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2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某数码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大权。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
负责人龙静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晓龙。
上诉人上海某数码公司、上诉人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及上诉人北京某科技公司）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3）松民二（商）初字第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14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3月21日，上海某数码公司与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印刷制作合同一份，约定由上海某数码公司为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制作礼盒及快递盒各30，000个，分三期履行，每期价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54，800元，合计464，400元。合同约定：4.1货款定金。设计稿经甲方（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并提出书面打样通知后，甲方需在5个工作日内，支付当期制作部分金额的50%即77，400元作为制作定金。4.2项目尾款。所交付的货物经由甲方验收合格确认后，由乙方（上海某数码公司）提交项目总金额发票。甲方在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所余尾款，即77，400元。4.3后一期货物制作，需在甲方支付完前期所有费用和当期定金之后方正是开始。
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为履行上述合同，曾向上海某数码公司偿付定金77，400元。2012年9月14日，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再次向上海某数码公司付款100，000元，以偿付第一批铁盒的尾款。
2012年5至6月期间，上海某数码公司工作人员与龙某之间多次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沟通推广计划及营销建议。同年6月9日，上海某数码公司向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开具发票和报价单各一份，其中，发票载明的项目名称为“五月份数字公关维护”，发票合计54，880元，税率6%，给予特别折扣后的总金额为50，000元，付款期限为30日；报价单载明的项目名称为“某品牌口碑营销服务”、项目周期为“2012年6月18日-2012年7月6日”，费用为50，000元，付款期限为30日。上述发票、报价单由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原工作人员龙某于同年6月11日签字确认。
2012年6月27日、28日、29日，上海某数码公司工作人员分别向龙某发送电子邮件，内容涉及“财付通活动机制建议”和报价单等。同年6月28日，上海某数码公司向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开具发票一份，载明项目名称为“某品牌与财付通宣传活动”，发票合计183，600元，税率6%，合计总金额为194，616元，付款期限为60日。同年7月3日，龙某向上海某数码公司工作人员发送电子邮件，确认上海某数码公司的报价194，616元。龙某并于同年7月9日在上海某数码公司开具的上述发票上签字确认。
原审法院另查明，龙某原系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于2012年9月中旬离职。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海某数码公司是否有权主张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及北京某科技公司偿付其所提供合同、报价单及发票项下的款项？上海某数码公司所主张的违约责任是否合理？围绕双方的争议，逐一论述如下：
首先，上海某数码公司与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的印刷制作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上海某数码公司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后有权向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主张相应价款，在双方对于合同履行情况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上海某数码公司主张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全额付款，上海某数码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证明其已经向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交付30，000个礼盒和30，000个快递盒（合计数量60，000个），上海某数码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完全履行交付义务的，由上海某数码公司承担不利后果。针对上述合同的履行，上海某数码公司仅申请证人龙某出庭作证。虽然证人曾任职于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但其自述未参与接收标的物，且关于实际接收数量的表述与双方合同约定不符，作为无其他证据可以印证的孤证，对证人有关印刷制作合同的履行情况的证言不予采信。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结合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及北京某科技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确认上述合同确实已经部分履行，上海某数码公司在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定金后向其交付部分标的物，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并就已经履行的标的物偿付了相应尾款。
其次，2012年6月9日的“五月份数字公关维护”发票和同年6月28日的“某品牌与财付通宣传活动”发票，内容包括费用明细、金额、税率、税费和折扣等，形式上具备了结算凭证的各项要件，内容上与上海某数码公司提供的电子邮件可以相互对应，且证人龙某在其任职期间对上海某数码公司完成的工作成果予以了确认，故对上述二份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上海某数码公司有权据此要求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及北京某科技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和违约责任。根据发票所载明的付款期限，上海某数码公司起算利息损失的日期不当，依法予以调整。
最后，2012年6月9日的“某品牌口碑营销服务”报价单，其内容是对上海某数码公司在2012年6月18日至同年7月6日期间所需完成工作成果的列举，证人龙某签字时，上海某数码公司的工作尚未开始，证人龙某在其离职前亦未及时有效确认过该报价单的履行情况，故该报价单有别于前述发票，上海某数码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已经完成报价单所列工作内容，对上海某数码公司主张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及北京某科技公司偿付该报价单的费用不予支持。
综上，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及北京某科技公司对金额为50，000元和金额为194，616元的发票承担付款责任，并就其逾期付款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及报价单项下的款项，因上海某数码公司举证不能，不予支持。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系北京某科技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民事责任应由北京某科技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遂判决：一、北京某科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上海某数码公司价款244，616元；二、北京某科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海某数码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其中本金50，000元自2012年7月12日起算，本金194，616元自2012年9月8日起算，均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上海某数码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3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637元，公告费260元，合计诉讼费13，930元，由上海某数码公司负担6，349元，由北京某科技公司负担7，581元。
原审法院判决后，上海某数码公司上诉称，礼盒及快递盒在委托第三方制作完成后直接交付给了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证人龙某亦证实了此事。此外，对于“某品牌口碑营销服务”项目，证人龙某也证实了上海某数码公司为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了营销工作。因此，上海某数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主文第三项，改判支持其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及北京某科技公司上诉称，2012年6月9日的“五月份数字公关维护”及同年6月28日的“某品牌与财付通宣传活动”的报价单并非发票，原判定性不当。因此，请求撤销原判主文第一项、第三项，改判驳回上海某数码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请。
在本院审理中，上海某数码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合同及情况说明，以证明其已向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交付了全部定作物。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及北京某科技公司质证后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上海某数码公司的待证事实，且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能直接证明上海某数码公司的主张，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及北京某科技公司二审审理期间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主张负有举证的责任。上海某数码公司认为其对于礼盒及快递盒的制作义务以及“某品牌口碑营销服务”已全部履行，但能够证明其主张的仅有原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员工龙某的证言，而并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因此，上海某数码公司的上述主张显然证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至于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及北京某科技公司上诉提出2012年6月9日的“五月份数字公关维护”及同年6月28日的“某品牌口碑营销服务”的报价单并非发票一节，本院认为，上述单据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皆反映为发票，且有龙某的签字确认，更有相关的电子邮件、龙某原审到庭所作的证言所印证，证据确实、充分，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及北京某科技公司对此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海某数码公司、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及北京某科技公司各自提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依据均不充分，本院对其各自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人民币15，267元，由上诉人上海某数码公司负担人民币10，033元，上诉人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分公司及上诉人北京某科技公司共同负担人民币5，23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严耿斌
代理审判员 季伟伟
代理审判员 刘 雯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陈天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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