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6民终36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64年8月9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住烟台市福山区。
委托代理人：王文娟、张磊，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迟某，女，1957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女，198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3，女，1991年9月6日出生，汉族，烟台市福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4，男，1958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
法定代理人：车某，女，195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被上诉人李某4之妻。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迪军、林颖，山东途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迟某、李某2、李某3、李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4）福清民初字第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磊、王文娟，被上诉人迟某、李某4及其与李某3、李某2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迪军、林颖，被上诉人李某4的法定代理人车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迟某、李某2、李某3、李某4诉称，原告迟某的丈夫、原告李某2、李某3的父亲李万东、原告李某4的父亲李振成、母亲于学花共生育三个儿子，李万东是长子，原告李某4是次子，被告李某1是三子，现均已经成家独立生活。父亲李振成、母亲于学花在福山区永福园村有北屋3间，西厢房3间，房产证编号为2110319，父母一直在内居住。2008年3月21日，父亲李振成去世，该房依法由母亲于学花和原、被告等人共同继承，但该房一直未进行分割。2013年4月16日，于学花、被告李某1与烟台市百年置业有限公司（代理人：烟台市福山区永福园居委会）签订《住宅房屋征迁实物补偿协议书》，后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独占上述共有房屋的拆迁补偿款2，003，339.1元，奖励面积40.71平方米，补偿的装修费2万元等拆迁补偿利益。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解决分割共有房屋拆迁补偿利益，并要求被告返还给原告应得的共有房屋拆迁利益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分割位于福山区永福园居委会房产证编号为2110319的房产拆迁补偿利益，并判令：一、被告返还给原告应得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各250，417元，奖励面积原告迟某、李某2、李某35.09平方米，原告李某45.09平方米，补偿的装修费原告迟某、李某2、李某32，500元，原告李某42，500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本案宣判前于学花因病死亡，原告的诉讼请求变更为：1、请求依法分割位于福山区永福园居委会房产证编号为2110319的房产拆迁补偿利益2，003，339.1元，判令被告李某1返还原告迟某应得的房屋拆迁补偿款626，42.75元，判令被告李某1返还原告李某4应得的房屋拆迁补偿款688，647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3、因被告未获得奖励面积，原告放弃奖励面积和装修费用的诉讼请求。后原告又自愿放弃分割房产拆迁补偿利益中除一次性货币补偿1，872，660元外的临时安置补助费8，549.1元、综合补偿费81，420元、各项速迁奖励费40，710元等部分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李某1辩称，涉案房产早在李某1结婚时已经分家给李某1所有。涉案房产的土地证已于1991年在李振成和于学花的要求下将土地使用权登记于李某1名下，该房产与地产系李某1个人财产，与原告无关，要求驳回原告诉请。在于学花死亡后，针对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被告李某1又提出以下答辩意见：一、法院不应同意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应当终结审理此案。（一）原告不能在诉讼中变更诉请，直接要求继承原当事人的所谓遗产。（二）原告在本诉法庭辩论终结后变更诉请，于法无据。（三）于学花生前已经将其财产进行了处分，去世前无财产，去世后无遗产可以继承，原告变更诉请无事实依据。（四）本案诉讼主体错误。（五）涉案房地产系被告个人财产，非父母遗产，与原告无关。涉案房产物权已经于1991年明示登记于李某1名下，系被告财产。有多人证明，涉案房地产早已分家给被告所有。永福园居委会知晓并认可李振成和于学花生前已将涉案房产分家处分给李某1。本案从风俗习惯和公序良俗原则来看，涉案房产已分家给李某1所有。（六）涉案征迁补偿是对李某1名下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的补偿，而非登记于李振成名下的房屋砖瓦建筑的补偿，征迁方对拆除的房屋建筑物没有补偿，被告也未受领对建筑的补偿，原告不应向被告主张返还。本案之诉已过诉讼时效。（七）原告涉嫌伪造诉讼证据，要求追究原告的伪证责任。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于学花与李振成系夫妻关系。李振成于2008年3月21日去世。李振成的父亲李赔寿、母亲李宋氏均在李振成去世前死亡。于学花的父亲、母亲亦均在于学花去世前死亡。二人育有三子，长子李万东、次子李某4、三子李某1。李万东与原告迟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二女，长女李某2，次女李某3。诉讼过程中李万东于2015年5月13日因病去世，原审法院追加迟某、李某2、李某3作为本案的原告参加诉讼。在法庭辩论终结后原审法院宣判前于学花于2016年3月25日因病死亡。诉讼过程中，于学花曾委托本村居民李振法作为其代理人参加诉讼，被告李某1对于学花代理人的身份提出异议，认为李振法不是于学花的近亲属，且其证明不是由居委会推荐其作为于学花的委托代理人，经法院审查被告李某1的异议成立。同时被告李某1认为于学花无民事行为能力，并在另案中向法院提出对其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2014年9月17日，××司法鉴定所出具烟精司鉴所〔2014〕精鉴字第633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被鉴定人于学花患“老年性痴呆”，无民事行为能力。在该案中法院指定被告李某1为于学花的监护人。
2013年4月16日，于学花、李某1（乙方）与征迁人烟台市百年置业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住宅房屋征迁实物补偿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被征迁房屋坐落于永福园居委会，房屋所有权证号：NO2110319，土地使用证号：91字第18524号，土地使用面积407.10平方米。甲方以实物补偿的方式对乙方进行补偿安置。乙方应得补偿安置总面积为366.39+40.71平方米。乙方剩余安置面积407.10平方米，按每平方米4，000元，甲方给予乙方一次性货币补偿，计1，872，660.00元，剩余安置面积临时安置补助费按每平方米每月7元一次性补偿三个月，计8，549.10元，利用住宅稿经营补偿费/元，综合补偿费81，420.00元，各项速迁奖励费40，710.00元，其他/元，以上合计2，003，339.10元。六、甲乙双方结算及支付条款待乙方腾空房屋并交付拆除后，甲方支付乙方人民币共计：2，003，339.10元整等内容，于学花、李某1在代理人处签名。协议签订后，被告李某1领取了上述全部补偿款。
原告主张在李振成去世后，其在永福园居委会遗留的北屋三间、西厢房3间（编号为2110319）应为遗产，应由原、被告依法继承。为证实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福山县房屋草契纸一份，山东省福山县革命委员会房屋契纸一份，岳永庆卖房契约一份，证明1975年10月20日杨来庆将诉争房屋以及土地使用权卖给了岳永庆，1976年3月11日福山县政府确认岳永庆产权，1979年5月岳永庆又将上述诉争房屋卖给了原告的父亲李振成，证明了诉争房屋的来源。2、福山区房产所有证（存根）一份，证明诉争拆迁房屋于1989年4月20日确认产权人为李振成。3、死亡证明一份，居委会证明一份，证明2008年3月21日李振成去世时，李振成的父母已经去世，妻子于学花和三个儿子仍健在，依照法律规定，本案诉争的拆迁房屋在2008年3月21日李振成去世后，当时应由继承人共同继承。4、住宅房屋征迁实物补偿协议书一份，补充协议一份，2013年4月12日证明一份，现金付出凭证一份（上述四组证据均为复印件），证明诉争拆迁房屋被征迁人为李振成。因为被告采取欺骗手段做了假的证明，致使被告李某1擅自领取了继承人共同所有的诉争房屋拆迁补偿款2，003，339.1元。5、2013年10月3日证明一份，内容为：“我于学花2013年4月12日所签字按手印的证明完全由三儿子李某1与其妻杨克环所伪造，我于学花完全不知其内容。我于学花居住在永福园的三间北屋、厢房二间（西厢）是我已故丈夫李振成名下的，以上房屋到现在未进行分家析产等内容。”，代书人邹积增，证明人邹积增、冷某、姜某，证明2013年4月12日的证明是被告李某1伪造的，证明诉争的应为李万东、李某4、李某1、于学花共同所有的被拆迁房屋至今未进行分家析产，也未进行分割，拆迁房屋补偿款应为李万东、李某4、李某1、于学花四人共同所有。
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质证，被告李某1认为：对证据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对证据2，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的事实不认可。对证据3，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事实有异议，诉争房产在××××年分家给李某1所有，不能作为李振成的遗产发生继承。对证据4，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从其上可以看出，计算拆迁补偿款时是按照李某1名下土地证上载明的土地面积进行计算的，不是按照房产面积进行计算，并且该土地按照货币补偿仅为1，872，660元，其他补偿款不是房屋土地的补偿，而是给予实际居住人及李某1迁出时的搬迁费用和实际管理人李某1维护房屋、装修增值等补偿。这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签订的协议，拆迁款应给予李某1，对第二页“代理人”的填法是征迁人误写的，对此我方不认可。首先于学花××××年以前是该房产的共同所有人非代理人，其次李某1系土地所有人，房产的实际所有人，该拆迁款应为李某1所有。对证据5，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系原告伪造的。于学花的签字我方不清楚，但是该证据的内容是虚假的，我方将另行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该证据是伪造的。
被告李某1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1991年12月20日福山区土地管理局向李某1发放的土地证存根一份，1991年普查登记涉案房屋土地证的时候，在李振成和于学花的要求下，涉案房产土地证已经登记在李某1名下，其上载明：“土地使用者名称：李某1”、“地上物权属：本人”，“调查结果审核意见：用地权属来源合法”等字样，证明（1）在1991年普查之前，李振成和于学花夫妻已将涉案房产连同土地使用权分家给李某1；（2）鉴于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公示效力，两原告也早已明知涉案房产已经分家并过户登记于李某1名下；（3）李振成从1991年至2008年去世前，长达17年的时间内，从未向土地管理部门提出任何异议，认可其登记的有效性；（4）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为2013年9月29日，自土地证登记于李某1名下已经长达22年之久，早已过法定诉讼时效；（5）鉴于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形成效力、公信效力、对抗效力以及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该产权登记合法有效。虽然诉争房产于1989年房产证登记于李振成名下，但其附属的宅基地使用权于1991年已经转登记于李某1名下，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已经一并转至李某1所有。2、2013年4月12日，于学花在丈夫李振成的朋友卫某、同村村民初由木、赵某、李某5几人见证下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证明涉案房产已于××××年李某1结婚时分家给李某1。内容为:我于学花多年来，一直居住在三子李某1结婚时分给他的老屋（座于永福园村北屋三间、厢房二间里），长子李万东、次子李某4结婚时已各分得新瓦房三间，经与三子李某1及儿媳杨克环商量达成一致，即居住时间以老为期，房屋产权归三子李某1所有。代书人卫某，证明人初由木、赵某、李某5，被告于学花在上面签字捺印。3、2014年3月28日，律师对冷某、姜某作的调查笔录各一份，证明原告方提供的2013年10月3日所谓的于学花出具的证明，系原告伪造，非于学花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冷某在笔录中说：“我听村里人都说李振成把老房子留给李某1了”，该证人恰恰证明了涉案房产应为我方所有。4、烟台电视台于××××年××月××日播放的电视节目拷贝光盘一份，证明母亲于学花当时清楚地表示，诉争房产在李某1结婚时分给其做婚房用了。且在节目第7分15秒左右，已去世的原告李万东对母亲讲：“你当初你们老家干什么来？你没想到你有三个儿子吗？”，一方面证明李万东知道父母将房产早已分给李某1，对此表示生气；另一方面证明李万东认可母亲于学花当时头脑清楚，认可母亲把房子给李某1的意思表示真实。被告李某1对该影像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老房子由母亲居住并且一夜之间突然搬走有异议，不属实。5、××××年××月××日，永福园居委会向福山高新产业区管委出具的“关于李振成、李某1房屋征迁的情况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诉争房产所有权人登记模糊，房屋产权证登记人虽然是李振成，但是土地登记人是李某1，居委会为此征求于学花的处理意见，于学花提供了由三位邻居签字的房产分配书面证明，证明了诉争房产早在李某1结婚时已经分家给他；永福园居委会认为拆迁补偿款发放给李某1并无不当，因此同意同李某1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且发放拆迁补偿款。该证明的原件保存于福山高新产业区管委。6、申请证人卫某出庭作证，证人卫某称：我不认识原告，我和被告李某1大约在2010年以后认识，我和于学花的丈夫李振成熟悉，是朋友。大概在2013年3、4月份，上午下午我记不清楚了，因为我在邮电局工作，负责永福园村的电话安装维修工作，和李振成就熟悉了，我经常去他家串门，有一天我去李振成家，当时李振成已经不在了，于学花就把她家的财产分配情况说了说让我写下来。去的时候就我和于学花两个人，后来又进来一个两个人，几个人我记不清楚了，于学花要求把这个分家的情况写下来，生前李振成也是这个意思，写完以后，于学花在上面签字按的手印，在场的有一个人也签字了，后来于学花又出去叫了一个邻居在上面签字，当时于学花头脑是清醒的。被告李某1对该证人证言没有异议。7、于学花的死亡证明一份，证明于学花于2016年3月25日因病死亡。8、邻居杨恩娜提交的一份书面证明，证明该房产系被告所有。内容为：李某1在结婚时李振成告诉过我因给老大、老二盖房成家已没有能力再给老三盖房，就把老房分给老三所有，他老两口以老为期，死后房产归老三李某1所有。证明人杨恩娜，身份证号。被告李某1对该书面证明进行了说明，杨恩娜实际出生于1970年。
对被告李某1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1，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内容以及被告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不予认可，理由如下：（1）从申请书的内容上看地上物及房产授属予谁，土地证就应该办在谁的名下，地上物属于李振成，就应该将土地证办在李振成的名下；（2）该申请书，申请人为李某1，地上物权属登记为本人，也就是说李某1认为地上物及房屋是属于李某1的，但事实上房屋是属于李振成的，所以李某1申请土地证是侵占李振成的房产所有权；（3）申请者提供的权属登记材料及申请理由一栏填写存在明显错误，因为房产是李振成所有，土地使用权也应为李振成所有，只有土地证办在李振成的名下用地权属才来源合法，如果李某1将土地证办在自己名下进行申请时对李某1而言权属来源不合法，是侵占了李振成的产权；（4）物权无时效，不存在时效的问题；（5）被告用2007年的物权法来推翻以前法律规定，显然错误。对证据2，该证据是虚假证据，不予认可。因为被告要领取四人共同所有的补偿款才作的一个虚假证明。到目前为止，被拆迁房屋没有进行分割。这份证明也不是于学花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3，对调查笔录不予认可，理由如下：这是打印的调查笔录，从文字上来看调查人没有出示自己的律师证，没有为什么要调查的原因，显然违反程序，应该是书写的，地点在山东信力源律师事务所没有证据证明，而且冷某在我方证据证明上签字捺印了。对证据4，对光盘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被告证明内容有异议，理由如下：（1）母亲于学花患有××，无民事行为能力，其说法没有法律效力；（2）退一步讲，母亲于学花也只是说结婚时将自己的房子给李某1作婚房用，并没有说将自己的房子给李万东；（3）再退一步讲即使母亲于学花愿意将其房产份额给李某1，但她没有权利处分李振成的房产。对证据5，对情况说明有异议，这是一份复印件，没有证明效力；即使该说明是原件的话，也不能证明被告所证明的内容，诉争房产从住宅房屋征迁实物补偿协议书也可以明确看出诉争房产是李振成的而不是该说明书中所称是李振成和李某1的房产，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李某1、于学花是以代理人的身份签订协议的，该情况说明枉顾事实，没有丝毫证明力。该情况说明记载的是××××年××月××日，我们调取相关资料的时候没有这份情况说明。对证据6，对该证人证言有异议，被告出具的证明是一份假证明，因为书写证明时，最多只有两个人在场，写好了证明之后又再去叫了其他人过来签字，并且书写证明时在场的那个人根本不知道证明的事实，所以证明是假的。对证据7无异议。对证据8，第一、在于学花要进行精神状况鉴定时，法院就明确的告诉过原被告双方，之后双方提交的证据是无效的，现在被告又提出这份证明，违反了程序；第二、今天是2016年5月27日，杨恩娜身份证上的信息表明到今天已经有一百多岁，这份证明是假的；第三、原告在前面的庭审以及代理词中再三强调分家析产是原被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事情，外人的说辞没有证明力；第四、从电视台的录音证据已经说明于学花是将涉案房产给李万东做婚房用，并没有将涉案房产给李万东，况且2013年10月3日于学花的证明就已经充分说明涉案房产没有进行分家析产。
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对初由木、赵某、卫某、李某1进行了调查。在调查笔录中初由木称：“于学花当时叫我到她家去，说要对老房进行处理，我去的时候有赵某、还有外村一个人，后来李某5也来了。李某1不在场，等我去的时候证明都写好了，我签字的时候于学花已签字了，是否是其本人签字我不清楚。”赵某称：“2013年上半年我到于学花居住的老房，我去的时候有初由木、李某5和李某1在场，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去的时候证明已经写好了，于学花叫我在证明上签了字，证明是谁写的我不清楚。”卫某称：“我是邮电局的职工，经常下乡查线路，我通过于学花的丈夫认识的于学花，写证明前的一段时间于学花跟我讲要找我写个东西，当日我就到她家了，当时就我和于学花在场，于学花跟我说了分家的过程，我就把这个过程写下来了，我写完后于学花签的字，然后于学花出去叫她家周围的邻居进来。一会两个六十来岁的邻居先来的，于学花提前告诉他们了，他们进来看完内容就在下面签名了。然后四十来岁的来了，看完内容也在下面签名，然后他们三个就坐了会……”。李某1在调查笔录中称：“2013年4月12日上午8点在我家（拆迁老房），由我母亲口述卫某代书，当时本村的初由木、赵某、李某5都在现场，大约1小时左右证明写完后交付给我的……”。对初由木的调查笔录，经质证，原告对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笔录说明了是于学花个人要对老房子进行处理，上面签字是不是于学花的初由木也不清楚。被告李某1对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既然是于学花叫的证人去，该证明当然是于学花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赵某的调查笔录，经质证，原告没有异议，认为该笔录说明了被告李某1出具的证明是虚假的，并且有被告李某1在场。被告李某1认为该证人证明了签字的证明是于学花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在场人的细节，由于调查与当时已经间隔一年多，证人的记忆有误不能影响该证明的真实性，两位证人都证明了该证明是于学花真实意思表示。该证明是真实的不是伪造的，并且该证明上签字的证明人均认可该房产于李某1结婚时已经分给李某1了，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在该证明上签字。对卫某的调查笔录，经质证，原告对调查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调查笔录与卫某当庭的说明事实上有很大出入，按照调查笔录上卫某陈述写的时候只有他和于学花两个人在场，庭审中他说另外还有一两个人在场，另外卫某是外村人，关于分家这些情况让一个外村人作为代书也不合情理。被告李某1对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笔录充分证明了原证明是于学花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各位证人确实是于学花找来的，并且当着于学花的面签字的，至于在场人的细节问题由于时间太长导致证人记忆模糊不能影响该证明的真实性。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福山县房屋草契纸、山东省福山县革命委员会房屋契纸、卖房契约、房产所有证（存根）、死亡证明、居委会证明、住宅房屋征迁实物补偿协议书、补充协议、证明、现金付出凭证，被告提交的土地证存根、书面证明、调查笔录、光盘、情况说明、证人证言、法院的调查笔录等在案佐证。
结合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情况，原审法院将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归纳为：一、在原诉讼当事人于学花法庭辩论终结后法院宣判前死亡后，本案是否应该终结诉讼，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有无法律依据；二、诉争的被拆迁房产是否为遗产；三、如被拆迁房产为遗产应如何分割。
一、在原诉讼当事人于学花法庭辩论终结后原审法院宣判前死亡后，本案是否应该终结诉讼，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有无法律依据的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法院宣判前于学花因病死亡，其诉讼主体资格已不存在。法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诉讼：（一）原告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的；（二）被告死亡，没有遗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三）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死亡的；（四）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以及解除收养关系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死亡的。本案于学花死亡后，原告基于认为被拆迁房产为李振成和于学花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于学花死亡后当然发生继承的基础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于学花的遗产，符合诉讼便利原则，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故对于被告的此项抗辩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拆迁房产是否是遗产的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诉争的被拆迁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NO2110319，登记在李振成名下，土地使用证号：91字第18524号，登记在被告李某1名下，该房屋的初始来源为1975年10月20日案外人杨来庆将诉争房屋出卖给了案外人岳永庆，1976年3月11日由当时的福山县政府确认岳永庆产权，1979年5月岳永庆又将上述房屋卖给了李振成，李振成于1989年取得了被拆迁房屋的房产证，房产证上注明该房屋的建筑时间为解放前。被告李某1认为被拆迁房产系其个人财产，系其结婚后分家所得，对其主张被告李某1应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被告李某1提交的2013年4月12日的证明，初由木证实等去于学花家去的时候证明已经写好了，签字的时候于学花已签字了，是否是其本人签字并不清楚。赵某亦证实去的时候证明已经写好了，于学花让其在证明上签了字，证明是谁写的不清楚。卫某在调查笔录中陈述该证明先由于学花叙述了分家的过程，然后去找邻居签的字，而被告李某1则称其母亲口述时初由木、赵某等人都在现场。被告李某1的陈述与初由木、赵某、卫某的陈述不符，证人卫某出庭陈述于学花要求把分家的情况写下来，写完后，于学花在上面签字按手印，在场的有一个人也签字了，卫某出庭时的陈述与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不符，故对其证言法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2013年由代书人邹积增书写的证明，该证明内容于学花又陈述其不知2013年4月12日所签字按手印的证明内容，是由被告李某1与其妻杨克环伪造的，于学花因患老年性痴呆已丧失民事行为能力，通过于学花已无法查证前后两份证明的真伪，证明人冷某、姜某在被告律师所作的调查笔录中又陈述不知证明的内容，对该证明的证明力法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李某1提交的电视节目拷贝的光盘内容，于学花只是表示诉争房产在被告结婚时分给其作婚房用了，并没有证明该房产分家给了被告李某1。被告提交的永福园居委会出具的关于李振成、李某1房屋征迁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只是证明工作人员征求了于学花对该房产的处理意见，同时依据邻居的签字证明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该情况说明无法证实被拆迁房产应为被告李某1个人所有。被告提交的杨恩娜的书面证明，证明中杨恩娜只是说明其听李振成说过老房分给老三所有，他老两口以老为期，死后房产归老三李某1所有，其本人未亲身见证李振成分家的过程，仅是听说，故对该书面证明的效力法院不予采信。
原审法院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只是其外在表现形式，不动产权属证书并不具有代表不动产物权的功能。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首先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一般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在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的情况下，应根据实际认定权属。在被告李某1未举证证明其为被拆迁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的情况下，其主张涉案房产已分家为其所有证据不足，被拆迁房屋的土地证办理在其名下实属有误。被拆迁房产的取得时间为李振成与于学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原、被告无其他证据证明有出资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李振成与于学花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李振成、于学花死亡后，依法发生继承。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两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本案被拆迁房屋的土地证登记在被告李某1名下至原告起诉时（2013年9月）虽已超过二十年，2013年4月16日签订住宅房屋征迁实物补偿协议书前被拆迁房屋一直维持共有状态，在李振成死亡后并未改变房屋现状，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从住宅房屋征迁实物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的腾空房屋交付拆除之日改变共有现状时起算（在2013年4月16日之后），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故对被告关于原告的起诉已过法定诉讼时效的抗辩，法院不予支持。
三、被拆迁房产为遗产，应如何继承的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本案中被继承人李振成、于学花生前未留有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死亡时留有位于烟台市福山区永福园居委会有北屋3间，西厢房3间，房产证编号为2110319房产一处，被继承人李振成取得上述房地产的时间系被继承人李振成与于学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应先析出一半为于学花所有，其余作为李振成的遗产。被继承人李振成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为李万东、李某4、李某1、于学花，李振成死亡后，于学花应拥有上述房产的5／8的份额，李万东、李某4、李某1应各拥有上述房产的1／8的份额。在李万东死亡后，李万东未留有遗嘱及和遗赠抚养协议，李万东的上述房产份额应由其第一顺位继承人妻子迟某、女儿李某2、李某3、母亲于学花继承，此时于学花的份额为21／32（1／8×1／4+5／8）、原告迟某、李某2、李某3的份额各为1／32。在于学花死亡后，因其子李万东先于其死亡，按照法律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故在于学花死亡后，由李某2、李某3发生代位继承，其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还有李某4、李某1，现原告李某4从于学花的遗产中继承份额为7／32（21／32÷3），被告李某1从于学花的遗产中继承份额为7／32，原告李某2、李某3从于学花的遗产中继承份额为7／32，故原告李某4的继承总额为11／32，被告李某1的继承总额为11／32。因原告李某2、李某3表示将其继承份额全部赠与给原告迟某，故原告迟某的继承总额为10／32（1／32+1／32+1／32+7／32）。因被继承的房产被拆迁安置补偿，由被告李某1领取了被拆迁房产的全部补偿权益，一次性货币补偿1，872，660元、临时安置补助费8，549.1元、综合补偿费81，420元、各项速迁奖励费40，710元共计2，003，339.1元，现原告自愿放弃继承房产拆迁补偿权益中临时安置补助费8，549.1元、综合补偿费81，420元、各项速迁奖励费40，710元，系原告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合法处分，法院予以准许，故原告迟某应分得上述一次性货币补偿1，872，660元中的10／32份额为585206.25元，原告李某4应分得其中的11／32份额为643726.87元，被告李某1应分得其中的11／32份额为643726.87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6年6月28日判决：一、被告李某1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迟某拆迁补偿款585，206.25元。二、被告李某1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李某4拆迁补偿款643，726.87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27元，由原告迟某负担6，439元，由原告李某4负担8，194元，由被告李某1负担8，194元。
宣判后，上诉人李某1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房产处分给上诉人是李振成、于学花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这在永福园村系家喻户晓。李振成、于学花夫妇生前共生育三子：长子李万东、次子李某4即被上诉人、三子李某1即上诉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因李万东、李某4达到婚龄，按照当时的习俗，经李振成申请，1979年永福园村给李家审批了宅基地，当年上诉人协助父亲李振成在该宅基地上给李万东、李某4建了八间房屋。1977年李某4入伍参军，当兵期间因患精神分裂症于1979年离开部队回到家中，并于l××××年左右结婚，首先搬进新建房屋中居住。1983年左右李万东因结婚也住进了新房中开始生活。××××年上诉人结婚，因经济困难，李振成、于学花夫妇再没有能力出钱给上诉人建新房，于是将老房分给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与上诉人父母、老婆婆共同居住在涉案三间房中。后因上诉人添子，6口人实在住不开，1990年上诉人到村委申请宅基地建房，当时是李万东、李某4均不愿掏钱为上诉人建房，上诉人没有能力自建，无奈之下用该宅基地加上上诉人岳母给的肆仟元与孙述本置换了旧房三间半，由上诉人父母、老婆婆在该房居住，上诉人一家三口在涉案房屋居住。1996年，上诉人妻子单位分房，无钱支付房款，将旧房三间半变卖了1.8万钱添置新房，上诉人搬到新房居住，上诉人父母搬到老房居住。2009年上诉人在涉案土地上又加盖了八间房，但未办理房产证。拆迁一并拆迁，按涉案土地证面积给予拆迁补偿。本案中，两位老人分别给长子和次子建了新房，但一直没有给上诉人盖房，并常年与上诉人生活在涉案房屋内，其对涉案房屋的处理，即把老房子分给上诉人的这一决定，不仅是当时客观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所致，更是老两口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同时也是人之常情、完全符合农村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对于上述事实，其家族中多名亲戚，如与李振成叔辈关系的李喜美，以及同村人都知道，甚至外村人卫某也有所耳闻。（二）《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宅基地使用权属于不动产物权，原则上需要经登记始发生物权效力。
本案中，在1991年土地普查时，李振成就按照相关规定和办理程序，将面积为407.1平方米的涉案土地办理到了上诉人名下，在当时的审查材料中也明确记载“张榜公布后的反映为同意”，烟台市福山区土地管理局依法为上诉人颁发了《土地使用权证》，该证上明确记载土地使用者为上诉人、土地面积为407.1平方米、用途为住宅、批准使用期限为永久等信息，该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经依法登记已然发生了法律效力。同时，李万东、李某4也办理了各自分得房产的土地证，这足以说明当时在办理过程中，居住在同村的李振成夫妻、上诉人、李万东、李某4对办理土地证这一事实均是参与且知情的，对涉案土地办理到上诉人名下均是知情或应当知情的，但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包括李振成夫妻、被上诉人）对将涉案土地办理到上诉人名下提出异议，根据《民法通则》第137条之规定，李万东、李某4在23年之后主张，巳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人民法院应当不予保护。(三）原审中，从烟台市电视台制作的采访节目中可以清楚的看出，采访于学花时其明确表示诉争房产在上诉人结婚时就巳经分给了上诉人，采访李万东时其情绪激动对两位老人非常不满，这表明李万东早就知道父母将老房分给上诉人的事实；被上诉人为达到其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在原审中提供假证据“2013年10月3日证明一份”，上诉人原审代理律师对该证明中见证人冷某、姜某进行调查时，见证人也表示村里人都说李振成把老房子留给了李某1，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相关人员对其作出的不利陈述，应当具有较强证明力；通过法院对村外人卫某的调查，虽然与其证言中为于学花代书《证明》时，于学花先找的邻居过来还是后找的所说有出入，但通过结合其他证据以及农村生活方式，可以确认自从李振成为李万东、李某4建房且二人早已各分得新房之后，因无能力再为上诉人建新房，老两口决定将老房分给上诉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常年与上诉人一起居住。(四）原审如前所述，被拆迁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是通过合法途径办理到了上诉人名下的，并领取了《土地使用权证》，公示过程中也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原审中，上诉人提交了1991年12月20日烟台市福山区土地管理局向上诉人发放的土地证存根一份，和当时普查土地登记基本情况的审查表一份，这足以证明被拆迁房屋的土地证办理到上诉人名下是合法有效的。依据相关规定，如被上诉人不认可上述事实，应当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供办理有误的证据向登记机关主张撤销，并将撤销材料作为证据提交法院予以证明其主张。但在对方没有提供撤销证据证明，以及没有对该争议进行调查的情况下，错误认定办理在上诉人名下实属有误是没有任何依据的。2.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土地使用权证》系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其证明力大于普通其他证据。没有确切的相反证据证明国家机关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在登记办理时有错误的情形下，法院不应当直接在继承诉讼中否定其效力。如被上诉人对行政机关办理过程有异议，应当另行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权利。
二、原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程序违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但未规定增加诉讼请求或反诉的时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6条对此做了明确的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即将提出增加诉讼请求、反诉以及本诉有关的诉讼请求的时限限制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如果是法庭辩论结束后，当事人应当提出一个新诉。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32条中，保留了上述规定。本案中，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本案宣判前，原审居然同意被上诉人增加、变更了诉讼请求，这是完全错误的。首先，增加变更诉请前，于学花在世并作为一审被告，原告主张的是对李振成遗产的处理，案件审理过程中也是仅针对李振成生前个人合法财产的审查，并没有查明于学花个人财产以及夫妻共同财产，以致案件事实不清；其次，从程序角度上讲，原审的处理方式完全违背了现行法律法规，于法无据。(二）原审中于学花的诉讼地位是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死亡是人民法院中止诉讼的情形，被上诉人并未撤销对于学花的起诉，也没有继承人表示是否参加诉讼，原审法院直接将“被告”当做“被继承人”处理，理由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应当终结诉讼的规定，但于学花死亡并不属于该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原审法院不仅适用法律错误，且严重违反了第一百五十条的程序性规定。(三）原审将于学花遗产一并处理的另一理由是“符合诉讼便利原则，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姑且不论涉案补偿款是否属于于学花和李振成的遗产，但就已知的于学花遗产其中应当包括其继承去世在前长子李万东的遗产部分，原审以便利、效益为由，实际上没有查清案件事实，失去了法律的公平公正。
三、××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烟精司鉴所[2014]精鉴字第633号《对于学花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意见书》仅能证明鉴定基准日2014年9月9日之后被鉴定人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在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认定于学花患“老年性痴呆”，但在检验过程中和鉴定材料中均没有于学花患病的门诊记录、住院病案、治疗记录等任何书面资料，同时鉴定书中也没有明确记载于学花什么时间患病、患病程度多少，什么时候开始造成其不具有正常判断能力。因此，该鉴定意见书仅能证明被鉴定人在鉴定日期之后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对于鉴定之前根本无法确定。
四、涉案补偿款是土地补偿，而不是房屋拆迁补偿。(一）上诉人作为涉案土地的唯一合法使用权人，有权与拆迁人签署住宅房屋征迁实物补偿协议，该协议是对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补偿约定，上诉人领取的是土地补偿款，没有地上建筑物或附属物的补偿，被上诉人无权以遗产纠纷为由要求上诉人返还。(二）在涉案土地上，除老屋三间外，还有上诉人于2009年加盖的新房八间，以上房屋均无拆迁补偿，且在协议书中也未体现有关房屋补偿的内容。
五、本案涉案房产证、土地证登记权利人名字不一致的情形下如何认定权属问题。(一）我国现行法律采用了“房随地走，地随房走”这一基本原则作为确定房地不一致情形下权属问题的基本原则。(二）究竟是房随地走还是地随房走，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和国有土地、房屋是有本质区别的，上诉人认为农村集体土地及房屋应当房随地走，国有土地及之上的房屋应当是地随房走。理由是：1.商品房买卖是基于商品房的买卖取得商品房所有权，对购买主体没有任何限制，即只要支付合理对价就可以取得商品房的产权，基于商品房买卖的事实方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即先有房产所有权，后有土地使用权。2.农村集体房屋买卖是基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审批或受让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建设房屋之后取得的房屋所有权，或者基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购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建设的本村房屋取得房屋所有权，即先有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后有房产所有权。(三）本案中，李振成夫妻真实意思是要把老房及宅基地全部分给上诉人并且已经将土地使用权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土地使用权登记时间在房产证办理时间之后，应当是按照土地登记确定房屋归属。
综上所述，父母生前已经将涉案不动产分给了上诉人所有并办理了相关登记，该财产属于上诉人合法财产，对上诉人合法财产拆迁所得补偿，应当归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对此事完全知情，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未主张权利足以说明对此事实是默认的，在拆迁后为达到侵占上诉人土地补偿款的目的，通过诉讼途径以遗产为由要求重新分割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而且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迟某、李某2、李某3、李某4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被拆迁房产为李振成、于学花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所得，为李振成、于学花夫妻共同财产。1975年10月20日，杨来庆将诉争房屋卖给了岳永庆。1979年5月，岳永庆又将上述房屋卖给了李振成。此时，李振成就取得了上述房屋的房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福山县房屋草契纸》、《山东省福山县革命委员会房屋契纸》和《岳永庆卖房契约》证实了房屋买卖过程及李振成房屋的来源。《福山区房产所有证（存根）》证实，李振成于1989年取得了被拆迁房屋的房产证，房产证上注明该房屋的建筑时间为解放前。(二）被拆迁房屋为李振成、于学花所有，一直没有分家析产，父亲李振成、母亲于学花相继过世后，依法发生继承。1、被上诉人出具的2013年10月3日的《证明》证实了被拆迁房屋一直未进行分家析产，也未进行分割。上诉人李某1出具的2013年4月12日的《证明》是一份假证明，没有证明力。2、2013年4月16日的《住宅房屋征迁实物补偿协议》清楚记载：被征迁人为李振成，代理人为于学花、李某1。于学花和李某1在代理人处签了字，充分表明李某1只是被拆迁房屋的代理人，而不是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3、分家析产应有父母及子女参加，邀请村里或宗族有身份地位的人到场，立下分家文书为凭证。本案中，因为被拆迁房屋一直没有分家析产，没有分割，自然没有分家文书。原审中，于学花曾委托在村里和宗族中享有威望的四叔李振法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以说明事实真相，但上诉人李某1以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不同意李振法为于学花的委托代理人。为了证明所谓“分家”，上诉人以弄虚作假的办法找来所谓证人，证人前言不复后语，存在诸多矛盾和漏洞，其所谓的证人证言，当然不被法院采信。如果××××年上诉人结婚时涉案房产分家给了上诉人，那么，1989年的房产证就应该办理在上诉人名下。房产证至今仍然在李振成名下的事实，充分证明上诉人所谓的分家析产，完全不是事实。4、从《土地登记申请书》可以清楚看出，涉案房屋归谁所有，就由谁来进行土地登记申请，土地使用证应该依法办理在房屋所有权人名下。本案中，因为涉案房产为李振成所有，所以土地登记申请应该由李振成来申请，而不应由李某1申请；“地上物权属”一栏，应填写“本人一李振成”，而不应填写“本人＿李某1”；只有土地使用证办在李振成名下，用地权属来源才合法，如将土地使用证办在李某1名下，用地权属来源则不合法。上诉人李某1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谎称涉案房屋为自己所有，私自将土地使用证办在自己名下，显然是错误的。根据对本案涉案房产全面审查，根据《2011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精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解释（一)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被拆迁房屋的土地证办理在李某1名下实属错误的认定是正确的。原审法院作出“被告关于原告的起诉已过法定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支持”的认定完全正确。5、上诉人李某1提交的电视节目拷贝的光盘中，于学花只是表示涉案房屋在李某1结婚时，给其作婚房之用，并没有说该房产分家给李某1。李万东、李某4都是在涉案房屋中结婚的。
二、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程序合法。原审中，于学花过世后，恢复法庭调查期间，原审法院同意被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程序完全合法。况且，被上诉人基于被拆迁房产为李振成、于学花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于学花过世后当然发生继承的基础上变更诉讼请求，本案的当事人均为继承人，愿意继承遗产的情况下，一并处理于学花的遗产，符合诉讼便利原则，避免讼累，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
三、《住宅房屋征迁实物补偿协议》清楚表明，是对住宅房屋进行征迁补偿，搬迁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均归李振成，其补偿利益当然归李振成所有。至于按土地面积计算，只是一种计算方式，丝毫不影响拆迁利益归李振成所有的事实。1979年5月，李振成从岳永庆手中将涉案房屋买来时，就取得了房产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房随地走，地随房走”的问题。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1、福山区永福园村土地普查经办人张学福的录像及书面笔录。证明1990年前后福山区永福园村土地普查时是由张学福陪同村委和土地管理所人员丈量的土地，当时李振成家土地证直接办理到上诉人名下，未经李振成本人同意是不能办理的。2、提交福山区永福园村杨恩娜录像及笔录，证明福山区永福园村很多人都知道李振成夫妻因上诉人结婚时未给建房将涉案房产给了上诉人。
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于张学福的录像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主张：1、从录像中表明调查人没有张磊，只是录像中有一个女同志在问话，而且问话带有诱导性，违反法律规定。2、录像中是否是张学福不清楚，证人应该出庭作证，不出庭作证没有证明力。3、张学福是否是土地普查人不清楚，但是土地登记申请书中进行审查的是王成杰且房产证早就登记在李振成名下。4、如果李振成同意将涉案房产、土地证办在李某1名下就应该有相关的文字记载。5、该调查笔录有先入为主的问题，比如李某1的老房是你负责的吗？而事实上老房子是李振成的不是李某1的。是否征得老人同意这些问话都是先入为主的问话，违反法律规定。对杨恩娜的录像及调查笔录不予认可，主张：1、证人应该出庭，否则没有证明力。2、杨恩娜说听老人们说的，说什么不清楚，而调查人用诱导式的问话是听李振成说的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3、杨恩娜只是听说，没有真凭实据。4、原审中上诉人称杨恩娜是1970年出生，到了二审又说杨恩娜是1971年出生，若按1970年出生，××××年杨恩娜才16岁，老人们不可能将话说给她听，所以杨恩娜的话不可信，并且杨恩娜明确讲不出庭作证。
上诉人主张本案中其领取的是土地补偿款和房子的依据是烟台利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中直接按照土地面积每平方4650元进行补偿。被上诉人提出异议，主张按照《住宅房屋征迁实物补偿协议书》是对李振成的房产进行拆迁补偿，土地面积计算只是一种形式，不影响拆迁利益归李振成所有。上诉人在老人的院子里及土地使用证面积里盖了7间房子，但拆迁补偿只是补偿给李振成，没有补偿给上诉人。
被上诉人主张1991年土地管理局向上诉人发放了涉案土地的土地证，被上诉人不知道，拆迁补偿款由上诉人领走，被上诉人起诉之后才听说土地证在上诉人名下。上诉人有异议，主张土地使用权证档案中明确登记是经过公示的，当时全村的土地均办理登记，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土地普查，被上诉人主张不知情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主张从土地登记申请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张榜公布后的反映写有同意二字，在同意二字的上面是加盖了上诉人的印章，也就是说上诉人私自进行土地证的申请又自己加盖印章，同意自己的行为，清楚的表明了上诉人私自将土地证办在自己名下的事实。
被上诉人主张李万东和李某4结婚的时候父母没有给其盖房子，李万东、李某4于1980年向本村要了八间地皮，兄弟俩自己出钱盖好共六间，几年后又各自加盖一间，没有要父母的钱。上诉人提出异议，提交从福山区房管局调取的李万东和李某4房产证存根，证明盖房的时间是1980年，登记的是北屋四间，而1980年时李万东和李某4均未婚，没有单独的财产。经质证，被上诉人对房产证的存根没有异议，主张1980年申请的地皮，先把地基打起来，1981年先盖了六间，后来又各自补盖了一间，所以是八间。宅基地是父母申请的，可能是根据申请宅基地的时间来确定盖房时间。
上诉人另外提交被上诉','2018-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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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ly]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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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ly]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ly]\'},{法条名称:\'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法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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