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72民初275号
原告：李新果，男，汉族，1976年3月21日生，住河南省嵩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统顺，福建东山县“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法律援助）。
被告：黄福建，男，汉族，1977年5月29日生，渔民，住福建省东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秀福，福建劲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新果与被告黄福建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18年4月2日向本院东山法庭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8年5月9日与6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新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统顺，被告黄福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秀福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李新果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黄福建赔偿原告1、其弟李某死亡赔偿金299,980元（20年×14,999.20元/年）；2、丧葬费30,000元；3、精神抚慰金60,000元；4、处理丧葬住宿、交通费等20,000元;前述各项损失与费用，共计经济损失409,980元(人民币，下同)。事实与理由：
被告黄福建系“闽东渔61109”轮船舶所有人。2017年9月，因渔船捕捞作业需要船员，雇员李某（现已死亡）到被告所属船上从事海上放笼作业。2017年12月4日，“闽东渔61109”轮回至铜陵渔港时，未发现李某随船回港，被告也未报案。2017年12月10日，在福建省诏安县海域发现李某的尸体，经诏安县公安局法医对李某尸体进行检验，认定其系溺水死亡。由于李某无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原告与其系亲兄弟，因此事多次找被告黄福建协商李某死亡赔偿事宜，但被告不理不睬。据此，请求判令如前之请。
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黄福建赔偿：1、死亡赔偿金,根据福建省统计局2018年颁布的福建省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6,334元计算,即20年×16,334元/年＝326,680元;2、丧葬费,按照上一年度福建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个月工资总额来计算，即为69,029元/年÷2=34,514.50元；3、精神抚慰金60,000元；4、处理李某丧事的住宿费、交通费等项费用，原告本人，包括外地亲属，来往东山食宿、交通等项费用，且在东山当地很多均未开具正式发票，故暂计为30,000元；5、李某尸体在诏安县殡仪馆寄存费用，从2017年12月10日始，暂计算至2018年5月9日本次开庭审理之日止，共计180天，按200元/天计算，即为180×200元＝36,000元，本项费用暂计到开庭之日，日后要计算到实际火化之日。前述各项费用与损失，共计482,680元,被告黄福建作为雇主，应予全额赔偿。
被告黄福建辩称，一、原告李新果并非李某的唯一近亲属，故其诉讼主体不适格；其他近亲属应明确是否放弃诉讼权利，可由法院依法认定。二、原告胞弟李某死亡，与被告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关系。2017年9月份左右，被告通过中介介绍临时聘用4个劳工，其中两个河南籍贯员工，一个是李某，另一个是叫“阿亮”；两个贵州籍贯，其中一个叫“阿强”。根据东山渔港当地习惯，均为随意性雇佣，劳工做到什么时候，也均可以自由随时解除。2017年12月4日，最后一趟出海回来，当日凌晨约1点多入港。根据渔港作业习惯，当时船上共有船员16人，除留了5至6个船员帮忙卖活水鲜外，其余船员均上岸休息；其同时并嘱咐早上7点左右所有船员应来船上卸货。但是，当天早上7点时，除了李某及其老乡“阿亮”没来上船外，其他船员都到场。因李某本人无身份证，也无手机可供联系，故其日常需要联系，均通过李某老乡“阿亮”联系李某本人。2017年12月5日，被告即行电话通知李某老乡“阿亮”和两个贵州籍船员，计划第二天晚上准备出海生产时，均无人联系接通。2017年12月6日晚，被告所属船只出海生产时，李某、李某老乡“阿亮”和两个贵州籍渔工等4名船员，均未上船出海。时隔大约一个月后，福建省诏安县公安局民警来找我并作了笔录，才得知2017年12月10日，在诏安海域发现李某尸体。三、李某死亡事故，发生在上岸后落海失踪死亡，李某的行为已经超出被告授权，死亡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还不能确定，属于意外事故，并不发生在其所属“闽东渔61109”轮上工作期间，也非工作范围发生的事故，而且被告不存在任何过错。故李某死亡与被告无关。四、本案是侵权纠纷，原告提起侵权诉讼，应举证证明被告存在侵权的事实，但原告未提供被告存在任何侵权事实和结果的相关证据，而且本案也存在多方面的存疑，被告也不存在任何过错，无需承担责任。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的条件。五、即使赔偿与被告有关，原告诉称部分不合理，应予判决驳回。其中1、主张交通费和住宿费等，应该以实际发生的为准，还需要原告提交必要、合理的费用证明；2、尸体寄存费，其对一天200元的标准没有异议，但也要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3、原告在提起诉讼时，已经知道尸体是李某后，即应该及时火化，否则属于扩大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为对死者表示同情，第一次庭审后，被告也已垫付给原告去办理死者李某的尸体存放费和火化事宜。其愿意先行拿出30,000元，先行在今明两天先行火化尸体，以免该项费用损失进一步扩大。原告在提起诉讼的同时，即应对其亲属李某的死因，予以明确并及时对尸体予以火化处理。综上，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李新果提交下列诉讼材料佐证：证据1、河南省嵩县车村镇运粮沟村民委员会和以及车村派出所开具的两份《证明》，用以证明：原告李新果与死者李某是亲兄弟关系，死者李某父母双亡，无妻无子，李新果作为原告诉讼主体适格。
第一次庭审后，原告李新果补充提交了证据2、李富女《声明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声明人系李某胞姐，不参加有关李某死亡诉讼相关活动，自愿放弃一切诉讼权利与继承权，相关诉讼权利由李新果承受。
证据3、冰棺（冻柜冻尸）押金单与李某《火化证》，用以证明：2017年12月10日，诏安县殡仪馆出具押金单，载明冻柜冻费200元/天；2018年5月15日，诏安县殡仪馆将李某火化，并出具了《火化证》。
证据4、相关食宿发票、客车与动车票、飞机票据与其他费用，用以证明：为了处理李新果相关善后事宜，原告及其亲属多次往返河南老家、东山、诏安等地，为此支付约为30,000元，实际票据总额为22,204元，其他票据丢失；以及根据闽南当地风俗，为李某打捞尸体的渔民购买茶叶一盒200元、香烟一条130元、爆竹一盒120元。
证据5、尸体存放费、丧葬费用和未支付工资，用以证明：自2017年12月10日始，诏安渔民在海上打捞起李某尸体后，报警后即行送往诏安殡仪馆寄存，每天按200元计费，暂计算截止至起诉之日（2018年4月10日），为24,000元，超出期日另行据实计算；殡仪馆火化费与骨灰盒费用，合计2,700元；运输棺材费用3,500元；欠付李某生前工资5,000元。
被告黄福建质证认为，对证据1两份《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无单位负责人或经办人签名，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证据形式规则要求。而且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也有异议，除了该证明外，对于原告作为诉讼主体，还应当提供相应的户口本和户籍证明，原告也非死者李某的唯一近亲属，故不能证明原告主体适格。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因李某兄弟姐妹4人，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李新红当庭明确放弃本案诉讼权利；第一次庭审后，原告李新果补充提交了李富女的自愿放弃诉讼权利的《声明书》，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由法院依法裁决。对证据3无异议。证据4与5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其中购买茶叶、炮竹、香烟的费用与本案无关，购买飞机机票费用过高。
被告黄福建未提交任何举证材料佐证其抗辩主张。并称，庭审前一天，有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仔细看完法院向诏安县公安局调取的相关证据材料，发现询问笔录内容和其方证人意欲证明的内容一致，故当庭放弃证人出庭申请。
在第一次开庭前，本院应原告李新果的调查取证申请，向福建省诏安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调取了漳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作出的李某死亡原因《鉴定文书》、诏安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文书》以及相关调查笔录等材料。
对此，原告李新果质证认为，一、对法院调取的关于诏安县公安局对被询问人的《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1、对其“三性”无异议；2、从其内容可证实，李某是“闽东渔61109号”轮雇员；3、从2017年9月上船服务，至发现李某尸体的时间，属于被告雇员，双方雇佣关系未终止；4、林建兴的笔录提到，从李某尸体当时的现状只有一条内裤来看，如果存在李某自杀等情况，李某不可能只穿着一条内裤，应该是船还未进港就已经在船上落水。从林建兴陈述得知，李某的死亡是在“闽东渔61109”轮落海致死的可能性极大；且船员李志民的笔录中提到，李某当时还在船上睡觉，并没有确定李某是否离开船，这与船员刘坤举的笔录提到，看到李某上岸存在矛盾之处，这些笔录都对李某是否有和其他船员一起上岸的问题都予以回避。故其方认为，李某在船还未靠岸时就已经落海，故被告答辩时，推定李某在2017年12月4日，已经离开船舶上岸，无事实依据佐证。二、对漳州市公安物证鉴定所《检验报告》及诏安县公安局《证明》质证认为，对其“三性”无异议，排除李某死亡原因为他杀。
被告黄福建质证认为，对李志民的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能证明船舶靠岸时发现死者（生前）在船舱睡觉，说明死者（生前）已经安全到岸，因此证明死者李某的死，并非在雇佣工作期间，也不在工作范围内，被告也不存在任何过错行为。对刘坤举的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能证明船舶靠岸时，发现死者（生前）上岸，说明死者（生前）已经安全到岸，因此证明李某死亡，并不发生在雇佣工作期间，也不在工作范围内，被告也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和过错行为。对付春明的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能证明死者爱喝酒，酒后精神恍惚，被告也不存在任何过错行为。其他笔录没有异议，但无法证明死者的死与被告存在任何关联。对漳州市公安物证鉴定所《鉴定文书》和诏安县公安局刑警《鉴定文书》真实性无异议，仅能证明死者生前溺水的死亡结果，并无法证明死者的死亡与被告雇佣存在关联性，也无法证明李某具体的死亡时间、地点。同时，李富女的笔录可以体现原告并不是李某的唯一亲属，李富女是李某的亲姐姐，故原告主体不适格。
根据原告李新果以上举证材料，结合被告黄福建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举证材料作如下分析、认定：
证据1为河南省嵩县车村镇运粮沟村民委员会与嵩县车村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当地村委会与派出所就李某与原告李新果亲属关系出具证明，属于职权范围内事项，故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可以证实李某系原告李新果之弟的事实。证据2为李某之姐李富女出具的《声明书》与身份证明，并加盖了运粮沟村民委员会印章，对其证明力可以确认，证实李富女与李某姐弟身份关系与其自愿放弃本案诉讼权利与实体权利的事实，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当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应追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故本案不予追加。被告对证据3无异议，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证实李某尸体在2017年12月10日，为诏安梅岭村渔民打捞上岸后，根据诏安县公安局要求，送往诏安县殡仪馆冷藏寄存、费用为200元/天；以及2018年5月15日，进行火化等相关事实。被告对证据4与5的真实性也无异议，但对部分费用的支出合理存疑，实际涉及原告诉称赔偿请求之合理性问题，本院留待裁决中细述。
本院应原告李新果申请向福建省诏安县公安局调取的证据材料，原被告双方对“三性”均无异议，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均属于公安局依职权制作的相关公文书证，故其记载的事实推定为真实，故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可以证实李某尸体为福建省诏安县梅岭镇东门村渔民在海上捕捞作业过程中发现，打捞上岸后报警，并将其移交给诏安县公安局后，根据公安局要求即行送至诏安县殡仪馆冷藏寄存；以及诏安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根据漳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与诏安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文书》，将该无名尸体与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应用比对系统核实比对，查实系犯罪嫌疑人李某；并经鉴定认为该无名尸死亡原因为“倾向生前溺水死亡可能”，致而为此向李某亲属、生前同船工作的船员进行调查、核实相关情况的事实。
根据本院以上对证据的分析、论证，结合庭审，本院查明、确认如下事实：
李某，男，198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生前系河南省嵩县车村镇运粮沟村果树组农民，父母双亡，无妻无子，其有兄弟姐妹4人，分别为大姐李富女，大哥李新果，二哥李新红。2017年5月，因醉驾为当地公安机关处理。2017年8月至福建省东山县。后经当地劳务中介介绍，2017年9月，至被告黄福建所属“闽东渔61109”轮从事海上捕捞作业，务工工资按趟计酬，每趟4,000元。
2017年12月4日，“闽东渔61109”轮出海作业返回东山渔港后，即行不知其所踪。直至2017年12月10日早上，福建省诏安县梅岭镇东门村渔民林建兴父子在东山县陈城镇澳角海域作业时，发现一具仅穿深色内裤的无名尸体，即行按照闽南当地海上作业风俗习惯打捞上船，即行返航上岸后报警。后根据当地公安机关要求，东门村委会将该尸体送往诏安县殡仪馆冷藏寄存，并先行垫付尸体冷藏寄存费2,500元。
与此同时，福建省诏安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依照相关规定与程序，将该无名尸体进行立案侦查。后经漳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与诏安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文书》，将该无名尸体与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应用比对系统核实比对，查实系犯罪嫌疑人李某；并经公安机关鉴定，认为该无名尸死亡原因为“倾向生前溺水死亡可能”。确定其身份后，诏安县公安局为此通知李某亲属进一步确认、核实。经亲属尸体辨认确证无误后，进一步得知李某生前在东山渔船务工的线索；致而向李某生前所在“闽东渔61109”轮船舶所有人黄福建、同船务工船员进行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并进行询问、调查取证，制作了相关笔录。根据2018年1月8日《询问笔录》，黄福建承认李某生前系其所属“闽东渔61109”轮船员，自2017年9月8日始，经当地劳务中介介绍至渔船上务工。2017年12月4日凌晨（约），其驾船出海作业后返港（东山铜陵渔港），尚见李某随船返回；本次出海作业时间为11月20日至12月4日，期间并未发生异常情况。本来其安排李某与其同船作业人员次日来船搬移渔获，但二人均未见踪影。12月6日，其船准备再行出海捕捞生产时，也无法联系李某本人上船。
同时，根据福建省诏安县公安局向“闽东渔61109”轮轮机长刘坤举、船员李志民《询问笔录》证实，李某系其同船船员，自2017年9月始上船打工；2017年11月20日至12月4日凌晨期间，为最后见其本人一个航次，一同出海捕鱼，身体状况正常，也未见其他异常情况。直至本航次返港时，尚见李某在船舱休息；但在次日（5日），却未见其在船上搬移渔获物。
2018年4月26日，福建省诏安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出具《证明》，证实经法院解剖，结合现场勘查、调查走访，没有证据证实李某的死为他杀。
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原告李新果述称，其兄弟姐妹有四人，除李某外，尚有姐姐李富女，弟弟李新红及其本人。在正式起诉前，李富女和李新红均已明确表示不参加诉讼，由其本人提起诉讼即可。现李新红本人也有到庭参加诉讼，可以当天明确表态。（对此，李新红当庭明确放弃提起或者参加本案诉讼与相关实体权利，由其兄长李新果参加诉讼。）对于处理李某溺水身亡事故发生后的尸体辨认、交通、食宿等相关事宜，加上本次开庭，前后一共3趟来诏安、东山，第一次时间是2018年1月，当时接到福建省诏安县公安局的电话通知，其本人，李富女和李新红以及另外4个表兄弟亲属共7个人，因飞机票和火车票价差不多，即均从洛阳坐特价飞机赶到厦门，再行坐动车到云霄后到诏安、东山；因被告船东出海生产未归，一行7人住了27天，在东山和诏安两地来回奔波，一行人在等被告船东回来协商处理；最终未果后，先行返乡。第二次时间为2018年3月19日-28日，其本人和表哥陈孟立2人，为起诉被告船东事宜再次来东山。最后一次时间就是本次开庭，其本人、李新红和表哥陈孟立3人，均坐特价飞机来厦门后，票价大概是490元-510元；嵩县到郑州车费65元，厦门到诏安高铁59元，诏安到东山15元，住宿费用均为每日在120元-130元之间。
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黄福建述称，其为“闽东渔61109”轮船长，也系该轮船舶登记所有人。关于渔工（渔船船员）劳动报酬，按照东山当地渔船雇佣渔工人员习惯，有的船员按月拿工资，有的喜欢按趟次拿工资。2017年9月，其通过中介介绍雇佣了李某，当时李某称户口本压在中介那里。双方未签订书面雇佣合同，也未约定具体雇佣期间，仅口头约定工资报酬为每次出海4,000元，按趟计酬。李某第一次出海时间是9月8日，期间还出了几趟海。每次出海前，其均通过同船渔工阿亮（也系李某老乡）联系李某上船干活，二人均租住在东山县铜兴公寓。11月20日，准备出海生产时，李某已经透支工资1,000多元，故其还差欠其2,000多元的工资。2017年12月4日，本次出海生产作业的船舶回港，其安排回港渔工次日早上取鱼，即未见阿亮与李某返船在场，当时其即打手机联系，一直无人接听。及至12月6日，船舶准备再次出海生产，也打电话联系阿亮，但手机联系不上。并称如果能联系到李某，作为雇主应该还会雇佣。因当时未联系上李某，就未再尝试其他途径寻找李某，当地渔船雇佣船员的惯例都是联系上的人就上船工作，联系不上就另找其他人上船。
另查明：根据福建省统计局颁布的数字，2017年度福建省在岗职工（含劳务人员）平均工资69,02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334.80元，农林牧渔业年从业人员收入为58,068元。
第一次庭审过程中，李新红当庭表示放弃参加本案诉讼与相关实体权利。庭审结束后，经本院协调，被告黄福建先行垫付30,000元给原告李新果，作为支付李某尸体冷藏寄存与火化费用。对此，2018年5月9日下午，李新果出具《收条》确认。2018年5月15日，李某尸体在诏安县殡仪馆进行火化。根据诏安县殡仪馆收费标准，每天按200元计费，自2017年12月10日始，至火化之日止，共计157日，冷藏寄存费31,400元。
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原告李新果补充提交了其姐李富女出具的《声明书》，载明其为李某大姐，对其弟弟李某溺水身亡纠纷一案，不参加本案诉讼并放弃相关实体权利，由其弟李新果代为主张。根据李新果第一次庭审后补充相关食宿发票、客车与动车票、飞机票据与其他费用，为了处理李新果相关善后事宜，原告及其亲属多次往返河南老家、东山、诏安等地，为此支付交通、食宿等项费用约为30,000元，实际票据总额为22,204元，其他票据丢失或未收执。在办理火化尸体之前，根据闽南当地风俗，为李某打捞尸体的渔民购买茶叶一盒200元、香烟一条130元、爆竹一盒120元，共计450元，以示谢意。同时支付殡仪馆火化费与骨灰盒费用，合计2,700元。
本案案由为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对此双方均无异议。李某生前有兄弟姐姐3人，对此查有实据，应予认定。鉴于其大姐李富女、二哥李新红均已明确不参与本案诉讼并放弃实体权利，故根据民诉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七十四条规定，本案可不追加其二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现其大哥李新果作为其旁系近亲属，就其溺水身亡主张人身损害责任提起诉讼，于法有据，也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故本案原告主体适格，应予认定。
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以及举证、质证的情况，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一、原告李新果亲属李某溺水身亡，是否发生在受雇于被告黄福建期间；二、被告黄福建作为雇主，是否应对李某死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原告李新果的具体诉求是否合理。
根据以上双方诉辩争议焦点，本院作如下分析、处理：
一、关于原告李新果亲属李某溺水身亡，是否发生在受雇于被告黄福建期间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被告黄福建作为“闽东渔61109”轮船舶所有人，业已在福建省诏安县公安局《询问笔录》及本案庭审过程中陈述，明确自2017年9月始，经人介绍后，李某上船从事海上捕捞活动，按趟计酬。直至2017年12月4日驾船返港后，再行无法通知或联系上李某本人，至今其尚欠付李某工资2,000多元；而且如果李某如期（2017年12月6日）上船，依然会雇佣其出海作业。由此构成当事人“自认”，已可以合理说明李某生前与被告黄福建存在海上渔工雇佣合同关系。鉴于该段时间尚属渔船捕捞期间，被告也无终止或者解除双方劳务雇佣关系的意思表示，故可以合理推定被告黄福建与李某生前双方依然存在劳务雇佣合同关系。
就此，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碍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碍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李某作为被告黄福建所属“闽东渔61109”轮船上渔工，溺水身亡，是否发生在受雇期间，被告黄福建作为雇主，依法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即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而且从事海上捕捞作业特殊性，即便双方约定劳务报酬按趟计酬，也并非自渔工船员自实际上船服务开始，至下船离开渔船即行结束或告解除。故应确认李某溺水身亡，发生在受雇于被告黄福建期间。
二、关于被告黄福建作为雇主，是否应对李某死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者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伤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可见，雇主承担雇员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为严格责任，其责任基础在于雇员是否“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以及是否存有法定免责事由的存在。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对此，双方均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但是，李某“溺水死亡”，是否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原告未能对此进一步举证证明，而被告也未能举证证明李某溺亡为“自杀”，也即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下称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或者存有该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或者李某本人在从事与雇佣无关的活动中，自己不慎坠落海溺亡；或者存有其他诸如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等法定的雇主免责情形的存在。而且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否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承上分析，本院认为，鉴于李某溺水身亡发生在受雇期间，而且福建省诏安县公安局业已出具《证明》，证实没有证据表明李某死亡为他杀，而系“生前溺水死亡”，查有实据证实，应予认定。综合本案双方诉辩主张、举证义务与举证材料，结合本案相关事实以及被告黄福建作为雇主与“闽东渔61109”轮船长，可以合理指挥、使用渔工，并且掌握、控制与支配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的证据，举证能力及其与证据距离，明显高于作为渔工亲属的原告，也实际优于原告掌握、控制、使用证据的程度。而且被告作为雇主，其辩称的雇员李某溺水死亡，纯系意外事故，也与其工作时间、地点无关主张，因被告未提交任何证据加以佐证，属于举证不足。与此相反，根据被告黄福建在庭审中的陈述与在福建省诏安县公安局《询问笔录》，可知其作为“闽东渔61109”轮船长，在船舶靠港后，并未进行人员清点、安排值班；及至发现二名渔工未依约如期到船取鱼与出海生产后，在明知其二人临时租住地的情况下，也未及时组织人员进行查找、核实相关情况；仍至福建省诏安县公安局调查核实相关情况以及原告亲属上门协商解决善后事宜时，依然消极借故推诿，难谓已尽雇主之责。故由此可以合理推断，原告亲属李某，生前受雇于被告黄福建所属“闽东渔61109”轮从事海上捕捞活动，其生前溺水身亡应与“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存在高度可能性，故应认定李某溺水死亡，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被告黄福建作为李某雇主，依法应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三、关于原告李新果的具体诉求是否合理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该法第十八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该法第二十二条也明确，“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原告李新果作为李某长兄，以其弟李某生前受雇于被告黄福建为由，主张相关人身损害赔偿，符合法律规定，于法有据，故属于适格原告主体。而且李某大姐李富女、二哥李新红业已明确表明不参加本案诉讼，并放弃相关实体权利，故本案也无遗漏原告主体的事实存在。被告辩称原告主体不适格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佐证，也与法律规定不符，辩驳无理，不予采信。结合原告诉称的各项具体诉讼请求，根据人身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以及本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确定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九条各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数额。前款确定的物质损害赔偿金与按照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应当一次性给付。”本院作进一步的分析、认定：
(1)死亡赔偿金，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故本项数额应为20年×16,334.80元/年=326,696元。原告主张326,680元，属于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其权利的处分，应予准许，故予以全额支持。
(2)丧葬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原告本项请求即为69,029元/年÷2=34,514.50元。故原告诉称主张本项费用，于法有据，予以全额支持。
（3）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根据该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数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本案原告因其弟李某死亡，海上漂浮多日，万幸为周边邻近渔民发现打捞上岸；仍至多次从家乡至其弟生前雇主所在地、殡仪馆往返处理善后事宜，为此遭受巨大的精神损害与苦痛，实属必然，综合被告黄福建作为雇主的过错程度、收益获利情况与赔偿能力，本院酌定原告本项请求为40,000元为宜。
(4)为处理丧事以及主张权利而支出的住宿、交通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30,000，其中包括购买茶叶、爆竹与香烟费用450元;本院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六）赔偿损失；……”2017年12月10日，因李某尸体为邻近当地渔民林建兴父子发现后打捞上岸，并及时报警后，应当地公安局要求送往殡仪馆冷藏寄存，直至2018年5月9日，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时，为避免尸体冷藏寄存费用进一步扩大，本院召集双方进行协调。为此，被告黄福建先行垫付30,000元。在此期间，应福建省诏安县公安局通知要求，包括原告在内的李某亲属，即行从河南老家奔赴福建诏安、东山两地，进行尸体辨认、协商处理善后与补偿事宜，进而依法向本院提起诉讼，为此支付相关住宿、交通费用，属于必然发生的相关合理费用，既与前述第（2）项请求丧葬费用相关，又系因被告未及时处理李某善后与补偿事宜而额外支出的费用。但是，原告诉称主张30,000元，其为此举证证明有据可查的22,204元中，尚且包括餐费3,000元以及购买茶叶、爆竹与香烟费用450元，因原告主张餐费无明确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而450元支出，确系原告根据闽南当地风俗，为表对尸体打捞人林建兴父子的谢忱而产生，符合当地善良风俗习惯，也属合理支出，有据可查，属于原告因此而额外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被告依法应予以赔偿。故本项住宿、交通与其他相关费用，被告应予赔偿金额应为19,204元。
（5）尸体冷藏寄存费，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对此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一款也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之日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原告诉称主张自2017年12月10日始，至实际火化之日止，按照200元/日计算。因本项费用既与当地公安部门依据法定程序要求有关联，又系原告作为李新果亲属未尽及时处理善后事宜义务，以及被告未尽雇主责任共同产生。及至本院第一次开庭即2018年5月9日审理后，经本院协调，被告同意自愿先行垫付30,000元后，原告理应及时办理火化手续，以防止本项费用进一步产生，故应截止至2018年5月10日止，此后产生的费用属于原告未尽合理的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义务而致，应自行承担。故本院酌定本项费用以30,000元为宜，超过部分由原告自行负担。
（6）另外，原告在其起诉状诉讼请求及其变更诉讼请求中，均未明确提出李新果未领取工资5,000元、火化尸体费用以及购买骨灰盒等项费用，但其在证据清单中却另有明确罗列。本院认为，鉴于被告当庭承认李某生前确有部分工资（2,000多元）未领取，为减轻当事人诉累，本院认定其未领取工资额为2,500元，予以支持。至于火化、购买骨灰盒费用，属于丧葬费范畴，属于原告重复主张，诉称无理，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李新果可以采信支持的其弟李某生前溺水死亡的各项赔偿损失与费用，分别为：（1）死亡赔偿金326,680元；（2）丧葬费34,514.50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4）住宿与交通费19,204元；（5）尸体冷藏寄存费30,000元；（6）李某生前未领取工资2,500元，前述各项损失与费用共计452,898.50元，扣除被告黄福建业已先行支付30,000元，其应实际赔偿原告李新果422,898.5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福建应予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李新果其弟李某人身死亡各项损失与费用422,898.5元；
二、驳回原告李新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7,450元，因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725元，由原告李新果负担725元，被告黄福建负担3,000元。因原告李新果为外地农民，且本案系法律援助案件，其应负担部分案件受理费，本院予以全部减免。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周诚友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日
代书记员 贺 静
附：本案所适用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七条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
（六）赔偿损失；
……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十八条第二款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以及本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确定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九条各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金额。
前款确定的物质损害赔偿金与按照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应当一次性给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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