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602民初2872号
原告：孙某1（曾用名高玉华），女，1955年4月1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慎言，江苏通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某2，男，1955年1月1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咏，江苏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桂华，女，住南通市崇川区，系被告妻子。
第三人：胡桂华，女，1954年5月26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原告孙某1与被告孙某2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本院依法通知胡桂华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被告按照孙旦生前安排的身后遗产继承分割比例析产，南通市崇川区北濠桥东村1幢201室房屋70%归被告孙某2所有，30%归原告孙某1所有；现金、银行存款、抚恤金等全部款项，70%归被告孙某2所有，30%归原告孙某1所有。2、诉讼费用由原、被告按照继承析产的份额分担。事实和理由：孙旦系原告孙某1的养父、被告孙某2的生父，于2016年10月15日去世。母亲范昆于2005年6月1日去世。2006年1月5日，在孙旦弟弟孙肇初的参与和证人蒋某的见证下，孙旦与孙某2签署了一份《关于孙旦百年以后所留财物继承分割的协议》，约定南通市崇川区北濠桥东村1幢201室房屋70%归被告孙某2所有，30%归原告孙某1所有；现金、银行存款、抚恤金等全部款项，70%归被告孙某2所有，30%归原告孙某1所有。但被告孙某2违背父亲生前安排，独自领取了抚恤金、丧葬费，并将北濠桥东村1幢201室房屋转移登记到其夫妻二人名下。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孙某2辩称，1、原告孙某1并非父亲孙旦的养女。1971年4月，被告的祖父因身体原因雇请原告照顾，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不允许请雇工，遂认了原告为干孙女，将原告户口迁入被告祖父家中。其时原告年满16周岁，已经可以工作，不符合《收养法》规定的被收养人必须不满14周岁的条件，且原告四肢健全、智力良好，不需要被收养。母亲范昆从不认可收养原告，在单位履历中从未填写养女。2、2006年1月5日的涉案协议处理的仅为父亲孙旦的财产，而涉案房屋为孙旦和范昆的夫妻共同财产，范昆已经立下遗嘱将其名下的产权处分给被告，原告最多只能主张15%的份额。3、孙旦并未遗有存款，丧葬费和抚恤金用于办理医疗费用及后事，虽有部分结余，但不足以支付购买墓地的费用。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胡桂华述称，同意被告孙某2的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孙旦、范昆夫妻共生有一子孙某2。孙旦1926年4月出生，2016年10月15日去世。范昆1925年4月出生，2005年6月1日去世。孙旦、范昆的父母均先于二人去世。孙旦生前曾在中共南通市委办公室任职，1980年9月的干部履历表中，孙旦在“家庭主要成员姓名、职业和政治情况”一栏“爱人情况”栏中填写爱人姓名为范昆，在“其他成员情况”栏中填写“父亲孙辅公、儿孙某2、女孙某1、母亲周蔚华（1970年去世）”。“审查机关盖章”处盖有中共南通市委组织部和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章。1971年4月，高玉华的户口迁入孙辅公户中，与户主关系登记为孙女，该户当时常住人口还有妻子周蔚华、儿媳范昆和孙子孙某2。2004年10月时，孙某1的户口在孙旦户中，与户主关系登记为女儿。孙旦、范昆于2000年3月购买涉案北濠桥东村1幢201室房屋，该房建筑面积87.04平方米，登记在孙旦名下，系孙旦、范昆夫妻的共同财产。
2006年1月5日，在孙旦的弟弟孙肇初和证人蒋某的见证下，孙旦、孙某2签订一份《关于孙旦百年以后所留财产继承分割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内容为：“在促进家庭团结、安定、和睦，避免发生家庭纠纷，并征得部分近亲同意的前提条件下，我们一致达成下列三条共识。一、不动产部分：南通市北濠桥东村1幢201室房产，由中介机构公开拍卖并扣除手续费用后的全部房款，其中70%归儿子孙某2所有，余下的30%归养女孙某1所有。二、动产部分：孙旦身后所留现金、银行存款、抚恤金等全部款项，其中70%归儿子孙某2所有，余下的30%归养女所有。三、在孙旦晚年颐养天年和生病期间，儿子孙某2、养女孙某1有体贴、关心、照料、看望、探视、陪护、给予精神安慰等义务。如果出现医疗费用超支时，其中70%由儿子孙某2支付，30%由养女孙某1支付。本协议是在首列前提条件下达成的，一旦前提条件不复存在时，则本协议自动无效。”
2006年1月6日，孙旦书写《遗嘱》一份，内容为：“本人已经签署了2006年1月5日《关于孙旦百年以后所留财产继承分割的协议》。我一定执行这一协议，保证家庭团结、安定、和睦，渡过晚年生活。但是，如果子女违反了《协议》中的前提条件，制造家庭纠纷，则所留财产按以下办法处理：一、南通市北濠桥东村1幢201室房产，全部捐献给南通市慈善机构。二、我父亲孙辅公在原钟秀乡城北大队第十生产队建造的一套房屋，于2002年因建设濠北路被拆迁，所得拆迁费28万元。当时该款由儿子孙某2领取并向南通市友谊房地产开发公司购得顺遂楼四排四〇二室房屋一套及车库一间。此项拆迁费应由我、弟弟孙肇初、姐姐孙蓉芳共有。其中我的一份由儿子孙某2继承，弟弟和姐姐应得的部分，他们有权追索和自主处理。三、我生后留下的现金、银行存款、抚恤金等款项，亦全部捐献给南通市慈善机构。”
2011年7月17日，孙旦书写《留言》一份，内容为：“2006年年初，弟弟孙肇初、弟媳梁璟从合肥回通探亲，在此期间，我委托弟弟孙肇初就我身后遗产继承分割事宜与儿子孙某2进行协商，于2006年1月5日达成协议（我因爱人范昆去世不久，心情不好，身体不好，不宜参加）。当时，养女孙某1为缓和矛盾不愿意参加，但表示服从协议结果。协议签订5年多来，孙某2、孙某1都很好的尽到了关心、照顾我的责任，我表示感谢。我年纪已大，身患多种疾病，日益严重，自感来日不多。我走以后，希望儿子孙某2能堂堂正正、诚实守信的按协议做好我身后遗产的继承分割工作，把孝道尽到底，以慰我心。”
孙旦去世后，孙某2以其系孙旦唯一的法定继承人为由申请将涉案北濠桥东村1幢201室房屋转移登记至其和配偶胡桂华名下。2017年2月14日，该房登记为孙某2、胡桂华二人共同共有。诉讼过程中，原、被告均同意对该房以单价每平方米9000元作价。即双方确认该房价值783360元。对于房屋的归属，双方均主张该房归其所有。
另查明，孙旦名下建设银行工资卡（卡号：53×××17）在2016年9月30日的余额为70859.23元，孙某2于2016年10月1日持该卡在ATM机上取款4000元，当月3日取款4000元，当月9日取款5000元，余额57859.23元。之后，孙某2从2016年10月16日起至2017年2月9日，又陆续取款多次，至2017年3月21日，该卡余额19.63元。孙旦去世后，其生前所在单位南通市人大常委会于2016年10月发放了抚恤金148530元和丧葬费6000元，均由孙某2领取。孙旦的后事由孙某2承办。本次诉讼中，孙某2主张在孙旦的遗产中应当扣除其为孙旦办理后事的费用。
再查明，孙旦从2016年9月27日起至同年10月15日去世，一直在南通市中医院住院，所支付的住院费中，个人支付金额为9865.42元。被告孙某2主张住院押金3000元系孙旦本人缴纳，余款6865.42元由其缴纳。原告孙某1主张住院押金3000元由其缴纳，承认余款6865.42元非其缴纳。被告孙某2还主张孙旦住院期间其支付费用3566元，为此，被告提供了三份凭据：1、双弯助行器收款收据一张，开票日期年份处原写为2017年10月1日，修改为2016年10月1日，金额200元；2、收款单位为南通苏博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付款单位为孙旦的坐厕椅发票一张，开票日期2016年10月2日，金额296元；3、加盖南通擎浩陪护服务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的孙旦护理费凭证一张，开票日期2016年10月8日，金额2070元。另外还现金支付保姆费1000元。原告孙某1认为部分凭证不真实。
被告孙某2主张孙旦于2016年9月29日手术，30日其根据孙旦的授意回孙旦家中将建行工资卡取来，上述10月1日至9日的取款系根据孙旦的授意所为，其取款后将钱和卡交给孙旦。孙旦当月10日左右进重症监护室之前，将上述银行卡再次交给其，表示卡内余额均赠与其。孙某2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申请证人顾某出庭作证。顾某系孙旦住院期间的护工，其证明孙旦住院期间由其24小时护理，孙旦在手术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将一张银行卡交给孙某2，让孙某2帮他交电话费、煤气费和护工费。次日，孙某2要将卡还给孙旦，孙旦对孙某2说：“不用还了，就这么多，你拿去吧。”原告孙某1认为证人陈述的是否为孙旦的原话无法核实，不能证明被告孙某2主张的赠与事实，上述余额70859.23元应作为孙旦的遗产，由原、被告按《协议》约定继承。
被告孙某2为证明母亲范昆从不认可收养原告，提供了范昆填写的两份登记表，一份填表日期为1978年7月，一份未记载填表日期，表中“家庭主要成员情况”一栏中均为“公公孙辅公、爱人孙旦、子孙某2”。原告孙某1认为不能据此否定其为孙旦、范昆养女的事实。
被告孙某2为证明母亲范昆立有遗嘱，提供了一份“我三姐范昆第二次入院手术向我俩弟说的一番话记录”（以下简称《记录》），内容如下：“我第二次入院手术，心里有数，时间是不得过长的，但有几件事给二老弟说一下，能在一定时间由二老弟帮助我向你姐夫孙旦协商处理，能处理好，我心里就踏实。一、我和你姐夫孙旦几十年生活，我的经济收入都是由他保管的，平时我很少用钱，根据我掌握，估计至少有几十万积蓄，到时叫我儿子孙某2问一下。二、房屋产权归我俩所有，但我的一份应由我处理给我的儿子孙某2所有，孙旦的一份，我的意见三份处理，亲孙子也应有一份。三、万一我先走了，希望二老弟关心孙某2，照料和关心他的爸爸，因为他年老有病。”下面签名分别为范昆、记录人（三弟）范泽山、证人（四弟）范某，落款日期为2005年4月12日。被告孙某2主张在其签订《协议》时并不知道该份遗嘱，直到母亲去世一年半时间才从舅舅处得知，之后其向父亲就《协议》提出异议，父亲坚决反对，遂搁置此事。原告孙某1对被告孙某2的上述事实主张不予认可，对《记录》上范昆签名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范泽山已经去世，本院要求被告通知范某出庭作证，但范某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提供了一份证明，内容为：“我三姐范昆2005年4月第二次手术，感觉身体不行，在理智清楚情况下，吩咐我和三弟范泽山几个事情，并明确交待她的一份房产由儿子孙某2继承。范泽山整理记录后，范昆签字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孙某1与孙旦、范昆之间是否成立养父母、子女关系。本案讼争的收养事实发生在《收养法》施行之前，不能适用《收养法》的规定来认定讼争收养关系成立与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条规定：“经生父母、养父母同意，有识别能力的被收养人也同意，又办理了合法手续的收养关系，应依法保护。养父母中有一方在收养时虽未明确表示同意，但在收养后的长期共同生活中，已形成了事实上收养关系的，应予承认。夫或妻一方收养的子女，另一方始终不同意的，只承认与收养一方的收养关系有效。”第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本案中，首先，原告原名高玉华，1971年时户口迁入孙旦父亲孙辅公户中，与户主关系登记为孙女，后改姓孙，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应视为办理了合法的手续，且范昆、孙某2也是当时该户的常住人口；其次，孙旦于1980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中，将孙某1作为女儿登记为家庭主要成员，该履历表经过中共南通市委组织部和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审查，说明组织上对孙旦夫妻与孙某1之间父母、女儿关系的认可；第三，《协议》中明确载明孙某1的身份为孙旦的养女，孙旦、被告孙某2、孙旦的弟弟孙肇初和证人蒋某均在《协议》上签名，说明孙某1的养女身份得到了家庭成员以及亲友的一致确认，被告孙某2也无异议；最后，被告孙某2主张原告孙某1系因被雇请照顾其祖父而入户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其提供的两份范昆填写的登记表上虽未将原告孙某1列为家庭主要成员，但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范昆始终不同意收养孙某1的事实。综上，本院认定原告孙某1与孙旦、范昆之间成立养父母、子女关系。
关于涉案房屋的分割，涉案房屋属于孙旦、范昆的夫妻共同财产，范昆于2005年去世后，如果分割遗产，根据《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应当先将房屋的一半分出为孙旦所有，其余的为范昆的遗产。《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被告孙某2主张范昆立有遗嘱，即《记录》，对此，本院认为，《记录》上签名的三人中，范昆、范泽山均已去世，范某虽因健康原因未出庭作证，但提供书面证词证明了《记录》形成的经过。原告孙某1虽对《记录》上范昆签名的真实性提出疑义，但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也未申请笔迹鉴定，本院对《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记录》第二条中记载范昆将涉案房屋中属于其所有的份额指定由孙某2继承，该部分内容可以视为范昆的遗嘱。该遗嘱并非范昆亲笔书写，而是由范泽山代书，范某见证，形式上属于代书遗嘱。因两位见证人均系孙某2的舅舅，难以排除见证人与继承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对该遗嘱的法律效力本院不予确认。故而，范昆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办理。孙旦作为其配偶、原告孙某1作为其养女、被告孙某2作为其子，均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遗产。范昆去世后，没有证据证明孙旦、孙某1、孙某2表示过放弃继承，应视为该三人均已接受继承，涉案房屋属于该三人共同共有。
《协议》由孙旦生前与被告孙某2签订，原告孙某1对内容不持异议，应为孙旦、孙某2、孙某1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全称为“关于孙旦百年以后所留财产继承分割的协议”，说明当事人对《协议》的效力约定了生效期限，在孙旦去世之后生效。《协议》还设定了前提条件，并约定如前提条件不复存在，协议自动无效。说明当事人还对《协议》的效力约定了解除条件。双方当事人的争议主要围绕《协议》第一条的内容，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条处分的涉案房屋，属于孙旦、孙某1、孙某2三人共有，其中孙旦应享有的份额在其去世后属于其遗产，依法应由孙某1、孙某2继承，孙某1、孙某2在孙旦去世前，对孙旦的遗产享有继承期待利益，该利益在孙旦去世后得以变成实际的继承权利。法律并未禁止被继承人与继承人在被继承人生前就继承人享有的继承期待利益进行处分，达成协议。因此，《协议》中对涉案房屋的处分，既包含了孙某1、孙某2对孙旦遗产享有的继承期待利益，也包含了孙某1、孙某2在涉案房屋中应享有的既有份额，属于对涉案房屋达成的一揽子处分方案。综上，《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处分属于他人的财产，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孙某2辩称《协议》仅处理了孙旦的财产，明显与《协议》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孙某2主张在其签订《协议》时并不知道范昆留有遗嘱，直到母亲去世一年半时间才从舅舅处得知，之后其向父亲就《协议》提出异议，父亲坚决反对，遂搁置此事。对上述事实主张，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即便属实，基于上述本院对范昆遗嘱效力的认定，该遗嘱也不能作为推翻《协议》第一条约定的依据。再退一步讲，即便范昆的遗嘱有效，孙某2可以主张其在不知道母亲留有遗嘱的情况下签订《协议》的行为构成重大误解，其也应当在法律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但孙某2从知道其母留有遗嘱时起从未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变更或撤销《协议》中处分涉案房屋的内容，至今已逾十年，撤销权归于消灭，其也不得再对《协议》主张变更或撤销。
关于《协议》所附的解除条件，根据孙旦2011年的《留言》，可以证明孙某1、孙某2在此之前较好的履行了赡养孙旦的义务，并未发生影响家庭团结、安定的行为，且没有证据证明此后至孙旦去世，孙某1、孙某2以及孙旦相互之间有过不睦，故解除条件未成就。《协议》自孙旦去世起生效，孙某1、孙某2应按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孙某1、孙某2均未要求将涉案房屋拍卖后分割房款，视为双方合意改变对涉案房屋的处分方式，本院予以准许。原告孙某1主张在涉案房屋中占有30%的所有权份额，与《协议》约定并不抵触，本院予以支持。其余70%的所有权份额，应归被告孙某2享有。被告孙某2和第三人胡桂华隐瞒原告孙某1为被继承人孙旦养女的事实，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该二人名下的行为，不能产生相应的物权变动效力。原、被告均主张涉案房屋的归属，鉴于被告孙某2在该房中享有70%的所有权份额，本院将该房归并给其所有，其应向原告孙某1支付相应的折价补偿款235008元。关于涉案抚恤金的分割，原告孙某1主张分得其中的30%，符合《协议》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因该款已由被告孙某2领取，其应向原告孙某1支付44559元。
关于孙旦生前有无将其名下建设银行工资卡内余额赠与被告孙某2。根据孙某2对取款经过的陈述，孙旦先后两次将工资卡交给孙某2，前次是在2016年9月30日，孙某2在2016年10月1日至9日之间陆续取款后将钱和卡交还孙旦。后一次是孙旦在10月10日左右进重症监护室前，将工资卡再次交给孙某2，并作出将卡内余额赠与孙某2的意思表示。而根据孙某2申请出庭的证人陈述，孙旦手术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将一张银行卡交给孙某2，让孙某2代交一些费用。次日孙某2将卡交还孙旦时，孙旦作出将卡内余额赠与孙某2的意思表示。本院根据孙某2所陈述的孙旦手术日期推算，证人关于孙旦作出赠与意思表示的日期与孙某2的陈述明显不符。其次，孙某2陈述其将所取款项和卡一并交还孙旦，但证人仅证明孙某2将卡交还孙旦，并未提及同时有款项交付。即便证人所说的银行卡就是涉案工资卡，孙某2的陈述与证人证言之间也难以形成相互印证。综上，孙某2就其主张的孙旦生前赠与的事实，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涉案工资卡在2016年9月30日的余额为70859.23元，孙某2于2016年10月1日至9日共取款13000元。关于孙某2取款的用途，孙旦住院费个人支付部分中的6865.42元，原告孙某1承认非其缴纳，被告孙某2主张系由其缴纳，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陈述，孙旦是紧急就医，不太可能随身携带大额现金。孙旦住院后，根据其病情，该费用由其本人缴纳的可能性也不大。结合孙某2持孙旦工资卡取款的事实，本院推定孙旦的后续住院费来源于该取款的可能性较大。孙旦住院期间孙某2主张由其支付的费用3566元，其中，双弯助行器收款收据开票日期有修改的痕迹，也未注明付款人，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能确认。坐厕椅发票和护理费凭证开票日期均在孙旦住院期间，并注明付款单位为孙旦，其证明力可以确认。同上述理由，本院推定所付款项亦来源于孙旦工资卡中的取款。被告孙某2主张支付保姆费1000元现金，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确认。上述住院费、坐厕椅购买费用以及护理费合计9231.42元，应从工资卡余额中扣除，不再作为孙旦的遗产。其余所取款项，被告孙某2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交还孙旦或有其他合理用途，本院认定被其占有。据此，本院确定孙旦工资卡在2016年9月30日的余额70859.23元扣除9231.42元后，余款61627.81元为孙旦的遗产，应由原、被告按照《协议》约定进行分割。原告孙某1应分得其中的30%，为18488元。因该卡截至2017年3月21日余额为19.63元，其余款项均已被孙某2提取，故孙某2应向孙某1给付18488元，其所取款项及卡内余额19.63元归其所有。上述合计，孙某2应给付孙某1298055元。
关于被告孙某2主张在孙旦的遗产中应当扣除其为孙旦办理后事的费用，本院认为，孙旦生前并未立有遗嘱用自有财产支付丧葬费用，《协议》中也未约定丧葬费用从孙旦的遗产中支出。而依据民间习俗，子女为故去的父母办理后事，是一种传统的道德义务，且不应以是否继承遗产为前提。本案中，原告孙某1作为孙旦的养女，被告孙某2作为孙旦之子，二人作为具有负担能力的成年人，均应对孙旦履行安葬义务，但所支出的费用不应与孙旦的遗产相冲抵。同理，抚恤金是孙旦生前单位发放给孙旦近亲属的生活补助费和精神抚慰金，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也不应与孙旦的丧葬费用相冲抵。至于孙旦生前单位发放的丧葬费，则应当直接用于孙旦的丧葬费用或与已经支出的丧葬费用相冲抵。如实际支出的费用超过发放的丧葬费，则应由原、被告根据自愿原则予以分担。如有结余，则应在原、被告之间进行分割。综上，本院对被告孙某2主张在孙旦的遗产中应当扣除其为孙旦办理后事的费用不予支持。孙某2如要求孙某1分担其为孙旦办理后事支出的费用，因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可另案起诉追索丧葬费用。原告孙某1主张分割丧葬费，因丧葬费的分割不属于遗产继承纠纷，且在《协议》中也未有明确约定，本案中不予处理。该项费用的分割应与孙某2要求孙某1分担办理孙旦后事费用纠纷一并处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南通市北濠桥东村1幢201室房屋归被告孙某2所有。
二、被告孙某2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孙某1298055元。
三、被继承人孙旦名下卡号53×××17建设银行卡内截至2017年3月21日的余额19.63元由被告孙某2提取。
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694元，由原告孙某1负担2908元，被告孙某2负担678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9694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账号：46×××65）。
审 判 长 于劲松
审 判 员 孙太永
人民陪审员 江小青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奚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