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4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静，女，1962年6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邰风，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涛，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光明日报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号。
法定代表人潘剑凯，社长。
委托代理人杨保全，北京市弘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静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217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7月，张静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于2010年12月31日与光明日报出版社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担任副总经理、社委会成员，负责财务、行政、劳资管理等工作，2014年2月底因工作需要调往中国文联出版社工作。按光明日报出版社有关规定，根据当年的经营情况，光明日报出版社会在本年度结束后的一定期限内发放全体职工上一年年度奖金。光明日报出版社于2015年1月28日以及2015年6月分别向员工发放了2013年度、2014年度奖金，但时至今日，光明日报出版社仍未向我支付2013年度、2014年度奖金合计622739.43元，我数次沟通未果。据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光明日报出版社支付2013年度奖金557474.10元，2014年度奖金65265.33元，共计622739.43元。
光明日报出版社辩称：张静于2014年2月底从我单位离职，于2015年7月申请仲裁主张工资奖金，超过一年仲裁时效，不应支持。此外，张静所诉的奖金在劳动合同中没有约定，我单位也没有固定的奖金发放制度，同时该奖金也不属于法定的必须支付项目，而是属于单位自主权的范畴。张静主张的奖金与常理不符合，且没有依据，张静在2014年亦没有工作满全年。综上，不同意张静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根据查明的事实，张静于2014年2月离职，其虽主张离职时社长告知该发的奖金都会发放，但光明日报出版社对此不予认可并称张静未向其主张过奖金，张静于2015年7月8日申请仲裁，故其主张相应奖金的诉讼请求，已超一年的仲裁时效，对其该项请求不应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判决：驳回张静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张静不服，上诉至本院称：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虽然是一年，但应当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在我离职时，年度奖金尚未核算出来，我不知道自己的奖金数额，权利并未受到侵害；直至2015年1月28日光明日报出版社向员工发放2013年年度奖金时，我才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因此仲裁时效应当自光明日报出版社发放2013年年度奖时即2015年1月28日起计算。二、即使认为仲裁时效应当自我离职时起计算，我在离职时并不知晓自己的奖金数额，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3款“有其他正当理由”的情形，诉讼时效应当自我离职之日起中止，直至光明日报出版社实际发放2013年年度奖金之日起，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仲裁时效期间自此继续计算。三、我在离职时，光明日报出版社负责人曾经承诺过会发放奖金，且离职后我也一直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就奖金为题保持沟通，存在时效中断。因此，我于2015年7月8日申请仲裁，没有超过一年仲裁时效，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支持我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光明日报出版社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张静与光明日报出版社于2010年12月31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其中约定张静担任管理岗位工作，劳动报酬按照光明日报出版社的薪酬管理制度执行。2014年2月，张静从光明日报出版社离职。
2015年7月8日，张静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城区仲裁委）提出申诉，要求光明日报出版社支付2013年、2014年年度奖金。西城区仲裁委于2015年7月8日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5）第38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已超过仲裁申请时效，决定不予受理。
原审法院审理中，张静主张其年终奖数额根据职级系数计算，离职时社长告知该发的奖金都会发放，但没有说明发放的具体时间，直到2015年1月才了解到其他人发放了2013年奖金。光明日报出版社否认其单位有关于奖金发放的具体制度，称张静系社委会核心成员，其奖励需经上级主管单位光明日报社批准才能发放，光明日报出版社无权决定是否发放；同时张静离职后亦未向其主张过奖金，其请求已超一年仲裁时效，不应支持。
为证明其主张，张静提交光出社字（2012）18号《光明日报出版社绩效管理办法》复印件、2012年及2013年薪酬表、关于周×等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光明日报出版社原职工周×及张×的劳动合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奖金计算表为证，并申请证人张×、周×出庭作证。其中，《光明日报出版社绩效管理办法》复印件显示的制定时间为2012年9月6日，其中规定：“没有利润指标考核岗位的人员，按指标考核人员平均年度奖金金额为基数，参照职级系数，计算年度奖金”；“对没有考核指标的岗位，年终奖金按在职时间计算”。张×与周×作证称两人曾分别担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市场中心储运部主任和办公室主任助理，在2015年1月28日收到光明日报出版社发放的2013年年度奖金；计算方式为所在业务部门该年度平均奖×岗位系数×65%；张静作为社委会成员亦有相关奖金，计算方式为全社加总平均后乘以系数。
光明日报出版社对《光明日报出版社绩效管理办法》复印件、薪酬表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周×、张×的劳动合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及相关通知文件的真实性认可，但称岗位职级序号非发放奖金依据，上述证据不能证明相关款项为周×、张×2013年奖金，且与张静无关；称张静系证人的现任领导，对证明目的不认可。
本院审理中，张静提交《2013年行政奖金计算表》及《2014年行政奖金计算表》（两份计算表均未加盖公章）、微信截图，称上述计算表从光明日报出版社财务人员经领导同意交予张静，证明张静奖金数额，以及就奖金问题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存在沟通。光明日报出版社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
经本院与光明日报出版社核实，其财务人员告知对于有销售任务的员工，需要完成销售任务才有年终奖；光明日报出版社所有员工的奖金发放都需要经过上级单位批准；因上级单位对2013年、2014年的奖金一直未予批准，后由光明日报出版社社委会集体决定，发放上述两年度的年终奖；具体的发放情况为，2015年1月28日发放不包括社委会人员在内的其他员工2013年年度奖；2015年6月19日发放除社长和已经离职的社委会人员（张静）外其他员工的2014年年度奖。
另查，根据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1月28日《关于调整社委会组成人员暨分工的通知》（光出人字（2013）02号）载，光明日报出版社社务委员会由下列成员组成：朱庆（法定代表人、社长）、孙献涛（副社长、总编辑）、张静（副总经理）、温梦（副总编辑）、段英（副总经理）、高迟（总编辑助理）、李思尧（社长助理）。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光出社字（2012）18号《光明日报出版社绩效管理办法》复印件、2012年及2013年薪酬表，关于周×等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光明日报出版社原职工周×及张×的劳动合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奖金计算表、证人证言、《2013年行政奖金计算表》、《2014年行政奖金计算表》、微信截图、不予受理通知书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静的仲裁申请是否超过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中，张静主张按惯例其存在年度奖金，在此前提下，光明日报出版社在劳动关系解除时未就年度奖金与张静结清，张静应自此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除非其能够证明光明日报出版社承诺支付年度奖金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该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张静未能举证证明光明日报出版社承诺在劳动关系解除后的具体日期向其支付年度奖金，故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张静主张仲裁时效应自2015年1月28日光明日报出版社向其他员工发放2013年年度奖金时起算，理由不成立。张静主张存在时效中止、中断，但并未举证在离职之日至申请仲裁期间发生了阻碍其主张权利的法定事由，亦不能证明在2015年7月8日申请仲裁前就年度奖金向光明日报出版社主张权利，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张静于2014年2月离职，于2015年7月8日就2013年、2014年年度奖金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光明日报出版社对此提出时效抗辩，原审法院对张静的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张静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张静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晓云
代理审判员 刘 洁
代理审判员 易晶晶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金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