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892号
原告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在广州市越秀区。
负责人黄志威。
委托代理人王家恒、罗少勇，均系该所律师。
被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在广州市天河区。
负责人林剑。
委托代理人李波、张仕清，分别系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律师助理。
原告（反诉被告）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合邦律所”）诉被告（反诉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家恒、罗少勇，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波、张仕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诉称：被告与广州市花都水泥厂（以下简称“花都水泥厂”）、广州市花都区工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债务纠纷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于2009年5月13日裁定终结执行，被告尚有本息9000多万无法执行。2010年11月原告发现被告的债务人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于是通报了被告发现财产的有关情况。并与被告于2010年11月17日签订（2010）信穗律代字第039号《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原告接受被告委托，代理被告请求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花都法院”）恢复执行。原告向花都法院提供了相关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花都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于2010年11月29日向次债务人广州市花都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都水泥公司”）发出了《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后因该公司向法院提出债权异议，法院裁定中止了执行程序。在知悉将被裁定中止执行之后，原告律所承办律师又及时于2011年3月15日向被告发出《项目法律建议书》，建议向次债务人花都水泥公司提起代位诉讼，以实现债权。在《项目法律建议书》中原告向被告说明，因代位权诉讼工作量及难度大幅增加，要求增加原告律师费6%。在花都法院裁定中止执行后，被告采纳了原告律所承办律师的建议，决定委托原告提起代位权诉讼。原告律所承办律师要求被告签订增加律师费补充合同，被告项目经理周某乙表示律师费增加问题应找法务部谈，承办律师与法务部门接洽，而法务部汤某经理则表示，原告律所发现的财产线索还未经司法确定。按被告内部管理程序，签约增加律师费要经过审查委员会讨论后，才好签订追加律师费的补充合同。所发现财产未经司法确定之前，审查委员会不方便讨论。建议待代位权诉讼一审判决确定原告提供财产线索实际价值后，双方再签订增加律师费的补充合同，要求原告先启动代位权诉讼程序，并表示原告律所承办律师做了工作，被告不会不给钱的。现一审判决已出，确定了原告已提供财产价值（本金数额为78341626.17元），被告理应与原告确认签订增加律师费用的补充合同事宜。被告拒不商谈增加律师费补充合同事宜。原告多次催告被告确认增加律师费事宜，被告于5月28日来函拒绝了原告的合理要求，还于2013年6月25日来函单方决定解除委托合同。
综上所述，原告已依约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被告来函明确表示拒不履行承诺。并于2013年6月25日来函单方解除双方委托合同关系。据此，原告历时将近三年努力工作的成果化为泡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判令：一、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2010）信穗律代字第039号《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二、解除原告与被告就花都水泥公司代位债权诉讼的委托代理关系；三、被告赔偿原告因履行上述合同可得利益：2770248.79元；四、被告赔偿原告代理代位债权诉讼可得利益4700497.57元。
被告（反诉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毫无事实依据。（一）原告未能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致使被告的委托目的落空，原告已构成根本违约。首先，根据《合同》的“题引”以及第一条第4款以及第四条风险代理条款的约定，支付律师费的前提在于原告根据其提供的财产线索，采取法律措施成功回收款项以实现债权，因此“回收款项以实现债权”是原告获得律师费的前提，也是被告的委托目的，特别是第一条第4款明确约定：“本合同自法院成功首次查封了乙方（即原告，下同）提供债务人的财产线索，并经双方负责人或者授权代表签章后生效。如无法查封乙方提供债务人的财产线索，甲方（即被告，下同）在本合同项下的回收与乙方无关，甲方不支付任何费用”。其次，原告的财产线索即为代位求偿权诉讼中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对花都水泥公司的借款债权。根据《恢复执行申请书》、《民事裁定书》以及提出代位求偿权诉讼的《起诉状》以及所引起的一系列诉讼的内容来看，原告接受被告委托，代理代位求偿权诉讼，系为了将该财产纳入法院查封等法律措施，代位求偿权诉讼并非孤立的诉讼，仅仅是原告为其提供财产线索采取法律措施的必要诉讼。原告在其本诉中却强行将《合同》项下的债权项目的回收拆分为两种委托代理关系，并主张分别计某律师费，缺乏事实依据。第三，事实上，在原告的一系列代理工作中，该财产从未被“法院成功查封”。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合同》是否生效还存在疑问，原告对其提供的所谓财产线索对被告的实际效果为零。对此，《合同》第四条第1款也进一步明确规定：“甲方仅就乙方发现财产价值线索对应回收的现金按照本条的约定计某支付律师费”。既然原告的代理工作毫无效果，连“乙方发现财产价值线索”也从未“被法院成功查封”,更遑论原告代理工作达到了“回收的现金”的效果。综上，原告从未完成对其发现的债务人的财产“被法院成功查封”，因此，原告主张所谓的计某支付律师费毫无事实依据。（二）退一步而言，不考虑双方签订《合同》的基础前提，仅根据代理合同的约定，被告也无须支付律师代理费。根据《合同》第四条“律师费的计某和支付”的约定，律师费的计某前提为“乙方发现财产价值线索对应回收现金”。本案中，原告的代理工作仅仅是获得了代位求偿权一审诉讼的判决，与“回收款项”相去甚远，甚至连“法院成功首次查封乙方提供债务人的财产线索”的合同生效条件也尚未完成。因此，根据《合同》第四条约定，原告毫无事实依据向被告主张律师代理费。（三）原告关于可期待利益的诉讼请求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如前所述，代位求偿权诉讼对查封其提供的财产线索而言是必要的诉讼，也是必经的法律程序，原告以此为由要求增加律师费没有依据。其次，原告提出增加律师费的要约从未取得被告的承诺。虽然原告可能提出增加律师费的要约，但是无论是被告还是被告经办人员从未就该要约进行过任何的承诺。最后，被告已经通过2013年4月2日、5月28日等多份函件明确拒绝的原告的要约，更为关键的是，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在原告律师发出要约之后，该《补充协议》也从未对所谓的增加律师费进行任何的补充约定。因此，所谓的增加律师费以及可期待利益的主张毫无事实依据。综上，被告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原告却起诉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本案系原告以及原告律师无理兴讼，原告凭借其专业能力，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以当事人为被告，其行为已严重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规范。被告认为，原告和王家恒律师在代理工作中存在重大的违约事实，原告和王家恒律师未尽到律师职责，被告有权解除代理合同，并无须支付律师代理费，理由如下：首先，2013年6月7日，被告惊悉花都法院拟在短期内将水泥公司的拍卖款分配给香港达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欣公司”），如花都法院完成执行分配，将对被告实现债权产生重大影响，即涉案案件二审上诉审查期间，原告建议的诉讼保全申请被法院驳回。值此关键时刻，原告王家恒律师不仅放任案件不管，还单方屏蔽案件重大情况，属于紧急、重要事项不通报，业经被告的多次函告，仍拒不改正，原告对王家恒律师的行为也未能进行有效监督，被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其次，原告违反了《合同》第三条第2款第（1）项约定的义务，该条款约定：“（1）乙方在代理本案的过程中，须尽职勤勉，最大限度的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对于与追偿相关的紧急、重要事项，乙方应向甲方书面通报案件进展情况。”但是，2013年6月7日，被告惊悉花都法院拟在短期内将花都水泥公司的拍卖款分配给达欣公司的重大案情，如花都法院完成执行分配，将对被告实现债权产生重大影响。被告紧急联系王家恒律师，但其未确认该事宜；联系滕某律师，并与被告工作人员前往花都法院向经办法官了解情况。直至6月8日上午11点后，王家恒律师才给被告发来邮件。结合邮件内容，王家恒律师是明确知悉花都法院拟将花都水泥公司的拍卖款分配给达欣公司的。王家恒律师在邮件中提及的“瑞华公司再审案已作判决”、“被告在花都法院预留查封被解封”等种种对案件有直接影响的重大情况，被告均首次听闻，王家恒律师并未依照上述约定及时向被告书面报告或者移交案卷材料。第三，原告违反了《合同》第三条第2款第（2）项约定的义务，该条款约定：“（2）乙方在代理过程中获得的司法文书及其他相关文件应于收到后两日内及时通知或转交甲方。”但是，原告至今仍未向被告移交众多的法律文书，如《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起诉时的证据材料及原件、《民事上诉状》至今未移交。最后，被告认为，根据《合同》第二条第1款第（1）项约定：“（1）乙方如有违反本合同行为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已收取的代理费全部退还。如乙方前款行为致使甲方的权益受到侵害，甲方保留向乙方索赔的权利”，据此，被告依约解除合同具有充分的合同依据，并有权据此向原告索赔。
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未能履行代理合同的主要义务，甚至连双方签订合同的基础前提均未能履行，其所谓的债务人财产直至合同解除仍未被法院成功查封，已构成了根本违约；且原告在明知被告债权分文未收的情况下，其诉讼请求根本无法得到法院支持，但是原告仍凭借其专业能力以及实际控制被告的案卷材料（包括重要证据原件）的情况下，无理兴讼，耗费作为国有企业的被告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不得不委托专业法律工作者即律师代理本案，其行为已严重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规范，不仅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还请法院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原告的恶劣行径予以惩处，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反诉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反诉称：2010年11月17日，反诉被告以发现债务人财产线索为基础，与反诉原告签订《合同》，就反诉原告与花都水泥厂合同纠纷一案，反诉原告委托反诉被告指派的王家恒、腾琼律师为代理人回收和实现债权。合同签订后，反诉原告委托反诉被告请求花都法院恢复执行，花都法院依据反诉原告的申请向次债务人花都水泥公司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但未能实现回收债权。为此，反诉原告只得以花都水泥公司为被告、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为第三人，向广州中院提请代位求偿权诉讼，并申请诉讼保全。广州中院依法受理案件，案号为（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鉴于《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代理期限于2012年6月30日届满，为保持工作延续性，反诉原告同意继续委托反诉被告代理回收债权，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延长代理期限至2013年12月31日。（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案件一审诉讼阶段，反诉原告曾接到反诉被告公函，王家恒律师和腾琼律师之间存在工作分工问题，要求更换诉讼代理人，撤销腾琼律师诉讼代理人。反诉原告分别向王家恒律师与腾琼律师了解情况。反诉原告非常不愿意介入代理律师之间或者律师所内部工作分工问题，更不愿意代理律师因内部工作分工问题而对债权维护产生影响。故反诉原告依据《合同》认定王家恒律师、腾琼律师均为诉讼代理人，并多次致函反诉被告要求其自行协商解决相关问题。此后，王家恒律师就案情的沟通开始出现问题，有关案情并未与反诉原告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2013年3月6日，广州中院就（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结果反诉原告部分胜诉。该案被告花都水泥公司提请上诉。广州中院于2013年4月移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2013年6月7日，反诉原告惊悉花都法院拟在短期内将花都水泥公司的拍卖款分配给达欣公司，如花都法院完成执行分配，将对反诉原告实现债权产生重大影响。反诉原告紧急联系王家恒律师，但其未确定该事宜；为此，反诉原告只得另行委托工作人员前往花都法院向经办法官了解情况。直至6月8日上午11点后，王家恒律师才给反诉原告发来邮件。结合邮件内容，王家恒律师是明确知悉花都法院拟将花都水泥公司的拍卖款分配给香港达欣实业有限公司的。王家恒律师在邮件中提及的“瑞华公司再审案已作判决”、“反诉原告在花都法院预留查封被解封”等种种对案件有直接影响的重大情况，反诉原告当时均第一次听说，但是，王家恒律师并未及时向反诉原告报告或者移交案卷材料。2013年6月13日，反诉原告因仍未能从王家恒律师处了解案情，不得已再次委托工作人员前往广州中院了解案情，广州中院答复告知反诉原告：法院依反诉原告申请作出财产保全后，花都水泥公司提出异议，经过听证及合议庭合议等程序，就本案财产保全异议答复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90条参与分配的规定，反诉原告申请查封花都水泥公司三块土地时，达欣公司已经在另案诉讼中将其查封，而反诉原告与水泥公司的诉讼正在进行，因此，反诉原告不能就被执行人水泥公司在执行案件中的拍卖款申请预留参与分配的份额，达欣公司执行案应当继续依法进行执行分配。反诉原告提交《关于恳请贵院督促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立即中止执行广州市花都水泥有限公司有关执行分配案的函》。同日，反诉原告为此再次致函反诉被告，提请反诉被告注意，如果王家恒律师继续不交相关资料，反诉原告合法权益的维护将遭遇严重的风险和困难，如不能及时纠正并采取有效措施，极有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其已经不适合再作为代理人，反诉原告正式函告反诉被告，要求其立即撤销王家恒律师的代理人资格，并另行提出代理律师的人选建议；同时，鉴于案件情况紧急，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于6月19日前函反诉原告，要求王家恒、腾琼律师立即整理相关案卷资料，并连同相关代理工作进展报告，在2013年6月19日前一并提交反诉原告。直至6月21日下午三点后，反诉被告才致函反诉原告称指派罗少勇律师代理，但仍未移交案卷材料。反诉原告当日下午五点半前致函反诉被告要求指派罗少勇律师于6月24日向反诉原告通报案件情况及提交相策略、措施，并移交案卷材料。2013年6月24日罗少勇律师虽前往反诉原告处，但并未提交书面的诉讼执行策略措施、亦未移交案卷材料，其一再声称是临时受反诉被告指派，不甚了解相关情况，暂无详细的诉讼执行策略措施。2013年6月25日，鉴于反诉被告已经无法再胜任代理工作，王家恒律师的种种不良行为以及反诉被告应对不及时，严重影响了反诉原告巨大债权的维护，反诉原告经研究决定，正式函告反诉被告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同时再次要求立即移交和返还案卷材料。但至今反诉被告仍未向反诉原告移交和返还案卷材料。2013年7月20日至7月22日期间，反诉原告就本案出现的重大情况，特别委派专人前往北京总部进行专项汇报和紧急处理。反诉原告认为，根据《合同》第三条第2款第（2）项约定：“（1）乙方（即反诉被告）在代理本案的过程中，需尽职勤勉，最大限度的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对于与追偿相关的紧急、重大事项，乙方（即反诉原告）向向甲方书面通报案件进展情况。（2）乙方（即反诉被告）在代理过程中获得的司法文书及其他相关文件应于收到后两日内及时通知或转交甲方。”本案中，反诉被告显然违反上述合同的约定，并给反诉原告实现回收债务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又根据《合同》第二条第1款第（1）项约定：“（1）乙方如有违本合同行为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反诉原告依约解除合同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反诉被告负有立即移交和返还（2010）信穗律代字第039号《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及其《补充协议》项下的全部案卷材料之义务。此外，作为职业律师，反诉被告指派的王家恒律师应该非常明确上述6月7日重大案情情况将对反诉原告债权造成严重的影响，却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处理为由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反诉原告，事后亦未积极就此事宜与反诉原告沟通或采取其他有效的补救措施或提出任何法律建议，而是放任事件进一步恶化，怠于行使异议权等诉讼权利，严重违反了反诉原告债权的维护，属于怠于履行代理人职责的行为，反诉被告对此也不管不顾，放任王家恒律师的违约行为，导致反诉原告对花都水泥公司的代位求偿权诉讼几近无法继续进行。由于反诉被告及其指派律师的不作为，反诉原告只得要求工作人员等跟进本案，且由于案情重大，还特别委派专人前往北京总部进行专项汇报和紧急处理，所产生的必要的差旅费等支出均系反诉被告指派律师怠于行使代理行为所致，反诉被告依法负有赔偿责任。因此，反诉请求判令：一、反诉被告立即移交和返还（2010）信穗律代字第039号《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及其《补充协议》项下的全部案卷材料；二、反诉被告立即赔偿因怠于履行代理人职责等违约行为给反诉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暂计5330元；三、由反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反诉被告）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反诉答辩称：一、反诉原告要求立即移交和返还案件材料不符合双方约定。2010年11月17日，基于反诉被告发现反诉原告的债务人有财产可供执行，于是双方签订《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就反诉原告与水泥厂合同纠纷一案，反诉原告委托反诉被告为代理人。该《合同》第三项第二项明确规定“在诉讼结案后，整理案卷，移交甲方一份存档，并提交结案报告”，而该《合同》约定的事项最终没有执行终结结案，故相关材料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移送条件，而在该案办理过程中，反诉被告并未从反诉原告处收取相关案件材料，因此不存在案件材料返还的问题。至于代位权诉讼中双方并没有约定反诉被告负有移送相关案件材料的义务，现在既然双方就上述代理问题发生争议，理应由人民法院就双方争议作出司法处理，案卷材料是反诉被告通过自身努力获取，是反诉被告工作成果，在未获取相应对价之前，反诉被告没有义务把工作成果无偿交付给反诉原告。二、反诉原告认为反诉被告“未及时通报案情”是没有事实依据。反诉原告认为反诉被告未及时通报案情的主要依据是反诉被告于2013年6月7日接到花都法院执行局就该案执行情况进行听证的通知，2013年6月8日才告知反诉原告。事实上，反诉被告的主办律师为了做好听证准备工作，于是向该案执行经办法官建议将听证会延期至2013年6月14日上午10点举行，法官当时同意了反诉被告主办律师的建议，将听证时间推迟到2013年6月14日上午10点举行。随后，反诉被告主办律师向广州中院及案外人了解相关情况，在汇总有关情况后，于2013年6月8日正式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反诉原告通报了有关情况。反诉被告认为，作为反诉原告的代理人，反诉被告具备专业知识决定何时向反诉原告汇报案情，反而是在做好充分准备和调查后，一同向反诉原告通报，故反诉被告已经尽到《合同》约定的义务。三、反诉被告对于反诉原告提出的经济损失不予赔偿。反诉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对反诉原告提出的经济损失不予赔偿。在本诉中，反诉被告对于自身不存在违约行为已经做出充分阐述。事实上，是因为反诉原告来函明确表示拒不履行承诺，并于2013年6月25日来函单方解除双方委托合同关系的一系列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导致本次纠纷，严重损害反诉被告利益，请求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2010年11月17日，原告（甲方，下同）与被告（乙方，下同）签订了（2010）信穗律代字第039号《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乙方发现债务人财产线索，甲方为清收债权，委托乙方为代理人，代理甲方与花都水泥厂合同纠纷案；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王家恒、滕某律师为甲方与花都水泥厂合同纠纷案的代理人；乙方的代理权限以甲方签发给乙方的授权委托书为准；代理期限自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直至2012年6月30日为止，甲乙双方同意，代理期限届满之日起，本代理关系自动终止，如在代理期限内，甲方未有回收的，甲方无须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本合同自法院成功首次查封了乙方提供债务人的财产线索，并经双方的负责人或者授权代表签章后生效，如无法查封乙方提供债务人的财产线索，甲方在本合同项下的回收与乙方无关，甲方不支付任何费用；乙方如有违反本合同行为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已经收取的代理费应全部退还，如乙方前款行为致使甲方的权益受到损害的，甲方保留向乙方索赔的权利；乙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相关约定收取代理费用；乙方在代理本案的过程中，须尽职勤勉，最大限度的维护甲方合法权益，对于与追偿相关的紧急、重要事项，乙方应向甲方书面通报案件进展情况。在诉讼结案后，整理案卷，移交甲方一份存档，并提交结案报告；乙方在代理过程中获得的司法文书及其相关文件应于收到函件两日内及时通知或转交甲方；甲方仅就乙方发现财产线索对应回收的现金按照本条的约定计某支付代理费，其余回收现金与乙方无关，甲方不支付任何代理费；代理费的计某基数为乙方发现财产价值线索对应回收的现金减去甲方已支付的案件受理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法官调查取证费、勘验费、鉴定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包括甲方在委托乙方前已支付的诉讼费用）及非诉调查代理费后的净回收额；乙方发现财产价值线索对应回收现金的，代理费采用超额累退的方式按以下比例计某：回收现金在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的部分，计某比例为10%；100万元-500万元之间（含500万元）的部分，计某比例为8%；500万元-1000万元之间（含1000万元）的部分，计某比例为6%，1000万元-5000万元之间（含5000万元）的部分，计某比例为3%等等。
2010年11月1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原告麦佳耀、滕某律师在被告与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中，作为被告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在其发现财产线索范围内代理执行，包括申请恢复执行，参加执行中的开庭、陈述代理意见、调查取证，提交和签收法律文件等）。委托期限自即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
2010年11月17日，原告代理被告向花都法院（以下简称“花都法院”）提出（2010）花法执字第1879-1880号案的恢复执行申请书，申请对被执行人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恢复强制执行，并申请对第三人花都水泥公司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花都法院依据申请，于2010年11月29日向被告的次债务人花都水泥公司发出了《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后因该公司于2010年12月8日向花都法院发出《异议书》，认为其对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没有到期债务，不能按照花都法院通知向被告履行偿债义务，因此，花都法院裁定中止了执行程序。
2011年3月15日，原告律所麦佳耀向被告发出《关于花都水泥厂、花都区工业发展总公司项目法律建议书》，内容：贵司与花都水泥厂、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债务纠纷一案，于2009年5月13日裁定终结执行，目前尚有本金加利息93557774.41元无法执行。因本所办理其他案件过程中，发现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有新的财产可供执行（经查实，该财产没有抵押），故于2010年11月向贵公司通报相关情况，并接受贵司委托，请求花都法院恢复执行，同时向花都法院提供了财产线索，花都法院根据我们的申请，于2010年11月29日向花都水泥公司发出了《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花都水泥公司向法院提出债权异议，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只能暂时中止执行。但由于我们发现财产的事实真实可靠，并有较完备的证据加以证明，因此，我们只有依法向广州中院，以花都水泥公司为被告，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为第三人，提起代位请求权诉讼，以确认花都水泥公司履行到期债务，并判令其直接向贵司支付，方可使贵司对花都工业总公司的债权得以实现。经查实，1994年，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与香港达欣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花都水泥公司，约定总投资2.5亿元人民币，其中注册资本一亿元人民币，双方按50%的比例出资，剩余投资作为无息贷款贷给花都水泥公司。花都工业总公司实际贷给花都水泥公司90341626.17元。贵司提起代位权之诉有充分的事实依据。……鉴于本案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只能由我所办理方有必胜把握，特建议由我所代理此案。我们的律师费在原合同基础上，另增加实际回款额6%为诉讼代理费等。
2011年4月7日，被告又向原告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委托王家恒、麦佳耀律师作为被告与花都水泥公司、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代位权纠纷案的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即参加诉讼活动，签收法律文书等。委托期限自2011年4月7日至2012年6月30日。
同日，原告代理被告向花都法院提交《预留分配份额申请书》，以被告诉被申请人花都水泥公司代位求偿权案已由广州中院立案审理，以被申请人花都水泥公司为被告的（2008）穗中法民四初字第39号案判决已生效，由花都法院强制执行，唯一可供执行的财产已进入拍卖阶段为由，请求对被申请人已进入拍卖程序的财产预留份额90341626.17元。
2011年4月14日，原告代理被告向广州中法院提起以花都水泥公司为被告、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为第三人的债权人代位权诉讼，请求判令花都水泥公司向被告支付90341626.17元及利息。广州中院予以受理，案件号为（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同时，原告代理被告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请求保全花都水泥公司相当于90341626.17元的财产。
2011年5月11日，广州中院作出（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花都水泥公司价值90341626.17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的财产。2011年6月30日，广州中院向广州市房屋国土管理局花都分局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查封花都水泥公司所有权证号11020325土地号0511122位于花都狗肚岭的土地、查封花都水泥公司所有的权证号11020323土地号0511120位于花都狗肚岭的土地以及花都水泥公司所有的权证号05411281土地号0511121位于花都炭步镇红峰村的土地。查封时间从2011年7月6日至2013年7月5日止。上述土地为轮候查封。2011年7月6日，广州中院向花都法院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在（2009）花法执字第1985号执行案中被执行人花都水泥公司的执行款中预留给被告参与分配的份额。但被告称上述财产实际均未成功查封。
2011年7月15日，被告向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借出《关于花都市花都水泥厂资产所有权审定意见》、《广州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1995年6月13日《土地变更登记申请审批表》三份，以上文件均为原件。后由被告将上述原件转交给原告，由原告的麦佳耀律师于2011年7月22日在《广州市花都区工业发展总公司借出文件清单》上签字，确认收到上述原件。
2012年6月25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就《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如下：一、原《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第3款修改为“代理期限自本合同双方签章之日起直至2013年12月31日为止，甲乙双方同意，代理期限届满之日起，本代理关系自动终止，如在代理期限内，甲方未有回收的，甲方无须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二、原《委托代理合同》第二条第1款增加第（3）项“乙方就代理本案形成的诉讼、执行及其他相关策略，应先征得甲方同意；甲方有权进行修改、变更，且该等修改、变更行为无须征得乙方同意”；三、原《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第2款第（1）项修改为“乙方在代理本案的过程中，须尽职勤勉，最大限度的维护甲方合法权益；每季度向甲方提交书面工作报告书面通报案件进展情况；对于与追偿相关的紧急、重要事项，乙方应在该事项发生之日起1日内就该事项向甲方提交专项书面报告。在诉讼结案后，整理案卷，移交甲方一份存档，并提交结案报告”；四、原《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第2款增加第（6）项“乙方就代理本案形成的诉讼、执行及其他相关策略，应先征得甲方同意”；五、除本补充协议的上述约定对原《委托代理合同》作修改外，原《委托代理合同》的其他条款仍然有效等。
2012年9月13日，被告向原告再次开具了《授权委托书》，王家恒、肖某律师在被告与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中，作为被告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在其发现财产线索范围内代理执行，包括申请恢复执行，参加执行中的开庭、陈述代理意见、调查取证，提交和签收法律文件等）。委托期限自即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
2012年10月26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关于对花都水泥厂项目委托代理一事的复函》，内容：根据我司与贵所于2010年11月17日签订的《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第1款的约定，贵所接收我司的委托，指派王家恒、滕某律师为我司与花都水泥厂合同纠纷案的代理人，故王家恒律师、滕某律师均为我司代理人；如两位律师之间或者两位律师与贵所之间存在工作分工问题的，请贵所自行协调解决，不应影响两位律师代理我司相关案件工作。我司有权继续委托王家恒、滕某律师进行代理等。
2013年3月6日，广州中院作出（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花都水泥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信达公司清偿债务本金401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息（利息计算方法：借款本金2950万元，从1998年6月19日至1999年4月1日止，按合同约定的年利率8.712%计算利息；借款本金2940万元，从1999年4月2日起至1999年6月19日止，按合同约定的年利率8.712%计算利息，从1999年6月20日起至清还款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罚息；并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付复息。借款本金1070万元，从1999年6月30日至2000年1月2日，按年利率6.435%计算利息，逾期从2000年1月3日起至清还款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罚息，并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付复息），以78341626.17元为本息为限（从2011年4月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二、上述给付义务履行后，信达公司与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与花都水泥公司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三、驳回信达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同时，判决书中注明信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王家恒、肖某。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在诉讼中向广州中院提交了如下材料：1、所有权审定意见原件；2、土地变更申请审批表的查档资料；3、审计报告原件。案件宣判后，花都水泥公司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3年4月2日，被告向原告王家恒律师通过邮件发出《关于花都水泥厂项目委托代理事宜的函》，内容：请尽快在《补充协议》上加盖贵所公章，并经原合同中约定的两位律师（即王律师您、以及滕某律师）分别签名后，立即交回我部，以便理顺我司与贵所的委托代理关系。
2013年5月9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关于花水项目2013年4月2日来函答复》，内容包括：贵司所提关于增加滕某律师为代理人的要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们不能接受；在贵司及时采纳我所承办律师建议决定提起代位权诉讼，我所承办律师要求贵司增加律师费补充合同，贵司项目经理周某乙表示律师费增加问题应找法务部谈，承办律师与法务经理接洽，而法务部汤某经理则表示，本所发现的财产还未经司法确定，按贵司内部管理程序签约增加律师费要经过审查委员会讨论后才好签订追加律师费的补充合同，所发现财产未确定之前，审查委员会不方便讨论，建议待代位权诉讼一审判决确定我所提供财产线索取得债权后，再来贵公司签约，要求我们先启动诉讼，并表示你们做了工作，贵司不会不给钱的。现一审判决已出，已确定了贵司该项债权（本金数额为78341626.17元），贵司理应洽谈与本所签订增加律师费用的补充合同事宜，请贵司及时答复等。
2013年5月13日，原告王家恒律师向被告工作人员发送邮件，内容：上周我们把对贵司函件的答复意见，发给周某乙和法务汤经理，现再次将该答复发给你们，请尽快给予回复，在没有收到回复又没有收到我所要求签发的授权委托书之前，我们无法继续开展二审工作。
2013年5月21日，原告王家恒律师向被告相关人员发送邮件，内容：本月10日、13日我所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函给你们，主要是就增加律师费用问题，希望得到贵司确认，现在再次提请贵司认真考虑，无论结果如何，还是给我们一个答复。如果贵司在2013年5月27日下午17时前仍不能作出答复，我们将认为贵司拒绝与我们确认增加律师费用。届时本所将作出重要抉择。
2013年5月28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关于对王家恒律师邮件的复函》，内容包括：一、根据我司与贵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滕某律师当然为我司的代理人，王家恒律师关于“我司要求增加滕某律师为代理人”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二、就委托贵所代理花都水泥厂相关案件，是我司与贵所协商一致的结果，相关费用等条件均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双方应遵照执行；三、贵所或者王家恒律师另有建议或者意见的，应由贵所正式发函被告，明确建议或意见，而不应反复以律师个人名义且以简单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交。贵所应善尽管理责任，管理律师的个人行为；四、王家恒律师目前所为，不但未能尽到代理律师义务，相反其近期一系列行为，已经严重影响我司对于重大债权项目的跟踪管理，我司不排除解除与贵所的委托代理合同。其中，2013年3月，广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花都水泥有限公司向我司清偿债务（以78341626.17元本息为限），但日前我司知悉花都水泥公司已经提起上诉，我司对花都水泥公司的代位诉讼案件已进入关键的二审程序。尽管我司多次要求王家恒律师提交相关案卷资料（包括二审法院传票等文件）并拟订二审应诉策略，王家恒律师却一直推诿不交资料、不报告二审进展情况，甚至在5月13日的邮件中称“在没有收到回复、又没有收到我所要求签发的授权委托书之前，我们无法继续开展二审工作”。前述“回复”是要求我司答复增加代理费，前述“授权书”是要求我司不再委托滕某律师为代理人；五、我司再次提醒贵所，王家恒、滕某两位律师之间工作分工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我司委托代理工作，如贵所仍不能协调相关问题，我司将终止与贵所的相关项目的委托代理关系，由此引发的后果由贵所自行承担等。
2013年6月8日，原告的王家恒律师向被告相关人员发送《听证会通知情况反映》的邮件，内容：接花都法院通知，执行局将于2013年6月14日（下周五）10点开执行听证会，请贵司办理好我所承办律师的委托授权手续，因听证内容十分重要，法律关系也很复杂，故务必授权我所指定的律师麦佳耀，参加听证会，授权委托书请在2013年6月13日（下周某丙）下班前办好，届时我们派人前来领取。另通报情况如下：1、瑞华公司再审案已作判决，判决书中未载明可以上诉的内容，因此可视为是终审判决，其暂缓执行的申请依法失效；2、贵司在花都执行局执行案预留查封份额已经高院批复，解除查封；3、贵司代位权诉讼仍在二审审理之中；4、花都执行局将恢复达欣公司原申请的执行；5、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原查封的财产如不能很好处理，将面临被瓜分之危险等。
2013年6月1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关于变更代理人的函》，内容：一、我司不再委托王家恒律师作为案件的代理人，要求贵所立即指派其他律师跟进本案件。……2012年10月始，王家恒律师反复要求我司不再委托滕某代理，鉴于贵所并未支持王家恒律师的个人建议，我司继续委托王家恒、滕某律师代理，……惊悉花都法院拟在短期内将花都水泥公司的拍卖款分配给香港达欣实业有限公司后，我司分别联系王家恒及滕某律师，王家恒律师并未告知确有此事。但6月8日上午，滕某律师与我司工作人员前往花都法院向经办法官了解情况，经办法官却称：1、其于6月7日通知王家恒律师要求前来参加执行听证，王家恒律师说他人目前不在广州，端午节后过来法院参加执行听证；2、其从未收到我司在对花都水泥公司提起代位诉讼案件中取得的广州中院一审胜诉判决，故其掌握的花都水泥公司的债权人只有一个，即香港达欣实业有限公司；3、信达公司如有异议的，必须于6月9日提交书面异议及紧急中止执行该案的申请。由此可知，王家恒律师是非常清楚花都法院即将执行分配的，此点，从王家恒律师于6月8日中午11点后致我司的邮件中也有明确反映。作为代理律师，王家恒律师明确接到法官的通知，也应当知道将对我司债权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却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为由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司，并且不忘与滕某律师之间的工作分工矛盾，要求我司务必授权其指定的麦佳耀律师代理，另外，王家恒律师在邮件中提及的“瑞华公司再审案已作判决”、“我司在花都法院预留查封被解封”等情况，我司均第一次听说，王家恒律师并未向我司报告或者已交案卷材料。二、贵所在以往代理工作取得的效果，我司予以认可，但贵所应整理相关案卷资料并提交我司，以便贵我双方协商费用等。
2013年6月1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关于解除（2010）信穗律代字第039号<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及（2012）信穗律代字第交010-1号<补充协议>的通知书》,通知原告即日起解除（2010）信穗律代字第039号《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并请原告立即移交和归还被告所有案卷材料等。原告表示已经收到被告发出的该份函件。
2011年7月15日，被告签署《广州市花都区工业发展总公司借出文件清单》，包括文件有：《关于花都市花都水泥厂资产所有权审定意见》、《广州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三份1995年6月13日的《土地变更登记申请审批表》，原告律师麦佳耀于2011年7月22日在该清单上签字注明“收到上述原件”。庭审中，被告明确其要求原告返还（2010）信穗律代字第039号《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及其《补充协议》项下全部卷宗材料，具体包括：与花都水泥公司代位权诉讼中的起诉状复印件、证据清单复印件、证据复印件、二审上诉状、一审相关的裁定书原件；恢复执行案件中的裁定书原件，有关听证会的听证通知及笔录的复印件，并由原告移交当时向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借出文件清单中所列的五份原件（《关于花都市花都水泥厂资产所有权审定意见》、《广州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1995年6月13日《土地变更登记申请审批表》三份）。原告确认确实收取了被告上述五份原件，但认为已经在代位权诉讼庭审后还给了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
关于被告主张的经济损失，被告提供了的士票13张、《航空运输电子客运行程单》2张、保险费发票1张、北京的士费发票1张及住宿费发票1张等予以证实。
另查明，（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案，现仍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尚未审结。
根据被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调取有关（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案件的相关卷宗材料，其中：2011年7月22日由广州中院执行局出具的《诉讼保全具体要求及保全情况表》记载，（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中，广州中院应被告关于查封花都水泥公司财产的申请，作出《民事裁定书》后，实际已于2011年6月30日向广州市房屋国土管理局花都分局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轮候查封了花都水泥公司所有权证号11020325土地号0511122位于花都狗肚岭的土地、权证号11020323土地号0511120位于花都狗肚岭的土地以及权证号05411281土地号0511121位于花都炭步镇红峰村的土地。并于2011年7月6日向花都法院送达了要求在（2009）花法执字第1985号执行案中被执行人花都水泥公司的执行款中预留给被告参与分配份额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然而，2012年11月16日，广州中院作出撤销上述《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决定，并向花都法院送达了《关于撤销<协助执行通知书>的通知》。另外，2013年1月25日，原告的肖某律师向广州中院提交了《广州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原件，并在2013年3月12日由肖某律师本人签收回上述原件。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及《补充协议》均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合法有效。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成立，原告发现债务人财产线索，被告为清收债权，委托原告为代理人，代理被告与花都水泥厂合同纠纷案。原告主张双方之间就花都水泥公司的代位债权诉讼达成新的合意，并要求在此基础上增加6%的律师费，但双方就此并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尽管原告曾发出《关于花都水泥厂、花都区工业发展总公司项目法律建议书》，要求就代位权诉讼关系增加律师费等，但从双方往来各种文件中可以看出，双方并未就代位权诉讼另行增加律师费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亦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对原告要求增加费用的请求做出过承诺。另外，双方于2012年6月25日签订《补充协议》，对原《委托代理合同》的代理期限进行了修改，延长至2013年12月31日，并增加“原告就代理本案形成的诉讼、执行及其他相关策略，应先征得被告同意”等，可以看出，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双方亦无对花都水泥公司的代位权诉讼另行约定，而只是延长了原告的代理期限。《合同》约定被告仅就原告发现财产线索对应回收的现金按约定计某支付代理费，而原告提起对花都水泥公司、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的代位权诉讼实际上是在原告代被告提起恢复对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的强制执行，并申请对花都水泥公司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未果的基础上，为实现清收花都水泥厂债权，实现现金回收目的而进一步采取的措施。因此，原告主张双方除了《合同》外，就花都水泥公司的代位权诉讼又形成了新的委托合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认为，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由《合同》及《补充协议》予以确定，代位权诉讼是实现《合同》目的的手段。因此，原告主张双方就代位权诉讼形成新的委托关系，应在代位权诉讼一审确定的金额78341626.17元基础上收取6%的律师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以支持。
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尽管《合同》及《补充协议》未对解除合同事宜作出约定，但作为委托人，被告对于《合同》及《补充协议》有任意解除权，被告于2013年6月25日向原告发函告知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原告确认已收悉，应认定双方的合同关系已于原告收悉被告解除通知书之日解除。同时，由于被告已在代位权诉讼二审前解除了与原告之间的《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并未委托原告代理二审相关事项，该案的一审亦已审结，原被告之间就代位权诉讼的委托已随之终结，原告再要求解除代位债权诉讼的委托代理关系，本院不予支持。
尽管被告对《合同》及《补充协议》有任意解除权，但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约定被告就原告发现财产价值线索对应回收的现金按照约定计某支付代理费用，原告对此具有可期待利益。原告为实现回收债权的目的，于2010年11月17日代理被告向花都法院提出恢复执行的申请，并在花都水泥公司提出异议导致执行程序中止后，又给出《关于花都水泥厂、花都区工业发展总公司项目法律建议书》，于2011年4月14日向广州中院代被告提起对次债务人花都水泥公司的代位权诉讼，并向广州中院提出对花都水泥公司已进入拍卖程序的财产预留90341626.17元分配份额，同时保全花都水泥公司相当于90341626.17元的财产。广州中院依据原告的上述申请，于2011年5月11日作出（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花都水泥公司价值90341626.17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依据原告提供的财产线索，广州中院实际已于2011年6月30日向广州市房屋国土管理局花都分局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轮候查封了花都水泥公司所有权证号11020325土地号0511122位于花都狗肚岭的土地、权证号11020323土地号0511120位于花都狗肚岭的土地以及权证号05411281土地号0511121位于花都炭步镇红峰村的土地。广州中院并于2011年7月6日向花都法院送达了要求在（2009）花法执字第1985号执行案中被执行人花都水泥公司的执行款中预留给被告参与分配份额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至此，为清收债权，原告的代理工作已有一定进展。然而，2012年11月1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撤销（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决定，并向花都法院送达了《关于撤销<协助执行通知书>的通知》。因此，广州中院撤销了对花都水泥公司执行款中为被告预留分配份额的协助执行。由此可见，为实现花都水泥厂的债权回收，原告制定了相应方案，并发出相关项目法律建议书，已以实际行动履行合同，亦已依约为其代理工作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且已成功提起过保全申请及预留分配份额的申请，后因故被广州中院依法撤销，不能认定为原告未尽职勤勉，亦不能认定原告未依约履行相关代理义务。在原告的代理工作中，广州中院作出的（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案的一审判决，被告部分胜诉。尽管合同约定原告发现财产价值线索对花都水泥厂的债权实现任何的现金回收的条件下，才符合计某律师费的条件，但由于被告在代位权诉讼终审判决前对委托合同行使了任意解除权，解除了与原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应视为被告主动免除了原告对该案二审审理后被告是否能对应回收现金及能够对应回收多少现金应承担的风险。另外，被告认为原告未依约在代理过程中及时书面通报紧急情况，亦未移交相关司法文书及其他文件等，原告对此不予确认，且双方之间因沟通产生的问题亦不足以构成解除合同的重大违约事由。被告的任意解除行为，使原告的代理工作在被告解除合同之时必然不能实现现金回收，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原告对付款条件成就的可期待利益，被告应当对原告进行赔偿。关于次债务人的代位权诉讼，中院于2013年3月6日已作出代位权诉讼的一审判决书，判决确定的金额为78341626.17元，参照双方签订的《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采用超额累退的方式按比例计某：回收现金在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的部分，计某比例为10%；100万元-500万元之间（含500万元）的部分，计某比例为8%；500万元-1000万元之间（含1000万元）的部分，计某比例为6%，1000万元-5000万元之间（含5000万元）的部分，计某比例为3%，若实现全部回收，则代理费为2770248.79元。尽管该案仍在二审审理中，尚未实现回收现金，但因被告行使的任意解除权，已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从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角度出发，本院酌情判令被告应以以上2770248.79元的80%标准支付代理费给原告，即被告应支付2216199元代理费给原告。
关于被告反诉要求原告返还卷宗资料等问题，《合同》约定原告接受被告的委托，指派王家恒、滕某律师为被告与花都水泥厂合同纠纷案的代理人，原告的代理权限以被告签发给原告的授权委托书为准。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于2010年11月17日向原告出具《委托书》，委托原告麦佳耀、滕某律师作为被告与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的代理人，有一般代理权；2011年4月7日，被告又向原告出具了《委托书》，委托王家恒、麦佳耀律师为被','201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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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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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黄某某与赵某某等赡养费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6-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