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03民终105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柠，女，198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代理人吕红兵，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利平，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负责人徐革。
委托代理人彭芃，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聪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韩柠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深圳公司）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169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韩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2、指令福田区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一、一审裁定驳回起诉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上诉人因案外人持其假身份证到被上诉人处补办手机卡，被上诉人在办理补卡业务时，未尽审查义务而向案外人提供了补卡服务，直接导致上诉人的银行账号被盗取、消费，且被上诉人住所地为福田区人民法院。据此，上诉人基于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以被上诉人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四个条件。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是违法的。二、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与案外人的盗窃诈骗认定为同一事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基于电信服务合同纠纷案由，起诉电信服务提供方即被上诉人，因其未尽审查义务导致上诉人损失，上诉人据此追究被上诉人的合同责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而公安机关的立案，属于追究案外人盗窃诈骗的刑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已就其所述事实向公安局进行了报案”便裁定驳回起诉，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与案外人盗窃诈骗认定为同一事实，显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将本案游离在程序之中是对上诉人的不公，也是对被上诉人过错的放纵。一审法院驳回起诉的理由为：“原告已就其所述事实于2016年1月31日向公安局进行了报案，公安机关已经正式受理案件，鉴于本案已经涉及经济犯罪，故应将本案移送给相关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在该案尚未侦破、责任主体并未明确的情况下，要求被告承担原告款项被转走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按照一审观念，如果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报案一直未结案，那么本案将永远进入不了实体审理程序，永远游离在程序之中。任何民事争诉均是权利与义务的纠纷，均涉及到权利的被侵犯。作为电信服务提供方的被上诉人，其过错应该怎样去认定，其责任应该怎样去追究？这恰恰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的范畴，一审法院本可以当庭查明事实，根据证据情况，明确本案的责任主体，但却以驳回起诉的裁定，将上诉人的诉权游离在程序之中。值得说明的是，在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曾向一审法院提交《调证申请书》，申请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案外人在被上诉人处办理补卡业务时提交的身份信息资料及办理补卡业务的《业务受理单》，向深圳市公安局南山高新派出所调取上诉人报案后公安机关就案件所做的《侦查笔录》或就侦查查明案件事实所作的说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很方便提供的情况下拒不提供，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放任必须调取的证据而不去调取，放纵了被上诉人的过错和应承担的责任。一审法院的做法，是对上诉人的不公，也是对被上诉人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的纵容，更别提被上诉人口中的“社会责任”。四、一审法院与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立法目的不符。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一个很重要的立法目的，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人民法院不能或者不宜通过民事审判手段来处理，当事人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或刑事手段来解决，或者通过上述手段来解决更合适。就本案来看如果人民法院适用裁定驳回起诉，那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电信服务合同纠纷将没有任何其他的救济途径，势必会剥夺上诉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不符合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初衷。
上诉人（一审原告）韩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赔偿人民币193240.8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声称于2016年1月31日上午9:40分许，其本人所使用的尾号为3053的手机卡突然没有信号，原告对此并没有在意，但当天回家后发现手机卡仍然没有信号，原告便打电话给被告平台，被告得知原告的手机卡已经挂失并补办了新卡，原告即刻查询银行信息，发现招商银行储蓄卡内现金以手机银行验证码转账方式被支取了173232元，中国银行储蓄卡内现金以手机银行验证码转账方式被支取了2万元及8.8元手续费。原告于2016年1月31日下午一点到深圳市公安局南山高新科技园区派出所报警，并随后到被告的科技园营业厅办理补卡换新卡业务，现南山高新科技园区派出所已受理此案。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已就其所述事实于2016年1月31日向公安局进行了报案，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受理，鉴于本案已经涉及经济犯罪，故应将本案移送给相关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在该案尚未侦破，责任主体并未明确的情况下，要求被告承担原告款项被转走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韩柠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4215元（已由原告预交），退回原告。
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韩柠主张其遭遇银行卡盗刷前，中国移动深圳公司未尽审查义务，导致其电话卡被他人取得，中国移动深圳公司据此应当赔偿其因银行卡遭盗刷产生的经济损失。在韩柠的这一主张中，人民法院需中国移动深圳公司是否因自身过错导致韩柠电话卡被他人取得，包括其内部工作人员是否与犯罪嫌疑人存在共谋等情形，也需审查韩柠的实际损失在刑事案件审结后是否已经得到追偿，而这些事实的审查均系刑事案件审查的范围，不属本案民事纠纷审理，鉴于韩柠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且公安机关已经立案受理，且依照韩柠的陈述，公安机关已进行了侦查，故韩柠的民事诉请宜在刑事案件中一并主张。若刑事案件审结后，查明中国移动深圳公司未参与犯罪且韩柠的损失未得到填补时，韩柠可再行提起民事诉讼。
韩柠上诉人称，其与中国移动深圳公司为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属民事纠纷，但在这一合同关系中，中国移动深圳公司履行合同义务过程中其员工是否参与犯罪、因中国移动深圳公司违约造成的损失金额均与刑事案件紧密相连，此情形亦需刑事先行，不属民事案件处理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韩柠的起诉应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唐国林
审 判 员 李卫峰
代理审判员 郑寒江
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
书 记 员 胡旬子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