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38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汤志人，男，1975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健，广东合慧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陈伯光，男，197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徐永治，男，1974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科峰，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光稳，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汤志人因与被上诉人陈伯光、徐永治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20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汤志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改判陈伯光、徐永治共同向汤志人支付已收取的工程款1318008.68元及利息（利息以1318008.68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5年5月21日计至全部付清款之日止）；3.陈伯光、徐永治共同赔偿汤志人47410.89元及利息（利息以474l0．89元为本金，从2015年5月21日计至全部付清款之日止）。4.陈伯光、徐永治共同支付汤志人因维权而产生的费用209556元（其中已支付的案件受理费59556元，需支付的律师费150000元）；5.本案全部受理费由陈伯光、徐永治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工程存在盈利。根据（2017）粤01民终16214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汤志人持有合伙体款项-866799元，陈伯光持有合伙体款项-397806.34元，徐永治持有合伙体款项-1617085.84元，合伙体亏损总金额为2881691.18元。该亏损总金额是根据汤志人收取工程款568360元、陈伯光收取工程款526350元、徐永治收取工程款3698196.41元，三人共收取工程款4792906.41元计算得出。但根据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建公司）、广州伟中装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中公司）在（2017）粤0103民初4679号案件中提供的证据显示，合伙体实际收取的工程款为9028226.64元，与（2017）粤01民终16214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相比，多出4235320.23元，减去亏损金额2881691.18元，盈利金额为1353629.05元（4235320.23元-2881691.18元=1353629.05元）。一审法院未查明新的事实，直接依据（2017）粤01民终1621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亏损总金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伟中公司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交的伟中公司与陈伯光签名确认的《结算确认协议》及一审庭审情况，陈伯光确认案涉工程合伙体的应收款项为9028226.64元；陈伯光、徐永治、汤志人在2010年10月31日对账，对各人的总支出进行核算并签署确认了《重庆会所精装修工程支出表》，又经法院（2016）粤0114民初4663号民事判决、（2017）粤01民终16214号民事判决重新计算，确认汤志人工程成本总支出为3475809元（3554804元-176700元+97705元=3475809元）、陈伯光工程总支出为1636956.34元（1557961.34元+176700元-97705元=1636956.34）、徐永治工程总支出为1853782.25元，因此，案涉工程的工程成本支出为6966547.59元（3475809元+1636956.34元+1853782.25元=6966547.59元）。鉴于工程总收入为9028226.64元，总支出为6966547.59元，在工程款项应收已收的情况下，工程利润应为2061679.05元（9028226.64元-6966547.59元=2061679.05元）。另外，《重庆会所精装修工程支出表》在确认上述工程支出款项外，还确认汤志人支付了52.6万元利息，陈伯光支付了0.8万元利息、徐永治支付了9.2万元利息，而（2016）粤0114民初4663号民事判决书、（2017）粤01民终16214号民事判决书依据所采信的证据及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三人自认的事实，认定汤志人实际支付34.8万元利息、陈伯光支付0.8万元利息、徐永治支付4.6万元利息，故经认定三人支付的利息共为40.2万元。综上，案涉工程的实际利润为2061679.05元-402000元=1659679.05元。（二）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陈伯光、徐永治绕开汤志人，与荔建公司、伟中公司进行结算，汤志人对此并不知情。根据荔建公司、伟中公司提交的结算资料显示，合伙体工程款的收取共由14笔组成，陈伯光、徐永治对每一笔金额均确定，并确认款项已经全部收齐。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三人均领取过工程款，甚至存在第三方领取工程款的情况，但无论谁领取，最终均经过陈伯光、徐永治的确认，而汤志人直接领取的仅为568360元，陈伯光、徐永治应对除此568360元之外的款项（即8459866.64元）的去处承担举证责任，在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二人应向汤志人支付案涉工程款并赔偿结算过程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要求汤志人对“这些款项是否由陈伯光、徐永治实际收取、各自收取多少”承担举证责任，实属错误。（三）由于陈伯光、徐永治无法对其结算确认的款项的去向进行说明，但又对每一笔的收取款项均进行确认，在其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款项（4235320.23元）由陈伯光、徐永治持有。对于盈利的1353629.05元，应当按每人l/3进行分配，即汤志人应分得451209.68元，加上汤志人之前亏损的866799元，陈伯光、徐永治应向汤志人支付1318008.68元。（四）关于荔建公司收取的税管费是993512.89元还是1135745.55元的问题。（2017）粤01民终16214号案中，荔建公司提交的证据已经显示，其收取的税管费为993512.89元，而在其后的结算资料显示，荔建公司收取的税管费是1135745.55元，差额142232.66元。由于陈伯光、徐永治的该行为损害了汤志人的权益，因此，其二人还应向汤志人赔偿损失47410.89元。
陈伯光、徐永治辩称，不同意汤志人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另案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合伙体亏损，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需要各自承担960563.73元。（二）荔建公司收取1135745.55元为管理费和税费，不存在汤志人提到的差额142232.66元，故陈伯光、徐永治不需要向其赔偿差额。（三）汤志人是案涉项目的财务，清楚工程结算情况及工程结算进度。案涉工程款为分期申请取得，荔建公司扣取管理费后如数支付给了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或伟中公司，汤志人称对结算事宜一无所知，有悖常理。陈伯光签订《结算确认协议》是为了申报最后一期工程款，《结算确认协议》中记载的收款数额代表整个合伙体在工程期间收取的所有工程款，不能代表三位合伙人各自的收款情况，三位合伙人各自的收款情况（2017）粤01民终1621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作出认定。
汤志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伯光、徐永治共同向汤志人支付已收取的工程款1318008.68元及利息（利息以1318008.68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5年5月21日计至全部付清款之日止）；2.陈伯光、徐永治共同赔偿汤志人47410.89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47410.89元为本金，从2015年5月21日计至全部付清款之日止）；3.陈伯光、徐永治共同向汤志人支付因维权而产生的费用209556元（其中已支付的三个案件受理费59556元，需支付的律师费150000元）；4.全部案件受理费由陈伯光、徐永治承担。
陈伯光、徐永治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汤志人向陈伯光、徐永治支付其在工程项目中多持有的工程款项93764.73元及利息（利息以93764.73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从2018年4月19日计至全部付清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汤志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5日，伟中公司与荔建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伟中公司以挂靠形式用荔建公司名义向和记黄埔地产（重庆经开园）有限公司承包重庆市陡溪商住区项目一期（甲区）会所、售楼处、商业大楼（电梯大堂及卫生间）精装工程及二级样板房精装收尾工程。该协议书约定，伟中公司以荔建公司名义与和记黄埔地产（重庆经开园）有限公司签订上述工程项目的分包工程合同后，荔建公司有权从伟中公司收取的工程总价款中扣除相应的税费和管理费。
2009年2月26日，伟中公司作为甲方，陈伯光作为承包方签订了协议书，就“重庆市陡溪商住区项目一期（甲区）会所、售楼处、商业大楼（电梯大堂及卫生间）精装工程”项目的整项承包问题达成协议。
2009年3月20日，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共同经营“重庆市经开区陡溪商住区项目（一期）甲区会所及商业大楼（电梯大堂卫生间）精装修工程”，挂靠荔建公司、转包单位为伟中公司；合作出资模式：三方共同出资180万元，各出资60万元。分工形式：A、陈伯光职责：现场施工及组织，与重庆市和记黄埔地产（重庆经开园）有限公司交接；B、汤志人职责：现场施工材料、辅料采购，现场工地财务；C、徐永治职责：从广东采购原材料、货运，及与伟中公司交接。提取工程款形式：三人签订共同委托书，指派汤志人作为项目财务向荔建公司支取进度款。利益分配：总工程款减开支费用，所得利润，各占三分之一。其中减除开支费用包括：a、荔建公司挂靠费占工程总额8.5%；b、伟中公司转包费占工程总额16%；c、所有施工用材料费用（三方认可）；d、工人工资费用（三方认可）。剩余利润：三方各所得三分之一的利润。
因认为陈伯光、徐永治收取款项后未向其支付，2016年5月12日，汤志人以陈伯光、徐永治为被告、伟中公司、荔建公司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要求陈伯光、徐永治共同向汤志人返还人民币1587910元及利息，陈伯光向汤志人返还垫付款人民币300000元及利息等。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4月27日作出（2016）粤0114民初466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的事实包括：
关于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的支出数额。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的支出金额除各合伙人认可的争议金额外，其余应以《重庆会所精装修工程支出表》所载金额为准。
关于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从荔建公司、伟中公司收取的款项的问题。除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认可的单据外，其余单据无原件且非陈伯光、徐永治签名确认收取，不能认定此类单据项下的款项由陈伯光、徐永治收取。而徐永治交付给汤志人的款项又不能与汤志人提供的收款单据一一对应，不能证明汤志人所举证据中的收款单据项下的款项由某一合伙人收取。汤志人认为案外人签名的收款单据项下的款项或票据为徐永治、陈伯光收取，但无证据证明收款人（签收人）与徐永治、陈伯光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汤志人的支出（包括个人支出和由汤志人账户支出）：共支出5471904元。汤志人收取合伙体款项：由于汤志人负责合伙体的财务工作，故汤志人执行合伙事务过程中收取的合伙体款项包括其个人从第三人处收取的合伙体工程款、其他合伙人交付的合伙体款项，即：从荔建公司收取的工程款568360元、从伟中公司收取250000元、徐永治转交的从荔建公司收取的工程款3033000元、合伙借款263950元（实际到账）、陈伯光向汤志人账户转账305000元，徐永治向汤志人账户转账382500元。共收取4802810元。汤志人实际持有合伙体款项：汤志人收取合伙体款项-
汤志人的支出=4802810元-5471904元=-669094元。
陈伯光的支出：共支出1742661.34元。陈伯光收取的合伙体款项：从荔建公司收取526350元，其中305000元转账给汤志人，实际收取221350元；从汤志人处借支1025800元。共收取1247150元。陈伯光实际持有合伙体款项：陈伯光收取合伙体款项-
陈伯光的支出=1247150元-1742661.34元=-49511.34元。
徐永治的支出：共支出2282282.25元。徐永治收取的合伙体款项：从荔建公司收取3698196.41元，其中3033000元转交给汤志人，共收取665196.41元。徐永治实际持有合伙体款项：徐永治收取合伙体款项-
徐永治为合伙体的支出=665196.41元-2282282.25元=-1617085.84元。
综上，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的各自支出与收取的合伙体款项的差额均为负数，故合伙体无可分配利益。鉴于此，合伙体存在亏损，则亏损亦应当由各合伙人按照比例承担。由于《合作协议》并未对亏损比例作出约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平原则，各合伙人应负担的亏损比例应当与享有的利益分配比例相同，即各合伙人各自负担合伙体三分之一的亏损。合伙体总亏损金额为：669094元+49511.34元+1617085.84元=2781691.84元，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各自应承担亏损927230.39元。现汤志人负担669094元的亏损并不足其应负担的三分之一的合伙体的亏损金额，故汤志人主张陈伯光、徐永治向其返还款项及利息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需特别指出的是，该案中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的比例确定各合伙人的出资、收益分配及亏损承担比例是因各合伙人不同意通过审计的方式确定所致，以及上述亏损是因为该案中第三人荔建公司、伟中公司未提交其与合伙体就工程款、挂靠费、转包费的结算证据所致，并不影响以后各方共同确定有关费用后对涉案合伙体收益分配或亏损负担。该判决驳回原告汤志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汤志人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在该案二审审理中，汤志人向本院提交了伟中公司、荔建公司在（2017）粤0103民初4697号案件中各自提交的一组证据，拟证实徐永治、陈伯光在一审中陈述收到案涉工程的工程款是错误的，汤志人在该案二审中认为根据伟中公司提交的结算确认协议及附件，反映陈伯光应得款项928万多元，已经全部支付完毕给陈伯光。徐永治出具的结具书证实案涉工程的结算金额12099966.89元，已经全部结清。本院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2017）粤01民终16214号民事判决认为：关于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从荔建公司、伟中公司收取的款项的问题。对上述陈伯光、徐永治不予认可，双方有争议的款项，汤志人称保留向荔建公司、伟中公司追究工程款的权利，且一审判决后，汤志人也已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2017）粤0103民初4679号案，故对上述争议款项不予处理。一审法院按《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确定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的出资比例各占三分之一，各合伙人应负担的亏损比例与享有的利润分配比例相同，即各合伙人各自负担合伙体三分之一的亏损，符合公平原则，应予确认。汤志人的支出（包括个人支出和由汤志人账户支出）共支出5669609元。汤志人收取合伙体款项共4802810元。汤志人实际持有合伙体款项：汤志人收取合伙体款项-
汤志人的支出=4802810元-5669609元=-866799元。陈伯光的支出：共支出1742661.34元；陈伯光收取的合伙体款项共收取1344855元；陈伯光实际持有合伙体款项：陈伯光收取合伙体款项-
陈伯光的支出=1344855元-1742661.34元=-397806.34元。徐永治的支出共支出2282282.25元；徐永治收取的合伙体款项共收取665196.41元；徐永治实际持有合伙体款项：徐永治收取合伙体款项-
徐永治为合伙体的支出=665196.41元-2282282.25元=-1617085.84元。综上，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的各自支出与收取的合伙体款项的差额均为负数，表明合伙体整体为亏损，无可分配利润。按照各合伙人各自负担合伙体三分之一亏损的原则，合伙体总亏损金额为：866799元+397806.34元+1617085.84元=2881691.18元，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各自应承担亏损960563.73元。现汤志人负担866799元的亏损并不足其应负担的三分之一的合伙体的亏损金额，故汤志人主张陈伯光、徐永治向其返还款项及利息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针对合伙体部分款项，汤志人已另案提起诉讼，该案的处理不影响以后各方就确定的款项对涉案合伙体收润分配或亏损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汤志人以荔建公司、伟中公司为被告、陈伯光、徐永治为第三人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荔建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1601696.7元及利息，伟中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粤0103民初4679号民事判决。在该判决中，该院认为：上述工程项目已由伟中公司与陈伯光进行结算确认，即使该工程项目有余款未解决，也应由陈伯光与伟中公司进行交涉，汤志人与伟中公司和荔建公司并没有合同关系，现汤志人就上述工程项目的工程款结算问题，在该案中起诉要求荔建公司和伟中公司连带向其支付工程款和利息，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为此，判决驳回汤志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中，汤志人提交了部分资料，陈述这些资料均是荔建公司、伟中公司在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3民初4679号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其中，荔建公司与伟中公司于2015年5月21日签署的《结算确认协议》载明“甲乙双方经清理账目后一致确认：甲方（荔建公司）已经将乙方（伟中公司）应得的工程款10964221.34元按期如数支付给了乙方，乙方确认已经收到甲方支付的工程款。”徐永治于2015年5月15日出具《结具书》，内容包括：“和记黄埔重庆陡溪（一期）会所精装修工程结算金额12099966.89元，扣除税管费和项目工本费项目协作费后所有款项全部结清，特此证明。”陈伯光于2015年5月15日与伟中公司签署《结算确认协议》，内容包括：“经甲方（伟中公司）与总承包方结算确认，和记黄埔地产（重庆经开园）有限公司重庆市陡溪商住区项目（一期）甲区会所、售楼处、商业大楼（电梯大堂及卫生间）精装工程及二期样板房精装修收尾工程的结算总价款为人民币12099966.89元。根据甲、乙方（陈伯光）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甲方及荔建公司有权从上述工程总价款中扣除税费和管理费为3071740.25元，经扣减后，上述工程乙方应得的总工程款为9028226.64元。甲方已经将乙方应得的工程款9028226.64元按期如数支付给了乙方，乙方确认已经收到甲方支付的工程款9028226.64元，且甲方未拖欠乙方任何款项。”基于以上证据，汤志人认为陈伯光、徐永治从荔建公司、伟中公司收取款项后未在合伙体内进行分配，故要求陈伯光、徐永治向其分配工程款。
关于汤志人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汤志人在庭审中表示，这是因为生效判决查明荔建公司收取993512.89元税费，但在陈伯光、徐永治的结算过程中其确认的费用是1135745.55元，存在差额，该差额是陈伯光、徐永治原因产生，给汤志人造成损失，汤志人应当得到三分之一。
对于反诉请求，陈伯光、徐永治在庭审中表示，其是要求汤志人向陈伯光、徐永治共同支付，不需要在陈伯光、徐永治之间区分具体支付金额。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陈伯光、徐永治是否应当向汤志人返还款项，包括是否应当支付已收取的工程款，一审法院（2016）粤0114民初4663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7）粤01民终16214号民事判决已作充分查明和论述，其中（2017）粤01民终16214号民事判决认定三人组成的合伙体“总亏损金额为2881691.18元，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各自应承担亏损960563.73元。现汤志人负担866799元的亏损并不足其应负担的三分之一的合伙体的亏损金额，故汤志人主张陈伯光、徐永治向其返还款项及利息缺乏事实依据。”
本案中，汤志人以荔建公司、伟中公司在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3民初4679号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荔建公司与伟中公司于2015年5月21日签署的《结算确认协议》、徐永治于2015年5月15日出具《结具书》、陈伯光于2015年5月15日与伟中公司签署《结算确认协议》记载的结算款项多于陈伯光、徐永治先前自认的款项为由，要求陈伯光、徐永治向其分配工程款，但徐永治出具的《结具书》仅是记载“款项全部结清”，并未明确徐永治收取了《结具书》记载的全部款项；基于伟中公司与涉案合伙体之间就“重庆市陡溪商住区项目一期（甲区）会所、售楼处、商业大楼（电梯大堂及卫生间）精装工程”的承包协议系由陈伯光出面签署，上述《结算确认协议》由陈伯光代表合伙体确认合伙体应得的工程款和合伙体收取工程款的总额合情合理。因此，陈伯光、徐永治签署《结具书》和《结算确认协议》的行为仅是确认金额的行为，不是确认其自己收到的款项数额的行为。从（2016）粤0114民初4663号民事判决和（2017）粤01民终1621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可见，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及其他人均有从荔建公司、伟中公司收取涉案工程款，以上《结算确认协议》和《结具书》记载的是总工程款，而这些工程款是否由陈伯光、徐永治实际收取、各自收取多少，汤志人并未提交有充分证明力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其要求陈伯光、徐永治向其支付多收取的工程款、赔偿损失缺乏依据。至于汤志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汤志人所举证据也不足以证明（2016）粤0114民初4663号民事判决查明的税费和陈伯光在结算过程中确认的税费1135745.55元的差额给汤志人的收益分配、亏损承担造成了何种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汤志人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汤志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2017）粤01民终16214号民事判决认定三人的合伙体“总亏损金额为2881691.18元，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各自应承担亏损960563.73元。现汤志人负担866799元的亏损并不足其应负担的三分之一的合伙体的亏损金额”，陈伯光、徐永治基于此主张汤志人应再负担合伙体亏损93764.73元即向陈伯光、徐永治支付93764.73元。然而上述判决也认定，汤志人实际持有合伙体款项-866799元，陈伯光实际持有合伙体款项-397806.34元，徐永治实际持有合伙体款项-1617085.84元，可见三名合伙人中只有徐永治已承担的亏损额多于按照三分之一分担的合伙体亏损，故汤志人需再负担合伙体的亏损93764.73元应当向徐永治支付，不应向陈伯光支付，未及时付款产生的相应利息也应当向徐永治支付。
综上所述，对汤志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陈伯光、徐永治的反诉请求中的合法、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4日作出判决：一、驳回汤志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汤志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徐永治支付93764.73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93764.73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4月19日起计至付清款之日止）；三、驳回陈伯光、徐永治的其他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960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072元，合计10672元，均由汤志人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陈伯光、徐永治应否向汤志人支付1318008.68元工程款及利息；2.陈伯光、徐永治应否向汤志人支付其所诉请的损失费用、维权费用及利息。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2017）粤01民终1621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查明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三人合伙承包案涉项目的事实并认定合伙体“总亏损金额为2881691.18元”。本案中，汤志人再次提起诉讼主张案涉工程实际存在盈利，应当向其分配利润，其据以主张盈利的依据是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3民初4679号案中荔建公司、伟中公司提交的《结算确认协议》《结具书》等证据，该些证据显示陈伯光、徐永治确认合伙体应得的工程款为9028226.64元。鉴于其三人实际共收取的工程款仅为4792906.41元，汤志人认为陈伯光、徐永治应将上述两者之间的差额扣减已被认定为亏损的金额2881691.18元（即9028226.64元-4792906.41元-2881691.18元=1353629.05元）后再进行利润分配。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在合作期间，并未严格依照案涉《合作协议》约定的分工，指定汤志人作为财务人员负责向荔建公司支取所有进度款，鉴于陈伯光、徐永治也曾有过收取款项的行为，其二人在《结算确认协议》《结具书》上签字结算的行为应是代表合伙体行使权力，确认合伙体从案涉工程中应获得的款项为9028226.64元，而非确认其二人从案涉工程中如数收取了上述数额的款项；且《结算确认协议》《结具书》等证据仅为另案证明荔建公司、伟中公司已与合伙体结清款项的依据，并非本案认定合伙体内部有无盈利的依据，其三人的内部款项结算情况亦需要有相应的支出、收入凭证予以对应。其次，本院（2017）粤01民终16214号民事判决书根据已提交的证据认定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三人共收取工程款4792906.41元，而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在本案庭审中均确认工程款存在由其他案外人收取的情况，因此，可以推断合伙体实际收取的工程款应不止4792906.41元，只是由于缺乏相应证据，无法确定具体的数额。如此，在收入数额不明确的情况下，汤志人主张收支差额是盈利状态，盈利金额为1353629.05元，理据不足。综上，在汤志人没有提交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其要求陈伯光、徐永治向其支付1318008.68元工程款及利息，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2017）粤01民终1621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要求汤志人承担三人之一的合伙体亏损金额，再行向徐永治支付93764.73元（总亏损金额2881691.18元÷3-汤志人已承担的亏损金额866799元=93764.73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最后，汤志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失当，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在已有生效判决认定案涉工程亏损的情况下，其主张实为盈利，显然需要提交充足的证据否定已被确认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并无不当。至于汤志人申请本院前往荔建公司、伟中公司调取证据的问题，无调查收集的必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
关于争议焦点二。诚如一审所述，汤志人并未举证证明税费的差额给其造成何种损失。实际上，现有证据条件下，合伙体也没有利润可供分配，汤志人的合伙权益并未受到影响，故对其要求陈伯光、徐永治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汤志人、陈伯光、徐永治三人之间的《合作协议》中并未约定维权费用的承担问题，汤志人提起的诉讼及支付的律师费为其行使自身权利所支付的必要费用，在其诉请未获支持的情况下，应自行承担，故本院对其该项诉请，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汤志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46元，由上诉人汤志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革花
审判员 张朝晖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潘 威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