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1民终2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海成，男，1974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连邦，男，1973年6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
以上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政，山东辰静（日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照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日照市北京路228号荣安大厦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0344584767L1-1。
主要负责人：王爱国，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玉强，山东律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尹海成、宋连邦因与被上诉人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照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日照泰山财险）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191民初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尹海成、宋连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政、被上诉人日照泰山财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玉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尹海成、宋连邦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在商业险限额内赔偿上诉人保险金488113.85元。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提交的由公证处公证的证言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在投保时并未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二、涉案车辆并未因牵引摩托车导致危险性显著增加。首先，上诉人宋连邦牵引摩托车的行为并非营业性运输、仍然属于一般性使用，并未改变被保险车辆家庭自用车的性质。其次，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要求危险增加状态要持续一定时间段，危险只是一时变化、继而又恢复原状的，不构成危险显著增加，而本案中的牵引行为只是一时行为并非长期状态。再次，本案保险合同条款第二十五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在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属于免责情形。但本案中，上诉人宋连邦驾驶被保险车辆牵引摩托车的行为并不属于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的行为，而该合同条款中“等”字所规定的具体内容为何也未予以明确，因此，该条款约定的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不能扩大至本案所涉及的驾车牵引摩托车的行为。同时，根据不利解释原则，也应当对被保险人作出有利解释。最后，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是以有可能导致保险人增加保费或拒绝承保、动摇了当事人签订保险合同的基础及对价关系为标准的，然而本案中显然不存在该类情形。三、上诉人尹海成对本案事故无及时通知义务。首先，对于宋连邦牵引摩托车的行为，尹海成事后才知晓，因此无法就车辆使用情况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不能适用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及时通知义务。其次，上诉人宋连邦驾驶被保险车辆牵引摩托车并不属于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行为，因此投保人尹海成也不负有及时通知义务。
日照泰山财险辩称，上诉人认可基本合同内容，对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没有异议，因此免责条款应对上诉人生效。另根据违法事实及事故的存在，被上诉人不予支付保险理赔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本案应严格按照合同相对性进行处理。二、涉案免责条款因被上诉人对投保人尹海成已履行完毕提示说明义务而生效。三、根据涉案事故卷宗及调查笔录，可以确认尹海成和宋连邦是互相借用车辆，因此应认定尹海成对宋连邦借用其车辆牵引摩托车的行为是知情的，对宋连邦驾驶车辆牵引摩托车的行为所带来的危险性是自愿甚至放任风险及违规行为发生的，因此尹海成应自行承担其放任风险行为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四、危险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保险人不负有主动审查义务。五、引发本案保险事故发生的牵引行为属于违反了道交法及道交法实施条例的违法行为。
尹海成、宋连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日照泰山财险给付保险金598560.05元；2.诉讼费由日照泰山财险承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交强险及商业险抄件、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书、机动车行驶证及驾驶证复印件、电费单据、丧葬费单据、医疗门诊收费单据、门诊病历、居住证明、租赁合同及执照、死亡注销证明、尸检报告、火化证明、结婚证及户口证明、银行转账业务回单、赔偿协议书、公证证言、投保单、投保人声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格式条款等，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一审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分析认定如下：
日照泰山财险提交格式保险条款及尹海成签名的投保单、投保人声明用以证明尹海成投保时，日照泰山财险已向尹海成出具格式保险条款，并就格式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内容向尹海成履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投保单中除载明投保人身份信息、投保车辆情况及投保险种、限额、保险期限外，在投保人签名处还有如下内容：“请您务必详细阅读以下内容，涉及到您合法权益的保护，请在确认全部内容无误后亲自签署。兹声明本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确认投保单已附投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贵公司对保险条款，特别是该条款中已做特殊字体加粗的部分，包括有关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义务、赔偿处理等内容，已经向投保人进行了明确的说明和解释。……”投保人声明中有如下内容“保险人已通过上述书面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等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作了书面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尹海成对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中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及保险条款系涉案合同所对应条款无异议，但否认日照泰山财险向其交付保险条款，主张日照泰山财险并未就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内容向其履行提示及明确说明的义务。日照泰山财险提交的商业保险格式条款对“责任免除”内容进行了列举，并在字体上予以加黑。其中商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所列“责任免除”条款中有如下内容：“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关于日照泰山财险是否已向尹海成出具格式保险条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日照泰山财险提交的投保人声明中有尹海成签字确认，与其中“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的内容相印证，可以认定日照泰山财险已向尹海成出具案涉保险格式保险条款，一审予以确认。关于日照泰山财险是否已就商业格式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内容向尹海成履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的问题，一审认为，尹海成收到了日照泰山财险出具的格式保险条款，条款中的“责任免除”内容在字体上进行加黑，尹海成又在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中确认“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应认定日照泰山财险已就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内容向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虽尹海成提交公证证言以证实其投保时并未见到格式保险条款，日照泰山财险工作人员亦未向其履行提示及明确说明的义务，但证人证言并不能起到推翻上述尹海成在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处签字确认的效力，对尹海成出具的公证证言不予采信。
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一审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3月4日，尹海成为其所属鲁Ｌ×××××号牌小型客车在日照泰山财险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含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并不计免赔特约险等)，交纳保险费用，并在投保单中确认机动车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汽车。上述保险期限均自2016年3月13日0时起至2017年3月12日24时止，其中商业机动车损失险保险赔偿限额为59916.80元、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1000000元。
尹海成在日照泰山财险出具的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处签字确认已收到保险条款及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效果。案涉保险条款对责任免除内容进行了列举，并在字体上予以加黑。其中商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所列责任免除条款中有如下内容：“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本案诉讼期间，尹海成又申请日照市德信公证处对其与号码为“189××××7776”的机主的通话内容进行公证，以证实其投保时并未见到格式保险条款，日照泰山财险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给过保险条款。
2016年10月14日15时25分许，宋连邦驾驶尹海成所有的鲁Ｌ×××××号牌小型客车，用绳子拖着董强驾驶的鲁Ｑ×××××号牌故障三轮摩托车，沿成都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日照市成都路焦柯庄村路段处时，三轮摩托车与对面由北向南行驶的崔伟驾驶的鲁Ｌ×××××号牌小型客车相撞，致车辆部分损坏，董强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宋连邦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安全文明驾驶、违法牵引摩托车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董强、崔伟驾驶机动车未安全文明驾驶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宋连邦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董强、崔伟各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董强出生于1981年6月2日，户籍所在地为辽宁省开原市业民镇腰寨子村二组20号，自2015年7月1日起与其妻李文丽租赁日照市东港区北京路街道蔡家滩村孙方生的鱼棚从事水产养殖，租赁期限至2018年7月1日。董强在日照市中医医院抢救期间支出医疗费892.40元。董强的母亲为王淑范（1955年4月24日出生），父亲为董成刚（1957年10月9日出生），均住辽宁省开原市业民镇腰寨子村二组49号。董成刚与王淑范共有董强与董超两个孩子。
2017年4月19日，宋连邦与周文丽、董成刚、王淑范达成赔偿协议，约定如下：本次事故根据2017年交通事故人身伤害赔偿标准，宋连邦赔偿周文丽、董成刚、王淑范各项损失共计598560.05元，其中赔偿周文丽285866元，赔偿董成刚、王淑范312694.05元。2017年4月19日，宋连邦向董成刚账户付款312694.05元。2017年5月3日，宋连邦向周文丽账户付款285866元。本案中，尹海成赔偿董强亲属的损失包括医疗费446.20元、死亡赔偿金680240元（按山东省2017年度交通事故人身伤害赔偿标准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34012元／年×20年）、被抚养人生活费90430.50（按山东省2017年度交通事故人身伤害赔偿标准中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董淑范为9519元／年×19年÷2人）、丧葬费28635元（按201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4772.50元×6个月）、交通住宿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尹海成要求日照泰山财险在交强险限额承担赔付110446.20元，在商业险限额内承担488113.85元（697305.50元×70%）。
事故发生时，宋连邦系借用尹海成车辆。
一审法院认为，尹海成所有车辆在日照泰山财险处投保交强险及商业险，并缴纳保险费用，双方间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尹海成作为涉案车辆的投保人及实际所有权人、宋连邦作为车辆的实际使用权人均对涉案保险车辆享有保险权益。
宋连邦因事故致第三者董强受伤并经抢救无效后死亡，与董强亲属达成赔偿意见，由宋连邦实际赔付董强亲属各项损失共计为598560.05元，含医疗费446.20元、死亡赔偿金680240元（按山东省2017年度交通事故人身伤害赔偿标准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34012元／年×20年）、被抚养人生活费计90430.50元（按山东省2017年度交通事故人身伤害赔偿标准中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董淑范为9519元／年×19年÷2人）、丧葬费28635元（按201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4772.50元×6个月）、交通住宿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上述赔偿损失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责任分担亦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予以确认。
对于尹海成投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仅在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才不予赔偿，本案不符合该条要求，日照泰山财险作为机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应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付。
对于日照泰山财险应否在商业险限额内对宋连邦驾驶投保车辆牵引其他车辆发生事故致第三者的损失进行赔付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日照泰山财险已向尹海成交付格式保险条款，并就格式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内容向尹海成履行了提示及明确说明的义务。格式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内容，对尹海成具有法律效力。尹海成购买的车辆为小型客车，投保时明确机动车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汽车”，案涉事故发生时宋连邦违法牵引董强驾驶的摩托车，且非法牵引董强驾驶的摩托车系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宋连邦违法牵引董强驾驶摩托车的行为不仅改变了尹海成所属车辆“家庭自用”的性质，且增加了车辆的危险程度，尹海成、宋连邦未就此变更情况向日照泰山财险履行通知义务，根据商业险保险条款中约定的“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日照泰山财险无须就该投保车辆因违法牵引董强驾驶的摩托车，使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支付保险理赔金的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一审判决：一、日照泰山财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支付尹海成、宋连邦保险理赔金110446.20元。二、驳回尹海成、宋连邦要求日照泰山财险在商业险限额内支付其保险理赔金488113.85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786元，日照泰山财险负担1806元，尹海成、宋连邦负担7980元。
二审审理期间，日照泰山财险提交刘家玲（××）、董强家属四人、尹海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市分公司四方签订的《赔款协议书》，证实在事故发生之后就董强死亡引发的损失，另一辆肇事车辆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已就损失达成赔偿协议，该协议确定了损失的总金额、损失的赔偿标准，且上诉人尹海成签字确认。另，日照泰山财险要求，对于事故的责任比例，应当根据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主要责任和各承担次要责任进行5:2.5:2.5比例分担。
尹海成、宋连邦质证称：1、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市分公司已经向受害者家属履行赔偿义务的事实无异议，但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分公司与受害者家属如何确定赔偿金额、赔偿标准与上诉人宋连邦无关，属于受害方对民事索赔权利的自行处理。尹海成也仅是作为被赔偿的一方出现在该协议中。2、宋连邦与受害方家属在事故发生后也达成了赔偿协议，并且赔偿协议确认的责任比例、赔偿标准、赔偿数额经过一审法院审查确认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宋连邦也已经按照赔偿协议履行了赔偿义务，因此，宋连邦按照赔偿协议确定的赔偿数额向被上诉人索赔于法有据。3、被上诉人在一审当中对宋连邦赔偿数额的计算方式并未提出异议，若被上诉人认为受害方获得的赔偿金额超出法定数额，可在赔偿宋连邦保险金后另行向受害方家属追偿。
对于日照泰山财险提交的证据，因双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以上证据及一审和二审双方意见，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在2017年3月21日崔伟方（甲方）、董强亲属方（乙方）、尹海成（丙方）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市分公司（丁方）四方签订的《赔款协议书》中，认可对于崔伟及其保险人对董强亲属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按照2016年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商业赔付比例为赔偿总额扣减两份交强险限额后的15%。另，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市分公司已在崔伟驾驶车辆的交强险限额向董强亲属赔付110466.20元。
本院还查明，尹海成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提交的经公证机关公证的与“陈为国”的通话录音，公证书中载明：“电话接通后，尹海成向对方核实确认了身份，对方声称是陈为国，于是，尹海成向对方陈述，尹海成的现代途胜车辆在办理保险当时未见保险条款，对方也没给过尹海成，对方对此均予以认可。”日照泰山财险仅主张对该录音及公证书不予认可，未提出证实该通话录音中的“陈为国”并非涉案保险业务员陈为国的证据。
本院再查明，尹海成提起本案诉讼时间为2017年6月2日。
本院查明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保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保险事故的发生及宋连邦已赔付第三者损失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宋连邦驾驶机动车牵引某拖车行为是否属于显著增加危险性的行为、日照泰山财险是否得以根据涉案保险合同相应免责条款对商业险部分免赔、日照泰山财险具体理赔数额应为多少。
首先，关于宋连邦驾驶机动车牵引某拖车行为是否属于显著增加危险性的行为。通常情况下，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应具备以下三个特征：第一，重要性，即该危险的增加足以动摇保险合同的对价关系，会引起保险人拒绝承保或要求追加保费可能；第二，持续性，即该危险程度增加会持续一段时间，而非一时增加之后又在短期内即恢复原状；第三，不可预见性，即危险增加行为并非是合同订立之初保险人会预料到的。结合上述特征，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行为，是一种长时间的危险增加状态，足以导致保险人拒绝承保或要求增加保费，对于该危险增加行为是保险人不同意承保或者在常见合同的正常履行过程中不能预见的，因此，合同约定的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行为属于显著增加危险性的行为，应及时通知保险人，合同约定以上行为在未及时通知保险人的情况下发生保险事故免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具体到本案情形，首先，宋连邦驾驶被保险车辆牵引摩托车并不属于合同约定的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行为，因为宋连邦该行为也没有改变被保险机动车家庭自用的性质，因此也不属于改变使用性质的行为。合同约定中还有“等”字约定的兜底条款，对于宋连邦本案保险事故行为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兜底条款中的行为，应结合显著增加危险性的三个特征来分析：
第一，宋连邦驾驶被保险车辆牵引摩托车的行为属于一时的危险增加、不具有持续性；第二，宋连邦驾驶被保险车辆牵引摩托车的行为未将家庭自用车改变为专用牵引车或者营运性车辆进行使用，应属于家庭自用车用于亲友互助行为，其牵引行为的重要性不能与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行为相对等，现保险人日照泰山财险也无证据证实家庭自用车进行亲友互助式的暂时牵引属于能够引起保险人拒赔或者要求提高保费的行为；第三，宋连邦本案中这种亲友互助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罕见，发生保险事故的概率也低于合同列举的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的行为，因此不能属于保险人不许可或者在常见合同履行过程中不能预见的行为。综上，宋连邦驾驶被保险车辆牵引摩托车的行为虽然确属于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但不属于保险法意义上的、会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行为，保险人日照泰山财险不得以显著增加危险性来主张免赔。
其次，关于日照泰山财险是否得依照涉案保险合同相应免责条款免赔。一审审理过程中，尹海成已提交经公证机关公证的电话通话录音，并由公证机关证实与尹海成通话的“陈为国”认可其是涉案保险合同业务员，并认可未向尹海成送达保险条款。该证据经日照泰山财险质证，日照泰山财险并未提供反驳该主张的证据，故对于尹海成所提交的通话录音和公证书应予采信，日照泰山财险在办理本案保险时并未向投保人尹海成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在未实质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情况下，投保人在投保单上的签字不能产生免责条款生效的结果，故日照泰山财险不能依照涉案保险合同相应免责条款主张免赔。
再次，关于日照泰山财险的具体理赔数额。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所陈述的意见，日照泰山财险对宋连邦赔付董强亲属的项目内容无异议，仅主张对于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赔付标准应按2016年而非2017年标准计算。但崔伟方、董强亲属方、尹海成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市分公司根据2016年赔偿标准签订的赔偿协议主要约束的是崔伟方及其保险人对受害人家属的赔偿责任，签订时间在前，而在宋连邦与死者家属签订的赔偿协议中，明确约定适用的为2017年赔偿标准，该协议签订时间在后，且本案立案时间为2017年6月2日，而2017年标准实际上是2016年实际数据所产生的理论平均数，因此宋连邦适用2017年标准进行理赔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对于宋连邦应赔付死者董强家属的金额按2017年标准计算本院予以确认，按照2017年标准计算得出的总金额为807751.7元。在商业险赔付之前，应首先扣除董强家属因崔伟方车辆交强险赔付而已获得填补的损失110446元，因此应将该部分以及日照泰山财险所应承担的交强险部分扣除后再适用商业险。在商业险赔付部分，日照泰山财险主张宋连邦应承担的具体责任比例分成应按照50%计算，但在日照泰山财险提交并主张适用的、崔伟方、死者家属方、尹海成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照中心支公司四方签订的协议中，次要责任对应的赔付比例为15%，同时，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的宋连邦责任为主要责任而非平等责任，对于崔伟和董强在本案中的责任认定为各承担次要责任，并未对崔伟和董强的次要责任轻重进行区分，因此本院对宋连邦、崔伟、董强所在事故中应承担的比例按照7:1.5:1.5确认。综上，日照泰山财险应赔付尹海成、宋连邦的商业险保险理赔款应为：（807751.70元-110446.20元×2）×70%=410801.5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尹海成、宋连邦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191民初8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191民初8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上诉人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照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商业险限额内支付尹海成、宋连邦保险理赔金410801.5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9786元，由尹海成、宋连邦负担1264元，由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照中心支公司负担852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622元，由尹海成、宋连邦负担1366元，由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照中心支公司负担725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滕聿江
审判员 马德健
审判员 田仕杰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 武德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