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402民初2779号
原告（执行案外人）：耿冬梅，女，197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人，无业。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世国，北京市亚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申请执行人）:长治市鑫麟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屯留县康庄高新工业园区康庄大道3号。
法定代表人：马雪林，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男，1964年12月18日出生，回族，山西省长治市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皇甫大卫，北京市蒲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被执行人）：徐伦，男，197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山西省长治市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云，湖北自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耿冬梅与被告长治市鑫麟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麟公司”）、第三人徐伦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耿冬梅的委托代理人聂世国、被告鑫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勇、皇甫大伟、第三人徐伦的委托代理人王光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终止对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园）房屋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21日，原告对被告申请强制执行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园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园房屋提出执行异议。2017年3月13日收到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2017）晋0402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2017年3月22日，原告提起了执行异议纠纷诉讼，案件进入诉讼程序。2017年6月21日，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7）晋0402民初833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告耿冬梅立案时提供的第三人徐伦住址及联系方式无法找到徐伦，原告亦未在指定的期限内办理公告送达手续为由裁定驳回耿冬梅的起诉。现原告经过查找已经找到第三人徐伦的准确地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15175号民事调解书已经生效，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2017）晋0402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认定原告提出的执行异议于法无据，明显错误，该院也无权否定（2016）京0115民初15175号民事调解书的法律效力。2017年6月，鑫麟公司针对（2016）京0115民初15175号民事调解书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了（2017）京0115民撤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鑫麟公司的起诉；鑫麟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同年9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京02民终9382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综上，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园房屋的所有权人系原告耿冬梅，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依法无权强制执行该房屋，并应当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
被告辩称，航坤公司既无经营场所也无从业人员是典型的皮包公司。耿冬梅、徐伦以及航坤公司并无其他财产承担法律义务。民法总则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平等、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滥用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原告与徐伦是夫妻关系，而且均是北京航坤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航坤公司）的股东，耿冬梅在委托加工合同期间，不但收取了被告的款项而且多次来长治调试设备，耿冬梅应当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偿还义务。原告曾于2016年12月提出执行异议，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20日下达（2017）晋0402执异1号裁定书，驳回了耿冬梅的异议请求。裁定中载明从2011年4月30日至2016年7月14日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一审二审及再审判决书，并由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19日作出（2009）长民初字第002号民事裁定书，对本案第三人徐伦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宫房产予以查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10年11月29日、2012年9月6日、2014年8月13日、2015年7月28日进行了续查封，现房产仍属于被查封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的查封排除了其他法院关于该查封或者另案确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也规定，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撤4号裁定书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民终9382号裁定书也仅是法院以离婚后财产纠纷立案，并裁定鑫麟公司并非该民事调解书中与案件处理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并没有对诉求与调解书合法与否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所以裁定后调解书的效力与案外人耿冬梅以调解书为依据提起执行异议时的调解书的效力没有发生改变。反而诉讼参与人徐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通过调解将查封扣押的房产转移给耿冬梅，鑫麟公司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徐伦的住址为北京市大兴区××园，并且大兴区法院通知的时间为2017年5月以后，能找到徐伦其也按时委托代理人王秀艳参加诉讼；城区法院也按上述地址并在远早于2017年5月的时间通知徐伦，徐伦或耿冬梅不可能收不到诉讼文书，也不是耿冬梅所说的找不到徐伦；徐伦、耿冬梅的行为存在明显故意，违背了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三条、民诉法司法解释第315条的规定。
第三人述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15175号民事调解书已经生效，具有法律效力，且大兴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二中院均驳回了被告鑫麟公司撤销上述调解书的诉讼请求，故城区人民法院仍对原告拥有所有权的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园的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园幢2-503号房屋继续采取保全措施，并强制执行于法无据；涉案房屋原系原告与第三人徐伦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城区法院查封该房屋也侵犯了原告对该处房产享有的权利。
经本院审理查明：2002年10月13日，耿冬梅与徐伦登记结婚。2001年3月6日，徐伦与案外人赵勤共同投资成立北京航坤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其中徐伦占股68%，赵勤占股32%；2005年4月14日，赵勤将其所占股份分别转让给耿冬梅和徐伦，转让后徐伦占股80%，耿冬梅占股20%，其中徐伦为航坤公司法定代表人，耿冬梅为航坤公司监事；2009年6月10日，耿冬梅将其持有的航坤公司20%的股份转让给案外人倪仁；2016年9月12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免去耿冬梅监事职务，选举倪仁为公司监事。2012年2月15日，耿冬梅与徐伦协议离婚；离婚时未对夫妻共同财产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宫的房屋进行分割。
鑫麟公司诉北京航坤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徐伦、徐英才委托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4月30日作出（2010）城民二初字第144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为：”一、解除原告长治市鑫麟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航坤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加工协议》；二、被告北京航坤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长治市鑫麟食品有限公司工程款2670000元、违约金109000元、差旅费50000元，以上共计2829000元；三、被告徐英才、徐伦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判后，北京航坤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徐伦提起上诉。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5日作出（2011）长民终字第960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为：”一、维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2010）城民二初字第1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2010）城民二初字第144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北京航坤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长治市鑫麟食品有限公司工程款2180000元、违约金109000元、差旅费50000元，以上共计2339000元；四、徐伦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五、北京航坤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交付长治市鑫麟食品有限公司的设备由北京航坤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自行取回。”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北京航坤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徐伦申请再审。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4日作出（2013）长民再终字第045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为：”维持本院（2011）长民终字第960号民事判决。”
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19日作出（2009）长民初字第022号民事裁定，查封了徐伦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宫房屋及徐伦名下车牌号为×××。本院分别于2010年11月29日、2012年9月6日、2014年8月13日、2015年7月28日进行续查封，现该房产及车辆仍处于本院查封状态。
2016年10月，耿冬梅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割其与徐伦在协议离婚时未处分的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园的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园的房屋。诉讼中耿冬梅与徐伦达成调解。2016年10月14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15民初15175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一、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园房屋归原告耿冬梅所有，原告耿冬梅支付被告徐伦房屋折价款六十万元（于本调解书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二、被告徐伦于本调解书生效后三十日内协助原告耿冬梅办理上述房屋过户手续。”鑫麟公司知晓后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0115民初15175号民事调解书。2017年6月29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2017）京0115民撤4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鑫麟公司的起诉；鑫麟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7）京02民终9382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在本院对503室房屋执行过程中，2016年12月21日耿冬梅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15175号民事调解书已对503室房屋作出处分为由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本院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2017）晋0402执异1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耿冬梅的异议。2017年3月22日耿冬梅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本院于同年6月21日作出（2017）晋0402民初833号民事裁定，以耿冬梅提供的徐伦住址（北京市大兴区××园）及联系方式无法联系到徐伦，而耿冬梅又未办理公告送达手续为由，裁定驳回耿冬梅的起诉。现耿冬梅再次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并提供了徐伦新的住址为：湖北省随州市××区号。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2016）京0115民初15175号民事调解书、（2017）京0115民撤4号民事裁定书、（2017）京02民终9382号民事裁定书、被告提供的（2017）晋0402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2017）晋0402民初833号民事裁定书、航坤公司工商登记资料、（2013）长民再终字第045号民事判决书、（2009）长民初字第022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调取的（2016）京0115民初15175号卷宗材料及原、被告、第三人的陈述及辩解在案为凭，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案中，被告对徐伦的债务发生在耿冬梅与徐伦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同时耿冬梅未举证证明被告与徐伦已明确约定该债务为徐伦个人债务，也未举证证明该债务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相反从耿冬梅、徐伦均系航坤公司的股东可以看出，徐伦在与耿冬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投资经营该公司系夫妻为共同生活而从事的共同经营行为，因该公司所负债务也应系耿冬梅与徐伦的夫妻共同债务。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园房屋系耿冬梅与徐伦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属于耿冬梅与徐伦的夫妻共同财产。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夫妻共同债务，符合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耿冬梅与徐伦是在明知航坤公司、徐伦对鑫麟公司负有债务、本院已查封503室房屋的情况下协议离婚，并通过人民法院调解的方式将可能成为执行标的的503室房屋变更为耿冬梅所有，明显系以欺骗手段掩盖其非法目的，以逃避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
鑫麟公司以第三人身份对（2016）京0115民初15175号民事调解书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北京市两级法院以鑫麟公司不符合该调解书第三人主体资格为由驳回起诉，并未处分鑫麟公司的实体权利。
综上所述，不论徐伦与耿冬梅就该房屋的产权作出如何约定均不能阻却人民法院依法拍卖、变卖该夫妻共同财产以偿还夫妻共同债务。原告耿冬梅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在本院对503室房屋查封后作出的（2016）京0115民初15175号民事调解书为据请求本院停止强制执行该房屋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耿冬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耿冬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 显
人民陪审员 茹云岭
人民陪审员 吕耀宗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