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02民初134号
原告：刘炅，男，生于1975年6月24日，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杰（特别授权代理），贵州毕节市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1210146893。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胜（一般授权代理），贵州毕节市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24201110374878。
被告：徐言菊，女，生于1976年12月31日，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敬涛（特别授权代理），贵州驰远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610506165。
原告刘炅与被告徐言菊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21日立案登记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同日，本院作出（2016）黔0502民初5240号民事裁定，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刘炅不服，依法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12月16日，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5民终3458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裁定，由本院对原告刘炅的起诉予以受理。2017年1月5日，本院立案登记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017年3月1日，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炅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杰、李朝胜，被告徐言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敬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1月1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终止该协议的履行；2.本案相关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及理由：2011年1月1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一份《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刘炅自愿将自己持有的绿野公司49%的股份以536,942.00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徐言菊。协议签订后，考虑到双方的合作关系，出于信任，原告在未收到被告股份转让款的情况下，先行出具了股东变更登记所需的相关文书证明材料，按协议约定将原告刘炅名下持有的上述49%股份，变更转移登记到被告徐言菊的名下。然而，股权变更登记后，被告徐言菊却未履行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未支付原告股份受让款536,942.00元，长期以来，虽然被告名义上持有绿野公司49%的股份和股东身份，但被告均未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未享有、履行、承担任何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反之，被告却是怀着已经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占有了原告股份的不良动机心态，企图坐享其成，分享原告的利益。迫于无赖，原告只得自行经营管理公司，时至今日，原告已陆续增加投资几千万元，背负沉重的经济压力，支撑公司的正常经营发展。现为了规范公司的经营行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经努力查找，于2016年10月联系到被告，并于2016年10月31日在毕节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工商窗口处向被告送达关于解除股份转让协议的函，告知被告解除股份转让协议。但是被告接函后，却违背客观事实，不顾道义，不按照事实配合原告办理解除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仍然企图占有原告股份，并于2016年11月4日函告原告其已持有股份的意思表示。为此，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因此诉来本院，期判如所诉。
被告徐言菊答辩称，1.原告起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被告已在2011年3月11日付清536,942.00元全额股份转让款；3.被告在成为公司股东后，不仅参与公司管理，且向公司追加投资款；4.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工商登记档案、收据。证明目的：（1）2011年1月11日，原告刘炅持有绿野公司100%的股权，于当日将49%的股份转让给被告徐言菊，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2）股权变更后，被告徐言菊并未将股份转让款支付给原告刘炅，长达7年之久，其行为实质是拒绝履行协议的行为，故原被告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已无履行的必要。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对工商登记档案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收据关联性有异议。经审查，2011年1月11日，证人常某与原告刘炅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经股东会一致通过，常某愿将其在绿野公司的49%股份作价536,942.00元转让给刘炅。转让以后，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与常某无关。同日，原告刘炅与被告徐言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经股东会一致通过，刘炅愿将其在绿野公司的49%股份作价536,942.00元转让给徐言菊。协议签订后，绿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股东大会决议，内容为：经股东会一致通过，决定免去常某法定代表人职务，修改公司章程，任命原告刘炅为绿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后，证人常某、刘炅、徐言菊共同向毕节市工商局提出法定代表人、股东变更登记申请。2011年1月13日，毕节市工商局批准刘炅为绿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言菊为公司股东。但结合证人李某1以及常某的证言，证人常某与刘炅之间的股份转让款应该是100万元，徐言菊与刘炅之间的股份转让款应该是198万元。故在2011年3月11日，刘炅向常某支付50万元的股份转让款，在2012年1月6日，证人李某1代刘炅向常某支付另一笔50万元股份转让款。故对绿野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登记资料以及刘炅向常某出具的收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能达到原告第一个证明目的，但达不到原告的第二个证明目的。
2.承包协议、收条。证明目的：原告刘炅与证人李某1之间有财务往来。被告质证意见是：承包协议真实性有异议、收条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1.承包协议签订是为2013年5月4日，本案涉及的股份转让时间为2011年1月11日，被告已经通过李某1、李某2账户分五次在2011年3月11日之前支付了原告全额股份转让款，所以该承包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性。收条出具的时间为2014年4月3日，与本案的股份转让协议及款项支付无关联性。经审查，对于承包协议，庭审过程中，证人李某1否认该承包协议系其所签，同时从原告提供的收条上李某1的签名来看，与承包协议上李某1的签名笔迹明显不一致。故对于承包协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收据，证人李某1认可收到刘炅支付的该笔265,000.00元款项，但该笔款项的性质系原告刘炅接手李某1经营的福龙水香山庄库存的物品折价款。对该收据，本院予以采信。
3.毕节市七星关区乾元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致毕节地区绿野科技园林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函、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委托书。证明目的：用以证明证人常某与被告徐言菊、证人李某1之间具有利害关系。被告的质证意见是：即使该证据中所述的债务存在，也系李某1与乾元公司的债务，且该债务发生于2013年10月29日，系在本案股份转让事宜终了后2年内才发生的，与本案无关联性。另外两份证据，原告没有提供原件，不予质证。经审查，对于乾元公司向绿野公司股东徐言菊出具的函以及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和委托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4.绿野公司工商变更登记资料。证明目的：被告徐言菊购买的绿野公司49%股份系2011年原股东常某转让给原告后，再由原告转让给被告。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原告已经履行了其义务，不能证明被告参与了经营管理，其未享有任何股东权利和履行任何股东义务。经审查，从绿野公司工商变更登记资料，可以查明：2010年6月24日，绿野公司取消了其一般经营项目中的休闲娱乐、花卉、饮食服务项目。2011年1月11日，绿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常某变更为刘炅，股东由常某、刘炅变更为刘炅、徐言菊。2012年3月13日，在其一般经营项目中，增加餐饮服务，也就是开设福龙水香餐馆。该工商变更登记资料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能够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5.银行转账凭条及流水。2011年1月6日中国银行进账单15万元、2011年1月6日中国建设银行流水15万元、2011年1月15日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7万元、2011年2月2日建设银行转账凭条10万元，共计53万元，余款6942元系现金支付。2015年6月5日、2012年6月15日李某1支付给刘炅的40万元，系向绿野公司投资款，系购买树苗的款项。2011年9月16日1万元、4万元，2012年1月6日50万元，系被告徐言菊委托李某1代刘炅向常某支付的欠款，也是作为公司的投资款。证明目的：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全额股份转让款，除此之外，还向原告支付了大量资金作为公司的投资。原告的质证意见是：首先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理由如下：2011年1月6日中国银行进账单15万元、2011年1月6日中国建设银行流水15万元，从2011年1月6日原告不享有涉案公司100%股权的事实来看，该两笔总共30万元款项不是本案的股份转让款。从付款时间来看，该证据体现的付款时间与本案股份转让款的时间不吻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股份转让的时间是2011年1月11日。2012年6月5日、2012年6月15日李某1支付给刘炅的40万元，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是徐言菊的投资款，是刘炅向李某1的借款。2011年9月16日1万元、2011年6月7日4万元，对该两笔款项的真实性无异议，体现的是李某1与刘炅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2012年1月6日50万元，真实性保留意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从付款逻辑上来看，根据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及转账凭条，从李某1银行账户剩余的金额来看，余款6942元通过现金支付，与一般的日常生活经验不符，因案外人李某1有支付能力，为什么余额能通过转账支付却要用现金支付，与本案的事实不符。经审查，从证人何某的证言来看，原告刘炅转让其在绿野公司的股份，系经何某在2010年冬天介绍李某1购买，这说明李某1与原告刘炅先前并不认识，之后，李某1多次与原告刘炅磋商，达成绿野公司整体资产作价400万元的口头协议，而李某1与被告徐言菊原系夫妻关系，于2009年1月6日离婚，但是离婚后，证人李某1与被告徐言菊仍在一起生活。因此，从购买原告刘炅49%股份磋商情况来看，涉案绿野公司股份转让的事宜均由证人李某1一人操作、办理。故对于2011年1月6日，李某1通过中国银行向原告刘炅转款15万元，并于同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刘炅转款15万元，共计30万元款项，可以认定为证人李某1代被告徐言菊向原告刘炅支付的股份转让款。因此，对于原告质证意见：“从2011年1月6日原告不享有涉案公司100%股权的事实来看，故该两笔总共30万元不是本案的股份转让款。从付款时间来看，该证据体现的付款时间与本案股份转让款的时间不吻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股份转让的时间是2011年1月11日。”，本院不予采信，理由为：经李某1与原告刘炅磋商，达成购买股份的合意后，先行支付部分转让款给刘炅，也是符合常理的，并不是必须在签订合同当日支付，同时，股份转让协议也未对付款方式进行约定。对于2011年1月15日，证人李某2通过建设银行支付给原告刘炅的6万元，结合证人李某2的证言，该笔6万元，系证人李某2受李某1的安排，向原告刘炅支付，因此，该笔借款，也可以认定为李某1向原告刘炅支付的涉案绿野公司的股份转让款。对于2011年2月2日，李某1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刘炅支付的10万元以及2011年3月11日，李某1通过建设银行向刘炅支付的7万元，系转让协议签订后，证人李某1向原告刘炅的付款，该款项也可以认定为李某1向刘炅支付的股份转让款。对于2011年6月7日、2011年9月16日，李某1在中国建设银行取款共计5万元，该取款凭条上注明“刘炅借款”以及“刘炅取现借款”，经查，该取款凭条上书写内容系证人李某2书写，款项也系李某2支取，书写该内容的目的是证明款项的去向。该两笔款项可以认定为刘炅向李某1借款。对于2012年1月6日李某1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常某支付50万元，结合证人常某的证言以及原告刘炅受让常某49%股份的事实，该笔款项系李某1代刘炅支付给常某的股份转让款。对于2012年6月5日、2012年6月15日李某1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刘炅支付的共计40万元款项，系绿野公司在广西购买桂花树苗用于补种双山苗圃基地空地而支付的款项，本院予以采信。
6.账本。证明目的：证明被告成为公司股东后向公司投资修建山庄（福龙水香），所有开支由被告在账本上记录，并经原告签字确认。原告的质证意见是：三性都有异议，且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理由如下：该账本是现金日记账，根据相关的会计要求，为了保证账目使用的真实性，防止舞弊行为，在启用现金日记账时，首先是要按照规定内容逐一填写账目启用表，显然被告提供的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2.现金出纳人员应该依据准确无误的收付款凭证来记账，显然该证据的来源也不合法，且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经审查，该现金日记账每月开支均有原告刘炅的签名，说明原告刘炅认可该日记账的真实性，其中多次记录证人李某1支付款项的情况，该日记账能够证实被告及证人李某1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
7.李某1证人证言：涉案绿野公司持股人徐言菊是我的前妻，但是实际操作的人是我，具体的修建山庄、经营等都是我一人在操办，山庄是2013年4月3号开业的，也是我在经营，刘炅是在2014年3月份左右才开始参与经营的。原告的质证意见是：证人的证言与本案的诉请无关联性，与客观事实不符，且与被告的陈述相矛盾，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经审查，结合证人何某的证言，李某1与原告刘炅洽谈购买绿野公司股份的事宜系经何某介绍，从李某1向刘炅的付款情况来看，可以证实，购买绿野公司49%股份的实际操作人是李某1。故对证人李某1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
8.证人李某2的证言。他们商量购买这个涉案绿野公司股份的时候，我帮李某1付了6万元钱给刘炅。原告的质证意见是：该证言与本案的证据互相矛盾，主要体现在：（1）证人李某2一开始陈述的是李某1打电话叫我取钱借给刘炅；（2）证人李某2在取款凭条上注明款项的用途是借钱。经查，结合证人李某2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原告刘炅转款的事实，可以证实，李某2向原告刘炅支付款项系受证人李某1安排。根据原告之上述质证意见，如果证人李某1安排李某2向原告汇款系借贷款系，但原告并不能提供相关支付证人李某1利息的依据以及归还本金的收据。故对原告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9.证人常某的证言：我和刘炅在2010年是合伙关系，后来我们有分歧，我决定退股，由刘炅购买我的49%股份，作价100万元，分两次付款给我，先付50万元，变更股权登记手续后一年之内再付清余下的50万元，余款50万元是李某1代刘炅支付给我的。原告的质证意见是：证人常某的证言部分真实、部分不真实。真实部分内容是在转款前其不认识李某1，不真实部分内容是其2012年1月6日收到的李某1的转款是李某1代刘炅支付的。经审查，结合证人常某出具给原告刘炅的收条以及李某1向常某转账50万元的事实，证人常某的证言部分具有真实性，即绿野公司49%股份作价100万元具有真实性，但是根据常某向刘炅出具的收条，付款时间是2011年3月11日，因此，100万元股份转让款的支付时间节点应当是在签订转让协议以后，而不是在协议签订前支付50万元，协议签订后支付50万元。虽然原告抗辩证人常某与李某1之间具有债权债务关系，但是从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来看，李某1与常某之间形成的借贷关系时间是2012年8月26日，并非2012年1月6日，故对原告的质证意见及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对常某的证言，本院部分予以采信。
10.何某证言：在2009年冬天，刘炅去我家里搞绿化，他跟我说他想把他的股份卖点出来找点钱，后来我带几个人去看刘炅的公司，最后，李某1和刘炅谈成，当时公司作价400万元，李某1想购买49%的股份，当时我带李某1去看的时候是2010年的冬天，李某1购买刘炅的股份以后，投资修建了福龙水香山庄，还委托我帮他购买水泥，因为我购买的水泥价格便宜点。原告的质证意见是：证人何某的证言不够客观真实，与本案无关联性，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真实的地方体现在：作为介绍人，他对公司的状况不了解，他对李某1支付给刘炅的款项用途是听李某1说的。经审查，从何某的证言内容来看，当时公司作价400万元，与证人李某1在庭审中陈述的其与原告刘炅达成口头协议，绿野公司整体资产作价400万元的陈述相吻合。至于何某作为介绍人，其是否对绿野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其他状况进行了解，并不影响其作为介绍人传递信息（原告刘炅需要转让公司股份）的作用。故对证人何某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
11.李某1与徐言菊的结婚证及离婚证的复印件。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经审查，证人李某1与被告徐言菊于2001年3月1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于2009年1月6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涉案毕节市绿野科技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原名毕节地区绿野科技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0年3月24日，注册资本1,095,800.00元，2011年毕节地区撤地设市后，更名为现名，在原告刘炅将其在绿野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徐言菊之前，绿野公司的股东有2人，分别是原告刘炅以及证人常某，后在经营过程中，常某与刘炅经营理念发生分歧，常某提出退股，原告刘炅亦同意常某退股，作价100万元，2010年冬，经证人何某介绍，证人李某1（被告徐言菊前夫）与原告刘炅相识，双方之间就转让绿野公司股份事宜进行多次协商，最终达成绿野公司整体资产作价400万元的口头约定。2011年1月6日，证人李某1通过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向原告刘炅支付股份转让款30万元。2011年1月11日，原告刘炅与常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经股东会一致通过，常某愿将其在绿野公司的49%股份作价536,942.00元转让给刘炅。转让以后，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与常某无关。同日，原告刘炅与被告徐言菊签订另一份《股份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经股东会一致通过，刘炅愿将其在绿野公司的49%股份作价536,942.00元转让给徐言菊。协议签订后，绿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股东大会决议，内容为：经股东会一致通过，决定免去常某法定代表人职务，修改公司章程，任命原告刘炅为绿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后，证人常某、刘炅、徐言菊共同向毕节市工商局提出法定代表人、股东变更登记申请。2011年1月13日，毕节市工商局批准刘炅为绿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言菊为股东。2011年1月15日，证人李某1委托证人李某2向原告刘炅转账支付6万元股份转让款，2011年2月2日和3月11日，证人李某1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原告刘炅转账支付17万元股份转让款。2012年6月5日、6月15日，证人李某1向原告刘炅支付40万元，用于到广西购买桂花苗补种双山收费站苗圃基地空地。2012年1月6日，证人李某1通过中国建设银行代刘炅向常某支付50万元股份转让款。被告徐言菊成为绿野公司股东后，证人李某1、被告徐言菊共同参与绿野公司的经营管理，其中，证人李某1修建福龙水香山庄、打理果园等，徐言菊记录绿野公司各项支出等。
另查明，证人李某1与被告徐言菊于2001年3月1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于2009年1月6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离婚后，证人李某1与被告徐言菊仍共同在一起生活。
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及诉争的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证人李某1向原告刘炅转账支付的款项是否可以视为被告徐言菊向原告刘炅支付的股份转让款？2.原告刘炅与被告徐言菊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可以解除？
一、关于证人李某1向原告刘炅转账支付的款项是否可以视为被告徐言菊向原告刘炅支付的股份转让款的问题。
证人李某1向原告刘炅转账支付的款项可以视为被告徐言菊向原告刘炅支付的股份转让款，理由如下：1.从证人李某1与被告徐言菊的关系来看，李某1代徐言菊向原告刘炅支付股份转让款是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李某1系被告徐言菊之前夫，其与被告徐言菊于2001年3月1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于2009年1月6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但是离婚后，李某1与徐言菊仍然生活在一起，因此，李某1向原告刘炅支付款项，属于其共同的支出，也符合一般的日常生活经验法则。2.从绿野公司49%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和名义持有人的关系来看，证人何某在庭审中陈述，系其介绍李某1与刘炅商谈购买股份事宜，从庭审查明的情况来看，购买刘炅持有的绿野公司49%的股份，也系李某1一人操作，因此，可以说，李某1是绿野公司49%股份的实际控制人，被告徐言菊是名义上的持有人。从被告徐言菊提供的现金日记账中也可以看出，其中记录了李某1多次向他人付款的事实，该事实已得到原告刘炅的签名认可，这说明李某1也参与绿野公司的经营、管理。如果李某1不是绿野公司49%股权的实际控制人，其没有必要向他人付款，也没有必要委托何某购买水泥用于修建绿野公司旗下的福龙水香山庄。从这一点上来讲，李某1的付款行为可以视为被告徐言菊的付款行为。3.虽然原告刘炅认为李某1向其付款，系其他债券债务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并不是徐言菊向其付款，但是原告刘炅并没有针对李某1向其支付的每一笔款项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其属于何种性质的债权债务关系。比如：如属于民间借贷关系，那么，原告应当提供相应的向李某1支付利息以及其归还李某1款项的依据；如属于其他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然纵观原告提交的各项证据，均未达到上述证明标准。根据《民诉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反驳对方主张也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原告抗辩其与李某1之间的经济往来，属于其他债权债务，与本案无关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对于原告诉称被告徐言菊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未支付任何款项的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原告刘炅与被告徐言菊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可以解除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合同的解除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本案中，原被告之间未约定解除《股份转让协议》，那么，其诉请解除《股份转让协议》的法律基础只能是法定解除，然根据原告起诉理由，其诉请解除《股份转让协议》的事实基础是被告徐言菊未曾支付股份转让款，但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证人李某1已向原告刘炅支付超过536,942.00元款项，李某1的前述付款行为可以视为被告徐言菊的付款行为，故原告刘炅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0.00元，由原告刘炅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运成
人民陪审员 赵明贵
人民陪审员 李朝俊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宋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