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1民终34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忠相，男，196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亮，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锴，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云香，女，1970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亮，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锴，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雪鸿，女，195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军，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诚，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振东，男，196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军，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诚，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南京长江联合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潭镇宁龙公路珠子山。
法定代表人：周坚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文军，江苏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磊，男，1971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万龙，男，1988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红飞，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斌，男，197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红飞，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徐忠卿，男，196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上诉人徐忠相、李云香与上诉人孙雪鸿、卢振东及被上诉人南京长江联合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联合��司）、陈磊、杨万龙、张斌、原审第三人徐忠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4民初8933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忠相、李云香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亮、童锴，上诉人孙雪鸿、卢振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军、陈诚，被上诉人长江联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文军、刘洋，被上诉人杨万龙、张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红飞，原审第三人徐忠卿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陈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忠相、李云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为确认徐忠相、李云香分别享有南京九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通公司）60%股权、5%股权，孙雪鸿、卢振东及各被上诉人协助徐忠相、李云香共同办理恢复上述股权状态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本案诉讼费用由孙雪鸿、卢振东及各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及诉讼请求，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因卢振东等在本案一审期间擅自将案涉股权转让给长江联合公司，故徐忠相、李云香申请追加长江联合公司为被告，并对该公司提出了诉讼请求，认为其不构成善意取得，要求其配合办理恢复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一审法院仅将长江联合公司列为第三人，并在审理期间明示对长江联合公司是否善意取得股权不予审理，对徐忠相、李云香围绕长江联合公司取得股权是否善意而提出的股权价值鉴定申请、调查取证申请等亦未予准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定，原告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增加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但一审法院未予审理，既剥夺了徐忠相、李云香的诉讼权利，亦属遗漏当事人及诉讼请求的情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二、一审判决未认定徐忠相、李云香对案涉股权享有所有权，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徐忠相、李云香与孙雪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系通谋虚伪行为，其中《股权转让协议》属于伪装行为，隐藏行为系借款的非典型担保行为，即理论上所称的让与担保。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厘清当事人之间的伪装行为与隐藏行为，同时认定伪装行为无效，完全正确。但一审判决将“股权归属”与“股权返还变更登记”混为一谈，适用法律错误。
1.无论伪装行为还是隐藏行为，在性质上均属于当事人之间的债权行为而非物权行为。一审判决认定隐藏行为属于非典型担保，应当理解为“非典型担保合同”，而非“非典型担保物权”。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只要当事人为借款设定担保的意思表示真实，即应认定合同有效，只是这种“非典型担保合同”并非有名合同。
2.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只有法律可以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规定的物权种类和内容中并无让与担保的情况下，当事人即便达成了有效的让与担保合同，亦无法产生所有权转移的法律后果，孙雪鸿（卢振东）不会因为案涉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而取得股权所有权。此时的股权变更登记，仅系为实现与担保相同的功能，并不具有真实的所有权转移的功能，案涉股权的所有权仍归徐忠相、李云香所有。对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以物抵债若干法律适用问题的审理纪要》第二条规定，让与担保违反物权法定原则，不产生物权转移效力。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肯定了案涉股权并未发生所有权的真实转让，另一方面又否定徐忠相、李云香对案涉股权的所有权人地位，自相矛盾。究其原因，系将仅具有担保功能的形式上的股权转让，错误理解成了具有所有权转移效果的实质上的股权转让。
3.既然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作为伪装行为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则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案涉股权依法应返还给徐忠相、李云香。虽然作为隐藏行为的非典型担保合同约定，在债务（一审判决载明徐忠相、李云香自认欠付卢振东350万元有误，实际欠款仅290万元，且卢振东在其他项目上还欠徐忠相、李云香1600余万元）清偿完毕之前，徐忠相、李云香暂不能要求将股权恢复登记至自己名下，但并不妨碍案涉股权的所有权仍归徐忠相、李云香所有，且可判决其他各方当事人在债务清偿完毕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4.股权不同于物权，不动产物权采取登记生效主义，而股权的登记仅起到对抗作用，股权的取得必须同时具备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并非登记在谁名下就归谁所有，故一审法院根据案涉股权未登记在徐忠相、李云香名下，否定二人对该股权享有所有权，显属错误。
三、徐忠相、李云香作为所有权人，有权追回案涉股权，且已证明长江联合公司受让股权时非善意，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但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理涉，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
1.长江联合公司受让案涉股权的行为发生在本案诉讼期间，徐忠相、李云香已通过上门、挂号信发函、与长江联合公司常务副总面谈等多种方式，明确告知长江联合公司案涉股权不属于卢振东所有，且正处于诉讼阶段，希望其停止收购行为，故长江联合公司在尚未取得完整股权权利时即已明知股权存在重大权属障碍及纠纷。股权的取得应根据工商登记的形式要件并综合股权具体权利的行使等实质要件进行认定。根据长江联合公司所签《南京九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九通股权转让协议》）第1.7、2.2、3.1、4.1.1、5.2条等约定，股权转让基准日为九通公司四处房屋办理完不动产产权证书之日（即2017年5月17日），有关风险直至此基准日后才由卢振东转移给长江联合公司，在基准日之前，九通公司相关工程款及应收账款由卢振东承担，利润亦归卢振东所有。该协议签订后，卢振东仍实际控制、管理九通公司，包括处理工程款支付、在建工程竣工验收、房产登记���董事会决策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事务，九通公司董事会成员也未在股权变更登记后进行变更，甚至九通公司2016年12月12日之后的利润也未完全转归长江联合公司所有。因此，在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之前，虽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股权的相关权利、风险等并未完整转移至长江联合公司，其尚未取得完整的股权。
2.长江联合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在受让案涉非国有股权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十六条、《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第三章及《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至十二条等规定，开展尽职调查，进行资产评估，由此形成的报告是其内部决议和上报其股东审批通过所必需的交易文件，并需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核准或备案。但本案中，长江联合公司既未进行尽职调查，也未对交易标的进��资产评估，而且在短短数日内快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主观上显非善意。
3.长江联合公司提交的其与卢振东签订的《九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时九通公司的所有债权（应收账款）、债务（工程款）归卢振东所有，与长江联合公司无关，九通公司的其他资产（对下属宝华公司的股权等）不在本次转让范围内，故该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九通公司房屋、土地等净资产的转让，即长江联合公司用7800万元购买了九通公司名下9897.3平方米土地及总面积16500平方米房屋，折合单价仅4727元每平方米。在长江联合公司受让股权前一天，卢振东等以张斌名义对该股权进行了4500万元的增资，该项增资款作为九通公司的财产，其对应价值自然归于九通公司唯一股东即长江联合公司实际支配。这意味着，长江联合公司实际以3300万元购买了上��房屋和土地，折算单价仅2000元每平方米。上述土地和房屋同区域的商业土地出让起始价至少为8958-12546元每平方米（不包括土地上房屋的价值），评估价为13964元每平方米，附近商品房价格约23000元每平方米。可见，上述交易价格远低于同时期同地段的市场价格。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善意取得必不可少的要件是以合理的价格转让，长江联合公司以如此畸低价格购买上述不动产，足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恶意。《股权转让协议》亦载明价格之所以较低，系因已考虑该股权存在的一切瑕疵，由此可知长江联合公司在受让该股权时，即已知晓股权涉诉和存在重大权属问題。
4.徐忠相、李云香曾申请一审法院调取长江联合公司开展尽职调查的相关文件（包括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尽职调查报告及附件、评估报告、请示、批复函等），并申请对长��联合公司交易标的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但一审法院均未予同意，也未要求长江联合公司提交上述相关文件。上述事项涉及长江联合公司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的关键事实，也能反映徐忠相、李云香的实际损失，与本案关联性甚为重大，属于确定双方民事权利义务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不予查明，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
四、一审中已有初步证据反映长江联合公司并非简单的非善意取得，甚至构成与卢振东恶意串通帮助其将非法侵占的案涉股权变现，但一审法院未查清此基本事实。
1.在将股权转让给长江联合公司的前一天，卢振东让张斌对九通公司增资4500万元，以配合长江联合公司受让本案股权。卢振东、长江联合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均不能对此可疑的增资行为给出合理解释。
2.长江联合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使用国有资金受让非国有股权时���未履行法定手续，价格畸低，长江联合公司未能给出合理解释和说明，而是以“与本案无关”进行搪塞和回避。
3.在徐忠相、李云香2017年初通过多种方式告知长江联合公司案涉股权存在重大权属问题时，长江联合公司一方面告知徐忠相、李云香将暂停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另一方面却继续支付了几千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未及时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交易，不愿意等待判决结果后再作决定，表明其恶意帮助卢振东将非法侵占的股权变现。
4.从一审法院根据徐忠相、李云香申请调取的长江联合公司、张斌、杨万龙的部分资金往来记录可知，在长江联合公司已支付的58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有近1200万元又回到了长江联合公司控制的九通公司，极其不合理，能够初步证明卢振东与长江联合公司恶意串通，相互配合侵占属于徐忠相、李云香所有的股权。据此，徐忠相、李云香申请进一步调取资金往来记录，以查实长江联合公司与卢振东等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徐忠相、李云香合法权益的事实，但一审法院既未认定上述事实，又不同意进一步调查取证，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基本事实无法查清。
孙雪鸿、卢振东辩称，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徐忠相、李云香与孙雪鸿签订，孙雪鸿系代卢振东持股，故孙雪鸿、卢振东均作为被告。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追加杨万龙、张斌、长江联合公司等为第三人，上述当事人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徐忠相、李云香没有任何关联性，故一审程序并无不当。2.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签订后双方共同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章程修正案等股权转让的实质要件，卢振东在协议签订后实际接手九通公司，并偿付了九通公司大量负债，表明卢振东是作为九通公司的股东履行自身职责。3.徐忠相、李云香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长江联合公司存在恶意，其主张均系建立在猜测基础上，且长江联合公司是否善意与本案并非基于同一事实，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审理。
长江联合公司辩称，1.关于程序问题，坚持一审中的意见，由二审法院认定。2.股权与所有权系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股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调整，所有权受物权法调整，法律中没有股权所有权的规定。徐忠相、李云香以物权法中的物权法定原则论证其享有案涉股权的所有权，适用法律错误。3.无论徐忠相、李云香与孙雪鸿、卢振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性质和效力如何判断，长江联合公司受让九通公司的股权均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徐忠相、李云香于2013年将九通公司65%的股权转让给孙雪鸿，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此后股权又变更至杨万龙、张斌名下。长江联合公司受让股权时，徐忠相、李云香不再是九通公司的登记股东。根据上述规定，基于工商登记的公示效力，徐忠相、李云香不得以享有九通公司股权为由对抗长江联合公司。4.徐忠相、李云香不仅与孙雪鸿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而且移交了公司公章、财务账册等核心资料，且最重要的资产即在建工程亦由卢振东实质占有并承担相关应付工程款，故属于真实的股权转让。长江联合公司在受让股权时，没有任何禁止或者限制转让的权利瑕疵，且不仅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还办理了九通公司的资产交接，实质上占有和控制了九通公司的资产和经营，故长江联合��司受让九通公司股权完全合法。5.即使徐忠相、李云香与孙雪鸿之间的股权转让实为让与担保，因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具有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在徐忠相、李云香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孙雪鸿作为担保权人，有权变卖案涉股权并优先受偿。从公司股权变更的情况看，徐忠相、李云香在2013年将股权转让后，九通公司的资产和经营状况每日均发生变化，对应的股权价值亦有变化。徐忠相、李云香要求将目前九通公司65%的股权恢复至其名下，不具有可操作性。6.徐忠相、李云香认为长江联合公司非善意取得的观点不能成立。（1）善意取得制度只适用于无权处分情形。长江联合公司受让股权时，徐忠相、李云香不是九通公司股东，杨万龙、张斌作为登记股东，有权处分股权，故一审法院对徐忠相、李云香关于非善意取得的主张不予理涉正确。（2）即使杨万龙、张斌无权处分股权，因长江联合公司无法自证不知的事实，应由徐忠相、李云香举证证明长江联合公司在受让股权时知道其二人是股东的事实，但其并未就此进行举证，徐忠相、李云香所主张的告知情况均发生在长江联合公司受让股权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后。长江联合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其项目收购合同和资金使用均受相关部门监管、履行相关审批手续，但有无进行必要的调查及内部审批，不是判断该公司是否知情的标准。（3）股权受让不能等同于房地产买卖，徐忠相、李云香以房地产价格判断股权价格是错误的。长江联合公司受让股权时，九通公司的厂房是在建工程，尚未办理产权登记，且土地使用权性质是工业用地，厂房是工业厂房，徐忠相、李云香上诉所称的商业地产和住宅价格与本案不具有可比性。（4）根据长江联合公司所签《九通股权��让协议》的约定，原股东负责承担九通公司股权转让之前的债务，故原股东以收到的股权转让款归还九通公司原有负债符合约定。
陈磊未作答辩。
杨万龙、张斌辩称，同意孙雪鸿、卢振东的答辩意见。
徐忠卿述称，同意徐忠相、李云香的上诉意见。
孙雪鸿、卢振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徐忠相、李云香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徐忠相、李云香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孙雪鸿与徐忠相、李云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非让与担保。1.《股权转让协议》签字真实，且协议签订后，双方共同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章程修正案等股权转让实质要件，故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卢振东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实际接手了九通公司，并支付了九���公司的大量负债，表明其系作为九通公司股东履行职责，卢振东一审为此提交了2015年3月至2017年4月九通公司付款情况表，以证明其实际管理九通公司，为该公司清偿债务，推进工程建设。但一审判决未对该证据进行解释论证，仅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为由不予采纳，造成事实认定错误。2.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一方面，在股权转让时九通公司存在大量负债，另一方面，九通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忠卿欠付卢振东大量借款，在此情况下，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合理的。为证明该观点，卢振东一审中提交了两份借条和计算明细表一份，以证明徐忠卿拖欠卢振东借款本金合计2598万元。对于该份证据，一审判决也未进行解释论证，仅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为由不予采纳。3.关于涉及让与担保内容的《合作协议》，徐忠相、李云香仅提交了空白文本，卢振东和陈磊均明确表示，虽��股权转让及担保事项进行过洽谈，但最终未形成一致意见，故未在《合作协议》中签字，但一审判决却采信该协议，造成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即使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让与担保，亦应认定为有效。1.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此处的“虚假的意思表示”系指双方当事人虽有意思表示的外观，但不具有意思表示的效果意思，即不具有使法律行为发生预期效果的真实意思。但在让与担保的行为中，双方合意发生所有权变更，通过所有权变更达到担保的效果，并愿意接受所有权变更的效果，均接受《股权转让协议》的约束，并非虚假的意思表示，不能适用上述规定，应属合法有效。2.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一审判决认为隐藏行为系借款的非典型担保行为，并认可了《股权转让协议》隐藏下的让与担保的效力，驳回徐忠相、李云香要求确认九通公司股权状态及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但又判决《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相互矛盾。关于让与担保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及相关法院均倾向于认可让与担保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没有流质的条件下，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
徐忠相、李云香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徐忠相、李云香与孙雪鸿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形成过程，徐忠相、李云香一审提交《合作协议》、电子邮件、曾某及苗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各方实际履行《合作协议》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卢振东此前出具给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等材料。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徐忠卿、卢振东、陈磊三人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已就案涉股权质押担保事宜进行了磋商，形成了《合作协议》，并已实际履行。因此，孙雪鸿、卢振东上诉称《合作协议》未达成一致意见，不符合客观事实，亦与卢振东此前提供给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中确认的事实矛盾。2.卢振东称2015年3月至2017年4月其替九通公司清偿债务、推进工程建设，无论是否属实，均不能改变在2013年5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双方的真实意思。在2013年5月至2015年3月期间，徐忠卿一直在筹款处理九通公司剩余工程事宜，包括向卢振东借款，九通公司对外采购和发包活动均由徐忠卿实际负责，并安排下属人员经办，相关合同原件亦由徐忠卿保管，故九通公司的实际管理和控制均由徐忠卿开展，徐忠卿享有九通公司的���资权益。公安机关接处警记录反映卢振东在2015年3月2日撕毁《合作协议》，带人抢走了九通公司财务账册资料，并自该日开始非法占有和控制九通公司，故其所称2015年3月之后替九通公司清偿债务、推进工程建设，均建立在其非法侵占九通公司财务资料的违法行为基础上。3.卢振东对当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解释不能成立，徐忠卿拖欠卢振东2598万元借款的说法亦不符合客观事实。徐忠卿一审提交的《对徐忠卿与卢振东资金往来的专项审核报告》能够反映卢振东欠徐忠卿1600余万元，而非徐忠卿欠卢振东款项，故如股权转让真实，卢振东不可能不需要支付股权转让款。4.一审法院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是正确的。该协议是通谋虚伪的行为，其背后隐藏的是借款的非典型担保行为，不能根据隐藏行为认定股权发生实际转让效果。孙雪鸿、卢振东将隐藏的担保合同的效力和形式上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混为一谈，没有法律依据。
陈磊未陈述意见。
长江联合公司述称，同意孙雪鸿、卢振东的上诉理由。
杨万龙、张斌述称，同意孙雪鸿、卢振东的上诉理由。
徐忠卿述称，同意徐忠相、李云香的答辩意见。
徐忠相、李云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徐忠相、李云香于2013年5月16日与孙雪鸿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确认至今九通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徐忠相享有60%、李云香享有5%；3.判令孙雪鸿、卢振东及陈磊、杨万龙、张斌、长江联合公司协助徐忠相、李云香共同办理第二项诉请中股权状态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4.本案诉讼费用由孙雪鸿、卢振东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忠卿系徐忠相的哥哥，与李云香系夫妻。徐忠相、���云香持有的九通公司的股权受徐忠卿控制，徐忠相、李云香为徐忠卿代持股权。卢振东与徐忠卿系多年生意合作关系。九通公司于2006年11月18日设立登记，注册资本1000万元。九通公司成立后发生多次股东变更，至2012年8月22日，九通公司由徐忠相占股60%，认缴和实缴出资额600万元，李云香占股20%，认缴和实缴出资额200万元，陈磊占股20%，认缴和实缴出资额200万元。
2013年5月3日至5月9日期间，徐忠卿、卢振东、陈磊曾草拟《合作协议》，该协议内容涉及：“九通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徐忠卿，2012年7月，陈磊取得九通公司35%股权，徐忠卿确认已收到陈磊股权转让款1878万元。因九通公司尚缺500万元建设资金且前期因工程项目等向卢振东借款，至今未能还清卢振东，卢振东借款给徐忠卿，专款用于按原设计方案完成项目剩余工程，为保证徐忠卿所借款���及时归还，徐忠卿自愿将九通公司65%股份无偿转让至卢振东指定受让人，同时将九通公司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银行网银等交给卢振东指定人员，卢振东承诺尽量为九通公司申请不低于4000万元银行贷款，徐忠卿通过取得的银行贷款或陈磊支付股权转让款等方式全部还清所欠卢振东借款，卢振东将所持九通公司65%股权按照协议约定无偿转让给徐忠卿，并将保管的证照等归还徐忠卿或陈磊等内容”。但该协议卢振东没有签名确认。
2013年5月16日，徐忠相与孙雪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转让人：徐忠相，受让人：孙雪鸿。一、本协议所称‘转让股权’系指转让人在九通公司所持有的600万元股权，并对应相同数额的出资额。二、转让人同意将本协议第一条所列的‘转让股权’的所有权利及义务转让给受让人，以使受让人享有及承担转让人对‘转让股权’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和承担全部义务。三、转让人保证是该‘转让股权’的合法所有者，其具有完全的权利签署本协议并将该‘转让股权’转让给受让人。四、受让人保证其将按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如数支付转让价款。五、转让人和受让人保证，如果因违反本协议而导致对方遭受损失，应当对上述直接损失给予全部补偿。六、本协议所指‘转让股权’的总价款为人民币600万元，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7日内由受让人向转让人全额支付。七、本协议经转让人和受让人签字盖章后生效。八、因为本协议或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九、本协议由转让人和受让人于13年5月16日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签订。转让人：徐忠相，受让人：孙雪鸿”。
同日，李云香与孙雪鸿签订《股权转让协��》，内容为“转让人：李云香，受让人：孙雪鸿。一、本协议所称‘转让股权’系指转让人在九通公司所持有的50万元股权，并对应相同数额的出资额。二、转让人同意将本协议第一条所列的‘转让股权’的所有权利及义务转让给受让人，以使受让人享有及承担转让人对‘转让股权’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和承担全部义务。三、转让人保证是该‘转让股权’的合法所有者，其具有完全的权利签署本协议并将该‘转让股权’转让给受让人。四、受让人保证其将按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如数支付转让价款。五、转让人和受让人保证，如果因违反本协议而导致对方遭受损失，应当对上述直接损失给予全部补偿。六、本协议所指‘转让股权’的总价款为人民币50万元，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7日内由受让人向转让人全额支付。七、本协议经转让人和受让人签字盖章后生效。八、因为本协���或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九、本协议由转让人和受让人于13年5月16日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签订。转让人：李云香，受让人：孙雪鸿”。
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2013年5月21日，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九通公司股东变更为孙雪鸿和陈磊，分别占股65%和35%，由孙雪鸿认缴和实缴出资额为650万元，陈磊认缴和实缴出资额350万元。孙雪鸿系卢振东指定的九通公司65%的股权代持人，孙雪鸿、卢振东未向徐忠相、李云香支付股权对价款。
2013年5月27日至2013年8月23日期间，徐忠卿收到卢振东借款464.01万元，并用于九通公司项目的剩余工程完工事宜。
2014年4月4日，徐忠卿、陈磊、卢振东就九通公司九通科技园项目达成三方备忘录，内容为：“一、徐总（徐忠卿）承诺在2014年4月底左右完成九通科技园项目的竣工验收，5月底左右领取该项目的房产证和土地证。二、九通公司及徐总、陈总（陈磊）领取该项目两证后，共同努力在7月底前以贷款方式（或以其他方式）归还徐总（及关联公司）在卢总（卢振东）处借款。三、如以九通项目产权证抵押获取贷款后，原则上按照九通公司目前持股比例即卢总65%和陈总35%进行分配。徐总也可以以其他方式努力归还该借款。但无论何种方式，在7月底前最少归还1500万元。四、为保证九通科技园项目按时竣工验收，按时领取该项目两证，徐总将其保管的九通公司合同章交由陈总处保管。五、九通公司对三方意见无任何异议。六、三方未尽事宜，另行协商解决”。落款处徐忠卿、陈磊、卢振东三人均签名。
2016年4月29日，曾某向雨花经侦大队报警，称卢振东占有徐忠卿65%股权涉嫌犯罪。雨花经侦大队曾分别对曾某及苗某进行询问，曾某主要陈述内容为：“卢振东同意借款500万元，在借款之前，徐忠卿以其实际控制的九通公司65%的股权做借款的质押，将股权无偿转给卢振东指定的人名下，卢振东答应帮助九通公司办理不低于4000万元的贷款，贷款的4000万元优先用于偿还卢振东的借款”。苗某主要陈述内容为：“徐忠卿向卢振东借钱，钱是属于江苏明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卢振东作为该公司大股东，我作为小股东并不愿意借款。但卢振东告知有徐忠卿把九通公司的股权作为借款的抵押，才予以同意借款。由我保管的有‘徐忠卿、卢振东和陈磊’签订的《合作协议》，大致内容是卢振东先借款500万元给徐忠卿，用于九通公司名下的南京市雨花台区落星路12-2号九通科技园项目，作为担保，徐忠卿将实际控制的九通公司的65%股���先无偿转让给卢振东所指定的人，等到该项目完工后，卢振东帮助徐忠卿从银行贷款4000万元，贷款的4000万元优先还给卢振东，待徐忠卿还清卢振东欠款后，卢振东再将上述65%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徐忠卿。卢振东要找人代持上述65%股权，找到我岳母即孙雪鸿。但孙雪鸿本人并没有经手此事，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工商变更登记时都不是孙雪鸿本人签名”。
2016年5月13日，卢振东向雨花经侦大队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其中部分内容为：“2013年5月，考虑到徐忠卿之前欠卢振东债务未能偿清且想再借部分钱款用于工程，同时陈磊已向徐忠卿支付了1878万元。根据上述情况，徐忠卿、卢振东、陈磊三方签订协议约定，由于徐忠卿欠卢振东钱，九通公司65%股权转让给卢振东，并将九通公司所有证照原件银行印鉴转交给卢振东。九通公司35%的股权转让给陈磊。同���述的道理，协议签订时九通公司的股权价值无法评估，所以无法确定抵偿卢振东多少债务。徐忠卿仍然承诺在2013年8月负责竣工验收。在此期间，陈磊可向卢振东支付股权转让款购买九通公司的股权。徐忠卿把欠卢振东的所有欠款偿清后，卢振东将股权再转让给徐忠卿”。
2016年6月30日，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对卢振东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
一审法院与苗某电话联系核实并通知其到庭作证，苗某认可2016年4月5日在雨花经侦大队所作的陈述内容属实，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出庭作证。
案涉股权转让后，九通公司股权经历如下数次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4月15日，九通公司股东变更为杨万龙占股65%、陈磊占股35%。2015年1月16日，九通公司股东变更为杨万龙占股65%、张斌占股35%。2016年11月25日，九通公司形��股东会决议，股东变更为杨万龙占股11.82%、张斌占股88.18%。2016年12月1日，杨万龙、张斌分别与长江联合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万龙所占11.82%的股权650万元，转让股权价款为921.82万元；张斌所占88.18%的股权4850万元，转让股权价款为6878.18万元。2016年12月2日，九通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资至5500万元。
2016年12月8日，卢振东、杨万龙、张斌与长江联合公司签订《九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基准日、风险承担、转让价款7800万元、目标股权权属转移等内容。2016年12月12日，九通公司由长江联合公司占股100%。
2016年12月12日，长江联合公司汇入张斌账号350万元；汇入杨万龙账号650万元；次日汇入张斌账号1000万元；2016年12月30日汇入张斌账号600万元；2017年1月22日汇入张斌账号1000万元；2017年3月28日汇入张斌账号500万元；2017年4月5日汇入张斌账号400万元；2017年5月16日汇入张斌账号1000万元；2017年5月25日汇入张斌账号300万元。以上汇入张斌账号5150万元，汇入杨万龙账号650万元，总计58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股权转让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而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为：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据以成立的核心要素。针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属于双方通谋虚假行为，协议是否真实有效的争议焦点，徐忠相、李云香及徐忠卿认为：案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不是真实有效的股权转让行为，九通公司65%股权转让属于让与担保，真实意思表示是卢振东答应借款500万元并帮助向银行贷款4000万元，徐忠卿同意将股权质押过户至孙雪鸿名下，待徐忠卿向卢振东还款后，卢振东归还股权，故股权转让协议实为借款的让与担保，在本案中应认定无效。卢振东、孙雪鸿则认为：徐忠卿不仅欠卢振东几千万元借款，而且欠九通公司大量工程款，股权转让时，股权转让款抵销借款，股权转让行为已实施完毕，应认定有效。
针对截然不同的观点，经一审庭审查明，徐忠相、李云香的观点与证人曾某和苗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内容基本一致，且均证实卢振东、徐忠卿、陈磊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曾磋商股权质押担保事宜并形成《合作协议》，虽卢振东最终未在该《合作协议》上签名，但卢振东在本案诉讼之前提供给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中，亦认可三方曾协商《合作协议》的经过，并陈述“徐忠卿把欠卢振东的所有欠款偿清后，卢振东将股权再转让给徐忠卿”。由于卢振东提供给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形成于本案诉争之前，该书证证明力明显高于卢��东当庭辩称意见，且与徐忠相、李云香的诉称意见基本一致，应作为佐证本案基本事实的证据予以采信。另外，关于卢振东以“以欠款冲抵股权转让款”、案涉65%股权已支付股权对价的意见，一方面《股权转让协议》中未明确抵债数额，一审庭审过程中，未有任何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印证卢振东的上述观点；另一方面，卢振东支付464.01万元借款时亦未在银行流水中注明资金用途事项，不能证明徐忠卿将以往的欠款或464.01万元借款抵销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存在。据此，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通谋虚伪行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属于伪装行为，隐藏行为系借款的非典型担保行为。由于双方无真实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无效。因此，徐忠相、李云香请求确认其于2013年5月16日与孙雪鸿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徐忠相、李云香要求返还股权的诉请是否成立的争议焦点。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中，被隐藏的非典型担保行为属于主合同借款行为的从合同，通过现有证据，可以反映出双方存在为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至于主合同借款行为所对应的数额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且没有明确借款履行期限和归还截止时间；还可以反映出徐忠卿为借款提供担保，还清借款后，卢振东再返还股权的基本事实。
关于让与担保，理论上，系指在债务人履行债务后，担保权人应向担保人返还标的物，若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债权人得就该担保标的物优��受偿的一种担保方式。本案中，徐忠相、李云香及徐忠卿虽始终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是让与担保行为，但徐忠卿与卢振东当初磋商时，双方到底为多少借款提供担保，未形成书面一致意见，且各执一词；按照卢振东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系把所有借款还清后，再考虑把股权转让给徐忠卿。在双方账目混杂不清的情况下，徐忠相、李云香现在要求确认九通公司的股权状态恢复为徐忠相享有60%、李云香享有5%，于法无据。
即便按照徐忠相、李云香及徐忠卿的诉称意见，隐藏的行为系让与担保，由于自认尚欠卢振东本息350余万元，又因没有约定履行期限和归还截止日期，至今没有履行偿还义务。在本案中要求确认九通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徐忠相享有60%、李云香享有5%的诉讼请求，却因担保债权仍然存在，导致徐忠相、李云香及徐忠卿不享有取回担保���产的权利。因法定条件不成就，故九通公司65%股权不能直接返还并恢复至徐忠相、李云香名下，徐忠相、李云香要求确认至今九通公司股权状态为徐忠相享有60%、李云香享有5%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由于返还65%股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徐忠相、李云香要求判令孙雪鸿、卢振东及陈磊、杨万龙、张斌、长江联合公司协助徐忠相、李云香共同办理上述股权状态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亦于法无据，应予驳回。
徐忠相、李云香及徐忠卿提出长江联合公司取得九通公司65%股权，存在与卢振东恶意串通，不属于善意取得应返还股权的意见，因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动产转让给受让人，所有权人有权追回。该规定明确了只有所有权人才能享有向无权处分人主张追回不动产或动产的权利���本案徐忠相、李云香在工商登记中已非九通公司65%股权的所有权人，长江联合公司受让之前手亦非徐忠相、李云香，且徐忠相、李云香提出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经审查不予支持，故对徐忠相、李云香及徐忠卿主张长江联合公司不属于善意取得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理涉。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确认徐忠相、李云香与孙雪鸿于2013年5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驳回徐忠相、李云香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58800元，由卢振东负担47040��，徐忠相、李云香负担11760元（卢振东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已由徐忠相、李云香预交，卢振东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该款直接给付徐忠相、李云香）。
各方当事人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长江联合公司、杨万龙、张斌均无无异议，徐忠相、李云香及徐忠卿提出以下异议：1.徐忠卿是九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与徐忠相、李云香之间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2.徐忠卿收到卢振东借款464.01万元用于九通公司项目剩余工程完工事宜，但已偿还部分款项，剩余的借款本金应为290万元。3.一审判决遗漏以下事实：（1）2013年5月至2015年2月，九通公司相关经营活动均由徐忠卿负责，包括筹措资金、推进工程建设、对外签订相关合同等。（2）2015年3月2日，卢振东带人从徐忠卿处抢走九通公司的财务账册资料，当天徐忠卿报警。（3��一审判决未载明卢振东、杨万龙、张斌与长江联合公司于2016年12月8日签订的《九通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诸多重要条款，对于认定长江联合公司受让股权的主观状态及是否与转让方恶意串通具有重要意义。（4）一审判决未载明长江联合公司的股权结构，该公司系使用国有资金购买非国有股权。（5）2017年初，徐忠相、李云香及徐忠卿等向长江联合公司发函，并找到该公司负责人陈晓，告知案涉股权存在纠纷，当时长江联合公司还未支付完股权转让款，未开展尽职调查和评估，交易程序存在问题。（6）长江联合公司、杨万龙、张斌的相关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反映，长江联合公司用于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的资金来源存在疑点，杨万龙、张斌收到长江联合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又通过相关人员将款项转入九通公司。（7）长江联合公司受让股权后，九通公司工商年检资料中所载邮箱和电话仍与卢振东相关。（8）徐忠相、李云香一审申请调取相应证据及对案涉股权进行价值评估。孙雪鸿、卢振东提出以下异议：1.徐忠相、李云香一审提交的《合作协议》为空白文本，没有任何当事人签字，且陈磊提交给一审法院的书面说明中亦称其未签署该协议，故并非仅卢振东未签字。2.一审判决遗漏以下事实：（1）卢振东一审提交了其经营九通公司期间的付款情况表，该组证据系为证明卢振东作为九通公司股东经营九通公司，清偿九通公司债务、推进工程建设，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认定具有重要影响。（2）卢振东一审提交了借条复印件两份，以证明徐忠卿拖欠卢振东借款本金1700万元，说明卢振东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合理性。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3年5月2日、5月15日、5月17日、5月24日，徐忠卿派人向卢振东指定人员分别移交九通公司财务章、法人章、U盾等，银行凭证、本票等，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贷款卡。
赛虹桥派出所2015年3月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载明，2015年3月2日11时10分接陈建报警，称卢振东派人至雨花西路××名门公寓××楼将财务票据、账册强行拿走，报警人要求登记备案，待几名股东到齐后协商处理。卢振东二审认可其派人从南京双联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联公司）拿走九通公司部分工程材料，并于2015年3月全面进入九通公司工地。
卢振东一审陈述，苗某是卢振东几个公司的财务，卢振东常年在国外，苗某在其授权范围内签字。2016年4月5日、5月23日，苗某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与我们明基实业及个人的法律顾问洪灵律师共同起草了徐忠卿、卢振东和陈磊的合作协议，这个过程中我与洪灵律师是按照卢振东和徐忠卿的意思来起草的，徐忠卿那边的具体经办人是曾某和陈磊，上述合作协议经过我、洪灵、曾某和卢振东之间多次电子邮件的往来后才形成正式合作协议。后来徐忠卿和陈磊在纸质的正式合作协议上签了名，由曾某交给我，由我转交给卢振东，因为当时卢振东在国外，我告知了卢振东说徐忠卿和陈磊在正式合作协议上签了名，现在曾某把它交给我了。卢振东让我先保管着，后我一直把它放在我处保管，直到2014年的3、4月份，卢振东要我交出由我保管的资料时，我一并将上述徐忠卿、陈磊签完名的合作协议交给了卢振东指定的洪灵律师。中间卢振东回国后我要交给他，他也没有要。按照上述合作协议，徐忠卿还把九通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公���、财务章、法人章、合同章、贷款卡、银行网银及U盾等一并交给我（卢振东指定我接收的）。当初谈上述500万元借款时，我不太乐意，所以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我没有一次性把500万元打给徐忠卿，而是分批打','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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