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8民终2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旭，男，生于1985年4月8日，汉族，陕西省汉中市人，住甘肃省兰州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文涛，男，生于1984年4月24日，汉族，广东省兴宁市人，住广东省兴宁市。
委托代理人黄松，男，生于1992年5月1日，汉族，湖北省大冶市人，住湖北省大冶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常熟路8号静安广场11楼。
负责人吴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燕，四川神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精忠，男，生于1951年5月26日，汉族，贵州省绥阳县人，住贵州省绥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发英，女，生于1953年1月11日，汉族，贵州省绥阳县人，住贵州省绥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荣霞，女，生于1995年7月15日，汉族，河南省南阳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
委托代理人游勤江，贵州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芬，贵州严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海涛，男，生于1984年1月17日，汉族，四川省隆昌县人，住四川省隆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恒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青松路46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利，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邹崇群，系该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岳新义，系该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环城南路西段20号海联大厦8楼。
负责人李腾，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碑林支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南二环东路396号秦电国际大厦8楼。
负责人白西全，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世富，男，生于1967年12月6日，汉族，四川省富顺县人，住四川省富顺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科创路168号西电科技园研发中心E栋1-7。
负责人原廷会，系该部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焦建岗，男，生于1984年6月28日，汉族，陕西省户县人，住陕西省西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成元，男，生于1964年8月22日，汉族，陕西省户县人，住陕西省西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莲湖支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二环191号。
负责人周伟，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新建，系该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凯，男，生于1987年6月22日，汉族，陕西省西安市人，住陕西省西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莲湖支公司北大街营业部，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55号新时代广场6层。
负责人王红，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新建，系该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海军，男，生于1986年4月30日，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人，住四川省中江县。
委托代理人胡连林，四川同方正律师事务广元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悦海支公司，住所地：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239号英力特大厦。
负责人姜秀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魏文娟，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杨旭、叶文涛、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上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邱海涛、陕西恒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恒丰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安保险公司）、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碑林支公司（以下简称永安保险公司）、李世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陕西公司）、焦建岗、樊成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莲湖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莲湖公司）、赵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莲湖支公司北大街营业部（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北大街营业部）、蒋海军、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德胜支公司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人民法院（2015）朝天民初字第5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德胜支公司在二审诉讼期间经工商登记变更名称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悦海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宁夏悦海公司）。上诉人杨旭、上诉人叶文涛的委托代理人黄松、上诉人平安保险上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燕、被上诉人田荣霞及被上诉人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的委托代理人游勤江、被上诉人陕西恒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邹崇群、岳新义、被上诉人人保财险莲湖公司与人保财险北大街营业部的委托代理人王新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邱海涛、华安保险公司、永安保险公司、李世富、平安保险陕西公司、焦建岗、樊成元、赵凯、蒋海军、平安保险宁夏悦海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4月4日，被告杨旭驾驶的陕AxNx**号小型轿车由陕西驶往成都方向，21时35分许行至京昆高速公路（广陕段）1495KM+250M处时，该车前部与前方向车道内行驶的由被告焦建岗驾驶的陕AxMx**号小型普通客车相撞，本案第一次事故造成两车受损、焦莎莎（陕AxMx**号车上乘客）受伤的交通事故；在焦莎莎受伤后，乘坐位于陕AxMx**号车前方由被告赵凯驾驶的陕AxFx**号小型轿车内的罗斌，在电话得知妻子焦莎莎受伤的消息，就让被告赵凯停车，自己下车去看望受伤的妻子焦莎莎。十分钟左右，被告李世富驾驶的沪CYxx**号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该路段，该车前部先与之前因交通事故停于客货车道和小车道之间由被告杨旭驾驶的陕AxNx**号小型轿车发生刮擦后又与被告焦建岗驾驶的陕AxMx**号小型普通客车尾部左侧发生刮碰，本案第二次事故造成沪CYxx**号小型普通客车车上乘客汪永丽受伤。几分钟后，被告邱海涛驾驶的陕AGxx**号大型普通客车行至京昆高速公路（广陕段）1495KM+150M处，该车车身右侧先与之前因交通事故停于客货和小车道之间由被告杨旭驾驶的陕AxNx**号小型轿车发生刮擦，后又装上之前停于小车道内由被告叶文涛驾驶的陕Axxx**号小型普通客车车身右侧，并推行陕Axxx**号小型普通客车撞上之前因交通事故停于小车道内由被告李世富驾驶的沪CYxx**号小型普通客车车身左侧，本案第三次事故最终造成汪永丽死亡。上述连续第二、三次事故造成陕AGxx**号车、陕AxNx**号车、陕Axxx**号车、沪CYxx**号车、陕AxMx**号车五车受损，罗斌抢救无效死亡（陕AxFx**号车下车乘客）、汪永丽经抢救无效死亡（沪CYxx**号车下车乘客）、蒋成兵受伤【宁A-
Lxx**临号车下车乘客，该车于2015年4月4日21时30分在位于京昆高速公路（广陕段）1495KM+20M处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蒋成兵到达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现场】、黄松受伤（陕Axxx**号车车上乘客）、王玲受伤（陕Axxx**号车车上乘客）、焦建岗受伤（陕AxMx**号车下车驾驶员）、叶文涛受伤（陕Axxx**号车车上驾驶员）、李世富受伤（沪CYxx**号车下车驾驶员）、李世财受伤（沪CYxx**号车下车乘客）。事故经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支队成绵广三大队作出公交认字（2015）第0003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在第一起事故中，杨旭承担全部责任，焦建岗和焦莎莎不承担责任；在第二起事故中，李世富、杨旭、焦建岗、赵凯、蒋海军承担同等责任；在第三起事故中，邱海涛、叶文涛、蒋海军承担同等责任。
被告杨旭驾驶的陕AxNx**号小型轿车，车主系尹刚，杨旭系借用尹刚车辆，该车在被告平安保险陕西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被告焦建岗驾驶的陕AxMx**号小型普通客车，车主系被告樊成元，焦建刚系借用樊成元车辆，该车在被告人保财险莲湖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总额为3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并不计免赔。被告李世富驾驶的沪CYxx**号小型普通客车属于自己所有，该车在被告平安保险上海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总额为5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并不计免赔。被告邱海涛驾驶的陕AGxx**号大型普通客车，车主系被告陕西恒丰公司，该车在被告华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总额为5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并不计免赔。被告叶文涛驾驶的陕Axxx**号小型普通客车，车主系王祥福，叶文涛系借用王祥福车辆，该车在被告永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被告赵凯驾驶的陕AxFx**号小型轿车车主系马勇，赵凯系借用马勇车辆，该车在被告人保财险北大街营业部投保了交强险和总额为2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并不计免赔。被告蒋海军驾驶的宁A-
Lxx**临号车属于自己所有，该车在被告平安保险德胜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总额为3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并不计免赔。本案三次事故均发生在以上车辆投保的保险期间内。
原告汪精忠，生于1951年5月26日，事故发生时63岁；原告周发英，生于1953年1月11日，事故发生时62岁，二人都年满60周岁，达到退休年龄，没有收入来源，符合死者汪永丽生前被扶养人员条件。原告因本案第二、三次交通事故造成近亲属汪永丽死亡的损失有：医疗费22730.88元、死亡赔偿金487620元（24381元/年×20年）、丧葬费22848.5元（45697元/年/2）、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843.3元（34203元/365天×3人×3天）、处理丧事人员交通住宿费6000元、尸检费405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15472.5元（18027元/年×17年/2+18027元/年×18年/2），共计859565.18元。另外，原告还主张精神抚慰金5万元。
被告陕西恒丰公司已经预交抢救汪永丽的医疗费20731元、支付尸检费4050元、向原告支付赔偿款40000元，共计支付费用64781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众多当事人对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支队成绵广三大队作出的公交认字（2015）第0003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认为自己在本案第二、三次事故中没有责任或者责任较轻，但其所举证据或者抗辩理由都不足以推翻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交警部门是代表行政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的专门机构，其对本案事故全部证据综合分析认定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可靠性，故本院对于公交认字（2015）第0003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予以确认，对其作出的责任认定予以采信，并作为确定本案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但是被告赵凯驾驶的车辆与本案发生的三次事故无关，其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理由系未警告或者劝阻车上乘客罗斌进入高速公路；被告蒋海军驾驶的车辆也与本案发生的三次事故无关，其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理由系未将车上乘客蒋成兵转移至安全地带；被告赵凯和被告蒋海军所驾驶的车辆没有对本案其他车辆及人员造成伤害，相应只应当对自己车上人员造成的损害按照责任认定承担赔偿责任，故在本案中被告赵凯和被告蒋海军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本案涉及三次交通事故，在保险期间涉及每次事故的车辆投保的交强险都应当单独进行赔偿，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在保险期间只在保险总额内进行赔偿，对涉及每次事故的车辆投保的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在计算赔偿数额时应分别对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应先由事故车辆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赔偿，不足部分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赔偿（没有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除外），再有不足部分或者不属于保险赔偿的范围，才由事故车辆驾驶员赔偿。杨旭系借用尹刚车辆、焦建刚系借用樊成元车辆、叶文涛系借用王祥福车辆、赵凯系借用马勇车辆，出借人尹刚、樊成元、王祥福、马勇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应当承担责任的法定情形，故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邱海涛系陕西恒丰公司的驾驶员，驾驶车辆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害后果依法应当由陕西恒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考虑到本案有多个受害人，在分配保险份额时，应当适当预留给其他受害人的赔偿份额。
汪永丽的死亡后果，是在本案第二、三次事故中造成，在第二次事故时，汪永丽系因被告李世富驾驶的沪CYxx**号小型普通客车车上乘客，作为沪CYxx**号小型普通客车投保的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依法或者依据合同约定不适用对汪永丽进行赔偿，但承担同等责任的被告李世富自己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故被告平安保险上海公司在第二次事故中对汪永丽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在第三次事故中应按同等责任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对汪永丽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因汪永丽死亡的精神抚慰金5万元，与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相比适当，予以支持。对于处理丧事人员必要的费用，有误工费和交通住宿费两项应予支持，依据本地消费水平，比照本案另一死者罗斌的赔偿数额，确定为误工费843.30元、交通住宿费6000元。被告平安保险上海公司关于医疗费应当扣减自费部分比例的理由，符合相关政策规定，予以采纳，本院确定为15%。综上，对原告诉讼请求依法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在交强险内赔偿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死亡的医疗费3864.25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丧葬费3156.7元、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843.3元、处理丧事人员交通住宿费6000元，共计33864.25元；二、被告杨旭赔偿原告焦莎莎医疗费自费部分3409.63元、尸检费4050元、死亡赔偿金417311.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15472.5元，共计740243.93元的1/6即123373.99元；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莲湖支公司在交强险内赔偿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死亡的医疗费3864.25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共计33864.25元；四、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莲湖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赔偿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的死亡赔偿金417311.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15472.5元，共计732784.3元的1/6即122130.72元；五、被告焦建岗赔偿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的医疗费自费部分3409.63元、尸检费4050元，共计7459.63元的1/6即1243.27元；六、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交强险内（第三次事故）赔偿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死亡的医疗费3864.25元、丧葬费19691.8元、死亡赔偿金10308.2元，共计33864.25元；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赔偿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死亡的死亡赔偿金417311.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15472.5元，共计732784.3元的1/6即122130.72元；八、被告李世富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死亡的死亡赔偿金417311.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15472.5元，合计732784.3元的1/6即122130.72元（第二次事故）；医疗费自费部分3409.63元、尸检费4050元，合计7459.63元的2/6即2486.54元，两项共计124617.26元；九、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在交强险内赔偿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死亡的医疗费3864.25元、死亡赔偿金30000元，共计33864.25元；十、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赔偿原告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死亡的死亡赔偿金417311.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15472.5元，共计732784.3元的1/6即122130.72元；十一、被告陕西恒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死亡的医疗费自费部分3409.63元的的1/6即568.27元、尸检费4050元的1/6即675元，共计1243.27元，由于被告陕西恒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已经支付费用64781元，故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在本案获得的赔偿款项中应退还被告陕西恒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63537.73元；十二、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碑林支公司在交强险内赔偿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死亡的医疗费3864.25元、死亡赔偿金30000元，共计33864.25元；十三、被告叶文涛赔偿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死亡的死亡赔偿金417311.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15472.5元，合计732784.3元的1/6即122130.72元；医疗费自费部分3409.63元、尸检费4050元，合计7459.63元的1/6即1243.27元，两项共计123373.99元；十四、驳回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事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5075元，此款已由原告罗晓东、葛芳玉、焦莎莎预交，由被告杨旭、叶文涛、焦建岗、赵凯、陕西恒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分别负担725元，被告李世富负担1450元，由被告杨旭、叶文涛、焦建岗、赵凯、陕西恒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李世富直接支付给原告罗晓东、葛芳玉、焦莎莎；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宣判后，杨旭、叶文涛、平安保险上海公司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杨旭上诉称：一、原判径直采纳交警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错误。1、该事故认定书对事故形成原因分析缺失。焦建岗在车辆完好没有追尾、行车道畅通的情况下，超车道停车，没有采取任何警示措施，发生事故后没有转移乘客，故在第一起事故中应承担相应责任，而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旭全责、焦建刚无责错误，没有法律依据。在第一起交通事故中焦莎莎在发生追尾后又回到其所乘坐车上，致使其在第二次追尾事故中受伤，故焦莎莎也要自行承担责任。2、该事故认定书取证不足。认定书认为“在第二次事故中杨旭在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后，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原审法院没有合理的论证分析，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忽略两个最重要的证据，显然错误适用法律。（1）大客车行车记录仪去向不明。客车安装行车记录仪是国家强制性规定。杨旭在事故发生后与妻子郑真去离事故发生地120-150米摆放警示标志牌，邱海涛所驾驶的陕AGxx**大型普通客车就从杨旭和郑真身边擦身而过，行车记录仪能够如实记录。但事故发生后，交警队工作人员以记录仪看不清为由拒绝提供视频资料，原审法院亦未调取该视频资料。（2）忽略对上诉人杨旭有利的证据。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旭没有去摆放警示牌是造成事故原因之一，缺乏事实依据。宋兴鸿证实杨旭夫妇有拦车警示的行为。黄松也证实曾看见两人招手警示拦车，亦能证实杨旭夫妇采取了警示措施。3、该事故认定书缺乏科学分析，做出的认定片面主观。第一起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和妻子冒着生命危险义无反顾去摆放警示牌，有采取相应措施的主观动机也尽到了相应的义务，并给同行的陕FHxx**号车上人打电话告知他们前方有追尾，让他们减速，压一压车，亦说明上诉人有采取相应措施的及时性。上诉人夫妇挥舞手中的三角警示架，主动采取相关措施，在陕FHxx**号车通过后，车流量非常密集，先后有二十几辆小车和几辆重型货车安全通过，得益于上诉人的警示措施，为避免后续发生大型连环追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上诉人采取措施，宋兴鸿所驾驶的陕Fxxx**大型货运挂车就不能停下。而陕Fxxx**大型货车停下后，为这三起事故形成了隔离缓冲带，避免更大伤亡发生。这也直接印证上诉人的确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且措施有效。并且，上诉人给交警描述邱海涛来车方向行驶情况和邱海涛本人笔录大致相同，这也说明上诉人采取警示措施时看到的情况属实。二、原判确定双方承担责任的比例明显不当。在第一起事故中，仅是追尾和造成焦莎莎轻伤，第二起事故中，李世富驾驶沪CYxx**号车发生擦挂，致罗斌受伤、蒋成兵受伤，汪永丽、李世富、李世财下车救助伤者。只有在第三起事故中，陕AGxx**号车在超车道超速行驶，减速已经来不及的情况下，才造成了如此惨死的事故现场。在第三起事故中，由于邱海涛驾驶的陕AGxx**大客车，车辆灯光不合格，驾驶员未安全文明驾驶，是造成伤人、亡人事件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上诉人认为邱海涛及陕西恒丰公司至少应承担90%的责任，李世富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侧重车辆投保状况而认定事故车辆责任均等，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故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对事故责任作出正确划分，改判上诉人杨旭不承担对汪永丽死亡的赔偿责任，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叶文涛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原判径直采纳交警作出的事故认定书，认定上诉人叶文涛在第三起事故中与邱海涛、李世富承担同等责任，而事故认定书对叶文涛的责任认定有重大问题。1、该事故认定书对事故形成原因分析缺失。上诉人在之前事故车辆后停车至被追尾的时间只有15-20秒钟，完全没有时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做出警示措施。2、该认定书对事故证据取证重点不足。（1）大客车行车记录仪去向不明。上诉人叶文涛驾驶的陕Axxx**号车在大急转弯视线有限的车道内进行刹车并停住，并没对任何车辆和人身造成伤害，大客车的行车记录仪中可以看清本车的全部状况。但原审法院并未向交警部门调取行车记录仪视频资料。（2）该事故认定书缺乏科学分析，做出的认定片面主观。伤者蒋成兵目击了叶文涛驾驶的车辆在李世富的车辆后面5-6米处已经停下来，并且没有对任何车辆和任何人员造成伤害。杨旭目击叶文涛驾驶的陕Axxx**号小型普通客车和邱海涛驾驶的陕AGxx**号大型普通客车从他本人身边经过的时间间隔就在15-20秒。以上两点都证明上诉人当时无能为力的处境，事故认定书还认定上诉人与邱海涛、李世富共同承担第三起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实属不该。二、原判确定双方承担责任的比例明显不当。本上诉人认为，在第三起事故中，正是由于邱海涛所驾驶的陕AGxx**大客车在超车道行驶，驾驶员未安全文明驾驶，车辆灯光不合格，才造成罗斌和汪永丽死亡。邱海涛驾驶的陕AGxx**大客车是造成伤人、亡人事件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上诉人认为邱海涛及陕西恒丰公司应当承担第三起事故的全部责任。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对事故责任作出正确划分，改判邱海涛承担第三起事故的全部责任，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平安保险上海公司上诉称：一、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不能做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事故认定书记载第二次和第三次连续两次事故至罗斌死亡、汪永丽经抢救无效死亡，汪永丽死于第三次事故。事故认定书记载：第二次事故发生几分钟后，邱海涛驾驶大型普通客车先后刮擦杨旭的车，再撞上叶文涛的车，再推行该车撞上李世富的车，认定李世富承担责任的依据是未按规定及时设置警告标志。从事故认定可知第二次和第三次事故之间仅仅几分钟时间，上诉人承保车辆的驾驶员李世富在发生第二次事故后，根本来不及去后方150米外设置警告标志，便发生了第三次事故，导致包括李世富在内的死伤和车损，客观上该事故认定的行为存在事实上的不可能性，故不应当作为承担责任的依据。只有李世富能够去后方150米外设置警告标志而怠于行使该义务，才能作为承担责任的依据。因此未设置警告标志不是第三次事故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是李世富、汪永丽、李世财下车即被邱海涛驾车连续追尾相撞。二、发生第三次事故时，上诉人承保的车辆已经处于停止状态，无人驾驶、无人操控，且位置上处于所有事故车辆的最前言，损害后果是被其它车辆连续追尾撞击所至，驾驶员李世富主观上无过错，客观上也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因此，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针对杨旭的上诉，叶文涛表示无异议。
针对叶文涛的上诉，杨旭表示无异议。
针对杨旭及叶文涛的上诉，平安保险上海公司辩称：以法院查明的事实为准。
针对平安保险上海公司的上诉，杨旭辩称：认可平安保险上海公司的上诉意见。
针对平安保险上海公司的上诉，叶文涛辩称：对平安保险上海公司的上诉意见无异议。
针对杨旭、叶文涛及平安保险上海公司的上诉，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辩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针对杨旭、叶文涛及平安保险上海公司的上诉，陕西恒丰公司辩称：第一起事故和第二起事故之间间隔十分钟，杨旭未采取警示措施警示后车，导致后面发生交通事故，杨旭应该承担责任。本答辩人不认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杨旭、叶文涛及平安保险上海公司的上诉，人保财险莲湖公司辩称：与陕西恒丰公司答辩观点基本一致，我公司投保车辆在第一起事故中被杨旭驾驶的车辆追尾，车上人员受伤无法采取警示措施。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杨旭、叶文涛及平安保险上海公司的上诉，人保财险北大街营业部辩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杨旭、叶文涛及平安保险上海公司的上诉，华安保险公司书面辩称：原判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针对杨旭、叶文涛及平安保险上海公司的上诉，蒋海军书面辩称:蒋海军在事发当天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与上诉人交通事故时间上和空间上各自独立且互不关联。蒋海军所驾车辆在第一现场京昆高速（陕广段）1495公里+20米处与案外人田廷宝及杨建军所驾车辆追尾，该次事故中蒋海军无责任，第二现场是在京昆高速（陕广段）1495公里+150米处连续发生三起交通事故，本案伤者在这三起连环撞车事故中受伤。蒋海军之所以在第二现场的第二起事故中承担责任，是因为其车上人员蒋成兵在第二现场的事故中受伤，其没有履行安全转移车上人员的义务，事故认定书亦是以此理由对其划分责任。因此，答辩人并未实际参与到本案三起事故中，不应在本案中承担任何责任，仅仅限于对车上人员蒋成兵承担责任。
针对杨旭、叶文涛及平安保险上海公司的上诉，平安保险悦海公司辩称:我司承保的宁ALxx**临号车与本案中所有车辆均未发生碰撞，其在三次事故中也均无责任，驾驶员蒋海军也并不存在任何过错，故我司认为原审合理得当，我司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邱海涛未作答辩。
焦建岗未作答辩。
樊成元未作答辩。
李世富未作答辩。
赵凯未作答辩。
永安保险公司未作答辩。
平安保险陕西公司未作答辩。
二审中，上诉人杨旭提交下列证据：
1、宋兴鸿出具的书面说明和视频资料，用以证明杨旭摆放警示牌的事实。
2、杨旭与交警林警官的通话音频资料，用以证明行车记录仪客观存在，杨旭去车后摆放了警示牌，事故责任认定书存在问题。
3、杨旭与李世富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经理通话的音频资料，用以证明杨旭摆放了警示牌。
叶文涛经过质证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平安保险上海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发表意见，以法院查明的事实为准。
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以法院查明的事实为准。
陕西恒丰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从视频资料和书面说明上反映，我公司的车前面好像有两辆大货车，即使追尾也应该撞到大货车，而不应该撞到小车上，不能达到上诉人的举证目的；证据2、证据3，通话人的身份和通话内容都不清楚，不能达到上诉人的举证目的。
人保财险莲湖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认可恒丰运输公司的质证意见。
人保财险北大街营业部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认可恒丰运输公司的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证据1出具的书面说明和证据资料能够与交警对其他人员的询问笔录内容中关于杨旭、郑真采取警示措施的内容相互佐证，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证据3的通话录音未经合法途径取得，且录音内容不完整，属于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本院不予采信。
针对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未调取行车记录仪的上诉理由，本院依法向交警部门调取陕AGxx**号大型客车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资料，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支队成绵广三大队书面回复本院，因该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资料无法播放，故未有效获得相关视频，因而无法向本院提供。
经本院二审审理，除“第二次事故造成沪CYxx**号小型普通客车车上乘客汪永丽受伤”的认定外，其余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1、杨旭驾驶的陕AxNx**号车在第一次事故发生后未打开双闪灯。第一次事故距第二次事故的发生间隔约十分钟时间，其间，杨旭及其妻郑真结伴向后方来车方向行走，并以挥舞手臂的方式警示后方来车。杨旭借用尾随其后的同行车辆上的三角警示牌，摆放三角警示牌的时间是在第二次事故发生后，摆放后被迅速过往的大货车碾碎。
焦莎莎在第一次事故中受伤。蒋成兵、焦建岗在第二起事故中受伤。沪CYxx**号车的车上人员李世富、李世财、汪永丽在第二次事故发生后均下车救人，未在第二次事故中受伤，均在第三次事故中受到伤害。
3、第一次事故发生后，罗斌下车探望受伤的焦莎莎，在之后发生的连续两次交通事故中受伤死亡，无法确定罗斌在第二次、第三次事故中的受伤程度以及两次事故分别造成罗斌死亡后果的原因力。
4、叶文涛驾驶陕Axxx**号车发生本次事故时尚未经过实习期，未能保持安全行驶速度与停放的沪CYxx**号车挂擦，车辆接触时，沪CYxx**号车上驾驶员李世富与搭乘人李世财、汪永丽均已在车下未受伤害。叶文涛停车后未设置警示标志。
5、交警事故认定书对事故形成原因分析如下：在第一次事故中，杨旭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间距、操作不当，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根本原因。在第二次事故中，李世富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操作不当，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杨旭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后，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焦建岗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后，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陕AxFx**号车车上乘客下车进入高速公路，而驾驶员赵凯未警告或劝阻，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蒋海军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未尽到及时将车上乘客转移到安全地带，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在第三次事故中，邱海涛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操作不当，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叶文涛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后，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李世富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后，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
6、本次连环撞车事故的其他伤者焦莎莎、焦建岗、李世富、李世财、蒋成兵及死者罗斌的近亲属分别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其中，与第三次事故相关的伤者死者的损失经原审法院查明，并确认了李世富、李世财、罗斌的近亲属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其余各方对损失项目及金额未提出异议。
李世富的损失，经（2015）朝天民初字第606号民事判决确认，医疗费25011.65元（其中不属保险理赔的自费用药部分3751.75元）、营养费44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20元、交通费住宿费2000元、护理费4122.8元、误工费30620元、残疾赔偿金117028.8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700元，共计186243.25元。
李世财的损失，经（2015）朝天民初字第607号民事判决确认，医疗费13482.08元（其中：不属保险理赔的自费用药为2022.31元）、营养费44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20元、交通费住宿费2000元、护理费4122.80元、误工费22780元、残疾赔偿金48762元、鉴定费700元、精神抚慰金2000元，共计95606.88元。
罗斌死亡给其近亲属造成的损失，经（2015）朝天民初字第494号民事判决确认，医疗费1935元、死亡赔偿金487620元、丧葬费22848.5元、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843.3元、交通住宿费6000元、尸检费305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572296.80元。
本院认为：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责任比例及责任承担方式是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
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汪永丽在第三次事故中受伤，应由第三次事故的责任各方承担赔偿责任。第三次事故中，邱海涛驾驶大客车在雨天、夜间、弯道上行驶，更应注意观察、控制车速，但其操作不当，叶文涛违反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相关规定，临危措施不力，停车后未摆放警示标志，李世富在发生事故后未摆放警示标志，均是造成第三次事故的原因之一，综合各方的过错及原因力，邱海涛的责任与叶文涛、李世富共同的责任相当。故第三次事故中，邱海涛承担同等责任，叶文涛、李世富共同承担同等责任，汪永丽为沪CYxx**号车乘客，其下车救人时受伤，本身无过错，不应承担事故责任。即，第三次事故中，邱海涛承担50%的责任，叶文涛、李世富各承担25%的责任。
关于交警责任认定的采信问题。结合交警对事故现场的勘验和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综合分析，杨旭在第一次事故发生后确有以手臂挥舞等方式警示后方来车的行为，并在足够的时间内采取了摆放警示牌的措施，但杨旭在第一次事故发生后未立即打开双闪灯，且摆放警示牌的行为是在第二次事故发生后，故对于第二次事故的发生未能起到有效的警示作用。因此，交警事故认定中关于第二次事故原因的分析，本院予以采信。但综合事故责任各方过错及事故原因力，第二次事故中，李世富应承担同等责任，杨旭、焦建岗共同承担同等责任。因此，交警责任认定第二次事故中李世富、杨旭、焦建岗、赵凯、蒋海军承担同等责任，第三次事故中邱海涛、叶文涛、李世富承担同等责任，本院认为与责任方在事故中的过错不符，不符合本案的客观实际，对于该责任划分的结论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涉及三次交通事故，各事故责任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应分别对每次事故的损失在每份交强险限额中承担责任。本次事故中多车相撞及多人伤亡，同一次事故车辆的交强险应按比例分配。由于第三次事故中，涉及罗斌的损害后果，而罗斌受伤死亡，无法确定第二次与第三次事故中的受伤程度及与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比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由第二次事故与第三次事故平均分摊损失。而对于罗斌的损害后果，搭乘罗斌的驾驶员赵凯，因未尽到安全转移车上人员的义务，故需承担相应的责任。综合各方的过错及造成事故的原因力，赵凯对罗斌的死亡承担20%的责任。罗斌余下的损失，由第二次事故责任各方共同承担40%的赔偿责任，第三次事故责任各方共同承担40%的赔偿责任。在每次事故中再按责任比例由责任主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案被上诉人的近亲属汪永丽在第三次事故中受伤，故其损失由第三次事故的责任各方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的损失，各方对原判认定的损失项目及损失金额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损失予以确认。即，被上诉人因近亲属汪永丽死亡产生的损失为：医疗费22730.88元（其中：不属保险理赔的自费用药为3409.63元）、死亡赔偿金803092.50元、丧葬费22848.50元、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843.30元、交通住宿费6000元、尸检费405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909565.18元。
上诉人杨旭、叶文涛对于邱海涛驾驶车辆灯光不合格的陈述未提供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叶文涛、平安保险上海公司分别关于叶文涛、李世富因时间来不及而不再具有履行摆放警示标志的法定义务的上诉观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平安保险上海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观点，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原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人民法院（2015）朝天民初字第530号民事判决第十四项即“驳回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人民法院（2015）朝天民初字第53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在交强险内赔偿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死亡的医疗费3864.25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丧葬费3156.7元、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843.3元、处理丧事人员交通住宿费6000元，共计33864.25元”、第二项即“被告杨旭赔偿原告焦莎莎医疗费自费部分3409.63元、尸检费4050元、死亡赔偿金417311.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15472.5元，共计740243.93元的1/6即123373.99元”、第三项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莲湖支公司在交强险内赔偿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死亡的医疗费3864.25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共计33864.25元”、第四项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莲湖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赔偿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的死亡赔偿金417311.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15472.5元，共计732784.3元的1/6即122130.72元”、第五项即“被告焦建岗赔偿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的医疗费自费部分3409.63元、尸检费4050元，共计7459.63元的1/6即1243.27元”、第六项即“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交强险内（第三次事故）赔偿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死亡的医疗费3864.25元、丧葬费19691.8元、死亡赔偿金10308.2元，共计33864.25元”、第七项即“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赔偿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死亡的死亡赔偿金417311.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15472.5元，共计732784.3元的1/6即122130.72元”、第八项即“被告李世富原告汪精忠、周发英、田荣霞因近亲属汪永丽死亡的死亡赔偿金417311.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15472.5元，合计732784.3元的1/6即122130.72元','2018-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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