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民终6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怒江宝亿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先觉，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祖宾，男，怒江宝亿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民，云南奉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广理，男，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柱、王晓蓉，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怒江宝亿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宝亿公司）因与上诉人吴广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初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宝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先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祖宾、陈佳民，吴广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柱、王晓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宝亿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7）云01民初5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原告怒江宝亿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改判吴广理向宝亿公司返还461918.66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广理承担。事实和理由：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吴广理是以包工、包料、包工期、保质量等承包方式进行施工，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吴广理自身资金短缺等原因，我方代吴广理垫付了包括材料款、工人工资、设备购置款、工伤保险费等相关工程款项共计人民币461918.66元，且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一审对这笔款项不予认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吴广理辩称：我方人员的工伤保险是我把钱打到宝亿公司负责办理保险的张军的账户上，由宝亿公司代买保险，所以我方不欠宝亿公司保险费；至于材料款、工程款等费用，一审已经在我方应当返还宝亿公司的工程款的问题上进行了认定，我方没有另欠宝亿公司上述款项，宝亿公司的上诉请求应当驳回。
吴广理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云01民初5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改判由宝亿公司向我方支付工程款共计553204.74元（工程量总价款5431715.88元-材料科736510.84元-已付工程款4142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宝亿公司承担。经本院审查，吴广理上诉请求第一项中的“改判由宝亿公司向我方支付工程款共计553204.74元”，属于新的诉讼请求，而吴广理在一审时是被告，其也没有就该诉请在一审提出反诉，二审中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就该诉讼请求进行调解，宝亿公司不同意调解，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吴广理可以就该诉讼请求另行起诉。事实和理由：1.宝亿公司在一审庭审8个月后才提交领料单作为证据，已大大超过本案的举证期限，但一审违法采信这些证据并据此作出本案判决，属于程序违法；2.宝亿公司提交的领料单中，有许多单据上的领款签字人并非我方人员或我方授权签字的人员，还有6份是假冒我本人或者我兄弟吴庆义签名，这些并非我方人员签字或假冒单据，共涉及金额555759.59元，但一审无视这一事实，将上述单据涉及的金额也计入我方领用材料的总金额中，并认定我方领用材料金额为1292270.43元，而实际上，我方领用材料金额应当是736510.84元；3.宝亿公司于2013年4月23日转给我方的20万元，并非工程款，而是该公司向我方购买钢球而应当向我方支付的购货款，该笔款项应当从宝亿公司已付的工程款中扣除，因此，宝亿公司向我方实际支付的工程款为4142000元；4.我方完成的工程量总价款为5431715.58元，减去我方从宝亿公司领用的材料款736510.84元，宝亿公司实际应向我方支付的工程款为4695204.74元，目前宝亿公司向我方实际支付的工程款4142000元，因此宝亿公司还欠我方工程款553204.74元。
宝亿公司辩称：吴广理从我方领用的材料及其金额有我方提交的领料单和双方共同询价结果证实，吴广理的上诉不成立，应当驳回。
宝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怒江宝亿公司巴瓦库采掘工程承包合同》；2.判令吴广理返还超领的工程款共计1797412.97元；3.判令吴广理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20日，宝亿公司与吴广理签订《怒江宝亿公司巴瓦库采掘工程承包合同》（简称承包合同），约定由吴广理包工包料承包巴瓦库1号硐扩硐、掘进、采矿及2号硐掘进、采矿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的总承包方式。工程单价采用综合单价计价方式，单价由合同双方每年洽谈一次。综合单价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保险费、风险费、管理费及利税等。井巷采掘工程的木支护、井巷系统、装运系统、供风系统、机电系统、通风系统、照明系统、供排水系统、通讯系统等的设备、设施、材料、周转料具购置与安拆工程造价均含在综合单价里。对设备及材料的购置，约定：采掘工程所需的全部机械、电器设备、工器具、材料（火工材料由宝亿公司代购外）均由吴广理自行采购，费用自理。由吴广理承担的永久设施所用的设备、材料由宝亿公司提供技术参数，交吴广理采购。吴广理要依据经宝亿公司审定的材料、设备月度需求计划及时购置材料、设备。若生产急需的设备、料具未能及时购进，宝亿公司有权代购，费用从当月工程款中扣除。宝亿公司负责火工材料的采购，供应到火工材料库，由吴广理负责转运到临时火工材料库并按《民用爆破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宝亿公司按火工材料的采运价格和实际耗用量计算当月金额，并从吴广理当月工程款中扣回。此外，还约定吴广理负责及时为员工办理工伤保险或意外伤害保险，否则宝亿公司有权代吴广理办理，保险费用由吴广理承担。吴广理的生产和生活用水由其自行解决并承担相应费用；吴广理施工及生活用电以低压计量为准，宝亿公司在每月的工程结算单中将吴广理当月的电费扣回等。上述合同签订后，吴广理开始组织人员在矿山作业。
2014年11月24日，当事人双方进行了工程款结算。结算情况为，截止2014年11月24日，宝亿公司欠吴广理工程款和采矿款共计433601.22元。同时备注，如果矿山的备品备件核查后，其中有没有冲销的费用则必须从该笔款项里扣除。
在本案审理期间，为查清已完成工程量、施工期间所领用的材料数量以及已付工程款等情况，一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对账，对账情况如下：1.双方共同确认吴广理完成的进尺量所对应的工程款为3580160元；2.对吴广理完成的采矿量所对应的价款，宝亿公司提出2014年11月24日工程结算表记载的采矿数量为22140吨，但若以该数量核算，则与2013年12月至2015年1月收货汇总表记载的总收货量和已结算部分的差额不一致，故应依照后者计算得出的数量20610.88吨作为实际结算依据。吴广理认为应按照双方签字确认的工程结算表记载的数量作为实际结算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宝亿公司的上述计算过程是以其单方统计的收货汇总表的记载能够反映客观事实为基础倒推某一单次的收货数量，而通常应以双方签字确认的所有单次的收货数量相加得出收货总量，若相加结果与记载的收货总量不符，首先应当考虑的是重新核算收货总量，若确为某一单次的收货数量记载发生笔误，造成汇总结果错误的，则应由双方当事人共同核实、修正该次记载的错误，现宝亿公司以2014年11月24日工程结算表记载的采矿数量与其收货总表的统计结果相悖为由，重新计算并否定双方共同签字确认的2014年11月24日工程结算表，所持依据不足，一审不予采纳，并将宝亿公司扣除的1529.12吨重新计入，由于吴广理就宝亿公司针对采矿量其他部分的计算均无意见，故一审对其他部分沿用宝亿公司的计算数值。进而，吴广理完成采矿量所对应的价款应为1851555.58元；上述1、2两项反映了吴广理完成的全部工程量所对应的款项，即宝亿公司应支付的工程款项，共计5431715.58元。3.双方共同确认吴广理在2014年1月以后领用材料的金额为280079.32元；4.对吴广理在2012年2月至2013年12月期间领用的材料，吴广理提出宝亿公司出示的领料单不能反映物料单价，故不认可宝亿公司统计的物料金额。一审为此指令双方当事人共同询价并重新统计，根据当事人询价、协商后做出的统计结果，双方共同确认且有原始单据佐证的领用材料对应金额为1292270.43元，对未找到原始单据且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部分，一审不予确认；上述3、4两项反映了吴广理从宝亿公司处领用施工材料对应的价值，即应从所获得工程款项中扣除的部分，共计1572349.75元。综合1、2、3、4项，宝亿公司应当支付吴广理的工程款项为3859365.83元。5.双方共同确认宝亿公司已经支付吴广理的款项为4592000元。6.宝亿公司还主张其代吴广理付款的金额为461918.66元，内容为代吴广理购买工人工伤保险及其他代付费用，对此吴广理不予认可，同时宝亿公司提交的证据也未形成证据链，证实被保险人系吴广理的工人、支付至他人账户上的款项最终由吴广理领取或受益等，故一审对宝亿公司主张的代付款项不予确认。综合对账情况，吴广理就涉案工程多收取的款项金额为732634.17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
一、本案诉讼时效是否经过。吴广理主张，双方于2014年11月24日进行了工程款结算，此后没有再继续履行合同，所以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11月24日起算。一审法院认为，该次结算时备注了“如果矿山的备品备件核查后，其中有没有冲销的费用则必须从该笔款项里扣除”，说明双方就合同结算仍保留有未尽事宜，需待进一步核实之后处理，故诉讼时效期间应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即从宝亿公司经过核算发现多支付了吴广理款项之日起算。进而，一审对吴广理关于诉讼时效经过的主张不予采纳。
二、争议的《怒江宝亿公司巴瓦库采掘工程承包合同》的合同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该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简称建筑法）的立法目的出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规定，进一步规定了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因违反建筑法关于建筑市场准入资格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本案中，吴广理作为个人没有从事相关建筑活动的资质，故其与宝亿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自始无效，也就不存在合同解除的问题，进而，对宝亿公司的诉讼请求第一项，请求“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怒江宝亿公司巴瓦库采掘工程承包合同》”不予支持。
三、宝亿公司主张的工程款应否予以返还。综合对账情况，吴广理就涉案工程多收取的工程款金额为732634.17元。吴广理对上述款项的占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返还。至于宝亿公司主张的其他金额，因无确实、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据，故不能得到确认。
综上，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怒江宝亿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吴广理签订于2011年12月20日的《怒江宝亿公司巴瓦库采掘工程承包合同》无效；二、吴广理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怒江宝亿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返还工程款人民币732634.17元；三、驳回怒江宝亿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977元，由怒江宝亿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人民币12586元，由吴广理负担人民币8391元。
本院认为，本案纠纷涉及的建设工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属于涉外民事纠纷，而由于双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均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且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均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本院二审期间，宝亿公司向本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欲证实何金亮、陈义章等人是为吴广理工作的，因此这些人在“领料单”上所签的字能够代表吴广理；而吴广理也向本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欲证实在领料单上签字的陈义章等人，并不是为吴广理工作。由于双方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均是在庭审中才提出，而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对双方当事人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不予准许。此外，双方当事人均向本院补充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
宝亿公司向本院提交吴广理与何金亮签订的《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书》，欲证实何金亮是吴广理雇来为吴广理承包的涉案工程工作的，因此何金亮是代表吴广理在领料单上签字的。经质证，吴广理承认上述协议是其与何金亮所签，但不认可何金亮是代表其在领料单上签字。由于吴广理承认上述协议是其与何金亮签的，故本院确认《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的真实性。
吴广理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吴庆义的证言，欲证实只有吴庆义、何金亮、张何荣、杨兴标、李玉贵、施学良是经吴广理同意，代表吴广理向宝亿公司领用材料，并在领料单上签字的；2.吴广理声称其与张军、向华、何时周、李庭兵的通话录音和书面记录，欲分别证实吴广理自己支付了其工程队人员的保险款项，陈义章领用的材料并没有用在吴广理承包的涉案工程，而是用在陈义章自己承包的工程上，宝亿公司向吴广理支付的款项中，有20万元是用来支付宝亿公司向吴广理购买的钢球款。经质证，宝亿公司对吴庆义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也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吴广理声称的其与张军、向华、何时周的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无法确认是张军、向华、何时周本人，对其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可；对吴广理与李庭兵通话录音中李庭兵的身份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由于宝亿公司对吴广理声称的其与张军、向华、何时周的通话录音真实性不予认可，吴广理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电话中的人确实是张军。向华、何时周本人，故本院对上述三份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吴庆义的证言，由于吴庆义是吴广理的兄弟，与吴广理及其本案纠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本院对其证言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吴广理与李庭兵的通话录音，经审查，双方通话中并没有具体提到吴广理声称的20万元钢球款的问题，因此该录音并不能证明宝亿公司向吴广理支付的款项中，有20万元是用来支付宝亿公司向吴广理购买的钢球款的主张。
二审中，除吴广理对一审认定其2012年2月至2013年12月间向宝亿公司领用的工程材料款项的数额1292270.43元，宝亿公司对一审否认其为吴广理的工程队购买保险，支付工程款等相关款项共计461918.66元分别有异议以外，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认可。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
一、2012年2月至2013年12月间，吴广理向宝亿公司领用的工程材料款金额是多少？
吴广理认为，在此期间，其向宝亿公司领取的工程材料款金额为736510.84元，而非一审认定1292270.43元，而宝亿公司坚持认为1292270.43元的材料款有领料单等原始单据证实。经查，宝亿公司一审时提交的、用于证实吴广理向该公司领用工程材料款项的领料单等原始单据，虽然是在二审开庭后才补充提交，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但由于上述证据与吴广理向宝亿公司领用工程材料款这一基本事实有关，本院认为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对该证据组织质证并无不当。
同时，吴广理认为，宝亿公司一审提交的上述领料单中，有部分单据存在领款签字人并非其人员或其授权签字的人员，还有假冒其本人或者其兄弟吴庆义签名，个别单据没有任何人签字等问题，这些单据涉及的金额应当从一审认定的1292270.43元中扣除。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核对，双方共同确认这些“问题”单据共涉及金额575178.34元（上诉状为553204.74元），分为以下情形：第一种，吴广理认为未经其授权，陈义章、张堂堂、黄松成、张何荣、何汝杰、白兴留、李和张等7人签名的领料单，涉及金额560134.42元；第二种，吴广理认为冒充吴广理、吴庆义签字的单据，涉及金额2260.92元；第三种，无人签字或签字不明的单据，涉及金额12783元。就第一种情形，经本院审查，陈义章等7人签字的领料单，除了9张在“领料单位”一栏注明“三号坑”或“三号坑工程队”以外，其余领料单上“领料单位”一栏，写的是“2号洞”，或者“二号坑”、“二号坑工程队”等，由此可以认定，陈义章等7人签字的领料单中，除标注了“三号坑”或者“三号坑工程队”的9张领料单涉及的材料是用在3号矿洞，其余领料单涉及的材料均是用于2号矿洞；同时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当庭确认，在2号矿洞进行掘进和采矿作业的，只有吴广理的工程队，1号和3号矿洞虽然也有其他工程队，但吴广理的工程队也参与其中，而且吴广理也承认其在涉案工程作业中，确实存在授权除其本人以外的其他人在领料单上签名、直接向宝亿公司领用相关材料的情形，唯一的区别是，吴广理只承认其中部分人，如吴庆义、何金亮、张何荣等6人的签字是经其授权，对陈义章等7人的签字则不予认可，但其也没有反驳证据，证明陈义章等7人领取的、用于2号和3号矿洞的材料，不是经其授权领用的，据此，本院认定陈义章等7人所签领料单中涉及的材料，均是吴广理授权领用的，因此吴广理应当就这些材料向宝亿公司支付材料款560134.42元。对于第二种情形，即吴广理认为系冒充其本人或其兄弟吴庆义签字的6张领料单，经本院比对，这6张单据上所写“吴广理”或者“吴庆义”的字样，确实与两人在其他领料单上的签名差异较大，据此本院认定该6张单据上的签名是冒用吴广理或吴庆义的名字，上述单据涉及的材料及其材料款2260.92元，不是吴广理领用的；同样对于第三种情形，即没有任何人签字或者签字人不明的5张领料单及其涉及的材料款12783元，本院认定不应当由吴广理承担。
综上，本院认定2012年2月至2013年12月间，吴广理向宝亿公司领用工程材料款为1277226.51元，而非一审认定的1292270.43元，加上吴广理认可的其2014年1月以后从宝亿公司领用的材料款280079.32元，本院认定吴广理从宝亿公司领用的材料款总额、也是应当从吴广理所获工程款中扣除的款项为1557305.83元；而根据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吴广理完成的全部工程量所对应的工程款为5431715.58元，因此宝亿公司只应当向吴广理支付工程款3874409.75元，而宝亿公司已经向吴广理支付工程款4592000元，故吴广理应当向宝亿公司退还多收取的工程款为717590.25元，一审判决吴广理向宝亿公司退还多收取的工程款732634.17元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二、吴广理主张的200000元钢球款，是否应当从宝亿公司已支付的工程款中扣除？
经查，吴广理证明宝亿公司向其购买钢球，应当向其支付钢球款200000万元的证据，是2013年4月23日，宝亿公司向吴广理转账200000元的一张转账凭证和吴广理和李庭兵的电话录音，吴广理认为，宝亿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时，转账凭证上均注明“洞采预付款”或“采矿工程款”等字样，但这张凭证上却没有任何备注信息，因此这笔款项应当是宝亿公司向其支付的钢球款，不能用于抵扣宝亿公司向其支付的工程款。本院认为，即使这张凭证没有备注转账用途，也不能当然证明该笔款项就是宝亿公司向吴广理支付其所谓的钢球款，而且二审中，宝亿公司向法庭出示了这份转账凭证的原件，该原件上的备注栏清楚注明“洞采预付款”字样，据此，本院认定该200000元是宝亿公司向吴广理支付的工程款的一部分，并非钢球款，该笔款项作为工程款，已经计入宝亿公司向吴广理支付的工程款中。至于吴广理与李庭兵的通话录音，经本院审查，该录音中虽然提到宝亿公司向吴广理转账的事宜，但没有任何涉及该200000元的内容，据此，本院对吴广理的主张不予支持。
三、宝亿公司是否为吴广理垫付了工人保险费、工程款等共计461918.66元？
经核实，宝亿公司主张其另行支付或为吴广理垫付的款项包括以下几项：第一项，付给何金亮采矿款100000元；第二项、付给苗华勇工程款250000元；第三项，付给吴广理设备款40000元；第四项，为吴广理垫付工伤保险费25679.66元；第五项，为吴广理垫付零星款项33150元，五项合计448829.66元，而非其上诉中主张的461918.66元。经本院审查，第一、二项，是宝亿公司通过银行，分别于2014年9月30日和2014年5月22日支付给何金亮、苗华勇的采矿款和工程款，收款人分别是何金亮和苗华勇，并非支付给吴广理，而吴广理否认其收到了这两笔款项，也否认其委托该二人代其收取如此大额的工程款，因此，本院认为宝亿公司主张其向吴广理付给这两笔款的证据不足；而且，即使这两笔款项确实是宝亿公司付给吴广理的采矿款、工程款，如前所述，宝亿公司与吴广理已经在2014年11月对宝亿公司应当向吴广理支付的工程款和采矿款进行了结算，并经双方签字确认，宝亿公司目前也没有证据证实该两笔款项是独立于双方已结算款项之外、新发生的工程款和采矿款，因此宝亿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就第三项的40000元设备款，宝亿公司只提交其公司内部的一份申请付款单予以证实，而没有其他证据证实该笔款项已经支付给吴广理，因此，本院对该笔款项不予认可。对于第四项工伤保险费，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确认，吴广理工程队的工伤保险是由宝亿公司代买，吴广理虽然声称其已经将保险费交给宝亿公司的张军，并提交一份电话录音作为证据，但吴广理不能证实电话中与吴广理通话的就是张军本人，宝亿公司也不认可，而且声称这笔保险费是该公司为吴广理垫付的，据此，本院认为吴广理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在宝亿公司为其代买保险前后，其向宝亿公司支付了保险费。而宝亿公司向法院提交的、经泸水县社保局确认的2012——2014年《云南省企业职工工伤保险缴费清册》，能够看出宝亿公司在2012年——2014年间，零星为吴广理、吴庆义、何金亮、苗华勇、张何荣、何汝杰、施学良、杨兴标、黄松成等购买保险，保险费共计8725.26元，除此以外，宝亿公司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剩余工伤保险费16954.4元也是为吴广理工程队的人员购买的，因此，本院认定宝亿公司为吴广理垫付保险费8725.26元，这笔费用按照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应当由吴广理承担，一审对部分工伤保险费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对于第五项零星款项33150元，宝亿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这些款项已经支付给吴广理，故本院对宝亿公司要求吴广理偿还这笔款项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吴广理和宝亿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初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确认怒江宝亿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吴广理签订于2011年12月20日的《怒江宝亿公司巴瓦库采掘工程承包合同》无效；
二、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初51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三、吴广理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怒江宝亿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返还工程款717590.25元以及工伤保险费8725.26元，两项共计726315.51元；
四、驳回怒江宝亿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0977元，共计41954元，由怒江宝亿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各负担10000元，共计20000元；由吴广理各负担10977元，共计2195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凌萍
审判员 任志祥
审判员 陈 姣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罗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