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海终字第12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公司。
负责人：应永平。
委托代理人：阎冰。
委托代理人：陈雷。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温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肖。
委托代理人：项军权。
委托代理人：章圆圆。
一审原告：温州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海良。
委托代理人：刘克。
委托代理人：余佳芸。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公司（以下简称温某）为与被上诉人温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公司）、一审原告温州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公司）海事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5）甬海法温商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14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温某的委托代理人阎冰、陈雷，被上诉人交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项军权，一审原告高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克、余佳芸到庭参加诉讼。二审期间，温某、交投公司、高速公司分别向本院申请两个月时间进行庭外和解，后和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交投公司、高速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2011年11月27日上午8点40分，浙江鸿嘉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嘉公司）所有的“鸿嘉19”轮行经温州大桥时触碰温州大桥1号防撞墩和北塔承台，造成1号防撞墩整体倒塌沉没，该大桥所有人即交投公司就该事故于2013年8月20日以鸿嘉公司为被告起诉至宁波海事法院，要求其赔偿损失。宁波海事法院作出判决确定“鸿嘉19”轮对温州大桥触碰事故负全部责任，并由鸿嘉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支付交投公司1759207元赔偿款及其利息，该判决已于2014年2月26日生效。判决生效后，鸿嘉公司未支付赔偿款。
触碰事故发生后，“鸿嘉19”轮被温州海事局扣押，经交投公司、鸿嘉公司及“鸿嘉19”轮的保险人即本案温某协商，温某于2011年12月1日向高速公司出具担保函，承诺就“鸿嘉19”轮船东需对触碰事故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金额提供最高额为100万元的担保，担保函出具后，“鸿嘉19”轮得以释放。
交投公司是温州大桥的所有人，高速公司是交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交投公司于2010年6月1日授权高速公司对温州大桥养护和管理，虽担保函的对象是高速公司，但交投公司是温州大桥的所有者，故赔偿款应由交投公司享有。因鸿嘉公司不支付赔偿款，交投公司于2014年4月8日致函要求温某支付担保金100万元，温某拒不支付。故交投公司、高速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温某支付交投公司担保金100万元及其利息（按日万分之三自2014年4月8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温某承担。
温某在一审中答辩称：一、交投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担保函未涉及交投公司，担保合同法律关系在高速公司和温某之间成立。二、涉案合同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该条件尚未成立。第一项生效条件是要有生效的判决书或调解书确认鸿嘉公司对高速公司有支付义务，而宁波海事法院的（2013）甬海法事初字第54号判决已明确鸿嘉公司对交投公司负支付义务，否定了鸿嘉公司对高速公司承担责任的可能性；第二项生效条件是鸿嘉公司的支付义务要属于其与温某之间船舶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责任，而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由台州仲裁委员会仲裁，保险条款承保的“碰撞、触碰责任”仅限于“保险船舶在可航水域碰撞其他船舶或触碰码头、港口设施、航标，致使上述物体发生的直接损失和费用，包括被碰船舶上所载货物的直接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大桥及其附属不在上述范围内，本案中的保险责任不可能成立。三、交投公司、高速公司的请求超过担保限额，担保函担保的最高金额是人民币100万元，包括利息和费用，交投公司、高速公司在100万元之外请求的利息和费用不应得到支持。四、交投公司、高速公司诉称的“鸿嘉19”轮被海事部门扣押没有事实依据，同涉案民商法律关系无关。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交投公司、高速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0月27日，鸿嘉公司就其所有的“鸿嘉19”轮向温某购买了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保险期间为2011年10月27日至2012年10月26日。2011年11月27日上午8点40分，“鸿嘉19”轮行经温州大桥时触碰温州大桥1号防撞墩和北塔承台，造成1号防撞墩整体倒塌沉没。2011年12月1日，温某就上述触碰事故向高速公司出具担保函，主要内容如下：“考虑到为使海事释放或不扣押或不滞留‘鸿嘉19’轮，我们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公司，在此愿代表‘鸿嘉19’轮船东向贵司提供本担保，兹保证执行海事部门就上述纠纷做出的生效的判决书、调解书中确定的，应由‘鸿嘉19’轮船东承担的对上述案件的属于保险责任内的赔偿款项。本担保函的最高担保金额为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包括利息和费用”。2013年8月20日，温州大桥业主交投公司就上述事故以鸿嘉公司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其赔偿事故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于2013年12月3日作出（2013）甬海法事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鸿嘉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交投公司损失1759207元及其利息（自2013年4月2日起至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案件受理费20630元、公告费650元，由鸿嘉公司负担。该判决于2014年2月26日生效。因鸿嘉公司未支付赔偿款，交投公司于2014年4月8日致函温某，要求其履行担保责任。温某则于2014年4月14日回函称：担保受益人非交投公司；担保函项下支付义务以存在保险责任为前提，大桥及附属不在此列。2014年7月16日，交投公司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2013）甬海法事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并要求温某在担保金额100万元内承担连带责任。因鸿嘉公司已于2012年12月31日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鸿嘉19”轮已转让且办理了所有权变更登记，亦未发现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且交投公司与温某有关担保函的争议系实体争议，一审法院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2014）甬海法执民字第242号民事裁定，终结此次执行程序。
另查明：高速公司接受交投公司的委托，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负责甬台温高速温州大桥段所有路产路权、设施设备、附着物的维养和建设施工，以及安全管理、清障施救等工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关于交投公司是否是适格原告的问题
高速公司作为受托人接受交投公司的委托，管理温州大桥，双方之间成立委托合同法律关系，高速公司实际上是受交投公司委托接受温某出具的担保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因此，交投公司可以直接对温某行使权利，是本案担保函项下的当事人，也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温某关于交投公司主体不适格的抗辩，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二、关于温某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六条规定，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构成保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鸿嘉公司所属的“鸿嘉19”轮触碰温州大桥1号防撞墩和北塔承台，与交投公司之间形成侵权债权债务关系，交投公司为债权人，鸿嘉公司为债务人。温某随后为“鸿嘉19”轮船东出具担保函，保证执行“就上述纠纷做出的生效的判决书、调解书中确定的，应由‘鸿嘉19’轮船东承担的对上述案件的属于保险责任内的赔偿款项”，应认定在交投公司和温某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且根据《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为连带责任保证。温某抗辩，涉案担保函为附生效条件担保合同：一是鸿嘉公司对高速公司负支付义务，二是鸿嘉公司的支付义务属于保险责任，两项条件均未生效，不发生担保责任。关于温某抗辩的第一项条件，前述已认定，高速公司受交投公司委托接受温某出具的担保函，交投公司有权直接对温某行使权利。关于温某抗辩的第二项，即担保函中有关“属于保险责任”的条件，也不对交投公司发生效力。理由如下：第一，温某出具担保函的目的，是为了释放或不扣押、不滞留“鸿嘉19”轮，交投公司已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温某提出担保责任以其对鸿嘉公司负有保险赔偿责任为条件，直接与双方订立担保合同目的相背。第二，温某是否对鸿嘉公司负有保险赔偿责任，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能约束本案交投公司、高速公司，本案交投公司、高速公司也无从知悉。第三，《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附条件合同所附条件应为将来发生的、不确定的，并由当事人议定而非法定的事实，且不得与合同主要内容相矛盾。温某所抗辩的所附“属于保险责任”的条件，既非将来发生的事实，也非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事实，何况温某如其抗辩大桥及其附属设施不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温某是事先明知的，故“属于保险责任”也不是不确定的事实，且直接与保函内容相冲突。综此，担保函所附“属于保险责任”的条件，对本案交投公司、高速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温某承担担保函项下的保证责任也不以此为条件，其仍应根据其在担保函中所做的承诺，为鸿嘉公司向交投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关于温某保证责任范围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担保函约定的最高担保金额为100万元，包括利息和费用。交投公司在其与鸿嘉公司之间的纠纷判决生效后，于2014年4月8日致函温某要求支付担保金，而温某仍拖延履行，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交投公司要求温某赔偿此后利息损失的主张有理，但利率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综上，交投公司与温某之间成立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一审法院生效判决已确定鸿嘉公司应赔偿交投公司船舶触碰损失1759207元及其利息，温某理应依担保函约定在100万元的限额内向交投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赔偿该款自2014年4月8日起的利息损失。交投公司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保护。高速公司受交投公司委托接受温某出具的担保函，在本案中不对温某享有权利，其相应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温某关于交投公司主体不适格、担保合同因所附条件未成就而不生效以及不应支付利息损失等抗辩，与法不符，不予采信。依照《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18日判决：一、温某应对宁波海事法院（2013）甬海法事初字第54号判决所确定的鸿嘉公司应赔偿交投公司损失1759207元及其利息中的1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交投公司；二、温某承担判决第一项确定的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鸿嘉公司追偿；三、温某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交投公司100万元自2014年4月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四、驳回交投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高速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4529元，由交投公司负担596元，温某负担13933元。
温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程序违法。一审中，交投公司、高速公司仅仅起诉担保人，法院未将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遗漏了重要当事人，违反强制性程序规定，应当发回重审。二、一审未查明交投公司对高速公司的授权内容，交投公司致高速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无法解释为包含“代为行使所有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及获取担保”。三、一审错误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1.隐名代理不能适用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其从权利。2.《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但书规定“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如果温某知道委托人为交投公司的存在，必然不会提供担保。四、一审法院对涉案担保合同内容及效力认定错误。1.交投公司、高速公司均有民事行为能力，其在接受担保函时未提出异议，应当受其意思表示约束。2.涉案担保函中关于“保险责任”条件的设立，不构成《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条款。3.担保合同的约定与缔约目的并无相背。4.担保函中所附条件并不违背附条件合同要求的：条件必须是将来、不确定的，并由当事人议定而非法定的事实等诸多要素。5.担保函中明确担保金额包括利息，一审判决仍支持交投公司利息请求违反约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驳回交投公司、高速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针对温某的上诉请求与理由，交投公司答辩称：一、根据《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本案交投公司和温某之间成立连带责任保证，不属于一般保证。因此并不存在一审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的情形，一审法院并未遗漏本案重要当事人，其程序正当、合法。二、高速公司与交投公司之间的授权委托关系合法、合理，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涉案事故发生之后，高速公司积极履行作为大桥管理者的职责，对大桥进行了安全维修，并发函件将事故情况报告交投公司。交投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相关函件可以证明高速公司对事故的后续处理工作均得到了交投公司的授权认可。三、一审法院对于担保函的内容、效力及温某应对交投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认定合法、合理。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温某的上诉请求与理由，高速公司答辩称：温某引用的授权内容遗漏了关键词，根据授权委托书，高速公司负责的是温州大桥所有“路产路权”的维养和安全管理，对此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此外，同意交投公司的全部答辩意见。
二审中，交投公司、高速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温某经本院要求，提供了涉案事故的报案记录，交投公司、高速公司对该报案记录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1年11月27日事故发生当天，鸿嘉公司向温某95518报案，报案内容包括出险时间、原因、经过及受损标的等。
本院认为：根据温某的上诉意见和交投公司、高速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交投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2.温某应否承担保证责任以及保证责任的金额；3.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各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1.交投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交投公司一审提交的“温州大桥段工程养护工作授权委托书”载明，“高速公司按照交投公司有关建设工程管理要求，负责甬台温高速温州大桥段所有路产路权、设施设备、附着物的维养和建设施工，以及安全管理、清障施救等工作，负责保障高速公路畅通、安全”，“授权委托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涉案触碰事故发生后，高速公司积极履行了其大桥管理者的职责，制定事故处理方案上报交投公司，并及时与海事部门及肇事方鸿嘉公司联系商洽事故后续处理方案，提出索赔并要求提供担保，交投公司亦在庭审中认可高速公司的行为均获得了其授权。故一审法院认定交投公司与高速公司间成立有效委托合同并无不当，温某认为高速公司的前述行为超越授权范围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交投公司与高速公司间系委托合同关系，高速公司以自己名义与温某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引用《合同法》委托合同章之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并无不当。根据该法条规定，尽管第三人温某在出具担保函时，并不知晓委托人交投公司与受托人高速公司间的委托关系，但在第三人温某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时，受托人高速公司通过向委托人交投公司披露第三人温某，委托人交投公司可以行使受托人高速公司对第三人温某的权利，成为本案的适格原告。温某在庭审中承认其出具担保函时并不清楚也未查阅高速公司是否为大桥管理者或所有者的身份，且高速公司作为大桥管理者与交投公司作为大桥所有者对于温某出具的担保而言，并无本质区别，故其上诉认为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但书条款的理由不能成立。
2.温某应否承担保证责任以及保证责任的金额。涉案担保函系温某应鸿嘉公司请求而出具，载明保证执行“海事部门就上述纠纷做出的生效的判决书、调解书中确定的，应由‘鸿嘉19’轮船东承担的对上述案件的属于保险责任内的赔偿款项”。对于“属于保险责任内的赔偿款项”，温某上诉认为，该条款并不违背附条件合同的要求，而保单责任是否成立尚待确定，一审法院不能对保险合同争议作出判断。本院认为，温某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理由如下：一是从涉案担保函的出具的目的看，该担保函是温某在其承保客户鸿嘉公司所有的“鸿嘉19”轮发生船舶撞击温州大桥1号防撞墩和北塔承台事故，“为使海事部门释放或不扣押或不滞留‘鸿嘉19’轮”而出具，目的显然是为鸿嘉公司因触碰事故以后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提供担保。二是从担保函的内容看，温某对其承担的担保责任进行了两个前提限定，一为鸿嘉公司对触碰事故应承担的赔偿责任须经生效的判决书、调解书确定，二为属于其保险责任内。对于第一个前提，交投公司已经提供了宁波海事法院的生效判决予以证明，在此不再赘述。对于第二个前提，即鸿嘉公司对触碰事故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属于温某的保险责任内。在案未有证据显示温某在出具担保函时向接收方提供其与鸿嘉公司间的保险合同和保险条款，担保函的接受方无从知晓鸿嘉公司因触碰事故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是否属于温某的承保范围；在鸿嘉公司此前已经向温某报案，温某明知“鸿嘉19”轮撞击的是温州大桥1号防撞墩和北塔承台，不属于其承保责任范围的情况下，仍未将上述情况如实告知担保函接收方，显属是利用其专业优势地位和信息不对称的不当行为，不仅有悖于其出具担保函的目的，亦有违诚信和公平原则，且直接导致交投公司丧失本可通过扣押、拍卖肇事船舶受偿的机会和权利，故该条款对于交投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温某仍应按照担保函承担保证责任。
至于保函中关于“以100万元为限，包括利息及费用”的约定，系指针对“鸿嘉19”轮触碰大桥造成的损失担保范围而言。由于交投公司在2014年4月8日致函温某要求赔付，而温某拒绝履行赔付义务，对迟延赔付所造成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判令温某予以承担并无不当。
3.一审程序是否违法。涉案担保函并未明确保证方式，《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故温某提供的系连带责任保证。又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故本案中，交投公司、高速公司仅起诉保证人温某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温某上诉认为一审法院未追加债务人鸿嘉公司构成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温某的各项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健芳
代理审判员 孙伊涵
代理审判员 张碧青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游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