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6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勇。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技，浙ＸＸ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荣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堂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夫勤。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驰成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岑荣。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虞军红，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娄华锋，浙江赞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勇为与被上诉人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浙江驰成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驰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2）杭西商初字第2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2月9日，周勇（包括周勇的委托代理人周当）与程堂刚、阮荣耀、马夫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含《协议备忘录》），约定周勇将其实质拥有的驰成公司100%股权（注册资本5018万元，名义上其中37%股权由阮荣耀持有）以2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程堂刚、阮荣耀、马夫勤；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在协议生效后三十日内办理完毕（第四条）；程堂刚、阮荣耀、马夫勤在协议生效后三日内支付300万元股权转让款，在办理完工商登记后支付500万元股权转让款，余款在协议生效之日起起三十日内付清，股权转让款应存入周勇在建设银行开立的15××××68账户（第三条）。同时，程堂刚在该协议上手写确认其股份由岳父丁本乔代持。2010年3月，丁本乔、阮荣耀、马夫勤分别向周勇支付股权转让款67.5万元、52.5万元、30万元，周当代周勇于2010年3月26日出具了相关的收条，并注明“钱进入周勇存折为准。周勇：建行15××××68”。2010年4月2日，周勇为程堂刚、阮荣耀、马夫勤办理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至此丁本乔（代程堂刚持有）、阮荣耀、马夫勤分别持有驰成公司45%、35%、20%股权，阮荣耀任法定代表人。2010年4月7日，程堂刚、阮荣耀、马夫勤向周勇出具金额为150万元和1700万元的欠条各一张，承诺在2010年4月30日前和2010年7月30日前付清前述两笔款项。该两张欠条均载明“逾期按未付数额为本金按照月息15‰计息。欠款是因购买驰成公司股权发生。欠款人互为连带责任担保人。发生纠纷由本欠条签写地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管辖”。同时，驰成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在欠条上盖章并经其法定代表人阮荣耀签字。但是，驰成公司就此提供保证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2010年6月7日，程堂刚、马夫勤应周勇的要求签署《意见》，表示“周勇先生：本人及其他两位股东拖欠您的驰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本人与其他两位股东在2010年4月7日就此出具两张《欠条》后并由受让给本人及其他两位股东的驰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人作为驰成公司股东和股权转让款的欠款人对公司为其他两位股东和本人的欠款提供此项担保完全赞同，没有异议”。2010年8月16日，蒋金余分别从丁本乔、阮荣耀、马夫勤处受让25%、6%、10%驰成公司股权，葛巧芳从马夫勤处受让10%驰成公司股权，驰成公司就此通过股东会决议并选举蒋金余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2010年8月25日，驰成公司的股权变动和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2011年8月10日，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签署《承诺书》。该《承诺书》打印部分载明“周勇先生：本人拖欠您的驰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您自2010年5月开始每月向本人和担保人驰成公司等催讨，一直以来，因本人及担保单位资金困难，再加上新的股权受让人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给本人，故一直未能支付，再次深表歉意，同时恳请您能考虑本人和担保公司的现实困难，同意延迟归还，本息我们都予以认可。本人保证会尽快归还上述股权转让款本息并积极协调担保单位和新的股东归还。您实现债权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本人承担”；同时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分别手写表示“该股权转让本人为三十五百分比例，月息百分之一点五，待股权和新股东落实付款”、“本人承担45%股份”、“本人承担20%股权”。2012年7月30日，周勇将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驰成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在审理过程中，驰成公司出示了其从程堂刚处取得的周当以周勇名义出具的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程堂刚（丁本乔代持）驰成公司股权转让款人民币肆佰万元正。（20%股权）。此据。具收人：周勇。2011.5.20”。周勇、程堂刚均表示程堂刚实际并未支付该收条所涉400万元款项。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周勇将其实质持有的驰成公司100%股权以2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程堂刚、阮荣耀、马夫勤，双方成立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且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虽然程堂刚、阮荣耀、马夫勤实际分别受让45%、35%、20%驰成公司股权，但未与周勇约定按其受让比例分别承担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故周勇有权要求程堂刚、阮荣耀、马夫勤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关于2011年5月20日周当代周勇出具的收条所涉400万元款项，程堂刚表示没有向周勇实际支付，且《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股权转让款应存入周勇的建设银行账户，周当、程堂刚均不应违反该约定，故在周勇有异议的情况下不能仅以该收条认定程堂刚支付了相关款项，驰成公司关于程堂刚已于2011年5月20日向周当（周勇）支付了400万元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即程堂刚、阮荣耀、马夫勤尚应向周勇支付股权转让款185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关于付款期限和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的约定已被2010年4月7日的欠条变更，应以后者确定程堂刚、阮荣耀、马夫勤的相关权利义务，即程堂刚、阮荣耀、马夫勤应就所欠款项中的150万元、1700万元分别从2010年5月1日和7月31日开始按月息1.5%支付利息，暂计算至2012年8月7日为690.4万元，此后另计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周勇要求从2010年4月7日起算利息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二、虽然驰成公司于2010年4月7日为程堂刚、阮荣耀、马夫勤的债务向周勇提供保证担保没有相应的股东会决议，但我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的目的在于保护提供担保的公司的其他股东的利益，而本案所涉驰成公司担保的债务的债务人系驰成公司的全体股东，不存在损害驰成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问题，故驰成公司以未经股东会决议为由主张该担保不生效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驰成公司与周勇未约定保证期间，周勇应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驰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程堂刚、马夫勤作为驰成公司的股东于2010年6月7日向周勇出具《意见》，不能视为周勇向驰成公司主张了权利。关于2011年8月10日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签署的《承诺书》，虽有“您自2010年5月开始每月向本人和担保人驰成公司等催讨”的内容，但此时阮荣耀已不是驰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驰成公司陈述意见，该证据不能认定为驰成公司作出的对己不利的自认，而应认定为阮荣耀的证人证言。鉴于阮荣耀系本案讼争合同的债务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周勇就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驰成公司主张权利无法提供其他证据，故不能仅以《承诺书》认定周勇在保证期间内向驰成公司主张过权利，驰成公司关于周勇未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主张权利、其保证责任免除的抗辩意见成立，周勇要求驰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阮荣耀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该院于2013年11月27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勇支付股权转让款18500000元，支付逾期利息6904000元（暂计算至2012年8月7日，此后按月利率1.5%另计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周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3150元，由周勇负担5708元，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负担167442元，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负担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至原审法院。公告费950元由阮荣耀负担650元、马夫勤负担3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径直支付给周勇。
上诉人周勇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证据有误，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并最终作出免除驰成公司担保责任的错误判决。原审法院认为，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于2011年8月10日出具的《承诺书》，性质系“证人证言”。周勇认为，该认定明显错误。首先，该《承诺书》系2011年8月11日当时形成，而非当事人事后对以往事实的回忆和陈述，所以，从证据的种类和性质分析，该《承诺书》是原始、直接的书证，其证明力明显较证人证言为强。其次，该《承诺书》反映的内容是客观可信的。当时双方尚未发生纠纷，由于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三人长期拖欠周勇的巨额款项，周勇为此多次向其催讨符合情理。而且从2010年6月7日程堂刚、马夫勤向周勇出具《意见》，以及后来的《承诺书》等综合分析，说明周勇的自我维权意识比较强，因为按照一般常理来推断，如果不经债权人的催要，债务人不可能主动出具对自己不利的书面证据。再次，虽然2011年8月阮荣耀已不再担任驰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周勇对此并不明知。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均未告知周勇，驰成公司也未履行告知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周勇仍然向担保人的原法定代表人（况且其本人也是债务人）阮荣耀催讨，要求其本人和驰成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完全符合人情和法理。一审法院认定“程堂刚、马夫勤作为驰成公司的股东于2010年6月7日向周勇出具《意见》，不能视为周勇向驰成公司主张了权利”。周勇认为，程、马二人作为驰成公司的股东，2010年2月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没有在上面签署同意公司担保的具体意见，考虑到形式上的瑕疵，再加上此时早已超过付款期限，所以周勇在对债务人包括担保人催讨时，由程堂刚、马夫勤二人出具了《意见》，也完全符合常理。并不能得出“不能视为周勇向驰成公司主张了权利”的结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证据及事实错误，机械适用法律，导致作出不符法律基本精神的判决。故请求二审法院判决由驰成公司对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应支付给周勇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原判决主文第一条）承担连带责任。
被上诉人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均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驰成公司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周勇于一审中提交的证据4即“2011年8月10日出具的《承诺书》”中涉及的周勇曾于保证期间内向驰成公司主张保证权利等与驰成公司相关的内容属于证人证言，符合民事诉讼证据有关规定及证据法学原理，适用法律完全正确。周勇诉称该承诺书中涉及的周勇曾于保证期间内向驰成公司主张保证权利等与驰成公司相关的内容属于“原始的、直接的”书证并应予以采信的上诉理由，明显与客观事实和证据本身内容不相符，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法律意义上的书证必须是在客观事件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而非事后通过对以往事实的回忆和陈述而形成。而本案该承诺书出具于2011年8月10日，但其所记载的文字内容并不是发生于2011年8月10日的客观事实，而明显是在2011年8月10日通过对以往事实的回忆而陈述的内容。因此，该承诺书不符合书证基本要件，不是书证。2、该承诺书出具时，签名的阮荣耀早已不是驰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该承诺书的内容也明显反映出阮荣耀已不是驰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故阮荣耀在该承诺书上签名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无论是阮荣耀还是程堂刚、马夫勤均无权代表驰成公司在该承诺书上陈述任何意见。故承诺书中关于驰成公司的内容不能认定为驰成公司对己不利的自认。3、由于该承诺书中的内容涉及到了出具该承诺书的阮荣耀三人以外的第三人（即驰成公司）的权利义务，故该承诺书中关于其他第三人（即驰成公司）的内容完全符合证据法对证人证言的定义，即该承诺书中涉及的周勇曾于保证期间内向驰成公司主张保证权利等与驰成公司相关的证明内容是证人（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在事后（2011年8月10日）对以往（2010年5月）发生事实（周勇向驰成公司主张保证权利）的回忆和陈述，是典型的证人证言。4、该证人证言因证人阮荣耀未出庭作证、且系本案债务人，与本案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且阮荣耀在出具给原审法院的说明中（第三页第二段）也明确作出“但是，承诺书中所提出的向我还有担保公司催讨欠款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在股权转让给程堂刚和马夫勤后，我有一段时间担任法定代表人，但是周当或者周勇从来没有和我提供付款或者担保的事情”的表述，足以证明阮荣耀该承诺书的相关证明内容不实，因此，该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与本案的证明力均有严重问题，故不能作为认为周勇在保证期间内主张保证权利的证据。二、原审法院认定“程堂刚、马夫勤作为驰成公司的股东于2010年6月7日出具《意见》，不能视为周勇向驰成公司主张了权利”这一节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周勇认为该意见即代表其向驰成公司主张了担保权利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1、从该《意见》内容看：该《意见》内容指向非常明确，即是该2人作为驰成公司股东同意驰成公司为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三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其目的是为了使4月7日《欠条》中的担保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而己，显然不是周勇要求驰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的证据，也不是程堂刚、马夫勤证明周勇向驰成公司主张保证权利的证据，更不是驰成公司对该事实的自认。2、从该《意见》出具时间看：该《意见》出具于2010年6月7日，而根据周勇于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之间4月7日的两张欠条约定的付款时间为2010年4月30日前支付150万元，2010年7月30日起前支付1850万元。因此，该《意见》出具时尚有1850万元债务履约期限尚未届满，此时周勇根本无权要求驰成公司就全部2000万元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由此可知，该《意见》显然不可能是周勇向驰成公司合法主张保证权利的证据，更不构成驰成公司对该节事实的自认。3、从《意见》出具的主体看：该《意见》由程堂刚、马夫勤出具，而该两人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至始至终无权代表驰成公司对外作出任何意思或作出任何表述，故两人签署的《意见》对驰成公司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不构成弛成公司对该节事实的自认。三、周勇提出“周勇自我维权意识比较强，因此按照一般常理来推断，如不经债权人催要，债务人是不可能主动出具对自己不利的书面证据的”并结合“周勇对阮荣耀不再担任驰成公司法定代表人不知情，驰成公司和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也未告知”为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周勇仍然向担保人的原法定代表人（本人也是债务人）催讨，要求其本人和公司承担责任，这完全符合人情和法理”，并进一步推论其已合法向驰成公司主张过保证权利，该上诉理由更是全凭主观臆测。1、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经工商部门登记公示，驰成公司和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无告知义务，且事实上周勇对驰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早就知情。2、在承诺书出具之前，周勇从未向阮荣耀主张债权及驰成公司主张保证权利。3、在承诺书出具时，阮荣耀早已不是驰成公司法定代表人，且承诺书中也写明了“本人及担保单位、本人会积极协调担保单位和新的股东归还”等字样，故周勇在明知阮荣耀已不再是驰成公司法定代表人、已无权代表驰成公司的情况下仍要求其签署涉及驰成公司权利义务内容的承诺书，具有明显主观恶意。综上，原审判决以周勇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向驰成公司主张权利，作出驳回驰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审判程序合法，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驰成公司原名为“浙江安泰建设有限公司”，于2011年1月6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法定代表人亦由蒋金余变更为陈岑荣。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尚欠周勇股权转让款1850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驰成公司的保证责任是否已经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驰成公司为案涉借款提供的保证方式系连带保证责任，案涉借款分别于2010年4月30日和7月30日到期，但并无有效证据证明周勇曾在上述日期后六个月内向保证人驰成公司主动催收或提示本案债权，故应认定该借条中约定的驰成公司的保证责任已免除。周勇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10日的《承诺书》并不能作为其曾向驰成公司主张保证责任的依据。该《承诺书》记载“本人拖欠您的原浙江安泰建设有限公司（现浙江驰成建设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您自2010年5月开始每月向本人和担保人浙江安泰建设有限公司等催讨”，落款经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三人签字。审查该《承诺书》内容并结合周勇一、二审期间的陈述可以确认，出具该《承诺书》时，周勇已知晓驰成公司的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变更事宜，亦明确知晓阮荣耀此时已非驰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就是说，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三人在《承诺书》上签字但并不能代表是驰成公司的行为，周勇对此显然是知情的。本院还注意到，阮荣耀于一审期间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表明“……承诺书是周勇起草好了以后拿给我”、“但是，承诺书中所提出的向我还有担保公司催讨欠款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在这种情况下我才签字，但是承诺书中的情况并非是真实的”。再则，周勇未能进一步提供其曾自2010年5月起向驰成公司催讨债权的凭证以印证《承诺书》所涉内容的真实性。故本院认为，该《承诺书》虽经阮荣耀、程堂刚、马夫勤签字，但该三人在出具《承诺书》之时已与驰成公司不具有关联性，该《承诺书》对驰成公司并无约束力，不能作为周勇向驰成公司催讨案涉款项的依据。关于2010年7月6日程堂刚、马夫勤出具的《意见》，该《意见》所涉内容仅是驰成公司两名股东的意愿，驰成公司并未出具担保书，也未在股东意见上签章，因此不能认定驰成公司重新承诺担保，更不能以此作为周勇曾经向驰成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原审法院对该《意见》的处理并无不当。周勇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3150元，由上诉人周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施迎华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