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77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文斌，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利莹，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郑广标。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勇敏，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美琴，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招小明，广东文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文斌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以下简称国防职工大学）、林美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1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梁文斌提供2013年4月25日，加盖有“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培训专用章”的收据8张。收据分别确认收到谭某、高某、周某甲、陈妹妹、欧某、周某乙、冯某叶某、郭某乙交来的普通话资格证考证费各3500或1500元。同时还提供了一份由刘某出具的遗失声明，声明因本人疏忽将盖有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培训专用章的普通培训考证费收据遗失。对上述证据，国防职工大学质证认为，对收据及声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我校从来没有收据上的印章，收据上的经手人是林美琴，款项并不是我校收取，林美琴在答辩中也确认了其不是我校的员工，而是自励公司的人员。林美琴质证认为，对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收据上经手人是我本人所签，我仅仅是代表自励公司，我当时是自励公司的员工，我收到的全部费用已全部交付给公司的相关人员。
2015年3月15日，谭某、高某、周某甲、陈妹妹、欧某、周某乙、冯某叶某、郭某乙、刘某出具一份《普通话、幼儿教师资格证培训考证费款债权转移承诺书》，内容为：“2013年4、5月，承诺人因普通话、幼儿教师资格证通过梁文斌向国防职工大学交付培训费考证费，现国防职工大学无法兑现培训考证承诺，并拒绝退还普通话、幼儿教师资格证培训考证费，……，梁文斌已于2015年3月15日代国防职工大学垫付退还了……考证费21500元给谭某等10名学员，现收到受垫付退还普通话幼儿教师资格证费的所有学员共同承诺，自己的对国防职工大学普通话、幼儿教师资格证培训考证费债权转移给垫付退还普通话、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证费款项归梁文斌所有，承诺未经垫资方同意不得私自与国防职工大学追讨，所追讨的普通话、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证费款项归梁文斌所有。承诺未经垫资方同意不得私自与国防职工大学和解和撤诉，不得实施其他损害垫资方权益的行为”。梁文斌提交了一份由谭某、高某、周某甲、陈妹妹、欧某、周某乙、冯某叶某、郭某乙、刘某签字确认收到梁文斌垫资的退款1500元的签收表。
2015年5月11日，谭某、高某、周某甲、陈妹妹、欧某、周某乙、冯某叶某、郭某乙、刘某向国防职工大学出具一份《债权转让通知书》，内容：鉴于贵校未能为我们提供培训服务，应兑现承诺向我们退还培训考证费，但贵校迟迟未能履行，现通知贵校，我们谭某等10人已依法将培训考证费合计21500元的债权转让给梁文斌所有，梁文斌有权向贵校追偿。上述《债权转让通知书》已于2015年5月18日妥投，签收人为他人收。
庭审中，林美琴称，其是自励公司的员工，收据上经手人的签字是本人所签，当时收据上已预先加盖了“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培训专用章”，我收到的培训费已全部交自励公司。我以林美琴名对出外发出的名片所记载为“华南农业大学职业技能鉴定所”、“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成教部”招生就业老师是自励公司自行帮我印制的。
2013年12月8日，案外人唐维勇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警，唐某乙勇在2013年12月10日公安机关的询问中陈述：“我受自励公司的委托为自励公司进行招生，但并不是全部由我负责，我只是其中一员，还有5个人帮忙招生，说白了就是帮自励公司找生源，按照自励公司的招生简介的要求为自励公司招生源，代其与学生签合同、收费。为自励公司找生源也是通过朋友找的，我原来也是技工学校的老师，我很多朋友是中专、高等技校的老师，我就通过这些朋友去找生源。我只是自励公司委托我去为其招生而已，自励公司给了我《招生委托责任书》。我找到生源后，学生把费用交给我，我开出收据给学生，然后把学费交给郭某丙、郑某杯，收据是以自励公司名义开出的，都是郑某杯把空白收据盖好章，交给我的，如果收款是现金，我就把现金全额转交给郑某杯，如是学生的交费的转账的就转账给郑某杯。培训是由自励公司安排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我知道银行学员培训班是在广东环保技工学校培训的，还有就是南方电网学员就业班是在广州市开发区的广东省国防教育培训基地进行培训的。”
林美琴于2014年4月28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陈述：“我在自励公司的任职时间是2012年8月至2013年10月，职位一直都是文员。我是由唐某乙勇招聘进自励公司工作的，在进自励公司之前，我是跟唐某乙勇做培训高尔夫球童工作的，自唐某乙勇进自励公司工作后，我也跟着进入了自励公司。我在自励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每月工资是由唐某乙勇发给我的，每月3000元，我原来一直在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四栋403房办公，在2013的4、5月份就搬到广州市黄边北路146号8楼8801房，上述两办公地址都是唐某乙勇租的，我负责收集、整理自励公司要求学生提供的相片、简历、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书等资料、收款、写收据等等，收款是指学生向自励公司交纳的岗位培训费、服装费、食宿费，这些资料是老师（即中间人介绍人）代学生交的。学生交付的费用都是为了就业，自励公司当时声称可以为这些学生提供银行、机场安检、南方电网公司、南方航空公司等职位。我收款后，全部将款交给唐某乙勇或郑某杯，现金不会在我手上过夜，唐某乙勇收款后又把钱交付郑某杯或郭某丙。收据中加盖了“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的公章的收据都是唐某乙勇交给我填写的，他交给我的时候就已经加盖了公章。唐某乙勇当时与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有合作项目，主要是培训高尔夫球童。我为自励公司招收学生，只是每月领取3000元。
上诉人梁文斌原审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判令国防职工大学退还培训考证费21500元，林美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梁文斌主张其与国防职工大学存在培训关系，应就双方存在培训的事实进行举证。梁文斌以加盖了“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培训专用章”的收据向国防职工大学主张权利，因国防职工大学对该证据加盖的印章进行抗辩，并否认印章的真实性，对此梁文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印章是国防职工大学办理了登记备案或曾对外使用的印章，故梁文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由于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的培训费是由国防职工大学向谭某、高某、周某甲、陈妹妹、欧某、周某乙、冯某叶某、郭某乙、刘某收取，故梁文斌通过债权转让取得的债权，向国防职工大学主张权利，要求国防职工大学予以退回，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从公安机关调取的材料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涉案梁文斌所主张的债权实际是与自励公司发生，林美琴是自励公司的员工，其收取谭某、高某、周某甲、陈妹妹、欧某、周某乙、冯某叶某、郭某乙、刘某的培训费是代表自励公司，因此梁文斌请求林美琴个人对涉案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梁文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8元，由梁文斌负担。
判后，上诉人梁文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本案主要事实调查不清。1、林美琴究竟是国防职工大学的职工、还是广州自励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员工，又或者就是策划培训事宜的负责人，原审法院没有查清。林美琴在两次的庭审中说明自己的身份情况是截然不同的，第一次庭审时承认自己是国防职工大学的职工，第二次庭审时承认自己是广州自励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员工，同时亦未能提供劳动合同等证据证明。然而共同点均是推卸责任，对于自己的反驳亦无相关证据支撑，从庭审调查可体现出林美琴的陈述可信性极低，原审法院却对林美琴作出最有利的判断，有枉法裁判之嫌疑。林美琴在校内公开招生，从未对外称是自励公司的员工，相反以“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成教部”招生就业老师的职称与梁文斌在国防工业职工大学四栋403房办理培训事宜，梁文斌有绝对的理由相信林美琴是履行国防职工大学的职务行为，梁文斌在校内将培训费用交付给在校内办公的人员符合常理且毋庸置疑，而且梁文斌是受国防职工大学声誉影响才接受培训的。退一万步来讲，无论林美琴属何种身份，均不影响其向梁文斌承担清偿责任，因为林美琴是直接与梁文斌接触并收取培训费的，其辩称培训费用均转交他人却未能提供相关的转账或签收凭证，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林美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国防职工大学四栋403房办公室由谁使用，使用起止时间，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严重错误。对于林美琴在国防职工大学四栋403房办公并收取学员培训费用的事实，双方均没有异议，故可以认定国防职工大学是清楚知道林美琴在校以国防职工大学的名义对外招生。国防职工大学在庭审中承认其校内四栋403室是租给他人使用，但拒绝提供相关的租赁合同或合作协议，亦说不清他人使用该场地的具体起止时间，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场地的使用人与其校无关联。原审法院仅以利害关系人林美琴的个人陈述就草率认定其于2013年4、5月份搬出国防职工大学的办公室，查明的该情况与事实严重不符。林美琴庭审中承认梁文斌是在国防职工大学四栋403房缴交培训费的，而梁文斌缴交培训费的时间是2013年4月，因此林美琴称其于2013年4、5月份搬出国防职工大学的办公室根本不成立。林美琴是在国防职工大学于2013年12月在其学校官网发布关于自励公司诈骗的声明前一个月搬出学校办公室的，这个时间已经距离梁文斌缴交培训费有半年之久，梁文斌才得知真实情况。
3、学员缴交的培训费用究竟最终由谁收取，原审法院调查不清。原审法院在公安机关调取的询问笔录中林美琴和唐某乙勇两人均辩称培训费用已转交他人，但未提供任何签收或转账凭证，其两人与本案存在重大的利害关系，且公安机关对其涉嫌诈骗一案并未侦破，原审法院不应采用该调查笔录作为依据，原审法院就仅以其两人的单方陈述直接认定学员的培训费用是由自励公司收取的，涉案的债权实际与自励公司发生，剥夺了梁文斌的追偿权，损害了梁文斌的合法权益。
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国防职工大学作为正常运作的学校，允许第三方在其校内公开招生并使用有其名称字样的公章，必然是知道并且应当知道第三方的行为会给善意第三人造成误解，本案中梁文斌就是遭受误解的善意第三人，国防职工大学对于在其校内公开冒用其名义的行为不予阻止并且放任这种行为，造成善意第三人的损失必然由学校承担。本案不是单纯的培训合同关系，不能因为收据上“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培训专用章”未办理登记备案就认定国防职工大学与交付了培训费的学员无关联。既然国防职工大学不予承认林美琴是履行其职务行为，即林美琴没有代理权，但是林美琴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所有要件：1、林美琴经办的培训招生办公室开设在国防职工大学的办公室内，国防职工大学对林美琴的行为没有阻止即为认可，使梁文斌有绝对的理由相信林美琴是代理国防职工大学；2、梁文斌是在国防职工大学发布声明，相关人员搬出学校办公室才得知林美琴是没有代理权的，因此在此之前梁文斌均不知情，是善意第三人；3、林美琴的行为与国防职工大学具有紧密的牵连性，林美琴在校内使用国防职工大学未经登记备案的公章是国防职工大学自身对校内行为监管不力的后果，该后果所产生的所有责任不应由善意第三人承担。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林美琴的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国防职工大学，故梁文斌有权向国防工业职工大学主张权利。
梁文斌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1292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国防职工大学、林美琴承担。
被上诉人国防职工大学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林美琴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向白云区法院出具穗公经【2015】645号《关于自励教育信息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案有关情况的复函》中载明：“一、我支队已于2013年12月对广州自励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涉嫌合同诈骗立案侦查。二、据林美琴反映，唐某乙勇曾与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合作培训高尔夫球童。由于本案并不涉及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有关该大学的详细情况，贵院可直接向该单位取证。”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向白云区法院出具穗公经【2016】29号《关于广州自励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案的复函》中载明：“将广州自励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案的有关材料提供如下：一、林美琴于2014年4月28日的询问笔录。二、自励公司委托唐某乙勇的相关合同、协议、委托书。三、唐某乙勇于2013年12月10日的询问笔录。”
二审庭询中，审理人员提问：“两案上诉人，是否知道自励公司？”上诉人的代理人回答：“是从2013年知道的。”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梁文斌主张其与国防职工大学成立培训合同关系应举证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对于梁文斌提交的加盖“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培训专用章”的收据是否作为定案的证据，本院经查认为，国防职工大学对该专用章的真实性予以否认，表示从未登记备案及对外使用该专用章，而且表示以他人私刻冒用该专用章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林美琴亦陈述该收据是从案外人唐某乙勇或案外人自励公司取到时已经加盖了该专用章，对此梁文斌亦无法举证证实该专用章属于国防职工大学真实拥有并实际对外使用，由此可见，该专用章不排除他人冒充国防职工大学的名义私刻使用的可能，故梁文斌以加盖“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培训专用章”的收据来主张其与国防职工大学存在培训合同关系，则缺乏充分的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本院经查认为，对于是否具备构成表见代理的条件应严格审查与把关。本案中，首先，林美琴陈述其是自励公司的员工，且涉案的名片是自励公司制作，梁文斌亦无法举证证明林美琴是国防职工大学的员工。其次，如上所述，梁文斌无法证明涉案专用章属于国防职工大学所有，而且梁文斌作为学校老师应知道学校收费应出具统一规范的票据及加盖有效合法的印章。再次，梁文斌在二审陈述其2013年就知道自励公司的存在，同时林美琴亦承认其代表自励公司收取，从而不排除梁文斌当时其已经清楚收取其费用的是自励公司，并非国防职工大学，故应不予认定梁文斌为善意的第三人。基于以上的理由，本院认为本案不能构成表见代理。结合公安机关出具的复函及调取的相关材料分析可知，收取涉案的培训费应是自励公司，与此同时，梁文斌目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国防职工大学及林美琴收取了涉案的培训费，故梁文斌主张国防职工大学及林美琴退还涉案培训费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梁文斌上诉请求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8元，由上诉人梁文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东劲
审判员 陈舒舒
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郭华蓉
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