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1422民初3204号
原告：刘某贵。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杰，系建昌县司法局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建昌县巴什罕乡天增隆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天增隆村委会），住址建昌县巴什罕乡天增隆村。
法定代表人：刘某昌，系该村委会主任。
被告：杨某德。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成，系辽宁通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某贵诉被告杨某德、天增隆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同期分别起诉共计六个案件，因六案案情近似且有关联，本院将六案合并审理），本案原告刘某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杰，被告杨某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成和被告天增隆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刘某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2、要求被告杨某德停止耕种、返还土地、排除妨碍。3、被告赔偿4410元。4、诉讼费、邮寄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刘某贵与被告杨某德系同村村民，被告杨某德系天南组，原告系天中组。原告与天增隆村北、中、南三个村民组在1986年12月18日签订合同，当时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公开招标，所有村民都知道，价款1000元，四至留定，边界清晰，有三个组长签字盖章，村委会盖章，村书记盖章，完全合法有效。包括被告杨某德在内的所在村村民269名曾起诉原告与天增隆村委会签订合同无效，被贵院以（2016）辽1422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诉讼请求。原告持有的合同范围内的标的也被建昌县政府（2015）第4号决定书确权给原告，此决定被葫芦岛市政府（2015）葫行复决字47号决定书维持，被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葫行初字00167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但被告杨某德等不顾法院判决和政府确权，仍耕种原告的地，拒不退还，对原告造成侵权。在1996年被告与村委会私自签订的承包合同，属于重复违法发包，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因此原告起诉。庭审中，原告补充事实及变更赔偿请求如下：被告杨某德自1996年起至2018年期间，侵某耕种原告合同范围内的土地0.42亩。原告变更赔偿请求数额为4620元，赔偿标准500元/亩/年，自1996年起至2018年期间赔偿22年，赔偿数额合计4620元（500元/亩/年×0.42亩×22年）。
被告杨某德辩称：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望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依据1996年被告与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合同对涉案的土地有合法的使用权。涉案的土地是耕地，是1982年生产队解体时，被告分得的口粮田地（承包地）。在1996年土地第二轮延期承包时，包括被告杨某德在内的全体村民签订的合同。并且涉案的土地被告从1982年开始耕种至今。2、原告的合同及确权决定书中不包括涉案的土地，原告对涉案的土地没有使用权。1985年原告通过合同取得林地使用权，并且经营至今。只是原告经营的林地和被告的耕地相邻，从1985年起原告取得相邻林地的使用权，与被告经营的涉案土地没有任何争议。从2014年开始，三个村民组与原告因《卖树、山合同》发生争议，通过确权、复议决定、行政诉讼、民事诉讼，最后导致确权决定生效。但确权决定中的土地范围不包括涉案的土地，理由：首先，确权决定确权的是林地，而涉案的土地是耕地。其次，确权决定、复议决定、行政判决、民事判决都是根据原告和三个村民组的合同，该合同范围内的土地是林地，原告陈述和确权决定、复议决定、行政判决、民事判决都认定，原告从1985年经营《卖树、山合同》范围内的林地。而事实上涉案的土地从1982年一直由被告耕种至今，原告从来没有经营过涉案的土地，行政判决中认定六户被告的1996年合同和原告与三个村民组之间的土地纠纷没有关联性。也就是说涉案的土地原告既没有经营，也与林地确权没有关联性，因此，涉案的土地不包括在原告和三个村民组的合同范围之内及确权决定范围之内。最后，如果涉案的土地原告通过合同取得使用，不可能1985年原告签订合同后，由被告耕种，也不可能这些年没有争议及没有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争议。3、只所以发生本案纠纷，是因为原告误认为政府的确权决定将涉案的土地错误的确权给了原告，而事实上，涉案的土地不在原告的合同范围内，更不可能在政府确权时错误地将耕地作为林地确权给原告。涉案的土地明显不在确权决定范围之内。综上，涉案的土地是耕地不是林地，被告是在1982年生产队解体时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1996年第二轮土地延期承包时被告取得承包合同，此承包合同其它村民也有，因此，被告的合同属于合法有效合同，并且从1982年被告经营涉案的土地至今，被告对涉案的土地有合法的经营权，不可能返还给原告，更不能赔偿原告的损失。涉案的土地不在原告的合同范围内，原告对涉案的土地没有使用权，望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天增隆村委会未提交书面答辩，其法定代表人刘某昌辩称：1982年分地，当事人怎么签订合同情况我不清楚，当时我不是村干部，我是2012年左右才当村委会主任，对本案纠纷情况的起因经过我不太了解。我认为本案争议地是承包地，合同应当有效。被告天增隆村委会不承担本案责任及本案诉讼费。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建昌县天增隆村北、中、南三个村民组，原属于一个村民组，后将上述一个村民组划分为天增隆村北、中、南三个村民组。分组后，南山山林仍归三个组共同所有。1986年12月18日天增隆村北、中、南三个村民组与原告刘某贵签订一份《卖树山凭证》，该《卖树山凭证》载明“经过全体村民小组会研究讨论，将南山松树及山卖给刘某贵。整片松树全部卖给刘某贵，松树周围有50米归买主所有。长梁子以山顶为界，往东流水直到河沟东50米内全部属于买主所有，北以山渠为界。连山、树合款1000元。以上各项经双方讨论、研究同意。各无反悔”。【为便于称谓，以下将上述《卖树山凭证》范围内林地简称为“原告受让林地”，将本案原告与被告杨某德争议所涉及的土地，简称为“案涉争议地”】。原告所提供的建政林处字（2015）第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016）辽1422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卖树山凭证》签订后，原告刘某贵开始某有并实际经营“原告受让林地”。关于“案涉争议地”是否在“原告受让林地”范围内和对“案涉争议地”原告刘某贵是否实际经营过以及“案涉争议地”应归刘某贵或杨某德哪一方经营使用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对上述争议焦点问题，原告诉称及述称主张，“案涉争议地”在“原告受让林地”范围内，“案涉争议地”应归刘某贵经营使用，“案涉争议地”自1996年开始被杨某德侵某。但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没有提供出证据证明在1996年以前其某有及经营过“案涉争议地”。对上述争议焦点问题，杨某德辩称及述称提出，“案涉争议地”不在“原告受让林地”范围内，“案涉争议地”是原告的家庭承包地，“案涉争议地从1982年开始由杨某德耕种至今”，“案涉争议地”应归杨某德经营使用。
另查明：在《卖树山凭证》签订后，2014年8月份，原告刘某贵与南组的个别村民发生争议，天增隆村北、中、南三个村民组及一些村民准备收回“原告受让林地”，此间，原告刘某贵得知北、中、南三个村民组持有1992年10月25日由县政府颁发的建林权字第0097号山林权证，且知道建林权字第0097号山林权证所包含的林地，与“原告受让林地”存在重叠情形。为此，原告于2015年5月13日，以天增隆村北、中、南组为被申请人，向县政府提出申请，请求撤销建林证字第0097号山林权证，并请求对争议林地进行确权。2015年7月15日县政府作出建政林处字[2015]第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的主要事实为：“……通过林政对《卖树山凭证》合同标的范围进行勘验检查，该林地座落在松树洼下一沟两坡之间，东至西坡往东流水的沟底往东返50米为界，北至东西方向的沟渠子（同梨树沟为同一界址）通直；南至松树洼的松树往外返50米（申请人某有使用界线以内）。界内长有松树、刺槐树、梨树、杏树、榆树等树种，还有约6亩左右村民开荒地。范围大约200亩。申请人同被申请人签订《卖树山凭证》后，即进入山林经营管理……。经林政对0097号山林权证勘验检查，《卖树山凭证》合同的标的范围包含于0097号山林权证的登记标的范围，合同的范围属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争议的林地。被申请人虽持有建林证字第0097号山林权证，但争议地一直由申请人某有使用……”。在该决定书中县政府认为：“……《卖树山凭证》转让山林权，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历经二十多年无争议，申请人已履行合同义务，一直经营管理某有和使用林地，事实上已享有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故做出如下处理决定：1、撤销被申请人名下的1992年10月25日颁发的建林证字第0097号山林权证。2、争议山林的林木所有权归申请人刘某贵、林地使用权归申请人刘某贵使用”。之后，被申请人天增隆村北、中、南组不服该决定，向葫芦岛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后葫芦岛市政府作出（2015）葫行复决字47号决定书，维持县政府处理决定。之后，被申请人不服上述两级行政决定，向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上述两级行政决定，2016年4月28日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5）葫行初字第0016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天增隆村北、中、南组的诉讼请求。上述行政处理决定生效后，行政机关未向杨某德明确告知，“案涉争议地”属于刘某贵的林地，杨某德应将“案涉争议地”退还给刘某贵。对行政处理决定所涉及的林地，行政机关和刘某贵也均未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之后，2016年1月5日，天增隆村269名村民以天增隆村委会和刘某贵为被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卖山、树合同》无效，拍卖的南山及松树归原告所有”，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做出（2016）辽1422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天增隆村269名村民的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生效之后，原告以本案被告杨某德等人侵某“原告受让林地”的使用权等为理由，提起包括本案在内的6个案件的民事诉讼，在本案诉讼中，原告称类似本案被告杨某德侵某原告林地的还有未起诉的多户村民，现仅对有土地承包证的6户村民起诉。
本案庭审中，针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及证明意图，被告反驳情况如下：1、原告提供《卖树山凭证》，意在证明签订林地合同的时间及内容。被告杨某德质证意见为：这份合同是原告与三个村民组签订，与被告杨某德个人没有关系，这份合同明显是指林地，本案“案涉争议地”是耕地，本案“案涉争议地”不可能包括在原告的合同当中，且“案涉争议地”从1982年生产队解体至今一直由被告耕种，原告从来没有耕种过“案涉争议地”，这能证明原告对涉案土地没有合法使用权。2、原告提供（2016）辽1422民初10号判决书，意在证明原告的合同合法有效，被告应退还非法某用土地，并赔偿损失。杨某德质证意见为：该判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份判决认定原告和三个村民组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但是“案涉争议地”不在原告的合同范围之内，即该判决书并没有涉及本案“案涉争议地”，且根据判决书第3页刘某贵辩称的第二点称，卖树、山合同1986年生效，实际履行30年，该判决书第4页和第5页认定“此后被告刘某贵一直管理协议范围内的山林、原告与三个组于1986年签订合同履行至2014年无争议”等，这能够证明当时原告从1986年签订合同后一直经营管理合同范围内林地，而本案“案涉争议地”原告没有经营，被告杨某德从1982年经营至今，所以该判决能充分证明本案“案涉争议地”并不在原告合同范围内。3、原告提供了建政林处字（2015）第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015）葫行复决字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15）葫行初字第00167号行政判决书，意在证明争议地在原告合同范围内，被告非法某用合同范围内的林地，应赔偿自1996年以来的损失。被告杨某德质证意见是：该三份法律文书与本案没有关系，三份文书中的土地并不包括本案“案涉争议地”，在三份文书中不同程度地认定，原告签订合同后从1986年开始经营林地。但对“案涉争议地”原告根本没有经营，（2015）葫行初字第00167号行政判决书中第13页第二段中载明“土地资源承包合同6份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这能够证明本案“案涉争议地”与原告的合同和确权决定及复议决定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原告不能依据这三份证据取得案涉土地的使用权。4、原告提供自己绘制的现场示意图，意在证明6位个人被告侵某土地情况。被告杨某德质证意见是：此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观点。5、原告提供六户的土地承包合同，意在证明六户侵某林地的年份及该合同无效。被告杨某德的质证意见为：对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意见，但证明不了原告的观点。6、原告提供2016辽14**民初10号案民事诉状，意在证明6被告承认土地在原告合同范围内。被告杨某德的质证意见是：该诉状是三个村民组与原告纠纷的诉讼状，村民组的观点不能作为被告杨某德的观点，诉状虽然这样说，但判决书中并没有认定，这能证明村民组说的不属实。7、原告提供三份证明，行政诉讼卷宗23页、24页、25页，意在证明涉案土地被告方认可同意由原告经营。被告杨某德质证意见是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8、原告提供行政调查笔录，证明被告方开荒地在原告林地范围内。被告杨某德质证意见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庭审中，针对被告杨某德提供的证据及证明意图，原告反驳情况如下：1、被告杨某德提供6户分别与村委签订的农村土地资源承包合同和6户取得本案土地粮食补助的公示表，意在证明该合同是1996年对1982年承包地的延期合同和“案涉争议地”是杨某德的家庭承包地等。原告的质证意见是：此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村委会和被告明知1986已经承包给刘某贵，1996年再次发包给被告，属于明知情况下恶意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该承包合同缺乏四至条款，属于无效合同，合同的起始日期是1995年1月1日，但建证日期是1996年8月22日，相差1年8个月，属于伪造合同，关于直补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6被告的承包地有多处，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和合法性。2、被告提供其他村民分别与村委会签订的32份合同，意在证明这32份合同与6被告的合同都是同年签订，合同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并不是原告所说的伪造合同等。原告质证意见为：32户的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等。3、被告提供2017年12月27日村委会2份证实材料和5名证人的书证材料，意在证明本案“案涉争议地”是耕地，1982年生产队解体时6被告通过家庭承包取得，能证明1996年6被告的土地资源承包合同书有效等。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证人没有到庭，没法证明证据的真实性，证人证言说分得的是耕地，而本案争议地是林地。4、被告提供46人分别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意在证明本案的土地是6被告1982年分得，6被告对本案土地有合法的使用权。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等。5、被告杨某德提供2张现场照片，意在证明原告的林地和6户被告耕地之间的界线等。原告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照片与事实不符。
本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有原、被告诉辩材料和原、被告当庭提供的证据材料及本案庭审笔录材料等证据佐证。上列证据已经过本院审查、庭审质证并载卷为凭。本院将上列证据予以归纳综合，以此证明本院认定的事实。
本院认为，原告诉称及庭审述称主张的事实是：“原告于1986年与天增隆村三个组签订《卖树山凭证》，该凭证范围内的部分土地0.42亩，自1996年起至2018年期间，被杨某德侵某耕种。被告杨某德与村委会于1996年私自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属于重复违法发包，属于无效合同，该承包合同无效”。审查认为，因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上述事实成立，本院应当对原告主张的事实，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论，对原告主张的上述事实依法不予认定。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原告所提供的主要证据是建政林处字[2015]第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其相关材料、（2015）葫行复决字47号决定书、（2015）葫行初字第00167号行政判决书、（2016）辽1422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经审查，原告所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未明确指出或说明杨某德耕种的“案涉争议地”在原告的《卖树山凭证》所指的林地范围内。也未明确指出或说明“案涉争议地”归原告刘某贵使用。更未说明杨某德与村委会于1996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属于重复违法发包等。原告提供的建政林处字[2015]第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是针对原告刘某贵请求“撤销建林证字第0097号山林权证和对争议的山林进行确权”所做出的法律文书；原告提供的（2015）葫行复决字47号决定书、（2015）葫行初字00167号行政判决书是针对建政林处字[2015]第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是否应当撤销或是否有效”问题，所作出的法律文书；原告提供的（2016）辽1422民初10号民事判决书是针对“天增隆村269名村民要求法院确认《卖山、树合同》无效，拍卖的南山及松树归原告所有”问题，所作出的民事判决书。这些法律文书，均不是专门针对本案杨某德耕种的“案涉争议地”的土地使用权归属问题所作出的确权法律文书。即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对其主张的事实，不具有特别地针对性或强有力地证明力，这些证据相对于本案争议来讲，仅属于一些含糊笼统的关联性证据，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确实成立，本院依法不能采纳原告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认定“案涉争议地”的使用权归原告，也不能据此确认“案涉争议地”在“原告受让林地”的范围之内。另，建政林处字[2015]第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县政府认为：“……《卖树山凭证》转让山林权，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历经二十多年无争议，申请人一直经营管理某有和使用林地，事实上已享有林木所有权及林地使用权……”，（2016）辽1422民初10号判决书中认定“被告刘某贵一直管理协议范围内的山林经营至2014年……”，此两份已生效的法律文书的相关事实认定说明，在《卖山、树凭证》签订后，“原告受让的林地”一直由原告某有并经营使用，由此，可以理解为本案“原告受让林地”在2014年以前没有被杨某德及他人实际侵某，也可由此理解为本案杨某德耕种的“案涉争议地”不在“原告受让林地”范围内。由此可见，原告刘某贵诉称的本案“案涉争议地”在“原告受让林地”范围内，自1996年起至2018年期间，被杨某德侵某使用之事实，与上述两份法律文书认定的相关事实存在着难以排除的矛盾。另，在本案诉讼中，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争议地”在1996年以前由原告某有使用，原告也未解释说明1996年“案涉争议地”如何被杨某德侵某以及侵某时原告为何没有及时主张权利请求归还土地，由此，分析认为被告杨某德辩称主张的“本案案涉争议地从1982年开始由杨某德耕种至今”之事实，具有可能性或属实性。上述案情表明，原告诉称主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原告主张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存在重大矛盾且矛盾点难以排除的情况下，在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确实成立的前提下，本院依法不能认定原告诉称主张的相关事实成立。第二，原告主张杨某德耕种的“案涉争议地”，属于“原告受让林地”范围，“案涉争议地”应由原告经营使用；而被告杨某德辩称主张，被告耕种的“案涉争议地”，是1982年生产队解体时，被告分得的口粮田（承包地）。在1996年土地第二轮延期承包时，被告杨某德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案涉争议地”应由杨某德经营使用。从上述双方的各自主张看，刘某贵与杨某德之间，对本案“案涉争议地”的承包性质（是家庭承包的耕地、还是协商拍卖承包的山林地）和土地使用权归属于哪一方问题存在着重大的争议，该争议应当归结为双方对“案涉争议地”的土地使用权争议。依据《物权法》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和《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之规定，刘某贵与杨某德之间对“案涉争议地”的使用权争议，依法应当由当事人向人民政府申请确权处理，不应由本院在本案侵权诉讼案中直接确认处理。因本案诉讼中，原告所提供的相关林地确权文书，并不是专门针对本案“案涉争议地”使用权归属所作出的土地确权文书，本院应当依法认定本案“案涉争议地”的土地使用权争议，尚未经过人民政府进行专门的确权处理，本案“案涉争议地”究竟应当归刘某贵或杨某德哪一方使用，有待于行政确权后才能确定。据此，本院在“案涉争议地”未经人民政府进行确权、确认归原告刘某贵使用的前提下，本院应当以“案涉争议地”使用权属不清为理由，对原告主张的相关事实依法不予认定。综合上述两点，本院应按原告主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论，对原告所主张的事实依法不予认定。基于本院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依法不予认定，本院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对原告“要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被告杨某德停止耕种、返还土地、排除妨碍、赔偿损失”之诉讼请求，依法不应支持，而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里值得说明的是：本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等同于本院将“案涉争议地”的使用权确认给被告杨某德。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某贵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刘某贵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春德
人民陪审员 张文杰
人民陪审员 司 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丁高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