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最高法民终2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祖奎，男，汉族，1963年10月13日生，住湖北省襄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靖,湖北楚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千里，男，汉族，1975年3月12日生，江苏省海门市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北京市天平（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男，汉族，1964年11月4日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煦，女，汉族，1968年5月1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系陈伟妹妹。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汉华，湖北獬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东山大道***号（民惠快捷酒店***室）。
法定代表人：陈颖，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思东，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礼，海南唐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祖奎因与被上诉人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顺公司）、马千里、陈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初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王祖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乔靖，马千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陈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煦、邹汉华，宜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思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祖奎、陈伟均提交了上诉状，但陈伟在法定期限内未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故本院按陈伟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王祖奎上诉请求：一、撤销（2017）鄂民初35号民事判决；二、判决马千里、陈伟共同向王祖奎返还本金5810万元（第1笔2011年3月17日至2011年4月2日4000万元，第2笔2011年7月28日至2011年8月15日1810万元）及相应利息；三、判决宜顺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2018年4月28日，王祖奎将上诉请求变更为：一、撤销原判决第二项，改判马千里、陈伟共同向王祖奎返还1810万元资金中尚欠部分及相应利息（以1810万元资金尚欠部分为基础，自2011年11月2日起按24%年利息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计算为2500万元）；二、改判宜顺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改判一、二审相关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宜顺公司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一）王祖奎基于对马千里在宜顺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的事实及对该公司法人公章真实性的信赖，签订案涉《担保合同》，属于善意相对人，一审法院认定宜顺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导致判决错误。1.签订案涉《担保合同》期间，马千里一直担任宜顺公司的总经理、董事，并取得了该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控制开展宜顺公司的各项工作，包括公章的使用等。上诉人王祖奎认为，前述表征可证明马千里使用宜顺公司公章与王祖奎签订《担保合同》，是在宜顺公司授权范围内行使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属于有权代理。2.针对宜顺公司在《保证合同》中签章的行为，王祖奎已在能力范围内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一审法院要求王祖奎提供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授权马千里的证明过于苛刻，损害了王祖奎的诉讼利益。（1）根据最高院2011年第2期公报案例，《公司法》第16条第2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不应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在该案的裁判摘要中，最高院认为“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2015年第2期公报案例再次延续了上述公报案例的裁判思路。本案中，宜顺公司股东会如何召开，如何达成股东决议，何人能够代表股东表达真实的意志，均超过了王祖奎的控制能力范围。以此展开，王祖奎如何再去确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授权文件的真实性，亦非王祖奎控制能力范围之内的事项。故一审要求王祖奎取得宜顺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授权证明实属勉为其难。（2）2011年3月18日，马千里在《民间借贷合同（3稿）》签订之际向王祖奎出示了其与新港澳公司（宜顺公司的原股东）的股权购置协议，并作为该合同的附件2附后。后至王祖奎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及《保证合同》期间，马千里为宜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符合当时的权利外观表征。王祖奎亦被宜顺公司的保证表意所累，债务被拖延至今。加之，一审法院也认可“从本案情况看，本案系列合同、协议签订之时，马千里、陈伟均为宜顺公司董事，马千里还是总经理，外部第三人有合理理由相信马千里能合法持有宜顺公司公章，代表宜顺公司对外从事民事行为”的事实。所以，王祖奎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已经尽到了一般人的谨慎注意义务。（3）马千里自2012年始对外以宜顺公司实际所有人的身份主持开展该公司的业务。期间也未曾有其他权利人提出过异议，宜顺公司其他股东或权利人的漠视态度可以说明对马千里实际控制人的身份是容忍或是认可的。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马千里拥有着宜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权利，即便王祖奎未做审查也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和长期的交易习惯之下形成的权利外观，认定宜顺公司在2013年12月签订的《担保合同》上签章的效力。宜顺公司否认签章效力，应当承担长期容忍马千里拥有实际控制权的过错，而不能让第三人去承担宜顺公司内部争斗的不利后果。（二）一审法院误解《承诺书》内容，错误把王祖奎定性为“王祖奎与马千里、陈伟在收购宜顺公司及其母公司澳门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港顺公司）股权问题上是目标一致的合伙人”，也是本案宜顺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关键问题。1.王祖奎因马千里与陈伟不能偿还借款，转而同意受让其已经取得的宜顺公司的股权，签订了案涉《股权转让合同》。除此外，王祖奎未再有关于收购宜顺公司及其母公司新港顺公司股权问题的事项，而且王祖奎对马千里和陈伟收购宜顺公司及其母公司新港顺公司股权事宜上不享有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任何义务。在本案《股权转让合同》中，王祖奎受让的标的物是马千里与陈伟已经实际取得的股权，该合同相对方是王祖奎与马千里、陈伟，王祖奎与宜顺公司原股东新港澳公司无涉。故一审法院认定王祖奎与马千里、陈伟在收购宜顺公司及其母公司新港顺公司股权问题上是目标一致的合伙人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2.王祖奎在2011年3月1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形成对成为宜顺公司股东的期待权，于2013年5月8日在《承诺书》上签字是一种好意施惠的行为，但并不当然说明王祖奎成为了马千里、陈伟在收购宜顺公司及其母公司新港顺公司股权问题上目标一致的合伙人。理由如下：（1）根据《承诺书》中表述的意思看，王祖奎与马千里是合伙人，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债权债务关系。但该表意与事实不符，并且一审法院已经对王祖奎与马千里之间的债务进行了确认，推翻了《承诺书》中王祖奎与马千里是合伙人的说法。故一审法院认定王祖奎与马千里是合伙人，又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债务关系的判决是矛盾和错误的。（2）根据吴积俭诉马千里（2015）鄂民一初字第00023号调解书结果看，王祖奎并不在该债务中承担任何责任。再者，《承诺函》本身就不具有对世性，只针对特定的案外人吴积俭产生效力，既然相对的案外人吴积俭尚不认为王祖奎与马千里是合伙关系，那么与《承诺函》无关的本案债务纠纷中，一审法院更是没有理由对《承诺函》作出内容效力认定。（3）本案中，王祖奎只对《股权转让协议》和《担保合同》中的标的物，即宜顺公司的股权享有期待权，并且是受让马千里与陈伟已经取得的宜顺公司股权。理应认为，王祖奎与马千里、陈伟和宜顺公司是相对方，而马千里、陈伟和宜顺公司则为合伙一方。故一审法院认定“外部第三人有合理理由相信马千里能合法持有宜顺公司公章，代表宜顺公司对外从事民事行为”的表述是正确的，符合案件事实。但认定王祖奎与马千里之间是合伙关系，借此否定王祖奎是善意第三人身份的表述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三）公司法人对外签订合同应以公章为有效依据，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对宜顺公司案涉印章的真实性未作出明确说明属于审判瑕疵。二、被上诉人陈伟应对本案全部债务及利息承当偿还责任。（一）一审法院认为案涉1810万元及其利息与陈伟无关，系王祖奎与马千里之间的行为，陈伟未参与该项借款行为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担保合同》的签订，陈伟对此不负有清偿义务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本案中，陈伟与马千里作为甲方均在《民间借贷合同》与《股权转让协议》中签字确认，且《民间借贷合同》第五条明确写明“甲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甲方人员的共同行为；乙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乙方人员的共同行为”，《股权转让协议》中在签字栏上方显著位置也写明“甲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甲方人员的共同行为；乙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乙方人员的共同行为”。由此可见，陈伟虽然未在承接《民间借贷合同》、《股权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与《担保合同》中签字，但马千里作为甲方人员的签字有代表陈伟的权利，应视为甲方人员的共同行为，不影响陈伟作为共同债务人所应承担的责任义务。（二）虽然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第三条，将4000万和2000万进行了分开表述，但并未对各款项的性质或权利义务的承担所作的表述，而该协议本意是对1810万借款本息进行的结算，认定为2000万元，达到总体6000万元。对照在前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后面的《担保合同》中所述款额，整体6000万的共同债务本金应当予以认定。陈伟未有证据证明王祖奎借给马千里的1810万元属于其他的债务关系，亦未能证明该1810万元借款的用途。故陈伟应当根据《民间借贷合同》及《股权转让合同》之约定，对本案所涉整体的债务及利息承担共同清偿义务。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计算本、息时损害了王祖奎的合法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1)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2)利息;(3)主债务”。本案中，余建华虽然在《民间借贷合同》中签字，但未履行出借义务。而王祖奎履行完该合同约定的4000万元借款后，又支付了余建华未履行的部分，即2011年7月28日至2011年8月15日支付的1810万。故案涉《民间借贷合同》中付款义务已由王祖奎独自承担，本案所涉款项为同一笔债务关系，应整体结算。起诉时，王祖奎主动向一审法院说明被上诉人在2011年10月12日还款500万和2011年11月1日还款400万的事项，但对此清偿部分双方当事人已约定为36%。因此，一审法院对此已还款部分应当按照36%的年利率计算，并优先清偿利息部分。故一审法院分开计算债务，并将被上诉人已清偿的利息部分与未偿还的利息部分统算为年利息24%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损害了王祖奎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一并予以更正。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有误。请求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宜顺公司辩称：一、宜顺公司从未在2013年12月15日的《担保合同》签字盖章，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一审中，经法院调查取证，该《担保合同》中的印章并非宜顺公司印章。本案王祖奎诉请所依据的《担保合同》未经当事人盖章，自始不成立。二、马千里擅自在《担保合同》上盖章未取得宜顺公司授权或同意，亦未得到宜顺公司事后追认，宜顺公司无需为此承担担保责任。暂且不论该印章的真假，马千里并非宜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担保合同》上盖章的行为并未取得公司书面授权，也未经过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同意，事后更未得到宜顺公司的追认，其擅自以公司资产为自己个人担保属于违法违规行为，并非宜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八条，马千里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对宜顺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应责任。三、王祖奎并非无过失的善意相对人，宜顺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一）2011年3月18日王祖奎、余建华与马千里、陈伟签订《民间借贷合同》，2011年3月19日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王祖奎尚未提供6000万元款项的情况下，各方立即开始转让股权，这本身就违反生活常理。由此可知，王祖奎一开始便不具有善意。事实上，自2011年3月18日签订《民间借贷合同》至2013年12月15日签订《担保合同》期间，马千里、陈伟从未持有过新港顺公司或宜顺公司70%股权，在长达近3年的时间内，标的金额又如此巨大，王祖奎应当清楚知晓马千里、陈伟对新港顺公司或宜顺公司股权份额情况。而王祖奎明知交易标的不存在，却依然签订《担保合同》转让20%股权，单从此出发，王祖奎至少便已经构成重大过失。（二）根据2013年5月8日《承诺书》，王祖奎作为马千里、陈伟的实际合伙人，对马千里、陈伟收购新港顺公司、宜顺公司的情况应该是明确知晓的，对马千里、陈伟无权代表宜顺公司及新港顺公司也是明知的。况且，宜顺公司为马千里向案外人吴积俭提供保证时出具了《董事会决议》，王祖奎亦是该笔借款担保人之一，对宜顺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应当提供董事会决议之事实是清楚的。然而，仅仅过去了半年，王祖奎在签订本案《担保合同》时，却在明知马千里无权代表宜顺公司的情况下，未要求提供任何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这不仅不符合《公司法》的要求，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故王祖奎不属于无过失的善意相对人。（三）本案《民间借贷合同》历经多次变更均未能有效履行，王祖奎明知马千里对外负有众多巨额债务，理应对自己主张债权尽到更为审慎的注意义务。但其为转让明知马千里不具有所有权的20%股权，执意在马千里未能提供任何公司授权或同意材料的情况下，签订《担保合同》。对此，王祖奎的重大过失是非常明显的，其非善意相对人。综上所述，宜顺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判决应予维持。
马千里辩称：关于一审认定借款4000万和1810万，对于4000万，是马千里向王祖奎的借款，当时说如果不能偿还，按股权转让偿还，但是股权收购失败，股权不在马千里手上，但是马千里愿意还4000万；王祖奎称股权转让款转为借款，马千里同意，与陈伟无关。1810万是经营所需，是经营宜顺公司中对王祖奎的借款，马千里可以承担后与公司算账，也可以宜顺公司还款后，与马千里结算总账。
陈伟辩称：一、从实体处理上讲，陈伟无需为马千里的个人债务承担责任，本案应当驳回王祖奎对陈伟的上诉。（一）马千里与王祖奎在本案之外另存在多重法律关系。（二）1810万元债务确属马千里的个人债务。余建华退出后，《民间借贷合同》中约定的6000万元债务是按照王祖奎4000万元、余建华2000万元进行分割处理，分别结算的。并没有约定由王祖奎继受和承接余建华的2000万元债权。因此，王祖奎所称“案涉《民间借贷合同》中的付款义务已由其独自承担，本案所涉款项为同一笔债务关系，应整体结算”的说法，与本案事实和证据不符，也与王祖奎《民事起诉状》和一审中的陈述相矛盾，不能成立。二、从程序公正上讲，本案应发回重审。（一）本案违反民诉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本案原告诉请是民间借贷纠纷返还借款和支付利息，原判决最后却判令返还股权转让款，属于判非所请。（二）一审判决以马千里的诉讼行为约束陈伟。陈伟未对马千里认可王祖奎向其主张过权利的诉讼行为表示认可，原判决违反法律规定侵犯了陈伟的诉权。（三）本案存在王祖奎与马千里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嫌疑。本案中，王祖奎提供的债权凭证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存在伪造的可能。同时，马千里在一审诉讼中不正当放弃权利，既不主动提供其已向王祖奎及其关联人支付还款和利息的相关证据，又在王祖奎本人未表示其曾向马千里主张过权利的情况下，马千里的代理律师却主动表示王祖奎向马千里主张过权利，有意配合王祖奎诉讼。双方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意图十分明显。（四）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审判决关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和《担保合同》的效力以及对马千里、陈伟已还款金额认定不请。王祖奎主张的1810万元债务属于马千里的个人债务，与陈伟无关，不应由陈伟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在程序上应由王祖奎针对马千里另案起诉。王祖奎的上诉请求没有道理，应当予以驳回。
王祖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陈伟、马千里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60000000元（陆仟万元整），并按照年利率24%向王祖奎支付利息直至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7年5月22日为85647066元）；二、判令左建东、宜顺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三、判令马千里、陈伟、左建东、宜顺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后王祖奎撤回对左建东的起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18日，王祖奎、余建华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陈伟、马千里及丙方左建东签订了《民间借贷合同（3稿）》。该合同第一条（借款用途）约定：乙方借款用于受让他人公司股权（详见附件二）。第二条（借款金额）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借款人民币陆仟万元整（60000000元）。第三条（借款借用期限及利息）约定：甲方应在本合同订立后五日内将借款全部交付乙方。乙方借款借用期限为四十五日，期限从甲方第一次交付借款的当日起计算。借用款期限到期的当日乙方应当向甲方返还全部借款本金陆仟万元整，并支付利息贰佰万元整，合计乙方应当向甲方给付人民币陆仟贰佰万元整（62000000元）。乙方若逾期给付前款约定应给付款项的，其逾期部分应当另按照日万分之六向甲方支付逾期利息。第五条（担保条款及有关合同行为效力）约定：为保障合同的履行，丙方向甲方保证，保证乙方按本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并愿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丙方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乙方追偿。甲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甲方人员的共同行为；乙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乙方人员的共同行为。该合同的附件二为乙方和丙方于2010年9月11日同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四位订立的新港顺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宜顺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复印件一套。
按照上述合同约定，2011年3月17日、3月21日、3月22日、3月23日、3月24日、3月25日、4月1日，王祖奎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43×××42账户向新港顺公司股东师志德的银行账户43×××19分别转款500万元、45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合计3150万元；2011年3月17日、3月25日、4月2日，王祖奎通过其上述建设银行账户向马千里的银行账户55×××88分别转款300万元、300万元、250万元，合计850万元。
2011年3月20日，马千里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王祖奎、余建华的借款本金计（大写）陆仟万元整，至于其投资回报根据协议的约定计捌佰万元整。待原合同履行结束时结算。左建东以保证人的名义在该收条上签字。2011年4月4日，马千里又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按本人与王祖奎、余建华先生签订的借款协议，今收到共计人民币陆仟万元整。特此立据。”
2011年7月28日、7月29日、8月2日、8月15日，王祖奎又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62×××76向马千里银行账户62×××15分别转款500万元、300万元、60万元、550万元，并于2011年7月29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62×××30向马千里银行账户55×××88转款400万元，合计1810万元。马千里向王祖奎出具落款日期为2011年8月15日的《借据》一份，内容为：“今由王祖奎先生处分两次分别是2011.9.27借取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2011.8.15借取人民币伍佰伍拾万元整。其中，本人于2011.10.12和2011.11.1分别还款伍佰万元整和肆佰万元整。此共余借款额为壹仟壹佰伍拾万元整。利息另计。特此立据。”
2011年3月19日，陈伟、马千里作为转让方（甲方），王祖奎、余建华作为受让方（乙方），左建东作为保证人（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稿）》，内容为：鉴于：甲方于2010年9月11日与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签订了《澳门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含宜顺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及甲、乙双方于2011年3月18日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附件）。现甲方陈伟、马千里为一方，乙方王祖奎、余建华为一方，就甲方持有的新港顺公司及宜顺公司的股权，部分有条件转让给乙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甲方目前合计持有上述公司30%的股权份额，按照与原股东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的约定，后续甲方将按时再受让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下余70%的股权份额。第二条、甲方因收购受让上述公司股权份额，向乙方借款人民币陆仟万元整。（具体详见上述双方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第三条、若甲方未能按期限履行上述双方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中的还款义务，则乙方有权收购受让甲方的上述相应股权份额，甲方收到乙方的收购受让通知时不得拒绝，并应当在五日内提供股权转让相关文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以使乙方取得股东权利及资格。第四条、转让股份份额的比例：按目前甲方支付的购股款数额即人民币据实万元与双方借贷款额人民币陆仟万元整之间的比例计算，乙方受让甲方所持有30%公司股权中据实%的股权份额；其余占所持30%公司股权中的据实%仍归甲方所有。第五条、甲、乙双方转让股权份额价款为人民币陆仟万元整（6000万元）。付款期限及方式为，按本协议第三条在乙方取得股东权利及资格后，乙方通知甲方以甲方所欠借款人民币陆仟万元整予以抵（消）付，乙方不再另行给付，若所欠借款不足陆仟万元的，乙方应另行给付补足差额款。第六条、乙方受让股权成为股东后，享受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对后续再受让原股东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下余70%的股权份额，由本协议甲、乙双方按上述第“四”项比例方式共同出资、收购和共同享有、分配股权份额。第七条、本协议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保证人执一份；各方签名并在条件成就时生效。若因本协议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交由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审理（本协议的执行、解释、审理等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规定）。第八条、本协议并不终止甲、乙双方《民间借贷合同》中有关利息和逾期利息的计算与给付效力，但逾期时间应计算至甲、乙双方办理完借款抵消转让股权份额价款手续日止。甲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甲方人员的共同行为；乙方中任一人实施的有关本合同的行为均视为乙方人员的共同行为。
2012年10月18日，马千里与王祖奎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该协议以马千里、陈伟为转让方（甲方），王祖奎为受让方（乙方），内容为：根据①甲、乙双方于2011年3月18日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及附件；②甲、乙双方于2011年3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甲、乙双方为了明确债权债务与股权份额的比例，经协商同意达成如下补充协议：第一条、甲方申明其目前已受让“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澳门）”及“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原股东（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罗德明）70%的股权份额，并取得相关方的转让同意，且放弃优先权，可以向乙方转让其拥有的该公司股权。第二条、甲方同意将其拥有的上述股权份额中的百分之二十（20%）部分转让给乙方（王祖奎先生）所有，下余50%仍归甲方所有。第三条、转让价款：（用债权转股权方式抵消）即①乙方用甲方所欠乙方的上述《民间借贷合同》借款中属于乙方王祖奎出借的人民币肆仟万元整（40000000元）及相关利息和②乙方对甲方享有的其他利益[2011年9月27日和2011年8月15日的借款本息，共计贰仟万元整（20000000元）]抵付该股权转让款。甲方不再返还该借款，乙方也不需要再另行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第四条、本补充协议签订后，甲方应当尽早为乙方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以使乙方方便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上述①《民间借贷合同》和②《股权转让协议》以及2011年7月26日王祖奎与余建华签订的《债权、股权、债务安排或约定协议书》中的当事人之一余建华先生，因其他原因，经协商同意已经退出，原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贰仟万元出借借款及利息债权，已经由甲方另行与其结算支付，今后余建华先生不再作为乙方的当事人之一，不再参与乙方（王祖奎）有关涉及股权转让与行使等行为。如余建华有异议所产生的相关后果，由乙方负责。第六条、本协议签名时生效，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马千里、王祖奎在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上签名。
2013年12月15日，马千里与王祖奎签订《担保合同》。该合同以马千里、陈伟为转让方（甲方），王祖奎为受让方（乙方），宜顺公司为担保方（丙方），内容为：根据2012年9月12日甲、乙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确保甲方转让股权份额的顺利完成，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协议约定，甲方拥有的“新港顺投资有限公司（澳门）”和“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70%股权份额，甲方自愿将该股权份额的20%部分转让给乙方，下余50%归甲方所有。二、由于种种原因，股权份额转让至今没有落实，甲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月内为乙方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完成股权份额转让义务，便于乙方行使股东权利。三、丙方自愿为甲方提供担保，作为乙方的担保人，担保甲方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向乙方转让股权份额的履行义务。如果甲方不能按指定时间将股权转让到位，甲方将按乙方付款时间支付乙方利息，直到（60000000元）陆千万元整付完为止，（60000000元）本金甲方将在丙方开工之前全部付给乙方，利息按每月2%，另外每月向乙方支付1%的财务费用。四、本协议签订后，丙方应监督并催告甲方尽早履行义务，否则丙方将承担担保责任。五、本协议在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六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二份。马千里、王祖奎在上述《担保合同》上签名，马千里并在“担保方（丙方）”处加盖一枚标称为“湖北宜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印章。
另查明，2015年9月23日，案外人吴积俭因与马千里、宜顺公司、陈伟、王祖奎民间借贷纠纷，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以（2015）鄂民一初字第00023号案件立案，审理后以调解方式结案。该案中，吴积俭具文起诉的主要内容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第一被告马千里立即偿还原告下列本金及利息：①本金人民币8000万元；②从2013年5月10日起至2013年8月10日以人民币8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5.6%的4倍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448万元；③从2013年8月10日起至2015年8月30日（起诉止）以人民币8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支付逾期利息人民币39413333万元；以上本息合123893333.00元；④2015年7月31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以人民币8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支付逾期利息。二、请求判令第二被告宜顺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请求判令第三被告陈伟和第四被告王祖奎在上述第一、二两被告不能履行的债务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由以上四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5月8日，第一被告马千里因收购新港顺公司资金需要，与原告吴积俭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编号：J-13001），合同约定马千里向吴积俭借款人民币一亿元整，期限3个月（从2013年5月10日起至2013年8月10日止），利息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逾期不能偿还本金和利息的，对欠付金额按照约定利率的150%计收逾期利息，并承担诉讼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同日，第二被告宜顺公司与原告签订了编号为B-13001-1的《保证合同》，自愿向原告提供独立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上述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诉讼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费用。保证期限为借款履行期到期日起2年。合同签订后，原告实际分16笔共计向被告马千里转账8000万元整，履行了合同义务。但第一被告未能按期偿还借款。2014年1月10日被告马千里、宜顺公司与原告对账后签订《对账确认书》，所欠借款本息合计为9860万元整，被告宜顺公司、马千里对上述借款本息金额盖章、签字予以了确认。2014年5月10日第三被告陈伟、2013年5月10日第四被告王祖奎分别与原告签订了《保证合同》，自愿对上述债务承担一般保证责任。但从借款到期日起，原告多次向四被告催讨、磋商还款事宜，至今未果。另合同约定如果出现争议协商不成，可向合同签订地宜昌市有管辖权人民法院起诉。2015年8月5日，原告依法向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四被告提起诉讼，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5年8月18日作出超级别管辖不予立案处理。原告认为，原被告各方基于友好信任关系方能发生巨额款项的借贷，各方均应诚信履行合同义务，各被告的拖欠已经给原告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第一被告理应依约履行清偿本金、利息和逾期利息的责任，原告考虑各方友好合作关系，按照约定逾期利率应为年利率6%×4倍的150%，本案仅按照年利率的24%诉请逾期利率，对于超出年利率24%的部分及违约金和费用暂时保留权利。第二被告应该在约定的保证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三、四被告理应依约定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具文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吴积俭起诉时，提交了其与马千里签订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J-13001）、其与陈伟签订的《保证合同》、其与王祖奎签订的《保证合同》，以及王祖奎、陈伟2013年5月8日出具的《承诺书》等证据材料。王祖奎、陈伟出具的《承诺书》的内容为，“鉴于下述承诺人和马千里在新港顺公司及宜顺公司系实际合伙人，承诺保证其本人及其关联企业与马千里及宜顺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均属于对新港顺公司及宜顺公司的资本投入，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如果马千里的收购行为失败，承诺人本人及其关联企业不得先于债权人吴积俭、卢安顺对包括新港顺公司原股东罗德明、师志德、郑文定、陈正中及其他第三方（天津公司）基于收购失败而向马千里支付的款项主张权利，也不得同时要求按比例分摊权利。”
还查明，2017年7月26日，案外人余建华依据前述2011年3月18日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3稿）》向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借款人马千里、陈伟向其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3000万元整。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以民间借贷纠纷受理该案，立案案号为（2017）鄂06民初253号。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二、王祖奎在本案中主张民事权益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本案诉争款项本息数额如何确定；四、陈伟、宜顺公司应否在本案中承担向王祖奎返还诉争款项的民事责任。
一、关于本案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马千里、陈伟为收购新港顺公司和宜顺公司股权，对外募集收购资本，与王祖奎及案外人余建华签订了2011年3月18日的《民间借贷合同（3稿）》，约定向王祖奎、余建华借款6000万元，其中向王祖奎借款4000万元，王祖奎提交的银行转款凭证及马千里出具的两份收条可以证明，王祖奎依约向马千里及指定收款人新港顺公司股东师志德支付了4000万元的借款，故可以认定上述民间借贷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利息部分的约定过高而违反法律规定外，其余内容合法有效，王祖奎与马千里、陈伟之间因此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上述合同签订的次日，王祖奎、余建华与马千里、陈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达成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合意，即若马千里、陈伟未能履行上述双方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中的还款义务，则王祖奎、余建华有权收购受让债务人马千里、陈伟的相应股权份额，并约定在王祖奎、余建华取得股东权利及资格后，以6000万元的借款抵销股权转让款6000万元（若所欠借款不足6000万元，则王祖奎、余建华补足差额款）。这一协议的内容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在马千里、陈伟未能履行前述民间借贷合同确定的还款义务时，协议生效条件成就，前述6000万元的借款本金转化为股权转让款（按照该协议第八条的约定，因6000万元的借贷利息及逾期利息部分并不终止计算而并未转化），马千里、陈伟与王祖奎、余建华间建立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王祖奎与马千里又于2012年10月18日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转让的份额为20%，用前述民间借贷合同项下4000万元借款的本息及该合同外其他借款本息2000万元抵付股权转让款，以及余建华在股权转让中退出等事宜，事实上对前述《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条件已经成就的事实进行了确认，并将王祖奎因民间借贷享有的本金及利息债权全部转化为股权转让款，以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替换取代了先前存在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陈伟、马千里不能履行股权转让义务，《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王祖奎遂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二人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实质上是对其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相应损失提出的诉请，属于因股权转让问题形成的纠纷。庭审中，王祖奎、马千里及陈伟亦认可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
因此，根据本案查明的相关事实及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诉争法律关系应定性为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本案纠纷为股权转让纠纷。王祖奎以民间借贷纠纷案由提起民事诉讼，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但鉴于本案纠纷与各方当事人先前存在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密切关联性，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亦认可本案纠纷为股权转让纠纷，以及避免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的考虑，一审法院认为对本案可以继续进行处理。
二、关于王祖奎在本案中主张民事权益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陈伟抗辩主张王祖奎2017年6月16日才向一审法院起诉立案，已经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因王祖奎与马千里在2013年12月15日签订的《担保合同》第3条明确约定，“如果甲方不能按照指定时间将股权转让到位，甲方将按乙方付款时间支付乙方利息，直到（60000000元）陆千万元整付完为止，（60000000元）本金甲方将在丙方开工之前全部付给乙方，利息按每月2%，另外每月向乙方支付1%的财务费用”,双方对股权转让不成时包括本案4000万元借款在内的6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返还期限并未有明确、具体的约定，在马千里、陈伟未履行股权转让义务或返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王祖奎可以随时主张自己的权利，且根据作为共同借款人和股权转让方之一马千里的当庭陈述，王祖奎也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其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未届满。因此，一审法院认为王祖奎起诉向马千里、陈伟主张债权，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陈伟关于诉讼时效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故不予支持。
三、本案诉争款项本息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王祖奎以民间借贷案由起诉，主张的借款本金为6000万元。依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及《担保合同》的内容看，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系由本案《民间借贷合同》中王祖奎出借的4000万元借款本息，以及其他借款的本息（《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表述为“2011年9月27日和2011年8月15日的借款本息”）2000万元两部分款项转化组成。
关于4000万元借款本息部分，王祖奎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及马千里出具的两份收条可以证明该4000万元借款已经如数支付，该款项先系陈伟、马千里向王祖奎的共同借款，后通过《股权转让协议》转换为股权转让价款（该协议共约定股权转让款6000万元，另外的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由案外人余建华出借款项转化形成），陈伟、马千里在未履行股权转让义务的情况下应当按约定共同返还该4000万元款项及相应利息；至于利息部分，因双方约定的利率超出年利率最高24%的法定幅度，应以借款本金为基数自支付之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即以8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17日起计息，以45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21日起计息，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22日起计息，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23日起计息，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24日起计息，以6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25日起计息，以4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4月1日起计息，以25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4月2日起计息，均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关于2000万元款项部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所称的“2011年9月27日和2011年8月15日的借款本息”），根据王祖奎的陈述及提交的2011年7月28日、7月29日、8月2日、8月15日向马千里转款的凭证、《借据》，以及马千里认可借款的事实，该部分股权转让款系由王祖奎在本案所涉民间借贷合同之外向马千里另行出借的款项1810万元及其利息转换而来，该1810万元借款本息转化成股权转让款的行为超出了本案《民间借贷合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范围，系马千里与王祖奎之间的行为，陈伟未参与该项借款行为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担保合同》的签订，因此与该1810万元有关的约定对陈伟并无约束力，由此形成的债务系马千里个人之债务，应由马千里个人承担，陈伟对此不负有清偿的义务。据王祖奎对《借据》内容的说明及形成过程的陈述，以及上述补充协议、担保合同的约定内容，可以确认双方对该1810万元借款利息及将其抵付为2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约定超出了法律许可的范围，应按年利率24%的标准进行计算利息。计算截止至2011年10月12日，上述1810万元（分别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7月28日起计算，以7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7月29日起计算，以6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8月2日起计算，以55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8月15日起计算）借款本金的利息为844400元，马千里于该日还款500万元，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债权债务的清偿顺序有约定的情况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先充抵利息后充抵借款本金，余下借款本金为13944400元；以该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10月13日起按24%年利率计算至2011年11月1日马千里还款400万元之日止，利息为176629.07元，按照先息后本的顺序充抵后的余下借款本金为10121029.07元。因此，在股权转让义务未履行的情况下，依据马千里与王祖奎的约定，马千里应向王祖奎返还10121029.07元的借款本金及以该数额为基数自2011年11月2日起按24%年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
四、关于陈伟、宜顺公司应否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本案中，陈伟抗辩主张其从未收到王祖奎支付的款项及有关付款情况的通知，未参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及《担保合同》的签订，本案的相关经济往来发生在马千里与王祖奎之间，与陈伟无关，且存在王祖奎与马千里恶意串通、制造虚假诉讼的可能性，故陈伟不应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为此，陈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以证明王祖奎、马千里与余建华、王城阳、左建东等存在关联关系，并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了王祖奎与马千里之间的银行往来流水以证明马千里与王祖奎等关联方资金往来频繁、本案借贷关系不明，补充提交了有关鉴定意见书及情况说明以证明陈伟已经通过其控股的武汉恒威重机有限公司等向马千里支付了股权投资款，无需再向王祖奎等其他方借款以收购新港顺公司及宜顺公司股权，因此存在王祖奎、马千里及其他关联方恶意串通、合伙欺诈陈伟，涉嫌制造虚假诉讼的可能性。一审法院认为，因本案王祖奎提交的支付凭证及马千里出具的二份《收条》，以及有陈伟参与签字的本案《民间借贷合同》、《股权转让协议》等在卷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王祖奎已经向马千里、陈伟履行了出借4000万元的义务，而陈伟对上述合同及协议上其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其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并不能否定本案借贷及股权转让关系的真实性，亦不能证明其是受王祖奎、马千里等人合伙欺诈而签订上述合同及协议的，且即使确有欺诈行为，但陈伟作为合同及协议签订的当事人并未在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行使撤销权，故上述抗辩主张实难以成立，不予支持。陈伟理应与马千里对上述4000万元的款项及其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当然，至于前述10121029.07元借款本金及利息问题，因与陈伟无关，陈伟对此不承担民事责任，具体理由如前阐述，在此不再赘叙。
关于宜顺公司应否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王祖奎依据其与马千里签订的《担保合同》，认为该合同上以宜顺公司名义担保加盖的印章系宜顺公司真实有效的印章，担保是马千里、陈伟实际控制下的宜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请求判令宜顺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请求及主张缺乏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公司法人制度及代理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只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得到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的相关人员才能以该公司法人的名义在相关职务(或代理)权限的范围内对外进行民事行为，或者对该行为有事后的追认，才对公司法人发生效力，否则该民事行为构成狭义上的无权代表（代理），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及民事责任由行为人自身承担。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本案中，在马千里非宜顺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未得到宜顺公司授权，也没有宜顺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议决议同意，宜顺公司对其行为事后亦未予以追认的情况下，马千里以宜顺公司的名义为其个人收购股权的行为进行担保属于无权代表（代理），系马千里个人的违法违规行为，而非宜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在马千里的行为属无权代理、非宜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如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关于表见代理、表见代表制度的规定，认定马千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需要审查判断本案是否具备马千里具有代表或代理宜顺公司的权利外观，以及王祖奎为善意无过失的合同相对人这两个条件。从本案情况看，本案系列合同、协议签订之时，马千里、陈伟均为宜顺公司董事，马千里还是总经理，外部第三人有合理理由相信马千里能合法持有宜顺公司公章，代表宜顺公司对外从事民事行为。但是，从王祖奎为马千里向吴积俭借款提供保证及2013年5月8日出具《承诺书》的事实，以及本案系列合同文件的内容看，王祖奎与马千里、陈伟在收购宜顺公司及其母公司新港顺公司股权问题上是目标一致的合伙人，只不过陈伟、马千里对外是名义上的收购者，王祖奎是该收购计划的资本支持者，以向马千里、陈伟出借收购资金或为收购资金的募集提供保证等支持收购计划实施，故《担保合同》签订之时其对马千里、陈伟虽是宜顺公司高管但无权代表宜顺公司及新港顺公司的事实是明知的，对马千里在向吴积俭借款时有宜顺公司的董事会决议的事实是明知的，且按《承诺书》的内容看，王祖奎对收购行动如果失败其不能先于债权人吴积俭、卢安顺等向马千里主张权利的事实是明知的。在其向马千里出借的款项达5810万元之巨，马千里对吴积俭、卢安顺、余建华等众多债权人负有债务，而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确定的股权转让义务又迟迟不能履行的情况下，王祖奎应当考虑与马千里、陈伟继续交易可能存在的巨大商业风险，及时依照有关约定解除股权转让关系，向马千里主张债权，但王祖奎却对此并未尽谨慎注意之义务，未如同案外人余建华般退出股权转让行动，反而在马千里未提供宜顺公司法定代表人书面授权或者董事会、股东会议决议的情况下，轻信马千里并接受马千里以宜顺公司名义提供的保证而签订《担保合同》，执意于从马千里、陈伟手中受让股权，以致目的最终落空而遭受重大经济损失，遂有本案纠纷产生，因此王祖奎具有重大过失，不是善意的合同第三人，本案无适用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制度之余地，该《担保合同》约定的担保行为对宜顺公司无效，宜顺公司不应在本案中承担保证责任。至于本案有关印章是否为宜顺公司真实有效公章的争议，在王祖奎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已无讨论之必要，不影响本案有关民事责任的认定。
在上述主要争议焦点以外，陈伟请求一审法院追加案外人余建华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并认为本案涉嫌刑事犯罪而申请对本案中止审理。因王祖奎在本案中的诉请无关余建华的债权，且陈伟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的审理需要追加余建华为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有关事实的查明认定必须等待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故对陈伟的上述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马千里、陈伟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王祖奎返还股权转让款4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即以8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17日起计息，以45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21日起计息，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22日起计息，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23日起计息，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24日起计息，以6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3月25日起计息，以40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4月1日起计息，以250万元本金为基数自2011年4月2日起计息，均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被告马千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祖奎返还股权转让款10121029.07元及相应利息（以10121029.07元为基数，自2011年11月2日起按24%年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原告王祖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003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王祖奎承担258345元，由被告马千里承担316690元，由被告陈伟承担200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伟提交四份材料作为新证据。一、连云港海顺置业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二、宜顺公司与宜城市奎盼鑫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房地产委托开发合同》一份；三、宜城市奎盼鑫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四、宜城市天鑫油脂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第一份证据拟证明王祖奎和马千里共同成立连云港海顺公司，王祖奎与马千里存在合作关系；第二、三、四份证据拟证明马千里委托王祖奎实际控制房地产公司开发，王祖奎和马千里另有利益关系，1810万不是本案民间借贷合同中6000万的构成部分。王祖奎、马千里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宜顺公司对工商登记资料真实性无异议，对房地产开发合同的真实性不清楚，宜顺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王祖奎和马千里有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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