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石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赣0735民初437号
原告河南省地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互助路2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170004178Y。
法定代表人高志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启环，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执业证号：14401200011441968。
委托代理人左韵琦，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执业证号：14401201611275050。
被告黄力强，男，1970年3月5日生，汉族，经商，住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
委托代理人张建国，广东景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执业证号：14406201510064308。
被告廖文洲，男，1970年4月27日生，汉族，居民，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
委托代理人陈松创，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执业证号：14404200910245762。
委托代理人李红伟，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执业证号：14404201210034074。
原告河南省地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地矿公司）与被告黄力强、廖文洲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该案件与（2017）赣0735民初436号案件当事人相同、基于相同的法律事实，且三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合并开庭审理，故依法决定合并开庭。于2017年7月25日、2018年3月1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陈启环、被告廖文洲委托代理人陈松创、被告黄力强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建国到庭参与诉讼。
原告河南地矿公司诉称，被告(被执行人)廖文洲对原告和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均不存在到期债权，原告曾作为异议人对《协助执行通知书》提出异议，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下称《执行规定》）第63条规定，不得对包括原告在内的第三人强制执行；退言之，即使被告廖文洲对原告存在到期债权，因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按《合同法》第73条规定，被告黄力强只能向原告提起代位权之诉，执行法院越俎代庖直接裁定扣划于法无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执监25号《执行裁定书》作为同类案件对于本案处理足资镜鉴；一审法院违反级别管辖规定，超越管辖权越权受案，一审程序违法，且案涉债权债务真实性存疑；执行法院采信被告廖文洲前后矛盾的单方面陈述，违反审执分离的基本法律原则处理案件；被告廖文洲在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发包给原告的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灾后恢复重建水利项目中是否存在挂靠原告以及对该项目工程款是否存在份额的问题，应当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28条规定由该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并通过诉讼程序进行处理，按审判执行分离的原则，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程序中无权对工程挂靠问题进行实质性审查从而作出相关认定，更无权罔顾生效判决的既判力而裁定扣划。具体理由如下：一、依法应当排除对执行标的即原告在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的2301.5278万元工程款的执行。
1、被告（被执行人）廖文洲对原告和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均不存在到期债权，原告曾作为异议人对《协助执行通知书》提出异议，按《执行规定》第63条规定，不得对包括原告在内的第三人强制执行。
债权具有相对性，原告和被执行人之间尚有被执行人和左某单方面前后矛盾的陈述作为连接点，但原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对人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与被执行人毫无关系，不存在到期债权。执行程序中通过《协助执行通知书》径行处理原告工程款，违反了审判执行相分离，执行程序不得进行实质性审查的法律原则。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执监25号《执行裁定书》对于同类案件的本案处理足资镜鉴。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中，通过案涉《协助执行通知书》处理所谓80%股份涉及的挂靠承包工程款关系，由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领域涉及诸多复杂债权债务关系，无异于剥夺异议人管辖权异议（级别管辖、地域管辖等，更何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不动产专属管辖，由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受理），以及一审、二审等程序性权利，程序错误、程序违法之严重，显而易见。
民事诉讼法及《执行规定》第36条规定的负有“支取收入”义务的协助执行人，是指负有向被执行人给付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等义务的用人单位。本案被执行人与异议人之间因案涉项目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该类案件往往法律关系复杂，明显不属于前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所发生的劳务报酬关系。在被执行人是否为实际施工人、对案涉项目工程款是否存在80%股份，以及被执行人是否挂靠异议人均存疑，而异议人为生效判决书确定为施工人的情况下，如申请执行人主张对异议人（第三人）予以强制执行，只能适用《执行规定》关于“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执行”相关制度。
《执行规定》第61条至第69条规定了“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执行”相关制度。对于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执行，必须符合三项要件：一是第三人向被执行人负有金钱债务，二是该债务已届履行期限，三是第三人对该债务并未提出异议。申请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根据到期债权执行制度对第三人申请执行，前提是第三人对债务未提出异议，一旦提出异议，则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且对异议不进行审查，这是现行法律对限缩执行裁量权的制度要求。
2、退言之，即使被告（被执行人）廖文洲对原告存在到期债权，因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按《合同法》第73条规定，被告（申请执行人）黄力强只能向原告提起代位权之诉，执行法院越俎代庖直接裁定扣划于法无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执监25号《执行裁定书》作为同类案件对于本案处理足资镜鉴。
3、一审法院违反级别管辖规定，超管辖权限越权受案，一审程序违法，且案涉债权债务真实性存疑。根据规定，石城法院管辖标的在1000万元以下，若当事人未依法提出管辖权异议，但受诉人民法院发现其没有级别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因此案涉调解书的管辖明显违反级别管辖规定，一审程序错误。案涉调解书项下债权债务真实性存疑。涉及1580万元的债权债务以调解书结案，据悉，该调解书项下债权债务并无相关银行流水记录予以佐证。
4、执行法院采信被告廖文洲前后矛盾的单方面陈述，违反审执分离的基本法律原则处理案件。被告廖文洲和左某在执行程序中的陈述均前后矛盾，因此关于被告享有案涉项目工程款80%股份的单方面陈述，不足采信。
据以作出执行裁定的（2017）赣0735执737、738号执行案中的《调查笔录》系典型的先下结论后找证据，调查人员明显先入为主。此外，该《调查笔录》中内容本身相互矛盾且与2017年1月12日《关于调查笔录的说明》内容不符，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无法证明廖文洲与原告存在挂靠和债权债务关系。
被告廖文洲于2017年元月2日出具的致原告的《声明书》中确认，其于2015年9月18日作出的委托书系迫于对方要挟的情况下写的，同时郑重声明（见《廖文洲郑重声明》）案涉项目与其本人无任何关系。左某于2017年1月12日向原告出具《关于调查笔录的说明》确认，对于案涉项目部的管理，其本人并不清楚，关于廖文洲（即被执行人）与原告关系，其本人不十分清楚；若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应与公司（即原告）陈述为准。
被告廖文洲出具的标示时间为2015年9月18日、抬头为原告的《委托书》，系被告廖文洲单方面意思表示，对原告不具法律约束力，且原告此前从未知悉该《委托书》，被告黄力强作为申请执行人自始至终也从来没有拿委托书找原告主张权利，而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有悖常理。
鉴于案涉项目发包人（即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尚未支付的工程款本金为42960460.41元，而被告廖文洲在（2016）赣0735民初915号民事调解书、(2016)赣0735民初916号民事调解书、（2015)石民一初第1033号民事调解书项下债务仅为23721450元（注：原告对该债务真实性存疑），因案涉项目合同暂定金额为1.8亿元人民币，结算价款超过2.2亿元人民币，80%股份工程款逾1.76亿元，被告廖文洲绝不可能因为案涉调解书项下债务而抛弃对整个案涉项目享有80%份额的工程款本金和利息。况且，案涉项目工程款经由诉讼（2014年起诉，2016年10月判决），倘若被告廖文洲对此享有80%股份，不可能不参加诉讼，从而提出权利主张。亦即，被告廖文洲于2017年元月2日致原告的《声明书》关于其本人与案涉项目工程款无关的内容客观真实，绝不可能虚假，否则，不符合常理！
再者，廖文洲于2017年3月21日出具《郑重声明》确认其在四川省映秀镇灾后恢复重建水利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中参加过施工管理技术工作而领取工资报酬，但对于该项目工程没有任何投资，对于该项目工程款不享有任何股份份额，该项目工程的工程款与其无关。此外，廖文洲作为主要股东之一的案涉公司东莞市育华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育华行公司”）的全体股东于2017年3月21日出具声明确认：原告与育华行公司及其任何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挂靠、分包合同、合伙联营合同在内的任何合同关系。因此，原告有充分证据证实石城县人民法院依据被告廖文洲等此前单方面前后自相矛盾的陈述就认定被告廖文洲享有案涉项目工程款80%股份的结论是荒谬的，没有事实与法律基础。
另外，关于育华行公司银行账户流水清单显示该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资金往来的问题，账户流水清单仅能证实二者存在资金往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资金往来本身连简单的借贷关系都不能证实，举重明轻，遑论复杂的挂靠工程款关系。
至于廖文洲所谓副指挥长问题，副指挥长系基于原告之任命，临时性职务而已，与挂靠工程款无关。
案涉工程系政府援建工程，建设资金全部来源于发包人，工程有近3500万元预付款且每月均有支付进度款，资金充裕，根本不存在承包人垫资施工的必要，廖文洲并未垫付资金进行项目施工。廖文洲与原告不存在挂靠关系，也不存在到期债权债务关系。
二、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程序中无权对工程挂靠问题进行实质性审查，更无权罔顾生效判决的既判力而裁定扣划案外人名下银行账户。
1、挂靠关系是否存在、挂靠合同履行情况、挂靠合同是否结算、是否存在合伙联营、挂靠工程款各自份额等诸多复杂法律问题，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程序中无法处理。倘若廖文洲与原告之间存在挂靠工程款关系，对于涉及合同标的1.8亿元人民币，结算价款2.2亿元人民币的案涉项目，不可能不订立相关书面合同，正是因为事实上不存在挂靠关系所以廖文洲无法出示书面的挂靠合同。
2、被告廖文洲在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发包给原告的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灾后恢复重建水利项目中是否存在挂靠原告以及对该项目工程款是否存在份额的问题，应当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28条规定由该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并通过诉讼程序进行处理，按审判执行分离的原则，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程序中无权对工程挂靠问题进行实质性审查从而作出相关认定，更无权罔顾生效判决的既判力而裁定扣划（ＸＸＸ与孟凡生、长春圣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149号《民事判决书》摘要：实际施工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中规定的概念，因其规范情形之特定性，故亦应在该规范所涉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才适宜对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作出认定）。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尚且不能处理实际施工人问题（亦即挂靠施工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挂靠工程款问题），更遑论在执行程序中。
3、案涉《协助执行通知书》认定事实与具既判力的生效裁判【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4）东一法民二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二者存在明显冲突。
案涉《协助执行通知书》认定被执行人对案涉项目工程款享有80%股份，但根据具既判力的生效裁判【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4）东一法民二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案涉项目工程款归原告享有。执行程序中罔顾生效判决既判力，仅凭被告廖文洲等单方面前后自相矛盾的一面之词即认定案涉项目工程款归属，而生效判决确定的案涉项目工程款归属于原告，二者存在明显冲突。
4、石城县人民检察院已经对石城法院前述违法执行案立案受理，石城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在没有任何针对案外人生效判决文书的情况下对案外人进行强制执行，缺乏执行依据，石城法院存在执行依据、执行行为违法，侵害了案外人即原告合法权益，并已经于6月28日向石城法院送达石检民（行）执监（2017）36073500001号《检察建议书》，建议石城法院纠正违法执行行为。
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就（2017）粤1971执异83、84号执行异议案件（当事人提供了和黄力强执行案完全相同的证据和事由，在诉讼财产保全中查封了归属于原告的案涉工程款）作出执行裁定书，撤销了查封归属于原告工程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并中止对工程款的冻结措施。
综上，原告就执行标的即原告在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的包括但不限于2301.5278万元工程款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告诉请确认的事项于法有据，一审程序违法，所谓挂靠工程款属于专属管辖，执行法院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程序中无权处理挂靠工程款问题，银行流水清单仅能证实资金往来，连借贷关系都无法证实，遑论复杂的挂靠工程款关系，所谓项目副指挥长，系基于原告之任命，与工程款归属无涉。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一、依法判决[在（2016）赣0735执738号案中]排除对执行标的即原告在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的2301.5278万元工程款的协助拨付、查封、冻结、扣留、提取等执行；二、依法确认被告廖文洲在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发包给原告的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灾后恢复重建水利项目中是否存在挂靠原告以及对该项目工程款是否存在份额的问题，应当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28条规定由该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并通过诉讼程序另案处理；按审判执行分离的原则，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程序中无权对工程挂靠问题进行实质性审查，更无权裁定扣划；三、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黄力强辩称，一、本案实属一件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原告恶意扩大案涉标的额，属于滥用诉权。法院执行廖文洲所涉案件为两个申请执行人的三件执行案件，其标的额（含利息、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用等）并非被告黄力强一人申请执行的。案涉执行异议实际牵涉两个申请执行人，原告针对被告黄力强一人，故意混淆视听，歪曲事实，同时提起两个案件诉讼，恶意扩大了案涉标的额，属于滥用诉权行为。
二、被告黄力强申请执行的是被告廖文洲的财产，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原告作为协助单位负有协助执行的义务。被执行人廖文洲财产依据一：被执行人廖文洲具立给答辩人的《委托书》是廖文洲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要挟情况，其明确表示映秀镇灾后恢复重建水利工程应收结算款为其财产。被执行人廖文洲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认识到其向答辩人具立委托书收取案涉工程款所会产生的法律后果，而且廖文洲不止向被告黄力强一人具立类似这样的委托收款书面材料。被执行人廖文洲财产依据二：从法院执行调查廖文洲的财产状况看，各财产线索证据指向证实映秀镇灾后恢复重建水利工程应收结算款是廖文洲财产。一是被原告工程管理部部长左某证言向法院证实结算工程款是廖文洲的财产。左某作为一名国有企业高级管理干部，应当知道对法院调查作证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其陈述原告应收取的工程款项已全部收取，剩下结算工程款属于廖文洲的应收工程款，并表示将会协助法院执行。二是《施工合作协议书》印证结算工程款是廖文洲的财产。被执行人廖文洲以育华行公司与原告于2009年8月2日签订了《施工合作协议书》，合同约定原告将《映秀镇灾后恢复重建水利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按招标文件中第二章“工程范围”及招标图纸以及招标清单和施工合同所包含的所有工作内容承包给育华行公司，工程承包价暂定为中标总价174582000元，原告收取工程管理费1800000元、外出经营证收2.5%的费用和按6000元/月的标准收取项目建造师安全员费用，由育华行公司廖文洲负责组建项目经理部（并由廖文洲担任第一副总指挥，并自始至终参加工程有关会议），负责工程施工权过程的实施，保质保量完成全部施工内容；在合同约定范围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行承担在承建工程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民生和法律责任；工程完工后，负责组织交工、竣工验收和结算，并及时将竣工资料和结算资料交原告备案。在工程结算过程中，经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决确认余下结算工程款为42960460.41元。左某已经证实原告该收的工程款项已经收完，剩下结算工程款属于廖文洲的。廖文洲夫妻共占有育华行公司98%的股权份额，廖文洲作为公司实际控股控制人，其财产与育华行公司财产处于混同状态，按股份划分，案涉标的款应属廖文洲财产。三是原告与被执行人廖文洲两个公司即育华行公司和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下简称“华升东莞分公司”）有关款项往来和《施工合作协议书》约定付款相符，可以证实案涉标的款为廖文洲财产。从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看，反映出映秀镇灾后重建水利工程建设期间，原告在收到发包方（东莞市城市城建工程管理局）东莞市会计核算中心（援川重建）工程专户拨付的工程款1.56亿元后，及时将其中的1.35亿元拨付给廖文洲实际控股控制的育华行公司和华升东莞分公司。这与《施工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拨付工程款相符。四是结算工程款在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所产生的案件诉讼费和工程鉴定费都是廖文洲支付的，更加印证案涉执行标的款项是廖文洲财产。2014年1月17日、2015年3月20日，廖文洲以华升东莞分公司名义或临时存款方式转账给原告账户约1646000元用于缴纳案件受理费和工程鉴定费。综上，从《施工合作协议书》、原告与廖文洲公司的账户资金流水、原告工程管理部部长左某证言、廖文洲具立真实意思表示的《委托书》等，形成廖文洲财产线索证据链。原告提供的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4）东一法民二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证据应当放在整个案件的所有证据中综合评判，不应当单一性、区分来评判，即单一“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不足以证明原告对案涉执行标的财产享有所有权。
三、原告提出案件执行异议不能阻却法院执行。案涉执行标的额属于廖文洲财产，不属于廖文洲的到期债权，案涉执行异议之诉亦不涉及工程合同方面的实际施工人确认纠纷审理。廖文洲已经为获取剩下结算工程款支付了164.6万元的案件诉讼费和鉴定费。法院穷尽措施调查并执行被执行人廖文洲财产并无不当，原告的执行异议不能阻却法院的执行。相反，原告行为妨碍法院执行，并已经涉嫌触犯刑事法律规定。一是原告指使其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左某作伪证，起草好一份《关于调查笔录的说明》让左某抄写，妨碍法院执行，其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的规定。二是原告涉嫌与被告廖文洲等人串通作伪证，故意隐瞒事实，企图转移、隐匿、侵吞财产，同时被告廖文洲已经涉嫌拒不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应当依法追究原告法律责任。
被告廖文洲辩称，一、在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灾后恢复重建水利工程项目中，廖文洲与原告不存在挂靠、分包或者合作开发等情形。廖文洲只是受汶川映秀灾后恢复重建水利工程项目部的聘请，作为管理人员参与了本案工程项目的技术管理工作而已。廖文洲以及育华行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挂靠、分包或者合作开发等关系。二、廖文洲从来没有投资过原告承包的四川汶川县映秀镇灾后恢复重建水利工程项目，也不存在为该工程项目垫付工程款的情形。三、廖文洲对汶川映秀灾后重建水利工程项目不享有任何投资收益或者股权权益等份额。四、廖文洲对原告不享有任何到期债权，原告也没有拖欠廖文洲任何款项。五、廖文洲分别于2017年1月2日、2017年3月21日向原告出具的《声明书》是廖文洲的真实意思表示，《声明书》内容也是客观、真实的。汶川映秀灾后恢复重建水利工程的工程款确实与廖文洲无关，黄力强基于对廖文洲享有的债权而要求执行原告的工程款没有任何理由和根据。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被执行人廖文洲于2017年1月2日出具的致原告的《声明书》一份，其主要内容为：本人廖文洲于2015年9月18日对黄力强作出的委托书（委托黄力强收取贵司映秀镇灾后恢复重建水利工程应收结算款）是由于本人迫于对方要挟的情况下写的，现本人郑重声明，本人与河南省地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无任何业务关系，也没有任何经济来往，贵司映秀镇灾后恢复重建水利工程项目也与本人无任何关系。
2、左某于2017年1月12日向原告出具的《关于调查笔录的说明》一份，其主要内容为：对于2016年10月13日本人接受石城法院调查作以下说明，援建四川工程事宜不属本人管辖，当时本人只是成都办事处工作，援建工程属广东东莞援建项目，当时按公司内部分工属集团到广州办事处、东莞分公司直接管理。由于本人当时在成都办事处，只是在工作中协助项目部，对于项目部的管理，本人并不清楚和具体，关于廖文洲与公司关系，本人不清楚。本人在调查笔录中陈述并不全面完整，若有与事实不符的地方，以公司广州办事处和东莞分公司的陈述为准。
3、廖文洲于2017年3月21日作出的《郑重声明》一份，其主要内容为：对原告承包的由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分包的四川省映秀镇灾后恢复重建水利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中，本人在该项目施工过程中参加过施工管理技术工作而领取工资报酬，但本人对该项目没有任何投资，该项目的工程款与本人无关，对该项目工程款不享有任何股份份额。
4、廖泽洲、周红、廖文洲于2017年3月21日作出的《东莞市育华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全体股东郑重声明》一份，其主要内容为：原告承包的四川省映秀镇灾后恢复重建水利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中，廖文洲仅参与了该工程的施工管理技术工作而领取工资报酬。原告曾在收到业主支付的工程款后将部分款项划入育华行公司账户，育华行公司再将账户内的部分款项按原告项目部指挥用于原告公司项目部提现或转账，以购买施工材料、租赁机械设备以及支付工人工资；育华行公司上述银行账户相关印鉴和密码均由原告项目部指定人员负责掌控，原告仅仅是因上述项目借用过育华行公司账户。育华行公司及其任何股东与原告之间均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挂靠、分包合同、合伙联营合同在内的任何合同关系，育华行公司及任何一个股东对上述工程款没有任何投资，对该项目工程款均不享有任何股份份额。
证据1、2、3、4用于证明被执行人廖文洲与左某陈述前后矛盾，不足采信；案涉工程款归属于原告而与包括廖文洲在内的他人无关，廖文洲对于工程款不存在任何份额的事实。
5、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最高法执监25号《执行裁定书》一份，用于证明到期债权，存在异议，应当按合同法第73条循代位权之诉解决，最高法院同类型案例在本案中足资镜鉴。
6、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最高法民再14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于证明在该规范所涉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才适宜对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作出认定，最高法院同类型案例在本案中足资镜鉴。
7、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东一法民二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判决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应当向原告支付工程款42960460.41元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用于证明涉案工程款归属于原告。
8、石城县人民法院于2107年3月12日作出的（2017）赣0735执异1号一份。
9、快递单、民事起诉状各一份，快递单为2017年3月17日石城法院向原告邮寄执行裁定书，2017年3月20日原告收到该文书。
证据8、9用于证明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执行裁定书送达时间，原告依法起诉；同时也证明被告黄力强提出原告恶意扩大标的额的抗辩情况不存在。
10、河南地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银行流水，用于证明石城法院凭借银行流水就认定原告和廖文洲或育华行存在挂靠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告河南地矿作为大型建筑工程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与几十家企业有款项往来实属正常，款项往来本身不能证明存在挂靠关系，否则可以得出有款项往来的几十家企业都能被认定为存在挂靠关系的荒谬结论。
11、石城县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6月28日作出的石检民（执）监[2017]36073500001号检察建议书一份，其主要内容为：在执行被执行人廖文洲财产时，存在将案外人河南地矿公司的工程款强制执行给申请执行人、明显超标的执行案外人财产。用于证明检察院指出对案外人强制执行缺乏执行依据，明显超标执行，法院存在违法执行的情况，建议法院纠正违法行为。
12、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出具的（2017）粤1971执民83号、84号执行裁定书各一份，用于证明东莞市第一人法院依法遵行了关于审执人员分离，且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进行听证，裁定指出原告与廖文洲是否存在挂靠关系未经裁判确认，不应在财产保全阶段直接予以认定……。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黄力强质证后认为，证据1系廖文洲虚假陈述，不具真实性、合法性。作为诉讼主体对抗地位，原告与被告廖文洲具有串通作伪证的嫌疑，妨碍法院执行。一是廖文洲曾给黄力强具立的委托书自称有的程款，委托被告黄力强去收取，并不存在任何要挟的情况。案涉工程是2009年的事，廖文洲借款是2013年以后的事，2015年8月双方结算，被告廖文洲不主动说还有结算工程款，被告黄力强是不会知道的，廖文洲所谓的受要挟是虚假陈词。二是原告与被告廖文洲实际控股控制的育华行公司签订《施工合作协议书》，同时被告廖文洲又通过自己为负责人的华升东莞分公司的名义向原告汇款，在与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因结算工程款纠纷诉讼中，还支付了诉讼费和工程鉴定费，以上直接证实廖文洲在说谎。原告持有该证据显然双方串通好制造虚假事实陈述。
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左某代表原告协助、配合法院调查，应当知道作证的法律责任，且作为工程项目部副指挥长对工程情况非常清楚。该说明中所述只是协助项目部，显然与事实不符，且通过被告提供的左某录音，其说明是在领导要求下，公司拟好的情况下再抄一遍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份说明的陈述属于虚假陈述。
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作为诉讼主体对抗地位，原告与被告廖文洲具有串通作伪证的嫌疑，妨碍法院执行。且该证据与原告提供的证据4内容相互矛盾。廖文洲与原告提供的第一份说明书，第一份中说明他与原告没有任何业务关系与往来，但该份声明却称在该公司领取报酬，所以证据属于虚假证据。
证据4系虚假陈述，不具真实性、合法性。一是有廖文洲以其实际控股公司育华行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施工合作协议书》，该份证据不证自破。原告持有该证据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胁迫廖文洲，还有一种就是双方在串通。二是育华行公司为廖文洲案件的执行作担保，该份证据刚好证明存在串通廖文洲转移、隐匿财产以逃避执行的行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该证据与原告提供的第一份证据相矛盾。对于育华行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机构代码等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公司是廖文洲及其配偶控制下的公司。
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财产归属事实清楚。证据5、6中执行的财产情况是涉及工程纠纷与本案所涉执行标的情况不一样。
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提供的证据及法院调取的相应证据可证明实际诉讼的诉讼费和工程的鉴定费都是廖文洲以自己名义或其名下的公司向原告公司缴纳的，也进一步证实，作为一个国企，对于自己的涉案工程纠纷，诉讼费及鉴定费都要第三人支付，说明实际上诉讼的主体是廖文洲。
对证据8、9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
对证据10的三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的对象有异议，该流水不完整，法院调取的有15页，原告未提供的账户流水中还有廖文洲支付与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因结算工程款纠纷诉讼而发生的诉讼费和工程鉴定费，法院已调取。该证据刚好与《施工合作协议书》关于工程款所支付的约定相吻合，原告的账户仅起过账作用，同时也证明了涉案的工程款都流向了廖文洲名下两个公司。
对证据11的三性均有异议，石城县人民检察院是在没有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的，所有结论都是一个推定，只看到了外表的一个形式。法院执行没有侵害任何人的合法权益，不举行听证也是法院自由裁量的体现。原告企图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是对法律与诉讼资源的滥用。原告是想借此扰乱执法，给法院施压。
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该案与本案涉案事实不一样，该案件本身没有查清案件事实、是针对工程款的保全措施的异议；本案涉及的是涉案工程款的执行，两个案件性质不一样。
被告廖文洲质证后，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声明是廖文洲亲手书写的，所述内容也是真实的。
对证据2的三性均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无异议。
对证据3无异议，该声明是廖文洲亲笔签名并捺印，廖文洲没有必要串通原告作伪证，若工程款是属于廖文洲的，对于廖文洲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在偿还其债务外还可以获得不小的工程款，但事实上该工程款不属于廖文洲，廖文洲无法认定该工程款属于他。
对证据4、5、6、7、8的三性均无异议。
对于证据9，因快递并不是发给廖文洲的，在其真实、合法的情况下，对其关联性无异议。
对于证据10、11、12三性均无异议。
被告黄力强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廖文洲于2015年9月18日向原告出具的《委托书》复印件一份，其主要内容为：委托黄力强就本人廖文洲欠黄力强1585万元款项从原告映秀镇灾后恢复重建水利工程应收结算款中收取。用于证明廖文洲用其个人挂靠原告承包映秀镇灾后重建水利工程应收结算工程款来归还被告黄力强的借款，该委托书是2015年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也证明其个人财产与名下育华行等公司财产混同。
2、石城法院执行局于2016年10月13日向左某制作的《调查笔录》复印件一份，左某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是我公司驻成都办事处的主任，我们公司就援建工程成立了项目部，该项目我公司出一部分的保证金，剩下的保证金是实际施工人廖文洲、魏力青支付的。廖文洲与我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我没有看到这份合同，合同具体在哪也不清楚），我和廖文洲、魏力青都是项目部的副总指挥。该工程是在2010年完工的，工程款至少还有两三千万元没有结算完，质保金也没有退回来。对于工程款的利益分配我不是很清楚，工程款的付款方是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但工程款不会进入我公司的账户。若廖文洲有收益进入我公司，我会协助法院暂扣下他的收益。用于证明廖文洲是映秀镇灾后重建水利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实际上是使用自己的资金支付工程承包保证金，在涉案工程中担任工程副总指挥长，剩下结算工程款属于廖文洲个人承包款。
3、2009年8月2日，甲方“河南省地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乙方“东莞市育华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施工合作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该协议书约定乙方以甲方名义，按甲方的管理规定和工程招标文件、施工图纸等要求，以包工包料的承包方式，完成映秀镇灾后恢复重建水利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并对合同工期、质量等级、进度款拨付等进行了约定。用于证明涉案的映秀水利建设工程为廖文洲以其名下公司育华行公司承包，结算工程款退一步讲按公司股份比例份额应有廖文洲财产的份额；同时也印证上述第一、第二份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
4、户名为河南省地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东莞中信银行开户账户的流水、河南省地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转廖文洲公司工程款资金明细表。用于证明因涉案工程挂靠事实，2009年11月20日至2011年1月26日，原告共向廖文洲名下育华行公司和华升东莞分公司转账支付工程款37笔合计13300万元。结合证据3及流水足以证明，廖文洲以名下公司名义挂靠原告承包映秀镇灾后重建水利工程项目。2009年11月26日至2015年3月30日，廖文洲名下华升东莞分公司亦向原告转账支付诉讼费39万及125万鉴定费（诉讼费是从廖文洲账户转给原告账户，再由原告转给法院的）。
5、2017年2月14日，黄力强与左某的电话通话录音。用于证明左某在石城法院执行调查时所作的笔录陈述是真实意思陈述，原告提出执行异议时提交的《关于调查笔录的说明》是董事长高志俭他们公司领导弄好的内容让他抄写，公司在歪曲事实的事实。进而证明原告存在制作和指使他人作伪证，妨碍法院执行的嫌疑。
6、2016年10月15日，法院执行时与被执行人廖文洲的录音。用于证明与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发生的映秀水利工程款结算纠纷实际是廖文洲个人参与诉讼，只是挂靠原告的名义，廖文洲诉讼收获工程款必须要原告的配合、盖章的事实，进而证明原告提供廖文洲《声明》所陈述的内容是虚假的，双方有串通作伪证，企图隐匿财产，逃避、妨碍法院执行的嫌疑。
7、2017年3月6日，黄力强与被执行人廖文洲亲戚王斌的谈话录音。用于证明王斌受聘于廖文洲，映秀镇灾后重建水利工程实际承包人是廖文洲，用原告的名义投标，廖文洲占80%的工程股份，案涉执行结算工程款属于廖文洲。
8、2017年3月14日，黄力强与陈某的通话录音。用于证明廖文洲占比例80%工程股份，原告与东莞市城建管理局之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诉讼费、工程结算造价鉴定费是廖文洲承担与支付，因没钱而向他人借钱支付，进而证明案涉执行标的款实为廖文洲财产。
9、廖文洲于2015年10月17日出具的《承诺书》复印件一份，其主要内容为：本人承诺汶川映秀镇灾后重建水利工程是本人挂靠河南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属于本人挂靠建设项目……。用于证明一是廖文洲不止向黄力强一人陈述映秀结算工程款是其个人财产；二是映秀水利工程结算款纠纷诉讼是廖文洲个人在诉讼，案涉执行标的款属廖文洲财产。
10、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内的企业报告。报告显示，华升东莞分公司负责人为廖文洲，自2004年9月13日成立。该用于证明廖文洲是华升东莞分公司的负责人，个人全资。
11、廖文洲（甲方）于2015年12月20日与黄运金（乙方）签订的《委托合同》复印件一份，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发包的四川省映秀镇灾后恢复重建水利工程是廖文洲挂靠投资的项目，占投资的80%股份，魏力青占20%股份。为尽快拿到工程余款，现委托黄运金全权处理东莞城建工程管理局与原告拖欠工程款一案，如能实现一审结案无须进行二审程序，自愿支付200万元给黄运金。用于证明原告与东莞城建工程管理局之间的结算工程款在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诉讼是由廖文洲个人以原告名义在诉讼，廖文洲在委托第三人黄运金人中斡旋，让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不要上诉，以促法院一审判决生效，尽快拿到工程款的事实。
被告黄力强为支持其主张，向本庭申请证人左某、陈某出庭作证，用于证明本案主要事实。
证人左某经本院依法通知，未到庭作证。
证人陈某陈述，我是石城国家林厂职工，与原告没有关系，与黄力强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与廖文洲是同学关系，还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我借了200万元给廖文洲，另外帮廖文洲担保了100万元，这些债务只还了20万元，现在担保的有100万元，欠我本金180万元，利息现在不欠，利息当时约定大概月利率2.5%。2011年2月，我受廖文洲邀请，办理了停薪留职的手续，去东莞在廖文洲的华升东莞分公司及育华行公司两个公司工作，华升东莞分公司及育华行公司是在一起办公的，华升东莞分公司没有法人资格，该公司的办公费用都是育华行公司出的。我在华升东莞分公司当经营部经理，一直到2014年6、7月份，因公司情况不太好，就基本上没有在公司上班。对于育华行公司大股的资金往来我不太清楚，育华行下的流水大部分是工程款、材料款，还有员工的工资。原告与东莞城建公司纠纷我也听廖文洲说过，2009年廖文洲实际承包了四川映秀的工程，但具体是原告还是华升东莞分公司中标他没有说清楚，因为工程中标时我不在那里，我去的时候工程已经基本结束了。该工程是在2011年底完工，但工程款一直没有下来，因廖文洲不同意甲方的结算，甲方计算的结算款只剩2000多万元，廖文洲不接受，他的心理价认为有六七千万元，双方沟通不了，就起诉了。案件是谁起诉的不清楚，在石城与东莞范围内，大家都清楚四川映秀的工程是廖文洲的，他和我说过，和别人也说过这个工程是他的，享有工程款的收益。石城有几个人还到四川帮他做工程。这个案子的诉讼费与鉴定费是谁出的我不清楚，2014年时廖文洲的经济状况就不太好了。我清楚黄力强与廖文洲的债务纠纷这件事，廖文洲委托了黄力强去收原告在东莞城建集团的工程款，法院将工程款冻结后，大概在2017年3月，廖文洲打电话给我，要我与黄力强沟通一下，去解除法院冻结在东莞市城建公司的工程款，先给他几百万去做工程发展一下，再慢慢还黄力强的钱。
对于被告黄力强提交的以上证据，原告质证后认为，对于证据1三性均有异议，该委托书是被告廖文洲单方的意思表示，对原告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且原告此前从未知悉该委托书，被告黄力强自始至终从未找过原告主张权利，该委托书不能证明廖文洲与原告存在挂靠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该委托书与廖文洲出具的声明书、郑重声明、育华行公司全体股东出具的东莞市育华行全体股东声明内容相互冲突，根据声明书等文件可知该委托书内容不真实，且被告黄力强未提供证据原件。
对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调查笔录中“我们过来是想了解一下廖文洲以你单位名义承包四川省那边援建工程的事”，这是典型的先下结论，先入为主，调查人没有告知如实陈述以及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该是调查笔录本身内容相互矛盾，调查笔录与2017年1月12日作出的关于调查笔录的说明内容相互矛盾，2017年1月12日出具关于调查笔录的说明确认对于涉案项目部的管理其本人并不清楚，关于廖文洲与原告关系其本人不清楚，左某陈述“廖文洲与我公司签订了劳动分包合同，但我没见到合同，合同在哪我不知道，公司换了几任领导”，左某的陈述实属主观臆断，合同的保管与领导无关。左某关于工程款的去向陈述虚假，根据规定，工程款只能进入原告的工程账户。对于关联性，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与廖文洲有挂靠或债权债务关系。
对于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复印件，对其取得及来源存疑。此前原告对该证据不知情，原告没有签订过该协议，魏力青本人也表示未签订过该协议书。原告认为相关人员涉嫌制造伪证，若该证据原件是在法庭执行局，要求立马核实证据。
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只是借用了廖文洲实际控制的育华行公司账户，因为案涉项目属于政府援建的项目，需要大量现金支付工人及材料款，东莞城建局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原告为了便于提取现金才借用育华行的账户。该证据无法证明廖文洲支付了诉讼费用。
对于证据5，黄力强与左某本应该是互不关联的，对录音是否是左某存疑，关联性方面，原告已提交证据证实证据5是不真实的、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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