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683民初630号
原告：绵竹市什地镇绵河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四川省绵竹市什地镇绵河村。
负责人：蔡志勇，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洁琼，绵竹市剑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绵竹市什地镇绵河村第十二村民小组，住所地四川省绵竹市什地镇绵河村**组。
负责人：邬明宽，该村民小组组长。
被告：卿三贵，男，1963年8月5日出生，住四川省绵竹市什地镇。
原告绵竹市什地镇绵河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绵河村委会）、绵竹市什地镇绵河村第十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绵河村十二组）与被告卿三贵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法通知绵河村十二组作为本案原告出庭参加诉讼。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绵河村委会、绵河村十二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承包的绵河村十二组（原永平村三组）桑树田18.50亩，并拆除该土地上的建筑物；2.判令被告将承包的上述土地恢复原貌（沟渠、田埂）；3.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155，400元，包括两项：其一，毁损桑树的损失，按每亩500颗，每颗15元，计138，750元。其二，合同期满后未交田导致无法进行小春耕种的损失费，每年每亩900元，计16，650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1年9月，被告承包了绵竹市什地镇永平村三组（现绵河村十二组）桑树田18.50亩，承包期限15年，即从2001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当时，双方未签订书面承包合同，后于2002年12月18日签订了一份土地经营权流转承包合同，合同就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承包合同到期后，原告要求收回发包的桑树田，并要求被告拆除在土地上非法修建的房屋。双方的争议经镇、村有关部门及领导多次调解，被告却至今仍占据土地，对拆除房屋的要求更是置之不理。同时，原告认为，被告未经同意，擅自挖除集体所有的桑树，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及延期返还土地延误小春耕种，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均应予赔偿。
卿三贵辩称，双方间的土地承包合同属实，承包的土地已在2016年11月12日返还原告（当时，被告在土地上种有粮食作物，原告口头同意被告收获后返还土地），不存在延误耕种的损失，实际上村委会已将土地分到小组各户，是否耕种与被告无关。对于原告要求恢复沟渠，田埂，被告表示可以修复。对于原告要求赔偿桑树的损失，当年（2012年），绵竹境内养蚕根本已经没有销路，被告找到当时的队长范加建反应情况，要求改种粮食，队长同意并帮忙联系挖机将桑树给处理了。基于此，被告认为，其处理桑树是经过原告的同意的，不应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况且承包合同中规定，原告有自主经营权。对于原告要求拆除房屋，被告认为，其修建的房屋并不在承包的18.50亩土地之内，当年经队上同意修建此房屋是作为蚕房使用，没有养蚕后，被告用于养牛。双方的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被告已经向原告返还了远超18.50亩的土地（被告承包土地期间，辛勤开发的部分土地也一并返还了），被告修建的蚕房并不在承包地上，原告无权要求拆除。同时,被告本人及部分亲戚也是绵河村十二组的村民，也有权分得涉案集体土地，被告认为，即使其修建的部分房屋占了承包地，在其自愿分得房屋所在范围内的土地或者由其继续承包房屋所在范围内土地的前提下，土地上的房屋也不应拆除。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土地经营权流转承包合同》两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事实，原告据此要求被告返还土地、拆除房屋并赔偿损失。
当地政府（镇、村、组）调解涉案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笔录、绵河村十二组村民的集体决议、绵河村委会向卿三贵送达的限期拆除建筑物通知书，该组证据拟证明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绵河村十二组村民集体决议收回承包地，要求被告拆除修建的附属设施及当地政府对村民的争议进行多次调解的事实。
证人马清达、马官祥、马官跃的当庭证言，拟证明被告所修建的房屋有70%修建在涉案的承包地上，承包地上的桑树是经过嫁接良种、培育成良桑后承包予被告的。其中，马清达陈述“七几年载的桑树，八几年可以养蚕了”，马官祥和马官跃均陈述是九十年代组上找人对承包地上的桑树进行良种嫁接后承包予被告的，三证人均陈述，被告修建房屋有60-70%的地基，占用了涉案承包土地。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了四川省村集体经济组织专用票据一张（被告于2016年9月6日向绵河村委会交纳“土地有偿使用费”400元），拟证明被告修建的蚕房，属于有偿使用。
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形成如下证据：
《现场勘测笔录》一份，2017年4月19日，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对涉案承包地进行了现场勘测：测得争议土地面积为23.56亩（因靠承包地北侧卿立全（音）的土地由卿三贵连片耕种，两块土地的界址不清，遂将卿立全土地一并测量，计算承包地面积时，卿立全土地面积应扣减），但未扣除土地发包前土地分成小块的田埂及原有沟渠面积（预估扣除面积0.60亩）。
《询问笔录》一份，本院组织双方对承包地进行测量后，对绵河村村文书ＸＸ秋（此人长期在该村工作，了解涉案承包土地的情况）进行了询问，形成笔录。ＸＸ秋称，涉案土地为绵河村十二组集体预留机动地，没有确权，也没有分地到户。土地发包给被告时，是按实际面积发包的，土地上的桑树是2000年产业结构调整时，由村上育的苗。另，卿立全那块地的面积约1.19亩（以收取土地承包费的票据为凭）。
《调查笔录》一份，2017年5月3日，本院就案件涉及的一些专业问题向绵竹市农业局经作站的技术人员唐章贵进行了调查询问，形成笔录。唐章贵称，一亩桑田，如需间种其他农作物，可大概种桑树（蚕桑）500-1000株左右。桑苗从育苗、嫁接，直至成为良桑（可以养蚕），成本一般在（每株）3-5元左右，成本包括育苗、嫁接、肥料、人工养护等诸多成本在内，一般从育苗到良桑的时间在1-2年左右。唐章贵还讲到，绵竹地区近年来养蚕的已经很少，对于蚕桑来说，除采桑养蚕外，桑树本身没有什么价值。
对证据的质证和认定：被告对原告提交第1、2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其返还的土地面积超出了承包时的18.50亩，其修建的蚕房不在承包土地之上，不应拆除。对证人证言，被告认为，证人所作证言为虚假，当年政府鼓励栽桑养蚕，育苗是村上育的，但当时仅为幼苗，是被告找人嫁接的桑树（嫁接需要的“芽口”由政府提供）。各证人所言，蚕房修建有70%修建在承包地上与事实不符，被告经过多年辛勤劳作，返还的土地已远超承包时的面积。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票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有偿使用费”是卿三贵申请在现有房屋南侧新建一附属设施的费用，后来因村民反对，“所以就要求停了下来”。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第1、2组证据真实客观，能够证明案件相关事实，应予采信。原、被告对本院依职权调查形成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相关证据予以采信。对原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当庭证言，结合原、被告的陈述，本院依职权调查形成的有关证据及有关事实来看，不能认定被告修建的蚕房有大部分建于承包地上的事实（在承包合同确定的界址内，被告返还的土地面积远大于承包地面积），也不能认定被告承包土地时，土地上的桑树已是经过嫁接的良桑（各证人所言，与调查确认的事实不一致，对桑树成林的时间，有言八十年代，有言九十年代，有言2000年）。故本院对证人证言部分不予采信。对于被告提交的“土地有偿使用费”票据，经原、被告双方当庭确认系被告拟扩建牛棚使用土地的费用，后因村民反对，尚未修建。因拟扩建建筑所处位置不在涉案承包土地范围内，该票据所反映的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2年12月18日，绵竹市什地镇永平村村民委员会（现为绵河村委会）、永平村三组（现为绵河村十二组）与永平村三组村民卿三贵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承包合同》一份（时任永平村村委会负责人陈典云、时任永平村三组负责人魏大全、卿三贵在合同上签章），约定将永平村三组所有的桑树田（土地为该村民小组预留的机动地，原为耕地并植有村民于2000年集体所育的桑苗）18.50亩发包给卿三贵承包，承租期为15年，即2001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被告实际承包桑树田后，对桑树进行良种嫁接，嫁接所需良桑“芽口”由政府提供），承包费为140元/亩/年。承包田所在方位：东靠开发田边（界址之外是河滩地），西靠刘家堰埂，南靠范雪芳包产田，北靠卿立全的包产田等内容。2004年4月6日，双方重新签订了土地经营权流转承包合同（合同上有永平村村委会印章、时任永平村村委会负责人陈典荣，时任永平村三组负责人范加建签章，卿三贵签字和捺印），并约定前合同废止。其中，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方权利义务为：1.权利：具有生产自主权、经营管理权和产品处理权及收益权；承包人在承包期内，不得私自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或转包他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争取继续承包的权利。2.义务：按合同约定，如数按时交纳土地承包费及其他有关税费；承包的土地和其它集体生产资料，不得擅自变卖，不得擅自改变用途，服从国家、集体建设和规划依法用地的需要。承包合同违约责任约定：承包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分别承担违约责任，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地：②荒芜承包地、破坏承包地上集体所有的附着物。上述承包合同期限届满后，发包人要求被告返还承包地、赔偿损失及拆除承包地上的建筑而涉诉。
另查明，两份《土地经营权流转承包合同》上的承包方签章和签名——卿山贵，应为卿三贵。卿三贵承包桑树田后，在相邻承包地东侧修建了一简易建筑——蚕房，该建筑部分占用了原承包地旁的石灰窑（该石灰窑不在承包地18.50亩范围内）。2012年，卿三贵将承包地上的桑树挖除后改种粮作物，并利用修建的蚕房养牛。2016年8月31日，土地承包合同期满后，承包土地上种植有红苕，被告收获后于2016年11月上旬将土地返还原告。
2017年4月19日，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涉案承包地进行了现场勘测，实际测得被告向原告返还部分的承包地面积为22.37亩（减去卿立全承包地1.19亩，但未剔除原有田埂、沟渠所占面积）。
还查明，在本地区，一亩桑田，如需间种其他农作物，可大概种桑树（蚕桑）500-1000株左右。桑苗从育苗、嫁接，直至成为良桑（可以养蚕），成本一般在（每株）3-5元左右，成本包括育苗、嫁接、肥料、人工养护等诸多成本在内，一般从育苗到良桑的时间在1-2年左右。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承包合同》的性质不是土地经营权流转，而是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承包方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情况。该合同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合同的承包期限届满后，发包人明确表示不再发包土地，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将承包的土地恢复原状，予以返还。
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终止后，发包方要求恢复土地原状或赔偿损失的请求如何处理。
一、关于原告要求返还土地、恢复原貌的诉讼请求。
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经测量被告向原告已返还的部分土地面积为22.37亩，即使考虑桑田内原有田埂、沟渠的面积（原告称该部分面积在发包给被告时未计算在18.50亩内），也已经超出被告应返还的承包地面积18.50亩。（因为承包地原为耕地，土地上的原有田埂、沟渠所占面积应为有限，原告也无证据证实相关情况。）原告要求被告继续返还桑树田18.50亩的诉讼请求，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诉讼过程中，原告提出要求恢复桑田内的原有田埂、沟渠，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桑田内原有田埂、沟渠的面积、所处方位、数量等具体情况。况且，涉案土地仍为绵河村十二组的集体预留机动地，并未分包到户，在目前土地适于农业种植的情况下，原告要求恢复土地上原有沟渠、田埂实无必要，故本院对原告的相应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告能否依本案合同纠纷要求被告拆除争议建筑。
本案中，被告在承包地东侧修建了一简易建筑——蚕房，目前用于养牛。原告认为，该建筑修建在涉案承包土地18.50亩范围内，土地承包合同终止后，被告在返还土地时应将土地恢复原状，即拆除争议建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而从案件查明的事实来看，争议建筑有部分建于承包地旁的废弃石灰窑上，即可以确定争议建筑有部分建在承包地之外，在被告已经返还的合同界址范围内的土地面积大于18.50亩的情形下，很难认定该建筑修建在承包地18.50亩范围内。也就是说，根据现有证据及案件查明的有关事实，不能认定争议建筑——蚕房建于承包地上。《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争议建筑修建在承包地上，其主张基于合同关系，在承包合同终止后，要求被告对返还的土地恢复原状，即拆除承包地上建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不能成立，本院对其相应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双方争议建筑所占土地为绵河村十二组集体所有，因该组村民认为该土地不应由被告占有用于养牛，原告应村民要求提起诉讼收回该土地（拆除建筑）；同时，被告卿三贵则称其也系该组村民，有权继续使用土地。本院认为，双方之争议实为土地使用权争议。《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从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争议建筑在合同前期用于养蚕，2012年后则由被告用于养牛，土地实际上一直是由被告在使用。现因其他村民对被告继续使用土地发生争议，应按照上述法律的规定，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
关于原告的损失赔偿请求。
桑树的损失。《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被告承包的土地为桑树田，土地上种植有发包人绵河村十二组集体所有的桑树，被告未经集体同意（被告虽称挖除桑树得到当时的队长同意，但在原告否认的情况下，被告既未申请相关人员出庭作证，也未提交相关证据佐证其抗辩。对此，应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擅自将桑树挖除，违反了合同中“不得破坏承包地上集体所有的附着物”的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发包人的经济损失。从案件事实来看，承包地上的桑树在原告育苗后，即承包给被告经营使用，考虑到桑树主要由被告进行管理、养护（被告由此付出大量心血），政府提供嫁接良种等是针对村组、桑树本身的经济特性（除采桑养蚕外，几无价值）及绵竹本地养蚕行业现状等因素，并结合本院调查获得的有关数据（桑树从育苗至培育成良桑的成本约为3-5元/株）、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主张每亩按500株桑树计算损失，符合查明的有关事实），可酌情按桑树的部分投入成本确定原告的该项损失。本院酌定桑树的投入成本为3元/株，由被告酌情赔偿原告四分之一，即0.75元/株。则，可将原告的该部分损失确定为：18.50亩×500株/亩×0.75/株=6，937.50元。
2.关于延期返还土地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延期返还土地，造成其延误小春耕种，造成损失巨大。从案件查明事实来看，合同到期时，被告在土地上种植的红苕尚未收获，被告收获作物后再返还土地，并无不妥。且被告返还土地是在11月上旬，此时，可播种小麦、土豆等农作物，并未延误小春耕种，因此，原告的相应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涉案土地承包合同于2016年8月31日期限届满，被告延期返还土地，应支付相应的土地使用费。本院认为，可按原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费计算，至被告返还土地（2016年11月上旬）计算两个半月，即18.50亩×140元/亩÷12×2.50=539.58元。
综上，原告的损失可确定为：6，937.50元+539.58元=7，477.08元。同时，本案中的土地（18.50亩桑树田）及土地上的原有桑林均属于绵河村十二组集体所有。故相应的桑树损失及土地使用费，应支付予原告绵河村十二组。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卿三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绵竹市什地镇绵河村第十二村民小组支付毁损桑树的赔偿款6，937.50元、支付土地使用费539.58元，合计7，477.08元；
二、驳回原告绵竹市什地镇绵河村村民委员会、绵竹市什地镇绵河村第十二村民小组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704元，由二原告负担1622元，由被告卿三贵负担8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江永强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叶莉君
书 记 员 吴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