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3民终2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铁金芳，男，1949年8月4日出生,回族，居民，住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铁明芳，男，1956年9月30日出生,回族，居民，住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金虎，男，1970年7月27日出生,回族，居民，住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
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生，山西瀛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商洛市金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夜村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100074127560XM。
法定代表人：铁金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生，山西瀛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传菊，女，1955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沂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佟仰华，北京市中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铁金芳、铁明芳、马金虎因与被上诉人武传菊、原审第三人商洛市金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明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于2015年6月28日对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沂商初字第3677号民事判决书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2015）临商终字第1101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2016）鲁1323民初1874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铁金芳、铁明芳、马金虎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生、被上诉人武传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佟仰华、第三人金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铁金芳、铁明芳、马金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武传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首先一审法院管辖违法。一是违背级别管辖,一审中上诉人提出该案应由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并提交了异议申请，但被一审法院予以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确认2005年11月19日所签署的协议有效，其诉讼标的是67%的股份，依据2005年金明公司投资8000万元的资产计算，该股份价值5000万元以上，依据金明公司现有2亿元资产计算，该股份价值高达1.3亿元，显然按照级别管辖标的已经超过一审法院的管辖。二是一审按约定管辖违法。被上诉人起诉要求法院确认2005年11月19日双方签订的协议有效，一审法院未经过开庭怎么就能够确定适用协议第四条的所谓约定管辖，如果该协议无效第四条是否能够适用。该案不论标的物、不动产，均应在陕西省商洛市管辖地。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二条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确定管辖。《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综上，一审法院管辖违法。其次，一审未依法追加魏某为本案当事人程序违法。一审中上诉人提出追加魏某为本案当事人，魏某本人也申请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没有驳回也没有同意追加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使用的大量证据系魏某的协议及欠款条据。一审判决书第20页第二段查明的事实表述2004年魏某、李某1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再次，上诉人在一审答辩和开庭审理时提出控告，一审法院没有任何答复明显违法。一审开庭时上诉人要求一审法院将本案移送有关机关侦查，该案系被上诉人弟弟武某1在航天部工作，系国家工作人员亲自起草协议意图达到受贿和敲诈的目的，武某1当庭作证承认参与矿山经营和处理协调并提交大量的在北京请客送礼的票据，上诉人当庭发问被上诉人，其避而不答明显说明犯罪的事实，一审法院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及公职人员违反相关规定，应当将本案移送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或北京市纪检委立案查处。
二、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本案的基本事实是：上诉人在2002年共同注册了“商洛市金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随后在商洛××××夜村镇张涧乡进行合法探矿采矿，组建了“张涧”金矿。由于资金问题，2003年1月21日遂与均濠矿业（陕西）有限公司（下称均濠矿业）签订协议进行合作开发，但在合作中发生了重大纠纷，2005年上诉人与均濠矿业的诉讼经过一审和二审、再审，最终取得了胜诉。就在再审判决还没有送达前，武某1将三上诉人召唤到西安市新城奥罗国际宾馆。见面后其便拿出提前准备好的一份大约四五页的协议书，称其在金明公司与均濠矿业的诉讼中花费176万元，要上诉人签字捺印，并威胁要想保持对均濠矿业的判决不变，就必须无条件签署此协议，不然后果自负。上诉人要求阅读协议内容，武某1以要登机急回北京为由予以回绝。面对这种情况，上诉人无奈只能依次签字。上诉人签字后询问武某1为何不签字，其称因其特殊身份不便签字，回去后让其爱人或小舅子签字即可。后便亲笔书信委派一名叫吴雪峰的人做矿上的办公室主任，管理监督矿区安排。协议签订之后，均濠矿业上诉，案件又进入了新一轮的诉讼，直至2013年审结。现在武某1假借其在原籍的本家亲属即本案的被上诉人武传菊将上诉人起诉至沂水县人民法院，要求履行协议。一审中上诉人向法庭陈述如下：1、《协议书》是在被上诉人亲属武某1的威胁下签署的，当时协议的乙方并未签名，被上诉人也从未投资过一分钱，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显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或金明公司进行过投资；2、在上诉人与均濠矿业的诉讼中，均是通过正常诉讼取得的判决，所有费用均是上诉人承担的，被上诉人亲属武某1并未花费176万元；3、上诉人并不认识被上诉人，也从未见过面，该案涉嫌诈骗和受贿的事实，涉嫌职务犯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应将本案移送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4、签署协议时（2005年11月19日）金明公司的法定股东并不是三上诉人。同时上诉人提交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2004）商区法民二初字第68号判决书及随后的多份判决书可以证明没有进行过任何生产，因此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投入176万元不是事实。
一审对以下几个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协议书所表述的“商洛金明矿业有限公司和天龙公司与均濠矿业（陕西）有限公司出售一案”根本不存在也未进行过任何诉讼。一审在上诉人提交的五份裁定、五份判决且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异议的情况下仍然坚持错误的认定。2、认定武传菊投入176万元没有依据，被上诉人武传菊提交的证据证实投资人是魏某、李某1、武某1。3、上诉人一审提出被上诉人没有投资分文，一审法院不但没有进行认真调查而且上诉人提交的魏某的公证书也没有调查落实，一审法院作出与事实不符的认定明显错误。4、上诉人一审提出诉讼请求高达1.3亿元，但一审法院没有作任何调查，管辖审理本案明显错误。
三、一审法院认定2005年11月19日所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明显错误。1、该协议签订时金明公司的股东并非上诉人铁金芳、铁明芳、马金虎。金明公司的法人仍在正常的经营，几个并非公司股东私自处分股权并约定被上诉人为总经理而真正的股东并不知情明显无效。2、协议书所表述的“商洛市金明矿业有限公司和天龙公司与均濠矿业（陕西）有限公司出售一案”历时一年多时间，经过一、二、再审即将解决，鉴于武传菊在案件审理期间，投入大量资金及人力物力。武传菊作为一个地道的农妇在案件中起什么角色，既不是代理人也不是公司委托的人员在正常的诉讼中花费上百万元仅凭一份协议就能认定实在不能让人信服。2、协议书所表述的“商洛金明矿业有限公司和天龙公司与均濠矿业（陕西）有限公司出售一案”历时一年多时间，经过一、二、再审即将解决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事实双方之间签订的协议的意图明显是在作假，其目的正是武传菊的弟弟武某1为达到索要所谓的报酬而虚拟的事实。3、被上诉人武传菊没有投资一分钱而索要百分之六十七股份就是典型的索贿和敲诈勒索犯罪行为。武传菊在一审中提交的所谓投资的证据即投资费用的时间大部分在2005年11月19日以后的所谓费用，其中部分条据是魏某、李某1、武某1投资的费用。综上，这是一起借诉讼达到受贿和敲诈的典型案件，上诉人已经向各级检察机关、各级纪检、政法等部门提出控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武传菊辩称，一、沂水县人民法院受理并管辖本案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关于一审管辖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铁金芳、马金虎曾于2015年1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异议。2015年1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沂商初字第367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人铁金芳、马金虎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裁定书送达后，上诉人铁金芳、马金虎没有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服从了一审法院驳回其管辖权异议的民事裁定书。上诉人在本案上诉状中又再次提出管辖异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2005年11月19日，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1、《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在协议文书上签名按手印，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对签订《协议书》非常严肃、认真。被上诉人武传菊在两页的《协议书》上六次签名、两次按手印，上诉人铁金芳三次签名、两次按手印，上诉人铁明芳三次签名、两次按手印，上诉人马金虎三次签名、两次按手印。该《协议书》从签订形式到签订内容均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协议书》是附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书》的履行对被上诉人具有极大的投资风险。事实是，在《协议书》签订前后，被上诉人投资几百万元，派人参与矿山经营并且和上诉人共同参与案件重审，直到2014年10月15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铁金芳，公司股东为铁金芳、铁明芳、马金虎。因此，《协议书》已经具备了股权转让的条件。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转让67%股权，即是双方履行《协议书》的约定，也是上诉人履行《协议书》的义务。3、《协议书》不同于一般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书》中，除了约定了股权转让的条款外，还约定了双方在公司经营管理上的具体分工内容。如：由被上诉人担任总经理，公司对外签署协议要由被上诉人担任的总经理签字盖章方可生效。公司的财务人员及成品仓库保管员由被上诉人担任的总经理委派。本案中，被上诉人举出了大量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不仅对公司进行了投资，同时委派办公室主任、财务人员等工作人员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被上诉人为此支付了大量的人员工资等费用。（详见一审证据十二、证据十四）。被上诉人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证明了《协议书》的真实性。4、2006年2月18日，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签订《股东协议》(见一审证据七)、2015年1月31日，上诉人出具《欠条》(见一审证据十一)均证明了《协议书》的真实性。《股东协议》中再次确认，按被上诉人所占公司的股份67%，上诉人铁金芳、铁明芳等所占股份33%进行企业登记注册。确认《股东协议》与《协议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任何股东未经同意，不得违反和更改。
在本案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之后，于2015年1月3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欠条》，表示上诉人的和解意见。《欠条》中上诉人表示还被上诉人现金1000万，一共分三次还清，上诉人表示到期归还不清，同意立即过户给武传菊在金明公司所应占的股份。上诉人在本案诉讼中，一直在虚假陈述，称2005年11月19日签订《协议书》、2006年2月18日签订《股东协议》时不知道有武传菊这个人，但在本案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后，在2015年1月31日上诉人出具的《欠条》中三次提到武传菊名字，《欠条》再次确认武传菊在金明公司占有67%的股份。上诉人2015年1月31日出具的《欠条》证明《协议书》的真实性。
三、被上诉人武传菊是合法的投资人，理应获得金明公司67%的股权。本案庭审中，上诉人不顾事实，一直讲被上诉人武传菊不是投资人，上诉人的虚假陈述与事实不符。1、《协议书》既然是真实、合法、有效的，被上诉人作为《协议书》中的乙方，也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投资人。2、《协议书》涉及的被上诉人176万投资款的由来及投资形式。2004年6月1号，北京方魏某、李某1与西安方铁金芳、铁明芳签订《关于陕西省商洛市张润金矿合作协议》(见一审证据一)。事实是，北京方魏某在工作中认识了西安方铁金芳、铁明芳，魏某又把李某1介绍进来投资金矿。《关于陕西省商洛市张润金矿合作协议》中，魏某和李某1投资30万人民币，占公司出资比例的51%。2004年5月李某1又介绍武某1、武传菊投资金矿。截止2005年5月28日，魏某投资37万，李某1投资40.8万，武某1（包括武传菊）投资款33.5万。2005年5月28日李某1出具股权放弃书，明确表示放弃股权，承办人铁明芳签字同意(见一审证据二（四)）。同日，武某1出具股权放弃书，明确表示放弃股权。武某1在股权放弃书第二页（背页）注明：“此事发起人北京方魏某、李某1。说明：因武传菊有事由本人代签武某1”承办人铁明芳签字同意(见一审证据二（五)）。同日，魏某出具股权放弃书，明确表示放弃所持股权并由承办人铁明芳自行支配，承办人铁明芳签字同意(见一审证据二（三)）。2005年11月5日，被上诉人武传菊与李某1就金明公司投资一事签订还款计划。李某1前期对金明公司的40.8万元投资转由武传菊受让继受(见一审证据五)。2005年11月19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协议书》中双方确认被上诉人投资款176万元。该投资款的投资形式：一是被上诉人武传菊前期投入生产资金及案件审理期间投入大量的资金及人力物力。二是被上诉人武传菊本人投资款。三是被上诉人武传菊从李某1、武某1受让继受的投资款。四是上诉人铁明芳等人自行支配魏某的投资款，上诉人铁明芳等人与被上诉人武传菊签订2005年11月19日《协议书》，确认被上诉人武传菊投资款176万元。3、被上诉人武传菊举证其投资情况，及投资人“北京方”人员前后变化情况，证明被上诉人武传菊是合法的投资人。首先，2005年5月28日，武某1股权放弃书第二页（背页）注明：“此事发起人北京方魏某、李某1。说明：因武传菊有事由本人代签武某1”魏某作为见证人、李某1作为担保人在武某1的股权放弃书上签名和签时间。承办人铁明芳签字认可。以上事实证明在2005年5月28日之前，投资发起人北京方是魏某和李某1。其次，2005年11月19日，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签订《协议书》。2006年2月18日，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签订《股东协议》。在《股东协议》中明确北京方是武传菊，西安方是铁金芳、铁明芳和马金虎。事实证明，在2005年5月28日之后，投资人北京方是武传菊。再有，自从被上诉人投资金明公司以后，上诉人再也没有出资。被上诉人在2005年11月19日《协议书》签订后，又向金明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其中从2005年12月至2006年，有上诉人铁明芳签字，注明“北京再投资”的金额五笔共计：763734.94元。(五笔投资为:1、2005年12月至2006年2月由上诉人铁明芳签字确认；北京再投入135418.64元，2、2006年1月15日由会计武某3(孙平)制单，上诉人铁明芳签字确认，从2005年5月28日起至05年12月30日总计239435.30元，从06年1月1日起至06年1月15日，总计172632元，加车票800元，北京再投入412867.3元，3、2005年2月18日，上诉人铁明芳签字确认：从06年元月1日至06年2月18日北京再投入51000元。4、2006年4月22日，上诉人铁明芳签字确认：2006年3月4日至4月18日北京再投入现金47349元。5、2006年4月20日上诉人铁明芳签字确认：2006年2月18日至5月29日北京再投入117100元。)（见一审证据十二（二)）。证明被上诉人武传菊就是投资人北京方，铁明芳签字收到使用了北京方武传菊的投资，被上诉人武传菊是合法的投资人。4、被上诉人举证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生产经营的事实，证明被上诉人武传菊是合法的投资人。被上诉人举证2005年12月至2007年期间，因投资经营该金矿所投资金的银行存款凭条(户名为卢志林、李某2、武某3)。(见一审证据十二（四)）上诉人铁明芳签字考勤表，上诉人铁金芳书面通知办公室主任李平,关于任再良、崔永良、张乐民、张民生等人员任用通知书。(见一审证据十二（五)）购买生产用具的大量票据，该大量票据均有经办人签字，审批人上诉人铁金芳签字及被上诉人武传菊签字，财务人员武某3（孙平）制单。(见一审证据十二（一)、（二)）。
四、关于上诉人举证的2016年5月27日魏某公证《证明》的意见。1、本案被上诉人举证涉及魏某投资款的证据有三个：第一，2004年5月16日，铁明芳借魏某40万现金借条一张(见一审证据二（一)）；第二，2004年8月8日，铁明芳借魏某20万现金借条一张(见一审证据二（二)）。（这两张借条共60万元，是魏某，李某1、武某1三人的集资投资借款。所以，借条由李某1和武某1保管）；第三，2005年5月28日，魏某出具37万股权放弃书(见一审证据二（三)）。魏某在2016年5月27日公证《证明》中明确称，“我投资部分铁明芳出具了借款条”，魏某的陈述证明，认可两张借条共60万元是投资款。因此，上述三个证据证明的内容都是涉及魏某的投款。2、2005年5月28日，魏某在股权放弃书中确认“关于投资开采商洛金矿一事，本人自2005年5月28日自愿放弃所持股权并由承办人铁明芳自行支配，所投资金约叁拾柒万元（以实际投入为准）由承办人尽快归还。”承办人铁明芳签字同意。魏某的股权放弃书，证明1：魏某从2005年5月28日自愿放弃所持股权；证明2：魏某放弃的股权授权铁明芳自行支配；证明3：上诉人铁明芳同意自行支配魏某放弃的股权。2005年11月19日《协议书》中，上诉人铁明芳等人已自行支配了魏某的股权，确认附条件转让公司股权67%给被上诉人武传菊，武传菊应获得的67%公司股权与魏某没有任何法律关系。3、魏某在2016年5月27日公证《证明》中讲，“我们也没有协商将股份出让給在沂水起诉铁金芳的武传菊”。事实是，魏某已把放弃的股权授权交给上诉人铁明芳自行支配，上诉人铁明芳有权处理魏某已放弃的股权。因此，上诉人铁明芳等人在2005年11月19日与被上诉人武传菊签订《协议书》，确认附条件转让公司股权67%给被上诉人武传菊，就是在行使自行支配的处置权。4、魏某在2005年5月28日以后就退出投资金矿，被上诉人武传菊是在2005年11月19日与上诉人铁金芳、铁明芳等人签订了《协议书》，并委派工作人员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及继续投资。魏某在公证《证明》中讲，“武传菊没有参与过矿山的经营和任何投资”与事实不符。一是被上诉人武传菊参与经营和投资是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2005年11月19日《协议书》中确认的。二是魏某在2005年5月28日以后和金明公司的投资、经营没有任何关系。魏某讲“武传菊没有参与过矿山的经营和任何投资”没有事实根据。5、本案案由是被上诉人武传菊向上诉人铁金芳、铁明芳等人主张67%的股权转让纠纷。魏某与被上诉人武传菊、上诉人铁金芳、铁明芳等人之间没有股权转让纠纷，上诉人要求法院追加魏某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没有法律依据。
另外，被上诉人武传菊有权利向上诉人铁金芳、铁明芳等人主张67%的股权转让，被上诉人武传菊的依据不是魏某是否有委托授权，武传菊主张67%的股权转让的依据就是2005年11月19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铁金芳、铁明芳、马金虎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金明公司述称，1、第三人的主体成立的时间是2014年10月15日，在2014年10月15日之前是商洛市国信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焕雷；2、金明公司在2014年10月15日前并没有与均濠矿业公司和天龙公司发生过相关的诉讼，金明公司也没有授权任何人对其股权进行转让；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4年10月15日没有对金明公司投资；4、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投资系魏某、李某1和武某1，该事实被上诉人武传菊提供的相关证据能够证实；5、因李某1与武传菊系亲属关系，李某1系魏某、武某1三合伙人的记账人，所有投资的账目均由李某1保管，魏某并没有授权李某1将所有的记账凭证交给武传菊；6、2005年11月19日的协议书表述的事实不存在，所谓投资的176万系魏某、李某1和武某1投资的176万；7、本案管辖应当由金明公司所在地商洛市人民法院管辖；8、所谓魏某的投资由铁明芳、铁金芳来处理，并没有授权武传菊来处理，为此武某1和武传菊并没有按照所谓协议的规定投资176万，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武某1和武传菊仅仅投资了31万元。为此，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错误的基础上判决本没有投资的武传菊受让67%的股份明显违法。
被上诉人武传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2005年11月19日原、被告所签订的《协议》有效；2、被告铁金芳、铁明芳、马金虎履行约定将其股份的67%转让给原告武传菊；3、判令被告铁金芳、铁明芳、马金虎将其所持有金明公司的33%股权无条件转让给原告武传菊并依约赔偿违约金100万元；4、判令第三人金明公司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针对当事人提交证据组织举证、质证的内容和查明认定的事实：
一、被上诉人武传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的成立，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2004年6月1日，关于陕西省商洛市张涧金矿合作协议。
证明1：北京方魏某、李某1为甲方与西安方铁金芳、铁明芳为乙方的双方合作协议。双方合作的内容是开发张涧金矿探矿证所确定区域内的矿产资源；
证明2：北京方魏某在工作中认识了西安方铁金芳、铁明芳。魏某又把李某1介绍进来投资金矿；
证明3：北京方魏某、李某1投资3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出资比例的51%。
证据二，魏某、李某1、武某1、武传菊前期投入资金176万元人民币。（一）2004年5月16日，铁明芳借魏某40万元现金借条；（二）2004年8月8日，铁明芳借魏某20万元现金借条；（三）2005年5月28日，魏某37万元投资款说明（铁明芳签字同意）；(四)2005年5月28日，李某140.8万元投资款说明（铁明芳签字同意）;(五)2005年5月28日，武某1和武传菊33.5万元投资款说明（铁明芳签字同意。说明共前后两页，第二页有投资发起人魏某、李某1签字。33.5万投资款中，武某1和武传菊从银行向铁明芳付款11.35万元）；（六）2006年4月29日，铁明芳收到办证投资款5万元收条。证明1：上述投资款共约176万元；证明2：魏某介绍李某1、李某1又介绍武某1、武传菊认识铁金芳、铁明芳、马金虎，并与三人合作进行投资。
证据三，武某1收到武传菊投资款25.3万元。
证明：武某1代武传菊支付投资款。
证据四，2005年10月15日，武传菊给武某1授权委托书。
证明：武传菊委托其弟弟武某1办理金明公司股权转让的全部事宜，处理金明公司与钧濠公司出售案的官司事宜。
证据五，2005年11月5日，武传菊给李某1出具还款计划。
证明1：双方就金明公司投资一事达成还款计划；证明2：武传菊自还款计划签订之日起，支付李某1前期投资款20万元；证明3：双方约定，李某1前期投资款中剩余部分20.8万元，待金明公司恢复正常生产后，武传菊分两次支付给李某1；证明4：李某1前期对金明公司的投资已转由武传菊受让、继受。
证据六，2005年11月19日，《协议书》一份。
证明1：原告武传菊和被告铁金芳、铁明芳、马金虎确认因金明公司与钧濠公司出售案即将得到解决和武传菊前期投入生产资金及案件审理期间投入大量现金及人力物力，双方共同达成协议；证明2：在出售案，金明公司胜诉的前提下，被告三股东铁金芳、铁明芳、马金虎同意将金明公司、天龙公司股权及资产的67%转让给原告；证明3：如出售案金明公司败诉，被告将原告所投入的全部资金176万元返还原告，被告已确认由原告受让、继受魏某、李某1、武某1前期投入的资金；证明4：原告作为总经理，被告作为法人、副总经理，双方进行了公司经营管理上的分工，其中财务人员、仓库保管员由原告委派；证明5：此协议各项内容具体、明确、细致，是在双方充分协商讨论修改后签订的，金明公司全体股东铁金芳、铁明芳、马金虎同意附条件地转让其股权67%给原告，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证明6：双方确认违反协议约定，违约方赔偿对方100万元人民币现金，本案被告违约应赔偿原告违约金100万元。
证据七，2006年2月18日，《股东协议》一份。证明1：协议明确北京方就是武传菊，西安方就是铁金芳、铁明芳、马金虎。双方在西安市奥罗酒店签字达成合法有效的股东决议；证明2：股东协议再次确认，按原告武传菊所占公司股份67%，铁金芳和铁明芳等所占股份33%进行企业登记注册；证明3：股东协议再次确认，到2006年3月为止，北京方（原告）已投入180多万元，北京方将再投入10万元生产资金组织生产，恢复公司运营；证明4：双方确认2006年2月18日股东协议与2005年11月19日协议书具有同等效力，任何股东未经同意不得违反和更改；证明5：双方确认2004年6月1日以前所签署的协议无效。包括2004年6月1日，北京方魏某、李某1与铁金芳、铁明芳签订的关于陕西省商洛市张涧金矿合作协议无效。双方再次确认由原告受让、继受魏某、李某1、武某1前期投入的资金；证明6：股东协议主要研究，布置了组织生产、恢复经营、公司管理、领导班子组建等工作，如副总经理卢志林、办公室主任李某2都是原告委派，通过股东会任命的。
证据八，2006年7月7日，武传菊给武某2公证委托书。证明1：原告武传菊和被告铁金芳、铁明芳、马金虎签订了股权转让的2005年11月19日协议书；证明2：为落实2005年11月19日《协议书》、2006年2月18日《股东协议》，原告武传菊公证委托武某2全权代理去工商部门办理股权登记手续。武某2也曾担任过金明公司办公室主任。
证据九，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商中民二终字第0003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现原告除对金明公司及天龙公司进行资金投入外，自2004年起，对三被告与钧濠矿业企业出售纠纷进行协助诉讼处理，包括参与诉讼及协调，期间共经历商州区人民法院(2004)商区法民二初字第68号一案诉讼、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商中民二终字第18号终审诉讼、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商中民再终字第7号再审诉讼、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陕民再字第5号再审诉讼、丹凤县人民法院(2009)丹法民初字第20号一审诉讼（再审）、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商中民二终字第00032号终审诉讼（再审）、丹凤县人民法院(2012)丹法民初字00001号一审诉讼（再审程序）、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商中民二终字第00039号终审诉讼（再审程序）。共历时9年，共协同三被告进行了8个诉讼程序，原告为此付出了巨额的资金和较大的精力。并最终维护了三被告和原告在金明公司的全部合法权益；证明2：在金明公司企业出售一案已经取得生效终审胜诉的情况下，原告与被告于2005年11月l9日所签《协议书》及2006年2月18日在西安市奥罗酒店达成《股东协议》，已经具备履行条件，但三被告在原告经股东协议书约定及股东决议决定已经成为公司合法股东的情况下，拒绝履行协议约定及股东决议决定，拒绝配合原告进行公司工商登记变更、股东登记及资产交接，严重违反协议约定及股东决议决定；证明3：法院应当依法判决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及《股东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判令被告履行协议约定义务及股东决议决定义务，并依法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相应经济损失。
证据十，金明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金明公司企业公示信息。
证明：经全国企业工商登记公示信息查询，金明公司法人资格存续，公司股东仍然为三被告，三被告应履行《协议书》及《股东协议》约定的向原告转让67%股权的义务，三被告已经构成合同违约，并违反股东协议决定。
证据十一，2015年1月31日，《欠条》（铁明芳签字，金明公司盖章）及铁金芳授权委托铁明芳签字的公证书（复印件）。证明1：2014年11月，原告起诉被告后，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法院对金明公司相关权益进行了查封；证明2：金明公司法人铁金芳委派其弟弟铁明芳找原告商谈和解，出具欠条表示被告的和解意见；证明3：被告在欠条中确认到期归还不清，同意立即过户给原告武传菊在金明公司所占股份；证明4：从2005年11月19日《协议书》，2006年2月18日《股东协议》直到2015年1月31日的欠条，被告都明确确认原告在金明公司中占有67%的股份。
证据十二，原告武传菊后期投资及委派人员经营金明公司的证据。
（1）孙平（武某3）制单，铁金芳签字的原告投资费用312171.62元。证明1：孙平（武某3）是原告堂弟,受原告武传菊委派担任金明公司会计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原告武传菊从山东委派到金明公司工作人员还有:原告爱人赵同辉、李某2、卢志林、武某2、武传富、武传刚、隋永涛、杜克书等；证明2：自从原告投资金明公司后，被告再也没有出资。原告在2005年11月19日《协议书》签订后,又向金明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包括委派人员组织生产，恢复公司经营；证明3：被告和原告委派人员共同工作。
（2）、孙平（武某3）制单，铁明芳签字的原告投资费用812734.94元(其中注明“北京再投资”金额763734.94元)。证明1：孙平（武某3）是原告堂弟,受原告武传菊委派担任金明公司会计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原告武传菊从山东委派到金明公司工作人员还有:原告爱人赵同辉、李某2、卢志林、武某2、武传富、武传刚、隋永涛、杜克书等；证明2：自从原告投资金明公司后，被告再也没有出资。原告在2005年11月19日《协议书》签订后,又向金明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包括委派人员组织生产，恢复公司经营；证明3：原告武传菊就是2006年2月18日《股东协议》中明确的北京方；原告作为北京方，向金明公司进行了投资；证明4：铁明芳签字收到使用了北京方武传菊的投资；证明5：被告和原告委派人员共同工作。
（3）、孙平（武某3）制单，原告支付人员工资及差旅费762411.8元。证明1：孙平（武某3）是原告堂弟,受原告武传菊委派担任金明公司会计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原告武传菊从山东委派到金明公司工作人员还有:原告爱人赵同辉、李某2、卢志林、武某2、武传富、武传刚、隋永涛、杜克书等；证明2：自从原告投资金明公司后，被告再也没有出资。原告在2005年11月19日《协议书》签订后,又向金明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包括委派人员组织生产，恢复公司经营；证明3：被告和原告委派人员共同工作。
（4）、原告委派工作人员武某3、李某2、卢志林支付15万元。
证明原告作为北京方继续投资,用于金明公司经营开支。
（5）、金明公司部分考勤表、铁金芳通知孙平的人员任职通知及铁金芳通知李某2支付借款。证明1：原告武传菊从山东委派到金明公司工作人员有:原告爱人赵同辉、孙平（武某3）、李某2、卢志林、武某2、武传富、武传刚、隋永涛、杜克书等；证明2：原告从山东委派人员组织经营金明公司；证明3：被告和原告委派人员共同工作。
证据十三，原告武传菊投资费用146310.7元证据，证明：原告在签订2005年11月19日协议书签订后，又向金明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包括委派人员组织生产恢复公司经营。
证人李某1（男，公某身份号码：，汉族，农民，住沂水县××路××）出庭作证：我于2004年在北京杂志社和魏某一起工作，我和魏某住在同一个宿舍，2004年大约在5月份左右，魏某跟我讲陕西商洛有一个金矿，他们已经停了，让我去看一下，我就和魏一起去了，去了以后，当时铁明芳领着我们两个人到了现场就是夜村镇，然后一起到了山上去了，到了矿山去，铁明芳介绍了当时的情况，把矿石拉下来就能加工，需要投资30万元，当时我们合计了一下，和魏决定投资，并于04年的6月签订了一个投资30万元，给我们51%的股份的承诺，到6月1号签订了这个协议，签订了以后我就带着资金过去了，当时30万，看了道路确实拉不下矿石，就需要先修路，当时这个资金用于修路和矿坝就没有了，投上以后，感觉差不多了，出了一个叫井崇斌的不让干了，说是金明公司原先打的洞欠他的款，就是不让我们干了，并且说欠他17万，最后和魏和铁商量了一下，把这个钱付了，就是说这个钱花光了，但是设备还没维修，路太陡，根本无法往下运，就是说还得需要几十万，我商量了，没办法，钱已经投进去了，我就再弄钱，回到北京后我就找武某1借钱，看看能不能再投，我想叫他一块掺和这个事，他不想，最后答应了出了一点，我们又凑了30万回到了商洛，筹到钱后找老铁，老铁同意每人20%的股份，这样凑了钱后，我们就去矿上，做了一些计划，修了往下下矿的溜槽，我在那里负责生产、财务，筹集钱上去以后根本不够支出，包括老铁孩子上学都是我从财务上借的，家里都无法生活，这样断断续续到了05年的上半年，资金到了100多万，我大约是40万出头，老魏是30多万具体想不清了，当时武某1也是30多万，05年出现了钧濠集团，在香港注册的公司，钧濠以后就告了老铁和我们一块，阻止我们采矿，我看事出现了麻烦，05年的上半年钧濠出现了，制止了，我们就停下了，我们才了解那样的情况，钧濠以35万元购买了金明公司，老铁没有股份，说我们的生产不合法，我和老魏回到北京，我们三个人商量我们决定退出，到这个情况，我自己在北京全部家当的钱，回来以后发现无法生活，我原先认识武传菊，我就找武传菊，我就忽悠着武传菊，我就把矿往好处说，感觉老铁还款无望，我把我这一块转给了武传菊，她给我20万，说是生产以后给我其他的钱，是我忽悠了她，感觉对不起武传菊，05年下半年武传菊和我签订了协议，把我的这块转给武传菊，我也多亏了武传菊。
这个欠条是（20）15年打的，15年上半年和钧濠打的官司赢了，武传菊找老铁办理股权转让，老铁没给办，武传菊把老铁起诉了，老铁到那时就急了，我说的老铁是铁明芳，和我联系的都是铁明芳，打电话找我，让其撤诉，我跟老铁也讲过，撤诉也不是不可以，但我听说矿又卖给一个姓葛的，卖出去以后，那你打算让这方撤诉的话，你觉得以什么让她撤诉，老铁说要付给武传菊一千万，把武传菊这个股权买回来，我打电话给武传菊，她觉得老铁说话不靠谱，我反复做武传菊的工作，我又找武某1做工作，当时一千万确实也不多，但是为了事情的解决也可以，所以我就动员武传菊不操这个心了，委托武某1，铁明芳答应带着铁金芳的委托书到北京，到北京以后，住在山水宾馆，具体我忘记了，一个小宾馆，我先和老铁商量后，你首先得拿出最少不低于300万元的现金给她，他说咱搞一个还款计划，当时欠条在这个宾馆写的，我叫武某1过去，他说了几句就走了，这个欠条的产生是我和老铁商量着写的，并做了还款计划，两个月还300万元，要是还不上立马老铁答应把67%的股权登记到武传菊名下，虽然上面写着和武某1协商，但是武某1是受武传菊的委托，我还想着注明了一下，买方如果提前过户，他怎么付这个款，好签字。
证人武某1（男，公某身份号码：，汉族，居民，住北京市海淀区××路××）出庭作证：在2004年的下半年，当时的李某1（在我们院里面的杂志社工作）找到我，他和魏某在夜村镇张涧开矿，他们两筹了几十万块钱，对方给他们公司一半的股份，因为他们带了钱去了，钱很快就不够了，就找到我，让我筹点钱，说大体上需要30万块钱，我手头上没那么多钱，我就问我姐借了钱，筹了30多万，对方承诺给我们60%的股份，这个钱过去之后又不够了，我们又凑，到了2005年上半年，矿开不成了，这个公司已经卖给香港的钧濠公司了，整个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成，对方讲要打官司，我在05年的5月份就提出退出，退出之后，跟老李、老魏商量，我先提出退出的，铁明芳签字后退出的，因为大部分钱是我姐的，5月份之后我就退出了，之后基本不再参与这个事情了，到了2014年，李某1打电话说对方要求和解，我说你去找我姐，老李在中间做工作，在北京，我、李某1，铁明芳拿着铁金芳的委托，我没表态之后就走了。
证人李某2（男，公某身份号码：，汉族，居民，住沂水县××前××）出庭作证：2005年9月份去的，2006年9月份10月份走的，任办公室主任，武传菊派我去的。2006年2月18号，股东开会我起草股东协议，参加会议的有卢志林、武传菊、铁金芳、铁明芳、武某1、马金虎。
证人武某3（别名孙平，男，公某身份号码：，汉族，居民，住吉林市白山市××车道××村三社）出庭作证：我是在2005年下半年，武传菊让我去协调，到2005年11月份，协议签订后我一直在那，负责开支、工资、记账。签字的纸条中的钱都是铁明芳欠人家款，武传菊给他还了以后，自己记得帐。铁金芳签字的帐是武传菊的现金或者通过银行卡打过去用于矿上的日常开支，打款的时候有时候打给我、有时候打给李某2、卢志林。
证人武某2（男，公某身份号码：，汉族，居民，住沂水县××镇××）出庭作证：1989年4月份入伍，服役于北京支队9支队，1991年12月份退伍。我去金明矿业是在06年4月份，07年10月份离开的。我受武传菊委托去任办公室主任。变更股权是武传菊让我帮助老铁变更股权，最终也没有变更成。
被告铁金芳、铁明芳、马金虎及第三人金明公司针对原告武传菊提交的证据综合发表质证意见（2016年6月16日庭审时质证意见）：1、原告提供的大量的票据并非原告在金明矿山所支出的费用；2、原告持有的魏某60万元尽现金条借据及37万的投资说明与武传菊没有任何关系；3、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魏某、武某1、李某1三人合伙为金明矿山协调生产以及案件的诉讼中所支出的相关费用；4、原告提供的大量证据能够证明国家工作人员武某1参与矿山经营，而事后涉及了以武传菊的名义来介入的矿山经营，进行牟利；5、大量的费用的票据均系武某1在北京相关的支出费用，其中大部分票据系请客送礼，违反法律对国家工作人员的限制性要求。
（2016年7月25日庭审）首先，原告并没有参与金明公司的管理和经营，原告提供的证据合作协议足以证明系魏某与铁金芳、铁明芳关于对金明矿山的合作，其提供的铁明芳给魏某出具的两张借条以及魏某出具的关于放弃所出股权的相关说明，李某1也同时放弃其投资的股权，武某1关于西安商洛合资开采一事的本人意见，这些证据足以证实魏某投资的37万、李某1投资的40.8万元、武某1投资的33.5万元，经投资方一致认可在2005年的5月28日同意放弃股权，中止魏某与铁金芳的合作协议，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2005年的11月19日铁金芳等三人与武传菊签的协议并没有实际运行，原告在法庭上出示的所有的投资证据均系魏某、武某1、李某1三人的投资，并没有经过三人的授权，或者是同意将股权转让给武传菊的相关证据，为此其提供的所有的证据不能够证实原告在矿山投资的176万。
被告铁金芳、铁明芳、马金虎及第三人金明公司在一审中为反驳原告武传菊的诉讼请求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商洛市商州区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04）商区法民二初字第68号判决书（复印件），证明2004年9月份开始该矿山因诉讼停止生产并有钧濠矿业有限公司的管理。
证据二，2005年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商中民再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
证据三，(2005)商中民申监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证实该案提起了再审。
证据四,(2005)商中民二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
证据五,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民监字第440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证明此案由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
证据六,(2008)陕民再字第5号裁定书将该案发回重审（复印件）。
证据七，2009年丹凤县人民法院（2009）丹法民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
证据八，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商中民二终字第00032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将该案发回丹凤县人民法院重审。
证据九，丹凤县人民法院（2012）丹民初字第1号判决书（复印件）。
证据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商中民二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
证据十一，2013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西执字民执字第37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复印件）。
证据十二，丹凤县人民法院（2014）丹执字第00083-1号执行裁定书（复印件）。
证据十三，丹凤县人民法院（2014）丹执字第00083-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复印件）。
证据十四，商洛市国土资源局商政国土矿函2016第28号关于申请办理延期手续的公函。
证据十五，2006年3月29号武某1给铁金芳所写的一封信，证明武某1系参与矿山经营的实际人，其推荐的吴雪峰担任办公室工作。
证据十六，2016年5月27号重庆市江北区2016渝江证字第2095号予以证实金明矿山系魏某与铁金芳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签订后由魏某、李某1、武某1进行了投资，原告从来没有参与过矿山的经营和任何投资，原告没有到过矿山，与魏某也没有见过面，魏某声明铁金芳一起出具的60万元借条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同时证明魏某、李某1、武某1投资的所有账目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魏某也没有委托李某1、武某1向被告方主张过权利。
以上证据证明2004年到2016年该矿山由钧濠公司管理，期间铁金芳与魏某签订协议后也不能实际经营矿山，铁金芳与魏某、李某1、武某1已经达成协议退出投资，不再参与，原告并没有实际投资一分钱，所谓原告与被告的协议是武某1承诺能够通过关系让金明公司胜诉，而为了回报更高的利润达成的一份以原告的名义签订的协议，武某1系国家工作人员，系正厅级干部，不便出面才一手在西安让被告签订协议后一方没有任何人签名的协议，自己带回北京，该协议一直没有履行，应当视为无效协议，以上的证据证实原告的陈述以及原告提供的投资的证据并非原告投资，而是部分投资的证据系魏某、武某1、李某1投资，原告的主张不能得到法庭的支持
原告武传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到证据十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双方争议的协议书里面明确讲了在金明公司与钧濠公司的诉讼中，原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所以认可了原告所作的工作，现在这个案子已经了结，矿山的所有权已经回归到金明公司，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和股东协议，现在已经具备了向原告转让股权67%的条件。对证据十一真实性和内容不予认可，系复印件对真实性也无法认可。对证据十二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十三系复印件，被申请人不是原告，与本案无关，对真','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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