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522刑初118号
公诉机关长兴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朱必超，男，1968年8月4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巢湖市人，初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二代老总，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长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9月1日被依法逮捕。
辩护人阚继山、肖夏玲，浙江兴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项红军，男，197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巢湖市人，初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一代老总，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长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9月1日被依法逮捕。
辩护人吴平，浙江兴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魏芳芳，女，1984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安徽省灵璧县人，初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一代老总，住安徽省灵璧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长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9月1日被依法逮捕。
辩护人雷象平，浙江兴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慧敏，女，1981年12月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德兴市人，中专文化程度，“1040工程”一代老总，住江西省德兴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长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9月1日被依法逮捕。
辩护人汪雪骏，浙江湖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丁艳梅，女，1981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巢湖市人，初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一代老总，住安徽省巢湖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长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9月1日被依法逮捕。
辩护人许火堂，浙江兴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唐伟，安徽天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鄢国红，男，197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寿县人，小学文化程度，“1040工程”体系大总管，住安徽省寿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长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9月1日被依法逮捕。
辩护人许光培，安徽繁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冯向品，男，1981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安徽省灵璧县人，初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体系大总管，住安徽省灵璧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长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9月1日被依法逮捕。
指定辩护人朱锋，浙江浙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连建兵，男，197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县人，初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体系大总管，住江西省上饶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长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9月1日被依法逮捕。
指定辩护人夏宇昊，浙江浙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丁世勇，男，197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巢湖市人，初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体系大总管，住安徽省巢湖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长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9月1日被依法逮捕。
指定辩护人孙韬，浙江百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柴文海，男，198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寿县人，初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体系自律总管，住安徽省寿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长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9月1日被依法逮捕。
辩护人张如玉，安徽繁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光洲，男，198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安徽省灵璧县人，初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体系自律总管，住安徽省灵璧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长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9月1日被依法逮捕。
被告人寿延，男，1985年5月3日出生，汉族，安徽省灵璧县人，初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体系自律总管，住安徽省灵璧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长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9月1日被依法逮捕。
指定辩护人林亮，浙江百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超，男，1988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德兴市人，初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体系自律总管，住江西省德兴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长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9月1日被依法逮捕。
指定辩护人赵莉贞、李丽娟，浙江众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孙同华，女，1972年4月9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寿县人，小学文化程度，“1040工程”体系申购总管，住安徽省寿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长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9月1日被依法逮捕。
辩护人孙亮，浙江湖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高红莲，女，1970年5月4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巢湖市人，初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体系申购总管，住安徽省巢湖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因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长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9月1日被依法逮捕。
指定辩护人冯传虎，浙江兴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寿续，男，198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安徽省灵璧县人，初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体系申购总管，住安徽省灵璧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长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9月1日被依法逮捕。
指定辩护人方彦雯，浙江兴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周凯，男，1969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安徽省灵璧县人，初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体系能力总管，住安徽省灵璧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转为取保候审，由本院决定于2016年9月1日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连建平，男，1977年2月1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县人，初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体系能力总管，住江西省上饶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转为取保候审，由本院决定于2016年9月1日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高英，女，197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巢湖市人，初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体系能力总管，住安徽省巢湖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转为取保候审，由本院决定于2016年9月1日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曹坤明，男，1974年5月28日出生，汉族，安徽省阜阳市人，初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体系自律配合总管，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转为取保候审，由本院决定于2016年9月1日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黄守华，男，1978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巢湖市人，高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体系自律配合总管，住安徽省巢湖市。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转为取保候审，由本院决定于2016年9月1日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菅文侠，女，1987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河南省永城市人，初中文化程度，“1040工程”体系经晨总管，住安徽省霍邱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7月28日被长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转为取保候审，由本院决定于2016年9月1日被取保候审。
长兴县人民检察院以长检公诉刑诉[2016]10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朱必超、项红军、魏芳芳、丁艳梅、王慧敏、鄢国红、冯向品、连建兵、丁世勇、柴文海、李光洲、寿延、张超、孙同华、高红莲、寿续、周凯、连建平、高英、曹坤明、黄守华、菅文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2月2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长兴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倪风雷、陈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朱必超及其辩护人阚继山、被告人项红军及其辩护人吴平，被告人魏芳芳及其辩护人雷象平，被告人王慧敏及其辩护人汪雪骏，被告人丁艳梅及其辩护人许火堂、唐伟，被告人鄢国红及其辩护人许光培，被告人冯向品及其指定辩护人朱锋，被告人连建兵及其指定辩护人夏宇昊，被告人丁世勇及其指定辩护人孙韬，被告人柴文海及其辩护人张如玉，被告人李光洲，被告人寿延及其指定辩护人林亮，被告人张超及其指定辩护人赵莉贞，被告人孙同华及其辩护人孙亮，被告人高红莲及其指定辩护人冯传虎，被告人寿续及其指定辩护人方彦雯，被告人周凯、连建平、高英、曹坤明、黄守华、菅文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长兴县人民检察院二次建议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长兴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朱必超、项红军、魏芳芳、王慧敏、丁艳梅等人通过他人介绍参加了“五级三晋制”模式的“连锁经营”、“纯资本运作”传销组织。该组织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加入者必须购买一股为3800元的份额，第二股开始每股为3300元，最多一人可购买21股计69800元。该传销组织以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并按照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所购买份额的多少分为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即老总）五个层级，其中老总又分为一代老总、二代老总、三代老总和四代老总，根据规定，一个人加入传销组织从实习业务员到四代老总可以获得返利共计1040万元，因此，该传销组织也称为“1040工程”。
被告人朱必超、项红军、魏芳芳、王慧敏、丁艳梅加入传销组织后，积极进行传销活动，先后发展丁世勇、胡某、鄢国红、连建兵等人为其直接或间接下线，丁世勇、胡某、鄢国红、连建兵等人又陆续发展他人参加，朱必超、项红军、魏芳芳、王慧敏、丁艳梅也因此在该传销组织中升至“老总”级别。该传销组织先后在浙江金华、江苏无锡、浙江湖州等地发展壮大。2015年4月，被告人朱必超、项红军、魏芳芳、王慧敏、丁艳梅带领各自体系的“伞”下人员转移至浙江省长兴县继续开展传销活动，并由此形成以朱必超、项红军、魏芳芳、王慧敏、丁艳梅“老总”级别人员作为团队领导层，形成了项红军体系、魏芳芳体系、王慧敏体系、丁艳梅体系等四个主要体系。该传销组织设置区域长、体系老总等职务组织、领导团队人员开展传销活动，并在每个体系内设置经理室，由大总管、自律总管、申购总管、能力总管、自律配合总管、经晨总管具体负责。其中大总管协助体系老总管理团队一切事宜，包括传达老总指示，督促各岗位落实工作等事项；自律总管主要对体系成员纪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自律配合总管配合自律总管开展工作，协助自律总管进行纪律检查；能力总管负责整个团队成员对传销知识的培训、学习等情况；经晨总管负责组织成员早晚学习《经管二十条》等内容；申购总管负责办理新成员加入的申购事宜，主要是办理申购专用的银行卡，及时收集、保管、上交新人申购材料（申购单、汇款单、身份证复印件）。
2015年5月，被告人朱必超升至二代老总，主要负责项红军体系、魏芳芳体系、王慧敏体系、丁艳梅体系申购资金管理、工资返利的核算和分配等重要职责。同时，被告人项红军、魏芳芳、王慧敏、丁艳梅各自建立经理室帮助该传销团队管理和发展下线人员。其中项红军体系大总管为鄢国红，自律总管为柴文海，申购总管为孙同华，自律配合总管为曹坤明，经晨总管为菅文侠；魏芳芳体系大总管为冯向品，自律总管分别为寿延和李光洲，能力总管为周凯，申购总管为寿续；王慧敏体系大总管为连建兵，自律总管为张超，能力总管为连建平，自律配合总管为黄守华；丁艳梅体系大总管为丁世勇，申购总管为高红莲，能力总管为高英。
截止到案发，项红军体系、魏芳芳体系、王慧敏体系、丁艳梅体系在长兴发展期间分别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层以上，涉案传销资金累计700余万元。
公诉机关为证实其指控成立，当庭宣读了相关证据材料，并认为被告人朱必超、项红军、魏芳芳、丁艳梅、王慧敏、鄢国红、丁世勇、连建兵、冯向品、柴文海、张超、寿延、李光洲、孙同华、高红莲、寿续、周凯、连建平、高英、曹坤明、黄守华、菅文侠的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被告人朱必超承担在长兴传销组织的申购资金管理、工资返利的核算和分配等重要职责，且其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到120人以上，属“情节严重”，提请本院依法追究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朱必超对起诉书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但提出本人主要管理的是丁艳梅体系，人数没有指控的那么多；对于其他体系，本人仅管理申购资金；本人收到的申购资金中有部分已转给上面的老总。另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朱必超的辩护人对被告人朱必超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但提出：1、对起诉书关于被告人朱必超属“情节严重”的指控有异议。本案所涉传销组织于2014年在浙江省金华市被司法机关的打击冲散后，于2015年4月由被告人朱必超、项红军、魏芳芳、王慧敏、丁艳梅各自带领体系下的人员转移到长兴县继续传销，其中项红军体系、王慧敏体系、魏芳芳体系不是朱必超发展的，而朱必超发展的丁艳梅体系的传销人员未达到120人，被告人朱必超的行为不符合“情节严重”的条件；2、被告人朱必超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具有悔罪表现，且系初犯。综上，希望对被告人朱必超在有期徒刑五年以下量刑，且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项红军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惟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项红军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项红军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但提出：1、被告人项红军仅发展一个下线，其他大部分人员是从金华过来的，是受高层安排让其代管的，故其犯罪情节较轻；2、项红军作为一代老总，并无实权，仅打电话进行传话，且担任一代老总仅2、3个月，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3、项红军认罪态度较好，且当庭认罪，有悔罪表现；4、项红军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当时不知是犯罪行为，且没有限制他人自由或胁迫他人的行为，更没有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及其他恶劣影响。综上，希望对被告人项红军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魏芳芳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同时供述共获利30万元，现已被公安机关扣押，另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魏芳芳的辩护人对被告人魏芳芳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但提出：1、被告人魏芳芳认罪、悔罪态度较好；2、被告人魏芳芳自身也是被害者，当时并非明知是传销而参与，其主观恶性较小；3、被告人魏芳芳在本案中未限制参与人员的人身自由，也无胁迫的行为，系初犯、偶犯；4、本案上下线之间都是亲朋好友，社会危害性较小。综上，请求对被告人魏芳芳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慧敏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惟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慧敏的辩护人对被告人王慧敏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但提出：1、被告人王慧敏虽名为体系老总，但体系中的申购总管、自律总管等均非由被告人王慧敏指定，同时对传销资金的收取或管理均未参与，其作用较小；2、被告人王慧敏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当庭也认罪；3、被告人王慧敏自身也是被害者，未限制参与人员的人身自由，也无欺诈、胁迫、趁人之危等行为，且系初犯、偶犯。综上，建议对被告人王慧敏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丁艳梅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惟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丁艳梅的辩护人对被告人丁艳梅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但提出：1、被告人丁艳梅于2013年加入传销组织后担任老总前，其没有担任任何职务；2、被告人丁艳梅担任老总后，未实际管理，仍由朱必超在管理；3、被告人丁艳梅仅发展了下线丁世勇、高英，其他均是朱必超放在丁艳梅线下的，该部分人员应予剔除；4、丁艳梅是受他人诱惑才参与传销的，自身也是受害者；5、丁艳梅归案前，公安机关并未掌握丁艳梅的犯罪事实，在第一次供述时即如实供述，应具有坦白情节；6、丁艳梅自愿认罪，有悔罪表现，系初犯，未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较小。综上，请求对被告人丁艳梅从轻处罚。
被告人鄢国红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惟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鄢国红的辩护人对被告人鄢国红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但提出：1、被告人鄢国红对传销活动的违法性缺乏判断力，进入后发展的下线均为其亲属，其既是传销活动者，也是传销受害者，由此，其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性相对不大；2、被告人鄢国红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深感悔恨。综上，希望对被告人鄢国红从轻处罚。
被告人冯向品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但提出：1、当时本人不知这是传销活动，也不知是违法的；2、本人加入后，没有发展下线；3、虽担任大总管，但仅是传达的作用；4、本人也是受害者，且被抓获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另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冯向品的辩护人对被告人冯向品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但提出：1、被告人冯向品系初犯，且认罪态度较好；2、被告人冯向品对大总管的含义，一无所知；3、被告人冯向品本身也是受害者，并为此花光了积蓄。综上，希望对被告人冯向品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连建兵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表示认罪，同时提出本人归案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且本人来自农村，家中父母年纪较大，有2个孩子，现负债10余万元，请求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连建兵的辩护人对被告人连建兵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但提出：1、被告人连建兵系初犯，且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2、被告人连建兵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受引诱后加入传销活动，虽身为大总管，但也是受害者；3、被告人连建兵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综上，希望对被告人连建兵从轻处罚。
被告人丁世勇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提出家有父母、孩子，妻子身体也不好，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丁世勇的辩护人对被告人丁世勇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但提出：1、被告人丁世勇到案后能主动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其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且自身也是一个受害者；2、被告人丁世勇在本案中作用相对较小，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其是基于错误认识才受邀加入传销，虽为大总管，但均是被人领导、指挥、安排及管理的状态，仅负责传达上级领导的意见，在传销过程中未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伤害他人身体，也未欺诈、胁迫和趁人之危，未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3、被告人丁世勇系初犯、偶犯，现深感后悔。综上，恳请对被告人丁世勇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柴文海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提出本人是亲属介绍加入的，仅发展2名下线，都是亲属，本人被抓后才知道自己犯了罪，希望从轻处罚。
被告人柴文海的辩护人对被告人柴文海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但提出:1、被告人柴文海只是一个体系中一个机构的总管，根据上级安排进行活动，应起从属作用；2、被告人柴文海发展的2名下线均是亲属，所得金额仅1万余元，犯罪情节相对较轻；3、被告人柴文海系初犯，认罪态度较好。综上，希望对被告人柴文海从轻处罚。
被告人李光洲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惟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寿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提出误入传销组织后，虽担任领导职务，但没有什么权利，另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寿延的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寿延主观上一直认为参与的活动是合法的活动，也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发展的下线都是亲属，其主观方面没有犯罪的故意；2、被告人寿延虽有自律总管的头衔，但没有组织、领导之实，且只要是参与传销活动的人，都可以担任自律总管，因此自律总管不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综上，被告人寿延的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被告人张超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提出本人轻信他人才误入传销组织，还让自己的家人参与其中，现知道触犯了法律，因本人系初犯，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张超的辩护人对被告人张超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但提出：一、被告人张超犯罪情节较轻：1、被告人张超不知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自身也是受害者；2、被告人张超仅发展2人，且其中一人为其妻子，也不知下线所发展人员交纳的金额及计算返利的方法；3、虽被告人张超担任自律总管，但任职时间仅一个多月，且身体状况不好，其自律总管的工作实际参与度不高；4、被告人张超在担任自律总管期间不存在任何胁迫、欺诈及非法拘禁等情况，也未造成任何人身损害。二、被告人张超属初犯、偶犯，社会危害性不大。三、被告人张超到案后如实供述，具有较好的悔罪表现。综上，恳请对被告人张超从轻处罚。
被告人孙同华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惟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孙同华的辩护人对被告人孙同华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但提出：1、被告人孙同华对传销的操作过程并不熟悉，只是出于想赚点钱的想法才参与其中，其主观恶性不深；2、被告人孙同华自愿认罪，认罪态度较好；3、被告人孙同华系初犯、偶犯。综上，希望对被告人孙同华从轻处罚。
被告人高红莲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惟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高红莲的辩护人对被告人高红莲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但提出：1、被告人高红莲主观恶性不深；2、被告人高红莲认罪态度较好；3、被告人高红莲系初犯、偶犯；4、被告人高红莲虽申请了若干银行卡，但办理后银行卡并不为其控制，其作用不大。综上，请求对被告人高红莲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寿续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惟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寿续的辩护人对被告人寿续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但提出：1、被告人寿续虽为申购总管，但仅办理了银行卡并上交体系老总，其他申购事宜参与极少，其在传销组织中的作用非常小；2、被告人寿续于2014年年初加入传销组织后，其直接下线仅为一人，且间接发展的人员也远少于其他人员，其参与传销活动的积极性较低；3、被告人寿续本身也是受害者，且为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综上，恳请对被告人寿续从轻处罚。
被告人周凯、连建平、高英、曹坤明、黄守华、菅文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惟请求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朱必超、项红军、魏芳芳、王慧敏、丁艳梅等人通过他人介绍先后参加了“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该组织以纯虚构的份额作为产品，采取“上线”发展“下线”拉人头的方式不断吸收新人加入，要求参加者必须购买1份至21份份额（其中第1份份额为3800元，第2份起每份为3300元），以获得加入资格，按照相应的份额获取相应的层级，即“五级三晋制”模式进行管理。“五级”是指按照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下线所购买份额分为：1份至2份为实习业务员，3份至9份为业务组长，10份至64份为业务主任，65份至599份为业务经理，600份以上为高级业务员（即老总）五个层级，其中老总又分为一代老总、二代老总、三代老总和四代老总。“三晋”是指新发展的人员、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只要“伞”下体系累计份额达到10份以上就可以晋升为主任级别；业务主任除其“伞”下体系累计份额达到65份，直接下线人员有2名业务主任的，可晋升为业务经理；业务经理除“伞”下体系累计份额达到600份，3条直接下线是业务经理级别的，可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该传销组织按照级别及发展“伞”下人员的数量计算报酬，以直接提成、间接提成、销售补助的奖金等形式发给各级传销人员。
被告人朱必超、项红军、魏芳芳、王慧敏、丁艳梅加入传销组织后，积极进行传销活动，先后发展丁世勇、胡某、鄢国红、连建兵等人为其直接或间接下线，丁世勇、胡某、鄢国红、连建兵等人又陆续发展他人参加，朱必超、项红军、魏芳芳、王慧敏、丁艳梅也因此在该传销组织中升至“老总”级别。该传销组织先后在浙江金华、江苏无锡、浙江湖州等地发展壮大。2015年4月，被告人朱必超、项红军、魏芳芳、王慧敏、丁艳梅带领各自体系的“伞”下人员转移至浙江省长兴县继续开展传销活动，并由此以朱必超、项红军、魏芳芳、王慧敏、丁艳梅“老总”级别人员作为团队领导层，形成了项红军体系、魏芳芳体系、王慧敏体系、丁艳梅体系四个主要体系。该传销组织设置体系老总等职务组织、领导团队人员开展传销活动，并在每个体系内设置经理室，由大总管、自律总管、申购总管、能力总管、自律配合总管、经晨总管具体负责，帮助团队管理和发展下线人员。截止到案发，项红军体系、魏芳芳体系、王慧敏体系、丁艳梅体系在长兴发展期间，各体系内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层以上，涉案传销资金累计700余万元。
其中：
1、被告人朱必超于2013年5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高级业务员（二代老总），主要负责项红军体系、魏芳芳体系、王慧敏体系、丁艳梅体系申购资金管理、工资返利的核算和分配等重要职责，其于2016年5月成为二代老总后至案发，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300余万元。
2、被告人项红军于2012年10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高级业务员（一代老总），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30人以上。
3、被告人魏芳芳于2012年12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高级业务员（一代老总），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30人以上。
4、被告人丁艳梅于2013年年初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高级业务员（一代老总），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有30人以上。
5、被告人王慧敏于2014年7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高级业务员（一代老总），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30人以上。
6、被告人鄢国红于2013年年底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经理，任项红军体系大总管，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30人以上。
7、被告人冯向品于2014年12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经理，任魏芳芳体系大总管，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16人。
8、被告人连建兵于2014年2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经理，任王慧敏体系大总管，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24人。
9、被告人丁世勇于2012年年底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经理，任丁艳梅体系大总管，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30人以上。
10、被告人柴文海于2014年12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经理，任项红军体系自律总管，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7人。
11、被告人李光洲于2015年2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经理，任魏芳芳体系自律总管，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10人。
12、被告人寿延于2014年7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经理，任魏芳芳体系自律总管，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16人。
13、被告人张超于2015年3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主任，任王慧敏体系自律总管，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10人。
14、被告人孙同华于2014年2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经理，任项红军体系申购总管，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26人。
15、被告人高红莲于2014年8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经理，任丁艳梅体系申购总管，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14人。
16、被告人寿续于2014年1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经理，任魏芳芳体系申购总管，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17人。
17、被告人周凯于2014年4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经理，任魏芳芳体系能力总管，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19人。
18、被告人连建平于2014年6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经理，任王慧敏体系能力总管，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11人。
19、被告人高英于2014年9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丁艳梅体系能力总管，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14人。
20、被告人曹坤明于2015年3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主任，任项红军体系自律配合总管，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7人。
21、被告人黄守华于2014年4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经理，任王慧敏体系自律配合总管，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8人。
22、被告人菅文侠于2014年10月加入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主任，任项红军体系经晨总管，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10人以上。
另查明，案发后，公安机关从被告人朱必超处扣押华硕X550C笔记本电脑1台、力杰4GB储存卡1张、DCP7010激光多功能一体机1台、中国联通SIM卡30张及现金人民币515745元等财物；从被告人项红军处扣押现金人民币23265元；从被告人魏芳芳处扣押现金人民币8270元；从被告人王慧敏处扣押现金人民币9400元；从被告人丁艳梅处扣押现金人民币5030元；从被告人丁世勇处扣押现金人民币446元；从被告人柴文海处扣押现金人民币485元；从被告人李光洲处扣押现金人民币28600元；从被告人孙同华处扣押现金人民币5500元；从被告人寿续处扣押现金人民币2080元；从被告人曹坤明处扣押现金人民币1700元；从本案被告人及相关参与传销人员处共扣押诺基亚等品牌手机66部。
再查明，案发后，公安机关冻结了被告人孙同华名下农业银行卡号为62×××74的账户（存有冻结金额223415.02元）、被告人孙同华名下工商银行卡号为62×××01的账户（存有冻结金额6751.92元）、被告人孙同华名下建设银行卡号为62×××73的账户（存有冻结金额83200.10元）、被告人魏芳芳名下工商银行卡号为62×××03的账户（存有冻结金额161228.87元）、被告人高红莲名下工商银行卡号为62×××21的账户（存有冻结金额88993.59元）、李启群名下工商银行卡号为62×××31的账户（存有冻结金额63216.56元）、李某名下工商银行卡号为62×××75的账户（存有冻结金额83410.84元）、李勇名下工商银行卡号为62×××90的账户（存有冻结金额10029.31元）、柴修梅名下工商银行卡号为62×××04的账户（存有冻结金额81236.37元）。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人口信息、抓获经过、接警单、扣押清单、银行账户明细清单、情况说明、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等书证；
2、证人吴军、李某、胡某、高某、周某、魏某等人的证言；
3、被告人朱必超、项红军、魏芳芳、丁艳梅、王慧敏、鄢国红、冯向品、连建兵、丁世勇、柴文海、李光洲、寿延、张超、孙同华、高红莲、寿续、周凯、连建平、高英、曹坤明、黄守华、菅文侠的供述和辩解；
4、现场搜查笔录、电子证物检查笔录；
5、扣押物品照片。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关于被告人朱必超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朱必超的行为不属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中“情节严重”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朱必超于2015年5月成为二代老总后至案发，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300万元以上，结合其传销发展人员数量、传销涉案金额，应属“情节严重”，故该辩护意见与本案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寿延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寿续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寿延系自律总管，在本案所涉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的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的规定，应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故该辩护意见和本案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朱必超、项红军、魏芳芳、丁艳梅、王慧敏、鄢国红、冯向品、连建兵、丁世勇、柴文海、李光洲、寿延、张超、孙同华、高红莲、寿续、周凯、连建平、高英、曹坤明、黄守华、菅文侠以“连锁经营”、“资本运作”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他人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被告人朱必超属“情节严重”，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依法应予以惩处。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朱必超、项红军、魏芳芳、丁艳梅、王慧敏、鄢国红、冯向品、连建兵、丁世勇、柴文海、李光洲、寿延、张超、孙同华、高红莲、寿续、周凯、连建平、高英、曹坤明、黄守华、菅文侠均系从犯，依法对被告人朱必超减轻处罚，对被告人项红军、魏芳芳、丁艳梅、王慧敏、鄢国红、冯向品、连建兵、丁世勇、柴文海、李光洲、寿延、张超、孙同华、高红莲、寿续、周凯、连建平、高英、曹坤明、黄守华、菅文侠从轻处罚。鉴于本案各被告人当庭认罪态度均较好，本院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并认为对被告人周凯、连建平、高英、曹坤明、黄守华、菅文侠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各被告人的辩护人就此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为维护社会管理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公民的财产所有权不受非法侵犯，根据被告人朱必超、项红军、魏芳芳、丁艳梅、王慧敏、鄢国红、冯向品、连建兵、丁世勇、柴文海、李光洲、寿延、张超、孙同华、高','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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