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浦民二(商)再重字第8号
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方正，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文珍，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颖，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上海协华照明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陈创大，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树雄，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双全，上海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反诉原告)上海协华照明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其它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一审于2013年12月2日作出(2012)浦民二(商)初字第3090号民事判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于2014年5月12日作出(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338号民事判决。被告不服上述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3日作出(2014)沪高民二(商)申字第189号民事裁定，指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2015年8月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沪一中民四(商)再终字第9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2)浦民二(商)初字第3090号民事判决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338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5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7日、2017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文珍、孙颖，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陈创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树雄、季双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债权转让价款人民币15,431,931.69元(已减去已付款430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产权转让总价款34,231,931.69元为基数，自2012年1月6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3、判令被告支付帐外资产款729,825.98元；4、判令被告支付上海市高行液压气动成套总厂(以下简称高行厂)的自2011年11月至2012年2月离岗职工进托管中心的生活补贴费110,538元和社会保险费175,110元。
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1年12月27日就高行厂转让事宜签订《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约定被告以34,231,931.69元受让原告全资投资的高行厂100%产权及19,731,931.69元债权等。被告至2012年1月5日支付了1,450万元产权转让价款至上海市联合产权交易所，该所于2012年1月5日出具产权交易凭证。之后，被告首先于2012年2月9日申请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将股东变更为陈创大、郑坤松，后于2012年2月23日申请办理增资手续，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增资到1,260万元，于2012年3月1日获得工商局核准，并直至2012年2月23日才出具股东决定、2012年2月28日才出具董事会决议办理高行厂的工商登记变更，推迟了高行厂工商变更登记，实际于2012年3月12日完成了高行厂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第一，根据交易合同第七条约定，债权转让价款共计19,731,931.69元，其中11,022,372.68元债权转让价款被告应在支付产权转让价款的同时即最晚于2012年1月5日支付给原告，726,000元债权转让价款应该在工商变更登记后一个月内即最晚于2012年4月12日前支付原告，7,983,559.01元债权转让价款被告应该在合同生效后一年内即最晚于2013年1月5日前支付给原告。原告曾就前述债权转让价款与被告多次主张、商谈付款事宜，但被告至今未予支付完毕。第二，根据交易合同第十一条约定，若被告未能按期支付产权转让的总价款，每逾期一天，应按总价款的0.05%向原告支付违约金。第三，根据上海沪港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11月16日出具的《上海市高行液压气动成套总厂部分资产评估咨询报告书》〔沪港评咨(2012)第294号〕显示，针对高行厂自行车车棚252平方米、设备和低值易耗品共606项进行评估，在评估基准日2012年8月31日评估值为729,825.98元，该资产为签订交易合同所依据的沪港评报(2011)第66号中未列明的帐外资产，根据双方前期签订的《备忘录二》第四条第2款的约定，评估报告中未列明的债权债务(包括实物资产)由原告享有和承担，因此被告理应支付给原告729,825.98元。第四、根据双方前期签订的《备忘录》第五条第3款的约定，高行厂2011年11月至企业工商变更登记日离岗职工进托管中心的生活补贴和社会保险费应由被告在工商变更登记日后一个月内支付给原告。又根据《备忘录二》第二条第2款的约定，如因被告原因未能在2012年2月29日前完成工商变更，则共管期至2012年2月29日止。2012年2月29日之后高行厂的生产经营由被告负责，经营与亏损与原告无关。
被告辩称，原、被告双方确实就高行厂的转让签订了《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及相应的《备忘录》、《备忘录二》，并确认已经按约向上海市联合产权交易所支付了合同项下的1,450万元。被告只认可第一项诉讼请求,但要扣除协议约定的亏损弥补款600万元，不同意原告的其余三项诉讼请求。理由：一、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被告分别于2012年1月5日、1月10日，以中国农业银行本票的形式向原告合计支付了430万元债权转让价款。根据双方签订的《备忘录》第三条的约定，高行厂过渡期间的亏损由原告承担，在被告支付债权转让价款11,022,372.68元后的当天，原告先行弥补给被告600万元。故原告在第1项诉请中应当扣除上述600万元。二、对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首先对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有异议，即使被告违约，应当按照逾期付款金额为基数，而不应当以产权转让总价款为基数来计算违约金。且根据上述《备忘录》第三条的约定，也就是“先行弥补给被告的600万元”部分，不会因被告逾期付款而给原告造成利息损失。故430万元和600万元在计算违约金时亦应当在本金中予以扣除。其次，被告未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系存在后履行抗辩权的事实。在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原告存在逾期办理标的企业交接的违约行为。根据交易合同第八条第1款约定，原告应在合同签订20个工作日内，完成产权转让的交割。《备忘录二》第二条第2款进一步明确，工商变更登记应在2012年2月29日前完成。而在合同、备忘录履行之初，因原告无法妥善解决职工安置等相关问题，多次发生工人围堵厂区、殴打被告前期派驻进场人员等恶性事件，并在2012年5月10日由浦东公安局派出警力介入方才平息。正是由于前述问题的存在，导致被告始终无法进厂办理库存、设备、固定资产、合同材料等移交工作。为尽快办理高行厂的企业的交接，被告多次与原告进行会议，要求原告妥善解决员工安置及厂区清场等问题。后经浦东新区社保委、公安局介入协调，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8月16日才开始办理高行厂的物资清点。故原告存在着逾期办理高行厂交接的违约行为。同时，根据合同及备忘录的相关约定，评估基准日至交接日过渡期间，高行厂的经营亏损、新增应收账款、新增存货等尚未经双方确定，但根据合同约定这些项目及款项均应由原告承担，故被告要求原告依约应在高行厂的转让价款中予以扣除，被告不存在违约付款的情形，原告向被告主张违约金无事实依据。三、不存在原告主张的未列明的帐外资产，双方也从未就该部分资产办理过交接。原告认为高行厂存在着沪港评(2011)第66号评估报告中未列入的帐外资产，然而，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以证明该所谓的帐外资产实际存在，更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该部分帐外资产办理过交接。事实上，经被告核实，原告所谓的帐外资产“自行车棚252平方米”部分，为高行厂厂房固定设施的一部分，在评估报告中已经体现出了评估值，被告因此也已经支付了对价；“设备及低值易耗品共606项”部分，并不存在。沪港评(2011)第66号评估报告，是作为原、被告双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及相关备忘录的基础，该评估报告中详细列明了高行厂的固定资产、存货、应收应付账款、对外投资等资产状况，双方正是根据评估报告中已列明的资产的实际状况及评估值，来确定高行厂转让的对价。因此，退一步而言，即使高行厂存在着所谓的未列明的帐外资产，因未列入评估报告中，也不属于双方转让的范围。四、关于原告主张的高行厂离岗职工的生活补贴费和社会保险费。从原告提交的《非在岗人员托管关系交接协议书》显示，非在岗人员劳动关系、社会保险关系不变，社会保险费仍由原单位即高行厂缴纳，故与原告无关。关于托管费用，也是由上海浦工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给上海浦东新区劳动创业公司，亦与原告无关。而原告认为上述费用实际已经由其支付，无证据证明，原告无权在本案中向被告主张。且最终确定支付主体的话，承担主体也应当是高行厂，高行厂可以将这些费用计入企业当期审计内容中。
被告反诉的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支付股权转让过渡期内即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5月31日高行厂的经营亏损计13,613,352.37元(可扣除原告的亏损弥补款600万元)；2、判令原告承担过渡期内，未经被告同意而新增的高行厂应收账款4,043,650.99元(审计确认难以收回的应收帐款损失)；3、判令原告承担过渡期内，未经被告同意而新增的高行厂存货损失计5,921,547.58元(审计确认的新增库存商品评估减值)；4、判令原告承担过渡期内，未经被告同意而新增的高行厂的机器设备计105,180.65元(原告在承担该项费用的同时，被告同意将高行厂相应新增机器设备交付原告，具体设备型号按照原一审判决的第三项确定)。
事实和理由：根据产权交易合同、相关备忘录等约定，原告未按约履行合同。一、因原告未能妥善解决职工安置及厂区清场问题，造成双方一直无法办理厂区、库存、设备、合同材料等移交工作。2012年4月17日，浦东国资委、原告与被告三方召开高行厂人员安置及企业清场等相关事项会议。会议决定当日发布公告，明确有关人员办理手续和清场工作。4月20日实施厂区清场工作，并对高行厂进行盘点。4月25日前(暂定)，组织实施应收账款账目移交工作。另外，根据产权转让的有关约定，审计时点应为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3月12日，但由于原告迟延交付高行厂，被告在会议中提出审计时点延后问题，原告承诺对此将积极报告上级单位予以请示。2012年5月17日，原、被告召开会议，双方确认并签署了《仓库物资和设备盘点、应收应付账款凭证等事宜的交接名单》，确定自2012年5月18日起，双方开始办理高行厂的相关证照、印鉴、设备等的交接工作。2012年5月23日，原告出具委托书，委托徐彩霞负责办理高行厂的交接工作。2012年5月31日，被告才正式接管经营高行厂。但是，原告在办理交接时，仍未完成提供2010年12月31日评估报告中已载明部分固定资产原始凭证、应收应付账款凭证，以及应收应付账款联系方式清单等文件资料，造成被告仍无法全面有效地对高行厂进行管理。二、关于过渡期内亏损，交易合同第八条第2款约定，过渡期内，高行厂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风险均由原告承接。《备忘录》第三条约定，过渡期间的亏损额，由双方选聘的审计机构作专项审计认定，该亏损额由原告承担。《备忘录二》第二条第2款约定，如发生人员安置未完成或因其导致停产停工，共管期间相应顺延，即股权转让过渡期间相应顺延。如上所述，由于人员安置问题，导致原告迟延交付高行厂，因此过渡期间发生了顺延，实际至2012年5月31日。该期间高行厂产生的经营亏损应由原告承担。三、关于过渡期内新增应收账款，新增存货问题。根据交易合同第八条第2款的约定，过渡期间，高行厂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风险均由原告承接。《备忘录二》第二条第4款约定，共管期内，新增订单业务，由被告决定。因订单而需要的特殊支出，由双方协商；如协商由被告承担的，则有关费用不计入期间盈亏。《备忘录二》第四条约定，过渡期间的盈亏，由被告选定审计机构进行专项审计。评估报告及该期间盈亏审计报告未列明的债权债务(包括实物资产)由原告享有和承担。而原告在过渡期及共管期内，未经被告同意，单方面进行经营管理。且在不具有任何交易凭证及销售合同的情况下，新增了大量应收账款，同时，在不具有任何订购合同及凭据的情况下，新增了大量仓库存货。该新增应收账款及存货，未经被告同意而产生，依约应由原告承担。
针对被告的反诉，原告辩称：原告同意被告的第四项诉讼请求，其余则不同意。理由：一、系争交易合同签订生效后，应于2012年1月5日之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产权转让的交割。根据双方的约定，仅需办理股东的变更，但是被告在高行厂办理工商变更股东登记之前先行办理了被告的增资等手续，在此之后再办理收购高行厂的工商变更登记，导致系争高行厂工商变更的延误，责任在被告。二、被告于2012年3月1日实际掌控了高行厂财务审批权，并接管了高行厂，故在此之后不存在未经被告同意而新增订单的说法，该新增的应收账款及库存与原告无关，且司法报告缺乏事实基础，相关基础文件未经原告确认，库存也未作清点，根本无法进行审计，即使按现有逻辑审计，该审计结论也是错误的，法院不应采信。原告不认可司法审计意见书所得出的应收账款及新增库存金额。三、如果重审中的审计报告得出的过渡期新增的应收账款及库存数额是正确的，那么原审司法鉴定报告确认的亏损数额就应当减少，原因是两者会有交叉，难免重复计算。再说，企业转让时，高行厂的应收账款和库存都经打折后转让被告，现过渡期新增应收账款和库存也应打折计算。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坚持原审中的举证、质证意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基本事实及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高行厂系原告全额出资，为集体企业。2010年6月至2011年1月间，原告和高行厂均作出相关决议，一致同意对外通过上海市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出让高行厂100%股权。2011年2月22日，上海沪港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原告委托，对高行厂全部产权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于同年5月3日出具了沪港评报(2011)第66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评估对象为高行厂全部产权；评估范围为高行厂全部资产与负债；评估基准日为2010年12月31日。经评估，高行厂全部产权价值为14,371,679.67元；评估前总资产账面价值为52,401,221.98元，评估值为59,333,904.45元，评估增值6,932,682.47元，增值率为13.23%；总负债的账面价值44,591,467.49元，评估值44,962,224.76元，评估增值370,757.27元，增值率0.83%；净资产的账面价值7,809,754.49元，评估值为14,371,679.69元，评估增值6,561,925.20元，增值率84.02%。该评估报告书还列明了截止评估基准日期，高行厂的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等内容。
2011年12月9日，原、被告就高行厂100%产权及19,731,931.69元债权转让签订《备忘录》，约定：被告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全部产权转让价款1,450万元通过联交所指定账户结算，19,731,931.69元债权转让价款场外支付，其中11,022,372.68元在支付产权转让价款时支付给原告，高行厂离岗职工进浦工职工劳务服务中心托管的生活补贴费和社会保险费726,000元(已包括在债权中)，被告在工商变更登记日后一个月支付给原告，7,983,559.01元债权转让款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一年内支付给原告；高行厂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的亏损额由双方在浦东新区国资委确定的审计机构名单中协商选聘有资质的审计机构作专项审计认定，该亏损金额由原告承担(该亏损金额除以上外，还包含但不限于相关损失和离岗职工托管费、发生的买断补偿等)；原告在收到11,022,372.68元债权转让款后的当天先行弥补给被告600万元，余额在被告支付7,983,559.01元债权转让款给原告的同时，由原告弥补给被告，具体时间双方另行商定；另外，如在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发生的有法律依据的应收账款无法收回，该损失仍由原告承担，由原告在总转让款中予以扣除，如不足扣除部分原告仍应以现金形式支付给被告；加强财务和资金管理问题，高行厂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印鉴在签订交易合同的同时交由被告指派的人员保管；关于工商变更登记办理问题，产权交易合同签署并经联交所鉴证生效后，由被告委派专人负责办理高行厂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原告予以协助，争取同年12月份办结；高行厂2011年11月至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进浦工职工劳务服务中心离岗职工生活补贴费和社会保险费问题，上述该费用尚未包含在债权转让价款内，被告在高行厂工商变更登记日后一个月内支付给原告，具体金额，至时由原告提供相关凭证给被告，由被告确认；该备忘录在产权交易合同签署并经联交所鉴证后生效。
2011年12月27日，原、被告签订了《备忘录》(二)，其中明确《备忘录》继续有效。并约定：自产权交割单出具之日起，至工商变更登记之日止，作为双方对高行厂的共管期，共管期内，以原告为主，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新增订单业务，由原告决定，因订单而需要的特殊支出，由双方协商，如协商由被告承担的，则有关费用不计入期间盈亏；工商变更登记应在2012年2月29日之前完成，如发生人员安置未完成或因导致停产停工的，工商变更登记日和共管期相应顺延；如因被告原因而未能在2012年2月29日前完成工商变更，则共管期至2012年2月29日止，2012年2月29日之后，高行厂的生产经营由被告负责，经营和盈亏和原告无关；双方明确，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为所有权转移之日；共管期内，高行厂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印鉴由双方指定的人员签字同意后方可使用；高行厂《产权交易合同》签署之日起，在共管期内，原告按《安置办法》完成人员安置；在人员安置过程中，如员工和高行厂、原告或被告发生纠纷，则以原告为主，被告协助，做好员工安置工作，如发生因停工停产等造成高行厂损失，经期间盈亏审计后由原告承担；《备忘录》、《备忘录》(二)和《产权交易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产权交易合同》签署并通过联交所鉴证生效后，《备忘录》、《备忘录》(二)同时生效，《产权交易合同》中第八条“产权交割事项”和第九条“权证的变更”的约定，以《备忘录》(二)为准。《备忘录》(二)第四条“关于2010年12月31日评估基准日至上述共管期终止日期间(以下简称该期间)盈亏审计相关事项的约定”还约定：1、在新区国资委确定的审计机构名单范围内，由被告选定审计机构进行该期间的专项审计。2、评估报告及该期间盈亏审计报告未列明的债权债务(包括实物资产)由原告享有和承担。
2012年1月5日，原、被告就高行厂100%产权及债权转让签订《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约定：原告将上述产权和债权以34,231,931.69元转让给被告，其中100%产权转让价格为1,450万元，债权转让价格为19,731,931.69元；本次产权转让前高行厂的债权债务由产权转让后的新公司承继；被告应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产权转让价款1,450万元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剩余19,731,931.69元债权采用分期支付的方法，其中11,022,372.68元在支付产权转让价款同时支付原告,726,000元应在工商变更登记日后一个月内支付给原告，7,983,559.01元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一年内支付；被告支付的交易保证金1,026万元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转为产权交易价款1,450万元的一部分；原告未能按期完成产权转让的交割，或被告未能按期支付产权转让的总价款，每逾期1天，应按总价款的0.05%向对方支付违约金等。上述合同第八条“产权交割事项”还约定：原告应当在本合同签订生效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产权转让的交割；双方确定的交易基准日为2010年12月31日，由交易基准日起至产权转让的完成日(即工商变更登记日)止，期间产生的盈利、亏损及风险由原告承接。第九条“权证的变更”约定：双方协商配合，由被告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完成所转让产权的权证变更手续(即出资人变更)。
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2年1月5日向上海市联合产权交易所支付了424万元，连同之前支付的1,026万元，被告付清了产权交易款计1,450万元。2012年1月5日和1月10日，被告又分别以本票形式向原告支付250万元和180万元债权转让款,合计支付430万元。
2012年2月9日，被告向工商部门提交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股东的变更登记手续，将法定代表人登记为陈创大，股东变更为陈创大、郑坤松。同年2月17日，上述变更登记被工商部门依法核准。同年2月23日，被告申请进行增资，将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资至1,260万元。
2012年3月5日，高行厂曾因“厂内职工发生纠纷，矛盾激化”而向110报警。当月13日，高行厂经工商核准变更为上海市高行液压气动成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行公司)，并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
2012年4月17日，原、被告和相关人员关于高行公司人员安置以及企业清场等相关事项形成了一份《会议纪要》，会议认为，高行公司产权交易相关各方应统一认识、全力配合、共同处理好产权转让后的人员安置和厂区清场等事宜，并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一、……确定4月20日实施厂区清场工作，清场的实施主体为高行公司，转让方和受让方创造清场条件，积极配合实施清场；二、各方同意按转让方提出的公告内容联合发布公告。4月17日发布公告，明确有关人员办理手续和清场工作等事宜；三、关于受让方提出的有关经济问题，1、按照产权转让的有关规定，高行公司审计时点应为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3月12日(因转让方要求先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转让方充分理解和重视受让方提出的审计时点延后问题，转让方将积极报告上级单位予以请示，根据上级单位的意见，转让方和受让方再行协商解决方案，以维护受让方合法权益，确保转让方工作合规；2、各方明确，4月20日(暂定)开始，高行公司进行盘点，4月25日(暂定)前，转让方和受让方指定各自代表，在高行公司组织实施应收账款账目移交工作。同日，原、被告和高行公司联合向高行公司人员发出《告示》：已办理进上海浦工劳务服务中心手续的人员，由中心发放生活费；如愿至高行公司工作的，请与高行公司签署劳务合同，正常上班工作，由高行公司按照劳务合同发放工资；4月18日至4月24日，高行公司和被告将在厂区内分别办理上述相关手续等。
同年5月17日，原、被告和高行公司签署了一份《上海市高行液压气动成套总厂仓库物资和设备盘点、应收应付账款凭证等事宜清理交接小组人员名单》，言明：原、被告于2012年5月17日起成立交付、接收小组，开始对高行厂证件、全部仓库物资、设备、应收账款凭证、其他应收款凭证、应付账款凭证、其他应付账款凭证等进行清理交接，交接的相关内容包括：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4、相关印章的交接交付(公章、合同专用章、行政专用章、采购章、财务类章、法人章等)；5、银行账户、库存现金和票据的交接；6、账册、报表等；7、库存物资清理盘点确认；8、设备清理盘点；9、清理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账款的全部凭证交接(包含：单位全称、单位地址、联系人、电话手机、合同订单手续，业务时间和次数，送货单和送货情况的凭据复印，发票情况，应收款项金额，最后一次付款时间，有无书面凭证如对账单和还款协议，其他说明，简要说明，其他)；10、清理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账款的全部凭证交接，书面确认；……并注明交接交付工作自2012年5月18日开始，双方配合尽快完成交接交付工作。同日，原、被告和高行公司签订《确认函》，明确：关于高行公司2012年5月份的劳务合同员工的工资(约50人约15万元)，为维持员工稳定安置员工，原告同意承担高行公司2012年5月份的该批劳务员工的工资，该费用由原告承担，由审计公司计入交接前的期间盈亏审计中。5月23日，原告还出具《委托书》委托徐彩霞办理原高行厂的有关印章、财务账户的交接，以及原高行厂应收账款的数量和有关凭据的清理、监管和签署手续等。6月7日，徐彩霞向被告提供《高行液压总厂至2012年5月31日止应收款名称、金额、地址、联系人电话交接单》(包括2011年新发生业务共计22笔、2011年12月至2012年5月半年期50笔、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一年期27笔、2010年12月至2012年5月一年半期11笔、2010年6月至2012年5月份两年期11笔、2010年6月份以前两年以上20笔、3年以上241笔、评估为0为79笔)，其中该表中罗列了欠款单位名称、最后一笔还款日期、最后一笔业务日期、应收金额、地址、联系人和电话栏目，但在地址、联系人和电话中多处显示为“无法提供”。被告在上述交接单中并未签字确认。6月10日，原、被告、高行公司和上海浦工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针对杨慧忠、罗鹏震、钟章元、朱红俊四人的情况签订《备忘录》，明确：该四人无论是否与高行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是否上班，均由高行公司支付每人每月工资，但最长期限不超过2013年2月底，该期间内该四人由高行公司实际支付的全部工资等费用由被告承担。11月26日，原、被告和高行公司再次签订《确认书》，明确与高行公司签订劳务合同的截止期为2012年4月24日止，在该截止期以后与高行公司签订劳务合同的五名员工奚志文、顾惠明、杨文杰、钱正源、徐华，该员工与高行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之日起一年的工资由被告承担。
另查明：2008年，上海浦东新区劳动创业公司与上海浦工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七户企业非在岗人员托管关系交接资料》，约定上海浦工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所属的包括高行厂在内的7户企业非在岗人员的管理关系转入上海浦东新区劳动创业公司托管，并约定上海浦东新区劳动创业公司对接收托管的上述7户企业非在岗人员费用，连同已经接收的原上海浦工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所属的上海浦工职工劳务服务中心管理的其他企业非在岗人员的托管费用一并实行年度预算，年底结算，上海浦工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对上海浦东新区劳动创业公司的年度预算确认无误后，应将当年预算费用按季度支付至上海浦东新区劳动创业公司指定账户；非在岗人员劳动关系、社会保险关系不变，社会保险费仍由原单位缴纳，费用按季由单位向上海浦工职工劳务服务中心结算。
上海浦工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系原告的控股企业(控股90%)。2011年6月28日，上海浦工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上海浦工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受原告的委托，对原告下属企业行使管理职能，并发生经济往来关系，就原告转让高行厂产权中涉及上海浦工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处置问题进行协商；高行厂非协保职工39人、协保职工20人，离岗后由原告全资投资的上海浦工职工劳务服务中心托管，上述被托管人员的生活补贴费、社会保险费等每月72,600元，由上海浦工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借款给高行厂。至评估基准日，上述性质和用途的借款已计入高行厂欠上海浦工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借款总额。2011年1月1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上述所需资金仍由上海浦工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借款给高行厂，并于2011年10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2011年1月至2011年10月所需资金为726,000元；上海浦工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同意将上述债权全部转让给原告，原告同意全部受让，并以等额资产抵偿给上海浦工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11年1月10日，高行厂出具的《体制改革人员安置办法》，明确对不愿与投资主体变更后的企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也不要求与变更前的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可由上海浦工职工劳务服务中心接续劳动关系，并按上海浦工职工劳务服务中心规定标准保障基本生活，对其中非协保职工，按本市规定由上海浦工职工劳务服务中心为其缴纳上海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费；退休职工(包括离休、退职职工)在国家没有实行社区管理以前，纳入上海浦工职工劳务服务中心管理等。
2011年11月至2012年2月，上海浦工职工劳务服务中心向原高行厂的离岗职工发放了生活补贴费和社会保险费。
原审中，根据被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了上海沪中会计师事务所对：1、高行厂(高行公司)自2010年12月31日至2012年2月29日、2010年12月31日至2012年5月31日两个时间节点期间的亏损金额、新增应收款金额、新增存货账面价值(金额)进行审计；2、对高行厂(高行公司)自2010年12月31日至2012年5月31日期间的新增机器设备(期末净值)进行审价；3、对高行厂(高行公司)自2010年12月31日至2012年5月31日期间固定资产毁损灭失的设备的价值进行审价。2013年9月12日，该所作出的沪会中事〔2013〕司会鉴字第7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中“审计鉴定情况”的“(三)、新增存货”载明：存货包括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高行厂存货核算流程为：财务分别按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二级科目进行金额核算，不设数量金额明细账；仓库管理人员负责登记存货数量金额的收发存明细账。平时月末对存货进行成本结转时，是在财务部门和仓储部门核对后，由财务部门进行金额结转。但从2012年年初起，仓库管理人员停止存货数量金额的收发存明细账的登记，此后月末货结转无法与仓库明细账核对，财务部门只是估算结转，造成财务金额账无法对仓库实物数量进行有效控制。由于该阶段存货进出库单据高行厂也不能提供，我们也无法补充登记存货收发存明细账。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8月进行了一次全面盘点，盘点表仅记载存货的规格或型号，未记载相对应的单价。由于各种存货品种近八千种，盘点中可能会存在规格型号简写或错写情形。目前盘点结果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原、被告双方各自整理了一套盘点汇总表，双方对规格型号认定上存在不一致，造成双方盘点汇总表存在差异无法达成一致；二是盘点表没有单价，无法与财务金额进行核对；三是由于2012年1月至8月没有收发存明细账，从盘点日也难以从数量上推算至2012年2月及2012年5月底的库存数量。根据上述情况，我们采取了如下审计方法，一是根据盘点记录重新编制了盘点清单；二是对于收发存明细账有单价的，对该类存货增加部分同时反映实物数量和金额，对于没有单价的，只对该类存货增加部分反映实物数量；三是由于2012年1月至8月没有收发存明细账，无法根据盘点表倒推到2012年2月及2012年5月底的库存数量，只能反映2010年12月31日至盘点日的增加情况。该审计鉴定意见为：1、高行厂2011年1月至2012年2月亏损11,881,397.43元。2011年1月至2012年5月亏损13,613,352.37元。2、2010年12月31日至2012年2月29日期间的应收账款，增加23,133,433.58元，减少27,503,682.85元。由于应收账款为滚动发生，我们无法确定收回款项是属于2010年12月31日前的欠款，还是2010年12月31日后的欠款。2010年12月31日至2012年5月31日期间的应收账款，增加24,037,270.67元，减少27,933,111.46元。由于应收账款为滚动发生，我们无法确定收回款项是属于2010年12月31日前的欠款，还是2010年12月31日后的欠款。3、2012年8月盘点记录与2010年12月31日审计后的原材料收发存明细账比较，新增共计351,820.50元实物量(计量单位各不相同。下同)，其中可确认348,167实物量，在仓库收发存明细账中有单价的，按此单价计算，合计238,129.36元；其余3,653.50实物量，在仓库收发存明细账中没有单价，金额无法确认。4、2012年8月盘点日与2010年12月31日审计后的在产品收发存明细账比较，新增共计525,114.89实物量，其中可确认138,808.89实物量，在仓库收发存明细账中有单价的，按此单价计算，合计942,136.21元；其余386,306实物量，在仓库收发存明细账中没有单价，金额无法确认。5、2012年8月盘点日与2010年12月31日审计后的产成品收发存明细账比较，新增共计12,492实物量，其中可确认共计6,017实物量，在仓库收发存明细账中有单价的，按此单价计算，合计982,089.27元；其余6,475实物量，在仓库收发存明细账中没有单价，金额无法确认。6、新增设备，2010年12月31日至2012年5月31日期间，会计账面反映新增的设备合计8台，原值151,876.94元，净值147,391.42元；扣除货款未付，设备未到的1台设备净值后，实际新增设备的净值105,180.65元。该鉴定意见书“六、其他事项”中载明：1、2012年8月盘点表，可能存在名称、规格、型号填写不完整、不规范、写错现象，会造成盘点记录与实际存货不一致，我们无法考虑该因素对本次鉴定的影响。由于2012年1月至8月没有收发存明细账，我们无法根据盘点表倒推到2012年2月及2012年5月底的库存数量，只能反映2010年12月31日至盘点日的增加情况，虽然2012年1月至7月高行厂基本处于停工状况，存货增减减少，但结果仍会存在一定差异。2、产品生产过程中，产品形态从原材料转化为在产品，在产品转化为产成品。产品生产过程中三种不同形式，分别体现为“存货-
原材料”、“存货-在产品”、“存货-产成品”。本次审计中，我们是分别按“存货-原材料”、“存货-在产品”、“存货-
产成品”计算新增情况，对于在产品增加金额中可能包括2011年1月以前原材料金额，产成品增加金额中可能包括2011年1月以前在产品金额，我们无法考虑该因素对本次鉴定的影响。
本案重审中，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标的企业转让期为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5月31日。2016年1月19日，双方签署《协议》一份，约定，共同申请对标的企业转让期产生的新增应收帐款和新增库存产品数额及市场价值等交由上海上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和上海上审会计事务所进行评估、审计。同时约定，双方同意以该审计、评估公司的审计、评估结果为认定“上海市高行液压成套总厂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新增应收账款及新增库存产品两项的金额、实际价值、损失金额”的事实依据，交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签订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的第八条第2款中约定内容，进行认定并作出裁决。为此，本院按原、被告的要求委托了上海上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和上海上审会计事务所对上述项目进行评估、审计。2016年7月27日及8月9日，上述评估、审计单位分别出具了上审专(2016)350号审计报告和沪上审评报(2016)5003号评估报告，评估、审计结论：1、2011年1月1日起至2012年5月31日止产生的新增应收账款金额7,024,155.07元，其中：已经收回的应收账款金额2,980,504.08元，尚未收回的金额4,043,650.99元。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账龄均在3年以上，存在坏账可能，难以收回。2、2011年1月1日起至2012年5月31日止产生的新增存货共计为8,902,725.33元，其中：新增有单价的存货金额为2,440,754.09元，按照“对于没有账面单价的新增库存商品的总金额，可以根据‘账上库存商品总金额’减去‘有单价的库存商品总金额’，计算‘没有单价的库存商品总金额’”的计算原则，已经扣除2010年12月31日结存的存货金额5,525,603.76元，新增无单价的存货金额为6,461,971.24元；新增库存商品评估减值为5,921,547.58元。原审及重审的相关审计、鉴定人员程崇军、潘久文到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并对于原告的疑问进行了解答，审计、鉴定人员对原告主张的重审审计过渡期新增的应收账款及库存，会影响原审司法鉴定报告确认的亏损数额之说，不予认同。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针对原告的本诉请求一，关于债权转让款19,731,931.69元的支付，在双方在相关协议中作出了明确约定，即11,022,372.68元在支付产权转让价款时同时支付给原告，现产权交易合同签订的时间在2012年1月5日，也就是被告应当在2012年1月10日之前支付该笔款项，但被告仅于2012年1月5日和1月10日支付了430万元。另外，结合《备忘录》中关于原告在收到11,022,372.68元债权转让款后的当天先行弥补给被告600万元的约定，600万元补偿款的支付需于收到当天即先行弥补。从该约定内容看，按照被告理解，为便于交付，该600万元直接在上述债权转让款中予以抵扣的方式符合约定，本院予以确认。扣除后被告尚应支付原告债权转让款9,431,931.69元。
针对原告的本诉请求二，虽然系争的《备忘录》和《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中对被告应支付的除第一笔1,450万元之外的其他款项也约定了付款时间，但同时在《备忘录》中又约定，在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发生的有法律依据的应收账款无法收回，该损失由原告承担，由原告在总转让款中为被告予以扣除。但是，由原告来承担的应收账款损失等费用数额，当时双方已经发生争议，故在双方对总转让款中扣除多少发生争议、且原告事实上应当扣除相应费用的情况下，不能当然地认定被告未付款已经构成违约。原告据此仅按照《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来主张违约金，不尽妥当，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原告的本诉请求三，原告根据自行委托评估而作出的沪港评咨(2012)第294号咨询报告书主张高行厂的帐外资产，并认为其主张的该部分资产并未包含在双方确认的沪港评(2011)第66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内。被告对此主张并不认可，且原告也无证据证明这些资产实际存在，且与被告办理过交接手续。关于沪港评咨(2012)第294号咨询报告书中列明的“自行车棚252平方米”，被告虽确认该资产在高行厂实际存在，但应属于高行厂厂房固定设施的一部分，对此，在沪港评(2011)第66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已经体现其评估值，也已经包含在转让对价中，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该资产排除在沪港评(2011)第66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评估的固定设施之外。故原告主张该帐外资产，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原告的本诉请求四，在《备忘录》中虽有高行厂2011年11月至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进上海浦工职工劳务服务中心离岗职工生活补贴费和社会保险费问题，尚未包含在债权转让价款中，被告在工商变更登记日后一个月内支付给原告的约定，但同时也约定了“具体金额，至时由原告提供相关凭证给被告，由被告确认”，结合《七户企业非在岗人员托管关系交接资料》等证据可以看出，高行厂的离岗职工系由上海浦工职工劳务服务中心进行托管，且原告提交的生活费发放清单等证据亦表明这些人员的社会保险费等均由上海浦工职工劳务服务中心实际发放，根据《七户企业非在岗人员托管关系交接资料》中关于”费用按季由单位向上海浦工职工劳务服务中心结算”的规定，该法律关系发生在高行厂和上海浦工职工劳务服务中心之间。而原告认为系争产权交易合同和《备忘录》中726,000元也是对2011年1月至10月的离岗职工的补偿，故2011年11月至2012年2月的费用也可直接向原告进行结算。对此，从原告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可以看出，2011年1月至10月离岗职工的生活补贴费和社会保险费，原告系基于债权转让的方式取得。而2011年11月至2012年2月的相应费用系上海浦工职工劳务服务中心对外支付，应由高行厂与上海浦工职工劳务服务中心进行结算，在原告无证据证明该费用其已经向上海浦工职工劳务服务中心实际支付的情况下，其无权向被告主张，故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
针对被告反诉主张一，共管期内高行厂的经营亏损13,613,352.37元(需相应扣除600万元亏损弥补款)的请求。根据《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关于交易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风险由原告承接的约定。被告主张至2012年5月31日为止高行厂的亏损损失，符合双方的约定和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中确定的亏损金额，故本院应予支持。
针对被告反诉主张二，共管期内新增的高行厂的应收账款4,043,650.99元的请求。双方在《备忘录》(二)中约定，共管期内原告应维持标的企业的企业正常经营。确定共管期内由双方保管高行厂的印章使用等内容来维持高行厂的持续经营，经营以原告为主。因此，双方均有维持高行厂持续经营的权利义务。原、被告于2011年12月9日签订的《备忘录》第三条约定，如在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发生的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该损失由原告承担。被告提供的交接单、原审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表明，交接时高行厂存在过渡期新增应收账款。但因部分新增应收账款原告仅提供账册而未提供相应的合同等基础材料，导致被告无从知晓交易的相对方、交易内容、履行情况等，显然也无法再通过司法途径收回。对此，重审中本院根据双方的约定，委托原、被告协议指定的审计单位，对过渡期应收账款的数额等进行审计，审计结论明确表示，过渡期新增应收账款金额7,024,155.07元，其中：已经收回的应收账款金额2,980,504.08元，尚未收回的金额4,043,650.99元。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账龄均在3年以上，存在坏账可能，难以收回。本院鉴于共管期内标的企业的职工对企业转让及职工安置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矛盾突出，妨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拖延了共管过渡期，加之被告未能按约定全面履行共管期内的管理义务，协助原告平息职工与企业的矛盾，如共管期内高行厂应收账款损失仍全部由原告承担，有失公平。过渡期内尚未收回的4,043,650.99元应收款损失,可由原、被告双方适当分担，更为合理。本院视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由原告承担70%的责任，计2,830,555.69元;其余30%的责任,由被告自行承担。
针对被告反诉三，共管期内高行厂新增的库存商品损失费5,921,547.58元的请求。双方在交易合同第八条第2款中约定，过渡期内高行厂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风险均由原告承接。在《备忘录》(二)第二条第4款中约定，共管期内，新增订单业务，由被告决定。共管期内高行厂产生新增存货，是维持高行厂的持续经营的结果。现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共管期内的新增订单业务，是由被告决定的，故原告应当按约定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但是,共管期内高行厂新增的库存商品风险全部由原告承担，同样有失公平，理由同上。本院同样鉴于共管期内发生的上述实际情况,将过渡期内新增库存商品评估减值损失5,921,547.58元，酌定由原、被告双方适当分担，原告承担70%责任，计4,145,083.31元，其余30%的责任由被告自行承担。
针对被告反诉四，要求原告支付共管期内高行厂新增的机器设备105,180.65元，在原告承担该项费用的同时，被告将相应设备交付原告。对此，原、被告已达成一致意见，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协华照明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债权转让款9,431,931.69元；
二、驳回原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的其余诉讼请求；
三、反诉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反诉原告上海协华照明电子有限公司经营亏损7,613,352.37元(该款项在本诉被告应支付本诉原告的上述第一项中抵扣)；
四、反诉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反诉原告上海协华照明电子有限公司过渡期新增应收账款损失2,830,555.69元；
五、反诉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反诉原告上海协华照明电子有限公司过渡期新增存货损失4,145,083.31元；
六、反诉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反诉原告上海协华照明电子有限公司新增设备款105,180.65元，同时，反诉原告返还反诉被告型号为ZBJ55X500TQF拍板式折波纹机1台(净值32,210.77元)、抛丸机1台(净值33,654.84元)、型号为SCQ-1020B超声波清洗设备3台(净值18,976.83元/台)、型号为KP-13喷码机1台(净值12,894元)和型号为WM3-A气动打标机1台(净值7,444.21元)，如反诉原告不能返还相应设备，则按相应净值予以扣除。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受理费178,984元，由原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负担64,592元，被告上海协华照明电子有限公司负担114,392元；反诉受理费160,219元，由反诉原告上海协华照明电子有限公司负担14,948元，反诉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负担145,271元。本案原审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28万元，重审审计费13万元、评估费36,000元，均由原、被告双方各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冉志明
审判员 胡庆文
审判员 宋利英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书记员 粟 媛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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