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四中法民再终字第0000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石小娥，女，苗族，1963年7月25日出生，工人，住重庆市酉阳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冉燕霞，女，土家族，1974年7月23日出���，工人，住重庆市酉阳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朱占花，女，土家族，1975年1月17日出生，工人，住重庆市酉阳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石菊仙，女，苗族，1962年6月20日出生，工人，住重庆市酉阳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彭作芬，女，1973年3月4日出生，土家族，工人，住重庆市酉阳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冉红，女，土家族，1975年4月20日出生，工人，住贵州省沿河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车娅琴，女，苗族，1975年5月16日出生，工人，住重庆市酉阳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田建平，女，土家族，1976年9月27日出生，工人，住重庆市酉阳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涂志英，女，土家族，1971年3月17日出生，工人，住重庆市酉阳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冉红霞，女，土家族，1978年11月1日出生，工人，住重庆市酉阳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燕妮，女，土家族，1978年9月26日出生，工人，住重庆市酉阳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何琼飞，女，土家族，1975年11月25日出生，工人，住重庆市酉阳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秦永利，女，土家族，1973年2月8日出生，工人，住重庆市酉阳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智，男，土家族，1975年2月7日出生，工人，住重庆市酉阳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冉福平，女，土家族，1967年9月10日出生，工人，住重庆市酉阳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尚仁兵，男，土家族，1970年6月20日出生，工人，住重庆市酉阳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杜娅红，女，苗族，1975年2月12日出生，工人，住重庆市酉阳县。
诉讼代表人：石小娥，女，苗族，1963年7月25日出生，工人，住重庆市酉阳县。
诉讼代表人：冉燕霞，女，土家族，1974年7月23日出生，工人，住重庆市酉阳县。
委托代理人：彭先斌，重庆纵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冉隆忠，男，土家族，1943年3月19日出生，住重庆市酉阳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丝绸厂。
诉讼代表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丝绸厂破产管理人。
负责人：罗峰，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冉俊清，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张宗会，男，土家族，1952年6月19日出生，住重庆市酉阳县。
再审申请人石小娥、冉燕霞、朱占花、石菊仙、彭作芬、冉红等17人因与被申请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丝绸厂（以下简称酉阳县丝绸厂）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2）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679号民事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6日作出（2013）渝高法民申字第0111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石小娥等17人、诉讼代表人石小娥、冉燕霞，诉讼代理人彭先斌、冉隆忠，被申请人酉阳县丝绸厂的委托代理人冉俊清、张宗会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10月17日，一审原告石小娥、冉燕霞、朱占花、石菊仙、彭作芬、冉红等17人起诉至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酉阳县人民法院）称，1992年，酉阳县丝绸厂根据该县就业局（1992）14号文件规定，面向全县城乡招收合同制工人。石小娥���17人应招后，经该厂考核审定和进行岗前培训后，分别被录用为该厂的合同工。同时，石小娥等17人按照该厂的通知要求，在分别交纳集资款2500元后，加入该厂工作至1996年底。1997年，该厂因经营不善，歇业停产。2010年4月，酉阳县丝绸厂申请破产。同年6月，酉阳县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宣告其破产还债。清算期间，因酉阳县丝绸厂的破产管理人违反劳动法及相关政策的规定，对原告进行歧视性安置，以季节性临时工性质予以清退；公示的《安置补偿表》只按石小娥等人各自的实际工作年限给予经济补偿4年（总金额为各8190.68元）；只缴纳石小娥等人实际工作期间的社保费用，集资款也只退还950元。酉阳县丝绸厂在按上述标准公布后，石小娥等人提出异议，但该厂拒绝更正，并不予书面答复。故石小娥等人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石小娥等17名原告的安置补金为38905.73元，并按合同制工人相同标准补发基本生活费1540元；判决确认酉阳县丝绸厂承担并缴纳17名原告从工作之日起至破产之日止的社会保险费；判决确认退还17名原告交纳的2500元集资款及利息。
酉阳县丝绸厂一审答辩称，首先，李石小娥等17人所称与事实不符，其被招录时是按临时工身份性质进行招录的。招录后，按照规定，可以择优转为合同制工人。至诉讼时，石小娥等17人未按程序被转为合同制工人，其身份性质仍属于临时工。其次，对其主张的交纳社保费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再次，对于返还集资款问题，因部分款项金额已作培训费开支使用，该开支使用部分，不应退还。最后，因原告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酉阳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92年6月4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就业服务管理局下发酉就发（1992）14号文件《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就业服务管理局、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蚕桑局关于酉阳县丝绸厂招工的通知》记载：“……决定开办酉阳县丝绸厂，面向全县城镇、农村招收合同工400名……招工条件及要求按蚕桑局下发的招工简章办理……”。同日酉阳县丝绸厂《招工简章》记载：“……进厂后均为合同工，参照合同制工人的管理办法，实行全员劳动合同管理，以后根据工作表现和业绩，城镇青年按劳动部门下达的指标择优转为合同制工人；农村青年按劳动部门下达的指标择优转为农民合同制工人。……被录取者交纳集资款2500元，其中1000元作为培训期间的食宿、车船、培训等费用开支，1500元作为股金……凭录取通知书于6月24日、25日在县蚕桑局报到缴款……”。本案石小娥等人于1993年9月被招录到酉阳县丝绸厂，没有与酉阳县丝绸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酉阳县丝绸厂也没有为上述职工建立及缴纳社会养老保险。1994年11月21日，酉阳县就业服务管理局作出酉劳临调（1994）第100号、101号“关于同意使用临时工的通知”，同意酉阳县丝绸厂使用含石小娥等17人在内的临时工393人。酉阳县丝绸厂所招收工人中有李运才等35人经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就业服务管理局以酉劳招（1994）327号、373号、425号、426号文件转为合同制工人，并与酉阳县丝绸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酉阳县丝绸厂从1992年7月正式招录职工并开始生产，1995年7月起停产，1997年9月至1998年2月将酉阳县丝绸厂出租给浙江的个人生产经营，此后一直没有正式生产。酉阳县丝绸厂原名称为“四川省酉阳县丝绸厂”，于1997年12月22日，变更登记为“重庆市酉阳恒泰丝绸厂”并沿用至今，申请宣告破产使用名称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丝绸厂。”石小娥等人从被招录到酉阳县���绸厂至1998年2月完全停产，一直在该厂工作。1998年6月酉阳县丝绸厂由政府宣布完全关闭，并组建管厂办接管该厂财产。1998年9月，酉阳县丝绸厂被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了其营业执照。在该厂生产期间和停产期间，所有合同制工人（如李运才等35人）与合同工（即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工人，被酉阳县丝绸厂认定为临时工的工人等）在工资待遇方面均没有任何区别，即在工作期间的工资待遇相同，酉阳县丝绸厂完全停产后均没有继续留守，除原丝厂建厂时被占用土地的工人（即土地户）外也没有发放其他任何生活费。本案一审原告中，计有石小娥、石菊仙、刘智、冉福平、尚仁兵等5人一直由酉阳县丝绸厂为其发放“生活费”至宣告破产日止。酉阳县丝绸厂的职工安置方案中的“合同制工人”（即被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并与酉阳县丝绸厂签订书面合��的人，如李运才等人）的补偿年限是从进厂之日到酉阳县丝绸厂被宣告破产之日，并补交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和发放基本生活费（从企业宣告破产至签订安置补偿协议）1540元等费用；“合同工”（即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被酉阳县丝绸厂认定为“临时工”的原告等人）的补偿年限是从进厂之日到酉阳县丝绸厂停产之日，按其实际领取工资的年限补偿1至4年不等，未支付基本生活费1540元。其中车娅琴、杜娅红、冉红、田建平、冉红霞等5人已经与酉阳县丝绸厂破产清算组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领取安置补偿款。石小娥等17人均未与其他单位建立新的劳动关系。酉阳县丝绸厂在安置过程中，对属于城镇居民的，根据其自愿在订立《临时工清退协议书》之同时为其建立了养老保险账户并按其实际工作年限交纳；对属于农村居民户口的，则未建立养老保险账户。根据酉阳县丝绸��提供的《酉阳县丝厂职工集资款工资花名册》记载：石小娥等17人中交纳集资款的有车娅琴、田建平、涂志英、冉红霞、徐燕妮、刘智、杜娅红等7人，人均交纳2500元；入厂后已退还部分集资款情况是：车娅琴2000元、田建平2000元、涂志英2000元、冉红霞2000元、徐燕妮2000元、杜娅红2000元，刘智所交集资款未退回；集资款抵扣培训费的情况是：车娅琴、田建平、涂志英、冉红霞、徐燕妮、杜娅红各500元，刘智1150元。酉阳县丝绸厂承认职工应退的集资款是被扣除培训费后的余额，但没有具体支付培训费的证据，也没有证据证明上列职工所交纳的集资款是经职工同意后被抵扣培训费的事实。2010年4月，酉阳县丝绸厂申请破产。被宣告破产后，破产清算组于2010年9月14日公示《酉阳县丝绸厂破产安置公告》记载：“……二、请有关人员自公告之日起持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到丝���厂管理人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兑付清退费和安置补偿费……三、在安置时限内不到丝绸厂管理人办公室履行手续的，由管理人在新闻媒体上公告解除职工与企业的劳动关系……”。清算期间，酉阳县丝绸厂按石小娥等17人的实际工作年限给予经济补偿，补缴其实际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同时公示退还部分集资款。上述标准公布后，石小娥等17人于2010年9月15日即书面向酉阳县丝绸厂破产管理人书面提出《破产安置补偿费即集资款债权公示清单异议书》，并于2010年10月20日再次提出书面异议。同时于2010年9月20日向本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0年9月25日作出酉阳县劳仲不字（2010）第12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认为其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决定不予受理。2010年10月12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养老保险管理局答复：用人单位职工或者个人参保人员在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前，可以由用人单位或个人参保人员提出申请，在提供相关证据的情况下，经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审核符合条件后，办理养老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石小娥等17人于2010年11月22日诉至酉阳县人民法院。诉讼中经该院释明，石小娥等17人同意变更被告诉讼名称为“酉阳恒泰丝绸厂”。
酉阳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四，分别评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时效问题。本案争议因酉阳县丝绸厂破产清算组公布的《职工安置补偿表》所认定事实而产生，而酉阳县丝绸厂破产清算组公示职工安置补偿表是在2010年9月14日，故应当认定双方争议发生的时间为此时。本案争议属于因企业破产所产生的职工权益的争议，应当认定是属于劳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的规定��石小娥等人于9月20日申请仲裁并于2010年11月22日提起诉讼，没有超过仲裁时效。
二、关于安置补偿标准问题。国发（1986）77号《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企业在国家劳动工资计划指标内招用常年性工作岗位上的工人，除国家另有特别规定者外，统一实行劳动合同制。企业招用一年以内的临时工、季节工，也应当签订劳动合同。”国发第41号《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的临时工，是指使用期限不超过一年的临时性、季节性用工。”199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施行，“同工同酬”原则确立，无论是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只要不是使用期限在一年内的临时性、季节性工人，均享受在册工人同等待遇。1996年11月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临时工等问题的请示》的复函规定：“《劳动法��施行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权利平等。历史意义上的“临时工”自此不复存在。本案石小娥等17人从被酉阳县丝绸厂招用后一直工作到企业完全停产之日，其实际连续工作年限均在三年以上，与李运才等35人和酉阳县丝绸厂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人一样均是从事企业日常性工作，不属于临时性和季节性工作。故酉阳县丝绸厂将石小娥等17人认定为“临时工”违反了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双方虽未签订劳动合同，同样应当认定是属于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制工人。劳动法律关系基于事实和法律判断，双务、对等、继续性是劳动法律关系之基本特征。酉阳县丝绸厂于1998年2月完全停产，同年6月由政府宣布关闭，9月被酉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营业执照。此后，石小娥等17人事实上未再向酉阳县丝绸厂提供劳动，该厂亦未对石小娥等17人进行管理，双方均未尽义务，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劳动权利、义务存续关系止于1998年9月。“生活费”发放属因相关人员“土地户”之特殊身份所给予的特殊补贴，不能以此认定双方之间是劳动关系存续。另有车娅琴、杜娅红、冉红、田建平、冉红霞等5人因已经与酉阳县丝绸厂破产清算组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领取补偿款，又未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的情形行使撤销权，故该5人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其余12人按合同制工人给予进行安置补偿至1998年9月份。李运才等35人安置补偿计算当否不属本案调整范畴。
三、关于社会保险费缴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石小娥等17人关于社会保险费的诉讼情形不符合上述规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限期缴纳……”；国发（1999）259号《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三、五、六、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第一百条等均明确定，缴费单位是国有企有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单位及职工，由税务机构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设立的社会保险机构征收，属于行政管理行为。故石小娥等17人该项请求不属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四、关于集资款问题。酉阳县丝绸厂没有证据证明其从职工交纳的集资款款中扣减培训费是经得职工本人同意，或者经过了职工大会同意，根据劳动部劳部发（1996）370号《企业职工��训规定》第八条“企业应建立健全职工的培训规章制度，根据本单位的实际对职工进行在岗、转岗、晋升、转业培训，对学徒及其他新录用人员进行上岗前的培训”的规定，酉阳县丝绸厂对其职工进行培训是其法定义务；根据《企业职工培训规定》第九条“企业应将职工培训列入本单位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保证培训经费和其他赔偿条件”的规定，支付职工培训费亦是酉阳县丝绸厂的法定义务。酉阳县丝绸厂没有经职工同意从职工交纳的集资款中扣减部分费用作为培训费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除已订立安置补偿协议书之外的职工，酉阳县丝绸厂应当按照职工持有的交纳集资款的收据所载明的金额返还，并应当从缴款之日起至还清本息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支付利息。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七十二���、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六）项，第四十七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第二条、第三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重庆市劳动局《关于临时工等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第二条、第四条，《企业职工培训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一、酉阳县丝绸厂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照合同制工人相同标准对石小娥、冉燕霞、朱占花、石菊仙、彭作芬、涂志英、徐燕妮、何琼飞、秦永利、刘智、冉福平、尚仁兵��12人进行安置补偿并补发生活费1540元，安置补偿年限计算至1998年9月；二、酉阳县丝绸厂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石小娥、冉燕霞、朱占花、石菊仙、彭作芬、涂志英、徐燕妮、何琼飞、秦永利、刘智、冉福平、尚仁兵等12人所持有的集资款交纳收据所载明的金额返还集资款，并从职工交纳集资款之日起至还清本息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给付利息。三、驳回各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及车娅琴、杜娅红、冉红、田建平、冉红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酉阳县丝绸厂负担。
石小娥、冉燕霞、朱占花、石菊仙、彭作芬、冉红等17人对该一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并针对酉阳县丝绸厂的上诉理由答辩如下：一、原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能成立。1.酉阳县就业服务管理局《关于同意使用临时工的通知》，并不包含石小娥等17人，而是指1994年重新招录的新工人；2.原判认定李运才等35人经酉阳县就业局转为合同制工人并与酉阳县丝绸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也是根据酉阳县丝绸厂提供的虚假证据作出的错误认定；3.原判关于1998年6月酉阳县丝绸厂由政府宣告完全关闭，同年九月被酉阳县工商局注销营业执照的事实认定，不仅不实，而且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二、原判认为石小娥等17人与酉阳县丝绸厂的劳动关系终止于1998年9月，其安置补偿也只应计算至1998年9月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1.酉阳县丝绸厂被关闭和注销，但变更登记后的“酉阳恒泰丝绸厂”没有被关闭和注销；2.酉阳县丝绸厂制定的《安置补偿办法》是经一审法院对外公示的，本案属于职工的破产债权纠纷，属于企业破产程序的组成部分；3、即使关闭和注销是真实的，由于石小娥等17人与���阳县丝绸厂没有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劳动关系不能因此终止；三、原判以石小娥等17人的社会保险费缴纳请求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为由，驳回石小娥等17人要求酉阳县丝绸厂承担并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诉讼于法不符。1.《企业破产法》第48条和第113条规定，破产人所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石小娥等17人对酉阳县丝绸厂划入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清单有异议并申请更正，酉阳县丝绸厂不更正，石小娥等17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2.本案属于与企业破产程序相关的“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不属于普通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应适用《企业破产法》的规定；3.社会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强制义务。四、原判以车娅琴、杜娅红等5人已经与酉阳县丝绸厂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为由，驳回车娅琴、杜娅红5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于法于理均不符合。原判已否定了酉阳县丝绸厂公示安置补偿清单中对车娅琴、杜娅红等人“临时工”身份的认定，因此，酉阳县丝绸厂根据其制订的《临时工清退补偿办法》为依据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次，车娅琴、车娅红等人是受酉阳县丝绸厂欺骗、胁迫而签订的协议，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车娅琴、杜娅红及其诉讼代表人在一审中已明确主张协议无效，一审法院在未给石小娥等17人释明、没有确认协议效力的情况下，驳回车娅琴等人的诉讼请求违背法律规定。五、原判决酉阳县丝绸厂按石小娥等17人持有的集资款交纳收据返还其集资款并判决只按银行存款利率给付利息不合理。1.石小娥等17人等交款近30年，多数收据已遗失，不应凭收据退款；2.一审判决已对石小娥等17人的实际交款金额分别作了核实认定，就不应再判决按石小娥等17人持有的收据退款；3.石小娥等17人集资是为了分红利，至少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酉阳县丝绸厂对该一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石小娥、冉燕霞、朱占花、石菊仙、彭作芬、冉红等17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并针对石小娥、冉燕霞、朱占花、石菊仙、彭作芬、冉红等17人的上诉理由答辩如下：1.石小娥等17人系临时工身份，一审法院判决按合同制工人相同标准安置实属错误；2.一审法院判决酉阳县丝绸厂返还石小娥、冉燕霞、朱占花、石菊仙、彭作芬、冉红等17人集资款并承担利息实属错误；3.石小娥、冉燕霞、朱占花、石菊仙、彭作芬、冉红等17人的诉讼已超过仲裁时效；4.缴纳社会保险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畴。
二审期间，石小娥、冉燕霞、朱占花、石菊仙、彭作芬、冉红等17人向本院提交了证人���书面证明，欲证实酉阳县丝绸厂给土地户发放生活费，并且酉阳县丝绸厂没有关闭、停产直到破产之日。经酉阳县丝绸厂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证人未出庭作证，且该证据也不属于一审期间无法提供的证据，对该证据不作为二审新的证据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二、职工安置身份的认定及安置补偿标准；三、社会保险费的主张是否应当受理；四、集资款是否应退还以及利息的计算；五、一审法院驳回车娅琴、杜娅红、冉红、冉建平、冉红霞的诉讼请求是否得当。现对上述焦点问题作如下评判：
一、本案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本案是因石小娥、冉燕霞、朱占花、石菊仙、彭作芬、冉红等17人得知酉阳县丝绸厂破产清算组于2010年9月14日公布的《职工安置补偿表》后，认为公布的安置补偿方案侵犯其合法权益，遂于2010年9月20日申请仲裁，并于同年11月22日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的规定，石小娥、冉燕霞、朱占花、石菊仙、彭作芬、冉红等17人在知道其权利受到侵犯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申请仲裁没有超过仲裁时效。
二、职工安置身份的认定及安置补偿标准。根据1996年11月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临时工等问题的请示》的复函规定，《劳动法》施行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权利平等。历史意义上的“临时工”自此不复存在。石小娥、冉燕霞、朱占花、石菊仙、彭作芬、冉红等17人从被酉阳县丝绸厂招用后一直工作到企业完全停产之日，其实际连续工作年限均在三年以上，与李运才等35人和酉阳县丝绸厂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人一样均是从事企业日常性工作，故酉阳县丝绸厂将石小娥等17人认定为“临时工”违反了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双方虽未签订劳动合同，同样应当认定是属于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制工人。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中，酉阳县丝绸厂于1998年9月被酉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营业执照。此后，上诉人石小娥、冉燕霞、朱占花、石菊仙、彭作芬、冉红等17人事实上再未向酉阳丝绸厂提供劳动，酉阳丝绸厂也未对17名上诉人进行管理，因此，17名上诉人与酉阳丝绸厂之间在企业被注销营业执照后就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劳动权利义务存续关系止于1998年9月。至��酉阳丝绸厂向部分“土地户”发放“生活费”的行为，属于对部分“土地户”所给予的特殊补贴，不能因此就认定双方之间是劳动关系的持续。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安置补偿的截止时间为1998年9月并无不当。
三、社会保险费的主张是否应当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石小娥、冉燕霞、朱占花、石菊仙、彭作芬、冉红等17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要求酉阳县丝绸厂向社保保险经办机构补缴社会保险费用而不是请求赔偿损失，该项诉讼请求不符合上述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故石小娥等17人要求酉阳丝���厂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审理。
四、集资款是否应退还以及利息的计算。根据1996年10月30日劳动部《企业职工培训规定》［劳部发（1996）370号］第八条“企业应建立健全职工的培训规章制度，根据本单位的实际对职工进行在岗、转岗、晋升、转业培训，对学徒及其他新录用人员进行上岗前的培训”和第九条“企业应将职工培训列入本单位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保证培训经费和其他赔偿条件”的规定，酉阳县丝绸厂对其职工进行培训和支付职工培训费均是其法定义务，酉阳县丝绸厂在没有经得职工本人同意或者经过职工大会同意的情况下便从职工交纳的集资款中扣减培训费，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应当向职工进行退还。由于一审法院已对集资款的交纳数额以及退还的数额进行了认定，即使石小娥等12人（除车娅琴、杜娅红、冉红、田建平、冉���霞外）不持有集资款收据，也仍然可以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要求酉阳丝绸厂退还相应数额的集资款，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酉阳丝绸厂按石小娥等17人所持有的集资款收据所载明的金额返还集资款有不当之处，但由于该判决对案件的执行没有影响，故本院对此不再改判。至于石小娥、冉燕霞、朱占花、石菊仙、彭作芬、冉红等17人要求退还集资款的同时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请求，由于上述17名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中并未明确要求按什么标准计算利息，故一审法院作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支付利息的判决并无不当。
五、对于车娅琴等五人的诉求问题。车娅琴、杜娅红、冉红、田建平、冉红霞已经与酉阳县丝绸厂破产清算组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领取安置补偿款，应视为对职工安置补偿协议的认可；而且车娅琴、杜娅红、冉红、田建平、冉红霞均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之情形行使撤销权，故车娅琴、杜娅红、冉红、田建平、冉红霞提出因受欺骗、胁迫而签订的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石小娥、冉燕霞、朱占花、石菊仙、彭作芬、冉红等17人和上诉人酉阳丝绸厂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石小娥、冉燕霞、朱占花、石菊仙、彭作芬、冉红等17人负担5元，由上诉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丝绸厂负担5元。
再审申请人石小娥等17人再审诉称，首先，对生效判决认定其身份性质为合同制工人，不属临时工，并按照合同制工人安置补偿标准（即每工作一年补偿一个月，每月2047.67元）判决进行安置补偿，补发生活费1540元，及判令返还集资款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支付利息无异议。其次，认为生效判决认定被申请人酉阳县丝绸厂终止及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时间为1998年9月错误。（1）原判定关于“1998年9月，酉阳县丝绸厂被酉阳县工商局注销营业执照”的事实认定不仅不实，而且明显违背法律规定。酉阳县丝绸厂虽在1998年被政府关闭，但“酉阳恒泰丝绸厂”没有被关闭。（2）再审申请人与“酉阳恒泰丝绸厂”的劳动关系并没有被解除。1998年被申请人停产后，既没有对再审申请人予以经济补偿，也没有进行就业安置，当时只宣布放假，再审申请人一直在等待恢复生产、恢复工作。���3）被申请人没有依法给再审申请人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和办理档案、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再审申请人也无法与其他单位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其三、原判以车娅琴、冉红等5人已经与被申请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为由，驳回车娅琴、冉红等5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不当。双方所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是在再审申请人受欺骗、胁迫的情况下订立，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车娅琴、冉红等人在提起诉讼时明确表示主张该协议无效。其四，原判以社会保险费缴纳请求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为由，驳回其要求更正公示的职工权益清单中有关申请人的养老保险费缴费年限的诉讼请求，不仅于法无据，而且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再审申请人诉请的是由被申请人，即本案的破产债务人酉阳县丝绸厂应当按照该法的规定，对��应当安置支付的破产安置职工的补偿、养老保险的安置清单进行更正，予以确认，而非生效判决认定的给付之诉。生效判决在错误理解的基础上，在被申请人酉阳县丝绸厂尚未破产终结，双方的劳动关系尚存的情形下，判决支付安置补偿年限止于1998年9月，以及判决再审申请人主张确认的社会保险费缴纳年限，以不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畴为由予以驳回，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判决：一、撤销本院（2012）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679号民事判决和酉阳县人民法院（2011）酉法民初字第0497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维持酉阳县人民法院（2011）酉法民初字第0497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改判确认被申请人酉阳县丝绸厂按照其公示的《合同制工人安置补偿办法》规定的年限和标准计算再审申请人石小娥等17人的安置补偿费和社会保险费。
被申请人酉阳县丝绸厂再审辩称，1.再审申请人提起诉讼，超仲裁时效。2.再审申请人既然主张的是确认之诉而非给付之诉，则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确认身份性质，就不应当适用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只能适用合同法、民法的有关规定。同时，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退还集资款，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应合并审理，只能分开审理，原合并审理，程序违法。3.再审申请人的身份性质，属临时工。生效判决认定其属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制工人，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安置补偿，只能按照临时工的安置补偿标准处理。4.按照酉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注销证明和政府的关闭批复，被申请人终止于1998年9月，再审申请人的安置补偿时间以此标准予以确定。5.生效判决判令退还集资款并支付利息，错误。6.生效判决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社会保险费诉求予以驳回正确。请求再审法院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
再审中，再审申请人石小娥等17人向本院提交以下几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1.2013年9月3日，酉阳县工商局出具的《群众来访回复函》。2.酉阳县工商局于1998年8月20日以酉工商（1998）86号作出的《关于吊销企业营业执照公告》及附件。3.1998年6月18日、1998年8月27日、1999年5月22日、1999年6月15日发行的《酉阳报》公告4份。4.1997年12月22日，《企业换照注册登记书》。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被申请人在原一审、二审庭审中举示的《关于酉阳县丝绸厂注销营业执照的证明》证据复制件虚假，复函明确表明没有查到酉阳县丝绸厂的注销登记，该厂已更名为酉阳恒泰丝绸厂。第二组证据，包括：1.酉阳县人民政府酉府函（1992）号《关于同意成立酉阳县丝绸厂的批复》。2.《关于原酉阳县丝绸厂改革工作情况的汇报》。该组证据用以证明被申请人酉阳县丝绸厂系由政府批准设立，隶属于��阳县丝绸公司，主管部门不是酉阳县蚕桑局，县蚕桑局没有权利对其进行关闭。第三组证据，包括：1.1992年1月24日，酉阳县丝绸厂的《征地情况表》，2.《生活费花名册》。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土地户截止至2010年4月，被申请人仍然在给土地户职工发放生活费，该批职工不但属于合同工，还属于固定工。
酉阳县丝绸厂质证认为，除第二组证据中的《关于原酉阳县丝绸厂改革工作情况的汇报》这份证据属新证据外，其余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同时，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再审申请人的证明目的。酉阳县蚕桑局是政府主管职能部门。对第一组证据，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但不具关联性，不能证明酉阳县丝绸厂仍然存续。对第三组证据，具备证据的三性，但不能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仍然存续，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再审中，酉阳县丝绸厂提交如下证据：1.酉阳县就业服务��理局作出的酉劳招（1994）426号《关于招收合同制工人的通知》。2.酉阳县劳动服务公司作出的酉劳招（1994）372号《合同制工人录取通知书》。3.酉阳县社会劳动力管理处作出的酉劳临调（1994）100号《关于同意使用临时工的通知》。4.劳临合（1994）233号《临时（季节）工劳动合同书》。5.酉阳县劳动局作出的酉劳资（1995）字第164号《关于同意李运才等十七位同志转正定级的批复》。6.《劳动合同书》。证明只有具备这六种材料，才应被认定为合同制工人。否则，其身份性质只能认定为临时工。
再审申请人石小娥等17人质证认为，被申请人所举示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在原庭审中均已举示，系复制件，是伪造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所举示的其他证据，均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新的证据”，不予采信。
结合本案的事实争点即“四川省酉阳丝绸厂”或者“重庆市酉阳县恒泰丝绸厂”是否被吊销、注销营业执照，及何时停止生产、关闭之事实，本院结合全案证据评析如下：经本院审查，石小娥等17人出示的《酉阳县工商局群众来访回复函》系复印件，该回复函载明内容一方面如石小娥等17人再审申请诉称所讲，该厂设立、变更登记变迁情况，且自1997年12月26日变更为“重庆市酉阳恒泰丝绸厂”之后，该局未查询到该企业提交的其他登记申请材料。另一方面，该回复函还载明，对于该局1998年9月6日出具的《关于酉阳县丝绸厂注销营业执照的证明》是否为该局出具，须进一步核查，故对于1998年的证明是否为该局出具并没有持肯定或否定意见。石小娥等17人出具的酉阳县工商局酉工商（1998）86号作出的《关于吊销企业营业执照公告》及附件，该证据系复印件，该证据没有将“四川省酉阳丝绸厂”或者“重庆市酉阳县恒泰丝绸厂”纳入吊销公告之列，但不能反推“四川省酉阳丝绸厂”没有被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石小娥等17人提交的《生活费花名册》，仅针对被占用土地的职工所发放的生活费，该以“生活费”之名所发放的费用系针对特殊人群、特殊对象发放，不能以此推定双方的劳动关系仍继续存续。而酉阳县丝绸厂破产管理人在本案一审中出示的酉阳县工商局于1998年6月出具的《关于酉阳县丝绸厂注销营业执照的证明》载明内容：兹有原“酉阳县丝绸厂”因经济效益滑坡，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处于倒闭状态，且未参加九七年的企业年检，已于九八年六月在我局办理注销登记。结合“四川省酉阳丝绸厂”于1997年12月26日变更为“重庆市酉阳恒���丝绸厂”之事实，原以“四川省酉阳丝绸厂”之名登记的企业因为更名为“重庆市酉阳恒泰丝绸厂”而注销之事实可予认定。而石小娥等17人虽然质疑原酉阳县蚕桑局于1998年6月25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丝绸厂关闭的批复》系虚假证据，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否定该证据的效力。“重庆市酉阳恒泰丝绸厂”于1998年9月停业之事实各方无异议。虽然石小娥等17人认为双方是协议放假，但该事实没有得到酉阳县丝绸厂破产管理人的认可，石小娥等17人也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证明该事实。
另查明，本案被申请人酉阳县丝绸厂并不特指原“四川省酉阳丝绸厂”或者“重庆市酉阳恒泰丝绸厂”，而是对先前以不同名称命名的但属同一经济实体的企业的泛称，该事实可从破产企业管理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丝绸厂管理人”的称谓可知。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二审判决确认���其余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不必申报，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职工对清单记载有异议的，可以要求管理人更正；管理人不予更正的，职工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是指债务人的职工对于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48条第2款规定所列清单记载的内容有异议，请求管理人予以更正，而管理人不更正的，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请求确认上述清单记载的费用数额及相关事项的民事诉讼。职工破产债权具体包括债务人拖欠职工���工资，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
本案的焦点有三：一是再审申请人石小娥等17人要求按酉阳丝绸厂申请宣告破产之日止为安置补偿费计算年限的请求应否支持；二是再审申请人请求债务人支付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请求应否支持；三是车娅琴、冉红等5人是否因为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而驳回其诉讼请求。针对焦点，作如下评述：
关于焦点一，即石小娥等17人要求按酉阳丝绸厂申请宣告破产之日止为安置补偿费计算年限问题。
劳动关系包括劳动合同关系与事实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是指无书面合同或者因履行无效劳动合同而存在劳动关系的一种状态。事实劳动关系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劳动行为已经发生；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从属关系已经形成，包括人格上的从属性和经济上的从属性；三是欠缺形式要件，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在建立劳动关系时未以法律要求的形式订立劳动合同。劳动行为已经发生，是指即劳动者按照用人单位的要求，付出一定的体力和智力，完成工作内容，创造成果，并归用人单位所有，才意味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已经从法律上形成一种劳动关系。反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既无口头约定，又无实际付出劳动，不可能形成劳动关系。司法实践中，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如果劳动者没有给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用人单位也没有给其发放劳动报酬，双方之间更没有保留劳动关系、停发劳动报酬的特别约定之情形下，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同时，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所称的“企业富余职工、请长��职工、请长病假人员、外借人员和带薪上学人员”所享受的待遇，均是以双方保留劳动关系为前提，且一般是双方所确立的是劳动合同关系而不是事实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中，没有“企业富余职工、请长假职工、请长病假人员、外借人员和带薪上学人员”之说。
本案中，石小娥等17人没有与酉阳县丝绸厂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在一定的期限内，双方成立过事实劳动关系。后来因为酉阳县丝绸厂因各种原因经营不善，以至于当地政府因政策原因关停。之后，双方未实际在履行事实劳动关系的权利义务，也即石小娥等17人没有在酉阳县丝绸厂上班，为其完成工作内容，创造劳动成果，酉阳县丝绸厂也未向其行使管理和监督等权利和职责，更未向其发放劳动报酬和有关福利待遇。故双方劳动关系不再存续。由于现有证据不能确认双方事实劳动关系存续的最后届至时间，只能以酉阳县蚕桑局作出酉蚕发（1998）8号作出《关于同意丝绸厂关闭的批复》，宣布完全关闭，并由主管部门成立管厂办接管该厂财产为最后届至时间。同时，双方于2010年所补签的《酉阳县丝绸厂临时性用工清退协议》也明确载明，该清退协议所载的“甲乙双方补签昨时临用工清退协议”、“乙方在丝绸厂的服务年限”等内容，均证实双方在此之前即已经终止劳动关系，2010年10月的协议系事后履行补签手续，该协议内容还证实劳动者认可自己与酉阳县丝绸厂的“服务年限”即为事实劳动关系存在时间。综上，由于在酉阳县蚕桑局作出关闭批复之前，酉阳县丝绸厂已经实际停业，不存在宣布之后才停业的事实，故可以以此期日为双方事实劳动关系终止的最后期日。至于说该厂随后是否被吊销或者注销营业执照，是否宣布破产，均不影响双方事实劳动关系终止这���客观事实。故生效判决认定石小娥等17人在此时间与酉阳县丝绸厂终止劳动关系正确。
对破产企业职工的保护是现代各国破产法的一般原则。破产法对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报酬的保护，属于对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获取劳动报酬权的保护；对劳动者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的保护，属于对劳动者未来损失的保护。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对劳动者的补偿，可以依据劳动合同约定的补偿，也可以在没有约定时依据劳动法及其相关规定进行补偿。故对破产企业职工债权的范围，即包括先前因为履行劳动合同所应当享有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也包括双方终结劳动关系后，用人单位应当给予劳动者的经济补偿等，以上费用因为破产企业在破产之前没有及时兑现而欠下的债务，故应当作为职工破产债权','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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