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126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1，男，1944年9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勇旗，北京市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振英，女，1953年1月2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2，男，1953年2月1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3，男，1950年12月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4，女，1955年9月6日出生。
上诉人杨×1、杨×2因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初字第08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1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勇旗、高振英，上诉人杨×2，被上诉人杨×3、杨×4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0月，杨×3、杨×4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本案双方四人系兄妹关系，父亲杨×于2012年3月27日去世，母亲徐×于2013年7月8日去世。父母去世后，留有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翠林一里×号楼×室房屋一套，登记在徐×名下。父母曾留有口头遗嘱，明确表示待二老百年之后该房屋由杨×3和杨×4继承，二人各继承房产的50%，杨×1、杨×2此前已在家庭拆迁过程中各分得一套房产便不再继承。父母去世后，我们兄妹四人为避免对父母所留房产所有权发生争议，于2013年7月20日共同签署了《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的协议，并经四人亲笔签字确认。该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位于丰台区翠林一里×号楼×室房产在父母百年之后归杨×3和杨×4继承，各占50%份额，杨×1、杨×2不再继承，四人对此均无异议。现杨×1、杨×2故意阻挠我们利益的实现，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翠林一里×号楼×室房屋归我们继承所有，各占50%份额，并要求杨×1、杨×2协助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诉讼费用由杨×1、杨×2承担。
杨×1辩称：此案案由应为法定继承纠纷。关于父母留有口头遗嘱问题，应有相关证据。如果口头遗嘱不成立，就等于没有遗嘱，应按法定继承。房屋拆迁时，我们都有独立住房和户口，基于拆迁政策分给我们的房屋，与母亲的房屋没有关系，不是母亲分给我们的。我们到公证处不给公证，是因为母亲的房子应当有我们的继承权。关于协议问题，如果是协议，双方均应有一份，应有书面材料。杨×3、杨×4提供的说明复印件与原件不符。我不同意杨×3、杨×4的诉讼请求，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我们四个人每人占25%的份额。
杨×2辩称：我们分到的房是因为我们有户口。我们签字的时候是考虑母亲的为难之处，基于兄弟情义才签的。我并没有不配合公证，我把证明都开了。我要把我们的10%份额一起过户，他们不同意。我不同意杨×3、杨×4的诉讼请求，要求继承25%份额。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与徐×系夫妻关系，育有子女四人，即杨×1、杨×3、杨×2、杨×4。2012年3月27日，杨×死亡。2013年7月8日，徐×死亡。
2000年12月，徐×与北京市丰台区土地管理局签订房改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购买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翠林一里×号楼×室房屋。2000年12月12日，北京市丰台区翠林一里×号楼×室房屋的所有权证下发，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徐×。
2013年7月20日，杨×1、杨×3、杨×2与杨×4共同签定《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写明：“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继承，父母生前曾有口头遗嘱，内容如下：1988年全家拆迁至翠林小区时老大杨×1和老三杨×2各分得一套两居室。故父母名下的丰台区翠林一里×号楼×室，待父母百年之后由老二杨×3和女儿杨×4继承，二人各50%。老大杨×1和老三杨×2不再继承。大家均无异议。购买父母名下的住房时，老二杨×3曾出资用于购房和装修，买部份（分）家具等共计10万元整。鉴于兄弟情谊。经四人协商，父母名下房屋经变卖后，扣除老二杨×3购房装修出资的十万元后，按最终卖房实得款项，杨×3和杨×4各拿出10%，给老大杨×1和老三杨×2”。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翠林一里×号楼×室房屋系杨×与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系其夫妻共同财产。杨×与徐×死亡后，该房屋为其遗产，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杨×1、杨×3、杨×2、杨×4继承。2013年7月20日，杨×1、杨×3、杨×2、杨×4作为继承人共同签署的《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中载明的被继承人留有的口头遗嘱，不符合口头遗嘱的形式要件，为无效遗嘱，上述遗产应由杨×1、杨×3、杨×2、杨×4按法定继承继承。根据法律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本案中，作为继承人的杨×1、杨×3、杨×2、杨×4通过协商的方式对父母遗产的分割进行了约定，虽然继承份额并不均等，但该约定确系全体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约定，各方均应依约履行。故对杨×3、杨×4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关于约定的杨×1、杨×2所得部分，可待条件成就后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于2015年10月判决：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翠林一里×号楼×室房屋归杨×3与杨×4按份共有，杨×3与杨×4各占百分之五十份额，杨×1、杨×2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协助杨×3、杨×4办理此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
原审法院判决后，杨×1、杨×2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其上诉请求均为：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按法定继承处理，本案双方每人继承涉案房屋的25%份额。
杨×1的上诉理由为：此案案由混乱，在原审立案时和第一次开庭时是婚姻家庭、继承纠纷，后来又改为法定继承纠纷，以前还有其他案由，而原审判决上又是继承纠纷，显然违反程序，实际上本案案由就应为法定继承纠纷。我国法律规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被继承人的父母、子女、配偶，原审判决并未就此进行审理及认定，仅认定继承人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故存在漏审漏查。涉案《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中关于父母留有的口头遗嘱已被原审判决认定为无效，就等于没有遗嘱，就应按法定继承处理。房屋拆迁时，我有独立住房和户口，基于拆迁政策分给我的房屋，与母亲的房屋没有关系，我的房屋不是母亲分给我们的，这也不是不给我继承权的理由。我们到公证处不给公证，是因为母亲的房子应当有我们的继承权。涉案《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既是对方欺骗我的结果，也是出于兄弟情义，但不能因此剥夺我的继承权。我们之间没有签过什么协议，涉案《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不是协议，其内容无效且我也不认可，而且该材料第一页下方我的签字不是我签的；第二页虽是我签的字，但是第二页上的房屋并没有说就是涉案房屋，与第一页的房屋没有必然关系，而且第二页内容我也不认可，是无效的。而且如果是协议，双方均应各有一份，应有书面材料。还有，原审法院给我们的涉案《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与原件不一致，页数和纸张大小都有问题。此外，我对父母尽了较多赡养义务，现在生活有很大困难，理应在遗产分配上受到照顾。
杨×2的上诉理由为：此案案由混乱，在原审立案时和第一次开庭时是婚姻家庭、继承纠纷，后来又改为法定继承纠纷，以前还有其他案由，而原审判决上又是继承纠纷，显然违反程序，实际上本案案由就应为法定继承纠纷。涉案《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中关于父母留有的口头遗嘱已被原审判决认定为无效，就等于没有遗嘱，就应按法定继承处理。房屋拆迁时，我有独立住房和户口，基于拆迁政策分给我的房屋，当时是承租的公房，与母亲的房屋没有关系，这一事实原审没有写明，而且这也不是不给我继承权的理由。我们到公证处不给公证，是因为母亲的房子应当有我们的继承权，我要把我们的10%份额一起过户，他们不同意。涉案《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虽然两页我都签了字，但那是为了父母安心，也是出于兄弟情义，但不能因此剥夺我的继承权。我现在认为涉案《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内容无效且我也不认可。此外，原审判决还存在超审限问题。
杨×3、杨×4服从原审判决，并表示不同意杨×1、杨×2的上诉理由及请求，请求本院驳回杨×1、杨×2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杨×2提交的《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已作废）写明其曾于自1997年1月1日起承租了出租方“供暖设备服务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翠林一里小区×楼××××号的两居室楼房。
在原审法院审理期间，原审法院曾询问双方是否同意就涉案房产的价值进行评估，杨×3、杨×4表示同意，杨×1、杨×2拒绝。在本院审理期间，经本院询问，杨×3、杨×4表示在其二人分别取得涉案房屋50%产权的情况下，可以按照涉案《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中写明的扣除杨×3购房、装修支出的10万元后，按涉案房屋现值（200万元左右）各10%的比例分别向杨×1、杨×2支付相应钱款；但是杨×1、杨×2则坚决表示只要求按法定继承规定分别分得涉案房屋产权25%的份额，不同意杨×3、杨×4前述意见。
另，在原审2015年5月12日开庭审理中，杨×1确认涉案《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两页上的其签名都是其签署的；之后，杨×1称只有第二页上的其签名是其签署的，第一页上的不是；杨×1在其于2015年12月9日提交给本院的书面材料中再次确认其在涉案《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两页上签了字；现杨×1坚称只有第二页上的其签名是其签署的，第一页上的不是；但是杨×1明确其不就此提出笔迹鉴定申请，且也未对其变更说法的理由作出合理解释及提供相应证据。此外，杨×1的二审委托代理人高振英在其于2015年12月12日提交给本院的《补充上诉材料》中确认杨×1在涉案《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上签了字。
上述事实，有北京市死亡医学证明书、房改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房屋所有权证、《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公有住房租赁合同》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本案其它事实与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无异。
本院认为：本案的处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本案的法律关系即案由问题。本案系双方就父母所留遗产的继承问题产生的纠纷。我国现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明确写明，该规定第二部分包括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而继承纠纷案由又包括法定继承纠纷、遗嘱继承纠纷等五个案由。因此，从前述规定看，涉及继承问题的案由存在总-
分-再分的关系，故本案以继承纠纷作为案由没有任何不妥之处。杨×1、杨×2就本案案由提出的上诉主张，没有依据，不能成立。
二、关于本案的继承人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父母即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分别为2012年和2013年，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年龄，按常识推断，被继承人死亡时其父母应早已不在人世；此外，也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还存在其他继承人；且经本院询问，本案双方均认可本案不存在其他继承人。因此，原审法院虽未对本案是否存在其他继承人的问题做进一步审查，但并未导致遗漏当事人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后果，对案件事实认定也无影响。
三、关于涉案《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问题的真实性问题。现杨×3、杨×4、杨×2均确认该说明第一页、第二页上三人的签名是真实的，杨×1确认该说明第二页上其签名是真实的。关于该说明第一页上杨×1的签名，杨×1及其代理人的陈述不仅存在先确认后否认的前后矛盾情况，且杨×1既未申请笔迹鉴定，也未对其变更说法的理由作出合理解释及提供相应证据。因此，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关于当事人对其已认可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反悔应提交充分证据予以支持的规定，本院认定该说明第一页上杨×1的签名是真实的，故该说明的真实性是确定的。
四、关于涉案《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问题的效力问题。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有权采用遗嘱的方式确定自己遗产的继承问题，其中口头遗嘱也是一种合法的方式。只是鉴于口头遗嘱的不确定性等特点，我国法律对口头遗嘱的有效性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予以限制。但是，这些限制性规定并不导致类似本案情况的口头遗嘱的必然无效。根据查明的本案事实，涉案《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第一页第一、二段明确写明：“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继承，父母生前曾有口头遗嘱，内容如下：1988年全家拆迁至翠林小区时老大杨×1和老三杨×2各分得一套两居室。故父母名下的丰台区翠林一里×号楼×室，待父母百年之后由老二杨×3和女儿杨×4继承，二人各50%。老大杨×1和老三杨×2不再继承。大家均无异议。”根据字面正常理解，该部分内容确认了被继承人生前确曾留有其遗产由杨×3和杨×4各继承50%、杨×1和杨×2不再继承的口头遗嘱的事实。虽然此后被继承人没有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再行留下符合法律规定要件的其它形式的遗嘱，但是该说明第二段最后一句“大家均无异议”说明本案双方当事人当时均同意不再按照法定继承，而是按此解决被继承人的涉案房产的继承问题。因此，原审法院据此对杨×3、杨×4要求确认涉案房产由其二人各继承50%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是正确的。杨×1、杨×2关于此内容无效，本案双方应按法定继承处理，每人继承涉案房产25%份额的上诉主张及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杨×1、杨×2按照涉案《关于父母房屋遗产的说明》第二页写明的应得到的部分问题。该说明第二页写明“鉴于兄弟情谊。经四人协商，父母名下房屋经变卖后，扣除老二杨×3购房装修出资的十万元后，按最终卖房实得款项，杨×3和杨×4各拿出10%，给老大杨×1和老三杨×2”。首先应当指出，本案双方均确认被继承人除涉案房产外无其它房产，且杨×3、杨×4、杨×2均未提出第二页所写父母名下房屋与涉案房屋不一致，因此杨×1关于该说明第二页没有写明具体是什么房屋故与涉案房产不一致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其次，该说明第二页写明了杨×1、杨×2就涉案房产应得到钱款的实现条件和具体比例。虽然杨×3、杨×4已表示可以按该比例和涉案房屋的现值向杨×1、杨×2支付对应钱款，但由于杨×1、杨×2不同意且坚决要求各继承涉案房产25%的份额，故原审法院在此情况下明确杨×1、杨×2可待条件成就后另行主张的处理方式，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杨×1、杨×2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无不妥，依法应予维持。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杨×3、杨×4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杨×1、杨×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屠 育
审判员 宋 光
审判员 林 立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果满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