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嘉海民初字第1023号
原告：赵志法等114人（名单附后）。
诉讼代表人：褚子荣。
诉讼代表人：金水康。
诉讼代表人：宋子水。
原告褚子荣、金水康、宋子水委托代理人：王浩、宁军，上海汇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宁市许村镇塘桥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海宁市许村镇塘桥村民委。
法定代表人：朱永清，主任。
委托代理人：钟雪庆、李应龙，浙江峻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住所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号大街**号*楼*****号。
法定代表人：周宜根，厂长。
委托代理人：汤云周、黄新发，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花木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6号路北杭州下沙物资公司营业房1号。
法定代表人：何彩仙，董事长。
本院于2015年4月7日立案受理了原告赵志法等114人诉被告海宁市许村镇塘桥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塘桥村委会）、杭州下沙农垦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花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木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29日及同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当庭进行宣判。第一次开庭，原告诉讼代表人褚子荣、金水康、宋子水及委托代理人王浩、宁军，被告塘桥村委会委托代理人李应龙，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委托代理人汤云周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花木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诉讼代表人褚子荣及委托代理人王浩、宁军，被告塘桥村委会委托代理人李应龙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及花木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共同原告系海宁市许村镇塘桥村原红星组全体农户代表，原红星组由中心班（组）、新丰班（组）、褚介班（组）共同组成。杭州经济开发区（下沙8号坝）的滩涂围垦土地，是由原红星组在上世纪60年代集体集资投劳围垦而形成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用地，并常年集体种植。
2000年3月28日，被告塘桥村委会在未召开村民大会，在全体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联手私营的花木公司，用“海宁市许巷乡塘桥村（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花木有限公司）”的不合法主体名称为协议乙方，与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作为甲方，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一份，将集体土地混充国有土地进行了流转，将滩涂围垦的85.676亩集体土地以每亩3万元（包括全部青苗、地面附着物、土地开发成本、劳动力安置等）全部出售给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以流转之名，行买卖之实。协议买卖价款分两次支付，先预付50%即1285140元，后再支付50%即1285140元。
在该份协议签订之后不久即同年7月13日，中心班组的高明生用未经中心组集体讨论并授权的小报告：“兹有本村中心组8号坝围垦地经本组农户讨论决定，同意终身流转给塘桥村委，流转面积30.248亩，每亩13000元…经本组农户决定，按1997年底分2000年在册户口底分各半分配，前来村委审批为感！特此报告，中心组高明生”的形式，向即是土地受让人又是土地审批人的被告塘桥村委会请示审批，却无人审批已经通过。当天即交易成功，获得被告塘桥村委会用“无据支出证明单”支付土地的现金393224元，审批与交易同时完成，虚构是围垦土地的租金，挨户分发给中心组村民。按同样的方式同样的价格，褚家组的宋金火于同日请示审批该组20.1亩，当天获得现金261300元，新丰组的孙柏欢于同月25日请示审批18.433亩，提前一天获得现金239629元。三份内容一致的请示，塘桥村委会又不审批，土地即时交易68.781亩，现金894153元。在2000年3月28日签署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中的85.676亩成交面积中，实际上克扣了16.895亩围垦土地，在成交价格2570280元的成交价格中实际克扣了1676127元现金，至今去向不明，塘桥村委会也无档案资料保存。
2014年10月28日，红星组村民在向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后，方知晓三被告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的事实，该协议被告塘桥村委会并未保存，且被告花木公司早在2002年10月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至今。
原告认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教育、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虽然有权按照法律规定管理村民的集体土地和其他集体财产，但对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经村民大会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现在被告塘桥村委会在未召开村民大会讨论的情形下，也未征得村民同意的情况下，秘密对外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擅自处分村民在60年代集体集资投劳围垦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农用土地等重大资产，即是土地受让人又是土地审批人，其行为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且出售村民土地在先，流转村民土地在后，明显买空卖空，应当认定其签订的该协议无效。同时，原告还认为，被告花木公司身份不明，却以空手套白狼的牟利方法，非法混入该协议的不法签署，明显侵犯村民利益，应当认定其签订的该协议无效。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的工商许可经营范围是稻谷，经营方式是种植，其无权经营全民所有制土地和集体所有制土地使用权的买卖，现其以流转“钱塘江围区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名义收购村民集体土地，行为违法，故应当认定其签订的该协议无效。综上，原告认为三被告均未征得土地使用者同意，又不符合土地买卖主体资格，其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无效。
另，原告认为，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原红星组全体村民60年代集体集资投劳的滩涂围垦土地，显然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使用权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主要通过土地互换、土地出租、土地入股、土地“股份＋合作”、土地“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五大形式，依据《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之强制性规定，该《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显然属于无效协议，应当认定协议无效。再者，按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八条“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之规定，该企业行为的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式买卖，并非国家行为的“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应为无效。
至于本案集体土地交易中的非法克扣16.895亩土地及1676127元土地交易金的去向，被告塘桥村委会无据可查，原告有待于另案处理。
综上，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确认三被告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无效。
被告塘桥村委会辩称：一、关于涉案土地的事实情况：1、原告诉称的滩涂属于国家所有，并非集体所有，原红星组并非所有权人。当年原红星组投入人力开垦了小块滩涂土地，在大围垦前经常被冲毁，直到大围垦后才稳定并由其种植。2、原告诉称的塘桥村委会联合他人将其所有的集体土地出卖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且原告故意隐瞒了其三个班组事先已与塘桥村委会签订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的事实。实际情况是，1998年前，原红星组的三个班组与花木公司事先谈好每亩9000元的价格流转土地，但花木公司要求村委会盖章，遂当时塘桥村委会同意协助，村委会为维护村民利益，在盖章前又与花木公司的戴水土谈妥将每亩9000元价格提升至每亩17000元，并与三个班组谈妥差额8000元由其与村委会集体各得4000元。后塘桥村委会盖章后按约定取得土地流转款后支付村民，并不存在克扣的情况。3、据查，塘桥村委会未保存2000年3月28日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当时是花木公司为了便于其流转土地与其他资料一起拿到村委要求塘桥村委会盖章配合，基于双方已签订流转协议，塘桥村委会加盖了公章，只保存了与花木公司签订的协议。4、塘桥村委会根据1998年9月25日与花木公司签订的协议，收取了花木公司支付的土地流转款1169277元，并依据与三个班组签订的协议向三个班组支付了约定款项，不存在克扣流转款的问题。至于85.676元亩与三个班组流转的68.781亩之间的差额，塘桥村委会也不知情，不排除当时花木公司将差额16.895亩土地使用权以搭便车的形式约定在协议中。
二、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1、本案原告并非涉案滩涂围垦土地的所有权人，也未依法取得使用权。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确认海涂、滩涂土地权属文图的复函》2004年281号文件规定，除了土改时分配给农民和在1962年实施《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时确定为集体所有外，海涂、滩涂应当确定为国有所有。原告三个班组在开垦滩涂前未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即使有使用权原告也未获得法律确权，没有依法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2、本案所涉围垦土地的流转是三个班组自行与花木公司协商好后由塘桥村委会提供协助，不影响且不损害村一级资产及全体村民的利益，无需召开村民大会。原告未了解农村集体资产为三级所有的事实，也没有准确理解村民自治有村一级村民自治和组一级村民自治，没有准确区分村级及组级各自的权限和权益，作为村一级的村民自治组织无权干涉组级的村民自治行为。3、本案原告有114人，无法确认原告诉状中签名是否每个人亲笔签名，据知有些人碍于情面才签字。4、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相应流转款早已支付。5、原告一直主张所涉围垦滩涂土地是原红星组集体所有，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但上述土地依法应是国家所有，如果原告有异议，应申请人民政府先进行行政确认，而非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辩称：一，程序上：1、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原告诉请确认无效的协议是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协议方是杭州下沙农垦场、塘桥村委会（花木公司），原告并非合同当事人，基于合同相对性，应由合同当事人主张。被告花木公司未作答辩。另诉争土地流转至杭州下沙农垦场前已经过三个班组自行流转至塘桥村委会和塘桥村委会流转至花木公司两次流转程序，该两次流转合法有效且早已完全履行，合同签订各方当事人在此期间均未表达任何异议，且流转款项已分配给村民，各村民已知晓并签字认可领取了土地流转款。综上，该诉争土地已与原告无任何的利害关系，原告无权提起确认无效之诉。2、即使有利害关系，114名村民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也不合法。依法相关法律规定，集体土地和财产不是成员个人财产，现有成员不得将集体共有的财产权益按一般共有原则进行分割，集体组织作为集体成员构成的一个民事主体，而不是集体成员单个民事主体的集合。本案中原告属于塘桥村的部分村民，并未达到足以代表村集体行使权利的最低数量标准，因此该部分村民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即使提起诉讼，也应由村民小组提出。
二，实体上：1、诉争土地是国有土地，而非原告所称的集体所有土地。诉争土地是上世纪60年代许村镇塘桥村集资投劳围垦而成，根据《物权法》和《浙江省滩涂围垦管理条例》的规定，滩涂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而集体所有的土地应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并核发权属证书。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土地所有权有争议，不能依法证明争议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属于国家所有。诉争土地根据2000年4月28日杭州下沙农垦场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管理局签订的《收回国有土地协议》进行依法收回，在合同名称及内容中均可显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管理局认定诉争土地的性质为国有土地。原告若认为是集体土地应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反之，未能提交政府登记合法的权属证书，其土地性质应当属于国有土地。2、诉争土地的流转过程连续且合法有效。本案诉争土地是先由原红星组的三个班组流转至塘桥村委会，塘桥村委会又流转至花木公司，该流转程序并不违反当时的程序及权限。而三个班组向塘桥村委会提交报告作为土地流转款的发放依据，仅是内部程序要求，在收到各组报告后，塘桥村委会即将土地流转款按报告的分配方式发放给村民。杭州下沙农垦场从花木公司取得诉争土地后，于2000年4月24日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管理局签订了《收回国有土地协议》，由该土地管理局依法收回。由此可见，土地管理局作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对于诉争土地的定性为国有土地并承认诉争土地流转的合法性。3、原告请求确认无效的协议合法有效。首先，主体适格。花木公司根据1998年与塘桥村委会签订的流转协议合法有效，花木公司已取得诉争土地的使用权，具有处分诉争土地使用权的合法资格。塘桥村委会为诉争土地的原使用权人，为方便劳动力安置和经济补偿才列入协议方，其实际上合同主体应为杭州下沙农垦场与花木公司。而花木公司在两次签订合同时都是依法存续的法人组织，其在2002年被吊销不影响其在2000年签订合同的效力。其次，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再次，内容合法。诉争土地性质上属于国有土地，花木公司先取得诉争土地的使用权，后流转至杭州下沙农垦场，杭州下沙农垦场已支付对价，全部村民的补偿费已支付到位，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如果确认本协议无效，则杭州下沙农垦场作为善意取得的一方，相应损失应由塘桥村委会承担，即最终由全体村民承担，反而不利于保护村民的利益。
被告花木公司未进行答辩。
原告举证、被告质证及本院认证如下：
一、情况说明2份，证明塘桥村原红星组由中心班组、新丰班组、褚介班组三个班组组成及人员名单，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8号坝的滩涂围垦土地是原红星组于上世纪60年代集资投劳围垦所形成的集体所有制农业用地，该土地由上述三个班组常年进行种植。
两被告均对该两份情况说明由塘桥村委会出具无异议，但均认为该两份情况说明均非对土地性质的说明，且村委会也无权确认土地性质。另人员名单仅是户主名字，每户多少人无法体现。
二、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复印件1份（即诉请无效的2000年3月28日签订的协议），证明协议乙方即海宁市许巷乡塘桥村（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花木有限公司）为不合法的主体名称；乙方以每亩30000元的价格流转土地85.676亩，总交易价格是2570280元；甲方向乙方要求流转钱塘江围垦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用于农业生产，而该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另外还约定由乙方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明。
两被告对该证据的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塘桥村委会认为无法证明本案所涉土地是集体所有，至于主体是否合法问题由法院判定。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认为协议明确注明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而非集体土地流转，且流转面积应由三个班组明确的土地面积为准，塘桥村委会只是为了配合补偿费的发放才作为乙方参加协议签订，实际上乙方应是花木公司。
三、中心组高明生报告及无据支出证明单复印件各1份，证明2000年7月13日，该班组流转围垦土地30.248亩，每亩价格13000元，次日总计领取393224元；流转给塘桥村委会后前来村委会审批，塘桥村委会即是土地受让方又是土地审批方，显属违法，且塘桥村委会与其余两被告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时买空卖空。
四、褚家组宋金火报告及无据支出证明单复印件各1份，证明2000年7月13日，该班组流转围垦土地20.1亩，每亩价格13000元，同日总计领取261300元；流转给塘桥村委会后前来村委会审批，塘桥村委会即是土地受让方又是土地审批方，显属违法，且塘桥村委会与其余两被告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时买空卖空。
五、新丰班组徐柏欢报告及无据支出证明单复印件各1份，证明2000年7月25日，该班组流转围垦土地18.433亩，每亩价格13000元，已提前一天领取239629元；流转给塘桥村委会后前来村委会审批，塘桥村委会即是土地受让方又是土地审批方，该班组领取款项在前，出具报告在后，显属违法，且塘桥村委会与其余两被告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时买空卖空。
被告塘桥村委会及杭州下沙农垦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四、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塘桥村委会认为，上述三份报告是原告所在的三个班组向塘桥村委会提交的，且有当时三个班组的小组负责人签字，塘桥村委会只负责接收并作为支付流转款的依据，并没有审批的义务。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认为，上述三份报告从内容上看详细记载了每组流转土地的面积及金额，都是原告向村委会亲自提交的报告，应该为了村民领取补偿款的手续所需，并非需要向村委会申请审批。
六、关于报告的说明2份，证明原中心组的高明生及褚家组的宋金火证明报告中的30.248亩和20.1亩流转土地就是村委会与杭州下沙农垦场签订协议中85.676亩土地中的一部分，故本案原告是利害关系人。
被告塘桥村委会认为该两份说明本身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高明生、宋金火作为原告并未出庭，也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即使属实，也与本案事实没有冲突。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认为，这两份说明不符合证据形式，应属于原告自己的陈述，并非证人证言，同时该组说明再次明确了自己一组流转出去的土地面积，反过来证明该两原告曾作为班组负责人，其签字的报告真实有效。
七、杭州国土资源局信息公开告知书复印件2份，证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土地使用权项下的编号M-17-1地块部分来源于原告围垦的本案所涉土地，分别由杭州外海物流有限公司及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使用。
被告塘桥村委会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是否对应本案所涉土地由法院核实。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认为土地流向与本案确认合同无效无关。
八、工商登记信息1份，证明2000年3月28日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时，杭州下沙农垦场的名称应是余杭县国营下沙农垦场，直至2000年12月份才变更名称为杭州下沙农垦厂。
被告塘桥村委会请求法庭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认为该证据仅是网页打印信息，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认为杭州下沙农垦场的工商信息的变更具有延续性，在变更前就以下沙农垦场的名义签订合同已得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管理部门的认可，应是合法有效的。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至五，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至于其证明对象是否成立，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原告提交的证据六，宋金火及高明生本来就是原告之一，原告所作说明非书证，也非证人证言，而属于当事人陈述，该陈述内容，两被告未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七，系复印件，但结合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提交的本案所涉围垦土地的来源资料可知，该告知书内容真实。原告提交的证据八，与工商部门登记的信息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塘桥村委会举证、原告及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质证及本院认证如下：
一、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3份，证明1998年9月24日，原红星组三个班组与花木公司关于围垦土地流转事宜协商后，与塘桥村委会签订了上述协议，三个班组同意将各自土地使用权流转给村委会，再通过村委会流转给花木公司。其中中心班30.248亩、褚介班20.1亩、新丰班18.433亩，单价每亩13000元。当时是花木公司和三个班组请求塘桥村委会出面协助流转土地的。
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原告认为土地的使用权或所有权终身流转都是无效的。同时原告认为该组证据恰好证明了以下内容：1、案涉土地是集体土地，而非国有土地；2、土地使用权后面括号所有权，两权合并流转终身违法，协议无效；3、个人未经集体授权，无权代表集体签订重大集体生产资料土地流转终身，协议无效；4、协议甲方填写塘桥村经济合作社，盖章处是村民委员会，程序违法，协议无效；5、该流转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无效。
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且认为从协议乙方即原告代表签字以及原告举证中的小组负责人说明和向村委会提交的报告结合来看，可以证明乙方代表签字是有效的，且是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的。另协议流转是土地使用权括号所有权仅仅是表述问题，实际上流转的是收益权，并未违法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二、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及补充协议各1份，证明1998年9月25日，塘桥村委会依照约定与花木公司签订流转协议，约定流转土地68.781亩，每亩单价17000元。进一步印证本案所涉土地流转是三个班组自行与花木公司协商好后请村委会协助而已。
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1、案涉土地是集体土地，不是国有土地。2、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就是流转的就是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两权合并终身流转违法，协议无效。3、村委会未经村民大会同意，无权处置村民重大生产资料土地，协议无效。4、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无效。1998年9月25日签订协议，付款却在2000年6月底前付清，明显空手套白狼。期间，土地涉及征地拆迁，均由花木公司处理，属于协议人恶意串通，损害村民利益。补充协议与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同日签订，印证案涉土地是集体土地，该协议约定的款项支付时间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付款时间之后，印证了协议人空手套白狼的手法。
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并认为该两份协议与被告塘桥村委会提交的证据一种的三份流转协议是背靠背协议，从证据一三份协议第六条内容看出，该三份协议要送花木公司保存，印证了被告塘桥村委会所提该村委会只是协助配合原告三个班组与花木公司签订协议。
三、信用社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各1份及统一收款收据2份，证明花木公司于2000年5月10日、7月6日及8月9日向塘桥村委会支付土地流转款合计1169277元。
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原告认为付款时间是在本案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之后，印证了协议人恶意串通、损害村民利益。
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并认为该款项支付流程是合法有效的，全体村民已拿到全部款项，并未损害村民利益。
四、无据支出证明单3份、信用社取款凭条3份及报告3份，证明三个班组代表分别向塘桥村委会提交了组内土地流转及流转款分配等事宜的报告，并领取了土地流转款。
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案涉土地是集体土地，个人未经集体讨论授权签订重大集体资产终身流转协议无效。
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并认为村民已领取全部流转款项，未损害村民利益。
五、围垦土地款分户表2份，证明新丰班组已按报告所涉办法分配土地流转款项，印证其他两班组也依相同方法分配了款项，且村民在领取款项时明知是围垦土地流转款，而非租金。
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是土地流转款而非租金，即使是土地流转款，也不能证明土地流转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同时也证明原告的土地收益，该土地是集体土地。
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并认为村民已领取全部流转款项，未损害村民利益。
六、收回国有土地协议1份、关于要求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手续的请示1份、国有土地流转协议1份、地籍调查界确认表2份，宗地成果1份，证明本案所涉土地由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管理局收回，并由该局向杭州下沙农垦场支付每亩30000元的补偿，而杭州下沙农垦场是从塘桥村委会（花木公司）流转而来，流转土地85.676亩，系由三块地组成，分别是13.131亩、6.634亩、72.345亩，流转土地位于杭州市××××、博陆镇。
原告认为收回国有土地协议是建立在违法的基础上，是无效的。关于办理土地流转手续的请示是当事人恶意串通，土地流转协议中的杭州下沙农垦场当时还没有登记，协议无效，地籍调查界确认表及宗地成果也不能证明国有土地流转协议的合法有效。
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并认为收回国有土地协议是与土地管理局签订的，涉案土地本来就是国有的。
同时，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之后举证时也向本院提交了该组证据，证明案涉土地为国有，杭州下沙农垦场已从花木公司处合法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并由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管理局收回。原告意见与前述一致。被告塘桥村委会对此无异议。
七、征用协议书2份及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3份、无据支出证明单2份，证明2000年4月3日，褚介班、中心班围垦滩涂的土地因杭州绕城高速建设所需被征用，征地补偿款是每亩9000元。2000年11月1日，新丰班、褚介班以同样方式将围垦土地流转给余杭临平镇城南信誉气修配厂，印证了本案中的土地流转款单价高于征地补偿款，且不可能是租金性质。
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恰好证明了案涉土地是集体土地，将集体土地使用权及所有权终身流转违法。
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并认为原告享有的是土地收益权。
另，原告同时认为，被告塘桥村委会提交的以上证据也可以作为原告证据，即证明案涉土地是集体土地，不是国有土地。
本院认为，被告塘桥村委会提交的证据一至六，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至于其证明对象是否成立，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被告塘桥村委会提交的证据七，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仅起参考作用。
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举证、原告及被告塘桥村委会质证如下：
一、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土地使用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及宗地图纸各1份，证明案涉土地是国有土地，被政府收回后再次出让的情况。
原告对该组证据三性有异议，认为审批是建立在违法的流转协议上，基础是违法的，审批也是违法的。
被告塘桥村委会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二、收款收据及付款凭证1组，证明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已向花木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了全部流转款。
原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认为是该被告自制的凭证，无法确认是围垦土地的流转款，即使是，也是违法发放的款项。
被告塘桥村委会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为，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提交的证据一来源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真实性予以确认，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至于证明对象能否成立，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提交的证据二中明确是土地流转款，原告有异议，但无相反证据加以反驳，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花木公司未提交证据。
通过以上证据，结合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上世纪60年代，海宁市许村镇塘桥村原红星组的中心班、新丰班、褚介班集体在杭州市辖区内的钱塘江滩涂区围垦部分滩涂土地（原告称之为下沙8号坝区域），并长期耕种。
一、所涉围垦土地流转过程：
1998年9月24日，中心班、褚介班、新丰班三个班组分别与塘桥村委会签订《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塘桥村委会作为甲方，三个班组分别作为乙方，协议分别约定三个班组将围垦的上述滩涂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终身流转给塘桥村委会，其中中心班30.248亩、褚介班20.10亩、新丰班18.433亩（合计68.781亩），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土地开发成本、青苗补偿、附属设施补助、劳力安置及其他费用每亩13000元。中心班小组长高明生、褚介班小组长宋金火（宋金虎）及新丰班小组长褚春荣、徐柏欢分别作为三个班组的代表签字。
1998年9月25日，塘桥村委会与花木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一份，花木公司作为甲方，塘桥村委会作为乙方，协议约定乙方将上述围垦土地68.781亩流转给甲方，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土地开发成本、青苗补偿、附属设施补助、劳力安置及其他费用每亩17000元。
2000年3月28日，杭州下沙农垦场与塘桥村委会、花木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一份，杭州下沙农垦场作为甲方，塘桥村委会与花木公司作为乙方，协议约定：围垦区原为钱塘江滩涂，其土地所有权，按国家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应属国有土地。乙方同意将钱塘江围垦区内的国有土地85.676亩土地使用权流转给甲方；补偿标准同意按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补偿文件和标准执行，补偿标准为每亩3万元，补偿内容包括青苗补偿费、地面附着物补偿费、土地开发成本、劳动力安置等，双方还对付款方式、劳动力安置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同日，花木公司与塘桥村委会签订《土地使用权流转补充协议》一份，约定今后如因该土地涉及国家企业征地拆迁而划入乙方的补偿费用等资金，乙方必须三天内全额划给甲方等。
亦在同日，杭州下沙农垦场、塘桥村委会、花木公司共同向杭州市土地管理局申请，请求批准上述85.676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手续的办理。
2000年4月24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管理局与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签订收回国有土地协议（东部11）一份，约定因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东部区块的开发建设，需收回杭州下沙土地85.676亩，补偿每亩30000元，双方还对付款时间、征地进程等进行了约定。
200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先后审批同意将包括上述滩涂土地在内国有土地转为建设用地。
二、所涉围垦土地流转款支付情况：
2000年4月29日，杭州下沙农垦场向花木公司支付土地流转款1300000元。2000年7月28日，杭州下沙农垦场向花木公司支付土地流转款余款1270280元。
2000年5月10日，花木公司向塘桥村委会支付土地流转款500000元。2000年7月6日，花木公司向塘桥村委会支付土地流转款500000元。2000年8月9日，花木公司向塘桥村委会支付土地流转款余款169277元。
2000年7月13日，中心班及褚介班分别向塘桥村委会出具报告，报请批准本案所涉围垦土地，经该组农户讨论决定同意终身流转给塘桥村委会，流转面积分别是中心班30.248亩、褚介班20.10亩，每亩13000元，款项按1997年及2000年在册户口各半分配。同日，褚介班领取土地流转款261300元（20.10亩×13000元／亩）。次日，中心班领取土地流转款393224元（30.248亩×13000元／亩）。2000年7月24日，新丰班领取土地流转款239629元（18.433亩×13000元／亩），并于次日补写报请审批报告。上述款项领取后已按户分发至农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所涉围垦土地的性质；二、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三、本案三被告于2000年3月28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是否有效。
一、对于本案所涉滩涂围垦土地的性质问题。原告认为属于原红星组下的三个班组集体所有的集体土地。被告塘桥村委会及被告杭州下沙农垦场则认为属于国有土地。
本院认为，土地的性质应依法确定。对于滩涂土地的性质，我国多部法律都有规定。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八条也明确规定“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条规定“国有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全民所有制单位或者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个人使用”，第九条第一、二款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上述《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之后虽经多次修正，对此内容的规定均延续一致。通过以上法律规定可知，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除非法律明确规定属于集体所有，而且属于集体所有或使用的土地或者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应该通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予以确认，否则缺乏法律依据。
再者，2012年9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国有土地开荒后用于农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法释（2012）14号）中明确答复：开荒后用于农耕而未交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国有土地，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的农村土地。此类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加以规范。另外，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审批将上述滩涂土地收回转为建设用地时将其定性为“利用国有土地”也印证了上述土地系国有的性质。
综上，本案所涉滩涂土地，并无法律依据确定其为原红星组三个班组集体所有，也从未依法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从法律层面上确认三个班组对其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因此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所涉滩涂土地不属于三个班组集体所有，应当为国家所有，且原红星组三个班组也未依法定程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仅是实际上在耕种使用。因此，本案所涉滩涂土地的性质并非存有争议，原告坚持其为集体土地的意见仅是原告单方误解而已。既然原告不享有所有权，也没有依法取得上述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其流转的其实是对其投入的劳动成本及现有劳动成果等要求补偿的权利。
二、原告是否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
本案中所涉围垦土地并非村一级集体所有或使用的财产权益，依职权来看，塘桥村委会原本无需出面签订协议，而是应由实际开垦并耕种的原红星组的三个班组签订流转协议。但结合实际流转的过程来看，是先由原红星组三个班组与塘桥村委会签订流转协议，将权益流转给村委会，次日就由塘桥村委会流转给花木公司，及后来再与花木公司一起流转给杭州下沙农垦场，根据塘桥村委会的陈述，其是受原红星组及土地流转受让方的要求来协助原红星组三个班组参与流转，该说法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能合理解释塘桥村委会参与流转过程的原因，本院予以采纳，故对外虽是塘桥村委会作为协议方，实际上其代表的是原红星组三个班组的村民。再者，塘桥村委会与花木公司、杭州下沙农垦场签订的流转协议涉及土地开发成本、劳动者安置等，对于原红星组三个班组的村民来说具有利害关系，且又无证据显示三个班组有其他独立财产，故三个班组的村民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三、2000年3月28日本案三被告签订的三方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那么本案中三被告签订的上述三方协议是否存在《合同法》规定的上述无效情形呢？
首先，三方协议内容明确，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因欺诈、胁迫而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
其次，三方协议中约定每亩30000元的土地流转补偿款的受让方是塘桥村委会及花木公司两方当事人，就土地流转补偿款项如何分配和领取，原红星组三个班组与塘桥村委会及花木公司早已事先分别签订协议进行了确认，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对于原红星组三个班组来说，其事先与塘桥村委会签订流转协议及事后呈报审批时都对其所流转土地的面积合计68.781亩、补偿单价13000元等反复确认，可见原红星组三个班组对其土地流转的面积及应该领取补偿款的数额是清楚的，不存在其他流转方恶意串通的情形。即使2000年3月28日三方协议中的土地面积多于村民流转面积，但原告至今并未就该差额面积属于原告所开垦进行举证，考虑到协议一方当事人除了塘桥村委会外还包括花木公司，并不能排除该差额土地系花木公司通过其他途径流转所得，况且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其领取每亩13000元的流转单价与原告当时流转的同类型土地相比存在明显偏低的情形，故原告所提三被告间恶意串通而损害原告利益的说法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最后，该次流转是基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开发建设及补偿原告开发成本、合理安置劳动力等需要，并无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也不损害公共利益，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综上，本院认为该流转协议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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