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72民初1282号
原告：孙志力，男，1974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怀，石狮市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红，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蔡奇炳，男，195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辉灿，福建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志力与被告蔡奇炳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原告于2017年11月16日起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0日立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于2017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红、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颜辉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87，351.2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告后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减少为：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50，020.71元。损失具体构成为：1、医疗费23，189.83元（住院期间医疗费被告已经支付，出院后医药费2，032.1元原告自行垫付）；2、误工费33，613.8元；3、护理费19，695.53元；4、交通费300元；5、残疾赔偿金72，028.6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7、住院伙食补助费700元；8、营养费3，000元；9、后续治疗费6，000元；10、鉴定费2，600元；11、残疾辅助器具费925元（轮椅费860元、不锈钢拐杖65元）；12、被扶养人生活费3，125.69元。以上合计171，178.44元，扣除医疗费用中被告已支付的21，157.73元之后为150，020.71元。原告起诉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为:原告孙志力于2016年10月份，受雇于被告蔡奇炳，到被告所有的“闽狮渔07125”渔船从事打渔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口头约定原告的工资为470元一天。2016年12月12日晚9时许，原告在“闽狮渔07125”渔船上工作时不幸滑倒摔伤。到2016年12月14日，船舶回港后，原告才被送到石狮市赛特医院检查，经检查后，由于伤情严重，第二天即转入泉州180部队医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头下型。在泉州180医院经手术住院治疗14天后出院，现休养中。原告所受的伤，于2017年10月24日，经福建三晋司法鉴定所鉴定为：1、被鉴定人孙志力所受损伤构成十级伤残；2、被鉴定人孙志力的误工期为240日；3、被鉴定人孙志力的护理期为120日；4、被鉴定人孙志力后续治疗费评估为6，000元。
被告辩称：（一）原告是为了拣海马而受伤的，而根据渔民的捕捞惯例，海马是归拣得者所有的，并不归船主所有，故原告并不是因工作的原因受伤的，其在工作时未能注意自身安全，分散注意力拣海马，本身存在重大过错，其应对自身所受的伤害承担主要的责任；（二）对于原告诉求的项目及金额，存在不符合规定的地方：１、关于医疗费，住院的相关费用已由被告支付，合计为21，166.73元。出院后的费用没有相关的病历印证，有的也没有体现日期，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能认定；对于药店的外购药，没有外购的医嘱，与本案的关联性也不能认定；２、误工费，因厦门海事法院管辖范围主要为福建省的海事案件，且厦门海事法院位于福建省，而原告并不在厦门居住，故本案的相关标准应以福建省的相关数据计算。原告虽为城镇户籍，但其从事渔民工作，误工费应按福建省上一年度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51，121元/年计算，为51，121÷365*240=33，614元；３、护理费，其住院期间可按全部护理依赖计算，共住院14天，其余时间应参照其伤残等级认定为部分护理依赖，由于其伤残等级为十级，护理依赖按10%计算。标准按福建省上一年度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51，121元/年计算，护理费为：（51，121÷365*14）+（51，121÷365*106）*10%=3，445.42元；４、交通费，原告未能提供票据，酌情按200元计算；５、残疾赔偿金，按福建省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为14，999.2元/年*20*10%=29，998.4元；６、精神损害抚慰金按4，000元计算；７、住院伙食补助费可按原告的诉求700元计算；８、营养费，原告总的医疗费用约为两万余元，营养费按2，000元计算较为合理；９、后续治疗费，按鉴定意见6，000元计算；10、鉴定费，凭票计算，为2，600元；11、轮椅费，凭票计算，为860元；拐杖为65元；12、扶养费，一方面，原告并未丧失劳动能力，另一方面，被扶养人是否有其他生活来源并不清楚，且被扶养人的赡养人数也不能确认，故该项目不应支持。以上合计为：104，649.55元。（三）对于被告应承担的部分为：如上所述，原告应承担其损害的主要责任，按70%计算，被告承担30%的赔偿，为104，649.55元*30%=31，394.87元。被告已支付费用21，166.73元，故被告还需赔偿的数额是31，394.87元-21，166.73元=10，228.14元。综上所述，被告仅需再赔偿原告10，228.14元，请法庭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原告提交如下书面证据：证据1、原告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及原告是城镇居民户籍，及原告的被抚养人身份情况；证据2、户籍证明与船舶所有权登记情况表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的身份情况；证据3、疾病证明书和出院小结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受伤和治疗情况；证据4、医疗发票联和用药清单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治疗所花的医疗费及自行垫付的医疗费金额；证据5、收款收据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支付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用金额；证据6、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的伤残为十级，误工时间为240天，护理时间为120天，后续治疗费6，000元；证据7、鉴定费发票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支付鉴定费金额；证据8、《证明》和证人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是在为被告工作时受伤的事实。
被告对上述证据1-7均无异议，本院对证据证明力予以确认。被告对证据8证人证言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证据8系张某、陈某的书面证言，开庭时两人亦出庭作证，所作证言与该书面证言一致，该证据证明力应予确认。
被告未提交书面证据。
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张某、陈某出庭作证，被告申请证人王某、蔡某出庭作证，证人均接受了质证，证人资格应予确认，四位证人均证实原告是被告船上的船员并在船上摔倒受伤，事发时原告正参与起网作业，被告亦对上述事实未予否认，故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定。至于证人证言与案涉核心争议事实（即原告事发当时是否为了拣海马而摔倒）之间的关联性，本院于下文中结合在案其他事证综合分析。
本院查明：
2016年12月12日，原告孙志力在“闽狮渔07125”渔船上参加起网作业期间摔伤。“闽狮渔07125”渔船所有人为被告蔡奇炳，船籍港为石狮市，230总吨，原告系受雇于被告在该船上从事船员工作。
2016年12月14日（伤后第三天），原告被送到石狮市赛特医院检查，次日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〇医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头下型，实施手术治疗，住院14天后出院。期间产生医疗费用21，166.73元，已由被告支付。2017年10月24日，福建三晋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1、被鉴定人孙志力所受损伤构成十级伤残；2、被鉴定人孙志力误工期为240日；3、被鉴定人孙志力护理期为120日；4、被鉴定人孙志力后续治疗费（内固定物取出术）评估为6，000元。
另，双方当事人当庭对原告因本案事故受伤产生的以下物质损失达成一致：1、原告出院后自行支付医药费，确认为2，032.1元；2、原告误工费，确认为33，613.8元；3、原告住院伙食补助费，确认为700元；4、原告交通费，确认为300元；5、原告后续治疗费，确认为6,000元；6、原告鉴定费，确认为2,600元；7、原告残疾辅助器具费，确认为925元；8、原告营养费，确认为2，500元；9、被扶养人生活费，确认为2，000元。同时，关于原告护理费，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护理期间按106天计算，护理人员日工资按140元的60%（即84元）计算。也即，双方同意护理费计算为106天×84元/天=8，904元。另外，双方当事人确认原告精神抚慰金为5，500元。
经查，福建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014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原告在被告船上工作，为被告之利益提供劳务，被告对雇员的职业活动负有安全注意、劳动保护的职责义务，理应提供安全劳动环境、充分劳动保护措施、必要操作指导、紧急救治并妥善照料，但被告未提交足够证据证明其已尽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应对原告受伤损失负赔偿责任。在本案中，被告于答辩状、庭审答辩、代理词均未提出己方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对原告受伤后果免责；被告主张原告对受伤有重大过失，己方仅应承担30%赔偿责任。鉴于，被告并不否认己方有赔偿责任，本案争议焦点应归结为：原告是否存在过错，被告可否因此减轻赔偿责任；以及原告残疾赔偿金计算标准的争议。
一、原告是否存在过错，被告可否因此减轻赔偿责任。
（一）被告主张原告事发时为了拣海马而摔倒，依捕捞惯例海马归属拣到者，因此原告非因工作原因受伤，且工作时未注意自身安全分散精力拣海马，对受伤有重大过错，应负主要责任。原告否认自己当时有拣海马举动，不认可被告主张。本院认为：1、被告未能证明原告系在拣海马过程中摔伤。（1）虽然被告方申请出庭的证人王某、蔡某对拣海马一节事实给出佐证证言，但原告方申请的证人张某、陈某则证明原告是在起网的操作过程中摔伤。双方证人证言直接矛盾。鉴于，王某确认其是被告船上雇员，且目前仍在为被告工作，其与被告有利害关系；蔡某则是被告的儿子。因此，与原告方证人相某，被告方证人的证明力较低。（2）被告方证人王某对核心争议事实的证言属于传来证据，王某称“我们把原告抬进去后，有听到人说原告是为了捡海马”、“当时我没看到原告是要去捡海马，是将原告抬进去后，听七八个老乡说原告是为了要捡海马”。也就是，王某只是听其他人说原告是为了要拣海马摔倒，这是一种传闻证据。至于该传闻是否可信，针对审判员当庭相关询问，王某确认：他当时在原告摔倒的现场并没有看到海马；并且以事发时情况来说，他和船上其他人认为原告是为了要去拣海马而摔倒，只是他们对原告当时主观意图的推测。既然是推测性的证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该证言不具备合法性。所以本院认为王某所有证言中关于原告为了要拣海马而摔倒这一部分的证言，不具有证据资格。（3）被告方证人蔡某，也作证称原告是为了要拣海马而摔倒，但也承认其此项证言系其本人推测。故蔡某此节证言也不具合法性，没有证据资格。2、渔船船员拣海马的行为不能认定是与工作无关的个人行为。原告、被告、四位证人均认可，依捕捞行业内的惯例，海马是归属于先占者。所以关于船员取得海马行为的定性应当考虑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海马是渔船捕捞工作成果之一，虽然为数稀少，但仍然是渔获物的组成部分；其次，从被告答辩及证人证言看，渔船船主并不禁止船员在捕捞作业中拣海马。不仅如此，对于海马这一特定捕捞工作成果的分配，已有约定俗成的行业惯例，即由先占者获得。所以，对于船员获取海马，应视为一种带有员工奖励性质的工作成果分配方面的行业惯例，性质类似员工福利。故，即使假设被告可以证明原告是为了拣海马而摔倒受伤，也不能就此认定这属于与工作无关的个人行为。因为这是原告通过自己的捕捞工作，获得对某一特定种类渔获物分配的正当权益，为行业惯例所允许，是原告应得的工作回报。原告若在此过程中受伤，仍然是因为工作原因受伤，被告仍然应当负相应赔偿责任。
（二）被告主张原告无船员证书仍上船工作，自身存在过错。原告确认自己没有船员证书，但认为让没有船员证书的船员上船工作，应该属于被告的责任。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渔业船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渔业船员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接受培训，经考试或考核合格、取得相应的渔业船员证书后，方可在渔业船舶上工作”，《管理办法》第六条还规定了渔业船员培训的具体项目，其中安全培训中明确规定了“渔业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一项。原告没有渔业船员证书上船工作，违反《管理办法》关于持证上岗制度的规定。原告未获得船员证书，即代表其未经过渔业主管部门组织的船员培训、考试考核，尤其“渔业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方面的培训。本案原告是在渔船起网作业过程中受伤，起网作业是渔业生产的重要内容，显然对原告的渔业安全生产技能、知识具有一定要求。因此，可以认定原告未持有船员证书上岗，未经正规的安全生产培训，对自身在渔业生产操作中受伤负有一定责任；其次，被告在庭审中自认“没有船员证书就上船工作，在司法实践中，责任是双方的”也即，被告确认对于原告未持证上岗，被告自身也有责任。被告在庭审中还承认其在招聘原告时，鉴于原告是他老乡介绍过来的，就对原告持证上岗一事没有严格把关。也即，本案原告没有船员证书而上岗工作，本身是被告允许的，或者至少是默许的。《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渔业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不得招用未持有相应有效渔业船员证书的人员上船工作”，第三十四条规定“渔业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是渔业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应当保证安全生产所需的资金投入，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按照规定配备船员和安全设备，确保渔业船舶符合安全适航条件，并保证船员足够的休息时间”，所以被告本身亦违反《管理办法》关于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规定，并且作为渔业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其过错显然是属于第一位的。最后，虽然原告没有船员证书，没有经过渔业主管机关组织的正规安全培训，但这只属于原告技能储备、知识储备上的远因，这些原因与原告事发时摔倒受伤这一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只能说是间接的。在被告没有进一步举证证明原告的摔倒与原告未经正规安全培训、未持证书存在着确凿、直接的因果联系的情况下，按照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原告未持有船员证书对其受伤后果而言，原因力是比较小的。主要还是应当考察被告作为雇主，是否尽到了提供安全劳动环境、充分劳动保护措施、必要操作指导、紧急救治并妥善照料之责，被告未举证证明其尽到了这方面的责任。基于上述分析，并综合考虑全案具体情况(尤其是被告默许原告无船员证书上岗这一节事实)，本院酌定因原告无船员证书上岗可减轻被告10%的赔偿责任。
本院注意到被告在代理意见中还认为，雇员在工作中摔倒，不论何种原因，其本身就未尽谨慎义务，存在过错。但这种观点，是以雇员摔倒这一事实，推定雇员不谨慎。属于对雇员的“过错推定”。本院认为，不能以雇员在工作中摔伤事实本身，来推定其当时自身没有谨慎操作，这对劳动者一方明显不公平。
二、关于原告残疾赔偿金计算标准的争议。
原告主张残疾赔偿金按照福建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被告则主张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本院认为，首先原告的户籍住所地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鼓楼办事处，原告虽在庭审中承认受伤前从事渔业船员工作有11年，但原告同时称：其一年当中大约有一百多天出海从事渔业工作，其他时段回老家（包括休渔期）；在出海的这一百多天中，一般船几天回石狮市祥芝一趟，他就住在祥芝租赁房屋。被告虽然认为原告经常居住地应认定为农村，但未进行任何举证。而从原告上述自述看，一年中也有相当长的时间段是回老家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居住。被告又称，原告主要生活收入来源于渔业，而渔业属于农业这个大类，故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本院认为，从事渔业，与居住在农村或者收入来自农村，显然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混淆。综上，被告主张不成立，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福建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为36，014元×20年×10%=72，028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应将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并计入残疾赔偿金。将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2，000元计入后，残疾赔偿金为74，028元。
综上，原告在被告渔船上工作时受伤造成损害，被告应承担90%赔偿责任。原告受伤导致以下物质损失：1、原告出院后自行支付的医药费2，032.1元；2、误工费33，613.8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700元；4、交通费300元；5、后续治疗费6,000元；6、鉴定费2,600元；7、残疾辅助器具费925元；8、营养费2，500元；9、护理费8，904元；10、残疾赔偿金74，028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2，000元）；11、原告住院期间医疗费用21，166.73元（已由被告支付）。上述11项合计152，769.63元。应由被告承担90%赔偿责任，即137，492.67元，被告已支付的医疗费用21，166.73元应予扣除，扣除后为116，325.94元。此外，双方在庭审中确认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500元。但考虑到，当时被告一方同意确认该5，500元数额时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即双方所有确定的赔偿项目数额（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均应当再乘以责任比例，才是被告最终应当承担的赔偿金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也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结合全案具体情况，本院认为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为5，500元×90%=4，950元。故，被告应当总计赔偿原告各项损失为4，950元+116，325.94元=121，275.94元。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蔡奇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志力损害赔偿金人民币121，275.94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25元，由原告孙志力负担人民币81元，由被告蔡奇炳负担人民币34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曾大津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李 慧
代书记员 高彩虹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司法解释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十七条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证人为聋哑人的，可以其他表达方式作证。
证人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言。
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
（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
（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
（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
（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
（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
（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