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7)川01执复4号
复议申请人（被执行人）：四川省通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清江中路62号。
法定代表人：魏立新。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霜，女，住成都市成华区。系该公司副总经理。
申请执行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成都高新区永丰路47号。
负责人：宋豪，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安碧，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英，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四川新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三段2号。
法定代表人：侯庆。
被执行人：四川央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三段2号。
法定代表人：武幼敏。
被执行人：武幼敏，女，汉族，1958年8月3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执行法院）依据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川成蜀证内民字第21618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及（2016）川成蜀证执字第315号《执行证书》，受理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申请执行四川新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源公司）、四川省通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川公司)、四川央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武幼敏公证债权文书一案。执行中，通川公司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执行法院作出（2016）川0105执异64号执行裁定，通川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执行法院查明，2013年7月31日，通川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双方约定通川公司为抵押人，恒丰银行为抵押权人，四川新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债务人。《最高额抵押合同》第二条被担保的主债权约定：“抵押人为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在2013年7月3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因债务人经营业绩需要而订立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权人债权的币种、本金金额、利率，债务人的债务履行期限等以主合同约定为准。”《最高额抵押合同》第三条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额度约定：“本合同项下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贰仟叁佰伍拾万元整。本金指债务人办理业务时所产生的债务本金，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应偿还的本外币借款本金、贸易融资本金、银行承兑汇票票款、票据贴现款项、信用证项下发生的垫款、债权人为债务人担保而承担担保责任的债务本金部分等。”《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四条担保范围约定：“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发生的所有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及抵押权的费用，实现债权及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催收费用、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抵押物处置费、过户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十五条其他约定事项约定：“抵押期限为2013.7.31-2014.12.31，抵押金额为2500万元。”上述合同的抵押物清单载明：抵押物为存放地点为成都市青羊区清江中路62号的权利证书编号为成国用（2002）字第1582号的数量为4477.5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双方针对上述土地办理了抵押登记。后双方向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申请对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对此于2014年12月31日出具编号为（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21618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公证书》。
2014年8月5日，通川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载明：2013年7月31日，通川公司与恒丰银行成都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经各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对《最高额抵押合同》进行如下变更：（1）原合同中的第二条被担保的主债权现变更为：“抵押人为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在2013年7月3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因债务人经营业绩需要而订立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权人债权的币种、本金金额、利率，债务人的债务履行期限等以主合同约定为准。”（2）原合同中第三条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额度变更为“本合同项下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整。本金指债务人办理业务时所产生的债务本金，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应偿还的本外币借款本金、贸易融资本金、银行承兑汇票票款、票据贴现款项、信用证项下发生的垫款、债权人为债务人担保而承担担保责任的债务本金部分等。”（3）原合同中第十五条其他约定事项变更为“15.1抵押金额为2500万元（大写贰仟伍佰万元整）；抵押期限为2013年7月31日至2015年12月31日；15.2本合同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若担保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时，担保方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15.3本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优先适用上述第15.2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双方并未就《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申请办理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
另查明，一、2014年8月5日，四川新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四川新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人，恒丰银行作为贷款人，借款金额为235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2014年8月12日至2015年8月7日。后四川新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恒丰银行就签订的上述《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向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申请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对此于2014年12月31日出具编号为（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216182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公证书》。同日，四川央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武幼敏分别与恒丰银行签订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四川央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武幼敏分别为恒丰银行与四川新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2014年8月5日至2015年12月31日因四川新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业务经营需要而订立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四川央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武幼敏分别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2350万元整，保证范围为上述授信业务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后四川央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恒丰银行，武幼敏与恒丰银行就签订的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向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申请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对此于2014年12月31日出具编号为（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216184号和（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216185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公证书》；二、恒丰银行向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申请出其与四川新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通川公司、四川央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武幼敏签订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2016年4月13日，四川省蜀都公证处对此作出一份编号为（2016）川成蜀证执字第315号的执行证书；三、2016年7月1日，四川省蜀都公证处作出一份编号为（2016）川成蜀证执字第315号补的补正公证书，载明：（2016）川成蜀证执字第315号公证书中第二页第二十二行“截止本执行证书出具，债务人、抵押人及保证人未向本处提出异议”，应为“债务人、抵押人及保证人于2016年3月22日向本处提交了《异议书》，称利息与事实不符。本处认为：债务人、抵押人及保证人提出的异议不成立，本处于2016年4月13日分别向债务人、抵押人及保证人寄送了《复函》，复函上注明我处将出具执行证书。”本补正公证书与（2016）川成蜀执字第315号公证书一并使用；五、2014年8月5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书向四川新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通川公司、四川央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武幼敏询问如果债务人/担保人违约，本处将应债权人申请出具《执行证书》，本处出具《执行证书》前将核查你们履行/协议的相关情况，你们是否已就公证机关核查的内容和方式达成了明确的、具体的约定，四川新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通川公司、四川央扩企业发展有限证（有关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费用和还款记录等内容的债务公司、武幼敏称我们当事人在此先行约定以执行申请人提供的凭记录、单据、银行数据系统打印的对账单等）为债务履行情况核实的依据，被申请执行人不以上述凭证由申请人单方制作或提供而否认其证据效力。相关文书可向当事人合同/协议上载明的地址、身份证住址或户籍住址邮寄送达或现场送达。其它依据合同约定。
执行法院认为，1.关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法律上并未规定必须先签订主债权债务合同，后签订抵押合同，故在本案中，虽然先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后签订主债权债务合同，但《最高额抵押合同》不因其先于主债权债务合同成立而无效，故通川公司认为其与恒丰银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违法无效以及相应的（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21618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公证书》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的异议理由不成立；2.关于《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未办理公证的问题。因双方确认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并未办理强制执行效力债权公证，且恒丰银行称双方未就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向抵押权登记机关办理任何的变更登记，通川公司也未提交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向抵押权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相关证明，因双方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约定的抵押物为土地使用权（成国用2002字第1582号），双方并办理了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之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一）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二）建设用地使用权；（三）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四）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五）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六）交通运输工具；（七）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抵押人可以将前款所列财产一并抵押”，第一百八十七条之规定：“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因并无证据证明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办理了抵押登记，故本院认为虽然双方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但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设立的最高额抵押权并未生效，根据双方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办理的（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21618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公证文书》，（2016）川成蜀证执字第315号的执行证书将通川公司提供的抵押财产列为执行标的并无不妥；3.通川公司称其与申请执行人并未对蜀都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前的债务核实内内容、方式等作出约定，（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21618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公证文书》的相关表述（第一页最后一句话）不客观且与事实不符的问题，但根据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的谈话笔录显示双方已在出具执行证书前已就上述问题作出了约定，故通川公司的理由不成立；通川公司还称（2016）川成蜀执字第315号公证书中“截止本执行证书出具，债务人，抵押人（即异议人）及保证人未向本处提出异议”的表述与事实不符，现公证处已经出具了（2016）川成蜀证执字第315号补的补正公证书修正了上述表述。综上，通川公司要求裁定不予执行（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21618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公证书》以及（2016）川成蜀证执字第315号《执行证书》中针对其的部分的异议不能成立。遂驳回通川公司不予执行申请。
通川公司向本院申请复议称，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设立担保无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由规定的除外的”的规定，担保合同未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不得单独订立。（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21618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公证文书》项下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通川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时并不存在主债权债务合同，因此《最高额抵押合同》违法无效，相应的的（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21618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公证文书》也不具有法律效力。
本院查明，2013年7月31日，通川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载明，鉴于抵押权人(债务人)已经或将要向四川新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提供一系列授信，为保证抵押权人基于该等授信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的实现，抵押人愿意以其有权处分的财产设定最高额抵押担保。
本院查明其他事实与执行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通川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明确订立该合同的前提，即恒丰银行已经或将要向新源公司提供一系列授信，为保障恒丰银行债权实现，通川公司愿以其有权处分的财产设定最高额抵押担保。该合同中双方约定抵押物、被担保的主债权、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额度、抵押期限等内容。从该合同订立的内容上看，通川公司作为抵押担保人明知借款合同资金的指向，作出了为恒丰银行与新源公司在2013年7月3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因新源公司经营业绩需要而订立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双方将该合同公证并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故通川公司以最高额抵押合同因先于主债权债务合同签订而无效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通川公司的复议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执行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裁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四川省通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5执异64号执行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谭默娜
审判员 王 军
审判员 杨 桓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