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145号
抗诉机关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汉钟，武汉市荣达拆迁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于2012年4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湖北省武汉市第四看守所。
辩护人弓跃峰，湖北泓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于2012年6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7日被逮捕，2014年6月12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刘刚，湖北联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某甲，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街道办事处工会常务副主席。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于2012年6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湖北省武汉市第四看守所。
辩护人魏莱，湖北楚风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忠环，武汉市新风藤器厂厂长。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于2012年3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2日被逮捕，同年6月20日被取保候审，2013年12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湖北省武汉市第四看守所。
辩护人张鸿颉，湖北光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周汉钟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原审被告人胡某甲、王忠环犯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原审被告人李某犯滥用职权罪一案，于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出（2012）鄂武东开刑初字第00367号刑事判决。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不服，提出抗诉；四名原审被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助理检察员张小艳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汉钟、李某、胡某甲、王忠环及辩护人弓跃峰、刘刚、魏莱、张鸿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
一、滥用职权、贪污事实
2006年4月，武汉市汉阳区市政建设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汉阳区市政总公司）受武汉市城诚路桥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负责武汉市汉阳区滨江大道道路排水工程红线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工作，该项目启动不久因建设资金原因中断。同年三、四月间，汉阳区安全监督部门将汉阳区滨江大道道路排水工程红线范围内武汉市新风藤器厂（以下简称新风藤器厂）租给武汉市鼎仙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业主张某（另案处理）的两个酿造车间认定为危房查封后，张某找到时任新风藤器厂厂长的被告人王忠环协商，提出由其出资对危房进行改扩建，从而获取相应的房屋拆迁补偿款。被告人王忠环表示同意，双方于2006年7月签订了《关于危房改建协议》。其后，被告人王忠环将由张某出资对危房进行改建且双方已签订《关于危房改建协议》的事宜告知时任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办事处经济管理发展科科长、负责监管街属企业的被告人胡某甲，被告人胡某甲对该协议默认。2006年8月，被告人王忠环及张某在未报批办理建房许可手续的情况下，对危房进行改造、扩建。期间，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办事处和汉阳区城管局对辖区违建房进行拆违，曾对新风藤器厂的违建厂房进行拆除。被告人胡某甲为帮助新风藤器厂将来在拆迁中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款用于该企业改制，找到时任汉阳区鹦鹉街分管城管的副主任李某（另案处理），要求其对新风藤器厂的违建厂房不予拆除，并获得允许，致使该厂原一层厂房违法扩建为三层，违建面积1897.42平方米。
2009年，武汉市汉阳区滨江大道及周边道路排水工程及房屋拆迁工作重新启动。受武汉市汉阳区建设局的委托，武汉市汉阳区市政总公司下属武汉市荣达拆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达拆迁公司）负责对包括新风藤器厂在内的拆迁补偿进行踏勘、谈判，收集审核资料工作。时任荣达拆迁公司经理的被告人周汉钟和项目负责人的被告人李某为在新风藤器厂拆迁中获得动迁安置房指标，伙同被告人胡某甲、王忠环隐瞒该厂存在违建厂房，并虚构该厂存在七户职工住房的事实。被告人李某在对该厂拆迁范围进行踏勘、谈判、收集审核拆迁资料、拆迁面积及范围内安置对象的上报材料时，隐瞒上报材料的真实情况。被告人周汉钟在对该厂拆迁范围进行踏勘、拆迁面积及范围内安置对象的上报资料进行审核中，未对上报资料的真实性、客观性严格把关，使该厂违建的无证厂房1316.50平方米参照办公用房区位价的85%获得补偿，致使国家支付补偿款人民币4922590.98元，对虚构580.92平方米的七套职工住房支付补偿款人民币2568206.32元，支付过渡费人民币84721.92元，并使与被告人周汉钟、李某、胡某甲、王忠环有关联的人员获得七套动迁安置房指标。其中，被告人周汉钟向被告人王忠环提出虚构郭某为新风藤器厂职工，在该厂有职工住房，为其情妇郭某在新风藤器厂拆迁补偿中获取动迁安置房指标一套、拆迁补偿款及拆迁过渡费。被告人周汉钟为使上述拆迁补偿款、拆迁过渡费及动迁安置房指标为情妇郭某所有，向被告人王忠环提出所在单位需要活动经费为由，使情妇郭某获取拆迁补偿款人民币430109.20元和过渡费人民币11338.80元，共计人民币441448元及汉阳区枫华苑小区的动迁安置房指标一套。
另查明，高某、高某甲、汤某、张某甲、陈某、严某领取住房拆迁补偿款、过渡费共计人民币2161743.24元后，已先后交给新风藤器厂。
还查明，被告人周汉钟贪污款项人民币441448元，由郭某用其中252346.98元购买了动迁安置房。该房由武汉市汉阳区建设局收回后，折抵现金人民币252346.98元，由武汉市汉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暂扣；余下款项人民币189101.02元，已由武汉市汉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向郭某追缴并暂扣。新风藤器厂获取的违法建筑拆迁补偿款人民币4922590.98元，已由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办事处监管账户监管。六户房屋拆迁补偿款、过渡费共计人民币2161743.24元，由新风藤器厂交武汉市汉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暂扣。检察机关还扣押涉案款项人民币49737元。上述款项合计人民币7575519.22元。
二、挪用公款事实
被告人胡某甲在担任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经济发展管理科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于2010年2月11日和同年4月14日，先后两次伙同其业务主管的下级单位新风藤器厂时任厂长的被告人王忠环，共同挪用新风藤器厂人民币15万元供其个人使用，用于女儿胡某的公司经营，后全部偿还。
另查明，2012年3月29日，被告人王忠环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被抓获归案，同年6月20日由检察机关决定对其取保候审。相关职能部门在办理被告人王忠环违纪案件中发现被告人周汉钟有滥用职权行为，于同年3月24日通知被告人周汉钟谈话调查，被告人周汉钟主动交代了其贪污枫华苑动迁房一套给其情妇的事实。同年6月13日，被告人胡某甲、李某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汉钟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李某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在对拆迁范围进行踏勘、拆迁面积及拆迁范围内安置对象的拆迁补偿上报资料审核中，伙同被告人王忠环将违法建筑面积及虚构的职工住房面积作为已审核的资料予以上报，被告人胡某甲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正确的行使管理职责，还利用其职务影响，请求相关职能部门不履行职责，导致违法建筑未能拆除，参与隐瞒违建厂房和虚构住房，被告人周汉钟、李某、胡某甲、王忠环还谋取个人私利。其共同行为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被告人周汉钟、李某、胡某甲、王忠环的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周汉钟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及安置费共计人民币441448元，并获得动迁安置房指标1套，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胡某甲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伙同被告人王忠环将新风藤器厂公款共计人民币15万元用于个人使用，并用作他人经营活动，数额较大，被告人胡某甲、王忠环的行为均已构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胡某甲、王忠环在挪用公款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当，应按其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予以处罚。被告人周汉钟因滥用职权行为接受办案机关调查时，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贪污罪行，以自首论，依法可以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周汉钟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李某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胡某甲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王忠环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武汉市新风藤器厂违法所得拆迁补偿款人民币4922590.98元和暂扣于武汉市汉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虚构房屋拆迁补偿款、过渡费共计人民币2161743.24元及暂扣于检察机关涉案款人民币49737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暂扣于武汉市汉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被告人周汉钟违法所得人民币441448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理由：被告人胡某甲、李某、周汉钟、王忠环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757万余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原审法院对四被告人均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判处刑罚，系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提出抗诉。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四名上诉人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达757万余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四被告人情节严重，均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属于认定犯罪情节错误，导致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支持抗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
上诉人周汉钟上诉称，原审法院判决对其犯滥用职权罪和贪污罪均量刑过重。辩护人还提出：周汉钟没有伙同王忠环等人参与违建，也不知道是违建房，一直认为是无证房；拆迁补偿款到账后全部由街办事处控管，不应当计算为损失；周汉钟仅对其虚构的两户职工住房承担责任，且对造成损失起次要作用。原审法院判决没有客观反映事实真相，加重被告人周汉钟的犯罪地位、作用，请求从轻、减轻处罚。
上诉人李某上诉称，拆迁补偿款不是私人所得，钱在监管账户上，没有造成损失，原审法院判决量刑过重。辩护人还提出：李某在被刑事拘留前，多次到办案机关如实交代自己罪行，具有自首情节；李某系聘用人员，没有独立决断权，犯罪中处于受指使、被动的从属地位，应当认定从犯。
上诉人胡某甲上诉称，其找王忠环厂里借钱不构成挪用公款罪。辩护人还提出：1、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滥用职权的犯罪结果尚未发生，不应构成犯罪，且胡某甲对造成损失的作用极其轻微；2、胡某甲向王忠环借款，只是用款人，既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也没有实施挪用公款的行为，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实15万元用于营利活动。
上诉人王忠环上诉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其滥用职权的事实错误，在挪用公款犯罪中是从犯，原审法院判决量刑过重。辩护人还提出：1、王忠环不具有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身份，没有实施滥用职权的客观行为，企业拆迁时的相关行为均请示上级部门，也没有造成国家损失，不构成滥用职权罪；2、王忠环在挪用公款中是从犯，且款项已及时归还，没有造成损失，情节轻微，同时有自首情节，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原审法院量刑过重，请求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
一、滥用职权、贪污的事实
武汉市汉阳区滨江大道道路排水工程红线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工作于2006年4月启动（该项目启动不久后因建设资金问题中断），武汉市新风藤器厂（以下简称新风藤器厂）在拆迁红线范围内。根据武汉市政府文件明确规定，拆迁范围确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该拆迁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房屋。1991年7月3日以后，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房屋，不予补偿。为了获取更多拆迁补偿款，该厂厂长上诉人王忠环与承租该厂厂房的武汉市鼎仙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业主张某（另案处理）协商后于2006年7月签订危房改建协议，约定由张某出资对该厂危房进行改扩建。上诉人王忠环将此事向负责监管街属企业的时任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办事处经济管理发展科科长上诉人胡某甲汇报，上诉人胡某甲默认同意。2006年8月，上诉人王忠环及张某在未报批办理建房许可手续的情况下，违反武汉市政府文件规定对该厂危房进行改造、扩建。期间，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办事处和汉阳区城管局曾对新风藤器厂的违建厂房进行拆除。上诉人胡某甲为帮助该厂在未来拆迁中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款用于该企业改制，利用其职务影响，要求时任汉阳区鹦鹉街分管城管的副主任李某（另案处理）对该厂的违建厂房不予拆除，致使该厂原一层厂房违法扩建为三层，违建面积达1897.42平方米。
2009年，武汉市汉阳区滨江大道及周边道路排水工程及房屋拆迁工作重新启动。受武汉市汉阳区建设局的委托，武汉市汉阳区市政总公司下属武汉市荣达拆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达公司）负责包括新风藤器厂在内的拆迁补偿工作。上诉人周汉钟时任荣达公司经理，主要负责主持拆迁项目、管理项目拆迁补偿款。上诉人李某时任荣达公司项目经理，受荣达公司安排主要负责拆迁范围踏勘、拆迁面积及拆迁范围内安置对象拆迁补偿上报资料的经办审核工作。在新风藤器厂厂房项目拆迁过程中，上诉人周汉钟、李某以及上诉人胡某甲明知新风藤器厂存在违建房，为了在新风藤器厂拆迁中获得动迁安置房指标，以权谋私，不正确履行职责，伙同上诉人王忠环隐瞒该厂存在1800余平方米的违建厂房，并虚构七户职工住房的事实，套取拆迁补偿款、过渡费、动迁安置房共计价值人民币7575519.22元，包括新风藤器厂违建厂房中的1316.50平方米参照办公用房区位价的85%取得拆迁补偿款人民币4922590.98元；其余580.92平方米，由上诉人周汉钟、李某、胡某甲、王忠环将各自亲友等特定关系人七人虚构为该厂职工，以职工住房名义取得拆迁补偿款人民币2568206.32元、过渡费人民币84721.92元以及动迁安置房指标七套。
至案发，拆迁补偿款人民币4922590.98元已进入新风藤器厂账户，由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办事处监管。七户动迁安置房的购房款已进入开发商账户用于抵扣拆迁补偿款，其中郭某、严某两户按产权调换方式购买动迁安置房，结算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783686.97元，另五户尚未交房结算；过渡费共计人民币84721.92元已支付入七户个人账户。案发后，上述损失已全部由办案机关追缴并暂予扣押，涉案七套动迁安置房已由武汉市汉阳区建设局收回。
另查明，在新风藤器厂拆迁补偿过程中，上诉人周汉钟利用管理、发放拆迁补偿款的职务便利，以单位需要活动经费为由，为其情妇郭某非法占有新风藤器厂职工住房拆迁补偿款、拆迁过渡费以及动迁安置房一套，共计人民币441448元。
经群众举报，中共武汉市汉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区纪委）与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3月19日联合调查滨江大道1.1公里拆迁项目资金被骗取的情况。上诉人王忠环于2012年3月21日被采取双规措施后未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经进一步谈话，于2012年3月24日交代伙同他人虚列职工住房骗取拆迁补偿款和动迁安置房指标的犯罪事实，并于同年3月29日被刑事拘留。区纪委在调查王忠环案件中发现上诉人周汉钟涉嫌滥用职权的线索，于2012年3月24日通知其到区纪委谈话调查，次日周汉钟主动交代在拆迁过程中为郭某获取动迁安置房指标及拆迁补偿款的事实，同年3月29日被区纪委双规，并于同年4月26日被刑事拘留。在此期间，上诉人胡某甲、李某多次接受办案机关谈话调查，均如实交代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2012年6月13日，经区纪委通知，二人主动到案如实供述全部罪行，同日被刑事拘留。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上诉人身份职责的书证
1、中共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公司委员会文件《关于周汉钟同志任职的决定》、武汉市汉阳区建设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上诉人周汉钟于2010年3月经集团公司党委研究决定，任命为武汉市荣达拆迁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受汉阳区政府、汉阳区建设局的委托，负责主持汉阳区滨江大道项目的拆迁工作并负责该拆迁项目拆迁补偿款的管理工作。
2、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员工基本情况表、武汉市荣达拆迁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上诉人李某在2009年滨江大道1.1公里及周边道路排水工程启动初期担任项目经理职务，其主要负责该项目的企业动迁工作，包括新风藤器厂的整体拆迁工作。其工作职责是：对拆迁范围进行踏勘，与被拆迁户谈判，收集审核拆迁资料；对该厂拆迁面积及该厂范围内安置对象上报资料进行审核；作为拆迁经办人对填写的《拆迁安置协议书》负责，签署《房屋拆迁补偿付（收）款手续通知单》；按照其工作职责对其上报资料的真实性、客观性进行严格把关。
3、中共武汉市汉阳区委鹦鹉街工作委员会关于胡某甲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文件、中共汉阳区委鹦鹉街工委组宣科出具的《胡某甲同志任职说明》、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鹦鹉街办事处出具的《鹦鹉街职能科室工作职责》，证明：上诉人胡某甲于2006年8月16日任鹦鹉街经济发展管理科科长，2010年6月任鹦鹉街工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正科级）。其任经管科科长期间，职责主要是对辖区内街属企业进行管理，做好协调服务工作。
4、《关于王忠环同志任职的批复》、个人简历、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上诉人王忠环案发前系新风藤器厂厂长，该企业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新风藤器厂拆迁补偿的书证
1、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2006年8月17日拆迁公告、武汉市人民政府第130号令、《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武规拆字（2003）9号文件以及《武汉市历史遗留无证房屋拆迁补偿处理意见（试行）》等书证。
上述书证证明：武汉市汉阳区滨江大道道路排水工程红线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工作于2006年4月启动，新风藤器厂在拆迁红线范围内。根据武汉市政府文件规定，拆迁范围确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该拆迁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房屋。1991年7月3日以后，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房屋，不予补偿。1981年10月29日至1991年7月2日期间建设的无证房屋，单位和个人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按有证房屋拆迁评估单价的85%补偿。
2、《征地拆迁委托协议书》、《项目代建管理委托书》、《滨江大道1.1公里及周边道路排水工程房屋拆迁委托合同》、《关于滨江大道（长江大桥-
杨泗路）及周边道路工程以区为主征地拆迁资金拨付的说明》等书证。
上述书证证明：2009年7月22日，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负责征地拆迁，管理机构为汉阳区建设局。汉阳区建设局委托荣达拆迁公司代办拆迁，该项目属独立的拆迁项目，由汉阳区人民政府下设机构汉阳区城建重点工程征地拆迁指挥部负责监督管理。
3、《房屋租赁合同》、《关于危房改建的协议》、《危房改建的补充协议》以及《房屋拆迁补充协议》，证明：武汉市鼎仙食品有限公司（业主张某）自2002年12月31日至2007年12月31日租用新风藤器厂1500平方米厂房作生产用地。张某于2006年7月26日与王忠环达成危房改建协议，由鼎仙公司出资对危房改建。
4、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汉阳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新风藤器厂没有在该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土地证等规划用地审批手续，也没有行政处罚记录。
5、武汉市新风藤器厂房屋土地使用平面图、房地产平面图，证明：新风藤器厂在1991年6月16日房产局权证附图房屋土地使用平面图上显示建筑面积为1473.89平方米。武汉市汉阳区房产局测绘队于2009年制作的新风藤器厂平面图和郭某等七户的分户图显示，整个厂房建筑面积共计3187.94平方米，虚构职工房屋建筑面积共计580.92平方米，共计建筑面积3768.86平方米。
6、武汉市新风藤器厂《关于房屋属办公用房的说明》两份以及书面证明材料，证明：新风藤器厂于2010年5月13日出具虚假书面材料说明该厂现有房屋总面积3768.86平方米，其中3087.94平方米属办公用房，另外580.92平方米办公用房于1986年分配给无房户职工郭某、汤某、陈某、高某甲、张某甲、严某、高某七户居住。两份说明上均有鹦鹉街办事处“情况属实2010.5.14”的签字和盖章。同时，新风藤器厂还出具证明材料，表示本次房屋拆迁中同意放弃属于该厂20%产权的拆迁补偿款，由拆迁公司直接对职工进行补偿。
7、《汉阳区拆迁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2010年4月9日），证明：会议原则同意对拆迁红线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有证房屋参照办公用房区位价给予补偿，无证房参照办公用房区位价补偿时按照武规拆字（2003）9号文规定执行；企事业单位分配给职工居住的房屋参照住宅用房区位价给予补偿。
8、《滨江大道及周边道路排水工程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屋拆迁补偿付（收）款手续通知单、特种转账借方凭证、记账凭证、拆迁项目统计表等书证。
上述书证证明：荣达公司于2010年7月2日与新风藤器厂达成拆迁补偿协议，武汉市汉阳区建设局于2010年7月27日向新风藤器厂支付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4124247元。
9、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鹦鹉街办事处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鹦鹉街经管科出具的《关于街属改制企业资金监管情况的说明》，证明：新风藤器厂为鹦鹉街道特困企业，2010年9月正式开始企业改制。为确保资金安全，街道经管科设立专项银行监管账户，企业用款需写请款报告，由经管科根据改制方案指定专人经办，经办人签署意见后报经管科科长复审并签署意见，报分管领导审批。荣达公司支付给该厂共计人民币1410万元拆迁补偿款均按规定进入监管账户。
10、高某、陈某、严某、高某甲、汤某、张某甲、郭某等七人分别与荣达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武汉阳光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房屋拆迁估价分户结果报告》、住户房屋拆迁补偿清单、装修补偿清单表、汉阳区动迁安置房通知书、房屋拆迁补偿付（收）款手续通知单、收条、工商银行存折凭证以及新风藤器厂七户过渡费明细、银行流水、荣达拆迁公司出示的过渡费明细及相关凭证等书证。
上述书证证明：七户虚构职工住房获得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2568206.32元、过渡费共计人民币84721.92元。其中，郭某获得房屋拆迁补偿款人民币430109.2元、过渡费人民币11338.8元。
11、《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国土房产局关于加快支持重点工程拆迁安置工作意见的通知》、《市房管局关于将桥机嘉园一期二组团和二期经济适用房项目调整为动迁安置房的回函》、《市房管局关于同意将七里香苑等三项目房源调整为动迁安置房的函》、《动迁房项目对接预定房源协议书》、《定向拆迁安置与动迁房项目对接预订房源协议书》、《预购房协议书》、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汉阳分局出具的《关于经济适用房享受相关政策的说明》，以及武汉市汉阳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出具的《区城乡统筹办关于与荣达拆迁公司签订房源协议有关情况的说明》和《关于桥机嘉园、枫华苑项目房源的情况说明》，武汉市兴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查询枫华苑项目交房情况的说明》和银行进账单，中铁大桥局集团武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等书证。
上述书证证明：荣达公司订购桥机嘉园项目、枫华苑项目部分房产用于汉阳区滨江大道项目拆迁还建安置，张某甲、严某、高某甲、高某、汤某、陈某、郭某等七人获得的动迁安置房指标在上述项目房源内，均系经济适用房性质。至2012年4月，汉阳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已收到荣达公司委托方汉阳区建设局的房源订购项目资金，并按照每套房总价的75%向桥机嘉园项目开发商中铁大桥局武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张某甲、严某、高某甲、高某的购房款；按照每套房总价的94%向枫华苑项目开发商武汉市兴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汤某、陈某、郭某的购房款，供上述七户虚构职工抵扣房款。其中，郭某、严某已经办理交房手续；汤某、陈某甲、张某、高某甲、高某尚未交房。
（三）到案经过、涉案损失及赃款追缴的证据
1、举报材料，举报有人在武汉市汉阳区鹦鹉片大规模拆迁改造中以权谋私，弄虚作假，虚列或扩大拆迁住房面积，同时虚构了十户同号异名的户主，从而套取巨额国家财政补偿资金私分。
2、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破案及抓获经过；中共武汉市汉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谈话笔录、《关于王忠环、周汉钟、胡某甲、李某到案的情况说明》。
上述证据证明：武汉市汉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3月19日联合调查滨江大道1.1公里拆迁项目资金被骗取的情况。王忠环于2012年3月21日被区纪委采取双规措施，双规后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经进一步谈话后于2012年3月24日交代伙同他人虚列职工宿舍骗取拆迁补偿和动迁安置房指标的罪行。检察机关于2012年3月29日对王忠环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区纪委在办理王忠环违纪案件中发现周汉钟有滥用职权行为，于2012年3月24日通知周汉钟谈话调查，次日周汉钟主动交代在拆迁过程中为郭某获取动迁安置房指标一套及拆迁补偿款43万元的事实，并于2012年3月29日被区纪委采取双规措施。在周汉钟被双规，王忠环被采取逮捕措施后，区纪委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局的委托，于2012年6月13日通知胡某甲、李某二人到纪委办公室接受调查，二人到案后被带至检察院。
3、中共武汉市汉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暂予扣留情况说明，暂予扣留、封存物品登记表，《新风藤器厂应退缴违纪款明细》，扣押物品清单，《新风藤器厂违纪款收缴明细》，新风藤器厂银行账户流水以及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出具的《关于郭某等7户过渡费的说明》。
上述证据证明：新风藤器厂拆迁补偿款已经进入该企业账户，由汉阳区鹦鹉街办事处监管，其中包含违建厂房违法所得人民币4922590.98元。虚构七户职工住房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2568206.32元及过渡费人民币84721.92元分别由区纪委、检察机关暂予扣押，涉案七套动迁安置房已由武汉市汉阳区建设局收回。
（四）证人证言
1、证人张某的证言：1997年到2010年陆续在新风藤器厂租用厂房，不断扩大生产经营面积。2006年3月左右，两个酿造车间总共300多平方米被认定为危房查封，就跟王忠环协商，由我出资改扩建厂房。在未办理建房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在原厂房一层的基础上加盖了二层共计1897.42平方米。后来违建房要拆，王忠环找到街道领导协调后，城管就没拆了。胡某甲担任经管科科长时经常去新风藤器厂检查工作，他知道新风藤器厂改扩建是我出资的。
2、证人李某（时任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办事处副主任）的证言：2006年在鹦鹉街分管街道城管，主要配合汉阳区城管局将违建房拆除。下半年，城管科胡某乙汇报说新风藤器厂在失火的面积上加盖二层楼，按规定违章建筑必须拆除。胡某乙就安排城管科人员配合城管局执法中队对新风藤器厂组织过一次拆违。街道办事处经管科的胡某甲找到我，说新风藤器厂属于街道的特困企业，希望城管科不要对该厂的违建房进行拆除，让企业在拆迁中获得拆迁补偿款用于企业改制。我就叫胡某乙不要对新风藤器厂拆违。2010年上半年，王忠环、周汉钟、李某等人到我的办公室，商谈新风藤器厂拆迁补偿事宜，希望扩建的1800多平方米能参照武规拆（2003）9号文件的规定按照有证面积标准的85%进行补偿。2010年4月，汉阳区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拆迁协调会，讨论了新风藤器厂厂房补偿的事情，我和荣达公司的周汉钟参加了会议。周汉钟在会上汇报了新风藤器厂有证、无证面积的情况，我在会上介绍了该企业是特困企业，希望荣达公司能够参照武汉市历史遗留无证房屋拆迁补偿的政策予以补偿，给新风藤器厂在拆迁补偿方面给予照顾，周汉钟当场也同意我的观点。会后汉阳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形成纪要，会议原则同意对拆迁红线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有证房屋参照办公用房区位价给予补偿，无证房屋参照办公用房区位价补偿时按武规拆字（2003）9号文规定执行。后来荣达公司根据这一会议纪要精神，对新风藤器厂的无证面积全部予以了补偿。
3、证人胡某乙（时任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城管科科长）、宋某（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城管科队员）、詹某（武汉市汉阳区城管局鹦鹉中队队长）的证言，证明城管科在2006年下半年对新风藤器厂违建厂房行为查违控违时，胡某甲及其领导李某打招呼不要管新风藤器厂的违建行为。
4、证人喻某（时任武汉市汉阳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张某乙（时任武汉市汉阳区建设局副局长）的证言，均证明：荣达公司受政府委托行使政府拆迁工作的职能，该项目的拆迁资金是政府投资。2010年，周汉钟受汉阳区政府及建设局的委托负责主持项目的拆迁工作，并负责管理项目拆迁补偿款。2010年4月，在汉阳区政府协调会议上讨论拆除鹦鹉街辖区新风藤器厂房屋的时候，李某反映新风藤器厂曾发生火灾，80年代进行了重建，失火的房子有部分面积没有两证，符合武规拆字（2003）9号文件关于历史无证房屋的规定，为推进该厂职工改制工作，希望将该厂的无证房屋参照办公用房区位价进行补偿。周汉钟当时和李某说了同样的话，并提到新风藤器厂有几户职工宿舍要被拆迁，需要对他们进行动迁安置补偿。虽然新风藤器厂房产证明上显示有证房屋的用途是工交仓，远低于办公用房的补偿标准，但是经过多次讨论，为了社会的稳定，帮助企业进行改制，就同意按办公用房的标准进行补偿解决拆迁问题，并形成了会议纪要。
5、证人李某甲（时任武汉市汉阳区房产局测绘中心队长）、王某甲（时任武汉市汉阳区房产局测绘中心队员）的证言，证明：2009年6月，受政府委派对新风藤器厂进行过两次测量。荣达公司周汉钟和王忠环到办公室找李某甲，谈新风藤器厂七户职工分户的事。王忠环提出虚构七户在职职工住房的名额在拆迁补偿中多搞点钱，并提供了写有七户职工姓名及房屋面积的名单。李某甲安排王某乙直接在平面图上进行了分户。分户图是让被拆迁户获得拆迁补偿和动迁安置房的唯一途径，测量结果作为拆迁公司拆迁补偿的依据。
6、证人林某（时任新风藤器厂书记）的证言：厂里经核算拆迁成本之后发现改制资金不足，由街道出面跟拆迁公司协商，以办公用房的名义进行拆迁计算补偿。最终拆迁公司一次性补偿人民币1410多万元到监管账户，另外还有七套动迁安置房的指标，房款全部归入企业的拆迁款项。因厂里大部分厂房面积为无证面积，就在王忠环的要求下按照荣达拆迁公司李某的授意出具了两份虚假《关于房屋属办公用房的说明》。
7、证人黄某（时任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办事处副主任）的证言：2010年上半年，胡某甲将《关于房屋属办公用房的说明》两份说明拿到办公室跟我说新风藤器厂有个材料要盖街道办事处的公章，要我在上面签字。我签了“情况属实”的意见后，胡某甲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加盖了汉阳区人民政府鹦鹉街街道办事处的公章。
8、证人郭某的证言：2010年上半年的时候，我跟周汉钟提出要他跟我搞一套房子，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周汉钟把拆迁补偿协议给我签了名，告诉我是通过新风藤器厂作假的方式搞到。我不是新风藤器厂的职工，在汉阳区鹦鹉小道91号也没有房屋被拆迁过，周汉钟不会找我要这套房子的房款，这套房子是他送给我的。
9、证人张某甲、胡水银、高某甲、汤某、陈某、高某、严某的证言，证明上诉人胡某甲的妻子张某、上诉人胡某甲弟弟的朋友高某甲、上诉人王忠环的妻子陈某、上诉人李某的嫂子高某、彭某的妻子汤某以及严某等六人均以假冒新风藤器厂在职职工的名义各获得动迁安置房指标一套以及分别将过渡费存折、存有拆迁补偿款与购房款差额的存折交给新风藤器厂的事实。
10、证人彭某（时任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办事处经管科科员）的证言：经管科对企业用于改制的拆迁补偿款进行监管。拆迁款到位后，王忠环跟我说已到账的1400万元到了厂里监管账户，还有200万元没有到，并告诉我这200余万元是通过虚构七户该厂职工的名义获得的动迁安置房。由于房子还没有对接，所以200余万元房款至今还未交到厂里。虚构的七户职工中有我爱人汤某，胡某甲也以虚构职工的名义搞了房子。协议签好后过了几天，汤某到银行办理差额补偿款的存折开户事宜，差额补偿款的存折办好后交给了喻某。
11、证人喻某（时任新风藤器厂出纳）的证言，证明：新风藤器厂一共有三个账户，分别是建设银行汉阳支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其中华夏银行和光大银行都是街道指定的拆迁监管账户，建设银行账户是厂里的基本账户。高某、高某甲、汤某、张某、陈某等五户的差额补偿款以及严某的房款共计人民币505601.77元全部交到厂里，按照王忠环的要求转到以其个人名义在工商银行新开的账户上。
12、证人王某乙（时任新风藤器厂会计）的证言：2010年7月份，汉阳区建设局打给厂里华夏银行的监管账户共计人民币1420多万元。后来王忠环说还有160万拆迁款没有到账，是由六个拆迁合同补偿款组成。2010年，出纳喻某打给我建行存折上的50.5万元，是上述160万元的一部分。拆迁款应该进监管账户，但是厂长和书记都说等剩下的160万元到齐了再进账。
13、证人刘某、李某乙、杜某、严某甲的证言，分别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
（五）上诉人的供述
1、上诉人周汉钟供述：我于2010年3月接手拆迁工作，在区政府、市城投、区建设局、鹦鹉街办事处及荣达公司于2010年4月召开协调会上代表荣达公司参加会议。会上，街道副主任李某介绍新风藤器厂有证、无证面积的情况，提出该厂系特困企业，希望参照武汉市历史遗留无证房屋拆迁补偿的政策予以补偿，并提到该厂还有职工住宅被拆迁需要补偿。虽然知道该厂没有职工宿舍，但还是帮王忠环套取了七套动迁房，也想在新风藤器厂拆迁中为汉阳市政公司总经理严悌文的弟弟严某搞一个购买动迁房的指标，','2018-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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