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312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长沙致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开发区桐梓坡西路***号金泓园***栋***号。
法定代表人：田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贤，湖南环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湘华，湖南环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邬红五，男，1968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
再审申请人长沙致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邬红五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南高院）（2014）湘高法民二终字第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致业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案涉两份《承诺书》应属无效，不应成为定案的依据。原审认定两份《承诺书》有效，属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1.邬红五以胁迫的手段，迫使致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田旭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两份《承诺书》，系无效民事行为，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2.两份《承诺书》是对致业公司的资产进行处分，将公司巨额财产无偿转让给公司股东、董事邬红五，实质上是邬红五利用关联关系与公司进行自我交易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程序规定，田旭的行为构成越权。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只有相对人为善意时，法人越权的行为才有效。本案中，邬红五不构成善意。因此，两份《承诺书》对致业公司的资产处分行为无效。3.两份《承诺书》的内容完全超出了《资产重组参股框架意向协议》（以下简称《资产重组协议》）的约定，违背了《资产重组协议》的原则，原审认定两份《承诺书》是对《资产重组协议》的一种补充和变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两份《承诺书》与《资产重组协议》无论在主体、签订时间，还是内容上均存在明显的区别。4.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民终1534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两份《承诺书》有效，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遗漏必要的共同诉讼人。两份《承诺书》系处分致业公司重大资产，未经过股东会、董事会审议，其内容严重损害了其他股东的利益。致业公司在一、二审中均申请了追加公司其他股东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一、二审均未同意，程序违法。（三）二审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违规违纪行为，致业公司已向湖南高院实名举报,湖南高院调查结果为违纪属实。综上，致业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八项、第十三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邬红五提交意见称，（一）两份《承诺书》合法有效，理应成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两份《承诺书》是由邬红五、田旭两人反复协商后形成的一致意见，所有内容都是田旭起草和打印，不存在胁迫的情形。该承诺书并不涉及处分公司资产，无需经过股东会决议，不属于《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关联交易的范畴。田旭作为现致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可以对外代表公司。（二）本案诉讼不涉及出资和公司资产问题，公司的股东与邬红五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无关，故公司的股东不属于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三）本案二审审判人员未与邬红五之间发生违规违纪问题。综上，邬红五请求依法驳回致业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根据致业公司提出的再审申请事由看，本案需审查的焦点问题是：1.两份《承诺书》是否合法有效；2.原审是否遗漏第三人参加诉讼；3.二审审判人员是否存在徇私舞弊和枉法裁判的行为。
（一）关于两份《承诺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
综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看，两份《承诺书》应认定为合法有效。首先，从既判力的影响看，另案生效民事判决已经认定两份《承诺书》合法有效。另案当事人熊玉芳、甘英培以致业公司股东的身份提起确认两份《承诺书》无效的诉讼，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2014）雨民初字第04066号民事判决，驳回熊玉芳、甘英培的诉讼请求。熊玉芳、甘英培不服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2016）湘01民终153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熊玉芳、甘英培不服申请再审，湖南高院作出（2017）湘民申437号民事裁定，驳回熊玉芳、甘英培的再审申请。本案二审正是基于前述认定两份《承诺书》有效的民事判决而作出相关认定。其次，致业公司主张两份《承诺书》无效的理由在法律上也不能成立。第一，致业公司认为邬红五以胁迫的手段迫使田旭签订两份《承诺书》，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所谓胁迫手段的存在，而且致业公司也未及时提出申请撤销该两份《承诺书》。第二，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该条款是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忠实义务的规定，目的在于避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以个人名义与其任职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其他交易时，牺牲公司利益而使其个人获益。本案中，致业公司向邬红五作出两份《承诺书》的背景是，田旭为法定代表人的长沙美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能公司）和邬红五为实际控制人的原致业公司于2009年4月17日签订《资产重组协议》，合作对美能公司进行增加注册资本、资产重组、股权置换等改造，双方股权置换完成后使致业公司成为美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重组后，现致业公司于2011年7月将其五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上面的厂房等不动产转让给长沙楚天投资有限公司。正是基于致业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和不动产被转让，田旭代表现致业公司向原致业公司实际控制人、现致业公司股东邬红五作出承诺，并同意给予补偿。这种承诺并不属于邬红五与致业公司之间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因此，两份《承诺书》并未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第三，田旭作为现致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对外代表公司出具相关承诺，相应的法律后果由公司承担。综上，致业公司主张两份《承诺书》无效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原审是否遗漏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本案中，以熊玉芳、甘英培为代表的致业公司股东另案提起确认两份《承诺书》无效的诉讼，本案二审法院是在前述另案诉讼审结之后才作出判决，说明致业公司股东已经参与了与本案相关的诉讼，故本案无需再追加致业公司的其他股东参加诉讼。致业公司提出本案应当追加其他股东参加诉讼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原审审判人员是否存在徇私舞弊和枉法裁判行为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的规定，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构成法定再审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规定的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二审审判人员的行为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构成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因此，致业公司关于二审审判人员存在徇私舞弊和枉法裁判行为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致业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长沙致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毓莹
审 判 员 钱小红
审 判 员 曹 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陈 亚
书 记 员 谢松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