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民终1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衡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建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光伟、朱海乙，均为该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衡玉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安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47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衡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不确认衡玉与南安公司在2009年11月10日至2015年5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民事判决，改判为确认衡玉与南安公司在上述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由南安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不确认衡玉与南安公司在2009年11月10日至2015年5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属认定事实不清、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依法予以撤销，支持衡玉的上诉请求。
首先，衡玉是南安公司聘请的出租汽车司机，而不是衡某甲聘请的司机，衡某甲没有自行聘请驾驶员的资格和权利，衡玉与南安公司之间己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南安公司制定的经营合同第十条第七款规定：“乙方副班驾驶员聘用原则在甲方后备的驾驶员中选择，也可以自行在社会人员中选择向甲方推荐，但副班驾驶员必须经甲方资格审核、资质考核达到甲方规定的资格、资质要求并办理聘用手续后才能聘用”；而《广东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承包者不得再次转包或者自行聘请驾驶员”和第二十九条规定：“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依法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对《广东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的条文解读》在解读该《办法》时，对该《办法》的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强调了两点，在强调第二点的“二”中强调：“要求所有驾驶员都必须由企业聘请，企业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不因承包经营而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从上述规定可见，衡某甲没有聘请司机的资格和权利，其与南安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只不过是其作为介绍人，将衡玉推荐给南安公司，经南安公司考核合格后，由南安公司聘请的。在本案仲裁时，南安公司也确认了该补充协议是其单位对衡玉做副班司机进行手续登记，明确车辆驾驶人，可见衡玉做副班司机需经南安公司同意，协议内容也显示副班司机受南安公司有关规定的管理，南安公司有权取消副班司机的营运资格【所谓的“正班”司机与“副班”司机的区别在于，负责签约的司机俗称为“正班”司机，而没有参与签约的司机俗称为“副班”司机。“正班”司机与“副班”司机相当于两人为一个承包小组，承包同一车辆，“正班”司机为组长，“副班”司机为组员。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区别；承包费、保证金的缴纳均按50%平均分担，副班司机同样要按规定每周回南安公司所在地签到三次、每月定期或不定期参加南安公司安排的安全培训教育学习、有关会议及参加相关考试等、无条件配合南安公司处理各类投诉、违规违章等事件、发生事故造成车辆损坏的，必须在南安公司指定的修理厂修复；正班司机和副班司机的待遇完全没有任何区别……。这早己是出租汽车行业众所周知的事实】。为南安公司所掌握管理的《司机回场签到部》、按南安公司不成文规定每月都要更新一次的《车辆／司机资料》册、《驾驶员到会签到表》、特别是每年发放的燃油补贴《签领表》（非共同承包车辆的正、副班司机一起签名，南安公司是概不发放的）等证据，都足以证明衡玉不但受南安公司的管理，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证明南安公司与衡玉之间己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和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据此，衡玉与南安公司之间己经形成的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不应因“没有签订过经营合同或者其他协议”而改变。综上，一审判决以2009年11月10日至2015年5月3日期间，南安公司没有与衡玉签订过经营合同或者其他协议和衡玉在此期间是衡某甲聘请的司机，与南安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而判决衡玉与南安公司在2009年11月10日至2015年5月3日不存在劳动关系，明显是认定事实不清、有误，适用法律不当。
其次，《江门市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第（三）项规定：“企业承担经营风险和安全管理责任”、《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对＜广东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的条文解读》在解读该《办法》的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时强调了两点，其中在第二点中强调：“……本《办法》规定的经济承包经营模式，主要是根据我省目前出租汽车市场经营状况作出的规定，不同于过去的将所有责任（购车资金、安全风险、经营风险等）随着承包一并转嫁给驾驶员，企业包而不管。……”、《广东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二）建立科学合理的出租汽车经营承包经营费用与油价、市场供求状况等变动的联动机制，形成产权明确、责权对等、收费合法、风险共担的经营体制；……（四）建立出租汽车驾驶员管理档案、顶班制度和驾驶员岗位培训制度，定期组织驾驶员业务培训、职业道德和安全教育，提高驾驶员综合质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企业承担安全管理、教育培训、民事赔偿（交通责任事故，下同）等责任，经营风险与司机共担。但是，南安公司制定的本案合同第十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中规定：“乙方对副班驾驶员负有教育、管理的责任，副班驾驶员在营运中发生服务质量事件、交通安全责任事件、车辆安全质量事件等违规违章及违法行为的，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负全部的连带赔偿责任：合同期内，乙方的副班驾驶员与乙方的经济纠纷由乙方与副班驾驶员自行解决。”和补充协议规定：“甲方于2009年9月9日向乙方衡某甲提供出租小汽车一辆，衡某甲因需要衡玉为副班司机；并约定副班司机驾驶出租车对产生任何交通事故引起的经济、法律等一切责任均由乙方承担，履行双方己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的有关责任条款及承担一切连带责任；乙方聘请的副班司机在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活动和行为与甲方无关。”上述条款明显与上述法规、规章相悖，其将上述法规、规章规定的应由企业承担的所有责任［经营与安全风险、安全管理、民事赔偿等责任］全部转嫁给司机，包而不管。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条款，是南安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协议）时未与司机协商的格式合同（协议），该合同（协议）的上述条款明显免除其责任，加重司机责任（承担本应由南安公司承担的所有责任），排除司机主要权利（风险共担、责权对等的权利），对衡玉显失公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无效条款和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可变更、可撤销合同。然而，一审判决却以上述无效条款作为定案的依据，实为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
最后，正如前述，南安公司一直以来都对出租汽车司机隐瞒了出租汽车司机是企业员工，与南安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劳动合同关系的这一事实情况，以欺诈的手段与司机订立合同（协议），以致司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而“被自愿”签订合同，南安公司的这种行为，是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的欺诈行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可变更、可撤销合同。以上所引述的《广东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对＜广东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的条文解读》以及《江门市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管理规定》等法规、规章均为本案合同的补充条款，对衡玉、南安公司均具约束力。本案合同第十六条附则第1款规定：“合同期内，……政府有关部门对出租车行业发生的有关通知、规定，本合同的所有附件均为本合同的补充条款，与本合同具同等的法律效力。”
南安公司辩称，1、衡玉主张2009年9月10日至今2015年5月3日期间与南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南安公司认为衡玉不是其聘用的员工，衡玉是由其父亲直接聘为副班司机使用。衡玉和南安公司也没有签订过任何承包合同或劳动合同，衡玉作为副班司机只是对直接聘用人有直接关系，与南安公司没有关系。2、由于衡玉不属于南安公司所聘请的员工，所以南安公司不认可与衡玉存在任何劳动关系。3、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双方属于企业内部承包关系，南安公司认为是错误的。事实上，南安公司只是与衡玉的父亲签订过出租车承包合同，衡玉的父亲也不是南安公司的员工，双方之间只是民事经济承包关系，所以根本不存在企业内部承包关系。因为衡玉的父亲相对南安公司而言是外来人员，所以不可能构成内部承包关系。4、如果政府文件规定出租车公司有为出租车司机购买社保、医保，那么也仅是针对企业内部的职工，而对外来承包司机没有义务为其购买社保、医保。而本案属于对外的承包关系，所以双方仅是民事经济关系，根本不涉及劳动关系。出租车公司同意为外来承包人员以公司名义代办社保，相关全部费用由承包人自己负担。
衡玉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双方之间在2009年11月10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南安公司返还衡玉已为其缴纳（垫付）的从2015年5月至2016年3月社会保险费5580.53元（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3443.44元、基本医疗保险费1721.72元、失业保险费217.30元、工伤保险费103.17元、生育保险费94.90元）；3、本案诉讼费由南安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9月9日，衡某甲（乙方）与南安公司（甲方）签订《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合同约定：经营合同期内，乙方对副班驾驶员负有教育、管理的责任，乙方的副班驾驶员仅与乙方发生合同关系，与乙方的经济纠纷由乙方与副班驾驶员自行解决[第十条㈧、㈨]。同年11月10日，衡某甲（乙方）与南安公司（甲方）签订《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甲方于2009年9月9日向乙方衡某甲提供出租小汽车一辆，衡某甲因需要聘请衡玉为副班司机；并约定副班司机驾驶上述出租车时产生任何交通事故引起的经济、法律等一切责任均由乙方（衡某甲）承担，履行双方已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的有关责任条款及承担一切连带责任；乙方聘请的副班司机在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活动和行为与甲方无关。2012年9月10日，衡某甲再次与南安公司签订NA2012119号《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和补充协议，约定衡玉继续作为驾驶车辆的副班司机，合同及协议约定的其他主要内容与前一份合同和补充协议内容一致。
2015年5月4日，衡某甲、衡玉共同与南安公司签订了《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约定：衡某甲、衡玉共同承包经营南安公司所有的车辆，承包期限从2015年5月4日至2015年9月9日，承包费包括政府指导最高限价及依法为司机支付工资、劳保福利和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劳动合同到期经济补偿等所产生的成本费用及其税金，标准为人民币壹万壹仟叁百捌拾/（￥11080元）月/车[第六条㈠]；南安公司享有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主管部门的有关政策和行业管理规定，制定人员、车辆技术、安全生产、经营行为、服务质量等管理制度，要求驾驶员严格遵守，规范其经营行为的权利，对合同中所指的出租汽车进行指挥和调度的权利[第八条㈠]；衡玉作为驾驶员有遵守国家法律规定、法规和省、市行业管理规定和南安公司依法制定的企业规章和管理制度的义务[第九条㈡]。庭审中，衡玉陈述该合同到期后，原车经营权期满，其等待南安公司提供新车承包经营并在家休息。
2015年10月27日，衡某甲、衡玉再次与南安公司签订《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约定：衡某甲、衡玉共同承包经营南安公司所有的车辆，承包期限从2015年10月27日至2021年10月26日，承包费包括基本承包费及变动承包费，（变动承包费为南安公司依法为司机支付工资、劳保福利和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劳动合同到期经济补偿等所产生的成本费用及税金等其他费用），承包费标准为人民币壹万壹仟叁百捌拾/（￥11517元）月/车；关于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主要内容与前述《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一致。衡玉驾驶车辆至今。庭审中，衡玉陈述其实际未按照经营合同中约定的承包费足额缴纳，2015年5月至同年9月期间，每月向南安公司缴纳的费用为租金5800元/车、两名司机的其他费用856元/人；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期间，每月向南安公司缴纳的费用为租金6145元/车，两名司机的其他费用852元/人。
衡玉与南安公司在2015年5月至2016年3月期间建立了社会保险关系。
2016年6月28日，衡玉向蓬江区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仲裁确认其与南安公司在2009年11月10日月至2016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返还社会保险费5580.53元。同年8月11日，蓬江区仲裁委作出蓬江劳人仲字[2016]1344-134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南安公司与衡玉在2010年5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驳回衡玉的其他仲裁请求。南安公司与衡玉对上述裁决均不服，分别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求如上。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属于何种法律关系及存续期间；二、南安公司应否返还衡玉社会保险费。
一、双方属于何种法律关系。
1.2009年11月10日至2015年5月3日期间，双方属于何种法律关系。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09年11月10日至2015年5月3日期间，南安公司没有与衡玉签订过经营合同或者其他协议，衡玉在该期间内得以驾驶南安公司所有的出租小汽车，依据是衡某甲与南安公司签订了《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而衡某甲因工作需要聘请衡玉为副班司机，并与南安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一审法院认为，衡某甲与南安公司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和补充协议，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而在上述经营合同和补充协议中，已经约定衡玉由衡某甲聘请作为副班司机，由衡某甲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衡玉在作为副班司机从事驾驶活动时的行为由衡某甲承担。衡玉主张的副班司机需要南安公司登记备案和考核培训等条件，不能作为双方成立劳动关系的依据。因此，一审法院确认，衡玉2009年11月10日至2015年5月3日期间，与南安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2.2015年5月4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双方属于何种法律关系。
2015年5月4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双方签订了《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故上述经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在“双方权利和义务”中强调了南安公司对衡玉具有管理权，由此看出，南安公司虽然将出租汽车交由衡玉承包经营，但衡玉相对于南安公司并非完全独立的承包人，其在人格上、组织上和经济上均对原告具有一定的从属性，双方的承包经营关系实际属于企业内部的承包关系，没有违反现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亦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国家、省、市有关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法规及政策的约束。
劳社部[201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项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建设部、交通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公安部2002年2月20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出租汽车行业管理工作的意见》第四条第（三）项规定：“各地经营企业应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和经济合同，并向驾驶员告知合同的主要条款。各城市可结合实际情况推行示范合同。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驾驶员及时、足额缴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国务院办公厅2004年11月12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点要求：“……出租汽车企业必须依法与司机签订劳动合同，并向司机解释合同的主要条款……出租汽车企业要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按照国家规定为司机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等保险费。”广东省人民政府2010年5月1日发布的《广东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中也强调了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依法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根据上述规定，双方符合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南安公司对衡玉有管理权，衡玉需要遵守南安公司的管理制度，而且从表现形态来看，衡玉是作为南安公司的驾驶员为乘客提供服务，双方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双方内部承包关系的存续则是劳动关系存续的依据。因此，双方之间应当按照劳动关系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2015年9月10日至同年10月26日期间，衡玉虽未驾驶出租汽车，但该期间属旧车经营权到期，新车尚未到位，不能认定为双方承包关系中断，且在上述期间内，南安公司也与衡玉连续建立了社会保险关系。
综上，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在2015年5月4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连续存在劳动关系。
二、南安公司应否返还衡玉2015年5月至2016年3月的社会保险费。
根据以上论述，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2015年5月至2016年3月期间的关系既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又符合企业内部承包关系的法律特征，属于劳动关系方面的，应当按劳动法律法规处理，属于承包经营方面的，应当按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和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在承包经营方面，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合同对双方在车辆承包经营方面的责、权、利进行了约定，双方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其中《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第六条第（一）款说明承包费包括南安公司依法为司机缴纳社会保险所产生的成本费用，对此，应认定为双方已经对社会保险费的承担进行了明确约定，南安公司不应当承担退还相应社会保险费的责任，否则有违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况且，根据衡玉的庭审陈述，其实际每月缴纳的车租金和其他费用，并未达到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费数额。因此，对衡玉主张南安公司退还2015年5月至2016年3月期间社会保险费中单位应缴纳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衡玉与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在2015年5月4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衡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元，减半收取10元，由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供新的证据；衡玉向本院提出要求南安公司提交所掌握管理的《燃油补贴签领表》、《驾驶员到会签到表》、《车辆/司机资料》册、《司机考核登记表》及《回场签到部》等证据，南安公司表示其根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要求和行业规定而置备有上述资料，但目前仍未能找到。
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由于本案仅由衡玉就其与南安公司在2009年11月10日至2015年5月3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问题提起上诉，故二审对衡玉上诉没有提及的一审诉求以及南安公司对一审判决提出的质疑均不作审查。围绕衡玉上诉提及的问题，本院具体分析如下：
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衡玉在2009年11月10日至2015年5月3日期间得以驾驶南安公司所有的出租小汽车，是基于衡某甲的聘请而成为其副班司机，并不是直接受聘于南安公司，衡玉在上述期间也没有如正班司机衡某甲一样与南安公司签订《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由于上述经营合同是由衡某甲与南安公司所签订，而劳动合同属于民事合同的一种，同样应遵循合同相对性的原理，故该合同的相对双方主体分别为衡某甲和南安公司。
结合《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第十条第七款：“乙方（衡某甲）副班驾驶员聘用原则在甲方（南安公司）后备的驾驶员中选择，也可以自行在社会人员中选择向甲方推荐，但副班驾驶员必须经甲方资格审核、资质考核达到甲方规定的资格、资质要求并办理聘用手续后才能聘用。”及补充协议：“副班司机驾驶上述出租车时产生任何交通事故引起的经济、法律等一切责任均由乙方承担，履行双方已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的有关责任条款及承担一切连带责任；乙方聘请的副班司机在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活动和行为与甲方无关。如果乙方的副班司机在营运中违反甲方的有关管理规定，甲方有权单方面取消乙方副司机的营运资格。”的约定可知，副班司机衡玉是由衡某甲决定聘请并对其行为负责。虽然南安公司在此过程中对副班司机的准入资格、审核程序、处分措施等有所规定，但这些是针对正班司机衡某甲所作出的管理性制度，只不过作为副班司机的衡玉因依附于衡某甲而应予以遵守而已（同理，衡玉在诉讼中提及的司机回场签到、车辆/司机登记、到会签到、燃油标贴签领等制度亦是如此），至于衡某甲到底是以合作、雇佣还是其他方式聘请衡玉、该方式是否合法以及两者间的权利义务内容等，均为衡某甲此侧的内部关系范畴，并不影响到衡某甲与南安公司之间的交易关系在主体、权利义务内容等方面的变更。
关于《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乙方（衡某甲）对副班驾驶员负有教育、管理的责任，副班驾驶员在营运中发生服务质量事件、交通安全责任事件、车辆安全质量事件等违规违章及违法行为的，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负全部的连带赔偿责任：合同期内，乙方的副班驾驶员与乙方的经济纠纷由乙方与副班驾驶员自行解决。”和补充协议：“副班司机驾驶出租车对产生任何交通事故引起的经济、法律等一切责任均由乙方承担，履行双方己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的有关责任条款及承担一切连带责任；乙方聘请的副班司机在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活动和行为与甲方无关。”等条款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合同的签订是否构成欺诈，属于签约主体主观认识的范畴，涉案《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由衡某甲与南安公司签订，衡玉作为合同外的第三人，其主张南安公司以欺诈手段与衡某甲签订上述合同，于法无据。其次，承上分析，衡玉是由衡某甲聘请而不是受雇于南安公司，《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由衡某甲对其所聘请的副班司机承担教育、管理并对其行为负责，公平合理且没有违反法律相关规定，不能据此认定南安公司将经营风险和管理责任转嫁给衡某甲，从而加重了衡某甲的责任以及排除其主要权利。再者，衡玉对前述合同条款的效力提出质疑所依据的《广东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江门市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第（三）项属于地方管理性规范文件，《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对＜广东省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的条文解读》属于解读性文件，均非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不属于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若违反上述文件的相关规定，可能引起诸如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但并不因此导致合同条款无效。因此，衡玉主张《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前述条款内容无效，理据不足；进而其主张一审法院将前述条款作为定案依据不当，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衡玉在2009年11月10日至2015年5月3日期间并不是受雇于南安公司，其此间参与涉案出租车的运营活动是根据衡某甲的安排并由衡某甲承担其报酬，衡玉与南安公司在上述期间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因此，衡玉请求确认其与南安公司之间在上述期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衡玉在二审对南安公司诉讼代理人朱海乙的代理资格提出的异议。为此，朱海乙在诉讼中提交了授权委托书、身份证以及能显示其与南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工作证、劳动合同书等资料予以证明，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八条：“诉讼代理人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提交授权委托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四）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当事人由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的规定，故本院对衡玉的前述异议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衡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立辉
审判员 许世清
审判员 李雁羽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冯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