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8民初31813号
原告：方锦林，男，1951年5月2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世卿，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玉梅，女，1971年10月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利，北京市高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方锦林与被告王玉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6年11月4日、2016年12月14日、2016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方锦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世卿，被告���玉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方锦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王玉梅偿还借款320万元；2、王玉梅承担律师费16万元；3、诉讼费由王玉梅承担。事实和理由：王玉梅因需资金周转向方锦林借款320万元。方锦林于2015年6月2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给王玉梅转账120万元和100万元，2015年6月22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给王玉梅转账100万元。后经方锦林多次催要，王玉梅至今未进行偿还，故方锦林诉至法院。
王玉梅答辩称：一、王玉梅与方锦林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王玉梅从未向方锦林借过款，双方既没有签过借款合同，王玉梅也未出具过所谓借条；二、王玉梅的确收到过方锦林支付的320万元，但该款系方锦林赠与而非出借给王玉梅，方锦林在完成赠与后无权索回；三、方锦林赠与王玉梅的320万元，本身就属���王玉梅应得的财产。综上所述，不存在王玉梅向方锦林借款320万元的事实，请求驳回方锦林的诉讼请求。
方锦林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
1、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2张）；2、中国银行个人业务交易凭单；3、2016年11月6日视频录像；4、邵某出具的证明；5、共同财产分配协议；6、协议书；7、方锦林银行账户对账单。
王玉梅为支持其答辩意见依法提交如下证据：
1、房屋与动产赠与合同；2、照片、短信、协议书（3份）、接受案件回执单；3、邵某证明；4、房产证（2份）；5、结婚证复印件；6、执行证书（2份）；7、协议；8、王玉梅与刘某电话录音；9、执行证书及立案通知书（复印件）；10、公证书（2份）；11、起诉书、证明、承诺书。
另，本院应方锦林的申请，调取了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刑侦支队对方锦��、王玉梅及案外人刘某所做的询问笔录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刑侦支队于2016年11月6日出警的执法录像。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当事人对我院调取的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刑侦支队对方锦林、王玉梅及案外人刘某所做的询问笔录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刑侦支队于2016年11月6日出警执法录像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该两组证据予以确认。
王玉梅对方锦林提交的证据1、2、3、5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至于方锦林提交的证据4、6、7，其中证据4属证人证言性质，但证人邵某并未出庭，故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要件，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证据6系复印件，同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要件，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证据7由于未显示交易对手信息，故无法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确认。
方锦林对王玉梅提交证据2中的照片、3份协议书、接受案件回执单、证据4、证据6、证据10、证据11中的起诉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且对所有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王玉梅提交的证据1、5与本案争议事实相关，其他证据均与本案事实无直接关联，本院对除证据1、5以外的其他证据不予确认。关于证据5，首先，王玉梅未向本院提交结婚证原件；其次，王玉梅在2016年8月4日海淀刑侦支队对其所做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与方锦林没有结婚证；最后，王玉梅称结婚证系由方锦林一人取得，其并未一同前往。王玉梅的主张前后矛盾，且显不符合常理，本院对王玉梅提交的证据5不予认定。至于证据1，本院在下文论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方锦林、王玉梅经他人介绍结识，后二人维持情人关系。2015年6月2日，方锦林向王玉梅转账支付220万元。同��6月22日，方锦林再次向王玉梅转账支付100万元。
针对上述320万元，王玉梅称系方锦林赠与其的款项，并提交《房屋与动产赠与合同》一份，该合同第1页主要内容为：“甲方（即方锦林）与乙方（即王玉梅）在2002年3月认识后至2015年2月，一直在北京市海淀区莲花小区xxx室以夫妻名义同居至今，甲方为保证乙方今后生活无忧，特赠与乙方房屋及货币；第一条，甲方决定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莲花小区xxx室的房屋一套无偿赠与给乙方；第四条，甲方为保证乙方今后老有所养，同时，为了补偿乙方多年来为甲方作出的牺牲和付出，特赠与乙方人民币玖佰万元，作为乙方今后的养老金、医疗费和其它不可预见的开支费用”。合同第2页为签字页，该页无合同正文，签字日期为2015年3月10日。
2016年7月14日，方锦林以王玉梅盗窃其借据欠条（共计330万元）为由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刑侦支队报案。2016年8月4日，海淀刑侦支队传唤王玉梅进行了询问，王玉梅否认出具过欠方锦林款项的借条，称其与方锦林认识十二三年，一起生活，但没有结婚证，王玉梅同时称方锦林欠其900万元，有赠与协议为证。
2016年11月6日，王玉梅至方锦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莲花小区xxx室，期间，王玉梅向方锦林出示《共同财产分配协议》一份要求其签字，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即方锦林）与乙方（即王玉梅）在2002年3月认识后，一直在北京市海淀区莲花小区xxx室以夫妻名义同居至今，在同居期间，双方共同经营电缆、仪表等业务，共同积累了柒仟多万元的财产和收入……1、考虑到双方对共同财产和收入的贡献，甲方同意将在其名下财产和收入的七分之一约定为乙方所有，即一千万元；2、甲方已将约定的一千万元中的三百二十万元支付给了乙方，其余六百八十万元暂时由甲方保管，甲方保证在乙方需要时支付给乙方；3、乙方在收到三百二十万元后，保证继续同甲方共同生活，直至结婚生子”。庭审中，王玉梅称上述《共同财产分配协议》由其与方锦林共同起草于赠与协议之前，但双方并未签字，后双方签署了赠与协议。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理后果。具体到本案，方锦林作为债权人应就借款金额、期限、利率、款项的交付等借贷合意及借贷事实进行举证，现方锦林虽未就借贷合意进行充分举证，但其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证明其向王玉梅交付320万元款项的事实，考虑到在日常生活中，借贷双方不订立书面借据亦属常���，故方锦林已初步完成其举证责任。王玉梅虽认可收到方锦林交付的320万元，但主张该320万元系赠与性质，并提交了《房屋与动产赠与合同》予以佐证，但首先，该合同系由两页独立的页面构成，所有合同条款均记载于第1页，该页没有任何人的签字，第2页未记载任何合同正文，仅有当事人签字，基于双方当事人的特殊关系，该证据在形式上存有瑕疵；其次，2016年8月4日，王玉梅在回答海淀刑侦支队的询问时仍称方锦林欠其900万元，并有赠与合同为证。若涉案320万元确系赠与性质，针对如此大额的款项，王玉梅理应将其从900万元中予以扣除；最后，2016年11月6日，王玉梅持《共同财产分配协议》至方锦林住处要求其签字，庭审中，王玉梅称该协议系其与方锦林共同起草于赠与合同之前，然而根据《共同财产分配协议》第2条“甲方已将约定的一千万元中的三百二十万���支付给了乙方”的约定，显然该协议系形成于方锦林向王玉梅交付320万元之后，亦即形成于赠与合同所记载的签署日期之后，王玉梅的陈述显自相矛盾。同时，若涉案赠与协议确系真实，320万元确系赠与性质，则王玉梅无要求方锦林另行签署《共同财产分配协议》之必要。综上所述，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证明力，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的前后一致性，本院认为王玉梅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涉案320万元系赠与性质，故本院采信方锦林的主张，认定其与王玉梅就涉案320万元成立民间借贷关系。
基于以上认定，本院认为，方锦林与王玉梅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方锦林作为贷款方，已依约向王玉梅交付了借款，王玉梅作为借款方，亦应依约履行还款义务。因双方未就还款期限进行约定，故方锦林作为贷款方有权随时向王玉梅主张，现方锦林以提起诉讼方式要求王玉梅还款，王玉梅理应将尚欠款项偿还给方锦林，故本院对方锦林要求王玉梅偿还借款32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方锦林要求王玉梅承担律师费16万元的诉讼请求，因涉案当事人并未就律师费的负担进行过约定，且律师费并非方锦林的必要损失，故本院对方锦林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王玉梅的答辩意见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王玉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方锦林借款320万元；
二、驳回方锦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200元（方锦林已预交），由王玉梅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程侠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齐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