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67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蔺某，女，1970年6月2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女，1959年1月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男，1967年4月1日出生。
上诉人蔺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40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不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蔺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被上诉人王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蔺某的上诉请求是：撤销一审判决，改判140300元债务及利息，由王某、蔺某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述债务发生在蔺某与王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某对此完全知情。故（2015）三中民终字第1018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由蔺某承担的140300元债务及利息，应当由蔺某与王某共同承担，要求王某应承担上述债务的百分之五十。
王某答辩称，蔺某擅自转卖母亲的房产，侵害了王某的母亲杨某的合法权益，应当由蔺某承担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蔺某在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是：判令王某与蔺某共同承担（2015）三中民终字第10189号民事判决由蔺某承担的三笔款项：第一，需支付杨某的赔偿款140300元；第二，以2803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自2004年12月2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第三，案件受理费及鉴定费共计23441元。上述三笔款项由我与王某各自承担百分之五十。事实和理由：王某与蔺某原系夫妻关系，1996年结婚，后于2010年经法院调解离婚。2014年，王某之母杨某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将我与北京某企业有限公司诉至法院。经（2015）三中民终字第10189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蔺某因转卖北京市顺义区某市花园某园×号楼×室损害杨某权益，应赔偿杨某经济损失140300元债务及利息并承担案件受理费及鉴定费。蔺某认为，此债务系夫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蔺某与王某各承担百分之五十。
王某在一审法院答辩称：王某不同意蔺某的诉讼请求，蔺某擅自卖房系蔺某个人行为，王某并不知情，故蔺某主张的款项不是夫妻共同债务。要求法院驳回蔺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某与蔺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6年6月18日登记结婚，于2010年6月13日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王某系杨某之子。2004年11月19日，顺义区某市花园某园×号楼×室登记于蔺某名下，后蔺某与张某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将该房屋出卖于张某，价款为27万元。2004年12月2日，该房屋登记于张某名下。据生效判决（2015）三中民终字第10189号民事判决所载，蔺某、杨某、张某、北京某企业有限公司之间就顺义区某市花园某园×号楼×室曾发生过多次诉讼：2012年8月，杨某向蔺某、北京某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确认蔺某与某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顺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5年，中国某旅游总公司（以下简称某1公司）从某公司购买三套房屋，并指定其中的某1室房屋是为杨某购买的。杨某当时为某1公司的在职员工。杨某补足了某1室房屋的剩余房款，后某公司向杨某交付了该套房屋，杨某的儿子王某及儿媳蔺某实际居住该房。1996年年底，因发现某1室房屋存在质量问题，经协商，某公司将某1室房屋调换为某室。王某及蔺某于1997年实际入住某室。庭审中，三方均认可在将某1室调换为某室时，曾补交房款差额，杨某称补交房款差额是由王某和蔺某夫妻共同财产的出资，蔺某称补交房款的差额是由其出资，某公司则称从其公司的收款纪录中，无法核实具体由谁补交的房款差额。庭审中，杨某提交合同编号为26040403的《房屋买卖合同》，证明蔺某与某公司恶意串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损害了杨某的合法权益。对此，某公司不认可该《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亦不认可该合同的证明目的，并称某公司在1997年12月13日之前的名称为北京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上标注的销售中心地址为北京市某区某河的地址,是2001年的时候搬过去的，某家园的联系地址也是在2000年之后开始正式建立的，在1997年时没有上述两个楼盘项目，在合同的最后一页，某公司的公章处，该合同专用章与某公司所有公章均不相符，某公司没有与蔺某签订过合同，故该份合同系伪造的，也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蔺某对杨某提交的合同的真实性认可，并认为该合同是真实有效的。庭审中，杨某提交发票号为×××的北京市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销售不动产和转让无形资产专用发票，证明某公司为蔺某出具的其买房子的发票，依据发票也能证明某公司协助蔺某办理产权，共同损害了杨某的合法权益。对此，某公司对该专用发票的真实性不认可，称没有在某公司查询到该发票的底联，虽然税控的防伪码是某公司的，并称该发票系非法取得的。蔺某对该专用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称该发票是真实有效的。庭审中，杨某提交京房权证顺私字第XX**号房屋所有权证和北京市房屋登记表，证明某公司与蔺某串通，使得蔺某非法取得房屋所有权。对此某公司对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房屋所有权系某公司协助蔺某取得的，并称房屋所有权系蔺某伪造相关的手续和合同向行政机关骗取的，并称某室登记在蔺某名下是在蔺某与王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某公司已于1997年将涉诉某室房屋交付了杨某，房屋出现灭失相关情况应由杨某自行负担。蔺某认可房屋所有权证和北京市房屋登记表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蔺某称购买人为蔺某的房屋买卖合同和发票系王某拿回来的，并称是杨某让其将某室房屋过户蔺某和王某名下。对此杨某予以否认，蔺某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另，合同编号为26040403的《房屋买卖合同》已于2004年11月19日在北京市顺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登记备案。法院经审理查明后认为，某1公司购买了某公司开发的某1室房屋，并指定该套房屋是为杨某购买的，后某公司向被指定人杨某交付了某1室房屋。因某1室房屋存在质量问题，某公司将某1室房屋调换为某室，王某及蔺某亦办理了某室的入住手续，可见某室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已由某1室房屋变更为某室，即某室为某1公司指定为杨某购买的。蔺某与某公司在明知某室系某1公司指定为杨某购买的情况下，仍然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并将某室过户到蔺某名下，损害了杨某的利益，应属无效合同。故杨某要求确认蔺某与北京某企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合同编号为26040403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10日作出（2012）顺民初字第10939号民事判决，判决：蔺某与北京某企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合同编号为26040403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后某公司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2日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1011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8月，杨某向蔺某、张某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确认蔺某与张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无效。顺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后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蔺某与张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某室登记在蔺某名下，虽然蔺某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所依据的合同是否有效尚在审理之中，但杨某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张某事先明确知情，且张某与蔺某恶意串通进行涉案房屋的买卖损害了杨某的合法权益。故杨某因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王某利益的理由要求确认蔺某与张某所签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依据，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对于杨某主张的因蔺某无权处分要求确认蔺某与张某所签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法院据此于2013年9月5日作出（2013）顺民初字第935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
2014年8月，杨某向蔺某、北京某企业有限公司提起诉讼，请求蔺某与北京某企业有限公司赔偿损失952064.74元。经审查，蔺某于2008年1月9日作出《关于某房屋解决方案》，其主要内容为：后于2005年因生意急缺资金，蔺某私自将某室出售，当时欲将某园×#×室（此房为与蔺某生意上有合作关系的王某2抵押给蔺某的，房产登记人为蔺某姐姐蔺某2）过户给蔺某婆婆。但由于蔺某2认为在生意上曾对我有过帮助，因此认为蔺某必须给予15万元的回报，蔺某已给过4万余元，还有10万元蔺某争取尽快给齐以便顺利将房产过户给婆婆，时间争取在2008年6月份前办完此事。蔺某于2008年7月5日作出《承诺书》，其主要内容为：蔺某于今年元月承诺五月底将现有北京某城市花园某园×号楼×室房屋过户到婆婆杨某名下，现因办理接近尾声时原房屋产权登记人蔺某2反悔承诺，拒绝继续办理过户手续，致使此房产过户登记手续无法继续。蔺某将就此房屋产权索回一事向法院提起上诉，待法院判决后，如归蔺某所有，届时蔺某立即将此房产过户婆婆杨某名下。如判决给蔺某2，蔺某将购买一套与原房产等价的房产在婆婆杨某名下。蔺某于2008年12月13日作出《承诺》，其主要内容为：关于某园×房继续上诉。如在2009年元月底前有结果，此房所有权如归属蔺某所有，本人将所有权过户给婆婆杨某。同时，蔺某在2009年元月底前，在某另询房屋一套，面积不低于80㎡，如108室归属权未归蔺某所有，蔺某特购买房屋（不低于80㎡）一套，产权登记人为婆婆杨某，时间于2009年元月底前。审理中，杨某申请就某室的现值进行鉴定，以2014年8月20日为基准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确定，法院委托北京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该项鉴定。2015年1月26日，北京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京城捷信2015-ZBG006-法字001及京城捷信2015-ZBG007-法字002两份估价报告书，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2004年12月2日房地产市场总价值28.03万元，估价对象2014年8月20日房地产市场总价值205.2万元。杨某为上述鉴定支付鉴定费12000元。杨某主张蔺某与某公司恶意串通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之后又将某室转卖给案外人张某，构成共同侵权，故要求蔺某与某公司连带赔偿某室的房地产市场总价值28.03万元及损失（以28.03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6.12%的4倍的标准从2004年12月2日计算至蔺某及某公司实际给付28.03万元为止）。杨某明确表示不要求王某承担赔偿责任。顺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蔺某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仅向法院提交了答辩意见，应视为其放弃了质证的权利。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蔺某与某公司在明知某室系某1公司指定为杨某购买的情况下，仍然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将某室过户到蔺某名下，使得案外人张某通过与蔺某签订买卖合同善意取得了某室的所有权，导致杨某丧失了某室的所有权，且杨某明确表示不要求王某承担赔偿责任，故对于杨某要求蔺某与某公司连带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计算。某室于2004年12月2日登记于案外人张某名下，故某室2004年12月2日的市场价格应为杨某的损失数额。对于杨某请求的房屋损失，法院依照估价报告书确定的某室2004年12月2日房地产市场总价值予以认定。杨某要求蔺某与某公司连带赔偿某室价值的利息的请求合理合法，应赔偿的利息的计算标准由法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的标准予以确定。据此，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作出（2014）顺民初字第1278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蔺某及某公司连带赔偿杨某房屋损失二十八万零三百元及利息，利息以二十八万零三百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如该标准高于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四点四八，则以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四点四八为计算标准），从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日计算至蔺某及某公司实际全额给付二十八万零三百元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驳回杨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后某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诉讼费由杨某承担。理由为：杨某在取得房屋后，将房屋交给王某、蔺某长期居住，某公司是受蔺某欺瞒才协助其办理了房屋登记手续，后蔺某将房屋转卖他人，是其个人侵权行为，某公司即使存在过错，也不构成与蔺某“共同侵权”，故应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某室被出卖，蔺某、王某是实际受益人，杨某也早就知道此事，现上述三人应承担过错责任，杨某放弃追究王某责任，法院应相应减少某公司责任比例；本案系侵权诉讼，原审法院除判决我方赔偿标的物的损失外，还按照民间借贷利息最高标准判决利息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杨某提出财产损害赔偿之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杨某、王某同意原判。蔺某不同意原审判决，但未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诉讼中，经询问，王某表示1997年办理房屋置换时，其将原房屋合同从杨某单位取出之后交付给蔺某，由蔺某办理房屋置换事宜。王某另表示当时其与蔺某没有矛盾。庭审中，杨某提交房屋产权证一份，用以证明该证系2005年蔺某伪造而来，用以欺骗杨某所用。上述事实，有民事判决、股价报告书、《房屋买卖协议书》、房屋所有权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蔺某与某公司是否存在共同侵权行为以及两方对杨某的损失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共同侵权与一般侵权的最重要的区别为“行为具有共同关系”即共同性。共同侵权构成的要件有：加害主体的复数性、加害行为的协助性、主观意思的共同性、损害结果的一致性。本案中，曾先后发生过两个侵权行为，即某公司未经杨某同意与蔺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配合蔺某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的行为及蔺某将涉案房屋私自卖给案外人致使房屋无法追回的行为。首先，上述两个行为具有先后次序，且加害主体及损害后果各不相同。某公司与蔺某签约系双方行为，其行为后果是使得蔺某具备了取得房屋产权证而后转卖房屋的条件，而蔺某将房屋转卖他人系其独立实施的侵权行为，其行为后果是使得房屋彻底脱离杨某的掌控，且无法通过正常救济途径予以追回，即财产损失发生。其次，从某公司私自与蔺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过程来看，杨某在取得某1室房屋后即将房屋交由王某及蔺某使用，房屋调换至某室后，二人继续居住使用，并曾向某公司支付房屋差价款，王某亦将换房手续交由蔺某前去办理。某公司主张在此情况下，其为蔺某办理更名手续系过失侵权，该主张与客观事实更加贴近，而杨某主张蔺某与某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则显依据不足。综上，法院认为，在并无证据证明某公司与蔺某有共同侵害杨某财产的意思联络的情况下，仅凭双方签订合同这一事实认定某公司与蔺某构成共同侵权并要求其与蔺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明显依据不足，故某公司上诉主张其应根据自身过错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理由成立，对其此项上诉意见予以采纳。有关某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和具体赔偿数额，应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杨某的受损情况等因素予以确定。考虑到某公司和蔺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配合办理过户的行为在客观上为蔺某取得房屋产权进而转卖提供了便利条件，双方在造成杨某房屋损失的责任上难以区分大小，故其赔偿杨某经济损失的百分之五十。财产损失应按照某室登记于案外人张某名下时的市场价格计算。有关某公司主张原审法院判决支持以28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损失的利息，缺乏依据一节。因侵权行为发生在十余年前，蔺某实施侵权行为后刻意隐瞒和欺骗杨某，致使损失进一步扩大，故原审法院判决蔺某按照此标准支付利息损失并无不当。但某公司对蔺某后期卖房及刻意隐瞒事实造成的损失并无过错，故杨某要求某公司承担扩大的损失部分，于法无据，对其此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某公司主张杨某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一节。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证实，杨某在知道自身权利被侵害后，持续向蔺某主张权利，在此期间诉讼时效中断，故某公司主张杨某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错误，应以改判。据此，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2015）三中民终字第1018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4）顺民初字第12789号民事判决；二、北京某企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杨某经济损失十四万元；三、蔺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杨某经济损失十四万零三百元，并以二十八万零三百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赔偿杨某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四、驳回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鉴定费一万二千元，由杨某负担六千元（已交纳）,由蔺某负担三千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由北京某企业有限公司负担三千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首先，蔺某主张其对杨某负担的侵权损害赔偿系其与王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对此，蔺某应当就该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负举证责任，而不能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直接主张该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第1款的文义来看，该规定所指的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负担的债务。由于侵权之债无须考虑加害人以何人名义实施，故该规定实际上仅适用于合同之债。侵权之债的发生，不以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约定为要。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该规定时，以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作为该规定的理论依据，由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适用于合同之债而非侵权之债，故该规定自然不应适用于夫妻一方侵权而发生的债务。因此，不能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施侵权行为负担的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蔺某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必须证明存在王某也应当负责的法定事由。其次，蔺某主张其取得本应属于杨某的房屋所有权并将房屋转卖他人的事实，王某知情，并主张王某与其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当对杨某负担连带责任。因此，如果杨某免除王某的损害赔偿责任，蔺某就在该免责范围内不再负赔偿责任。但是，民事诉讼适用“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蔺某主张其与王某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对此负举证责任。共同侵权不仅要求数个加害人均实施了加害行为，而且要求数个加害人之间具有主观上的意思联络，即共同故意，或者至少要有共同过失，或者故意和过失相结合。由于某室为某1公司指定为杨某购买，在将某室登记至杨某名下之前，杨某对某室享有的是债权而非所有权，基于这一权利，杨某可以要求将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蔺某通过将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并出卖给他人，侵害的是杨某的债权。因此，蔺某应当证明，王某参与了将本应属于杨某的房屋过户到蔺某名下的行为，并配合蔺某将房屋转卖给他人，同时，王某与蔺某具有侵害杨某对房屋享有债权的故意，王某和蔺某的行为导致杨某遭受了损害。但是，在庭审过程中，蔺某并没有证明上述事实，因此，不能认定王某与蔺某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王某无须对杨某负连带责任。从而，该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属于蔺某的个人债务，而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综上，对蔺某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蔺某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依照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本案蔺某就顺义区某市花园某园×号楼×室房屋的争议,已发生过多次诉讼。其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民终字第10112号民事判决判定，蔺某与某公司在明知某室系某1公司指定为杨某购买的情况下，仍签署合同编号为26040403的《房屋买卖合同》，并将某室过户到蔺某名下，损害了杨某的利益，系属无效合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终字第10189号民事判决认为，蔺某因侵权行为对杨某造成财产损失，应予以赔偿。据上述已生效且具有既判力的判决所载，蔺某将顺义区某市花园某园×号楼×室过户到自己名下并转卖他人的行为,构成对杨某的侵权，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该赔偿责任不属于王某与蔺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蔺某主张王某对房产过户、转卖事项知情，且自己曾将卖房款交付王某，但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故蔺某主张其应给付杨某的赔偿款项系夫妻共同债务，要求王某承担一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蔺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一百五十元，由上诉人蔺某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牛旭云
代理审判员 吴扬新
代理审判员 刘福春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杜晓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