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华蓥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681民初1234号
原告：杨含，男，生于1982年3月3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华蓥市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四川天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志国，男，生于1982年12月6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华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渝，重庆康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邓海林（曾用名邓培飞），女，生于1985年6月23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广安区。
原告杨含与被告黄志国、第三人邓海林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被告黄志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渝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杨含、被告黄志国、第三人邓海林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原告杨含于2016年12月7日与被告黄志国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书》。事实及理由：原告杨含与被告黄志国系朋友关系，被告黄志国与第三人邓海林原系夫妻关系。原告于2013年3月、10月在被告处借款共计200000元，约定利息为月息4.5分。2015年12月4日，被告黄志国、第三人邓海林与原告结算，原告共欠被告280000元（含未付利息120000元），同时，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向第三人出具了280000元的借条。2016年，原告陆续向第三人归还了74000元。2016年12月1日至12月7日期间，被告为收取280000元中的剩余款项邀约多人跟随原告，并以殴打原告相威胁，要求原告再还款300000元。原告在无奈的情况下报警，因被告邀约多人在派出所威胁原告，原告只能与被告达成还款300000元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原告事后得知，被告黄志国与第三人邓海林已离婚，第三人邓海林系280000元借款的实际债权人，被告黄志国没有第三人邓海林的授权，无权代表第三人邓海林追讨该280000元借款。《治安调解协议书》系原告受到被告胁迫且对债务结算有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与被告黄志国签订。
被告黄志国辩称，1、2013年，原告共向被告借款200000元，双方约定借款的月利率为30‰。2016年12月7日，原、被告在派出所工作人员在组织下对该借款本息进行结算，原告欠被告借款本息的金额为300000元，并由派出所工作人员制作了《治安调解协议书》，由原、被告双方签字进行了确认，该300000元不是原告所称的其欠第三人的280000元借款演变而来；2、原告2013年向被告所借的200000元与原告欠第三人的280000元无关联性；3、《治安调解协议书》，系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利息的计算标准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4、原告主张《治安调解协议书》无效的请求，已被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驳回；5、原告提供的录音资料不能证明《治安调解协议书》是其受胁迫和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与被告所签订；6、原告向被告借款后，仅在治安调解协议达成后向被告归还了60000元，余款240000元，原告至今未偿还。
第三人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案原、被告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质证。对于原告提供的原、被告身份信息资料、治安调解协议书、接（报）处警登记表、杨含与黄志国的谈话的录音光盘及被告提供的（2017）川1681民初62号民事判决书、（2017）川16民终815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原、被告在庭审中、第三人在诉讼中均未提出异议，本院确认并附卷佐证。对原告提供的借条，因是复印件、被告对该借条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认为：1、2013年，杨含在黄志国处借款200000元，双方约定月利率45‰，当时，邓海林与黄志国在一起共同生活，是否离婚，杨含不清楚，杨含认为该款是黄志国与邓海林共同出借的，2015年12月4日，在杨含与黄志国、邓海林结算前，已偿还本金40000元及按月利率30‰计算的全部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未支付，折算为120000元，共计280000元，黄志国要求杨含把借条出给邓海林，于杨含向第三人出具了280000元的借条；2、杨含向第三人出具280000元借条后，杨含以现金、银行转账及以车抵债的方式向黄志国、邓海林偿还74000元，下欠206000元，2016年12月，黄志国向杨含追讨该款时，认为本息一共应为300000元，要求杨含与其签订300000元的《治安调解协议》，《治安调解协议书》是原告受到黄志国胁迫和有重大误解情况下所签订。被告认为：原告向被告借款200000元后，既没有向被告归还本金，也没有向被告支付利息，仅在双方签订《治安调解协议》后向被告偿还了60000元。
本院经过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3月、10月，原告杨含向被告黄志国借款共计200000元。2016年12月6日19时，原、被告因经济债务问题在四川省华蓥市城市花园9幢2单元5楼1号发生纠纷。2016年12月7日，原、被告在华蓥市公安局双河派出所的调解下，达成《治安调解协议书》，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1、经协商，杨含、黄志国双方自愿协定，杨含所欠黄志国的所有欠款本息一次性了结费用合计300000元；2、杨含定于2016年12月24日、12月28日、2017年3月15日分别向黄志国归还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治安调解协议书》签订后，原告杨含向被告黄志国还款60000元。上述事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认，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称第三人的280000元债权系其在2013年向被告所借的200000元转化而来，《治安调解协议书》中的300000元系该280000元的结算款项。庭审中，被告予以否认，并称《治安调解协议书》中的300000元是原告所欠被告200000元借款，双方通过结算，原告所欠被告的借款本息，而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对原告所称的该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治安调解协议书》中的300000元，应为原告向被告所借200000元的借款本息。原告称其向被告借款后，杨含于2015年12月4日前以现金、银行转账及以车抵债的方式向黄志国、邓海林偿还74000元，被告否认，而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对原告所称的该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原告于2013年3月、10月向被告所借200000元，原告称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45‰，而被告称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30‰，无论原、被告约定的月利率是45‰还是30‰，以20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10月31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利息为120000元。《治安调解协议书》约定原告向被告偿还300000元借款本息，其利息计算标准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民间借贷利息计算标准。
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治安调解协议书》系其在受胁迫或有重大误解的情况下所签订，且《治安调解协议书》是原、被告在派出所工作人员的组织下经过双方协商达成的协议，原告主张受胁迫或有重大误解的事实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由于原告主张《治安调解协议书》是在受胁迫和有重大误解的情况下所签订的事实不能成立，同时，抑或《治安调解协议书》是原告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所签订，但从《治安调解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对原告向被告借款200000元，原告无异议，另100000元利息的计算标准，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被告在原告处享有的300000元合法债权，被告有权要求原告偿还。因此，原告要求撤销其于2016年12月7日与被告黄志国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书》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含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含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思禹二0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程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