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6民终1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益成，男，197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龙口市。
委托代理人：成晓明，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程学勇，山东龙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口政通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加工区河南路北。
法定代表人：李颖，任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树松，山东南山东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栾元帅，龙口市高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杨益成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16）鲁0681民初3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成晓明、程学勇，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高树松、栾元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诉称，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借款1400万元及逾期利息。事实与理由：案外人姚喜奎与李颖系夫妻关系，被告与案外人姚喜奎系朋友关系，均从事民间借贷业务，二人素有借贷业务往来，2013年9月8日，被告因对外拆借业务资金不足，向姚喜奎借款，姚喜奎述称本人没有资金，单位公司有款，如果要借可以向公司去借，但此事姚喜奎说自己不能做主，应当向公司法定代表人去借，在此种情况下，被告向原告借款，并口头约定月息2分，双方谈好后，原告要求被告立借据，被告称其和姚喜奎是多年的好友，立借据有伤感情，且打款凭证就是借据，借款很快就还。原告相信被告所言，于是在2013年9月10日通过银行打款800万元给被告，被告按约定到期支付利息；2014年2月13日，被告又向原告借款600万元，理由是资金没有收回来，口头约定月息2分，原告通过银行转款600万元到被告指定的案外人孙庆利的银行账户。被告在借到款项后，开始每月都支付利息。2015年双方因借款的偿还问题发生纠纷，被告非但不还钱还将案外人姚喜奎打伤。
原审被告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一、原告所述不是事实，原告的起诉书所述的事实纯属捏造。其一，通过对原告的工商登记信息可以明确得知，截止2013年12月10日，所谓的案外人姚喜奎仍然是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合法股东，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被告在2013年9月8日先向姚喜奎借款，在借款不成功的情况下，又根据姚喜奎的指示向原告新的法定代表人协商借款的事实。其二，800万元借款，这对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是小额款项，借款的手续要齐全，约定的利息要明确，这是任何出借人都不可能忽视的问题。原告在诉状中称案外人姚喜奎从事民间借贷业务，对如此大额的借款，不管是原告2013年12月10日前的法定代表人姚喜奎，还是原告现在的法定代表人李颖，在被告一没有出具借据，二没有书面约定利息，三没有书面确定何时归还，四没有任何抵押物的情况下，仅仅凭被告称“其与姚喜奎是多年朋友，立借据有伤感情，且打款凭证就是借据”这样的话，就轻易的将800万元借款打入被告账号内，如此低级的错误显然不符合借款常规，更何况姚喜奎系常年从事民间借贷业务人员，将打款凭证当成借据更是违背基本的借款常识。其三、从2013年9月10日开始被告从未按月息2分支付800万元利息，而原告却自称被告按约定，到期支付利息。原告这种行为只能说明其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该800万元款项从原告账号内转入被告账号内的事实是：烟台杰尼萨罗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尼萨罗公司）因生产经营所需，曾在2013年9月8日前向被告融资达几百万元，后该公司为了扩大生产及偿还融资，联系了龙口国开南山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村镇银行）申请贷款，但银行贷款需要抵押物抵押才能放贷，该公司的实际控股人王某找到被告，被告通过朋友王伟联系到王伟的父亲王贵斌名下有一套房屋要出卖，于是王某代表该公司与王贵斌夫妻二人以680万元的价格达成了房屋买卖协议，鉴于该房屋原来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支行办理了抵押担保贷款手续，贷款金额约为352万元，若要房屋买卖成立，必须还清银行抵押贷款，于是为了顺利买下该房屋，由王某找到案外人刘某，先从刘某处借款352万元，并约定，在刘某处借的款转由王伟的父亲王贵斌偿还该楼房的抵押贷款，在龙口市房产局解除抵押后，该公司用该房产作抵押，从南山村镇银行贷款800万元。贷款完毕后，从贷款额内偿还该借款及借款利息。而根据南山村镇银行的规定，大额贷款尽管有抵押担保也必须说明贷款的用途，因此杰尼萨罗公司根据银行要求与原告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提供给南山村镇银行，南山村镇银行经审查认为杰尼萨罗公司符合贷款条件，于2013年9月10日将800万元贷款付给该公司。同时，为了使该款能够用于申请贷款时的用途，由银行工作人员现场监督，该公司直接将800万元转至原告账号内。而后，原告根据杰尼萨罗公司的要求于同日将该款又转至被告账号内，被告经该公司同意，转给刘某405万多元，用以偿还购买楼房时向刘某的借款及利息，余款作为该公司偿还被告的借款（以上事实均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原告从其账号内将800万元转至被告账号内根本不是原告向被告出借的款项，其转入被告账号内的800万元系案外人杰尼萨罗公司为了扩大生产从银行的贷款用于偿还其部分融资款及购楼款，其账号只不过是杰尼萨罗公司为了方便贷款，而临时借用的一个账号，根本不能作为原告向被告出借800万元款项的载体。关于原告在诉状中谎称2014年2月13日被告又向原告借600万元的问题，亦不属实。其一、被告从未在2014年2月13日向原告借款600万元。其二、未指定案外人孙庆利提供银行账号用于向原告借款，原告将600万元款项汇至案外人孙庆利的银行账户，根本不能证实该款项系原告出借给被告的事实。另外，原告在诉状中谎称2015年双方因借款返还问题被告将案外人姚喜奎打伤，更是无中生有，被告从未因该所谓1400万元借款问题与案外人姚喜奎发生过纠纷。
二、原告的银行转账凭证并不能作为双方形成债权债务的证据。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银行之间的转账手续不能单独作为双方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在2013年9月10日借款800万元时很快就还。而在被告没有还清的情况下，原告为何在2014年2月13日又借款600万元给被告，而且不需要被告出具任何借款手续？这种违反常识的行为只能证实，原告对被告提起的诉讼完全是恶意的虚假诉讼，且在诉前申请法院采取一系列保全措施，目的就是干扰被告业务的正常开展，鉴于原告的上述行为给被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被告在本次诉讼完毕后，保留向原告主张赔偿相关经济损失的权利。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和述称的事实成立，向法院举出下列证据：
一、中国银行龙口支行出具的对账单一份，证实原告于2013年9月10日通过中国银行龙口支行20×××65银行账号打款800万元给被告。
二、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件）一份，证实被告收到800万元，被告的开户行为招商银行龙口支行，账号为：62×××17。
三、原告与案外人杰尼萨罗公司购销合同（复印件）及收据各一份，证实原告与案外人杰尼萨罗公司存在买卖关系、证实双方已经按合同履行。
四、中国银行龙口支行出具的对账单一份，证实原告于2014年2月13日通过原告20×××65银行账号打款600万元给被告指定的案外人孙庆利。
五、中国银行进账单（复印件）一份，证实案外人孙庆利收到600万元。孙庆利的银行卡号为：22×××92，开户行为中国银行龙口支行。
六、原告与案外人龙口市三和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和公司）设备采购合同书（复印件）、收据证明各一份，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关系、证实双方已按合同履行。
审理过程中，原告为进一步证实自己的主张及述称的事实成立，向法院申请调取和调查了以下证据：
一、南山村镇银行的电汇凭证，该凭证载明：2013年9月10日杰尼萨罗公司通过该公司在南山村镇银行的账户800001001004600006761电汇800万元到原告在中国银行龙口支行的账户，账号为：20×××65。
二、原告与案外人杰尼萨罗公司在南山村镇银行存档的购销合同：合同载明双方需要购货的品种、数量及款项给付等事项。
三、案外人杰尼萨罗公司与南山村镇银行于2013年9月10日签订贷款合同：合同载明的主要内容为，贷款金额800万元、期限12个月、贷款用途为购买面辅料及成衣等事项。
四、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法院在调取上述证据期间依法对南山村镇银行的信贷部经理于挺进行调查，调查过程中，于挺向法院明确表明了从该行所调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并述称：南山村镇银行根据合同发放贷款到杰尼萨罗公司，由该公司将款项汇至原告的账户支付货款，此款必须按合同要求的用途使用，不得挪作他用。且该银行对所购货物进行核实，符合合同约定用途。
五、法院根据原告申请依法对杰尼萨罗公司的实际控股人王某进行调查，案外人王某称：杰尼萨罗公司和原告签订购销合同时给了一部分货款，合同签订后通过银行贷款给了800万元货款，该笔款项就是货款，与本人的其他借款、购房款等没有任何关系。
六、案外人三和公司与中国银行龙口支行于2014年2月12日签订贷款合同：合同载明的主要内容为，贷款金额600万元、期限12个月、贷款用途为购买废旧设备等事项。
七、案外人三和公司的提款申请书，载明：三和公司于2014年2月12日通过本公司在中国银行龙口支行开立的账户为22×××03打款600万元到原告账户，账号为：20×××65。
八、原告与案外人三和公司在中国银行龙口支行存档的设备采购合同：合同载明双方需要购货的品种、数量及款项给付等事项。
九、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在调取上述中国银行龙口支行的相关证据期间依法对该行的信贷部经理王辛进行调查，调查过程中，王辛向法院明确表明了法院调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并述称：中国银行根据合同发放贷款到三和公司，由三和公司将款项汇至原告的账户支付货款，此款必须按合同要求的用途使用，不得挪做他用，同时贷款人对贷款使用情况要进行监管。
十、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对案外人宋治滨依法进行调查，宋治滨称：三和公司和原告签订设备采购合同时给了一部分货款，合同签订后通过银行贷款给了600万元货款，后来的货款陆续还清，该笔款项就是支付原告的货款，与本人的其他借款没有关系。
原告对法院调取、调查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原告对法院调取证据没有异议。调取的南山村镇银行电汇凭证、存档的购销合同、贷款合同三份证据能够证实贷款用途、提款条件、贷款人监管贷款使用，而且贷款人在监管过程中未发现借款人违规使用贷款。调查的南山村镇银行工作人员的笔录与上述三组证据（证据一、二、三）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原告款项的合法来源。证人王某的陈述，证实800万元为货款，同时王某的述称还能够说明被告在答辩中的关于转账405万元给案外人刘某用于偿还购楼款的陈述不成立。调取的三和公司和中国银行的贷款合同、提款申请书、银行存档的设备采购合同证实原告600万资金的来源、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资金使用监管情况。法院调查的中国银行工作人员的笔录与上述三组证据（证据六、七、八）相互印证，足以说明原告600万款项来源合法。法院对宋治滨的调查笔录证实600万元为购买设备款而不是用于偿还其本人的借款，宋治滨的陈述与被告的主张不一致。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及法院调取、调查的证据的质证意见：
一、被告对原告提交的2013年9月10日800万元及2014年2月13日600万元的两份银行对账单、800万元的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600万元的进账单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能证实被告向原告借款1400万元的事实。
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与杰尼萨罗公司的购销合同、收据有异议，认为贷款在2013年9月10日，收据在2013年9月11日，明显存在后补收条的事实，且原告对货物来源未提交证据证实也没有提交产品的会计凭证，这足以说明购销合同不具备实际履行的能力，同时也不能证实800万元归原告所有。
三、被告对原告与三和公司的设备采购合同、证明收据有异议，认为这两份证据既不能证实原告述称的事实成立，也不能证实相互之间存在关联性。
四、被告对法院调取的南山村镇银行800万元电汇凭证、中国银行600万元的提款申请书，认为这仅是应银行要求借用原告的账户。
五、被告对法院调取原告与杰尼萨罗公司的购销合同、与三和公司的设备采销合同认为仅是为贷款使用，没有实际意义。
六、被告对两份贷款合同本身没有异议，但法院对两家银行的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被告认为银行仅是形式要件的审查，并不审查合同的相对方，只要形式要件和银行的规定相符，银行就发放贷款，即贷款人所要支付货款给出借人的记录，调查笔录只是说明原告账上的资金是通过银行贷款转入的，至于资金是否就是原告出借给被告的借款，银行并没有说明，因此调查笔录与出借款项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实原告的主张。
七、被告对王某的调查笔录，认为王某在法院的调查中对买楼款的偿还情况并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说明，相反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王某利用购买案外人王贵斌的楼房在南山小额贷款公司提供反担保后，杰尼萨罗公司才能从南山村镇银行贷到800万元，进而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证实王某所述称800万元为货款不成立，其实际就是归还借款。
八、被告对宋治滨的调查笔录，认为宋治滨应当到庭，未到庭，其陈述不应采信，且宋治滨的陈述是虚假的，宋治滨的陈述与其在龙港法庭(2015)龙龙民初222号民事案件的庭审调查自相矛盾。
被告为证实其主张和辩称的事实成立，举出下列证据：
一、原告在工商部门的企业登记信息，证实原告的企业法人在2013年12月10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将企业法人由姚喜奎变更为李颖，证实原告在诉状中所述称的“被告找姚喜奎借款，姚声称自己不能做主，应向公司法人去借”这一说法不能成立的。
二、杰尼萨罗公司的代表王某及其父亲王竹青与王贵斌夫妇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刘某于2013年8月30日转款到王贵斌之子王伟账户交易明细表一份，两份证据证实杰尼萨罗公司为从银行贷款所进行的房屋买卖、用该房屋进行抵押贷款的事实证实贷款之后，所贷款项用于何种目的的事实。
三、龙口市房管部门出具的涉及杰尼萨罗公司购买王贵斌的房屋的买卖合同成立后，于2013年8月30日解除抵押登记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实房屋买卖用于该公司从银行贷款进行抵押已经履行的事实。
四、被告从王贵斌处借用的欠条证据一份，被告述称该份证据是2013年9月7日由杰尼萨罗公司、王某出具给王贵斌之子王伟，证实该公司购买王贵斌夫妇二人楼房进行银行贷款楼房款项的约定。同时证实贷款800万元之后，该贷款应支付购楼款给卖方王贵斌的事实。
五、杰尼萨罗公司在2013年9月10日从被告处借款交易明细清单一宗，证实杰尼萨罗公司借被告400万元进行融资的事实。
六、杰尼萨罗公司的原法人代表高永峰证明一份，证实该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为王某、实际控股人也是王某。
七、银行交易清单一份，证实被告在收到800万元后转款4053360元给刘某。证实被告是根据杰尼萨罗公司与王贵斌的购房合同的约定所应支付的购房款，证实800万元并非是被告从原告处的借款。
八、庭审中，被告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刘某述称：王伟向证人说要卖房，但房屋在民生银行有抵押，想卖房要先解除抵押，王伟找证人借钱，当时王伟是和王某一起去的，王伟借钱并出具借条。王伟说他的楼卖给王某后，王某的钱到了王伟的账上就还钱，又称：王伟说王某的钱可能通过杨益成转给我，转了400多万元，多转了40多万元，多出部分，证人转给王伟。以后在没有通过他转款给王伟。
九、庭审中被告申请证人周某出庭，周某称：2013年下半年没有进900多万的面料，述称其是杰尼萨罗的保管兼会计，公司的账目让王某的父亲拿走了。
十、案外人宋治滨出具的借据5份，证实案外人宋治滨借被告620.50万元。
十一、被告与三和公司资产买卖协议，证实三和公司将资产卖与被告所有。
庭审中被告为进一步证实其主张和辩称的事实成立，向法院申请调取和调查以下证据：
一、调取龙口市房管局登记的王贵斌名下的房产抵押登记、解除抵押登记、在南山担保公司反担保抵押合同等信息，房管局登记的信息内容和被告的辩称相同。
二、调取法院龙港法庭（2015）龙龙民初字第222号庭审材料，被告杨益成在诉状中称：其与三和公司、宋治滨及其妻子蒋翠香签订土地买卖协议，三和公司和宋治滨、蒋翠香没有履行合同，请求确认合同有效及赔偿违约金。宋治滨等在龙港法庭的庭审中称，当时通过本案原告的账户转款600万元偿还了杨益成的借款，对此宋治滨等当庭提交中国银行的进账单（复印件），杨益成的代理人对该份证据质证称，该份进账单是三和公司和龙口政通经贸有限公司的关系，与杨益成没有关系。宋治滨庭审后未在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交龙口政通经贸有限公司银行转款凭证。
三、调查案外人孙庆利在原告与杰尼萨罗公司购销合同上的签字情况，孙庆利称：其与被告是朋友，签字是为了替朋友办事，担心王某贷款下来后不还被告的借款，称原告汇至其账户的600万元是代被告收取三和公司的借款。
四、调查案外人王伟房屋买卖的情况，王伟称：借刘某的352万元是其本人所借，并出具借据，王某在南山贷款还房款，共还了680万，都是从刘某处还款，至于谁打给刘某，不清楚。
被告对法院调取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认可原告打入孙庆利上的账号上的600万元由孙庆利转到被告账户，述称此款是三和公司贷款后应偿还给被告的借款。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及申请法院调取、调查的证据的质证意见：
对被告提交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
一、对工商登记信息：原告认为，在工商登记变更前，在企业经营中李颖系主管经贸业务法定代表人、姚喜奎系主管运输业务法定代表人，实际变更在前，工商变更在后，借款时李颖已是主管经贸业务法定代表人。
二、对王某与王贵斌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原告认为，其一，对双方的买卖合同真伪不知情，且房屋至今没有过户到买方名下，杰尼萨罗公司是以卖方的房屋抵押贷款，是以实物抵押而不是以买卖合同所享有的债权作为抵押物、为贷款的担保人提供反担保。其次，刘某与王伟之间交易明细未载明交易金额，反映不出款项流转性质，且二人的证据相矛盾。
三、对房管部门的证明：原告认为，买卖合同享有的债权不能作为抵押标的物，实际上杰尼萨罗公司贷款时是以卖方房屋而不是对买卖合同所享有债权作为抵押物为贷款担保提供反担保。
四、对被告从王贵斌处借用的欠条：原告认为，欠条无法证实被告所述称的事实：“杰尼萨罗公司贷款800万元，在贷款成功后，该贷款应该支付给卖方王贵斌的事实。”
五、对杰尼萨罗与被告之间的交易明细单：原告认为，交易明细清单所涉及的款项无法证明款项性质系借款，且杰尼萨罗公司未予认可，交易数额仅为180多万元远不足800万元。
六、对杰尼萨罗公司原法人代表的证明：原告认为，从证明内容本身来看并未涉及被告所称杰尼萨罗公司从被告处所借的款项，原告认可，该公司实际出资人、控股人均为王某。
七、对被告与刘某之间的交易清单：原告认为，该份证据证明不了资金的流转性质，且与刘某的证词相矛盾，更不能证实该款与被告借原告800万存在任何关系。
八、对刘某的证人证言：原告认为，案外人刘某的证词否定了被告在答辩中的辩称。
九、对周某的证人证言：原告认为，被告的举证已超过法院指定的期限，证人无法证明其在单位的任职情况，无证据效力。
十、对宋治滨的借条及资产买卖协议：原告认为，该证据系案外人宋治滨而不是三和公司借被告的款项，与本案没有关系。
对被告申请法院调取部分，原告质证意见：
一、对房管部门提供的房产抵押登记、解除抵押及反担保合同等信息：原告认为，一、结合反担保合同抵押人为王贵斌，抵押物为王贵斌房屋情况，说明抵押标的是以房屋所有权即物权而非前述房屋买卖合同债权，房屋买卖与杰尼萨罗公司贷款没有任何关联性。其二，反担保抵押合同中约定抵押人为王贵斌，抵押物为王贵斌房屋。上述合同否定了被告在答辩中所称其与王贵斌签订买卖合同是为了“杰尼萨罗公司用该房产作抵押，从南山村镇银行贷款800万元。”被告所述房屋买卖与借款人贷款不存在任何关系。
二、对龙港法庭的庭审材料：原告认为，一、宋治滨在庭审当中陈述，贷款是为了偿还被告的借款，因其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不应认定。且本案在接受法院调查时已对贷款真实用途作出说明，其前后矛盾陈述应以后者为准。其二，被告代理人在龙港法庭庭审质证过程当中，对中国银行600万元进账单的述称：该进账单是宋治滨与政通公司的，与本案被告（即另案原告）杨益成没有关系。本案庭审被告的陈述与在龙港法庭的另案的庭审陈述相互矛盾。
三、对孙庆利的调查笔录：原告认为，孙庆利在王某、宋治滨的调查笔录当中，已经充分说明孙庆利是被告的工作人员，所以，孙庆利的证词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应采信，需要说明的是孙庆利之所以会在购销合同上签字，是因为孙庆利与原、被告均熟悉，原告的法人因为工作忙，便让孙庆利盖章，王某为印证公章加盖的合法性，就要求孙庆利在合同上签字。如果孙庆利和被告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孙庆利就不会知道被告与原告的交易细节。
四、对王伟的调查笔录：原告认为，王伟的证词与被告在答辩中的辩称相互矛盾。
原、被告对下列事实及相关证据没有异议：原、被告对通过原告账户转款800万元到被告银行卡、转款600万元到孙庆利的银行卡、转款600万元到孙庆利的名下实为转给被告杨益成的事实及相关证据没有异议。
庭审中原、被告对对方提交的证据（除上述没有异议部分）以及所要证实的事实均有异议。通过庭审中原被告的举证、质证、辩论，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与法院的调查、调取的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1400万元属于杰尼萨罗公司、三和公司用于支付原告的货款。被告提交的证据仅能够证实被告与案外人王某之间有过款项往来的问题，与案外人宋治滨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证实案外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抵押、担保等事实，其提交的证据除自身存在互相矛盾之处外，还与其当庭陈述不一致。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其主张成立。被告提交的主要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证实被告的主张成立。
法院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如下事实：
案外人姚喜奎与原告龙口政通经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颖系夫妻关系，原告龙口政通经贸有限公司营业范围为金属物资、服装、布匹、无纺布袋批发、零售及进口业务。被告杨益成现在从事中介、广告业务。案外人姚喜奎与被告杨益成系朋友关系，在本案发生之时，二人均从事民间借贷业务。2013年9月10日原告龙口政通经贸有限公司通过本公司在中国银行20×××65的账号打款800万元到被告在招商银行龙口支行的银行卡，卡号为62×××17。2014年2月13日原告龙口政通经贸有限公司通过本公司20×××65银行账号打款600万元到案外人孙庆利的银行卡，孙庆利的银行卡号为：22×××92，开户行为中国银行龙口支行，被告杨益成认可孙庆利将该款转到被告账户。
原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实践性合同，不仅要求借贷双方当事人有借贷的合意，还以款项的实际交付为合同的生效要件。本案原告龙口政通经贸有限公司通过银行两次打款共计1400万元给被告杨益成，被告杨益成收到该款项，该项事实原被告均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本案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原告龙口政通经贸有限公司所打的款项1400万元，是被告杨益成向原告的借款还是借用原告的账户走账用于案外人杰尼萨罗公司与三和公司偿还所欠被告的借款及其他用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借贷诉讼，被告抗辩系偿还双方之间的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法院依据该条规定，从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分析如下:
一、原告通过银行向被告账户及其指定的账户汇款1400万元，被告是认可的。所转款项为原告收取的货款，该项事实与本院对南山村镇银行、中国银行龙口支行、杰尼萨罗公司的实际控股人王某、三和公司的负责人宋治滨的调查互相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原告据此向被告主张权利，于法有据。
二、被告以此款是杰尼萨罗公司、三和公司借用账户走账用以偿还二公司所欠被告的借款为由进行抗辩，被告的证据仅能证实其与杰尼萨罗公司实际控股人王某之间的款项往来问题、与三和公司之间负责人宋治滨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其他案外人相互之间的房屋买卖、抵押、担保等问题，不能证实杰尼萨罗公司、三和公司与其存在借贷关系，亦不能证实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同时，原告对被告借用账户走账的主张不予认可。
三、被告抗辩系借用账户走账，被告对该项抗辩既没有举证证明双方之间或涉案各方之间存在借用账户的书面协议，也没有举证证明曾经有过口头约定。被告本人从事民间借贷业务，被告的行为既违背常理，也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
四、被告抗辩所称原告与杰尼萨罗公司、三和公司之间的合同没有履行，合同是否履行与本案没有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合同是否履行并不影响债权人另外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1400万元，证据较充分，被告抗辩的理由及相关证据证明力较差，不足以反驳原告的主张，故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借款1400万元，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月息2分未提交证据证实，法院不予支持，逾期利息按年利率6%计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杨益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龙口政通经贸有限公司借款1400000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从2016年7月25日起至本院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杨益成负担。案件受理费105800元由被告杨益成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杨益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通过银行向上诉人账户及指定的账户汇款1400万元，上诉人是认可的，就认定该1400万元是上诉人借被上诉人的款项，完全是错误认定。第一，涉案1400万元中的800万元，系杰尼萨罗公司利用从案外人王贵斌处购买的房屋作为抵押担保，从南山村镇银行前后贷款1200万元中的一笔，杰尼萨罗公司先将800万元转入被上诉人账号，该800万元用于偿还他人垫付购楼款及向上诉人所借的融资款，根本不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借的借款。第二，涉案1400万元中的600万元，是案外人三和公司为了偿还上诉人的借款，以购买机器设备为由与被上诉人签订机电设备采购合同，从中国银行龙口支行贷款600万元，用于偿还从上诉人处的借款。上述两笔款项，上诉人均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合法来源，通过被上诉人账户转款是借用被上诉人的账户。第三，被上诉人本身是一个人独资、注册资金仅为100万元的经贸公司，既不生产服装，也不生产机电设备，其分别与杰尼萨罗公司和三和公司签订了价值915多万元的服装购销合同，以及价值890多万元的机电设备购销合同，明显不符合常理；另外，在上诉人一没有向其出示借据，二没有借款合同，三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双方约定过利息，四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何时还款，且在第一笔800万元尚未偿还情况下，却又向上诉人账户内汇款600万元，均明显不符合常理。第四，被上诉人于2013年12月20日前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是姚喜奎，2013年12月20日变更为其妻李颖，姚喜奎作为该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由此可见该公司资产与夫妻二人资产混同，姚喜奎曾在2014年7月11日与上诉人进行对账时，明确承认其与上诉人所有款项已结清，没有任何经济纠纷。综上，不论是被上诉人提供的购销合同，还是一审法院调查的南山村镇银行、中国银行龙口支行、杰尼萨罗公司的实际控股人王某、三和公司的负责人宋治滨的所有材料，均证明涉案的1400万元是被上诉人收取的二公司的货款，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涉案的1400万元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借款的合意以及借贷关系的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曲解法律，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补充上诉意见：1、本案应当查清被上诉人与杰尼萨罗公司、三和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是否针对履行，因为上诉人主张的是二公司从金融机构贷出的款项仅仅是借用被上诉人的账户转账，偿还向上诉人所借的款项，并不是说该款项是被上诉人偿还给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在一没有借款合同，二没有借据等借贷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其提供的二公司与其签订的购销合同以及二公司为其出具的证明，都是为了证明二公司从金融机构贷款是为了履行合同，因此，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其矛盾时，一审法院应当审查合同是否履行。2、一审法院未认真核实所调查的王某及宋治滨二人陈述的真伪，其二人所做陈述与上诉人提供的原始证据相矛盾的情况下，应当到庭接受双方的质证，而不应该仅仅宣读调查笔录。
被上诉人龙口政通经贸有限公司答辩称：一、被上诉人转入上诉人账户的800万元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所借的款项，800万元虽系杰尼萨罗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因双方均从事民间放贷业务，此款系双方之间同行资金拆借，上诉人急需用钱对外放贷，所以事先口头约定在款到账之后由被上诉人通过银行在最短时间内将款项汇给上诉人。上诉人对于自己的主张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其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存在诸多瑕疵。二、案外人三和公司所贷的600万元系支付被上诉人的货款，款到被上诉人的账户之前，因上诉人对外放贷资金不足，而上诉人又急于用钱故向被上诉人拆借资金，所以约定款到被上诉人的账户就立即借与上诉人，这与800万元资金拆借是一样的情况。三和公司根本就没有借上诉人的款项，证据显示是宋治滨所借，且上诉人已起诉宋治滨夫妻，并保全了他们的财产。三、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是否履行与本案无关，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是上诉人曲解法律条文的本意。案外人杰尼萨罗公司、三和公司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是否履行、是否违约，是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问题，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四、上诉人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作为出借人提供了向上诉人金融机构转账凭证，完成了借款关系存在的初步举证责任，上诉人就其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主张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故一审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无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针对上诉人的补充上诉意见，被上诉人答辩称：关于合同履行问题银行部门已尽了审查义务，且上诉人已就两份合同补交税款问题到税务部门举报，税务部门正在处理中。杰尼萨罗公司的王某和三和公司的宋治滨的证人证言系一审主持调查，证据效力应予认定。
本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针对本案所涉的1400万元形成的法律关系以及法律后果。
上诉人主张，1400万元是案外人借用被上诉人的账户还款给上诉人，而不是借款。针对其主张，上诉人二审提交下列新证据加以证实：证据一，2014年7月11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原法定代表人姚喜奎形成的对账结果，该证据载明2014年7月11日前双方的所有款项已经结清，无任何经济纠纷，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所述的民间借贷的借款。证据二，被上诉人的中国银行转帐支票一份，该转帐支票是2014年2月13日形成，上面加盖了被上诉人的印章，是涉案的600万元付款的情况，在该支票的用途一栏明确载明该600万元是还款。证据三，被上诉人及姚喜奎、李颖2014年前后因为对外举债而形成的法院判决裁定以及调解，总共13份，证明被上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夫妻在该时间段对外举债的利息是年息36%或者48%，举债的总额为本金2300余万元，说明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出借款项的能力，并且其对外举债的利息明显高于被上诉人所称的对外借款的利率水平。证据四，（2015）龙民初字第222号民事裁定书，该生效裁定能够证明宋治滨在该案当中的抗辩理由是通过被上诉人已经归还上诉人600万元，证明600万元是还款，而不是借款。证据五，龙口法院（2016）鲁0681民初17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能够证明因为杰尼萨罗公司无力偿还贷款，在2014年9月10日采取相同的方式在银行贷款，然后用原审判决当中所涉及的房产向南山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提起诉讼，判决杰尼萨罗公司还款1200万元，涉案的房产正在被强制执行。证据六，银行对账单一宗，证明在2014年1月27日、2014年2月14日、2014年3月14日被上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还在向上诉人付款的事实，亦证明如果有借款存在，被上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是不可能向上诉人支付相应的款项。证据七，银行对账单一宗，证明在2013年9月8日之前杰尼萨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某多次向上诉人举债，数额高达400多万元，结合涉案的800万元有400余万是转给刘某的还款，来证明杰尼萨罗偿还上诉人800万元是有基础的法律关系。证据八，同样是银行对账单一宗，证明被上诉人支付第二笔涉案款项2014年2月13日600万元之前宋治滨除了受到上述222号判决书中的400万元之外，另外还欠上诉人借款600多万元，也就是涉案的600万元还款之前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证据九，证人证言两份，分别是杰尼萨罗公司的工作人员张临伟、孙庆利的证言，证明涉案的800万元、1400万元是还款，而不是借款的法律事实。
被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形成借贷法律关系，其法律后果应是由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针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关于证据一，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11日前即更换了法定代表人，该证据既没有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也没有加盖被上诉人的公章，且姚喜奎名下还有龙口政通物流有限公司，由此看出该证据与被上诉人无关。关于证据二，600万元银行转账支票上出现“还款”二字，是应银行的要求填写，且是因被上诉人的会计当天较忙，由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孙庆利书写的，并不能证明该款是还款。关于证据三，13份判决书中仅有3份涉及被上诉人，2份被上诉人是担保人，不是被上诉人的举债，1份调解书所举债务数额不大，被上诉人已经偿还，这些判决书不能证实被上诉人没有出借能力，反而能够说明被上诉人在无法要回借款的情况下，只能以更高的利息向他人借款。关于证据四，（2015）龙龙民初222号民事裁定书表明案外人宋治滨、三和公司已经偿还400万元，而不是上诉人当庭所称的600万元，该案中宋治滨称庭后提交转款证明而没有提供，且宋治滨的陈述与其在龙口市公安局刑警队的陈述、一审法院的调查相矛盾，该证据与本案不存在任何关联性，不能证实上诉人主张的借用账户走账的问题。关于证据五，（2016）鲁0681民初179号判决书与本案不存在法律上的关系，南山村镇银行明确表示，所发放的款项为案外人杰尼萨罗公司支付被上诉人的货款，且该行对款项支付及合同履行问题监督、检查并检查货物入库情况。关于证据六，2014年的这三次转款与本案无关，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不影响双方之间发生买卖等其他业务关系，上诉人应当充分说明每一笔款的性质，不应当由被上诉人说明，更不应当将此三笔款项和其他款项联系在一起。关于证据七，上诉人与案外人王某之间银行转款问题，一审法院已经质证并作出说明，答辩状中亦有详细观点。关于证据八，上诉人与案外人宋治滨之间280万元的银行交易单，与600万元的借款不能等量说明问题，与被上诉人也不存在任何关系。关于证据九，张临伟是否是案外人王某的司机被上诉人不清楚，但其证言所讲内容不是事实，且与王某的陈述矛盾；孙庆利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跟随上诉人多年，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其陈述不是事实，所以两证人证言均不应采信。
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如下新证据：证据一，公安部门出具的刑事立案通知书，证实因为催款问题双方发生纠纷；证据二，上诉人起诉宋治滨案件中，龙口市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证实上诉人又向宋治滨追要400万元，与600万元还款相矛盾；证据三，税务部门材料，证实税务部门在上诉人进行举报以后对被上诉人进行调查，要求补交被上诉人和涉案两公司买卖合同中涉及的税款。经当庭质证，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一立案通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是因为催款发生的刑事案件；证据二同样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观点，上诉人二审举证中已经证明该400万元购买财产的款项与本案的600万元是两回事；证据三是复印件，也没有印章，而且是稽查的工作底稿，并且现在还没有结论性的意见，所以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另外，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并申请法庭到龙口市公安局、龙口市国税局调取相关调查笔录和处理意见。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二审证人出庭作证，要求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书面证人证言提出书面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2013年9月10日，被上诉人通过本公司银行账户打款800万元到上诉人招商银行卡中；2014年2月13日，被上诉人通过本公司银行账户打款600万元到案外人孙庆利银行卡中，后孙庆利将该600万元转到上诉人账户，上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
关于上述1400万元的性质，上诉人主张系案外人杰尼萨罗公司和三和公司偿还其借款和其他业务款项，利用被上诉人的账户走账；被上诉人则主张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双方当事人对于各自的主张均提供了证据加以证实，且原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线索及证人证言等均进行调查核实。
被上诉人提供该1400万元取得的基础法律关系的相关证据、款项支付给上诉人的证据。
上诉人提供的杰尼萨罗公司与王贵斌之间的房屋买卖、抵押，上诉人与杰尼萨罗公司之间的借款及款项的走向、支付等证据，只能证实上诉人与杰尼萨罗公司曾经发生的业务情况，双方之间的账务处理情况，且数额并不相同，并不能充分证实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关于800万元的性质；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认可的杰尼萨罗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所作调查笔录，亦与上诉人的主张相矛盾，故上诉人仅以其与杰尼萨罗之间的业务情况证实其主张，证据不足。上诉人提供的三和公司与其之间业务情况的证据，数额与600万元不同，与原审法院调查三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治滨的笔录记载内容相矛盾，且上诉人与三和公司存在其他民事纠纷，故上诉人提供的三和公司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供的其与被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姚喜奎之间于2014年7月11日形成的对账结果，既没有被上诉人的确认，又未涉及本案1400万元债权债务一并消灭的描述和其他证据佐证，被上诉人还主张姚喜奎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且本案审理中上诉人与姚喜奎之间还存在刑事案件正在侦办中，故该对账结果并不能充分证实上诉人的主张；原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及证言线索均进行核实，与上诉人所要证实的事实存在出入，二审提交的证人证言被上诉人提出异议意见，故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上诉人提供的曾与被上诉人及姚喜奎、李颖之间的多起诉讼裁判文书，能够体现双方当事人之间经过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的纠纷，结合双方当事人均从事借贷业务的事实，上诉人以此主张被上诉人不具备出借1400万元的能力，证据不足。至于上诉人要求法院查证被上诉人与杰尼萨罗公司、三和公司涉及本案的1400万元，在银行备案的买卖合同是否真实，是否实际履行的主张，因上诉人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两份买卖合同虚假，且与本案无因果关系的关联性，该','2018-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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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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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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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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