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民四终字第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涛，男。
委托代理人：朱述行，广东鹏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用豪，广东鹏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杜一特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官井头水库工业区一路*号。
法定代表人：利子珑，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吉祥，广东朗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茂洲，广东朗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利子安，男。
上诉人董涛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杜一特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杜一特公司）、利子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3）东三法民四初字第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杜一特公司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6月1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元，经营范围为产销橡胶零件、五金配件等，登记股东为王莉、李东宇，分别占70%和30%股份，法定代表人为利子珑。2011年6月1日，杜一特公司出具一份股东权益证明给董涛，内容为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元，实收资本人民币4820000元，现收到董涛为成立杜一特公司所交付的股金人民币450000元，占公司股权9.32%。收款人签章处和法人代表签章处均有利子珑签名，并加盖杜一特公司印章和利子珑私章。随后，原告董涛通过银行转账向利子珑支付了人民币300000元，并主张将其享有的惠州市杜一特密封技术有限公司5%的股权作价人民币150000元由利子珑收购，所得款项用于支付剩余人民币150000元。董涛为此提供了惠州市杜一特密封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权益证明，内容为董涛享有该公司5%股权（该公司实收资本人民币2820000元），落款处盖有惠州市杜一特密封技术有限公司印章，收款人签章处有潘同桔签名，法人代表签章处有李彪签名，落款日期为2010年8月5日。杜一特公司则主张董涛向潘同桔借款人民币150000元用于支付剩余股金人民币150000元。之后董涛拟转让其股权，并主张其与利子珑协商以人民币500000元的对价转让其所有的杜一特公司股权（9.32%）。利子珑分别于2012年9月12日、10月12日通过转账方式各支付人民币150000元到董涛指定的银行账户。利子安主张利子珑所转账支付的款项为代利子安支付，案涉股权的实际受让人是利子安，另剩余人民币200000元中，150000元已抵扣董涛向潘同桔所借款项，50000元需由董涛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后再支付；董涛主张其准备将股权转让给利子珑，在双方达成初步协议后，董涛发现杜一特公司出具的财务报表不实且利子珑向其他股东购买股权的价格高于向董涛购买股权的价格，故不同意转让股权。2013年2月25日，董涛以杜一特公司为被告提出起诉，请求判如所请，案号为（2013）东三法民二初字第614号。诉讼过程中，因追加台湾地区居民利子安为第三人，为涉台商事案件，故于2013年8月26日重新立案，由原审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集中管辖。
原审诉讼过程中，双方主张杜一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利子珑与潘同桔是夫妻关系，利子珑和潘同桔是杜一特公司和惠州市杜一特密封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股股东，利子珑与利子安是姐弟关系。董涛称其不认识杜一特公司的股东王莉、李东宇，其是与利子珑、潘同桔协商入股杜一特公司，之后也没有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杜一特公司确认董涛的入股没有经过王莉、李东宇的同意，并主张杜一特公司的实际股东包括利子珑、王莉、李东宇等人。在原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三方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的法律作为解决合同争议的准据法。
原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股东权益证明、转账凭条、银行进账单、银行电子回单、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及原审庭审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涉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关于管辖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关于“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杜一特公司住所地为东莞市凤岗镇，为该院辖区，故该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关于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的法律作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符合该规定，该院确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作为案件解决争议的准据法。结合当事人的诉辩，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是：董涛是否享有杜一特公司的股东资格及持有股权。
杜一特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就有限责任公司而言，股东是向公司出资并记载在公司章程的人，享有股东资格是确认其股权的前提条件。依据现行公司法的规定，股东资格的取得和股权的确认要满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所谓实质要件，指的是股东的出资；所谓形式要件，指的是要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在公司登记机关进行登记。股东资格的确定应当综合考虑其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既要考虑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记载和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等形式要件，也要考虑当事人有没有实际出资，当事人是否有共同投资的意思表示等实质要件。
从形式要件方面看，董涛不具备杜一特公司的股东资格，不能享有杜一特公司的股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和住所；（二）公司经营范围；（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六）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七）公司法定代表人；（八）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和第三十三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和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具有确定股东资格的推定效力，能够认定股东资格的法定形式的凭证是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记载和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但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杜一特公司的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上载明的股东包括董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股东也只有王莉和李东宇。虽然董涛提供的股东权益证明中确认董涛持有杜一特公司9.32%股权，但是该证明的性质不同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以及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不是法定形式的股权凭证，没有直接推定股东和确认股权的效力，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认定董涛的股东资格和其股权份额。
从实际出资方面看，股东权益证明记载的董涛支付的股金人民币450000元不构成公司法规定的“出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关于“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和第二十九条关于“股东缴纳出资后，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的规定，无论是以货币出资还是以非货币财产出资，都必须完成财产权的转移并经过验资机构的验资，但本案经过验资机构验资并转入杜一特公司账户的是王莉的货币出资人民币700000元和李东宇的货币出资人民币300000元，除此以外并无其他出资经过验资机构验资。虽然董涛提供的股东权益证明中确认董涛向利子珑交付人民币450000元用于成立杜一特公司，但是该款没有进行验资，而且董涛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王莉和李东宇的货币出资中包含了董涛支付的450000元，其主张支付给利子珑的450000元占杜一特公司9.32%股权没有事实依据。
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方面看，董涛陈述并不认识被告杜一特公司的股东王莉、李东宇，也即董涛并未与王莉、李东宇达成设立公司的合意。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相对较少，股东间的相互信任和认可是公司稳定和交易安全的重要保证之一，故有限责任公司的特点不仅在于其具有资合性，同时亦有较强的人合性，因此认定股东资格必须考虑当事人间的意思表示。虽然董涛提供的股东权益证明加盖了杜一特公司的印章，但是由于本案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处理的是公司的内部关系，在此内部关系中股东具有独立的地位，认定股东资格应当以股东间的意思表示为准，如果仅凭有加盖公司印章的证明即可认定股东资格，那么持有公司印章的公司管理人员就能随意破坏股东结构，侵害股东权利，这显然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股东权益证明上没有王莉、李东宇的签名，董涛也确认其不认识王莉、李东宇，现没有证据证明股东权益证明的出具经过王莉、李东宇的同意或者经过杜一特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不能证明股东权益证明就是杜一特公司的股东的一致意思表示或者是对董涛股东资格的认可。
综上所述，由于董涛不符合杜一特公司股东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其要求确认持有杜一特公司9.32％的股权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退一步讲，如果董涛在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等均欠缺的情况下可以成为杜一特公司的股东，同理，其也已于2012年9月将股权转让给利子珑或者利子安，并已取得部分对价，虽然尚有部分对价尚未支付，但属履行股权转让合同的问题，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即董涛享有的杜一特公司的股权已发生转移，现董涛以杜一特公司出具的财务报表不实且利子珑向其他股东购买股权的对价高于向董涛购买股权的对价的理由，否认之前转让股权的合意，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董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为100元，由董涛承担。
上诉人董涛提出上诉称：董涛已经完成了其作为股东的出资义务，并且其出资已得到了其他股东的默认，其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是在受欺诈情况下做出的，因此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综上，董涛请求本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确认董涛为杜一特公司的股东，并持有9.32%的股权份额，本案的诉讼费由董涛承担。
被上诉人杜一特公司、利子安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口头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董涛与被上诉人杜一特公司、利子安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阅卷与询问当事人，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涉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原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的法律处理本案纠纷，符合法律规定，双方亦无异议，应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二审主要围绕董涛的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由于本案诉争的是股东资格确认问题，因此在处理纠纷时首先要解决的是股东资格的判断标准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股东名册的记载应为公司内部确认股东资格的首要判断标准。但在当事人存在向公司投资的意思表示与投资行为，而公司又未在公司登记文件、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作相关记载的情况下，对股东资格的判断则不应单凭出资证明，还应结合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质，综合公司和公司的其他股东对当事人股东身份的认知情况进行综合判定。
在本案中，根据董涛向法院提供的《股东权益证明书》以及转账凭条、银行进账单、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据反映，董涛存在向杜一特公司投资的意思表示和投资行为，但杜一特公司并未在公司登记文件、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上对董涛的投资行为作相关记载，因此，根据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对董涛的股东资格问题，应进一步审核杜一特公司的其他股东对董涛的身份认知情况。对此，尽管董涛主张其股东资格已取得其他股东的默许，但其一方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另一方面也承认不认识公司股东王莉、李东宇，且其也没有以股东身份参与过杜一特公司的经营及行使过股东权益。因此，结合本案的证据和有关情况分析，本院认为以目前的证据不足以确认董涛具有杜一特公司的股东资格。
由于在本案中不能确认董涛享有杜一特公司的股东资格，因此董涛主张其持有杜一特公司9.32%股权份额请求，应不予支持。至于董涛已向杜一特公司出资投入的投资款及其权益的保护，董涛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前述援引法律法规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诉讼费用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董涛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善华
审判员 萧稚娟
审判员 郭婧儿
二〇一四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卢淑霞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三条［股东名册］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的出资额；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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