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67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磐，男，1983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和平，男，1958年9月24日，汉族，住湖北省阳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增根，男，192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理人：葛某（葛增根之女），1958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社平，上海社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葛军民，男，1960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社平，上海社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磐因与被上诉人葛增根、原审第三人葛军民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88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和平，被上诉人葛增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社平，原审第三人葛军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社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磐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磐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葛增根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3民特104号民事判决书无效，葛某不是葛增根的监护人。2.李磐与葛增根签订的《债权转移合同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诉争合同是风险代理合同错误。3.由于《债权转移合同书》有效，葛增根违约，葛增根应该向李磐支付308万元。
葛增根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葛军民述称，同意葛增根的答辩意见。
李磐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李磐与葛增根2012年8月8日签订的《债权转移合同书》合法有效；2.《债权转移合同书》中所指向的债权220万元扣除16万元后共204万元归李磐所有；上述合同所涉其他权利（如孳息）至债务清偿之日全部归李磐所有；3.葛增根和葛军民承担合同违约责任以及本案的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李磐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债权转移合同书》指向的债权3,087,166.5元归李磐所有。
一审查明，1992年8月，阳新县政府成立广州办事处，葛增根的姨妹丁玉英任该办事处主任。由于阳新县政府未对该办事处拨款，丁玉英自筹资金用于该办事处开办费用及购买房屋等开支。
1992年8月5日，该办事处向葛增根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葛增根人民币36万元，系暂借阳新县广办开办之用，周期6个月，按月息2分”。借款逾期后该办事处未偿还葛增根借款，葛增根曾多次催讨未果。
在此期间，葛增根与丁玉英的配偶赵复成、原湖北省千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陈和平（已被该所给予开除处分）就上述债权的实现进行过协商。
2012年8月2日，葛军民代葛增根签订《授权委托书》，委托赵复成、陈和平作为葛增根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代理葛增根与阳新县政府上述借款纠纷。
后经赵复成、陈和平介绍，李磐表示愿意收购该债权并设法予以实现。
2012年8月8日，各方在上海市签订了《债权转移合同书》，载明：“债权转移出让方：上海市宝山区居民葛增根（甲方）；债权转移受让方：湖北省武汉市居民李磐（乙方）。一、甲方拥有阳新县政府（原广州办事处）债权36万元及相应利息，该债权已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甲方及委托代理人赵复成于2006年前后与阳新县政府多次协商，阳新县政府一直不承认该债务。故主张该债权存在诸多风险，甲方愿意有偿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依照法律规定，双方经多次磋商，平等、自愿、诚信订立本合同，以资共同信守。二、上述债权以甲方名义（乙方也可独立）主张权利，聘请律师出庭诉讼。立案、审判、执行等法定程序，甲方均不承担任何费用，但应协助乙方，及时出具法院要求甲方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产生的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含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律师费、差旅费、招待费、上诉等费用。执行费（如胜诉后）和执行期间发生的差旅费、招待费等费用按各自收益比例分摊。届时，乙方如需要甲方向债务人签发债权转移通知书，甲方应无条件支持。三、利益分配：实现合同目的，即已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胜诉。甲方受益包干，不低于14万元，不超出16万元（甲方最终受偿）。甲方受偿低于14万元下限，由乙方补足，超出16万元上限，由乙方决定取舍。乙方按下不保底，上不封顶，即乙方亏本多少甲方概不负责，赚多少甲方不得反悔（律师费按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支持的35%由乙方负担，已诉案件如败诉，免收律师费，乙方与律师另行签约）。双方已确认的回款数额按比例同时受偿，任何一方违约，按已向法院提出诉讼标的额的50%赔付违约金给守约方。违约情形是指乙方不交纳诉讼费等费用，应向甲方主张权利。甲方不出具相关手续影响诉讼及执行，胜诉后排斥乙方权利或擅自放弃权利，以及违反本合同的其他约定。若本合同目的不能达到（即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败诉，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该损失是指诉讼费等损失不含甲方票据权利灭失，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和义务。甲方自愿放弃上述债权的全部利息，均由乙方享有和支配。赵复成与甲方至亲且系甲方委托代理人，促成本合同成立，上述已诉案如胜诉执结，乙方按实际受益（减律师费后）的2%给赵作为劳务报酬，如败诉乙方不承担任何费用。甲方与赵之间产生的权利义务由其双方另行协商，不涉及本合同相对人出让方和受让方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
上述合同，由葛军民签名“葛增根”并按上自己的手印，葛军民之妻戴秋敏在见证人处签名“葛军民”并捺印。
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确认，签订上述合同时在场人为：李磐、陈和平、葛军民、戴秋敏。
嗣后，李磐出资，委托陈和平作为葛增根的委托代理人，以葛增根的名义就其与阳新县政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黄石中院提起诉讼，葛军民向陈和平提供了前述收款收据等有关债权实现的相关证据。
2012年12月18日，黄石市中院作出[2012]鄂黄石中民开初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阳新县政府偿还葛增根借款本金36万元，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完毕；二、阳新县政府从1992年8月5日起止给付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向葛增根支付借款利息。
2013年1月28日，李磐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以葛增根名义向黄石中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
2013年3月6日，黄石中院向阳新县政府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于同年3月11日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偿付借款36万元及利息1,841,200元，共计2,201,200元的义务。
2013年3月12日，黄石中院作出[2013]鄂黄石中执字第00019-1号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阳新县政府在银行的存款2,207,000元，或查封、扣押其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
2013年9月6日，黄石中院作出[2013]鄂黄石中执字第00019-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2012]鄂黄石中民初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程序。
此后，李磐、陈和平又以葛增根名义通过多种渠道，向黄石中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提出执行的申请和报告敦促黄石中院执行。
2013年7月18日，葛某、葛军民向黄石中院提交以葛增根名义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葛增根委托葛某、葛军民作为葛增根与阳新县政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执行特别授权代理人，并声明，葛增根原委托陈和平代理执行继续有效，但执行和解，收取执行款由葛某、葛军民代理。
2013年12月8日、2014年2月28日，李磐均以葛增根名义分别向黄石中院和阳新县政府发出债权转移通知书。
2013年12月6日起，陈和平、李磐及其委托代理人方伟多次向葛增根、葛军民发出信函要求对方按照原《债权转移合同书》的约定履行通知债务人债权转移事实的义务。葛增根、葛军民均未回复。
2017年5月4日，葛某与阳新县政府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阳新县市政府一次性支付葛增根借款本金、借款利息、迟延支付利息及案件受理费等共计人民币195万元；阳新县政府按时足额履行支付义务，葛增根及其法定代理人承诺放弃其他执行请求，同时保证不再以本案事由向司法部门诉讼或向其他部门信访、上访。
同日，葛某出具了收到阳新县政府195万元的收条。
2017年5月19日，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2执恢49-1号执行裁定书，载明，申请执行人葛增根及其监护人葛某已全额受偿阳新县政府支付的借款本金、借款利息、迟延支付利息及案件受理费等共计人民币195万元，申请执行人葛增根及其监护人葛某书面申请终结该案执行程序。裁定，终结该院（2012）鄂黄石中民开初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程序。
2017年10月13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沪0113民特1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宣告葛增根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指定葛某为葛增根的监护人。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以及证据质证的情况，对归纳的本案争议焦点，评判如下：
关于葛军民在诉争的《债权转移合同书》签订过程中的行为性质的认定。
葛增根、葛军民认为，签订《债权转移合同书》时葛增根已经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葛增根本人不可能在合同上签字、捺印，其签名及捺印实是葛军民签写并捺印。葛增根的女儿葛某已被确定为葛增根的监护人，葛增根的民事权利只能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葛某对该合同事前没有授权，事后没有追认，因此该合同是葛军民在没有任何代理权限的情况下冒用葛增根之名与李磐签订。
代理权的存在是被代理人承受代理行为后果的基础，表见代理制度是代理制度的特殊例外情形，是基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在特殊的客观情势下，为维护交易安全以及代理制度的信用与稳定而确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正确把握法律构成要件，稳妥认定表见代理行为”。“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据此，表见代理首先表现为无权代理，无权代理人并未获得本人授权而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同时，相对人主观上须为善意且无过失。相对人不知道或者不应该知道无权代理人实际上没有代理权，相反，从外部表象上可以使其有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按照这一判断标准，本案中葛军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主要理由是：
一是葛军民以被代理人葛增根名义与相对人李磐为合同行为。
表见代理实质上是无权代理，因此行为人（代理人）应是在没有代理权情形下进行代理的行为。本案诉争的《债权转移合同书》甲方系葛增根，而本案诉争的《债权转移合同书》上并无葛增根的签名，签约时葛军民亦未向李磐出示葛增根出具的其代表葛增根或受葛增根委托订立合同的授权委托书。据此，葛军民的行为是没有代理权以葛增根名义订立的事实是可以确认的。
二是客观上，葛军民与李磐签订合同时，具有足以使与李磐相信其有权代理葛增根的事实和理由，即有使相对人李磐相信行为人葛军民是有代理权的表象。
从相互关系的考察上看，行为人葛军民和被代理人葛增根之间的极其特殊的父子血缘关系，加之葛军民的公安干警身份，李磐有理由相信行为人的行为应当合法、合理、有效。前者所述二人特定的血缘关系足以使李磐作出明确的判断，这种特定的关系是认定本案法律关系的重要理由，没有这种关系是不可能产生这种信任的。这种法律关系的形成是基于人身的信任，没有人身的信任是不可能产生的。再加之，这种特定关系是行为人葛军民和李磐发生的合同法律关系之前就已经形成。行为人葛军民和被代理人葛增根的父子关系的形成早于本案诉争协议的发生，尽管行为人葛军民没有被实际授权，一个以正常人的正常思维，根据前述表象有正当理由相信或能推断出行为人有代理权。
从特定环境的考察上看，在本案中，葛增根与赵复成、陈和平就本案诉争协议载明的债权的实现进行过协商，作出过相应的授权表意，葛军民向李磐交付了债权的凭证，以上情形足以表明葛军民代葛增根签约的行为不仅仅简单的是“家事代理权”范畴，同时应当属于授权表示型表见代理。即因被代理人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授予行为人代理权或知道行为人表示为其代理人而不作否认表示者而构成的表见代理。这里的被代理人行为并不是一般行为，而是作授权表意的行为，这是构成表见代理的基本的、首要的条件，该行为可以直接或间接作出，也可以如前所述的明示或默示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客观存在的情势构成了本案表见代理的前提和基础，诸多特定环境的表面集中显示，必然使李磐完全有理由相信葛军民的签约行为是葛增根真实意思的表示。
三是相对人李磐是善意且无过失。也就是说，相对人对于无权代理人无代理权是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如果以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能够判定其不具有代理权仍与之实施民事行为的，就不构成表见代理。
相对人须有善意且无过失是构成表见代理极为重要的主观构成要件。所谓“善意且无过失”从两方面看：其一，相对人是善意的，即相对人在与行为人为民事行为时出于正当的动机目的，并且确实不知道其为无代理权，如相对人明知代理人无代理权仍与之为民事行为，则为恶意，不构成表见代理。其二，相对人须无过失，相对人在民事行为之前应尽善意的注意义务，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葛军民将葛增根的相关情况告知了李磐，也没有证据证明葛军民将其于2012年8月2日代葛增根签订的委托赵复成、陈和平作为葛增根的特别授权委托人代理与阳新县政府上述借款纠纷的《授权委托书》的相关情况告知了李磐，李磐已尽到了签约的谨慎注意义务并无主观上的过失失察，符合表见代理成立要件。
关于诉争的《债权转移合同书》的性质的认定。
李磐主张合同性质为债权转让合同，葛军民主张合同性质为诉讼委托合同。
合同系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的结果。合同在其成立之后往往涉及一个性质认定的问题，要确认合同效力首先必须明确合同的性质。合同的性质一般通过合同的名称与合同内容表现出来，当合同性质发生争议时，应从合同内容、特征及主要条款等加以理解和识别，而不能以合同“名称”为准。即认定合同性质既要看合同的名称，更要看合同的内容。当合同内容相互矛盾时，要根据合同中是否有特别约定以及当事人的实际履约情况，综合认定合同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据此，债权转让是指在不改变合同内容的合同转让，债权人通过债权转让第三人订立合同将债权的全部或部分转移于第三人。债权全部让与第三人，第三人取代原债权人成为原合同关系的新的债权人，原合同债权人因合同转让而丧失合同债权人权利，债权部分让与第三人，第三人成为合同债权人加入到原合同关系之中，成为新的债权人，合同中的债权关系由一人变数人或由数人变更多人。新加入合同的债权人与原债权人共同分享债权，并共享连带债权。正因为债权的转让是一种处分行为，债权转让成立，原债权债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解除，而受让人作为新债权人与原债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成立并生效，债务人对受让人履行债务。本案诉争合同约定，债权以葛增根名义（李磐也可独立）主张权利，聘请律师进行立案、审判、执行等法定程序，从本案诉争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李磐聘请法律工作者以葛增根名义提起诉讼，李磐在履行合同时，并未以自己名义独立主张权利，没有取代原债权人葛增根成为原合同关系的新的债权人，原合同债权人葛增根没有因合同转让而丧失合同债权人权利，合同履行情况是认定合同性质的重要因素，李磐履行合同的情况明显不符合债权转让合同的法律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据此，债权转让的条件首先是必须有有效存在的债权。债权的有效存在，是债权转让的基本前提。以无效的债权转让他人，或者以已经消灭的债权转让他人，是转让的标的不能。本案诉争合同载明，“葛增根拥有阳新县政府债权36万元及相应利息已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阳新县政府一直不承认该债务，故主张该债权存在诸多风险”，说明双方当事人在签订诉争合同时，均无法确认上述债权是否有效存在，双方当事人在诉争合同中明确载明上述债权是否有效存在、合同债权目的是否能够达到，均以主张上述债权的诉讼请求被法院支持为依据和基础，因此，诉争合同中载明的债权，与债权转让合同中有效存在的债权这一条件并不相符。其次，债权转让必须有转让通知才能对债务人有效，本案诉争合同约定李磐如需要葛增根向债务人签发债权转移通知书的节点是在胜诉后和执行期间，也可以佐证双方在签约时不能确认上述债权是否有效存在。故本案诉争合同不符合债权转让合同的前提条件。
关于葛军民所主张的诉讼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都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这为当事人行使诉讼利提供了充分的方便条件。从本案诉争合同的约定和实际履行来看，上述债权系由李磐另行委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陈和平作为葛增根的诉讼代理人向阳新县政府主张权利，诉争合同并未约定李磐作为葛增根的诉讼代理人，故简单地将本案诉争合同认定为诉讼委托合同，并不能完全反映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意思表示。
合同内容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体现，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如果仅从标题出发来理解合同主体在建立法律关系时的本意，就可能出现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的真意的错误认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及《债权转移合同书》所载明的内容，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李磐愿意先行垫付相关诉讼费用及委托律师（法律工作者）的费用，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代为主张该债权，如果败诉，即该债权未被人民法院确认，李磐自行承担所垫付的以上相关费用，葛增根一方不承担任何义务；如果该债权被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胜诉后的相关费用按各自收益比例分摊，葛增根受益不低于14万元、不超出16万元，低于14万元由李磐补足，超出16万元由李磐决定取舍，即李磐在该诉讼过程中，“亏本多少”葛增根不负责、“赚多少”葛增根也不主张。由此可见，双方实现合同目的的前提是提起诉讼的案件胜诉，实现合同的方式是葛增根不预支付诉讼费，由李磐垫付，胜诉后，李磐、葛增根按比例同时受偿。这是委托代理人与当事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委托诉讼代理，委托人前期不支付任何费用，案件执行后委托人按照执行到位债权的一定比例付给代理人作为报酬。如果败诉或者执行不能，代理人将得不到任何回报；如果债权一旦执行到位，被代理人将按照约定的高额比例支付给代理人。因此，本案诉争合同应归属于全风险诉讼代理合同性质。
审理合同纠纷案件，必须准确把握合同的法律特征，正确认定合同纠纷的性质，这是依法妥善审理合同纠纷的前提。如前所述，认定合同性质（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哪一类合同）应该根据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实际履行情况，结合法律规定、法理来认定。合同性质的不同，决定着所适用法律的不同，从而导致案件结果不同。李磐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判令《债权转移合同书》指向的债权3,087,166.5元归李磐所有”系建立在“2012年8月8日签订的《债权转移合同书》合法有效”的基础之上，而该《债权转移合同书》是否合法有效，应当首先根据合同的性质，适用不同的法律加以判断。即每一项诉讼请求都有对应的法条或法律原则，各有对应的请求权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经释明，李磐拒绝变更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明确规定，合格的起诉应包括适格原告、明确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诉讼请求是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主张的法律上的权利以及请求法院作出具体判决的要求，是当事人希望获得何种范围和方式的救济的意思表示，既可能实体权利主张，又可能是程序权利主张。从程序上看，诉讼请求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得以主张，是起诉权的外在表达，是一方当事人依据自己的意志而将其认准的基本事实和理由交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判，是其主观的判断;从实体上看，诉讼请求系以存在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或实体权利为基础以及范围，是客观确实存在的，是胜诉权得以实现的前提。不管是程序还是实体，诉讼请求都是案件的起点、裁判的落点，人民法院只得依据中立以及不告不理的原则，在一方当事人起诉时的诉讼请求范围内进行审理，不得超出。诉讼程序的推进，包括举证、质证以及证据的认定，均应围绕人民法院确认的法律关系和争点进行。若当事人对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认识错误，将导致其举证质证等诉讼进行为不当，影响其权利的行使，以及可能承担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的不利后果。因不同的主体限于其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对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行为的效力的认识容易产生偏差，进而影响人民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对案件的审理。因此在符合程序要求的情况下，诉讼请求可依当事人请求或经人民法院释明后由当事人决定变更。诉讼请求变更后，法律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其法律后果相当于重新起诉。
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在诉讼中的反映即诉讼标的，是审判权所指向的对象，是法院裁判的客体。诉讼请求建立在法律关系、诉讼标的的基础上，是其外在表现，民事行为效力是确定法律关系性质以及民事责任承担的依据。当事人起诉时往往主张对其有利的法律关系性质、民事行为效力，从诉讼请求的概念和一般理论分析，法律关系性质、民事行为的效力、事实与理由，责任的承担应是一项完整的诉讼请求应有的内涵，确定诉讼请求应否以及是否变更应以此为据。前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变更诉讼请求，建立在法官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与当事人所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不一致的基础上。人民法院依当事人起诉主张以及提交的相应证据对案件进行审理，在人民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性质、民事行为效力与当事人起诉主张的不一致时，不能违反处分原则对当事人未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民事行为效力进行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第三十五条意在为当事人平等而充分地参与民事诉讼，避免因当事人诉讼技巧和能力影响案件审判结果，影响公平与正义的实现，而分配给法官可在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释明义务。该规定本意是为了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避免当事人被驳回原诉讼请求而不得不重新起诉，既可提高诉讼效率，确保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得到落实，又能启发当事人致其主张更符合诉讼目的，保障实体权益。因人民法院仅在当事人起诉缺乏诉的实质构成要件、违反了人民法院主管范围的规定或者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情形下，不进行实体审理而裁定驳回当事人的起诉。当事人被驳回起诉后，就同一法律事实、法律关系引起的纠纷，除出现了新的事实或者当事人有新的证据符合起诉条件的外，将不得重新起诉。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则是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实体上缺乏证据证明，其主张无法获得法院支持，但在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后，仍可以另一法律关系再行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后诉应审查与前诉是否属于同一诉讼，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即是否同时满足当事人、诉讼请求、争议事项以及法律关系一致的情况。因当事人后诉所主张的法律关系不同，争议事项不同，诉讼请求不同，与前诉不属于同一诉讼，不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当事人的起诉权将获人民法院认可。裁定驳回起诉与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均不影响当事人以另一法律关系再次起诉，但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所主张的法律关系纠纷的处理，需要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以及依据的事实或理由通过实体审理进行认定后方能作出裁判。现李磐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应就其主张的债权转让合同关系不能成立进行实体审理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李磐可以以一审法院认定的全风险诉讼代理合同关系另行起诉。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李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497元，由李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及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李磐与葛增根签订的《债权转移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该合同确定的是债权转让，虽然在约定债权转让的对价支付方式、实现债权的行为方式上有风险代理的法律特征，但不能改变双方约定的债权转让性质，李磐以葛增根的名义主张权利，符合双方的约定，不影响债权转让的性质。由于葛增根向阳新县政府主张债权的诉讼胜诉后，葛增根违反双方约定自行向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致使李磐按合同约定应当获得的债权转让收益没有实现，故葛增根应该向李磐支付合同约定的债权转让收益。2012年12月18日，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鄂黄石中民开初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阳新县政府偿还葛增根借款本金36万元，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完毕；二、阳新县政府从1992年8月5日起止给付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向葛增根支付借款利息，2013年3月6日，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阳新县政府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于同年3月11日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偿付借款36万元及利息1,841,200元，共计2,201,200元的义务，2017年5月4日，葛某与阳新县政府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阳新县市政府一次性支付葛增根借款本金、借款利息、迟延支付利息及案件受理费等共计195万元，综合考虑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年12月18日作出判决后，直至2017年5月4日方才执行完毕，存在执行困难的实际情况，确定葛增根与阳新县政府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存在损害李磐或他人利益的故意，故认定葛增根最终实现债权195万元，李磐认为葛增根应按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金额220万元支付债权转让收益与葛增根与阳新县政府诉讼取得的实际收益不符，结合李磐与葛增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约定内容来看，葛增根应向李磐支付债权转让收益本金179万元。李磐与葛增根在债权转让合同中约定，按照在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标的50%支付违约金，不符合法律规定，结合葛增根在2017年5月4日执行到195万元债权，本院确定，葛增根以179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5月5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向李磐支付违约金。综上，李磐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其上诉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8807号民事判决；
二、葛增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磐支付债权转让款179万元；
三、葛增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磐支付违约金（以179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5月5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四、驳回李磐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1,497元，由李磐承担10,587元，由葛增根承担20,910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31,497元，由李磐承担10,587元，由葛增根承担20,9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建铭
审 判 员 陈蔚红
审 判 员 赵 鹏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王星戈
书 记 员 刘诗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