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民终10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蔡强，男，197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在泉，男，1971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恩接，福建鼓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铃忠，福建韩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味，女，193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蒋建国，男，1958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智明、罗亚楠，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强、周在泉因与被上诉人黄味、蒋建国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18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强、周在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蔡强、周在泉一审反诉诉讼请求、驳回被上诉人黄味、蒋建国一审本诉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针对上诉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上诉人先后两次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但原审法院均不予调查，此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1、依法调查收集证据是人民法院的法定职责，不能以“没有关联”“没有必要”等理由予以拒绝，否则是一种渎职行为。2、上诉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关系到本案的核心事实，即案涉房屋是否系违法建筑的问题，由人民法院进行调查十分必要。本案中，《租赁合同》之所以终止履行，是因为厦门市思明区城管局在2015年3、4月份介入并阻止了上诉人的装修改造活动。而思明区城管局之所以介入，是因为涉案房屋是违法建筑。可见，案涉房屋是否系违法建筑，关系到合同效力、合同不能履行的真实原因、当事人的过错与责任承担等关键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法院查明事实、适用法律、分析裁判的基础，在当事人有争议的情况下，法院依法应当进行调查。上诉人申请调查的内容，都是上诉人及代理律师确实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上诉人自行收集了《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行政执法通知书》、《责令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2006年11月份地形图》等证据，已证明案涉房屋是违法建筑。当被上诉人对该等证据都予以否认的时候，原审法院只要到厦门市思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进行一次调查，对曾经组织、参与违法建筑拆除的工作人员进行一次询问，或进行一次现场勘查，即可真相大白。而这些调查取证工作都是上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所无法自行完成的，上诉人才分别在2016年1月29日、2017年3月30日两次向原审法院递交调查取证申请。4、上诉人之所以申请法院调查，就是为了求证证据的“关联性”，而原审法院却从证据“关联性”的角度拒绝进行调查，毫无道理。本案中，有两个事实是确定的：（1）被上诉人将案涉“曾厝垵228号之一”房屋出租给上诉人；（2）思明区城管局在2008年起至2016年4月21日期间针对“曾厝垵228号东北侧”的一栋违法建筑进行过多达12次的强制拆除。问题在于，涉案“曾厝垵228号之一”房屋与被强拆的“曾厝垵228号东北侧”房屋是否指向一致，就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也是《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行政执法通知书》、《责令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2006年11月份地形图》等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问题，更是上诉人申请法院调查的意义所在。但是，原审法院却以“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航拍图、行政执法通知书、责令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等证据，所指向的当事人系陈宝琴，而非案涉房屋的权属人黄味”为由，认为这些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此认为调查取证没有必要。证据的“关联性”本身就是法院调查的目的，而原审法院偏偏以“没有关联性”为由不同意进行调查，这事实上等于未调查先下结论或未审先判，令人难以信服。综上，案涉房屋是否系违法建筑，是本案必须查明的基本事实，事关整个案件走向，事关上诉人200多万元的损失与责任问题，原审法院只要进行一次调查取证即可真相大白的问题，请二审法院依法进行调查取证。
二、《租赁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不能提供权属证书，已构成违约。即便被上诉人在案件发回重审后不可思议地在2017年2月7日取得了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也是在合同已经终止履行后取得的，不能因此否定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1、《租赁合同》于2014年12月26日签订，第一条就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应当“保证租赁物系甲方（即原告）合法所有的，甲方对租赁物具有完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甲方提供租赁物的权属证书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可见，案涉房屋在合同签订前就应当具有“权属证书”，且提供权属证书作为合同附件是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上诉人之所以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权属证书，就是为了了解案涉房屋是否系合法建筑（因曾厝垵片区存在大量违法建筑）。但被上诉人直到2015年6月合同终止之时仍无法提供涉案房屋的权属证书，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虽然被上诉人合同终止后、案件发回重审的诉讼期间（2017年2月7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此时的《不动产权证书》对上诉人而言已毫无意义，也绝不能因此否定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也不能因此免除或减轻被上诉人的违约责任。2、被上诉人原先提供的《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不是权属证书。首先，上诉人已提供大量证据证明该《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是虚假证件；其次，没有证据证明该《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指向的房屋就是涉案房屋，存在“张冠李戴”的可能；再次，《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仅仅是建设许可证书，而非合同约定的“权属证书”；最后，2017年2月7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恰恰证明原先的《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不是“权属证书”。3、原审法院认为：“双方虽在《租赁合同》第一条约定将权属证书作为合同的附件，但并未实际按约定履行，蔡强、周在泉亦无任何证据证明要求黄味、蒋建国履行”。这一说法毫无道理。《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既然涉案《租赁合同》已约定被上诉人应“提供租赁物的权属证书作为本合同的附件”，那么提供权属证书就是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必须自觉履行，无须上诉人再另行要求。如果有合同约定后还要另外要求履行，那么合同约定也就毫无意义。被上诉人一样没有证据证明在起诉前有向上诉人主张47万元租金及100万元违约赔偿金，但原审法院却又支持了这样的诉求，十分矛盾。
三、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再支付47万元租金，上诉人更无须支付100万元赔偿金。1、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支付2015年7月8日至2016年3月3日期间的租金47万元。根据《合同法》第96、97条的规定，“合同自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之日时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如前所述，因被上诉人无法提供讼争房屋的权属证书导致合同终止，上诉人已经在2015年7月通知解除合同并退场，此后的租金上诉人已无须支付。因此，被上诉人主张合同解除之后的租金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驳回。而且，合同终止系被上诉人的过错导致，该期间的租金损失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另外，上诉人自接收房屋后直至2015年7月份退场，讼争房屋仍处于装修施工阶段，尚未开始营业，更谈不上利用讼争房屋获得任何收益。因此，从利益平衡及过错责任的角度讲，被上诉人也无权主张2015年7月8日至2016年3月3日期间租金。2、上诉人无须支付被上诉人主张的所谓违约赔偿金100万元。根据《租赁合同》第十四条“违约责任”第1款的约定：“如乙方（指上诉人，下同）故意在合同期内违约，则投资款归甲方（指被上诉人，下同）所有，另赔偿甲方人民币壹佰万元的费用。”被上诉人据此主张100万元赔偿金的前提是上诉人“故意在合同期内违约”，而本案中上诉人并没有故意违约的行为，真正违约的是被上诉人自己，因此被上诉人主张100万元违约赔偿金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另外，《租赁合同》第十四条约定的“赔偿甲方人民币壹佰万元的费用”，属于《合同法》第107条规定的“赔偿损失”之违约责任范畴，被上诉人并未在本案中提供损失的依据，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即便被上诉人有损失，也是因其自身的违约行为或过错造成的，上诉人也不应承担。原审法院认为“自2016年3月3日房屋交接至今已逾一年多，黄味、蒋建国可得利益损失按月租金6万元的标准计算，已近100万元”，因此支持了被上诉人主张的100万元违约赔偿金。但是，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即便上诉人违约，因上诉人在2015年7月份就已经把案涉房屋移交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完全可以采取将房屋另行出租给他人的措施以防止损失扩大，可被上诉人却没有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2015年7月份之后的损失依法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原审法院支持2016年3月3日之后的“可得利益损失”是错误的。
四、被上诉人作为违约方，应当依法归还已收取的房屋租金18万元、押金6万元，同时应按合同第十四条的约定赔偿投资款423607.54元并支付100万元赔偿金。由于被上诉人违反了《租赁合同》第一条的约定，不能提供讼争房屋的权属证书，导致思明区城管局介入，致使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被上诉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属于违约方。合同解除后，被上诉人应依法“恢复原状”，将其收取的18万元租金及6万元押金退还给上诉人。另外，根据《租赁合同》第十四条“违约责任”第一款的约定：“甲方在合同期内不得违约或提前解除合同，如违约赔偿乙方所有投资款并付乙方人民币壹佰万元作为赔偿金”。被上诉人依约应当赔偿上诉人投资款423607.54元并支付100万元赔偿金。
黄味、蒋建国答辩称，一、上诉人称案涉房屋系违章建筑，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房屋建设前，被上诉人已拥有《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案涉房屋建设过程中从未遭到任何机关的处罚或强制拆除，也未被任何机关认定为非法建筑，且被上诉人已依法取得了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故上诉人称案涉房屋系违章建筑，无任何依据。上诉人提交的信访处理意见书、行政执法通知书等资料，所指向的是案外人陈宝琴，而案涉房屋的产权人为黄味，故上诉人提交的前述资料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鉴此不同意上诉人的调查取证申请，未违反法律规定。
二、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租赁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依约将案涉房屋交付给上诉人，并向上诉人提供了《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上诉人随即对案涉房屋进行装修，从未提出任何异议。上诉人提出“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并非权属证书，但“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是特定历史时期对房屋建设的规划许可手续，本已是案涉房屋的权属证书。同时，黄味已依据《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及《厦门市城镇私房房产测绘成果报告书》取得了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此外，上诉人称“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为虚假证件，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相反，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已对“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的真实性予以证实。综上，被上诉人已充分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上诉人称“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系虚假证件、并非权属证书，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本案是因上诉人违约所引起的争议，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违约赔偿金。1.上诉人未按期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被上诉人有权要求上诉人支付拖欠的47万元租金。租赁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依约将案涉房屋交付给了上诉人，上诉人随即对案涉房屋进行装修，但上诉人仅向被上诉人支付了押金及三个月的租金，2015年7月8日之后的租金一直未支付。在案件原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6年3月3日对案涉房屋进行了交接，故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自2015年7月8日起至2016年3月3日案涉房屋交接给被上诉人之日止的租金，共计47万元。2.上诉人构成根本违约，被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上诉人支付违约赔偿金。《租赁合同》第五条、第十三条及第十四约定：上诉人应于每季度首月的8-12日支付租金；租赁期间如拖欠租金每天按拖欠金额的2%加收（滞纳金），逾期超过15天未付租金，被上诉人有权收回房屋，一切后果由上诉人承担；如上诉人在合同期内违约，则投资款归被上诉人所有，另赔偿被上诉人100万元的费用。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在租赁期间拒不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违约，被上诉人有权依照合同约定解除《租赁合同》，收回房屋、没收押金，并有权要求上诉人支付违约赔偿金。因上诉人已将案涉房屋的主体结构破坏，修复案涉房屋须花费大量的费用和时间，上诉人的行为已致使案涉房屋至今无法出租。自2016年3月3日房屋交接给被上诉人至今，按6万元/月的租金标准计算，被上诉人的可得利益损失已超过100万元。故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合同约定的100万元违约赔偿金。
四、上诉人无权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押金、租金，更无权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赔偿金。1.如前所述，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情形。被上诉人依约将案涉房屋交付给了上诉人，上诉人在既未按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改建、扩建开工审批手续，也未委托有资质的装饰装修企业进行施工的前提下，便违法违规强行进行装修，最终导致行政执法部门介入、制止。加之上诉人合伙人内部因自身原因产生矛盾，部分合伙人退出导致项目投资停滞，上诉人无法再继续履行合同，而非上诉人所称案涉房屋系违章建筑所致。根据合同约定，上诉人违约后无权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已支付的押金和租金。2、上诉人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且其主张的损失没有依据。上诉人的损失是因其违约等自身原因所致，理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无需向上诉人支付违约赔偿金。同时，上诉人主张的损失也任何依据。故上诉人无权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赔偿金。
黄味、蒋建国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黄味、蒋建国与蔡强、周在泉于2014年12月29日就座落于厦门市思明区曾厝垵社228之一号房屋签订的《租赁合同》；2.蔡强、周在泉共同支付自2015年7月8日至2016年3月3日拖欠的房屋租金470000元；3.蔡强、周在泉共同支付黄味、蒋建国违约赔偿金1000000元；4.蔡强、周在泉共同支付黄味、蒋建国垫付水电费合计4483.11元。
蔡强、周在泉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黄味、蒋建国向蔡强、周在泉返还押金60000元、租金180000元并向蔡强、周在泉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24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9日起至返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黄味、蒋建国赔偿蔡强、周在泉的经济损失423607.54元；3.黄味、蒋建国向蔡强、周在泉支付赔偿金100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29日，黄味、蒋建国与蔡强、周在泉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约定黄味、蒋建国将其所有的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曾厝垵社228之一房屋及房屋四周土地出租给蔡强、周在泉；黄味、蒋建国保证租赁物系黄味、蒋建国合法所有，黄味、蒋建国对租赁物具有完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黄味、蒋建国提供租赁物的权属证书作为合同的附件；房屋建筑面积520平方米，房屋四周土地面积以红线为依据；租赁用途作为酒店、客栈、会所或者其他商业使用；租赁期限自2015年4月8日至2030年4月7日，共15年，黄味、蒋建国应于2015年1月10日前将房屋交付给蔡强、周在泉；每月租金60000元，租金每三年递增一次，每次递增15%；租金按季度支付，每个季度首月的8日至12日支付租金；押金60000元，押金及第一季度租金于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支付；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黄味、蒋建国应向蔡强、周在泉无息返还押金；租赁期间，租赁物所产生的政府税费、水费、电费、话费、卫生费等费用由蔡强、周在泉负责缴纳；若因政策法规原因，造成蔡强、周在泉无法正常营业的，蔡强、周在泉可选择提前一个月通知黄味、蒋建国解除合同（此情况不视同违约），也可以调整房屋用途另作他用；蔡强、周在泉有权对房屋的主体结构、承重结构等进行改建、扩建，有权对承租范围内的房屋四周土地进行合理布局并搭建房舍，黄味、蒋建国可积极配合蔡强、周在泉办理相关手续；双方协商一致，本合同自行解除；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的，本合同自行解除；因黄味、蒋建国原因导致蔡强、周在泉无法正常使用租赁物的，蔡强、周在泉有权解除合同并向黄味、蒋建国主张违约金；租赁期间如有拖欠租金每天按照拖欠租金部分的2%加收，逾期15天未付房租，黄味、蒋建国有权收回房屋，一切后果由蔡强、周在泉自行承担；第十四条约定黄味、蒋建国在合同期内不得违约或提前解除合同，如违约赔偿蔡强、周在泉所有投资款并支付蔡强、周在泉1000000元作为赔偿金；如蔡强、周在泉故意在合同期内违约，则投资款归黄味、蒋建国所有，另赔偿黄味、蒋建国1000000元；蔡强、周在泉在合同期内违约，黄味、蒋建国有权收回房产，且蔡强、周在泉经营场所内所有装修物品视为黄味、蒋建国所有，且押金及多付租金不退。（因上述原因而终止合同的，租金按照实际使用的时间计算，不足整月的按天计算，多还少补）等。
上述合同签订后，蔡强、周在泉支付黄味、蒋建国押金60000元及第一季度租金180000元。
黄味、蒋建国支付了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曾厝垵社区居委会曾厝垵自然村曾厝安二组黄厝79支1台A7支1支1自2015年8月至10月电费共计891.21元及案涉房屋2015年7月的水费共计3591.9元。
另查明，黄味于1981年4月30日申请在曾厝垵山边宅基地建房并于1986年5月22日取得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黄味于2017年2月7日取得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曾厝垵社区曾厝垵社228之一号房屋不动产权证书。
在本案原审过程中，双方于2016年3月3日对案涉房屋进行交接，并确认对存留在案涉房屋的物品由黄味、蒋建国进行处理。
以上事实，有黄味、蒋建国提供的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租赁合同、水电费发票、不动产权证书，蔡强、周在泉提供银行交易明细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黄味、蒋建国与蔡强、周在泉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于法不悖，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严格履行。
首先，原审中，黄味、蒋建国持有并提供案涉房屋的《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属特定历史时期对房屋建设的规划许可手续，表明案涉房屋系于原农村宅基地所建房屋，具有相应的所有权与使用权。黄味、蒋建国在发回重审阶段，已取得了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及不动产权证书系不同历史时期对案涉房屋权属予以确认的不同形式。蔡强、周在泉为证明案涉房屋系违法建筑，提供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航拍图、行政执法通知书、责令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等证据，然上述证据所指向当事人系陈宝琴，而非案涉房屋的权属人黄味，有关违法建筑的面积与案涉房屋不符，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蔡强、周在泉有关案涉房屋系违法建筑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因案涉房屋的合法性已有相应不动产权证书予以证明，蔡强、周在泉有关调查取证申请、现场勘察申请也无必要。
双方虽在《租赁合同》第一条约定将权属证书作为合同的附件，但并未实际按该约定履行，蔡强、周在泉亦无任何证据证明要求黄味、蒋建国履行。又，蔡强、周在泉自认接收房屋后即进行装修施工，并未依法向建设审批部门申请装修手续（黄味、蒋建国依约仅需予以配合），且其此前即从事经营住宿行业亦未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合同签订后案涉房屋即交由蔡强、周在泉使用，蔡强、周在泉并未能举证证明合同签订后的行政执法行为与其接收房屋后的装修施工行为无关。因此，蔡强、周在泉抗辩黄味、蒋建国出示的许可证并非权属证书、系因黄味、蒋建国未提供权属证书致使其无法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最终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等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根据《租赁合同》，蔡强、周在泉应于每季度首月的8-12日支付租金。但蔡强、周在泉仅支付了第一季度租金后未再以任何形式支付租金，已构成违约，黄味、蒋建国有权解除合同，故黄味、蒋建国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蔡强、周在泉支付2015年7月8日至2016年3月3日的房屋租金470000元，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蔡强、周在泉抗辩已于2015年7月口头通知黄味、蒋建国解除合同并退场，并无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再次，蔡强、周在泉接收房屋后进行施工且拒不支付租金，构成违约及黄味、蒋建国损失，自2016年3月3日房屋交接至今已逾一年多，黄味、蒋建国可得利益损失按月租金6万元的标准计算，已近1000000元，故黄味、蒋建国依据《租赁合同》第十四条的约定要求蔡强、周在泉支付违约赔偿金10000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第四，《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间租赁物所产生的水电费应由蔡强、周在泉负责缴纳，2015年7月讼争租赁合同仍尚在履行，黄味、蒋建国代为缴纳了该月份的水费并要求蔡强、周在泉支付该部分水费3591.9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黄味、蒋建国同时提交了2015年8-10月的电费发票，但该发票上所载明的用电地址与案涉房屋地址不符，对于该部分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第五，如前所述，黄味、蒋建国不存在违约行为，蔡强、周在泉拒不缴纳租金、违约在先，根据《租赁合同》第十四条的约定，蔡强、周在泉要求黄味、蒋建国返还押金60000元、租金18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赔偿投资款损失423607.54元、支付赔偿金1000000元，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黄味、蒋建国之抗辩予以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黄味、蒋建国与蔡强、周在泉于2014年12月29日就座落于厦门市思明区曾厝垵社228之一号房屋签订的《租赁合同》；二、蔡强、周在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黄味、蒋建国支付自2015年7月8日至2016年3月3日拖欠的房屋租金470000元；三、蔡强、周在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黄味、蒋建国违约赔偿金1000000元；四、蔡强、周在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黄味、蒋建国垫付的水费3591.9元；五、驳回黄味、蒋建国的其它诉讼请求；六、驳回蔡强、周在泉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5730元，由黄味、蒋建国负担12元、蔡强、周在泉负担1571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9886元，由蔡强、周在泉负担。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双方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此外，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遗漏查明：蒋建国是黄味的儿子，陈宝琴是蒋建国妻子。此可以解释为何行政处罚针对的是陈宝琴而非两被上诉人。而且陈宝琴是228号房屋的业主，案涉房屋是228号之一，是处于东北侧，是必经之路，所以城管处罚决定是开给陈宝琴的。2010年，城管开具责令停止建设的通知书，2013还出具了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被上诉人在一审是没有异议的。被上诉人确认陈宝琴是蒋建国的妻子，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系，陈宝琴的房屋也与本案房屋也没有关系。至于城管的意见书，被上诉人是没有接受过行政处罚的，陈宝琴被处罚与否，与本案没有关系。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二审围绕上诉人蔡强、周在泉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第一，《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行政执法通知书》、《责令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中对被责令拆除的建筑及违法人员均有明确记载，均不是本案当事人及讼争房屋。更何况，讼争房屋产已办理了房屋不动产权证书，可证明该房屋不可能是违法建设的。上诉人以违法人员系被上诉人蒋建国妻子，所涉房屋系被上诉人一家所有，要求于本案中对行政机关处理《行政执法通知书》、《责令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的过程等进行调查取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之所以要求出租方提供房屋权属证书，便是为了证明讼争房屋的合法性，因此虽然讼争房屋于本案诉讼过程中才取得房屋不动产权证书，但房管部门的发证行为已可证明该房屋在提供给上诉人使用之初便是合法建筑，上诉人以该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颁发于双方签订《租赁合同》之后称被上诉人构成违约，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在未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权属证书的情况下即开始履行双方的租赁合同，接收被上诉人的出租房屋，进行装修等，故其辩称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权属证书是为了办理经营证照，因当时无法提供，造成其无法办理经营证照等，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上诉人称其于2015年7月已通知被上诉人解除合同，但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上诉人亦以否认，该辩称缺乏证据，不能成立。由于上诉人未能按合同约定缴纳租金，一审判决其支付租金至实际腾退房屋之日正确。第四，违约赔偿金的约定是对违约方的制约，也是为避免守约方举证所受损失时的不便。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构成违约，依法即应支付该赔偿金。一审法院指出讼争房屋交给上诉人装修后，要收回重新装修或恢复原状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收回后未及时出租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等，只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诉人支付该100万元的合理性，上诉人以讼争房屋现已重新出租，被上诉人租金损失未达近100万元等为由，认为其无须支付该100万元，本院不予支持。第五、被上诉人依约提供了房屋交给上诉人使用，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上诉人一审反诉诉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蔡强、周在泉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5730元，由蔡强、周在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 聆）
审 判 员 （柯艳雪）
审 判 员 （章 毅）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
书记员（ 林加 仁）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