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68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女，1973年3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武汉市汉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凡，女，200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学生，住武汉市汉阳区，
法定代理人：吴某，女，1973年3月3日出生，汉族，系郭凡之母，住武汉市汉阳区王家湾***号*楼*号，公民身份号码：4201051973********。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慧刚，男，1988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术国，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武汉吉家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118号复地东湖国际三期3幢1层1室。
法定代表人：金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吴某、郭凡因与被上诉人杨慧刚、原审第三人武汉吉家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家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2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某及其作为上诉人郭凡的法定代理人，被上诉人杨慧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术国，原审第三人吉家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某、郭凡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2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书和裁定书，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1日，杨慧刚与吴某（离异单身）、郭凡（未成年人）在吉家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因在办理房产过户过程中，被相关行政部门告知，未成年人出售其名下的房产，需经其父亲何凯签字同意。且正在吴某与前夫沟通中，杨慧刚于2016年10月14日向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吴某承担违约责任并请求赔偿损失。由于吉家公司不承认办理房产过户需要小孩父亲签字同意，吴某即表明不再出售诉争房产。2017年5月杨慧刚在诉讼中追加郭凡为被告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于同年8月8日驳回其起诉，故杨慧刚的行为应构成违约。由于双方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已拖延履行达两年之久，而杨慧刚仅支付了购房定金2万元，其余款项分文未付，致使吴某损失惨重。因此，非但吴某前夫何凯不同意，吴某本人也坚决不同意售房，并依约提出合同解除。然杨慧刚于2018年又向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提出继续履行合同的主张，在双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下，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不顾吴某、郭凡的意愿，作出既判决杨慧刚起诉出卖人违约不成立，又判决吴某强制售房的自相矛盾的判决，实质系对出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具体而言，一、杨慧刚起诉的诉讼主体不对。郭凡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且房产证在房产局的存档资料中显示的是何凯与吴某。故，该房产的过户登记，依法应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签字同意。然吉家公司认为该房产与何凯无关，与事实不符，且正是因为吉家公司的误导，才导致该协议自签订时即违法，也无法履行。二、杨慧刚的诉讼请求不对。由于杨慧刚主张吴某违约之诉被人民法院驳回后，其无权再要求合同继续履行。何况，合同是有履行期限的，吴某曾要求过履行合同，但不表明该合同期限可无限延长。且在吴某明确不同意售房后，杨慧刚不能仅凭其支付了两万元的定金而要求合同的履行。同时，就合同的履行，双方曾在人民法院进行过调解，因吴某要求杨慧刚赔偿利息损失而未果。据此，在相关行政部门均要求郭凡的父亲对房产过户签字同意的基础上，即使存在生效判决，该判决也并不等同于双方间的买卖合同，人民法院也无权代替未成年人做主售房。因而，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2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违背了中央政法委的精神。另外，案外人何凯已向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复议申请和执行异议书，对于该院作出查封诉争房产的（2018）鄂0102民初1237号民事裁定提出权利主张。故，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和裁定一并撤销，且驳回杨慧刚的起诉。
杨慧刚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杨慧刚与吴某、郭凡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已被（2017）鄂0102民初383号生效判决确认为合法有效。即便诉争房屋系吴某和郭凡分别按95%和5%的份额共同共有，但依我国法律规定，吴某有权单独出售该房屋，同时吴某作为郭凡的法定代理人按市场价格出售该房屋，也未损害郭凡的利益。二、（2017）鄂0102民初383号民事判决生效后，杨慧刚按该判决确定的义务依约履行合同，但吴某却仍拒不执行该判决，致使杨慧刚在发生新的事实后，再次提起诉讼，其行为并不构成重复诉讼。三、吴某在上诉状中对杨慧刚、吉家公司的谩骂和人身攻击之辞，应责令其修改。
吉家公司述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慧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某、郭凡协助将坐落于武汉市江岸区中一路36号国际百纳6栋2单元26层1室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杨慧刚名下；2、判令吴某、郭凡将武汉市江岸区中一路36号国际百纳6栋2单元26层1室房屋交付给杨慧刚；3、判令吴某、郭凡向杨慧刚支付逾期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逾期违约金（以已付房款20000元为基数，按日0.1%从2017年9月25日计算至房屋所有权转移完成之日止）及担保贷款费8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吴某、郭凡承担。事实及理由：杨慧刚和吴某、郭凡、吉家公司于2016年8月1日签订了《武汉市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后，杨慧刚按约向吴某支付定金20000元，向吉家公司支付信息咨询费17000元。2016年9月23日，在银行办理贷款资格审查和面签时，吴某明确表示房子不再出售。经与吴某积极沟通后，其仍然拒绝履行合同。2017年8月8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以（2017）鄂0102民初3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合同继续履行。据此，杨慧刚随即向银行申请贷款，并交纳贷款担保费8000元，吴某也配合办理了银行面签手续，但在吉家公司通知吴某按照合同约定协助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时，吴某于2017年9月25日明确表示拒绝配合办理。故吴某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特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凡系吴某与其前夫何凯之女，吴某与何凯于2005年2月2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双方约定郭凡由吴某抚养。位于武汉市江岸区中一路36号国际百纳一期6栋2单元26层1室房屋登记在吴某、郭凡名下，吴某享有95%的份额，郭凡享有5%的份额。2016年8月1日，杨慧刚与吴某、郭凡经吉家公司居间签订《武汉市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约定：吴某、郭凡将上述房屋出售给杨慧刚，成交价格为850000元；杨慧刚于合同签订当日付购房定金20000元，吴某、郭凡于签订合同当日将合同项下房屋的购房合同、发票、土地分割证、权属转移证明书等办理房产证、土地证所需相关资料交与吉家公司保管，用于办理吴某、郭凡名下两证；本合同项下房屋的过户、贷款、交易税费用由杨慧刚承担；杨慧刚于过户当日向吴某、郭凡支付首付款270000元，余款560000元办理银行按揭，具体金额及年限以银行审批为准，在见到已是杨慧刚名下房屋的他项权证后7日内，通知银行放款给吴某、郭凡指定账户，并在贷款审批通过后5日内，办理过户手续（遇节假日顺延）；吴某、郭凡在收到全部房款当日，与杨慧刚进行物业交接，并将房屋钥匙交于杨慧刚；吴某、郭凡因房屋产权、债权或租赁等原因不交付房屋或不过户给杨慧刚，杨慧刚不解除合同的，每逾期一日，吴某、郭凡按已付房款的0.1%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当日，杨慧刚即向吴某支付定金20000元，后在办理相关手续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杨慧刚于2017年1月诉至法院，要求解除涉案合同，并要求吴某、郭凡退还定金及赔偿损失。吴某、郭凡应诉后提出反诉，要求继续履行涉案合同，并要求杨慧刚赔偿损失。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8日作出（2017）鄂0102民初3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双方继续履行涉案合同，同时驳回双方赔偿损失的诉请。上述判决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并于2017年8月办理贷款面签手续。2017年8月25日杨慧刚向吉家公司支付贷款评估担保费8000元。2017年9月15日吴某提出协商解除合同的请求，被杨慧刚拒绝。2017年9月25日，杨慧刚的贷款审批通过，吉家公司通知双方办理过户手续时，吴某拒不配合，导致杨慧刚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杨慧刚与吴某、郭凡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经生效判决确定继续履行，故吴某、郭凡关于涉案合同效力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2017）鄂0102民初383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办理了贷款面签手续，在贷款审批期间，吴某突然提出协商解除合同的请求，在被杨慧刚拒绝后，吴某拒不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故杨慧刚要求吴某、郭凡协助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诉请，应予支持，同时杨慧刚应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另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吴某、郭凡应在收到全部购房款当日与杨慧刚办理物业交接并交付房屋，故在条件成就时，吴某、郭凡应履行交付涉案房屋的义务。根据庭审查明，贷款审批通过时间为2017年9月25日，因吴某、郭凡未按合同约定在贷款审批通过5日内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应自2017年10月1日起向杨慧刚支付逾期履行违约金。对于违约金标准，虽然合同约定每日按已付购房款的0.1%计算，但吴某、郭凡已对违约金标准过高提出抗辩，故将违约金标准调整为每日按已付房款的万分之五计算。此外，杨慧刚要求吴某、郭凡赔偿其为办理贷款支付评估担保费8000元，但该费用系杨慧刚为履行付款义务产生，如吴某、郭凡在判决后配合其继续办理贷款及过户手续，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贷款产生的费用是由杨慧刚自行承担，故，对杨慧刚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杨慧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某、郭凡支付剩余购房款830000元；二、吴某、郭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杨慧刚办理武汉市江岸区中一路36号国际百纳一期6栋2单元26层1室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相关过户交易税费由杨慧刚承担；三、吴某、郭凡于收到上述第一项购房款之日起三日内，将武汉市江岸区中一路36号国际百纳一期6栋2单元26层1室房屋交付给杨慧刚；四、吴某、郭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慧刚支付逾期违约金（即以20000元为本金，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从2017年10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五、驳回杨慧刚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6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5216元，由吴某、郭凡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吴某、郭凡向本院提交一份杨慧刚于2016年10月14日的《民事起诉状》及一份何凯于2018年6月18日《复议申请书》，拟证明杨慧刚曾提起主张解除合同之诉，故而其不应再次主张合同继续履行，且作为郭凡父亲的何凯就杨慧刚申请法院查封诉争房产提出复议，请求解除对该房产的查封。经质证，杨慧刚、吉家公司对2016年10月14日《民事起诉状》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何凯2018年6月18日《复议申请书》，杨慧刚认为何凯不是案件的当事人，吉家公司则表示无法核实该份申请书的真实性，并均认为该申请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1、对于杨慧刚的2016年10月14日《民事起诉状》，虽系客观事实，但因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以（2017）鄂0102民初383号民事判决，就杨慧刚的诉求已作出判定，并在本案查明事实的部分予以阐明。故，该份证据不属于本案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2、对于何凯的复议申请，系其就杨慧刚申请财产保全而提出的质疑，然何凯并非案件的当事人，其是否享有诉争房产的相关权益，应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解决，本案不是救济其相关权益的正当渠道。故，对何凯的该份申请，本院不予采纳。
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2017）鄂0102民初383号民事判决载明，吴某与何凯于2005年2月2日办理离婚手续，双方约定其女儿郭凡由吴某扶养，吴某系其法定监护人。2016年8月1日，杨慧刚与吴某、郭凡经吉家公司居间签订《武汉市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后，杨慧刚当即支付了定金2万元。因买卖双方在办理相关手续中发生争执，吴某一度表示不再愿意出卖房屋。同年9月28日，吉家公司向吴某发出《律师函》。2016年10月1日，吴某、郭凡收到律师函，并以短信方式联系吉家公司、杨慧刚表示同意履行合同。当月8日，杨慧刚与吴某及吉家公司前往房管局咨询房产过户事宜时得知，因郭凡系未成年人，办理过户需吴某前夫签字，吴某当场表示不确定其前夫是否能配合。2016年12月28日，吴某通知吉家公司表示已与其前夫达成一致意见，其前夫愿意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吉家公司接到通知后，与杨慧刚联系，杨慧刚表示已诉至法院，要求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据此认定，案涉《武汉市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三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虽然吴某、郭凡曾一度表示拒绝继续履行该合同，但因吉家公司发出《律师函》后，其通过短信表明了合同继续履行的意愿，且杨慧刚、吉家公司所述吴某前夫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的事实尚未实际发生，也未有证据证明出卖人存在根本违约。故，基于本案纠纷系买卖双方因沟通产生矛盾引起，在杨慧刚于吴某、郭凡未根本违约而以诉讼方式主张合同解除的行为存在过错，且吴某、郭凡多次表示不能保证房产一定能过户亦有责任之情形下，对杨慧刚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的诉求，以及吴某、郭凡要求杨慧刚赔偿损失的反诉主张均不予支持。
2018年4月23日，依杨慧刚的申请，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102民初1237号民事裁定，依法查封了吴某、郭凡名下位于武汉市江岸区中一路国际百纳一期6栋2单元26层1室房屋。同年6月9日，吴某、郭凡、何凯提出复议申请，要求撤销（2018）鄂0102民初1237号民事裁定，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当月22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以（2018）鄂0102民初1237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吴某、郭凡的复议请求。
另查明，2016年8月1日《武汉市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约定，杨慧刚怠于履行等原因逾期不交付房款或不配合办理过户，吴某、郭凡不解除合同的，按逾期一日以未付房款的0.1%支付违约金；根本违约导致吴某、郭凡解除合同的，按全部房款的10%支付违约金。如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法定原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经三方协商可解除合同，并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上述法律规定表明，依法成立的合同，非经当事人协商一致，或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尚未成就之下，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本案中，案涉2016年8月1日《武汉市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业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以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鄂0102民初383号民事判决确认为合法有效，并判决买卖双方继续履行该合同。故，杨慧刚与吴某、郭凡均应严格履行契约义务并享有权利，不得私自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通过案涉《武汉市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的约定内容可知，买受人杨慧刚应于合同签订当日向出卖人吴某、郭凡支付购房定金2万元，并在见到房产过户交件单之日支付购房首期款27万元，余款56万元办理银行贷款，且在原不动产物权凭证已发生更名后的七日内，通知贷款银行放款给吴某、郭凡指定账户。然在房产过户交件过程中，根据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关于“吴某一度表示不再愿意出卖房屋”的事实，基于双方就首期款27万元的支付时间与完成房产证交件行为的时间未约定先后顺序，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合同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之规定，杨慧刚有权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中止支付购房首期款27万元义务的履行。故，杨慧刚的该行为并不构成违约。虽然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以（2017）鄂0102民初383号民事判决认定，杨慧刚在吴某、郭凡未根本违约的情形下以诉讼方式主张合同解除的行为存在过错，但对于该过错责任的认定，其前提基础是因买卖双方沟通不畅产生矛盾所致，而并非系基于杨慧刚存有违约之事实。更何况，生效判决认定吴某、郭凡就出售诉争房产多次反复的表意行为，对引起纠纷亦有责任。据此，吴某、郭凡以自利性偏差错误解读生效法律文书，认为法院已作出认定杨慧刚违约的上诉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因（2017）鄂0102民初383号民事判决生效后，杨慧刚以通过缴纳贷款评估担保费，并完成银行贷款审批手续的方式，表明其为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在积极履行合同，然吴某却在银行审批贷款期间，再度提出解除合同，其单方毁约的违约行为，遭杨慧刚明确拒绝后，仍不配合办理房产权属的变更，以事实行为实质对抗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因此，杨慧刚基于其曾经要求解除合同的诉求被予以驳回后，根据判决生效后所发生的新的事实，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有权向吴某、郭凡提起权利主张。鉴于吴某、郭凡未举示证据证实买卖双方就合同的解除形成了合意，且依案涉《武汉市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所约定出卖人吴某、郭凡享有合同约定解除权，系在买受人杨慧刚存在根本违约之下才成就。同时，就房地产管理部门对转让房产的审批要求，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或其他法定原因可导致案涉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条件。故，基于杨慧刚履行合同未有违约之事实，吴某、郭凡主张其享有合同约定解除权的基础尚不具备，其无权单方解除合同。由于吴某、郭凡违背诚信原则酿成本案纠纷，一审认定其行为构成违约，并判令其履行合同义务及承担违约责任正确，应予维持。
关于吴某、郭凡以合同履行期间质疑杨慧刚诉讼请求的问题。因买卖双方未约定诉争房产过户及交付的具体时间，故在杨慧刚尚未完成物权取得的法定公示要件之下，其凭案涉《武汉市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所享有普通债权的请求权，应以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来确定其合法权益的保护期间。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之规定，杨慧刚可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遭受侵害之日起的三年内予以维权。因此，杨慧刚在2017年9月15日得知吴某不愿意出售诉争房屋，即已知道自身权益遭受侵害后，其以案涉《武汉市存量房居间（买卖）合同》为基础证据，主张吴某、郭凡履行合同义务，于2018年1月24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间并未超过法定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即便依吴某、郭凡就合同履行期间的上诉逻辑，从本案合同签订之日2016年8月1日至今，杨慧刚主张其时效利益的保护期间也仍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故，吴某、郭凡就合同履行期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上诉人以郭凡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签订合同违法，并据此认为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的观点，因诉讼主体没有行为能力的限制，但诉讼行为的主体需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作为案件当事人的确立，因属诉讼权利范畴，其承担主体无行为能力限制，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均可作为案件的原、被告。只是根据行使诉讼行为的主体要求，未成年人本人并不具备从事诉讼活动的法定要件，该诉讼行为的行使应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完成。因此，鉴于吴某、郭凡均系案涉合同的签约方，且吴某又是郭凡的法定监护人，并作为郭凡的法定代理人出庭应诉。故，在责任双方均与杨慧刚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前提下，杨慧刚起诉吴某、郭凡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因此，吴某、郭凡作为本案当事人，其主体资格适格，并无不当。另外，上诉人认为郭凡作为未成年人签订合同的行为违法，其旨在表明案涉合同从签订之日起即应为无效。故，吴某、郭凡的该项上诉理由，其实质系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鄂0102民初383号民事判决认定结论的彻底否定，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解决，本案诉讼不能处理生效法律文书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据此，对于吴某、郭凡认为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上诉观点，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上诉人认为案涉合同未经郭凡的父亲同意而导致事实上的无法履行的上诉理由，因从物权外观公示的要件上可知，诉争房产属于吴某与郭凡共同按份共有，份额比例为吴某占95%，郭凡占5%，并无证据表明郭凡的父亲何凯就该房产占有一定的份额，且可享有该房产的处分、收益、使用等相关权益。虽然郭凡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处分财产的行为需经其法定监护人的认可，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之规定，吴某作为郭凡的法定监护人，其占有的份额已超过共同共有人的三分之二，故，吴某有权处分诉争房产，也可代表郭凡作出处置该房产的意思表示。对于该处分行为是否侵害未成年人的利益，郭凡可在侵害事实发生后，有权向代行其意思表示的该房产另一共有人其母亲吴某进行追偿，而该追偿行为与善意购房人杨慧刚无涉。再者，通过（2017）鄂0102民初383号民事判决所载明的事实，吴某在该案审理期间明确表示，其前夫何凯已同意配合办理房产的过户手续，并提出继续履行合同的反诉主张，且在（2017）鄂0102民初383号民事判决作出后，吴某、郭凡均未提出上诉，其行为不仅表明双方就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了确认，更能说明处置该房产中郭凡所享有的份额部分，也得到了郭凡父亲何凯的追认。据此，吴某在（2017）鄂0102民初383号民事判决作出后的自动履行期间，再度以何凯不同意配合办证为由，拒绝履行合同义务，其行为既违背诚实信用的道德底线，也是有意为生效判决的自动履行设置障碍，并以期借助国家公权利达到单方解除合同的目的。故，吴某、郭凡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同时，就上诉人关于对（2018）鄂0102民初1237号财产保全民事裁定提出的上诉请求，因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已就吴某、郭凡的复议申请进行了审查，并作出（2018）鄂0102民初1237号之一民事裁定。故，吴某、郭凡的该项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6元，由吴某、郭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绮雯
审 判 员 胡 劲
审 判 员 林宏文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陈细凤
书 记 员 毛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