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0105行初60号
原告莫凤仙，女，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住杭州市拱墅区。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路485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史小军、韩添如，工作人员。
原告莫凤仙不服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拱墅分局）于2017年2月16日作出的杭拱公（康）行罚决字[2017]107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于2017年4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4月17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莫凤仙，被告市公安局拱墅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史小军、韩添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公安局拱墅分局于2017年2月16日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书》，载明：2017年1月27日，杭州市拱墅区康桥街道居民莫凤仙为反映拆迁问题，不按正常信访程序，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滋事，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1月28日莫凤仙再次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滋事，意图扩大事态、制造影响，被北京市公安机关再次训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莫凤仙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该《处罚决定书》并告知复议、诉讼权利。
原告诉称：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2017年1月27日、28日是春节假期，天安门和中南海周边是公共场所不是信访接待场所，显然被告所谓的“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滋事，意图扩大事态，制造影响”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作出的询问笔录不是本人陈述，《处罚决定书》也没有现场物证、录音录像等其他证据佐证，“意图扩大事态”系被告主观臆断，另外只有本人陈述而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作出处罚决定。二、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程序严重违法。被告不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不是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无权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且没有告知原告其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另外，北京公安机关未对原告进行处罚并依法移交。三、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如何“寻衅滋事”，对社会造成何种严重影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也没有规定训诫书可以作为“寻衅滋事”进行处罚的依据。根据《立法法》第45条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可以解释法律，被告无权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第4项作出扩大解释。综上，请求判令：1．撤销被告市公安局拱墅分局作出的杭拱公（康）行罚决字[2017]10702号《处罚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西公（2017）第97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及西城公安分局（2017）第221号-回《登记回执》各1份，证明本人没有到北京非正常上访，不构成寻衅滋事；
2．案涉《处罚决定书》及被告证据中对徐华、倪国明的询问笔录，证明本人没有寻衅滋事、处罚决定书虚假。
被告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辩称，2017年2月7日，被告所属康桥派出所接到拱墅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线索传递称：蒋家浜社区居民莫凤仙于2017年1月27日、1月28日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及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查获并送至北京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康桥派出所遂依法受理。经调查，莫凤仙系杭州市拱墅区康桥街道蒋家浜社区居民，其因对房屋拆迁不满，于2017年1月27日、1月28日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及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2017年2月16日，康桥派出所民警持传唤证将莫凤仙传唤至派出所调查处理。经调查查明：2017年1月27日，杭州市拱墅区康桥街道居民莫凤仙为反映拆迁问题，不按正常信访程序，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滋事，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1月28日，再次到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滋事，意图扩大事态、制造影响，被北京市公安机关再次训诫。根据莫凤仙的陈述、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莫凤仙的行为已涉嫌寻衅滋事。2017年2月16日，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第4项之规定，对莫凤仙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第18条第1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的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该条例第16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原告明知天安门地区及中南海周边没有受理、办理其信访事项的有关机关，且不听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劝阻，在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后，仍执迷不悟意图进一步扩大事态制造影响，于次日来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进行非正常上访活动，上述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被告对其进行处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恳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公安局拱墅分局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如下证据、依据：
1．《处罚决定书》，证明对莫凤仙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2．照片、送达回执、执行回执，证明将决定书送达给有关当事人及行政拘留执行情况；
3．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对莫凤仙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审批手续；
4．受案登记表、查获经过、接受证据清单、群众进京上访件线索传递单、训诫书、进京上访人员接谈移交手续表，证明案件来源及受案、嫌疑人到案情况以及嫌疑人被北京警方训诫的情况；
5．传唤证、照片、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证明对莫凤仙进行传唤及延长询问查证时间的情况；
6．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照片，证明在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向拟被处罚人告知拟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履行处罚前告知程序；
7．莫凤仙、徐华、倪国明的询问笔录、身份信息、照片、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调查询问相关人员的情况；
8．情况说明，证明将莫凤仙传唤后将其传唤原因、处所告知家属的情况；
9．告诫书，证明康桥派出所会同街道于2016年11月10日对莫凤仙进行告诫的情况；
10．饮食休息权利保障确认书，证明被告保障了莫凤仙在询问查证期间的饮食及休息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
经庭审质证，原、被告对证据的意见如下：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告知书上载明1月27日未查到原告到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是因为当天原告在天安门，该证据恰能证明原告在1月28日去中南海非正常上访并被训诫。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所称的证明对象不认可。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认为该证据事实认定错误，程序违法，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应当撤销，所以本人签名又划掉；证据2和本案被诉行为无关，无法达到证明目的，但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当场给原告的；证据3相关承办人员等签字均系打印，对三性不予认可；证据4中的训诫书原告从没见过，是被告伪造的，即便退一步说训诫书真实，恰恰证明原告在北京期间没有违法只是轻微的训诫，更能说明被告不能进行第二步的处罚；其他受案登记表、查获经过、线索传递单等没有载明案件移送情况，且原告没有接触过《进京上访人员接谈、移交手续表》中的办案人员，被告陈述虚假；证据5程序违法，被告没有传唤的权利，且所有证据没有本人签字；证据6-7均不具有合法性，原告拒绝签字和沉默就是对被告非法办案的抗议，应当排除该证据，照片能证明被告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自由，对徐华、倪国明的询问笔录和身份信息无异议，但认为能证明原告是去北京正常信访而不是寻衅滋事；证据8认可办案人员接触过原告家庭成员，但具体内容不了解；证据9认为不具有合法性、关联性，应当排除；证据10认为饮食有保障，但休息没有保障。
对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原告认为该法律依据违法，扩大解释了寻衅滋事的定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将予以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27日，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对莫凤仙在天安门地区滞留、反映问题予以训诫，并将其送至北京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次日，莫凤仙再次滞留中南海周边，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并送至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2017年2月7日，被告接拱墅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群众进京上访件线索传递单》称：康桥镇蒋家浜村居民莫凤仙于2017年1月27日、28日，分别到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两次被北京警方查获并送至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现将该非正常访线索传递给你们，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请属地公安机关依法查处。被告所属康桥派出所（以下简称“派出所”）遂于当日受案登记。
2017年2月8日，派出所就案涉事宜询问属地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徐华、倪国明，并制作询问笔录。2017年2月16日，派出所民警持传唤证将莫凤仙传唤至派出所调查处理，对莫凤仙进行了询问，莫凤仙以沉默对峙。后经批准，被告对其延长传唤，实际询问查证时间10小时余。同日，被告将拟对莫凤仙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向莫凤仙告知；并作出案涉《处罚决定书》，对莫凤仙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莫凤仙拒绝签收。当日，莫凤仙被送至杭州市拘留所执行拘留。2017年2月17日，被告将《处罚决定书》送达莫凤仙家属赵志荣。莫凤仙后不服《处罚决定书》，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或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主动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该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本案中，被告作为本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具有法定职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原告行为发生在北京，但原告居住地为杭州市拱墅区，因此，被告对本案行政案件具有管辖权。
被告受案后，对证人、原告进行传唤询问。根据证人证言和两份《训诫书》、《进京上访人员接谈移交手续表》、《群众进京上访件线索传递单》等材料，结合原告的实际行为及其庭上陈述，能够证明原告明知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并非是办理其信访事项的有关机关，仍伙同他人在春节期间不听劝阻，两次滞留核心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并连续被北京公安训诫，该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被告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被告所属康桥派出所在作出处罚过程中，依照程序要求受案、调查、处罚、送达并执行，其处罚程序并无不当。综上，被告依法履行职责，对原告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莫凤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莫凤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 晟
代理审判员 赵 蕾
人民陪审员 许雪梅
二〇一七年七月七日
代书 记员 林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