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冀民一终字第4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元。
委托代理人：刘兰玉，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住所地唐山市路南区新华西道46号。
负责人：赵魁英，该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魏红晓，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职员。
委托代理人：王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山市汇鑫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唐山市丰润区李钊庄镇东。
法定代表人：高文军，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文军，唐山市汇鑫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李国元为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唐山市汇鑫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鑫公司）、高文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唐民初字第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国元委托代理人刘兰玉，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委托代理人魏红晓、王滨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汇鑫公司、高文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3年11月18日，原告中信银行唐山分行与被告汇鑫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3唐商保贴字第A011号的《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业务合作协议》，约定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向汇鑫公司提供30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额度，额度有效期为2013年11月18日至2014年5月18日，贴现利率为年利率7.2%，贴现金额为汇票票面金额×［1－（贴现年利率×贴现期限）／360］，贴现期限为自贴现日起至汇票到期日止（遇法定假日顺延）的日数。贴现申请人为品牌贸易公司。另约定，汇票到期后汇鑫公司不能偿还贷款的，则以贷款基准利率为准上浮50%支付罚息。经原审法院向中信银行唐山分行核实，该笔贷款并未就复利问题作出约定。
同日，品牌贸易公司向中信银行唐山分行提出贴现申请，并与其签订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约定由中信银行唐山分行为汇鑫公司向品牌贸易公司出具的承兑汇票进行贴现，贴现利率为年利率7.2%。后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出具《贴现凭证》，在扣除贴现利息1092000元的情况下向品牌贸易公司给付贴现款28908000元，后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将该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了民生银行深圳分行。该承兑汇票到期后，汇鑫公司未能按约支付3000万元款项。2014年5月22日，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向中信银行唐山银行发出《追索通知书》，向其提出追索请求。2014年5月27日，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向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支付了3000万元的追索款，并同时在汇鑫公司的保证金账户中扣收保证金740万元用于抵偿。但汇鑫公司并未向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偿还贷款本金2260万元及相关罚息，故引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2013年11月18日，汇鑫公司（甲方）与中信银行唐山分行（乙方）签订了编号为2013唐银动质字第A1011号的《动产质押合同（总量控制模式）》，约定汇鑫公司以其所有的钢坯和螺纹钢提供质押担保，且双方依据2012年12月12日共同与南储天津分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2唐银DZJ字第CY008号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总量控制模式）》约定委托南储天津分公司负责对质物进行监管。质押担保范围为合同约定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质权的费用等。另，《动产质押合同（总量控制模式）》就质物的投保情况作出了约定，其中第七条第（一）项约定“质权存续期间，甲方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及乙方指定的险种、投保金额，到乙方指定的保险公司，办理质物的财产保险。保险期至少应超过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后1个月。在保险期内，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中断和撤销保险”，第七条第（三）项约定“如甲方未按上述约定为质物办理投保手续，乙方有权代理甲方直接办理，有关费用任由甲方支付”。同日，由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和汇鑫公司向南储天津分公司出具的《查询及出质通知书》证实质物为钢坯5110吨（价值15176700元），螺纹钢8910吨（价值27710170元），但汇鑫公司并未按约缴纳相关保险费用，中信银行唐山分行亦未代其缴纳。庭审中，中信银行唐山分行陈述因监管不利已导致部分质物不存在。
再查明，2012年12月12日，被告李国元（甲方）与中信银行唐山分行（乙方）签订了编号为2012唐银最保字第A085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李国元为汇鑫公司在2012年12月12日至2013年12月12日期间内与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发生的一系列的最高额不超过3600万元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保函、信用证等）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债权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主债权总额20%内的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及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条第1.1项约定“…该最高额度是指债务人对乙方承担的各项债务（含或有负债）的总余额”；第二条第2.2项约定“…如甲方根据本合同履行担保义务的，按履行的金额对其担保的最高额度作相应递减”；第四条第4.2项约定“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乙方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乙方均有权直接要求甲方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2013年10月29日，李国元与高文军、王瑞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国元将其持有的汇鑫公司股权转让给高文军、王瑞清，并将汇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李国元变更为高文军。另，2012年12月11日、2013年1月5日、2013年5月28日，汇鑫公司曾与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分别签订有编号为（2012）唐银承字第A256号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编号为（2013）唐银贷字第AA001号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和编号为（2013）唐银国内第026号的《国内信用证融资主协议》，使用三笔融资款2000万元、1000万元和2500万元，上述款项均已偿还完毕。2013年11月18日，高文军与中信银行唐山分行签订了编号为（2013）唐银最保字第A113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除将主债权的保证期限约定为2013年11月18日至2015年11月18日外，其余约定均同李国元与中信银行唐山分行签订的编号为2012唐银最保字第A085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致。
2014年5月13日，中信银行唐山分行诉讼至原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偿还贷款本金2260万元及截至全部债务还清之日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实现债权、质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等）；确认原告对汇鑫公司提供质押担保的钢坯、螺纹钢享有质权及依法处分后的优先受偿权；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原告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在与被告汇鑫公司签订《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业务合作协议》，并与案外人品牌贸易公司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后，根据品牌贸易公司的申请对汇鑫公司出具的承兑汇票进行了贴现。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将承兑汇票背书给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后，在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未得到汇鑫公司承兑的情况下，已代其履行了付款义务，故中信银行唐山分行有权依据《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业务合作协议》的约定请求汇鑫公司偿还2260万元款项，且根据《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业务合作协议》第八条的约定，汇鑫公司应自承兑汇票到期日（2014年5月18日）起以226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支付罚息。因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在庭审中认可涉案贷款不存在复利、且在向品牌贸易公司进行贴现时已将利息扣除的事实，其余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本案诉讼产生了律师费等损失，故对于其提出的由三被告支付贷款利息、复利及相关费用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中信银行唐山分行与汇鑫公司签订《动产质押合同》后，汇鑫公司已按约将质物交付给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委托的监管人南储天津分公司进行监管，质权业已成立。中信银行唐山分行按照《动产质押合同》的约定享有对质物依法处分后的优先受偿权。二被告高文军、李国元分别与中银银行唐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所涉贷款发生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二被告应履行保证义务的时限内。且根据第四条第4.2项的约定，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可以在不行使其他权利的情况下直接要求二被告承担保证责任。对于李国元提出的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曾向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偿还三笔贷款，不应再就本案贷款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二条第2.2项“被保证的主债权最高额度为等值人民币叁仟陆佰万元正。如甲方根据本合同履行担保义务的，按履行的金额对其担保的最高额作相应递减”的约定，李国元除非就上述三笔贷款履行过给付义务，否则仍应就涉案贷款承担保证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仅证明了汇鑫公司还贷款的事实，其主张上述款项的偿还系其作为保证人履行担保义务所为，并无证据予以佐证，故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质物减损以及未缴纳质物保险金可能导致的损失、质物减损是否影响本案债权的清偿及保证人行使追偿权等问题，因涉及案外人权责，且可能导致的损失尚无法明确，本案不予涉及，可另行处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判决如下：一、被告唐山市汇鑫钢铁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偿还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贷款本金2260万元，并以226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该时期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为标准支付自2014年5月18日至实际履行之日的罚息；二、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对被告唐山市汇鑫钢铁有限公司提供的质物（钢坯5110吨、螺纹钢8910吨）享有质权，如被告唐山市汇鑫钢铁有限公司不履行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可以上述质物依法处分后的价款优先受偿；三、被告高文军、李国元对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高文军、李国元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唐山市汇鑫钢铁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512元，诉前保全费5000元，共计160512元，由被告唐山市汇鑫钢铁有限公司负担，被告高文军、李国元负连带责任。
上诉人李国元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1、在存在质押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直接认定上诉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担保法》第28条规定，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作为债权人，只能先行使担保物权以维护其债权利益，而其后不能受偿的余额范围内才可以向上诉人主张保证利益。另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在一审庭审中承认“因监管不利，导致部分质物不存在”，因此上诉人理应在灭失的质物价值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已经提前终止，一审判决据此认定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12年12月12日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指自2012年12月12日至2013年12月12日期间向债务人授信发生的一系列债权，最高额度为3600万元。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汇鑫公司先后多次以承兑方式向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借款。2013年10月29日，上诉人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将其在被上诉人汇鑫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被上诉人高文军及公司另一股东王瑞清，汇鑫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上诉人变更为高文军。《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汇鑫公司的经营管理及债权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股权转让期间，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将股权转让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情况及时告知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在被上诉人高文军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获得公司控制权并完成相应变更手续后，于2013年11月18日经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审核被上诉人汇鑫公司提交的相关资料，双方签订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业务合作协议，以商业承兑汇票贴现的方式借款3000万。同时，根据此前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与被上诉人汇鑫公司的约定，作为新的法定代表人的高文军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重新签署了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内容与上诉人签订的完全一致，已经取代了上一份合同。
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答辩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主要事实和理由：1、李国元与答辩人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上诉人汇鑫公司以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业务的方式向答辩人借款3000万元。汇鑫公司以其自有存货为3000万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及相关债务提供质押担保，李国元、高文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答辩人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而主债务人汇鑫公司、保证人李国元、高文军却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还款、保证责任；2、根据《物权法》第17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8条之规定，以及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四条第2款的约定，答辩人有权直接要求李国元承担保证责任；3、李国元声称的股权转让及其约定属于公司内部行为，不能对抗第三人，并且李国元签订合同为自然人担保，与其是否为汇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无关，增加高文军的个人最高额保证同样是为了保障借款合同的履行。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一致外，另查明：二审庭审中，本院询问双方如何理解2013年11月18日的《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业务合作协议》、《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动产质押合同（总量控制模式）》、《最高额保证合同》（高文军）四个合同的关系。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陈述称：根据对汇鑫公司企业信誉的评定，2013年11月18日在签订《动产质押合同（总量控制模式）》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基础上，与汇鑫公司签订《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业务合作协议》，授予汇鑫公司3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是在授信额度范围内的具体业务协议。上诉人李国元同意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的观点。另，对于2012年12月11日的2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2013年1月5日的1000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2013年5月28日的2500万元《国内信用证融资主协议》，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称也是在一个综合授信额度协议下发生的三个具体业务协议，在3000万元授信额度及授信期间一年内可以连续使用，同时其称持有2012年度的综合额度授信协议和与之配套的动产质押协议。为查明案情，本院告知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庭后十日内提交2012年度与被上诉人汇鑫公司签订的综合额度授信协议和配套的动产质押协议。
庭审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又称没有2012年度的两个协议，提交了如下四份证据：1、2014年6月23日唐山市公安局丰润区分局李钊庄派出所的《证明》，主要内容为案涉质物系被不明身份人员强行拉走，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工作人员在场并试图阻止；2、2012年12月11日被上诉人汇鑫公司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是公司三名股东表决一致同意向中信银行唐山分行申请3000万元的综合额度授信协议；3、2012年12月12日中信银行唐山分行与汇鑫公司及案外人南储仓储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主要内容是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和汇鑫公司同意将质押物交由南储仓储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储存监管；4、2013年5月28日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和汇鑫公司签订的《动产质押合同（总量控制模式）》，主要内容是为2013年5月28日的2500万元《国内信用证融资主协议》提供质押担保。对于上诉证据，上诉人李国元质证认为：一是质押物系在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监管期间丢失，其应负有责任；二是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与汇鑫公司又重新签订了整套合同，上诉人李国元不应再承担责任。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李国元和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及二审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认定2013年11月18日同日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业务合作协议》、《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动产质押合同（总量控制模式）》、《最高额保证合同》四份合同之间具有紧密联系，是一个整体。具体而言，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在与汇鑫公司签订动产浮动质押协议以及与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文军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基础上，授予了汇鑫公司一年期的3000万元商业汇票保贴额度，本案债务所涉《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协议》系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发生的一笔具体业务协议。一审法院根据上述协议及相关法律，判决主债务人汇鑫公司、保证人高文军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判决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对案涉质物享有优先权，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认可。另，2012年12月12日上诉人李国元虽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签订了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但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该合同系为2012年被上诉人汇鑫公司向中信银行唐山分行申请3000万元额度综合授信时的配套协议，与2013年11月18日的3000万元额度综合授信无关。同时，根据李国元、高文军先后与中信银行唐山分行签订的内容相同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7.8条内容，保证人为“企业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故李国元和高文军虽以自然人身份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但与其为汇鑫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有关。虽没有证据表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知晓汇鑫公司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具体时间，但2013年11月18日四份格式合同文本上列明的汇鑫公司法定代表人已为高文军，说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唐山分行在2013年对汇鑫公司重新授信时已知晓上述事实，实际上也与汇鑫公司新的法定代表人高文军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及其它相关协议。因上诉人李国元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与2013年11月18日3000万元的额度综合授信无关，故其不应对该额度授信范围内发生的具体业务协议产生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李国元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唐民初字第3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
二、撤销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唐民初字第37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为：被告高文军对一审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唐山市汇鑫钢铁有限公司追偿。
一审案件受理费155512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唐山市汇鑫钢铁有限公司和高文军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5512元，由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宣建新
代理审判员 王 芳
代理审判员 郭 涛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