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豫01民终113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江涛，男，198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亚伟，河南首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州凯思航空票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管城区紫荆山路。
法定代表人：卢珂，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禄海占，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文锋，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勤柱，男，1976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利静，河南信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利桢，河南信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王兰兰，女，198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
上诉人郑州凯思航空票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思票务）、樊江涛因与被上诉人韩勤柱及原审被告王兰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18）豫0104民初18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樊江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亚伟，上诉人凯思票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禄海占，被上诉人韩勤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利静、温利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樊江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郑州市管城区回族区人民法院（2018）豫01014民初181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内容，并依法改判驳回韩勤柱对樊江涛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韩勤柱承担。事实和理由：樊江涛认为该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该予以改判。一、在事实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判决书第二项未扣除由樊江涛本人支付的保险费2693.6元；2.韩勤柱出行时，让樊江涛找的摄像人员及摄像服务费用5100元也未扣减；3.在韩勤柱订票时，有五人购买的是单程票，到了2017年9月25日，韩勤柱又要求该五人继续购买返程票。其返程费用3750元也应从樊江涛退还款中扣除；4.韩勤柱等人返程后，凯思票务与樊江涛联系称需要补2500元的余款，樊江涛支付了该费用，也应从樊江涛退还款中扣除；5.樊江涛并没有多收取韩勤柱的机票款，多余款项是凯思票务支付樊江涛的居间介绍费，该居间介绍费符合市场行为习惯。二、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樊江涛与韩勤柱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应当在本案中驳回韩勤柱对樊江涛的起诉；2.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本案的机票款全部系韩勤柱本人资金，韩勤柱能否代表400多人主张权利也缺乏事实上的证据；3.判决书中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相关规定的内容是错误的；4.判决书引用的《中国民用航空电子客票暂行管理办法》及《关于进一步规范航空客货销售代理市场的意见》，不适用本案平等的民事诉讼主体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系引用错误；5.特殊条件下实际购买机票的价格高于公开价格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本案的判决结果破坏的是一个市场规则。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维护樊江涛合法权益。
韩勤柱辩称，1.乘机人员保险费一般都是出票时随机票一并购买，樊江涛称保险费是由其出资购买没有依据；2.关于五人及摄像人员的机票款，一审法院判决凯思票务退还的机票款并不包含上述人员的机票。且一审判决樊江涛退还的购票款是其截留的并未转账给凯思票务的款项，该款项本身就没有用于购买机票，因此根本不存在扣减的问题；3.关于樊江涛诉称的返程后凯思票务要求补款的2500元，樊江涛从未向韩勤柱提起过该款项，至今也未说明该款项的用途及性质，一审时也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向凯思票务支付过该笔款项，该费用不在一审法院裁判退回的范围，因此也不存在扣减的问题，樊江涛该部分请求没有事实依据；4.关于居间费问题，凯思票务自始否认向樊江涛支付过居间费。即使居间费存在，根据上诉人所述也应该是凯思票务向其支付而不应当由韩勤柱承担，韩勤柱已经按约向樊江涛支付过订票费。5.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本案韩勤柱是通过樊江涛购买的机票，樊江涛是机票买卖的具体经办人。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决其退还多收取的购票款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时韩勤柱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全部机票款系韩勤柱支付，有权利主张退还。关于在民事判决中能否适用行政法规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四条、第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机票受市场行情影响价格可能会有波动，不同航空公司之间、同一航班其机票之间可能存在价格差异，但每一张机票都有对应的唯一的点在客票号，在出票瞬间机票价格就已确定，即同一张机票价格是不会再变动的。樊江涛所称“特殊条件下实际购买机票的价格高于公开价格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是错误的，出票后的真实票价只有一个，机票价格是否虚高，应该根据该趟行程的真实价格来认定，而不是对比市场销售价格。樊江涛故意混淆了出票前、出票后机票价格及同一张机票的价格与同一张航班的机票价格。
凯思票务辩称，1.本案中樊江涛是焦作光大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万方桥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本身也具有直接向航空公司购买机票的资格，其在本案中之所以向凯思票务公司购买机票是其业务能力及渠道不能满足短时间内向本案韩勤柱提供数百张机票，故而其在向韩勤柱收取机票款后才向凯思票务购买机票，而在购买机票过程中凯思票务向樊江涛（光大旅行社）提供的报价单与樊江涛向韩勤柱提供的报价单是不一致的，不一致的地方是樊江涛在凯思票务提供的报价的基础上上浮了10%-20%不等向客户报价，并收取费用。同时客户是将机票款直接转入樊江涛账户，而樊江涛在扣除差价后向凯思票务公司支付了我公司应得的机票款。由三方交易过程可以看出，三方之间形成了两个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而韩勤柱和樊江涛在整个交易环节从未向凯思票务透漏过凯思票务的订票客户是韩勤柱，我方一直认为机票购买客户就是樊江涛所代表的光大国际旅行社。因该旅行社有组织数百人出行的能力及业务范畴，因此樊江涛所谓的其属于居间方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这只是其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应付本案诉讼所做出的辩解而已。因如果樊江涛是居间方，机票款应由客户之间转给我公司，但本案并非如此。故韩勤柱和凯思票务之间没有直接的买卖关系，也不存在韩勤柱所谓的其与樊江涛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的事实。2.我公司所出的实际票价确实不含保险费，该保险费是由樊江涛主动提出由其公司承担并购买。该保险费差额部分由樊江涛所代表的光大国际旅行社享有。3.我方和韩勤柱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关系，所以樊江涛不是居间介绍方，不存在所谓的居间介绍服务费。4.关于法律适用，我方认为樊江涛所称的判决书中不能引用规范性意见，符合法律规定。规范性意见不应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
凯思票务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韩勤柱对凯思票务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韩勤柱、樊江涛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凯思票务与韩勤柱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不应退还韩勤柱任何款项。首先，一审判决确认的“403人的机票实际价格为390820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庭审过程中，无论是凯思票务，还是樊江涛对韩勤柱提交的证据材料均提出了异议，未予以认可。其次，一审认定的“韩勤柱提供的《2017年9月23日订票账单》上的报价信息计算出上述403人的报价为537773元”系韩勤柱单方制作和提供，凯思票务从未认可，也与凯思票务无关。2.一审判决认定“韩勤柱与凯思票务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关系”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韩勤柱与樊江涛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委托”关系，凯思票务从未与韩勤柱有过任何接触和交易。因樊江涛一直从事旅游行业，凯思票务长期与其存在机票买卖的合同关系。3.一审判决称：“本院在庭审过程时根据案件情况已将该部分举证责任分配给凯思票务，限期提供相关手续，但上诉人在法庭限定期限未提交且未说明任何理由”，与庭审实际情况不符，有失司法权威性与严肃性，显属枉法裁判。另，一审判决所认定的韩勤柱提供的由樊江涛发送给他的报价单不是凯思公司所制作的，该报价单上所载明的出票价格与行程单载明的实际出票价格不符，且该报价单载明的报价高于凯思票务发送给樊江涛的报价。一审法院依据韩勤柱提供的樊江涛单方制作的报价单直接判决凯思票务返还“差价”与客观事实不符，且法院判决返还的差价款远远高于实际差价。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韩勤柱对凯思票务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韩勤柱辩称，本案所涉机票是韩勤柱通过樊江涛购买，案涉机票最终确由凯思票务出票，这是本案各方都予以认可的基本事实，因此韩勤柱认为：1.在韩勤柱与樊江涛之间，从一审韩勤柱提交的证据5可以看出，韩勤柱与樊江涛之间仅就订购机票事宜在沟通，除购买机票外，旅行社并未提供其他相关旅游服务。韩勤柱与樊江涛之间并未形成普通的关于旅游出行的合同法律关系。2.在韩勤柱与凯思票务之间，本案机票真正的买受方和付款方是韩勤柱而并非樊江涛，且相关人员的机票确由凯思票务出票，双方符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特征。本案买卖的是特殊商品——航空机票，而机票只有本人可以享用，因此除非樊江涛是为本人乘坐飞机购买机票，否则其购票行为都可视为是一种为他人代购机票的行为，樊江涛是以自己名义还是他人名义购买机票，即在购买机票过程中是否披露其代理人身份，对凯思票务的出票行为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即使樊江涛在购票过程中没有披露过其是韩勤柱的代理人，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这是一种“隐名代理”行为。而即使按凯思票务所称樊江涛是以自己名义与其进行交易，但樊江涛自始至终都认可是为韩勤柱购买机票，且凯思票务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樊江涛是以自己名义与其进行交易。因此，凯思票务与韩勤柱是否认识、是否直接接洽并不影响双方买卖关系的成立。3.凯思票务作为航空机票的代理机构，应该清楚知道机票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出售机票，且法律也禁止任何形式的倒卖机票行为，因此韩勤柱和樊江涛之间根本不可能形成买卖机票的法律关系。凯思票务以韩勤柱和樊江涛直接接洽就认为二者之间存在买卖交易，显然是错误的。综上，韩勤柱与凯思票务之间虽没有直接接洽、转账行为，但基于韩勤柱出资购票及凯思票务出票的事实，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凯思票务以与韩勤柱没有直接接洽、没有直接转账为由认为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主体不适格、一审判决突破合同相对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4.关于《2017年9月23日订票账单的问题，该账单与韩勤柱和樊江涛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凭证及经樊江涛本人认可的订票费均能相互印证，但凯思票务公司却称账单系“韩勤柱单方制作和提供”，依据交易规则机票票价多少本应该由卖方提供报价，如果凯思票务认为韩勤柱提交的订票账单不真实，那么也应该由凯思票务提供“真实”的订票账单才对，且凯思票务作为本案机票的出票方，理应掌握真实的出票信息，在樊江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明确说明“大概5点半左右机票方案能做好”，说明樊江涛、凯思票务有提供账单的义务及能力，但凯思票务既否认韩勤柱提交订票账单的真实性，又拒绝提供“真实”的报价信息，且在法庭责令提交后仍不提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5.关于403人的机票价格问题，韩勤柱一审时提交的证据9—4——海南航空、西部航空等票价信息表，是韩勤柱通过航空公司电话、邮件及网上查询的方式，统计出六家航空公司共403真实的往返机票价格，在一审举证时韩勤柱很清楚地列明了证据材料，但对凯思票务仅对是否与韩勤柱存在法律关系、高于票面市场价格是市场行为等提出答辩意见，对韩勤柱查明的实际价格未提出异议，且从其答辩意见“高于票面价格正常、是市场行为”等言词中足以看出其对高于票面价格出售机票是默认的。
樊江涛辩称，凯思票务的上诉请求不成立。1.在一审中，韩勤柱称与樊江涛是委托代理关系，但樊江涛本人称是居间介绍关系，不管是什么关系，法律效果是一样的，韩勤柱与凯思票务公司成立买卖关系。2.凯思票务收取了机票款并出票，这是基本事实。单从这一行为看凯思票务与韩勤柱之间形成买卖关系。3.一审庭审时樊江涛本人已经向法庭否定了2017年9月23日的订票账单是樊江涛向韩勤柱提供的事实，樊江涛本人称其并未向韩勤柱提供过报价单，凯思票务也从未向樊江涛提供报价单，据此樊江涛认为其在整个过程中提供的是居间服务。综上，一审认定韩勤柱与凯思意见形成买卖关系是正确的，既然樊江涛与韩勤柱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让樊江涛承担责任是不正确的。
韩勤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樊江涛、王兰兰、凯思票务退还多收取的机票款暂计210188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9178元；2.樊江涛、王兰兰、凯思票务承担该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韩勤柱在2017年9月23日—26日期间组织张素芳等484人到大连××××等地参观旅游，韩勤柱联系樊江涛购买出行机票。为此，韩勤柱按樊江涛的指定向王兰兰的账户转款655000元，该款项包括机票费645796元、订票费6435.1元及乘机人员的保险费2693.6元。樊江涛为购买机票，经联系后向凯思票务的法定代表人卢珂账户转账支付580000元。旅行结束后，韩勤柱在网上打印张素芳、张鹏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时发现其支付的机票价格与电子客票行程单上载明的机票价格不符，后经韩勤柱与各航空公司逐一电话查询获知其支付的机票价款远远超出机票票面价格。另查明，樊江涛是焦作光大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万方桥分公司的负责人，王兰兰和樊江涛是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韩勤柱为组织张素芳等484人外出参观旅游，委托樊江涛购买出行机票，樊江涛从凯思票务处购得上述人员机票，该案中的机票虽然不是韩勤柱直接从凯思航空票务处购买，但该批机票确实是由凯思票务出票，且订购机票费用均由韩勤柱实际出资，韩勤柱与凯思票务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关系。韩勤柱将涉案购票款支付给了凯思票务的法定代表人卢珂，樊江涛有理由相信其为职务行为，且涉案机票均由凯思票务出票，故对凯思票务答辩中称，与其没有关系的答辩理由该院不予支持。从举证责任来看，该案中韩勤柱提供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电子邮件以及通过电话查询的深圳航空、南方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的票价信息等证据已显示韩勤柱支付的机票价格与真实的票面价格不符。因韩勤柱组织出游的人员较多，当时一起出行的团体已经解散，韩勤柱搜集证据十分困难，且已经尽力完成其举证责任；而凯思票务作为机票的出售方，持有此次出行所有人员的机票及附属保险资料信息，该院在庭审时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已经将该部分举证责任分配给凯思票务，限期提供相关的出票手续及保险手续，但凯思票务在法庭限定期限内未提交且未说明任何理由，依法应承担相应不利法律后果。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规定，“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的营业收费项目，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确定。国内航空运输的运价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物价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可见，公共航空旅客运输的收费项目及运价，应当严格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执行，以及应受航空主管部门的管理。《中国民用航空电子客票暂行管理办法》规定，航空电子客票的销售代理企业应依法设立、具有认定资质、接受空运企业委托才能从事销售代理活动。销售代理企业应依据民航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空运企业的相关规定从事销售活动。2014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航空客货销售代理市场的意见》再次重申客运销售代理企业“禁止任何形式的加价、高开与低开行程单、超收手续费等违规行为”。韩勤柱为订购机票共转账给樊江涛655000元，樊江涛称给付凯思票务580000元，其差额部分扣除双方约定的1％的订票费用6435.1元后，剩余68564.9元系樊江涛另行向韩勤柱多收取的费用，应当退还给韩勤柱。韩勤柱通过航空公司电话、邮件及在网上打印的张素芳、张鹏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方式已查询核实的403人的机票实际价格为390820元，樊江涛、王兰兰、凯思票务对该实际价格并未提出异议，该院对此予以认定，另根据韩勤柱提供的《2017年9月23日订票账单》上的报价信息计算出上述403人的报价为537773元，因此对上述403人的报价与实际价格之间的差价146953元属凯思票务违规收取，应当依法返还给实际出资人即韩勤柱，并按照年利率6％向韩勤柱支付多收票款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对其他未查明的81人的机票款，因韩勤柱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该院暂不予支持，可在查明后另行主张。关于韩勤柱诉求王兰兰承担返还上述款项问题。因韩勤柱是与樊江涛沟通联系购票事宜后支付王兰兰，实际票款亦是由樊江涛与凯思票务联系后转账支付于凯思票务，王兰兰仅将其账户用于涉案转账，本人并未与韩勤柱达成合意，故对韩勤柱的此项诉求，该院不予支持。判决：一、凯思票务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韩勤柱购票款146953元；并向韩勤柱支付自2017年9月23日至付清之日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二、樊江涛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韩勤柱购票款68564.9元；并向韩勤柱支付自2017年9月20日至付清之日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三、驳回韩勤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90元，由郑州凯思票务航空有限公司负担3060元，樊江涛负担153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樊江涛提供一份樊江涛与凯思票务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于证明上诉状事实部分的第四项内容。韩勤柱认为该证据该款项与韩勤柱没有关系，樊江涛从未向韩勤柱主张过。而且该款项不是一审法院判决樊江涛返还的范围，不存在扣减问题。凯思票务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公司没有一个叫张娟的员工。根据刚刚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并结合樊江涛的证明目的可以看出，如果该2500元确实付给了凯思票务更能进一步印证，本案与凯思交易的对象是樊江涛。因如果是委托代理或者居间介绍，樊江涛在支付该2500元之后或之前应该向该费用披露给被上诉人，并且让被上诉人最终承担该费用。但被上诉人当庭称该费用樊江涛从未主张过，因此证明交易双方是凯思和樊江涛。
凯思公司提交两份李荣展的行程单及其他资料共计五页，用以证明：1：该两份行程单上载明的实际票价远远高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的报价单上载明的票价。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的报价单是不客观不真实的，一审法院按照被上诉人单方提交的，二上诉人均不认可的报价单载明的数据判决凯思票务承担14万余元的差价款与客观事实不符。韩勤柱发表质证意见称，凯思票务提供的两张行程单恰能印证凯思票务向韩勤柱多收取机票款。凯思票务有义务向法庭提供484人的电子售票行程单。一审时韩勤柱向法庭提交的航空公司票价信息是根据向航空公司拨打电话的方式及邮件查询到的乘机人员的机票信息，提供的报价是依据樊江涛向被上诉人提供的账单所制作的。樊江涛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恰恰证明了在一审中所谓的报价单根本不具备客观真实性，并且至今来源没有查清。另我方认为凯思票务有义务向法庭出示全部乘客的行程单。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韩勤柱为组织张素芳等484人外出参观旅游，而委托樊江涛购买出行机票，虽然不是韩勤柱直接从凯思航空票务处购买，但该批机票确实是由凯思票务出票，且订购机票费用均由韩勤柱实际出资，因此原审判决认定韩勤柱与凯思票务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关系。韩勤柱将涉案购票款支付给了凯思票务的法定代表人卢珂并无不当，凯思票务关于其和韩勤柱没有关系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其次，
根据我国《民用航空法》规定，公共航空旅客运输的收费项目及运价，应当严格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执行，以及应受航空主管部门的管理，航空主管部门一再禁止客运销售代理企业任何形式的加价、高开与低开行程单、超收手续费等违规行为，一审中已核实的张素芳、张鹏等403人的机票实际价格为390820元，樊江涛、王兰兰、凯思票务对该实际价格并未提出异议，而案涉《2017年9月23日订票账单》上的报价信息计算出上述403人的报价为537773元，故上述403人的报价与实际价格之间的差价146953元属凯思票务违规收取，应当依法返还给实际出资人即韩勤柱，并按照年利率6％向韩勤柱支付多收票款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再次，韩勤柱为订购机票共转账给樊江涛655000元，樊江涛实际支付给凯思票务580000元，其差额部分扣除双方约定的1％的订票费用6435.1元后，剩余68564.9元系樊江涛另行向韩勤柱多收取的费用，应当退还给韩勤柱，樊江涛上诉称多余款项属于凯思票务向其支付的居间介绍费，凯思票务不予认可，樊江涛亦无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樊江涛还上诉称未扣除由樊江涛本人支付的保险费2693.6元、樊江涛找的摄像人员及摄像服务费用5100元及有五人的返程费用3750元，因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且与案涉403人的机票无关，可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凯思票务、樊江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53元，由上诉人樊江涛负担1514元、上诉人郑州凯思航空票务有限公司负担323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志军
审判员 秦 宇
审判员 苟 珊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刘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