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04民初740号
原告周群英，女，汉族，1961年3月17日出生，住长沙市岳麓区。
委托代理人艾超，湖南成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曾强，湖南成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市岳麓区桔子洲街道后湖新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桔子洲街道后湖新村。
负责人吴文均，系村委主任。
委托代理人谌保荣，湖南日月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中铸，男，汉族，1967年9月20日出生，住长沙市岳麓区。系桔子州街道司法所工作人员。
原告周群英诉被告长沙市岳麓区桔子洲街道后湖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后湖新村”）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群英及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艾超、曾强，被告后湖新村的主任吴文均及其委托代理人谌保荣、余中铸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后湖新村决定将本村村集体经济利益按每人98000元分配，但原告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未分配到该利益。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因村集体经济利益分配问题产生争议，原告多次就该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均未得到答复及解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980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一、原告系被告所属村民，属于60号令的拆迁安置对象，被告已经按60号令的安置政策要求，我村（原岳麓山渔场）依政策依程序制定的《岳麓山渔场重建安置方案》及相关补充方案给予了安置，并给予了全体村民（包括原告在内）每人23000元的劳动力安置费。二、原告的上述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原告根据拆迁安置政策给予了按60号令拆迁的村民包括原告在内每人100㎡安置面积，而按政策每人只有60㎡安置面积（15㎡/人×4层=60㎡／人），人均超政策40㎡。103号拆迁户、未拆迁村民强烈要求比照60号令拆迁户享受40㎡超政策安置指标，村委会未同意。考虑到60号令拆迁户安置政策每人只有60㎡，村里实际安置100㎡，享受了政策之外的40㎡安置指标；由于103号令2008年出台以后，每人给予80㎡安置指标（未拆迁户同样参照现行103号令安置政策），与60号令拆迁户100㎡安置指标有20㎡的差距，经反复听取多方意见，并报街道同意，最后制定方案时只给予103号令拆迁户、未拆迁户和60号令拆迁户新增人口每人20㎡安置指标，并依程序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安置用地属于村集体资产，全体村民都享有权利，除安置60号令拆迁村民外所有财产及相关收益归全体村民共同享有。因此安置方案给予按103号拆迁的村民、未拆迁的村民及60号令拆迁户新增人口每人各补20㎡安置指标（如果仅仅是依据安置政策均无权享受该待遇，60号令拆迁户也无权享受超政策的40㎡／人安置指标待遇），该安置面积对照安置方案折合为20㎡／人×（4000元／㎡-250元／㎡）=75000元／人。换言之，不要安置指标房则指标折合成75000元／人，并据此与村部结算。应当说明的是后湖新村所有拆迁户都享受了安置政策，对安置政策之外的待遇即超政策待遇原告及所有60号令拆迁户、103号令拆迁户、未拆迁户及60号令拆迁户新增人口均给予了享受，且分配方案是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报街道批准实施，其程序合法，内容符合村民自治范畴。试问原告，如果要求享受该75000元的待遇，那是否应当将自己超安置政策的40㎡／人安置指标退还村委会或折合成人民币给村委会呢？否则就是无理要求重复享受政策之外的待遇。很显然这是毫无道理，毫无事实依据、政策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四、人均23000元的劳动力安置费已经支付到位。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原告系长沙市岳麓区桔子洲街道后湖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集体经济成员的法定权益的事实。
第二组证据：2-1《岳麓山渔场重建安置方案》、2-2《岳麓山渔场拆迁户花名册》及补偿安置材料，拟证明原告依《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令第60号）进行补偿安置，没有享受本案诉争的村集体经济利益的分配。
第三组证据：《关于后湖新村部分村民相关诉求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被告对部分村民发放98000元，原告未平等享受该利益的事实，被告未发放的理由没有相关事实及法律依据。
第四组证据：《后湖新村安置用地公寓房分配方案》，拟证明被告提交的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方案有虚假的情况存在。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安置方案及花名册只是证明原告是60号令的拆迁户，依法给予了安置补偿，也享受了23000元的劳动力安置费用，同时给予了超政策的40㎡的安置指标，不存在要求重复享受75000元利益。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说明载明了原告享受了23000元的劳动力安置费，75000元实际是20㎡的安置指标折合的款项，原告享受了40㎡的超政策指标，不存在另外享受20㎡指标的政策问题，需说明的是，事实并非给全体村民每人发放98000元款项。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原告提供的方案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5日，是非正规渠道、非正式的方案所获取，我方提交的方案落款时间与该证据时间不一致。
为支持其抗辩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1-1、2006年12月《岳麓山渔场重建安置方案》，1-2、2009年5月23日《岳麓山渔场重建安置方案》，1-3、2010年12月22日《第三期分房及有关第一、二期补充方案》，1-4、2017年2月20日《分房情况表》、《安置房收费明细表》、收款凭证；共同拟证明后湖新村按60号令政策要求，依照程序制定并实施安置方案，对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60号令拆迁户进行了安置，每人安置指标为100㎡，而安置政策为每人60㎡（15㎡/人×4层），超政策指标为40㎡（100㎡-60㎡）。
第二组证据：2-1、2013年12月14日《后湖新村公寓房分配方案》，2-2、2013年12月24日《村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签到表；共同拟证明村委会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到给予了60号令拆迁户超政策安置指标40㎡/人，实际给予100㎡/人的安置指标；而103号令安置指标为80㎡/人，为平衡全体村民的利益，给予103号令拆迁户、未拆迁村民以及60号拆迁令户新增人口20㎡/人的安置指标，折合成人民币（4000元/㎡-250元/㎡）×20㎡=75000元/人；给予全体村民23000元/人的劳动力安置费，并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第三组证据：2017年1月5日《关于后湖新村部分村民相关诉求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情况说明》表明就原告所提出享受75000元/人的问题，与部分村民上访所反映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村委会给予了详细答复，原告等已经享受了40㎡/人超政策安置指标，无权再享受103号令拆迁户、未拆迁户及60号令拆迁户新增人口依方案享有的20㎡安置指标，实际上原告等如果有新增人口的，也给予了20㎡安置指标，折合人民币75000元，非新增人口不能重复享受。
原告对被告的证据质证认为：关于第一组证据：对1-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形式的合法性无异议，其内容的合法性按照2000年《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及《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令第60号）及相关法律政策评判，鉴于本案纠纷不涉及60号令安置是否合法的问题，以及按该方案安置村民多年，其合法性没有提出质疑。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2006年12月制定的《重建安置方案》是对60号令征地农民安置的方案，是由原告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长沙市征地法律政策组织实施，而本案是集体经济利益分配纠纷，不是安置纠纷，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就证明目的来说，不论被告村委会按何种方案安置60号令征地村民，均不能证明本案被告向特定群体村民发放集体经济利益的合法理由。另外，可以看出，根据该安置方案，60号令拆迁安置是重建地安置，纯农业户每人15㎡用地，每户外加20㎡用地，独生子女增加10㎡，房屋建设四层半，根本没有安置100㎡房屋的说法。对1-2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形式的合法性无异议，其内容的合法性按照2000年《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及《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令第60号）及相关法律政策评判，鉴于本案纠纷不涉及60号令安置是否合法的问题，故不对其内容合法性发表意见。该证据的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2009年《重建安置方案》是对2006年《重建安置方案》的补充修改。该方案从一个方面可以证明被告称“原告享受了政策外40㎡指标”没有任何根据。2009年《重建安置方案》第一段对为什么要制定该方案作了说明，即：“由于原方案所安置分配房屋后的价值不合理，差距太大，不公平。…”根据该方案内容，这里所指的“差距太大，不公平”是指对60号令征地拆迁期间的“被征地农民、被拆迁各种权利人”群体之间差距大，制定该方案就是要平衡60号令拆迁群体的利益。而正是在此方案中，纯农业人口的拆迁户安置房指标提到了每人100㎡，60号令的其他类型拆迁户，如四属户、独生子户等，均对安置指标作了调整。上述事实证明了两点：一是方案中指的“纯农业人口的拆迁户安置房指标提到100㎡”不是给予政策外利益。村委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原方案对60号令拆迁群体内部之间“差距太大，不公平”，采取了本方案的方式予以平衡，与此后103号令拆迁户及未拆迁户均无关系；二是即使对纯农业人口的拆迁户安置房指标提到100㎡，也不是给这一群体增加了住房面积，而是在核算房款中，100㎡之内价格不变，100㎡之外的价格提高到1600元（原来1000元）。在此方案出台前，60号令每户应分配的房屋已经确定，仅仅是在每户分得的安置房屋面积内，对各种情况作了价格调整。因此，核算后存在退房款和补房款的情况。被告认为60号令拆迁户获得了40㎡的超政策安置房指标，是为了掩盖后来2013年向部分村民分配村集体利益而虚构的假象和谎言。对1-3的质证意见同上。对1-4质证认为，《分房情况表》系被告为此次诉讼而于2017年3月10日制作，其内容真实性需要提供原始资料证明；就其关联性和证明力来讲，这是60号令征地拆迁户的分房情况，与本案无关；从该表格的内容可以看出，就按照被告所称的“60号令每人增加40㎡政策外优待”，其结果是2人户退4万多，6人户退7万多，也就是说方案增加到100㎡后，实际退款只有10000多元一个人（不包括独生子和半边户性质人口），而被告在本案纠纷中给予了部分村民每人75000元。这再次证明，被告所称的“20㎡差距”需要分配其他村民每人75000元来平衡，是欺骗村民的说法。《安置房收费明细表》不完整，其真实性无法确定。领款凭证的真实性不予质证，与本案无关。
关于第二组证据：对2-1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就真实性来看，没有盖章，未见原件，无法核实其就是2013年12月14日开会讨论的文稿。就形式合法性来看，首先，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不是该《分配方案》合法的表决程序。民主讨论决定的主体违反《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的规定，涉及全体村民重大利益事项，应当由村民会议或专项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其次，该《分配方案》最后一句话明确载明：“本方案通过后上报街道办事处批准”，未见街道办事处的批复。就内容合法性看，部分内容不合法，即“未拆迁村民和103号令已拆迁村民、及2010年10月31日后已拆迁安置后新增人口享有20㎡指标，并作价7.5万元；未拆迁村民及2010年10月31日后已拆迁安置后新增人口发放劳动力安置房2.3万元。”但是排除原告的分配，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侵犯原告村集体财产的平等分配权。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13年的公寓房分配方案是产生本案争议的原由。该方案不能证明被告是依法平等对待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证明对原告作出区分处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会议记录中没有看到所谓讨论的分配方案。对2-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会议记录》记录的内容未经参会代表查阅后签名，其记录的真实性存疑。《会议签到表》只能证明开会前参加会议的人员的到会情况，没有证据证明会议开完后，该《会议记录》交给了代表查阅并签字，无法证明《会议记录》内容的真实性。决议不合法。对涉及村重大集体资产分配事项，村民代表会议在没有专项授权的情况下，即使认为作出了决定，也违反《村民委员会自治法》，是违法决议。《后湖新村公寓房分配方案》和《会议记录》均不能证明给部分村民发放98000元的理由。被告在“证明目的”上写道“村委会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到给予了60号令超政策40㎡/人，实际给予了100㎡…”，这一考虑和理由，在该组证据内容里得不到证明。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作出区别对待的结果。不论是2013年《后湖新村公寓房分配方案》还是《会议记录》的内容，均体现不出被告对“未拆迁村民和103号令已拆迁村民、及2010年10月31日后已拆迁安置后新增人口”发放7.5万元的理由，即是考虑到“60号令拆迁户40㎡政策外待遇以及20㎡安置面积差”。被告对村集体重大资产的分配，并且是严重不平等分配，居然在会议记录以及《分配方案》上，一个字也不说。这只能说明，被告在回答村民信访，以及向法院答辩等陈述的理由，是事后编出来的，当时并没有考虑。仅仅是因为60号令群体是“留地安置”，103号令及以后没有留地安置了，他们吃亏了，需要找理由补偿。如此，被告村委会将村集体资产分配给了部分村民，而拒绝分配给原告等。
关于第三组证据：对该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没有意义，但对其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内容部分不真实。第一，60号令没有100㎡或60㎡安置一说，这是不真实的，真实情况是留地安置。第二，征地补偿费用没有“劳动力安置费”的说法，原告抵交房款的23000元是征地补偿安置费用的一部分，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分配。第三，关于75000元的议价补差的说明是虚假的，是事后虚构。从本案证据来看，在作出被分配原告98000元的时候，还没有这一理由。内容不合法。代理意见阐述。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不能证明被告作出了符合法律、政策规定的答复，不能证明被告的答复有客观的事实依据。
对原告的证据结合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作如下认证：关于第一组至第三组证据，因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则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能力将结合其他有效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释。关于第四组证据，因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来源，并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其真实性，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对被告的证据结合原告的质证意见，本院作如下认证：关于第一组及第三组证据，因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则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能力将结合其他有效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释。关于第二组证据，其中2-1和2-2能相互佐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能力将结合其他有效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释。
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
原告周群英系被告的村民，原告周群英系长沙市人民政府第60号令的被拆迁安置人口。
2006年12月19日、2009年5月23日及2010年12月22日，被告经过民主程序后分别制定并公示了《岳麓山渔场重建安置方案》、《岳麓山渔场重建安置方案》、《第三期分房及有关第一、二期补充方案》，根据该三个方案的相关规定，包含三原告在内的后湖新村第60号令的被拆迁安置人口除享受政策规定的60㎡／人的安置房指标外，后湖新村决定另给予每人超政策的40㎡／人安置房指标。
2013年12月24日，被告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后湖新村公寓房分配方案》。鉴于之前给予了60号令拆迁户超政策安置指标40㎡/人（即实际给予100㎡/人的安置指标），而103号令安置指标为80㎡/人，被告为平衡全体村民的利益，在《后湖新村公寓房分配方案》中决定另给予103号令拆迁户、未拆迁村民以及60号令拆迁户新增人口20㎡/人的安置指标，折合成人民币（4000元/㎡-250元/㎡）×20㎡=75000元/人，并决定给予全体村民23000元/人的劳动力安置费。
后包含原告在内的部分60号令的被拆迁安置人口以被告未向其发放98000元的集体经济组织共同收益为由，诉至本院。
另查明，劳动力安置费23000元被告已向全体村民予以了发放（折算成购房款或实际发放款项的方式）。
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可知，原告所主张的98000元集体经济组织共同收益，实际为后湖新村公寓房20㎡安置指标的折合款额75000元及拆迁安置补偿款中的劳动力安置费23000元。根据被告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后湖新村公寓房分配方案》的规定，虽然该20㎡安置指标的享受主体为103号令拆迁户、未拆迁村民以及60号令拆迁户新增人口，但鉴于前期60号令拆迁户已人均获取了超政策安置指标40㎡/人（即实际给予100㎡/人的安置指标），而103号令拆迁户按政策给予了80㎡/人的购房安置指标，出于平衡各村民的利益考虑，被告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后湖新村公寓房分配方案》补足了103号令拆迁户20㎡安置指标，并同时给予未拆迁村民以及60号令拆迁户新增人口20㎡安置指标，被告的该项决定公平合理，并未侵害原告的相关权益。另，就原告所主张另外23000元，实际为劳动力安置费23000元，被告已实际上向全体村名予以了发放（用于抵扣房款或实际予以了支付）。综上，原告的关于被告未向其发放98000元的集体经济组织共同收益侵害权益之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群英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250元，由原告周群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庆栋
人民陪审员 张永玲
人民陪审员 唐丽君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小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