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81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峰，男，197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彩婵，广东莞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文红，广东莞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覃羡琦，女，1987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覃宇蔚，男，1991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贝嘉，广东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鹏，广东中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毅声，男，196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原审被告：杨桂英，女，1966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
原审被告：张晓辉，男，1979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伟，广东策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洁焕，广东策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蔡峰，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蔡峰因与被上诉人覃羡琦、覃宇蔚、原审被告刘毅声、杨桂英、张晓辉、原审第三人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宅品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3民初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蔡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予以改判。2.一、二审的案件诉讼费由覃羡琦、覃宇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不仅漏审漏判，而且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判决。1.根据覃羡琦、覃宇蔚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其一审诉讼请求第一项“解除《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股东协议书》（以下简称创始协议书）”，而一审法院自始未就该协议是否具有可解除性进行法律审查，既未对创始协议书中覃羡琦、覃宇蔚是否享有协议的单方解除权审理判决，亦没有对协议解除条件进行审理判决。覃羡琦、覃宇蔚主张解除创始协议书，既不符合法定要件亦不符合约定要件，故覃羡琦、覃宇蔚不具有创始协议书的单方解除权。但是一审法院遗漏该诉讼请求，属于漏审、漏判情形。2.根据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书，其认定创始协议书无效，但覃羡琦、覃宇蔚并未就创始协议书无效提出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的做法属于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审判。3.依据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第170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故本案一审属于程序严重违法，应予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依法改判。
（二）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对刘毅声在审理过程中提出的中止申请未作裁定，又抢先公司所在地东莞市第一法院确认之诉予以判决，严重损害蔡峰权益，损害司法公信力，属于程序严重违法，应予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予以改判。1.关于以宅品公司为原告，以覃羡琦、覃宇蔚为被告，诉请确认覃羡琦、覃宇蔚系宅品公司股东的确认股东资格纠纷（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00万元），案号为（2017）粤1971民初第3694号的案件，现正由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之中，该案属于确认之诉。2.本案一审中，覃羡琦、覃宇蔚诉请蔡峰、刘毅声、宅品公司向其返还100万元股权转让款，故本案属于给付之诉。但是否返还100万元转让款与覃羡琦、覃宇蔚是否为宅品公司股东、是否受让蔡峰持有的宅品公司股权有必然联系，故给付之诉必然以股东身份确认之诉为前提。也就是说，确认之诉的审理结果必将影响本案一审中关于创始协议书的解除与出资款100万的返还与否，故一审判决需以尚未审结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3.刘毅声按照法定程序向一审法院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一审法院不但未中止审理，也未向蔡峰出具任何法律文书，反倒在未查明全部事实情况下抢先确认之诉下判，该做法属于程序严重违法。
（三）一审法院对宅品公司所在地的工商行政部门登记的信息也未作必要调查，对企业登记的公示备案信息未作审理，导致所认定的事实和判决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作为外地法院（相对于宅品公司所在地来说），既未到宅品公司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等登记部门调取宅品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了解案情，也未到宅品公司作任何调查，相反，仅以合同纠纷为由，仅凭主观推定，毫无依据的排除关于股权转让的一系列严密的法律文件及完整的证据链，导致一审判决严重违反公司法的人合性与资合性原则，以帮助覃羡琦、覃宇蔚达到抽逃出资的目的，企图推翻已达成并已公示、已对社会有公信力的股权合作。
（四）覃羡琦、覃宇蔚在一审第一次开庭中欺骗法庭，妨碍民事诉讼，审判人员没有追究其责任。庭审中，主审法官问覃羡琦、覃宇蔚是否在宅品公司工作、任职，覃羡琦、覃宇蔚的代理律师明确回复说“不在宅品公司上班”。但事后，蔡峰提供了覃羡琦、覃宇蔚在宅品公司任职的大量证据，包括但不限于记账凭证、费用报销单、企业专题片制作协议书、覃宇蔚工作证、微信公众账号认证申请信息表、记账凭证本、董事长、副董事长任职文件、总经理任职文件、监事会主席任职文件、参与公司相关会议的会议纪要等书证，足以证明覃羡琦、覃宇蔚及其代理律师撒谎。
（五）一审判决错误地认定“创始协议书”的性质和效力，显然是偏袒覃羡琦、覃宇蔚，以达到适用公司法第80条规定的目的。需要重申的是，宅品公司不是公众公司、也不是上市公司，更不是发行新股。一审判决以公司法第80条规定，认定各方签订的创始协议书无效，要求蔡峰返还1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不仅是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而且缺乏基本生活和生产常识。1.公司法第80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这里规定的募集股份，是指在公司成立后向社会公众发行新股，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发行新股势必会增加公司总股本数，但本案明显是在原有股本的情况下进行转让，与发行新股无关。2.蔡峰以及本案宅品公司的股东们都认可一个基本的事实：创始协议书是各方股权投资和股权合作的书面法律文件，是大家共同响应国家创新创业的号召，对宅品公司投资经营、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纲领性文件。3.这种共同投资的协议不是向社会公众、或特定对象发行新股，既没有企图非法侵占他人利益、亦未损害国家利益。综合本案的交易目的和实际履行，创始协议书仅仅是包括本案当事人在内的股权投资与股权转让的书面框架协议。这种协议不损害国家利益、不损害宅品公司利益，仅就共同创业共同筹资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协议不能无效。
（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创始协议书表明覃羡琦、覃宇蔚有成为宅品公司股东的意向，且作为改名后的宅品公司的原始股东。而且，根据各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工商备案手续及于2015年7月12日支付股权转让款等，都能证明创始协议书、股权转让合同等协议中，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股权转让。1.创始协议书约定“出资设立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更名后的宅品公司，即：更名前的宅品公司与更名后的宅品“科技”公司是两个概念，故签订创始协议书的各方都是更名后的宅品公司的原股东，在此理解下，覃羡琦、覃宇蔚才在支付的100万元股权转让款转账中标注“出资款”。换言之，该l00万是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支付的，其性质是股权转让款，正可印证覃羡琦、覃宇蔚备注“出资款”属于段权转让款的事实。2.创始协议书名为“创始协议”实为各股东共同对宅品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和经营而确认的书面文件，共同对公司股东权利义务的确认，是共同创设宅品“科技”公司的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其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3.覃羡琦、覃宇蔚接受蔡峰的股权转让，从而使得覃羡琦、覃宇蔚成为宅品公司股东，各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向宅品公司所在地的法定登记机关（东莞市工商局）进行备案登记，故覃羡琦、覃宇蔚是宅品公司股东是铁的事实，具备法定的公信力、公示力。
（七）一审判决对客观事实的因果关系认定错误，其未对案件的证据进行整体审查，未考察全案证据的关联性，除了创始协议书外，对蔡峰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覃羡琦、覃宇蔚在宅品公司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文件、作为股东签字的文件等一概不理不审。案涉的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属于蔡峰对持有宅品公司股权这一财产权转让和处分所得，决不是一审判决书中认为的依据创始协议的“向社会公众发行新股，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所得。一审判决因果关系混乱，把蔡峰合法的股权转让所得认定为发行新股所得，实在令人无法理解、无法接受。
（八）由于宅品公司设立在先，覃羡琦、覃宇蔚亦清楚知道该情况，故覃羡琦、覃宇蔚欲加盟宅品公司，经各方协商一致以股权转让方式受让股权，该方式并无不妥，完全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自治原则，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符合法律规定。1.宅品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成立，任何人可在工商局网站查询该信息。2015年6月25日，宅品公司办理公司名称变更等变更登记。2.况且，签订的所有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创始协议书、股权转让合同、一致行动确认书等，都已明确告知覃羡琦、覃宇蔚宅品公司成立的时间及基本情况。故，各方于2015年7月4日签订创始协议书时，覃羡琦、覃宇蔚清楚知道宅品公司已设立，故签订创始协议书目的就是表达其受让股权的意思表示。3.宅品公司已成立，覃羡琦、覃宇蔚欲加盟宅品公司，经协商一致，确定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受让股权，该方式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妥。况且，股权转让、债权融资是现行有效的融资方式，是创办企业取得资金的通常做法，均有合法性、合理性，法律也通常是鼓励和确认的，但中小企业债权融资一般很困难，借贷成本极高，公司不堪重负，故国家也提倡、鼓励以股权转让、合作等方式进行融资，以取得创业资金。本案中各方当事人签订创始协议书等协议，均响应冒家号召。
（九）一审判决仅仅围绕创始协议书做文章，严重违反了对案件全面审查的基本原则，本案涉案款项为100万元，是基于各方签订的创始协议书、股权转让合同、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公司章程等一系列法律文件所履行的结果。1.蔡峰蔡峰、刘毅声、杨桂英、张晓辉及覃羡琦、覃宇蔚签订共同经营宅品公司的协议，其不管冠以何种名称，均不影响协议各方共同出资、共同设立盈利性组织的事实。一审法院仅就字面理解该协议，而不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更不是以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作为办案的切合点，以致得出非常荒谬的结论，创始协议书本质就是通过股权共同投资、转让的书面文件。2.经咨询东莞市工商局等行政部门，由于宅品公司已成立，那么取得宅品公司股权的唯一途径是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合同，办理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协议各方也对该方案予以认可。认定创始协议书是发行新股，以致该案件审理与判决结果无法理解和接受。3.案涉的股权转让款项100万元，并非仅仅依据创始协议书支付的，而是根据股权转让合同、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一致行动协议书、公司章程等反复、多次协商、意思表示一致后的协议履行行为。4.股权转让款是蔡峰根据其股权转让所得，但为了公司发展的必要，同时为了使得各股东、宅品公司受益，故继续用于公司生产经营之中，该做法无法律禁止，也是国家提倡的。现，一审法院判决由蔡峰向覃羡琦、覃宇蔚返还该款项，明显违反公平正义的原则。5.宅品公司股权于蔡峰来说，是一项财产权，财产权利益当然可以转让，而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却认为公民处分自己的财产权无效，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十）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机械、片面的认定创始协议书无效，无视各方签订创始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无视覃羡琦、覃宇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所为民事法律行为应承担的责任，对于蔡峰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不予以认定，其做法显失偏颇，导致做出错误判决。1.案涉的民事法律行为具体如下：（1）各方于2015年7月4日签订创始协议书；（2）各方于2015年7月6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3）覃羡琦、覃宇蔚于2015年7月12日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4）覃羡琦、覃宇蔚作为宅品公司股东于2017年7月8日在东莞市工商局作工商备案等手续。上述一连串事件集中在2015年7月、8月，其间隔时间短，各事件存在关联性，明显是各方为股权转让不断确认、履行而发生的一系列民事法律行为。2.如覃羡琦、覃宇蔚认为上述一系列民事法律行为及文件的签订存在欺诈，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等，为何一而再，再而三的签订协议。3.根据蔡峰提交证据，覃羡琦、覃宇蔚作为宅品公司股东，签订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监事会任职文件等，是享受股东权利的表现形式，是参与宅品公司重要事项的表决表现。
（十一）创始协议书、股权转让合同、一致行动书、宅品公司章程等材料，均经过宅品公司法定的登记机关东莞市工商局进行备案登记，并依法进行公示，其当然产生公信力、约束力。一审法院罔顾事实，未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造成严重后果，影响恶劣。1.关于蔡峰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份额和股权转让款等信息，有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公司变更登记的备案等全部材料予以证明，公司的法定登记机关对以上事实均进行了登记和备案，本就具有行政登记和备案的公示公信效力。2.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和证据规则，在上述登记行为未被相关权力机关推翻、撤销之前，行政机关依据法律规定认定的、留存的证据具有法律效力，应优先于一般的书证。在行政登记和行政许可的行政权范畴内，登记机关的公示和备案信息具有当然的权限，枉顾行政权独立的基本原则。综上所述，覃羡琦、覃宇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明确知道自身在创始协议书、股权转让合同等文件上的签字等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以及其将带来的民事法律后果，该后果由其自身承担。但是，其在履约后，且相关款项已用于公司经营后，却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于法于理无据。
（十二）覃羡琦、覃宇蔚已经实现了合同目的。理由是：覃羡琦、覃宇蔚签订创始协议书等合同目的是取得宅品公司股东身份，根据蔡峰提交的工商登记备案材料、宅品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等证据，覃羡琦、覃宇蔚已作为宅品公司股东，已行使股东权利，并对宅品公司重大事项作表决，实现了合同目的，故其覃羡琦、覃宇蔚主张未实现签订创始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进而也认为合同目的没有实现，一审法院不仅认知事实错误，事实也严重认定错误，二审应纠正。1.根据蔡峰一审提交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登记备案材料、宅品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等，均可证明覃羡琦、覃宇蔚已成为宅品公司股东，享受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参与股东大会，并对宅品公司重大事项作表决。2.为完善覃羡琦、覃宇蔚作为宅品公司股东的身份，蔡峰向宅品公司所在地的法定登记机关（东莞市工商局）办理相关工商备案登记手续，该信息可在东莞市工商局的网站等查询，故覃羡琦、覃宇蔚是宅品公司股东是铁的事实，具备法定的公信力、公示力，覃羡琦、覃宇蔚的合同目的已实现。3.一审法院以创始协议书无效为由，否认覃羡琦、覃宇蔚是宅品公司股东的身份，否认宅品公司所在地的法定登记机关（东莞市工商局）所作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十三）创始协议书仅是股权转让的框架协议，不能单独认定为无效，不能单独解读。创始协议书作为民事主体间的民事协议，当然受法律保护，况且，该协议未损害国家利益、宅品公司利益，也不违反法律保护的法益。覃羡琦、覃宇蔚所投入的款项名为股权转让款，实为宅品公司的经营款项，该款项根据各方签订的所有协议理解，都已投入公司经营使用。各投资人、股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都应明知投资公司存在风险，该风险应共同承担。但是，一审法院判决该款项由蔡峰返还，于理不通、于法无据。
（十四）覃羡琦、覃宇蔚明知宅品公司已成立，仍与蔡峰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创始协议书等股权转让文件，存在主观过错。假设仅是框架协议的创始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和法官应对无效的情形、责任进行区分和审理，然一审法院错误的适用法律依据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无效，导致错误判决的发生，显失公平。1.根据蔡峰一审提交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双方签订的创始协议书、股权转让合同、任职文件等材料，都充分证明覃羡琦、覃宇蔚签订上述材料时已知宅品公司成立，而且，覃羡琦、覃宇蔚已作为宅品公司股东参与股东大会，作为宅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作行政审批、对外签订合同等。2.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股权转让合同、创始协议书无效，那么明知宅品公司已成立仍签订该协议的覃羡琦、覃宇蔚必然存在过错，由此给蔡峰造成的损失，应予以赔偿。3.一审法院既未对合同双方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程度进行审理，又未对蔡峰由此是否受损失进行查明，就直接判决蔡峰承担返还义务，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不符合公平原则，严重损害蔡峰一方利益，偏袒覃羡琦、覃宇蔚。
（十五）据了解，覃羡琦、覃宇蔚成为宅品公司股东，并入职宅品公司后，曾多次声称其有外国国籍身份，且每180天会出境一次。现申请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调查和查明覃羡琦、覃宇蔚是否隐瞒该情况，防止覃羡琦、覃宇蔚继续以中国公民身份骗取开设公司等不当利益，线索和疑点如下：1.根据覃羡琦、覃宇蔚在宅品公司任职期间，其多次提到曾出国读书，并已加入加拿大国籍，与股东讲述如何通过港澳通行证过境香港再使用外国护照的技巧，且每180天会出境一次。如今，蔡峰和公司有理由推测，覃羡琦、覃宇蔚与蔡峰签订创始协议书等合同时，故意隐瞒其国籍身份，故意欺骗蔡峰，骗取合同，从而获得宅品公司股东身份。2.根据国籍法第八条，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获得批准的，即取得中国国籍；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的，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故覃羡琦、覃宇蔚存在重大过错，其行为严重侵害蔡峰的合法权益，应赔偿蔡峰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蔡峰是本案的受害人。
（十六）蔡峰与覃羡琦、覃宇蔚签订创始协议书、股权转让合同等协议，是为了履行该协议，而不是为了解除。但覃羡琦、覃宇蔚在明知宅品公司已成立，自身有过错情况下，仍以各种理由拒绝承认是宅品公司股东，甚至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明显违反合同约定，属于故意违约。然而一审法院判决蔡峰向其返还股权转让款，使得违约方可获得利益，这是法律所不能支持的。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秉承法律的公正严明，对守约方予以保护，判决违约方承担相关责任。
被上诉人覃羡琦、覃宇蔚辩称：1.一审法院经历几次开庭审理，基本把事实还原，事实认定、适用法律应依法维持。2.本案是合同纠纷，案涉创始协议约定是覃羡琦、覃宇蔚以申请设立的方式设立了宅品公司，是签订协议的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实际出资的也只有覃羡琦、覃宇蔚，作为刘毅声、蔡峰均没有丝毫的出资。3.既然宅品公司已经设立，此情况下对于案涉创始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是不能实现的，工商登记信息上只显示法人是蔡峰，发起人是蔡峰、杨桂英。一审调查中发现公司的设立、股权转让的行为必须受公司法第80条的规定、明令禁止的条款，可见蔡峰主张的股权转让根据蔡峰的协议规定明显违背了公司法142条，蔡峰一直强调覃羡琦、覃宇蔚是用股权转让的方式，即使是股权转让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是无效的，而且覃羡琦、覃宇蔚在一审时强调股权转让协议的签字虽然是覃羡琦、覃宇蔚的签字，但覃羡琦、覃宇蔚当天并不在场，签字只是去工商局办理手续时在一系列文件中由覃羡琦签字，覃宇蔚因为受伤去医院没有签字。覃羡琦基于对刘毅声的信任，为了办理工商登记而出具的文件上签字，事实上工商局只对文件形式进行审查，但真实性不会审查，如果工商局认为蔡峰、覃羡琦、覃宇蔚之间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股权转让资格，应登记，而不是仅凭备案的一份公司章程。同时根据蔡峰提交的股东大会决议，超过了25%的规定也是违反了公司法142条的禁止性规定。针对蔡峰所说的公示公信力的问题，覃羡琦、覃宇蔚认为根据条例是必须登记的事项，现登记的只有蔡峰和杨桂英，而且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应以股票的形式表现出来，而非公司章程记载的形式体现。所以覃羡琦、覃宇蔚认为，创始股份书，一审法院认为无效是符合事实和法律的规定的。至于返还100万元由谁返还，一审时是覃羡琦、覃宇蔚主张由刘毅声来负担，因为是由覃羡琦、覃宇蔚转账给刘毅声，但一审庭审中，蔡峰披露了其与刘毅声是一个委托收款的关系，覃羡琦、覃宇蔚一再确认覃羡琦、覃宇蔚支付的款项是创始股份协议书的100万，以及投资人和蔡峰的妻子李凤在微信群里显示了公司账户的信息（刘毅声的账户）。经过一审法院查明，蔡峰认为是股权转让款，刘毅声只是代收的行为，所以一审判决返还义务人是蔡峰而非刘毅声，覃羡琦、覃宇蔚从未与蔡峰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也没有接受蔡峰的委托将款项转到刘毅声的账户。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蔡峰只是把100万元认为作股权转让款，而收取方是蔡峰本人，对此蔡峰不予认可，因为该内容与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的内容不吻合，包括股权比例、支付方式、出资及转让的价格都是不相符的。蔡峰认为一审程序有问题，没有对刘毅声进行中止审理处理的问题，覃羡琦、覃宇蔚认为是蔡峰有意拖延的问题，在东莞法院的纠纷有了判决后才进行本案审理，但是该案件在东莞审理后，东莞法院一直在询问一审法院的审理结果，而事实上蔡峰已向东莞法院申请中止审理，东莞法院也进行中止审理，另案以本案的结果为依据故裁定中止另案审理。
原审被告刘毅声述称：同意蔡峰的上诉意见和事实。刘毅声与蔡峰一起创业，有一年时间去上海等地的过程，接近一年的时间，覃羡琦、覃宇蔚说他们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覃羡琦、覃宇蔚陈述的真实性。
原审被告张晓晖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没有异议，不同意蔡峰的上诉意见。
原审被告杨桂英、原审第三人宅品公司未发表意见。
被上诉人覃羡琦、覃宇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覃羡琦、覃宇蔚与蔡峰、张晓辉、刘毅声、杨桂英于2015年7月4日签订的《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股东协议书》；2.判令刘毅声、蔡峰及宅品公司向覃羡琦、覃宇蔚返还出资款100万元；3.判令刘毅声、蔡峰及宅品公司向覃羡琦、覃宇蔚支付自2015年7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按年利率6%计算）；4.诉讼费由刘毅声、蔡峰及宅品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宅品公司原名称为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成立，注册资金为人民币30万元，发起人为蔡峰、杨桂英，法定代表人为蔡峰。2015年6月25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万元，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015年7月4日，覃羡琦、覃宇蔚与刘毅声、蔡峰、杨桂英、张晓辉共同签订《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股东协议书》，约定申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名称为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主要经营家居电子商务行业，公司地址东莞松山湖高新产业开发区工业南路8号创投大厦209室；股东创始比例：刘毅声出资10万元，占股34%；蔡峰出资10万元，占股20%；覃宇蔚出资50万元，占股7.5%；张晓辉投入50万元全技术股，占股8%；杨桂英出资3万元占股6%，剩余17%公司股权留作备用，作为一年期股权，视公司发展状况另行分配，如股东之间的贡献比例调整以及有待各种资源性股东加入等，暂由刘毅声代持；股东在10天内将出资足额存入公司账户等等。
2015年7月6日，蔡峰（甲方）与覃羡琦（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持有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0%的股权，现甲方同意将其持股中的7.5%即人民币75万元以75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购买甲方的上述股权；乙方同意在本合同订立十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给甲方所转让的股权所需金额等等，蔡峰、覃羡琦在合同上签字确认。
同日，蔡峰（甲方）与覃宇蔚（乙方）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的内容与蔡峰与覃羡琦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内容一致，但覃宇蔚否认在该股权转让合同中签字。
2015年7月8日，宅品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宅品公司的新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在该新章程的第十一条中，列表蔡峰认购股份200股，出资200万元货币；杨桂英认购60万股，出资60万元货币；刘毅声认购510万股，出资510万元货币；覃羡琦认购75万股，出资75万元货币，覃宇蔚认购75万股，出资75万元人民币，张晓辉认购80万股，出资80万元货币等等，上述出资均列明在2025年4月30日前缴足。
2015年7月12日，覃羡琦从其招商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到刘毅声个人账户并在交易摘要中备注：宅品基地股东出资款：覃羡琦50万、覃宇蔚字样。
一审庭审中，覃羡琦、覃宇蔚明确本案诉讼请求依据《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股东协议书》提出，覃羡琦、覃宇蔚支付到刘毅声账户中的100万元是基于创始协议而支付，与股权转让款无关。
另查，宅品公司目前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记载，宅品公司的发起人为蔡峰、杨桂英。
再查，蔡峰确认收到委托刘毅声收取覃羡琦、覃宇蔚的100万元，并认为该款的性质为股权转让款；刘毅声对蔡峰委托收款的事实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因宅品公司是采取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我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本案中，覃羡琦、覃宇蔚与蔡峰、杨桂英、刘毅声、张晓辉签订《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股东协议书》时，宅品公司实际已设立，而宅品公司的发起人即蔡峰、杨桂英至今尚未缴足认购的股份，因此《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股东协议书》是名为创始合同，实为发起人在未缴足认购的股份时，向他人募集股份的合同，该合同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无效的。
因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创始合同无效，据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覃羡琦、覃宇蔚在2015年7月12日转账支付到刘毅声账户的100万元的转账凭证中，已备注款项为股东出资款，明显不属于股权转让款的性质，且与刘毅声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金额、缴付的时间不一致，故刘毅声、蔡峰认为该款为股权转让款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鉴于刘毅声与蔡峰在庭审中披露委托收款关系后，覃羡琦、覃宇蔚主张刘毅声、蔡峰共同承责，而覃羡琦、覃宇蔚的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对此，蔡峰作为委托人，在确认收到刘毅声接受其委托后收取的100万元后，应当承担返还款项给覃羡琦、覃宇蔚的责任。
关于覃羡琦、覃宇蔚要求宅品公司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问题，覃羡琦、覃宇蔚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宅品公司收取了覃羡琦、覃宇蔚的出资款，故覃羡琦、覃宇蔚要求宅品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对此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覃羡琦、覃宇蔚主张的利息标准问题，覃羡琦、覃宇蔚要求按照年利率6%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没有合同依据，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向覃羡琦、覃宇蔚支付利息。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蔡峰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1000000元给覃羡琦、覃宇蔚；二、蔡峰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1000000元的利息给覃羡琦、覃宇蔚（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5年7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付之日止）；三、驳回覃羡琦、覃宇蔚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800元，由蔡峰负担。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2015年7月8日，宅品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宅品公司的新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该新章程明确载明宅品公司由两个发起人变更为包括覃羡琦、覃宇蔚等股东的内容；该章程落款处仅有法定代表人蔡峰签名以及加盖宅品公司的公章，但无签订《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股东协议书》的其他人覃羡琦、覃宇蔚、刘毅声、杨桂英、张晓辉的签名。
再查：2015年8月23日，刘毅声、覃羡琦、覃宇蔚、蔡峰、张晓辉签署《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协议书》载明：第一条股东的权利义务1.共同行使公司股东权利，特别是行使召集权、提案权、表决权时采取一致行动。包括：（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审议批准董事会或监事的报告；（三）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四）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五）对公司合并、分离、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行使作出决议；2.协议各方对因采取一致性行动而涉及的文件资料，商业秘密及其可能得知的商业秘密，负有合理的保密义务。第二条一致行动的特别约定1.若各方在公司经营管理等事项上，就某些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时，应当按照持股多数原则作出一致行动的决定；等。
又查：蔡峰主张覃羡琦参与公司经营，提供了记账凭证及费用报销单、企业专题片制作协议书等予以证实。经查，2015年5月30日费用报销单载明用途为创投大厦209办公室租赁押金、办公室7月份租金、办公室装修定金；2015年6月30日费用报销单载明用途为云盘租金一年、办公房物业管理费（2押6月租）、工商注册代办费、电表；2015年6月5日费用报销单用途为办公家具、空调款、美工设计图片费、场地证明手续费；2015年6月30日费用报销单用途为软件开发一起预付款；2015年7月31日费用报销单用途为办公室5台电脑组装、办公椅佛山货款、笔记本电脑、银行开个人户；2015年7月31日费用报销单用途为股东变更、中餐、晚餐费用、移动宽带包装、手续、窗帘预付、窗帘尾款；2015年8月费用报销单用途为快递费和打印费、视频制作二次预付款、软件开发补充款一期、官网设计费预付款；2015年费用报销单用途为CCTV机票（北京）、CCTV机票（北京）；2015年9月费用报销单用途为北京-
广州机票×2、北京住宿、广州-
北京×4、北京住宿；2015年11月11日费用报销单用途为广州分公司管理费押金（2月）、广州分公司11月份管理费、中介费（租办公室）、广州分公司二押一租（11月）房租；2015年11月6日费用报销单用途为机票（上海路演）、保险、邮费；上述费用报销单中，覃羡琦均系在部门审核栏中签名，刘毅声在领导审批栏中签名。此外，2015年11月6日费用报销单用途为广州分公司电脑二台；2015年11月5日费用报销单用途为办公电风扇；2015年12月12日费用报销单用途为打印机采购。上述费用报销单中，蔡峰均系在部门审核栏中签名，覃羡琦在领导审批栏中签名。此外，2015年7月31日，覃羡琦作为宅品公司代表与东莞市杰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签订《企业专题片制作协议书》。
又查：就宅品公司诉覃羡琦、覃宇蔚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根据宅品公司以该案与本案存在关联，申请该案中止审理的申请，该院于2017年11月18日作出（2017）粤1971民初3694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中止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故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蔡峰是否应向覃羡琦、覃宇蔚退还100万元款项及利息的问题。
首先，覃羡琦、覃宇蔚主张其签订创始股东协议书时并不知晓宅品公司已经成立的事实；蔡峰上诉则主张覃羡琦、覃宇蔚在签订创始股东协议书时知晓宅品公司已经成立的事实。对此，本院认为，经查，宅品公司前身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系于2015年4月28日成立，发起人为蔡峰、杨桂英；后于2015年6月25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变更为宅品公司，注册资本也增加至1000万元。而覃羡琦、覃宇蔚与刘毅声、蔡峰、杨桂英、张晓辉签订《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股东协议书》系在2015年7月4日，即是在宅品公司成立之后，而创始股东协议书中仍然明确约定“各股东自愿出资申请设立宅品公司、股东创始比例：刘毅声出资10万元，占股34%；蔡峰出资10万元，占股20%；覃宇蔚出资50万元，占股7.5%；覃羡琦出资50万元，占股7.5%；张晓辉投入50万元全技术股，占股8%；杨桂英出资3万元占股6%，剩余17%公司股权留作备用，作为一年期股权，视公司发展状况另行分配，如股东之间的贡献比例调整以及有待各种资源性股东加入。”从《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股东协议书》中明确记载为“申请设立”及“股东创始比例”的文字内容来看，签署创始股东协议书时，签约各方的合同目的应为设立宅品公司，而非在已成立的宅品公司现有股权架构下再行调整比例。而在蔡峰提供的2015年6月30日费用报销单中明确载明用途包括工商注册代办费，覃羡琦在该费用报销单中部门审核栏中签名，但此时宅品公司早已于2015年4月28日成立、并也已于2015年6月25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变更为宅品公司，由此可见，蔡峰主张覃羡琦在签订创始股东协议书时知晓宅品公司已成立的说法，缺乏理据支持。虽然蔡峰提供其与覃羡琦、覃宇蔚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但各方已确认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签名的并非覃宇蔚本人，且蔡峰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在创始股东协议书签订时，覃羡琦、覃宇蔚明知宅品公司已成立、且同意放弃发起人本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事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蔡峰上诉主张覃羡琦、覃宇蔚在签署创始股东协议书时知晓宅品公司已成立，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此外，蔡峰虽已在创始股东协议书签订后，即将新章程提交工商登记机关备案，该新章程明确载明宅品公司由两个发起人变更为包括覃羡琦、覃宇蔚等股东的内容，然而该新章程落款处仅有蔡峰签名及加盖宅品公司的公章，而无创始股东协议书各签约人的签名，且蔡峰已确认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变更并非工商登记事项，股东的变更无需进行变更登记，因此，覃羡琦、覃宇蔚签署创始股东协议书的合同目的亦无法实现。
其次，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本案中，宅品公司为采取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宅品公司的发起人即蔡峰、杨桂英至今尚未缴足认购的股份，其向覃宇蔚、覃羡琦募集股份违反上述规定。此外，蔡峰上诉主张其履行《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股东协议书》的方式是向覃宇蔚、覃羡琦转让其原持有的股份，但覃宇蔚已否认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签字，覃羡琦亦主张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系为了办理工商登记、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况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根据本案事实，股权转让合同的签名仅离宅品公司前身的成立约2个月左右，距离变更登记则仅有10天时间，可见作为发起人的蔡峰、杨桂英转让股份的行为并未发生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后，亦构成对上述公司法规定的违反。
再次，蔡峰上诉主张覃羡琦、覃宇蔚已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对此，本院认为，经查，蔡峰提供的由覃羡琦签名的费用报销单发生在2015年5月30日至2015年12月12日之间，均系关于公司设立筹备阶段的支出审批，蔡峰现提供的覃羡琦签署的费用报销单以及覃宇蔚的工作证等证据，均仅能证明签订创始股东协议书后，覃羡琦、覃宇蔚参与到宅品公司的工作中，但并不能证实覃羡琦、覃宇蔚已享有了相关股东权利。因刘毅声、覃羡琦、覃宇蔚、蔡峰、张晓辉已于2015年8月23日签署《东莞市宅品基地家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协议书》载明各股东的权利义务，但蔡峰除了提供2015年年底之前由覃羡琦参与公司设立阶段的支出审批外，并无证据证实覃羡琦、覃宇蔚已根据一致行动协议书实际行使了股东的权利。故蔡峰上诉主张覃羡琦、覃宇蔚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
综上，因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创始协议书不能履行，且蔡峰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覃羡琦、覃宇蔚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故一审法院据此判令蔡峰应向覃羡琦、覃宇蔚返还股东出资款10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符合公平合理原则，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覃羡琦的国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二人以上二百人以下为发起人，其中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因上述规定并未对发起人的国籍等作出要求，且蔡峰向覃羡琦、覃宇蔚募集或转让股权均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故蔡峰关于覃羡琦、覃宇蔚有外国国籍的主张，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审查。蔡峰申请本院调查覃羡琦的国籍问题，本院亦不予采纳。
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因宅品公司诉覃羡琦、覃宇蔚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根据宅品公司以该案与本案存在关联、该案中止审理的申请，已于2017年11月18日作出（2017）粤1971民初3694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中止诉讼。故蔡峰上诉主张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蔡峰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蔡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佩莹
审判员 蔡粤海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罗雅之
祝茵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