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3民终40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庆林，男，197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士利，北京市兆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来，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新宏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浩铭财富广场B座9G。
法定代表人：胡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民，男，该公司法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成潭，广东广大（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国强，男，1963年8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成潭，广东广大（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远通，广东创通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沈楚轩，男，1955年3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权，广东乐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庆林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新宏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宏建公司）、何国强、第三人沈楚轩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惠湾法民二初字第4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庆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士利、赵玉来，被上诉人新宏建公司、何国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民、马成潭，第三人沈楚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庆林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2015）惠湾法民二初字第40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项，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两被上诉人的原诉讼请求；二、所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回避、遗漏或隐瞒影响案件判决的关键事实和证据内容。（一）原审就《惠州市帝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涉及的关键事实和证据内容，在查明和认定环节，均予以回避：（1）原审回避了《合同》涉及被上诉人保证的事实和关键证据内容：A.帝源公司无被上诉人之外的负债和担保；B.项目土地权属无争议；C.项目土地无任何抵押/租赁/其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方追索。（2）原审回避了《合同》涉及被上诉人承诺的事实和关键证据内容：给予全力配合并将已有相关材料复印件提交上诉人（未约定“复核原件”）。（3）原审回避了《合同》涉及约定解除合同前置条件的关键证据内容：A.非被上诉人原因或不可抗力；B.按“本合同”规定时间；（4）原审回避了《合同》与补充协议不一致的约定：《合同》明确约定，不一致时，以补充协议为准。原审回避的以上事实和证据内容，是必须是而未审的内容，足以影响判决结论。（二）原审就《<合同>补充协议（二）》【简称“补充协议（二）”】（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的，是合同履行事实的凝聚）相关焦点事实，在查明和认定环节，均予以回避：（1）原审回避《补充协议（二）》确认的违约事实：A.载明的被上诉人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的事实情况，但截至时间是2015年6月18日，其实际完成规划设计延期许可的时间是2015年5月11日，远超《合同》约定。B.载明的被上诉人已妥善处理上诉人提出的附加处理事项，但截止到协议日2015年6月18日，被上诉人才没有任何需要先履行的合同义务，远超《合同》约定。以上事实，是被上诉人的自认和客观事实，原审回避，未予以确认。（2）原审回避《补充协议（二）》载明的“目前”由于上诉人资金紧张的事实——之含义：即如果无被上诉人的违约，上诉人按计划执行，不会等到“目前”，完全可以不出现目前的资金紧张。原审进行选择性理解，回避该含义。（3）原审回避《补充协议（二）》载明的付款日期的前提条件：A.被上诉人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具有保证的法律效力）B.被上诉人处理了附加处理事项（包括工地施工阻挠、若干次法院股权查封等）；C.被上诉人截至2015年6月18日无任何需要先履行的合同义务；D.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和乙方实际情况；原审就上述约定前提条件，不予分析审查，均予以回避。（4）原审回避《补充协议（二）》涉及合同履行变更的事实：《补充协议（二）》签订时间是2015年6月18日，远超《合同》约定的截至日期，事实和条件均发生重大变化；原审回避了该事实情况。（5）原审回避《补充协议（二）》约定的前提条件下出现的焦点事由：A.在约定付款期限内即2015年7月27日帝源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的事由，诉讼过程中查明2015年10月26日被移出经营异常的事由（实际移出时间未告知上诉人）。B.在约定付款期限日即2015年7月30日上诉人拒绝支付款项的事由，及被上诉人不宣而战于2015年7月31日发函（上诉人未收到、当时不知情）、于2015年8月11日发函（上诉人未收到，当时不知情），继而于2015年12月24日起诉的事由（明显主张法定解除）。C.根据规定，帝源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的法律后果是——股权不能变更，该情况是否直接影响到本合同目的实现的事由。D.在帝源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后即诉讼过程中（诉讼及文书中多次提及），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履约担保，上诉人要求复核原件（注：《合同》签订时只约定被上诉人提供复印件，无复核原件的约定，列入经营异常后，上诉人特别提出复核，特别是项目土地证照、帝源公司证照手续）未果的事实情况（被上诉人至一审诉讼结束也没有提供给上诉人，亦未提供给法院）。E.关于《补充协议（二）》确定了被上诉人在原合同期限内，未实现《合同》约定的保证和承诺的事实，同时《补充协议（二）》确定了被上诉人新的保证内容——该保证内容的成就是上诉人不问责被上诉人《合同》违约的前提条件的事实（注：双方议定的同步条件，如果被上诉人的该保证失效，那么上诉人必然会追责被上诉人的《合同》违约，并同步追责被上诉人《补充协议（二）》的违约）。上述事实，客观真实，是本案最为关键的焦点事实，但原审法官均予以回避。（6）原审回避利于上诉人的其他证据和事实：上诉人为合同履行进行了大量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组建项目团队、租赁办公室、签订有关合同、处理有关事项、支付有关费用等），涉及重要事实情况，原审在查明、认定环节，均予以回避。二、原审回避或错误适用影响判决的关键法律条文。（一）原审错误适用或者回避关于履约顺序的法律条文，任意错误裁量。（1）原审不按合同约定：本案应按约定顺序履约，本案中，基于《补充协议（二）》载明的履约事实，被上诉人保证的内容（没有任何需要先履行的合同义务）被证明虚假或被否定，则被上诉人必须先履约。原审竟然在此前提下认定上诉人先履行，确系错误。（2）原审不执行法律原则：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先履行的具体义务，但不履行该义务，将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帝源公司列入经营异常，股权转让受限），则必须先履行；针对被上诉人的该先履行义务，原审竟然直接回避该法律适用，确系错误。是否具有先履行义务，必须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不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原审颠倒适用法律，不给争辩的公平机会，任意裁量，确系错误。（二）原审回避关于不安抗辩的法律适用，任意错误裁量。（1）原审回避本案存在第一次不安抗辩权的法律适用情况：不安抗辩权核心在于“不安”，本案《合同》及《补充协议（一）》中被上诉人的保证内容是否客观，决定着上诉人是否有权第一次行使不安抗辩（存在与否是一个法律概念，符合与否是另一个法律概念）。（2）原审回避上诉人的第二次不安抗辩权：如果第一次保证被事实证明未实现，则必然会导致有权主张不安抗辩权的当事人的“不安”。如果第二次“保证”（即《补充协议（二）》）再次被事实证明未实现或虚假或其他影响合同履行的重要情况，那么再次主张不安抗辩权的当事人之“不安”程度将客观上放大，将产生严重的不信任，在“不安”事项彻底终结前，亦未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上诉人客观上有权一直主张不安抗辩，暂停继续履约。（3）本案客观上，发生二次不安抗辩的情况下，应当加重义务人的法律责任，同时增强权利人在履约时的谨慎度。在本案被上诉人不主动提出担保，且上诉人依据审慎履约的原则提出要求复核帝源公司和土地相关文件原件未果的情况下，上诉人暂时拒绝履约，符合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但是原审直接回避了以上所有法律适用，上诉人认为，不安抗辩权的法律适用是由案件事实决定，不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原审回避该项法律适用，确系明显错误。（三）原审回避关于合同变更的法律适用，任意错误裁量。（1）原审回避了合同履约时间变更：《合同》约定的付款履行截止日期为2014年7月30日；《补充协议（二）》约定的截止日期为2015年7月30日；该时间变更，并非顺延，而是重新约定。原审在审查和认定环节，均予以回避。（2）原审回避了合同内容变更：相对于《合同》及《补充协议（一）》约定，《补充协议（二）》的内容涉及重大变更，相关履约条件已发生重大变化，加重了被上诉人的担保义务（没有任何需要先履行的合同义务等），付款数额和收款人已发生变化。原审在审查和认定环节，均予以回避。（3）本案合同基于在时间、内容上的重大变更，根据客观实际，在时间和内容均发生重大变更的合同中，不能简单的认为“约定没冲突”，而适用未变更前的条款，尤其是涉及合同的解约条款。同时本案还涉及以下情况：A.《合同》载明内容：关于逾期60天解约适用于“本合同”；B.《补充协议（二）》去掉了《合同》关于逾期60天解约的约定；《补充协议（二）》相对于《合同》发生重大变更，《合同》中关于逾期60天解约的约定能否延伸到《补充协议（二）》，是需要法律适用分析的，不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范围。但原审予以回避，任意裁量，确系错误。（四）原审回避合同履行期限延期中利于上诉人的法律适用，任意错误裁量。原审在合同履行延期法律适用上执行两个标准：（1）第一次：《补充协议（一）》约定未在2014年7月15日前取得《规划设计告知书延期许可》（简称“《许可》”）的，付款期限相应顺延。包括两个因素：其一延期条件是未按期取得《许可》；其二延期后再取得《许可》的付款顺延期限的起算日应当从义务人告知（并提供证据）之日起。2015年6月18日双方确认并签订《补充协议（二）》即视为告知，则合同即日起继续履行，原审认可该延期的法律适用。（2）第二次：《补充协议（二）》约定了被上诉人的先履行义务（不存在需要被上诉人先履行的合同义务）的前提下，被上诉人未履行（处理帝源公司经营异常问题）或者履行后未告知上诉人的，则上诉人延期履行。退一步讲，双方未针对某一具体事项的延期进行约定的情况下，则应执行法律规定：属于被上诉人先履行义务（处理帝源公司经营异常股权受限），在被上诉人处理完毕并告知上诉人前，上诉人履约应延期，从上诉人得到告知并确认后开始继续计算履约期限。但原审不认可该延期的法律适用。本案中，原审法院针对两次延期，执行两种不同的法律适用标准，明显错误。关于经营异常是否影响履约的问题：根据有关规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帝源公司股权变更受限，将直接影响到合同目的实现，当然影响履约（实际处理完经营异常日期系2015年10月26日，但未告知上诉人），本案应当适用延期的规定，但原审直接回避。同时本案中，上诉人基于二次不安抗辩，在被上诉人未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帝源公司和土地的原始文件复核，在被上诉人提供并得到上诉人确认前，上诉人履约亦应当依法延期。上诉人认为，合同履行是否应当延期，应根据客观事实确定，不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原审任意裁量，确系错误。（五）原审错误适用关于法定解约和约定解约的法律规定。（1）法定解约：是合同没有约定，或合同约定被变更后，没有约定解约条件的，依法解约。鉴于本案中《合同》发生变更，《补充协议（二）》未约定的解约条件，本案属于法定解约。根据被上诉人在原审法院提交的两次函件（上诉人均未收到），足以确定被上诉人认可属于法定解约。但原审认定被上诉起诉解约，不属于法定解约，确系错误。（2）约定解约：基于基本事实情况，本案确实不属于约定解约，不再赘述，但原审法院认定系约定解约，确系错误。上诉人认为，法定解约与约定解约，应由约定和双方的实际行为确定，不应由法官任意裁量。同时根据本案事实和法律，无论是法定解约还是约定解约，被上诉人起诉解约均不符合客观条件，原审在直接回避关键焦点事实和利于上诉人的法律适用情况下，选择任一种解除方式，均系缺乏前提依据且极其错误的。三、原审回避影响本案判决的诉讼背景情况，确系错误。（一）回避上诉人良好资信的诉讼背景情况：上诉人具有良好的资信和良好的合作团队，在本地区成功运作过房地产项目，所投资企业被列为当地纳税大户，上诉人就本案项目具有足够的实力履约，本案中上诉人及团队有足够的资产和财力履约，原审在明知上诉人良好资信背景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缺乏履约能力，并认定上诉人违约继而判决解约，确系错误。（二）回避本案合同履行的诉讼背景情况：被上诉人长期实际占用上诉人积极履约支付的6100万元，并屡屡违约，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客观违约事实情况下，采取审慎履约的态度（严格执行合同条款），反被判决违约，原审如此审判不单单是回避焦点和错误适用法律的问题，必将造成严重的显失公平，并严重损害到法律公正和审判权威，确系错误。（三）回避项目土地价值倍增的诉讼背景情况：本案实际涉及争议标的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土地价值1.7亿元，现土地价值已倍增，原审一方面不顾事实判决解约即实际让被上诉人独享倍增的土地价值，另一方面判决守约者赔付3400万元，原审不执行最高法院有关支持合同履行的规定，如此孤注一掷，回避诉讼背景情况和法律规定，确系错误。四、原审判决内容确系存在若干明显错误。（一）原审判决第1页将上诉人的身份信息写错。（二）原审判决第21页：2015年7月30日，逾期60日即2015年9月30日，明显计算错误。上诉人不服有关认定，涉及情况足以证明原审就逾期60天解约的认定确系缺乏足够的依据，原审明显未尽到审慎义务。其他错误，发现后另行提出。综上所述，通过析查本案全案证据和事实，本案显然是原审法院为了便于制作有利于被上诉人的判决结果，依据已经确定的结论倒推证据和事实，为了避免争议，直接回避了利于上诉人的事实和证据，继而进行扭曲的法律适用，从而完成一审判决。根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原审判决在审查、认定事实，审查、采信证据，适用法律等方面，确系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确系显失公允，确系难以服众，现依法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据实依法、公正判决，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新宏建公司、何国强辩称，一、原审判决不存在回避、遗漏或隐瞒影响案件判决的关键事实和证据内容，被答辩人提出的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惠州市帝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对被答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条件均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即答辩人配合被答辩人办理完印鉴共管手续后，被答辩人最迟应当在2014年7月30日前（无条件）将股权转让余款人民币1亿元付至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开立的银行共管账户。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14年4月18日办妥印鉴共管手续，于2014年7月28日开立银行共管账户，但被答辩人却未按合同约定将剩余股权转让余款1亿元付至银行共管账户。（二）规划延期许可时间不构成被答辩人按约定向共管账户付款的抗辩事由。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和《惠州市帝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一)【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时，答辩人已经取得了规划设计延期申请的受理通知书，被答辩人对此也是清楚的。为此，双方在《补充协议（一）》第二条对涉案土地的规划设计延期申请事宜作出了特别约定，即由答辩人预留人民币1000万元在被答辩人处作为办理期后事项的保证金，保证项目用地在2014年7月15日前取得规划延期许可证和项目用地容积率不低于2.8，约定该笔款项在答辩人办妥上述事项后3日内付答辩人指定账户。（三）涉案股权被案外人查封亦不构成被答辩人拒绝履行付款义务的抗辩理由。在被答辩人支付股权转让余款期限即将届满前夕，案外人余某（股权转让居间人）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查封答辩人持有的帝源公司50%的股权【案号为（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4671号】，答辩人在收到法院查封冻结文书后，第一时间与居间人余某进行协商和解，并通过提供500万元现金担保的方式，于2014年7月30日解除了上述股权的查封冻结手续。在上述股权即将解封的时候，案外人纪某（股权转让另一居间人）又通过其控制的惠州大亚湾佳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对答辩人持有帝源公司50%的股权进行查封【案号为（2014）惠湾立保字第13号】，后经答辩人与案外人纪某进行协商和解，大亚湾法院于2014年8月4日解除了上述股权的查封冻结手续。上述两案件的及时妥善处理，正好说明答辩人以诚恳的态度，排除妨碍，积极履行合同。（四）涉案土地所在辖区村民阻挠施工同样不构成被答辩人延付或拒付股权转让款的正当理由。首先，被答辩人在未履行合同约定付款义务和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提前开工，不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其次，村民所主张的补偿是基于大亚湾开发区出台的《区两委办公会议决定事项通知》前后补偿差价的主张，按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约定，该差价补偿应由被答辩人承担。但答辩人为了尽快与被答辩人履行合同，自行出面与当地村民（村委会）协商，并于2014年8月28日达成补偿协议，并垫付了100多万元的补偿款项。（五）帝源公司因为没有提交周年报表被工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样不构成被答辩人拒绝或延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理由。2015年7月27日，帝源公司因未提交公司年报被工商部门列入异常名录，未提交年报的原因是因为公司的印鉴（包括公章）从2014年4月18日开始，由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开立银行保管箱对帝源公司印鉴进行共管。由于被答辩人不配合答辩人办理帝源公司的年审报表盖章手续，造成帝源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该后果应由被答辩人承担。后在答辩人再三要求下，被答辩人才同意配合盖章，补交年报，并于2015年10月26日移出经营异常名录。事实上，企业因未及时报送年报被录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在企业补交年报后可随时移出异常名录。因此，该经营异常事由不构成被答辩人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抗辩事由。（六）答辩人已向被答辩人提供土地使用权证原件审核，不构成被答辩人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理由。被答辩人在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前，答辩人已向被答辩人提供了帝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涉案土地使用权证、规划许可证等证照复印件（被答辩人已经签收），被答辩人已经核对了上述证件的原件，否则，被答辩人怎么会向答辩人支付高达6100万元股权转让款？而且，从合同签署至今，被答辩人也从来没有向答辩人要求提供上述证照原件进行复核。退一步来说，即使答辩人没有向被答辩人提供上述证照原件，被答辩人也可以通过政府公开渠道查询到上述证照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在上述事由出现后，答辩人以积极坦诚的态度，按照被答辩人的要求，将上述事件逐一解决，至2015年5月11日办妥规划设计延期许可，答辩人解决了被答辩人先后提出的所有“抗辩理由”。期间，被答辩人除了要求延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外，从来没有向答辩人要求或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七）《补充协议（二）》的签署，再次否定了被答辩人所有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理由。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15年6月18日签署了《惠州市帝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确认，答辩人已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和被答辩人要求的附加处理事项（即抗辩事由），不存在任何应先履行的合同义务；股权转让款余款9900万元和前期投入补偿款1000万元已具备支付条件，此前未付款的原因是因为被答辩人自身资金紧张。（八）被答辩人的再次违反《补充协议（二）》的约定，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再次证明被答辩人根本没有履约的诚意和能力，被答辩人要求延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理由均不能成立。二、从被答辩人的履约过程和一审诉讼过程来看，被答辩人根本没有继续履行合同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一）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一）约定，被答辩人最迟应于2014年7月30日前将股权转让款1亿元付至银行共管账户，但被答辩人却临时提出了合同约定外的附加履行条件，要求答辩人满足后再履行付款义务。（二）答辩人按被答辩人的要求解决了所有附加履行条件，至2015年5月11日答辩人办妥规划延期许可手续后，被答辩人要求延期付款的最后一个抗辩理由不存在了，但答辩人要求被答辩人履行付款义务，但被答辩人仍以资金没有到位为由，怠于履行付款义务。（三）2015年6月18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达成了《补充协议（二）》，被答辩人承诺于2015年7月30日前向答辩人付清剩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900万元，被答辩人最终仍以资金不到位为由拖延付款。（四）从《补充协议》（二）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2015年7月30日）至答辩人起诉之日（2015年12月25日），将近五个月时间，被答辩人以不履行合同的消极态度应对答辩人的付款请求，没有再向答辩人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五）再从答辩人提起诉讼到本案一审开庭（2016年5月24）前，长达半年时间，被答辩人不仅没有利用时间积极筹措资金支付股权转让款，反而利用自身的“诉讼权利”，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后，又上诉至二审），两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管辖权异议后，被答辩人又让第三人沈楚轩申请参加本案诉讼，想尽办法拖延诉讼进展。从《补充协议（二）》签署至一审开庭，长达一年多时间，如果被答辩人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能力，即使不能一次性付款，也完全可以分批次向答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但被答辩人却没有这样做；如果被答辩人想证明其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能力，也可以将其准备用来履行合同的足额资金（10900万元）展现给法庭和答辩人，但被答辩人因自身资金困难却无法做到，足以证明被答辩人没有履约能力。三、被答辩人严重违反合同约定，答辩人有权依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解除涉案的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一）原告有权依照合同约定选择解除合同、没收定金的定金条款。股权转让合同第五条约定逾期付款继续履行合同的违约金条款和解除合同的定金条款，按照该条约定，被答辩人逾期付款超过60日的，答辩人则有权解除合同，定金不予退还，并有权要求被答辩人赔偿由此给答辩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而《补充协议（二）》第二条仅对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和继续履行合同的违约金的起算时间进行了变更，但对股权转让合同第五条解除合同、没收定金的条款并没有变更和补充。因此，该条款与股权转让合同的违约金条款和定金条款并不矛盾，当事人有权选择适用继续履行合同的违约金条款或解除合同的定金条款。根据《补充协议》（二）第二条约定的付款期限，被答辩人最迟应于2015年7月30日前向答辩人10900万元，但被答辩人至起诉前仍没有支付，被答辩人逾期付款时间已超过60日，根据合同法第93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答辩人解除合同的条件已经成就，答辩人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二）即使合同中没有关于解除合同的规定，依照合同法关于解除合同的有关规定，答辩人也有权依法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三）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和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合同法第167条规定“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被答辩人逾期付款金额已超过股权转让合同金额的50%（高达人民币10900万元），答辩人依法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没收定金。（三）被答辩人逾期付款期间（无论在是在《补充协议（二）签订前，还是在签订后》），答辩人多次当面要求或电话或发书面催款函要求被答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已经给予被答辩人足够的合理履行期限，被答辩人均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拖延付款。被答辩人辩称未收到答辩人邮寄的催款函件，否认答辩人曾向其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生活常理。四、帝源公司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仅是被答辩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借口，不是履行合同义务的实质障碍，逾期付款的真正原因是被答辩人资金困难。（一）根据2015年6月18日达成《补充协议（二）》第二条、第三条明确约定，被答辩人必须在2015年7月30日前先付清股权转让余款10900万元后，才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二）2015年7月30日是双方约定的最后付款截止日期，但直至2015年7月27日，被答辩人仍未向共管账户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余款，也未提供其已筹措资金的相关证据；（三）帝源公司在2015年7月27日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是因为未在官网申报2013、2014年年报，但答辩人于2015年7月29日已在网上补报年报。但因移出异常名录需要向工商局提交盖章的书面申请和相关材料，由于帝源公司公章共管，被答辩人资金困难付不了款，不愿意配合盖章，导致迟迟未能向工商局提交移出经营异常的书面申请材料；（四）经答辩人多次请求被答辩人配合盖章，被答辩人于2015年10月22日才配合被答辩人在帝源公司申请移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文件材料上盖章，答辩人盖章当日提交工商局，2015年10月28日帝源公司移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但被答辩人仍然未能向答辩人支付股权转让余款；（五）股权转让余款是付到双方开立的银行共管账户，而不是付至答辩人（公司或个人）账户，共管账户中的款项解付的条件是办妥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工商局出具的股权变更登记信息单）；被答辩人向共管账户支付股权转让余款有保障；（六）答辩人分别于2015年7月31日向被答辩人发出催款函，于2015年8月11日委托律师事务所发出律师函，被答辩人收到上述函件后，从来没有向答辩人提出因帝源公司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拒绝付款的抗辩理由。综上所述，即使帝源公司因未及时在网上申报年报，被工商部门在2015年7月27日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不影响被答辩人支付股权转让余款，仅暂时影响双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帝源公司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不影响被答辩人按补充协议（二）约定期限支付股权转让余款，且资金付至共管账户对被答辩人而言是安全的；答辩人发现帝源公司列入异常后第一时间（2015年7月29日）就在网上补报了年报，如果被答辩人配合盖章，帝源公司最迟可在5个工作日后（即2015年8月5日）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根本不构成双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实质障碍。五、核验土地证原件不是被答辩人付款的前提条件，更何况，土地证等原件被答辩人在签署合同前已经核对，是否核对土地证原件不是双方履行合同义务的障碍，只是被答辩人拒绝付款的事后借口和说辞。（一）答辩人的关联公司年富公司在建行罗湖支行有贷款，答辩人是担保人，贷款时答辩人向银行承诺：将帝源公司股权转让款，全部入建行账户，为了保证信用，土地证原件交建行暂时保管，待被答辩人支付完股权转让款后再将土地证取出，与其他证照一并移交给被答辩人。（二）被答辩人在签署合同前（即2014年2月18日），指定其代表刘某亲自到建行深圳罗湖支行档案室（地址：深圳市国际科技大厦二楼）现场查验土地证原件，本人也在现场，当时在场人员还有我司金融中心总监秦某，被答辩人代表刘某，居间人余某，建行的王行长，这个事实，法庭可向案外人建行罗湖支行的王行长印证，所以双方未将核验土地证写入合同。（三）被答辩人在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前，还通过政府公开渠道查询了帝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真伪及相关土地信息情况，被答辩人辩称未核对土地证原件的说辞不符合商业习惯和生活常理。因此，根本不存在答辩人未提供土地证原件和被答辩人未核验土地证原件一说，再退一步来说，即使没有核对土地证原件，也不影响双方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沈楚轩述称，一、答辩人与上诉人合作受让二被上诉人在帝源公司全部股权以及对应的土地项目，答辩人与上诉人各占50%，答辩人委托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帝源公司签订《帝源公司股权及对应项目转让合同》以及该合同补充协议(一)，答辩人在合同签订前一天，即2014年3月5日向上诉人账户汇款3000万元，2014年4月30日向上诉人账户汇款500万元，此后，答辩人陆续向上诉人支付帝源公司股权转让价款共计约7600万元。上诉人在此期间也向二被上诉人、帝源公司披露了答辩人也是受让人之一，股权比例为50%。所以，为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保障各方的权益，由帝源公司的全体股东，即二被上诉人召开股东会议，确认答辩人也是受让股东之一，占股权比例50％，并将股东会决议的原件交由答辩人存执，但之后答辩人因为其他工作繁忙，无暇跟进后续工作，而上诉人有向答辩人反映二被上诉人存在诸多违约的情况，但在没有告知答辩人的情况下，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签订了《补充协议(二)》，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擅自签订《补充协议(二)》的行为损害了答辩人的权益。答辩人于2017年1月3日向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罗湖区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案号为(2017)粤0303民初5号。《补充协议(二)》中确认了二被上诉人已经按原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纯属捏造，与事实严重不符。正是二被上诉人多次、严重的违约行为，让上诉人和答辩人质疑二被上诉人的履约能力，从而感到不安，之所以迟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是基于不安抗辩权，而非上诉人与答辩人没有履约能力。所以，答辩人提起确认《补充协议(二)》无效之诉，正是为了维护答辩人合法权益，揭露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恶意串通的行为。而该案件的审理结果与本案审理具有因果关系，从法理上来说，只有有效合同才能解除，无效合同不存在解除的问题。答辩人认为本案审理应当考虑(2017)粤0303民初5号的审理结果，答辩人申请本案应中止审理；等待(20l7)粤0302民初5号案件审判结果，作为本案审理的依据。二、本案股权以及对应土地项目转让过程中，二被上诉人存在诸多违约、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行为，并且这些行为均足以让答辩人、上诉人对二被上诉人的履约能力以及对应土地项目重要情况发生质疑，需要让上诉人、答辩人核实情况，二被上诉人以下的违约和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行为请合议庭应当予以充分考虑：(一)因为二被上诉人自身的债务问题，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的标的股权于2014年6月30日被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以（2014）深福法民二初字第4671-2号《查封、冻结、扣押财产通知书》查封，之后，又被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在2014年7月28日以(2014)惠湾立保字第13《民事裁定书》查封，导致股权无法正常过户，虽然之后已经解封，但在短短二个月期间被查封两次，不得不使答辩人、上诉人合理怀疑是否存在其他没有披露的债务，导致股权可能再次被查封；(二)2014年7月12日，项目场地平整动工当天下午，因拖欠青苗补偿、占用村道等原因被周边洗马湖村和大涌村村民以堵路堵车等方式强行叫停，导致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妨碍受让股权和对应土地项目的目的，村民堵车堵路行为无法开展工作也可能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三)根据补充协议(一)约定，二被上诉人应当确保在2014年7月15日前取得原规划设计条件告知书的延期许可，但直至2015年5月11日才取得，逾期长达10个月，严重影响了答辩人、上诉人合作项目的进度，也使得答辩人、上诉人质疑二被上诉人的履约能力；(四)2015年7月27日，帝源公司被大亚湾工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在网上公示，禁止股权变更登记；(五)根据《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第四条甲方(即上二被上诉人)的声明和主要义务第2条“甲方保证帝源公司对项目用地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项目用地除本合同约定事项外没有设置任何抵押权、租赁权或其他担保责任”的约定，这是二被上诉人的主要合同义务，但时至今天，答辩人、上诉人尚未见到帝源公司对项目用地拥有完全、有效处分权的权利证明，答辩人、上诉人多次要求提交，至今尚未提交。作为股权和土地项目的受让方，项目标的金额为一亿七千万元，涉及数额如此巨大，在交易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须小心谨慎，这是让常人所理解和接受的，而二被上诉人频频这些违约和不履行主合同义务的行为，特别是标的公司被工商局列入经营异常和至今尚未看过帝源公司项目土地权利凭证原件，足以让答辩人、上诉人在继续付款时仔细斟酌。就算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的代理律师也提出要求出示二被上诉人国土证原件，但也没有提供，也没有说明任何理由。但原审法官居然不予审理，不予查清本案涉及的相关事实，只是简单引据《补充协议二》的“双方确认原告(即二被上诉人)已按原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并妥善处理了被告(即上诉人)提出的附加处理事项，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原告(即二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需要先履行的合同义务”，草率马虎，而导致事实不清。上诉人至今未继续付还股权转让款，基于二被上诉人没有履行主合同义务，即没有出示帝源公司项目土地的权利凭证，质疑二被上诉人的履约能力，即标的公司已经列入经营异常目录。对于此，均是发生在《补充协议二》签订之后，退一步说，假设确认补充协议二签署之时，二被上诉人没有先履行合同义务，但这些情况均是在签订之后发生的，答辩人、上诉人依照法律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合法有据，即使合同有约定还款期限，但从常理、从约定，二被上诉人出示帝源公司项目土地使用权证件应是先合同义务，但至今二被上诉人拒不履行，上诉人、答辩人迟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不应构成违约。原审法院在庭审过程马虎，不认真审查、不充分考虑二被上诉人的先合同义务，适用法律错误而认定上诉人构成违约是不当的，二审法院应当查明事实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二被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种种足以让上诉人、答辩人存在不安的严重违约行为、拒不履行主要合同义务，简单浅显，在交易过程中没有看到土地权利证明的原件，能否使受让人质疑，多次要求出示而二被上诉人据不出示，合作双方不能基于信任，基于义务出示权利证明原件，反而要求上诉人、答辩人自行查询，更是令人忐忑不安，由此迟延付款，这是人之常理，法律也赋予了上诉人、答辩人行使不安抗辩的权利，不能构成违约。由此不能适用违约解除合同的约定及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违约并解除合同，适用定金罚则均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新宏建公司、何国强的诉讼请求。另外，本案《补充协议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问题，是本案审理应否解除的前提，答辩人已经提起确认《补充协议二》无效之诉，本案应予以中止，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新宏建公司、何国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惠州市帝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二、判令两原告依法没收被告已付定金人民币5000万元。三、判令被告赔偿两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310万元。四、判令被告立即搬离帝源公司办公地点和项目用地。五、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6日，原告新宏建公司、何国强作为转让方（甲方）与被告郑庆林作为受让方（乙方）签订《惠州市帝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将拥有帝源公司（以下简称帝源公司）的100%股权及帝源公司名下拥有位于大亚湾××技术开发区澳头洗马湖商业与居住用地一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为惠国湾用（××××）第××××××号）以转让100%的股权形式转让给被告郑庆林。转让价款总额为150，000，000元。合同第三条约定转让价款支付方式为分期支付，具体支付时间点如下：1、本合同签订生效后于2014年3月7日前，乙方支付定金人民币5000万元至甲方指定账户。乙方依约付清转让定金人民币5000万后，甲乙双方将对帝源公司的相关印鉴（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在深圳建设银行进行共管（即甲方委派秦某，乙方委派刘某，共同签字才可以使用帝源公司的相关印鉴，该项目的前期报建、规划设计等事宜甲方指派专人协助办理。2、2014年7月15日前，乙方将余款人民币壹亿元整(￥100，000,000)付至甲方l即新宏建公司开立的银行账户，此账户由甲乙双方共管。该共管账户由甲方1与乙方到双方认可的银行共同开立，乙方留公章，甲方1留财务章。在乙方支付前述人民币壹亿元整(￥100，000，000)至共管帐户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积极配合乙方准备好帝源公司股权变更手续的全部申请文件并向惠州大亚湾区工商行政部门递交相关文件。乙方取得帝源公司的100%股权在惠州大亚湾区工商部门股权登记回执当日，甲乙双方将共管帐户中人民币壹亿元整(￥100，000，000)解付至甲方指定的账户。双方约定余款人民币壹亿元整(￥100，000，000)的最迟支付时间为2014年7月30日。完成本条第2项，即：完成股权变更手续且股权转让金划转至甲方指定帐户后3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解除印鉴共管，乙方取得帝源公司所有证照、公章等资料，如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国土证、规划证及财务资料等帝源公司资料，双方签署交接文件。合同第五条约定乙方的声明和主要义务：本合同签订后如非因甲方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若乙方未按合同规定时间向甲方支付项目用地转让款，乙方应向甲方按日承担未支付款项千分之一的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60日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定金不予退还。合同第六条约定，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未按合同的约定适当地、全面地履行其义务，均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双方应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如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相关义务，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在合同签订后当日，原告新宏建公司、何国强与被告郑庆林签订《惠州市帝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一），约定：甲乙双方确认帝源公司的股权及项目用地转让价款总计人民币壹亿柒仟万元整，即在原合同约定的项目用地转让价款外，乙方另支付甲方人民币贰仟万元整作为乙方对甲方前期投入的补偿款。该补偿款的付款时间节点、付款方式和付款条件为：在2014年4月30日之前，乙方支付人民币壹仟万元整至甲方在原合同中指定的账户。剩余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作为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后期事项的保证金。之后，双方因其他事由未按以上约定期限履行。2015年6月18日，原告新宏建公司、何国强与被告郑庆林签订《惠州市帝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二），协议约定：一、甲、乙双方共同确认如下事实：1、乙方已按原协议约定向甲方前后共支付款项人民币6100万元整（其中合同定金人民币5000万元、前期投入补偿款人民币1000万元整、代支付股权转让居间费用人民币100万元整），尚欠乙方股权转让款人民币9900万元和前期投入款人民币1000万元整，上述款项已符合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目前由于乙方自身资金紧张原因尚未支付给甲方。2、甲方已按原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并妥善处理了乙方提出的附加处理事项。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不存在任何需要先履行的合同义务。3、甲乙双方尚未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和交接手续。二、鉴于原协议的履行情况和乙方的实际情况，双方同意上述协议项下款项适当延长，但乙方保证并承诺在2015年7月30日前向共管账户（双方已开立）支付人民币10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同时乙方在2015年7月30日前向甲方指定账户（甲方已出具委托付款函）支付前期投入补偿款人民币700万元（委托支付的人民币700万元，由乙方按甲方的委托付款函与收款人协商支付），上述款项合计人民币10900万元。上述款项如逾期支付，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按上述款项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三、甲乙双方必须在人民币10200万元款项到达共管账户后3个工作日办理股权变更的所有材料，共同向惠州市大亚湾区工商行政部递交申请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乙方在取得工商行政部门出具的申请股权变更登记回执当日，乙方应当无条件配合甲方将共管账户内的款项人民币10200万元整解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四、甲方在收到乙方支付的上述款项人民币10200万元后5个工作日协助办理股权公司的各项交接手续。五、原协议约定内容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约定为准。因被告未按补充协议（二）履行付款义务，原告于2015年7月31日向被告发出通知函，通知被告在收到本通知函之日起5日内按补充协议（二）履行相应付款义务，否则将按双方2014年3月6日签订的《惠州市帝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第五条、第六条之约定解除合同，没收定金，并要求被告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之后，被告仍未按补充协议（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广东广大（深圳）律师事务所马成潭律师受原告委托于2015年8月11日向被告发出律师函，主要内容是因被告逾期仍未付款构成严重违约，自收到本函之日起，立即解除双方签订的《惠州市帝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原告遂于2015年12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上述请求。另查明，2014年3月6日，原告新宏建公司与纪某、余某签订一份《居间服务协议》，约定为促成原告与被告郑庆林签订《转让合同》，原告向纪某、余某支付居间服务费1000万元，并已实际上支付310万元。再查明，帝源公司类型属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于2005年8月19日成立，股东有新宏建公司（占63%）、何国强（占37%）。2014年5月20日，帝源公司出具一份《股东会决议》：一、同意公司股东新宏建公司将所持有的公司63%股权分别转让给沈楚轩50%和郑庆林13%；二、同意公司股东何国强将所持有的公司37%股权全部转让给予郑庆林持有；三、公司股东同意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股东新宏建公司、何国强分别在决议上签字盖章。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新宏建公司、何国强与被告郑庆林签订的《惠州市帝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一）、（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除定金约定数额根据担保法规定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20%的部分无效外，其他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被告已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6100万元（含定金5000万元）给两原告，双方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被告谁违约和违约方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问题。首先，关于谁违约的问题。根据《惠州市帝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双方确认原告已按原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并妥善处理了被告提出的附加处理事项。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原告不存在任何需要先履行的合同义务；被告应在2015年7月30日前向共管账户支付10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向原告指定账户支付前期投入补偿款700万元；上述款项如逾期支付，视为被告违约。而被告并未按此补充协议约定支付相关款项，原告于2015年7月31日发出通知函后，被告仍未履行支付款项义务，显然是被告构成违约。被告提出是原告多次违约造成合同不能顺利履行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违约方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问题。虽然补充协议（二）只约定了被告违约应按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但根据《惠州市帝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的约定，逾期付款超过60日的，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定金不予退回。该条款约定与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并不冲突，对双方仍然有效。被告的最后付款期限是2015年7月30日，逾期付款超过60日即2015年9月30日之后原告才有权解除合同，而原告于2015年8月11日就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解除合同，缺乏法律依据，此时的合同解除条件尚未成就，被告本可以支付款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只是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即可。然而截止至原告于2015年12月24日提起诉讼被告仍未按约定实际履行支付款项义务，合同解除条件已成就，故原告起诉选择请求解除合同的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提出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是支付相应违约，而不是解除合同的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本案双方约定的定金数额5000万元已超过合同标的17000万元的20%即3400万元，定金应以3400万元为限，超过部分无效。因此，原告诉请没收被告已付定金5000万元，超出法律规定部分不予支持。被告逾期付款构成违约，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是合同解除、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原告诉请被告赔偿经济损失310万元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被告已支付原告6100万元，双方合同解除后，原告扣除3400万元定金外，应返还被告2700万元，而被告应搬离帝源公司办公地点和返还项目用地给原告。第三人沈楚轩不是本案合同主体，第三人沈楚轩与本案原、被告的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本案不作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深圳市新宏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何国强与被告郑庆林签订的《惠州市帝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一）、（二）予以解除；二、原告深圳市新宏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何国强不予返还被告郑庆林已付定金人民币3400万元；三、原告深圳市新宏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何国强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人民币2700万元给被告郑庆林；四、被告郑庆林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搬离帝源公司办公地点和返还项目用地给原告深圳市新宏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何国强；五、驳回原告深圳市新宏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何国强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的诉讼费用30730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郑庆林承担200000元、原告深圳市新宏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何国强负担10730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郑庆林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合同、决议、补充协议。一、2014年3月6日《惠州市帝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证明双方的合同关系，证实两被上诉人的各项保证和承诺事项，证实有关的履约节点和期限等约定事项。二、2014年3月6日《惠州市帝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一），证实在转让合同基础上增加2000万元的款项支付给两被上诉人，证实明确了两被上诉人办理规划设计条件告知书延期的具体期限。三、2014年5月20日惠州市帝源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证实两被上诉人为打消上诉人的疑虑，提前按上诉人要求出具有关股权变更的决议文件，证实上诉人的合伙人的情况及资信能力。四、2015年6月18日《惠州市帝源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应的土地项目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二），证明两被上诉人截止该日期才完成有关转让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违约事实），同时证实上诉人不存在合同明确约定的违约内容。以上证据共同证明：根据转让合同及《<合同>补充协议（一）》证明被上诉人必须在2014年7月15日取得规划设计延期许可证，这是合同明确载明的，属于被上诉人的先履行义务。根据《<合同>补充协议（二）》，直到2015年5月11日才取得，上诉人是依法顺延，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其中，涉及到第一组证据中的股东会决议，新证实的内容是两被上诉人为了打消上诉人的疑虑，提前按照上诉人要求出具有关股权变更的协议文件，这证实上诉人的合伙人的情况和执行能力。2015年6月18日的《<合同>补充协议（二）》特别证明是截止到2015年6月18日这一天，两被上诉人才没有需要待履行的先合同义务。且该合同有反映出有关的背景事实，当时上诉人并不是属于缺乏资金的问题，而是属于被上诉人合议的结果，给被上诉人合同延期履行提供了一个借口。实际上上诉人的合伙人是有足够的履约能力的。
第二组证据：上诉人履约—按期付款证据。一、2014年3月6日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明细》，证明上诉人按期支付给被上','2018-10-03
13:57:59',0,'web',NULL),(37942509,'df61483b-974c-4375-bd08-a8e3008adb5b','$(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112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28\",\"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审判程序\":\"\",\"案号\":\"（2018）津0105执1849号\",\"不公开理由\":\"\",\"法院地市\":\"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院省份\":\"天津\",\"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df61483b-974c-4375-bd08-a8e3008adb5b\",\"案件名称\":\"崔东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通知书\",\"法院名称\":\"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河北区\",\"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1\",\"诉讼记录段原文\":\"\",\"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526486400000)\\\/\",\"案件类型\":\"5\",\"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崔东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通知书\");$(\"#tdSource\").html(\"崔东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通知书
（2018）津0105执1849号\");$(\"#hidDocID\").val(\"df61483b-974c-4375-bd08-a8e3008adb5b\");$(\"#hidCaseName\").val(\"崔东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通知书\");$(\"#hidCaseNumber\").val(\"（2018）津0105执1849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5\");$(\"#HidCourtID\").val(\"28\");$(\"#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执行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8-05-15\" },],LegalBase: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崔东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通知书\\\\\",\\\\\"PubDate\\\\\":\\\\\"2018-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