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粤12行初129号
原告高要市（区）金利镇金洲村关家经济合作社，地址：肇庆市高要区金利镇。
法定代表人关永开，该社社长。
委托代理人司马静，广东民生康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关基文，男，汉族，1969年12月25日出生，住肇庆市高要区，
被告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政府，地址：肇庆市高要区。
法定代表人江栋才，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何锐和，肇庆市高要区法制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李清源，肇庆市高要区调处山林纠纷办公室主任。
被告肇庆市人民政府，地址：肇庆市端州区城中路49号。
法定代表人范中杰，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江敏，肇庆市法制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欧志兵，肇庆市法制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肇庆市高要区金利镇金洲村鹿洲经济合作社，地址：肇庆市高要区金利镇。
法定代表人钟永方，该社社长。
委托代理人温嘉敏，广东明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钟永明，广东明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高要市（区）金利镇金洲村关家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关家社）与被告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要区府）、被告肇庆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肇庆市府）、第三人肇庆市高要区金利镇金洲村鹿洲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鹿洲社）行政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20日进行庭前证据交换，2018年7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关家社的委托代理人司马静，被告高要区府的委托代理人李清源和何锐和，被告肇庆市府的委托代理人江敏，第三人鹿洲社的委托代理人温嘉敏和钟永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高要区府于2017年9月17日作出高府决字【2017】第3号《关于驳回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决定书》，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如下：“依法驳回申请人金利镇金洲村关家经济合作社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原告关家社不服，向被告肇庆市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肇庆市府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被告高要区府于2017年9月17日作高府决字【2017】第3号《关于驳回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关家社诉称，解放后，原告和第三人曾同属于高要区金利公社虎鹿大队（村），虎鹿大队包括原告、第三人、虎南、虎北队，后虎南、虎北队从虎鹿大队分出，也分得相应的农田、山林，剩下原告和第三人组成鹿洲村（大队）。虎南、虎北队从虎鹿大队分出后，属于鹿洲村（大队）的农田、鱼塘等已分别确权给原告和第三人，没有争议。属于鹿洲村（大队）的林地，包括（土名）“高岭、红山、岗贝、里坑、旱地岗、古统岗”，除“旱地岗、古统岗”已分别确权给原告和第三人外，剩余“高岭、红山、岗贝、里坑”，双方直没有办理确权、分割手续。鹿洲村原有四个经济合作社（队），原告属于第四经济合作社（队），后原告更名为关家经济合作社，又名鹿新，第三人为第一、第二、第三经济合作社（队），后更名为鹿洲经济合作社。2015年，第三人就“里坑”向被告高要区府提出确权申请，以（81）林证字第29《山权林权证》和（81）林证字第30《山权林权证》以及户主姓名分别为“六洲村”和“关家村”的《自留山证》作为依据，原告认为，“高岭、红山、岗贝、里坑”均存在权属争议。被告高要区府作出决定后，原告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9月24日，肇庆市府作出肇府行复【2015】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双方均未就该《行政复议决定书》提起诉讼，该决定书已经产生法律效力。该决定书对（81）林证字第29《山权林权证》和（81）林证字第30《山权林权证》的有效性不予认可；对户主姓名分别为“六洲村”和“关家村”的《自留山证》的有效性不予认可。根据该《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高岭、红山、岗贝、里坑的林地、林权的权属，双方均没有了有效权属证明文件。2016年11月，第三人再次对“里坑”提出确权申请，2016年12月，原告认为“高岭、红山、岗贝、里坑”均存在权属争议，也向高要区府申请“对位于高要区金利镇金洲村民委员会尚未确权的‘高岭、红山、岗贝、里坑’（均为土名，四至：东至高明区，西至原告和被告二水田、鱼塘，北至高要长坑村，南至虎南虎北林地，以下统称为‘争议林地’）的林地所有权／使用权、森林林木所有权／使用权进行确权。”高要区府于2017年1月9日受理，并告知两案合并审理，2017年9月26日，原告收到高要区府作出的高府决字【2017】第3号《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政府关于驳回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决定，向肇庆市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8年2月5日，肇庆市府作出的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下称“决定书”），维持高要区府作出的高府决字【2017】第3号决定书。被告高要区府的调处和被告肇庆市府的行政复议违反了法律规定。原告在申请确权时，提交了大量证据，被告高要区府没有组织听证，也没有进行质证。原告申请行政复议时，书面要求举行听证，在行政复议阶段，第三人提交了大量证据，但被告肇庆市府没有组织听证和对证据进行质证，即迳行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四个地名的争议林地连成一片，共计约1000亩，四至以外土地均已确权，四至界限已经得到政府部门确认，与高明区、长坑村、虎江村不存在权属纠纷或争议，原告和第三人对此均予以认可。因此，争议林地不可能属于原告或第三人以外的其他方，不可能属于无主物，只可能属于原告或第三人。原告与第三人的权属争议，是由于双方同属于一个大队（村），并且长期没有确权和分割所形成，在原告和第三人均没有关于争议林地的权属证明文件的情况下，需要按照森林法及相关规定，在充分了解事实、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按照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兼顾现实和经营现状，并参照地形、地貌，公平、合理的解决纠纷。两级行政机关的决定，均没有按照上述原则处理。现请求：1.依法撤销肇庆市府作出的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和高要区府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的高府决字【2017】第3号《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政府关于驳回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决定书》。2.对位于高要区金利镇金洲村民委员会尚未确权的高岭、红山、岗贝、里坑（均为土名，四至：东至高明区，西至原告和第三人水田、鱼塘，北至高要长坑村，南至虎南虎北林地）的林地所有权／使用权、森林林木所有权／使用权进行确权。
原告提交9份证据：
1.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行政复议申请书。3.高府决字【2017】第3号《关于驳回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决定书》。4.原告申请确权材料及清单。5.原告申请确权补充材料及清单。6.第三人证据清单。7.卫星地图。8.金洲村地图。9.钩松香合同。
被告高要区府答辩称，一、我府作出高府决字【2017】第3号《关于驳回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决定书》，是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我府是调处单位之间山林权属争议的主体。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我府依法作出案涉《决定书》，主体适格。二、我府作出的案涉《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所作出的处理适当。我府在《决定书》中已经将原告关家社提交的证据材料作了分类审查分析，对证据材料的采信及理由、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律依据作了详细说明，所作出的处理是合法公平，有理有据的。三、原告关家社的行政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我府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驳回原告关家社的林权争议调处申请的处理决定，是合法依规的。2.原告关家社和第三人是两个独立的经济体，原告关家社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也不能明确反映与第三人曾经为同属一个经济体和所申请林地为共有资产，因此，原告关家社的《行政复议申请书》“所申请的四个地名的林地连成一片，共计约1000亩，四至界线范围内林地除了第三人外没有与其他村存在争议，而且与第三人同属一个村委会，即所申请林地为共有林地”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四、肇庆市府作出的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主体适格，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适当。综上所述，我府作出的案涉《决定书》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作出具体处理适当。原告关家社的行政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维持我府作出高府决字【2017】第3号《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政府关于驳回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决定书》的行政行为。
被告高要区府提交30份证据：
1.肇府行复【2015】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高府决字【2015】第2号《林地林木权属处理决定书》。3.高府决字【2016】第3号《林地林木权属处理决定书》。4.地形图。5.调查询问笔录。6.现金日记本、收据及结算票据。7.《钩松香合同》四份。8.争议林地及周边情况现场照片。9.争议山地卫星图。10.金洲居民住宅分布图。11.地名卡片。12.1947年县志记载的禄洲村。13.社员证。14.出生证。15.收到信件的信封。16.婴幼儿保健手册。17.农村合作医疗手册。18.自行车证。19.股金证。20.关建初家户口本。21.申请人农村常住户口登记表。22.区（镇）内迁移介绍书。23.关家社申请书、身份证明等相关材料。24.肇府行复【2016】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5.《高要区山林纠纷调处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及关家村调处申请。26.肇府行复【2016】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7.呈批、受理、公示、勘查等相关材料。28.《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29.高府决字【2017】第3号《关于驳回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决定书》。30.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被告肇庆市府答辩称，一、我府作出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符合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高要区府作为被申请人向我府申请行政复议，我府作为高要区府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在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是履行法定职责，符合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二、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一）我府作出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关家社对高要区府作出高府决字【2017】第3号《关于驳回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决定书》（以下简称“涉案处理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于2017年11月1日向我府申请行政复议，我府当日依法受理。我府行政复议机构于2017年11月3日向高要区府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另委托高要区府向第三人鹿洲社送达《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高要区府于2017年11月10日向我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材料，第三人也向我府递交书面意见。经延期，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1月30日，我府作出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通过邮寄方式于2018年2月5日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到本案原告。我府上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整个过程符合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二）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理由充分，适用依据正确，处理适当。2017年1月9日，关家社向高要区府递交林权争议调处申请书，请求对关家社与鹿洲社之间争议的“高岭、红山、岗背、里坑”（土名）等林权进行确权。高要区府受理后，于2017年9月17日对关家社作出“涉案处理决定”，该“涉案处理决定”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我府认为应予以确认。关家社不服“涉案处理决定”，遂向我府申请行政复议。根据查明的事实，我府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告高要区府对本案林权争议在调解无果后作出处理决定，是履行职责的行为，主体适格。《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第十条规定，关家社在申请林权争议调处时提交的证据材料难以认定涉案林地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为关家社所有或该社与鹿洲社共有，高要区府依相关规定驳回关家社的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处理适当。因此，我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高府决字【2017】第3号《关于驳回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决定书》的行政复议决定。综上，我府作出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理据不充分，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肇庆市府提交9份证据：
1.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高府决字【2017】第3号《关于驳回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决定书》。3.原告复议期间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确权材料及补充材料。4.行政复议申请收件回执存根。5.行政答复书及证据清单、行政复议答复材料回执。6.鹿洲社的答复书及提交的材料。7.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通知书、委托送达书、送达材料通知书、延期通知书等。8.送达回证、邮政快递单及查询结果。9.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三人鹿洲社述称，被告肇庆市府作出的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查明事实清楚、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认为两被告在调处期间没有举行听证会和听取双方意见，也没有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违反了法定程序缺乏法律依据。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在作出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前组织听证并不是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前的前置程序，人民政府“可以”组织质证，也可以不组织质证，同样，调处机构可以组织听证也可以不组织听证，调处机构依法享有选择权，并且原告也没有向作为调处机构的被告高要区府提出过听证的申请，因此，即使作为调处机构的被告高要区府在作出高府决字【2017】第3号《肇庆市高要人民政府关于驳回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决定书》前没有举行听证会和听取双方意见，也没有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符合法律的规定，没有违反法定程序。虽然原告在行政复议阶段有书面要求举行听证，但依照上述条例的规定，在作出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前组织听证并不是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前置程序，被告肇庆市府作出的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二、原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均不持有其申请确权的“高岭、红山、岗背、里坑”林地有效权属证书，从而认定上述四处林地权属存在纠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第三人是“高岭、红山、岗背、里坑”林地的实际所有权人，与原告从没有任何权属或四至的争议。首先，早在1981年，原高要政府在落实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稳定山权林权和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决定时，就已经划定了六州（即第三人）、关家（即原告）两村山界林界，在给××、××村做了《山权林权登记册》的基础上，拟分别给“金利公社虎六大队六州村”、“金利公社虎六大队关家村”发放（81）林证字第29、30号《山权林权证》。1986年11月3日分别给六州村、关家村发放了《自留山证》。其中，登记在“金利公社虎六大队六州村”即第三人名下的（81）林证字第29号《山权林权证》记载有五个地名，分别是“高岭、红山、岗背、里坑、旱地岗”，虽然第一个地名“高岭”的说明中有“与关家有矛盾”的记载，第四个地名“里坑”的说明中有“山界未定”的记载，但第三人的《自留山证》、《山权林权登记册》中“高岭”一栏都没有存在矛盾的记载。原告的《山权林权证》、《自留山证》、《山权林权登记册》也都没有“高岭”这个地名。从书证上看，至少“高岭、红山、岗背”是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的，权属归第三人所有。其次，从地理位置（自然地形）上看，原告坐落在第三人的西南面，而“高岭、红山、岗背”等林地全部位于第三人村落的东南面，与原告所在区域没有任何相连，原告根本不可能享有“高岭、红山、岗背”林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2、关于《自留山证》的效力问题。虽然肇庆市府肇府行复【2015】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自留山证》的有效性不予认可，但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及当时的林业政策规定，并没有就“自留山证”登记的“户主名字”等信息的填写规范作出任何强制性要求，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户主名字非自然人即丧失法律效力。参考《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政府在认定涉案《自留山证》的效力时，应该调查核实当事人所在地其他持证人是否存在相同情形（即《自留山证》的户主一栏填写了生产队的名称），如果有相同情形的，说明在同一时期，当地人民政府在核发自留山权属证时存在普通填写生产队的做法，但显然，肇庆市府并没有就此涉及到涉案林地权属的重要书证问题展开过科学、认真的调查与认定，而是直接搬用相关政策文件，教条式地适用。第三人认为，虽然自留山证是发放给个人的，但自留山的所有权是属于集体所有，人民政府在户主一栏填写了所有权人生产队的名称，只是属于填写自留山证的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的行为，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不能因此直接作出否认《自留山证》的效力的行政认定。并且该《自留山证》确实曾发放到第三人手上，由第三人一直持有多年，最后因换证原因被收回，由此可见，《自留山证》的效力在当时是一直被认可并被各方所遵守的。退一步讲，就算“户主名字”一栏填写了生产队的名称，但从《自留山证》记载的内容来看，“高岭、红山、岗背、里坑、旱地岗”五宗林地属于第三人集体所有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四至标注十分清楚明了，无任何争议。3、关于（81）林证字第29号《山权林权证》的效力问题。虽然肇庆市人民政府肇府行复【2015】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81）林证字第29号《山权林权证》的有效性不予认可，但上述两《山权林权证》的内容是由人民政府所填写的，记载的时间是1981年，权属证上的内容仍然可以真实反映涉案争议林权在1981年的权属和使用情况。结合高要档案局存档的《自留山证》记载的内容可知，林权证的属地以及四至完全是基于《自留山证》确认的历史划分情况而确定的，权属清晰。同时，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本案中，高要档案局存档的《山权林权登记册》属于政府登记台账，其中关于涉案林地的权属划分也是与《山权林权证》、《自留山证》记载的内容一致的，三份由政府登记或核发的证件就涉案林地的权属确定之间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涉案林地归第三人所有。三、从历史使用情况及经营现状上看，一直都归第三人使用，从未有任何权属争议。从第三人提供的承包合同、收据、记账凭证、现金日记账等证据可以看出，第三人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对位于涉案的“高岭、红山、岗背、里坑”地段的白土岭石场等山场进行发包、收益，至今已经连续经营将近40年，再结合涉案的《山权林权证》、《自留山证》、《山权林权登记册》的记载，已经能够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涉案的“高岭、红山、岗背、里坑”林地及林木的所有权及使用权归第三人所有。四、原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曾同属鹿洲初级社、高级社、虎六大队、金利公社虎六大队，从而认定涉案的“高岭、红山、岗背、里坑”从未正式划分，没有办理确权，属于原告与第三人的共有资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如上所述，从高要档案局存档的（81）林证字第29、30号《山权林权证》及1986年核发的《自留山证》记载的权属人名称均可以证实，早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原告就已经是“金利公社虎六大队关家村”，第三人是“金利公社虎六大队六州村”，虽然肇庆市府肇府行复【2015】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81）林证字第29、30号《山权林权证》及《自留山证》的有效性不予认可，但从上述书证记载的权属人名称差异足以证实，原告与第三人并不属于同一个主体。并且，从现有证据可以证实第三人与原告至少在1981年就已经就涉案林地的权属有过划分，也可能更早前就已经划分了权属，根本不存在原告所称的与第三人曾同属鹿洲，从而认定涉案的“高岭、红山、岗背、里坑”从未正式划分，没有办理确权，是共有资产。五、原告提交要求确权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在涉案的林地有经营，更无法证实涉案林地林权属原告所有或与第三人共有的事实。原告提交的现金日记账其中两项登记的“支付造林种松款项”，但没有具体的造林地点。另外几份收据，只能说明原告曾经将松木发包给私人勾松香，亦没有具体的林地地点。虽然原告提交的几份《钩松香合同》有约定了地段，但该部分合同的日期显示，只有06年、12年和14年进行过发包，时间是短暂的、断续的，并且都是在未征得第三人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发包的，目的是想将营造实际经营的表象从而达到将上述林地据为己有的目的。其他证据既不是林地林木权属证明，又不属于具体经营事实，均不能证实原告对涉案林地林木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原告仅以此主张其对涉案的林地林木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肇庆市府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关家社在申请林权争议调处时提交的证据材料难以认定涉案林地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为关家社所有或该社与鹿洲社共有”事实清楚。综上所述，第三人认为，涉案的“高岭、红山、岗背、里坑”林地及林木从历史上一直由第三人经营、使用、收益及处分，所有权及使用权均归第三人所有，原告认为上述林地及林木权属原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肇庆市府作出的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查明事实清楚、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提交5份证据：
1．承包合同。2.收据、结算票据。3.现金日记账、借贷明细账。4.自留山证。5.山权林权登记册。
经庭前证据交换及庭审质证，被告高要区府对原告提交证据1-3、8，三性无异议；证据4，原告在申请调处期间的证据清单中卡片、申请人账单及收据凭证及钩香合同有异议，除了决定书、地形图、调查笔录的其他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5-7关联性有异议；证据9，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被告肇庆市府对原告提交证据1-3、6，三性无异议；证据4、5，原告提供的材料都不符合广东省山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条例关于调处机关受理申请人的条件，即原告不符合受理条件，所以高要区府作出的决定正确；证据7、8，三性有异议；证据9，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4、6，三性无异议；证据4中的1、4、17、18无异议，2、3、5、6无原件不予质证，7-15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16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5，关联性有异议，证据7、8，三性有异议；证据9，关联性有异议。
原告对被告高要区府提交的证据1-3、5、24-27、29-30，真实性无异议；证据4对争议范围无异议；证据6-23、28，三性无异议。被告肇庆市府对被告高要区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高要区府提交的证据1，对处理结果无异议，对被告高要区府不确认山权林权证、自留山证有效性，我方不予认可；证据2、3、24-30，三性无异议，证据4-23同刚才发表对原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原告对被告肇庆市府提交的证据1、2、5、7，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4、8，三性无异议；证据6，有异议；证据9，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内容。被告高要区府对被告肇庆市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肇庆市府提交的证据3，同对原告发表的证据质证意见一致；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1-7页、21-22页，真实性不确认，8-20、23-75页真实性认可；证据2，76-118页，真实性不认可，119-144页，真实性认可。证据3，145-170页真实性及证明内容都不予认可。证据4，不认可。证据5，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合法性。被告高要区府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2、3中1-15、25-34、43-52、53-65页关联性有异议，16-24、35-42、66-170页由法院认定；证据4，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5，关联性有异议。被告肇庆市府同意被告高要区府对第三人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示的证据，经庭审质证，结合法庭调查的情况，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7年1月9日，原告向被告高要区府递交林权争议调处申请书，并提交了地形图等材料，请求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争议的“高岭、红山、岗背、里坑”（土名）等地林权纠纷进行调处。被告高要区府于2017年2月23日立案受理。被告高要区府于2017年9月17日作出高府决字【2017】第3号《关于驳回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决定书》，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如下：“依法驳回申请人金利镇金洲村关家经济合作社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原告关家社不服，向被告肇庆市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肇庆市府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被告高要区府于2017年9月17日作高府决字【2017】第3号《关于驳回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遂成本案。
另查明，被告高要区府曾就原告与第三人之间“里坑”等地的权属纠纷，作出高府决字【2015】第2号及高府决字【2016】第1号《林地林木权属处理决定书》，但分别被被告肇庆市府作出的肇府行复【2015】56号和肇府行复【2016】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撤销。原告于2016年3月31日提出关于“高岭、红山、岗背”山林权属调处申请，被告高要区府作出《高要区山林纠纷调处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其后，被告肇庆市府作出肇府行复【2016】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该不予受理通知书。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高要区府作出的高府决字【2017】第3号《关于驳回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法律适用是否正确、处理是否恰当及被告肇庆市府作出的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是否合法。本案争议山场座落在肇庆市高要区行政界线内，争议双方均是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被告高要区府有权处理本案山林权属争议，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原告关家社向被告高要区府请求调处其与第三人鹿洲社之间争议的“高岭、红山、岗背、里坑”（土名）等地林权纠纷，并提交了地形图等材料，经被告高要区府审查原告提交的地形图等材料，原告既没有提供案涉林地的林地林木权属证明，也没有提供经营管理事实的证明，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被告高要区府作出驳回原告调处申请的决定，符合《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受理后，经调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的，由调处机构报本级人民政府作出驳回其申请的决定。申请人对驳回申请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被告高要区府作出的高府决字【2017】第3号《关于驳回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决定书》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请求撤销该驳回申请决定，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肇庆市府是被告高要区府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被告肇庆市府具有对被告高要区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行政复议的职责。被告肇庆市府于2017年11月1日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依法向被告高要区府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向第三人发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经延期，被告肇庆市府在2018年1月30日作出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高要区府于2017年9月17日作出高府决字【2017】第3号《关于驳回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请求撤销该复议决定，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高要区府作出的高府决字【2017】第3号《关于驳回林权争议调处申请决定书》和被告肇庆市府作出的肇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关家社请求撤销上述驳回申请决定和复议决定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关家社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关家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彭卓腾
审 判 员 潘启智
审 判 员 张国良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
法官助理 蔡叶坛
书 记 员 何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