标的与普兰南京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及回利公司与普兰南京分公司以往的交易有实质关联，应认定为具有代理权表象。
2.对于第二个要件。根据吕凡的自述，吕凡未获得普兰南京分公司授权，从吕凡的主观方面分析，其并不想让普兰南京分公司知晓该笔交易的存在，但又想利用回利公司对普兰南京分公司的信赖达到接收案涉汇票的目的；从吕凡的行为外观分析，如前所述，汇票是以吕凡个人的名义签收，回利公司在未收到全部贴现款的情况下，一直在向吕凡个人催款，因此无任何表征显示吕凡是以普兰南京分公司的名义与回利公司进行案涉交易。虽然吕凡于2012年10月17日以其个人名义出具的书面承诺中，提出其系以“普兰”名义接单，但该承诺系事后所出，不足以证明吕凡在案涉交易进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
3.对于第三个要件。朱玲云、吕凡均陈述，回利公司与普兰南京分公司自2009年起即有业务往来，但自2012年起双方之间即采“资料票”的模式合作，结合左林的陈述、普兰投资公司以及普兰南京分公司、普兰公司成立的时间，再结合回利公司与信阳银行的五次贴现材料，可以认定：2012年普兰公司成立后，双方的交易惯例中，回利公司应提供完整的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且贴现款均由回利公司于贴现当日收讫。回利公司虽提出2012年6月7日、2012年7月23日的交易均是贴现次日才收到款项，但朱玲云同时也陈述其中2012年6月7日仅进行了汇票的核验，相应的贴现协议是在次日签订，款项也是次日到账，恰与左林的陈述相吻合，不同的是左林同时指出了若当日无法完成贴现，则朱玲云携汇票离开普兰南京分公司等待次日继续办理贴现手续，一审法院认为回利公司所述2012年6月7日贴现的业务实际贴现日期应根据签订贴现协议以及付款时间认定；而从普兰南京分公司、普兰公司提交的双方交易凭证分析，2012年6月7日所出汇票系于次日签订贴现协议、办理贴现手续并收讫款项，另外2012年7月23日所出汇票在出票当日即完成贴现，两笔业务均不符合“带票”的特征，故一审法院对于回利公司的该项意见不予采信。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交易惯例，回利公司除需携带待贴现汇票外，还需要提供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等材料；而在案涉交易过程中，朱玲云与吕凡协商确定的交易模式却为“带票”，回利公司在实际交接过程中也确未提交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朱玲云作为回利公司的会计，长期负责汇票的贴现工作，明知“带票”模式的具体含义，也应当知晓“带票”模式下，汇票将在收到贴现款之前脱离其控制，风险更大，同时案涉汇票金额巨大，故朱玲云应就该次交易尽到较以往更为谨慎的注意义务。因此，对于第三个要件的认定关键，在于审查朱玲云是否就案涉交易较以往尽到了更为谨慎、理性的注意义务，朱玲云在案涉交易中是否存在过失？
首先，虽然在案涉交易发生当日，朱玲云与吕凡有11次电话往来，此后与左林有1次通话记录，但通话内容均不得而知。朱玲云在案涉交易发生当日向吕凡发送了五条短信，但在法院要求下回利公司并未提交该五条短信内容，而仅选择性提交了朱玲云与左林之间的短信往来，回利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结合通话、短信的发生时间以及朱玲云和左林认可的短信内容来看，左林发送“问了，应该没问题的。都是熟人了”短信的时间是在朱玲云与吕凡全部通话及短信发生时间之后，朱玲云发送“左总：因为我是第一次做带票，和你也比较熟，所以再确认一下的，通过普兰公司做我就放心了，谢谢！”的短信更在左林的短信之后，在此之后直至次日10时15分，朱玲云与左林及吕凡未再联系，加之左林与朱玲云就通话内容与短信内容的解释不一，无法得出朱玲云是在得到左林代表普兰南京分公司、普兰公司就“带票”予以确认以后才进行交易的结论，故无法达到回利公司据以证明朱玲云已尽审慎注意义务的目的。
其次，朱玲云在案涉交易当日上午即与上海银行南京分行谈妥出票事宜，按交易经验分析，其完全可以采用规范的交易模式完成贴现，并于当日收取贴现款，却与吕凡约定此次交易采风险较大的“带票”模式，结合两种模式下贴现率的高低特征，以及普兰南京分公司、普兰公司提交的关于案涉交易发生日普兰公司发布的贴现率的邮件，一审法院认为朱玲云是为了获取更高的贴现款，而放任了“带票”模式下风险的产生。
再次，朱玲云于交易当日下午4时许才取得汇票，其明知若此时办理贴现，当日已无法取得贴现款。在这样的前提下，交易双方并无为了办理贴现节省时间而改变交易惯例中的交接汇票的地点至普兰南京分公司楼下农行大厅之必要，完全可于次日再办理贴现手续。而朱玲云却同意了吕凡单某提出的“接票”地点变更的要求，说明朱玲云未就案涉交易尽到谨慎义务。另外，虽然朱玲云与吕凡均称此前吕凡代表普兰南京分公司“接票”均未打收条，但如果回利公司认为有打收条的必要，则应要求以普兰南京分公司名义出具。相反，本案中在汇票复印件上签字的是吕凡，且吕凡未在出具的收条上表明其与普兰南京分公司之间的关系，仅以该收条并不能得出吕凡“接票”系代表普兰南京分公司之意思表示。即使在回利公司意识到巨额贴现款未按时给付的情况下，朱玲云也未通过普兰南京分公司催要，存在过失。
最后，以往历次交易中的贴现款均来自于银行。而在案涉交易中，回利公司在次日上午收到部分贴现款时，已经知晓贴现款的来源，却未提出任何异议，只是向吕凡催款。在催款过程中，吕凡将朱玲云带至福鑫大厦29层王德赵处，并称该处为普兰南京分公司的另一办公场所时，朱玲云本可上楼核实该地址及王德赵的身份，但朱玲云未予核实，反而出具委托收款证明，结合左林所述朱玲云与王德赵早已相识，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朱玲云出具委托收款证明并非仅仅因为吕凡的误导。根据该委托收款证明，回利公司同意案涉汇票的转让，并同意将贴现款汇入乐聚公司账户，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后果。朱玲云虽称回利公司出具的委托收款证明为空白，且系据吕凡要求而出具，但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朱玲云的该陈述不予采信。即便如朱玲云所述回利公司出具的委托收款证明为空白，但朱玲云作为财务人员，应当知晓出具空白委托收款证明将产生的法律后果，更说明朱玲云在案涉交易中存在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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