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1民终58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伏英，女，1969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仕杰，浏阳市弘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涛，浏阳市弘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浏阳市集里出口礼花厂，住所浏阳市集里办事处西湖村。
投资人：廖爱国。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宝雄，男，1964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浏阳市，该厂法务部主任。
上诉人彭伏英与上诉人浏阳市集里出口礼花厂（以下简称集里礼花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湘0181民初8657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伏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仕杰、何涛以及上诉人集里礼花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宝雄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彭伏英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彭伏英原审所有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一审、二审所有诉讼费用由集里礼花厂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集里礼花厂成立于2002年4月24日与事实不符。集里礼花厂于1996年租用本组土地进行工厂建设，1997年开始生产，1998年就申请了辉其商标，一直从事烟花生产和燃放。彭伏英属于当地农民，依据1997年集里礼花厂与彭伏英所在村组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集里礼花厂应当优先安排其工作。其次，2014年2月前，集里礼花厂不是按月通过银行转账发放工资，而是一年只是按端午、中秋、春节等几个时节发放工资，均是由班组长或车间主任进行统计造表后，以现金方式向其支付，2015年5月开始才由集里礼花厂在湖南浏阳农村银行集里支行开设账户，工资直接打到彭伏英账户上。依据以上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彭伏英在集里礼花厂开始工作时间应当为1999年。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致使作出的实体判决错误。1、有关工作年限、工资发放等很多证据都是由集里礼花厂掌握，彭伏英很难获得或者根本无法获得相关证据材料，且集里礼花厂在2014年2月之前，并非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工资，而是以现金发放，且集里礼花厂一直未予彭伏英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一审法院完全让彭伏英自己举证参加工作的时间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有关凭证应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彭伏英认为，一审法院应当要求集里礼花厂对彭伏英2014年2月前未在集里礼花厂工作举证予以证明，一审法院程序时集里礼花厂并未举证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针对彭伏英的上诉请求，集里礼花厂辩称：1、集里礼花厂提供的工资表、银行流水清楚载明了彭伏英的工作年限。每月工资是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代发，其中有当事人签字、代表签字。所以，一审法院认定的工作时间是基本正确的。2、一审法院认定的经济补偿金是错误的。彭伏英跟集里礼花厂之间不存在管理关系，彭伏英在集里礼花厂做事的同时也在别的地方做事。所以双方只是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不存在给付经济补偿金。3、彭伏英是自行离职，也不应支付支付经济补偿金。
集里礼花厂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彭伏英的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彭伏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集里礼花厂与彭伏英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集里礼花厂不应支付彭伏英的经济补偿金。彭伏英与集里礼花厂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彭伏英想做就做，不想做就离开，甚至上午做事，下午离开。有时候几个月都不来做一天，不固定，随意性很大。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只有劳务关系。因此不应当给付经济补偿金。二、即使双方构成劳动关系，彭伏英也是自行离职的，集里礼花厂不应当支付彭伏英经济补偿金。因为彭伏英2014年2月至7月在集里礼花厂做事，2014年8月自行离职，2014年9月至2015年7月在做事，2015年8月、9月自行离职，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23日在做事，因此，彭伏英是于2016年3月23日离职的。三、集里礼花厂虽是在2016年3月23日起因城市道路建设的需要而停产，但是集里礼花厂已经对彭伏英进行了安置，安排彭伏英到浏阳市辉其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去做事。2016年3月23日集里礼花厂召集彭伏英等人开会，彭伏英到会场并签字。集里礼花厂明确宣布在2016年3月23日起停产。并在2016年3月23日的会议上已经明确对彭伏英等人进行了安置，工种、工价等一律不变，每天有专车接送，而彭伏英却于2016年3月23日自行离职。四、彭伏英在2017年4月28日申请仲裁，即使双方构成劳动关系，彭伏英也不具有工作时间的连续性，且彭伏英也已经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集里礼花厂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
针对集里礼花厂的上诉请求，彭伏英辩称：1、本案劳动者与集里礼花厂之间并没有签字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在2017年4月22日向浏阳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应当是以2017年4月22日为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而不是一审法院确认的2016年3月23日。2、集里礼花厂的上诉理由自相矛盾，在劳动仲裁程序和一审法院的法庭审理过程中，集里礼花厂并没有提供工资表和工资花名册，只是提供了劳动者向仲裁委和一审法院提交的银行工资流水。3、在集里礼花厂拆迁的过程中并没有召集务工人员进行开会，而只是以许诺的方式带他们去旅游，也没有以任何方式明确安排劳动者去其他工厂工作。4、关于仲裁时效，至劳动者提起劳动仲裁，集里礼花厂没有以任何方式解除双方的事实劳动关系，实际上在工作的过程中，劳动者是严格遵守集里礼花厂的各项规章制度。所以劳动者在提起仲裁时未超过仲裁时效。对于一审法院裁定的部分劳动者得到支持的工资标准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对于年限，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清楚。
彭伏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彭伏英与集里礼花厂自2017年4月22日起解除劳动合同关系；2.判决集里礼花厂支付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工资，11个月×4000元=44000元；3.判决集里礼花厂因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支付彭伏英经济补偿金12年×4000元/月/年=48000元；4.判决集里礼花厂因未为彭伏英缴纳失业保险金，赔偿彭伏英失业救济金24个月×4000元×80%=76800元；5.判决集里礼花厂补偿应为彭伏英自1999年1月至2017年4月职工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的集里礼花厂应缴部分，按2000元/年×18年=36000元；6.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集里礼花厂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集里礼花厂成立于2002年4月24日，系一家经营烟花类、组合烟花类（单筒药量﹤25g,C）级生产等的个人独资企业。彭伏英自称其于1999年1月1日入职集里礼花厂处从事盆花组装工作，彭伏英提交2014年5月31日至2016年7月9日期间，在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里支行开设的账户的交易明细，此期间集里礼花厂通过该银行向彭伏英支付报酬。集里礼花厂述称其自2012年后均系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员工支付报酬，不以现金方式支付。并提交其通过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集里支行向彭伏英发放工资的明细，该明细反映的交易期间为2014年5月31日至2016年6月6日，此期间集里礼花厂一直通过银行向彭伏英支付报酬，其中2014年5月31日向彭伏英支付的是2014年2月至4月的报酬，2016年6月6日向彭伏英支付的是2016年1月至3月的报酬。彭伏英提交的上述交易明细中的工资发放时间、发放金额等事项与集里礼花厂提交的代收代发明细在2014年5月31日至2016年6月6日期间相对应。根据上述交易明细及银行核定代收代发明细，彭伏英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平均工资为3103.42元。2016年3月23日，集里礼花厂召开停产会议，宣布因其属于政府计划征收拆迁企业将全面停止生产，并有浏阳市集里街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出具证明，证明集里礼花厂因被征收拆迁，组盆、串引、打泥底、扯筒子等生产线已于2016年3月23日停止生产。停产后，彭伏英未继续在集里礼花厂处工作，集里礼花厂也未给彭伏英发放停产后的工资或生活费。彭伏英亦未进行失业登记。2017年4月28日，彭伏英向浏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仲裁委裁决：1、双方自2017年4月22日解除劳动关系；2、集里礼花厂支付彭伏英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的工资44000元；3、集里礼花厂支付彭伏英经济补偿金48000元；4、集里礼花厂支付彭伏英失业救济金76800元；5、集里礼花厂补偿彭伏英自1997年1月至2017年4月社会保险的应缴部分40000元。仲裁委经审查于2017年9月30日作出浏劳人仲字（2017）第39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集里礼花厂向彭伏英支付经济补偿金7550.2元，驳回彭伏英的其他仲裁请求事项。彭伏英对该仲裁裁决不服，遂于2017年11月30日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集里礼花厂具有合法的用工主体资质，彭伏英在集里礼花厂的安排下从事有报酬的劳动，需要接受集里礼花厂的管理，遵守集里礼花厂的规章制度，彭伏英提供劳动系集里礼花厂的业务组成部分，故应当认定原、集里礼花厂双方构成劳动关系。一、集里礼花厂与彭伏英劳动关系解除的认定。集里礼花厂因征收拆迁而停产，无法继续经营，并于2016年3月2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告知拆迁停产工作，此后集里礼花厂既未给彭伏英安排工作也未支付工资，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因此双方的劳动关系事实上已于此时解除。故本院认定原、集里礼花厂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16年3月23日起解除。二、对彭伏英其他诉求的处理：1、彭伏英主张集里礼花厂支付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工资44000元的诉求。因拆迁集里礼花厂停产，双方劳动关系无法继续履行，彭伏英自2016年3月23日起并未为集里礼花厂提供劳动，双方的劳动关系已解除，集里礼花厂无需向彭伏英支付此期间的工资。故对彭伏英此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2、彭伏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彭伏英称其入职时间为1999年，但未提供证据证实，结合彭伏英、集里礼花厂提交的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集里支行交易明细及核定代收代发明细查询，可以认定彭伏英自2014年2月起在集里礼花厂处做事，故对彭伏英工龄的起算时间也自2014年2月开始。彭伏英在集里礼花厂处的工作年限为2年零1个月，其劳动关系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103.42元，法院确认集里礼花厂应支付彭伏英的经济补偿金为7759元，对超过部分不予支持。3、彭伏英的其他诉求。彭伏英要求集里礼花厂支付因未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失业救济金76800元的诉求，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一）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的；（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本案中，彭伏英离职后并未办理失业登记，不符合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条件，故对彭伏英此项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彭伏英要求集里礼花厂补缴入职以来的各项社会保险的诉求，社会保险事宜应由劳动行政部门进行监督，由保险经办机构核算具体缴费金额，不属于法院主管范围，集里礼花厂可另行通过行政途径解决。三、彭伏英的仲裁申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集里礼花厂主张彭伏英的劳动仲裁申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中，集里礼花厂于2016年6月6日向彭伏英支付了8009元工资，而彭伏英认为还应支付停工期间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等，此时为双方劳动争议发生之时，故仲裁时效期间应自2016年6月6日起至2017年6月5日止，彭伏英于2017年4月28日向仲裁委申请仲裁，没有超过仲裁时效，故法院对集里礼花厂此项抗辩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集里礼花厂与彭伏英的劳动关系自2016年3月23日解除；二、集里礼花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彭伏英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7759元；三、驳回彭伏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逾期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集里礼花厂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彭伏英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要求集里礼花厂提供职工花名册、工资发放表和当地安监部门的备案登记。集里礼花厂在规定的时间里提供了2012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职工花名册和工资发放表，集里礼花厂的代理人到浏阳市集里街道办事处安监站进行调查的情况说明及证人证言，拟证明2012年至2016年的职工人数、工资发放情况，对于2012年前的职工花名册和工资发放表已经在集里礼花厂拆迁搬迁过程中毁损，且安监部门并无备案登记。对上述证据材料，本院将结合一审法院程序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集里礼花厂成立事实及经营情况、2012年以后，彭伏英的工作情况、工资发放、企业因拆迁而搬迁等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发表的论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彭伏英的工作年限如何认定。二、彭伏英提起仲裁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三、集里礼花厂是否应支付彭伏英经济补偿金。
关于焦点一。经审查，彭伏英主张其入职时间是1999年，但彭伏英并未向本院提交入职的相关依据，也未提交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本院在二审审理中虽然要求集里礼花厂提供职工花名册和工资发放凭证等证据，但集里礼花厂提出上述证据已经在集里礼花厂拆迁搬迁过程中毁损，并且已超出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2年保存时间而无法提供。对于集里礼花厂的上述陈述，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彭伏英提出的其入职时间为1999年的上诉意见，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据本案所涉彭伏英和集里礼花厂提供的银行流水及相关材料，认定彭伏英自2014年2月入职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经审查，本案所涉集里礼花厂与彭伏英虽于2016年3月23日已停止用工，但该情况系客观原因造成，且集里礼花厂于2016年6月6日向彭伏英支付工资8009元后未再支付任何费用，可以认定仲裁时效期间应从2016年6月起算至2017年6月止。本案中，彭伏英于2017年4月申请仲裁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上诉人集里礼花厂提出的彭伏英的申请已过仲裁时效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认定彭伏英主张权利未超过仲裁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焦点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和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经审查，本案所涉集里礼花厂于2016年3月23日停产无法继续经营，其根本原因是征收拆迁，集里礼花厂无法在原厂址安排彭伏英工作，彭伏英也不愿意到集里礼花厂的关联企业就业，该情况可以认定为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双方均有权解除用工关系。本案中，集里礼花厂虽提出与彭伏英的用工关系时断时续，彭伏英提供劳动不具有连续性，但该证据不足以否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对集里礼花厂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集里礼花厂与彭伏英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认定集里礼花厂应支付彭伏英经济补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彭伏英、集里礼花厂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浏阳市集里出口礼花厂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晴
审判员 王 红 兰
审判员 黄 红 萍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林本实枝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