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二中民初字第15811号
原告王会文，男，1973年8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建华，北京市时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康放，北京市时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阳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建设街育才胡同12号楼。
法定代表人李伟杰，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立书，女，1981年8月10日出生。
被告北京京华信托投资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1号（金桥大厦）。
诉讼代表人北京京华信托投资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潘津良。
委托代理人王ＸＸ，北京市公元博景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受理原告王会文诉被告北京阳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益公司）、被告北京京华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京华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会文之委托代理人康放、阳益公司之委托代理人王立书、京华公司之委托代理人王ＸＸ，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会文诉称：1999年10月20日，我向北京渔阳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渔阳公司）交纳购房款10万元，购买北京市平谷区×××5号楼2单元10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付款后渔阳公司将上述房屋交付给我，我们一家一直居住使用诉争房屋至今。购房后我曾多次要求渔阳公司协助我办理该房的产权登记手续，但渔阳公司一直推脱，仅由阳益公司为我出具了收取购房款的收据和《售房协议书》。现我了解，诉争房屋系渔阳公司与京华公司联合开发建设，房屋目前登记在京华公司名下。渔阳公司未正式办理工商企业登记，阳益公司承继了渔阳公司与诉争房屋有关的权利、义务，京华公司现已申请破产。我认为诉争房屋系渔阳公司与京华公司联建，并以阳益公司的名义将该房出售给我，故阳益公司和京华公司应协助我办理诉争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但上述两公司拒不履行协助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的义务，现我诉至法院，请求：阳益公司和京华公司继续履行《售房协议书》，阳益公司和京华公司协助我办理北京市平谷区×××5号楼2单元10号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诉讼费由阳益公司和京华公司负担。
阳益公司辩称：诉争房屋开发建设及销售均在我公司成立之前，我公司并不清楚该房的销售事宜，现我公司认可《售房协议书》的真实性，但不认可付款情况。我公司服从法院判决。
京华公司辩称：我公司与渔阳公司不存在房地产开发联建关系，事实上北京市渔阳建筑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渔阳建筑公司）从我公司贷款930万元，用于房地产开发项目，该公司用北京市运输公司四场院内1号住宅楼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借款到期后渔阳建筑公司与我公司协议用北京市运输公司四场院内3号楼期房及平谷中学院内住宅楼现房折抵上述债务。1996年6月18日，渔阳公司又与我公司协议将之前渔阳建筑公司抵债的部分房产变更为包括诉争房屋在内的其他房产，当日，渔阳公司与我公司签订了所谓的《联建协议》，但签署该协议是为了将诉争房屋产权办至我公司名下的手续需要，后我公司取得诉争房屋的产权证。综上，我公司是诉争房屋的合法产权人，与渔阳公司不存在涉及诉争房屋的房地产联建关系，王会文诉请我公司协助其过户缺乏依据，请求法院驳回王会文之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北京市平谷区×××5号楼2单元10号房屋于1996年11月29日登记于京华公司名下。该房现由王会文实际使用。
京华公司因未按规定参加年检，于2010年12月12日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吊销营业执照，2011年3月23日，本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京华公司清算组对京华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指定京华公司清算组为京华公司的管理人。目前京华公司尚处于破产清算程序中。
北京渔阳房地产开发公司（即渔阳公司）成立于1993年5月26日，系企业法人，于1999年4月15日更名为北京鑫兆房地产开发公司，于2004年5月18日经核准变更为北京鑫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阳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即阳益公司）成立于2000年1月18日，系企业法人。北京市渔阳建筑开发公司（即渔阳建筑公司），成立于1985年8月30日，系企业法人。其中阳益公司设立时的发起人股东之一为渔阳建筑公司。
诉讼中，王会文主张其于1999年购买了诉争房屋，并提供1999年10月20日的《售房协议书》为证，该协议载明甲方（售房单位）为阳益公司，乙方（购买人）为王会文，房产座落为×××5楼2单元10号。建筑面积为142.71平方米，总计合款10万元整，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清。协议甲方经手人处加盖有阳益公司的公章，乙方经手人处签有王会文之名。王会文称《售房协议书》签订后其付清了购房款10万元。王会文为证明上述协议的履行情况提供了两份收据，但均为复印件。其中1999年10月20日收据中载明的付款人系王会文，款项为×××5楼2单元10号房款，金额为10万元，收款单位加盖了阳益公司的财务专用章。2004年10月31日收据记载的付款人系王会文，款项为平中住宅楼房款，金额为10万元，收款单位加盖有渔阳公司公章，但王会文未能出示上述两份收据的原件。阳益公司表示认可《售房协议书》的真实性，但不认可付款情况，要求看原件。京华公司称认可上述协议的真实性，但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可王会文购买诉争房屋和已付款。
上述协议签订后王会文使用诉争房屋至今。
诉讼中，京华公司称，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属于该公司，取得产权的过程为：1994年7月11日，渔阳建筑公司与京华公司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约定渔阳建筑公司向京华公司借款930万元，并将其所有的北京市运输公司四场院内1号住宅楼作为抵押财产。1995年，渔阳建筑公司与京华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因渔阳建筑公司未经京华公司同意，将抵押物北京市运输公司四场院内1号住宅楼出售，故渔阳建筑公司同意将北京市运输公司四场院内小关地区3号楼期房及平谷中学院内住宅楼现房折抵偿还京华公司。京华公司称该协议中所折抵房产后变更为包括诉争房屋在内的其他房产。针对其主张提供主要证据如下：
1、《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协议书》；
2、《等价交换房产协议》复印件一份，载明：原产人：京华公司，现产人：渔阳公司；坐落于×××5号楼3单元9、10、11、12号；4单元9、10、11、12号房产已在房管局办理登记手续，经双方友好协商，原产人愿将以上房产与现产权人等价交换为丙5号楼2单元5、6、7、8、9、10、11、12号，以上协议内容由双方承担法律责任。
3、《联建协议》复印件一份，载明，甲方：渔阳公司，乙方：京华公司；坐落于×××5号楼2单元5、6、7、8、9、10、11、12号房由双方合建，经协商以上房屋产权归京华公司所有，以上协议内容由双方共同承担法律责任，其房产管理按有关规定执行。落款日期为1996年6月18日。
第一组证据中的1994年7月11日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合同主体系渔阳建筑公司与京华公司。1994年7月11日的《抵押合同》，合同主体系渔阳建筑公司和京华公司。1995年的《协议书》，合同主体系渔阳建筑公司和京华公司。就上述证据，王会文认可真实性。阳益公司称当时的情况在该公司成立前，不清楚；不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
另，除第一组证据外，京华公司未能出示其余证据的原件。
上述事实有《售房协议书》、《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协议书》、工商查询档案，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王会文依据其与阳益公司签订的《售房协议书》主ＸＸ益公司和京华公司协助其办理×××5号楼2单元10号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上述《售房协议书》中并未对办理房屋过户事宜进行约定，且诉争房屋现产权登记在京华公司名下，客观上阳益公司已无法作为过户之协助主体，故王会文依据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要求阳益公司协助其办理诉争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诉争房屋目前登记在京华公司名下，该公司取得产权的时间为1996年，而王会文与阳益公司签订《售房协议书》的时间为1999年。与王会文签订《售房协议书》的阳益公司始终未取得诉争房屋之产权，而登记产权人京华公司并非《售房协议书》之缔约主体。在此情况下，王会文依据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主张京华公司协助其办理诉争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亦无法支持。
此外，王会文虽主张京华公司与渔阳公司就诉争房屋存在联建关系，据此京华公司亦应承担协助过户义务，但王会文未能就其主张的房地产开发联建关系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退一步讲，即便其提供的《联建协议》真实有效，仅凭京华公司与渔阳公司之间的《联建协议》，尚无法得出京华公司负有将王会文与阳益公司签订《售房协议书》所涉房屋协助过户给王会文义务之结论。
综上所述，王会文主ＸＸ益公司、京华公司协助其办理诉争房屋过户登记手续之诉讼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会文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王会文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珊
代理审判员 赵银豪
人民陪审员 高宇军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林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