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民终3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高新区佳华街7号帅科大厦8层。
法定代表人：侯建中，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世海，山西思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民，山西思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金隅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4号20层。
法定代表人：寇颖跃，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敬斌，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胜任，北京银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西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能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金隅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商）初字第09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范士卿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赵红英、审判员龚晓娓参加的合议庭，于2017年5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山西能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世海、杨志民，被上诉人金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敬斌、曹胜任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山西能投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二、金隅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1、山西能投公司从未与金隅公司签订过编号为M-
SNT-
JY2015-03-15的《煤炭买卖合同》，山西能投公司与金隅公司之间不存在煤炭买卖法律关系；2、本案不存在合同项下30万吨煤的交易事实；3、一审诸多重要事实未能查清，足以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二、一审判决遗漏本案重要当事人内蒙古博恒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博恒公司），不能查清本案的已付款过程和货物交易的真实情况，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
金隅公司辩称：一、山西能投公司提出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没有依据，不能成立。（一）金隅公司与山西能投公司签署过《煤炭买卖合同》的事实无可辩驳，双方之间存在煤炭买卖法律关系不容否认，一审判决关于《煤炭买卖合同》真实有效的认定完全正确。1、金隅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山西能投公司该笔煤炭买卖业务的经办人赵某的书面证言及当庭证言、山西能投公司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当庭陈述等，已经充分证明山西能投公司确实存在6号合同专用章：⑴山西能投公司最初的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该笔煤炭买卖业务的经办人）、冯丹（山西能投公司法务部职员）在2015年8月19日一审法院证据交换和质证程序中，对于金隅公司的起诉事实、诉讼请求以及本案所涉《煤炭买卖合同》及其他各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这充分证实了山西能投公司在本案一审审理之初对于该合同上加盖山西能投公司的6号合同专用章的真实性是完全承认的；⑵山西能投公司在其对外签订的多份合同上都加盖过6号合同专用章；⑶赵某本人的书面及当庭证言也证实，其经过山西能投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侯建中同意后打借条从业务部张礼东处借出6号合同专用章，与多家单位签订过合同并收到过货款；⑷山西能投公司拥有9号合同专用章的事实进一步佐证了6号合同专用章的存在；⑸山西能投公司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在2015年11月20日的庭审中当庭承认其内部存在多枚合同专用章的事实。2、金隅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山西能投公司该笔煤炭买卖业务的经办人赵某的书面证言及当庭证言、山西能投公司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当庭陈述等，足以证明赵某得到了山西能投公司的授权，其有权代表山西能投公司签署《煤炭买卖合同》：⑴赵某代表山西能投公司对外签订涉案的《煤炭买卖合同》属于赵某的岗位职责；⑵在涉案《煤炭买卖合同》签署前，金隅公司专门赴太原市到山西能投公司商谈，山西能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侯建中、业务部部长张礼东等多名主要领导、业务经办人赵某共同出面接待，侯建中当面授权赵某负责合同的签订及履行等具体事宜。山西能投公司的主要领导对于本案涉及的煤炭买卖业务不仅知情，而且也是同意的；⑶涉案《煤炭买卖合同》中山西能投公司委托代理人处写有赵某的名字且加盖了6号合同专用章，这本身就是山西能投公司对赵某的授权；⑷山西能投公司对金隅公司开具的58张总额为669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进行相应抵扣的行为，也证实山西能投公司对赵某签署和履行合同的行为是完全认可的；⑸山西能投公司授权赵某作为本案一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行为，进一步印证了赵某经办该笔业务获得过授权。（二）金隅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足以证实金隅公司已经向山西能投公司履行了涉案《煤炭买卖合同》项下30万吨煤的交付义务，一审判决对于金隅公司完成货物交付的事实认定完全正确。山西能投公司提出的所谓交易事实虚假的上诉理由根本不能成立。（三）山西能投公司提出的“一审诸多重要事实未能查清，足以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的上诉理由没有相应依据，不能成立。二、山西能投公司提出的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遗漏重要当事人的上诉理由纯系无理狡辩，没有相应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根本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判决结果公正。山西能投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山西能投公司的上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金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山西能投公司支付所欠货款本金5190万元；二、判令山西能投公司支付滞纳金735900元（以669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30日起至2015年5月22日止共计22天，按照日息0.05%标准支付）；三、判令山西能投公司支付滞纳金154750元（以619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2日起至2015年5月27日止共计5天，按照日息0.05%标准支付）；四、判令山西能投公司支付滞纳金569000元（以569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7日起至2015年6月16日止共计20天，按照日息0.05%标准支付）；五、判令山西能投公司支付滞纳金27950元（以559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16日起至2015年6月17日止共计1天，按照日息0.05%标准支付）；六、判令山西能投公司支付滞纳金164700元（以549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17日起至2015年6月23日止共计6天，按照日息0.05%标准支付）；七、判令山西能投公司支付滞纳金27200元（以544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23日起至2015年6月24日止共计1天，按照日息0.05%标准支付）；八、判令山西能投公司支付滞纳金26950元（以539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24日起至2015年6月25日止共计1天，按照日息0.05%标准支付）；九、判令山西能投公司支付滞纳金106800元（以534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2015年6月29日止共计4天，按照日息0.05%标准支付）；十、判令山西能投公司支付滞纳金52900元（以529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29日起至2015年7月1日止共计2天，按照日息0.05%标准支付）；十一、判令山西能投公司支付滞纳金155700元（以519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15年7月7日止共计6天，按照日息0.05%标准支付）；十二、判令山西能投公司支付滞纳金（以519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7日起至货款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按照日息0.05%标准支付）；十三、本案诉讼费由山西能投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3月15日，金隅公司作为出卖人与山西能投公司作为买受人签订编号为M-SNT-
JY2015-03-15的《煤炭买卖合同》，交易标的为电煤，数量30万吨，单价为223元/吨，执行期为2015年3月15日至2015年4月30日，发站为猫儿沟煤矿，并约定在山西五寨万通集运站货场场地交货。货到站台双方验收合格且数量核对无误后，双方办理加盖合同章的该批次货物有效的《货物接收确认单》，依据《货物接收确认单》金额，出卖人向买受人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买受人承诺于2015年4月30日前以现汇方式向出卖人支付全额货款。若买受人逾期支付货款，按逾期支付货款金额日息0.05%向出卖人支付滞纳金。其中质量和数量验收标准及方法：质量以收货人按国家标准检测结果作为结算依据，数量以场地磅单计量数据为结算依据，结算以场地加权平均值为依据。合同下方加盖金隅公司合同专用章和山西能投公司编号为6的合同专用章。合同落款处显示委托代理人为赵某。
关于《煤炭买卖合同》的签订过程，金隅公司称在合同签订前曾派员到山西能投公司进行考察，山西能投公司法定代表人侯建中、财务总监庞玉娥以及张志荣、张礼东、温巍、赵某等进行了接待，并授权赵某负责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后赵某携带编号为6的合同专用章到北京与金隅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山西能投公司认可对金隅公司人员进行了接待，但并未授权赵某负责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
显示收货时间为2015年3月19日的《货物接收确认单》载明衡重结果30万吨，单价223元，金额6690万元。备注：衡重结果见场地入库数量汇总表，质检结果见煤炭检测报告。收货单位的经办人处有赵某签字，该签名系赵某本人授权同事代签。该确认单加盖山西能投公司编号为6的合同专用章。金隅公司亦提交了场地入库数量汇总表以及煤炭化验报告用以证明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其中，入库数量汇总表下方的集运站处加盖有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宏达煤炭有限公司公章，货主处加盖有赤峰融誉商贸有限公司公章。煤炭化验报告加盖有赤峰融誉商贸有限公司公章以及猫儿沟煤业二区化验专用章。
另，金隅公司在一审称：其在本案中向山西能投公司交货的煤炭系自赤峰融誉商贸有限公司处购买，其与赤峰融誉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1份以及《货物接收确认单》1份。货物单价为220元/吨。交易标的、数量、质量、发站、到站以及执行期均与金隅公司与山西能投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内容一致。该《货物接收确认单》显示的收货时间为2015年3月19日，衡重结果30万吨，单价220元，金额6600万元。发货单位处有赤峰融誉商贸有限公司经办人王文娟签字，并加盖该公司公章，收货单位处有金隅公司经办人赵青伟签字并加盖金隅公司公章。
金隅公司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显示，内蒙古博恒公司向金隅公司支付货款，分别为2015年5月22日500万元、2015年5月27日500万元、2015年6月16日100万元、2015年6月17日100万元、2015年6月23日50万元、2015年6月24日50万元、2015年6月25日50万元、2015年6月29日50万元、2015年7月1日100万元。关于上述付款情况，金隅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山西能投公司委托内蒙古博恒公司向其付款，但山西能投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并不知晓本案交易情况以及内蒙古博恒公司的付款情况。
赵某于2015年4月17日出具收据认可收到金隅公司向山西能投公司开具的金额为669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共计58张。山西能投公司目前已经将上述增值税发票进行了相应抵扣，但其提出本案业务不真实，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但未报案。
关于赵某的任职情况：2014年4月1日，山西能投公司与赵某签订期限自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书》，约定工作地点为榆社分公司，但未约定具体的工作岗位和内容。山西能投公司2014年2月21日《关于路兴旺等同志的聘用通知》（晋国贸人[2014]17号）中聘用赵某同志为榆社分公司副经理，聘用期一年。2015年8月13日山西能投公司发出聘用通知决定聘用赵某为总经理助理，聘期一年。2014年6月至12月，山西能投公司曾委托赵某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展业务活动。但山西能投公司认为赵某无权代表山西能投公司签订本案《煤炭买卖合同》。
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山西能投公司曾委托赵某作为本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之一到庭参加诉讼，赵某在担任山西能投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期间庭审陈述认可金隅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后山西能投公司撤销了对赵某的授权委托，赵某为金隅公司出具证言《情况说明》，并到庭说明情况，用以证明其有权代表山西能投公司与金隅公司开展本案业务，内蒙古博恒公司向金隅公司支付的1500万元款项是本案合同项下的货款。就山西能投公司编号为6的合同专用章的问题，赵某称山西能投公司编号为6的合同专用章是2014年经该公司总经理同意后，其打借条从业务部长张礼东处借出，并与其他多家公司签订过合同。2015年7月份，应山西能投公司纪检部门要求交回该枚合同专用章。山西能投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并称该公司确实存在多枚合同专用章，但并没有刻制过编号为6的合同专用章，仅刻制过编号为0、1、2号的3枚合同专用章。山西能投公司的分支机构可以刻制合同专用章，但是根据业务流程，用合同专用章签订合同后需要交回山西能投公司更换公司认可的合同。山西能投公司对于合同专用章没有备案。
金隅公司为证明山西能投公司编号为6的合同专用章真实存在，提交山西能投公司与大唐山西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山西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榆社分公司关于拨付壹仟万元经营资金的请示》以及其他3份合同（包括：1.四川能投机电物资有限公司与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川南发电煤购2014-C034号《煤炭买卖合同》；2.山西能投公司、四川省延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四川能投机电物资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G-三方的《三方协议》；3.山西能投公司与四川省延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的《煤炭买卖合同》）予以证明。金隅公司称其他3份合同中涉及的业务即为《山西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榆社分公司关于拨付壹仟万元经营资金的请示》中款项对应的业务。山西能投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并且否认山西能投公司与大唐山西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但山西能投公司认可《山西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榆社分公司关于拨付壹仟万元经营资金的请示》的真实性，认可确实收到过该笔1000万元的款项，但由于事后发现交易不真实，故向四川能投机电物资有限公司退还了该笔款项，并提交了退款转账回单和收据予以证明。
金隅公司主张山西能投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30日、2015年6月9日和2015年6月23日向金隅公司作出一份《说明》和两份《承诺函》，表示对欠付金隅公司的合同款认可，并作出相应承诺。山西能投公司对《说明》及《承诺函》落款处的山西能投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申请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于山西能投公司印章印文是否同一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说明》及《承诺函》落款处的山西能投公司印文与双方当事人共同选择的样本中的山西能投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金隅公司认为，由于涉案合同加盖的是山西能投公司6号合同专用章，而并非公章，该鉴定结果不影响对于本案合同效力及实际履行行为的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金隅公司与山西能投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二、山西能投公司是否应向金隅公司支付欠付货款并承担逾期付款责任。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赵某于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任山西能投公司榆社分公司副经理，2015年8月13日山西能投公司又聘用赵某为山西能投公司总经理助理，为期一年。在签订本案《煤炭买卖合同》前，山西能投公司曾委托赵某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过煤炭买卖业务活动。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山西能投公司亦曾委托赵某作为本案诉讼代理人。因此，综合赵某在山西能投公司的任职情况和从事的业务活动等情况，可以认定代表山西能投公司对外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属于赵某的岗位职责。
其次，本案中，金隅公司在与山西能投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前，曾派员到山西能投公司进行商谈，山西能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赵某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接待，山西能投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赵某参与了本案业务的前期商谈，且《煤炭买卖合同》上加盖有山西能投公司编号为6的合同专用章，该合同落款处显示委托代理人为赵某。山西能投公司主张编号为6的合同专用章不存在，但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结合山西能投公司对于其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刻制和使用情况，一审法院对于山西能投公司该项意见不予采信。
再次，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情况，山西能投公司虽辩称本案交易不真实，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根据金隅公司提交的赵某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收据以及相关抵扣情况，山西能投公司收取赵某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予以抵扣的行为，亦可以佐证赵某有权办理相关煤炭买卖业务。
综上，山西能投公司虽称未授权赵某办理本案煤炭买卖业务，但其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赵某无权签订本案《煤炭买卖合同》。综合本案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赵某有权代表山西能投公司签订本案《煤炭买卖合同》，确认金隅公司与山西能投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有效成立。由于涉案合同加盖并非山西能投公司的公章，关于金隅公司提交的《说明》及《承诺函》上山西能投公司公章的鉴定意见不影响本案合同效力的认定。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金隅公司与山西能投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金隅公司主张其已经履行了供货义务，而山西能投公司却未支付全部货款。山西能投公司对此予以否认，抗辩称本案交易关系不真实，金隅公司未实际履行交货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金隅公司提交了有山西能投公司工作人员赵某确认的《货物接收确认单》以及场地入库数量汇总表和煤炭检测报告，以及相关增值税发票交付和抵扣等一系列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金隅公司拥有涉案标的物物权及已实际向山西能投公司交付。山西能投公司虽否认金隅公司实际交付标的物，但无法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所称涉案合同交易不真实的主张。金隅公司已将增值税发票交付给山西能投公司，山西能投公司在收到增值税发票后未提出异议，并且已将涉案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故山西能投公司反驳主张金隅公司未实际交货没有相应证据支持，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金隅公司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山西能投公司应依约支付货款。山西能投公司未依约给付货款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关于内蒙古博恒公司支付的本案款项问题，金隅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山西能投公司委托内蒙古博恒公司向其付款，但山西能投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金隅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赵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且赵某当庭认可内蒙古博恒公司向金隅公司支付的1500万元款项是本案合同项下的货款。但山西能投公司就其反驳意见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金隅公司的上述主张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金隅公司关于山西能投公司应支付货款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山西能投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金隅公司支付货款5190万元及滞纳金（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具体计算方式见附表）；二、驳回金隅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庭审中，山西能投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名称为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宏达煤炭有限公司向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山西能投公司用以证明：涉案交易不真实。金隅公司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案外人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宏达煤炭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因其未出庭作证，故本院无法认定。
二审庭审中，山西能投公司向本院申请中止本案审理，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追究赵某等人的刑事责任。本案目前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中止诉讼的情形，且追究赵某等人的刑事责任，不属于本案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应由有关司法机关作出认定后处理。鉴于本案目前尚不存在山西能投公司申请的中止审理、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追究赵某等人的刑事责任的法定情形，故本院依法当庭驳回了山西能投公司的上述申请。
二审中，金隅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山西能投公司已办妥结算手续并加盖印章入账的《山西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采购结算单》，载明：“单位名称：北京金隅商贸有限公司；结算日期：2015.6.18；货物名称：煤；结算数量（吨）：300000.00；合同单价（元/吨）：223.00；结算单价（元/吨）：223.00；应结金额:66900000.00；实结金额：66900000.00；合计：结算数量（吨）：300000.00；实结金额：66900000.00）。”金隅公司用以证明：山西能投公司内部也是认可金隅公司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
2、宝树集团有限公司与赤峰融誉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宏达煤炭有限公司与潍坊鑫耀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煤炭代发协议》、宝树集团有限公司向潍坊鑫耀商贸有限公司发出的《供货通知》、潍坊鑫耀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金隅公司用以证明：赤峰融誉商贸有限公司与宝树集团有限公司存在煤炭销售合作关系，潍坊鑫耀商贸有限公司又是宝树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的猫儿沟煤矿的主要分销代理商，该矿的煤很大一部分都是以潍坊鑫耀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在五寨万通站台存放、发运（潍坊鑫耀商贸有限公司与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宏达煤炭有限公司存在煤炭代发合作关系）。宝树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发出供货通知，要求潍坊鑫耀商贸有限公司将站台存放的30万吨煤炭给赤峰融誉商贸有限公司，潍坊鑫耀商贸有限公司按该通知办理，将30万吨煤炭货权转移给了赤峰融誉商贸有限公司。
3、内蒙古博恒公司出具的《关于同山西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及履行采购合同过程的情况说明》。金隅公司用以证明：山西能投公司关于其未收到金隅公司交付的货物、未委托内蒙古博恒公司代为支付部分货款、不知道后续货物流及资金流的辩称意见与事实不符。
4、山西能投公司与内蒙古博恒公司之间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金隅公司用以证明：山西能投公司在收到金隅公司交付的30万吨煤炭后，又转卖给内蒙古博恒公司。
5、2015年4月15日签发的发货单位为山西能投公司、收货单位为内蒙古博恒公司的《货物接收确认单》，载明：场地山西五寨万通集运站货场；衡重结果30万吨；单价225元；金额6750万元。金隅公司用以证明：山西能投公司在收到金隅公司30万吨煤炭后，将该煤炭销售给了内蒙古博恒公司，山西能投公司与内蒙古博恒公司已于2015年4月15日办理完毕货权转移手续。
6、山西能投公司与内蒙古博恒公司之间的往来邮件及其附件。金隅公司用以证明：⑴2015年8月25日，山西能投公司将《收款证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内蒙古博恒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证实山西能投公司当时确实承认委托过内蒙古博恒公司向金隅公司支付1500万元的事实；⑵2015年11月12日，山西能投公司市场营销部部长张礼东将《抵账协议》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内蒙古博恒公司郭峻崎，协商由内蒙古博恒公司代替山西能投公司向其债权人之一的山西德清贸易有限公司支付570余万元，以抵扣内蒙古博恒公司所欠山西能投公司的部分货款。进一步证实山西能投公司与内蒙古博恒公司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⑶2016年4月21日，山西能投公司将《款项票据交付协议书》及6份附件（包括4份抵账协议、2份债权转让协议）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内蒙古博恒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证实山西能投公司与内蒙古博恒公司就内蒙古博恒公司应向山西能投公司支付的煤炭货款中的3500万元通过债权转让及三方抵账方式加以解决进行过协商。进一步证实山西能投公司与内蒙古博恒公司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二审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时提出；二审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的规定，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对其各自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山西能投公司以金隅公司在二审庭审前提交证据为由，申请延期质证。为了依法保障山西能投公司的诉讼权利，本院准许山西能投公司延期质证，并于7日内提出质证意见。
在本案二审中，本院根据金隅公司的请求，依法准许证人赵某、证人马某出庭作证。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在证人赵某、证人马某出庭作证前，已向其告知如实作证的义务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并责令证人赵某、证人马某签署保证书。证人赵某、证人马某在本院分别签署了保证书，证人赵某、证人马某分别承诺其在庭审中对所知事实如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法庭处罚。
证人赵某在二审庭审中当庭作证：我新提交的山西能投公司已经作帐、入账的《山西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采购结算单》证明涉案交易完成了，上面有山西能投公司张礼东部长的签字，张礼东现在就在本案二审法庭的旁听席上。
证人马某在二审庭审中当庭作证：（节录）涉案这笔煤炭买卖是真实的，煤炭我接收了，也卖了。货款我给了山西能投公司一部分，有1500万元赵某让我给了金隅公司。我付款，山西能投公司要开增值税发票给电厂。买煤是先付50%货款，后面的货款需要拿发票过来再付。我先支付了一部分。因为没有发票，结不了帐，我去山西能投公司找其法定代表人侯建中以及在二审法庭上旁听的山西能投公司张礼东部长，侯建中当时答应了，后来没给开。又找书记，也没有给我开增值税发票。
经本院准许，当事人在庭审中对证人赵某、证人马某进行了质询。本院依法对证人赵某、证人马某进行了询问。鉴于山西能投公司对证人赵某、证人马某当庭作证内容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
在本院准许山西能投公司延期质证7日后，山西能投公司提出了如下质证意见：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五十四条，金隅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证人出庭申请，均已超过举证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二审法庭认可金隅公司提交的新证据，应当另行开庭进行质证；3、同样是单位出具的证明，二审法庭认可一方提交的证据适格，而认为另一方提交的证据不适格，影响了案件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山西能投公司虽向本院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但其未对证据本身提出质证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必要时可以要求其提供相应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逾期提供证据，或者对方当事人对逾期提供证据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未逾期。”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证据的行为当庭予以了训诫，本院组织当事人对金隅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询问证人，符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本解释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7月14日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山西能投公司在向本院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中援引公布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之前的且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不一致的司法解释的规定，是不正确的。山西能投公司经本院许可在庭审中依法行使了对证人发问的权利。山西能投公司提出应当另行开庭对金隅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进行质证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金隅公司已完成在法庭上出示证据的法定程序，山西能投公司一方面申请延期质证，另一方面对证据本身又不发表质证意见，应视为其放弃质证权利，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之规定对金隅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分别作出认定。对金隅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1，山西能投公司已办妥采购结算手续并加盖印章入账的《山西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采购结算单》，作为山西能投公司加盖印章入账的该采购结算单，山西能投公司虽未发表质证意见，但不影响本院对该证据的认定，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金隅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2，案外人之间的合同等与本案无关，案外人潍坊鑫耀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因潍坊鑫耀商贸有限公司未出庭作证，故本院无法认定；对金隅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3，内蒙古博恒公司出具的《关于同山西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及履行采购合同过程的情况说明》，因内蒙古博恒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出庭作证并当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和法庭询问，故本院予以认定；对金隅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4、新证据5，山西能投公司与内蒙古博恒公司之间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货物接收确认单》，因山西能投公司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对金隅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6，因该证据均系网络邮件，在没有其他旁证的情况下，故本院不予认定。
本案二审庭审结束后，山西能投公司于2017年5月31日（落款2017年5月26日）向本院提交了《鉴定申请书》，请求对金隅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万通集运站煤炭场地入库汇总表》上加盖的“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宏达煤炭有限公司”印章真伪进行鉴定。
本案二审庭审结束后，山西能投公司于2017年6月13日（落款2017年6月13日）向本院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书》、五寨县公安局《立案决定书》（复印件）和《立案告知书》（复印件），请求中止审理本案并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事实与理由：案外人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宏达煤炭有限公司以赵某、金隅公司寇颖跃涉嫌伪造公司印章向山西省五寨县公安局报案，山西省五寨县公安局于2017年6月11日正式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一、2规定：“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现为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
本案二审庭审结束后，山西能投公司于2017年7月3日向本院提交了太原市公安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于2017年6月21日受理张志荣于2017年6月20日报称的赵某涉嫌伪造公司印章案的《受案回执》（复印件）。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2015年6月18日《山西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采购结算单》显示：“单位名称：北京金隅商贸有限公司；结算日期：2015.6.18；货物名称：煤；结算数量（吨）：300000.00；合同单价（元/吨）：223.00；结算单价（元/吨）：223.00；应结金额:66900000.00；实结金额：66900000.00；合计：结算数量（吨）：300000.00；实结金额：66900000.00）。”山西能投公司在该采购结算单上加盖了印章，并由山西能投公司张礼东部长签字入帐。
上述事实，业经本院组织当事人质证。
本院认为：
一、关于程序问题
1、关于本案应否对案外人的印章进行鉴定
本案为山西能投公司与金隅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案外人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宏达煤炭有限公司向山西能投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在没有其他旁证且案外人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宏达煤炭有限公司又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本院无法认定。况且，在市场经济下，大宗货物的买卖多以货权凭证交割完成即发生货物所有权转移，一宗大宗货物在一定期间内不发生货物转移而几易其主符合此类货物的交易习惯，而不是必须以货物是否移转作为判断是否交易的标准。集运站与货主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集运站与中间的货主之间不发生关系亦属正常。根据本案现已查明事实，不论案外人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宏达煤炭有限公司的印章真伪，都没有影响涉案《煤炭买卖合同》以及山西能投公司与内蒙古博恒公司之间《煤炭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从而亦不会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因此，本院对山西能投公司在本案二审庭审结束后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2、关于本案应否中止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规定：“一、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发现案件的全部或部分事实涉嫌刑事犯罪：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法院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但根据民事法律规范判断，当事人之间构成民事法律关系，且不影响民事案件审理的，民事案件可继续审理。……”
本案中，根据现已查明事实，山西能投公司与金隅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已实际履行，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在本案二审庭审结束后，案外人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宏达煤炭有限公司举报其公司印章被人伪造，不能得出案外人涉嫌盗用、私刻山西能投公司的公章从事诈骗以及山西能投公司与金隅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交易不真实的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案外人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宏达煤炭有限公司举报其公司印章被人伪造的事实是否成立、是否构成犯罪，应由相关司法机关依法查明后处理，不应影响本案的继续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3、……2)在审理过程中，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法院，法院经审查认为确有犯罪嫌疑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目前，本院尚未收到相关公安机关认为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的公函。
综上所述，山西能投公司在本案二审庭审结束后提出的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中的有关规定，本院不予准许。
3、关于内蒙古博恒公司应否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本案为山西能投公司与金隅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不是山西能投公司与金隅公司、内蒙古博恒公司三方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根据现已查明事实，内蒙古博恒公司（买方）与山西能投公司（卖方）之间签订有《煤炭买卖合同》，内蒙古博恒公司与金隅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内蒙古博恒公司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山西能投公司与内蒙古博恒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与本案的《煤炭买卖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内蒙古博恒公司与山西能投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内蒙古博恒公司根据山西能投公司赵某的要求向金隅公司支付的1500万元货款，是代山西能投公司向金隅公司履行合同的付款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因此，内蒙古博恒公司不是本案必须共同诉讼的当事人，且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内蒙古博恒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内蒙古博恒公司依法不应作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未遗漏本案当事人。
二、关于实体部分
根据本案现已查明事实，山西能投公司自2014年2月21日聘用赵某为榆社分公司副经理，于2014年4月1日与赵某签订了《劳动合同书》，于2015年8月13日聘用赵某为山西能投公司总经理助理。期间，赵某实施了涉案《煤炭买卖合同》的签订、货物接收、与内蒙古博恒公司之间《煤炭买卖合同》的签订、发货、以及要求内蒙古博恒公司代山西能投公司向金隅公司支付1500万元货款的全过程。山西能投公司将赵某出具收据认可收到的金隅公司向山西能投公司开具的金额共计6690万元的58张增值税发票进行了相应抵扣，山西能投公司下游的内蒙古博恒公司亦确认其收到了山西能投公司交付的涉案30万吨煤炭。本案一审期间，山西能投公司曾委托赵某为本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之一到庭参加了诉讼，赵某在担任山西能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期间认可金隅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山西能投公司撤销了对赵某的授权委托后，赵某出具证言并到一审法庭出庭作证，用以证明其有权代表山西能投公司与金隅公司开展本案业务，以及内蒙古博恒公司向金隅公司支付的1500万元款项是本案合同项下的货款。就山西能投公司编号为6的合同专用章的问题，赵某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山西能投公司编号为6的合同专用章是其在2014年经山西能投公司总经理侯建中同意后，打借条从该公司业务部部长张礼东处借出，并与其他多家公司签订过合同。本案一审中，山西能投公司虽否认有6号合同专用章的存在，但又称该公司确实有多枚合同章，故山西能投公司有关6号合同专用章的陈述自相矛盾，不能成立。本院二审期间，金隅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日期为2015年6月18日的经山西能投公司加盖印章并经其业务部部长张礼东签字入帐的《山西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采购结算单》显示，涉案买卖交易已经山西能投公司办妥结算手续后入账，足以佐证赵某签订、履行涉案的《煤炭买卖合同》系属履行岗位职责，赵某有权办理涉案煤炭买卖业务。
综上所述，山西能投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1409元，由山西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士卿
审判员 赵红英
审判员 龚晓娓
二〇一七年七月七日
书记员 于 静
附：滞纳金计算表（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
计算基数（万元）起付时间止付时间
66902015年4月30日2015年5月21日
61902015年5月22日2015年5月26日
56902015年5月27日2015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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