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民终字第17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可行。
委托代理人：许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敬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伟敢。
委托代理人：张会佳。
上诉人许可行因与被上诉人秦敬伟、方伟敢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4）杭江笕民初字第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6月25日，秦敬伟向方伟敢承租了位于笕桥镇笕丁路317号的洗车场地及小房子，约定租期二年，自2013年6月25日至2015年6月25日，第一年租金人民币27000元，第二年租金人民币30000元，租金半年一付等。秦敬伟支付了至2014年6月25日的租金合计27000元。2014年2月，许可行通过网上了解到笕丁路317号洗车场的转租信息，经过察看后决定承租场地及简易房。同年2月12日，许可行向秦敬伟交付了定金人民币10000元。同年2月15日，许可行与秦敬伟签订洗车场转让合同，约定：秦敬伟将自己位于笕丁路317号的洗车场使用权转让给许可行，并保证许可行拥有洗车场的权利；转让后洗车场现有设备和物品全部归许可行所有；许可行接手经营后，应按照秦敬伟原租赁合同履行协议，与秦敬伟无关等。当晚，秦敬伟在笕丁路317号洗车场向许可行交付了其与方伟敢签订的洗车场地租赁协议、收条，许可行向秦敬伟支付了现金人民币7500元；方伟敢应邀到洗车行与许可行见面并同意转租；许可行又以转账方式向秦敬伟支付了款项人民币40500元。后，许可行代秦敬伟向方伟敢支付了此前产生的水电费人民币580元。同年2月19日中午，洗车行所在的笕桥镇横塘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向许可行发放了书面通知及落款日期为2014年2月10日的笕桥镇人民政府“投身五水共治建设美丽笕桥的倡议书”，书面通知载明：笕丁路317号汽车行被列为此次五水共治河道整治清除违章建筑对象，限其于2月26日之前清退承租户、自行拆除相应违章建筑。为存放洗车行相关设备，许可行承租了笕丁路297号房子，支付了2月22日至4月22日两个月的租金人民币900元、押金人民币100元。许可行在社区指定的期限将设备搬离交付拆除。另查明，方伟敢在拆除期间曾承诺，同意将秦敬伟已交尚未到期的四个月租金在许可行提交租赁协议原件、征得秦敬伟同意的前提下退还给许可行。现许可行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1、确认许可行与秦敬伟之间的租赁合同无效；2、秦敬伟、方伟敢向许可行返还收取的租赁费人民币59000元、代秦敬伟向方伟敢支付的转租前月水电费人民币580元、支付撤场搬迁费人民币2000元、存物租房费人民币1000元；秦敬伟、方伟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庭审中许可行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秦敬伟支付存物租房费人民币1900元。
原审法院认为，秦敬伟与许可行签订的洗车场转让合同名为转让，实为秦敬伟承租的简易房、场地、洗车行的转租及部分洗车设备的转让，因简易房、场地、洗车行均未办理过合法审批及登记手续而被认定为违章建筑，双方据此签订的洗车场转让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之规定，秦敬伟应当将其取得的定金、转让费、房租费、水电费合计人民币58580元返还给许可行，许可行支付的费用实为58000元，而非59000元原审法院予以纠正；许可行主张的撤场搬迁费人民币2000元因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许可行主张存物租房费人民币1000元中，100元系押金不属实际损失，900元系实际发生的损失，该损失应根据双方过错大小予以分担，许可行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应承担未尽到谨慎审查义务的次要过错责任，承担损失的20%，秦敬伟应负主要过错责任，承担损失的80%；至于许可行庭审中增加的两个月存物租房费的诉讼请求因已超过举证期限，原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许可行主张方伟敢承担连带赔付责任的诉讼请求，经查，连带民事责任的承担前提为法律规定或有合意约定，许可行主张方伟敢存在欺诈行为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方伟敢存在2014年2月15日同意转租前已明知洗车行已纳入五水共治拆迁范围的欺诈主观故意、法律上并无出租人应就违章建筑对承租人与次承租人间债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双方当事人间也无方伟敢应承担连带责任之约定，故许可行诉请方伟敢对秦敬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但秦敬伟向许可行收取的费用中包含有其已向方伟敢支付的自合同签订次日即2014年2月16日至2014年6月25日尚未到期的租金，秦敬伟因该租金对方伟敢所享有的租金债权因方伟敢同意转租的行为而转让给了许可行，故方伟敢应将自2014年2月19日拆迁通知到达之日起至2014年6月25日间已收取的四个月零七天租金人民币9525元直接返还给许可行，并在秦敬伟应返还数额中予以扣减。至于方伟敢主张的索赔事项，非本案审理范围，其可依法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许可行与秦敬伟于2014年2月15日签订的洗车场转让合同无效；二、秦敬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给许可行款项人民币49055元、赔偿损失人民币720元；三、方伟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给许可行人民币9525元；四、驳回许可行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65元，减半收取人民币682.50元，许可行负担人民币35.50元，秦敬伟负担人民币543元、方伟敢负担人民币104元（秦敬伟、方伟敢应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至原审法院）。
宣判后，许可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秦敬伟与方伟敢应当承担租赁合同无效后向许可行返还财产的连带民事责任。首先，根据许可行提供的笕桥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2月10日发出的“五水共治”倡议书表明，在合同签订前当地政府已经开始为整治河道清除违章建筑进行动员，方伟敢作为当地村民应该知道或者耳闻。但方伟敢在诉讼过程中称其在签订合同前对违章拆除事宜不知情，明显不符合常理，也缺乏证据支持。其次，方伟敢与秦敬伟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规定也是明确的。根据《合同法》关于租赁的相关规定，承租人不是租赁物的所有人，其经出租人同意向次承租人进行的转租，实质是代理出租人对租赁物的一种处分。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结合本案事实，秦敬伟与方伟敢应当承担合同无效后的连带民事责任。综上，请求二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方伟敢对秦敬伟的返还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被上诉人秦敬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其口头辩称：秦敬伟转租时并未收到“五水共治”的倡议书，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方伟敢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其口头辩称：1、许可行关于案涉租赁合同签订过程的上诉陈述与一审时的陈述相矛盾。2、方伟敢仅仅是同意秦敬伟将场地转租给许可行，其收取的也仅为场地租金和水电费，并未向许可行收取其他任何费用，许可行要求方伟敢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同时，案涉《洗车场转让合同》中并未约定方伟敢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我国法律中并未规定出租人应对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转租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许可行的该上诉请求也缺乏法律依据。3、方伟敢系于2014年2月19日收到社区通知要求其拆除违章建筑，在许可行与秦敬伟签订转让合同时并不知情，不存在故意隐瞒转租场地已经纳入五水共治拆迁整治范围的事实。综上，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许可行、被上诉人秦敬伟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方伟敢在二审期间提交杭州市笕桥镇五水共治办公室和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横塘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方伟敢收到关于“五水共治”倡议书的时间是在2014年2月19日。许可行认为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方伟敢系当地村民，其家庭成员与社区具有利害关系。秦敬伟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许可行的质证意见缺乏证据支持，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进行举证，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许可行虽主张方伟敢存在《洗车场转让合同》签订前即已经知晓案涉场地已经纳入拆迁整治范围而故意隐瞒的情形，但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同时对于方伟敢与秦敬伟存在串通并分享转让费的问题亦仅是许可行推测，缺乏证据支持，故许可行提出的方伟敢对案涉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同时，许可行关于方伟敢作为出租人应当对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理解，与现行法律规定不符，其要求方伟敢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亦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92元，由上诉人许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丹
审 判 员 金瑞芳
代理审判员 毕克来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
书 记 员 吴梦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