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5民终44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均秀,女,汉族,1955年10月4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波，重庆嘉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念，重庆嘉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文碧,女,汉族,1955年4月7日出生,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剑，重庆至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延安,男,汉族,1956年7月7日出生,住重庆市大渡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剑，重庆至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晓华,女,汉族,1962年1月17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剑，重庆至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家口永昌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蔚洲镇前进路北,工商注册号码130726000004931。
法定代表人：刘海，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黄均秀因与被上诉人汤文碧、刘延安、杜晓华及原审第三人张家口永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昌商贸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4民初18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均秀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于（2017）渝0104民初188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明知资金的去向是错误的，上诉人虽然按照联合出资贷款协议的约定出借了款项，也收到了汤文碧支付的利息，但是在上诉人向第三人永昌商贸公司催收款项时才知晓了被上诉人并未将自己出资的款项支付给第三人；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汤文碧支付给上诉人的利息的时间是错误的，根据汤文碧所举示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汤文碧收到余洋的利息截止时间是2015年8月28日，而上诉人收到汤文碧支付的利息截止时间是2015年11月30日，2015年8月28日至2015年11月30日期间的利息由汤文碧支付，充分说明上诉人的款项，不是出借给永昌商贸公司的；3、一审认定汤文碧2014年8月1日受永昌商贸公司委托将170万元支付至案外人赵世军的账户是错误的。一审所采信的永昌商贸公司委托支付给赵世军付款委托书，是为了诉讼需要在2016年1月补的手续，当时永昌商贸公司的公章由汤文碧持有。且汤文碧与赵世军经济往来频繁，不排除汤文碧向赵世军支付的170万是归还另外的借款。一审中，永昌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海到庭进行陈述永昌商贸公司没有委托支付170万元；4、一审法院认定余洋向汤文碧支付的款项是永昌商贸公司向上诉人支付的利息错误，仅凭汤文碧的银行流水及相应的转账凭证不足以认定余洋向汤文碧支付款项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5、上诉人在支付（2016）渝0104民初665号案件的律师费和诉讼费时并不知晓被上诉人未将上诉人款项支付给永昌商贸公司，不能据此推定前述款项是上诉人对资金去向的确认；6、（2016）渝0104民初665号案件中，被上诉人所依据的证据是第三人永昌商贸公司在2013年出具的借条，与本案无关。
被上诉人汤文碧、刘延安、杜晓华二审共同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1、上诉人称黄均秀在向永昌商贸公司催收款项时才知道被上诉人并未将出资款项交付永昌商贸公司，这个说法与一审中矛盾，且上诉人第一次起诉的时候即在案件（2016）渝0104民初3664中起诉状中已经明确了被上诉人只是作为资金管理人，并没有说款项未支付给永昌商贸公司，且该诉状明确借款的使用人是永昌商贸公司。现在上诉人所说其知道资金未支付永昌商贸公司的时间和当时的起诉状矛盾。在（2016）渝0104民初3664案件审理中上诉人通过银行流水认为汤文碧没有支付永昌商贸公司，才变更了诉讼请求，黄均秀称其是在向永昌商贸公司催收时才得知出资款项没有实际支付给永昌商贸公司的事实是不真实的。2、上诉人在上诉状所述的汤文碧支付的利息时间是错误的，一审查明的事实虽然只载明利息支付的截止日在2015年9月4日，但实际上此后余洋和汤文碧支付了利息。3、上诉人称伪造证据不成立，的确是先付款后出付款委托书，但委托付款之前是经过余洋电话同意。4、上诉人称170万元是归还之前汤文碧向赵世军的1000万元借款，但根据一审查明事实，赵世军向汤文碧转款1000万元，但5月16日、5月19日汤文碧已经将一千万归还，所以对方陈述无依据。5、汤文碧和永昌商贸公司的另一股东余洋而不是刘海发生借款，刘海在一审中的陈述不能证明170万不是受永昌商贸的委托转款。6、余洋有权代表永昌商贸公司向上诉人支付利息，余洋是永昌商贸公司的两个股东之一。刘海的询问笔录也证明余洋是有权代表永昌商贸。7、665号案件是汤文碧等代表债权人向永昌商贸公司追偿债权的行为。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债权人都同意按比例追偿。665号案件调解也是经过所有债权人的同意。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原审第三人永昌商贸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二审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黄均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判令解除黄均秀与汤文碧、刘延安、杜晓华于2014年8月1日签订的《联合出资协议》；２、判令汤文碧、刘延安、杜晓华归还人民币20万元，并以2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时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汤文碧、刘延安、杜晓华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4年8月1日，黄均秀与汤文碧、杜晓华、向俊芳、罗嗣佳、黄均秀、张晓琼、范明蓉、胡荣芳共计9人共同签订《联合出资贷款协议》，约定黄均秀与汤文碧、刘延安、杜晓华等9人联合共同出资贷款给第三人，贷款利率为月利息2%。黄均秀与汤文碧、刘延安、杜晓华等9人共同推举刘延安、杜晓华以个人名义与第三人永昌商贸公司签订出资借款合同。出资贷款发生的损失和利益由黄均秀与汤文碧、刘延安、杜晓华等9人根据各自出资金额负担，9人共同负责对该借款进行管理。出资情况如下：程忠吉出资20万元、杜晓华出资55万元、汤文碧彭出资20万元（其中包含彭娟出资15万元）、向俊芳出资80万元、刘延安出资20万元、黄均秀出资20万元、张晓琼出资20万元、范明蓉出资15万元、胡荣芳出资20万元。后彭娟退出出资15万元，分别由程忠吉追加出资10万元、杜晓华追加出资5万元，黄均秀于2014年8月1日转款20万元至汤文碧账户。汤文碧、刘延安、杜晓华、向俊芳作为出借人于2014年8月1日与借款人第三人签订《借款协议》，其中案外人余洋、刘海作为担保人签字。协议主要载明：1、出借人借款300万元给第三人，经双方完善借款相关手续后，出借人将款项划转给第三人，第三人出具收据；2、借款期限为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7月3日，借款的支付方式为2013年借款续借（2013年8月30日，余洋出具收条载明其收到杜晓华转账的300万元），部分增减以银行转账单为准；3、借款利息为月息2%；4、该笔借款仅能用于河北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的供货业务，上述借款用股东刘海、余洋投资在第三人公司的股权做质押，同时办理工商备案登记，刘海、余洋对此笔债务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刘海在询问笔录中认可其签字属实。经查，《借款协议》中河北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前名称鹿泉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变更登记。汤文碧、刘延安、杜晓华庭审中认可上述借款协议确实是在2016年形成，当时黄均秀与汤文碧、刘延安、杜晓华等同时前往河北收款时发现公司名称已经变更，于是更改了协议第6条和第7条，并将时间落款在2014年8月1日，最初的借款协议在当地工商局办理股权质押时有备案。另查明，第三人张家口永昌商贸有限公司于2010年9月9日登记成立，股东有刘海和余洋，其中刘海为法定代表人。经一审法院对刘海进行询问，其称张家口永昌商贸有限公司的印章一直由余洋保管和持有，张家口永昌商贸有限公司与汤文碧等借款事宜均系由余洋经办，刘海不知情，原本刘海与余洋约定各自对外借款，各自负责偿还，但余洋说要加盖公司印章就加盖了。又查明，2016年2月16日，汤文碧、刘延安、向俊芳、杜晓华以张家口永昌商贸有限公司、刘海、余洋为归还借款300万元及利息为由，诉至一审法院，经一审法院调解作出（2016）渝0104民初665号民事调解书。在该案的审理中，汤文碧、刘延安、向俊芳、杜晓华提交了2014年8月1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及《联合出资协议》。黄均秀未作为出借人参加该案的调解，但经查，黄均秀亦支付为该案诉讼而筹集的部分诉讼费、律师费等。再查明，汤文碧于2014年8月1日受第三人张家口永昌商贸有限公司的委托将170万元转至案外人赵世军的银行账户。黄均秀认可已按月息2%收取利息至2015年11月。2014年8月31日至2015年9月4日，余洋向汤文碧（银行卡622845047XXXXXXXXXX）支付利息之后，汤文碧再行向黄均秀分配利息的情况详见下表：
交易日期
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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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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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手
|
交易日期
|
收/支
|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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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手
201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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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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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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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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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4
|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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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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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均秀
2014/9/2/
|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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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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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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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6
|
收
|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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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洋
201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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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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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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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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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1
|
收
|
18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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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洋
2014/10/8
|
支
|
4000
|
黄均秀
|
2015/4/1
|
收
|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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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均秀
2014/11/1
|
收
|
234500
|
余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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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30
|
支
|
18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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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洋
2014/11/3
|
支
|
4000
|
黄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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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5
|
收
|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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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均秀
2014/11/30
|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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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00
|
余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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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28
|
支
|
34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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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洋
2014/12/4
|
支
|
4000
|
黄均秀
|
2015/5/28
|
收
|
4000
|
黄均秀
2014/12/31
|
收
|
392500
|
余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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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3
|
支
|
188500
|
余洋
2015/1/4
|
支
|
4000
|
黄均秀
|
2015/7/5
|
收
|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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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均秀
201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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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
188500
|
余洋
|
2015/8/4
|
支
|
18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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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洋
2015/2/3
|
支
|
9000
|
黄均秀
|
2015/8/5
|
收
|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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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均秀
2015/2/16
|
收
|
190000
|
余洋
|
2015/8/28
|
支
|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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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洋
2015/2/28
|
收
|
158500
|
余洋
|
2015/9/4
|
收
|
4000
|
黄均秀
一审法院认为，黄均秀与汤文碧、刘延安、杜晓华及其他人签订的《联合出资贷款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根据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均秀是否明确知晓资金出借给第三人的事实？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一审法院认为汤文碧、刘延安、杜晓华提供证据已经足以证明黄均秀事实上是明确知晓资金流向并认可款项是出借给第三人的，理由如下：1、《联合出资贷款协议》明确证明本案中黄均秀及汤文碧、刘延安、杜晓华和另外成员共计9人与第三人实为合作出资借款至第三人的借款合同；2、本案中汤文碧、刘延安、杜晓华举示的银行流水可以证明汤文碧是在收到余洋支付的利息款之后再行支付给黄均秀和其他成员；3、黄均秀为（2016）渝0104民初665号案件筹集部分律师费和诉讼费，该行为实为行使其作为出资人的管理权，其出借的款项已经上述案件中处理；4、20万元属于较大金额，根据日常交易习惯，无论是委托管理还是借款协议，均需要达成合意，黄均秀与汤文碧之间既未能达成关于借款的合意，亦未能达成关于委托出借款项的协议，黄均秀之所以将20万元打款至汤文碧是行使其管理权；5、黄均秀认为其款项由汤文碧收取并由汤文碧自行支付利息的意见与事实不符，《联合出资贷款协议》为9人合作出资借款至第三人的借款合同，黄均秀、汤文碧、刘延安、杜晓华及其他成员均为出资人，协议约定风险根据各自的出资额自负，9人共同管理出资款项。汤文碧的行为仅是作为出资人之一汇总出借款项并将出借款项统一支付至第三人，从第三人处收取相关利息并发放至其他出资人。综上所述，黄均秀要求解除合同于法无据，黄均秀的各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黄均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90元、保全费1680元，由黄均秀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举示新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2015年9月4日余洋向汤文碧转账171500元，同日，汤文碧向黄均秀支付4000元；2015年10月1日余洋向汤文碧转账197500元，2015年10月8日汤文碧向黄均秀支付4000元；2015年11月17日余洋向汤文碧转账10万元，2015年11月18日汤文碧向黄均秀支付4000元；2015年11月18日余洋向汤文碧转账62500元，2015年11月19日余洋向汤文碧转账20000元。
另查明，被上诉人汤文碧在一审询问笔录中陈述，本案300万元借款中，130万元为之前的借款续借，新增的170万构成为：程忠吉30万元，黄均秀20万元，张晓琼20万元，范明蓉15万元，杜晓华25万元、向俊芳30万元、胡荣芳30万元。2015年彭娟退出，其出资的15万元由程忠吉追加10万元，杜晓华追加5万元。
再查明，永昌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刘海作为担保人在本案300万借款协议上签字。刘海及余洋对外出具的债务分配协议上载明，对汤文碧、杜晓华、刘延安、向俊芳等人的总债务为900万元中，刘海确认承担190万元，余洋确认承担710万元。
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有无按照《联合出资贷款协议》约定将借款支付给第三人永昌商贸公司；2、黄均秀是否明知本案的资金去向，利息支付主体是谁。针对争议焦点分别评述如下：
本院认为，一、关于被上诉人有无按照协议约定将借款支付给第三人永昌商贸公司的问题。汤文碧、刘延安、杜晓华、向俊芳四人代表《联合出资贷款协议》的联合出资人与张家口永昌商贸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借款协议第二条载明，该笔借款为2013年借款续借，部分增减以银行转账单为准。被上诉人汤文碧陈述300万元借款中，130万元系之前2013年的借款进行续借，170万元的构成为程忠吉30万元、黄均秀20万元，张晓琼20万元，范明蓉15万元，杜晓华25万元、向俊芳30万元，胡荣芳30万元，并按照余洋的指示向赵世军支付170万元。被上诉人对借款的来源和去向进行了合理的说明，虽然付款委托书系2016年1月也即款项支付之后才形成，但被上诉人陈述当时向赵世军转账170万元是受永昌商贸公司股东余洋的电话指示，余洋对此已经做出情况说明对该事实进行确认。三被上诉人对借款的来源和去向进行了合理的说明，虽然付款委托书系2016年1月也即款项支付之后才形成，但被上诉人汤文碧陈述当时向赵世军转账170万元是受永昌商贸公司股东余洋的电话指示，余洋对此已经做出情况说明对该事实进行确认。
另外，三被上诉人陈述向永昌商贸公司前后共计支付借款900万元。永昌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海在本案300万元借款协议上已经作为担保人签字确认，在余洋和刘海对外出具的债务分配协议上也已经明确，对汤文碧、刘延安、杜晓华、向俊芳的900万元债务刘海确认承担190万元，余洋确认承担710万元，以上证据可以与被上诉人陈述相互印证，进而推知永昌商贸公司对委托付款的事实已经进行了追认。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被上诉人陈述的款项来源和支出与举示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委托被上诉人向赵世军支付170万款项是永昌商贸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加上续借的130万元，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向永昌商贸公司支付了300万元借款。
二、关于黄均秀是否明知本案的资金去向及支付利息的主体是谁的问题。首先，上诉人已经在《联合出资贷款协议》签字确认，该协议明确约定联合共同出资借款给永昌商贸公司，并约定月利率2%，可见上诉人在签订协议时即明知款项将要出借给永昌商贸公司，而如上所述，被上诉人已经按约向永昌商贸公司支付了300万借款。其次，从被上诉人所举示的银行流水看，上诉人收到的利息均是在余洋转账给汤文碧之后，汤文碧再支付给其他成员，上诉人上诉称2015年8月28日至11月30日的利息是汤文碧支付，但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此期间的利息亦是在收到余洋付款之后才由汤文碧支付给上诉人及其他成员，也完全符合月息2%的利息标准，该上诉理由也显然不能成立。此外，汤文碧、刘延安、向俊芳、杜晓华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永昌商贸公司归还300万元借款本息，案号为（2016）渝0104民初665号案件，该案件已调解结案，黄均秀曾为该案诉讼筹集诉讼费及律师费，亦可以佐证黄均秀清楚借款资金的去向。至于上诉人所称的余洋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不能代表永昌商贸公司的问题，余洋系永昌商贸公司的股东，持股48%，永昌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海在一审也陈述本案的借款是余洋在负责，印章也是余洋在管理，在余洋、刘海签署的债务分配协议中也是约定900万公司债务中的大部分即710万由余洋个人承担，可见虽然没有明确的书面委托授权文件，但余洋已经得到了永昌商贸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同意，可以代表永昌商贸公司向汤文碧支付利息。被上诉人所举示的证据足以证明款项已经实际支付给原审第三人永昌商贸公司，支付利息主体为永昌商贸公司，汤文碧的行为仅是代表9人进行资金汇总和支付给永昌商贸公司，并将从永昌商贸公司处收取的利息分发至其他出资人。《联合出资贷款协议》为9人合作借款给第三人的借款合同，上诉人和协议的其他成员一样均是出资人，出资人须按照协议约定对出资贷款发生的损失的和利益承担经济责任，而无权要求解除《联合出资贷款协议》并让三被上诉人返还所出资的款项。
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80元，由上诉人黄均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玉妹
审判员 沈 娟
审判员 吴贵平
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
书记员 毛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