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民终45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文勋，男，1955年4月15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住台湾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崇伟，重庆欣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燕，重庆欣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吕荣全，男，汉族，1958年7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绵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祖明，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宇，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文勋因与被上诉人吕荣全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民初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参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文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崇伟、蒋燕，被上诉人吕荣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祖明、雷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文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吕荣全负担。事实和理由：1．吕荣全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李文勋转账支付给林新祺及现金支付给陈明雄的款项均属履行委托事务，且吕荣全参与开发合同中约定的“香逸半山”房地产项目实质运作及其起诉龙桥公司还款等均能证明，吕荣全已经确认重庆龙桥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桥公司）收款，李文勋已经完成了委托事务；3．因李文勋已经完成委托事务，故不存在还要返还人民币400万元款项及支付利息。
吕荣全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从权利人知晓或应当知晓权利受到侵害且义务人是谁之日起计算，因此，诉讼时效应从（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00333号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算，即2015年6月12日之后，故本案吕荣全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李文勋并没有实际完成委托事项，除了一审判决认定的人民币100万元之外，其余人民币400万元李文勋并没有证据证明已经支付给龙桥公司，故应当支付人民币400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
吕荣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文勋向吕荣全返还人民币500万元。2．判令李文勋向吕荣全支付利息，利息以人民币5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07年6月28日起算，直至付清。3．本案诉讼费由李文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吕荣全与龙桥公司签订合同的情况。
2007年9月12日，龙桥公司作为甲方、吕荣全作为乙方签订了《合作开发“香逸半山”房地产合同》（以下简称《合作开发合同》）。该合同约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就合作开发建设甲方名下“香逸半山”项目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合作项目的位置及建筑面积（根据政府现已下达的批复）。“香逸半山”项目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占地面积93160平方米。甲方以出让方式取得该项目土地使用权（以现有国土证为准）。建设内容为别墅、高层，预计总建筑面积约189527.62平方米。二、合作方式。1．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5000万元获得建设“香逸半山”项目的合作开发建设权，即乙方取得“香逸半山”项目中高层总建筑面积167868.82平方米的约52.82%，计约88655.14平方米（依方案1-5号楼为准）的建设权和收益权，其余约47.18%，计约79213平方米的建设权及收益权归甲方所有……九、乙方向甲方付款时间。1．本合同生效后5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1500万元（含乙方已向甲方支付的人民币500万元定金）。2.2007年10月31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1500万元。3.2008年5月1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1500万元。4.2008年9月1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500万元。5．经双方协议，若公司必须转让给乙方，则乙方必须同时结清价款。
二、（2008）渝一中法民初字第314号案件的审理情况。
2008年12月2日，吕荣全向一审法院起诉龙桥公司、重庆皇冠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冠公司）、陈开国、李文勋称，《合作开发合同》签订后，吕荣全向龙桥公司支付了人民币3190万元。2008年10月31日，龙桥公司以吕荣全未按约定支付款项为由解除了前述合同。但，吕荣全认为前述合同虽为合作开发，但实为土地转让，吕荣全是自然人，不具有开发资质，因此合同应认定无效，龙桥公司应当返还吕荣全已经支付的人民币3190万元。前述款项中的人民币2000万元系时任龙桥公司总经理陈明雄要求吕荣全通过第三人支付。吕荣全按照其要求，分别通过皇冠公司、陈开国、李文勋向龙桥公司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皇冠公司、陈开国、李文勋也同意龙桥公司的要求。但，在吕荣全向三者分别支付了人民币10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后，三者拒绝向吕荣全出具将款项转付给龙桥公司的证据，龙桥公司亦不认可收到前述三者转付的款项，因此，吕荣全认为三者应在其同意转付并实际收取吕荣全支付的款项范围内承担连带返还和赔偿责任。遂，请求一审法院判令：龙桥公司返还吕荣全合作建房款人民币3190万元；皇冠公司对前述人民币3190万元中的人民币1000万元承担连带返还责任；陈开国对于前述人民币3190万元中的人民币500万元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李文勋对于前述人民币3190万元中的人民币500万元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一审法院于2008年12月16日受理该案。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李文勋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包括一份《收据》、两份《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一份《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两份账号信息等复印件作为证据材料。两份账号信息记载在抬头有“重庆龙桥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字样的纸张上，一份载明了陈明雄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信息；一份载明了林新祺在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的账户信息。《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复印件显示，李文勋于2007年9月14日向林新祺在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的账户汇款港币2579180元。两份《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件载明，李文勋分别于2007年9月17日、2007年9月29日向陈明雄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汇款人民币50万元。《收据》复印件载明“收到吕荣全投资龙桥公司合作开发‘香逸半山’房地产合同款项人民币伍百万元整，款项到位分列如下：07年9月14日人民币250万（贰佰伍拾万）汇入林新祺；07年9月19日人民币50万（伍拾万）汇入陈明雄；07年9月29日人民币50万（伍拾万）汇入陈明雄；07年9月28日人民币150万（壹佰伍拾万）现金。以上共计人民币伍百万元正。”落款单位为龙桥公司，落款时间为2007年9月29日，单位及时间上部空白处有“重庆龙桥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印章。2009年6月30日，吕荣全以双方已经达成庭外和解协议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于2009年7月9日作出（2008）渝一中法民初字第314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吕荣全撤回起诉。
三、（2013）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529号案、（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00333号案的审理情况。
2013年3月5日，吕荣全向一审法院起诉龙桥公司称，吕荣全与龙桥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合同》前后，向龙桥公司支付了约合人民币3190万元的款项。2008年10月31日，龙桥公司违约解除与吕荣全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拒不返还已收取的合同履行款，吕荣全遂向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报案。2009年6月9日，在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的主持下，吕荣全与龙桥公司签订《和解协议》，就部分款项返还达成一致，后龙桥公司也按照《和解协议》履行了部分义务。但，因龙桥公司拒不返还吕荣全剩余投资款690万元、资金占用损失费、汇差损失及其他损失费，严重损害了吕荣全的合法权益，请求一审法院判令：1．龙桥公司支付所欠吕荣全投资款500万元，并自2007年9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损失；2．龙桥公司支付所欠吕荣全投资款190万元，并自2007年9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损失；3．龙桥公司支付吕荣全投资款1500万元的资金占用损失费1765542.92元（自2007年10月30日起计算至2009年8月18日止）；4．龙桥公司支付吕荣全汇差损失1472942.56元，并自2009年8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损失；5．龙桥公司支付吕荣全投资款1000万元的资金占用损失费1266633元（其中500万元的资金占用损失费自2007年6月14日起计算至2009年6月9日止，另500万元的资金占用损失费自2007年9月26日起计算至2009年6月9日止）；6．龙桥公司支付吕荣全其他实际损失费1391280.51元；7．本案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由龙桥公司承担。
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吕荣全明确表示其诉讼请求第一项中所称的500万元是指龙桥公司于2009年9月29日出具的收据中所指的500万元，该500万元是通过李文勋四次支付给龙桥公司的。且，其认可在（2008）渝一中法民初字第314号案中请求返还的3190万元也包括前述500万元。
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14年7月8日作出了（2013）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52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如下事实：龙桥公司系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三级资质的企业法人。龙桥公司在重庆市江北区南桥寺有房地产开发项目。该项目共分三期开发，第一期“名门山庄”别墅项目、第二期“香逸半山”高层住宅楼（6-9号楼）、第三期“香逸半山”高层住宅楼（1-5号楼）。2007年9月12日，龙桥公司与吕荣全签订了《合作开发合同》……2008年10月31日，龙桥公司以吕荣全未按《合作开发合同》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为由，向吕荣全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解除双方签订的上述合同。同日，吕荣全函复龙桥公司，表示同意解除《合作开发合同》，并认为龙桥公司违约，应退还投资款项并赔偿损失。2008年12月2日，吕荣全以龙桥公司、重庆皇冠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陈开国、李文勋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2009年6月9日，龙桥公司（甲方）与吕荣全（乙方）签订了《和解协议》约定“一、甲乙双方就‘香逸半山’项目曾经签订合作协议，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郭良汉收取银冠公司200万美元。后据公安机关查证，银冠公司所支付的200万美元，是吕荣全所支付。二、甲乙双方的合同关系已于2008年10月31日解除，双方就合同解除后的善后处理经多次协商未达成协议，乙方已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并向重庆市公安局投诉。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条款，一致遵行”。2009年6月25日，龙桥公司（甲方）与吕荣全（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吕荣全为证明其于2007年9月14日、19日、28日、29日，委托李文勋分四次按龙桥公司总经理陈明雄指示，转账汇入陈明雄账户100万元，汇入林新祺账户港币2579180元，直接付给龙桥公司现金150万元，龙桥公司于2007年9月29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吕荣全前述投资款500万元的事实，举示了国泰君安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一份户名为“吕维韦”的证券账户《月结单》、玉山银行场新分行的《汇款单》、2007年9月29日的《收据》一份、李文勋于2007年9月29日以及2007年9月17日向陈明雄汇款的《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二份、陈开国、李文勋签字的《情况说明》及龙桥公司的《传真》二份。吕荣全陈述2007年9月29日龙桥公司出具收到500万元投资款的《收据》对应的款项，是吕荣全的女儿吕维韦转账港币1200万元给李文勋，通过李文勋再支付给龙桥公司的，分成四次支付：1.2007年9月14日按照龙桥公司总经理陈明雄传真上指定的收款人、收款账户以及金额，支付给林新祺0128XXXXXX账户港币2579180元，即对应《收据》上载明的第一笔人民币250万元的款项；2.2007年9月17日、29日分别支付人民币50万元至重庆工商银行建北支行陈明雄3100XXXXXX账户，即对应《收据》上载明的第二、三笔共计人民币100万元的款项；3．《收据》上载明的第四笔150万元的款项，是从李文勋账户取出的现金直接支付给龙桥公司的……吕荣全为证明其再次起诉龙桥公司未超过诉讼时效，举示了落款日期为2012年4月12日的《关于重庆龙桥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合同诈骗的报案材料》和2012年4月17日邮寄报案材料的《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二份以及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于2013年4月12日出具的渝公江不立字［2013］4号《不予立案通知书》。一审法院根据吕荣全于2013年3月14日提出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作出了（2013）渝一中法民保字第00010号民事裁定书……基于如上案件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吕荣全与龙桥公司之间的《合作开发合同》解除后，吕荣全于2008年12月2日以龙桥公司、重庆皇冠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陈开国、李文勋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后因吕荣全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09年7月9日裁定准许吕荣全撤回起诉并于当月向各方当事人送达民事裁定书。吕荣全在本案中陈述，其前案诉讼请求中已经包含了本案诉讼请求中除第4项之外的其他请求事项，那么吕荣全最迟在前案的法律文书生效时就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即吕荣全向龙桥公司主张本案诉讼请求中除第4项之外的其他请求事项的权利的起始时间，最迟应从前案的法律文书生效时开始计算，而吕荣全于2013年3月14日才向本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并于2013年4月1日起诉，已经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限。此外，虽吕荣全在2012年4月17日曾向公安机关邮寄报案材料，但该时间点距离前案的法律文书生效时已经超过了二年，吕荣全以龙桥公司合同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行为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故，吕荣全所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起诉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情形。因此，龙桥公司提出的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成立。一审法院最终驳回了吕荣全的诉讼请求。
吕荣全对于前述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的诉讼请求。本院审理后，于2015年6月12日作出（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00333号民事判决。
（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00333号民事判决显示，除确认了一审法院一审中查明的事实外，还认定如下案件事实：2009年4月9日，吕荣全向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报案称，龙桥公司董事长郭良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吕荣全人民币3000万元投资款。该人民币3000万元款项中包含吕荣全主张的委托李文勋向龙桥公司总经理陈明雄个人支付的人民币500万元投资款，即吕荣全所称的由龙桥公司于2007年9月29日向其出具的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的收据载明的款项。同日，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对吕荣全进行询问，吕荣全在询问笔录中称，龙桥公司共骗取投资款项人民币3000万元，包括其委托李文勋向龙桥公司总经理陈明雄个人支付的人民币500万元投资款项。2009年4月23日，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向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发出的《移送案件通知书》，载明：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经对龙桥公司涉嫌的合同诈骗进行审查，认为其合同诈骗行为地在重庆市江北区，决定将该案移送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管辖。2012年4月17日，吕荣全委托重庆原野律师事务所周雪琴律师向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经侦支队邮寄报案材料称，2007年9月21日，吕荣全与龙桥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合同》，吕荣全按约定向龙桥公司支付投资款人民币3000万元。2008年10月31日龙桥公司借口吕荣全违约，解除上述合同并拒不返还吕荣全投资款。吕荣全曾向贵局报案，经贵局协调，龙桥公司返还了部分款项，但至今尚有人民币890万元本金未返还。龙桥公司的行为明显构成合同诈骗，为此，吕荣全多次向贵局反映，要求予以立案侦查，或出具不予立案决定书，但均未果。为维护吕荣全的合法权益，吕荣全今再次向贵局报案，请予以立案侦查。2013年4月12日，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向吕荣全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渝公江不立字〔2013〕4号），载明，你于2012年11月1日提出控告的龙桥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案，我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2015年1月21日，本院向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经侦支队发函了解：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于2009年4月23日向其移送的龙桥公司涉嫌合同诈骗纠纷一案〔移送案件通知书编号：德公经移字（2009）03号〕，是否有处理结果，是否已经结案。如已结案，以何结案方式，何时结案。2015年3月2日，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经侦支队回函称：2009年4月22日，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经侦支队接到龙桥公司报案称，该公司总经理陈明雄涉嫌挪用资金犯罪，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经侦支队经初查在2009年5月21日就陈明雄涉嫌挪用资金立案侦查。期间在2009年4月23日，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经侦支队接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移送的龙桥公司涉嫌合同诈骗的移送案件通知书，经初查认为龙桥公司和吕荣全达成了和解协议。2012年4月12日，吕荣全又到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经侦支队控告龙桥公司涉嫌合同诈骗，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经侦支队再次对吕荣全作出该案不成立的解释，并作出了不予立案决定书。现陈明雄涉嫌挪用资金一案正在侦办当中。二审中，经本院通知，李文勋到庭并证实：受吕荣全委托，李文勋分别于2007年9月14日、9月17日、9月29日通过银行转账向时任龙桥公司总经理陈明雄支付款项人民币350万元，于2007年9月28日在陈明雄位于江北石马河“名门山庄”的家里向其支付现金人民币150万元，上述款项共计人民币500万元均系代吕荣全向陈明雄支付。该人民币500万元款项，吕荣全已经向李文勋结清。至于2007年9月29日龙桥公司向吕荣全出具的收据的相关情况，李文勋并不清楚。二审中，龙桥公司申请对吕荣全举示的龙桥公司于2007年9月29日向其出具的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的收据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予以准许。鉴定中，龙桥公司向鉴定机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举示其在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备案的印章一份作为比对样本，吕荣全举示2007年9月12日其与龙桥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及2008年10月31日龙桥公司向吕荣全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中加盖的两枚龙桥公司印章作为比对样本。2015年5月14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认为：送检的三枚比对样本中的印章系同一枚印章，而吕荣全举示的2007年9月29日的《收据》中加盖的印章与上述三枚比对样本并非同一枚印章。对此，龙桥公司认可该鉴定结论，吕荣全认为该鉴定程序合法，但对鉴定结论不认可，认为即便不存在该收据，鉴于有付款事实，且陈明雄系职务行为，龙桥公司亦该承担责任。基于以上事实，本院认为龙桥公司并不负有向吕荣全返还投资款人民币500万元及相应资金占用损失的义务。理由在于：1．关于吕荣全主张的该人民币500万元投资款及其相应资金占用损失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吕荣全于2009年4月9日向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报案时对包括该人民币500万元款项在内的投资款进行了一并主张，应认定为诉讼时效的中断。后该案移送至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经侦支队办理，该支队于2013年4月12日向吕荣全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书，应认定该案诉讼时效从2013年4月13日开始重新计算两年，故吕荣全于2013年4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应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虽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经侦支队认为其不予立案的决定系对2012年4月吕荣全的报案作出的决定，且龙桥公司辩称针对吕荣全向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的报案双方已于2009年6月9日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在该协议中载明了撤销对龙桥公司的指控。但本院认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对公民的报案不予立案的应作出书面的不予立案决定书，吕荣全有理由相信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经侦支队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书是针对其向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的报案作出的。且吕荣全撤销对龙桥公司的刑事指控亦应以书面的形式向公安机关作出，双方仅在调解协议中约定由吕荣全撤销对龙桥公司的指控并不能认定为吕荣全向公安机关撤销了对龙桥公司的举报。因此，吕荣全现要求龙桥公司返还人民币500万元投资款并未超出诉讼时效。2．关于吕荣全要求龙桥公司返还人民币500万元投资款及其相应资金占用损失的实体权利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审理中，本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吕荣全举示的人民币500万元投资款的收据进行了鉴定，该鉴定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对其鉴定结论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依据鉴定意见，吕荣全举示的上述人民币500万元收据中加盖的龙桥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且其不能进一步举示其他的证据支持其主张，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吕荣全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要求龙桥公司返还人民币500万元投资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吕荣全认为“即便该人民币500万元投资款没有收据，但存在付款事实，且陈明雄系职务行为，龙桥公司仍应承担责任”的辩解意见，本院认为，吕荣全系将上述人民币500万元款项全部支付至陈明雄个人账户或其指定的账户中，而并非龙桥公司的公司账户，吕荣全在本案中亦并未举示陈明雄有权代表龙桥公司收取该款项的相关证据，且按双方交易惯例，吕荣全应将该案涉项目投资款支付至龙桥公司的公司账户中，故吕荣全的上述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在（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00333号案的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据吕荣全的申请，调取了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关于吕荣全控告龙桥公司的相关材料。其中，时间为2009年4月9日10时01分至13时12分的德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询问笔录》载明，在询问过程中，吕荣全陈述，其在2007年6月28日，通过国泰君安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其女儿吕维韦的账户给李文勋的账户里转了港币1200万，其中人民币500万元通过李文勋转给了陈明雄个人账户。其不知道李文勋是什么时间把人民币500万元转给陈明雄的。该笔人民币500万元是其与龙桥公司合作的投资款。将该投资款通过李文勋划到陈明雄的个人账户里的原因是，陈明雄通过电话告诉其要给陈明雄个人账户划人民币500万元，并告知了账号。陈明雄的个人账户是境外的，其无法直接汇款给陈明雄，只得用其女儿在香港的证券账户汇款。其觉得直接把钱划到陈明雄的个人账户里不太妥，为了保险起见，其就找到李文勋，通过李文勋把人民币500万元划到陈明雄的个人账户里。时间为2009年4月9日14时55分至17时30分的德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询问笔录》载明，在询问过程中，吕荣全陈述，其准备进场施工时，龙桥公司给其一份《解除合同通知书》，认为其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款项，但当时其已经按合同支付了人民币3000万元。其中，人民币1000万元交给了龙桥公司，另外人民币2000万元按照郭良汉、陈明雄的要求分别划到了郭良汉、陈明雄的个人账户里。时间为2009年5月18日15时10分至18时50分的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支队《询问笔录》载明，在询问过程中，吕荣全陈述，将支付给龙桥公司的人民币500万元打到李文勋的账户的原因是龙桥公司总经理陈明雄叫其将资金打到陈明雄的个人账户上，其不同意，后来李文勋说，叫其打到李文勋的账户上，由李文勋代付给龙桥公司。
四、双方在本案中的相关陈述。
吕荣全、李文勋均认可双方曾达成以下口头协议：吕荣全委托李文勋支付人民币500万元给龙桥公司，以履行吕荣全在《合作开发合同》中的部分付款义务。吕荣全于2007年6月28日通过其女儿吕维韦的账户转账给李文勋的港币1200万中包括吕荣全委托李文勋支付给龙桥公司的人民币500万元。2007年9月17日、2007年9月29日，李文勋从其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分别转账人民币50万元至陈明雄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吕荣全认为，李文勋所称转账至林新祺账户的港币2579180元以及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陈明雄的人民币150万元，不能证明已经支付给了陈明雄，且即使已支付给陈明雄，也不能认为将款项支付给了龙桥公司。李文勋则认为，吕荣全委托李文勋支付的人民币500万元，已经全部支付给了龙桥公司的时任总经理陈明雄，陈明雄有权代表龙桥公司收取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李文勋系台湾地区居民，故本案参照适用涉外案件的有关规定进行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尽管本案没有证据表明李文勋在大陆有住所地，双方也没有明确陈述合同的签订地，但是李文勋没有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本案双方在诉讼过程中均援引大陆法律，视为双方对本案的法律适用选择达成一致，故本案应当适用大陆法律。
吕荣全、李文勋对于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以及协议的内容均无异议，该口头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吕荣全、李文勋对于吕荣全已经将委托支付的款项转账给了李文勋的事实没有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李文勋是否已经完成委托事务；如果李文勋没有完成委托事务，是否应当返还吕荣全人民币50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吕荣全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对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尽管吕荣全、李文勋均认可委托事务是向龙桥公司支付人民币500万元，而非向陈明雄支付人民币500万元，但李文勋向陈明雄支付款项并不能当然的认为不是履行委托合同义务的行为。李文勋向陈明雄支付款项是否系履行委托合同义务的行为还需考虑陈明雄是否有权代龙桥公司收取款项以及吕荣全是否知晓并同意向陈明雄支付款项。第一，关于陈明雄是否有权代龙桥公司收取款项的问题。龙桥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与陈明雄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二者的财产应当相互独立。因此，即便陈明雄是龙桥公司的总经理，其也并不当然的有权代龙桥公司收取款项。本案没有证据表明龙桥公司授权陈明雄代其收取相关款项，因此，李文勋关于陈明雄有权代龙桥公司收取款项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吕荣全是否知晓并同意李文勋向陈明雄支付款项的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吕荣全在接受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和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支队询问的过程中，对于涉案的人民币500万元支付给陈明雄个人的经过前后陈述不完全一致，但是其始终陈述陈明雄要求其将涉案的人民币500万元支付到陈明雄个人账户。尤其是，时间为2009年4月9日10时01分至13时12分的德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询问笔录》载明，吕荣全陈述其觉得直接把钱划到陈明雄的个人账户里不太妥，为了保险起见，就找到李文勋，通过李文勋把人民币500万元划到陈明雄的个人账户里。一审法院认为吕荣全知晓并同意李文勋将款项支付给陈明雄。那么李文勋向陈明雄支付款项的行为应视为处理委托事务的行为。李文勋认为其已经分四次将全部款项支付给了陈明雄：1.2007年9月14日，汇款港币2579180元（约人民币250万元）至陈明雄指定的林新祺的账户；2.2007年9月19日，转账人民币50万元至陈明雄个人账户；3.2007年9月29日，转账人民币50万元至陈明雄个人账户；4.2007年9月28日，支付人民币150万元现金给陈明雄。一审法院认为，就第一笔款项，李文勋用以证明其支付该笔款项的证据是《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该份证据在吕荣全起诉龙桥公司的两案中均出示过，但是该证据系形成于台湾地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但在前述两案及本案中，该申请书均未附相关证明手续，且吕荣全在本案中并不认可该证据，故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不能确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本案中，李文勋陈述该笔款项依照陈明雄的指示付至指定的账户。但李文勋是吕荣全的受托人，该款项应当付至何处，应当听从吕荣全的指示而非陈明雄的指示。同时，并没有证据表明吕荣全同意变更指示或者存在情况紧急难以与吕荣全取得联系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李文勋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支付前述款项是处理委托事务的行为。就第二笔、第三笔款项，吕荣全认可李文勋支付给了陈明雄，如前所述李文勋向陈明雄支付款项的行为应视为处理委托事务行为，李文勋向陈明雄支付前述两笔款项就完成了部分委托事务。就第四笔款项，李文勋称系以现金形式支付，但并未提交陈明雄收到该笔款项的证据。且人民币150万元通过现金形式交付不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故一审法院认为李文勋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陈明雄交付了该笔款项。综上，李文勋只能证明其向陈明雄支付了人民币100万元，其并未全部完成委托事务。
对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因此，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委托人自己承担。在本案中，吕荣全知晓并同意李文勋向陈明雄支付款项，而李文勋实际向陈明雄支付了人民币100万元，完成了部分委托事务。就该部分已经完成的委托事务，其法律后果应当由委托人吕荣全承担。亦即，无论向陈明雄支付的人民币100万元能否认定为是向龙桥公司支付的，其法律后果都应当由委托人吕荣全承担，吕荣全要求李文勋返还前述人民币1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就其余款项的返还问题，鉴于双方均认可委托事务是支付人民币500万元给龙桥公司以履行吕荣全在《合作开发合同》中的部分付款义务，而吕荣全和龙桥公司已经协议解除《合作开发合同》，该合同已无需履行，加之，李文勋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龙桥公司或陈明雄支付了人民币400万元，故一审法院认为李文勋应当向吕荣全返还人民币400万元。
关于李文勋是否应当向吕荣全支付利息的问题。吕荣全认为其于2007年6月28日通过其女儿的账户已经把涉案的人民币500万元支付给了李文勋，因此，李文勋应当从2007年6月28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其支付利息。李文勋则认为，吕荣全、李文勋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2007年6月28日，吕荣全通过其女儿账户支付给李文勋款项时，吕荣全与龙桥公司的合同尚未签订，不可能存在委托付款的情况，因此，从2007年6月28日计算利息不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认为，吕荣全、李文勋双方均认可委托事务是向龙桥公司支付人民币500万元以履行吕荣全在《合作开发合同》中的部分付款义务。那么，李文勋履行委托合同义务的时间应当在2007年9月12日《合作开发合同》签订之后。但吕荣全通过其女儿账户转账至李文勋账户的时间是2007年6月28日，且金额为港币1200万元而非人民币500万元，由此可见，吕荣全于2007年6月28日通过其女儿账户转账给被告港币1200万元并非特定为委托事务而为。因此，吕荣全无权依据委托合同请求李文勋自2007年6月28日支付利息。委托合同中的受托人应当依据委托人的指示完成委托事务，尽管在本案中，双方对于完成委托事务的期限以及若李文勋未完成委托事务应何时返还款项未作约定，但是李文勋陈述其于2007年9月28日已经将涉案的人民币500万元全部支付给了龙桥公司的时任总经理陈明雄，那么，吕荣全要求李文勋将全部款项支付给龙桥公司或陈明雄的期限至少在2007年9月28日前，李文勋并没有按指示支付全部款项，构成违约，理应承担赔偿吕荣全资金占用损失的违约责任。李文勋应自2007年9月29日起、以人民币4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向吕荣全支付利息。
对于争议焦点三，李文勋认为，其已于2007年9月29日完成了委托事务，委托合同自然终止。因此，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2007年9月29日起计算二年。鉴于吕荣全在（2008）渝一中法民初字第314号案中将李文勋列为被告，可视为诉讼时效中断。2009年7月9日，法院准许吕荣全撤回该案起诉，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二年，那么，至2011年7月10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故，吕荣全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吕荣全则认为，由于李文勋称已经将人民币500万元支付给了龙桥公司，基于对李文勋的信任而对龙桥公司提起诉讼。经过（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00333号案审理之后，吕荣全才知晓李文勋并未将人民币500万元支付给龙桥公司。因此，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00333号案生效之日起算，而该案判决的作出时间是2015年6月12日，因此，吕荣全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理由在于：其一，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行使其权利，若权利人怠于行使其权利，其将丧失胜诉权。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双方均认可吕荣全委托李文勋向案外人龙桥公司支付人民币500万元以履行吕荣全在《合作开发合同》的部分付款义务。就前述人民币500万元，吕荣全先后两次提起诉讼向龙桥公司主张权利，其理由是吕荣全委托李文勋向龙桥公司支付了人民币500万元，但是合同无效或解除后龙桥公司没有返还该笔款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00333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对吕荣全向龙桥公司主张人民币500万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作了详细论述，并认定在该案中要求龙桥公司返还人民币500万元并未超出诉讼时效。尽管在该案中，吕荣全要求返还人民币500万元的对象是龙桥公司，但是从庭审笔录、判决书等内容可以看出，该笔人民币500万元就是本案吕荣全委托李文勋支付的款项。由此可见，尽管自2009年7月9日一审法院同意吕荣全撤回其在（2008）渝一中法民初字第314号案中对李文勋的起诉至本案受理之日，没有证据表明吕荣全向李文勋主张过权利，但是就涉案的人民币500万元，吕荣全向龙桥公司主张了权利，其并未怠于行使其就涉案的人民币500万元所享有的权利。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因此，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是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应当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以及是权利被谁侵害两个方面，如此，权利人才能明确的向特定的人主张权利。就本案而言，在（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00333号案中，经鉴定，吕荣全用以证明其已委托李文勋支付给龙桥公司人民币500万元的收据上的龙桥公司印章与对比样本上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因此，本院认为，吕荣全举示的该份收据中加盖的龙桥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对吕荣全要求龙桥公司返还该笔人民币5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由此，吕荣全才明确知道向龙桥公司主张人民币500万元的权利不能得到支持，吕荣全在此之后再对李文勋提起诉讼实属合理。自前述判决作出的时间（2015年6月12日）起算至本院受理本案的时间（2016年3月25日）并未超过两年，故，吕荣全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李文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吕荣全人民币400万元。二、李文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吕荣全支付利息（自2007年9月29日起、以人民币4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随本清。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李文勋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吕荣全没有提交新证据，李文勋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三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第一组证据：1.1.2018年1月16日重庆市公证协会出具的（2018）渝验证字第020号《重庆市公证协会比对查验证明》；1.2.2018年8月13日重庆市公证协会出具的（2018）渝验证字第427号《重庆市公证协会比对查验证明》；1.3.台湾台北地区法院所属民间公证人天正联合公证人事务所出具的《证据声明书》；1.4.《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及《玉山银行汇出汇款卖汇水单/交易凭证》。该组证据拟证明李文勋向林新祺转账港币2579180元，系履行委托事务。
第二组证据：2.1.2008年5月6日吕荣全与陈开国、简国钏签订的《合作建设投资合同补充协议（一）》；2.2.2008年7月25日的《龙桥三期十万平方米项目临时董事会记录》；2.3.2008年9月15日吕荣全与陈开国、简国钏、李文勋、黄锦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组证据拟证明系因李文勋已完成全部委托事务，吕荣全才能实际参与龙桥公司“香逸半山”项目的经营活动。
第三组证据：《台湾台中地方法院105年度易字第1760号刑事判决》，拟证明陈明雄收取合作款项属职务行为且涉及相关刑事案件。
吕荣全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第一组证据，认可证据1.1、1.2、1.3的真实性，但认为不能以此证明1.4的真实性，因为证据1.4中的《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与李文勋在（2008）渝一中法民初字第314号案中举示的《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内容不一致，且《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及《玉山银行汇出汇款卖汇水单/交易凭证》上注明的款项用途为“国外借款”及“偿还国外借款本金”，不能证明李文勋完成了委托事务。2．对第二组证据，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是否支付了投资款，且签署时间均在吕荣全与龙桥公司解除合同之前，故不能以此认定龙桥公司收到了投资款。3．对第三组证据，因系打印件，且内容与本案无关，故不认可其真实性。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为：1．对第一组证据的证据1.1，1.2，1.3，因系原件，且是公证机构对形成于台湾地区的证据材料履行证明手续的文件，对其三性均予以认可；对于证据1.4，《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与李文勋在（2008）渝一中法民初字第314号案中举示的《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复印件相比，有五处不同：一是在“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下添加了“BANKOFCHINA（HONGKONG）LTD”；二是在“林新祺”下添加了“LINHSINCHI”；三是添加了英文地址；四是日期“96.9.17”的“17”上有涂改痕迹；五是添加了使用地区：重庆市。对于上述五处不同，李文勋认可是此次调取证据时添加和涂改，并陈述其在（2008）渝一中法民初字第314号案中举示的《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为申请书的第二联，此次调取的申请书为第一联玉山银行留底联，《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复印件上所载日期“96.9.14”是其申请汇款日，该日的次日为周末双休日，玉山银行在9月17日（周一）才实际汇出款项，故此次调取《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银行留底联时，玉山银行承办人按实际汇出汇款日期改写为9月17日，并将受款银行、地址、户名添加英文字体。而添加的“使用地区：重庆”，是台湾桃园地区法院所属民间公证人陈淑雯事务所在接受委托公证文件后，在文件上注明的。本院认为，李文勋举示的《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及《玉山银行汇出汇款卖汇水单/交易凭证》均加盖有玉山银行场新分行公章，两份文件有同一钢印打孔，经台湾桃园地区法院所属民间公证人陈淑雯事务所认证，并加盖了公证人陈淑雯的印章及骑缝章，且李文勋本次举示的《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与其（2008）渝一中法民初字第314号案中举示的《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复印件所载内容虽有不同但并无实质差异，李文勋陈述他人添加的英文部分并不影响其他部分的真实性；对于涂改的日期，李文勋亦认可本为“96.9.14”，系本次调取证据时涂改为“96.9.17”，故结合其在前举示的《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复印件及涂改痕迹，可以确认《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中上载日期原应为“96.9.14”，但该日期的涂改并不影响其他部分的真实性。综上，本院对《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中添加及涂改部分以外的内容以及《玉山银行汇出汇款卖汇水单/交易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全案事实综合认定。2．对于第二组证据，因系原件，且吕荣全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因吕荣全与龙桥公司合作开发“香逸半山”项目中所涉款项并非仅有本案诉争的500万元，故吕荣全参与龙桥公司“香逸半山”项目不能证明李文勋已完成委托事务，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3．对第三组证据，因系网络打印件，且形成于台湾地区，李文勋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明手续，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对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双方当事人并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以及一审、二审采信的证据，本院另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6月25日，在（2013）渝一中法民初字第529号案的质证笔录中，吕荣全陈述：“证明李文勋受原告委托，并受被告方指示，通过转账方式汇入100万元人民币至被告总经理陈明熊账户，汇入港币2579180元至林新祺账户”；及“我是来投资的，对方要求我们怎么付款就怎么付款，因为郭良汉说林新祺是他的表兄，我才支付的，不然我怎么会将钱支付给一个陌生人”。
（2013）渝一中法民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吕荣全为证明其委托李文勋分四次按龙桥公司总经理陈明雄指示，转账汇入陈明雄账户100万元，汇入林新祺账户2579180元港币，直接付给龙桥公司现金150万元。
《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中记载：金额：HKD2579180；日期：96.9.14；申请人：李文勋统一编号：H102295872；受款银行名称：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受款人账号0128XXXXXX户名：林新祺；汇款分类编号及名称：其他国外借款。
《玉山银行汇出汇款卖汇水单/交易凭证》中记载：日期：2007/09/17;汇款人：LEWENHSEN统编/护照/居留证H102295872；汇款分类名称及编号：340偿还国外借款本金；账号：0128XXXXXX受款人LINHSINCHI”；受款银行：BANKOFCHINA（HONGKONG）LIMITED汇款总额：HKD2579180.00，汇率：4.282。
吕荣全、李文勋在二审中确认按照2007年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港币0.96603作为计算本案所涉港币2579180元的汇率，李文勋还陈述自愿放弃对按此汇率计算金额中小数点后的金额。
本院认为，李文勋系台湾地区居民，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大陆法律审理本案并无异议，因此，本案参照适用涉外民事案件的有关规定并适用大陆法律进行审理。
吕荣全、李文勋在一审及二审中均陈述双方之间并无书面协议，仅是口头约定李文勋代吕荣全向龙桥公司支付“香逸半山”项目部分投资款人民币500万元，双方当事人亦确认吕荣全已向李文勋支付人民币500万元，并对一审法院认定李文勋已经履行人民币100万元委托事务不持异议。故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李文勋转账支付给林新祺及现金支付给陈明雄的款项是否属于履行委托事务；三、李文勋应否返还吕荣全人民币400万元及应否支付相应利息。对于前述争议焦点，本院将一一评述如下：
一、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对于李文勋提出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因此，诉讼时效的二年期限起算点应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起计算。2015年6月12日，当本院作出（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00333号判决后，吕荣全确知其委托李文勋代为支付的人民币500万元不能得到龙桥公司返还，才转而向李文勋提起返还涉案款项的诉讼。因此，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即使从前述判决作出的时间2015年6月12日起算至一审法院2016年3月25日受理本案时，也并未超过二年，故吕荣全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因此，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李文勋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李文勋转账支付给林新祺及现金支付给陈明雄的款项是否属于履行委托事务
对于李文勋提出其转账给林新祺港币2579180元及现金支付给陈明雄的人民币150万元也系履行委托事务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委托合同为口头协议，双方之间约定的李文勋需要完成的委托事务为向龙桥公司代为支付款项，现李文勋主张其向林新祺及陈明雄支付上述两笔款项是履行委托事务，实质上已经变更了双方之间的委托事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由于本案中李文勋并未举示相应证据证明存在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情况，因此，判断李文勋就上述两笔款项是否履行了委托事务的关键在于：一是吕荣全是否知悉并同意李文勋变更委托事务；二是李文勋是否实际履行了支付行为。
（一）对李文勋提出其转账给林新祺港币2579180元的款项是否属于履行委托事务的问题。首先，2013年6月25日，吕荣全在（2013）渝一中法民初字第529号案的质证笔录中陈述“李文勋受其委托，并受陈明雄指示，通过转账方式汇入港币2579180元至林新祺账户”，以及“因林新祺为郭良汉表兄，故向其支付”，而（2013）渝一中法民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亦认定吕荣全委托李文勋按照陈明雄的指示汇入林新祺账户港币2579180元的事实，上述陈述及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已经能够证明吕荣全知悉林新祺的身份，并同意李文勋变更部分委托事务，即按照陈明雄的指示向林新祺汇款港币2579180元，故无论该笔款项是否最终支付给龙桥公司，只要李文勋向林新祺实际支付该笔款项，就应视为李文勋完成了该笔款项的委托事务。其次，李文勋在二审中提交的《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中所载申请人为“李文勋”，受款人为“林新祺”，受款银行为“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而《玉山银行汇出汇款卖汇水单/交易凭证》中上载的汇款人为“LEWENHSEN”，受款人为“LINHSINCHI”，受款银行为“BANKOFCHINA（HONGKONG）LIMITED”，虽然两份文件上的申请人、受款人、受款银行的称谓虽存在不同，但结合两份文件上所显示的证件号，受款账号，汇款金额的一致性，受款银行的中英文名称的对应性，及申请人、受款人中、英文名称发音的相似性，再加上台湾地区的公证机构也将该两份文件作为一套资料以钢印打孔，可以确认两份文件上的“李文勋”即“LEWENHSEN”，“林新祺”即“LINHSINCHI”，吕荣全提出“LINHSINCHI”并非“林新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得到支持。按照《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及《玉山银行汇出汇款卖汇水单/交易凭证》的记载，李文勋于2007年9月14日（即该申请书上所载日期“96.9.14”）申请向林新祺转账汇款港币2579180元，并于2007年9月17日汇出，上述事实与李文勋在一审中陈述的其于2007年9月14日，汇款港币2579180元至陈明雄指定的林新祺的账户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李文勋已向林新祺实际支付该笔款项，即李文勋已经完成了支付该笔款项的委托事务。对于吕荣全提出的《玉山银行汇出汇款申请书》及《玉山银行汇出汇款卖汇水单/交易凭证》所注明的款项用途为“国外借款”或“偿还国外借款本金”，不能证明系为完成委托事务的理由，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吕荣全是知悉并同意李文勋按照陈明雄的指示，向林新祺支付前述款项，且前述款项的支付对象、支付时间及支付金额都与李文勋的陈述能够一一对应，故不能仅凭汇款凭据中的款项用途就否定其向林新祺支付前述款项的事实，进而否定李文勋完成了支付该笔款项的委','2019-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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