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45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98号。
法定代表人：生玉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惠民，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力，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丽，女，1966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北京招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志丹，男，1986年5月29日出生，汉族，北京招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昌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立民，男，197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北京招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飞龙，男，1987年1月19号出生，汉族，北京招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员工，住安徽省太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招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56号方圆大厦商务楼803房间。
法定代表人：魏新，董事长。
五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睿，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五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松，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丽、冯志丹、李立民、闫飞龙、北京招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润公司）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58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方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惠民、黄力，余丽、冯志丹、李立民、闫飞龙、招润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睿、李松及李立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方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方正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余丽、冯志丹、李立民、闫飞龙、招润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有关方正公司未合法占有招润公司公章、证照的认定，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一）方正公司自改制之初一直负责保管招润公司公章、证照，一审判决关于“历史背景上的联系并非方正公司占有招润公司证照、公章的合法依据”的认定，系事实认定错误。2003年方正公司进行改制，根据教育部当时的《改制方案的批复》（教技发函[2003]29号），招润公司作为方正公司改制时方正公司管理层和员工组成的持股平台持有方正公司30％的股权。招润公司现工商登记的股东系代方正公司员工持股，招润公司本身并无实际业务。鉴于方正公司员工持股大部分通过代持股权实现，为保护广大持股员工的利益，也为方便方正公司的公司治理，方正公司从改制之初一直负责保管招润公司的印章和证照，并办理其工商及税务等事务。对此，余丽本人在2017年12月20日的财产保全谈话程序中确认“为了工作便利，把招润公司的证照和公章都交给方正公司办公室保管”。（二）在招润公司过往经营过程中，招润公司的印章和证照也均由方正公司保管和使用，招润公司法定代表人魏新对此亦予以认可，一审判决关于“之前的保管、占有系基于方正公司、招润公司高管身份混同的前提，并非招润公司的明确授权”的认定，系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一审中，方正公司提交的招润公司《印鉴使用审批报告单》充分证明：在处理包括招润公司银行账户注销、银行预留地址变更、审计报告出具、委托书出具等经营性事务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招润公司的公章、证照均由方正公司进行审批。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尽管魏新同时在招润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方正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但是其在审批使用招润公司印章时，系以方正公司董事长的身份进行批示，并且，在招润公司《印鉴使用审批报告单》中出现的审批人员中有部分人员（例如，黄桂田、谢克海等）仅在方正公司担任高管职务，而并未在招润公司兼职。因此，方正公司对招润公司印章和证照的保管、使用，并非一审判决所称的“基于方正公司、招润公司高管身份混同的前提”。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本案中，魏新签字审批的行为足以表明其同意由方正公司保管、使用招润公司印章、证照。因此，尽管招润公司未以“授权书”的形式书面授权方正公司保管、使用北京招润印章，但是，招润公司同意方正公司保管、使用其印章、证照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这即构成招润公司对方正公司的明确授权，该授权形式完全符合现行法律规定。
二、一审判决关于“招润公司作为其营业执照、公章的所有人，有权收回之前被占有的物品，无需囿于之前被保管、占有的事实”的认定系一审法院故意回避余丽等人无权代表招润公司，无权控制招润公司印章、证照等关键问题的基础上做出的错误事实认定，进而导致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一）余丽等人无权代表招润公司，更无权非法从方正公司手中抢走招润公司公章、证照。本案产生的背景在于，2017年12月11日，方正公司员工李岱持方正公司合法保管和占有的招润公司公章和证照在工商部门办理五证合一手续的过程中，余丽派人现场抢走招润公司公章和证照。方正公司为维护其对招润公司印章和证照的合法保管和占有的权利，遂提起本案诉讼。余丽等人无权代表招润公司，更无权非法从方正公司手中抢走招润公司公章、证照，一审法院对余丽等人无权代表招润公司的关键问题避而不谈、对余丽等人从方正公司手中抢夺招润公司公章和证照的事实只字未提，直接导致了一审判决的错误。首先，余丽不能依据招润公司2017年10月6日的会议纪要代表招润公司。暂且不论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仅就其内容而言，会议纪要仅有招润公司部分股东冯七评、方中华、李友和余丽的签字，缺少张兆东和魏新的签字，股东签字上就不完整，就此而言，会议纪要并不能代表招润公司全体股东的意见。另外，所谓授权余丽为委托人，寻找、取回北京招润的公章、营业执照等证件，从授权人角度而言，也存在重大法律缺陷。招润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属于招润公司的财物，假设存在需要寻找、取回等情形，也应该由招润公司本身或能够代表招润公司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来授权，但显然，在会议纪要上签名的四位股东，在法律上不具有直接代表招润公司的身份。此外，根据公司法和招润公司《公司章程》，股东并没有管理公司具体事务的权利，相关股东不能代表招润公司直接干涉招润公司的内部经营管理活动。因此，该份会议纪要在法律上，不具备使余丽获得合法授权，能够代表招润公司寻找、取回章照的法律效力。其次，余丽不能依据招润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代表招润公司。根据招润公司的《公司章程》，招润公司股东会没有授权余丽代行法定代表人职权的权利；同时，公司法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职权中也不包含由股东会授权其他人代行法定代表人职责的权利。最后，余丽作为受到刑事处罚不满五年的自然人，不具备代表招润公司的资格。余丽因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于2016年11月25日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刑罚。根据《公司法》第146条第二款规定，余丽作为受到刑事处罚不满五年的自然人，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此，余丽根本没有代表招润公司的资格，其无权代表北京招润。（二）一审判决认定方正公司要求返还北京招润的公章、证照于法无据，该认定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余丽于2017年12月11日派人从方正公司员工李岱手中抢走招润公司印章、证照系各方确认的事实。余丽等人抢夺和控制招润公司印章和证照的行为直接导致方正公司丧失了对其保管的招润公司印章和证照的控制与支配，侵犯了方正公司对招润公司印章和证照的保管和占有权，余丽等人有义务向方正公司返还被其抢走的招润公司印章和证照。
余丽、冯志丹、李立民、闫飞龙、招润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方正公司的上诉意见，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关于方正公司未合法占有招润公司公章、证照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该予以维持。（一）方正公司改制的历史不是方正公司要求占有招润公司公章、证照的合法理由。曾经使用过章照的历史只能是过去的事实，而不能成为未来占有招润公司章照的依据。（二）一审正确的认定方正公司之前的保管、占有招润公司章照的行为系基于方正公司、招润公司高管身份混同的前提，并非招润公司的明确授权，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魏新认可，该认定无比正确。
二、一审认定招润公司有权收回被占有的物品，无需囿于之前被保管、占有的事实的认定是正确的。余丽等人有权代表招润公司掌管印章和证照，不存在无权代表的问题。（一）余丽等人有权代表招润公司。首先，余丽有权依据2017年10月6日会议纪要代表招润公司。其次，余丽有权依照招润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代表招润公司。最后，余丽是否已经受到刑事处罚，不影响余丽作为招润公司的股东行使股东权利。（二）一审判决认定方正公司要求返还招润公司公章、证照于法无据，该认定适用法律非常正确。招润公司始终认为，方正公司不应该持有招润公司的公章、证照，其丧失对于招润公司公章、证照的不合法控制符合招润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而且，方正公司确无证据证明其有权持有招润公司公章、证照。
三、招润公司作为其公章、证照的所有权人，应该依法维护其合法权利不被方正公司继续侵害。（一）招润公司是诉争章照的所有权人，方正公司无权以公章、证照返还为由提起诉讼。（二）方正公司在一审诉讼、二审上诉理由中，总是以改制之初的理由作为剥夺招润公司合法持有自己公章、证照的借口，该借口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招润公司的利益。
方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余丽、冯志丹、李立民、闫飞龙、招润公司将招润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公章返还给方正公司。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12月15日，教育部《关于同意北京北大方正公司公司改制方案的批复》（教技发函[2003]29号）载明：一、同意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改制为“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的方案；二、同意北京大学将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经评估净资产的35％以溢价方式转让给社会股东；三、同意北京大学将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经评估净资产的30％以净资产的价格转让给由管理层和员工组成的内部战略投资者招润公司；四、同意北京大学以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经评估净资产的35％出资。改制后，北京大学持有方正公司总股本的35％，招润公司持有方正公司总股本30％，社会股东持有方正公司总股本的35％。
方正公司提供的报案证明载明，2017年12月11日，上地派出所接报警人李岱（方正公司员工）报案称其携带的招润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办公中心二层工商办公大厅被人非法扣押，特此证明。
目前尚无证据显示公安机关对该事件做出处理。
方正公司提供的印鉴使用审批报告单、审批表、用印审批单、印鉴申请单显示，2005年4月至2015年8月，用印单位分别为金融事业群、投资银行事业群、招润财务、集团公司等，文件名称及编号分别包含招润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等，在审批表上签字同意的包括方正集团子公司的总裁、副总裁、方正公司董事长（兼任招润公司董事长）、方正公司资金管理部总经理、方正公司财务部总经理、方正公司董事、方正公司总裁、方正公司董事长、方正公司执行总裁、方正公司首席执行官、方正公司助理总裁。方正公司称，以上人员均有双重身份，同时兼任方正公司及招润公司的职务，但均是以方正公司负责人的名义进行相应的审批手续，招润公司对于这样的使用和保管方式是明知和认可的。余丽对此不予认可，其称当时其与李友、冯七评等既是招润公司的股东，也是方正公司的高管，但现在这些人都已经不在方正公司任职，所以要拿回招润公司的物品。
招润公司2001年章程载明，股东顾小玲出资800万元，叶军出资200万元。2002年10月28日，叶军与李京晶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叶军将招润公司200万元出资转让给李京晶。招润公司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变更为顾小玲和李京晶二人，货币出资分别为800万元和200万元。后招润公司与北京大学签订权益转让协议，载明，鉴于北京大学拥有方正公司100％的权益，目前方正公司正在进行改制，引入新股东，北京大学愿将其对方正公司30％的权益转让给招润公司，招润公司应向北京大学支付权益转让价款45060000元。2004年12月10日，顾小玲、李京晶与魏新、施倩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顾小玲将招润公司出资660.5万元转让给魏新，139.5万元转让给施倩，李京晶将招润公司出资200万元转让给施倩。招润公司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变更为魏新和施倩二人，货币出资分别为660.5万元和339.5万元。2005年2月27日，魏新、施倩、李友签订出资转让协议，魏新将招润公司出资100万元，施倩将招润公司出资219.2万元转让给李友。招润公司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变更为魏新、施倩、李友，货币出资分别为560.5万元、120.3万元、319.2万元。2010年12月1日，施倩与张兆东签订出资转让协议，将出资120.3万元转让给张兆东。招润公司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变更为魏新、李友、张兆东，货币出资分别为560.5万元、319.2万元、120.3万元。2011年1月10日，魏新将招润公司出资241.2万元转让给方中华，271.5万元转让给余丽，张兆东将招润公司出资64.8万元转让给冯七评。2011年1月10日，招润公司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变更为李友、余丽、方中华、冯七评、张兆东、魏新，货币出资分别为319.2万元、271.5万元、241.2万元、64.8万元、55.5万元、47.8万元。
一审庭审中，方正公司称，持有招润公司营业执照和公章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改制背景，二是过往招润公司的经营过程中，实际保管和使用招润公司章照的事实。之前方正公司保管和使用招润公司的证照和印章没有明确的书面授权，但招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相关人员是知道并同意由方正公司保管的。
一审法院认为，方正公司要求招润公司及其股东返还招润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公章。返还，应以拥有所有权或合法占有使用为前提，而合法占有，可以是所有人的合法占有，即所有人占有属于自己所有的物，也可以是非所有人的合法占有，即非所有人根据法律的规定或所有人的意志而占有他人的财产。
首先，从所有权的角度，需要明确，本案诉争的证照、公章属于招润公司。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应当拥有营业执照、公司公章、财务章等证照、物品。公司证照对外代表着公司的意志，是公司的表象。本案中，招润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其应该拥有本公司的证照、公章。
其次，从占有权的角度，尽管公司拥有证照、公章的所有权，但一般而言，为方便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公司证照往往由不同的公司机关及其人员实际占有、控制。我国公司法并未对公司证照、物品究竟应由何公司机关及其人员实际占有、控制直接予以规定。实践中不同公司内部对于上述问题的具体处理方式亦不相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经理等均有可能保管、占有公司上述证照、物品。上述问题并非公司法直接予以调整之内容，故该问题理应纳入股东自治的范畴解决，证照、公章的保管、占有主要应服从于公司内部的组织框架。具体来讲，主要依据可以是公司章程的规定或公司的授权，从招润公司章程内容来看，并未显示将营业执照、公章等交由方正公司保管、占有，目前也无证据显示，招润公司授权方正公司保管、占有。方正公司并非招润公司股东，既非所有人，也非授权占有人，其要求返还招润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针对方正公司所述的改制背景，该院认为，尽管方正公司与招润公司存在各种联系，但二者作为分别独立的法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独立承担民事义务和责任，历史背景上的联系并非方正公司占有招润公司证照、公章的合法依据。何况相关改制批复中明确招润公司持有方正公司股份，系方正公司股东，而没有内容显示方正公司有权控制、使用招润公司的财产物品。
关于方正公司所述之前一直保管、占有招润公司证照、公章一节，首先，之前的保管、占有系基于方正公司、招润公司高管身份混同的前提，并非招润公司的明确授权；其次，在无合法依据、亦无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招润公司作为其营业执照、公章的所有人，有权收回之前被占有的物品，无需囿于之前被保管、占有的事实。综上，方正公司相应诉请，于法无据，应予驳回。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方正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方正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的证据：方正公司印鉴使用审批报告单，用以证明自改制之初，招润公司的印章和证照均由方正公司保管、使用。需要使用招润公司的印章和证照时，由时任方正公司的领导审批。印鉴使用审批报告单中相关审批人员审批使用招润公司印章和证照时，系以方正公司高管身份进行批示。并且，印鉴使用审批报告单中出现的审批人员中有部分人员仅在方正公司中担任高管职务，而未在招润公司兼职。因此，方正公司对招润公司印章和证照的保管、使用，并非一审判决所称的“基于方正公司、招润公司身份混同的前提”。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余丽等五人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应予以采信。同时，认为审批单只能说明方正公司曾经使用过招润公司的公章，并不能证明其合法持有招润公司的公章。余丽等五人认为，方正公司二审提交的审批单和一审提交的审批单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二审提交的审批单是2015年8月19日之后出具的，此时招润公司的余丽、魏新、李友均被限制人身自由。此后招润公司的高管脱离了对公章的控制，签字的人中李友变成了谢克海，魏新变成了黄桂田，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方正公司提交的审批单并非二审新证据，且与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无关，故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确认。
另，方正公司申请本院调取魏新的证言，用以证明招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新同意招润公司的公章、证照由方正公司保管使用。本院认为，魏新虽然是招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在招润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均不同意招润公司公章、证照由方正公司保管的情况下，不论魏新是否同意方正公司保管、使用招润公司的公章、证照，均不构成方正公司作为本案原告起诉招润公司等当事人返还招润公司公章和证照的有效理由。故本院对方正公司该项申请不予准许。
方正公司申请将本案案由变更为占有物返还纠纷，招润公司等均不同意方正公司该项请求。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司证照对外代表着公司的意志，是公司的表象。公司因开展经营活动依法刻制的公章当然属于公司财产，对此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他人不得侵犯。因公司证照返还引发的纠纷，表面上是返还证照等原物，实质上往往涉及公司内部治理中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通常情况下，公司证照返还纠纷多发生于公司相关人员出现变化后，以前有权保管、持有公司证照的人员可能不再继续有权保管、持有公司证照，此时应当将公司证照返还给公司。如果相关人员不履行返还证照义务，则发生公司证照返还纠纷，即公司以自己名义提起公司证照返还之诉。本案与通常情况下的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不同，提起公司证照返还纠纷诉讼的主体并非证照的所有人招润公司，而是持有招润公司30％股权的方正公司。总结归纳方正公司的上诉意见，该公司要求招润公司等当事人归还招润公司证照的主要理由有三：一是方正公司自改制之初一直负责保管招润公司公章、证照；二是方正公司保管和使用招润公司的公章和证照，得到了招润公司法定代表人魏新的认可；三是余丽等人无权代表招润公司，更无权非法从方正公司手中抢走招润公司公章、证照。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关于第一个理由，本院认为，公司证照系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公司当然享有所有权。方正公司与招润公司分别为不同的民事主体，不管历史上基于何种原因，即便方正公司曾保管、使用过招润公司的证照，均不构成方正公司继续占有招润公司证照、公章的合法理由。方正公司该项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理由，本院认为，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为股东会，股东会的意志当然代表公司的意志。魏新虽然是方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在招润公司大部分股东已经到庭，且不同意方正公司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即便魏新以明示或默示方式同意方正公司的诉讼请求，亦不能代表招润公司的意志。方正公司该上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三个理由，本院认为，余丽等人持有招润公司证照系招润公司内部对如何管理使用该公司证照的分工问题，而方正公司系以公司外部第三人的身份争夺招润公司的公章和证照，无论余丽等人是否有权持有招润公司证照，都不构成招润公司可以继续管理、使用招润公司证照的有效理由。方正公司关于余丽等人非法从方正公司手中抢走招润公司公章、证照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余丽等人上述行为确有不当，但并非方正公司可以继续保管使用方正公司公章、证照的正当理由，且方正公司已经采取报警等救济方式，故本院对方正公司的此点上诉理由亦不予以采信。
关于方正公司请求变更本案案由的申请，本院认为，民事案由是民事诉讼案件的名称，反映了诉讼争议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案由的寻找和确定是当事人请求权基础的重要因素，如果案由选择错误，当事人将很难找到支持其诉讼请求的基础，甚至可能导致败诉的结果。当事人一旦选择了案件的案由，一审法院将组织、引导当事人在此基础上对案件展开审理。当事人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通常也应当在一审范围内，围绕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对案件进行审理。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申请变更案由，实质上是离开了一审法院审理案件的基础，要求二审法院在另外的基础上对案件进行审理。这样的请求对一审法院和对方当事人显然是不公平的，且如果二审法院同意方正公司的变更案由申请，直接按照变更后的案由对案件进行审理，将导致该案一审终审的结果。同时，方正公司以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提起本案诉讼，其诉讼请求指向的就是招润公司的公章和营业执照，其选择的案由是明确的、清晰的，也非法院依职权释明的范畴。综上，本院对方正公司该请求不予准许。
至于方正公司的其他上诉意见，诸如招润公司是代方正公司员工持股，招润公司本身并无实际业务等等，均不影响本院在前述认定的基础上对本案作出处理，本院均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方正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占山
审 判 员 刘海云
审 判 员 刘 婷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孙 鑫
书 记 员 亢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