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1民终59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宗福，男，197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勇、余振，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永华，男，1947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上诉人何宗福因与被上诉人陈永华建筑设备组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3民初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宗福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对本案的争议焦点的分析认定明显错误，基本事实不清。一审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租赁关系系基于以下四方面证据（判决书第三页最后一段）：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的催讨短信；《二号挖机包月租赁》；上诉人向陈绍文支付15000元。原审没有结合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断章取义的运用上诉证据武断的认定上诉人系承租人，属于严重的实施认定不清。具体陈述如下：一、被上诉人承认了机械是与王育雄商谈租赁的。被上诉人第一次以妻子刘雅珠起诉及本案的原审中，被上诉人均承认了机械租赁商谈是与王育雄商谈的，只是称是王育雄受上诉人委托的，但被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称其与王育雄父子感情深厚，看在他们父子的面子才同意出租的（2016年10月18日短信中陈述）。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短信不能证明上诉人应承担偿还欠款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的短信中并没有明确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租金，首先，上诉人表述的是“工地没有钱”，“我们”的字样，并没有用代表“我”这一表示个人的称呼。被上诉人用了“您们”这一称呼，原审不能仅依据短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租赁关系，确认欠款之事实。其次，2016年9月8日短信中，包括在被上诉人的妻子刘雅珠起诉上诉人案件中的庭审笔录中，被上诉人自认了三个老板系王育雄、何敬云、仁岚。再次，2016年9月8日短信中被上诉人还自认王总（王育雄）不会少他一分钱。因此，短信证明了上诉人并不是工地施工承包人，也不是挖掘机的承租人，结合证据《二号挖掘机包月租赁》证明了上诉人只是经手人，其履行的是工地管理职务行为，并不是债务人。三、原审将上诉人垫付的15000万元的机械进场的运输费用，作为认定租赁关系的依据错误。上诉人垫付的15000院在《二号挖掘机包月租赁》中还记载了敬云代付了3345元，王禹雄代付了3000元，故原审仅凭上诉人代付的15000元断章取义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租赁关系，明显是事实认定不清。四、《二号挖掘机包月租赁》没有记载债权债务关系，只是记账了相关费用，并不是债务凭证，该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欠款这一事实。上诉人在《二号挖掘机包月租赁》签字的行为是“经手人”，属于职务行为。《二号挖掘机包月租赁》没有记载任何的债务情况，记载：“结余160483元”，不能认定为欠款。同时，上诉人在经手人处签字，证明了上诉人只是对经手的相关费用进行了记载陈述，并没有确认上诉人是欠款人或债务人。原审无视《二号挖掘机包月租赁》的记载情况，仅作被上诉人前后不一致的陈述，就简单地认定上诉人系债务人，完全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五、原审认定上诉人是承租人的事实与方成逵支付5万元的事实相矛盾。庭审中，被上诉人承认了方成逵支付的5万元是机械的调遣费和维修费。这充分印在了被上诉人2016年9月8日的短信中被上诉人自认的工地三个老板的事实，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租赁关系。同时，《二号挖掘机包月租赁》记载结算周期截止时间是2016年11月9日，从被上诉人短信中可以证明2016年12月还在租赁期（短信记载7月28日至12月1日15.1万元可以打欠条），方成逵支付的5万元时间是2017年1月10日，庭审中，被上诉人承认2017年2月机械离开工地。这证明了，上诉人出具的《二号挖掘机包月租赁》之后，机械还出租工地，还产生租赁费用，如果上诉人是承租人，被上诉人无不向上诉人主张2016年11月9日之后的租金的理由。如果租金已支付，而支付人不是上诉人，那么上诉人无法被上诉人形成租赁关系。综上，原审认定事实存在严重的错误，判决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六、被上诉人在以妻子刘雅珠起诉案件中是上诉人本人到庭，陈述了如下事实：1、挖掘机是由王育雄向被上诉人租赁的；2、上诉人是受王育雄、何时敬云等人雇请的，每月工资8000元；3、上诉人只是经手人，对他经手的事项与被上诉人进行确认，是职务行为。因此，上述事实是由上诉人本人亲自当庭陈述的，结合被上诉人的陈述和双方的短信记录，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可信度是高的。
陈永华答辩称，何宗福所谓的理由都是虚假的，是对方企图拖延事件的借口，其虽与王育雄认识，但与何敬云、仁岚两人完全不认识，整个过程中王育雄根本就未到过工地，自己被何宗福也从未承认有三个老板对何宗福也从未承认有三个老板。被何宗福与何宗福结算金额依据与何宗福结算金额是依据《2号挖机包月租赁清算》计算，其找何宗福要钱期间找何宗福要钱，何宗福始终借口没钱，让我找三个老板要钱，而工程始终都是与何宗福发生关系，与他人无关，何宗福都是欺骗我的。王育雄支付的三千元的介绍费说明何宗福是老板，王育雄只是介绍人。
陈永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拖欠原告的挖机租金160483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11月9日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份，何宗福向陈永华承租挖掘机一台。后因何宗福拖欠相应租金，其于2016年11月9日与陈永华对账，并出具《二号挖机包月租赁》，载明“一、①3.29日
--6.19日租赁费（50000元/月），计2个月+22天=2×50000元/月+36667元=136667元；②7.29日--
11.9日租赁费（30000元/月），30000元×3+12000元=102000元；二、扣回部分，①误工4天×1666=6664元；②代购配件，3345元（敬云代）+3000元（王育雄代）+7025元（宗福代）；③代发工资19750元；④付陈绍文34800元；⑤电焊1000×3=3000元+电焊耗材200×3=600；合计78184；三、结余136667+102000-78184=160483元。经手人何宗福”。后经陈永华多次短信催讨未果，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陈永华与案外人刘雅珠系夫妻关系。2017年5月10日，案外人刘雅珠与戴江签订《购销合同》，约定刘雅珠向戴江购买二手挖掘机一台。
诉讼中，陈永华确认其儿子陈绍文收到何宗福转账15000元，其认为该笔款项是购买挖掘机配件的费用。何宗福亦确认向陈绍文汇款1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原告陈永华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根据原告陈永华提供的《购销合同》，可以证实其是讼争挖掘机的共有人之一，再结合原告陈永华提供的其与被告何宗福的短信记录以及何宗福出具的《二号挖机包月租赁》原件，可以证实原告将讼争挖掘机出租给被告何宗福使用，故陈永华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争议焦点之二：被告何宗福是否要承担还款义务。被告何宗福提出“其受雇于王育雄，只是经手人，不是债务人，不承担还款责任”，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其该项辩解，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原告陈永华提供的其向被告何宗福发出的催讨短信、被告何宗福回复短信，何宗福出具的《二号挖机包月租赁》、被告何宗福向陈绍文支付15000元，可以证实原告陈永福与被告何宗福之间形成租赁关系，原告陈永华系出租人，被告何宗福系承租人，该租赁关系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本案被告在双方对账后，确认尚欠原告陈永福挖掘机租金160483元，经原告多次催讨仍未支付，现原告要求支付该部分租金，本院予以支持。原告陈永华要求被告何宗福支付相应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11月9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何宗福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陈永华挖掘机租金160483元；二、驳回原告陈永华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18元，由原告陈永华负担208元，被告何宗福负担3510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根据现有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从陈永华与何宗福的短信来往记录以及何宗福所确认的《二号挖机包月租赁》来看，双方的确存在设备租赁的法律关系。何宗福在双方对账后，确认尚欠陈永华挖掘机租金160483元，应当予以支付。陈永华是否与王育雄商谈设备租赁问题，与设备是否系王育雄租赁并必无必然联系，且在台江区人民法院（2017）闽0103民初字第2023号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的庭审笔录中，陈永华声称王育雄在洽谈设备租赁事宜时，让其与老板何宗福签订合同。由此可见，陈永华从未自认过设备承租方系王育雄或其他人。何宗福关于其系王育雄雇员、其出具《二号挖机包月租赁》系职务行为的主张，缺乏有效证据证明；方成逵向陈永华转账50000元的事实，也无法证明《二号挖机包月租赁》所记载的期间内，何宗福不是设备的承租人。综上所述，何宗福的上诉请求缺乏证据证明，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10元，由上诉人何宗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甘力
审判员 陈洪
审判员 陈青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许露明书记员陈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