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5刑终538号
原公诉机���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世森，又名黄靖森，男，1985年10月28日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南安市。因本案于2015年11月16日被羁押,同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宜宾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荣延，男，1981年9月27日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市，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南安市。因本案于2015年12月7日被羁押,同月15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1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宜宾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钟位国，男，1987年9月18日出生于四川省高县，汉族，大学文化，农民，住高县。因本案于2015年12月15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1月21日被逮捕,2017年12月14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罗水清、罗联方，四川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审理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黄世森、周荣延、钟位国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作出（2016）川1502刑初82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黄世森、周荣延、钟位国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阅卷和提讯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一、2009年以来，被告人周荣延先后在宜宾市登记成立了上海高压阀门厂有限公司宜宾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高压阀门宜宾公司”）、宜宾市源裕永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裕永公司”）、宜宾大高阀门制造公司（以下简称“大高公司”）等公司，对外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主要活动。其中，2009年4月8日，上海高压阀门厂有限公司任命被告人周荣延为上海高压阀门宜宾公司负责人。2012年9月，源裕永公司在宜宾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被告人钟位国，股东钟位国、蒋某1（周荣延的母亲），周荣延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2013年12月6日，大高公司在宜宾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蒋某1，股东为钟位国、蒋某1，大高公司在登记住所地珙县社并无场地、仓库、店铺，公司仅有周荣延、钟位国及会计三人，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周荣延。2011年左右,周荣延雇请被告人钟位国为上海高压阀门宜宾公司员工。源裕永公司成立后，周荣延安排钟位国到相关单位进行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培训。接受培训后，周荣���指使钟位国以大高公司等公司名义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销项）。
2011年以来，被告人黄世森先后利用陈某1（身份证丢失人员）、谢某1（黄世森前妻的表嫂）等作为法定代表人并让熊某、刘某等人在宜宾市代为登记设立了宜宾瓦科阀门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瓦科公司”）、宜宾市仁洪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洪公司”）等公司；2014年4月，周荣延将其控制的源裕永公司转给黄世森实际控制。其中：2011年11月28日，瓦科公司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陈某1，股东陈某1、焦某，委托经办人罗某。2014年8月18日，仁洪公司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谢某1，股东谢某1、蒋某2。2014年4月4日，源裕永公司原股东股权全部转让与李某3、黄某（黄世森父亲），法定代表人为李某3，委托代理人段某。仁洪、瓦科、源裕永公司登记设立或取得控制后，黄世森将三公司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主要活动。
二、2014年3月至2015年7月间，经林某（另案处理）等人介绍后，被告人黄世森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利用其控制的瓦科、源裕永、仁洪公司向浙江省金华市绿宝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绿宝公司按照价税合计面额约7%的比例支付黄世森开票费用。其中：黄世森以瓦科公司名义向绿宝公司虚开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180余份，票面金额合计1998万元以上，税额合计280万元以上；黄世森以源裕永公司名义向绿宝公司虚开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192份，票面金额合计2100万余元，税额合计300万余元；黄世森以仁洪公司名义向绿宝公司虚开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票面金额合计150万元以上，税额合计20万元以上。绿宝公司获取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在税务机关均已认证抵扣，致使国家税收损失600万元以上。
案发后，绿宝公司补缴了部分税款，金华市公安局已对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立案侦查。
三、2015年3月，长宁县长雅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雅公司”）购买了一批原材料（塑料涂料袋、捆丝、轴承、交流接触器），而销货方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长雅公司的谢某2找到周荣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与谢某2谈好虚开发票的费用后，周荣延介绍仁洪公司向长雅公司虚开了一张票面金额为104400元、税额为15169.24元的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编号为05180666。周荣延将发票交给谢某2并收取费用8000余元。后长雅公司将该增值税专用发票拿到税务机关认证并已抵扣，致使国家税收损失15169.24元。
案发后，长雅公司向税务机关补缴了税款。
四、大高公司与上海倩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倩俞公司”）并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形下，被告人周荣延为抵扣税款，让倩俞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向大高公司虚开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33份，销售货物为钢材，票面金额371.22万元，税额53.93794万元。
随后，周荣延向被告人钟位国提供空白送货单、盖有倩俞公司公章的空白合同书6份以及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等。钟位国明知无真实钢材交易的情况下，受周荣延指使并制作了上述钢材购销合同、倩俞公司出库单、大高公司入库单等虚假材料。后大高公司已将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到税务机关认证并已抵扣，致使国家税收损失53.93794万元。
五、2014年，上海联工阀门制造有限公司太原销售处（以下简称“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负责人李某1（另案处理）从他处购买阀门销售给太原市天然气公司后。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从他处购货时，销货方未向其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李某1与被告人周荣延联系后，二人商定由周荣延经营的大高公司向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李某1向周荣延支付所开具发票票面金额8%的开票费用。为掩盖大高公司与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并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于2015年1月4日将500万元转入大高公司基本账户，周荣延于同日和次日多次将大高公司账户中的495万元转入自己本人的建设银行账户；周荣延扣除开票费用617614元后又��1月4日和1月5日转入李某1妻子王某1账户4382386元（5000000-7720180×8%）。
随后，周荣延将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相关信息、虚开销售货物信息提供给被告人钟位国，由钟位国拟定了大高公司向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虚假销售772.018万元阀门等货物的合同及物资送货单。周荣延还安排钟位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钟位国在明知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利用大高公司的税控系统开具了68份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合计772.018万元，税额112.173561万元（购货单位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销货单位宜宾大高公司，开票日期为2015年1月9日、1月12日，货物为法兰球阀、蝶阀、铜球阀、记录仪、不锈钢软管、不锈钢伸缩器等）。
李某1得到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到税务机关认证并已抵扣，造成国家税收损失112.173561万���。2016年9月18日，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对李某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立案侦查。同年10月10日，李某1亲属将112.173561万元税款全部补缴。
另查明，2015年10月，国税部门发现本案后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线索，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于2015年11月11日在黄世森位于重庆首创洪恩一期3幢20楼5号扣押黄世森电脑主机一台，黄世森通行证、离婚证、暂住证各一本，手机2部，相片11张，购房合同及单据21张，建行银行卡、平安银行卡各1张，源裕永公司与新疆东华宏冠供称设备公司2015年3月28日开具的发票单据3张、快递单据4份、源裕永公司名下云A×××××S号车2014年6月购买的保险单据4份等。2015年11月16日,黄世森在昆明市被公安机关抓获。同年12月7日，周荣延在贵阳市被公安机关抓获。同年12月15日，钟位国接公安机关通知后，在宜宾市翠��区太阳岛小区9幢楼下等候民警，随后民警在指定地点找到钟位国并将其带回办案机关；同日，公安机关在宜宾太阳岛小区9幢503房内搜查并扣押得税控机1台、防伪税控专用数据备份2个，电脑主机、硬盘各一个，税票打印机1台，银行卡7张、支付密码器2个、银行U盾3个、建行网银2个，U盘2个，大高公司印章等9枚，手机1部，增值税专用发票（购货单位瓦科公司、销货单位上海阀门宜宾分公司）、购销合同、开票资料等。
原判认为,被告人黄世森、周荣延、钟位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黄世森虚开的税额巨大，周荣延、钟位国虚开的税额较大，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共同犯罪中，周荣延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钟位国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原判依照《中华��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黄世森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百五十万元；二、被告人周荣延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三、被告人钟位国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四、追缴被告人周荣延犯罪所得六十一万七千六百一十四元，予以没收；宜宾市公安局翠屏区分局扣押被告人黄世森、被告人钟位国的财物（另附清单），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上诉人黄世森上诉称，1、其到案后向公安机关反映，其猜测周荣延的大高公司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其构成重大立功；2、���洪公司、源裕永公司、瓦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周荣延，其仅帮助周荣延联系绿宝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000余万元；3、其在一审庭审中当庭供认了主要犯罪事实，属于自愿认罪。
上诉人周荣延上诉称，其与倩俞公司、上海阀门太原销售处存在真实的货物交易，其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上诉人钟位国上诉称，1、其不明知周荣延让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无真实的货物交易；2、即使本案构成犯罪，也属于单位犯罪。其辩护人提出了相同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一、浙江省金华市绿宝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宝公司”）从他处购买电动车配件后，销货方未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年3月至2015年7月，经林某（另案处理）等人介���，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世森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利用其实际控制的宜宾瓦科阀门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瓦科公司”）、宜宾市源裕永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裕永公司”）、宜宾市仁洪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洪公司”）为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绿宝公司按照票面金额约7%的比例支付给黄世森等人开票费用。其中：黄世森以瓦科公司名义向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1998万元以上，税额280万元以上；以源裕永公司名义向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2100万余元，税额300万余元；以仁洪公司名义向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150万元以上，税额20万元以上。以上税额合计达600万元以上。绿宝公司获取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均已向税务机关认证抵扣。
案发后，绿宝公司补缴了部分税款。金华市公安局现已对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立案侦查。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认定瓦科公司、源裕永公司、仁洪公司系由黄世森实际控制的证据
1.书证
（1）工商登记注册资料、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协议等，证实：A、瓦科公司于2011年11月28日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陈某1，经营范围阀门、钢材等。
B、源裕永公司于2012年9月5日登记设立，股东为钟位国、蒋某1，经营范围为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等；2014年4月9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钟位国变更为李某3，股东变更为李某3、黄某（黄世森的父亲）；2015年3月20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某，其联系电话一栏为187××××4244（黄世森电话）；2015年7月，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某3，其联系电话也为187××××4244。
C、仁洪公司于2014年8月18日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谢某1，股东谢某1、蒋某2，住所地莱茵河畔小区香榭里大道×层×号，经营范围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等；2015年8月26日，公司住所地变更为白沙湾学堂路×号地中海蓝湾×幢×单元×层×号。
（2）房地产租赁合同，证实2015年5月17日，黄靖森租赁熊平位于地中海蓝湾×幢×单元×号的房屋。
（3）企业余额对账单，证实源裕永公司在宜宾市商业银行的联系人载明为黄世森，电话187××××4244。
2.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
（1）关于瓦科公司
①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其身份证曾于2009年初被盗遗失，自己未注册过瓦科公司。
②证人李某2（瓦科公司会计）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她于2012年开始在瓦科公司做账。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陈某1，但自称姓黄（经辨认为黄世森）。送票给她做账的有黄世森本人和钟位国、洪某2（经辨认）。做账时，她发现公司发票的进项、销项与银行账，以及发票进项、销项金额不一致。她曾经向黄世森提出过，但黄世森让她做了账再说。公司没有真实的商铺和作坊，也没有提供过物流运输发票来做账。瓦科公司的税务登记信息留的是黄世森的电话，税控设备也是黄世森让人领取的。
③证人熊某（融义公司经营者）证言，证实2011年9月，黄世森、周荣延（经辨认）一起到融义公司，经黄世森请求，公司帮助黄注册登记成立了瓦科公司。黄世森的电话是187××××4244。李某2曾经告诉她，瓦科公司没有实际经营场所，会出问题。
（2）关于源裕永公司
①证人李某3的自书材料、陈美治（李某3之妻）的证言，证实李某3的身份证曾于2012年丢失，其未去过宜宾，也未在宜宾设立公司。
②证人刘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5年8月，黄世森（经辨认）将李某3的身份证交给他，委托他将源裕永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某3。
③证人孙某（宜宾三镁财务咨询公司会计、源裕永公司兼职会计）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她从2014年8月开始为源裕永公司做账。黄某（经辨认）是黄世森的父亲。源裕永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某3，是黄世森（经辨认）将李某3的身份证拿到三镁公司，由三镁公司代办的。她没有见过李某3。
她做账中发现票据的进、销项不符，进来的是钢材，出去的是废钢。税务局曾要求补增值税。后黄世森将公司注册地变更到临港，上税也变更到了临港国税。后黄世森将凭证和账本拿走了。
④证人蔡某（宜宾三镁财务咨询公司法定代表人）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公司为源裕永公司代办业务时周荣延、钟位国（经辨认）经常来公司送资料。后周荣延让其公司代为将源裕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某，黄世森补缴了之前源裕永公司欠其公司的业务费7000余元。黄世森讲，周荣延将源裕永公司转给了黄。后黄��森提供资料，其公司代为将源裕永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某3。源裕永公司实际控制人是黄世森，因为都是黄世森联系和转钱给她。2013年，孙某开始帮源裕永公司做账。她听孙某说公司进项多、销项多，税负低。
⑤证人黄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子黄世森于2014年带他到宜宾来办理工商执照和银行签章手续。去办公司时，周荣延（经辨认）陪同办理相关手续。黄世森的表弟洪某2在帮黄世森开车。
（3）关于仁洪公司
①证人洪某1（黄世森前妻表兄）、谢某1（洪某1之妻）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4年6月，黄世森（经辨认）通过洪某1借用谢某1的身份证在宜宾成立了公司。
洪某1还证实，有人曾在黄世森的公司开发票，黄��森收手续费。洪某2在帮黄世森做杂事。
②证人刘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4年7月，经李某2介绍，由黄世森（经辨认）提供资料，他帮黄代办仁洪公司的工商注册，法定代表人为谢某1。黄世森讲，用谢某1的身份注册公司，是因为黄进了黑名单，不能注册公司。
③证人李某2（瓦科公司会计）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她介绍刘某帮黄世森代办注册了仁洪公司。黄世森还于2015年8月10日发微信，让她帮仁洪公司报税。
3.上诉人的供述
（1）上诉人黄世森的供述，称其电话为187××××4244，谢某1是他表哥洪某1的妻子。他陪洪某1和谢某1到宜宾办过事。他和周荣延去过三镁会计公司。他让父亲黄某来宜宾办过源裕永公司的银行卡，同去的还有周荣延。
（2）上诉人周荣延的供述，称他在宜宾注册成立了源裕永公司，由他实际经营。公司成立两年多以后，黄世森称有朋友要，他就把公司转让出去了。具体手续他安排员工钟位国配合办理的，转让费用为黄世森支付了源裕永公司的欠款6000余元。黄世森在宜宾还有仁洪公司、瓦科公司，没有实体店铺。
（3）上诉人钟位国的供述，称他按照周荣延安排，分别任源裕永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大高公司文员，两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2014年4月，周荣延称要将源裕永公司转让给李某3，但电话联系他以及办理手续的都是黄世森。源裕永公司卖给黄世森后，王安找他开一笔10多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周荣延让他联系黄世森，由黄开具了发票。黄世森在宜宾还经营了瓦科公司。他一直都在帮瓦��公司送发票。
（二）认定黄世森利用上述公司为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据
1.工商登记注册资料，证实绿宝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某4。
2.采购订单合同33份，证实绿宝公司从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先后与仁洪公司、源裕永公司、瓦科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合同载明采购充电器、内八速、仪表、力矩、保险护板、铝合金后衣架、控制器、塑料胶棒等。
3.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资料，证实2014年3月至2015年7月，仁洪公司、源裕永公司、瓦科公司向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票面数额合计达4000万元以上，税额达600万元以上。上述发票绿宝公司已向税务机关抵扣。
4.受案回执、立案告知书、金华市国家税务稽查局说明，证实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已对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立案侦查，绿宝公司已补交了税款。
5.证人李某4（绿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该公司销售的电动车所需力矩等配件，主要采购于四川成都等地。开始是林某（经辨认）电话联系她，称在绿宝公司的进货方不能提供发票时，林可以提供发票。后她将公司采购的物品情况提供给对方，将绿宝公司盖章的合同寄给宜宾的瓦科、仁洪、源裕永公司。上述公司盖章后，将合同寄回并开具发票，收取了绿宝公司7.5%-8%的费用。为掩盖没有真实交易，由宜宾的公司按照开票金额扣除开票费用后先转入她母亲徐某、侄子赵某、员工陈某3、周某1以及王某2的银行账户，她再按照发票数额用绿宝公司的账户转入上述公司的账户。根据财务��料，上述公司一共向绿宝公司开具了43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4708.034381万元。双方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他们支付了约370万元的费用。为减轻税款，上述公司开具的发票都已拿到税务机关认证申报了。后她已补税115万元。
林某向她提供了一段时间共计约1000万元的发票，以后就是黄某向他们提供宜宾三家公司的发票。2014年底，黄某曾给她打电话，称是林某的自家人，林某分管云南，黄某分管宜宾，让她直接联系黄，合作模式是一样的。2015年4月，黄某曾来过绿宝公司。
6.证人林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黄世森称在宜宾注册有公司，可以对外销售增值税发票。他听说黄世森经营了瓦科、仁洪等公司。他通过林育艺，电话联系了绿宝公司老板的女儿，双方商定开票的费用为票面金额的7.5%。该7.5%由黄世森收取7%，他与林育艺得0.5%。开票方式为绿宝公司将需要开具发票的资料发给他，他再联系黄世森开票，将票通过他或者由黄世森直接邮寄给绿宝公司。双方没有真实交易，通过走账的方式完善交易。一种是对方通过对公账户把购买发票的费用转给黄世森的公司，然后黄世森又将该费用转给绿宝公司，通过这种方式反复走账，直到把开票的货款金额走完为止；还有一种方式是黄世森先把对方开票的金额以现金的方式汇到绿宝公司指定的私人账户上，对方收到这笔款后，再将这笔款以购货款的形式通过对公账户转到瓦科公司的账户上。
李某4曾在微信上见过他。经他办理的发票有五六次，每次都是20多份，累计有100份左右，每份金额为11万左右，开票金额有1000万元左右。他叫李某4把资金汇到老婆周某2的建行卡上���。期间，他共收取了75万元左右的费用，约70万元给了黄世森，剩下的由他和林育艺平分。后李某4告诉他，黄世森绕开他和林育艺，直接联系绿宝公司出售发票给对方。
7.银行账户交易记录，证实在上述开票期间，黄世森、仁洪公司、源裕永公司、瓦科公司的银行账户，与李某4、绿宝公司及该公司指定的周某1、徐某、陈某3的银行账户有频繁的资金往来，转款方式与上述李某4、林某的证言能够印证。
8.陈某3（绿宝公司员工）证言，证实上述他的银行卡是李某4让他交给公司使用的。
9.王某2（绿宝公司员工）证言，证实他没有见到过四川宜宾发货到厂里的情况。他有一张银行卡是李某4的女儿卢颖在使用。
10.上诉人黄世森的供���，称林某爱人周某2和他的前妻周某3是两姐妹。仁洪公司是他的。经他帮助介绍，周荣延等人向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有五六次，价税合计金额1000余万元。绿宝公司按照价税合计的七个点给他，自己从中只获利40余万元。
11.上诉人钟位国的供述，称他为黄世森的瓦科公司和源裕永公司开过两次发票，其中一次的受票单位是绿宝公司，开票的货物名称是汽车配件之类，有五、六份发票，金额约60万元。他的电脑中储存的与绿宝公司的合同是黄世森传给他，让他打印出来送给李某2，李某2盖好公章后再由他邮寄给黄世森。他没有见过黄世森采购或者销售的钢材。
12.情况说明、提取笔录、购销合同，证实公安机关从钟位国的手提电脑中提取了购销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源裕永公司和绿宝公司��2014年3月10日签订购销（内八速、液晶仪表、智能仪表、电子仪表）等一批，合同金额69万余元。
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上诉人黄世森提出，仁洪、源裕永、瓦科等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周荣延，其仅帮助周荣延联系绿宝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000余万元。
经查，首先，上述三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虽并非黄世森，但相应的“法定代表人”陈某1、李某3均证实其身份证丢失、并未登记注册上述公司，谢某1证实系黄世森借用其身份登记注册了公司；代办公司注册登记的熊某、刘某、蔡某及相关公司的会计李某2、曾某2、孙某均证实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黄世森；部分公司注册登记资料所留法定��表人电话、银行账户联系方式均为黄世森的电话号码。
其次，绿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4以及帮助黄世森联系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林某的证言均证实，黄世森利用仁洪、源裕永、瓦科三公司为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二人证实的伪造货款交易记录的方式，与相应黄世森、仁洪、源裕永、瓦科等三公司银行账户同绿宝公司及绿宝公司指定的人员之间的银行账户转款记录印证。
最后，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资料及绿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4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仁洪、源裕永、瓦科等三公司向绿宝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数额达4000万元以上，税额达600万元以上。
因此，上述证据足以认定黄世森利用其控制的仁洪、源裕永、瓦科三公司为绿宝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达600万元以上的事实。上列所提黄世森不是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虚开金额仅有1000余万元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2015年3月，长宁县长雅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雅公司”）购买了一批原材料（塑料涂料袋、捆丝、轴承、交流接触器），而销货方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长雅公司的谢某2找到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荣延，让周帮助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与谢某2谈好虚开发票的费用后，经周荣延联系，仁洪公司向长雅公司虚开了一张票面金额为104400元、税额为15169.2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随后，周荣延将发票交给谢某2，收取了对方费用8000余元。之后，长雅公司将该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认证抵扣。案发后，长雅公司向税务机关补缴了税款。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书证
1.增值税专用发票，证实2015年3月21日，仁洪公司开具给长雅公司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货物为塑料涂料袋、捆丝、轴承、交流接触器，货值金额89230.76元、税额15169.24元，价税合计104400元。
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结果查询，证实该发票已于2015年3月31日在长宁县国家税务局认证抵扣税额15169.24元。
2.收款收据、银行承兑汇票，证实该收据载明仁洪公司收长雅公司货款现金4400元；仁洪公司收长雅公司金额10万元承兑汇票一张，经手人为钟位国。
3.长雅公司银行存款日记账���证实2015年4月30日，该公司支付材料款104400元。
4.税收缴款书，证实2016年4月15日，长雅公司补缴国税款15169.24元。
（二）证人证言
1.谢某2（长雅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约2015年3月，因其购买材料的厂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朋友向他介绍了周荣延（经辨认）。他购买材料后，将清单交给周荣延。周荣延给他开具了10万余元的票，他按照周的要求付了9%的费用9000余元给周。同时，他开具了10万元的承兑汇票给周荣延，周荣延盖好章后又退给他，并出具了4400元的收条，以伪造双方有真实交易的事实。
2.陈某2（长雅公司出纳）的证言，证实长雅公司与仁洪公司没有业务往来。谢某2曾于2015年3月给了她一张仁洪��司开具的购买材料10.44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做账。
3.雷某（长雅公司会计）的证言，证实谢某2开具的10万元承兑汇票没有记账。
（三）上诉人的供述
1.上诉人周荣延的供述，称2015年春节后，他联系仁洪公司为长雅公司开具了10万余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经老乡介绍，对方将购买货物的情况告知他，他征得黄世森的同意后到仁洪公司，由“大头”开具了发票给他。他将发票交给长雅公司后,对方给了他8000元。他留下1000元，给了“大头”7000元。
2.上诉人黄世森供称，他不知道瓦科公司向长雅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事。
上述事实清楚，证���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三、2013年12月，上诉人周荣延在珙县成立了宜宾大高阀门制造公司（以下简称“大高公司”）。在大高公司与上海倩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倩俞公司”）并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形下，上诉人周荣延为抵扣税款，让倩俞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向大高公司虚开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33份，销售货物为钢材，票面金额371.22万元，税额53.93794万元。后大高公司已将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认证抵扣。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书证
1.工商登记注册资料，证实：（1）2014年8月，倩俞公司在上海虹口区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俞某，股东俞某、沈某，经营范围为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等。
（2）大高公司于2013年12月6日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蒋某1，股东钟位国、蒋某1，经营范围为建材、钢材、机电产品等，住所地珙县社。
2.钢材买卖合同，证实2014年12月18日，倩俞公司与大高公司签订371.22万元钢材买卖合同，货物为钢材896吨。
倩俞公司出库单、收据、宜宾大高公司入库单，证实上述单据载明的钢材出库情况与支付货款情况不能逐一对应。
3.增值税专用发票，证实2015年1月20日，销售方上海倩俞公司向购买方大高公司开具33份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均为钢材、价税合计票面金额371.22万元，税额53.93794万元。上述发票已向珙县国税局认证抵扣。
4.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文件清单等，证实公安机关于2015年12月15日从钟位国居住的宜宾太阳岛小区住宅内查获所持有的上海高压阀门厂有限公司、大高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送货单、盖有倩俞公司公章的空白合同书6份等物品。
（二）证人证言
1.俞某的证言，证实他的身份证曾在五年前丢失，自己没去过上海，不知道倩俞公司，既不认识周荣延，也不认识沈某。
董丽华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4年7月份，她帮一个胖子（经辨认为周荣延）在上海市上海虹口区三河路工商所申请注册了倩公司及另外两个公司。
2.曾某1（大高公司会计）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她于2015年1月开始在周荣延（��辨认）的大高公司任会计做账、申报税费，资料是钟位国送到他家中。她不清楚大高公司的生产经营、产地、仓库情况。
3.胡某（珙县巡场镇中坝村6社社长）的证言，证实该社没有大高公司的经营场所。
4.蔡助成【上海高压阀门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证言，证实该厂是购入阀门毛坯件加工后销售，不为其他公司代加工。加工阀门要购买阀门毛坯件、钢板、棒材，螺纹钢不会用，螺丝钢用的很少。上海环保要求较严，也不允许其直接购入阀门原料加工。2007年左右，周荣延开始在他的厂里做代理，到2009年就走了。2014年，该厂与周荣延、大高公司从未合作过加工阀门。他妻子王碧娥曾于2012年借款50万元给周荣延，他也在找周。
蔡助成提供借条，证实2012年1月20日，周荣延借到王碧娥现金50万元。
（三）上诉人的供述
1.上诉人周荣延的供述，称大高公司向倩俞公司购买的钢材是倩俞公司运到上海高压阀门厂加工的。倩俞公司向大高公司开具的发票都在珙县税务局抵扣了税收。他记不清与倩俞公司的何人联系该批钢材，支付货款是用的承兑汇票。
2015年上半年，珙县国税局检查时要求提供购入该批钢材的依据。因相应合同、出库单丢失，他到上海未找到倩俞公司，回来后让钟位国制作了出库单、入库单以及购销合同。钟位国制作的出库单上，以及公安机关搜到的空白合同书上盖的倩俞公司公章是他在外面找人刻的。2015年1月，大高公司销售给李某1阀门的原材料就有当月20日他们向倩俞公司采购的钢材371.22吨。
2.上诉人钟位国的供述，称他在大高公司负责报价、询价、开票和拟订合同。大高公司没有仓库、加工作坊、生产车间、商铺。他也没看见过大高公司生产出来的阀门。公安机关在他太阳岛小区查获的倩俞公司印章的空白合同书、送货单都是周荣延连同倩俞公司开具的发票一同给他的。他没有收到倩俞公司销售的物品，也没有将钢材收入大高公司的库房。倩俞公司提供空白的资料给他们自己填写，可能是为了作假，没有实际的交易。
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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