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珠中法民一终字第10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成龙，男，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9055。
委托代理人：赵丽美，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中智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唐家湾镇。
法定代表人：刘青龙，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梁乐乐，女，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公民身份号码：×××0427，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李昊宇，男，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公民身份号码：×××0519，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董成龙因与被上诉人珠海中智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中智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高民一初字第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一、入职时间：2012年5月7日。二、工作岗位：客服助理。三、离职情况：董成龙2014年4月9日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四、年终奖的情况：1、在董成龙在职期间，珠海中智公司根据盈利情况每年发放年终奖，但珠海中智公司没有书面的年终奖发放制度，珠海中智公司没有举证2013年之前年终奖发放的方案和标准。董成龙于2013年I2月31日、2014年1月28日领取珠海中智公司发放的2013年度年终奖共计6850元。双方于2014年4月11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三、2013年部分奖金及业绩提成按照总公司决策，制定奖金方案及计算奖金金额后再发放，其中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2、董成龙主张2013年年终奖金的数额为11700元，珠海中智公司仅发放6850元，仍有4850元未发放。董成龙主张的依据是珠海中智公司应执行总公司中智广州公司制定的《中智广州公司工资福利方案》（下面简称“《福利方案》”）以及《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关于奖金的约定。《福利方案》自2011年1月1日开始执行，该方案规定“年终奖金的拟定，旨在保持公司业绩的增长，实现超额利润，并通过超额业绩与奖金和发展资金的挂钩，保证公司发展资金的来源，提高员工的薪金满意度。公司员工薪酬与业务指标挂钩办法另行拟定，并根据每年的业务发展情况动态调整，相关文件作为本方案的附件，与本方案合并执行“第六条适用范围公司海外业务部……珠海公司、佛山公司……将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另行制定奖励方案，报总经理办公室批准后按法定程序提交工会讨论通过后执行”。珠海中智公司对董成龙上述主张不予认可，辩称其与总公司是各自独立的法人，珠海中智公司可以自行制定奖金方案，因珠海中智公司没有实际制定年终奖方案，《福利方案》仅作为珠海中智公司的参考。3、珠海中智公司辩称发放年终奖不是企业的法定义务，属于企业自主管理的福利性待遇分配权限，应由企业结合实际经营状况可自行制定分配，董成龙每年会根据当年公司和部门盈利情况来确定当年是否应当发放年终奖。2014年珠海中智公司系被重点审计和检查的企业，并被查出有违反财务准则的问题，珠海中智公司的利润较往有所减少。2014年1月9日珠海中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被暂停职务，由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青龙兼任珠海中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珠海中智公司2013年年终奖的发放由总公司制定。因奖金的金额必须在计算企业上年度营业情况下才能确定，但为了激励员工，珠海中智公司根据公司员工的行政级别及职级规定，在春节前先予发放部分年终奖，最后根据核算，多退少补。珠海中智公司提供2014年1月24日、2014年5月29日的《会议纪要》及2014年6月3日总公司向珠海中智公司发出的《通知》。2014年1月24日的《会议纪要》记载：公司总经理刘青龙、人事行政部负责人谭葆菁、财务预算部负责人饶利虹召开议题为“2013年奖金等问题”的会议，会议内容为讨论关于2013年奖金等三件事件，结合公司2013年的经营状况及各部门、分支机构业绩，对公司2013年奖金发放问题进行讨论，刘青龙的意见为：“因2013年公司相关经营、财务数据尚未完全统计核算，但为了让员工过好春节，将先行按员工的行政级别和职级发放2013年奖金，在财务预算部完全统计核算后，将根据核算结果进行多退少补……珠海珠海中智公司因总经理被撤职，暂无法组建班子，员工奖金跟总部统一发放。本次奖金按全年一次性年终奖代扣个税。……”谭葆菁、饶利虹无意见。2014年5月29日的《会议纪要》记载：公司总经理刘青龙、人事行政部负责人谭葆菁、财务预算部负责人饶利虹召开议题为“通报中智集团对公司审计情况及公司2013年奖金和福利发放情况”的会议，内容为“公司及珠海公司已经按照员工的行政级别和职级先行发放了2013年的奖金，经过财务预算部统计核算，扣除政府补贴和返还，公司和珠海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幅度较大，按主营收入计算，公司和珠海公司2013年的奖金已全部发放完毕。有个别员工存在超额发放情况，但是考虑到稳定员工队伍，暂不对已经超额发放的员工作退还处理。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后，国企要带头执行，所有违规现象要全部停止以后如何办，等待上级通知，请你们做好员工的解释工作。”2014年6月3日总公司向珠海中智公司发出《通知》，内容为中智集团总公司审计珠海中智公司后，发现珠海中智公司严重违反会计法准则和财务管理相关制定，要求珠海中智公司立即予以纠正，只可以将政府部门的有关补贴计入本年度企业营业外收入；按照广州总公司的统一安排，2014年1月底，珠海中智公司已经按照员工的行政级别和职级先行发放2013年的奖金；经过广州总公司统计核算，扣除政府补贴和返还，珠海中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幅度较大，按主营收入计算，珠海中智公司2013年的奖金和业务提成已经全部发放完毕……董成龙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没有证据显示珠海中智公司将总公司作出的珠海中智公司的2013年年终奖方案告知珠海中智公司的全体员工和董成龙，亦没有举证证明2012年利润及董成龙2012年度年终奖数额。4、珠海中智公司主张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月28日向董成龙发放的2013年年终奖7000元，扣除董成龙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150元后，实际向董成龙发放奖金6850元。董成龙对税前奖金金额不予认可，对珠海中智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不予认可，只认可税后实收奖金金额。五、申请仲裁时间：2015年2月11日。六、申请仲裁请求：要求珠海中智公司支付2013年度年终奖差额人民币4850元。七、仲裁结果：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珠劳人仲案字（2015）18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珠海中智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董成龙支付2013年年终奖佘额4700元；二、驳回董成龙的其他仲裁请求。八、珠海中智公司的诉讼请求：1.判决珠海中智公司无需向董成龙支付2013年年终奖余额47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董成龙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可见，企业有权自主分配工资和资金。本案中，珠海中智公司、董成龙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并未涉及年终奖具体数额及计算标准的问题，董成龙主张的剩余年终奖奖金数额，源于其认为年终奖应当按逐年增长30%的公司惯例，同时比照其相同岗位的奖金计算而得。但董成龙并无举证证明珠海中智公司存在年终奖发放逐年按30%比例递增的情况，亦无证据证明其2013年年终奖的应收数额。同时，珠海中智公司提交公司2011年、2012年、2013年度利润表以及公司2011、2012、2013年奖金发放对比表，证明奖金发放不是完全按照公司的利润多少进行发放，奖金数额亦非每年以30%的增长率增长。董成龙认为年终奖尚未发放完毕的证据为珠海中智公司、董成龙双方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提及“2013年部分奖金及业绩提成按照总公司决策，指定奖金方案及计算奖金金额后再发放”。对此问题，珠劳人仲案字（2014）187号仲裁裁决书中查明，珠海中智公司已开会决定了该年度年终奖的发放，并根据总公司的通知确定该年度年终奖的发放情况。该决定属于企业自主经营的范畴。综上，珠海中智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有权根据企业效益及员工的综合表现等自主决定年终奖的发放金额，董成龙2013年的年终奖已经全部发放完毕。故珠海中智公司诉请无需向董成龙支付2013年度年终奖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珠海中智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无需向董成龙支付2013年年终奖余额人民币47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5元，由董成龙负担。
一审判决后，董成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2015）珠香法高民一初字第86号判决，改判珠海中智公司应当向董成龙支付2013年终奖金余额人民币4700元；二、请求判令珠海中智公司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董成龙未能举证证明珠海中智公司有关于年终奖相关规定是错误的，应由珠海中智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和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奖金属于工资的组成部分。因此2013年年终奖属于工资的组成部分。第四十四条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制定本单位的工资支付制度，并书面告知本单位全体劳动者。因此，负有举证责任的应当是珠海中智公司，而非董成龙。珠海中智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依法制订了奖金支付制度，并书面告知了本单位的全体劳动者。而中智广州公司作为母公司，对奖金的发放，统计核算等进行书面的规定，珠海中智公司员工的工资构成与中智广州公司完全相同，是按照中智广州公司的《福利分配方案》计算、分配工资与奖金。二、一审判决依据珠海中智公司开会决定了该年度年终奖的发放，并根据总公司的通知确定该年度年终奖的发放情况，从而认定董成龙2013年的奖金已经全部发放完毕是错误的。提交的中智广州公司会议纪要制定于2014年1月24日，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时间是2014年4月15日，如果2014年1月已经会议讨论确定2013年度年终奖的发放方案，那为何还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中约定“2013年部分奖金及业绩提成按照总公司决策，制定奖金方案及计算奖金金额后发放”，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和逻辑，显然该会议纪要是珠海中智公司为本案诉讼而单方制作的假证据，该会议纪要从未通知董成龙，珠海中智公司更未举证证明该会议纪要和《通知》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未证明经过公示和对公司员工适用，不具有法律效力，且《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因此该会议纪要并不能作为认定年终奖已经全部发放完毕的证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支持董成龙的上诉请求。
珠海中智公司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正确，董成龙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董成龙未能举证证明珠海中智公司有关于年终奖相关规定是错误的，应由珠海中智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和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没有法律的根据。董成龙称《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对此，珠海中智公司已在一审中提出过相关证据证明珠海中智公司已向董成龙支付了2013年年终奖，且董成龙在一审中也证实确实收到珠海中智公司向其发放的2013年年终税前奖金10500元（税后10260元）。所以关于此点，珠海中智公司认为无需再进行举证。董成龙和珠海中智公司双方的劳动合同并无约定珠海中智公司必须每年向董成龙发放年终奖，而且，现有劳动法律法规并没明确规定企业应当发放员工年终奖金，所以企业年终奖不是一项法定义务、属于企业自主管理的福利性待遇分配权限、应由企业结合实际经营状况自行制定分配。企业可根据当年企业和部门盈利情况、企业的长远发展规划的等因素来综合确定当年是否应当发放年终奖及发放的数额多少。董成龙称中智广州公司作为珠海中智公司的母公司，对奖金的发放，统计核算等进行书面的规定，珠海中智公司员工的工资构成与中智广州公司完全相同，要求依据《中智广州公司工资福利方案》有关规定，发放2013年年终奖金，于理无据，该方案为中智广州公司的工资福利方案，并不适用于董成龙，该方案的第六条“适用范围：公司海外业务部、商务部……、珠海公司、佛山公司……将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另行制定奖励方案，报总经理办公会议批准后按法定程序提交工会讨论通过后执行”。可见，中智广州公司的工资福利方案并不是适用于珠海中智公司。二、董成龙称一审法院判定董成龙2013年的年终奖已经全部发放完毕是错误的，缺乏法律依据。中智广州公司2014年1月24日的会议纪要和董成龙与珠海中智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在时间和内容上都是不冲突的。2014年1月24日的会议纪要提到“因2013年公司相关经营、财务数据尚未完全统计核算，但为了让员工过好春节，将先行按员工的行政级别和职级发放2013年奖金，在财务预算部完全统计核算后，将根据核算结果进行多退少补……”双方于2014年4月15日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三项约定“2013年部分奖金及业绩提成按照总公司决策发放”问题，经总公司中智广州公司向珠海中智公司下发的《通知》决定，因为在扣除政府补贴和返还后，珠海中智公司2013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幅度较大，经过核算，珠海中智公司2013年奖金已经全部发放完毕。珠海中智公司已向全体员工传达了总公司的《通知》精神，告知2013年年终奖已经全部发放完毕，事实上董成龙是完全知道2013年奖金已经全部发放完毕的事实的，其他全体员工也没有再发放过2013年奖金，不仅是针对董成龙没有再发，所以董成龙要求发放2013年奖金余额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三、按照公司惯例，在没有出审计报告时，公司无法准确计算员工年终奖的数额，但珠海中智公司在每年的春节前为员工预发部分年终奖过年，待审计报告完成，公司再根据盈利情况为员工进行核算，制定奖金分配方案，多退少补。董成龙于2014年4月15日离职，离职时公司的2013年度审计报告还没有出来，所以无法计算员工最终的奖金，所以董成龙所提供的解除劳动协议书里指的剩余奖金是未知数，可以为正数、负数或0。预发奖金的依据是中智广州公司2014年1月24日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明确2013年预发奖金根据员工级别发放，并在第三点提出由于珠海中智公司总经理刚被撤职，暂无法组建班子，员工奖金跟总部统一发放。总公司的会议纪要涉及全员预发奖金具体数额，按公司保密原则，只发给珠海中智公司总经理留底，无需给工会讨论。根据《劳动法》第47条规定，规定企业有权自主分配，我国法律也没有规定企业要向劳动者发放年终奖、业务提成等，年终奖、业务提成应遵守企业的规定，本案中，双方在劳动合同中没有约定年终奖的发放，也没有约定具体的数额。
二审时，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综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结合双方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依该规定，企业有权自主分配工资和资金。我国劳动法律法规没有对用人单位需向员工发放年终奖作出强制性规定，亦未有明确规定年终奖的发放方式、数额和发放时间。综上，发放年终奖并非用人单位必须承担的强制性义务，是用人单位自主经营的范围。其次，年终奖的发放应遵从双方约定，而本案中，董成龙与珠海中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并未对年终奖的发放进行明确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仅约定了年终奖金需按照总公司决策确定，而中智广州公司下发的《通知》已决定珠海中智公司2013年的奖金已经全部发放完毕。再次，董成龙主张珠海中智公司应当执行总公司中智广州公司制定的《中智广州公司工资福利方案》下发年终奖金，但该福利方案中明确写明“珠海公司将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另行制度奖励方案，报总经理办公室批准后按法定程序提交工会讨论通过后执行”，可见，中智广州公司虽为珠海中智公司的母公司，但中智广州公司与珠海中智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法律主体，中智广州公司其自身内部的《中智广州公司工资福利方案》并不能当然适用于珠海中智公司。退一步讲，即便珠海中智公司参照执行《中智广州公司工资福利方案》，该福利方案明确规定：“年终奖金的拟定，旨在保持公司业绩的增长，实现超额利润，并通过超额业绩与奖金和发展资金的挂钩，保证公司发展奖金的来源，提高员工的薪金满意度。公司员工薪酬与业务指标挂钩办法另行拟定，并根据每年的业务发展动态调整”，可见，年终奖金是根据公司业绩进行动态调整的，根据中智广州公司出具的《通知》可以得知，经过广州总公司统计核算，扣除政府补贴和返还，珠海中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幅度较大，按主营业务计算，珠海中智公司2013年的奖金和业务提成已经全部发放完毕，故珠海中智公司并不存在拖欠发放董成龙2013年年终奖金的事实。至于董成龙主张珠海中智公司的年终奖应当按照逐年增长30%的公司惯例进行发放的上诉请求，董成龙并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证明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董成龙主张珠海中智公司应当支付年终奖差额人民币4700元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董成龙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董成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孟庆锋
代理审判员 艾欣欣
代理审判员 唐育萍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