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女，1970年9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76年8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理人：孙某，女，1949年7月3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素花，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宏宇，男，1984年5月3日出生，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女，1949年7月3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素花，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宏宇，男，1984年5月3日出生，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女，1977年7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素花，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宏宇，男，1984年5月3日出生，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79年1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素花，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宏宇，男，1984年5月3日出生，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2007年8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理人：李某2，女，1977年7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素花，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宏宇，男，1984年5月3日出生，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北京市。
上诉人宋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1、孙某、李某2、王某1、王某2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455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某，被上诉人李某1、孙某、李某2及其与王某1、王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素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某上诉请求：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4551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1、请求判令李某1、孙某、李某2、王某1、王某2返还拆迁补偿费（周转费每人每月1500元计发，取暖费每人每季600元，各项拆迁补偿至今。自2012年2月15日至2017年10月15日，周转费共计84000元，取暖费共计3000元，共计87000元）；2、请求判令归还宋某国家拆迁赔偿人均50平米的房子；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某1、孙某、李某2、王某1、王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开庭时李某1、孙某、李某2、王某1、王某2提交的有关证据与“婚前财产约定协议”署名字迹不一致，也未提交原件，真实性存疑，此外宋某的“婚前财产协议”也因李某1、孙某等人操纵而销毁。一审法院在未进行笔迹鉴定的基础上以此“婚前财产协议”作为判案依据，未能查明案件主要事实；其次，宋某与李某1所签“婚前财产协议”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以及欺诈行为，系宋某酒后不清醒状态下签订；第三，孙某与李某1在宋某、李某1二人结婚时隐瞒李某1系限制能力人的事实，利用宋某单身户口、无房证明之便利条件，为达成多分拆迁房款之目的而牺牲宋某对婚姻生活的追求与努力，故该婚姻亦存在欺诈；综合上述三点，宋某主张该“婚前财产协议”无效。
李某1、孙某、李某2、王某1、王某2辩称：李某1、孙某、李某2、王某1、王某2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宋某的上诉请求。
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法院判决拆迁安置房中的50平米归宋某所有，李某1、孙某、李某2、王某1、王某2支付拆迁安置费3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某系李某1、李某2之母；李某2与王某1系夫妻关系，王某2系二人之子。宋某与李某1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1年9月27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8月19日经一审法院调解离婚。
××号院系孙某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其的住宅建设用地。2011年，该院被列入小红门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范围。2012年1月15日，孙某与李某2签订免责声明，载明：“孙某承诺在本次腾退安置中，自愿将房产一部分136.1平方米赠与李某2，并同意以李某2名义签订××号院的赠与面积（的补偿协议书），剩余部分归孙某使用”。
2012年2月25日，孙某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腾退拆迁安置办公室（以下简称腾退办）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协议书），约定：孙某将××号院交由腾退办腾退，腾退房屋建筑面积260平米，实际人口一人即孙某，腾退办支付孙某拆迁补偿款1249800元、拆迁补助费70200元。
同日，李某2亦与腾退办签订《小红门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书）及附件，约定：腾退办对152-1号房屋进行腾退安置；腾退房屋建筑面积136.1平米；实际腾退人口六人，分别为：产权人李某2、之夫王某1、之子王某2、之父王知作（孙某之夫）、之兄李某1、之嫂宋某；腾退办向李某2提供安置房屋五套，并给付李某2各项补助费778023元，其中拆迁评估费102156元、搬家补助费2722元、提前搬家奖励费3万元、工程配合奖3万元、电话1部235元、空调4台16**元、有线1端350元、城市化工程配合奖12万元、证内宅基地面积返还217760元、周转费216000元、取暖费7200元、其他补助费5万元。上述协议签订后，腾退办对上述院落进行拆迁腾退，并交付了相应补偿、补助款项，截止到一审辩论终结前，安置房屋尚未交付。
案件审理过程中，李某1、孙某、李某2、王某1、王某2提供了一份李某1与宋某于2011年9月26日签订的《婚前财产约定协议》，载明：“男方（李某1）位于××号宅基地房屋系男方父母共同建造的，男方继承所得的房屋份额在婚后仍归属男方所有。如在婚后遇到房屋拆迁，其所得拆迁补偿及回迁安置房屋仍归属男方所有，与女方（宋某）无任何关系。女方对此无任何异议。婚后不论男方还是女方提出离婚的，女方不得分割男方房屋及其拆迁利益及男方其它个人财产”。双方还在协议中对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宋某认可该协议是其本人所签，但表示是在其酒后不清醒的情况下签订的。另外，宋某表示，其在本案中要求分割的是自己应得的拆迁利益并非李某1的财产。
案件审理过程中，王知作明确表示，其对宋某诉讼请求的意见与李某1、孙某、李某2、王某1、王某2一致，其不参加本案的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宋某与李某1结婚前签订《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对双方婚后相关财产的归属问题进行了约定，该协议的内容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宋某称该协议是其在酒后不清醒的情况下所签，不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未就此提供相应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双方签订的《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该协议明确约定，如婚后××号宅基地遇到房屋拆迁，其所得拆迁补偿及回迁安置房屋仍归属男方所有，与女方无任何关系。现宋某要求拆迁安置房中的50平米归宋某所有，李某1、孙某、李某2、王某1、王某2支付其3万元拆迁安置费的诉讼请求违反了该协议的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宋某递交《婚前财产约定协议》一份作为证据，并称该协议中的签名与一审诉讼过程中质证之《婚前财产约定协议》不一致，并据此否认《婚前财产约定协议》之真实性。李某1、孙某、李某2、王某1、王某2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并认为协议的效力是平等的。庭审中，宋某认可其本人签订了《婚前财产约定协议》，亦认可协议签订时为一式两份。同时，宋某认可其出示之《婚前财产约定协议》与一审法院质证之《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内容一致，其现不持有协议。根据庭审情况及宋某之自认，宋某之现有证据不能否认《婚前财产约定协议》之真实性。宋某此项证据之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
2、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宋某于庭审中多次认可其本人签订《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宋某虽称其签订《婚前财产约定协议》时处于醉酒状态并不知道协议内容，但其并未就此提供相应证据。宋某据此主张协议无效缺乏依据，本院对于宋某此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宋某称签订《婚前财产约定协议》一方主体李某1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签订之协议无效。宋某与李某1于2011年即已签订该协议，且在协议签订后即缔结婚姻。在此情况下，宋丽华对于李某1之行为状况应有充分了解。宋丽华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一方，直接主张协议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宋某关于《婚前财产约定协议》无效之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该协议明确表明“拆迁补偿及回迁安置房屋仍归男方所有，与女方无任何关系。女方对此无任何异议”、“婚后无论男方还是女方提出离婚的，女方不得分割男方房屋及拆迁利益”。宋某已经在《婚前财产约定协议》做出明确意思表示，放弃其拆迁利益。现宋某通过诉讼主张因拆迁取得的房屋及拆迁补偿，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宋某之上诉主张均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宋某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谷绍勇
审 判 员 潘 蓉
审 判 员 沈 放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日
法官助理 魏 举
书 记 员 李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