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61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淑英，女，1937年3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
委托代理人黄诠胜，北京回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宁，男，1961年1月2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丁文理，主任。
委托代理人姚洪越，北京元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淑英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12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9月，何淑英诉至原审法院称：我原承租北京市东城区11号房屋1间。2002年，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住宅发展中心）对我承租的房屋进行拆迁。2013年春节过后，我发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401号的安置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产权人并非我。住宅发展中心在拆迁时明知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是我，应当与我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但住宅发展中心在未得到我认可的情况下，与郭宁签署了《什锦花园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书》，住宅发展中心存在恶意。郭宁伪造我签字的授权委托书，与住宅发展中心恶意串通，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要求确认郭宁与住宅发展中心之间签署的《什锦花园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书》无效且诉讼费由郭宁与住宅发展中心承担。
郭宁辩称：1、我与何淑英之次女刘子昆系夫妻关系。2002年进行拆迁安置时，因何淑英无力购买安置房屋，且何淑英之长女刘子云、三女刘子瑞因经济困难亦不愿购买安置房屋，故由何淑英主持家庭会议进行协商，所有家庭成员一致同意由我出资购房，并让何淑英在该房中安度晚年，刘子云、刘子昆、刘子瑞签署《协议书》，我给予刘子云、刘子瑞一次性补偿各2万元，何淑英在安置房屋中居住已十年之久，现表示对我签署拆迁安置协议不知情的说法违背事实，不合常理；2、根据相关规定，在危改区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居民均为被安置对象，拆迁时，何淑英与我均有被安置权，我系按照规定签署就地安置合同并出资购买了安置房屋，我是安置房屋的合法产权人；3、何淑英所称我与住宅发展中心恶意串通签订合同不是事实，我与住宅发展中心无事先的意思联络，不具有共同利益，未恶意串通。综上，我不同意何淑英的诉讼请求。
住宅发展中心辩称：何淑英起诉称2013年春节过后发现安置房屋的产权人并非何淑英是不实之词，对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一事，何淑英应完全知情。何淑英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何淑英所称郭宁伪造何淑英签字的授权委托书，我中心并不知情，我中心无任何串通行为。我中心认为何淑英的起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同意何淑英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郭宁与住宅发展中心签订《什锦花园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书》时所持的《委托书》中委托人的签字虽为郭宁之妻刘子昆代签，但郭宁表示拆迁时何淑英同意由郭宁购买安置房屋，并提交录音证据及有刘子云、刘子瑞签字的协议书。审理过程中，何淑英认可购房款全部由郭宁支付，其在拆迁完毕后知晓郭宁购房一事，并与郭宁一家共同居住在安置房屋内长达10年。综合以上事实，可认定郭宁所述拆迁时何淑英同意由郭宁购房一事应属实。何淑英起诉称郭宁与住宅发展中心恶意串通签订合同，损害了何淑英的利益，依据不足，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4月判决：驳回何淑英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何淑英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上诉至我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郭宁、住宅发展中心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何淑英育有三女，长女刘子云、次女刘子昆、三女刘子瑞。郭宁与刘子昆系夫妻关系。何淑英原承租北京市东城区11号房屋1间（建筑面积15.83平方米）。2002年8月7日，住宅发展中心（甲方）与郭宁（乙方）签订《什锦花园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书》，约定：乙方在什锦花园地区有正式住房1间，应安置人口6人，分别为何淑英、刘子瑞、郭宁、刘子昆、刘子云、郭志君；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在什锦花园地区建设的什锦花园危改区01号住房，建筑面积78.69平方米；实际购房金额为120140元；甲方交付住房的日期为2004年6月20日。2004年6月13日，住宅发展中心（甲方）与郭宁（乙方）签订《什锦花园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书补充协议书》，约定：《什锦花园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书》中第二条有关安置乙方住房现根据主管部门确定的地名楼号为401号；乙方已支付金额为120140元；经实际测绘，乙方所回购的安置住房的产权登记建筑面积为78.93平方米。2004年，何淑英及郭宁入住涉案房屋，郭宁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证。
原审庭审中，何淑英提交日期为2002年8月6日的《委托书》一份，上载：委托人何淑英，被委托人郭宁，委托事项因生活困难，将房室转让女婿。何淑英称该委托书中委托人处的签字并非何淑英本人的签字，捺印也并非何淑英本人捺印。住宅发展中心审查材料不严，在未征得房屋承租人即何淑英的同意、何淑英未到场的情况下，与郭宁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明显存在恶意。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了何淑英的利益。对此，住宅发展中心表示其不清楚《委托书》中何淑英的签字是否系其本人所签，其依据授权委托书与郭宁签订合同，如果年龄较大或者不愿意亲自来办理，可以委托他人办理，住宅发展中心没有审查复核的能力和义务，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郭宁承认《委托书》中委托人处何淑英的签字系其妻刘子昆代签，捺印亦为刘子昆所捺，但称由郭宁购买安置房屋是经过家庭会议讨论决定的。为证明其主张，郭宁提交《协议书》一份，内容为：”母亲何淑英家住东城区11号，于2002年8月进行危房改造工作，所以需要购买回迁住房，母亲因无力购买与子女协商共同购买回迁住房未达成一致。因此母亲决定由二女儿刘子昆自付购买住房。由母亲居住安度晚年，并由刘子昆对姐姐刘子云、妹妹刘子瑞给予一次性补偿金各2万元整，以现金支付，今后对房屋一事无任何争议。2002年8月28日同意此协议签字：今收到现金两万元整刘子云刘子瑞2008.4.13”。何淑英对此不予认可。原审法院电话联系了刘子云，刘子云表示不能到庭，其未在协议书上签字，关于郭宁所称的2万元系借款。
郭宁另提交2013年何淑英与郭宁、何淑英与刘子昆、何淑英与刘子云、刘子瑞的录音，证明何淑英在拆迁时同意由郭宁购买安置房屋。何淑英对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委托国家信息中心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对郭宁提交的录音中是否为何淑英的声音进行鉴定，后国家信息中心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回复函，表示经审查，送检检材、样本中的当事人谈话录音均不符合规范，当事人言语片段时间过短，无法提取形成稳定的声纹特征，不符合该中心对语音同一性鉴定的方法要求，无法对委托事项进行鉴定。在委托鉴定过程中，原审法院传唤何淑英本人到庭。何淑英表示2002年进行拆迁，后其与郭宁一家居住在安置房屋，住了十多年，现已搬离，拆迁完后与郭宁住在一起，其拆迁即知晓是郭宁签署的拆迁安置合同。
另查，在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信息档案管理中心调取的涉案房屋档案中的《关于11号何淑英（郭宁）住房情况说明》系住宅发展中心委托的拆迁公司制作，显示何淑英与郭宁共同居住在11号。
上述事实，有《什锦花园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书》、《委托书》、电话联系记录、录音、《司法鉴定委托回复函》、《协议书》、《关于11号何淑英（郭宁）住房情况说明》、房屋所有权证、《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相关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何淑英称住宅发展中心与郭宁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双方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应属无效。但根据拆迁期间制作的《关于11号何淑英（郭宁）住房情况说明》，何淑英与郭宁共同居住在被拆迁的11号，综合何淑英与郭宁之间的关系以及当时拆迁系危改安置的背景情况，住宅发展中心有理由相信郭宁有权代表何淑英处理拆迁安置事宜。另，何淑英本人曾当庭表示其在拆迁后即知悉拆迁安置协议系郭宁所签，同时结合何淑英与郭宁在涉诉房屋内长期居住近十年的事实，本院对何淑英有关住宅发展中心与郭宁恶意串通的主张，因缺乏证据支持，难以采信。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何淑英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若何淑英认为郭宁在办理拆迁安置事宜中有侵害其权益的行为，可另行解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70元，均由何淑英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于阳春
审 判 员 史 伟
代理审判员 王艳芳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罗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