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7民终4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绪荣。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含冰，江苏尚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连云港福泰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海宁中路52号楼52-6号门面。
法定代表人：王建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霞，临沂市亚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文全，山东鼎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沂市亚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沂河路与昆明路交汇处向东300米路南。
法定代表人：王建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霞，山东省临沂市亚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文全，山东鼎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第三人）：张维旗。
第三人：单士红。
上诉人李绪荣因与被上诉人连云港福泰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泰公司）、临沂市亚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华公司）、张维旗、第三人单士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7)苏0706民初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0日受理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2月24日、2018年3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绪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含冰，被上诉人福泰公司、亚华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文全、陈德霞，被上诉人张维旗、第三人单士红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绪荣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具体请求改判的内容同一审诉求外，还要求一、二审诉讼费由福泰公司、亚华公司、张维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张维旗代福泰公司收56000元的事实没有明确认定。李绪荣的全部合同价款均是通过福泰公司员工单士红和张维旗支付，单士红、张维旗共收取李绪荣款项389000元，福泰公司对此从未提出过异议，单士红、张维旗的行为是典型的表见代理；对亚华公司代理福泰公司行使“债权”给李绪荣造成损失的事实也没有认定。在李绪荣已全部付清合同价款的情况下，亚华公司代理福泰公司行使所谓债权的行为不但给李绪荣造成了经济损失，而且还给福泰公司带来了针对李绪荣的债务，亚华公司自愿债务加入给其自身带来的债务替代履行责任是咎由自取。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对于表见代理的规定而没有用,却错误的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不仅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司法干预，也有悖案件事实。2.在亚华公司出卖标的物时，李绪荣已超额付清合同价款而取得涉案合同标的物的物权。另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逾期付款是合同双方对合同相关条款约定的合意变更，福泰公司也从未针对李绪荣逾期付款提出过异议和主张。3.福泰公司与亚华公司人员混同，法定代表人及其他公司高管人员相同；业务混同，经营范围基本重合，均实际经营工程机械相关业务；财务混同，二公司为关联公司，根据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应当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判令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4.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约束李绪荣是错误的，应当适用该条规定约束福泰公司、亚华公司、张维旗才是正确的。李绪荣已就履行合同义务、亚华公司、福泰公司给李绪荣造成的损失、相关公司的关联及混同穷尽了举证义务，与此相反，恰恰是亚华公司、福泰公司都没有对自己的抗辩主张提供证据。
被上诉人福泰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依法应当维持；2.李绪荣各项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根据庭审情况归纳出争议焦点，各方当事人通过本争议焦点进行了举证、质证，最后一审法院根据相关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李绪荣所谈及的表见代理、人格混同，属于理论性的，不适合本案具体案情，一审法院根据民诉法及相关举证规则，对各方当事人举证义务进行了分配，而李绪荣所给的证据达不到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依法得不到支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亚华公司答辩意见与福泰公司一致。
被上诉人张维旗辩称：1.张维旗通过手机银行给李绪荣退还37000元，李绪荣拒不承认，张维旗到银行咨询过，储蓄银行连云港支行说法院工作人员持相关证件，可到银行查证；2.李绪荣一直逾期，车被公司拖回去之后，是李绪荣带人到公司买回该车。
第三人单士红述称：1.单士红于2014年底离开福泰公司，单士红收李绪荣260000元钱有清单，清单也交给福泰公司了，李绪荣和福泰公司都认可账目，李绪荣已撤回对单士红连带赔偿责任起诉；2.李绪荣对单士红是诬告，对单士红精神上是一种伤害，单士红要求李绪荣对单士红经济赔偿或道歉。
李绪荣一审诉讼请求：1.判决亚华公司、福泰公司共同返还向李绪荣重复收取的购机款108622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6年10月31日起至返还购机款之日止的利息；2.判决亚华公司、福泰公司共同赔偿李绪荣拖车费3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6年10月31日起至赔偿拖车费之日止的利息；3.判决亚华公司、福泰公司赔偿李绪荣因错误拖车给李绪荣造成的经济损失32500元；4.判决张维旗对上述诉讼请求与亚华公司、福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5.判决亚华公司、福泰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5日，李绪荣与福泰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李绪荣自愿购买福泰公司执行的二手“三一”牌SY75挖机壹台，机号12SY0073D9788，发动机号408148；李绪荣、福泰公司双方同意裸价人民币386300元整，福泰公司同意李绪荣分期将全部款额付清；李绪荣承诺在30个月内分期付清予福泰公司，分期还款时间、金额见还款计划书；实际还款日期、金额以福泰公司出具给李绪荣的收据为准，如还款出现逾期，李绪荣应再承担每日万分之六的罚息；在分期款未付清之前，该挖机的产权属于福泰公司所有，如李绪荣不能严格按还款计划书及时付款，福泰公司可随时停机、拖机或收回挖掘机，由此产生的停机费5000元，拖机费5万元由李绪荣承担，李绪荣对此无异议，李绪荣已付款额不再退回，并负责向福泰公司赔偿违约金人民币拾万元整。协议还就其他相关事宜作了约定。还款计划书中载明的还款日期为2013年3月至2015年8月的每月15日，2013年3月至2015年7月，每月还款金额为13000元，2015年8月15日还款金额为9300元，合计386300元。
上述协议签订后，福泰公司将涉案挖掘机交付李绪荣，李绪荣自2013年4月7日至2014年12月28日通过单士红向福泰公司付款合计260000元。后福泰公司又陆续收到李绪荣的部分购机款，截止2016年9月，福泰公司共收到李绪荣支付的购机款316000元。2016年9月，福泰公司将涉案挖掘机从李绪荣处取回并出售，扣除138622元（含欠付货款本金、利息、滞纳金及拖车费）后将出售挖掘机的剩余货款给付李绪荣。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福泰公司确认，单士红、张维旗在2014年12月之前系福泰公司员工，后从该公司离职。张维旗确认收到李绪荣款项129000元。
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一、福泰公司是否多收取了李绪荣的购机款；二、李绪荣主张福泰公司、亚华公司共同返还多收取的购车款，并赔偿拖车费及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三、李绪荣要求张维旗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能否成立。
一、关于福泰公司是否多收取了李绪荣的购机款争议。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对于福泰公司取回涉案挖掘机前其收到李绪荣货款的数额，福泰公司确认为316000元，李绪荣为证明其于2016年1月前向李绪荣支付了全部购机款386300元，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及还款明细表，一审法院认为，李绪荣该两份证据仅证实了李绪荣向单士红支付260000元，向张维旗支付129000元。但由于单士红作为福泰公司的经办人在协议中签字，且福泰公司确认李绪荣支付给单士红的260000元，已由单士红转交福泰公司，并认可共收到货款316000元，故一审法院确认截止2016年9月，李绪荣实际向福泰公司支付的货款数额为316000元。对于李绪荣支付给张维旗的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李绪荣与福泰公司签订的协议中并未约定由张维旗收取款项，且李绪荣亦确认张维旗未提供过受福泰公司委托收款的授权材料，而张维旗已于2014年12月底从福泰公司离职，故对于李绪荣自行向张维旗所付款项中，福泰公司没有确认的73000元，李绪荣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向福泰公司履行了相应的付款义务，因此，对李绪荣该部分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福泰公司出售涉案挖掘机后扣除的款项138622元争议。一审法院认为，其一，李绪荣与福泰公司签订的协议约定，“在分期款未付清之前，该挖机的产权属于福泰公司所有，如李绪荣不能严格按还款计划书及时付款，福泰公司可随时收回挖掘机，由此产生的停机费5000元，拖机费5万元由李绪荣承担”，本案中，截止2016年9月，李绪荣未能依约向福泰公司支付购机款，尚欠购机款386300-316000=70300元，故依据上述合同约定，福泰公司有权收回挖掘机；其二，在上述情况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出卖人另行出卖标的物的，出卖所得价款依次扣除取回和保管费用、再交易费用、利息、未清偿的价金后仍有剩余的，应返还原买受人。因此，福泰公司在扣除欠付货款本金、利息、滞纳金及拖车费用138622元后将再次出售的剩余价款给付李绪荣，不违反上述规定。综上，福泰公司并未多收取李绪荣的购机款。
二、关于李绪荣主张福泰公司、亚华公司共同返还多收取的购车款，并赔偿拖车费及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争议。一审法院认为，由于福泰公司并未多收取李绪荣的购机款，且福泰公司扣除的拖车费用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故李绪荣该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三、对于李绪荣要求张维旗承担连带责任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由于福泰公司作为出卖人不承担返还款项及赔偿损失的责任，故李绪荣要求张维旗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张维旗收取李绪荣的相关款项，李绪荣可另行向其主张权利。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了李绪荣的诉讼请求。
本院审理查明：涉案《协议》是李绪荣与福泰公司员工单士红签订的，盖福泰公司印章。涉案《协议》签订后，在单士红离开福泰公司之前，李绪荣付给福泰公司的买车款均是通过单士红之手，向福泰公司付款260000元。单士红离开福泰公司之后，福泰公司及单士红没有委托李绪荣向张维旗付款。李绪荣向张维旗付款时间和数额为：1.2014年1月5日2000元；2.2014年1月11日3000元；3.2014年8月18日3000元；4.2014年4月26日3000元；5.2014年6月21日8000元；6.2014年7月19日5000元；7.2014年8月12日8000元；8.2014年9月7日5000元；9.2014年9月24日5000元；10.2014年10月16日8000元；11.2014年10月29日5000元；12.2014年12月25日13000元；13.2015年2月2日通过ATM汇款13000元；14.2015年3月23日13000元；15.2015年5月8日1000元；16.2015年6月10日7000元；17.2015年7月31日7000元；18.2015年8月28日6000元；19.2015年9月5日4000元；20.2015年9月29日3000元；21.2015年9月24日1万元；22.2015年10月27日13000元；23.2015年11月27日7000元；24.2015年12月11日6000元；25.2016年1月2日6000元；26.2016年1月31日7000元，合计为129000元，张维旗对收到该款认可，也承认没有将款直接付给福泰公司，而是将该款付给福泰公司员工徐玉阳。福泰公司认可收到该款中的56000元。
李绪荣没有按涉案《协议》约定付款，亚华公司于2016年10月将涉案车辆拖回，由李绪荣与刘兆荣、亚华公司签订涉案《挖掘机转让合同》，该合同载明李绪荣以分期付款形式向亚华公司购买涉案挖掘机，并签订购机协议合同及还款协议，合同约定李绪荣未付清全部货款前，涉案挖掘机所有权归亚华公司所有。现因李绪荣无力继续经营此挖掘机，经亚华公司同意，李绪荣与刘兆荣签订涉案《挖掘机转让合同》，将涉案挖掘机转让与刘兆荣，出售价款168000元，扣除李绪荣欠款110000元，剩余58000元付给李绪荣。
亚华公司于2016年10月将涉案车辆拖回，李绪荣称向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局、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刑警队报警及与刘兆荣签订涉案《挖掘机转让合同》是受胁迫所为，但李绪荣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亚华公司称将涉案挖掘机拖回并参与卖该挖掘机的行为是受福泰公司委托以及扣李绪荣欠款110000元已给福泰公司，福泰公司对此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已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焦点为：1.张维旗能否代表福泰公司收取案涉货款；2.单士红、张维旗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3.福泰公司与亚华公司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认为：关于张维旗能否代表福泰公司收取案涉货款的问题。因涉案《协议》是张维旗介绍李绪荣与福泰公司签订的，单士红代表福泰公司在该协议中签名，并盖福泰公司印章，而张维旗并没有代表福泰公司，也没有在该协议中签名。协议签订后，李绪荣一直是通过单士红代收方式，向福泰公司付款260000元。直到单士红离开福泰公司，而不是通过张维旗向福泰公司付款。李绪荣应当知道张维旗不是代表福泰公司签订涉案挖掘机及收取其购机款者，在单士红离开福泰公司之后，单士红或福泰公司没有向李绪荣说明变更实际收款人，也没有指令已经离开福泰公司的张维旗代表福泰公司收取涉案购机款，而此时张维旗已经先于单士红离开福泰公司，客观上已经不能代表福泰公司履行收取涉案购机款的职责。即对于福泰公司而言，张维旗不可能履行职务行为。
关于单士红、张维旗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以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行为，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要求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且还强调相对人善意无过失。单士红在2014年12月之前系福泰公司员工，受福泰公司委托与李绪荣签订涉案《协议》并收取李绪荣的260000元，所收的款项也均已入福泰公司的账上，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
张维旗对于涉案《协议》的签订以及履行，其从未涉及该事务，没有表见代理之表象，李绪荣对此也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张维旗对于福泰公司与李绪荣在涉案事务中不能构成表见代理。李绪荣上诉认为张维旗在本案中构成表见代理的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李绪荣与张维旗是熟人关系，基于相互信任，李绪荣在单士红离开福泰公司之后，向张维旗支付26笔合计129000元，应当认定李绪荣委托张维旗代其向福泰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即李绪荣与张维旗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张维旗没有完全履行李绪荣对其委托义务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与福泰公司没有直接关联。福泰公司按照涉案《协议》约定，在没有收到李绪荣按约定应支付的款项后，依照涉案协议约定将涉案挖掘机拖回，李绪荣称向公安部门报警，但没有证据证明。李绪荣向张维旗支付26笔合计129000元的最后一笔的时间是2016年1月31日，福泰公司将涉案挖掘机拖回的时间是2016年10月，在涉案挖掘机被福泰公司拖回期间，李绪荣与案外人刘兆荣达成买卖协议，将涉案挖掘机以价款168000元出售给刘兆荣，李绪荣在获取168000元之后，偿还欠福泰公司110000元，剩余58000元归李绪荣。前述事实证明李绪荣在2016年10月份对所欠福泰公司购车款事实是认可的。即至2016年10月31日李绪荣卖掉涉案挖掘机获取168000元之后，偿还欠福泰公司110000元之后，李绪荣与福泰公司之间已经结清所有账务，互不欠账，福泰公司没有多收李绪荣的货款。李绪荣主张福泰公司多收其货款没有事实依据，本院对李绪荣的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李绪荣提出福泰公司与亚华公司人员混同、业务混同、财务混同，两公司系关联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因李绪荣主张福泰公司多收其货款没有事实依据，故李绪荣主张福泰公司、亚华公司向其承担连带退还福泰公司多收其货款的请求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基础。因此，福泰公司与亚华公司是否人员混同、业务混同、财务混同，两公司是否系关联公司，与本处理结果没有关联。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20元，由李绪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利
审 判 员 刘 扬
审 判 员 袁 辉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仕玉发
书 记 员 江亦涵
法律条文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