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34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司继东，男，1956年1月29日出生，住济南市历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春林，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善丽，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18号院1号。
法定代表人：杨小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鹏，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立秋，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司继东因与被上诉人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信托公司）信托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11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司继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国民信托公司返还司继东本金、收益及罚息（收益以3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化9.2%的标准，自2015年9月7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罚息以3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化4.6%的标准，自2016年9月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1月7日，年化收益为64.63万元，罚息为18.52万元，扣除已付部分，以上合计2732399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国民信托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因案外人违约导致国民信托公司未能履行合同义务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案外人违约不能阻断国民信托公司违反其与司继东之间关于《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的约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二）司继东的本金及收益损失，系国民信托公司违反信托合同约定，未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所致。国民信托公司在前期尽调中，没有调研产业政策，也没有对融资人的财务状况进行合理评估。国民信托公司的失职导致信托计划在设立前就埋下了隐患。在信托计划推介过程中，未对投资者进行适合审查和风险提示，尤其是限制投资者主要权利、降低自身主要义务的条款并未作出明显标记，使司继东丧失了选择的权利。在管理过程中，没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导致投资者对融资人财务危机一无所知，丧失了最佳的受益权转让时机。在信托计划逾期后，迟延半年才向法院申请启动强制执行措施。综上，国民信托公司违反信托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管理办法》以及信托合同的行为与司继东的损失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其主观上没有尽到审慎管理的注意义务造成了司继东惨重的经济损失。
二、一审判决认定国民信托公司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系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在融资方财产恶化，信托计划本金和收益迟延兑付的情况下，国民信托公司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是履行信托合同项下约定的义务。（二）根据国民信托公司与融资方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第5.7约定，国民信托公司应当于2016年1月即开始要求融资方支付全部回购价款并启动强制执行程序。然而，到2016年7月其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措施，迟延启动强制执行程序长达半年。国民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不仅没有立即要求融资方回购股权，也没有立即申请强制执行，发现资产恶化，却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严重违反了受托人的有效管理义务，并因此造成了信托财产的损失，国民信托公司应以其固有财产承担赔偿责任。
三、一审法院认定司继东主张国民信托公司怠于履行受托人义务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国民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财产，必须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并对其是否恪尽职守、履行上述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在一审过程中，双方对国民信托公司是否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义务发生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国民信托公司是否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义务，应当由国民信托公司承担举证责任。此外，由于信托计划成立前后的相关文件都由国民信托公司保管，司继东根本无法获取。且由于信息不对称，司继东与国民信托公司的地位不对等，由司继东证明国民信托公司未履行上述义务显然有失公平。同时，司继东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初步证据，证明国民信托公司存在怠于履行相关义务的行为，国民信托公司更应当对其履行了有效的管理义务承担证明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司继东主张国民信托公司怠于履行受托人义务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在一审中，国民信托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明其在信托计划设立和管理过程中履行审慎管理义务的证据。在本案中国民信托公司对于其履行行为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负有证明责任，特别是关于国民信托公司在信托计划期间不存在过错应当由国民信托公司予以证明。根据国民信托公司提供的本案执行情况的相关材料可知，国民信托公司拖延长达半年才申请强制执行，导致融资人大量优质资产被抵押、查封、变卖，投资人的本金和收益在信托计划到期后无法按期兑付。对此，其并未提供合理解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行为符合信托合同和信托法规定的证据。一审法院据此认为司继东主张国民信托公司怠于履行受托人义务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没有正确分配司继东和国民信托公司的举证责任。
四、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对认定本案关键事实的证据不予调取，并且未向司继东说明理由。《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信托计划的资金实行保管制。信托计划存续期间，信托公司应当选择经营稳健的商业银行担任保管人。信托财产的保管账户和信托财产专户应当为同一账户。信托公司依信托计划文件约定需要运用信托资金时，应当向保管人书面提供信托合同复印件及资金用途说明。但根据国民信托公司提交的银行明细可知，其未按照上述约定设立保管账户，也未严格按照资金用途管理信托财产账户。此外，国民信托公司将银行流水只截取了一部分作为证据使用，司继东在该部分明细中发现，存在天津板材有限公司等非融资方与信托账户存在资金往来的情况，国民信托公司未严格按照信托合同履行资金保管和资金拨付义务。完整的信托账户银行明细，是证明国民信托公司是否严格按照信托合同约定使用信托财产的关键证据，而司继东无力调取该证据，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一审法院非但没有调取，也未向司继东予以说明，对缺乏关键证据证明的事实进行认定违反了法定程序。
五、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司继东起诉缺乏法律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同时，信托合同第十条第三项约定“除了本合同的约定，如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未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其他义务，或一方在本合同项下的声明、保证严重失实或不准确，则视为该方违约。本合同的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或其他相关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国民信托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投资者本金和预期收益的丧失，其应按照信托法和信托合同的约定，偿还投资者本金及收益。
六、一审法院一再回避对信托项目逾期原因的认定，而驳回司继东起诉，将对信托法治带来恶劣影响。本案中，司继东提供大量证据证明如果国民信托公司审慎尽职，项目逾期的问题将不会产生，这种到期无法兑付的损失完全可以避免，即信托计划不能按期兑付并不是风险，而是国民信托公司的管理失职所致，是人为原因，并非风险因素。而一审判决却对到期未能兑付的原因一再回避，称因融资方的违约未能兑付，宣布逾期是国民信托公司的权利，在逾期后也以国民信托公司已经履行合同义务为由，认为其不应当承担责任，属于风险，信托公司不承担责任。在不断强化金融机构法律责任的政策环境下，一审法院回避国民信托公司的受托责任，忽略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事实，将产生严重的不良社会影响，极大的打击投资者参与信托行业发展的热情。
综上所述，国民信托公司怠于履行受托人义务，未尽到审慎管理及风险控制职责，未积极采取措施挽回损失，导致司继东损失不断扩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国民信托公司辩称：一、无论是根据信托法还是合同法，司继东均无权解除信托合同。(一)双方间系信托纠纷，而非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信托合同的违约及解除应优先适用信托法等专门针对信托关系的法律法规，司继东在一审中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主张解除信托合同的观点不成立，其在上诉状中主张国民信托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也不成立。（二）根据现行法规以及信托文件的约定，涉案信托是自益信托，自益信托的解除应该优先适用信托文件的约定，信托合同约定委托人不得解除信托合同。故司继东作为涉案信托的唯一委托人及受益人，无权解除信托合同。（三）本案不存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不符合法定解除的三个前提条件，司继东关于解除信托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1、本案目前不构成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1）涉案信托合同的目的是受托人通过对信托的管理运用，为受益人获取投资收益，这种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司继东认为所有信托项目都是追求到期兑付本金及收益为主要目标的观点错误。根据信托合同第二条、第七条第（一）款及《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八条，司继东签署的涉案信托文件对项目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了详细描述，其也以手抄方式确认已阅读并知悉信托文件提示的各种风险并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投资风险和损失。另外，根据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部门起草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规定，禁止金融机构刚性兑付资产管理产品。信托产品作为资产管理类金融产品，也应遵守该办法的规定。因此，由于该信托投资并非保本保收益产品，在国民信托公司已经充分披露风险的情况下，投资者应自担风险，司继东没有依据要求返还本金及收益，其认为所有信托项目都是追求到期兑付本金及收益为主要目标的观点错误。（2）国民信托公司已经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将募集的资金运用到约定的项目上。（3）涉案信托项目已经获取了部分现金投资收益，并且已经就收回的现金类信托利益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进行了分配，因此不存在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4）虽然融资人出现违约行为导致信托计划延期，但涉案信托计划仍在存续期间。受托人按照《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保证合同》等约定享有向融资人主张股权收益权回购价款（包括回购基础款和回购溢价）以及要求保证人履行担保义务的权利，融资人也一直在履行付款义务。首先，信托合同第十一条第（二）款已经对信托财产到期不能变现的情形作了可以延长信托期限的约定，因此，受托人延长信托期限，符合合同的约定。其次，信托财产包括现金形式的信托财产及非现金形式的信托财产，并且债务人至今一直对信托计划负有偿还债务的义务，且一直在履行上述义务。非现金形式的信托财产也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向债务人继续催收的方式来实现，在非现金形式的信托财产没有变现之前，无法确认投资收益的实现情况，因此不能因为信托财产未全部变现就认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2、国民信托公司既不存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迟延履行债务的行为，也不存在其他违约行为。（1）根据信托合同第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信托法第三十四条及《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的约定可知，司继东与国民信托公司之间是信托法律关系，受托人不承诺本金安全及固定收益，在信托关系项下，只有信托账户存在现金而受托人未按时分配时，受托人对受益人才有分配义务。而国民信托公司在信托存续期已经根据信托合同约定以现金类信托财产在信托利益分配日以现金类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按时分配信托利益，并不存在迟延分配信托利益及其他迟延履行义务的行为。（2）①国民信托公司在尽调过程中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并且在推介材料中已经全面披露了融资方及担保方的基本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不存在失职行为，且尽调行为发生在信托合同签署之前，信托文件也未将尽调行为约定为信托合同项下的受托人义务，因此该尽调行为并不属于信托合同义务，不能认定为违反信托合同约定的行为。②司继东关于国民信托公司未对投资者进行资格审查，未进行风险提示的主张根本不成立。司继东于2015年9月10日签订了信托合同，认购了天钢国贸信托计划，认购金额为300万元，并签署了签约风险提示、认购风险申明书、信托计划说明书、信托合同及资金来源声明书等信托文件，同时提交了身份证件、银行卡及认购资金转账回单等备查资料。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司继东以自己的银行卡账户认购了300万元，并且其在“信托资金来源声明书”中，承诺其交付给信托公司的“信托资金为本人合法所有的财产，并非非法汇集他人的资金”，即应视为司继东符合合格投资者资格。另外，信托合同、信托计划说明书以及风险申明书对项目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了详细描述，并且司继东在风险申明书中也以手抄方式确认已阅读并知悉信托文件提示的各种风险并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投资风险和损失。同时，信托合同第七条中也以加黑加粗字体的方式特别标示：“受托人并不保证信托受益人未来的实际收益与预期信托利益完全一致，同时，受托人不承诺最低信托利益，不保证信托资金不受损失。受托人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③司继东关于国民信托公司未按照约定设立保管账户，未向其披露信托账户利益分配情况的事实不成立。首先，涉案信托项目中，国民信托公司已经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设定了保管账户，保管银行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托计划说明书中的备查文件中也已经披露有保管协议，并且国民信托公司也依照信托合同的约定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保管协议，并向司继东提供了该保管协议复印件。其次，国民信托公司已经向司继东提供了与其直接相关的完整的信托账户分配信息。④在涉案信托计划项下的融资人违约后，国民信托公司以受益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采取了包括不限于谈判、和解、诉讼、执行等多种措施与天津市政府、天津国资委、渤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融资人、保证人等主体进行周旋，同时也积极做好对受益人的安抚和沟通工作，也正是在国民信托公司的尽职和努力下，在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状况非常紧张的前提下，国民信托公司还帮助司继东收回部分投资本金，因此国民信托公司已经积极履行管理人义务，不存在违反信托合同项下管理人义务的情形。3、本案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的第三个前提条件：违约行为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合同法中法定解除合同的三个前提条件缺一不可。本案中，司继东暂未收回全部预期信托收益系由于产业政策影响，融资方出现流动性财务危机，无法在到期日偿还回购价款，与司继东主张的国民信托公司在信托事务管理过程中严重失职，未进行投资者审查及风险提示，未对投资情况进行真实、准确、完整披露无任何因果关系。况且，本案信托合同的目的并非投资期届满收回本金和收益，司继东主张的严重失职、未进行风险提示等违约行为也并不存在。综上，司继东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二、司继东关于“一审法院认定司继东主张国民信托公司怠于履行受托人义务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并且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的主张不成立。首先，在一审中，国民信托公司已经提供了信托文件、信托保管账户银行流水以及对融资方及担保方的执行材料等，这些足以证明国民信托公司在信托管理过程中已经履行勤勉尽责的管理义务，且本案并不构成合同法规定的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另外，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秉承“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规定，“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司继东主张解除信托合同，应当对本案符合合同解除条件的相关事实举证证明。故，在司继东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符合合同解除条件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司继东主张国民信托公司怠于履行受托人义务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属于认定事实正确，并不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
三、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受托人并不保证投资本金安全以及固定收益，并且现行法律法规及信托文件并未规定委托人解除信托合同时有权要求受托人支付罚息，因此司继东要求国民信托公司返还本金、年化收益以及支付罚息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根本不能成立。
司继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司继东与国民信托公司之间的信托合同；二、国民信托公司返还司继东本金300万元、收益及罚息（收益自2015年9月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300万为基数，按年息9.2%计算；罚息自2016年9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300万为基数，按年息4.6%计算）；三、判令国民信托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6日，许永利向国民信托公司汇款300万元，用于购买国民信托公司发布的信托产品。2015年9月10日，司继东（委托人）与国民信托公司（受托人）签订信托合同。信托合同与《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以下简称信托计划说明书）、《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风险申明书》（以下简称风险申明书）等文件一并构成了双方的合同条款，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其中风险申明书内容为，告知委托人和受益人，本信托计划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本信托计划可能存在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风险形式。受托人虽已披露风险，但仍存在不可预测的风险。委托人应当仔细阅读相关文件，谨慎决策，委托人在风险申明书中签字，表明理解文件内容，愿意承担投资风险。司继东在上述风险申明书中签字确认，并抄写声明：本人已阅读并完全接受认购风险申明及信托计划说明书条款，愿意承担本产品投资风险和损失。信托计划说明书中内容为，公布了信托计划的名称及主要内容。注明本信托计划的资金用于受让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市天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100%股权收益权。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将转让价款用于流动资金周转，按照约定价款回购收益权，实现信托资金的退出。信托计划说明书同时进行了风险提示。
信托合同内容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自愿将其合法拥有的资金委托给受托人，并由受托人根据文件约定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进行集中管理，运用和处分，并以本信托的管理运用收益作为信托利益的来源，为受益人获取投资收益。信托合同约定，认购金额在300万元（含）至600万元的委托人，本信托计划的预期收益率为每年9.2%。预期收益率为受益人可能获得的年化收益率，但不代表实际年化收益率。本次信托总规模为2亿元。信托计划分期募集，各期信托计划的存续期限自当期信托计划募集完成日期至当日信托计划存续期满12个月之日止。受托人有权宣布本信托计划期限提前终止或者延长。
关于信托利益的计算方法，信托合同约定各期信托单位的信托利益核算日为自该期信托单位对应的信托利益起算日起每个自然季度末月21日。受托人于信托利益核算日后15个工作日内，分配当期信托利益。如果信托计划某期信托单位预计存续期限届满，信托财产专户中的现金类信托财产扣除费用后不足以向受益人分配的，受托人可以对信托财产进行处置和变现，信托期限相应延长，直至已经足额向受益人分配利益或者信托财产全部变现之日止。关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信托合同约定，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委托人有权要求撤销处分行为，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原状或赔偿损失。在信托计划存续期间，未经受托人书面同意，委托人不得要求撤回认购资金、变更、撤销或者解除信托合同。同时，信托合同进行了风险提示。2015年9月28日，国民信托公司向司继东出具了《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购确认书》，确认司继东认购金额300万元，确认信托单位300万份。2015年9月30日、12月22日，国民信托公司向司继东支付前两个季度的信托利益。2016年3月28日、4月7日，国民信托公司分两次向司继东支付第三季度信托利益。此后，国民信托公司未能如期支付。截止至2017年11月16日，国民信托公司共向司继东支付本金及收益共计1099101.37元。
一审法院另查，2015年8月26日，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国民信托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就国民信托公司拟设立涉案信托计划，将信托资金购买甲方依法持有的标的收益权进行确认。同日，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国民信托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保证合同》一份，约定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为前述回购协议中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需要履行的所有义务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同年8月27日，合同各方办理了上述回购协议及保证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2015）京方圆经证字第26082号、26083号公证书。2016年7月，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因未履行合同义务，国民信托公司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负责实际执行后，于2017年2月22日做出执行裁定书，称被执行人名下暂无可执行财产，故终结执行，待具备执行条件时再予执行。2017年8月2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向天津市河东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天津市河东区张达庄1号的土地及房屋。现上述土地房屋正在拍卖过程中。
一审法院认为，司继东与国民信托公司签订的合同名为信托合同，合同内容亦符合我国信托法中关于信托的规定，故司继东与国民信托公司存在信托关系。双方签订的信托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现国民信托公司根据司继东的委托，将司继东投入的资金用于合同约定的投资项目。因案外人违约导致未能履行与国民信托公司的合同义务。国民信托公司根据信托计划的履行情况决定延期，符合合同约定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同时，国民信托公司已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查封了案外人的相应财产。在司继东提起诉讼后，国民信托公司仍督促案外人继续向司继东返还投资款项。国民信托公司的上述行为，均系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司继东主张国民信托公司怠于履行相关义务，未积极采取措施挽回损失，没有尽到审慎以及风险控制等义务，均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国民信托公司在与司继东签订信托合同时，已经在合同条款中对投资风险进行了充分的提醒，且司继东在签署合同时，亦对风险内容进行了确认。故司继东主张合同中免责条款无效，缺乏依据，对于其观点，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现国民信托公司仍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司继东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国民信托公司返还本金以及收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判决：驳回司继东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2015年9月6日，许永利向国民信托公司汇款300万元，用于购买国民信托公司发布的信托产品。”中“许永利”应为“司继东”外，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司继东与国民信托公司签订的信托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国民信托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将司继东投入的资金用于投资项目。因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违约未能履行其与国民信托公司的合同义务，导致国民信托公司不能按期兑付司继东的投资收益。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受托人有权宣布本信托计划期限提前终止或者延长；如果信托计划某期信托单位预计存续期限届满，信托财产专户中的现金类信托财产在扣除应付信托费用后不足向该期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受托人可以对信托财产进行处置和变现，或采取交易文件约定的其他措施，本信托计划的某信托单位的存续期限或信托期限相应延长，直至已经足额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或者信托财产全部变现之日终止；在信托计划存续期间，未经受托人书面同意，委托人不得要求撤回认购资金、变更、撤销或者解除信托合同。国民信托公司根据信托计划的履行情况决定延期，并已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均系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任何投资均有风险，国民信托公司在与司继东签约时，已经在合同条款中对投资风险进行了充分的提醒，司继东在签约时亦明确表示“本人已阅读并完全接受认购风险申明及信托计划说明书条款，愿意承担本产品投资风险和损失”。目前司继东的投资收益不能按时收回，非国民信托公司违约行为导致，司继东要求解除信托合同即不符合合同约定，亦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要求国民信托公司返还本金以及收益、罚息的诉讼请求，亦无合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司继东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758元，由司继东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钱丽红
审 判 员 种仁辉
审 判 员 韩耀斌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吴红娜
书 记 员 何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