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豫01民终124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基路小微支行，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国基路与文化路交叉口。
负责人：赵艳超，行长。
委托代理人：郭小勇、马玲玲，河南晟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娄强军，男，汉族，1975年12月11日出生，住郑州市中原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丽娜，女，汉族，1986年9月18日出生，住郑州市。
委托代理人：胡守强，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岳艳芬，女，汉族，1973年7月20日出生，住郑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颖超，女，汉族，1978年11月12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
委托代理人：周星，河南德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留义，郑州市管城区曹法律服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娄建伟，男，汉族，1970年8月16日出生，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委托代理人：周星，河南德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留义，郑州市管城区曹法律服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净玉，男，汉族，1967年12月2日出生，住河南省荥阳市。
委托代理人：周星，河南德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留义，郑州市管城区曹法律服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司马岩，男，汉族，1971年7月26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
委托代理人：周星，河南德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留义，郑州市管城区曹法律服务所。
原审被告：河南银保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住所郑州市金水区地润路2号8号楼28号。
法定代表人：米相龙。
原审被告：张哲臣，男，汉族，1984年10月13日出生，住郑州市。
上诉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基路小微支行、张丽娜、娄强军与被上诉人岳艳芬、胡颖超、娄建伟、石净玉、司马岩及原审被告河南银保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张哲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8）豫0105民初10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基路小微支行的代理人郭小勇、马玲玲，上诉人张丽娜代理人胡守强，被上诉人胡颖超、娄建伟、石净玉、司马岩代理人周星、李留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基路小微支行上诉请求：不服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豫0105民初10444号民事判决书。一、撤销原判决第四项判决，依法改判为被上诉人胡颖超、娄建伟、石净玉、司马岩对河南省中财盈公司在上诉人处的借款150万元、利息101002.01元。（利息包含复利、罚息，暂计算至2017年11月20日，2017年11月21日以后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贷款本息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以及律师费6403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和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原审法院认定债务人河南省中财盈公司的借款，上诉人是根据原审被告河南银保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保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出具的《提请放款通知书》发放给债务人，只需0912016001012059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认定事实错误。《提请放款通知书》的性质在于确定债务人，而不是确定适用哪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明确为《提请放款通知书》确定的债务人提供担保，《提请放款通知书》确定债务人后，按照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内容约定签字盖章的所有保证人即应为确定后的债务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提请放款通知书》的内容前半部分是确定债务人，最后一句“我公司将按照双方于2016年3月31日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落款为河南银保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足以说明我公司指的是银保公司。与被上诉人胡颖超、娄建伟、石净玉、司马岩无关。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胡颖超、娄建伟、石净玉、司马岩应当按照0912014001009164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内容承担保证责任。第二点，从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内容及效力看，两份合同是独立且并列存在的，不是替代关系。该两份合同不存在合同法中规定的无效及可撤销的情形。并且均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效力。且双方从未协商解除或者变更因此被上诉人均应承担保证责任。第三点，债务人的借款发生在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期间，银保公司的股东变更属于公司的内部事务，不能以此抗辩第三人。因此并不影响银保公司对外承担责任，也不影响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四个被上诉人以自然人的身份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确认，是真实意思表示，股东身份的变更不影响其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胡颖超、娄建伟、石净玉、与司马岩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胡颖超，娄建伟，石净玉，司马岩针对小微支行上诉请求进行答辩:一，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是用编号0912016001012059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该事实认定正确，本案借款发放的前提是依据上诉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小企业借款合同》0912016001012059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提请放款通知书》。《提请放款通知书》的签订日期为2016年3月31日，其内容确定了债务人借款数额及借款期限，并于通知最后明确记载将按照双方于2016年3月31日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故《提请放款通知书》的性质不仅在于确定债务人更在于确定使用2016年3月31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存在的前提在于为一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同种类其他债权提供保证。本案中借款人以上诉人签订的一系列《小企业借款合同》附件中关于贷款明细约定表第12项借款担保中明确约定保证合同适用编号09120160010120590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人为银保公司、娄强军、岳艳芬、张丽娜、张哲臣，该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二、如前所述，本案中上诉人已通过与债务人签订《小企业借款合同》与原审被告签订编号09120160010120590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放弃了答辩人的担保责任。三、本案中《小企业借款合同》编号09120160010120590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提请放款通知书》的签订均发生在原审被告银保金融公司股东变更之后，在以上证据中相关条款明确约定了新的担保人为原审被告银保金融公司及娄强军、岳艳芬、张丽娜、张哲臣等人足以证明上诉人对于银保金融公司股东变更事宜是知情的。以证明了其认可《小企业借款合同》及编号0912016001012059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人放弃答辩人的担保责任。并且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不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在于上诉人以与借款人签订的《小企业借款合同》及编号0912016001012059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与银保金融公司股东变更无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望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张丽娜答辩：针对10444银保系列案件郑州银行上诉答辩如下，完全赞同郑州银行的上诉意见。
张丽娜上诉请求：一、一审适用简易程序错误，（2018）豫0105民初10444号金融借款纠纷案件，是因被上诉人1（以下称“郑州银行”）与实际贷款人中财盈公司《小企业借款合同》纠纷引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7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可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第1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收到起诉状经审查立案后，认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经济纠纷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但第4条同时规定：经询问双方当事人或者被告答辩后，发现双方争议较大，案情重大、复杂的，转入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而本案涉及被告人数众多、争议极大，案情复杂，事实不清，权利义务不明确、争议极大，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应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但一审法院不顾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坚持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上诉人认为本案程序错误。
二、本案一审开庭传票未经送达上诉人，且在未经公告情况下开庭，剥夺当事人参加诉讼的权利，有违司法公平原则。
本案一审开庭前，上诉人张丽娜从未接到本案起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方起诉状、证据及开庭传票等相关应诉文书，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竟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此案并判决。后经代理人了解，一审法院未依法履行公告送达程序，仅凭原告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所谓约定的送达地址邮寄即视为送达，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郑州银行起草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中送达条款仅为格式条款，银行作为涉案金融借款的强势一方，设定的格式条款当然对其有利。根据《合同法》第39、40条相关规定，合同格式条款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如果提供格式条款乙方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根据被上诉人举证，上诉人认为，此作为送达依据的格式条款，严重排除了上诉人权利，加重了上诉人的义务，且被上诉人郑州银行在合同中未尽到合理提醒义务，属“霸王条款”依法应认定为无效条款。一审法院未依法审查合同效力，依法送达，仅依该条款视为送达，并组织简易程序开庭，剥夺了上诉人当庭抗辩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本案一审送达程序违法。
三、在后保证效力不能覆盖在前保证，张丽娜、张哲臣虽签订保证合同，但是并不等于被上诉人保证合同失效；
本案一审已查明：（一）2015年3月27日，被告河南银保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保公司”）、胡颖超、娄建伟、娄强军、石净玉、司马岩与郑州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银保公司、胡颖超、娄建伟、娄强军、石净玉、司马岩为郑州银行和经银保公司以《提请放款通知书》确定的债务人于2015年3月27日至2017年3月27日期间签订的所有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协议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年；同时查明，2016年3月31日，一审被告银保公司、娄强军、岳艳芬、张丽娜、张哲臣与一审原告郑州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其为一审原告郑州银行和经银保公司以《提请放款通知书》确定的债务人于2016年3月31日至2018年3月30日期间签订的所有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协议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年；（二）本案实际借款人与郑州银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的日期为2016年3月31日和2016年4月21日，最迟2017年4月20日借款到期，鉴于所有贷款合同均在胡颖超、娄建伟、娄强军、石净玉、司马岩与郑州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因此胡颖超、娄建伟等人均应为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一审法院认为，一审原告郑州银行是根据一审被告银保公司向银行出具的《提请放款（出票）通知书》发放贷款的，该通知书载明系按照2016年3月31日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据此否定胡颖超、娄建伟在保证期间的保证责任，有违客观和公正原则。首先，这份《提请放款（出票）通知书》仅仅是以银保公司的名义签订的，仅仅是银保公司对担保责任的承诺，并未强调对胡颖超、娄建伟责任的免除，郑州银行和胡颖超、娄建伟等人之间也无关于解除或作废2015年3月27日《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书面文件，根据该保证合同第12条约定，该保证合同未达到解除或作废的法定条件，当然具有保证效力。也就是说，虽2016年3月31日，银保公司、娄强军、岳艳芬、张丽娜、张哲臣与郑州银行又签订了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但在后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并未约定此前银保公司、胡颖超、娄建伟、娄强军、石净玉、司马岩与郑州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作废，亦未就此另外做出作废声明。截止本案起诉时，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都处于保证期间，胡颖超、娄建伟、娄强军、石净玉、司马岩应对涉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定2015年3月27日《最高额保证合同》效力解除，胡颖超、娄建伟等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有违客观公正的裁判原则。
四、前股东涉嫌抽逃出资，违法金融担保公司管理暂行条例和管理办法，是过错方，应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据以判令胡颖超、娄建伟等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依据之一，是工商局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一款中转让方胡颖超、娄建伟、娄强军等人均保证其所转让的股权为他们在河南银保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的真实出资。然而从河南银保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基本户（也即验资账户）流水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娄强军及河南银保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原所有股东在完成验资后立即抽逃了所有出资，使得河南银保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成为一个空壳，完全不能符合《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中规定的“注册资本为实缴货币资本”的要求，也无法按照银行业管理要求合规合法开展业务。
根据一般股权转让的交易模式，在工商登记的股权变更完成之后，实际交接之前的过渡期中，公司应尽量避免发生产生大量债权债务的交易，即使发生，在未明确约定由新股东承担时，公司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应由原股东承担。但在本案中，在过渡期内，公司从一个从未进行过任何经营的公司，突然产生了高达2400万元的或有负债，且这部分或有负债即将变成现实的债务。
因此，在公司实际交接给上诉人之时，公司不符合相关法律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要求。因此在被上诉人娄强军及公司原股东胡颖超、娄建伟等人归还抽逃所有出资并且解决公司在其控制之下的所有债权债务问题之前，上诉人不应对涉案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郑州银行小微支行答辩：第一，一审法院是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是由一审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予以适用。不存在违法情况。第二点，本案的送达条款是由双方进行约定。双方同时适用而非仅针对被答辩人。因此该条款并非格式条款，送达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针对他们上诉状的第二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方面的陈述我方完全赞同，第三，针对上诉人第三个答辩意见，关于原股东抽逃出资的事实请法庭予以查明后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针对上诉状当中第三项答辩如下，上诉人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签字应当承担的后果，其应当可以预见到，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后一个是作为银行可以选择行使部分权利或者全部权利。
胡颖超，娄建伟，石净玉，司马岩针对张丽娜上诉请求进行答辩：一，原审法院依法定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审判程序合法，二，上诉人上诉认为在郑州银行起诉时四答辩人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载明的保证期间并未作废。因此应承担连带责任与事实不符。纵观本案，郑州银行最终发放贷款的依据是银保公司出具的《提请放款通知书》和《小企业借款合同》在这两份文件中借款担保人进行了明确约定。该约定中并没有让四个答辩人提供担保。该约定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关于第三点，上诉人在第三点所述的贷款使用去向与四答辩人无关。综上，原审法院判决四答辩人不承担担保责任，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正合法，故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对四答辩人的上诉。
小微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九被告对河南省中财盈实业有限公司在原告处的借款本金150万元、利息101002.01元（利息包含复利、罚息，暂计算至2017年11月20日，诉讼期间不停止计算，利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贷款本息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及律师费6403元，共计1607405.01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全部由各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27日，被告银保公司、胡颖超、娄建伟、娄强军、石净玉、司马岩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银保公司、胡颖超、娄建伟、娄强军、石净玉、司马岩为原告和经被告银保公司以《提请放款通知书》确定的债务人于2015年3月27日至2017年3月27日期间签订的所有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协议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含复利和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公告费等），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年。
2016年3月5日，被告张哲臣与被告娄强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被告银保公司60％的股权以1800.6万元转让给被告张哲臣；被告张丽娜与被告娄强军、石净玉、娄建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被告银保公司40％的股权以1200.4万元转让给被告张丽娜。2016年7月13日，被告张丽娜将被告银保公司40％的股权以1200.4万元转让给米相龙。上述股权转让，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且均已经过被告银保公司股东会100％的股东同意。被告银保公司股东变更为米相龙时已在工商部门备案登记。
2016年4月21日，被告银保公司向原告出具《担保意向书（贷款类）》，载明：“中财盈公司向我公司提出担保申请，经过对其详细调查，基本符合我公司的担保条件，拟为其向贵行申请借款金额150万元，期限1年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请贵行审议，如同意办理，请与我公司联系，我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以我公司与贵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为准。”同日，被告银保公司又向原告出具了《自愿担保确认函》，愿为中财盈公司向原告申请的金额1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具体的权利和义务按照被告银保公司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的约定执行。请原告收到被告银保公司出具的《提请放款（出票）通知书》后，办理放款手续。
2016年3月31日，被告银保公司、娄强军、岳艳芬、张丽娜、张哲臣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其为原告和经被告河南银保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以《提请放款通知书》确定的债务人于2016年3月31日至2018年3月30日期间签订的所有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协议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含复利和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不超过主债权总额5％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邮寄费等），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年。
2016年4月21日，原告（甲方）与中财盈公司（乙方）签署合同编号为郑银小企业借字第01120160010141612号《小企业借款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主要内容为：中财盈公司向原告借款1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4月21日起至2017年4月20日止；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为10.44％；借款实际放款日和约定还款日以借据为准，约定利率与借据不符的以借据为准。在该合同的附表（一）《关于贷款细节的约定表》中约定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人为：被告银保公司、娄强军、岳艳芬、张丽娜、张哲臣、石太安。被告银保公司、娄强军、岳艳芬、张丽娜、张哲臣的担保方式详见原告与该担保人签订的编号为郑银最高保字第09120160010120590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人石太安的担保方式详见原告与该担保人签订的编号为郑银保字第09120160010120614号的《保证合同》。
同日，被告银保公司向原告出具了《提请放款（出票）通知书》，提请原告为中财盈公司发放上述借款合同中的150万元贷款，被告银保公司将按照双方于2016年4月21日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
同日，原告向中财盈公司发放了贷款150万元。
原告提供的贷款应收清单主要显示：截至2017年11月20日，债务人中财盈公司欠原告借款本金150万元、利息（含罚息、复利）101002.01元。
关于原告诉中财盈公司、石太安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本院已下达了（2017）豫0105民初203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财盈公司偿还原告150万元借款及利息，石太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另查明，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共支付了律师代理费用6403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债务人中财盈公司签订的《小企业借款合同》以及与九被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院予以确认。原告向债务人中财盈公司发放金融借款150万元，有被告银保公司，娄强军、岳艳芬、张丽娜、张哲臣与原告于2016年3月31日签订的郑银最高保字第0912016001012059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债务人中财盈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原告与上述五被告之间构成保证合同关系。债务人中财盈公司未依约偿还借款及利息，上述五被告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原告请求上述五被告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有据，符合合同约定，该院予以支持。
本案的核心焦点问题：即被告胡颖超、娄建伟、石净玉、司马岩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此该院认为，按照原告于2015年3月27日与被告银保公司及上述四被告签订的郑银最高保字第0912014001009164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上述被告的保证范围为“原告和经被告银保公司以《提请放款通知书》确定的债务人于2015年3月27日至2017年3月27日期间签订的所有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协议”，而针对本案原告与债务人中财盈公司的150万元金融借款，原告是根据被告银保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出具的《提请放款（出票）通知书》发放给债务人中财盈公司的，而在该通知书中明确载明系按照双方于2016年4月21日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即原告与被告银保公司、娄强军、岳艳芬、张丽娜、张哲臣签订的郑银最高保字第0912016001012059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据此，可认定，原告就此笔借款并没有让被告胡颖超、娄建伟、石净玉、司马岩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且上述四被告并不知道被告银保公司向原告出具的《提请放款通知书》。虽然原告与上述四被告约定的有保证范围，但是从上述事实可认定涉案的150万元借款的连带保证人原告明确的是被告银保公司、娄强军、岳艳芬、张丽娜、张哲臣。故对被告娄建伟、胡颖超、司马岩、石净玉的辩称，该院认为，理由充分，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娄强军辩称，其已将被告银保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新股东，其不应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此，该院认为，被告娄强军亦是郑银最高保字0912016001012059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连带保证人，其辩称理由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诉请的律师代理费，原告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原告诉请律师费6403元，符合《河南省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河南银保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娄强军、岳艳芬、张丽娜、张哲臣对河南省中财盈实业有限公司在小微支行处的借款150万元、利息101002.01元及律师费6403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各被告对债务人河南省中财盈实业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上述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河南省中财盈实业有限公司进行追偿；三、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河南银保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娄强军、岳艳芬、张丽娜、张哲臣共同负担；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267元，减半收取9634元，由被告河南银保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娄强军、岳艳芬、张丽娜、张哲臣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十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并将交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查明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小企业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小微支行按照约定发放金融借款150万元，债务人中财盈公司未按照约定承担还款责任，属违约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保证人承诺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应当按其承诺承担保证责任。小微支行、张丽娜均上诉称胡颖超、娄建伟、石净玉、司马岩应当对上述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对此，一审法院查明针对案涉借款，小微支行是根据银保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出具的《提请放款（出票）通知书》发放相应款项，该通知书中载明双方系按照2016年4月21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保证责任的。而胡颖超、娄建伟、石净玉、司马岩等四人，未被列入该保证合同显示保证人之列，一审判决该四人不承担保证责任无不妥之处。娄强军虽在上诉期内提交了上诉状，但未缴纳上诉费用，依法应按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综上所述，张丽娜、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基路小微支行的上诉主张均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534.0元，分别由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基路小微支行负担19267元、张丽娜负担1926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成 锴
审 判 员 李剑锋
审 判 员 王 怡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孔令志
书 记 员 程金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