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虹刑初字第765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隽。
辩护人吴允锋、张国元，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安中。
辩护人许郁伶，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以沪虹检航运刑诉（2014）7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隽、王安中犯贪污罪，于2014年5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隽、王安中及其辩护人吴允锋、张国元、许郁伶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检察院申请延期审理1次，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隽、王安中结伙，于2005年12月至2013年6月间，在杨担任上海外轮供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轮公司”）综合业务部业务员、副经理期间，利用杨及陆某某（另案处理）负责办理船员医疗代理业务的职务便利，通过王实际控制的上海安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汇公司”），将外轮公司医疗代理业务中实际发生的业务收益予以隐瞒，截留部分业务收益归于个人，共计侵吞外轮公司船员医疗代理业务款人民币2，584，410.35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具体分述如下：
1、被告人杨隽、王安中结伙，于2005年12月至2009年7月间，利用杨负责的上述职务便利，在办理与客户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外轮代理浦东有限公司等34个航次的船员医疗代理业务中，为向外轮公司隐瞒在医疗代理业务中实际发生的业务收益，将外轮公司的发票开具成“阴阳”发票，并将低开的发票联交予外轮公司财务人员。在上述船务代理公司将业务款转入外轮公司账户后，杨通过王实际控制的安汇公司开具发票，以各种名义向外轮公司套取上述“阴阳”发票形成的差额。外轮公司信以为真，将钱款转入安汇公司账户。杨、王二人侵吞船员医疗代理业务款归于个人共计1，021，341.30元。
2、被告人杨隽、王安中与陆某某结伙，于2010年1月至2013年6月间，利用杨、陆2人负责的上述职务便利，为继续向公司隐瞒在医疗代理业务中实际发生的业务收益，由被告人杨隽指令外轮公司客户上海外轮代理浦东有限公司、中国上海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等船务代理公司将船员代理业务款汇入安汇公司账户内，采用从安汇公司账户中转账或提现的方式支付业务成本，并将所得收益中的部分以“爱思丸轮”、“戈拉尔玛利亚轮”等航次发生的业务收益为名交给外轮公司，截留其余收���归于个人。杨、王及陆某某3人共计侵吞1，563，069.05元。
为证实上述事实，公诉人在庭审中提供了证人何某、徐某、贾某某、阮某某、周某某、吴甲、吴乙、胡某某、马某、邵某某、赵某某、李某某、郑某某、袁某某、冯某某、郁某某、江甲、江乙、凌某、杨某某、汪某某、韩某的证言，同案关系人陆某某的供述，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调取的外轮公司、安汇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外轮公司出具的《职务证明》、《员工登记表》、《劳动合同》、《情况说明》、《到案情况说明》、船员医疗代理业务财务资料，外轮公司与上海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出具的《情况说明》，上海华港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外轮代理浦东有限公司、上海英海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上海联合国际船舶代���有限公司等船务代理公司提供的财务材料，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海员医院、龙华殡仪馆提供的船员医疗、死亡的业务、财务资料，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提供的安汇公司《交易明细》、《凭证》，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搜查笔录》、《扣押文件清单》、《到案经过》、《情况说明》、《上海市暂时扣留财物统一收据》、查获的由被告人杨隽书写的从2010年1月至2013年8月现金使用记录，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提供的医疗救助《明细表》、上海海运服务有限公司助航船队提供的《价目表》，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移送审查意见书》、《工作记录》，被告人杨隽、王安中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杨隽、王安中与他人结伙，利用杨隽及他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应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杨隽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王安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从轻处罚。据此，提请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对被告人杨隽、王安中定罪处罚。
庭审中，被告人杨隽、王安中及王安中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均无异议，且均表示愿将已被司法机关扣押的169万元作为退缴的赃款。
被告人杨隽的辩护人提出：一、第一节犯罪中的贪污金额认定不正确，实际发生的拖轮费用高于23万余元，且应将佣金费用予以扣除；二、本案第二节事实不构成犯罪；三、被告人杨隽具有自首情节；四、被告人杨隽具有立功情节。
经审��查明：
一、被告人杨隽、王安中结伙，于2005年12月至2009年7月间，在杨担任外轮公司综合业务部业务员、副经理期间，利用杨负责办理船员医疗代理业务的职务便利，在办理与客户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外轮代理浦东有限公司等34个航次的船员医疗代理业务中，为侵吞该医疗代理业务中产生的部分收益，通过王实际控制的安汇公司开具发票，向外轮公司套取钱款1，257，341.30元，扣除拖轮费用236，000元，支付给贾某某、阮某某的佣金33，000元，上海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佣金1，141.14元，共计侵吞987，200.16元。
二、被告人杨隽、王安中与陆某某结伙，于2010年1月至2013年2月间，利用杨、陆二人负责的上述职务便利，为继续向公司隐瞒在医疗代理业务中实际发生的业务收益，由被告人杨隽指令外轮公司客户上海外轮代理浦东有限公司、中国上海外运船��代理有限公司等船务代理公司将船员代理业务款汇入安汇公司账户内，并将所得收益中的部分以“爱思丸轮”、“戈拉尔玛利亚轮”等航次发生的业务收益为名交给外轮公司，截留其余收益归于个人。杨、王及陆某某3人共计截留医疗服务款1，563，069.05元，扣除佣金579，084元，共计侵吞现金983，985.05元。
2013年8月14日，被告人杨隽接单位领导电话主动至单位后，如实供述本案犯罪事实，在审查起诉期间翻供，庭审中又能如实供述上述事实。2013年11月21日，被告人王安中在其家中被抓获，审查起诉前拒不供认，庭审中如实供述本案事实。
案发后，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于2013年9月18日扣押赃款1，690，000元，庭审中，被告人杨隽及王安中愿将上述钱款全部退赔被害单位。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一）证实涉案单位的经济性质、营业范围和被告人身份情况的证据有：
1、外轮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证实，外轮公司系国有全资公司，且经营范围包括“国际、国内航行船舶港口供应（含免税品）、旅游纪念品等”。
2、安汇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证实，安汇公司由江甲、王安中分别出资，江甲系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包括“建筑材料、石材、装潢材料等”。
3、外轮公司出具的《职务证明》、《员工登记表》、《劳动合同》、《情况说明》等材料证实，被告人杨隽自1998年8月起至2013年6月在外轮公司综合业务部主要负责或兼任医疗代理业务。
4、证人江甲、江乙的证言证实，江甲仅系挂名法人，实际控制人仅王安中1人，江甲从不参与安汇公司的业务经营，也未拿到任何报酬。
（二）证实指控第一节犯罪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凌某的证言证实，其系安汇公司的会计，安汇公司从2010年开始做外籍船员医疗救��和采购物品的业务。安汇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是王安中，凌某主要和王安中联系，到2010年左右，杨隽也会和凌某联系关于做账的事。关于做账主要是王安中或杨隽电话告知关于当月的收入、支出情况，凌某据此做“记账凭证”、报表等。安汇公司的财务账册都在王安中、杨隽处，凌某并不保管任何财务资料，也不开具支票。
2、证人何某的证言证实，何系外轮公司财务部副经理，外轮公司只有杨隽、陆某某从事船员医疗代理业务，这项业务的结算方式在2010年前后是有区别的。2010年以前，在接到1笔业务之后，根据业务需要向医院、殡仪馆、公证处、航空公司等单位支付相关费用，这些费用由外轮公司先行垫付。业务结束后，业务员与船务代理公司结算费用并催收业务款。业务收入主要由财务部的供船发票“财务联”来确定，由于船员医疗服务代理业务没有固定的收��标准，故该财务联是由业务员根据业务的难易程度与船务代理公司等确定并自己开具的，财务部并不审核开具给船务代理公司的“发票联”。2010年以后，外轮公司不再允许业务员自己开具发票，而是由财务部统一开具，同时也不再由外轮公司垫付费用，对于没有垫付费用产生的原因，杨隽解释说相关费用改由船务代理公司垫付，外轮公司只收代理服务费了。
3、外轮公司提供的船员医疗代理业务财务资料证实，被告人杨隽、王安中结伙，由安汇公司开具发票，向外轮公司套取钱款的事实。
4、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一）证实，2005年12月至2009年7月，杨隽以安汇公司发票向外轮公司收取资金的方法，共收取资金1，257，341.30元。其中按照船员病、死的情况，根据拖轮收费的最高标准予以扣除，特别是船员死亡时，除按照拖轮收费最高��准外，另加10，000元每具尸体，得出拖轮费共计236，000元，即杨隽共截留医疗服务费合计1，021，341.30元。期间，上海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共计4笔业务，服务利润共计11，411.4元。
5、上海海运服务有限公司助航船队提供的《价目表》证实，运输伤员、尸体的一般价格情况。
6、证人袁某某的证言证实，袁系上海海运服务有限公司助航船队轮机长，对于船员伤病或死亡，如果是一般伤病看门诊，按照船队收费标准收费，接送各一次，共计收取两次费用；船员重伤病运送急救或住院，按照船队收费标准收取，只接不送；船员死亡的，由船队经理确定价格收取。收费标准在2010年5月、2011年5月、2013年2月分别调整过。实际业务中，都是按照收费标准收费，除了出航到锚地后，需要等待超过半个小时的，会按照当时的标准加收半次到一次的费用，最多加收不超过一次；���员死亡的，需要分别运送卫生检验检疫及公安等联检人员一次（按收费标准收费，超时加收）。运送尸体的价格都是船队经理确定，一般的定价是在正常出航收费标准基础上加价，再凑成整数。
7、证人冯某某的证言证实，冯系上海海运服务有限公司助航船队职员，助航船队出航的收费标准在2010年5月、2011年5月、2013年2月分别调整过。实际业务中，都是按照收费标准收费，除了出航到锚地后，需要等待超过半个小时的，会按照当时的标准加收半次到一次的费用，最多加收不超过一次；船员死亡的，需要分别运送卫生检验检疫及公安等联检人员一次（按收费标准收费，超时加收）。运送尸体的价格都是船队经理确定，一般的定价是在正常出航收费标准基础上加价，再凑成整数。冯在2013年1月经手过一次运送尸体的收费价格是1万元，其中包含正常出航收费2，000元，其他都是加价部分。一般收费都是转账，只有外轮代理人员临时支付现金或者谈妥价格的尸体运输是支付现金的。
8、证人郁某某的证言证实，郁系上海海运服务有限公司助航船队原经理，2004年至2013年1月分别担任助航船队经理助理、副经理、经理。助航船队收费标准在2011年5月、2012年5月调整过，医疗运输业务主要集中在吴淞锚地。实际业务中基本按照收费标准收费，除了需要等待较长时间的情况和处理外籍船员死亡的情况。等待超过30分钟的，会加收费用，谈妥具体增加的金额，一般每小时加收500至1，000元，接送伤病员就医一般不需要等待，而运尸体需要卫检、公安勘查现场、消毒灯，需要3至4小时，此时除正常收费外需要加收1，500至4，000元不等；处理外籍船员死亡事宜，需要分2次收费，一次运送卫检、公安等人员，一次运送尸体。运送尸体不需要等待，按照收���标准，但还会收点“加班费”，一般在10，000元到14，000元不等。对于收费方式，一般外轮代理公司都是通过转账的方式，只有极少数外轮代理人员临时支付现金或运输尸体的“加班费”支付现金，除了“加班费”不开具发票，其他都开具发票的。只有杨隽和他的徒弟来委托运送尸体，至于杨隽是哪个单位的郁并不清楚。
9、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徐系杨隽在外轮公司的上级领导。杨隽在外轮公司主要从事外轮船员医疗救助服务。其并不知晓也不会同意杨隽以虚假开具的发票向公司套现的形式来向船务代理公司工作人员支付“佣金”，公司规定也是不允许的。但确曾审批过部分向职能部门赠送的联华ok卡。
10、证人贾某某的证言证实，贾系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船务操作部副经理，在业务往来中，杨隽一共给过贾大约30，000元的“佣金”。
11、证人阮某某的���言证实，阮系2010年4月份担任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散货部副经理，在业务往来中，其确曾收受过杨隽给予的大约3，000元左右的“佣金”。
12、外轮公司与上海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证实，外轮公司与上海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就医疗代理业务达成协议，每半年按外轮公司开具发票金额的10%退佣给上海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13、被告人杨隽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实，1998年杨进入单位开始就从事船员医疗代理业务，2005年6月至2012年4月，杨仍兼任船员医疗服务业务。2005年7月开始杨通过开具阴阳发票的方式，将医疗服务业务收入部分侵吞。开具阴阳发票的方式，主要就是将交通费、杂费的成本提高，在单位留存的发票中，只列“服务费”，待客户单位将业务款打入外轮公司后，杨再通过报销虚增费用的方式将服务费套取出来。安汇��司的服务发票等套取业务款后，一部分用于支付回扣、宴请及送消费卡，宴请、送消费卡后的发票待有业务时，再报销，一部分是拖轮费，拖轮费运送伤病船员一般3，000元左右，有时会有1、2千元，运送尸体一般1至4万，一部分予以侵吞。关于船务代理公司的回扣，通常以消费卡、现金、吃饭等方式支付。联合船代是明扣，比例是10%，业务员不收卡也不收现金；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外轮代理浦东有限公司的回扣是给业务员个人的。
14、被告人王安中的供述证实，安汇公司经营范围内并不包括拖轮救助、直升机救助等，且实际经营中也未发生此等业务。安汇公司的公章、法人章、财务章、空白支票、发票等材料是由其保管，且“拖轮救助服务费”等名目的发票均是王本人根据杨隽的要求开具的。
15、同案关系人陆某某的供述证实，安汇公司的发票是��拿来让陆去报销的，陆开始并不知道安汇公司的具体情况。杨告诉陆，开具阴阳发票套取钱款，用来请客户吃饭、给回扣等，给回扣和公关费是行规，而且按正规方式申请不会被批准，所以就开具阴阳发票套取钱款，但具体给了多少陆并不清楚。关于拖轮费，正常接送伤员是有发票的，接尸体是没有发票的。听杨说过，助航队的交通艇一般按照标价的2倍收费，如果等候时间长，多算一次标价的费用。接送尸体需要2条交通艇，费用比较高，具体不清楚了。
（三）证实指控第二节犯罪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贾某某的证言证实，贾系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船务操作部副经理，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与外轮公司有医疗服务的业务往来，主要是尚未办理船舶进港联检手续的外轮，如果发生船员需要紧急就医的情况，则只能通过外轮公司安排就医，此外，所��的船员死亡事故，也只能通过外轮公司安排殡葬服务，因为只有外轮公司有办理出入境手续“先入后补”的资质。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主要有散杂货部和船务操作部两个部门与外轮公司的杨隽及其徒弟“小陆“联系业务。当出现医疗服务业务时，船务操作部业务员直接与杨隽联系，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与杨隽和船方谈妥价格，杨隽负责操作，服务完成后，杨隽将清单和支出凭证提供给船务代理公司，船务代理公司向船方收取款项后，支付给外轮公司。2009年之前业务款都是汇入外轮公司账户，之后便直接汇入安汇公司，汇入安汇公司是根据杨隽的要求，且杨隽称安汇公司是外轮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并要求以后都将业务款支付给安汇公司。
2、证人阮某某的证言证实，阮系2010年4月份担任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散货部副经理，阮经手负责代理的船东、船员生病或意外受伤后，阮就联系外轮公司处理，外轮公司派杨隽具体处理。由于需要就医的是外籍船员，下船必须经过相应的手续，在杨隽的协调下，船员可以先下船就医，之后所有的事务由外轮公司处理。至于委托外轮公司处理船员就医业务，是由于外籍船员的就医需要有专门的公司或部门处理，阮所在的公司无权处理，而外轮公司有这方面的资质和要求。由于船员医疗业务发生的情况比较急，委托外轮公司处理时并没有书面手续，且和杨隽比较熟，有时会直接联系杨隽，但委托的对方应该是外轮公司，外轮公司再委托杨隽的。船员医疗业务产生的费用，由外轮公司向中外运提出报价，中外运再向船东转达，直到达成一致。费用主要包括医疗费用、交通费用、单证费用、服务费用等。费用由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代收代付，外轮公司开具发票，上海中外运���务代理有限公司通过网上划账的方式支付给外轮公司。2010年4月份以后，杨隽提供的是安汇公司的发票，钱也就打到安汇公司的账户，外轮公司也没有提出过异议，但杨隽一直是外轮公司的员工，也一直代表外轮公司处理业务，至于安汇公司与外轮公司的关系，阮也没有深究。
3、证人周某某的证言证实，周系2009年9月开始担任上海外轮代理浦东公司船东业务部主管，在处理外籍船舶在中国境内发生船员死亡尸体处理以及船员突患XXX疾病症需要紧急处理时，按照公司以前传下来的做法，都是找外轮公司处理，外轮公司的经办人员就是杨隽，周至今也只知道办这些业务就是找杨隽。需要办理这项业务时，周及同事便与外轮公司的杨隽联系，杨隽直接办理一系列手续，直到办完业务后，杨隽将相关账单和原始凭证给周公司，周公司财务审核后，按杨隽开出的支票单位外轮公司或安汇公司划款结账。业务以外和杨隽并没有其他交往，因为外籍船员殡葬、XXX疾病人的救助都有求于杨隽，杨隽是不会给好处给周的。这项业务按习惯做法就是找杨隽，外轮公司也只认识杨隽，业务的注意力在于杨隽开出的账单是否合理，对于安汇公司开的发票，周等对开票的单位不注意也没有关心，杨隽也没有就此解释。
4、证人吴甲的证言证实，吴系上海外轮代理浦东有限公司船东业务部副经理，吴所在公司遇到船员重大伤亡的，就和外轮公司的杨隽联系，杨隽会全部搞定。因为该项工作比较繁杂，需要花大量人力、物力、时间，且比较专业，都是直接找外轮公司的杨隽，杨隽在这个业务圈子里，还是很有名气的。有此类业务的时候，就打电话联系杨隽，由杨去协调出入境、医院等，处理完以后，杨会将花费明细表和发票快递到吴公司，吴公司经过审���就会汇款给明细表的落款单位。杨提供的服务费发票2009年以前是外轮公司，2009年之后是安汇公司，吴等只在乎事情处理的是否妥当，价格是否合理，杨隽作为外轮公司的员工，处理此类事情是比较顺利的，至于发票，吴等不会太在意发票抬头的问题。
5、证人吴乙的证言证实，吴系中国上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船务部航次经理，外籍船员的就诊看病，由吴公司自行操办，若有突发疾病或死亡，则只能委托外轮公司办理。每次发生此种情况，由外轮公司提供报价，经过确认后就由外轮公司处理，后杨隽将账单寄送给吴公司审核付款。杨隽提供过安汇公司的发票，对此也询问过杨隽，杨称“外轮公司可以处理船员死亡等业务，但开不出相关业务的发票，只能通过安汇公司开”，而吴等更注重金额，对收款单位不太重视，吴所在公司与安汇公司并没有业务往来，杨隽也没有在结算前的业务环节中提起过安汇公司，也没有说自己是代表安汇公司来开展业务的。
6、证人胡某某的证言证实，胡系中国上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船务部航次经理，在2011年胡负责代理的货轮上有船员患肺结核，根据惯例，这样的传染重病一直委托外轮公司处理的，便由外轮公司报价，外轮公司的杨隽负责处理了相关事宜后，再由胡所在公司支付相应钱款。当时因为外轮公司开价过高，杨隽不肯降价，并说如果降价，以后外轮公司就不再提供类似服务。杨隽提供的发票不是外轮公司开的，而是安汇公司的发票，财务部门提出异议，不予支付，隔了一年多才将款项结清。为此，杨隽解释说外轮公司可以处理业务，但开不出相关发票，只能通过安汇公司开，且胡除了在结算时看到过安汇公司的发票，在业务中从未见过这家公司，也没有听杨隽提起过。
7、证人马某的证言证实，马系上海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船务部经理助理，外籍船员的就诊看病，由马公司自行操办，若有突发疾病或死亡，则只能委托外轮公司办理。每次发生此种情况，由外轮公司提供报价，经过确认后就由外轮公司处理，后杨隽将账单寄送给马公司审核付款。马等人没有听说过安汇公司，且一直认为钱支付到外轮公司的，业务员都比较注重金额，对收款单位不太重视。马所在公司与外轮公司签订过协议，船员死亡业务由外轮公司负责，不可能将业务交给安汇公司，杨隽也从未提及过安汇公司。
8、证人邵某某的证言证实，邵系上海威尔森华洋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船务部经理，外籍船员的就诊看病，由邵公司自行操办，若有船员死亡，则只能委托外轮公司办理，因为威尔森公司在2008年处理一起船员死亡事件时，由于没有相关资格，在上海出入境管理局办理船员死亡证明时被拒绝了。此后每次发生此种情况，由外轮公司提供报价，经过确认后就由外轮公司处理，后杨隽将账单寄送给邵公司审核付款。威尔森公司未听说过安汇公司，一直认为钱是汇入外轮公司的，因为业务人员只注重金额，对收款单位不太重视，发生钱汇入安汇公司的情况主要是由于结算账单上注明了相关内容，但威尔森公司与安汇公司从来没有业务往来，在业务往来的电子邮件上也都是落款外轮公司杨隽，杨隽也没有提起过安汇公司，杨隽提供的相关签证、公证等材料上也都是外轮公司的公章。
9、证人赵某某的证言证实，赵系上海华港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船务部副经理，外籍船员的就诊看病，由赵公司自行操办，若有船员死亡，则只能委托外轮公司办理。每次发生此种情况，由外轮公司提供报价，经过确认后就由外轮公司处理，后杨隽将账���寄送给赵公司审核付款。华港公司未听说过安汇公司，一直认为钱是汇入外轮公司的，因为业务人员只注重金额，对收款单位不太重视，发生钱汇入安汇公司的情况主要是由于结算账单上注明了相关内容，但华港公司与安汇公司从来没有业务往来，杨隽也没有提起过安汇公司。
10、证人李某某的证言证实，李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国际医疗保健中心管理人员，国际医疗保健中心的业务范围主要为外籍人员提供医疗服务，与外轮公司的业务往来主要是外轮公司的杨隽或“小陆”将需要医疗救助服务的外轮船员带来医疗。外籍人士到国际医疗保健中心就医，若没有签订协议需要先行预付一定金额的押金，治疗结束后结清费用后方可出院。若签订了协议，则不需要预付押金，先治疗，治疗结束出院后由协议方将费用结清。国际医疗保健中心与外轮公司在2009年签订了协议，凡是外轮公司派员的人都是先治疗后结账的，杨隽和“小陆”没有以其他公司的名义带人来治疗，如果他们跳槽到其他公司，不再代表外轮公司的话，也就不享受先治疗再付款的待遇了。
11、证人郑某某的证言证实，郑系上海海员医院外轮部原翻译，2004年至2013年返聘，担任翻译、外轮部内外协调及病人接待、分类等行政工作，外轮部主要负责上海港外籍船员的就诊治疗，病人主要是各个船务代理公司送来的，外轮公司自60年代开始就从事船员医疗服务业务。与海员医院有协议的船代公司可以享受病人门诊、住院记账且不付押金，没有协议的必须门诊付现金、住院付押金。外轮公司与海员医院没有协议，因为已经有几十年的老关系，不再需要协议。外轮公司向海员医院付款主要有2种方式，一是杨隽明确说明向哪家船务代理公司收款的，则海员医院索取该船代公司���诊病通知书，向该船务代理公司收款；二是支付现金。2010年以后，外轮公司没有用过转账的方式付款，都是船务代理公司结账或支付现金的。杨隽和陆某某送来的病人，由于其均是代表外轮公司，都可以享受免押金、先治疗后付款的待遇，郑并没有听说过安汇公司。
12、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外轮公司系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登轮备案单位，登轮证件系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发放给因装卸物品、维修作业等事由需要上、下外国船舶的人员使用，安汇公司未有登轮证件办理记录。
13、上海华港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外轮代理浦东有限公司、上海英海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上海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等船务代理公司提供的财务资料证实，上述船务代理公司于2010年1月以后应杨隽要求，将业务款打入安汇公司账户。
14、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海员医院、龙华殡仪馆提供的船员医疗、死亡业务、财务资料证实，涉案时间段内相关船员就医、死亡的人数及“先就医、再结账”的财务情况。
15、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提供的安汇公司《交易明细》、《凭证》证实，安汇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2010年1月以来该账户内取现情况。
16、外轮公司提供的船员医疗代理业务财务资料证实，被告人杨隽等将“爱思丸轮”、“戈拉尔玛利亚轮”的收益上交外轮公司共计207，076.50元。
17、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搜查笔录》、《扣押文件清单》、查获的被告人杨隽书写的“现金使用记录”证实，被告人杨隽收取、使用现金的情况。
18、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二）证实，安汇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共计截留医疗服务费2，521，701.40元，其中，付给陆某某233，700元，支付佣金579，084元，个人及家庭消费913，953.81元，尚未支付的医疗服务费651，287.77元，2010年该账户余额中的业务收入307，344.58元。
19、同案关系人陆某某的供述证实，杨系陆的带教老师，杨和陆在船员医疗业务方面做的时间较长，对该业务流程熟悉，效率高，在上海很出名。2009年以后杨向其提议，用安汇公司的发票去结算，船务代理公司通过转账将业务款汇至安汇公司，收到费用后，不再把利润上交给公司，而是以船员医疗业务收入的名义上交小部分，大部分截留下来，陆表示同意。杨负责与船务代理公司联系、承接业务、结算等，陆负责跑现场、办手续，处理具体事务。对外联系时，杨称安汇公司和外轮公司是一家单位，若对方客户不接受安汇公司的发票结算，就称不帮他们做船员死亡业务，由于杨在该业务方面颇有影响，一般船务代理公司都会答应。每次医疗���务完成后，陆将交通费、手续费及医院的发票或发票复印件给杨，杨连同安汇公司的服务费发票去船务代理公司结算、收费，再将钱付给医院。安汇公司的名称只在结算时出现，在具体处理船员医疗业务过程中遇到办手续、填单子，都是用外轮公司的名义，也只有用外轮公司的名义才能办理边检等手续。
20、被告人杨隽的供述证实，杨承接船员医疗业务后，利用外轮公司的办公条件及外轮公司的名义办理一些手续，并要求船务代理公司将业务款打入安汇公司，也以业务款的方式累计上交过20万元左右的业务款。安汇公司是其母亲实际控制的，手写发票由杨或王安中开具，机打发票由杨开具。杨负责承接业务、结算，陆负责跑现场、具体操作。
21、被告人王安中的供述证实，安汇公司所有财务账册、会计凭证由王保管，并且王负责计算当月进账总额和支出总额。安���公司的资金往来均是由于杨隽所从事的船员医疗救助服务产生的，王根据杨的要求开具发票和提现的支票。
（四）证实被告人杨隽到案、检举揭发、被告人王安中到案情况的证据有：
1、证人汪某某的证言证实，汪系王安中以前的老同事，2013年8月下旬，王安中将两个旅行包里的钱一共219万元放在汪家中。过了2、3天，王安中从中取走了50万元。
2、调取的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实，被告人王安中从建设银行账户内取款的数额、时间等情况。
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到案经过》及外轮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被告人杨隽、王安中到案后的供述笔录证实，杨隽系自动投案，且在到案当天的笔录中对相关犯罪事实作了基本如实供述；王安中系在家中被抓获，且到案后未能如实供述本案犯罪事实。
4、同案关系人陆某某的供述证实，2013年8���14日晚其在去单位的途中接到过杨隽的电话。
5、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工作记录》证实，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收到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移送的上海海运服务有限公司助航船队郁某某等人的贪污线索后，已就查明的事实将郁某某移送审查起诉。
6、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关于犯罪嫌疑人杨隽交代助航船队有关情况的说明》证实，上海市虹口区反贪污贿赂局在杨隽住所搜得的业务支出记录中发现有助航船队托运遗体现金支付费用不开具发票的记录，就此情况向杨隽进行核实，发现助航船队存在部分收入未开具发票的情况，且进一步查实发现助航船队系国有企业，遂将此线索移送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
以上证据，由侦查机关依法收集，并由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庭审质证，证据合法有效，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综观本案控、辩双方的意见，主要争议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现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认定的证据及法律适用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本案贪污金额中拖轮费、佣金是否应扣除的问题
被告人杨隽的辩护人提出，第一节贪污金额应该扣除拖轮费、佣金。
经查，上海海运服务有限公司助航船队轮机长袁某某、职员冯某某、原经理郁某某的证言证实，船员死亡的，需要分别运送卫生、检验检疫及公安等联检人员一次，按收费标准收费，超时加收，最多加收4，000元一次，运送尸体，按照谈妥的价格收费，最多一次收14，000元。助航队收到的费用都是开具发票的，只有加班费即运送尸体多收的费用是不开发票的；杨隽就拖轮费用供称运送伤员大约在3千元左右，有时也会有1至2千元的情况，运送尸体的拖轮费用大约在1至3万元或1至4万元，接送死亡船员，是不开发票的；同案关系人陆某某供称，听杨隽说，运送尸体付的加班费不开具发票，具体不清楚。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拖轮费的计算，采信了价目表最高的价格，且均计算等待费用，运送尸体共8次的情况下均增加每次1万元的“加班费”，由此而来的整个拖轮费予以了扣除，而实际上仅仅“加班费”是没有发票的。
据此，本院认为，在船员医疗代理业务过程中运送尸体不开具发票的事实已得到助航队的多名队员及被告人杨隽、同案关系人陆某某的证实，对于该部分金额应当予以扣除。司法鉴定意见将正常拖轮费和运送尸体的加班费均予以了扣除，共计扣除23万余元。本院认为该项鉴定意见是在考量了助航队队员及杨隽多次供述的基础上作出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计算，被告人杨隽的辩护人提出按每次4万元加班费予以扣��拖轮费的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佣金的问题，经查，根据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贾某某、阮某某的证言及外轮公司与上海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证实，被告人杨隽支付给船务代理公司工作人员的佣金确系杨隽等人为拓展船员医疗代理业务而实际支出，非被告人杨隽等人非法占有的金额，故本院认为该部分金额应当在其贪污的金额中予以扣除。在现有已查明的证据情况下，上海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的佣金系其医疗业务所得的服务费的10％，且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于贾某某、阮某某言及的费用均按最高值予以扣除，故第一节犯罪金额共应扣除佣金34，141.14元。辩护人提出的佣金予以扣除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同理，第二节犯罪金额中亦应将佣金579，084元予以扣除。
（二）关于第二节事实构成贪污罪的界定
被告人杨隽的辩护人提出，本案第二节事实不构成犯罪。
经查，杨隽自1998年起即从事医疗代理业务，且一直在外轮公司工作，在该领域内杨隽一定程度上即代表了外轮公司。证人阮某某、吴乙、胡某某等多名船务代理公司的员工证实，2010年以后其均和以前一样和外轮公司的杨隽接洽业务，由于杨并未明确表明其当时已代表安汇公司私自承揽业务，故上述人员主观上仍以为系和外轮公司发生业务。证人李某某、郑某某的证言证实，第一人民医院、海员医院与外轮公司由于有长久的业务关系或已达成协议，对于杨隽、陆某某送来的病人均可以享受先治疗再付款的待遇，而其他病人则需要先预付押金再治疗。2010年以后杨隽没有以其他公司的名义带人来治疗。上海市吴淞边防检查站的《情况说明》证实安汇公司并没有办理《登轮证》及同案关系人陆某某的供述证实，安汇公��的名称只在结算时出现，在具体处理船员医疗业务过程中遇到办手续填单子，都是用外轮公司的名义，也只有用外轮公司的名义才能办理边检等手续。
综上可见，船务代理公司将相关医疗代理业务交给外轮公司的杨隽后，杨隽利用外轮公司的《登轮证》上船开展业务，并办理手续时均以外轮公司的名义操作，享受外轮公司和医院先就医再付费的待遇将伤员送至医院救治，直至结算时，安汇公司开具发票，与船务代理公司等结算费用。本院认为，整个业务流程中，承接业务的是外轮公司，操办业务的是外轮公司的员工，并且利用外轮公司的特殊资源办结业务，该业务收益亦应归外轮公司所有。现杨隽等人以安汇公司的名义开具发票结算费用，并据此侵吞该收益，其行为已符合贪污罪的犯罪构成。至于在业务办理过程中，杨隽垫付的部分现金，系其为了不让外轮公司���晓业务的存在而不去外轮公司申领，垫付的目的是为了业务完成后侵吞所有的收益，该垫付与正常的经营成本不同。故辩护人提出的该项辩护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被告人杨隽是否具有自首情节
被告人杨隽的辩护人提出杨隽系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被告人杨隽、同案关系人陆某某的供述可以证实，2013年8月14日杨隽接电话回单位的时候已经知道是为了医疗业务的事。杨到达单位后，自动投案当天已对本案全部事实作了基本如实供述，在审查起诉期间翻供，但在庭审结束前对该节事实又予以了全部供认。依照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理应认定为自首。
（四）关于被告人杨隽是否具有立功情节
经查，根据宝山检察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起诉意见书》证实，上海海运服务有限公司助航队郁某某确因虹口检察院移送的立案线索而被移送��查起诉。但根据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该线索系由反贪污贿赂局工作人员在查看被告人杨隽的流水账本时发现有现金支付遗体运输费用不开发票的情况，从而引起对可能涉嫌犯罪的警觉，进而主要由反贪污贿赂局工作人员主动进一步查实该助航队的具体犯罪情况并将该案线索移交给宝山，故杨隽仅在检察院工作人员就该犯罪线索的主动问询过程时起核实相关犯罪线索之作用，且杨隽核实的部分线索内容亦不具体，指向尚不明确，故不符合立功的构成条件，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隽、王安中结伙或与他人结伙，利用杨隽及他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隽、王安中犯贪污罪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杨隽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王安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减轻处罚。被告人杨隽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系自首，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王安中在庭审中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杨隽、王安中能退缴大部分赃款，均可酌情从轻处罚。为维护国有单位正常的管理活动，保护国家廉政制度不受侵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杨隽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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