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703民初2783号
原告：杨文洲，男，汉族，生于1963年2月26日，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告：绵阳市涪城区玉皇镇老君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唐开兵，该村村主任。
被告：绵阳市涪城区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唐开远，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庆斌，四川川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虹，绵阳市涪城区涪城法律工作者。
原告杨文洲诉被告绵阳市涪城区玉皇镇老君村村民委员会、绵阳市涪城区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文洲和被告绵阳市涪城区玉皇镇老君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玉皇镇老君村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唐开兵、绵阳市涪城区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的法定代表人唐开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庆斌、沈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文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依法归还原告在第二轮（1998年）承包时承包的3.58亩（含自留地0.3亩）已被村社私分了的土地。（土地具体位置见“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2、请依法赔偿原告的直接经济损失10年共计336090元，精神损失费3万元，维权车旅费、材料费、误工费共计1万元，合计人民币376090元；3、如被告不退还我原有的土地，就请按照征用土地给予我经济补偿，购买养老保险；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杨文洲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方在公产地里面给我分配3.58亩的土地，条件是不能分得太开、太零散，不方便生产，相对集中，并不是退还原有的土地”。事实和理由：我系涪城区玉皇镇老君村五组生长人氏，家中有妻、女共三人。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我家依法承包了水田2.09亩，旱地1.19亩（具体承包土地位置见“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承包期限1998年9月1日起到2028年8月31日止。2002年，我卖掉了家中的住房用于治病，在没劳力没住房的情况下，为了不把土地荒芜，我响应了村社的倡导于2003年将我承包的土地交给了村社集体暂时代管并耕种。2006年，因不好找工作难以生存，我就向被告要求收回我承包的土地，但村社以各种理由敷衍推脱。2008年“5.12地震”灾后重建，村上归划集中安置点时，既不开村民会议，也不告知我本人知晓，更没有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就把我承包的土地分给了被抽地建集中点的村民，当时队上尚有三十多亩公产田他们不拿去补给村民却私分我承包的土地。我要求被告将我的土地退还，但被告既不退我土地、不给我确定承包权，也不给我买社保、不给我补偿，不管我日后的生活，我年老体病导致生活无着，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被告玉皇镇老君村村委会辩称，村委会没有土地，也没有发包土地和收回土地的权力，村委会不是原告承包土地的合同相对方。我们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告不应当起诉我村委会，请驳回原告对我们村委会的诉讼请求。
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辩称，1、原告一家三人确系我村五组生长人氏，1998年9月确实在我组承包了土地3.58亩，承包期限至2028年8月31日止。原告因其在绵阳城区做废品生意，家中无力耕种承包土地，于2003年向我组书面提出申请，自愿将其承包的3.58亩土地退回我组，随后我组已将其退回的土地分包给我组的其他村民耕种，并非是我组违法收回并私分了原告的土地。同时，本案原告退回土地的另一原因是，当时种土地的村民需要向国家集体缴纳农业税及双提款，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将其承包的土地退回给我组。2、2012年初，原告回到我组要求承包其以前退还给我组的土地，但土地已分给其他村民，我组遂召集了30余户主到组上开会，在会议上，超过半数的人不同意发包土地给原告。同时，会议决定并告知原告，需交纳公路集资费等费用每人3000元后，可以在五组的公产土地里面另外分配土地，该会议原告也参加了，但原告却未在会议决定的缴款期限内缴纳该笔费用，故我组也未在公产田里给其发包土地。3、因我组系2008年灾后居民点重建集中安置点，修建安置点占用了我组的部分土地，同时，修建“绵中公路”又占用了我组部分土地，现我组土地已经很少了，无法满足原告在公产地里承包3.58亩土地的要求。4、我组响应上级的号召，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我组已将第二轮土地进行了分包，上级也对我组承包土地的村民予以了确权，所以现在没有土地发包给原告。5、原告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前，将土地退还给我组，我组将其进行了重新发包，其退还土地的行为是自愿的，原告若确需承包土地，也要等到第二轮土地承包期满才能进行土地承包。6、另外，原告要求我方赔偿其10年的经济损失费等费用，我方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不同意赔偿。7、即使我方没有土地发包给原告，我方也不同意支付经济赔偿费和购买社保，因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杨文洲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复印件，证明原告原来所承包的3.28亩土地，期限从1998年9月1日至2028年8月31日止；2、《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复印件、《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证明原告向被告缴纳了双提款的；3、《老君村收款收据》复印件，证明原告在2003年缴纳了承包土地相应的费用；4、《绵阳四零四医院报告单》复印件，证明原告患有疾病；5、《求助信》复印件，证明原告在2006年3月28日、2014年2月20日等时间曾找过相关部门，被告明知我在要求退还我土地的情况下，还将我原来的承包土地另外进行了发包；6、《齐鲁晚报》打印件、《绵阳日报》打印件、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判决书复印件，证明与原告相类似的情况是如何处理的。被告玉皇镇老君村村委会未提交证据。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会议记录》复印件三份，会议召开时间分别为2013年2月4日、2017年6月23日、2018年6月15日，证明在全组过半数以上的户主讨论决定，以前将退回五组土地的村民需再次承包土地的，需向五组缴纳集中筹资、公路建设集资款等费用，每人3000元；还证明超过全组过半数的户方，通过不记名主方式专题讨论原告杨文洲承包土地的问题，仍有超过半数的户主不同意发包土地给原告；而在2013年2月4日的会议记录及2018年6月15日的会议记录，本案原告都在会议现场；同时还证明，土地的承包、发包不是组长个人能决定的，需要提交集体讨论。2、《谈话笔录》复印件、《调查笔录》复印件，证明本案原告退回土地的原因是其自己在绵阳做生意，家中土地无人种，系自愿申请退回的土地，与原告一起自愿申请退回承包土地的共有9户16人。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复印件（2005年、2015年），证明我组土地在原告要求退回土地后，我组土地又在2005年和2015年通过上级部门发证，再次进行了确权，在2015年的确权，实际是从2012年10月份开始的，原告不在承包人员内。4、申请唐开朋、杨文合、杨文光等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原告杨文洲2003年是自愿申请退回土地的，并非是其在诉状中所说他将土地退回给我组，是让我组代为管理，而是自愿退回土地，不再耕种。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在卷佐证。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杨文洲及其妻、女共三人系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的成员。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杨文洲家依法承包了水田2.09亩、旱地1.19亩合计3.28亩的土地，承包期限1998年9月1日起到2028年8月31日止共计30年。
2002年，原告杨文洲患病，为方便治病，遂和妻子带女儿到绵阳市涪城区城里务工、生活，并将位于第五村民小组的住房卖给了本小组的成员杜秀英，其承包的3.28亩的土地也交回给了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于2005年将原告杨文洲退回的土地分包给了其他小组成员耕种。
2006年，原告杨文洲病情稳定下来，加之城里务工、生活没有预想的顺利，就想回老家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生活，遂向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要求收回原承包的土地，无果，遂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在相关部门的干预下，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于2013年2月4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会议讨论决定：1998年承包土地后退回集体的，必须由本人申请，并在截止2013年2月13日晚上零时，给集体缴纳3000元／人的费用，可以在机动田地补分土地；2003年有写申请退，现在要分，必须缴纳筹资筹劳、公路建设、集体提留等费用。参加会议的村民小组成员均在该《会议讨论决定》上签名捺印。原告杨文洲参加了会议，但未在该会议记录上签名捺印。事后，原告杨文洲也未提交重新分配土地的申请，也未按照会议讨论决定的给集体缴纳3000元／人的费用，故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也未给原告杨文洲重新分配土地。
原告杨文洲继续向相关部门反映，要求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给自己分配土地，绵阳市涪城区玉皇镇人民政府有关领导指示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就原告杨文洲要求分配土地一事再召集村民小组成员讨论。2017年6月23日，共计42名村民小组代表参加了会议讨论（原告杨文洲未参加），经讨论决定“必须按照2013年2月4日村民会议决定执行，在2013年2月13日未交申请，就不再补土地”。参加会议的村民小组成员均在“同意”栏或者“不同意”栏签名捺印，其中。在“同意”栏签名捺印的村民小组成员有3人，在“不同意”栏签名捺印的村民小组成员有39人。
原告杨文洲要求重新分配土地无果，遂起诉来院，提出上述之诉求。
诉讼过程中，绵阳市涪城区玉皇镇人民政府有关领导指示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就原告杨文洲要求分配土地一事再次召集村民小组成员进行讨论。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于2018年6月5日召集村民小组代表29人（原告杨文洲也参加了会议）开会讨论，并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原告杨文洲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一事进行了表决，经统计，同意给原告杨文洲重新分配土地的有7人，不同意的有22人，原告杨文洲未参与投票。
另查明，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现尚有公产田6亩左右，公产地还有10亩左右。
本院认为：原告杨文洲系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原住民，依法享有在该村民小组承包土地的权利，原告杨文洲在1998年土地承包时依法承包了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的土地3.58亩。原告杨文洲在承包土地的期限内，于2003年将自己家承包的土地3.58亩交回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究竟是退回土地不耕种了，还是交给集体暂时代管？原告杨文洲交回土地究竟向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提供书面申请书没有？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原告杨文洲主张，自己交回土地，仅是由于自己生病，无能力耕种，暂时将土地交回集体代管，以免荒芜，待自己病愈后将收回土地，故没有像其他交回土地的村民小组成员一样提交交回土地的书面申请。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则声称，原告杨文洲和其他交回土地的村民小组成员一样，提交了交回土地的书面申请，是交回土地，不再耕种，若要再分配土地，需待本轮土地承包期限届满后，再分配土地。
综合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和辩解意见，本院对原告杨文洲在2003年向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交回土地3.58亩这一客观事实，予以确认，但双方当事人对原告杨文洲交回土地究竟是退回土地不耕种了，还是交给集体暂时代管，意思表示均不明确、清楚，双方当事人均错误理解了对方的意思表示。原告杨文洲认为自己是交回集体暂时代管，以避免撂荒；而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认为原告杨文洲系交回土地不愿再耕种，遂将原告杨文洲交回的土地另行发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的规定，原告杨文洲“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交回后，“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没有“交回集体暂时代管，以避免撂荒”的说法或者做法，其他法律法规也没有相应的规定。但是，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作为土地的发包方，收回土地的法定程序是“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包方交回承包地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程序的，不得认定其为自愿交回。”的规定，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关于原告杨文洲系“交回土地不愿再耕种”，应当提供原告杨文洲交回土地的书面申请书。但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不能提供，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由于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已经将原告杨文洲原承包的土地分配给了其他小组成员，原告杨文洲明确表示不愿意起诉现耕种自己原有土地的小组成员，故就只能在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的公产田地中另行分配，对原告杨文洲要求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在公产田地分配土地3.58亩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现尚有公产田6亩左右，公产地还有10亩左右，完全能够满足原告杨文洲在公产田地另行分配土地的诉求，对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关于“我组土地已经很少了，无法满足原告在公产地里承包3.58亩土地的要求”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由于土地内的农作物具有季节性，本院酌情给予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两个月的准备时间。原告杨文洲对另行分配的公产田地附加“不能分得太开、太零散，要相对集中”等限制性条件，该限制性条件合情合理，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在另行分配土地时，应当视还剩余的公产田地的具体位置，尽可能给予满足。
被告玉皇镇老君村村委会不是原告杨文洲承包土地的合同相对方，和原告杨文洲之间没有发包、承包土地的合同关系。对被告玉皇镇老君村村委会关于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原告杨文洲要求被告玉皇镇老君村村委会在本案中承担另行分配土地，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杨文洲还要求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承担“直接经济损失10年共计336090元，精神损失费3万元，维权车旅费、材料费、误工费共计1万元，合计人民币376090元”等经济损失，并要求“如被告不退还我原有的土地，就请按照征用土地给予我经济补偿，购买养老保险”。本院认为，原告杨文洲的上述两项诉求，均不能得到法院支持。理由如下：1、原告杨文洲于2003年向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交回承包土地3.58亩这一事实，客观存在。尽管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将原告杨文洲交回土地的主观意愿是“暂时交回，待自己病愈后将收回土地”，理解成了“和当时一起交回土地的其他小组成员一样，是交回土地，不再耕种了”，但不能据此认定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违法收回”了原告杨文洲的土地，因为原告杨文洲自己参与了交回土地这一过程。2、原告杨文洲没有就经济损失这一诉求，向法院提交证据，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承担不利法律后果。3、按照原告杨文洲自己的解释，2013年交回土地的初衷是“以避免撂荒”，也就是说，如果被告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不接受原告杨文洲“暂时交回土地”的做法，原告杨文洲只能将承包土地予以弃耕或者撂荒。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的规定，原告杨文洲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诉求，也不应当得到支持。4、原告杨文洲在庭审过程中，自愿将第一项诉讼请求“请依法归还原告在第二轮（1998年）承包时承包的3.58亩（含自留地0.3亩）已被村社私分了的土地。”变更为“要求被告方在公产地里面给我分配3.58亩的土地，条件是不能分得太开、太零散，不方便生产，相对集中”，特别解释了“并不是要求被告退还原有的土地”。原告杨文洲的第三项诉讼请求和其变更后是第一项诉讼请求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不应当得到支持。
综上，为维护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绵阳市涪城区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在本村民小组保留的公产田地内向原告杨文洲分配土地3.58亩（1、分配的土地包括水田2.09亩，旱地1.49亩；2、分配的土地应当和第五村民小组其他成员一样，给予补签承包合同、确定承包经营权等相同的待遇；3、分配的土地的承包期限至2028年8月31日届满），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杨文洲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收取诉讼费3471元（原告杨文洲已经预交300元），由原告杨文洲承担100元，被告绵阳市涪城区玉皇镇老君村第五村民小组承担200元，其余诉讼费本院决定予以免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 宏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黎小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