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辽02刑终497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李新禹，男，1995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无职业，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因本案于2018年5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3日被逮捕，同年10月13日被取保候审。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审理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李新禹犯盗窃罪一案，于2018年7月29日作出（2018）辽0213刑初342号刑事判决。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检察院不服，提出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周一凡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李新禹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8年2月27日14许，被告人李新禹在大连市金州区石河街道金福家园小区4号楼其母亲郭某家，趁郭某及其共同生活的前夫郑某不在家之机，从家中保险柜取出车钥匙，将郭某停放该楼楼下的车牌号为×××号高尔夫牌轿车开走，抵押给他人，取得借款人民币8200元（约定一个月后还款），该款被其用于网络赌博。次日下午，被告人以上述同样手段将郑某停放在该楼附近的车牌号为×××号帕萨特牌轿车开走，抵押给他人，取得借款人民币10000元（约定一个月后还款），该款又被其用于网络赌博。李新禹因将上述所取得的钱款用尽，便给郭某留下书信后离开，在书信中李新禹向郭某认错，并将上述抵押车辆所在的联系方式、还款期限等予以告知。公安机关已于同年3月4日、5日将上述两辆车追回返还郭某、郑某。后经估价，上述车辆分别价值人民币27000元、37000元。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案件来源、到案经过、李新禹写给母亲的”遗嘱”、车辆抵押协议、借款合同、涉案车辆相关手续、被告人辨认作案现场笔录及照片、返还清单、被害人郭某、郑某的陈述笔录、证人贾某、冯某的证言笔录、李新禹的供述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新禹以非法占用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盗窃作案，盗窃数额共计人民币18000余元，属数额较大，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盗窃罪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李新禹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且有盗窃近亲属财物情节，可以从轻处罚。对于本案盗窃数额，经查认为，盗窃罪系故意犯罪，对犯罪数额的认定应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本案被告人李新禹与被害人系母子关系和其他较亲近关系，其虽采取秘密手段将车辆取走，但并未将车辆占有不返还或将车辆变卖得款使用，而将车辆用于抵押借款，并将取回车辆的方法及联系方式告知被害人，其借款的数额亦与车辆的实际价值相差较大，以其客观行为表现及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其主观方面具有占有全部车辆价值的故意，其非法占有故意的数额可认定为其取得借款数额，故公诉机关以车辆价值认定为其盗窃数额不妥，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李新禹犯盗窃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被告人李新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趁其母亲郭某和郑某不在家之机，采用破解保险柜密码窃取车钥匙等秘密手段将两辆轿车盗走，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既遂，犯罪数额应认定为车辆估价的人民币6.4万元。被告人李新禹将两辆轿车盗走后抵押给他人的行为，应属于对盗窃赃物的处理，不影响盗窃数额的认定。按照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数额的理由，如果本案两次抵押金额极小，或者无偿赠送给其他人，李新禹的行为即会因犯罪金额未达到立案标准被认定为无罪，明显有悖逻辑。至于一审判决提到的李新禹与被害人系母子关系和其他较亲近关系、其虽采取秘密手段将车辆取走，但并未将车辆占有不返还或将车辆变卖得款使用，而将车辆用于抵押借款，并将取回车辆的方式及联系方式告知被害人等情节，可以作为酌定从轻的情节予以考虑，而不应该影响对本案犯罪数额的认定。综上，原判认定犯罪数额有误，导致量刑畸轻。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盗窃数额的计算，应当以被盗窃财物的客观价值，而不是以行为人处置财物获取的金额来认定。李新禹之所以要通过偷拿钥匙的方法开走车辆，就是要在其母亲郭某和与其母亲共同居住的郑某的车辆上建立新的占有关系，无论是变卖还是抵押，都是其占有车辆之后，以车辆价值为基础而进行的处分行为。在其将车辆开走抵押之后，被害人已经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李新禹针对车辆的盗窃犯罪已经既遂。虽然本案中李新禹将取回车辆的方法和联系方式告知被害人，但这一行为只能认定为其为了减少被害人损失而采取的补救措施，并不能以后续处置财物的行为来推导出前期实施盗窃行为的主观故意，即李新禹不是对车辆抵押后获取的金额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对车辆本身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综上，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正确，应予支持。
原审被告人李新禹辩称，车辆属于自家财产，且其确想使用后将车辆赎回，不认为是犯罪。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抗诉机关及原审被告人李新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李新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已构成盗窃罪。其盗窃近亲属财物，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涉案车辆均已被追缴并发还被害人，原审期间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应当酌情从宽处罚。
关于抗诉机关提出将车辆用于抵押借款系盗窃既遂后的赃物处置行为，不影响以赃物价值对原审被告人李新禹定罪处罚的抗诉意见，经查，首先，原审被告人李新禹始终稳定供述，其偷开车辆的目的在于以此进行抵押借款，事后也确实实施了抵押借款行为，其完全可以将车辆抵押出更好的价格，但其没有，该行为印证了其上述主观目的，和其此前曾多次实施的以家人汽车抵押借款的行为比对，本次行为并无二致。其次，原审被告人李新禹与贾某、冯某之间的抵押借款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均为一个月，从2018年2月27日、28日起到郭某3月1日报案，上述履行期限并未届满；虽抵押借款协议有”如到期不还款，乙方有权随意处置车辆”这一条款，但因《物权法》禁止性规定，这一流押条款无效，抵押权人不能因此占有车辆全部价值，车辆价值扣除抵押借款本息后的部分并未损失。最后，借款被挥霍后，原审被告人李新禹完全可以去和抵押权人商议，以彻底转移车辆的所有权为代价，再获得一定的现金对价，但其也没有，而是在母亲归来前主动留下”遗嘱”，将车辆抵押的相关情况如实予以告知。至此，本案被害人作为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并未丧失车辆的实际控制权，其仅需替李新禹偿还债务后即可恢复权利。而本案的实际情况也是被害人取回车辆后向抵押权人偿还了李新禹借款的本金1.82万元，这一数额即为被害人实际遭受的损失。如若认定原审被告人犯罪数额为6.4万元，则与被害人遭受的损失数额亦不吻合。故应认定李新禹行为的实质是以车辆作为抵押工具，根本目的在于获得借款用于赌博”翻身”，而非觊觎车辆全部价值，且被害人亦未损失车辆全部价值。综上，不应以车辆的全部价值作为本案犯罪数额。经另查，郭某虽在侦查期间极力要求严惩李新禹，但在原审期间其与郑某均明确表示对李新禹表示谅解，请求从轻判处、无罪释放。鉴于此，二审亦不宜以车辆全部价值作为犯罪数额。
综上，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抗诉机关对犯罪数额的抗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裘春华
审判员 徐孝鹏
审判员 孟 晶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耿 艳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