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桂市行终字第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临桂县两江镇高塘村委会花车头村（以下简称“花车头村”）。
诉讼代表人王启贵，村长。
委托代理人李康松，男，汉族，农民，1957年10月15日生，住广西××县××乡双江村沟××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临桂县两江镇高塘村委会上西屋村（以下简称“上西屋村”）
诉讼代表人陈社连，村长。
委托代理人陈连弟，男，汉族，1965年12月27日生，住广西××头初中××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临桂县两江镇渡头村委会新陂村（以下简称“新陂村”）
诉讼代表人周保弟，村长。
委托代理人周道奕，男，汉族，教师，1950年10月25日，广西临桂县两江镇渡头初中宿舍20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临桂县两江镇高妙村委会阳谷岭村（以下简称“阳谷岭村”）。
诉讼代表人谢平，村长。
委托代理人谢志云，男，农民，住临桂县两江镇高妙
村委会阳谷岭村。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卿建华，广西独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桂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
法定代表人何新明，县长。
委托代理人蒋建林，临桂县人民政府调处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蒙羚，临桂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干部。
原审第三人临桂县两江镇高妙村委会罗山村（以下简称“罗山村”）。
诉讼代表人周任发，村长。
委托代理人龙春良，广西春良律师事务所律。
原审第三人临桂县两江镇高塘村委会大庙门村（以下简称“大庙门村”）。
诉讼代表人廖运弟，村长。
委托代理人张亚丽，广西齐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龙夏宜，广西齐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韦志懂，男，壮族，1964年2月9日出生，农民，广西柳江县百朋镇恭桐村布村屯人。
上诉人花车头村、上西屋村、新陂村、阳谷岭村因临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裁决一案，不服临桂县人民法院（2012）临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9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花车头村的诉讼代表人王启贵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康松，上诉人上西屋村的诉讼代表人陈社连及其委托代理人陈连弟，上诉人新陂村的诉讼代表人周保弟及其委托代理人周道奕，上诉人阳谷岭村的诉讼代表人谢平及其委托代理人谢志云，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卿建华，被上诉人临桂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蒋建林、蒙羚，原审第三人罗山村的诉讼代表人周任发及其委托代理人龙春良，原审第三人大庙门村的诉讼代表人廖运弟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亚丽、龙夏宜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韦志懂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原告花车头村、上西屋村、新陂村与第三人大庙门村均属原渡头公社（乡）管辖，第三人罗山村、阳谷岭村属两江公社（镇）管辖，2005年渡头乡并入两江镇管辖。原告花车头村、上西屋村、新陂村与第三人罗山村、大庙门村、阳谷岭村之间以及第三人相互之间发生土地（林地）权属争执的岭场共有十二个，从北至南分别为大峰岭、尖峰岭、贺禀岭（园岭）、狮子岭、野牛头岭（注：此五个岭场以岭脊倒水往北部分属粟村所有无争议，倒水往南部分属本案当事人争议范围）、猪仔岭（过龙岭）、大锅岭（长岭尾）、斋公岭、棺材岭（木头岭）、蚂蝗腰岭（冲贯岭）、大庙岭、大盘岭。除大盘岭外，当事人各方均没有提供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各级人民政府的确权证书。其中上西屋、花车头村主张从大峰岭壕基边机耕路直上到大峰岭，再以尖峰岭、贺禀岭（园岭）、狮子岭、野牛头岭岭脊倒水为界，岭脊的西南面林地，过龙岭（猪仔岭）、大锅岭（长岭尾）、斋公岭、棺材岭（木头岭）、蚂蝗腰岭（冲贯岭）全部林地、大盘岭以阳谷岭赶五通圩小路的西面林地，大庙岭由岭漕往西上至岭脊，由岭脊往南再往西沿岭漕下至岭底为分界线的北面林地，为上西屋、花车头、新陂、大庙门村四个村子的共有权属范围。新陂村主张上述范围和大盘岭以阳谷岭赶五通圩小路至大盘岭东面岭底小路的岭场是新陂、大庙门、花车头、上西屋四村共同所有的权属范围。大庙门村主张大峰岭、尖峰岭、贺禀岭、狮子岭、野牛头岭山脉倒水西南边的林地和斋公岭林地为大庙门、新陂、花车头、上西屋四村集体共同所有，另主张横穿大盘岭的赶五通圩小路西边林地，长岭尾岭、过龙岭、大庙岭为其集体所有。罗山村主张的林地权属范围是大盘岭小路（阳谷岭赶五通圩小路）以东的岭场和棺材岭（木头岭）、蚂蝗腰岭（冲贯岭）。阳谷岭村主张的权属范围为阳谷岭赶五通圩小路东面的大盘岭岭场（与罗山村、新陂村有重叠）。争执地解放时大部分为荒山，有零星马尾松，为附近群众牧牛场所。解放前大庙岭附近的村子在大庙岭上建过一座庙。该庙在解放前已全坍塌。大庙门村位于大庙岭的南面岭坡上。初级社时，大庙门生产队在猪仔岭（过龙岭）种过一片树，经砍伐后成了自然生长林。抗日战争后大庙门村有人在大盘岭开荒2—3亩种植农作物。人民公社时期有学生到大盘岭上种了一片杉树。此后大庙门生产队的村民又陆续在大盘岭扩大开荒种地约十多亩。原告花车头、上西屋村座落在猪仔岭（过龙岭）的西北面，原告新陂村座落在大峰岭的西南面、上西屋村的北面；狮子岭、野牛头岭、棺材岭、蚂蝗腰岭的东北面与罗山水库相毗邻；第三人罗山村座落在罗山水库东南面附近；罗山村持有临桂县人民政府1954年颁发给其村民谢定仁名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该证地名为“大盘岭”的第八栏目中记载：地类：山，坵间数为壹，习惯：亩：六十，四至界限为东以周小连为界，南以谢六斤为界，西以大庙门为界，北以冲贯为界。备注注明为与谢定国共占，周小连、谢六斤均是罗山村村民，冲贯岭（即蚂蝗腰岭）在大盘岭北面（与争执现场相吻合）。棺材岭（木头岭）和蚂蝗腰岭（该岭东面与罗山村的周家岭相连）呈东西相连横卧状，实为一个“长形”岭场分成两条（或称两段）岭脊，罗山村在解放后曾陆续对该岭场实施过管理使用（县政府的调查笔录证实）。1974年4月，阳谷岭修桥需木材在其自称的“朗土岭”（该岭位于长岭东面、破窑岭南面）砍松树，遭大庙门村冲击、阻挠。尔后引发了阳谷岭村、罗山村、田北村、田东村、大庙门村为长岭、大盘岭、破窑岭等的林地权属发生纠纷。当时县革委会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办公室于1974年5月6日召集两江公社、渡头公社双方大、小队干部及群众代表到现场进行协商调解，当天形成了一份《协议书》手写稿，该份协议书开头写道：“两江公社洋古岭（注：即阳谷岭）村、罗山村与渡头公社的大庙门村的山场处理协议书”。接下来写道“关于长岭至大盘岭历来是几个村的牧牛场，山场没有林木，于一九五八年两江公社机关或学校为了发展林业，种了很多松树及杉树，现树已成林……”；协议书共有七条，第一条：“为了双方团结，有利于发展生产，将双方所有权利的，由进长岭至大盘岭到猪母田止，以路为界，路东北是两江公社的罗山村，路西南是渡头公社高塘大队的大庙门村所有”，第二条“长岭以岭中间（岭脊为界）东面是洋古岭村所有，北面是罗山村所有”；第三条：“根据历史习惯，原来的长岭，大盘岭，破窑冲，车梁大队的田北村、田东村有权在此地牧牛、割草”；四、五、六、七条（略）。落款注明“不签人员”：妙2队谢启兰、谢先降、谢西成；3队谢志德、谢成弟、谢桂喜，即阳谷岭村六代表不签字。次日（即5月7日）另形成一份《协议书》审阅稿（或称“修改稿”或“更改稿”）、一份打印件（根据“审阅稿”打印而成）。审阅稿的开头写道：“关于两江公社高妙大队罗山村与渡头公社高塘大队大庙门村的长岭、大盘岭、破窑岭，历来界线不清，因此双方有争执。……”；（注：争执纠纷主体删掉了阳谷岭村），并将原“手写稿”中七条协议缩短为五条，但基本内容不变。落款处注明“以下人员到场不签字（即上列阳谷岭六代表），因他们无权享受此山场，XX（无法辩认此二字）无理取闹”。另一份打印件落款“临桂县革命委员会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办公室”，加盖了“临桂县人民法院”的公章。打印件的末尾还注明“以下人员（即阳谷岭六代表名单）到场不签字，因他们无理，自动弃权”。该份打印的《协议书》已发放给罗山村、大庙门村收执。
1975年，大庙门村民在大盘岭、猪仔岭上开荒种植，引起花车头、上西屋、新陂村与大庙门村的纠纷。同年3月16日，在当时的渡头公社革委会主持下，召集四村代表办学习班，达成了“75”协议，主要内容有“高塘大队大庙门生产队与上西屋生产队、花车头生产队和渡头公社新陂生产队共占一个大牧场，这个牧场是几个大岭（注：无岭场具体个数及四至范围，除提到大盘岭、猪仔岭、大庙岭的岭名外，未提到其他岭名）合成……近几年，大庙门生产队到大庙岭后冲口地方造了水田六丘，又把冲槽里也种起甘蔗。因此影响了牧牛而发生纠纷。于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六日在公社举办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学习班，……提高了思想认识，发扬了龙江风格，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了如下协议：一、大庙门生产队在猪仔岭和大盘岭种的松树，现已变成自然林，经双方代表协商，同意给大庙门生产队继续管理采伐五年，但不得破坏幼林，其他任何人不得到这两个岭上砍树，采伐时要经对方派出代表监视，每株松树必须从地面起四尺高，要有一尺三寸包围大才准砍（学生种的杉树未经公社批准，任何人不得乱砍）；在冲槽里种的甘蔗，同意给大庙门生产队继续再收两年，但不得扩种。上述两项时间均由一九七五年三月份算起。五年后剩余的松树及其它树木，全部收归牧场属联队所有。二、大庙门生产队在大庙岭后冲口造的六丘水田，仍归大庙门生产队使用，但不得扩大。三、大庙门生产队在大盘岭已种的地，经协商认为种地占的面积较长，不利于牧牛。双方代表同意，给大庙门生产队继续在大盘岭种一部份地，但要把原种的地缩短往东南角方向扩大，种地的面积不得超过十五亩。四、今后任何队、任何人不得在牧场内开荒种植作物。以上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落款为渡头公社革委会，落款时间为一九七五年三月七日。“75”协议关于大盘岭的界线范围与“74”协议重叠（即权利主体相悖），“75”协议的原件，当事人均称已无法找到。大庙门持有临桂县人民政府1982年颁发的第337号《山界林权证》存根，在地点为大妙岭的栏目中记载为：面积40亩，无四至界线，在地名为过龙岭的栏目中记载面积为40亩，无四至界线。大庙门称《山界林权证》正本已于1986年上交县政府后不再退还给本村。
1986年，大庙门村与花车头、上西屋、新陂三村为大庙岭、大盘岭、尖峰岭等12个岭场发生林地权属纠纷。1987年7月7日临桂县政府作出临政发（1987）135号《渡头乡大庙门村与新陂、上西屋、花车头牧场纠纷的处理决定》，大庙门村不服该处理决定，于1987年8月12日以新陂、上西屋、花车头村为被告诉至本院，要求撤销该处理决定。本院于1987年12月24日作出（1987）临民判字第54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大庙门村的诉讼请求。大庙门村不服，上诉至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院于1988年7月22日作出（88）民上字第3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大庙门村仍不服，口头向市中院申诉，市中院于1988年10月9日作出（88）民监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88）民上字第34号民事判决书和临桂县人民法院（1987）临民判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二、发回提请临桂县人民政府再行裁决；三、原第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予以退还。1991年4月6日临桂县政府作出临政发（1991）85号《关于大庙门村与花车头、上西屋、新陂村为牧场争执的处理决定》。大庙门村不服该决定，于1991年6月2日又以花车头、上西屋、新陂村为被告，再次诉至本院，要求撤销该处理决定。本院于1991年10月20日作出（1991）临民判字第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变更“处理决定”中的第一、二项，维持第三、四项。在该判决的第二项中将“大庙岭”整个岭划归大庙门村集体所有。判决书中“本院认为”有一段描述：“……大庙岭四周有大庙门村的农田，双方亦承认大庙岭有田阻隔，且岭上树木茂密，历来未放牧，解放后三十多年无争议，现将它划归牧场，实属不妥”。大庙门村不服，上诉至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院于1992年6月14日作出（1992）民上字第4号民事判决，撤销临桂县人民法院（1991）临民判字第89号民事判决；维持临桂县政府临政发（1991）85号处理决定。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案外人两江镇高妙村委会罗山村知道后认为县政府作出的临政发（1991）85号处理决定和市中院（1992）民上字第4号民事判决将属其所有的岭场确权划归他村所有，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不断向各级政府、法院等部门申诉，要求对该案进行再审。2005年3月，新陂、花车头、上西屋、大庙门四村将大峰岭、尖峰岭、贺禀岭、狮子岭、野牛头岭、大锅岭（长岭尾）、斋公岭、棺材岭、蚂蝗腰岭、大盘岭十个岭的林地发包给第三人韦志懂种桉树，现已生长成林。2006年7月，桂林两江国际机场跑道北端净空扩建，两江镇政府曾征用贺禀岭、大庙岭、猪仔岭、大盘岭四个岭场的林地共计52.5064亩，该处岭场现已推为平地，但还没有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手续。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作出（2007）桂市民申字第336号民事裁定，决定进行再审，于2008年6月13日作出（2008）桂市民再字第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本院民上字第4号民事裁决和临桂县人民法院（1991）民判字第89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临桂县人民法院重审。本院对该案进行了审理，于2008年12月23日作出（2008）临民初字第872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土地所有权的确权纠纷属行政诉讼范畴，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裁定驳回原告大庙门村的起诉。原告大庙门村随即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09年3月13日受理该案后，根据案外人罗山村的申请，追加罗山村为该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同年5月13日勘察了争执岭场现场，制作了现场勘察草图。于2009年5月20日对该案公开进行了审理。阳谷岭村当时未申请参加该案诉讼，但有其村民写了一定数量的“证词”以及“七四协议产生因果始末”等材料呈交本院，且个别村民在该案庭审过程中要求当证人，为第三人花车头村、上西屋村、新陂村“作证”，因该“证人”不是“74协议”所涉纠纷的经历者，故合议庭当庭驳回其“作证”要求。本院于2009年6月11日作出临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临桂县人民政府于1991年4月6日作出的临政发（1991）85号《关于大庙门村与花车头、上西屋、新陂村为牧场争执的处理决定》；二、被告临桂县人民政府对本案争执岭场的土地权属重新作出处理决定。阳谷岭村知道该判决后，认为本案争执地大盘岭以阳谷岭赶五通圩小路为界，小路东面林地属其权属范围为由，于2009年6月23日以当事人身份向县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到本案重新进行的土地行政确权程序中来。被告县政府经调解未果，于2012年3月15日作出临政处字（2012）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花车头、上西屋、新陂村、阳谷岭村不服，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12年9月25日作出市政复决字（2012）1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临政处字（2012）5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花车头、上西屋、新陂村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诉讼过程中，原告花车头、上西屋、新陂村和第三人阳谷岭村再次提出申请对第三人罗山村谢定仁名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进行司法鉴定。经审查，上述四村在行政程序中已联名提出，并与罗山村就鉴定机构、交通工具的选择、经费的承担问题以及出发时间和人数等事宜签订了书面协议，但尔后由于该四村的原因未能成行。并非阳谷岭村主张的“由于罗山村人不敢承担法律责任，不同意我们提出的条件方案才没有去鉴定成”。为此，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之规定，专题作出了书面《答复意见》：“不准许你四村提出的对罗山村谢定仁名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
原判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执的十二个岭场，除大盘岭外，当事人均未能提供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各级党政机关确定争执岭场土地权属的书面凭证。争执岭场大部分为附近村民的牧牛地。被告县政府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及认定的有效证据，结合“三个有利于”的处纠原则，同时综合考虑本案的其他具体情况，依据法律规定授予的职权，作出对本案争执岭场土地进行行政确权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74协议”、“75协议”和罗山村谢定仁名下的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以及大庙门村持有的1982年第337号《山界林权证》是否有效的问题。
一、关于“74协议”和“75协议”。“74协议”产生的背景是当时阳谷岭村在“朗土岭”砍松树引发与大庙门村的林木权属纠纷，而后连锁反应引发了长岭、大盘岭、破窑岭的土地权属纠纷，纠纷主体扩展为罗山村、田东、田北村。该纠纷在当时临桂县革委会调处办的主持调解下，形成了三份“协议书”，一份是当年5月6日手写稿、一份是5月7日的审阅稿（或称“更改稿”）、另一份是根据“审阅稿”打印而成的打印件。从形式上看，打印件落款为“临桂县革委会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办公室”，加盖了“临桂县人民法院”公章确认，且对外发送给当事人，才称得上是正式文件或公文，在当时法律法规尚未健全的特定历史时期，虽名义上为“协议”，其实质明显具有“行政处理决定”的性质；而“手写稿”属行政机关内部管理事务，尚未最终“定稿”，未经处理机关确认，且未对外公布或发送，不能称之为公文。应以“打印件”为准。从内容上看，“手写稿”与“审阅稿”（含打印件）相比，除纠纷主体少掉阳谷岭村外（同样也未列田东、田北村），其余内容基本相同。也就是说，不管阳谷岭村代表是否签字，同样在“74协议”中享受到一定的权利，即第二条：“长岭以岭中间（岭脊为界），东面是洋古岭村所有，北面是罗山村所有”。田东、田北村也享有“牧牛、割草”的权利。原告三村和阳谷岭村均主张的“阳谷岭村代表未签字，‘74协议’应当无效”的观点不能成立。其一，虽因阳谷岭村在“朗土岭”砍树引发纠纷，但“74协议”并不涉及朗土岭权属，而涉及争执的长岭、大盘岭、破窑岭三个岭场，阳谷岭村在此前（直至现在）都提供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属其所有或具有管理使用事实，其是否在“74协议”的手写稿上签字，并不影响协议的形成和效力。也就是说阳谷岭并不是“74协议”当然的当事人之一，非要其签字不可。况且，如前所述，“74协议”明显具有“处理决定”的性质，因此在“74协议”落款处注明“他们无理取闹，无权享受此山场，自动弃权”的字样。协议中已经确定“长岭”为阳谷岭与罗山平分，推定“此山场”指“大盘岭”。其二，原告三村也不是“74协议”的当事人，无权对协议是否有效提出主张。其提出的“74协议”无视其三村对大盘岭（西边）长期共同拥有管理事实，是在其三村不知情制造的，是不合法的。此观点亦属错误，无任何证据证明原告三村对大盘岭（指西边）拥有“管业事实”，“74协议”的形成根本无须经其三村同意，也无任何依据必须让其知情。其还提出的“74协议”与“75协议”都对大盘岭的权属作了约定，根据《广西调处条例》第十四条“以同一起权属纠纷有数次协议的，以经过公证为准，没有公证的，以最后一次为准”，因而应以“75协议”为准，“74协议”与“75协议”约定内容相悖（重叠）的部分依法应当无效。这一观点亦不能成立，属于颠倒逻辑。理由如下：①“74协议”在先，由县调处办代表县革委会处理和制作，县法院盖章确认，且跨越原两江公社和渡头公社，其效力远大于“75协议”；②“75协议”是在原渡头公社辖区内形成，是在原当事人（如罗山村）未参加的情况下（原渡头公社革委会也无权召集其参加，或者完全不知已有“74协议”存在）制作出来的。两份协议所涉及的当事人不同，争执的岭场不同，处理机关也不同，且不是同一起权属纠纷，根本没有可比性。“75协议”不仅效力低于“74协议”，而且不能以其产生来推翻“74协议”。③“75协议”的内容未完全提到争执的十二个岭场，不是解决四联村之间争执十二个岭场的“最终协议”。因此，县政府认定“75协议”与“74协议”约定内容相悖（重叠）的部份无效是正确的。其三，关于临政处字（2001）2号《处理决定》中认定“一九七四年大庙门村、阳谷岭、罗山村因长岭、破窑岭砍树发生争执，县调处办曾召集双方调解，未能达成协议”；“……所签订的‘74协议’，属单方行为不能成立”。市政复决字（2001）第116号《复议决定》中认定：“……1974年申请人罗山村、阳谷岭村与第三人大庙门村因长岭、破窑岭的砍树问题发生纠纷，被申请人曾召集当事人调解，但未能达成协议”。上述前后矛盾的认定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是明显错误的。理由是：如前所述“74协议”不仅已完整形成，且明摆着不属单方行为，即使阳谷岭村不签字（没有证据证明该村是不可或缺的“大盘岭”权利主体或纠纷主体，其不签字应视为弃权或与其无关），也还有罗山村和大庙门村两方当事人，落款处还加盖了“临桂县人民法院”公章予以确认，且已发送给了罗山村和大庙门村。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怎么能说没有达成协议或是单方行为呢？本案中，县、市两级政府已认定“74协议”有效，属于自行发现错误，并自行纠正错误的行为，体现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和精神，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综上所述，“74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证据，应依法予以确认和维护。
二、关于第三人罗山村谢定仁名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效力问题。这一问题，在上述“认证阶段”已有论证，不再详述。需要指出的是该证共有地名栏目20栏，“总目”与“子目”相符合，整个证表填写清晰、完整，没有涂改，且盖有临桂县人民政府的大红四方印章和县长赵京元的印章，不象是伪造。而涉及“大盘岭”仅为其中一栏，该岭四至方位与现场相符，西边为大庙门岭场与后来的“74协议”相互印证。虽无编号和有简化字出现，但简化字民间早已使用，不能以此为由否定其真实性，也无证据予以证明。原告三村和阳谷岭村主张该证是“预谋”填证，怀疑不是1954年所填写的观点不能成立。其一，真要“预谋侵占”大盘岭，没有必要只填写大盘岭的一部分，尚留一部分认可为大庙门村所有；其二，不可能预测到几十年后会发生权属纠纷，就当时而言，这些荒山土岭仅能牧牛，没有多大价值，“土地权属”的概念在群众的观念里根本就没有形成。因而，没有必要造假。在目前尚无其他确凿有效的证据否定该证效力的情况下，被告县政府根据《广西调处条例》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及其有关规定取得的土地所有证或者发证时的档案清册”，认定罗山村谢定仁名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合法有效证据，将其作为本案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是有依据的、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
三、关于第三人大庙村持有的1982年第337号《山界林权证》的效力问题。该证存根记载大庙岭40亩、过龙岭40亩，布基冲岭10亩、大岭25亩……等共计228亩，因只有存根，存根上没有四至界线的记载。该证虽在县政府作出的临政发（1987）135号文中已被撤销，但临政发（1987）135号文随后又被重新作出的临政发（1991）85号文决定作废。且在本院（2009）临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中已认定其真实性。之后再没有任何机构对该《山界林权证》的效力作出否定之决定。因而，被告县政府根据《林业部关于林权证是否作为林地权属法律凭证的回复》（林函资字（1989）15号）之规定，该证是确定林地权属的法律凭证，除认定其与“75协议”记载的猪仔岭（过龙岭）相冲突的这一栏为无效外，其余的栏目继续有效是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法规依据的，无疑是正确的。因此，原告三村主张的此证在此前都被县市两级政府和两级法院认定为无效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退一步说，即使本案中的“74协议”、罗山村谢定仁名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以及大庙门村第337号《山界林权证》为无效证据，也不能当然的就证明了争执的十二个岭场属于原告三村或者第三人阳谷岭村所有，还须自己提供证据证明才行。居于此，被告县政府完全可以依据法定职权，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和认定的有效证据，结合“三个有利于原则”以及具体的管业情况，依法进行土地行政确权，并无不当之处。如将整个大庙岭确定为大庙门村所有，是因为大庙岭四周有大庙门村的农田，岭上树木茂密，有田阻隔，历来未放牧，且属于大庙门村的水源山和后背山，有利于生产生活和经营管理；根据“74协议”与谢定仁名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相互印证，将大盘岭以赶五通圩小路为界，确定东北面属罗山村所有，西南面属大庙门村所有；将棺材岭和蚂蝗腰岭，该两岭实为一个岭场两条岭脊，且又东连罗山村周家岭，南接大盘岭东北面，经调查罗山村对该两岭实施过管业，故将其确权给第三人罗山村所有，有利于经营管理；其余争执的大部份岭场为原告三村和第三人大庙门村（即“四联村”）共同所有，充分体现了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也方便经营管理的“三个有利于”原则。第三人阳谷岭村主张大盘岭以赶五通圩小路东面林地权属，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对该岭场也没有经营管理事实，故其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人韦志懂在租用争执岭场中的十个岭场种植的桉树，按照“谁种谁有，谁种谁收”的林业政策，林木权属属其所有。
综上所述，被告县政府作出的临政处字（2012）5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得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原告三村诉请和第三人阳谷岭村主张要求撤销被告县政府作出的上述处理决定，其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维持被告临桂县人民政府于2012年3月16日作出的临政处字（2012）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上诉人花车头村、上西屋村、新陂村、阳谷岭村上诉称：临桂县人民政府（2012）5号行政处理决定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有失公正，滥用职权。（一）“协议”是否有效及效力大小问题。1、“74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1）“74协议”为什么要涂改显然，手写部分不是原文。手写部分是谁加上的何时加上的（2）“74协议”中有：“临桂县革委会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办公室”打印文字，“临桂县人民法院”盖章。这些说明：“临桂县革委会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办公室”、“临桂县人民法院”是协商的组织单位。（3）“74协议”中明确写有“以上协议由签字之日起生效”。很明显“74协议”证明：参与协商的主体人员未能协商一致。因此，“74协议”当然无效。（4）被上诉人认定“协议”有效是以没有生效的文件作为依据。（5）“74协议”无视上诉人称花车头村、上西屋村、新陂村三村对大盘岭（西边）长期共同拥有管业使用权的历史事实，是在花车头村、上西屋村、新陂村三村不知情的情况下制造的，显然是不合法的。（6）历来，不管是政府，还是法院，均认定“74协议”无效；纵观我国词典，“协议”就是：“协商取得一致意见”。“74协议”实际涉及的主体不止两个。否则就不会出现有六人不签字的情况。“74协议”中明确写有“以上协议由签字之日起生效”。原文已经明确，部分参与协商的主体没有签字。2、一审认定“74协议”效力大于“75协议”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也是错误的。“74协议”不管是按照习惯，还是根据法律都当然无效。“75协议”各方均认可其真实性。“74协议”涉及的当事人是两个乡镇的，主持调处的当然是县政府，而“75协议\\\\\\\\\'涉及的当事人是同一个乡的，当然由乡政府来处理。协议均是平等主体协商的，没有理由以组织协商机构级别来确定效力大小，不管是按照法律，还是民间惯例，如果出现冲突，当然是形成时间在后的协议效力大。（二）关于第三人罗山村谢定仁名下《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效力问题。这是一份疑点与瑕疵太多的且还没有填写完成的《土地房产所有证》。l、在司法实践中，这类没有完成填写的所谓《土地房产所有证》，历来政府的决定、法院的判决都认定为无效。2、当时盖好印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成批发放，由各村填写好规定内容，然后上交县政府完善手续。谢定仁名下《土地房产所有证》明显是还没有制作完成的初稿，当然无效。3、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拒绝鉴定，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拒绝上诉人对谢定仁名下《土地房产所有证》鉴定，是程序违法。4、应当允许上诉人申请对该《土地房屋所有证》进行司法鉴定。既然被上诉人将历来都认定无效的这类《土地房产所有证》认定为有效，上诉人当然有权对其真实性请求鉴定。5、实际管业情况容易查清。由于历史原因，各方当事人都没有什么证据，实际管业情况是容易查清的，被上诉人工作不尽力。（三）第337号《山界林权证》应为无效证据。（1）没有四至界限。（2）周围邻村都没有领到集体岭场的《山界林权证》。（3）只有存根，自称正本己于1986年上交临桂县人民政府，没有证据予以支持。存根正本都在自己手中。那就只有一种解释——所谓的《山界林权证》是自己私自填写，还没有经过政府审定。从1986年开始的诉讼中，当时的渡头乡、临桂县人民政府以及当时的县市两级人民法院反复调查处理，均认定此《山界林权证》是无效的。（四）被上诉人在确权的过程中明显有失公正。1、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把大盘岭西面、大庙岭北边林地确权给大庙门村。2、把棺材岭（木头岭）、蚂蝉腰岭（冲贯岭）确权给罗山村也是错误的。罗山村既没有管理的事实也没有任何书面凭证。“74协议”和谢定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均未涉及棺材岭、蚂煌腰岭。3、仅仅“因为大庙岭四周有大庙门的农田”就将整个大庙岭确权给大庙门村所有。被上诉人违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与现实状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为原则”。上诉人花车头村、上西屋村、新陂村三村与第三人大庙门村长期对争执地的十二个岭场（东北面与粟村按历史习惯分界，东南面至大盘岭中间赶五通好小路与阳谷岭村的牧场为界）共同进行了数百年的经营管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及临桂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临政处字（2012）5号行政处理决定，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被上诉人临桂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审第三人罗山村持有的由答辩人在1954年颁发给其村民谢定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有效的。罗山村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第八栏记载的大盘岭栏目四至界线范围在大盘岭的东面，在“74”协议中亦划定了大盘岭东面的林地属罗山村所有。因此，答辩人根据罗山村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所包含的范围及“74\\\\\\\\\'协议所约定的范围，以赶五通圩小路为界将大盘岭东面岭场确权给罗山村集体所有，西面岭场确权给大庙门所有是正确的。至于被答辩人花车头村、新陂村、上西屋村、阳谷岭村主张“74”协议的效力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县人民法院（2009）临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已有定论，此处不必赘述。被答辩人车头村、新陂村、上西屋村、阳谷岭村主张罗山村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错误的，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且被答辩人车头村、新陂村、上西屋村、阳谷岭村在行政程序中已申请过对罗山村所持有《土地房产所有证》进行鉴定，但后因其自身的原因放弃了鉴定。（二）关于大庙门村持有的由答辩人颁发的1982年的《山界林权证》的问题。在答辩人作出的临政发（1987）135号文件中，已将由答辩人颁发给大庙门村的1982年的《山界林权证》撤销，但临政发（1987）135号文件被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988）民二监字第2号民事裁定撤销。根据《林业部关于林权证是否作为林地权属法律凭证的回复》（林函资字（1989）15号）之规定，大庙门村所持有的1982年《山界林权证》是确定林地权属的法律凭证。因此，答辩人在作出决定时，对大庙门村所持有的1982年的《山界林权证》除认定与75协议所记载的猪仔岭（过龙岭）相冲突的无效外，其余的继续有效是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三）答辩人适用的法律是正确的。答辩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业部关于林权证是否作为林地权属法律凭证的回复》（林函资字（1989）15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令第10号）第十二条、《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林业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35号）第三条第（二）项、《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处条例》第五条、第十条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三十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了临桂县政府临政处字（2012）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是正确的。综上所述，临桂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临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罗山村答辩称：（一）临桂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临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临桂县人民法院经过开庭，结合答辩人所出具的本村村民谢定仁持有的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1974年原临桂县革委会调处办组织签订的“74协议”、1975年原渡头公社管委会组织签定的“75协议”，第三人大庙门村持有的由县政府颁发的1982年的《山界林权证》以及经临桂县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11日作出的（2009）临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等证据，认定大盘岭东北面岭场属于答辩人所有，棺材岭和蚂蝗腰岭也属于答辩人所有事实清楚。（二）临桂县政府于2012年3月16日作出的临政处字（2012）5号《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得当。1、谢定仁持有的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是由临桂县人民政府颁发，盖有当年临桂县人民政府的印章和县长赵京元的签名，是真实有效的，是县政府确定土地权属的重要依据。而“74协议”和“75协议”是由相关的行政部门组织签订，其行为都是法律法规授权范围内作出都具有证据的效力。“75协议”是原渡头公社在不知有“74协议”的存在以及没有罗山村参加（罗山村原属两江公社）的情况下，在本公社的管辖范围内制定，关于大盘岭的内容与“74协议”相悖，将本属于答辩人的岭场约定在“75协议”的范围内。因此，县政府认定“75协议”与“74协议”相悖部分无效亦符合法律的规定。同时，大庙门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并没有被撤销，依法还是合法有效的证据。临桂县人民法院（2009）临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是已生效的行政判决，该判决书中对本案土地权属纠纷的事实认定、证据效力的采信与否等观点，是县政府在重新制作行政处理决定书时的主要依据。2、棺材岭（木头岭）和蚂蝗腰岭（冲贯岭）自古以来都是答辩人所有。其位置紧邻罗山水库，这二岭场下面淹没的水田在修水库之前就是罗山村的水田，答辩人对棺材岭（木头岭）和蚂蝗腰岭（冲贯岭）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对两个岭场进行实际的管理。被答辩人将棺材岭（木头岭）和蚂蝗腰岭（冲贯岭）发包给韦志懂种植桉树，答辩人才知道自己的岭已经被人侵占，因此到相关部门申诉，力争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由于花车头村、新陂村、上西屋村与大庙门村发生纠纷时漏列了答辩人为当事人，答辩人在大盘岭、蚂蟥腰岭、棺材岭被上述四个村子侵占时不知情。为此答辩人多次到市政法委、市中院、县政府等相关部门反映，答辩人才得以参与到诉讼中来主张合法权益。因此，上述四个村子对蚂蟥腰岭、棺材岭的所谓“管业事实”是在纠纷发生之后实施的行为，并不能作为其主张争执地权属的依据。况且，四联村中的大庙门村亦认可这两个岭场历史以来属于答辩人所有，可见大庙门村对历史和现实的尊重。大庙门村在这个地方生产生活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其对棺材岭（木头岭）和蚂蝗腰岭（冲贯岭）权属认可充分证实这两个岭场是答辩人所有。（三）答辩人罗山村谢定仁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取得手续齐全合法，是真实有效的证据。1、罗山村谢定仁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整个制表填写清晰、完整，没有涂改，且盖有临桂县人民政府的红章以及当时县长赵京元的印章，其效力毋庸置疑。2、临桂县政府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处条例》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及其有关规定取得的土地所有证合法有效”，在法律法规上确认了罗山村谢定仁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真实合法有效的。3、关于对答辩人村民谢定仁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要求申请鉴定一事，被答辩人在县政府的行政处理阶段中已经联名提出申请鉴定，且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已经就鉴定机构的选择和经费的支付问题等达成了书面协议，后由于被答辩人的原因没有去鉴定，被答辩人其实已经放弃鉴定。因此，县政府才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申请鉴定属于当事人在行政处理阶段举证责任的范畴，放弃鉴定则视为放弃举证。因此，被答辩人再次要求对答辩人村民谢定仁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申请鉴定，是对其权利的滥用，依法应该受到严格限制。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四）第三人临桂县两江镇高塘村委会大庙门村持有的1982年第337号《山界林权证》应当被采信。第三人临桂县两江镇高塘村委会大庙门村持有的1982年第337号《山界林权证》虽然被县政府做出的临政发（1987）135号文撤销过，但是临政发（1987）135号文稍后又被临政发（1991）85号文决定作废了。且在临桂县法院（2009）临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已认定其真实性。之后再没有任何机构对337号《山界林权证》做出否定的决定。（五）被答辩人口口声声讲大盘岭、棺材岭、蚂蟥腰岭不是答辩人所有，但其对自己的主张从来没有提交过任何一份证据予以证明。特别是阳谷岭村，在罗山村还在为自己的岭场因被他人侵占到处上访申诉的时候，阳谷岭村从来就不出来主张权利，甚至案件再审的时候也不见阳谷岭村要求参与诉讼，但其村的部分村民却写了大量的所谓“证词”、“某某协议形成真相”等材料。并派出个别村民要求出庭作证，说本案发生纠纷的岭场是被答辩人花车头、新屋、新陂的。可见阳谷岭村早就已知道这起案件。在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确权期间，阳谷岭村说本案争执地他也有一份，且在提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争执岭场属其所有和管理使用的情况下，要求参与到行政处理程序中来，从当初的“证人”摇身一变成了“当事人”。临政处字（2012）5号《处理决定书》作出后，阳谷岭村也没有起诉。被答辩人花车头村、上西屋村、新陂村等在与大庙门村发生纠纷时不通知答辩人，从而侵占了答辩人的岭场，在答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反而认为答辩人默认大盘岭、棺材岭、蚂蟥腰岭不是答辩人所有，完全是在狡辩。大庙门村不为利益所动，承认大盘岭的一半、棺材岭、蚂蟥腰岭是答辩人所有，是承认历史和现实，其行为本身就充分证实了大盘岭的一半、棺材岭、蚂蟥腰岭是答辩人所有的岭场。综上所述，临桂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临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大庙门村答辩称：（一）“74协议”效力应高于“75”协议，“75协议”与“74协议”相悖部分无效。1974年，临桂县革委会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办公室作为专门处理士地、山林、水利纠纷的部门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是合法的行政主体，且其职能实质上已代表县革委会（即现在的县政府）。因此县调处办在尊重事实的情况下对罗山村与大庙门村之间的山林纠纷所制作的“74”协议，虽名为“协议”，但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其实质是县政府作出的行政裁决，程序合法，是有效的。因“75\\\\\\\\\'协议关于大盘岭的界限范围与“74协议”相悖，临政处字（2012）5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75协议”与“74协议”相悖部分无效。县政府依据法院（2009）临行初字第4号己生效的行政判决和“74协议”第一条：“以长岭至大盘岭猪田冲的路为界，东北方向属两江高妙大队罗山村所有，西南方向属渡头公社高塘大队的大庙门村所有。”之规定，作出了“大盘岭以赶五通圩小路为界、东面林地权属属第三人罗山村集体所有，西面岭场以及大庙岭林地权属属大庙门村集体所有”等行政处理决定，是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二）大庙门村持有的1982年《山界林权证》没有被任何机构的有效文件撤销，是确定林地权属的法律凭证。（三）临桂县人民政府认定第三人罗山村所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合法有效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上诉人仅凭《土地房产所有证》上出现了简化字就质疑其真实性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罗山村的土地证是1954年政府颁发的，确切的说是土改复查时补发的，当然不再有编号。（四）大庙门村对大盘岭西面林地历经“合作化”、“四固定”及承包制等历史时期都实行排他性管业，特别是大庙岭一直是大庙门村的水源山。（五）四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对争执山场具有管业事实。韦志懂承包争执山场种桉树，是在已发生权属纠纷之后的行为，依法不能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综上所述，“74协议”、罗山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及大庙门村的第337号《山界林权证》都是合法有效的，四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韦志懂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74协议”、“75协议”系由临桂县革命委员会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办公室组织有关当事人协商达成，协议书盖有临桂县人民法院印章。两份协议均系当时行政机关处理山林土地纠纷的一种形式。“75协议”是在罗山村未参加的情况下形成的。两份协议所涉及的当事人不同，争执的岭场不同，处理机关也不同，且不是同一起权属纠纷。县政府认定“75协议”与“74协议”约定内容相悖（重叠）的部分无效是正确的。
关于第三人罗山村谢定仁名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效力问题。该证填写清晰、完整，没有涂改，且盖有临桂县人民政府印章及县长赵京元的印章。仅其中一栏涉及“大盘岭”，该岭四至方位与现场相符，西边为大庙门岭场与后来的“74协议”相互印证。四上诉人在行政程序中已联名提出申请，并与罗山村就鉴定机构、交通工具的选择、经费的承担问题以及出发时间和人数等事宜签订了书面协议，后由于四上诉人的原因未能成行。被上诉人认定罗山村谢定仁名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合法有效证据，将其作为本案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依据是正确的。一审法院不准许四上诉人提出的对该证再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四上诉人以该证无编号为由认为该证是还没有制作完成的初稿，应当无效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
关于原审第三人大庙门村持有的1982年第337号《山界林权证》的效力问题。该证存根记载大庙岭40亩、过龙岭40亩，布基冲岭10亩、大岭25亩……等共计228亩，因只有存根，存根上没有四至界线的记载。该证虽在县政府作出的临政发（1987）135号文中已被撤销，但临政发（1987）135号文随后又被重新作出的临政发（1991）85号文决定作废。且一审法院作出的（2009）临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已认定其真实性。被上诉人根据《林业部关于林权证是否作为林地权属法律凭证的回复》（林函资字（1989）15号）之规定，认定该证是确定林地权属的法律凭证，除与“75协议”记载的猪仔岭（过龙岭）相冲突的这一栏无效外，其余栏目继续有效是有法律依据的。
本案各方当事人争执的十二个岭场，除大盘岭外，当事人均未能提供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各个历史时期各级党政机关确定争执岭场土地权属的书面凭证。被上诉人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三个有利于”原则，充分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依据法律授予的职权确定争执岭场土地权属，并无不当。临政处字（2012）5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得当，一审判决予以维持正确。四上诉人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及被上诉人的处理决定，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四上诉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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