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民再144号
抗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曾宪芬，女，198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柳州市柳南区。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卢秀红，女，1970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柳州市柳南区。
申诉人曾宪芬因与被申诉人卢秀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柳市民一终字第37号民事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桂检民监[2015]162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6）桂民抗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薇、代理检察员刘德营出庭。申诉人曾宪芬与被申诉人卢秀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生效判决认定双方已实际发生借款的事实，判令曾宪芬归还卢秀红借款人民币26万元系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是：(一）卢秀红未有足够证据证实已将26万元借予曾宪芬。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的特征，借贷合同的成立不仅需要双方当事人具有借款的合意（借条），还需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本案借条书写、26万元大额款项现金交付等不符合常理，卢秀红无交付凭证，对交易时间、地点等情况说明亦不明确。1.本案的借条形式，其借款人、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出具借条日期处均采用填空式，而所有填空部分都要指印按捺，借条的下半空白处还附有曾宪芬身份证复印件。此形式完全不符合一个普通公民自书借条的惯常格式。2.曾宪芬与卢秀红双方均认可她们之间并不熟悉，双方在借条里没有约定担保,卢秀红就将26万元出借给曾宪芬与常理不符。3.银行转帐较之现金交付，既安全又便捷，26万元全系现金交付，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4.卢秀红提交的取款凭证仅证实自己于2013年3月10日取款29万元，但此凭证无法直接证实与出借26万元予曾宪芬的关联。5.卢秀红关于交易地点的数次陈述存在矛盾，具体细节亦与其胞妹卢秀玉的描述存在矛盾。因此，卢秀红提交的证据无法构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其将26万元现金交付曾宪芬。(二）有其他证据佐证曾宪芬的自述。曾宪芬建行卡交易流水显示2015年3月10日其在ATM机取款7000元，取款地点在阳光100的建设银行柳州桂中大道支行，能印证曾宪芬2015年3月11日在柳州市公安局河东责任区刑警大队报警时的陈述。且7000元亦是当日由别处转入，其中一笔4000元，与曾宪芬及其友人苏丹陈述当日苏丹救急为曾宪芬存入4000元的情况吻合。因此，综合全案证据，从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相比较，卢秀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两人之间真实地发生26万元的借贷关系。
申诉人曾宪芬称，同意检察院的抗诉意见。补充认为，本人已经在市区买了房子，收入也足够日常生活开支，不需要借钱，且就算借钱也不会向陌生人借，卢秀红称交付的借款没有时间地点，不符合常理。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被申诉人卢秀红答辩称，钱是曾宪芬借的，坚持原来一、二审的意见。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卢秀红向柳南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与曾宪芬于2013年3月9日达成的金额为人民币26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曾宪芬立即归还借款人民币260000元。
柳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2013年3月9日，曾宪芬在一份打印内容为“今借到卢秀红人民币现金贰拾陆万元整（260000元），借期为2013年3月9日至2015年4月9日。如到期不还，本人愿意每天按借款总额的5%支付违约金，直到清偿完所有借款项为止”的借条上签字捺印并交由卢秀红收执。2013年3月11日，曾宪芬分别向柳州市公安局柳南分局南站派出所和河东责任区刑侦大队报案，称自己是受到卢秀红的胁迫写下的借条，双方的借贷关系并非实际存在。2013年4月23日，柳州市公安局河东责任区刑侦大队向卢秀红作了询问笔录，卢秀红在询问中表示自己是在2013年3月10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取款20多万元，“具体是多少我记不清楚了，但肯定在20万以上，再加上我家里放的几万现金一起筹够了260000元现金”，于当日将现金交给了曾宪芬。庭审中，曾宪芬否认自己曾向卢秀红用现金的方式借款260000元。另查明，2013年3月10日，卢秀红从卡号为62×××68的牡丹灵通卡取款290000元。庭审中，卢秀红表示该笔取款包含了借给曾宪芬的260000元。该院判决:驳回卢秀红的全部诉讼请求。
卢秀红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卢秀红全部诉讼请求。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卢秀红的职业主要是做酒生意和放贷，曾宪芬是平安保险公司员工。因为卢秀红的父母与曾宪芬的伯伯、伯母是邻居，卢秀红的妹妹卢秀玉是曾宪芬伯母的干女儿，所以妹妹卢秀玉和曾宪芬是朋友，但是姐姐卢秀红和曾宪芬并不熟。2.卢秀红陈述曾宪芬借款的经过是：2013年3月初曾宪芬因急用钱找她借款，双方商谈好后，3月10日她从银行取290000元，回了一趟家，将几万元给其丈夫，又从家里拿了几万元凑够260000元，就开车到阳光100附近马路边与曾宪芬交接，曾宪芬把事先写好的借条给了她后，她就将钱给曾宪芬，曾宪芬只点钱的沓数，没有细数，双方就分手了，没有第三人在场。由于事先双方讲好第二天去办曾宪芬的房产抵押手续，于是第二天她带人去找曾宪芬，但曾宪芬不同意去办，还报了警，不认帐，导致本案的纠纷。3.曾宪芬陈述借条的形成经过是：2013年3月6日，她向客户韦梅英推销保险时，韦梅英提出想找人赌六合彩，让她帮忙问这方面的朋友。她为了揽得韦梅英这单业务，想起自已的朋友卢秀玉也买过六合彩，就联系卢秀玉，卢秀玉找到了她姐姐卢秀红。次日曾宪芬介绍韦梅英与卢秀红认识后，自己和卢秀玉就先走了，韦梅英与卢秀红如何谈的她不清楚。3月10日中午她接到卢秀红姐妹的电话，说她介绍的韦梅英欠下赌债260000元后找不到人了，让她到阳光100商量。三人找到了韦梅英所租房的房主，房主说租房的人3月9日晚上给其发了个短信，内容是她们走了,退房不租了，押金什么的都不要了。于是当天下午在阳光100的2栋23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卢秀红说韦梅英赌六合彩欠下260000元，当时韦梅英是她介绍的，她算是担保人，现在找不到韦梅英，韦梅英欠的钱就要由她来还。卢秀红等人以不给她回家，对她家人不利等胁迫和恐吓方式，押着她写下了260000元借条，之后她还先付了11000元才得回家。第二天卢秀红又带人找她要房产证，她就报警了。4.2014年1月26日，柳州市公安局城中分局对曾宪芬2013年3月11日控告卢秀红逼写借条敲诈一案，以无明显证据证实卢秀红的行为构成犯罪为由，不予立案。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卢秀红主张曾宪芬借款，提供了借条和取款凭证，借条是曾宪芬本人出具的，而且卢秀红在出借当天也从银行取了290000元，交付260000元现金具有现实可能性，所以卢秀红在对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以及合同的履行方面的举证责任已初步完成。本案的举证责任应分配到曾宪芬一方，曾宪芬主张借条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写的，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且证明的对象必须是卢秀红以不给她回家或给她家人造成伤害来迫使她写借条的事实存在。曾宪芬举证她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及其朋友苏丹的证言，曾宪芬的笔录实际上是当事人的自述，其真实性还需要其他证据来予以佐证；苏丹并非在场人，不能直接证明借条的形成过程。曾宪芬虽然在事发第二天报警，但从公安机关的调查和询问情况看，并不能得出本案存在胁迫的事实。因此，综合全案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相比较，曾宪芬所举证据的证明力不足以推翻卢秀红所举的证据，对于曾宪芬提出的基于胁迫写下借条的主张，不予采信。本案借条上所写的借款期限是到2015年4月9日，也就是卢秀红未到还款期限就提起诉讼，但从本案的案情考量，曾宪芬已经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明不履行债务，按照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卢秀红可以解除合同关系，要求曾宪芬偿还债务。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院判决：一、撤销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3）南民初（一）字第464号民事判决；二、解除卢秀红与曾宪芬于2013年3月9日达成的金额为人民币260000元的民间借贷关系；三、曾宪芬归还卢秀红借款人民币260000元。
本院再审中，申诉人曾宪芬提交以下证据：1.根据2013年3月13日曾宪芬朋友刘秋萍手机录音制作的光盘及整理的录音文字记录，拟证明当天曾宪芬与卢秀红见面交涉过程中卢秀红承认与曾宪芬之间不存在交易，卢秀红动手打了曾宪芬。2.2013年3月10日，曾宪芬中国建设银行43×××92账号，转账存入3000元，ATM存入现金4000元；当天在ATM从该账号现金取款5000元、2000元的银行流水记录。3.曾宪芬亲戚李丽娇出庭作证，拟证明卢秀红于2013年3月10日晚到曾宪芬家进行恐吓并强迫曾宪芬交出房产证。
被申诉人卢秀红对证据2未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据1的录音是2013年3月13日曾宪芬和卢秀红两人关于借款事宜的对话和争执，并承认动手打了曾宪芬；证据3，李丽娇出庭作证的内容不是事实，卢秀红当时去曾宪芬家的目的是看其房产证，认识其家庭地址，并没有恐吓曾宪芬。
被申诉人卢秀红的妹妹卢秀玉作为证人出庭证实：2013年3月初，因曾宪芬手头比较紧想借钱，卢秀玉就介绍曾宪芬认识卢秀红，但具体的借款事实卢秀玉不清楚。
申诉人曾宪芬认为，卢秀玉出庭作证的内容不是事实。
对于以上证据，本院认为，经当庭播放曾宪芬提交的录音光盘双方均确认曾宪芬提交的文字记录与光盘内容一致，该录音光盘及文字记录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曾宪芬提交2013年3月10日其中国建设银行43×××92账号，存取7000元的银行流水记录，虽然卢秀红不予质证，因该存取款发生的时间与双方认可的案涉借条交付的时间为同一天，且卢秀红承认当天去过曾宪芬家，说明该存取款与本案具有关联的可能性较大，且曾宪芬已提交相应的银行流水记录单据原件，该证据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李丽娇与曾宪芬具有亲戚关系、卢秀玉则是卢秀红的妹妹，该两位证人分别与一方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其证明的内容缺乏其他证据印证，故对其出庭作证的内容不予采信。
根据以上录音光盘、文字记录，以及曾宪芬前述账号存取款凭证，并结合再审庭审中卢秀红认可的事实，另查明，1.2013年3月10日，曾宪芬中国建设银行43×××92账号，转账存入3000元以及ATM存入现金4000元后，当天在ATM从该账号现金取款5000元、2000元。2.2013年3月10日晚上，卢秀红去过曾宪芬家，卢秀红称其去的目的是看曾宪芬的房产证并认识曾宪芬家的地址。3月13日，在咖啡店见面时卢秀红动手打了曾宪芬，卢秀红称其打人的原因是曾宪芬借款后拒绝办理房产抵押。此外，本院再审确认一、二审查明的的事实。
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曾宪芬与卢秀红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
本院再审认为,卢秀红主张案涉借贷关系真实，提交了曾宪芬签名的26万元的借条，并提交2013年3月10日卢秀红卡号为62×××68的牡丹灵通卡取款290000元的凭证，拟证明其具有交付出借款项的能力。但本案存在诸多疑点，明显有别于正常的民间借贷：一是借条的表现形式与常理不符。案涉借条上半部分关于借贷的内容大多已事先打印好，留空供曾宪芬填写的每一处地方均有曾宪芬按捺的手印；下半部分则系曾宪芬身份证复印件。卢秀红专门从事放贷业务，其准备有这种格式借条的可能性大，但卢秀红否认借条系其提供。二是曾宪芬报案后，柳州市公安局河东责任区刑侦大队于2013年4月23日向卢秀红进行询问，卢秀红表示自己于2013年3月10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取款20多万元，但“具体是多少我记不清楚了”，此时距取款仅一个多月，卢秀红竟然对自己帐户上大额取现情况记忆模糊。三是卢秀红与曾宪芬之前素不相识，亦无经济往来，卢秀红在不了解曾宪芬经济状况和偿还能力，借款没有担保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愿意借款给曾宪芬长达两年多，且不要求支付利息，此种借款安全无任何保障的交易方式不符合一般职业放贷人的交易习惯。四是卢秀红主张交付的借款主要来源于其本人银行帐户，在借款安全无任何保障的情况下，不通过银行转账这一便捷安全的方式交付借款，亦不邀请其他人到场见证，即以现金方式交付大额款项给其自己并不熟悉的曾宪芬，有悖常理。五是曾宪芬交付借条后两次报警，尤其交付借条的次日，即2013年3月11日其第一次报警，案涉借条的借款期限长达两年多，交付借条的次日与借款到期时间相距甚远，正常情况下没有报警的必要。卢秀红承认2013年3月10日晚上去过曾宪芬家看房产证并认识曾宪芬家的地址，以及承认3月13日在咖啡店见面时其动手打了曾宪芬。曾宪芬中国建设银行43×××92账号显示在2013年3月10日有存入后当天即支取7000元的记录，可见曾宪芬当时急需用钱。以上情况表明，尽管公安机关未对卢秀红进行刑事立案，但该处理结果仅说明卢秀红的行为不符合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卢秀红对曾宪芬施加压力的可能性较大。六是曾宪芬推销保险的客户韦梅英仅租住房屋六天，2013年3月9日、10日突然跟房东韦怡提前解除房屋租赁合同，不要剩余押金也不知去向，该时间与本案借条的形成及交付时间是吻合的。存在以上疑点的情况下，卢秀红除提交借条及银行取款凭证，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外，还应对案涉借贷关系真实存在进一步举证，并对相关疑点作出合理解释。卢秀红既未对疑点给予合理解释，本院再审明确向其释明准许其进一步举证补强证据的情况下，卢秀红仍未继续举证。综上分析，应认定曾宪芬与卢秀红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对卢秀红要求解除其双方借贷关系及归还借款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曾宪芬的再审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一审判决驳回卢秀红诉讼请求，实体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借贷关系真实导致实体处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柳市民一终字第37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13）南民初（一）字第464号民事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300元，由卢秀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丽文
审 判 员 万晓敏
代理审判员 吴 婷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罗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