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3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友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剑仁，广东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亦工，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鸿芳，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麦绒，女。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何亦工，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田生，男。
上诉人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亦工、邓鸿芳、张麦绒、廖田生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3）深龙法布民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0年8月10日，原告以“深圳市龙岗区江南电镀设备厂”（未经工商登记）名义与被告何亦工签订《工程合同书》，约定：被告委托原告承造手动电镀槽一批，不含税价款71441元，合同签订预付50%材料款，余款50%货到之日起3个月内全部一次性结清，交货日期于收到预付款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工等内容。2010年8月27日、2010年9月1日，原、被告分别签订相关合同，发生相关交易。2010年9月10日和13日，被告何亦工分次向原告支付电镀设备部分货款各5万元，共计10万元。2011年12月9日，被告邓鸿芳、张麦绒在原告提供的2010年8月10日至2011年9月10日的《应收款帐单》中签名摁手印，显示被告方共欠原告货款63427元，承诺2011年12月31日前付清，当被告邓鸿芳发现该帐单中没有记载被告何亦工支付的上述货款10万元情况后即将签名划掉。后原告要求各被告付款未果，遂于2012年12月28日诉至法院。另查，2012年4月11日，廖田生向法院起诉合伙协议纠纷，列邓鸿芳、张麦绒为被告，周云强为第三人。原审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后，以邓鸿芳、张麦绒、廖田生对解散后合伙企业应清算而未清算，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原审法院受理该案条件尚未成就，属于不应受理的案件为由，于2012年12月4日作出（2012）深龙法民一初字第118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廖田生的起诉。该裁定书于2013年1月7日发生法律效力。该裁定书查明：2011年3月1日，邓鸿芳与张麦绒、廖田生签订《三人合伙开办五金电镀厂书面协议》，各投资50万元合伙承包深圳市坪山新区腾龙五金塑胶制品厂的车间，利用其资质开办五金电镀厂；2011年10月，因经营困难，无法交租，被深圳市坪山新区腾龙五金塑胶制品厂强制关闭，机器设备被该厂扣押；合伙经营期间，2011年6月30日之前的财务由邓鸿芳管理，2011年7月的财务由廖田生管理，2011年8月及之后的财务由邓鸿芳与廖田生共同管理等内容。
原审认为：虽然被告邓鸿芳、张麦绒在原告于2011年12月9日提供的应收款帐单中签名摁手印，但经被告邓鸿芳发现该帐单未记载及扣减被告何亦工于2010年9月10日和13日分别向原告支付电镀设备部分货款5万元，共计10万元的情况，随即被告邓鸿芳将其签名和手印划掉。即使上述被告所欠原告货款63427元真实，亦应扣减被告何亦工已支付的货款10万元，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称其未收到2010年9月10日和13日两张收据所记载的货款10万元，两张收据是2011年12月9日开具的，是被告何亦工要求其开具的，其目的是为了内部对账，要其开具这两张收据，好让被告何亦工持这两张收据欺骗被告廖田生，被告张麦绒当时不在场；当日，被告张麦绒、被告邓鸿芳与原告还形成了另外一份对账单，但被告张麦绒不同意欺骗被告廖田生的行为，当场撕掉了该份体现有扣除10万元的对账单，故原告没有实际收到款项，在应收结账单上没有体现出来。但原告对此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故原审法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难以采信。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承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由被上诉人连带偿还货款63427元，并从2012年1月1日起承担按日万分之四的逾期付款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应收款账单》（以下简称对账单）是双方合法有效的总结算凭据，该凭据清晰确认被告欠原告货款63427元。该凭据是双方业务关系完结后的总结算凭据，确认了两个事实：1、被告总的欠款余额为63427元；2、对于前述欠款余额被告承诺在2011年12月31日前付清。该凭据的真实性一审亦已认可。一、被告举证的2010年9月10日和9月13日两张共10万元的收据，不具有对抗总结算凭据的效力。1、从性质上看，对账单是双方所有业务关系完结后总的结算凭据。被告邓鸿芳、张麦绒在经过对账核实以后，自觉签名并按指印，足以证明对账单所列内容完全包容了双方所有债权债务的往来，在无遗漏和任何差错的情况下，最终确认尚欠63427元。从逻辑上讲，总结算单的证明力应大于零散的往来单据。2、收据时间在前，对账单在后。如果收据记载的金额是真实发生的金额，在双方总结算时，必然会纳入。收据载明时间是2010年9月10日和9月13日，对账单总结算发生在2011年12月9日，时间相差1年多。可想而知，无论是被告何亦工还是邓鸿芳，在付款后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不可能不将付款事实向财务汇报并将证明付款的收据上交财务，何况何亦工与邓鸿芳系夫妻关系。在双方总结算时，既然邓鸿芳同意不将该两份收据纳入对账单进行结算，足以证明：被告明知该两份收据记载的内容是虚假的，没有真实支付。三、被告对于债权凭证对账单的抗辩理由，足以反证两张收据的虚假性和对账单的真实有效性。1、一审判决在“审理查明”中认定了被告的抗辩主张：“当被告邓鸿芳发现该账单中没有记载被告何亦工支付的上述货款10万元情况后即将签名划掉。”究竟邓鸿芳有没有将其签名划掉，这是正确认识本案的关键。书证表明，对账单共2页，邓鸿芳在第1页底端居中位置写了一个“邓”字，并加盖了一个指模；在第2页底端居中写了“邓鸿芳”几个字，并加盖了二个指模。其两页签字均为美体签名，独具签名风格，但绝没有划掉之说。有没划掉，务必查清，不能凭被告一面之词。2、被告对于邓鸿芳签名的真实性前后说法不一。本案一审开过两次庭。第一次2013年1月15日开庭，被告何亦工代表其妻认可了邓鸿芳签名的真实性，并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其对于对账单是这样辩解的：“黄友云20**年12月8日同腾龙四栋3楼的合伙经营人产生的应收款账单，只能证明实际合伙经营人拖欠黄友云的货物款之事实……”这无疑肯定了应收款账单及其签名的真实性。第二次开庭是2013年6月26日。在第二次开庭过程中，被告何亦工才突然提出邓鸿芳的签名是划掉的，原因是邓鸿芳和张麦绒都发现了两张收据没有纳入应收款账单。其第二次开庭陈述显然否认了第一次庭审陈述。对于庭审中已经做出的自认，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则规定，没有法定的理由是不容随意推翻的。3、划掉之说不符合常理。（1）、邓鸿芳之所以划掉，说明其知道此签名之对账单交付于黄友云之严重后果。如此，正常人首选的做法肯定是将自己签名之对账单收回撕毁，不得落入他人之手；首选之外，至少应将签名和指模彻底划掉，让人一看一目了然，没有歧义。可是，邓鸿芳都没有这样做。（2）、对账单共2页，邓鸿芳2页上都签了名，如果要划，必然2页都要划掉。请问其划掉的是第一页还是第二页，抑或是两页都有划？对此，被告未作回答，一审判决也未做回答。（3）、邓鸿芳与张麦绒以及黄友云是同一天同一时间签的名，既然邓鸿芳划掉了，张麦绒为什么不划掉？按照张麦绒的答辩，因其当时身怀有孕，黄友云阻止她划。如此说，就是她也当场就知道此签名之对账单的严重后果，只是有孕在身，敌不过黄友云的阻拦，致使不能成功划掉。换句话说，就是黄友云当场采用了暴力。张麦绒和邓鸿芳为何没有现场报警？综上，通过被告何亦工、邓鸿芳、张麦绒等人的抗辩，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邓鸿芳、张麦绒在对账、核实、签署《应收款账单》时，明知载明10万元金额的两张收据存在，并且没有纳入此对账单，却仍然对对账单予以签署。这个事实本身足以表明，两张收据载明的10万元金额是虚假的，没有真实支付的，被告何亦工、邓鸿芳、张麦绒对此心知肚明。惟其如此，邓鸿芳、张麦绒才签署了唯一代表双方最后债权债务关系的总对账单。被告何亦工、邓鸿芳、张麦绒对签署对账单提出抗辩，主张邓鸿芳因10万元收据未纳入对账单而将签名划掉、张麦绒因身怀有孕不能对抗黄友云的阻拦而划掉不成，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实。且不符合事实和常理。原告对诉请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被告对抗辩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被告对其前述抗辩主张没有举证，该抗辩主张依法不应得到支持。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应予认定和支持一审原告的主张。
被上诉人何亦工、邓鸿芳、张麦绒答辩称：一、上诉人没有将10万元的收据纳入对帐单中。二、上诉人主张的电镀设备实际上是交给腾龙四栋三楼的一个车间，而不是交给邓鸿芳和张麦绒。三、何亦工不是本案电镀设备的定作方，上诉人没有提供有何亦工签名的收货和对帐的对帐单。四、上诉人没有叫何亦工在对帐单中签名。五、上诉人提供对帐单第二页中手写的文字是上诉人总经理黄友云写的，不是被上诉人写的。六、诉争的对帐单上邓鸿芳已经将签名涂掉，说明邓鸿芳没有确认对帐单。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在二审中确认：本案所涉《工程合同书》的订立主体为其下属的“深圳市龙岗区江南电镀设备厂”与被上诉人何亦工，对方业务由被上诉人何亦工与其妻子邓鸿芳经营管理、被上诉人张麦绒为被上诉人何亦工妻子邓鸿芳介绍的收货人员，本案所涉应收款账单最后一页的手写部分“总共货款：陆万叁仟肆佰贰拾柒（￥63427.00）属实！上述货款承诺2011年12月31号之前付清！”为公司总经理黄友云所写。在该应收款账单的第一页被上诉人邓鸿芳曾签署过一个邓字，并加按指模，在第二页最后的余款是否相符和经办人签名盖章处被上诉人邓鸿芳在签全名并加盖指模后又将签名和指模划掉。上诉人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虽称被上诉人邓鸿芳在第二页最后的签名并未划掉而是美术字，但被上诉人邓鸿芳在该处签名上的划痕既与其在第一页签名中的邓字明显不同，亦与上诉人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在二审出示的被上诉人邓鸿芳曾经在双方购销协议书上的无划痕签名明显不同。同时，上诉人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在亦未依法申请对被上诉人邓鸿芳在第二页最后的签名是美术字还是签名后划掉问题进行鉴定。
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二：一为双方当事人是否曾对所涉交易余款达成过合意；二为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一方2010年9月10日和13日向其出具的两张收据是否可以作出证据采信。对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邓鸿芳在与上诉人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结算时，虽曾在最后的余款是否相符和经办人签名盖章处签名并加按指模，但其当时又将其签名和指模划掉，可见其并未认可上诉人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计算的余款数额，同时在该应收款账单最后一页的手写确认欠款和承诺还清时间部分亦为上诉人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黄友云所写，而非理应进行确认和承诺的被上诉人方。虽然被上诉人张麦绒在该应收款账单上的签名和指模未被划掉，但在作为上诉人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认可的合作方负责人被上诉人邓鸿芳当场对双方结算数额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张麦绒的签名和指模虽未在当场划掉亦不能代表被上诉人邓鸿芳、何亦工一方认可了上诉人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主张额欠款数额。对于争议焦点二，被上诉人一方主张上诉人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制作的应收款账单遗漏了两笔收款，并且提交了上诉人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一方2010年9月10日和13日向其出具的两张收据，同时该两张收据所涉款项并未计入上诉人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制作的应收款账单。虽然上诉人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主张其出具上述两种收据给被上诉人何亦工是受其所骗，但对此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386元，由上诉人深圳市江南电镀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 墨
代理审判员 李 东 慧
代理审判员 谢 佳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付璐奇（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