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江中法民二终字第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夏喜梅，女，1986年6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力，系广东聚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卢合意，系广东聚溪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红梅，女，1973年2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黄荣建，系广东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更生，系广东三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夏喜梅因与被上诉人龙红梅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3）江蓬法民一初字第1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庭审中龙红梅自称，施碧霞与其有业务往来，并拖欠其货款6080元。后来，施碧霞因资金困难，向其借款130000元（含上述拖欠的货款6080元）。于是，其分别在2012年12月5日、12月6日、12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施碧霞支付9820元、19300元、94800元，合共123920元。另外，施碧霞将一张中国银行支票交予龙红梅，用于其日后偿还上述债务。为证明上述内容，龙红梅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中国银行支票1张、收据1张、银行转账凭证3张，以及送货单10张。
又查明：在上述银行支票中，主要记载以下事项：1.编号为1040443008599109；2.出票人签章处加盖“蓬江区雅洛斯灯饰加工厂财务专用章”和“夏喜梅”的私章；3.收款人处注明“中山市小榄镇龙飞砂布加工店”；4.出票日期为：2013年1月25日；5.付款行为中国银行江门荷塘支行；6.用途为还款；7.付款期限自出票之日起十天。
在上述收据中，主要记载以下内容：今收到施碧霞支票一张（1040443008599109，￥130000，蓬江区雅洛斯灯饰加工厂），1月25日到期日，向龙红梅借款壹拾叁万元正（￥130000），借款人处的签名为“施碧霞”，落款日期为2012年12月13日。
另查明：2013年1月31日，龙红梅持有上述支票到银行进行承兑，但银行以出票人账户余额不足为由拒绝承兑，并出具《退票理由书》一份。随后，龙红梅以票据追偿权纠纷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出票人夏喜梅支付票据款项及赔偿相应的损失。
再查明：本案审理期间，夏喜梅以施碧霞骗取其出具上述涉案支票为由，向江门市公安局荷塘派出所报案。2013年3月6日，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出具《立案告知书》，对施碧霞、何思权诈骗一案进行立案侦查。此外，庭审中，夏喜梅对涉案支票上加盖“蓬江区雅洛斯灯饰加工厂财务专用章”和“夏喜梅”的私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该票据的金额、出票日期等记载事项不予认可。
还查明：龙红梅系中山市小榄镇龙飞砂布加工店的个体经营者。夏喜梅系蓬江区雅洛斯灯饰加工厂的个体经营者。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由于在涉案银行支票中所记载的必要事项均与龙红梅和夏喜梅有关，且庭审中夏喜梅亦确认支票中的签章是真实的，故龙红梅持有涉案银行支票向夏喜梅主张权利，主体适格。
关于夏喜梅是否应向龙红梅承担付款义务的问题。首先，龙红梅因施碧霞向其借款而取得涉案支票。由于龙红梅已向施碧霞支付相应的对价，即票据基础关系已存在，故龙红梅取得上述银行支票是合法有效的。其次，虽然夏喜梅以施碧霞涉嫌诈骗其票据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而公安机关亦对此予以立案侦查，但并未有证据显示龙红梅在取得涉案支票时，已知晓施碧霞是如何从夏喜梅处获得该支票的，即龙红梅属于善意第三人。再次，夏喜梅作为该支票的实际出票人，理应负有妥善保管、谨慎使用票据的义务，但在本案中其并未尽到上述义务，故主观存在过错。如原审法院采纳夏喜梅的答辩意见，则显然不利于维护票据的正常交易安全。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的规定，夏喜梅不能以施碧霞涉嫌诈骗其票据的抗辩事由，来对抗持票人龙红梅。最后，从涉案银行支票中所记载的必要事项可知，出票人为蓬江区雅洛斯灯饰加工厂，即夏喜梅，而收款人为中山市小榄镇龙飞砂布加工店，即龙红梅，票据金额为130000元，付款日期为2013年1月25日起10日内。由于龙红梅在上述支票到期后到银行请求承兑时遭到拒绝，故根据“票据文义性、无因性原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的规定，第九十三条第一款“支票的背书、付款行为和追索权的行使，除本章规定外，适用本法第二章有关汇票的规定。”的规定，夏喜梅应按照涉案支票中所记载的金额向龙红梅支付130000元。
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由于出票人账户内的资金不足，导致持票人无法在票据到期后得到款项，且出票人在持票人遭到拒绝承兑后，亦未支付上述款项给持票人，故给持票人的款项造成了利息上的损失。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规定，龙红梅主张从应付款之日起（即2013年1月25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合情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原审判决如下：夏喜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130000元及利息（以130000元为本金，从2013年1月25日起计至本判决确认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给龙红梅。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20元，财产保全费1170元，合共4090元，由夏喜梅负担。
上诉人夏喜梅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合法。1、原审法院没有依法中止本案审理程序。夏喜梅与龙红梅均已经就本案争讼票据被施碧霞诈骗情况向公安机关报案，江门市公安局荷塘派出所已依法立案侦查，争讼票据流通过程合法与否等事实对夏喜梅是否需要承担票据责任具有关键作用，须依据公安机关查明的事实为本案审理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5项以及先刑后民的法律规定，夏喜梅于2013年7月26日依法向原审法院申请中止审理，但原审法院没有依法准予，亦没有告知夏喜梅是否准许及其理由。2、原审法院没有依法追加施碧霞作为第三人。争讼票据是施碧霞以欺诈形式从夏喜梅处所得并用来诈骗龙红梅的，施碧霞对本案判决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根据《票据法》第十条规定，本案需要追加施碧霞为被告或者第三人以便查明争讼票据是否是施碧霞欺诈所得以及龙红梅是否与夏喜梅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龙红梅与施碧霞是否与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等事实即龙红梅是否是善意第三人是本案关键，夏喜梅于2013年7月26日依法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施碧霞作为本案被告，但原审法院没有依法准予，亦没有告知夏喜梅是否准许及其理由。3、原审法院没有依法调取夏喜梅、龙红梅以及施碧霞在公安机关作出的口供。夏喜梅与龙红梅对于龙红梅是否善意取得争讼票据的陈述互相矛盾，而夏喜梅提供的报案证明、立案告知书以及夏喜梅和龙红梅庭审时陈述可知，夏喜梅与龙红梅就本案争讼票据被施碧霞诈骗情况已由江门市公安局荷塘派出所依法立案侦查，夏喜梅、龙红梅以及施碧霞在公安机关作出的口供有利于查明龙红梅是否善意取得本案争讼票据，是本案主要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但原审法院并没有依法调取以上主要证据。以上程序对于查明本案关键事实，即龙红梅是否善意取得争讼票据对于夏喜梅是否需要承担票据责任具有关键作用，而原审法院并没有依法定程序进行，程序不合法。
二、原判决认定龙红梅善意取得争讼票据是认定事实错误。1、龙红梅的陈述是不可信的，不能作为本案判决依据。龙红梅在本案审理前的（2013）江蓬法民一初字第524号案民事起诉状中诉称其与夏喜梅有供销关系并有催款等情况均是无中生有，夏喜梅提出答辩及提交证据后，龙红梅才在庭审中承认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后在本案中诉称争讼票据13万的债务是施碧霞欠付其货款以及施碧霞借款所产生的债务，龙红梅对于债务产生的陈述反复且是虚假的，可见其陈述不诚实、不可信，不能作为本案判决依据。2、龙红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是善意取得争讼票据，事实上，龙红梅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非等价买卖票据恶意取得争讼票据。（1）对于龙红梅提供的《收据》。施碧霞并没有参加本案诉讼，收据上施碧霞的签名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作为本案判决依据。（2）对于三张特种转账借方凭证。夏喜梅是在2012年12月13日向施碧霞借出争讼票据，而根据龙红梅提供的2012年12月13日收据可见，2012年12月13日施碧霞将票据交给龙红梅并借龙红梅13万元，但除了龙红梅在2012年12月14日向施碧霞转账94800元有银行凭证外，2012年12月13日后并未有再借钱给施碧霞的凭据，且该银行凭证的转账用途不清，证明属于以少价卖买票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票据合法使用。龙红梅2012年12月5、6日分别转账19300元、9820元的银行凭证，转账用途亦不清，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龙红梅取得争讼票据没有给付对价，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非等价买卖票据恶意取得争讼票据。（3）对于2012年9月前的送货单10份。龙红梅证明施碧霞所欠货款6080元的送货单10份并没有与施碧霞签名确认，亦没有施碧霞经营的莱美木艺厂的签章，送货单没有客观性，不能证明龙红梅与施碧霞有供货往来。龙红梅提供的以上证据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争讼票据13万的债务是施碧霞欠付其货款及借款的主张，事实上，龙红梅是非等价向施碧霞买卖票据的非法行为，其行为不应得到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0条第2款的规定，龙红梅非等价买卖票据且非善意取得争讼票据，并没有给付对价，其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无效民事行为，其取得争讼票据不对夏喜梅产生法律约束力。3、本案中龙红梅极有可能是明知道施碧霞以欺诈手段恶意取得票据。从龙红梅不诚实的虚假的陈述、非法买卖票据等行为可知，其极有可能明知道施碧霞以欺诈手段恶意取得票据的，但是为了非法获得差价利益而买卖争讼票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2条第1款的规定，龙红梅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三、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3条第1款的规定，票据的无因性不是绝对的，本案争讼的票据存在如下法定的例外情节：1、如前所述，龙红梅恶意取得争讼票据不得享有票据权利。2、票据产生约束力的前提是票据是合法有效的，本案争讼票据是无效票据，对夏喜梅没有约束力。第一、夏喜梅与施碧霞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争讼票据欠缺实质的生效要件，是无效的票据。夏喜梅提供的其与施碧霞的QQ聊天记录以及证人贺天海、李金梅的证言证言以及报案证明、立案告知书可知，本案施碧霞以诈骗的形式从夏喜梅取得票据，并欺骗夏喜梅称争讼票据已经不小心被毁烂，夏喜梅与施碧霞并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0条第1款的规定，本案争讼票据是欠缺实质的生效要件的无效票据，施碧霞不享有票据权利，其转让行为也是无效的，相应地龙红梅取得票据的行为亦是无效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第二、争讼票据是伪造的无效票据，伪造者施碧霞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被伪造者夏喜梅不需承担票据责任。龙红梅提供的票据正本联及夏喜梅提供的存根联上的金额、出票日期、收款人、用途均不一致，龙红梅提供的票据正本联笔迹均为施碧霞的，并非出票人自己签发，且出票人夏喜梅没有授权施碧霞在票据正本联上补记，这一点可以从夏喜梅与施碧霞的聊天记录及证人的证词证明以上事实，该票据记载事项不是真实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4条的规定，施碧霞应为其伪造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被伪造人夏喜梅不承担票据责任。3、龙红梅因重大过失取得争讼票据不得享有票据权利。即使龙红梅不是明知道施碧霞以欺诈手段恶意取得票据，但争讼票据涉及的数额较大，龙红梅应当核实清楚，且龙红梅一再强调施碧霞多次欠货款和借款，在施碧霞信用记录不良情况下，龙红梅应当知道施碧霞有欺诈的可能，但其取得票据时并没有联系出票人夏喜梅核实票据的合法性，亦具有重大过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2条第2款的规定，龙红梅应当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其不得享有票据权利。4、本案争讼票据的流通已涉嫌诈骗犯罪，龙红梅不能为其持票的合法性举证，则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票据虽具有无因性，但必需保证票据真实合法，龙红梅应当为其持票的合法性举证，但其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其与施碧霞有金钱往来，不能证明其持票的合法性。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合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确认本案争讼票据为无效票据，夏喜梅不需承担支付龙红梅13万元及利息的票据责任；3、龙红梅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二审期间，夏喜梅提交了以下证据：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提请批准逮捕书》一份，证明本案的被害人是龙红梅，而非夏喜梅，实际是施碧霞骗了龙红梅，应由施碧霞返还案涉款项给龙红梅。也证明了龙红梅所述不属实，其为了3%的好处费向施碧霞购买涉案票据，涉案票据是购买的而非对价取得的，双方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龙红梅不是善意持票人。
被上诉人龙红梅答辩称：龙红梅向施碧霞取得涉案支票是通过支付借款以及货款结账，支付相应的对价取得了涉案支票，是合法有效的。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龙红梅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对于夏喜梅二审提交的证据，龙红梅认为夏喜梅提交的不能认定为新证据，因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夏喜梅提交的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至于夏喜梅所陈述的龙红梅是为了3%的好处费购买票据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且夏喜梅提供的上述证据没有原件，来源不合法。
对于夏喜梅二审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案件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且夏喜梅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也没有向原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故上述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二审程序中新的证据的规定情形，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票据追索权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具体分析如下：
关于龙红梅是否是善意持票人的问题。本案中，龙红梅提供了送货单、银行转账凭证以及借款收据等证据，用于证明与施碧霞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以及借款关系。现夏喜梅对龙红梅与施碧霞之间基础关系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对龙红梅提供的证据也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夏喜梅提供的证据已能初步证明其与施碧霞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以及借款关系，夏喜梅对龙红梅提供的证据及龙红梅与施碧霞之间法律关系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至今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龙红梅与施碧霞之间存在票据对价关系予以确认，龙红梅系善意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
关于夏喜梅与施碧霞之间的基础关系真实与否是否可以成为夏喜梅本案抗辩事由的问题。夏喜梅在诉讼中主张施碧霞是基于诈骗行为取得支票，基础关系不合法，且施碧霞也未支付过相应的对价，故夏喜梅认为龙红梅基于上述情况取得支票，不能享有票据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的规定，在票据法律关系中，只要持票人证明所取得的票据属善意取得，并支付了对价，即可享有票据权利。夏喜梅不能以施碧霞涉嫌诈骗其票据的抗辩事由，来对抗持票人龙红梅。夏喜梅认为龙红梅明知道施碧霞以欺诈手段恶意取得票据，但其对该项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夏喜梅的上述意见不予采信。至于夏喜梅上诉称施碧霞在支票票据正本联上补记的内容亦未得到授权的问题，现有的证据显示，龙红梅向银行兑付票据时，银行仅以账户余额不足为由拒绝兑付，对涉案票据的真实性并没有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夏喜梅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的程序问题。夏喜梅上诉以涉案支票与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的施碧霞诈骗案有牵连为由主张本案中止审理，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以及第七十四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的规定，本案作为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夏喜梅的上述上诉理由中止审理，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本案没有追加施碧霞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属程序违法的问题。因本案系支票无法兑付引致的纠纷，而该支票的出票人和持票人分别为夏喜梅和龙红梅，其中的权利义务内容仅能约束其双方，故本案的处理结果与施碧霞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没有追加施碧霞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如上所述，施碧霞涉嫌票据诈骗的有关证据并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故夏喜梅上诉主张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调取上述证据违反法定程序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票据具有流通性、无因性和文义性，支票的出票人一旦签发票据，其就应对善意的持票人承担付款责任。故夏喜梅对龙红梅应承担付款责任。现夏喜梅未支付支票款，龙红梅由此提起诉讼，诉请夏喜梅支付支票款并赔偿利息损失，合法有据，原审判决支持龙红梅的诉请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夏喜梅上诉理据不足，应予驳回。至于夏喜梅在承担了支票的付款责任之后，其与施碧霞之间的争议可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4090元，由夏喜梅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秀德
审 判 员 徐 闯
代理审判员 蔡镇海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温鹏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