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9民终15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松，男，1957年12月5日生，汉族，住盐城市亭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宇翔，女，1962年5月11日生，汉族，住盐城市亭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光德，江苏中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媛，女，1954年12月31日生，汉族，住盐城市亭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中林（系高媛之夫），男，1952年12月16日生，汉族，住盐城市亭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响兵，江苏良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松、戴宇翔因与被上诉人高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17）苏0902民初9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松、上诉人戴宇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光德、被上诉人高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中林、袁响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松、戴宇翔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中认定的所谓“借款”，实际是高媛、高松姐弟瞒着高松妻子戴宇翔发生的经济往来，事实上是高媛托请高松代为投资理财。2009年上半年，戴宇翔在得知高媛与高松瞒着她（第一次)投资的事实后，坚决反对，极力阻止，并要回高媛己经放在高松处的（第一次)投资款项(本息)，交还给了高媛。此往来不属于夫妻共同担责范围。另，盐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在调查高松与高媛夫妇的相关纠纷时,该局刑侦大队长徐友华在与高松的谈话录音中多次明确证实：高媛之子吴建强，代表母亲高媛，向盐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报案，称其母亲高媛20万元投给上诉人高松，高松又投给顾来的。“我们这个钱（22万借条）是顾来非法集资的资金（顾来借条200万元的来源）”。进一步证明这笔所谓“借款”，实际是高媛委托高松代为投资的行为，指向清楚。2.案涉的“借款”，是高媛在明知戴宇翔反对的情况下，为避开戴宇翔阻拦而进行的“姐弟操作”。戴宇翔对本案“借款”一事不知情，且一直反对，高媛对此是明知的。2017年4月30日三人的《谈话录音》中，高媛多次自认戴宇翔不知情，进一步证明被上诉人与高松之间的“姐弟操作”与戴宇翔无涉。3.一审判决没有对本案的借款用途予以查明。如是借款明显超出了家庭生产生活的必需，被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案涉借款是用于家庭生产生活，不满足“用于家庭生活或生产经营”夫妻双方共同担责的这一要件。被上诉人在第二次庭审时出示的戴宇翔借款200万元给顾来的借条和《顾来刑事判决书》中所有借款条有戴宇翔署名，与本案无涉。那是高松理财投向顾来出借的，根据高松的要求，由顾来另出具了标注为“戴宇翔”的名字的借条，并不是戴宇翔实际出借款项的凭据。在两份新证据中，清楚地记录着出借人、债权人是高松一人(并且有身份证号码）而不是戴宇翔。戴宇翔名字的出现，是高松在2010年顾来的华伦天怡公司准备申请破产时，与顾来两人商定的结果，让顾来把原来借款条上债权人是高松的改成了“戴宇翔”。这不能成为戴宇翔对高媛高松姐弟操作的事知情的依据。5.在顾来申请企业破产之后,因高松也涉及顾来100万元的担保，房产在被查封的情况下，2012年11月，高媛丈夫吴中林谋划，以亲姐妹应优先的原则，要求上诉人高松在“借条”后面写上房产抵押的内容，以期达到抵抗他人的查封，阻止法院对财产处理的目的。高媛和丈夫吴中林坚持要求上诉人高松听从他们安排，高松顾及姐弟之情，不忍拒绝，“借条”上房产抵押的内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添上的。二、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讲，即使是本案所涉“借款”存在，同样不能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1.本案所涉的“借款”虽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所谓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2.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债务是用于家庭生产生活，且上诉人家庭无特殊需要使用此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本案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高媛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委托投资法律关系，上诉人高松出具给高媛的是借条而不是委托投资协议，上诉人高松也明确陈述与高媛之间不存在书面的投资协议，所以上诉人认为的委托投资关系不成立。2.戴宇翔应当对高松的该笔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该笔借款发生的时间是两名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上诉人在上诉状及上次庭审中都已经做了自认，戴宇翔借给顾来的款项中包含了被上诉人高媛的款项，而在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14）亭刑初字第0118号刑事判决书中已经明确了是戴宇翔向顾来出借款项，也就是说戴宇翔对高松向被上诉人的这笔借款是明知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高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松、戴宇翔偿还借款22万元，并承担自2010年11月3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2.判令高松、戴宇翔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认定事实：高媛与高松系姐弟关系。双方从2009年起存在经济往来。2010年11月30日，高松向高媛出具借款条(补遗失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高媛人民币贰拾贰万元整，年利息10%，借期暂定贰年。同日，高松还向高媛出具房屋抵押书:我们以拥有的两处房产作为此借款的抵押，以保证高媛借款的安全，特此为凭。后高媛向高松、戴宇翔催要借款未果，遂诉至本院。一审另查明，高松、戴宇翔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83年8月登记结婚。
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高媛提供戴宇翔为出借人的2009年5月1日借条一张，借款人是顾来，借款的金额是200万元。一审法院（2014）亭刑初字第0118号刑事判决书，查明顾来向高松、戴宇翔吸收资金人民币1200万元，借款580万元，以上证明高松、戴宇翔共同向外出借款项是相互知晓的，与庭审中戴宇翔陈述高松的对外出借款项不知情不符。高松、戴宇翔对此不予认可，辩称戴宇翔事先不知道借款事情，实际出借人是高松。
高松、戴宇翔向一审法院提供2017年4月30日电话录音、高松母亲潘家秀证言，证明案涉借款为高媛在2009年11月份左右投资的，金额是17万元，戴宇翔曾多次反对高媛投资。高媛对此不予认可，并认为录音中高媛陈述的投资都是高松及戴宇翔本人的陈述，高媛没有承认是投资。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高媛与高松系姐弟关系，双方从2009年起存在经济往来，案涉借据，系高媛与高松结账形成，双方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保护。高松借款后未按约还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一、关于高松辩称案涉借款系投资关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高媛与高松之间无投资协议，高松向高媛出具了借款借据，虽然高松提供了电子数据(录音资料)、高松母亲潘家秀证言，证明案涉借款为高媛投资款，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故对高松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
二、关于借款利息问题，双方约定年利率10%，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高松应承担从借款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
三、关于戴宇翔是否承担还款责任问题。因该借款发生在高松、戴宇翔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高媛提供证据证明高松、戴宇翔曾共同向外出借资金，各自对外发生的借贷相互知晓，戴宇翔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借款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是高松的个人债务，故戴宇翔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高松、戴宇翔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高媛借款22万元，并承担自2010年11月3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高松、戴宇翔负担。
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上诉人高松、戴宇翔提交2007年10月24日顾来向高松出具的还款保证书、还款协议各一份、高松与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干警的谈话录音，拟证明案涉款项包含在高松向顾来的出借款中；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并认为案涉借款发生在2009年、2010年换条，而还款保证书、还款协议的日期在2007年，形成时间在借款前；录音中提到的上诉人之子向公安机关报案是另一起案件，请公安机关调查天天快递有无寄出快递单，与本案无关。另上诉人申请本院对证人高某进行调查，本院依法书面通知高某出庭，但高某届期未到庭。
被上诉人申请本院对公安机关在（2014）亭刑初字第0118号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询问笔录、高松、戴宇翔与顾来及江苏华伦天怡服饰有限公司（下称华伦天怡公司）间的往来情况的借据、转帐凭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上述证据系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故准许其申请，调取了（2014）亭刑初字第0118号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对高松、戴宇翔、顾来的询（讯）问笔录、有关借款手续、银行流水记录等证据。双方当事人对本院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中顾来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已经明确说明案涉的借款是应高松的要求换成戴宇翔的名字，印证了上诉人陈述的这一节事实。被上诉人认为，虽然借条有的是高松、有的是戴宇翔，在特定时候高松要求顾来将高松的名字部分改成了戴宇翔，但公安机关的笔录反映戴宇翔完全知道借钱的情况，高松、戴宇翔借给顾来的若干次借款中戴宇翔是完全知晓的，戴宇翔应当承担共同经营的责任。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高松向高媛出具的借条并收取款项形成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还是委托投资；2.如双方间形成的是民间借贷关系，该债务是否为高松、戴宇翔的夫妻共同债务。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事实及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关于争议焦点1，首先，高松向高媛出具的是借条，该借条明确反映了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出借人、借款人、借款金额、利率，其内容并无歧义。第二，双方当事人间除借条外并未形成委托理财或委托投资协议，高松提供的有关录音、证明材料等证据只能证明高媛对于其借款用于向顾来、华伦天怡公司出借是明知的，但对借款用途的知晓并不能改变双方间法律关系的确定。第三，本院调取的证据也可以反映出高松在向顾来、华伦天怡公司出借款项时并未以高媛名义进行，亦未要求顾来、华伦天怡公司开具出借人为高媛的借据。同时高松向公安机关提交的借款情况细化表、明细表等证据亦表明，高松与顾来、华伦天怡公司约定的借款利率明显高于其向高媛出具的借条所约定的利率。综上，案涉款项应当认定为高松向高媛的借款，上诉人关于双方间为委托投资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案涉借款发生于高松、戴宇翔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高松具体经手，亦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确定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应视该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而定。戴宇翔在作为顾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受害人在公安机关询问时作出如下陈述：“（与顾来）认识的，已经认识20几年了”、“2006年底盐城市委组织部下派我先生到华伦天怡公司帮扶，帮扶有三年多时间，所以当时关系很好、很熟……在厂内期间家里亲戚的钱都通过他借给顾来，现在我们夫妻背了一身债”、“她叫我们帮她借钱给工人发工资，周转用”、“她知道我有个亲戚搞房地产，有些钱，就叫我们跟他借……后来就每年换条子，我跟她要钱，她说财政支持，亭湖也支持，她就是不还，就是换条子”；在公安机关询问为什么借钱给顾来时，陈述：“看顾来厂的效益好，厂大，有土地，有房子，她还有那么多光环，也想帮她，确实也图她的利息比银行高，才借钱给她的”；在公安机关问及出借给顾来的钱是哪里来的、有没有帐时，陈述：“主要是借的亲戚的，兄弟姊妹等亲戚都借的”、“没有帐，但我们拿亲戚的钱借给顾来都打条子给亲戚的，所以现在亲戚拿着条子跟我们要钱”。戴宇翔并向公安机关提交了顾来、华伦天怡公司出具列明其为债权人的借条，也就顾来借款的利息约定、支付方式等进行了说明。上述陈述可以证明，虽然从亲戚处借款并出借给顾来、华伦天怡公司具体过程由高松经手，但戴宇翔是知情并予以认可的。在顾来刑事案件中所涉（2014）亭刑初字第0118号刑事判决中也确认高松、戴宇翔均为受害人，对判决主文中对华伦天怡公司、顾来未退赃款继续予以追缴的部分享有共同的权利，该权利亦包含了本案中由高松向高媛的借款。综上，本院认为案涉借款的用途可以确认为夫妻共同经营，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综上所述，高松、戴宇翔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高松、戴宇翔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祥
审判员 张振福
审判员 唐艳玲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吴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