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琼02民终8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建森，男，汉族，1962年11月1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
委托代理人：艾青妍，海南尚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信东，男，汉族，1965年9月1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
委托代理人：黄广明，男，汉族，1974年12月1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公民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成忠，男，黎族，1957年8月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亚取，男，黎族，1983年1月2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芳何，女，黎族，1987年4月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云，海南三和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雷鸣，男，汉族，1981年3月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址不详。
原审被告：白克谦，男，汉族，1962年5月2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址不详。
原审被告：吕世佼，男，汉族，1987年5月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
上诉人吕建森、张信东与被上诉人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原审被告张雷鸣、白克谦、吕世佼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5）城民一初字第3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吕建森及其委托代理人艾青妍，张信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广明，被上诉人董成忠、董亚取及其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云，原审被告吕世佼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张雷鸣、白克谦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建森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城民一初字第340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2、依法改判上诉人吕建森承担10%的赔偿责任；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的责任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查清案件事实后依法改判。原审法院没有查明此次交通事故的责任问题就直接采用三亚市交警支队做出的三亚公交认字[2015]第00018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错误。吕建森认为该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没有全面分析此次交通事故的真实情况，在一审的庭审过程中，张信东应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没有意见，但是张信东也已经确认,是受害者在明知他已经饮酒、未带头盔的情况下，却坚持让其开车送，从而引发了此次交通事故。由此可以认定，受害者本人对此次交通事故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而不应该仅仅由吕建森和张信东承担。一审诉讼过程中，虽然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所陈述的内容避重就轻，只写明对自己有利的地方，避而不谈受害者应当承担的事故责任,但是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来看，受害者主动要求乘坐无驾驶证件的、已经喝醉酒的张信东车辆的行为，属于受害人的过错行为，其应该对此承担20%的责任。而吕建森在整个交通事故过程中并没有太大过错，仅仅是非机动车未靠右道行驶就应当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显然有失公允，更何况吕建森未靠右道行驶是因为道路前方被垃圾车挡住了路，无法通行，才不得已选择绕开垃圾车前行，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情有可原的，并不是吕建森的主观过错，让其承担30%的赔偿责任显然过重且有悖于事实。但是对于受害者死亡的意外后果，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吕建森愿意承担10%以内的赔偿责任，以宽慰受害者及其家属。因此，一审法院据以援引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内容有失偏颇，二审法院应当根据全案事实重新划分事故责任、重新确定赔偿数额，以维护吕建森的合法权益。二、原审法院认定受害者为城镇户口，按照城镇户口标准赔偿错误。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在一审举证期间内提供的是受害者为农业家庭户口的户籍证明，却在一审庭审中主张受害人为城镇户口，但是未当庭拿出证据，更没有向法庭出示原件。一审开庭过程中，吕建森及原审各被告已经明确向法庭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法庭却置之不理，且直接认定受害者为城镇户口，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赔偿。吕建森认为此认定程序及事实错误，应予以改判。三、吕建森认为一审判决支付50000元精神抚慰金过高，应予减少。虽然吕建森对于受害人的死亡深感遗憾，但是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受害人本人对于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也是有过错的，其并没有对自身安全负责，应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虽然其死亡的结果令其家人精神受到伤害，但是结合其本人的过错，吕建森认为5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过高，请二审法院予以减少。综上所述，在该起交通事故中，由于张信东的过错及受害人本人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才导致了受害人死亡的交通意外,而吕建森对此并没有主观故意的过失,一审判决吕建森承担30%的赔偿责任明显过高、有失公允。故恳请二审法院重新对本案进行审查，查明案件事实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吕建森的合法权益。
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辩称，一、吕建森称原审法院认定的责任划分比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完全不成立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己经生效，是合法有效的法律文书，根据民事诉讼法法和证据规则，具有充分的证据效力。2012年12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现在吕建森除了引用不能成为有效证据的张信东的个人法庭陈述外，没有任何相反证据推翻该认定书，人民法院据此做出判决，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二、受害人陈爱花确系城镇户口。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全家所在的南田农场，2004年全部转为非农业户口。一审时，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已经向法庭做了陈述，并出示相关证据。受害人为城镇户口系客观事实。三、500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不但不高，反而过低。吕建森以受害人也有过错为由，主张降低精神损害赔偿金，是不成立的。首先，《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受害人没有过错；其次，吕建森也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有过错；再者，精神损害与物质不同。本案中受害人不幸身亡，死亡赔偿金是针对受害人本身情况计算的。但精神损害，是对所有在法律范围内应给以精神损害抚慰的主体赔偿的。受害人的死亡，导致丈夫失去了妻子，儿女失去了母亲。如此巨大的痛苦，金钱是无法弥补的。一审判决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对三个应得到精神损害赔偿主体的补偿，而不是每个人补偿50000元。综上，吕建森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维持原判。
上诉人张信东对于吕建森的上诉请求无意见。
原审被告吕世佼对于吕建森的上诉请求无意见。
张信东上诉请求：1、撤销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5）城民一初字第340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改判张信东向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赔偿各项人身损失合计75858.6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受害人陈爱花为非农户口事实错误，从而造成适用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错误。首先，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提交的2000年5月23日办理的户口本显示受害人为农业家庭户口，同时，手写“市公安局审批，农转非”的文字却出现在住址变动登记栏中，且没有经办人签章，与实际情况不符。其次，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提交的非农业户口本，只显示户主董成忠，即使董成忠为非农业户口，并不意味受害人也属非农业户口。最后，本案交通事故发生于2015年5月16日，而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提交的非农户口登记签发的日期却是交通事故发生后将近半个月后的2015年6月5日。即使户主董成忠于交通事故发生后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计算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时也不应以城镇户口作为标准，而是事故发生时受害人的农村户口。因此，一审判决在该证据链无法证明受害人为非农户口的情况下，应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作为本案交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二、一审判决认定受害人陈爱花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错误，受害人存在过错，应减轻张信东30%的赔偿责任。1、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来看，受害人在事故发生时未配戴安全头盔，其行为已违反《交通安全法》第51条：“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规定戴安全头盔。”因此受害人应为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2、受害人作为成年人，其在乘坐张信东摩托车时，已知悉张信东喝过酒，也应意识到此时乘坐张信东驾驶车辆的危险性，但其在有诸多选择出行方式的情况下仍选择乘坐，受害人应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受害人平时是摩的司机，应知未挂牌的车辆不能上路行驶。事故当晚，张信东驾驶的摩托车没有挂牌上路行驶，受害人明知该情形仍然乘坐，主观上亦有过错。基于受害人的以上过错，应减轻张信东30%的赔偿责任。三、受害人陈爱花为好意同乘者，对张信东诉求的精神损害赔偿不应支持。受害人与张信东相熟，事故当晚受害人请求张信东用摩托车载她到海裳区林旺游玩，张信东是无偿搭载，受害人是好意同乘者。好意同乘者毕竞是无偿搭车，出了交通事故若让驾驶者承担与有偿搭乘者一样的责任，对于驾驶者不公平。尤其是在我国保险制度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更是会加重驾驶者的负担。张信东本是助人为乐的无偿行为，故对于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不应支持。四、一审判决对误工费及交通费的认定于法无据，依法应不予支持。1、关于误工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由此可知，误工费是指受害人受伤而导致的经济补偿，亲属因办理丧事造成的误工损失已包含在丧葬费中。一审判决将受害人的直系亲属作为误工费认定的主体，与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严重不符。2、关于交通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原审判决却错误地将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费用认定为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交通费。其实，在办理丧葬事宜所产生的费用，在丧葬费中已包含，不应另行重复计算。可见，张信东对受害人依法承担的各项人身损害赔偿应为：死亡赔偿金66744元（8343元/年×20年×40%)和丧葬费9114.6元（45573元/年×6个月×40%)。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错误。为维护张信东的合法权益，恳请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辩称，一、受害人陈爱花为城镇户口，证据充分，真实有效。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全家所在的三亚南田农场，于2004年根据政府规划已经全部划转为城镇户口，该行为是政府行为且为客观事实。虽然“经市公安局审批，农转非”的文字出现在住址变动栏，但却是真实的记录。该文字也是2004年公安户籍工作人员所写。农场在2012年时曾经办理新户口簿的换发手续，但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家庭没有去办理。至于2015年6月5日新办理的户口本，是因为董亚取去公安户籍为母亲陈爱花销户时，户籍部门一并办理的新户口簿，与何时农转非无关。最重要的是，本案立案后，董亚取到公安户籍部门问询户口事宜，公安部门即向答辩人说明了早在2004年全农场就己经农转非的事实，并予以签字盖章证明。张信东认为此证据不是真实有效的，完全可以去公安部门落实。其不履行证据抗辩义务，却主张原始证据无效，是不成立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以城镇户口计算赔偿金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二、张信东称应减轻其责任的主张不成立。1、张信东以受害人未配戴安全头盔为由，主张受害人应为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不但不能成立，相反，应加重张信东的责任。张信东是车辆的所有者和驾驶者，正如其引用的《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配备安全头盔是张信东的义务和责任，在其为他人提供运输服务，不论该服务是有偿还是无偿，不论是否有运营资质，都应当为搭乘者提供安全头盔，提供相应的安全条件。但其并没有履行该义务。事故发生后却反过来说受害人没有配戴头盔，显然是在逃避责任。法院如支持这样的主张，则不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机动车运营者应承担的法定安全义务。2、至于张信东主张受害人知悉其喝过酒且未挂牌上路行驶，并以此减轻其责任也不应成立。首先，张信东没有证据支持其主张。其次，机动车应当挂牌行驶，驾驶员不得酒后驾车，都是法律明文规定。基于社会一般信任原则，包括受害人在内的任何搭乘者，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在乘坐任何交通工具时先去调查其驾驶员是否饮酒或是否具备行车资格。因此，张信东基于以上理由主张减轻30%的赔偿责任不成立。三、张信东以受害人是无偿搭载为由，认为其不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主张不成立。首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已确定张信东的过错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是其承担责任的基础与根本。其次，张信东主张受害人与其相熟，系无偿搭载，没有证据支持，无法得到法律上的认可。第三，受害人的死亡，给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家庭带来了感情上和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和伤害。人民法院判决张信东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既符合人之常情，更符合法律规定。所以，法院根据事实与法律判决上诉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合情、合理、合法。四、张信东主张一审判决误工费与交通费于法无据，是因为张信东没有注意到相关法律规定。关于误工费和交通费，张信东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但该部分条款主要是规定受害人本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在受害人死亡的情况下，根据该司法解释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了赔偿费用包括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法院在判决书后面也附录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张信东所说的于法无据，仅是其自己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认为，本案证据确凿充分真实有效，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准确，应依法驳回张信东的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吕建森认可张信东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吕世佼对张信东的上诉请求无意见。
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吕建森、张信东、张雷鸣、白克谦、吕世佼共同赔偿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各项损失总计人民币：539530.53元（其中：死亡赔偿金：458580元；丧葬费：22786.5元；误工费5524.03元；交通费26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张信东在其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吕建森、张雷鸣、白克谦责任范围内的赔偿金额，由吕建森、张雷鸣、白克谦、吕世佼承担连带责任。3、案件受理费全部由吕建森、张信东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16日20时50分许，张信东驾驶搭载陈爱花的无牌号铃木牌普通二轮摩托车从藤桥往林旺方向行驶，途经三亚市国道223线283KM+100m路段时，适遇吕建森、张雷鸣、白克谦三人共同推行装载两块钢板（钢板面积120cmX600cm)的人力手推车在前同方向行走，导致张信东驾车冲上钢板凌空飞跃撞倒在地上，造成陈爱花当场死亡，张信东受伤及车辆部分损坏的一般道路交通死亡事故。肇事二轮摩托车未购买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2015年6月21日，交警支队作出三亚公交认字[2015]第00018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发生的原因作出了如下分析：张信东无机动车驾驶证酒后驾驶安全设施不全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吕建森、张雷鸣、白克谦三人共同推行非机动车时未按规定载物的违法行为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陈爱花无违法过错行为。交警支队认定张信东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吕建森、张雷鸣、白克谦二人共同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陈爱花无事故责任。另查，吕建森是吕世佼的父亲，家庭经营三亚海棠湾诚城建筑机械销售店。事故发生时，张雷鸣、白克谦无偿帮吕建森搬家。事故发生后，吕建森向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支付了赔偿款30000元。再查，经三亚市公安局审批，陈爱花的户口性质于2004年12月份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一审法院认为，交警支队作出的三亚公交认字[2015]第00018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依法予以采信。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酌定张信东承担事故损失70%的赔偿责任，吕建森、张雷鸣、白克谦一方承担事故损失30%的赔偿责任。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主张吕建森、张雷鸣、白克谦系吕世佼的雇佣员工且事故发生时在从事雇佣活动，与事实不符。吕世佼不是事故的侵权人，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依法不承担事故损失的赔偿责任。吕建森作为被帮工人，依法应对张雷鸣、白克谦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未提供证据证明张雷鸣、白克谦在事故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主张张雷鸣、白克谦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参照海南省公安交通警察总队《关于2014-2015年度海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和计算标准的通知》，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的赔偿项目及数额具体计算如下：1、丧葬费。本院确认丧葬费按照职工年平均工资45573元/年的标准，计6个月，为22786.5元。2、死亡赔偿金。本院确认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573元/年的标准计算，为458580元（22929元/年×20年）。3、因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作为受害人陈爱花的直系亲属，主张因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合理。因三人未提供工作收入情况证明，本院酌定误工费参照居民服务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28771元/年计算，计7天，为1678.31元（28771元/年+360天/年×7天×3)。4、因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交通费系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必要支出，酌定交通费为8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受害人陈爱花的死亡，给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陈爱花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理。以上费用共计533344.81元(22786.5元+458080元+1678.31元+800元+50000元），由张信东承担373341.37元（533344.81元×70%)，由吕建森承担160003.44元（533344.81元×30%)。因吕建森已支付30000元，还应支付130003.44元。判决：一、张信东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因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因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73341.37元；二、吕建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因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因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30003.44元；三、驳回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95元（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已预缴），由张信东负担6363元，由吕建森负担2125元，由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共同负担707元。
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陈爱花是否为非农业户口，其损失应当如何计算；2、两上诉人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所承担的责任比例应当是多少；3、被上诉人的精神抚慰金是否过高；4、被上诉人的误工费和交通费认定是否有误。
关于陈爱花是否为非农业户口，其损失应当如何计算的问题。经三亚市公安局审批，陈爱花的户口性质已于2004年12月份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两上诉人均不认可该客观事实，主张应按照农业户口的标准进行损失的计算，依法不予采纳。一审判决中的丧葬费按照职工年平均工资45573元/年的标准，计6个月，为22786.5元，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573元/年的标准，为458580元（22929元/×20年），计算标准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两上诉人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所承担的责任比例应当是多少的问题。交警支队作出的三亚公交认字[2015]第00018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本案中两被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此交通事故认定书，故一审法院依据该事故认定书酌定张信东承担事故损失70%的赔偿责任，吕建森、张雷鸣、白克谦承担事故损失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依法应予支持。吕世佼不是事故的侵权人，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依法不承担事故损失的赔偿责任。事故发生时，张雷鸣、白克谦无偿帮吕建森搬家，根据上述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吕建森作为被帮工人，依法应对张雷鸣、白克谦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吕建森主张依法改判其承担10%的赔偿责任，上诉人张信东主张减轻其30%的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的精神抚慰金是否过高的问题。受害人陈爱花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其死亡给董成忠、董亚取、董芳何造成了精神上的伤痛，一审判决支持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的误工费和交通费认定是否有误的问题。上诉人张信东主张受害人陈爱花的亲属因办理丧事造成的误工费及交通费均应包含在丧葬费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所支出的交通费与误工损失并不包含在丧葬费中。张信东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酌定误工费参照居民服务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28771元/年计算，计7天为1678.31元（28771元/年÷360天/年×7天×3），交通费酌定为800元均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吕建森与张信东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95.62元（吕建森已预缴2433.38元、张信东已预缴5762.24元），由吕建森承担2433.38元，张信东承担5762.2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尹合欢
审判员 左家锋
审判员 王晓艳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
书记员 符雅慧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