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民终20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富祥家具厂，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唐家村。
投资人顾明强，厂长。
委托代理人周金根，苏州市相城区陆慕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国义。
委托代理人李克林，江苏和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恩厚，江苏和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富祥家具厂（以下简称家具厂）因与被上诉人吕国义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4）相民初字第012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5日，吕国义受伤，进入苏州市相城人民医院治疗，后吕国义向苏州市相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与家具厂之间的劳动关系。该委于2013年1月22日作出相劳人仲案字（2013）第00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吕国义的仲裁请求。吕国义不服该裁决，提起诉讼。经审理后，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20日作出（2013）相民初字第07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吕国义的诉讼请求。吕国义不服该判决，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6日作出（2014）苏中民终字第10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3）相民初字第0775号民事判决，该案发回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又查，家具厂于2000年11月1日核准开业时，登记名称为吴县市蠡口富祥红木家具厂，后于2002年3月22日更名为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富祥家具厂，一般经营项目为生产、销售：家具、沙发、软垫。
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邮寄详情单、快递查询单、门诊病历卡、DX诊断报告单、（2013）相民初字第0775号民事判决书、（2014）苏中民终字第1064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原审中双方当事人陈述附卷佐证。
吕国义为证明其主张，举证：1、孔某和祝某的书面证言，证明吕国义在2012年7月5日在家具厂处上班时受伤的事实。2、录音光盘一份，证明吕国义因为受伤后，至家具厂处与老板娘（具体姓名不知、保险公司的俞女士（音同）、顾明强交涉相应赔偿的情况。3、接处警工作登记表、通话记录业务凭据。证明吕国义在工作中受伤，2012年8月16日，因费用发生纠纷，吕国义用本人的手机报警，但老板不承认与吕国义存在劳动关系，警官告知吕国义去劳动部门处理。也证明吕国义和家具厂之间的劳动关系。4、证人李某出庭作证，陈述证人自2012年3、4月份到富祥红木厂（即家具厂）工作，后于2012年年底离开；证人系是木工组长，吕国义系证人替厂里招聘至厂里做木工，吕国义的工资是按工作时间结算，年底结算，结算方式为：厂里将证人小组的所有工资发给证人，证人再发给吕国义等工人。吕国义工作由证人安排，吕国义在厂里从事除开料、雕刻外的其他所有工作。证人按厂里的指标、任务量来招工人。吕国义来厂里工作的第三天即受伤了。证人及吕国义工作的厂在蠡口唐家，厂长是一姓朱和一姓陆的，证人听说这个厂房是明强提供的，以前顾老板和朱老板是合伙的，现在顾老板就是收房租。吕国义受伤后，由朱厂长和吕国义一起到医院，第一次的医药费是朱厂长付的，后来朱厂长还给过吕国义换药的钱。另吕国义受伤后要厂里赔偿，经过协商双方达成了协议，约定厂里给付吕国义5000元，因厂里已付药医费2000元，故后又付了3000元，当时签协议时，证人、姓陆的老板、吕国义及另外还有几个人在场，只签了1份。证明吕国义、家具厂存在劳动关系。吕国义另称确由证人李某曾要求吕国义签过一条子，并给了吕国义3000元，称吕国义受伤的事结束了。但吕国义处无该签字的东西，吕国义也不同意就此了结的。5、人身意外伤害险保单1份，证明吕国义在上一个工厂做工时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险，故就本次受伤的医疗费部分，保险理赔了2000元，该款由保险公司汇入吕国义的账户内。
家具厂质证认为：1、证人孔某和祝某没有到庭，此两人并非家具厂工人，且身份不明，所以对该书面证言不予认可。2、录音很模糊，无法证实双方谈话人的身份，更无法证实吕国义与家具厂顾老板有无接触。3、对接处警工作登记表真实性无异议，报警人是匿名，报警地也是同音，相关人员也没有知会家具厂方，家具厂根本不知道有此事。对通话业务凭据，上面只有通话记录，并无可载明该号码的机主系何人，即使该号码有过报警记录，依无通话内容，也无法据此证明吕国义的主张。4、凭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证人李某与家具厂存在劳动关系，家具厂并无李某这个工人，证人李某陈述其与吕国义工作的工厂名为富祥红木厂，但家具厂名称为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富祥家具厂，经营者是顾明强，不能证明系同一个工厂；家具厂处也无姓朱的、姓陆的厂长。故对李某的证言内容不认可，家具厂也未与吕国义达成过协议。对吕国义提供的保险单无异议，但认为此与家具厂无关。
原审审理中，家具厂提供被保险人为家具厂、保险期间为2012年3月16日起至2013年3月15日止的雇主责任保险单1份、原始投保名单1份、保险单明细表1份、保险条款1份、投保人为苏州市相城区富祥红木家具厂、保险期间自2013年4月2日起至2014年4月2日止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单1份、被保险人清单1份，证明在吕国义受伤期间，在家具厂厂为工人投保的明细上，无吕国义的名字也无证人李某、孔某和祝某的名字。另称家具厂厂的厂房一直由家具厂自行使用，并无出租的情况，该厂无正规账册，在工商部门材料中也无登记员工名单，未为员工交纳社保及个人所得税，家具厂处工人工资是按工时单记载，每月发放现金，工时单等在发了工资后即扔掉了，故就其厂内员工情况等无其他证据提供。
经质证，吕国义称吕国义在进入家具厂前在另一工厂工作时投保的人身意外伤害险尚未到期，至家具厂处工作时无需再投保，故在家具厂厂内的保险名单中不可能有吕国义名字，但2012年的保险名单中的吴勇、陈水土、戴将松、张超，吕国义认识，其在家具厂厂内工作时该4人也在家具厂内一起工作。
原审审理中原审法院要求家具厂说明吴勇、陈水土、戴将松、张超现是否在家具厂处时，家具厂称要核实，但此后一起未作答复，只是又称其为厂内所有工人均投保的。而在2013年的名单未见该4人。
原审审理中，经向吕国义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险的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调查，该公司称因事件发生在2012年，其公司确赔偿了吕国义2000元，该款汇入吕国义账户，因吕国义是以其个人名义投保，故无单位信息，只需投保人提供治疗的材料及票据说明受伤即理赔，故其公司材料中也无在何处受伤的记载。
原审原告吕国义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决与家具厂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中，劳动者处于举证能力较弱的地位，为平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利益，当劳动者就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并接受用人单位管理及与其存在一定的人身隶属关系等提供了初步证据时，应由用人单位就其掌握管理的证据材料承担举证责任，如用人单位拒绝举证或举证不充分，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吕国义已提供了三个证人的证词（且有一证人李某到庭作证）、接处警记录等证据，以证明吕国义于2013年7月2日起为家具厂提供劳动并接受家具厂的工作安排，且由家具厂发放工资；家具厂虽辩解证人陈述吕国义及证人等在富祥红木厂工作，并非家具厂，但依家具厂的工商材料记载，家具厂在2000年核准开业时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名称为吴县市蠡口富祥红木家具厂，只是在以后才更名为现家具厂的名称，且在家具厂提供的2013年的家具厂为其工人投保的人身意外伤害险时，保单上注明的投保人即为苏州市相城区富祥红木家具厂，故吕国义已经完成了初步举证义务。而家具厂作为用人单位未能利用其掌握管理的证据材料推翻吕国义的主张，应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故认定吕国义、家具厂间自2012年7月2日起存事实劳动关系。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原告吕国义与被告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富祥家具厂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被告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富祥家具厂。
判决后，原审被告家具厂不服，上诉称，吕国义未提交一份能证明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据。吕国义提供的三个证人证言，未出庭作证的不具有法律效力，李某与上诉人之间无任何关系。依据吕国义陈述，其与李某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吕国义为证明其与家具厂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了证人证言、报警记录等初步证据，家具厂认为其与王国义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亦应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家具厂提供的其为劳动者投保的凭证不能证明吕国义与家具厂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审认定家具厂与吕国义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苏州市相城区蠡口富祥家具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汪 文
审 判 员 朱婉清
代理审判员 沈莉菁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包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