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10刑初78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江某某。
诉讼代表人金某某，男，1977年6月25日生，系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员工。
被告人江某某，男，1970年12月8日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系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杭州市余杭区。因本案于2016年3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4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高隽、井新，浙江瑞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夏某某，男，1971年9月8日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系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员工，住杭州市余杭区。因本案于2016年5月6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方魏（杭州市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浙江法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莫某某，男，1969年12月5日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个体经营，住杭州市余杭区。因本案于2016年4月21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杨燕（杭州市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沈某某，男，1969年1月5日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个体经营，住杭州市余杭区。因本案于2016年5月20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李雅斓（杭州市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浙江瑞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潘某某，男，1970年8月21日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个体经营，住浙江省。因本案于2016年4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9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陆富，北京东卫（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余检公诉刑诉[2017]3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被告人江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告人夏某某、莫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沈某某、潘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于2017年1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王桂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金某某、被告人江某某及其辩护人高隽、被告人夏某某及其辩护人方魏、被告人莫某某及其辩护人杨燕、被告人沈某某及其辩护人李雅斓、被告人潘某某及其辩护人陆富到庭参加诉讼。期间，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3年，被告人江某某成立被告单位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经营围巾生产、销售。2015年2月份左右，被告人江某某从他人处购入假冒爱马仕、香奈儿、FENDI、Dior等品牌的围巾后在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内销售给任某、金某、被告人潘某某、沈某某等人，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16万余元。
2015年3月开始，被告人江某某提供原料和花本，委托被告人莫某某等人加工生产假冒BURBERRY、爱马仕、香奈儿品牌的围巾,价值人民币40万余元。期间，被告人夏某某帮忙送原料、收货、到加工厂查看等。被告人莫某某参与加工假冒爱马仕、香奈儿品牌的围巾，价值人民币22万余元。后被告人江某某将上述假冒品牌围巾销售给任某、金某等人，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21万余元。
被告人沈某某从被告单位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购买假冒品牌的围巾在自己开设在云南的店内销售，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17万余元。被告人潘某某从被告单位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购买假冒品牌的围巾，后在开设在杭州市下城区某丝绸店内销售，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8万余元。
2015年11月5日，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检查时，从公司仓库内查获带有“LOUISVUITTON”、“BURBERRY”、“HERMES”等标识的围巾共计24095条，价值人民币67万余元。经鉴定，上述围巾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2016年4月13日，公安机关对久硕丝绸店进行检查，查获假冒LV、香奈儿等商标的围巾810条，价值人民币2万余元。经鉴定，上述围巾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据以指控的证据有证人证言；假冒注册商标的围巾（照片）；户籍证明、货款清单、扣押清单；鉴定报告、价格证明；现场笔录；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被告人江某某的行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告人夏某某、莫某某的行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沈某某、潘某某的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其中被告单位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被告人江某某、被告人潘某某的部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系犯罪未遂，在假冒注册商标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江某某系主犯，被告人夏某某、莫某某系从犯，对被告单位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被告人江某某应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处罚。
被告单位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
被告人江某某辩称被查获部分围巾货值金额不超过30万元。
被告人江某某的辩护人提出，（1）某某公司被查扣的围巾中，没有销售记录的围巾应以市场价来认定货值金额，而非参照已销售部分的价格；（2）本案系单位犯罪，被告人江某某系作为被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者承担责任，且部分犯罪系未遂；（3）被告人江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且当庭认罪，又系初犯、偶犯。综上，请求对被告人江某某从轻处罚。
被告人夏某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
被告人夏某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夏某某系从犯，没有额外的获利，又系初犯、偶犯，请求对被告人夏某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莫某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
被告人莫某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莫某某系从犯，主观恶性不深，且尚未实际获利，又系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度好，请求对被告人莫某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沈某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
被告人沈某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沈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当庭自愿认罪，又系初犯、偶犯，其围巾店系以合法、合规经营为主，小部分涉嫌本案犯罪，且实际获利不大，主观恶性较小，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低，请求对被告人沈某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潘某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
被告人潘某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潘某某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好，又系初犯、偶犯，且部分犯罪系未遂，请求对被告人潘某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
被告单位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成立于2013年，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人江某某，经营范围包括围巾的批发、零售等，住所地为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5年2月份左右，经被告人江某某决定，某某公司从他人处购入假冒爱马仕、香奈儿、迪奥、芬迪等品牌的围巾并将部分围巾销售给被告人沈某某、潘某某以及任某、金某等人，销售金额共计约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6万元。
2015年3月起，某某公司在未获得相关授权的情况下，经被告人江某某决定，委托被告人莫某某等人加工生产假冒注册商标的围巾，某某公司提供原料和花本，并对围巾进行裁剪、包装等，具体涉及的品牌有巴宝莉、爱马仕、香奈儿等，数量共计14000余条，货值金额40万余元。期间，某某公司员工被告人夏某某受被告人江某某的指使，帮忙送原料、花本等到被告人莫某某等人的加工场所，并负责到加工场所查看加工情况、收货等。其中，被告人莫某某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围巾，仍参与加工，具体数量为假冒爱马仕、香奈儿品牌的围巾各4000余条，货值金额共计22万余元。后某某公司（被告人江某某）将上述假冒注册商标的围巾部分销售给被告人沈某某、潘某某等人，销售金额共计21万余元。
2015年11月5日，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在对某某公司检查时，从某某公司仓库内查获带有“LV”、“BURBERRY”、“HERMES”、“CHANEL”等标识的围巾共计24095条，货值金额67万余元。经鉴定，上述围巾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2015年3月起，被告人沈某某从某某公司购买假冒注册商标的围巾并在其开设于云南的店内销售，销售金额共计17万余元（其中获利为4万余元）。
2015年7月起，被告人潘某某从某某公司购买假冒注册商标的围巾并在其开设于杭州市下城区健康路的久硕丝绸店内销售，销售金额共计8万余元（其中获利约1万元）。2016月4月13日，公安机关对久硕丝绸店进行检查，查获假冒“LV”、“香奈儿”等注册商标的围巾共计810条，货值金额2万余元。
另查明，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另查获某某公司用于加工假冒注册商标的围巾的花本1本，该花本以及上述查获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围巾共计24905条均扣押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
又查明，在本案审理期间，被告人沈某某向本院退出违法所得4万元，被告人潘某某退出违法所得1万元，上述款项现均暂存于本院账户。
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胡某的证言，证实其在杭州市余杭区租车间给人代加工围巾，2015年4、5月份，某某公司老板江某某让其加工俗称“巴巴格”的围巾，原料、花本均由江某某提供，加工后的围巾面料属于半成品，某某公司自行裁边、拉毛、缝标、整理、包装后才成为成品；根据账本，共计加工了6696条，加工完成后部分送货到某某公司，部分由某某公司负责管理仓库的“长子”到加工厂拿货，加工费江某某尚未支付；加工期间，“长子”曾到其加工点验货、检查；经查看，2015年11月5日余杭区市场监管局从某某公司查扣的带有“BURBERRY”商标的围巾中，一楼仓库的围巾款式（87条）系其帮江某某加工，其余非其加工；2015年11月份，江某某让其加工另一批围巾并提供花本和原料，其做了87条样品后发现有围巾上有香奈儿图案，送货到某某公司时刚好遇到工商部门检查，上述围巾被查扣，花本也被扣等事实；
2、证人金某的证言，证实其系微商，出售围巾等物，2014年起其在江某某公司购买了几百条围巾，货款均为现金支付，其中大部分是普通围巾，仿品牌的有仿LV、香奈儿等，仿品牌围巾的单价为20元至30元不等，部分送人，部分在微店销售，出售时其会告诉顾客系仿品牌等事实；
3、证人陆某1的证言，证实其从事棉纱等纺织面料的销售，与江某某的某某公司有业务往来，某某公司从事围巾的生产、销售，有普通围巾，也有仿品牌围巾；2015年5月至11月期间，其在某某公司购买过数百条仿品牌围巾用于送人，购买单价为25元到35元不等，总价约为1万元至2万元等事实；
4、证人任某的证言，证实某某公司是生产和销售围巾的，老板是江某某，2015年3月至10月期间，其在某某公司购买了5万元左右的围巾，普通围巾、仿品牌围巾都有，货款已经付清，其中仿品牌的有仿LV、巴宝莉、香奈儿、酷奇等；上述围巾大部分通过做微商销售，出售时虽未明说是仿品牌，但客户应该都知道，因为正版没有这么便宜等事实；
5、证人田某1的证言，证实2015年时其在义乌卖过围巾，是从江某某的某某公司进货的，都是杂牌，有时江某某会发给其仿品牌围巾，有LV、香奈儿等，但其没有出售，都退回给江某某等事实；
6、证人陆某2的证言，证实江某某从事围巾销售，有自己的公司，2015年3月至10月期间，其向江某某购买过数百条围巾，有普通围巾也有仿LV、香奈儿、爱马仕等品牌的，仿品牌围巾单价在26元左右，货款1万余元已经付清；上述围巾其在景点摆摊出售给游客，销售价比进价略高，销售时没有和游客说过是仿品牌等事实；
7、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其在云南丽江古城开店出售围巾、披肩等，2014年起，其从江某某的某某公司批发围巾到店里销售，主要是印花纯棉普通围巾，2015年4、5月至9月也批发过1000条左右仿香奈儿、巴宝莉、芬迪等品牌的围巾，单价为25元左右，这些围巾其已销售给游客，销售单价比进价高4至5元等事实；
8、证人严某的证言，证实其系杭州市余杭区建斌纺机配件店经营者，某某公司生产围巾，老板是江某某；2014年5月至2015年1月期间，其给某某公司做过很多花本，具体品种记不清，部分是江某某拿着围巾样品、照片让其对照制作；其给某某公司做的都是电子花本，做好之后用U盘拷贝走；2014年9、10月左右，江某某拿了两款围巾样品让其对照制作了2个花本，其中一款围巾上有“H”字母，另外一款围巾上有两个相反“C”的字母，800元花本费用已经支付；其系在2014年年底听说某某公司在生产和销售仿品牌围巾时才知道上述带有“H”、“C”字母的围巾是仿品牌的，制作花本当时并不知道，之后其不再给江某某制作花本；公安机关出示的莫某某提供的围巾电子花本记录中，编号“a577”、“a602”分别为其给江某某制作的带“H”字母、两个相反的“C”字母的围巾电子花本等事实；
9、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6月起，其帮江某某的某某公司做围巾缝标，每次都是某某公司的人电话通知其去拿围巾和商标，并交代其哪些商标缝在哪些围巾上，其将围巾和商标拿到租房后按要求缝标，后交给某某公司，某某公司提供的商标都是英文字母的，其不清楚商标所代表的品牌，也不了解相关品牌等事实；
10、证人沈某的证言，证实其系江某某的妻子，江某某系某某公司老板，负责公司的全部业务，夏某某在某某公司做杂活，听从江某某的指示；某某公司以生产和销售外贸围巾为主，2015年10月起销售仿品牌的围巾，有仿LV、香奈儿等品牌；公司的销售由江某某联系，仿品牌围巾销售给了金某、任某等人，货款由江某某收取，有时打入公司账户，有时打入江某某账户；所销售的仿品牌围巾中，部分是某某公司从其他地方购买的，部分是某某公司提供原料和花本委托胡某等人的加工厂加工的，交货后交给苗苗加工厂缝标，再进行整理和包装，花本是从“叶建斌”处购买的；2015年11月5日，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到某某公司检查，其起初在场，后离开，具体事宜江某某交代夏某某办理，公司里的仿品牌围巾被查扣，数量等具体情况其不清楚等事实；
11、接受证据材料清单、电子花本记录照片，证实被告人莫某某向公安机关提交了其加工围巾的机器中所存电子花本，显示花型有“a577”、“a602”等事实；
12、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胡某记账本复印件，证实2015年3月至5月，胡某共为某某公司加工半成某“巴某2”围巾1674条（1条半成某可裁剪成4条围巾）的事实；
13、接受证据材料清单、某某公司发货清单，证实被告人沈某某向某某公司购买围巾，其中包括了仿品牌围巾等事实；
14、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及照片，证实公安机关从被告人江某某、潘某某处各扣押苹果6手机1部，其中被告人潘某某的手机中有涉案围巾照片的事实；
15、市场监督管理案件来源登记表、投诉书、余杭区市场监管局案件调查终结报告、2015货款清单统计情况、库存品牌数量明细、调查核实情况表、余杭区市场监管局涉案犯罪案件移送书、随案移送材料清单，证实余杭区市场监管局接到关于某某公司涉嫌经营侵犯LV、FENDI等品牌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围巾商品的投诉后，于当日受理并进行核查，调查后认为某某公司的行为已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遂将案件及相关材料移送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处理的事实；
16、余杭区市场监管局现场笔录、实施强制措施决定书、延长查封（扣押）期限决定书、财物清单、询问（调查）笔录、胡某加工点现场照片、某某公司现场照片、某某公司仓库照片、涉案围巾照片、发货清单、出库单、莫某某笔记本复印件、苗苗加工送货单、送货凭证等，证实2015年11月5日，余杭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信息对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1号楼的某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一楼裁剪车间、包装车间均有工人正在作业，在一楼裁剪车间、三楼待出库成某处发现大量已经包装的围巾，初步检查发现部分围巾上有“LOUISVUITTON”、“BURBERRY”等标识，并发现了发货单、送货单等物，记载内容与围巾加工、出售相关；经对胡某的加工点进行检查，发现该加工点正使用某某公司提供的花本及原料生产带有香奈儿商标标识的围巾；执法人员对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某某、给某某公司送货的胡某制作了调查笔录，并对检查情况进行拍照固定，对涉案围巾24095条等予以查扣等事实；
17、随案移送物品清单、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证实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将从某某公司查获的涉案围巾24095条（分别为FENDI814条、DIOR330条、GUCCI7条、LV6991条、BURBERRY8187条、LOEWE200条、H2930条、CHANEL4636条）及花本1本移送至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对上述物品予以扣押的事实；
18、余杭区市场监管局书证提取单、某某公司货款清单，证实余杭区市场监管局从某某公司提取了2015年的相关货款清单，为某某公司向任某等人销售围巾的情况，包括花型、数量、总价等，涉及仿品牌围巾，任某共购买Dior花型11条276元、LV花型154条4990元、巴宝莉花型60条1560元、芬迪花型54条1384元、大H花型75条2340元，酷奇花型548条13168元、香奈儿花型178条4456元、小香花型30条420元，共计1110条28594元；金某共购买迪奥花型20条500元、LV花型30条585元、巴宝莉花型15条375元、芬迪花型4条104元、酷奇花型3条78元、香奈儿花型102条2617元、小香花型10条260元、共计184条4519元；陆某1共购买迪奥花型8条208元、LV花型184条5886元、巴宝莉花型51条1286元、大H花型8条264元、香奈儿花型575条13900元、巴巴格花型290条7510元、小香花型6条156元，共计1122条29210元；沈某某共购买迪奥花型240条6170元、LV花型80条1840元、巴宝莉花型510条13260元、大H花型2430条76190元、香奈儿花型1020条25870元、酷奇花型350条8750元，共计4630条132080元；陆某2共购买迪奥花型75条1895元、LV花型100条2600元、爱马仕花型25条795元、巴宝莉花型44条1100元、芬迪花型14条364元、香奈儿花型602条15125元、酷奇花型10条260元、巴巴格花型40条1080元，共计910条23219元；潘某某共购买LV花型688条22170元、大H花型4条124元、巴宝莉花型115条2875元、香奈儿花型2528条65545元、芬迪花型260条6500元、巴巴格花型9条277元、小香15条375元，共计3619条97866元；田某2共购买LV花型66条1704元、芬迪花型400条10000元、巴宝莉印花花型30条750元、巴巴格花型240条6480元，共计736条18934元；王银龙共购买LV花型200条6400元、香奈儿花型1070条28610元、巴宝莉花型30条690元、芬迪150条3900元、巴巴格50条1800元，共计1500条41400元；综上，Dior花型共销售354条，销售金额9049元，平均价格25.56元，巴宝莉花型共销售1484条，销售金额39043元，平均价格26.31元，芬迪花型共销售882条，销售金额22252元，平均价格25.23元，香奈儿花型共销售6136条，销售金额157334元，平均价格25.64元，LV花型共销售1502条，销售金额46175元，平均价格30.74元，爱马仕花型共销售2542条，销售金额79713元，平均价格31.36元，酷奇花型共销售911条，销售金额22256元，平均价格24.43元，总计销售13811条，销售金额375822元，平均价格27.21元等事实；
19、“LV”、“FENDI”、“Dior”、“GUCCI”、“BURBERRY”、“LOEWE”、“CHANEL”鉴定报告及价格证明、“HERMES”被侵权产品价格证明、商标注册证明、核准续展注册证明、核准转让注册商标证明、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等，证实经上述注册商标权利人鉴定，从某某公司扣押的涉嫌假冒上述品牌的围巾均为未经商标权利人授权或认可、擅自使用权利人的注册商标、厂名以及产地的假冒伪劣商品，相关注册商标权利人同时出具了价格证明，内容为与上述假冒注册商标的围巾相同或相似型号的正品围巾在中国市场的平均销售单价分别为“LV”5000元、“Dior”7300元、“GUCCI”1400元、“BURBERRY”3300元至3900元、“LOEWE”1900元、“CHANEL”2200元至4800元、“HERMES”4150元等事实；
20、搜查证、搜查笔录及照片、扣押物品清单及照片，证实2016年4月13日，公安机关对被告人潘某某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健康路66号的久硕丝绸店进行搜查，在店内发现包装好的各种围巾，有部分围巾标有“LV”、“BURBERRY”、“CHANEL”标识，数量分别为520条、260条、30条，并在店内桌子抽屉和旁边柜子里发现快递单、发货单及电脑等物，并对上述物品予以扣押的事实；
21、鉴定聘请书、鉴定报告、价格证明、授权委托书及材料、商标注册证明、商标续展注册证明等，证实经“LV”、“BURBERRY”、“CHANEL”商品权利人鉴定，从久硕丝绸店查获的涉嫌假冒上述品牌的围巾均为未经商标权利人授权或认可、擅自使用权利人的注册商标，且在材质、做工等方面与正品商品存在明显差别的假冒伪劣商品等事实；
22、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本案中的半成品围巾是指已经加工成带有侵权商标图案，但尚未进行缝边、包装等工序的围巾；执法人员于2015年11月5日对某某公司检查时，发现某某公司除经营仿品牌围巾以外，还经营其他样式的围巾；在不同仓库扣押的同编号的品牌围巾实为不同款式等事实；
23、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江某某工商银行账户明细、农业银行账户明细，证实被告人江某某银行账户明细情况；
24、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某某公司基本情况、公司章程，证实某某公司成立于2013年7月，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江某某，经营范围包括围巾的批发、零售，住所地为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事实；
25、诉讼代表人身份证明材料，证实某某公司诉讼代表人金某某系某某公司员工的事实；
26、浙江省法院执行、调解款票据，证实被告人沈某某向本院退出违法所得4万元，被告人潘某某退出违法所得1万元的事实；
27、抓获、破案经过，证实案件的侦破情况，以及被告人江某某、夏某某、莫某某、沈某某、潘某某系均被动归案的事实；
28、户籍证明、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江某某、夏某某、莫某某、沈某某、潘某某的身份，以及查无前科的情况；
29、被告人江某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于2013年成立某某公司，从事围巾的销售，主要接外贸单，其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等，夏某某负责管理仓库；2014年年底，几个湖南人到某某公司推销仿香奈儿、LV等品牌的围巾，单价5元，其购买了2万余条并进行销售，客户有任某、潘某某、沈某某、王某2、金某等人，上述人员均知道围巾是仿品牌的，货款如汇入其个人银行账户，也用于支付原料款、工人工资等，即用于公司经营；因仿名牌围巾销售情况好，其决定自行生产并销售，并从2015年3月起着手操作，具体是从买来的围巾里挑选销量好的款式，将样品拿到“叶建斌”的花本厂做花本，然后由某某公司提供原料和花本，委托胡某、莫某某的加工厂加工，然后某某公司再进行整理和包装；期间，由夏某某具体负责与胡某、莫某某联系；其中，莫某某加工了仿香奈儿、LV、爱马仕品牌的围巾，共计7000条左右，胡某加工仿巴宝莉共6000余条，还做了一些仿香奈儿的打样；上述围巾部分已经出售，部分在公司被查扣；经对被查扣围巾进行辨认，其中胡某加工的数量仅有87条；胡某、莫某某均知道所加工的围巾是仿品牌的，加工费胡某每条约2元，莫某某每条约4元，均未支付；向其购买仿品牌围巾的客户中，王某2、沈某某在云南开店，田某2在义乌开店，是托运邮寄发货，潘某某、任某、金某、陆某1、陆某2均是自行上门拿货，公司电脑里保存的销售单据是实际的销售数据，已被办案单位提取，其中花型里有Dior、巴宝莉、香奈儿、LV、酷奇、芬迪、H、大H、小H、巴巴格、LV火车头、LV长须等字样的围巾均是仿品牌的围巾，数量和价格就是实际销售数量和价格，退货或“-”表示未实际销售；2015年11月5日，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对某某公司进行检查的情况其清楚，当时查扣的围巾数量为2.4万条左右，除了部分仿香奈儿、爱马仕、巴宝莉是自己生产的外，其余仿品牌围巾均是从外面购买，但无法明确区分；某某公司的生产销售行为均没有得到相关商标权利人的授权，擅自生产、销售主要是为了赚点钱等事实；
30、被告人夏某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某某公司主要从事围巾的生产、销售，老板江某某负责公司的全部工作，包括业务联系等，其负责打包、发货，以及江某某交代的其他杂活；某某公司主要接外贸单，没有品牌也不挂牌；2015年5、6月份，某某公司开始销售仿品牌围巾，部分是自己生产的，具体是某某公司提供花本和原料，委托胡某、莫某某的加工厂加工，然后某某公司再整理、包装、销售，总共加工了2万余条，只有仿LV、香奈儿、爱马仕、巴宝莉这四种；其中胡某加工了仿巴宝莉7000至8000条，莫某某加工了仿爱马仕、香奈儿各4000条左右；部分是向他人购买的，由江某某操作；提供给加工厂的花本是“叶建斌”提供的，其知道委托胡某、莫某某加工的围巾是仿品牌的，具体是其根据江某某的指派，将原料和花本拿给胡某、莫某某，并在机器上配色，在加工完成后取货回公司；其在和胡某、莫某某聊天时会说起围巾是仿品牌的；仿品牌围巾的单价在25元左右，价格是江某某定的，购买客户有潘某某、沈某某、王某2、任某、陆某2、金某等，上述人员在购买时均知道是仿品牌围巾；2015年11月5日，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到某某公司检查并查扣了约2万条仿品牌围巾，其全程在场，上述围巾部分是某某公司自己生产的，部分是购买的；执法人员当日还从电脑里查获了销售清单，有具体的数量和价格，清单中，花型为巴宝莉、大H、LV、酷奇、芬迪等都是仿品牌围巾，园香、小香都是香奈儿，巴巴格是巴宝莉，“退”表示退货等事实；
31、被告人莫某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租厂房从事纺织面料的加工，2015年5月份左右，某某公司老板江某某找到其，让其帮忙加工围巾，并提供了原料和花本，至2015年7、8月份，其共加工了8000余条，已经全部交给江某某，约定每条收取5元加工费，但某某公司尚未支付；某某公司委托其加工的围巾是仿爱马仕和仿香奈儿的，围巾上分别带有“H”字母和两个相反的“C”字母，各4000余条；其加工的是半成某，某某公司还需要裁剪、缝标、包装等；加工期间，某某公司由夏某某负责与其联系、将花本输入其机器电脑并配色等，其系从与夏某某的交谈中知道所加工的围巾为仿品牌围巾等事实；
32、被告人沈某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在云南丽江古城开店卖围巾，货源大部分从江某某的某某公司批发，2015年时，江某某告诉其某某公司有一批仿品牌围巾可以批发给其销售，其同意，后江某某就在发货时带了一部分仿品牌围巾，因销售情况较好，其让江某某继续发仿品牌围巾，直至2015年11月某某公司被查获；其从某某公司批发的仿品牌围巾有仿香奈儿、迪奥、巴宝莉、爱马仕等，批发单价为20元至33元不等，总货款10余万元，是和其他围巾款一并支付给江某某的，仿品牌围巾已经销售完毕，共计盈利3万元至4万元；从某某公司提取的销售清单反映的其从某某公司批发围巾的情况其认可等事实；
33、被告人潘某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在杭州丝绸城开店销售围巾和真丝面料，店名为久硕丝绸，2015年时，其认识了某某公司老板江某某，并开始从某某公司批发围巾在店里销售，所批发的围巾中，部分是仿品牌的，有仿香奈儿、LV、巴宝莉、爱马仕等，每次都是自行到江某某的公司拿货，单价在20余元，总共3000多条，货款已经付清；其在购买时即知道是仿品牌，但对所仿的品牌本身不是很了解；所批发的仿品牌围巾部分送人、部分销售，销售部分价格比进价高2、3元；2016年4月份办案单位从久硕丝绸店查获的带有“LV”、“BURBERRY”、“CHANEL”等图案的围巾其记不清是哪里购买的，有可能是从江某某处购买，也有可能是别人上门推销的等事实。
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被告人江某某辩称被查获部分围巾货值金额不超过30万元，被告人江某某的辩护人提出某某公司被查扣的围巾中，没有销售记录的围巾应以市场价来认定货值金额，而非参照已销售部分的价格；经查，（1）在案的某某公司货款清单结合被告人江某某关于货款清单与实际销售情况相符的供述，证实本案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分别为假冒Dior品牌25.56元、假冒巴宝莉品牌26.31元、假冒芬迪品牌25.23元、假冒香奈儿品牌25.64元、假冒LV品牌30.74元、假冒爱马仕品牌31.36元、假冒酷奇品牌24.43元，全部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为27.21元；（2）本案中查获的围巾均无标价，公诉机关根据查获的侵权产品数量，结合上述各平均价格，计算得出查获部分围巾货值金额为67万余元，并无不当，应予认定；（3）查获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围巾中，仅有200条假冒LOEWE品牌的无实际销售价格，公诉机关根据在案全部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27.21元作为假冒LOEWE品牌的市场中间价来指控该部分围巾的货值金额，并无不当，且即使扣除该部分数额，其余部分货值金额也已达到67万元以上；（4）被告人江某某在庭审中关于查获部分围巾的质量较已出售的差、准备以超低价出售的辩解无其他证据印证，关于客户购买围巾时会对质量进行挑选的辩解也得不到客户被告人沈某某、潘某某的印证，关于胡某所加工的围巾因质量差大部分没有卖出的辩解与其侦查阶段经辨认现场照片后表示胡某加工的围巾仅被查扣87条的事实不符。综上，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又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情节特别严重；销售明知是他人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巨大，被告人江某某作为被告单位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已分别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告人夏某某作为被告单位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假冒注册商标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亦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且系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莫某某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伙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沈某某、潘某某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均成立。在本案假冒注册商标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江某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夏某某、莫某某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夏某某、莫某某的辩护人分别提出的被告人夏某某、莫某某系从犯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单位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被告人江某某、潘某某的部分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售出即被查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部分系犯罪未遂，对该部分犯罪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被告人江某某、潘某某的辩护人分别提出的被告人江某某、潘某某的部分犯罪系犯罪未遂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江某某、夏某某、莫某某、沈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本院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江某某在庭审中对主要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被告人夏某某、莫某某、沈某某、潘某某在庭审中自愿认罪，被告人沈某某、潘某某还退出违法所得，本院均酌情予以','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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