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14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同济培训学校，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集贤路特1号。
负责人：张大龙，该学校校长。
委托代理人：沈小梅，该学校员工，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云慧，女，1971年7月5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京杰，湖北省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武汉同济月嫂母婴护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民意四路保利名苑1905室。
法定代表人：张大龙，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武汉同济培训学校为与被上诉人刘云慧、原审第三人武汉同济月嫂母婴护理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4）鄂硚口民二初字第000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武汉同济培训学校的委托代理人沈小梅，被上诉人刘云慧的委托代理人张京杰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武汉同济月嫂母婴护理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武汉同济培训学校的负责人与武汉同济月嫂母婴护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张大龙，两单位均在本市硚口区解放大道1063号的同济月嫂门店（同济医院旁）办公，且办公人员、地址相互混同，2013年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在上述门店发放招生广告、简章进行招生，并承诺随到随学，培训费用9988元／人，结业后颁发同济月嫂高级管家班结业证书及全球统一学员证，并签订就业协议，月薪8000元起，未安排就业的学员全额退费。刘云慧看到武汉同济培训学校的招生广告后在上述门店交纳培训费9988元，并由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出具盖有“同济月嫂连锁店”（该店未经工商注册）印章的收据一张，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培训合同。后武汉同济培训学校组织刘云慧在武汉、上海进行月嫂知识的培训，培训期间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安排刘云慧到客户家实习。但培训结束后武汉同济培训学校未按照广告、简章履行推荐刘云慧就业并达到月薪8000元的承诺。刘云慧多次找武汉同济培训学校要求退还学费无果后通过新闻媒体曝光等途径仍未得到解决，刘云慧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双方口头达成的教育培训合同；2、武汉同济培训学校返还刘云慧培训费998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另查明，2013年4月，武汉市硚口区教育局对武汉同济培训学校的2012年度的检查中以武汉同济培训学校违规收费并出具白条，招生简章、广告未经登记备案等理由认定武汉同济培训学校的2012年度检查不合格，后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向硚口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硚口区政府以武汉市硚口区教育局的行政行为程序不当为由撤销该结论，2013年11月武汉市硚口区教育局重新作出年检结论通知书，以武汉同济培训学校用武汉同济培训学校的名义招收学员却以“同济月嫂连锁店”的名义收费并出具收条等理由认定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在2012年度的检查为不合格，现该年检结论已生效。
原审法院认为：武汉同济培训学校作为专门的培训机构，应当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经营活动，且应严格履行同学员间的合同。本案中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教育培训合同，但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向刘云慧发放的招生简章、广告应为向刘云慧发出的邀约，刘云慧向武汉同济培训学校交纳培训费9988元应为接受武汉同济培训学校的邀约即承诺，此时双方的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双方当事人均应该按照简章、广告的内容履行各自权利义务，现刘云慧已经向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履行了交纳培训费的义务，但武汉同济培训学校未全面履行培训结业并在结业后推荐就业岗位且月薪达到8000月的承诺。且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在刘云慧培训期间存在各种违规经营的情况未向刘云慧进行说明，使刘云慧丧失其他选择权利，最终致使刘云慧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刘云慧关于请求解除双方的教育培训合同的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刘云慧要求武汉同济培训学校退还培训费9988元的请求，因武汉同济培训学校为履行合同已经付出了一定的人力、财力，根据公平原则酌情扣减2000元，即由武汉同济培训学校退还刘云慧培训费人民币7988元。综上，经合议庭评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解除刘云慧与武汉同济培训学校之间口头达成的教育培训合同。二、武汉同济培训学校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云慧培训费人民币7988元。三、驳回刘云慧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武汉同济培训学校负担（该费用刘云慧已经垫付，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刘云慧）。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人武汉同济培训学校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并由刘云慧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其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为：一、原审法院程序违法。1、刘云慧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予通知。武汉同济培训学校依法申请举证期限后，一审主审法官意气用事，审判带有明显倾向个人情绪开展法庭调查。调查问话不是针对武汉同济培训学校，而是针对武汉同济培训学校法定代表人个人。法庭调查过程随意性很强，并威胁追加法人为被告。2、主审法官主动调查、违法调查证据，有违法官中立地位，也干涉刘云慧的举证责任和权利。二、一审法院有关武汉同济培训学校诉讼主体适格的认定错误。同济月嫂连锁店系依法进行工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其与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和原审第三人均为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或经济组织。该加盟店收取费用后，委托武汉同济培训学校进行月嫂培训，支付给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培训费用。因此，一审判决确定武汉同济培训学校为教育培训合同的主体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认定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和刘云慧之间合同有效是错误的，适用法律不当。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向刘云慧发放广告为要约邀请，那么刘云慧支付培训费用的行为应当为要约而不是承诺，因此双方合同并未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有效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被上诉人刘云慧答辩称：一、一审法院程序合法。1、一审在2014年4月18日开庭时，刘云慧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当时武汉同济培训学校要求给予答辩期15天，主审法官应允，便通知6月13日普通程序开庭。2、法官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这是法律赋予法官的职权。因此，一审审理程序完全合法。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其他指责法官的言辞完全不属实。二、本案被告主体完全适格。武汉同济培训学校的前任常务副校长陈艳燕，证人胡某某已出庭作证，刘云慧提交的《招生简章》、票据、刊物资料，教育局的文件等均能有效证明就是武汉同济培训学校招生、收费。同济月嫂连锁店印章就是武汉同济培训学校私刻的，方法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武汉同济培训学校没有一份证据能证明是受他人委托招生。因此，本案被告主体完全适格。三、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云慧与武汉同济培训学校之间形成的是口头培训合同，合同不仅生效且已履行，只是武汉同济培训学校未按约定履行完毕。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根据原审卷宗查明：原审法院于2014年4月17日对本案开庭审理时，因刘云慧当庭表示变更诉讼请求，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及原审第三人要求原审法院给予15天的举证期限，原审法院对此请求予以应允，后于2014年6月13日再次开庭审理了本案。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事实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审法院是否审理程序违法；二、刘云慧是否与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形成教育培训合同。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原审法院是否审理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核查原审庭审记录，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及原审第三人对刘云慧当庭表示变更诉讼请求一事系清楚知晓，且据此请求原审法院给予15天的举证期限，原审法院对此请求予以应允。故对武汉同济培训学校所称原审法院未向其告知刘云慧变更诉讼请求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因此，原审法院为查明本案案件事实，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并无不当。武汉同济培训学校上诉还称原审法官审判行为不当，因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并未提供证据对其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武汉同济培训学校所称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刘云慧是否与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形成教育培训合同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武汉同济培训学校系通过在同济月嫂门店发放招生广告、简章的方式进行招生，从招生广告、简章中随到随学，培训费用9988元／人，结业后颁发同济月嫂高级管家班结业证书及全球统一学员证，并签订就业协议，月薪8000元起，未安排就业的学员全额退费等内容来看，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且具有期望不特定相对人按该内容与之建立培训合同的意思表示，故而原审法院认定武汉同济培训学校通过发放招生广告、简章的方式进行招生的行为系要约并无不当。刘云慧依招生广告交纳培训费9988元的行为应为对该要约的承诺。
武汉同济培训学校上诉虽称收取培训费者为同济月嫂连锁店，其只是受同济月嫂连锁店委托对刘云慧进行培训，武汉同济培训学校与刘云慧未建立培训合同关系。但是，一、通过发放招生广告、简章的方式进行招生的主体为武汉同济培训学校，而非月济月嫂连锁店；其二，该连锁店并未经工商注册，不具备收取培训费、进行月嫂培训的资质；其三、刘云慧持有的收据系由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向其出具；其四、武汉同济培训学校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该连锁店之间形成委托培训合同关系；其五、根据武汉市硚口区教育局作出年检结论通知书，武汉同济培训学校存在以武汉同济培训学校的名义招收学员却以同济月嫂连锁店的名义收费并出具收条的行为。综合上述情形，虽刘云慧持有的收据上加盖的印章为月济月嫂连锁店，但与其建立培训合同的主体应为武汉同济培训学校。故对武汉同济培训学校上诉所称原审法院认定武汉同济培训学校诉讼主体适格系认定错误、武汉同济培训学校与刘云慧并未成立培训合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武汉同济培训学校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武汉同济培训学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义林
审 判 员 周 靖
代理审判员 易齐立
二〇一五年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胡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