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 n 民 事 判 决 书
＼n（2013）邢民三终字第157号＼n上诉人（原审原告）郝国华，女，汉族，1965年7月4日出生，住邢台市桥西区。＼n委托代理人李广民，邢台市桥西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n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市桥东支公司，住所地：邢州南路263号，组织机构代码79955616－4。＼n负责人秦庆芳，系该公司经理。＼n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第一营销服务部，住所地：邢州南路263号，组织机构代码79955614－8。＼n负责人王鸿彬，系该公司经理。＼n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住所地：邢台市桥东区团结大街129号，组织机构代码80581898－5。＼n负责人刘林，系该公司经理。＼n三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茂刚，河北正邦律师事务所律师。＼n三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黄丽君，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市分公司监察部经理。＼n上诉人郝国华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市桥东支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第一营销服务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5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郝国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广民，三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茂刚、黄丽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n原审审理查明，原告提交证据1、寿险业务给付统一收据两张，证明2012年1月2日、2012年6月12日，原告在人寿保险公司桥东支公司投保金鑫保险5.5万元，期限为一年，年息1分，到期后还本付息，该收据上加盖人寿保险公司桥东支公司印章并有张建忠签字，说明桥东支公司收取原告5.5万元保费，依据保险法规定收款收据属于保险合同的一种形式，证明原、被告之间保险合同关系成立；证据2、本院（2013）邢东刑初字第102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证明人寿保险公司分公司营销员张建忠，在其与保险公司代理关系终止后仍然以该公司名义对外卖保险，属于表见代理，且使原告足以相信张建忠代表人寿公司对外办理保险合同；证据3、两份参考案例，保险公司骗保构成刑事犯罪，保险公司应当退还保费。＼n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中两份收据（编号为003821、003817）两份寿险业务给付统一收据，名称不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且两份收据是给付收据，是保险公司给付投保人或受益人或被保险人合同到期或保险约定的伤残事故等支付给投保人或受益人或被保险人保险金时所用，不是保险公司收取投保人保险费的收款收据；收据内容不符合保险合同的构成要件，该收据险别为金鑫，但金鑫保险交费期限不是两年，该证据载明是给付性质两年，领取时间空白，上面没有给付时间，保单（批单）号应该填写所参加保险合同的编号，本证据没有保单批号；该证据是给付收据，应加盖保险公司付讫专用章，且领款人或付款人得签字、盖章，此证据没有；证据上年息1分，但金鑫保险合同不存在给付利息；合同加盖的方章，不是保险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收款专用章，而是业务处理专用章，括弧内载明非订立新合同章；003817号证据为业务存档联，应作为档案存放，不应在原告手中；章是邢台市桥东支公司的业务处理专用章，张建忠一直是第一营销服务部的人，即使盗盖也应是第一营销服务部的章，这个章是保险公司内部业务流转用的，不是针对客户的。原告出具的证据不能构成保险合同，在本案中原告的收据和赵新英的收据是同一编号，都是003821；证据2刑事判决书中写明张建忠是保险公司的营销员，营销员只是从所代办的保险费中按比例提取佣金；证据3案例对本案没有法律意义。＼n三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第一组证据：关于转发省人行《关于设立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及下属机构的批复》的通知及关于成立分公司营业部的请示，证明我公司于1996年正式成立，自成立后，我公司即使用自己的名称和印章进行运营，不能更不会使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抬头之类的单证；第二组证据：盖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保险合同专用章的正式生效的保险合同样本、空白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保险投保单、收款收据、付款收据、河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的机打发票、已使用并有效的盖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收讫发票专用章收款收据、付款收据的样本，证明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是我公司构成保险合同合法有效的单证，该证据没有证据力；第三组证据：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国寿人险（2009）号457号文件：关于下发《国寿祥福定期寿险》等186款产品条款的通知﹤摘引﹥，证明国寿金鑫两全保险于2009年9月8日已经停办；第四组证据：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个人代理人登记表、个人代理人保险代理合同解约通知书（个人代理人用）、保险营销员解约清单，证明张建忠曾是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第一营销服务部的代理人，并于2008年10月29日正办理解约手续，张建忠不是桥东支公司的代理人；第五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印章上缴登记表，证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市桥东支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于2010年10月18日已经上缴（停用），原告提交的证据没有证据力。＼n原告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二组的保险合同、投保单、保险收据加盖注销章，说明不具有证据效力，被告提供的国寿金鑫保险跟原告投保的险种不一样，不应当适用同一格式保险合同，收款收据、发票注明的险种与原告投保的不是一个险种，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应当提供与本案险种一样的保险单、保险合同、保险条款、保险手续，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所投的金鑫保险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三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所投的金鑫保险已经停办，只是证明国寿金鑫、国寿祥福两保险已经停办；第四组证据：解聘张建忠应当通知各投保人，由于被告过失导致原告被骗，责任在被告；第五组证据印章上缴应当交公安或工商，不应交给本公司或公司上级，且应登报声明，但被告没有登报声明。＼n另查明，张建忠所收原告款项未交给公司，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3）邢东刑初字第102号刑事判决书以合同诈骗罪、诈骗罪判处张建忠有期徒刑10年，该判决已生效。＼n原审判决认为，原告与张建忠是邻居，但当时轻易相信张建忠，未让张建忠出示相关手续、证件，对张建忠的真实身份、是否具有代理权等没有进行充分足够的审查；同时，张建忠给原告出具的编号为003817、003821两份给付统一收据，抬头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没有人寿保险公司字样，从票据字面、用途（给付性质、领取时间）很容易看出该票据系给付收据，应是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支付给投保人或受益人保险金时所用，而不是保险公司收取投保人保费的收款收据，收款收据与给付收据性质截然相反；两份给付统一收据上均约定年息1分，原告应当知道保险公司经营范围是保险业务，没有存储业务，即使个别险种有分红，但不会按年支付固定利息，原告主观上应是存款获取利息；张建忠曾是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第一营销服务部的保险代理人（2008年10月29日已与该营销服务部解除保险代理合同），但两份给付统一收据加盖的均是邢台市桥东支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证明原告当时对张建忠的真实身份没有进行必要的审查，业务处理专用章括弧内明显写着“非订立新合同用章”，根据交易习惯和基本常识，原告应当知道收款收据应加盖单位财务章或现金收讫章，该业务处理章不是订立新保险合同用章，原告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识别张建忠向其出具给付统一收据的行为不是保险合同的正常业务行为，且原告在付款前从未看过金鑫保险条款、填写过个人投保单，付款后也未向张建忠索取保单或向保险公司核实，其行为不合常理，综上，原告显然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自身明显存在过错，不符合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张建忠的行为有代理权的构成要件，因此张建忠的无权代理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故原告诉请依法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三被告退还其保险费4万元，并按约定给付年息；解除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三被告返还原告交纳保险费1.5万元，并按约定支付年息，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郝国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元，减半收取590元，由原告负担。＼n上诉人郝国华对上述判决不服，提出的上诉理由是：1、上诉人持有的保险公司出示的收款收据可以证实保险公司收取了上诉人的保险费，该凭证加盖保险公司印章，属于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公司出示的证据证实其公司从未有此收据，原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印章早已上交上级保险公司的说法不成立，保险公司应当依法上交工商部门或公安部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形成保险合同。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个人借用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空白合同书等对外签订的经济合同所取得财物占为己有的除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外，该公司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张建忠的行为具备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形成表见代理合同。另外，本次诉讼中另一上诉人徐桂香，是在张建忠先前为其孙子办理保险合同，在保险合同生效期间张建忠再次为徐桂香办理保险，张建忠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与上述法条不符，也等于推翻了原审法院作出的张建忠刑事判决。3、应判令上诉人与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赔偿上诉人损失，并按约定支付红利。4、被上诉人没有登报声明已解聘张建忠或通知上诉人，被上诉人管理不严，导致其公司收款收据和印章任意流通，导致上诉人遭受损失。上诉人不知道保险公司收款收据是什么样的格式收据，应当加盖公司内部什么章，上诉人不是专业人员，对此不知情也无法辨认，上诉人无过错，是善意第三人，被上诉人存在过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保险合同，退还上诉人交纳的保险费，并支付上诉人红利。＼n三被上诉人当庭答辩称：一、根据《保险法》第13条规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保险合同，本案纠纷中，对方当事人没有提供一份投保单，不能证明她们有参加保险的意愿和要求，也没有得到保险公司的任何承诺，所以说保险合同根本不能成立。二、关于上诉人所提到的保费收据问题，进行交易都要开发票，在保险公司来说，如果交钱出具收据应该显示为收款收据而不应显示为给付收据。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1996年分设为中国财产保险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机构分设以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绝对不可能使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一切单证，上诉人提供的收据中抬头均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而不是人寿保险公司，显然这些收据不是出自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在本次诉讼的其他案件中有2份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收款收据，但是这些收据都是假的，在一审庭审中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向法庭提交了从1996年机构分设以后至今各历史阶段所使用的收款收据的样本，上诉人提交的收款收据中既没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收费专用章或者收讫专用章，也没有具体的收款人的签单和签名，而且上诉人提交收据中都没有这些章，只有张建忠在制单人项下的签名，这说明三被上诉人保险公司从来没有收到过这笔钱。四、关于上诉人提及的收据上的公章问题。收据上加盖的章是桥东支公司的业务处理专用章，而且在该章的下方有专门注明的非订立新合同专用章，这不是公章，是保险公司内部业务流转用章，也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上交公安机关的问题。本次诉讼其他案件中赵新英和程长芹持有同一个号码的收据。上诉状中提到人民法院对张建忠判处诈骗罪从而表见代理，法院之所以判处其诈骗罪是因为其虚构了事实，如果说保险合同成立，要件齐全，张建忠仅仅是收了钱没有给保险公司交，他仅构成职务侵占罪或贪污罪。上诉人提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应适用第三条、第四条，我们认为应适用第五条，根据该条规定单位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并判令其承担一切费用。＼n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n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郝国华在原审及二审期间，均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保险合同成立，并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按照保险合同显示的内容履行合同义务。关于郝国华与被上诉人之间保险合同是否成立问题，本院应对张建忠虚构保险事实骗取上诉人郝国华保费的行为，在民事上是否构成对被上诉人的“表见代理”进行审查。张建忠收取郝国华保费时，张建忠已不是被上诉人单位员工，已无权代理被上诉人与郝国华签订保险合同，张建忠出具的票据字面上所表达的意思及加盖“人寿保险公司邢台市桥东支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非订立新合同用章）”，均在外部形象显示票据单位与被上诉人单位不符，与印章内容不符，并且该印章明确显示“非订立新合同用章”，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也未对张建忠的真实身份及与何单位签订合同进行必要的审查。上诉人没有尽到通常情况下普通人交易时所应具有的合理注意义务，自身存在明显过失。上诉人在处理自己投保事务中，也未能理性判断其投保险种及票据字面内容用途不能用于收取保费的情况。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张建忠的行为系有权代理被上诉人的行为，上诉人也未举出按照与张建忠发生行为的相同交易经验，已与被上诉人成就并履行相关保险合同的证据。因此，在上诉人注意能力存有明显过失的情况下，普通人根据交易经验不能得出有理由相信张建忠的行为系代理被上诉人的行为的结论。故张建忠的行为不能使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张建忠的行为自始不对被上诉人产生效力。本案情况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四条规定中的情形，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成立保险合同。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保费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事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n驳回上诉，维持原判。＼n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元由上诉人郝国华负担。＼n本判决为终审判决。＼n审判长邓永胜＼n审判员刘计虎＼n代理审判员崔丽华＼n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日＼n书记员张姿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