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18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毛业庭，男，1982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石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全锦，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府佑路230号101房、232号101房、234号101房、236号101房。
负责人：刘华雨。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娟，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毛业庭因与被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3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毛业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向毛业庭赔偿总损失67606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综合毛业庭起诉状、庭审陈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询问笔录以及黄埔交警大队复函，认定毛业庭是否第一时间联系交警的陈述存在矛盾，直接推定毛业庭未主动与交警部门联系而定性为“有逃避交警调查的嫌疑”，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毛业庭起诉状已明确由路过驾驶人好心帮助并协助报警，黄埔交警大队复函也认定2016年12月22日3时48分，广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一名女子电话报警称广园快速路有小车翻车，3时50分，黄埔交警大队民警接到出警通知后前往现场，复函所述事实与毛业庭诉状描述吻合。二、一审法院认为毛业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五十七条规定，属于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法院仅就毛业庭是否与交警电话联系而推定存在逃避调查嫌疑，认为毛业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但并未有证据直接证明法院所怀疑事实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不予理赔的范畴，并且毛业庭一直有主动和交警电话联系，有多次通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系原则性条款，除非有确切证据佐证否则不能滥用。2.事故当天，毛业庭的部分友人留在现场协助交警处理事故现场并交纳了拖车费用，本次事故仅为单方事故，毛业庭让友人协助处理现场应当被认定为采取必要措施减少损失。三、一审法院具有过度裁量倾向。在一审时毛业庭起诉状、庭审陈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询问笔录以及黄埔交警大队复函的材料范围内并无任何确切的事实认定毛业庭存在违反保险合同的行为。另外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无法举证证明毛业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错且交警大队最终认定“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毛业庭逃逸”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应当根据保险合同中当事人的地位来衡量责任分担。本案中毛业庭作为消费者，不应将主要证明义务加于被保险人，而是在被保险人能够合理说明事实情况下，让处于强势地位的保险人承担证明被保险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错的责任。四、《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属于保险行业的规定，既不是法律法规也不是规章政策，该规定也从未向毛业庭出示过并要求签字确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不可直接适用此类格式条款，引用此规定判决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拒赔理由成立不当，难以令人信服。五、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保险投保以及理赔程序中存在违法，未尽到诚实信用原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的规定。保险合同的签订全过程由4S店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协商处理，毛业庭未参与具体流程；毛业庭于2016年12月28日做完笔录，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于2017年4月25日才完成定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于2017年4月25日定损后，2017年5月17日才发出《拒赔通知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一、毛业庭陈述的事情经过与交警大队复函以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所作的询问笔录存在很大的差异。交警大队复函内容已经明确说明事故现场没有见到肇事司机及受伤人员，也没有发现有事故受伤人员在周边医院救治。询问笔录上，毛业庭也陈述其事故发生后是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且事故发生后没有主动与交警部门主动联系，也没有留有相关人员在现场处理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毛业庭称找地方休息，与询问笔录上陈述的在家中休息也不一致。毛业庭在起诉状及上诉状上陈述的事实不应当采信。二、事故发生后，毛业庭未主动打电话报警，而是弃车离开现场，且之后没有及时配合交警部门查清事故原因，直接导致事故发生的事实无法核实和查清，故并不排除存在调包、酒驾等其他违法行为。三、毛业庭投保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向其出具了保险单和保险条款，保险单的重要提示一栏第1点已经写明“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在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中单列了责任免除一章节，并使用了加黑加粗字体用以标识提示，毛业庭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拒赔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毛业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粤Ｃ×××××（保险标的）于2016年12月22日4时00分在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广园快速（出险地点）发生的保险事故所造成的人身伤亡以及财产损失承担赔付义务，初步暂定损失为67606元（损失具体有配件费37902元、维修23233元、交通设施维修费3498元、事故吊车费2300元、医疗费423元、拖车费250元）；2、判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承担一审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2日毛业庭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同日，毛业庭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主险）【含不计免赔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主险）【含不计免赔险】等险种，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向毛业庭签发了机动车辆保险单，被保险人为毛业庭，保险期间自2016年9月3日00：00:00起至2017年9月2日23:59:59。《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交强险合同的约定对每次事故在下列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一）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二）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三）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八条：“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第十条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第十三条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的、必要的措施和保护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并在保险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自行协商方式处理交通事故的，应当立即通知保险人。……”
2016年12月22日3时30分，毛业庭驾驶粤Ｃ×××××号小型轿车沿广园东路由西往东行驶至广园东路萝南桥上桥位时失控碰撞到路中心石墩后翻车，造成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庭审中，毛业庭陈述发生事故后由路过的司机帮忙报警，而毛业庭本人怕有脑震荡故在未等交警到场的情况下离开了现场，前往医院诊治。毛业庭提供门诊病历、广东省水电医院CT检查报告单、发票主张其先到增城新塘一家小医院就医，由于凌晨时间没有医生值班故在早上七点左右到广东省水电医院检查，2016年12月22日7:20分作出的CT检查报告单诊断结论载明“颅脑CT平扫未见明显异常”。毛业庭庭审中陈述：“交警当时有联系毛业庭，但是毛业庭有重度脑震荡，并没有查看手机，也没有心思处理其他事情，而是躺在车辆上休息，七点多钟治疗完毕之后，是毛业庭主动打112联系上交警大队，报告交通事故事宜，黄埔交警大队通知原告下午过去处理做笔录”。毛业庭在诉状中称“由于广东省水电医院建议休息观察，毛业庭出于对身体健康的考虑，毕竟是脑震荡，在附近找地方休息，睡至下午才醒来，再致电过去，被交警回复说快下班了，明天2016年12月23日再过来处理。”
2016年12月23日上午11时44分，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接到毛业庭本人的报案。
2016年12月26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黄埔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2016年12月22日03时30分，毛业庭驾驶粤Ｃ×××××号小型轿车沿广园东路由西往东行驶至广园东路萝南桥上桥位时失控碰撞到路中心石墩后翻车，造成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后，毛业庭离开现场。当事人毛业庭担此事故全部责任。”
2016年12月28日，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向毛业庭就涉案交通事故进行调查，毛业庭陈述事故经过：“……事故后，粤Ｃ×××××号车侧翻，底盘朝上。驾驶位的门打不开，我自己从后排的门爬出来，走到路边。当时有路过的车主停下车帮我报警，我立马电话联系我哥梁明礼，叫他到现场处理。当时我有点头晕，在路边草地上休息。约5时30分许，梁明礼和我侄子赶到现场，梁明礼到现场后，叫我名字，我便从草地上起来。6时许，鹏哥驾车到现场，搭载我们三人先去了新塘的暨华医院，因为该医院没有医生值班，我们又转去了省水电医院。在省水电医院，医生检查并拍了CT后，医生说身体无碍，也没有开药和打针。7时30分许，我搭载鹏哥的车回家。2016年12月22日，交警打电话给我让我去黄埔事故处理中队办理相关手续，23日我便去了交警队。25日，交警出具事故认定书。”
事后，毛业庭将车辆送至广州中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到该店为案涉车辆定损，并于2017年4月25日作出《机动车辆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得出维修费金额为45532元。毛业庭又将车辆送至广州市鸿公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维修，主张维修金额合计61135元并提供发票予以证明。
另外，毛业庭主张其为涉案交通事故造成的道路路产损坏赔偿了3498元，支付事故吊车费2300元、拖车费250元、医药费423元，以上损失均有提供发票或收据予以证明。
2017年5月17日，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作出《拒赔通知书》，内容为：“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机动车损失保险第八条规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或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第四十条规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故我公司不能给予赔付，请予谅解。”
一审法院就涉案相关事实请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黄埔大队协助调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黄埔大队复函内容如下：“2016年12月22日3时48分，广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一名女子电话报警称广园快速路有小车翻车。3时50分，我大队民警接到出警通知后前往现场，到达现场发现是粤Ｃ×××××号小型轿车翻车，现场有一名穿黑色上衣的男子在事故车旁，见到警车后马上离开不知去向，民警停车后走近事故车，发现车内没有人。随后救护车和消防车也相继到达现场，他们在现场也没有找到伤者和肇事司机。出警民警在现场让我大队指挥电台电话联系附近的医院，查找是否有收治事故受伤的人员……没有发现有事故受伤的人员在周边医院救治，因此现场民警也就没有去附近的医院（包括暨华医院和水电医院）查找肇事司机了。我大队出警民警在现场还向我大队电台调取了粤Ｃ×××××号小型轿车车主毛业庭的资料，并让我大队电台拨打毛业庭的联系电话（135××××5918），但电话处于关机状态无法联系……事故中队民警当天下午打通毛业庭电话，其称事故受伤需要休息，请求第二天才来。第二天上午9时，毛业庭到案处理，同时提供水电医院的病历给我大队事故中队。事故中队民警经过调查，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逃逸，因此只能在2016年12月26日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中注明其离开现场。”
毛业庭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应以交警最终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结果为准，毛业庭不存在逃离现场的情况。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则认为根据交警复函与毛业庭陈述存在矛盾之处，应将毛业庭擅自离开现场的行为认定为逃逸。
一审法院认为，毛业庭将其所有的号牌为粤Ｃ×××××号牌汽车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等险种在内的商业险，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向毛业庭出具了相应的保险单，故毛业庭、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
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否成立？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认为毛业庭在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措施、遗弃被保险车辆离开事故现场，导致交警部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无法确认驾驶人在发生事故时的精神状态。一审法院认为，综合毛业庭的起诉状、庭审陈述、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进行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以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黄埔大队向一审法院作出的复函，毛业庭的陈述存在几处矛盾之处：首先，广州交警支队黄埔大队就案涉交通事故的相关情况函复一审法院，对在事故发生后是否有与毛业庭联系的事实答复如下：“大队出警民警在现场还向我大队电台调取了粤Ｃ×××××号小型轿车车主毛业庭的资料，并让我大队电台拨打毛业庭的联系电话（135××××5918），但电话处于关机状态无法联系。……事故中队民警当天下午打通毛业庭电话，其称事故受伤需要休息，请求第二天才来。”可见，交警在事故发生后并未立即与毛业庭取得联系，在下午联系到毛业庭时是毛业庭要求于次日再到交警部门接受调查；其次，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毛业庭进行的询问中，毛业庭陈述是“交警队打电话给我，让我去黄埔事故处理中队办理手续”；最后，毛业庭在起诉状与庭审中，均声称在事故发生后有主动致电112联系交警协助调查，并于当天下午与处理事故的交警人员取得联系，交警部门以快下班为由要求其于次日再处理。毛业庭在庭审中的陈述与交警部门的复函内容、以及其本人对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作出的陈述存在出入。若如交警部门所述，毛业庭在事故发生后遗弃车辆、离开现场、电话关机、未主动与交警部门联系、在交警联系上后要求次日再接受处理，以上种种让法院有理由相信毛业庭有逃避交警调查的嫌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原则，采信交警部门对涉案交通事故的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最大诚信原则作为保险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保险合同当事人在保险活动中必须遵守的最基本行为准则。在发生事故后，毛业庭应当及时采取合理的、必要的施救和保护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积极配合交警部门调查处理，协助保险人进行现场查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机动车损失保险第八条约定，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毛业庭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毛业庭负担。
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毛业庭提供了号码为186××××5011的通话清单打印件，拟证实事故发生当天其一直有跟交警大队联系，并配合处理事故相关事宜。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不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因为毛业庭未提供证据原件，且其陈述与交警大队的复函不一致。该通话清单显示12月22日06:45:57，有拨出122号码，通话时间3分59秒。
本院另查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出具的被保险人为毛业庭的机动车辆保险单上加盖了广州中升丰田保险销售专用章，该保险单中特别约定一栏载明“保单适用我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重要提示一栏载明“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是否应向毛业庭支付保险赔偿款。
首先，根据交警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及复函，可证实案涉事故发生后是他人向交警部门报警，而毛业庭在案涉事故发生后、民警到现场调查前离开了被保险车辆，且当时民警拨打毛业庭的电话处于关机状态无法联系，当日下午民警打通电话后毛业庭又要求次日处理，可证实毛业庭在事故发生后并未主动、及时与交警部门联系，配合交警部门到事故现场调查及处理相关事宜。毛业庭主张其部分友人在现场处理有关事宜，但上述交警大队的复函中并无反映该事实，仅凭拖车费发票也无法证实是在事故现场交纳费用，故本院不予采信。毛业庭二审期间提供了号码为186××××5011的通话清单打印件，但未提供通话清单原件予以核对，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也不予确认，故本院亦不予采信。即使该通话清单是真实的，毛业庭于事故发生3个小时后才报警，不足以推翻交警大队复函的内容，也不足以排除其逃避调查的嫌疑，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案涉保险事故发生于2016年12月22日凌晨，但直到2016年12月23日上午毛业庭才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报案，报案时被保险车辆已经被拖离事故现场，导致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无法到现场查勘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即使如毛业庭所述，其是因身体原因未及时向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报案，也属于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可依法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填写保险单证后经投保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的，代为填写的内容视为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存在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相关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出具的被保险人为毛业庭的机动车辆保险单上加盖了广州中升丰田保险销售专用章，毛业庭主张是4S店代为购买保险及办理相关手续，本院予以采信。因毛业庭已经交纳了保险费，根据上述规定，应当视为毛业庭对4S店代为购买保险和签字行为的追认，其法律后果应当由毛业庭承担。毛业庭主张其未参与保险合同的签订，不应当适用免责条款，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保险单中特别约定一栏载明“保单适用我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重要提示一栏载明“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可证实《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一审法院依据该条款认定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拒赔理由成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毛业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90元，由上诉人毛业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迎晖
审 判 员 吴 湛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刘丽娜
陆艳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