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83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1，男，1962年11月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1，女，1945年12月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光明，男，1955年4月1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2，男，1964年12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3，女，1960年6月1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2，男，1954年1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3，女，1954年12月2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4，男，1959年11月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5，女，1962年5月2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6，男，1964年7月31日出生。
王×4、王×3、王×6、王×2、王×5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玉华，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许×1、王×1因与被上诉人许×2、许×3、王×4、王×3、王×6、王×2、王×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8民初318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许×1、王×1之委托代理人李光明与王×4、王×3、王×6、王×2、王×5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玉华到庭参加诉讼，许×2、许×3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月，许×1起诉至原审法院称：许×4系我父亲，于2015年11月12日去世，其生前在北京市××村725号有北正房4间、西厢房2间、倒座3间，当时我父亲出资2万元，我出资7000元。现要求依法分割我父亲位于北京市××村725号的遗产。
许×2、许×3在原审法院诉称：北京市××村725号有正房4间、西厢房2间、倒座3间系许×4与孙××遗产，要求依法继承。
王×1在原审法院辩称：许×4生前系我丈夫，我享有房屋的继承使用权，要求依法继承。
王×3、王×2、王×4、王×5、王×6在原审法院辩称：涉案房屋系违章建筑，所占用土地为孙××、王×5、马×1、马×2的自留地，法院应驳回许×1、许×2、许×3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2、王×3、王×4、王×5、王×6系王××、孙××之子女；许×4、赵××原系夫妻，生育了许×1、许×2、许×3，后许×4、赵××解除了婚姻关系；1993年5月，王××去世；1995年11月，孙××与许×4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二人婚后定居于北京市××村。2004年7月，许×4户口自河北省兴隆县六道河派出所小关门村2组迁至北京市××村725号；孙××与许×4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占用孙××、王×5、马×1、马×2的自留地，未经批准新建北正房4间、西厢房棚子2间、倒座4间（含门过道1间），后因北京市××村民委员会街道整治，将院内的西厢房棚子、倒座拆除后，重新进行修建；2006年3月，孙××去世。2009年12月26日，许×4与王×1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双方定居于北京市××村；2013年7月15日，王×1户口自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六道河镇南台村老窝铺5号迁入北京市××村725号。许×1诉称，其对孙××、许×4的房屋曾出资7000元，但未向法院提供证据。
审理中，许×1、许×3、许×2向法院提供2013年1月8日北京市××村民委员会证明1份：我××村许×4家有住房3间，属于许×4私有资产。提供署名为“王×7、王×8”的证明1份：许×4宅基地内没有任何其他人的地。王×3、王×2、王×4、王×5、王×6认为，此证明是孙××、许×4当初想在孙××、王×5、马×1、马×2的自留地内建房养猪，目的是为了获得国家给予的补助，因此村委会才出具此证明，故该证明对本案不具有证明力；对“王×7、王×8”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王×3、王×2、王×4、王×5、王×6提供北京市××村民委员会证明2份：此房屋属违章建筑，没有建房审批手续，更没有门牌号，孙××与许×4婚后二人无房居住，经母女协商在王×5家非耕地上建房居住；王×6现住房屋门牌725号，…。提供署名为“王×7、王×8”证明1份：关于许×4的建房地是孙××、王×5、马×1、马×2的自留地，每人8厘。许×1、许×3、许×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证人郎×出庭向法院证实：2005年开春，孙××和一个老头找到我，正房4间、西厢房2间共计6间以每间6000元的价格承包给我，房屋建完后，又补给我3200元，全部施工费共计39200元由孙××交给我。许×1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许×2、许×3、王×1、王×3、王×2、王×4、王×5、王×6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法院依法向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了解：
北京市××村书记郑××证实：双方诉争房屋属于违章建筑，没有正式的门牌号码，村委会对孙××与许×4婚后居住的房屋无权利请求。
北京市××村民刘××证实：2013年，其在村委会负责开信，因为孙××与许×4结婚后，为维持生计，老两口想养猪，出于为获取国家的政策补助，村委会才开具了2013年1月8日的证明。
北京市××村第十一村民小组组长王×9证实：房屋所在位置的土地为孙××、王×5、马×1及其子女的地，署名为“王×7、王×8”的证明系许×4自行书写。
北京市××村村民王×7证实：2007年我已自第十一村民小组组长卸任，房屋所在位置的土地为孙××、王×5、马×1、马×2的自留地。
北京市××村村民王×9证实：署名为“王×7、王×8”的证明非其本人书写。
双方对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材料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任何相反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坐落于北京市××村孙××、王×5、马×1、马×2的自留地上的北正房4间、西厢房棚子2间、倒座4间（含门过道1间）为孙××、许×4婚后所建，孙××、许×4去世后，由其各自的继承人先后分别继承；孙××于1996年去世，其继承人许×4、王×3、王×2、王×4、王×5、王×6有权继承遗产；许×42015年去世，其继承人王×1、许×1、许×2、许×3有权继承其遗产；孙××、许×4为养殖家畜在自留地上所建房屋，因该建筑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且占用的土地为村集体耕地，非农村建设用地，故该建筑属违章建筑，该建筑除体现了房屋所有权人权利外，亦有土地使用权人的利益体现，许×1、许×2、许×3非北京市××村村民，王×1非该块自留地的使用权人，王×1、许×1、许×2、许×3所享有的仅为房屋的继承权，不具有使用该土地的权利，其享有的房屋继承权仅可通过货币方式予以实现，经法院充分释明，王×1、许×1坚持要求房屋的使用权，不同意通过货币方式进行转化，故法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法院所做的判决，不影响行政机关对该房屋做出任何行政处罚行为。据此，原审法院于2016年5月作出判决：驳回许×1、许×2、许×3之诉讼请求。
判决后，王×1不服，上诉至本院称：争议的正房四间、西厢房两间因村修路消失，故许×4与孙××共同形成的固定财产消失，不存在他人继承；许×4与我同居婚后又形成倒座四间和西厢房棚子两间，这是我与许×4的共同财产，我享有部分自有权；我与许×4一直居住在争议房屋内，我的户口也在此，我应享有居住使用权，任何人不得侵犯。故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我依法继承涉案房屋，实际分得房产并居住使用。
许×1亦不服原判，上诉至本院称：涉案房屋是许×4经所在村委会批准所建，应系许×4私有财产，应依法按遗产分割继承；原审违反法定程序，王×2等人提交的“××村村民委员会证明2份”未经我方认证，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故不应认定涉案房屋为违章建筑。故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我依法继承涉案房屋，分得房产。
王×3、王×2、王×4、王×5、王×6同意原判。许×3、许×2未提出上诉。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无异，本院在此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了解情况笔录、证人证言、证明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位于北京市××村的北正房4间、西厢房棚子2间及倒座4间系孙××、许×4婚后所建。后在孙××去世后、许×4与王×1登记结婚前，因街道整治，当地村民委会员将上述房屋中的倒座房及西厢房棚子拆除并负责重建，上述重建系直接针对原拆除房屋的补偿，并不改变原有财产的权属。王×1上诉称涉案房屋系其与许×4的共有财产，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依据北京市××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并结合原审法院向该村委员会相关负责人、村民小组组长以及其他村民进行调查了解的情况，涉案方屋建设于自留地即耕地而非农村建设用地之上，未取得合法审批手续，并非公民合法财产。许×1认为上述房屋系许×4个人合法私有财产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基于此，经原审法院释明后，许×1、王×1仍坚持继承分割上述房屋的权属，原审判决驳回其相应诉求并无不当。对于涉案房屋所属地上物相应价值的继承问题，当事人可另行解决。
许×1以王×2等人提交的前栗园村村民委员会证明未经其认定为由，主张原审程序违法，依据庭审笔录记载，原审审理中对于上述证据已经组织当事人当庭进行了质证，故许×1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许×3、许×2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
综上，许×1及王×1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许×1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40元，由王×1负担70元（已交纳），由许×1负担70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存义
审判员 赵 霞
审判员 张清波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黄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