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5民初17649号
原告：闵某1，男，1965年5月26日生，住山东省临沂市。
原告：闵某2（闵某1之养女），女，2009年8月26日生。
法定代理人：闵某1，同上。
原告：霍聚修（闵某1之岳父），男，1942年10月3日生，住山东省临沂市。
原告：邵士英（闵某1之岳母），女，1938年7月7日生。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霍雁军，男，1971年9月5日生，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干部，住山东省费县。
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京顺东街*号。
法定代表人：李昂，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丙伟，男，1982年4月21日生，满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医患关系办公室科员，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宿舍。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健，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闵某1、闵某2、霍聚修、邵士英与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以下简称地坛医院）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闵某1、闵某2、霍聚修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霍聚修，被告地坛医院的委托代理人金丙伟、郑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闵某1、闵某2、霍聚修、邵士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地坛医院与原告闵某1、霍聚修、邵士英于2015年9月17日达成的医调字第T7604号调解协议书无效。事实和理由：1、协议漏列主体患者霍保翠的女儿闵某2，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2、原告闵某1受被告地坛医院的引诱、胁迫，哄骗原告霍聚修、邵士英的身份证办理假委托手续，原告霍聚修、邵士英实际并未签字授权委托闵某1作为代理人签署调解协议，调解协议上霍聚修和邵士英的签字和指纹都是闵某1的侄子霍连辉的。3、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医调委）的人民调解员没有遵守职业道德，没有遵循自愿、合法、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调解，而是单方帮着医院，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责任、赔偿范围的情况下违法调解、乱调解。4、该调解协议显失公平，患者霍保翠实施手术前，发育正常，营养良好，表情自如，神志清楚，精神正常，查体合作，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良好，短短几天，就失去了鲜活、宝贵的生命，人死不能复生，地坛医院仅赔偿五万元就解决了此事，愚弄纯朴、善良、憨厚的沂蒙老区的农民，且调解协议未得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司法确认。5、协商的过程中，地坛医院千方百计使用引诱、胁迫的手段，神经科主任冯恩山与原告闵某1套近乎，称自己是山东青岛的老乡，如果不是老乡，5万元也赔不了，还称他听安排，如果原告方家庭困难，可以动员科里捐款。在场的保安也恐吓闵某1，让其听安排、别闹事，否则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综上，北京市医调委于2015年9月17日出具的医调字第T7604号调解协议书严重违法、显失公平，严重损害了四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被告地坛医院辩称：不同意原告方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1、原告方未提供合法证据证明闵某2的身份，不属于遗漏当事人。2、委托书是闵某1提供的，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我们有理由相信是委托人本人签署，原告方也无证据证明相关签字非本人所签。3、调解协议是在第三方北京市医调委的主持下达成的，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因此调解协议是有效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闵某1、闵某2、霍聚修、邵士英提交了调解协议书，证明遗漏未成年人闵某2，侵害了其合法权益，签订调解书时，闵某1未获得霍聚修和邵士英的授权委托，北京市医调委未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未说明5万元赔偿的具体是什么钱。被告地坛医院认可调解协议的真实性，认为调解协议是合法有效的。
原告闵某1、闵某2、霍聚修、邵士英提交了1.临沂市兰山区汪沟镇闵家寨村民委员会2015年10月8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兹有我村村民闵某1、霍保翠夫妻在其子闵强因车祸死亡后，又养有一女孩，名闵某2，2010年8月26日出生，特此证明；2.临沂市兰山区汪沟镇闵家寨村民委员会2015年12月14日出具的证明，并加盖临沂市公安局汪沟派出所公章，内容为：兹有我村村民闵某1与霍保翠在2009年8月26日共养一女闵耀，特此证明；3.临沂市兰山区汪沟镇闵家寨村民委员会2016年1月30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兹有我村村民闵某1与霍保翠，在2009年8月26日共养一女闵耀，又名闵某2，乳名耀耀。特此证明；4.2016年2月1日临沂市公安局汪沟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今有我所辖区居民闵某1，身份证号：×××，前往我所办理情况说明。现将我所调查情况作如下说明：经我所询问闵某1，其本人介绍曾于2009年8月26日捡拾一女孩，取名闵耀。本村村民闵凡岭与闵凡顺均证实此事。后经我所向村委了解情况，闵某1确收养一女，取名闵耀。现因闵耀未办理相关落户手续，其“又名闵某2，乳名耀耀”的情况我所并未掌握。关于“又名闵某2，乳名耀耀”的情况以本人与村委说明为主要依据，我所无法对此进行相关证实。特此说明。备注：原2015年12月14日开具说明作废，以现有说明为准；5.闵耀的户口本原件1册（内容显示与户主关系：非亲属，出生日期：2009年8月26日），证明闵某2的主体身份情况。
被告地坛医院认可户口本的真实性，但对证明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没有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收养关系，且户口本上闵某2的出生日期是2009年，但证明上的出生日期是2010年。原告闵某1、闵某2、霍聚修、邵士英称闵某2的实际出生时间是2010年8月26日，办理户籍登记时，报的出生时间有误，公安机关按照其上报的时间办理的户籍登记。
原告闵某1、闵某2、霍聚修、邵士英还提交了录音光盘一张及2015年9月4日的医疗纠纷投诉谈话记录复印件1页，证明双方发生纠纷后，被告地坛医院的主任冯恩山怕事态扩大，跟患方说让主要领导来，结果只有刘爽过去，且谈话记录也是在患方强烈要求下才记的。被告地坛医院不认可录音的真实性，录音也证明不了是在地坛医院胁迫下达成调解协议的，且霍雁军也参与了后两次的协商，霍雁军是法院工作人员，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医患沟通过程中不存在欺骗、胁迫的情况。
经询，被告地坛医院称从签订调解协议直到去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之前，原告方并未向其说明有闵某2这个养女的情况，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时，法官询问有无其他继承人时，原告方才称还有一个养女闵某2，但没有办理收养手续，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称没有收养手续，可以不列为原告之一，但其不同意，所以没有进行司法确认。但原告闵某1、闵某2、霍聚修、邵士英不予认可，称地坛医院的医生都知道霍保翠的家庭情况，还知道霍保翠和闵某1有一个儿子闵强因车祸去世，在北京市医调委进行调解时，其已经向北京市医调委和地坛医院说明了闵某2的情况，但因当时没有办理收养手续及户口，没有提供身份证明，且闵某1也没有义务向医院提供。
庭后，原告闵某1、闵某2、霍聚修、邵士英提交了临沂市兰山区汪沟镇闵家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我村村民闵某1曾于2015年10月8日、2015年12月1日、2016年1月30日来我村委开具养有一女孩闵耀（又名：闵某2）的证明，其中2015年10月8日开具的证明有笔误，闵某2出生年份误写为2010年，应为2009年。
经审理查明：原告霍聚修与邵士英系夫妻关系，患者霍保翠系原告霍聚修与邵士英之女，原告闵某1与患者霍保翠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闵强，于2009年10月19日去世。原告闵某2系闵某1与霍保翠之养女，但未办理收养手续，闵某2与闵耀为同一人。
2015年8月24日，患者霍保翠到被告北京地坛医院治疗，经检查为“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于2015年8月28日行手术治疗。2015年9月3日，霍保翠死亡。医患双方由此发生医疗纠纷。
2015年9月16日，霍聚修、邵士英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闵某1在霍保翠与北京地坛医院的医疗纠纷调解案中作为其二人的调解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兹委托闵某1在霍保翠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医疗纠纷解案中，作为我的调解代理人。其委托代理权限为：陈述事实，参加调解，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求，代为领取医疗纠纷调解赔偿款等事宜。委托人：霍聚修，邵士英受托人：闵某1。霍聚修、邵士英、闵某1三人的名字上均摁有手印。原告闵某1、闵某2、霍聚修、邵士英称，授权委托书上霍聚修、邵士英的签字和指纹实际为闵某1的侄子霍连辉的，闵某1的签字和指纹是闵某1的。被告地坛医院称授权委托书是闵某1提供的，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医院只能认为是真实的。
2015年9月17日，闵某1、霍聚修、邵士英与地坛医院在北京市医调委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并出具医调字第T7604号《调解协议书》，内容为：患者霍保翠，女，48岁，因“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于2015年8月25日入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3天后行枕下后正中入路枕骨大孔减压+硬膜扩大修补术，术后15小时患者饮水后出现呛咳造成病情变化。9月3日，患者经抢救无效后死亡。由此引发医疗纠纷，并申请调解。经协商，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本协议签字并经司法确认后十五个工作日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一次性赔偿闵某1，霍聚修，邵士英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50000元，大写伍万元整。二、本协议签字后生效，霍保翠与北京地坛医院医疗纠纷终结，双方不再追究对方责任，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不得实施有损对方声誉的行为。如因该协议内容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双方愿意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
经询，原告闵某1、闵某2、霍聚修、邵士英不申请就授权委托书上霍聚修、邵士英的签字和指纹是否为霍聚修和邵士英的进行鉴定，亦不申请被告地坛医院针对患者霍保翠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及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责任程度进行鉴定。
本院认为，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一）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
本案中，原告闵某1、闵某2、霍聚修、邵士英以“1.遗漏主体闵耀；2.闵某1未获得霍聚修、邵士英授权；3.北京市医调委调解程序违法，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赔偿范围的情况下，单方帮着医院违法调解；4.调解协议内容违法，未写明赔偿的5万元具体是什么费用；5.违反公平原则，5万元调解数额过低，未得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司法确认；6.地坛医院采用引诱、胁迫的手段，逼迫原告方签署调解协议；7.地坛医院一开始说赔偿闵某1、霍聚修、邵士英每人5万元，签订的调解协议却写总共5万元”为由主张调解协议无效，但原告闵某1、闵某2、霍聚修、邵士英并不申请就霍聚修、邵士英在授权委托上签字和指纹是否是霍聚修和邵士英本人的进行鉴定，亦不申请就被告地坛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责任程度进行鉴定，结合本案证据，本院难以认定原告闵某1、闵某2、霍聚修、邵士英主张的授权委托书上霍聚修、邵士英的签字和指纹系虚假的以及调解协议约定的5万元的赔偿数额过低的情形。原告闵某1、闵某2、霍聚修、邵士英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北京市医调委的调解程序违法、调解协议是在地坛医院的胁迫下签署的。此外，遗漏主体闵耀也并非调解协议无效的法定事由，故对原告闵某1、闵某2、霍聚修、邵士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闵某1、闵某2、霍聚修、邵士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25元，由原告闵某1、闵某2、霍聚修、邵士英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晓东
人民陪审员 张 静
人民陪审员 杨占珍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