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民终68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石家庄中西医结合医院，地址:石家庄市友谊南大街419号。
法定代表人：崔树旺，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宇洁，河北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亚倩，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石家庄中西医结合医院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翠花，女，1977年6月9日出生，汉族，南京瑞年百思特制药有限公司职工，现住南京市江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河北乾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影影，河北乾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南京同仁医院有限公司，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吉印大道。
法定代表人：JONATHANWEIYANSEAH（佘伟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南京同仁医院有限公司职工。
上诉人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石家庄中西医结合医院（以下简称中西医结合医院）因与被上诉人王翠花、原审被告南京同仁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4民初67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医结合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宇洁、庞亚倩、被上诉人王翠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陈影影、原审被告南京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中医结合医院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冀民初675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王翠花不能作为本案适格原告。1、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包括主体的相对性、内容的相对性和自认的相对性。其中主体的相对性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2、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中，患者已经结清医疗费出院的情形下医疗服务合同已经终结，患者死亡后，患者的近亲属并非医疗服务合同的当事人，不能作为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主张合同权利。被上诉人王翠花虽为患者王廷国的妹妹、唯一继承人，但是，她可以继承的仅仅是王廷国的财产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她可以在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案件中作原告，但无权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主张医疗服务合同权利，此合同权利仅限于王廷国本人享有。二、关于是否存在虚假宣传情形的认定问题。1、我医院不存在虚假宣传的情形。“肝脏再造术”是上诉人多年治疗肝病总结出的一套新的诊疗模式，是不同于其他各种肝病的治疗方法：它是针对不同患者的不同病情，有针对性的选用生物疗法、介入疗法等一种或多种技术的统称，以实现对肝硬化患者促进肝脏细胞的再生或修复，肝肿瘤患者提升自身免疫力来对抗癌细施。2、“肝动脉介入疗法”（“介入栓塞术”）与“肝脏再造术”是否属于同一种治疗方法？一审判决载明：“肝动脉介入疗法”（“介入栓塞术”）是治疗肝癌的非手术疗法，其原理是通过对肝功脉栓塞阻断肝癌动脉供血、杀死肝癌细胞。而“肝脏再造术”是一项创新技术。是不同于其他疗法的一种或多种技术的统称，它是在基因扩增培养与易感基因检测基础上，根据基因检测报告结果，针对患者病情选用不同的生物药品灌注到肝脏，促进肝硬化患者肝脏细胞的再生或修复，肝肿瘤患者选择通过肝脏灌注杀死、抑制癌细胞或者静脉输注生物药品提升患者的免疫能力，来对抗癌细胞的方法。三、关于本案医疗服务合同的定性问题：是可撤销？无效？根据无效合同的相关规定，无效合同必须是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范的合同，不符合本案情况，故无效合同不可能。那么只能是可撤销的合同了。根据《合同法》第54条可撤销合同的规定，本案最大可能是因“重大误解”所致，因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存在“虚假宣传，诱导患者王廷国就医的行为”，也就是说被误解人是患者王廷国，而不是王翠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明，原告王翠花主体不适格。综上所述，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做出公正裁决，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被上诉人王翠花答辩称，一、答辩人主体适格。王廷国因被答辩人的虚假宣传和无效治疗导致的医疗目的未能达到，其因医疗合同支付的费用应当由被答辩人退还，因为王廷国已经死亡，其唯一继承人即本案的答辩人具有合法的继承主体，故答辩人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适格。二、被答辩人存在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1、被答辩人在网站上宣传其治疗肝癌的专业性和治疗肝癌的肝脏再造术的“神奇”等信息属虚假宣传，且其宣传系违法宣传。2、被答辩人宣传的“肝脏再造术”实质上就是“肝动脉介入疗法”（“介入栓塞术”），只是被答辩人上诉时故意混淆概念，有意误导法官，一审法院认定准确无误。三、本案医疗服务合同自王廷国入院开始即已经成立生效，被答辩人收取王廷国医疗费但未按医疗合同约定为其采取肝脏再造术进行治疗的行为，即已经构成合同违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答辩人主体适格，被答辩人存在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和违约情形，应当对答辩人进行赔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人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南京医院答辩称，患者的死亡系自身疾病肝癌晚期自然转归所致，患者至我院治疗时已经处于危重状态，已经没有任何有效手段达成治愈或延长生命的可能，仅为通过对症处理尽量缓解患者的痛苦。且患者在我院和外院门诊就诊期间原告多次拒绝住院治疗最终放弃治疗后死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之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的诊疗义务。因此患者的死亡结果与我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审人民法院对涉及我院部分判决是公平公正的，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我院无陈述意见。
王翠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收取原告的医药费49829.34元，检查费770元，赔偿原告交通费1400元，复印费10元。王廷国回到南京后，两次到被告同仁医院公司进行治疗，被告同仁医院公司并未采取有效、正确的治疗方案，应当退还原告医疗费1713.68元。
一审法院查明：一、原告王翠花提供淮安市苏嘴镇苏家嘴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证实王翠花系王廷国的妹妹，王廷国的父母已于王廷国去世之前死亡，王廷国自始未婚，没有子女，只有王翠花一个兄弟姐妹。二、原告诉称，2017年4月，王廷国因腹痛在南京医院检查得知身患肝癌晚期。王廷国为了延长生命通过网络查询治疗肝癌的医院，了解到本案的第一被告是一家专门治疗各类肝病的医院，王廷国通过网络联系到该网站的客服人员，了解治疗肝癌的具体方案，该医院的客服以及自称为主治医生的人员分别向王廷国打来电话，宣称其医院可以治愈王廷国的肝癌，并邀请王廷国前来住院治疗。2017年4月27日，王廷国在堂哥的陪同下来到第一被告处，第一被告的主治医生和自称为院长的人为其推荐了治疗肝癌的具体方案为肝脏再造术，当天王廷国住院后接受治疗，但被告并没有按照双方约定的治疗方案进行治疗。2017年5月16日，在未经过王廷国本人及家属的同意下，被告擅自为其办理了出院手续，在将王廷国送上飞机后才通知了原告王翠花。原告认为被告通过其网站对外宣传其医院可以治疗肝癌，“肝脏再造术”为其医院的主要治疗方案，同时在2017年4月27日“门诊患者沟通记录里”主治医生李翠霞向王廷国注明的治疗方案即为“肝脏再造术”。但通过被告提供的病历显示，被告并没有对王廷国进行“肝脏再造术”的任何治疗。原告向卫计委咨询是否存在肝脏再造术治疗癌症的方案，卫计委的答复是“目前并没有肝脏再造术这样的说法和治疗手段”。根据《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年版），可以看出对于晚期肝癌的病人，应当进行的是舒缓、疗护，而且该规范中并没有提到肝脏再造术。故被告宣传的肝脏再造术是一个虚假的治疗方案，医学界根本不存在该方案。被告宣传其专门治疗肝病，但王廷国在其医院就诊期间，连最基本的磁共振扫描设备都没有，还需要去平安医院做检查，同时在王廷国在送上飞机后被告向原告说“本医院不具备做磁共振扫描的条件，需要其到南京本地医院继续做检查、治疗，也足以看出其宣传“专业”是虚假的。原告要求被告退还收取原告的医药费49829.34元，检查费770元，赔偿原告交通费1400元，复印费10元。王廷国回到南京后，两次到被告同仁医院公司进行治疗，被告同仁医院公司并未采取有效、正确的治疗方案，应当退还原告医疗费1713.68元。
三、被告中西医结合医院辩称，原告不是医疗服务合同的当事人，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原告未举证证实其损害后果具体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也未举证证实被告的医疗行为违反了哪些规范。原告主张的医疗费用等与治疗效果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被告在网站上的宣传是真实的，不存在虚假宣传。在与患者王廷国沟通过程中，也是拟行肝脏再造术，能不能按肝脏再造术进行治疗，需要看患者的病情发展情况。
四、被告同仁医院公司辩称，王廷国的病情诊断为肝癌晚期，已经失去了通过积极治疗达到治愈或者延长生命的可能，仅为通过对症处理以求尽量达到缓解痛苦的可能。该患者在我院门诊就诊前后共两次，期间三次建议患者住院治疗，但均遭到拒绝，有签字为证。在此情况我院，仍给予积极的对症处理，符合规范常规。因此我院已经尽到了合理的诊治义务。该患者从我院转至外院后，仍为对症处理，并无实质的治疗方案变化。通过外院急诊病历记载来看，患者肝癌晚期预后极差，已告病危，最终患者放弃治疗后当日即死亡。因此，证明患者到我院和外院门诊就诊时已经属于病危状态，死亡为不可改变的结果。患者的死亡，系自身疾病自然转归所致，该病在此阶段已经没有任何有效治愈手段，仅为通过对症处理尽量缓解患者的痛苦。
五、被告中西医结合医院提供门诊患者沟通记录一份，沟通记录显示，王廷国拟在被告中西医结合医院以肝脏再造术的方法（属自费项目），治疗原发性肝癌。已经为患者申请贫困重症肝病医疗救助基金1万元。在此基础上的耗材费3.98万元、药费、床位、治疗费等约1-2万元，仍需自负。
六、肝脏再造术是被告中西医结合医院在其设立的网站中宣传的肝脏治疗方法，该网站对“肝脏再造术”定义“针对各类肝病，采用介入的方式将生物制品植入到患者肝脏内，能有效的促进肝细胞的生长，提高患者免疫能力，促使患者的肝脏形态和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免疫能力显著提升”。
七、根据被告提供的患者王廷国的住院病历，显示患者住院后，诊断为原发性肝癌、肝内转移、腹腔、腹膜后多发淋巴结转移、门静脉癌栓形成、肝硬化（失代偿期）、胆囊结石。首次病程记录（2017年4月27日）显示，诊疗计划为1、内科肝病护理常规；2、内科二级护理；3、陪床一人；4、避风寒、畅情志、勿劳作、低脂饮食、禁烟酒、油腻、辛辣食物；5、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请上级医师检诊，指导诊疗。6、计划目前治疗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针对病情西医主要给予华蟾素抗肿瘤，胸腺五肽提高机体免疫力，甘草酸二胺保肝等对症治疗。7、中药以疏肝理气为原则。2017年4月28日病程记录显示，给予患者保肝、抗肿瘤及提高免疫力等对症治疗。2017年4月29日，被告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查房后诊断，肝癌晚期，随时有可能病情加重肝功能衰竭，继续给予保肝、抗肿瘤及提高机体免疫力治疗。2017年4月30日，给予二甲硅油口服促进肠管排气。2017年5月3日，为查明外腰椎是否转移，到石家庄平安医院行腰椎MRI检查。2017年5月12日病程记录显示，考虑患者肾功能损害与肝功能损害加重有关，目前患者肝功能较差不适合介入栓塞术。2017年5月16日，患者肝功能提示总胆红素急速升高，考虑肝功能衰竭，可能因肝内病灶广泛转移，或肿瘤压迫胆管道梗阻致肝功能损伤加重，建议患者查肝脏增强核磁，进一步明确病情，且复查肾功能示肌酐较高，考虑肾功能不全，与肝功能衰竭有关，血钾略高于正常，患者要求出院转当地医院查肝脏增强核磁，于当地医院住院治疗。患者当天自动出院。
八、根据被告中西医结合医院提供的住院病历显示，患者王廷国的住院费用明细，总费用59829.34元，其中实验室诊断费50802元。对于该笔费用，被告中西医结合医院称，是患者自愿申请进行肝癌基因检测，被告中西医结合医院委托河北省健海生物芯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对患者肝癌易感基因检测、对患者肝癌个体化用药基因检测，该公司出具了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患者肝癌易感风险为一般水平，肝癌个体化用药基因检测显示在制定治疗方案时参考可选择铂类药物、泊苷类药物、吉西他滨药物、培美曲塞药物，慎重选择卡培他滨。
九、《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版）发布在本次医疗服务合同履行后，不能作为本案的参考。应当参考《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5版），该规范中肝癌的治疗方法主要有外科手术（肝脏切除、肝脏移植）、非手术治疗（消融治疗、肝动脉介入治疗）。肝动脉介入治疗又分肝动脉化疗和肝动脉栓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一，原告作为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原告作为患者王廷国唯一的继承人，对王廷国的合法财产享有继承权，王廷国生前与两被告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原告以继承人身份主张两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情形，主张两被告赔偿，主体适格。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二、关于被告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石家庄中西医结合医院是否存在虚假宣传的情形。首先，看被告的宣传内容，被告在其网站宣传中明确说明“肝脏再造术”系针对各种肝病的治疗方法，而在患者王廷国入院时与医院协商的恰恰就是以“肝脏再造术”的方法治疗肝癌，故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网站宣传的“肝脏再造术”治疗效果对原告所患肝癌（晚期）有效。被告在其网站上对“肝脏再造术”，用“神奇”加以修饰，同时还和其他肝病治疗技术进行对比，宣称“肝脏再造术”具有“靶向治疗、安全性高、微损伤、时间短、效果很好、无副作用”的优势。故，原告有理由据此相信被告所宣称的“肝脏再造术”不同于其他对肝癌的治疗方法。
其次，看被告的实际治疗方法。从患者王廷国入院后，被告医院给予患者一般中西医结合治疗，提高免疫力，直至因患者肝功能较差不适合介入栓塞术，放弃了肝动脉介入疗法后出院。纵观整个住院病历反映的情况，被告医院方从一开始就计划实施的治疗方案即为“介入栓塞术”，而最终没有实施“介入栓塞术”的原因，也是因为患者肝功能较差，这恰恰是“肝动脉介入疗法”的禁忌症。故，被告实际为患者实施的治疗方案，就是“肝动脉介入疗法”，“肝动脉介入疗法”是目前治疗肝癌应用最广泛的非手术疗法。“肝动脉介入疗法”的原理是通过对肝动脉栓塞阻断肝癌动脉供血，杀死肝癌细胞，这与被告在其网站上对“肝脏再造术”的定义，存在重大区别。被告宣传的“肝脏再造术”原理是将生物制品植入肝脏内，促进肝细胞生长。
综上，“肝动脉介入疗法”与手术疗法、消融疗法一样，早就成为医学界治疗肝癌的三大治疗方法，被告在网站宣传“神奇的肝脏再造术”与其他治疗技术不同，但其实际欲实施的治疗方案，却为目前中晚期肝癌普遍选择的“肝动脉介入疗法”。故，本院认为，被告存在虚假宣传，诱导患者王廷国就医的行为，且在未查明王廷国是否具有“肝动脉介入疗法”的禁忌症的情况下，即进行肝癌个体化用药基因检测，给患者王廷国造成巨额检测费用和医疗费用的损失。因被告的医疗服务不符合其宣传和承诺的医疗方案，存在虚假宣传的情形，应当退还患者王廷国支付的住院费49829.34元，检查费770元。王廷国现已去世，其仅有原告王翠花一个继承人，故被告被告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石家庄中西医结合医院应当给付原告王翠花50599.34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交通费和复印费，因医疗服务合同中原告支付的费用，仅为医疗费，故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南京同仁医院有限公司，在对患者王廷国的治疗过程中，并未存在违约之处，原告亦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原告要求被告南京同仁医院有限公司返还医疗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石家庄中西医结合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王翠花50599.34元；二、驳回原告王翠花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42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71元，原告王翠花负担35元，被告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石家庄中西医结合医院负担536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同一审。
本院认为，王翠花作为死者王廷国唯一的继承人，对王廷国的合法财产享有继承权，王廷国生前与上诉人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王翠花以继承人身份主张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情形，主张上诉人进行赔偿，主体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四十四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害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以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方式承担民事责任。消费者与经营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履行。上诉人在其网站宣传中明确说明“肝脏再造术”系针对各种肝病的治疗方法，而在患者王廷国入院时与医院协商时，也是以“肝脏再造术”的方法治疗肝癌，故王廷国有理由相信上诉人网站宣传的“肝脏再造术”治疗效果对被上诉人所患肝癌（晚期）有效。上诉人在其网站上对“肝脏再造术”，用“神奇”加以修饰，同时还和其他肝病治疗技术进行对比，宣称“肝脏再造术”具有“靶向治疗、安全性高、微损伤、时间短、效果很好、无副作用”的优势。故，被上诉人有理由据此相信上诉人所宣称的“肝脏再造术”不同于其他对肝癌的治疗方法。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治疗方法看，患者王廷国入院后，上诉人给予患者使用的方法也是治疗肝癌常用的方法，使用的药物也是治疗肝癌的常用药物，没有显示出与常用的肝癌治疗方法的明显不同；从治疗效果看，患者王廷国自2017年4月27日住院至5月16日出院，在相对短的时间内病情不但没有出现神奇的好转，而且病情急剧恶化，直至患者王廷国2017年5月19日死亡，与上诉人在网站上所称的治疗效果也明显不符。原判认定上诉人存在虚假宣传和与医疗服务合同存在不符的行为，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石家庄中医结合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2.0元，由上诉人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石家庄中医结合医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秀云
审判员 高瑞江
审判员 寻 亚
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
书记员 张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