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08民初24号
原告：安福县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安福县平都镇沿江北岸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296850933946D。
法定代表人：杨喜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锡秋、邵睿，江西刘锡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懿，男，汉族，1964年7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被告：唐雄平，男，汉族，1968年12月16日出生，住吉安市安福县。
被告：肖小华，男，汉族，1973年1月27日出生，住吉安县。
被告：蔡建，男，汉族，1972年10月27日出生，住安福县。
被告：王建民，男，汉族，1961年10月23日出生，住吉安县。
上述五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宗森，江西庐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安福县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公司）与被告黄懿、唐雄平、肖小华、蔡建、王建民采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5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锡秋、邵睿；被告黄懿及五被告黄懿、唐雄平、肖小华、蔡建、王建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宗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天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侵害原告采矿权的行为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700万元（以最终查实为准），由被告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判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2010年11月26日，天安公司大股东杨喜光与被告黄懿、牛松、唐雄平等四人合伙，以天安公司的名义，通过拍卖的方式，竞得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采矿权（以下简称田垅粘土矿采矿权），成交价9010万元。2010年12月26日，以上四自然人以合伙人身份签订《关于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竞标名）采矿权持有方式协议书》（以下简称《采矿权持有方式协议书》），天安公司予以了确认，其中约定：“采矿权办在天安公司名下时……，如因采矿权导致天安公司利益受损时，股东按所持采矿权份额承担相应责任。”然而自该矿获准生产经营以来至今，由于矿区周边村民的阻挠等原因，粘土矿一直不能正常生产经营；同时吉安县国土资源局又于2013年6月20日向天安公司发出《关于催缴采矿权价款的通知》，吉安市国土资源局也于2014年3月向天安公司发出《关于立即追缴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采矿权价款及资金占用费的通知》，要求天安公司缴纳第二、第三期采矿权价款及产生的资金占用费。根据上述《采矿权持有方式协议书》的约定，该采矿权价款及资金占用费将由杨喜光、被告黄懿、牛松、唐雄平等四合伙人承担。鉴于2016年3月份以来，被告黄懿伙同唐雄平私自将其在合伙中所占份额的一部分转让给被告肖小华，又委托被告肖小华、蔡建等人在矿区进行私采滥挖（经查，肖小华另行委托王建民“具体开采做事”），又鉴于黄懿、唐雄平等合伙人没有对天安公司所面临的法律和经济风险提供可靠的承诺和保障，天安公司为避免使自身承担巨大的法律和经济风险，于2017年4月26日向以上四合伙人发出《关于中止<采矿权持有方式协议书并要求提供履行担保>的通知》（以下称《通知》），依法中止履行代以上四合伙人持有粘土矿的义务，并要求其在接到本《通知》后30日内按《采矿权持有方式协议书》履行义务或为此提供履约担保，否则天安公司将依法解除《采矿权持有方式协议书》。2017年6月1日，由于以上四合伙人没有在《通知》给予的合理期限内履约或提供履约担保，天安公司依法解除了《采矿权持有方式协议书》。但在《采矿权持有方式协议书》依法中止并解除后至2017年7月20日，被告在没有合法采矿权的前提下，多次未经天安公司同意或授权擅自非法进入天安公司粘土矿矿区进行非法采矿，蔡建、王建民甚至在已经看到天安公司悬挂于粘土矿矿区劝阻非法采矿的横幅后仍然屡禁不止，直至天安公司向吉安市国土资源局纪检部门举报了吉安县国土局负责人之后，非法采矿行为才得以制止。2017年8月21日至29日，被告在未经天安公司同意或授权的前提下，对粘土矿矿区内堆积的矿土进行盗运、盗卖。另经了解，王建民因为未办理合法手续在粘土矿矿区内滥伐林木，已被吉安县公安局林业分局立案侦查，据办案人员介绍，目前该案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据不完全统计，以上非法开采、盗运矿土活动已给天安公司造成损失至少约人民币1700万元（以最终查实为准）。请求人民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责令五被告向原告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黄懿、唐雄平、肖小华、蔡建、王建民辩称：一、案涉采矿权属黄懿、杨喜光、牛松、唐雄平四人合伙所有，天安公司对采矿权不具有实际权利。黄懿等四人共同出资，并以杨喜光控制的天安公司名义竞得该采矿权，采矿权属于黄懿等四人合伙按份共有，只是由于政府政策原因将采矿权暂时办在天安公司名下，天安公司对采矿权不具有实际权利。二、天安公司以解除代持协议为由主张继受取得采矿权、没有法律依据。1.《采矿权持有方式协议书》约定：由于政府政策原因将采矿权暂时办在天安公司名下，政策原因消失前的代持期间，天安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损害黄懿等四合伙人的利益；政策原因消失后，天安公司必须转到四合伙人设立的新公司名下。天安公司在该协议书中盖章认可。这就表明天安公司自愿为四合伙人代持采矿权，承诺一直代持至政策原因消失，能够转到新公司名下，并保证在代持期间不得以任何方式损害四合伙人的利益。天安公司现在要求单方解除代持协议，属违背诚信的行为，也属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不能支持。2.即使天安公司不再代持采矿权，天安公司只能把采矿权转出至实际采矿权人即合伙人新设的公司名下，采矿权的所有权并不因代持协议的解除而发生改变，天安公司主张据此取得采矿权没有法律依据。三、天安公司利用代持采矿权之便，实施侵犯他人采矿权的行为，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天安公司明知采矿权实际属四合伙人所有，却借着采矿权暂时登记在其名下的便利条件，公然以真实采矿权人自居，不仅排斥其他合伙人的采矿权，而且私自开采矿产，将矿产收益占为已有，其行为构成侵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以及天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喜光已经对天安公司提起侵权赔偿之诉，此案正在吉安县人民法院审理之中。四、天安公司明知自己不是采矿权人却以采矿权人自居并实施了一系列侵权行为，省高院520号判决书第13页第14行载明：“天安公司在该代持协议中盖章确认，天安公司不具有采矿权实际权利……天安公司是否参与诉讼不影响权利……”。综上所述，天安公司不是采矿权的实际权利人，反而是对他人采矿权的侵权人，应当驳回天安公司的诉请。
原告天安公司为支持其诉请，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吉安市恒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成交确认书》，证明：原告系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采矿权目前唯一的合法持有人。
证据二、吉安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分期缴纳采矿权价款的批复》，证明：原告系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采矿权目前唯一的合法持有人；原告负有向吉安市国土资源局缴纳采矿权价款及资金占用费的义务。
证据三、《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证明：原告系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采矿权目前唯一的合法持有人；原告负有向吉安市国土资源局缴纳采矿权价款及资金占用费的义务。
证据四、《采矿许可证》（C3608002011106130120481）及网络公告材料，证明:原告系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采矿权目前唯一的合法持有人。
证据五、《安全生产许可证》（赣FM安许证字【2014】D004号），证明：原告系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采矿权目前唯一的合法持有人。
证据六、吉安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要求解除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的答复函》（吉市国土资函字[2017]157号），吉安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协商解除<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的意见函（二）的答复函》（吉市国土资函字[2017]181号），证明：原告系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采矿权目前唯一的合法持有人；省高院（2016）赣民终字520号判决没有改变粘土矿的采矿权人，而是对牛松、杨喜光、唐雄平、黄懿四人的合伙经营粘土矿期间的合伙份额做出确认。
证据七、《关于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竞标名）采矿权持有方式协议书》，证明：被告及其他三合伙人须以原告名义向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采矿权出让方履行义务；被告在经营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过程中，必须按约不得损害原告利益。
证据八、吉安县国土资源局《关于采矿权价款催缴通知》，证明:原告因被追缴采矿权价款及资金占用费面临法律和经济上的风险。
证据九、吉安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延期缴纳采矿权价款的复函》，证明:原告因被追缴采矿权价款及资金占用费面临法律和经济上的风险。
证据十、吉安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催缴采矿权价款的通知》，证明:原告因被追缴采矿权价款及资金占用费面临法律和经济上的风险。
证据十一、吉安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催缴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第二期采矿权价款的通知》，证明:原告因被追缴采矿权价款及资金占用费面临法律和经济上的风险。
证据十二、吉安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催缴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第二、三期采矿权价款的通知》，证明:原告因被追缴采矿权价款及资金占用费面临法律和经济上的风险。
证据十三、《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吉森公林罚决字[2014]第7004号），证明:原告因被告违反合伙经营约定私自采矿而面临法律和经济上的风险。
证据十四、（2017）赣吉安证内字第245号《公证书》，证明:由于被告未及时履行《关于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竞标名）采矿权持有方式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已使得原告面临极大的法律和经济风险，因此原告中止履行《关于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竞标名）采矿权持有方式协议书》并要求被告提供履行担保。
证据十五、（2017）赣吉安证内字第313号《公证书》，证明:原告已依法解除《关于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竞标名）采矿权持有方式协议书》。
证据十六、《公告》，证明:原告已依法解除《关于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竞标名）采矿权持有方式协议书》。
证据十七、《吉安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要求解除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采矿权转让合同>的答函》,证明:原告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也积极和善意的维护包括被告在内的四位合伙人的合法权益。
证据十八、非法采矿照片（十九张），证明:被告“授权”他人侵害原告合法采矿权。
证据十九、光盘（三张），证明：被告“授权”他人侵害原告合法采矿权。
证据二十、《非法销售数量明细表》，证明:被告“授权”他人非法采矿给原告造成人民币1700万元的损失。
证据二十一、护矿照片（八张），证明:原告依法维护粘土矿矿区治安。
证据二十二、护矿光盘（一张），证明:原告依法维护粘土矿矿区治安，得到吉安县人民政府认可。
被告黄懿等人质证认为：
对证据一至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当时案涉采矿权是登记在原告名下，但其没有实际权利，实际所有人是黄懿等四合伙人，采矿权价款3010万元均由黄懿等四合伙人出资。对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
对证据七的三性均无异议。
对证据八至十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催缴采矿权价款名义上是发给原告，四合伙人向国土资源局提交了一份内部协议，国土资源局也知道实际缴纳价款人是黄懿等四合伙人，且没有对原告造成任何法律经济风险。
对证据十三林业行政处罚决定，并不是被告私自开采，实际上是四合伙人因开采问题发生了纠纷，政府为了维稳就以林业行政违法的方式来阻止原、被告开采，并不会造成原告法律风险。
对证据十四至十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在收到原告的通知书后，并没有回复。被告借天安公司名义采矿，协议约定代持期间不得损害合伙人利益，不再代持会侵害四合伙人利益。
对证据十七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答复函是国土资源局对原告的请示作出的，该请示是原告擅作主张，未经合伙人同意，内容违法协议约定，损害了合伙人的利益。该答复函证明了原告是在损害合伙人利益而不是维持合伙人利益。
对证据十八至二十的三性均有异议，对销售明细表无法确认，但不排除这是原告侵权的证据。照片、光盘不能证明是被告的开采行为，不能证明侵犯了原告的合法采矿权。
对证据二十一、二十二，原告无实际采矿权，却对粘土矿进行开采，其行为构成对四合伙人的侵权，对此，被告已在吉安县人民法院起诉。
综合诉讼双方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天安公司提交的证据认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一至证据六，因诉讼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采矿权归属问题，因涉及本案争议焦点，将在本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对证据七，因诉讼双方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证据八至证据十二，因诉讼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吉安市国土资源局于2012至2015年向天安公司催缴采矿权价款。对证据十三的三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吉安县林业局于2014年10月3日作出吉（森公）林罚决字[2014]第7004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黄懿在凤凰镇××村“白泥山”山场采挖白泥，擅自改变林地用途8.44亩的行为违法，并责令其在三个月内将违法占用的林地恢复原状；并处56269元的罚款。对证据十四至十六，因诉讼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天安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向黄懿邮寄了《关于中止履行<采矿权持有方式的协议书>并要求提供履约担保的通知》，于2017年6月1日向黄懿邮寄了《关于解除<采矿权持有方式的协议书>通知》，并进行了公证，另外于2017年6月16日在《江南都市报》进行了公告。对证据十七的三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吉安市国土资源局于2017年1月10日向天安公司作出了《关于<要求解除吉安县凤凰镇田垅软质粘土矿采矿权转让合同>的答复函》。证据十八至证据二十，不能达到天安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二十一、二十二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
被告黄懿、唐雄平、肖小华、蔡建、王建民为支持其答辩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江西省高院（2016）赣民终520号判决书，证明：本案所涉采矿权属杨喜光、牛松、黄懿、唐雄平四位合伙所有，天安公司对采矿权不具有实际权利。
证据二、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4号判决书，证明：本案所涉采矿权属杨喜光、牛松、黄懿、唐雄平四位个人所有，天安公司对采矿权不具有实际权利。
证据三、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18号判决书，证明：本案所涉采矿权属杨喜光、牛松、黄懿、唐雄平四位个人所有，天安公司对采矿权不具有实际权利。
证据四、股东会纪要，证明：采矿权由杨喜光、牛松、黄懿、唐雄平四位个人以天安公司名义竞得，在四人设立新公司承接采矿权之前，暂时以天安公司名义办理采矿权登记。
证据五、采矿权持有方式协议书，证明：天安公司只是名义上的采矿权所有人，真实的采矿权拥有者是杨喜光、牛松、黄懿、唐雄平四位个人，本协议书已经政府部门备案。由于政府政策原因将采矿权暂时办在天安公司名下，政策原因消失前的代持期间，天安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损害被告等人的利益；政策原因消失后，天安公司必须转到杨喜光、牛松、黄懿、唐雄平四人设立的新公司名下。
证据六、吉安市恒基矿业有限公司章程，证明：杨喜光、牛松、黄懿、唐雄平四合伙人根据股东会纪要和代持协议的安排，设立项目公司，做好了承接天安公司名下采矿权的准备，目前只是由于政策原因尚未办理。
证据七、黄懿起诉天安公司侵权的起诉状，证明：天安公司借代持之便侵犯采矿权实际所有人的权利。此案已由吉安县人民法院立案，目前正在审理中。
证据八、杨喜光起诉天安公司的起诉状，证明：天安公司法定代表人认可天安公司的行为构成对采矿权实际所有人的侵权。
原告天安公司质证认为：
对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判决只是对四合伙人的合伙份额进行了确认，并未对采矿权的权属进行改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权法》的相关规定采矿权依然属于天安公司。
对证据二及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判决中没有提及天安公安不具有实际权利的情况。
对证据四及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以3种方式送达了终止履行采矿权通知，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解除通知已生效。从2017年4月26日开始黄懿等人不具有采矿资格。根据《物权法》的规定，采矿权是采用登记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四合伙人应当履行合同义务。天安公司是依法行事，每个行为均有法律依据。如果采矿权退回来了，天安公司会将采矿权价款退还给四合伙人。但是合伙协议解除后黄懿等人私自将份额转让给其他社会人员进行非法采矿。
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具有实际采矿权人的资格，恰恰证明被告没有向天安公司履行合同义务才导致采矿权没法依照之前的规定向恒基公司移交。
对证据七及证据八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两份证明不能证明被告是采矿权的实际所有人。杨喜光是双重身份，他作为自然人行使的行为与其作为天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行使的行为不能混为一谈。不能因杨喜光起诉天安公司就认为采矿权是被告几个合伙人的。且合伙协议已经中止，从杨光辉案件判决可以看出吉安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办案未依法办事。杨喜光参加诉讼有几个考虑，将诉讼标的提高，让案件不在吉安县法院审理，杨喜光参加诉讼是确认被告侵权。
综合诉讼双方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被告黄懿等人提交的证据认证意见如下：因原告天安公司对被告黄懿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但由于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涉及争议焦点采矿权归属问题，本院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本院根据原告天安公司的证据调取申请，于2018年5月22日向吉安县人民检察院调取“王建民涉嫌非法毁坏农用地罪”一案中王建民、蔡建等人的讯问笔录，证明应当追加肖小华、唐雄平、蔡建、王建民为被告。被告黄懿等人质证认为，黄懿、唐雄平是共同授权肖小华采矿的，但对肖小华与王建民及蔡建的关系不知情，他们不应当成为责任主体。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肖小华、蔡建、王建民参与了采矿行为。
综合以上的证据分析与认定，本院对本案的法律事实确认如下：
2010年11月26日，杨喜光、牛松、唐雄平、黄懿以天安公司名义竞得田垅粘土矿采矿权。2010年12月2日，杨喜光、牛松、唐雄平、黄懿就田垅粘土矿采矿权的后续事宜召开会议，并达成股东会议纪要：一、明确四股东的出资比例、出资方式如下：牛松43%，杨喜光32%，唐雄平15%，黄懿10%，均为现金出资。二、基于四股东系以天安公司之名竞得田垅粘土矿采矿权，应要求天安公司对四股东出具真实情况的说明，由四股东各自执有。三、为确保各股东利益，一致商定与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再行协调，争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直接以四股东另行设立的公司承接此次竞得的采矿权。再行协商的期限为自本纪要签订之日起八日内，如未果，则放弃协调，暂以天安公司之名向有关部门办理采矿权登记。四、如四人新设立新公司承接该矿的采矿权，则由牛松担任董事长……五、如本纪要第三条所述协调失败，按下列情形处理：1、暂以天安公司之名向相关部门办理采矿权登记并开展生产经营，直至新的合理方案最终付诸实施。2、在新的合理方案最终实施之前，田垅粘土矿的相关生产经营由四股东独立核算，自负亏盈，天安公司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应无条件配合，不得干涉。但因粘土矿生产经营而产生的税收应由四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
2010年12月26日，杨喜光、牛松、唐雄平、黄懿签订《采矿权持有方式的协议书》，约定：一、杨喜光、牛松、唐雄平、黄懿四方于2010年11月26日以天安公司名义竞得田垅粘土矿采矿权，对此采矿权，四方明确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比例为牛松43%、杨喜光32%、唐雄平15%、黄懿10%。采矿权独立于天安公司的其他权利，天安公司的经营活动不得损害四方股东采矿权。二、杨喜光、牛松、唐雄平、黄懿对采矿权按上述比例持有。……三、四方股东一致同意，天安公司只是名义上的采矿权所有人，真实的采矿权利拥有者是杨喜光、牛松、唐雄平、黄懿四方，对此天安公司与杨喜光予以确认。四、由于政府政策原因，上述采矿权的相关证件如暂时只能办在天安公司名下，在此期间，杨喜光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采矿权转让或设置抵押，否则构成对牛松、唐雄平、黄懿的侵权。五、在政策原因消失后，得到政府相关部门批准，上述采矿权必须转到以杨喜光、牛松、唐雄平、黄懿四方股东设置的公司名下，天安公司和杨喜光予以充分配合，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理由阻挠，天安公司临时在名义上持有采矿权期间，不得以任何方式损害牛松、唐雄平、黄懿三方利益。六、采矿权办在天安公司名下时，采矿权证之原件由牛松保管，但不得影响经营工作的正常进行。如因采矿权导致天安公司利益受损时，股东按所持采矿权份额承担相应责任。七、杨喜光、牛松、唐雄平、黄懿四方一致同意，将本协议在政府办证部门备案，以防止任何一方以任何形式将采矿证设置抵押或转让，损害其他股东合法权益。八、鉴于杨喜光是天安公司最大股东兼法定代表人，而天安公司又在一定期限内在名义上持有采矿权，为了维护各方矿产投资者合法权益，杨喜光承诺在采矿证未转让到杨喜光、牛松、唐雄平、黄懿四方共设的公司名下之前，不将在天安公司所持股权转让到牛松、唐雄平、黄懿三方之外的公司或个人名下，也不将股权设置抵押，如果杨喜光需要转让其公司股权或设置抵押，必须以书面方式告知受让方或抵押权利方关于采矿权属的真实情况，严禁将采矿权转让或抵押。杨喜光转让所持有的采矿权股份时，牛松、唐雄平、黄懿三方若不接受转让，杨喜光必须在采矿权变更为四方共设的公司持有后，杨喜光方可将其持有的采矿权份额转让其他方。
2011年1月28日，杨喜光、牛松、唐雄平、黄懿在吉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吉安市恒基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500万元，其中，牛松出资215万元，占43%股份；杨喜光出资160万元，占32%股份；唐雄平出资75万元，占15%股份；黄懿出资50万元，占10%股份。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矿产品开采，深加工及销售。但恒基公司至今并未获得田垅粘土矿采矿权登记。
2011年7月15日，恒基公司代天安公司向吉安县国土资源局缴纳3010万元。2011年7月26日，天安公司与吉安市国土资源局签订《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天安公司以9010万元受让田垅粘土矿的采矿权，并按三期向吉安市国土资源局支付转让款，第一期3010万元，付款时间为2011年7月8日前；第二期3000万元，付款时间为2012年7月8日前，第三期3000万元，付款时间为2013年7月8日前。2011年10月25日，吉安市国土资源局为天安公司颁发了田垅粘土矿的采矿许可证。自2012年至2015年期间，经吉安市国土资源局、吉安县国土资源局多次向天安公司催缴第二、三期采矿权价款，但该采矿权价款至今仍未缴纳。2017年10月31日，吉安市国土资源局向天安公司下发吉市国土资函【2017】157号《关于要求解除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的答复函》，对天安公司协商解除《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
2017年4月26日，天安公司向杨喜光、黄懿、牛松、唐雄平四合伙人邮寄了《关于中止<采矿权持有方式协议书并要求提供履行担保>的通知》（以下称《通知》），要求依法中止履行其代四合伙人持有粘土矿的义务，并要求四合伙人在接到《通知》后30日内按《采矿权持有方式协议书》履行义务或为此提供履约担保。2017年6月1日，天安公司再向杨喜光、牛松、黄懿、唐雄平四合伙人邮寄了《关于解除<采矿权持有方式的协议书>通知》，并对上述两次邮寄行为进行了公证。天安公司认为，在其邮寄《关于解除<采矿权持有方式的协议书>通知》后，该协议已经依法中止并解除，被告在没有合法采矿权的前提下，多次进入矿区进行采矿侵犯了其已取得的采矿权，遂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其赔偿因侵害采矿权而遭受的经济损失1700万元。
另查明，2016年11月21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赣民终52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天安公司对田垅粘土矿采矿权不具有实际权利，田垅粘土矿采矿权是牛松等四人的合伙共有财产。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天安公司是否享有田垅粘土矿采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杨喜光、牛松、黄懿、唐雄平四人为经营田垅粘土矿，在共同以天安公司名义竞拍取得田垅粘土矿采矿权后，于2010年12月2日订立《股东会议纪要》，约定以天安公司名义竞得田垅粘土矿采矿权，争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直接以四股东另行设立的公司承接此次竞得的采矿权，同时约定暂以天安公司之名办理采矿权登记并开展生产经营，在新的合理方案最终付诸实施之前，田垅粘土矿的相关生产经营由四股东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天安公司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应无条件配合，不得干涉。2010年12月16日，杨喜光、牛松、黄懿、唐雄平四人签订《采矿权持有方式的协议书》，进一步明确天安公司只是名义上的采矿权所有人，真实的采矿权利拥有者是杨喜光、牛松、黄懿、唐雄平四方；采矿权独立于天安公司的其它权利，天安公司的经营活动不得损害四方股东的采矿权；在政策原因消失后，得到政府相关部门批准，上述采矿权必须转到以杨喜光、牛松、黄懿、唐雄平四方股东设置的公司名下，天安公司予以充分配合等内容。且天安公司亦在该《采矿权持有方式的协议书》上盖章认可。2011年1月28日，杨喜光、牛松、黄懿、唐雄平四人注册成立恒基公司，将各股东缴纳的第一期采矿权拍卖款存于该公司名下，并通过该公司向政府部门代为交纳拍卖款。以上事实表明，天安公司只是田垅粘土矿名义上的采矿权人，在未移交给恒基公司之前，实际权利人为杨喜光、牛松、黄懿、唐雄平四人。并且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1日作出的（2016）赣民终520号民事判决书已确定天安公司对田垅粘土矿采矿权不具有实际权利，该采矿权是牛松等四人的合伙共有财产。因此，天安公司对田垅粘土矿采矿权并不具有实际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由于天安公司对田垅粘土矿采矿权不具有实际权利，其并非被侵权人，因此，天安公司诉请要求黄懿、唐雄平、肖小华、蔡建、王建民等五人赔偿因侵害其采矿权而遭受的经济损失170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天安公司认为其向杨喜光、牛松、黄懿、唐雄平四合伙人邮寄了《关于解除<采矿权持有方式的协议书>通知》即取得田垅粘土矿采矿权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安福县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3800元，由原告安福县天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 山
审 判 员 颜 莉
审 判 员 罗英秀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钟君林
书 记 员 陈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