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5民终46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小红。
委托代理人崔远明，重庆承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钟明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卓成洪。
委托代理人杨海，重庆德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钟小红与被上诉人卓成洪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2016）渝0107民初字第1571号民事判决，钟小红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经审理查明：钟小红与卓成洪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1年10月22日结婚，钟小红于2002年初起诉离婚，一审法院于2002年8月30日开庭审理了该离婚诉讼，并当庭促使双方达成离婚调解协议，但一审法院出具（2002）九法民初字第2005号民事调解书的时间为2002年9月12日，该调解书载明：“1、原被告自愿离婚；2、婚后无共同财产、债权债务分割；3、钟小红娘家陪嫁财产全部归钟小红所有；4、钟小红与卓成洪在本合作社应分得的安置补偿费各自的份额归各自所有，双方的衣物归各自所有”。2002年8月30日，钟小红、卓成洪达成《协议书》1份，载明：“X社钟小红、卓成洪离婚时，除对离婚前后的有关事宜达成协议外，因镇政府开发办占地后划给钟小红的20平方米宅基地，钟小红自愿让与卓成洪修房使用。另外，除钟小红、卓成洪各自的安置费归各自领取外，其余房屋拆迁自建房、补助费等等全部归卓成洪所有”，且该协议书的代书人为钟小红离婚诉讼的委托代理人喻长修。钟小红主张其是被迫签订的该协议，并申请钟贵连、谢品出庭作证，但二位证人出庭陈述称钟小红、卓成洪签署协议时，证人都没有在现场，具体内容也不清楚。
一审另查明：2001年12月13日，X区X镇政府与X社（原被告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协议书》1份，主要载明：属此次住房安置对象的，结合X社农民新村的建设，实施自建安置，用地每户住房安置对象标准为每人20平方米，各拆迁户住房安置对象的具体位置由X社确定，按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的原则，层高为三楼一底。
一审再查明：钟小红、卓成洪离婚后，均已再婚。钟小红、卓成洪于2006年5月16日将户口分开，钟小红成为户主。卓成洪陈述称房屋从2007年开始修建，并于2009年修建完成。涉案房屋的建房款是由卓成洪向双方所在的X社缴纳，钟小红未出资。钟小红、卓成洪一致认可涉案房屋的建房手续由X区X镇政府统一申请、审批，至今未办理房屋权属证书。
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侵犯。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4个：一是如何确定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人；二是钟小红、卓成洪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三是钟小红赠与卓成洪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为是否可以撤销；四是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此，一审法院评述如下：
第一，宅基地使用权属应以户为单位申请，而不是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据此，宅基地使用权只能以户为单位申请，申请的面积应符合当地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且宅基地使用权获得以后，原则上“增人不增面积、减人不减面积”。钟小红、卓成洪因房屋被拆迁后，根据当地政府与村民组长签订的《协议书》，钟小红、卓成洪可以按照20平方米/人的标准免费获得40平方米的宅基地使用权，但该宅基地使用权是属于被告卓成洪（户）的，并不属于钟小红或卓成洪个人。根据当时的政策，每户人口的人数对房屋拆迁时获得宅基地使用权的面积有影响，但在获得宅基使用权后，每户人口的增减对宅基地使用权的面积没有直接影响。钟小红、卓成洪原共有的房屋于2001年被拆迁，因钟小红与卓成洪系同一户，故卓成洪（户）可以多获得20平方米的宅基地使用权，但钟小红、卓成洪于2006年将户口分开后，钟小红成为单独的户主，该行为对卓成洪（户）已经获得的宅基地使用权面积没有影响。
第二，钟小红、卓成洪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钟小红、卓成洪签订的《协议书》，系钟小红离婚诉讼时的代理人代为草拟的，现钟小红主张签订前述协议时受到了胁迫、欺诈等、且对内容不知情等主张，因钟小红未能举示充分的相反证据，故对钟小红的前述主张，不予认可。钟小红、卓成洪签订前述协议书时，尚未解除婚姻关系，故夫妻之间约定将一方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无偿转让或赠与对方修房使用，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也不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更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钟小红、卓成洪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则上应认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此外，法律并未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单独转让或赠与。《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因为我国采取“房地一体”的立法模式，所以宅基地使用权肯定可以随着农房所有权的转让而转让。那么，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可以单独转让或赠与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已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者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据此，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的一种，其可以单独转让或赠与，仅仅是需要双方履行登记手续。据此，钟小红、卓成洪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
另外，钟小红、卓成洪明确约定拆迁自建房归卓成洪。钟小红、卓成洪双方在《协议书》中明确约定“除钟小红、卓成洪各自的安置费归各自领取外，其余房屋拆迁自建房、补助费等等全部归卓成洪所有”，而该约定并未与法院调解书的内容发生冲突，应认定该约定系双方对法院调解书内容的补充，加之，该协议书是钟小红离婚诉讼代理人代书的，故应认定该约定系钟小红真实意思表示，除非钟小红能举示充分证据推翻协议书的内容，否则应直接认定协议书的真实性。钟小红、卓成洪双方都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对根据诉争协议书内容建立的社会、经济秩序应予以维护，不得任意撤销、推翻。按照我国房地一体原则，拆迁自建房应归卓成洪所有，且涉案房屋系卓成洪出资修建的事实，故应认定钟小红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第三，钟小红无偿转让或赠与被告宅基地使用权的民事行为不可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即使钟小红享有20平方米的宅基使用权，因其与卓成洪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其有权将其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赠与对方。加之，双方签订协议书的背景是钟小红主动起诉离婚，且双方已经协商一致解除了婚姻关系，故钟小红赠与卓成洪宅基地使用权的民事行为就具有了道德义务性质，钟小红不得撤销赠与。
另外，钟小红、卓成洪双方未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变动登记原因系政策因素，与钟小红、卓成洪双方无关。因钟小红、卓成洪双方的房屋被拆迁，且双方选择自建房安置，故可以按照每人20平方米免费获得宅基地使用权，但该宅基地使用权的获得并不需要由钟小红、卓成洪双方办理申请、审批等手续，而是由当地政府统一安置，而且钟小红、卓成洪双方也一致认可涉案房屋的建房手续由X区X镇政府统一申请、审批，涉案房屋也未办理房屋权属证书，故钟小红、卓成洪双方未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原因系政策原因，不能归责于钟小红、卓成洪双方。
第四，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钟小红主张其系受欺诈、胁迫才于离婚时与卓成洪签订了诉争的《协议书》，故其应在权利受到侵害之后的两年内向法院起诉，而钟小红、卓成洪签订前述协议的时间为2002年8月30日，且双方已经于2006年将户口分开，加之，钟小红也未在举证期限内举示其他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钟小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认定本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钟小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收取250元，由原告钟小红负担”。
钟小红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钟小红、卓成洪于2002年8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主要事实和理由：《协议书》中约定的宅基地使用权是专属于钟小红个人的用益物权，不能通过赠予、协议等形式转让，该协议内容应认定为无效；钟小红系受卓成洪的欺诈、胁迫而签订的《协议书》，且处理的是宅基地20平方米的价钱，而不是处理的宅基地使用权；该《协议书》签订时间在前，法院的《民事调解书》作出在后，即钟小红在《民事调解书》中并未认可《协议书》的内容。因此，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改判。
卓成洪答辩称：钟小红、卓成洪于2002年8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对离婚的《民事调解书》的补充，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合法有效。钟小红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予以维持。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钟小红与被上诉人卓成洪于2002年8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因镇政府开发办占地后划给钟小红的20平方米宅基地，钟小红自愿让与卓成洪修房使用”，从上述约定可以认定双方约定的是宅基地使用权，而非钟小红所称的约定的是房屋的价钱。钟小红、卓成洪系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双方约定钟小红的宅基地使用权由卓成洪使用，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钟小红在本案中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协议书》时受到了欺诈、胁迫，故一审认定钟小红、卓成洪于2002年8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并无不当。因此，钟小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钟小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樊仕琼
代理审判员 夏兴芸
代理审判员 芦明玉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陈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