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2）鄂武东开刑初字第00367号
公诉机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周汉钟，男，1963年11月17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系武汉市荣达拆迁有限责任公司经理。2012年4月26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0日因贪污罪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四看守所。
辩护人弓跃峰、钟民，湖北泓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某甲，男，1969年5月27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系武汉市荣达拆迁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2012年6月13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刑事拘留，同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四看守所。
辩护人刘刚、熊斌，湖北联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胡国银，男，1952年10月4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系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街道办事处工会常务副主席（2006年8月至2010年6月任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街道办事处经济管理发展科科长）。2012年6月13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刑事拘留，同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四看守所。
辩护人魏莱，湖北楚风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忠环，男，1956年10月18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系武汉市新风藤器厂厂长。2012年3月29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2日因滥用职权罪被逮捕，同年6月20日经武汉市公安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决定对其取保候审。本院于2013年12月23日决定对其逮捕，同月24日由公安机关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四看守所。
辩护人胡开智、叶立兵，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武东湖检公诉刑诉（2012）35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胡国银、王忠环犯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被告人周汉钟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被告人李某甲犯滥用职权罪一案，于2012年11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月16日和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陈薇、何仁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周汉钟及其辩护人弓跃峰，被告人李某甲及其辩护人刘刚，被告人胡国银及其辩护人魏莱，被告人王忠环及其辩护人胡开智均到庭参加诉讼。2012年12月28日，被告人胡国银的辩护人向本院提出调取新证据申请，本院同意该调取新证据申请，决定延期审理。公诉机关于2013年1月31日建议本院延期审理，进行补充侦查，并于同年2月28日补充侦查完毕后，建议本院恢复审理。2013年5月23日，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公诉机关于2013年8月28日建议本院延期审理，进行补充侦查，并于同年9月28日补充侦查完毕后，建议本院恢复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一、被告人胡国银、周汉钟、李某甲、王忠环滥用职权、被告人周汉钟贪污的事实
2006年4月，武汉市汉阳区市政建设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汉阳区市政总公司）受武汉市城诚路桥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负责本市汉阳区滨江大道道路排水工程红线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工作，该项目启动不久因建设资金原因中断。2006年下半年，时任武汉市鹦鹉街道办事处经济管理发展科科长、负责监管街属企业的被告人胡国银，为帮助拆迁范围内的新风藤器厂将来在拆迁中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款，擅自同意时任新风藤器厂厂长的被告人王忠环提出的由该厂承租户张某甲（另案处理）出资抢建房屋的协议，并在汉阳区组织的对违建房拆除过程中，向时任鹦鹉街街道分管城管的副主任李某乙（另案处理）打招呼不予拆除，致使该厂原一层厂房违法扩建为三层，违建面积1897.42平方米。
2009年，汉阳区滨江大道及周边道路排水工程房屋拆迁工作重新启动，受汉阳区建设局的委托，汉阳区市政总公司的子公司武汉市荣达拆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达拆迁公司）负责包括新风藤器厂范围内的拆迁补偿工作，分别担任荣达拆迁公司经理和项目经理的被告人周汉钟、李某甲在对新风藤器厂拆迁补偿过程中，为从拆迁中获得动迁安置房指标，伙同被告人胡国银、王忠环隐瞒该厂存在违建房并虚构该厂存在7户职工住房的事实，致使国家对该厂违建1316.50平方米的厂房支付补偿款人民币4922590.98元，对虚构580.92平方米的7套职工住房支付补偿款人民币2568206.32元，支付过渡费人民币84721.92元，并使他人获得7套动迁安置房指标。其中，被告人周汉钟以所在单位需要活动经费为由，向被告人王忠环提出虚构其情妇郭哎元为新风藤器厂职工且在该厂存在职工住房的事实，获取其中的拆迁补偿款人民币430109.20元及过渡费人民币11338.80元，并帮助郭哎元获取汉阳区枫华苑小区的动迁安置房指标1套。
二、被告人胡国银、王忠环挪用公款事实
被告人胡国银在担任本市汉阳区鹦鹉街道办事处经济管理发展科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指令其下级单位新风藤器厂时任厂长的被告人王忠环于2010年2月11日、4月14日先后二次将该厂共计人民币15万元供其个人使用，用于其女儿公司经营。2011年11月14日被告人胡国银在离开经济管理发展科岗位后，再次从新风藤器厂借款人民币10万元，用于其女儿公司经营，后全部偿还。
针对上述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和宣读的证据有：1、抓获及破案经过；2、报案材料及证人证言；3、文件检验鉴定书；4、关于胡国银职务任免的通知、鹦鹉街职能科室工作职责、关于周汉钟任职的决定、关于成立武汉市荣达拆迁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武汉市汉阳区市政建设工程总公司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武汉市荣达拆迁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城市房屋拆迁代办资格证书、滨江大道1.1公里及周边道路排水工程房屋拆迁委托合同、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拆迁公告、房屋土地使用平面图、武汉市房地产平面图、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拆迁补偿付（收）款手续通知单、转账凭证、记账凭证、拆迁项目统计表、暂予扣留、封存物品登记表、情况说明等书证；5、被告人胡国银、周汉钟、李某甲、王忠环的供述及辩解、同步录音录像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胡国银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告人周汉钟、李某甲作为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伙同被告人王忠环在拆迁补偿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直接经济损失达人民币7575519.22元，并使7户非法获取动迁安置房指标，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均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周汉钟利用其职务便利，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及安置费共计人民币441448元，并获得动迁安置房指标1套，其行为还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胡国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指令被告人王忠环将新风藤器厂的公款共计人民币15万元供个人使用，用于营利活动，数额较大，被告人胡国银、王忠环的行为还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均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周汉钟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提出有自首情节；新风藤器厂厂房的拆迁补偿，审批我负责，查看由项目经理负责，由评估公司负责，价格是领导间谈妥了的，我们执行。
被告人周汉钟的辩护人对指控的罪名无异议。但提出：1、指控被告人周汉钟隐瞒新风藤器厂存在违建房、虚构7户职工住房的认定，没有客观反映事实真相，加重被告人周汉钟的犯罪地位、作用。2、本案损失产生有诸多因素，被告人周汉钟的行为不是导致损失的主要原因。3、被告人周汉钟具有自首情节，无犯罪前科，损失已经挽回，请求法庭减轻处罚。
被告人李某甲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
被告人李某甲的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李某甲有自首情节。2、被告人李某甲是聘用人员，在领导指示范围内做工作，没有独立决断权。3、其骗取了动迁房指标一套，情节轻微，初犯，认罪态度较好，损失已挽回，请求法庭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胡国银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无异议，但辩称自己没有监管拆迁的职责，建厂房不需要自己同意。
被告人胡国银的辩护人提出：1、起诉书指控“7575519.22元直接经济损失”包括新风藤器厂房屋拆迁补偿款，一直留存在新风藤器厂的账户上，始终受到汉阳区鹦鹉街办事处的严格监管，不构成滥用职权罪所要求的“造成经济损失”，起诉书指控直接经济损失不能成立。2、“新风藤器厂违建房参照历史遗留房进行补偿和该厂存在7套职工住房，应予以补偿”。是汉阳区鹦鹉街办事处集体意志的体现，汉阳区政府2010年4月14日就前述问题形成会议纪要，同意参照历史遗留房给予补偿，是汉阳区政府组织意愿，与被告人胡国银无关。3、被告人胡国银“擅自同意新风藤器厂违建房抢建协议和向相关人员打招呼不予拆除”，不能认为是被告人胡国银滥用职权的行为，为了维护改制企业稳定，违建厂房不予拆除是街分管领导决定，被告人胡国银没有决定权，指控其犯滥用职权罪的证据存疑，且情节轻微。4、指控被告人胡国银挪用公款用于营利活动证据不足。且被告人胡国银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经过厂方集体研究决定借给被告人胡国银，使用没有超过三个月归还。指控被告人胡国银挪用公款罪不能成立。
被告人王忠环对起诉书指控的滥用职权罪有异议。辩称：1、其不构成滥用职权罪。2、挪用公款罪是集体决定的。3、有自首情节。
被告人王忠环的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王忠环不构成滥用职权罪主体。2、本案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涉案资金在政府监管下。3、新风藤器厂违建的行为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是完全知情，参照历史遗留房给予补偿，是组织行为。4、被告人王忠环挪用公款系集体决定，且在挪用公款中系从犯，有自首情节，请求法院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一、被告人周汉钟、李某甲、胡国银、王忠环滥用职权、被告人周汉钟贪污的事实
2006年4月，武汉市汉阳区市政建设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汉阳区市政总公司）受武汉市城诚路桥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负责本市汉阳区滨江大道道路排水工程红线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工作，该项目启动不久因建设资金原因中断。2006年3、4月间，汉阳区安全监督部门将汉阳区滨江大道道路排水工程红线范围内新风藤器厂租给武汉市鼎仙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业主张某甲（另案处理）的两个酿造车间认定为危房查封后，张某甲找到时任新风藤器厂厂长的被告人王忠环协商，提出由其出资对危房进行改扩建，从而获取相应的房屋拆迁补偿款。被告人王忠环表示同意，双方于2006年7月签订了《关于危房改建协议》。其后，被告人王忠环将由张某甲出资对危房进行改建且双方已签订了《关于危房改建协议》的事宜，告知时任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道办事处经济管理发展科科长、负责监管街属企业的被告人胡国银，被告人胡国银对该协议默认。2006年8月，被告人王忠环及张某甲在未报批办理建房许可手续的情况下，对危房进行改造、扩建。期间，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道办事处和汉阳区城管局对辖区违建房进行拆违，曾对新风藤器厂的违建厂房进行拆除。被告人胡国银为帮助新风藤器厂将来在拆迁中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款用于该企业改制，找到时任汉阳区鹦鹉街分管城管的副主任李某乙（另案处理），要求其对新风藤器厂的违建厂房不予拆除，并获得允许，致使该厂原一层厂房违法扩建为三层，违建面积1897.42平方米。
2009年，本市汉阳区滨江大道及周边道路排水工程及房屋拆迁工作重新启动。受汉阳区建设局的委托，汉阳区市政总公司下属的武汉市荣达拆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达拆迁公司）负责包括新风藤器厂在内的拆迁补偿进行踏勘、谈判，收集审核资料工作。时任荣达拆迁公司经理的被告人周汉钟和项目负责人的被告人李某甲为在新风藤器厂拆迁中获得动迁安置房指标，伙同被告人胡国银、王忠环隐瞒该厂存在违建厂房并虚构该厂存在7户职工住房的事实。被告人李某甲在对该厂拆迁范围进行踏勘、谈判，收集审核拆迁资料、拆迁面积及范围内安置对象的上报材料时，隐瞒上报材料的真实情况。被告人周汉钟在对该厂拆迁范围进行踏勘、拆迁面积及范围内安置对象的上报资料进行审核中，未对上报资料的真实性、客观性严格把关，使该厂违建无证厂房1316.50平方米参照办公用房区位价的85%获得补偿，致使国家支付补偿款人民币4922590.98元，对虚构580.92平方米的7套职工住房支付补偿款人民币2568206.32元，支付过渡费人民币84721.92元，并使与被告人周汉钟、李某甲、胡国银、王忠环有关联的人员获得7套动迁安置房指标。其中，被告人周汉钟向被告人王忠环提出虚构郭哎元为新风藤器厂职工，在该厂存在职工住房，为其情妇郭哎元在新风藤器厂拆迁补偿中获取动迁安置房指示一套和拆迁补偿款及拆迁过渡费。被告人周汉钟为使上述拆迁补偿款、拆迁过渡费及动迁安置房指标为情妇郭哎元所有，向被告人王忠环提出所在单位需要活动经费为由，使情妇郭哎元获取拆迁补偿款人民币430109.20元和过渡费人民币11338.80元，共计人民币441448元及汉阳区枫华苑小区的动迁安置房指标1套。
另查明，高某乙、高某甲、汤某、张某乙、陈某、严某乙领取住房拆迁补偿款、过渡费共计人民币2161743.24元后，已先后交给新风藤器厂。
还查明，被告人周汉钟贪污款项人民币441448元，由郭哎元用其中的252346.98元购买了动迁安置房。该房由武汉市汉阳区建设局收回后，折抵现金人民币252346.98元，由武汉市汉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暂扣；余下款项人民币189101.02元，已由武汉市汉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向郭哎元追缴并暂扣。新风藤器厂获取的违法建筑拆迁补偿款人民币4922590.98元，已由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办事处监管账户监管；六户房屋拆迁补偿款、过渡费共计人民币2161743.24元，由新风藤器厂交武汉市汉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暂扣。检察机关还扣押涉案款项人民币49737元。上述款项合计人民币7575519.22元。
二、被告人胡国银、王忠环挪用公款的事实
被告人胡国银在担任本市汉阳区鹦鹉街经济发展管理科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于2010年2月11日和同年4月14日，先后二次伙同其业务主管的下级单位新风藤器厂时任厂长的被告人王忠环，共同挪用新风藤器厂人民币15万元供其个人使用，用于女儿胡某丙公司的经营，后全部偿还。
另查明，2012年3月29日，被告人王忠环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被抓获归案，同年6月20日由检察机关决定对其取保候审。相关职能部门在办理被告人王忠环违纪案件中发现被告人周汉钟有滥用职权行为，于同年3月24日，通知被告人周汉钟到职能部门进行谈话调查，被告人周汉钟主动交代了其贪污枫华苑动迁房一套给其情妇的事实。同年6月13日，被告人胡国银、李某甲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检察机关及武汉市汉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抓获经过及情况说明，证明：2012年3月29日，对被告人王忠环采取强制措施；武汉市汉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办理被告人王忠环违纪案件中发现被告人周汉钟有滥用职权行为，于同年3月24日通知被告人周汉钟到武汉市汉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谈话调查，被告人周汉钟主动交代了贪污枫华苑动迁房一套的事实。同年6月13日，检察机关通过武汉市汉阳区纪律检查委员将被告人胡国银、李某甲依法传唤到案。
2、武汉市汉阳区鹦鹉片住户的报案材料，证明：在鹦鹉片进行大规模拆迁改造中，极少腐败蛀虫在拆迁中以权谋私，弄虚作假，虚列或扩大拆迁住房面积，从中套取巨额财政补偿资金私分。2009年初，新风藤器厂拆迁公司登记造册用地面积890多平米，建筑面积2680平米，同时虚构了十户同号异名的户主，并修改了原登记册，销毁了原电子档案，从而套取国家财政资金1000多万元。
3、被告人胡国银、周汉钟、李某甲、王忠环主体身份的证明材料，证明：被告人胡国银自2006年8月16日任鹦鹉街经济发展管理科科长，2010年6月任鹦鹉街工会常务副主席；被告人周汉钟自2010年3月2日起任荣达拆迁公司经理；被告人李某甲自2006年12月8日起，任荣达拆迁公司项目负责人；被告人王忠环自1989年10月14日起任新风藤器厂厂长，新风藤器厂为集体所有制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4、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城投公司）与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签订的征地拆迁委托协议书、汉阳区建设局与荣达拆迁公司签订的滨江大道1.1公里及周边道路排水工程房屋拆迁委托合同、项目代建管理委托书；征地拆迁资金拨付的说明、汉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安排区审计局工程拆迁资金进行审计的通知；武汉市城诚路桥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城诚路桥公司）与汉阳区市政总公司拆迁公司签订的汉阳区滨江大道及周边道路排水工程房屋拆迁委托合同，证明：滨江大道工程经武汉市城建委批复，所用资金为市城建资金。2006年4月10日，市城诚路桥公司将该拆迁项目委托给汉阳市政总公司。2006年12月，汉阳市政总公司拆迁分公司资质被撤销，同时成立荣达拆迁公司。2009年7月22日市城投公司委托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负责征地拆迁，管理机构为汉阳区建设局。汉阳区建设局委托荣达拆迁公司代办拆迁，该项目属独立的拆迁项目，由汉阳区人民政府下设机构汉阳区城建重点工程征地拆迁指挥部负责监督管理，汉阳区人民政府安排区审计局对该工程的拆迁资金进行审计。
5、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2006年8月17日拆迁公告和武汉市人民政府第130号令及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证明：拆迁红线图内包括新风藤器厂的房屋需拆除。拆迁范围确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该拆迁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房屋；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使用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被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按房屋产权证登记的建筑面积确定，没有确定建筑面积的，由房产管理部门确定。
6、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武规拆字（2003）9号文件，证明：《武汉市历史遗留无证房屋拆迁补偿处理意见（试行）》，明确了历史无证房屋，是指1991年7月3日《办法》颁布以前单位和个人已建设但未办理土地、房产权属登记手续的房屋，1991年7月3日以后，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房屋，不予补偿。1981年10月29日至1991年7月2日期间建设的无证房屋，单位和个人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按有证房屋拆迁评估单价的85%补偿。2010年4月14日汉阳区拆迁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明确企事业单位有证房屋参照办公用房区位价给予补偿，无证房屋参照办公用房区位价补偿时按武规拆字（2003）9号文规定执行，企事业单位分配给职工居住的房屋参照住宅用房区位价给予补偿。
7、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拆迁补偿付（收）款手续通知单、转账凭证、记账凭证、拆迁项目统计表等书证，证明：2010年7月2日荣达拆迁公司与新风藤器厂根据阳光评估公司的《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达成拆迁补偿协议，由荣达拆迁公司向新风藤器厂支付拆迁补偿款为人民币14124247元，同月27日由武汉市汉阳区建设局账户转账至新风藤器厂账户。
8、证人李某乙（时任汉阳区鹦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证言，证明：2006年，我在鹦鹉街分管街道城管，主要是配合汉阳区城管局将违建房拆除。2006年下半年，城管科的胡某甲汇报说新风藤器厂在失火的面积上加盖二层楼，我说违章建筑必须拆除。胡某甲就安排城管科人员配合城管局执法中队对新风藤器厂组织过一次拆违。街道办事处经管科的胡国银找到我，说新风藤器厂属于街道的特困企业，希望城管科不要对该厂的违建房进行拆除，让企业在拆迁中获得拆迁补偿款用于企业改制。我就叫胡某甲不要对新风藤器厂拆违了。
2010年上半年的一天，王忠环到办公室对我说，滨江大道项目拆迁，荣达公司核算的补偿金额为1400余万元，但厂里改制需1600余万元。他希望我可以出面和荣达拆迁公司协调，争取补到1600余万元。之后，王忠环、周汉钟、李某甲等人到我的办公室，跟我商谈对于新风藤器厂拆迁补偿事宜。李某甲向我介绍了该厂厂房有证面积和无证面积的情况，表示补偿金额总共只能算到1400余万元。王忠环希望争取补到1600余万元。我表示新风藤器厂为街属特困企业，该厂原失过火，厂里对原厂房进行修复，并在部分烧毁的原一层楼厂址进行了扩建，将一层楼的平房加盖到三层，扩建了1800多平米的面积，希望能参照武规拆（2003）9号文件的规定按照有证面积标准的85%进行补偿。
2010年4月，汉阳区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拆迁协调会，由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喻某甲主持，会议主要讨论为顺利推进滨江大道1.1公里及周边道路排水工程拆迁项目，讨论了新风藤器厂厂房的补偿事情，我和荣达拆迁公司周汉钟参加了会议。周汉钟在会上汇报了新风藤器厂有证、无证面积的情况，我在会上介绍了该企业是特困企业，希望荣达拆迁公司能够参照武汉市历史遗留无证房屋拆迁补偿的政策予以补偿，给新风藤器厂在拆迁补偿方面给予照顾，周汉钟当场也同意我的观点。会后汉阳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形成纪要，会议原则同意对拆迁红线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有证房屋参照办公用房区位价给予补偿，无证房屋参照办公用房区位价补偿时按武规拆字（2003）9号文规定执行。后来荣达拆迁公司根据这一会议纪要精神，对新风藤器厂“无证”的面积全部予以了补偿。
9、证人胡某甲（时任鹦鹉街城管科科长）的证言，证实：2006年下半年安排城管科队员对新风藤器厂违建厂房行为查违控违时，胡国银及其领导李某乙向其打招呼不要管新风藤器厂的违建行为。
参与对新风藤器厂拆违控违的鹦鹉街城管科队员宋彬、汉阳城管局鹦鹉中队队长詹云峰的证言，均证实2006年下半年对新风藤器厂拆违时，因为胡某甲向其交代街道领导有要求，就没有再管新风藤器厂的违建行为了。
10、证人黄某（时任鹦鹉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证言，证明：2007年6月至2010年6月，分管街道经管科的工作。安排经管科彭某根据“企业改制方案”对企业请款事项进行初步核实，看是否符合改制方案用款的规定。对符合规定的，由彭某向原经管科长胡国银报告，胡国银进行复审，对胡国银的复审环节没有要求签字。胡国银同意后由彭某向我报签，我要对请款事由进行审核，主要是掌握用款去向。2011年上半年街道组织对街属企业的改制资金查账后，听说新风藤器厂有很多“白条”作账的情况，未经街道同意私自将监管资金借给胡国银。2010年上半年的一天，胡国银到我办公室跟我说拆迁公司的人想认识街道领导，想要我一起吃饭，当时有原街道书记李某丙、主任刘某、副主任李某乙、市政公司刘前进、荣达拆迁公司周汉钟、新风藤器厂王忠环，胡国银也参加了。胡国银将“关于房屋属办公用房的说明”两份说明，拿到我办公室跟我说新风藤器厂有个材料要盖街道办事处的公章，要我在上面签字，上面情况属实的意见是我签的，但说明里的内容我不清楚。我签了“情况属实”的意见后，胡国银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加盖了“汉阳区人民政府鹦鹉街街道办事处”的公章。
文字检验鉴定书，证明：经鉴定，二份“关于房屋属办公用房的说明”中的“情况属实”不是胡国银所书写，而系黄某所书写。
11、证人彭某（案发时在鹦鹉街道办事处经管科主要分管街属企业改制工作）的证言，证实：经管科对企业用于改制的拆迁补偿款进行监管，监管时企业请款流程与黄某反映的一致。还证实：新风藤器厂坐落在鹦鹉小道，厂房十分破旧，都是平房。2000年左右该厂部分厂房失火，王忠环曾向街里我和胡国银反映想申请借款重建厂房，但街道没有批准。2006年由该厂租户鼎仙调味食品有限公司老板张某甲出资，将之前烧毁的部分厂房900余平方米重建，并在原平房的基础上又加盖了2层，加盖面积为1800余平方米。我听王忠环说2006年重建厂房时城管人员曾到建房现场进行过执法，但最终补办了手续没有，他没有找我，我也不清楚。该厂拆迁时，王忠环曾到经管科来向胡国银科长和我表示厂里拆迁补偿金额低了，拆迁公司准备给1400万元，但厂里改制需要1600万元，胡国银表示他解决不了，需要向街领导副主任黄某汇报。后来拆迁款到位后，王忠环跟我说已到账的1400万元到了厂里监管账户，还有200万元没有到，并告诉我这200余万元是通过虚构7户该厂职工的名义获得的动迁安置房。由于房子还没有对接，所以200余万元房款至今还未交到厂里。我只知道虚构的7户职工中有我爱人汤某，胡国银也以虚构职工的名义搞了房子，但具体搞了几户我不清楚。我在新风藤器厂拆迁过程中以我爱人汤某的名义找王忠环搞了一个动迁安置房。协议签好后过了几天，汤某到银行办理差额补偿款的存折开户事宜，存折办好后我们将存折交给了喻某乙，这个存折就是差额补偿款，这个钱我们没有要，我们要的动迁安置房到目前为止都没人通知我们去办理对接交房手续的事实。
12、证人刘某（时任鹦鹉街道办事处主任）的证言，证实：2008年10月至2012年2月，全面负责鹦鹉街道办事处的行政工作。2010年上半年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胡国银到办公室要我请汉阳市政公司副总刘前进吃个饭，王忠环之前好像也跟我打过招呼。当天晚上我、街道书记李某丙、李某乙、胡国银、市政公司副总刘前进、荣达拆迁公司周汉钟、王忠环一起在汉阳一家餐馆吃饭。李某丙对刘前进、周汉钟说希望拆迁公司对新风藤器厂关照一下，刘前进和周汉钟没有明确表态。还证实在2010年7、8月份，新风藤器厂征地拆迁补偿款到达企业监管账户后，会同街道书记李某丙、孙建国、李某乙开会讨论对新风藤器厂租户鼎仙调味品公司改扩建厂房拆迁补偿比例的事，孙建国认为租户拿70%的拆迁补偿款过高，后经开会研究确定新风藤器厂与鼎仙调味品公司对改扩建危房拆迁款五五分成的事实。
13、证人李某丙（时任鹦鹉街道办事处书记）的证言，证实：2007年6月至2012年2月，全面负责街道行政工作。2012年上半年在王忠环与荣达拆迁公司签协议前，我和街道的刘某、李某乙、汉阳市政公司的副总经理刘前进、荣达拆迁公司的经理周汉钟、新风藤器厂的厂长王忠环在鹦鹉辖区的一家餐馆吃饭时，我说请荣达拆迁公司对新风藤器厂的拆迁给予支持，同时也希望藤器厂配合拆迁。还证实：在2010年7、8月份新风藤器厂征地拆迁补偿款到达企业监管账户后，同接管街道分管经管科的副主任孙建国、刘某开会讨论对新风藤器厂租户鼎仙调味品公司改扩建厂房拆迁补偿比例的事，孙建国认为租户拿70%的拆迁款过高，后经开会研究，确定新风藤器厂与鼎仙调味品公司对改扩建危房拆迁款五五分成。
14、证人张某甲的证言，证实：1997年到2010年陆续在新风藤器厂租用厂房，不断扩大生产经营面积。至1999年又租用了藤器厂的厂房共1000平方米左右，2000年因失火把租用的部分厂房烧毁了。根据生产需要，2002年时重新签订租房协议，把整个新风藤器厂都承租下来，租用厂房面积有1500多平方米。2006年3、4月份安监局检查，把两个酿造车间总共300多平方米认定为危房查封。我就找王忠环协商，王忠环说找街道出资对危房进行改建，但街道没有钱。我就跟王忠环协商，由我出资对危房进行改造。我与王忠环于2006年7月份签订了《关于危房改建协议》，由我出资改扩建厂房。在未办理建房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于2006年8月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把房子盖了起来，在原厂房一层的基础上加层扩建了三层楼，总共加盖了二层共计1897.42平方米。当时都知道鹦鹉片区政府要征地拆迁，我就出资建厂房，如果国家有拆迁补偿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偿。后来违建房要拆，王忠环找到街道领导协调，城管就没拆了。我在城管拆违的第二天又继续建房，再也没有人管我建房了。我得到房屋拆迁补偿款3342973.65元，由《危房改建的补偿协议》上的3144973.65元和《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上的19.8万元组成。胡国银担任经管科长时经常去新风藤器厂检查工作，他知道新风藤器厂改扩建是我出资的，王忠环对我说《危房改建协议》拿给胡国银看过。
15、证人喻某甲（时任汉阳区政府任办公室副主任）的证言，证明：我主要协助分管城建工作的区长，具体负责协调汉阳区的规划局、建设局、房管局、水务局、人防办等部门的工作。2009年7月26日区政府专门成立了拆迁安置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副区长张军任组长，我和区建设局局长熊成明任副组长，成员有汉阳区建设局局长张修法任办公室主任、鹦鹉街道办事处调研员李某乙、汉阳区市政公司副总经理刘前进、荣达拆迁公司经理王永进等人。
武汉荣达拆迁公司受政府委托，行使政府拆迁工作的职能，该项目的拆迁资金是政府投资。2010年，周汉钟受汉阳区政府及建设局的委托负责主持该项目的拆迁工作，并负责管理该项目拆迁补偿款。
2010年4月14日，在区政府协调会议上讨论拆除鹦鹉街辖区新风藤器厂房屋的时候，李某乙反映新风藤器厂曾发生火灾，后来进行了重建，失火的房子有部分面积是没有两证的，是80年代建的，符合武规拆字（2003）9号文件关于历史无证房屋的规定，为推进该厂职工改制工作，希望将该厂的无证房屋参照办公用房区位价进行补偿。周汉钟当时和李某乙说了同样的话，并提到新风藤器厂有几户职工宿舍要被拆迁，需要对他们进行动迁安置补偿，街道办事处的也说了这个意见。
当时想到李某乙是街道办负责人，就相信他发言的真实性，没有表示反对。虽然新风藤器厂房产证明上显示有证房屋的用途是“工交仓”，远低于办公用房的补偿标准，但是我们经过多次讨论，为了社会的稳定，帮助企业进行改制，所以同意按办公用房的标准进行补偿解决拆迁问题，并形成了会议纪要。
时任汉阳区建设局副局长张修法的证言与证人喻某甲的证言一致，证实在汉阳区政府办公室组织的协调会上，拆迁领导小组对新风藤器厂拆迁补偿标准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会议纪要。
16、证人严某甲的证言，证实：2006年9月至2011年2月任武汉市诚诚路桥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2010年，周汉钟受汉阳区政府、汉阳区建设局的委托，负责主持汉阳区滨江大道1.1公里及周边道路排水工程房屋拆迁工作，并作为管理该项目拆迁补偿款的直接负责人。
17、证人李某丁的证言，证实：2002年至2011年任汉阳区房产局测绘中心队长，全面负责测绘中心的工作，不分有证面积和无证面积，测量过程中不要求测绘人员收集房屋产权证明和调查建房时间。2009年6月，受政府委派对新风藤器厂进行过两次测量。第一次我安排了熊建平负责测量，王新文根据熊建平的测量数据制作草图及平面图参与测量。过了不久，鹦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某乙和王忠环到我办公室，王忠环对我说第一次测量漏掉了厂里失火烧掉的屋顶。我又安排王新文进行了测量，王新文按照第二次测量的数据重新制作了平面图。又过了不久，荣达拆迁公司周汉钟和王忠环到办公室找我，谈新风藤器厂7户职工分户的事。王忠环提出虚构7户在职职工住房的名额在拆迁补偿中多搞点钱，并提供了写有7户职工姓名及房屋面积的名单。我当时安排王新文直接在平面图上进行了分户。
18、证人林某（时任新风藤器厂的书记）的证言，证实：我主要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厂里的具体事务由厂长王忠环经手。2000年的时候厂区被烧了，张某甲跟我们协商，帮我们把厂房重建，第一层全部归厂里所有，搭建的二三层拆迁时按照三七分成分给张某甲七成的拆迁补偿款，这个协议当初已经形成文字，有记载，滨江大道片2010年正式签订的协议。由厂长王忠环出面，街道经管科的胡国银和彭某与拆迁公司的李某甲一起协商拆迁的事情。当时拆迁价格不高，经核算拆迁成本之后发现改制资金不足，由街道出面跟拆迁公司协商，以办公用房的名义进行拆迁计算补偿。最终经过协商，拆迁公司一次性补偿1410多万元到监管账户。另外还有7套房子的指标，房子的房款全部归入企业的拆迁款项。因我厂大部分厂房面积为无证面积，在荣达拆迁公司李某甲的授意下出具2份“关于房屋属办公用房的说明”，都是在王忠环的要求下按照荣达拆迁公司李某甲的要求出具的。
19、证人喻某乙的证言，证实：1996年底1997年初，我任新风藤器厂的出纳，主要负责做厂里的账目凭证，会计负责审核。新风藤器厂一共有三个账户，分别是建设银行汉阳支行（账号尾号为0130）、华夏银行（账号尾号为0934）、光大银行（账号尾号为1952）。其中华夏银行和光大银行都是街道指定的拆迁监管账户。建设银行账户是我们厂的基本账户。
我们厂的租户鼎仙调味有限公司张某甲在2009年，因为要建新厂房找王忠环借了我们厂里100万元，后来在给他的334万元的拆迁补偿款中抵扣了。另外214万元的补偿款通过我们厂的建行账户打给他的；20万元的补偿款是从华夏银行打给他的。
高某乙、高某甲、汤某、张某乙、陈某等5户的差额补偿款分别为35745元、58826元、15864元、28443元、13146元，严某乙的房款为353577.77元，以上共计505601.77元。差额补偿款发放后，王忠环通知以上5户到工行泰合支行将差额补偿款存折交给我，要我以我的名义在工行新开一个账户，将以上5户的差额补偿款全部转到我的工行新账户上，过了不久，严某乙将存有其房款的工行存折交到厂里。
关于严某乙等7户的过渡费，我只见过高某甲、汤某、陈某、张某乙四个人的存折，每个人都有2个存折。过渡费下来后，都是王忠环通知这些人和我去工行泰和支行碰面的，这些人凭身份证把存折从银行领出来后交给了我。我把这些钱取出来后就都存在我的个人兴业银行的账户里，因为王厂长让我把这些钱单独放起来。
20、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实：1987年调到新风藤器厂担任会计至今。2010年7月份汉阳区建设局打给我们厂在华夏银行的监管账户1420多万元，后来王厂长说还有160万拆迁款没有到账，这160万元是由六个拆迁合同补偿款组成的。2010年，喻某乙出纳打给我建行存折上50.5万元，其中严某乙存折有35.3万元，另外几个加起来有15.2万元，她说这50.5万元是上述160万元的一部分。我知道拆迁款是应该进监管账户的，但是厂长和书记都说不要紧，不让我进账，说等剩下的160万元到齐了再进账。2012年5月19日，王忠环被汉阳区纪委“双规”后，我们厂按照纪委的要求，将以上涉案的5052225.52元的钱款从我厂在光大银行汉阳支行的监管账户转款至汉阳区纪委提供的账户中。
21、证人王某乙的证言，证实：2006年12月至今在武汉市荣达拆迁有限公司任会计。在滨江大道拆迁过程中，周汉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要在该项目中搞一套动迁安置房，然后出售该安置房，所得款项给我们财务用于公司的活动经费。
22、证人杜某的证言，证实：因李某甲对电脑不熟，他把新风藤器厂7户住户的补偿明细手稿交给我，我按手稿内容填写了以上7户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并上机打印拆迁补偿清单和附属物图纸，故我在补偿清单填表人一栏及附属物图纸制图人一栏填写了自己的名字。
23、证人郭哎元（与被告人周汉钟系情人关系）的证言，证明：2010年上半年的时候，我跟周汉钟提出要他跟我搞一套房子。过了不久，周汉钟找我要身份证，说他已经给我搞了一套房子。2010年7、8月份的时候，周汉钟把拆迁补偿协议拿到我租住的地方给我签了名，告诉我他是通过新风藤器厂作假的方式搞到的。拆迁公司给我计算的拆迁补偿总费用为430109.20元，安置房总费用为337587元，差价是92525.52元。不久，周汉钟又通知我拿身份证到汉口泰和广场的工商银行去办一个关于房屋拆迁的存折，后来在扣除房款以后，拆迁公司给我存折上支付了补偿款的余款是92525.52元。拆迁补偿款92525.52元分次以现金方式取出来了，在2011年开发商将多收的房款7万多元也打到了那张存折，总共有16万余元钱，我自己用了一部分，我将余款又补了些钱一起凑齐10万元分几次交给了一个名叫厉富民的老板了。我不是新风藤器厂的职工，在汉阳区鹦鹉小道91号也没有房屋被拆迁过，周汉钟不会找我要这套房子的房款，这套房子是他送给我的。
24、关于虚构7套职工住房并使该7户获得动迁安置房指标相关证人的证言：
（1）证人张某乙的证言，证实：2010年胡国银告诉我以假冒新风藤器厂在职职工的名义获得了1套桥机嘉园2-1-1101号的动迁安置房。2010年7月，签订了虚构的拆迁补偿协议，并在虚构的《住户房屋拆迁补偿清单》、《房屋平面图》和《装修补偿清单表》上签了字，后到工商银行泰合支行领取存折后，将存折交给了新风藤器厂的财务人员。存折上后来有几笔钱到账，到账后该厂财务人员都会通知我到银行签字，并将补偿款存入以我名义开户的存折里。
（2）证人高某甲的证言，证实：2010年我通过同学胡某乙认识他的哥哥胡国银和王忠环，并通过胡国银、王忠环搞到一个动迁房的指标。2010年7月2日，王忠环通知我到汉阳乐福园酒店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7月27日到工商银行泰合支行领取存有差额款的存折后将存折交给了新风藤器厂出纳员喻某乙。在2011年3月30日、8月24日我到工商银行泰合支行办理了开户及领取存折手续，并将存折交给了喻某乙。
（3）证人胡某乙的证言，证实：在2010年高某甲通过我认识胡国银和王忠环，后通过胡国银、王忠环获得动迁安置房指标。
（4）证人汤某的证言，证实：通过彭某向新风藤器厂的王忠环搞了一个枫华苑1-1-1204动迁房指标，并配合该厂会计喻某乙在泰合支行办理过换存折、领取过渡费手续，到目前为止尚未办理动迁房的交房手续。
（5）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2010年，王忠环为了获取动迁安置房，以厂里的名义出具虚假证明，把我虚构为新风藤器厂的员工，获得了1个动迁安置房的指标。2010年夏天，签订了虚构的拆迁补偿协议后，多次到工商银行泰合支行领取以我的名义办理了存折。这套动迁房的房款还没有付。
（6）证人高某乙的证言','2018-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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