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榕民终字第419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建省长乐市福隆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长乐市金峰镇金峰村玉井新村。
法定代表人黄依钟。
委托代理人林愷，福建友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厦门柏拉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江头台湾街291号之二B栋211室。
法定代表人洪文德。
委托代理人刘若云，福建闽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建省长乐市福隆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厦门柏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拉公司”）票据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2015）长民初字第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第二审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柏拉公司请求判令：1、撤销（2014）××民催字第××号民事判决；2、确认柏拉公司对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0500053／23746062）享有票据权利；3、福隆公司赔偿柏拉公司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金额（300万元）自汇票到期日即2015年2月6日起至实现票据权利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4、福隆公司赔偿柏拉公司支付的本案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及担保金（60万元）自2015年2月5日起至实际收回该担保金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5、由福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8月6日，福隆公司委托中国民生银行福州长乐支行（以下简称“长乐民生银行”）签发一张票号为30500053／23746062的银行承兑汇票，该汇票载明的出票人为福隆公司，收款人为福建省长乐市金峰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峰化纤公司”），出票金额300万元，汇票到期日2015年2月6日，付款行为长乐民生银行。同日，金峰化纤公司将该汇票以2923500元的对价，背书转让给晋江企发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发公司”）。次日，企发公司又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了柏拉公司。柏拉公司在受让该汇票的当日（2014年8月7日），即向四川万源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万源信用社”）申请贴现（万源信用社当日委托中国民生银行盘锦分行向付款行查询，付款行回复：“银承3050005323746062我行曾签，暂无挂止冻他查”）。2015年1月30日，该汇票的背书转让栏上的最后持票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会计部（以下简称“重庆华夏银行会计部”）向付款行长乐民生银行提示“银承托收”，付款方于2015年2月3日出具拒绝付款理由书，拒付理由是“该票已做未用退回”。因后手追索，柏拉公司于2015年2月5日退还了万源信用社贴现款后，重新持有被退回的该汇票（万源信用社及其后手同意柏拉公司以被退回的该汇票“向有关票据债务人、责任方追索或诉讼”）。
审理中另查明，2014年10月16日，福隆公司以其签发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后，在交付给收款人金峰化纤公司前该汇票“不慎丢失”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一审法院受理后，即向付款行长乐民生银行送达了停止支付通知书，并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公告期满，因无人申报权利，一审法院遂根据福隆公司的申请，于2015年1月8日作出了（2014）××民催字第××号民事判决，宣告该汇票无效。
上述银行承兑汇票粘单的背书转让栏显示，柏拉公司背书转让给万源信用社贴现后，该汇票的被背书人依次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重庆华夏银行会计部，但均未记载背书日期。
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前，根据申请人柏拉公司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于2015年2月5日作出（2015）××民保字第××号民事裁定，冻结了涉案汇票项下的款项。柏拉公司因此支付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并提供60万元担保金。
一审法院认为：福隆公司对柏拉公司提交的涉案汇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换言之，柏拉公司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汇票，就是福隆公司于2014年8月6日所签发的收款人为金峰化纤公司的票号为30500053／23746062的银行承兑汇票。根据一审法院向晋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调取的询问笔录中金峰化纤公司负责人郑成志的陈述，福隆公司在2014年8月6日签发涉案汇票的当日即由其财务人员将该汇票送至金峰化纤公司交给了郑成志，郑成志也是在当日就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晋江的企发公司，这与报案人在询问笔录中关于如何从金峰化纤公司受让汇票的陈述是一致的；福隆公司亦承认在2014年8月6日签发汇票的当日即由公司财务人员林尔忠将该汇票送至收款人金峰化纤公司。福隆公司虽然否认将涉案汇票送至金峰化纤公司后交付给该公司，但在关于未将汇票交付及签发汇票的原因方面，福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依钟与该公司财务人员林尔忠的陈述自相矛盾：黄依钟在2015年1月5日因其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涉案汇票作除权判决时的询问笔录中称签发该汇票的原因是“准备将该汇票的钱借给”金峰化纤公司，其在本案的询问笔录中也是如此陈述，并称因其听说金峰化纤公司的资金出现问题担心“钱收不回来”，故在林尔忠将汇票送至金峰化纤公司交付给该公司前打电话叫林尔忠不要交付。而林尔忠在上述晋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对其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则称福隆公司签发涉案汇票是用于向金峰化纤公司“购买原料”，其于2014年8月6日从长乐民生银行开好汇票后去金峰化纤公司“提货”，因该公司“没有货物”，故没有将汇票交付给对方，其回公司后把情况告诉了老板黄依钟。福隆公司无论以何种理由辩解，对于一张出票金额为300万元的大额银行承兑汇票，如果林尔忠在2014年8月6日从银行开票送至收款人金峰化纤公司后没有将该汇票交付给收款人，理应妥善保管或及时处理该汇票。但据上述查明的事实，福隆公司在其签发涉案汇票两个多月后的2014年10月16日才以在交付收款人前“不慎丢失”汇票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显然有悖常理；而其所谓的汇票在交付给收款人金峰化纤公司前“不慎丢失”，与黄依钟和林尔忠所述因故没有将汇票交付给金峰化纤公司也相矛盾。况且，福隆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汇票是何时如何丢失的，又是何时如何恰好被该汇票的收款人金峰化纤公司取得后背书转让，或者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不能认定福隆公司系涉案汇票的失票人。
基于以上分析，一审法院确信柏拉公司主张的福隆公司在2014年8月6日出票后即将该汇票交付给收款人金峰化纤公司之待证事实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三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失票人，是指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四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票据持有人，是指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根据上述关于票据丧失救济及公示催告程序的适用范围之规定，只有在丧失票据占有以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才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而本案中，福隆公司出票后即将该汇票交付给收款人，其并非法定的失票人，无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关于背书的连续以及第三十二条关于后手及其责任之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以背书转让的汇票，后手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涉案汇票粘单的背书转让栏显示背书人与被背书人的签章依次前后衔接，背书的连续性客观真实；柏拉公司的直接前手企发公司支付了相应对价，从涉案汇票的收款人金峰化纤公司收到汇票后转让企发公司，企发公司又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柏拉公司之事实清楚，福隆公司对企发公司背书转让该汇票的真实性亦不持异议，由此可以认定柏拉公司在将该汇票背书向其后手转让前享有票据权利。作为涉案汇票的债务人，福隆公司不能以票据法第十条关于票据与其基础关系的规定，对业经背书转让的该汇票的持票人进行抗辩。公示催告程序为非讼特别程序，旨在保护确因票据被盗、遗失或灭失而失去票据权利的合法持票人的利益，其实质是对申请人的票据权利身份的推定，以除权判决的方式使其在失票的情形下能够行使票据权利，并非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因福隆公司非涉案汇票的失票人，其申请公示催告的权利基础自始不存在，可通过利害关系人依法提起诉讼撤销该除权判决。在一审法院审理福隆公司申请对涉案汇票的公示催告案件期间，该汇票虽不是由柏拉公司持有，但柏拉公司在因涉案汇票被除权判决追索而退还后手汇票贴现款后重新持有了被退回的汇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八条关于追索权的效力中“被追索人清偿债务后，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的规定，其系该汇票的合法持有人，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关于撤销除权判决规定中的利害关系人，有权依法提起本案的撤销除权判决之诉讼，即本案柏拉公司诉讼主体适格。因此，柏拉公司主张撤销一审法院对涉案汇票的除权判决，并请求确认其对该汇票享有票据权利之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福隆公司恶意申请公示催告损害了柏拉公司利益，柏拉公司要求其赔偿相关损失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亦予支持。福隆公司关于其是涉案汇票的最后合法持有人，有权申请公示催告，以及柏拉公司主张撤销除权判决的诉讼主体问题等抗辩，缺乏事实或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判决：一、撤销长乐市人民法院（2014）××民催字第××号民事判决；二、厦门柏拉商贸有限公司对票号为30500053／23746062的银行承兑汇票享有票据权利；三、福建省长乐市福隆纺织有限公司赔偿厦门柏拉商贸有限公司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出票金额300万元的利息损失（自2015年2月6日起至厦门柏拉商贸有限公司实现该票据权利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四、福建省长乐市福隆纺织有限公司赔偿厦门柏拉商贸有限公司支付的本案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五、福建省长乐市福隆纺织有限公司赔偿厦门柏拉商贸有限公司诉前财产保全担保金60万元的利息损失（自2015年2月5日起至厦门柏拉商贸有限公司实际收回该担保金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六、福建省长乐市福隆纺织有限公司的上述应赔偿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本案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福建省长乐市福隆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福隆公司上诉称：一、上诉人系讼争票据的最后持有人，享有申请公示催告的权利。本案中，支持票据已交付的证据是郑成志所作笔录，其余都是根据推断。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黄依忠和财务人员林尔忠陈述虽存在矛盾，反可证明所述之真实。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明显优于被上诉人的证据。一审依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上诉人已将票据交付给金峰化纤公司有误。上诉人作为出票人，在未将票据交付收款人时，系票据的最后持有人。二、被上诉人柏拉公司在公示催告期间并非票据的持票人，其只是嗣后因被追索后才持有票据，其并非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不享有撤销除权判决的权利。三、被上诉人是通过民间盛行的承兑汇票贴现交易方式取得票据，不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自始不享有票据权利。
上诉人福隆公司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或直接改判。
被上诉人柏拉公司辩称：一、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遗失票据，根据现有证据，上诉人并非讼争票据的最后持有人，无权申请公示催告和除权判决。二、答辩人是讼争票据的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撤销权。三、案涉票据的背书转让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且根据票据无因性原则，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受票据基础关系的影响。故上诉人依法不能以基础法律关系来对抗已经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均已随一审案卷移送至本院。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有新的证据材料向本院提交。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确认一审认定事实正确。
经审理，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福隆公司是否有权对案涉票据提起公示催告申请；2、柏拉公司是否有权提前本案诉讼；3、票据的基础关系对票据关系是否必然产生影响。
本院认为：
一、福隆公司是否有权对案涉票据提起公示催告申请。
上诉人福隆公司主张其并未将案涉汇票实际交付给金峰化纤公司，并以票据遗失为由申请公示催告。一审法院结合福隆公司申请公示催告的时间、福隆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财务经办人员相矛盾的陈述、以及福鑫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汇票何时如何丢失以及恰被收款人金峰化纤公司取得等，认定福隆公司于2014年8月6日出票后即将汇票交付给收款人金峰化纤公司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符合证据规则，并无不当。并且，案涉汇票载明的收款人系金峰化纤公司，出票人福隆公司申请开具该票据的目的亦系用于交付金峰化纤公司，且金峰化纤公司亦曾实际持有该票据并进行了背书转让，在无证据证明金峰化纤公司系非法取得该票据的情况下，应认定福隆公司已将票据交付给金峰化纤公司。即案涉汇票并未被盗、遗失或者灭失，不存在法定申请公示催告情形。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福隆公司并非法定失票人，无权申请公示催告是正确的。上诉人关于其系最后持票人，享有公示催告权利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柏拉公司是否有权提前本案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赋予了利害关系人救济权利的途径。上诉人主张该利害关系人应限于公示催告期间的持票人，认为柏拉公司并非利害关系人，无权起诉撤销除权判决。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首先，受票据除权判决不利影响的主体不限于公示催告期间的最后持票人，还包括其他背书人及贴现银行等。一旦票据因除权判决被宣告无效，最后持票人虽无法行使票据权利，但其基于与直接前手的基础关系仍可行使原因债权，要求前手承担还款责任。如本案中柏拉公司曾系案涉票据的持有人，其因后手逐次退票而向直接后手承担了还款责任。故票据因除权判决而被宣告无效，不仅损害到最后持票人票据权利的行使，而且在票据业已背书转让或贴现情况下，亦会损害到其他背书人或贴现银行的利益。
其次，公示催告程序系非讼程序，旨在对法定失票人的票据权利进行救济，对于非法定失票人利用公示催告程序恶意伪报票据丧失，进而通过获得除权判决而免除其应承担的票据义务，不仅应对恶意申请人予以惩戒，更应赋予受害人权利救济的途径。因公示催告程序依法不能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即人民法院即使发现业已作出的除权判决错误，亦无法主动撤销，而只能通过利害关系人申请撤销除权判决这一途径予以纠正。若将利害关系人范围狭隘限定为公示催告期间最后持票人，则导致其他受害人权利难以获得有效救济。因此，从公示催告制度系保护合法失票人权利的立法本意，以及受害人的权利救济的价值导向出发，案涉利害关系人理应包括所有受票据除权判决不利影响的主体。
再次，票据不仅是支付结算工具，而且可通过贴现、质押等方式进行融资，具有较强的流通性和安全性。若票据因恶意申请人伪报票据丧失而被除权判决宣告无效，将导致票据的支付结算信用融资等功能丧失。因此，从维护票据流通性和安全型角度出发，亦应对案涉利害关系人作广义解释，以利于权利人及时通过行使诉权以纠正票据因被不当除权判决而造成的负面影响，恢复票据的流通功能。
最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一款关于“利害关系人应当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五十一条关于“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向法院出示票据，并通知公示催告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间查看该票据。公示催告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与利害关系人出示的票据不一致的，应当裁定驳回利害关系人的申报。”的规定，可知持有票据系判断是否为“利害关系人”的关键，而如何持有以及是否系最后持有均在所不问。同理，其他背书人嗣后通过后手退票的方式持有票据，只要其在提起撤销除权判决诉讼之时持有票据，即可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
综上分析，柏拉公司通过后手层层退票持有票据，且其利益亦因案涉票据被恶意申请除权判决而受损，故其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上诉人关于柏拉公司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三、票据基础关系对票据关系是否必然产生影响。
上诉人福隆公司主张被上诉人系通过民间票据贴现取得票据，不具有票据基础关系，不享有票据权利。本院认为，根据票据无因性原理，票据的基础关系（又称原因关系）独立于票据关系，票据基础关系的效力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虽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但该规定应属管理性规范，基础关系欠缺并不当然导致票据行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关于“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关于“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票据基础关系的效力并不必然影响票据关系本身。故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因案涉汇票并不存在被盗、遗失或灭失等申请公示催告的法定情形，被上诉人柏拉公司作为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撤销除权判决，且具有正当之理由。故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福隆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执行一审法院的决定。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秀榕
代理审判员 陈光卓
代理审判员 陈贤东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卓垚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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