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1民再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常某1。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某2。
原审第三人：陶某。
上诉人常某1、杨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常某2及原审第三人陶某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4）沈铁西民再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常某1、杨某，被上诉人王某，被上诉人常某2，原审第三人陶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某1、杨某上诉请求：撤销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4）沈铁西民再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依法确认常某1、杨某对涉案房屋享有20.5平方米份额，依法认定王某、常某2擅自违法办理遗赠、继承、更名过户给陶某无效，诉讼费由王某、常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本案重要证据购房款收条的认定错误。常某1、杨某与王某、常某3在参加房改时，先有双方协商共同出资参加房改的口头约定，由王某、常某3出资8145元，由常某1、杨某出资5000元共同参加房改，购买本案诉争房屋。并于1997年7月5日，双方共同到产权单位沈阳某厂，由父亲常某3代表全家参加房改购房，当时常某1、杨某手头无现金，王某、常某3同意为其垫付。在1997年10月26日，常某1、杨某凑足房款5000元给付王某、常某3。王某、常某3指令常某1的姐姐常某4到场写下收条。王某、常某3在收条上承诺将来房屋产权归常某1、杨某所有并签字画押。根据购房款收条可以认定双方共同出资参加房改的事实，并据此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常某1、杨某既是诉争房屋的共同共有人，同时也尽了出资的义务，应享有共有的权利，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购房款收条是债权关系适用法律错误。2、诉争房屋被王某、常某2隐瞒实情，在不告知其他子女、瞒着其他房屋共有人的情况下，办理继承、赠与、转让是一种违法行为，特别是常某2在本案诉讼期间将该房屋非法更名给妻子陶某，严重侵害了常某1、杨某的合法权益。
王某辩称，虽然一审法院对部分事实的认定略有瑕疵，但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予维持。常某1、杨某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事实和理由：1、常某1、杨某的上诉状中已明确写明参加房改当时二人手头无现金，说明房改时二人并未出资，即便二人与王某、常某3约定还款5000元房屋产权归常某1、杨某所有，也是一种因合同产生的债务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根据这一规定，一审法院对常某1、杨某提供的购房款收条的认定适用法律正确。2、诉争房屋由王某更名到常某2以及陶某名下，都是依据遗嘱公证、赠与公证、夫妻更名等相关法律规定办理，没有侵犯常某1、杨某的合法权益。
常某2辩称，公房不存在子女继承份额，同住子女不是产权人，不是承租人，不存在共同共有的权利。1997年7月5日，沈阳某厂作为产权人与承租人常某3签订《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后，原来的租赁合同、租赁证均作废。签订《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的主体是沈阳某厂与常某3，与单位下属部门证明无关，与常某3子女、同住人口亦无关，应以合同为准。常某1、杨某向法院提供的1994年《单位自有公有住房住宅租赁证》的复印件、房改后产权证的复印件、收条都是他们盗取的，是虚假欺诈诉讼。而且租赁证是由1986年的原件与1994年的复印件拼凑的，1994年的原件单位没收回。收条上的指纹是趁王某睡觉时偷按上去的。常某3会写字不应该由他人代签字。收条是还款证明，没有标的物。常某1、杨某要求确认20.5平方米产权没有提供共同出资的证据，没有20.5平方米的面积证据，无字据、无抵押产权证、房改协议、购房票据。
陶某答辩意见与常某2答辩意见一致。
常某1、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二人拥有诉争房屋20.5平方米产权份额。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常某1、杨某系夫妻，常某1与常某2系王某的儿子，其父常某3系沈阳某厂职工,1982年沈阳某厂为常某3分配住房时，考虑到常某1等子女与常某3为同一单位，共同居住人口等因素，亦考虑到常某3系落实政策回城等因素，分得地址在沈阳市铁西区公有住房一处。沈阳某厂1994年7月28日下发《单位自有住宅租赁证》上记载：出租方为汽车车桥厂，使用人情况页写明承租人为常某3，家庭成员有杨某、常某、常某1。该《单位自有住宅租赁证》系复印件，上面加盖沈阳某厂房产专用章，常某2自认该租赁证原件在其处。1997年7月5日，沈阳某厂与常某3签订《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一份，约定根据《沈阳市出售公有住房办法》（沈政发［1994］52号）的有关规定，沈阳某厂将诉争房屋出售给常某3，一次性实交售房款13145元。庭审经询问，常某1、杨某承认常某3购买该公房没有折抵常某1工龄，常某1、杨某主张购买诉争房屋时出资5000元，二人提供收条写明“常某1买房，于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还给父常某35000元，将来房产权归常某1所有（面积53.9平方米），收款人常某3、王某签章，交款人常某1、杨某签章，证明人常某4”，常某4在原审时到庭证明该收条证明人签名手印系其本人，并证明常某1给付常某35000元，承诺将来该房的产权归常某1所有，后常某3将房屋给了常某2这一事实。另沈阳某厂于2008年12月19日出具证明“常某1与杨某于1982年结婚，婚后与常某3、王某共同居住在诉争房屋处至今”。常某3于1997年10月13日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常某3、王某各自于2002年11月28日立遗嘱，均声明：去世后，将诉争房屋属于个人的全部产权份额留给常某2继承，并均将遗嘱于2002年11月29日公证。常某3于2003年5月20日病逝。王某与常某2于2006年10月30日就诉争房屋办理了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申请内容为：现产权人王某占有50%，共有人常某2占有50%，并予以公证。王某于2008年3月31日与常某2签订赠与合同一份，约定：王某将诉争房屋属于本人所有的全部产权份额赠与常某2，受赠人常某2自愿接受赠与，该份赠与合同于2008年4月1日予以公证，依据该份公证书，王某与常某2于2008年4月8日以赠与的转让形式获得了沈阳市房地产转让登记申请审批，常某2于2008年4月18日取得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常某2于2015年1月22日将诉争房屋办理了所有权转让登记申请，将诉争房屋转让给其妻子陶某，陶某于2015年2月6日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一审法院认为，常某3在取得诉争公有住房使用权时，单位分房确定面积时考虑了常某1、杨某系同住人口这一因素，且在《单位自有住宅租赁证》使用人情况栏上明确记载常某1、杨某及其子女常某系家庭成员，综上可认定常某1、杨某对诉争公有住房使用权共有。至于常某1、杨某提出对诉争公有住屋享有20.5平方米产权，并要求法院确权的主张，从收条内容“常某1还给常某35000元，常某3承诺将来房产权归常某1所有”来看，常某3参加房改取得公有住房产权后，对其公有住房产权进行了处分，即与常某1达成约定，该约定具备合同效力，系债权关系，但债权和物权非同一法律关系，常某1、杨某不因该法律行为自然取得诉争公有住房的部分产权份额，且常某1、杨某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参与房改系共同出资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享有公有住房20.5平方米产权，二人亦承认房改时抵扣常某3工龄并无常某1工龄，综上，一审法院对常某1、杨某要求确认部分产权份额的主张不予支持。常某2因继承的法律事实和赠与的法律行为享有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并向法庭提交了两份公证书及所有权证书加以证明，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常某2享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常某2将诉争房屋转让给其妻子陶某并办理更名过户手续，现陶某享有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判决：驳回常某1、杨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常某1、杨某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4）沈铁西民再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常某1、杨某自认二人于1982年10月结婚，婚后杨某与常某1共同居住在诉争房屋。
本院认为，共有的产生通常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法律的直接规定，居住本身不会产生共有。因此，同住人口是否对共同居住的房屋具有共有权，要看该房屋是否已经转化为家庭共同财产或系共同投入所得。在取得公房使用权时，除承租代表人外，其他同住人口作为分房时确定面积等因素的一个重要条件的，或其他同住人口交纳了增加面积款的，或所交旧房为其他同住人口的共有财产的，即使房屋使用权证上未明确记载该同住人口为共同承租人，也可构成共有。否则，仅凭居住不能构成对公有住房使用权的共有。本案中，沈阳某厂于2008年12月19日出具《证明》，内容为：“沈阳某厂在1982年为常某3分配住房时，考虑到常某1等子女与常某3为同一单位、共同居住人口等因素，亦考虑到常某3系落实政策回城等因素，分得住房。”该《证明》上加盖“沈阳某厂房产专用章”。经本院核实常某1、杨某于本次庭审中出示的《证明》原件与原审卷宗所附的复印件一致。常某2认为该《证明》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亦不能证明常某1、杨某在分房时起到何种作用，但未对此《证明》上加盖的公章申请鉴定，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证明》材料为虚假，故应认定该《证明》材料真实有效。据此，因沈阳某厂给常某3分房时考虑到其子常某1与常某3为同一单位、共同居住人口等因素，常某1作为公房同住人口在沈阳某厂分房时构成了确定面积的一个重要条件，故常某1对原公房具有共有权益。
关于共有份额问题，本院向沈阳市房产局及沈阳某厂均未查询到该厂为常某3分配原公房时确定面积的具体因素，亦无法查明1982年第一个《单位自有住宅租赁证》上载明的同住人口人数及名称。本案唯一一个1994年《单位自有住宅租赁证》系常某1、杨某提供的复印件，该《租赁证》复印件上记载：出租方为汽车车桥厂，使用人情况页写明承租人为常某3，家庭成员有杨某、常某、常某1。因常某1与杨某自认二人于1982年10月结婚后共同居住在原公房，其子常某于1983年8月出生，而原公房于1982年5月入住，故杨某及其子常某不是沈阳某厂分房时的同住人口，亦不是该厂分房时确定面积的考虑因素。故对于一审法院认定“单位分房确定面积时考虑了杨某系同住人口”这一事实予以纠正。另，本院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承认1982年沈阳某厂为常某3分配公房时，原上交旧房及新分公房的同住人口均为七人，包括常某3、王某、常某1、常某2及常某4一家三口。关于常某1、杨某提出的二人先与常某3、王某口头协商一致共同出资参加房改，根据5000元《收条》可以认定双方共同出资参加房改的事实，常某1、杨某既是诉争房屋的共同共有人，同时也尽了出资义务，应享有诉争房屋20.5平方米所有权份额，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购房款收条是债权关系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收条》内容为“常某1买房还给常某35000元人民币，将来房产权归常某1所有”，系常某3、王某在房改后给常某1、杨某出具，此时常某3已经取得了公有住房的所有权，通过《收条》方式与常某1、杨某约定房屋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为债权法律关系正确，常某1、杨某不因该约定当然取得诉争房屋20.5平方米所有权份额。
由于沈阳某厂出具的《证明》材料能够证明共同居住人口是分房时确定面积的考虑因素，且双方当事人均承认分房前后的居住人口均为七人，而常某2未提供证据证明车辆厂为常某3等分房时，除人口因素外，其他因素对于分房确定面积所占的比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之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应认定常某1享有原公房七分之一的使用权份额。虽然诉争房屋以常某3名义进行房改，但房改行为不能改变常某1作为房屋原有权利人享有的权利，故常某1享有诉争房屋七分之一的所有权份额，即7.7平方米（53.9平方米÷7）。关于常某1、杨某提出的请求确认王某、常某2擅自违法办理遗赠、继承、更名过户给陶某无效的上诉请求，因超出一审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常某1、杨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4）沈铁西民再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常某1享有沈阳市铁西区房屋7.7平方米的所有权份额；
三、驳回常某1、杨某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常某1、杨某负担1250元，由王某、常某2负担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常某1、杨某负担1250元，由王某、常某2负担7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甘国明
审 判 员 安一凌
代理审判员 石 兴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 龙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九十条：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但分割夫妻共有财产，应当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