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民(商)初字第28542号
原告（反诉被告）：王鸿雁，男，1964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晓红（王鸿雁之妻），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利建，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黄一品，男，196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富，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王鸿雁与被告（反诉原告）黄一品合同纠纷一案，黄一品不服本院作出的（2014）海民初字第12303号民事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一中民终字第03484号民事裁定，撤销上述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鸿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晓红、赵利建，被告黄一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鸿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王鸿雁与黄一品签订的和解协议书以及王鸿雁向黄一品所出具的金额为17万元的欠条；2、黄一品向王鸿雁返还款项23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2年4月30日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3、诉讼费由黄一品负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1月，曹晓红与黄一品及另外两名股东分别出资成立了邦富（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富公司），黄一品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曹晓红任总经理。2010年11月24日，黄一品将王鸿雁妻子曹晓红的合法劳动收入谎称为邦富公司财产，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下简称西城分局）报案称曹晓红职务侵占23万元。2012年4月，西城分局对曹晓红采取了拘留38天的强制措施。2012年4月下旬，黄一品找到王鸿雁，自称为邦富公司清算组组长，并称在该公司清算过程中发现曹晓红侵占公司财产23万元，故已经向西城分局报案，且曹晓红现已被拘留，故要求王鸿雁赔偿40万元。2012年4月30日，黄一品要求王鸿雁与其签署《曹晓红侵占财产案和解协议书》（以下简称和解协议），剥夺了曹晓红作为邦富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及一切权利，并向王鸿雁索取走了23万元现金与一份17万元的欠条。2012年5月21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西城检察院）因证据不足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曹晓红始终强调23万元是自己合法劳动收入。此后，因西城分局对曹晓红的38天最长拘留时间已满，故于2012年5月21日对曹晓红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2012年8月7日，曹晓红将证明23万元系自己合法劳动收入的证据交给了案件承办警官。2013年12月11日，曹晓红前往西城区工商行政综合服务中心查询邦富公司档案时发现，黄一品伪造了该公司2010年8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2011年8月10日的清算报告及股东会决议，非法注销了邦富公司。因此，黄一品的清算组成员身份是伪造的，并对王鸿雁实施了欺诈行为。结合以上，黄一品通过实施欺诈行为，使王鸿雁陷入错误认识，在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情况下签订了和解协议。
被告黄一品辩称，不同意王鸿雁的诉请。一、和解协议是以曹晓红侵占财产为诱因，是民事和解协议，应当适用民事的相关法律规定。王鸿雁起诉依据的事实理由不真实不客观，是对黄一品的一种诬告。2009年1月16日，曹晓红与黄一品及何冈青、陈龙富成立邦富公司（该公司已于2011年9月22日注销）。曹晓红任公司总经理，实际管理、经营该公司。其在经营、管理公司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擅自将公司资产23万元占为己有，黄一品发现后，与曹晓红多次交涉退还侵占款项事宜，未果。黄一品选择报警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安机关于2010年11月24日受理此案。2012年4月30日，双方在公安西城分局看守所，由曹晓红侵占案办案高警官主持下，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书，且该和解协议已被公安机关接收、备案。王鸿雁与黄一品签订和解协议时，恳请黄一品原谅曹晓红的违法行为，因此在王鸿雁只赔偿23万元尚欠17万元未给付的情况下，黄一品签署了和解协议。二、王鸿雁与黄一品签订的和解协议已经成立、生效并已经部分履行，是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的。双方签订和解协议过程中，王鸿雁主动联系黄一品，请求谅解曹晓红的违法侵占财产行为，意思表示真实，和解协议内容无任何违法或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且双方作为和解协议的主体，均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三、王鸿雁与黄一品签署和解协议没有违反法律法规，不存在无效、可撤销的情形。在签订和解协议书时，因曹晓红本人已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羁押在看守所，且是王鸿雁主动联系黄一品，请求黄一品谅解曹晓红的违法侵占财产行为，在签订和解协议书过程中并无过失，是善意的，不存在胁迫的情形，不具有无效和可撤销的情形。双方于2012年4月30日签订和解协议，至今已近两年之久，但曹晓红本人并未对该和解协议提出任何的异议，也并未按相关法律规定针对该和解协议提出任何的撤销仲裁、诉讼等。四、假设本案有法定的撤销事由，也应适用法定的除斥期间一年，假设黄一品凭空捏造曹晓红侵占公司资产报假案，曹晓红应当于知道之日起一年内提起撤销。黄一品在签订和解协议时一直都是被动的，是为了要回23万元才去公安报案。曹晓红从公司非法占有23万元，事实清楚，本和解协议是依据曹晓红为何要占有公司23万元而展开的。
反诉原告黄一品提出反诉请求：1、王鸿雁向黄一品支付17万元；2、王鸿雁向黄一品支付违约金15万元；3、诉讼费由王鸿雁承担。事实与理由：和解协议约定，如王鸿雁及曹晓红不能依约履行，需支付违约金15万元。该和解协议被西城分局接受并备案，后该局为曹晓红办理了取保候审。曹晓红现提出的主张及其提起诉讼的行为均违反了该协议的约定。
反诉被告王鸿雁针对反诉请求辩称，签订和解协议的基础是基于职务侵占罪，该案西城检察院已经向西城分局下发了纠正错案的通知书，所以该案应当是冤假错案。曹晓红羁押期间，王鸿雁与黄一品签订和解协议书未经过曹晓红的授权。王鸿雁并非公司股东或者员工，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并不知情，黄一品存在着欺诈等一系列的行为导致王鸿雁与其签订和解协议书。本案中，王鸿雁始终不知道案情，只是黄一品向曹晓红要钱的一个环节，因为曹晓红当时被羁押，王鸿雁在并不清楚相关情况下，黄一品胁迫欺诈其签署的和解协议书。本案的关键在于黄一品有无证据证明曹晓红侵占公司财产。2010年8月30日，黄一品成立虚假的清算组。后黄一品报假案，警察在从未电话告知曹晓红的情况下，将曹晓红带走。黄一品向王鸿雁要的23万元现金和17万元的欠条是明显的诈骗行为、欺诈行为。李建富发给王鸿雁的和解协议书的邮件中也写明了如果王鸿雁给钱，黄一品就不追究曹晓红的刑事责任。没有财产侵占案，黄一品根本就不会向王鸿雁要钱，财产侵占案是起因。故不同意反诉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9年1月16日，邦富公司依法注册成立。根据邦富公司成立时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一品，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经营期限自2009年1月16日至2029年1月15日。根据邦富公司设立时的公司章程记载，该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黄一品（货币出资200万元）、陈龙富（货币出资100万元）、何冈青（货币出资100万元）、曹晓红（货币出资100万元）四方。曹晓红任总经理。
2010年11月24日，公安机关向黄一品出具一份接受案件回执单（N0：0721789），其记载的报案时间为当日，刑事案别为职务侵占，简要案情为当日事主来所报原公司总经理曹晓红、业务总监钱胜华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钱财。
2010年12月24日，西城分局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黄一品举报曹晓红涉嫌职务侵占案立案侦查。
2011年9月22日，邦富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核定准予注销。邦富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留存有一份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10日的邦富公司清算报告，其记载内容包括“因股东决定终止邦富公司的经营，公司申请注销，由黄一品、陈龙富、何冈青、李建富组成清算小组对公司进行清算。现将清算结果报告如下：邦富公司的债权为23万元，债务0元，所有者权益23万元，按股东出资比例分配，可供股东分配资产为23万元”。另外，上述档案材料中还留存有一份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10日的第一届三次股东会决议，其记载内容包括“根据清算小组的清算报告：邦富公司的债权为23万元，债务0元，所有者权益23万元，按股东实际出资比例分配、由黄一品继续追查还款”。上述档案材料中还留存有一份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载明清算组组长黄一品，组员陈龙富、何冈青。上述文件落款处，分别有陈龙富、黄一品、何冈青的签名字样。
2012年4月14日，曹晓红被刑事拘留。
2012年4月21日，西城分局向黄一品发出破案告知书，称曹晓红职务侵占一案，经过侦查，已破获该案。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2012年4月26日，西城分局预审处对黄一品进行询问，询问笔录记载黄一品称：要求曹晓红一次性赔偿公司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0万元，就可以原谅曹晓红，不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
2012年4月29日，黄一品委托律师通过电子邮箱将和解协议书草稿发给王鸿雁。草稿第7条为：甲方在支付完第6条约定的款项，乙方承诺谅解曹晓红的上述行为，全力协助甲方办理相关手续，但不对曹晓红侵占一案最终结果负责。最后一句为：乙方在甲方全部满足上述全部条件、要求的前提下，承诺不再追究曹晓红侵占邦富公司财产的刑事责任。
2012年4月30日，王鸿雁与黄一品签订和解协议书，其上载明：甲方王鸿雁（曹晓红配偶），乙方黄一品（原邦富公司法定代表人）。现甲方就曹晓红侵占邦富公司（现已注销）财产事宜与乙方达成和解内容如下：1、甲方能够取得曹晓红本人的授权，全权委托甲方处理上述事宜。2、曹晓红本人对侵占邦富公司的财产向公司及三位实际投资人何冈青、陈龙富、乙方表示道歉及悔过。3、甲方认可曹晓红对公司经营及歇业过程中存在的下述行为给公司带来的如下损失：1）、在钱胜华诉公司劳务纠纷一案中在诉讼过程中为钱胜华事后制作的各类证据材料签名、盖章，最终导致公司损失鉴定费5000元、赔偿3万元以及律师费、人员劳务费、交通费、罚款等各项损失共计损失10万元；2）、在事先征得曹晓红同意的情况下，公司签订了和杨立平的整体股权转让协议，后由于曹晓红无故反悔，公司不但没有获得转让款30万元，还因违约赔偿杨立平经济损失5万元，为转让补交的各种保险、费用近3万元；3）、未收回公司办公电脑及保险专用软件价值2万元；4）、未按公司财务制度规定报销个人费用6万元；5）、曹晓红侵占公司23万元。4、甲方认可邦富公司由曹晓红发起成立，工商登记手续均由其个人办理，其他三个股东未参与公司经营。期间一切法律责任均由其本人承担。曹晓红在公司成立之初股东约定的应由其交纳的公司正常运营资金10万元一直没有交纳，其他两位股东及乙方实际投入40万元。5、甲方认可邦富公司现已正常解散，确认公司的清算结果，放弃一切权利，也不再承担一切债务。6、基于上述“第3条”的事实，甲方自愿就曹晓红侵占公司财产及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一次性给予乙方赔偿金40万元整。7、在取得乙方谅解后，甲方承诺双方再无其他任何纠纷。甲方及曹晓红不得以任何借口、理由和乙方发生一切形式的联系，做到不打扰乙方及其家人的正常的工作及生活（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及曹晓红以短信、电话等形式），同时甲方也保证曹晓红本人也同样能够做到。若甲方不能保证或有违反此承诺行为发生，则甲方及曹晓红连带给付乙方违约金15万元。双方签字确认后，乙方承诺撤销对曹晓红本人的控诉，不再追究曹晓红侵占邦富公司财产的刑事责任。此合同一式4份，公安机关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效力相同。上述协议书的落款处，分别有王鸿雁及黄一品的签名字样。该份和解协议书与前述29号草稿相比，去掉了草稿中的第7条，且与草稿中最后一句表述不一致，其他内容基本相同。
同日，黄一品向王鸿雁出具一份手书收条，其上记载：今收到王鸿雁交来曹晓红侵占财产案赔偿金23万元整。
同日，王鸿雁向黄一品出具一份手书欠条，其上记载：今有王鸿雁欠黄一品经济补偿金（曹晓红侵占公司财务金）人民币壹拾柒万元正，并承诺2012年7月30日内还清。
2012年4月30日，西城分局预审处给王鸿雁做了询问，询问笔录记载，王鸿雁称其已与被侵害人黄一品达成经济赔偿协议，积极赔偿黄一品的经济损失，想尽快解决此事，想让曹晓红能尽快出来，请公安机关酌情考虑，并向公安机关提交了该份协议。
2012年5月21日，西城分局出具一份西公保字【2012】263号取保候审决定书。根据决定书记载，西城分局对于正在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曹晓红职务侵占案，因犯罪嫌疑人证据不足，故依法决定对其取保候审，期限从2012年5月22日起算。犯罪嫌疑人应当接受保证人王鸿雁的监督。
2012年8月23日，西城分局作出起诉意见书。2012年9月7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予受理函，载明：对西城分局移送审查起诉的（2012）第1413号曹晓红涉嫌职务侵占一案，经该院作出因证据不足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后，虽已补充新的证据但并未再次提请批准逮捕而是直接移送审查起诉，故对该案不予受理。
王鸿雁于2014年3月26日就和解协议书的效力向本院提起诉讼，于2014年11月27日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撤销和解协议书。
2014年10月15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作出通知撤销案件书，载明：经审查认为，未有证据证明曹晓红涉嫌职务侵占，黄一品举报“曹晓红职务侵占公司23万元”案件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的通知》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通知西城分局撤销曹晓红涉嫌职务侵占案。
审理中，就和解协议的签订过程，王鸿雁主张，2012年4月14日，曹晓红被刑事拘留，但王鸿雁对此不知情。4月下旬，黄一品致电王鸿雁称：曹晓红侵占邦富公司财产，黄一品报案后，西城分局已经将曹晓红刑事拘留，要求王鸿雁赔偿40万元，其就不追究曹晓红的刑事责任。4月26日，王鸿雁与黄一品的律师李建富面谈过和解一事。4月29日，黄一品约王鸿雁次日到西城分局看守所谈和解的事，李建富向王鸿雁索要了电子邮箱地址，并将和解协议书草稿发给王鸿雁。4月30日下午13时许，王鸿雁一行三人、黄一品及李建富到西城看守所办公楼二层会议室。高峰警官让双方自己谈和解，未参与协商的过程，告知双方如达成协议需将协议交一份给高警官。16时许，王鸿雁、黄一品等人到西城分局看守所附近文具店打印了一式四份和解协议书。黄一品让王鸿雁先去筹钱。王鸿雁筹到23万元现金后，致电黄一品，并按其要求前往本市朝阳区住总大厦一层大堂，双方在该处签订了和解协议书。王鸿雁将现金23万元交给黄一品，并按黄一品要求出具了金额为17万元的欠条。黄一品为王鸿雁出具了金额为23万元的收条。与高警官联系后，王鸿雁及李建富前往鸟巢体育馆将两份和解协议书交给了高警官。
黄一品主张，2012年4月下旬，黄一品接到王鸿雁电话，恳求其能在曹晓红退赔侵占的公司财产的情况下，谅解曹晓红的行为。在王鸿雁及其亲友多次请求下，黄一品同意与其协商，但要求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4月28日左右，黄一品接到西城分局预审科高警官电话，称如愿和解请到西城分局看守所协商。29日10时许，王鸿雁一行三人、黄一品、李建富到看守所二楼会议室。高警官询问黄一品是否有谅解的意愿，并简单做了一下黄一品的思想工作，建议给一个谅解的态度。后，黄一品与王鸿雁进行协商，并于16时许达成了和解协议内容。双方请高警官看下协议，高警官提出40万元分两批支付不妥，且协议书里需充分体现谅解的意思，要承诺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18时许双方到看守所附近店里打印了修改的协议，签完字后均留在黄一品处。4月30日下午，王鸿雁、黄一品、李建富到住总大厦一层，王鸿雁将准备好的23万元现金给了黄一品，并当场书写了金额为17万元的欠条。黄一品将签好的和解协议交给王鸿雁两份，李建富及王鸿雁到鸟巢将一份和解协议交到高警官手中。
黄一品主张，因其没有实际取得和解协议约定的全部数额款项，其权利尚未完全实现，故其目前并未撤销对曹晓红的控诉，公安机关在2014年11月份仍要求其补充材料，相关案件仍在补充侦查阶段。黄一品认为邦富公司清算报告中所载明的23万元公司债权，与和解协议中所约定由王鸿雁向黄一品支付的相关款项实际系同一笔款项。
本院向西城分局预审处调查曹晓红涉嫌职务侵占一案的处理结果，预审处告知，该案因证据不足处于搁置状态，如有新证据仍需继续侦查，曹晓红的取保候审到期后已经自动解除。本院向高警官了解和解协议签订情况，高警官告知，黄一品与王鸿雁确因协商退款一事来过西城分局预审处，但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书并非在其主持下达成，而系双方自行协商达成，协议中关于“双方签字确认后，乙方承诺撤销对曹晓红本人的控诉，不再追究曹晓红侵占邦富（保险）经纪公司财产的刑事责任”一句，亦非其要求添加。双方协商时其未在现场。双方签好协议后，送一份至预审处备案，其为王鸿雁做了询问笔录确认。协议是否是双方协商当天送去备案的记不清了。
就对和解协议最后一条的理解。黄一品主张其是为了表达谅解的态度，至于是否构成犯罪是由法院判定。王鸿雁主张其认为黄一品有能力或者有其他方法能够撤销曹晓红的刑事案件，才与黄一品签订的协议。
王鸿雁主张其要求撤销和解协议书的理由为其在签订和解协议书的过程中存在重大误解，同时黄一品以欺诈的手段欺骗其签订该协议书；主张其在签订协议时误解曹晓红有职务侵占罪，而实际该案已经被西城检察院撤销；主张黄一品在与其签订和解协议书时存在三方面欺诈行为：一是黄一品向公安机关虚假报案；二是黄一品虚假陈述其作为邦富公司清算组组长的身份；三是黄一品虚假承诺免予追究曹晓红有关职务侵占的刑事责任。王鸿雁主张2013年12月11日曹晓红才得知黄一品的清算存在欺诈、虚假，主张其自西城检察院发出通知时才确定得知案件为虚假案件，故其于2014年11月27日要求撤销和解协议并未超过除斥期间。黄一品主张曹晓红在取保候审后就应当知道该份协议的存在，如有异议当时就应当提出，故除斥期间应当从取保候审通知书下发之日起算。和解协议的效力不是以曹晓红最后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来定性，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就是表达一个谅解的态度。
以上事实，有原告王鸿雁提交的取保候审决定书、和解协议书、收条、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注销核准通知书、电子邮件，被告黄一品提交的欠条、案件回执单、公安局的笔录、破案告知书，本院调取的立案决定书、起诉意见书、不予受理函、通知撤销案件书等证据材料以及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该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曹晓红涉嫌罪名为职务侵占，涉及金额23万元，属于上述可以适用当事人和解程序的案件范围。就王鸿雁与黄一品所签和解协议书的性质，第一，从和解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来看，其系形成于曹晓红涉嫌职务侵占罪的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启动之后，曹晓红被刑事拘留期间，该协议书与黄一品对曹晓红涉嫌职务侵占的报案直接相关。第二，从签约主体来看，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五百一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押的，经犯罪嫌疑人同意，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代为和解。黄一品为曹晓红所涉刑事案件的报案人，王鸿雁系曹晓红之夫，王鸿雁有权代曹晓红与黄一品进行和解。第三，从和解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其中包括曹晓红侵占邦富公司财产的解决、给邦富公司造成损失问题的处理，及曹晓红作为邦富公司股东权利的放弃，并有双方再无任何争议及断绝往来的概括性约定。上述约定旨在一揽子解决各方当事人一切争议内容，有关曹晓红涉嫌职务侵占的刑事责任追究亦被涵盖其中。同时，该协议载明“取得黄一品谅解后，双方再无其他任何纠纷”、“黄一品承诺撤销对曹晓红本人的控诉，不再追究曹晓红侵占邦富公司财产的刑事责任”。综上，王鸿雁与黄一品签订的和解协议书属于前述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中所指的和解协议类别，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王鸿雁签订该和解协议书的目的主要在于解决曹晓红涉嫌职务侵占的刑事责任追究问题，其在误以为曹晓红涉嫌职务侵占的情况下，为了减轻对曹晓红的处罚，与黄一品达成了和解协议书。但此后，西城检察院就曹晓红涉嫌职务侵占作出撤销案件通知书。因此王鸿雁在签订上述和解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王鸿雁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应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排除了曹晓红的犯罪嫌疑人身份时开始起算。因西城检察院的通知撤销案件书的出具时间为2014年10月15日，在此之前，王鸿雁并不能明确的确定曹晓红犯罪嫌疑人身份是否排除，故王鸿雁行使撤销权的起算时间不应早于该日期。王鸿雁于2014年3月26日就和解协议书的效力向本院提起诉讼，于2014年11月27日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撤销和解协议书，未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故其可以行使撤销权。
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上述和解协议书被撤销后，黄一品应当将依据该协议书取得的款项返还给王鸿雁。因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黄一品取得的上述款项所产生的利息，因其取得该款项的基础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故王鸿雁有权一并进行主张。王鸿雁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与方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此外，对于王鸿雁就未付协议款项向黄一品所出具的欠条而言，该欠条亦应随和解协议书的撤销而一并丧失其存在基础，故本院亦一并予以撤销。除此之外，对于黄一品在本案中有关未付协议款项和违约金的反诉请求而言，由于其均系以和解协议书的合法有效为前提，故在和解协议书依法应予撤销的情况下，本院对黄一品的相应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本院不予一一评述。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原告王鸿雁与被告黄一品于2012年4月30日签订的《曹晓红侵占财产案和解协议书》；
二、撤销原告王鸿雁于2012年4月30日向被告黄一品出具的内容为“今有王鸿雁欠黄一品经济补偿金（曹晓红侵占公司财务金）人民币壹拾柒万元正，并承诺2012年7月30日内还清”的欠条；
三、被告黄一品向原告王鸿雁返还款项23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自2012年4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付清；
四、驳回反诉原告黄一品的全部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820元，原告王鸿雁已预交，由被告黄一品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反诉案件受理费3050元，反诉原告黄一品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唐盈盈
人民陪审员 黄一丁
人民陪审员 程保荣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黄妍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