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甘民终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新实良种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孟玉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晓龙，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掖市华裕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碱滩镇政府对面。
法定代表人张志年，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贺振中，甘肃锦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绪泽，张掖华裕公司员工。
上诉人新疆新实良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新实公司）与被上诉人张掖市华裕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张掖华裕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因不服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张中民初字第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疆新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晓龙，被上诉人张掖华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贺振中、王绪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1年2月11日，被告新疆新实公司作为甲方，原告张掖华裕公司作为乙方，签订《2011年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一、甲方同意预约生产的农作物种子通过乙方所在地繁育，繁育品种为“新实系列”，实际面积以播种后甲乙双方田间测量为准。二、由于当地垫付款、亩产值、单价还未最终形成定论，甲方承诺最终乙方签订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时垫付款、亩产值、单价与当地正规大公司保持一致。…七、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后，正式签订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该协议甲方未盖章，由高翔以委托代理人身份签名确认，乙方盖有被告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张志年的签名。同年3月13日，原、被告签订《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合同书》，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种植生产“新玉23”杂交玉米8000亩；所需亲本种子由被告有偿提供；原告负责落实种植，被告必须全部收购原告为其生产的经检验合格的种子。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事项，同时对种子质量、交付时间、地点、价格及结算方式等特别进行了约定。其中第四条对种子质量标准约定：纯度≧96%、净度≧99%、水分≦13%、芽率≧93%；合同第三条交货时间约定：2011年10月20日前根据甲方指示分批次交货，交货地点为河北省石家庄；合同第四.1条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生产的种子价格、产值、付款方式，被告承诺参照甘肃省张掖市各大公司郑单958系列品种保持一致，以上价格为包含包装物并发运到河北省石家庄的价格；若因甲方不能按时将货调完，货款付清后由乙方将甲方的种子妥善的在库房无偿代保管。合同第四.4条约定的结算方式为：甲方于2011年10月20日前预付乙方全部种子款50%的款项，付款时间甲方于2011年11月30日前付清乙方全部种子款。
合同签订后，原告张掖华裕公司即开始落实制种事宜。2011年3月23日，原告与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沙河镇新丰村签订《玉米杂交种子预约生产合同》，由新丰村负责为原告种植被告委托生产的玉米品种。此后，被告向原告发运亲本种子38.4吨（其中母本32吨、父本6.4吨），新丰村即组织进行了种植。同年5月下旬，原、被告及新丰村代表对种植面积进行实地丈量，最终核实种植面积为4184.34亩。2011年6月1日、7月26日，被告分两次向原告支付前期垫付款合计1100000元。
制种玉米收获后，原告与新丰村于2012年1月13日进行结算并形成结算清单一份。最终核实的制种面积4184.34亩，产量（鲜穗）3517.17吨，应付款10619764.30元。
2011年11月24日－2012年1月22日期间，原告按照被告的通知，通过铁路向被告发运玉米种子共计1350吨，其中发往河北省石家庄920吨，发往良村430吨。被告分别于2011年11月11日、12月5日、12月26日、2012年1月6日、1月20日，五次共计向原告支付种子款7000000元。2012年1月14日，被告向原告提供种子质量检测报告一份，原告亦于2012年3月31日向被告寄送种子质量检测报告四份，双方的检验（检测）报告均证实种子的质量合格。此后，被告再未指示或通知原告发运种子。
2012年1月1日，原告与张掖市粮食局直属粮库签订《代保管玉米协议》一份，约定由粮库代原告保管玉米330吨，自2012年1月1日起，每年每吨代存费150元。同年4月1日，双方再次签订《代保管玉米协议》一份，内容除“保管玉米350吨”外，其他基本相同。2014年5月22日，原告通过网上转账形式，向张掖市粮食局直属粮库支付保管费200000元。
自2012年1月中旬开始，原告张掖华裕公司数次向被告新疆新实公司邮寄信函，协商支付下剩种子款、下剩种子的发运、财务结算、下剩亲本种子的处理等问题。被告于2012年3月6日复函，对原告要求按照向种植农户支付的亩产值支付下剩种子款明确予以拒绝。数次协商未果后，原告于2013年1月，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成本差额、代繁费用及利息等共计560多万元。2013年12月9日，本院作出（2013）张中民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以“本案双方之间形成的是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原告以委托代繁关系主张损失，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4年7月22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甘民二终字第1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认为，“本案应为种植回收合同纠纷，种子回收价格应依照双方约定的种子价格确定。华裕公司一审以种子成本＋劳务费的计算方式确定回收价格，二审中又以自行调取的2011年张掖各大种子公司郑单958销售价格为基础，重新核算新实公司应支付的种子款及利息，系新的诉讼请求。若华裕公司欲主张上述权利，可另行起诉”。
2015年6月，原告将本案诉至本院。审理过程中，被告新疆新实公司申请对原告诉称库存玉米种子进行品种真实性及质量鉴定。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取样后，将样品与原被告共同认可的封存样品送交甘肃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委托该中心进行鉴定。2015年9月23日，该中心出具《种子样品检验报告》8份。编号为：N0：150608-N0：150615。其中，N0：150615为品种真实性检测，结论为：待测样品（指取样的20150808总－001样品）与对照样品（指原被告共同封存认可的原样品）为极近似或相同品种。其余7份系对取样样品纯度、净度、水分、发芽率进行的检测，结论为：送检样品净度、水分、发芽率指标符合GB20464－2006《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的规定。样品纯度，实测值在94%－98%之间，未作单项评定，结果仅供参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的陈述以及以下证据证明，应予认定。证据的分析与认定如下：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拟证明，原告为被告制种4184.34亩，依合同约定，被告有收购原告剩余种子的义务。
1、原、被告于2011年3月13日签订的《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合同书》。该合同约定：甲方（被告）委托乙方（原告）“新玉23”种子8000亩，并全部收购合格的种子；种子价格承诺参照甘肃省张掖市各大公司郑单958系列品种保持一致；2011年10月20日前根据甲方指示分批次交货；交货地点为石家庄。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包括质量、亲本提供、结算方式、付款期限及违约责任等。合同有原、被告双方单位盖章及代表签字。
2、原、被告于2011年2月11日签订的《2011年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被告）同意预约生产的农作物种子通过乙方（原告）所在地繁育…实际面积以播种后甲乙双方田间测量为准。合同甲方签名为高翔，乙方为张志年及单位盖章。
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甘民二终字第102号民事判决书。
4、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张中民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
5、原告与新丰村形成的《临泽县沙河镇新丰村制种结算清单》一份。该清单载明：实地丈量核实面积为4184.34亩，最终结算产量（鲜穗）为3517.17吨。应付款为10619764.30元…。
6、《华裕公司制种面积丈量表》。该丈量表载明，最后核实种植面积为4184.34亩。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证据1、2、3、4、6的真实性均无异。认为：合同约定被告需收购全部种子，但对不合格种子有权拒收。原告实际种植的4100多亩，生产量并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500公斤。现在如果原告剩余种子的品种和质量能够达到合同的约定，我方将予以收购，否则予以拒收。证据5，被告认为与其无关。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合同书》、《2011年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协议》真实合法，系有效协议，应予认定。证据3、4均系生效法律文书，对该两份判决书确认的事实依法予以采信。证据5、6反映的事实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第二组：拟证明原告自2012年起不断发函要求被告履行合同义务，期间剩余种子经检测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
7、甘肃省张掖市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分中心《检验报告》6份。均由原告委托送样，规格型号均为“新玉23”。其中2012年3月5日1份、2012年3月31日3份均为纯度检测，结论均为符合GB4404.1-2008标准规定；2014年12月8日1份为纯度检测，结论为“纯度指标达97.6%”；2014年12月19日1份为发芽率检验，结论为“发芽率指标达95%”。
8、原告向被告发送的函件5份。时间分别为：2012年1月10日、2月25日、3月8日、3月31日、4月27日，内容涉及要求结算种子款、剩余种子起运等。
9、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3份。寄件人均为原告，收件人均为被告，标明的内件品名分别为：种子生产合同、检验报告、信函。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检验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检测种子是否为库存种子，质量现在是否合格均无证据证明。对其余证据的三性被告均提出异议，认为：期间我们曾收到过原告寄送的函件，但是否是原告当庭提交的无证据证明。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自2012年1月中旬开始，原告张掖华裕公司数次向被告新疆新实公司邮寄信函，协商支付下剩种子款、下剩种子的发运、财务结算、下剩亲本种子的处理等问题，且该事实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故予以认定。
第三组：拟证明，原告为被告生产的种子，价格按照2011年张掖各大公司“郑单958”的价格7元／公斤（不含运费）进行结算。
10、张掖市种子管理局于2014年5月6日出具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据了解，我市2011年有生产经营郑单958系列品种资质的企业，每公斤发货价7元（不含运费）。
11、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分公司于2014年5月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2011年我公司生产的“郑单958”品种在张掖给对外调拨价为7.2元／公斤（不包括运费）。
12、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5月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2011年我公司生产的“郑单958”同类型系列品种的玉米杂交种在甘肃省张掖地区的销售价格为7.00元／公斤（不包括运费）。
13、张掖神舟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我公司2011年生产销售的“郑58”同类型品种玉米种子出厂价为7元／公斤。
14、张掖市德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2011年公司生产的“郑单”系列同类型品种在张掖地区销售价定为6.90元／㎏（不包括运费）。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提出异议。认为，种子价格并非国家统一规定，种子管理局无权对某一品种种子进行价格认定。其他几份证明具有证人证言的性质，应到庭接受质询，且几个公司是否亲自签订“郑单958”的合同，无证据印证，故不能证明其价格。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由证人单位提供，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由于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所证明的郑单958种子价格，故均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种子回收价格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第四组：拟证明发运种子运费为0.26元／公斤，包装费用为0.02元／公斤，合计0.28元／公斤。
15、原告自书的《2011年发往石家庄良村种子费用》清单。
16、《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三份。合同需方均为原告，其中2011年4月24日与中国南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编织袋20万条，后退货10万条，每条1.25元，合计125000元；、2011年5月12日与安徽省界首市天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红袋子39000条，每条1.3元，缝口线1000公斤，单价22元／公斤，合计61000元；2011年5月23日与安徽省桐城市鑫阳塑胶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编织袋10万条，单价1.3元，合计130000元。
17、运费单据20份。主要反映2011年11月24日－2012年1月22日，原告通过铁路发运玉米种子1350吨。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证据15的三性均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由谁提供不清楚，即便发货产生费用也与被告无关。我方提供的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张中民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甘民二终字第102号民事判决书及2012年3月5日的函，均证明双方对种子价格按6元／公斤履行是没有异议的。对证据16的真实性被告无异议，但认为，上述合同均由原告与本案无关的第三方签订，是否订购合同规定的编织袋不能确定，且原告单独将包装物价格提出毫无意义。证据17被告均提出异议，认为，原告发运1350吨种子我方已收到的事实是没有异议的，但上述单据是否为发运该批种子的单据无法确定。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告为履行合同，购买包装物及支付发运费用的事实，应予认定。
第五组：拟证明原告因保管剩余种子支付保管费20万元。
18、原告与张掖市粮食局直属粮库签订的《代保管玉米协议》两份。主要内容约定：由粮库为华裕公司代保管玉米，每年每吨代存费150元。…超过保管期限每月每吨增加30元的保管费。
19、甘肃银行网上银行业务专用凭证1份。内容为：2014年5月22日，原告作为付款人，向张掖市粮食局直属粮库转账200000元。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为河北石家庄，在未交付前产生的费用应由原告承担。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将种子交张掖市粮食局直属粮库保管并支付保管费20万元的事实，应予认定。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发出了如何决算内容的函件，既没有提供剩余种子数量，也没有对履行种子的价格提出异议，因此，我公司并未违约。
1、《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合同书》。与原告提交的一致。
2、2012年3月5日原告向被告发送的函1份。主要内容为：“…鉴于双方签订的《合同》第四项第1条…约定，亩产值定为2485元…应付款为4184.34元×2485元＝10398084.90元。至目前贵公司兑付8100000元，下剩款2298084.90元…请贵公司近期速派人清算账务并把下剩款付清。”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我方之前以委托代繁关系要求被告支付代繁费用，所发函件仅是针对已发的1350吨所主张的权利。
上述证据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对于被告拟证明的主张，无相关证据佐证，依法不予采信。
第二组：拟证明2011年张掖最大制种公司生产的郑单958价格为5.40元／公斤，被告与原告的结算价格6元／公斤是符合双方的约定的。
3、2013年3月5日由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张掖分公司出具的《郑单958产量和价格情况说明》1份。主要内容为：2011年“郑单958”品种鲜穗结算价格是2.4元／公斤，加工成籽粒平均价格5.4元／公斤。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据的三性均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形式不合法，且已提交证据证明当年种子价格均在7元／公斤以上。
本院认为，该证据由证人单位提供，无相关证据印证。所证明的种子价格，并非种子销售价格，与本院调查的事实不一致，依法不予采信。
依原告申请，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
1、调查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德军的笔录1份并附该公司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各1份。杨德军陈述，张掖金玉公司具有生产经营“郑单958”的资质。2011年度，该公司生产的“郑单958”与金博士种业结算的价格大约为7元／公斤。
2、《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公司与金博士种业结账明细》1份。主要内容：金玉种业发货3063898.86公斤，金博士收货3063898.86公斤。其中“四.结算”反映，结算种子单价为6.4元／公斤，支付铁路运费124708.40元。
3、调查金博士种业公司张掖分公司总经理王彪的笔录1份。王彪陈述，金博士公司张掖分公司具有生产经营“郑单958”的资质，但生产的种子本地不销售，全部发往总公司。2014年5月5日，为张掖华裕公司出具过证明一份，证明上7.2元／公斤的价格是询问总公司得来的，且当年该品种市场行情也就如此。
4、调查德农种业公司张掖分公司总经理田开兴的笔录1份并附该公司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1份。田开兴陈述，德农公司具有生产经营“郑单958”的资质，分公司在本地不进行销售。2013年3月5日，曾为新疆新实公司出具过证明1份，上面的5.4元／公斤，系玉米果穗脱成籽粒后的价格，并非销售价格。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没有异议。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本案种子价格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应当直接认定。原告申请对种子价格询征，应委托有鉴定资质的机构进行，且金玉种业的证据中反映结算价为6.4元／公斤，与原被告结算价格相当。
本院认为，证据1、2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张掖金玉种业2011年与金博士种业的结算价格为6.4元／公斤，证据3、4、5无相关证据佐证，依法不予采信。
依被告申请，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取样后，将取样样品与原告提交的双方原取样样品（已经双方确认），委托甘肃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进行检测，形成如下证据：
1、2015年8月13日本院询问笔录1份。就本案鉴定取样相关问题告知双方当事人，原被告均同意由法院监督双方共同取样，并选定鉴定机构。
2、2015年8月17日本院现场取样笔录1份并附光盘1张。载明了取样的过程及取样期间的相关问题意见等。
3、2015年8月17日袁兴龙出具的领条1张、8月18日王海等6人出具的领条1张，合计金额2120元。反映取样时产生的种袋搬运费用。
4、甘肃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种子检验委托单》1份。由本院委托该中心对取样样品进行鉴定，鉴定费用合计4870元。
5、甘肃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种子样品检验报告》8份。编号为：N0：150608-N0：150615.其中，N0：150615为品种真实性检测，结论为：待测样品（指取样的20150808总－001样品）与对照样品（指原被告共同封存认可的原样品）为极近似或相同品种。其余7份系对取样样品纯度、净度、水分、发芽率进行的检测，结论为：送检样品净度、水分、发芽率指标符合GB20464－2006《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的规定。样品纯度，实测值在94%－98%之间，但未作评定。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对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但认为：150608、150610、150612三份报告中的纯度不符合合同的约定，150613中的发芽率也不符合合同约定。
上述证据，系本院在取样、委托鉴定过程中形成，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依据充分，其结论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应予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合同书》，真实合法，属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该合同名称虽冠以“委托生产合同”字样，但实为种植回收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张掖华裕公司为履行该合同，与甘肃省临泽县沙河镇新丰村签订《种子生产合同》，种植生产被告委托生产的玉米品种。根据原告诉称，收获脱粒后原告实际生产种子1688100公斤，其中向被告发运1350000公斤，库存338100公斤，后因存储移库、倒袋库存损耗，现还剩余323400公斤。依照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第一.5条的约定，被告必须全部收购原告为其生产的经检验合格的种子。原告生产的该批种子，在收获后至发运期间，双方均对种子质量进行了检验或检测，种子质量符合合同的约定。因此，被告负有回收原告剩余玉米种子的义务。但被告新疆新实公司，自通知原告发运1350吨种子后，至今再未指令交付，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的法律责任。被告辩称“原告一直没有提出交付剩余种子的要求，也不存在被告不收购剩余种子的情形”，但仅有其口头陈述，并无相关证据印证。相反，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自2012年1月起，原告数次以信函形式向被告主张权利，虽信函中无明确表明剩余种子的内容，但原告当时是以委托代繁关系主张其全部的费用，且该部分事实已经本院（2013）张中民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予以了认定，故被告该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原告现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收购剩余玉米种子323400公斤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辩称“部分种子质量经鉴定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问题，根据检验报告，送检样品净度、水分、发芽率指标均符合GB20464－2006《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的规定，说明该批种子质量是合格的。且被告不通知原告发货、回收种子，长达近四年之久，造成部分种子质量或部分指标下降也是客观存在的，该责任系因被告的违约行为而产生，应由其自负。被告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种子的回收价格。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生产的种子价格、产值、付款方式，被告承诺参照甘肃省张掖市各大公司郑单958系列品种保持一致，以上价格为包含包装物并发运到河北省石家庄的价格”。从该约定来看，双方约定的种子回收价格并非固定价，而是应当与2011年张掖市各大制种公司郑单958系列价格保持一致。针对价格，原告提供了张掖市种子管理局及张掖金玉种业等数家单位出具的证明，但被告不予认可并提供德农种业公司张掖分公司出具的证明予以对抗。为此，原告申请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根据本院调查查明的事实，张掖多家种子公司种子的销售价格也并非完全统一。其中金博士种业公司张掖分公司、德农种业公司张掖分公司在张掖地区不进行销售，故其提供的参考价格本院不予采信；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德军在本院调查时陈述，2011年度，该公司生产的“郑单958”与金博士种业结算的价格大约为7元／公斤，但提供的《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公司与金博士种业结账明细》则反映出结算的单价为6.4元／公斤。该结账明细真实地反映了2011年金玉种业与金博士种业结算“郑单958”系列玉米种子的价格，故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种子回收价格的参考依据。另据双方约定“以上价格为包含包装物并发运到河北省石家庄的价格”说明，包装费用及发运费用应由原告负责，但原告将该费用计入生产成本是完全合理的。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因该批种子的包装、发运，支付的费用为0.28元／公斤。综上，本案中原告为被告生产的玉米种子回收价格确定为6.68元／公斤。原告共计生产玉米种子1673400公斤，被告应付种子款合计11178312元，已付8100000元，再付3078312元。
依照合同约定，被告应于2011年10月20日前预付原告全部种子款50%的款项，2011年11月30日前付清全部种子款。若被告不能按时将货调完，货款付清后由原告将种子妥善在库房无偿代保管。被告新疆新实公司，既没有按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原告种子款，也没有按约定通知原告发运剩余种子，由于其违约行为，导致原告将剩余种子长期存放于张掖市粮食局直属粮库，对因此产生的仓储保管费用被告应予承担。原告的该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长期拖欠种子款未付，既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也违背了民事活动中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自2012年1月1日之后的欠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其请求应予支持。本金应以所欠种子款3078312元计算，利率按照月息5.125‰计算。同时因鉴定取样产生的劳务费2120元，系因被告申请鉴定而必然产生的费用，鉴定结论与原告诉称的主张一致，故该费用应由被告负担。另外，被告向原告提供的亲本款，未在本案中予以主张，双方当事人可在种子款支付过程中据实予以扣减，也可另行协商解决。综上，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新疆新实良种股份有限公司继续履行与原告张掖市华裕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合同书》，收购原告为被告生产的玉米种子323400公斤。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
二、被告新疆新实良种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张掖市华裕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玉米种子款3078312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一次性付清。
三、被告新疆新实良种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张掖市华裕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仓储保管费（2012年1月1日－2015年9月30日）181912.50元，取样劳务费2120元，合计184032.5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一次性付清；自2015年10月1日起，被告仍应按每吨每年150元标准向原告继续支付仓储保管费直至剩余种子运清之日。
四、被告新疆新实良种股份有限公司自2012年1月1日起，对拖欠原告张掖市华裕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种子款3078312元，按月息5.125‰承担利息至本判决生效履行之日。
五、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7814元，由原告张掖市华裕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12814元，被告新疆新实良种股份有限公司承担35000元。鉴定费4870元，由被告新疆新实良种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宣判后新疆新实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
新疆新实公司上诉称：一、上诉人并未拒绝收购被上诉人生产的合格种子，双方合同中断履行的责任不应该由上诉人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违约，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持。首先，在被上诉人生产完种子后，上诉人派人到被上诉人处取样并做室内检验，合格后按照每火车车皮运载的标准发运。发运一批付款一批，双方按照每公斤6元价格累计发运1350000公斤后，被上诉人声称种子已经发运完毕，故双方就合同主要履行义务暂时中断，此后被上诉人未明确要求上诉人继续发货和继续履行合同。被上诉人2012年3月5日所发的函件也没有要求继续发运种子和履行合同。被上诉人以委托代理法律关系起诉我方，造成合同履行中断，因此双方合同中断履行的责任在于被上诉人。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特快专递清单只有三份，分别是邮寄过种子生产合同、检验报告、信函的三份特快专递清单。唯一的信函是2012年3月5日的函。除此以外，被上诉人一审举证的其他函件没有任何特快专递邮件对应，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数次发函协商支付剩下种子款、下剩种子发运等错误。最后，鉴定报告中的部分种子不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因此上诉人有权拒绝收购不合格的种子，一审判决上诉人对剩余种子全部予以收购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违约错误，应予纠正。上诉人愿意对质量合格的种子，在扣除亲本种子款后，依据双方已经履行的价格予以收购。二、一审判令上诉人支付种子款3078312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剩余部分种子经检验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上诉人有权拒绝收购。其次，一审法院确定本案种子回收价格为6.68元／公斤并将该价格作为计算依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双方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生产的种子价格、产值、付款方式，甲方承诺参照甘肃省张掖市各大公司郑单958系列品种保持一致。”在实际履行中，被上诉人将生产的种子分批次按照合同约定发运到河北省石家庄，上诉人按照每公斤6元的价格支付种子款，在履行期间，双方不是一次交易，而是分批次按照合同约定付款和发货。前后被上诉人累计发货1350000公斤，上诉人也累计付款8100000元。计算得出的价格恰恰证明每次发货付款的金额都是按照6元／公斤的价格履行，而这期间被上诉人对该价格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即便是在本案被上诉人第一次向法院起诉时，也没有对双方履行的价格提出异议，而是要求上诉人按照委托代理关系支付其保底费用。故即便是双方对履行价格约定不明，那么根据实际履行的事实，双方履行价格应当是6元／公斤是不争的事实。第二，一审向有关公司询问获取的笔录以及询价结论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履行合同价格的证据。2011年张掖市场郑单958各大公司的履行价格到底是多少，如需确切了解，必须委托专业的市场询价公司调查并出具书面报告，依法质证后才能作为证据。每个公司的产量、产值及占用市场的份额都不一样，实际履行价格也不一样，只有采用科学的市场划分以及加权平均的方法，通过专业市场询价的方式才能得到确切的平均履行价格。简单的询问两三家公司得到的价格，无法代表张掖市当年履行郑单958的平均价格。一审法院简单的依据《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公司与金博士种业结账明细》认定双方种子回收价格是6.68元／公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仓储保管费的判决是错误判决。双方约定交货地点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种子交付之前的任何仓储和保管费用都同上诉人无关。即便尚有库存没有调完，也是被上诉人滥诉导致，与上诉人无关。四、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种子款利息同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上诉人并未违约，不该承担利息；第二、欠付利息的基础和前提必须有明确的欠付事实和具体的欠款金额。只有在有明确的欠付事实和金额后，债务人没有履行才应承担利息。本案是双务合同，被上诉人没有交付种子，上诉人尚未付款。双方对于履行的价格，剩余种子的数量尚有争议，欠付的金额不能确定，什么时候应该支付更不能确定，利息应从何起算？因此一审第四项判决属于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判决。五、亲本种子款应从种子款中予以扣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内容，依法改判；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全部案件审理费用。
被上诉人张掖华裕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构成违约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首先，被上诉人根据与上诉人签订的《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合同书》，实际给上诉人生产脱粒后的种子1688100公斤。其中，被上诉人按上诉人的通知指示发运到石家庄及良村共计1350000公斤，后被上诉人并未表示种子已经发运完毕，库存的338100公斤种子因存储移库、倒袋损耗，现在还剩余323400公斤。依据合同，上诉人必须全部收购被上诉人为其生产的经检验合格的种子。上诉人负有通知指示被上诉人交货的义务。被上诉人为上诉人生产的该批种子在收获至发运期间，双方均对种子质量进行了检验，全部种子质量是符合合同约定的。因此，上诉人负有回收剩余玉米种子的合同义务。但上诉人自通知被上诉人发运1350吨种子后，至今再未指令交付，违反了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提交的《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合同书》以及上诉人未再通知指令被上诉人继续发运种子的事实，充分证明上诉人构成违约。其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自2012年1月起被上诉人数次以信函形式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虽信函中无明确表明剩余种子的内容，但被上诉人当时是以委托代繁关系主张其全部费用的，且该部分事实已经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张中民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上诉人对剩余种子不发出交付发运指令中断履行合同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合同的责任。第三、被上诉人提交的甘肃省张掖市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验报告》6份、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送的函件5份、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3份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自2012年1月中旬开始，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邮寄函件、协商支付下剩种子款、下剩种子的发运等要求上诉人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一审认定该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第四、关于剩余种子的质量是否合格问题，在一审中上诉人要求进行司法鉴定，经双方协商确定的甘肃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验证明，下剩的玉米种子323400公斤送检样品的指标均符合GB20464-2006《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的规定，下剩种子的质量是合格的。且上诉人不通知被上诉人发货、不回收种子长达4年之久，造成部分种子部分指标下降也是客观存在的，该责任系上诉人的违约行为造成的，应由上诉人承担部分种子指标下降的责任。一审判决上诉人对剩余种子全部给予收购是正确的。二、一审判令上诉人支付种子款3078312元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的计算方式和计算依据正确无误。首先，剩余的323400公斤种子，经检验各项指标均符合《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的规定，其中部分样品部分指标虽有不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责任在于上诉人。一审法院在计算种子款总额时没有扣除该部分是符合本案事实的。其次，一审法院确定本案种子回收价格为每公斤6.68元，符合本案事实，合理合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同中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生产的种子价格、产值、付款方式，上诉人承诺参照张掖市各大公司郑单958系列品种保持一致，以上价格为包含包装物并发运到河北石家庄的价格。从该约定可以明确，双方约定的回收价格并非固定价。针对价格问题，被上诉人提交了张掖市种子管理局及张掖金玉种业等多家单位出具的证明，但上诉人不予认可并提供德农种业公司张掖分公司出具的证明予以对抗。为此，被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证据，一审法院根据调查查明的事实，以《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公司与金博士种业结账明细》反映的单价6.4元／公斤作为本案种子回收价格的参考依据不无不妥。另外，根据双方约定“以上价格为包含包装并发运到河北石家庄的价格”，说明包装费用及发运费用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但被上诉人将该费用计入生产成本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因该批种子的包装、发运支付的费用为每公斤0.28元，一审法院据此确定本案种子回收价格为每公斤6.68元，符合本案事实。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支付种子款3078312元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仓储保管费判决正确。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上诉人应于2011年10月20日前预付被上诉人全部种子款的50%，2011年11月30日前付清全部种子款，若因上诉人不能按时将货调完，货款付清后由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种子妥善的在库房无偿代保管。但上诉人既没有按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被上诉人种子款，也没有按约定通知被上诉人发运剩余种子，因此被上诉人没有无偿保管剩余种子的义务，由于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被上诉人将剩余种子长期存放在张掖市粮食局直属粮库，为此，被上诉人向保管人支付了20万元保管费，该损失是因上诉人的违约行为造成的，上诉人应承担仓储保管费用，一审判决正确。四、上诉人应承担种子款欠款利息，一审判决正确。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长期拖欠种子款未付，给被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该损失是由上诉人的违约行为造成的，上诉人应承担拖欠种子款的利息，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属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从合同的内容看，该合同为甲方负责提供亲本种子并收购乙方组织种植的种子，乙方按甲方的要求负责组织制种并将生产的种子交付甲方收购，甲方支付乙方制种款的种植回收合同。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张掖华裕公司为履行该合同，与甘肃省临泽县沙河镇新丰村签订《种子生产合同》，种植生产上诉人新疆新实公司委托生产的玉米品种。收获脱粒后被上诉人共生产种子1688100公斤，其中1350000公斤已向上诉人交付，库存338100公斤，后因存储移库、倒袋库存损耗，现还剩余323400公斤。关于上诉人是否应该收购被上诉人剩余323400公斤种子的问题。依照《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合同书》第一部分第5条的约定，甲方必须全部收购乙方为其生产的经检验合格的种子。上诉人虽上诉称依据鉴定报告，剩余种子中有部分种子的部分指标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但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下剩的玉米种子323400公斤送检样品净度、水分、发芽率指标均符合GB20464－2006《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的规定。且上诉人自通知被上诉人发运1350吨种子后，至今再未指示交付，构成违约，造成剩余种子未回收长达4年之久，因上诉人长期未收购种子导致剩余种子存在存储移库、存储期过长等客观情况，上述因素造成部分种子部分指标略低于合同的约定也是客观存在，该责任系上诉人的违约行为造成的，一审判决上诉人对剩余种子323400公斤全部予以收购是正确的。上诉人虽否认收到除2012年3月5日之外的其他函件，但是也无证据证实其向被上诉人发出指示交付而被上诉人不履行或者声称种子已全部交付完毕，因此对上诉人主张违约责任在于被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种子的回收价格。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同中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生产的种子价格、产值、付款方式，被告承诺参照甘肃省张掖市各大公司郑单958系列品种保持一致，以上价格为包含包装物并发运到河北省石家庄的价格”。从该约定来看，双方约定的种子回收价格并非固定价，一审法院依据《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公司与金博士种业结账明细》反映出的结算单价6.4元／公斤作为认定本案种子收购价格的参考依据。另将该批种子的包装、发运费用0.28元／公斤计入成本，确定种子单价为6.68元／公斤。因种子交付数量的多少及所占市场份额的多少都会影响到种子交付的单价，因此一审法院仅凭张掖市金玉种业有限公司与河南金博士种业有限公司的结账明细这一份证据来认定本案种子的收购单价是6.4元／公斤并不妥当，从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中的交付数量和支付价款情况可以看出，双方不是一次交易，被上诉人将其生产的大部分种子即1350000公斤分批次按照合同约定发运到河北省石家庄，上诉人按照每公斤6元的价格累计支付种子款8100000元，双方对此无异议，被上诉人亦认可前几批种子是按照6元／公斤进行交易的，但其认为还有剩余种子未收购，6元／公斤并不是最终的结算价格，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在前几批种子交易期间对该价格提出过异议。而双方签订的合同也约定“以上价格为含包装物并发运到河北省石家庄的价格”，因此，一审判决将每公斤种子0.28元的包装运输费用计入种子单价不妥。综上，根据双方在合同签订后实际履行中的交易惯例，种子的单价应确定为6元／公斤。关于仓储保管费用问题。依照合同约定，上诉人应于2011年10月20日前预付被上诉人全部种子款50%的款项，2011年11月30日前付清全部种子款。若上诉人不能按时将货调完，货款付清后由被上诉人将种子妥善在库房无偿代保管。但因上诉人没有按合同约定通知被上诉人发运剩余种子，也未支付剩余种子的种子款，构成违约，导致被上诉人将剩余种子长期存放于张掖市粮食局直属粮库，对因此产生的仓储保管费用应由上诉人承担。关于上诉人提出亲本款应从种子款中扣除的上诉意见。因双方签订的《农作物种子委托生产合同书》中第一部分第1条明确约定“甲方为乙方有偿提供种子生产所需的亲本种子，具体品种、数量根据实际需要确定，价格为每公斤12元。本种子款作为甲方收购乙方种子的预付款，待秋季收购种子时，从乙方种子款中扣除。”因此从种子款中扣除亲本种子的费用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一审判决认为“亲本种子费未在本案中主张，双方当事人在实际履行中据实予以扣减或者自行协商”的处理意见不符合合同约定，亲本种子款应从种子款中扣除，本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实际使用亲本种子27.7吨，根据合同的约定亲本种子价格为每公斤12元，应扣除的亲本种子款为332400元。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支付种子款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上诉意见。因上诉人未收购剩余种子，也未及时支付拖欠种子款，违反了合同的约定，给被上诉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自2012年1月1日之后的欠款利息并无不当。本案拖欠种子款为1940400元（323400公斤×6元／公斤=1940400元），扣除亲本种子款332400元，上诉人还应支付被上诉人种子款1608000元，另外，上诉人应以1608000元为本金，按照月息5.125‰给被上诉人支付欠款利息。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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