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泉民初字第3707号
原告：张英，女，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金龙（原告之子），男，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
被告：徐州市矿山医院，住所地徐州市淮海西路延长段。
法定代表人：乔向华，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玲，江苏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原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住所地徐州市淮海西路。
法定代表人：徐开林，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铁军，男，该院职工，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涵，女，该院职工，住。
原告张英与被告徐州市矿山医院、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28日立案后，因于凤芝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死亡，张英作为于凤芝的法定继承人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金龙，被告徐州市矿山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玲，被告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铁军、葛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39269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的亲属张利于2013年12月21日发生了车祸后出现头痛头晕，胸痛咳嗽等症状，在2014年1月2日0时入徐州市矿山医院，体格检查体温、脉搏、呼吸是正常人的标准，通过CT检查显示脑干出血，××变，右侧胸腔积液，××因，但在诊断和治疗上有严重错误，导致出血量增加，病情加重。当天，张利又被送至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因病症，也没有与患者及家属沟通的情况下，草率决定手术，术后患者重度昏迷，连续大量使用麻醉药，导致患者多脏器衰竭死亡。两被告在治疗过程中存在多次违规和过错，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各项诉请。
徐州市矿山医院辩称，根据省、市两级医学会的鉴定结论意见，被告在对患者张利的诊疗过程中并无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也无因果关系，故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请求的赔偿费用明细，部分不在侵权责任法所列的赔偿项目范围内，且其请求的在被告处所支出的医疗费用，是患者治疗自身疾病所支出的费用，应由其自行负担。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辩称，根据江苏省医学会作出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被告的过错出现在2014年1月13日之后，故对此之前的各项损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且被告的过错大小为轻微因素。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两被告在对患者张利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与张利的死亡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过错大小如何确定；2、原告基于张利死亡的事实情况，在本案中主张的各项赔偿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之间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张英与患者张利系姐弟关系，张利生于1977年1月11日，死于2014年1月22日。于凤芝与朴文举夫妇共生育张英、张敏、张利三人，朴文举于2003年4月死亡。于凤芝生于1939年5月7日，因急性心肌梗塞于2016年8月7日死亡。张敏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自愿放弃对其母于凤芝的财产继承权。
2014年1月2日0时，张利入徐州市矿山医院，病历记载主诉言语不利、左侧肢体无力、呕吐一小时，遂行CT颅脑急诊检查，显示脑干示片状高密度影，双侧基底节区及右侧额叶示斑片状低密度影，境界较清晰，环池显示欠清晰，脑室系统对称，中线结构无位移，诊断意见为：脑干出血，双侧基底节区及右侧额叶新旧脑梗死，病程中无发热，无意识障碍，无抽搐，无大小便失禁，并进行了体格检查，主要是：体温36.5℃，脉搏78次/分，呼吸19次/分，血压244/124mmHg,神清，精神差，痛苦貌，查体合作，能回答问题、言语不利，构音障碍，计算力、定向力正常，粗测嗅觉、视觉、视野检查正常，右侧额纹变浅，左眼下垂，右眼闭合不全，双眼向左侧凝视。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3mm，直接、间接对光反射灵敏，调节反射正常存在，眼球右侧活动受限。右鼻唇沟变浅，口角正常，伸舌右偏。颈软稍抵抗，右上下肢肌力、肌张力正常，右侧肱二头肌、肱三头肌反射，膝腱反射正常。左上下肢肌力3级，肌张力稍减低，左侧肱二头肌、肱三头肌反射，膝腱反射减弱，双侧腹壁反射正常，双下肢Babinski征阳性。后于0时30分开始吸氧及注射治疗，注射用药中有甘露醇等。期间，亦进行了血清、血浆、及全血检验，之后又行颅脑、胸部CT急诊检查，检查所见与0:08分相比，脑干出血量较前增加，第四脑室可见高密度影充填，颅内多发梗塞死灶较前未示明显变化，余略同前片。两肺下叶可见小片状高密度影及高密度索条，纵膈居中，未示明显肿大淋巴结，右侧胸腔内示少量积液影，肝顶部可见小圆形低密度影，诊断意见为：脑干出血，双侧基底节区及右侧额叶新旧脑梗死，××变，右侧胸腔积液，肝顶部低密度影，囊肿？，于9时40分许转入ICU治疗，继续给予氧疗，控制血压，因患者家属要求出院，于11时35分自动出院，出院病历记载患者昏迷，自主呼吸，血压偏高，出院诊断为：脑干出血，多发脑梗死，肾上腺功能亢进，继发性高血压3级极高危，慢性肾衰竭？。××患者张利出生于徐州，未到过外地长期居住，24岁结婚，妻子××病史主诉为患者，可靠。患者张利在徐州市矿山医院治疗期间共花费医疗费2450.51元。
2014年1月2日12时45分许，患者张利转入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原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脑干出血、肾功能不全、高血压3级极高危、肾上腺占位术后，1月2日病程记录显示患者入院后意识障碍有所加重，急查头部CT提示：出血量较前略增加，请神经外科会诊，建议开颅血肿清除术。1月3日11:00至15:30行正中开颅脑干血肿清除术，术中暴露颅骨，牵开器牵开，剥离骨膜，电钻钻数孔，铣开颅骨面积5cm×5cm，暴露硬脑膜，见硬膜张力很高，周边悬吊硬脑膜，“+”字剪开硬膜，无明显脑搏动，沿中线牵开小脑扁桃体，暴露四脑室底部，即见血肿，沿血肿向上探查至脑干血肿腔，显微镜下仔细清除血肿，量约7ml，后仔细探查，确定无血肿残留后，术区仔细止血，查无活动出血，取人工硬膜修补硬脑膜，硬脑膜外留置硅胶引流管1根，按层缝合肌肉、皮下组织及皮肤，无菌纱布覆盖，包扎固定。术后入ICU，查体昏迷，双侧瞳孔基本等大等圆，直径约2.0mm,对光反射未引出，××、止血、脱水、营养、补液、气管切开接呼吸机辅助通气、肾替代等××治疗。1月4日，患者继续处于昏迷状态，体温最高38.5℃，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通气，并按照临时医嘱，给予丙泊酚500mg。1月6日，患者时有躁动现场，尿量有减少，予呋塞米持续泵入效果不明显，并为开放补液通道及行血液灌流等特殊治疗，于床边行股静脉置入双腔深静脉导管术。1月7月和8日，患者对光发射迟钝，双瞳孔等大等圆。1月9日，患者处于昏迷状态，呼吸不规则，气管切开接呼吸机辅助通气。1月10日继续昏迷，时有躁动，体温峰值39.4℃，物理及药物降温可控制，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通气，根据临时医嘱，给予丙泊酚500mg。1月12日，使用万古霉素加强抗感染，继续CRRT治疗。1月13日，患者仍处于昏迷状态，双侧瞳孔不等大等圆，对光反射迟钝，继续CRRT治疗，加用美罗培南，检测感染指标。1月14日，患者意识情况改变不明显，仍处于昏迷状态，双侧瞳孔不等大等圆，对光反射无。1月22日，患者病情恶化，出现心律减慢，给予阿托品静脉注射，以及胸外心脏按压、心脏电除颤及反复使用多种血管活性药物，效果欠佳，后经抢救无效，患者于16:20分死亡。患者张利在被告徐州医科大学住院治疗期间，共产生住院医疗费209103.75元，其中患者家人自付56209.38元，并且还购买了人血白蛋白等，共花费4980.40元，并花费CT胶片检查费365元。在被告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对患者张利的治疗期间，进行了多次医患沟通，除2014年1月22日的患方签字由张辉签署拒绝尸体检外，其余皆由尹婷签字，并注明与患者关系为夫妻关系，并且手术同意书和各项治疗同意书均由尹婷签字同意。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病历中记载了五次会诊情况，以及医方于2014年1月3日15时04分进行了疑难、危重病历讨论记录/讨论纪要。
原告向本院申请对患者张利的死因进行司法鉴定，经本院委托，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4月14日作出南医大司鉴所[2015]病鉴字第8号鉴定意见书，××，××，广泛性肾小球纤维化及肾小管蛋白管型、多脏器小动脉硬化的基础上，继发脑干出血而亡，现有资料不支持外伤及中毒因素导致其死亡。为此，原告支出尸体解剖、病理学检验费7000元，另支付了鉴定人员异地车旅长途交通、误餐等费用5000元。
在本案审理过程，原告申请对两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因果关系及过错程度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经本院委托，徐州市医学会于2016年3月9日作出徐州医损[2015]0XX号医疗损害鉴定书，认为张利死亡与徐州市矿山医院、徐州市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疗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为此，原告支出了鉴定费2200元。
原告不服徐州市医学会鉴定意见，向本院申请重新鉴定。后经本院委托，江苏省医学会于2017年1月24日作出江苏医损鉴[2016]2XX号医疗损害鉴定书，认为：1、徐州市矿山医院不存在医疗过错行为；2、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诊疗行为中存在的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其原因力为轻微因素。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疗过错是患者手术后1月10日出现双侧瞳孔不等大等圆，对光反射迟钝以及1月14日双侧瞳孔不等大等圆，对光反射无，而医方对患者瞳孔变化未能行头部CT评估，患者脑干功能变化无法证实，对于进一步采取针对性措施可能有影响。
另查明，患者张利生前居住于徐州市，徐州达普电缆技术有限公司自2012年11月起至2014年1月为张利交纳各项社会保险。2016年度江苏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152元，2016年度江苏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6433元，2015年度江苏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7200元。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张英的亲属张利因患脑干出血入两被告处进行治疗，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故首先应判断两被告在治疗行为中是否具有过错，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过错的大小。
一、两被告在对患者张利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过错与患者张利的死亡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过错大小如何确定的问题。
首先，患者张利于2014年1月2日0时入被告徐州市矿山医院住院治疗，于当日11时35分出院，期间进行了CT检查，生化检查及注射治疗等，原告认为被告徐州市矿山医院没有按照首诊医生负责制度的要求，病案中所记录患者张利的籍贯、出生地、婚史等均是与其个人实际信息不符，说明并非医生向患者个人进行的询问，当时患者张利神清，能回答问题，因此徐州市矿山医院非询问患者本人，在治疗中遗漏了张利生前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脑部和胸部闭合性损伤的事实，且在未进行胸部检查的情况下，未全面评估患者病情，就给予诊断，又在治疗中使用甘露醇时机不合符规范，根据医疗规范，在脑干出血6小时以内应禁用甘露醇。对原告的上述意见，本院认为，经过江苏省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认为徐州市矿山医院根据患者病历、临床表现、头颅CT及血生化，诊断结论成立，医方予以止血、保护神经元、降压、脱水降颅压、清除自由基等治疗符合医疗原则，××人时使用甘露醇药物并未违反医疗原则。故原告认为被告徐州市矿山医院在未进行胸部检查的情况下，未全面评估患者病情，就给予诊断，在治疗中使用甘露醇时机不合符规范，在出血6小时以内应禁用甘露醇的意见不能成立。另外，对于原告认为首诊负责制的问题，虽然被告徐州市矿山医院病案中对张利的籍贯，出生地，婚史记载均与实际情况不符，但是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被告徐州市矿山医院在病历中记载的错误内容不构成医疗过错。现原告要求被告徐州市矿山医院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故对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患者张利于2014年1月2日12时45分许转入被告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ICU治疗，并进行了开颅血肿清除术，之后又进行了各种检查治疗，后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原告认为被告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还存在以下过错：1、××因、病情，不与患者沟通，入院就决定手术，在患者本人清醒及亲属都在场的情况下，医方视而不见，全部让他人代签，直到患者死亡时才让家属签的，5张医患沟通及10张知情同意书均由他人代签，严重损害了患者的知情权及选择权；2、各项同意书都由尹婷签署，尹婷并非患者的近亲属，没有签字的权利；3、患者的脑干手术属于重大致残的手术，手术者和审批者为同一人，医方决定手术草率，严重违反了医疗规章制度；4、没有术前讨论；5、没有手术审批；6、没有麻醉访视记录；7、没有手术安全核查制度表；8、术前疑难、危重病历讨论在手术进行中，且讨论中根本没有手术治疗方案；9、患者住院期间4次会诊病历摘要相同，会诊例行公事，表现出医方极度不负责任；10、长期医嘱自1月4日后每日记录较少或者没有记录，反映出医生没有责任心；11、××1月3日至1月13日使用了18支丙泊酚，连续输入丙泊酚，导致患者死亡。
针对原告关于被告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疗行为所陈述的上述意见，本院认为，对于医方医疗过错及过错程度的认定，除结合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记载的意见外，还应当结合病案资料以及我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认定。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本案中，患者张利在被告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处于昏迷状态，期间亦有问话可答的情况，而原告作为张利的近亲属，于2014年1月3日晚从沈阳赶至徐州，之后医方也未向原告进行说明病情及沟通，有关的治疗均由尹婷签字同意，通过本案的审理，查明尹婷并非患者的近亲属，尹婷所签署的与患者系夫妻关系的身份也没有证据证实。××因病情和医疗措施的义务，在于保护患者的知情权和生命健康权，获得患者及近亲属给予采取医疗措施的授权，既然法律赋予医疗机构负有告知的义务，那么医疗机构亦负有核实告知人员与患者之间的身份关系的责任，换而言之，医疗机构应当查验核对告知人员与患者之间身份关系的相关证明材料，特别是重大疑难高风险的手术治疗措施，更应当严格核对，故被告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在履行说明和沟通过程中，未尽到义务，具有过错。
××2014年1月2日16:22病程记录请神经外科于如同主任会诊，建议行开颅血肿清除术，而实际上1月2日会诊医生为神经外科医师梁君，给出的会诊意见是可先行脑室外引流术，缓解脑积水，再复查CT，观察血肿量变化，必要时再手术治疗。医方的疑难、危重病历讨论发生在2014年1月3日15时04分，即医方为患者行后正中路开颅血肿清除术期间所进行，并非术前，该讨论目的是明确诊断、制定治疗方案和判断预后，而手术本身亦是治疗方案，况且开颅手术是重大复杂手术，具有极高的风险，显然××手术前缺乏有效的评估，手术者与审批者为同一人，且会诊医生意见显然并未将手术治疗措施放在首位，而患者的治疗医生却将手术治疗列为首选方案，故被告在确定开颅手术的治疗方案中，具有过错。
在病历资料中，有麻醉后随访及手术安全核查表的资料，故原告陈述医方没有麻醉访视记录和没有手术安全核查制度表的意见，与事实不符。
××对患者张利治疗期间，共进行了五次会诊，时间分别是1月2日、1月6日、1月8日和1月13日两次，虽然病历摘要内容简单，且有重复，每次会诊均有明确的目的，从会诊单记载的内容来看，该会诊应属于科间会诊，但会诊医生给出的治疗意见简单，缺乏详细的预后方案，以及对患者病情恶化的预先判断。医方自2014年1月4日后每日长期医嘱记录内容简单，特别是在1月7日、1月9日、1月10日，以及1月16日之后没有长期医嘱，虽然有临时医嘱体现出医方对患者的治疗措施，××的治疗方案的体现，是预后方案的体现，与临时医嘱在诊疗活动中具有不同的作用，故患者术后长期医嘱不连续、缺失，反映出医方对患者的术后治疗缺乏有效的预后方案，被告对此具有过错。
××患者出现躁动等症状后，使用丙泊酚作为镇静剂，剂量为18支，原告认为医方连续输入丙泊酚导致患者死亡，而江苏省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在分析说明中明确指出××1月13日之后未再使用丙泊酚，之前的使用有指征，未超规范，与患者死亡之间无联系，故原告关于医方连续使用丙泊酚导致患者死亡的意见，没有依据。
最后，确定被告徐州医科大学过错大小的决定因素是医方所具有的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原因力大小，民法意义上的原因力是导致同一损害后果中，数个原因对该损害后果的发生所发挥的作用力。××患者张利的病情及被告徐州医科大学所具有的过错情况，××是其死亡的主要因素，医方所具有的上述过错，与患者最终病情转归之间有因果关系，属次要因素。
二、原告基于张利死亡的事实情况，在本案中主张的各项赔偿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故原告基于患者张利死亡的事实，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赔偿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确定赔偿项目，依照法定标准确定赔偿数额。
1、医疗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用为患者张利在被告徐州市矿山医院支出的2450元、在被告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支出的209103.75元、院外购药花费8757元以及CT检查胶片费365元，因被告徐州市矿山医院不具有医疗过错，故患者在被告徐州市矿山医院所支出医疗费属治疗自身疾病所支出的合理费用，而患者在被告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自费部分的医疗费为56209.38元，院外购药花费金额为4980.40元，CT检查胶片费用为365元，合计为61554.78元。
2、死亡赔偿金，根据2016年度江苏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152元计算20年，计款803040元；另外，原告又主张于凤芝作为患者张利的被抚养人，医方所应赔付2年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于凤芝生前有3个抚养义务人，且在2014年已经年满七十周岁，根据2016年度江苏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6433元计算，于凤芝的生活费计款17622元（26433元/年*2÷3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被抚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死亡赔偿金，故死亡赔偿金为820662元。
3、误工费，因患者张利自2014年1月2日入院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并不具有劳动能力，即便张利住院前有收入来源，××所致，故原告主张的误工费2660元，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4、护理费，可按1人护理计算，每人每天80元计算，计算20天，计款1600元。
5、住院伙食补助费，按每天50元计算20天，计款1000元。
6、交通费，原告提供了相应票据，根据患者张利住院期间及原告为本案鉴定等所需支出交通费的实际需要，本院酌情确定为4000元；
7、营养费，按每天34元，计算20天，计款680元。
8、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故按2015年江苏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丧葬费计款33600元。
9、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住宿费和交通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故根据原告办理张利丧葬事宜的需要，本院根据本地的情况，酌情确定该项费用为5000元。
10、鉴定费和尸体鉴定检验费，根据原告提供的票据，确定为14200元。
11、关于原告请求的精神抚慰金，因被告的过错程度需要在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时予以考量，故应单独确定，依据被告的过错程度、患者的死亡结果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为30000元。
对于原告请求的尸体存放费10000元及材料复印费762.8元，尸体存放费应包含在法定的丧葬费项目范围内，材料复印费系原告在诉讼中所支出的费用，属间接损失，原告的此项要求，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在医疗事务处理过程中近亲属所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和通讯费，因部分费用属于办理丧葬事宜所支出的合理费用，本院已经予以支持5000元，超出部分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的上述损失，即医疗费61554.78元、死亡赔偿金820662元、护理费16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营养费680元、交通费4000元、丧葬费33600元、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住宿费和交通费5000元、鉴定和尸体鉴定检验费14200元，合计942296.80元，由被告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负担40%计款376918.72元，加上单独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合计款为406918.72元。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先后经过市、省两级医学会的专业鉴定，且本院也根据原告的申请委托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尸体解剖鉴定，前后时间两年有余，审理中也组织各方进行了详尽的举证和质证，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其目的在于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结合本案病案资料及法律法规规定，本院对医方的过错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作出了判断，目的在于安慰生者，告慰死者，维护生命应有的尊严，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彰显司法的救济功能。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英支付各项赔偿共计406918.72元；
二、驳回原告张英对徐州市矿山医院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260元，由原告张英负担4350元，被告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负担2910元（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负担部分随案款一并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现伟
人民陪审员 牛太平
人民陪审员 闻 永
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
书 记 员 尤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