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72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旗胜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
法定代表人：刘霞,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阳，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西荣御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
负责人：潘冠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冠生，广西荣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旗胜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西荣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荣御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2民初1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旗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阳、被上诉人荣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冠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旗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旗胜公司向荣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40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荣御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旗胜公司与荣御所签订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并不是旗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生效。一审判决旗胜公司向荣御所支付188000元律师服务费依据不足，依法不应支持。1.涉案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并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生效。该两份《委托代理合同》什么时间、如何形成的旗胜公司并不知情。旗胜公司从未见过涉案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到本案一审开庭时才知道有这两份合同。旗胜公司因另案委托荣御所作为代理人，因双方熟人介绍，旗胜公司与荣御所口头约定另案支付律师服务费50000元，且为包干价格，当时双方并没有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因此，涉案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不能作为本案支付律师服务费的依据。2.旗胜公司与荣御所签订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都约定：…本合同双方签字后生效。但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当事人都没有签字，按照上述约定该合同没有生效，荣御所要求旗胜公司支付188000元律师服务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支持。3.涉案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风险告知书》都只有盖章，并没有旗胜公司签字确定，上述三份文件并不是旗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与事实不符合，也不符合常理。旗胜公司上述三份文件旗胜公司从未见过，也未盖过章。上述文件盖的公章应该是在另案一审后，荣御所到旗胜公司处办理另案上诉时，因需要旗胜公司在另案上诉文件盖章，旗胜公司将公章交荣御所盖另案章时，荣御所将上述文件一起盖的章。（二）旗胜公司因另案需向荣御所共支付50000元律师服务费，扣除已支付的10000元，旗胜公司还需向荣御所支付40000元律师服务费。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旗胜公司的合法权益。为依法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请求贵院对本案依法改判，以维护旗胜公司的合法利益。
荣御所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双方在初步接触时提到律师费50000万元，但实际接手另案诉讼后，因又协商提起了反诉，且考虑到案情复杂，多次组织协调人员开会、开庭。后来才签订书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费一二审分别为99000元。
荣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旗胜公司向荣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98000元及逾期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至旗胜公司支付完毕之日止）。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旗胜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3日，荣御所（乙方）与旗胜公司（甲方）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聘请乙方的潘冠生律师或所内其他律师代表甲方通过诉讼或非诉讼方式实现甲方与周元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乙方不保证胜诉，甲方知晓诉讼风险及代理的风险责任，甲方委托本所指定的乙方全权代表甲方，并以甲方名义、地位，并委托他以他认为最恰当的方式帮助甲方实现上述案件的所有或任何一项权利要求，甲方对上述解决方案、代理方案均予以认可；代理范围为第一审程序；鉴于所委托的乙方对甲方提供的服务，甲方支付律师费99000元，按荣御所诉请标的额及广西律师收费标准。
合同签订后，荣御所指派了潘冠生律师代表旗胜公司参与了（2015）岑民初字第755号案（即周元贞与旗胜公司、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岑溪市兴城置业有限公司、周鹏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的一审事务，且代表旗胜公司提起了反诉，该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7日判决。周元贞、旗胜公司、周鹏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同年12月9日，荣御所与旗胜公司再次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代理范围为第二审程序；按一审收费标准，一审律师费待二审结束后一并支付。其他事项与一审《委托代理合同》内容一致。合同签订后，荣御所同样指派了潘冠生律师代表旗胜公司参与了该案二审，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2日作出了终审判决。但旗胜公司仅支付了1万元律师费给荣御所。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未依约支付服务费引起的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旗胜公司与荣御所之间的诉讼代理行为及其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约全面履行义务。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委托代理合同有无签订书面合同及约定的律师服务费是多少。第一，在前述证据采信与否部分，一审法院进行了分析，已确认了两份书面《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第二，旗胜公司自身辩解相互矛盾，如其一方面否认两份书面合同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称未签订一审的书面代理合同，但二审的委托代理合同在开庭前盖章时有很多地方是空白的，手写部分都是之后填上去的；一方面称没见过书面合同，另方面又称是荣御所拿其公章加盖的等等。第三，就旗胜公司委托代理的案件来看，涉及标的巨大，诉讼参与人较多，法律关系相对复杂，旗胜公司主张一二审的律师服务费总共5万元，与行情及相关收费标准不符。第四，在没有实际收取费用的情况下，不对服务费用进行书面约定就代表他人参与一二审诉讼活动显然不合情理。故综合上述分析，应确认双方有签订一二审的书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服务费各为99000元。
荣御所依约为旗胜公司提供了一二审诉讼代理服务，旗胜公司却未依约支付相应律师服务费，构成违约，应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荣御所提出应支付其律师服务费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应扣除已获取的1万元律师服务费，即旗胜公司应支付的律师服务费为188000元。荣御所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并从起诉之日即2018年3月26日起计付，当属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旗胜公司认为一审律师服务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因一审判代理合同没有约定支付时间，而荣御所所代理的一审案件是在2015年10月27日作出判决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并没有超出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何况在签订二审代理合同时约定“一审律师费待二审结束后一并支付”，故对此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旗胜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荣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188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3月26日起计付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二、驳回荣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30元，由荣御所负担108元，旗胜公司负担2022元。
旗胜公司在二审提交了情况说明一份,荣御所质证称,确认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但该证明的内容是双方初步接触时的情况，后来最终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费是一、二审代理费分别为99000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对于荣御所与旗胜公司之间成立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旗胜公司拒绝按照198000元计算律师费的理据是否充分。荣御所主张律师费共计198000元，提交了相应的《委托代理合同》。旗胜公司抗辩称该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旗胜公司签名确认，对其不具有法律效力。对此，本院认为，该合同盖有旗胜公司公章，公章具有公示公信力，经盖章确认的《委托代理合同》对旗胜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进行判决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旗胜公司主张荣御所代理其公司诉讼的费用为50000元，但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支持。旗胜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仅属于证人证言，从证明力的角度不及荣御所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综上，旗胜公司拒付律师费188000元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旗胜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80元，由上诉人广州旗胜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艳
审判员 蔡粤海
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袁绿凡
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