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1345号
原告：伍思友，男，汉族，1963年12月16日生，住重庆市璧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庆波，重庆市政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红明，重庆万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卢贤勇，男，汉族，1965年6月25日生，住重庆市巴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庆波，重庆市政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红明，重庆万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伍平，男，汉族，1987年2月28日生，住重庆市壁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庆波，重庆市政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红明，重庆万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卢微，女，汉族，1993年3月21日生，住重庆市巴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庆波，重庆市政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红明，重庆万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阳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红旗洋沟一村78号6-1，组织机构代码74745666-3
法定代表人：邱萍，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融曦，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婷，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杜英，女，汉族，1958年1月11日生，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毅忠，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仲春，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伏联军，男，汉族，1956年10月25日生，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毅忠，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仲春，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审理的原告伍思友、卢贤勇、伍平、卢微诉被告重庆阳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坤公司）、杜英、伏联军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伍思友、卢贤勇、伍平、卢微于2015年11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11月3日受理后，由审判员方剑磊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吴学文（主审），人民陪审员蔡晓艳共同组成合议庭，后人民陪审员蔡晓艳变更为审判员杜伟。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普通程序于2016年3月22日、2016年5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6年7月19月、2016年7月25日组织各方进行了询问。因本案与(2015)酉法民初字第02532号民事案件存在关联，故本案于2016年7月26日裁定中止审理，并于2017年3月10日恢复审理。原告伍思友、卢贤勇、伍平、卢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庆波、谭红明，被告阳坤公司的法定代理人邱萍、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婷，被告杜英、伏联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毅忠、孙仲春到庭参加过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伍思友、卢贤勇、伍平、卢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确认双方所签订的订购协议，为商品房买卖合同；2、请求判决被告重庆阳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位于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阳坤.酉阳新都B1栋一至四层房屋，立即交付并过户给四原告；3、若前述第二项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则请求法院判决解除法院所确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即《<阳坤.酉阳新都>商品房订购协议》；4、若前述第二项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则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四原告已支付的购房款2864.7万元，及其资金占用利息（以四原告所交购房款2864.7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11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房款时止，按同期银行相同行业贷款年利率计算，据实计算）；5、若前述第二项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因被告收取了大部分房款后，故意不告知且又将四原告所购之房用于抵押贷款，致使四原告不能实现订立合同的目的，故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四原告在已交房款一倍以内的损失，计人民币1300万元；6、若前述第二项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由于被告和第三人共同知悉且将部份房屋交付给四原告，同意其修筑玻璃幕墙，故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和第三人共同赔偿四原告所造成经济损失，计人民币400万元；7、若前述第二项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由于第一被告不能按合同的约定，将四原告所认购之房交付，在约定的时间内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交付产权证书，转移产权等，其行为构成违约，故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赔偿违约金300万元；8、若前述第二项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由于四原告购买的是阳坤公司与杜英、伏联军合作开发的联建项目的房屋，基于合伙合作的法律关系，故请求三被告对四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9、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司法评估鉴定费、拍卖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5年始，阳坤公司、杜英、伏联军之间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共同修建《阳坤•酉阳新都》商品房，对外经营房地产活动。2011年11月22日，阳坤公司为甲方与李因菊（李因菊与王兴伦是夫妻关系）为乙方签订《<阳坤•酉阳新都>商品房订购协议》（以下简称订购协议）。该协议约定，李因菊购买阳坤公司开发的位于新都××区××层的商业用房；房屋价款为2864.70万元；该合同约定了分期付款的付款方式；待阳坤公司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再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内容按订购协议约定进行；房屋交付时间为自订购协议签订之日起18个月内；阳坤公司负责办理房产手续，李因菊承担税费；交房后半年内被告将房产证交付给李因菊；本协议签订后，因阳坤公司原因没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视为阳坤公司违约，阳坤公司必须返还乙方已缴定金，并支付违约金500万元；若阳坤公司不能按时按质交房，则视为阳坤公司违约，按李因菊已交房款的2%支付违约金，若迟延交房的时间超过四个月，李因菊有权解除合同，阳坤公司退还李因菊已交的购房款，支付违约金500万元；若阳坤公司一房多卖，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李因菊有权解除合同，阳坤公司退还乙方已交的购房款，支付合同约定总价款的一半作为违约金。订购协议签订后，李因菊（王兴伦）向阳坤公司支付了购房款人民币2864.70万元。因阳坤公司原因，迟迟未将房屋交付给乙方。2015年8月22日，四原告与阳坤公司、李因菊（王兴伦）就转让上述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协商一致，签订了《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简称转让协议）。该转让协议约定，李因菊（王兴伦）将其为购买阳坤公司开发的新都××区××层的商业用房而与阳坤公司签订的《<阳坤•酉阳新都>商品房订购协议》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四原告；阳坤公司同意该转让，同意由四原告取代李因菊（王兴伦）作为原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但转让协议签订后，四原告发现杜英、伏联军作为阳坤公司的合作方提出诉讼要求分割开发的房产，并查封了四原告已购买的房屋；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给四原告的房产，已被多个人民法院司法查封。至今，阳坤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办理相关物权的预售登记或产权过户登记。经多方了解，目前阳坤公司的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有转移资产并逃避债务的可能，有丧失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四原告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四原告认为，依法缔结的合同，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依法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订购协议对双方买卖房屋的标的、单价、总价款、付款时间、交房时间、违约责任等，作了明确具体的约定，该认购合同虽名为订购协议，但其已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且阳坤公司已收取了购房人（转让人）交付的全部购房款2864.70万元，订购协议应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阳坤公司应按照约定交付房屋并办理过户手续。现因阳坤公司的原因，导致四原告购买的房屋被司法查封、抵押，四原告担心阳坤公司无法向四原告交付房屋，四原告的权益无法得到保护。阳坤公司的行为属严重的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阳坤公司、杜英、伏联军之间，是合伙合作联建关系，杜英、伏联军应对合作建房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应保障四原告作为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不应对四原告已购买的房产进行分割，或对其房产进行财产保全后，采协商变价、拍卖等方式进行交易，并将其所得的价款，视为利润进行分配。四原告依据法律法规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首先要求阳坤公司将四原告购买的房屋交付给四原告，并办理过户登记；在无法满足四原告取得所购房屋，不能实现四原告购房目的的情况下，四原告有权依法解除双方签订的订购协议，同时要求阳坤公司返还四原告已支付的购房款、资金占用损失、按已收房款一倍以下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并按订购协议约定支付违约金，又由于三被告系投资合伙合作开发经营房地产，系合伙关系，故三被告应对四原告的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另外，因在双方签订认购协议后，阳坤公司将部分房屋移交给四原告，四原告虑及营业需要，经阳坤公司同意，对其商场营业场所的墙体部分安装了玻璃幕墙，投资了近500万元，因阳坤公司的过错，不能让四原告实现购房目的，因此，对该损失，阳坤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阳坤公司答辩称：1、四原告第三至八项诉讼请求全部是基于前项诉讼请求不成立，究竟是要求过户还是赔偿相应的损失，四原告应该明确；2、本案的四原告不是适格的当事人，该商业用房是阳坤公司和案外人签订的，四原告并没有和阳坤公司签订任何的协议，从付款人的查询来看也应是李因菊和王兴伦，而不是四原告方；3、之后签订的合同中也明确规定要三方人在场确认，而且阳坤公司也没有在其合同上盖章，该合同应该无效；3、阳坤公司和案外人李因菊、王兴伦所达成的房屋买卖合同并非该房屋，双方还有在酉阳×××区××栋也达成了商品房订购协议；4、合同上载明了最终的面积要以房管部门确认为准，两处房屋案外人李因菊和王兴伦也没有支付完毕，在手续未完善的情况下阳坤公司是无法办理过户的，四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无法完成，针对四原告三至八项诉讼请求，四原告应该出示相应证据证明其损失，对于违约金等问题，应该依照合同法在合理的规定中主张。
杜英、伏联军答辩称：1、四原告的第一诉讼请求所涉及的订购协议，是案外人李因菊和阳坤公司签订的，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与我方两被告无关，是否属于商品房屋买卖合同性质，由法院依法认定；2、对于第二项诉讼请求，涉案的开发主体是阳坤公司，我方二被告不是房屋订购协议或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我方二被告与阳坤公司在2013年10月21日解除了合资合作开发协议，涉案房屋过户给案外人李因菊，还是本案的四原告，我方二被告根本没有能力履行该项义务；3、第三项诉讼请求，根据合同相对性及上述理由是跟二被告无关的；4、对于四项诉讼请求，二被告没有直接向四原告收取房款，且案外人李因菊也没有向二被告直接支付购房款，根据四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案外人李因菊除涉案房屋之外还向阳坤公司购买了其他的房屋，签订了其他的订购协议，案外人李因菊向阳坤公司支付的相关款项是否全为涉案房屋的购房款，需四原告方出示证据证明；5、关于资金占用利息，没有合同的约定，也没有法律的规定，且与四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是重合的，也需要四原告进一步明确资金占用的性质，是基于解除合同的赔偿还是其他款项需要进一步明确；6、对于第五项诉讼请求，2013年10月19日二被告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阳坤公司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后就再也没有参与受案的相关事宜，在2013年10月21日二被告起诉阳坤公司解除合资开发协议后，二被告就彻底失去了项目的知情权等相关权利，根本不知道该事实，阳坤公司也没有告知我方二被告将涉案房屋抵押贷款的原因，以及借款项用途的事实，二被告对涉案房屋抵押贷款是没有故意等过错行为的，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也与二被告没有关系；7、对于第六项诉讼请求，我方不同意，理由同上述一致；8、关于赔偿玻璃木墙的损失，也与二被告无关，四原告没有出示相应的证据证明玻璃木墙遭受损失的证据；9、2013年9月19日二被告对阳坤公司所有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后，曾经分别跟阳坤公司和案外人李因菊及配偶王兴伦邮寄送达了律师函，该函明确告知，房屋因其差购房款，涉案房屋的第一层被二被告查封的事实，其明确告知不能在涉案房屋上做任何形式的装修等行为，否则将自行承担不利后果；10、第七项诉讼请求，该请求与四原告提供的证据是相矛盾的，四原告提供的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上已经明确了放弃追究阳坤公司签订该协议前所有的违约责任，四原告又依照原来的订购协议向阳坤公司主张相关的违约责任是前后矛盾的，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也是跟二被告是没有关系的；11、第八项诉讼请求，二被告不应承担连带的清偿责任，本案讼争的法律关系系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而不是合资合作开发纠纷，本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要么系案外人李因菊与阳坤公司，要么系四原告与阳坤公司，不可能系我方二被告，买卖合同仅仅对买卖当事人产生法律效益，本案的当事人仅仅是阳坤公司与李因菊或四原告，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二被告是不产生任何效力的，其次债权属于相对权，相对性是债权的基础，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债务人都是特定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定的含义是合同双方产生合同的约束，二被告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四原告方的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二被告与阳坤公司的法律关系不同于法律规定的个人合伙、合伙企业、联营等法律关系，二被告与阳坤公司合资合作开发行为，仅仅是内部的法律关系，而不是对外的法律关系，二被告基于投资获得的收益，属于对价有偿的行为，并非无端收益，另外四原告的诉请也不符合相关公平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12、2015年8月22日，四原告与阳坤公司及案外人李因菊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的时候是有过错的，过错其一是没有到相关房屋主管部门查询该房屋被查封抵押冻结的事实，也没有征求二被告的意见，该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并不是合同法规定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协议，是新设的合同权利义务，案外人李因菊没有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按时足额的支付给阳坤公司。
经本院归纳并由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四原告是否是本案适格当事人；2、四原告是否完成了付款义务；3、阳坤公司、杜英、伏联军应否将涉案房屋立即交付并过户给四原告；4、四原告的相应损失是否存在；5、四原告要求阳坤公司、杜英、伏联军承担违约责任是否应当得到支持以及其违约金、资金利息如何计算；6、被告杜英、伏联军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应否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伍思友、卢贤勇、伍平、卢微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阳坤公司的基本情况、工商档案，2、四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四原告是本案适格主体，阳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邱萍，邱萍对外为公司利益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对公司发生法律效力。
第二组证据：1、李因菊（王兴伦）与“阳坤”公司之间签订的【《阳坤•酉阳新都》商品房订购协议】；2、伍思友、卢贤勇、伍小波、卢微与李因菊（王兴伦）、“阳坤”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3、伍思友、卢贤勇、伍小波、卢微与李因菊（王兴伦）之间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书》；4、李因菊和王兴伦共同向“阳坤”公司交付的购房款票据。证明：1、2011年11月22日，李因菊、王兴伦与“阳坤”公司之间签订了【《阳坤•酉阳新都》商品房订购协议】。该订购协议，对订购中所出售的房屋的位置、单价、房屋总价款、付款方式、时间、交房时间、房产手续的办理、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作了明确的约定。2、2015年7月9日，李因菊、王兴伦与伍思友、卢贤勇、伍小波、卢微等四人，针对前述【《阳坤•酉阳新都》商品房订购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双方签订了《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李因菊、王兴伦将《阳坤•酉阳新都》商品房订购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了伍思友、卢贤勇、伍小波、卢微四人。伍思友、卢贤勇、伍小波、卢微等四人，取得了《阳坤•酉阳新都》商品房订购协议中原李因菊和王兴伦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和承担的全部义务。3、2015年8月22日，伍思友、卢贤勇、伍小波、卢微等四人，与李因菊、王兴伦、“阳坤”公司，就转让上述商品房订购协议中购房人李因菊、王兴伦所享有的权利义务事宜，协商一致，三方签订了《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书》。前述三份协议，均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4、【《阳坤•酉阳新都》商品房订购协议】约定，李因菊和王兴伦购买的位于《阳坤•酉阳新都》B区B1栋1-4层，房屋总价款2864.7万元。截止2014年8月6日，已全额缴纳购房款。5、原告取得【《阳坤•酉阳新都》商品房订购协议】的权利和义务，是以原告对王兴伦、李因菊享有3530万元的合法债权作交易的代价，并非无偿而取得。6、涉案商品房订购协议，应当被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7、若涉案商品房订购协议，被法院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且该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对被告“阳坤”公司依法享有请求其交付房产并办理过户登记的权利。8、若涉案商品房订购协议，被法院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因被告的原因，如果导致原告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则原告享有请求法院判决解除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即为订购协议）、责令被告“阳坤”公司返还已收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阳坤”公司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9、若涉案商品房订购协议，未被法院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因被告的原因，致其原告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即：主张物权的目的不能实现，则原告享有请求法院判决解除预约合同，并责令被告“阳坤”公司承担损害赔偿，并可请求其双倍返还所交定金的权利。
第三组证据：1、王兴伦向伍思友、卢贤勇出具的四份借款协议、借款说明以及伍思友、卢贤勇向王兴伦支付借款的银行转账明细；2、王兴伦与伍思友、卢贤勇的《买卖合同货款结算支付协议书》。证明：1、王兴伦分别于2014年7月7日、2015年2月16日、2015年4月1日向四原告出具借条三张，借款金额合计3000万元，四原告实际向王兴伦支付借款3000万元，借款活动中，王兴伦又返还出借人借款200万元。2、2015年6月30日，王兴伦与卢贤勇、伍思友进行货款结算，王兴伦欠付货款730万元；同时，卢贤勇、伍思友将该债权转让给伍小波、卢微二人。3、四原告对王兴伦和李因菊二人，因借款和货款所产生的债权总额为3530万元，四原告取得【《阳坤•酉阳新都》商品房订购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系以3530万元的债权作交易的代价，而有偿取得的。
第四组证据：安装玻璃幕墙的合同书没有，也没有相应票据，只有一张照片。证明：1、四原告对所购之房屋的外墙，安装了玻璃外墙，系经联建人“阳坤”公司、杜英、伏联军的共同同意的。2、为了安装玻璃外墙四原告向重庆渝佳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支付设计费3万元。3、四原告对所订购之房屋，实际上已经占有，该占有事实，系四原告主张涉房产的物权理由之一。4、四原告安装坡璃外墙，投入资金约500万元，四原告若不能实现主张订购房产之物权之目的，客观上系被告主观的过错导致的（具体原因前已述及），因此，被告对四原告所造成的近500万元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五组证据：（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357号民事判决，（2015）渝一中法执保282-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5）渝一中法执保282-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5）酉法民特初字第0000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阳坤公司与杜英、伏联军是合伙关系，阳坤公司将四原告购买的房屋用于抵押，在法律文书的事实里面都进行了确认。同时，四原告又于庭审中申请本院调取（2013）渝四中法民初00046号民事判决、（2013）渝四中法民保00007号民事判决，（2015）渝一中民初00493号调解书，拟证明目的与其已举示的法律文书的证明目的相同。
第一、二次庭审后，四原告又补充提交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1《工程施工合同》；2、《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基础设施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书》、3、《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认定书》、4、《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送审表》；5、《建筑施工施工图审查意见》6、《阳坤·酉阳新都裙玻璃墙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图》（该施工图四原告已于庭审后取回）；7、《重庆秋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对账确认单》；8、《关于阳坤·酉阳新都B1栋商业房移交函》、9、阳坤酉阳新都B区1栋玻璃幕墙完工照片；10、（2013）渝四中法民保00007号民事裁定书，证明：1、2013年9月17日，重庆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依据被告杜英、伏联军的申请，裁定查封原告购买的B区1栋1-4层中的1-1号、1-2号商业门面（共计643.98平方米）；2、但是，在法院实施司法查封前，被告阳坤公司已将前述房产移交给了李因菊和王兴伦占有。李因菊和王兴伦在占有案涉房产期间，对其外墙，还安装了玻璃幕墙，由此足以证明：李因菊和王兴伦已合法占有案涉房产；3、因原告系李因菊和王兴伦订购协议的合法受让人，基于该合法有效的受让合同关系，原告可依援引李因菊和王兴伦所主张的在司法查封前，已合法占有该房产的抗辩事由；4、原告基于在司法查封前与阳坤公司签有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订购协议视为本约），且已向阳坤公司支付全部房款，其至今未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过错，在被告阳坤公司，而原告无任何过错。同时，杜英、伏联军与阳坤公司之间的争议系利润分配，而原告系购房人，因此从公平原则出发，原告的主张的事实与理由，足以排除被告杜英和伏联军的司法查封行为；5、基于以上理由，原告依法享有期待物权，即依法享有请求被告阳坤公司对案涉房产为原告办理过户登记的权利。
第二组证据：四原告与李因菊（王兴伦）、“阳坤”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该证据与之前提交的证据形式一样，区别在于上次举示的证据没有阳坤公司的签字盖章，今天举示的进行了加盖，证明目的不变。
第三组证据：《重房（2012）预字第5号重庆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1、四原告所购房的《阳坤酉阳新都》商品房B区1栋1-4层，于2012年6月21日，已取得预售许可证；2、四原告与该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订购协议，至本案法庭审理时，已经取得预售许可证的事实。该预售许可行为，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因此应将本案的订购协议，认定为“本约”，即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且合法有效。
第四组证据：《关于阳坤酉阳新都部分房产抵押查封情况查询情况的说明》、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酉法民特初字第00003案件民事裁定书及其卷宗的部分证据材料【315房地证（押）2014字第00068号抵押权证书】。证明：1、2014年1月16日，阳坤公司将已订购并出售给原告的《阳坤酉阳新都》B区1栋1-4层中的3-4层的商业1号、2号房屋，与重庆市渝北区合信小额贷款公司签订抵押贷款合同，贷款金额2500万元，并于2014年1月27日，办理了抵押登记；2、阳坤公司在与原告签订订购协议并具备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情形下，擅自与将已出售给原告的房产进行抵押贷款，其行为违反了现行法律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因此被告阳坤公司除了应返还原告所支付的购房款，双倍返还所交的定金，支付违约金以外，还应在原告所交购房款一倍以内赔偿原告的损失。原告主张此笔赔偿款金额为1300万元。
第五组证据：（2015）酉法民初字第02532号民事判决书及其法庭审理笔录、（2016）渝04民终第1852号民事裁定书，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渝中陕西路支行出具的支付房款的账单（加盖有支行印章），重庆艾服都百货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支付房款的情况说明。证明：我方共计向B1、B2购房总款35386652.88元，B2房款生效判决确定了646.2042万元，B1我方支付了2864.7万元。
阳坤公司对四原告举示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四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没有关联性。
第二组证据：订购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证据显示案涉房屋订购的双方中没有四原告，四原告不是适格的当事人，同时在该合同中第一条第二款中约定了结算面积以房管部门核定为准，因此本合同载明的价格是个暂定价格不是房屋的销售价格，在合同第五条约定，案外人李因菊必须在支付完购房款（除交房产证时200万元房款外）及交房后半年内，阳坤公司将房屋产权证交付给李因菊，本合同是对相应的房屋产权及交付有一个明确的约定，李因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交付相应款项，所以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房产证交付条件。对酉阳订购协议真实性无异议，质证意见与上述一致。《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真实性不认可，阳坤公司不是该协议的相对方。2015年8月22日合同签订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书真实性不认可，该合同中约定了本协议经三方签字盖章生效，但阳坤公司并未盖章，该合同并未生效；另外该合同中共三页，最后一页为签字页，前两页中有原告伍平的签字外，其余合同方均没有签字，所以我方认为本合同的前两页的内容是经过置换了，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收据及进账单真实性不予认可，收据中虽然有阳坤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但上面明确方式为转账，原告应当出示相应凭证来作证。对于银行进账单因为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
第三组证据：王兴伦与四原告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我方对于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是四原告与王兴伦案外的经济往来，我方无法确认，我方不是经济往来的相对方。
第四组证据：照片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该照片上无法显示建筑物是否位于本案涉案房屋，即便该处玻璃木墙是原告安装的，也确实是涉案房屋所在，这也只能说明是原告自身的行为，我方不应承担其责任。
第五组证据：因为是复印件由法院核实其真实性，对于生效的内容我方予以认可，是否生效由法院核实。证明目的我方不能核实。
阳坤公司对四原告补充证据的质证如下：
第一组证据：第1-7项的真实性无异议，第8项证据，阳坤公司确实向王兴论出具过，该函件的原件被王兴伦遗失，2017年双方在四中院达成和解协议后，阳坤公司重新出具的。门市租赁合同和收据是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第9项证据真实性不认可，不能确认地方。第10项证据真实性认可，该裁定书第2页载明B1栋1-1和1-2的建筑面积有640多平米，与阳坤公司与李签订的阳坤酉阳新都商品房订购协议第一条第2款载明的B1栋1层商业面积570平米相差70平方，这说明该合同上载明的面积不是房屋的实际面积，房屋的价款应该与实际核定面积为准，故原告应该向我方支付的房款不限于商品房订购协议载明的房款价格。该证据跟本案没有关联性。房屋交给王兴伦进行玻璃幕墙施工，但是其没有足额支付完房款。
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加盖的我公司的印章也是双方就四中院的案件达成和解之后，我方才予以确认的。该组证据关联性无异议。
第三、四组证据：真实性认可，第三组证据是预售行为，跟本案无关联。第四组证据关联性无异议。
第五组证据：第1项真实性无异议，但四中院的案件我方撤诉之前，原告与我方已经就本院受理的案件及四中院的上诉案件达成了和解，我方的撤诉行为是依照和解协议第1条履行的。该组证据第2项，对于收到该笔款项我方无异议，我方收到该款项时，双方没有对该款项是针对B1还是B2进行区分，无法确认该款项是针对B1和B2。
杜英、伏联军对四原告举示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第一组证据：公司基本情况真实性认可，四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具体的质证意见同阳坤公司质证意见一致。
第二组证据：二份订购协议，2011年11月22日和2012年5月22日其真实性我方无法核实，关联性不予认可，合法性由法院依法审查；原告在诉讼请求中是2011年11月22日的订购协议书，并没有提到2012年5月22日的订购协议，所以该协议与本案无关，关于房屋价格问题同阳坤公司质证意见一致。分期付款及时间问题，李因菊是没有按照合同时间约定来支付，从该协议来看李因菊是过错方；除200万以外，其他的应该交付完毕之后才能成立原告方第二条诉讼请求，但是现在为止都未将房款交付完毕给阳坤公司；李因菊并不仅仅是购买了涉案房屋，还在阳坤公司其他地方购买了房屋。原告出示的相关付款依据应当包含其他房屋的价款，并不仅仅是涉案房屋的价款。2015年7月9日的概括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我方是无能力也没办法进行核实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协议中没有我方二被告，签订的时间为2015年7月9日远远晚于2013年10月21日，该时间为杜英、伏联军与阳坤公司解除合同的时间。2015年8月22日概括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不认可，虽然在合同的最后一页签字，但是与合同的生效条件不一致，阳坤公司应当对该合同的盖章予以确认，而不是邱萍的个人签字，该合同没有编订页码，也没有加盖骑缝章，对合同的主文无法进行确认。即使该合同是真实性的，该合同第五条是一个新设立的合同条款，不是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同时该第五条还对李因菊、阳坤公司相互的违约责任予以豁免，第7项诉讼请求没有合同依据，同时该第五条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若法院判决二被告承担违约责任，那么应当根据相关法律予以降低，第四条约定的内容混合了，该协议中是否是其本人签字需要原告出示证据作证。
第三组证据：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原告与王兴伦之间的借款关系是另外一个关系，跟本案无关，
第四组证据：对于玻璃幕墙的质证意见与阳坤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玻璃幕墙费用等情况也需要原告出示证据予以佐证。质证意见和阳坤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五组证据：对于相关法院出具的文书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其他文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是一个合资合作开发内部的关系而不是民法通则关于合伙企业法相关的一个确认。
杜英、伏联军对四原告补充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
第一组证据：第1-8项真实性不认可，理由是王兴伦与重庆秋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秋鸿公司）是否签订了合同我方无法核实，玻璃幕墙的工程设计我方通过审查图纸确认甲方都是阳坤公司，并非王兴伦。玻璃幕墙属于建筑安装工程，在施工合同里面有约定，不可能交给自然人王兴伦完成。且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称房屋已经移交，但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时请求就是要求交付房屋并办理过户，说明对方清楚房屋并没有占有。且原告在四中院和高院的另案诉讼中，始终也没有称房屋已经交付实施。从原告举示的证据及依据原告起诉的第一项诉请，其内心确认房屋没有交付，现在举示房屋已经交付并要求判决再交付一次，与客观事实不服。第8项证据的原件在高院，我方已经向高院递交了形成时间的鉴定申请，阳坤公司今天也当庭表示该证据是近期形成，不是2013年形成，事实上房屋也没有交付。原告杜某还欠涉案房屋很多房款，且2013年房屋还不具备交付以及安装玻璃幕墙的条件。原告伍平在高院陈述该函件就是2013年7月形成的，与原告代理人今天陈述不一致。不能证明已经接房的事实。第9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同阳坤公司代理人意见。门市租赁合同及收据真实性不认可，因为是复印件，王丽荣许飞并不是承租人，是王兴伦欠王丽荣许飞很多借款，王丽荣和许飞知道其不能还款，就占了房屋。该证据的关联性我方也不予认可。第10项证据真实性认可。但建筑面积与涉案房屋面积不一致，实际面积远大于约定面积。
第二组证据：真实性不认可，第一次庭审中阳坤公司对该证据并没有盖章，且否认了该证据的真实性，庭审后原告与阳坤公司达成了和解，并没有通知我方当事人，这是原告与阳坤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我方当事人的利益，对我方当事人不产生拘束力。该协议第五条可以看出原告与阳坤公司恶意串通，逾期付款那么长时间居然放弃了违约责任，本身就是损害我方当事人的利益，且加重了阳坤公司的违约责任，违约金的损失约定比较高，加重了义务的履行和承担，这本身就是损害利益的行为。很多约定原来都没有，且很多都无法实际履行，故我方认为是恶意串通。
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第四组证据：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无异议。查封的情况不是我方做的，是阳坤公司做的。解封的情况没有通知我方，也没有征求我方的意见，故该份情况与我方无关，不能证明我方的过错。该组证据第2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他意见同查询情况说明书的质证意见。
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我方认为从庭审笔录看阳坤公司没有认可，是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的推断，且阳坤公司对该案进行了上诉，阳坤公司与原告在二审中达成了和解，和解本身就是互相让步，不能作为对一审查明事实的认定。原告在2009.12.10还与阳坤公司达成了协议，该协议包含了A栋的商用房，原告与阳坤公司存在串通行为，其陈述的情况与实际不一致。四中院裁定书的真实性认可，其质证意见同阳坤公司。
该组证据第2项，付款时间晚于我方查封保全的时间，也是在2014年8月8日四原告在明知涉案房屋已经查封抵押的情况下，还在向阳坤公司支付款项，我方认为这是扩大的损失。百货公司是否是代王兴伦公司支付购房款，需要百货公司进行说明，但是原告并没有举示相关证据。支付房款情况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其关联性和待证事实不予发表意见。证人证言不认可，因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
被告阳坤公司为反驳四原告的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阳坤公司与李英菊2012年5月22日所签订的《阳坤·酉阳新都商品房订购协议》，证明：李英菊和王兴伦与阳坤公司签订的房屋订购的内容，就酉阳新都的两个商品房的订购协议（地址略），其购买的房屋面积暂定为1530平方，总价额暂定为765万元，但最终的面积需以房管部门的为准，经过房管部门的核算最总的房屋面积1658.85平方，最终房屋价格为8294250元；
第二组证据：阳坤公司所统计的王兴伦和李英菊的房屋购买记录，证明：王兴伦和李英菊向阳坤公司所购买房屋所支付的房屋总价格为39931196.88元，商业部分支付的购房款为35386652.88元。
第一、二次庭审后，阳坤公司补充提交四原告与阳坤2016年的和解协议以及（2016）渝04民终1852号民事裁定，证明：阳坤公司已经履行了和解协议第一条约定。
四原告对阳坤公司举示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订购协议是转让给李英菊，不是转让给原告的订购协议，被告提交的该订购协议与本案无关，从协议上的订购时间跟我们提交的订购时间不一致。
第二组证据：对收款纪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需要结合其它证据予以认定。
四原告对阳坤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
和解协议的真实性认可，和解协议第2条载明协议签订后10日内，双方到一中院进行调解。但是双方没有到一中院调解，该协议条款没有生效。该协议第5条约定了甲方履行了本协议1-3条的前提条件，由于第2条没有履行，所以该协议没有生效。民事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也证明了阳坤公司撤回了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杜英、伏联军对阳坤公司举示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其证明目的，同时说明李英菊除了购买涉案房屋之外，另外又购买了酉阳新都B区2栋2-4层，李英菊所涉及的款项不仅仅只包含了本案的价格。在杜英、伏联军从2013年10月21日解除与阳坤公司合资合作开发协议之后，案外人李英菊都还没有将该笔费用支付完毕。
第二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阳坤公司或四原告应当出示银行的转账凭证，截止9月份，据统计李英菊总共购买了三处房屋，除了上述两处房屋，另外还有酉阳新都B2栋5楼，总共付2658.4544万元，其中住房房款454.4544万元，下欠1821.266万元，不包含税；从阳坤公司收款纪录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也与四原告的提交的证据不相符的。
杜英、伏联军对阳坤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
和解协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也认可，但也证明了四原告与阳坤公司签订的概括权利义务已经被该协议取代，虽然名字是和解协议，但也是本案涉案房屋重新做了权利设定，且该和解协议已经生效，其中的违约责任、款项支付等都做了约定。根据后合同优于先合同的原则，应确定该和解协议的效力。民事裁定书载明的撤诉时间表明阳坤公司在签订和解协议的当天就履行了和解协议第一条，四原告应该按照和解协','2018-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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