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6民终34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莱州福利泡花碱有限公司，住所地莱州市程郭镇西程村。
法定代表人：于浩然，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仲维敏，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绪岗，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营市谊海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东营市垦利县胜坨镇。
法定代表人：苟金瑞，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亮，男，系被上诉人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玉国，垦利胜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山东莱州福利泡花碱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营市谊海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6）鲁0683民初3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固体泡花碱款;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莱州市公安机关以及东营市垦利县公安机关对于薄其龙、李全亮以及薄其龙所雇工作人员、承运司机的讯问笔录能够证实被告并未直接从原告处购买固体泡花碱，从泡花碱的价格约定以及货物交付、货款结算等过程来看，被告均是与李全亮之间履行的合同义务，被告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虽提交了开具给被告的增值税发票及被告支付30万元的电子承兑汇票，因增值税发票只能证实双方存在债权债务的可能性，并不能证实双方存在债权债务的必然性，公安机关对薄其龙、李全亮的讯问笔录能够证实，相对被告而言，原告开具给被告的增值税发票为代开发票，收取被告的30万元电子承兑汇票也是代为收取，上述证据不能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事实认定错误。理由是：1、原审法院认定东营市垦利区公安局调查材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理由是：（1）、公安机关属于刑事侦查部门，依法不能对案件事实和定罪做出最终结论；（2）、垦利区公安局提供的材料多为相关人员的供述或陈述笔录，存在被调查人较大的主观意识影响，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3）、所谓的李全亮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现处侦查阶段，案件事实尚不能确定，定性更是谈不上。根据现有事实证据，李全亮根本构不成虚开增值税发票刑事犯罪，原因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根据《决定》第一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货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货接受了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泡花碱交易真实发生，增值税发票与交易数量、金额一致；至于“代开”也是不存在的，被上诉人通过收取的增值税发票知道收取的泡花碱系上诉人生产、供应；被上诉人将30万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上诉人知道付款对象是上诉人；而司机签字、上诉人随货开具的发货单上载明的用户名称也是被上诉人公司。可见争议双方之间对发生涉案买卖关系是明知的；而被上诉人及李全亮称其与上诉人公司及人员根本不认识，那么根本不存在李全亮让上诉人代开发票之说！由此可见，李全亮之所以以自己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刑事犯罪到东营市垦利去公安局投案，是被上诉人在接到上诉人起诉后想出的应对之策，目的在于逃避其违背交易习惯支付涉案货款给无代理权的李全亮由此承担付款的民事责任；可以想象，李全亮所谓的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最终将不了了之，其启动和产生的唯一真实目的在于为被上诉人脱责。2、东营市垦利去公安局调取的人员笔录与莱州市公安局调取人员笔录内容并非如原审法院认定的完全一致。比如：薄其龙在东营市垦利去公安局调查过程中称其是从上诉人处购买的涉案泡花碱，销售给了李全亮，再由李全亮销售给被上诉人。而在莱州市公安局的笔录中他承认于2015年6月份到上诉人处从事泡花碱销售业务工作，承认涉案业务为争议双方之间发生的，确认李全亮是争议双方买卖关系中被上诉人方的中间介绍人。薄其龙在莱州公安具体供述：李全亮的职业是东营银行司机；涉案泡花碱是他销售给谊海公司的，而不是李全亮；李全亮讲没有发货的增值税发票退给了王向东；每车让出300公斤包装重量给李全亮和谊海公司。此供述与李全亮的在垦利区公安机关的陈述是一致的。而李全亮却在垦利区公安机关供述中称将让利全部给了谊海公司，这就完全不符合情理和逻辑了。试问：李全亮销售涉案泡花碱给被上诉人图的是什么呢？至于薄其龙的雇员王佳、李志勇以及货运司机刘海洋、张云龙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内容多为交易过程，至于薄其龙与李全亮之间的关系，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知晓的。结合案情，他们笔录中所称的中间商实际就是中间人。3、上诉人主张李全亮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除了薄其龙在莱州市公安局的供述等证据之外，最为关键的证据是莱州市公安机关对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妻子苟胭脂的询问笔录。苟胭脂证实：其负责被上诉人公司物资采购，2015年7月份李全亮到我公司找我，自称是销售泡花碱的业务员，但具体哪个公司的他没说。其公司需要使用泡花碱通过东营的中间人李全亮购买过，李全亮提供了上诉人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苟胭脂在笔录中没有只言片语提到是李全亮作为销售商将涉案泡花碱销售给了被上诉人公司，而只是说李全亮是泡花碱公司的销售业务员，而李全亮最终提供的是上诉人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苟胭脂的证言形成于2016年4月16日，当时上诉人尚未提起本案诉讼。她的证言是争议双方对涉案交易真实反映。但与被上诉人当庭的答辩以及主张南辕北辙。苟胭脂的陈述属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规定的自认，应该被原审法院作为事实认定的证据予以采纳。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是：1、双方无争议的四份增值税发票，四份发票载明：购买方是被上诉人、销售方是上诉人，从而从税收方面界定了是争议双方之间建立了直接的产品销售交易，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涉案泡花碱发货单一宗，发货单上有承运司机的签字，结合司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内容，能够证实司机签字从上诉人处提取的泡花碱都送到了被上诉人公司，上诉人销售的涉案货物没有经过任何包装、储存、保管等任何中间环节直接交付给了被上诉人；3、2015年10月8日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一份，证实：争议双方系30万元货款结算电子承兑汇票的背书前后手，双方之间存在涉案货款直接结算关系。上述证据均为上诉人提供的直接证据，其内容囊括了送货、结算、发票等买卖合同关系存在的关键环节。而原审法院无视该宗直接证据，却将垦利去公安机关尚未定论的侦查材料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确是违背了上述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退一步讲，既然莱州以及垦利区公安机关皆启动了有关涉案事实的刑事侦查程序，按照先刑事后民事的审判原则，原审法院最起码应该中止本案的审理，而不是依据所谓的公安机关材料直接作出裁决。
被上诉人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1、根据莱州公安机关和垦利公安机关对薄其龙、李全亮及薄其龙雇佣人员、承运司机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能够证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一，从本案固体泡花碱交易主体看，薄其龙自位于潍坊寿光的山东国海化工有限公司提取固体泡花碱后，即安排承运司机另行制作发货单以薄其龙自己的名义向李全亮供货，李全亮再销售给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交易的是李全亮，并非上诉人，且被上诉人从未与上诉人发生过任何交易关系。第二，从本案固体泡花碱交易价格和开具增值税发票的约定看，薄其龙与李全亮约定的固体泡花碱交易价格依次是每吨880元、860元、950元，并且开具增值税发票，而李全亮与被上诉人约定的固体泡花碱交易价格依次是每吨1020元、1010元、1000元、1035元，开具增值税发票。可见，薄其龙提取固体泡花碱后是以低价销售给李全亮，李全亮再以市场价格销售给被上诉人，由此能够证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没有进行过购销固体泡花碱价格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洽谈。第三，从本案固体泡花碱的交付看，李全亮将被上诉人需要固体泡花碱的信息传递给薄其龙，薄其龙安排承运司机提货，同时安排承运司机提货后另行制作发货单，再按李全亮的指令运输交付给被上诉人。固体泡花碱的整个交付过程也能够证实上诉人从来没有向被上诉人交付过固体泡花碱。第四，从本案固体泡花碱的货款结算看，被上诉人是按与李全亮的约定，以每吨1020元、1010元、1000元、1035元的价格与李全亮结算货款，而李全亮则是按与薄其龙的约定，以每吨880元、860元950元的价格与薄其龙结算货款。货款的结算过程也能够证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五，从上诉人的销售经理王向东以薄其龙涉嫌职务侵占罪向莱州公安机关报案及上诉人提起的诉薄其龙（2016）鲁0683民初2544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看，2016年4月1日王向东报案称“薄其龙……累计欠款总额4630244元，其中东营市谊海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共发货3921.53吨，欠款2566587元；日照市荣泰硅胶有限公司共发货2008.8吨，欠款1493572元；莱芜市鑫顺达焊接材料有限公司共发货968.82吨，欠款570885元”，2016年4月8日王向东询问笔录（第3页）称“249.88吨……上次报案时我公司没有统计上”“薄其龙……销售泡花碱约7149.03吨；上交到我公司的货款194万元左右，尚有约533万元的货款未及时交纳”，但是，至今莱州公安机关也没有以薄其龙涉嫌职务侵占罪追究薄其龙的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薄其龙涉嫌职务侵占罪不成立。2016年5月上诉人以薄其龙和薄其龙的妻子傅琳为被告提起（2016）鲁0683民初2544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称“2015年8月份起至2016年1月份止，被告薄其龙从原告处购进泡花碱7149.13吨，货值7274657元，尚欠5332275元”，该案中上诉人自认与薄其龙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对此两个案件上诉人的陈述，其提起的（2016）鲁0683民初2544号案件与其到莱州公安机关报案薄其龙涉嫌职务侵占罪案件，两个案件的标的是同一标的，并且本案标的也包含在上述两个案件的标的之中。相互印证能够证实上诉人与薄其龙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不能证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六，一审卷宗中的相关证据已经证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唯一一笔30万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是被上诉人根据李全亮的指令办理的，上诉人是代收货款，并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货款，也能够证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综上，被上诉人是与李全亮订立、履行的买卖合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上诉人称“争议双方之间对发生涉案买卖合同关系是明知的”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是，上诉人称“涉案泡花碱交易真实发生，增值税发票与交易数量、金额一致”。虽然本案“涉案泡花碱交易真实发生”，但是该买卖交易并非发生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且增值税发票与交易数量、金额也并不一致。据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称向被上诉人供货2582.1745吨；但是根据被上诉人的入库单、过磅单和莱州、垦利两地公安机关案卷卷宗中的笔录及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实际收到的李全亮提供的固体泡花碱总计是122车5258.347吨（不包含减让的36.6吨）、货款金额是5309796.67元，且122车固体泡花碱中仅仅有1车来源于上诉人，其他均是来源于位于潍坊寿光的山东国海化工有限公司，薄其龙提取的上诉人的固体泡花碱并没有全部转卖给被上诉人，即使将薄其龙提取的山东国海化工有限公司的固体泡花碱一并计算给上诉人，也并非上诉人所称的2582.1745吨，“交易数量、金额”并不一致。因此，上诉人所称“交易数量、金额一致”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是，上诉人称“被上诉人通过收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知道收取的泡花碱系上诉人生产、供应”。被上诉人确实收到了上诉人开具的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在被上诉人与李全亮交易的整个过程中，李全亮向被上诉人提供过增值税发票是25张，且发票并没有随货，也并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2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面额是4941630.54元，被上诉人实际入账额是4933453.78元；其中沂南县磊金硅砂有限公司开具9张，淄博伊琳化工有限公司开具12张，上诉人开具4张；即使是上诉人开具4张增值税发票也并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据此，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李全亮是找他人代开发票。再说，生产和供应并非同一个概念，不能以此混淆买卖合同关系主体。况且，李全亮自他人处购买固体泡花碱再销售给被上诉人并不违法。上诉人称“被上诉人通过收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知道收取的泡花碱系上诉人生产、供应”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三是，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将30万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上诉人知道付款对象是上诉人”。根据垦利公安机关对薄其龙、李全亮的询问笔录及李全亮提交的手机信息截屏，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30万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是根据李全亮的指令办理的，被上诉人支付的是应支付给李全亮的货款，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并非货款，应是上诉人代李全亮收款。因此，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四是，上诉人称“司机签字、上诉人随货开具的发货单上载明的用户名称也是被上诉人公司”。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收到上诉人的所谓“发货单”；根据莱州公安机关对薄其龙及其雇佣人员、承运司机的询问笔录，薄其龙提取固体泡花碱时，报的收货单位并非被上诉人，而是提货后安排承运司机另行制作发货单，再按李全亮的指令运输交付给被上诉人，且增值税发票也没有随货。可见，上诉人提交的“发货单”是上诉人伪造的，该“发货单”并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供货的“发货单”，被上诉人没有看到、也没有收到；被上诉人收到的发货单一审时已经提交，与上诉人的“发货单”并不一致。因此，上诉人的“司机签字、上诉人随货开具的发货单上载明的用户名称也是被上诉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上诉人的“争议双方之间对发生涉案买卖合同关系是明知的”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3、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及李全亮称其与上诉人公司及人员根本不认识，那么根本不存在李全亮让上诉人代开发票之说”以及“李全亮投案”“被上诉人脱责”等，这是上诉人偷换概念，其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及李全亮称其与上诉人公司人员根本不认识”属实，但是，“李全亮让上诉人代开发票”的说法纯属上诉人杜撰；“李全亮让上诉人代开发票”，不仅被上诉人没有说过，任何涉案人员均没有说过；事实上，被上诉人是与李全亮约定其负责提供增值税发票，整个交易过程中，被上诉人没有与任何第三人进行过“开具增值税发票”的约定。这是上诉人在偷换概念。至于上诉人所称的“李全亮投案”“被上诉人脱责”的说法。其一，被上诉人发现李全亮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而报案是为了维护被上诉人自身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没有违法。其二，李全亮发现自己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而投案是李全亮为自己减轻罪责的表现，也不违法。上诉人的上述说法，无非是为其烂诉、缠诉寻找理由和借口。3、上诉人称“东营市垦利区公安局调取的人员笔录与莱州市公安局调取人员笔录内容并非如原审法院认定的完全一致”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其一，上诉人称“比如薄其龙，确认李全亮是双方买卖关系中被上诉人方的中间介绍人……涉案泡花碱是他销售给谊海公司的，而不是李全亮”。上诉人的这种说法指的是2016年4月11日莱州公安机关对薄其龙第一次询问笔录中的记载，但是，2016年4月20日莱州公安机关第二次对薄其龙进行询问时，薄其龙对其在第一次询问笔录中的额说法进行了否定；而在此后及垦利公安机关对薄其龙的询问笔录中，薄其龙均称李全亮是“中间商”。因此，上诉人的“薄其龙……确认李全亮是被上诉人方的中间介绍人”说法是不成立的。其二，对于上诉人的“李全亮将让利全部给了谊海公司”，这就全部不符合情理和逻辑了。试问：李全亮销售涉案泡花碱给被上诉人图的是什么呢。在这里被上诉人可以回答上诉人，根据莱州公安机关和垦利公安机关对薄其龙、李全亮的询问笔录，薄其龙与李全亮约定的固体泡花碱交易价格依次是每吨880元、860元、950元，而李全亮与被上诉人约定的固体泡花碱交易价格依次是每吨1020元、1010元、1000元、1035元。不难看出，李全亮赚的是差价，比300公斤让利多得多。李全亮“图的是什么”，一看便知。其三，上诉人的“李全亮将没有发货的增值税发票退给了王向东”的说法，实在是令人“费解”。一审中，上诉人多次称“不认识、不知道李全亮”，而在上诉中又称“李全亮将没有发货的增值税发票退给了王向东”，上诉人的说法自相矛盾。显然，这种说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四，上诉人称“至于薄其龙的雇员王佳、李志勇以及货运司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内容多为交易过程，至于薄其龙与李全亮之间的关系，他们根本是不可能知晓的”。公安机关在询问王佳、李志勇等人时，也问过“薄其龙与李全亮是啥关系”，他们也回答不知道。但是，王佳、李志勇等人陈述的交易过程，却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薄其龙提取固体泡花碱后，安排承运司机另行制作发货单，以薄其龙自己名义销售给李全亮，结算也是薄其龙与李全亮进行。这恰恰能够证明，薄其龙与李全亮之间直接发生交易，与被上诉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李全亮，薄其龙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特别说明的是，莱州公安机关和垦利公安机关对薄其龙、李全亮、王佳、李志勇以及承运司机制作的笔录，内容是一致的，并没有矛盾之处。4、上诉人称“上诉人主张李全亮与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除了薄其龙在莱州市公安局的供述等证据外，最为关键的证据是莱州市公安机关对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妻子苟胭脂的询问笔录”，该上诉理由是断章取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是，上诉人所说的“薄其龙在莱州市公安局的供述”应是2016年4月11日莱州公安机关对薄其龙第一次询问笔录中的“陈述”，被上诉人在签名已经进行了答辩，在此不再阐述。二是，上诉人所说的“最为关键的证据”，即莱州公安机关对苟胭脂的询问笔录，上诉人称“是苟胭脂的自认”。苟胭脂虽然在笔录中将李全亮表述为“中间人”、“业务员”，但是结合笔录中苟胭脂的前后表述：“与原告没有直接的业务往来，是哪个公司的业务员没说，李全亮提供了山东莱州福利泡花碱有限公司、东营依林化工有限公司、沂南县磊金硅砂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具体从哪个公司进的货不知道，与李全亮约定的价格、结算货款，与山东莱州福利泡花碱有限公司没有联系，不认识薄其龙”等事实，可以看出苟胭脂并不知道李全亮是谁的“中间人”或“业务员”，更不知道李全亮与薄其龙是何种关系；并且，苟胭脂并没有自认李全亮是上诉人的、或薄其龙的“中间人”或“业务员”；同时，苟胭脂对李全亮身份的表述与李全亮、薄其龙、李志勇、王佳等人在公安机关笔录中的表述与李全亮、薄其龙、李志勇、王佳等人在公安机关笔录中的表述也不一致。结合薄其龙与李全亮之间的交易关系、李全亮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实际交易过程以及李全亮之间的交易关系、李全亮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实际交易过程以及薄其龙将固体泡花碱低价销售给李全亮，李全亮再以市场价格销售给被上诉人的事实，可以看出，苟胭脂对“中间人”“业务员”的概念是混淆的，她并不知道“中间人”“业务员”的区别，再加上苟胭脂知道李全亮不生产固体泡花碱的事实，因此做出了错误的表述。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李全亮是中间商，并非中间人或业务员。李全亮的身份应当根据被上诉人购买固体泡花碱的实际交易过程，结合实际交易行为进行确定。苟胭脂的笔录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与李全亮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与薄其龙、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另外，苟胭脂笔录的形成过程也违反法定程序。当时，莱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张守忠等两位警官给苟胭脂做完笔录后，并没有按规定读给苟胭脂听，也没有让苟胭脂阅读；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曾就此问题找过莱州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张守忠，其也承认苟胭脂没有看笔录就签了字。因此，苟胭脂的笔录形成程序违法，系无效证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述说法是断章取义，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一条虽然对“买卖合同的成立及效力”做出了规定，但是第八条同时也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而本案中，上诉人所称的“囊括了送货、结算、发票等买卖合同关系存在”的直接证据：一是上诉人所称的“4张增值税发票”。但是这4张增值税发票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发票没有随货、并非上诉人直接交付被上诉人；并且，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提交的4张增值税发票中的07465709号和07465710号的2张和第二次开庭时提交的说明（“收回了07465709和07465710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重新开具了01822745和05422428号增值税专用发票”），01822745号和05422428号发票的开具时间是2015年9月28日，而07465709和07465710号发票的开具时间是2016年1月18日，重新开具的“时间”在前，收回的“时间”在后，两者相距3个多月，上诉人能够收回开具的时间在后、重新开具的时间在前的发票，请问上诉人是如何做到的，上诉人真的本事很大，能让时间倒流。上诉人对此的陈述和解释自相矛盾；二是上诉人所说的“送货”，也就是上诉人提交的发货单。被上诉人已经进行了答辩，发货单是上诉人单方持有，被上诉人并没有收到，不能证明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送货”。三是上诉人所说的2015年10月8日的30万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被上诉人已经在前面进行了答辩，在此不再阐述。综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履行了向被上诉人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适用法律正确。三、上诉人提出的本案应“按照先刑事后民事的审判原则，原审法院最起码应该中止本案的审理，而不是依据所谓的公安机关材料直接作出裁判”的主张，这是上诉人对法律法规的曲解和误读，是对该原则的扩大解释，其主张不能成立。所谓“先刑事后民事”审判原则，其含义是：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当事人涉嫌刑事违法犯罪的刑事案件正在进行中，民事案件暂时中止，使刑事案件先行处理。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中止的情形的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这是该原则适用的法律依据。但是，本案中，薄其龙、李全亮并非本案的当事人；薄其龙、李全亮是否涉嫌刑事犯罪，没有证据证明与本案有关；且本案的事实已经查清，本案的审理不具备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必要。因此，上诉人提出的本案应以刑事案件为先的原则进行处理的主张，是上诉人对该原则的扩大解释，是上诉人对该原则的曲解和误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不能成立。总之，在被上诉人购买固体泡花碱的整个过程中，薄其龙与李全亮是买卖合同关系，李全亮与被上诉人是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全亮销售给被上诉人的122车5294.947吨固体泡花碱，被上诉人已经向李全亮支付货款4795304.65元，李全亮已经向薄其龙支付货款4245600元；薄其龙收取货款后不向山东国海化工有限公司或上诉人支付，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固体泡花碱款2307996.25元，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10月12日，被上诉人先后多次从上诉人处购买固体泡花碱。2015年12月26日至2016年1月18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开具了4份增值税发票，累计货物总吨数2582.1745吨，合计货款总额为2607996.25元。被上诉人仅付款30万元，尚欠固体泡花碱款2307996.25元。因催要无果，为此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上诉人山东莱州福利泡花碱有限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成立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于浩然，经营场所为莱州市程郭镇西程村。山东国海化工有限公司系于浩然与其妻子于晓燕共同出资成立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于晓燕，经营场所地为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5年6月，簿其龙到上诉人处应聘，双方商定由簿其龙为上诉人对外销售泡花碱，省外销售每吨提成5元，省内销售每吨提成3元。之后，簿其龙找到东营市的李全亮，双方商定由李全亮销售泡花碱，簿其龙每车给李全亮让利300公斤，并给予每吨10—20元的回扣款。之后，李全亮联系了被上诉人东营市谊海有限责任公司，李全亮与被上诉人商定由李全亮为被上诉人供应泡花碱，每车泡花碱李全亮为被上诉人让利300公斤，并提供增值税发票。自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李全亮通知簿其龙向被上诉人供应了122车的泡花碱，该122车泡花碱主要由司机张云龙、尚景山、刘海洋、刘宝全父子承运。在送货过程中，簿其龙要求司机张云龙、刘宝全刘海洋父子、尚景山等人到山东国海化工有限公司的经营场地拉出泡花碱后，簿其龙要求承运司机伪造过磅人重新填写了空白的过磅单后将泡花碱送至被上诉人处，被上诉人收取承运司机的过磅单后重新过磅，按与李全亮商定的每车减让300公斤重新开具过磅单及入库单下账。
李全亮供货期间，被上诉人先后向李全亮支付了479万余元的货款。2015年12月7日，被上诉人欲支付给李全亮30万元的电子银行承兑，因没有接收电子银行的账户，李全亮联系了簿其龙，簿其龙表示可将30万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支付至上诉人账户。2015年12月15日，被上诉人按李全亮的要求将30万元的电子银行承兑汇至上诉人账户，李全亮为被上诉人出具了收条。因李全亮不能向被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李全亮要求薄其龙提供发票，簿其龙先后提供给李全亮销售单位为沂南县磊金硅砂有限公司、淄博伊琳化工有限公司以及上诉人山东莱州福利泡花碱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共26份，其中销售单位为上诉人的发票4张。
关于单价，簿其龙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称，上诉人给簿其龙定的泡花碱单价为每吨1010元。簿其龙与李全亮均认可双方约定自2015年7月12日至同年11月16日簿其龙销售给李全亮的泡花碱价格为每吨880元，2015年12月22日至2016年1月16日的销售价格为每吨860元，2016年3月4日至8日的销售价格为每吨950元。李全亮提供给被上诉人东营市谊海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载明的单价分别为每吨1020元、1010元。
2016年春，簿其龙因涉嫌犯罪被羁押于临沂市沂南县看守所。2016年4月1日，上诉人以簿其龙涉嫌职务侵占向莱州市公安机关报案，被上诉人也于2016年9月18日以李全亮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向东营市垦利县公安局报案。
原审法院认为，莱州市公安机关及东营市垦利区公安机关对于簿其龙、李全亮以及簿其龙所雇工作人员、承运司机的讯问笔录能够证实被上诉人并未直接从上诉人处购买固体泡花碱，从泡花碱的价格约定以及货物交付、货款结算等过程来看，被上诉人均是与李全亮之间履行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虽然提交了开具给被上诉人的增值税发票及被上诉人支付30万元的电子承兑汇票，因增值税发票只能证实双方存在债权债务的可能性，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的必然性，从公安机关对簿其龙、李全亮的讯问笔录能够证实，相对被上诉人而言，上诉人开具的给被上诉人的增值税发票为代开发票，收取被上诉人的30万元电子承兑也是代为收取，上述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货款2307996.25元，理由不当，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山东莱州福利泡花碱有限公司要求被上诉人东营市谊海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给付货款2307996.25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26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0264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同一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上诉人主张双方存在业务关系，一审中提交了发货单及发票4张、承兑汇票一张为证。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单上并无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签字或盖章，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司机是被上诉人雇佣的，因此，上诉人提供的发货单不是有效的债权凭证；上诉人提供的发票虽然是真实的，经查是李全亮要求薄其龙开具发票，薄其龙要求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开具了该4份发票，但发票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上诉人提交的承兑汇票证明，被上诉人曾向上诉人汇款30万元，但经查，该款是李全亮根据薄其龙提供的上诉人账户，指令被上诉人打入上诉人账户的，而李全亮并非上诉人员工，且与上诉人之间并没有代理关系，因此，该汇款行为仅能认定为上诉人代收货款的行为。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缺乏有效性和关联性，不足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主张系与李其亮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中提交了入库单、增值税发票25张、李全亮出具的收款条18张、李全亮指令打款凭据等为证。上述证据能够证明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的是李全亮个人，而非上诉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山东莱州福利泡花碱有限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264元，由上诉人山东莱州福利泡花碱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秀波
审判员 李学泉
审判员 董玉新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孙小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