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72民初634号
原告：湖北浩宇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伍家岗区夷陵大道**********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MA48YY9T4C。
法定代表人：李延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彤，湖北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开梅，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宜昌亲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特*****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MA48BKCE7P。
法定代表人：瞿定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磊，湖北新世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池州市明达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蓉城镇木镇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723791896252P。
法定代表人：王亚冰，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付增，男，汉族，1963年8月7日出生，住江苏省邳州市，“明达8889”轮船主。
原告湖北浩宇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宇公司）因与被告宜昌亲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亲河公司）、池州市明达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达公司）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于2018年4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被告亲河公司向本院申请追加明达公司为本案被告，本院予以照准。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6月7日公开开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原告浩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彤，被告亲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磊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明达公司经本院传票送达未到庭参加诉讼。因原告所作举证欠缺，经释明限定原告限期举证，本案于2018年7月31日进行第二次开庭，原告更换诉讼代理人余开梅参加诉讼，被告亲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磊、被告明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付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浩宇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亲河公司向原告赔偿货损损失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43万元、律师代理费4.3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亲河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浩宇公司与铜陵市通达联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签订《纸浆翻坝运输合同》，约定由原告将纸浆由江苏常熟港运抵宜昌港，数量约8万吨，嗣后原告为履行该合同，于2018年1月30日和被告亲河公司签订《船舶航次运输合同》，约定由被告亲河公司将其中10800吨的纸浆由常熟港运抵宜昌港。被告亲河公司于2018年3月13日将货物运抵宜昌磨盘溪港口并开始卸船，当天的卸船作业完毕后，天降大雨，而被告亲河公司因为未采取合理必要的措施防止雨淋，导致未卸船的部分纸浆被打湿，2018年3月14日，原告浩宇公司、宜昌磨盘港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磨盘公司）、宜昌中理外轮理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理公司）理货员贺某一起对受损的纸浆进行清点，其中272件（544吨）纸浆浸泡严重，原告于是将该情况通报给通达公司。2018年4月5日，通达公司向原告发出索赔函，要求原告赔偿纸浆损失43.52万元，之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原告赔偿通达公司43万元，在通达公司应付原告的运费中予以扣除。根据原告与被告亲河公司签订的《船舶航次运输合同》中的第三条第2款、第4款，被告亲河公司的责任期限为货物装载到其船舶至船舶卸空止，被告亲河公司的义务是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防水，而被告亲河公司在实际的承运过程中未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其义务，导致未卸船的纸浆受损，依法应予以赔偿；另根据本合同第四条第2款，被告亲河公司应当向原告支付实现债权的诉讼费及律师费。综上，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亲河公司辩称，1、被答辩人的主体不适格，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虽然具有运输合同关系，但实际受损的并不是被答辩人浩宇公司，通达公司不是实际货主，被答辩人需提出明确证据证明对货主进行赔偿后才有追诉的权利；2、发生货损答辩人并不知情，被答辩人也未通知答辩人参加货物损失的勘验定损，被答辩人要求赔偿没有事实依据；3、被答辩人已经免除实际承运人的赔偿责任。2018年3月7日，被答辩人与实际承运人因滞期费的问题，达成了一份协议书，并且在协议书中注明，船舶开舱后，船方配合货主保存货物，如因卸货造成货物损失与船方无关，被答辩人已免除实际承运人责任，因此也无权要求承运人对货损进行赔偿。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明达公司辩称，答辩人未与本案的任何货运公司签订运输合同，与本案没有关系，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答辩人船舶所承运的纸浆运输系于响与李延峰订立的运输协议，并未与本案的各原、被告签订任何运输协议，且在于响与李延峰签订的运输协议中明确标明：船舶开仓后，船方配合货主保存货物，如因卸货造成的货物损失与船方无关。承运船舶抵港后，均按货主要求配合保存货物。在卸货中突降大雨，非人为原因造成，船方积极配合遮盖货物，船方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原告浩宇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间内进行了如下举证：
1、原告浩宇公司与案外人通达公司签订的《纸浆翻坝运输合同》及通达公司企业信息，拟证通达公司资质及与通达公司形成的合同关系；
2、原告与亲河公司签订的《船舶航次运输合同》，拟证与被告亲河公司形成的合同关系；
3、案外人磨盘公司的企业信息及其出具的《证明》，拟证磨盘公司资质及原告托运的货物受损事实和数量；
4、原告浩宇公司与案外人中理公司签订的《船舶理箱理货合同》、宜昌市环宇社会劳动保障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案外人贺某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理公司出具的贺某《工作证明》、贺某身份证及其所作《情况说明》，拟证证人贺某为中理公司工作人员，负责涉案货物理货及其陈述的涉案货物受损事实及数量；
5、受损货物的照片，拟证原告货物的受损状况；
6、案外人通达公司向原告出具的《索赔函》及其与原告达成的《索赔协议》，拟证通达公司向原告提出索赔的事实和依据；
7、原告与湖北至成律师事务所因本案诉讼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拟证原告为涉案诉讼聘请律师所产生的费用。
原告浩宇公司申请证人贺某（男，1979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大道××号，公民身份号码：，原告浩宇公司职工（原系宜昌市环宇社会劳动保障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劳务派遣方式派往案外人中理公司的员工），出庭作证。
贺某作证称，涉案货物卸载的时候原告浩宇公司是在下雨之前通知亲河公司和船方的，第二天亲河公司派人去了现场，到场只是看了下，没有清点货物就走了，船方只参加卸载，也没有清点。2018年3月15日，我看到亲河公司的人在现场。这一批货是用码头浮吊卸载的，包装是裸露的，铁丝扎成了型，没有外包装，没有防水防潮，一件货物有一两吨重，中理公司不负责货物的装卸。当时有乌云，我看见要下雨了，看手机天气预报，大概下午六点多钟下的雨，下雨之前卸过货，要下雨了浩宇公司就决定停止卸货了，停止卸货的时候船上还有一半的货物。我去卸货的时候，货物是干燥的，有油布遮盖，没有机械舱盖。雨下了2个小时，货物是堆码的，雨水把船舱的表面和底部淹掉了。我们是用手清点的货物，用手感和视觉感官对货物进行判断。受损货物第二天下午被运走了，我没有参加定损，只负责理货。
被告亲河公司对原告浩宇公司所举证据进行质证认为，对《纸浆翻坝运输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通达公司不是实际货主；磨盘公司出具的《证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应当对货物的总卸货量、实际卸货量、实际损失有具体记录；对《船舶理箱理货合同》不予认可，理货应当有相应的《理货报告》并附理货公司和理货员的相应资质；对证人贺某的理货员身份及资质提出质疑，认为其在限期举证期间没能提供其理货员资质证书，不能证明其具有理货员资质；受损货物的照片不能反映货物是否为“明达8889”轮承运，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对通达公司以合同专用章签署的《索赔函》的真实性有异议，公司之间的往来函件应以公司法人章签署；对《索赔协议》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通达公司是涉案货物的货主；对《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合同收费标准高于湖北省关于法律服务行业的收费标准。
被告明达公司未作质证。
本院认证认为，被告亲河公司对原告浩宇公司举证的《纸浆翻坝运输合同》及案外人通达公司企业信息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原告举证该合同系为证明运输涉案货物事实的主张予以认定；被告亲河公司对原告举证的原告与被告亲河公司签订的《船舶航次运输合同》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亦予以认定。除上述证据外，本院对原告所举其他证据的证据作用及效力不予认可。第一、关于磨盘公司出具的《证明》。原告虽举证了磨盘公司出具的《证明》，但未举证该公司与原、被告之间的装卸合同及卸货记录，在限期举证后的第二次开庭时亦未申请磨盘公司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该《证明》不符合证据客观真实的要件，不能作为原告主张货损事实及数量的依据；第二、关于原告与案外人中理公司签订的《船舶理箱理货合同》。从合同名称及其内容显示，该合同系关于集装箱的理箱协议，不涉及内河散装货物理货，且该协议缺失签约时间和签约人，原告也不能举证双方就涉案货物的理货有过补充约定，在限期举证后的第二次开庭时亦没有申请中理公司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也没有中理公司的理货报告和理货凭据，该合同非涉案货物的理货合同，不能作为涉案货物的理货依据；第三、关于证人贺某的证词。证人贺某虽以中理公司员工的名义出庭作证，但并无中理公司的出庭作证授权，同时证人贺某在其所作《情况说明》和庭审质证中陈述其只对货物数量和表象进行清点，无法提供其理货资质证书、理货记录和货物受损状况记录，且现为原告员工，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对证人贺某关于货物卸载及受损的证词不予采信；第四、关于货物受损照片。原告举证的货损照片只有一批受损纸浆的图像，照片没有拍摄时间和受损纸浆的受载载体及检验人员的对应参照，不能证明照片所反映的货损时间、拍摄地点，受损货物与涉案船舶的关联性，不能作为原告证明其主张事实的证据；第五、关于案外人通达公司向原告发出的《索赔函》及其与原告签订的《索赔协议》。通达公司的《索赔函》是其单方面向原告发出的商务洽谈函件，其效力仅局限于发函方和函件接收方，对本案被告不具有约束力，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在未经其自身及承运人或相关具备鉴定资质的勘验人对货物受损状况和数量进行共同查勘和定损的情况下，与通达公司签订《索赔协议》且无赔付依据，不能作为其向被告主张权利的索赔依据；第六、原告与湖北至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及法律服务发票。因湖北至成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退出本案代理，该合同约定的代理事务没有完成，该合同及法律服务发票不能作为原告主张权利的依据。
被告亲河公司在举证期间内进行了如下举证：
1、被告亲河公司与“明达1669”轮船主于响签订的《船舶航次运输合同》微信电子版，拟证被告亲河公司与被告明达公司形成的合同关系；
2、原告浩宇公司负责人李延峰与“明达1669”轮船主于响签订的关于承运涉案货物五艘船舶卸载延期赔偿及卸载责任承诺的《协议书》影印件，拟证原告与五艘承运船舶达成承运船舶对货损责任免责进行了约定的事实。
原告浩宇公司质证认为，对《船舶航次运输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对《协议书》真实性不予认可，备注的地方字体明显不同，被告没有提供合同的原件，只是一个照片，无法证明什么时候加上去的。
被告明达公司未作质证。
本院认证认为，被告亲河公司举证的其与于响签订的电子版《船舶航次运输合同》涉及本案所涉纠纷的承运船舶，对查实涉案纠纷的运输事实具有关联性，应当予以采信；被告亲河公司举证的《协议书》无原件佐证，不予采信。
被告明达公司在举证期间内进行了如下举证：
原告浩宇公司负责人李延峰与“明达1669”轮船主于响签订的关于承运涉案货物五艘船舶卸载延期赔偿及卸载责任承诺的《协议书》影印件及电话录音数据载体，拟证原告与五艘承运船舶达成承运船舶对货损责任免责进行约定的事实。
原告浩宇公司质证认为，《协议书》为影印件无原件印证不予认可，电话录音不能证明通话人的身份，不予认可。
被告亲河公司质证认为，《协议书》签名为原告公司负责人亲自书写，因在现场没有复印设备，只做一份书写，各方签名拍照，原件保留于原告处；对电话录音没有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认为，被告明达公司举证的《协议书》无原件佐证，不予采信；被告明达公司不能确定电话录音通话人身份，亦不能作为有效证据。
经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认证，结合法庭调查，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7年12月31日，案外人通达公司作为甲方、浩宇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纸浆翻坝运输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运输成品纸浆，包装为厂包装，重量约8万吨，起止地为常熟舱底至宜昌，承运船名为单次托书确定，第一目的港为宜昌港，运费单价为每吨55元，甲乙双方需做好件数交接和吨位交接，装载纸浆需要的垫舱彩条布和封舱棚架或油布由乙方自行准备；乙方对货物在船期间的安全负责，货物在船期间，乙方需做好货物防污染、防水湿、遮盖雨布的措施，如造成货差货损甲方在乙方运费冲抵扣除，不足部分另行赔偿。
2018年1月30日，浩宇公司将从通达公司承接的纸浆运输部分转交被告亲河公司承运，为此签订《船舶航次运输合同》，约定亲河公司以“明达8889”轮、“明达1669”轮、“钓台1**”轮、“明达9666”轮和“湘张家界货1663”轮五艘船舶承运纸浆10800吨由常熟港运至宜都红花套港，货物从2018年1月2日起开始连续装载；亲河公司应保证承运期间货物安全及货物质量，原装原卸，防止货物淋湿、混质；如因亲河公司人为因素造成货物缺损应照价赔偿；责任期限为自货物装载到船舶舱内办完交接手续至船舶卸空止；一方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若起诉至法院后，由败诉方承担。同日，亲河公司与“明达1669”轮船主于响以微信方式以前述《船舶航次运输合同》的主要条款为内容签订电子版《船舶航次运输合同》，于响代表“明达8889”轮、“明达1669”轮、“钓台1**”轮、“明达9666”轮和“湘张家界货1663”轮五艘船舶回复微信确认。前述五艘船舶如约陆续受载约定货物从常熟港驶往宜昌红花套港等待卸载，轮到“明达8899”轮卸货的过程中遭遇降雨，船上货物分两次卸载完毕。在整个卸货过程中，原告未对货物数量和质量提出异议，也未与船方签署货损记录。
本院认为，本案系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原告浩宇公司与被告亲河公司签订的《船舶航次运输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浩宇公司与亲河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承担义务。
从原告与案外人通达公司签订的《纸浆翻坝运输合同》可以确定，合同约定的货物运输为分段水陆联运。合同显示的“常熟舱底至宜昌”表明装船责任在托运人，托运人对承运船舶货舱适载性和船舶配载有确认义务。原告浩宇公司与被告亲河公司签订的《船舶航次运输合同》属水路货物运输，运输区间为常熟港至宜都红花套港。结合两份合同可以确定，原告承接的运输尚有一段从宜都红花套港将涉案货物通过公路运输翻坝运往宜昌港的过程。依据《船舶航次运输合同》约定的“原装原卸”装卸方式，涉案货物运抵宜都红花套港后，选择符合卸载条件和时间、安排卸货事宜由原告负责。原告决定卸货表明其已在卸载前对船舶受载货物进行了初步检验，状态正常。其安排承运船舶卸载表明对卸载时间、气象及设备有了充分的了解和准备，“明达8889”轮接受其卸货指令配合卸载并无过错，原告在卸货完毕的当时对船载货物的数量和质量没有提出异议，即表明货物状况良好。原告以距“明达8889”轮卸载二十日后通达公司向其发出的“货物运抵工厂后，经工厂检验这544吨货物只能降等级使用，发涨霉变的部分全部不能使用”《索赔函》，在无被告亲河公司及“明达8889”轮船长或经营人共同签署和承认的卸货记录的情况下，与通达公司签订没有确定货损责任为“明达8889”轮的《索赔协议》，以签署时间为货物卸载十五日后磨盘公司出具的《证明》和所谓理货员贺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指认被告负有货损责任，向被告提出索赔，缺乏事实依据。其所作举证证据链断裂、证据之间相互矛盾、缺乏真实性，其索赔理由不符合水路运输货物的卸载规则和理货程序，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在与湖北至成律师事务所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后仍坚持主张所谓的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且原告的诉求不为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其该项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湖北浩宇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395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198元，由原告湖北浩宇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式三份，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左铭辉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余 辉
书 记 员 李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