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16民初6608号
原告：田贵良，男，1963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禺旭，四川资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杨，四川资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长泰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双流县黄水镇板桥社区。
法定代表人：张议，系公司董事长。
被告：余春福，男，1966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翊，四川建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唱，四川建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锐，男，1990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原告田贵良与被告成都长泰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泰公司）、余春福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8月14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2017年10月10日，本院依职权追加余锐为本案被告，并于2017年11月24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田贵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禺旭、潘杨，被告长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议，被告余春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翊、苏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余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田贵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长泰公司承担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130164元（误工费43474元、营养费14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650元、伤残补助金56670元、护理费8760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3000元、后续治疗费5400元、鉴定费1750元），被告余春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5年10月13日在被告处拆除窗户敲砖时不幸掉下受伤，受伤后入住双流县中医院，共计住院治疗66天，后又入住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共计住院7天，共计住院73天，所有医疗费用已由被告方全部承担。入院诊断为：1．左侧颞顶部硬膜外血肿，硬膜下血肿，左侧颞顶部颅骨多发骨折，脑疝；2．右侧颞顶部硬膜下血肿，左侧额叶脑挫伤伴血肿，双侧颞叶脑挫裂伤伴血肿；3．吸入性肺炎，双下肺肺炎，双侧胸腔积痰；4．外伤性癫痫大发作；5．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2016年6月25日，原告在内江协力鉴定机构伤残评定为十级，根据证据显示，余春福是承包这个工地的。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医疗费以外的其他费用未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长泰公司辩称，余春福是做工程的，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张议给他介绍过很多工程。答辩人的改造工程是为打造一个停车场，工程量很小，就找余春福来做，双方之间只有口头约定。该工程在2014年由余春福打地坪，做了一部分，因房东不同意就停了；2015年继续打地坪的时候还是找余春福来做的。因原址上有厨房、厕所这些设施，本来是找机器来拆的，但会造成损伤，就准备找人来拆。余春福找的工人施工，其中就包括田贵良。田贵良在受伤当时爬上厕所上方进行拆除，没有戴安全帽，不慎摔下。当时田贵良是酒后作业，旁边的餐馆都可以证明，田贵良之前就有酒后作业的情况，田贵良应当自行承担一部分责任。余春福作为专业承包人，也应该对他承揽的工程承担责任。余春福与余锐是一家人，共同承包了工程，他们的工人可以证明。余春福和余锐大小工程都在做，且无论工程大小都有不签合同的习惯。他们给工人发工资也不是按月发的，是好久收到钱就好久发工资。本案赔偿责任应当由田贵良和余春福承担。原告受伤后产生医疗费213571.6元，除余春福垫付12000元外，其余均是答辩人垫付。答辩人另给付原告2000元现金作为生活费，请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余春福辩称，田贵良与余春福之间没有劳务关系，余春福与长泰公司之间没有承包关系，余春福仅是帮长泰公司找人务工，田贵良不是为余春福提供劳务受伤，余春福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田贵良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余锐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田贵良诉讼请求金额过高，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余锐书面答辩称，首先，田贵良与答辩人之间就案涉业务没有任何关系，田贵良不是答辩人聘请的；答辩人与长泰公司之间就案涉业务也没有任何关系，答辩人未承揽该业务，没有参与过施工，对具体施工情况不清楚。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田贵良的诉请与答辩人无关。其次，对于余春福与长泰公司曾经有过的业务，长泰公司是跟余春福做的，与答辩人无关，答辩人只是帮余春福收了一下钱、收钱的时候签过字而已。据答辩人所知，双方都是现说现做、手手清的活，上次就做完了，钱也支付完了的。再次，虽然余春福是答辩人的父亲，但答辩人也是在余春福请求帮忙时才会帮他收钱、看一下工地、统计一下等，答辩人本身也是有工作的，与余春福不是合作关系，与长泰公司也没有合作关系。综上，答辩人在案涉工程中没有任何的利益、也跟本案的被告没有利害关系，答辩人不应当被追加为本案被告，不承担任何的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等证据材料，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10月13日，田贵良不慎从约3米高处摔下受伤，当即被送往双流县中医医院接受治疗，住院66天后，于2015年12月18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左侧颞顶部硬膜外血肿，硬膜下血肿，左侧颞顶部颅骨多发骨折，脑疝；2．右侧颞顶部硬膜下外血肿，左侧额叶脑挫裂伤伴血肿，双侧颞叶脑挫裂伤伴血肿；3．吸入性肺炎，双下肺肺炎，双侧胸腔积痰；4．低蛋白血症，中度贫血，中度营养不良；5．外伤性癫痫大发作；6．应激性溃疡，消化道出血；7．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出院记录》载明患者转华西医科大学继续治疗，双流县中医医院同日向田贵良出具《转院诊断证明书》。2015年12月18日至2015年12月22日期间，田贵良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进行门诊治疗。2015年12月22日，田贵良在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院区）住院治疗，住院6天后于2015年12月28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开颅血肿清除术后；肝功能异常。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避免久站久坐……3．定期复查凝血常规……4．定期神经外科门诊随访……。田贵良受伤后总计产生医疗费213571.6元，其中余春福垫付12000元，余款均由长泰公司垫付；长泰公司另支付田贵良生活费2000元。
2016年6月8日，田贵良向内江协力司法鉴定中心申请对其伤残等级和后续医疗费进行鉴定。内江协力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6月25日作出内协司鉴［2016］临鉴字第（248）号鉴定意见书，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18667-2002）标准评定田贵良为十级伤残；并评定田贵良后续医疗费约需5400元（特殊情况除外）。田贵良此次鉴定花去鉴定费1700元。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田贵良向本院提交了六份《工天核对》的书证材料，内容为2015年3月、4月、5月、6月、7月、9月的工天核对记录。其中2015年3月、6月、7月、9月四份《工天核对》材料均系表格式，表中载明了田贵良的工天、借支金额、加班时间，田贵良在表中“员工确认签字”处签名，“核对人”分别为杨某（核对两次）、余锐（核对两次）。2015年4月、5月的工天核对材料为书面记载式，仍载明了田贵良的工天数、加班时间、借支金额，田贵良本人签名，右下角有“黄大”签名。庭审中，田贵良主张其一直在余春福手下做工，由余春福安排至不同工地务工，工天由余春福委托的人核对，劳务费由余春福发放，平时支取借支，每年过年结算后一并支付。
长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余锐于2014年7月3日出具的《收条》。该《收条》载明：“今收到成都长泰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地坪浇底材料及人工费用￥12000.00元（大写壹万贰仟元）。此据”。余锐在“收款人”处签名。长泰公司主张上述《收条》载明的地坪材料及人工费即本案案涉工程于2014年完成的部分，2015年通过电话方式找余春福继续做打地坪的工程，余春福找来田贵良从事工作，后田贵良受伤。长泰公司还主张工程是给余春福做的，余锐是余春福叫来做现场管理的，他们是父子关系。余春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余锐认可代其父亲收过钱，但并不能说明余锐承揽了该工程。该意见与余锐的书面答辩意见一致。
庭审中，余春福还申请了证人杨某和王某出庭作证。证人杨某主要陈述：证人与田贵良、王某是工友，证人有时候在余春福手下做工，余春福也介绍证人到其他人手下做事。证人与田贵良、王某均未固定在某个地方长期务工，只是有活的时候就喊去做。证人听说田贵良在一个汽修厂受伤，具体受伤的情况不清楚。之前余春福给证人打电话让去做工，说做完就收钱，证人说去不了，但可以帮忙问一下田贵良和王某。证人就给田、王二人打电话，他们说要去。余春福说他没有承包汽修厂这个活，这个是现钱，做完了汽修厂老板给钱，如果是余春福承包，就不是现钱。证人在长泰公司的工地去做过半天，后来田贵良受伤了，因为只有半天，没去拿工资。证人在现场的时候只有张议和长泰公司的一个小伙子在管理。证人认识田贵良的时候他就在帮余春福，然后证人才去帮余春福的，但田贵良不是一直在帮余春福。
证人王某主要陈述：证人跟田贵良、余春福均是做活认识的。证人不清楚长泰公司，只知道汽修厂，证人在里面做工。田贵良上班的时候摔伤了，是张姓厂长打120带走的。去上班是杨某打电话喊去的，到了门口余春福给了张老板的电话，说听张老板安排，工资他们付，余春福不管。工作主要是刮腻子这些。余春福受伤当时是张老板叫田贵良去拆房子。工钱应该是公司付，但现在还没付。证人在工地上是200元一天，田贵良是130元一天。证人在余春福手下做工是按天结算工资的，他或者他儿子核对签字都可以。证人和田贵良是一起到案涉工地去上班的，做了一个星期左右，田贵良做了2-3天就受伤了。在现场做工，还是见到过长泰公司的张老板几面，但这么几年了记不清楚了。证人认识余锐，他是余春福的儿子，在工地上的时候他晚上来过，载了两个工人过来，因为工地做不完了，他载工人过来，说的也是让找张老板，他说他们是朋友关系。现场施工时经常在高处作业，我戴着骑摩托车的帽子，田贵良没有佩戴安全帽等，另外两个后面来的是晚上来的，也没注意。田贵良受伤当天有无喝酒证人不清楚，证人天天骑摩托车回家吃的饭。
庭审中，田贵良对其受伤情况的陈述为：“我一直在余春福手下做活，受伤的时候在长泰公司工作。王某是砖工，他让我帮忙我就帮忙，我是小工。受伤当天，当时砖工叫我去敲，我还没去，张议（长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来了就说不要敲了，张议让我去敲另外一边的砖，然后摔了的。我每天跟砖工一起工作，他让我打杂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没有管理人员。余春福是偶尔来一下，张议也是偶尔来一下”。
另查明，1．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政府西林街道办事处汉安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7年8月3日出具《证明》，载明：兹有田贵良，男，身份证号……，于2014年2月份至今居住在内江市东兴区，属我社区居民。特此证明。2．内江市东兴区郭北镇天宫堂村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7月30日出具《证明》，载明：兹有内江市东兴区郭北镇天宫堂村五组村民田贵良，男，出生于1963年4月18日，身份证号码……。该村民长期在外务工，于2000年长期在外居住，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本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田贵良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主张其损害赔偿，故厘清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是确定赔偿责任主体的前提。田贵良主张长泰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余春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长泰公司辩称该工程已由余春福承包，本案赔偿责任应当由田贵良和余春福承担；余春福和余锐否认承揽上述工程，认为田贵良与余春福、余锐没有劳务合同关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田贵良受伤时与谁建立劳务合同关系、长泰公司与余春福之间是否具有承揽合同关系，各方均无直接证据予以证明；能够间接反映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证据材料有：田贵良提交的2015年度6个月的《工天核对》书证；长泰公司提交的余锐于2014年7月出具的《收条》；证人杨某、王某的证言，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通过综合分析上述证据材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本院认为，长泰公司关于将打地坪工程交由余春福承揽、余春福带领其招用的工人田贵良实际施工之主张成立，理由如下：首先，本案第一次庭审中，余春福一方申请的证人杨某陈述：“证人认识田贵良的时候他就在帮余春福，然后证人才去帮余春福的”；证人王某陈述：“证人在余春福手下做工是按天结算工资的，他或者他儿子核对签字都可以”；本案第二次庭审中，田贵良本人陈述：“我一直在余春福手下做活路，受伤的时候在长泰公司工作；平时是借支，过年统一给钱，钱统一是余春福算，我在余春福手下干了几年了，钱是转账给我的，每年都是年底通过转账给我结算工天核对的钱扣除平时借支的钱，余下的都转给我了”。上述证人证言和原告田贵良的陈述相结合，能够反映田贵良与余春福在本案所涉事故发生前就已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劳务关系。再结合田贵良提交的2015年度六个月的《工天核对》书证，该《工天核对》材料每份均记载了工天数、借支金额、加班时间等内容，与上述证人证言、原告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证明田贵良至少于受伤日期（2015年10月13日）前连续六至七个月由余春福带领在工地务工，余春福按照工天计算田贵良的报酬，余春福委托余锐或他人代为对田贵良的工天按月进行确认，田贵良务工期间可支取借支款，年底结算劳务费后扣除借支款统一支付，该结算方式亦符合个人之间建立长期、稳定但不规范的劳务合同关系结算报酬的表现形式。双方采取平时支付借支、年底统一结算劳务费一并支付的结算方式，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双方劳务合同关系的存续时间是以年为单位的。田贵良提交的关于工天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2015年3月至2015年9月期间与余春福是劳务合同关系，故其2015年10月到长泰公司工地务工时仍与余春福系劳务合同关系这一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其次，长泰公司提交了余锐于2014年7月3日出具的《收条》，载明余锐作为收款人，收到长泰公司地坪材料及人工费12000元。长泰公司主张上述收条载明的地坪材料及人工费即本案案涉工程于2014年完成的部分，2015年通过电话方式找余春福继续做打地坪的工程，余春福承揽后，让其子余锐做现场管理。证人杨某陈述长泰公司的工作由余春福打电话邀约，余春福在电话中说该工程是长泰公司付钱；证人王某陈述：“证人认识余锐，他是余春福的儿子，在工地上的时候他晚上来过，载了两个工人过来，因为工地做不完了，他载工人过来，说的也是让找张老板，他说他们是朋友关系”。长泰公司提交的《收条》、其法定代表人的主张与证人杨某、王某的证言相结合，能够证明余春福承揽长泰公司打地坪的工程存在高度可能性，余春福和其委托的余锐在工地工人不够时继续招用工人送至工地参与施工，在工人田贵良受伤后垫付了小部分医疗费用，其行为已远超出单纯作为中间人介绍工人前往务工的范畴，对余春福提出其仅是帮长泰公司找人务工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合上述意见，本院认定田贵良与余春福系劳务合同关系，余春福与长泰公司就案涉工程形成承揽合同关系，余锐作为余春福的代理人代为从事具体事务，其与田贵良、长泰公司均无直接的法律关系。
关于责任承担问题。对田贵良受伤的事实，长泰公司在庭审中陈述，田贵良本从事打地坪的辅助工作，厕所不是作业施工范围，厕所的窗台只有一米多高，田贵良爬上去后踩到水泥瓦上掉下来受伤，长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否认田贵良事发时爬上高处系由其指示。余春福提出，长泰公司认为与余春福约定的是把地坪打完，但田贵良受伤不是在打地坪，超出了长泰公司主张的已发包的事项，故对责任承担提出异议。本院认为，结合田贵良本人的陈述和余春福申请的证人王某的陈述，能够证明田贵良受伤时爬上高处敲砖系根据长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议的指示而为；长泰公司已将打地坪的工作交由余春福承揽完成，长泰公司作为定作人，本应仅对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进行验收并按约定支付报酬，但在承揽人施工过程中，长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承揽人聘用的工人进行了工作内容上的指示和安排，且该工作内容已超出承揽人的施工范围。综合案件事实来看，该指示内容并未在长泰公司与田贵良之间形成一个新的劳务关系，田贵良从事该活动的最终成果仍体现于余春福交付的工作成果之中，其劳务报酬亦只由余春福支付，因此，在本案责任承担上，田贵良与余春福应基于双方劳务合同关系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长泰公司应基于其作为定作人负有的指示过失承担相应责任。根据田贵良提交的内江市东兴区郭北镇天宫堂村村民委员会于2017年7月30日出具的《证明》显示，田贵良长期在外务工，其基于长期的工作经历，理应具备一定的经验和安全防护意识，但本案中田贵良未要求接受劳务一方提供安全防护装置，且疏于对自身安全的注意，其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本院酌定其自行承担10%的责任。余春福作为长期带领工人承包零星工程的人员，其应当为工人提供足以保障人身安全的装备和设施，对施工人员工作中是否佩戴安全设备应随时进行监督和提醒，对施工现场是否存在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情形应当随时发现和制止。但余春福对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和施工过程疏于管理，本院酌定余春福承担25%的责任。长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议指示田贵良从事超出承揽事务范围的工作，且该指示内容本身可能加大田贵良工作的风险和受伤的可能性，亦超出了余春福可预见和可控制的风险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之规定，本院酌定长泰公司承担65%的赔偿责任。
对田贵良主张的各项费用，本院逐一认定如下：
1．误工费。田贵良主张误工费计257天，按照建筑业平均工资计算为43474元。本院认为，田贵良出院医嘱载明“注意休息，避免久站久坐，严格禁烟，下床活动穿弹力袜、定期神经外科门诊随访，如有出血、头痛等不适，立即就医”等可反映其出院后仍将处于无法正常工作的状态，结合田贵良伤情，对田贵良主张受伤后持续务工本院予以支持，其误工时间可计至定残日前一天，为255天；田贵良未提供实际误工损失和所属行业的相关依据，本院结合田贵良务工收入标准并参照建筑业平均工资计算田贵良误工费标准计120元/天，误工费计算为120元/天×255天=30600元；
2．营养费。田贵良主张营养费20元/天×73天=1460元，本院认为，田贵良第一次出院诊断包括“低蛋白血症、中度贫血、中度营养不良”，对其主张的营养费本院予以支持，但其住院天数应为72天，故营养费应计算为1440元；
3．住院伙食补助费。田贵良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73天=3650元。本院认为，田贵良住院总计72天，其住院期间应当享有住院伙食补助费，该项费用本院计算为2160元；
4．残疾赔偿金。田贵良主张残疾赔偿金依照城镇标准计算为56670元，本院认为，田贵良所受伤残经鉴定十级，其主张残疾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根据田贵良提交的证据，其已长期在外务工，不在户籍地居住，以务工报酬作为收入来源，田贵良实际已脱离了农业生产，亦未以农业生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故田贵良的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本院对其主张的56670元予以支持；
5．护理费。田贵良主张护理费120元/天×73天=8760元，本院认为，田贵良住院期间确需护理，但其入院后即进入ICU病房进行治疗，于2015年11月6日转至神经外科，在ICU病房的24天，不应当计算护理费。故田贵良的护理天数应计48天，结合其住院期间当地护工报酬标准，护理费计100元/天为宜，故护理费为100元/天×48天=4800元；
6．交通费。田贵良主张交通费3000元，但未提交相应票据，本院认为，田贵良因伤住院治疗，交通费应属必然发生的损失，对该项费用，本院酌定为1000元；
7．住宿费。田贵良主张住宿费3000元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8．精神损害抚慰金。田贵良因伤致十级伤残，其主张精神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田贵良仅主张3000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9．后续治疗费。田贵良经鉴定其后续医疗费约需5400元，被告长泰公司和余春福均对此项费用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10．鉴定费。田贵良主张鉴定费1750元，根据其提交的鉴定费发票，本院支持鉴定费1700元；
11．医疗费。因田贵良的医疗费均由长泰公司和余春福垫付，故其在本案中未主张医疗费，长泰公司请求将医疗费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为提高效率、减轻当事人诉累，本院将田贵良的医疗费纳入损失在本案中一并进行处理，由各方当事人按照责任比例进行承担。田贵良的医疗费总额经双方确认为213571.6元，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余春福垫付的医疗费12000元、长泰公司垫付的医疗费201571.6元、支付的生活费2000元，在本案中一并折抵、扣减。
综上，田贵良因伤造成的损失为：医疗费213571.6元、后续治疗费5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60元、营养费1440元，护理费4800元、误工费30600元、残疾赔偿金5667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交通费1000元、鉴定费1700元，共计320341.6元。此款由田贵良自行承担10%，为32034.16元；余春福承担25%，为80085.4元；长泰公司承担65%，为208222.04元。扣除、品迭余春福垫付的12000元、长泰公司垫付的201571.6元、支付的生活费2000元后，余春福还应支付田贵良68085.4元；长泰公司还应支付田贵良4650.44元。
综上，田贵良因务工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由田贵良、余春福和长泰公司按其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长泰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田贵良4650.44元；
二、被告余春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田贵良因务工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68085.4元；
三、驳回原告田贵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452元，由被告成都长泰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艳飞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