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924民再6号
原告：蒯向阳，男，1970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射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忠，江苏黄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汤海昌，男，1956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射阳县。
被告：射阳县盛捷达探伤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射阳县合德镇人民东路加油站东侧。
法定代表人：邹秀琴，职务不详。
被告：李纯健，男，1960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射阳县。
第三人：沈加新，男，1971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射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朝，江苏永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宏伟，江苏永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蒯向阳与被告汤海昌、射阳县盛捷达探伤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盛捷达公司”）、李纯健、第三人沈加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09年9月18日作出（2008）射民二初字第0544号民事判决，驳回蒯向阳的诉讼请求。蒯向阳不服该判决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1日作出（2010）盐商终字第009号民事判决，维持本院一审判决，驳回蒯向阳上诉。蒯向阳不服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盐商终字第009号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24日作出（2012）苏商再提字第0012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盐商终字第009号民事判决及射阳县人民法院（2008）射民二初字第0544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重审过程中，本院依蒯向阳申请，依法追加沈加新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本院审理后作出（2013）射商再初字第0006号民事判决，驳回蒯向阳的诉讼请求。蒯向阳不服该判决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7日作出（2015）盐商再终字第00006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3）射商再初字第0006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蒯向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忠，汤海昌到庭参加诉讼，盛捷达公司、李纯健、沈加新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2008年7月21日，蒯向阳诉至本院称，2005年6月20日的出资转让协议书系受汤海昌欺骗所签，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无效。请求判令汤海昌、盛捷达公司、李纯健返还蒯向阳在盛捷达公司40%的股权。
汤海昌辩称，蒯向阳向其转让股权，双方已自愿签订协议，并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变更，价款亦已全部履行，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协议”中“20万元”价款与实际约定并履行的50万元不符，系因按工商部门建议为登记便利，以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的40%比例书写。至于“转让人”和“受让人”签名颠倒，则纯属笔误，诸此均不影响股权转让效力。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原一审查明，蒯向阳与汤海昌系朋友关系。2002年3月，汤海昌、李纯健与汪宏富分别以40%、20%、40%的股权比例，经营盛捷达公司，注册资金为50万元，汤海昌为董事长。因汪宏富与汤海昌有矛盾，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汪宏富将其20万元出资取得的盛捷达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蒯向阳所有，并于2005年3月24日及同年5月25日、6月18日先后与蒯向阳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股权转让约定书》、《出资转让协议书》。其中，《股权转让意向书》、《股权转让约定书》载明，股权转让价款为50万元，6月10日前一次性付清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转让人将其在盛捷达公司所持的20万元出资以20万元价格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于2005年6月18日前用人民币一次性向转让人支付转让出资款，“转让出资”的所有权利义务同时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享有及承担转让人对“转让出资”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及义务等内容。2005年3月24日至6月18日期间，蒯向阳给付汪宏富定金、股权转让款等共50万元，其中48万元系向盛捷达公司所借。蒯向阳并且告知汤海昌股权转让价款为50万元。2005年6月20日，蒯向阳与汤海昌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转让人将其在盛捷达公司所持的20万元出资以20万元价格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于2005年6月20日前用人民币一次性向转让人支付转让出资款，“转让出资”的所有权利义务同时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享有及承担转让人对“转让出资”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及义务。同日，汤海昌、李纯健、蒯向阳签署了关于同意蒯向阳向汤海昌转让全部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汤海昌、李纯健亦召开股东会，一致决定修改公司章程；委托汤海昌办理变更公司注册事项，并作出汤海昌、李纯健股份分别为公司注册资本80%、20%的修正案。据此，汤海昌至射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且向盛捷达公司出具50万元借据，充抵蒯向阳所欠盛捷达公司50万元借款等债务。同年9月26日，蒯向阳向射阳县公安局控告汤海昌诈骗其股权。2006年8月22日，射阳县公安局以汤海昌挪用公司48万元给蒯向阳购买股权为由，移送审查起诉。射阳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未予立案，蒯向阳遂于2008年7月2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审理过程中，蒯向阳表示2006年4月7日又向汪宏富履行股权转让款10万元，尚欠288000元未给付，并提供其欠据复印件及汪宏富收据证明。
另查明，蒯向阳签名的《股东会决议》、《出资转让协议书》等文本上的私人章印，系汤海昌在射阳刻字社刻制后加盖。蒯向阳、汤海昌在双方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中，落款分别为“受让人”、“转让人”。
2009年6月2日，汤海昌、李纯健以蒯向阳与汪宏富2005年3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系2005年9月编造为由，书面申请原审法院向该协议代书人刘训春调查，并对该协议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同月5日，蒯向阳亦申请对汤海昌、李纯健、汪宏富《股东会决议》与蒯向阳、汤海昌、李纯健《股东会决议》以及蒯向阳、汤海昌《出资转让协议书》等文件签名、盖章时间进行鉴定。同年7月14日，双方因认为鉴定费用较高，均放弃鉴定请求。
日期为2005年3月24日的汪宏富与蒯向阳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就原股权转让协议中不完备的条款，作如下补充：一、甲方转给乙方的实际股权金额为88.8万元，甲方为减轻乙方相关支出，才在原协议中载明50万元金额。二、乙方自愿认购甲方股权金额88.8万元，乙方必须一次性交清50万元，2005、2006年12月底各偿还10万元，余款2007年12月底前偿清。三、双方对88.8万元实际转让金额，不得随便对外宣讲。四、乙方所欠甲方38万元，手续另行办理、不计息。如有违约，承担违约金5万元等。原审法院调查执笔人刘训春，其证明，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系其“夏天”誊写。
2005年9月前，蒯向阳为盛捷达公司经营陆续支出部分费用，有关票据汤海昌已签字核准。
原一审认为，1.合同成立是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与合同不成立相对应，合同生效是合同中权利义务开始运行，与合同未生效相对应；合同有效是法律对合同的肯定性判断，与合同无效相对应。合同的生效与有效，均以合同成立为前提，如合同不成立，则不存在生效与否问题，更不存在是否有效问题。2.原告蒯向阳自愿向被告汤海昌转让其盛捷达公司股权，有双方签名的《出资转让协议书》、《股东会决议》、李纯健答辩状及企业登记机关变更登记等证据证明，虽《出资转让协议书》中蒯向阳的章印是汤海昌为之刻盖，但此是在蒯向阳签字后所为，不影响该《出资转让协议书》的成立，依法应确认该协议成立。3.蒯向阳所称《出资转让协议书》标明价款为20万元，汤海昌认为是50万元，而自己是以88.8万元从汪宏富处购得，不可能以50万元转让他人，其与汤海昌对股权转让价款未形成合意，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合同中的价款是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条款，双方对此是否达成一致，是合同成立的根本标志。本案中，蒯向阳、汤海昌对5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意思一致，有公司股东李纯健辩词证明及汤海昌借据、盛捷达公司充帐凭证等证据印证，蒯向阳所述《出资转让协议书》是受汤海昌欺骗所签证据不足。据此，原审认为，蒯向阳与汤海昌所签《出资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确认其合法有效。蒯向阳主张转让合同不成立，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汤海昌与盛捷达公司及李纯健返还其40%股权缺乏依据，不予支持。至于蒯向阳认为汤海昌无有效证据证明其已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不认可汤海昌为其偿还所借盛捷达公司债务，是合同成立后的履行问题，其可另行主张。原审判决：驳回蒯向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蒯向阳负担。
一审宣判后，蒯向阳不服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将受让的汪宏富的股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上诉人汤海昌，无事实证明。被上诉人汤海昌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向上诉人支付一分钱的股权转让价款。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本院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中，上诉人蒯向阳将受让的汪宏富在盛捷达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汤海昌的事实，有其与汤海昌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及有其签名的股东会决议等证据证实，应予认定。现上诉人认为对股权转让价款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故该股权转让协议应为不成立的，对此，本院认为，从上诉人受让他人的股权转让价格、股权价款的给付方式及汤海昌向盛捷达公司出具的借款借据等综合因素分析，应认定上诉人蒯向阳当时转让给汤海昌的股权转让价款为50万元。上诉人认为与汤海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的签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签的，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原审判决上诉人蒯向阳与被上诉人汤海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上诉人蒯向阳要求确认该转让协议不成立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盐城市中院驳回了蒯向阳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蒯向阳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1.蒯向阳于2005年3月24日与汪宏富签订协议，从汪宏富处受让盛捷达公司股权后，即进入盛捷达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工作，并开始向盛捷达公司投入资金和代办并垫付公司相关经营费用。2005年9月，蒯向阳发现股权被登记在汤海昌名下，蒯向阳从未将从汪宏富处受让的股权转让给汤海昌，汤海昌提供的《出资转让协议书》和《股东会决议》上虽有蒯向阳的签名，但该签名的形成是2005年6月20日汤海昌以为蒯向阳办理过户股权为名，要求蒯向阳在一沓厚厚的材料中签字，汤海昌将前述的两份材料混在该沓材料之中骗取了蒯向阳的签名。汤海昌与蒯向阳之间转让股权的协议，蒯向阳是在受让人处签的名，汤海昌还私刻了蒯向阳的印章加盖在前述协议书和股东会决议中。2.2005年6月21日之后，蒯向阳仍一直以公司经营管理者的身份参与盛捷达公司的各项经营活动，并在此期间多次为公司垫付各项费用或向公司缴纳费用。3.2005年9月，蒯向阳得知其股权被登记在汤海昌名下，便向公安机关举报汤海昌涉嫌侵占犯罪。4.蒯向阳在2005年6月20日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上的签名不是蒯向阳的真实意思，该协议书不具备法定合同成立并生效的要件，合同不成立。该出资协议书上载明的股权转让价款为20万元，汤海昌称股权转让价款并非该协议书上载明的20万元，而是50万元，即便双方存有股权转让的情况，双方也未就股权转让款这一股权转让协议的关键条款达成一致。5.汤海昌称受让蒯向阳股权是以蒯向阳对公司的欠款冲账进行付款与事实不符。蒯向阳与公司互有往来，在未与公司进行结算的情况下不可能向公司支付款项偿还所谓借款。盛捷达公司的财务凭证也未对该冲账行为作出反映，而是等到案发后的2005年9月30日才将股权转让款50万元计入蒯向阳的个人明细账。
汤海昌答辩称，1.蒯向阳与汤海昌签有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上有双方本人签名，一经签订即告成立，股东会决议也进一步证明了该事实。2.蒯向阳与汤海昌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蒯向阳称出资转让协议书系汤海昌欺骗所签，未提供证据，不应采信。蒯向阳的印章虽然是汤海昌刻制加盖，但盖章是为了办理工商登记所需，且是在蒯向阳签字后所为，盖章与否不影响出资转让协议书的成立。3.蒯向阳不是股东，但可以留在公司工作，即使蒯向阳在公司工作也不能认定其是股东。转让人和受让人签名的颠倒，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成立与生效。蒯向阳称醉酒后签字，出资转让协议书违背蒯向阳的真实意思不是事实，无证据证明本案转让的股权价值90万元，也无证据证实汪宏富转让股权的价格为88.8万元，如果汤海昌构成犯罪，检察机关应予以逮捕，但汤海昌并未被认定犯罪。4.汤海昌所举证据证明股权转让价款为50万元。
盛捷达公司同汤海昌的答辩意见。
李纯健答辩称，1.2005年6月20日，蒯向阳与汤海昌自愿达成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款为50万元，该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已实际履行相应的义务。2.蒯向阳以李纯健为被告起诉存在主体不适格。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为由，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
本院原重审过程中，汤海昌、李纯健将股份全部转让给沈加新，蒯向阳以沈加新构成恶意侵权为由，向本院申请追加沈加新为本案第三人，要求沈加新与汤海昌、盛捷达公司、李纯健连带赔偿其40%的股份损失335.072万元。
原重审汤海昌辩称，1.蒯向阳与汤海昌之间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有《出资转让协议书》、《股东会决议》为证；2.盛捷达公司于2010年3月8日增加注册资本50万，其中汤海昌增资27万元，李纯健增资23万元，汤海昌在盛捷达公司的股份变更为67%，李纯健的股份变更为33%；3.2011年4月27日汤海昌将其盛捷达公司67%的股权转让给沈加新，李纯健将其盛捷达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陈海艳，28%的股权转让给沈加新。沈加新与陈海艳是善意第三人；4.汤海昌已将盛捷达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沈加新，故蒯向阳要求返还40%的股权已无实际可能。关于蒯向阳主张赔偿损失的请求，蒯向阳已将股份转让给汤海昌，不存在赔偿损失的说法。即使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股东不光享有权利，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在盛捷达公司转让给第三人沈加新之前，公司经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故蒯向阳主张赔偿损失的要求不能成立。
第三人沈加新述称，1.盛捷达公司已于2011年4月、2012年11月进行了两次转让，并且都经过了工商管理机关的登记与审批、备案，蒯向阳现要求返还股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沈加新、陈海艳于2011年4月从汤海昌、李纯健处受让盛捷达公司的股权，价格是合理的，并且已经通过工商机关的审查、登记和备案，沈加新、陈海艳在受让股权之前，也不知道蒯向阳和汤海昌、李纯健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工商机关的登记资料中也没有股权被查封或引起质疑的法律文件。因此，沈加新、陈海艳是善意取得的第三人，即使要求汤海昌、李纯健承担法律责任，也与沈加新无任何关系；3.我们不清楚蒯向阳索赔的金额335万元所计算的标准，但是我们认为，赔偿金额仅限于当时实际发生的损失，应该驳回蒯向阳的诉讼请求。
本院原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汤海昌、李纯健在2010年3月8日将盛捷达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为100万元，其中，汤海昌增资27万元，李纯健增资23万元，并到工商部门作了增加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2011年4月27日，汤海昌、李纯健将其在盛捷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资产折价1030万元转让给沈加新、陈海艳。2012年11月3日，沈加新、陈海艳将盛捷达公司全部股权、资产折价1600万元转让给了袁世祥、戴海霞。以上转让等事实均到工商部门登记备案。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时，盛捷达公司的法人代表为袁世祥，股东为戴海霞、李晓梅。再查明，蒯向阳认可其欠公司的账合计有77.5万元，蒯向阳认为这些钱均是为公司所用，并且提供了由汤海昌签名认可的票据，费用合计为31751.60元。
本院原重审认为，1.关于《出资转让协议书》的“转让人”和“受让人”问题。《出资转让协议书》中“转让人”与“受让人”的签名次序颠倒，但从《出资转让协议书》的内容结合汤海昌、李纯健、蒯向阳三人于2005年6月20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来看，均可以看出《出资转让协议书》的“转让人”是蒯向阳，“受让人”是汤海昌。蒯向阳提供的该份证据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2.关于股权转让价款是否达成一致的问题。虽然蒯向阳称双方从未就股权转让价款达成一致，但从李纯健的辩词、汤海昌向盛捷达公司出具的借款借据及蒯向阳与汪宏富签订的《股权转让意向书》、《股权转让协议书》综合分析，蒯向阳与汤海昌之间股权转让价款应为50万元。汤海昌在公安机关关于40%股权价值的陈述并不能否定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款达成一致意见。3.关于蒯向阳与汪宏富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真实性问题。在原一审审理过程中，该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执笔人“刘训春”在本院的调查时，陈述该份协议的誊写时间是“夏天”，与协议书上落款的时间不一致，从而使该份协议失去真实性。对于该份补充协议，本院不予认定。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于自己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蒯向阳主张出资转让协议书不成立，但其所列举的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至于蒯向阳认为汤海昌无有效证据证明其已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不认可汤海昌为其偿还所借盛捷达公司债务。本院认为，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是合同成立后的履行问题，蒯向阳如认为汤海昌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可另行主张。本案审理的是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是属于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而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是合同成立后的履行问题，是不同的概念。因此，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之内，蒯向阳可另案主张。
蒯向阳主张如不能返还其40%的股权，则要求汤海昌、李纯健、盛捷达公司及沈加新连带赔偿其损失共计335.072万元。对于这一诉求，本院认为，蒯向阳的这一主张的前提是其与汤海昌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成立并有效，并且蒯向阳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损失，也未提交第三人沈加新与汤海昌、李纯健恶意串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证据。因此，蒯向阳的这一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原重审判决：驳回蒯向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蒯向阳负担。
原重审宣判后，蒯向阳仍不服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一审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不当为由，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
重审中，蒯向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蒯向阳与汤海昌于2005年6月20日签订的出资股权转让协议书不成立；2.判令汤海昌返还盛捷达公司的40%股权，如不能返还，要求汤海昌、盛捷达公司、李纯健、沈加新连带赔偿蒯向阳截止2013年4月27日的损失335.072万元，2013年4月28日之后的损失，以335.07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事实与理由：除原重审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外，另补充陈述：蒯向阳与汤海昌的股权转让价款未达成合意，且唯一的“出资转让协议”中转让时间有改动，蒯向阳印章是汤海昌私刻加盖，汤海昌也未能举证证明转让价款的支付。盛捷达公司、李纯健、沈加新与汤海昌主观上有共同故意，客观上有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汤海昌在原重审答辩意见基础上，另补充辩称：蒯向阳与汤海昌的股权转让经过股东会决议，进行了章程修正，转让过程三人均在场签字，转让协议真实有效，且经过工商变更登记。蒯向阳称以88.8万元受让汪宏富的40%股权不是事实，汪宏富与蒯向阳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虚假的，代写人刘训春陈述的代写时间与协议注明时间不一致。
盛捷达公司、李纯健未作答辩。
沈加新未作陈述。
重审中，蒯向阳与汤海昌、盛捷达公司、李纯健、沈加新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蒯向阳对汤海昌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补充质证意见：汤海昌提供公司账册用于证明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对其提供的公司账册不予认可。理由是汤海昌原审庭审中当庭陈述没有账册，后又称找到部分材料，故该账册缺乏全面性、客观性，且汤海昌转让股权和沈加新转让股权时，股权价值均是大幅增值，这与汤海昌陈述公司亏损是矛盾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盛捷达公司于2002年3月27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公司股东为施建军、朱虎、赵美娟三人。2003年6月9日，公司股东登记变更为汤海昌、李纯健和汪宏富三人，分别持有公司40%、20%和40%的股权，汤海昌为董事长。
蒯向阳与汤海昌系朋友关系。因汪宏富与汤海昌有矛盾，汪宏富同意将其以20万元出资取得的盛捷达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蒯向阳。双方于2005年3月24日及同年5月25日先后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和《股权转让约定书》各1份，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50万元，6月10日前一次性付清及违约责任等内容。2005年6月18日，汤海昌、李纯健和汪宏富共同签署《股东会决议》1份，载明：“经研究，一致同意，公司原股东汪宏富出资额为20万元，现全部转让给蒯向阳，蒯向阳自愿接受，并承担其相应的债权债务。”同日，汪宏富与蒯向阳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1份，载明：“转让人汪宏富将其在盛捷达公司所持的20万元出资以20万元价格转让给受让人蒯向阳，受让人于2005年6月18日前用人民币一次性向转让人支付转让出资款，‘转让出资’的所有权利义务同时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享有及承担转让人对‘转让出资’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及义务”等内容。汤海昌参与办理了上述股权转让意向书和约定书的签订过程。同日，汤海昌、李纯健和蒯向阳共同签署《股东会决议》1份，载明：“经全体股东研究，一致同意如下决定：修改公司章程（附公司章程修正案），公司注册事项变更的具体事宜委托汤海昌同志办理”等内容。2005年3月24日至6月18日期间，蒯向阳向汪宏富给付定金、股权转让款等合计50万元，其中48万元系向盛捷达公司所借。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后，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2005年6月20日，汤海昌持盛捷达公司2005年6月20日有汤海昌、李纯健、蒯向阳签名的《股东会决议》和有汤海昌、蒯向阳签名的《出资转让协议书》各1份，到盐城市射阳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将股东姓名和股权比例变更为：汤海昌80%，李纯健20%。其中有汤海昌、蒯向阳签名的《出资转让协议书》首部的转让人为蒯向阳，受让人为汤海昌，协议尾部签名栏，蒯向阳和汤海昌分别在受让人和转让人位置签名。该转让协议载明，转让人将其在盛捷达公司所持有的20万元出资以20万元价格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于2005年6月20日前用人民币一次性向转让人支付转让出资的价款，“转让出资”的所有权利及义务同时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享有及承担转让人对“转让出资”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及全部义务等内容。
2005年9月26日，蒯向阳向射阳县公安局控告汤海昌诈骗其股权。2006年8月22日，射阳县公安局以汤海昌挪用公司48万元给蒯向阳购买股权为由，移送审查起诉。射阳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未予立案。蒯向阳于2008年7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蒯向阳提交的日期为2005年3月24日的汪宏富（甲方）与蒯向阳（乙方）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载明：“一、甲方转给乙方的实际股权金额为88.8万元，甲方为减轻乙方相关支出，才在原协议中载明50万元金额。二、乙方自愿认购甲方股权金额88.8万元，乙方必须一次性交清50万元，2005、2006年12月底各偿还10万元，余款2007年12月底前偿清。三、双方对88.8万元实际转让金额，不得随便对外宣讲。四、乙方所欠甲方38万元，手续另行办理、不计息。如有违约，承担违约金5万元”等内容。该协议的执笔人为刘训春，原一审审理期间，本院依汤海昌、李纯健的申请，向刘训春调查，刘训春陈述，该协议系“夏天”誊写。
本案原一审审理中，2009年6月2日，汤海昌、李纯健以蒯向阳与汪宏富2005年3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系2005年9月编造为由，书面申请对该协议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同月5日，蒯向阳亦申请对有汤海昌、李纯健、汪宏富签名的《股东会决议》与有蒯向阳、汤海昌、李纯健签名的《股东会决议》，以及有蒯向阳、汤海昌签名的《出资转让协议书》等文件的签名、盖章时间进行鉴定。同年7月14日，双方均自动放弃鉴定请求。
又查明，2005年11月2日，汤海昌在接受射阳县公安局的询问谈话过程中，陈述盛捷达公司当时40%的股权价值八、九十万元。
还查明，汤海昌、李纯健在2010年3月10日将盛捷达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为100万元，其中，汤海昌增资27万元，李纯健增资23万元，办理了增加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2011年4月27日，汤海昌、李纯健将两人享有的盛捷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资产折价1030万元转让给沈加新、陈海艳，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2年11月3日，沈加新、陈海艳将两人享有的盛捷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资产折价1600万元转让给袁世祥、戴海霞，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目前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盛捷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邹秀琴，股东为戴海波、邹秀琴。
审理中，蒯向阳认可其共欠盛捷达公司债务77.5万元，主张该款项均用于公司经营管理，目前与公司账目尚未结算。蒯向阳提供了由汤海昌签名认可的费用票据，金额合计31751.60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蒯向阳与汤海昌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成立；2.若股权转让合同不成立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如何承担以及由谁承担；3.赔偿数额如何确定。
1.关于蒯向阳与汤海昌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
本院认为，（1）合同的成立是指订约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合同的本质是一种合意，即订约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意思表示一致，达成合意。汤海昌主张与蒯向阳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双方于2005年6月20日订立了《出资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股权转让价款20万元，系办理工商登记的需要，双方实际口头达成了以50万元转让股权的协议，且已履行完毕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蒯向阳对汤海昌的陈述予以否认，主张其从未同意以50万元的价格将股权转让给汤海昌。汤海昌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蒯向阳之间达成了以50万元价款转让股权的合意。审理中，蒯向阳与汤海昌双方亦未能就股权转让价款协商一致。因此，汤海昌主张与蒯向阳之间达成以50万元价格转让股权的合意，缺乏事实依据。
（2）汤海昌在庭审中陈述，其亲自参与办理了汪宏富与蒯向阳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过程，知晓汪宏富与蒯向阳之间的股权转让除因工商登记需要签订《出资转让协议》外，还应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另行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书》和《股权转让约定书》，以明确实际股权转让价款为50万元。汤海昌主张其与蒯向阳之间约定的实际股权转让价款为50万元，但仅与蒯向阳签订了因办理工商登记需要，载明股权转让价款为20万元的《出资转让协议书》，未再按实际约定的转让价款另行签订协议，汤海昌该行为不合常理。
（3）汤海昌在庭审中陈述，其与蒯向阳之间没有另行签订50万元股权转让书面协议，是因为50万元转让款已通过账务冲账的方式实际履行完毕，并提供蒯向阳出具给盛捷达公司的借条、汤海昌出具给盛捷公司的借条、盛捷达公司出具的收条等证据予以证明。经查，盛捷达公司是在本案股权转让发生争议的三个月以后，即2005年9月30日才将汤海昌出具的借据进行入账和冲账处理。蒯向阳对汤海昌的上述账务处理行为不予认可，汤海昌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蒯向阳知晓并认可该种履行方式，故不能认定汤海昌已实际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因此，汤海昌关于因为已经以账务处理方式履行了向蒯向阳支付股权转让款，所以双方没有必要再按实际约定的50万元转让款签订书面股权转让协议的辩解，不符合客观事实。
（4）案涉《出资转让协议书》的首部载明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分别为蒯向阳和汤海昌，落款处蒯向阳和汤海昌却分别在受让人和转让人位置签名，签名顺序颠倒，协议形式上存在重大瑕疵。
综上，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虽然有蒯向阳和汤海昌的签名，但该协议缺失双方协商一致的股权价款这一主要合同条款，当事人事后亦未能就此达成合意。由于股权不同于其他财产，非经专业审计无法确定其价值，也不能按照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以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或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且案涉《出资转让协议书》上双方当事人签名顺序颠倒，协议形式存在重大瑕疵，本院依法认定蒯向阳与汤海昌之间的股转让合同不成立。
2.关于因股权转让合同不成立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如何承担以及由谁承担的问题。
（1）蒯向阳与汤海昌之间的股转让合同不成立，汤海昌因该合同而取得的权利或者财产应当依法返还，不能返还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本案中，由于汤海昌将蒯向阳享有的盛捷达公司40%的股权，通过工商部门变更登记至其本人名下后，盛捷达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100万元，汤海昌亦已将其享有的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沈加新，沈加新受让股权后又再行转让给他人。故蒯向阳要求汤海昌返还盛捷达公司40%的股权，已无实际可能，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2）蒯向阳诉称盛捷达公司、李纯健、沈加新与汤海昌恶意串通，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其股权损失的责任。本院认为，蒯向阳与汤海昌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依法应由汤海昌承担缔约过失的民事责任。故蒯向阳要求汤海昌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蒯向阳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盛捷达公司、李纯健、沈加新与汤海昌有恶意串通共同侵权的故意，故蒯向阳要求盛捷达公司、李纯健、沈加新与汤海昌连带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3.关于赔偿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
本院认为，公司股权不同于普通财产，其价值取决于公司固定资产、流动资金、产品赢利能力、经营管理水平、资产负债情况等多种因素，需要经过专业审计才能得出公司股权的价值。因汤海昌无法提供双方股权纠纷发生前后盛捷达公司完整、准确并得到蒯向阳认可的公司账册，不具备审计条件；且蒯向阳与汤海昌的股权转让纠纷发生至今已经过十一年之久，在此期间，盛捷达公司有增资和股权数次转让变动的行为，已无法确定该公司40%的股权在纠纷发生时的实际价值。鉴于汤海昌在接受射阳县公安局询问谈话过程中认可蒯向阳与汤海昌转让股权时股权价值八、九十万元，结合蒯向阳关于纠纷发生时股权价值的陈述内容，本院确定汤海昌按90万元数额向蒯向阳承担赔偿责任，并以90万元为基数，自2005年6月20日起，按年利率6%承担利息。蒯向阳主张截止2013年4月27日的股权损失为335.072万元，2013年4月28日之后的损失，以335.07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另行计算，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蒯向阳与汤海昌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不成立；
二、汤海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蒯向阳赔偿股权损失90万元，并以90万元为基数，自2005年6月20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承担利息；
三、驳回蒯向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3606元，由蒯向阳负担14871元，汤海昌负担1873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张翠娟
代理审判员 姜海凤
代理审判员 秦来娣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周爱霞
附录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十二条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标的；
（三）数量；
（四）质量；
（五）价款或者报酬；
（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七）违约责任；
（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
（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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