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余刑初字第1339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沈春根，男，1957年3月30日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无业，住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星桥社区*组赭山***号。2003年1月28日，因犯行贿罪被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2006年2月8日缓刑考验期满。因本案于2015年7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1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袁根泉，浙江人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余检未检刑诉（2015）74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沈春根犯诈骗罪，于2015年10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沈春根及其辩护人袁根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下半年，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根据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协商、请示，确定由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作为征迁主体，对杭州市长睦大型居住区规划红线内涉及的星桥街道周杨社区的土地和周杨社区规划红线外的带征土地实施征地拆迁工作，由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拨付资金等工作，征迁范围为周杨社区1、2、3、6、7五个小组的土地全征全迁。后星桥街道办事处还制定了《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意见》，规定没有土地使用证但持有有效营业执照的非住宅房屋为违法建筑，近年新形成的违法建筑，原则上不作补偿，由被拆迁人自行拆除。
期间，被告人沈春根伙同沈建伟（已判刑）为骗取拆迁补偿款，在铁路部门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周杨社区的铁路留用地上建造厂房。建造过程中，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巡查发现该违法建筑后责令被告人沈春根及沈建伟停止违法建造行为，但被告人沈春根及沈建伟在调查期间擅自继续建造并于2010年初建造完成，后未实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2010年10月，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做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被告人沈春根及沈建伟于30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
2010年11月左右，被告人沈春根及沈建伟在接受星桥街道办事处及评估、动迁公司工作人员现场评估时借用杭州某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名义参与评估，隐瞒所在土地系铁路部门留用地的事实，并将事先租用的机器设备放于厂房内以骗取更多的拆迁补偿款。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初，被告人沈春根伙同沈建伟又改为借用杭州某乙轴承有限公司名义参与征迁补偿协商，还向动迁、评估公司提供一份虚假的杭州某乙轴承有限公司与周杨社区的租地协议，以证明其厂房所在土地系周杨社区所有。
2012年上半年，被告人沈春根及沈建伟以杭州某乙轴承有限公司名义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使得本不在征迁范围，本不应进行补偿的违法建筑获得补偿，最终骗取到厂房拆迁补偿款2696207元。
据以指控的证据有协议书等书证；证人证言；同案人员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沈春根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惩处。
被告人沈春根辩称其建造厂房的目的是为了出租，当时并不知道厂房会被拆迁，是在村委会借用厂房办丧事后其才知道沈建伟欲骗取拆迁款，但拆迁的具体事宜均是沈建伟联系的，其不知情，且其曾对沈建伟租用机器设备放置在厂房内欲多获得补偿款的行为表示过反对。
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沈春根出资建房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出租赚钱，且案涉房屋实际被租用和联系租用过，可见被告人沈春根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现有证据也不能充分证明被告人沈春根与沈建伟存在共谋诈骗的故意；2）周杨社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决定给予案涉厂房拆迁的星桥街道主管城建拆迁工作小组组长胡某甲、城建科科长陈某甲等相关人员均应明知案涉厂房所在土地系铁路国有土地，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沈春根有隐瞒或者虚构上述土地性质的行为，且被告人沈春根并未参与沈建伟实施的联系借用营业执照、与周杨村经联社签订虚假的租地协议等行为，从沈建伟就案涉房屋又与沈某甲、章某甲等人合伙的情况来看，沈建伟只是将被告人沈春根当作建房垫资的普通债权人，实际上在拆迁过程中，评估动迁等具体事宜均是沈建伟联系、操作的，沈建伟并未与被告人沈春根进行过商量，故被告人沈春根客观上没有实施诈骗行为，亦非沈建伟诈骗的共犯；3）被告人沈春根为案涉厂房投资155万元，另出借给沈建伟32万元，其实际从沈建伟处得款190万元，只是拿回了建筑成本和借款本金，毫无获利收益可言。综上，被告人沈春根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请求宣告被告人沈春根无罪。
经审理查明：
2009年上半年，沈建伟（已判刑）为骗取拆迁补偿款等目的，租用铁路部门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周杨社区（以下简称周杨社区）的铁路留用地欲建造违法建筑。被告人沈春根明知上述土地的性质，仍与沈建伟共同建造厂房，并与沈建伟约定如遇拆迁，拆迁补偿款扣除建造成本后由被告人沈春根和沈建伟均分。在建造过程中，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发现该处建筑系违法建筑，遂责令停止建造行为，但被告人沈春根及沈建伟仍继续建造并于2009年底2010年初完工。2010年10月，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拟作出责令30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行政处罚，并在之后作出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决定。
2009年下半年，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根据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协商、请示，确定由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星桥街道办事处）作为征迁主体，对杭州市长睦大型居住区规划红线内涉及的周杨社区的土地和周杨社区规划红线外的带征土地实施征地拆迁工作，资金拨付由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征迁范围为周杨社区1、2、3、6、7五个小组的土地全征全迁。星桥街道办事处还制定了《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意见》，规定没有土地使用证但持有有效营业执照的非住宅房屋为违法建筑，近年新形成的违法建筑，原则上不作补偿，由被拆迁人自行拆除。
2010年11月左右，被告人沈春根及沈建伟在星桥街道办事处组织评估、动迁公司工作人员对上述违法建筑进行现场评估时，隐瞒所在土地系铁路部门留用地的事实，虚构上述建筑系杭州某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经营用房的事实参与评估，还采用将租用的机器设备放置于建筑内冒充企业生产工具等方式欲骗取尽可能多的拆迁补偿款。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初，被告人沈春根伙同沈建伟又改为借用杭州某乙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名义参与征迁补偿协商，沈建伟还向动迁、评估公司提供了一份虚假的某乙公司与周杨社区的租地协议，虚构建筑所涉土地属周杨社区所有的事实以骗取拆迁补偿款。
2012年1月，经被告人沈春根及沈建伟与星桥街道办事处负责动迁的相关人员协商，最终确定拆迁补偿价格为2696207元，并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上述钱款至同年5月支付完毕，使得不在征迁范围内亦不应给予补偿的违法建筑获得补偿。
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沈某甲的证言，证实因沈建伟告诉其想租用杭州车辆段旁的一块空地，故其找童某帮忙，后其和沈建伟一起到南星桥运输服务所由沈建伟出面签订了协议；之后在2010年的一天，其又与沈建伟签订了合用协议，约定由其负责土地平整、工人工资等前期工作，并支付相应的费用，因沈建伟在2010年1、2月份的时候已听说要拆迁，故为了避免纠纷，合用协议还约定如遇建设需要要求拆迁，拆迁费用超出造价（10万元）外的部分4、6分成，其可分得4成，但房屋造好后消防没有通过验收；2011年，其得知房屋已被拆迁后找过沈建伟，经其催讨，沈建伟在2013年给了其20万元的事实；
2、证人童某（上海铁路局乔司站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2008年12月或2009年1月，杭州铁路工务段的沈某（应为沈某甲）告诉其欲借用位于沪昆（杭段）线乔司站区（杭州北车辆段“周杨立交”旁）的土地，经其汇报，并经乔司站领导班子会议讨论后以南星桥运输服务所的名义出借土地，并由沈建伟出面签订借用协议；上述土地使用权属于上海铁路局，是1993年左右被征用的，1996年乔司站成立后接管了该土地；2009年秋天，铁路公安消防支队对土地上的临时建筑一幢轻钢简易房、一幢二层砖混结构小楼进行过验收，但没有通过，其遂建议沈某甲将房屋拆除，并通知南星桥运输服务所负责人不要与沈建伟续签协议的事实；
3、证人沈某乙（曾任星桥街道办事处拆违办主任）的证言，证实2009年夏天，拆违办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周杨社区铁路边有两块土地上在建违章建筑，遂向周杨社区的书记戚某了解情况，戚某答复称上述土地属于乔司铁路编组站，之后经向星桥街道土管员等渠道核实，拆违办认为上述土地不属于星桥街道区域，故移交城管部门处理，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直属中队还对上述违章建筑进行过查处，其也将上述违章建筑的情况告诉过分管城建的领导胡某甲的事实；
4、证人韩某甲（曾在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星桥中队工作）的证言，证实2009年8月，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直属中队到星桥立案查处过周杨社区铁路边两处违章建筑，其也配合直属中队工作，当时还找冯某、沈建伟做过调查，并征询了国土和规划部门的意见，同年9月，规划部门答复上述建筑属于违章建筑，国土部门认定建筑所涉的部分土地是铁路部门的国有土地，部分是集体土地；同年11月左右，因直属中队被撤销，上述案件交由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星桥中队处理，但直至2010年7月其调离，上述案件也没有作出行政处罚；按照正常程序，调查完成后应该及时作出自行拆除的行政处罚，如果不自行拆除就申请法院强制拆除的事实；
5、证人沈某丙的证言，证实其从2010年7月开始任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星桥中队中队长，任职后过了几个月，法制员朱某告诉其2009年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直属中队查处的周杨社区的两个违章建筑案件因联系后当事人没有来签收文书而一直没有送达，后经联系，2010年10月，两个案件的行政处罚决定告知书送达给了当事人，但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又无法找到沈建伟和冯某，最终沈建伟是在2011年下半年才签收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事实；
6、证人冯某的证言，证实2008年底2009年初，其在得知长睦大型居住区项目要在周杨社区征地拆迁，且发现周杨社区1、2组和3、4组交界处有一块7、8亩荒地后欲在该处建造厂房以获得拆迁补偿，并将该情况告知了戚某，戚某表示同意，之后其以自己投资成立的杭州宏建非开挖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周杨社区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在对土地进行平整欲建厂房时，周杨社区主任茹某介绍陆某甲（系茹某的外甥女婿）与其一起投资建厂房，其和陆某甲还约定了拆迁补偿款的分成；2009年8、9月，因被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发现在建违章建筑，厂房建设被叫停，其找了也在附近建厂房的沈建伟商量，并和沈建伟一起谎称其在建厂房涉及的土地是沈建伟向铁路部门租用的，即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无权管辖，之后其又告知陆某甲如果沈建伟的厂房开始施工，其等人也可以恢复施工，厂房在1、2个月后重新施工，2009年底2010年初建设完成；2010年10月，城管部门正式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责令在30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但因当时已经在准备厂房拆迁了，故其没有自行拆除；从2010年初至下半年，其只要有机会就找戚某、茹某要求帮忙解决拆迁补偿问题，2010年快年底时，戚某告诉其星桥街道办事处开会确定其的厂房可以被拆迁；之后，周某带着评估公司的章某等相关人员到厂房进行现场查看和评估；2011年底2012年初，其接通知后与陆某甲到星桥街道城建办二楼会议室协商赔偿价格，当时胡某甲、陈某甲、周某、沈建伟及沈建伟的合伙人等人都在场，经讨价还价，最后确定的补偿价格是900余万元，其与星桥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之后收到相应的补偿款，以及其在建厂房过程中无意间占用了沈建伟向铁路部门租用的部分国有土地，后其支付了一些钱款给沈建伟作为补偿；另证实在确定拆迁前，其告诉过胡某甲、陈某甲厂房所涉部分土地属于铁路部门，且厂房是违章建筑的情况，要求二人帮忙的事实；
7、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2007年11月至2011年期间，其在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任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期间负责联系杭州长睦大型居住区项目涉及周杨社区拆迁项目的做地事宜；该项目由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和长睦大型居住区前期指挥部负责；2007年左右，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因项目涉及周杨社区的400多亩土地而与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协商，后双方达成做地由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补偿相应钱款给余杭的意向，其与星桥街道办事处的相关人员联系后确定征地拆迁工作由星桥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在征地过程中，因老百姓不同意仅征用红线范围内的400余亩土地（大部分是农用地），经向余杭区政府汇报，区政府同意对红线涉及的周杨社区各小组的土地全征全迁，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征用后使用权归杭州，带征土地的使用权归余杭，之后，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星桥街道办事处签订委托做地协议，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负责土地上建筑物的拆迁，并由星桥街道办事处划定了周杨社区1、2、3、6、7组的带征土地的红线图，星桥街道办事处还成立了项目工作组；因是委托实施，故星桥街道办事处要对征迁红线和拆迁人员负责，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审核征迁红线图和拆迁名单，包括对违章建筑的补偿标准等拆迁政策也是星桥街道办事处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审核星桥街道提供的拆迁名单、评估报告和补偿协议后拨付补偿款给星桥街道办事处，以及不在红线和带征范围内的建筑物不能拆迁，国家处罚要拆除的违章建筑不能进行拆迁补偿，铁路部门的土地也不在拆迁范围内的事实；
8、证人胡某甲（原系星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证言，证实2010年下半年，周杨社区书记戚某、主任茹某多次向其提及要求拆迁铁路边的两家企业，称该两块土地是社区的集体土地，属于带征红线范围内，冯某也称在土地上的建筑物内有干股，要求其晚一点对建筑物进行拆迁以获得更多利益，周杨社区还提供了两家企业与社区签订的租地协议；其看到过周杨社区1、2、3、6、7组带征土地范围的红线图，知道上述两家企业所在的土地不在长睦大型居住区的红线范围内，也不在小组的带征土地红线范围内，但因上述土地位置比较特殊，南面靠铁路，北面靠三组，如果不拆迁，之后就没有机会被拆迁了，且周杨社区书记和主任均多次找其要求拆迁，故其相信了周杨社区相关人员关于土地是社区集体土地的说法，在没有调查土地权属的情况下考虑征迁工作的实际决定给予拆迁；之后确定动迁、评估业务交章某负责，陈某甲具体联系动迁、评估，陈某甲又让周某负责现场评估、动迁；其知道两处建筑物是2009年左右建造的，是违章建筑，没有权属证明，以及在决定拆迁政策时，陈某甲或者周某还提出可以套用万乐社区铁路边企业（土地使用权属于铁路部门）拆迁的政策给予拆迁补偿的事实；
9、证人陈某甲（原系星桥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科科长）的证言，证实2010年下半年，在周杨社区征地拆迁过程中，戚某和茹某要求对铁路边的两个企业进行拆迁，胡某甲也让其联系动迁评估公司对上述企业进行评估，其遂让周某联系了现场动迁评估，期间冯某曾告诉其在铁路边的企业里有股份，询问其何时拆迁，其自己去现场看过，知道两家企业是钢结构厂房，肯定是违章建筑，且企业里没有生产迹象，外观成色也比较新；2011年下半年，胡某甲询问其上述企业的拆迁标准，因其和胡某甲均认为上述企业与2010年万乐社区铁路边的企业的位置等情况很相似，故胡某甲决定按照万乐社区铁路边企业的补偿政策进行补偿；当时其意识到土地权属可能归铁路部门，但戚某称大部分土地是社区的集体土地，故其认为可能只有部分土地是铁路部门的，但只是征用建筑物，与土地无关，故没有再去调查核实土地性质；按照当时星桥街道办事处的非住宅补偿政策，近年形成的违章建筑不能补偿，但其等人没有调查两个企业是何时建造的，认为造好了是既成事实，故给予了拆迁，以及其没有核对过带征土地的红线图，但认为两家企业是在带征范围内的，其也不知道城管部门对上述建筑进行过处罚的事实；
10、证人周某（原系星桥街道办事处城建科副科长）的证言，证实2010年下半年，其根据城建科科长陈某甲的安排到周杨社区工作组帮忙，带领动迁公司的章某及另一年纪较轻的男子、评估公司的邵某及测绘人员对周杨社区铁路边的两家企业进行了动迁、评估，其中周杨社区铁路涵洞东面的厂房门口挂着某甲公司的牌子，被告人沈春根及沈建伟、莫某等人在厂里，但厂里没有工人，其发现该企业有两幢建筑物，东面是一幢二层的砖混结构办公楼，西面是一幢二层的钢架结构厂房，其中一层摆放少量机器设备，没有生产迹象（机器比较干净、没有螺丝之类的东西进行固定，也没有接上电源），北面的某丁公司的接待人员是冯某，厂房是一幢三层的钢结构、比较新、隔层比较密、每层层高很低且隔层的钢板比较薄的厂房（机器很干净、没有通电），在场的企业人员告诉其两家企业所涉土地均没有土地证；在2011年召开的一次动迁协调会议上，动迁、评估公司对该两处建筑物是无证违章建筑的情况进行了汇报，胡某甲、陈某甲的意思是按照万乐拆迁铁路边的企业的政策给予拆迁，其虽明知两家企业存在问题，但因其他参会人员对该异常情况也是心知肚明的，故其没有在会上提出异议，最终补偿价格是胡某甲、陈某甲与冯某、沈建伟谈定的；因该两处建筑物的拆迁是工作组领导胡某甲、陈某甲认可的，也是陈某甲让其动迁、评估的，故其以为是在红线范围内的，没有按照正常的工作流程核对红线图，但有一次其在胡某甲的办公室听到胡某甲和陈某甲谈起土地权属是归周杨社区还是铁路部门是存在问题的；2012年其还特意找了2010年5、6月之前由江某带队进行测绘的正式分组图，发现图上未包括上述两处建筑物；事后来看，拆迁存在的问题是沈建伟的建筑物所涉土地是铁路部门的，不属于周杨社区，不在带征红线范围内，没有带征的必要，不需要进行拆迁，而且两处建筑物是新建的受过“自行拆除”行政处罚的违章建筑，按照星桥街道办事处的拆迁政策是不能给予补偿的等事实；
11、证人戚某（原系周杨社区书记）的证言，证实2010年3月至2013年期间，其作为社区书记参与了杭州长睦大型居住区项目范围涉及周杨社区的拆迁，该项目是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协商后委托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开展的，拆迁资金均是财政拨付，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又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拆迁，星桥街道办事处还成立了工作小组，胡某甲任组长，江某负责征地，陈某甲负责房屋征迁（农户和企业），周某配合陈某甲工作；周杨社区配合星桥街道办事处实施征地拆迁工作，也成立了其、茹某、缪松福三人的工作组；杭州长睦大型居住区项目的红线范围包括周杨社区1、2、3、6、7组的400余亩土地，但星桥街道办事处的政策是凡是红线范围内涉及到土地的小组均全征全迁，红线范围外的土地属于余杭区带征土地；2010年下半年，周某带人对沈建伟及冯某在铁路涵洞边的铁路用地及周杨社区的集体土地上建造的建筑物进行评估、动迁；以及沈建伟建造厂房的用地是向铁路部门租用的，在建造厂房时因资金不足而找了被告人沈春根作为合伙人；因沈建伟、冯某建造厂房均没有履行审批手续，故城管部门来查处过多次，还被城管执法中队责令停止建造过，但2009年年底左右，厂房还是建好了；另证实侦查人员向其出示的租地协议书是虚假的，因为沈建伟租用的土地是铁路部门的，周杨社区根本没有资格签订该份将土地出租给某乙公司的协议，其也不知道该协议上为何会加盖周杨经联社的印章的事实；
12、证人王某（江苏某丙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实江苏某丙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参与了对位于周杨社区的杭州某丁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丁公司）、某乙公司等企业的评估工作，当时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具体负责人是胡某甲，经办人是周某，周杨社区的负责人是戚某；2010年11月，周某带着其、章某、动迁公司的邵某等人到上述两家企业进行实地评估，其中在对某甲公司进行评估过程中，莫某自称是某甲公司老板，并表示房屋没有权属证明，经勘查，某甲公司房屋的第一层有一些机器设备，第二层空着，房子比较新，看得出来刚造不久，机器设备也没有生产迹象，另有好像用作办公室的一幢二层砖瓦房；现场评估后的一天，莫某和另一人将某乙公司的营业执照交到动迁公司，要求将补偿对象由某甲公司变更为某乙公司，其按照邵某的要求对评估清单上评估对象的姓名进行了更改，并将评估清单交给莫某核对，核对完成后出具的评估报告交给了邵某，由动迁公司与拆迁对象协商拆迁价格；签完补偿协议后，其按照补偿总价减去奖励部分倒套出评估价格，按上述价格再重新出具了评估报告的事实；
13、证人章某（江苏某丙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实江苏某丙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在2010年4月左右承接了星桥街道长睦、周杨区块旧城改造项目的评估工作，当时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分管领导是胡某甲、经办人是周某等人；其和王某、动迁公司的邵某在周某的带领下对某丁公司进行实地评估，但道路另一边的厂房评估其没有参与；之后王某或者邵某将某丁公司和某乙公司的厂房无产权证的情况告知过城建办，但城建办答复称可以赔偿，胡某甲、陈某甲、周某也均告诉其拆迁协议星桥街道办事处是认可的，故其在某乙公司为拆迁对象的拆迁赔偿协议上签了字的事实；
14、证人邵某（杭州某戊动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2010年，其参与了星桥街道长睦、周杨区块的动迁项目，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分管领导是胡某甲，具体负责人是陈某甲、周某等人，项目中涉及某丁公司、某乙公司的动迁，某丁公司由法定代表人冯某出面协商，某乙公司由沈建伟出面协商；2010年10月，其在周某的带领下与评估公司人员一起进场调查摸底，负责接待的是被告人沈春根及沈建伟、莫某，某乙公司当时厂门口的名字是某甲公司，第一层放置机器设备，但没有在生产，有些机器好像刚搬入，第二层放置一些金属材料，厂房也比较新，厂房边上有一幢做办公室用的二层砖石结构楼房；当时厂房虽没有房产证等权属证明，但因带队的周某向其等人介绍了企业的相关负责人，故其等人也据此认定了所有权人，并根据沈建伟提交的星桥街道周杨股份经济合作社与某乙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认定厂房所在土地属于周杨社区；在制作评估清单时，沈建伟和另一人到公司找其称莫某开设的某甲公司已被拆迁，评估的厂房实际是某乙公司所有，要求更改征用补偿对象，其遂让王某更改了评估报告上评估对象的名字，并在出具初步评估报告时将该情况告知了周某，当时星桥街道办事处也没有提出异议；最后谈定的补偿价格高于动迁补偿标准，故按补偿价格倒套后重新出具了评估报告，2012年1月，动迁公司与某乙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其知道星桥街道办事处的拆迁政策是按照《星桥街道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意见》操作的，某乙公司的厂房是没有权属证明的违章建筑，且新建不久，按照上述实施意见原则上是不能获得补偿的，但因胡小成、陈某甲、周某均表示过按照重置价补偿的意思即星桥街道办事处决定补偿，故其公司也进行了相关的动迁工作，以及被告人沈春根与沈建伟均参与了对某乙公司的摸底、评估和动迁的整个过程，为了托其帮忙提高补偿数额，被告人沈春根还在某乙公司厂房评估完成后2个月左右送给其5000元现金，在沈建伟认为补偿价格过低的情况下，也是被告人沈春根做了沈建伟的工作才最终确定了补偿价格的事实；
15、证人江某（星桥街道办事处劳保民政科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2010年，因长睦大型居住区项目涉及周杨社区的征地拆迁，星桥街道办事处成立了拆迁工作小组，胡某甲是组长，其按照胡某甲的工作分派负责周杨社区1、2、3、6、7组全征全迁工作，某己测绘公司负责测绘红线图，当时周杨社区铁路边、涵洞旁的2个建筑物所涉土地未测绘入红线图的事实；
16、证人胡某乙（杭州某己测绘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的证言，证实其于2010年上半年参与了周杨社区征地拆迁的测绘工作，期间曾按周杨社区茹姓主任及何国明的要求测量了两块位于铁路边、涵洞旁的土地的数据，当时两块土地上均建有厂房，茹姓主任称土地属于村里；后其公司制作了红线图作为征地拆迁范围的依据，但位于铁路边、涵洞旁的两块土地并未包括在图纸内；2012年下半年，其应周某的要求对上述两块土地出具图纸；侦查人员向其出示的星桥街道办事处提供的“周杨社区拆迁范围红线图”中将两块集体土地也划进红线了，该图应该是2012年之后其公司提供给星桥街道办事处的事实；
17、证人莫某（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2010年下半年周杨社区拆迁时，某甲公司的生产经营地点即其妻子家被拆迁，其欲找地方继续生产经营，当时沈建伟在铁路涵洞旁造了厂房，村民都知道厂房所涉土地属于铁路部门，其询问过戚某和沈建伟，均被告知该处不拆迁，故其将部分机器设备搬到沈建伟的厂房内，欲租用厂房经营，但在搬了5、6台机器到厂房后，沈建伟告诉其厂房也要被拆迁，沈建伟和被告人沈春根还称需要以企业的名义进行拆迁补偿，欲借用某甲公司的名义，其表示同意并与二人约定涉及机器搬迁费归其所有，后评估公司对厂房进行了评估，当时其也在场，评估的机器设备有部分是其的，部分是被告人沈春根等人搬来的，但之后可能是动迁公司发现某甲公司已经在周杨社区拆迁过程中获得过补偿，故最终沈建伟的厂房是以其他企业的名义进行补偿的事实；
18、证人阮某的证言，证实其曾是某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沈建伟夫妻找其称欲以某乙公司的名义转一笔拆迁补偿款，其没有同意，过了几天，沈建伟又来找其商量，碍于情面，其表示同意；之后的2、3个月内，陆续有钱汇入某乙公司的账户，每次汇入钱款的当天，沈建伟都会告诉其，其也会让妻子将钱转帐至沈建伟提供的账户；除拿钱外，沈建伟还找过其两次，一次是在一份类似补偿协议的材料上加盖了某乙公司的公章，一次是拿走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另外其还在沈建伟提供的材料上签过字，但材料的具体内容记不清了，以及与沈建伟一起建造厂房的被告人沈春根曾因拆迁补偿款的事找过其，并告诉其拆迁补偿款被告人沈春根也有份的事实；
19、证人沈某乙的证言，证实沈建伟是其亲侄子，2011年，沈建伟曾借用过其的身份证，之后身份证长期放在沈建伟处，侦查人员向其出示的户名为沈某乙的账户（账号为62×××85）不是其开户的，相关的操作也不是其做的，其听说过沈建伟在周杨社区铁路边建造的一个厂房被拆迁了，但具体情况不清楚的事实；
20、同案犯沈建伟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与黄某商定由其出面租赁位于周杨社区沪昆铁路沿线的土地建造房屋，目的是为了获得拆迁补偿，另外也可以自用；2008年底左右，其通过杭州铁路下属公司的经理沈某（应为沈某甲）找乔司编组站的童某帮忙，签订了铁路土地租赁协议，租赁位于周杨社区铁路涵洞东面、铁路北面的土地，租期一年，租期届满后其还与铁路部门续签了租赁合同，但因没有钱故未缴纳租金（但未将没钱交租金的情况告诉合伙人即被告人沈春根）；2009年年初，其发现冯某在其租用的土地上建造厂房，并得知冯某向周杨社区租用了土地，其遂联系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冯某的工地上要求停工，经核实，冯某在建厂房的部分土地属于铁路部门，后其与冯某商定了补偿方案，并向周杨社区的戚某提出如果周杨社区拆迁，其建造的厂房也要参与拆迁，戚某称可以帮忙的话会帮忙；之后因黄海缺少资金不再与其合伙建房，2009年初，其找被告人沈春根合作建房，并将其与铁路部门签订的租地协议交给被告人沈春根阅看以确定其享有土地的使用权，之后其二人约定由被告人沈春根出资，租金抵扣建造成本后的盈利平分，厂房建造之后如遇拆迁，拆迁补偿款扣除建设成本后，利润平分，之后建造厂房的事情是被告人沈春根具体负责的；2009年7、8月份，因冯某建造厂房被人举报，城管部门来检查时发现其等人也在建房，并且要求两处厂房停工，后经调查，城管部门认定两处厂房均是违章建筑，冯某遂与其商量欲向城管部门谎称两处在建厂房涉及的土地都是向铁路部门租用的，即城管部门没有管辖权，冯某还拿走了其向铁路部门租用土地的协议，具体冯某如何与城管部门沟通其不清楚，停工一段时间后，冯某告诉其已经与城管部门沟通好了，且冯某又开始建造厂房，故被告人沈春根也重新开工；2010年初左右厂房建设完成，其将厂房出租给中铁24局电路施工队几个月；2010年3、4月份，其发现冯某在厂房里搭建隔层，为了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其和被告人沈春根也将厂房隔出二层，隔好后未再出租，期间被告人沈春根多次询问戚某何时可以将厂房拆迁，戚某称没有这么快，要再等等；2010年8月，因厂房出借给村里一农户办丧事，其又向戚某提出办过丧事的厂房无法出租，要求拆迁，戚某表示会帮其向星桥街道相关人员反映；2010年9月，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星桥中队的沈某丙长交给其一份处罚决定书，责令其等人自行拆除违章建筑；2010年10月左右，戚某通知称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要对厂房进行拆迁评估，让其等人准备一下，因需要营业执照才能以厂的名义拆迁，故其和被告人沈春根商定向莫某借用某甲公司的营业执照，为了多获得机器设备搬迁费用，被告人沈春根还联系租借了一些机器设备放置在厂房内；2010年11月，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周某带着动迁公司和评估公司的人到其等人建造的厂房进行了评估；之后因某甲公司已经在周杨社区进行过拆迁，不能再次拆迁，故其向某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阮某借用某乙公司的营业执照，以某乙公司的名义进行拆迁，还伙同他人伪造了某乙公司向周杨社区租用土地的租赁协议，其将上述土地租赁协议以及某乙公司的营业执照交给动迁公司用于动迁；2012年初，其和被告人沈春根接通知后到星桥街道办事处城建科二楼会议室与胡某甲、陈某甲等人协商补偿价格，当时还有冯某、周某、章某、邵某等人在场，因其认为星桥街道办事处给出的拆迁价格过低，当天并未达成一致，次日，其和被告人沈春根商定由被告人沈春根先与陈某甲谈，如果谈不好，其再出面，后被告人沈春根电话联系其称已经谈好，在之前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即共计260余万元，其到星桥街道办事处签拆迁协议时被告人沈春根及胡某甲、陈某甲、邵某等人均在场，补偿款是由星桥街道办事处打到某乙公司的账户，后某乙公司将钱打入其实际控制的沈某乙的账户，其取现后将195万元给了被告人沈春根；其从被告人沈春根处得知为了提高厂房拆迁的补偿价，被告人沈春根曾送给邵某1万元钱；以及其租用的是铁路部门的土地，不在周杨社区范围内，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被征用的，且厂房是要自行拆除的违章建筑，不可以获得拆迁补偿；另证实在开始建造厂房时，沈宏坤还让其在内容为如厂房遇到拆迁，除去成本（具体成本以发票为准）后获利的40%要交给铁路的协议上签了字，拆迁款发放后，沈宏坤多次联系其要钱，其给了沈宏坤25万元的事实；
21、余杭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征用土地的批复、土地证、上海铁路局借用铁路用地协议审批表、借用铁路用地协议书、场地租赁合同、综治及消防安全责任协议、发票、杭州铁路南星桥运输服务所出具的说明，证实沈建伟与杭州铁路南星桥运输服务所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约定租赁位于铁路沪昆（杭段）线乔司站区的铁路留用土地502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同时约定未经批准擅自搭建建筑物或改变承租场地用途的，杭州铁路南星桥运输服务所可以解除合同收回出租场地，在协议期内，如铁路建设、城市建设所需而需收回时，沈建伟无条件及时将土地退还，投入全部费用均由沈建伟承担，如沈建伟确需在租赁场地内搭建临时建筑物的，必须征得杭州铁路南星桥运输服务所许可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后进行，租赁合同期满或者解除合同的，临时建筑内的可移动物品归沈建伟处理，不可移动物品归杭州铁路南星桥运输服务所所有，相互经济上不作补偿等；2009年12月31日，沈建伟缴纳了1年的场地使用费9036元，以及上述土地系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为上海铁路局，20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上海铁路局将上述土地出借给杭州铁路南星桥-
运输服务所的事实；
22、现场检查（勘查）笔录、现场勘查图及照片、询问（调查）笔录、接受调查处理通知书、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证实2009年8月17日，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位于周杨村1组（杭北车辆段北侧）的两处建筑物进行勘查，同日就涉嫌违法建设分别向沈建伟和杭州宏建非开挖工程有限公司发出接受调查处理通知书，要求到指定地点接受调查处理，并要求立刻停止违法行为，沈建伟和冯某分别签收了接受调查处理通知书、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经询问，沈建伟和冯某均承认建筑物的建造未履行审批手续的事实；
23、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征求意见联系（抄告）函，证实2009年9月，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就是否同意对沈建伟在周杨社区一组（杭北车辆段北侧）土地上建设的建筑物补办相关手续问题向杭州市规划局余杭规划分局征求意见，杭州市规划局余杭规划分局答复建筑物与城市规划不符，不同意补办手续的事实；
24、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实2010年10月15日，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因沈建伟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而向沈建伟发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沈建伟在2010年10月27日收到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之后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为责令当事人于30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沈建伟在2011年10月24日收到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事实；
25、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余城建集（2009）127号《关于长睦区块征地有关事项的请示》、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简复单、土地开发合作协议，证实2009年10月，经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同意，确定星桥街道办事处作为长睦区块红线内的征迁主体实施征地拆迁工作，并同意带征该区块部分红线外土地，具体面积由星桥街道办事处与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商定，由星桥街道同步落实有关征迁工作；2009年11月11日，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市长睦大型居住区前期建设指挥部与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土地开发合作协议，就杭州市长睦居住区规划范围涉及余杭土地进行土地开发合作，按照91.5万元／亩的标准包干确定前期开发费用（包括征地费、拆迁补偿费和安置费用等所有费用），由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市长睦大型居住区前期建设指挥部支付，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地块范围内的征地、拆迁、安置事宜及项目审批配合工作，且在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时应严格按照省、市及余杭区有关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规定执行的事实；
26、协议书，证实2010年5月5日，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星桥街道办事处签订协议书，由星桥街道办事处负责长睦项目红线内涉及周杨村征地面积410亩、红线外带征面积371亩及周杨村征迁安置区块（贾家社区拆复建地块）81亩的做地工作，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相应的拆迁补偿等费用，资金打入星桥街道办事处的财政账户，专款专用，星桥街道办事处应在2010年12月前完成红线范围内做地（其中铁路安置区块应在2010年6月底前完成交地）的事实；
27、星桥街道班子联席会议纪要（2010）1号附《星桥街道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意见》，证实2010年12月1日，星桥街道办事处召开会议，研究讨论了非住宅房屋的拆迁补偿政策，并原则同意该方案，实施意见规定对没有土地使用证但持有有效营业执照的非住宅房屋，该建筑物为违法建筑，原则上由被拆迁人自行拆除；是历史原因造成的遗留问题，如果被拆迁人能积极配合街道做好项目推进工作，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签约、搬迁、腾空的，可实行以奖代补政策；……对近年新形成的违法建筑，原则上不作补偿的事实；
28、星桥街道周杨社区各组分组面积图、集体土地面积量算图，证实杭州某己测绘有限公司提供的2010年对周杨社区测绘的图纸中未将本案所涉铁路边两块土地划入测绘范围，2012年10月的测绘图中将上述两块土地标注为村集体土地，另星桥街道办事处提供的图纸中上述两块土地标注为村集体土地的事实；
29、协议书（根据在案证据，该协议系伪造）、委托书，内容为周杨社区居民委员会与某乙公司签订协议书，在征得区铁办同意的情况下将铁路乔编和睦区块西边的闲置土地出租给某乙公司，租用期限为2009年4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止，约定遇到国家（铁路）使用（征用）时，必须无条件执行，周杨社区居民委员会不负责任何经济补偿和经济责任；2012年1月11日，某乙公司委托沈建伟负责办理厂房拆迁事宜等事实；
30、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星桥街道征迁项目款结算申请表、记账凭证、收款收据等，证实2012年1月12日，星桥街道办事处、杭州某戊动迁有限公司与沈建伟作为代表的某乙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某乙公司将位于周杨社区的建筑面积为2926.22平方米的房屋交星桥街道办事处拆除，星桥街道办事处支付总金额为2696207元的补偿；星桥街道办事处于2012年1月19日、2012年3月8日、2012年5月24日分别开具80万元、110万元、796207元的支票给某乙公司用于支付拆迁款的事实；
31、刑事判决书，证实同案人员沈建伟因犯诈骗罪已被本院判刑，以及杭州余杭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财政性质资金投资的各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管理、养护、维护、城建资金的筹措等事实；
32、抓获、破案经过，证实本案的侦破经过以及被告人沈春根系接通知到案的事实；
33、户籍证明、刑事判决书、缓刑考验期满通知书，证实被告人沈春根的身份及前科情况；
34、被告人沈春根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08年底2009年初，沈建伟向其提议合伙在沈建伟向铁路部门租用的位于周杨社区铁路涵洞旁的土地上建造厂房后出租，并让其阅看了沈建伟向铁路部门租用土地的租赁合同（租金一年一交，加盖有铁路部门公章），其提出铁路部门的土地上没有办审批手续如何建造厂房的疑问，沈建伟的意思是已经与铁路部门协调好了，当时沈建伟还提起过周杨社区要拆迁，如果厂房能被拆迁最好，不能拆迁也可以出租，其认为投资回报不错，遂同意投资；后其与沈建伟商定由其出资建造厂房，沈建伟负责联系铁路部门及相关的拆迁工作，出租的租金先抵扣其的投资，之后产生的收益均分，如遇拆迁，补偿款扣除其的投资款后利润均分；之后其二人开始建造钢结构厂房，期间城管部门到工地现场查处过，还留了一张“停工通知书”，其因此事联系过沈建伟，沈建伟称会处理，过了一段时间，沈建伟联系其称已经处理好了，让其继续建造厂房；2009年底，两层的钢结构厂房建成，共投资155万元左右（其中10万元左右是沈建伟出资）；但厂房建好后一直闲置，只在2010年上半年借给铁路部门使用过4、5个月；2010年周杨社区明确要拆迁后，其和沈建伟都找过戚某，要求对厂房进行拆迁，后其从沈建伟及戚某处均得到厂房将被拆迁的消息（其是在得知村里要在厂房里办丧事后找戚某理论时从戚某处得到厂房肯定会被拆迁的信息），为了获得更多拆迁补偿，沈建伟租用了一些机器设备放在厂房内，因厂房拆迁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又找来莫某的某甲公司的牌子挂在门口并谎称厂房属于某甲公司所有，动迁、评估公司及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其和沈建伟均在场的情况下对厂房进行了实地评估、动迁，之后因某甲公司已被拆迁过，不能再以某甲公司的名义动迁，沈建伟又借用另一公司即某乙公司的名义进行拆迁补偿，在此过程中，沈建伟告诉过其要实施上述租用机器设备、借用某甲公司及某乙公司名义拆迁的行为；最后其和沈建伟与胡某甲商定拆迁补偿总价为260余万元（当时冯某也在场），沈建伟给了其190万元（后称其中30余万元是沈建伟向其的借款，150余万元是其建房的投资），以及其知道按照规定，其和沈建伟建造的厂房不可能被拆迁；关于租用机器设备的情况，其在归案之初的供述中表示为了获得更多补偿款，由沈建伟出面租赁，在归案后第三次讯问笔录中才提及其曾提出过反对意见，但沈建伟不听，其遂表示租用设备的事与其无关的事实。
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辩护人提交：1、证人高某、陈某乙、钱某的证言、钢架房隔层等草图及结算单、保证借款合同、借款借据，欲证实被告人沈春根筹措资金与沈建伟合伙建造厂房的目的是为了出租，以及涉案厂房的建设情况、支出的建设费用、厂房的质量等；2、收条三份，欲证实沈建伟向被告人沈春根借款人民币29万元，经查，第1组证据仅能证实被告人沈春根与沈建伟合伙建房，但不能证明建房的目的；第2组证据仅能证实沈建伟收到过被告人沈春根交付的29万元钱款，且收条上明确注明其中21万元系材料款，另8万元用途不明，不能证实上述款项系借款，即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辩护人的待证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依法不作为定案依据。
被告人沈春根辩称其建造厂房的目的是为了出租，当时并不知道厂房会被拆迁，是在村委会借用厂房办丧事后其才知道沈建伟欲骗取拆迁款；辩护人同意被告人沈春根的辩解，并提出被告人沈春根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现有证据也不能充分证明被告人沈春根与沈建伟存在共谋诈骗的故意，经查，在案的同案犯沈建伟的供述和辩解及被告人沈春根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辩解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沈春根在与沈建伟合伙建房前即已经明知土地的性质以及周杨社区相关地块面临拆迁的情况，并就拆迁款的分配与沈建伟达成了合议，且被告人沈春根进一步供认其系明知按照规定上述厂房不能被拆迁，结合被告人沈春根明知沈建伟仅向铁路部门租用土地一年，而被告人沈春根等人的违法建筑系在租赁期限届满前后才建成等事实，足以认定被告人沈春根伙同沈建伟在向铁路部门租用的土地上建造厂房的目的包括骗取拆迁补偿款，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人沈春根辩称拆迁的具体事宜均是沈建伟联系的，其不知情，且其曾对沈建伟租用机器设备放置在厂房内欲多获得补偿款的行为表示过反对；辩护人提出周杨社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决定给予案涉厂房拆迁的星桥街道主管城建拆迁工作小组组长胡某甲、城建科科长陈某甲等相关人员均应明知案涉厂房所在土地系铁路国有土地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沈春根有隐瞒或者虚构上述土地性质的','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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