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锦民终字第013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超，男，1987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锦州市太和区。
委托代理人高亮，辽宁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
法定代表人马明哲，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张超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3日作出的（2015）太松民初字第00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超及其委托代理人高亮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派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诉称，原告张超之母李莉于2013年5月15日因病去世，李莉生前在被告处工作，因工作成绩卓越，在李莉代表沈阳平安参加被告中国平安的高峰会议时，获赠以被告中国平安名义发放的平安员工综合保障计划卡，卡上载明，出现重大疾病可获得保额为15万元人民币的费用，因疾病身故可获得保额为40万元的费用等保险待遇。2006年，李莉罹患癌症，被告向李莉发放了因重大疾病可获得的保额为15万元的费用。2013年，李莉因癌症去世，被告却未按照平安员工综合保障计划卡上载明的内容向李莉支付疾病身故的40万元费用。李莉生前已经离婚多年且未再婚，李莉的父母也已身故，原告张超是李莉唯一继承人。现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平安员工综合保障中疾病身故应当获得的40万元保障费用和自2013年5月16日至2015年5月15日的利息12400元及至实际给付之日利息。
原审被告辩称，第一、程序上我方不是适格被告，我方不经营保险业务，也不是诉争保险合同的保险人，不应当参加本次诉讼。第二、据我方了解本次诉讼所涉保险合同期间为一年。被保险人2013年身故时保险时间已经届满，被保险人病故不属于保险范围。第三、被保险人在2010年已经退休，2013年病故时已不是平安保险员工，不享有公司为员工提供的福利保障保险。第四、本次纠纷为合同纠纷，利息不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范围，利息不应予以支持。
原审判决认定，原告张超系李莉（2013年5月15日因疾病死亡）婚生子。李莉生前于锦州平安保险公司工作，其生前获得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颁发的平安员工综合保障计划卡。被保险人为李莉，“平安员工综合保障计划”的各项保障为：意外身故80万元、疾病身故40万元、意外残疾40万元、重大疾病15万元、意外医疗1万元、住院日额津贴150元／天、住院医疗和补充住院医疗6万元。该卡注明：本卡作为被保险人参加团体保险的凭证，但不作为理赔、退保、给付的依据，具体保险责任及除外责任以团体保险单及其所附条款为准。2006年李莉因患病，于2006年10月27日，获得保险赔偿款156521.47元。原告方获得理赔的依据是被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一份保险单，载明投保人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保险人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生效日期为2006年3月9日零时起，保险期限一年，保险单号GP06000000029072。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依据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所投保的团体险中的被保险人李莉提出理赔申请，按照住院医疗和补充住院医疗230险种赔付4571.47元、重大疾病235险种赔付150000元、住院日额津贴249险种赔付1950元，共计赔付156521.47元。
原审判决认为，原告张超作为李莉唯一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享有诉讼主体资格，因原告张超所持有的平安员工综合保障计划卡是由被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放，故其被告主体适格。原告张超提供的平安员工综合保障计划卡明确写明该卡不作为理赔、退保、给付的依据，且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原、被告间保险合同应载明的保险责任、保险期间、保险金赔偿或者给付办法等相关内容，故原告张超没有证据证明其母亲去世当年所投保的情况。本院认为，原告张超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86元，由原告张超承担。
原审判决宣判后，张超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
上诉人张超上诉所提出的主要理由是，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本案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被上诉人交付给上诉人的平安员工综合保障卡，该卡完全可以证明上诉人的母亲李莉作为被保险人参加了被上诉人组织的保险业务，而且根据团体险的规定，保险合同交由组织者保管，不交给被保险人，因此，该份保险合同的保管者是被上诉人，上诉人有证据有理由认定保险合同在被上诉人一方，依据证据规则第七十五条规定，被上诉人无正当理由不提供保险合同，应认定上诉人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在没有保险合同的情况下，不但没有要求证据的保管者提供证据，反而直接认定上诉人证据不足，驳回诉讼请求明显错误。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给付上诉人保险金人民币40万元及延期给付所产生的利息，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派人出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案涉平安员工综合保障计划卡，在该卡的正面载明“轻松享受：只需签署《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后，即可享受计划中的各项保障，所需费用由公司全额承担。贴心周到：含住院、重疾、身故、残疾等保障功能，特别增加的住院日额津贴给予更周到的关怀。服务便捷：标准化的流程使各项手续办理简便，专业的服务人员及时满足员工需求。”卡的背面载明“被保险人姓名：李莉，您已获得如下‘平安员工综合保障计划’的各项保障：保障项目：意外身故80万元，疾病身故40万元，意外残疾40万元，重大疾病15万元；意外医疗1万元，住院日额津贴150元／天，住院医疗和补充住院医疗6万元，注：1、本卡作为被保险人参加团体保险的凭证，但不作为理赔、退保、给付等依据。具体保险责任及除外责任以团体保险单及其所附条款为准。2、如有疑问，请咨询所在单位HR综合福利保障专员或当地团险服务专员。3、有关‘平安员工综合保障计划’详细内容及相关服务人员的联系方式，见公司内部网‘集团人力资源中心主页-
员工福利-平安员工综合保障计划’页面。本计划解释权归平安集团人力资源中心和平安寿险团销事业部”。
此事实，有原审卷宗所载的平安员工综合保障计划卡（复印件）为凭，经本院审查应予采信。
本院认为，上诉人张超的母亲李莉原为被上诉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且获得平安员工综合保障计划卡的事实属实。依据该卡的规定享受保障项目的前提是持卡人与被上诉人签署《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本案上诉人的母亲虽持有该卡，但其已于2010年退休，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另，在上诉人母亲患病期间，被上诉人已经按照该卡所规定的保障项目，依据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团体人身险保险单的约定，支付上诉人母亲保险赔偿款156521.47元，在此案审理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供与上诉人母亲获得理赔款相对应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人身险保险单，其已完成所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只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该证据不予认可。同时，该卡亦明确载明此卡不作为理赔、退保、给付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所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由被上诉人给付理赔款40万元的事实，故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86元，由上诉人张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玉龙
审判员 李 阳
审判员 方结平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刘 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