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6民再25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建立，男，1955年10月21日生，汉族，住襄阳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灯，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等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璐，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等特别授权。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骆仁星，男，1962年8月23日出生，回族，住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涛，湖北忠三（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武建立因与骆仁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鄂06**民初18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2017)鄂06民终945号民事判决。武建立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7）鄂民申347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18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武建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灯，被申请人骆仁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涛、赵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建立再审申请称：请求贵院依法撤销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鄂0691民初1871号判决书、湖北省襄阳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6民终945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骆仁星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一审、二审法院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撑，并且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之规定，特向贵院申请再审，请求贵院再审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理由如下：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依法应当立案再审。原一审法院认定：“武建立未按协议约定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经骆仁星多次催要，但武建立始终不同意履行付款义务，该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骆仁星有权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解除权，解除双方于2007年2月15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明和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原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武建立未按协议约定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经骆仁星多次催要，”属于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认定“武建立未按协议约定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这是因为，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约定明确转让股权的比例以及付款期限，也就谈不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所以说，认定“未按协议约定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是错误的。（2）认定“经骆仁星多次催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催要事实应当依武建立收到催告通知为必要，催告通知只有按照法定的有效送达方式送达了，即使武建立拒收，才可以视为武建立已经收到通知。然而，判决书载明的骆仁星七次催告，均系不得依法视为武建立收到的催告，依法不产生有效催告的法律后果。这是因为：骆仁星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催告是在2015年10月19日和10月22日，骆仁星通过EMS向武建立发函。骆仁星第三次和第四次催款是在2015年10月28日和11月2日，骆仁星委托公司的法律顾问袁磊以手机短信的方式向武建立的手机发送信息，并且载明第一次和第二次武建立拒收的事实；并且载明这两次武建立未予回复手机的短信的事实。骆仁星第五次在2015年12月31日通过EMS向武建立邮寄《律师函》，被拒收。骆仁星第六次在2016年5月6日向武建立邮寄了一份《通知》，通知内容为解除合同，该通知被武建立拒收。骆仁星第七次在2016年5月8日委托赵阳律师在地下车库找到武建立，向武建立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但武建立拒收。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催告事实在第三次和第四次的催告中载明了武建立拒收的事实，不是有效的催告事实。第三次和第四次的催告事实是以手机短信的方式进行送达，手机短信的方式送达不是法定规定的送法方式，且因网络信号或手机故障原因，发送后武建立无法知悉，不是有效的催告事实。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的催告均不是有效的催告事实，并不能证明骆仁星行使了有效的催告义务。2016年5月8日，骆仁星的代理人赵阳找到武建立，向武建立送达的是解除合同通知书。综上，骆仁星虽然向武建立发送了如上所述的七次催告，但武建立均未收到，均不是有效的催告事实，不产生催告的法律效果；而在骆仁星的代理人赵阳找到武建立时，却直接向武建立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而不是催告付款函。故，骆仁星没有依法向武建立行使有效的催告义务，违反了《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中的催告义务，不产生《合同法》上的解除合同事实，不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2、即使武建立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也不构成根本违约本案中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2007年2月15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但是合同并未约定支付期限，未约定股权比例。2015年10月19日骆仁星才第一次向武建立索要股权转让款。在长达八年半之多的时间内，骆仁星未补充约定股权转让款的履行期限，也从未索要过股权转让款。正是因为引进“武建立股东”，武建立拥有较多的专利发明等知识产权，且武建立任公司总经理，公司才得以发展壮大，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已经实现。对于公司今后发展来讲，只有继续履行合同，才有利于继续实现合同的目的。鉴于武建立系公司股东，占有20%的股权，其前妻亦在公司任高管，是项目研发部负责人，他们有工资、资金与股权红利。骆仁星作为公司最大的股东和董事长，掌握公司的一切，完全可以通过划拨武建立夫妇的工资、资金或股权红利等形式，予以抵扣股权转让款，从而维持公司的存续和发展。本案完全可采取其他补救方式继续履行合同，而不能认定为根本违约。原一、二审法院认定武建立构成根本违约，属于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或认定事实错误。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依法应当立案再审。具体来讲，原一审法院认为：“骆仁星、武建立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自骆仁星向武建立发送通知时已解除，该行为具备法律效力。”原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上述判决。该认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1、原审法院认为解除合同的通知发送时合同已解除，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原一、二审法院均认定自骆仁星向武建立发送通知时已解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6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6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93条第二款、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的解除生效的时间应当是武建立收到该解除通知时才发生解除的法律效力，原一、二审法院将解除的时间提前至“发送通知时”合同解除，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纠正。2、原审法院认定发生合同解除效力，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照我国《合同法》第94条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当事人才可以解除合同。骆仁星并没有向武建立送达有效的催告股权转让款的通知，也没有向武建立送达有效的合同解除通知，也就更谈不上给予武建立必要的合理的付款期限了。之所以骆仁星不采用诸如留置送达、公告送达等送达形式，是因为这些形式均需要向第三人或世人公示，而这样的事实与股权转让合同的实际履行事实（出具收到200万元的收条、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按期给付股权红利等事实）相背。而原审法院认定已发生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既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又属于适用法律均错误。3、原审法院判决出让方发送合同解除通知不超过合理期限，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以超过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为由进行抗辩，该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合同法》第95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1）合同解除的权利属于形成权，应当遵从形成权行使的时效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权期限，但双方从2007年2月15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且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至2015年10月出让方一直没有催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在长达8年半之久的时间内未行使合同解除权，显然超过合理期限，不得解除合同。原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商事合同解除的期限比民事合同解除的期限更为严格，双方就合同解除约定了合理期限的按约定，没有约定合理期限的原则上不超过一年。（2）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依法不得解除，判令解除破坏了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原一、二审法院判决解除涉案合同，突破了合同法相对性原理。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更强调的是人合性，其次才是资合性。股权转让合同的转让会产生股权的变动，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同样也会产生股权的变动，解除后的股权比例会发生变化，会对其他股东杨平产生影响，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变化。原一、二审法院单纯的适用《合同法》的法律规定来解决商事法律关系中的股权转让纠纷，破坏了《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是股东对公司所享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的综合体，且《合同法》不调整人身权，单纯的适用合同法规范来解决商事纠纷，违背了商事活动要求的经济效率和市场秩序的价值。三、原审法院判决解除涉案合同未明确解除时间，属于遗漏了诉讼请求的核心内容。原一、二审诉讼请求载明的具体解除时间是2016年5月9日，而原一、二审法院判决结果解除涉案合同的时间不明确，是为了回避被申请人的催告程序严重违法和解除程序的严重违法，属于遗漏了诉讼请求的核心内容，依法应当再审。四、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杨平系骆仁星的前妻、泰和公司的股东，且是三股东之一，武建立在原审二审时曾申请将杨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法院未予准许。其证明，2007年2月15日骆仁星与武建立签订的关于泰和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骆仁星转让给武建立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骆仁星赠与给武建立的。
被申请人骆仁星辩称：对方代理人当庭陈述的再审申请理由，超出了再审申请书的范围。对方代理人认为股权具有财产人身属性，不应按民事法律关系解除，我们认为对方观点完全违背基本法理，股权毫无疑问属于民事权利，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当然适用民事法律关系。对方代理人认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应当经过另案处理，也即是否根本违约，按照对方代理人的观点要另外提起诉讼，我们认为对方代理人的观点同样是违背基本的法理。如果对方观点成立，是否我们每一个合同解除之前都要进行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确认之诉，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在合同解除案件纠纷中，一并查明是否构成根本违约，既符合法理也节约诉讼资源。现有证据表明，对方当事人至今未向我方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双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对价款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根据法律规定，我方当事人可随时主张。在我方当事人向对方主张支付价款，对方仍然没有支付任何款项，显然构成根本违约。合同没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和期限，应当视为武建立在合理期限内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对方说没有催要股权转让款不属实，在这期间我方多次催要股权转让款，为了维护公司稳定，无法行使法律程序，只能在工作中以口头形式催要。武建立已经在其他多个公司任职，甚至是采用了犯罪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我方及时通过律师以律师函的方式催要。综上，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肯求驳回其再审申请，维持原判。
骆仁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6年5月9日解除；依法判令被告武建立向原告返还湖北泰和电气有限公司20%的股权，并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案诉讼费用等由被告承担。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泰和公司成立于1999年8月26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股东分别为：骆仁星、杨平、刘如江。从2002年起至2014年5月，武建立任泰和公司总经理。2007年2月15日，骆仁星与武建立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载明：经武建立与骆仁星双方协商，骆仁星愿意将持有的泰和公司股份200万元转让给武建立，转让金额为200万元。协议签订后，泰和公司于同日召开股东会议，同意武建立收购骆仁星持有的公司股份200万元。2007年2月28日，泰和公司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公司股东变更为：骆仁星、杨平、武建立，分别持有泰和公司的51%、29%、20%的股份。诉讼中，武建立提交了一份由骆仁星出具的一份收据，内容为“今收到武建立支付给本人湖北泰和电气有限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款贰佰万元整。收款人：骆仁星2007年7月15日”。武建立承认其实际并未向骆仁星支付该股权转让款，但认为其在担任泰和公司经理期间，骆仁星为留住他，自愿将泰和公司股权赠与给他，双方属股权赠与关系。对此，骆仁星明确予以否认，认为双方不存在赠与股权的事实。2015年10月19日、2015年10月22日，骆仁星以EMS邮寄的方式向武建立寄送催款函，要求武建立在三十日内支付2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并退还应当由骆仁星享有的自2007年2月15日至今该泰和公司20%股权的全部法定孳息。2015年10月28日、11月2日，骆仁星委托泰和公司法律顾问袁磊以手机短信的方式又向武建立的手机（号码为：139××××8777）发送了催款信息，该催款信息主要内容为：“武建立先生，我受骆仁星先生委托，已多次联系你向你催收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孳息，并于2015年10月中旬两次通过邮政EMS向你送达本律师的催款函，但你一直不予理睬，并且拒收。如果你不能在三十日内履行付款义务，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武建立未对手机短信进行回复。骆仁星同时委托湖北省襄阳市襄阳公证处对上述邮寄行为和发送手机信息等过程进行了公证。2015年12月31日，骆仁星又以EMS邮寄的方式向武建立邮寄《律师函》，函告武建立在七日内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如在七日内仍未支付，将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的规定，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返还泰和公司20%股权及股权孳息。骆仁星还将该函张贴于武建立位于襄阳市××区××园区××楼××单元××室住处。湖北省襄阳市襄阳公证处对骆仁星的上述行为均进行了公证。2016年5月6日，骆仁星向武建立邮寄了一份《通知》，该《通知》主要内容为：“本人2007年2月15日与你签订了壹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经武建立与骆仁星双方协商，骆仁星愿意将持有的湖北泰和电气有限公司股份贰佰万元转让给武建立，转让金额为贰佰万元’。协议签订后，本人依约将持有的湖北泰和电气公司的20%股权转让给你，并在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由于当时你身为泰和公司的总经理，出于对你的信任并没有书面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期限，然而截止到目前，虽经本人以及本人的委托代理人湖北泰和电气公司法律顾问袁磊律师多次口头、手机短信及书面催收上述股权转让款，但你一直拒绝支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和九十六条的规定，现通知你立即解除双方于2007年2月15日所签订的湖北泰和电气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但该《通知》被武建立拒收。2016年5月8日，骆仁星委托赵阳律师等人在武建立居住小区的地下车库找到武建立向其送达该《通知》，但武建立拒收。随后，赵阳律师等人将该《通知》张贴于武建立位于襄阳市××区××园区××楼××单元××室住处，并拍摄了手机视频。2016年5月8日，武建立通过电子邮箱（ｗ13×××＠126.ｃｏｍ）向骆仁星发送信息，称“我深刻地理解你对股份的要求不在股份本身……”，骆仁星于2016年5月9日以短信和邮箱的方式同时向武建立回复称：“我近期经济情况异常困难，所以从去年开始多次通过袁磊律师向你催收自2007年2月下旬你就该付给我的湖北泰和电气公司股份转让款总计贰佰万元及相应收益，书面催收函都贴你家门上了你也不理我，由于你近十年都拒绝履行付款责任，所以昨天只能通过赵阳律师等人依法通知你从昨天（即2016年5月8日）开始正式解除2007年2月15日我与你签订的湖北泰和电气股份转让协议书，该通知昨天晚上也贴你家门上了，所以你如果有任何异议可以书面通知我本人或者我的律师赵阳先生，你也可以就你的异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你的权益。……”。骆仁星并同时将上述解除协议的《通知》发送给了武建立。此后，武建立未予履行，遂引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骆仁星、武建立双方于2007年2月15日签订的泰和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的规定，应属有效协议。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协议签订后，骆仁星依约将泰和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武建立，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履行了全部义务。武建立未按协议约定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经骆仁星多次催要，但武建立始终不同意履行付款义务，该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骆仁星有权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解除权，解除双方于2007年2月15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武建立收到骆仁星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后，未提出异议，也未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骆仁星、武建立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自骆仁星向武建立发送通知时已解除，该行为具备法律效力。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武建立应将骆仁星所转让的泰和公司20%股权予以返还，并应协助骆仁星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骆仁星提出的诉讼请求成立，法院予以支持。诉讼中，武建立提出双方应属股权赠与法律关系，因赠与属于明示的法律行为，双方既未签订赠与合同，骆仁星也从未表示过将泰和公司的股权赠与给被告武建立，且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了股权转让价款，不符合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故武建立提出双方应属赠与法律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关于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骆仁星、武建立签订协议时，双方并未约定给付股权转让款的期限，依照法律规定，骆仁星可以随时主张，自2015年10月起，多次向武建立催要股权转让款，武建立不予支付，骆仁星遂提出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和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间。因此，武建立提出的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武建立还辩称，其作为公司股东享受了股东权利，承担了相应义务，如果判决返还股权，如何处理此期间的事务。对此，法院认为，由于骆仁星在本案中仅主张返还股权、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未主张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的孳息返还、股东责任等法律后果问题，因此法院对此不予处理，双方可另行处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骆仁星与武建立于2007年2月15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二、武建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骆仁星所转让的湖北泰和电气有限公司20%的股权，并协助骆仁星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武建立负担。
武建立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直接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没有全面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进行审理和评判，整个判决书没有列明双方举证、质证、认证的内容，在审理查明和法院认为部分选择性的对上诉人的部分答辩意见和证据进行了回应，而对上诉人有利证据要么根本不列举或只列举不评判，相反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大量列举评判，一审判决有违司法中立原则和公平公正原则。2.一审判决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7年2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于法无据，不能成立，双方签订的关于襄阳泰和电气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的协议书早已全部履行完毕。合同解除的前提条件是对没有履行或正在履行的合同，对于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不存在解除的前提和条件。3.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转让的襄阳泰和电气安装工程有限公司20%的股权，并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违反了襄阳泰和电气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和公司法规定的股权转让的规定，是错误的，判决返还股权又不在本案中同时处理上诉人担任股东期间履行的股东权利的效力认定，承担的股东责任和义务撤销和解除也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没有追加杨平（现持有襄阳泰和电气安装工程有限公司36%的股权）为本案第三人是范围法定程序并损害其权利的，应予以纠正。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法院确认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此外，被上诉人骆仁星又提供了五组证据：1.骆仁星与武建立于2002年2月25日就劳动合同及向武建立提供住房等事项签订的协议书，拟证明其为上诉人提供的房屋是有偿的，股权不可能是无偿赠与。2.泰和电气公司、云湖公司工商信息查询，拟证明上诉人在没有办理离职手续的情况下，与其妻子成立了云湖公司，经营与公司相同的业务，侵害了公司利益。3.北京华泰公司、新疆克拉玛依伍峰公司、新疆华隆公司工商信息查询，拟证明上诉人在三公司均有股份，且于2015年出任北京华泰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有能力支付转让款而不支付。4.上诉人对泰和电气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湖北泰和电气有限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通知》提出的异议函，拟证明上诉人拒绝参加泰和电气公司的临时股东会，不为公司发展考虑，侵害公司利益。5.民事起诉状一份，拟证明上诉人对587.2万元款项的陈述虚假，该款项系被上诉人入股保德电站的投资款，被上诉人已经起诉要求返还。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对以上5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及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法院认为，对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5组证据载明内容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
二审法院判决：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双方争议股权的变更属于转让还是赠与，被上诉人行使解除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及除斥期间。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骆仁星与武建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份额及价款，协议签订后，泰和电气公司召开的股东会议也确认争议股权的性质为收购，故被上诉人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请求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将双方争议性质确定为股权转让并据此裁判并无不当。上诉人武建立主张继受的股权属于赠与，骆仁星已经出具收条确认收到股权转让款贰佰万元，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其上诉理由中重点涉及了关于收条及泰友纸业587.2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争议。关于收条，上诉人认可未实际付款，且在与骆仁星的谈话录音中明确陈述该收条的产生背景是基于要和其他公司谈合作而要求被上诉人出具的，这与上诉人所称的其收条可以证明赠与关系成立、股权转让款已经结算完毕等情况并不一致，在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上诉人主张赠与关系成立的依据不足。关于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泰友纸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被上诉人于2017年7月31日支付了587.2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可以印证不存在未支付泰和电气公司股权转让款，鉴于被上诉人已经就587.2万元款项的性质及返还问题向高新区人民法院另案提起诉讼，法院对此节事实不作认定，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故上诉人主张双方签订的关于襄阳泰和电气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的协议书早已全部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的前提和条件等上诉理由并无事实依据。关于被上诉人行使解除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超过除斥期间的问题，本案争议的股权转让合同并未约定付款期限和解除权行使期限，上诉人也未催告被上诉人及时行使解除权，反而在被上诉人依法催告其履行付款义务、在催告无果行使解除权的情况下，始终未对被上诉人行使解除权提出任何异议，直至被上诉人依照合同法规定行使完解除权并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合同已经解除，才以超过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为由进行抗辩，该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还认为一审判决返还股权又不同时处理其担任股东期间享有的股东权利以及承担的股东责任义务是错误的，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由于一审中被上诉人既未主张，上诉人也并未对此提起反诉，故一审法院未处理并无不当。关于是否需要追加杨平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在襄阳泰和电气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中，杨平和本案被上诉人骆仁星同为股东，其股东身份和股东权利各自独立，本案中杨平不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一审判决并未违反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且无论是本案双方当事人还是案外人杨平，均未提出追加杨平为当事人或杨平本人要求参加诉讼的申请，上诉人认为一审违反法定程序并损害杨平权利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武建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武建立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骆仁星与武建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了股权转让份额及价款，双方签订的关于湖北泰和电气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的协议书早已全部履行完毕，被申请人骆仁星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在协议订立后及时将涉案股权变更到再审请求人武建立名下，但武建立并未依照协议履行自己的付款义务，该转让协议不能认定为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故骆仁星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请求武建立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且该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付款期限，故骆仁星可以随时要求武建立履行。骆仁星已举证证明自己以EMS、公证书、邮件、手机短信等方式向武建立送达了催款函及解除合同通知，要求武建立偿付转让款，未果后提起诉讼，主张武建立构成根本违约，要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再审申请人武建立称原一、二审法院均未审理武建立是否收到并知悉催告函的内容，即认定骆仁星EMS、公证书、邮件、手机短信等方式向上诉人（武建立）送达了催款函及解除合同通知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骆仁星没有依法向武建立行使有效的催告义务，不产生解除合同的事实，不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等理由，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与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再审申请人武建立称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权期限，但双方从2007年2月15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且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至2016年7月出让方一直没有催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在长达9年半之久的时间内未行使合同解除权，显然超过合理期限，超过合同解除的除斥期间，不得解除合同的申诉理由，因为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股权解除的行使期限，对骆仁星来讲，法无明确规定其行使解除权的期限，其在催收武建立支付股权转让款无果情况下行使解除权，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故再审申请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再审申请人武建立称原审法院判决解除涉案合同未明确解除时间，属于遗漏了诉讼请求的核心内容，因本案系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解除，解除时间与法律文书生效时间有关，故法院判决生效时间就是本案争议协议解除之时，故再审申请人的该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再审申请人武建立称杨平系骆仁星的前妻、泰和公司的股东，且是三股东之一杨平证明，2007年2月15日骆仁星与武建立签订的关于湖北泰和电气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中，骆仁星转让给武建立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骆仁星赠与给武建立，武建立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节事实，且骆仁星明确予以否认，该请求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武建立的申请均没有确凿可信的证据证明，故对再审申请人武建立的再审申请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7）鄂06民终94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明兰
审判员 王 进
审判员 肖 瑾
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
书记员 胡梦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