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1民终34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通旺，男，1957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其俤，男，1953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俩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金妹，福建博亘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钟寿，男，1960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弘毅，福建福晓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佳建，福建福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张通旺、林其俤因与上诉人张钟寿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6）闽0104民初3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通旺、林其俤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张钟寿赔偿张通旺、林其俤经济损失6万元。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确认张通旺、林其俤与张钟寿共同享有洲洋鱼池的承包经营权，但认定张通旺、林其俤“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张钟寿造成张通旺、林其俤经济损失”对该项诉求不予支持。本案的产生是因为张钟寿以报警方式阻止张通旺在2014年2月份收获成鱼，并在2014年11月份时强行收获成鱼，这个事实在当地是众所周知的，而该事实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张通旺、林其俤两年的鱼池承包经营权被张钟寿阻碍，并导致张通旺、林其俤的经济损失。张钟寿一直坚持洲洋鱼池是其一人承包，显然不可能在2013年度、2014年度将鱼池给张通旺、林其俤经营，因此该事实属于不证自明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要求张通旺、林其俤举证证明张钟寿给张通旺、林其俤造成经济损失6万元属举证责任分配不当。
张钟寿答辩称：张通旺、林其俤诉请要求张钟寿赔偿损失6万元于法无据。张通旺诉称其在洲洋鱼池饲养的成鱼被张钟寿强行收获，且张钟寿阻止林其俤投放2014年鱼苗，合计造成损失人民币6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张通旺、林其俤均无权在张钟寿的洲洋鱼池里养鱼。张通旺也无相关证据证明其2013年期间有在洲洋鱼池养鱼。其次，张通旺、林其俤无相关鱼苗投入量及成鱼产出量、成鱼零售价等证据予以证明6万元损失是如何计算得出的。再次，张通旺曾经任职村长，在村里的资历和威望都在张钟寿之上，张通旺与张钟寿还是亲戚关系，按当地风俗无论如何张钟寿也不可能在村民都看见是张通旺养鱼的情况下强行收获，明显不符合常理。
张钟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通旺、林其俤对张钟寿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张通旺、林其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对部分证据的认定存在不当。1.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厚峰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无法证明洲洋鱼池自1993年开始由张通旺、林其俤、张钟寿共同经营。首先，该《证明》中的内容，是村民委员会中何人出具，其是通过何种途径予以确认该事实，均不得而知。其次，1993年至该《证明》出具之日，已经长达二十几年，村民委员会成员经过多次换届，现任的村民委员会成员不一定知晓鱼池在以往的二十几年是由谁承包经营，该《证明》的出具，明显不合常理，内容不应被采信。2.谢知孝、张燮官、吴宝玉证人证言、张燮官的调查笔录，无法证明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厚峰村的洲洋鱼池是张通旺、林其俤与张钟寿三人共同向村委承包的。首先，三位证人与张通旺均是一起共事的村委会干部，相互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被采纳。其次，三位证人并不知晓张钟寿承包洲洋鱼池之后，张通旺、林其俤是否有实际出资经营。如是基于养鱼的合伙关系，除了要有书面或口头的《合伙协议》外，还需有共同出资和经营的事实。本案中讼争洲洋鱼池的经营期已有二十几年，期间除了养鱼的投入外，涉及洲洋鱼池周围的堤坝、道路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成本投入巨大，张通旺、林其俤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投资及经营的事实。综上，张通旺、林其俤在原审提交的相关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各当事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共同享有洲洋鱼池的承包经营权，不应被采纳。二、本案有新证据证明位于原福州市郊区城门乡谢坑村后坂联队所属的洲洋鱼池，从1993年至今由张钟寿一人向后坂联队承租、经营。上述鱼池租金系张钟寿一人向厚峰村委会缴纳。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作出裁判。该条文明确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依据《物权法》第127条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无需另行登记。本案中《鱼池承包合同》的承包人仅为张钟寿。承包合同对外具有公信力，相关承包事项及承包人，均应当依据承包合同的记载为准。一份具有物权效力的书面形式的《鱼池承包合同》的证明力，显然强于证人证言等证据。而且，张通旺、林其俤还缺失三方合伙协议、出资证明等至关重要的证据。所以，若依据该条文的规定，张钟寿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张通旺、林其俤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应对张钟寿的证据予以确认。综上，原审判决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张通旺、林其俤的全部诉讼请求。
张通旺、林其俤答辩称：1.关于张钟寿在上诉状中称现任村委成员经过多次换届，不一定知晓鱼池在以往的二十几年是由谁承包经营。首先，村委会作为一个村民自治组织，是一个法人，村委作为法人的存续，其权利与义务是一脉相承的，并不会因为换届而产生变化；其次，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其组织管理职能包括了“管理本村的土地和其他集体财产”；本案讼争的洲洋鱼池的所有权归城门镇厚峰村集体所有，村委会对该鱼池具有管理职能，在行使管理职能的过程中，村委会对洲洋鱼池的实际承包人理当是确知的。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2.关于证人证言的效力问题，张钟寿认为谢知孝、张燮官、吴宝玉三位证人与张通旺是同事关系，相互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因此其证言不能被采纳。首先，前述三位证人在洲洋鱼池的承包经营中并没有获取任何利益，不存在利害关系。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正因为前述三位证人是当年的村委会成员，确切地知道当年洲洋鱼池承包的始末，知道鱼池的实际承包人不仅是张钟寿一人，还有另外两人，分别是张通旺和林其俤。其次，张通旺、林其俤在一审时提供的证人证言接受了庭审质证，完全符合证言的法定形式，理当被采信。第三，张钟寿在录音中曾经说过“我们鱼池三人在这里”、“鱼池是我们三个人的事”，倘若事实真如张钟寿所述，鱼池是其一人承包，他说的就应当是“鱼池是我一个人的事”。正因为鱼池实际上是三个人合伙承包经营，所以张钟寿在录音中的表述才会是“鱼池是我们三个人的事”，其表述与前述三位证人的陈述互相印证，证实鱼池实际上就是三个人承包经营的。3.关于张钟寿提交的新证据能否证实洲洋鱼池系其一人承包的问题。2004年11月29日开具的专用收款票据，不属于新证据，该票据在本案讼争之前就已经存在，且该票据内容上写着“仓山法院执行”，可见该证据与（2003）仓民初字第619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相对应。张通旺、林其俤一审时向法庭申请调取了该案的庭审笔录及证据材料，张钟寿及仓山区城门镇厚峰村委会对于以“林其俤”及“林其俤、张钟寿”名义缴纳的洲洋鱼池租金均认可为洲洋鱼池的承包方缴纳的租金，那么，同理，以“张钟寿”名义缴纳的洲洋鱼池租金，也只是作为洲洋鱼池承包者缴纳的租金，根本不能以此证明洲洋鱼池的实际承包人只张钟寿一人。至于张钟寿在2017年3月2日缴纳的洲洋鱼池租金，其道理如同所有的村委会出具的收款票据一样，仅能证明洲洋鱼池的承包人缴纳了租金，并不能证明洲洋鱼池实际上是由张钟寿一人承包。更何况，张钟寿在本案讼争之前多年未缴纳洲洋鱼池的租金，却在本案一审结果对其不利的情况下，一次性缴纳了14年的鱼池承包租金，其用心不言自明。而且，据张通旺、林其俤所知，洲洋鱼池因被征收了部分面积，曾由福州市东部新城征地拆迁安置指挥部城门分部给予了一笔5万元左右的征收款，该笔征收款已由洲洋鱼池名面上的承包人张钟寿领取。张通旺、林其俤请求法庭依法向福州市东部新城征地拆迁安置指挥部城门分部调取相关征收协议及征收款项领取人信息。4.《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张钟寿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无需另行登记”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张通旺、林其俤与张钟寿之间的关系是共同承包人内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所谓承包人对外关系。况且物权登记之后还允许利害关系人申请异议登记直至起诉，张钟寿岂能仅因洲洋鱼池承包合同仅以一人名义签订就能不顾事实，认定自己是唯一的鱼池承包人。
张通旺、林其俤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张通旺、林其俤与张钟寿共同享有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厚峰村的洲洋鱼池的承包经营权;2.张钟寿赔偿张通旺、林其俤经济损失6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1.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厚峰村民委员会证明，有原件核对,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明洲洋鱼池自1993年开始由张通旺、林其俤与张钟寿共同经营；
2.《鱼池承包合同》，有原件核对,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明只有张钟寿一人在《鱼池承包合同》的乙方上签字，甲方是福州市郊区城门镇谢坑村后坂联队张燮官，1993年2月1日，谢坑村后坂联队与张钟寿约定，谢坑村后坂联队将其所属的鱼池及原洲洋尾承包给张钟寿，承包范围由后坂砖厂至别头砖厂之间的面积，承包期自1993年2月1日起至2023年春节止；
3.收款收据、现金出纳日记簿，张钟寿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明林其俤曾于2000年、2001年，独自或与张钟寿一起交纳过洲洋鱼池的相关款项；
4.录音光盘、录音资料整理稿，张钟寿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明张钟寿曾经说过“不要找开兴，我们鱼池三人在这里，2.53万做清楚都好讲。”、“不要找开兴，鱼池是我们三个人的事，只要2.53万做清楚了都好讲。”；
5.鱼池围堤施工人证明、鱼苗经营者证明，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
6.谢知孝、张燮官、吴宝玉证人证言、张燮官的调查笔录，证人出庭作证，三位证人均是知晓洲洋鱼池承包过程及合同签订过程的村干部，与张通旺、林其俤无利害关系，且张燮官还是在《鱼池承包合同》上签字的“甲方”，对鱼池的承包过程较为清楚，故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明位于福州仓山区城门镇厚峰村的洲洋鱼池是张通旺、林其俤与张钟寿三人共同向村委承包的；
7.（2003）年仓民初字619号《民事判决书》案卷中的张钟寿的举证材料及该案的庭审笔录，上述材料是一审法院根据张通旺、林其俤的申请依法调取，一审法院对其中有加盖与原件核对无异议印章的内容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明《鱼池承包合同》只有张钟寿一人在《鱼池承包合同》的乙方上签字，甲方是福州市福州市郊区城门镇谢坑村后坂联队张燮官，林其俤曾于2000年、2001年，独自或与张钟寿一起交纳过洲洋鱼池的相关款项；
8.（2003）仓民初字第619号《民事判决书》、（2003）仓民初字第584号《民事判决书》、（2003）榕民终字第1343号《民事调解书》、（2004）仓民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书》、（2004）榕民终字第1269号《民事裁定书》，有原件核对，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明在上述纠纷中张钟寿一人作为诉讼主体，但不能证明洲洋鱼池系张钟寿一人承包经营。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虽然《鱼池承包合同》的乙方只有张钟寿一人，但张通旺、林其俤提交的谢知孝、张燮官、吴宝玉证人证言、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厚峰村民委员会证明、收款收据、现金出纳日记簿等证据能形成证据链，证明其约定的位于福州仓山区城门镇厚峰村的洲洋鱼池应为张通旺、林其俤与张钟寿三人共同承包的，故张通旺、林其俤与张钟寿共同享有《鱼池承包合同》项下的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厚峰村的洲洋鱼池的承包经营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张通旺、林其俤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张钟寿造成张通旺、林其俤经济损失，故张通旺、林其俤要求张钟寿赔偿其经济损失6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规定，判决：一、张通旺、林其俤与张钟寿共同享有张钟寿于1993年2月1日与谢坑村后坂联队签订的《鱼池承包合同》项下的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厚峰村的洲洋鱼池的承包经营权；二、驳回张通旺、林其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张通旺、林其俤负担1250元，由张钟寿负担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张钟寿提交了如下材料：1.《福建省村集体专用收款收据》NO.2663954，拟证明洲洋鱼池2001年及2002年的租金系张钟寿一人缴纳；2.《福建省村集体专用收款收据》NO.0384850及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厚峰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6月20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洲洋鱼池2003年至2016年的租金系张钟寿一人缴纳；3.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厚峰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厚峰村民委员会于2014年12月25日出具的《证明》内容未经核实，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张通旺、林其俤认为：材料1不是新证据，该票据在本案讼争之前就已经存在，以“张钟寿”名义缴纳洲洋鱼池租金不代表洲洋鱼池的实际承包人只张钟寿一人；材料2仅能证明洲洋鱼池的承包人缴纳了租金，并不能证明洲洋鱼池实际上是由张钟寿一人承包及鱼池的历史承包经营情况；材料3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内容上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说明没有村主任签名，村委会作为管理者理当确知鱼池的实际承包经营人，希望二审法院要求村委会对文书内容进行查证说明。本院经审查认为材料1、2可证明张钟寿曾缴纳2001年至2016年洲洋鱼池的相关款项，但不能证明洲洋鱼池系张钟寿一人承包经营。关于材料3，本院将对该证据证明力予以综合认定。
此外，张钟寿申请郑则建、陈永恒、林金龙出庭作证，证明讼争鱼池的承包人只有张钟寿一人，经双方当事人对三位证人询问后，本院经审查认为，三位证人均表示其曾为张钟寿处理过鱼池的相关事宜，但并不了解鱼池的实际承包人，三位证人的证言亦不能证明洲洋鱼池系张钟寿一人承包经营。
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讼争鱼池是张钟寿一人承包还是由张通旺、林其俤与张钟寿三人共同承包。张钟寿提供《鱼池承包合同》、2001年至2016年洲洋鱼池相关款项缴费凭证，村委会情况说明并申请郑则建、陈永恒、林金龙出庭作证，主张讼争鱼池的承包人只有其一人，而张通旺、林其俤一审期间提交谢知孝、张燮官、吴宝玉证人证言、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厚峰村民委员会证明、收款收据、现金出纳日记簿等证据主张讼争鱼池系三人共同承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本院注意到，张钟寿于2001-2002年缴费是因洲洋鱼池的缴费问题与村委会发生纠纷，张钟寿作为诉讼主体在判决生效后法院执行的款项，2003年至2016年期间费用是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缴纳的，郑则建、陈永恒、林金龙等三位证人虽表示其曾为张钟寿处理过鱼池的相关事宜，但并不了解鱼池的实际承包人，不能证明洲洋鱼池系张钟寿一人承包经营。而张通旺、林其俤提交的谢知孝、张燮官、吴宝玉证人证言、收款收据、现金出纳日记簿等证据可形成证据链，一审认定张通旺、林其俤与张钟寿共同享有讼争洲洋鱼池的承包经营权符合高度盖然性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张通旺、林其俤主张张钟寿造成其经济损失并要求赔偿6万元，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据此未予支持符合客观实际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张通旺、林其俤和张钟寿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张通旺、林其俤负担650元，由上诉人张钟寿负担6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一萍
审 判 员 陈雁兰
审 判 员 李文颖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日
法官助理 张力群
书 记 员 吴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