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03民初5191号
原告：刘加碧，女，1959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曙、黄雪琦，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军，男，196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辉，董红梅，福建天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加碧与被告黄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加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曙，黄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辉，董红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加碧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黄军向刘加碧返还230，000元及利息60，00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10月23日起，暂计至起诉之日止），以上暂合计290，000元。事实和理由：刘加碧、黄军之间互不认识，也从未有过联系或接触。2013年10月23日，案外人庄丽红通过其配偶王振金的账户向刘加碧汇款23万元，但随后庄丽红立刻告知刘加碧该笔款项本应转给黄军，并要求刘加碧立刻予以配合办理转付。同日，庄丽红与刘加碧共同前往银行办理转付手续，由庄丽红填写汇款单据并将23万元全部转入黄军账号为62×××57的工商银行账户。2016年11月7日，庄丽红因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刘加碧，【一审案号为：（2016）闽0203民初17527号，二审案号为：（2017）闽02民终3205号，现案件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而起诉的借款金额中包含了前述通过配偶王振金的账户转出的23万元。该案一、二审期间，庄丽红始终否认刘加碧向黄军转款是受其委托或指示，并且否认其认识黄军。该案二审阶段，黄军虽经法院电话通知但拒绝出庭作证，仅在电话中向主审法官口头陈述其不清楚该笔款项的由来且不认识庄丽红夫妇及刘加碧。刘加碧虽然充分举证证明了庄丽红夫妇与黄军之间频繁的款项往来以及共同设立公司的客观事实，但法院最终仍以刘加碧举证不能为由，认定刘加碧应当向庄丽红偿还23万元并按照月利率3%计算利息。综上，由于黄军占有刘加碧转入的23万元丧失了合法依据并且直接造成了刘加碧的损失。故黄军应予以返还其该笔款项并赔偿损失。为维护刘加碧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诉请！
黄军辩称，一、有关刘加碧向黄军转账23万元，先后陈述多种缘由，自相矛盾。本案刘加碧主张黄军不当得利，在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的陈述：“案外人庄丽红通过其配偶王振金账户向刘加碧汇款23万元,但随后庄丽红立刻告知刘加碧该笔款项本应转给黄军，……”。该陈述的意思是，案外人王振金本应该将该笔款项转给黄军，但误转至刘加碧处,刘加碧根据案外人要求将该笔款项转给黄军。而在刘加碧与庄丽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中刘加碧主张其转给黄军的该笔款项系受庄丽红的委托对外付款；二审中刘加碧又主张该笔款项应抵扣其向庄丽红的借款等。很显然，案外人误转给刘加碧款项后根据案外人要求转给应收款的黄军，与受案外人委托对黄军付款以及代为还款应抵扣借款等，是完全不同的转账原因。不当得利这一法律后果的产生，是基于自然事件或基于不当得利受损一方当事人对于行为主体、事实认识的错误而发生的多付或错付行为造成，受损一方当事人给付行为应当只有一种原因。本案关于给付行为原因，刘加碧前后做了多种自相矛盾的陈述。据此可判定，刘加碧向黄军的转账事出有因。二、庄丽红与刘加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二审的生效判决已确认，王振金向刘加碧转账23万元系刘加碧向庄丽红的借款。23万元的大额资金转账支付，转账人应是小心谨慎的。况且刘加碧在与案外人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所举证证明的，王振金与黄军之间经常存在款项往来情况，如其向拟向黄军转账23万元，不可能误转到刘加碧处。同时，刘加碧提供的第三、四、五组证据证明，刘加碧与庄丽红自2012年底开始，双方存在长期的借贷关系，后因借贷纠纷诉至法院。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一、二审［一审案号（2016）闽0203民初17527号，二审案号（2017）闽02民终3205号］生效判决均已确认，2013年10月23日，从王振金账户向刘加碧账户转账23万元款项，系刘加碧向庄丽红的借款。该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亦足以证明刘加碧所谓的案外人转错要求其重新转付给黄军的陈述并非事实。三、刘加碧向黄军转账23万元系其向黄军购买翡翠手镯的款项。刘加碧经营一家名为顺玉阁工艺品店，零售工艺美术品和收藏品。2013年期间翡翠行情较好，黄军因投资需要，将本人收藏的一款A类翡翠手镯出售给顺玉阁工艺品店，价格为23万元，刘加碧向黄军转账支付的该23万元款项，正是顺玉阁工艺品店向黄军购买翡翠手镯的货款。结合刘加碧与案外人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查明的事实，可看出刘加碧当天向案外人借款23万元用于支付黄军货款。有必要说明的是，刘加碧诉状事实理由中陈述的，其与案外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二审中黄军“虽经法院通知但拒绝出庭作证”等情况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黄军确实接到过自称是厦门中级法院法官的电话，询问是否在2013年收到刘加碧一笔23万元的转账款项；由于生活中诈骗电话太多，黄军不能确认是否真是法官的电话，且距2013年时间较久一时也无法记清，就简单回答时间久了记不清该笔款项了。不当得利是指一方没有法律或合同上的依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获利的情形。不当得利有四个构成要件：一、一方获利；二、另一方受到损失；三、获利与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四、获利受损之间没有法律或合同上的依据；本案中，刘加碧向黄军转账支付款项，系基于双方之间发生翡翠手镯买卖，是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已实际履行。并非基于刘加碧的错误认识、错误操作向黄军给付款项，刘加碧有关不当得利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黄军认为，刘加碧的诉求事实法律依据不足，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0月23日，案外人庄丽红的丈夫王振金将230，000元汇入刘加碧9558804100108169057账户。当日，庄丽红与刘加碧一同前往银行，庄丽红填写汇款单，将230，000元汇入黄军62×××57账户。2016年11月7日，庄丽红向本院起诉刘加碧，要求刘加碧偿还借款4，900，000元及利息。2017年5月9日，本院作出（2016）闽0203民初175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加碧偿还庄丽红3，046，851元及利息。庄丽红与刘加碧对上述判决均不服，均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11月29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2民终3205号判决书，判决刘加碧偿还庄丽红3，756，213.46元及利息，该款项包含了本案的讼争标的230，000元。后刘加碧遂诉至本院，请求判决黄军返还230，000元及利息60，000元。
审理中，黄军称刘加碧经营一家名为顺玉阁工艺品店，其将自己收藏的一款A类翡翠手镯以23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顺玉阁工艺品店，刘加碧向其转账支付的230，000元，正是顺玉阁工艺品店向其购买翡翠手镯的货款，但黄军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且刘加碧不予认可。
另查，刘加碧是原厦门市思明区顺玉阁工艺品店的主要经营者。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黄军称刘加碧向其转账的230，000元，是刘加碧向其购买翡翠手镯的货款，但黄军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因此，黄军构成不当得利,应承担返还不当利益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因此，黄军应当返还刘加碧23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
综上所述，刘加碧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黄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加碧230，000元及利息（自2013年10月23日起，以23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650元，减半收取2825元，由黄军负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冯 军
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
代书记员 黄婷婷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131条返还的不当得利，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法官提示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