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381刑初1427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欢（绰号“阿进”），男，1994年3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市，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地湘潭市雨湖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庄峰枫，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法援）。
被告人应传山（绰号“小山”），男，1996年11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瑞金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陈勇，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律师（法援）。
被告人钟俊（绰号“小九”），男，1987年11月6日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瑞金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钟小燕，浙江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法援）。
被告人何海杭（绰号“阿海”），男，1987年10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汉族，大专文化，无业，户籍地上杭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杨守强、邹金凤，福建厦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建琼（绰号“阿林”），女，1981年10月19日出生于福建省漳平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漳平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3日被刑事拘留，次日被取保候审，同年8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瑞安市看守所。
辩护人黄于听，福建厦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新兰（绰号“小红”），女，1987年4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涟源市，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涟源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邓心刚，北京鉴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灿（绰号“阿财”、“阿灿”），男，1990年3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涟源市，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涟源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胡蓉蓉，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法援）。
被告人陈杨（绰号“佳欣”），女，1987年9月13日出生于重庆市长寿区，汉族，中专文化，无业，户籍地重庆市长寿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周建雷，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律师（法援）。
被告人曾建（绰号“阿建”、“国宝”），男，汉族，1989年7月9日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市，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瑞金市。曾因犯盗窃罪，于2014年1月15日被瑞金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现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余伟，浙江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法援）。
被告人曹智程（绰号“阿程”），男，1988年7月5日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市，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瑞金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欧向晖，浙江天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钟爱林，女，1971年9月18日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瑞金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金新克，浙江瑞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法援）。
瑞安市人民检察院以瑞检刑诉[2017]143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欢、应传山、钟俊、何海杭、王建琼、刘新兰、刘灿、陈杨、曾建、曹智程、钟爱林犯诈骗罪，于2017年8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月22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瑞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相迪、助理检察员杨奔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欢、应传山、钟俊、何海杭、王建琼、刘新兰、刘灿、陈杨、曾建、曹智程、钟爱林及辩护人庄峰枫、陈勇、钟小燕、杨守强、黄于听、邓心刚、胡蓉蓉、周建雷、余伟、欧向晖、金新克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瑞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8月至12月，“阿给”（台湾籍，另案处理）在印度共和国新德里市组织被告人刘欢、曾建、刘新兰、何海杭、刘灿、应传山、陈杨、钟俊、王建琼、曹智程、钟爱林等二、三十人成立电信诈骗集团，针对中国大陆公民实施电信诈骗，骗取被害人张某1等人共计361.81万元。其中，被告人刘欢于2016年8月至12月做一线话务员，后期转做二线话务员，期间窝点共骗得人民币361.81万元；被告人应传山、钟俊于2016年8月至12月做一线话务员，期间窝点共骗得人民币361.81万元；被告人王建琼、何海杭于2016年10月至12月做一线话务员，期间窝点共骗得人民币296.61万元；被告人刘新兰、刘灿于2016年8月至12月做一线话务员，期间窝点共骗得人民币258.76万元；被告人陈杨于2016年9月至12月做一线话务员，期间窝点共骗得人民币186.61万元，个人参与骗得人民币67.5万元；被告人曾建于2016年8月至12月做一线话务员，期间窝点共骗得人民币65.2万元；被告人曹智程于2016年8月至9月做一线话务员，期间窝点共骗得人民币65.2万元；被告人钟爱林于2016年8月至10月做后勤，负责做菜烧饭，固定工资每月8000元，期间窝点共骗得人民币65.2万元。
对于以上指控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认为被告人刘欢、应传山、钟俊、何海杭、王建琼、刘新兰、刘灿、陈杨、曾建、曹智程、钟爱林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均系从犯，其中被告人刘欢、钟俊、何海杭、曾建、陈杨、曹智程、钟爱林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被告人刘新兰有立功表现，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惩处。
被告人刘新兰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定性均无异议，但辩称当时身上没钱，手机护照被扣，并受到语言威胁才参与诈骗。被告人钟爱林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无异议，但辩称自己没有打电话骗人，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其余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指控均无异议。
被告人刘欢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欢平时表现良好，系初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本人直接参与的诈骗没有成功，社会危害性较小，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建议对其给予最大幅度的减轻处罚。
被告人应传山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应传山受到一定程度的胁迫，系从犯；虽有拨打电话，但没有成功骗取资金；第一次接受讯问时虽未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但从第二次起至庭审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认定有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情节；同时系初犯、偶犯，请求对其予以最大限度的减轻处罚。
被告人钟俊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钟俊系胁从犯，主观恶性较小，情节较轻，应当按照其个人参与的诈骗金额定罪量刑；起诉书指控的总金额361.81万元是根据被害人被骗金额得出的，但除了被害人张某165.2万元、栗桂廷67.5万元、郭某25.99万元及曹某110万元外，其余诈骗事实的证据不足，不能排除部分被害人系被其他电信诈骗团伙所骗的可能，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钟俊参与犯罪的时间过于笼统，应认定为2016年9月3日至10月16日、10月25日至12月13日；被告人钟俊系初犯、偶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有悔罪表现，建议对其最大限度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何海杭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何海杭是到窝点后才知从事诈骗行为，由于手机、护照等物被收走，丧失了人身自由，只能在监视、胁迫下拨打电话，系胁从犯，其从事一线话务员期间消极怠工，后以生病为由不再拨打电话直至回国，有中止参与诈骗行为的情节；被告人何海杭系从犯，只需对其参与的犯罪活动承担刑事责任，起诉书具体分述中第二起至第十二起的事实均没有确认被告人何海杭有参与，和被告人何海杭同样的十几位一线话务员彼此间没有相互合作、帮助，没有共同的犯意，且部分受害人可能不是本案的诈骗团伙所为，故被告人何海杭的诈骗数额应剔除上述第二起至第十二起受害人的被骗金额，另外，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于2016年12月19日颁发，而本案的犯罪事实至2016年12月初，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该《意见》不应当在本案中适用；被告人何海杭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有悔罪表现，系初犯、偶犯，建议对其减轻或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王建琼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王建琼是到窝点后才知从事诈骗行为，由于手机、护照等物被收走，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无法与外界正常联系，人身、精神均受胁迫，系胁从犯，应当减轻处罚；与被告人王建琼做同样工作的十几位一线话务员无需相互配合，也没有相互帮助，没有共同的犯意，不属于共同犯罪，故只需对自己参与的犯罪活动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王建琼无需对被害人栗桂廷、曹某、郭某被骗款项承担责任；《意见》于2016年12月19日颁发，而本案的犯罪事实至2016年12月12日止，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该《意见》不应当在本案中适用，若法庭适用《意见》，但起诉书具体分述中第二至第七和第十、十一起只有被害人的陈述，没有本案各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相印证，不能排除系其他诈骗团伙所为的可能，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之原则，不应认定为被告人王建琼的犯罪数额，即使法庭认定被告人王建琼犯罪数额为296.61万元，也应考虑被告人王建琼每个月18号至22号的生理期因身体不舒服而没有参与实施犯罪，故该期间被害人王某1、宋某被骗的7.9万元和12.2万元不应当由被告人王建琼担责；被告人王建琼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系初犯、偶犯，家有一子需要抚养，建议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刘新兰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刘新兰参与诈骗258.76万元的事实，指控的十二起诈骗事实中，后九起均是被告人回国后发生，本案各被告人应当对自己的二、三线负责，各被告人之间没有意思联络和共同故意，不是共同犯罪，公诉机关至今没有证据证明被害人的唯一性；即使要定罪量刑，被告人刘新兰是胁从犯，有重大立功，仅是打几个电话，未遂且证据不足，按照疑罪从无、疑罪从轻原则，应对被告人刘新兰判处三年以下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刘灿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灿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起诉书指控的12起诈骗事实均发生于《意见》颁布之前，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不应适用《意见》的相关规定，故本案认定数额特别巨大实属不妥；被告人刘灿主观恶性不大，家庭贫困，系初犯、偶犯，建议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陈杨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陈杨到达窝点后，手机、护照、身份证等物品被扣押，一开始是不配合、反抗的，但由于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受他人胁迫无奈之下才参与的，应认定为胁从犯，对其减轻处罚；被告人陈杨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依法从轻处罚；系初犯、偶犯，参与时间短，获利少，建议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曾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曾建于2016年8月14日出境，同年10月27日入境，起诉书指控其于2016年8月至12月做一线话务员并不属实；被告人曾建从事一线话务员的时间及被害人张某1被骗的时间均发生于《意见》颁布之前，根据法不溯及既往以及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意见》并不适用于被告人曾建，此外，一线话务员彼此之间是没有联系的，被告人曾建与被害人张某1受骗不存在因果关系，其只能对其所参与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不应对窝点内骗取的金额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曾建系从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被抓获后积极主动向侦查机关提供被告人曹智程的住所，且其家庭困难，建议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及《意见》中关于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以诈骗罪（未遂）定罪的规定，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告人曹智程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曹智程涉嫌的诈骗数额不属于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曹智程没有诈骗成功一起案件，其与一线话务员之间无相互配合，本案中一个诈骗的完成，由一线、二线、三线的话务员各一个人来共同完成，只有参与其中的话务员之间才系诈骗犯罪的共同主体，被告人曹智程不应与其他人承担65.2万元诈骗数额的刑事责任；被告人曹智程在整个诈骗过程中未取得任何财物，无诈骗数额，只能按照《意见》中关于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以诈骗罪（未遂）定罪的规定处罚；被告人曹智程系从犯、未遂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无非法获利，能够主动强烈离开诈骗窝点，主观恶性小，建议对其大幅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钟爱林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钟爱林一开始不知情，后迫于无奈和侥幸心理而为诈骗团伙做饭，最后回国时明确向老板表示不再为他们工作，说明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均非常小，同时其参与时间短，获利少，平时表现好，系从犯，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建议对其最大幅度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6年8月至12月，“阿给”（台湾籍，另案处理）在印度共和国新德里市组织被告人刘欢、曾建、刘新兰、何海杭、刘灿、应传山、陈杨、钟俊、王建琼、曹智程、钟爱林等二、三十人成立电信诈骗集团，针对中国大陆公民实施电信诈骗。该诈骗集团实行集中管理、分工协作，全体成员集中生活、工作在相对封闭的住处即窝点，“阿给”、“阿某1”、“阿某2”（均台湾籍，另案处理）等人担任管理者，“小香”（另案处理）负责统一采购生活用品，有专门人员负责窝点人员接送和后勤，下设“电脑手”和一线、二线、三线话务员等。其中“电脑手”负责维护网络、线路通畅并对使用的电话进行改号；一线话务员冒充被害人所在地的公安民警给被害人打电话，虚构被害人名下的银行卡在上海涉嫌洗钱犯罪，以被害人应自证清白要接受上海市公安局的调查为由，把电话转接至二线话务员，一线话务员有被告人刘欢、陈杨、应传山、刘灿、何海杭、曾建、曹智程、钟俊、刘新兰、王建琼和谭某1、刘某1、钟某3、刘某2、朱某、胡某（均另案处理）等人；二线话务员使用改过号的电话假冒上海市南汇区的公安民警和民警队长，以需制作电话笔录为由骗取被害人信任，套取其名下的银行卡账号、余额等信息，再以被害人名下的相关银行卡的资产需接受上海市检察院检察官的调查为由，把电话转接至三线话务员，二线话务员有王某3、何某、潘某、吴某3、钟某2、谭某2、曾某1、肖某、曾某2、“阿忆”、“阿某3”、“阿某1”（均另案处理）等人；三线话务员假冒上海市南汇区的检察官，虚构被害人的资金需要通过调查以证清白，诱骗被害人将钱存入指定的所谓安全公证账号，随后将款项转移提现，三线话务员有舒某、钟某1、彭某1（均另案处理）等人。其中，一线话务员月薪6000元加诈骗成功金额的6%提成，二线、三线话务员月薪均为5000元加诈骗成功金额的5%提成。期间，该诈骗集团骗取被害人张某1等人共计361.81万元，具体分述如下：
1、2016年9月9日至10日，朱某、王某3、“阿某1”、彭某1分别担任一线、二线话务员、二线队长、三线话务员，骗取被害人张某165.2万元。
2、2016年11月6日至11月9日，该窝点成员骗取被害人王某2人民币17.06万元。
3、2016年11月8日，该窝点成员骗取被害人张某2人民币8.3万元。
4、2016年11月11日，该窝点成员骗取被害人吴某1人民币3.6万元。
5、2016年11月13日至11月18日，该窝点成员骗取被害人宋某人民币42.7万元，其中11月14日骗取30.5万元，11月18日骗取12.2万元。
6、2016年11月14日，该窝点成员骗取被害人郜某人民币11.9万元。
7、2016年11月18日至11月20日，该窝点成员骗取被害人王某1人民币7.9万元。
8、2016年11月24日至25日，被告人陈杨、“阿忆”、舒某分别担任一线话务员、二线话务员、三线话务员，骗取被害人栗桂廷人民币71.5万元，其中40126元被冻结。
9、2016年11月24日至25日，潘某、“阿某1”、彭某1分别担任二线话务员、二线队长、三线话务员，骗取被害人郭某人民币25.99万元。
10、2016年11月25日至26日，该窝点成员骗取被害人吴某2人民币6600元。
11、2016年11月25日至26日，该窝点成员骗取被害人闫某人民币1万元。
12、2016年12月6日至7日，刘某1、曾某1、王某3、彭某1分别担任一线话务员、二线话务员、二线队长、三线话务员，骗取河北衡水籍被害人曹某人民币110万元。
另查明，被告人刘欢于2016年8月23日至10月26日、11月2日至2017年1月7日做一线话务员，后期转做二线话务员，期间窝点共骗得人民币361.81万元。
被告人应传山、钟俊于2016年8月14日至10月16日、10月25日至12月13日做一线话务员，期间窝点共骗得人民币361.81万元。
被告人王建琼、何海杭于2016年10月6日至2017年1月4日做一线话务员，期间窝点共骗得人民币296.61万元。
被告人刘新兰、刘灿于2016年8月21日至11月18日、12月1日至2017年1月6日做一线话务员，期间窝点共骗得人民币246.56万元。
被告人陈杨于2016年9月10日至12月3日做一线话务员，期间窝点共骗得人民币186.61万元，个人参与骗得人民币67.5万元。
被告人曾建于2016年8月14日至10月27日做一线话务员，期间窝点共骗得人民币65.2万元。
被告人曹智程于2016年8月26日至印度做一线话务员，后不愿再做，在没拿工资并由国内亲戚支付飞机票8000元的情况下，于同年9月20日离开印度回国，在其担任一线话务员期间窝点共骗得人民币65.2万元。
被告人钟爱林于2016年8月14日至10月27日做后勤，负责做菜烧饭，固定工资每月8000元，期间窝点共骗得人民币65.2万元。
被告人刘欢、曹智程、曾建、刘新兰、何海杭、刘灿、应传山、陈杨、钟俊、钟爱林、王建琼分别于2017年3月13日、1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归案后，被告人刘新兰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名。
以上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一）被告人供述，各被告人均供认上述诈骗集团的组成、人员分工、诈骗方式及报酬提成情况，供认机票来回、吃住均由该诈骗集团负责，平时集中生活、工作在窝点内，在窝点内行动自由，每个周末可以和家里人电话联系一次。
（1）被告人刘欢的供述，供认自己到印度参与电信诈骗时间为2016年8月23日至2016年10月底，2016年11月2日至2017年1月6日左右，从事一线话务员，第二次快离开前开始做二线话务员，9月初开始打电话，诈骗成功5、6单，金额6万元左右，获利23000元；另供述了参与期间窝点的诈骗成功情况，2016年9月份或10月份“米某”（朱某）骗到了一笔20万元以上的大单，2016年11月份“佳欣”（即被告人陈杨）骗了一笔67万元左右人民币，还有一笔是2016年12月份由一线“小娴”（刘某1），二线“阿某4”（曾某1）做的，骗了一个受害人110万元左右人民币；还供述被告人曹智程打了10多天电话后说不做了，就不打电话，老板要他自己出机票钱才能回去，后他自己出了机票钱就回国了。
（2）被告人应传山的供述，其在公安侦查阶段于2017年3月13日所作的第一份笔录中当问其有无犯罪事实等问题时，均表示沉默，从同月21日所作的第二次笔录开始供认自己于2016年8月14日去印度参与电信诈骗，10月16日回来，10月25日出去12月13日回来，呆了三个月，做一线话务员，获利18000元；另供述了窝点诈骗成功的案例，记得“阿鑫”有一笔十几万的单子，“米某”有一笔60多万的单子，一线是“米某”，二线我记得有“阿某1”，三线是“圆圆”；还供述记得被告人曹智程是大约2016年8月25日左右来到别墅的，刚开始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在打电话的，后来他就想要回国，并不断向“阿给”提出要回去，刚开始“阿给”给他做了两、三天思想工作，但是曹智程还是不肯，最后，“阿给”同意让曹智程回去，前提是要曹智程把买飞机票的钱还掉，到了2016年9月20日左右，被告人曹智程就离开别墅回去了。
（3）被告人钟俊的供述，供认自己于2016年到印度参与电信诈骗，参与时间是2016年8月14日至10月16日、2016年10月25日至12月13日，8月底或9月初开工，从事一线话务员，第一个月的保底工资是5000元，如果诈骗成功，可以拿到诈骗成功金额5%的提成，后来一个多月涨了工资，变成了6000元保底工资加6%的提成，其骗到两笔，5000元和5900元，被害人都是河北人；另供认窝点里二线王某3、三线彭某1骗得十几万的事实。
（4）被告人何海杭的供述，供认自己于2016年去印度参与电信诈骗的事实，证实参与时间是2016年10月6日至2017年1月4日，从事一线话务员，获利13000元，2016年10月9日其骗得一笔13000元，二线是何某；另供述窝点于2016年12月初骗得一笔110万元，一线是刘某1，二线是曾某1和王某3，三线是彭某1，2016年11月下旬的时候，骗到一笔60多万，一线是陈杨，同一天还有一笔26万元，一线是“阿鑫”。
（5）被告人王建琼的供述，其在公安侦查阶段的第一次供述称不知道因何事被传唤，第二次笔录才开始供认参与诈骗时间是2016年10月6日至2017年1月，其做一线话务员，期间窝点诈骗成功两笔，一笔100多万，一线是“阿娴”（刘某1），二线“阿某4”（曾某1）、二线队长是“阿某5”（王某3）、三线是“园园”（彭某1），还有一笔是60多万，一线是“佳欣”（陈杨）、二线是“兔子”（吴某3）。
（6）被告人刘新兰的供述，第一次辩称谭某2带其去印度打工，之后在一个房子的厨房里面做饭，不清楚其他人在房间里做什么事情。第二次开始避重就轻供认2016年下半年到印度参与电信诈骗做一线话务员后转为做饭，第三次开始供认自己于2016年8月21日至11月16日、12月3日至2017年1月5日在印度参与电信诈骗，窝点9月5日开始运行，其从事一线话务员，获利2万元，骗到一笔4900多元，后被冻结；另供述2016年9月份或10月份的时候，“米某”骗了一笔60多万元的大单，一线是“米某”（朱某），二线是“阿某5”（王某3），队长是“阿某1”，三线是“小夏”（彭某1），2016年12月初，“小娴”做了一个110万的单子，一线是“小娴”（刘某1），二线是“阿某4”（曾某1），队长是“阿某5”（王某3），三线是“小夏”（彭某1）。
（7）被告人刘灿的供述，第一次供述辩称不清楚因何事被上网通缉，第二次开始供认自己于2016年8月21日至11月18日、12月1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在印度参与电信诈骗，9月初开始打电话，从事一线话务员，其做成三单，一单提成300元，一单提成600元，一单提成4000多元，共获利2万元多；12月初一线话务员刘某1个人参与骗得100多万；9月份一线话务员“米某”个人参与骗得60多万。
（8）被告人陈杨的供述，供认自己于2016年9月10日至12月3日在印度参与电信诈骗的事实，9月23日开始打电话，做一线话务员，骗成功两笔，第一笔是在2016年10月份，骗了一个北方的男子12000多元，我提成了七、八百元，第二笔在2016年11月下旬，我骗了河北衡水的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大概五、六十岁的女子67万多元钱，当时我是冒充河北省衡水市公安局民警“宋静”，这笔的“二线”是“阿忆”，三线是“悠悠”，是分好几次陆陆续续骗过来的，一共打过来是67万多元；另供述记得窝点有骗了三笔大的单子，一笔是2016年9月份自己到窝点前两、三天，“米某”骗到了一笔60多万元，一线是米某，别的具体情况不知道，11月二十几号，“阿狼”有成功诈骗一笔衡水那边的一个人的20多万的，当时二线是阿狼，还有一笔是自己走了之后，后来听别人说的，说湖南的两夫妻“阿某4”和“阿娴”骗了一笔100多万元的，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
（9）被告人曾建的供述，供认自己是2016年8月14日至10月27日在印度参与电信诈骗，前期培训，9月中旬开始打电话，做一线话务员，个人没有骗成功，获利1万元左右。
（10）被告人曹智程的供述，供认自己是2016年8月27日至9月19日在印度参与电信诈骗，9月3日至13日期间有做一线话务员打打电话，个人未诈骗成功，因执意要回家，未拿到工资，让我打电话给家人把8000元机票钱打过来后，他们才同意帮我订机票回国；期间，“啊布”诈骗成功7、8万元，“小红”诈骗成功20多万，还有一短头发女的诈骗成功100多万。
（11）被告人钟爱林的供述，供认自己于2016年8月14日至10月27日在印度为电信诈骗团伙做后勤，负责做菜烧饭，固定工资每月8000元，平时做饭时能听到一线打诈骗电话的内容。
（二）被害人的陈述
被害人王某2、王某1、闫某、曹某、宋某、栗桂廷、张某2、吴某1、郭某、张某1、郜某、吴某2的陈述，证实因接听诈骗电话，各自被骗取钱款的时间、经过及金额等，其中被害人王某2、闫某、宋某、吴某1、郭某、吴某2的陈述，还证实诈骗团伙留给被害人联系用的电话号码均为134××××4482，被害人王某1、栗桂廷、张某2、郜某的陈述，还证实诈骗团伙留给被害人联系用的电话号码均为137××××7892。
（三）证人证言
证人彭某1、舒某、钟某1、王某3、谭某1、吴某3、何某、刘某1、曾某1、钟某2、潘某的证言，证明上述诈骗集团的组成、人员分工、具体诈骗方式及报酬提成情况，还证明机票来回、吃住均由该诈骗集团负责，平时集中生活、工作在窝点内，在窝点内行动自由，每个周末可以和家里人电话联系一次等事实。其中（1）证人彭某1、钟某1的证言，还证明作为三线话务员，有时会给被害人留下真实未改号的手机号码以供联系，过段时间再换掉的事实；（2）证人钟某1、王某3的证言，还证明被告人曹智程提出不想做，后在其家人付掉来回机票钱后提前离开窝点回国的事实；（3）证人彭某1的证言，还证明自己作为三线话务员，于2016年9月成功骗取二、三十岁女性50多万元，第一笔打了30万元，后又陆陆续续打进来，一线是朱某，二线是王某3，二线队长是“阿某1”；于2016年11月下旬成功骗取衡水一女的25万元左右，二线是潘某，二线队长是“阿某1”；于2016年12月8日左右成功骗取衡水一年纪挺大的女的一共110万元，一线是刘某1，二线是曾某1，二线队长是王某3。另外还证明该窝点于2016年11月底的时候成功骗取一年纪比较大五、六十岁女的一共六十多万元，当时一线是被告人陈杨，二线队长是“阿忆”，三线是舒某的事实；（4）证人钟某1的证言，还证明2016年9月初的时候，该窝点成功骗取一笔60多万的，一线是朱某，二线是王某3，二线队长是“阿某1”，三线是彭某1；（5）证人王某3的证言，还证明自己参与诈骗成功的有两次，第一次是2016年9月10日左右，骗了一个安徽阜阳的二十七、八岁的女子65万元，当时一线是朱某、二线是自己，二线队长是“阿某1”，三线是彭某1；第二次是骗取一河北衡水的五、六十岁女子的110万元，当时一线是刘某1，二线是曾某1，二线队长是自己，三线是彭某1；另外还听说2016年11月底，窝点还诈骗成功一起67万元的，一线是被告人陈杨，二线忘记了，二线队长是“阿忆”，三线是舒某；（6）证人何某的证言，还证明该窝点于2016年12月还诈骗成功2笔，一笔是130多万元或110多万元，第一天被害人好像是打了30多万元，第二天打了100多万元，当时一线是刘某1，二线是曾某1，二线队长是王某3，三线是彭某1；另一笔是60多万元，一线是被告人陈杨，二线好像是吴某3，二线队长是“阿忆”，三线是谁不知道；（7）证人刘某1、曾某1的证言，均供认自己分别作为一线话务员和二线话务员，成功骗取110万元的事实，其中刘某1的证言，还证明当时二线队长是王某3、三线是彭某1；（8）证人钟某2的证言，还证明该窝点于2016年9月份的时候有成功骗取一笔60多万元，该笔一线是朱某，二线、三性记不清了；（9）证人潘某的证言，还证明自己作为二线话务员，于2016年11月24日左右骗到一笔26万元左右，被害人是河北衡水的，一线是阿玲或阿海，二线队长是“阿某1”，三线是彭某1。
（四）书证
（1）银行交易记录、手机通话记录、报案材料、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各被害人接听诈骗电话后钱款被骗的事实，其中银行交易凭证显示的汇款时间、金额等，与被害人陈述相符，可以证实被骗的时间和具体金额。
（2）辨认笔录，证实各被告人、各证人经相互辨认照片后确认了彼此身份。
（3）出入境记录查询，证实各被告人的出入境时间，与其出境至印度参与诈骗团伙的时间可以相互印证。
（4）公安部批复、浙江省公安厅指定管辖决定书、温州市公安局指定管辖决定书、关于移送“220”特大电信诈骗案件的情况说明、移送案件通知书，证实本案由公安部逐级指定瑞安市公安局管辖的事实。
（5）抓获经过、情况说明，证实各被告人先后于2017年3月13日、14日被抓获的事实，同时证实被告人刘新兰到案后协助抓获同案犯一名的事实。
（6）人口信息、户籍证明、证明等，证实各被告人、各被害人、各证人的出生日期等身份信息。
（五）电子数据
银行账户明细，证实被骗款项打入被告人提供的一级账户后，分多笔分散转移到二级账户的事实。
以上证据经审查，合法、有效，并能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部分被告人的辩解及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作如下综合评析：
（1）关于具体诈骗事实与本案是否具有关联性，以及多名辩护人提出第2、3、4、5、6、7、10、11起事实，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足，不应认定的辩护意见。本案具体诈骗事实中第1、8、9、12起事实，有经手被告人或经手同案的供认，且细节得到其他同案及被害人陈述的印证，可以确定该4起诈骗事实系由本案被告人所在的诈骗窝点实施。其余事实的认定，主要是根据证人彭某1、钟某1的证言，证明本案诈骗团伙中的三线话务员，有时会给被害人留下真实未改号的手机号码以供联系，过段时间再换掉的事实，由此确定三线使用的手机号码是真实的号码而不是改号，具有唯一性，可确定该手机号码为诈骗团伙使用。根据本案12起诈骗事实中三线所留下的手机号码进行分析，诈骗团伙留给第2、4、5、10、11起事实中被害人王某2、吴某1、宋某、吴某2、闫某联系用的手机号码，和诈骗团伙留给第9起事实中被害人郭某联系用的手机号码均为134××××4482，诈骗团伙留给第3、6、7起事实中被害人张某2、郜某、王某1联系用的手机号码，和诈骗团伙留给第8起事实中被害人栗桂廷联系用的手机号码均为137××××7892，上述手机号码使用的时间相近，均为2016年11月份，且该8起诈骗事实所使用的剧本和其他4起诈骗事实中诈骗团伙所使用的剧本一致，冒名的检察官等信息一致，故虽然该8起诈骗事实具体的经手对象不明确，但从所留手机号码的一致性，结合考虑其诈骗方式等具体诈骗事实的一致性，可以认定系由本案被告人所在的诈骗窝点实施，故在案证据足以证实本案12起诈骗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2）关于《意见》的适用问题。本案案发时间为2016年9月至12月，该《意见》发布于2016年12月19日，即犯罪行为发生时、本案立案前。本院认为，该《意见》是一种政策指导性文件，不存在法律溯及力的问题，一经颁布实施就要适用，故部分辩护人提出该《意见》不适用本案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3）关于部分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事先不知情参与电信诈骗及受胁迫参与的辩解与辩护意见。经查，根据各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做话务员的被告人到达窝点后，即先熟悉、背记诈骗剧本，数天后开始打电话行骗。故被告人一接触到诈骗剧本，应该明白自己行为性质，不存在主观上不知情的可能；而被告人钟爱林平时做饭时能听到一线话务员打诈骗电话的内容，故也不存在不知情的可能。另外，各被告人的供述及证人证言亦可证实，窝点人员的出行虽有受限，但在窝点内可自由行动，每周可以与家人电话联系，被告人刘欢、应传山、钟俊、刘新兰、刘灿回国后重新返回印度窝点继续做电信诈骗，期间被告人曹智程也在中途离开。上述事实足以证实本案不存在不知情、受胁迫、不自愿的情形，部分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4）关于本案诈骗数额的认定。本案中，各被告人受台湾人“阿给”雇佣、组织，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形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且分工明确，在境外窝点实施半军事化的严格管理，有预谋有计划地针对中国大陆公民实施电信诈骗，造成多人被骗，社会危害严重，具备犯罪集团的特征，依法认定为犯罪集团。本案犯罪集团仅实施一种罪行即诈骗犯罪，故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主犯，依法按照犯罪集团实施的全部诈骗事实处罚；对于从犯，根据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集团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及《意见》的规定，亦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故公诉机关根据各被告人参与期间团伙诈骗总额，指控为各人的犯罪数额，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部分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于法不符，不予采纳。
（5）被告人应传山、王建琼的辩护人均提出该两被告人有坦白情节。经查该两被告人归案后在第一次供述中均没有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不符合刑法对坦白规定的要件，故该两辩护人此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6）被告人钟俊的辩护人提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钟俊参与犯罪的时间过于笼统。经查被告人刘欢、应传山、钟俊、刘新兰、刘灿均有在回国后又返回印度窝点继续做电信诈骗，其回国期间不应认定为参与犯罪的时间，本院已客观认定该五被告人参与犯罪的时间，被告人钟俊的辩护人此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7）被告人王建琼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王建琼每个月18号至22号的生理期因身体不舒服而没有参与实施犯罪，故该期间被害人王某1、宋某被骗的7.9万元和12.2万元不应当由被告人王建琼担责。在案证据均未证实每个月18号至22号为被告人王建琼的生理期，也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人王建琼因身体不舒服而没有参与实施犯罪，故辩护人该辩护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
（8）被告人刘新兰的辩护人提出，起诉书指控的12起诈骗事实中，后9起均发生在被告人刘新兰回国之后。经查，被告人刘新兰、刘灿参与犯罪的时间是2016年8月21日至11月18日、12月1日至2017年1月6日，故被告人刘新兰、刘灿对本案第7、8、9、10、11起事实不承担罪责，同时第5起事实中被害人宋某于2016年11月18日被骗取12.2万元，而该日系被告人刘新兰、刘灿入境之日，故该两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扣除12.2万元，认定期间窝点共骗得人民币246.56万元。辩护人该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新兰、刘灿的犯罪数额，予以纠正。
（9）被告人曾建的辩护人提出，指控被告人曾建于2016年8月至12月做一线话务员不属实。经查，被告人曾建于2016年8月14日出境，同年10月27日入境，其参与犯罪时间应为2016年8月14日至10月27日。辩护人该辩护意见，与客观事实相符，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欢、应传山、钟俊、何海杭、王建琼、刘新兰、刘灿、陈杨、曾建、曹智程、钟爱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境外结伙利用互联网、电信等技术，冒充司法机关工作人员，通过拨打诈骗电话等手段骗取不特定多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十一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均起次要作用，可认定为从犯，其中被告人刘新兰到案后协助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名，有立功表现，均依法减轻处罚。被告人刘欢、钟俊、何海杭、陈杨、曾建、曹智程、钟爱林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均可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应传山、王建琼、刘新兰、刘灿在庭审中认罪态度较好，均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曹智程参与时间短，并能主动脱离诈骗集团，结合考虑其系从犯，有坦白情节，对其作较大幅度的减轻处罚。为严明国法，惩罚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刘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3月14日起至2023年3月13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应传山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3月13日起至2023年3月12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钟俊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3月14日起至2022年9月13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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