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兴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322民初2364号
原告：沈某，男，1992年3月28日生，汉族，贵州省兴仁县人，初中文化，农业，住贵州省兴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超，贵州旺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李某1，女，1999年3月25日生，汉族，贵州省兴仁县人，初中文化，农业，住贵州省兴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杰，兴仁县东湖街道办事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第三人：李某2，男，1975年9月6日生，汉族，贵州省兴仁县人，小学文化，农业，住贵州省兴仁县。系被告李某1之父。
第三人：杨某，女，1977年10月16日生，汉族，贵州省兴仁县人，小学文化，农业，住贵州省兴仁县。系被告李某1之母。第三人李某2之妻。
原告沈某与被告李某1、第三人李某2、杨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超、被告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杰、第三人李某2、杨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及第三人连带返还原告给付的彩礼金13438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及第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2016年11月11日，原、被告双方经媒人王三国介绍认识，同年11月27日订婚，通过媒人王三国给付被告及第三人彩礼金3600元。2017年1月7日，通过媒人王三国支付被告及第三人彩礼金29000元，其中400元属于“开口钱”，2017年1月15日“烧香”，通过“押礼先生”潘某、媒人王三国给付被告及第三人彩礼金101060元。同年2月22日按农村习俗举行结婚仪式时，给付被告及第三人彩礼金720元，其中离娘钱600元，走路钱120元。为举行婚礼，原告共计给付被告及第三人彩礼金134380元。举行婚礼几天后，被告就外出不归，导致双方发生纠纷。2017年6月4日经雨樟村、新发村民委员会联合调解未达成协议。同年6月15日，经雨樟派出所调解见证下，第三人将被告接回家中。综上，因原被告为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同居时间短，且因被告及第三人索要高额彩礼金，导致原告高额举债家庭困难，故提起诉讼。
被告李某1辩称，1、原告所诉事实与客观实际不符，是原告嫌弃被告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原、被告经王三国介绍认识后，被告承诺自家拿出133180元用于办理结婚开支所需。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结婚初期，原、被告感情很好，但半年后，原告性格古怪多疑，常对被告辱骂，并将被告撵回娘家。造成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原因在原告；2、原告所列的费用及金额与实施不符。请求返还彩礼金的请求不能成立。2016年11月27日经媒人王三国之手将订婚礼金3600元交付给被告。该款已被用于支付购买原、被告订婚的衣服和用品。2017年1月7日，原告经王三国之手交付原告的酒水钱是28060元，而不是29000元，按习俗给这笔钱以用于宴请寨邻支出了。2017年1月15日“烧香”时经“押礼先生”潘某及王三国之手给付被告的礼金为101060元。该款购买嫁妆及生活用品花费45586元后，剩余的在共同生活期间开支消费了。在按习俗举行婚礼即2017年2月22日经媒人之手给付被告的走路钱是400元，而不是原告主张的720元。这笔钱也已经消费。综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李某2、杨某均表示没有说的。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彩礼金的数额是多少及是否应当返还；2、第三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原告沈某出示了以下证据：
1、证人王某（又名王三国）证实，我和原、被告都是亲戚，和两边的关系都差不多。我是原、被告的媒人。介绍认识时我知道原告家拿有3600元给被告家，不知道被告家哪个人收的。2016年农历腊月初十（即2017年1月7日）拿给被告家的钱是28600元是礼金，是我交给杨某收的。2017年1月15日，我和潘某拿去给被告家的钱是101060元，具体交给谁的我不知道。
对证人王某的证言，被告的质证意见为：第一次3600元是拿去买结婚的衣服的。第二次拿去的不是29000元，是28600元，是酒肉钱，其他的和的。
第三人李某2对王某的证言无异议。
第三人杨某的质证意见为：3600元没有经她的手，她不知道。酒水钱不和，是28060.潘某拿去的是和的。
2、证人潘某证实，我和原告有点亲戚关系。我妻子是原告家族里的嬢嬢，和被告没有利害关系。我是原告的“押礼先生”。我和王某送去的彩礼金是101060元。是李某2收的。原、被告结婚时我去的，当天拿有720元给杨某。
被告李某1的质证意见为：我不知道720元的事。
第三人李某2的质证意见为：101060元是潘某拿给姚国能，姚国能拿给我，我喊我女儿即被告收的。
第三人杨某的质证意见为：李某2讲的和的。
3、原告沈某的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4、冠城家电家居《订货单》。证明被告结婚时买家具的类型、名称、及价格为23400元。
被告李某1、第三人李某2、杨某对原告出示的第3、4组证据均无异议。
对上列原告出示的被告及第三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有异议的证据，综合分析及认证。
被告李某1、第三人李某2、杨某均无证据出示。
对原告沈某出示、被告及第三人有异议的证据的分析及认证。
证人王某不仅和原、被告、第三人是亲戚，且是原、被告婚约媒人，其证实第一次拿给被告家的钱是3600元，第二次拿给被告家的钱是28600元，因第三人李某2对上述金额均无异议，故对证人对上列金额的证言予以采信。对被告及第三人杨某辩解第二次是28060元的异议不予采信。综合证人王某、潘某的证言，依法认定为原告沈某为举行婚礼，第一次拿给被告及第三人的钱为3600元，第二次拿了28600元，举行婚礼之日拿了101060元，合计133260元。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1月11日，原告沈某与被告李某1经王某介绍认识后，同年11月27日按民间习俗举行订婚仪式。在举行订婚仪式时，原告沈某经王某经手给付了被告及二位第三人3600元。2017年1月7日，原、被告为举行婚礼，按习俗举行“烧香”仪式即（正式确定婚姻关系），在举行该仪式当天，原告两次通过媒人王某经手给付了被告及第三人28600元。2017年1月15日，原、被告举行“纳聘”（即正式确定举办婚礼的日期，俗称“发八字”）仪式时，原告经“押礼先生”潘某经手，给付了被告及第三人彩礼金101060元。2017年2月22日，原、被告按习俗举行婚礼后，开始同居生活。同年5月26日，被告李某1离家外出到浙江打工。因原告沈某向公安机关控告被告李某1以婚姻为由，对其进行诈骗，被告李某1从浙江回到其父母的住所，经新发村民委员会、雨樟村民委员会调解未果，原告诉至本院。
同时查明，被告李某1的嫁妆有：平柜2个、高组合、餐桌、欧式沙发、电视机、电视柜及背景墙、洗衣机、冰箱、饮水机、梳妆台、衣柜、电火炉、摩托车、羽绒被、四件套各一台（个、套）、被子2床、装饰画2幅及枕头、枕巾、茶具等。上述物品均存放在原告家中。
本院认为，原告沈某与被告李某1、第三人李某2、杨某为原、被告举行婚礼，按习俗举行“订婚”、“烧香”、“纳聘”属于民间习俗，并无不当。也未违反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按上述民间习俗，原告在“订婚”、“烧香”时给付被告及第三人的金钱均为衣服、首饰、酒肉钱等物品的折价，究其性质属于赠予或用于生活消费，依法不应予返还。故原告对上述仪式中所支付的费用为32200元的返还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合全案，被告及第三人收受原告给付的彩礼金应认定为经“押礼先生”潘某交付给第三人李某2的101060元。被告李某1辩称其离家外出时因原告嫌弃并对其驱撵辱骂等，即原告有过错。被告的这一辩解，不仅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与其陈述相互矛盾，所以，依法不予采信。被告及第三人均辩称，彩礼金用于购买嫁妆支付45586元外，其余的被用于生活开支消费了。因原告对被告及第三人对购买嫁妆的价款未提出异议，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原、被告共同生活时间仅3个月，期间虽有生活消费支出，结合当地消费水平，被告及第三人的这一辩解，明显不符合客观实际，故对这一辩解，不予采信。结合当地消费水平，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生活消费酌定为9000元。鉴于原、被告已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并在一起同居生活了一段时间，综合全案，被告的嫁妆折抵部分彩礼金归原告所有后，由被告及第三人酌情返还原告彩礼金人民币45000元较为适宜。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某1、第三人李某2、杨某共同返还原告沈某彩礼金45000元。该款限判决生效后10内给付。
二、驳回原告沈某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80元，减半收取1490元，由原告沈某负担700元、由被告李某1、第三人李某2、杨某共同负担79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马厚荣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罗明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