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琼97行初93号
原告符卓才，男，汉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
原告符巨家，男，汉族，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
以上二位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符永胜，男，汉族，海南省儋州市人。
被告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张磊，主任。
委托代理人何志锋，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潘蓉，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法制办工作人员。
原告符卓才、符巨家诉被告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洋浦管委会）拆迁安置行政命令一案，于2016年4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4月26日立案后，于同年5月10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符巨家及其与符卓才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符永胜，被告洋浦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何志锋、潘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洋浦经济开发区搬迁安置办公室（以下简称洋浦搬迁办）于2016年4月13日向符卓才发出《通知》，认为符巨家与符卓才没有直系血亲关系，符卓才不得与符巨家组户进行联排房安置。根据《洋浦经济开发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搬迁安置与补偿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四十条及《洋浦经济开发区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搬迁协议》）第九条第四款规定，责令符卓才于2016年4月14日前主动到洋浦搬迁办办理退房手续，将安置补偿款退交新英湾区办事处。
原告符卓才、符巨家共同诉称，符卓才于2013年10月7日与被告洋浦管委会签订了《搬迁协议》（洋浦搬迁办代为办理，实际是洋浦管委会的行为），确定符卓才、符巨家享有位于洋浦东部安置新城联排房安置区的安置房屋一间，面积为160平方米，并获得经济补偿款126025.4元。洋浦管委会于2015年12月交房并支付补偿款给符卓才、符巨家。2016年1月，符卓才、符巨家入住上述安置房屋。2016年4月13日，洋浦管委会以洋浦搬迁办的名义向符卓才、符巨家送达《通知》，以符巨家与符卓才非父子血亲关系，不符合搬迁补偿安置条件为由，要求符卓才、符巨家于2016年4月14日立即交还房屋和退还补偿款。该《通知》未告知符卓才、符巨家诉权和起诉期限。《搬迁协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协议，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符巨家是符卓才于1986年收养的儿子，并于1986年落户于洋浦经济开发区，符巨家与符卓才已经形成事实上的父子关系。符巨家与符卓才是否直系血亲并不影响父子关系的合理成立，符巨家享有与符卓才的直系血亲子女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因此，洋浦管委会以符卓才、符巨家不是直系血亲关系，不得享受补偿安置为由，以《通知》的形式作出要求符卓才、符巨家“退房还款”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符卓才、符巨家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撤销洋浦管委会于2016年4月13日作出的《通知》。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通知，证明洋浦管委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2.《搬迁协议》，证明符卓才、符巨家获得补偿安置的事实；证据3.搬迁户洋浦自建房屋登记确认表，证明符卓才、符巨家房屋登记的事实；证据4.联排房分配及入住告知书，证明符卓才、符巨家拥有房屋产权的事实。
被告洋浦管委会辩称：一、符巨家与符卓才未形成收养关系。符巨家本名符发健，系儋州市海头镇洋加东村委会白沙地村人，符发健及其配偶和三个子女均参加该村家庭联产承包，领取粮农补贴，分配有村集体宅基地建房，办理农保、生育服务等社保服务，世代在白沙地村生产生活。符发健出生就已落户在其生父符巨丰户内，直至其成年成家时，才从其生父编号为030120491的户内独立分户到编号为469003030157972的户内。分户后，身份为户主，直至2014年11月25日，海南省公安厅人像比对系统发现符发健与符巨家系重复户口，才从编号为469003030157972的户内注销，而符巨家本人一直生活在白沙地村。因此，符发健从小一直随生父母生活，长大后自然成为生父母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娶配偶、所生子女也已与符发健独立成户，成为生父符巨丰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符卓才诉称符巨家系其养子，但在民政部门从未有过符卓才收养符巨家的收养登记。因此，符卓才与符巨家（符发健）没有形成养父母子女关系。二、现签订协议的符卓才户不应认定为搬迁安置户。符巨家的洋浦户口是符卓才虚报的户籍，符巨家即符发健从未与符卓才共同生产生活，符发健一直由生父符巨丰抚养，也一直在白沙地村生产居住生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管理条例》第六条的规定，符发健的合法户口应为白沙地村的户籍，而非洋浦的户籍。根据符卓才户签订搬迁安置协议所依据的《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被搬迁人有多个儿子的，到搬迁公告公布之日止，其儿子已到22周岁法定婚龄未婚的和已结婚成家的，都可以分户，其中一个儿子须随父母组户”的规定，符卓才应随其婚生儿子符巨风、符巨猷、符巨仁中的一人组户，而不是独立成户。现签订协议的符卓才户中有两个安置人口：符巨家、符卓才。其中，符巨家系一个虚报户口，因此，符卓才户不是独立的搬迁安置户。三、撤销符卓才户的搬迁安置协议事实清楚，依据正确。符卓才虚报安置人口符巨家，骗取独立搬迁安置户资格，以弄虚作假的方式与洋浦管委会签订了搬迁安置协议，该协议违反《暂行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应予以撤销。同时，根据协议第九条第四款的规定，洋浦管委会也应撤销双方签订的协议。在撤销协议过程中，洋浦管委会多次派工作组做思想工作，但符卓才、符巨家不予理睬，最终只有依据《暂行办法》和协议，书面通知符卓才、符巨家退还其已非法取得的联排房和补偿款。综上，洋浦管委会于2016年4月13日作出的《通知》，认定事实清楚，依据正确，程序恰当。请法院依法驳回符卓才、符巨家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洋浦经济开发区搬迁安置人口申报表，证明符卓才虚报符巨家为其直系血亲；证据2.《搬迁协议》（联排房安置方式），证明符卓才依据虚报的三子符巨家，骗取洋浦管委会与其签订协议，取得约定的联排房和补偿款，同时证明协议中第九条第四款有明确约定，弄虚作假骗取联排房和补偿款的，依法处理；证据3.符发健户、符巨丰户、符卓才户的户籍证明及符发健的户籍证明、海南省儋州市常住人口信息、符巨丰与符发健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关于比对户籍信息相片相似度情况的证明、符发健从符巨丰户中分户记录、变动户主记录等，证明符发健就是符巨家，其生父为符巨丰，符发健户口从出生申报从未迁移，符发健与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未消除；证据4.海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2011-2014年海头镇洋加东村委会白沙地村民小组种粮农户综合直补和粮食直补公示表、家庭人口信息、海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证明、宅基地登记证明，证明符发健一直随其生父母生活，在其生父母所在地参加家庭联产承包，领取种粮农户综合直补和粮食直补，参加社会保障事务，分得村集体宅基地建房，从未与其生父母消除权利义务关系；证据5.《暂行办法》，证明符卓才户签订搬迁安置协议的依据是《暂行办法》，符卓才本人是该项目的安置人口，但应随一个儿子组户；证据6.《通知》，证明洋浦管委会已依据搬迁安置政策和双方协议约定撤销双方已签订的搬迁安置协议，要求符卓才、符巨家退还联排房和补偿款。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一）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1、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1992年房屋底册记载的房屋是符卓才的，且第一个表记载的面积实际上是从符卓才的房屋底册记载的房屋面积当中分割出来的一部分，第二个表记载的房屋面积也是从符卓才1992年以后自建的全部房屋当中分割出来的一部分；对证据4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证明符卓才、符巨家已经领取洋浦管委会的安置房，至于领取房屋合不合法，那要证据来证明。（二）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符卓才、符巨家父子关系成立，符合搬迁安置的条件，并且得到相关单位审核属实的事实；对证据2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符卓才、符巨家与洋浦管委会依法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且协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事实，证实符卓才、符巨家已合法取得房屋与补偿款，应受到法律保护；对证据3和证据4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认为洋浦管委会是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于2016年5月期间才收集的证据，是不合法的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证据5无异议，认为这恰好证明了符巨家是符卓才的儿子，理应分得房屋与补偿款；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洋浦管委会超越职权，形式不合法，违反法定程序，该行政行为没有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1至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认为证据3和证据4是被告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之后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上述二组证据中符卓才户的户籍证明、关于比对户籍信息相片相似度情况的证明是在2016年4月13日之前收集，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确认，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于2016年4月13日作出，在此时间之后收集的证据不能认定为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证据，但是上述证据均是2016年4月13日之前已经客观存在的证据，可以作为补强证据使用，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5和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符巨家又名符发健，其生父符巨丰是海南省儋州市海头镇洋家东村委会白沙地村村民，符发健出生后户口落户在该村，其妻子羊科菊及儿子符昌颖、女儿符昌彦、女儿符昌霞均是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一直在该村居住生活。原告符卓才的户口登记信息显示符巨家是符卓才的三儿子，但符卓才与符巨家未曾办理收养手续。2014年11月25日，符发健的户口因“重人”注销。因海南炼化改扩建项目建设，需搬迁符卓才位于用地范围内的房屋及附着物。《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有洋浦常住户口，有1992年人口普查登记底册和1992年房屋普查登记底册的被搬迁人可以分户：被搬迁人有多个儿子的，到搬迁公告公布之日止，其儿子已到22周岁法定婚龄未婚的和已结婚成家的，都可以分户，其中一个儿子须随父母组户。”除符巨家以外，符卓才有婚生子符巨风、符巨猷、符巨仁。符巨风、符巨猷、符巨仁均已分户进行安置。2013年10月7日,符卓才与符巨家组户与洋浦搬迁办签订《搬迁协议》。2015年12月，符卓才、符巨家按协议约定领取位于洋浦东部安置新城联排房安置区的安置房屋一套，建筑面积为160平方米，同时领取经济补偿款126025.4元。2016年1月，符卓才、符巨家入住安置房。2016年4月13日，洋浦搬迁办作出《通知》并送达符卓才、符巨家。洋浦搬迁办认为，符巨家与符卓才没有直系血亲关系，符卓才不得与符巨家组户进行联排房安置。根据《暂行办法》第四十条及《搬迁协议》第九条第四款规定，责令符卓才于2016年4月14日前主动到洋浦搬迁办办理退房手续，将安置补偿款退交新英湾区办事处。符卓才、符巨家不服，以洋浦管委会为被告，于2016年4月26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洋浦管委会于2016年4月13日作出的《通知》。
另查明，洋浦搬迁办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正处级事业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开发区范围内征收房屋的搬迁安置与补偿工作。洋浦管委会在庭审调查中确认洋浦搬迁办于2016年4月13日作出的《通知》是受洋浦管委会委托作出的行政行为，该行为应当归属于洋浦管委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被告洋浦管委会在诉讼过程中收集的证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限制收集证据的对象是原告、第三人和证人。从洋浦管委会提供的证据来看，收集证据的对象是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儋州市公安局海头边防派出所、儋州市海头镇人民政府、儋州市国土资源局等单位，且上述证据在2016年4月13日之前已客观存在，与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洋浦管委会在诉讼过程中收集的上述证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原告符卓才、原告符巨家关于洋浦管委会在行政行为作出之后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是符巨家是否属于安置对象。从洋浦管委会提交的证据进行分析，符巨家与符卓才未依法办理收养手续，没有形成法律上的收养关系，且符巨家以符发健的名义一直在儋州市海头镇洋家东村委会白沙地村居住生活，亦未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符巨家将户口登记在符卓才的名下，属于挂靠户口的情形。根据《暂行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挂靠户口的非家庭直系成员不属于安置对象。洋浦搬迁办根据《暂行办法》第四十条及《搬迁协议》第九条的规定，于2016年4月13日作出《通知》，要求符卓才搬迁安置户退房并退交补偿款，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处理结果正确。符卓才、符巨家请求撤销该《通知》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符卓才、符巨家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符卓才、符巨家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霞
审 判 员 文魁兴
人民陪审员 刘耀雄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管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