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1）高民终字第9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天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
负责人曾庆如，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彦光，北京市大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住所地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维多利亚广场800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北京办事处，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GiovanniBisignani，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飏，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北京办事处职员。
委托代理人钟节平，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天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以下简称国际航协）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二中民初字第9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1年3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刘春梅担任审判长、法官容红、法官张力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1年7月27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长沙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彦光，国际航协的委托代理人李飏、钟节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长沙分公司在原审起诉称，2004年9月27日，长沙分公司与国际航协北京办事处订立《国内客运销售代理协议》，约定由长沙分公司作为国际航协的代理人，代理其航空客票销售业务。国际航协按长沙分公司所销售的机票收入款向长沙分公司支付代理费。2010年2月5日，国际航协以“股东关联关系”为由，声称为了“避免”其发生损失，单方面暂停了长沙分公司的国际航协认可代理人BSP运作。即国际航协单方面违反上述代理协议约定，中止了协议履行。上述协议自签订之日履行至今，长沙分公司从未有过任何违约行为。国际航协的单方中止协议行为属于违约，致使长沙分公司的缔约及履约目的无法实现，国际航协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长沙分公司的预期利益损失。以长沙分公司上一年度从国际航协取得的同期代理费收入为计算依据，国际航协应按该数额向长沙分公司支付违约金。故长沙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国际航协向长沙分公司支付违约金(预期利益损失)606987.37元(从2010年2月5日暂计至2010年4月8日)；二、国际航协向长沙分公司支付乘客退票票款405700.80元(从2010年2月5日暂计至2010年4月8日)；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国际航协承担。
国际航协在原审答辩称:长沙分公司起诉国际航协为错误的起诉，长沙分公司要求国际航协支付违约金、乘客退票票款等诉讼请求无任何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长沙分公司的起诉和所有诉讼请求。理由如下:
一、国际航协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1、国际航协不是客运销售代理协议的当事人。根据长沙分公司于2004年9月27日签署的《国内客运销售代理协议》之签署方和第1条，合同对方为指定长沙分公司为销售代理人的航空公司，合同的权利义务由航空公司与长沙分公司承担，国际航协仅为航空公司授权签署合同的代表，且合同之一部分并经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批准的《旅客运输销售代理规则—中国》(以下称810C决议)明确规定:“理事长、代理人事务经理和计划管理部门在根据本规则和其他适用的决议及其附件完成任何行动时，不是作为当事人而是作为有关航空公司的代理人行事。”故国际航协与长沙分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长沙分公司起诉国际航协无依据。
2、国际航协的法律地位及BSP运作决定国际航协与长沙分公司之间无权利义务关系。国际航协为依据加拿大法律在加拿大注册成立的非营利、非政府的法人，由200多家会员航空公司组成。国际航协为行业自律组织，最高职权属于由正式会员代表组成的全体会议，其制定和遵守的行业规则系经会员航空公司表决通过。国际航协北京办事处为国际航协的代表机构，为合法有效存续的组织。开账与结算计划（以下称BSP)系为便利航空公司和销售代理人提供和填开运输凭证、结算和清算账目而实施的办法。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曾先后核发《关于全面推广中国BSP的通知》、《关于下发〈2000年全面推广中国BSP的工作安排〉的通知》、《关于中国BSP运作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推广BSP、明确BSP运作和监管。中国BSP运作流程如下:（1）销售代理人以中性标准运输凭证为各参加BSP航空公司销售机票；（2）销售代理人按统一的标准管理表格和程序向BSP数据处理中心（由中国航空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和管理）报告销售情况；（3）数据处理中心计算并产生各类报表和账单；（4）数据处理中心向销售代理人发出账单；（5）销售代理人依据账单定期将销售款汇至其在清算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专用账户；（6）清算银行结算应付给航空公司的款项。航空公司、国际航协、销售代理人、担保公司在BSP运作中法律关系如下：航空公司与销售代理人形成销售代理关系，代理人为航空公司销售机票，航空公司向销售代理人支付手续费；航空公司与国际航协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国际航协受航空公司委托依据航空公司与销售代理人之间的销售代理协议等对销售代理人进行资格审查、对不规则情况和违约行为进行处理等；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鑫港公司)为销售代理人的保证人，向参加中国BSP的航空公司和国际航协北京办事处提供不可撤销的担保函。国际航协在BSP运作中是航空公司制定的规则的维护者，与销售代理人无权利义务关系。
上述两点表明，国际航协不是长沙分公司诉称的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中的适格被告，国际航协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长沙分公司的起诉。
二、长沙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不成立。
退一万步讲，即使国际航协为本案被告，长沙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亦不成立。1、暂停及停止长沙分公司BSP运作合法合规。北京顺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益公司）在2010年1月第8个结算期中发生透支行为，欠款8673001.01元。谭建国拥有顺益公司75％股权，同时，谭建国拥有长沙分公司的总公司广东天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51％股权；中航鑫港公司于2010年2月4日向国际航协北京办事处出具《关于停止北京顺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等八家代理人BSP运作的函》。依据上述事实和810C决议的规定，国际航协北京办事处暂停长沙分公司的国际航协认可代理人BSP运作。2010年2月8日，因长沙分公司发生欠款行为导致违约，国际航协北京办事处宣告长沙分公司为违约代理人并停止其BSP运作。国际航协北京办事处采取上述行动系执行长沙分公司与航空公司签署的《国内客运销售代理协议》及810C决议，在此过程中不存在违规行为，长沙分公司的损失并非国际航协导致，而是由长沙分公司不遵守其签署的协议造成。2、长沙分公司已明确放弃索赔。810C决议第16.2款规定:“销售代理人对任何航空公司和国际航协以及他们的高级职员和雇员在履行本规则和其他适用决议赋予他们的任何职责时由于任何善意行动或不行动所引起的任何损失、伤害或损害（包括诽谤、造谣或中伤）放弃任何和所有索赔和起诉，并就以代理人的高级职员、雇员或代表代理人行动的任何其他人对他们提出的索赔予以赔偿。”长沙分公司已明确放弃对航空公司和国际航协的任何和所有索赔，故即使长沙分公司存在损失，航空公司和国际航协亦不承担长沙分公司的任何损失和费用。3、退票票款不应由国际航协承担。如上所述，长沙分公司与航空公司形成销售代理关系，退票票款是否应退还以及如何结算应依据各航空公司的退票规定执行，而不应由国际航协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2004年9月27日，长沙分公司与国际航协北京办事处签订《国内客运销售代理协议》。协议约定：代理人为长沙分公司，承运人为由国际航协理事长代表的国际航协每一位成员。长沙分公司获准代表承运人销售承运人航班的航空客运和按照承运人的授权销售其他航空公司航班的航空客运。同时，长沙分公司获准依承运人的授权销售附属和其他服务；长沙分公司应收回由其代表承运人销售的运输或其他服务的应收款项。在按要求与承运人进行结算之前，由长沙分公司根据本协议销售的运输和附属服务时所收取的一切款项，包括根据协议长沙分公司应得佣金，均为承运人的财产，必须由长沙分公司根据承运人的委托为承运人保管，或代表承运人保管。长沙分公司只能按照承运人的运价规章、承运条件和书面指示凭收据办理退款；长沙分公司只能办理由其填开的运输凭证的退款；承运人应对长沙分公司根据本协议从事的航空客运和附属服务销售支付报酬，报酬的支付方式和数额由承运人随时规定并通知长沙分公司。协议还约定：关于管理承运人与长沙分公司之间关系的限制性条款，在经代理人事务经理批准后，不定期出版的《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手册》（以下简称《代理人手册》）所包含的决议（以及其他派生规定）中阐明。《代理人手册》附在本协议之后，内容包括：《中国国内客运销售代理规则》、在开帐与结算计划规则、根据《销售代理规则》指定的相关地方标准、其他适用的国际航协决议；上述规则、决议和其他规定不定期修订后被认为纳入本协议并构成协议的一部分，承运人和长沙分公司同意予以遵守；长沙分公司承认已经收到一份《代理人手册》的现行版本并知道其内容。长沙分公司明确承认已阅读并理解《代理人手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与以下主体有关的部分：赔偿和弃权、运输凭证的保管、填开和安全，报告和汇款程序以及仲裁程序；在任何情况下，本协议应当适用长沙分公司主要营业地法律解释并受之管辖，但是，在仅涉及位于长沙分公司主要营业地之外的某一分支机构的争议事项时，适用该分支机构所在地法律。
2009年8月20日，中航鑫港公司与长沙分公司签订《担保与反担保协议》，约定中航鑫港公司为长沙分公司取得并保持国际航协在中国实施代理人计划中的客运销售代理人资格，为长沙分公司与国际航协签署的《国内客运销售代理协议》提供保证担保。代理协议项下的主债权人为国际航协及其代表的各航空公司；被保证的主债权为长沙分公司使用中性运输凭证进行销售而应支付给国际航协代理人计划指定的结算机构的应付款项。中航鑫港公司为长沙分公司承担的最高担保额度为243万元；中航鑫港公司向国际航协履行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长沙分公司首次申请时，中航鑫港公司为长沙分公司出具自申请日至当年末的担保函；此后各年，若长沙分公司于前一担保期间内未发生违约情况且《反担保函》中反担保人没有变化并符合本协议的规定，中航鑫港公司为长沙分公司继续提供担保并出具一年期的该年度担保函。
2010年1月1日，中航鑫港公司向国际航协北京办事处及参加中国开账结算计划的各航空公司，为长沙分公司与国际航协代表航空公司签订的《国内客运销售代理协议》出具《不可撤销的担保函》。担保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
2010年2月4日，中航鑫港公司向国际航协北京办事处发出《关于停止北京顺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等八家代理人BSP运作的函》，其中载明：国际航协代理人顺益公司发生巨额欠款,为了避免中国BSP发生损失,我公司请贵处暂停该代理人以及与其关联的7家代理人BSP运作。另7家代理人如下:1、上海百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2、广东天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3、广东天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广州亚太机票代售处；4、广东天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云浮分公司；5、长沙分公司；6、北京百益顺航空服务有限公司；7、北京天益游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2010年2月5日，国际航协北京办事处代理人资格审查办公室向长沙分公司发出《关于暂停国际航协认可代理人BSP运作的通知》，其中载明：根据我们2010年2月4日收到的中航鑫港公司的通知,由于顺益公司发生巨额欠款,又因你公司股东同欠款代理顺益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为了避免中国BSP发生损失,在此谨通知你公司:从即日起,暂停你公司的国际航协认可代理人BSP运作。请你公司尽快配合中国BSP办公室结清所有票证票款,避免相关的违约行为。
2010年2月8日，国际航协北亚地区副总裁张保建向长沙分公司发出《违约行动通知》：鉴于你公司与国际航协违约代理人—顺益公司存在股东连带关系,顺益公司在2010年1月第8个结算期中发生透支行为，欠款金额8637001.01元。根据国际航协810C及832决议的有关规定和《中国国内客运销售代理规则》的有关规定,我们对你公司位于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111号华联大厦大堂的营业场所，将同时采取违约行动。贵公司为国际航协会员航空公司和BSP航空公司进行的信用销售（包括用支票支付票款）应暂时停止。尽管你们可以以收付实现制为这些航空公司进行销售,但他们将扣留贵公司的销售手续费,直到他们收到本办公室发出的你公司已结清未付款项时为止。你公司还将收到国际航协代理人管理部门关于违约行动处理的通知。
同日，国际航协北亚地区副总裁张保建再次向长沙分公司发出违约通知，其中载明：根据国际航协810C及832决议的有关规定和《中国国内客运销售代理规则》的有关规定,在此,我不得不宣布你公司为违约代理人并停止你公司的BSP运作。此违约将被通知到所有航空公司和有关部门。请你公司按照中国BSP办公室的要求,首先尽快结清所有票证票款。
长沙分公司对于其总公司广东天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股东谭建国为顺益公司股东，以及顺益公司在2010年2月4日前产生巨额欠款的事实不持异议。
长沙分公司收到国际航协发出的上述通知后，认为国际航协单方中止协议行为属于违约，故停止结算票款。
原审法院另查明：国际航协成立于1945年，截至2009年4月，在全世界近100个国家设有办事处，280家会员航空公司遍及世界180多个国家。根据1945年12月8日通过、1975年2月27日修正的设立国际航协法令规定：国际航协的宗旨和目的是促进安全、正常和经济的航空运输以造福于世界各族人民，培植航空商业并研究与其有关的问题；为直接或间接从事国际航空运输服务的各航空运输企业提供协作的途径；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及其国际组织合作。国际航协有权取得未设立协会（指尚未设立的国际航协）拥有、持有和享有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权利和财产；购买、租借、交换、雇佣和取得赠品、授予物、遗赠物、遗产以及其他物品；拥有和持有任何资产、财产或权利及附带的任何权利及利益；转让、出售、交换、管理、开发、出租、担保、抵押或本协会决定的任何方式处置前述财产；为本协会之目的结款；出票、承兑、背书、贴现、履行及发行本票、汇票及其他可转让票据；以不时决定的方式投资或处理本协会暂时不用的资金；自行或连同其他主体作为委托人、代理人、合同当事人或其他执行本协会的所有或任何一部分目的以及上述事项；有权处理偶发事件或有助于本协会宗旨实现及实施本协会权利的任何其他事情。本协会可以其视为便利的方式持有或使用一个法人印章。
国际航协《章程》中规定：国际航协全体大会具有行使国际航协一切权力的最后权限；全体大会应设立执行委员会，称为“理事会”，有权行使要求由全体大会行使的根据法律、组成社团的法令或本章规定的国际航协的所有权力。理事会应由年度全体大会从正式会员中选出的不超过31名首席执行官组成。理事长应是国际航协的首席执行官，并应在理事会授权下，对国际航协的业务和事务，以及对全体大会或理事会可能授权或委托给理事长的其他职能和职责，行使监督、指导和控制。理事会就国际航协的全面业绩向全体大会负责；理事会被赋予行政管理权和职责，包括全面管理以及国际航协业务、事务、资金和财产的控制；理事会应在组成法人的法令、本章程和历届全体大会决议的框架内确定、审查和批准国际航协的政策；会员为了保持国际航协会籍，需要缴纳应缴款额。
国际航协制定的810C决议是依据国际航协旅客代理人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为准则，结合中国航空运输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代理人资格认可和保持条件；开账与结算计划（BSP）的规则。该决议第3节关于“申请认可以及保持认可须具备的资质”中规定：符合执行理事会持续修订并通过旅行代理人手册予以公布的资质要求、使用规定的表格向代理人服务经理提交申请、具有适当的正式执照的任何人,均可以成为经认可的代理人。为了确保国际航协做出的认可得以延续,经认可的代理人必须始终具备有关资质。无论何时,如代理人事务管理经理发现,在据以对申请人做出认可的申请书中,涉及第3.4.6条款与第3.4.7条款所规定标准的重要陈述不准确或不完整,并且代理人事务管理经理认为,有关情节表明,具有相应的证据,那么,上述不准确或不完整的重要陈述,应构成代理人事务管理经理认定有关代理人,或有关地点,应立即进行现金结算的理由。此后,代理人事务管理经理,应终止销售代理协议,并向应就此有关代理人发出通知。如有关地点为分支机构的地点,那么,代理人事务管理经理,应将该地点从代理人名册中予以除名。第3.4.6条款规定：申请人或其主要股东（或申请人的发起人）、或其董事、或其官员、或其经理，在遵守合乎职业道德的商业准则方面，不应具有不令人满意的记录，也不应是债务尚未偿清的破产人；第3.4.7条款规定：申请人的董事、或股东、或管理人员，均不应为已从代理人名册中予以除名的代理人的董事、或股东、或管理人员，或已收到违约通知、并仍未偿清债务的代理人的董事、或股东、或管理人员；第4.6条规定：在根据本规则、其他应予以使用的决议、第850号决议及其附件规定履行职责时，理事长、代理人事务管理经理，以及行业结算系统管理部门，不是委托人，而是有关成员的代理人。第16.2条规定：成员（无论是以个别成员的名义，还是以成员集体名义）、理事长、代理人事务管理经理、行业结算系统管理部门对于根据本规则与其他应予以适用的决议规定,在履行其职责或者行使其职权过程中,因出于真诚所实施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所导致的任何损失、伤害、损坏（其中包括对于由具有侮辱、诽谤、破坏名誉性质的行为所导致损害做出的赔偿），代理人放弃一切提出索赔的权利,并且,放弃以它们为理由以成员、国际航协、成员的官员、成员的雇员、国际航协的官员、国际航协的雇员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对于代理人的官员、代理人的雇员、作为代理人的授权代理人的其他人向上述成员、组织人员提出的有关索赔,代理人应向上述成员、组织人员做出赔偿。
1995年4月17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做出《关于对国际航协“客运销售代理规则—中国”决议的批复》：同意1995年1月24日至25日国际航协在日内瓦召开的第17届客运代理人大会上讨论并正式通过的国际航协“客运销售代理规则—中国”（即810C决议）。保留条款：810C决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相抵触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为准。
国际航协制定的832决议是国际航协从810C决议的有关章节分离出来的单独形成的一个决议，该决议旨在将开账与结算计划(BSP)下报告和汇款各方面的程序以及不通过BSP直接向国际航协会员报告和汇款的程序纳入同一决议进行管理，无论《客运销售代理规则》有何不同规定。
原审法院
判决认为，关于本案管辖权的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之规定，因国际航协在北京设有办事机构，该办事处的住所地在北京市朝阳区，属该院辖区，故该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长沙分公司与国际航协在开庭前均表示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
关于本案的实体认定。根据国际航协设立法令的规定，国际航协是依法设立的合法组织，有自己的章程，有必要的经费和财产，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不仅仅是对各成员意志的简单反映，而且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民事权利。综上，可以认定国际航协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对其行为和决策后果自行承担责任。国际航协理事会是国际航协全体大会的执行机构，理事长作为国际航协的首席执行官，接受国际航协全体大会或理事会的委托，有权代表国际航协成员以国际航协的名义与长沙分公司签订《国内客运销售代理协议》，国际航协成员应受该协议约束。鉴于国际航协做出的810C决议、832决议是《国内客运销售代理协议》的组成部分，国际航协依据上述协议，有对客运销售代理人资格进行审定，以及对航空公司与认可代理人之间使用的销售结算系统进行管理的职权。综上，国际航协应受合同有关其职责条款的约束，并承担其职责范围内，从事民事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长沙分公司以国际航协单方中止其航空销售代理人资格构成违约为由，以国际航协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的规定。另外，鉴于国际航协具有较强的人合性与团体性，其成员遍及世界200余家航空公司，与国际航协就代理人资格审定和BSP运行而产生的纠纷，以所有成员为被告提起诉讼，不利于纠纷处理。国际航协主张810C决议中规定，其作为航空公司的代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该条款免除了国际航协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加重了长沙分公司的责任，在本案中应认定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长沙分公司依法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该项权利不以双方在合同中存在“放弃索赔”的约定而丧失。国际航协主张长沙分公司明确表示放弃索赔，故无权提起相关诉讼请求的抗辩理由不成立。
长沙分公司与国际航协在《国内客运销售代理协议》中明确约定：销售代理规则、开账与结算计划规则规定的内容等均属于协议的组成部分。810C决议是结合中国航空运输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客运销售代理规则，根据810C决议第3节关于“申请认可以及保持认可须具备的资质”中明确规定：销售代理人的股东，不应是已收到违约通知仍未偿清债务的其他代理人的董事、股东或管理人员。由于长沙分公司的总公司广东天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股东谭建国同时是顺益公司的股东，顺益公司存在透支行为，国际航协依据中航鑫港公司出具的要求停止包括长沙分公司、顺益公司等八家代理人BSP运作的函以及810C决议的上述规定，停止长沙分公司BSP运作有事实和合同约定。虽然“股东连带责任”在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但国际航协为保证其BSP系统的安全，将“股东连带责任”作为销售代理人的申请条件，且长沙分公司对此亦未提出异议，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该条款应认定有效。长沙分公司以“股东连带责任”与我国法律相抵触为由，主张合同双方当事人不受该条款约束，国际航协违约，应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长沙分公司主张退票款一节，由于长沙分公司没有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其退票情况，故长沙分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长沙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长沙分公司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长沙分公司的全部原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国际航协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原审法院未能准确查明全部事实，致使判决不公。原审法院采纳国际航协提出的、在我国法律乃至双方合同文本中并未出现的“股东连带责任”概念，将国际航协的违约行为认定为依法行使权利，致使原审判决失去公正基础。2、支持“股东连带责任”实为错误解读本案所涉合同条款。虽然国际航协至今无法提供双方以何种方式将810C决议及832决议条款确认为合同附件的证据，但即使以上述条款为依据，也无法解读出所谓的“股东连带责任”。“股东连带责任”字眼出现在国际航协于2010年2月5日向长沙分公司发出的《违约行动通知》中，除此之外，无任何文件有所反映。国际航协称此“责任”概念源于国际航协810C决议的第3.4.1.3条款，但根据该条款的字面理解，仅指向各机票销售商（包括长沙分公司）申请成为并保持国际航协代理人的资格条件，而并非违约责任承担条款。不能持续满足该资格要求的后果和处理程序规定在810C决议第3.2条、第3.3.3条中。上述810C决议第3.2条明确规定：在代理销售协议终止日之前，通知不生效，该代理人视为符合资格要求。事实上，有关违约责任承担前提及形式（包括停止BSP的前提）条款体现在国际航协832决议，在该决议中，没有出现任何指向违反上述810C决议第3.4.1.3条款即构成停止BSP条件的表述。3、意思自治原则不应适用于本案中的“股东连带责任”。意思自治原则以各方意思表示为基础，服从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即该原则只适用于合同各方主体范围内，而不能为合同主体以外的其他主体设定义务。鉴于本案所涉合同主体为长沙分公司与国际航协双方，因此依据“意思自治原则”只能为双方设定权利与义务，而根据“股东连带责任”，则本案双方所“拟定”的合同条款不但为长沙分公司股东设定义务，而且一旦该股东“违反”上述义务，将直接影响合同的履行，完全突破了“相对性原则”。此外，“股东连带责任”规定在国际航协单方制订的“格式合同”中，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对格式合同条款的理解出现不一致时，应当做出不利于格式合同条款提供方的解释。4、根据《2010年中国BSP报告/划款日期表》，2010年1月第8个结算期的银行结算日为2010年2月5日，也就是说，中航鑫港公司、国际航协乃至清算银行在2010年2月4日这一天是不可能确定顺益公司1月第8个结算期的BSP款是否欠缴的，因此中航鑫港公司2月4日的函明显存在伪证嫌疑。此外，即使假设顺益公司确实存在清算日存款不足的问题，国际航协对顺益公司的处理亦违反了《国际航协客运代理人计划》、《代理人手册》等关于迟汇、拒汇的处理程序。按照上述文件的相关规定，国际航协对代理人在清算银行清算日账户余额不足的情形下，正确的处理方式是：a、由清算银行通知国际航协代理人账户余额不足；b、国际航协向代理人发出通知，并规定期限补足差额；c、如代理人在收到上述通知后，按规定补足了差额，则d、不构成违约、不暂停或停止BSP资格，计为两次不规则，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八次不规则行为即构成违约。本案中，国际航协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处理顺益公司，而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直接野蛮地宣布停止顺益公司的BSP运作资格，其目的是为其终止长沙分公司BSP资格拼凑理由。5、长沙分公司已就“退票”事宜完成举证责任。鉴于国际航协拥有并运作BSP，同时在其单方终止长沙分公司使用BSP权利之后，长沙分公司已无法登录进入该系统查询相关数据，而只能统计己方实际与旅客完成退票的记录，并提供旅客实际退回的机票（行程单）或电子信息作为证据。若国际航协否认该项事实，即应举出反证，证明长沙分公司所提供的机票未退票，或已实际使用，或不属于长沙分公司销售，才能视为完成其举证责任。本案审理过程足以查明上述BSP信息证据处于国际航协掌控范围，其拒不提供的行为属诉讼义务不履行，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在二审开庭前，长沙分公司将其上诉请求中关于违约金的部分变更为：依法判令国际航协向长沙分公司支付违约金（预期利益损失）7721987.37元（自2010年2月5日至2013年2月5日），或者判令国际航协停止违约行为，恢复长沙分公司的BSP运作资格，并支付自2010年2月5日起至恢复之日止的预期利益损失违约金。
国际航协在二审答辩称，1、原审法院判决无关键事实的错误认定。原审中长沙分公司对顺益公司的违约事实已确认，原审判决中也有证据证明，正是基于顺益公司的违约，根据长沙分公司签署的《国内客运销售代理协议》以及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核发的《关于中国BSP运作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国际航协暂停、停止了长沙分公司的国际航协认可代理人BSP运作。以上事实均已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清，证据确实充分。担保人中航鑫港公司虽然已履行担保责任，代顺益公司清偿了欠款，但并不代表顺益公司清偿了债务，顺益公司至今未向担保人清偿债务。2、“股东连带责任”是长沙分公司对协议条款的错误解读。首先，国际航协发出的《违约行动通知》中根本未如长沙分公司上诉所称出现过“股东连带责任”这样的字眼。其次，《中国国内客运销售代理规则》和双方的协议亦未出现“股东连带责任”概念。《中国国内客运销售代理规则》的相关条款是对加入BSP运作的全体申请人持续保持资质的要求，这种持续的资质要求，不仅是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批准的，也是加入BSP运作的全体航空公司制定并认可的，还是长沙分公司签署的《国内客运销售代理协议》条款之一，长沙分公司将其归纳为“股东连带责任”实乃错误理解。3、意思自治原则适用于本案。《国内客运销售代理协议》为长沙分公司自愿签署，系其真实意思表示。长沙分公司签署协议保证和承诺其及其主要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以满足其加入并持续满足的条件，当相关条件不满足时，长沙分公司应承担相关协议约定的义务。这是对长沙分公司的要求，而不是对其他第三方的要求，符合合同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及相对性原则。4、长沙分公司就其退票的诉讼请求举证不足。长沙分公司提交的证据存在未提供行程单、行程单与验真电话查询到的信息不符，以及自行打印的表格和解释未能按照客观要求提供支持性文件等问题。此外，由于长沙分公司被终止BSP运作，其退票信息已不处于国际航协的掌控范围，长沙分公司上诉称国际航协掌握长沙分公司的退票信息违反事实，与BSP的运作不符。5、《2010年中国BSP报告/划款日期表》要求下午三点前票款到账且足额。本案涉及的顺益公司2010年1月第8个结算期是2月3日到期，而不是长沙分公司所称的2月5日。2月5日是顺益公司的清算日。在该清算日，顺益公司未支付任何款项，账户余额不到5％，还款能力显然不足。顺益公司在2008年就发生过违约行为，清算日仅到账三分之二票款，后国际航协对其限期清偿后，顺益公司才还清其余三分之一票款。当时BSP实行的是按周结算，2010年改为三天一结算，对代理人的信用要求更高。本案中顺益公司2010年的这次违约较之其2008年的违约，违约情节恶劣得多，且未与BSP办公室沟通，这使得国际航协对此次违约的风险判断亦不同。鉴于顺益公司系违约累犯，且违约情节严重，故国际航协对顺益公司此次违约的处理与2008年是不同的。6、长沙分公司在二审阶段大量增加和变更诉讼请求，违反诉讼程序，且补充的诉讼请求在实体上无任何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长沙分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本案由原审法院管辖以及适用中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均无异议。
二审期间，上诉人长沙分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下列书面材料：
1、上海百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广东天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与中航鑫港公司、国际航协代理人资格审查办公室等部门的交涉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件。证明目的：证明国际航协停止长沙分公司BSP运作的时间为2010年2月5日上午；长沙分公司一直要求国际航协停止侵权，恢复长沙分公司的BSP运作。
2、中国BSP办公室给全体代理人的《关于从2010年12月10日起中国BSP停止提醒BSP票款专用账户余额不足代理人存款的重要通知》。证明目的：证明BSP账户通常的扣款时间为下午17：00。也就是说，国际航协应该在2010年2月5日下午17：00才能够扣款，也只能在这个时间点才能够确定长沙分公司是否违约，而国际航协在2月5日上午就停止了长沙分公司BSP的运作。
3、《2010年中国BSP报告/划款日期表》。证明目的：证明2010年1月份第8期的扣款时间应为2010年2月5日。该证据为被上诉人国际航协一审提交的证据。
4、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0）顺民初字第2931号民事调解书。证明目的：证明顺益公司的欠款时间；顺益公司的欠款已于2010年2月26日由担保人中航鑫港公司代为偿还，顺益公司与中航鑫港公司之间的问题已经解决。该证据为被上诉人国际航协一审提交的证据。
5、顺益公司证明及其财务单据。证明目的：证明国际航协对发生欠款的代理人的正常处理程序；2008年顺益公司发生过一次拖欠款项的情况，这些单据是当时的扣款记录以及银行单据，证明发生欠款并不必然导致违约。
6、广州悦禾会计师事务所悦禾审字[2011]第320号审计报告。证明目的：证明广东天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广东天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广州亚太机票代售处、广东天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云浮分公司、长沙分公司2008年度的代理费收入额。
7、广州悦禾会计师事务所悦禾审字[2011]第321号审计报告。证明目的：证明广东天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广东天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广州亚太机票代售处、广东天益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云浮分公司、长沙分公司2009年度的代理费收入额。
被上诉人国际航协对上述书面材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否认材料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否认材料2的关联性。
认可材料3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BSP每年的划款日期表均有明确规定，划款必须足额。2010年2月5日是BSP将款项清算给航空公司的日期，清算时间为2月5日中午，所以要求代理人的到款时间不可能是2月5日下午。
认可材料4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顺益公司没有于2010年2月3日将足额机票销售款存入专用账户，造成巨额透支；一审时上诉人长沙分公司对顺益公司的违约事实已经认可，并未对顺益公司的违约事实提出质疑，且顺益公司亦未对其违约事实提出质疑。
否认材料5的真实性。
否认材料6、7的真实性。
对于被上诉人国际航协否认真实性的材料1、5、6、7，因系上诉人长沙分公司单方制作或单方委托审计的材料，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被上诉人国际航协认可真实性、否认关联性的材料2，因该份材料产生的时间在本案纠纷发生之后，故本院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被上诉人国际航协否认证明目的的材料3，本院认为该份材料明确记载2010年2月3日为2010年1月第8个账期的“专用账户到款日”，且明确要求于该日“15点前账户足额”；2010年2月5日为2010年1月第8个账期的“清算银行清算日”，故不能证明上诉人长沙分公司所称的“2010年1月份第8期的扣款时间为2010年2月5日”的证明目的。对于被上诉人国际航协否认证明目的的材料4，本院认为该份材料涉及顺益公司履行案外合同的情况，而顺益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亦未在本案出庭作证，故本院对此不予置评。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国际航协向本院提交了下列书面材料：
1、《2008年中国BSP报告/划款日期表》。证明目的：证明2008年BSP运作日期安排与2010年存在差异，包括结算周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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