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民四终字第0013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张家港保税港区港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保税物流园区（西区）南京路**号。
法定代表人：唐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华，江苏君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雷正卿，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高时林（曾用名高士林）。
法定代理人：赵粉英。
委托代理人：李玛林，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兴中，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张家港市华盛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港区镇。
法定代表人：王正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希随，系该公司工作人员。
一审被告：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新良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金浦路浦馨苑*号楼*层***房。
法定代表人：孟凡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童梅，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浙江海洋港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菜市路***号*楼。
法定代表人：乐海波，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俞全虎，浙江泽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陈国央。
委托代理人：俞全虎，浙江泽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家港保税港区港务有限公司（下称港务公司）因与高时林、张家港市华盛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华盛公司）、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新良海运有限公司（下称新良公司）、浙江海洋港务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海洋公司）、陈国央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5）武海法重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港务公司委托代理人赵华、雷正卿，被上诉人高时林的法定代理人赵粉英、委托代理人李玛林、张兴中，一审被告华盛公司委托代理人孙希随、一审被告新良公司委托代理人童梅、一审被告海洋公司及一审被告陈国央共同委托代理人俞全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时林一审诉请法院判令港务公司赔偿残疾赔偿金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650760元，后续康复治疗费240万元，护理费134.4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合计4444760元。
一审查明：2010年8月1日，华盛公司与高时林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华盛公司安排高时林从事装卸工作；试用期满后，华盛公司根据高时林完成的生产任务情况，按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以核定的定额工时单价计算工资，并以现金形式按月足额支付；华盛公司按照张家港市港务局（现更名为张家港市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的有关规定，为高时林办理养老、工伤、医疗等社会保险，高时林按照规定缴纳个人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其它保险福利待遇，可参照张家港市港务局有关规定执行；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期限自2010年8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
2011年5月27日，港务公司与华盛公司签订2011年度《装卸劳务合同书》。合同约定，港务公司将港口指定的货物卸船、装船、装车、卸车等各类装卸作业任务外包给华盛公司，华盛公司必须按照港务公司安全操作规程及工艺流程优质高效地完成生产任务；华盛公司从业人员的年龄需在18周岁至55周岁之间；港务公司为华盛公司制定基准人数为48人，华盛公司通过合理的人才流动确保人员规模，基准人数偏差不超过5%，若港务公司因生产需要对华盛公司制定的基准人数变化时，华盛公司应在接到港务公司通知之日起半个月内将相应人员规模调整到位；华盛公司应按照规定要求落实好相关劳务人员的工资结算和社会保险的购买；港务公司应按时结算并向华盛公司支付装卸业务外包相关费用；华盛公司应自觉遵守港务公司货物装卸安全操作规程，禁止野蛮和违章作业，按照港务公司货物装卸工艺标准和各项措施组织生产，确保工班计划或任务的完成；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有效期自2011年5月27日至2012年5月31日。
在签订《装卸劳务合同书》的当天，港务公司与华盛公司还签订了《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作为合同的补充部分。协议约定，华盛公司按国家规定办理好从业人员工伤保险与劳动保护有关的社会保险，负责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符合港口作业安全管理要求的教育与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提高从业人员对安全隐患的辨识能力和防范技能；特种作业岗位人员必须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严禁无证操作；港务公司有权对华盛公司在装卸作业过程中的安全措施布置落实和从业人员遵章守纪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三违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建立违章违纪档案；对华盛公司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有权按有关规定如实处理；在双方配合作业过程中，发生安全、质量、设备设施及责任工亡等事故，由双方按责承担事故经济损失。
华盛公司与张家港市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多家分公司及控股公司均有装卸业务往来，港务公司系张家港市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控股公司，华盛公司与港务公司之间的装卸业务是华盛公司与张家港市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往来中的一部分。
2011年11月6日，新良公司所属“良谷”轮停靠在港务公司集装箱码头19泊位卸货，当日10：00时许卸货完毕。11：30时许，“良谷”轮申请离泊，张家港市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指派“凯旋拖1”轮对“良谷”轮进行拖带作业。港务公司安排高时林、舒成岭担任“良谷”轮离泊解缆工作。11：40时许，高时林、舒成岭两人将“良谷”轮系在码头带缆桩上的头缆、尾缆解掉后，正准备去解带位于码头前沿32米处缆桩上的倒缆时，“良谷”轮驶离码头将倒缆拉断并击中高时林头部，高时林受伤倒地，随即被送往张家港广和中西医结合医院抢救，后转入上海华山医院、华山医院宝山分院、华山医院永和分院等医院进行治疗。经治疗，上海华山医院永和分院于2012年9月5日出具病情介绍，载明：患者高时林，男性，41岁，因“头部外伤致神志不清发热痰多2月余”，于2012年2月1日入我院。入院诊断：1、颅脑损伤术后；2、气管切开术后；3、两肺肺炎；4、继发性癫痫。完善相关辅助检查予消炎祛痰，营养神经改善脑细胞代谢、控制癫痫、缓解肌张力、对症支持治疗及康复治疗，病情较前好转，目前患者仍神志不清，处于植物状态，痰多，留置气切套管，胃管鼻饲饮食。长期卧床，需要陪护照顾，无民事行为能力，需继续醒脑康复治疗。
2011年11月8日，港务公司向新良公司提交《关于“11.06”事故责任确认函》，载明：贵司所属的“良谷”轮停靠在我司19泊位码头于2011年11月6日10时卸货完毕，11：30时左右，“良谷”轮申请离泊，码头水手高士林、舒成岭两人担任“良谷”轮离泊解缆工作。11：40时左右，高士林、舒成岭两人将码头带缆桩上的“良谷”轮的头缆、尾缆解掉，准备去解带缆桩上的倒缆（位于码头前沿32米处）。由于“良谷”轮船方原因，倒缆突然发生断裂，高士林往后避让过程中被断裂的缆绳击中头部后昏迷不醒，现高士林正在抢救之中。鉴于该起事故性质严重，张家港市安全监督局、张家港市海事局均对该起事故进行了调查，认为“良谷”轮应对高士林致伤事故负全部责任，并承担事故的全部损失。贵司予以确认后，我司将及时通知张家港海事局放船。新良公司在该确认函上加盖公章并批注：同意上述安全主管部门对事故的责任鉴定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经调查发现，迄今没有任何主管机关对事故原因和责任作出结论。
“凯旋拖1”轮拖带“良谷”轮是以拖头方式进行，两船按照《拖轮操作规程》及港口拖带的行业习惯，由“良谷”轮指挥“凯旋拖1”轮进行拖带作业。因“良谷”轮船身体积均高出“凯旋拖1”轮，“凯旋拖1”轮操作人员视线被“良谷”轮阻挡而无法清楚观察到高时林和舒成岭解缆时的情况。高时林、舒成岭在为“良谷”轮离泊解缆时并排站立，高时林站在船舶倒缆缆桩与码头成90度方向、距离缆桩约0.5米位置，“凯旋拖1”轮拖带“良谷”轮缆绳绷紧时恰好与码头成90度方向，与高时林正好成180度方向。高时林当时站立的位置距离缆桩过近，极其危险，在缆绳绷紧时不能迅速撤离到安全位置，其身体受到缆绳击中时安全帽脱落，遂受伤倒地。涉案事故发生后，“良谷”轮在拖轮工作签证单上签章并正常交纳拖带费用，未对“凯旋拖1”轮在拖带过程中的操作行为提出任何异议。
“良谷”轮为钢质多用途船，船舶所有权人及经营人均为新良公司。“凯旋拖1”轮为钢质拖船，所有权人为陈国央，船舶经营人为海洋公司。
高时林为码头装卸工人，并非码头水手和系解缆工。
上海鉴定中心接受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于2012年10月31日作出第2075号《鉴定意见书》，对高时林因受伤而导致的伤残程度、营养、护理、休息期限、护理依赖等级、所需护理人数以及后续康复治疗费用进行评定。该鉴定意见为：高时林被缆绳击伤所致颅脑损伤后植物状态已构成一级伤残；其伤后可予以休息至今、营养至今、终生护理，护理人数应为2人；依据高时林目前状态，应继续维持目前治疗方案。
2013年7月8日，上海鉴定中心再次接受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委托作出第1083号《鉴定意见书》，对高时林在华山医院永和分院后续康复治疗方案及费用的合理性以及其后续康复治疗的时间和费用进行鉴定。该鉴定意见为：1、高时林目前在华山医院永和分院后续康复治疗方案及费用是合理的；2、高时林自本鉴定意见书签发之日起可继续维持目前华山医院永和分院的康复治疗方案，时间不超过一年半；一年半后建议将其转回其居住地的医疗机构维持必要的基本治疗手段，费用为每月1万元，治疗维持时间自第2075号《鉴定意见书》签发之日2012年10月31日起共20年。
2011年12月13日，张家港人社局作出（张）工伤认字（2011）第03575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高时林受到的伤害是工伤。
2013年11月22日，高时林的配偶赵粉英与华盛公司就赔偿事宜签订协议书，约定：华盛公司负责办理高时林的工伤申报、劳动能力鉴定以及今后的工伤待遇等手续，高时林享受的相关待遇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待遇发放为准；华盛公司一次性补偿高时林25万元（包括工伤期间工资、护理费等所有费用），并帮助高时林报销此后的医疗费用，报销差额由高时林承担；协议签订后，就高时林工伤事宜，双方再无其他任何瓜葛。
2013年12月31日，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2014）工（张）第00001号《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鉴定结论为：伤残等级为一级，护理等级为完全护理依赖。2011年12月29日、2012年4月9日、2013年12月16日，华盛公司分别为高时林向张家港人社局核报工伤医疗费和住院伙食补助费84650.5元、130574.3元、471981.4元。2014年2月24日，华盛公司为高时林向张家港人社局核报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1511.4元，同日核报定期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4994.08元。2014年3月4日，高时林的配偶赵粉英收到华盛公司补偿款25万元。
就涉案同一人身损害赔偿事宜，高时林曾于2012年10月9日起诉新良公司，即（2012）武海法事字第00060号案（下称60号案），港务公司、陈国央和海洋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高时林撤回对港务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作出（2012）武海法事字第00060-1号民事裁定书予以准许。高时林与新良公司、陈国央和海洋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于2013年10月15日作出（2012）武海法事字第00060号调解书对调解协议予以确认：新良公司再行一次性支付给高时林265万元（已扣除新良公司先行支付的30万元），海洋公司和陈国央共同一次性支付高时林10万元，上述四方之间涉案纠纷就此了结；高时林收到上述款项后，放弃就涉案纠纷对新良公司、海洋公司、陈国央的任何索赔权利。调解书确定的给付内容现已履行完毕。
2013年11月10日，高时林的配偶赵粉英出具《收据和免除责任确认书》，确认收到新良公司支付的295万元，作为新良公司就本次事故对高时林及其近亲属等已经发生的、将要发生的任何费用的最终赔偿；无论高时林伤情变化如何，其本人及其近亲属等不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就本次受伤事故向新良公司及“良谷”轮的承租人、经营人、管理人、代理人、承继人、保险人和保赔协会等利益相关方提出索赔。
另查明：高时林的户别为非农业家庭户籍。江苏省201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6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高时林在通海水域进行作业时遭受人身损害，有权就事故所致损失提起侵权之诉。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一）高时林是否有权对港务公司提起侵权之诉；（二）涉案事故的侵权责任人及过错责任程度；（三）高时林主张的赔偿数额是否合理。
（一）高时林是否有权对港务公司提起侵权之诉
港务公司辩称本案程序违法，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高时林无权对港务公司再次提起侵权之诉的理由不能成立。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人损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高时林是以港务公司未尽到安全管理和防护义务为由，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高时林虽然已获得工伤保险待遇，但并不影响其依照该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下称《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向一审法院提起侵权之诉。
其次，高时林从未放弃向港务公司主张赔偿的权利。60号案中，港务公司否认自己构成侵权，拒绝承担责任。为了尽快得到赔偿，及时治疗，高时林对港务公司撤诉，并与新良公司、海洋公司、陈国央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作出的（2012）武海法事字第00060号调解书只是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并不意味着高时林放弃了追究港务公司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
再次，60号案中，高时林撤回对港务公司的起诉并不意味着永远放弃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除外。”60号案中，高时林并未与港务公司达成调解，而是对其撤诉，撤诉之后当然有权再对其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高时林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与60号案中的诉讼请求并不完全相同，一审法院应当受理此案。高时林在60号案中自愿与新良公司、海洋公司、陈国央达成调解协议并对港务公司撤诉，不仅没有丧失诉权，而且部分解决了纠纷，同时中断了诉讼时效。
最后，60号案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是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结果。一审法院没有对港务公司作出实体裁判。一审法院在60号案中裁定准许高时林撤回对港务公司的起诉也并没有影响港务公司的实体权利。60号案最终没有确定港务公司的责任并不妨碍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中进行责任认定和划分。
综上所述，虽然本案与60号案针对的是同一事故，但高时林在两案中提起诉讼的对象不相同，诉讼请求亦不完全相同，因此两案并非同一案件。高时林对港务公司既享有实体上的民事权利，也享有程序上的诉讼权利，本案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二）涉案事故的责任人及其过错责任程度
新良公司对高时林受伤的后果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船舶在经拖船拖离泊位过程中，应当综合并充分考虑港口设施、水文条件、船舶性能等情况，并保持本船与拖船操作人员、本船与在岸操作人员的沟通，尽到谨慎义务，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本案中，新良公司所属“良谷”轮的操作人员未谨慎操控船舶，疏忽观察，未能保持本船与拖船操作人员、本船与解缆人员的沟通，在倒缆未能解除情况下盲目离泊，导致缆绳因受力过大发生断裂而击伤高时林的后果。“良谷”轮驾驶人员在船舶离泊操作过程中的过失，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新良公司基于“良谷”轮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的身份占有和控制船舶，雇佣船员驾驶船舶并根据自己的意志开展营运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船舶使用价值以获得经济效益，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也应当负有保证船舶安全航行或作业的义务。尽管上述侵权行为是由操纵船舶的雇佣人员的过失所致，但新良公司作为雇主仍应承担替代责任。所以，新良公司对“良谷”轮在离泊过程中造成高时林人身损失，应依法承担相应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陈国央和海洋公司无需对高时林的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根据交通部《拖轮操作规程》（JT／T300-2009）第7.10.3.2条款的规定，拖船在拖带船舶离泊过程中应在被拖船指令下操作，用车速度及角度应听从被拖船指挥。“凯旋拖1”轮拖带“良谷”轮是以拖头方式进行，其在拖带中接受“良谷”轮指挥，涉案事故发生后，“良谷”轮在拖轮工作签证单上签章并正常交纳拖带费用，未对“凯旋拖1”轮在拖带过程中的操作行为提出任何异议。由此可以看出，并无证据显示“凯旋拖1”轮在涉案拖带过程中有违反“良谷”轮指令的行为，故“凯旋拖1”轮对高时林受伤没有过错。
高时林与华盛公司、港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明确。华盛公司系高时林的用人单位，二者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港务公司与华盛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外包合同关系，高时林实际上是直接为港务公司的利益从事港口装卸及系解缆工作，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利益关系。虽然高时林作为华盛公司的员工已经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但工伤保险和侵权损害赔偿并不完全冲突，仍有必要判断华盛公司、港务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华盛公司无需对高时林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华盛公司与港务公司所签《装卸劳务合同书》并未明确约定装卸作业是否包括系解缆工作。两者之间附带签订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约定双方对装卸作业均负有安全生产管理责任，由于《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的适用范围限于《装卸劳务合同》约定的劳务范围，即只针对装卸作业而不包括船舶系解缆，所以高时林超越华盛公司的装卸劳务范围为港务公司进行系解缆作业时受伤，不能归咎于华盛公司。况且，高时林与华盛公司之间的纠纷已经和解，高时林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华盛公司构成侵权，所以不应认定华盛公司应对高时林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
港务公司应对高时林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港务公司作为专门从事港口经营的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交通行业职业技术要求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交通部《交通行业职业技能要求—港口》（JT／T29.10—2004）对港口系缆工的技术等级及职业技能要求作了明确规定，中国港口协会集装箱分会行业在《操作标准》中亦要求水手、系解缆工应当经过相关培训并获得资质后方可上岗。本案中，港务公司与华盛公司明确约定外包给华盛公司的装卸作业并不包括系解缆工作，港务公司却经常安排高时林从事系解缆工作。港务公司在明知高时林为码头装卸工而非系解缆工的情况下，令其从事港口系缆工方能从事的解缆作业，导致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增大。在高时林解缆时站立的位置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港务公司未能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对涉案事故的发生具有过失，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下称《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关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的规定，故港务公司对高时林受伤的后果应当承担一定过错责任。港务公司称中国港口协会集装箱分会行业制定的《操作标准》属于行业规范，不应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行业规范与交通部相关法规并不相悖，是对交通部相关法规的进一步细化，遵守该行业规范有利于维护行业秩序，维护从业人员的合法利益，该行业规范可以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参考，一审法院对港务公司的抗辩不予支持。
高时林在事故发生前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港口系解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没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高时林的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五十条关于“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的规定，亦应对其自身损害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
综上所述，高时林在涉案事故中遭受的损失应当由新良公司、港务公司和高时林共同承担。《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基于以上各责任方在涉案事故中的过错责任及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确认新良公司承担70％的过错责任，港务公司承担20％的过错责任，高时林承担自身损害10%的过错责任。
高时林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高时林与新良公司、海洋公司、陈国央就同一人身损害赔偿事宜已在60号案中调解解决，高时林不再对新良公司、海洋公司、陈国央提出索赔。因此，高时林已经在60号案中处分了其对新良公司享有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另外，高时林与华盛公司之间的赔偿事宜早已达成和解，高时林也已经处分了其对华盛公司享有的民事权利。高时林上述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规定。
（三）高时林主张的赔偿数额是否合理
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损失是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之一。港务公司作为过错方，按照其过错责任大小对高时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高时林对港务公司主张的索赔数额并未超过其总损失，也并不与新良公司已经支付的赔偿款相冲突。新良公司、华盛公司、海洋公司、陈国央向高时林支付赔偿款或补偿款的行为均属于当事人自愿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所以，高时林获得上述赔偿款或补偿款并不妨碍其继续向港务公司主张民事权利，本案并不存在重复索赔。
就本次事故所涉纠纷中的所有损失，高时林要求港务公司赔偿4444760元。对于其诉请的赔偿项目和损失数额，一审法院根据《侵权责任法》、《人损解释》的规定，核定如下：
1、关于残疾赔偿金。因高时林住所地（江苏省）上一年度（201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湖北省）标准，故依照江苏省201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46元）计算，并参照高时林年龄、伤残等级（1级）等因素，核定残疾赔偿金为686920元（34346元／年×20年）。
2、关于后续康复治疗费。根据上海鉴定中心出具的第1083号《鉴定意见书》中高时林还应继续维持华山医院永和分院的康复治疗方案，一年半后转回其居住地医疗机构维持基本必要治疗手段，费用为每月1万元，治疗20年的结论，核定高时林后续20年必要治疗费用为240万元（1万元／月×12个月×20年）。上述后续康复治疗费用240万元，经上海鉴定中心第1083号《鉴定意见书》确定为必然发生的费用，一审法院对该项费用数额予以确认。
3、关于护理费。高时林主张的护理费按每人每天70元计算，符合目前护工市场行情，且数额并不偏高，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高时林主张的护理费计算了节假日加班工资，因高时林与聘请的护工之间系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高时林并没有提供需向护工支付加班工资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对高时林主张护理费考虑护工加班工资不予支持。高时林主张的护理费20年，2人护理，一审法院结合上海鉴定中心第2075号《鉴定意见书》评定的护理期限（终身护理）、护理人数（2人）等因素核定高时林的护理费为1022000元（70元／天／人×365天×2人×20年）。
4、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认为，高时林正值壮年，却在涉案事故中因伤导致一级伤残，严重影响其日常生活和劳动就业，身体的伤残除了使高时林遭受经济损失以外，也给其自身和家属的精神带来巨大痛苦，应当给予精神抚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结合涉案事故各方的过错程度、高时林伤残等级、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以及事故发生地、高时林住所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一审法院对高时林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保护3万元。
综上，港务公司应按其过失责任比例向高时林赔偿残疾赔偿金137384元（686920元×20%）、后续康复治疗费48万元（240万元×20%）、护理费204400元（1022000元×20%），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合计851784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张家港保税港区港务有限公司赔偿高时林残疾赔偿金137384元；二、张家港保税港区港务有限公司赔偿高时林后续康复治疗费48万元；三、张家港保税港区港务有限公司赔偿高时林护理费204400元；四、张家港保税港区港务有限公司支付高时林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五、驳回高时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第一至第四项，合计851784元，港务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高时林支付。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358元，由港务公司负担8220元，高时林负担34138元。高时林因身体残疾，经济困难，申请免交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查决定，高时林符合免交诉讼费用的条件，准予免交诉讼费用。港务公司应将负担的诉讼费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一审法院交纳。
港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时林的一审诉讼请求；2、判令高时林承担一、二审诉讼费。
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审程序违法，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责任划分错误，判决失衡。
1、一审将高时林因“良谷”轮断缆事故造成人身伤害赔偿一事两案审理，程序违法。（1）“良谷”轮断缆事故造成高时林人身伤害赔偿一案，属于必要共同诉讼，应该一事一案审理，并判明各责任人的责任。根据《人损解释》第五条规定，共同侵权的必要共同诉讼案件，各侵权当事人的责任必须一案处理，不可分开处理，权利人可以放弃（撤回）对于部分责任人的诉讼请求，但不可以分开立案受理。（2）一审判决以高时林与部分被告调解的混合过错责任比例来判定另一被告的过错责任程序不公。在60号案审理中，港务公司抗辩船舶断缆事故责任应由新良公司承担，案经一年没有判决。高时林撤回对港务公司的诉讼后，与新良公司、海洋公司及陈国央达成调解。根据调解结果，一审法院在本案中补充认定新良公司的赔偿比例为事故总损失的70%，余下30%责任由港务公司承担20%，高时林承担10%。一审法院在庭前即已确定港务公司有过错，新良公司的责任大小不可变动。该种以高时林与部分责任人在港务公司未参与的情况下协议认定港务公司有过错，并以调解书的形式加以确认使其具有既判法律效力，并在后一判决中予以认定的程序是违法的、不公正的。（3）一审法院不撤销60号案，并以该案为依据，仅形式上追加该案的被告参与本案审理，是在应付上级法院、敷衍当事人。根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4）鄂民四终字第00179号裁定书中的认定，新良公司与港务公司的责任承担存在关联关系，重审案件中必然存在调整港务公司责任与新良公司责任大小的可能性，如调整新良公司的责任，就要否定60号案调解书的赔偿数额。所以，案件公正重审的前提，就要撤销60号案调解书，否则，就不能变动新良公司的责任比例，重审无公正可言。
2、在必要共同诉讼中，高时林撤诉后不再享有诉权。（1）其再次起诉违反了《人损解释》第五条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其有权在60号案中放弃对港务公司的诉讼，但无权再次起诉港务公司。（2）其再次起诉也违反了《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三条的规定。根据规定，高时林如主张新良公司与港务公司具有共同过错，可以选择起诉港务公司或新良公司承担全部责任，不可撤诉后再行起诉。
3、一审判决认证港务公司提交的证据有违公正。（1）一审判决不采信港务公司提交的证据1张家港保税区安全环保局关于事故情况的说明是错误的。事故发生后，张家港市安监局、张家港市海事局、张家港保税区安全环保局均对事故原因进行了调查，认定事故属于船舶操作不当所致人身伤害事故，不属于港口责任事故。张家港市安监局认为该次事故不应统计为码头装卸作业责任事故，因而不出具调查意见。张家港市海事局认为，船方没有申请海事事故调查，伤者在岸上，因而不能出具海事事故调查报告。后经港务公司申请，张家港保税区安全环保局出具了《关于“良谷”轮在张家港离岸时解缆工人受伤事故的情况说明》（下称《情况说明》），张家港保税区安全环保局是港务公司的安全主管单位，该证据是上级安全主管机关的调查意见，理应该作为定案依据之一。（2）一审认为证人杜建平与港务公司有利害关系，不采信其证言是错误的。证人杜建平是华盛公司装卸管理人员，是高时林的装卸作业队长，其与高时林、华盛公司有利害关系，与港务公司没有利害关系。杜建平证明的是高时林具有系解缆经验、高时林是受其指派去码头装卸作业并解缆、解缆作业包括在装卸作业当中，并且该次解缆的费用为25元。一审不予认定没有道理。（3）一审认为港务公司证据17、18、19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是不公正的。港务公司提交的证据17是支付华盛公司装卸作业费（包括系解缆费）明细表，由港务公司及华盛公司盖章。该表证明港务公司支付事故船舶“良谷”轮解缆费25元，也证明华盛公司实际履行合同中包括了系解缆作业。该证明有华盛公司盖章及当庭认可，其真实性可以认定，一审不予认定没有道理。港务公司提交的证据18是支付“良谷”轮带缆费50元给案外人张家港市凯隆装卸服务公司的统计表，有凯隆公司盖章确认，证明港务公司支付了“良谷”轮带缆费50元，也证明华盛公司实际履行合同中包括了系解缆作业。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该认定公司盖章即为真实，一审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没有道理。港务公司提交的证据19是华盛公司装卸队安全会议记录本，该证据是原件并经华盛公司当庭确认，主要证明华盛公司对系解缆作业有安全布置及检查，并证明系解缆作业实际是装卸作业的一部分，一审称该书证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亦没有道理。
4、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查明有多处不实。（1）华盛公司实际履行的装卸劳务合同中包括了系解缆作业。港务公司与华盛公司在《装卸劳务合同书》中没有在工作内容中列明“系解缆”，并非列明了排除条款“不包括系解缆的工作内容”。港务公司证人杜建平、证据17、证据18、华盛公司的当庭答辩及庭后提交的陈述意见均证明系解缆为华盛公司承包的装卸工作的一部分，且港务公司按次计费，该等证据证明港务公司与华盛公司在实际合同履行中已将系解缆作业包括在一揽子装卸作业业务当中。根据有合同依合同、没有合同依实际履行的合同规则，实际履行的系解缆作业也属合同承包工作内容。（2）高时林负责“良谷”轮解缆作业并非受港务公司指派，而是由华盛公司装卸队长杜建平指派。（3）张家港保税区安全环保局已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4）高时林在准备解缆时的站位并非离缆桩过近极其危险。根据舒成岭事故后的陈述及所画的事故现场图（一审证据5），高时林当时站位距离缆桩1米远，而非0.5米远，这是解缆的适当距离。在缆绳绷紧时，高时林与舒成岭即转身向后跑，因倒缆从中间断裂扫击速度快且扫击半径大，高时林被断缆扫击受伤。
5、一审判决对事故责任认定错误。一审判决的事故原因及责任认定与事实、证据不符。（1）“良谷”轮断缆事故的原因是船舶离泊驾驶操作不当。舒成岭的事故经过陈述及事故现场示意图证明责任在于“良谷”轮。从舒成岭的证词可以看出，其与高时林当时还没有解缆，其没有导致缆绳解不开或解缆迟延。张家港保税区安全环保局《情况说明》证明“良谷”轮应负全部责任。新良公司在回复港务公司2011年11月8日就事故原因致函中确认了事故责任，说明其认可船方操作不当是事故发生唯一原因，并确认承担事故相应损失。（2）一审判决归责于港务公司的过错责任不能成立。一审认为港务公司的事故过错责任：一是港务公司没有按照交通部《交通行业职业技能要求》及中国港口协会集装箱分会的《操作标准》设立系缆工岗位；二是自行安排了不具有系缆工资质的高时林从事系缆工作，导致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增大；三是在高时林解缆时站位极其危险，港务公司未能发现安全隐患。第一个理由不能成立，交通部《交通行业职业技能要求》（JT／T29，10—2004）（注：字母JT=交通，T=推荐，29=标准序号）是交通行业职业技能的推荐标准，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中国港口协会集装箱分会行业推荐标准集装箱船舶靠离移泊安全操作标准》是一种推荐标准，不具有正式行业标准的效力，也无可操作性。行业推荐标准执行与否是企业的权利，不能成为归责于港务公司事故过错的依据。所以，一审法院以推荐标准来归责港务公司的过错没有道理。且“良谷”轮为散货船，并非集装箱船舶，不能适用《集装箱船舶靠离移泊安全操作标准》。第二个理由亦不能成立。华盛公司实际履行的装卸劳务合同中包括了系解缆作业，高时林负责“良谷”轮解缆作业是受华盛公司指派。高时林没有获得系缆工资质，并不表明其没有系缆经验，前已叙及，其为班组长、系解缆20余年、经验丰富，足以胜任工作。其没有上岗证，也不等于港务公司有过错，因为根据港务公司与华盛公司装卸合同第二条约定，华盛公司应具备下列资格要求：“特殊工种人员操作证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及其他上岗证。”第三个理由也不能成立。高时林在准备解缆时的站位并非离缆桩过近并极其危险。在实际码头作业中，不可能每一系解缆工后面有一港口监督员随时监督。即使装卸工系解缆时站位危险，也都是由其班组长予以纠正，高时林是班组长，本身就是安全监督员。船舶断缆是几秒钟时间，港务公司不可能发现安全隐患，更不能归咎港务公司未发现断缆的过错。船舶离泊操作中的断缆是船舶驾驶操作不当，并非码头能预先发现并处理的安全隐患，即使是船长，对于这种船舶操作过失的安全隐患也难以发现。（3）即使前述港务公司的“过错”成立，其与高时林被击伤也无必然因果关系。一审归纳的港务公司上述过错的核心是“高时林事故发生时撤离不快”，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高时林跑慢了，而据舒成岭的证词，高时林发现了事故并向后跑，只是跑的速度不及缆绳扫击速度大。所以，高时林撤离不快与其受伤没有必然、直接的因果关系。
6、港务公司与华盛公司的安全管理责任划分错误。（1）一审判决关于高时林为“良谷”轮系解缆是在“干私活”的认定与本案系列证据不符。（2）高时林由华盛公司安排到码头装卸作业，即使安全管理有疏漏，依港务公司与华盛公司所签《装卸劳务合同书》、《安全生产合理协议》约定，责任应由华盛公司承担。（3）虽然港务公司与华盛公司的合同中没有列明将系缆作业包给华盛公司，但从长期合同履行及支付系缆费的情况来看，港务公司证明其已将该事项外包给了华盛公司，华盛公司不但承包了狭义的货物装卸，还承包了广义的船舶装卸（包括系解缆）业务。所以，即使高时林没有系缆工的上岗证，其过错也在华盛公司，不在港务公司。
7、高时林在工伤赔偿外，另获得人身损害赔偿金374万元是合理的。高时林在码头装卸作业时遭受人身伤害，构成工伤，并已得到工伤赔偿，还可以定期报销后续治疗费、残疾人辅助器具费等。除工伤赔偿外，高时林共获得赔偿374万元，该数额是合适合理的。一审判决认定的有些项目不宜列入一次性赔偿总额，高时林的后续康复治疗费、定期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社保均可定期核定支付。在计算时间上，即使对于一级伤残，后续康复治疗费、护理费一般以5年计算，因为在治疗期间，任何病人都有康复或去世的可能性，高时林以20年计算时间太长。
被上诉人高时林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准确，保护了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1、高时林从未放弃向港务公司主张赔偿的权利，有权要求港务公司承担相应责任，法院也有权判定共同侵权人承担与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份额。（1）在60号案中，高时林为了尽快得到赔偿及时治疗，对港务公司撤诉，与其他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但不意味着放弃追究港务公司责任的权利。（2）共同侵权行为中，原告有权选择起诉其中部分侵权人，也有权就未获赔偿部分另行起诉其他侵权人。《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三条有相应规定。（3）法院有权判定共同侵权人分别应承担的份额。最高院关于生效判决连带责任人代偿债务后，应以何种程序向债务人追偿的复函及关于判决中确定承担连带责任的一方，向其他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方式的复函，有效解决了各侵权人对内、对外承担责任的法律问题。（4）港务公司曲解《人损解释》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2、60号案久拖未决由港务公司造成。3、港务公司对高时林受伤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首先，港务公司未能尽到安全教育管理责任；其次，港务公司未能在现场调度中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作出相应处理；再次，港务公司对一审判决的指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港务公司在上诉状中的辩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5、高时林是否取得工伤赔偿均不能免除港务公司的侵权赔偿责任。首先，港务公司并非《人损解释》中规定的用人单位；其次，根据《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相关法律还享有主张民事赔偿的权利，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6、高时林主张的赔偿金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已获得的赔偿或补偿未超过其实际遭受的损失。7、港务公司应一次性足额赔偿高时林的全部损失。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商费用支付方式，协商不一致的，赔偿费用应一次性支付。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港务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一审被告华盛公司陈述称：对港务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
一审被告新良公司陈述称：关于本案责任划分，新良公司在一审中已充分发表意见。一审判决新良公司承担70%责任，新良公司有异议，鉴于在60号案中已调解，所以没有提出上诉。新良公司已经通过调解方式赔偿高时林，根据调解协议，高时林明确不再对新良公司提出任何索赔。不论本案如何处理，新良公司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一审被告海洋公司、陈国央共同陈述称：1、二者与高时林就涉案人身损害赔偿问题在60号案中已经解决，海洋公司、陈国央支付高时林10万元，后者不再向前两者提出任何索赔。2、一审对本案证据作出梳理和审查，明确责任主体，划分责任比例，判决正确。60号案尽管达成调解协议，但海洋公司、陈国央在本案中没有过错。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港务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3份证据：
证据1、《行业标准管理办法》，以证明（1）行业标准中有编号“XX／T”的为推荐标准，不是强制标准；（2）一审法院引用的“交通行业职业技能要求”是一种推荐标准，不能强制企业适用，更不能据此归责于企业。
证据2、交通行业职业技能要求港口第10部分，以证明（1）该标准的编号为“JT／T”，即为交通行业推荐标准；（2）一审法院引用该推荐标准归责于企业是错误的。
证据3、武汉理工大学航运学院齐传新教授、张品生副教授、贺益雄副教授出具的《关于“良谷”轮在张家港离泊时解缆工人受伤事故的咨询论证报告》，以论证（1）现有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并未规定长江下游港口码头必须配备水手或设立系缆工岗位以及从事系缆工作必须持证上岗；（2）高时林具有20年码头工作经历，且为班组长，具备带缆工作的能力和资格；（3）带缆工高时林在解首倒缆的过程中，其站立位置、离缆桩的距离并无不妥，在发现异常情况后也做出了正常的判断和反应，由于事故发生的不可预判性，无法确切判断缆绳的打击方向，因此其逃跑方向也无不妥。
被上诉人高时林质证认为，对3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证据1、证据2不属于证据，一审法院综合各当事人具体情况认定应承担的具体份额，并非仅依据行业标准，在相关国家标准未出台之前，一审法院参照行业标准认定港务公司存在过错并无不当；证据3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且该份专家意见由港务公司单方委托制作，不具公正性、客观性，根据一审调查事实，高时林不是港务公司员工，是临时被调过去，港务公司管理混乱，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一审被告华盛公司质证认为，对3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认可。
一审被告新良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证据2同意被上诉人高时林的质证意见，关于行业标准能否作为认定事故责任的依据，《安全生产法》有明确规定，生产单位必须遵循行业标准；证据3不属于新证据，应在一审提交，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高时林在事故现场的站位属于事实问题，不属于','201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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