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西商初字第3508号
原告：程进良，男，1976年4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被告：杭州三星客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三墩大桥南，现经营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紫荆花北路399号。
法定代表人：陈桂珍，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董辉，浙江禾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戚银霞，系公司员工。
原告程进良为与被告杭州三星客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10月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进良，被告委托代理人董辉、戚银霞到庭参加诉讼。原、被告申请庭后调解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程进良诉称：原告承包了被告浙Ａ×××××出租车从事营业，承包期限从2013年12月16日至2018年12月12日，承包金为每月8300元。自2014年11月份开始杭州出现了滴滴专车、快的专车，2015年5月又出现了优步专车、神州专车等，出租车市场秩序混乱。原告生意惨淡，难以维持生计，已无力继续承包。故原告诉诸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承包合同。2、被告退还原告风险保证金8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三星公司辩称：原告以情势变更为由要求解除承包合同并不成立，具体理由如下：1、合同的基础没有改变。出租汽车是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补充，为人民群众提供个性化运输服务，是出租汽车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也是原被告建立合同关系的基础。现在这个基础不但没有任何改变，而且随着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深化，这个基础将会更加牢固。2、合同目的并未改变。合同目的是为人民群众打车需求服务，随着杭州城市版图扩大，人口大量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打车出行的需求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现杭州主城区通过乘坐出租车出行的约占地面公交出行量的17%。3、网约出租车新业态的出现，是出租车经济形态的正常发展而不是异常变动。新科技的运用，新业态的出现，确实会对出租车传统经营模式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是有限、局部、暂时的。4、为稳定出租车市场，鼓励出租车承包人坚持做好营运服务工作，被告根据杭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关于发放出租汽车司机临时经济补贴的通知，从2015年6月至今，被告实行了“10+5”政策，即每月对承包人给予承包金10%的经济补贴，对按时足额缴纳承包金的另行给予每月500元的奖励。该项奖励是被告倡导并带头实行的，“10+5”政策大大缓解了承包人的负担。被告公司278辆出租车，以情势变更为由提起诉讼的只有原告一人，也足以证明原告的诉讼理由不成立。5、对照原告的营运数据与公司的平均值，原告经营不善是其个人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程进良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客运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证明原、被告于2013年12月12日签订了关于浙Ａ×××××北京现代出租汽车承包合同。
2、杭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文件。证明因各种互联网专车兴起，严重影响了出租汽车行业正常秩序，使出租汽车司机的收入明显下降，杭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发出通知，要求出租汽车企业给出租车司机发放临时经济补贴。
3、被告三星公司文件。证明出租车行业发生了严重变化导致三星公司发放临时经济补贴给司机。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4）8号。证明被告收取原告风险保证金是违规的。
对原告程进良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三星公司质证认为，原告证据1无异议。原告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也不能证明已构成情势变更解除合同的情形。原告证据4，该通知是否有效不明确，且被告收取保证金并不违反相关政策。
被告三星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客运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证明合同约定原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原告要求提前解除合同违约金为30000元，且原告主张的合同解除条件并不成立。
2、营运数据对照表。证明被告公司平均值数据基本保持稳定，原告营运数据与被告公司平均值数据的差异系其本人责任所致，原告诉讼理由不成立。
对被告三星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程进良质证认为，被告证据1无异议。被告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经常跑机场线路，因此营运次数少于公司平均值正常，该营运数据也证明因受互联网专车影响，原告收入显著下降，也说明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有理。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
原告证据1与被告证据1相一致，且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证据2、3，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且符合关联性、合法性的证据特征，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证据4，本院不予确认。被告证据2，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12月12日，被告三星公司为发包人（甲方），原告程进良为承包人（乙方），双方签订了《客运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乙方自愿承包甲方浙Ａ×××××北京现代客运出租汽车从事出租汽车营运；乙方承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责任，独立承担法律义务；承包期限自2013年12月16日至2018年12月12日止；乙方向甲方缴纳承包金每月捌仟叁佰元整，乙方于每月25日前缴纳次月的承包金；乙方愿意向甲方交纳保证金捌万元（不计息），作为履行本合同、规范经营行为和确保服务质量的保证；甲方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由甲方承担违约责任：1、合同生效后，在承包起始日起7个工作日内，未提供营运车辆，或未办妥各类营运证件，致使乙方无法营运的（由乙方原因造成的除外）。2、合同履行中，无故停止办理业务手续7个工作日，致使乙方无法营运的。3、因违法违规经营被吊销经营证照的；合同终止，且乙方全面履约后，甲方可留置乙方保证金叁万元，其余保证金在履行完毕第十条第2项、第3项事项后的三个工作日内返还乙方，留置的保证金在合同终止后3个月，甲方未发现乙方有未了结违章、事故、连带责任等责任事项，予以返还，返还后发现乙方仍有未了结的责任事项，乙方仍应负责处理完毕，并承担一切经济损失；本合同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即为违约，守约方均有权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直至解除合同。……2、对违约行为的违约金在本合同中有约定的，从约定。3、合同期内，乙方要求提前解除合同的，须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申请，并经甲方同意，由乙方承担提前解除合同的违约金叁万元整。4、乙方侵犯甲方所有权、经营权、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乙方承担违约金伍万元整。5、除本合同相关条文中已经约定的和规章制度中规定的违约金或者处扣保证金金额外，其他违约行为确定违约金为贰万元整。6、因违约而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由违约方赔偿。7、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后，本合同可以继续履行的，应当继续履行，如守约方认为不能继续履行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但守约方不承担违约责任。8、守约方为实现自身权益所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交通差旅费、执行费等），由违约方承担；本合同在履行中若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在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交纳了保证金80000元。
由于各种互联网专车的兴起使出租汽车司机的收入明显下降，2015年5月27日，杭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作出关于发放出租汽车司机临时经济补贴的通知，给缴纳承包金的出租汽车司机按约定的承包费用的10%比例发放经济补贴，发放时间暂定为2015年6、7、8月三个月。被告根据杭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通知，对交纳承包金的出租车司机按约定的承包费用的10%比例从2015年6月至今发放经济补贴，同时对按时缴纳承包金的司机另给予每月500元的补助。但从2015年10月起，被告未发放经济补贴及补助给原告。
另查明，2014年11月-2015年9月营运数据对照表显示，原告2014年11月的总经营收入为24066元、12月为25960元、2015年1月为23701元、2月为15790元、3月为27376元、4月为25758元、5月为24153元、6月为19588元、7月为22518元、8月为21579元、9月为21053元。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主张的合同解除条件是否成立，本案是否构成情势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具体判断是否构成情势变更，应以是否导致合同基础丧失，是否导致合同目的落空，是否造成对价关系障碍，作为判断标准。1、有情势变更的事实，也就是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2、情势变更须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履行终止之前；3、情势变更须是当事人所不能预见，且有不可预见之性质；4、因情势变更而使原合同的履行显失公平。不可否认互联网经济对传统商业模式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传统商业形态均面临机遇和挑战，并积极进行变革以适应“互联网+”的新经济形态。体现在出租车行业随着各种互联网专车的兴起，对传统出租车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及影响，传统出租车司机收入短期内出现一定幅度的降低，也促使出租车行业加快利用信息化手段改造传统的运营管理与服务模式，从长期来看，行业的转型升级有利于增加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及本案实际，网络专车的兴起确实造成了原告经营收入的降低，但并未严重损害原告的经济利益，也没有妨碍合同的正常履行。且被告根据杭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从2015年6月起对缴纳承包费的司机按承包费用10%的比例发放经济补贴及500元补助，实际上也说明被告作为企业在面临互联网专车对出租车行业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所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出租车司机的损失。当然，被告因原告诉讼而不再发放经济补贴及补助是否合理，本院在此不作评述，双方可另行协商解决。综上，本院认为互联网专车的出现对原告收入的影响属于商业风险范畴。故原告以情势变更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保证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签订的《杭州市客运出租汽车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本案也并不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程进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00元，减半收取900元，由程进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杭州湖滨支行，账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吕小无异二O一六年五月五
书记员 冯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