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06民初530号
原告：武汉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
法定代表人：刘必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荣有，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芦大为，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
代表人：周建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礼荣，男，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郁鸿生，湖北邦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武汉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下称武汉通航）诉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下称天安保险武汉公司）保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武汉通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芦大为，被告天安保险武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礼荣、郁鸿生分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通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天安保险武汉公司赔偿武汉通航保险金3,900,094元，赔偿武汉通航运营收入损失费用9,545,872元、评估费67,230元，共计13,513,19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4年9月1日，武汉通航承接了南宁万达广告、2014环中国天津自行车赛航拍两项飞行任务，派出型号AS350B3e的B-7456直升机执行任务。为此武汉通航与周光平签订了《直升机运输合同书》，运输车辆为鄂Ｄ×××××、车尾鄂Ｄ×××××，天安保险武汉公司对此运输工具认可并订入保险合同中。武汉通航按照惯例在天安保险武汉公司处投保了《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天安保险武汉公司在保险单中误写成B-7056，起保日期：2014年9月4日；险别：国内货运险；起运地：湖北荆州；中转地：南宁、天津；目的地：荆州。保险合同特别约定：标的受损后依据民航专业修理人员出具的官方定损报告而定。保险人保留货物对标的承运人的追偿权利。保险金为18,000,000元，保险费为18,000元，武汉通航及时缴纳了保险费，保险单号为6313130060520140000010。2014年9月6日，武汉通航的B-7456号直升机完成南宁的飞行任务后，被装车出发前往下一站天津。9月9日5时许，当运输车辆经过天津市塘沽路段滨海高速桥洞时，直升机的顶端与桥洞下钢筋发生擦碰而受损。武汉通航当即向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报险，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派人查勘。2014年9月10日，武汉通航将直升机运回荆州机场，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派人前往机场进行拍照取证，提取相关资料等工作。2014年9月11日，欧直中国有限公司亦派人前往荆州机场对受损直升机进行了目视初步损失鉴定，结论是必须请结构和主减专家到现场判定。在武汉通航与欧直中国有限公司签订技术支持协议后，2014年10月22日，空客直升机公司出具关于B-7456号直升机的调查报告，对该机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与桥梁擦碰事件进行结构件维修工作的评估。2014年12月4日，武汉通航与空客直升机中国（香港）有限公司签订了B-7456号直升机的维修合同，动部件大修费用为2,479,822元，武汉通航先支付10%的合同款作为预付款，剩余90%的合同款在维修部件完成维修后准备运往武汉通航处的5天前的时间内转账。2015年1月13日，武汉通航与空客直升机中国（香港）有限公司签订了B-7456号直升机的技术支持合同，空客直升机中国（香港）有限公司提供结构件修理所需的航材和工具，总价值为350,283.74元。2015年4月20日，空客集团澳大利亚太平洋公司出具工作报告，维修工作宣告结束。截止至2015年6月11日，武汉通航共支付维修费用及其他必要合理费用3,947,263.85元，天安保险武汉公司自始至终未支付任何一笔保险赔偿金。B-7456号直升机于2015年6月2日重新获得适航证。天安保险武汉公司直到2016年4月8日才向武汉通航送达《不予受理索赔案件通知书》，认为其对此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理由一是武汉通航B-7456号直升机非承保合同约定的赔偿责任范围；二是武汉通航未遵守被保险人应尽的义务。为此，武汉通航提起诉讼。
天安保险武汉公司辩称，武汉通航对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标的机号B-7056直升机不具有保险利益，天安保险武汉公司依法不负责赔偿责任。依据保险法第十二条之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而武汉通航对承保标的在事故发生及索赔时不具有保险利益，因此天安保险武汉公司依法对本案不负责赔偿责任。
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天安保险武汉公司因武汉通航的过失，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武汉通航本次在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投保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是续保行为，天安保险武汉公司对保险合同条款所有内容包括保险责任、除外责任及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义务等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武汉通航对保险合同条款所有内容包括保险责任、除外责任及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义务等清楚明了，保险条款内容依法有效。武汉通航在聘请没有相关资质的承运人、装载、线路选择及运输过程等各环节均存在明显过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过机动车行驶证上核定的载质量，装载长度，宽度不得超出车辆并应当遵守货物最高点离地高度不得超过4米等规定。按照交通部1995[1154]号文《道路大型物件运输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本案装载测量的数据及装载货物的实际情况，本次装载属于超限超大件运输，运输车辆装载直升机后实测离地高度为4.46米，大于碰撞限高架限高4.3米，案涉运输方式必然发生碰撞事故，该必然事故不为保险法所调整。武汉通航没有事先勘查运输线路并对经过勘查的运输线路依法上报，存在过失。根据《超限运输车辆形式公路管理规定》第六条及十三条的规定，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前，其承运人应按规定提出书面申请，“未经公路管理机构批准，超限车辆不得在公路上行驶”。事故发生后，武汉通航与天安保险武汉公司双方共同委托的公估机构未发现任何有关道路运输方面的资质文件、申请文件。本次装载上路全程均有武汉通航派人监督及跟随，尤其是路线的选择是武汉通航员工通过导航方式提供，指使承运人违法超高装载及运输，因此，违法装载上路是造成本次事故的最直接原因。武汉通航违反装载限高4米的限高规定、事先没有报批线路、强令穿越限高4.3米的限高架，导致运输的直升机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未及时通知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武汉通航的违法及违约行为所致，其损失应由被保险人武汉通航自行承担。且武汉通航的损失系其单方委托的评估，未经天安保险武汉公司同意，不符合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第4条，依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根据。
事故发生后，双方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共同依法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上海泛华天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对武汉通航诉请的本次事故进行损失评估和保险事故认定。上海泛华天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经过查勘定损，确定本次事故发生在天津S11滨海快速路上与限高架发生碰撞所致，损失为3,048,185.13元，且不能确定事故属于保险责任。根据《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第八条、第三条第四款、第六款之规定，天安保险武汉公司不负责赔偿任何责任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评估费及诉讼费等，况且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第3条约定“仅承保……6次装卸过程中的装卸责任”，而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武汉通航与天安保险武汉公司双方均认为不属于装卸过程产生，根据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并结合公估报告的结论，天安保险武汉公司不应该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请求驳回武汉通航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1.关于武汉通航提供的中国民用航空局地区管理局颁发的B-7456号直升机运行合格证明，武汉通航以此证明其名下型号为AS350B3e的直升机只有B-7455号、B-7456号两架，不存在B-7056号直升机。
天安保险武汉公司对此提供了中国直升机注册编号资料，载明，B-7056号直升机运营人为广州穗联直升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本院认证：B-7056号直升机虽非武汉通航运营，但该直升机客观存在。
2.关于武汉通航提供的2013年10月23日、2014年4月3日分别在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投保的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单，2014年9月3日在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投保的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单，武汉通航以此证明B-7456号直升机只在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投保，已是商业惯例，2014年9月3日武汉通航就B-7456号直升机再次投保时，天安保险武汉公司出单时错将B-7456打印成B-7056，B-7056显系天安保险武汉公司的笔误。
天安保险武汉公司对此提供了武汉通航的投保单影印件，载明货物名称“AS350B3e直升机一架，机号B-7056”，证明投保过程清晰，B-7056不是笔误。武汉通航认为投保单非原件。
本院认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各自陈述以及在庭审中的确认，武汉通航向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投保的习惯是，由武汉通航工作人员（本次投保是武汉通航的办公室主任高贝贝）与泛华时代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工作人员胡小丹以QQ方式联系，确认投保单的信息后，再由胡小丹网上向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投保，结合公估报告载明的武汉通航的会计奚艳关于“投保单应该在公司办公室”和高贝贝关于“投保单已被泛华保险经纪公司收走”的笔录，投保单的原件应当由武汉通航或者泛华保险经纪公司持有，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持有的是胡小丹网上向其提交的该投保单影印件。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是，高贝贝、胡小丹之间以QQ方式联系，应当留存有投保单的相关材料，高贝贝称，其“个人习惯定期清理QQ的聊天记录”，胡小丹称，“工作电脑系统重装，相关信息被清空”，根据双方以QQ传递投保单信息的方式来判断，因投保单为填充式表格，除了相关投保信息外，还应当盖有投保人的印章，而保险代销的工作人员需要下载投保单以备查，根据上述信息的存储内容和要求，依盖然性来判断，以QQ信箱的形式传递概率极大，而以QQ聊天的形式传递的概率极低；即使QQ聊天记录被清理，但QQ信箱的信息不可能被清理，而电脑系统重装，既不可能将QQ聊天记录清空，更不可能将QQ信箱的信息清空；且QQ聊天记录由腾讯系统自动存储，仍然可以通过相应的方式比如微云、云存储等进行调取，此外还有多种恢复数据的软件可以对QQ聊天记录加以恢复；同时，胡小丹也应当留有其与天安保险武汉公司的网上投保记录，胡小丹称“加盖武汉通航公章的投保单原件已经交给了天安保险，但是由于间隔时间较长了，具体交给谁，什么时间交的，记不得了”，该陈述不符合保险经纪人所应具备的身份。高贝贝、胡小丹之间的有关投保信息的记录“被清理”、“被清空”，即不合常理，考虑到投保单影印件上机号的错误内容，高贝贝、胡小丹以此回避自己的责任的合理怀疑也不能排除。因此高贝贝、胡小丹所言极大可能与客观事实存在差异。法官有理由相信武汉通航应当能够提供投保单原件，或者能够提供高贝贝、胡小丹之间的有关投保信息的记录，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应当是占有或者接近证据材料，有条件并有能力收集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现武汉通航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天安保险武汉公司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因此，待证事实的真相，应当是武汉通航在投保单上错将B-7456打印成B-7056，而非天安保险武汉公司出单时的笔误。这与投保单影印件与保单内容一致，也可以得出结论。
3.关于武汉通航提供其与周光平签订的直升机运输合同，与保单号载明的运输车辆的型号相同。本院认证：只能证明天安保险武汉公司对该车辆承运予以认可，但并不能证明武汉通航依据该证据所主张的天安保险武汉公司非常了解可能存在的风险的证明内容，更不能得出武汉通航所主张的天安保险武汉公司在认可承运人及车辆的基础上，将承运人及车辆可能违反道路交通运输相关法规的情形考虑到承保风险中的结论。
4.关于武汉通航提供的北京市国宏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价格评估报告书，以及B-7456号直升机受损维修的相关费用的发票、转账付款凭证等，天安保险武汉公司认为评估报告系单方委托形成，缺乏公信力，票据无法确定真实性。本院认证：虽然评估报告对受损维修价格、营运收入损失费用作出了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武汉通航的经济损失，但是，该评估报告系由武汉通航一方提出，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欠缺真实性和客观性，仅凭一方当事人单方的陈述和申报，难以全面核定具体损失。武汉通航就B-7456号直升机受损维修支付了实际费用，关于相关费用的发票，有多份在境外形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上述发票缺乏法定形式要件，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5.关于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提供的案涉直升机外形尺寸标图，用以证明直升机属于一级大型部件，武汉通航对此有异议，但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加以证明。本院认证：作为案涉直升机的运营人，武汉通航应当持有该机的外型尺寸标图，但其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天安保险武汉公司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航空器型号欧洲直升机公司AS350B3e，国籍登记标记B-7456的直升机,经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由营运人武汉通航运行，运行区域为境内。
登记标记B-7056号直型飞机，型号罗宾逊R22，由广东穗联直升飞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使用。
2014年9月1日，武汉通航与周光平签订《直升机运输合同书》，约定，周光平承运AS350B3e直升机一架，机号B-7456；承运车辆号码，车头鄂Ｄ×××××，车尾鄂Ｄ×××××；运输路线，南宁—天津—荆州。
2014年9月3日，武汉通航工作人员高贝贝按照惯例将该启运的直升机投保运输险的投保信息通过QQ传给泛华时代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工作人员胡小丹，委托办理承保手续。胡小丹根据武汉通航提供的信息填写保单，并通过QQ回传给高贝贝，高贝贝确认后并加盖武汉通航公章，仍通过QQ传回给胡小丹，由胡小丹将该投保单影像件发送给天安保险武汉公司。当天18时，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按照投保单影像件所载明的信息办理了出单事宜。
同日，武汉通航缴纳了保险费18,000元。
投保单载明：启运地，荆州；中转地，南宁、天津；目的地，荆州；车牌号码，车头鄂Ｄ×××××，车尾鄂Ｄ×××××；货物名称，AS350B3e直升机一架，机号B-7056；保险金额，18,000,000元；特别约定，每次事故免赔约定，1、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2、发生在装卸过程中的损失，免赔额为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5%，两者以高者为准。每次事故的约定，1、不负责货物表面的刮擦、锈损、凹瘪、变形责任，除非该损失由基本险承保风险所引起。2、不负责货物的内在损失，除非该损失是由于不可抗力或运输工具发生意外造成。3、仅承保货物在荆州装载过程、在南宁卸载过程及在南宁装载过程、在天津卸载过程及返程在天津装载过程、返回荆州后卸载过程的6次装卸责任。4、标的受损后依据应根据民航专业修理人员出具的官方定损报告而定。5、保险人保留货物对标的承运人的追偿权利。6、赔偿限额为18,000,000元。7、投保的路径是：荆州—南宁—天津—荆州。
投保单另载明：“投保人兹声明上述所填内容（包括投保标的明细表及风险情况问询表）属实，同意以本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已经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特此投保。”武汉通航在投保人签章处对此盖章确认。
6313130060520140000010号保单明细表载明：被保险人，武汉通航；标的物明细名称及唛头信息，AS350B3e直升机一架、机号B-7056;运输方式，联运转运—陆运；运输工具名称，货运；运输工具牌照号：车头鄂Ｄ×××××，车尾鄂Ｄ×××××；运输路线：起运地，湖北荆州，中转地，南宁、天津，目的地，湖北荆州；起保日期，2014年9月4日；保险险别，国内货运险；保险金额，18,000,000元，保险费，18,000元;保单明细表上的特别约定、每次事故免赔约定、每次事故的约定与投保单载明的内容一致。条款，国内水路、陆路运输保险条款；责任险范围，综合险。
保单明细表另载明，保险合同由投保单及其附件、本保险单和本保险单载明的条款、批单组成。
天安保险国内水路、陆路运输保险条款载明，本保险分为基本险和综合险两种，（一）基本险：1.因火灾、爆炸、雷电、冰雹、暴风、暴雨、洪水、地震、海啸、地陷、崖崩、滑坡、泥石流所造成的损失；2.由于运输工具发生碰撞、搁浅、触礁、倾覆、沉没、出轨或隧道、码头坍塌所造成的损失；3.在装货、卸货或转载时因遭受不属于包装质量不善或装卸人员违反操作规程所造成的损失；4.按国家规定或一般惯例应分摊的共同海损的费用；5.在发生上述灾害、事故时，因纷乱而造成货物的散失及因施救或保护货物所支付的直接合理的费用。（二）综合险：本保险除包括基本险责任外，保险人还负责赔偿：1.因受震动、碰撞、挤压而造成货物破碎、弯曲、凹瘪、折断、开裂或包装破裂致使货物散失的损失；2.液体货物因受震动、碰撞或挤压致使所使用容器（包括封口）损坏而渗漏的损失，或用液体保藏的货物因液体渗漏而造成保藏货物腐烂变质的损失；3.遭受盗窃或整件提货不着；4.符合安全运输规定而遭受雨淋所致的损失。除外责任：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货物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1.战争或军事行动；2.核事件或核爆炸；3.保险货物本身的缺陷或自然损耗，以及由于包装不善；4.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过失；5.全程是公路货物运输的，盗窃和整件提货不着的损失；6.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责任自签发保险凭证和保险货物离起运地发货人的最后一个仓库或储运处所时起，至该保险凭证上注明的目的地的收货人在当地的第一个仓库或者储运处所时终止。被保险人的义务：被保险人应严格遵守国家及交通运输部门关于安全运输的各项规定。还应当接受并协助保险人对保险货物进行的查验防损工作，货物包装必须符合国家和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对于因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对于因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损失扩大的，保险人对扩大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2014年9月9日2时许，车头鄂Ｄ×××××、车尾鄂Ｄ×××××货车装载机号B-7456直升机进入天津，行驶到天津市天津S11滨海快速路一座限高标示为4.3米的限高架时，挂货车上装载的直升机旋翼部分与限高桥下沿板发生刮擦、碰撞。
2015年6月12日，B-7456直升机维修工作完成。
2014年11月25日，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武汉通航、上海泛华天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签订《保险公估机构聘请合同》，约定，受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武汉通航委托，上海泛华天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对上述涉及的保险标的开展现场查勘、损因鉴定、责任分析、损失鉴定、估损、理算等工作，并出具公估报告。公估报告为双方处理保险赔案的主要依据。
2016年4月5日，上海泛华天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作出FHWH2014A12001武汉通航直升机货运受损案《保险公估最终报告》，载明，事故经过：2014年9月9日2时许，车头鄂Ｄ×××××、车尾鄂Ｄ×××××货车装载机号B-7456直升机按计划的运输路线进入天津。由于司机周光平对天津道路不熟悉，车在武汉通航负责押运的陈念晨的手机导航软件指引下，行驶到天津市滨海快速路道路外侧车道，由于来往货车汇车灯光等诸多原因，阻碍了对悬挂在道路中央位置的限高警示牌的观察。在看到限高桥限高4.3米时，已经无法停车。导致挂货车上装载的直升机旋翼部分与限高桥下沿板发生刮擦、碰撞，直升机旋翼位置有多处刮擦痕迹。损失确认：鉴于保单特别约定“标的受损后依据应根据民航专业修理人员出具的官方定损报告而定”，为此，在事故发生后经武汉通航联系，2014年9月11日，AS350系列直升机生产厂商——欧直（中国）技术人员到达武汉通航荆州基地，对B-7456直升机受损部件进行检验，确定B-7456直升机受损部件分为两大类，结构件和动部件，其中动部件包含主减和主桨毂2个部分。维修跟踪：公估公司关于受损直升机维修的意见为，坚持依法合规原则，建议选择具有中国民航主管部门认可资质、具有维修能力的单位进行维修，对中国民航未认可资质、或者不具备维修能力的均不予认同。坚持必要合理的原则，建议选择就近维修，先国内后国外，能修复的就不要更换，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事故调查:在询问武汉通航陈念晨后得知，B-7456直升机由中转地南宁向天津的转运过程，由武汉通航安排其进行押运工作，B-7456直升机在南宁完成货车装载工作后，没有测量货车运载最高点的离地高度。询问其后还得知此次武汉通航所属直升机第一次到天津开展业务，对南宁到天津的沿途路况不是太清楚，事前也未作调查和了解。2015年9月9日，货车接近天津时，司机交班由周光平驾驶货车进入天津市区。由于周光平对天津路线不熟，走到天津滨海高速公路上，当从一个天桥下来后，看到几百米远的地方有一个限高桥，其多次提醒周光平注意路面情况、并要求减速。由于路面车道比较宽，天色非常暗，光线非常不好，只看到了限高桥，限高桥标识4.3米是出事后才看清。询问周光平后还得知，2014年9月9日凌晨1、2点左右，在快进入天津之前的收费站时，其与配班司机换班，货车由其驾驶。进入天津后其对市区道路不熟悉，完全靠武汉通航押运人员的手机导航软件引路。进入到S11滨海快速路，过了一座大桥前后，有一个限高桥，当时挂货车车速大概在60码左右，当时路上车比较多，没有时间去观察标识牌，以为限高是4.5米，车道限高桥前才看清限高是4.3米，停车已经来不及了。货车过限高桥时，其在车上没有感觉到异常声音和震动。在行驶一段时间后，武汉通航押运人员发现机身蒙布有异常，在一个加油站停靠后，打开蒙布检查发现直升机有损坏的痕迹。由于没有办法确定事发位置和原因，也未见货车受损，故未向交管部门报警。2014年9月10日，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查勘人员在天津事发地，对货车在装载直升机的状态下，测量该直升机顶部离地高度为4.46米。考虑到车辆轮胎胎压、轮胎磨损等因素，4.46米的高度为该直升机顶部离地的最低高度。2014年9月12日，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查勘人员和武汉通航押运人员、当事司机周光平对出险当时线路进行了复勘，当事司机确认出现地点为天津S11滨海快速路一座限高标示为4.3米的限高架。调查结论：武汉通航和当事司机在直升机启运前，均未测量货车装载直升机后的离地高度，直升机从南宁转运天津前，武汉通航没有对转运线路进行调查和了解，承运司机及车辆均是第一次通过陆路运输的方式运输直升机到天津地区，对所经道路和路况事前也未作任何调查和咨询工作。保险双方及承运司机对运输线路复勘时确认了出险地点为天津S11滨海快速路一处限高标识为4.3m的限高架。投保经过调查：询问高贝贝后得知，武汉通航所属直升机只要用货车运输至外地执行飞行任务，为了规避运输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意外险，都会按照惯例购买运输保险。运输保险的投保工作一直由其负责，并委托泛华时代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办理承保手续。2014年9月3日B-7456直升机要离开武汉通航荆州基地，到南宁和天津执行飞行任务。其在公司办公室通过QQ，将该直升机的投保信息传送给泛华时代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业管经理胡小丹，胡小丹根据高贝贝提供的投保信息填写投保单，并回传经其确认无误加盖武汉通航的公司公章后，再次传送给胡小丹，胡小丹再通过QQ将投保单影印件呈送天安保险。当天18时，胡小丹通知，天安保险已经出单。结论：投保和承保经过的电子档资料，武汉通航、泛华时代截止出具本报告时均没有提供；2014年9月3日武汉通航对B-7056直升机的投保过程清晰明确。承运资格调查：根据1996年3月1日原交通部交公路发（1995）1154号文《道路大型物件运输管理办法》的规定，大型物件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货物，货物外型尺寸，长度在14米以上或宽度在3.5米以上或高度在3米以上的货物；重量在20吨以上的单体货物或不可解体的成组（捆）货物，查阅B-7456直升机维修手册后获悉，该直升机在拆卸旋翼后的最大外形尺寸为长10.93米?宽2.53米?高3.14米，属于大型物件。根据货物的外型尺寸和重量，该办法对大型物件共划分了四级别，对比后确认B-7456属于一级大型物件。该办法还规定承运一级大型物件的运输业户，须取得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核准、审批承运一级大型物件的道路运输经营资质。承运人荆州宇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和实际承运人周光平至今没有提供相关资质证明。电话咨询荆州宇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刘贞红后得知，该公司按客户要求调配运输车辆，对有特殊要求的客户，可以联系有关资质的运输公司予以承运。公估公司在调查询问的过程中，收集到武汉通航与承运方签订的运输协议。询问武汉通航高贝贝及实际承运人周光平后得知，此次承运工作由熟人介绍，且实际承运人周光平及货车在出险前已有过一次长途陆路运输出险直升机的经历。调查结论：出险直升机B-7456，属于一级大件物品；直升机装载到货车后，离地的最低极限高度为4.46米；根据法律法规，承运超限的以及大件物品的运输人必须具备相关资质；根据运输委托书、运输合同，合同中没有对超限运输约定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事故原因：公估公司经过询问当事人，查看事发后查勘图片、检验受损部件痕迹和分析、整理收集到的情况说明等资料，可以确认出险直升机在荆州完成装载、在南宁完成一卸一装后，机身各部完好无损；B-7456在抵达天津未卸时，确认旋翼顶部刮擦、破裂而受损。据此，公估公司认为承运人与托运人（被保险人）违反超限货物运输相关法规，直接导致B-7456直升机在南宁-
天津转运路途中，由于货车在装载直升机后最高点的离地高度超限，直升机顶部与限高架发生碰撞并造成损失。结论：此次事故是车头鄂Ｄ×××××和车尾鄂Ｄ×××××货车车辆运输B-7456直升机途中发生，B-7456直升机从南宁起运前完好；根据目前收集的资料、询问调查，可以确定B-7456直升机在抵达天津后在没有卸载的情况下确认受损；此次B-7456直升机在运输车辆没有与第三者发生碰撞以及车辆倾覆等事故的情况下，由于运输车辆在装载直升机后未测量装载最高点的离地高度，在该高度超过限高架标识高度时，直升机顶部与限高架发生碰撞。保单责任分析：根据保险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第二条约定，本保险分为基本险和综合险两种。保险货物遭受损失时，保险人按承保险别的责任范围负赔偿责任。其中，基本险中，“由于运输工具发生碰撞、搁浅、触礁、倾覆、沉没、出轨或隧道、码头坍塌所造成的损失”；综合险中，“本保险包括基本险责任外，保险人还负责赔偿因受震动、碰撞、挤压而造成货物破碎、弯曲、凹瘪、折断、开裂或包装破裂致使货物散失的损失”。根据保险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第八条约定，被保险人应严格遵守国家及交通运输部门关于安全运输的各项规定。还应当接受并协助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货物进行的查验防损工作，货物包装必须符合国家和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对于因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对于因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损失扩大的，保险人对扩大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分析结论：根据保险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第二条第二款的约定，本保险除包括基本险责任外，保险人还负责赔偿范围中含有：“因受震动、碰撞、挤压而造成货物破碎、弯曲、凹瘪、折断、开裂或包装破裂致使货物散失的损失”根据此次事故原因的分析，在暂不考虑B-7056机号与实际事故机号B-7456不符的情况下，此次直升机受损系运输途中与外界物体发生碰撞所致。调查无法确定的内容：投保单影像件、保险约定的保险标的B-7056直升机与实际发生事故的B-7456直升机，存在机号不符的情况；武汉通航不具备保险标的B-7056的保险利益，而为其投保，投保意图不明确。保单责任结论：此次武汉通航向天安保险投保国内水路、陆路运输货物险，由于上述2点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无法确定此次事故属于6313130060520140000010号保单的保单责任。损失核定情况，B-7456直升机受损后，经欧直技术人员评估，经过更换相关部件后，不影响其继续使用。定损金额汇总：公估公司计算此次武汉通航的机号B-7456直升机，在2014年9月9日因碰撞而遭受的财产损失金额为RMB3048281.13元，残值为RMB96.00元，核损金额为RMB3048185.13元。公估结论：此次武汉通航向天安保险投保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综合险，保险财产在2014年9月9日与外界发生碰撞而受损，经过查勘、检验，不能确定事故属6313130060520140000010号保单的保单责任。
另查明，在案涉保险单之前，武汉通航先后向天安保险武汉公司8次投保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运输车辆不同，前述保险单的主要条款与案涉保险单的主要条款基本一致，投保单均载明，“投保人兹声明上述所填内容（包括投保标的明细表及风险情况问询表）属实，同意以本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已经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特此投保。”武汉通航均在投保人签章处对此盖章确认。
本院认为，对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评判如下：
关于案涉保险合同的订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十一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武汉通航向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投保，天安保险武汉公司出具保险单，双方已依法订立前述保险法所规定的保险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案涉投保单、保险单均载明，标的物名称，“AS350B3e直升机一架，机号B-7056”、“运营人武汉通航”，而AS350B3e型号直升机，标记B-7456号，由武汉通航登记使用；标记B-7056号直升机，型号为罗宾逊R22，由广东穗联直升飞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使用。因此，案涉投保单、保险单的机号错误，但型号、运营人、投保人信息并没有错误。机号并不是保险标的物直升机的唯一标识，型号、运营人也是认定是否系被保险标的即案涉直升机的核心特征。我国境内并无机号为B-7056的AS350B3e型号直升机，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承保的是武汉通航所运营、使用的这台直升机，而不是某一个机号。故机号的错误，无论何种原因造成，对双方所成立的财产保险合同关系不构成根本影响。
关于案涉保险公估报告的效力。
保险公估报告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由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委托有资质的保险公估机构对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定后出具的书面文件，是保险公估机构客观反映保险公估过程和结论的载体，是保险公估业务的最终产品。
关于保险公估报告的法律性质，作为以书面形式记录保险事故、核实保险损失和核算理赔金额，反映保险标的出险、施救、核损及理算等过程的书面文件，符合民事证据的特性，但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可直接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证据。当事人仍需通过举证、质证过程，修补公估报告形成过程缺乏完备程序法保障之不足，由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其证据效力，体现程序正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仅规定了八个证据种类，未设有兜底条款。故可以理解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民事诉讼的证据为八种，即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对此，通说认为，保险公估报告应属于鉴定意见。理由为，鉴定意见是鉴定人接受委托或聘请，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借助一定的方法和仪器，对与案件有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研究、检验、分析后给出的判断性意见。保险公估报告正是由具备法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专门性意见，符合鉴定意见这一证据形式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可以委托保险公估机构等依法设立的独立评估机构或者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对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定。接受委托对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定的机构和人员，应当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估和鉴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前款规定的机构和人员，因故意或者过失给保险人或者被保险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明确了保险公估机构具有对保险事故的“评估、鉴定”资格。2006年2月21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答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渝高法民终字第174号《关于咨询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函》时,关于保险公估鉴定的认定，指出，“保险公估公司是依法由中国保监会批准设立的，接受保险当事人委托，专门从事保险标的的评估、勘验、鉴定、估损、理算等业务的单位。保险公估公司接受当事人一方委托所作的相关鉴定结论，当事人如有异议，属于事实认定范畴，应由法院作出调查认定。”因此，就证据层面而言，保险公估机构出具的保险公估报告，与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相若，作为法定机构为了解决保险理赔中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专业性问题而运用专业技术所作出的判断性结论，其核心内容直接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与法院在类似保险案件中委托所作的司法鉴定结论没有本质区别。作为鉴定意见的使命是终极与单一的，其产生、变更皆是源自诉讼这一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了其证据效力,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保险公估报告可在诉讼中作为如“无相反证据其应有效”的证据。
首先，在职能层面上，保险公估机构所具有的是一种保险金融范畴的评估职能，包括评估职能、勘验职能、鉴定职能、估损职能和理算职能等。而保险公估报告应当是这一职能发挥作用的结果物化即书面化，而其中鉴定职能是保险公估机构的核心职能，其预设效力不能轻易被推翻。
其次，保险公估机构立足保险合同之外，是保险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保险公估的准入机制使之能够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进行鉴定、核损；保险公估的准入机制也能保证保险公估机构从业人员具有丰富的保险公估知识和技能来完成这一使命，以专业知识来弥补法官专业领域知识的缺乏，帮助法官更准确的认识案件的事实部分，其出具的保险公估报告在责任划分及责任量化上相对其他评价主体能够做到更为权威。
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即一方当事人单方委托所出具的鉴定结论，另一方需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才能推翻，并没有法律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而案涉保险公估报告，系天安保险武汉公司、武汉通航、上海泛华天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共同签订《保险公估机构聘请合同》，委托上海泛华天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出具，并约定该保险公估报告为双方处理保险赔案的主要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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