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初65号
原告：李奕奇，男，196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华，广东奔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路1388号三楼A。
法定代表人：翟金水，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会梅，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卫平，公司员工。
原告李奕奇与被告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奕奇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华、被告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会梅、顾卫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16,114,224元、佣金损失11,280元、印花税损失16,114.20元以及上述所涉资金的利息损失112,991.33元（各项合计为16,254,609.53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基于对被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信任，根据被告的信息披露公告情况对被告股票进行投资。2013年9月27日，《中国证券报》发表了题为《创新资源高价收购稀土资产评估值暴增存疑问》的文章，该日以及次日被告股票大跌。2014年3月27日，被告接到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通知，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及相关法规被决定立案稽查，该日被告股票几近跌停。2014年3月28日，上海证券报再次发文揭露被告收购资稀土资产存在疑点。对此被告多次发布公告，对媒体报道的情况矢口否认。其后，被告于2014年5月5日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监管部分要求进行整改，并于2015年1月至6月期间，每月中旬发布公告被立案调查的进展情况。2015年8月17日，被告发布公告称，其收到证券监督管理部门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该处罚决定书，被告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原告认为，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使原告遭受重大损失，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原告主张的虚假陈述揭露日存在错误，媒体相关报道仅仅是媒体评论，不能作为认定实施日的依据。被告认为虚假陈述揭露日应为2015年6月19日。其次，即便原告存在投资损失，该损失也属于系统性风险导致，与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并无因果关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券账户卡复印件、资金对账单、被告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3年9月27日中国证券报《创兴资源高价收购稀土资产评估值暴增存疑问》、2014年3月28日上海证券报《创兴资源被立案稽查或因收购稀土资产有疑点》、2014年4月1日被告的澄清公告、2014年4月2日中国证券报《澄而不清创兴资源稀土资产收购价格暴涨仍成谜》、2014年4月3日、4月10日被告的澄清公告、2014年4月30日被告临2014-012号公告、2014年5月5日被告公告及被告系列立案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采纳。被告对上述部分证据关联性提出的异议，本院在阐述判决意见中一并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被告2015年6月19日到2015年6月24日走势图、证监会关于股票波动的解释、被告股票指数与相关指数涨跌幅对比及该相关指数自揭露日（2015.6.19）至基准日（2015.12.2）走势统计、被告半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停牌公告、关于终止收购海南XX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份的公告、原告交易记录，上述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告针对部分证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提出的异议，本院亦在判决意见中一并予以认定。
依据上述采纳的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被告系一家上市公司，其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代码为600193。
2014年3月27日晚，被告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载明：被告于2014年3月27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通知，因被告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及相关法规，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被告立案稽查。被告在上述公告中表示，在立案稽查期间，其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稽查工作，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4年5月5日，被告发布公告，称2014年5月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监管部门约见被告董事兼执行总裁及公司董秘，就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发布的公告内容进行了监管谈话。谈话后，被告将从四个方面进行即刻整改。
2015年1月至2015年6月期间，被告均于每月月中定期发布《立案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向投资者披露其被立案稽查后的后续进展情况。该六份公告的内容相同，均载明：被告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调查通知书》后，截至目前，立案稽查尚在进行过程中，目前尚无新的进展。如被告因该立案稽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最终认定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被告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被告并在该些公告中提示投资者关注被告的后续公告。
2015年6月19日，被告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称：2015年6月18日，被告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被告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已由中国证监会调查完毕。现将上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主要内容进行公告。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载明：“经查，被告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事实如下：2012年5月11日，被告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上海A有限公司5.23%股权、收购桑日县B有限公司7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被告以10,400万元的价格收购其关联方上海A有限公司持有的桑日县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70%股权，B公司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中铝广西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27%的股权。该事项通过《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桑日县B有限公司70%股权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公告》）进行了公开披露。《关联交易公告》称：“交易双方同意以经评估的B公司的主要资产C公司股东权益55,505.17万元（27%的权益价值为14,986.40万元）作为定价基础，本次交易的B公司70%股权价格为10,400万元。本次收购的B公司股权交易价格与账面价值超过20%，主要系B公司持有27%股权的C公司的矿业权评估溢价所致。”《关联交易公告》在“C公司股东权益评估概况”项下载明：“经具有证券业资产评估资格和矿业资源评估资格的北京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以2011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C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采用资产基础进行了评估。根据D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2011）第295号]，C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1,826.57万元，评估价值为55,654.67万元，增值额为53,828.10万元，增值率为2,946.95%”;总负债账面价值为149.50万元，评估价值为149.50万元，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677.07万元，评估价值为55,505.17万元，增值额为53,828.10万元，增值率为3,209.65%。”在“独立董事意见”项下载明“本次关联交易标的的主要资产均以经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的股东权益作为作价依据，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关联交易公告》将上述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天兴评报字（2011）第295号评估报告等作为备查文件予以披露。该信息披露事项存在以下违法违规问题：一、天兴评报字（2011）第295号评估报告全称为《广西E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F公司的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系D公司接受广西E有限公司的委托，为其转让所持有的F公司（C公司前身）的股权这一特定目的，以2011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G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的评估，D公司已在其《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本报告及其结论仅用于报告所设定的目的而不能用于其他目的，报告使用者为委托方、被评估单位、与该项目相关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政府审批部门等。本次交易属于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达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5条规定的标准，应提供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证券服务机构对交易标的出具的审计或者评估报告，并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该交易构成《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所规定的重大投资行为。被告确认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B公司的主要资产C公司的股东权益，但被告并未就本次交易专项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而是使用了D公司以往受他人委托为其他特定目的所作的资产评估报告。被告在《关联交易公告》中未完整披露上述资产评估报告文件全称，隐去了评估项目的相关内容，也未披露该评估报告并非专为本次交易所作的情况，导致所披露的内容不准确、不完整。《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也未对此进行披露。二、按照D公司编制的《广西E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F公司的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说明》及评估师询问笔录，采矿权评估有关参数包括矿产可采储量、生产规模、服务年限、销售收入、投资估算、成本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所得税、折现率等。在矿产储量、产能、折现率不发生较大变动的情况下，稀土销售价格是影响评估价值的敏感因素。C公司开采的稀土氧化物为含中钇富铕的碳酸盐，天兴评报字（2011）第295号评估报告选用的稀土价格为中钇富铕稀土矿价格，使用的评估基准日价格为45.25万元/吨。稀土价格自2011年8月起持续下跌，2012年5月4日至6月6日中钇富铕稀土矿价格稳定维持在27-27.5万元/吨，较评估基准日价格跌幅在40%左右，在被告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之时，天兴评报字（2011）第295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已不再能反映崇左稀土整体资产的公允价值。对本次交易而言，稀土价格的上述变化情况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9条第（五）项所规定的“因交易标的的特殊性而需要说明的与定价有关的其他事项”，在稀土价格较D公司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下跌幅度达到40%左右的情形下，被告未在《关联交易公告》中披露稀土价格的变化情况，构成《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第十条所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关于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信息披露要求披露信息，遗漏重大事项的”情形。《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也未对此进行披露。中国证监会据此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中国证监会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拟决定对被告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被告可行使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被告在公告中称，其决定不行使上述权利，并将在收到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后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2015年8月4日，中国证监会作出（2015）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确认被告存在信息披露违法事实（信息披露违法事实的具体内容与中国证监会此前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的认定内容基本相同），中国证监会认定被告的该些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并据此对被告予以行政处罚。2015年8月18日，被告对上述处罚事宜进行了公告。
除上述公告外，被告还于2013年10月30日发布过一份《201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载明：被告将对截止2013年11月4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XX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以每10股派送红股3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元（含税）。
原告为证券投资者，证券账户为XXXXXXXXX。2012年8月14日至2015年6月19日期间，原告共计买入系争股票2,492,780股，成交总价28,946,415.18元；2013年9月26日至2014年9月18日期间，原告共计卖出系争股票107,400股，卖出总金额为958,224元。截至2015年6月19日，原告持有剩余系争股票2,385,380股。2013年11月4日，原告获送股501,480股。
本院另查明，2013年9月27日，《中国证券报》刊登文章《创兴资源高价收购稀土资产，评估值暴增存疑问》。文章认为，被告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可疑关联交易远不止该报之前刊文所报道的，文章分别从“连环交易掩盖高溢价收购”、“评估值暴增存多处疑问”、“‘低卖高买’资产早有前科”三方面进行了分析报道。2014年4月1日，被告发布澄清公告，针对《中国证券报》上述文章内容作出澄清。针对被告的澄清公告，《中国证券报》又于公告次日刊登文章，认为被告“澄而不清”，被告则继续对该篇文章内容作出澄清公告。
原告认为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导致了其投资损失，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本案审理中，原告主张被告的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12年5月12日，被告对此予以确认。关于虚假陈述揭露日，原告主张为《中国证券报》刊登文章的2013年9月27日，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不符合揭露日的认定情形；被告主张揭露日为2015年6月19日，即被告公告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之日。原告主张基准日为2013年12月6日，基准价为7.76元／股；被告主张基准日为2015年12月2日，基准价为15.12元／股。
本院认为，中国证监会既已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被告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并对被告进行了行政处罚，则可据此认定被告存在虚假陈述的过错。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及中国证监会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可进一步认定被告实施的虚假陈述行为属重大遗漏行为。根据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作为上市公司，如因其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了投资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鉴于虚假陈述的本质特征系误导投资人对股票价值的判断，诱使投资人对虚假陈述行为影响下偏离了真实价值的股票作出积极的投资行为，但因其后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后股票价值回归，股票价格异常涨落而产生损失。因此，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和该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之日的确定，对认定投资人的投资损失是否系受虚假陈述影响，以及损失的范围和金额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关于本案的虚假陈述实施日，《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明确，系指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发生虚假陈述之日。本案中，根据中国证监会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认定，被告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事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关联交易公告》中未完整披露其在重大投资行为中所采用的资产评估报告的文件全称，隐去了评估项目的相关内容，也未披露该评估报告并非专为本次交易所作的情况，导致所披露的内容不准确、不完整；二是未在《关联交易公告》中披露重要标的价格较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下跌幅度达到40%左右的情形，导致遗漏重大事项。由于该些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内容均体现在《关联交易公告》中，故原告以被告发布《关联交易公告》之日即2012年5月12日作为虚假陈述实施日，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关于虚假陈述揭露日的认定，《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明确，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在证券市场上，行为人的虚假陈述行为被揭示通常会有一个过程，但并非任何一个对虚假陈述行为揭露的均可以作为虚假陈述揭露日。本院认为，虚假陈述被揭示的意义就在于其对证券市场发出了一个警示信号，提醒投资人重新判断股票价值，进而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因此，除须符合首次被告公开揭露这一要件外，确定虚假陈述揭露日还应当着重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揭露的内容应与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虚假陈述行为相一致；二是此揭露行为的力度应当足以引起市场内一般理性投资者的警示。本案中，原告主张以《中国证券报》相关报道的刊登日作为揭露日，对此本院认为，该报道系记者基于自身调查或对现有资料分析而呈现的观点，包含作者的主观判断，虽然可能带给投资者某些警示，但鉴于被告针对该报道作出澄清的行为，同样在影响投资者的判断，故在面对正反信息的情形下，投资者并不具备判断被告是否存在虚假陈述行为的客观条件，故不能认为该报道属于对被告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原告关于虚假陈述揭露日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主张2015年6月19日发布公告的行为构成了对虚假陈述行为的揭露，对此本院认为，该公告系被告对中国证监会向其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进行的完整披露，披露的内容与中国证监会在其后认定的被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事实可完全对应，鉴于此系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首次完整被披露，同时考虑到虚假陈述揭露日的认定与不特定投资者主张赔偿损失存在关联，故应采取统一的、客观的标准，本院认为应当认定2015年6月19日为本案虚假陈述的揭露日。经审查，相应的基准日为2015年12月2日，基准价为15.12元／股。
本案中，被告对其行为构成证券虚假陈述不持异议，但否认原告的投资损失与其虚假陈述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据此认为原告应自行承担投资损失。原告则主张，其系在被告虚假陈述实施日至虚假陈述揭露日之间买入被告股票，并在被告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后仍然持有或卖出，原告由此产生的投资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具有法定的因果关系，被告应予赔偿。针对原、被告上述诉辩理由，即原告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争议，本院认为，《若干规定》第十八条明确规定，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该第十八条规定表明，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纠纷适用的是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投资者仅需证明其投资被告股票的具体情形符合上述三个要件，原则上即可推定原告损失与被告过错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若干规定》第十九条亦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四）损失或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由此表明，《若干规定》在推定因果关系存在的同时，也赋予虚假陈述行为人予以反证的权利。虚假陈述行为人只要能举证证明原告存在上述第十九条所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即可否定其虚假陈述与原告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本案中，被告未履行该义务的行为已受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故可认定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所涉信息系与其被告股票价值有关的重大信息，原告购买被告股票，属于投资了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但要推定原告损失与被告过错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仍需证明其投资被告股票的具体情形符合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的其余两个要件，即原告是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后又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根据原告的交易记录，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共买入系争股票2,492,780股，买入总金额为28,946,415.18元；该期间共计卖出107,400股，卖出总金额为958,224元。根据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投资人持股期间基于股东身份取得的收益，包括红利、红股、公积金转增所得的股份以及投资人持股期间出资购买的配股、增发股和转配股，不得冲抵虚假陈述行为人的赔偿金额。鉴于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曾获送股501,480股，故在计算买入均价时，该送股股数应当从可予主张损失的适合股数中剔除，即买入均价为（28,946,415.18元－958,224元）÷[(2,492,780股－501,480股)－107,400股]=14.86元/股。现经查明，系争股票的基准价为15.12元／股，故原告的买入均价低于基准价，不存在投资差额损失，不符合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第（三）项的情形，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及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奕奇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9,327.66元，由原告李奕奇负担（已预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冬梅
代理审判员 张文婷
人民陪审员 陈炳良
二〇一六年十月八日
书 记 员 刘凌钒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
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被告，应当是虚假陈述行为人，包括：
（一）发起人、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人；
（二）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
（三）证券承销商；
（四）证券上市推荐人；
（五）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
（六）上述（二）、（三）、（四）项所涉单位中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五）项中直接责任人；
（七）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者自然人。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
对于重大事件，应当结合证券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七十二条及相关规定的内容认定。
虚假记载，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披露信息时，将不存在的事实在信息披露文件中予以记载的行为。
误导性陈述，是指虚假陈述行为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或者通过媒体，作出使投资人对其投资行为发生错误判断并产生重大影响的陈述。
重大遗漏，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未将应当记载的事项完全或者部分予以记载。
不正当披露，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适当期限内或者未以法定方式公开披露应当披露的信息。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
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
（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
（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
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
（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
（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
（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
（五）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的。
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
发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对其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发行人、上市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前款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
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
投资人持股期间基于股东身份取得的收益，包括红利、红股、公积金转增所得的股份以及投资人持股期间出资购买的配股、增发股和转配股，不得冲抵虚假陈述行为人的赔偿金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