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9民终11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易永红，男，1971年2月3日出生，汉族，私营企业主，住江西省宜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连富，江西竹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银光，男，195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浙江省缙云县人，现住江西省宜丰县。
上诉人易永红因与被上诉人朱银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宜丰县人民法院（2017）赣0924民初3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易永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连富、被上诉人朱银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易永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银光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由朱银光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以朱银光提交的2009年9月24日《出库单》认定易永红欠朱银光货款11180元，属认定事实错误。关于该出库单，易永红认为，首先，该出库单不等于欠条，不能证明易永红尚欠朱银光货款，在交易习惯中，即使付清货款，也不会收回出库单。其次，该出库单载明的“出库部门”为千杯情酒厂（即易永红经营的酒厂），不是朱银光，那么就不是朱银光向易永红提供包装的出库单；这份出库单实际是因为朱银光提供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易永红（千杯情酒厂）退还有问题的包装，由朱银光自书出库单、易永红签字确认，以便日后结算时在2009年6月10日欠朱银光的22500元中扣除而产生的。因此，易永红实际欠朱银光货款应为11320元。2.朱银光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一审法院认定其未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其一，未明确还款日期的欠条的诉讼时效应当从权利人第一次主张权利之日起算。本案中，易永红2009年6月10日出具给朱银光的欠条未明确约定清偿日期。但是，一审法院在2017年6月19日对朱银光做的询问笔录中，朱银光明确表示在2010年1月曾到易永红家中追账，并得知易永红被羁押。所以诉讼时效应从2010年1月朱银光第一次向易永红主张权利时开始计算。朱银光表示在此后多次向易永红追债，但均无证据证明。上述欠条诉讼时效应在2012年1月结束。一审法院对朱银光自认事实未予采纳，要求易永红举证证明“明确表示不履行债务”，举证责任分配不公，于法无据。其二，朱银光向公安机关报案不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朱银光向法院提交在2017年6月14日宜丰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关于朱银光在2015年10月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证明，以证明诉讼时效中断。易永红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在2012年1月即结束。朱银光之后主张清偿是诉讼时效结束后的行为，在法律上不能造成诉讼时效中断。再者，该证明显示朱银光向公安机关报案易永红“合同诈骗”，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未表示要易永红还款。且公安机关的证明表示并未存在合同诈骗，不归其管辖，因此，朱银光的报案并不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最后，经多方证据表示，易永红表示有理由怀疑朱银光并未进行报案，而是借人脉关系，让公安机关做成事后证明，并以此解决诉讼时效的难题。
朱银光辩称：双方是2008年下半年做了几笔生意，有几笔单易永红没有签字，在结账时打了欠条。后来又做了一笔一万元左右的生意，总共33600元左右。同年就去易永红家中追讨欠款，发现其坐牢了。易永红出狱后就向朱银光说明暂时经济困难，要求延缓还款。2011年又做了一笔生几千元的生意，该笔生意还少付2000多元。2012年以后易永红的手机号码打不通。到2014年在易永红的合伙人那里问到其号码，多次电话催款无果，当年就到公安机关报案。2015年春节期间，朱银光再次打电话给易永红，易永红表示要公安局的人去追款。无奈，2015年朱银光再到到公安局报案。公安局干警还用座机给易永红打了电话，但易永红一直没有还钱。
朱银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易永红偿付货款共35680元并支付利息8680元。诉讼费由易永红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关于免除22500元债务的事实。该事实由易永红主张，朱银光不认可，易永红未举证证明，不予认定。2.关于11180元货款。朱银光提交了2009年9月24日的出库单一份，上面记载有货物名称、数量、单价及总值，并有易永红签名。易永红经质证，认可朱银光送了货，辩称货款已付清，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支付货款的事实，其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朱银光主张的欠款事实，有出货单为据，予以认定。3.关于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债务发生、结算于2009年，当事人对两笔债务的付款期限均未进行过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从朱银光向易永红主张权利或易永红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时起算。庭审中，朱银光陈述其多年来不间断地向易永红追索过欠款，易永红均予以否认。庭后，朱银光补充提交了宜丰县公安局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大队的证明一份，证明其因易永红等人欠款不付于2015年10月向该大队报案，该大队未予立案。易永红质证认为，自立具欠条到2015年有6年时间，也已过了诉讼时效。本案中，易永红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既否认朱银光向其追款，又未举证证明自己曾明确拒绝履行债务，因此，在朱银光向公安机关报案前，本案诉讼时效尚未开始计算。朱银光向公安机关报案，目的在于寻求债权的保护，应视为主张权利的行为，根据前述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最早应从2015年10月起算，期间为2年。朱银光在2017年4月17日向该院提起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易永红欠付货款33680元，有欠条和出库单为据，予以认定，易永红负有支付货款义务。朱银光向该院起诉，请求易永红履行义务，未超过诉讼时效，予以支持。朱银光要求其支付货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朱银光的要求于法有据，利息可以参照年利率6%计算，因双方事先对付款期限并无约定，利息可从朱银光向公安机关报案主张权利的次月即2015年11月起算。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易永红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付朱银光货款33680元；二、上述货款利息，从2015年1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由易永红在偿付货款时一并支付给朱银光，利息计算至货款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9元，由被告易永红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易永红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补充证明》一份，拟证明：宜丰县公安局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大队接警人重新出具证明，证实朱银光2015年报案不属实，应该是2013-2014年期间报的案。公安机关也只打过一次电话给易永红，当时属于经济纠纷，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故本案超过了诉讼时效。朱银光质证认为，其在2013年还不知道易永红的电话号码，第一次报案是2014年5月左右去，第二次报案是2015年6月至7月间。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宜丰县公安局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大队经办人重新出具的证明，是对先前证明内容进行的更正，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期间，朱银光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账本记录一页，拟证明：2009年9月24日易永红欠货款11180元，2011年6月10日欠货款2000元。易永红质证认为，该证据是朱银光单方制作的，对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朱银光单方制作的账本，对2011年6月10日的欠款情况，朱银光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认定；但易永红在一审期间亦陈述其在2011年与朱银光还有业务往来，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2008年，易永红因经营需要向朱银光购买包装盒。2009年6月10日，易永红向朱银光出具了一张欠条，写明：“今欠朱银光包装货款人民币贰万贰仟伍佰元整”。2009年9月24日，朱银光再次向易永红经营的酒厂供应礼盒、防卫纸等货物，货款为11180元。2010年至2011年间，双方尚有少量业务往来。2012年后再未发生业务，但易永红未向朱银光支付拖欠的货款。2013年至2014年间，朱银光在多次催讨未果的情况下，到江西省宜丰县公安局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大队报案，请求该大队协助其追讨欠款。2015至2016年间，朱银光以电话的形式向易永红催讨欠款，易永红表示不予支付。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2009年9月24日出库单所载货款是否为易永红拖欠的货款；（二）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2009年9月24日出库单所载货款是否为易永红拖欠的货款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易永红在一审庭审质证时确认该出库单系其签收货物的凭证，但辩解该部分货款已经结清；现易永红二审中主张该出库单为退货单据，显然与其一审期间的质证意见相矛盾；其次，从交易习惯可知，在买卖合同当中，退货单据一般是由退货人（买受人）留存的以证明收货人（出卖人）收到退货的凭证。本案2009年9月24日出库单系出卖人朱银光填写，买受人易永红签字确认后由出卖人朱银光留存。显然，易永红的上诉主张与交易习惯不符。加之，易永红二审期间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认定2009年9月24日出库单所载货款是易永红拖欠的货款，并无不当。
（二）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本院认为，第一，根据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的规定，本案中朱银光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第二，易永红陈述，双方2012年终止业务联系后，朱银光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通过公安机关向其催讨过欠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朱银光向公安机关报案而中断，并从朱银光应当知道公安机关不立案之日起重新计算。易永红又陈述朱银光在2016年初通过电话向其催讨过欠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从2016年初重新计算。因此，朱银光2017年4月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易永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虽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0元，由上诉人易永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帅晓东
审判员 袁飞云
审判员 杨耀星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彭幸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