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4民终1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北京铁路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号。
法定代表人：郭竹学，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力宏，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顺善，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德英，女，1968年8月9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江永，容城县容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京石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住��地北京市丰台区靛厂路甲121-1号1幢三层312、313、315、316、317、318、319号。
法定代表人：范钦爱，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宁，京石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法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红敏，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铁路保安服务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新华东路1号。
法定代表人：张卫华，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聚臣，石家庄铁路保安服务公司办公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师瑞，石家庄铁路保安服务公司员工。
上诉人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北京局）因与被上诉人周德英、京石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石铁路）、石家庄铁路保安服务公司（以下简称保安公司）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石���庄铁路运输法院(2017)冀8601民初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铁北京局上诉请求：1．撤销(2017)冀8601民初230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周德英的全部诉求。3．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周德英承担。
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于周某之死未予认定自杀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周某之死系以故意碰撞列车自杀行为所致，属于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其次，北京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应当被法院采纳。2．一审法院关于责任认定不符合事实。首先，应急疏散通道看护责任的认定不符合事实；其次，无关事实被作为责任认定的依据。3．一审判决法律依据错误。首先，一审法院以“铁路运输造成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由，判令中铁北京局为唯一责任主体是以偏概全，在侵权纠纷中，应当综合各方当事人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大小来分析因果关系和认定责任；其次，一审判决认为没有法律明确规定“京石铁路与铁路保安公司”作为“所有权人、铁路安保服务单位”需要承担责任，于法无据;再次，即便由中铁北京局承担赔偿责任，50％的赔偿比例有失法律调整的目的。中铁北京局已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的义务，即使必须为周某的自杀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也只应按照无过错责任承担10％。
周德英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京石铁路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但周某属自杀行为，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10％到20％的范围内进行赔偿。
保安公司辩称，保安公司作为安保服务合同的丙方只是协助乙方北京铁路公安局巡逻守护，并非安保责任主体和唯一负责者，且该公司安保人员认真履行了职责，在本案事故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同时，安保服务合同中也未约定在发生类似事故时该公司有赔偿责任，故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周德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中铁北京局、京石铁路、保安公司共同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交通费等共计2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9日5时37分许，受害人周某在京广高铁线，攀爬高速铁路应急通道围栏，跨越刺丝滚笼进入铁路应急疏散通道，沿阶而上进入高铁高架桥上，并在高铁线路上站立、行走，DJ5901次列车行驶至此，在司机鸣笛警示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情况下，列车在制动过程中与其相撞，致其死亡。事故发生后，北京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出具了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周某违反了《中华���民共和国铁路法》第五十一条、《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七款、第八款的规定，依据铁道部令（第30号）《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认定：周某违章造成本次事故，负事故全部责任。
另查明，高铁应急通道上安装有防护栅栏、刺丝滚笼，并有警示标志。应急通道旁设有治安岗亭，并配备安保人员二十四小时值班，负责看护应急通道。事故发生后，该应急通道两边又加装了刺丝滚笼。
另查明，死者周某，男，1998年11月28日出生，农业家庭户，住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生前在容城县服装厂打工。周德英系其母亲，也系其唯一的法定继承人。
再查明，京石铁路和中铁北京局签订的《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协议》第21条规定“委托运输的铁路用地为甲方（京石铁路）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甲方享有��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承担属于土地使用权人的责任和义务，负责土地权属管理和土地资产管理工作，是处理土地权属纠纷和违法用地行为的民事主体”；第24条规定“乙方（中铁北京局）作为受托铁路运输安全的责任主体，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铁路运输安全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及作业标准，落实安全管理责任。根据铁路运输组织和旅客运输的有关规定及铁路运输服务质量标准，提供符合技术标准的旅客运输服务，确保运输安全”。京石铁路、北京铁路公安局、保安公司三方签订的《京石、石武（河北段）铁路客运专线运营后安保服务合同》第一条规定“乙方（北京铁路公安局）在甲方（京石铁路）的具体指导下，并在甲、乙、丙（保安公司）三方确认的范围内对三方确认的目标、区域实施安全保卫，做好防火、防盗、防破坏工作���防范和制止损害目标、区域内安全的行为和事件发生，维护目标、区域内的安全和秩序”。第二条规定：“丙方（保安公司）作为保安服务公司，派出安保员协助乙方为甲方提供巡逻、守护、安全检查以及安全技术防范、安全风险评估等服务。丙方安保员的具体执勤岗位、职责范围和勤务由乙方进行合理安排”。第三条规定：乙方负责招聘丙方安保人员，并经甲方确认。第七条规定：甲方支付丙方综合安保服务费每人每月人民币2624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铁路运输企业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以及中铁北京局、京石铁路、保安公司应当如何承担责任。根据民法通则、铁路法及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因铁路运输造成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受害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任。本案中，首先，铁路运输企业虽然在高铁应急通道上安装有防护栅栏、刺丝滚笼，并有警示标志，但由于值守在该应急通道的安保人员对周某攀爬应急通道的行为未能发现并阻止，表明其履行安全防护义务不够充分。其次，受害人周某无视警示标志及栅栏、刺丝滚笼等防护设施，于早晨五点多钟通过攀爬、跨越等方式进入封闭的铁路线区间，并在铁路线路上站立、行走。其事发时已年满16周岁，并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道上述行为的危险性，故其对该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且过错程度较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因受害人翻越、穿越、损毁、移动铁路线路两侧防护围墙、栅栏或者其他防护设施穿越铁路线路，偷乘货车，攀附行进中的列车，在���设置人行通道的铁路桥梁、隧道内同行，攀爬高架铁路线路，以及其他未经许可进入铁路线路、车站、货场等铁路作业区域的过错行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并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有上述过错行为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综合本案实际情况，确定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158686.75元（本次事故对周德英造成的损失包括：1、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为56987元/年÷12个月×6个月=28493.5元；2、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为11919元/年×20年=238380元；3、精���抚慰金，本起事故造成了受害人周某死亡，使其家属遭受了严重的精神痛苦，根据本案案情，酌情支持50000元；4、交通费，周德英并未提交交通费相关票据予以证实，鉴于其家住容城县，参加诉讼确有产生交通费之客观真实性，故酌情支持500元；以上各项费用共计317373.5元，50％的赔偿责任数额为317373.5元×50％=158686.7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铁路客运专线委托运输管理协议》、《铁路客运专线运营后安保服务合同》，中铁北京局是铁路运输企业、京石专线铁路运输安全的责任主体，也是肇事工具即客运机车的所有人、使用人。因此，中铁北京局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京石铁路与铁路保安公司虽然分别为京石专线所有权人、铁路安保服务单位，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合同也未明确约定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使是其应当承担责任，也应该由中铁北京局赔偿后再向其行使追偿权。据此判决：一、被告北京铁路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德英各项损失共计158686.75元；二、驳回原告周德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北京铁路局于2017年11月13日更名为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本案中的赔偿责任主体和具体赔偿责任比例。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在非铁路运输企业实行监护的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发生事故造成人身损害的，由铁路运输企业按照本解释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道口管理单位有过错的，铁路运输企业对赔偿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道口管理单位追偿。据此，因本案中受害人周某所攀爬、跨越的铁路应急疏散通道，其性质上亦属非铁路运输企业实行监护的铁路无人看守道口，故依法应由铁路运输企业作为赔偿责任主体，并在其对赔偿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再向相关的管理单位追偿。其次，尽管受害人周某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无视警示标志及栅栏、刺丝滚笼等防护设施，攀爬、跨越进入封闭的铁路线区间，过错明显。但是，考虑到应急通道旁设有治安岗亭，并配备安保人员负责看护，却未能对周某所实施的危险行为作到及时发现和有效制止，应属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的情形。至于在此前提下，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失的百分���八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间承担何种比例的赔偿责任，属法院自由裁量范围，一审法院所最终确定的赔偿责任比例并未超出法定的责任范围，亦有事实依据。
综上，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无不当,应予维持。中铁北京局提出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温志军
审 判 员 李 军
审 判 员 王 翔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李晓蕊
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