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民提字第21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刚正薄板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如东县经济开发区通达路。
法定代表人：管育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允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季兵，该公司职员。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河西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周秉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ＸＸ，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弘，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江苏刚正薄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刚正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钢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4日作出的（2012）内民三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10月22日作出（2013）民申字第17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提审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1月15日、2014年7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苏刚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允华、黄季兵，包钢钢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ＸＸ、刘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包钢钢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08年11月，原告与被告达成冷轧硬卷供货意向。2008年12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产品供货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供货不同规格的冷轧硬卷共计20000吨，单价锁定为3200元／吨，原告为被告代办铁路运输手续，铁路运杂费由被告承担。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08年12月1日向原告支付货款6900万元，原告实际交货19896.12吨，未供货103.88吨；2009年1月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协议户基准定量购销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以24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为履约保证金，成为原告的协议户，协议期限11个月，协议总量为110000吨，月均量为10000吨，价格执行“指导价订货、结算价结算”的模式。另外，该协议还对折让优惠、保证金返还、违约责任、纠纷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履行过程中，被告分别于1月23日订货5000吨、3月27日订货10000吨、4月27日订货12000吨、5月26日订货10000吨、7月1日订货10000吨。经过核算，原告向被告实际供货总量（包括2008年12月）共计65217.704吨，被告应付货款（包括代垫运费）247335019.06元，实付款242650000元，欠款4685019.06元。原告认为，被告不按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属违约行为。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所欠原告货款4685019.06元及利息，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包钢销售分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销售分公司）与江苏刚正公司于2008年12月1日签订了《产品供货合同》，原告向被告供应不同规格的冷轧硬卷共计20000吨，单价锁定为3200元／吨，原告为被告代办铁路运输手续，铁路运杂费由被告承担。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08年12月1日向原告支付货款6900万元，原告实际交货19896.12吨，未供货103.88吨；2009年1月5日包钢销售分公司与被告签订了《协议户基准定量购销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如下：1、乙方用银行承兑汇票240万元作保证金，到承兑期甲方解付，继续作为保证金。甲方不支付利息。2、协议标的、数量及结算方式：（1）协议期：自协议生效之日期限为11个月。（2）协议标的：冷轧硬卷。（3）协议总量：110000吨，月均量10000吨（月均量在80%-120%之内）。（4）销售价格确定：“订货前甲乙双方协商确定订货价格，并在供需合同中注明”；“甲方按乙方给付的货款金额及商定的价格办理结算，并出具增值税发票”。（5）按照协议约定：协议期满，买方（被告）在协议期内累计购买原告协议品种的数量达到90%，保证金返还；协议期内，买方（被告）订货未满协议总量的90%，或没有按月均衡订货，属买方违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不予返还。（6）第七条免责条款约定：“在双方签订产品供需合同后，因甲方的生产事故和生产设备检修及其他非甲方原因，造成逾期供货或不能供货的，甲方将情况通知乙方后，可免除承担一切责任”。《协议书》签订当日被告即向原告交纳了240万元履约保证金。双方当事人为履行《协议书》，从2009年2月开始到2009年7月止，双方采用了由被告提供的合同文本共签订了22份《产品供货合同》，合同明确了双方的订货数量、交货期限、订货价格等相关事宜。合同履行方式为先款后货。同时每份合同备注栏中规定：“根据生产、运输情况，可适当调整交货期。余量不足整车，可少交；此价格为订货指导价，结算价格待定”。合同签订后在协议履行过程中，被告于2009年1月23日向原告支付货款2100万元，订货5000吨，合同指导订货价为3950元／吨，实际结算价为3150元／吨、实际交货4974.10吨，未交货数量25.90吨。因该月度的合同订货量仅为5000吨，未达到月均衡供货的最低幅度80%，即8000吨，未供货数额3000吨。被告于2009年3月27日向原告支付货款3770万元，订货10000吨，合同指导订货价为3520元／吨和3550元／吨，实际交货9905.20吨，未供货94.80吨。3月份合同的结算价应以定约时原告公布的结算价即“4月份结算价”为准：单价应为3150元／吨、3120元／吨。被告于2009年4月27日向原告支付货款4000万元，订货12000吨，合同指导订货价为3380元／吨和3350元／吨。实际交货11930.95吨（包括逾期交货4444.07吨），未交货数量为69.05吨。本月合同的结算价应以原告公布“5月份结算价”为准：单价应为3220元／吨、3190元／吨。被告于2009年5月26日向原告支付货款3520万元，订货10000吨，合同指导订货价为3520元／吨、3550元／吨、3480元／吨。实际供货9892.27吨（包括逾期交货9122.12吨），未交货数量为107.73吨。本月合同的结算价应以原告公布“6月份结算价”为准：单价应为3520元／吨、3490元／吨。被告于2009年7月1日向原告支付货款3975万元，订货10000吨，合同指导订货价为3720元／吨、3750元／吨、3680元／吨。实际供货8619.06吨（逾期交货8619.06吨），未交货数量为1380.94吨。本月合同的结算价应以原告公布“7月份结算价”为准：单价应为3850元／吨、3820元／吨、3780元／吨。以上被告共订货67000吨，付款金额242650000元，原告交货65217.70吨（包括逾期交货22185.25吨），未交货数量为1782.30吨，应结算货款233257421.93元（含运费），原告多收被告货款9392578.07元。
上述交易付款金额、订货数量、供货数量、运费数额，原、被告均认可，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包钢销售分公司）与被告江苏刚正公司签订的《协议户基准定量购销协议书》、《产品供货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免责条款除外）。该免责条款系根据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合同，因其违反了《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四十条关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的规定而无效，依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户基准定量购销协议书》关于销售价格的约定：“订货前甲乙双方协商确定订货价格，并在供需合同中注明”。根据该条规定，双方应在订立《产品供货合同》时明确结算价格，但双方在合同中没有明确价格，只规定了此价格为“订货指导价，结算价格待定”。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并未对结算价格进行协商确定，导致本案合同的结算价格约定不明，且双方当事人未就本案合同价格达成补充协议亦无交易习惯作为结算价格的依据。故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故本案合同的结算价应依据合同订立时合同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即原告订约时公布的市场价进行确定。原告依据其单方结算价格计算货款，认为被告不按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属违约行为，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所欠原告货款4685019.06元及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包钢钢联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280元由原告负担。
包钢钢联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推翻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与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之间约定的“指导价订货、结算价结算”的价格结算机制，违背民商事意思自治原则，进而为双方“推定”钢材买卖结算价格。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列举的“被上诉人财务账目、追加300万元结算款”的证据未予评判，故意遗漏对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有利的证据。三、一审判决机械理解“合同价款”忽略“结算方式”也可以替代“合同价款”，从而认定22份《产品供货合同》均为价款约定不明的合同，且上述22份合同已履行完毕，又重新定价，属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向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支付货款4685019.06元及利息。
江苏刚正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查明：2009年1月5日，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与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包钢销售分公司）签订了《协议户基准定量购销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如下：1、乙方（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用银行承兑汇票240万元作保证金，到承兑期甲方解付，继续作为保证金。甲方（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不支付利息。2、协议标的、数量及结算方式：（1）协议期：自协议生效之日期限为11个月。（2）协议标的：冷轧硬卷。（3）协议总量：110000吨，月均量10000吨（月均量在80%-120%之内）。（4）销售价格确定：“订货前甲乙双方协商确定订货价格，并在供需合同中注明”；“甲方按乙方给付的货款金额及商定的价格办理结算，并出具增值税发票”。（5）按照协议约定：协议期满，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在协议期内累计购买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协议品种的数量达到90%，保证金返还；协议期内，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订货未满协议总量的90%，或没有按月均衡订货，属买方违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不予返还。（6）第七条免责条款约定：“在双方签订产品供需合同后，因甲方的生产事故和生产设备检修及其他非甲方原因，造成逾期供货或不能供货的，甲方将情况通知乙方后，可免除承担一切责任”。《协议书》签订当日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即向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交纳了240万元履约保证金。双方当事人为履行《协议书》，从2009年1月开始到2009年7月止，双方分别于2009年1月23日、2009年3月7日、2009年4月27日、2009年5月26日、2009年7月1日签订了22份《产品供货合同》，合同明确了双方的订货数量、交货期限、订货价格等相关事宜，每一份都有双方的签字、盖章。合同履行方式为先款后货。同时每份合同备注栏中约定“根据生产、运输情况，可适当调整交货期。余量不足整车，可少交；此价格为订货指导价，结算价格待定”。从2009年1月23日至2009年7月1日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先后5次共订货67000吨，先后向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付款242650000元，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分期发货，并对每一次发货分别给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出具了增值税发票，发票上记载着每批次货物的规格、数量、单价和金额，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收到增值税发票后，予以入账进行税前抵扣。按发票数额计算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向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交货65217.70吨，合计价款247335019.06元，核减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已付货款242650000元，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尚欠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4685019.06元。履行上述22份《产品供货合同》过程中，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未提出任何异议。后于2009年8月21日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对发票上载明的结算价格提出异议，并要求对结算价格进行协商，但未果。
根据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以及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答辩意见，本案归纳如下焦点问题：应如何确定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与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之间的货物结算价格。
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与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签订的《协议户基准定量购销协议书》约定，双方签订《产品供货合同》协商确定订货价格，并在供货合同中注明，甲方按乙方给付的货款金额及商定的价格办理结算，并出具增值税发票。本案中，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与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按照该协议约定，从2009年1月5日至2009年7月1日共分5次签订了22份《产品供货合同》，对每次所订购的产品的品种、规格、数量分别进行约定，双方均签字、盖章，订货总量达67000吨。每一份《产品供货合同》是履行《协议户基准定量购销协议书》的具体方式，《协议户基准定量购销协议书》为母合同，每份《产品供货合同》是子合同，但每份《产品供货合同》之间是独立合同。2009年1月5日双方签订了第一组《产品供货合同》，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按合同发货后，按照双方协议的约定办理结算，给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发票上明确记载着已发货物的规格、数量、单价及金额，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实际接收该增值税发票并入账进行税前抵扣后，再与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分次签订《产品供货合同》，并根据每次订货数量的多少，向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分次打入货款，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继续按双方约定供货、结算并开具增值税发票。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在办理结算时全部按照发货当月网上公布的包钢结算价开具增值税发票，遇涨则涨，遇跌则跌，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全部予以实际接收并入账进行税前抵扣。截至2009年7月1日，双方签订的22份《产品供货合同》已全部履行，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在此期间从未针对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价格提出过异议。结合钢铁行业价格随时变动的特殊性及交易习惯，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价格就应当是最终确定的结算价格。综上，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认可了上述交易方式，并实际接收了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结算价格。按照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价格计算，被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尚欠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4685019.06元。
综上，上诉人包钢钢联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经二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一审法院（2011）乌民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二、江苏刚正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给付包钢钢联公司货款4685019.06元，自2009年8月21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判决书生效之日止。二审案件受理费44280元，由江苏刚正公司负担。
再审申请人江苏刚正公司不服上述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协议户基准定量协议书》约定，“造成逾期供货或不能供货的，甲方将情况通知乙方后，可免除承担一切责任”。本案被申请人实际逾期交货27215.01吨，占已交货总量的60.05%，未交货数量1782.3吨。二月份交货期的《产品供货合同》，被申请人仅供货5000吨，少交3000吨未计；三月份交货期被申请人本应供货10000吨，但被申请人无货可供也未计。二审判决明知被申请人从未履行通知义务，也明知其利用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逃避逾期交货的法律责任及多收申请人货款等一系列铁的事实，仍滥用手中的权利将被申请人逾期交货和少交货行为认定不构成违约，缺乏公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的规定，被申请人自行印制及其电脑原始生成的未与买受人协商并反复使用的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无效。被申请人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二、根据被申请人提交的每月获批上海局车皮的数量，2009年度1-8月获得的车皮最少一月为1364节，最多一月为2205节，而申请人即便按照协议均衡订货最多12000吨，也仅需车皮200节，根本不存在因运输原因导致逾期交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由于第三方的原因，造成违约的，也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被申请人以车皮紧张为借口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依法不应得到免除；被申请人的一条生产线月产量为12万吨，即便存在临时检修也不影响对申请人的交货，何况申请人从未接到被申请人的检修通知，被申请人依约仍应承担违约责任；三、协议双方约定：“甲方按乙方给付的货款金额及商定的价格办理结算，并出具增值税发票”。但被申请人却从未与申请人协商价格，而是在其常态逾期交货甚至每笔连续逾期数月后，自行确定价格并开具发票，违反了双方协议的明确约定。申请人曾多次向被申请人提出异议和发函，要求严格按约履行并对结算价格进行协商、重开发票等，但被申请人均置之不理。以2009年1月23日签订的《产品供货合同》为例，双方约定2月供货，但被申请人实际上在4月底才将全部货物供完，5月初擅自定价并开具增值税发票，而此时申请人已经根据双方协议有关按月均衡订货的要求及相应的《产品供货合同》的约定向被申请人预付货款10110万元。5月初收到增值税发票后，公司总经理刘允华即于同月24日前往被申请人处就逾期交货、价格协商及发票问题进行交涉。被申请人销售处蔡处长明确表示立即协调逾期交货问题，但发票不需要退，让申请人先入账待价格协商后进行调整。由于增值税发票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进行抵扣，会导致无法取得相应的抵扣税款而过期作废，申请人遂按照被申请人的要求入账并抵扣。但根据《增值税发票使用规定》第十四条至第十九条，增值税发票抵扣及会计记账属行政法律行为，而非民事要约与承诺行为，不应将申请人根据被申请人要求入账抵扣的行为，视为对被申请人单方定价的认可。况且双方商定价格后，可以通过补开或红字冲减的方式进行调整。再则，申请人必须按约每月订货、付款，否则被申请人将认为申请人违约而不返还保证金。二审法院对以上情况和约定明知而不理，用交易习惯认定了“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价格就应当是最终确定的结算价格”，明显偏袒被申请人。四、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协议户基准定量协议书》约定的是2009年全年执行该协议的有关事项，是双方的总合同，而《产品供货合同》是根据总协议的要求按月签订的补充合同或者分合同，两者共同构成双方买卖合同的完整内容，二审判决和被申请人刻意回避双方总协议的明确约定，并将双方为具体执行总协议而按月签订的《产品供货合同》视为彼此独立且与总协议不相干的合同，不符合事实，也违背了双方的真实意思。双方2008年订立的是锁定价格的合同，2009年订立的是待商定价格的协议，双方之间何来交易习惯，钢铁行业中也没有用“推定”来否定“约定”的交易习惯。五、申请人于2009年9月4日支付的300万元系订货款而非欠款，汇款凭证上有明确的记载。由于总协议并未实际解除，申请人刘允华总经理分别于7月30日、9月1日前往被申请人处交涉，8月21日发函提出交涉。被申请人副总经理丁志云于9月21日发《协商函》明确承诺“将制定新的合作方式，采用给予贵司单独结算的政策等措施，在年内逐步给贵司弥补损失”。上述事实证明双方就逾期交货、多收货款等问题一直在进行协商。申请人打款的目的在于继续签订合同，而非对被申请人擅自定价的认可。被申请人歪曲申请人打款的真实意思，其目的无非是想开脱自己的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当事人间在2009年度只存在一个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本案的货款只有待协议全部履行完毕后进行统一结算，根本不存在分次、分阶段结算的问题。二审判决错误的推定，违背了事实和法律，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应予纠正。综上，二审法院将地方保护凌驾于法律之上，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支持申请人的再审请求，还申请人一个公道。
包钢钢联公司答辩称：一、关于格式条款。本案既不存在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也不存在未尽合理提示义务的格式条款问题，更不存在被申请人利用格式条款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损害江苏刚正公司权益的问题。首先，本案当事人双方均为“商事主体”，法律地位完全平等，且为上下游行业，联系紧密，都具有相当的行业经验和知识，有足够的注意能力和交涉能力，不存在一方利用其行业优势地位强加于另一方的不平等缔约情形；其次，本案涉及的购销协议与合同由当事人双方反复履行8个月，实践了30多次，属于典型的“连续交易”、“系列交易”。在双方连续的交易实践中，所谓的“格式条款”被交易双方充分共同了解、接受并认可，或者默认或以行为的方式予以接受，在交易双方之间已形成了一种商业信赖关系，完全不存在未尽合理提示与说明义务的格式条款的情形；再次，“生产原因”系被申请人所处行业“机器大工业生产”的特性决定的，任何大批量订货都需要提前排产，大型生产设备也需要定期进行检修以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运输原因”是被申请人所处地域造成的，内蒙古的资源与原材料供给一直受制于铁路运输，铁路运力紧张在内蒙古这一特殊地区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存在被申请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利用该等条款损害江苏刚正公司权益的情形；最后，格式条款问题就其实质，应该是一个“合同解释”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整体性解释”原则，对合同条款的解释应遵循“交易习惯”和“诚实信用原则”。1、本案《协议户基准定量购销协议书》首部序言中即叙明“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订立”，不存在被申请人单方提供格式合同、格式条款的问题，没有违背江苏刚正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书第七条整条都用加粗黑体字标明，并特别注明已尽合理提示义务，非常醒目清楚，故不存在被申请人未尽合理提示义务的情形；2、本案《协议户基准定量购销协议书》仅有3页纸，正常情况下即使是非法律专业人士在半个小时内也可熟知其全部内容；《产品供货合同》更是只有1页纸，条款并不繁多冗长，在备注栏中的提示亦比较醒目清楚。更为重要的是，《产品供货合同》被当事人双方反复履行了30次之多，哪里还能存在未尽合理提示义务的问题，就是再没有履约经验的人都不会产生陌生感；3、被申请人于2008年12月1日订立了8份锁定价格的《产品供货合同》。江苏刚正公司订货20000吨，按照“余量不足整车，可少交”的行业和运输惯例，被申请人实际交货19986.12吨，少交货103.88吨，交货时间存在跨两个月的情形，江苏刚正公司对此并无异议。故江苏刚正公司在订立更大钢材购销量的《协议户基准定量购销协议书》时，对被申请人根据生产、运输情况适当调整交货期、余量不足可少交的条款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并且是接受和认可的；4、“余量不足整车，可少交”的约定，既符合通常的业务规范，又对江苏刚正公司有利。每一批次少交数量不会超过一个车皮，完全谈不上“使双方交货数量的约定形同虚设”。双方依据实际交货的数量结算，并不存在被申请人因少交货物而占便宜的情形。因此，认为“根据生产、运输情况，可适当调整交货期；余量不足整车，可少交”的约定为无效条款的判断，既脱离了市场交易规则的实际，又不了解该项约定的利益安排原则，更不符合法律的本意；5、江苏刚正公司指责被申请人获得的货运车皮运力足以满足其购销量，根本不存在因运输原因调整交货期的前提条件。这一指责是不尊重客观事实的表现。运力紧张是制约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被申请人在南方的钢材购销户不仅仅只有江苏刚正公司一家，这些购销户大都通过上海局中转收货。如果与这些购销户同期、同品种、同地区分配到货运车皮相比，江苏刚正公司是最多的，甚至多于被申请人自己在上海的华东销售分公司所获得的运力。可见，江苏刚正公司认为被申请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利用格式条款损害其权利，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指责；6、江苏刚正公司作为钢铁行业的下游生产企业，主要的生产原料即是钢材，类似的购销实践系其日常性经营行为，对相关的购货合同条款的关注点应该是熟知的，完全具备相关履约经验。被申请人作为国家特大型钢铁生产企业，对其他的为数众多的购货厂家，采用的购销合同大致与本案两份合同相同，这一交易模式与惯例并未在实践中引起广泛的争议与纠纷。江苏刚正公司明知而又签字盖章确认订立本案合同，一份同样的购销合同被反复履行了30多次，而且30多笔交易均已履行完结，合同履行结果均为江苏刚正公司以行为的方式所接受，即货收了、在生产中也用了、增值税发票也抵扣了、自身财务帐上也明确记载尚欠被申请人468万元购货款，江苏刚正公司却孤注一掷地指责被申请人存在“霸王条款”试图推翻一切。钢铁行业并非垄断行业，如果被申请人存在“霸王条款”，江苏刚正公司完全可以选择离其较近的宝钢、沙钢、武钢购买钢材。而其事实上是不远ＸＸ来选择被申请人，说明其指责毫无根据。二、关于结算价格的确定。结合本案当事人双方所举示的相关证据与购销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本案结算价其实早在双方的交易实践中就已得到实际确认，根本不存在江苏刚正公司在一审庭审之日方才给出的单方结算价。1、本案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双方均举示的证据，每一张发票中都明确具明了每一笔交易的产品规格、数量、结算单价以及代垫运费，这些发票原件均是由被申请人在每笔交易发货后通过邮寄的方式交江苏刚正公司入账收存，江苏刚正公司也实际收到了该等发票并入账进行税前抵扣。这说明从履行告知义务的角度看，被申请人完全履行了通知义务，向江苏刚正公司告知每一笔交易的“结算单价”，江苏刚正公司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或拒收发票或退回发票或向被申请人明确提出自己所主张的结算价，而是将8个月的交易额共计140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张张予以抵扣，这充分证明江苏刚正公司对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结算单价是认可和接受的；2、2009年9月4日，按照被申请人寄出的增值税票上记载的结算价计算，江苏刚正公司已对被申请人形成欠款的情况下，江苏刚正公司又向被申请人补款300万元。该实际补款行为表明其对此前被申请人的结算单价是给予认可和接受的；否则，如果按照江苏刚正公司提出的结算单价，此时被申请人已对其形成1407万元的多占款、还有2447.57吨未交付货物。这种情形下江苏刚正公司根本没有必要再向被申请人打款，任何一个理性投资者都不会无缘无故地让被申请人再多占用购货款，起码在逻辑上难以给出合理解释；3、在双方给出的结算价的透明性上看，被申请人主张的结算单价均是在每笔交易履行过程中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明示给江苏刚正公司，140张发票张张明确并已通知到对方；而江苏刚正公司提出的结算单价却神神秘秘、羞羞答答，既没有在“上一笔交易结束后至下一笔交易开始前的合理期间”对上一期结算价向被申请人提出异议，也没有在其起诉及增加诉讼请求时作为主要证据明确列明，告知被申请人“自己所坚持的结算单价”，直到一审正式开庭时方才通过举证向被申请人示明，此时双方的每笔交易都已履行完毕，江苏刚正公司也实际接收了全部货物并已投入生产，140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予以税前抵扣。这个时候试图再来“翻旧账”，试图推翻已认可的结算单价，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事实上均无法行得通，法律上更难得到支持；4、本案双方当事人依据各自坚持的结算价提出了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诉求，而一审判决在结算价的认定问题上，简单地将该两种诉求相减并得出所谓被申请人应向江苏刚正公司返还的多占款额，构成重大错误，二审判决将其撤销显属正确；5、江苏刚正公司的财务账目上对尚欠被申请人468万余元应付账款是承认的。本案一审鉴定人出具的《更正说明》中所附的江苏刚正公司提供的《应付账款财务明细账》，不仅有江苏刚正公司的公章，而且还有法定代表人“管育红”、财务负责人“陈少华”的手章。该等《应付账款财务明细账》在会计上属于“负债类”科目。这一《应付账款财务明细账》在实质上就是本案的“对账单”，是江苏刚正公司对尚欠被申请人购货款事实的认可，也是对被申请人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结算单价”的认可，与被申请人的会计财务记录完全吻合。三、关于“通知”的合同用语在交易实践中是否得到履行的问题。“通知”的目的是使交易对方知晓相关事实。由于本案购销合同并未严格要求被申请人必须履行“书面通知义务”以及必须“事前”履行通知义务，故只要有证据证明江苏刚正公司在事实上对适当调整交货期的行为与原因是知晓或者应当知道的，就没有理由再将该等通知义务强加给被申请人。1、在事前，江苏刚正公司对被申请人根据生产与运输情况适当调整交货期的情形是完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2、在事中，被申请人更是通过交送铁路货票、无数次电话沟通的方式告知了对方，其指责被申请人没有履行通知义务是不尊重事实的表现；每批交货的铁路货票不仅记载了运费数额，还明确记载了发货日期、到站日期，足以证明江苏刚正公司对于被申请人交货的时间是明知的，被申请人也是通过铁路货票的方式向江苏刚正公司告知其实际的交货日期，履行了通知义务；3、特别是在2009年7月20日、8月29日，江苏刚正公司两次主动书面要求被申请人“变更到货地点”。如果其没有接到调整交货期的通知，其又为何能向被申请人发出变更到货地点的指示和要求；4、江苏刚正公司在实际收货后，按照购销合同约定的网站凭自己的用户名与密码自行下载了《质量保证书》，表明其在事实上接受了被申请人的调整交货期行为；5、被申请人于2009年9月21日出具的《协商函》，恰恰证明被申请人就调整交货期的行为与原因等事实向江苏刚正公司及其高管履行了告知义务，江苏刚正公司对此是明知的。四、关于“商定”的合同用语在交易实践中是否得到实现的问题及本案是否存在“交易习惯”的问题。从本案购销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看，双方的合同实际履行了8个月，交易30笔之多，双方都已实际接受且已履行完毕，江苏刚正并未在“前一笔交易结束后至下一笔交易开始前”的合理期限内，就结算价的问题提出书面异议，而是连续进行交易。整个系列合同的履行过程，是一个从订货、打款、供货、收货、结算、开具发票、收票抵扣、下载保证书、再订货、查询余款、不足再行补款等循环往复、连续实施的交易过程。双方通过8个月的交易行为，已经形成了习惯性的交易做法。江苏刚正公司通过实际接收货物、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查询余额补交货款、如有结余继续订货等行为表示认可，应认定双方商定过程结束，结算价格得到确认。经过双方长达8个月的履行，已经形成了双方的“交易习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二条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交易习惯”的规定；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与第六十二条在本案中的法律适用关系问题。在价格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只有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交易习惯”仍无法确认的前提下，才存在适用第六十二条规定的“合同订立时履行地市场价”。这一法律适用原则应该是相当明确的。被申请人作为大型钢铁生产销售企业，对所有的客户均采用“指导价订货，按交货时结算价结算”，并在互联网上进行公布。这一交易习惯完全是公开、透明的，对所有客户一视同仁，不存在对江苏刚正公司的歧视性待遇。一审判决对“交易习惯”避而不谈，同时又不敢贸然认定江苏刚正公司给出的太过离谱的结算价，实际是跨过了第六十一条，而直接适用了第六十二条。其结果是颠覆和推翻被申请人对所有客户都普遍适用的“销售体系”，实际上是一种“重新定价”，不仅仅是改变了被申请人与江苏刚正公司之间的30多笔交易，还会对被申请人的所有客户带来大面积的示范性效应。无论从交易安全还是从交易稳定角度看，对被申请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综上，本案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请求：维护交易稳定与安全，维持二审判决，依法驳回江苏刚正公司的再审请求。
对于一、二审判决查明的有关订立与履行2008年12月1日《产品供货合同》（计2000吨）、2009年1月5日协议书（计110000吨）及2009年1月至7月22份《产品供货合同》（计67000吨）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唯对于二审判决认定的“履行上述22份《产品供货合同》过程中，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未提出任何异议”这一事实，江苏刚正公司认为与客观事实不符。江苏刚正公司主张，其在收到包钢钢联公司第一批增值税发票（5月初）之后，立即就价格与延期交货等问题通过电话向包钢钢联公司、包钢销售分公司提出了异议；公司总经理刘允华还于当月前往包钢钢联公司专门就此进行交涉，此后也一直在提异议。为证明这一事实，江苏刚正公司提供了刘允华前往包头的飞机票、住宿费等凭证予以证明。江苏刚正公司认为，为能切实履行已经订立的协议书及《产品供货合同》，在已向对方支付240万元保证金和一亿多元预付款的情况下，出于维持双方友好关系的良好愿望，仅通过电话和当面的方式就价格、延期交货等问题与包钢钢联公司、包钢销售分公司进行了交涉。直到2009年8月，包钢钢联公司、包钢销售分公司常态违约交货、始终单方面擅自定价并提价，此前所交涉的全部问题均未得到解决后，江苏刚正公司才在同年8月至10月底间多次提出书面异议。包钢钢联公司、包钢销售分公司则认为，江苏刚正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电话和当面交涉内容，其对增值税发票全部予以入账抵扣，其会计账簿上也记载尚欠包钢钢联公司货款近500万元，故应认定江苏刚正公司未对交货迟延、增值税发票确定的结算价提出过异议。
本院提审查明：一、江苏刚正公司、包钢钢联公司及包钢销售分公司均承认在履行《协议户基准定量购销协议书》及《产品供货合同》期间，双方当事人间曾进行过若干次电话联络，并提供了大量通联记录作为凭证；包钢销售分公司的代理人也当庭承认就履行上述协议书及合同事宜与江苏刚正公司进行过多次电话联络，但各方均未能举证证明具体的通联内容。二、江苏刚正公司、包钢钢联公司及包钢销售分公司均认可江苏刚正公司总经理刘允华在履行上述协议书及合同期间多次前往包钢钢联公司的事实，但各方对其前往包钢钢联公司的商谈内容各执一词。
另查明：一、江苏刚正公司于2009年8月21日发函包钢销售分公司提出“不能按期履行交货已造成我司很大的损失”、“价差损失9112727元”，并明确要求补还，同时提出了对延期交货采用“遇涨不涨，遇跌则跌”的结算模式；二、同年8月31日，江苏刚正公司发函包钢销售分公司明确表示“按照延期交货后的价格结算不合理，无法接受”，要求按照“客观的市场价格”结算并返还损失；三、同年9月4日，江苏刚正公司发函包钢销售分公司对包钢钢联公司“不能按期履行交货及未按当月结算价结算”提出异议，主张包钢钢联公司多结算货款12141757元并要求全额返还；四、同年9月10日，江苏刚正公司发函包钢销售分公司表示：“1、贵司不能及时交货，迫使我司重复采购，增加资金成本。2、贵司不能及时发出逾期交货通知，导致我司与下游客户签订合同不能如期履行，造成违约。3、贵司未按照产品供货合同规定交货期限内的价格结算，丧失了合同的公平性，大大增加了我司材料成本”，并要求退还多收货款12141757元，同时保留了追索逾期交货造成的损失的权利；五、同年9月17日，江苏刚正公司发函包钢钢联公司对延期交货造成损失、多收货款提出了异议，并明确要求退还或以相同价值的货物一次性抵消；六、江苏刚正公司又先后于同年9月27日、10月7日、10月15日、10月21日发函要求包钢钢联公司退还多收货款或以货一次性抵消；七、包钢销售分公司于同年9月21日、10月29日两次致函江苏刚正公司，表示：1、前期所发函件均已收到；2、包钢的结算政策是“指导价订货、结算价结算”，主要考虑行情不好时保护用户利益，实现合作双赢。结算价按照发货周期（一般为一个月）后当期市场均价制定的；3、合同执行过程中，交货节奏一直是正常甚至说同比是比较快的（包括7月合同），出现跨月延期交货大都是因为铁路限制计划没批够所致，并没出现主观延误情况；4、贵司刘总也曾数次到现场了解过包钢运输、生产情况，对我司的实际情况是了解的，贵司对包钢的延期交货、结算情况也是持理解态度的，此前并没有提出异议；5、包钢的订发货及结算政策，贵司在年初就已明了，否则也不可能等到七八个月才提出异议，也不可能和我司签订合同；6、建议如下：我司将制定新的合作方式，采用给予贵司单独结算的政策措施，在年内逐步给贵司弥补损失，达到合作双赢的目的；八、同年10月29日，包钢销售分公司发函江苏通洋律师事务所表示：1、江苏刚正公司提出的经济损失不客观、不准确；2、希望双方加强沟通，继续合作达到双赢。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在履行协议书及《产品供货合同》期间进行了大量的电话联络，亦认可江苏刚正公司的总经理刘允华多次前往包钢钢联公司的事实，在协议书及相关合同已经订立的情况下，除非有证据证明系商谈其他事项外，一方当事人的总经理亲自前往对方所在地这一事实本身，应表明协议书及合同的履行出现了不正常情况。从江苏刚正公司自2009年8月至10底一系列发函的内容及包钢钢联公司的回函内容看，双方的争议均集中于生产、运输、交货、价格及损失补偿等问题，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在彼此发函之前已经就协议书及合同的履行产生了纠纷并进行了沟通与交涉。考虑到包钢钢联公司作为国家特大型钢材生产企业的地位及江苏刚正公司已支付240万元保证金、一亿多元预付款等事实，江苏刚正公司有关其在书面异议之前通过电话和当面方式就价格、延期交货及损失补偿等问题向包钢钢联公司或者包钢销售分公司提出了交涉的主张更符合常理和情理。二审判决仅以书面异议认定“履行上述22份《产品供货合同》过程中，上诉人江苏刚正公司未提出任何异议”的依据欠充分，本院予以纠正。但由于江苏刚正公司的书面异议系在协议书履行期间提出，因此这一认定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并无实质性影响。
还查明：根据包钢钢联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在履行本案《产品供货合同》期间，包钢钢联公司就案涉冷轧硬卷每月结算价为：2009年2月规格1.00＊1250为3150元、规格1.20＊1520为3120元；4月规格1.00＊1475及1520为3150元、规格1.20＊1475及1520为3120元；5月规格1.00＊1475及1520为3220元、规格1.20＊1475及1520为3190元；6月规格1.00＊1475及1520为3520元、规格1.20＊1475及1520为3490元；7月规格1.00＊1420、1475及1520为3850元、规格1.20＊1420、1475及1520为3820元、规格1.50＊1475及1520为3780元。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的结算价格如何确定；二、江苏刚正公司是否欠付包钢钢联公司货款。
一、关于本案结算价格如何确定。本案结算价格的确定，涉及江苏刚正公司对增值税发票入账抵扣行为的性质、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对确定结算价格是否形成了交易习惯以及在双方当事人不能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商定结算价格时如何确定。
（一）关于增值税发票入账抵扣行为的性质。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包钢钢联公司在本案中共开立了140张增值税发票，除其他内容外，每张发票上均记载了价格信息，江苏刚正公司对包钢钢联公司所开立的全部增值税发票均予以入账抵扣，包钢钢联公司据此认为江苏刚正公司的入账抵扣行为表明其接受了增值税发票上所记载的价格，本案结算价格应当以增值税发票所记载的价格确定。而江苏刚正公司则认为，入账抵扣行为系行政法律行为，并非民事的要约和承诺行为，入账抵扣是双方在协商过程中根据包钢销售分公司的要求进行的，双方事后经协商可以进行调整或者开红字头发票进行冲抵，故不应视为对包钢钢联公司单方面定价的认可。本院认为，江苏刚正公司对增值税发票入账抵扣是否属于对包钢钢联公司单方确定的结算价格的认可，应当综合考虑协议书、合同的约定及双方履行事实加以认定。结合本案事实情况，江苏刚正公司的入账抵扣行为不应被认定为对包钢钢联公司单方面定价的认可，理由是：1、本案协议书明确约定，结算价格需要双方协商确定，增值税发票应在双方商定结算价格之后开立。包钢钢联公司在双方未协商确定结算价格的情况下单方面定价并开立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不符合协议书的上述明确约定，违背了订立协议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2009年度第一批2月份交货的合同，包钢钢联公司直到同年4月底才交货完毕，于同年5月初开立该批增值税发票。江苏刚正公司称收到该批增值税发票后当即通过电话提出了异议，公司总经理刘允华当月24日专程前往包钢钢联公司对价格和延期交货等问题进行交涉。虽然江苏刚正公司的上述主张并无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但江苏刚正公司在收到该批增值税发票之时确已向包钢钢联公司支付了240万元保证金和一亿多元的预付款。在当时情形下，为免影响自身的生产和经营，江苏刚正公司不可能采取退票、中止或者终止履行合同等激化矛盾的措施。结合此后书面异议的事实，江苏刚正公司的上述主张合情合理，包钢钢联公司有关江苏刚正公司如不接受该定价可退票、中止或终止履行合同的主张不符合常理；3、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有关规定，入账抵扣应当在开票日后的一定期限内进行，否则不得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可通过补开或者通过协商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调整。在双方协商结果未明的情况下，较之退票、中止或者终止合同履行等行为，先行入账抵扣是双方当事人均可接受的合理方法，可避免双方的矛盾和分歧进一步加深和扩大，故本案不能仅以入账抵扣行为本身来判断江苏刚正公司接受了增值税发票上的价格；4、经本院向同类钢铁公司调查，增值税发票上的价格不能视为最终的、铁定的价格，事后给予补偿是业内常规的做法，也可以通过开红字头发票进行抵冲。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增值税发票价格不应作为认定结算价格的依据；5、入账抵扣行为在性质上不应等同于民事法律行为，不应以此替代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价格协商过程。增值税发票记载的内容较多，包括了品名、型号、规格、数量、价格等诸多内容，开立增值税发票的目的在于接受国家管理部门的税费管理，并非用于双方当事人就特定事项进行要约和承诺。包钢钢联公司有关增值税发票上记载的价格系要约、入账抵扣行为系承诺的主张，与法律规定不符，也不可能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6、本案协议书约定的履行期间为11个月，本院已认定江苏刚正公司在书面异议之前就价格、迟延交货等问题提出过口头异议的主张更符合常理和情理。即便未提出异议，江苏刚正公司正式提出书面异议之时，协议书也并未履行完毕。如果非因产生纠纷，双方本应继续按月订立并履行新的《产品供货合同》，故江苏刚正公司的书面异议系履行过程中提出的异议，并非“找后账”。在双方未明确约定结算方式（一次性结算、多次结算或者每份《产品供货合同》单独结算）的情况下，江苏刚正公司有理由认为即便对增值税发票进行入账抵扣，也可以通过协商对价格进行调整，故在协议履行期内提出的书面异议合法有效。包钢钢联公司忽略协议书未履行完毕、合同未约定结算方式等事实，仅以已签订的《产品供货合同》履行完毕为由主张江苏刚正公司提出的异议系“翻旧帐”、“找后账”，与客观事实不符；7、直至2009年10月底，包钢钢联公司仍发函提出双方进一步沟通以达到双赢目的，同时承诺采取单独的结算政策，在年内给予江苏刚正公司损失补偿。这表明双方仍在就价格和补偿问题进行协商，并未就结算价格问题达成过一致，故不应认定江苏刚正公司接受了增值税发票上的价格。
（二）关于是否存在交易习惯。包钢钢联公司主张，“指导价订货，结算价结算”是其多年的定价机制，普遍适用于所有客户。本案中，《产品供货合同》订立了20多份，整个系列合同的履行过程，是一个从订货、打款、供货、收货、结算、开具发票、收票抵扣、下载保证书、再订货、查询余款、不足再行补款等循环往复、连续实施的交易过程。双方通过8个月的交易行为，已经形成了习惯性的交易做法。江苏刚正公司则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没有形成交易习惯，双方在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结算价格由双方商定，这一约定表明本案的结算价格不应由包钢钢联公司单方面确定，也应不同于包钢钢联公司与其他客户之间的结算价格，包钢钢联公司对逾期交货部分按涨价后的价格进行结算更没有这样的所谓“交易习惯”。据本院向业内了解，国内钢材市场并无全国或者地区统一的市场价格，各钢铁公司均根据市场行情和供需状况自行确定销售价格，故可以认定国内钢材市场在价格方面并不存在国家、地区或者行业习惯。本案双方当事人2008年度订立的是锁定价格的合同，2009年度订立的是待商定价格的协议和合同。包钢钢联公司认为，“指导价订货、结算价结算”、“商定价格”的内涵是其自行根据市场变化情况确定价格且对于逾期交货部分仍按交货时的市场价格进行结算，遇涨则涨，遇跌则跌。但包钢钢联公司并没有举证证明其在订立协议和合同前后将其认为的有关“指导价订货、结算价结算”、“商定价格”的上述内涵明确告知过江苏刚正公司并被其理解和接受。包钢钢联公司也没有举证证明在同时期与其他客户之间对逾期交货部分按照与其主张相同的结算模式进行结算。本案协议书明确约定了结算价格由双方商定，这一约定本身足以认定包钢钢联公司与其他客户之间的结算方式不应适用于其与江苏刚正公司之间的结算。况且，不同的商事主体之间的交易彼此独立、互不约束，包钢钢联公司与不同种类客户之间的交易条件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此外，包钢钢联公司认为从订货、打款、','2018-09-18
16:43:31',0,'web',NULL),(739156,'09c49813-be0e-4310-a151-62183277e4cf','$(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48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1198\",\"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附：（2015）泉民二初字第00815号民事判决书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确定等。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审判程序\":\"一审\",\"案号\":\"（2015）泉民二初字第00815号\",\"不公开理由\":null,\"法院地市\":\"阜阳市\",\"法院省份\":\"安徽\",\"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09c49813-be0e-4310-a151-62183277e4cf\",\"案件名称\":\"闫俊美诉被告安徽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贺美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名称\":\"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颍泉区\",\"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null,\"诉讼记录段原文\":\"原告闫俊美诉被告安徽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贺美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21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英明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8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闫俊美及其委托代理人余鸿飞、何胜，被告安徽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被告贺美艳的委托代理人贺利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451263860000)\\\/\",\"案件类型\":\"2\",\"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闫俊美诉被告安徽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贺美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闫俊美诉被告安徽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贺美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5）泉民二初字第00815号\");$(\"#hidDocID\").val(\"09c49813-be0e-4310-a151-62183277e4cf\");$(\"#hidCaseName\").val(\"闫俊美诉被告安徽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贺美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hidCaseNumber\").val(\"（2015）泉民二初字第00815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1198\");$(\"#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借款合同纠纷\"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5-09-16\"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闫俊美,安徽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贺美艳\"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零七条\',法条内容:\'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法条名称:\'第一百九十六条\',法条内容:\'
第一百九十六条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法条名称:\'第二百零五条\',法条内容:\' 第二百零五条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法条名称:\'第二百零六条\',法条内容:\'
第二百零六条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法条名称:\'第二百零七条\',法条内容:\'
第二百零七条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闫俊美诉被告安徽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贺美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5-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