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铁中刑初字第9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分院。被告单位连云港驰宇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简称驰宇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诉讼代表人吴洁琼，女，1983年8月15日生。辩护人吴允峰，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单位连云港天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简称天达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诉讼代表人孙某乙，女，1981年8月30日生。被告人姚富强，男，1984年4月1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连云港市。辩护人刘宪权，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赵德铭，上海昊理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李月，女，1987年1月13日生，汉族，户籍地连云港市，住连云港市。辩护人陈建宁，江苏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汲玮，女，1987年3月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连云港市。辩护人王伯庭，江苏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韩善武，江苏公善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分院以沪检铁分诉刑诉〔2015〕1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驰宇公司、天达公司，被告人姚富强、李月、汲玮犯合同诈骗罪，于2015年7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次日受理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分院指派检察员曹杰、代理检察员沈迪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驰宇公司诉讼代表人吴洁琼及辩护人吴允峰，被告单位天达公司诉讼代表人孙某乙，被告人姚富强及其辩护人刘宪权、赵德铭，被告人李月及其辩护人陈建宁，被告人汲玮及其辩护人王伯庭、韩善武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经公诉机关申请、上级法院批准，本案延期审理并延长审理期限。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起诉指控：2011年至2013年，被告单位驰宇公司、天达公司，以及连云港华澳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简称华澳公司)和连云港杰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简称杰成公司)分别与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简称中铁多联公司)签订连云港至阿拉山口、连云港至霍尔果斯国际集装箱班列运输代理协议，由中铁多联公司代理，并通过中铁多联公司和上海铁路局确立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因国家铁路部门规定对出口集装箱货物收取的运费高于过境集装箱货物的运费，在合同履行期间，经被告人姚富强决定，由被告人李月、汲玮安排员工操作，被告单位驰宇公司、天达公司通过伪造提货单、运行报单的方法，将出口集装箱货物谎报成过境集装箱货物发车运输，从中骗逃铁路运费。被告单位驰宇公司以本公司名义或以杰成公司、华澳公司名义骗逃铁路运费共计人民币20，887，141.7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被告单位天达公司以本公司名义骗逃铁路运费共计784，307.1元。2014年6月24日，公安机关电话传唤被告人姚富强到案。同年7月9日，公安机关电话传唤被告人汲玮到案，汲玮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同年7月16日，公安机关在湖北省武汉市将被告人李月抓获。为证实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以下证据：1、驰宇公司、天达公司、华澳公司、杰成公司、中铁多联公司的《企业工商注册登记资料》，驰宇公司的《在职人员证明》、《企业财务报表》，天达公司的《在职人员证明》、《工资发放表》，《证明》，中铁多联公司的《关于我公司与连云港西中物流公司等26家客户有关情况的说明》，驰宇公司、天达公司、华澳公司、杰成公司和中铁多联公司签订的《国际集装箱班列运输服务协议》、《补充协议》、《委托书》，原徐州铁路分局连云港西站和原济南铁路局徐州车务段的《人事任免命令》，连云港港铁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有限公司(简称港铁公司)的《情况说明》，上海铁路局连云港港口站三班人员的《印鉴证明》，上海铁路局墟沟北站网点制票内勤的《印鉴证明》，中铁集装箱有限公司(简称中铁集装箱公司)上海分公司连云港营业部的《连云港驰宇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2011年1月至2013年9月办理出口套过境集装箱发车信息统计表》、《杰成公司2013年6月至2014年4月办理过境集装箱发车信息统计表》、《连云港华澳货运代理有限公司2013年4月至10月办理出口套过境集装箱发车信息统计表》、《连云港天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2013年1月至8月办理出口套过境集装箱发车信息统计表》、《发车信息统计表说明》、《工作情况说明》，上海铁路局徐州货运中心的《工作说明》，中铁多联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对徐州铁路公安处的复函》，上海铁路局徐州车务段的《关于对连云港港口集装箱运输有关问题的复函》，驰宇公司、天达公司虚假填报的《运行报单》、伪造的《提货单》，上海铁路局徐州货运中心连云港营业部的《货票》、《班列价格记录》，《铁路传真电报》，《关于过境中国铁路国际联运货物运送费用核收暂行规定》，连云港鲸华物流有限公司的《对账单》，连云港海关的《报关单查询》、《报关单》，原铁道部的《关于调整铁路货物运价的通知》，上海铁路局徐州货运中心连云港经营部的《2011年至2013年驰宇公司铁路集装箱运费价格证明》、《2013年铁路集装箱运费价格证明》，公安机关的《对应表》、《报案材料》、《到案经过》、《被告人李月到案情况说明》，被告人姚富强、李月、汲玮的《户籍证明》等书证；2、证人孙某甲、刘桂香、秦某、古某某、尹某某、黄某某、苏某某、包某、马某甲、周某甲、潘某、周某乙、徐某某、李某某、刘某甲、南某、赵某、刘某乙、韦某某、汤某某、朱某甲、朱乙、史某某、任某某、马乙、龚某某、张某、谢某、高某某、程某、蔡新浦、宋晓宁等证言；3、被告人姚富强、李月、汲玮的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驰宇公司、天达公司，分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由驰宇公司、天达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姚富强分别授意公司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李月和汲玮，安排驰宇公司和天达公司的工作人员伪造单证，将出口集装箱货物谎报成过境集装箱货物发车运输，从中骗逃铁路运费，驰宇公司骗逃铁路运费数额特别巨大，天达公司骗逃铁路运费数额巨大，上述被告单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姚富强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李月、汲玮在各自所参与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均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汲玮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姚富强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应当实行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法判决。被告单位驰宇公司和天达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均当庭表示认罪。被告人姚富强对指控其涉驰宇公司的犯罪表示认罪，但否认涉天达公司的犯罪事实。被告人李月、汲玮均当庭表示认罪。被告单位驰宇公司的辩护人和被告人姚富强的辩护人均提出，被告单位及姚富强等被告人实施的出口套过境少交铁路运费的行为，属于民事欺诈行为，不应作为犯罪处理。被告单位与上海铁路局之间不存在铁路运输合同关系，被告单位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也未实际占有少交的运费，铁路部门未陷入认识错误并处分财物，不应认定被告单位和被告人构成合同诈骗罪。辩护人还提出，铁路部门对单证审核不严甚至放任不管，是诱发本案的重要原因，也表明被害方有重大过错，本案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区别于其他典型的合同诈骗犯罪案件；姚富强在接受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自动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事实，系自首；起诉书认定涉案集装箱数量及骗逃运费数额的依据不足。因此，辩护人认为即使被告单位和姚富强构成合同诈骗罪，也应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为支持辩护观点，辩护人向法院提交了由中铁集装箱公司上海分公司连云港营业部提供的以下证据：1、《关于规范连云港大陆桥集装箱班列操作办法座谈会纪要》；2、《上海铁路局徐州货运中心连云港经营部、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连云港营业部关于规范连云港大陆桥国际联运集装箱班列操作办法的会议纪要》；3、《中国铁路总公司监察局关于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发生内外勾结骗逃铁路运费问题的通报》。被告人李月、汲玮的辩护人同意被告单位驰宇公司和被告人姚富强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李月的辩护人还提出，驰宇公司如构成自首亦应认定李月自首，李月系从犯，提请法庭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汲玮的辩护人还提出，汲玮系奉命行事，案发后投案自首，行为情节较轻，对社会的危害不大，提请法庭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经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3年，被告单位驰宇公司、天达公司，以及华澳公司、杰成公司，分别与中铁多联公司签订连云港至阿拉山口、连云港至霍尔果斯国际集装箱班列运输代理协议。因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对出口集装箱货物铁路运输收取的运费高于过境集装箱货物的运费，在合同履行期间，被告单位驰宇公司经总经理姚富强决定，由操作部经理李月安排员工具体操作，被告单位天达公司由总经理汲玮安排员工具体操作，采用伪造提货单、虚假填写运行报单的方法，将出口集装箱货物谎报成过境集装箱货物，尔后通过中铁多联公司交由上海铁路局连云港东站发车运输(以上操作方法俗称“出口套过境”操作)，从中骗逃铁路运费。被告单位驰宇公司采用以上方法，以本公司名义发送集装箱5，700余个，以杰成公司和华澳公司名义共计发送集装箱900余个，总计骗逃铁路运费2，000余万元。被告单位天达公司采用以上方法发送集装箱190个，骗逃铁路运费78万余元。2014年6月24日，公安机关电话传唤被告人姚富强、汲玮到案，姚富强到案后逐步供述了驰宇公司和本人的犯罪事实，汲玮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天达公司和本人的犯罪事实。被告人李月案发后潜逃在外，2014年7月16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归案后李月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提供，经法庭质证、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1、驰宇公司的《企业档案资料》、《验资报告》、《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变更登记情况、企业财务报表等证明驰宇公司的基本情况。驰宇公司在职人员证明证明姚富强、李月在驰宇公司的任职情况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情况。2、天达公司的《企业档案资料》、《验资报告》、《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等工商注册登记资料证明天达公司的基本情况。天达公司在职人员证明、工资发放表证明汲玮在天达公司的任职情况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情况。3、连云港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证明》证明驰宇公司、天达公司、华澳公司的组织机构代码。杰成公司的《企业档案资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企业情况变更资料等证明杰成公司的基本情况。华澳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明华澳公司的基本情况。中铁多联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工商登记注册资料证明中铁多联公司的情况。4、被告人姚富强、李月、汲玮的《户籍证明》证明三名被告人的主体身份情况。5、被告人姚富强、李月、汲玮对驰宇公司、天达公司的组织架构情况及其任职情况予以供认。上述一组证据证明各被告单位、相关联单位的基本情况以及各被告人的任职情况。6、驰宇公司、天达公司、杰成公司、华澳公司和中铁多联公司签订的《国际集装箱班列运输服务协议》、《国际集装箱班列运输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中铁多联公司出具的《关于我公司与连云港西中物流公司等26家客户有关情况的说明》，证明驰宇、天达、杰成、华澳公司和中铁多联公司分别签订了运输代理协议。7、被告人姚富强、李月的供述和证人秦某、古某某、尹某某、黄某某、苏某某、包某、马某甲、孙某甲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杰成公司和中铁多联公司签订协议获得集装箱班列的“发车权”，2013年间，驰宇公司和杰成公司商定，驰宇公司以杰成公司的名义制作单证，加盖杰成公司的业务章，然后由杰成公司秦某拿单证到连云港港口站安排发车。杰成公司先垫付运费，事后古某某把中铁多联的对账单拿给孙某甲，孙通过驰宇公司账户将运费和应付杰成公司的200元/箱代理费转账付给杰成公司。在案发时间段内，杰成公司没有自己的集装箱业务，相关的业务章也由驰宇公司操作员保管、使用。8、被告人姚富强、李月的供述和证人周某甲、潘某、周某乙、马某甲、苏某某、包某、孙某甲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华澳公司和中铁多联公司签订协议获得集装箱班列“发车权”，2013年间，驰宇公司和华澳公司商定，由驰宇公司利用华澳公司的发车计划发车，单证均由驰宇公司制作，华澳公司周某甲到驰宇公司拿单证后直接到连云港港口站安排发车。华澳公司先垫付运费，开发票给驰宇公司，驰宇公司再给华澳公司打款，2013年6月份之前每箱200元代理费，6月份之后每箱400元代理费。华澳公司除给驰宇公司代理外，无自身业务。9、调取证据通知书、连云港鲸华物流有限公司鲸华报关行(简称鲸华报关行)的《对账单》、连云港海关提供的部分《报关单查询》、证人徐某某的证言与上述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明：驰宇公司委托鲸华报关行对出口集装箱货物进行报关。杰成、华澳公司与鲸华报关行之间无业务关系，名义为天达公司、华澳公司的出口货物报关业务均系驰宇公司实际操作。上述一组证据证明驰宇公司、天达公司、华澳公司、杰成公司与中铁多联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驰宇公司利用杰成公司、华澳公司的集装箱班列“发车权”发车并自行制作单证的事实。10、被告人姚富强、李月、汲玮的供述与证人李某某、刘某甲、南某、赵某、刘某乙、韦某某、汤某某、朱某甲、朱乙、史某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国际集装箱铁路货运的基本流程，以及驰宇公司、天达公司进行“出口套过境”操作的基本方法。11、徐州铁路分局连云港西站和济南铁路局徐州车务段(简称徐州车务段)的人事任免命令、连云港港铁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上海铁路局连云港港口站三班人员使用印章印鉴情况、墟沟北站网点制票内勤使用印章印鉴情况、中铁集装箱公司上海分公司连云港营业部的《工作情况说明》、上海铁路局徐州货运中心的《工作说明》，能够和上述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明相关证人的身份，连云港地区国际集装箱铁路运输的基本流程，涉及国际集装箱铁路运输各单位之间的关系等事实。12、侦查机关调取的部分《货票》、《运行报单》等货运单证与中铁多联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对徐州铁路公安处的复函》，徐州车务段的《关于对连云港港口集装箱运输有关问题的复函》相互印证，证明：由于铁路国际多式联运仅能由中铁多联公司向铁路货运部门报送发车计划，故驰宇等货运代理公司均使用中铁多联公司的运输计划从铁路连云港东站发送过境集装箱，运行报单、提货单等过境货运单证由各货运代理公司填制提供，铁路货运部门根据各货运代理公司提供的单证制作货票，驰宇、天达、华澳、杰成等货运代理公司为实际发货人。12、被告人姚富强、李月、汲玮的供述与证人任某某、马乙、马某甲、龚某某、张某、谢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驰宇公司经姚富强决定，由姚富强直接安排或者由李月安排操作部员工进行“出口套过境”操作，主要方法是由操作员虚假填制铁路运单和伪造提货单，在运单上发货人特别声明一栏中注明货物由国外某处抵港，将出口货物性质改变成过境货物性质。使用提货单模板，将箱号、品名、日期等修改成需要的内容，打印后裁剪成小纸条覆盖在一张真实过境货物提货单上对应的位置再复印一遍，将出口货物运输伪报成过境货物运输。再将虚假填制和伪造的上述单证交给中铁多联公司申报铁路运输。13、被告人汲玮的供述与证人高某某、孙某乙、程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汲玮安排天达公司操作员进行“出口套过境”操作。14、侦查机关调取的部分《运行报单》、《货票》、《提货单》、《报关单》对上述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的内容均能予以印证。上述一组证据证明驰宇公司、天达公司在将出口集装箱货物委托铁路进行运输过程中，实施“出口套过境”操作、骗逃铁路运费的的具体作案手法和事实。15、上海铁路局徐州货运中心连云港经营部的《班列价格记录》、铁路传真电报(关于调整瑞士法郎内部折算率的通知)、《关于过境中国铁路国际联运货物运送费用核收暂行规定》、铁道部关于调整铁路货物运价的通知等证明连云港至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集装箱铁路运费国家定价的依据，还证明过境货物铁路运费远低于出口货物运费。16、中铁集装箱公司上海分公司连云港营业部出具的《连云港驰宇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2011年1月至2013年9月办理出口套过境集装箱发车信息统计表》、《杰成公司2013年6月至2014年4月办理过境集装箱发车信息统计表》、《连云港华澳货运代理有限公司2013年4月至10月办理出口套过境集装箱发车信息统计表》、《连云港天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2013年1月至8月办理出口套过境集装箱发车信息统计表》、《发车信息统计表说明》，上海铁路局徐州货运中心连云港经营部出具的《2011年至2013年驰宇公司铁路集装箱运费价格证明》、《2013年铁路集装箱运费价格证明》与侦查机关调取的涉案《货票》、《提货单》、《报关单》等证据相印证，证明驰宇公司、天达公司通过“出口套过境”发运集装箱的数量及骗逃铁路运费的数额。17、上海铁路局徐州货运中心的《工作说明》，报案材料、到案经过、到案情况说明等证明本案案发情况及各被告人的到案情况。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本案各被告人供述、相关证人证言、调取在案的铁路运单、货票等货运单证及货运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能相互印证，证实被告单位组织集装箱货源以后填制、提供运单、提货单等货运单证，再将货物交付铁路承运部门进行发运，是铁路运输合同的实际发货人。国家行政主管机关对过境货物和出口货物的铁路运费规定了不同的收费标准，发货人和承运人应当依规支付和收取铁路运费。采用欺骗手段少交铁路运费，造成国有收入减少，不仅严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且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本案证据充分证实，被告单位和各被告人在签订和履行集装箱货物铁路运输合同过程中，实施了伪造运单、提货单，将出口集装箱货物伪报成过境集装箱货物交付运输的诈骗行为。被告单位出于抢占市场份额、拓展经营范围、增收代理费等动机，采取欺骗手段使铁路承运部门依据其提供的虚假单证核收运费，达到了少交铁路运费的目的，应依法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至于其将少交部分的运费让利给客户并未实际占有，则是其对赃款的处分，并不影响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应当为自己实施诈骗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相关铁路部门和工作人员怠于履行单证审核职责不能成为阻却诈骗行为实施者构成犯罪的因素。辩护人关于本案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经审查本案现有证据，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姚富强决定并授意被告人汲玮安排天达公司员工进行“出口套过境”操作的证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而认定天达公司总经理汲玮安排员工进行“出口套过境”操作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应依法认定汲玮作为天达公司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姚富强及其辩护人的相关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汲玮辩护人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侦查机关根据集装箱箱号串联收集相关单证并进行比对核查，结合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相关报关行提供的书证、铁路货运专业部门出具的统计表和有效运价证明等证据，认定涉案伪报的集装箱货物数量和犯罪金额，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辩护人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姚富强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到案，归案后逐步供述驰宇公司和本人的犯罪事实，庭审时亦能供认犯罪事实，可认定其构成自首。被告人李月在案发后潜逃，逃避法律追究，虽经公安机关多次督促仍拒不到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依法不能认定其构成自首。被告人汲玮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天达公司和本人的犯罪事实，依法应认定其构成自首。被告人姚富强及汲玮辩护人的相关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李月辩护人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单位驰宇公司、天达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铁路运输合同过程中，驰宇公司由被告人姚富强决定并授意被告人李月安排公司员工，天达公司由被告人汲玮安排公司员工，采用伪造单证的方法，将出口集装箱货物谎报成过境集装箱货物交由铁路承运部门发车运输，骗逃铁路承运部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收取的铁路运费，两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姚富强、李月、汲玮的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合同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其中，驰宇公司骗逃铁路运费2，00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天达公司骗逃铁路运费78万余元，数额巨大。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在驰宇公司合同诈骗犯罪中，被告人姚富强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起主要作用，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李月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其所参与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姚富强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逐步如实供述驰宇公司和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予减轻处罚。被告人汲玮作为天达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如实供述天达公司和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予减轻处罚。两被告单位和三名被告人均能当庭认罪，可予酌情从轻处罚。鉴于案件实际情况及被告人李月、汲玮犯罪的情节，依法对两被告人适用缓刑。辩护人提出的合理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公私财产不受非法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及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及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及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单位连云港驰宇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犯合同诈骗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罚金于判决确定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一次性缴纳)。二、被告单位连云港天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犯合同诈骗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十六万元。(罚金于判决确定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一次性缴纳)。三、被告人姚富强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6月24日起至2018年12月23日止)。四、被告人李月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判决确定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一次性缴纳)。五、被告人汲玮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判决确定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一次性缴纳)。六、责令被告单位连云港驰宇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连云港天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退出违法所得并予以追缴。被告人李月、汲玮回到社区后，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管理，接受教育，完成公益劳动，做一名有益社会的公民。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公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分院。被告单位连云港驰宇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简称驰宇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诉讼代表人吴洁琼，女，1983年8月15日生。辩护人吴允峰，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单位连云港天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简称天达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诉讼代表人孙某乙，女，1981年8月30日生。被告人姚富强，男，1984年4月1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连云港市。辩护人刘宪权，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赵德铭，上海昊理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李月，女，1987年1月13日生，汉族，户籍地连云港市，住连云港市。辩护人陈建宁，江苏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汲玮，女，1987年3月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连云港市。辩护人王伯庭，江苏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韩善武，江苏公善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分院以沪检铁分诉刑诉〔2015〕1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驰宇公司、天达公司，被告人姚富强、李月、汲玮犯合同诈骗罪，于2015年7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次日受理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分院指派检察员曹某、代理检察员沈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驰宇公司诉讼代表人吴洁琼及辩护人吴允峰，被告单位天达公司诉讼代表人孙某乙，被告人姚富强及其辩护人刘宪权、赵德铭，被告人李月及其辩护人陈建宁，被告人汲玮及其辩护人王伯庭、韩善武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经公诉机关申请、上级法院批准，本案延期审理并延长审理期限。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起诉指控：2011年至2013年，被告单位驰宇公司、天达公司，以及连云港华澳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简称华澳公司)和连云港杰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简称杰成公司)分别与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简称中铁多联公司)签订连云港至阿拉山口、连云港至霍尔果斯国际集装箱班列运输代理协议，由中铁多联公司代理，并通过中铁多联公司和上海铁路局确立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因国家铁路部门规定对出口集装箱货物收取的运费高于过境集装箱货物的运费，在合同履行期间，经被告人姚富强决定，由被告人李月、汲玮安排员工操作，被告单位驰宇公司、天达公司通过伪造提货单、运行报单的方法，将出口集装箱货物谎报成过境集装箱货物发车运输，从中骗逃铁路运费。被告单位驰宇公司以本公司名义或以杰成公司、华澳公司名义骗逃铁路运费共计人民币20，887，141.7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被告单位天达公司以本公司名义骗逃铁路运费共计784，307.1元。2014年6月24日，公安机关电话传唤被告人姚富强到案。同年7月9日，公安机关电话传唤被告人汲玮到案，汲玮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同年7月16日，公安机关在湖北省武汉市将被告人李月抓获。为证实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以下证据：1、驰宇公司、天达公司、华澳公司、杰成公司、中铁多联公司的《企业工商注册登记资料》，驰宇公司的《在职人员证明》、《企业财务报表》，天达公司的《在职人员证明》、《工资发放表》，《证明》，中铁多联公司的《关于我公司与连云港西中物流公司等26家客户有关情况的说明》，驰宇公司、天达公司、华澳公司、杰成公司和中铁多联公司签订的《国际集装箱班列运输服务协议》、《补充协议》、《委托书》，原徐州铁路分局连云港西站和原济南铁路局徐州车务段的《人事任免命令》，连云港港铁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有限公司(简称港铁公司)的《情况说明》，上海铁路局连云港港口站三班人员的《印鉴证明》，上海铁路局墟沟北站网点制票内勤的《印鉴证明》，中铁集装箱有限公司(简称中铁集装箱公司)上海分公司连云港营业部的《连云港驰宇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2011年1月至2013年9月办理出口套过境集装箱发车信息统计表》、《杰成公司2013年6月至2014年4月办理过境集装箱发车信息统计表》、《连云港华澳货运代理有限公司2013年4月至10月办理出口套过境集装箱发车信息统计表》、《连云港天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2013年1月至8月办理出口套过境集装箱发车信息统计表》、《发车信息统计表说明》、《工作情况说明》，上海铁路局徐州货运中心的《工作说明》，中铁多联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对徐州铁路公安处的复函》，上海铁路局徐州车务段的《关于对连云港港口集装箱运输有关问题的复函》，驰宇公司、天达公司虚假填报的《运行报单》、伪造的《提货单》，上海铁路局徐州货运中心连云港营业部的《货票》、《班列价格记录》，《铁路传真电报》，《关于过境中国铁路国际联运货物运送费用核收暂行规定》，连云港鲸华物流有限公司的《对账单》，连云港海关的《报关单查询》、《报关单》，原铁道部的《关于调整铁路货物运价的通知》，上海铁路局徐州货运中心连云港经营部的《2011年至2013年驰宇公司铁路集装箱运费价格证明》、《2013年铁路集装箱运费价格证明》，公安机关的《对应表》、《报案材料》、《到案经过》、《被告人李月到案情况说明》，被告人姚富强、李月、汲玮的《户籍证明》等书证；2、证人孙某甲、刘桂香、秦某、古某某、尹某某、黄某某、苏某某、包某、马某甲、周某甲、潘某、周某乙、徐某某、李某某、刘某甲、南某、赵某、刘某乙、韦某某、汤某某、朱某甲、朱乙、史某某、任某某、马乙、龚某某、张某、谢某、高某某、程某、蔡新浦、宋晓宁等证言；3、被告人姚富强、李月、汲玮的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驰宇公司、天达公司，分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由驰宇公司、天达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姚富强分别授意公司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李月和汲玮，安排驰宇公司和天达公司的工作人员伪造单证，将出口集装箱货物谎报成过境集装箱货物发车运输，从中骗逃铁路运费，驰宇公司骗逃铁路运费数额特别巨大，天达公司骗逃铁路运费数额巨大，上述被告单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姚富强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李月、汲玮在各自所参与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均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汲玮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姚富强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应当实行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法判决。被告单位驰宇公司和天达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均当庭表示认罪。被告人姚富强对指控其涉驰宇公司的犯罪表示认罪，但否认涉天达公司的犯罪事实。被告人李月、汲玮均当庭表示认罪。被告单位驰宇公司的辩护人和被告人姚富强的辩护人均提出，被告单位及姚富强等被告人实施的出口套过境少交铁路运费的行为，属于民事欺诈行为，不应作为犯罪处理。被告单位与上海铁路局之间不存在铁路运输合同关系，被告单位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也未实际占有少交的运费，铁路部门未陷入认识错误并处分财物，不应认定被告单位和被告人构成合同诈骗罪。辩护人还提出，铁路部门对单证审核不严甚至放任不管，是诱发本案的重要原因，也表明被害方有重大过错，本案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区别于其他典型的合同诈骗犯罪案件；姚富强在接受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自动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事实，系自首；起诉书认定涉案集装箱数量及骗逃运费数额的依据不足。因此，辩护人认为即使被告单位和姚富强构成合同诈骗罪，也应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为支持辩护观点，辩护人向法院提交了由中铁集装箱公司上海分公司连云港营业部提供的以下证据：1、《关于规范连云港大陆桥集装箱班列操作办法座谈会纪要》；2、《上海铁路局徐州货运中心连云港经营部、中铁国际多式联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连云港营业部关于规范连云港大陆桥国际联运集装箱班列操作办法的会议纪要》；3、《中国铁路总公司监察局关于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发生内外勾结骗逃铁路运费问题的通报》。被告人李月、汲玮的辩护人同意被告单位驰宇公司和被告人姚富强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李月的辩护人还提出，驰宇公司如构成自首亦应认定李月自首，李月系从犯，提请法庭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汲玮的辩护人还提出，汲玮系奉命行事，案发后投案自首，行为情节较轻，对社会的危害不大，提请法庭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经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3年，被告单位驰宇公司、天达公司，以及华澳公司、杰成公司，分别与中铁多联公司签订连云港至阿拉山口、连云港至霍尔果斯国际集装箱班列运输代理协议。因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对出口集装箱货物铁路运输收取的运费高于过境集装箱货物的运费，在合同履行期间，被告单位驰宇公司经总经理姚富强决定，由操作部经理李月安排员工具体操作，被告单位天达公司由总经理汲玮安排员工具体操作，采用伪造提货单、虚假填写运行报单的方法，将出口集装箱货物谎报成过境集装箱货物，尔后通过中铁多联公司交由上海铁路局连云港东站发车运输(以上操作方法俗称“出口套过境”操作)，从中骗逃铁路运费。被告单位驰宇公司采用以上方法，以本公司名义发送集装箱5，700余个，以杰成公司和华澳公司名义共计发送集装箱900余个，总计骗逃铁路运费2，000余万元。被告单位天达公司采用以上方法发送集装箱190个，骗逃铁路运费78万余元。2014年6月24日，公安机关电话传唤被告人姚富强、汲玮到案，姚富强到案后逐步供述了驰宇公司和本人的犯罪事实，汲玮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天达公司和本人的犯罪事实。被告人李月案发后潜逃在外，2014年7月16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归案后李月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提供，经法庭质证、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1、驰宇公司的《企业档案资料》、《验资报告》、《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变更登记情况、企业财务报表等证明驰宇公司的基本情况。驰宇公司在职人员证明证明姚富强、李月在驰宇公司的任职情况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情况。2、天达公司的《企业档案资料》、《验资报告》、《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等工商注册登记资料证明天达公司的基本情况。天达公司在职人员证明、工资发放表证明汲玮在天达公司的任职情况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情况。3、连云港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证明》证明驰宇公司、天达公司、华澳公司的组织机构代码。杰成公司的《企业档案资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企业情况变更资料等证明杰成公司的基本情况。华澳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明华澳公司的基本情况。中铁多联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工商登记注册资料证明中铁多联公司的情况。4、被告人姚富强、李月、汲玮的《户籍证明》证明三名被告人的主体身份情况。5、被告人姚富强、李月、汲玮对驰宇公司、天达公司的组织架构情况及其任职情况予以供认。上述一组证据证明各被告单位、相关联单位的基本情况以及各被告人的任职情况。6、驰宇公司、天达公司、杰成公司、华澳公司和中铁多联公司签订的《国际集装箱班列运输服务协议》、《国际集装箱班列运输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中铁多联公司出具的《关于我公司与连云港西中物流公司等26家客户有关情况的说明》，证明驰宇、天达、杰成、华澳公司和中铁多联公司分别签订了运输代理协议。7、被告人姚富强、李月的供述和证人秦某、古某某、尹某某、黄某某、苏某某、包某、马某甲、孙某甲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杰成公司和中铁多联公司签订协议获得集装箱班列的“发车权”，2013年间，驰宇公司和杰成公司商定，驰宇公司以杰成公司的名义制作单证，加盖杰成公司的业务章，然后由杰成公司秦某拿单证到连云港港口站安排发车。杰成公司先垫付运费，事后古某某把中铁多联的对账单拿给孙某甲，孙通过驰宇公司账户将运费和应付杰成公司的200元/箱代理费转账付给杰成公司。在案发时间段内，杰成公司没有自己的集装箱业务，相关的业务章也由驰宇公司操作员保管、使用。8、被告人姚富强、李月的供述和证人周某甲、潘某、周某乙、马某甲、苏某某、包某、孙某甲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华澳公司和中铁多联公司签订协议获得集装箱班列“发车权”，2013年间，驰宇公司和华澳公司商定，由驰宇公司利用华澳公司的发车计划发车，单证均由驰宇公司制作，华澳公司周某甲到驰宇公司拿单证后直接到连云港港口站安排发车。华澳公司先垫付运费，开发票给驰宇公司，驰宇公司再给华澳公司打款，2013年6月份之前每箱200元代理费，6月份之后每箱400元代理费。华澳公司除给驰宇公司代理外，无自身业务。9、调取证据通知书、连云港鲸华物流有限公司鲸华报关行(简称鲸华报关行)的《对账单》、连云港海关提供的部分《报关单查询》、证人徐某某的证言与上述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明：驰宇公司委托鲸华报关行对出口集装箱货物进行报关。杰成、华澳公司与鲸华报关行之间无业务关系，名义为天达公司、华澳公司的出口货物报关业务均系驰宇公司实际操作。上述一组证据证明驰宇公司、天达公司、华澳公司、杰成公司与中铁多联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驰宇公司利用杰成公司、华澳公司的集装箱班列“发车权”发车并自行制作单证的事实。10、被告人姚富强、李月、汲玮的供述与证人李某某、刘某甲、南某、赵某、刘某乙、韦某某、汤某某、朱某甲、朱乙、史某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国际集装箱铁路货运的基本流程，以及驰宇公司、天达公司进行“出口套过境”操作的基本方法。11、徐州铁路分局连云港西站和济南铁路局徐州车务段(简称徐州车务段)的人事任免命令、连云港港铁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上海铁路局连云港港口站三班人员使用印章印鉴情况、墟沟北站网点制票内勤使用印章印鉴情况、中铁集装箱公司上海分公司连云港营业部的《工作情况说明》、上海铁路局徐州货运中心的《工作说明》，能够和上述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明相关证人的身份，连云港地区国际集装箱铁路运输的基本流程，涉及国际集装箱铁路运输各单位之间的关系等事实。12、侦查机关调取的部分《货票》、《运行报单》等货运单证与中铁多联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对徐州铁路公安处的复函》，徐州车务段的《关于对连云港港口集装箱运输有关问题的复函》相互印证，证明：由于铁路国际多式联运仅能由中铁多联公司向铁路货运部门报送发车计划，故驰宇等货运代理公司均使用中铁多联公司的运输计划从铁路连云港东站发送过境集装箱，运行报单、提货单等过境货运单证由各货运代理公司填制提供，铁路货运部门根据各货运代理公司提供的单证制作货票，驰宇、天达、华澳、杰成等货运代理公司为实际发货人。12、被告人姚富强、李月、汲玮的供述与证人任某某、马乙、马某甲、龚某某、张某、谢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驰宇公司经姚富强决定，由姚富强直接安排或者由李月安排操作部员工进行“出口套过境”操作，主要方法是由操作员虚假填制铁路运单和伪造提货单，在运单上发货人特别声明一栏中注明货物由国外某处抵港，将出口货物性质改变成过境货物性质。使用提货单模板，将箱号、品名、日期等修改成需要的内容，打印后裁剪成小纸条覆盖在一张真实过境货物提货单上对应的位置再复印一遍，将出口货物运输伪报成过境货物运输。再将虚假填制和伪造的上述单证交给中铁多联公司申报铁路运输。13、被告人汲玮的供述与证人高某某、孙某乙、程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汲玮安排天达公司操作员进行“出口套过境”操作。14、侦查机关调取的部分《运行报单》、《货票》、《提货单》、《报关单》对上述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的内容均能予以印证。上述一组证据证明驰宇公司、天达公司在将出口集装箱货物委托铁路进行运输过程中，实施“出口套过境”操作、骗逃铁路运费的的具体作案手法和事实。15、上海铁路局徐州货运中心连云港经营部的《班列价格记录》、铁路传真电报(关于调整瑞士法郎内部折算率的通知)、《关于过境中国铁路国际联运货物运送费用核收暂行规定》、铁道部关于调整铁路货物运价的通知等证明连云港至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集装箱铁路运费国家定价的依据，还证明过境货物铁路运费远低于出口货物运费。16、中铁集装箱公司上海分公司连云港营业部出具的《连云港驰宇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2011年1月至2013年9月办理出口套过境集装箱发车信息统计表》、《杰成公司2013年6月至2014年4月办理过境集装箱发车信息统计表》、《连云港华澳货运代理有限公司2013年4月至10月办理出口套过境集装箱发车信息统计表》、《连云港天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2013年1月至8月办理出口套过境集装箱发车信息统计表》、《发车信息统计表说明》，上海铁路局徐州货运中心连云港经营部出具的《2011年至2013年驰宇公司铁路集装箱运费价格证明》、《2013年铁路集装箱运费价格证明》与侦查机关调取的涉案《货票》、《提货单》、《报关单》等证据相印证，证明驰宇公司、天达公司通过“出口套过境”发运集装箱的数量及骗逃铁路运费的数额。17、上海铁路局徐州货运中心的《工作说明》，报案材料、到案经过、到案情况说明等证明本案案发情况及各被告人的到案情况。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本案各被告人供述、相关证人证言、调取在案的铁路运单、货票等货运单证及货运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能相互印证，证实被告单位组织集装箱货源以后填制、提供运单、提货单等货运单证，再将货物交付铁路承运部门进行发运，是铁路运输合同的实际发货人。国家行政主管机关对过境货物和出口货物的铁路运费规定了不同的收费标准，发货人和承运人应当依规支付和收取铁路运费。采用欺骗手段少交铁路运费，造成国有收入减少，不仅严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且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本案证据充分证实，被告单位和各被告人在签订和履行集装箱货物铁路运输合同过程中，实施了伪造运单、提货单，将出口集装箱货物伪报成过境集装箱货物交付运输的诈骗行为。被告单位出于抢占市场份额、拓展经营范围、增收代理费等动机，采取欺骗手段使铁路承运部门依据其提供的虚假单证核收运费，达到了少交铁路运费的目的，应依法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至于其将少交部分的运费让利给客户并未实际占有，则是其对赃款的处分，并不影响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应当为自己实施诈骗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相关铁路部门和工作人员怠于履行单证审核职责不能成为阻却诈骗行为实施者构成犯罪的因素。辩护人关于本案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经审查本案现有证据，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姚富强决定并授意被告人汲玮安排天达公司员工进行“出口套过境”操作的证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而认定天达公司总经理汲玮安排员工进行“出口套过境”操作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应依法认定汲玮作为天达公司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姚富强及其辩护人的相关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汲玮辩护人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侦查机关根据集装箱箱号串联收集相关单证并进行比对核查，结合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相关报关行提供','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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