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13民终20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敏芳，男，汉族，1982年4月19日出生，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青，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静仪，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颖丽，女，汉族，1977年9月10日出生，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芳，广东法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敏芳与被上诉人李颖丽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302民初8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梁敏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
主要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于撤销。具体理由如下:
在一审庭审期间，对于惠州市公安局河南岸派出所提供的两份资料即2014年6月11日《讯问笔录》及2O14年7月17日《询问笔录》，上诉人当庭提出异议，辩称上诉人没有因案涉��辆原因到过公安机关接受调查，上述两份笔录上的签名均不是上诉人的亲笔签名，并当庭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书》。而一审法院不但没有支持上诉人的笔迹鉴定申请，却仅是向河南岸派出所出具《委托调查函》，并以河南岸派出所出具《调查复函》为据认定上述两份笔录上的签字系上诉人本人的签名。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以上述两份笔录及《调查复函》为据作出判决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具体理由如下:
1.河南岸派出所提供的《讯问笔录》《询问笔录》在本案中不属于当然合法有效证明本案事实之证据。上述两份笔录系认定本案主要事实的关键证据材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之规定，上述两份笔录在本案中不属于当然合法有效证明本案事实之证据。
2.基于上诉人否认上述两份笔录的签名“梁敏芳”系上诉人的亲笔签名，且属于上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予以证明之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对于上述两份笔录的签名“梁敏芳”是否系上诉人签名之问题应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即依法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上述两份笔录中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
由此可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应依法委托具有相应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对上述《讯问笔录》《询问笔录》中的“梁敏芳’签名是否为上诉人本人签名作出鉴定。但是，一审法院却没有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上述两份笔录进行鉴定，而仅是向河南岸派出所出具《委托调查函》要���其对两份笔录的内容及签名真实性予以证实。故一审判决己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
二、一审法院向河南岸派出所出具《委托调查函》明显属于悖论，且河南岸派出所《调查复函》也无法证实两份笔录的签名系上诉人本入所签，故《调查复函》依法不应予以采信。具体理由如下:
1.本案2O14年7月17日《询问笔录》是河南岸派出所作出的，而一审法院却要求河南岸派出所对《询问笔录》内容及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证实，一审法院的做法己陷入了证实“鸡生蛋、蛋生鸡”之误区，且明显就是个悖论，同时，河南岸派出所就其自身作出的《询问笔录》出具《调查复函》明显属于自问自答。
2.上述《讯问笔录》的讯问人李鉴棉、李文阳隶属于惠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而不是隶属于惠州市公安局河南岸派出所。于理于法，惠州市公安局��南岸派出所既不能也无权代替惠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对上述《讯问笔录》内容及签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3.河南岸派出所《调查复函》既没有确认上述《讯问笔录》《询问笔录》的男子系本案上诉人梁敏芳本人，也没有确认上述笔录为本案上诉人梁敏芳本人签名。该《调查复函》仅是作出:“据当时办案民警回忆，上述笔录的男子确认梁敏芳本人，笔录亦为其本人签名”之陈述。换而言之，该《调查复函》的陈述也是道听途说，不足为信。但是，一审判决却认定《调查复函》确认该两份笔录的签名系上诉人本人所签。河南岸派出所《调查复函》也没有确认上述《讯问笔录》《询问笔录》中被讯问人或被询问人的身份证号码与上诉人的身份证号码相一致，也没有同步录像核对该被讯问人或被询问人系上诉人本人。故河南岸派出所出具的《调查复函》依法不���予以采信。
三、被上诉人的评估申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以《价格评估结论书》为据判决上诉人作出赔偿也是错误的。
上诉人没有开走或占有案涉车辆，且被上诉人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被上诉人无法提供申请评估鉴定实物即案涉车辆，特别是对于案涉车辆的即时车况根本无法确认;被上诉人提交的申请评估相关材料仅是证明案涉车辆系被上诉人购买所得，但不能证明案涉车辆符合评估鉴定条件;被上诉人主张案涉车辆价值8O万元，而被上诉人提供的案涉车辆购买发票则显示车价为1万元，两者相差甚远，并从另一角度证明了被上诉人的评估鉴定申请没有事实基础。
四、一审判决明显是在人为制造纠纷，导致案件当事人增加诉累。事实上，上诉人既没有开走案涉车辆之行为，也自始至今没有占有过案涉车辆，故上诉人不��在向被上诉人返还案涉车辆及赔偿其损失。而一审判决却在违反法定程序和认定事实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之下做出错误的判决。假设上诉人不提起上诉，一审判决也根本无法执行，之后又必定产生车辆赔偿纠纷。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被上诉人的诉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为此，特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
本案二审中，上诉人梁敏芳现补充上诉意见如下:
一、本案笔录中有“梁敏芳”签名的笔录如下:
1.一审法院出具《调查令》并在河南岸派出所调取了一套笔录，该套笔录包括:2014年6月11日10时32分至2014年6月11日11时32分，被讯问人为“梁敏芳”的《讯问笔录》;2014年7月17日10时42分至2014年7月17日11时13分，被询问人为“梁敏芳”的《询问笔录》。
2.河南岸派出所于2017年12月20日向一审法院出具《调查复函》附了一套笔录，该套笔录包括:2014年6月11日10时32分至2014年6月11日11时32分，被询问人为“梁敏芳”的《询问笔录》;2014年7月17日10时42分至2014年7月17日11时13分，被询问人为“梁敏芳”的《询问笔录》。
二、“梁敏芳”签名的笔录系非法取得或者根本不符合讯问笔录(或询问笔录)规范，依法属于非法证据，且明显是虚假笔录，依法应予以排除，人民法院依法应不予采信。
(一)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来看，经比对来源于法院调查取证的2O14年6月11日10时32分至2014年6月11日11时32分《讯问笔录》与来源于河南岸派出所《调查复函》附件的2O14年6月11日10时32分至2O14年6月11日11时32分《询问笔录》，该两份笔录明显不真实、不合法，均应依法不予采信。
1.以上《讯问笔录》与《询问笔��》的时间是完全重合的，均是2014年6月11日10时32分至20l4年6月11日11时32分，且承办民警也是一致的。同时，《讯问笔录》与《询问笔录》两份笔录的问答内容也是不相同的，且页数是不一样的，分别为4页与3页。试问，同一承办民警能在同一时间对“梁敏芳”作出《讯问笔录》又作出《询问笔录》吗?这样的笔录是否真实、合法有效呢?除非“梁敏芳”可以在同一时间既当被讯问人又当被询问人。
2.《讯问笔录》落款时间是2014年7月17日，也就是说，讯问时间与签名落款时间相隔17日。试问，公安机关作出的笔录能在时隔17日才让“梁敏芳”签名吗?这样的笔录是否真实、合法有效呢?而《询问笔录》签名落款时间是2014年6月11日，这又怎么解释?
3.《讯问笔录》与《询问笔录》中“梁敏芳”签名的字样明显是不一样的，明显不是同一个人的签名。经上诉人��细核对，《询问笔录》中的签名系仿冒上诉人的签名，《讯问笔录》中的签名则根本不是上诉人的签名。
(二)、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原则来看，经比对来源于法院调查取证的2014年7月17日10时42分至2014年7月17日ll时13分《询问笔录》，与来源于河南岸派出所《调查复函》附仵的2014年7月17日10时42分至2014年7月17日ll时13分《询问笔录》，该两份笔录明显不真实、不合法，均应依法不予采信。
1.上述两份《询问笔录》的时间是完全重合的，而两份笔录的第1、2页之内容基本―致，但最后一页即第3页之内容却完全不相同。公安机关竟然可以在同一时间作出两份内容不相同《询问笔录》，试问，这样的笔录是否真实、合法有效呢?
2.河南岸派出所出具《调查复函》附件中《询问笔录》“询问人”“记录人”栏，该笔录中的询问人仅有一位承办民警即刘昌，且记录人也是刘昌。该笔录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关于讯问或询问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之规定，明显属于非法证据，应予以排除。
由此可见，一审判决据以认定的笔录明显不真实、不合法，最起码也是真实性、合法性严重存疑。而一审法院既没有严格审查上述四份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也没有准许上诉人笔迹鉴定申请，仅是简单粗暴的认定上述笔录系上诉人本人所签，这明显是错误的。
三、从证据的关联性及效力来看，“梁敏芳”签名的上述笔录不具有高度盖然性，也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之证据。
1.一审判决除了依据“梁敏芳”签名的上述笔录作为判决证据之外，也没有其他证据与笔录相互印证，无法形成一条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故“梁敏芳”签名的上述笔录之属于孤证，依法不应予以采信��
2.《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陈述，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样，单一的讯问或询问笔录更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不可能也无必要知晓整个刑事案件的所有事实，对讯问或询问笔录内容的真伪根本无法识别，如果把这种真伪不明的直接证据运用到民事诉讼中，那么得到的案件事实也只能是真伪不明的。
四、从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来看，对河南岸派出所《调查复函》依法应不予采信。
1.该《调查复函》回复李文阳系2014年6月11日10时32分至2014年6月11日11时32分《询问笔录》的承办民警之一，但该时段的《询问笔录》《讯问笔录》的询问人或讯问人均不是李文阳。
2.该《调查复函》回复张少泽系20l4年7月17日10时42分至2014年7月17日11时13分《询问笔录》的承办人(主办人)，但其中一份《询问笔录》的询问人系叶茂华、刘昌;另一份《询问笔录》的询问人系刘昌，何来承办人张少泽呢?
综上，本案“梁敏芳”签名的《讯问笔录》《询问笔录》无论是从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还是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来看，均属于非法证据，且属于虚假笔录。那么，依据民事诉讼规则审查本案“梁敏芳”签名的《讯问笔录》《询问笔录》以及《调查复函》之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应依法不予采信。
为此，特向二审法院提出补充上诉意见。
被上诉人李颖丽辩称:一、关于惠州市公安局河南岸派出所所提供的两份笔录，即2014年6月11日的《讯问笔录》及2014年7月17日的《讯问笔录》，我们认为应当予以采信。
该两份笔录分别由惠城区公安分居刑警大队及河南岸派出所所制作的，笔录上均核对了被答辩人的身份、住址及住宅电话，且河南岸派出所对惠城区法院的关于“两份笔录的签名是否为梁敏芳本人签名”的《委托调查函》，明确回复做笔录的确是梁敏芳本人，笔录是梁敏芳签名。河南岸派出所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其所提交的材料及复函具有公信力，依法应当采信。
二、惠州市正扬价格事务所接受法院的委托，就涉案车辆的市场价值出具《价格评估结论书》，程序合法，且惠州市正扬价格事务所及评估人员均具备评估资质，做出的《价格评估结论书》也应予采信。
本案答辩人申请对涉案车辆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由于车辆被被答辩人开走，在被答辩人的掌控之下，被答辩人不按照法院要求将车辆提交评估，造成评估机构只能根据车辆的档案资料进行评估，该责任应由被答辩人承担。
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法，依法应当维持。
原审原告李颖丽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粤Ｌ×××××号路虎越野车；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60万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2012年10月10日，原告因经营需要资金周转，以自己所有的价值126万元的粤Ｌ×××××号路虎越野车抵押向被告借款50万元，原被告当天签订了《担保借款合同》及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借款合同》明确约定，抵押期间车辆由原告使用保管。原告借款后，每月按时向被告支付利息1万元。2014年6月8日，原告发现自己停在路边的粤Ｌ×××××号路虎越野车丢失，原告遂报警，经河南岸派出所调查，车辆系被被告私自开走。原告认为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无权占有原告所有车辆，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车辆，被告均拒不返还。时至今日，被告私自占有使用原告车辆约三年之久，原告车辆在2014年6月时价值80多万，现在按照二手车的估价约值30万元，折旧损失达50万元；且被告强行开走原告车辆导致原告出行经营不便，还应赔偿原告损失10万元。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之规定，提起诉讼，恳请法院判准所请。
原审被告梁敏芳辩称，一、答辩人没有开走案涉车辆之行为，且自始至今也没有占用过案涉车辆，故答辩人不存在向被答辩人返还案涉车辆及赔偿其损失之问题。1答辩人没有开走案涉车辆之行为，且自始至今也没有占有过案涉车辆。2、答辩人没有因案涉车辆原因到过惠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接受调查，两份被询问人为“梁敏芳”的《询问笔录》中的签名“梁敏芳”不是答辩人签名，且被询问人为“梁敏芳”在该两份《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不是答辩人的陈述，也不是答辩人的意思表示。由此可见，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开走及占有案涉车辆与事实完全不符，故答辩人不存在向被答辩人返还案涉车辆及赔偿其损失之问题。
二、假设被答辩人坚持认为上述《询问笔录》中的签名“梁敏芳”系答辩人的真实签名，答辩人请求法院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上述《询问笔录》中的签名“梁敏芳”进行笔迹鉴定。
三、被答辩人提起本诉完全是为了逃避拖欠答辩人的借款本息，其行为极不诚信。2012年10月10日，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借款50万元，并以案涉车辆作为偿还该笔借款本息之抵押担保物，并在相应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之后，答辩人因被答辩人没有依约偿还本息将其诉至人民法院，该案经惠城区人民法院、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判决【详见：（2014）惠城法民一初字第554号《民事判决书》及（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485号《民事判决书》】。2017年6月19日，因被答辩人没有履行上述生效判决，答辩人依法向惠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且经该院立案受理【案号：（2017）粤1302执5672号】。至今，被答辩人没有向答辩人支付分文执行款项，反之，却无理要求答辩人返还案涉车辆及赔偿损失，其行为殊不诚信。
综上，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2年10月10日，原告向被告借款50万元，以自己所有的粤Ｌ×××××号路虎越野车抵押给被告，并于当天与被告签订了《担保借款合同》及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担保借款合同》约定：抵押期间内，抵押物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正本、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正本、合格证及车辆购置附加费凭证、保单等交由抵押人保管；抵押期间，抵押物继续由抵押人使用、保管、并负责保养和保修及年审，一切税费开支均由抵押人承担；未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抵押人不得将抵押物交由其他第三人保管或使用。2014年6月8日，原告发现涉案车辆丢失，遂向河南岸派出所报警。2017年8月18日，原告向本院提交一份《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到惠城区河南岸派出所调取被告梁敏芳私自开走李颖丽所有的粤Ｌ×××××号路虎越野车的相关口供。本院向原告开具了《调查令》，原告依据《调查令》，在惠州市公安局河南岸派出所调取了一套笔录。其中：在2014年6月11日惠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做的《讯问笔录》中，警察讯问“你们是否有开过这辆路虎汽车？”梁敏芳回答：“有，在2014年8月9日晚上11点多，我们银利公司的员工宋国涛拿钥匙去惠城区河南岸银都宾馆门前开走的。”在2014年7月17日河南岸派出所做的《询问笔录》中，警察询问：“你是何时何地把李颖丽的路虎牌揽胜小车开走的？”梁敏芳回答：“2014年6月9日在惠州市××××中学对面。”同日，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评估申请书》，申请：对粤Ｌ×××××号路虎越野车在2014年6月8日及现在的市场价值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惠州市正扬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出具一份《价格评估结论书》，结论为：粤Ｌ×××××号路虎越野车在2014年6月8日的市场价值为607200元，在2017年12月5日的市场价值为422060元。
2017年11月18日，被告向本院提交一份《笔迹鉴定申请书》，申请对上述两份笔录中“梁敏芳”签名是否为本案被告本人书写进行鉴定。2017年11月21日，我院向惠州市公安局河南岸派出所出具一份《委托调查函》，并附调查提纲：“贵所于2014年6月11日作的《讯问笔录》、2014年7月17日作的《询问笔录》其否均属于被告梁敏芳（公民身份号码：）本人亲自签名，如贵所无法核实情况，是否同意协助本院进行司法鉴定？”2017年12月20日，惠州市公安局河南岸派出所回复：“1、为核实上述情况，我所民警找到刑警大队的民警李鉴棉及李文阳，据二人回忆，到刑警大队制作2014年6月11日讯问笔录的男子确为梁敏芳本人，笔录亦为其本人签名；2、核查2014年7月17日在我所制作的询问笔录，我所找到主办民警张少泽（时任河南岸派出所副所长）了解被询问人是否是梁敏芳本人。张少泽称当时到派出所做笔录的确是梁敏芳本人，笔录亦为其本人签名。”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1款的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本案中，被告作为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拍卖、变卖，而不是私自将原告汽车开走来抵押借款。虽然被告辩称2014年6月11日作的《讯问笔录》、2014年7月17日作的《询问笔录》上的签名均不是其本人亲自签字，但该资料出自惠州市公安局河南岸派出所，且惠州市公安局河南岸派出所亦向本院提交《调查复函》，确认2014年6月11日作的《讯问笔录》、2014年7月17日作的《询问笔录》上的签字是被告梁敏芳本人的签名。本院认为，惠州市公安局河南岸派出所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其所提交的材料及复函具有公信力，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故本院认定该两份笔录均是梁敏芳本人所签。如被告对惠州市公安局河南岸派出所提供的资料有异议，可另行主张权利，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涉案粤Ｌ×××××号路虎越野车的所有权属于原告，故原告请求被告返还该粤Ｌ×××××号路虎越野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本院委托的《惠州市正扬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是具有价格评估资质的专业公司，其作出的《价格评估结论书》，评估程序合法、评估结论合理，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应当赔偿占用涉案车辆期间对原告所造成的损失，该损失参照车辆折价损失计算，即被告应当赔偿185140元（607200元-422060元）给原告。原告诉请被告赔偿其出行不便的10万元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九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梁敏芳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粤Ｌ×××××号路虎越野车返还给原告李颖丽。
二、被告梁敏芳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颖丽车辆损失185140元。
三、驳回原告李颖丽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9800元（已预交4900元、还欠交4900元），由原告李颖丽负担6776元，由于被告梁敏芳负担3024元；鉴定费元15400元，由被告梁敏芳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但上诉人梁敏芳提价了其根据一审中法院调取的派出所对“梁敏芳”所作笔录以及河南岸派出所复函中所附部分笔录对比的分析表格、就上述笔录存在问题向惠城区公安分局投诉请求予以撤销的《受理信访通知书》。
本院认为，本案为返还原物纠纷。根据本案一审宣判后的诉讼请求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公安部门在李颖丽就涉案车辆被盗后报警对“梁敏芳”等人的询问笔录等是否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首先，来源于公安机关的笔录能够证明是因李颖丽与梁敏芳之间的借贷纠纷被其派人开走。李颖丽作为车辆的所有人，在发现其车辆失踪后第一反应是认为被盗并采取报警处理。河南岸派出所在接到李颖丽的报警后���先后向李颖丽的司机施荣力、李颖丽本人、梁敏芳进行询问。其中梁敏芳先后在2014年6月11日10时32分、2014年7月17日10时42分接受询问，对涉案车辆被其所在的银利公司员工在河南岸银都宾馆开走、停放在美林玉桂山庄停车场以及与李颖丽之间存在借款纠纷等事实的表述是一致的。因此，尽管由一审法院直接调取的询问笔录记载的内容与河南岸派出所复函中作为附件的笔录内容在细节上有所出入、形式上存在瑕疵，但是对于涉案的车辆是因李颖丽与梁敏芳之间存在借贷纠纷而被梁敏芳所在公司的员工开走的事实方面记载是一致的。
其次，公安机关在履行行政执法职能中形成的材料依法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公安机关在接到公民报警后，依法询问涉案的当事人并制作笔录是其履行行政职能的必要；在人民法院办理民事案件中，根据审判工作的需要提供其在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形成的笔录等证据材料，也是公安机关的职责和义务。如果梁敏芳认为其并没有去公安机关就涉案的车辆被盗报警事宜接受询问并签署相应的笔录，其在本案一审中法相相关证据和事实以后，完全可以通过法定的途径请求公安机关予以纠正或者撤销。到本案二审中为止，梁敏芳所采取的措施仅仅是投诉且尚未得到肯定的回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的规定，相关的笔录等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其证明效力。
再次，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无权对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从程序到实体进行审查。梁敏芳申请对笔录中“梁敏芳”签名字样的鉴定，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否定行政机关性质执法过程��的合法性。梁敏芳上诉的主要理由是，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形式不规范、内容虚假、相应的签名并非梁敏芳个人签署等。以上理由的审查，必定要涉及到对公安机关在调查李颖丽所称的车辆被盗案件调查中对“梁敏芳”进行调查时，是否向真实的梁敏芳进行询问、询问的程序和笔录的记载是否真实等问题。对以上问题，均非民事诉讼的审查范围，应当由梁敏芳在民事诉讼程序之外另循法律途径处理。
综上所述，在公安机关就涉案车辆被盗报警后所做的笔录没有被依法确认为无效之前，属于有权的行政机关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材料，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梁敏芳认为一审中的评估不是根据车辆实物的现状作出的，但其作为车辆的实际控制人拒绝将车辆交出作为评估依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上诉人梁敏芳与被上诉人李颖丽之间的借贷纠纷���本应当遵循法定的程序主张抵押权以实现其债权，但其所采取的自力救济措施超过了必要程度而损害了李颖丽的合法权利，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因此，其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其判决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00元，由上诉人梁敏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 杰
审 判 员 寇 倩
审 判 员 黄宇乐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
法官助理 赵 铎
书 记 员 彭科梅
附��关法律条文：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
（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
（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
（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
（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