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津民终17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唐山曹妃甸区益发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一农场海滨村。
法定代表人：于庆宝，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志剑，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湘，上海金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ConocoPhillipsChinaInc.）。注册地：利比里亚共和国蒙罗维亚市布洛德大街**号（80BroadStreet，Monrovia，Liberia）。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号现代汽车大厦*****层。
代表人：马博威（MarkThomasWheeler），该公司总裁。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萌，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恩忠，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杨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向勇，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恺群，广东敬海（天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唐山曹妃甸区益发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菲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6）津72民初28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益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庆宝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志剑、刘湘，康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萌、郭恩忠，中海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向勇、郑恺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益发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益发公司一审诉讼请求；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益发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遭受了损失及损失大小。一审法院以记者未实地采访；曹妃甸第一农场情况说明与本案无关；《蓬莱19-3油田溢油对曹妃甸港以东海域养殖生物损害评估报告》（以下简称《黄渤海监测中心评估报告》）损失认定的依据不足、未到庭接受质询；出具专家论证意见的专家未经现场勘验；《项目建议书（代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项目建议书》）不是对涉案溢油事故污染范围及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等理由认定不能证明益发公司所称污染损失，明显将证据割裂，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由一审判决认定益发公司不能证明所称损失与事故溢油具有关联性可见，一审法院明知益发公司存在损失。（二）一审判决运用证据、适用法律错误，将需证明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变成变相要求益发公司证明二者存在因果关系。益发公司养殖海域与河北省乐亭县海域相连，人为划定的虚拟界限改变不了该区域海水的整体性，益发公司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河北省乐亭县海域的水必然流到益发公司养殖海域，康菲公司如认为其排放污染物没有造成益发公司养殖海域污染，应提供证据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三）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侵权成立，其既没有证明其排放的可造成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益发公司损害发生地，也没有证明其排放的石油类污染物没有造成益发公司损失的可能，更没有证明益发公司的损失于其排放污染物之前已发生。因此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完全构成了污染侵权，其因果关系推定成立。
康菲公司辩称，请求驳回益发公司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康菲公司应就溢油事件与益发公司所主张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康菲公司该项举证责任仅在益发公司成功证明了关联性的前提下才会产生。本案中益发公司既未能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损失及具体损失数额，也未能举证证明溢油事件和其所主张的损失之间存在关联性，益发公司未能满足其在环境侵权诉讼中法定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适用的前提条件尚未成立。在此情况下，康菲公司仍然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益发公司主张的损失与溢油事件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因此，康菲公司不应为益发公司所主张的渔业养殖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中海油公司辩称，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益发公司没有合法的养殖权利且未证明其实际从事了养殖，不具有诉讼索赔主体资格。（二）益发公司不存在养殖损失，其诉称损失与溢油事故没有关联性。（三）中海油公司并非溢油事故的污染者、责任者，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四）部分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
益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共同向益发公司赔偿因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污染造成的2011年经济损失309704.1元及其利息（自2011年8月1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偿付之日止），并承担案件受理费、鉴定评估费等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4日和6月17日，位于渤海中南部的蓬莱19-3油田B平台和C平台先后发生溢油事故，造成渤海海域污染。该油田系中海油公司与康菲公司合作开发，在溢油事故发生时，油田的作业者为康菲公司。2011年8月18日，由国家海洋局、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能源局组成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对溢油事故发生的原因、性质、责任及污染损害等情况进行调查。2012年6月21日，联合调查组发布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关于事故调查处理报告》（以下简称《联合调查报告》）认定：涉案溢油是造成重大海洋溢油污染的责任事故，导致蓬莱19-3油田周边及其西北部面积约6200平方公里的海域海水污染（超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中870平方公里海水受到严重污染（超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康菲公司在作业过程中违反了油田总体开发方案，在制度和管理上存在缺失，对应当预见到的风险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承担溢油事故的全部责任。《联合调查报告》附图《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水污染范围》显示，主要第三类和劣四类水质海域均在渤海湾中部，部分第三类和劣四类水质海域在唐山市部，远离近岸。
2011年9月，国家海洋局在对环渤海岸滩及近岸海域溢油进行监视、监测基础上，由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北海监测中心）出具《近岸调查报告》，该报告载明：2011年7月14日、7月16日和7月21日，北海监测中心在河北省唐山市浅水湾岸滩发现来自蓬莱19-3油田B平台、C平台的油污，油污呈带状分布，高潮线附近油污带长约500米、带宽约1-1.5米，低潮线附近油污带长约300米、带宽约1.5-2米。在此期间，国家海洋局组织相关单位于2011年7月14日至7月21日对浅水湾近岸海域海水中石油类浓度进行了六次监测。石油类浓度数据分别为：48.0微克/升、49.1微克/升、46.5微克/升、41.4微克/升、55.3微克/升、32.5微克/升，其中，7月18日的监测结果为55.3微克/升，超第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他时间的监测结果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国家环境保护局（现环境保护部）和国家海洋局共同提出，并于1998年7月1日实施的《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载明，海水水质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适用于海洋渔业水域，海上自然保护区和珍稀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区，该类水质中的石油类浓度不超过50微克/升；第二类适用于水产养殖区，海水浴场，人体直接接触海水的海上运动或娱乐区，以及与人类食用直接有关的工业用水区，该类水质中的石油类浓度不超过50微克/升。国家环境保护局（现环境保护部）发布的《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载明，渔业水质中的石油类标准值不超过50微克/升。
2012年1月21日，农业部与康菲公司和中海油公司签订的《关于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的协议书》（以下简称《赔偿补偿协议》）约定：康菲公司支付10亿元，用以解决河北省乐亭县至辽宁省绥中县“四县三区”（包括乐亭县、昌黎县、抚宁县、绥中县、海港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失赔偿补偿问题；康菲公司和中海油公司分别从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基金中列支1亿元和2.5亿元，用于天然渔业资源修复和养护等方面的工作。2012年4月，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与康菲公司和中海油公司签订了《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补偿协议》，约定：康菲公司和中海油公司共支付16.83亿元，赔偿溢油事故对海洋生态造成的损失。
2004年1月31日，于庆宝与唐海县一农场(现曹妃甸区第一农场)签订虾池承包经营合同，承包12、13号虾池，承包期限为30年，自2004年1月1日起至2033年12月31日止。2009年3月12日，于庆宝与唐海县一农场签订农业资源承包合同，承包期限30年，自2003年6月8日起至2032年12月31日止。于庆宝以益发公司名义办理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养殖使用证核准使用期限为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月1日。于庆宝确认由益发公司进行工厂化养殖，就康菲溢油事故造成的室外养殖和工厂化养殖损失由益发公司行使索赔权。涉案养殖场地位于唐山市曹妃甸区农场，不在《赔偿补偿协议》限定的养殖损失赔偿补偿范围内，益发公司未获得渔业损失赔偿补偿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因康菲公司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注册的公司，本案具有涉外因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关于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一）益发公司是否具有索赔的诉讼权利；（二）益发公司能否证明其所称损失以及损失与事故溢油的关联性；（三）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益发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一）关于益发公司是否具有索赔的诉讼权利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并参照农业部《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国家对于在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水域和滩涂从事养殖活动采取行政许可制度，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并许可其使用相应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益发公司持有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具有合法的养殖权利。涉案养殖场地在上述证书范围内，如在溢油事故中遭受损失，益发公司可以对实际投入的养殖设施、养殖物和未来预期养殖收益提起索赔诉讼。
（二）关于益发公司能否证明其所称损失以及损失与事故溢油的关联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蓬莱19-3油田发生了溢油事故，益发公司以被侵权人身份提出赔偿请求，应当举证证明其实际遭受养殖损失以及损失与事故溢油的关联性。
益发公司为证明其养殖损失，提交了新闻报道、曹妃甸区第一农场情况说明、赵章元专家意见、《黄渤海监测中心评估报告》《项目建议书》。经审核，按照新闻报道的记载反映，记者并未对益发公司养殖场地进行实地采访，该报道不能反映益发公司在溢油事故期间的养殖状况。曹妃甸区第一农场情况说明不能证明该农场范围内养殖物死亡的成因、性质，且不能反映益发公司养殖区域已遭受具体损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黄渤海监测中心评估报告》损失认定的依据不足，评估勘验时间为2014年5月，距离溢油事故时隔近3年，不能反映事故当时的情况。黄渤海区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以其作出的另一评估报告（2012）农黄渤海污损评字第001号所载的养殖物损失率作为计算本案养殖物损失的依据，但其未提供该评估报告，其作出的《黄渤海监测中心评估报告》的依据存疑，黄渤海区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作为鉴定人未提供完备的鉴定资质证书，也未到庭接受质询，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可靠性，故不予采信。出具专家论证意见的专家未经现场勘验，仅依据新闻报道就推定受到损失，且无具体的损失数额，不具证明力，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项目建议书》是可行性建议报告，而不是对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污染范围及损害鉴定评估报告，其所述唐海县海域受污染，没有载明分析的依据，同时也表明唐海县海域还存在陆源污染、养殖自身污染和赤潮等其他污染，不能证明益发公司所称污染损害。综上，益发公司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所称损失。
益发公司从事的养殖区域不在农业部行政协调所确立的“四县三区”污染补偿赔偿范围内，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溢油事故污染物到达其从事的养殖区。益发公司援用康菲公司提交的《油指纹鉴定报告》主张其养殖区遭受事故污染，经审核，虽然该鉴定报告载明北海监测中心于2011年9月27日收到唐山乐洋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洋公司）于2011年7月18日在大清河盐场南虾场、参场采集的两个溢油样品，经鉴定与蓬莱19-3油田B、C平台溢油源样品一致，但北海监测中心在鉴定结果单中注明“样品量很少，用铝箔分别包裹，装在塑料瓶中，样品无编号”，另备注“送检样品仅对来样负责”，说明该送检样品系由乐洋公司提供，而非北海监测中心收集，故无法核实该送检样品确实如乐洋公司所称来源于大清河盐场，该样品来源不明。康菲公司在本案中提供该证据是为了证明蓬莱19-3油田溢油样品的油指纹特征，以印证益发公司提交的《上海华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分析的油样并非来源于蓬莱19-3油田，而不是确认上述送检样品确实来自于大清河盐场，并不构成溢油事故污染物到达益发公司养殖区的自认。综上，益发公司不能证明所称损失与事故溢油具有关联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益发公司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损失以及损失与事故溢油之间的关联性，一审法院对其提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鉴于益发公司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再进一步评判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的责任与诉讼时效等问题。
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益发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946元由益发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康菲公司和中海油公司未补充提交证据。益发公司提交了一份其自行制作的养殖区域与污染区域位置关系示意图，拟证明污染区域与其养殖区域的关系；提交了一封公开信，表明其对一审判决存在问题的意见；提交了一份《专家论证意见书》，拟证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经质证，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以益发公司提供的上述材料所含信息未经核实，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为由，否定上述证据的证明力。
本院经审核，示意图、公开信均系益发公司自行制作的文件，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予以印证，故本院不确认其证明力。《专家论证意见书》不是反映本案事实的证明材料，本院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康菲公司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注册的公司，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关于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审理重点为益发公司能否证明其所称损失以及损失与溢油事故排放的污染物之间的关联性。
《联合调查报告》认定，康菲公司在作业过程中违反了油田总体开发方案，在制度和管理上存在缺失，对应当预见到的风险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导致溢油事故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依照上述规定，益发公司诉请康菲公司、中海油公司承担海上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除证明污染行为外，还需证明其所称损失与涉案溢油事故所排放的污染物之间的关联性。
益发公司一审期间提交情况介绍、养殖区位置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唐山市德信公证处《公证书》、曹妃甸区第一农场情况说明、新闻报道、《项目建议书》、（2012）津海法事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拟证明其养殖区域遭受养殖损失且该损失与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所排放的污染物具有关联性。但上述证据均没有表明在益发公司养殖区域发现蓬莱19-3油田溢油，亦无法证明其所称损失具体数额及发生原因，故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养殖损失与涉案溢油事故所排放的污染物具有关联性。
益发公司以其养殖区域与农业部行政协调所确立的“四县三区”污染补偿赔偿范围毗邻为由，主张其必然受到污染影响，遭受损失。对此，本院分析认为，涉案溢油事故发生后，“四县三区”之所以被纳入污染赔偿补偿范围是因为在该区域内发现蓬莱19-3油田溢油，而“四县三区”之外没有发现蓬莱19-3油田溢油。益发公司的养殖区域不在“四县三区”内，且益发公司也未另行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涉案溢油事故所排放的污染物已到达其养殖区，其仅以其养殖区临近“四县三区”为由主张其养殖区因涉案溢油事故遭受污染损害，缺乏事实依据。益发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所称损失，且不能举证证明损失与涉案溢油事故所排放污染物具有关联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益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46元，由唐山曹妃甸区益发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彤
代理审判员 李 超
代理审判员 于轶男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孙 超
尹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