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黔0324行初11号
原告王晓容，女，1962年8月12日出生，仡佬族，中专文化，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退休人员，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张云，系贵州厚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蛟，系贵州厚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务川县人社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6009526287K。地址：务川自治县新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马永康，系务川县人社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建红，系务川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
第三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务川县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0326429490479T。地址：务川自治县都濡镇车站路。
法定代表人谢昭华，系务川县医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付体菊，女，系务川县医院人事科科长。
第三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以下简称“务川县公安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6009526594C。地址：务川自治县丹砂街道办事处公安支路。
法定代表人王益彬，系务川县公安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何毅，系务川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
原告王晓容不服被告务川县人社局作出的务人社退[2017]50号《务川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王晓容同志退休的通知》的附件《行政干部、机关工人退休待遇审核名册》中对其工龄认定的行政行为，于2018年1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同年1月29日向被告务川县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务川县医院、务川县公安局是先后的用人单位，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晓容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云和杨蛟、被告务川县人社局的副局长田勇（副职负责人）、委托代理人吴建红，第三人务川县医院的委托代理人付体菊、务川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何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务川县人社局于2017年9月27日作出务人社退[2017]50号《务川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王晓容同志退休的通知》，其附件《行政干部、机关工人退休待遇审核名册》中对王晓容的“退休时实际折算工龄”认定为37年。
原告王晓容诉称：原告于1979年1月在务川县医院当临时工。1980年1月，根据当时的就业政策，其得到了政府分配给公安局解决子女的就业指标，并在当临时工的务川县医院转为正式职工。指标虽然是政府分配给公安局的，但其成为正式工人的岗位却是在当临时工的单位，工资也是由当临时工的单位登记造册报送原劳动局审批后发放，故被告认为其成为正式工人系务川县公安局于1979年12月履行上报审批手续，因而认定其是务川县公安局的工人没有事实根据。
根据1964年《劳动部工资局关于临时工被录用为长期工后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64）中劳薪字第344号规定，临时工最后一次在本单位当临时工的连续工作时间可以与录用为长期工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连续工龄。1980年7月19日《国家劳动总局办公室关于“亦工亦农”工人被招工、顶替后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明确：关于在本单位做“亦工亦农”工期间，经招工、顶替后仍在本单位的工龄计算问题，我们同意你局意见，可以参照临时工转正的有关规定办理，即：招工、顶替前最后一次在本单位当“亦工亦农”工的连续工作的时间，可以与被录用为固定工以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原告在务川县医院当临时工的工作时间1979年1月，在1987年11月23日的工资花名册中由所在单位报送原务川劳动局审查后，在工资花名册上加盖公章予以审批，因此原告的工作时间自1979年1月起算，自工龄更正后，我所在单位发放工资花名册中均记载的工作时间为1979年1月，故原告2017年9月退休时工龄应为38年。
被告以1987年档案材料工资花名册中的工龄记载不是由其审批形成、不予认可的意见没有依据。首先，原告的工龄更正是由所在单位以集体方式报送的，没有原务川劳动局的同意，原单位想单方集体更正工龄在审核时就不会通过，更不用说原劳动局还会通过审核并在工资花名册上盖章确认，只是审批方式并不是被告要求的规范，被告不能以现在的标准来规范和改变原有的更正材料。对当时以集体方式更正工龄的审批方式应由被告举证，而不是要求原告提交审批手续。其次，务川县医院临时工涉及更正工龄的人多，与原告同期的工龄更正在劳动局档案资料1987年11月23日的工资花名册中均有记载。再次，原告在1991年3月前从未在务川县公安局上班，也未领取过工资，原告是在1991年3月才从都濡卫生站调入务川县公安局，并非自1980年就在务川县公安局工作。
在被告作出退休通知前，原告就提出过工龄认定的问题，并将查阅的相关档案资料提交被告，但被告仍不予认定原告38年的工龄。由于被告没有告知复议权、复议机关、复议期限，原告于2017年10月13日通过信访途径反映，其受理后仍然作出违背事实的意见。
综上所述，被告认定原告1980年成为正式工人的工作单位为务川县公安局的事实是错误的，导致其认为原告的工龄也是错误的，请求撤销被告务川人社局作出的务人社退[2017]50号《务川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王晓容同志退休的通知》中认定原告工龄的行政行为。
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王晓容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号证据-81年劳动局档案资料（实际为：务川县劳动局档案室的1981年的档案封面一份一页、《一九八X年职工转正、定级登记表》一份一页）。拟证明原告成为正式职工的工作单位是务川县医院。
2号证据-
职工工龄计算手册（实际为：《职工工龄计算实用手册》封面一份一页；（64）中劳薪字第344号《劳动部工资局关于临时工被录用为长期工后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一份一页）。拟证明工龄更改有政策依据。
3号证据-87年劳动局档案资料（实际为：务川县劳动人事局档案室的《1987年党政群区（镇）企事业单位工人花名册》封面一份一页；1987年11月23日的《工人花名册》一份一页）。拟证明工龄已于1987年11月23日更改并经劳动局盖章认可。
4号证据-《调动人员供给介绍信》一份一页。拟证明原告于1991年3月正式调入务川县公安局，之前在县医院工作。
5号证据-《务川县公安局工资发放花名册》一份一页。拟证明原告1991年4月的工资已由务川县公安局发放。
6号证据-《贵州省国家机关行政人员工资套改花名册》一份两页。拟证明原告的工龄（工作时间）为1979年1月。
7号证据-
务人社退[2017]50号《务川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王晓容同志退休的通知》及其附件《行政干部、机关工人退休待遇审核名册》一份两页。拟证明被告错误将原告的工龄认定为37年。
8号证据-务人社信复[2017]10号《关于务川县公安局王晓容同志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一份三页。拟证明被告仍错误维持原告的工龄为37年。
9号证据-
务川县招工表册一份两页（其中一页为封面）。拟证明原告于1979年取得务川县政府分配给务川县公安局解决子女就业的指标，1980年3月正式办理就业手续，就业单位为卫生系统的事实。
10号证据-
务川县事业单位职工套改工资花名册一份两页（其中一页为档案卷宗外页，另一页实际为《贵州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报批花名册》）。拟证明原告参加工作的时间是1979年1月。
11号证据-
务川县一九八〇年招工花名册一份三页（其中一页为档案卷宗外页、一页为封面）。拟证明原告于1979年取得政府分配给务川县公安局解决子女就业的指标，1980年3月正式办理就业手续，就业单位为卫生系统的事实。
被告务川县人社局辩称：2017年9月，务川县公安局按黔人社厅发[2016]31号文件要求，向我局呈报王晓容的退休审批资料。同年9月26日，我局审定后按程序下发务人社退[2017]50号关于王晓容同志退休的通知。王晓容对“退休时实际折算工龄37年”不服，要求确认其1979年1月至1979年12月在务川县医院做临时工期间的事实，认定其参加工作时间为1979年1月，工龄应为38年。被告认为原告的请求依据缺乏，且无政策依据支持。
1、临时务工与招工单位不是同一单位，认定连续工龄无据。办理涉及人事相关事宜的信息均来源于个人档案。经查王晓容个人档案，除王晓容自己在简历中有1979年1-12月在务川县医院当临时工的记载外，无务川县医院临时工的资料，首次参加工作资料为“招收职工推荐表”，该表记载，1979年12月经报当地革委即县直属机关党委同意，务川县公安局报务川县劳动局审批招收为工人，1981年1月在县医院转正定级，1993年12月经遵义市人事局审批，吸收录用为务川县公安局干部，2017年9月退休。因此，王晓容系招工取得工作，并且工作单位为务川县公安局，工作时间为1979年12月。
2、工龄连续计算政策明晰，原告情形与之不符。1964年《劳动部工资局关于临时工被录用为长期工后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64）中劳薪字第344号规定，临时工最后一次在本单位当临时工的连续工作的时间可以与被录用为长期工以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1980年7月19日《国家劳动总局办公室关于“亦工亦农”工人被招工、顶替后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明确：关于在本单位做“亦工亦农”工期间，经招工、顶替后仍在本单位的工龄计算问题，我们同意你局意见，可以参照临时工转正的有关规定办理，即：招工、顶替前最后一次在本单位当“亦工亦农”工的连续工作的时间，可以与被录用为固定工以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王晓容被务川县公安局招录为工人之前没有在务川县公安局当临时工，要求合并计算工龄的诉求不符合工龄连续计算政策。
3、招工后工作单位变更清楚，认定连续工龄无据。原告1981年在务川县医院进行了转正、定级，只能说明申报原告转正、定级单位是县医院，不能说明原告是在县医院顶替招工，也不能把务川县公安局招工的时间与原告陈述自己顶替前在县医院当临时工的时间视为连续工龄。无论原告于1979年1月至1979年12月在务川县医院当临时工是否属实，都不符合连续工龄认定政策。
4、干部自行填写的经历仅供参考，组织人事部门能否认定有工作规则。根据1980年9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改变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近来，有的干部在填写《干部登记表》时，自行改变提前了自己“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这是不对的。改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必须由组织、人事部门根据规定和干部的具体情况，加以审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批准，方能有效。原告提到的“干部履历表、招工推荐表”等虽有经历记载，但不属于组织、人事部门对其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材料，因此不能成为改变参加工作时间的依据。
5、工龄认定的工作规则自上而下，地方不能突破。招工、以工代干政策具时代特征，涉及到的人员群体不限于原告等人，干部档案管理和工龄认定是严肃的干部人事工作，若因个别同志的个人利益需求予以突破，将给地方政府和人事工作带来较大冲击，以往按政策平稳退休的同类型人员将极不稳定。
综上所述，务人社退[2017]50号文件中对王晓容同志参加工作时间认定和工龄计算符合政策规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务川县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
1号证据-
务人社退[2017]50号《务川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王晓容同志退休的通知》及附件《行政干部、机关工人退休待遇审核名册》、《贵州省机关工作人员退休（职）养老金审批表（老办法）》各一份一页。拟证明王晓容退休时间及其工龄为37年的养老金待遇。
2号证据-《干部出生时间、参加工作时间确认登记表》一份一页。拟证明经人事部门确认，王晓容参加工作时间为1979年12月、出生时间为1962年8月。
3号证据-
黔人社厅发[2016]31号《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办理退休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一份十八页。拟证明办理王晓容退休相关问题的合法性，填表说明对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有要求。
4号证据-《招收职工推荐表》一份三页。拟证明王晓容系1979年12月，经务川县直属机关党委同意，招工进入务川县公安局。
5号证据-《国家劳动总局办公室关于“亦工亦农”工人被招工、顶替后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一份一页；（64）中劳薪字第344号《劳动部工资局关于临时工被录用为长期工后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一份一页。拟证明招工单位与临时工作单位不一致，不能连续认定工龄。
6号证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改变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关问题的通知》（节录）一份一页。拟证明所在单位及个人在相关资料上自行填写的工作时间及出生时间，未经组织人事部门审议，不能作为认定依据。
务川县人社局表示其提交的5-6号证据，亦是其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
第三人务川县医院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没有参诉意见，在最后陈述时，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第三人务川县医院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第三人务川县公安局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没有参诉意见，在最后陈述时，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第三人务川县公安局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方出示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告方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原告招工安排在务川县医院工作，不能证明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79年1月。第三人务川县医院、务川县公安局对原告出示的证据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原告方认为被告1号证据是被诉行政行为的载体，不属于证据范畴；1号证据中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对被告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恰恰能够证明原告参加工作的时间是1979年1月；对3-6号证据均无异议，认为4号证据加盖了相关单位的印章，能够证明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为1979年1月。第三人务川县医院、务川县公安局对被告出示的证据及证明目的、适用的政策依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确认原告1号、3-6号、8-11号证据的真实性；2号证据系政策依据，不属于证据范畴；7号证据系被诉行政行为的载体，不属于证据范畴。被告务川县人社局1号证据中的证据，系被诉行政行为的载体，不属于证据范畴；其证据系根据证据所核定原告工龄为37年的养老金待遇，显然不具有证据效力；被告不能通过自己出具证明的形式，证明自己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故务川县人社局2号证据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明效力；确认4号证据的真实性；3号、5-6号证据属于政策依据，不属于证据范畴。
经审理查明，1980年1月，原告王晓容经务川县公安局推荐、中国共产党务川县直属机关委员会同意、原务川县劳动局审批，同意招收王晓容参加工作。在《招收职工推荐表》上，王晓容的本人简历一栏中填写有“1979.1-1979.12，在务川县医院做另工（应为临时工）。证明人为何治碧，务川县医院”。
1981年1月，原告王晓容在县卫生院（应为务川县医院）转正。1987年11月23日的《工人花名册》上记载，王晓容的工作单位为“卫生管理站”，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为“1979年1月”。同时，1986年7月7日，经务川县医院填报、主管单位务川县卫生局审核、务川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办公室审批的《贵州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报批花名册》，以及1994年的《贵州省国家机关行政人员工资套改花名册》上，王晓容参加工作的时间，亦登记为1979年1月。1991年3月29日，原告王晓容由都濡卫管站（应为都濡镇卫生管理站）调入（务川）县公安局。
原告王晓容在务川县公安局工作到2017年9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其所在单位务川县公安局向被告务川县人社局申报退休，被告务川县人社局于2017年9月27日作出务人社退[2017]50号《务川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王晓容同志退休的通知》，其附件《行政干部、机关工人退休待遇审核名册》中对王晓容的“退休时实际折算工龄”认定为37年。
原告王晓容不服被告务川县人社局的工龄认定，通过信访渠道进行反映，务川县人社局于2017年12月8日对王晓容的信访事项进行回复，对信访人（王晓容）提出的确认1979年1月至1979年12月在务川县医院做临时工的事实，认定其参加工作时间为1979年1月，工龄更改为38年的信访问题不实，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的规定，务川县人社局具备对工龄进行确认的行政职权。
根据（64）中劳薪字第344号《劳动部工资局关于临时工被录用为长期工后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关于临时工在本单位工作期间被本单位录用为长期工后的工龄计算问题，同意你局意见，即这些临时工最后一次在本单位当临时工的连续工作的时间，可以与被录用为长期工以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的规定，王晓容在被招工前，也即1979年1月至1979年12月，是否在务川县医院当临时工？王晓容被招收为务川县医院的工人？还是招收为务川县公安局的工人？上述问题涉及到王晓容的连续工龄计算问题，即是本案争执的焦点。
在本案中，被告务川县人社局提供的事实证据只有《招收职工推荐表》，仅能证明务川县公安局作为推荐单位，根据当时的政策，参加招工就业，中国共产党务川县直属机关委员会同意该次招工、务川县公安局同意王晓容为招工对象、原务川劳动局表示“同意招收”，因而王晓容获得了招工名额。但是，王晓容获得了招工名额。但是，王晓容作为务川县公安局干部的子女，根据当时的政策，被务川县公安局推荐参加工作，并不必然到务川县公安局工作，应当由当地劳动部门统一安排，且《招收职工推荐表》并没有明确被招收人王晓容的工作单位。被告务川县人社局虽然在庭审中称王晓容招收为工人后，应当到务川县公安局工作，但也明确表示不清楚王晓容是否在务川县公安局工作，也不清楚王晓容何时在务川县医院工作，但承认王晓容于1991年3月才调入务川县公安局。
对于王晓容1979年1月至1979年12月，题？被告务川人社临时工的问题？被告务川县人社局虽表示不清楚，但在庭审中认可王晓容的简历上有记载，也不能解释王晓容为何在务川县医院工作并于1981年在务川县医院办理了转正手续。第三人务川县医院虽表示具体不清楚，但认为从简历上看，应该在务川县医院当临时工。根据相关政策，职工参加工作一年后，经考核合格，才能转正、定级，而王晓容1981年在县卫生院（应为务川县医院）转正。
综上所述，被告务川县人社局作出的务人社退[2017]50号《务川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王晓容同志退休的通知》的附件《行政干部、机关工人退休待遇审核名册》中，对王晓容“退休时实际折算工龄”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原告王晓容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9月27日作出的务人社退[2017]50号《务川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王晓容同志退休的通知》的附件《行政干部、机关工人退休待遇审核名册》中对王晓容“退休时实际折算工龄”认定为37年的行政行为。
二、责令被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重新对原告王晓容的工龄（退休时实际折算工龄）进行认定。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再庆
审 判 员 焦 苑
人民陪审员 张智涵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胡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