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湛中法民一终字第7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美莲，女，汉族，广东省吴川市人，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代理人：李纵坤，广东大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亚保，男，汉族，广东省吴川市人，住吴川市。
委托代理人：刘钊，广东梅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亚保诉容仁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11年10有8日作出（2009）吴民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梁美莲以容仁太于2011年8月19日死亡，上述判决程序违法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7月22日作出（2013）湛中法立民监字第5号民事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再审本案。原审法院于2013年8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根据刘亚保的申请，原审法院依法追加了梁美莲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于2015年9月8日作出广东省吴川市人民法院（2013）湛吴法审监民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梁美莲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小红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许广恩、审判员刘芳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林竹担任记录。上诉人梁美莲的委托代理人李纵坤，被上诉人刘亚保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再审查明：刘亚保于1996年7月8日借款2万元给容仁太，于1996年10月5日借款6万元给容仁太，于1997年4月6日借款10万元给容仁太，于1997年5月7日借款1万元给容仁太，上述四次借款共19万元，有容仁太亲笔书写的“借据”给刘亚保收执，借据上没有约定借款利率和还款期限。借款后，容仁太没有归还借款。
1996年1月27日，刘亚保（曾任吴川县中银信托咨询公司经理）以“吴川县中银信托咨询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公司”）的名义与容仁太签订30万元借款《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借款金额为30万元，月利率为3.5%，借款期限为六个月，还款期限至1996年7月26日止，约定借方可提前还款，但绝不能延期。在该《协议书》上签名的是“刘亚保”与“容仁太”，没有出借方中银公司的签章。容仁太当日立有一份《借款抵押书》给刘亚保收执，该《借款抵押书》载明，容仁太因向中银公司借款人民币30万元，愿意将自有的位于吴川市梅录镇镇安街10巷3号的房屋一幢作抵押，但没有办理相关抵押登记手续。协议签订后，刘亚保自觉履行借款协议，分别于1996年1月30日、1996年3月1日给付容仁太现金17万元和13万元，由容仁太立收据给刘亚保收执，并分别在《收据》上注明“此款项按1996年1月27日与中银信签订的‘协议书’办理和计息”字样。借款期限届满后，容仁太没有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
1996年4月12日，容仁太又立据借到“吴川中银信托咨询公司刘亚保”人民币28万元，其中汇票23万元，现金5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6个月，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容仁太同意用本人位于珠海市大环山石场的财产作抵押，但没有办理抵押登记。借款期限届满后，容仁太没有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
刘亚保多次追讨容仁太归还借款无果后，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一、容仁太归还本金77万元及从借款之日起到还清款项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暂计至2011年4月6日的利息为506695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容仁太承担。
容仁太提供《收据》两份，拟证明其已归还借款12万元给刘亚保。根据广东中鼎文书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广中司鉴所（2010）文鉴字第03号鉴定意见，该两份《收据》上“刘亚保”的签名与刘亚保提供的本人签名样本不同一，不是刘亚保本人签名，不能证明容仁太已归还借款12万元给刘亚保。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刘亚保的申请，原审法院于2009年3月19日对容仁太所有的位于吴川市梅录镇镇安街10巷3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号2579805）进行查封，刘亚保提供了担保。
另查明：刘亚保在再审过程中确认1996年4月12日立下的28万元《借据》中“刘亚保”字样是其事后写上去的。
再查明：容仁太于2011年8月19日死亡，原审法院于2011年8月25日通过向吴川市殡仪馆调查，得知容仁太已经于2011年8月20日火化。（2009）吴民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在执行期间，原审法院于2012年8月15日作出（2012）湛吴法执加字第1号执行裁定，该裁定书上查明，容仁太与梁美莲是夫妻关系，双方于1965年结婚，并育有子女容义兴、容炳林、容彩燕、容海林、容雅文、容亚玲。梁美莲及其六个子女均表示放弃对容仁太遗产的继承。
原审法院立案再审本案后，刘亚保变更诉讼请求为：一、判令梁美莲偿还本金77万元及从借款之日起到还清款项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暂计至2011年4月6日的利息为506695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梁来莲承担。
原审法院再审认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容仁太于2011年8月19日死亡，原审法院于2011年8月26日向有关部门出具调查函调查容仁太的死亡情况，已经知道容仁太死亡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的规定，原审应当裁定中止审理本案，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再恢复审理。但原审法院并未按上述规定中止审理本案，而是于2011年10月8日作出（2009）吴民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故原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以撤销并纠正。
梁美莲抗辩认为刘亚保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增加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刘亚保第一次变更诉讼请求是在第一次庭审辩论前口头提出并于庭后提交了变更诉讼请求的书面申请。刘亚保于2011年4月6日再次变更诉讼请求，但该日期是在原审变更合议庭后重新确定的交换证据日期2011年6月7日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的规定，刘亚保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增加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合并审理并无不当。
本案中，刘亚保分别于1996年10月5日借款6万元、1997年4月6日借款10万元、1996年7月8日借款2万元、1997年5月7日借款1万元给容仁太，这四笔借款共19万元，没有约定利息和归还期限，容仁太及梁美莲均承认借款事实，予以确认。由于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借款利息，故上述借款的利息应从提起诉讼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
从双方的诉辩意见来看，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996年4月1日28万元借款、1996年1月30日17万元借款、1996年3月1日13万元借款，上述三笔借款的实际债权人是不是刘亚保及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上述58万元借款的实际债权人是不是刘亚保的问题。
对于容仁太在1996年1月30日、1996年3月1日所立的《收据》（共30万元）给刘亚保收执，刘亚保主张是其个人以中银公司的名义与容仁太签署协议书后提供的借款，而容仁太辩称刘亚保交付30万元是事实，但只是代中银公司履行付款义务。该两张收据下边注明“此款项按1996年1月27日与中银信签订的‘协议书’办理和计息”字样。而涉案《协议书》于1996年1月27日签订，借款金额为30万元，与收据总金额相符，而该《协议书》上约定甲方（即贷方）为“中银公司”，但协议书“甲方”签名栏处并没有“中银公司”的签章，仅有刘亚保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原审法院在原审时向中银公司的主管单位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湛江分行”）调查取证，查明中银公司的账册上没有其与容仁太的借款资料档案，没有实际提供借款，故可以认定中银公司与容仁太之间没有发生借贷关系。在中银公司与容仁太没有借贷关系的情况下，容仁太在仅有“刘亚保”签名的《协议书》上签字确认借贷关系并签有借款抵押书，其后还立下30万元的《收据》一并给刘亚保收执，结合生活经验和生活常理可以推定，刘亚保是以中银公司的名义与容仁太签订涉案《协议书》，刘亚保是该30万元的实际出借人。
刘亚保还主张1996年4月12日借款28万元（汇票23万元，现金5万元）给容仁太，而容仁太辩称该笔借款的债权人不是刘亚保，而是中银公司，借据上“中银公司”之后的“刘亚保”三个字是刘亚保事后加上去的，梁美莲在再审中也作同样抗辩意见。经原审法院向中国银行湛江分行和吴川支行调查，中银公司账册上没有与容仁太的借款资料，容仁太既然在庭审中承认借到中银公司该28万元，而该《借据》原件由刘亚保收执，且容仁太与刘亚保之间存在以中银公司名义借贷的交易习惯，从现有证据和逻辑推理上看，该28万元的债权人为刘亚保，刘亚保虽事后在该借据加上“刘亚保”字样，但不影响《借据》的效力。
刘亚保以中银公司的名义向容仁太提供借款58万元，借贷双方当事人均为个人，双方的借贷关系应属民间借贷关系，双方借贷关系成立。
（二）关于上述58万元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容仁太原审辩称该58万元借款均是于1996年所借，且约定了还款期限为6个月，而刘亚保至2009年7月20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超过举证期限才向法院提供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且证人证言不符合事实，录音也不真实，且未经容仁太同意，不应采纳。因容仁太在原审第二次庭审时才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刘亚保为了举证证明其诉讼未超诉讼时效，其有权当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及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这是当事人应当享有的举证权利，原审依法予以准许，并无不当。本案中，证人庞某陈述“去中行（中国银行）办过贷款业务认识刘亚保”，清楚记得2007年向容仁太（在镇安街）追讨过借款，后来还去过两次；证人陈某（职业：两某）陈述清楚记得“10年前”（即2001年）、2007年和刘亚保去过容仁太家（在梅东街追讨借款，此外还追讨过两次，且陈述容仁太承认借到“几十万”元，现在有病暂无法还；证人杨某（职业：两某）陈述因载客认识刘亚保，搭载其追讨容仁太还款三次，其中一次大概是2006年或者2007年，是从刘亚保口中知道借款事情。上述三名证人分别是银行客户和两某，他们与刘亚保没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没有明显瑕疵。虽然陈某两次庭审陈述容仁太家住梅东路，但梅东路与镇安街是同一个方向的相邻两条街，所以上述证人证言足以证实刘亚保多次向容仁太追讨欠款，诉讼时效中断，刘亚保对该58万元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至于刘亚保提供的录音，声音不清晰，难以辨别，且没有电信公司证明录音来源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录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综上，梁美莲辩称刘亚保请求归还上述58万元借款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予采纳。双方当事人对17万元、13万元的借款约定利率为3.5%，但刘亚保请求从借款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这是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予以尊重，对上述30万元从实际提供借款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原审判决判令从签订协议书之日起计付利息欠妥，应予以纠正。至于借款28万元，因没有约定利息，故利息应从提起诉讼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容仁太应当偿还给刘亚保借款77万元及利息。又由于容仁太在原审审理过程中死亡，梁美莲及其六个子女均放弃继承容仁太的遗产，但该77万元借款发生于容仁太与梁美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梁美莲没有提供反驳证据，故梁美莲应对上述77万元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实体处理欠妥，依法应予撤销并纠正。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三项、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第四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广东省吴川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8日作出的（2009）吴民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二、限梁美莲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亚保还清借款本金人民币77万元及利息（其中本金人民币16万元从2008年12月25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计息，本金人民币31万元从2009年7月20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计息，本金人民币17万元从1996年1月30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计息，本金人民币13万元从1996年3月1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计息，利率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629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1320元、鉴定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22610元，由梁美莲负担。
上诉人梁美莲不服再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关于1996年1月30日及1996年3月1日共30万元借款的债权人问题。根据1996年1月27日的《协议书》，上述3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是中银公司。虽然上述《协议书》上没有加盖中银公司的公章，但刘亚保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法定代表人”一栏签名，应代表中银公司的行为。再审判决推定上述借款的债权人是刘亚保是错误的。二、关于1996年4月12日的28万元借款的债权人问题。该笔借款的《借据》中“刘亚保”三个字是刘亚保事后加上去的，该笔借款的债权人是中银公司。如果该笔借款的债权人是刘亚保，却在《借据》中写借到中银公司28万元，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如果刘亚保与容仁太之间确实存在借贷关系，那么刘亚保借多少钱给容仁太，刘亚保应该很清楚，但刘亚保却在起诉后多次增加诉讼请求。四、再审判决仅凭两名摩托车载客司机的证言就认定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五、再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是梁美莲与容仁太的夫妻共同债务，属适用法律错误。1、涉案借款争议比较大。2、涉案借款并不是梁美莲与容仁太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3、涉案借款的用途不明确，并不是因梁美莲与容仁太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再审判决，改判驳回刘亚保对梁美莲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亚保承担。
被上诉人刘亚保答辩称：一、刘亚保虽然以中银公司的名义出借涉案借款中的部分款项给容仁太，但实际出借借款的并不是中银公司，而是刘亚保，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再审判决判令梁美莲偿还该借款给刘亚保是正确的。二、涉案借款是容仁太分次向刘亚保借的，刘亚保起诉时，因一时无法筹足所有借款的诉讼费用，故先起诉部分借款，并打算其余借款以后再起诉，并不是不清楚容仁太所欠借款的数额。三、容仁太向刘亚保借款后，刘亚保每年都会向容仁太追讨借款，只是因为容仁太是刘亚保的朋友，刘亚保才未向法院起诉。如此大笔借款，刘亚保不可能不向容仁太追讨。梁美莲也没有证据推翻证人证言。四、涉案借款是容仁太与梁美莲的夫妻共同债务。1、涉案借款是容仁太在与梁美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向刘亚保借的。2、涉案借款用于经营石场和承接建筑工程，经营所取得的利润是由容仁太、梁美莲夫妻共享。3、容仁太向刘亚保借款时将其名下的位于吴川市梅录镇镇安街10巷3号房屋作抵押，该房屋是容仁太与梁美莲共有的房屋，梁美莲对此并未提出异议。综上，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梁美莲的上诉，维持再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原审法院依职权向中国银行湛江分行调取中银公司的资料，中国银行湛江分行于2010年6月9日向原审法院复函称其行没有容仁太与中银公司的借款资料档案。
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梁美莲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上诉人梁美莲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及被上诉人刘亚保的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以下问题：
一、关于刘亚保是不是1996年1月30日、1996年3月1日两笔共30万元借款的债权人的问题。虽然1996年1月27日的《协议书》约定，中银公司将出借30万元给容仁太，但中银公司并未在该协议上盖章，只有刘亚保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而且，根据原审法院向中银公司的主管单位中国银行湛江分行调取的证据，中银公司的账册上并没有关于中银公司出借上述款项给容仁太的档案资料，故中银公司并没有实际出借上述借款给容仁太。结合容仁太分别于1996年1月30日、1996年3月1日向刘亚保出具《收据》确认其收到刘亚保17万元、13万元，而中银公司并没有实际出借上述30万元给容仁太等情况，再审判决认定上述30万元借款的债权人是刘亚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梁美莲以1996年1月27日的《协议书》上约定的出借人为中银公司为由，上诉主张刘亚保不是1996年1月30日、1996年3月1日两笔共30万元借款的债权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刘亚保是不是1996年4月12日的28万元借款的债权人的问题。虽然1996年4月12日的《借据》中载明容仁太借到中银公司28万元，但根据原审法院向中银公司的主管单位中国银行湛江分行调取的证据，中银公司的账册上并没有中银公司出借上述款项给容仁太的档案资料。在容仁太对其已实际借到上述借款这一事实并无异议，只是认为对该笔借款的债权人是中银公司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从中银公司并没有实际出借该笔借款给容仁太，该《借据》的原件由刘亚保收执，且容仁太与刘亚保之间曾存在以中银公司的名义借贷的交易习惯等方面综合考虑，认定刘亚保是1996年4月12日的28万元借款的债权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梁美莲关于刘亚保不是1996年4月12日的28万元借款的债权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刘亚保起诉主张1996年1月30日、1996年3月1日、1996年4月12日三笔借款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证人庞某、陈某、杨某的证言，刘亚保出借涉案借款给容仁太之后，曾多次向容仁太追讨借款。因上述证人与刘亚保并不存在利害关系，故原审法院采信上述证人证言，认定刘亚保与容仁太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刘亚保向容仁太追讨借款时诉讼时效中断，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虽然梁美莲对上述证人证言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推翻上述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应由梁美莲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梁美莲关于刘亚保起诉主张1996年1月30日、1996年3月1日、1996年4月12日三笔借款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四、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属于梁美莲与容仁太的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容仁太向刘亚保借款发生在其与梁美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的规定，在容仁太与刘亚保未明确约定涉案借款为容仁太的个人债务，梁美莲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情况下，涉案借款应属于容仁太与梁美莲的夫妻共同债务。梁美莲以涉案借款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为由，上诉主张涉案债务不属于其与容仁太的夫妻共同债务，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290元，由上诉人梁美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小红
审判员 许广恩
审判员 刘 芳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林 竹
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十九条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十八条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15页共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