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内04民终34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洪文，男，1969年9月30日出生，蒙古族，喀喇沁旗地税局公务员，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寒梅，女，汉族，教师，系于洪文妻子，住址同上。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志刚，男，蒙古族，个体工商户，系于洪文所在社区推荐的诉讼代理人，住内蒙古自治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利苹，女，1969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桂艳，女，196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现羁押于喀喇沁旗公安局看守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彩江，男，1968年5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现羁押于喀喇沁旗公安局看守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志取，男，1991年4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
原审被告：李志广，男，1960年5月1日出生，汉族，元宝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务员，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原审被告：刘宝山，男，1975年5月17日出生，汉族，教师，住内蒙古自治区。
原审被告：吴英龙，男，1962年5月30日出生，蒙古族，元宝山区公安分局退休干部，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原审第三人：孙禹，男，195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上诉人于洪文因与被上诉人孙利苹、梁桂艳、丁彩江、丁志取及原审被告李志广、刘宝山、吴英龙、原审第三人孙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2016)内0428民初45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于洪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于洪文在担保人处签字是受到被上诉人梁桂艳欺骗，实际上并非是对涉案金额16万元作出真实的担保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梁桂艳与孙利苹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于洪文的合法权益，于洪文应不承担担保责任。一审判决于洪文对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梁桂艳与被上诉人丁彩江原系夫妻关系，被上诉人丁志取系二人之子。2014年，被上诉人梁桂艳找到上诉人，表示其想借款3万，出借人要求担保，梁桂艳希望上诉人于洪文对其借款3万进行担保，于洪文信以为真，在空白的借据上签字，后由于上诉人没有提供工资流水，不符合出借人要求，借款合同没有履行，且于洪文仅有对借款3万元担保的意思表示，而对涉案的金额16万元，于洪文没有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于洪文签字的时间实为2014年7月15日，后借据的落款时间被修改为2014年11月24日，被上诉人孙利苹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借据落款时间也有明显的改动痕迹，这更加印证了于洪文对涉案金额没有真实的担保意思表示，梁桂艳与孙利苹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于洪文的合法权益。再次，上诉人于洪文认为：2014年11月24日，在借款人梁桂艳、担保人于洪文签字之时，孙利苹并没有取得该笔债权。理由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成立需要一个特别的生效要件，那就是：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而该借款是在2014年11月29日交付的10万元，2014年12月31日交付的6万元。所以上诉人认为，该10万元借款与上诉人想要担保的20万元债权并不是同一笔债权，因为，按照第三人孙禹的说法，他是在2014年11月29日之前就已经从孙利苹手拿到了20万元人民币，那么，他在2014年11月29日汇款之时就应当交付20万元，而不是10万元，事实极有可能是：2014年7月15日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2014年11月24日梁桂艳再次想要借款时，由吴英龙提供担保，所以吴英龙的担保合同是单独书写的，尽管2014年11月24日有四个担保人为该笔债权担保，但该四人并没有在一张借条上担保，这是合理怀疑的理由。所以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并没有担保责任。最后，(2016)内0428民初45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错误：错误在于，判决要求担保人从2014年11月25日即开始承担担保责任，这是错误的，理由在于，2014年11月29日，梁桂艳才得到第一笔借款10万元，第二笔借款得到的时间是2014年12月3日，人民法院在借款人没有得到借款的情况下就判定承担偿还责任是错误的。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梁桂艳与孙利苹恶意串通，欺骗于洪文在空白借条上签字，且时隔几个月后，在于洪文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修改借款时间，伪造借据，损害于洪文的合法权益，于洪文没有对涉案金额做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于洪文应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贵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孙利苹答辩称，2014年11月我叔叔孙禹找到我问我有没有钱，他一个朋友用钱，我就答应了。2014年11月我一次性给了他20万元。当时我要求公务员担保，他找的公务员担保。我把钱交给他，他把欠条、担保人证书给我了。将近一年的时候我和他要钱，他说要着呢。后来要不到钱我就起诉了。有欠条、借款人签名、担保人签名、手印、工资证明一系列手续。我主张要回属于我的钱。
被上诉人丁彩江、梁桂艳、丁志取未答辩。
原审被告吴英龙陈述意见称，孙禹找我时我正着急出勤，我只是在空白纸上签的名字，其余内容都是孙禹书写，当时没有说给谁担保，也没有说担保多少钱。
原审被告李志广陈述意见称，我不认识于洪文，2014或2015年孙禹通过吴英龙找我担保十万元，我们四人担保，每人担25000元。签借据时是制式表格，上面没有字，我问孙禹，孙禹说迟某放钱，我打电话问迟某，迟某说借一个月。我签字的时候纸上没有任何人签字。
原审被告刘宝山未陈述意见。
原审第三人孙禹陈述意见称，梁桂艳在我外甥迟某处借款20万元，半个月后又要借钱，我就问我侄女孙利苹，孙利苹要求找四个人担保，梁桂艳说可以。第一个在于洪文单位找的于洪文，于洪文第一个签字按手印。第二个找的李志广，第三个找的刘宝山，第四个在派出所找的吴英龙，吴英龙单写的一页。
孙利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连带偿还原告借款200000元和利息96000元。
一审法院查明，被告梁桂艳、丁彩江原系夫妻关系，丁志取系二人之子。2014年11月，被告梁桂艳以自己养猪场购买饲料需要资金为由找第三人孙禹帮助借款200000元，孙禹找本案原告孙利苹（叔叔侄女关系）提供借款，孙利苹要求借款需要有公职人员担保才可以。于是，梁桂艳分别找到被告李志广、于洪文、刘宝山、吴英龙，请求为其借款进行担保。李志广、于洪文、刘宝山，在梁桂艳事先备好的借据担保人处各自签署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手机号，吴英龙另行出具担保书一份，被告梁桂艳、丁彩江、丁志取作为共同借款人在借据上署名，形成了由上述三借款人和四保证人出具的借据一枚，借款数额200000元，约定月利率2.5%，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24日。孙禹将涉案借据交给原告后，原告交给孙禹现金200000元。2014年11月29日，孙禹通过元宝山农村商业银行平庄支行转账给梁桂艳100000元，2014年12月3日，孙禹又转账给梁桂艳600000元。此款经原告索要未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被告于洪文申请对涉案借据中本人书写内容与借据落款日期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经鉴定，结论为“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时段书写形成”。
一审法院认为，梁桂艳、丁彩江、丁志取作为共同借款人，被告李志广、于洪文、刘宝山、吴英龙作为保证人，为原告出具借据一枚的事实，有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借据在卷佐证，到庭当事人亦无异议，法院予以认定。借款人梁桂艳对实际借款数额提出异议，称自己并没有收到借据上载明的200000元借款，第三人孙禹提交的证据证明，在借据形成之后，其向梁桂艳交付借款数额为160000元，原告及第三人无证据证明其余40000元也已交付，故法院认定涉案借款实际履行为160000元。至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的40000元差额部分，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法院不予处理。原告主张被告给付借期内利息，法院予以支持，但约定利率超过法律规定标准，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于洪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担保行为及其法律责任应有正常的判断，即使其本人在空白借据上签名担保，也只能表明是其对借款人偿还能力的信赖。所以，被告于洪文关于自己在空白借据上签名，当时只同意对30000元借款担保，原告与被告梁桂艳恶意串通，损害担保人利益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被告于洪文关于自己虽然在涉案借据上签名，但借贷合同没有实际履行，梁桂艳并没有借到钱的辩解，不能对抗原告所举证据，法院不予采纳。被告丁彩江、丁志取、李志广、刘宝山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在答辩期内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抗辩证据，视为放弃举证和质证权利，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梁桂艳、丁彩江、丁志取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共同偿还原告孙利苹借款160000元，并自2014年11月25日至2016年11月25日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二、被告李志广、于洪文、刘宝山、吴英龙对以上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李志广、于洪文、刘宝山、吴英龙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梁桂艳、丁彩江、丁志取追偿；三、驳回原告孙利苹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于洪文为证实其主张成立，二审期间提交（2015）元民初字第128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孙禹在元宝山区农商银行银行账户流水信息一份，证明确实存在梁桂艳向案外人迟某借款20万元的事实，孙禹与梁桂艳存在多笔资金往来，不能证明孙禹汇给梁桂艳的16万元即是本案借款，也可能是其他往来。被上诉人孙利苹质证认为证据与本案无关。吴英龙、李志广、孙禹质证认为与本案无关。梁桂艳、丁彩江、丁志取、刘宝山未质证。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主张的内容均属于推测性质，不能建立证据链条，本案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直接予以确认。
另查明，本案二审期间，本院多次询问孙利苹借款期限及索要欠款情况，孙利苹均称涉案借款期限为一年，在借款一年到期后，孙利苹称其找孙禹要求帮忙要钱，孙禹陈述称找过梁桂艳几次，时间忘记了，起诉前找过吴英龙。
上述事实有孙利苹、孙禹二审庭审陈述在卷佐证，可以认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借据中对于保证人的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故本案各保证人应当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孙利苹据以主张权利的借据中，并未就保证期间做以约定。在有吴英龙签名的担保书中，虽然写有“按月付息，两年还本”字样，但“按月付息，两年还本”这八个字写在担保书末尾，与其他字迹墨迹颜色区别较大，明显不是同一支笔书写，且该担保书内容均由孙利苹的叔叔孙禹书写，由孙利苹保管，无法排除孙禹后期添加内容的可能，因此不能依据该担保书确定债务期限。根据孙利苹陈述，主债务期限一年，孙利苹作为债权人，对自身享有的债权信息应该是最熟知的人，且二审中本院多次询问孙利苹，其均称债务期限一年，能够排除孙利苹记忆错误或口误的可能，因此孙利苹的陈述应作为认定债务期限的根本。本案债务自2014年11月25日开始，履行期届满之日为2015年11月25日，故孙利苹有权自2015年11月25日起六个月内即2016年5月25日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一审起诉时间为2016年11月24日，显然已经超过保证期间，但本案还应该审查在起诉前是否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二审中，本院询问孙利苹及孙禹，孙利苹称没有直接向本案债务人、保证人主张过权利，而孙禹则称只是向债务人主张过权利，在起诉前找过保证人吴英龙，但就此主张也没有证据证实。在上述事实下，应认定债权人孙利苹未在2016年5月25日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故保证人李志广、于洪文、刘宝山、吴英龙免除对孙利苹的保证责任。
于洪文虽然提出本案债务为虚假，但提出的证据不能对抗一审期间进行的文检鉴定意见以及孙禹的汇款记录，对其提出的债务虚假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梁桂艳、丁彩江、丁志取在一审判决后未提出上诉，本院对其责任不进行调整。一审对于保证期间审查事实不清，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2016)内0428民初458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人民法院(2016)内0428民初458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孙利苹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740元，由孙利苹负担600元，梁桂艳、丁彩江、丁志取负担5140元；鉴定费10000元，由于洪文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740元，由孙利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邓宏涛
审判员张伟波
审判员其其格
二○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齐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