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7民终62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曹永刚，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
委托代理人：熊伟，吉林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董海峰，现住吉林省永吉县。
委托代理人：李平，长春市清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于艳春,现住吉林省永吉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齐忠显，现住吉林省永吉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学霞，农民，现住吉林省永吉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穆桂香，现住吉林省永吉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于长有，现住吉林省永吉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齐志刚，现住吉林省永吉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捍东，现住吉林省永吉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金库，现住吉林省扶余市。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邢艳学，现住吉林省扶余市。
上述9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于占波，吉林北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王壮志，现住湖南省双峰县。
一审被告：徐吉明，现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上诉人曹永刚因与被上诉人董海峰等10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扶余市人民法院（2015）扶民初字第3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曹永刚及委托代理人熊伟，被上诉人董海峰及委托代理人李平，被上诉人于艳春等10人委托代理人于占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10原告诉称:原、被告系雇佣关系，2015年3月12日，董海峰带领本村的人到三被告合伙承包的扶余市永平乡创业村长寿山屯的水稻田里打工，双方签订了劳务合同书，约定十原告的总工资为384000元，三被告在收完秋后一次性结帐。在原告急需用钱时，可以向被告借支工资，扣除原告借工资的钱，三被告尚欠原告工资314500元，在诉讼期间，原告的代理律师曾代原告收工资4万元。现水稻已经全部收完，三被告拒绝给付原告工资，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给付原告工资款274500元。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提供了如下的证据材料：
一、劳务合同书一份，拟证明三被告和原告的诉讼代表人董海峰签订劳务合同时，口头约定工资是60万元，三被告已给付部分工资；
二、欠条一枚；
三、物品清单一份；
四、十一个短工和一个长工的证人证言一份，拟证明被告已支付20万元；
五、农业局卷宗中曹永刚的笔录一页，拟证明被告承认原告董海峰夫妻的年薪是10万元，总的劳务费不可能是384000元；
六、光盘二张；
七、证人郭某某出庭证言一份，拟证明短工的工资情况；
八、证人李某甲出庭证言一份，拟证明短工的具体工作及开支情况；
九、证人白某某出庭证言一份，拟证明2014年短工工作及开支情况；
十、证人刘某某出庭证言一份，拟证明证人刘某某等人干的是起苗零活；
十一、证人李某乙出庭证言一份，拟证明证人李某乙等人干的是起苗、捞渣子零活。
一审三被告辩称：合同约定劳务费是384000元，被告已经给付原告劳务费33万多，剩下的钱没有给付，等被告算完帐后再给付原告。
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提供了如下的证据材料：
一、2015年4月18日收条一枚，拟证明原告董海峰在被告处借工资10000元；
二、2015年7月3日、7月26日被告通过自动柜员机向董健的帐户分别转帐1100元、1000元，拟证明被告通过向董健汇款的方式借工资2100元给董海峰；
三、2015年4月7日借据一枚，拟证明原告为给妻子看病，在被告处借工资8000元；
四、2015年6月15日给于艳春支工资2200元，拟证明被告给原告于艳春支工资2200元；
五、2015年4月18日借条一枚，拟证明原告齐忠显向被告借工资1000元；
六、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自动柜员机客户凭单三份，拟证明被告向原告齐忠显转帐6000元的事实；
七、查询汇款明细一份、汇款收据一枚（全是复印件），拟证明被告王壮志向原告刘学霞汇款70000元，用以支付工资；
八、收条一枚、借据一枚，拟证明于长有在被告处借工资2500元；
九、2015年9月16日、2015年10月20日收条二枚，拟证明支付邢艳学等人放水工资28500元；
十、个人储蓄凭证一份、收条一枚，拟证明通过向史鹏飞帐户存款，支付原告董海峰工资20000元以及史鹏飞取走500元；
十一、2015年12月10日邢艳学出具的证明一份；
十二、收条一枚，拟证明李某乙收掸药钱8500元；
十三、证人丁某某出庭证言一份，拟证明曾向原告支付工资12万元。
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原告董海峰找到其他原告，共同在被告曹永刚承包的水稻田里干活，双方没有签订劳务合同，总的报酬费60万元，被告曹永刚已经按照约定支付报酬费。2015年，三被告合伙承包扶余市永平乡创业村长寿山屯的水稻田，被告曹永刚又找到原告董海峰，让董海峰找人种水稻，董海峰是领工，董海峰找到原告齐忠显等长工一起到水稻田里干活，主要从事育苗、插秧、筛土、放水等水田活。从2015年3月份一直到水稻秋收完毕时止。2015年6月28日左右，由邢艳学执笔，三被告签字形成一份劳务合同书，约定原告等长工的劳动总工资为384000元。由于是秋收后支付工资，原告生活上拮据时，可以向被告借开工资。其中原告董海峰分三次共借工资19000元，原告齐忠显分四次共借工资7000元，原告于长有借工资2500元，原告王捍东借工资500元。2015年9月16日，被告支付原告刑艳学等人放水工资12000元。2015年10月20日，被告支付邢艳学放水款16500元。被告还支付一笔12000元的秋收用工钱。2015年5月31日，被告通过存款的方式向史鹏飞的帐户存20000元。2015年6月15日，原告于艳春在被告处支取工资2200元。李某乙收到被告支付的掸药款8500元。2015年7月3日，被告通过自动柜员机向董健的卡号转帐1100元。在诉讼过程中，原告的代理律师代收被告交付的工资4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董海峰等十人在三被告合伙承包的水稻田里从事插秧、放水、筛土等工作，原告与被告没有约定每个人的具体报酬，但约定了总的报酬款，原告之间按照每个人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性质的不同，在内部分配报酬，原、被告之间已经形成了劳务关系。关于总的报酬数额，原告2014年就开始在被告处提供劳务，2014年总报酬费为60万元，在原有人数和工作内容、工作量基本没有变动的情况下，原告2015年继续为被告提供劳务，总的报酬数额如是384000元，明显不合常理。短工的证言证实11个短工，工作100天，每人的工资是17000元，短工的工资就将近20万，如果总报酬费是384000元，原告等长期工竟没有短工报酬高。综上可以认定原、被告约定的报酬款应是60万元，对于被告抗辩总报酬费是384000元，不是60万元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劳务合同书是6月末7月初形成的，合同书明确写明长工的姓名和劳务费384000元，可以认定原告作为长工的工资为384000元。被告汇款给刘学霞的14万元和证人丁某某证实的12万元，均形成于劳务合同书之前，并不是对原告工资的支付，是对短工工资和捞渣子、补苗的临时用工人员的工资支付，不能在长工工资中予以扣减。被告支付给史鹏飞和李某乙的工资，原告予以否认，史鹏飞和李某乙并不是本案的原告，不能在原告的工资中扣减。原、被告均认可的借资是69500元，应予以扣减。原告于艳春支取报酬时间发生在劳务合同形成之前，不能在原告所主张的报酬费中扣减。诉讼中原告代理律师代收的报酬费4万元，是被告自愿履行给付义务的行为。被告不履行给付报酬的义务，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曹永刚、王壮志、徐吉明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董海峰、齐忠显等十人报酬费274500元。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人曹永刚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4年劳务款为60万元，进而推论2015年与2014年年报酬款也为6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两个年份没有可比性。2015年由于被上诉人怠工并且未经过上诉人同意私自雇佣外人干自己应干的活，导致上诉人2015年水稻减产亏损78万元。上诉人为此不想给被上诉人报酬并要求赔偿其损失，被上诉人采取绑架囚禁方式迫使上诉人签订60万元报酬合同，上诉人未同意并报警，经公安机关调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给付384000元2015年总报酬的劳务合同。一审按照所谓的2014年标准计算2015年报酬，事实上又抛开劳务合同，事实不清；上诉人只雇佣了被上诉人等11人，没有雇佣短工，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11个短工的证人证言，该11人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是被上诉人为完成份内工作而擅自雇佣，至于被上诉人怎么开支与上诉人无关。384000元就是被上诉人等11人2015年总报酬，一审主观臆断丁某某工、短工工资是错误的；双方没有签订劳务合同，但被上诉人一直向上诉人借支，并分期支付了部分劳动报酬，汇给刘学霞的14万元和丁万才证实的12万元是付给被上诉人的工资，在水稻管理没有上去，被上诉人看上诉人不愿支付劳动报酬还有要赔偿的意思，遂以囚禁的方式要求签订合同，后经报警确定劳务总工资384000元，因此付款在合同先后并无影响，更不能确认是短工工资。2.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上诉人只和董海峰谈的劳务总承包，没有与他人谈过劳务承包或雇佣事宜，在上诉人被囚禁报警后才补签劳务合同，此时，董海峰才将承包人写入合同为董海峰等11人，所以本案适格的原告只有董海峰一人，其他人系董海峰雇佣的人员。退一步讲如果通过补签劳务合同上面写有11人，那么11人之外的王金库不是适格原告，于春艳开工之初因脑溢血住院，没有参与承包，也不是适格原告。董海峰系于春艳丈夫，于春艳住院期间董海峰护理，因此对田间疏于管理，才导致减产。3.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人数众多，案情复杂，应以普通程序审理，但开庭传票只有一人按照简易程序审理，开庭时却变成合议庭，事先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第二次开庭又是一名法官和一名书记员审理，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决书没有阐明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也没有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和对质证证据依法采纳的说明；一审判决中关于原告代理律师曾代原告收工资4万元属子虚乌有，被上诉人在起诉状及开庭审理中都没有提及此事，此证据是一审闭庭后被上诉人代理人提出的，上诉人已经按照法定程序提出拒绝质证并说明理由，一审予以采信违法。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重新审理并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答辩认为：1.一审认定双方总报酬为60万元有事实依据，2014年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的劳务承包费用是60万元，2015年无论如何也不会低于60万元，因为经济总体增长，人工费增长也是常态，降低人工费是不符合常理的，承包费不能低于2014年。上诉人称每垧土地减产8000斤，收入亏损78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自己耕种的种子是假种子，减产正常，不是被上诉人责任。上诉人在庭审中自认本案所涉合同是结算合同，也就是尚未结算的数额，本案所涉合同是2015年6月27日，因此在6月27日前所有上诉人已经支付的价款与本案所涉合同无关；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11个短工证言不真实，众所周知，农时不可耽误，在农忙时雇用一定数量的短工是必然的丁某某9个长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的工作量是可不能的；一审判决认定汇给刘学霞的两笔款项14万元，汇给史鹏飞短工工资2万元，丁万才12万元，共计28万元全部是在6月25日之前支付给短工的工资，其中21.6万元包括11个短工工资18.7万元，工人有病回家给1.3万元，1.6万元是扒盘子钱，剩余6万元支付给临时用工人员工资，不在被上诉人60万元工资款内，由上诉人自己支付。6月27日上诉人扣除已经给付短工工资和自己承担临时用工工资后剩余348000元是9个长工工资，其中包括没有给付王金库的工资款1000元；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囚禁双方才签订劳动合同不符合事实，双方签订合同日期是2015年6月27日，被上诉人拦截上诉人讨要欠款是2015年10月25日，并且因卖假种子被农业局处罚时，上诉人承认被上诉人董海峰、于艳春两个人的一年劳务费是10万元，如果按照上诉人观点，扣除二人工资，已经给付28万元，剩余7人一年劳务费才4000元也是不符合常理的，上诉人也认可长工工资3.5万元，短工工资1.7万元，与其陈述也不符合。2.本案的合同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签订的，按照合同记载的内容上诉人是完全适格主体。3.本案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而不是上诉人所说的简易程序，传票由审判员一人签发很正常，因合议庭成员吸收了陪审员，陪审员是在开庭前才选定的，不能提前确定；一审质证程序合法，判决没有必要对每个证据都标明适用理由；被上诉人代理人代收给付被上诉人4万元劳务费，一审中被上诉人虽未出示证据，但是上诉人当庭自认，被上诉人也确认，一审采纳该证据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经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1.关于2015年劳务费的数额问题。曹永刚在一审庭审陈述2014年劳务费数额大约是60多万元，今年多少人干活不知道，我就是把活包给他们了。在二审庭审郭某某2李某甲年白某某和董海峰谈45万元，董海峰没有同意，和工人谈的价钱，长工35000元，短工17000元。董海峰雇佣的短工郭立臣、李海彦、白凤君出庭证实2015年给曹永刚干活的有11个短工，每个人工资17000元，干活100天，工资都已经支付完毕，长工9人。曹永刚的陈述与短工陈述工资数额相同。被上诉人提供的双方电话录音资料显示，在劳动监察大队对双方劳务费进行处理过程中，董海峰给曹永刚打电话，询问给付劳务费数额，曹永刚说只能给60万元的80%，曹永刚认可当时是这样陈述的。曹永刚、王壮志、徐吉明与董海峰等10人签订的劳务合同书写明：2015年3月12日到曹永刚水田打长工，收完秋一次结账，长工人员名单包括本案9名被上诉人。上诉人曹永刚主张全年的劳务费为384000元，但从2014年相同地块相同劳动量劳务费为60万元，起诉前曹永刚同意给付60万元的80%，曹永刚陈述干活前同董海峰协商给45万元，董海峰不同意。证人证实11个短工工资187000元已经支付以及劳务合同明确写明长工工资为384000元来综合分析，双方2015年劳务费的数额应为60万元，双方签订的劳务合同书中所约定的劳动总工资384000元应为2015年6月27日时扣除已经支付的工资后尚欠被上诉人的劳务费，而不是曹永刚主张的2015年全部的劳务费。从上诉人提供的给付劳务费情况表看，2015年6月27日之后曹永刚、徐吉明、王壮志支付给被上诉人100600元，李某乙人认可其中的81500元，对上诉人主张的2015年7月3日给付董健的1100元认为是上诉人欠诊所的医疗费，让董海峰代付；李伟国的8500元与被上诉人无关，不在384000元之内；刘学霞的是7000元是在2015年6月27日前给付的，不在384000元之内；史鹏飞的2500元不在384000元之内。经本院核实，上诉人确于2015年6月18日转给刘学霞70000元，2015年5月31日转给史鹏飞20000元，还有一枚收条500元未写明时间（上诉人在数字上书写错误），李某乙00元在2015年6月27日前转款，5李某乙未写明收款时间，且史鹏飞不在被上诉人之内，故该款不应在384000元中扣除。李伟国出具8500元的收条，但未写明时间，且李伟国一审中出庭作证，证实其收到的是临时用工掸药钱，和被上诉人没有关系，是徐吉明支付的，不在本案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款中，故上诉人主张将该三笔款计算入384000元不应支持。上诉人主张通过董健的卡转给董海峰的1100元，董海峰虽抗辩该款为上诉人欠付的医疗费，通过董海峰转付，但上诉人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且付款时间为2015年7月3日，在双方签订结算合同后，故该1100元应从384000元中扣除，以上应从384000元中扣除82600元。双方还共同认可被上诉人等在2015年6月27日前在上诉人处借支28000元，被上诉人认可该28000元在384000元中扣除，故曹永刚、王壮志、徐吉明徐吉明尚欠被上诉人劳务费数额应为273400元，一审判决未扣除1100元应予纠正。2.关于被上诉人主体资格问题。上诉人曹永刚在一审答辩中对被上诉人的主体资格问题没有提出异议，在上诉状中明确其只雇佣了被上诉人等11人，其中包括被上诉人于艳春，合同书中也写明了11个人的名字，其中于志军、于国军放弃主张权利，上诉人对此无异议。王金库系在秋收时9人临时雇工，9被上诉人同意工资由9人在384000元中支付，不另行向曹永刚、王壮志、徐吉明主张，同意王金库作为原告主张权利，故被上诉人的主体资格适格。上诉人主张只和董海峰谈的劳务总承包，没有与他人谈过劳务承包或雇佣事宜本案适格的原告只有董海峰一人的主张不应支持。3.关于一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问题。一审是以普通程序审理的本案，在庭审笔录中对法庭组成人员有相关记载，并且上诉人在庭审笔录中已经签字确认。一审双方举证情况，对事实进行确认，亦说明了判决的依据，上诉人对一审过程中支付给被上诉人的4万元认可计入已付款中。故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之处。上诉人此点主张不应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八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扶余市人民法院（2015）扶民初字第3827号民事判决。
二、曹永刚、王壮志、徐吉明立即给付被上诉人董海峰、齐忠显等十人劳务费273400元。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060元由曹永刚、王壮志、徐吉明负担7000元，被上诉人负担理费7060元由上诉人曹永刚负担7000元，被上诉人负担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庞 丽
审判员 于 涛
审判员 姚德满
二〇一六年七月四日
书记员 张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