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德兴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1181民初267号
原告余厚福，男，1956年12月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德兴市人，自由职业，现住江西省德兴市。
委托代理人占瑞君，江西乐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王志明，江西乐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徐萍，女，198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浙江省衢州市人，自由职业，现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
被告吴新乐，男，197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余干县人，自由职业，现住江西省余干县。
第三人戴华余，女，1945年9月1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余干县人，现住江西省余干县。
第三人吴新骥，男，1969年5月2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余干县人，个体诊所业主，户籍地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现住江西省德兴市。
原告余厚福与被告徐萍、吴新乐，第三人戴华余、吴新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厚福的委托代理人占瑞君、王志明，第三人戴华余、吴新骥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徐萍、吴新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厚福诉称，2005年第三人吴新骥以其当年妻子被告徐萍的名义与其弟被告吴新乐预定了原告开发的坐落在德兴市银城街道办银山路一号铜都汽车城东楼第一层11号商铺，二人分别于2005年9月14日及25日分别以现金方式共支付给原告购买商铺预付款117,800元人民币。基于合同关系，原告于2013年10月间要求二被告付清余款并办理商铺产权关系，但第三人吴新骥与原告发生纠纷，不仅毁坏了原告酒店用于车辆进出的栏杆设备，还严重影响了原告及其他商铺的日常经营，原告无奈报了警。被告徐萍、吴新乐因在外地工作，便委托被告吴新乐母亲即第三人戴华余在德兴市公安局银城派出所干警主持下及第三人吴新骥在场的情况下于2013年10月10日签订了《铜都汽车城东楼第一层11号商铺转让书》。依据该协议，原告以210,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回购了11号商铺。原告依约于协议签订之日将210,000元人民币支付给了第三人戴华余，第三人戴华余、吴新骥出具了收条。之后，原告向德兴市房管局提出产权登记申请，但第三人吴新骥以协议无效为由阻碍原告办理该商铺产权证书，致使原告至今未能办理该商铺产权登记。原告认为2013年10月10日双方签订的《铜都汽车城东楼第一层11号商铺转让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及依法属于无效合同的情形，该协议应当合法有效。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徐萍、吴新乐的委托代理人戴华余、吴新骥于2013年10月10日签订的《铜都汽车城东楼第一层11号商铺转让书》有效。
原告余厚福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1、原告余厚福的身份证，被告吴新乐及第三人戴华余、吴新骥常住人口查询表各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主体身份及第三人身份信息；
2、《收据》三份，用以证明被告徐萍、吴新乐预订商铺并支付人民币117,800元预付款的事实；
3、德兴市公安局银城派出所干警叶新建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在德兴市公安局银城派出所调解下同意收回二被告商铺的事实及证明被告徐萍、吴新乐委托第三人吴新骥、戴华余代理协商解决商铺事宜的事实；
4、原告与第三人戴华余、吴新骥于2013年10月10日签订的《铜都汽车城东楼第一层11号商铺转让协议书》一份、《转账凭证》二份及第三人戴华余、吴新骥出具的《收条》一份，用以证明双方签订了原告收回商铺的协议，原告并依照协议支付人民币210,000元商铺转让款的事实；
5、被告徐萍与第三人吴新骥于2008年10月7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徐萍与第三人吴新骥离婚后，被告徐萍购买的铜都汽车城东楼商铺归第三人吴新骥所有，第三人吴新骥对该房产有处分的权利。
被告徐萍辩称，2005年9月14日答辩人从原告余厚福处认购店面、车库各一间，并交了部分房款人民币57,800元。答辩人于2007年8月6日与第三人吴新骥登记结婚，2008年10月7日双方离婚。由此可见，答辩人购买的店面、车库属于答辩人婚前个人财产，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联。答辩人自2008年10月7日与第三人吴新骥离婚后，一直居住在浙江老家和打工，同原告及其他人没有任何联系，且从没有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与原告余厚福商量店面转让事宜。2013年10月10日原告与第三人戴华余、吴新骥签订的协议，直接侵害了答辩人的合法财产权益，该转让行为无效。答辩人已经写了请求意见书给德兴市房管局，请求不要办理相关产权转让。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原告余厚福返还答辩人财产，并赔偿答辩人的车库及店面损失。
被告徐萍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1、《东楼店铺认购协议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其购买店铺的事实；
2、2005年9月14日原告余厚福出具的收据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其交纳了人民币57,800元购买商铺预付款；
3、《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离婚证》各一份，用以证明其与第三人吴新骥于2007年8月6日登记结婚，2008年10月7日离婚；
4、2013年10月10日原告余厚福与第三人戴华余、吴新骥签订的《铜都汽车城东楼第一层11号商铺转让书》一份，用以证明该协议侵犯了其合法权益。
被告吴新乐辩称，2005年9月25日，答辩人交款60,000元人民币给当时的德兴市银城实业公司经理即原告余厚福，用以购买其开发的德兴市铜都汽车城东边第11号商铺一间，面积28㎡左右。当时是现房，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答辩人系一次性付清房款。2006年夏季，原告在没有通知业主的情况下，就动工建造商铺前面的大楼，挖开了商铺前的广场，又封闭了前面，仅留下很小通道，使广大业主无法继续营业。为此，广大业主找到原告余厚福，大部分业主退回了购房款，并由原告余厚福补偿了1-2万不等的装修损失。答辩人也同样找到原告余厚福，要求退回购房款，原告余厚福收回了购房协议，并让答辩人第二天去拿购房款。但之后，原告余厚福并未将购房款退回答辩人，答辩人就开始遥遥无期的追款中。由于店面在答辩人的实际控制中，多年来双方断断续续进行了谈判，但由于原告余厚福一直未付款，双方始终未能达成协议。2013年9月，因原告余厚福的停车系统堵住了答辩人的商铺店面，答辩人大哥即第三人吴新骥扳断了一根挡车的二米多长的铝合金材质栏杆，价值区区数十元而已，原告余厚福动用自己的关系网，鉴定出9,600元人民币损失，并且想要刑拘答辩人哥哥吴新骥。在这种情况下，答辩人母亲戴华余擅自作出，把答辩人购买的商铺返还给了原告，作为亲情答辩人无话可说，但从法律上讲，因答辩人没有授权，答辩人母亲是无权签订协议的。德兴市铜都汽车城东边第11号商铺系答辩人单独拥有，至于答辩人母亲签订的协议中，牵扯到被告徐萍的，答辩人概不认账。
被告吴新乐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1、《收据》复印件二张，用以证明其于2005年9月25日支付了购买11号商铺房款60,000元人民币；
2、2013年10月10日第三人戴华余与原告余厚福签订的《铜都汽车城东楼第一层11号商铺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其未授权第三人戴华余签订该协议。
第三人戴华余辩称，答辩人系被告吴新乐母亲，被告徐萍前婆婆，早知道二人于2005年购买了原告余厚福的两个商铺和一个车库。之后，原告余厚福采取欺诈手段将车库改成商铺，并将该商铺办在其夫妻名下，用于抵押贷了巨款。2013年10月以前答辩人多次要求原告为被告吴新乐办理11号商铺产权证，但原告要求好处费，故不予办理。2013年9月原告堵了被告吴新乐11号商铺大门，诱导第三人吴新骥损坏通闸，企图借助公安部门刑拘答辩人大儿子即第三人吴新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答辩人才同意叶新建作中间人，把被告吴新乐的11号商铺由原告余厚福收回，叶新建及原告余厚福当时均口头保证免除道闸赔偿和第三人吴新骥的法律责任，但同时要求第三人吴新骥在协议上签名，因此才有了第三人吴新骥的签名，而第三人吴新骥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商谈。协议签订之后，答辩人出于“感激”给了调解人叶新建6,000元人民币，但不出十天，原告余厚福又指派人去银城派出所要求处理道闸赔偿问题，答辩人不得已又出了3,000元人民币赔偿金，并将办理此案的警官请来，现场办公，并签订加盖德兴市公安局银城派出所公章的调解书，才平息此事。签订协议时被告徐萍、吴新乐均不在，也没有委托答辩人，答辩人的签字应当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告余厚福借用我方的12号商铺不还，先下手为强夺取了10号商铺，设置道闸堵11号商铺，诱导对方“犯罪”，拉拢个别公安为其撑腰，强行逼迫答辩人“就范”签订不平等的《铜都汽车城东楼第一层11号商铺转让协议书》，请求法院明辨是非曲直，作出合理的判决。
第三人戴华余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德兴市公安局银城派出所出具的调解笔录一份，用以证明其代表吴新骥与原告余厚福签订协议书一份，赔偿了原告余厚福财物损失3,000元人民币。
第三人吴新骥辩称，原告余厚福诉称“2005年答辩人以其当年妻子即被告徐萍的名义与其弟弟即被告吴新乐预订了汽车城第11号商铺”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为原告出具的《收据》中的一张写明了收徐萍购房款，但没有注明11号商铺，而给被告吴新乐的二张同一天的购房收据注明11号商铺，该三张收据说明被告徐萍购买的不是11号商铺，而是其他商铺或产业。答辩人与被告徐萍系2007年8月6日登记结婚，2008年10月7日离婚，说明被告徐萍购房是其个人行为，系其婚前财产，原告余厚福诉状说答辩人吴新骥以被告徐萍名义购房，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被告徐萍当时购买的是10号商铺和车库空地（空地重新规划为12号商铺），但早在2009原告余厚福利用身为开发商的特殊身份将该二处商铺以自己的名义办理了产权，2010年又作了抵押贷款。为此，答辩人及被告徐萍向上饶、德兴两级市长热线投诉过及向公安经侦报案，但均未有结果。原告余厚福利用答辩人损坏其道闸一事，叫来德兴市公安局银城派出所的干警叶新建来协商解决被告吴新乐11号商铺事宜时，在明知徐萍购买的不是11号商铺，被告徐萍又不在场时，诱导第三人戴华余将徐萍的购房收据交给了原告余厚福。答辩人没有参与所谓被告吴新乐11号商铺返还协商过程，只是在原告余厚福要求“在协议书上签名就不追究损坏道闸责任”的前提下，在协议书上调解人一栏签了字，当时叶新建在场。答辩人损坏原告余厚福道闸一案，系德兴市公安局银城派出所刘警官接警，叶新建没有接过此案，叶新建在“证明”里说“本人接警后到了德兴市厚福国际大酒店”是完全有违事实。综上，请求人民法院深入调查，作出合理判决。
第三人吴新骥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1、《东楼商铺认购协议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徐萍2005年9月18日与银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系购买10号店铺及一块约32㎡的空地，总价款为158,600元人民币；
2、《收据》复印件三张，用以证明被告吴新乐购买的是11号商铺，而被告徐萍系其他商铺；
3、其与被告徐萍的结婚证、离婚证各一份，用以证明2005年9月被告徐萍购买商铺系其个人行为，属被告徐萍婚前财产；
4、《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房地产抵押合同》二份
用以证明10号商铺价格为83,500元人民币及原告余厚福将被告徐萍购买的商铺登记在其自己名下，并用于抵押贷款，其于2013年催款行为是虚假的。
上述原告及第三人吴新骥的证据均经庭审质证。
第三人吴新骥、戴华余对原告余厚福所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证明对象不持异议；证据2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吴新乐、徐萍共同购买11号商铺，而应当是被告吴新乐购买的是11号商铺，被告徐萍购买的是其他商铺；证据3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该证据缺乏真实性，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签协议时被告徐萍、吴新乐均不在场；证据4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只能代表自己的意见，不能代表被告吴新乐、徐萍的真实意见；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离婚协议书中的32㎡车库与本案的房产根本不是一回事，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原告余厚福对被告吴新骥证据1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认为该协议书系复印件，无合同当事人签名；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被告吴新乐的一张收据及被告徐萍的一张收据未写明11号商铺系经办人疏忽，因为三张收据证明只付了117,800元人民币，而当时的价格两间商铺需要付三十万元，因此变更为二人合买11号一间店铺；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双方早已共同生活，其证明对象不成立；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均持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联性。
本院对原告余厚福及第三人吴新骥提供的证据分析认为：原告余厚福所举证据1、2、3、4来源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其所举证据5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三人吴新骥所举证据2与原告所举证据一致，本院予以采信，其所举证据1、3、4与本案无关联性，且证据1无合同当事人签名，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05年9月25日被告吴新乐购买了原告余厚福开发的德兴市铜都汽车城东楼第一层11号商铺，其共付款60,000元人民币，该店面在原告余厚福交付给被告吴新乐后双方一直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但被告吴新乐一直用于出租。2013年10月第三人吴新骥与原告余厚福发生纠纷，第三人吴新骥将原告余厚福经营的厚福大酒店的栏杆设备毁坏，为此原告余厚福报了警。2013年10月10日第三人戴华余在第三人吴新骥的陪同下找到原告余厚福，在德兴市公安局银城派出所干警叶新建主持下，第三人戴华余代表被告吴新乐签订了《铜都汽车城东楼第一层11号商铺转让协议书》。该协议的甲方为吴新乐、徐萍、戴华余，乙方为余厚福。该协议约定甲方将德兴市铜都汽车城东楼第一层11号商铺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10,000元，转让款于协议签订后一次付清。协议第五条又特别约定“自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甲方在铜都汽车城内没有任何房产、地产，与乙方没有任何债权和债务关系”。第三人戴华余代表甲方在协议书上签字，原告余厚福在乙方处签字，第三人吴新骥及德兴市公安局干警叶新建也在协议书上签名。协议签订后原告余厚福将房屋转让款210,000元人民币汇入第三人戴华余账户内，第三人戴华余、吴新骥出具了收条。之后，原告欲将该商铺登记在自己名下，但因第三人吴新骥等人以协议无效为由，阻碍原告办证，造成原告余厚福未能办理该商铺的产权登记手续。为此，原告余厚福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焦点为第三人戴华余与原告余厚福于2013年10月10日签订的《铜都汽车城东楼第一层11号商铺转让协议书》的代理行为是否有效。本院认为，该代理行为有效，理由如下：1、被告吴新乐系第三人戴华余之子，其在答辩状陈述，其在购买11号商铺后不久，即因为种种原因要求退房，并与原告余厚福商谈，并将原《购房协议》交还给原告余厚福，因原告余厚福一直未将商谈的房款给付，也就未将商铺归还给原告余厚福，从这里可以看出，被告吴新乐是有意将11号商铺退还给原告余厚福的；2、被告吴新乐将购买11号商铺的收据交给其母亲即第三人戴华余，第三人戴华余与原告余厚福签订协议后，将收据归还给原告余厚福，应该可以认定被告吴新乐有委托第三人戴华余与原告余厚福商谈转让商铺意向的；3、第三人戴华余与原告余厚福于2013年10月10日即签订了《铜都汽车城东楼第一层11号商铺转让协议书》，原告余厚福也将转让款支付给了第三人戴华余，并收回了11号商铺，但直到原告余厚福起诉时止，两年多的时间内，被告吴新乐本人未向原告余厚福提出异议，要求撤销2013年10月10日签订的《铜都汽车城东楼第一层11号商铺转让协议书》，可以认定被告吴新乐是认可该协议的。另第三人戴华余系被告吴新乐母亲，被告吴新乐将购买11号商铺的收据交予第三人戴华余，原告余厚福有理由相信第三人戴华余有代理权，与其签订商铺转让协议。综上，原告余厚福要求确认2013年10月10日签订的《铜都汽车城东楼第一层11号商铺转让协议书》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另外，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三人吴新骥、被告徐萍提到的铜都汽车城东楼第一层10号、12号商铺问题，因该商铺已登记在原告余厚福名下，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本院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余厚福于2013年10月10日与第三人戴华余代被告吴新乐签订的《铜都汽车城东楼第一层11号商铺转让协议书》有效。
案件受理费4,450元人民币，由原告余厚福、被告吴新乐各负担2,225元人民币。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黎红
人民陪审员 程金蓉
人民陪审员 张慧珍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吴慧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