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绍越商初字第2267号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南路***号。
负责人：宋国权，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赵淑芳，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金敬龙，该支行员工。
被告：浙江绍兴永美纺织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城南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丁丰泉。
被告：绍兴和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鲁迅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徐锃钥。
被告：绍兴市柏富毛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府山街道亭山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孙柏富。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冯坚、劳晓洁，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俞永刚，男，1974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告浙江绍兴永美纺织制衣有限公司、俞永刚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陶哲敏，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丁跃琴，女，1974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告：杨晟，男，198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告：曹静，女，198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告绍兴和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晟、曹静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徐庆华，浙ＸＸ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越城支行）诉被告浙江绍兴永美纺织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美公司）、绍兴和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畅公司）、绍兴市柏富毛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富公司）、俞永刚、丁跃琴、杨晟、曹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5年11月11日、2016年10月31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赵淑芳,被告永美公司、俞永刚共同委托代理人陶哲敏,被告和畅公司、杨晟、曹静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庆华,被告柏富公司委托代理人冯坚、劳晓洁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原告委托代理人赵淑芳、金敬龙、被告俞永刚及其委托代理人陶哲敏（同时系被告永美公司委托代理人）、被告柏富公司委托代理人冯坚、劳晓洁参加了第二次庭审，其余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2015年11月11日至2016年10月31日为鉴定期间。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四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永美公司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288万元，以及拖欠原告利息262238.6元，本息合计23142238.6元{利息计算至2015年4月26日、2015年4月27日起至上述款项实际付清日止的利息（含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计算}；二、被告永美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万元；三、原告对被告和畅公司所有的位于绍兴市越城区块）（土地使用证编号为绍市国用（2011）第13665号）的土地经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款在最高限额57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被告柏富公司对上述债务的偿还在3300万元最高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被告俞永刚对上述债务的偿还在33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被告丁跃琴对上述债务的偿还在3300万元最高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被告杨晟对上述债务的偿还在26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八、被告曹静对上述债务的偿还在26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九、由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10日、9月11日、11月7日、11月20日，原告依被告永美公司的申请，与其签订《小企业借款合同》四份（合同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400、0404、0506、0529号），合同约定：借款金额分别为人民币400万元、400万元、650万元、850万元；借款期限分别为自2014年9月10日起至2015年8月12日止、自2014年9月11日起至2015年3月2日止、自2014年11月7日起至2015年3月2日止、自2014年11月20日起至2015年3月2日止；借款年利率分别为6.6%、6.16%、6.16%、6.16%的固定利率；还款方式均为借款到期一次性偿还；借款自实际提款日起按日计息，按月结息，借款到期，利随本清。合同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
2015年3月2日，原告与被告永美公司、和畅公司、杨晟签订《借款展期协议》一份（合同编号为：2015年（展）字0001号），约定，对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529号《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进行展期，展期至2015年6月10日止，借款年利率调整为6.6%。
2015年3月2日，原告与被告永美公司、和畅公司、杨晟签订《借款展期协议》一份（合同编号为：2015年（展）字0002号），约定，对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506号《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进行展期，展期至2015年6月23日止，借款年利率调整为6.6%。
2015年3月2日，原告与被告永美公司、和畅公司、杨晟签订《借款展期协议》一份（合同编号为：2015年（展）字0003号），约定，对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404号《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进行展期，展期至2015年8月18日止，借款年利率调整为6.6%。
2012年6月6日，原告与被告和畅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合同编号为2012年越城（抵）字0198号），双方约定由被告和畅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绍兴市越城区块）（土地使用证编号为绍市国用（2011）第13665号）设定抵押，为被告和畅公司自2012年6月6日至2015年3月2日期间在人民币57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与原告签订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等提供抵押担保。抵押合同签订后，双方对相关房地产在政府相关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登记证书编号为绍市押他项（2012）第72号）。
2012年12月4日，原告与被告柏富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编号：2012年越城（保）字0169号），合同约定：由被告柏富公司为被告永美公司自2012年12月4日至2014年12月4日期间，在人民币3300万元最高余额内与原告签订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3年9月20日，原告与被告俞永刚、丁跃琴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编号：2013个保0067），合同约定：由被告俞永刚、丁跃琴为被告永美公司自2013年9月20日至2015年9月19日期间，在人民币3300万元最高余额内与原告签订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4年11月7日，原告与被告杨晟、曹静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编号：2014个保0075），合同约定：由被告杨晟、曹静为被告永美公司自2014年11月7日至2016年11月7日期间，在人民币2600万元最高余额内与原告签订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后原告分别于2014年9月10日、9月11日、11月7日、11月20日将借款400万元、400万元、650万元、850万元发放给被告永美公司，合计人民币2300万元。然截至2015年4月26日已积欠原告借款利息262238.6元，其余被告亦未履行担保责任。
被告永美公司答辩称：案涉贷款的实际使用人是被告和畅公司及被告杨晟控制的关联企业，被告永美公司仅仅是贷款的平台，被告永美公司与被告和畅公司及杨晟起初并不认识；原告对此清楚，原告的工作人员全程进行贷款事宜的落实和操作；案涉贷款是历年转贷延续下来的，并不是新增的贷款。
被告俞永刚答辩称：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上“俞永刚”的签名并不是其本人亲笔所签，请求驳回原告对其的诉请。
被告和畅公司答辩称：被告和畅公司在借款过程中借用被告永美公司的借款平台是事实，款项也是由被告和畅公司在使用。
被告杨晟、曹静共同答辩称：两被告确实自愿为案涉贷款提供担保，只是由于被告和畅公司经营发生困难后无法按期归还贷款，被告和畅公司现正在政府的帮助下恢复经营，如果年底房地产销售顺利也准备归还贷款。
被告柏富公司答辩称：贷款时被告永美公司、和畅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当时由绍兴塔山市场开发有限公司、被告和畅公司与被告柏富公司联系，要求就被告永美公司的贷款提供一年的担保期限，当时说好由和畅公司的土地抵押，因此本案所涉的担保期限写着是两年，实际只有一年；原告提供的《小企业信贷业务申请书》上明确担保方式仅有抵押，没有保证担保，《借款展期协议》也由原告与被告永美公司、和畅公司及杨晟签订，共同印证了案涉贷款没有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即案涉贷款非被告柏富公司担保的贷款，被告柏富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即使法院认定存在保证担保，《借款展期协议》对借款利率进行了变更，增加了保证人责任范围，保证人在加重的责任范围内应免责；案涉650万元和850万元两笔贷款用途系归还旧贷，并非合同中载明的购买原材料，故保证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被告永美公司与被告和畅公司存在串通行为，案涉贷款实际是借户贷款行为，被告柏富公司对此并不清楚，如果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被告柏富公司并不需要承担担保责任。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
证据1、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400号、0404号、0506号、0529号《小企业借款合同》各一份，编号为2015年（展）字0001号、0002号、0003号《借款展期协议》各一份，要求证明原告与被告永美公司签订四份借款合同，双方对借款的金额、期限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均作了约定，及合同到期后进行了展期的事实；
证据2、《最高额保证合同》三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他项权证一份，要求证明被告和畅公司、柏富公司、俞永刚、丁跃琴、杨晟、曹静分别为被告永美公司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及抵押，双方对担保责任及期限、范围作了约定的事实；
证据3、借款借据、小企业信贷业务申请书各四份，要求证明原告依约发放贷款2300万元的事实；
证据4、《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代理费发票各一份，要求证明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律师代理费5万元的事实；
证据5、被告俞永刚于2009年6月购买御水苑1号楼2802室的购房合同一份、工商银行商户存根两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普通）一份、工商银行借款合同及工商银行个人贷款借款凭证各一份，要求证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俞永刚”签名系被告俞永刚本人所签的事实。
被告永美公司、俞永刚对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证据1，对《小企业借款合同》及《借款展期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永美公司只盖了章，其余工作都是由被告和畅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完成的；证据2，对《最高额抵押合同》没有异议，认为被告俞永刚涉及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俞永刚”字样不是其本人所签，是被告和畅公司或原告的员工代为签署，对被告柏富公司、杨晟、曹静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没有异议，对被告丁跃琴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不清楚；对证据3、4无异议；对证据5上的“俞永刚”签名均认可系其本人所签，但认为上述签名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俞永刚”签名明显不同，无法认定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俞永刚”签名系被告俞永刚所签。
被告和畅公司、杨晟、曹静对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供的5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对证据4还要求原告补充提供已经实际支付5万元律师代理费的凭证，否则对合同及发票不予认可。
被告柏富公司对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由法院依法核实；证据2，对被告柏富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双方当时约定保证期间为一年，并非两年，其他《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他项权证的真实性由法院依法核实；证据3，四份借款借据上均盖具了“清讫”字样的章，从形式上看，案涉借款实际已经还清；对证据4的真实性由法院依法核实；对证据5，被告柏富公司不清楚。
被告永美公司、俞永刚向本院提供：
证据1、《报案报告》、《协议书》、2010年《承诺书》、2011年《承诺书》、2011年《汇款通知书》、2014年《借条》、2014年《情况说明》各一份，要求证明讼争贷款实际是以被告永美公司为借款平台，借款由被告和畅公司实际使用并承担还本付息责任以及被告永美公司已就相关违法放贷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事实；
证据2、俞永刚与工行越城支行赵国华副行长，高管金波、金敬龙、业务代表鲁兰娟的电话及微信语音录音、鲁兰娟与金波的微信截图、俞永刚与金波的微信截图及银行风险化解方案各一份，要求证明原告工作人员知道案涉贷款由被告杨晟控制的和畅公司实际使用，且原告工作人员全程参与讼争贷款的办理及转贷工作，被告永美公司并不是真实借款主体的事实；
证据3、（2016）浙0602刑初720号刑事判决书一份，要求证明原告与被告永美公司之间的贷款其实系借户贷款，原告副行长赵国华以违法放贷罪已被依法判刑的事实。
原告对被告永美公司、俞永刚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证据1只能说明被告永美公司与和畅公司之间存在贷款的内部约定，并不能否定或影响原告与被告永美公司的小企业贷款合同性质。关于证据2，原告认为最终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是以合同为准，不能以被告永美公司与和畅公司的内部约定为准；该组录音不能证明原告工作人员在办理贷款的时候清楚被告永美公司与和畅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该组证据恰恰证明，被告俞永刚在2013年9月为案涉贷款提供担保的事实是存在的，如果没有该担保事实存在，就无须有“个保去掉”等的录音表示。关于证据3，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永美公司有恶意串通的故意，刑事判决书中并没有认定，该份判决书中认定违法放贷系赵国华的个人行为，原告并不知晓涉及到被告永美公司的情况；违法放贷的金额也仅有两笔，针对的是14年11月的两笔，并非本案的全部贷款。
被告和畅公司、杨晟、曹静对被告永美公司、俞永刚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录音内容以录音原音为准；确实是被告和畅公司借用了被告永美公司作为借款平台，借用平台是否影响到借款主体的认定由法院依法认定；对证据3视为放弃质证权利（该证据于第二次庭审中提供，该三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参加第二次庭审）。
被告柏富公司对被告永美公司、俞永刚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电话录音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原告工作人员与俞永刚之间的通话事实如果加以认定，即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被告和畅公司，被告柏富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也不应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主债务发生变更，不是在被告柏富公司愿意提供的一年保证期限内，也不需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对证据3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柏富公司向本院提供：
证据1、2012年12月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要求证明本案被告永美公司向原告申请抵押贷款3000万元的时候，被告柏富公司只同意提供期限为一年的保证担保的事实；
证据2、（2016）浙06刑终594号刑事裁定书一份，要求证明案涉两笔贷款的实际用途是借新还旧的事实。
原告经质证认为：该情况说明不能达到被告柏富公司的证明目的，被告柏富公司辩称的一年保证期间对本案没有约束力，应该以被告柏富公司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约定的保证期间为准；对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原告对贷款用途是归还旧贷不清楚，发放贷款时被告永美公司申请理由为购买原材料。
被告永美公司、俞永刚经质证认为：对情况说明中表述的被告永美公司与和畅公司是合作关系的事实不予认可，案涉贷款发生时两家公司之间及主要控制人之间都不认识，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对刑事裁定书无异议。
被告和畅公司、杨晟、曹静经质证认为：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是被告和畅公司及杨晟出具的；对证据2视为放弃质证权利（该证据于第二次庭审中提供，该三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参加第二次庭审）。
被告俞永刚在第一次庭审中向本院申请对签订日期为“2013年9月20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乙方落款处的“俞永刚”签名字迹是否为被告俞永刚所书写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6年7月26日作出浙江汉博（2016）文鉴字第27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签订日期为“2013年9月20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乙方落款处的“俞永刚”签名字迹与提供的俞永刚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原告收到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后，认为：鉴定取样不完整，程序不当，鉴定机构有失公允，故要求重新指定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不具备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或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情形，对于原告抗辩的鉴定样本不完整的意见，可通过补充鉴定予以解决，故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补充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6年10月19日作出浙江汉博（2016）文鉴字第278-1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签订日期为“2013年9月20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乙方落款处的“俞永刚”签名字迹与补充提供的五份俞永刚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
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对该两份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经质证认为：对鉴定报告有异议，首先法院在提供比对样本的时候有8份比对样本并未得到原告质证；其次虽然鉴定报告最终认定案涉“俞永刚”签名并非是被告俞永刚所签，但该鉴定报告并非很科学，仅凭目测，没有使用高端仪器来鉴定；第三、笔迹鉴定分析仅仅是作了笼统描述，并没有对字体进行分析，不符合鉴定程序的有关规定；第四、原告提供的检材是08年的，到14年的贷款发生时相隔近5年，相隔时间比较久，对字体书写有影响，原告的确无法提供同一时期书写的文字样本。综上，原告认为鉴定结论是不正确的。被告永美公司、俞永刚对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无异议。被告柏富公司对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对鉴定相关事宜不清楚，请法院依法认定。被告和畅公司、杨晟、曹静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参加第二次庭审，视为放弃对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质证权利。
被告和畅公司、杨晟、曹静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被告丁跃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举证、质证和抗辩的权利。
本院对上述证据经综合分析认为：
原告提供的证据1、3、4、5、证据2中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被告杨晟、曹静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各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被告永美公司、俞永刚提供的证据1，原告及到庭被告对真实性或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证据2，原告、被告和畅公司、杨晟、曹静及被告柏富公司均未予以否认，或表示不清楚，亦未提出书面鉴定申请，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依法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柏富公司提供的证据1《情况说明》，各到庭被告对真实性或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被告柏富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被告永美公司、俞永刚、和畅公司、杨晟、曹静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柏富公司虽认为保证期间应为一年，但其提供的《情况说明》并不足以推翻其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其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依法对被告柏富公司提供的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关于原告提供的被告俞永刚、丁跃琴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俞永刚”签名的真实性，本院认为：1、经过补充鉴定，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均为：签订日期为“2013年9月20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乙方落款处的“俞永刚”签名字迹与提供的俞永刚样本字迹（含补充提供的五份俞永刚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且原告并无证据证明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不具备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或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情形。2、原告另认为，被告永美公司、俞永刚提供的相关录音恰恰证明被告俞永刚在2013年9月为案涉贷款提供担保的事实是存在的，如果没有担保事实存在，被告俞永刚就不会在录音中有“你们叫我签，我就签了”、“个保去掉”的表示。对此被告俞永刚陈述称，其是永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告办理转贷时需要与其协商，通话始终是以公司及其老婆的口吻表述，其始终认为其本人个保没有，才会要求“个保去掉”的表示，且该录音（俞永刚与工行越城支行金波2014年11月5日）第6分40秒时被告俞永刚明确表示其本人没有签字，故本院认为，仅凭该录音无法得出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上乙方落款处的“俞永刚”签名系被告俞永刚本人所签的结论。综上，本院对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的鉴定意见予以确认，即案涉“2013年9月20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乙方落款处的“俞永刚”签名字迹并非被告俞永刚本人书写。另，关于被告丁跃琴签名字迹的真实性，因各到庭被告无异议或表示不清楚，本院对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告诉称一致。同时查明：
原告与被告永美公司签订的四份《小企业借款合同》均约定：本合同项下的逾期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确定；借款到期（含被宣布立即到期）借款人未按约偿还的，贷款人有权自逾期之日起按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计收罚息，对借款人未按时支付的利息，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借款人承诺承担贷款人为实现本合同项下债权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原告与被告和畅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等），但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应首先从抵押物变现所得中扣除。
原告与被告柏富公司、与被告丁跃琴、与被告杨晟、曹静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等），但实现债权的费用不包括在保证合同约定的最高保证余额内；主债权存在物的担保的，不论该物的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贷款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先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贷款人放弃、变更或丧失其他担保权益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仍持续有效，不因此而无效或减免。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第6.4条还约定，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继续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A、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变更主合同，未加重保证人的债务或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
原告自认被告于2014年11月24日归还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400号《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贷款本金12万元，目前尚欠本金388万元，利息付至2015年2月20日，2015年3月20日扣收利息9078.3元；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529号《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贷款本金未归还，尚欠贷款本金850万元，利息付至2015年2月20日，2015年3月20日扣收利息110.33元；编号为2014年（越城）字0404、0506号《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贷款本金未归还，尚欠贷款本金400万元、650万元，利息均付至2015年2月20日。
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律师代理费5万元。
本院于2016年8月10日作出（2016）浙0602刑初72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3年7月至2015年8月，被告人赵国华在工行越城支行担任分管企业授信、贷款业务的副行长职务。2014年11月，永美公司在该支行有二笔金额分别为人民币650万元以及850万元的贷款即将到期，但因上述二笔贷款的名义借款人不愿归还贷款，而实际使用人又无归还能力。被告人赵国华明知上述情况，为使自己任期内不产生不良贷款，遂介绍蒋建美提供转贷资金，并让蒋建美实际控制的绍兴县缤纷庄进出口有限公司与永美公司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由蒋建美先行替永美公司归还上述二笔贷款，后由永美公司重新向工行越城支行申请贷款并归还蒋建美。后被告人赵国华违反国家规定，在审批永美公司重新申请的二笔金额分别为人民币650万元以及850万元的贷款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国家规定，未严格审查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等情况，又审批发放合计人民币1500万元的贷款给永美公司。并认为：关于违法发放贷款罪，本案中所涉贷款虽然初始发放是在赵国华到工行越城支行任职之前，但贷款按合同到期后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收回贷款。如需转贷就需要重新对贷款数额、贷款人还款能力等进行评估，进行风险防控。而被告人赵国华在明知借款实际使用人和畅公司已经基本不具有履行还款的能力，名义借款人永美公司也不愿意再为和畅公司做贷款平台的情况下，还是违反国家规定重新发放了二笔贷款，明显增加了银行的负担和资金风险。并判决被告人赵国华因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9日作出（2016）浙06刑终594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2年12月4日，绍兴塔山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和畅公司、杨志良、杨晟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永美公司与和畅公司系合作关系，永美公司于2010年1月18日向工行越城支行申请抵押贷款3000万元，由和畅公司位于市区山阴路原通力机床厂B地块（住宅商业用地）进行抵押，现B地块已达到预售条件，准备进行预售。银行同意预售，但需要有能力的企业对永美公司除土地抵押外进行联合担保（该担保不体现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内）。为此，柏富公司同意给予担保，期限壹年。若因此担保而给柏富公司带来纠纷或经济损失均由绍兴市塔山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和畅公司、杨晟、杨志良承担连带反担保责任。
被告永美公司、俞永刚在庭审中陈述，案涉贷款发生时被告俞永刚在永美公司任总经理，其与被告丁跃琴系夫妻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小企业借款合同》是否约束被告永美公司；二、案涉《小企业借款合同》的效力认定；三、各担保人的责任承担问题。
一、关于案涉《小企业借款合同》是否约束被告永美公司。原告认为合同相对人为其与被告永美公司，被告永美公司作为借款人应承担还款责任。被告永美公司称案涉贷款的实际使用人是被告和畅公司及被告杨晟控制的关联企业，被告永美公司仅仅为贷款平台，原告对此明知且原告的工作人员全程参与案涉贷款的落实工作，被告永美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被告和畅公司对通过被告永美公司作为贷款平台并由被告和畅公司实际使用案涉款项的事实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原告虽对被告永美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认可，认为系赵国华个人行为，但关于金额为650万元、850万元的两笔贷款，根据已生效的（2016）浙0602刑初720号、（2016）浙06刑终594号刑事裁定书，被告人赵国华在工行越城支行担任分管企业授信、贷款业务的副行长职务期间，在明知借款实际使用人和畅公司已经基本不具有履行还款的能力，名义借款人永美公司也不愿意再为和畅公司做贷款平台的情况下，还是违反国家规定重新发放了二笔贷款，明显增加了银行的负担和资金风险。据此可以认定赵国华发放贷款的行为与其本身的职务和工作内容具有内在联系，具有为所在银行谋取利益、实现雇佣目的的表征，系履行职务行为，相应民事责任应由其所在的工行越城支行承担。被告永美公司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根据被告和畅公司的委托与原告订立金额为650万元、850万元的《小企业借款合同》，原告在订立合同时知道被告永美公司与被告和畅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该两份《小企业借款合同》直接约束原告和被告和畅公司。关于另外两笔金额为400万元、400万元的贷款，原告否认知道被告永美公司与被告和畅公司存在代理关系，两被告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诉讼中，被告永美公司作为受托人向原告披露了委托人被告和畅公司后，原告仍选择被告永美公司作为借款人主张还款责任，故依据合同相对性，该两份《小企业借款合同》直接约束原告和被告永美公司。至于原告依约发放贷款后，被告永美公司再将款项给予何人使用系其自身的处分权。
二、关于案涉《小企业借款合同》的效力认定。其中金额为650万元、850万元的两笔贷款，本院认为：第一，根据已生效的刑事裁判文书，仅能认定原告工作人员赵国华明知借款实际使用人被告和畅公司已经基本不具有履行还款的能力依旧违规发放贷款的行为，不能认定被告和畅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意思表示。第二，原告工作人员赵国华虽构成违法放贷罪，但名义借款人被告永美公司或实际借款人被告和畅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未被认定为犯罪，现有的证据不能认定借款行为本身存在非法目的，不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第三，该两份《小企业借款合同》亦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欺诈、胁迫、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情形。综上，金额为650万元、850万元的两份《小企业借款合同》依法有效。另外两份金额为400万元、400万元《小企业借款合同》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依法有效。
三、关于各担保人的责任承担问题。
因金额为650万元、850万元的两笔贷款已被认定为借名贷款，本院认为，在认定借名贷款中担保人是否承担担保责任及如何承担时，应审查担保人在签订合同时的意思表示，如果担保人提供担保时明知为实际借款人提供担保的，担保人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对实际借款人的借款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具体评判如下：
原告与被告和畅公司之间的抵押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作为实际借款人提供的抵押担保，无疑应为其自身的实际借款（650万元、850万元）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被告杨晟、曹静在答辩中明确系自愿为案涉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故该两被告应按照其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对该两笔借款（650万元、850万元）依约承担保证责任。
被告永美公司、俞永刚在庭审中陈述，案涉贷款发生时被告俞永刚在永美公司任总经理，其与被告丁跃琴系夫妻关系，且被告俞永刚在其提供的录音证据中陈述“……我老婆的要求是利息都付清爽，仍然给他（杨晟）签字的……”，据此可以认定被告俞永刚、丁跃琴知道该两笔借款（650万元、85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为被告和畅公司，现被告丁跃琴仍自愿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应按约对该两笔借款承担保证责任。
被告柏富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对借名贷款的事实并不知情，称系被告和畅公司主动联系其提供担保的，并提供情况说明一份，载明被告永美公司与和畅公司系合作关系，需要有能力的企业对被告永美公司除土地抵押外进行联合担保的事实等。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认定被告柏富公司在提供担保时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两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被告和畅公司，故就该两笔借款，被告柏富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关于金额为400万元、400万元的另外两笔贷款，因合同的相对人为原告与被告永美公司，被告和畅公司自愿以其名下房地产为被告永美公司的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被告柏富公司、丁跃琴自愿为被告永美公司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就物保和人保并存的情况下实现债权的顺序作出了明确约定），故被告和畅公司、被告柏富公司、丁跃琴应依约承担相应的抵押担保或连带保证责任。因该两份《小企业借款合同》的签订日期不在被告杨晟、曹静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决算期间内，故被告杨晟、曹静对该两笔借款不承担保证责任。
因被告俞永刚并未在原告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其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相应的保证合同关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俞永刚对案涉四份《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息及相应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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