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3）中区法刑初字第01316号
公诉机关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章某某，男，1953年8月15日出生于重庆市渝中区，汉族，大学文化，原重庆市山城豆制品总厂（以下简称山城豆制品厂）经理、法定代表人，现重庆新高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高公司）董事长。因本案于2013年3月11日被传唤到案，次日被取保候审。现居住在家。
辩护人刁太国，重庆坤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某某，男，1960年1月14日出生于重庆市渝中区，汉族，高中文化，原山城豆制品厂副经理，现新高公司副经理。因本案于2013年4月25日被传唤到案，同日被取保候审。现居住在家。
辩护人唐铭，重庆劲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邱某，女，1945年12月23日出生于重庆市渝中区，汉族，初中文化，原山城豆制品厂工会主席兼出纳，现新高公司监事。因本案于2013年4月26日被传唤到案，同日被取保候审。现居住在家。
辩护人杨洪，重庆千禧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以渝中检刑诉（2013）第1247、1249、125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章某某、刘某某、邱某犯私分国有资产罪，于2013年8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17日、2014年5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晏礼蠡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章某某及其辩护人刁太国、被告人刘某某及其辩护人唐铭、被告人邱某及其辩护人杨洪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申请延期审理，经合议庭评议，依法予以准许。现已审理终结。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山城豆制品厂系重庆市商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商委）出资的全资国有企业，隶属于重庆人道美蔬菜副食连锁公司（以下简称人道美公司）。1997年9月，人道美公司决定将山城豆制品厂由全民所有制改制为职工出资参股的股份合作制，并以1997年10月31日、1999年12月31日作为资产评估基准日进行了两次资产评估。期间，山城豆制品厂成立产权制度改革小组（以下简称改制小组），被告人章某某担任改制小组组长，被告人刘某某、邱某担任副组长，负责企业产权改革的日常工作。2001年11月5日，重庆市财政局下发《关于重庆市山城豆制品总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资产财务问题的批复》确认了该厂改制基准日的国有净资产为1398747.36元，并将该所有净资产全部作为企业改制成本。2002年2月山城豆制品厂国有资产产权注销，注册资本为106万元的民营企业新高公司正式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章某某，该公司的38名股东均为原山城豆制品厂职工。
在第二次资产评估过程中，被告人章某某利用山城豆制品厂改制小组组长的职务之便，伙同改制小组副组长被告人刘某某、邱某以及熊某某、黎某某、古某某（另案处理）等人，采取隐瞒资产申报的方式，将价值401.9万元的国有资产隐匿，后用于改制后的新高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具体事实如下：
（一）私分租用公房拆迁安置补偿款356.6万元的事实
山城豆制品厂位于本市渝中区八一路48号、54号租用公房于1994年被重庆业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成公司）拆迁，当时签订了拆迁房屋安置协议，后一直未安置妥当。在山城豆制品厂第一次资产评估过程中，因该租用公房准备作房屋安置而未纳入资产评估。而后，因有职工反映第一次资产评估存在漏评、错评情况，于是该厂进行了第二次资产评估，并以1999年12月31日作为资产评估基准日。1999年12月27日，被告人章某某伙同刘某某、邱某及熊某某、黎某某、古某某等改制小组成员与业成公司达成了以货币方式安置上述已拆迁的租用公房，并合意将上述安置费隐匿，不纳入资产评估范围。1999年12月28日，业成公司向山城豆制品厂支付安置费356.6万元，被被告人章某某、刘某某、邱某等人存入至山城豆制品厂的账外账户中，后用于改制后成立的新高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私分房屋转让款45.3万元的事实
山城豆制品厂原位于本市渝中区大阳沟棚盖市场内的一摊位于1997年12月被拆除，后安置于本市渝中区大阳沟副食品商场内。在两次资产评估过程中，被告人章某某伙同刘某某、邱某等改制小组成员故意隐匿该摊位，未纳入资产评估。2002年7月16日，重庆国展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国展公司）将该摊位收购，并以房屋转让款方式向新高公司支付45.3万元，用于新高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被告人章某某于2013年3月11日经渝中区检察院职侦局通知到案，被告人刘某某于同年4月25日经渝中区检察院职侦局通知到案，被告人邱某于同年4月26日经渝中区检察院职侦局通知到案。三名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章某某、刘某某、邱某的行为已构成了私分国有资产罪，且数额巨大，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处。
被告人章某某对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无异议，但辩称原本市渝中区八一路48号、54号房屋系公房，山城豆制品厂只有使用权，按照改制时规定不应纳入评估。后拆迁安置补偿的款项并不完全是新高公司在使用，有部分是用于山城豆制品厂职工安置、还贷等。山城豆制品厂原使用的本市渝中区大阳沟副食品商场内的摊位，因无产权证，改制时并未纳入评估。新高公司成立后，国展公司对摊位收购后支付的收购款，应由新高公司承继。
被告人刘某某对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无异议，但辩称其只分管生产，对具体财务情况不清楚，改制时也是协助组长工作，其应为从犯。
被告人邱某对指控的罪名及基本事实无异议，但辩称本市渝中区大阳沟副食品商场内的摊位被国展公司收购时，其已退休，对该收购款项用于新高公司的情况不清楚。
被告人章某某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本案已过追诉时效。因为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如果数额巨大的，法定最高刑只有七年，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犯罪行为的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将不再追诉。《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而本案从1999年12月14日开始计算，到2013年检察机关对本案进行立案，本案已超过追诉时效，且本案不存在追诉期限延长或中断的情形。2、无产权房在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定为国有资产的情形下，不能认定为国有资产。大阳沟副食品商场正二层、负一层商铺在改制完成时是无产权房，且处于实物状态，改制后因拆迁而给予的补偿款，应为新高公司所有。而山城豆制品厂租用八一路公房获得的拆迁补偿款，不是国家对山城豆制品厂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故不应认定为国有资产。3、公诉机关认定的犯罪数额存在错误。因为山城豆制品厂改制完成时间为2001年11月5日财政局批复下发时。八一路租用公房拆迁补偿款356.6万元于1999年12月存放于该厂基本户外，截止2001年11月5日划入山城豆制品厂914，492.89元，该款项用于山城豆制品厂改制过程中，加上山城豆制品厂少计算改制成本费用1，184，500元、新高公司为山城豆制品厂偿还银行债务860，000元，综上，新高公司实际占有的国有资产应为1，060，270.11元。改制时国有土地评估为1，882，655元，但至今该土地尚未过户给新高公司，因为过户需要缴纳过户费100多万元，所以实际改制净资产应为负数。
被告人刘某某的辩护人对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无异议。提出刘某某分管生产，只是协助改制，配合组长工作，对具体账目不清楚，其拥有新高公司15%的股权是支付了相应对价，且至今未得到实际的利益，对被告人刘某某应认定为从犯，其系初犯，认罪态度较好，建议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
被告人邱某的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中涉及的金额不属实，从本案相关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其中有914，493元用于改制前过渡期的国有企业的日常开支，1，184，482元用于支付改制成本即职工和退休等人员的安置费用，860，000元用于替山城豆制品厂偿还银行贷款，共计2，958，975元均是用于山城豆制品厂，并未用于新高公司，故上述款项应从指控金额中扣除。被告人邱某于2000年12月退休，后于2002年4月27日正式办理手续离开公司，而大阳沟副食品商场内的摊位于同年7月16日被国展公司收购，其对摊位的处置未参与，对摊位转让款的去向和使用情况也不清楚，故公诉机关指控邱某私分该笔资金与事实不符，不应成立。根据有关文件规定使用权房不能按企业资产评估作价，在拆迁中获得的货币或实物补偿形成企业股本金以外的新增资产，因改制未进入改制成本，不能按改制企业股本金比例纳入企业股本，可用支付企业改制和职工安置。本案涉及的公房使用权因拆迁取得的补偿款及从未确权登记和未记载入企业资产账册中的无证摊位均不属国有资产，被告人不构成犯罪。本案即使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亦已超过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不应再追诉。
经审理查明：山城豆制品厂系市商委出资的全资国有企业，隶属于人道美公司。1994年，山城豆制品厂位于本市渝中区八一路48号、54号租用解放碑房管所非住宅用房316.6平方米被业成公司拆迁。同年7月4日，山城豆制品厂与业成公司签订了《民族路片区改造工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增加安置面积40平方米，与租用的316.6平方米合并安置，拆迁期为三年，后一直未安置妥当。
1997年9月，人道美公司决定将山城豆制品厂由全民所有制改制为职工出资参股的股份合作制，并成立了改制小组，由被告人章某某任改制小组组长，被告人刘某某、邱某以及熊某某（另案处理）任副组长，黎某某、古某某（均另案处理）等人任小组成员，改制小组负责制定改制方案、清产核资、提请评估立项申请等工作。
山城豆制品厂以1997年10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了资产评估。
1997年12月，山城豆制品厂位于本市渝中区大阳沟棚盖市场内的无证摊位因依仁巷片区改造工程被拆除。同月29日，重庆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拆迁办）将本市渝中区大阳沟副食品商场正二层、负一层面积72.74平方米的非住宅安置给了山城豆制品厂，该非住宅一直未办理产权登记证明。
1999年12月27日，被告人章某某、刘某某、邱某、熊某某等改制小组成员与业成公司达成了以356.6万元货币补偿方式安置渝中区八一路已拆迁的租用公房，并合意将上述安置费隐匿，不纳入资产评估范围，用于改制后成立的新高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次日，业成公司向山城豆制品厂支付了安置费356.6万元，该安置费被存入至山城豆制品厂的账外账户中，用于改制后成立的新高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一次资产评估后，因山城豆制品厂部分职工认为原租用的八一路公房拆迁后未纳入资产评估，且在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有漏评、低评的情况，故山城豆制品厂于1999年12月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再次进行了资产评估。在此次资产评估过程中，本市渝中区大阳沟副食品商场正二层、负一层内的非住宅及八一路租用公房拆迁安置费均未纳入评估。
2001年11月5日，重庆市财政局下发《关于山城豆制品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资产财务问题的批复》确认了该厂改制基准日的国有净资产为1，398，747.36元，并将该净资产全部作为企业改制成本。2002年2月，山城豆制品厂国有资产产权注销，注册资本为106万元的新高公司正式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章某某，该公司的38名股东均为原山城豆制品厂职工。
2002年7月16日，国展公司将山城豆制品厂位于本市渝中区大阳沟副食品商场正二层、负一层的非住宅以453，810元收购，在扣除水电费639.12元后，向新高公司支付了房屋转让款453，170.88元，该款项被用于新高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2009年9月10日，市商委将山城豆制品厂改制过程中可能存在隐匿国有资产的行为向本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进行举报。2013年3月11日，渝中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三被告人涉嫌私分国有资产案立案侦查。同日、同年4月25日、同年4月26日，被告人章某某、刘某某、邱某经渝中区人民检察院职侦局通知分别到案。三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
一、公诉机关举示的证据
（一）被告人供述
1、被告人章某某的供述。证实：1995年，其任山城豆制品厂经理兼书记，负责主持全面工作和党务工作；刘某某任副经理同时兼任一分厂厂长，主要负责车间生产；黎某某任销售科科长，负责销售工作；办公室主任为贺某某；副主任为胡某某；财务科会计为古某某；出纳先后由邱某、罗某某、张某担任。
山城豆制品厂改制时，章某某任改制小组组长，副组长刘某某、邱某、熊某某，组员贺某某、古某某、黎某某、胡某某。章某某主要负责组织、领导改制工作，全面主持、推进企业改制工作的完成。作为改制小组成员的职责，凡是关于改制过程的一切事情，改制小组的人都要一起商量决定。如果涉及到具体的工作，就结合成员本职工作，由具体负责的人具体实施、完成。
改制程序有清产核资、提请评估立项申请、资产评估、召开全体职工大会选择企业的改制方向、拟定改制方案、按照改制方案推进工作，成立新公司。山城豆制品厂进行了两次资产评估，第二次评估基准日为1999年12月31日。之所以进行两次资产评估，是因为1997年第一次资产评估时部分职工认为山城豆制品厂在改制过程中有国有资产漏评、低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资产评估完成后改制小组制定了新的改制方案并在2001年得到市商委批复同意，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实行国有资产零转让。
财政局在第二次资产评估后下文对山城豆制品厂的资产处理进行批复，确认了国家所有者权益为1，398，747.36元，改制成本为：50名在职职工经济补偿金94.5万元，41名退休人员未纳入统筹的津补贴98，400元，其余的355，347.36元作为退休人员的医疗费。国家把山城豆制品厂的改革成本全部计算在内，留足了安置职工的钱。
本市渝中区八一路48号、54号副食品经营部用房是山城豆制品厂租赁房管局的房屋，山城豆制品厂只有使用权。该房1994年拆迁，山城豆制品厂与开发商业成公司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是拆迁期为三年，再加4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过渡期间给山城豆制品厂提供2个过渡门面。1999年，业成公司提出将拆迁补偿方式换为一次性货币补偿，山城豆制品厂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通报了该情况，职工代表表示同意一次性货币补偿的安置方式。
1999年12月，山城豆制品厂与业成公司就拆迁补偿事宜进行了谈判，对方有秦某、刘某、郑某某等人，山城豆制品厂有章某某与刘某某、熊某某、邱某，最后谈成按1万元每平方米的标准一次性货币安置。回到公司后，谈判的四个人加上黎某某、古某某，开会讨论都同意按以上的标准进行货币安置，安置资金到账了，大家暂时保密，予以隐瞒。暂时保密是因为这笔钱是属于山城豆制品厂，如果公开了，职工知晓后就会闹事，这笔钱就会摆放到山城豆制品厂的账上，纳入改制评估，解决改制成本等。事后，章某某和刘某某、熊某某、邱某去业成公司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协议时，业成公司那边是秦某、郑某某、刘某，至于为何没有刘某某的签字，当时刘某某回答说，没有必要每个人都签字，所以就没有签字。协议约定，由业成公司一次性货币补偿356.6万，因为业成公司说这笔钱不能直接支付，只能以贷款的名义给山城豆制品厂，所以要求山城豆制品厂写了贷款400万的申请向建设银行申请贷款，最后以贷款的形式进入到山城豆制品厂在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大都会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大都会支行）开的账户中。1999年12月28日，章某某、古某某、邱某到建设银行大都会支行办理了贷款及抵押手续，合同上是章某某签的字，并于同日以山城豆制品厂的名义开立了账外账户来存入400万元安置款，当天拆迁款赔付到位。
因为这笔拆迁款属于国有资产，1999年12月28日就到了山城豆制品厂的账户，而改制评估基准日是1999年12月31日，所以应该纳入资产评估。但是改制过程中，职工都不思进取，改制工作很难推进，所以改制小组成员就商量把这笔钱隐匿下来，作为企业及改制后新高公司的资金，用于弥补亏损、银行还贷等。如果把这笔钱纳入改制评估，就会对新成立企业的生存发展造成不利影响。2000年元月的一天，其召集开了一个会议，提出讨论研究上述拆迁赔偿款到账之后如何使用。参会人员有章某某、刘某某、邱某、熊某某、黎某某、古某某共6人。大家都同意安置资金到账后暂时保密，不公开上账，用于弥补山城豆制品厂及以后成立的新企业的亏损、银行还贷等。会议作了一个情况说明，在情况说明上签字的除有参会人员外，还有胡某某和张某。胡某某是在事后了解情况后补签的、张某是因接替邱某担任出纳后，要经手保管该笔资金，所以章某某将情况说明拿出来让张某补签了名字，当时张某签了字之后就提出来说，章某某作为老总都没有在上面签字，然后章某某就在张某签字之后补签了自己的名字。
2000年初，章某某和刘某某到人道美公司给副经理龙某某汇报工作，当时向龙某某汇报了八一路48号、54号的拆迁赔偿方案，至于是如何处理的，是否纳入资产评估，并没有给龙某某进行汇报。龙某某表示知道了，改制小组也没有再以其他方式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过。
另外，山城豆制品厂在大阳沟有个73.8平方米左右的无证房，1997年市拆迁办对该无证房进行安置，安置房位于大阳沟副食品商场正二层和负一层共64.83平方米，改制时该安置房也未纳入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因为该安置房无房产证，未反映在山城豆制品厂账面上。2002年7月，大阳沟副食品商场被国展公司收购，国展公司给付了新高公司45.3万元。这笔钱到了之后，章某某、刘某某、熊某某、黎某某、胡某某、邱某、张某8个人开会一致决定将该笔款项跟前面的356.6万元拆迁款一样，存于账外，用于新高公司的正常经营，并由张某负责保管。
2、被告人刘某某的供述。证实：1996年至2002年，其任山城豆制品厂副经理兼生产部部长，分管生产工作。山城豆制品厂于1997年开始改制，2002年完成。改制时成立了改制小组，组长是章某某，副组长是刘某某、邱某，组员有古某某、黎某某、贺某某、胡某某。章某某作为组长的职责是主持改制小组的全面工作，具体就是组织、领导、安排改制小组各成员的工作，负责完成山城豆制品厂的改制。其作为改制小组的副组长，协助组长推进改制工作的完成。关于改制过程中的一些事情，改制小组的人都要开会，一起商量决定，比如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和改制方案等。如果涉及到具体的工作，就结合成员本职工作，由具体负责的人具体实施、完成。
改制过程中，经历了两次资产评估。第一次评估基准日是1997年10月31日，第一次评估之后，厂里面部分职工对评估结果提出异议，于是市商委就决定进行第二次评估，并由市商委指定了评估单位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是1999年12月31日。在第二次资产评估的时候，熊某某担任改制小组的副组长。
山城豆制品厂包括账内、账外资产、负债和改制成本都要纳入资产评估，都属于资产评估的范围。改制成本主要是职工的安置费用，所有的改制成本都由改制后成立的新高公司来承担，并且职工的安置费用在改制时也是留足了的。
1999年，业成公司对山城豆制品厂租用的八一路副食品经营部用房提出将房屋安置改为一次性货币安置。为此山城豆制品厂还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大家一致同意一次性货币补偿。后来其与章某某、邱某、熊某某到业成公司就一次性货币补偿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一致协议，每平方米1万元，总共356.6万元，并且由业成公司委托山城豆制品厂向建设银行贷款的形式一次性支付给山城豆制品厂。谈判后，章某某召集改制小组成员开会，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了谈判的四人外还有黎某某和古某某。会议上经过大家的商量，一致同意按每平方米1万元的补偿标准，钱到位后都要暂时保密。1999年12月27日，其与章某某、熊某某、邱某去业成公司拆迁办公室签订了一次性货币安置协议。2000年元月，章某某召集大家就拆迁安置资金保管情况开会，会后章某某写了一个情况说明。内容主要是决定将货币安置的资金暂不宜公开上账，同时决定由邱某负责建账保管，并明确该资金的使用只能是以支票形式，主要用于作为拆迁费弥补企业以及改制后成立的新公司的经营亏损、还贷及职工安置等。刘某某在该说明上签了字。拆迁安置款到账后，刘某某和章某某到人道美公司向副经理龙某某汇报厂里面改制的相关情况，顺带向龙某某汇报八一路副食品经营部的使用权房经过了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同意接受业成公司的一次性货币补偿，至于钱到账之后，如何处理和使用就没有向龙某某汇报。没有将拆迁安置款纳入资产评估是因为当时处于改制时期，当时企业没有什么现钱，同时为了改制后的公司能够有流动资金使用，加上职工安置、还贷等问题要解决，所以改制小组的成员就想把这笔钱拿来用于这些方面，如果纳入改制资产评估，新成立的公司就可能得不到。
此外，山城豆制品厂在大阳沟有70多平方米的无证摊位，1997年市拆迁办对该无证摊位进行了安置，位于大阳沟副食品商场内，2002年被国展公司以40万元左右收购，去谈判的时候有刘某某和章某某、熊某某。无论是1997年还是1999年的评估，该摊位都没有纳入资产评估。刘某某知道无证摊位的收购款也是用于新公司的生产、经营以及弥补相应的亏损等。
新高公司于2002年2月6日成立，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成立的时有股东38个，都是原山城豆制品厂职工。
3、被告人邱某的供述。证实：山城豆制品厂是国有企业，主要生产、加工、销售豆制品。1997年，厂里启动改制程序，2002年完成改制，成立新高公司，是股份制企业。
山城豆制品厂改制小组组长为章某某，副组长为刘某某、邱某和熊某某，组员为古某某、黎某某、贺某某和胡某某。改制小组的职责是组织相关人员对厂里面的资产进行清理，具体包括对厂的土地、设备、办公用品、生产原材料进行清理，通过上级部门选定评估机构并联系评估机构进驻厂里，后依据评估报告由职工选定改制方案，再依据改制方案成立新公司，并完善相关的手续。严格来说评估基准日之前的所有山城豆制品厂的资产都应该纳入清产核资和评估范围。至于什么资产应该纳入资产评估属于改制小组共同商量决定的事情。
1994年，八一路副食品经营部租赁公房被业成公司拆迁，1999年，业成公司商谈将房屋安置变为一次性货币安置，后来山城豆制品厂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并通报了一次性货币安置的想法，参加职工代表大会的职工绝大多数都同意了。1999年12月27日，章某某、刘某某、熊某某和邱某代表山城豆制品厂和业成公司签订了一次性货币安置协议，由章某某、熊某某和邱某在协议上签的字。拆迁补偿款356.6万元是由山城豆制品厂向建设银行贷款400万元的名义打入山城豆制品厂在建行大都会支行开的账外户上，山城豆制品厂收到后，再将多余的43.4万元以利息的名义打给建设银行。这笔补偿款属于山城豆制品厂，是国有资产。
1999年12月20日左右，章某某、刘某某、熊某某、古某某、黎某某和邱某共6人商量一致同意将这笔钱隐匿下来存入基本户之外，用于职工安置及今后新公司的发展，上述6人在章某某写的情况说明上都签字同意的。至于张某、胡某某为何在上面签字邱某记不清楚了。该笔款项的具体使用一直由邱某负责，2002年邱某离开公司，才把这些资料交给新高公司的出纳张某继续保管。
邱某以拆迁过渡费的名义分多次将其中56万多元转入了厂里的基本户，用于厂里面的安置职工买断工龄；其中的100万元以章某某、刘某某、熊某某、古某某、黎某某、张某、胡某某和邱某共8人每人12.5万元集资款的名义，转入新高公司偿还银行贷款。
山城豆制品厂在大阳沟有一个70多平方米的无证摊位，1997年，市拆迁办对该无证摊位进行安置，安置房位于大阳沟副食品商场正二层和负一层，约70多平方米。2002年，国展公司以货币安置的方式将拆迁赔偿款45万多元赔给了山城豆制品厂，该摊位在山城豆制品厂的两次资产评估过程中都没有纳入资产评估。
新高公司于2002年2月6日成立，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都是章某某，经营范围是生产、加工和销售豆类产品，公司注册资本是106万元。
（二）证人证言
1、熊某某的证言。证实：山城豆制品厂于1977年成立，是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1999年8月，其成为改制小组副组长，同时担任经理助理。
1997年山城豆制品厂第一次资产评估后，有很多职工反映低评、漏评现象，所以后来重新进行资产评估，评估基准日改为1999年12月31日，2002年2月山城豆制品厂国有资产产权注销，注册资本为106万元的新高公司正式成立，法定代表人仍为章某某。成立时有38个自然人股东，都是原山城豆制品厂的职工。
1994年八一路副食品经营部开始拆迁。1999年底，其与章某某、刘某某、邱某和业成公司协商一次性货币安置的问题，双方经过谈判，业成公司按1万元每平方米的标准补偿给山城豆制品厂。回来之后，章某某就组织召开了一个会，参会的除了谈判的四人，还有黎某某、古某某。大家同意1万元每平方米的拆迁补偿标准，对这笔钱保密，予以隐瞒，用于弥补山城豆制品厂和以后改制成立的新企业的经营亏损、生存发展。会后，其与刘某某、章某某、邱某就和业成公司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对方有郑经理在场。
2000年1月的一天，章某某召开了改制小组办公会，对这笔拆迁赔偿款到账之后如何使用，又进行了明确。参与人有熊某某、章某某、刘某某、邱某、黎某某、古某某共6人。会上章某某提出将安置资金暂时保密，不公开上账。刘某某提出该笔钱由专人保管，专人建账，专款专用，其他人说了什么话记不起了。最后大家都同意安置资金到账后暂时保密，不公开上账，用于弥补山城豆制品厂和改制后成立的新公司的亏损及新公司的经营发展。章某某当时就此事写了一个情况说明，参会的人都在上面签了字，表示同意。该拆迁款是应该纳入资产评估的，但第二次评估并没有纳入。
2002年，大阳沟一个摊位赔了四十几万。领回来之后，章某某也召集熊某某、刘某某、邱某、古某某、黎某某、胡某某、张某共8个人开了一个会，商量这笔钱的处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和356.6万元一样，存于账外，隐瞒起来，还是用作新高公司的经营发展。其实该摊位也属于国有资产，没有纳入资产评估。
2、黎某某的证言。证实：山城豆制品厂是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章某某任书记兼经理，其系销售部长。该厂于1997年开始改制，到2002年2月改制完成。改制期间，章某某是组长，副组长是刘某某、熊某某、邱某，组员为古某某、黎某某、贺某某和胡某某。改制后的公司是新高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是原山城豆制品厂的38名在职职工。
1999年，厂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章某某通报了八一路副食品经营部房屋拆迁赔偿情况，业成公司提出一次性货币补偿的方案，会上大家同意接受一次性货币补偿。在开完会后，章某某组织召开改制小组办公会，参会人员有章某某、刘某某、熊某某、邱某、古某某、黎某某，胡某某有没有参加记不清楚了，办公会上说到拆迁款的处理问题，共计大概300多万的拆迁补偿款，并商量把这笔钱存到账外户里，暂时保密，不让其他职工知道，作为改制后企业的弥补亏损、经营等情况。2000年元月，上述几人还就这笔300多万元的拆迁补偿款的保管问题开了会的，开会的内容也就是说这笔钱先放在基本户账户外，用于今后新成立公司的经营。当时章某某还就这次大家开会的情况，写了一个情况说明，上面记载了大家经过商量，决定将这笔钱先隐匿起来，存放于基本户之外，用于今后新公司的经营亏损的弥补，并且由邱某负责保管，这笔钱作为拆迁费逐年弥补新成立公司的经营亏损等开支，当时黎某某在情况说明上签字同意。
大阳沟商场旁边无证摊位的拆迁赔偿是在2002年左右，这个摊位赔了几十万，章某某也召集开了会，商量这笔钱的处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和那300多万元一样，存于账外，隐瞒起来，还是用于新高公司。
3、古某某的证言。证实：山城豆制品厂是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其和山城豆制品厂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在厂里主要负责账务管理。1997年启动改制时，山城豆制品厂成立了改制小组，组长是章某某，副组长是刘某某、邱某，组员有黎某某、古某某、贺某某、胡某某。1999年8月熊某某回厂上班之后，成为了改制小组的副组长，其余成员没有变化。八一路副食品经营部租用公房没有纳入资产评估。1999年，业成公司提出能否将之前的房屋安置改为一次性货币安置，为此厂里面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大家一致同意一次性货币补偿，古某某参加了并且也同意货币安置。
2000年元月，章某某召集改制小组开会商量将一次性货币补偿款暂时保密，存于账外，用于新老企业弥补亏损、银行还贷和经营发展。参加会议的人有古某某、章某某、刘某某、熊某某、邱某、黎某某、胡某某、张某。因为货币补偿后就没有拆迁过渡费了，开会通过仍然决定以拆迁过渡费的名义将拆迁补偿款纳入山城豆制品厂的账内进行使用。作为财务负责人和会计，古某某知道300多万元补偿款是以拆迁过渡费、职工买断、退休工人医药费、还银行贷款等名义从账外户纳入公司正规账户进行使用的，用于改制基准日后的山城豆制品厂和改制后成立的新高公司的正常经营开支。其中100万用于偿还重庆银行贷款，以章某某、刘某某、熊某某、邱某、黎某某、张某、胡某某和古某某共8人集资的名义，转入新高公司用来还贷。另外100万元以张某的个人名义存在工行黄角坪分理处，当时因为银行内部工作人员经济犯罪，这笔钱还打了官司，后来工行将这笔钱退给新高公司时是章某某、刘某某、熊某某、黎某某、胡某某、张某、古某某共7人去办理的，存于新高公司浦发银行账户里的。
此外，山城豆制品厂在大阳沟有个70多平方米的无证摊位，1997年市拆迁办对该无证摊位进行安置，安置房位于大阳沟副食品商场内，2002年被国展公司以40万元左右收购，该安置摊位没有纳入资产评估。收购款由章某某、刘某某、熊某某、邱某、黎某某、胡某某、张某、古某某共8人在会上商量决定同300多万元拆迁安置款一样用于新高公司的经营开支。
4、龙某某的证言。证实：其于1991年至2002年任蔬菜公司副经理，该公司后更名为人道美公司。1997年开始分管下属企业的改制工作。山城豆制品厂是人道美公司下属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党委书记、经理和法定代表人为章某某。该企业于1997年进行改制，改制小组组长是章某某，他的职责主要是组织、领导、主持改制小组的全面工作，完成企业改革改制。改制小组的职责就是全面负责企业改制的工作，包括改制时企业的清产核资，联系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拟定相关改制方案，推进完成企业改制的全方位的工作。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所有反映在国有企业账面上的资产都应该纳入改制资产评估，具体包括企业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另外，如果是企业基本户以外的账户中的资产也应该纳入资产评估。
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因为使用权房屋在企业的账面上没有反映，企业不具有所有权，是可以不纳入资产评估的。在改制过程中遇到拆迁安置时，如果采用的是房屋安置的情况，那么企业对安置房仍继续可以缴纳租金进行租用，该房屋同样没有所有权，是可以不纳入资产评估的；如果是采取货币安置的情况，那么所补偿的货币就应该纳入资产评估。在评估基准日之后，如果是改制时没有纳入资产评估的资产，是账外资产，而这笔资产是在改制基准日之后被发现的，应该进行国有资产的补充申报，纳入改制资产评估。
山城豆制品厂共进行了二次资产评估。1997年资产评估完成后，山城豆制品厂的一些职工反映八一路有300多平方米的使用权房屋没有纳入改制评估，资产评估存在低评和漏评的情况，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山城豆制品厂在1999年进行了第二次资产评估。
其记得八一路的房屋拆迁时进行了拆迁安置，拆迁协议规定是进行房屋安置，好像一直没有安置下来。大概在2000年上半年，也就是在山城豆制品厂第二次改制资产评估之后，章某某、刘某某找到龙某某，给其讲过山城豆制品厂所拥有的八一路300多平方米使用权公房拆迁安置的事情。当时章某某只说和业成公司谈好了拆迁安置的事情，但没有具体说是房屋安置还是货币安置。当时龙某某也没有详细问，章某某就此事只向其汇报过这一次。
最近几年龙某某听山城豆制品厂的职工说八一路的房屋在改制基准日之前就进行了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并且该笔补偿款没有纳入改制资产评估，龙某某才知道当初章某某没有如实向其汇报，如果章某某等人给其如实汇报了，并且是在改制基准日之前就赔偿了的话，龙某某是会让他们将拆迁安置补偿款纳入改制资产申报的，因为这笔钱是赔付给山城豆制品厂的，是属于国有资产。
5、钟某某的证言。证实：其于1993年后到重庆市财办政策研究室担任副主任，1997年8月担任重庆市财办政策研究室主任，1998年重庆市财办、第一商业局、第二商业局合并为市商委，其担任市商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99年7月其调到重庆市供销总社担任党委委员、主任助理，一年后担任副主任，一直到2012年初退休。
其担任市财办政策研究室主任或市商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期间，在当时的国有企业改革改制过程中，与市商委的其他处室如企业管理处、财务处、科技工业处、审计处等一起指导、协调企业的改制工作。当时的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市财办政策研究室或市商委政策研究室的职能是对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改制的方案、怎么改制等要从政策方向上进行把握，就是改制企业要将改制方案上报给市财办或市商委，经领导批准后，交由政策研究室来审核，最后由市财办或市商委下文进行批复。国有企业主要就是第一商业局和第二商业局主管的企业，如果涉及到改制，那么国有企业的资产都应该纳入改制资产评估。按照当时相关政策规定，对于产权属于房管局，而由国有企业租用的公房这部分资产应该在改制评估基准日前纳入资产评估，并上报国资局、财政局等部门进行确权，进行清产核资。
山城豆制品厂是人道美公司下面的二级公司，人道美公司是第二商业局管理的国有公司。其参加了山城豆制品厂改制的部分会议，但具体的情况现在记不起了。是否有人提过将企业使用的公房，即公房的使用权不纳入评估这种情况现在记不清楚了，但是如果当时有人提出不将公房使用权收益纳入评估，钟某某的意见肯定是要将租赁的公房使用权收益纳入资产评估，公房使用权收益包括租赁收入、拆迁相应的补偿等，并上报国资局、财政局进行确权的。如果租用公房被拆迁，并对公房使用权进行货币赔偿，那么赔偿款肯定要纳入资产评估，也要报国资局、财政局等部门进行产权确认。所以即使有人提出，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和原则，政策研究室也不会同意。
6、胡某某的证言。证实：山城豆制品厂是国有企业，1997年重庆市第二商业局把山城豆制品厂列为改制企业，并成立了改制小组，组长为章某某，副组长为刘某某、邱某，组员为贺某某、古某某、黎某某和胡某某。在第二次资产评估过程中，熊某某为改制小组副组长。改制小组在改制过程中主要负责与人道美公司、市商委等上级部门的联系和衔接；负责清产核资；协助资产评估机构进场进行资产评估；负责起草改制的公司章程；协助会计事务所开展资产评估；负责统计职工人数、工龄、在职和退休职工人数以及工资和福利待遇情况。
1999年，因位于渝中区八一路48、54号副食品经营部租用公房没有纳入资产评估的事，山城豆制品厂进行了第二次资产评估，评估基准日为1999年12月31日。2000年，章某某开了一个会说该处房屋已经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就这笔钱的保管和使用暂时保密，不要告诉厂里面的其他职工，以后要用于改制后新公司的弥补亏损和生产经营。章某某告知胡某某如果同意就在关于该笔补偿款的情况说明上签字，其当时签字时说明上已经签有刘某某、熊某某、邱某、古某某、黎某某，情况说明是章某某写的。该处房屋在两次资产评估过程中都没有纳入评估。业成公司支付的356.6万元拆迁补偿款是支付给山城豆制品厂的，属于国有资产，应该纳入资产评估。
拆迁补偿款职工安置用了大概100多万元；房屋维修用了一部分；以其和章某某、刘某某、熊某某、古某某、邱某、黎某某、张某共8人，每人集资12.5万元的名义划入新高公司100万元，用于归还新高公司的银行贷款。
7、贺某某的证言。证实：其原系山城豆制品厂职工，后系新高公司股东。山城豆制品厂改制小组的成员及职责情况、山城豆制品厂经过二次资产评估情况与证人胡某某的证言基本一致，同时证实1999年将渝中区八一路副食品经营部的房屋进行一次性货币安置曾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进行商议；新高公司为原山城豆制品厂职工集体持股的股份制企业。
8、刘某甲的证言。证实：其原系山城豆制品厂采购员。山城豆制品厂经过二次资产评估情况、1999年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商议八一路承租公房进行一次性货币安置情况与证人贺某某的证言基本一致。
9、李某某的证言。证实的内容与证人贺某某、刘某甲的证言基本一致。
10、张某的证言。证实：其与李某某系山城豆制品厂改制小组下设办公室的成员。其接替邱某担任出纳后，新高公司召开了一个会议，参会人员有章某某、熊某某、刘某某、邱某、胡某某、黎某某、古某某及张某共8人。章某某在会上说，之前八一路的副食经营部拆迁补偿费，有356万元左右，补偿款到位时没有进入山城豆制品厂的账上，是存于账外的，要用于新高公司经营，章某某还拿出了一份情况说明是关于上面他说的内容，让张某把字补签了，张某签字的时候看见前面有熊某某、刘某某、古某某等几个人签字了，都是开会的人，大家都签了字所以其就在上面签字了。其签字的时候，看见章某某没有签字，就说老总你怎么没有签字，章某某说那签嘛，然后就在张某签字之后补签了名字。
其保管的定期存款200多万转到新高公司账户上，主要用于新高公司的经营开支。主要用途是2004年5月，以开会的8个人集资的名义，按每笔12.5万元将这356.6万元中的100万元转入新高公司的账户，用于还贷；2003年左右，将其中100万取出存入工商银行重庆黄桷平分理处，后发生纠纷，由张某到九龙坡支行领了钱，然后转入新高公司，用于弥补经营亏损、发工资等经营开支。
11、郑某某的证言：证实：业成公司原系建设银行下属的实体企业，2000年业成公司脱离建设银行，并购重庆达美实业有限公司。
郑某某从1992年起在业成公司先后从事财务、审计等工作，担任过财务部副经理、审计部经理。业成公司法人是建设银行新华路支行行长曾某某，全面负责全公司的工作，主要是拆迁安置工作，副经理马某某、秦某两人先在民族路片区负责，1999年时公司派了分行机关资产保全处的阎某某来协助曾某某负责民族路片区的工作。
1994年，山城豆制品厂在八一路的副食品经营部拆迁时，业成公司与山城豆制品厂签订了三年内进行房屋安置的协议。1997年为了抢工期，领导安排','2018-09-28
09:37:25',0,'web',NULL),(28677242,'1199fb21-0ef1-4af7-8b2c-a8270010d210','$(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175次\")});$(function(){$(\"#hidRequireLogin\").val(\"0\");$(\"#Content\").html(\"此篇文书不存在!\");});$(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民间借贷纠纷\"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7-08-04\"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北京恒元信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王志强\"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Items:[{法条名称:\'第六十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法条名称:\'第七十九条\',法条内容:\'
第七十九条 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
（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
（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法条名称:\'第一百零七条\',法条内容:\'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法条名称:\'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一百一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法条名称:\'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一百一十四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法条名称:\'第一百九十六条\',法条内容:\' 第一百九十六条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四十四条\',法条内容:\'第一百四十四条
系统尚未收录或引用有误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2018-09-28
09:37:25',0,'web',NULL),(28677243,'fd9bcbf1-736a-447b-ae07-520e4ecab4da','$(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56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文书ID\":\"fd9bcbf1-736a-447b-ae07-520e4ecab4da\",\"案件名称\":\"原告曾淑坤与被告曾淑盼、郄彦普一审民事裁定书\",\"案号\":\"（2015）望民初字第0099-1号\",\"审判程序\":\"一审\",\"上传日期\":\"\\\/Date(1427943054000)\\\/\",\"案件类型\":\"2\",\"补正文书\":\"2\",\"法院名称\":\"望都县人民法院\",\"法院ID\":\"155\",\"法院省份\":\"河北\",\"法院地市\":\"保定市\",\"法院区县\":\"望都县\",\"法院区域\":\"中西部及兵团\",\"文书类型\":null,\"文书全文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不公开理由\":null,\"DocContent\":\"\",\"文本首部段落原文\":\"\",\"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诉讼记录段原文\":\"本院在审理原告曾淑坤与被告郄彦普、曾淑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原告曾淑坤于2015年3月16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裁判要旨段原文\":\"\",\"判决结果段原文\":\"\",\"附加原文\":null,\"文本尾部原文\":\"\"});$(document).attr(\"title\",\"原告曾淑坤与被告曾淑盼、郄彦普一审民事裁定书\");$(\"#tdSource\").html(\"原告曾淑坤与被告曾淑盼、郄彦普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5）望民初字第0099-1号\");$(\"#hidDocID\").val(\"fd9bcbf1-736a-447b-ae07-520e4ecab4da\");$(\"#hidCaseName\").val(\"原告曾淑坤与被告曾淑盼、郄彦普一审民事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5）望民初字第0099-1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望都县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155\");$(\"#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望都县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民间借贷纠纷\"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5-03-16\"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曾淑坤,郄彦普,曾淑盼\"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3年）》\',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一百四十五条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ly]
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ly]\'}]}]};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原告曾淑坤与被告曾淑盼、郄彦普一审民事裁定书\\\\\",\\\\\"PubDate\\\\\":\\\\\"2015-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