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1202民初3284号
原告：田春，男，1954年9月2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
原告：徐顺珍，女，1954年8月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纪律，江苏烨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南通路支行。
负责人：费兆同。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唐迎鸾，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
负责人：王蔚。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曹加权、姚曙琴，江苏君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鲁玉麒，男，1983年3月28日生，汉族，住泰州市海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闵伯振，江苏君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田春、徐顺珍诉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南通路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泰州分行）、鲁玉麒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虹、审判员钱菲、人民陪审员徐千明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顺珍及徐顺珍与田春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律，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迎鸾，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曙琴、第三人鲁玉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闵伯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田春、徐顺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存款133457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两原告系夫妻关系，第三人鲁玉麒在任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城中支行理财经理期间为原告办理理财业务。两原告自2011年起一直由第三人鲁玉麒代为购买中国银行理财产品，第三人称该理财产品收益率达6%。2013年4月7日至2015年11月10日期间，第三人鲁玉麒担任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行长。2014年1月18日，第三人鲁玉麒称中国银行的中银平稳理财产品收益率达7%，鼓动原告将1129826元的到期理财产品及收益存于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处，并于当日为原告开通卡号为61×××70的理财卡。2014年1月20日原告向上述卡中转账163714.19元，并在第三人鲁玉麒的经办下购买了1290000元的所谓“中银平稳理财产品”。一年后，第三人鲁玉麒继续鼓动原告购买“中银平稳理财产品”，原告于2015年1月7日向上述卡中转账41000元，并于2015年1月11日在第三人鲁玉麒的经办下购买了1334540.19元“中银理财产品”。一年后，第三人鲁玉麒跳槽至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任理财经理。第三人鲁玉麒联系原告鼓动原告购买浙商银行永乐理财产品，称其同样为7%的年收益率。原告于2016年1月11日前往浙商银行办理卡号为62×××25的理财卡。第三人鲁玉麒要求原告将之前的“中国银行理财产品确认单”交予第三人鲁玉麒由其办理转户手续。2016年1月11日当日，第三人鲁玉麒向原告出具1300000元的“浙商银行理财产品确认单”。原告向第三人鲁玉麒询问原本金1334540.19元及2015年中国银行理财产品年收益的去处，第三人鲁玉麒对此不置可否。原告向两被告查询银行往来情况后得知，2011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银行理财产品的年收益无法达到6%，第三人鲁玉麒使用自己的账户及其父、其妻子的账户向原告账号为51×××84的理财产品账户内补贴利差。2013年1月11日至2014年1月11日期间，第三人鲁玉麒并未为原告购买理财产品，而是为原告办理了1年期的1000000元定期存款。第三人鲁玉麒通过存单质押等方式将两原告的1000000元存款变相套现，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及中行泰州分行拒绝提供存单质押的书面单据及资料。存于被告中国银行南通路支行卡号为62×××70账户内的存款并未购买理财产品而是分别于2014年1月21日、2014年4月17日、2015年1月11日通过网上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入鲁某某名下1290000元，转至曹某名下44576元。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卡号为62×××25的账户中从未有存款入账，亦未购买任何理财产品。原告于2016年4月19日质问第三人鲁玉麒，鲁玉麒认为事情败露，提出向原告出具1300000元的借条。原告认为，原告当初购买中国银行理财产品与鲁玉麒并未发生借贷关系，并无借贷资金往来。原告要求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归还存款1334576元，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称网银转账操作为客户自行操作与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无关。原告就理财产品确认单与两被告交涉，两被告均答复称相应理财产品确认单系伪造，但拒绝了原告关于由两被告向公安机关举报追究第三人伪造公章行为的刑事责任的要求。原告于2016年6月1日向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调取卡号为61×××70的理财卡开户及网上银行开通资料发现，2014年1月18日的中国银行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申请表中，开通网上银行服务内容即预留手机号均非本人书写。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从未向原告交付U盾且预留手机号码并非原告本人或原告所知晓人员持有。原告认为，原告二人年事已高，不熟悉网上银行转账操作，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原行长鲁玉麒在担任单位负责人期间虚构理财产品收益，骗取客户信任，并利用职务便利套现客户资金，自行书写网银申请信息及预留他人手机号码，私自开通网银服务，未向原告交付U盾，并出具虚假的理财产品确认单私自通过网银转账客户资金的行为，构成挪用客户资金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另因第三人鲁玉麒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承认其所加盖的中行南通路支行和浙商银行泰州分行的业务章系真实的，故原告认为相应理财产品确认单是真实的，但鉴于两被告在出具真实的理财产品确认单后并未为原告购买理财产品，故不要求两被告对理财产品确认单承担兑付责任，但两被告对原告的存款损失存在重大监管过错，应承担全额赔偿责任，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辩称，原告与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不构成储蓄合同关系，其与第三人鲁玉麒之间构成借贷关系，原告起诉要求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承担重大监管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诉称中陈述的1290000元是原告通过网上银行直接转账至第三人鲁玉麒控制的相应银行卡中，结合原告于2016年5月10日在公安机关报案笔录中所陈述的事实，可证明原告将其款项直接转予第三人鲁玉麒以期获得高额回报，与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无关。原告认为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在开通网银过程中存在过错与事实不符，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所调取的证据显示，是原告田春本人亲自到至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处办理网银服务，并在开通网银过程中本人在签约确认单签字，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将U盾直接交付予原告，网银密码亦由原告本人进行确认。另原告认为第三人鲁玉麒构成刑事犯罪不符合刑法的规定，因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与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无任何法律关系，不存在中国银行工作人员将客户资金挪用或者不入账的行为，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不存在重大监管过错。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辩称，一、根据原告徐顺珍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案涉款项先由原告在中国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后由原告自愿交予第三人鲁玉麒；原告诉称中陈述案涉存款于2014年1月21日至2015年1月11日期间被全部转移不再由原告控制，此时原告损失已经发生，而第三人鲁玉麒尚未至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处工作；原告1334576元存款的灭失，系原告与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发生理财交易或与第三人借贷往来的结果，与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无因果关系，浙商银行泰州分行无赔偿义务。二、原告在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办理银行卡一张，但该银行卡仅有10元的收入。办卡当日第三人鲁玉麒虽向其交付虚假的理财产品确认单，但原告明知取得确认单时并未支付1330000元，即使第三人提出代办中行理财产品的转户手续，原告对第三人当时并未为其代办所谓的转户手续亦是明知的。故原告未在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储蓄或者购买理财产品，浙商银行泰州分行无返还义务。三、第三人鲁玉麒于2016年1月11日向原告出具的“理财产品确认单”系虚假的，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从未使用该类确认单，其上加盖的公章亦不真实。四、浙商银行泰州分行设有对外出售理财产品的专门柜台，第三人鲁玉麒时系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财富管理中心客户经理，在内部办公室办公，而并非在对外柜台办公。第三人并无代表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出售、代办理财产品或代理存款转户的职权，没有事由可令原告认为其有办理理财产品的职权。第三人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原告与第三人的行为是其双方的个人行为，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并不知晓其之间的私下行为，不存在疏于管理的过错。综上，原告的损失并不应由浙商银行泰州分行承担，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鲁玉麒辩称，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第三人鲁玉麒并未为原告办理1年期的1000000元存款，不存在利用存单质押套现行为。第三人也从未代原告购买过理财产品，中国银行以及浙商银行均设有购买理财产品的通道，第三人作为银行工作人员不可代理。原告在中国银行开户以及网上银行办理的所有相关信息均系原告田春的个人行为，U盾及电话号码均是经过田春确认并办理，同时U盾亦由田春持有。第三人自2014年1月起向田春借款1330000元，2015年起第三人从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按年息10%将2015年的利息分三次以现金方式将20000元、50000元、10000元支付给田春。综上，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是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原告也在询问笔录中承认第三人出具借条给原告，且该借条现在原告处，原告收取第三人以现金方式支付的相关利息的事实。
各方当事人针对各自的意见举证、质证如下：
一、原告田春、徐顺珍提供的证据：
证据一、两被告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两被告是合格的诉讼主体。
两被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
证据二、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的营业执照、工商变更申请书、组织机构代码，证明第三人鲁玉麒于2013年4月7日至2015年11月10日期间，担任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负责人即行长一职。
两被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
证据三、银行卡两张，证明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为原告开通卡号为62×××70的理财卡，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为原告开通卡号为62×××25的理财卡。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质证认为无法确认原告是从何处申请的理财卡。
第三人鲁玉麒对其真实性无异议。
证据四、2015年1月11日中国银行一年期理财产品确认单照片，证明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的负责人以购买理财产品的名义向原告出具理财产品确认单，同时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该证据原件已由第三人收回，第三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予以确认。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质证认为根据原告在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处开设的所有账户显示，原告并未在该时期购买理财产品，不能证明其目的。
第三人鲁玉麒认可确认单系其私自办理，与两被告无关。
证据五、2016年1月11日浙商银行的理财产品确认单原件，证明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的理财经理以购买理财产品的名义向原告出具理财产品确认单，另证明在所谓的代办转户的过程中，证据四的原件已经交予第三人，原告手上不可能同时持有中国银行和浙商银行两张130万元的理财产品原件。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质证认为此系原告与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之间的法律关系，中行泰州南通路就支行不予确认。
第三人鲁玉麒认可确认单系其私自办理，与两被告无关。
证据六、中国银行泰州城中支行的历史交易明细，证明在2013年1月，原告在中国银行泰州城中支行购买理财产品，此时第三人系中国银行泰州城中支行的理财经理；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本案针对的是原告与被告中行南通路支行之间是否构成储蓄合同关系，原告提供的该份交易清单，只能证明原告曾经在中行泰州城中支行有存款，无法看出原告在该行购买过理财产品，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
第三人鲁玉麒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质证认为原告自2013年1月11日前一直在中国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原告对理财产品如何返还收益和购买是明知的。
证据七、个人业务交易单五份，证明2014年1月18日原告从账号为47×××76的存折中取款1129826元，分两次将1000000元、129816元存入尾号为41×××70的理财卡中；
原告的儿子田某某在2014年1月20日通过自助终端从50×××57账户向尾号为41×××70的理财卡中分四次转入合计163714.19元；原告向尾号为41×××70的理财卡汇总转入9500元；原告的儿子田某某通过柜台向尾号41×××70的理财卡中转入11500元；原告田春于2015年1月7日向尾号41×××70的理财卡中存入现金20000元。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质证认为相应交易单仅证明原告曾在中国银行开立账户，有过存款，原告提供的此份证据与本案的争议焦点储蓄合同纠纷无关联性。
第三人鲁玉麒对该证据无异议。
证据八、被告中行南通路支行的历史交易明细单，证明尾号为41×××70的理财卡分别于2014年1月21日、2014年4月17日、2015年1月11日通过网上银行转账的方式转至案外人鲁某某名下账户129万元，转至案外人曹某名下账户44576元，并未购买任何理财产品。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质证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认为相应证据仅能证明原告曾向相关卡号的银行卡中转入相关款项，相应款项后被转至案外人账号，款项转出后，原告与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关系终止；根据原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原告系自行将款项转账至第三人处以期获得高额回报，原告与第三人鲁玉麒之间另构成借贷关系，与原告要求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赔偿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关系。
第三人鲁玉麒对该证据无异议。
证据九、中国银行泰州城中支行的历史交易明细，证明第三人鲁玉麒虚构理财产品收益为年利率6%，当收益达不到的时候，就以其个人账户、其父鲁某乙、其妻丁某某的账户向原告理财产品的账户中补贴利息差，且补贴利差的时间与银行支付利息的时间是同一天。原告无从查觉，误以为其补贴的利息为银行打款利息，交易明细中备注的鲁玉麒、田春、丁某某，均系由中国银行工作人员所写。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质证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构成储蓄合同关系，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与城中支行存在储蓄和理财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
第三人鲁玉麒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质证认为交易明细中提及的鲁某乙、丁某某等人支付的款项并非补贴的利差，而是业务介绍而支付的相应报酬。
证据十、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的历史交易明细，证明尾号为053025的卡中并无存款进账也未购买任何理财产品。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质证认为与其无关，不发表意见。
第三人鲁玉麒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
证据十一、浙商银行的短信通知，原告于2016年1月11日收到浙商银行130万元存款到账的通知，第三人鲁玉麒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承认是找刻假印章的人冒充浙商银行名义发送的假信息，其目的为“说白了，就是我骗他，把在中国银行理财的钱转到了浙商银行”，证明第三人伪造短信的目的是为了欺骗原告，让原告误认为原告的钱仍然系在中国银行购买的理财产品，并已经顺利转账至浙商银行。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质证认为与其无关，不发表意见。
第三人鲁玉麒对该证据确认由其私自操作，与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无关。
证据十二、个人开户及综合业务申请表，证明尾号为41×××70的卡号申请表中，关于开通网上银行、网上银行签约的手机号及客户的基本信息资料均非原告本人书写，且在开户申请表中客户基本信息的手机号码与网银开通的签约手机号明显不同，原告认为相应信息是由第三人鲁玉麒填写。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质证认为该证据确认原告曾在中行泰州城中支行开通2个账户、在济川支行开通1个账户、在被告南通路支行开通4个账户，但原告开通网银与其之前在中国银行开户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无法证明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在办理网银过程中存在过错。
第三人鲁玉麒质证认为，相应开户申请表均系田春本人的个人行为，与其无关。
证据十三、原告此前六份开户申请表，在这六份申请表以及综合申请表中，上述表格所有内容均为田春本人自行书写，预留的手机号均为田春本人所持有的139××××9223，证明原告从未开通过网上银行，也从未预留过182××××2606手机号。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质证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在办理网银过程中存在过错。
第三人鲁玉麒质证认为，相应开户申请表均系田春本人的个人行为，与其无关。
证据十四、第三人鲁玉麒书写的借条，其背景为2016年4月份，原告发现银行存款失踪后询问第三人，第三人告知原告款项已经不在银行，而是在第三人处故出具的借条。该事实与第三人在2016年8月17日公安机关的相关询问笔录以及原告徐顺珍在公安机关报案中的陈述一致。证明借条并非反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并无任何借贷合意，也没有任何借贷资金的支付和转账行为，实质上是一份欠条。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质证认为原告未提供借条原件。
第三人鲁玉麒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确认原告与其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自2014年起至2016年双方均有现金或者打卡的利息支付的事实，双方尽管对借条出具的时间有不同意见或者前后不一的地方，但不可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
证据十五、2016年6月1日原告在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与理财经理的现场录音，证明原告在2016年6月1日向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申请调取网银开通手续；鲁玉麒身为行长，超越职权，支开理财经理为客户办理理财业务的行为，与第三人在庭审中关于根据中国银行的内部管理要求其作为负责人不允许经办业务的陈述不一致；第三人以办理理财业务为名为原告开通理财贵宾卡，原告向卡中存款100多万元，但实际却并未为原告购买任何理财产品；第三人利用被告的经营场所以及职务身份，以办理理财业务为名私开网银，转移客户资金，中国银行对其管理不力，而相关理财经理没有及时将第三人的反常行为向上级汇报；被告中国银行并未根据原告真实的经济状况以及风险承受能力办理银行卡，而开通理财贵宾卡，导致原告的1290000元被一次性转移，相应类型的理财卡明显超出原告的经济能力和风险控制水平。
第三人鲁玉麒对证据十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质证认为并不能证明第三人利用职务之便为原告办理过相关理财产品；录音中的陈述只是工作人员的个人意见，是推断，与客观事实不符，其关于利用网银转移客户资金的行为也不能依据录音中的陈述来进行确认。
证据十六、2016年与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现任行长的谈话录音，证明被告单位现任行长认为第三人在本案中问题较大，但其认为其行为与单位无关，且相关业务是第三人私下办理，没有在柜台办理。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对证据十五、十六质证认为，原告未提供录音证据的原始证据以供核实，即使证据真实，录音中工作人员亦陈述，网银开通后U盾及网银密码均由申请人即客户自己掌握；根据徐顺珍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系原告自愿将案涉款项转予第三人鲁玉麒，由第三人鲁玉麒帮其在网上理财，密码亦由原告自己掌握；原告本人自述于2013年在中国银行购买过理财产品，其对购买理财产品的流程和利率是极其清楚的，2014年以来，原告将案涉130多万元款项转给第三人鲁玉麒，且鲁玉麒每季度交付原告高达2万元的利息，超出一般理财产品的利息范围；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在办理网银过程中无任何过错，原告将存款转至第三人鲁玉麒以期获得高额回报，与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无关。
第三人鲁玉麒对证据十六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录音中关于推断第三人存在较大问题及办理理财产品等相关问题也仅是其个人意见，不能代表中国银行。
证据十七、充值专用收据，证明2016年6月1日原告调取网银开通手续后，当日晚，将向网银开通申请材料中预留的手机号充值作为查明该手机号持有人的手段，而该号码的持有人栾某某与原告夫妻和原告儿子并无来往，原告绝不认识此人。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质证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该号码的主人互不相识。
证据十八、中国银行个人开户综合服务申请表，综合服务综合信息变更申请表，该两份表对“预留手机号码务必留存本人手机号码”进行了提示，证明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在尾号为41×××70理财卡的业务申请表中并未对此进行提示，个人基本信息的手机号码与网银手机银行开通的签约手机号码不一致。根据金融行业网上银行系统信息安全通用规范的要求，金融机构应当对采取的安全措施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对客户进行提示，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并未进行相应提示也未在事后进行审查。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质证认为，本案争议的原告在银行申请网银服务发生于时间2014年，现有规定已经发生变化，原告以现在的申请表推断2014年中国银行办理网上银行与现有申请表一致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同时这份申请表中也说明，中国银行仅是作出了提示要求申请人提供本人手机号码，并没有在其中说明若没有留存本人手机号码会发生怎样的风险，是否留存本人手机号码由申请人自我选择，并非强制性的规定。
证据十九、手机短信摘要一份，原告代理人本人在中国银行开通银行卡以及网银功能，证明相应客户终端设备的绑定与解除以及业务的开通激活、密码的找回、设定与变更都需要向签约手机号码发送验证码。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质证认为，原告以其代理人去中国银行办理网银，中国银行所发送的信息来证明中国银行在2014年田春办理网银也存在同样的服务属于推断，且该短信是中国银行手机银行APP终端绑定手机发送的验证码，仅为同意在相应手机上使用APP，与办理网上银行没有关联性。
第三人鲁玉麒对证据十七、十八、十九质证认为，申请表与本案无关联性，手机短信所反映的内容与网上银行无关，其所发送的验证码仅仅是对用户开通手机银行及通过手机银行办理理财产品进行的确认；而本案争议的是网上银行，在银行系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业务，此前如果没有手机也可以办理网上银行，但没有手机无法办理手机银行。根据原告提供的三条短信的内容，其中两条是手机银行APP与手机绑定的短信，一条是开通理财服务操作手机的交易码，短信内容只能反映有短信发到手机上，并不能证明办理的是何业务。
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对原告提交涉及其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三浙商银行银行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仅办理了该银行卡却无任何理财交易或大额储蓄，仅有10元的往来。对证据五认为，该份证据形式上是虚假的，浙商银行泰州分行从未使用过这种确认单，其上加盖的印章亦并非浙商银行的业务章；原告也没有为这张确认单支付130万元，故该确认单的内容是虚假的。对证据八认为该证据恰恰证明2014年1月至2015年1月11日期间，原告的款项已经被转移，不再为原告控制所有，此时损失已经发生，而第三人鲁玉麒尚不是浙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损失与浙商银行泰州分行无因果关系。对证据十的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明细卡往来也证明原告并无超过10元的储蓄，也没有产生任何理财交易。对证据十一认为，短信是虚假的，原告代理人亦陈述称此并非浙商银行发送的短信，而是第三人鲁玉麒委托他人发送的，短信的目的是第三人用于欺骗原告，即在原告损失发生后的短信，而并非原告损失产生的原因。对证据十五认为在录音中原告也认可，卡上的129万元已经被转移，不可能在之后与浙商银行发生任何理财关系。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为证明其陈述事由提交田春在中国银行开设的所有存款账号以及交易明细，证明原告田春对理财产品的流程以及理财产品所获取的利息的高低是清楚并明确的；原告将案涉130多万元通过网上银行转账给第三人所掌控的鲁某某和曹某名下账户，原告在公安制作的询问笔录也说明此网上银行转账是由原告进行操作，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构成民间借贷关系，此款项转出后原告与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之间的关于该笔款项的储蓄合同关系终止。
两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能够反映相关事实：2011年6月30日，100万元理财产品到期当天，理财产品收益为8300元，同日第三人通过自己的尾号为24377的银行卡向田春的上述账户打款1100元，造成原告对理财产品收益的误导；在2012年3月28日1032000元理财产品到期后，同日12437.72元利息到账，同日第三人用其父鲁某乙的账户往上述账户中打款715元；2012年7月10日，100万元理财产品取得12698.63元的到账利息，同日第三人又使用其父亲尾号为2999的账户往上述卡中打款400元；在2013年1月11日，100万元理财产品到期，利息为21034.25元，同日第三人使用其妻子尾号为4923的银行卡往上述卡中打款9000元，第三人不断通过自己的账户、其父亲、妻子的账户在理财产品发放收益的同一天，往原告的卡中汇入从几百元到9000元不等的款项，造成原告对理财产品收益的误导。另案涉133万元的巨款均系通过网上银行支付，本案中，田春预留的手机号码并非其本人的号码，也不是其本人书写，而申请表中安全密码保护的方式是网上交易密码加手机验证码；案涉133万元是如何通过网上银行进行转账并且最后导致灭失的是应当查清的问题。
第三人鲁玉麒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无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密码设定均需通过取现密码为介质设定，无取现密码无法设置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的交易密码。另2011年至2013年第三人及其父亲、妻子向原告田春账户转账金额不等的款项，系第三人向原告田春支付的揽储介绍费，只是结算时间与理财产品的利息支付时间相同。
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为证明其陈述事由，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一、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书的模本，证明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关于理财产品销售是以协议书确认的，从未使用过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成交确认书，证明原告提交的成交确认书并非浙商银行泰州分行的文件。
证据二、浙商银行泰州分行的印模，证明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在销售理财产品时所使用的印章并非原告所提交的确认书上使用的相应印章。
两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第三人伪造浙商银行泰州分行的印章，而第三人系浙商银行泰州分行的理财经理，其出具的理财产品确认单与真实的理财产品报告单存在出入，不影响原告对可能存在的信赖利益的追索权的行使。
第三人鲁玉麒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交付予原告的理财产品确认单系第三人自行打印出具的。
第三人鲁玉麒为证明其陈述事由，提交手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四份，证明第三人自2015年5月1日起至2016年1月13日共计向原告以现金方式支付利息17万元。原告也认可收到了第三人支付的现金。
两原告质证认为，四张明细仅是取款单，取款之后是否交付原告并不能确定。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间，原告共计收到第三人7万元左右的理财产品利息，另有10万元系第三人称理财产品未到期不能支取而借予原告，并非第三人陈述的共计收取17万元利息。
审理中，本院依职权调取了第三人鲁玉麒、原告徐顺珍在公安机关的相关讯问笔录交各方当事人质证。
两原告质证称，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刑事案件的讯问笔录就同一犯罪事实需要多次询问，并且前后供述一致。而第三人在公安的讯问笔录中前后矛盾，有违常理，且不能自圆其说，故第三人的讯问笔录不能作为单独的证据认定，应结合原告的报案笔录及本案的其它证据综合认定。
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质证称，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于2016年5月10日讯问笔录中的陈述是属于对事实的自认，原告代理人确认了原告在公安讯问笔录中陈述的事实。结合庭审中调查的事实各方的证据，原告在开通网银时，原告在网银签约确认单中进行签字确认，其在被告中行开通网银，并记录了初始密码，原告通过初始密码登陆网银后对密码进行修改，而在原告在公安的陈述中一再强调密码是由其掌握，上述陈述证明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在办理网银中未存在过错。原告通过网银将本案争议的款项转给第三人是原告的自身行为，与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无关。
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质证称，笔录中多处内容基本一致没有异议。就理财确认单加盖的浙商银行印章是否真实的问题，被告浙商银行认为两份矛盾的笔录尚未经过刑事案件审判确认，对于印章的真伪不能以第三人的两份笔录进行确定，但本案中第三人本人两次到庭当庭确认加盖的浙商银行泰州分行的印章是假的，且浙商银行泰州分行也向法庭提交了真实的印模，原告至今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确认书上的印章浙商银行曾使用，故结合查明的事实及证据，本案中足以判断原告提交的成交确认书中的浙商银行的印章是假的。
另原告向法庭提交笔迹鉴定申请书要求对2014年1月18日原告田春签名确认的“中国银行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申请表”中“手机银行”一栏中所填写的手机号码是否为田春本人所书写申请鉴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田春、徐顺珍系夫妻关系。第三人鲁玉麒自2013年4月7日至2015年11月10日期间任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行长一职。
2014年1月18日，原告田春在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办理了卡号为62×××70中银财富管理长城借记卡一张（账号为48×××22）。同日，原告田春以现金存款方式向该账户内分别转入129826元、1000000元。2014年1月20日通过自助终端从其子田某某账户内向田春上述账户内分别转入50000元、50000元、50000元、13714.19元。2014年1月21日，原告田春的上述账户内以网上银行操作方式转出1290000元至案外人鲁某某账户内。2014年4月17日，原告田春的上述账户内以网上银行操作方式转出3576元至案外人曹某账户内。2015年1月7日，原告田春在柜台办理业务分别转账9500元、11500元、3.18元，另现金存款20000元至原告田春上述账户内。2015年1月11日，原告田春的上述账户内以网上银行操作方式转出41000元至案外人曹某账户内。第三人鲁玉麒向原告田春出具“中国银行理财产品确认单”一份，载明原告田春名下理财账号为45×××06、交易账号为“62×××70”、产品为“中银平稳”，交易日期为2015年1月11日，“现钞金额”为1334540.19元，起息日为2015年1月11日，到期日为2016年1月11日。
2016年1月11日，原告田春在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办理卡号为62×××25的浙商银行银行卡一张，并于当日存入并取出10元，其后该账户内并无任何款项出入。第三人鲁玉麒向原告田春出具“浙商银行理财产品确认单”一份，载明原告田春名下理财账号为62×××25、交易账号为“62×××25”，产品为“永乐理财”，交易日期为2016年1月11日，“现钞金额”为1300000元，交易日期为2016年1月11日。
2016年4月19日，第三人鲁玉麒向原告田春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田春人民币壹佰叁拾万元整，于2016年5月10日前归还30万元整。
2016年5月10日，原告徐顺珍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被骗取1300000元，公安机关对其陈述内容制作了询问笔录。
2016年8月17日，公安机关对第三人鲁玉麒进行讯问，并对讯问内容制作讯问笔录。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原告向开设在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尾号为41×××70的理财卡中存入1334540.19元的事实无异议。各方争议焦点为1、开设在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尾号为41×××70的理财卡中的存款通过网上银行分别于2014年1月21日被转出1290000元、2014年4月17日被转出3576元、2015年1月11日被转出41000元，是否为原告田春确认操作？2、两被告是否应当对原告田春上述账户以网上银行操作方式被转出的合计1334576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1，两原告陈述称，原告田春并未就案涉账户作出开通网上银行的意思表示，以网上银行操作方式从其相关账户转出1334576元的行为系他人在两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两原告原误以为相应款项系处于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控制下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于2016年1月方发现款项被转出至案外人账户。经查，2014年1月18日原告田春签名确认用于开通卡号为62×××70（账号为48×××22）的账户的“中国银行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申请表”中勾选了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选项，“开通手机号码登陆”一栏中虽要求填写签约手机号码，但“开通网上银行”、“开通手机银行”对应的“认证工具选择”中则载明认证工具为“E-TOKEN+手机交易码（手机交易码将发到客户资料的手机号码中）”，该申请表的“客户资料”项目中填写的手机号码恰为原告确认为其本人使用且在办理银行业务中多次使用的手机号码，故无论采取“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方式对原告田春该对应账户内的款项进行转账，在开通该“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时必须经原告田春所使用的手机号码收取的手机交易码予以确认。结合原告徐顺珍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述称，“2014年1月，鲁玉麒告知徐顺珍称‘提前把手续做一下，你把钱继续放在我这边，我给你在网上做理财’，徐顺珍在鲁玉麒的办公室输了密码”，亦可知两原告对上述账户开通网上银行的事宜是知晓且认可。因此，关于原告称其对开通网上银行的事宜不知情，并申请对“开通手机号码登录”一栏中的手机号码不是原告田春书写进行鉴定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相应账户款项转出的事宜，原告陈述其对款项转出不知情，且因第三人鲁玉麒提供的加盖有被告中行南通路支行业务章字样的“中国银行理财产品确认单”陷入错误认识，以为相应款项系处于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控制下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第三人鲁玉麒对此陈述称，上述账户转出1334576元的行为系两原告自行操作以将上述款项交付予第三人由第三人个人控制使用。经查，原告田春自2011年起至2013年期间曾多次购买中国银行理财产品并从相应理财账户收取收益，原告田春多次办理存、取款等业务，由此可以确认原告田春对银行相关业务的基本流程、购买中国银行理财产品及获取相应收益具备基本认识。从正常购买理财产品的凭证外观来看，而案涉“中行理财产品确认单”系以普通A4纸打印，表格内容中各类文字字体完全一致，其上所载“45×××06”的客户理财账号亦非原告田春名下账号，无论外观、内容均与银行业务回单、委托理财协议等业务凭证具有重大差别。从正常购买理财产品交付理财凭证的时间点来看，原告田春的账号为48×××22的账户于2014年1月即转入1293540.19元的巨额款项，第三人鲁玉麒于一年后2015年1月原告田春向上述账户另转入21003.18元后方将形式、内容均有悖于事实与日常经验规则的“理财产品确认单”交予原告用于确认购买理财产品。从正常购买理财产品的收益来看，原告田春账号为48×××22的账户款项往来反映仅有事实认定中确认的大额款项往来，并无任何关于理财产品收益或相应款项对应的活期储蓄利息转入与支出的记录，事实上，两原告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从鲁玉麒个人处以现金形式收取利息，此与其2011年至2013年从理财账户获取理财产品收益的日常经验规则相悖。再者，根据原告自述，2016年1月已发现账户款项灭失，同年4月，原告田春转而收取第三人鲁玉麒针对案涉款项出具的借条，且至第三人鲁玉麒承诺的第一期还款期满未兑现还款义务才选择报案处理。至此，应当认定原告田春关于系因上述“理财产品确认单”而对账户内款项的用途陷入认为相应账户内款项系处于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控制下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错误认识明显有违日常生活经验。
综上，结合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开通与原告田春使用的手机号码的必要关联、原告田春的购买理财产品的经历、案涉相应账户的资金往来、相应“理财产品确认单”、原告与第三人确认的借条及原告与第三人关于双方之间款项往来的陈述可知，原告对案涉相应账户中以网上银行操作方式将款项转出至第三人鲁玉麒控制的案外人账户内用于第三人鲁玉麒控制使用是知晓且确认的。
关于争议焦点2，原告主张在储蓄存款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中行南通路支行、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对原告田春账户内的1334576元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转至案外人账户存在重大监管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节，本院已在争议焦点1的论述中分析阐述原告对案涉相应账户中以网上银行操作方式将款项转出至第三人鲁玉麒控制的案外人账户内用于第三人鲁玉麒控制使用是知晓且确认的。至于第三人鲁玉麒曾在被告中行南通路支行担任行长、在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担任理财经理一职期间，第三人鲁玉麒向原告出具加盖有中行南通路支行、浙商银行泰州分行业务章字样的理财产品确认单是否致原告对两被告产生信赖利益，应以原告与第三人鲁玉麒之间就案涉款项的具体行为来考量。原告自认2011年起通过时任销售理财产品业务人员的鲁玉麒购买中国银行理财产品，被告中行泰州南通路支行提交的证据亦反映原告田春通过其本人名下账号购买理财产品并收取收益的事实。原告当庭的陈述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均确认自2014年起鲁玉麒个人将相应利息以现金形式按季度送至原告家中，并无与中国银行存在业务关联，而鲁玉麒在交付了2014年利息后于2015年向原告出具的“中国银行理财产品确认单”不仅形式、内容均与通过银行柜台办理购买理财产品的银行凭证存在显著差异，且原告徐顺珍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中亦确认鲁玉麒交付理财产品确认单时对其说“这个单子不要给别人看，到期来跟我拿钱，把这个单子给我”，要求将该理财产品确认单作为原告与第三人鲁玉麒私下进行款项交付的凭据。故原告与第三人鲁玉麒之间就案涉款项的相应行为均系双方个人之间的行为，与被告中行南通路支行的相关银行业务并无关联，与第三人鲁玉麒在被告中行南通路支行的职务亦无关联，被告中行南通路支行不存在监管过错，原告因第三人鲁玉麒在中行南通路支行担任职务向被告中行南通路支行主张信赖利益保护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同理，原告2016年1月11日明知其在浙商银行泰州分行开通的账户内并无相应款项入账而收取第三人鲁玉麒个人交付的内容为以1300000元购买相应理财产品确认单，与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的银行业务无关联，并不能因第三人鲁玉麒在浙商银行担任的职务对被告浙商银行泰州分行主张信赖利益保护。
综上，原告要求两被告对原告田春相应账户方式被转出的合计1334576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田春、徐顺珍的全部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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