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榕民初字第268号
原告潘达亮，男，1969年2月13日出生。
原告潘达标，男，1984年2月28日出生。
原告姚元林，男，1983年9月19日出生。
原告何可继，男，1982年1月4日出生。
原告潘达信，男，1963年11月16日出生。
原告顾学元，女，1957年8月2日出生。
原告何志道，男，1952年11月16日出生。
原告俞先华，男，1977年12月29日出生。
原告况禄勇，男，1975年2月19日出生。
原告况禄忠，男，1966年12月12日出生。
原告陆家清，男，1966年11月23日出生。
原告俞承高，男，1962年7月15日出生。
原告何可以，男，1976年10月11日出生。
原告潘达义，男，1954年11月16日出生。
原告潘达有，男，1970年3月20日出生。
原告潘达志，男，1960年9月16日出生。
原告况禄贵，男，1973年1月17日出生。
原告潘达刚，男，1972年1月1日出生。
原告况承志，男，1985年11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重荣，男，贵州洲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俞承天，男，1966年10月16日生。
被告石习昌，男，1969年2月3日生。
被告潘达仁，男，1952年3月2日生。
被告潘达礼，男，1957年8月11日生。
被告朱守义，男，1958年4月14日生。
被告刘应标，男，1964年1月19日生。
委托代理人舒东祥，男，榕江县寨蒿镇司法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何可以等19人诉被告俞承天、刘应标、朱守义、潘达仁、潘达礼、石习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19位原告诉讼代表人何可以、潘达亮及委托代理人周重荣，被告俞承天、朱守义、潘达仁、潘达礼、石习昌及委托代理人舒东祥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应标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可以等19人诉称:1983年9月28日，榕江县政府发放了盘八、归定溪、岑明坡29个《榕江县社员自留山证》给原告潘达义等29户，确认原告潘达义等29户拥有榕江县寨蒿镇三洲村四组盘八、归定溪、岑明坡林木享有所有权。1987年1月，原告将上述林地发包给寨蒿联户万亩林场植树造林。2006年该地植树已成林可以砍伐，于2006年10月31日，寨蒿联户万亩林场将应属村民所得的上述林地的林木60%划拨给四组村民，四至为：东至排方边林，岑鸣坡岭，南至岑鸣坡正岭，望天水田岭溪，西至溪、林带、社会林，北至排方边林，面积共计1502.94亩，即上述三地的林木所有权重归原告所有。2006年9月25日，当时四组组长陆家清组织召开村民会议决定，将上述林地转让给凯宏公司，由凯宏公司给四组修建跨河便榜大桥，且每亩补偿村民200元，并签订了转让协议，进入具体实施阶段。被告俞承天看到上述林地有利可图，就纠集榕江县林业局、镇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进行运筹想侵吞上述林地获取暴利。先是将与凯宏公司协议搅黄，在2010年9月，未经村民同意，擅自将四组村民上述三地的自留山权转为四组集体林权，以便于组长个人对三地林权行使转让权。其次在2010年8月29日，俞承天在幕后操手的策划下，组织实施伪造会议纪要，在准备卖山期间，俞承天组织村民开会，并要求到会的村民进行签到，同时还代多名村民签名捺印。事后俞承天和石习昌才在签到纸上填写会议正文，即四组群众同意将1502.94亩杉、松林木出卖，底价为130万元，资金全用于修建便榜跨河大桥。之后俞承天悄悄擅自与买林人朱守义、刘应标等人恶意串通谈价转让此山林。关系到众多村民的切身重大利益的价格问题，俞承天却从来未向村民公开，也未张榜公示，也未进行公开招标拍卖，且将价值500多万元的林木仅以130万元贱价出让。俞承天为掩盖其违法行为，用钱收买姚本发、石习昌、老平等多位强势村民，因被收买的村民的利益得到了保障，闭口不说，默认其行为，他还想收买何可以时，被断然拒绝，为此俞承天怀恨在心，并设法殴打其母亲。后经查，买林人自己承认买林款是400多万元，不是130万元，即使村民在会议纪要上签名卖山，也只是同意以底价130万以上出卖，若以130万元出卖则村民一分收入也没有。与凯宏公司协议时，每亩有200元补偿，即村民可多得300058元（1502.94200元），2006年至2010年有四年时间，林木价格攀升，即2010年出卖林木款应多于1600058元（130万元+300058）才合理，但俞承天不仅将林木贱价出卖，还与买林人恶意串通，吃掉了其中的林木款几百万元，用于贿赂他人和中饱私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被告之间恶意串通，损害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签订的《山林转让协议书》为无效合同。为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依法判决确认2010年12月6日，被告俞承天、石习昌、潘达礼、潘达仁与朱首义、刘应标签订的《山林转让协议书》无效，责令朱首义、刘应标退回原告林木；二、案件受理费由六被告承担。
六被告辩称，1、2011年3月5日，三洲村四组组长和群众代表35人与朱守义、刘应标签订的《便榜大桥施工合同》，实质为“以林换桥”的承揽合同，其签订的主体、程序、内容、形式合法有效；2、原告提请法院确认无效的2010年12月6日，我方签订的《山林转让协议》合同效力已经消灭，无确认意义；3、原告无证据证明我方“恶意串通”签订合同；4、原告诉求与其证据事实相矛盾，原告在诉状中要求解决与我方的山林权属纠纷，而诉求却是确认合同效力，且山林确权机构是人民政府不是审判机关。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依法确认《便榜大桥工程施工合同》有效。
本案审理期限截止2015年11月5日，因案件属林木纠纷，双方当事人人数众多，为依法审理好该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已申请延长审限60天，至2016年1月6日止。
本院认为，榕江县寨蒿镇三洲村四组为修建大桥方便群众生活、生产，于2010年8月29日召开四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以130万元转让四组山林，所得价款用于修建大桥。2010年12月6日，榕江县寨蒿镇三洲村四组与被告朱守义、刘应标签订了《山林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中的甲方为寨蒿镇三洲村四组，甲方代表为俞承天（组长）、石习昌、潘达礼、潘达仁，乙方为朱守义、刘应标。因该协议书中未约定修建大桥的条款，经双方共同协商，2011年3月5日，三洲村四组与被告朱守义、刘应标签订了《便塝大桥工程施工合同》。该大桥于2013年7月17日经榕江县交通运输局验收为合格，并交付四组使用至今。本案中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山林转让协议书》无效，从签订该协议的双方及法律关系来看，甲方为三洲村四组，甲方代表为俞承天、石习昌、潘达礼、潘达仁，乙方为朱守义、刘应标，该协议是三洲村四组与朱守义和刘应标发生法律关系，并非系俞承天、石习昌、潘达礼、潘达仁个人与朱守义、刘应标发生法律关系，俞承天、石习昌、潘达礼、潘达仁仅是三洲村四组的代表人，同时，被告朱守义、刘应标所修建的大桥是为三洲村四组修建，并非是为俞承天、石习昌、潘达礼、潘达仁他们个人修建，修建的大桥归三洲村四组所有。作为原告在提起诉讼时，起诉的被告要适格、明确，起诉的被告要与自己有法律关系。在《山林转让协议书》中，俞承天、石习昌、潘达礼、潘达仁虽在协议书上签字，但其签字的行为是代表三洲村四组，不是个人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有明确的被告”。即原告在起诉时必须有明确的被告，对“有明确的被告”应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形式上有“明确”的可识别的被告，即既要有具体的告诉相对方，明确相对方是谁，又要有具体相对方确切的所在，明确相对方的地址住所，通过身份和空间处所两个要素把相对方固定成为“明确”的被告。二是实质上有合适的“被告”，即不仅要明确告诉相对方形式上的身份(姓名、性别、年龄等),还要明确相对方与原告之间法律关系、法律事实及相关证据。本案经审理后发现，原告与俞承天、石习昌、潘达礼、潘达仁没有法律关系，原告起诉俞承天、石习昌、潘达礼、潘达仁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不明确，不符合起诉条件，同时，经本院向原告方进行法律释明后，原告何可以等19人表示不愿追加也不申请变更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故应依法驳回原告何可以等19人对俞承天、潘达仁、潘达礼、石习昌的起诉。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何可以、何可继、何志道、俞先华、俞承高、况承志、况禄勇、况禄忠、况禄贵、姚元林、潘达义、潘达亮、潘达信、潘达刚、潘达志、潘达有、潘达标、陆家清、顾学元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100元在本裁定生效后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杨先富
审判员 刘 辉
审判员 肖佳杭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书记员 韦成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