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2民终28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义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红。
上诉人王义海因与被上诉人姚红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5）北民初字第50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红在一审中诉称，姚红于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3月1日期间进入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王义海），担任售货员工作。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按月向姚红支付底薪加提成工资。但在此期间，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未与姚红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给姚红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姚红在此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均由姚红自行承担。2015年3月1日，因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未与姚红签订劳动合同和未按规定缴纳姚红的各项社会保险，姚红离开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工作岗位。现姚红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撤销青岛市市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北劳人仲案字（2015）第485号裁决书；2、王义海向姚红支付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4696元；3、王义海向姚红支付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期间姚红自行缴纳劳动保险中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部分费用5299.62元；4、王义海向姚红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939.2元；5、王义海承担本案诉讼费。
王义海在一审中辩称，1、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是我之前开的一个服装店，在2015年6月已经注销。2、我没有招聘姚红作为我店的店员，也没有给她发放过工资，我们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我是在劳动仲裁时才认识的姚红，此前并不认识。姚红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庭审中，姚红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一份，上载明：“2014年10月8日王义海申请开办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个体信息查询结果一份，上载明“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为个体工商户，负责人为王义海，于2014年10月8日开业，于2015年6月19日因经营期限届满而注销”。姚红欲以此证明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3月1日期间，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的负责人是王义海。证据2，姚红的农业银行对账明细单3张，上载明：“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期间，刘晓梅共向姚红支付款项6笔，款项的摘要均为工资，金额分别为2014年10月16日2800元；2014年11月21日2466元；2014年12月19日2504元；2015年1月22日1968元；2015年2月15日2720元；2015年3月23日2238元”。姚红欲以此证明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刘晓梅给姚红支付了工资6笔，刘晓梅是王义海的爱人，这6笔钱就是姚红在她衣柜服装店工作的工资。证据3，姚红自己书写的会员卡信息一份，上载明：“李女士、胡女士等和卡号”。姚红欲以此证明姚红在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上过班。证据4，交通银行社保缴费凭单一份，姚红欲以此证明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期间，姚红是自己缴纳的社保。王义海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中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予以认可，但对个体信息查询结果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我和刘晓梅是在2015年3月20日才登记结婚，至于这些钱怎么回事，我需要回去落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这上面只有笼统的信息，一个姓和一个电话号码，她衣柜的会员有一两千，无法核实。对证据4，姚红的个人缴纳社保情况与我无关，她衣柜也没有给姚红缴纳过社会保险。据我了解，在2013年5月至2015年5月期间姚红都在领取失业金”。一审中，告知王义海：“因你现在和刘晓梅是夫妻关系，所以要求你通知刘晓梅，在本次庭审后15日内让刘晓梅到庭说明情况，逾期不到庭，将承担对你方不利的后果，是否听明白了？”王义海表示听明白了，但庭审后刘晓梅未到庭。
2、庭审中，王义海仅向法庭提交一宗证据，即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的税务登记注销受理表、审批表及通知书各一份。上载明：“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于2015年6月26日被批注注销税务登记”。王义海欲以此证明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在2015年6月17日申请注销。姚红对此质证认为：“这只是一个税务注销，工商上还是王义海本人”。
3、庭审中，姚红对其在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中的工作过程表述为：“2014年8月29日，我看到她衣柜门上贴了招聘广告，我就去应聘，当时是王义海的爱人刘晓梅接待的我，说是2014年9月1日上班并签订劳动合同。上班一周后，我问刘晓梅为什么不签劳动合同，刘晓梅说店刚开业，等几天吧，我说行。到9月底我又问她，她说店要开2分店，让我再等等，会给我一起补上。在之后我就经常问，每次她都说等等，到最后刘晓梅就不承认要跟我签劳动合同了。我在她衣柜是干销售员，工作时间是早8点半到下午5点半，每个星期休息两天，休息时间不固定，可以调休。店里一开始就两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个店长赵雨薇，后来又来了一个店员陈静，再后来又来了一个陈丹丹。我们主要销售服装，主要牌子是“主题”、“佩帝帕恩”、“宝姿”，还有一些杂牌子。消费200元以上就可以办会员卡，还可以送，但送的会员卡都是刘晓梅说的算，我们不掌握会员的详细信息，只是留一个姓，每次来新货就给会员打电话。会员卡可以在打折的情况下再打8折。工资是刘晓梅通过银行打到我们卡上，我们提供银行卡，刘晓梅拍下来，说要上传到总部，总部给我们发。工资是底薪1600元+提成，提成是谁卖的服装提1%。刘晓梅基本天天都到店里，怀孕的时候还去过。王义海也天天去店里，基本上全天都呆在店里”。王义海对姚红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认为：“1、姚红说一直不给她签合同，且一拖拖了6个月，我觉得这不符合事实。2、姚红说一周休息两天，这不可能，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下，个人工商户不可能让员工一周休息两天。3、会员卡是开业的时候赠送的，只要有会员卡，就会打8.8折。4、我也没有雇佣这么多人工作，这个店只有我、刘晓梅和赵雨薇在，有的时候是我和赵雨薇，有的时候是刘晓梅和赵雨薇。我们家的品牌只要经常来的，就都会知道是什么品牌和价格。至于姚红陈述的工资问题，我不清楚是货款还是什么，需要回去落实”。
4、2015年姚红以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为被申请人，向青岛市市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1、确认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3月1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2、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4696元”。被申请人辩称：“不认识申请人，申请人不在被申请人处工作”。仲裁庭审中，申请人还申请证人段某、姜某、黄某出庭作证。段某称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期间多次到“她衣柜”给申请人送货；姜某、黄某称与申请人通过买衣服而认识，在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期间曾去“她衣柜”处买衣服，申请人当时在“她衣柜”处工作。被申请人主张三名证人均是申请人的朋友，与申请人认识多年，其证言与本案无关，不应被采信。青岛市市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作出北劳人仲案字（2015）第48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姚红的仲裁请求”。该裁决下发后，申请人不服劳动仲裁裁决起诉至本院，即为本案；被申请人未起诉。本案庭审中，姚红认可其诉讼请求中的第三、四项，关于社保费用返还和解合经济补偿金在仲裁时没有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劳动关系问题。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1）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2）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出入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3）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4）考勤记录；（5）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1）、（3）、（4）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姚红能够准确、完整的陈述在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的工作过程，其提交的银行打款明细中载明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期间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的经营者王义海的妻子刘晓梅向姚红支付工资6笔，而刘晓梅当时和王义海一起经营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再结合姚红自己记录的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会员卡信息及仲裁时的证人段某、姜某、黄某的证言，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姚红曾在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工作过。关于工作的具体时间，其中：（1）起始日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可以依据劳动合同中载明的日期来认定双方之间劳动合同的期限；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对入职时间负有初步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姚红主张其自2014年9月1日起到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工作，但未就此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而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在2014年10月8日才开业，故姚红应自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开业之日起才能与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建立劳动关系。（2）终止日期。用人单位应当就何时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王义海未举证证明其与姚红何时解除的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采信姚红的主张，确认在2015年3月1日姚红与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之间的劳动关系解除。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姚红与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之间劳动关系存续的期间为2014年10月8日至2015年3月1日。
2、关于双倍工资问题。《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姚红与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建立劳动关系后，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未能在一个月内与姚红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自2014年11月8日至2015年3月1日期间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应当向姚红支付二倍工资，扣除已经支付的一倍外，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还应向姚红补发相当于一倍工资的差额，共计11896元（2466元+2504元+1968元+2720元+2238元=11896元）。又因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为个体经营，现已被注销，丧失诉讼主体资格，故其经营者王义海应对原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
3、关于姚红主张的王义海返还姚红自行缴纳的社保费用之诉讼请求，因涉及社保缴纳问题，不属于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理。
4、关于姚红主张的王义海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之诉讼请求，因姚红在劳动仲裁时未提出该项请求，劳动仲裁对此亦未进行审查和裁决，故姚红就此直接向法院主张，违反我国先裁后审的原则，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理。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姚红与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之间2014年10月8日至2015年3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王义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姚红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1896元。如果王义海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义海承担。
宣判后，王义海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上诉人王义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无需支付双倍工资差额。其主要事实理由为：姚红连最基本的会员卡折扣信息都不知道，如何证明其在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工作过。且姚红在2013年5月至2015年5月期间一直在领取失业保险金，其未在她衣柜工作。对于王义海妻子刘晓梅向姚红支付工资的银行打款记录中的工资字样，只是银行内部记录的摘要，不能证明是刘晓梅向姚红转账的工资。且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刘晓梅不是王义海的妻子，刘晓梅与王义海在2015年3月20日才登记结婚，刘晓梅在此期间也没有跟王义海共同经营过她衣柜。仲裁出庭的三位证人未提交其身份情况的说明，与姚红是好友，也没有在她衣柜消费过，其证言不应采信。
被上诉人姚红辩称，其在她衣柜工作过，有银行的工资发放记录可以证明，公司给顾客办理会员卡都是其写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二审经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协议。
本院认为，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入职情况负有初步的举证责任。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可以参照下列凭证予以确认：（1）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2）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出入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3）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4）考勤记录；（5）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本案中，姚红能够准确、完整的陈述在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的工作过程，其提交的银行打款明细中载明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期间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的经营者王义海的妻子刘晓梅向姚红支付工资6笔，上述证据已经可以初步证明姚红曾在市北区她衣柜服装店工作过。对于王义海主张其在2015年3月20日才与刘晓梅登记结婚，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刘晓梅没有跟王义海共同经营过她衣柜，本院认为，对于王义海与刘晓梅何时登记结婚，姚红作为局外人不清楚，系在情理之中。按照通常的公序良俗，登记结婚之前必然有一段合理的恋爱期间，作为即将进入婚姻的婚配对象，刘晓梅参与或辅助王义海对她衣柜进行经营亦符合常理。况且，一审中，法院已告知王义海限期举证，让刘晓梅到庭陈述其向姚红支付工资的原因，但直到二审，刘晓梅都未到庭予以说明，法院按照举证原则分配给王义海的举证责任，王义海并未完成，因此，王义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王义海提出姚红在2013年5月至2015年5月期间一直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主张，恰好说明姚红在王义海经营的她衣柜工作之后，王义海未为其签订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姚红一直领取失业待遇。
综上，王义海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一审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据此认定王义海应当向刘晓梅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王义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龙 骞
审 判 员 杨保国
代理审判员 马 喆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庆光
书 记 员 郭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