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江中法民再字第1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方惠民，男。
委托代理人：陈焕年、谭伟斌，均是广东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文辉。
委托代理人：向金波，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公司。
负责人：周文杰。
委托代理人：向金波，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门市金汇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永满，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袁双红、郝晨淇，均是北京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曹存荣，男。
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健生，男。
委托代理人：方惠民，男。
再审申请人方惠民与被申请人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邦公司）及其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公司（以下简称建邦江门公司）、江门市金汇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汇公司）、曹存荣、二审被上诉人李健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6月27日作出（2012）江中法民一终字第472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方惠民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该院于2014年5月12日以（2014）粤高法民申字第51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22日、2014年11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方惠民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焕年、被申请人建邦公司和建邦江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向金波、金汇公司委托代理人袁双红、曹存荣、二审被上诉人李健生的委托代理人方惠民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方惠民、李健生向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诉称：2008年9月26日，原告方惠民、李健生与建邦公司签订《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合同》，双方约定由原告承建江门市金汇城市广场二期工程（以下简称金汇二期工程）中K幢、L1幢、L2幢、M幢、J1幢、J2幢、J3幢、H1幢、H2幢扣件式钢管脚手架的搭设工程，承包方式为大包干形式，即由原告采取包工包料、包质量等形式承包工程，被告建邦公司只负责支付工程款，在分包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的货款和工人工资均由原告负责，工程总工期为300天，并就300天工期内的承包单价、超出300天工期的工程款计算及未按期支付工程款承担的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上述工程完工后，建邦公司只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尚欠9385570.21元未支付，其中300天以内工期的工程款为1061602元，300天以外工期的工程款为8323968.21元，由于原告请求的工程款包括在上述分包工程施工中支出的货款和工人工资，而工人工资通过其他案件已得以偿付462825元，扣减上述数额后拖欠原告的工程款为8922745.21元。原告承包上述分包工程及在施工中是与建邦公司委托的对金汇二期工程实际负责的第三人曹存荣进行联系，而曹存荣实际上是上述工程的施工人，其对拖欠原告的工程款及利息应承担直接的清偿责任。建邦公司作为金汇二期工程的承包人，又是曹存荣实际施工工程的被挂靠企业，应承担补充的清偿责任。建邦江门公司作为金汇二期工程的实际管理者，代表总公司建邦公司进行工地现场管理，其又属于建邦公司的分支机构，应就其财产与建邦公司承担连带补充清偿责任。被告金汇公司作为金汇二期工程的开发商，又是分包工程的直接受益者，其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已足额支付了工程对价，因而该公司应对拖欠原告的工程款承担直接的清偿责任。上述款项经原告多次催收，各被告及第三人均未履行清偿义务。为此，原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一、第三人曹存荣及被告金汇公司立即向原告清偿工程款共8922745.21元，并从起诉之日即2011年4月29日起（按合同约定违约金每日按拖欠总工程款的0.5%计算）支付利息至上述工程款执行完毕之日止；二、确认原告对金汇二期工程中原告施工工程所坐落的K幢、L1幢、L2幢、M幢、J1幢、J2幢、J3幢、H1幢、H2幢（此为施工时的临时编号）中未出售的房屋在上述工程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被告建邦公司对曹存荣及金汇公司应承担的上述款项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四、被告建邦江门公司以其财产与被告建邦公司对曹存荣及金汇公司应承担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补充清偿责任；五、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各被告和第三人负担。被告建邦公司、建邦江门公司辩称：一、建邦公司、建邦江门公司与本案原告之间不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原告与两公司没有签订过任何书面的合同，也不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二、本案的第三人曹存荣或在合同关系中出现的其他人员均不是建邦公司的员工，也没有获得本公司的授权，其与原告进行的民事行为对两公司均没有约束力。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显示，第三人曹存荣为金汇二期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因承建金汇二期工程而与原告发生分包工程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关系仅存在于第三人曹存荣与原告之间。三、本案第三人曹存荣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在原告与第三人形成合同关系时，原告与第三人早已认识，并明知第三人为金汇二期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及分包工程的发包人，明知曹礼南、曹存本等人是第三人聘请的人员，原告的真实意思是与第三人发生合同关系，且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关于合同的所有事项，原告都是与第三人进行联系，由此不存在原告误认为第三人代理建邦公司与其进行民事活动的事实，建邦公司、建邦江门公司对第三人与原告发生的合同行为依法不应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四、由于原告不具有建筑企业施工资质，本案原告所签订的《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合同》在法律上属无效合同，不存在违约责任的问题。按法律规定，原告所施工的工程需经过验收，但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分包工程已经过验收以及验收合格，因而目前对工程款的结算还没有成就条件，未能进行工程款的结算。由于第三人也没有认可原告提出的结算金额，而且原告对有关工程量的核算，大部分只是打印件，没有经有关当事人进行签字确认，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施工的工程量，对工程款也没有进行有效的结算，因而，原告请求的工程款和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五、对被告金汇公司所提供的证据，该公司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系他人假冒建邦公司的名义，提供虚假材料取得，该证中记载的内容已被有关证据予以推翻，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建邦公司及建邦江门公司与该公司从未签订过金汇二期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中有关建邦公司的公章系他人伪造形成，不是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在金汇二期工程承建过程中，建邦公司及建邦江门公司从未委派梁文杰及第三人曹存荣与金汇公司进行洽商，经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签订合同的过程是第三人与金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景耀洽谈好后，由梁文杰在合同上加盖伪造的建邦公司的公章，梁文杰实际上没有参与承建工程的洽谈工作。对金汇公司所陈述的报建材料，建邦公司从未向其提供过，其中有关安全员、质安员的人员绝大部分不是建邦公司的员工。对于金汇公司所陈述的工程款结算，建邦公司从未与金汇公司就金汇二期工程进行过结算，也从未委托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向该公司收取金汇二期工程的工程款，委托书中的印章和私章均系他人伪造，不是建邦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劳锦汉的真实印章和私章。委托书中出现的印章和私章于2011年1月已被蓬江分局扣押，之后也一直处于该分局的控制之下，建邦公司不可能使用该印章出具委托书。建邦公司就上述问题已和公安机关在交涉中，实际上在江门市信访部门进行信访答复时，蓬江分局当时也派人到场，并就结算的文件进行过解释，该分局明确确认金汇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上面的公章是蓬江分局用查扣的公章加盖上去，结算也仅是蓬江分局与金汇公司两者之间进行，建邦公司并未参与其中。对于验收报告，其中施工单位所加盖被告建邦公司的印章是伪造的，建邦公司从未承建金汇二期工程，也从未委托指派梁文杰作为该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根据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的侦查结果显示，以上这些行为均是梁文杰的个人行为。不能视为建邦公司的行为，对建邦公司不具有约束力。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两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金汇公司辩称：一、金汇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金汇公司没有委托本案原告搭设扣件式钢管脚手架，该公司与原告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而不应作为本案被告。二、金汇公司对原告所主张的工程款不应承担任何清偿责任。该公司开发的金汇二期工程是以包工包料的方式，由承包人承建。原告所主张的分包工程及工程款应由施工单位负责，作为开发商的金汇公司不清楚，也与该公司无关，即使原告搭设的扣件式钢管脚手架是用于金汇二期工程，但金汇公司并不是无偿接收承包人承建的该工程，该公司已向承包人支付了相应的合同对价，该公司并不是原告所主张工程的直接受益人，而且金汇公司与承包人建邦公司对金汇二期工程进行了结算，并已支付了全部工程款，即使上述结算未经建邦公司或第三人曹存荣确认，金汇公司没有全部支付工程款，亦与原告无关，由此，该公司对承包人拖欠原告的工程款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的该主张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三、原告主张优先受偿权缺乏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2条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工作中如何适用〈合同法〉第286条的指导意见》第2条的规定，本案中，金汇二期工程建设的商品房已大部分出售并已全部收取了购房款，因此，本案若支持原告的优先受偿权请求，该优先受偿权的范围不应包括上述已出售的房屋。另外，在总承包合同与分包工程合同均有效的情形下，若金汇公司拖欠了工程款，总承包方才有权提出该项权利，分包工程的承包人对分包工程主张优先受偿权不应得到支持。而目前金汇公司已向施工单位支付了全部工程款，因此，无论是总承包方还是本案原告在本案均无权主张优先受偿权。四、对于建邦公司、建邦江门公司提交证据所证明的内容，因该证据仍属于公诉的材料，未经法院最后审判认定，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建邦公司虽在2007年9月29日不清楚曹存荣通过梁文杰以其名义与金汇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事后该公司已获悉了该情况，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方式加以制止，而且其工作人员也参与了上述工程的施工管理，则该公司以其行为对曹存荣、梁文杰使用伪造公章承建工程的事实进行了默认和追认。建邦公司的举证未能证实其不是金汇二期工程的承包人，其提供的公安机关对原告的询问笔录，仅能证明原告是通过第三人曹存荣承建了分包工程，并未能证明曹存荣就是金汇二期工程的实际承包人。综上，原告请求被告金汇公司清偿工程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曹存荣辩称：金汇二期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由曹存荣先洽谈，待合同基本谈妥后，曹存荣将合同草本交由梁文杰核对，梁文杰认为没有问题，再由梁文杰将合同提交建邦公司进行审批盖章。之后曹存荣从梁文杰处收回合同时，该合同已加盖了建邦公司的印章和法定代表人劳锦汉的私章，当时曹存荣并不清楚该印章和私章是伪造的。曹存荣签订合同时是挂靠建邦公司以该公司的名义与金汇公司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上述工程实际是由曹存荣负责施工，梁文杰则按两人的内部合同约定完成财务以及有关文件的审批盖章手续。对于工程款的支付，先由梁文杰提供账号为68589001016000019722，户名为建邦公司，开户行为江门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账户，再由曹存荣报给金汇公司进行支付。每一次工程款到账后，按曹存荣与梁文杰签订的《企业内部单项承包合同》约定，梁文杰在办好审批手续后从工程款中按0.76%的比例扣减管理费，余下的款项交由曹存荣支配工程支出的其他费用。曹存荣对于金汇公司所陈述的结算不清楚，没有参与过，不予确认。对原告陈述的合同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原告陈述的300天工期内的工程款4824427元，曹礼南、曹存本虽有权进行初步核算确认，但未经曹存荣对该工程量和工程款计算的面积以及将施工结果和施工图纸进行最后核对确认，无法确认300天工期内最终拖欠的工程款。对于原告陈述的300天工期以外的工程款，曹存荣不予确认，由于工程延期的原因，原告及曹存荣均有责任，原告开工的人数、时间有时未能按照施工的要求进行配套，还有其他一些客观原因也导致延期，由此，原告请求违约利息不合理，没有依据。
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判决一审认定，金汇公司在开发金汇二期工程中，于2007年9月30日，经与曹存荣洽谈，并经建邦江门公司的负责人梁文杰核定，由曹存荣与金汇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施工工程为金汇二期工程，发包人为金汇公司，承包人为建邦公司，承包范围为“金汇二期工程”的包工包料等总承包，双方并就开工日期、竣工日期、合同价款、总工程合同价款及权利义务等进行了约定。曹存荣签订上述合同后，将合同等有关资料交由梁文杰负责审批盖章手续，梁文杰办理手续后，将合同交回曹存荣，曹存荣收到合同时该合同已加盖了建邦公司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劳锦汉的私章。之后金汇公司办理上述工程的报建审批手续，在报建审批中，金汇公司向审批机关提交的材料有：建邦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均为复印件，加盖了建邦公司的公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检查员、安全员个人资质证书等。2007年11月27日，江门市建设局（名称现更改为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金汇公司的申请发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在上述工程施工中，曹存荣与梁文杰于2007年11月26日签订了《企业内部单项承包合同》，该合同加盖了建邦公司的公章，双方约定“由曹存荣以包工包料、包机械包工期等承建上述工程，建邦公司按本建设项目实际总造价的0.76%向曹存荣收取承包费，每次从支付的工程进度款中预扣，工程完工后先按合同总造价一次性预扣等。”之后曹存荣开展金汇二期工程的施工，并于2008年9月26日与方惠民、李健生签订了《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合同书》，合同中载明发包方是建邦公司，但该公司在合同中没有盖章，曹存荣在合同中甲方处签名，方惠民、李健生在乙方处签名。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由方惠民搭设金汇二期工程中K幢、L1幢、L2幢、M幢、J1幢、J2幢、J3幢、H1幢、H2幢（此为施工时的临时编号）的所有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工程；承包方式为大包干形式；承包单价（不含税）为31元／㎡，公司发生时工单价（不含税）为100元／工日，悬挑式卸料平台（不含税）为500元／个，如有外悬挑架，则按每米150元补挑架座费，不扣除悬挑架面积，扣件式外钢管脚手架工程量计算方法按实际搭设面积以平方米计算；使用期限为300天（拾个月），若超过使用期限，每超一天按0.2元／㎡计算使用费用（宽限期为15天，宽限期内不计算使用费，超过宽限期则从超期第一天开始计算使用费用），并就双方权利义务以及不按合同要求及时支付工程款，则每天应按工程款总价的5%支付违约金等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在方惠民施工上述分包工程期间，曹存荣通过梁文杰提供的账号为68589001016000019722，户名为建邦公司的账户转账或支票向方惠民支付了部分工程款。2009年4月，曹存荣因未获得金汇公司的明确同意，售卖金汇二期工程的楼房，涉嫌合同诈骗，梁文杰涉嫌伪造印章，于2011年1月21日被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采取强制措施，并被江门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本院提起公诉，该案现仍在审理中。在庭审中，方惠民陈述知道曹存荣、梁文杰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而以手中的施工单据与曹存荣聘请的曹存本（品）、曹礼南等工地管理人员进行工程款的核算和结算，以确定拖欠的工程款数额，以致在本案起诉时仅能提供经上述人员核算过的单据而未能提供具体发生过的施工单据，上述施工单据原件已由核算人员收取。根据方惠民提供的经曹存本（品）、曹礼南核算过的工程结算单，所欠的工程款为地下室排栅工程款88654元、其它杂项工程款188828.37元、外排拆改重搭工程款159830.4元、施工九栋（K幢、L1幢、L2幢、M幢、J1幢、J2幢、J3幢、H1幢、H2幢）外排栅、工作梯、吊料、平台工程款4387114.7元（141519.83㎡×31元／㎡），以上合计为4824427.5元。根据方惠民提供的工人工资表，其在分包工程施工中通过其它案件已得以偿付的工人工资为462825元。扣减方惠民预借的工程款及已获得赔偿的工人工资，实际拖欠方惠民的工程款为1061602元。在上述结算单中，载明曹礼南为计算人，曹存本为复核，梁锦辉已收原件。根据曹礼南签名核算的方惠民施工搭设和拆除工程日期记录，J1幢的搭设日期为2008年12月16日，拆棚日期为2010年7月22日；K幢为2008年12月22日和2010年10月20日；J2幢为2008年12月27日和2010年8月12日；M1幢为2009年1月9日和2010年11月26日；L2幢为2009年1月11日和2010年11月2日；J3幢为2009年1月18日和2010年10月20日；H1幢为2009年4月9日和2010年10月29日；H2幢为2009年4月9日和2010年10月29日；L1幢为2009年2月28日至2010年10月15日。方惠民认为上述分包工程已全部完工，但建邦公司、金汇公司及曹存荣至今仍拖欠其工程款未偿还，为此，方惠民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经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进行鉴定及梁文杰确认，梁文杰在本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企业内部单项承包合同书》和在金汇二期工程报建中提交的建邦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以及用于收取工程款的账号为68589001016000019722，户名为建邦公司的账户开户申请等与该工程有关而产生的文件中出现的建邦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劳锦汉私章与建邦公司提供的印章样本不是由同一印章所形成。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分别于2011年7月26日、28日作出《情况说明》、《确认书》，确认在该分局的协调下，金汇公司与建邦公司对金汇二期工程进行了工程结算，金汇公司于2011年7月26日通过该分局向建邦公司支付了合同工程余款1600万元（含工程保证金300万元），工程余款支付的当日起金汇公司的工程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根据金汇公司出具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金汇二期工程于2011年1月26日经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共同验收合格，并于次日向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了验收备案。建邦公司具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法人资格，建邦江门公司是建邦公司在江门市设立的分公司，该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不具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及法人资格。方惠民、李健生及曹存荣均不具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梁文杰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前为建邦江门公司的负责人，梁文杰为劳锦汉的妹夫。方超文、梁晓初为建邦公司的员工，张伟贤为退休员工，退休后担任建邦公司的技术顾问。根据曹存荣、梁文杰、劳锦汉、方超文、张伟贤、梁晓初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建邦公司或法定代表人劳锦汉至少在金汇二期工程施工两个月后或半年左右的时间已明确知道曹存荣通过联系梁文杰以该公司的名义与金汇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在曹存荣施工中，其虽口头上不同意曹存荣继续施工该工程，但并未采取具体的措施予以制止。方超文与张伟贤均确认其两人在金汇二期工程施工期间因出现安全隐患后曾以建邦公司的名义去过上述工程约十次左右，对该工程的质量安全问题进行检查。曹存荣确认其是挂靠建邦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与金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金汇二期工程实际是由其负责施工，工程的全部施工事项均由其负责，梁文杰则按其与曹存荣的内部承包合同约定，负责财务支出手续及有关文件的审批盖章工作。曹存荣确认曹存本（品）、曹存浣、曹礼南、麦焕浓、黄灿俊、梁铨泽、吴平楚、梁佩华等人是其聘请的在金汇二期工程施工中的管理人员，本案中出现的梁锦辉是建邦江门公司的员工，由于曹存荣涉嫌合同诈骗事发后，施工管理人员走了大部分，曹存荣此时叫梁锦辉过来帮忙处理事情。曹存荣确认方惠民主张的合同事实，确认其是以其个人名义其与方惠民发生了分包工程合同关系。曹存荣及梁文杰均确认金汇公司按梁文杰提供的上述农信社账户支付工程款，梁文杰每一次收取后按其与曹存荣的约定，扣除0.76%的管理费，余下的款项由曹存荣根据工程施工需要自行支配。金汇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对其提交的由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确认书》、《授权委托书》所进行的结算不是由其与承包人建邦公司面对面进行的结算，而是由该分局作为中间人联系双方所进行的结算，该公司无法确认曹存荣或梁文杰有无参与过结算。曹存荣及建邦公司在庭审中均否认其有参与过金汇二期工程的结算，对金汇公司提交的有关结算的上述文件均不予确认。经法庭责令金汇公司提供金汇二期工程中K幢、L1幢、L2幢、M幢、J1幢、J2幢、J3幢、H1幢、H2幢已出售房屋及收取房款的证据材料，但该公司至今仍未向法庭提供以上情况的证据。
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一）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本案的《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综合分析本案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曹存荣在承包金汇二期工程时由于自身没有建筑企业资质，而与梁文杰联系工程挂靠事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曹存荣先洽谈，经梁文杰核定后，由曹存荣与金汇公司进行签订，合同签订后由梁文杰负责报批盖章手续，合同完备盖章后，曹存荣遂开展金汇二期工程的施工。上述由合同签订至施工的全过程均是曹存荣与开发商金汇公司直接联系进行。之后曹存荣与梁文杰签订《企业内部单项承包合同》，双方约定由曹存荣按收取工程款的0.76%向梁文杰缴纳承包费。由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曹存荣与金汇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但由于曹存荣不具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其借用建邦公司的名义与金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曹存荣实际是金汇二期工程的施工人，故上述《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对于曹存荣通过梁文杰借用建邦公司的名义承包工程，其与建邦公司是否成立挂靠关系的问题。根据以上事实，虽然曹存荣在承包金汇二期工程过程中出现的合同、报建材料等中加盖的建邦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劳锦汉私章，经鉴定系伪造的印章，建邦公司没有参与上述犯罪行为，但对曹存荣借用该公司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对工程实际施工等而产生的民事行为，建邦公司至少自施工起两个月或半年左右的时间，已明确知道曹存荣通过梁文杰借用该公司名义承包了金汇二期工程，虽口头上不同意，但一直未采取任何的措施加以制止。在工程施工期间，该公司员工方超文、聘请的技术顾问张伟贤曾以该公司名义多次去工程现场检查安全隐患问题，而梁文杰作为该公司在江门设立分公司的负责人，其又是建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劳锦汉的妹夫，其在金汇二期工程中收取承包费实际是该公司获取利润的一种经营模式，该工程从2007年开始施工至2011年曹存荣、梁文杰涉嫌犯罪已长达四年时间，作为总公司建邦公司却对曹存荣以该公司名义承包工程并进行施工，对江门公司收取承包费进行公司经营未提出过任何书面或其他具体的异议，而且金汇公司、施工人曹存荣及本案方惠民、李健生均认为曹存荣是以建邦公司名义进行施工。由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综合以上种种，可以认定建邦公司对曹存荣通过梁文杰而挂靠该公司以该公司名义承包金汇二期工程并进行实际施工的民事行为进行了同意和追认，曹存荣与建邦公司之间成立挂靠经营关系，在上述挂靠关系中，挂靠一方为曹存荣，被挂靠一方为建邦公司，该挂靠关系体现的利益为由梁文杰作为建邦江门公司的负责人向曹存荣收取了承包费用，该收取承包费的行为属于建邦公司许可建邦江门公司进行经营的一种模式，该公司通过许可建邦江门公司收取承包费的方式体现其作为被挂靠一方的法律地位。据此，对建邦公司提出该公司对曹存荣借用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并进行施工不知情，由此抗辩认为本案的工程施工引发的民事行为均与该公司无关等的意见，因未能充分举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方惠民、李健生与曹存荣签订的《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合同》，该合同虽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但由于方惠民、李健生与曹存荣均不具有建筑企业施工资质，根据以上规定，上述《合同》同样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二）对方惠民、李健生请求的工程款金额及利息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方惠民、李健生提供的经曹存本（品）、曹礼南核算过的工程结算单等证据，扣减方惠民、李健生预借的工程款3300000元及已获得赔偿的工人工资462825元，尚欠方惠民、李健生的工程款为1061602元。曹存荣抗辩方惠民、李健生主张的上述300天以内工期的工程款虽经曹存本（品）、曹礼南有权进行了初步核算，但该工程款据以计算的面积及未将施工结果与施工图纸进行最后核算，未能确认最终欠付工程款的意见，经法庭充分给予举证时间，曹存荣仍未能举证予以反驳，故对上述意见，不予采纳。对方惠民、李健生主张的上述工程款数额，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方惠民、李健生主张的300天以外工期工程款8323968.21元的请求，因每一幢工程的面积及搭设、拆除的日期并不相同，方惠民、李健生虽提供了经曹礼南核算过的工程搭设和拆除日期记录，但该记录未显示每一幢工程施工的面积数额，而从方惠民、李健生提供的其他证据显示，经曹存本、曹礼南核算过的工程结算单也未能显示每一幢工程的面积数以及核算好的工程款是否已包括300天以外工期的工程款或不包括的情况下该工期的工程款计算方法和数额，其提供的工程量及工程款计算清单中又没有任何合同双方或员工的签名确认，曹存荣又不确认方惠民、李健生请求的该数额，并认为超期的原因方惠民、李健生也有责任，方惠民、李健生也未能举证证明导致工期延期的全部原因在于分包方，据此，对方惠民、李健生主张的300天以外工期工程款的请求，因未能举证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以及该请求的款项已经过核算、计算该款项的方法、依据等，该请求证据不足，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曹存荣、建邦公司对方惠民、李健生300天以外工期工程款请求提出的抗辩意见有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于利息的计算问题。由于曹存荣与方惠民、李健生签订的本案合同为无效合同，金汇二期工程已于2011年1月26日经验收合格，而本案分包工程作为总工程建设的一部分，至少应于上述时间或之前被验收合格。而方惠民、李健生承建的分包工程的工程款亦于2011年1月23日进行了核算，但至今仍未向方惠民、李健生清偿工程款，故方惠民、李健生要求从起诉之日即从2011年4月29日起计付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方惠民、李健生要求按合同约定（违约金按每日拖欠总工程款的5%支付）的计算方法支付利息的请求，因依该约定计算的利息额远远超出中国人民银行计付利息的标准及数额，且方惠民、李健生未能举证证明其已造成的实际损失，故对该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此，方惠民、李健生请求的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货款利率计算。对曹存荣、建邦公司提出方惠民、李健生请求利息没有依据的抗辩意见，因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三）建邦公司、建邦江门公司、金汇公司及曹存荣对方惠民、李健生请求清偿的工程款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根据以上事实，本案的分包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曹存荣作为金汇二期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在工程施工中向方惠民、李健生分包工程而拖欠方惠民、李健生的工程款未清偿，由此，方惠民、李健生要求曹存荣应对拖欠的工程款及利息承担直接清偿责任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建邦公司的责任承担。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经济审判适用法律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中“四、关于挂靠经营纠纷案件的处理问题”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被挂靠企业具有法人资格，挂靠者以被挂靠企业的名义对外进行民事活动，产生债务被起诉时，应列挂靠者为第一被告，被挂靠企业为共同被告，债务先以挂靠者所有的资产清偿，不足清偿的，以被挂靠企业的资产补充清偿。”尽管曹存荣主张本案的分包合同关系是其以其个人名义与方惠民、李健生之间进行，但由于方惠民、李健生坚称其是与建邦公司发生合同关系，曹存荣只是作为工程的负责人与其进行联系，而建邦公司在知道曹存荣以该公司名义进行工程施工时却未提出任何具体的异议，也未能举证证明在发生分包工程合同时方惠民、李健生明知曹存荣是实际施工人，明知是曹存荣与其发生合同关系，而本案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该合同要求施工者具备相应的建筑资质，而曹存荣正是借用了建邦公司的资质，并向其分公司缴纳了承包费，由此，建邦公司作为曹存荣承包金汇二期工程的挂靠企业，依法应对挂靠一方曹存荣在施工中产生的债务承担补充的清偿责任。据此，方惠民、李健生要求建邦公司对拖欠的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补充的清偿责任的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建邦公司提出该公司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等的抗辩意见，因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该公司提出总工程经验收合格不能视为分包工程也验收合格以及本案的工程款未成就结算条件等的意见，因未能举证予以反驳，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对建邦江门公司的责任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在金汇二期工程施工中，包括工程合同盖章以及有关文件的盖章审批等虽由梁文杰完成，但该行为只是梁文杰在曹存荣借用建邦公司资质承接工程后为按约定收取承包费而配合曹存荣从事的一些工作，梁文杰所在的建邦江门公司不是曹存荣挂靠的企业，而且梁文杰作为江门分公司的负责人实际上并未参与工程的实际施工，曹存荣也确认金汇二期工程的全部施工事项均由其负责。在本案中，方惠民、李健生也未能举证证明梁文杰与其发生了合同关系。而且建邦江门公司是建邦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没有法人资格，本案的证据亦未能显示该公司的财产情况。据此，对方惠民、李健生要求该公司承担补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因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金汇公司的责任承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对金汇公司主张由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主持结算而确定的工程余款及支付的问题。由于金汇公司陈述不是其与建邦公司面对面直接进行结算，也无法确认梁文杰或实际施工人曹存荣有无参与过结算，而建邦公司与曹存荣均明确表示没有参与过蓬江分局主持的结算，也没有授权进行结算，本案也未有证据显示金汇公司主张的结算是在合同双方或与实际施工人之间所进行的结算，因此，金汇公司在本案主张的结算因不符合法定的条件，不构成有效的结算，故对金汇公司提出其与承包人已进行结算并向承包人支付了全部工程款的意见，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对方惠民、李健生要求金汇公司在该公司未支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的请求，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金汇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范围及数额，因金汇公司与实际施工人曹存荣或被挂靠企业建邦公司对金汇二期工程的工程款未进行结算，故待双方结算后，金汇公司应在未支付的工程款范围内对欠付方惠民、李健生的工程款承担清偿责任。（四）对优先受偿权如何确定的问题。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工作中如何适用〈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指导意见》第七条的规定“在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情形下，承包人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于曹存荣与金汇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与本案方惠民、李健生签订的分包工程合同均为无效合同，故方惠民、李健生要求在应支付工程款范围内确认其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请求，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金汇公司就此提出的抗辩意见有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12年4月11日作出（2011）江蓬法民一初字第599号民事判决：一、确认方惠民、李健生与曹存荣于2008年9月26日签订的《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合同》无效；二、曹存荣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方惠民、李健生清偿工程款1061602元，并从2011年4月29日起至上述工程款执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货款利率支付利息给方惠民、李健生；三、如曹存荣的财产不足清偿上述第二项判决确定的债务，建邦公司应对方惠民、李健生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四、金汇公司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曹存荣负担的上述款项承担清偿责任；五、驳回方惠民、李健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曹存荣、建邦公司、金汇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7459元，由方惠民、李健生负担68938.5元，曹存荣、建邦公司、金汇公司负担8520.5元。
方惠民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建邦公司和曹存荣应直接向方惠民支付工程款10298348元（300天以内的工程款为1061602元、300天以外的工程款为9236746元），并从2011年4月29日起按每日0.5%支付利息，建邦江门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补充清偿责任；2、方惠民对涉案工程未出售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3、金汇公司在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4、一、二审诉讼费由建邦公司、建邦江门公司和曹存荣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判决遗漏方惠民300天以外工期工程款。2011年1月23日，方惠民与曹礼南对数确认的工程款仅是300天工期内的工程款，300天以外的工程款不包括在内。（二）300天以外工期的工程款为8323968.21元。2008年9月26日，方惠民与建邦公司、曹存荣签订《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合同书》，明确约定使用期限为300天，单价为31元／平方米，如超出300天，则每超出一天按0.2元／平方米计算。经核算，300天以外工期的工程款为8323968.21元。（三）方惠民的工程款依法具优先受偿权。另外，2011年10月12日方惠民与李健生签订《债权转让书》，李健生将上述债权全部份额转让给方惠民。同年10月18日，李健生向建邦公司、建邦江门公司、金汇公司、曹存荣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告知建邦公司、建邦江门公司、金汇公司、曹存荣向方惠民履行债务。为应付本案的诉讼，方惠民与李健生于2011年10月19日在江门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委托”，方惠民有权代表李健生参与本案诉讼，并可行使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等诉讼权限。（四）一审判决后，方惠民与曹存荣的管理人员再次对数，并确认如下：1、2011年1月23日《对账单》仅为300天以内的工程款，没有计算300天以外的工程款；2、由曹礼南签名确认了J1、J2、J3、K、M、L1、L2、H1、H2共九幢楼外排栅工程量；3、由曹礼南签名确认300天以外工程量、工程款计算表。计算表直接反映出每幢楼的工程量、超期天数，按合同可计算出300天外工程款为9236746元。建邦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方惠民对建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费用均由方惠民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建邦公司与曹存荣之间不存在挂靠经营关系。（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所涉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仅存在于合同当事人即方惠民与曹存荣之间，与建邦公司无关。（二）一审判决认定存在挂靠经营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梁文杰以建邦公司名义与曹存荣签订的《企业内部单项承包合同书》中建邦公司的公章是伪造的，该《企业内部单项承包合同书》不是建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首先，建邦公司对梁文杰的无权代理行为明确否认。梁文杰在未经建邦公司书面同意及授权情况下，擅自同意曹存荣以建邦公司的名义承接工程属于无权代理，而建邦公司事后知道，立即告知梁文杰，建邦公司不同意曹存荣挂靠建邦公司承接工程的意见。对此事实，梁文杰和建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劳锦汉的询问笔录均予以证实。其次，建邦公司没有指派公司员工方超文、张伟贤去工程现场检查安全隐患。方超文、张伟贤在公安机关询问中陈述，方超文是应梁文杰的要求，带上张伟贤去金汇二期工程工地的，并非受建邦公司的指派，也未告知建邦公司。方超文、张伟贤去工程现场检查安全隐患是个人行为，建邦公司不知情。再次，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曹存荣通过梁文杰挂靠建邦公司承接工程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而民法中有关代理制度的规定仅适用于民事法律行为及民事合法行为，违法行为不适用民事代理制度。故对建邦公司与曹存荣之间是否存在挂靠关系不应适用民法通则中的有关代理制度的规定。3、建邦公司从未收取曹存荣的任何费用，梁文杰也确认其从未将挂靠费支付给建邦公司。故向曹存荣收取挂靠费仅是梁文杰的个人行为，与建邦公司无关。（三）一审判决建邦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经济审判适用法律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内部通知，不属于法律，不得作为民事审判的依据。2、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经济审判适用法律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的发布时间为1995年4月8日，而《合同法》的颁布时间为1999年3月15日。本案所涉纠纷为合同纠纷，理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而一审法院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于不顾，径行参照法院的内部通知审判本案，涉嫌枉法裁判，应依法予以纠正。（四）一审认定建邦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在发生交易时方惠民明知曹存荣是实际施工人，明知曹存荣与其发生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金汇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2、驳回方惠民对金汇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确认涉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4、本案一审、二审上述费用全部由方惠民、建邦公司和建邦江门公司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错误。1、本案证据显示，梁文杰是建邦江门公司的负责人，建邦公司授权建邦江门公司以建邦公司的名义承接工程；而曹存荣则获得梁文杰的同意，且事后取得建邦公司授权；合同签订过程中，曹存荣与梁文杰共同商议合同条款及提出修改意见。因此，涉案合同自始由曹存荣与梁文杰共同代表建邦公司签订。2、涉案合同印章由梁文杰加盖，对该印章的真伪，金汇公司已尽合理的注意义务。而该印章是由建邦江门公司的负责人所提供，该公司以建邦公司的名义承接多项工程，而金汇公司有理由相信建邦江门公司是得到建邦公司授权承接工程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曹存荣、梁文杰代表建邦公司与金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3、即使建邦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的时候并不知情，但知悉后，建邦公司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制止，并委派了公司的相关工程人员参与了涉案工程施工管理，建邦公司是以其实际行为对合同效力进行追认，因此，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曹存荣与梁文杰代表建邦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为有效合同。4、涉案工程的主体应当为建邦公司而非曹存荣。涉案合同从签订、报建到履行，均是以建邦公司名义完成。金汇公司的工程款也是全部汇入建邦公司账户，再由建邦公司账户支出并基本用于涉案工程，即涉案工程是由建邦公司账户内资金完成且由建邦公司人员管理，故建邦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施工主体。曹存荣只是涉案工程的管理人员，与梁文杰共同参与管理涉案工程。原审认定曹存荣为实际施工人缺乏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金汇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错误。1、金汇公司没有拖欠施工单位工程款，金汇公司所提交的《情况说明》及《确认书》是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该证据可以充分证明金汇公司已经就涉案工程进行了结算，并且已经支付了全部工程款。因此，金汇公司已经履行了相应的举证义务，而建邦公司及曹存荣虽然对该证据持有异议，但没有提出相应的反驳证据，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方惠民质疑上述结算结果损害自身利益，但不能提出反驳证据，同样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金汇公司已经将应付工程款汇至公安机关提供的账户，应视为工程款提存，即金汇公司已经完成支付工程款义务，不存在施欠工程款的情况，依法不应承担清偿责任。
方惠民针对建邦公司、金汇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曹存荣是建邦公司委派的员工，梁文杰是分公司的负责人，应由建邦公司承担民事责任。（二）建邦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总承包方。（三）方惠民签订分包脚手架工程合同时，建邦公司系唯一合同相对人，是双方真实意思。（四）方惠民与建邦公司的分包“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合同”已成立。（五）事实上，曹存荣不可能是总承包方，也不可能是《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合同》的分包方。（六）建邦公司与曹存荣的“内部挂靠”“内部承包”均为内部协议，“曹存荣独自经营”的讲法没有向外告知，不能对抗曹存荣。（七）建邦公司承担责任是一系法律的强制要求。（八）建邦公司利用与曹存荣是自己员工的特殊关系，推卸责任。（九）金汇公司应在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建邦江门公司针对方惠民的上诉答辩称：同意建邦公司的上诉意见。（一）本工程中，建邦江门公司从未参与本案所涉台山工程的施工与方惠民、李健生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方惠民要求建邦江门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在本案所涉金汇二期工程，建邦江门公司也从未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参与该项目的施工以及相应的民事活动，建邦江门公司与该金汇二期工程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联系，鉴于此，建邦江门公司对基于金汇二期工程施工所产生的纠纷不负有任何法律责任。李健生没有答辩意见。金汇公司针对方惠民、建邦公司的上诉答辩，坚持一审的答辩意见及上诉意见。曹存荣坚持一审的答辩意见。
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曹礼南于2012年5月21日确认其于2011年1月23日与方惠民就脚手架工程进行的结算仅包括300天工期内的工程款，超期部分工程款不包含在内。同日，曹礼南对金汇二期工程中方惠民承包的J1、J2、J3、K、M、L1、L2、H1和H2的脚手架工程超期天数进行确认，确认工程量为141519.83平方米，工程款共为9236745.578元。2011年10月12日，方惠民与李健生签订《债权转让书》，约定李健生将其涉案脚手架工程的债权份额转让给方惠民。2011年10月18日，李健生签署《债权转让通知书》，内容为告知建邦公司、建邦江门公司、金汇公司、曹存荣关于其转让上述债权的事实。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问题。（二）曹存荣、建邦公司及金汇公司应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一）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问题。由于曹存荣不具有建筑工程施工企业资质而借用有资质的建邦公司名义与金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的规定，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无效合同，一审判决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认定正确，二审予以维持。涉案《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合同书》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方惠民、李健生不具有建设工程施工企业资质而与曹存荣订立该合同亦属无效。一审判决对上述合同效力认定正确，二审予以维持。（二）关于曹存荣、建邦公司以及金汇公司是否应就方惠民、李健生请求的工程款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首先，关于曹存荣的责任问题。方惠民、李健生承建的分包工程属金汇二期工程建设的一部分，金汇二期工程已于2011年1月26日通过竣工验收，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方惠民、李健生已完成相应的脚手架分包工程并拆除退场，方惠民、李健生为此投入的劳动和材料应由曹存荣通过折价的方式予以返还，并根据其过错赔偿相应的损失。方惠民、李健生主张的工程价款包括300天内工程价款和300天外超期部分工程价款两部分。关于300天内脚手架工程价款的问题。方惠民与曹存荣约定工期为300天，方惠民通过大包干形式（包钢管、扣件、包安全网、钢板底座、踢脚板、脚手板）包质量、包进度、包安全的方式进行承包，按每平方米31元结算。曹存荣雇佣的工程人员曹礼南、曹存本与方惠民就300天内工程价款进行了结算，确认300天内工程款数额为4824427元，曹存荣已付工程款3300000元，尚应支付1524427元，扣除方惠民、李健生通过其它案件已得以支付的工人工资462825元，曹存荣尚应支付1061602元（1061602元＝1524427元－462825元）。关于超期部分工程价款问题。该部分工程超出了原合同约定的工程施工期限，属方惠民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损失，对该部分损失应当根据曹存荣的过错程度予以赔偿。虽然方惠民在一审作出判决后与曹礼南就超期部分工程量及工程价款进行结算，但经本院询问，曹礼南认为其仅确认超期天数、面积，并非经曹存荣授权对超期部分应付价款的确认。方惠民未能进一步对曹存荣应就超期部分损失承担的责任问题进行举证，而曹存荣虽对方惠民主张的每幢工程脚手架的面积、超期使用时间予以确认，但其认为因方惠民存在人力配备不足、施工延误等情形其应当对脚手架工程超期承担主要责任，相关情况在施工日志中有相应记载。但曹存荣、金汇公司、方惠民均明确表示不持有施工日志及反映涉案脚手架施工情况的其他资料，建邦公司认为涉案工程与其无关，方惠民主张的涉案工程超期部分损失的责任问题无法通过鉴定或其他方式予以确定。由于本案工程超期的事实客观存在，但因证据的缺失无法准确认定造成工程超期的具体原因，也无法准确厘清当事人的责任，鉴于曹存荣在诉讼中虽抗辩工程超期的主要责任在方惠民，但也没有否认自己存在一定的责任，因此，本院酌定曹存荣应承担的损失为300天内工程款的30%，即1447328.1元（1447328.1元＝4824427元×30%）。上述款项共计2508930.1元（2508930.1元＝1061602元＋1447328.1元）应由曹存荣予以赔偿，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从2011年4月29日起至上述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因李健生已确认将涉案债权转让给方惠民，上述款项应由曹存荣向方惠民予以支付。其次，关于建邦公司的责任问题。建邦公司主张其对曹存荣以其名义签订合同并进行施工不知情，无须承担清偿责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出发，尽管未有证据反映梁文杰以建邦公司名义与曹存荣签订具有挂靠性质的《企业内部单项承包合同》，同意曹存荣以建邦公司名义与金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协助办理工程报建等一系列手续是得到建邦公司的授权，且梁文杰在从事上述行为的过程中私刻公司印章涉嫌伪造印章犯罪，但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梁文杰作为建邦江门公司的负责人，在未有证据反映曹存荣知道或应当知道梁文杰实施上述行为是超越权限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梁文杰的行为具有代表建邦公司意思表示的效力。且根据本案证据反映，在曹存荣开展涉案工程建设不久，建邦公司就已知道曹存荣以其名义开展金汇二期工程建设的事实，其虽在本案中表示不同意曹存荣以其名义承建工程，但建邦公司在得知上述情况下未予以制止并通过合理的方式作出其不同意的','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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