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3）云高民申字第69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云南福利企业（集团）昆明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明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吕翔，云南南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昆明茶花味精有限责任公司（原昆明市味精厂）。
法定代表人：马若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万立、张倩，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一审第三人：昆明金湾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常河昆，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第三人：胡明德，男，汉族，1955年4月16日生，初中文化，云南福利企业（集团）昆明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云南福利企业（集团）昆明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利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昆明茶花味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茶花公司），一审第三人昆明金湾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湾公司）、胡明德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昆民四终字第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福利公司申请再审称：福利公司对茶花公司享有两笔债权，一笔是2000平米经营场地的拆迁补偿费470万元，一笔是茶花公司代金湾公司偿还的借款本息470万元。茶花公司在金湾公司诉其2000平米经营场地的拆迁补偿案件中，使用福利公司出具的收款发票证明其履行了支付470万元拆迁补偿款的义务，在本案借款纠纷中，仍使用该两份发票。原审将两笔债权混同错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昆民四终字第16号民事判决，改判茶花公司偿还欠款470万元，并支付自2006年1月12日至债务全部清偿完毕的资金占用费（以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
被申请人茶花公司陈述意见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处正确，福利公司的再审申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维持原审判决。
经审查，2005年11月22日，福利公司（丙方）、金湾公司（乙方）、茶花公司（甲方）三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第一、三、四条载明了金湾公司对福利公司的三笔债务（2001年4月26日100万元、2000年10月20日10.4万元、2001年6月16万元），第二条确定了福利公司享有2000平米的经营使用权，协议第五条载明“根据以上借款合同协议和担保协议所约定本息计算乙方（金湾公司）欠丙方（福利公司）470万元”。根据以上内容，可认为金湾公司对福利公司的欠款共计470万元。协议第六条约定了该笔470万元的债务由茶花公司代金湾公司支付。茶花公司于2006年1月12日支付了300万元，13日支付了170万元，并且在福利公司开具给茶花公司的收款发票上也明确载明是履行《拆迁补偿协议》第五条约定的义务，茶花公司已经履行了《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的代付义务。
现福利公司依据本院（2008）云高民一终字第219号民事判决，认为茶花公司已支付的470万元是针对《拆迁补偿协议》第二条2000平米的拆迁补偿，而非第一、三、四条的担保借款。除《拆迁补偿协议》外，其据以主张债权的主要证据为《补充协议》（落款时间为2005年11月22日）、《通知》（落款时间为2006年1月26日），但上述证据在真实性、合法性上存疑：
一、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昆明市味精厂”“昆明金湾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与送检的同名样本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但该鉴定意见书同时也指出：对标称时间“2005年11月22日”和“2006年1月24日”的三枚检材印文之间以及样本印文的历史盖印特征检验结果表明，三枚检材印文应为较短的时间内盖印形成，但其与时间为2005年11月22日至2006年1月24日样本印文的历时盖印特征不同，不应是该时间段内盖印形成，目前不能确定三枚检材印文的具体盖印时间（鉴定意见书P4-5）。由金湾公司、福利公司提供，落款日期为“2005年11月22日”的《补充协议》上“甲方”处加盖的“昆明市味精厂”印章印文不是其标称时间段同期盖印形成；由金湾公司、福利公司提供，落款日期为“2005年11月22日”的《补充协议》上“乙方”处加盖的“昆明金湾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不能确定其形成时间；由福利公司提供，落款日期为“二00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的《通知》上的“昆明市味精厂”印章印文不是其标称时间段同期盖印形成（鉴定意见书P7），故《补充协议》、《通知》在形成时间上存在瑕疵；
二、根据福利公司的陈述，《拆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均在2005年11月22日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中签约三方的法定代表人均到场，《拆迁补偿协议》一式六份均由各方法人亲笔签字后加盖公司印章、《补充协议》一式三份（再审听证中陈述可能不止三份）的一份或两份由法人签字后复印，最后加盖公司印章。经审查，《拆迁补偿协议》上的三方法人代表为签字，而《补充协议》上三方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均为复印形成，《补充协议》上的法人签字存在瑕疵，亦不符合常理，福利公司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
三、本案中，《补充协议》在一、二审中均进行过鉴定，鉴定结论不一，但对福利公司在一、二审提交的《补充协议》进行比对，两份检材存在明显差异（一审卷P53、117，二审卷P86）。二审庭审中，福利公司也表示两份检材不一致，但认为二审中的这份材料是真实的，是否为同一份检材与本案无关。再审听证中又表示两份材料都是真实的。但根据《补充协议》第五条，该协议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福利公司为何持有两份式样不一的协议原件，并在一、二审两次鉴定中分别提交不同的版本，且在二审及再审过程中均未能提交一审所交《补充协议》的原件，对此福利公司也没有合理的解释；
四、从金湾公司的陈述看，金湾公司作为原始的债务人，其对于与福利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应该清楚。二审第一次庭审中，金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常河昆认可《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并提交了一份协议原件。之后经法院释明其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常河昆改变了之前的陈述，述称其持有的《补充协议》是福利公司在诉讼中提供的，目的是要金湾公司配合福利公司的诉讼行为，并承诺事成之后给金湾公司相应报酬。现金湾公司对《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也不认可；
五、若依福利公司陈述，在2005年11月22日先后签订《拆迁补偿债权债务清算协议》、《拆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各协议间内容有重叠，又不完全统一，此行为不符合日常情理。另，在胡明德起诉昆明市味精厂、昆明西山区城市建设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房屋拆迁合同纠纷中，福利公司、胡明德未提出本案的《补充协议》、《借条》以对抗法院认定茶花公司支付的款项为拆迁补偿款，现在又以此为据主张借款债权，亦有悖常理。
据上述，《补充协议》和《通知》中存在瑕疵，不能确认合同的真实有效。二审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不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当。
胡明德在再审审查期间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委托书（2005年11月18日复印件）；2、情况说明（2005年11月22日张有才）；3、房地产估价报告（复印件）；4、搬迁移交通知（2006年1月20日味精厂
--福利公司、胡明德）；5、通知（2005年11月23日金湾公司--
福利公司、胡明德）；6、转抵确认函（2003年6月5日味精厂）及发票（2002年4月1日）；7、租地投资建盖房屋的事实说明（金湾公司2011年3月1日）；8、告知（2011年3月25日金湾公司
--
福利公司、胡明德、味精厂）。味精厂质证认为：1、无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2、之前已提交，意见以前述为准；3、无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报告是对房产及土地价值的评估；4、真实性不认可；5、真实性不认可；6、7、8真实性不认可。本院审查认为：胡明德提交的以上证据材料在一二审中未予提交，若以上证据材料所记载的内容在当时即已客观存在，在之后的诉讼中将对福利公司、胡明德的诉讼请求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但其在一、二审诉讼中未提供也未提及，其在再审过程中称原来没有找到，没有意识到重要性的解释难以成立，且其实际提交时间也超过了举证期限，故不应作为新证据；同时，证6，转抵确认函（2003年6月5日）及发票（2002年4月1日）的时间早于胡明德取得商场经营权的时间（2003年12月30日），亦违反常理；此外，味精厂质证也均表示不认可。
胡明德在再审申请过程中还补充提出二审程序不当：胡明德作为福利公司法人及第三人未到庭；福利公司代理人周朝阳的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判决书表述为特别授权代理，胡明德本人作为第三人没有委托代理人。经查对卷宗，二审两次开庭（2011年3月15日、2011年12月6日），第一次胡明德、周朝阳到庭，第二次周朝阳到庭。二审卷P20授权委托书胡明德个人委托周朝阳，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二审卷P19代理证福利公司委托周朝阳。故不存在程序不当的情形。
综上，福利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云南福利企业（集团）昆明销售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薛 丽
代理审判员 张 鑫
代理审判员 李玲燕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吴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