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嘉善民初字第792号
原告：蔺平。
原告：姚丹红。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陆碧华。
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法定代表人：李卫平。
委托代理人：童剑云、董承瑶。
被告：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王金龙。
委托代理人：吴建胜。
委托代理人：严福建。
原告蔺平、姚丹红与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以下简称上海仁济医院）、被告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嘉善一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4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计丽明独任审判，分别于2011年5月23日、2012年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陆碧华、被告上海仁济医院委托代理人童剑云、被告嘉善一院委托代理人吴建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蔺平、姚丹红起诉称：两原告系夫妻，姚佳衍（1990年9月27日出生）系二原告独子。姚佳衍因关节疼痛自2011年1月19日开始就诊于被告上海仁济医院，该院为姚佳衍开出了尼美舒利分散片2盒，于2011年1月26日为姚佳衍开出了柳氮磺吡啶片肠溶片3盒和尼美舒利分散片2盒，计一个月的药量。姚佳衍在服用上述药物后，于2011年2月28日因应聘于某单位，到浙江省嘉兴市中医院进行体检，体检检出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红素及直接胆红素升高。为此，原告在得知体检结果有问题后，立即于2011年3月3日带姚佳衍到浙江省嘉善县中医院进行复查，该医院在开出肝功能及肝炎全套化验单后，即要求原告带儿子姚佳衍到上级医院住院治疗。当日，原告和姚佳衍一起去被告嘉善一院处就诊，该院接诊后，在原告告知浙江省嘉善县中医院转院要求以及其总胆红素增高、谷丙转氨酶728U／L以及实际检出巩膜黄染等肝炎情况下，仅配了点强肝片、双环醇片进行治疗。同月5日，原告及姚佳衍拿到中医院的化验单，赶到被告嘉善一院处，接诊医生仍未引起重视，在原告方的坚持要求下，进行静脉药物注射。同月8日，由于病情加重，在原告的一再要求下，才将姚佳衍收治住院。姚佳衍进入感染病区后，即被告知病情严重，需要转上级医院治疗。当天，原告就送儿子姚佳衍到武警浙江总队医院医治，因病情危急，于同日转入上海瑞金医院继续治疗。该院诊断为：急性肝衰竭（药物性）、肝昏迷。儿子姚佳衍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2011年3月12日死亡。
原告儿子姚佳衍死亡后，原告即与被告嘉善一院交涉，该院认为姚佳衍的死亡与其无关。
原告认为，被告上海仁济医院在为姚佳衍治疗关节疼痛过程中，开出的柳氮磺吡啶片肠溶片有“肝脏损害，可发生黄疸、肝功能减退，严重者可发生急性肝坏死”、“肝毒性药物与磺胺药合用，可能引起肝毒性发生率的增高”等副作用，故要求进行“肝肾功能检查”。而尼美舒利分散片在“注意事项”中也有：“服用本品进行治疗期间必须避免同时使用已知的肝损害性药物”。被告上海仁济医院违反药物的配伍禁忌，所配的药物服用时间过长，期间对患者姚佳衍未定期进行肝肾功能检查，是造成原告儿子姚佳衍药物性肝炎及最终肝衰竭死亡的主要原因。原告同时认为，被告嘉善一院的门诊医生在患者姚佳衍药物性肝炎及肝衰竭早期症状已经出现，嘉善县中医院转院建议住院治疗的情况下，仅开出一些口服药；在3月5日看到嘉善县中医院的化验指标比较危急的情形下，仍不予对诊积极治疗（包括化验、住院、转院及将病危情况告知患者家属等），以致延误了患者的极佳治疗时机，也是造成原告儿子姚佳衍肝衰竭死亡的原因之一。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582076.38元，后变更为659030.95元；2、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10万元；3、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为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原告及姚佳衍的户口簿复印件及两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独生子女证1份。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以及姚佳衍是二原告的独生子的情况。
经质证，二被告无异议。
2、姚佳衍死亡医学证明书、嘉善县魏塘派出所死亡证明各1份。证明姚佳衍于2011年3月12日死亡的事实。
经质证，二被告无异议。
3、二被告的基本资料各1份。证明二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经质证，二被告无异议。
4、上海仁济医院门急诊病历1份、医药费专用收据联4份、上海仁济医院化验单5页。证明：证明姚佳衍在该院就诊时，该院未对患者肝功能等进行必要检验的情况下开出了柳氮磺吡啶片肠溶片3盒和尼美舒利分散片4盒以及共花费医药费1087.50元的事实。
经质证，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5、嘉兴市中医院检验报告单1页。证明姚佳衍在体检过程中检出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红素及直接胆红素升高的事实。
经质证，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嘉善一院认为原告带姚佳衍在嘉善一院就诊期间没有提供这份检验报告单。
6、嘉善县中医院门诊病历1份、门诊收费收据2份、检验报告单4页。证明姚佳衍的各项主要肝功能指标升高，病情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状态，肝衰竭的早期症状已经显现，这些检验报告单在2011年3月5日已经交给了嘉善一院的门诊医生，以及在该院花费医疗费236.20元的事实。
经质证，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嘉善一院认为原告带姚佳衍在嘉善一院就诊期间没有提供该病历。
7、嘉善一院门诊病历2份、门诊收费收据3份、住院收费收据1份、出院记录1页。证明该院门诊医生对姚佳衍的治疗存在不当。2011年3月3日，在原告告知门诊医生患者姚佳衍系嘉善县中医院转院以及其总胆红素、谷丙转氨酶升高，同时实际检出巩膜黄染等肝炎情况下，门诊医生仅配了点强肝片、双环醇片进行治疗；同样的病情和检验指标，住院部医生即认识到病情严重，作出药物性肝病的诊断、转上级医院治疗的处置；以及在该院花费医疗费的1996.70元的事实。
经质证，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嘉善一院认为在2011年3月3日第一次门诊记录上，注明了报告未见，门诊医生是依据原告的陈述记下来的，并诊断为药物性肝炎，同时配了一些保肝、护肝的药物。在2011年3月5日，据医院门诊医生所述，当时患者父亲过来了，患者本人没有过来，门诊医生加了输液治疗。所以当时门诊医生还不能确诊患者是急性重症肝炎。
8、武警浙江省总队医院门诊病历1份、检验报告单5页、病案首页1份、病历记录4份、化验单纸2份、医嘱内容3份、住院收费收据1份、出院记录1页。证明患者姚佳衍病情危急、转上海瑞金医院继续治疗的事实以及在该院花费医疗费1032元的事实。
经质证，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9、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急诊病历1页、住院病案首页1份、入院记录1份、长期医嘱单6份、超声检查报告1份、检查报告粘贴纸26份、体温单1份、护理记录单17份、门急诊药费收据联1份、发票联4份、住院医药费收据联1份、出院小结1份。证明姚佳衍在该院抢救过程，该院诊断为急性肝衰竭（药物性和酒精性可能），肝昏迷（肝性脑病）的事实；以及在该院花费医疗费13236.62元的事实。
经质证，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10、上海市卢湾区血液管理办公室收据1份。证明患者花费输血费480元。
经质证，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11、交通费发票1份。证明患者送上海途中的车费1000元。
经质证，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12、住宿费发票1份。证明患者姚佳衍住院期间家人住宿费280元。
经质证，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13、嘉善一院《患者姚佳衍诊疗经过答复》2页。证明原告就儿子死亡问题与该医院有过交涉，该医院认为与患者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原告不能认同。
经质证，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14、柳氮磺吡啶肠溶片说明书及不良反应等6项。证明柳氮磺吡啶肠溶片有“肝脏损害，可发生黄疸、肝功能减退，严重者可发生急性肝坏死”、“肝毒性药物与磺胺药合用，可能引起肝毒性发生率的增高”等副作用，故要求进行“肝肾功能检查”。
经质证，被告上海仁济医院认为说明书不能作为证据采用；被告嘉善一院认为这些药物并非该医院所配，与该医院无关。
15、尼美舒利分散片说明书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关于修订尼美舒利口服剂说明书的通知7页。证明该药物说明书中载明了“服用本品进行治疗期间必须避免同时使用已知的肝损害性药物”。被告上海仁济医院违反药物的配伍禁忌，所配的药物服用时间过长，期间对患者姚佳衍未定期进行肝肾功能检查，是造成原告儿子姚佳衍药物性肝炎及最终肝衰竭死亡的主要原因。
经质证，被告上海仁济医院认为说明书不能作为证据采用；被告嘉善一院认为这些药物并非该医院所配，与该医院无关。
16、肝衰竭诊疗指南6页。证明肝衰竭的早期症状为极度乏力及黄疸进行性加深、有出血倾向、未出现肝性脑病及明显腹水。对照患者3月3日、5日的症状，已经符合。但被告嘉善一院未予采取恰当措施，存在过错。
经质证，被告上海仁济医院认为，两份诊疗指南不能作为证据采用，只是原告主张意见的依据；被告嘉善一院认为，肝衰竭分为四种类型，原告儿子属于急性肝衰竭，急性肝衰竭2周内出现2次以上肝性脑病为症状，在肝衰竭诊疗指南中记载了根据临床表现的严重程度，亚急性肝衰竭和慢加急性（亚急性）肝衰竭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急性肝衰竭是没有这种分期情况的。
17、酒精性肝病诊疗指南4页。证明酒精性肝病主要特征是有长期饮酒史，即五年以上饮酒史，原告儿子是刚成年，不可能有五年的饮酒史，故上海瑞金医院认为酒精性肝病的怀疑是不能成立的。
经质证，被告上海仁济医院认为，医疗指南不能作为证据采用，只是原告主张意见的依据；被告嘉善一院认为，是否是酒精性肝病是属于专业性问题，在此不发表质证意见。
18、关于加强尼美舒利口服制剂使用管理的通知1份。证明通知明确记载了尼美舒利口服制剂最大单次不超过100毫克，疗程不能超过15天，被告上海仁济医院开具的剂量超过了该标准。
经质证，被告上海仁济医院认为，该份是国家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证据采用。被告嘉善一院认为与该医院无关。
被告上海仁济医院答辩称：对原告的儿子当初到被告处就诊的事实没有异议，医生开具的剂量是在安全范围之内的，故本被告不存在过错。原告的儿子在本医院的就诊共是2次，在第二次就诊的时候本医院已经将肝功能检查的单子开给了原告儿子。原告儿子是在体检过程中发现肝衰竭情况的，在其发现至住院治疗过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治疗与本被告是没有关系的。
被告上海仁济医院为其抗辩，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执业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各1份。证明该院诊疗医生的医师资格。
经质证，原告及嘉善一院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被告嘉善一院答辩称：1、2011年3月3日，原告儿子在体检过程中发现了肝功能异常，到嘉善县中医院进行化验，在化验结果还没有出来的情况下，到嘉善一院就诊，当时患者口述上腹不适，此外未述其他不适症状，在原告提交的嘉善一院的就诊病历上有注明未看到化验报告，因当天患者已经在嘉善县中医院进行了抽血检查，并不适合再次进行检查，依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在无化验结果提示的情况下，当时肝衰竭这个诊断是无法成立的，所以医生诊断药物性肝炎，并开具了一些保肝治疗的药物，符合临床处置的规范。2、3月5日，当时患者父亲来到了嘉善一院，患者本人未亲自来复诊，当时其父亲带来了嘉善中医院的化验结果，在看到该化验结果的情况下，门诊医生建议患者住院治疗，但患者父亲认为病房有其他肝炎病人，怕传染其儿子，所以不愿意将其儿子住院治疗，在此情况下，门诊医生为慎重起见再加用甘利欣和谷胱肽针输液加以护肝治疗，并嘱咐患者家属注意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在当时的情况下，急性重症肝炎在3月5日尚不能诊断。本被告认为，医生加用甘利欣和谷胱肽针进行及时治疗，治疗过程未违反有关的医疗常规。另外，据就诊医生介绍，在3月6日被告医生曾经看到了患者，当时患者情况还算可以的。3、3月8日，因为患者家属发现了患者精神比较疲劳，再次要求门诊复诊，医生认为患者的病情加重必须住院治疗，并不像原告所陈述的是因原告的强烈要求才住院的，事实是医生主动要求其住院的。4、另外，姚佳衍在嘉善一院就诊期间正是春节期间，估计在春节期间喝酒比较多，跟其服药相冲突，这也可能是造成他病情加重、治疗效果不佳的原因。
被告嘉善一院为其抗辩，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嘉善一院住院病案首页2份、入院通知单1份、入出院病历1份、病重通知单1份、病程记录1份、护理记录单1份、住院须知回执1份、检验报告单5份、长期医嘱单1份、临时医嘱单2份、入院病情知情书1份、患者告知书1份、知情选择书1份、患者授权书1份、体温单1份。证明姚佳衍在嘉善一院的治疗情况。
经质证，原告及上海仁济医院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2、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执业证书3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3份。证明诊治医师的医师资格。
经质证，原告及上海仁济医院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认为患者挂的是肝炎门诊，门诊医师谢巨波是中医学的医生，与实际从业范围不吻合。
法庭出示并宣读嘉兴市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书及浙江省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书各一份。证明二被告对涉案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医疗过失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经过了二级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
经质证，原告认为，对嘉兴市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认为医院方责任偏轻，故提出了重新鉴定。对浙江省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对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被告上海仁济医院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因为患者姚佳衍是死于药物性肝衰竭；对被告嘉善一院应当承担整个次要责任，因为在浙江省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书中对医师行医无相应资格的过错行为没有进行认定，所以被告嘉善一院承担次要责任的主要部分是不当的；该鉴定结论认为患者死亡与其个人体质有关，原告认为是不科学的。
经质证，被告上海仁济医院对二份鉴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嘉兴市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书不予认可，故申请重新鉴定，对浙江省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书予以认可。
经质证，被告嘉善一院对二份鉴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嘉兴市医学院的医疗损害鉴定书比较客观公正，对浙江省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书持尊重意见。
经庭审，对原、被告所举的证据依法予以质证、认证后，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具备形式和实质要件，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本院将结合原、被告的陈述及证据间的联系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关于嘉兴市医学会及浙江省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书，因原告及被告上海仁济医院不服嘉兴市医学会鉴定结论并申请重新鉴定，本院委托浙江省医学会进行了重新鉴定，该鉴定程序合法，论证分析充分，鉴定结论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
姚佳衍，男，1990年9月27日出生，系原告蔺平、姚丹红的独生子。2011年1月19日，姚佳衍因“右膝、右髋关节疼痛半月”到上海仁济医院门诊，门诊病历记载：“患者半月前夜间睡眠中突感右膝、右髋关节疼痛，晨起明显伴活动受限，无膝关节肿痛，逐渐加重，无发热，无上感史，无腹泻史，无尿频尿急尿痛史。”该院予行HLA-B27和骶部关节CT检查，并给予瑞普乐口服。同年1月26日患者姚佳衍再次到该院门诊，经查HLA-B27（＋）、CRP6.73mg／I，尿胆原（＋），胆红素（＋），CT提示左侧骶部关节变性。该院诊断为USPA（未分化脊柱关节病），予瑞普乐、柳氮磺砒啶口服，查血常规、血沉、ALT、AST。
2011年2月28日，患者姚佳衍于嘉兴市中医院体检，查肝功能示：ALT723U／L，AST435U／L，GGT69U／L，TBIL32цmol／L，DBIL13.3цmol／L，I10。同年3月3日，患者姚佳衍因乏力、纳差一周于嘉善县中医院门诊就诊，查体：巩膜黄染，腹平软，右上腹轻压痛。查血常规：WBC25.8＊109／L；肝炎系列示：HBsAb（＋）；B超示：胆囊壁增厚，脾肿大。初步诊断：乏力待查、肝炎待排。建议及时上级医院住院诊治。3月4日查肝功能示：TBIL243.6цmol／L，DBIL／56.8umol／L，ALT2219U／L，AST2530U／L，GGT75U／L。
2011年3月3日，患者姚佳衍到嘉善一院门诊，主诉：服关节炎药物后，感乏力、上腹部不适近一周、在嘉兴市中医院体检肝功能检查：ALT723U／L、AST435U／L，总胆红素32.0цmol／L（未提供检查报告）。经医生查体：巩膜黄染，腹平软，无压痛。诊断为：药物性肝炎？予强肝片、双环醇片护肝治疗。3月5日，患者姚佳衍再次到该院门诊，予谷胱甘肽针、甘利欣针静滴治疗。3月8日患者姚佳衍第三次到该院门诊，初步诊断：药物性肝炎？病毒性肝炎未分型？该院予收住入院，入院诊断：黄疸原因待查：药物性肝炎？病毒性肝炎（未分型、重型？）。入院后予行相关检查、还原型谷胱甘肽针护肝、甘草酸二胺针、腺苷蛋氨酸针促肝细胞生长，前列地儿针降酶退黄等对症处理。查谷草转氨酶142U／L，乳酸脱氢酶734U／L，肌酸激酶53U／L，血氨126.0цmol／L。下午14时30分患者出院，出院时患者精神极软，反应迟钝，对答尚切题，扑翼样震颤阴性。出院诊断：肝损原因待查：重症肝炎？药物性肝炎？肝炎脑病早期？
3月8日，患者分别转入武警浙江省总队医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治疗，诊断：急性肝衰竭（药物性，酒精性可能）、肝昏迷（肝性脑病）。给予吸氧、降酶、退黄、保肝、调节免疫等治疗后患者病情无好转。3月11日患者出院，出院时呼之不应，呈潮式呼吸，血压125／65mmHg，呼吸45次／分，心率145次／分。3月12日患者死亡，死亡诊断：重症肝炎。
原告认为，其儿子姚佳衍的死亡与二被告的不当医疗行为有关，故诉至本院要求依法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及精神抚慰金合计682076.38元，后变更为759030.95元。
诉讼中，应被告申请，本院委托嘉兴市医学会进行医疗损害责任鉴定。2011年10月4日，该医学会鉴定后分析认为：1、患者姚佳衍因右膝、右髋关节疼痛于2011年1月19日和2月26日在上海仁济医院2次就诊，诊断为“未分化脊柱关节病”，应用瑞普乐、柳氮磺砒啶治疗。2011年2月28日体检发现肝功能异常，在3月3日、5日、8日，三次在嘉善一院就诊，诊断为：药物性肝炎，于3月8日收治嘉善一院，病情加重转武警浙江省总队医院，再转上海瑞金医院住院，诊断为：药物性肝炎、重症肝炎、急性肝衰竭、肝昏迷，于2011年3月12日死亡。2、该患者死亡原因为药物性肝脏损害，其发生机制主要与个人体质有关。3、上海仁济医院诊断明确，使用药物基本遵循医疗常规。但存在以下缺陷：使用柳氮磺砒啶药物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告知不足，未在病历上书面告知肝功能复查时间；在尿常规已有尿胆原、尿胆红素（＋）的情况下，医嘱柳氮磺胺砒啶前未查肝功能。4、嘉善一院对该患者诊断明确，处理基本遵循医疗常规。但存在以下缺陷：两次门诊对药物性肝炎的预后估计不足，在患者肝功能转氨酶增高、肝损害明显的情况下只在门诊护肝治疗，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鉴定结论为：双医方在诊治过程中均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姚佳衍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双医方应共同承担次要责任；次要责任中上海仁济医院、嘉善一院各承担一半责任。
因原告及被告上海仁济医院不服该鉴定结论并申请重新鉴定，浙江省医学会接受本院委托于2012年6月12日作出浙江医鉴（2012）38号医疗损害鉴定书，该鉴定书分析意见为：本例患者系USPA（未分化脊柱关节病），上海仁济医院诊断正确，使用尼美舒利和柳氮磺砒啶有适应症，医方开出一个月的药物量符合医疗常规，但医方在未见肝功能化验报告的情况下开出药物，未告知患者具体复诊时间，存在医疗过错。嘉善一院在患者肝功能明显异常的情况下，多次门诊没有告知患者及家属病情危重，没有给予积极处理，延误了患者的最佳治疗时机，存在医疗过错。2011年1月26日，上海仁济医院在门诊时已经开出急诊肝功能化验单，但患方没有配合去做检查，导致未能发现使用药物之前是否存在肝功能异常，故患方也应负有一定责任。本例患者的死亡原因为肝功能衰竭，因未作尸检，专家组认为肝功能衰竭的确切原因无法明确，考虑在患者个人体质基础上药物性肝功能衰竭可能性大。综上所述，本例患者最终肝功能衰竭死亡主要与个人体质有关，与两家医疗机构的医疗过错和患方未配合检查也存在一定关系。鉴定结论为：1、上海仁济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嘉善一院的医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3、责任程度：两家医疗机构共同承担次要责任，其中上海仁济医院承担次要部分，嘉善一院承担主要部分。
原告的物质性损失经本院核定为：医疗费18069.02元（含输血费4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元（30元／天×4天）、护理费302.16元（75.54元／天×4天）、死亡赔偿金619420元（30971元／年×20年）、丧葬费17865.20元、交通费1000元、住宿费280元，以上合计657056.38元。
另外，姚佳衍系原告独子，因姚佳衍的死亡，原告在精神上确实受到极大的痛苦，原告提出的精神抚慰金予以支持，但请求的数额过高，本院酌定为50000元。
本院认为，医疗服务关系是患者到医院就医，与医院产生的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在医疗服务关系中，医院享有收取医疗服务费的权利，负有及时、正确及符合医疗规程为患者进行医疗服务的义务；患者享有及时、正确得到医疗服务的权利，负有支付医疗费的义务。因而在医疗服务关系中，医院因过失侵害患者生命健康权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由医院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依据本院采信的浙江医学会医鉴（2012）38号医疗损害鉴定书，被告上海仁济医院应承担原告物质性损失657056.38元的16%计105129元，并应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被告嘉善一院应承担原告物质性损失657056.38元的24%计157693.53元，并应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原告主张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对二被告就此提出的相关意见予以采纳。原告诉请的医疗费计算有误，予以更正；原告诉请的护理费、丧葬费过高，应予纠正；原告诉请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住宿费举证充分，适用的赔偿标准合理，应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一、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赔偿原告蔺平、姚丹红因姚佳衍死亡的物质性损失105129元及精神抚慰金20000元，合计12512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赔偿原告蔺平、姚丹红因姚佳衍死亡的物质性损失157693.53元及精神抚慰金30000元，合计187693.5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蔺平、姚丹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3895元，减半收取1948元，由原告蔺平、姚丹红负担1145元，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负担321元，被告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负担482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计丽明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曹 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