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11民再1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劳后有，男，193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原住广西钟山县，2016年3月29日因病死亡。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古素玲，女，1932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钟山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劳冬凤，女，1950年11月22日出生，壮族，居民，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
委托代理人：黎意芳，贺州市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系古素玲、劳冬凤的共同委托代理人。
再审申请人：劳建华，男，1956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系再审申请人劳后有的儿子。
再审申请人：劳建科，男，195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钟山县。系再审申请人劳后有的儿子。
再审申请人：劳美容，女，1961年6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系再审申请人劳后有的女儿。
再审申请人：劳建兴，男，1963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桂林市象山区。系再审申请人劳后有的儿子。
再审申请人：劳健文，男，1967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系再审申请人劳后有的儿子。
委托代理人：劳冬凤，女，1950年11月22日出生，壮族，居民，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系上列五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劳建新，男，195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钟山县。
委托代理人：劳广庆，男，1983年7月8日出生，汉族，中国有色集团（广西）平桂飞碟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住广西钟山县。系再审申请人劳建新的儿子。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劳秀英，女，1955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梧州市苍梧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劳见清，女，1964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梧州市苍梧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劳见新，男，196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劳见才，男，1971年12月16曰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劳见明，男，1972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
委托代理人：叶川，广西苍梧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系上列五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劳见荣，女，196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原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2016年10月8日因病死亡。
再审申请人：黄生辉，男，1961年2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系再审申请人劳见荣的丈夫。
再审申请人：黄明斯，男，1988年9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贺州市八步区。系再审申请人劳见荣的儿子。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郭积欢，男，1934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广西昭平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郭积通，男，194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昭平县。
委托代理人：陶智录，广西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系上列二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
再审申请人劳后有、古素玲、劳冬凤及再审申请人劳秀英、劳建新、劳见荣、劳见清、劳见新、劳见才、劳见明因与被申请人郭积欢、郭积通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贺民一终字第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9月28日作出（2016）桂11民申第19号民事裁定：一、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于2016年10月8日立案再审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17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劳冬凤及其委托代理人黎意芳，再审申请人劳建华、劳建科、劳美蓉、劳建兴、劳健文及其委托代理人劳冬凤，再审申请人劳秀英、劳见清、劳见新、劳见才、劳见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叶川，再审申请人黄生辉，再审申请人劳建新的委托代理人劳广庆，被申请人郭积通及其与郭积欢的委托代理人陶智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诉争的房屋位于黄××××迎秀街，现门牌号为××，与诉辩各方主张的29号为同一房屋。该房屋原属原告劳后有的祖辈所有，但在解放前一段时间至“土改”早期，由第三人的父亲劳后成（“土改”时任农会成员）及其母亲、同母异父的弟弟居住。因被告郭积欢、郭积通一家在解放后“土改”划分成份时被划分为地主成份，其原来位于黄××街迎秀街的房屋被没收。又因为在土改过程中劳后成与被告的姐姐结婚后，由农会调整、分配劳后成一家4口人到位于黄姚街牛巷的黄家祠堂中的4间房屋居住，被告一家9口人被安排到诉争的房屋居住。1953年1月，劳后成到钟山珊瑚矿参加工作，不久本案原告劳后有也到珊瑚矿工作，此后两家人遂搬离黄姚街，诉争的房屋虽在1953年9月前由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确权给原告劳后有一家所有，但一直由被告一家居住至今。2006年，在劳后成夫妇去世数年后，原告以诉争的房屋是其祖先建造、属其所有，在解放前借给第三人的父亲劳后成居住，劳后成于1957年参加工作后再转借给被告一家居住为由，申请村委调解要求被告将诉争的房屋返还给原告所有。被告以诉争的房屋是土改时政府没收其房屋后，再将诉争的房屋安排、分配给被告所有为由，不同意返还，由此调解未果、发生纠纷。2014年8月29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该院依法追加劳后成的七个子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另查明，本案原告劳后有与第三人的父亲劳后成是远房堂兄弟关系，第三人与被告是甥舅关系（劳后成的妻子即为被告的胞姐）。原告在诉争的房屋门口左斜对街现仍有祖传房屋一座，即黄××街迎秀街036号。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即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买，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原告及第三人主张对诉争的房屋享有所有权的依据问题。第三人递交的昭地字第3644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原记载了黎口妹（劳后成的母亲）、古锡宽二人与第三人的父亲劳后成在黄姚街共有房屋两座五间，一为黄姚天然街牛巷的一座四间，二为黄姚天然街西社的房屋一座一间即为本案诉争房屋。但黄姚天然街西社的房屋被标注“作废”二字。综合原告递交的昭地字第36457《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编号与内容，该院认为，诉争的××房屋原先曾确权给劳后成等三人所有，但此后县人民政府因故再次作了调整，该房屋不再属于劳后成等三人所有。因此第三人关于诉争房屋属其父亲劳后成所有的主张并无证据支持。原告递交的昭地字第36457《土地房产所有证》，虽能证明诉争的房屋在1953年9月前经县人民政府确权给原告劳后有等人所有，但在被告已完成举证责任的前提下，原告未能进一步提供此后各历史时期相关有效房产证明和证据予以证实该房屋的产权在此后没有发生变更、仍属其所有，无法合理解释、推翻被告自土改后至今60多年因农会分配连续居住而占有、使用房屋的既成事实。因此，原告主张现在对诉争的房屋仍享有所有权，理据不足。
关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第三人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用房屋关系的问题。原告主张诉争的房屋因解放前夕原告劳后有的母亲见劳后成已长大成人，遂接回来并把房屋借给劳后成居住，但第三人予以否认。按照法律规定，主张合同法律关系成立、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就法律关系成立、生效承担举证责任，本院虽确认诉争的房屋原属于原告所有，但原告仅凭土改时期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来推断、并无其他的证据证明与第三人的父母成立“借用”关系，也不能证明“借用”是第三人的父母进入诉争房屋居住的唯一事由，不具排他性，因此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同理，第三人主张诉争的房屋由其父母“借”给被告居住，并无证据佐证，故其主张不能成立。被告反驳主张称诉争房屋自土改时起因农会分配由其居住至今、房屋居住权与使用权发生变更，有土改时任农会成员等证人予以证明，符合历史事实，完成了举证的义务，对其主张，该院予以采信。
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该院认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是基于请求权而设置的。本案的所有权确认之诉，属于形成权，不适用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综上所述，原告劳后有、古素玲、劳冬凤及第三人劳秀英、劳建新、劳见荣、劳见清、劳见新、劳见才、劳见明的诉讼请求证据不充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劳后有、古素玲、劳冬凤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第三人劳秀英、劳建新、劳见荣、劳见清、劳见新、劳见才、劳见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劳后有、古素玲、劳冬凤负担。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二审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交了昭地字第36457《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书为旧的土地证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7年正式实施后，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要求重新登记造册核发证书，旧的土地证书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虽持有旧的土地证书，但未实际占有和使用诉争房屋，诉争房屋在被上诉人占有和使用前为劳后成占有和使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就诉争房屋发生过直接的关系，被上诉人因农会分配自土改后至今60多年连续居住在诉争房屋，经过土改运动和土地所有权证重新登记造册等多次时代的变迁，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与被上诉人存在“借用房屋”法律关系，因此，上诉人主张现在对诉争的房屋仍享有所有权，证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应承担本案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一审第三人在本案中有独立请求权，一审判决后未提起上诉，视为对一审判决服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的规定，对一审第三人认为诉争房屋归属于一审第三人这一主张本院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劳后有、古素玲、劳冬凤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劳后有、古素玲、劳冬凤负担。
再审申请人古素玲、劳冬凤等人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由农会调整、分配劳后成一家4口人到位于黄姚街牛巷的黄家祠堂中的4间房屋居住，被告一家9口人被安排到诉争的房屋居住。”是错误的。理由是：1、诉争的房屋所有权属申请人所有。申请人持有诉争房屋《土地房产所有证》，诉争的房屋在1953年9月已经昭平县人民政府确权原告，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属原告所有。2、原审认定是农会安排被申请人一家9口人到诉争的房屋居住，没有事实依据。申请人是贫农成份，被申请人是地主成份。依据“土改”政策，贫下中农的房屋农会不可能安排给地主居住。如果是农会安排被告到诉争房屋居住，意味着诉争房屋被没收，这是违反“土改”政策的。如按被告所称，昭平县人民政府不可能还在1953年9月把诉争房屋确权申请人。因此，被申请人辩称是农会安排其到诉争的房屋居住的主张是不成立的。
本案基于申请人与劳后成（原审第三人父亲）是堂兄弟关系，被申请人是劳后成妻子娘家人。当时，申请人有3处房产，又已在外地工作，诉争房屋一直闲置，申请人将诉争房屋借给劳后成居住。劳后成到外地工作后，申请人再将诉争房屋借给被申请人居住客观、真实。因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只是借用关系，所以，昭平县人民政府在1953年9月仍然把诉争房屋确权申请人。此后，诉争房屋的权属一直没有发生过变更，诉争房屋仍属申请人所有。
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以致作出错误判决。理由如下：1、诉争房屋以及黄姚街的房屋在1953年确权后，大部分房屋均未有新的确权行为。申请人向法庭递交的昭地字第3645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至今还是最有效的证据，被申请人及第三人均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推翻。因此，申请人凭该证据已完成举证责任。而原一审法院把该举证责任颠倒，判决说：“原告递交的昭地字第3645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虽能证明诉争的房屋在1953年9月前经县人民政府确权给原告劳后有等人所有，但在被告已完成举证责任前提下，原告未能进一步提供此后各历史时期相关有效房产证明和证据予以证实该房屋的产权在此后没有发生变更、仍属其所有，无法合理解释、推翻被告自土改后至今60多年因农会分配连续居住而占有、使用房屋的既成事实。”如此判理，很显然是原终审法院错误理解《证据规则》第二条的规定，以致作出错误的判决。2、原终审法院认定：“原告递交的昭地字第3645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据为旧的土地证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7年正式实施后，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要求重新登记造册核发证书，旧的土地证书不再具有法律效力”是错误的。第一，本案是房产权属争议，不是土地权属争议，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第二，申请人持有的昭地字第3645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具有绝对性、排他性、永续性的权能。因此，原终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以致作出错误的判决。
综上，申请人认为居住事实是不能改变产权权属性质，原审判决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以致作出错误的判决。为此请求：1、撤销昭平县人民法院（2014）昭民一初字第318号民事判决；2、撤销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贺民一终字第424号民事判决；3、判决广西昭平县黄姚镇黄姚街平秀街××产权归申请人所有。
再审申请人劳冬凤等人在再审期间提供《职工登记表》一份，用以证明再审申请人劳后有、古素玲、劳冬凤是贫农的身份。
再审申请人劳秀英、劳建新等人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由农会调整，劳后成一家4口人到位于黄姚街牛巷的黄家祠堂中的4间房屋居住，被告一家9口人被安排到诉争的房屋居住。”是错误的。理由是：1、诉争的房屋所有权属申请人所有。申请人持有诉争房屋昭地字第36440《土地房产所有证》，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所有权是物权中最重要也最完全的一种权利，充分说明诉争的房屋在1953年9月经昭平县人民政府确权劳后成一家3口。2、在原审提供的证据8中，黄姚镇司法所向莫家显（系黄姚街委支部书记）《调查笔录》中郭积欢（原审被告）主张房屋所有权是他的，并说劳后成的子（仔）签有名过给郭积欢，不是出卖，是赠与。并不是昭平县人民法院（2014）昭民一初字第318号民事判决原审原告提供证据8所记录的由劳后成赠与而来。3、在原审开庭过程中，郭积欢又称诉争房屋是其祖传的。4、昭平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昭民一初字第318号文中被告郭积欢、郭积通共同辩称诉争的××房产在土改前是属于劳后成所有的。这就能衔接上历史，土改前是劳后成所有，至1953年昭平县人民政府响应国家土改的政策下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确权诉争房屋所有权是劳后成一家3口。此后，诉争房屋的权属一直没有发生变更，诉争房屋仍属申请人所有。5、根据上面2、3、4提出的三点，明显的提到诉争房屋是劳后成所有，（原审被告）不断地更改房屋由来，具有欺骗性，望法庭明鉴。昭平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昭民一初字第318号文中在判决书上确认诉争房屋是农会调整更没有证据支撑，不足取信，昭地字第36440《土地房产所有证》更能说明诉争房屋的权属来源。
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以至于做出错误判决。理由如下：1、诉争的房屋以及黄姚街的房屋在1953年确权后，大部分的房屋均未有新的确权行为。申请人向法院递交的昭地字第36440《土地房产所有证》是诉争房屋最有效的证据，在诉争房屋权属没有变更的情况下《土地房产所有证》最能说明诉争房屋的由来。判决中说“郭积欢、郭积通在诉争房屋居住60年的既成事实。”只能说他们在诉争房屋居住，并不是说郭积欢、郭积通拥有诉争房屋的权属错误理解。终审以致作出错误的判决。2、原终审认定：“原审第三人递交的昭地字第36440《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据为旧的土地证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7年正式实施后，对集体土地要求重新登记造册核发证书，旧的土地证书不再具有法律效力”是错误的。第一，本案是关于房产权属的争议，不是土地权属的争议，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第二，申请人持有的昭地字第36440《土地房产所有证》原件是国家颁发承认的，具有绝对性、排他性、永久性的权能。原终审法院适用的法律错误，以致作出错误的判决。
综上，申请人认为原判决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以致作出错误判决。在审理此案过程中，由于家庭负担原因请不起律师不懂法，开庭当天在法院人员告知下才认识到失去了在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的机会，但可以申诉再审。为此请求再审，请求撤销昭平县人民法院（2014）昭民一初字第318号民事判决和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贺民一终字第424号民事判决；判决广西昭平县黄××××迎秀街××产权归申请人所有。
再审申请人劳秀英等人在再审期间提供《户口簿》一份，用以证明再审申请人劳秀英是在诉争房屋出生。
被申请人敦积欢、郭积通没有提交书面意见，但在立案听证和法庭上辩称：1、这个案件主要是农会、土改、地主、所有权这几个关键词。这是历史问题造成的，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2、农会在当时来说至高无上。农会干部在本地方拥有绝对话事权。3、没收地主的房屋土地分配给农民居住。郭家一家9口本来应该是分配到黄家祠堂居住的，但是农会干部劳后成娶了地主家的郭家女儿之后自己搬去了黄家祠堂住，把这间破烂的房屋给了郭家一家9口居住。这是农会安排的。4、从证据的角度看，两边的再审申请人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都有注明是作废的，用作废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主张权利是没有依据的。所以说再审申请人的申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一审原告的起诉和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确认房屋所有权归被申请人所有。
被申请人在再审期间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经再审庭审质证，再审申请人劳秀英等人和被申请人对再审申请人劳冬凤等人提供的《职工登记表》均无异议。本院再审认为这份《职工登记表》可以作为证明再审申请人劳后有、古素玲、劳冬凤是贫农成份的证据。
再审申请人劳冬凤等人认为再审申请人劳秀英等人提供《户口簿》只能证明劳秀英在黄姚街出生，并不能证明就是在诉争房屋里出生；被申请人认为该《户口簿》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再审认为这份《户口簿》上并未具体载明劳秀英是在争议房屋里出生，故不能作为劳秀英是在争议房屋里出生的证据使用。
经再审审理查明，本案一、二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一致。本案的两方再审申请人即再审申请人古素玲、劳冬凤等人一方和再审申请人劳秀英、劳建新等人一方，都提出原审判决认定“由农会调整，劳后成一家4口人到位于黄姚街牛巷的黄家祠堂中的4间房屋居住，被告一家9口人被安排到诉争的房屋居住”是认定事实错误。除此之外，两方再审申请人并未就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提出异议。被申请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再审据此确认原一、二审判决，除认定“由农会调整，劳后成一家4口人到位于黄姚街牛巷的黄家祠堂中的4间房屋居住，被告一家9口人被安排到诉争的房屋居住”之外，对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另查明，劳后有于2016年3月29日因病死亡。劳后有因病死亡后，其子女劳建华、劳建科、劳美蓉、劳建兴、劳健文作为其法定继承人要求参加诉讼；劳见荣于2016年10月8日因病死亡。劳见荣因病死亡后，其丈夫黄生辉、儿子黄明斯作为其法定继承人要求参加诉讼。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讼争的昭平县黄××××迎秀街××房屋所有权归属问题。
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本案讼争的昭平县黄××××迎秀街××房屋是劳后有的祖辈所有，在“土改”时期的1953年9月之前由昭平县人民政府颁发昭地字第3645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确权给劳后有、古素玲、劳冬凤一家所有，至今没有证据证明昭地字第3645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中涉及房屋所有权的内容已经被依法变更或者撤销，故该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仍应属于再审申请人古素玲、劳冬凤等人所有。该讼争房屋虽先后由劳后成一家4口人和被申请人一家居住，但居住的事实并不影响所有权的归属。
按照“土改”时期的国家政策，不存在没收贫农的房屋调整给地主居住这一严重违反国家政策的情况。因此，原判仅凭证人证言认定“由农会调整，劳后成一家4口人到位于黄姚街牛巷的黄家祠堂中的4间房屋居住，被告一家9口人被安排到诉争的房屋居住”的证据不足，也不符合“土改”时期的国家政策。
我国“土改”之后对土地实行了公有化制度，个人“土改”时所有的土地，在国家土地实行了公有化制度之后便不再享有所有权，所以，政府在“土改”时所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国家土地实行了公有化制度之后，《土地房产所有证》中涉及个人土地所有权的部分自然无效，但国家并未对个人房产实行公有化制度，因此，本案昭地字第3645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中涉及个人房产所有权的部分仍然有效。
再审申请人古素玲、劳冬凤等人持有昭地字第3645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主张本案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因此，一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认为其未完成举证义务，是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7年正式实施后旧的土地证书不再具有法律效力，进而认为再审申请人古素玲、劳冬凤等人持有昭地字第3645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主张本案争议房屋的所有权证据不足，同时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认为应由其承担本案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再审予以纠正。
本案中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采用的是我国旧时的读、写习惯，是采用从上到下、从右至左竖写成行的方式填写的。在昭地字第3645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中共登记有三处并排连接的房屋，按从右至左的顺序，右列为第一栋，中间的为第二栋即本案争议的房屋，左边的为第三栋；在“备注”栏里，右列第一栋空白，中间的第二栋标注“与后成仝占出入”，左边第三栋标注“三栋作废”。这里的“三栋作废”指向明确，表达清楚，指的是与此相对应的第三栋房屋登记作废的意思，而不是指该《土地房产所有证》所登记的三栋房屋全部都作废。再审申请人劳秀英、劳建新等人所持有的昭地字第3644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中共登记有两处房屋，分别位于“牛巷”和“西社”。两处房屋的“备注”栏里均标注了“与劳后成共有”。位于“牛巷”的房屋，因与本案的争议房屋不在同一条街道而与本案的争议无关。位于“西社”的房屋，虽与本案的争议房屋同在一条街道，但在该房屋项目中的“习惯亩”栏里标注了“作废”二字。因此，再审申请人劳秀英、劳建新等人以昭地字第3644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主张本案争议房屋所有权的理据不足，本院再审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古素玲、劳冬凤等人的再审请求理由成立，本院再审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5）贺民一终字第424号民事判决和昭平县人民法院（2014）昭民一初字第318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争议的昭平县黄××××迎秀街××房屋所有权归再审申请人古素玲、劳冬凤、劳建华、劳建科、劳美蓉、劳建兴、劳健文共同所有。
三、驳回再审申请人劳秀英、劳建新、劳见清、劳见新、劳见才、劳见明、黄生辉、黄明斯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400元，由被申请人郭积欢、郭积通和再审申请人劳秀英、劳建新、劳见清、劳见新、劳见才、劳见明、黄生辉、黄明斯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甘怀新
审判员 谭洪生
审判员 于克平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吴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