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30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骆志伟，男，1978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生，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军建，男，197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渊智，广东瑞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宇，广东瑞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骆志伟因与被上诉人邓军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90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骆志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邓军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均由邓军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我与邓军建之间存在合作经营足球场的关系，邓军建主张的2万元款项实际上为合作投资款，用于球场建设，并非我的个人借款。我在一审庭审中已为此提交了相关书面和录音证据，邓军建起初也承认确实存在该笔支出，也承认收取了2015年3、4、5月球场的全部收入，但后来又改口否认。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可是不妥的，因为建造化粪池的租地协议经过了邓军建的确认，邓军建前后陈述自相矛盾，存在虚假陈述。因此，虽然我支付化粪池建设的2万元款项系从邓军建处取得，但该笔款项确实用于化粪池建设和球场支出，实际上属于双方合作经营的投资款，并非属于我的个人借款。基于此，一审法院应当驳回邓军建的诉讼请求。二、我签订借条系被逼无奈，并非我的真实意思表示。足球场系邓军建租赁而来，之后与我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共同经营足球场。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我一直处于弱势地位，邓军建并未参与经营，也不愿意投入相关费用，只享受球场收益分红。2015年上半年，球场经营出现困难，我无力承担球场的各种费用，恰逢球场需要建造化粪池，我便与邓军建商量出资建造化粪池一事，但遭到拒绝，邓军建要求我自行承担该笔费用，我表示确实无力支付该笔费用，经过多次协商，邓军建要求我签订借条才肯支付该笔费用，否则就收回球场。为了继续经营球场，我只能签订借条。至此，原本应当由我们二人共同承担的费用，变成了我对邓军建的借款。三、我将2万元款项用于化粪池建设和球场日常支出后，认为通过球场收益向邓军建返还即可，因为该2万元款项系用于共同经营支出。2015年7月、8月，邓军建先后分四次从足球场取款共计21000元，此后也未就借条一事向我主张欠款，直至双方的合作出现重大矛盾，邓军建将我排除在共同经营之外，并以此借条要求我偿还借款。实际上，我对足球场建设的支出远多于邓军建。我在一审也举证证明邓军建拖欠我的款项。故此，即便因为借条导致我需要支付2万元的款项，邓军建从足球场支取的上述21000元也已经超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还需要另行支付款项，是极不公平的。
被上诉人邓军建二审答辩称：我不同意骆志伟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邓军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骆志伟即时向邓军建归还借款本金2万元及利息（以借款2万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计算利率，自2015年9月1日起至全部借款还清完毕之日止）；2.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由骆志伟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16日，骆志伟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邓军建2万元，定于2015年8月31日前归还。
邓军建、骆志伟共同确认案涉款项通过现金交付。
邓军建、骆志伟共同确认合作经营足球场。
一审庭审中，骆志伟称其确实向邓军建借款2万元，其所借款项是针对《承租协议》中的筹建化粪池的1.5万元，但其已清偿案涉借款本金2万元及利息2200元，并提供如下证据予以证明：一、《支付宝电子转账回单》6张，载明：2015年7月1日、8月1日、9月1日、10月8日及2016年11月1日、12月1日，骆志伟通过支付宝依次向邓军建转账4300元、4300元、5000元、3600元、2500元、2500元；合计22200元。二、《微信聊天记录》（含《承租协议》、《场馆3-5月支出收入表》)，《承租协议》载明：乙方因为承建荔湖城足球场，租用甲方约10平方米地块建设化粪池，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下述条款：1、甲方同意乙方使用该地块建设球场专用化粪池至2020年6月1日，租金为每年3000元共15000元整，到期后双方另行协商；日期2015年6月4日等；该协议并无邓军建、骆志伟双方签名。《场馆3-5月支出收入表》载明：3月：骆总预支5400元、4月：邓4月应转账9060元、5月：邓5月应转账6522.5元等；该收入表并无双方签名。三、《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流水》，载明：2015年7月1日、8月1日、9月1日、10月8日，骆志伟依次向邓军建转账4300元、4300元、5000元、3600元（无备注）；2015年11月-2016年6月期间，骆志伟于每月1日（6月转账日期为6月4日）向邓军建转账4300元，除2016年1月外的其他月份的转账备注均系“租金管理费分红”；2016年7月1日、8月1日、9月1日、10月8日，骆志伟每次向邓军建转账2500元，其中7月转账备注为“七月起，租金管理费阿昌他们去交”，8-10月转账备注为“分红”；2016年11月1日、12月1日，骆志伟每次向邓军建转账2500元（无备注）；骆志伟称前述转账中未明确备注的均系偿还案涉借款。四、《通话录音》。邓军建对证据一、三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前述《承租协议》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场馆3-5月支出收入表》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四三性不予确认；并称双方自2015年7月开始合作分成，之后每个月骆志伟固定分红，虽然一部分转账没有备注，但付款金额及时间具有明显的规律性，结合其他月份的付款能明确表示前述转账系分红和租金，而非还款。
一审庭审中，骆志伟称确认案涉2万元的交接存在，但案涉2万元并非借款，是用于合作共同经营。本案审理过程中，骆志伟提交《补充说明》及《补充说明二》，载明：邓军建于2015年3-5月中全部拿走了足球场收入，并知晓应付骆志伟球场日常运营成本费用5400+9060+6522=20982.5（详见《场馆3-5月支出收入表》），且骆志伟为球场筹建已支付40200元，所以骆志伟认定在6月拿到的2万元是应得的还款而非借款。
邓军建称：一、骆志伟借款用于短期租赁款，但骆志伟借款后未归还借款本息；二、其与骆志伟是合作经营球场，骆志伟所述的22200元转账并非还款，而是骆志伟自愿支付的球场合作的利润分成；邓军建并提供如下证据予以证明：一、《合作协议》，载明：邓军建单独与广州金地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地公司）签署了金地荔湖城足球场的建设与租赁合同，骆志伟单独与金地公司签署了金地荔城湖体育会馆羽毛球球场的租赁合同，双方有意合作经营，协议如下：双方合作开发管理该足球场，各投入50%的建设改造成本，各享受50%的经营收益；合作期限暂定为5年，从2013年5月1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止；签署日期2013年4月19日等。二、《房屋（商铺类）租赁合同》，载明：邓军建作为承租方，向出租方广州市东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租位于广州市新塘镇永和荔湖城原楼巴停车场用作足球场地；租期为2013年5月1日至2018年1月30日，前三年租金每月1000元，后两年租金每月2000元；物业管理费目前暂为800元等。三、《微信聊天记录》，载明：@邓军建把7月份后的22500现在给我吧。今天起球场任何管理事务我不再参与！骆志伟，工商银行，广州增城永和支行；@邓军建转了吗？不急。之前的场租、水电、管理费清了没有？本月的不算。每个月我都有打钱给你，水电还有一个月没有交我的钱收到，我是问物业和地产那边那晚不是说了，之前一笔勾销？我出让半年利润。7月开始计算利润！现在又反口对吗？我只是问你之前的场租和管理费你交了没有没有差几个月水电只差一个月没有交（2015年6月后的都交了）管理费租金不知道因为我转给你交的你算清楚，我还要去核实，因为地产和物业是跟我签的合同，你要是不给我也要给，我要确切的知道你差多少钱，你想逃避不可能租金：8，9，10，11，12五个月。（地产答应只收1000五个月共5000）。管理费：7，8，9，10，11，12。（六个月共4800）水电：2016年12月没有交，而且物业用了球场的电帮车主洗车，我不知道怎样交法先是我要出差，把球场还给你打理，轮到你每月分利润2500给我（像过去的一年半我给你的一样）你一口答应…先一项项搞清，场租你也叫阿姨去打一下吧，管理费那张单说有9个月，你说只有6个月，就算不包本月，也有8个月，水电费依你的单据到了10月份，那11、12月份的你交了没有…先给我一半，明天我找地产交租金，物业有问题您慢慢查…可以，这样就好，我现在安排转账12000，你注意查收…@邓军建地产的租金应沟通好了，您以后就直接去B区交2017年一月开始的租金即可好@邓军建明晚我叫人去回复球场水电，那六个月管理费，你可以在欠我的一万多里面扣…已代骆志伟交了所欠的物业管理费4800，水电费4409.14，合计9209.14，按照约定需付给骆志伟22500元，已付21209.14元等；四、《转账记录》，载明：2017年1月18日，苏州优仕建材有限公司向骆志伟转账1.2万元；五、《收款收据》，载明：2017年3月25日，收款单位广州市东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今收到邓军建（足球场）交来租金2016年7月补交1000元，2016年8月-12月1万元，共计11000元等；六、《合作费用统计表》，载明：2015年7月-2016年6月期间，由邓军建对口租金、物业管理费，2016年7月-2016年12月期间，骆志伟对口租金、物业管理费；其中2015年7月-2016年4月期间，每月租金1000元、物业管理费800元、固定利润2500元，转账邓军建的金额依次为4300元、4300元、5000元、3600元、4300元、4300元、4300元、4300元、4300元、4300元；2016年5月-12月，每月租金2000元、固定利润2500元；2017年2月邓军建接管场地，因合作协议结束期限为2018年4月30日，骆志伟同意减少其中六个月的分成，同时邓军建主动要求一次性支付合作利润2500*9=22500元，扣减骆志伟所欠的物业管理费4800元、水电费4409.14元，实际向骆志伟支付21209.14元，骆志伟退出经营管理；但事后发现骆志伟漏缴2016年7月-12月期间的租金11000元。七、《支付宝转账记录》，载明：骆志伟分别于2016年5月1日、6月4日、9月1日、10月8日、11月1日、12月1日向邓军建支付宝账户转账4300元、4300元、2500元、2500元、2500元、2500元。骆志伟对证据一、三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六的三性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邓军建为证明其向骆志伟出借款项，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借条》，骆志伟亦确认收到《借条》载明的款项，一审法院认为邓军建、骆志伟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骆志伟关于案涉款项并非借款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一、骆志伟对借款的性质及用途存在不同陈述，前后不一致；二、骆志伟称其拿到的2万元系其应得的球场预支款，但骆志伟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所包含的《场馆3-5月支出收入表》系自制表格，并无邓军建、骆志伟双方签字确认，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邓军建、骆志伟之间关于球场经营收支的纠纷与本案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亦不影响邓军建、骆志伟双方之间借贷行为的真实发生。综上，一审法院对骆志伟的前述抗辩不予采纳。
关于骆志伟是否清偿案涉借款的问题。一、邓军建、骆志伟双方合作经营足球场，邓军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骆志伟称“先是我要出差，把球场还给你打理，轮到你每月分利润2500给我（像过去的一年半我给你的一样）你一口答应…”，前述内容与邓军建提交的《合作费用统计表》载明的双方的利润分配情况相互佐证。二、骆志伟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流水》显示出骆志伟向邓军建的转账时间、金额具有规律性，前述转账金额、时间及所附备注亦与邓军建提供的前述两份证据相互印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邓军建所述的双方合作经营球场期内自2015年7月至2016年12月之间的利润分配情况予以采信。骆志伟所述的6笔共计22000元转账虽无明确备注，但从转账的时间、金额来看符合双方约定的利润分配方式，其属于向邓军建支付的利润分成的可能性明显大于针对案涉借款的还款的可能性，就本案的还款情况骆志伟亦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骆志伟尚未清偿案涉借款。
承前所述，骆志伟取得的借款后未依约还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现邓军建要求骆志伟返还借款本金2万元并支付利息（自《借条》载明的还款日次日即2015年9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借款本金2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并以年利率6%为限的标准计算）有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于2018年5月14日作出如下判决：骆志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邓军建偿还借款本金2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9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借款本金2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并以年利率6%为限的标准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0元，由骆志伟负担。
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无误，且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诉讼中，骆志伟称其已向一审法院就双方合作经营足球场的纠纷另案起诉。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另案合作纠纷与本案诉讼请求无重合或交叉。
二审中，邓军建没有提交证据，而骆志伟提交了日期标注分别为“七月”“八月”的《财务签收表》各一张，并称该签收表是由涉案足球场的财务制作的2015年7月、8月的情况，当时由双方合作经营涉案足球场，该两张表格中记载有4次邓军建本人签名的取款，拟证明邓军建在2015年7月及8月，先后分四次从足球场取钱，分别为2015年7月31日取6000元，8月4日取6000元，8月8日取5000元，8月24日取4000元，共计21000元，该费用足以抵销邓军建主张的2万元借款。经本院组织质证，邓军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我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且该两张表并没有显示具体的年份；我确认上述表格中我的四个签名属实，但我是在2013年签过《财务签收表》，并非在2015年签的。
本院认为，针对骆志伟的上诉，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争议的2万元是否属于骆志伟向邓军建的借款，骆志伟是否应偿还该款项。对此，一审法院已作充分论述，论理清晰，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并不再赘述。虽然骆志伟上诉仍坚称该2万元不是借款，而是合作投资款，并在二审中提交了两张《财务签收表》，认为邓军建已于2015年7月、8月分四次取走21000元，并据此主张该21000元足以与本案争议的2万元抵销。但首先，邓军建否认该21000元为还款，且认为上述《财务签收表》是2013年的，并非2015年的，而该表格中仅标注了月份，没有标注年份，故无法确认该表格所涉财务记录的形成时间。其次，无论上述《财务签收表》是2013年形成还是2015年形成，均在本案一审之前，而骆志伟无正当理由在一审中并无提交该证据，且该表格中没有标注邓军建的取款用途，故该表格并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亦不足以证明骆志伟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根据双方诉辩主张及举证，判令骆志伟应向邓军建偿还借款2万元并支付相关利息，并无不当。基于上述分析，由于骆志伟现有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上诉主张，亦不能推翻一审认定，故其上诉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骆志伟在二审中称已就双方合作纠纷另案起诉，且双方当事人均在本案二审中确认本案诉讼请求与另案无重合或交叉，故此，骆志伟有关合作纠纷的抗辩意见应由另案审查处理。
综上所述，骆志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0元，由上诉人骆志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卉
审判员 韩志军
审判员 郭东升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黄咏欣
张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