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5）广铁中法刑终字第5号
原公诉机关广州铁路运输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钟翀，男，于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汉族，本科文化，原系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客运××客运技术科副科长，户籍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现住广州市白云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4年2月20日被羁押，次日被广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取保候审，同年2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州市海珠区看守所。
辩护人尹星，吴健雄，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审理广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钟翀犯受贿罪一案，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2014）广铁法刑初字第11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钟翀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21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
一、2013年5月至10月，被告人钟翀为长沙温馨之旅老年旅行社顺利开行长沙至青岛旅游、长沙至海拉尔专列以及怀化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顺利开行怀化至北京旅游专列进行审批和协调，事后收受该两家旅行社法定代表人邓洪波、资郴雄贿送的人民币共计62，000元。
2014年1月，被告人钟翀收受资郴雄给予的好处费人民币5，000元，用于给被告人的老婆购买手机。
二、被告人钟翀利用其负责行李车包租业务管理的职责，为广州昌龙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下调运费提供帮助，并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贿送的九号行馆水疗城消费卡使用金额共约人民币6，579元及手机1部，机身价值人民币2，490元；伙同张四同（广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取保候审）收受杨某贿送的人民币共计124，200元。
三、2013年5月，被告人钟翀利用其担任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客运处技术科副科长并负责行李车包租业务管理的职务便利，向时任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站车服务中心运输部部长的刘小平索取九号行馆水疗城消费卡一张，价值人民币5，000元。该消费卡由长沙天道快运服务部负责人曹小军实际出资购买。
上述事实，有到案经过、证人证言、扣押物品清单、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借支单、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
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钟翀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依法从重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钟翀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扣押于广州铁路运输检察院的被告人退赃款人民币70，000元，予以没收；扣押于广州铁路运输检察院的赃物“三星N719”型手机1部、九号行馆水疗城消费卡1张，均予以没收；扣押被告人办公使用的“THINKPAD”电脑1台、“联想昭阳E43L”电脑1台、“联想扬天T2900D”电脑主机1台均发还被告人原工作单位；扣押被告人个人的“TOSHIBA”16GU盘1个，发还被告人。
诉人钟翀提出的上诉意见及其辩护人尹星、吴健雄提出的辩护意见是：第一、其是请刘小平帮忙办理的消费卡，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且该卡是用于公务接待，不应当认定为收受；第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伙同张四同收受李向阳人民币124，200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杨某谋取利益，且收受的金额上诉人的供述与张四同的供述、证人杨某和汪某的证言均不一致，假使认定上诉人伙同张四同收钱的事实成立，但因无法查清具体金额，应当以上诉人供述的金额为准；第三、2013年5月份收受邓洪波的2000元和2014年收受资郴雄的5000元以及2013年9月收受杨某手机的行为均与职务不具有明显关系，是基于朋友关系，不构成受贿；第四、广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反贪局在立案前所掌握刘小平提供的线索针对其的犯罪事实不成立，反贪局在2014年2月20日接触其，其就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后反贪局才正式立案侦查，故应当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第五、其向广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反贪局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一旦查证属实仍应认定为立功，此外，上诉人检举揭发张四同的犯罪行为，反贪局已于2014年6月12日以受贿罪对张四同立案侦查，并采取相关强制措施，上诉人的行为应构成立功。
经审理查明，2012年至2014年间，上诉人钟翀担任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客运处技术科副科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张四同收受他人所送的钱财共计人民币192，200元和使用价值约人民币6，579元的消费卡以及索取价值人民币5，000元的消费卡1张。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2013年5月，上诉人钟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长沙温馨之旅老年旅行社顺利开行长沙至青岛旅游专列进行审批和协调等方面提供帮助，事后收受该旅行社法定代表人邓洪波送的人民币2，000元。
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提交，并经一审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旅游专列合作开发协议，证实长沙铁路国际旅行社和长沙温馨之旅老年旅行社合作开发2013年5月6日至5月12日长沙至青岛的旅游专列，由长沙铁路国际旅行社负责向广铁集团公司申请开行。
2、长沙分公司的五月份旅游专列开行计划，证实该公司于2013年3月29日报给广铁青专列总代理办公室的旅游专列开行计划，其中第一项为长沙至青岛的旅游专列，时间为5月4日至5月13日。
3、广铁青专列办公室2013年4月11日报给广铁集团公司的旅专总代办计（2013）0303号报告，证实广铁青专列办公室向集团公司上报的五月份旅游专列计划，其中第十一项是长沙至青岛旅游专列，时间为5月4日至5月13日。被告人钟翀对此报告予以签认。
4、铁路传真电报，证实广铁集团公司报给铁路总公司运输局的“关于2013年6月份开行红色旅游专列计划的请示”中第6项为长沙至青岛旅游专列。上诉人钟翀对此电报予以签认。
5、铁路传真电报，证实铁路总公司公布5月份直通红色旅游列车开行方案的通知中有该趟旅游专列。上诉人钟翀对此电报予以签认。
6、关于旅游专列开行的通知，证实客运处技术科通知5月2日开行长沙至青岛旅游专列1对，承办人为钟翀。上诉人钟翀对此通知予以签认。
7、借支单，证实邓洪波借支2，000元用于青岛专列。2014年2月27日邓洪波对此签认“此借支单由我公司提供，借支的2，000元现金作为感谢费，交给钟翀。”
8、资郴雄的证言：其是广东铁青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的副经理。2013年4、5月份，长沙温馨之旅老年旅行社有限公司申报开行了一趟长沙至青岛的旅游专列，该旅游专列上报国家铁路总公司后，因济南铁路局规定旅游专列不能进青岛，只准停靠潍坊。其把这一消息告诉邓洪波，邓洪波就说，如果该旅游专列不能进青岛，游客就一定会找旅行社投诉并索赔。他也是做旅游的，知道这里面的厉害关系，于是就电话联系钟翀，请求钟翀帮忙与铁总协调一下。后钟翀就打电话告诉他，经铁总协调，济南局已经同意开通长沙至青岛旅游专列。他把这一情况和邓洪波说了后，邓说要好好谢谢钟翀。大概过了几个星期，邓洪波和他在广州，邓提起感谢一下钟翀的事，让他联系一下钟翀。然后他就联系钟翀并约好在广州九号行馆楼下见面。见面后，邓洪波就给了一个信封给钟翀，当时他也在场，知道信封内有人民币2，000元，因为之前邓洪波告诉了他。
9、邓洪波的证言：其是长沙温馨之旅老年旅行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5月份，公司申请开行了一趟长沙至青岛的旅游专列，该旅游专列上报国家铁路总公司后，因济南铁路局规定旅游专列不能进青岛，只准停靠附近一个小站，这样就可能导致公司无法满足旅客的旅游行程要求，并有可能面临上百万元的经济赔偿。于是，其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资郴雄，并希望他能帮忙。后经资郴雄的沟通协调，这趟旅游专列最终开进了青岛。大概过了几个星期，他和资郴雄到广州，就提出既然到了这边，是不是应该感谢一下上次帮忙协调青岛旅游专列的广铁集团领导，资郴雄说可以，并告诉他上次青岛专列的事情是集团客运处钟翀从中协调的，然后资郴雄就电话联系钟翀，并在广州东站附近见了面，他就拿了一个装有2，000元人民币的信封交给钟翀以表感谢，当时资郴雄也在场。
10、上诉人钟翀的供述：2013年4月份左右，铁青长沙分公司通过总公司报给他一个长沙至青岛旅游专列的申请，其审批后报给了铁路总公司营运部。后营运部打电话给他说由于济南铁路局不准专列进青岛站，所以要调整专列停靠站到青岛附近的一个站，他就把这个情况通知了铁青总公司。之后铁青长沙分公司的资郴雄就直接找到他，让他尽力协调，于是他就找铁总那边帮忙协调这个事情，没多久就协调好了这个事情，这趟长沙到青岛的旅游专列可以顺利进入青岛站。大概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有一次资郴雄联系他在广州东站附近见面并当场给了他用信封装好的2000元人民币，钱是百元面额的。资郴雄给钱的时候没说为什么，但他认为是之前协调了长沙到青岛旅游专列的事而给这2000元钱。
11、长沙温馨之旅老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
关于上诉人钟翀以及辩护人提出的“收受邓洪波的2000元行为与职务无关，是基于朋友关系，不构成收贿。”的上诉和辩护意见。本案现有证据显示，钟翀的供述与资郴雄、邓洪波的证言能相互印证，证实邓洪波送给钟翀这2千元人民币，是为了感谢钟翀在长沙到青岛旅游专列协调方面提供帮助。故应当认定为收贿，上诉人钟翀的该项上诉意见以及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二、2013年6月上旬，上诉人钟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长沙温馨之旅老年旅行社顺利开行长沙至海拉尔旅游专列提供帮助，收受该旅行社法定代表人邓洪波送的人民币50，000元。
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提交，并经一审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旅游专列开发协议，证实长沙铁路国际旅行社和长沙温馨之旅老年旅行社合作开发2013年6月13日至6月21日长沙至海拉尔的旅游专列，由长沙铁路国际旅行社负责向广铁集团公司申请开行。
2、长沙分公司的六月份旅游专列开行计划，证实该公司于2013年4月29日报给广铁青专列总代理办公室的旅游专列开行计划，其中第一项为长沙至海拉尔的旅游专列，时间为6月13日至6月25日。
3、广铁青专列办公室2013年5月2日报给广铁集团公司的旅专总代办计（2013）04号报告，证实广铁青专列办公室向集团公司上报的六月份旅游专列计划，其中第七项是长沙至海拉尔旅游专列，时间为6月13日至6月25日。上诉人钟翀对此报告予以签认。
4、铁路传真电报，证实广铁集团公司报给铁路总公司运输局的“关于2013年6月份开行红色旅游专列计划的请示”中第3项为长沙至海拉尔旅游专列。上诉人钟翀对此电报予以签认。
5、铁路传真电报，证实铁路总公司公布6月份直通红色旅游列车开行方案的通知中无长沙至海拉尔旅游专列。上诉人钟翀对此电报予以签认。
6、铁路传真电报，证实广铁集团公司于2013年6月5日向铁路总公司运输局申请6月13日开行长沙至海拉尔孝心专列1对。上诉人钟翀对此电报予以签认。
7、旅游专列开行通知，证实客运处技术科通知6月13日开行长沙至海拉尔旅游专列1对，承办人钟翀。上诉人钟翀对此通知予以签认。
8、借支单，证实2013年6月5日邓洪波借支5万元用于海拉尔专列。2014年2月27日邓洪波对此签认“此借支单由我公司提供，借支的5万元现金作为感谢费，交给钟翀。”
9、资郴雄的证言：2013年4月初，长沙分公司帮长沙温馨之旅申报了一趟6月长沙开海拉尔专列。大概离专列开行约一周，接钟翀电话，说哈尔滨局不同意接此趟专列。他便告诉专列申报单位负责人邓洪波，邓洪波就说签约客人已达到七八百人，如不能开行，旅游公司就别指望开了，于是苦苦哀求他一起到广州找钟翀帮忙。他们当天赶到广州，并事先与钟翀通了电话，约一起吃晚饭。吃完晚饭后，他与邓洪波在送钟翀回广州东站职工宿舍的途中，邓洪波给了钟翀一个信封，里面有五万元，过了几天，通过钟的协调，这趟专列就顺利开行了。
10、邓洪波的证言：2013年6月中旬，其公司申请的一趟长沙至海拉尔旅游专列在离开行还有几天的时候，资郴雄告诉他申请开通的这趟旅游专列因哈尔滨铁路局不愿意车开进该局不能开行了，他一听，觉得事情大了，因为公司已和旅客签订了旅游合同，如果不能开行的话，公司名誉肯定受损，还有可能面临上百万元的赔偿款，然后他就要求资郴雄带他一起到广铁集团找客运处相关领导出面协调。当天傍晚他就和资郴雄到了广州东站旁的一个饭店和钟翀碰面。吃完晚饭后，他就跟钟翀讲了长沙至海拉尔旅游专列的事情，并恳求钟翀出面协调，说完后他就给了钟翀5万块钱现金，装在一个信封袋里。过了几天，这趟长沙至海拉尔旅游列车顺利按时开行了。关于给钱的数额资郴雄也知道，因为其告诉过他。
11、上诉人钟翀的供述：2013年5、6月份的时候，资郴雄打电话给他，说他们公司之前申请开行的东北旅游专列由于哈尔滨局不配合导致现在开不了，而旅行社方面已经组织好了客源，如果不能如期开行的话他们将要赔偿这些旅客，损失会很大，资郴雄在电话里请他想办法找领导协调这个事情，并主动提出支付他5万元劳务费。于是他马上与铁总沟通，协调这件事，并且很快也把事情办好了，最后这趟东北旅游专列也如期开行了。为了这件事资郴雄在广州东站附近给了他5万元现金，钱都是装在一个信封袋里的，这些钱我都用于装修房子和日常消费了。
三、2013年10月，上诉人钟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怀化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顺利开行怀化至北京旅游专列提供帮助，收受该旅行社法定代表人路畅通过资郴雄送的人民币10，000元。
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提交，并经一审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旅游专列合作开发协议，证实长沙铁路国际旅行社和怀化春秋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开发2013年9月22日至9月28日新化至北京的旅游专列，由长沙铁路国际旅行社负责向广铁集团公司申请开行。
2、长沙分公司的九月份旅游专列计划，证实该公司于2013年7月31日报给广铁青专列总代理办公室的旅游专列开行计划，第三项是新化至北京旅游专列，时间为9月22日至9月29日。上诉人钟翀对此报告予以签认。
3、广铁青专列办公室2013年8月5日报给广铁集团公司的旅专总代办计（2013）07号报告，证实广铁青专列办公室向集团公司上报的九月份旅游专列计划，其中第八项是新化至北京旅游专列，时间为9月22日至9月29日。上诉人钟翀对此报告予以签认。
4、铁路传真电报，证实铁路总公司运输局8月28日关于公布9月份直通红色旅游列车开行方案的通知，同意开行9月25日衡阳至北京的旅游专列。上诉人钟翀对此电告予以签认。
5、广铁（集团）公司旅游专列总代理办公室报告，证实该办公室申报的2013年9月份旅游专列中9月25日新化至北京专列因客源发生变化，现调整区间为怀化至北京。上诉人钟翀对此报告予以签认。
6、调度令，证实2013年9月25日加开怀化至北京Y4**次，10月1日加开北京至怀化Y121次。
7、怀化春秋旅行社团队结算单，证实怀化春秋旅行社在2013年9月25日至10月2日开行北京、天津方向的旅游专列所发生的费用和收入。该旅行社法定代表人路畅对此予以签认。
8、资郴雄的证言：2013年9月，怀化春秋旅行社申请开通的一趟新化至北京的旅游专列，因旅游专列无车可开而被迫取消。路畅就打电话给他，让他想办法找关系人帮忙，他因为知道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就回绝了。过了几天，钟翀和他电话闲聊时，其向钟翀诉苦说，九月份一趟都没有，衡阳至北京的旅游专列都是总部直接报的。钟翀听到这一情况就问他最想开哪一趟，他帮忙与旅游专列总代理办协调一下。于是想到路畅说过他们公司很想开通新化至北京的旅游专列，于是就把这一情况和钟翀说了，钟就答应帮忙协调。后由于路畅提出怀化的游客多，希望能将该趟旅游专列改为怀化始发。然后他又找钟翀，希望能协调，后来经钟翀协调帮忙，该趟旅游专列是从怀化站始发的。由于申报材料是新化至北京，所以相关财务资料显示的都是新化至北京。之后路畅认为铁路领导帮了大忙，就在长沙给了他20，000元，让他转交给铁路帮忙的人。他在10月底去广州办事的时候，约钟翀在广州东站的一个地铁口见面，就将这20，000元转交给了钟翀。
9、路畅的证言：其是怀化春秋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7月上旬，他们公司向铁青长沙分公司提出申请开行新化至北京的旅游专列。到了8月份的时候，资郴雄打电话给告诉她可以营销了，同时还告诉了这趟专列的运行时间。在打广告招揽客人后发现，这条线市场反应比较热烈，如果专列还是按照原计划从新化站始发的话，旅行社就要安排这些客人乘火车或者汽车到新化上车，这些费用都要由我们出，费用会很大，所以她就联系资郴雄请他帮忙，把专列始发站从新化站调整延伸到怀化站，资郴雄当时就说要找广铁集团的人协调才行。后就在专列开行前几天的时候，资郴雄打电话告诉她说调整始发站的事情协调好了。到了9月25日的时候，他们旅行社申请的怀化到北京的旅游专列顺利开行了。这趟专列结束后没多久，大概是10月份的时候，有一次她跟资郴雄通电话，说这趟专列调整的事搞得这么麻烦，要感谢一下他，他在电话里说他就算了，倒是对上面的人要表示一下，所以就说拿20，000元给他，让他对帮忙的人表示感谢。在这次通电话后不久就在长沙给了资郴雄20，000元现金。
10、上诉人钟翀的供述，2013年的时候，有一次是资郴雄打电话给他或是他去长沙出差时资郴雄当面说的，说铁青之前上报审批通过的一趟新化到北京的旅游专列因为客源变化的原因想请报帮忙将始发站从新化调整为怀化，还说到时会感谢他，他在电话里就让他们打个报告上来。之后很快铁青总公司就上报了一个调整旅游专列始发站的报告给他，他审批通过并完成了上传下达的流程。在这个事情办完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资郴雄到广州的时候特意约他在广州东站地铁出口处给了他10，000块钱，钱是用信封装着的，都是百元面额的，资郴雄当时也没说什么，但他认为这是为了感谢他帮忙调整旅游专列始发站的事情而给的钱。这些钱都用于日常支出了。
11、怀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怀化春秋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
四、2014年1月，长沙温馨之旅老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邓洪波，为了和时任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客运处技术科副科长钟翀搞好关系，在旅游专列开行方面得到关照，通过资郴雄送给上诉人钟翀人民币5，000元，用于购买手机。
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提交，并经一审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借支单，证实2013年12月3日邓洪波借支5000元。2014年2月27日邓洪波对此签认“借支的5000元现金其作为感谢费，通过资郴雄交给钟翀。”
2、资郴雄的证言：大概是在2013年底，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邓洪波在他办公室谈事，他接到钟翀电话，闲聊中，钟翀说他老婆的手机刚被小偷偷走了。接完电话后，其就把钟翀老婆手机被偷的事情告诉了邓洪波。与邓洪波商量后，他就打电话跟钟翀讲，先买一个手机，到时候再把买手机的钱给他。大概在2013年12月底，邓洪波得知其要到广州开会，就交给他一个装有5，000元的信封，让他转交给钟翀。到了广州后，因钟翀在外面办事，就让他把钱直接放到小东园6号楼他住的房间里。后其到小东园6号楼，让服务员开门，把邓洪波给的5，000元放到钟翀住的房间靠窗床位的枕头下就离开了。邓洪波给钟翀这5，000元现金，主要是因为钟翀在去年几趟旅游专列协调的事情上帮了邓洪波和他很大的忙，所以，他和邓洪波都想表示感谢。
3、邓洪波的证言：大概在2013年11月份的时候，他去资郴雄办公室，资郴雄跟他讲钟翀刚才来电话讲到他老婆的一台手机被小偷偷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得知资郴雄要去广州，就把一个装有5千块钱的信封袋交给资郴雄，让资郴雄转交给钟翀，说是买手机的钱。他通过资郴雄给钟翀5，000元现金，是因为钟翀在去年几趟旅游专列协调的事情上帮了他很大的忙，这钱是为了表示对钟翀的感谢。
4、上诉人钟翀的供述，2013年11月份的时候，他老婆在南方医院做手术期间被偷了一部手机，于是他当天就在南方医院对面的国美电器同和店给他老婆买了一部4999元的三星手机。在买手机的过程中，资郴雄打电话找他，其就将其老婆丢手机的事情告诉了资郴雄。后资郴雄来打电话来说可以帮他解决买手机的费用，他后来就告诉资郴雄说买了一部5，000元的手机。在2014年初，也就是春运前的一天，资郴雄来广州办事时打他电话，说要把钱给他，其当时不在单位而资郴雄又急着走，于是他就让资郴雄直接把钱放在小东园六号楼713房左边靠窗的床位上，在电话里我告诉他直接找服务员开门就行。等他忙完回到713房后发现枕头下面放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5，000元现金，这就是资郴雄给他的手机钱，当时他就发了条短信，告诉资郴雄钱收到了。资给他这笔钱是因为他作为副科长负责旅游专列开行等方面的工作，跟铁青长沙分公司的业务有很重要的关系，资郴雄是有求于他，必须要和他处理好关系，所以才会帮他出这5，000块钱。
关于上诉人钟翀及其辩护人提出的“2014年收受资郴雄的5000元的行为均与职务，是基于朋友关系，不构成受贿。”的上诉和辩护意见。本案现有证据显示，上诉人钟翀的供述与资郴雄、邓洪波证言能相互印证，证实资郴雄送给钟翀这5千元人民币，是因为钟翀在旅游专列开行等方面帮了不少忙，具有权钱交易的特征，故应当认定为收贿，上诉人钟翀的该项上诉意见以及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五、2012年4月，广州昌龙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杨某，为了和钟翀搞好关系，在行李车包租业务方面得到关照，送给上诉人钟翀九号行馆水疗城消费卡1张，上诉人钟翀用该卡消费了人民币5，579元，后杨某要回该卡，同时又给了另1张该水疗城消费卡，上诉人钟翀用该卡消费了约人民币1，000元，后被杨某拿回。
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提交，并经一审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广州市九号行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会员卡号为20×××38充值消费记录，证实该卡2012年4月5日用人民币充值5，000元、信用卡充值1，000元、赠送充值1，100元。至2012年7月3日消费金额共计5579元。
2、上诉人钟翀2014年2月21日对广州市九号行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充值消费记录进行辨认，证实会员卡号为20×××38的九号行馆消费卡就是杨某于2012年4月份办理并交给其使用，该记录上显示的2012年7月3日之前的消费均是其所为，总共5，000余元，该卡随后就还给杨某并从杨处再拿到另一张消费卡。
3、杨某的证言：其是广州昌龙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大概是2012年4月份，有一次钟翀打电话给他，说是要去九号行馆水疗城，让他去买单，因为他当时不在广州，就说帮钟翀办一张消费卡，用的时候就去九号行馆前台拿，这样以后不用他跑去买单。于是就安排公司的王双伟去九号行馆以钟翀的名义充了6，000块钱进去办了张卡，让王双伟将卡留在前台。办好后他就电话通知了钟翀，这张卡钟翀一直在用。后来有一次他开车送钟翀回家，途中问钟翀上次办的九号行馆用完没有，钟翀就还有1000余元，于是要用这张卡就向钟翀拿回，并同时给了他另一张九号行馆水疗城的卡，卡内大概有余额3，000多元。到了2013年11月左右，其因要招待同学去九号行馆消费，所以就打电话给钟翀，说想拿回卡去用，钟翀也答应了，于是他们就在广铁集团附近见了面，钟翀就把后面办这张卡也给他了。事后他用的时候发现钟翀用了1000多块钱。这两张卡钟翀一共用了6000多元。送卡给钟翀是因为他是主管包车的集团领导，在包租车开通和运费下浮等方面都有审批权，他们经营的包租车业务的很多方面都要靠钟翀帮助。
4、王双伟的证言：其是广州昌龙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广州东站业务主管，2012年的一天下午，快下班了，杨某经理打电话来，说他在外地，让其去九号行馆办一张5，000元的储值消费卡，消费卡的名字是“钟翀”，办好卡后将卡放在九号行馆前台，到时钟翀会去前台拿。他就到公司出纳员汪某那里借支了5，000元，到九号行馆办理，在办理过程中，前台服务员说，如果一次性充值6，000元，就可以送1，100元，他觉得很划算，就打电话请示杨某，杨某同意，他就用自己工行的储蓄卡刷了1，000元。办好卡后，把卡留在前台，向服务员交待后就走了。
5、上诉人钟翀的供述：杨某还曾经给他使用过两张九号行馆的消费卡。第一次是在2012年4月份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杨某，说其要去九号行馆桑拿，希望他买单，杨某说没问题。之后很快就打电话给他说已经办了张九号行馆的消费卡，里面也充好了钱，就放在九号行馆前台等他去拿。当天他去九号行馆消费的时候就使用了这张卡。在这之后他陆续用过这张卡好几次，总共用了5，000多块钱。过了大概四个月有一次杨某开车送他回家，途中问他九号行馆卡用完没有，他说用剩下1，000多块钱，于是杨某马上给了他另外一张九号行馆的卡，说里面还有3，000多块钱，同时把上次给他的卡要了回去。后来给他的这张卡他也用了1，000多元，到了去年11月左右的时候，杨某说要请人唱歌吃饭要用这张卡，于是他在集团门口把这张卡给了杨某。上面两张卡他总共用了6，000多元。杨某给他卡是因为他的工作职责与杨某的业务有关，他是客运处技术科主管包租车业务的副科长，杨某是搞包租车业务的老板，跟他处理好关系对杨某有好处。
六、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上诉人钟翀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广州昌龙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办理T161次广州东至青岛行李车包租运费下调提供帮助，为此其伙同张四同多次收受昌龙运输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所送的人民币共计124，200元。其间，2013年9月，上诉人钟翀还收受杨某所送的价值人民币2490元“三星N719”型手机1部。
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提交，并经一审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广客发（2007）192号关于发布《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行包运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证实集团公司客运处行使管内（中铁快运直管站除外）行包运输管理职能，负责监督检查各单位对铁路行包运输规章、规定和标准的执行落实情况。有行包管理业务的各车务站段、客运段（劳务输出中铁快运乘务中心除外）应有专人负责铁路行包运输管理工作。
2、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客运处客函（2011）141号《关于直通客车行李车包租的函》、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于行李车对外包租的复函》传真电报以及由钟翀拟稿的《关于部分旅客列车行李车包租的通知》的铁路传真电报，均证实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单程包租广州东至青岛T161次本编行李车固定重量3.5吨，指定装运行李车中仓二分之一位置，每日包租运费按2735.3元核收。为确保春运旅客运输安全，以上包租行李车自2012年1月14日至2月6日暂停包租。联系人为钟翀。上诉人钟翀2014年4月4日予以签认。
3、包租行李车运输合同，证实广铁（集团）公司站车中心与广州市昌龙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双方合作包租T161次行李车，合同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每日运费3162.7元。
4、广州昌龙运输服务有限公司2012年3月23日向广铁集团客运处站车中心申请降低运费的报告。
5、广铁（集团）公司站车服务中心2012年3月22日向集团客运处关于调整T161次包租行李车运价的函。上诉人钟翀2014年4月4日对此函予以签认。
6、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客运处客函（2012）19号《关于调整T161／0／1次包租行李车运价的函》、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于行李车对外包租的复函》传真电报以及由钟翀拟稿的《关于调整广州东-
青岛T161／0／1次包租运价的通知》的铁路传真电报，均证实自2012年3月30日起广州东至青岛T161／0／1次行李车包租3.5吨固定重量收费按每日2143.2元核收运费。上诉人钟翀2014年4月4日予以签认。
7、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客运处客函（2012）108号《关于直通客车行李车包租的函》、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于行李车对外包租的复函》传真电报以及由钟翀拟稿的《关于2013年部分旅客列车行李车包租的通知》的铁路传真电报，均证实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对外单程包租广州东至青岛T161次本编行李车固定重量3.5吨，指定装运行李车中仓二分之一位置，每日包租运费按2143.2元核收。为确保春运旅客运输安全，以上包租行李车自2013年2月1日至24日暂停包租。上诉人钟翀2014年4月4日予以签认。
8、货物运输代理合同，证实乙方委托甲方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站车中心全权办理乙方货物的T161次旅客列车行李车运输服务，合同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每日运费2143.2元。
9、客调命令，证实2013年1月15日青岛开T162次开XL1车停办行包业务1天、6月22日青岛开T162次行李车停办业务1天。
10、杨某2014年2月25日提供的中国电信发票联复印件，证实2013年9月4日其为他爱人的手机预存4，890元话费，并获得价值2，490元三星N719手机1部，后将该手机送给了钟翀。
11、张四同的证言：其是广州东站行包车间副主任。昌龙公司在2012年底之前曾经享受过一段时间的运费下浮政策，具体下浮的是昌龙公司包租的T161次广州东到青岛的行李车，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政策又取消了。在2012年底的一天，具体时间不记得了，钟翀有一次打电话给他谈公事，在电话中提到可以帮助杨某的昌龙公司再次申请包租车运费下浮的政策，但省下的钱他要分一部分，钟翀在电话里还明确让他去找杨某谈这个事，并说事情办下来后会每月给他一些辛苦费。后他就打电话给杨某并把钟翀的意思完整的告诉了杨某，杨某当即明确表示可以拿运费下浮后省下部分的60%给钟翀。从2013年1月份到今年1月份，钟翀先后12次通过他从杨某那里拿了共124，200元现金。具体计算是按照运费下浮后杨某的昌龙公司一个月省下的运费，再乘以杨某提议的60%的比例后取整数350元。一个月开行30天的话杨某就要给钟翀10，500元，31天的话就是10，800元。因为我帮钟翀从杨某那里拿钱，所以钟翀答应他每月从这些钱中拿2，000元做酬劳，1月份因为春运包租车停运只拿1300元的酬劳，12个月加起来给他的总共有23，300元。这些给他的酬劳他在每次从杨某公司财务处拿到钱后都预先提了出来，剩下的现金就给了钟翀，这12个月实际给到钟翀手里的现金共有100，900元。另外，他每次拿钱都是直接和杨某公司的财务人员“阿红”联系，她把钱装进信封袋我直接拿走。
张四同提供的根据相关客调命令、传真电报和通话记录计算也来的从2013年1月份到2014年1月份，其与钟从杨某处每月拿取现金数额的统计表，共计人民币124，200元。上诉人钟翀及其辩护人在一审庭审时均对该证据表示无异议。
12、杨某的证言：2012年底的时候，有一次他请钟翀和张四同一起吃饭，席间他请钟翀帮忙把他通过站车中心上报的申请T161次广州东到青岛包租车运费下浮的政策批下来，他当时还说省下的运费可以大家花，意思就是给他用这些钱。到了2013年初的时候，他们公司申请运费下浮的政策经过钟翀审批后通过了，也具体实行了，这样下来每天可以省下运费加服务费总共有500多块钱，一个月做满30天的话就可以省下16，000元左右。有一次张四同打电话给他，说上次吃饭说的运费等费用下浮后省下的钱怎么处理的问题，他就说从这些省下的钱中拿出60%给钟翀和张四同，张四同答应了。这次和张四同说好这个事情后，除了春运之外的每个月月初张四同就会打电话给他，把上个月他们公司省下了多少运费报给他，同时也会把他们从中应该拿多少钱告诉他，接完电话后他就会安排公司财务汪某按照张四同报的数字准备好现金，然后他再电话通知张四同去汪某那里取钱。这些钱都没有记在公司财务账上，都是算在我个人的业务费里，是不用记账的。他们公司每天都要收到很多现金货款或运费，汪某都是按照我给他的金额从这些现金里提出对应的钱交给张四同的。这个钱具体拿了多少我也记不清了，反正2013年初张四同打电话问他怎么处理这笔省下来的钱时，他就提出从中拿60%给他们，这样算来每天要给他们的钱取整数就是350元，记得从去年1月份一直给到今年1月份，应该是给了12个月，除去春运那个月没给或者给的少点外，每个月大概都是10，500这个数左右，因此总共给了12万多元。因为这个政策能够审批下来都是因为钟翀帮忙，而且他作为主管包租车业务的领导，平常也有很多业务上的事情需要他帮忙。关于其给钟翀手机的事，具体哪天记不清了，有一次他开着黑色的丰田汉兰达汽车接了钟翀一家人，在路上的时候他看到钟翀的手机烂了。第二天他就在陵园西路中国电信营业厅办了个预存话费送手机的活动，充了2，900多元后办了部三星N719手机，价值大概2，490元。这部手机在之后没多久的时候我开车送他的路上交给他的，钟翀没说什么就收下了。
13、汪某的证言：其是广州昌龙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前台文员兼出纳。2013年年初的时候，杨某打电话给她，让她准备些现金，说到时张四同会来她这取钱，杨某同时告诉了她具体多少金额，但记不清了。于是她就从当天收入的货运款中拿出相应的现金，用普通信封装好等张四同来取。每次在杨某打她电话的当天，张四同就会来她这取钱，张四同来的时候什么也没说，她知道他是来取钱的，所以直接就把信封装着的现金给了他。之后每个月他来取钱都是同样的过程。具体几次她就说不清了，老板和张四同应该清楚，但每个月的金额都在8，000多元到10，000多元之间不等，基本都是算到百位数的。
14、上诉人钟翀的供述：杨某是昌龙公司的老板，是在2011年底通过刘小平介绍认识的，后他们通过电话，他知道杨某包租了广州东到青岛行李车。大概2012年3月份的时候，站车中心运输部打了个申请降低昌龙公司T161次广州东到青岛包租车日运费的报告给他，为此刘小平还专门跟他说过让他帮帮忙，而且刘小平开口找他帮忙，他就批准了。2012年底的时候，有一次杨某打电话给他说，希望他帮忙延续2012年T161次广州东到青岛包租车运费下浮的政策，由此省下来的运费可以拿给大家吃饭喝酒，他当时在电话里没有明确表态。后来站车中心上报了包括昌龙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延续开通2013年包租车业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包含了延续昌龙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运费下浮政策的内容，他也审批通过并拍发了电报，该电报从2013年1月1日起执行。在2013年年初的时候，有一次他跟广州东站行包房副主任张四同打电话谈业务，其间其向张四同提到杨某曾说过将省下的运费拿给大家吃饭喝酒的事，张四同当时在电话里说可以帮他找杨某要一部分。因为其和张四同很熟，就把这个事情讲给他听，张四同跟杨某也是认识的，张四同是广州东站行包房副主任，而杨某的包租车都是从广州东始发的，另外张四同自己也可以从中拿到好处。从2013初到2014年初，他先后11次从张四同那里拿了杨某给的现金，每次的数额从6，000元到8，000多元不等，因为春运的原因停开了包租车，所以没拿钱。经过回忆，这一年时间来他总共通过张四同拿了杨某的现金有100，000元人民币左右。头两次，张四同都在信封里放了张纸条，上面写明从杨某那里拿了多少钱，他自己从中拿了多少钱，头两次张四同都从中拿了2，000元，之后就没有写纸条了。这所有的钱都用于我个人和家庭日常的消费了。此处，在2013年年中的时候，有一次杨某看到他的手机，摔烂了，就主动提出买部手机给他，他没拒绝。过后没几天，杨某开着黑色的丰田汉兰达汽车送他回家，途中给了他一部三星N719手机，这部手机他一直没用有，价值多少钱他不清楚。
15、广州昌龙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企业注册基本资料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关于上诉人钟翀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原审判决认定其伙同张四同收受李向阳人民币124，200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杨某谋取利益，且收受的金额上诉人的供述与张四同的供述、证人杨某和汪某的证言均不一致，假使认定上诉人伙同张四同收钱的事实成立，但因无法查清具体金额，应当以上诉人供述的金额为准以及2013年9月收受杨某手机的行为均与职务，是基于朋友关系，不构成受贿。”的上诉和辩护意见。本案现有的证据显示，上诉人钟翀的供述与张四同的供述、杨某的证言相互印证，均证实杨某之所以给钟翀和张四同钱，是因为钟翀帮忙批准了昌龙公司调低运费的申请，具有权钱交易的性质，2013年9月收受杨某手机的行为也同样具有权钱交易的性质，应当构成收贿罪。关于收贿的数额，虽然杨某、汪某均没有提供具体的金额，但张四根据相关客调命令、传真电报和通话记录计算出从2013年1月份到2014年1月份，其与钟翀共从杨某处拿人民币124，200元，这一计算方法与杨某的证言是一致的，对这计算方法以及金额，上诉人钟翀及其辩护人在一审庭审时均表示无异议。故上诉人钟翀的上述上诉意见及其辩护人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七、2013年5月，上诉人钟翀利用其职务的便利，向时任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站车服务中心运输部部长的刘小平索取九号行馆水疗城消费卡一张，价值人民币5，000元。该消费卡由长沙天道快运服务部负责人曹小军实际出资购买。
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提交，并经一审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广州市九号行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曹小军充值消费记录明细，证实会员卡号分别为：30×××06和00×××10，在2013年5月20日分别人民币充值5，000元。经曹小军辨认，证实上述两张消费卡其于2013年5月20日充值，并于当日交给刘小平，其中一张是给刘小平使用的，另一张由刘小平转交钟翀使用的；上诉人钟翀辨认，卡号为30×××06的消费卡就是刘小平于2013年5月份在恒福路加油站附近的汽车中交给他的。
2、曹小军的证言：2011年9月份左右，他通过刘小平的帮助，顺利开通了K9018次的列车行包业务，后停运了。大概在2013年5月份的一天，其从长沙过深圳办事要在广州经过，出发前给刘小平打了个电话，说要经过广州，顺便中午请他吃个饭，刘小平说没有空。后来大概到了下午2、3点的时候，刘小平打电话给他，说其申请恢复K9076次深圳东至长沙的行包车需要集团客运处领导的关照，他所指的集团领导就是客运处科长的钟翀，并让其顺便在广州东站附近的九号行馆给领导开个消费卡，他就问刘小平开多少钱、怎么开，刘小平叫他开1万元钱，分两张卡开，并约好下午高水平下班以后会到九号行馆来找他拿卡。打完电话以后，他就按照刘小平的意思在九号行馆办了两张消费卡，共计1万元钱。后他与刘小平在恒福路一个加油站见了面，将两张卡都给了刘小平，一张让刘小平自己留着用，另一张给了坐在车上的集团钟科长。其要申请包租行李车的很多事情，都需要和刘小平及集团客运处领导搞好关系，需要他们关照。
3、罪犯刘小平的供述：2013年大概四月份的一天，钟翀又打电话约他去九号行馆，但他有事去不了，钟翀就在电话里说让他想办法帮买个卡，方便他需要的时候去消费。当时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帮钟翀办这个卡，所以事情拖了有一个月，到了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刚好曹小军当负责人的长沙天道物流公司申请开通深圳东站到长沙站的包租车业务，所以他就想到找曹买卡给钟翀，曹小军当时就答应了。没过几天，曹小军打电话告诉他说卡办好了。于是他在下午下班的时候开车到集团公司接了钟翀，然后约曹小军到恒福路军分区附近的加油站见面。到后他就下车从曹手里接过两张九号行馆的消费卡，曹小军说其中一张是给他的。后他就在车里把另一张卡交给了钟翀。他记得两张卡里都充了5，000元钱，卡上好像标明了金额。
4、上诉人钟翀的供述：2013年上半年的时候，有一次他跟刘小平去九号行馆水疗城消费，聊天时他让刘小平帮他办张消费卡，这样以后他需要接待别人的就不用刘小平跑过来买单。这事过了一个多月，在一次他在王府井买东西，当时下着雨，他就打电话给让刘小平来接他。后车开到恒福路一加油站附近的时候刘小平就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就下车，很快又回来车上并递给他一张九号行馆的消费卡，这种卡是热感应的，正面显示出金额是5，000多元。这个时候有个男的从旁边的一部车下来后走过来跟他打招呼，说了些请他多关照的话，他没有下车，只是隔着车窗跟这个人打了个招呼。刘小平一直没告诉他这个人是谁，但他知','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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