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刑终278号
原公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HELEI（中文名贺擂），男，1962年8月14日生，加拿大国籍，旅行社工作人员，国内住址上海市长宁区。因涉嫌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于2014年8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9日被逮捕。
辩护人卢小毛，江苏中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汀，男，1978年8月21日出生于上海市，汉族，本科文化，新西兰驻上海领事馆签证官，曾任加拿大驻上海领事馆职员,住上海市普陀区。因涉嫌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于2014年8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9日被逮捕。
辩护人李建明，江苏同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蒋海荣，江苏蒋海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士富，女，1968年11月18日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汉族，初中文化，个体，住江苏省东海县。因涉嫌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于2014年8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0日被逮捕。
辩护人陈建宁，江苏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贵花，女，1958年3月16日出生于上海市黄浦区，汉族，高中文化，个体，住上海市黄浦区。因涉嫌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于2014年8月15日被刑事拘留，���年9月20日被逮捕，2015年5月5日被取保候审，2016年8月8日被逮捕。
辩护人王善涛，江苏播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孔庆贯，男，1986年4月2日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汉族，初中文化，个体，住江苏省东海县。因涉嫌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于2014年8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9日被逮捕。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杜金香，女，1959年11月12日出生于上海市黄浦区，汉族，初中文化，个体，住上海市黄浦区。因涉嫌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于2014年8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0日被逮捕，2015年5月5日被取保候审，2016年8月8日被逮捕。
辩护人孙建，江苏田湾（东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贺擂、吴汀、胡士富、孙贵花、孔庆贯、杜金香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一案，于2016年8月9日作出（2015）连刑二初字第0000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贺擂、吴汀、胡士富、孙贵花、孔庆贯、杜金香对判决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贺理文、代理检察员万超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贺擂及其辩护人卢小毛，上诉人吴汀及其辩护人李建明、蒋海荣，上诉人胡士富及其辩护人陈建宁，上诉人孙贵花及其辩护人王善涛，上诉人孔庆贯，上诉人杜金香及其辩护人孙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2年7月至2014年8月，被告人贺擂、吴汀、胡士富、孙贵花、孔庆贯、杜金香单独或交��结伙，多次采取制作虚假材料、编造出境事由和偷渡人员身份、骗取旅游、商务会议签证等方式，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至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牟取非法利益。其中，被告人贺擂先后参与组织他人偷越国境12次36人，其中未遂7人，违法所得人民币204万元；被告人吴汀先后参与组织他人偷越国境7次15人，其中未遂7人，违法所得人民币105万元；被告人胡士富先后参与组织他人偷越国境13次29人，其中未遂6人，违法所得人民币67.5万元；被告人孙贵花先后参与组织他人偷越国境11次15人，其中未遂1人，违法所得人民币30.5万元；被告人孔庆贯先后参与组织他人偷越国境8次9人，违法所得人民币8.6万元；被告人杜金香先后参与组织他人偷越国境11次15人，其中未遂1人，违法所得人民币25.5万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相关证人证言、网上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户籍资料、护照信息、出入境记录等相关书证以及各被告人供述等。
原审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贺擂、吴汀、胡士富、孙贵花、孔庆贯、杜金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单独或交叉结伙多次组织他人偷越国境，严重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管理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且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贺擂、吴汀、胡士富、孙贵花、杜金香组织他人偷越国境人数众多，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贺擂、吴汀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胡士富、孙贵花、孔庆贯、杜金香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贺擂、吴汀、胡士富、孙贵花、杜金香部分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胡士富、孙贵花、孔庆贯、杜金香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孙贵花、杜金香积极退出违法所得，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五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对被告人贺擂以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驱逐出境；对被告人吴汀以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对被告人胡士富以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对被告人孙贵花以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人民币十五万元；对被告人孔庆贯以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对被告人杜金香以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贺擂违法所得人民币二百零四万元、被告人吴汀违法所得人民币一百零五万元、被告人胡士富违法所得人民币六十七万五千元、被告人孙贵花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十万五千元、被告人孔庆贯违法所得人民币八万六千元、被告人杜金香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五万五千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上诉人贺擂的主要上诉理由为：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其不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1、其在侦查阶段供述是在诱供、逼供情况下作出，不属实。2、其办理旅游签证时不存在“编造出境事由”，其按照胡士富、孙贵花的委托办理旅游签证，要求出国人员在承诺书��签名确认，且购买了往返机票。3、其没有使用虚假材料申请加拿大旅游签证。其对胡士富等人所讲的办证资料情况，是出于商业考虑，且无证据证实其办证时实际使用“虚假材料”。4、《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出入境证件”不包括外国签发的签证，相关出国人员持有合法护照和有效外国签证合法出境，不属于偷越国（边）境，因此其不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5、其与胡士富、孙贵花、孔庆贯等不构成共同犯罪，更非主犯。其只是接受委托为相关出国人员办理旅游签证，未与胡士富、孙贵花、孔庆贯商量，也没有拉拢、组织出国人员。6、违法所得认定有误。陆某1没去，其没有收钱，王某2和陆某2其各退5万元。
上诉人贺擂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定性）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贺擂使用编造的虚假签证材料骗取签证，证据不足。没有证据证明贺擂在办理签证的过程中实际使用了虚假签证材料，亦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贺擂提交的签证材料足以影响签证的发放，外国签证是否被骗领应由签发国确认，且一审判决认定贺擂骗取外国签证与外国签证至今有效的客观事实相矛盾。2、一审判决认定贺擂以“编造事由”的方式组织他人偷越国境不能成立。持有合法护照的中国公民只要得到入境国的签证许可，就不存在偷越国境的问题，且申请签证时的申请出境事由与申请人出国以后在入境国的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最高院2012年司法解释所指“出入境证件”的范围应当是我国颁发的护照、签证，而不应当包括外国签证。贺擂只是接受其他被告人���委托，为出国人员办理签证，所有出国人员均支付了办理旅游签证的费用，贺擂为出国人员购买了往返机票，出国人员签署的“承诺书”以及王某2等人向中国上海旅行社出具的“声明”均充分证明出国人员是出国旅游。3、一审判决认定贺擂行为违反《出入境管理法》于法无据。出国人员出国时均持有合法护照及入境国签发的有效签证，且按照规定的程序、手续出国。4、一审判决认定贺擂与其他被告人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的共同犯罪不符合事实。案件源头、签证办理过程以及费用收取等方面均表明，贺擂与出国人员、其他被告人之间从未有过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的共谋和行为，贺擂与其他被告人之间不具有组织他人偷越国境共同犯罪所要求的内部一致性。5、本案实际上是被告人胡士富、孙贵花、孔庆贯、杜金香等利用贺擂、吴汀为他们办理出国签证，如果出庭检���员发表的吴汀构成骗取出境证件罪的检察意见成立，则贺擂的行为也应当构成骗取出境证件罪，而不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二审庭审中，贺擂的辩护人还提交了附有倪某真实身份证向加拿大移民部的声明和陆某2领取旅游保证金声明等两份复印件，以证明不存在编造虚假信息和出境事由的事实。
上诉人吴汀的主要上诉理由为：请求撤销原判，尽快解除其强制措施，归还个人家庭合法财产。1、一审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未能排除合理疑问，其被公安机关提出监室的时间与录像时间存在重大差异，侦查人员讯问存在骗供、体罚等行为。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其没有因贺擂等人组织他人出国获得任何收入。3、对一审判决采纳的证据存在异议，判决采纳的贺擂供述不是事实，且贺擂庭审供述与判决采纳供述完全不同；判决采纳的马某证言是马某被关押在看守所后取得，马某是出生在加拿大的外国人，取证过程没有配备翻译，其签名确认的陈述用中文写成而无书面笔译，且尚有多份陈述没有其签名确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上诉人吴汀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1、原审判决认定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没有根据，属于审理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并没有依法组织辩护人参与非法证据排除的工作，没有对吴汀已经提出异议的审讯期间同步录音录像审查；虽然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询问，但是吴汀主张对其刑讯逼供、诱供的办案人员并未到庭。2、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本案出境人员都是取得合法签证以后合法出境，部分出境人员没有回国、在境外务工，但是这些出境人员的出境理由与其真实目的不符合，是否属于目的地国许可改变入境目的后务工的问题，原审判决没有审查。如果入境国允许这些人员在居留期间改变其入境目的、合法从事劳务，这类出境人员即不应定性为偷越国境。（2）认定吴汀制作虚假材料、编造偷渡人员身份的证据不足。本案没有依法调取到吴汀制作的、通过贺擂或者出境人员递交给加拿大总领事馆的签证申请材料，且本案审理期间贺擂当庭对此事实予以否认，直接认定吴汀实施该行为明显证据不足。（3）错误认定吴汀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吴汀只是受贺擂委托，帮助其翻译资料并填写签证申请书，部分场合根据贺擂要求在贺擂与马某之间传递信息，不具有主要作用的特征。（4）非法所得数额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的6笔共105万元非法所得中，第16次非法所得6万元、第19次非法所得24万元无吴汀供述，仅凭贺擂供述认定，第21次非法所得48万元未扣除其给予马某的25万元。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考虑，应扣除该55万元，认定其非法所得数额为50万元，或至多根据吴汀曾就第19次供述给过马某12万元认定其非法所得62万元。3、罪名及共同犯罪认定错误。吴汀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九条规定的骗取出境证件罪的特征，本案中吴汀与贺擂的共同故意仅是通过虚假的信息材料获得签证，吴汀对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客观上起了重要的帮助作用，主观上也可能预见到这些签证将被用于偷越国境，甚至知道签证申请书中包含有虚假信息，但不能因此就把骗取签证的行为归结为偷越国（边）境，充其量只能认定其与贺擂之间存在骗取出境证件的共同故意，吴汀在此共同犯罪中，依然是起帮助作用的从犯。请求二审改判吴汀只对自己实施的骗取出境证件的犯罪行为负责。4、一审判决对吴汀的量刑明显过重。吴汀的行为涉嫌骗取出境证件���而不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应在3年以上10年以下量刑。其不构成共同犯罪，也不是主犯，不适用共同犯罪的量刑规定。即使吴汀构成组织偷越国境犯罪的共犯，其仅帮助贺擂填写签证申请书的行为所起的作用也不属于决定性或主要作用。尤其是与胡士富相比，原判对吴汀的量刑明显有失公正。且原判忽略吴汀的坦白情节，吴汀归案后对其实施的犯罪事实均如实供述。综上，同时考虑到吴汀家庭的特殊困难，请求予以从宽处罚，在3年左右量刑，并可考虑适用缓刑，同时减轻罚金50%。
上诉人胡士富的主要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1、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朱某的签证及护照均为真实，且其并不在加拿大，不存在以外出打工为目的使用旅游签证。朱某某是自己打钱给贺擂。戚某某、马某2其只是经手护照，其也没有��苗某某准备信息资料，周某2斗未出境，均不应认定。2、部分非法所得认定有误。陆某1未出境，丁某2被遣返，王某2、陆某2后回国，胡士富均已将钱退还，应予扣除。吴某某2并未实际支付钱物，该笔不应计算在总额内。苗某某的2万元用于订购机票，不应计入获利中。3、其能够深刻认罪、反省，且系从犯，一审判决对其量刑过重。
上诉人孙贵花的主要上诉理由为：原审判决没有考虑其具有从犯、坦白、积极退赃、认罪悔罪态度好、系初犯偶犯等减轻和从轻情节，以及其本人有重大疾病及其母亲需要照顾等情况，对其量刑过重，请求改判，对其从轻处罚。
上诉人孙贵花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1、对公诉机关指控孙贵花的行为触犯刑法第318条的规定不持异议。但本案中有两处重要事实（护照取得、签证取得）是无争议的，应在合议时予以充分考虑。出国境人员持有的护照全部是真实的，合法且有效；出国境人员均是按照合法途径跨越国（边）境的，非采取秘密手段。本案中有伪造和变造相关手续取得的签证，但签证是一国允许另一国公民入境的许可，涉嫌偷越了另一国的边境，而非我国边境，涉嫌触犯的是别国法律，与我国法律没有直接关系，管辖权存在问题。且本案前提是出境人员要构成偷越国（边）境。2、一审判决对孙贵花量刑过重。孙贵花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较轻，具有从犯、坦白、归案后主动退赃、积极认罪悔罪、初犯、偶犯等法定、酌定减轻、从轻情节，且其自身有重大疾病，其母亲亦亟需其照料。综上，建议对孙贵花在有期徒刑二年以下量刑，可以适用缓刑或者免除处罚。
上诉人孔庆贯的主要上诉理由为：1、其在本案中只是起到���介作用，其没有参与任何造假，更没有使用过假材料。2、一审判决认定其非法所得8.6万元与事实不符。3、一审判决量刑过重。
上诉人杜金香的主要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罪名没有异议，但一审判决量刑畸重，请求二审法院考虑其系从犯，积极退赃，自愿认罪、无前科，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本案社会危害性不大以及一审判决缺乏客观证据，定罪量刑的证据存在疑问和瑕疵导致案件存疑等，撤销原判，对其减轻处罚。
出庭检察员的出庭意见为：一审判决基本事实清楚，部分事实认定有误，对部分被告人适用法律错误，定罪有误，建议对吴汀以刑法第三百一十九条骗取出境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依法改判，对胡士富、吴汀、孔庆贯核减相应第一、二、五、九、十二笔事实，关于量���及违法所得，建议法院根据现有证据及情节依法判处。
1、贺擂和吴汀的供述系合法取得，真实有效。检察员经查阅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认为：（1）侦查人员全程讯问行为规范，未出现殴打、辱骂、恐吓等过激行为，且能够保证贺擂、吴汀的饮食、便溺、睡眠等基本需求。（2）讯问时间集中在8月至10月，监控牌显示室内温度为22到26度左右，是舒适的体感温度，不存在“冻”的行为。（3）讯问过程中侦查人员和贺擂及吴汀的对话正常，期间有开玩笑、辩解、讨论等正常交谈内容，没有诱供行为。（4）相关笔录与讯问录像反映的谈话内容高度一致，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讯问过程及内容。（5）一审法院已通知相关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未发现非法取证的线索和证据。（6）针对部分讯问时间问题，二审阶段已作了说明。
2、根据六名上诉人供述，该六人在犯罪中交叉协同（不是分工），为偷越国境者准备材料、购买机票、进行包装培训、送至境外并部分实施联系工作实施各自行为，向偷越国境者收取高额报酬，并依据“行规”各自从中谋利。各上诉人之间的QQ聊天记录，吴汀、贺擂等人手机、电脑中提取的相关数据（电子文本、邮件等）证明各上诉人犯意联络的情况及编造、互相传送虚假证明文件、材料的情况。相关航班记录、出境记录及部分偷越国境者的证言证明了相关出境的事实，部分银行交易记录则证明了相关上诉人收取高额报酬的事实。另外，美国领事馆提供的证明签证情况的相关材料证明了孙贵花帮助他人编造信息骗取签证的事实。虽然截止目前，未从加拿大领事馆调取到证明贺擂、吴汀等编造虚假信息骗取签证的相关材料。但根据现有上诉人供述、聊天记录、电子数��、证人证言可以证明相关上诉人实施了组织偷渡人员、收取高额费用、编造虚假证明材料、提供虚假信息、帮助偷渡人员以旅游签证出入境的事实。且无论加拿大领馆具体经办人员是否受骗甚至是否参与欺骗，都不影响行为人“骗取”签证的认定。
3、本案具体法律适用问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九条第六款明确了法律规定的其他不许出境的情形，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四）项规定，使用以虚假的出入境事由、隐瞒真实身份、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等方式骗取的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境的系偷越国境行为，因此，本案情形属于出入境管理法以及刑法的惩治范围。（2）贺擂依托旅行社背景，往下联系、指挥胡士富、孙贵花等人召集偷越国境者，往上联系领馆工作人员内部疏通协调，还统筹信息资料的编造、传输、递送等工作，办理机票、行程计划等，在部分事实中还亲自参与护送偷渡人员，其虽然不是一般意义的偷渡集团首脑，但其统筹指挥地位明显，在偷越至加拿大的犯罪事实中，起到关键作用，应当认定为主犯。胡士富、孙贵花、孔庆贯、杜金香等人，仅在加拿大事实中的部分环节起主要或次要作用，均应认定为从犯。（3）孙贵花等人组织他人偷越至美国的相关事实中，孙贵花联系孔庆贯招揽人员，安排杜金香接受打款等其他工作，亲自实施编造虚假信息和材料、培训面签技巧等行为，也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其在相关偷越至美国的事实中是主犯，杜金香和孔庆贯是从犯。一审没有认定，但不影响量刑。（4）胡士富、孔庆贯单独实施的帮助他人偷越国境的事实，因二人只负责��揽人员等前期工作，具体的组织者均未归案或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不应以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追究其刑事责任。（5）根据现有证据，吴汀在本案中主要行为是帮助贺擂编造虚假信息，以及对部分虚假文件进行翻译（其联系加拿大领馆工作人员马某的事实因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其本身是新西兰领事馆的签证官，对加拿大签证不具有职权。其主要是利用自己的从业经验以及在加拿大领馆的工作经验帮助贺擂修改、编写、翻译申请表格、申请信等申请资料。且聊天记录反映，贺擂在与吴汀的对话中对杨某某的部分信息进行了隐瞒和编造，在该部分事实中吴汀与贺擂没有形成犯意的共谋，在全部犯罪事实中，其不属于组织、策划者，也不属于拉拢、引诱、介绍行为的一种，因此该节不应对其以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在除杨某某之外��其他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中，吴汀明知贺擂组织“打黑工”人员出国，弄虚作假，帮助编写和伪造证明出境事由、家庭情况、婚姻情况等获得签证必要的证明材料，骗取签证，为贺擂组织他人偷越国境使用，其行为应以刑法第三百一十九条骗取出境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对16笔、21笔非法所得认定认可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应以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至2014年8月，上诉人贺擂、吴汀、胡士富、孙贵花、孔庆贯、杜金香单独或交叉协同，多次采取编造出境事由、偷渡人员身份信息骗取旅游、商务会议签证等方式，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至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牟取非法利益。上诉人贺擂先后参与组织他人偷越国境12次36人，其中未遂7人，违法所得人民币199万元；上诉人吴汀先后参与组织他人偷越国境6次14人，其中未遂7人，违法所得人民币58万元；上诉人胡士富先后参与组织他人偷越国境13次29人，其中未遂6人，违法所得人民币67.5万元；上诉人孙贵花先后参与组织他人偷越国境11次15人，其中未遂1人，违法所得人民币29.5万元；上诉人孔庆贯先后参与组织他人偷越国境8次9人，违法所得人民币8.6万元；上诉人杜金香先后参与组织他人偷越国境11次15人，其中未遂1人，违法所得人民币24.5万元。具体事实分述如下：
一、2012年7月，上诉人胡士富为组织偷渡人员陈某某偷越国境至加拿大，采取编造出境事由的方式，为陈某某骗取了赴加拿大旅游签证。2012年12月17日，陈某某从北京首都机场偷越国境至加拿大。在此次组织偷越国境犯罪中，胡士富违法所得人民币3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上诉人贺擂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2年底或2013年初，南京一旅行社一个男子找其为陈某某办理加拿大签证，房产证、结婚证、工作证明、存款证明等材料齐全，其就直接送签了，并帮陈某某订机票。出国前一天，有两个人和陈某某在一起，其中一人是胡士富，其是第一次与胡士富见面。
2、上诉人胡士富的供述、辩解及辨认笔录，证明其以办理旅游签证方式帮出国人员出国打工。2012年11月，陈某某找其想去加拿大打工，其把陈某某的护照、身份证、户口本、照片和签证费给贺擂，陈某某按照贺擂要求开了存款证明，一周后陈某某的加拿大旅游签证就办下来。其收陈某某16万元现金，支付给贺擂13万元现金。
3、证人刘某证言，证明其丈夫陈某某于2012年12月份通过胡士富办理签证去了加拿大打工。
4、户籍资料、护照信息、出入境记录，证明陈某某的自然状况及护照信息，其于2012年12月17日经上海浦东机场前往加拿大，至案发未回国。
二、2012年下半年，上诉人贺擂、胡士富为组织偷渡人员杨某某偷越国境至加拿大，采取编造出境事由以及偷渡人员身份信息的方式，为杨某某骗取了赴加拿大旅游签证。2013年3月8日，杨某某从上海浦东机场偷越国境至加拿大。在此次组织偷越国境犯罪中，贺擂违法所得人民币7万元，胡士富违法所得人民币4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上诉人贺擂的供述和辩解，证明胡士富找其办签证的目的是送人出国打黑工，不是为了旅游，其目的就是通过帮胡士富办签证赚钱，通过编造出国人员的身份骗取签��，加拿大有专门找工作的中介，在加拿大其也可以帮助介绍工作。其告诉吴汀有人想以旅游名义办理签证，到加拿大打工赚钱，吴汀也知道其送签的手续都是假的，吴汀只要护照和申请表，具体操作是其给出国人员编造身份，吴汀跟领事馆里面打招呼，出国人员全部经过培训，告诉他们是出国旅游，让他们记住假信息。其帮胡士富办理了杨某某去加拿大的签证，并帮杨某某订了去多伦多的机票，其把杨某某混在旅行团里出境，其收取了胡士富7万元。
2、上诉人胡士富的供述、辩解及辨认笔录，证明其介绍贺擂办理杨某某去加拿大签证，其把杨某某的护照、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照片寄给贺擂，杨某某开始被加拿大拒签，又办了一次才把签证办下来。2013年3月7日，贺擂在上海单独对杨某某讲了一些事情，第二天贺擂把杨某某带走了。其收了杨某某19万元现金，支付给贺擂15万元现金。
3、证人毕某证言，证明其母亲杨某某于2011年离婚，后一直在外打工，2013年底打电话说去了美国打工。
4、网上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证明贺擂与吴汀网上聊天，贺擂告诉吴汀在杨某某的申请书中填写杨某某已退休，其丈夫是南京君悦集团负责人等信息。
5、户籍资料、护照信息、出入境记录，证明杨某某自然状况及护照信息，其于2013年3月8日经上海浦东机场至加拿大，至案发未回国。贺擂于同日乘坐另一航班经上海浦东机场至加拿大。
三、2013年5月份，上诉人贺擂、胡士富为组织偷渡人员朱某偷越国境至加拿大，上诉人贺擂、吴汀、胡士富为组织偷渡人员陆某1偷越国境至加拿大，采取编造出境事由的方式，为陆某1、朱某骗取了赴加拿大旅游签证。2013年6月12日，朱某从北京首都机场偷越国境至加拿大，陆某1在北京首都机场因持变造的护照被查扣未出境。在此次组织偷越国境犯罪中，贺擂违法所得人民币5万元，吴汀违法所得人民币3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上诉人贺擂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3年4月份，胡士富的儿子朱某想从加拿大去美国，胡士富找其办理去加拿大签证。5月份，胡士富找其办理陆某1去加拿大签证，吴汀让其按正规手续办理，其让胡士富提供假的房产证，其把材料送到签证中心后，吴汀打招呼把签证办下来，临去加拿大前，其让陆某1自称是家庭妇女，要去加拿大旅游。胡士富给其13万元，其给吴汀8万。其没有收朱某的钱，陆某1的钱也没有退。
2、上诉人吴汀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其知道出国人员办理签证去加拿大主要目的是打工，贺擂为他们办理加拿大签证是为了赚钱，马某在加拿大驻上海领事馆负责签证。贺擂按照正常途径准备材料，送到加拿大签证中心，其会告诉马某送签材料的大致情况，以及材料信息不真实。送签后其告诉马某，马某负责保证把签证办下来。一般情况下，贺擂每人给其8万元，其给马某5万元。2013年6、7月，贺擂找其为一个姓陆的江苏女子办加拿大签证，其联系马某办理，马某要求提供财产证明，贺擂将材料备齐后送签，后来将签证办下来了。贺擂给其8万元，其给马某5万元。该段时间内，其还用同样的方法为一个江苏人办理去加拿大签证。
3、上诉人胡士富的供述、辩解及辨认笔录，证明陆某1找其到国外打工，其把陆某1的身份证、护照、户口本、照片寄给贺擂，贺擂只要了朱某的护照，贺擂就把陆某1和朱某的签证办下来。其收陆某118万元现金，支付给贺擂15万元现金，其还就朱某的签证给贺擂12万元现金。贺擂带陆某1和朱某在北京首都机场去加拿大时，陆某1因为假护照没有走成，其把18万元退给了陆某1。
4、证人陆某1证言，证明其找胡士富去加拿大打工，胡士富介绍贺擂为其办理签证，贺擂说可以办加拿大旅游签证去打工，其支付给胡士富23万元，在北京首都机场准备飞往加拿大时被边防民警拦下来了，说护照有问题。
5、户籍资料、护照信息、出入境记录，证明朱某的自然状况和护照信息，其于2013年6月12日经北京首都机场前往加拿大，至案发未回国，贺擂乘坐同一航班至加拿大。
6、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复函、鉴定意见，证明2013年6月12日，陆某1因护照系变造在北京首都机场被查扣未出境。
7、鉴定意见，证明经鉴定陆某1持有的护照有变造痕迹。
四、2013年7月份，上诉人贺擂、胡士富为组织偷渡人员张某某偷越国境至加拿大，采取编造出境事由以及偷渡人员身份信息的方式，为张某某骗取了赴加拿大旅游签证。2013年7月8日，张某某从北京首都机场偷越国境至加拿大。在此次组织偷越国境犯罪中，贺擂违法所得人民币5万元，胡士富违法所得人民币3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上诉人贺擂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3年7月份，胡士富介绍办理张某某去加拿大签证。张某某的身份经过编造，编造了虚假的工作证明、房产证，其通过吴汀打招呼拿到加拿大签证。胡士富给其13万元，其给吴汀8万元。
2、上诉人胡士富的供述、辩解及辨认笔录，证明张某某找其出国打工，其把张某某的护照、身份证、户口本、照片寄给贺擂，贺擂把张某某的加拿大签证办下来，还在上海让张某某背虚假的身份信息。其收张某某18万元现金，其支付给贺擂15万元。
3、证人丁某1证言，证明其丈夫张某某花了20万元去了加拿大打工。
4、户籍资料、护照信息、出入境记录，证明张某某的自然状况和护照信息，其于2013年7月8日经北京首都机场前往加拿大，至案发未回国。
五、2013年7月份，上诉人胡士富为组织偷渡人员丁某2偷越国境至美国，采取编造出境事由以及偷渡人员身份信息的方式，为丁某2骗取了赴美国旅游签证。2013年10月7日，丁某2从上海浦��机场偷越国境至美国，次日从上海浦东机场入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上诉人胡士富的供述、辩解及辨认笔录，证明丁某2找其去美国打工，其联系贺擂办理签证，编造丁某2为公司副总等材料。其收丁某26万元现金，丁某2在美国海关被拦下并遣返回国，其退给丁某26万元。
2、证人丁某2证言，证明其找胡士富去美国打工，胡士富安排其去上海美领馆面签，面签时其按照胡士富说的自己是老板，签证办下来后其给胡士富6万元，到美国后因为说话矛盾其自己回来了，胡士富退其1万元，写了5万元欠条。
3、户籍资料、护照信息、出入境记录，证明丁某2的自然状况和护照信息，其于2013年10月7日经上海浦东机场前往美国,次日经上海浦东机场入境。
六、2013年7月份，上诉人贺擂、胡士富为组织偷渡人员王某某、张某2、戚某某、朱某某偷越国境至加拿大，采取编造出境事由的方式为王某某、张某2、戚某某、朱某某骗取了赴加拿大旅游签证。上诉人贺擂、孙贵花、杜金香为组织偷渡人员朱某某2偷越国境至加拿大，采取编造出境事由以及偷渡人员身份信息的方式为朱某某2骗取了赴加拿大旅游签证。2013年8月9日，王某某、张某某、戚某某、朱某某、朱某某2从北京首都机场偷越国境至加拿大。在此次组织偷越国境犯罪中，贺擂违法所得人民币20万元，胡士富违法所得人民币14万元，孙贵花违法所得人民币5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上诉人贺擂的供述、辩解及辨认笔录，证明孙贵花找其为出国人员办签证，其知道是去加拿大打黑工，或者想留下来，其目的是为了赚钱，其通过编造身份骗取加拿大签证。其通过孙贵花认识杜金香，编造出国人员身份骗取签证时，杜金香和孙贵花是一起的，孙贵花有事时，其也会和杜金香联系，杜金香也知道通过编造出国人员身份办理签证的事情。2013年8月份，胡士富介绍办理朱某某、王某某、张某某、戚某某去加拿大签证，孙贵花介绍办理朱某某2去加拿大签证，该五人的身份信息均经过编造，编造虚假结婚证、房产证等资料。其送签后吴汀打招呼办签证。临去加拿大前，其告诉胡士富介绍的四个人记住假的身份信息，孙贵花把假的身份信息告诉朱某某2。其收胡士富49万元，收孙贵花13万元，其给吴汀42万元。
2、上诉人胡士富的供述、辩解及辨认笔录，证明朱某某、王某某、张某某、戚某某找其去加拿大打工，其把四人的护照、身份证、户口本、照片寄给贺擂。其收戚某某20万元、王某某17万元、张某某22万元，其按每人15万元给贺擂，朱某某给贺擂13万元。
3、上诉人孙贵花的供述、辩解及辨认笔录，证明其为出国打工赚钱的人办理旅游签证，并编造了身份，部分出国人员是其和杜金香一起办理的。2013年7月份，凯某介绍办理朱某某2去加拿大签证，其找贺擂办理，签证办下来后，其和杜金香共同垫付25万元给贺擂，其让朱某某2记住信息表中的虚假身份信息。凯某打到杜金香银行卡35万元，其给了凯某5万元回扣，其没有分钱给杜金香，为杜金香买了往返飞机票。
4、证人王某1证言，证明其女儿王某某于2013年夏天去了加拿大打工。
5、证人陆某1证言，证明其通过胡士富以办理旅游签证的方式去加拿大打工，在北京首都机场准备飞往加拿大时被边防民警拦下来了，胡士富不退钱，就给其丈夫张某某办理加拿大签证抵账，其又给胡士富6万元，张某某在加拿大做厨师。
6、证人谢某证言，证明其儿媳戚某某去了加拿大打工。
7、户籍资料、护照信息、出入境记录，证明朱某某2、戚某某、张某某、王某某、朱某某的自然状况和护照信息，该五人于2013年8月9日经北京首都机场至加拿大，至案发未回国，贺擂、孙贵花、杜金香乘坐同一航班至加拿大。
七、2013年8月份，上诉人贺擂、胡士富为组织偷渡人员王某2、倪某某、马某2、陆某2、王某3、高某偷越国境至加拿大，上诉人贺擂、孙贵花、杜金香为组织偷渡人员翁某某、吴某某、姜某某偷越国境至加拿大，采取编造出境事由以及偷渡人员身份信息的方式，为王某2、倪某某、马某2、陆某2、王某3、高某、翁某某、吴某某、姜某某骗取了赴加拿大旅游签证。2013年10月24日，王某2、倪某某、马某2、陆某2、王某3、高某、翁某某、吴某某、姜某某从上海浦东机场偷越国境至加拿大；同年11月1日，王某2、陆某2因对工作不满意回国。在此次组织偷越国境犯罪中，贺擂违法所得人民币46万元，胡士富违法所得人民币13万元，孙贵花违法所得人民币7.5万元，杜金香违法所得人民币7.5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上诉人贺擂的供述、辩解及辨认笔录，证明2013年10月份，胡士富介绍办理陆某2、王某2、马某2、王某3、倪某某、高某去加拿大签证。该六人的身份均经过编造，编造了虚假的结婚证、房产证、��作单位等，其通过吴汀打招呼拿到六人的签证。该批中还有孙贵花介绍的吴某某、翁某某、姜某某，该三人的身份也是经过编造，通过吴汀打招呼办到去加拿大的签证。临去加拿大前一天，其告诉该六人虚假身份信息，告诉他们出国是旅游。孙贵花介绍的人由孙贵花负责培训。其收胡士富共83万元，给吴汀48万元，其收孙贵花共60万元，给吴汀39万元。王某2、陆某2回国后，其分别退给每人5万元。
2、上诉人胡士富的供述、辩解及辨认笔录，证明2013年10月份，其介绍贺擂办理王某3、马某2、陆某2、王某2、倪某某、高某去加拿大签证。其把该六人的护照、身份证、户口本、照片寄给贺擂，后来贺擂把签证都办下来了。陆某2、王某2在加拿大工作不到一周就回来了。其收陆某218万元，支付给贺擂13万元，陆某2回国后，贺擂退给陆某25万元，其退给陆某213万元。其收王某220.5万，支付给贺擂15万元，王某2回国后，贺擂退给王某25万元，其退给王某215.5万元。其收倪某某、高某、王某3、马某2共83万元，支付给贺擂60万元。
3、上诉人孙贵花的供述、辩解及辨认笔录，证明凯某介绍办理翁某某、吴某某去加拿大签证，路某某介绍办理姜某某去加拿大签证，其把三人的护照、照片、户口本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给贺擂，其借给翁某某10万元在银行开了一张存款证明，找人做了虚假的银行流水单。贺擂把三人的签证都办下来了，其让三人按照信息表上的虚假信息编造自己。路某某打到杜金香银行卡上30万元，翁某某家人打到杜金香银行卡上60万元，其支付给贺擂75万元。赚的钱被其和杜金香平分了。
4、上诉人杜金香的供述、辩解及辨认笔录，证明出国人员找孙贵花办理加拿���、美国签证是为了出国打工，其帮孙贵花跑跑腿、帮帮忙，办理的是旅游签证，出国前一般进行口头培训。2013年8、9月份，翁某某、吴某某通过凯某介绍找孙贵花办理去加拿大签证，姜某某通过别人找孙贵花办理去加拿大签证，三人把护照、照片寄到其和孙贵花开的服装店，贺擂把签证办下来后，其陪孙贵花给贺擂75万元，其垫了十几万元。其陪孙贵花让三人签协议，并一起坐飞机到加拿大。
5、证人王某2证言，证明2013年10月份，其通过胡士富以旅游名义去加拿大打工，其给胡士富21.5万现金。临去加拿大前，贺擂让其背虚假信息，到加拿大后贺擂在报纸上帮其找了一份保姆工作，其干了三天就和陆某2一起回来了，贺擂退给其5万元。
6、证人金某证言，证明2013年10月份，其妻子王某2通过胡士富去加拿大打工，办理的旅游签证。
7、证人李某1证言，证明其妻子倪某某在2013年10月份通过胡士富以旅游名义到加拿大打工，共交给胡士富23万元。
8、证人乔某证言，证明其丈夫马某2通过胡士富去加拿大打工，共交给胡士富20万元。
9、证人陆某2证言，证明2013年10月份，其通过胡士富以旅游名义去加拿大打工，胡士富帮其制作了假房产证、收入证明，贺擂还给其培训，其在加拿大没找到工作就回国了，共交给胡士富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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