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民终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KWOKWAIANDYHO(何国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志强，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萧飞，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天玺泰普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
法定代表人：黄玉珍，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安，广东枫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广东枫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光通亮照明灯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
法定代表人：黄国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安，广东枫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广东枫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澳雷朗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
法定代表人：黄国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安，广东枫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广东枫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伟明，男，汉族，1970年8月28日出生，住所广东省佛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安，广东枫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广东枫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利浦公司)、上诉人佛山市天玺泰普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玺泰普公司)、上诉人佛山市光通亮照明灯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通亮公司)、上诉人佛山市南海澳雷朗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雷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伟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5)沪二中民四(商)初字第S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飞利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志强、萧飞，上诉人天玺泰普公司、上诉人光通亮公司、上诉人澳雷朗公司及被上诉人黄伟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安、陈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飞利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黄伟明对澳雷朗公司在第一项判决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对黄伟明和澳雷朗公司财产混同事实认定不清。首先，澳雷朗公司2007年至2014年的审计报告并非针对股东财产独立性进行的审计，缺乏必要的中立性、客观性和权威性，无法证明股东财产的独立性。上述审计报告显示，黄伟明本人、其配偶以及关联公司与澳雷朗公司之间有多笔款项往来，但澳雷朗公司和黄伟明均未作合理解释，或提供证据证明应收应付账款的正当性。一审法院仅凭审计报告有所记载就认定澳雷朗公司财产独立，无法令人信服。其次，澳雷朗公司的经营场所的租赁合同系黄伟明签署，其中第一份租赁合同签署于澳雷朗公司设立过程中，以黄伟明名义签署尚属合理，但2013年重新签订的第二份租赁合同仍以黄伟明名义签订，证明了黄伟明与澳雷朗公司的财产存在很大程度上的混同。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63条的规定，证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的举证责任首先在于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而非债权人。一审法院错误地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飞利浦公司，令飞利浦公司承担不利后果，有违法律规定。
天玺泰普公司、光通亮公司、澳雷朗公司(以下合称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及黄伟明共同辩称，1、一审法院对黄伟明与澳雷朗公司之间的财产独立问题认定事实清楚，澳雷朗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工商登记资料和场地使用确认书等，足以证明黄伟明在担任澳雷朗公司股东期间，个人财产独立于澳雷朗公司的财产。2、澳雷朗公司每年的财务会计报告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没有必要再进行司法审计。3、澳雷朗公司的审计报告对股东等的借款有明确记载，法律并未禁止股东等借款给公司。4、黄伟明在一审期间已经履行了举证义务，飞利浦公司未提供证据反驳，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5、本案立案之前澳雷朗公司已经不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黄伟明不是适格被告。综上，请求驳回飞利浦公司的上诉请求。
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飞利浦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偏袒飞利浦公司，公正不足。首先，飞利浦公司在一审期间数次变更诉讼请求，最后一次应为2016年3月18日变更为人民币118,688,658.82元(除有特别注明外，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并非一审判决所认定的2015年3月18日变更为119,678,879.89元。一审法院的判决超出飞利浦公司的诉讼请求，明显错误。其次，涉及案外人仁某(香港)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某香港公司)的公章、支付金额、账户明细清单，均未经仁某香港公司质证，一审法院认定其真实性没有依据。2、一审部分程序违法。首先，仁某香港公司是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申请追加其为共同被告，一审法院不同意追加，但却未以裁定驳回，剥夺了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的诉讼权利。其次，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静安法院)的调解笔录是飞利浦公司作为参考而不是证据提供给一审法院，该调解笔录的相关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没有得到静安法院的许可。飞利浦公司不顾级别管辖的规定，将静安法院的案件撤诉后硬性并入本案审理。对于2014年10月3日后新发生的业务，飞利浦公司在静安法院主张光通亮公司和澳雷朗公司是主、从担保关系，而在本案中又主张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之间为共同关系，法律关系混乱。3、主要事实认定不清。首先，飞利浦公司通过变更诉讼请求的方式企图达到对其不利的自认事实的反悔，一审法院免除了飞利浦公司因此需要承担的举证责任，违反法律规定。其次，飞利浦公司提供的《还款承诺书》、《账目》附表、账户明细清单相互矛盾，一审判决对此只字不提，难以令人信服。再次，光通亮公司和澳雷朗公司不存在拖欠2014年9月前货款的事实，而仁某香港公司与飞利浦公司之间不存在交易，没有债务。《还款承诺书》形成在前，账户明细清单形成在后，在债务数额未明确的情况下，认定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与仁某香港公司之间相互加入各自债务确认共同债务的陈述纯属虚构。光通亮公司和澳雷朗公司是担保人身份，一审判决认定为共同之债是错误的。最后，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在2014年的汇款合计超过1.8亿余元，而飞利浦公司的送货单、发票金额即使加上2013年的也仅为1.6亿余元。飞利浦公司称2014年10月3日之前的汇款系用于偿还更早的债务或其他业务，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对此飞利浦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飞利浦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的债务事实清楚、准确。飞利浦公司的诉讼请求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共同盖章出具的《还款承诺书》确认的截止至2014年10月3日的债务；第二部分为天玺泰普公司于2014年10月3日以后新采购货物而发生的债务。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拒不承认《还款承诺书》的债务确认效力，飞利浦公司为此提供了发票、送货单及对账单等加以佐证，足以证明《还款承诺书》确认的欠款金额存在真实依据。天玺泰普公司的1.2亿元的债务并非全部发生在2014年，其中部分发生于2013年。2、飞利浦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不存在违反级别管辖的问题。飞利浦公司于2014年12月起诉时虽分别起诉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本案及静安法院两案)，但后经深入分析后调整了法律观点，于2016年3月18日变更诉讼请求，改为在本案中主张《还款承诺书》项下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的共同债务以及天玺泰普公司2014年10月3日以后新发生的债务；在静安法院的两案中分别向澳雷朗公司、光通亮公司主张2014年10月3日以后的新发生的债务。后静安法院两案调解，飞利浦公司遂于2016年8月31日进一步修正本案诉讼请求，将已经通过调解确认为静安法院两案中的澳雷朗公司和光通亮公司的还款在本案中不再作为该两公司的还款，并加入仁某香港公司的还款，最终形成诉讼请求金额为119,678,879.89元。3、仁某香港公司不应被追加为被告。本案系争债务不构成必要共同诉讼，无需追加仁某香港公司为被告。追加被告是原告的权利，飞利浦公司作为本案原告，有权选择要求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承担责任，而放弃对仁某香港公司的权利请求。4、飞利浦公司未主张仁某香港公司的责任，仁某香港公司的公章等真实与否与本案无关。飞利浦公司确认仁某香港公司的付款，属于事实的自认，无需质证，且该付款金额在诉讼请求中扣减。飞利浦公司现主张的债务系《还款承诺书》项下的债务，账户明细清单作为佐证，并非必须经仁某香港公司质证。综上，请求驳回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的上诉请求。
飞利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共同向飞利浦公司清偿债务119,678,879.89元；2、判令黄伟明对前述第一项诉讼请求项下澳雷朗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如下：
1、飞利浦公司与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存在长期的业务关系。仁某香港公司与飞利浦公司的关联公司亦存在业务往来。
2、天玺泰普公司系于2012年2月20日在广东省佛山市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黄伟恒、黄玉珍，法定代表人黄玉珍。光通亮公司系于2006年4月8日在广东省佛山市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黄国明、黄玉珍，法定代表人黄国明。澳雷朗公司系于2007年2月12日在广东省佛山市成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黄伟明，法定代表人黄伟明；2014年12月23日，澳雷朗公司股东变更为黄伟明(股权比例99%)、杜家敏(股权比例1%)；2015年4月29日，澳雷朗公司股东再次发生变更，黄伟明将其所持99%股权全部转让给黄国明，公司法定代表人亦由黄伟明变更为黄国明。仁某香港公司系设立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类别为普通股，已发行股份数额为10,000股，黄伟明持有10,000股。
3、2013年、2014年，飞利浦公司分别与作为经销商的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签订《非独家经销协议》。其中2014年1月1日飞利浦公司与天玺泰普公司签订的《非独家经销协议》(以下简称系争《非独家经销协议》)约定：飞利浦公司系为本协议之目的代表照明产品部门行事；飞利浦公司指定天玺泰普公司在区域内作为专用商业条款中规定的飞利浦照明产品以及飞利浦公司根据本协议的条款随时提供的其他产品的非独家经销商；根据本协议而进行的向经销商销售产品之活动将受到“飞利浦商业销售标准条款和条件”的制约；向销售商供应产品的适用价格(供货价格)即为专用商业条款中规定的价格，并且不包含税项；专用商业条款中规定了所有适用的付款条件(和信贷条件，如有)；本协议自2014年1月1日起生效且在一年内持续有效，除非飞利浦公司在任何时候提前30天向经销商发出书面通知后无需指定原因而提前终止本协议；(11.2条)本协议可在发生下述任一或所有情形时立即由飞利浦公司予以终止：(11.2.1条)若任何一方违反了本协议的任何条款，且在收到另一方就此发出的书面通知后30天内未能对此作出补救；为11.2.1条之目的，经销商的违约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在收到关于款项未付事宜的通知后15天内未能及时向飞利浦公司支付欠付的任何发票金额；等等。
4、系争《非独家经销协议》的附件一《飞利浦商业销售标准条款和条件》约定：除非飞利浦公司与买方之间另有书面约定，否则飞利浦公司即可在产品交付后根据适用的价格条款就已交付产品的价款向买方开具发票。除非飞利浦公司与买方另有书面约定，否则应付款净额即须在发票日期后30日期限内予以支付；除了飞利浦公司依据适用法律而可能获得任何其他权利和救济之外，还将针对所有延迟的付款计收利息，利率按照18%的年利率或适用的法定利率，以两者中数值较大者为准并以适用法律允许为前提，自逾期欠付起始日开始计至全额付款为止。
5、系争《非独家经销协议》所附《一般商业条款附录》约定：经销商承诺有关高压气体放电灯泡等两类产品每年最低购买量为4,000万元，其中第一季度为3,600万元、第二、三季度为150万元、第四季度为100万元。季度返利的条件之一为根据飞利浦公司的日历，在每个季度的结账日(分别是4月1日、7月1日、9月30日和12月31日)，经销商无任何超期账款；飞利浦公司会将应收账款和返利对账单发给客户，并仅在收到客户对这两份文件的书面确认和签署后支付返利。季度返利计算方法为：当经销商签约额大于100万元时；当经销商的季度实际购货金额大于等于季度承诺购买目标的100%后，飞利浦公司将按“当季实际购货金额/1.17*2%”的计算公式给予经销商季度返利。年度返利的条件之一为经销商必须在2015年1月20日前结清2014年度所有货款，且无违反协议之约定条款；飞利浦公司会将应收账款和返利对账单发给客户，并仅在收到客户对这两份文件的书面确认和签署后支付返利。年度返利计算方法为：当经销商的年度实际购货金额大于等于年度承诺购买目标的90%，但小于100%年度承诺购买目标的时候，飞利浦公司将按“年度实际购货金额/1.17*0.5%”的计算公式给予经销商年度返利；当经销商的年度实际购货金额大于等于年度承诺购买目标的100%的时候，飞利浦公司将按“年度实际购货金额/1.17*1%”的计算公式给予经销商年度返利。所有返利以冲抵货款方式发放。有关MasterLED可替换光源等十六类产品经销商承诺每年最低购买量为150万元，其中第一季度为75万元、第四季度为75万元。年度返利的条件之一为经销商必须在2015年1月20日前结清2014年度所有货款，且无违反协议之约定条款；飞利浦公司会将应收账款和返利对账单发给客户，并仅在收到客户对这两份文件的书面确认和签署后支付返利。年度返利计算方法为：当经销商的年度实际购货金额大于等于年度承诺购买目标的90%，但小于100%年度承诺购买目标的时候，飞利浦公司将按以下返利计算公式给予经销商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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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额大于50万元小于等于300万元的，按“年度实际购货金额/1.17*1%”的计算公式给予经销商年度返利；当经销商的年度实际购货金额大于等于年度承诺购买目标的100%的时候，飞利浦公司将按以下返利计算公式给予经销商返利——签约额大于50万元小于等于300万元的，按“年度实际购货金额/1.17*2%”的计算公式给予经销商年度返利。
6、2014年1月1日，飞利浦公司与天玺泰普公司还签订了《非独家经销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如天玺泰普公司存在任何超期应付款项，飞利浦公司有第一优先权随时取回与相应货款金额相等的产品等。
7、2014年1月1日，飞利浦公司与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仁某香港公司共同签订了《非独家经销协议补充协议》，约定：鉴于飞利浦公司和该四家经销商签署了2014年年度《非独家经销协议》(“主合同”)，因此，四家经销商特别承诺，其相互间就主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和责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仁某香港公司加盖了签字章。
8、2014年10月20日，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共同在《还款承诺书》上盖章，载明：“致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截止2014年10月3日，我公司欠贵公司应付帐138,811,221.08(人民币：138,811,221.08),其中超期账款122,097,922.17(人民币：122,097,922.17),我公司承诺会严格按以下计划还款。2014年10月还款1,500万。”仁某香港公司在该《还款承诺书》上也加盖了签字章。
9、2014年12月，飞利浦公司在静安法院分别对光通亮公司、澳雷朗公司、仁某香港公司提起诉讼。其中，对于仁某香港公司的起诉，静安法院已裁定准许飞利浦公司撤诉。另两案飞利浦公司均经过变更诉讼请求，最终分别向光通亮公司、澳雷朗公司主张两公司于2014年10月3日后与飞利浦公司因新发生业务所欠付的货款2,697,707.32元、1,799,024.75元。两案后经静安法院调解，形成调解笔录，笔录中各方确认：飞利浦公司于2014年10月3日后收到的光通亮公司支付的部分款项计2,697,707.32元系用于支付光通亮公司于2014年10月3日后自飞利浦公司处采购货物的价款2,697,707.32元，飞利浦公司该案诉请的货款本金2,697,707.32元已结清；飞利浦公司于2014年10月3日后收到的澳雷朗公司支付的部分款项计1,799,024.75元系用于支付澳雷朗公司于2014年10月3日后自飞利浦公司处采购货物的价款1,799,024.75元，飞利浦公司该案诉请的货款本金1,799,024.75元已结清。两案最终均以飞利浦公司撤诉结案。
10、包括上述2,697,707.32元在内，光通亮公司于2014年10月3日后共计向飞利浦公司支付了6,924,609.88元(不含车灯业务)。包括上述1,799,024.75元在内，澳雷朗公司则于2014年10月3日后共计向飞利浦公司支付了7,169,024.75元。本案审理中，光通亮公司及澳雷朗公司确认，对于两公司于2014年10月3日后支付的款项，先行作为支付两公司各自与飞利浦公司于2014年10月3日后新发生的业务货款予以扣除，余额则在天玺泰普公司确有对飞利浦公司存在欠款的前提下同意作为天玺泰普公司的还款。
11、飞利浦公司确认仁某香港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11月6日分别向其支付了21万美元、36万美元，飞利浦公司同意将前述款项按付款当日美元兑换人民币的价格折算成人民币3,506,511元，作为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的还款。飞利浦公司并承诺，飞利浦公司不再向仁某香港公司主张其他欠款。
一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一、2014年10月20日《还款承诺书》所载内容是否真实
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对《还款承诺书》上所加盖的该公司公章无异议，但认为其与飞利浦公司没有对过帐，《还款承诺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配合飞利浦公司离职高管的审计而出具。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以飞利浦公司2014年12月19日的起诉状、2014年向飞利浦公司付款的银行汇款凭证、飞利浦公司在静安法院对光通亮公司及澳雷朗公司提起诉讼的起诉状及调解笔录和民事裁定书为据，证明飞利浦公司在本案的起诉状中自认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0月15日向天玺泰普公司供货，根据飞利浦公司提供的发票统计，该时间段飞利浦公司与天玺泰普公司的交易额仅为5,000多万元，期间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合计的付款金额远远高于飞利浦公司诉请的金额，且《还款承诺书》反映未到期款为16,713,299.80元(应指2014年9月4日至10月3日期间发生的款项)，但事实上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及仁某香港公司此期间合计与飞利浦公司发生的业务额为8,738,101.21元，两者差额达7,975,198.59元，表明《还款承诺书》中的金额不真实。飞利浦公司对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除各方已确认不属于本案还款的凭证外)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认为其所主张的欠款并非仅2014年的业务，还有2013年的业务欠款，其已于起诉时提供了部分2013年的发票及成品出库单，且各方对于欠款已经对账确认。为此，飞利浦公司提供了由该公司制作、四公司盖章确认的账户明细清单(对账单截止日期为2014年9月28日)、2013年6月起飞利浦公司向天玺泰普公司开具的发票及成品出库单为证。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对绝大部分的发票、成品出库单及账户明细清单上加盖的公司盖章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2013年的发票及成品出库单与本案无关，有部分发票没有成品出库单对应，部分出库单非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员工签收，账户明细清单中无经办人签名，且清单上记载的付款情况不全，存在节录、删减、加工等错误情况，账户明细清单不能反映真实的欠款情况，系财务人员在受欺骗的情况下加盖的公章。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还款承诺书》上加盖的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的公章是真实的，而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其对于在承诺书上盖章确认的法律后果应有明确的认识。现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虽主张系为配合飞利浦公司高管离职审计而在《还款承诺书》上盖章，但并未提供证据佐证，故对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其次，飞利浦公司已提供了发票及成品出库单，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对其中主要部分真实性亦无异议，佐证了飞利浦公司与天玺泰普公司之间确实存在巨额业务往来。再次，飞利浦公司提供了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分别加盖公章确认的账户明细清单三组以及加盖仁某香港公司签字章的账户明细清单一组，用以证明对于欠款双方已经对账确认。虽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对部分发票、成品出库单以及账户明细清单记载的内容持有异议，但飞利浦公司已于审理中对账户明细清单中有关账目制作作出了说明，且该说明符合财务制作规范，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加盖公章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对该账户明细清单予以确认。前述账户明细清单载明对账单截止日期为2014年9月28日。其中天玺泰普公司盖章的清单共65页，所涉凭证从2013年7月4日起至2014年9月28日，载明应收账款总额为118,276,961.04元、已过期总额为109,578,256.26元；光通亮公司盖章的清单共28页，所涉凭证从2013年11月27日起至2014年9月28日，载明应收账款总额为8,661,009.70元、已过期总额为8,489,431.28元；澳雷朗公司盖章的清单共18页，所涉凭证从2013年11月27日起至2014年9月27日，载明应收账款总额为8,014,594.13元、已过期总额为6,928,787.45元；仁某香港公司盖章的账户明细清单共3页，所涉凭证从2013年6月28日起至2014年9月27日，载明应收账款总额为2,039,589.90美元、已过期总额为2,039,589.90美元。以上四组账户明细清单所载欠款总额相加为134,952,564.87元及2,039,589.90美元，已超过《还款承诺书》确认的欠款金额。综上，《还款承诺书》、发票及成品出库单、账户明细清单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还款承诺书》中的欠款金额存在真实依据，故对《还款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2014年10月3日后，飞利浦公司与天玺泰普公司、新发生的业务金额及天玺泰普公司的还款情况
飞利浦公司主张，其于2014年10月3日后又向天玺泰普公司提供了价值3,372,372.37元的货物，天玺泰普公司则向飞利浦公司支付了9,401,300元货款。天玺泰普公司对还款金额无异议，但认为飞利浦公司所提供的2014年10月3日之后的发票及成品出库单中有金额为3,064,364.71元的发票存在虚开情况，与实际送货数量不一致。飞利浦公司认为双方的协议约定经销商付款应以发票开具的金额为准，天玺泰普公司收到发票后未提异议且进行了抵扣，故对天玺泰普公司的异议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飞利浦商业销售标准条款和条件》约定：除非另有书面约定，否则飞利浦公司即可在产品交付后根据适用的价格条款就已交付产品的价款向卖方开具发票；除非另有书面约定，否则应付款净额即须在发票日期后30日期限内予以支付。此条款意味着，如飞利浦公司所提供的发票与成品出库单记载的数量或金额确实存在不能对应或数量及金额多开问题，则天玺泰普公司至少应在收到发票后30日内提出异议，否则就需依此付款。而就目前天玺泰普公司提供的证据而言，从未见其在本案诉讼之前曾就该部分发票向飞利浦公司提出过异议，故天玺泰普公司现提出此异议不具有合理性，本院对此节抗辩主张不予采信。据此可以认定，2014年10月3日后，飞利浦公司又向天玺泰普公司提供了价值3,372,372.37元的货物，天玺泰普公司则向飞利浦公司支付了9,401,300元货款。
三、飞利浦公司是否存在未予支付返利的情况
《非独家经销协议》所附《一般商业条款附录》明确约定季度返利的条件之一为根据飞利浦公司的日历，在每个季度的结账日经销商无任何超期账款；年度返利的条件之一为经销商必须在2015年1月20日前结清2014年度所有货款，且无违反协议之约定条款；飞利浦公司会将应收账款和返利对账单发给客户，并仅在收到客户对这两份文件的书面确认和签署后支付返利。就本案而言，《还款承诺书》及账户明细清单明确载明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存在大量已过期应付账款，说明已不符合返利的条件。飞利浦公司未按上述协议约定将返利对账单发给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的行为也表明，飞利浦公司也未承诺过返利。故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主张飞利浦公司存在未予支付的返利不能成立。
四、黄伟明与澳雷朗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财产混同的事实
飞利浦公司提供了澳雷朗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及2009-2011年度审计报告、厂房租赁合同等，用以证明黄伟明系澳雷朗公司设立时的唯一股东，飞利浦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黄伟明为逃避债务转让了股权，审计报告反映的澳雷朗公司对黄伟明的应付账款不仅真实性有待考证，且相较澳雷朗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及成本存在不合理性，吕永红疑为黄伟明之妻，澳雷朗公司对吕永红也存在长期借款，佛山市欧雪朗照明灯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雪朗公司)欠付澳雷朗公司巨额账款，该司的法定代表人疑为黄伟明岳父，澳雷朗公司在工商备案的厂房租赁合同亦系黄伟明与出租方签订，飞利浦公司有理由怀疑澳雷朗公司的财产与黄伟明个人及其关联方的财产存在混同。黄伟明则以澳雷朗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材料、场地使用确认书、澳雷朗公司自2007年至2014年度的审计报告为据，证明澳雷朗公司每年进行审计，公司财产与黄伟明个人财产不存在混同。
一审法院鉴于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只是认为不能证明各自的主张，故据此查明：澳雷朗公司2007年审计报告反映，“应收”黄伟明13,593.95元(往来款)、“应付”黄伟明货款70,000元及“其他应付款”257,850元。2008年审计报告“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中列明对黄伟明的“其他应付款”为1,391,256,05元(欠款原因-
股东欠款)，“关联方关系及交易”中列明对黄伟明的“其他应付款”则为1,401,355.05元。2009年审计报告反映，对黄伟明的“其他应付款”为2,256,876.05元(欠款原因-
代缴)、吕永红“长期借款”100万元。2010年审计报告反映，对黄伟明的“其他应付款”为4,164,876.05元(欠款原因-
股东往来)、吕永红“长期借款”100万元。2011年审计报告反映，“应收款”光通亮公司4,750,000元、“应收款”欧雪朗公司货款1,907,940元,吕永红“长期借款”100万元。2012年审计报告反映，“长期应收款”天玺泰普公司8,111,500元、“其他应付款”黄伟明4,784,876.05元。2013年审计报告反映，吕永红“长期借款”180万元。2014年审计报告反映，吕永红“长期借款”180万元、“应收帐款”天玺泰普公司213,500元、“其他应收款”天玺泰普公司2,853,500元、“应付”天玺泰普公司4,768,758.50元、“其他应付”黄伟明2,210,000元。上述每年的审计报告中，审计单位均认为澳雷朗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澳雷朗公司的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2006年9月28日，黄伟明与案外人霍某某签订《租赁合同》，约定黄伟明承租南海大沥横岗工业区内的500平方米厂房，约定租赁期十年，从2006年11月1日至2009年10月30日。2013年9月28日，黄伟明再次与案外人霍某某签订《租赁合同》，约定黄伟明承租南海大沥横岗工业区内的500平方米厂房，租赁期仍为十年，从2013年11月1日至2015年10月30日。2007年1月16日，黄伟明代表澳雷朗公司的全体股东出具场地使用确认书载明，经股东决定该公司股东代表公司租赁位于南海大沥横岗工业区内的厂房为澳雷朗公司的场地使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飞利浦公司变更起诉的事实理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二、飞利浦公司的诉请中是否存在一事再理的部分。三、《还款承诺书》能否作为确认被告欠款数额的依据，实际欠款金额为多少。四、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性质。五、黄伟明需否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同时，我国法律未禁止当事人变更其主张的事实或理由，但如涉及“禁反言”原则时，则依法有可能需承担因此产生的诉讼后果。故飞利浦公司在审理中变更事实理由并未违反法律规定。
关于争议焦点二。就飞利浦公司已明确的诉讼请求而言。飞利浦公司在静安法院经过变更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最终主张的仅为光通亮公司、澳雷朗公司于2014年10月3日后与飞利浦公司因新发生业务所欠付的货款。本案中飞利浦公司系以2014年10月3日《还款承诺书》为时间节点，以该函项下确认的欠款总额，加上2014年10月3日后与天玺泰普公司新发生的交易额，减去天玺泰普公司、澳雷朗公司、光通亮公司已支付的款项(不包括澳雷朗公司、光通亮公司为本公司2014年10月3日后新发生业务支付的款项)的余款。两案的诉讼标的不同，不存在重复起诉问题，更不构成一事再理。
关于争议焦点三。基于上述对于《还款承诺书》的事实认定，鉴于飞利浦公司已提供了发票、成品出库单、账户明细清单等证据佐证，故虽天玺泰普等三上诉人对《还款承诺书》中确认的欠款金额持有异议，但尚不足以推翻《还款承诺书》的合法效力，故飞利浦公司以《还款承诺书》为主要依据，主张2014年10月3日前的欠款金额与法不悖，应予支持。如前文所述，因天玺泰普等三上诉人未按期支付货款，其享受返利的条件不成就，故本案中不存在可供扣减的返利。据此，飞利浦公司以《还款承诺书》中确认的欠款138,811,221.08元减去2014年10月3日以后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的付款总额23,494,934.63元，加上静安法院案件中确认的作为光通亮公司、澳雷朗公司另案的还款1,799,024.75元及2,697,707.32元，加上2014年10月3日后天玺泰普公司新采购的货物金额3,372,372.37元，再减去2014年10月3日后仁某香港公司支付的3,506,511元的计算方式，主张尚余欠款119,678,879.89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四。无论由《还款承诺书》“我公司欠贵公司……我公司会严格按照以下承诺还款”的文意分析，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系《还款承诺书》项下的共同债务人，还是就《非独家经销协议》而言，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在2014年1月1日《非独家经销协议补充协议》中又承诺“相互间就主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和责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故飞利浦公司要求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共同承担本案债务合法有据，应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五。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飞利浦公司认为黄伟明是本案系争债务发生时澳雷朗公司的唯一股东，黄伟明于飞利浦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立即将自己所持股权转让给其兄的行为有恶意逃避公司债务之嫌，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同时，黄伟明也是天玺泰普公司、光通亮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黄伟明无法证明其财产与澳雷朗公司不存在混同的情况下，黄伟明应承担澳雷朗公司的债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飞利浦公司并无证据证明黄伟明存在以个人财产与飞利浦公司或其他债权人发生业务款项往来的情形。至于房屋租赁合同，由其签约时间可以发现，第一份合同恰签署于澳雷朗公司设立过程中，故以黄伟明名义与案外人签署协议并无明显不合理之处，亦不能以此证明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其次，澳雷朗公司2007至2014年每年的审计报告均明确记载了澳雷朗公司与黄伟明之间的应收应付账款金额，且审计单位认为澳雷朗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澳雷朗公司的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前述审计报告可证实澳雷朗公司的财产于其生产经营期间独立于黄伟明的财产。至于飞利浦公司关于吕永红疑似黄伟明之妻、欧雪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疑似黄伟明岳父，既无证据佐证，且也不足以当然证明黄伟明与澳雷朗公司财产存在混同情形。再次，飞利浦公司并没有提供其他可以证实黄伟明存有滥用股东权利行为的证据，仅凭黄伟明转让股权的行为尚不足以证明其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飞利浦公司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因此，对飞利浦公司关于黄伟明应对澳雷朗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飞利浦公司支付货款119,678,879.89元。二、驳回飞利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0,194.4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公告费600元，共计645,794.40元，由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一、飞利浦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黄伟明与吕泳红的婚姻登记档案，证明吕泳红系黄伟明的配偶。2、(2006)佛中法民二终字第7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欧雪朗公司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吕锡吉系黄伟明的岳父。3、广州天域光源照明有限公司工商内档资料，证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本案黄伟明系同一人。
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和黄伟明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并表示从未否认过黄伟明、吕泳红以及吕锡吉之间的身份关系。
二、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及黄伟明共同提交以下证据：静安法院两案的三次证据交换笔录、一次调解笔录、一次庭审笔录，证明光通亮公司在2014年全年对飞利浦公司无欠款，一审法院将2014年10月3日之后的债务纳入共同债务处理，与静安法院案件的处理结果相矛盾。
飞利浦公司质证认为，本案与静安法院案件的处理结果无矛盾。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基于《还款承诺书》的约定，相互加入彼此在2014年10月3日之前的债务；基于《非独家经销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相互就2014年10月3日之后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光通亮公司截至《还款承诺书》出具之日，仍拖欠飞利浦公司货款5,934,107.14元。
三、澳雷朗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广州律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20日出具的《2014专项审计报告》一份；2、澳雷朗公司的财务凭证(系2007年6月至12月期间黄伟明支付给澳雷朗公司的33笔款项)。上述证据证明在澳雷朗公司为一人公司期间股东黄伟明个人财产与澳雷朗公司财产不存在混同的情况。
飞利浦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黄伟明财产与澳雷朗公司财产独立。理由如下：1、《2014专项审计报告》系澳雷朗公司单方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该审计报告仅反映账面情况，未对澳雷朗公司的全部原始会计凭证进行审计，审计报告的部分内容与澳雷朗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存在重大出入。2、2007年的会计凭证中仅有8笔总计265,800元有第三方支持性文件；其余25笔有的无任何第三方支持性文件，有的仅有澳雷朗公司内部制作的借款或还款协议，有的发票为无效或缴款单不符合银行正式规格，不能证明黄伟明已经归还其在澳雷朗公司成立之初转移的110万元注册资金。
天玺泰普公司、光通亮公司及黄伟明对澳雷朗公司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1、飞利浦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2、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及黄伟明提交的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但该些证据不能证明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及黄伟明所要证明的事实，故本院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3、澳雷朗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但该些证据不能证明澳雷朗公司与股东黄伟明之间资金往来的合理性，不足以证明澳雷朗公司在一人公司期间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黄伟明的财产，故本院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吕泳红系黄伟明的配偶；吕锡吉系黄伟明的岳父，为欧雪朗公司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
2、一审判决事实查明部分记载的“吕永红”应为“吕泳红”。澳雷朗公司年度审计报告中，2010年审计报告反映，“长期借款吕永红”应为180万元；2011年审计报告反映，“长期借款吕永红”应为180万元、“应收账款欧雪朗”应为350万元。
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审理中，飞利浦公司请求对澳雷朗公司、黄伟明及其关联方之间自2007年至今的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专项司法审计，以查明澳雷朗公司与黄伟明及其配偶、亲属、关联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财产混同。
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及黄伟明认为一审法院未对其向飞利浦公司所付款项的去向进行查实，故申请对此进行司法审计。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及黄伟明表示，若法院不准许其审计申请，则不同意单独就澳雷朗公司与黄伟明等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进行审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上诉认为飞利浦公司对其债权不成立，飞利浦公司上诉认为黄伟明应对澳雷朗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针对双方的不同上诉理由作如下分析和认定：
一、关于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的上诉理由
本院认为，1、飞利浦公司在一审审理期间，分别于2016年3月18日、2016年8月31日对其诉讼请求作过两次变更，变更的情况正如飞利浦公司在上述辩称中所作的陈述。一审法院的审理并未超出飞利浦公司的诉讼请求范围，但一审判决将飞利浦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19,678,879.89元的时间记载为2015年3月18日有误，本院予以更正，该次变更时间应为2016年8月31日。飞利浦公司在一审期间变更诉讼请求系行使法律赋予其的权利，不存在违反级别管辖的问题，亦不存在一审法院免除飞利浦公司举证责任的问题。
2、飞利浦公司现诉讼请求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2014年10月3日前基于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共同盖章的《还款承诺书》所确认的债务；第二部分为2014年10月3日之后天玺泰普公司采购货物发生的债务。仁某香港公司虽在《还款承诺书》上盖章，但其并非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一审法院未准许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追加仁某香港公司为被告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
3、飞利浦公司在静安法院两案中，分别主张的是光通亮公司、澳雷朗公司在2014年10月3日之后的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并要求天玺泰普公司、澳雷朗公司及黄伟明对光通亮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要求天玺泰普公司、光通亮公司及黄伟明对澳雷朗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后经法院调解，各方达成协议，由光通亮公司、澳雷朗公司分别承担还款责任，飞利浦公司放弃对其他当事人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可见，飞利浦公司在静安法院两案中对各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主张与本案的主张并不矛盾。
4、2014年10月20日的《还款承诺书》系由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和仁某香港公司共同盖章，确认了截止2014年10月3日其尚欠飞利浦公司的应付账款金额。在其出具《还款承诺书》之后，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和仁某香港公司又于2014年10月21日以账户明细清单形式确认了各自截止2014年9月28日对飞利浦公司的应付账款，该些应付账款总额超过了《还款承诺书》所确认的应付账款金额。上述证据均合法有效，结合飞利浦公司提供的发票、成品出库单等证据，可以证明飞利浦公司现主张的债权。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否认有欠款存在，并认为其已向飞利浦公司共支付了1.8亿元，超过飞利浦公司的供货总额，但该抗辩理由不能否定其在付款之后又出具的《还款承诺书》和账户明细清单对债务所作的确认，故本院对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其与黄伟明提出的审计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至于飞利浦公司将仁某香港公司支付的款项作为涉案债务项下的还款予以扣减，系飞利浦公司处分自己的权利，与仁某香港公司是否确认其公章、支付金额、账户明细清单无关，且飞利浦公司的上述处分行为亦未损害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的利益。
综上，天玺泰普公司等三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应当共同向飞利浦公司承担还款责任。
二、关于飞利浦公司的上诉理由
本院认为，依照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于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举证责任承担方面，采用法人人格滥用推定的态度，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股东承担举证责任；若股东不能证明其财产与公司财产分离，则股东应当承担不利的事实后果。本案系争债务发生在澳雷朗公司为一人公司期间，股东为黄伟明。现飞利浦公司主张澳雷朗公司与黄伟明的财产存在混同，对此，黄伟明应当对澳雷朗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承担举证责任。现澳雷朗公司的帐上反映在一人公司期间，黄伟明、黄伟明之妻与澳雷朗公司之间有大量的资金往来。虽然法律并不禁止一人公司的股东与公司之间有资金往来，黄伟明提供的证据亦显示澳雷朗公司帐上对此有所记载，但黄伟明对于该些资金往来未提供全部原始记账凭证，对该些资金往来是否系澳雷','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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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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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违反森林法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数量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滥伐林木罪定罪处罚：
（一）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虽持有林木采伐许可证，但违反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时间、数量、树种或者方式，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者本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二）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数量采伐他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林木权属争议一方在林木权属确权之前，擅自砍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以滥伐林木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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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滥伐林木“数量较大”，以十至二十立方米或者幼树五百至一千株为起点；滥伐林木“数量巨大”，以五十至一百立方米或者幼树二千五百至五千株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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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杨绍海滥伐林木一审刑事判决书\\\\\",\\\\\"PubDate\\\\\":\\\\\"2017-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