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九中民二终字第1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安。
上诉人（原审被告）太泊湖农业综合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吴国豪，主任。
委托代理人章兵国，系太泊湖农业综合开发区水产场场长。
委托代理人许加林，江西民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长辉，个体经营户。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彭泽县农业局，。
法定代表人曹玉佑，局长。
委托代理人曹三保，系该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贾志新，系该局干部。
上诉人李国安、太泊湖农业综合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太泊湖管委会）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彭泽县人民法院（2015）彭民一初字第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原审第三人彭泽县农业局根据彭泽县委关于发展彭泽鲫产业化决定，在太泊湖开发区挖掘99.47亩鱼池。2001年3月25日原审原告李国安与彭泽县农业局签订了鱼池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年（即自2001年2月25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期满可续订10年；原审原告李国安每年按每亩50元向原审第三人交纳租金，每年年底一次性交清；原审第三人负责向太泊湖管委会（原太泊湖乡）交纳农业税、土地承租费及排涝费等。合同签订后，原审原告添置了增氧机、投料机，修建房屋，在鱼池堤坝上植树，进行水产养殖。2003年因挖掘鱼池的县直各单位不能按规定交纳土地租赁费及税收、排涝费等，彭泽县政府决定将县直单位挖掘的鱼池的经营管理权集中交给太泊湖管委会。2003年7月9日，彭泽县农业局（甲方）与太泊湖管委会（乙方）签订了一份经营管理权转让合同，约定，为了理顺原各局鱼池的承包关系，明确发包责任权，甲方将太泊湖开发区内的鱼池面积103.93亩给乙方经营管理10年（即2003年2月1日至2013年2月1日）；在转让期内，乙方承担甲方鱼池一切税费；甲方所欠以前的鱼池税费，按原合同执行。此后原审原告每年向太泊湖管委会交纳土地租赁税费（每年每亩110元）。2005年元月20日，彭泽县农业局作为土地经营权出让方，原审原告李国安作为受让方与出租方太泊湖管委会签订租赁经营合同。该合同仅彭泽县农业局及李国安签字，被告太泊湖管委会未签字盖章。2007年1月20日原审第三人彭泽县农业局（甲方）与原审原告（乙方）签订一份鱼池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原在太泊湖管委会挖掘的99.47亩（13块）鱼池经营权出让给乙方经营，甲方在2007年4月前办理好太泊湖管委会与局方的土地流转合同；转让费30000元乙方分期限交纳，即每年12月底前向甲方提供1000斤花色鱼，按当时的市场价抵交转让费；乙方负责向太泊湖管委会交纳由鱼池产生的一切税费。该合同未实际履行。2008年初，原审原告去德安县承包经营矿山，遂将该鱼池转租给原审被告程长辉经营，口头约定原审原告将增氧机、投料机及房屋等财产交给原审被告程长辉无偿使用，被告程长辉只要按规定向太泊湖管委会交纳相关费用，以后原审原告回来有权收回鱼池自已经营。鱼池坝上原审原告所植树木由原审被告程长辉负责看护，不得砍伐。原审被告程长辉承租后，2008年按每亩150元向太泊湖管委会交纳土地租赁税费，2009年至2015年间原审被告程长辉每年均与太泊湖管委会水产场签订了租赁合同，承包费每年递增，2013年至2015年每年每亩300元。2013年2月1日太泊湖管委会与彭泽县农业局间的土地经营管理权转让合同到期，2013年11月28日彭泽县人民政府向太泊湖管委会批复“批准同意太泊湖管委会继续管理经营各局在你处开挖的精养鱼池17年”。2014年3月原审原告回到彭泽，要求原审被告程长辉交还鱼池未果。2015年1月3日太泊湖管委会水产场与原审被告程长辉签订鱼池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一年，租赁费每亩300元，原审被告程长辉已交租金30117元。故原审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将彭泽县农业局挖掘的99.47亩鱼池的租赁经营权交还原告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李国安与原审第三人彭泽县农业局于2001年3月25日签订的鱼池租赁经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2003年7月9日因涉及到土地租赁税费问题，原审第三人将鱼池经营管理权转让给原审被告太泊湖管委会，双方签订了转让合同，且原审原告亦每年向原审被告太泊湖管委会交纳土地租赁费，该合同亦合法有效，原审被告太泊湖管委会对该鱼池拥有租赁经营管理权。2005年元月20日太泊湖管委会与原审原告李国安及彭泽县农业局签订的鱼池租赁合同因太泊湖管委会未签字盖章，该合同不成立。2007年1月20日原审第三人彭泽县农业局与原审原告签订经营权转让合同，因原审第三人已将鱼池的经营管理权转给原审被告太泊湖管委会10年，在此期间原审第三人无权对该鱼池经营权进行转让，且该合同明确约定原审原告必须与原审被告太泊湖管委会办理好土地流转手续，而此合同生效条件未成就，因此该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2008年原审原告将鱼池转租给原审被告程长辉经营，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视为不定期租赁，故原审原告要求收回鱼池租赁经营权，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本院依法予以支持。2013年2月1日太泊湖管委会的租赁合同到期，彭泽县政府彭府字（2013）111号文件批复“批准同意太泊湖管委会继续管理经营各局在你处开挖的精养鱼池17年”，故原审被告太泊湖管委会对该鱼池仍有经营管理权。原审被告程长辉辩称，2015年1月其与太泊湖管委会水产场签订了一年的租赁合同且交清了租金，当年合同要履行完。该辩解符合养殖业的周期性，原审原告表示同意，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故原审被告程长辉必须于2016年1月1日前将该鱼池返还原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五条之规定，作如下判决：一、被告程长辉于2016年1月1日前将彭泽县农业局在太泊湖农业综合开发区管委会挖掘的99.47亩（13块）精养鱼池返还原告李国安租赁经营。二、被告太泊湖农业综合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第三人彭泽县农业局不承担法律责任。案件受理费500元，由被告程长辉承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李国安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被上诉人立即将诉争鱼池的经营权归还上诉人或将本案发回重审。理由如下：1、2001年3月25日上诉人李国安与被上诉人彭泽县农业局签订的鱼池租赁经营合同对租赁期限，租金、费用的承担进行了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2003年7月9日，因涉及到土地租赁费用问题，彭泽县农业局又与太泊湖管委会签订合同，约定将鱼池租赁给太泊湖管委会，期限十年。在上诉人租赁经营期限内，彭泽县农业局无权对鱼池经营权至再次转让，该合同无效。3、彭泽县农业局将鱼池租赁给太泊湖管委会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上诉人多次向彭泽县农业局主张权利。经协商，2005年1月20日上诉人同意签订一份三方协议，由上诉人向太泊湖管委会重签租赁经营合同，因太泊湖管委会未签字盖章，该合同不成立。2007年1月20日上诉人与彭泽县农业局签订《鱼池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彭泽县农业局将原在太泊湖管委会挖掘的99.7亩（13）块鱼池经营权出让给上诉人经营。该合同约定了转让费的数额及交付办法，合同合法有效且上诉人已支付转让费15000元，合同已实际履行。上诉人取得了鱼池合法经营权，与太泊湖管委会没有租赁关系，上诉人将鱼池租赁给程长辉，未签订书面合同，为不定期租赁，上诉人将鱼池收回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收回鱼池是基于自身独立经营权，此经营权不是通过租赁取得，程长辉退还鱼池后，上诉人仍享有独立的经营权，不是租赁经营。
上诉人太泊湖管委会提出上诉，请求撤销（2015）彭民一初字第118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改判程长辉将到期的精养鱼池返还给上诉人太泊湖管委会。上诉理由及针对上诉人李国安的上诉答辩如下：2001年李国安与彭泽县农业局间签订的合同有效，该合同中出租方彭泽县农业局的合同权利义务在2003年7月9日转让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也向上诉人交纳了部分租赁费用。但被上诉人李国安2006年、2007年、2008年尚欠承包费用34329元未向上诉人交纳。2008年初被上诉人李国安外出不管理鱼池，私自将鱼池转包给程长辉，上诉人发现后不同意，程长辉也与李国安沟通，程长辉与太泊湖管委会签订了合同并交纳承包费，而不是由程长辉交给李国安，以实际行动终止了李国安的合同。从2009年到起诉前，上诉人李国安也未提出异议，已超过诉讼时效。2013年农业局与太泊湖管委会的合同到期后，延长了17年。因此，上诉人李国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李国安的一、二审请求。
被上诉人程长辉辩称，2008年李国安把鱼池转包给我养鱼，双方约定我把租金交给李国安。刚接手鱼池，太泊湖管委会水产场就不同意，后来我电话联系李国安，李同意我把承包费交给太泊湖管委会。我和太泊湖管委会间签订的合同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合同到期后，鱼池也应当返还给太泊湖管委会。
被上诉人彭泽县农业局辩称，几份合同均属实。2013年彭泽县政府发文，由太泊湖管委会继续管理经营鱼池17年亦无异议。
二审补充查明：2001年3月25日上诉人李国安与被上诉人彭泽县农业局签订的《鱼池租赁经营合同书》第三条约定，“乙方（指李国安）负责交纳太泊湖乡（指太泊湖管委会）的农业税、土地承租费、农特税、排涝、抽水配套设施费，当年结清。”第六条约定，“违约责任，在承包期内如果甲方（指农业局）违约，应赔偿乙方当年产值的总金额，乙方违约按当年承包费的五倍进行处罚，乙方在承租期内如需转包他人，需经甲方同意，方可转包，否则按违约处理。”
2003年7月9日彭泽县农业局与太泊湖管委会签订合同书后，上诉人李国安未向彭泽县农业局缴纳合同约定的每亩每年50元的承包费，直接向太泊湖管委会缴纳承包费、土地承租费。2008年上诉人李国安将鱼池转租给被上诉人程长辉后，上诉人太泊湖管委会进行干预，与被上诉人程长辉签订租赁合同，将诉争的鱼池发包给程长辉租赁经营。从2008年开始，被上诉人程长辉向上诉人太泊湖管委会缴纳承包费（租金）。
二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彭泽县农业局对彭泽县政府彭府字（2013）111号文件《关于同意太泊湖农业综合开发区管委会继续管理县各局所开挖的精养鱼池的批复》无异议，同意继续将诉争鱼池的经营管理权交由上诉人太泊湖。
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2001年3月25日上诉人李国安与被上诉人彭泽县农业局签订的《鱼池租赁经营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该合同中约定的承包期限实质上是租赁期限，约定每年每亩缴纳的50元承包费实质上是鱼池租金的一部分，该合同租赁物是鱼池而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2003年7月9日彭泽县农业局与上诉人太泊湖管委会签订合同书，约定彭泽县农业局将太泊湖开发区内的鱼池给上诉人太泊湖管委会经营管理，期限十年，自2003年2月1日至2013年2月1日。上诉人李国安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并从2003年开始向上诉人太泊湖管委会缴纳租金和土地承租费，上诉人太泊湖管委会取得了上诉人李国安与被上诉人彭泽县农业局签订的《鱼池租赁经营合同书》中约定的权利和义务，《鱼池租赁经营合同书》对上诉人李国安、太泊湖管委会有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鱼池租赁经营合同书》的约定履行。2005年1月20日以太泊湖农业综合开发区为土地出租方，彭泽县农业局为土地经营权出让方，上诉人李国安为土地经营权受让方的《租赁经营合同》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太泊湖农业综合开发区未在该合同上签章，合同未成立，并未发生法律效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受让方将承包方以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土地实行再流转，应当取得原承包方的同意”。彭泽县农业局将租赁土地开挖成鱼池，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2007年1月20日彭泽县农业局与上诉人李国安签订《鱼池经营权转让合同》，约定将彭泽县农业局挖掘的鱼池经营权出让给李国安，并约定彭泽县农业局在2007年4月前办好太泊湖农业开发区与李国安的土地流转合同。彭泽县农业局在将《鱼池租赁经营合同书》权利义务转让给上诉人太泊湖管委会的期间内，无权将鱼池的经营权转让给李国安。同时，这份《鱼池经营权转让合同》的实质是彭泽县农业局作为受让方将流转的土地实行再流转，应当取得代表承包方的太泊湖管委会或承包方的同意。在未取得土地承包方同意的情况下，《鱼池经营权转让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李国安对诉争鱼池的权利依然来源于2001年3月25日上诉人李国安与被上诉人彭泽县农业局签订的《鱼池租赁经营合同书》，并未取得鱼池所附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和义务仍受《鱼池租赁经营合同书》的约束。2008年，上诉人李国安未经出租方同意，将鱼池转租给被上诉人程长辉，违反了《鱼池租赁经营合同书》第六条的约定，构成违约。上诉人太泊湖管委会据此收回鱼池并与被上诉人程长辉签订租赁合同，由被上诉人程长辉向上诉人太泊湖管委会缴纳租金至今，可以认定双方《鱼池租赁经营合同书》已经解除，上诉人李国安不能依据已解除的合同要求程长辉返还鱼池，上诉人李国安一审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予以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彭泽县人民法院（2015）彭民一初字第11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李国安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诉讼费1500元，由上诉人李国安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猛
审 判 员 郑敏红
代理审判员 周和良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