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6民终83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灼华，男，1964年8月15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慈，女，1970年2月26日出生，汉族
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健民，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殷勤，男，1956年1月8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锡全，广东巨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州智惟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2号1501自编1535房（仅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胡灼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健民，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中流，男，1986年5月13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锡全，广东巨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罗富英，男，1986年1月24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胡灼华、李慈因与被上诉人殷勤，原审被告广州智惟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惟高公司），原审第三人陈中流、罗富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9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灼华、李慈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驳回殷勤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由殷勤负担。事实与理由：
一、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双方没有实际履行，殷勤要求胡灼华、智惟高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殷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胡灼华委托陈中流收款。殷勤之子殷某与陈中流之间有多次密切的资金往来，该100万元是其两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殷勤向陈中流支付100万元款项与胡灼华没有关联。殷勤、陈中流及殷勤儿子殷某三方出具的《关于股权转让情况说明》认为2013年5月13日殷勤委托陈中流向胡灼华转账100万元与事实不符。
（一）2013年7月胡灼华才经过陈中流的介绍得知殷勤想投资公司股权，之前并不认识殷勤，双方不存在2013年5月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可能性。
（二）2013年5月13日陈中流向胡灼华转账的100万元，是公司股东罗富英的投资款。胡灼华、李慈一审提交的2013年5月13日收款收据对此可资证实。该收据有会计王某华（陈中流以前在其他公司的老同事并介绍进入公司工作）、出纳李慈的签字和公司的盖章。
（三）如果殷勤在2013年5月13日已经付款，一定会在8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注明股权转让款已经支付，但事实上，该协议书不但没有记载已提前付款，连付款时间都没有约定。正因为殷勤后来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所以双方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殷勤也没有要求胡灼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四）智惟高公司在2013年5月13日尚未成立，胡灼华的持股比例并不确定，在此情况下，殷勤确定要受让胡灼华3%的股权，明显不合常理。
（五）罗富英出资200万元占智惟高公司12.5%股权，并且还享受优先收回投资款的权利。若殷勤要投资，应成为原始股东,但其却高价受让胡灼华尚不确定的股权，这明显不合常理。
（六）2013年3月左右，胡灼华、覃某浩、陈中流、罗富英就开始洽谈合作开办公司事宜。因为罗富英是陈中流朋友，其投资款100万元转入陈中流账户后，陈中流于2013年5月13日转入胡灼华账户（当时公司未成立，合同约定其账户收款）。公司于2013年6月8日成立，罗富英于2013年7月31日支付了另外100万元投资款，公司于当日开具了收款收据。无论是胡灼华还是智惟高公司均没有收到过殷勤的股权转让款，也没有向其出具过收款收据。殷勤未向收款人索取收据不合常理。
（七）殷某向陈中流付款与本案没有关联。第一，合同由胡灼华与殷勤签订，殷勤应向胡灼华而非他人支付款项。胡灼华从未委托殷勤将款项支付给陈中流。因此殷勤之子殷某向陈中流付款与胡灼华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从陈中流的银行账户流水可以看出，陈中流有参与“钱生钱B”理财项目，因为其与殷勤、殷某父子是朋友关系，不能排除其在2013年8月13日向殷某借款进行投资理财或其他商业合作，陈中流无法还款，其借机要胡灼华代还的可能性。第三，基于殷勤的种种不合理行为，其有义务提供陈中流完整的民生银行账户流水清单，而不是只提供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证据。第四，殷勤一审辩称胡灼华曾口头委托陈中流代收股权转让款，但《关于股权转让款情况说明》中记载是其委托陈中流向胡灼华支付股权转让款。殷勤的说法前后矛盾。假设2013年8月13日殷勤支付给陈中流的1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按照殷勤所称是委托陈中流支付给胡灼华股权转让款，那么，其与陈中流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若陈中流没有将该100万元转让给胡灼华，则殷勤没有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所造成的后果应由殷勤自行承担。殷勤应向陈中流而非胡灼华追讨。
（八）陈中流非法占有智惟高公司款项。按照公司的管理规定，公司要报销或转款必须经过董事长胡灼华的签字同意，但是陈中流因自己在外有其他生意经营，经常被人追债（可能其中就有殷勤），其利用担任智惟高公司财务总监的职务便利，未经董事长同意，私自于2015年2月13日转走5万元，于2016年1月18日转走35万元用于归还个人债务，并以其他方式侵占公司资金。智惟高公司2015年、2016年的审计报告和2017年的清产核资报告显示公司对陈中流分别有836103元、996053元的应收款。为此，公司一直在向陈中流追讨。智惟高公司之所以没有报案，是公司及胡灼华考虑到一旦刑事报案，将会给陈中流带来牢狱之灾，于心不忍。
（九）陈中流在作为智惟高公司股东及担任财务总监期间，违反竞业禁止规定，经营与智惟高公司同类竞争业务，可见其为不守法、不守信之人，其证言并不可信。
二、一审判决认定证据不合法。
（一）陈中流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在《情况说明》中的陈述并不可信。
（二）一审法院在罗富英、覃某浩两人没有出庭作证，且胡灼华等否认两人签名及证据内容真实性的情况下，仍然认定两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违反了证据认定相关规则。
（三）胡灼华、智惟高公司提供的4份智惟高公司审计报告及清产核资报告清楚记载陈中流拖欠公司款项的事实。一审判决对此不予认定明显错误。
三、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殷勤应对胡灼华委托陈中流代替其收款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败诉的风险。
四、殷勤与胡灼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该股权转让没有经过公司其他股东同意，协议有关红利分配的内容也侵犯了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即使不对陈中流挪用智惟高公司40万元用于向殷勤还债的事实进行认定，在智惟高公司没有盈利的情况下，也不应认定40万元是给殷勤的分红款，起码应在判决退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时予以扣减。
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智惟高公司、李慈不是本案的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一审判决随意扩大夫妻共同债务的适用范围错误。
六、陈中流不仅进行个人理财，还在广州、深圳、北京开办自己的公司，公司的经营范围与智惟高公司相同。陈中流收取殷勤的款项用于个人的经营开支，并没有支付给胡灼华。
殷勤辩称：
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胡灼华、李慈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胡灼华、智惟高公司应该支付殷勤分红如下：第一年按照投资额30%分红，第二年按照投资额35%分红，第三年按照投资额45%分红。《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胡灼华、智惟高公司拒不配合殷勤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不按约定支付分红，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并严重损害了殷勤的利益，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因本案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李慈作为胡灼华的配偶，应对胡灼华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胡灼华向殷勤转让智惟高公司股权前，已经通知股东罗富英、陈中流、覃某浩，并获得三人的同意。
二、殷勤已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向胡灼华、智惟高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00万元。胡灼华、智惟高公司向殷勤支付了约定的分红款共计35万元。上述35万元由智惟高公司分7次汇付予殷勤。在一审起诉前，胡灼华多次找到殷勤的儿子殷某协商处理。双方谈话录音反映胡灼华已经向殷勤支付了部分分红，并表示愿意按照约定继续履行义务。后来，胡灼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国律师与殷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锡全律师联系，协商过程中制定的《和解协议书》亦可证实殷勤已经按照约定支付了100万元股权转让款。
智惟高公司述称：同意胡灼华、李慈的上诉主张。
陈中流述称：
一、请求二审法院持原判，驳回胡灼华、李慈的全部上诉请求。
二、殷勤已经向胡灼华支付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100万元。
三、胡灼华、智惟高公司向殷勤支付了分红款35万元。胡灼华称该笔款项是陈中流用于归还个人债务不属实。该分红款是殷勤作为智惟高公司股东的分红款。
四、胡灼华向殷勤转让智惟高公司股权之前，已经通知了陈中流、罗富英及覃某浩。陈中流、罗富英及覃某浩都同意胡灼华向殷勤转让智惟高公司股权。
罗富英述称：罗富英通过农业银行南海支行贷款300万元，因为款项不能转给罗富英，所以转账了其中的270万元给陈中流，剩余的30万元押在银行做保险。陈中流转给胡灼华的100万元就是上述270万元的其中一部分。殷勤应该与公司及胡灼华都没有关系。公司是7月份召开招商会的，可以肯定的是殷勤与胡灼华在5月份时是不认识的。由于5月份公司还没有产品，也没有召开招商会，除了股东以外的投资者不会有预期，所以不会投资。
殷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殷勤与胡灼华、智惟高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胡灼华、智惟高公司向殷勤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支付分红款75万元、逾期利息11.1万元（利息暂计至2016年12月2日，实际利息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李慈对第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胡灼华、智惟高公司、李慈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21日，胡灼华、陈中流、罗富英、覃某浩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各方一致同意组建广州xx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罗富英出资200万元，占股份12.5%，在公司成立前由胡灼华以户名胡灼华，开户行中国xx银行，账号62×××53的账户接收罗富英的资金，公司正常运营后，胡灼华、陈中流、覃某浩有义务发挥各自优势，引入资本，各股东按比例转让股份给新股东，所得资金作为公司资本或公积金。
2013年6月8日，智惟高公司登记成立，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胡灼华、罗富英、陈中流、覃某浩，分别持有55%、12.5%、12.5%、20%的股权。2013年8月13日，殷勤与胡灼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双方一致认同智惟高公司发展前景，就胡灼华向殷勤转让3%公司股权事宜达成协议，公司3%股份作价100万元，转让方式是现金方式，转让日期为2013年8月13日，胡灼华确保已与公司其他股东进行妥善沟通，对于殷勤的持股行为其他股东没有抵触，殷勤股权持有形式为在公司工商注册中体现，殷勤享有与其他股东同等的权利，每年的年底享受公司的股红分利，分红方式为第一年按投资额30%分红，第二年按投资额35%分红，第三期按投资额45%分红，三年为一个阶段，三年以后重新拟定新合同，如殷勤有意出让股份，胡灼华需按公司当时的议价回购，本协议从2013年8月13日起生效，直至公司协商回购股份或殷勤退股变现为止。智惟高公司也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上盖章。
殷勤曾于2016年12月份向胡灼华、智惟高公司发出《律师函》催讨股权转让款、分红款及利息，后于2017年1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3年5月13日，从陈中流开户行为中国xx银行佛山分行营业部，卡号为62×××29，账号为03×××27的银行账户向胡灼华的中国xx银行账户转入100万元；2013年8月13日，从殷某的银行账户向陈中流的上述银行账户转入100万元。殷勤、陈中流在诉讼中均称2013年5月13日从陈中流的银行账户转入胡灼华银行账户的100万元为殷勤向胡灼华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13年8月13日殷某向陈中流支付的100万元为偿还上述100万元的款项，殷勤提供殷某的书面证言也确认上述内容。
2015年2月13日，智惟高公司银行账户向殷勤银行账号转入5万元，记载用途为往来款，该款项的智惟高公司《费用报销单》上，陈中流在领导审批栏签名。2016年1月18日，从胡灼华账号为62×××73的银行账户（以下简称为尾号3173银行账户）向殷勤的银行账户转入7笔款项，每笔为5万元，合共35万元，该35万元的智惟高公司《费用报销单》上，陈中流在领导审批栏签名，李慈在复核栏签名。殷勤称上述40万元为智惟高公司的分红款，胡灼华、智惟高公司及李慈则称上述40万元为陈中流在智惟高公司任职期间挪用公司资金偿还其个人债务，后智惟高公司把上述款项列为对陈中流的应收款，考虑到会对陈中流带来很大影响，故对此事没有报案。智惟高公司称胡灼华尾号3173银行账户于2013年6月起一直提供给智惟高公司用于相关业务的收支往来使用。
胡灼华、李慈是夫妻关系，于1991年登记结婚。现智惟高公司工商登记记载股东为胡灼华等人，殷勤、陈中流、罗富英、覃某浩均未被记载为股东。
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殷勤提供覃某浩的书面证言，表示胡灼华在签订合同前曾告知覃某浩，胡灼华向殷勤转让智惟高公司3%的股份，转让价100万元一事，但不清楚具体细节及签署合同的具体内容；殷勤提供罗富英的书面陈述，表示罗富英同意胡灼华向殷勤转让智惟高公司3%股份，转让价格100万元；陈中流表示其同意胡灼华转让智惟高公司3%股份给殷勤，转让价为100万元。胡灼华、智惟高公司、李慈提供了2013年5月13日智惟高公司的《收据》，内容为“今收到罗富英投资款（陈中流汇入民生银行）交来（汇入胡灼华账户）1000000元”；还提供了2013年7月31日智惟高公司的《收款收据》，内容为“今收到罗富英投资款10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明确记载甲方为胡灼华，乙方为殷勤，且本案中没有证据反映智惟高公司持有自己公司股份，故股权转让交易的当事人为殷勤、胡灼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胡灼华将其持有的智惟高公司3%股权转让给殷勤，当时智惟高公司的股东为胡灼华、陈中流、罗富英、覃某浩，陈中流在诉讼中明确表示其当时同意该股权转让交易，殷勤提供的罗富英、覃某浩的书面证言也显示罗富英、覃某浩知道该交易，胡灼华、智惟高公司及李慈以该股权转让未经其他股东同意为由提出抗辩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采纳。
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殷勤以1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对价，受让胡灼华所持智惟高公司3%的股权，胡灼华、智惟高公司及李慈以殷勤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未实际履行为由提出抗辩，对此，法院分析如下：首先，2013年5月13日从陈中流的银行账户转入胡灼华的银行账户100万元的事实清楚，殷勤、陈中流均主张该款为殷勤支付给胡灼华的股权转让款，但该款支付时间在智惟高公司成立之前，如其主张属实，殷勤不以向公司出资的方式取得股权，而是以受让股权的方式取得公司股权，在付款后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也没有载明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内容，与一般常理不符，殷勤、陈中流又称公司其他股东只同意殷勤以股权受让的方式取得公司股权，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法院对殷勤、陈中流的上述主张存疑；其次，胡灼华、智惟高公司及李慈主张该款为罗富英向智惟高公司缴纳的出资款，该款从陈中流银行账户中转出，在陈中流明确否认该款为罗富英出资款，罗富英也没有对此作出说明的情况下，应由胡灼华、智惟高公司及李慈承担相应举证责任，胡灼华、智惟高公司及李慈仅提供了智惟高公司单方出具的《收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其在诉讼中又没有提供其他相应证据证明罗富英、陈中流之间的委托付款关系，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法院对胡灼华、智惟高公司及李慈上述主张也存疑；最后，智惟高公司于2015年2月13日向殷勤支付5万元，2016年1月18日向殷勤支付35万元，胡灼华、智惟高公司及李慈称上述款项为陈中流挪用智惟高公司资金偿还其个人债务，但智惟高公司并未报案，也未向陈中流主张权利，与常理不符，且35万元的《费用报销单》上有李慈的复核签名，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胡灼华、智惟高公司及李慈上述主张，故法院不予采纳。胡灼华、智惟高公司及李慈在诉讼中对智惟高公司向殷勤支付款项的原因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殷勤称上述款项为智惟高公司支付的分红款，能与《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受让公司股权的内容相互印证，故法院对殷勤的主张予以确认；综上，虽然殷勤、陈中流及胡灼华、智惟高公司、李慈对2013年5月13日所支付的100万元款项的性质的主张均存在瑕疵，但考虑到智惟高公司向殷勤付款的情况，殷勤已向胡灼华支付《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的盖然性，明显高于殷勤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盖然性，故法院确认殷勤已向胡灼华支付股权转让对价100万元。
《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殷勤的股权持有形式为在公司工商注册中体现，但至今智惟高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仍未记载殷勤为股东，且此后智惟高公司的股权经变动，陈中流、罗富英、覃某浩已不再是智惟高公司的登记股东，本案中也没有证据反映智惟高公司现有其他股东同意办理案涉3%股权的变更登记，故根据现有证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工商登记中体现殷勤持有智惟高公司股权的内容已无法实现，即《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殷勤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胡灼华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利息的理由充分，法院予以支持。但关于利息一项，殷勤主张从2016年8月13日起计算，该起算时间在智惟高公司向殷勤付款时间之后，由此可推知也在殷勤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之后，故法院对该起算时间予以采纳。殷勤请求按年利率36%计算利息，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股权转让交易当事人为殷勤与胡灼华，故应由胡灼华承担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殷勤请求智惟高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胡灼华、李慈是夫妻关系，李慈也实际参与了智惟高公司的经营管理，并经手复核了智惟高公司向殷勤的付款，可见李慈清楚知道胡灼华与殷勤之间的股权交易，胡灼华应向殷勤返还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属其夫妻共同债务，殷勤请求李慈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方式的理解有误，但不影响殷勤主张权利，李慈应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殷勤请求胡灼华、智惟高公司支付分红款70万元，李慈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称该分红并非指公司盈余分配。《股权转让协议》第6条约定殷勤享有与其他股东同等的权利，每年的年底享受公司的股红分利，分红方式为第一年按投资额30%分红，第二年按投资额35%分红，第三期按投资额45%分红，三年为一个阶段，可见《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分红就是指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对公司盈余的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第四款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即公司进行盈余分配的前提是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仍有税后利润剩余。《股权转让协议》虽然约定了每年的分红金额，但该约定不能对抗法定的公司盈余分配条件，本案中没有证据反映智惟高公司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盈余分配条件，或智惟高公司已实际支出了应由殷勤收取的公司盈余分配，故殷勤上述请求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解除殷勤与胡灼华于2013年8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胡灼华、李慈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共同向殷勤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从2016年8月13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殷勤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54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26549元，由殷勤负担10699.49元，胡灼华、李慈共同负担15849.51元。
二审期间，胡灼华、李慈提交了向罗富英所作调查笔录1份，以证明诉争2013年5月13日陈中流汇付予胡灼华的款项实际是罗富英的投资款，殷勤从未向胡灼华支付过股权转让款；并向本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申请本院调取陈中流相关银行账户流水记录。殷勤提交了何锡全律师与朱健民律师的手机通讯短信截图1页，以证明胡灼华收到了殷勤的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罗富英提交了个人征信报告照片1份，以证明其在2013年4月28日向农业银行南海支行借款300万元的事实；与陈中流在2018年9月1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份，以证明陈中流在2016年从智惟高公司取走500万元，其陈述其中100万元已经支付给殷勤，但是否真实不能确定。
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对于胡灼华、李慈提交的调查笔录，本院将在下文“本院认为”部分，结合本案具体案情进行综合认定；对于二人的调查取证申请，因申请对象陈中流非涉诉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当事人，其银行账户流水记录与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关联不足，故本院对该申请不予采纳。对于殷勤提交的短信截图，仅为双方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沟通信息，且其中并无胡灼华收取殷勤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的记述，不足以证实殷勤的举证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对于罗富英提交的两组证据，与本案审理的殷勤与胡灼华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无关，即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罗富英对本院相关询问有如下回答（以下法庭调查笔录摘录中，“审”为本院之简称）：“审：罗富英，你对这份情况说明有何意见？罗富英：笔迹是我的笔迹，但我对这份情况说明不知情。以前我和陈中流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找我签名我很多时候都没有浏览过内容就签了。也不知道陈中流会不会是通过什么手段取得了我在白纸上签的名。审：为什么你在上诉人提交的调查笔录里否认有签过这份情况说明？你现在是否确认情况说明上签名是你本人的笔迹？罗富英：也可能是陈中流通过便利拿到我的签名再自己补上情况说明的内容。也可能是陈中流通过软件复制了我的签名。可以对签字笔迹进行鉴定。审：你是否认识殷勤或者殷殷勤儿子？罗富英：不认识。审：你是否知道殷勤或者殷勤儿子？罗富英：只见过一次面没有对过话。有一次碰巧他们在和陈中流谈话我在现场。审：殷勤或者殷勤儿子与智惟高公司有无关系？罗富英：我听说过他们有投资公司的意向，但我不清楚后来实际上有没有投资。因为我是投资者，我只关心收益，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没有了解公司运作。但我肯定的是，殷勤或者殷勤儿子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审：有无经常去公司？罗富英：2013年、2014年我有经常云智惟高公司，后来我有别的事情，且路途遥远就很少去了。审：你那两年为什么会经常去公司？罗富英：我是股东，负责人力资源或采购的事情。”
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围绕胡灼华、李慈的上诉主张，本院对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分析如下。
一、关于诉争《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首先，依殷勤一审提交的陈中流及覃某浩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胡灼华向殷勤出让涉诉股权前已告知陈中流及覃某浩，陈中流同意该转让，本案亦无证据证明覃某浩对此持有异议。其次，虽罗富英在朱健民律师向其所作调查笔录中表示“我根本就没有写过这份《情况说明》”，但其在二审法庭调查中又表示该情况说明签名的“笔迹是我的笔迹”。另外，罗富英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关于是否认识殷勤或殷某、其是否参与智惟高公司经营等事实的陈述亦前后矛盾。罗富英的诉讼行为明显有悖诚信，其主张并不可信。本院对胡灼华、李慈二审提交的调查笔录不予采信。再次，虽涉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了所谓分红款支付事宜，但该内容仅为对殷勤成为股东后享有股东权利实现方式的约定，该约定对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不产生影响。综合上述理由，胡灼华、李慈上诉以诉争股权转让行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同意，且分配方案侵犯其他股东权益为由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无理，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殷勤是否已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的问题。正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殷勤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3个月前（且其时智惟高公司尚未成立）已支付股权转让款与常理不符，但一方面，陈中流确认诉争2013年5月13日向胡灼华转款100万元是受殷勤委托而为，也就是说，对于该笔付款，委托人殷勤与受托人陈中流均确认委托事实；与此相反，虽胡灼华及罗富英均认为该100万元是罗富英委托陈中流划付，但陈中流予以否认，即胡灼华与罗富英所主张的委托行为未获所谓受托人陈中流的确认，不产生委托的效力。另一方面，殷勤在2015年2月13日及2016年1月18日分别收取智惟高公司付款5万元与35万元，其中5万元的智惟高公司的费用报销单中有胡灼华的签章，35万元的智惟高公司的费用报销单则有李慈的签署。可见胡灼华夫妻二人对于智惟高公司转款予殷勤是知悉且同意的。胡灼华、李慈以陈中流挪用智惟高公司资金向殷勤偿还个人债务为由否认该40万元由智惟高公司给付予殷勤，有悖逻辑，更与前述费用报销单的记载不符。综合上述情况，一审判决认定殷勤已向胡灼华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存在高度可能性，从而采纳殷勤此项主张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三、关于李慈应否对诉争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依本案相关证据反映，李慈在智惟高公司经营过程中的费用报销单复核栏、收款收据的出纳栏等进行签署，可见其实际参与了智惟高公司的经营管理。诉争债务形成于胡灼华与李慈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债务为胡灼华与李慈的夫妻共同债务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胡灼华、李慈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胡灼华、李慈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儒峰
审 判 员 贾小平
审 判 员 李 炜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张媛媛
书 记 员 陈 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