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内22民终151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凤昌，男，1969年4月1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代理人李铁，山东金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吴桂兰，女，195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
委托代理人王爱民，内蒙古绰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吴庆生，男，1937年6月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白城市。
委托代理人董春生，内蒙古圣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凤昌因与被上诉人吴桂兰、吴庆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人民法院（2016）内2223民初1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1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凤昌及其委托代理人李铁，被上诉人吴桂兰的委托代理人王爱民，被上诉人吴庆生及其委托代理人董春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凤昌提交的交款凭证中记载的交款人为刘凤昌，但刘凤昌未在交款凭证上签字或捺印；扎旗文体广电局与吴庆生于2004年7月22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吴庆生书面将回迁房屋转给吴桂兰所有且与开发商无关；2006年4月20日吴桂兰与乌兰浩特市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吴桂兰于2009年12月3日在扎赉特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办理房地产登记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吴桂兰依法取得回迁房屋的所有权；刘凤昌在庭审中自认于2014年底回到扎赉特旗音德尔镇，对被拆迁房屋拆迁事实知情；2006年9月19日吴庆生与何帅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诉争房屋出租给承租人何帅；2008年9月27日、2011年8月6日吴桂兰与毛某分别签订租赁合同将诉争房屋出租给承租人毛某。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是否过诉讼时效。吴桂兰在诉讼中辩称本案过诉讼时效，法律应不予保护。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于确认之诉，确认之诉在于人民法院仅需要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即可，判决当中也不具有给付内容，不具有可执行性。因此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因此，吴桂兰提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无法律依据。第二个争议焦点：对于诉争房屋签订买卖合同过程中，吴桂兰与吴庆生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诉讼中刘凤昌称诉争房屋在签订买卖合同过程中，购买人吴桂兰与刘凤昌的委托代人吴庆生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应认定该买卖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恶意串通”的行为是指买卖合同双方在签订合同过程中，买方与卖方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国家的、集体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刘凤昌主张其委托代理人吴庆生与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吴桂兰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恶意串通”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即便是刘凤昌称房屋买卖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乌兰浩特市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已注销，刘凤昌亦不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进行主张权利。对刘凤昌主张吴桂兰与吴庆生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不予确认。吴桂兰与吴庆生虽系兄妹关系，而刘凤昌则系吴庆生的女婿，刘凤昌曾长期与其岳父一起生活，在原被拆迁门市楼拆迁过程中，刘凤昌称电话委托其岳父吴庆生办理拆迁补偿相关事宜，吴庆生作为刘凤昌的岳父，在拆迁中，被拆迁门市楼价值数十万元，刘凤昌称对拆迁补偿安置相关协议不知情违背常理。对刘凤昌称吴庆生与吴桂兰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的意见由于无其它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对该诉讼主张不予支持。第三个争议焦点：被拆迁房屋的归属问题。刘凤昌称该楼的交款人是以”刘凤昌”的名义交的集资款，故应认定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刘凤昌。在庭审中，除刘凤昌提交的交款凭证及取暖费收据显示交款人为刘凤昌外，称其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购买价款15万元的门市楼，但无其它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成立。而吴桂兰则有相反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一是证人吴某1、吴某2的证人证言及原扎赉特旗质量技术监督局现金员冯某证言能够互相印证原被拆迁门市楼购楼款由吴桂兰与其丈夫唐文学出资并购买；二是吴桂兰的抗辩意见，2004年年底刘凤昌回到扎赉特旗时，按常理说，应对被拆迁门市拆迁的事宜进行询问并关注该被拆迁的补偿及相应安置事宜，而此时刘凤昌则对被拆迁房屋的补偿及安置未提出异议及相应的措施，对价值数十万元的门市楼，刘凤昌表现出不问不顾；三是吴庆生在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注明”本人自愿把此房（回迁门市）转给吴桂兰妹妹所有。与开发商无关。”，吴庆生在此文字下方签字并捺印。如原被拆迁门市系刘凤昌所有，吴庆生作为刘凤昌的岳父无理由将此房屋的回迁权让予给吴桂兰；四是自2008年9月27日起至今，吴桂兰与诉争房屋的租赁人毛某签订出租合同并收取租赁费的行为，刘凤昌称2015年才知情，如该房屋实际产权人为刘凤昌，那么，其对2008年以来的该房屋的出租及收取租赁费的事宜不知情，有悖常理；五是即使刘凤昌在被拆迁门市拆迁期间不在家，那么其妻子（吴庆生的女儿）与刘凤昌夫妻共同生活期间，吴庆生无理由将被刘凤昌的房屋转到吴桂兰的名下。因此，对被拆迁门市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的权属情况，虽刘凤昌提交购房书面交款凭证证实其为真正所有权人，但吴桂兰提交的证人证言及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产权证、租赁合同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其为被拆迁房屋真正的所有权人，由于刘凤昌与吴桂兰对原被拆迁房屋主张所有权均无其它有力的证据予以佐证，因此无法认定原被拆迁房屋的真实权属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吴桂兰与乌兰浩特市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依法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吴桂兰根据其与乌兰浩特市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已将诉争房屋办理了产权登记，故吴桂兰已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综上所述，刘凤昌向吴桂兰、吴庆生主张《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既缺乏事实依据，亦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对刘凤昌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凤昌诉讼请求。
宣判后，刘凤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刘凤昌上诉称：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必然导致判决错误。（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案件客观事实。一审法院采纳主观证据，忽略客观证据：刘凤昌在一审中提交了交款人为刘凤昌的145000元的集资楼交款收据（一部分是原件，另一部分由法院调取）、交款人为刘凤昌的取暖费收据（2001、2002两年）、刘凤昌的委托代理人吴庆生与房屋承租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这些足以证实刘凤昌就是集资楼所有权人的客观证据，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对吴桂兰提供的证人吴某3、吴某2相互矛盾的证人证言却予以采信（吴某3证实是一次性交的150000元，吴某2证实分多次交的150000元），证人冯某、毛某均未出庭，其证人证言是在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有关规定的情况下作出的，一审法院重主观、轻客观，用相互矛盾的证人证言来决定价值数百万房产所有权问题，令刘凤昌费解。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公：一审法院只调查上诉人的资金来源（刘凤昌提供了经商简历及重要的合同、票据，足以证实有足够的实力支付集资楼款）；对吴桂兰的资信却不予调查，给人的感觉似乎当官自然就有钱，开四次庭每次都在”完善”吴桂兰的证据，包括不到庭的证人都会主动制作笔录。一审法院有太多的疑惑未能解开：既然认定集资楼款是吴桂兰所交，为什么要写刘凤昌的名字？”顶名”能解释通吗？为什么交款据、取暖费收据、租房合同原件均在刘凤昌手中，对本案关键人物吴庆生的意见为何不予理睬？恶意串通显而易见。受托人吴庆生在委托人刘凤昌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刘凤昌的房屋无偿转让给吴桂兰，这本身就是明显的”恶意串通”，开发商乌兰浩特市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明知被拆迁人是刘凤昌，在没有本人授权的情况下，仅凭代理人的承诺，就将回迁楼与吴桂兰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如果这都不叫”恶意”，世上还有什么是”恶意”。事实真相：1998年刘凤昌以150000元的价格购买了扎赉特旗质量技术监督局的集资楼，用此房开了三年”昌华批零商店”，此后一直委托岳父吴庆生代管，2004年房屋拆迁时，吴桂兰跟吴庆生说若将回迁楼办到她名下（其丈夫是分管城建的副书记），能省去许多麻烦和费用，吴庆生图便宜听信了妹妹吴桂兰的话，未经刘凤昌同意便在回签协议上注明：”本人自愿把此房（回迁门市）转给吴桂兰妹妹所有，与开发商无关”，吴桂兰依据这份拆迁协议，没花一分钱便与开发商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顺利取得了房产证。（二）适用法律错误。由于一审法院过于主观断案，对基本事实尚未查清，并不认为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恶意”，其结果必然是适用错误的法律。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凤昌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吴桂兰答辩称：刘凤昌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1998年吴桂兰夫妇购买原扎赉特旗技术监督局开发的集资楼，因吴桂兰的丈夫时任扎赉特旗旗委副书记，因身份原因，经家庭内部商议，由刘凤昌对所购买的集资楼予以顶名。2004年，原集资楼被拆迁，吴桂兰将新开发的楼房办理了产权所有证。并且自楼房交工后，一直由吴桂兰实际管理和出租。对该事实，刘凤昌自2004年起至本案起诉日前，始终未对涉案的房产提出所有权主张。因此，吴桂兰与乌兰浩特市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楼房买卖合同有效，并不存在刘凤昌所诉称的吴桂兰与吴庆生恶意串通的事实，吴桂兰既是现有房产的合法产权人，也是原被拆迁集资楼的实际产权人。故刘凤昌的上诉请求及原审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吴庆生答辩称，同意刘凤昌诉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刘凤昌交的款，后委托吴庆生办理拆迁手续，吴庆生在回迁协议上作为刘凤昌代理人签字。2006年房屋建成后，吴庆生代刘凤昌办理交接手续，后来出租该房屋，均是吴庆生办理的。后吴庆生未经刘凤昌同意将房屋转到吴桂兰名下。1998年至2009年刘凤昌一直在管理此房，《商品买卖合同》中吴桂兰的签字不是其本人的签字，是吴庆生和其爱人代签的，所谓的买卖是不成立的，买卖成立的话应有买受人的签字并支付价款。吴桂兰的丈夫唐文学是分管城建的领导，故采取吴桂兰的名字买的房子。1998年至2009年年底房屋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是刘凤昌，房款和相关费用都是刘凤昌交的，如果存在顶名的话应有协议，这么长时间吴桂兰应及时主张权利，房屋所有权人就是刘凤昌。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刘凤昌应就涉案合同是否存在无效情形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本案中刘凤昌主张因吴桂兰与吴庆生存在”恶意串通”进而应认定吴桂兰与乌兰浩特市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而恶意串通签订的合同，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而吴桂兰与吴庆生并不是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不符合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对吴桂兰与吴庆生在拆迁协议”本人自愿把此房（回迁门市）转给吴桂兰妹妹所有。与开发商无关。”的约定，亦没有证据证明系二人恶意串通形成，故不能以此认定该涉案合同无效；乌兰浩特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有理由依据吴庆生和吴桂兰的约定与吴桂兰签订合同，另从刘凤昌提供的证据分析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亦不存在其他无效情形，故该合同应属有效。本案中，双方对涉案房屋权属亦有争议，但当事人并未就房屋所有权属提出诉讼主张，原审判决论理部分确认房屋权属不当。综上，刘凤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凤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云 峰
审判员 吕中权代理审判员张雪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春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