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朝民初字第68205号
原告聂波，男，1978年7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肖卫中，北京市兆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六号A座。
法定代表人朱海，大中华区总裁。
委托代理人刘宇翔，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邢小燕，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分所实习律师。
原告聂波（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肖卫中，被告委托代理人刘宇翔、邢小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我原系被告员工，后被告以经济性裁员为由解除与我的劳动合同，故我向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仲裁委）申请仲裁，后北京仲裁委作出裁决，驳回我的申诉请求，我对仲裁裁决不服，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2、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6587.93元。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我公司不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是在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经济性裁员，我公司的解除行为合法，无需支付赔偿金。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08年10月31日入职被告，入职时任技术支持工程师，后岗位调整为资深知识管理专员，双方于2015年1月1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月工资为18034元。
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裁员的真实原因非客观经济条件变化，属于企业主观意愿，是出于自身部门的精简，且被告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形式不合法，双方所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生效日期为2015年1月1日，是在被告宣布裁员之后。原告就上述主张提交《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014年12月5日宣布裁员沟通会视频、2015年5月5日被告总裁讲话视频，其中《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记载：“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由公司决定，向工会说明情况并听取工会意见后，经向劳动部门报告，公司现依法解除与您于2015年1月1日签署的劳动合同。公司与您的劳动合同将于2015年6月30日(解除日)解除，自2015年7月1日起，双方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关系。公司将依法向您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称上述视频显示被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到底因何客观经济情况的重大变化，而必然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且裁员针对的不是被告在北京的全体职工，而是个别职工，员工也只是被动告知将被裁员，被告并未听取员工意见，会议声称的裁员时间与劳动行政部门备案材料显示的备案时间不一致，与劳动行政部门报告里的回执资料时间不一致，补偿方案等信息在会议中也未明确，所以裁员程序不合法。
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称其就裁员事宜与员工进行了沟通，从沟通的内容可见公司提供的补偿标准高于法定标准，也给了员工长时间去寻找工作，被告的裁员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而2015年12月5日沟通会视频可以证明被告与员工进行了充分沟通，并主张董事会作出决议到形成书面文件需要一定的时间。
被告为证明其实行裁员符合法定程序而提交《关于本公司部门迁移与员工安置事项的有关意见》、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朝阳区人社局）出具的接受公司经济性裁员回函、裁减人员报告、《营业执照》、《批准证书》、《实施方案即经济补偿金方案》、《董事会决议》、拟裁减人员花名册、《告知函》等证据。其中，《关于本公司部门迁移与员工安置事项的有关意见》中记载：“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工会2015年3月27日召开专项会议，就本集团公司QCS在北京的业务及办公室迁移至武汉的政策及经济背景进行了了解，对员工安置问题进行了沟通和讨论，形成决议如下:1、工会己知悉公司做出的员工安置方案，包括安置员工名单、员工情况与结构、安置时间表、员工援助计划及补偿方案等内容……”。该意见加盖有施耐德公司工会印章，时间为2015年3月27日；朝阳区人社局劳动关系科出具的回函内容为：“我科于2015年4月9日收到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交来的《裁减人员报告》、《营业执照》、《批准证书》、《企业基本情况》、《情况说明》、《实施方案即经济补偿金方案》、《董事会决议》、《关于本公司部门迁移与员工安置事项的有关意见》、《拟裁减人员花名册》、《拟裁减人员工资台账》材料。”该回函加盖有朝阳区人社局劳动关系科印章，时间为2015年4月9日；裁减人员报告中记载：“为了配合施耐德全球的发展战略，适应中国的经济转型，同时也为了提高整个组织架构的运营效率。公司将基于现有的业务布局进行调整，决定我公司现在设于北京的‘质量和客户服务中心’部门在2015年6月30日前迁移至武汉。我们将建立一个统一的服务中心，从而更有效的服务我们的客户”；2014年12月1日《董事会决议》,记载“根据施耐德公司章程之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于文首所载日期召开了董事会，出席董事会的人数符合公司章程要求的人数，会议合法有效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会成员在会上讨论并一致批准了如下事宜:兹决议，批准如下事宜：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要求，公司决定将QCS北京的业务及办公室撤销，并于2015年6月30日前迁至武汉”。
原告对《关于本公司部门迁移与员工安置事项的有关意见》印章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主张被告工会已经停止运行了四年，公章应当作废，故该文件系无效文件，被告提交给人社局的材料存在欺骗行为。原告对朝阳区人社局出具回函、企业基本情况及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被告交到人社局的报告材料不符合要求。原告对裁减人员报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且认为裁减人员报告和情况说明是同一份文件。
另被告称其于2014年12月5日即向相关员工发出会议邀请，召开了QCS北京业务及办公室迁移沟通会，介绍裁员原因、背景、时间表、工作机会补偿方案等，为员工提供了额外的补偿和充裕的时间;并称2014年12月26日、2015年3月20日其又多次发送会议邀请进行答疑。被告就此提交会议邀请电子邮件及用于迁移沟通会的相关文件。原告对电子邮件及沟通会的相关文件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另被告称其人事部门于2015年5月13日向部分尚未签署离职协议员工发送《员工告知信》，通报裁员进展，并再次提示拟裁减员工及时签署协商解除协议，以获得额外补偿，被告就此提交该电子邮件及《员工告知信》。原告对该邮件及《员工告知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确认其于2014年12月5日参加了会议，但是会议尚未就时间表、工作机会、补偿方案等进行公布的时候就因故终止了。被告称其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前，己履行了工会告知程序，并依法向其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被告就其主张提交《告知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予以佐证，其工会确认收悉该《告知函》并加盖有工会印章。原告对该《告知函》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工会回函和被告告知书打印在一张纸张，日期也是之前填好的，且该文件加盖的是四年前就废止的公章，可以反映出被告工会并不存在，该文件无效；另原告确认收到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另查，原告就双方争议向北京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1、判定被告向原告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与事实不符，并判定被告为非法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2、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53175.86元。后北京仲裁委出具京劳人仲字[2015]第619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提起本次诉讼，被告未起诉。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京劳人仲字[2015]第619号裁决书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根据经济发展变化的需要进行组织架构调整是其经营的自主权。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于2014年12月5日召开了相关员工沟通会，介绍了裁员的原因、背景、时间表、工作机会、补偿方案等，明确了公司将QCS北京的业务及办公室撤销，并于2015年6月30日前迁至武汉，之后又通过召开答疑沟通会等方式，己履行了与劳动者协商过程；被告在听取工会意见后，就其裁减人员方案向朝阳区人社局进行了报告，2015年3月16日朝阳区人社局劳动关系科回函收到施耐德公司裁减人员的相关材料，故本院认为被告在裁员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另原、被告在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前，已签有两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告依法与原告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行为并无不妥，且被告于2015年3月向朝阳区人社局提交了裁员报告，说明被告裁员的原因并未在2014年12月5日消失，故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行为，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并不矛盾，而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前将解除理由通知了工会，且向原告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支付了经济补偿金，故原告要求确认被告系违法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赔偿金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聂波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聂波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白星晖
人民陪审员 林克仙
人民陪审员 杨占珍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赵龙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