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4民终13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振华，男，1992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华强，浙江诚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思佳，浙江诚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烈明，男，1969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凤虎，浙江可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佳敏，浙江可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振华因与被上诉人周烈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宁市人民法院（2018）浙0481民初1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振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罗振华不承担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烈明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仅根据对账单上载明的“已对账”、“罗振华”认定罗振华系买卖合同相对人及欠款人，并不符合交易惯例，一般情况下如对账人系买受人，应载明“欠款人：罗振华”；2.一审法院对于周烈明提供的对账单上所记载的发票并没有核实，因罗振华父亲已过世，该发票一时找不到，但周烈明完全可以提供，事实上该发票可以说明合同的相对方。罗振华的父亲罗国甫（又名罗伟忠）当时个人经营名为“海宁诚缘纺织布艺厂”（以下简称诚缘厂）的经济实体，周烈明则开办了名为“海宁市许村周立特种纱厂”（以下简称周立厂）的经济实体，本案纠纷的主体应该是上述两个厂；3.周烈明提供的证据为对账单，记载了双方交易时间从2015年至2017年，周烈明理应开具过送货单，而送货单可以证明本案的买受人不是罗振华；4.因罗国甫已于2017年8月身故，此前与罗国甫未清账的众多交易主体在2017年底至2018年上半年纷纷向一审法院起诉，从案件审理的结果并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推测出罗振华并非本案的合同相对人。综上，罗振华认为，其对账行为系委托行为，请求二审予以改判。
周烈明辩称，其与罗振华交易是事实，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易，而非厂与厂之间的交易，双方往来账款有对账单予以确认，对账单也明确表述了结欠货款432140元的事实。
周烈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罗振华立即给付货款40214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烈明与罗振华在2015年至2016年年底期间发生特种纱买卖业务。截至2017年1月25日，罗振华确认结欠周烈明货款432140元，后于2017年1月26日给付了货款30000元，至今尚有402140元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双方之间发生特种纱买卖业务，有罗振华于2017年1月25日出具的对账单相佐证，故买卖关系真实、合法、有效。双方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罗振华可随时给付，周烈明也可以随时要求罗振华给付，但必须给罗振华一定的准备时间。现周烈明据此要求罗振华给付尚欠货款402140元的诉讼请求，合情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于2018年5月18日判决：罗振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周烈明货款402140元。案件受理费7332元，由罗振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罗振华提供如下证据证明其主张：
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信息各1份，证明周烈明系周立厂经营者，罗振华父亲罗国甫系诚缘厂投资人；
2.收条1份，证明周烈明于2015年8月6日收到罗国甫（原名罗伟忠）支付的10万元价款的事实；
3.发票1份，证明周立厂收到诚缘厂向其购买特种纱所付款项并开具发票的事实；
4.送货单清单93份，证明周烈明的交易对象系罗伟忠即罗国甫；
5.案外人王昌泉所具民事起诉状及（2017）浙0481民初8176号民事判决书、案外人王云彪所具民事起诉状、（2018）浙0481民初3116号民事调解书及所附证据，证明与周烈明有业务往来关系的系罗振华父亲罗国甫，罗振华仅负责代为签字和付款。
经质证，周烈明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两个厂与本案交易没有关联性；证据2、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系周立厂与诚缘厂的业务，已经结清；周烈明与诚缘厂（罗国甫）、罗振华均有业务往来，时间上有交叉，后来罗国甫的业务量慢慢下来了，罗振华还在做，到2016年年底结束；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一审法院还有一个案件，原告是沈明富，经调解结案，罗振华也是个人承担责任。
周烈明提供如下证据证明其主张：
1.分户对账明细单2页，证明2016年11月11日罗振华支付周烈明5万元货款，从而印证双方存在交易的事实；
2.短信聊天记录1页，证明周烈明曾经向罗振华催款，罗振华并未否认欠款事实。
经质证，罗振华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罗振华曾经代罗国甫或诚缘厂支付部分货款给周烈明，但这并非罗振华个人的付款行为；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罗振华对此没有印象，且即便真实，也是因为周烈明可能联系不上罗国甫才找到罗振华，款项仍应由罗国甫支付。
本院认证认为：罗振华提供的证据1至5、周烈明提供的证据1，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周烈明提供的证据2，罗振华虽称记不清楚，没有印象，但未提出实质性的异议，结合周烈明提供的对账单及付款记录等其他证据，本院对真实性亦予以认定。至于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力问题，涉及本案中交易主体的认定，本院在判决理由中综合予以分析。
综上，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周烈明一审中提供对账单一份，主要内容为：2015年结欠313515元，2016年货款221578元，共计535093元，付款5月6日30000元，5月22日30000元，11月11日50000元，余425093元，发票7047元（140933.07×0.05），共欠432140元。罗振华在对账单下方注明“已对账罗振华2017.1月25日”，周烈明在欠款金额下方注有“17年1月26日付30000（元）402140（元）”的字样。就发票7047元，周烈明解释称，因罗振华要用发票抵扣，其找了其他单位帮助开票，费用由罗振华承担。罗振华曾于2016年11月11日转账支付周烈明50000元，即上述对账单中记载的11月11日50000元。关于双方交易时所使用的送货单，周烈明称对账后没有保留。
2017年7月24日，周烈明与罗振华有短信往来，周烈明问“华华你好！今天24号了，我那个钱准备了怎么样了？这个月底你必须要付点的噢，3万5万都行！”，罗振华答“好的叔叔我尽力噢”；2017年7月28日，周烈明又向罗振华发短信，问“华华你好！今天28号了那个钱准备了怎么样了？”，罗振华答“噢，这两天凑了给你打过去”；2017年7月30日，周烈明问“华华今天能打给我吗？”，罗振华答“叔叔明天凑好了打给你”；2017年7月31日12点39分，周烈明又问“华华你的钱准备好了吗？”，罗振华答“叔叔还没，等准备好了，等下晚上给你打过去”，当晚18点26分，周烈明又问“华华你那个钱怎么还没有打？”，罗振华答“噢，还在搬布，等等晚上打过去这两天在搬仓库”，20点44分，周烈明再次催款，问“？怎么样了？忙完了吗？”，罗振华答“叔叔，快干完了，等下转出了发你短信”。
另查明，罗国甫（原名罗伟忠）系罗振华父亲，2017年8月1日，因意外身故，其生前系诚缘厂（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周烈明系周立厂（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罗振华在二审中提交送货单93份，抬头均为周立厂，客户为“罗伟忠”，时间为2015年4月至2016年6月，其中2015年送货单金额约71万元，2016年送货单金额约45万元。周烈明主张，其与罗国甫、罗振华同时有业务往来，上述送货单系与罗国甫的业务，均已结清，本案所涉的系与罗振华的业务；罗振华则认为，其与周烈明对账系受罗国甫委托，涉案货款应为罗国甫债务，其仅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
本院认为，对于对账单的真实性，罗振华并无异议，本案二审中争议的主要焦点为罗振华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对账单的内容来看，明确载明了交易金额、付款以及结欠的余额，罗振华在对账单上签字并注明“已对账”，足以表明其对欠款金额的认可，且对账单签署时罗国甫尚在世，但双方对账时并未出现罗国甫的名字，其中两笔货款亦由罗振华支付，故罗振华主张系代表罗国甫签字对账，缺乏证据证明。其次，罗振华在二审中提供的送货单虽可以表明罗国甫生前与周烈明有业务往来，但送货单金额与对账单所载的交易金额并不完全一致，罗国甫亦已过世，依目前证据尚无法判断两者所针对的是否系同一笔业务；更何况，即便对账单所涉的货款系罗国甫生前所欠，罗振华以个人名义与周烈明对账并付款的行为，亦足以表明其愿意承担涉案债务。最后，从周烈明提供的催款短信来看，当时罗国甫亦还在世，但周烈明的催款对象为罗振华，罗振华亦未对债务主体提出异议，由此亦可印证罗振华在涉案交易中的身份并非是罗国甫的代理人，其理应承担付款义务。
综上所述，罗振华应当支付周烈明货款402140元，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32元，由上诉人罗振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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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马 蕾
审判员 宁建龙
审判员 褚 翔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金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