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民终25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惠玲(ImeldaMeridoresUng),女，1969年12月29日出生，菲律宾籍，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时坤，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丽梅，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ＸＸ泽（MeridoresAntonio），男，1931年8月11日出生，菲律宾籍，现住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昱，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昆，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惠玲因与被上诉人ＸＸ泽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5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惠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时坤、余丽梅，被上诉人ＸＸ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昱、郭明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惠玲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ＸＸ泽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程序违法、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判决结果不当，依法应予撤销。一、一审送达违反法律规定，程序违法。王惠玲系菲律宾籍人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没有住所，并且在一审阶段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2016年一审法院按ＸＸ泽提供的菲律宾地址邮寄诉讼文书，无法送达后，即在《人民法院报》公告；2017年一审法院误将中国公民张玉凤认定为王惠玲在一审阶段的诉讼代理人，又次在《人民法院报》公告诉讼文书及开庭时间，并通过自行查询张玉凤的户籍地，将一审判决书寄送到张玉凤的户籍地，直至张玉凤收到一审判决书之后，王惠玲才得知本案已开庭，已审结；甚至在张玉凤收到一审判决书之日，王惠玲连ＸＸ泽的证据材料还未收齐。一审送达程序违法如下：（一）一审法院未经外交途径送达，直接采用公告的方式送达，程序违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关于人民法院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的规定，公告送达的前提是已经穷尽送达方式不能送达后才使用的送达方式。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尚未缔结民商事的司法协助协议，中国系《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成员国，菲律宾尚未加入该公约；王惠玲不是中国国籍，在一审阶段未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玲系个人，也未确认过任何传真、电子邮件可用于收受本案的诉讼文书。则本案在采取通过外交途径送达和邮寄送达的方式都无法送达后才能使用公告送达。但，一审法院在按ＸＸ泽提供的地址邮寄无法送达之后采取了公告送达的方式，即，一审法院未按法律规定穷尽各项送达方式就采用了公告的方式送达，属于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将中国公民张玉凤认定为王惠玲一审阶段诉讼代理人，送达错误，也就是说实际上一审未完成送达，一审在未完成送达的情况下缺席开庭，也属于程序违法。王惠玲偶然情况下与中国的友人联系才得知一审诉讼事宜，遂委托厦门友人张玉凤聘请律师，一审法院将张玉凤认定为王惠玲一审阶段的诉讼代理人并向其邮寄送达诉讼文书，在张玉凤一再表明其并非诉讼代理人，无权签收诉讼文书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继续将张玉凤列为诉讼代理人，于2017年6月27日在《人民法院报》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2017年10月30日一审法院向张玉凤送达了2017年11月1日的开庭传票，张玉凤再次向一审法院表明其无权代理王惠玲的一审诉讼，并向一审法院表示因王惠玲系外籍人士未在国内定居，联系不便，王惠玲本人尚未收到一审案件的开庭信息，无法按时应诉，希望一审法院依法送达后，重新确定开庭时间。但是一审法院坚持开庭，并审结此案。1.王惠玲从未委托过张玉风作为其诉讼代理人代理本案一审阶段的诉讼。王惠玲曾公证委托张玉凤，希望张玉凤了解讼争房产被查封的情况并代其聘请律师代理本案诉讼，但从未授权委托张玉凤作为本案诉讼代理人，并且王惠玲只是将公证委托书复印件留在张玉凤处，在张玉凤寻聘到合适的律师后，王惠玲再将公证委托书原件直接寄交给律师。因此，当张玉凤手持公证委托书复印件向一审法院了解案件情况时，一审法院在未审查张玉凤是否有公证委托书原件的情况下，即将张玉凤列为王惠玲一审阶段的诉讼代理人，并执意向其送达诉讼文书。2.假设王惠玲委托授权张玉凤代理王惠玲的一审诉讼，依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关于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规定，张玉凤既非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又非王惠玲的近亲属，因此张玉凤依法不能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3.一审法院开庭公告时间违反法律规定，也属于程序违法。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27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并表述“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次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百六十八条关于涉外送达方式的规定，对涉外当事人的公告到开庭的时间间隔应为三个月加三十日，但本案一审开庭公告到开庭的时间间隔为60日加30日，违反了法律对涉外当事人公告送达的时间规定，也属于程序违法，依法应发回重审。二、一审法院认定讼争房屋由ＸＸ泽出资购买后直接登记产权至王惠玲名下，视为前者对后者的赠与，是错误认定。（一）讼争房产并非ＸＸ泽出资购买而是王氏家族财产的再投资和分配，ＸＸ泽仅为家族购房代理人而无所有权，本案不存在赠与关系。1.讼争房产由王氏家族企业购买分配给家族各成员，家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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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Ｘ泽仅为代理人而非出资人和所有人。王氏家族核心企业即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又翻译为菲律宾永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律宾国际公司）的股东原为ＸＸ泽（50%）、母亲张丽鸿（20%）、大哥（10%）、王惠玲（10%）及弟弟王俊雄（10%）。近二十年来，在王氏家族成员的共同努力运营下，王氏家族内各关联公司获利颇丰，为了分配各公司的收益和保持投资升值，家族内部决定将公司本应分红给各股东和奖励各高管即各子女的钱用来购买源昌国际城5#、6#底层21间店面，汇丰家园底层23间等店面，其中，王惠玲分得6套，其余分给其他兄妹及兄妹的子女，同时期王氏家族企业还先后购入海滨大厦商业用房、中山路步行街铜锣湾沿街三间店面，该房产为同时期收益最大房产，记在ＸＸ泽及母亲张丽鸿名下。而上述所有的购房事宜均由家族代表ＸＸ泽及母亲张丽鸿全权负责。2.ＸＸ泽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购房款是其个人出资，依法应承担其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1）首先，关于源昌国际城5#、6#底层21间店面：ＸＸ泽一审提供的证据可以明确，2003年至2004年期间厦门市源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昌公司）先后向菲律宾国际公司借款合计3112万元，据协议约定菲律宾国际公司将源昌公司应还款及相应的利息转化为购房款购得源昌国际城5#、6#底层21间店面。菲律宾国际公司于2016年6月14日签发《证明书》，可以确认：①ＸＸ泽一审提供的借款协议、认购协议签订主体是菲律宾国际公司；②向源昌公司出借款项的出借方是菲律宾国际公司；③源昌国际城21间店面的购房款是由上述出借款转化而来的。至于ＸＸ泽一审提交菲律宾国际公司证明书的目的是要证明菲律宾国际公司“实际”上是替ＸＸ泽向源昌公司出借款项，试图证明源昌国际城21间店面的“实际”购买人是ＸＸ泽，对此证明目的应由法院依法认定。其次，关于汇丰家园底层23间店面：从购房行为上看，不是ＸＸ泽个人的购买行为。ＸＸ泽一审提供的《公证委托书》（2003年3月10日），委托书明确表述ＸＸ泽和张丽鸿共同委托张昭岚代为购买厦门富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汇丰家园”23间店面事宜。ＸＸ泽一审提供的补充证据，从签订协议书到代付购房款，张昭岚全程参与，张昭岚的参与是基于上述委托书中ＸＸ泽与张丽鸿的授权委托，因此汇丰家园底层23间店面的购买是ＸＸ泽与张丽鸿共同购买的行为，不是ＸＸ泽个人的行为。从购房款支付上看，不是ＸＸ泽个人支付。ＸＸ泽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了汇丰家园23间店面购房款均间接或直接来自于位于各地的家族企业而不是ＸＸ泽个人。汇丰家园23间店面购房款实际支付情况具体分析如下：包括讼争房产在内的23间店面总房款为32729628元，《ＸＸ泽与受托人张昭岚对账明细》记载购房款分为8项，其中第①项100万元和第⑧项3万多元现金，虽为张昭岚支付，如上所述张昭岚是作为ＸＸ泽和张丽鸿的代理人代为支付，并非代ＸＸ泽个人支付，而该两笔购房款均为王氏家族企业在中国投资之所得，非ＸＸ泽个人所有；关于大额的第②项1400万元，来自于金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凯公司）和苏菊芳，也不是来自于ＸＸ泽个人；关于第③项近10万元的利息来自于第②项1400万元，故也应作为菲律宾国际公司替各产权人支付的款项；关于大额的第④项1500多万元，来自菲律宾国际公司在香港的关联账户，不是ＸＸ泽个人支付；关于第⑤项87.5万元的利息源自于第④项1500多万元；关于第⑥项16.5万元利息源自于支付的购房款，同样不应认定为ＸＸ泽的出资款；关于第⑦项90万元，系由上海丰泽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丰泽公司，菲律宾国际公司那时系上海丰泽公司的唯一股东)账户支出，同样也不是ＸＸ泽个人支付。（2）关于ＸＸ泽一审提供的张昭岚2012年8月30日《声明》，ＸＸ泽将其事先准备好的单方声明拿给张昭岚，并要求其签字，使得张昭岚在不了解真实出资人和权利人的情况下签署了该声明。因此，该声明并非其客观真实的陈述，不具有任何证明力。况且，张昭岚没有出庭作证。张昭岚于2016年8月21日签署出具另一份《声明》，张昭岚间接承认受ＸＸ泽的蒙骗，于2012年8月30日出具了一份虚假内容的《声明》，并表明：①其不知讼争房产产权属于谁；②无法确认购房款归谁所有，无法证明讼争房产是由ＸＸ泽出资购买；③代为办理讼争房产的收房、权属登记等相关手续后，产权证交由王俊英转交给各产权登记人，产权证原件不是ＸＸ泽领取；④经王惠玲同意，张昭岚才将讼争房产出租，并代为收取租金；⑤不予确认2012年8月30日出具的虚假《声明》的其他事项。ＸＸ泽并未提交任何能够证明讼争购房款是其个人出资的证据，即无法证明赠与人完全享有赠与标的的所有权，依法ＸＸ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简单认定涉案房产系ＸＸ泽所有，是错误的。（二）假设本案存在赠与，赠与的标的应是购房款而不是讼争房产，ＸＸ泽诉求有误，应予驳回。除非ＸＸ泽取得一手产权证，二手产权人是王惠玲，ＸＸ泽主张赠与标的是讼争房产才为正确，一审法院将赠与标的认定为房产而不是购房款属于认定错误。（三）退一步而言，即使双方存在赠与关系，且讼争房产为赠与标的，但也系ＸＸ泽与其妻子张丽鸿对王惠玲的共同赠与，ＸＸ泽无法单方撤销共同赠与的财产。三、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部分：（一）“2003年3月11日，案外人厦门富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富成公司）与ＸＸ泽（乙方，代理人张昭岚）签订一份《协议书》”，事实应为“2003年3月11日，案外人厦门富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富成公司）与ＸＸ泽、张昭岚（乙方，张昭岚为ＸＸ泽与张丽鸿代理人）签订一份《协议书》。（二）“2003年4月29日，富成公司与ＸＸ泽（代理人张昭岚）就上述《协议书》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书》”，事实应为“2003年4月29日，富成公司与ＸＸ泽、张昭岚（张昭岚为ＸＸ泽与张丽鸿代理人）就上述《协议书》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书》”。（三）“同日，富成公司与ＸＸ泽（代理人张昭岚）、厦门华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州公司）签订一份经公证的《保证合同》”，事实应为“同日，富成公司与张昭岚（张昭岚为ＸＸ泽与张丽鸿代理人）、厦门华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州公司）签订一份经公证的《保证合同》”。（四）“2003年10月20日，富成公司与ＸＸ泽（代理人张昭岚）、华州公司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书一》，就ＸＸ泽购买汇丰家园23间底层店铺相关事宜再次补充约定”，事实应为“2003年10月20日，富成公司与张昭岚（张昭岚为ＸＸ泽与张丽鸿代理人）、华州公司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书一》，就ＸＸ泽、张丽鸿购买汇丰家园23间底层店铺相关事宜再次补充约定”。（五）“2003年3月至11月，ＸＸ泽依约向富成公司支付了汇丰家园23间底层店铺的购房款”，购房款的实际支付情况如上文所述，事实应为“2003年3月至11月，分别由王氏家族各企业向富成公司支付了汇丰家园23间底层店铺的购房款”。（六）“2003年5月8日，富成公司向ＸＸ泽出具《证明》，确认收到款项14000000元”，事实应为“2003年5月8日，富成公司向ＸＸ泽出具《证明》，确认收到从厦门市金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苏菊芳账户转过来的款项14000000元”。（七）“2005年10月18日，富成公司向ＸＸ泽发送交房通知”，事实应为“2005年10月18日，富成公司向张昭岚(张昭岚为ＸＸ泽与张丽鸿代理人)和ＸＸ泽发送交房通知”。（八）“2006年4月，ＸＸ泽领取上述汇丰家园23间底层店铺的土地房屋权证……”，事实应为“2006年4月，案外人王俊英和张昭岚一起领取了上述汇丰家园23间底层店铺的土地房屋权证”。（九）“上述土地房屋权证由ＸＸ泽保管”，事实应为“上述土地房屋权证统一保存在家中的保险箱”。（十）“张昭岚出具书面材料，称房屋交付后其受ＸＸ泽委托代为出租、管理讼争房屋”，事实应为“张昭岚出具书面材料，称房屋交付后其受产权登记人委托代为出租，并代为收取租金”。（十一）“另查明，ＸＸ泽于菲律宾奎松市创办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事实应为“ＸＸ泽及其配偶张丽鸿、大儿子王俊英、女儿王惠玲、二儿子王俊雄共同创办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十二）“其中ＸＸ泽长期任董事长”，事实应为“其中ＸＸ泽、王俊英都曾担任过董事长”。（十三）“2009年，王俊英伪造ＸＸ泽签名骗取后者在中国上海的代理人身份，ＸＸ泽发现后声明否认王俊英为其代理人”，事实应为“2006年，ＸＸ泽授权王俊英代表菲律宾国际公司及ＸＸ泽本人管理上海丰泽公司，后因王俊英要制止ＸＸ泽盗卖上海丰泽公司，双方关系破裂，ＸＸ泽声明否认王俊英为其代理人”。（十四）“同年11月，菲律宾检察机关认定王俊英涉嫌伪造公文罪并于次月逮捕王俊英”事实应为“同年11月，菲律宾检察机关认定王俊英涉嫌伪造公文罪，2014年10月16日菲律宾法院裁定同意菲律宾奎松市检察院关于撤销指控王俊英伪造公文决议，裁定同意菲律宾奎松市检察院的决议，驳回ＸＸ泽要求重启调查的动议；裁定关于指控王俊英犯有伪造公文罪的案件全部驳回”。（十五）“2016年2月24日，菲律宾奎松市检察院查明，王惠玲与王俊英等人密谋伪造2015年4月1日股东会记录……决定以伪造公共文书罪对王惠玲与王俊英等人提起公诉”，事实应为“2016年2月24日，菲律宾奎松市检察院查明，王惠玲与王俊英等人密谋伪造2015年4月1日股东会记录……决定以伪造公共文书罪对王惠玲与王俊英等人提起公诉，2016年10月11日，菲律宾首都司法区城市审判法院第四十分院出具文书确定：撤销对王惠玲、王俊英等人的控诉”。四、一审据以判决王惠玲严重侵害ＸＸ泽的情况不存在。（一）王惠玲重新申请产权证不可能也没有侵害ＸＸ泽的权益。（二）所谓王惠玲与王俊英等人合谋伪造股东会记录（2015年4月1日）之事，ＸＸ泽在菲律宾当地提起控告，2016年10月11日，菲律宾首都司法区城市审判法院第四十分院已经判决：撤销对王惠玲、王俊英等人的控诉。菲律宾法院否认ＸＸ泽对王惠玲和王俊英等人“伪造股东会记录“的指控，既所谓伪造只是ＸＸ泽的单方表述，是故意隐瞒事情真相。伪造不存在，那么由此推论出的对ＸＸ泽的侵害也并不存在。关于2015年4月1日的股东会召开，因ＸＸ泽将家族企业中营利最好的上海丰泽公司盗卖给新亚鞋服贸易有限公司（价值上亿的公司资产以4000万元的低价出售），不惜伪造2012年3月1日的董事会会议记录、伪造王俊雄的公司秘书身份，召开2015年4月1日的股东大会是王惠玲等菲律宾国际公司其他股东不得不通过合法方式维权的行为。ＸＸ泽的伪造行为已由菲律宾法院于2014年10月16日出具的裁定书中予以确认，该裁定书确认ＸＸ泽指控王俊英伪造的三份文件不是伪造，包括LalaineP.Monserate的声明，该声明明确指出上述ＸＸ泽伪造行为，并且明确表述“基于证券交易委员会之上述调查发现，可确定永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菲律宾国际公司）拥有的上海丰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之争议性出售自开始起即为无效，原因是该出售事宜未按照菲律宾法律的规定获得公司董事会的批准”。ＸＸ泽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包括王惠玲在内的其他股东的利益，因此王俊英、王惠玲等各股东只能按菲律宾当地的法律规定通过召开股东会更换菲律宾国际公司的董事长，该等行为在菲律宾当地是合法的，不存在所谓的“严重侵害”。（三）所谓王惠玲“篡改”的菲律宾国际公司秘书的身份，有关于王惠玲在作证期间是否是菲律宾国际公司秘书之事，王惠玲已经在菲律宾当地法院起诉王俊雄，诉王俊雄擅自篡改菲律宾国际公司秘书之事，此案尚未审结。另，关于王惠玲在上海民事诉讼中为王俊英作证之事，该民事诉讼案件系王俊英与上海丰泽公司（2014年11月26日上海丰泽公司股东已由菲律宾国际公司变更为新亚鞋服贸易有限公司，早已不是王氏家族企业）的诉讼纠纷，ＸＸ泽既非该民事案件的被告也不是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王惠玲在该案中作证，表述了一件曾发生的事实，此举怎么可能侵害ＸＸ泽的利益。而关于王惠玲在上海民事诉讼中作证提供的2012年1月24日的董事会决议事项，王惠玲作为在任的公司秘书已经按菲律宾相关法律规定将该决议事项在相关政府部门公证存档，若ＸＸ泽认为该项决议内容是王惠玲伪造，应由菲律宾当地法院予以认定，在没有菲律宾法院认定伪造的情况下，中国内地法院直接采信王惠玲的主张不符合诉讼原则。假设讼争房产系ＸＸ泽个人赠予王惠玲的，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关于赠与人撤销权的规定，受赠人必须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赠与人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一审判决书中据以得出结论的几项事实都是片断的事实，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侵害”，“严重侵害”。希望二审法院能将本案发回重审，给案件当事人平等参加诉讼的权利，也有利于人民法院了解案涉事实的全面、真实的经过，据以得出公平、公正的判决。五、本案所涉事实应按英美法系的法律认定标准确认，不适用中国内地法律的衡量标准。本案所涉事实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菲律宾，且菲律宾国际公司亦是在菲律宾注册成立的公司，公司行为、股东、董事的行为由菲律宾当地的法律来规范。因此案涉的“股东会决议”是否为伪造、“王惠玲公司秘书”身份是否为篡改，王惠玲与王俊英等人是否犯有伪造公文罪只能由菲律宾当地法院依当地法律规定（及判例）来认定。因此，王惠玲的种种行为是否是犯罪的行为，应由菲律宾当地法院确认，不应用中国内地的法律来衡量。六、ＸＸ泽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子女的孺慕之情，但是王惠玲还是希望父亲撤销诉求，让子女们能承欢膝下，陪伴老父亲安度晚年。综上，一审法院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不当，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ＸＸ泽的一审诉讼请求。二审庭审中，王惠玲补充上诉意见：中国大陆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是菲律宾国籍，且ＸＸ泽主张的撤销赠与的理由均发生在菲律宾，案件不适用中国大陆法律。
ＸＸ泽辩称，一审判决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一、一审送达未违反法律规定，程序合法。（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六款的规定“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送达回证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根据菲律宾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7节规定，菲国法律允许邮寄送达。一审法院立案后已经向王惠玲邮寄送达，虽然王惠玲没有退回送达回证，但是王惠玲随后在中国大陆公证处作出对代理人张玉凤关于本案的《委托书》的行为（并且该委托书是关于本案各方面全部授权的委托书），已经足以认定送达王惠玲，且王惠玲也采取了应诉措施。后一审法院出于谨慎作出公告送达，只是为了补强送达，并不存在程序严重违法的行为。（二）针对王惠玲提出的委托张玉凤只是“希望张玉凤了解讼争房产被查封的情况并代其聘请律师”、“一审卷宗无原件”等的说法，经了解，张玉凤原件在一审庭审期间就已经提交，王惠玲所述不实。根据该《委托书》，王惠玲对张玉凤作为受托人的权限作了“全权”授权：“受托人有权直接代为处理或委托律师代为处理上述纠纷……受托人或代理律师享有如下权利：有权作为委托人的诉讼、执行、再审、申诉、抗诉代理人，代理包括一审、二审……有关的任何案件档案等方面可能涉及的全部程序。受托人或代理律师在诉讼中有权代为处分委托人所享有的全部实体和程序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1.代为起诉和提起反诉，代为一审诉讼；……；5.有权代为签署包括起诉状、反诉状、保全申请书、调解书、上诉状、申请执行书……等在内的所有书状材料，受托人及代理律师在所有书状材料上的签名与委托人具有同等效力……；以上未穷尽之法律允许可代理的且为办理事项所必需之其他代理权限，应本着促成委托事项之目的，视为已得到委托人的充分授权。”一审法院依此并向受托人张玉凤进行邮寄送达，但受托人拒签收。一审法院随后上门送达，并邀请居委会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住所，并且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一审法院已经完成送达。出于谨慎，一审法院随后又通过报纸公告进行送达。所以，一审的送达程序不存在任何违法情况。（三）关于张玉凤诉讼代理人的问题。第一，一审法院并没有对张玉凤是否是诉讼代理人作出认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一审法院只是根据张玉凤提供的公证的“全权”《委托书》中王惠玲对张玉凤的指定代收行为，对张玉凤进行送达，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第二，一审法院亦没有接受张玉凤作为诉讼代理人出庭，不存在程序违法。（四）关于王惠玲提出的公告时间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正如上述，一审法院已经合法进行了邮寄送达，也对指定代收人进行邮寄送达、留置送达。在两次合法送达后，其实一审法院已经可以安排开庭。但出于谨慎，一审法院又通过对中国籍代收人合法公告送达（公告期60天，符合代收人公告期规定）。综上，一审法院送达程序不存在违法行为。本案反而是王惠玲利用其外籍人士身份，通过各种手段拖延、阻碍一审庭审，一审法院也让张玉凤出具检讨说明。二、讼争房屋是ＸＸ泽出资购买并直接登记在王惠玲名下。（一）关于厦禾路房产（汇丰家园）。1.本案涉及的厦禾路房产（汇丰家园）与之前法院受理的涉及ＸＸ泽与案外人王俊英纠纷的（2014）厦民终字第2902号等六个案件讼争的房产均在ＸＸ泽购买的23间店面之内。ＸＸ泽提供的关于此房产来源的证据也与前述六案的证据相同。正如该六案原来一审法院认定并得到二审法院支持的判决意见所述，“讼争房产的房屋买卖合同系以ＸＸ泽名义签署，富成公司也向ＸＸ泽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昭岚出具5份厦门市企业事业机关单位资金往来统一票据，这表明购房款系ＸＸ泽支付。虽然购房资金从厦门金凯公司等账户汇入开发商账户，但不足以证明购房资金是ＸＸ泽、王俊英家族盈利的再投资行为。因此，ＸＸ泽将其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并支付购房款后购买的房屋产权登记在王俊英名下，符合赠与合同的特征，涉案房屋系ＸＸ泽对王俊英的赠与。”同样，本案涉及的厦禾路房产，亦是ＸＸ泽对王惠玲的赠与。2.王惠玲关于款项来源认为是家族企业共有的众多陈述，并未提供证据，ＸＸ泽对此不予认可，也不再赘述。关于上诉状提到90万元款项部分，ＸＸ泽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该款项也是ＸＸ泽支付给开发商用于购买案涉房产的款项。案涉“汇丰家园”店面涉及款项三千万元，只有此90万元是ＸＸ泽通过上海丰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给开发商，并且也只是通过公司代ＸＸ泽支付。王惠玲据此就认为是家族购房款没有事实依据。3.虽然《公证委托书》有提到ＸＸ泽和张丽鸿共同委托张昭岚的表示，但是事实上，从ＸＸ泽提供的证据均可以证明，在实际购买过程中，讼争房产是ＸＸ泽购买，包括从与开发商签订合同、开发商确认付款对象、及至开具发票（发票金额近三千万元抬头为“ＸＸ泽”，只有一百万元抬头“张昭岚”）等，均是ＸＸ泽个人。代理人张昭岚与开发商签订的《保证合同》的公证内容表述，其代理的是ＸＸ泽，而不是ＸＸ泽夫妻。并且再结合张昭岚提供的《说明》中表述的，其也只是代理ＸＸ泽个人。所以，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均是ＸＸ泽的个人行为，即使部分有张昭岚签字的，其也是代表ＸＸ泽。（二）关于角滨路房产（源昌国际城）。正如一审法院认定，ＸＸ泽持有购买讼争房屋相关文件材料以及房屋产权证，且菲律宾公司也出具证明承认ＸＸ泽借名认购房屋，足以认定讼争房屋是ＸＸ泽出资购买之事实。（三）不论款项往来如何，其实也仅是赠与人与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影响赠与人购买及赠与行为。三、本案赠与的标的是房产，并非购房款赠与。（一）本案赠与的是房产而非购房款。王惠玲认为ＸＸ泽需要取得一手产权然后再办二手产权登记给王惠玲才叫房产赠与的观点没有依据。购买案涉房产并登记在受赠人名下是一手房赠与的正常流程。（二）案涉房产是ＸＸ泽对王惠玲的赠与。1.王惠玲上诉状中，一会儿认为讼争房产是家族财产，一会儿认为是ＸＸ泽及其配偶的财产。请王惠玲具体确认观点为何。2.正如上述，本案的赠与标的是房产，赠与时间根据产权证登记的时间，厦禾路房产为2006年3月到4月，角滨路房产为2008年3月。而ＸＸ泽配偶死亡时间为2005年1月14日，该赠与行为乃发生在ＸＸ泽配偶死亡后，为ＸＸ泽个人对王惠玲的赠与行为。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故案涉财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适用ＸＸ泽与其妻所在国菲律宾共和国法律。根据《菲律宾共和国婚姻法》第126条：“夫妻关系因下列原因终止：1、夫妻任一方死亡；2、因法定分离的判决书；3、因婚姻被宣告无效或取消；4、因本法第134至138条规定的司法裁决的财产分割。”同时，本案房产取得及赠与在ＸＸ泽配偶死亡之后，菲律宾法律对此没有规定，但根据权威法学理论，产权在夫妻关系终止后由一方取得的，为该方财产，而不论资金来源。讼争房产为ＸＸ泽配偶死亡后取得并赠与给王惠玲，是ＸＸ泽对王惠玲个人赠与。四、就王惠玲提到的所谓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的部分，ＸＸ泽一一作出答复：（一）2003年3月11日的《协议书》为ＸＸ泽与富成公司签订，张昭岚是ＸＸ泽的代理人。在公证的《保证合同》中，已经提到张昭岚是ＸＸ泽的委托代理人。同时张昭岚出具的《说明》也证实其是作为ＸＸ泽的代理人。相关房产实际购买中，张昭岚均是代理ＸＸ泽个人。故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无须更改。（二）、（三）、（四）一审认定事实无须更改，理由同上。（五）一审认定事实无须更改。此为王惠玲单方说法，没有证据支持。（六）一审认定事实无须更改，此认定依据的是开发商富成公司出具的说明。（七）一审认定事实无须更改，理由同第（一）点。（八）一审认定事实无须更改，产权证为ＸＸ泽或其代理人领取。（九）一审认定事实无须更改，ＸＸ泽并已经将持有的产权证作为证据提交。（十）一审认定事实无须更改，讼争房产的处分过程中，张昭岚均是作为ＸＸ泽的代理人。（十一）一审认定事实无须更改，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是ＸＸ泽创办。（十二）--（十五）一审认定事实无须更改。王惠玲无证据支持。五、一审判决王惠玲严重侵害ＸＸ泽的认定正确。（一）王惠玲在明知产权证在ＸＸ泽手里，且还未实际交付房产的情况下，却谎称保管不慎，登报遗失，并领取新产权证，进而收取讼争房产租金，已经严重侵害了ＸＸ泽的财产权利。（二）王惠玲作为ＸＸ泽女儿，不仅未尽赡养义务，长期以来更是对父亲ＸＸ泽不断采取各种手段伤害其精神、肉体、财产等各方面权益。子女乃父母亲的精神寄托与依靠，王惠玲作为ＸＸ泽女儿，理应对年迈的父亲怀有尊重、爱护之心，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且基于经济利益纠纷方面的原因对本应安享晚年的父亲进行刑事控告，企图让年迈的父亲受到刑事制裁，致使本案所涉赠与依据的父女亲情的基础丧失。无论刑事控告结果如何，必然是对ＸＸ泽精神层面的严重伤害。（三）关于王惠玲伪造文书事实，ＸＸ泽在一审中提供了众多证据证明王惠玲伪造事实的存在。六、王惠玲称“本案所涉事实应按英美法系的法律认定标准确认”没有依据。七、王惠玲至今仍然在以各种手段严重侵害ＸＸ泽。综上，王惠玲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并维持原判。二审庭审中，ＸＸ泽补充答辩意见：1.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即便适用赠与合同纠纷根据最密切原则也应适用中国大陆法律，故中国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2.王惠玲认为张玉凤不是适格代理人，根据该逻辑，如果张玉凤不是适格代理人，二审出庭的代理人是受张玉凤转受托的，如果王惠玲逻辑成立，二审出庭的代理人也不是适格代理人。3.退一步讲，即便存在夫妻共同财产问题，也是ＸＸ泽与其配偶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影响本案赠与关系。4.王惠玲称ＸＸ泽对其在菲律宾的刑事控告被法院驳回与事实不符，其实该案还在刑事侦查阶段。
ＸＸ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撤销ＸＸ泽对王惠玲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28号109单元店面的赠与；2.依法判令王惠玲立即到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将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28号109单元店面办理过户登记至ＸＸ泽名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3月11日，案外人厦门富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富成公司）与ＸＸ泽（乙方，代理人张昭岚）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甲方尚未取得汇丰家园项目预售许可证，乙方为拥有优先购买汇丰家园底层11-33号店面，共计23间的权利，双方签订本协议；店面销售面积1489.8平方米（暂测面积），单价22800元/平方米，总金额33967440元；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乙方支付100万元作为定金，2003年6月30日前再付1500万元；在领取预售许可证三天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支付房款总价累计50%作为首期款，余款总房价的50%办理银行按揭等等。2003年4月29日，富成公司与ＸＸ泽（代理人张昭岚）就上述《协议书》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书》，对购买店面的付款方式、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等事项进行了重新或补充约定。同日，富成公司与ＸＸ泽（代理人张昭岚）、厦门华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州公司）签订一份经公证的《保证合同》，约定由华州公司为富成公司履行上述《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提供担保。2003年10月20日，富成公司与ＸＸ泽（代理人张昭岚）、华州公司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书一》，就ＸＸ泽购买汇丰家园23间底层店铺相关事宜再次补充约定。2003年3月至11月，ＸＸ泽依约向富成公司支付了汇丰家园23间底层店铺的购房款。2003年5月8日，富成公司向ＸＸ泽出具《证明》，确认收到款项1400万元。2005年10月18日，富成公司向ＸＸ泽发送交房通知，并要求付清汇丰家园23间底层店铺购房尾款。其后，上述买卖双方履行了相关协议。
2006年4月，ＸＸ泽领取上述汇丰家园23间底层店铺的土地房屋权证，其中包括本案讼争的思明区厦禾路828号109单元房屋（以下简称讼争房屋）的权证。讼争房屋登记在王惠玲名下，产权来源为2004年购买商品房。上述土地房屋权证由ＸＸ泽保管。张昭岚出具书面材料，称房屋交付后其受ＸＸ泽委托代为出租、管理讼争房屋。
2012年12月14日，王惠玲在《厦门日报》刊登讼争房屋的土地房屋权证的遗失声明。2013年，王惠玲补办并领取了新的土地房屋权证。
一审法院另查明，ＸＸ泽于菲律宾奎松市创办菲律宾囯际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律宾国际公司），公司总股本5000股，其中ＸＸ泽持2500股，股东均为董事，部分股东任高级管理人员，其中ＸＸ泽长期任董事长。
菲律宾国际公司在中国上海设立了子公司上海丰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丰泽公司），ＸＸ泽任总裁。2009年，王俊英伪造ＸＸ泽签名骗取后者在中国上海的代理人身份，ＸＸ泽发现后声明否认王俊英为其代理人。
2012年8月，王俊英与菲律宾国际公司在菲律宾民事起诉ＸＸ泽，请求法院确认ＸＸ泽未经菲律宾国际公司董事会同意开展出售上海丰泽公司的行为无效。菲律宾法院驳回上述诉讼请求，其后亦驳回王俊英与菲律宾国际公司对裁判结果“重新考虑之动议”。
2013年2月，王俊英与菲律宾国际公司再次在菲律宾提起民事诉讼，起诉内容与上述2012年民事诉讼基本一致。同年7月，王俊英控告ＸＸ泽等作伪证及伪造公文，ＸＸ泽亦控告王俊英伪造公文。同年11月，菲律宾检察机关认定王俊英涉嫌伪造公文罪并于次月逮捕王俊英。
2016年2月24日，菲律宾奎松市检察院查明，王惠玲与王俊英等人密谋伪造2015年4月1日股东会记录，并凭借上述伪造文件向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篡改了菲律宾国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信息，其中包括将董事长由ＸＸ泽变为王俊英、将公司秘书由王俊雄变为王惠玲。菲律宾奎松市检察院认为，王惠玲与王俊英等人的上述行为损害了ＸＸ泽的利益，决定以伪造公共文书罪对王惠玲与王俊英等人提起公诉。
一审法院还查明，2017年王俊英与上海丰泽公司有关于房产买卖的纠纷于上海法院立案审理。在上述诉讼中，王惠玲以菲律宾国际公司秘书的身份为王俊英出具了书面证言。
王俊英、王惠玲均为ＸＸ泽的子女。
一审判决认为，讼争房屋由ＸＸ泽出资购买后直接登记产权至王惠玲名下，应视为前者对后者的赠与。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本案中，王惠玲存在严重侵害ＸＸ泽的行为。其一，讼争房屋产权虽登记在王惠玲名下，但自始由ＸＸ泽占有收益且产权证由ＸＸ泽保管，对此王惠玲并无异议，应视双方共同认可上述状态，亦即赠与房屋产权人与占用人的暂时分离。然而，王惠玲未经ＸＸ泽同意，登报谎称遗失并补办产权证，意图达到控制房屋的目的，侵害了ＸＸ泽对讼争房屋的权利。其二，王惠玲与王俊英等人合谋伪造股东会记录，篡改菲律宾国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信息意图夺取公司控制权，该行为侵害了ＸＸ泽对菲律宾国际公司的权利并涉嫌犯罪致使当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其后，王惠玲还以篡改的菲律宾国际公司秘书身份在上海民事诉讼中为王俊英作证，仍然意图侵害ＸＸ泽利益。王惠玲作为女儿，通过种种手段侵夺父亲ＸＸ泽的财产，对ＸＸ泽的精神造成沉重打击，ＸＸ泽要求撤销赠与并将讼争房屋恢复登记至其名下，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项、第一百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撤销ＸＸ泽对王惠玲就思明区厦禾路828号109单元房屋的赠与；二、王惠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将思明区厦禾路828号109单元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ＸＸ泽名下。案件受理费24080元，由王惠玲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王惠玲负担；款项已由ＸＸ泽垫付，王惠玲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ＸＸ泽支付。
本院二审期间，王惠玲为证明其主张提交32份证据，其中证据7.8.9.14.15.25.30无原件，证据27.28.31.32还在作认证过程中，证据6的证明内容，以证据30佐证。证据1.声明（张昭岚2016年8月21日）。证据2.ＸＸ泽与王俊英案一审笔录节选（2014年4月16日）。证据3.4.经使馆认证的王惠玲的《出生证》（编号S.N.15A-0256977）、经使馆认证的母亲张丽鸿的《死亡证明》（编号S.N.11A-1047079）。证据5.经使馆认证的菲律宾首都司法区城市审判法院第四十分院判决（编号S.N.17A-0383528）及公诉针对的文书：2015年4月1日股东会会议记录、2015年6月19日董事会决议、2015年6月1日的公司信息表。证据6.ＸＸ泽与王俊英系列案二审王俊英补充提交证据及证据所涉三份文件。证据7.ＸＸ泽与王俊英系列案ＸＸ泽提供的《补充证据清单三》证据1。证据8.9.10.沪劳人仲（2015）办字第1145号裁决书、（2016）沪0115民初1041号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10924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1.王惠玲房产买卖合同、购房发票。证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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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经使馆认证的存档于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设立资料（编号17A-0368081）、经使馆认证的存档于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2011年一般信息表（GIS）（编号17A-0368080）、经使馆认证的由市长办公室签发的2015年营业许可证（编号14A-1146949）、经使馆认证的存档于证券委员会的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2015年一般信息表（编号14A-1129598）、经使馆认证的存档于证券委员会的菲律宾国际商业有限公司2017年一般信息表（编号17A-0372823）、经使馆认证的由市长办公室签发的2017年营业许可证（编号17A-0368079）、经使馆认证的菲律宾奎松市营业许可证和执照办事处出具的证明（编号17A-0368082）。证据19.翻译单位登记证书。证据20.张丽鸿股权过户给王希贤的完税证明及翻译公司营业执照。证据21.电汇凭证。证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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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转账说明、收款收据、说明。证据25.26.工商档案、电汇凭证。证据27.28.菲律宾国际公司的《声明》、董事会决议。证据29.王丽鸿股权转让给王希贤的过户、完税凭证。证据30.王俊英二审庭审笔录。证据31.王君丽的供词。证据32.王惠玲诉王俊雄案。
ＸＸ泽质证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声明人作为成年人，重新出具声明的理由竟然是对“用途和性质并不知晓，未尽审慎之责”。该声明恰恰说明的是，声明人在2016年又出具一份部分内容与之前不一致的声明，并且是在一审败诉之后，其目的性与真实性均让人生疑。该声明确认其曾经在2012年8月30日出具给ＸＸ泽在原案件中提供的声明。故按照该表述，对2012年声明应予确认。该声明与事实不符。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据3.4的表面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本案赠与的是房产而非购房款。证据5的表面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6只有中文，没有原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即便有原文，也系在境外形成，没有经过公证认证，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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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证据8.9的真实性须核对，证据10的表面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11的表面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2公司章程原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翻译件准确性也有异议。证据13.2011年一般信息表真实性认可。证据14
--2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21--
24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25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据26的真实性认可，但均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27--
32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王惠玲的上述证据事实上与本案涉及的纠纷没有关联性。
ＸＸ泽亦提交六份证据：证据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5685号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据二、三，上海丰泽公司2005年出具的说明、王俊雄2016年在厦门出具的说明。证据四，2018年菲律宾公司营业执照及其翻译公司资质证明。证据五，他案王俊英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证据六，菲律宾公司董事会决议及其翻译公司资质证明。王惠玲质证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确认，该案尚未审结生效，所谓的名誉侵权只是ＸＸ泽之言。证据二的真实性确认。正好证明王惠玲的主张，包括讼争房产在内的同时期在厦门购买的多套店面系王氏家族企业作为付款人和购买人，为家族各成员购买的，与ＸＸ泽个人无关。证据三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系证人证言，证人若未出庭接受询问，其证言不应被采信。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庭审后，王惠玲又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表面真实性确认，但认为菲律宾国际公司于2018年5月24日更新营业执照，新的营业执照上的王俊英为菲律宾国际公司的董事长。证据五的真实性可以确认。证据六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王惠玲没有签字。
本院认为，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待全案综合分析后再作认定。
王惠玲还向本院提交证据调查申请书，要求向上海浦东新区法院调取其提交的证据8.9.14.15.30原件。ＸＸ泽则认为，该列证据王惠玲可以自己取得，不需要法院调查。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除了王惠玲在上诉状提及的事实有异议外，其余事实没有争议。本院对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中国大陆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二、一审送达程序是否违法；三、讼争房产是否是ＸＸ泽对王惠玲的赠与；四、王惠玲是否存在侵害ＸＸ泽权益的行为。对此，分析评判如下：
一、中国大陆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
本院认为，本案是赠与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不动产已登记的，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不动产未登记的，以不动产实际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本案涉及的赠与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且讼争房屋的权属登记记载所在地是中国厦门，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二、一审送达程序是否违法。
本院认为，本案一审于2016年4月1日立案，王惠玲在一审审理期间，即2016年8月15日在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委托中国公民张玉凤作出经公证的《委托书》。《委托书》记载，王惠玲委托张玉凤代为处理其与ＸＸ泽“关于位于中国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店面任何纠纷事宜。委托权限为全权授权，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一、受托人有权直接代为处理或委托律师代为处理上述纠纷，……。此外，受托人或代理律师享有如下权利：有权作为委托人的诉讼、执行、再审、申诉、抗诉代理人，代理包括一审、二审、申请执行、再审、申诉、抗诉、调取与MeridoresAntonio（中文名：ＸＸ泽）有关的任何案件档案等方面可能涉及的全部程序。受托人或代理律师在诉讼中有权代为处分委托人所享有的全部实体和程序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1、代为起诉和提起反诉，代为一审诉讼（包括发回重审的情况下），……；2、代为提起上诉，代理二审诉讼（包括在对方上诉的情况下），在二审中享有与在第一审程序中相同的权利；……；5、有权代为签署包括起诉状、反诉状、保全申请书、调解书、上诉状……等在内的所有书状材料，受托人及代理律师在所有书状材料上的签名与委托人具有同等效力；6、有权代为签收包括调解书、判决书、裁定书在内的所有法院诉讼文书和检察院的相关文书；……。8、有权转委托其它律师代理上述事项，并将其全部或部分权利授予转委托的律师。二、以上未穷尽之法律允许可代理的且为办理委托事项所必需之其他代理权限，应本着促成委托事项之目的，视为已得到委托人的充分授权。三、受托人有转委托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既可以向受送达人送达，也可以向其诉讼代理人送达。受送达人指定诉讼代理人为代收人的，向诉讼代理人送达时，适用留置送达。”根据《委托书》记载，张玉凤也是王惠玲的代收人。一审法院据此向张玉凤进行送达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张玉凤进行邮寄送达，但张玉凤拒签，随后一审法院到达张玉凤住所地（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送达，并邀请所在社区居委会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将诉讼文书留置在张玉凤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了送达过程。因此，一审送达程序不存在违法情形。另，本案一审法院立案后，也根据ＸＸ泽提供的王惠玲在菲律宾国内法院诉讼文件中登记的王惠玲地址向王惠玲进行邮寄送达，王惠玲随后在厦门市鹭江公证处作出对张玉凤公证委托，亦足以认定王惠玲已经知晓诉讼事宜。一审法院为慎重还于2017年6月27日向王惠玲指定受托人、代收人张玉凤公告送达诉讼文书，根据上述公证委托书，张玉凤有权代为诉讼，且本案二审王惠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时坤律师、余丽梅律师的代理权限也来源于张玉凤具有转委托权，张玉凤经合法通知拒不到庭，一审法院缺席审理，并无不当。
三、讼争房产是否是ＸＸ泽对王惠玲的赠与。
本院认为，ＸＸ泽以自己的名义与富成公司签订《协议书》、《补充协议》等，并持有购买讼争房屋相关文件资料以及房屋产权证原件，足以认定讼争房屋是由ＸＸ泽出资购买。讼争房屋虽然登记在王惠玲名下，但王惠玲并未实际管理，由于ＸＸ泽与王惠玲系父女关系，结合ＸＸ泽之前在厦门所购房产权属登记的做法，应视为ＸＸ泽将讼争房屋赠与王惠玲。王惠玲主张讼争房产为家族共同购买，但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王惠玲还主张讼争房产是ＸＸ泽与其配偶张丽鸿共同财产，系夫妻共同赠与，ＸＸ泽无法单方撤销共同赠与的财产。本院分析认为，本案讼争标的是房产赠与，而非购房款赠与。根据讼争房产《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记载，房产登记至王惠玲名下的时间在2006年4月6日，而张丽鸿死亡时间为2005年1月14日，该赠与行为发生在张丽鸿死亡之后，故讼争房产为ＸＸ泽个人对王惠玲的赠与。姑且不论购房款是否是夫妻共有，在赠与人为ＸＸ泽个人的情形下，撤销赠与的权利人也应为ＸＸ泽。至于王惠玲主张其亦是张丽鸿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之一等理由，则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王惠玲二审提供的证据1是张昭岚2016年8月21日出具的《声明》，本院（2017）闽02民申403号民事裁定书对该份证据已作出认定“且张昭岚前后出具的两份《声明》内容相互矛盾，在张昭岚未到庭进一步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亦不足以证明王俊英所诉'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故王惠玲二审无须再提供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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