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513刑初39号
公诉机关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黄俊廷，男，1958年9月4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汉族，高中文化，原系汕头市潮阳区关埠镇堂后村党支部委员、村委委员兼会计员，住汕头市潮阳区。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3年9月26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9月26日被逮捕，同年12月17日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黄伟勉，男，1967年4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汉族，高中文化，原系汕头市潮阳区关埠镇堂后村治保主任兼民兵营长，住汕头市潮阳区。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3年9月26日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黄豪杰，男，1963年6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汉族，高中文化，原系汕头市潮阳区关埠镇堂后村党支部委员兼出纳员，住汕头市潮阳区。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3年9月26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9月26日被逮捕，同年12月17日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黄卓彬，男，1970年10月3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汉族，高中文化，原系汕头市潮阳区关埠镇堂后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负责人，住汕头市潮阳区。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3年9月26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9月26日被逮捕，同年12月17日被取保候审。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检察院以潮阳检诉刑诉[2014]37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俊廷、黄卓彬、黄伟勉、黄豪杰犯贪污罪，于2014年9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经开庭审理后作出(2014)汕阳法刑二初字第14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提出抗诉，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汕中法刑二终字第20号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6日和8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肖致春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俊廷、黄卓彬、黄伟勉、黄豪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从2004年开始，财政部门每年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下拨种粮补贴（含种粮直补、综合直补及农作物良种补贴）给种粮户。种粮户由各自所在村居审核上报，农业部门经审批后，为符合条件的种粮户发放种粮补贴款。被告人黄豪杰及涉案人黄某6得知国家有种粮补贴，便分别向时任汕头市潮阳区关埠镇堂后村党支部书记的涉案人黄某7提出将其各自承包的柑园部分面积以种粮的名义申请种粮补贴。黄某7听后表示同意，并要求被告人黄俊廷为其办理相关报批手续。之后，该村其他干部经历任党支部书记（该村党支部历任书记分别是黄某7、黄某4、黄卓彬）同意也按照此方式继续虚报种粮面积冒领种粮补贴。2004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黄卓彬伙同涉案人黄某7、黄某4、黄某5、黄惜龙、黄某6（村民）（均另案处理）利用各自担任汕头市潮阳区关埠镇堂后村干部、协助人民政府核实上报种粮补贴管理工作的职务之便，先后经商议采取虚增种粮面积的手段冒领种粮补贴款合计238388.4元。其中：
（1）被告人黄豪杰于2004年至2013年期间，以其本人及其妻子黄某8真、妻舅黄某8升、胞兄黄松强的名义，陆续冒领种粮补贴款合计29918.38元用于本人日常生活开支。案发后，被告人黄豪杰将赃款全额退清。
（2）被告人黄俊廷于2005年至2013年期间，以其本人及其妻子洪某心、儿子黄某11、黄某12、亲戚黄某1、黄惜、黄利发、黄某2、黄某3的名义，陆续冒领种粮补贴款合计71358.52元用于本人日常生活开支。案发后，被告人黄俊廷将赃款全额退清。
（3）被告人黄伟勉于2006年至2013年期间，以其本人及其妻子黄某13、亲属农爱香的名义，陆续冒领种粮补贴款合计35891.48元用于本人日常生活开支。案发后，被告人黄伟勉将赃款全额退清。
（4）2010年2月至2013年1月，被告人黄卓彬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后，决定继续通过虚报种粮面积冒领种粮补贴，同时吩咐被告人黄俊廷将虚增的种植面积安排给村干部并办理相关报批手续，共冒领种粮补贴款153265.52元。被告人黄卓彬自己于2009年至2013年期间，以其本人及其胞弟黄某9、舅母黄某10的名义，陆续冒领种粮补贴款合计26075.86元用于本人日常生活开支。案发后，被告人黄卓彬将赃款全额退清。
检察机关对指控的事实向法庭宣读出示了证人黄某4、黄惜龙、黄某5、黄某6、黄某7、黄某8升、黄某8真、黄某9、黄某10、洪某心、黄某11、黄某12、黄某1、黄某2、黄某13的证言及证人黄某3的自述材料，被告人黄俊廷、黄卓彬、黄伟勉、黄豪杰原在检察机关的供述，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广东省暂时扣留（或冻结）财务收据，破案经过，被告人黄卓彬、黄俊廷、黄豪杰、黄伟勉的基本情况，汕头市潮阳区关埠镇堂后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材料、“情况说明”、“堂后村2009年耕地调整修整方案”，刑事照片，被告人黄俊廷、黄卓彬、黄伟勉、黄豪杰涉案金额确认表，涉案人黄某6、黄某4、黄某5、黄惜龙涉案金额确认表，潮阳区关埠镇财政所出具的2004年至2013年堂后村种粮补贴信息表（发放表），汕头市财政局、农业局汕市财企[2004]35号关于印发《汕头市2004年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广东省财政厅、农业厅粤财工[2006]89号“关于对我省种粮农民实行综合直补的通知”，广东省农业厅、财政厅粤农[2008]136号关于印发《2008年中央水稻良种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及“2008年中央水稻良种补贴实施方案”，潮阳区关埠镇堂后村（居）种粮补贴申报承诺书，2004年至2013年潮阳区种粮补贴汇总表、统计表、申请表，汕头市潮阳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埠信用社出具的广东省农村信用社珠江平安卡业务申请表、流水账，汕头市潮阳区农业局出具的2004年至今潮阳区种粮补贴资金标准表，潮阳区关埠镇财政所出具的“证实材料”、堂后村种粮补贴发放情况，潮阳区关埠镇政府农业办公室出具的“关埠镇村（居）种粮补贴工作证实材料”，协助查询函，情况说明和户籍证明等证据材料。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黄俊廷、黄卓彬的行为均构成贪污罪，提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和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处；被告人黄伟勉、黄豪杰的行为均构成贪污罪，提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和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处。
被告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黄卓彬对被指控的事实均作了供认，但均提出其行为系构成诈骗罪的辩解意见。
经审理查明，从2004年度开始，国家先后分别对种粮农民种粮实施种粮直补、综合直补及农作物良种补贴的惠农政策。2004年起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黄卓彬及涉案人黄某6、黄某4、黄某5、黄惜龙等人（均另案处理）利用上述国家惠农政策，经商议后，在没有实际种植粮食的情况下，分分合合结伙虚构其本人及其亲属、亲戚种植粮食的事实，骗取国家种粮补贴款。其中被告人黄俊廷以其本人及其妻子洪某心、儿子黄某11、黄某12、亲戚黄某1、黄惜、黄利发、黄某2、黄某3的名义骗取国家种粮补贴款；被告人黄伟勉以其本人及其妻子黄某13、亲属农爱香的名义骗取种粮补贴款；被告人黄豪杰以其本人及其妻子黄某8真、妻舅黄某8升、胞兄黄松强的名义骗取种粮补贴款；被告人黄卓彬以其本人及其胞弟黄某9、舅母黄某10的名义骗取种粮补贴款。具体为：
1、2004年度，由被告人黄俊廷负责填表申报，被告人黄豪杰伙同涉案人黄某6骗取种粮补贴款共1400元，其中被告人黄豪杰骗得800元；
2、2005年度，被告人黄俊廷、黄豪杰伙同涉案人黄某6、黄某4骗取种粮补贴款共4240元，其中被告人黄俊廷骗得1000元，被告人黄豪杰骗得800元；
3、2006年度，被告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伙同涉案人黄某6、黄某4骗取种粮补贴款共8312元，其中被告人黄俊廷骗得1350元，被告人黄伟勉骗得2322元，被告人黄豪杰骗得1080元；
4、2007年度，被告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伙同涉案人黄某6、黄某4骗取种粮补贴款共6365元，其中被告人黄俊廷骗得950元，被告人黄伟勉骗得1634元，被告人黄豪杰骗得760元；
5、2008年度，被告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伙同涉案人黄某6、黄某4骗取种粮补贴款共18693.6元，其中被告人黄俊廷骗得2553元，被告人黄伟勉骗得5375元，被告人黄豪杰骗得1980元；
6、2009年度，被告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黄卓彬伙同涉案人黄某6、黄某4、黄某5骗取种粮补贴款共36001.57元，其中被告人黄俊廷骗得7470.7元，被告人黄伟勉骗得9179元，被告人黄豪杰骗得2765.4元，被告人黄卓彬骗得4294元；
7、2010年度，被告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黄卓彬伙同涉案人黄某6、黄某5骗取种粮补贴款共10110.71元，其中被告人黄俊廷骗得2335.8元，被告人黄伟勉骗得2907元，被告人黄豪杰骗得1091.43元，被告人黄卓彬骗得1224元；
8、2011年度，被告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黄卓彬伙同涉案人黄某5、黄惜龙骗取种粮补贴款共45605.1元，其中被告人黄俊廷骗得16944.7元，被告人黄伟勉骗得4740元，被告人黄豪杰骗得6715元，被告人黄卓彬骗得6730元；
9、2012年度，被告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黄卓彬伙同涉案人黄某6、黄某5、黄惜龙骗取种粮补贴款共56386.1元，其中被告人黄俊廷骗得19836.5元，被告人黄伟勉骗得5044元，被告人黄豪杰骗得7469元，被告人黄卓彬骗得7488.4元；
10、2013年度，被告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黄卓彬伙同涉案人黄某6、黄某5、黄惜龙骗取种粮补贴款共55997.7元，其中被告人黄俊廷骗得19448.1元，被告人黄伟勉骗得5044元，被告人黄豪杰骗得7469元，被告人黄卓彬骗得7488.4元。
综上，扣除潮阳区关埠镇堂后村于2010年起按全村人均0.18亩的标准享受补贴，被告人黄俊廷参与骗取种粮补贴款共238388.4元，个人实际骗取种粮补贴款共71358.52元；被告人黄伟勉参与骗取种粮补贴款共232748.4元，个人实际骗取种粮补贴款共35891.48元；被告人黄豪杰参与骗取种粮补贴款共238388.4元，个人实际骗取种粮补贴款共29918.38元；被告人黄卓彬参与骗取种粮补贴款共199377.8元，个人实际骗取种粮补贴款共26075.86元。上述骗取的种粮补贴款被各被告人用于日常生活开支。案后，上述四被告人均已退清本人骗取的款项。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和被告人提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证人黄某4（2008年至2009年任堂后村党支部书记）的证言，证明因为当时村干部工资低，经常挂欠工资，村干部就决定通过虚增种粮面积骗取种粮补贴来补贴家用。在2005年，他借堂弟黄秋有的身份证申报补贴，直至2009年，他还向胞弟黄才明、黄才辉借了身份证及他本人共3张身份证一起拿给黄俊廷申报办卡。3张银行卡发下来后由他保管使用，但因为他在2009年辞去村党支部书记，只骗取到2009年的种粮补贴。他从2005年至2009年期间共骗取种粮补贴12758.28元。该款被用于日常生活开支。
2008年11月的一天，他和村干部黄俊廷、黄豪杰、黄伟勉、黄某5、黄卓彬在闲聊时，有人说之前骗取种粮补贴一直无事，想继续通过虚报种植面积骗取种粮补贴，大家表示同意，他便吩咐会计员黄俊廷造表上报，并由黄俊廷将虚增的面积分配给干部，随后村干部以其他村民的名义向上级虚报种植面积并得到批准。
2、证人黄惜龙（堂后村村委副主任）的证言，证明约在2010年，因为部分村干部以前已经有骗取过种粮补贴，分田后他们又在一起商量这件事，最后他们决定将村向上级虚增报的耕地指标由大家分掉，他个人分到26亩。由于他们每人分得的亩数太多，为了减少影响，防止被别人发现，他们冒用其他村民的名义上报办理“一卡通”，所以他向胞兄黄惜名和胞弟黄惜建借了身份证，连同他自己的身份证共3张一起拿给黄俊廷去办理。3张银行卡办好后一直由他保管使用。他从2011年至2013年期间实际骗取种粮补贴共17121.9元。
3、证人黄某5（堂后村支委）的证言，证明2009年的一天，黄俊廷对他说村准备将向上级虚报的种粮面积分给大家，叫他多准备一张身份证，以便向上级申报骗取种粮补贴。他就向胞弟黄伟忠借身份证，连同他本人的身份证一起交给黄俊廷向上级申报，同时办理农信社“一卡通”，银行卡办理好后一直由他保管使用。他从2009年至2013年期间共骗取种粮补贴19389.5元。
4、证人黄某6（堂后村村民）的证言，证明2004年开始，上级拨种粮补贴给各种粮户。当时他承包36亩耕地被变更为柑地，已经没有资格申请，但他见有补贴可领，便起了贪念，就向胞弟黄某7（时任书记）要求将他的柑地列为补贴对象，黄某7同意并吩咐会计员黄俊廷帮他上报。他按照要求提供本人的身份证给黄俊廷办理，得到上级批准后，黄俊廷交给他一本农业银行存折，他利用该存折骗取种粮补贴。2008年底，他的胞弟黄某7辞去村书记，他骗取种粮补贴至2010年。2011年他的儿子黄佩城在村任支部委员，他因之前骗取种粮补贴平安无事，且村干部还一直在骗取种粮补贴，便想继续骗取种粮补贴，并要求黄俊廷帮忙。他从2004年至2013年期间共骗取种粮补贴25874.48元。
5、证人黄某7（2000年至2008年12月任堂后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的证言，证明他于2000年至2008年12月在潮阳区关埠镇堂后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从2004年开始，国家开始下拨种粮补贴给种粮户，当时该村村民黄某8升（其承包的柑地由姐夫黄豪杰即村出纳员代为管理）、黄某6原各自承包的耕地被变更为柑地，没有资格申请种粮补贴，但黄某6、黄豪杰见有补贴可以领取，便向他要求以种粮的名义申请种粮补贴，他表示同意，故从2004年开始，黄豪杰、黄某6一直骗取种粮补贴款。上报种粮面积的具体业务有村会计员黄俊廷负责，上报的面积数及具体人员由黄俊廷填写及上报，他作为村书记负责在审批表签名。
6、证人黄某8升的证言，证明2004年及2009年，他的姐夫黄豪杰先后二次借用他的身份证，但不清楚黄豪杰借用他的身份证去办何事。他没有向上级申请种粮补贴款，黄豪杰也没有拿种粮补贴款给他。
7、证人黄某8真的证言，证明她不清楚其丈夫黄豪杰是否有拿其身份证去办事，她没有向上级申请种粮补贴款，黄豪杰也没有拿种粮补贴款给她。
8、证人黄某9的证言，证明2009年，他的胞兄黄卓彬向他借身份证去办事。他没有向上级申请种粮补贴款，但黄卓彬每年都有将属于他家庭（5人）的福利田种粮补贴款给他，具体金额以调查结果为准。
9、证人黄某10的证言，证明2009年，她的外甥黄卓彬借用她身份证去办事，她本人及家庭其他人没有向上级申请种粮补贴款，但黄卓彬每年都有按人口0.18亩的标准（共4人）拿种粮补贴款给她，具体金额以调查结果为准。
10、证人洪某心的证言，证明2009年，她的丈夫黄俊廷拿她的身份证去办事。她没有领取过种粮补贴款，黄俊廷也没有拿种粮补贴款给她。
11、证人黄某11的证言，证明2009年，他的父亲黄俊廷向他借身份证，他没有向上级申请种粮补贴款，黄俊廷也没有拿种粮补贴款给他。
12、证人黄某12的证言，证明2011年，他的父亲黄俊廷向他借身份证。他没有向上级申请种粮补贴款，黄俊廷也没有拿种粮补贴款给他。
13、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明2004年，他的堂叔黄俊廷向他拿身份证去办事。2004年至2008年期间，黄俊廷没有拿种粮补贴款给他。2009年，他向上级申报国家种粮补贴并申办农信社“一卡通”银行卡，该卡由他保管使用，后来每年持该卡领取种粮补贴款。
14、证人黄某2的证言，证明2009年，他的堂叔黄俊廷借他的身份证去办事。他没有向上级申请种粮补贴款，黄俊廷也没有拿种粮补贴款给他。
15、证人黄某13的证言，证明2009年，她的丈夫黄伟勉向她拿身份证去办事。她没有领取过种粮补贴款，黄伟勉也没有拿种粮补贴款给她。
16、证人黄某3的自述材料，证明她没有在关埠镇堂后村种植粮食，且从未在该村领取种粮补贴，也没有收到他人转给她的种粮补贴款项。
17、被告人黄俊廷原在检察机关及当庭的供述，证明他于2005年担任潮阳区关埠镇堂后村会计员，负责上报材料和村财务工作。他发现虚报种粮面积骗取种粮补贴有利可图后，在得到时任村书记黄某7同意后，便和其他干部共同虚报种粮面积，他以亲戚黄某1的名义申报并领取农行存折，至2008年，陆续骗取种粮补贴款共5853元。从2009年开始，原农行的存折被收回注销，上级统一以农信社“一卡通”银行卡的方式直接发放种粮补贴到种粮户。经该村干部商议后，他们继续虚报种粮面积，他先后拿他本人和其他亲属（分别是妻子洪某心、儿子黄某11、黄某12、亲戚黄惜、黄利发、黄某2、黄某3）的身份证办理相关手续，领取八张农信社“一卡通”银行卡，并自行保管使用。至2013年6月，他从中骗取了种粮补贴款65505.52元。从2005年至2013年，他利用农行存折及信用社“一卡通”银行卡陆续骗取种粮补贴款共71358.52元，该款被他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支。他没有将骗取的种粮补贴款分给黄某2、黄某3、黄惜、黄利发、黄某1等人。从2004年开始，该村出纳员黄豪杰冒用黄某8升的名义骗取种粮补贴款，村民黄某6虚报骗取种粮补贴款，后来其他干部黄伟勉、黄卓彬、黄某5、黄某4、黄惜龙、黄豪杰先后根据任职的不同时段陆续虚报骗取种粮补贴。
2004年，上级开始下拨种粮补贴给种植户，当年该村“双坟”耕地变更为柑地，因黄某6、黄某8升（其柑地由其姐夫时任村出纳员黄豪杰代为打理）原承包耕地变为柑地，故没有资格申请种粮补贴，但黄豪杰、黄某6见有补贴可领取，便向时任村书记黄某7要求以种粮的名义申请补贴，黄某7表示同意，吩咐支委黄利和将黄某8升、黄某6向镇政府上报种粮补贴，并得到批准。
2008年，他和村干部黄某4、黄豪杰、黄伟勉、黄某5、黄卓彬在闲聊时，有人提出之前骗取种粮补贴一直平安无事，想继续通过虚报种植面积骗取种粮补贴，大家表示同意，时任村书记黄某4便吩咐他造表上报，并叫他将虚增的面积分配给干部。后来村干部以其他村民的名义向上级虚报种植面积并得到批准。
2010年，他和村干部黄卓彬、黄豪杰、黄伟勉、黄某5、黄惜龙在闲聊时，有人提出之前通过虚报种植面积骗取种粮补贴没有被人发现，想继续通过此方式骗取种粮补贴，大家表示同意，黄卓彬便吩咐他按照以前的做法继续造表上报，并由他负责将虚增的面积分配给干部。后来村干部继续以其他村民的名义向上级虚报种植面积。其当庭供述堂后村从2009年起实际种粮面积约470亩。
18、被告人黄卓彬原在检察机关的供述，证明从2009年开始，种粮补贴由农行存折改为通过潮阳农信社“一卡通”银行卡直接发放到种粮户。2010年，他村准备向上级上报种粮补贴，他和黄俊廷、黄豪杰、黄伟勉、黄某5、黄惜龙在闲聊时，有村干部说之前有通过虚报种植面积骗取种粮补贴没有被人发现，想继续这样做，大家表示同意，他考虑到大家的意见，便吩咐会计员黄俊廷按照以前的做法继续造表上报，并由黄俊廷将虚增的面积分配给村干部，村干部继续用其他村民的名义向上级虚报种植面积并得到批准，他分得30多亩。从2009年至2013年，他利用舅母黄某10、胞弟黄某9及他本人的身份证交给黄俊廷办理相关手续，领取三张“一卡通”银行卡，并由他保管，卡里的资金由他使用，共骗取种粮补贴款26075.86元，该款用于日常生活开支。骗取种粮补贴的有村干部黄俊廷、黄豪杰、黄伟勉、黄某5、黄惜龙、黄某4及村民黄某6。
2009年11月，村重新进行分田。11月10日，全村干部经集体商议，将470亩分配给农户作福利田用于种植粮食，每个人口分得0.18亩。从2009年底起，上级拨给村470亩的种粮补贴按全村人均0.18亩的标准，各户每年以2009年实际在籍人口数享受补贴。村的福利田享受时期为5年，至2014年才重新进行分配。
19、被告人黄伟勉原在检察机关的供述，证明2006年，他在潮阳区关埠镇堂后村担任治保副主任时，得知该村有人虚报种粮面积骗取种粮补贴，他在征得时任村书记黄某7同意后，按要求向会计员黄俊廷提供其本人相关证件给黄俊廷办理农行存折，开始骗取种粮补贴款。至2008年，他共骗取种粮补贴款9331元。从2009年开始实行种粮补贴“一卡通”直拨到种粮户，原领取种粮补贴的农行存折被收回作废。他和其他村干部商量后，继续向上级虚报种粮种植面积270亩，他分得26多亩，后他拿其本人及妻子黄某13、舅母农爱香的身份证办理相关手续，领取三张“一卡通”，并由他保管使用，从中领取种粮补贴。2006年至2013年期间，他骗取种粮补贴款共35891.48元，该款用于日常生活开支。骗取种粮补贴款的有村干部黄俊廷、黄豪杰、黄卓彬、黄某5、黄惜龙、黄某4及村民黄某6。
20、被告人黄豪杰原在检察机关的供述，证明2004年初，国家开始实行种粮补贴，他本人没有申请种粮补贴资格，但见有利可图，在征得时任村书记黄某7和时任村委主任黄某4同意后，以其妻舅黄某8升的名义向会计员黄俊廷办理种粮户农行存折等相关手续，领取种粮补贴。从2004年至2008年期间，他从中骗取种粮补贴款5420元。2009年，种粮补贴改为通过潮阳农信社“一卡通”直接将种粮补贴发放到种粮户手中，当时村干部商量后，他村向上级虚报种植面积200多亩并分给他们，他分得30多亩，后他以胞兄黄松强、妻舅黄某8升、妻子黄某8真及本人的身份证交由黄俊廷办理相关手续，领取四张“一卡通”，并由他保管使用。从2004年至2013年期间，他骗取种粮补贴款共29918.38元，该款用于日常生活开支。骗取种粮补贴款的有村干部黄俊廷、黄伟勉、黄卓彬、黄某5、黄某4、黄惜龙及村民黄某6。
2009年底，黄卓彬担任该村书记，在2010年，他村准备向上级上报种粮补贴，他和黄卓彬、黄俊廷、黄伟勉、黄某5、黄惜龙在闲聊时，黄卓彬决定由黄俊廷按照之前的操作方式上报种植面积，并分配给村干部。
21、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和广东省暂时扣留（或冻结）财物收据，证明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检察院扣押被告人黄俊廷赃款71358.52元、黄卓彬赃款26075.86元、黄伟勉赃款35891.48元、黄豪杰赃款29918.38元。
22、破案经过，证明2013年8月，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检察院接到关埠镇堂后村群众举报该村干部经济问题的信件，经派员初查，发现犯罪嫌疑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黄卓彬在其任职期间确有存在涉嫌贪污国家种粮补贴（含种粮直补、综合直补及农作物良种补贴）的犯罪事实，并先后通知该四名犯罪嫌疑人到该院接受调查。犯罪嫌疑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黄卓彬到案后，均对各自涉嫌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于2013年9月26日分别将各自赃款如数上缴。该院于2013年9月26日分别对犯罪嫌疑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黄卓彬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同日对其取保候审。
23、中共潮阳区关埠镇委员会出具的“黄卓彬同志的基本情况”和汕头市潮阳区关埠镇堂后村民委员会出具的“黄俊廷同志的基本情况”、“黄豪杰同志的基本情况”、“黄伟勉同志的基本情况”，分别证明被告人黄卓彬于2008年4月至2009年2月负责堂后村治安工作，2009年2月至2010年2月任堂后村党支部副书记，2010年2月至2013年1月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负责人；被告人黄俊廷于2002年4月至今先后担任该村村委、支委，负责该村会计、统计工作；被告人黄豪杰于1994年10月至今先后担任该村文书、户口统计、计生专干、出纳员、支委；被告人黄伟勉于1999年9月至今先后担任该村治安副主任、治安主任、民兵营长。
24、汕头市潮阳区关埠镇堂后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材料，证明该村村民黄利发、农爱香、黄某3、黄惜、黄建辉外出无法联系。
25、汕头市潮阳区关埠镇堂后村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和“堂后村2009年耕地调整修整方案”，证明该村将约470亩耕地分配给农户作责任田用于种植粮食，每个人口分得0.18亩，关于该470亩种粮面积上级拨给的种粮补贴，经干部会议集体研究，并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从2009年底起，按全村人均0.18亩的标准，各农户每年以实际在籍人口数享受补贴。
26、刑事照片，证明被告人黄俊廷、黄卓彬、黄伟勉、黄豪杰利用广东省农村信用社“一卡通”骗取种粮补贴款的情况。
27、被告人黄俊廷、黄卓彬、黄伟勉、黄豪杰和涉案人黄某6、黄某4、黄某5、黄惜龙涉案金额确认表及潮阳区关埠镇财政所出具的2004年至2013年堂后村种粮补贴信息表（发放表），证明：（1）2004年度，由被告人黄俊廷负责填表申报，被告人黄豪杰伙同涉案人黄某6骗取种粮补贴款共1400元，其中被告人黄豪杰骗得800元；（2）2005年度，被告人黄俊廷、黄豪杰伙同涉案人黄某6、黄某4骗取种粮补贴款共4240元，其中被告人黄俊廷骗得1000元，被告人黄豪杰骗得800元；（3）2006年度，被告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伙同涉案人黄某6、黄某4骗取种粮补贴款共8312元，其中被告人黄俊廷骗得1350元，被告人黄伟勉骗得2322元，被告人黄豪杰骗得1080元；（4）2007年度，被告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伙同涉案人黄某6、黄某4骗取种粮补贴款共6365元，其中被告人黄俊廷骗得950元，被告人黄伟勉骗得1634元，被告人黄豪杰骗得760元；（5）2008年度，被告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伙同涉案人黄某6、黄某4骗取种粮补贴款共18693.6元，其中被告人黄俊廷骗得2553元，被告人黄伟勉骗得5375元，被告人黄豪杰骗得1980元；（6）2009年度，被告人黄俊廷、黄卓彬、黄伟勉、黄豪杰伙同涉案人黄某6、黄某4、黄某5骗取种粮补贴款共36001.57元，其中被告人黄俊廷骗得7470.7元，被告人黄卓彬骗得4294元，被告人黄伟勉骗得9179元，被告人黄豪杰骗得2765.4元；（7）2010年度，被告人黄俊廷、黄卓彬、黄伟勉、黄豪杰伙同涉案人黄某6、黄某5骗取种粮补贴款共10110.71元，其中被告人黄俊廷骗得2335.8元，被告人黄卓彬骗得1224元，被告人黄伟勉骗得2907元，被告人黄豪杰骗得1091.43元；（8）2011年度，被告人黄俊廷、黄卓彬、黄伟勉、黄豪杰伙同涉案人黄某5、黄惜龙骗取种粮补贴款共45605.1元，其中被告人黄俊廷骗得16944.7元，被告人黄卓彬骗得6730元，被告人黄伟勉骗得4740元，被告人黄豪杰骗得6715元；（9）2012年度，被告人黄俊廷、黄卓彬、黄伟勉、黄豪杰伙同涉案人黄某6、黄某5、黄惜龙骗取种粮补贴款共56386.1元，其中被告人黄俊廷骗得19836.5元，被告人黄卓彬骗得7488.4元，被告人黄伟勉骗得5044元，被告人黄豪杰骗得7469元；（10）2013年度，被告人黄俊廷、黄卓彬、黄伟勉、黄豪杰伙同涉案人黄某6、黄某5、黄惜龙骗取种粮补贴款共55997.7元，其中被告人黄俊廷骗得19448.1元，被告人黄卓彬骗得7488.4元，被告人黄伟勉骗得5044元，被告人黄豪杰骗得7469元。
扣除潮阳区关埠镇堂后村于2010年起按全村人均0.18亩的标准享受补贴，被告人黄俊廷参与骗取种粮补贴款共238388.4元，个人实际骗取种粮补贴款共71358.52元；被告人黄伟勉参与骗取种粮补贴款共232748.4元，个人实际骗取种粮补贴款共35891.48元；被告人黄豪杰参与骗取种粮补贴款共238388.4元，个人实际骗取种粮补贴款共29918.38元；被告人黄卓彬参与骗取种粮补贴款共199377.8元，个人实际骗取种粮补贴款共26075.86元。上述骗取的种粮补贴款被各被告人用于日常生活开支。上述金额均经被告人黄俊廷、黄卓彬、黄伟勉、黄豪杰及涉案人确认无误。
28、汕头市财政局、农业局汕市财企[2004]35号关于印发《汕头市2004年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证明种粮直补对象为2004年汕头市范围内直接从事种植水稻播种面积达到30亩（含30亩）以上的种粮农民（含承包土地种植水稻的种粮农民）；种粮直补的标准为按种植水稻的播种面积每亩每年补贴20元；种粮直补资金的申报按逐级上报的原则申报，乡镇政府于2004年6月底和8月15日前分早晚两造，将农户填报的《2004年汕头市种粮补贴申报表》进行收集，并核实有关内容后上报区、县农业财政部门，区、县农业局、财政局对早、晚两造水稻种植大户面积进行审核汇总，并于6月底和9月15日前上报市农业局（种植科）和财政局（农业科），市农业局会同市财政局审核、汇总后于7月15日和10月15日前联合上报省农业财政部门；种粮直补资金的兑付由乡镇财政所存入种粮农民在当地农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开设的个人账户，种粮农民凭领取补贴通知和本人身份证到乡镇财政所签名领取存折，种粮补贴不得由村集体集中代领或转付。
29、广东省财政厅、农业厅粤财工[2006]89号“关于对我省种粮农民实行综合直补的通知”，证明综合直补的基本原则：（1）统一标准一次发放。……按统一补贴标准对种粮农民给予综合直接补贴，综合直补资金由中央财政下达，省财政一次性将补贴资金下拨到县（市、区）财政，县（市、区）财政部门将补贴一次性兑付给种粮农民；（2）直补粮农，公开透明，各市县财政部门要利用已建立的粮食直补渠道，将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种粮农民，不增加中间环节。有条件的县（市、区）财政部门可在当地金融机构开办农民补贴银行储蓄“一卡通”（一折通）的形式将综合直补资金直接兑付给种粮农民；（3）我省现行种粮直补资金与中央下达的综合直补资金，分别统计，分开兑付，分账核算。
30、广东省农业厅、财政厅粤农[2008]136号关于印发《2008年中央水稻良种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及“2008年中央水稻良种补贴实施方案”，证明补贴范围。对在广东省内种植的水稻全部实行良种补贴；补贴程序。中央水稻良种补贴资金实行直接补贴方式，按实际播种面积直接发放到种植水稻的农户。（1）村委会组织申报、登记、造册，汇总报送乡镇人民政府；（2）乡镇人民政府对各村申报情况审核汇总后，经公示无异议，由各镇政府汇总报县级农业部门；（3）县级农业部门负责对各乡镇政府上报的补贴对象、种植面积、品种进行核实，审核盖章后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县级财政部门根据同级农业部门核定的补贴对象、种植品种与面积、补贴金额，通过当地银信机构，及时将水稻良种补贴专项资金直接支付至农户。
31、2004年至2013年潮阳区种粮补贴汇总表、统计表、申请表，证明潮阳区关埠镇堂后村于2004年至2013年向上级申请种粮补贴款的情况，其中2005年汕头市潮阳区种粮补贴申请表经办人是黄俊廷；2007年潮阳区种粮补贴汇总表的经办人是黄俊廷；2008年潮阳区种粮补贴汇总表的经办人是黄俊廷；2009年度潮阳区种粮直补情况申请表的经办人是黄俊廷；2010年潮阳区种粮补贴汇总表的经办人是黄俊廷；2011年、2012年潮阳区种粮补贴汇总表的经办人是黄俊廷，负责人是黄卓彬；2013年潮阳区种粮补贴汇总表的经办人是黄俊廷。
32、汕头市潮阳区关埠镇政府农业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关埠镇堂后村自2004年至2013年的种粮补贴申报表，其中2004-2005年以种粮大户村集体汇总申请，2006年以后开始以独户村集体汇总申请，其中2005年以前都领取种粮直补项目资金，2006年至2007年领取种粮直补、综合直补项目资金，从2008年开始，项目资金分为种粮直补、综合直补及水稻良种补贴三个内容。经过校对清理，由于时间久远、存档条件差及管理人员经常变动等原因，造成堂后村部分申报资料缺失。（后期资金领取方式：当年申报次年领取。）
33、汕头市潮阳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埠信用社出具的广东省农村信用社珠江平安卡业务申请表、流水账，证明被告人黄俊廷、黄卓彬、黄伟勉、黄豪杰及其亲属申报“一卡通”和账户交易情况。
34、汕头市潮阳区农业局出具的2004年至2013年潮阳区种粮补贴资金标准表，证明2004年种粮直补20元/亩；2005年种粮直补20元/亩；2006年种粮直补20元/亩、综合直补7元/亩；2007年种粮直补25元/亩、综合直补19元/亩；2008年种粮直补8元/亩、综合直补49.5元/亩、良种补贴早稻10元/亩、晚稻15元/亩；2009年种粮直补8元/亩、综合直补49元/亩、良种补贴早稻10元/亩、晚稻15元/亩；2010年种粮直补8元/亩、综合直补49元/亩、良种补贴早稻10元/亩、晚稻15元/亩；2011年种粮直补8元/亩、综合直补56元/亩、良种补贴15元/亩；2012年种粮直补8元/亩、综合直补74元/亩、良种补贴15元/亩；2013年种粮直补8元/亩、综合直补74元/亩、良种补贴15元/亩。
35、潮阳区关埠镇财政所出具的“证实材料”，证明该所提供的堂后村2004年至2013年的农民种粮补贴表（农民种粮直补、综合补贴、良种补贴）是由该村申报的农民种粮补贴数据并经有关部门审核后的种粮信息，其种粮补贴资金由该所通过农行关埠营业所（2004-2008）、关埠农村信用社（2009-2013）下拨到该村及相关农户。
36、潮阳区关埠镇政府农业办公室出具的“证实材料”，证明该镇各村（居）2004-2013年申报种粮补贴工作是根据上级种粮补贴有关文件精神，由各村（居）根据本地种植水稻面积情况编制种粮农户申报表，经各种粮农户签名确认，由村汇总核实上报。村业务干部及主要干部负有申报和把关的职责。
37、潮阳区关埠镇政府农业办公室出具的“关埠镇村（居）种粮补贴工作证实材料”，证明根据国家种粮补贴工作有关文件精神，该镇农村村（居）履行以下职责：（1）种粮补贴面积申报：由村（居）委会根据农户水稻种植面积，填写种粮补贴申报表，并与农户校对核实，由各农户签名确认，村汇总后将种粮申报明细表在村公示栏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连同种粮补贴承诺书一并上报镇农业办，种粮补贴明细表电子文档报送镇财政所。（2）、种粮补贴资金发放形式：由村集体统一为农户收取身份证，在农信社办理种粮农民补贴卡“一卡通”。（3）、补贴资金发放：由财政部门根据各村农户申报面积、补贴金额打印明细表在各村公示栏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将资金直接拨付到农户“一卡通”账户；1998年以前未办理种粮补贴“一卡通”，资金由村设立种粮补贴专户代收代发。
38、潮阳区关埠镇财政所出具的堂后村种粮补贴发放情况，证明潮阳区关埠镇财政所发放2004年至2013年堂后村种粮补贴的情况。
39、汕头市潮阳区关埠镇堂后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该村村民黄豪杰及其妻子黄某8真、妻舅黄某8升、胞兄黄松强于2004年至2013年期间没有种植水稻；黄俊廷及其妻子洪某心、儿子黄某12、黄某11、亲戚黄惜、黄利发、黄某2、黄某3于2005年至2008年期间没有种植水稻，亲戚黄某1于2005年至2008年期间没有种植水稻；黄伟勉及其妻子黄某13、亲属农爱香于2006年至2013年期间没有种植水稻；黄某4及其妻舅黄秋有、胞弟黄才明、黄才辉于2005年至2009年期间没有种植水稻；黄某5及其胞弟黄伟忠于2009年至2013年期间没有种植水稻；黄惜龙及其胞弟黄惜建、胞兄黄惜名于2011年至2013年期间没有种植水稻。
40、协助查询函，证明2014年12月4日，本院发函向潮阳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查询本案中交易流水账体现存入农户“一卡通”账号为80×××50的户名，根据该社查询的情况，该账号的账户名称为“潮阳区关埠镇财政所种粮补贴财政资金”。
41、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黄俊廷于1958年9月4日出生，身份证号码；被告人黄卓彬于1970年10月3日出生，身份证号码；被告人黄伟勉于1967年4月23日出生，身份证号码；被告人黄豪杰于1963年6月14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上述证据，均经当庭质证核实，对能够相互印证部分，本院予以确认，作为定案的根据。
本院认为，被告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黄卓彬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利用国家对种粮农民实施种粮直补、综合直补及农作物良种补贴的惠农政策之机，分分合合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种粮补贴款，数额巨大，侵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属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黄俊廷在其本人实际骗取种粮补贴款71358.52元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其在参与同案人骗取种粮补贴款167029.88元的共同犯罪中起辅助和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黄伟勉在其本人实际骗取种粮补贴款35891.48元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其在参与同案人骗取种粮补贴款196856.92元的共同犯罪中起辅助和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黄豪杰在其本人实际骗取种粮补贴款29918.38元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其在参与同案人骗取种粮补贴款208470.02元的共同犯罪中起辅助和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黄卓彬在其本人实际骗取种粮补贴款26075.86元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其在参与同案人骗取种粮补贴款173301.94元的共同犯罪中起辅助和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黄卓彬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被告人黄俊廷、黄伟勉、黄豪杰、黄卓彬系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的主体身份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行为构成贪污罪的罪名不当。理由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代征、代缴税款；（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而《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具备二个特征：一是在特定条件下行使国家管理职能；二是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对照该规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只有以政府名义参与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和人民群众利益以及社会发展相关的国家事务和政府事务的活动时，其工作才体现国家对社会','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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