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18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太林，女，汉族，1984年5月18日出生，住重庆市巫山县。
委托代理人：赵星辉，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易海明，男，汉族，1980年10月9日出生，住湖南省邵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69号深国投广场1栋7楼。
负责人：尤程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国兴，广东大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介余，广东大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珠海市吉大园林路51号平安大厦首层101、105单元及3楼。
负责人：黄凯，总经理。
上诉人杨太林因与被上诉人易海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简称平安保险珠海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民一初字第22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3月1日8时05分许，易海明驾驶粤Ｂ×××××号车辆行驶至二广高速南行K2535＋100路段时，由于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导致车辆先后与杨太林驾驶的粤Ｃ×××××号车及王小强驾驶的粤Ｓ×××××号车发生碰撞，并撞毁右侧应急车道护栏，造成三车不同程度损坏，无人员受伤的交通事故。清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六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易海明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易海明驾驶的粤Ｂ×××××号车在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及保险限额为5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含不计免赔率），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事故发生后，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对粤Ｃ×××××号车的车辆损失进行了查勘定损，该公司出具的《机动车辆保险定损报告》中显示该车的修理价格为14371元。根据杨太林提供的上海大众汽车出具的《车辆维修工时配件结算清单》，显示该车的进厂时间为2015年3月5日，出厂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车辆的维修结算金额为14371元。另外，杨太林称其车辆于事发后由拖运车从事发地点拖运至高速出口处，之后再从该出口处将车辆及车上人员一并拖运至上海大众汽车珠海4S店，为此产生救援拖车费760元和拖车费4500元，提供了分别由广东粤运交通拯救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和珠海雅顺运输有限公司开具的拖车费发票各一张为据。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主张其公司在事发后已向杨太林支付车辆修理费14371元和车辆施救费2260元。杨太林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杨太林提供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15日出具的《机动车辆保险索赔单证收据》，内容载明“尊敬的客户：由于您在我司投保的机动车辆发生了保险事故，请您在向我司提交《机动车辆索赔申请书》的同时，依据我司的要求，提供以下单证（单证清单详见下表）。我司收齐该案索赔单证后将在7-14个工作日后结案付款。……”该段文字下方的表格中第六项修车发票一栏有“￥14371”的手写数字，第七项施救费及相关费用票据一栏有“￥760＋4500施救费申请按760＋1500赔付”的手写文字。客户（提交单证人）签字一栏有“杨太林”的字样，杨太林确认该签字为其本人所签。保险公司经办人签字一栏有“胡爱媚”字样。庭审中，杨太林称其向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已确认杨太林车辆因本次事故产生的两次施救费用共计5260元，而索赔单证收据上“￥760＋4500施救费申请按760＋1500赔付”的该段手写文字虽在杨太林签名前已写上去，但杨太林认为该文字内容并不是双方达成的协议，而该收据亦仅是保险公司收取杨太林单据的凭证，保险公司自称施救费总金额因超过了保险限额，于是告知杨太林仅同意按“￥760＋1500”的标准赔付车辆施救费，亦没有就赔偿标准作出任何解释，但杨太林并未同意放弃要求保险公司支付其余拖车费3000元，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支付。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认为其公司在杨太林申请理赔时，已在单据上写明杨太林车辆的施救费按“￥760＋1500”的标准赔付，而杨太林亦已在单据上签名确认，其公司已按照收据上确定的赔付金额全额支付给杨太林，故不存在施救费用未付清的情况。
另查明，杨太林称其在事故发生后因车辆维修需租赁其他车辆出行，提供了其与珠海无穷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租用的车型为轿车，车牌号为粤Ｃ×××××，租赁价格为268元／天，租期起算日为2015年3月5日，合同载明的实际还车时间为2015年5月2日，实际应支付的租金为15276元。杨太林还提供了珠海无穷大发展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4日开具的租车费发票两张，票据金额显示分别为9000元和6276元。
再查明，平安保险珠海支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易海明驾驶的粤Ｂ×××××号车辆在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并没有在其公司购买相关保险，而其公司亦没有相关权利可以处理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相关的保险连带事务，故认为杨太林起诉主体有误。杨太林在2015年12月11日本案一审开庭审理法庭辩论终结前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回对平安保险珠海支公司的起诉。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在2015年12月25日原审法院组织的笔录中，主张由于杨太林撤回对平安保险珠海支公司的起诉，故本案的侵权行为地及被告所在地均不在珠海，其公司据此认为原审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要求法院驳回杨太林的起诉。杨太林当即明确表示不同意撤回对平安保险珠海支公司的起诉。
双方对以下损失均有争议。
损失项目杨太林主张金额、依据及争议事项
1.车辆施救费3000元［拖车费（760元＋4500元）-已赔付（760＋1500元）］。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认为杨太林车辆的施救费用过高，超出正常范围，且其公司与杨太林已就施救费达成协议并按2260元标准赔付给杨太林，不存在赔付不足的事实。易海明主张对杨太林的各项请求按照法律规定作出处理。2.租车费15276元（按268元／天计算57天，自2015年3月5日至2015年4月30日）。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认为杨太林主张的替代性租车费属于间接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另外，杨太林的修车费不足15000元，但杨太林主张维修的时间近2个月，实在令人费解，且其所租车辆的档次及费用严重超出实际需要。3.车辆价值贬损费用7185.5元（维修费14731元×50%）。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认为车辆价值的贬值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为，杨太林在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申请，要求撤回对平安保险珠海支公司的起诉，但在原审法院作出是否准许其撤回对平安保险珠海支公司起诉的裁定前，杨太林其后又明确表示不同意撤回对平安保险珠海支公司的起诉，系其自行处分诉权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以其最后作出的意思表示为准，况且，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亦没有在规定提交答辩状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答辩，故对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认为原审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赔偿责任认定问题。双方对交警部门就涉案交通事故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并作为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的依据。根据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易海明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粤Ｂ×××××号车辆在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以及保险限额为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据此，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对杨太林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由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先予赔偿，仍有不足的部分，再由易海明承担赔偿责任。由于粤Ｂ×××××号车辆在平安保险珠海支公司没有购买相关保险，故杨太林主ＸＸ安保险珠海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对双方争议的损失依法认定如下：（一）车辆施救费。杨太林提供了两张拖车费发票，金额总计为5260元，其据此主张保险公司应按票据金额足额赔偿给杨太林。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辩称其公司与杨太林在事发后已就车辆施救费的终结赔偿金额达成协议，且已按约定金额2260元支付给杨太林，赔付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诚实信用系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说明义务则是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活动中的最好体现。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作为从事经营保险业务的单位，其熟悉保险业务，精通保险理赔，而杨太林作为保险事故的第三者，不可能拥有保险专业知识，对保险理赔过程可能亦不甚清楚，因此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在理赔过程中有义务向杨太林明确说明此次保险事故的赔偿范围、标准、数额等基本情况，以及对赔偿的内容及后果作出明确告知。在杨太林知悉的情况下，如杨太林仍同意终结赔偿的，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的保险赔偿责任才能视为终结。而本案中仅凭《机动车辆保险索赔单证收据》载明的内容并不足以证明杨太林与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已就施救费终结赔偿的数额已达成一致合意，杨太林明确同意放弃对其余部分施救费的索赔请求，也无证据显示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在理赔过程中已向杨太林尽到上述明确告知义务。故原审法院对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主张其公司对车辆施救费的赔偿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杨太林主张因本次事故垫付车辆施救费共5260元，提供了相应金额的发票予以证实，而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虽辩称杨太林主张的施救费金额过高，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予以证实该费用存在明显不合理，故原审法院对杨太林主张的车辆施救费5260元予以采信。鉴于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已向杨太林赔付施救费2260元，故原审法院对杨太林主ＸＸ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支付车辆施救费30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二）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杨太林依据其与珠海无穷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以及租车费发票，主张其车辆因本次事故导致受损，车辆维修57天期间需另外租赁其他车辆使用，故要求按照租车费发票金额15276元予以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根据上述规定，原审法院认为，杨太林的车辆因本次事故受损导致无法继续使用，必然会发生其他交通费用的支出而造成损失，但同时亦考虑到杨太林的车辆并非营运车辆，一般是作为出行的代步工具使用的，在车辆因事故导致停驶期间并非必须租赁其他车辆作为替代性交通工具，杨太林完全可以选择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含出租车）出行以防止损失的扩大，况且杨太林也未举证证明其在车辆停驶期间确有租赁其他车辆出行的必要，故原审法院对杨太林请求的租车费损失不予支持。杨太林依据其提供的《车辆维修工时配件结算清单》载明的车辆进、出厂时间，主张其车辆的停驶时间计算57天。但从该清单载明的车辆更换和修理项目、工时等内容，可以反映杨太林车辆的受损程度较轻，故仅凭该清单上记载的车辆进、出厂时间并不足以证明杨太林车辆的实际停驶时间，而杨太林对此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原审法院对杨太林主张的车辆停驶时间计算57天不予采纳。结合杨太林车辆的受损程度，原审法院酌定杨太林车辆停驶期间的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为1000元。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虽辩称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主张该损失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但对此并没有提供保险条款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三）车辆价值贬损费用。杨太林称其车辆为新购置车辆，车辆行驶里程较短，该车因事故受损后虽可修复具备相应的使用功能，但车辆价值却无法完全恢复，故要求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易海明按照车辆实际维修金额50%的标准赔偿其车辆贬损价值。但鉴于杨太林购买车辆是作日常生活使用为目的，该车辆在事故发生后通过修理、更换零部件和对受损部位喷漆等进行了修复，已经基本恢复其原貌及使用功能，其损失已经得以弥补。因此，在车辆已经修复且继续使用的情况下，杨太林主张其车辆的贬值损失，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由于杨太林确认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已向其赔偿车辆修理费14371元和车辆施救费2260元，故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范围内的赔偿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故原审法院核定的车辆施救费3000元及替代性交通工具费1000元，由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向杨太林予以赔偿。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向杨太林赔偿车辆施救费3000元、替代性交通工具费1000元；二、驳回杨太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8元（杨太林已预付），由杨太林负担183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35元。
一审判决后，杨太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中“替代性交通工具费1000元”，改判为“替代性交通工具费15276元”（自2015年3月5日至2015年4月30日，268元／天×57天=15276元）；二、撤销判决书中第二项，改判为：车辆价值贬损费用7185.5元（维修费14371元×50%=7185.5）；三、上述费用先由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在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不足部分，由易海明进行赔偿；四、由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易海明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酌情给予替代性工具费1000元，事实认定与常理严重不符，适用法律错误。关于替代性工具费之损失，杨太林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如果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易海明有异议，应提供反证予以反驳，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易海明没有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不应依自己主观臆断做出推定。一审法院酌情支持替代性工具费1000元的理由是“杨太林完全可以选择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含出租车）出行以防止损失的扩大，况且杨太林也未举证其在车辆停驶期间确有租赁其他车辆出行的必要”，认知太片面，杨太林购买车辆，并非为了营运，而是自用，自用当然是为了生活、工作方便之用，那么，对于杨太林来说，即是必须的了，不然，就无须再花费那么多钱买车、花费那么多钱养车，杨太林租车，只是维持了发生交通事故之前的用车标准，维持了之前的生活、工作标准，并没有扩大损失，法院无权要求杨太林在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易海明造成杨太林损失的情况下，降低标准用车，改用出租车，甚至公交车，发生此次交通事故是因为易海明严重危险驾驶，且事后态度恶劣，杨太林凭什么要降低自己的标准，为有过错的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易海明节省费用，为自己带来不便，去挤公交车？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易海明也无权要求杨太林降低生活标准，为其节省费用。而日常生活，只要是个活人，肯定就要走动，就要做事或上班，而这些是常识，无须再举证一个活人需要用车出行的证据，杨太林购车来用，本身就是证据。如果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易海明认为杨太林每天是呆在家里，从来不出去，所以不用车，那么，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易海明应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不能提供证据，即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还认为“杨太林依据其提供的《车辆维修工时配件结算清单》载明的车辆进、出厂时间，主张其车辆的停驶时间计算57天。但从该清单载明的车辆更换和修理项目、工时等内容，可以反映杨太林车辆的受损程序较轻，故令凭该清单上记载的车辆进、出厂时间并不足以证明杨太林车辆的实际停驶时间，而杨太林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本案对杨太林主张的车辆停驶时间不予采纳。”杨太林在一审时，本来提交了车辆撞毁瞬间的行车记录仪录像截屏，以进一步说明车辆受损严重，但考虑到车辆维修单上已明确列明了诸多的维修项目，维修厂是由保险公司指定认可，维修的时间不由杨太林决定，所以，为了使事情简单化，没有再就此证据进行论证，没想到，一审判决竟认为车辆撞损不严重，并认为无须维修那么长时间，这真是令人一头雾水！为什么维修时间会有57天，杨太林也不知道，杨太林当时也是天天打电话催促问，但车行回复说是因为太多配件毁坏，很多配件要从外地调，所以，没那么快修好。杨太林认为，杨太林提供了正规的维修单，已完成了维修时间、停驶时间的举证，如果要求杨太林再举证为何维修57天？而不是一天或两天？这个要求太过分，如果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易海明认为无须维修57天，或认为维修只须一天、两天，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易海明完全可以去向珠海市华发上众汽车有限公司了解情况，或通过其他方法提出反驳证据，据以推翻杨太林的举证，而不是仅仅空口无凭地予以否认，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杨太林认为，最起码，应该依据修车所使用的时间以及杨太林租车期间产生的租车费来认定替代性工具费，而不是仅依自己片面的、错误的想法进行酌情支持。二、作为新车的车辆贬损价值。一审判决认为“杨太林购买车辆是作日常生活使用为目的，该车辆在事故发生后通过修理、更换零部件和对受损部位喷漆等进行了修复，已经基本恢复其原貌及使用功能，其损失已经得以弥补。因此，在车辆已经修复且继续使用的情况下，杨太林主张车辆的贬值损失，理据不足”。车辆不管是作日常生活使用，还是作营运使用都好，其发生碰撞后，尽管可以经过修复后上路使用，但并不代表其损失即得到全部弥补，就像人的皮肤受损后，长好了，留下了印记甚或疤痕，补偿了医药费，就能说没有损失吗？关于具备日常使用的功能，哪怕像一辆比亚迪、奥拓等国产车即使没有被碰撞，照样可以上路行驶，具体日常使用的功能，但能说其与宝马、奔驰车价值一样了吗？以修复后具有了日常使用的功能作为弥补了全部损失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车辆碰撞修复后，导致价值贬损，这是常识，是不争的事实，哪怕是用了几年的车辆，维修后，也无法与原装车辆配置相比，更何况，杨太林的车辆是新车，被如此碰撞（仅维修费用就占了新车购置价的15.29%），仅修复功能，显然无以弥补全部损失，主张赔偿贬损价值，合情、合理、合法。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杨太林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答辩称：一、杨太林主张的代替性租车费确属间接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不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其次，杨太林车辆维修费不足15000元，且在专业的4s维修店进行维修，主张修理时间近二个月，明显超出常理，实在让人费解。二、杨太林主张的代替性租车费15276元明显超出合理费用的范围，属于杨太林有意扩大损失，租车最大的特点是无论车辆是否需要行驶，都必须支付租金，所以在停驶时产生的租金当然属于扩大损失的范围。三、车辆既然修复，其中包括更换新部件，并正常使用，在此情况下，杨太林主张车辆价值的贬值损失，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有鉴于上述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杨太林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易海明未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如何确定和车辆贬值损失能否得到赔偿的问题。一、关于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里“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要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遵循必要性、合理性原则，根据事故车辆本身的价值大小和一般使用用途等来确定。本案事故发生后，杨太林按照保险公司的指定将受损车辆交由定点维修厂家进行维修，虽然维持时间长达近两个月，但没有证据证明系杨太林故意拖延之行为。杨太林在车辆维修期间，从专门的车辆租赁公司租用价值相当的车辆供自己使用，亦为实际合理，每天的租赁费用也符合当前的市场价格，应认定为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一审判决以杨太林完全可以选择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含出租车），无租赁其他车辆出行的必要，仅酌情支持1000元的替代性交通工具费，有所失当，本院予以纠正。杨太林关于此节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非经营性车辆的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属于非营运车辆使用中断的损失，属于间接损失的范畴，是否在商业险中理赔，应遵照商业保险合同的约定。因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没有提交相应的商业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故杨太林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15276元应由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在商业保险中理赔。二、关于车辆贬值损失能否得到赔偿的问题。虽然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是填平损失，但考虑到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目前尚不具备完全支持贬值损失的客观条件：（1）虽然理论上多数观点认为贬损价值损失具有可赔偿性，但仍然有较多争议，比如因维修导致零部件以旧换新是否存在溢价，从而产生损益相抵的问题等；（2）贬值损失的可赔偿性要兼顾一国的道路交通实际情况。在事故率比较高、人们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尚需提高的我国，赔偿贬值损失会加重道路交通参与人的负担，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3）在我国目前鉴定市场尚不规范，鉴定机构在逐利目的驱动下，贬值损失的确定具有较大的任意性，由于贬值损失数额确定的不科学，导致可能出现案件实质上的不公正，加重侵权人的负担；（4）客观上讲，贬值损失几乎在每辆发生事故的机动车上都会存在，规定贬值损失可能导致不会成诉的交通事故案件大量涌入法院，不利于减少纠纷。综上，目前，对该损失持保守态度，倾向于原则上不支持。当然，在少数极端情形下，也可以考虑予以适当赔偿，但必须慎重，严格把握。本案中，即使涉案车辆系使用不久的车辆，但是在事故发生后通过修理、更换零部件和对受损部位喷漆等进行了修复，已基本恢复原貌和使用功能，一审判决驳回杨太林主张的车辆贬值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杨太林关于此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民一初字第222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民一初字第222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向杨太林赔偿车辆施救费3000元、替代性交通工具费15276元；
三、驳回上诉人杨太林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8元，由杨太林负担100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1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杨太林负担20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3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孟庆锋
代理审判员 艾欣欣
代理审判员 唐育萍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培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