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鄂01行再3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第三人、上诉人）武汉市泽洲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219、221、223号。
法定代表人童泽洲，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国雄，男，该公司副总经理。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被上诉人）刘东，男，1965年11月2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201041965********，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号海军工程大学******号。
委托代理人史克毅，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佳，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上诉人）武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88号。
法定代表人万勇，男，武汉市市长。
行政领导负责人，黄宇，武汉市不动产登记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浜，湖北江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宋歌，武汉市土地登记局工作人员。
再审申请人武汉市泽洲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州公司）因被申请人刘东诉武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土地行政登记一案，原审被告市政府、原审第三人泽州公司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4）鄂江岸行初字第0018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作出（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0050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泽州公司仍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经审理于2016年作出（2016）鄂行申210号行政裁定，裁定：一、本案指令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泽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童泽洲、委托代理人李国雄，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史克毅、刘佳，原审被告市政府职能部门武汉市不动产登记局局长黄宇、委托代理人刘浜、宋歌，到庭参加了诉讼。2017年4月6日，被申请人提出案外协调书面申请，本院依法进行了案外协调。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996年11月28日，市政府向武汉市江汉区民族综合公司（以下简称民族综合公司）颁发了江国用（96）字第068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将马场二路148号2856.18平方米的土地登记到该公司名下，用途为工业用地。2002年10月18日，民族综合公司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民族街办事处提交《关于转让江汉区民族综合公司房屋土地产权的报告》，决定将马场二路148号房屋土地产权转让给泽洲公司，该办事处于次日即同意。2002年12月11日，泽洲公司成立。2003年1月6日，民族综合公司与泽洲公司签订《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将位于马场二路148号，建筑面积3796.90平方米，用地面积1898.45平方米的房屋以3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泽洲公司。2003年1月21日，原武汉市房产管理局向第三人泽洲公司颁发了武房权证江字第2003005**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设计用途为商业服务。2006年12月13日，原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与泽洲公司签订WCX-2006-02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马场二路148号（宗地编号B03183779，面积2850.27平方米）的土地以28.56万元的价格出让给泽洲公司。2006年12月21日，民族综合公司与第三人泽洲公司同向原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提交土地登记申请及过户和办证申请报告，申请将马场二路148号的土地使用权办理到泽洲公司名下并提交了相应资料。2007年1月31日，市政府向泽洲公司颁发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将马场二路148号2850.27平方米的土地登记于该公司名下。
另查明，1991年12月24日，大兴公司与华侨公司签订协议书，将刘东自称其已购买的房屋（三层，面积共计198M2）以19.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华侨公司。2008年8月11日，经请示武汉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华侨公司与刘东签订协议书，将上述房屋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东。
另经刘东陈述，2001年5月18日，民族综合公司与泽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童泽洲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和《土地转让补充协议》，将涉案地块（面积2856.1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童泽洲，并载明包含刘东诉称房屋所占地块在内的0.522亩土地因其上四档经营门面房屋已经出售，故不向童泽洲收取相应土地转让费。泽州公司否认上述两份协议的存在和真实性。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条和《土地登记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市政府具有对辖区内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造册，核发土地权利证书的行政职权。民族综合公司取得涉案地块土地使用权时是将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根据1986年及198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涉案土地性质应为划拨用地。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于1996年11月28日已依法登记到民族综合公司名下，其后该土地及其项上房屋并未经行政机关依法拆迁或征收。市政府一再强调其为泽洲公司颁发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系依据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但市政府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颁证时涉案土地使用权已被无偿收回，其依据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指向的土地使用权在出让时应推定依然归属于民族综合公司。既然国家并未收回民族综合公司的涉案土地使用权，那么在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将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出让给泽州公司前，土地使用权人民族综合公司与泽州公司应该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因被诉行为发生于2007年1月31日，故适用1995年1月1日施行版本）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第四十条规定，“房地产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合同中应当载明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方式。”故涉案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必须先经报有权人民政府批准民族综合公司与泽洲公司之间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再由泽洲公司与有关部门办理出让手续。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亦必须签订相应书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本案中，市政府提交的事实证据及其土地登记档案材料中均没有民族综合公司与泽洲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泽洲公司亦否认土地转让协议的存在，在土地登记申请时并未提交相关协议。市政府陈述涉案地块的转让经过了有权人民政府的批准，但其无正当理由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予以证实。综上，市政府向泽洲公司颁发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我国在房地产转让或抵押中，实行“房随地走、地随房走”的双向统一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土地使用者转让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时，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但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作为动产转让的除外。”民族综合公司与泽洲公司在2003年1月6日即签订了《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同》，将位于涉案地块的房屋出售给泽洲公司，泽洲公司据此于2003年1月2日办理了武房权证江字第2003005**号《房屋所有权证》。而泽洲公司于2006年12月13日才与原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于2007年1月31日方办理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民族综合公司未将涉案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同时向泽州公司办理转让手续和过户登记违反了上述规定。即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转让，应当依照规定办理过户登记。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分割转让的，应当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并依照规定办理过户登记”，市政府和泽州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民族综合公司与泽州公司之间对于两项物权的分别交易经过相关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而分割转让。
市政府及泽州公司认为刘东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本院认为，虽然市政府颁证行为的行政相对人系第三人泽洲公司，土地原使用权人系民族综合公司，但刘东支付了合理对价从华侨公司处购得其诉称房屋，且一直对该房屋进行了实际占有和使用。本案并不评判刘东与华侨公司签订的合同的法律效力，而根据房地一体原则，支付了合理对价的刘东作为房屋的实际使用、占有人与该房屋所占土地的使用权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保障当事人诉权的精神和要求，依法确认刘东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资格。
综上，市政府作出的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市政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刘东与颁证行为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起诉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显然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起诉的前提必须是认为被诉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本案所涉土地的原使用权人为民族综合公司，其1996年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证》，2006年将房屋及土地转让给泽州公司。被上诉人刘东是2008年购买其房屋，时间在泽州公司获得土地证之后，而被上诉人一直未办理土地证的登记，也从未向土地主管部门主张其土地权利。被上诉人未提供购买房屋的相关审批资料，无从证明其合法性，对其民事交易行为，上诉人及其土地主管部门也无从了解，因此上诉人向泽州公司颁发土地证并未侵犯其合法权益。原审法院仅根据房地一体原则，认定被上诉人与其有利害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原审判决所依据的理由均不是土地登记过程中法定程序环节和要件，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撤销。1、原审法院将土地供应与土地登记两个不同的行政行为混淆，并依据转让的法律条款对土地登记行为进行审查，进而作出行政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缺乏法律依据。2、关于土地使用权是否被收回的问题，原土地使用权人民族综合公司出具证明将该宗土地转让给了泽州公司，并向土地管理部门交回了原土地使用权证的原件。关键是在土地登记前，泽州公司与市国土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原审判决认定出让时土地使用权的推定依然归属民族综合公司与事实不符，且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三、上诉人为泽洲公司颁发土地证符合法律规定。1、颁证行为证据充分。民族综合公司在提交的“关于申请土地过户报告”中明确提出，“申请将坐落于武汉市江汉区马场二路148号（原江汉区民族综合公司）宗地编号为B03183779，宗地面积为2850.27M2的土地出让给泽洲公司，该公司对我公司的各种相应的补偿均已到位”。泽洲公司已按程序与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交纳了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上诉人向泽洲公司颁发土地使用证的权属来源清楚，依据充分。2、土地主管部门在受理泽洲公司的登记申请后，对其申请主体资格、土地权源资料、土地出让金支付凭证等资料进行了审核，并依法履行了地籍调查、地籍测量、权属审核等登记程序，进行了土地登记，上诉人再依法为其颁发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的颁证行为合法，原审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法院行政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维持上诉人颁发的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泽州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市政府颁发的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二、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错误。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刘东出示的与华侨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真实属认定事实错误。该购房协议不真实，不成立且无效。2、原审判决认定刘东出示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系复印件，不能说明材料来源，其来源不真实，上诉人均予以否认。3、原审判决认定《武汉市房屋租赁合同》真实，属认定事实不清。该合同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也不能证明刘东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情况。三、原审认定刘东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而确认其原告主体资格、被诉行为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均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判决驳回刘东的诉讼请求，维持市政府作出的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被上诉人刘东辩称：2008年，被上诉人刘东从华侨公司处购得本市江汉区发展大道223-1号（原马场二路148号）房屋，而华侨公司是于1991年在该房屋开发时即与武汉市大兴实业公司签订协议受让该房屋。华侨公司及被上诉人刘东购买该处房屋后一直占有、使用、收益长达23年之久。因上诉人泽洲公司声称前述房屋项下的土地使用权证已办理到其名下，故暴力驱赶被上诉人并强行将其正在营业的房屋封堵焊死。上诉人市政府为圣洲公司颁发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将不属于第三人泽洲公司的房屋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办理到其名下，导致上述驱人封门的侵权行为的发生，侵害了被上诉人刘东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市政府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土地登记申请书（二份）；2、《关于申请办理土地证的申请报告》、《关于申请土地过户的报告》；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4、土地登记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土地登记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5、证明、《关于转让江汉区民族综合公司房屋土地产权的报告》。证据1-5拟证明泽州公司和涉案土地的原土地使用权人民族综合公司依法提交了土地登记申请、土地登记申请书面报告、登记双方主体资料、法人代表证明及委托书、补偿到位证明及转让报告。6、《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WCX-2006-026号），拟证明泽州公司与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7、江国用（96）字第068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拟证明原土地使用权人提交了原始土地使用权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了土地权属审核工作；8、武房权证江字第2003005**号《房屋所有权证》，拟证明泽州公司提交了其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9、地籍调查表，拟证明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了地籍调查工作；10、1：2000地形图，拟证明市政府对颁证地块的地形地貌进行了审查；11、土地出让金和土地税费缴款凭证，拟证明泽州公司依法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12、土地登记立案表，拟证明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泽州公司的土地登记申请进行了立案；13、土地登记卡，拟证明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了土地登记；14、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拟证明市政府依法向泽州公司颁发了土地使用权证。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年）；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3、《土地登记规则》；4、《武汉市土地登记管理办法》。
原审原告刘东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大兴公司与华侨公司名签订的协议书及购房收款收据；2、刘东向华侨公司购买房产的协议书，拟证明华侨公司及刘东取得的发展大道223-1号房产及土地权利合法有效；3、2010年12月6日黄成华、吴海燕、郭水荣与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万主任的谈话录音及记录，拟证明刘东享有发展大道223-1号房产及土地权利；4、武汉市房屋租赁合同，拟证明刘东正常经营发展大道223-1号房产以取得租金收益，表明刘东实际占有、使用前述房产的情况；5、《土地转让协议书》；6、《土地转让补充协议》。证据5、6拟证明泽州公司不应享有刘东所有的房产及土地权利。7、土地登记资料查询结果，拟证明市政府错误为第三人泽州公司颁发土地使用权证；8、武房权证江字第2003005**号《房屋所有权证》的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及图纸，拟证明房屋管理部门未将刘东所有房屋的产权证办理到第三人泽州公司名下，市政府的发证行为是错误的。9、湖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关于妥善协调处理台胞郭水荣反映事项的函》（鄂台办函[2009]53号），拟证明郭水荣的房屋受到泽州公司的侵害；10、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民族街办事处给武汉市江汉区房产管理局和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江汉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本案纠纷的历史形成原因及解决办法，表明街道对刘东与泽州公司之间房产纠纷的态度；11、华侨公司、吴海燕、郭水荣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领导写具的情况反映，拟证明被泽州公司侵犯房产权利的四户购房者一直在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12、《关于下达大兴实业公司商业网点一九九一年基本建设前期计划的通知》[江计通（91）39号]、《关于公司转让“无两证”房屋的请示》。
原审法院应刘东的申请核实了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登记档案材料中没有童泽洲与民族综合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和《土地转让补充协议》。
原审法院应刘东的申请调取了江国用（96）字第068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档案资料，刘东用以证明泽州公司故意隐瞒事实骗取土地权属登记，涉案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程序违法。
原审第三人泽州公司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
原审法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审查确认：刘东提交的证据1、2、4、12真实，能够证明刘东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证据3、9、11与本案无关；证据10系打印件，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5、6能够证明民族综合公司于2001年与泽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童泽洲就涉案土地的使用权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并确认了包含刘东自称其已购买的房屋在内的四套房屋在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时民族综合公司已经出售；证据7、8均真实、来源合法，能够证明涉案土地权属状态及流转过程。
原审法院调取的江国用（96）字第068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档案资料真实、来源合法，能够证明涉案土地的权属变迁经历。
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均真实，来源合法，能证明市政府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收取的材料及颁证程序。
原审被告、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以及原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坚持原审的质辩意见。本院二审以原审判决对证据的认证正确为由，采信原审证据并予以确认。二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相同。
本院二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法的宗旨和定位是通过救济当事人的权利来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因此在原告资格上是以“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基点，法律对“利害关系人”均从宽解释，多年来审判实践中对此亦是从宽把握。被上诉人刘东与华侨公司签订协议，购买本案涉案土地上的房屋，并实际占有、使用、收益，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被上诉人刘东购买房屋的时间虽在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后，但是其法律后果的实际承受人；被上诉人刘东虽不是被诉政行为的相对人，但该行为对其权益造成了实际影响。原审法院认定刘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并无不当。鉴于涉案土地存在一定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本案只是审查原审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并确认房屋买卖协议这一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上诉人市政府、泽州公司上诉人刘东未办理权属证明，不享有该房屋的合法权益，不具备原告的讼主体资格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审理的是上诉人市政府颁发土地使用权证及登记行为，其登记依照法律的程序对土地权属的来源等相关资料进行审查。1996年11月，民族综合公司取得了涉案土地使用权。有证据表明，该公司于2002年有将涉案的房屋土地产权“转让”给泽州公司，而市政府审查的登记资料中最主要的依据却是出让人湖北省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和受让人即本案上诉人泽州公司于2006年12月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土地是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让与土地使用者，但上诉人市政府并未向法院提交涉案土地如何从民族综合公司过渡到政府、土地的性质如何变化的证据及依据；即使是根据相关规定当事人协商同意通过转让的方式出让，上诉人也没有提供民族综合公司与上诉人泽州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因此，土地权属的“转让”与“出让”是反映土地转变的两个不同的法律方式，有其不同的程序和依据。这不仅仅是上诉人市政府所称的土地供应的问题，同样也涉及土地源的权属审核，对于一宗土地的演变，特别是存在争议的土地的性质的变更和使用权人的变更，在登记中适用采用何种方式审核登记，法律、法规均有不同的规定，不应割裂开来审查。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由于缺乏应有的程序和资料，使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地随房走，房随地走”的权利合一原则是我国房地产权属的一贯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等均有规定。泽洲公司2003年1月取得了涉案土地上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而2006年12月又与原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次年方才取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证。这种房地分割的情形明显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和房地一体的原则。而上诉人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登记程序中对此未予严格审核，其颁证行为亦事实不清。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汉市泽洲贸易有限公司各负担人民币25元。
泽州公司不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00500号行政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武汉市泽洲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七条之规定，裁定：一、本案指令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泽洲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是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一、二审判决。江汉区经济体改办作出的江改办（2003）4号文《关于同意民族综合公司将马场二路148号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出售给武汉市泽州公司的批复》、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政土字（2004）18号文《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汉中粮油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使用国有建设用地问题的批复》等新证据，证实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土地未经相关部门批准与客观实际不符，证实涉案土地经街道、区、市三级政府批准。二是原审程序违法。原审判决违背“先民后行”的诉讼程序。三是被申请人刘东的起诉超过了诉讼实效。再审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00500号行政判决，维持武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原审被告（上诉人）在再审中称，一、武汉市人民政府颁发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适用法律正确。《武汉市土地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申请土地设定登记时，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资料：（一）土地登记申请书；（二）单位、法定代表人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或者户籍证明；（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四）地上附着物产权证明；（五）具有相应资质的测量机构出具的地籍测绘成果；（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资料。第十条规定：土地登记申请依照下列程序进行：（一）土地登记申请；（二）地籍调查；（三）权属审核；（四）注册登记；（五）颁发或者更换土地证书。土地登记申请人应当按照规定缴纳有关费用。二、武汉市人民政府颁发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据确凿。第三人武汉市泽洲贸易有限公司申请土地登记时，提交了下列资料：（一）土地登记申请书：《土地登记申请书》（二份）、《关于申请办理土地证的申请报告》、《关于申请土地过户的报告》。（二）单位、法定代表人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或者户籍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土地登记法人身份证明书》、《土地登记委托书》。（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关于转让江汉区民族综合公司房屋土地产权的报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WCX-2006-026号）、江国用（96）字第068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四）地上附着物产权证明。武房权证江字第2003005**号《房屋所有权证》。（五）具有相应资质的测量机构出具的地籍测绘成果。武汉市勘测设计研究院出具的《地籍调查表》及《1:2000地形图》。（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资料。土地登记申请人应当按规定缴纳的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土地使用者在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应当依照规定办理登记，领取土地使用证，取得土地使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证》、《湖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以上证据一审开庭时已提交并质证。三、武汉市人民政府颁发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符合法定程序。四、涉案土地出让经过有权人民政府批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WCX-2006-026号）合法有效。《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土地管理局令第8号，1998年2月17日颁布）第六条规定：“国有企业破产或出售的，企业原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当以出让方式处置。”《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若干实施意见的通知》（武政办[2000]102号）第五条第三项规定：“企业改制前已办理相应的房产、土地登记手续的，改制后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房产、土地部门只收取过户换证工本费。”《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政策的意见》（武政办[2003]66号）第五条规定：“改制后企业不改变土地用途的项目，按下列规定办理：（一）出让的土地或符合划拨供地目录的划拨土地，可直接办理土地使用权主体变更登记手续。（二）……（三）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下，企业改制后要求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予积极办理。（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条十三条、第四十五条规定，涉案土地经过有权人民政府批准，即《江汉区体改办关于同意民族综合公司分拆出售的批复》（江改办[2003]4号）、《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汉中粮食包装器材有限公司等单位使用国有建设用地问题的批复》（武政土字[2004]18号）。该批准文件在被告颁发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前就已经合法存在，且受让方依法缴纳了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出让人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与第三人即受让人依法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根据一件行政诉讼案件只审理一个行政行为的基本原则，如法院需要审理政府批准供地行为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依职权调取本案发证行为之外的相关证据。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土地使用者转让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时，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但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作为动产转让的除外”。对不动产的法律解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不动产是指土地、海域以及房屋、林木等定着物。
被申请人刘东在再审中辩称，一、根据《武汉市土地登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土地登记办法》）的规章进行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该《土地登记办法》第二十四条“对申请土地设定登记需要审核（二）地上附着物产权证明；”的规定，原审被告在审核地上附着物产权证明环节存在错误，原审第三人提及的武房权证江字第2003005**号房屋所有权设计用途为“商业服务”，被告对第三人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载的用途为“工业”。违反了房地一体原则。据此，应按第十五条“（三）土地违法行为尚未处理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暂缓土地登记”处理。原审被告办证时出示的房屋所有权证，证载图纸上显示该地块上有房屋没有办理房产证的房屋的情况。第三人房产临发展大道长度48.70米，向东方向其余24米长度即是不属于第三人的房产，图纸上公共墙的标注，己明示土地上部分房屋不属于第三人的房产。同样也说明了被告在办证时土地权属调查不清的情况。根据《武汉市土地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五条（二）土地权属争议尚未处理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暂缓土地登记”。二、权属核查不清、地籍调查工作存在严重错误。根据《城镇地籍调查规程》3.2.6.6规定：一宗地有两个以上土地使用者时，要查清各自使用部分和共同使用部分的界线。原审被告提交的《地籍调查表》（一审卷二第47页）对于共有使用权情况一栏为空白，说明该地籍调查缺少应有的调查环节。本案中被告提供的地籍调查表系2005年7月至8月，而第三人申请办证时间为2006年12月21日提出《关于申请办理土地证的申请报告》，说明被告在办证申请受理后，办理土地出让登记时未进行专项的地籍调查工作，借用土地转让时的地籍调查工作的地籍调查报告。三、土地出让程序合法性问题。《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第四条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前款规定以外用途的土地的供地计划公布后，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也应当采用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规划局（市国土资源局）《关于企业改制过程中规划和土地管理等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武政办[2004]5号，“三、关于土地资产处置问题（四）对于改变改制企业土地用途进行经营性开发的项目，其土地必须进入土地有形市场，严格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四、本案《存量房买卖协议》不能作为替代《土地转让协议》使用，不能认定系对整块土地的转让。
本院再审查明，2003年，民族综合公司作为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同年3月24日，对涉案登记的土地，江汉区体改办作出江改办[2003]4号《江汉区体改办关于同意民族综合公司分拆出售的批复》：“你司关于分拆出售改制的报告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一、原则同意你司将位于唐家墩马场二路148号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出售给武汉市泽洲贸易有限公司。二、出售后该资产归属泽洲贸易有限公司，泽洲贸易有限公司应确保收购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三、该项资产变现资金专项用于公司改制。民族街办事处应在市社保部门明确相关政策后尽快制定街道公司改制实施方案，妥善处理债权债务和分流安置现有人员。四、售购过程中，双方应严格履行协议，确保财产安全和公司稳定。接此批复后，请抓紧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请有关职能部门按武政办[2000]102号、江办发[2000]12号文件的规定予以支持并减免收费。”
2004年7月26日，对涉案登记的土地，武汉市人民政府作出了武政土字[2004]18号《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汉中粮食包装器材有限公司等单位使用国有建设用地问题的批复》：“……同意市汉中粮食包装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等45个单位的建设项目使用国有建设用地……。”与此同文所附的《武汉市2004年第5批次土地出让项目报批汇总表》中“4.申请用地单位武汉市泽州贸易有限公司，土地所在地点江汉区马场二路148号，规定用途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856平方米，……出让金实收28.56万元，……供地方式出让，原土地使用者江汉区民族综合公司。”
2006年12月13日，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作为出让人与泽州公司作为受让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确定出让人给受让人的宗地位于江汉区马场二路148号，宗地编号为BO318779，宗地总面积大写为贰仟捌佰伍拾点贰柒平方米（小写2850.27平方米），宗地四至及界址点坐标见附件《出让宗地界址图》。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工业。出让期限为50年。出让金总额为28.56万元。
2007年1月31日，市政府根据民族综合公司和泽洲贸易有限公司的共同申请，经对申请人提供的土地登记资料进行审核，认为符合土地登记条件，即将原民族综合公司位于马场二路148号28510.27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登记于泽洲公司名下，并颁发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本院再审认为，第一，关于对涉案申请登记、颁证的土地，经国企改制审批、转让、出让、政府批准之行政行为固化为证据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强度、标准的问题。这是能否正确把握本案审理的关键所在。
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市政府对涉案土地作出的登记、颁证。原审中，市政府向法院提交的其作出土地登记、颁证时审核的土地登记申请、地籍测绘成果、权属来源证明等行政载卷证据材料，证明涉案土地权属流转方式源于国企改制，且不同于其他法定的土地征收、划拨、招拍挂出让、置换等流转方式。原一审将被诉的涉案土地登记权属审查延伸，认定：“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于1996年11月28日已依法登记到民族综合公司名下，其后该土地及其项上房屋并未经行政机关依法拆迁或征收。”本院再审经审查，本案不存在“拆迁或征收”的问题。因为本案的土地权属是通过国企改制转让、出让而进行的转移变更登记，依据《土地登记规则》的规定，土地经“拆迁或征收”后的变更登记，是另一类行政法律关系，与经国企改制产生的土地权属变更登记的行政法律关系没有等同的可能性。原审还认定：“市政府一再强调其为泽洲公司颁发武国用（2007）第8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系依据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但市政府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颁证时涉案土地使用权已被无偿收回，其依据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指向的土地使用权在出让时应推定依然归属于民族综合公司。”该认定事实是把政府供地行政行为与土地登记行政行为混淆，且与法律规定相悖。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原二审将被诉行政行为审查延伸至土地的“转让”和“出让”行为层面，认定：“出让土地是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让与土地使用者，但上诉人市政府并未向法院提交涉案土地如何从民族综合公司过渡到政府、土地的性质如何变化的证据及依据；即使是根据相关规定当事人协商同意通过转让的方式出让，上诉人也没有提供民族综合公司与上诉人泽州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土地权属的‘转让’与‘出让’是反映土地转变的两个不同的法律方式，有其不同的程序和依据。这不仅仅是上诉人市政府所称的土地供应的问题，同样也涉及土地源的权属审核，对于一宗土地的演变，特别是存在争议的土地的性质的变更和使用权人的变更，在登记中适用采用何种方式审核登记，法律、法规均有不同的规定，不应割裂开来审查。”原二审认定该事实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把国企改制中的土地转让、出让，视作一般的土地转让、出让，并予以认定；二是对土地转让、出让行为固化为证据的审查，视作对土地转让、出让行为的全面审查。本案的土地权属转移源于国企改制中的转让和出让，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于1998年2月颁布的第8号令《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第六条：“国有企业破产或出售的，企业原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当以出让方式处置。”《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若干实施意见的通知》（武政办[2000]102号）第五条第三项规定：“企业改制前已办理相应的房产、土地登记手续的，改制后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房产、土地部门只收取过户换证工本费。”《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政策的意见》（武政办[2003]66号）第五条规定：“改制后企业不改变土地用途的项目，按下列规定办理：（一）出让的土地或符合划拨供地目录的划拨土地，可直接办理土地使用权主体变更登记手续。……（三）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下，企业改制后要求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予积极办理。”上述关于国企改制中土地权属流转的政策、政府规章规定表明：系国有企业属性的民族综合公司经政府职能部门批准改制，将其土地转让、按出让处置，改制后企业不改变土地用途，市政府根据当事人申请，直接办理土地使用权主体变更登记符合法律规定。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也明确规定，涉案土地权属流转，经过有权人民政府批准，即《江汉区体改办关于同意民族综合公司分拆出售的批复》（江改办[2003]4号）、《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汉中粮食包装器材有限公司等单位使用国有建设用地问题的批复》（武政土字[2004]18号），出让人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与受让人泽州公司依法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依法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市政府根据涉案土地登记、颁证申请，在审查土地权属来源时，依法对已经固化的国企改制中土地流转的审批、土地出让行为、继而发生的市政府的审批等等，按照行政证据规则标准审查，如果没有“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明显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明显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市政府在土地登记、颁证时予以采信，于法有据。故原二审以“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由于缺乏应有的程序和资料，使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认定，系未区分国企改制中土地权属转让、出让中的特别规定与土地招拍挂出让中土地权属流转中的一般规定之不同；系未区分行政行为固化为证据的审查与尚未固化的合法性的全面审查之不同，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第二，关于原审认定武房权证江字第2003005**号房屋所有权设计用途为“商业服务”，与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载的用途为“工业”不一致，涉案土地登记、颁证违反了房地一体原则的问题。原一审、二审均认为，“地随房走，房随地走”的权利合一原则是我国房地产权属的一贯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等均有规定。再审申请人泽洲公司2003年1月取得了涉案土地上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而2006年12月又与原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次年方才取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证。这种房地分割的情形明显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和房地一体的原则。而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登记程序中对此未予严格审核，其颁证行为亦事实不清。”再审认为，此事实认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混淆政府职能，即涉案房产转移、变更登记并颁证，与涉案土地转移、变更登记并颁证，分属于两个以上的政府职能部门办理，登记颁证的主体不同、登记颁证的程序不同、登记颁证的法律依据亦不同，不存在“房地分割的情形”和“明显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和房地一体的原则”的问题。根据再审查明：2003年3月，江汉区体改办作出的《江汉区体改办关于同意民族综合公司分拆出售的批复》，其中“一、原则同意你司将位于唐家墩马场二路148号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出售给武汉市泽洲贸易有限公司。”其中“四、……请有关职能部门按武政办[2000]102号、江办发[2000]12号文件的规定予以支持并减免收费。”的事实，表明涉案国企改制的房产、土地属于民族综合公司的国有资产，经过改制、协议出售、江汉体改委批准后，有关职能部门应按规定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据此，房产管理部门依规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土地管理部门依规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市政府依规作出武政土字[2004]18号批复；市政府依规对涉案土地进行了登记、颁证。虽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时间有前有后，房屋所有权证证载用途为“商业服务”与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载的用途为“工业”不一致，但不属于“房地分割的情形”，故原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第三，《武汉市土地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五条“（三）土地违法行为尚未处理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暂缓土地登记”的规定是否适用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对土地权属是否核查不清、地籍调查工作是否存在严重错误的问题。被申请人在再审中认为，根据《武汉市土地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五条“（三）土地违法行为尚未处理的，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暂缓土地登记”的规定，被诉行政行为对土地权属核查不清、地籍调查工作存在严重错误，故应当适用上述“暂缓土地登记”规定。本院再审认为，原审被告市政府提供的民族综合公司江国用（96）字第068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能够证明涉案土地权属是清楚的；具有相应资质的测量机构出具的地籍测绘成果，武汉市勘测设计研究院出具的《地籍调查表》及《1:2000地形图》，能够证明原审被告依据《土地登记规则》取得了地籍调查成果；江汉区体改办作出的《江汉区体改办关于同意民族综合公司分拆出售的批复》、土地管理部门依规办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汉中粮食包装器材有限公司等单位使用国有建设用地问题的批复》等文件，能够证明涉案土地权属的流转、变更符合法律规定。原民族综合公司在此之前转让部分资产的行为，因未报请江汉区体改委、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审查批准，不属于登记、颁证行政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故本案不适用《武汉市土地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五条（三）的规定，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四，土地出让程序合法性问题。土地出让行为，包括江汉区体改委、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同意涉案土地的转让出让及其批准行为，都已经固化为被诉行政行为即涉案土地登记、颁证行为的事实证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审查，应当遵循“三个明显原则”：即如果没有“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明显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且非经法定程序就不得改变该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规划局《关于企业改制过程中规划和土地管理等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武政办[2004]5号，“三、关于土地资产处置问题（四）对于改变改制企业土地用途进行经营性开发的项目，其土地必须进入土地有形市场，严格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规定不适用本案，因为涉案登记的土地不存在“改变改制企业土地用途进行经营性开发的项目”之情形。
第五，关于《存量房买卖协议》能否替代《土地转让协议》使用，能否认定系对整块土地的转让的问题。首先，江汉区体改委经审查批准：“原则同意你司将位于唐家墩马场二路148号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出售给武汉市泽洲贸易有限公司”，而在具体操作中，存量房将会作存量房买卖，土地将会作土地转让，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不存在相互替代的问题。其二，市政府批准：“4.申请用地单位武汉市泽州贸易有限公司，土地所在地点江汉区马场二路148号，规定用途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856平方米，……出让金实收28.56万元，……供地方式出让，原土地使用者江汉区民族综合公司。”该批准已经明确是“马场二路148号”“土地面积2856平方米”转让，亦不存在《存量房买卖协议》替代《土地转让协议》的问题。其三，本案中，“土地转让”如何变更为“土地出让”？这是因为国企改制对土地流转有特别的规定。《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第六条明确规定：“国有企业破产或出售的，企业原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当以出让方式处置。”再说涉案土地的登记，《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若干实施意见的通知》亦明确规定：“企业改制前已办理相应的房产、土地登记手续的，改制后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政策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改制后企业不改变土地用途的项目，按下列规定办理：','2018-10-02
17:49:55',0,'web',NULL),(35999749,'469fb5ae-4374-4de8-9a61-a7ca00322b35','$(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89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2416\",\"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附法律条文：\\\u0026#xA;《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u0026#xA;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u0026#xA;（一）不予受理；\\\u0026#xA;（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u0026#xA;（三）驳回起诉；\\\u0026#xA;（四）保全和先予执行；\\\u0026#xA;（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u0026#xA;（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u0026#xA;（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u0026#xA;（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u0026#xA;（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u0026#xA;（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u0026#xA;（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u0026#xA;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u0026#xA;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u0026#xA;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u0026#xA;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u0026#xA;（一）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书面同意人民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u0026#xA;（二）因被执行人无财产而中止执行满两年，经查证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u0026#xA;（三）申请执行人明确表示提供不出被执行人的财产或财产线索，并在人民法院穷尽财产调查措施之后，对人民法院认定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书面表示认可的；\\\u0026#xA;（四）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变卖，或者动产经两次拍卖、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权经三次拍卖仍然流拍，申请执行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经人民法院穷尽财产调查措施，被执行人确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u0026#xA;（五）经人民法院穷尽财产调查措施，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虽有财产但不宜强制执行，当事人达成分期履行和解协议，且未履行完毕的；\\\u0026#xA;（六）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属于特困群体，执行法院已经给予其适当救助的。\\\u0026#xA;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组成合议庭，就案件是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进行合议。\\\u0026#xA;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应当制作裁定书，送达申请执行人。裁定应当载明案件的执行情况、申请执行人债权已受偿和未受偿的情况、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理由，以及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可以申请恢复执行等内容。\\\u0026#xA;依据本条第一款第（二）（四）（五）（六）项规定的情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前，应当告知申请执行人可以在指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申请执行人提出异议的，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组织当事人就被执行人是否有财产可供执行进行听证；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人民法院应当就其提供的线索重新调查核实，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经听证认定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亦不能提供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u0026#xA;本条第一款第（三）（四）（五）项中规定的“人民法院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是指至少完成下列调查事项：\\\u0026#xA;（一）被执行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查询银行存款，向有关房地产管理部门查询房地产登记，向法人登记机关查询股权，向有关车管部门查询车辆等情况；\\\u0026#xA;（二）被执行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向被执行人所在单位及居住地周边群众调查了解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财产线索，包括被执行人的经济收入来源、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等。如果根据财产线索判断被执行人有较高收入，应当按照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调查途径进行调查；\\\u0026#xA;（三）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和执行法院所属高级人民法院的“点对点”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能够完成的调查事项；\\\u0026#xA;（四）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必须完成的调查事项。\\\u0026#xA;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的，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依职权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不受申请执行期限的限制\",\"审判程序\":\"\",\"案号\":\"（2015）柳铁执字第174号\",\"不公开理由\":\"\",\"法院地市\":\"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法院省份\":\"广西壮族\",\"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469fb5ae-4374-4de8-9a61-a7ca00322b35\",\"案件名称\":\"韦恒振、柳州市荣华货运服务部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法院名称\":\"柳州铁路运输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柳州铁路运输法院\",\"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1\",\"诉讼记录段原文\":\"申请执行人韦恒振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柳州市荣华货运服务部（谭荣）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30日做出的（2015）柳铁民初字第337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韦恒振于2015年11月12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502208000000)\\\/\",\"案件类型\":\"5\",\"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韦恒振、柳州市荣华货运服务部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tdSource\").html(\"韦恒振、柳州市荣华货运服务部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
（2015）柳铁执字第174号\");$(\"#hidDocID\").val(\"469fb5ae-4374-4de8-9a61-a7ca00322b35\");$(\"#hidCaseName\").val(\"韦恒振、柳州市荣华货运服务部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5）柳铁执字第174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柳州铁路运输法院\");$(\"#hidCaseType\").val(\"5\");$(\"#HidCourtID\").val(\"2416\");$(\"#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柳州铁路运输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执行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5-12-10\"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韦恒振,柳州市荣华货运服务部\"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五十四条\',法条内容:\'第一百五十四条
系统尚未收录或引用有误
\'},{法条名称:\'第二百五十七条\',法条内容:\'第二百五十七条
系统尚未收录或引用有误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韦恒振、柳州市荣华货运服务部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PubDate\\\\\":\\\\\"2017-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