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镇商终字第03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遵义路67号。
法定代表人朱小欧，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清福，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吴永阁，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源华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扬中市大桥西248号。
法定代表人孙和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朝理，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公司）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法院（2013）扬新商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清福、吴永阁、被上诉人天源华威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朝理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源华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威公司）诉称，其下属的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与贵州公司签订高低压开关柜加工定作合同一份。镇江市线路设备厂履行了加工、供货义务，但贵州公司一直未支付全部价款。2002年7月以及2003年12月，镇江市线路设备厂曾提起诉讼。诉讼中，因贵州公司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加盖的“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印章系伪造并涉嫌刑事犯罪向贵阳市公安局报案，法院裁定中止审理。时隔8年，贵阳市公安局无侦查结论，贵州公司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公章是伪造，因而，镇江市线路设备厂认为贵州公司明显是报假案，目的是赖账，遂向法院申请恢复案件的审理。恢复后的诉讼中，镇江市线路设备厂于2010年9月1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注销。法院因而认为，镇江市线路设备厂企业法人已归于消灭，丧失了继续参加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裁定驳回镇江市线路设备厂的起诉。但镇江市线路设备厂注销前与华威公司已达成协议，由华威公司接受镇江市线路设备厂对贵州公司享有的债权。故华威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贵州公司偿付价款146400元以及自2002年1月1日至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贵州公司辩称，1、法院受理此案有违“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债权转让对贵州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2、涉案合同对贵州公司不发生效力，合同中使用的“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第十工程处财务专用章”和“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印章是童启贵私刻的假章，贵州公司已向贵阳市公安局报案。经核对，华威公司主张合同欠款143400元与事实不符。华威公司、贵州公司合同总金额183400元，根据2000年8月11日的补充协议，供货方同意按合同总价下浮10%作为购货方缴纳的税金及管理费，贵州公司应支付给华威公司的总价款为165060元；扣除华威公司委托代理人田启清在贵州公司方领取的现金113000元及2000年华威公司承诺书中的调试费5000元和迟延履行金30000元，贵州公司实际只欠华威公司价款17060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8月11日，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与原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2001年经工商部门核准曾更名为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后又更名为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就贵阳某垃圾填埋场工程签订高低压开关柜加工定作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合同总价为183400元，需方付定金40000元，本月底再付总款的50%，余款在验收后付清；需方承担运费。在合同右上角以特殊字体和形式特别明确约定：结算一律按合同章规定的账号付款，未经本公司同意委托代理人不得提取现金。当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载明：关于江苏华威电气集团与省建三公司十处签订的7台高压柜定作合同一事，由于业主方贵阳市环卫设施公司通知该产品控制在183400元，双方协商同意按业主指定价183400元签订合同，定作方按合同价下浮10%作为施工方交纳的税金和管理费。
合同签订后，镇江市线路设备厂合同经办人田启清于当月18日签收一份40000元现金支票，付款人不详。田启清当日另借现金10000元，其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贵州省建三公司十处童经理人民币计壹万元整。江苏华威电气集团：田启清。”镇江市线路设备厂收到定金40000元后履行了加工、供货义务。2000年9月28日，田启清收现金50000元，其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贵州省建三公司十处高压柜款伍万元整。江苏华威电气集团：田启清。”同年10月8日，田启清又借现金10000元，其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贵州省建三公司十处童经理人民币计壹万元整。”同年10月10日，田启清以江苏华威电气集团经办人名义出具承诺一份，载明：货到后有两台高压柜有问题，委托贵州省建三公司十处维修调试，费用5000元在货款中扣除，其余货款待贵阳市环卫局付给贵州省建三公司十处后再付，同时承担货未按时发到的罚款30000元。2002年2月5日，田启清收到现金3000元，其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收到贵州省建三公司第十工程处人民币叁仟元整。”
2002年7月，镇江市线路设备厂曾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贵州公司偿付价款143400元，后来为配合贵州公司查明真相又申请撤回了起诉。当时，原承办人调取了贵州公司的工商资料，贵州公司在1995年、1999年、2000年的年检报告书上所盖的公章显然存在不一致。2003年12月12日，镇江市线路设备厂再次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贵州公司立即支付价款143400元、运费3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0000元。诉讼中，因贵州公司认为合同上所盖“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以及“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第十工程处财务专用章”印章系伪造并涉嫌刑事犯罪向贵阳市公安局报案，法院遂于2004年6月26日裁定中止审理。此后，镇江市线路设备厂认为贵阳市公安局无任何侦查结论，贵州公司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公章是伪造，进而认为贵州公司报假案，目的是赖账，在2005年8月和2010年1月两次向法院申请恢复审理。
恢复后的诉讼中，贵州公司2010年9月7日书面辩称：第一，华威公司主张合同欠款143400元与事实不符。华威公司、贵州公司合同总金额183400元，根据双方2000年8月11日补充协议，供货方同意按合同总价下浮10%作购货方缴纳税金及管理费，实际贵州公司应支付给华威公司的总价款应为165060元。扣除华威公司委托代理人田启清在贵州公司方领取的现金113000元及2000年华威公司承诺书中的调试费5000元和迟延履行金30000元，贵州公司实际只欠华威公司价款17060元。第二、华威公司主张的违约金20000元无依据。根据2000年10月10日的承诺，余款等“甲方”付给贵州公司后全部付给华威公司。至今贵州公司尚未收到“甲方”全部款项，不存在违约行为。双方合同第十条约定，余款货到验收合格，安装试车经“甲方”及监理验收后5日内一次性给清。至今产品还未验收，违约只能由华威公司承担。第三、华威公司、贵州公司签订合同使用的“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第十工程财务专用章”和“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印章是童启贵私刻的假章，贵州公司已向贵阳市公安局报案，由于贵阳市公安局地址迁移、人员变动，将报案材料遗失，贵州公司正在准备材料重新报案。因此，假章所涉及的行为应由童启贵个人承担，与贵州公司无关。
2010年10月9日，贵阳市公安局根据经侦支队的委托作出（黔）公（筑）鉴（文）字（2010）032号文件检验鉴定书，认定涉案合同所盖“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以及“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第十工程处财务专用章”与贵州公司当时使用的“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以及“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第十工程处财务专用章”不一致。此时，镇江市线路设备厂已于2010年9月1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注销。镇江市线路设备厂企业法人已归于消灭，已丧失继续参加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裁定驳回镇江市线路设备厂的起诉。但在2010年7月30日，镇江市线路设备厂注销前与华威公司已达成协议，由华威公司接受镇江市线路设备厂对贵州公司拥有的债权。华威公司在2011年4月19日向贵州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贵州公司认为即使转让债权，通知的主体应当是镇江市线路设备厂，而此时镇江市线路设备厂已注销，故债权转让通知是后补的。2012年6月1日，华威公司第三次提起诉讼，贵州公司在庭审中坚持认为不存在一个名称两枚公章。后因其他原因，华威公司撤回起诉。2013年2月28日，华威公司第四次提起诉讼，主张欠款、运费合计146400元及利息。诉讼中，原审法院为了尽可能细致地查明事实，于2013年5月30日致函贵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询问：1、贵州公司是否报案以及报案时间。2、如果报案是否立案。3、对童启贵涉嫌伪造印章案是否侦查终结并移送起诉，司法机关如何认定处理。贵阳市公安局于2013年6月3日收到特快专递（EMS编号：1001851564703）后一直没有回复。
以上事实，有华威公司提供的合同、注销通知书、债权转让通知、民事裁定书、工商登记资料和贵州公司提供的文件检验鉴定书、付款凭证、收条、补充协议、承诺等证据的复印件以及法院协助调查函、邮件查单、庭审笔录在卷佐证，予以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是华威公司的下属企业，使用的合同文本台头也印有“江苏华威电气集团公司加工定作合同”字样，补充协议也明确是江苏华威电气集团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田启清在收条上也多次注明其是江苏华威电气集团公司的经办人身份，该合同的承揽方实际就是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和江苏华威电气集团公司。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歇业后由集团公司承受下属企业的债权债务，并向原企业的债务人即本案贵州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应为有效通知，该情形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债权转让，华威公司既是债权的受让人，又是债权转让人的上级公司（母公司），内部达成转让协议后，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歇业，故华威公司作为上级母公司代替已经歇业的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向贵州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并无不当，该债权转让有效。
贵州公司在1995年、1999年年检报告中所盖的“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印文并不一致，与贵州公司所称2000年新使用的“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印文也不一致，贵州公司在庭审中坚持认为不存在一个名称两枚公章与事实明显不符。贵州公司在2010年9月尚能向贵阳市公安局提供2000年使用的公章做鉴定也不符合公章管理常规要求，由此可见，贵州公司当时对“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的公章管理、使用较为混乱。贵州公司在庭审中能够提供童启贵保留的多份证据，联系童启贵与田启清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下浮10%作为施工方交纳的税金和管理费”可以推论童启贵与贵州公司当时至少存在挂靠关系。贵州公司提供现金支票四万元的存根，却不提供支票领取使用人（付款人）名称以及印鉴章，以便进一步印证其辩称的属于童启贵个人行为的观点，不符合举证要求。因此，童启贵以贵州公司名义与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签订的合同付款义务应由贵州公司承担。贵州公司在答辩状中也曾经列出明细自认只欠华威公司17060元，也能证明贵州公司认可该合同。而垃圾填埋场早已投入使用，贵州公司辩称的其他理由均不成立，不予认可。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真实反映了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应为有效，该合同的标的额下浮10%后应为165060元。华威公司仅主张运费3000元具有最低的合理性，予以认可。故贵州公司总履行额确定为168060元。由于双方在合同中以特殊字体和形式明确约定“结算一律按合同章规定的账号付款，未经本公司同意委托代理人不得提取现金”，故贵州公司向合同经办人四次支付现金计73000元不符合合同约定，而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仅收到转交的预付款40000元，对73000元现金不予认可，对此，贵州公司应当承担过错责任。
田启清在承诺中的“叁万发款”应是叁万罚款的误写，但是，贵州公司并不具有罚款的主体资格，况且双方在合同以及补充协议中并未约定交货期限，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也未授权田启清，故田启清超越代理权作出的此项承诺无效。但是，两台高压柜存在质量问题，田启清委托贵州公司维修调试扣减5000元的承诺与承揽人的义务紧密关联，予以认可。
综上所述，贵州公司总履行额确定为168060元（含运费3000元），其仅履行了40000元付款义务以及可以扣减的5000元维修调试费用，尚应支付给华威公司定作高压柜合同价款123060元。华威公司主张自2002年1月1日起计算至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属于对自身合法权益的处置，对华威公司主张的起始时间依法准许。但违约金兼具惩罚性，本案以计算利息损失为宜。
原审法院判决：一、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结欠天源华威集团有限公司定作高压柜价款123060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另应承担自2002年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上诉人贵州公司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本案合同是童启贵与镇江市线路设备厂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上诉人无需承担支付义务；2、本案的债权转让形式违反法律规定，不发生法律效力；3、华威公司主张合同欠款143400元与事实不符，应扣除华威公司委托代理人田启清在上诉人处领取的现金113000元及2000年华威公司承诺书中的调试费5000元和迟延履行金30000元，实际只欠华威公司价款17060元。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公正判决。
被上诉人华威公司答辩称，原判正确。
在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华威公司提交以下证据以证明其主张。
1、扬中市公安局向田启青进行调查时，田启青所作的情况说明。该证明的主要内容为：“本合同是其代表被上诉人与贵阳市环卫局接洽，是贵阳市环卫局指定同上诉人所签。其拿了30000元作为预付款的现金，该款通过银行汇至公司帐户，此外货款分文未拿。”欲证明田启青未在上诉人处收取货款。
上诉人贵州公司认为，该证据系田启青出具，与其签订合同的是田启清，并非同一人。故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效力。
2、扬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与扬中市国家税务局新坝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扬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商登记资料。主要内容为：“镇江市线路设备厂是天源华威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天源华威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从江苏华威电气集团公司、江苏华威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天源华威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变更而来。”欲证明其的企业名称变更情况。
上诉人贵州公司认为，其未去相关单位核实，无法确认证据的真实性。
3、2010年7月20日，镇江市线路设备厂与江苏天源华威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具的债权债务清理说明。主要内容为：“镇江市线路设备厂已决定歇业注销。镇江市线路设备厂的债权债务从本说明签发之日起由江苏天源华威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清理。”欲证明其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
上诉人贵州公司认为，该债权债务清理说明的落款为2010年7月20日，镇江市线路设备厂注销前与华威公司已达成协议，由华威公司接受镇江市线路设备厂对贵州公司拥有的债权，该协议落款为2010年7月30日，因而对该债权债务清理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
二审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在二审审理中查明，2000年8月11日，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与原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签订的加工定作合同是使用的江苏华威电气集团公司的加工定作合同的格式文本。在该合同的抬头右侧的位置加盖有一长方形印章，内容为：“合同截止2001年2月底签订有效，结算一律按合同规定的帐号付款，未经本公司同意委托代理人不得提取现金。”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作为承揽方加盖了镇江市线路设备厂的销售合同专用章。在此印章有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的的开户行及帐号。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合同是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与原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所签，在该合同上盖有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印章。贵州公司在1995年、1999年年检报告中所盖的“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印文并不一致，与贵州公司所称2000年新使用的“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印文也不一致，贵州公司在庭审中坚持认为不存在一个名称两枚公章，与事实明显不符。贵州公司在2010年9月尚能向贵阳市公安局提供2000年使用的公章做鉴定也不符合公章管理常规要求，由此可见，贵州公司当时对“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的公章管理、使用较为混乱。贵州公司在庭审中能够提供童启贵保留的多份证据，联系童启贵与田启清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下浮10%作为施工方交纳的税金和管理费”可以推论贵州公司当时认可童启贵履行的行为是代表其公司。贵州公司提供现金支票四万元的存根，却不提供支票领取使用人（付款人）名称以及印鉴章，以便进一步印证其辩称的属于童启贵个人行为的观点，不符合举证要求。因此，童启贵以贵州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名义与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签订的合同付款义务应由贵州公司承担。贵州公司在答辩状中也曾经列出明细自认只欠华威公司17060元，也能证明贵州公司认可该合同。故上诉人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上诉人无需承担支付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是华威公司的下属企业，使用的合同文本台头也印有“江苏华威电气集团公司加工定作合同”字样，补充协议也明确是江苏华威电气集团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田启清在收条上也多次注明其是江苏华威电气集团公司的经办人身份，该合同的承揽方实际就是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和江苏华威电气集团公司。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歇业后由集团公司承受下属企业的债权债务，并向原企业的债务人即本案贵州限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应为有效通知，该情形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债权转让，华威公司既是债权的受让人，又是债权转让人的上级公司（母公司），内部达成转让协议后，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歇业，故华威公司作为上级母公司代替已经歇业的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向贵州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并无不当，该债权转让有效。上诉人认为本案的债权转让形式违反法律规定，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华威公司、贵州公司合同总金额183400元，根据双方2000年8月11日补充协议，供货方同意按合同总价下浮10%作购货方缴纳税金及管理费，实际贵州公司应支付给华威公司的总价款应为165060元。由于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约定运费由承揽方负担，故运费应由定作方负担。华威公司仅主张运费3000元具有最低的合理性，原审法院予以认可，故贵州公司总履行额确定为168060元。鉴于双方在合同中以特殊字体和形式明确约定“结算一律按合同章规定的账号付款，未经本公司同意委托代理人不得提取现金”，故贵州公司向合同经办人四次支付现金计73000元不符合合同约定，而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仅收到转交的预付款40000元，对73000元现金不予认可。上诉人可依据四次支付现金凭证，另行主张权利。田启清在承诺中的“叁万发款”应是叁万罚款的误写，贵州公司并不具有罚款的主体资格，双方在合同以及补充协议中并未约定交货期限，原镇江市线路设备厂也未授权田启清，故田启清超越代理权作出的此项承诺无效。由于两台高压柜存在质量问题，田启清委托贵州公司维修调试扣减5000元的承诺与承揽人的义务紧密关联，予以认可。因此，原审法院确定贵州公司结欠华威公司定作高压柜价款123060元的数额，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其实际只欠华威公司价款17060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应当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28元，由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甦
审 判 员 李书文
代理审判员 甘可平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周旻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