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民终27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费斌松。
委托代理人徐亚军，江苏大名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正红。
委托代理人周龙。
原审第三人韩进印花（苏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尹西工业小区。
法定代表人费斌松，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费斌松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4��吴民初字第13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1日，费斌松、周正红与韩进印花（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进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由费斌松、周正红共同承包经营“韩进印花车间斜台板所用”的房屋场地及机器设备，承包期限为三年，自2012年2月1日至2015年1月31日。承包费用为每年800000元，分两期支付，第一期承包费400000元于合同签订之日支付，合同约定第二期承包费于2012年支付，但未明确具体支付时间。费斌松、周正红约定承包经营期间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费斌松系韩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进公司的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费斌松在庭审中陈述该公司为一人公司，股东只有费斌松一人。费斌松代表发包方韩进公司在《承包经营合同》上签字。
另查明，《承包经营合同》签订当日，双方又签订《合伙经营合同》一份，双方约定共同经营“韩进印花车间”，经营项目是印花产品生产加工，合伙经营期限为三年，期间与上述《承包经营合同》一致。双方约定：上交韩进公司的承包费各自负担50%，并各自负责上交；车间所得利润在扣除承包费人民币400000元后产生的利润由双方平均分配，车间经营亏损的，由周正红单独承担；合伙经营期间，费斌松负责财务工作，负责车间经营的资金，周正红负责生产经营的其他各项工作，并有权监督费斌松的财务和车间经营的资金。双方明确合伙经营印花车间的所有资金、收益均应进入账号为11×××96的韩进公司工商银行苏州分行账户。《合伙经营合同》还约定了双方一致同意、车间经营连续6个月亏损等合伙终止的情形。
再查明，上述合同签订之日，费斌松、周正红即开始合伙经营，费斌松负责财务和进出库财物的审核，周正红负责生产管理和业务接洽。费斌松、周正红在审理中一致确认，合伙以韩进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另《合伙经营合同》事实上已经在诉讼前终止，但双方对该合同终止的时间意见不一，费斌松认为于2012年12月26日终止，周正红认为于2012年7月30日终止。另，费斌松、周正红已经于2012年7月底发生分歧并停止经营活动。韩进公司于2012年12月27日向费斌松、周正红发函，表明如费斌松、周正红不支付第二期承包费及其他费用，将于2013年1月1日解除与费斌松、周正红之间的承包经营合同。费斌松、周正红对已经向韩进公司支付第一期承包费400000元的事实无争议。费斌松主张，其分别于2012年2月15日，同年3月21日，同年10月25日，分别向韩进公司支付承包费90000元、300000���、10000元，是其向韩进公司支付的全部应交承包费。周正红主张其于2012年1月13日支付5万元，1月18日支付15万元。由于2012年7月底停止经营，故未再向韩进公司交纳承包费。费斌松还称，其于2013年3月20日向韩进公司转账支付200000元，是帮周正红垫付的承包费。费斌松为此提供四份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上述业务回单中款项“用途”均未明确系承包费。周正红认为其与费斌松已经于2012年7月30日停止经营，故不同意支付第二期承包费，对费斌松垫付承包费的行为不予认可。
另，双方的合伙经营合同约定，车间所得利润，在扣除年承包费用40万元后产生的利润，由双方平均分配。车间经营亏损的，由周正红单独负责，与费斌松无关。费斌松认为，亏损不包括双方缴纳的承包费，承包费是缴纳给韩进印花公司的，因为印花公司出了厂房、设备，当然是要有收益的,亏损就是在合伙期间的收入和支出的差额。同时双方对于各自的分工进行了约定，费斌松负责财务工作、车间经营的资金，周正红负责生产经营的各项工作，并有权监督财务和车间经营资金，审理中，双方确认：流动资金由费斌松支出，包括购买原材料、人员工资、水电气、税收等基本开支，均由费斌松先垫付。收入也独立核算，其主要业务是为客户加工印花，加工印花中的成本由费斌松垫付，收回来的加工款进入双方共同指定的韩进公司的经营账户。费斌松称合伙期间的财务账册由韩进公司的出纳会计即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张华萍管理，周正红则称会计是由费斌松指定的，其因为第一次与人合伙也找不到会计，就同意由费斌松指定会计。合伙之后其没有看到账册等财务资料，是不是张会计在管账也不清楚，不过张会计确实是在韩进公司上班的。并且，如果最后清算有库存的，不应该计算在成本里，库存应该计算在收入内。
费斌松还陈述，其将韩进公司对外承包，印花车间承包给周正红，丝绒车间承包给宋文宪，染色车间承包给洪向哲。费斌松不再经营，有业务会给承包人做。因为印染企业审批比较困难，所以无法新办企业，只能以韩进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第三人陈述，其是韩进公司的出纳，其知道费斌松和周正红承包一个印染车间，但是具体亏损怎么结算并不清楚，其是费斌松做合伙的这笔账的。对外购买原材料，供应商会开发票给韩进公司，发票由周正红签字后交给其，只要有周正红签字其就知道是合伙车间里的账，水电气都是单独核算的，都有单独的分表，和韩进印花是没有关系的。车间人员的工资也是周正红做表交给其，然后其将工资发给工人。收到加工款是周正红告诉其的，他跟我说要开多少金额的��票，要开给哪家公司，我就开具韩进公司的发票交付给周正红，有时也有周正红的业务员告诉我要开票。有加工款进来，我根据发票就能知道是周正红车间的收入。承包车间的发票是单独核算的，对外都是以韩进公司名义做的总账，但内部每个车间还有明细账。进帐的话根据周正红或他的业务员的指示开票来确认，支出的话都有周正红签字来确认。
对于亏损的计算方式，费斌松主张其总计支出了费用1922093元（不含应付税金差额部分），其中除了后整理费用是抵消掉的，其他费用费斌松均已经实际支付。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的差额部分73261.90元亦是其支出成本，而总收入为1475691.23元，故总计损失519663.67元（1922093元+73261.90元-1475691.23元）。
以上事实，有费斌松提供的《承包经营合同》、《合伙经营合同》、《2012年承包期间印花收入支出结算明���》、发票、付款凭证、银行业务回单及本案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
审理中，原审法院委托苏州俊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合伙期间的财务进行审计，后该事务所认为该合伙系承包经营，合伙期间会计核算不规范，收入、成本、费用等未独立核算，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之规定，该合伙经营期间财务不具备审计基础，无法审计，故退回鉴定。
原审原告费斌松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决其与周正红签订的《合伙经营合同》终止履行，周正红向其支付垫付的承包费人民币200000元，并向其支付合伙经营的亏损人民币519663.67元。
原审法院认为，在会计师事务所退回审计鉴定后，对于合伙期间的支出和收入问题，原审法院组织了费斌松、周正红进行举证质证，对此作如下认定：
一、合伙期间的支出费用问题。
关于���出部分，费斌松主张具体如下：1、第一部分：染化料助剂。主要为合伙期间费斌松对外采购的印花所需染料助剂，费斌松主张金额为393247.39元，费斌松提供了相应的财务凭证资料。对费斌松提供的证据，周正红经质证后，具体质证情况如下：（1）周正红无异议的一共有27笔，分别为8115元、1225元、520元、1200元、640元、2400元、9350元、8400元、2500元、1830元、9725元、4800元、1900元、800元、1100元、1320元、4800元、3825元、172.5元、5300元、10075元、4800元、9000元、6600元、2250元、1900元、2250元，合计106797.5元。上述材料费斌松均提供了增值税发票，且周正红均在发票背面签名。（2）周正红不认可的部分：第一笔12200元，费斌松提供的2012年2月24日增值税发票，金额为56020元，但无周正红签名，费斌松称其仓库验货员韩敏反映发票中的防染盐和小苏打是周正红所用，故主张发票上的对应金额12200元，周正红称不是其购买，其不用小苏打，防染盐是和费斌松一起用的，具体用量无账可查。第二笔36075元，费斌松提供2012年3月17日增值税发票，金额为36075元，但无周正红签名，费斌松称也是仓库保管员反映是周正红所购买。周正红认为，是其联系的厂家，但是送货过来大部分是费斌松用的，其只用了一点点，而且库存在费斌松处。第三笔7500元，费斌松提供增值税发票和3张送货单，金额为7500元，周正红在发票背面签字，2张送货单有周正红签字，周正红称不是全部其用的。第四笔5750元，费斌松提供2012年4月23日的增值税发票和2张送货单，发票背面有周正红签名，周正红签了一张送货单，另外一张送货单由韩敏签字，费斌松认为，韩敏收货了也代表周正红拿了货，其只认发票上签名，即视为周正红所购买材料。周正红认为，韩敏签字的送货单其不认可��其只认有其签字的送货单，发票上签字不代表其收了全部的货。第五笔1812.5元，费斌松提供2012年5月10日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10237.50元，但无周正红签名，费斌松认为，发票上载明的中性黑BL和弱酸黄GN这两个染料是周正红的印花车间用的，两个染料加起来是1812.5元，周正红不予认可，认认为发票上没有其签字，背面上签名的是宋文宪，宋是丝绒车间的老板。第六笔1375元，费斌松提供2012年5月16日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1375元，并提供2张送货单，一张由周正红签收，一张由马林华签收，费斌松认为，马林华是周正红的亲戚，代周正红签收；周正红认可马林华是我亲属，但马林华是为费斌松工作，工资也是费斌松发的，比周正红进厂还早，马林华签收的送货单其不认可。第七笔53950元，费斌松提供2012年5月22日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53950元，还提供6张送货单，均有周正红���字，周正红认为是与另一名业务员一起用的。第八笔7900元，费斌松提供2012年5月25日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7900元，发票背面有周正红签名，费斌松还提供2张送货单，金额分别为5650元和2250元，其中2250元的送货单由周正红签收，5650元由韩敏签收。周正红认为，发票是其签收的，其只认可其签收的2250元的送货单，另一张韩敏签字的其不认可。第九笔64699.39元，费斌松提供2012年5月28日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64699.39元，发票背面有周正红签名。周正红认为，发票上写明的筛网是其印花车间用的，但当时购买的时候还买了丙酮、丁酯，因属于危险品不能开在发票里面，所以全部开的筛网，具体其用的筛网数量记不起来了，其购买的货全部放在仓库里面。第十笔33000元，费斌松提供2012年6月6日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33000元，发票背面有周正红签字，周正红不认可，认为这是周��红让其购买的，但是货送进来是周正红一起在用的，现在是否在库存不清楚。第十一笔1300元，费斌松提供2012年6月27日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1300元，发票背面有周正红签名，周正红认为发票上载明的保险粉平平加是费斌松用的，其很少用。第十二笔22500元，费斌松提供2012年7月2日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22500元，发票背面有周正红签字，周正红不认可，认为是和费斌松一起做的，费斌松也用的。第十三笔3600元，费斌松提供2012年8月14日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3600元，发票背面有周正红签字。周正红不认可，认为其并没有用，是费斌松让其去买的，其联系了厂家，厂家送过来是给费斌松的，而且只是试用的，由于厂家送发票过来的费斌松不在，其就在发票上签字了。第十四笔，费斌松主张7月13日周正红购买次氯酸钠，金额为1190元，但未提供证据，其称这一笔也是韩敏反映是周正红用的。周正红认为，1190元的发票在其处，其已将货款支付给客户，费斌松计算在内是作假。第十五笔18987.5元，费斌松提供2012年9月21日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18987.50元，发票背面有周正红签名，费斌松还提供了4张送货单，有三张上面签了“周”，余下一张盖了韩进公司的邮件收发章（数量250公斤，单价4.5元，货款1125元）。周正红认为，认可三张有其签字的送货单，1125元的不认可。第十六笔8010.5元，费斌松提供2012年9月24日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8010.5元，发票背面有周正红签名，周正红认为东西收到的，但都在仓库里。第十七笔6600元，品名为台版胶，费斌松未提供证据，费斌松称是供货商送来交给周正红试用的，6600元由费斌松垫付，该笔款项供货商是否已开具发票需要核实。周正红对此不予认可。
对上述第一部分染化料助剂，原审法院作如下认定：对于双方无争议的106797.5元予以认定；对于双方有争议的部分，其中2月24日的12200元、3月17日的36075元、5月10日的1812.5元、7月13日的1190元及一笔台版胶货款6600元，无周正红签收记录，也无相关证据证明周正红购买，上述合计57877.5元，均不予认定。其他部分，因费斌松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上均有周正红签名，应当视为周正红认可由其购买使用，周正红主张其只认可送货单或与他人一起使用等辩称意见，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认可，该部分材料金额核定为228572.39元，应认定为费斌松、周正红合伙期间支出。
2、第二部分：2012年2-7月印花台板机物料，主要指周正红印花车间使用的配件、办公用品等损耗物资。费斌松主张总金额为41714.25元。
质证情况如下：（1）周正红无异议的为：2月21日胶手套36元、雨鞋40元、橡胶管120元；4月3日雨鞋40元；4月13日的封��带牛皮纸2804元；5月18日牛皮纸封箱带2200元，共计5240元。
（2）周正红有异议的部分：第一笔，2月16日台板定位块3250元，费斌松称是印花上用的一个易耗品。周正红认可是其买的，但是因为当时进车间没有定位块不好做，费斌松同意由其去购买，钱由费斌松出，所以其垫了钱后再去报销的，不应当由其承担。第二笔，2月21日办公用品157元、机物料配件627.5元，收据上记载是牛皮纸、日光灯、灯管、球阀、名片等，周正红确认有的，留在车间里了，名片是其用的。第三笔，2月24日塑料袋3459.75元，费斌松提供了发票、付款凭单及送货单，付款凭证上有周正红签字，送货单由周龙签字。费斌松称因为现金直接报销给周正红了，所以发票上没让周正红签字，付款凭单上周正红签字的。周正红称塑料袋是其购买的，但是和染色车间的洪向志一起用的，也留在仓库里��。第四笔，2月21日胶带440元、塑料制品645元，费斌松提供发票和付款凭单，付款凭单上签有周。周正红称记不清了，可能是其垫付的钱，报销时在付款凭单上签了字。第五笔，2月21日的勺子、喷水桶费用40元，周正红认可是其用的，但留在车间里的。第六笔，2月29日皮带30元、口罩20元、剪刀10元、办公用品33元，周正红认可，是车间里用的。第七笔，2月21日定位块运费86元，费斌松称是快递的运费，提供了定额发票和付款凭单，付款凭单上有周正红签字。周正红不认可，称只是代收，钱已经从费斌松处报销到了。第八笔，2月22日封箱胶带1140元，费斌松提供付款凭单、发票及两张送货单，送货单有马林华签名，付款凭单上有周正红签名。周正红认为送货单由马林华签名，不予认可，马林华是其小舅子，是为费斌松做事的，1140元是马林华向其借了钱，后来周正红去报销���在付款凭单上签字。第九笔，3月1日塑料量杯650元，周正红认可，也留在仓库里了。第十笔，3月5日喷水枪200元、办公用品14元，周正红确认有的，但喷水枪留在车间里了，办公用品14元予以认可。第十一笔，3月6日的配色浆桶900元，周正红确认有的，但留在仓库里了。第十二笔，3月8日的电子秤费用700元，周正红认可，但认为其走的时候都留在仓库里了。第十三笔，3月12日电源开关50元、螺丝螺母83元，周正红认可是其用的，但留在车间里了。第十四笔，3月12日扳手27元、办公用品68元、枪头70元，周正红确认有的，但都留在车间里了。第十五笔，3月31日A/B胶40元、氧气管132元、涤塔夫625元，费斌松提供收据和付款凭单，付款凭单上有周正红签字。周正红认可A/B胶40元、涤塔夫625元，但氧气管是韩进公司用的。第十六笔，5月2日墨盒等办公用品293元，费斌松提供收据和付���凭单，付款凭单上有周正红签字。周正红认可是其去买的，但是放在办公室由韩进公司整体一起用的。第十七笔，5月2日的台板塑料机片1224元，周正红确认是其买的，但是因为车间没有这个机片不能生产，经费斌松同意承担费用后其去买的。第十八笔，5月9日水桶298元，费斌松提供收据和付款凭单，签字人为马林华，费斌松称马林华反映水桶是周正红使用的。周正红不予认可。第十九笔，5月4日快递水砂皮490元，费斌松提供定额发票和付款凭单，付款凭单上周正红签字。周正红认可水砂皮是其用的，也认可快递费，但收款凭单上记载的海绵感光剂不是其用的。第二十笔，5月30日平幅水洗配件420元，费斌松提供收据和付款凭单，收据上由周正红签收，费斌松确认是设备维修人员来报销的。周正红不予认可，其称因为送货过来费斌松没人所以其代签的，东西不是其用的���第二十一笔，5月29日胶片9347元，费斌松提供了发票，发票背面有周正红签名。周正红认可其车间要用胶片，但认为胶片用完了还可以回收卖钱，胶片在仓库里。第二十二笔，6月1日煤油两桶，300公斤，单价12.5元/公斤，金额为3750元，周正红认可，但认为其只用了一桶，还有一桶在仓库里。第二十三笔，6月5日5分链条100元，费斌松提供发票和付款凭单，付款凭单上有周正红签字，报销人处是何连荣签字，费斌松称是何连荣去买的，但用是周正红车间用的。周正红认为不是其用的，是费斌松用的。报销人何连荣是费斌松姐夫，其在付款凭单上签字只是证明有收到这个货。第二十四笔，6月6日丝杆螺帽92元，周正红认可，但在车间的蒸箱里。第二十五笔，6月14日麻袋、开关、盒饭合计3628.5元，其中盒饭77元，周正红认为麻袋、开关当时坏掉了，经过费斌松同意去更换的，��用费斌松答应承担的。盒饭77元予以认可。第二十六笔，6月21日蒸箱挂针1000元，费斌松提供金额为1000元的发票，但无周正红签字，费斌松称听仓库讲是周正红买的。周正红不予认可。第二十七笔，6月21日铁丝壁扇150元，周正红认可有的，但留在车间里了。第二十八笔，7月11日轴齿轮103元，周正红认可有的，但留在车间里了。第二十九笔，7月9日无缝管1421元，费斌松提供金额为1944元的发票和付款凭单，送货单上注明台板1421元，付款凭单上有周正红签字。周正红对此不认可，认为是整个厂一起用的，签字只是让其证明一下。第三十笔，7月4日节能灯灯泡220元，费斌松提供收据和付款凭单，收据上由何连荣签字，周正红在付款凭单上签了“周”。周正红认为灯泡是装在大车间里整体用的，不是其单独用的，钱也是费斌松姐夫何连荣报销的，其签了个周只是证明一下。第三十一笔，7月17日刷子、空调插头315元，费斌松提供收据和付款凭单，周正红在付款凭单上签了“周”，报销人是何连荣。周正红不认可，认为报销人不是其签的。第三十二笔，7月30日压力表、螺母30元，费斌松提供收据和付款凭单，付款凭单签了周，报销人是采购员何连荣。周正红认为也是用在总厂的，其签了个周只是证明一下。另外，费斌松对3月23日钢元钉20元、4月6日办公用品75.5元放弃主张。
对上述物料，原审法院作如下认定：5月9日水桶295元、6月21日蒸箱挂针1000元，周正红不予认可，费斌松提供的证据也无周正红签字确认；6月5日5分链条100元、7月4日节能灯灯泡220元、7月17日刷子、空调插头315元、7月30日压力表、螺母30元，费斌松虽然提供了付款凭单，但报销人、收款人并非周正红，周正红也仅在付款凭单中部签了“周”，与双方大部分结账情况不同，因此，原审法院对上述物料部分计1960元均不予认定。对钢元钉20元、办公用品75.5元，费斌松自愿放弃，原审法院尊其自愿。对于其他物料，均由周正红签字确认，可以认定由周正红车间使用。经核算，该部分支出为39655.75元，应当认定为合伙期间的支出。
3、第三部分：印花2-7月费用进行核对。主要为合伙期间周正红用的电话费、餐费、伙食费等杂费。费斌松主张金额为46724元。质证情况如下：
（1）周正红无异议的一共有14笔，2月27日周龙、周正红通讯费300元、油费680元和运费20元；3月27日周正红通讯费600元、油费740元;3月5日餐费252元;3月12日盒饭70元;4月3日餐费364元;5月4日茶叶1800元；5月4日通讯费500元、油费725元；2月伙食费1392元，3月伙食费3088元，4月伙食费2964元，2012年3月、4月（办公）餐费1248元，5月伙食费3840元，6月伙食费3844元，7月伙食���3844元。合计26271元。
周正红有异议的一共有8笔，第一笔，2月27日鞭炮650元，费斌松提供定额发票和付款凭单，付款凭单上周正红签字。周正红不认可，认为是费斌松让其买的，也是费斌松自己放的。第二笔，4月6日餐费1173元、油费745元、托运费100元、停车费5元，费斌松提供了发票和付款凭单，付款凭单上有周正红签字。周正红认可油费745元和停车费5元，托运费不认可，是费斌松让其将产品发到杭州的，餐费1173元亦不认可，其是为费斌松垫付的。第三笔，2012年4月28日台板印花车间加班费，金额3159元，费斌松提供付款凭单和加班明细，周正红在凭单上签字，受款人处由吴猛签字，付款用途是印花加班费，费斌松称，加班明细是周正红车间管理员吴猛出具的，由周正红拿到费斌松处来报销掉。周正红不予认可，但确认吴猛是其印花车间管台板的工作人员，这一笔3159元是吴猛为费斌松加班的，与周正红无关，不应由其承担，其在凭单上签字只是证明吴猛的加班事实。第四笔，6月11日通讯费400元、油费2400元，费斌松提供发票和付款凭单，付款凭单上签字人为周晓东，费斌松认为周晓东是周正红的业务员。周正红认为没有其签名不予认可，且其也没有答应报销。第五笔，6月14日油费、通讯费2410元，费斌松提供付款凭单一份，报销人写明为周正红，受款人签收处空白，费斌松认为是周正红报销的各种费用。周正红认为这笔费用其尚未报销。第六笔，6、7月快递费，6月份267.50元，7月份213.5元，费斌松提供了付款凭单复印件，周正红认为未经其签字，不予认可。第七笔，8月23日油费、电话费、饮水费2685元，费斌松提供发票和付款凭单，付款凭单上的报销人是周晓东，也有周正红签字。周正红认可电话费，饮水费是总厂用的，油费是周晓东用的，其不认可。第八笔，严俊名下的费用，包括3月1日的话费等1080元，4月17日的油费话费1670元，6月1日的油费话费1655元，7月26日的话费、油费、快递费1840元，费斌松提供的报销人为严俊亦由严俊签字的付款凭单，费斌松称严俊是周正红的业务员，虽然周正红没签字，但严俊的费用应当由周正红承担。周正红认为严俊是费斌松的员工，对严俊名下的费用均不予认可。
对上述杂费中，原审法院作如下认定：6月11日的通讯费400元、油费2400元，付款凭单上签收人为周晓东，亦无周正红签字确认，不予认定。6月份快递费267.50元，7月份快递费213.5元，无周正红签字确认，不予认定。6月14日的油费、通讯费2410元，虽然报销人处有周正红签名，但受款人处无签收记录，费斌松不能证明其已向周正红支付该款，不予认可。对于严俊名下的3月1日1080元、4月17日油费话费1670元、6月1日油费话费1655元、7月26日话费、油费、快递费1840元，费斌松均无证据证明严俊费用由周正红承担，亦不予认可。综上，杂费中11936元，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对于其余杂费，周正红认可26271元，予以认定。对于2月27日鞭炮650元、8月23日油费、电话费、饮水费2685元、4月6日餐费1173元、油费745元、托运费100元、停车费5元、2012年4月28日台板印花车间加班费3159元，合计8517元，周正红均在付款凭单上签字，应当认定为周正红印花车间产生费用，费斌松已支付，因此34788元应认定为合伙期间的支出。
4、第四部分：制稿费。费斌松称周正红印花之前要先委托他人画稿，制稿费用由费斌松支出，共计163191.03元。费斌松提供了2-7月制稿费的明细及相应增值税发票。其中3月27日由苏州市金阊印刷制版厂开具的发票，金额是4320.03元。4月25日由苏州市金阊��刷制版厂开具的发票，金额是5565元，周正红在背面签字认可4845元。5月15日由苏州市繁诚印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16439元。6月26日由苏州市繁诚印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83226元。8月28日，由杭州昌益印刷材料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为44740元。10月18日，由杭州昌益印刷材料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为10434元，发票背面注明8月前9621元，并有周正红签字，费斌松认为属于周正红的费用就是9621元。
周正红确认印花加工之前需要请他人画稿，但画稿用完以后都放在车间里，其没有带走，而且稿子用完以后被费斌松卖钱了，其要求费斌松提供送货单以及稿子的机片。3月27日一笔4320.03元，是费斌松让其去印送货单、工艺卡，是总厂一起用的，其在发票和送货单上签字，只是证明收到这些东西。
原审法院认为，费斌松为周��红印花车间支出的制稿费，应当由周正红承担。现费斌松提供了由制稿单位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且经周正红签字确认，故原审法院认定制稿费合计163191.03元，认定为合伙期间的支出。
5、第五部分：水电汽费用。费斌松提供了一份2012年2-7月水电汽耗用明细。其中载明印花车间4-7月份水费合计10998.75元，2-7月电费合计33127.80元，2-7月汽费合计367158.65元。周正红对上述金额均签字确认。周正红对上述费用予以认可。
故原审法院认定费斌松支出水电汽费用合计411285.2元。
6、第六部分：综合费用。费斌松提供一份综合费用清单，其中记载了煤气、宽带路由器、电信费等各种费用，总额统计为34570.97元，周正红分摊三分之一为11523.66元。费斌松称清单上物品均为三个车间所用，由费斌松出钱购买，并与三个车间老板约定平均分摊，费斌松也确认相应发票上无周正红签名。周正红对于这部分综合费用，均不认可。
原审法院认为，综合费用清单上反映的费用，均未经周正红确认，亦无证据证明该费用应由周正红承担，故对费斌松主张的上述第四部分综合费用11523.66元，不予支持。
7、第七部分：辅助部门人员费用。费斌松提供了一份辅助部门人员2-7月费用明细，其中载明张华萍工资14500元，门卫2人工资13680元，徐小妹工资12000元，杨玉英工资10020元，刘会计工资6000元，上述费用均注明由周正红等三人分摊。费斌松称，张华萍是会计，门卫两个人，徐小妹、杨玉英都是食堂人员，刘会计是韩进印花的主办会计。这些人员的工资（不含社保）均由包括周正红在内的三个车间的老板各承担三分之一，故周正红印花车间承担18733.3元。周正红称费用清单上其签字部分予以认可，具体金额由法院核算。
经核算，原审法院认为，周正红承担辅助部门人员费用18733.3元。
8、第八部分：工人工资。费斌松主张周正红工人2-7月份工人工资，总计金额是672249元，其均已实际发放。费斌松提供了其所作的凭单和工资明细单，但无周正红签字。其中2月份，32人，全部发放现金，合计91306元。3月份，38人，全部发放现金，总额113873元，其中工人李松梅未领取1331元，可以扣除。4月份，18个人发放现金45288元，李松梅未领取230元可以可以扣除，19个人打卡，金额为67382元。5月份，22人现金发放，总金额59751元，其中周正红、庄炳泉未在工资单上签字，之后另外出具收条的，18人打卡发放，总额是64156元。两项合计123907元。6月份，16人发放现金，总额40563元，17人打卡，总额是51340元。7月份，23人现金发放，总额是60902元，14人打卡发放，总额46549元。费斌松称，部分工人是��金发放，该部分工人领取工资时在工资表上签字，部分有银行卡的工人就通过打卡方式支付，有银行汇款凭证。费斌松确认，周正红每个月做一份工资明细表，上面写明姓名和工资，费斌松按照周正红提供的工资表发放工人工资。经核算合计641110元，扣除两笔李松梅未领取的工资1561元，合计639549元。周正红认为，其不认可费斌松提供的付款凭单和工资清单，费斌松提供的清单里很多人员其都不认识。对于其车间工人工资，其都是每月先做好表格后交给费斌松，表格上列明工人姓名和工资金额，现要求费斌松提供其制作的工资单表格，如果是其制作的单子其认可，如果是周正红单方做的其不认可，现在费斌松提供的工资发放情况均没有其签字，故不予认可，费斌松确认，其就是按照周正红制作的表发放的，之后费斌松又提供了2-7月份周正红制作的工资发放明细。经��证，周正红认可2月份工资91306元，3月份工资105962元，4月份工资112675元，对于5月份工资，对一张金额为58841元的工资明细认可，对另外一张65275元工资明细，其中丝绒部分分别为600元、800元、600元、1000元和蒸绒180元，这一部分是费斌松让其工人做的，应该由费斌松承担。费斌松对此不认可，称其不参与经营，单子上的钱都应该周正红承担。6月份工资，周正红认可其制作工资上的金额，共计91903元。7月份工资，费斌松主张，当时周正红离开厂，是周正红手下的吴猛计算并制作工资明细，费斌松让吴猛去找周正红签字，但周正红没有将单子拿回来。7月份工人因为工资纠纷去劳动部门反映，之后费斌松发了现金60902元，打卡发了46549元，总计107451元。周正红对费斌松制作的工资明细不认可，费斌松发的这些工资没有经过我确认，而且多发了工资。同时，周正红确认，费斌���提供的两份工资清单上列明的工人都是其车间里的，有些工人因为做了次品应当扣除工资，至少要扣每人500到1000元左右，这是费斌松怕工人闹事才发的。
原审法院认为，费斌松提供了周正红制作的工资明细单，周正红亦予以确认，故应以周正红制作的工资明细单计算。周正红认可2月份工资91306元，3月份工资105962元，6月份工资91903元，原审法院予以确认。4月份工资，周正红虽确认其制作的工资明细，但费斌松主张该月工资为112440元，故原审法院对费斌松主张之金额，予以确认。费斌松主张对于5月份工资，周正红认为其中丝绒部分分别为600元、800元、600元、1000元和蒸绒180元是费斌松让其工人加工，但未提供证据，不予认可，故认定5月份工资124116元。7月份工资，费斌松提供了其自行制作的工资明细，周正红确认工资明细上所载人员均为其车间工人，但认��工资多发了，因周正红未能证明其主张的扣款事实，且费斌松已经向周正红工人支付7月工资，故原审法院认定7月份工资为107451元。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费斌松已发放周正红车间工人2月份工资91306元，3月份工资105962元，4月份工资112440元，5月份工资124116元，6月份工资91903元，7月份工资107451元，合计633178元。
9、第九部分：应付税金、应付地方教育等税金。
费斌松称，周正红印花车间做的业务开发票都是以韩进公司名义开的，发生的税额也是韩进公司缴纳的，根据以韩进公司名义开具给收货方的发票统计，销项税额是200928.74元，印花车间进账的发票同样是开具给韩过公司的，包括染化料助剂清单、机物料、制稿费、电、气、公用费用分摊，均有相应的税额，根据发票金额统计进项税额127666.84元，销项税额大于进项税额73261.90元，这一差额应该周正红来承担。周正红认为，税务这一块其完全不懂，当时双方合作时也没有约定由其承担税金。
原审法院认为，费斌松主张的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差额部分73261.90元，所开具增值税发票均为韩进公司，纳税人亦为韩进公司，并非费斌松支付，并且费斌松、周正红对于税额部分也未进行约定，故费斌松主张的税额差额部分，不予认定为合伙期间的支出。
10、第十部分：周正红应付后整理费用。费斌松主张97921.95元，并称韩进印花厂一共对外承包了三个车间，三个车间有共用的设备，有一个叫洪向哲的承包车间，是做染色后整理的，周正红印好花以后要拿到洪向哲车间做烘干等后整理的工作，这个是周正红与洪向哲约定好的，产生的费用应当由周正红支付给洪向哲，但周正红没有支付，所以费斌松在向洪向哲收取费用的时候，洪向哲要我们去找周正红结算。其也没有收到，故把这笔97921.95元作为周正红应付的费用。费斌松据此提供了4-7月份的后处理费用的单子，一笔是72000元，另一笔是25921.95元。周正红对此不认可，并称后处理费用的单子写明包括蒸汽、人工费都在里面的。蒸汽费和人工费是我承担的，所以和洪向哲的后整理费用都抵消掉了。
原审法院认为，对于后整理费用，是周正红与染色车间洪向哲之间的业务往来，费斌松也无证据证明洪向哲将相关费用转让给了费斌松，故原审法院对费斌松主张的后整理费用不予认可。
11、第十一部分。费斌松主张印花蒸箱布15000元，认为这是印花车间每天都要使用的，但无相应证据。周正红对此不认可。因费斌松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原审法院对费斌松主张的印花蒸箱布15000元不予认可。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合伙期间的支出为:染化料助剂费用228572.39元、机物料费用39655.75元、杂费34788元、制稿费163191.03元、水电汽费用411285.2元、辅助部门人员费用18733.3元、2-7月份工人工资633178元，合计1529403.67元。
二、关于合伙期间的收入问题。
费斌松主张总计为1475691.23元。包括以下部分：（1）费斌松主张其已经向客户开具加工费发票合计金额901282.33元；（2）未开票但已收到加工费18616.4元，是费斌松收到的现金；（3）应收丝绒布加工费74212.3，即丝绒车间宋老板应当支付给周正红的，费斌松未收到，但同样计算在收入部分；（4）收富泽加工费49605元；（5）收佩发加工费377568.8元；（5）收惠方加工费4406.4元；（6）应收佩发制版费50000元，是对方画稿以后由周正红来打样，如果对方打样以后做大货就不收制版费，现在对方没有做大货，所以收50000元制版费，这是周正红向费斌松反映的应收款。费���松还称，上述收入并没有全部收回，但其均同意作为合伙期间的收入计算。
周正红认为应当按照送货单来结算，送货单的金额是要大于开票金额的，所以不能按照发票金额来计算收入。其认为收入情况要大于周正红所主张的金额，其中佩发的加工费应该是75万元左右，佩发的制版费应该是89550元费斌松对此不予认可。周正红仅提供了一本由其自行记录的记事本，上面记明了厂家、日期、数量、面料、送货单的编号，单价其也自行进行了计算。但费斌松、第三人均不予认可。并认为，对于支出部分因为是其要为周正红垫付的流动资金，应该要周正红来承担的，所以双方都要签字确认的，对于收入部分，应该是周正红自己掌握的，其只是根据周正红的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来做账。经合议庭释明，要求周正红对收入部分，包括应收加工费、制版费部分承担举证��务，但周正红明确表示不能提供，因为送货单是由仓库送出去，由仓库开送货单，管仓库的人是费斌松方的人员，送货单全部由费斌松掌握。
周正红还辩称，其7月份走的时候留下来的库存、面料、印花料、助剂，还有一些画稿的稿子、染化料及许多物品都没有带走，这些东西都被费斌松拿走了。其7月底离开厂，当时因为母亲病重，其在医院里照料母亲，8月3日其母亲去世，8月7日、8日左右其要回车间，费斌松不让其进去，后来其到楼上找到韩敏，韩敏告诉其，她和费斌松姐夫已经对仓库进行了盘点，东西都已经拉走了，韩敏打印了一张清单，上面的物品都被费斌松拉走了，其让韩敏签字，但韩敏不肯。周正红提供了一份无人签名的物品清单，费斌松及第三人均不认可。
另外，费斌松称苏州中凌公司的187329.85元加工费以及艺尚公司的96000元已经��周正红收取，这两笔没有开票，不包括在费斌松主张的收入部分内，应当由周正红交出来入账。周正红称其只拿到了苏州中凌公司的10万元和艺尚公司的6万元，这两笔是其印花车间做的。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收入部分，费斌松自认根据其向客户开具的发票及其收到的加工费合计1475691.23元，作为合伙期间的收入。周正红认为应当以送货单来计算应收加工费，但不能提供相关送货单，并认为送货单由费斌松掌握，费斌松予以否认，并认为其不参与车间经营，收入情况应当由周正红掌握，其只是根据周正红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因周正红否认费斌松主张的收入部分，故其应当对合伙期间的应收加工费承担举证义务，但其明确表示无法提供，故对其自行记录的应收加工费碍难采信，费斌松自认收入部分为1475691.23元，对周正红有利，故原审法院认定合伙期间收入��1475691.23元。对于库存情况，周正红主张其离厂时的库存均被费斌松转移，费斌松予以否认，并称周正红并无库存留在其处，因周正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对于库存情况亦无法认定。
根据上述支出和收入情况，再结合本案费斌松、周正红双方合伙情况，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审法院作如下认定：
一、关于费斌松要求周正红返还垫付的承包金200000元的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费斌松、周正红与韩进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承包费800000元分两期支付，第二期承包费于2012年支付，同时根据费斌松、周正红签订的《合伙经营合同》，费斌松、周正红对应上交韩进公司的承包费各承担50%，由各自负责上交。因此，费斌松并没有代周正红支付承包金的义务，周正红亦未同意费斌松代其向韩进公司支付承包金。
费斌松、周正红因在合伙经营期间发生分歧，已于2012年7月底停止经营活动，双方理应及时妥善地终止合伙及与韩进公司之间的承包经营关系。费斌松作为合伙人之一，又是发包单位韩进公司之法定代表人，其充分了解合伙经营活动停止的状况，其具备的双重身份也使其完全有能力与韩进公司及时解除承包经营关系，况且，其作为合伙人之一，及时解除承包经营关系减少损失也是其应尽的合伙人职责。但费斌松并未及时止损，直至2012年12月27日才由韩进公司发函主张解除承包经营合同，并据此向周正红主张下半年承包费，可见费斌松的行为未合理审慎考量合伙利益，也有违合伙人之间的信赖利益，有扩大损失的故意，应由费斌松自行承担责任。
根据费斌松提供的银行业务回单，其于2013年3月20日才向韩进公司转账200000元，并主张为支付第二期承包费，周正红对此不予认可，银行业务回单并未明确款项用途，且从该款的支付时间及费斌松与韩进公司的特殊关系，也不足以认定该款即为承包费的性质。况且，周正红付款距双方停止合伙经营已近8个月，费斌松此时支付承包费并非出于为合伙利益考虑的善意，有准备诉讼之嫌，也有违合伙活动中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对周正红有失公允。因此，费斌松要求周正红返还其垫付的承包金200000元之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另，关于费斌松要求判决《合伙经营合同》终止履行的诉讼请求。尽管费斌松、周正红对《合伙经营合同》终止的时间存有争议，但双方均已确认《合伙经营合同》事实上已经在诉讼前终止，因2012年7月底周正红于2012年7月30日停止经营，故原审法院确认合伙协议的解除时间为2012年7月底解除。
二、关于费斌松要求承担的亏损问题。
原审法���认为，合伙事项终止后，当事人应当及时进行清算，合伙的盈余分配或亏损负担均应以双方合伙清算为基础。本案中，由于费斌松、周正红尚未就合伙事项完成外部债权债务的清理，也未进行合伙清算，费斌松、周正红对合伙期间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存在分歧，在审理中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费斌松、周正红开展合伙经营，应当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依法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而费斌松负责合伙财务且主张合伙系独立核算，且其又是发包单位韩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义务提供足以客观、全面、公正地核算和确定费斌松、周正红之间最终权利义务关系的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完整的财务会计资料。费斌松既是费斌松、周正红合伙协议的合伙人，又是发包方韩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因为韩进公司在本案中并非属于中立的第三方，对该公司所提供的证据考量应当持审慎的注意义务。
尽管前述原审法院对于费斌松、周正红的诉辩的合伙期间的收入与支出进行了举证质证并进行了确认，但是对于前述认定的支出部分，难以区分是费斌松垫付的，还是由第三人韩进公司垫付的，两者之间存在混同，另外对于明显应是韩进公司承担的税费、伙食费等不应计入费斌松、周正红的合伙帐目中。对于收入情况，费斌松仅是从其向收货方开具的发票及收到的加工费、制版费来计算收入；周正红认为应当根据送货单来计算应收情况，而且费斌松也确认其是根据周正红要求开具发票，不掌握周正红的收入情况，因此费斌松目前提供的证据不能反映双方合伙期间的全部应收加工费情况。虽然目前周正红无法提供送货单等相应证据，但双方合伙合同约定，费斌松负责财务工作、车间经营的资金，周正红有权��督财务和车间经营资金。因支出及收入情况均会影响最终结算，因此费斌松有义务对于合伙期间双方之间的费用及收入情况、库存情况均进行财务做账，而费斌松所称其只与周正红对费用情况进行确认，收入情况应当由周正红掌握，其只是根据周正红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这明显有悖合伙之目的，因此费斌松作为负责财务的合伙一方，对于双方合伙期间财务混乱且无法委托审计之后果负有过错，在周正红不能提供明显对其有利的送货单、库存等账目的情况下，费斌松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合伙期间的收入及库存情况，因此费斌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法律后果，故费斌松现提供的支出及收入的结算不能作为合伙期间实际的盈亏情况，故费斌松之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实难支持。
综上，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委会讨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费斌松、周正红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于2012年7月31日解除。二、驳回费斌松之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10元，由费斌松负担。
上诉人费斌松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垫付的20万元承包费应由被上诉人返还。二、税收差额的损失应由承包人负担。三、对于合伙期间的收入以及支出原审均认定有误。四、原审法院可以根据已查明的收入支出情况进行裁判。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周正红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韩进公司答辩称：同意上诉人费斌松的上诉理由。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费斌松要求周正红返还20万元承包费的问题，根据双方的约定，费斌松、周正红对应上交韩进公司的承包费各承担50%，由各自负责上交。因此，费斌松并没有代周正红支付承包金的义务，周正红亦未同意原告代其向韩进公司支付承包金。其次，费斌松作为合伙人之一，又是发包单位韩进公司之法定代表人，其特殊的身份应充分了解合伙经营活动停止的状况，直至2012年12月27日才由韩进公司发函主张解除承包经营合同，并据此向周正红主张下半年承包费，可见费斌松的行为未合理审慎考量合伙利益，也有违合伙人之间的信赖利益，有扩大损失的故意，应由费斌松自行承担责任。另根据费斌松提供的银行业务回单，其于2013年3月20日才向韩进公司转账200000元，并主张为支付第二期承包费，��正红对此不予认可，银行业务回单并未明确款项用途，且从该款的支付时间及费斌松与韩进公司的特殊关系，也不足以认定该款即为承包费的性质。故费斌松要求周正红返还其垫付的承包金200000元之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费斌松要求周正红承担合伙亏损的问题，本院认为，在合伙清算时，合伙人需先对库存进行盘点，并提供合伙期间收入以及支出情况，以此确定合伙期间的盈利亏损情况。费斌松在合伙体中负责财务，其未能提供提供双方停止合伙经营活动后包括库存账目在内的完整财务账册，故其要求按现有收入支出情况由周正红承担亏损，有违公平原则。故对费斌松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费斌松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10元，由上诉人费斌松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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