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120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支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政街26号。
法定代表人：吴卫，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尊，北京培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祎彪，北京培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长喜，男，1981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丙辉，河北迎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大兴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长喜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127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保大兴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人保大兴支公司不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并向李长喜支付死亡赔偿金111550元、丧葬费46236元；2.本案诉讼费由李长喜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判令人保大兴支公司向李长喜赔付精神损害赔偿金，此认定有误。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李长喜已经受到刑事处罚，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得到支持。其次，涉案保险合同第二十六条第（十）项约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不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涉案《投保单》亦可证明人保大兴支公司已向李长喜明确说明该条款内容，故人保大兴支公司已尽到法律规定的提示说明义务。综上，依据法律规定及涉案保险合同约定，人保大兴支公司不应向李长喜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一审判决以2017年度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此认定有误。保险事故发生于2017年，李长喜亦于2017年对死者家属进行赔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应以2016年度标准来计算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但一审判决却适用2017年度的标准计算，此认定有误。
李长喜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人保大兴支公司的上诉主张，请求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1.涉案保险合同虽约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在保险赔偿范围内，但因该合同为格式合同，而人保大兴支公司并未就此免责条款向李长喜履行告知义务，故该约定无效。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适用于侵权纠纷，而本案系保险合同纠纷，本案起诉于2018年，故一审法院以2017年度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标准计算保险赔偿金额并无问题。
李长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保大兴支公司履行保险合同义务给付赔偿款42万元；2.诉讼费由人保大兴支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17日，李长喜与鹏达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李长喜以自有资金的形式将所购车牌为×××、发动机号为BB09512555的江淮牌车辆挂靠在鹏达公司名下，每年缴纳服务费1500元，并在鹏达公司投保，因车辆引发的一切纠纷均由李长喜承担。后该车辆在人保大兴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险），其中商业险投保险种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30万元）及不计免赔率等险种。交强险及商业险的保险责任期限均自2016年11月9日0时起至2017年11月8日24时止，被保险人均为浙溢公司；特别约定处均载明车主为旺达公司。2016年12月30日，交强险及商业险批单显示该车辆的使用性质由非营业货车变更为营业货车。
2018年9月7日，鹏达公司、浙溢公司及旺达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轻型江淮牌普通货车，发动机号：BB09512555系李长喜自己出资购买。所有权和使用权均系李长喜，其只是挂靠我单位，我单位每年收取管理费1500元。保险等费用均由李长喜负担。发生交通事故我单位负责协助处理，费用由李长喜负担。理赔时我们单位协助办理理赔手续。我们公司不参加保险公司任何的赔偿款分配，不承担任何赔偿义务。所有赔偿款归李长喜自己享有，我们单位放弃一切权利。特此说明。”
2017年4月2日10时30分，李长喜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孙村开发区聚财公司院内，驾驶车牌号为×××江淮牌轻型普通货车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倒车，将被害人章元珍撞到，造成被害人章元珍死亡。经鉴定，章元珍符合钝性暴力作用于胸腹部致脏器损伤引起的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后李长喜赔偿被害人家属损失并取得谅解，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以上事实由一审法院（2017）京0115刑初787号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
李长喜提交了河南省商城县石桥镇人民政府及石桥镇旭光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载明章元珍系该村王家营组村民，于1935年6月15日出生。
李长喜称其让姐夫张俊强向章元珍儿子宋传学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37万元，并提交了转账回执，载明转账时间分别为2017年4月6日转账30万元及2017年5月1日转账7万元；让张俊强向宋传学支付2万元的车费及住所费，并提交了收据一张，载明2017年4月4日，宋传学收到张俊强支付的2万元；并由其表哥郭庆福于2017年4月24日通过微信向宋传学分三次各转账1万元；以上共计42万元。李长喜提交了与其姐李长丽的户口本及李长丽与张俊强的结婚证。人保大兴支公司对银行转账及收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微信转账不予认可，主张不能确认转账双方的身份，对宋传学及章元珍的亲属关系认可。李长喜提交了宋传学出具的谅解书，载明经协商，李长喜赔偿42万元，同意从轻处罚。
李长喜提交了聚财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证明，载明“我公司自2010年成立，章元珍就在我公司工作，直至被撞死。收入和消费、居住都在我公司。特此说明。”李长喜称章元珍的儿子宋传学在该公司工作，所以章元珍一直在该公司打扫卫生等零工，公司一个月给几百元的现金，因其岁数较大，没有在北京开户或其他消费的证明。
人保大兴支公司主张章元珍系农民，其年龄较大，聚财公司聘用其工作有悖常理，故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即22310元*5年=111550元，丧葬费也应按2016年的标准计算即46236元。另，章元珍是因意外死亡，并非交通事故，故不属于交强险的赔付范围。人保大兴支公司提交了投保单，主张其已告知被保险人免赔条款，即交强险仅对交通事故导致的损失进行理赔。
一审法院认为，李长喜与人保大兴支公司存在财产保险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确认合法有效。
李长喜意外致第三者死亡，对于其主张第三者的合理赔偿范围，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因章元珍为农村户籍，且未能提供其在城市经常居住或消费的证明，故应当按照2017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240元/年）确定，即24240元/年*5年=121200元；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根据2017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丧葬费为50802元；精神抚慰金一审法院酌定为50000元。以上共计222002元，未超出李长喜在人保大兴支公司投保的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即30万元。对于李长喜支付的超出222002元部分属于其自愿给付，人保大兴支公司对该部分不承担保险责任。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李长喜系因过失致人死亡，故不应在交强险范围内理赔。
综上，对于李长喜要求人保大兴支公司支付赔偿金222002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人保大兴支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险保险范围内支付李长喜赔偿金222002元；二、驳回李长喜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人保大兴支公司向本院提交涉案投保单、《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拟证明涉案保险条款已约定保险人不负责对精神损害抚慰金进行赔偿，且人保大兴支公司已就该免赔条款对李长喜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李长喜针对上述证据质证称，投保单及保险条款均为格式合同，而人保大兴支公司并未就此免责条款向李长喜本人履行告知义务，故该免责约定无效。本院认定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李长喜与人保大兴支公司均确认，在双方之间成立保险合同关系，对此本院不持异议，该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关于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人保大兴支公司上诉提出保险事故发生于2017年，李长喜也是在2017年对死者家属进行赔付，因此相应的死亡赔偿金应以2016年的标准计算。对此本院认为，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受理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关于“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二十七条关于“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以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关于“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的规定，按照2017年度相关标准对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进行计算，具有法律依据。
关于精神抚慰金。人保大兴支公司上诉提出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精神抚慰金不属于其赔偿范围。一审法院判令人保大兴支公司赔偿李长喜精神抚慰金没有事实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涉案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十项约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李长喜一方作为投保人，在涉案投保单中声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附则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关于“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关于“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及第十三条第二款关于“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的规定，双方合同中既已约定了人保大兴支公司免除责任的条款，且人保大兴支公司已就相关条款向李长喜一方做出明确说明，则相关约定即发生法律效力。故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在人保大兴支公司的赔偿范围内，李长喜此项诉讼请求没有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人保大兴支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5民初12741号民事判决；
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商业保险范围内支付李长喜赔偿金172002元；
三、驳回李长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李长喜负担2280元（已交纳），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支公司负担152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支公司负担210元（已交纳），由李长喜负担84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邢 军
审 判 员 种仁辉
审 判 员 韩耀斌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张 翼
书 记 员 陈 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