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松民一（民）初字第384号
原告马海祥，男，1979年6月2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
法定代表人王传承，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全国民，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卞玉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告马海祥与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于2013年4月6日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海祥、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全国民和卞玉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海祥诉称：原告于2011年6月7日进入被告处从事销售工作，约定每月基本工资为4，200元，然被告未足额支付原告2011年6月、7月的工资及未支付2011年8月份之后的工资，且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2年7月11日，原告被迫以被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解除了双方劳动关系，故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而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支付：1、2011年6月7日至2012年7月1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差额51，279.27元；2、2011年7月7日至2012年6月7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6，200元；3、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2，600元。庭审中，原告变更上述第3项诉讼请求中的数额为6，300元。
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辩称：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每月固定工资为2，800元，公司与其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1年8月17日因原告申请离职而解除，公司于当日向其支付了2011年8月份的工资2，462元，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向其额外支付了1，400元的补偿金，故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原告马海祥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以及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1、仲裁裁决书一份，证明本案已经过仲裁前置程序；
2、《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及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一份，证明原告于2012年7月11日以被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解除了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并于当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该通知书；
3、中国光大银行阳光卡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自2011年7月8日至2012年6月16日），证明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2011年6月、7月的工资，8月之后的工资均未支付；
4、证明五份，系由客户出具，证明原告于2011年8月至2012年7月仍在被告处工作的事实。
针对上述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不认可，该五家公司均为原告家乡的公司，且与被告并无任何业务往来。
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以及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1、《员工基本资料表》及《应征人员履历表》各一份，证明被告于2011年6月7日入职被告处，上面应聘岗位一栏虽然填写的是区域销售经理，但实际上原告仅为实习期的销售人员；
2、《劳动合同》一份，证明原告入职当日公司便与其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期限为2011年6月7日至2012年12月25日，约定试用期为一个月及月工资为1700元；
3、《离职申请表》、《离职手续清单》、收据、《协议书》及个人账户转移核定表（城保），证明原告于2011年8月17日申请离职，并于当日办理了离职手续；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了2011年8月份的工资2，462元，并出于人文关怀额外给予了原告1，400元的补偿金，原告承诺与被告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纠纷；被告公司依法为原告交纳了社会保险，并于原告辞职当日为其办理了社会保险转出手续；
4、（2012）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160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在该案审理中称其2011年6月1日至2012年5月28日期间在“盛怡公司”工作，而实际上原告已于2011年7月6日入职被告处，另外原告称其2011年8月16日进入“德哈哈公司”工作，而关于其与“德哈哈公司”之间的关系在该案仲裁、诉讼中的陈述并不一致，且原告入职“德哈哈公司”的时间正好是原告向被告提出辞职的前一天；原告本案中主张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与其在他案中主张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存在重叠，以此证明原告为恶意诉讼；
5、落款日期为2010年11月4日的《劳动合同》末页、“盛怡公司”的员工离职审批单及2011年4月的工资单，证明该三份材料上被告的笔迹显然不一致，以此证明原告存在伪装笔迹的可能；
6、工资签收表三份，证明2011年6、7月的工资已足额支付，且原告本人亦签字确认；另外被告公司实行员工一人一编号制度，若员工离职其编号亦会删除，原告于2011年8月17日离职，因该月其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故该月工资表上无原告的姓名及其编号，以此证明原告已于2011年8月17日离职；
7、中国移动通信发票联、手机费明细表，证明被告公司规定销售人员每月手机通讯费为200元，原告于2011年6月产生手机通讯费274元，超出部分应由其自行负担，故被告公司从原告2011年8月份的工资扣除了这一笔费用；
8、《差旅、现金保险单》、被告内部签条各一份，证明原告曾于2011年7月16日至8月2日期间出差，后来就差旅费向公司进行了报销，而2011年8月17日之后若被告确被外派至外地，那么不应当至今从未向公司提出报销事宜；
9、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一份及被保险人名单、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批改申请单及批单两份、被告内部签条两份，证明被告于2010年12月31日为公司44名员工投保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限自2011年1月1日0时至2011年12月31日24时止，投保人可根据员工变化追加或变更被保险人，但不可以减少被保险人的人数，因原告于2011年6月7日入职，而被告处7月份有六名员工离职同时又有六名员工（包括原告）入职，故公司于2011年7月14日为上述12人集中办理了被保险人变更手续，另外因原告2011年8月17日离职，至10月份被告处有两名员工（包括原告）离职同时又有两名员工入职，故公司又于2011年10月18日为上述四人集中办理了被保险人变更手续；
10、考勤卡三张，系原告2011年6月至8月的考勤卡，证明原告最后一次打卡时间为2011年8月17日上午；
11、原告2011年6月至8月的工资组成明细、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两份，其中工资组成明细证明原告的工资组成情况；以被告为被申请人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证明原告就本案申请劳动仲裁时曾确认其在被告处每月工资为2，800元，且其主张的经济补偿金起初也以该数额为计算基数；以“德哈哈公司”为被申请人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证明原告主张其于2011年8月16日进入“德哈哈公司”工作且每月基本工资为2，500元，以此证明原告在被告处的每月工资不可能为4，300元以及于2011年8月17日辞职的事实；
12、离职申请书、离职人员手续清单、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通知、交通银行支票和撤诉申请书，证明被告公司的原销售主管程雄刚于2012年4月27日申请辞职，被告于同年8月6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其支付竞业禁止违约金并返还所侵占款项，后其妻子代为支付了21，320元，故被告于同年9月5日申请撤诉，以此证明原告称其2011年8月17日至2012年7月11日期间向程雄刚汇报工作，显然与事实不符；
13、内部签条（关于销售课人员奖金分配）及2011年6月至7月销售人员的奖金发放明细，证明被告公司2011年销售人员的奖金按照未税交易额的1%计算，并与工资一并于次月10日左右发放。
针对上述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2及证据3中除个人账户转移核定表（城保）以外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不认可，上面的签名并非原告本人所签，对于个人账户转移核定表（城保）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确于2010年11月4日开始在案外人“盛怡公司”工作，于2011年6月7日进入被告处工作，于2011年8月16日与“德哈哈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然原告从事的为外派销售工作，同时替几家公司工作并不受影响；对于证据5中除员工离职申请单以外的其他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证据6中的6月、7月的工资签收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公司支付给原告的该两个月工资存在差额，对于8月份的工资签收表的真实性不认可；对于证据7的真实性不认可，入职时确曾约定电话费可以报销，但不存在公司为原告配备手机及每月定额手机通讯费为200元的事实；对于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差旅费确实可以报销，但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对于证据9的关联性均有异议，为原告投、退保系公司的单方行为，不能与离职相对应，另外该44人并非公司的全部员工，销售主管程雄刚便不在其中；对于证据10的真实性不认可，但确认2011年8月17日之后原告再无打卡的事实；对于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在不同公司工作工资有高低变化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于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对程雄刚提起劳动仲裁的时间晚于原告对被告提起劳动仲裁的时间，故认为被告是为报复而提起的仲裁；对于证据13的真实性不认可。
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于《劳动合同》落款处“马海祥”签名及落款日期、《离职申请表》“姓名”栏内“马海祥”签名即“申请日期”栏内的字迹、《协议书》“乙方”处“马海祥”签名及落款日期字迹、收据“收款人”处“马海祥”签名及落款日期字迹进行笔迹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2年12月24日出具华政（2012）物证（文）鉴字第A-342号文检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显示上述内容并非由原告所书写。后被告对于该鉴定结论提出异议，认为原告有伪装笔迹的可能，要求进行复查及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本院于2013年4月15日委托该鉴定中心就本次鉴定进行复查，该鉴定中心于2013年7月19日出具《情况说明》，认为：原鉴定意见的种类和表述符合技术规范要求。鉴定人之一栾时春亦到庭接受了双方询问。
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于原告马海祥提供的证据1－3，被告对于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4，证人并未出庭作证，且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在该五家公司为被告进行了产品推介，另外其证明内容亦无其它证据相佐证，故关于该组书面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1、4、8、12，原告对于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2及证据3中的《离职申请表》、收据、《协议书》，上面签名“马海祥”及落款日期，经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笔迹鉴定，结果显示并非由原告本人所签，故关于该四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3中的个人账户转移核定表（城保），原告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关于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5中除“盛怡公司”员工离职审批单以外的其它证据，原告对于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然被告提供的该份离职审批单系复印件，且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关于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6中的6月、7月的工资签收表，原告对于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然8月份的工资签收表，并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故关于该份工资签收表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证据7、10，虽然原告对于其真实性有异议，然并无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关于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9，对于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11中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而工资明细表并无其它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13，同样无其它证据相佐证，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及本院的认证意见，本院确认本案的事实如下：
原告于2011年6月7日进入被告处从事销售工作，公司对其实行电子考勤至同年8月17日。2011年7月8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2011年6月份的工资2，341元。2011年8月10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2011年7月份的工资2，507元。另外，被告为原告缴纳了2011年7月的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2011年8月17日，被告为原告办理了社会保险转出手续。2012年7月11日，原告向被告邮寄送达了《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载明：“鉴于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人现决定：于2012年7月11日终止与公司的劳动关系。望公司尽快与本人办理相关的离职交接手续，依法结清本人的工资并支付经济补偿金。”
2012年7月13日，原告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被告：1、支付2011年8月1日至2012年7月11日拖欠的工资差额31，818.18元；2、支付2011年7月7日至2012年6月7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0，800元；3、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400元；4、补缴2011年8月至2012年7月期间的上海市社会保险。后原告又于2012年8月13日变更仲裁请求为：1、支付2011年6月7日至2012年7月11日被拖欠的工资差额51，279.27元；2、支付2011年7月7日至2012年6月7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6，200元；3、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2，600元；4、补缴2011年8月至2012年7月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该仲裁委员会依法受理了原告的申请并于2012年9月24日出具松劳人仲（2012）办字第2850号裁决书，裁决：原告之仲裁请求，本会不予支持。裁决后，原告不服该仲裁结果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2年5月28日，原告向上海市嘉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称因“盛怡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故而其于2012年6月2日该公司邮寄送达了《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要求“盛怡公司”支付：1、2011年4月1日至2012年5月28日期间的工资28，000元、2、2010年12月4日至2011年11月4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2，000元；3、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5，000元。2012年9月27日，原告又向上海市嘉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称其2011年8月16日进入“德哈哈公司”从事销售工作，月基本工资为2，500元，另外工资报酬中还包括补贴、销售提成和奖金，其于2012年9月21日以各种原因为由单方面解除了与其之间的劳动关系，因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故要求“德哈哈公司”支付：1、2012年7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被克扣的工资451.20元；2、2012年9月1日至2012年9月21日的工资1，875元；3、支付2011年9月16日至2012年8月16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7500元；4、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0，050元；5、补缴2011年8月至2012年9月的社会保险。
以上事实，由《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光大银行活期账户交易明细、（2012）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1603号民事判决书、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裁决书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三：1、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的月工资标准；2、双方是否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3、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的状态。
首先，关于争议焦点一，双方分歧主要在于原告每月固定工资数额。原告主张入职时被告公司销售主管程雄刚与其约定每月固定工资为4，200元，但仅有其本人陈述，并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被告主张原告每月固定工资为2，800元，该数额与原告在“盛怡公司”、“德哈哈公司”工作期间的工资水平相当，且原告就本案申请劳动仲裁时亦曾确认其在被告处每月基本工资为2，800元。在原告并无相关证据推翻其所作陈述的情况下，确认原告每月固定工资为2，800元。
其次，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提供合同编号为129的《劳动合同》证明公司于原告入职当天就与其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然该份劳动合同经司法鉴定，结果显示落款乙方（签名）处“马海祥“及落款日期并非由原告本人所书写，而被告又无其它证据证明其确曾与原告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故关于被告认为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的意见，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再次，关于争议焦点三，被告主张原告于2011年8月17日向公司申请辞职，公司于当日便与其进行了结算，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向其支付了1，400元的补偿金，然其提供的《离职申请表》等材料经司法鉴定，结果均显示并非原告本人所书写，故被告主张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因原告申请离职而于2011年8月17日解除，无证据证明，本院难以采信。原告主张其于2011年8月17日被公司外派至浙江从事区域销售工作，然而关于原告被外派这一事实并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另外，亦无证据显示在此之后原告仍然为被告公司进行产品推广与销售，故在2011年8月7日至2012年7月期间，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的状态。
综上，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经核算，被告支付给原告的2011年6月、7月的工资并无差额。关于2011年8月1日至17日期间的工资，被告主张于原告申请离职当日以现金的方式已向其支付，但其提供的收据及《协议书》经笔迹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并非由原告本人所书写，故被告主张该期间的工资已心向原告支付，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其应当向原告支付该期间的工资1，582.6元。另外，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1年8月17日至2012年7月11日期间的工资报酬，因无证据证明原告在此期间为被告工作，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满一个月的次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而在2011年8月17日之后原告并无工资，亦不存在二倍工资，故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2011年7月7日至2011年8月17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3，849.27元。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三项诉讼请求，因被告确实未予支付原告2011年8月1日至17日期间的工资，原告以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解除劳动关系符合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根据原告的工作年限和工资标准，被告应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400元。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马海祥2011年8月1日至2011年8月17日期间的工资1，528.60元；
二、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马海祥2011年7月7日至2011年8月17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849.27元。
三、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马海祥经济补偿金1，400元。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马海祥负担（已付5元，其余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鉴定费12，000元，由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马海祥，男，1979年6月2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凌兆路379弄81号403室，公民身份号码330602197906225016。
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茸梅路1278号1幢。
法定代表人王传承，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全国民，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卞玉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告马海祥与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于2013年4月6日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海祥、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全国民和卞玉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海祥诉称：原告于2011年6月7日进入被告处从事销售工作，约定每月基本工资为4，200元，然被告未足额支付原告2011年6月、7月的工资及未支付2011年8月份之后的工资，且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2年7月11日，原告被迫以被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解除了双方劳动关系，故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而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支付：1、2011年6月7日至2012年7月1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差额51，279.27元；2、2011年7月7日至2012年6月7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6，200元；3、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2，600元。庭审中，原告变更上述第3项诉讼请求中的数额为6，300元。
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辩称：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每月固定工资为2，800元，公司与其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1年8月17日因原告申请离职而解除，公司于当日向其支付了2011年8月份的工资2，462元，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向其额外支付了1，400元的补偿金，故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原告马海祥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以及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1、仲裁裁决书一份，证明本案已经过仲裁前置程序；
2、《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及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一份，证明原告于2012年7月11日以被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解除了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并于当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该通知书；
3、中国光大银行阳光卡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自2011年7月8日至2012年6月16日），证明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2011年6月、7月的工资，8月之后的工资均未支付；
4、证明五份，系由客户出具，证明原告于2011年8月至2012年7月仍在被告处工作的事实。
针对上述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不认可，该五家公司均为原告家乡的公司，且与被告并无任何业务往来。
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以及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1、《员工基本资料表》及《应征人员履历表》各一份，证明被告于2011年6月7日入职被告处，上面应聘岗位一栏虽然填写的是区域销售经理，但实际上原告仅为实习期的销售人员；
2、《劳动合同》一份，证明原告入职当日公司便与其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期限为2011年6月7日至2012年12月25日，约定试用期为一个月及月工资为1700元；
3、《离职申请表》、《离职手续清单》、收据、《协议书》及个人账户转移核定表（城保），证明原告于2011年8月17日申请离职，并于当日办理了离职手续；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了2011年8月份的工资2，462元，并出于人文关怀额外给予了原告1，400元的补偿金，原告承诺与被告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纠纷；被告公司依法为原告交纳了社会保险，并于原告辞职当日为其办理了社会保险转出手续；
4、（2012）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160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在该案审理中称其2011年6月1日至2012年5月28日期间在“盛怡公司”工作，而实际上原告已于2011年7月6日入职被告处，另外原告称其2011年8月16日进入“德哈哈公司”工作，而关于其与“德哈哈公司”之间的关系在该案仲裁、诉讼中的陈述并不一致，且原告入职“德哈哈公司”的时间正好是原告向被告提出辞职的前一天；原告本案中主张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与其在他案中主张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存在重叠，以此证明原告为恶意诉讼；
5、落款日期为2010年11月4日的《劳动合同》末页、“盛怡公司”的员工离职审批单及2011年4月的工资单，证明该三份材料上被告的笔迹显然不一致，以此证明原告存在伪装笔迹的可能；
6、工资签收表三份，证明2011年6、7月的工资已足额支付，且原告本人亦签字确认；另外被告公司实行员工一人一编号制度，若员工离职其编号亦会删除，原告于2011年8月17日离职，因该月其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故该月工资表上无原告的姓名及其编号，以此证明原告已于2011年8月17日离职；
7、中国移动通信发票联、手机费明细表，证明被告公司规定销售人员每月手机通讯费为200元，原告于2011年6月产生手机通讯费274元，超出部分应由其自行负担，故被告公司从原告2011年8月份的工资扣除了这一笔费用；
8、《差旅、现金保险单》、被告内部签条各一份，证明原告曾于2011年7月16日至8月2日期间出差，后来就差旅费向公司进行了报销，而2011年8月17日之后若被告确被外派至外地，那么不应当至今从未向公司提出报销事宜；
9、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一份及被保险人名单、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批改申请单及批单两份、被告内部签条两份，证明被告于2010年12月31日为公司44名员工投保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限自2011年1月1日0时至2011年12月31日24时止，投保人可根据员工变化追加或变更被保险人，但不可以减少被保险人的人数，因原告于2011年6月7日入职，而被告处7月份有六名员工离职同时又有六名员工（包括原告）入职，故公司于2011年7月14日为上述12人集中办理了被保险人变更手续，另外因原告2011年8月17日离职，至10月份被告处有两名员工（包括原告）离职同时又有两名员工入职，故公司又于2011年10月18日为上述四人集中办理了被保险人变更手续；
10、考勤卡三张，系原告2011年6月至8月的考勤卡，证明原告最后一次打卡时间为2011年8月17日上午；
11、原告2011年6月至8月的工资组成明细、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两份，其中工资组成明细证明原告的工资组成情况；以被告为被申请人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证明原告就本案申请劳动仲裁时曾确认其在被告处每月工资为2，800元，且其主张的经济补偿金起初也以该数额为计算基数；以“德哈哈公司”为被申请人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证明原告主张其于2011年8月16日进入“德哈哈公司”工作且每月基本工资为2，500元，以此证明原告在被告处的每月工资不可能为4，300元以及于2011年8月17日辞职的事实；
12、离职申请书、离职人员手续清单、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通知、交通银行支票和撤诉申请书，证明被告公司的原销售主管程雄刚于2012年4月27日申请辞职，被告于同年8月6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其支付竞业禁止违约金并返还所侵占款项，后其妻子代为支付了21，320元，故被告于同年9月5日申请撤诉，以此证明原告称其2011年8月17日至2012年7月11日期间向程雄刚汇报工作，显然与事实不符；
13、内部签条（关于销售课人员奖金分配）及2011年6月至7月销售人员的奖金发放明细，证明被告公司2011年销售人员的奖金按照未税交易额的1%计算，并与工资一并于次月10日左右发放。
针对上述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2及证据3中除个人账户转移核定表（城保）以外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不认可，上面的签名并非原告本人所签，对于个人账户转移核定表（城保）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确于2010年11月4日开始在案外人“盛怡公司”工作，于2011年6月7日进入被告处工作，于2011年8月16日与“德哈哈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然原告从事的为外派销售工作，同时替几家公司工作并不受影响；对于证据5中除员工离职申请单以外的其他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证据6中的6月、7月的工资签收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公司支付给原告的该两个月工资存在差额，对于8月份的工资签收表的真实性不认可；对于证据7的真实性不认可，入职时确曾约定电话费可以报销，但不存在公司为原告配备手机及每月定额手机通讯费为200元的事实；对于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差旅费确实可以报销，但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对于证据9的关联性均有异议，为原告投、退保系公司的单方行为，不能与离职相对应，另外该44人并非公司的全部员工，销售主管程雄刚便不在其中；对于证据10的真实性不认可，但确认2011年8月17日之后原告再无打卡的事实；对于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在不同公司工作工资有高低变化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于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对程雄刚提起劳动仲裁的时间晚于原告对被告提起劳动仲裁的时间，故认为被告是为报复而提起的仲裁；对于证据13的真实性不认可。
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于《劳动合同》落款处“马海祥”签名及落款日期、《离职申请表》“姓名”栏内“马海祥”签名即“申请日期”栏内的字迹、《协议书》“乙方”处“马海祥”签名及落款日期字迹、收据“收款人”处“马海祥”签名及落款日期字迹进行笔迹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2年12月24日出具华政（2012）物证（文）鉴字第A-342号文检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显示上述内容并非由原告所书写。后被告对于该鉴定结论提出异议，认为原告有伪装笔迹的可能，要求进行复查及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本院于2013年4月15日委托该鉴定中心就本次鉴定进行复查，该鉴定中心于2013年7月19日出具《情况说明》，认为：原鉴定意见的种类和表述符合技术规范要求。鉴定人之一栾时春亦到庭接受了双方询问。
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于原告马海祥提供的证据1－3，被告对于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4，证人并未出庭作证，且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在该五家公司为被告进行了产品推介，另外其证明内容亦无其它证据相佐证，故关于该组书面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1、4、8、12，原告对于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2及证据3中的《离职申请表》、收据、《协议书》，上面签名“马海祥”及落款日期，经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笔迹鉴定，结果显示并非由原告本人所签，故关于该四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3中的个人账户转移核定表（城保），原告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关于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5中除“盛怡公司”员工离职审批单以外的其它证据，原告对于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然被告提供的该份离职审批单系复印件，且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关于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6中的6月、7月的工资签收表，原告对于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然8月份的工资签收表，并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故关于该份工资签收表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对于证据7、10，虽然原告对于其真实性有异议，然并无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关于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9，对于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11中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而工资明细表并无其它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13，同样无其它证据相佐证，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及本院的认证意见，本院确认本案的事实如下：
原告于2011年6月7日进入被告处从事销售工作，公司对其实行电子考勤至同年8月17日。2011年7月8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2011年6月份的工资2，341元。2011年8月10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2011年7月份的工资2，507元。另外，被告为原告缴纳了2011年7月的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2011年8月17日，被告为原告办理了社会保险转出手续。2012年7月11日，原告向被告邮寄送达了《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载明：“鉴于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人现决定：于2012年7月11日终止与公司的劳动关系。望公司尽快与本人办理相关的离职交接手续，依法结清本人的工资并支付经济补偿金。”
2012年7月13日，原告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被告：1、支付2011年8月1日至2012年7月11日拖欠的工资差额31，818.18元；2、支付2011年7月7日至2012年6月7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0，800元；3、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400元；4、补缴2011年8月至2012年7月期间的上海市社会保险。后原告又于2012年8月13日变更仲裁请求为：1、支付2011年6月7日至2012年7月11日被拖欠的工资差额51，279.27元；2、支付2011年7月7日至2012年6月7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6，200元；3、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2，600元；4、补缴2011年8月至2012年7月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该仲裁委员会依法受理了原告的申请并于2012年9月24日出具松劳人仲（2012）办字第2850号裁决书，裁决：原告之仲裁请求，本会不予支持。裁决后，原告不服该仲裁结果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2年5月28日，原告向上海市嘉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称因“盛怡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故而其于2012年6月2日该公司邮寄送达了《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要求“盛怡公司”支付：1、2011年4月1日至2012年5月28日期间的工资28，000元、2、2010年12月4日至2011年11月4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2，000元；3、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5，000元。2012年9月27日，原告又向上海市嘉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称其2011年8月16日进入“德哈哈公司”从事销售工作，月基本工资为2，500元，另外工资报酬中还包括补贴、销售提成和奖金，其于2012年9月21日以各种原因为由单方面解除了与其之间的劳动关系，因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故要求“德哈哈公司”支付：1、2012年7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被克扣的工资451.20元；2、2012年9月1日至2012年9月21日的工资1，875元；3、支付2011年9月16日至2012年8月16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7500元；4、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0，050元；5、补缴2011年8月至2012年9月的社会保险。
以上事实，由《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光大银行活期账户交易明细、（2012）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1603号民事判决书、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裁决书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三：1、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的月工资标准；2、双方是否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3、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的状态。
首先，关于争议焦点一，双方分歧主要在于原告每月固定工资数额。原告主张入职时被告公司销售主管程雄刚与其约定每月固定工资为4，200元，但仅有其本人陈述，并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被告主张原告每月固定工资为2，800元，该数额与原告在“盛怡公司”、“德哈哈公司”工作期间的工资水平相当，且原告就本案申请劳动仲裁时亦曾确认其在被告处每月基本工资为2，800元。在原告并无相关证据推翻其所作陈述的情况下，确认原告每月固定工资为2，800元。
其次，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提供合同编号为129的《劳动合同》证明公司于原告入职当天就与其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然该份劳动合同经司法鉴定，结果显示落款乙方（签名）处“马海祥“及落款日期并非由原告本人所书写，而被告又无其它证据证明其确曾与原告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故关于被告认为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的意见，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再次，关于争议焦点三，被告主张原告于2011年8月17日向公司申请辞职，公司于当日便与其进行了结算，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向其支付了1，400元的补偿金，然其提供的《离职申请表》等材料经司法鉴定，结果均显示并非原告本人所书写，故被告主张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因原告申请离职而于2011年8月17日解除，无证据证明，本院难以采信。原告主张其于2011年8月17日被公司外派至浙江从事区域销售工作，然而关于原告被外派这一事实并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另外，亦无证据显示在此之后原告仍然为被告公司进行产品推广与销售，故在2011年8月7日至2012年7月期间，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的状态。
综上，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经核算，被告支付给原告的2011年6月、7月的工资并无差额。关于2011年8月1日至17日期间的工资，被告主张于原告申请离职当日以现金的方式已向其支付，但其提供的收据及《协议书》经笔迹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并非由原告本人所书写，故被告主张该期间的工资已心向原告支付，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其应当向原告支付该期间的工资1，582.6元。另外，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1年8月17日至2012年7月11日期间的工资报酬，因无证据证明原告在此期间为被告工作，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满一个月的次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而在2011年8月17日之后原告并无工资，亦不存在二倍工资，故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2011年7月7日至2011年8月17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3，849.27元。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三项诉讼请求，因被告确实未予支付原告2011年8月1日至17日期间的工资，原告以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解除劳动关系符合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根据原告的工作年限和工资标准，被告应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400元。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马海祥2011年8月1日至2011年8月17日期间的工资1，528.60元；
二、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马海祥2011年7月7日至2011年8月17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849.27元。
三、被告上海爱森思压缩','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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