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利津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522民初1062号
原告：石永军，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荣（原告之妻），
原告：刘玉荣，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凯，山东诚正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利津分公司。
负责人：安鹏，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康康，山东康桥（东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强，山东康桥（东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石永军、刘玉荣与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利津分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裁定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本案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石永军、刘玉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酬金206717元并支付利息85550.82元；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两原告系夫妻关系，两人共同经营利津县波翔通讯店期间与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作为被告代理商为被告销售手机卡、代收手机费等移动通信业务，由被告向原告支付代理酬金。代理期间被告欠下原告酬金没有支付。现有税务机关开具的已提供给被告发票的汇总表，被告未付款的酬金有206717元。该酬金经原告索要未果。
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利津分公司辩称：1.原告主体不适格，根据法律规定，个体工商户应当以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2.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两年的诉讼时效，2012年12月31日，合作协议到期后波翔通讯便不再代理移动通讯业务，双方的代理关系终止；3.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并审理查明如下事实：原告石永军与刘玉荣系夫妻关系。2004年起，原告石永军个人开始代理被告的移动卡销售等业务。2004年10月12日，原告石永军注册波翔通讯，经营者为原告石永军，实际经营者为原告刘玉荣。2007年6月16日，波翔通讯与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委托业务范围包括各类SIM卡销售，办理入网业务、商务电话销售、各类充值卡销售、缴费卡销售、IP卡销售、收取话费；代办酬金发放方式是甲方根据乙方实际销售情况支付代办酬金，酬金标准按甲方及甲方上级主管部门规定执行，如遇上级主管部门政策变更，酬金标准将同时调整；酬金结算方式为“邮政储蓄，账户60×××32，乙方必须凭有效服务业发票（盖章）领取代办酬金”，酬金结算按照甲方的《山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东营分公司代办酬金管理办法》执行，其他无相关约定。协议合作截止时间为2012年12月31日。协议终止后，原告刘玉荣分别于2012年12月9日向被告提出126.78万元的索赔请求，于2013年2月5日向被告提出68.48万元的索赔请求，于2014年12月2日提出137.45万元的索赔请求，时至今日，尚未获赔，在庭审中原告提出了215172元的酬金主张。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
原告认为，民诉法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第二款规定：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波翔通讯的工商登记经营者为原告石永军，但从被告多次针对原告方索赔问题做出答复的对象可以看出，实际经营者为原告刘玉荣，故应列两者为共同诉讼人，原告主体适格。并提供如下证据：
1、合作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主体适格，因为合作协议上写的乙方是石永军，而实际经营者是原告刘玉荣，虽然加盖了波翔通讯的印章，但是根据业务需要才加盖的。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个体工商户实际经营者与经营者不一致的，列两者为共同诉讼人，不需要列字号。
2、被告于2015年6月5日向利津县信访局提交的《关于东营移动利津县分公司原代理商刘玉荣女士投诉处理情况的报告》、2015年10月26日被告向利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具的《关于查证落实刘玉荣反映情况的函》、2014年12月20日被告给原告的《关于刘玉荣反映问题落实情况的函》及山东龙合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刘玉荣出具的《告知函》各一份。证明自2004年开始，代理被告移动业务的是原告石永军个人，后来注册了波翔通讯，又以波翔通讯的名义与被告签订了合作协议，被告认可实际经营者是原告刘玉荣，原告主体适格。
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协议的双方系波翔通讯和被告，原告石永军作为经营者在协议上签字，对原告刘玉荣系实际经营者不予认可，原告主体不适格；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波翔通讯自2004年10月12日注册，经营者一直为石永军，实际经营者不是原告刘玉荣。根据民诉法的解释，第一款为前提，列字号为当事人，另外，如果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在列字号为当事人的前提下，同时注明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故原告主体不适格。
本院分析认为，根据民诉法解释的规定，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故原告主体适格。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诉讼时效的问题。
原告主张，本案未超诉讼时效，在被告给原告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原告在合作协议终止后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就索赔问题曾连续多年多次向被告提出过主张。并提交如下证据：被告于2014年12月20日给原告的《关于刘玉荣反映问题落实情况的函》（盖有被告公章）及山东龙合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刘玉荣出具的《告知函》各一份、2015年6月5日向利津县信访局提交的《关于东营移动利津县分公司原代理商刘玉荣女士投诉处理情况的报告》、2015年10月26日被告向利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具的《关于查证落实刘玉荣反映情况的函》。《关于刘玉荣反映问题落实情况的函》中载明“刘玉荣女士三次书面提出不同索赔，2012年12月9日提出索赔126.78万元，2013年2月5日提出索赔68.48万元，2014年12月2日提出索赔137.45万元，我公司认为，其索赔要求无任何依据，与我公司无关”。
被告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虽曾多次向被告提出索赔请求，但未涉及酬金的问题，故本案已超诉讼时效。
本院分析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信访材料及本院依法到利津县信访局调取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原告自2012年12月份起连续多年认为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并提出索赔请求，故本案未超诉讼时效。
三、原告的诉讼主张有无事实依据的问题。
原告主张，在合作协议终止后，被告欠原告215172元酬金未支付。包括：2009年2月18日的3768.55元，2011年3月18日的1608.95元，2011年4月21日的4426元，2011年7月5日的25610元，2011年8月3日的10070元，2011年9月6日的18000元，2011年10月12日的400元，2011年11月3日的2200元，2011年11月7日的6600元，2011年12月6日的800元，2012年1月5日的24800元，2012年2月6日的5945元，2012年2月20日的1438.9元，2012年3月6日的8430元，2012年3月20日的1599.6元，2012年4月6日的3725元，2012年5月3日的2880元，2012年6月6日的7485元，2012年8月6日的7855元，2012年9月6日的8125元，2012年10月11日的8435元，2012年11月6日的16470元，2012年12月4日的10000元，2013年1月5日的10000元，2007年9月13日的12880元，2007年9月14日的11620元。为达到其证明目的，原告提供了合作协议复印件一份、利津县地方税务局出具的发票汇总单三张、税收通用完税证复印件两份。
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原告应当就要求被告付款的事实依据提供相关证据，发票明细收款方不是原告，付款方也不是被告，不能证明与该案的因果关系，完税证明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告依约向原告支付了酬金，不欠原告的酬金。原告与被告合作期间，代理两种类型的电话卡，一种是酬金卡，即代理商按照卡的面值从被告处购买手机卡，被告按照一定的返还标准为代理商支付酬金；另一种是包销卡，代理商按照低于面值的价格从被告处提卡，应付酬金包含在手机卡面值内（酬金即卡面值与提卡价格间的差额），代理商按差额向被告开具酬金发票，相应税金由代理商承担，被告不再另行支付酬金，故包销卡的酬金不是以现金的方式打到原告银行卡上的。并且，被告申请法院调取了五笔银行转账记录，证明该五笔酬金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原告，除此之外的，都是包销卡。包括2009年2月18日的3768.55元、2011年3月18日的1608.95元、2011年4月21日的4426元、2012年2月20日的1438.9元、2012年3月20日的1599.6元，共计12842元。
根据被告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上述五笔转账。原告认可收到了该五笔酬金。经审查，原告提供的两份完税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庭审过程中，原告刘玉荣申请法院调取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东营分公司保存的原告主张的发票对应的会计记账凭证。经调取，其向法院提供了原告主张的酬金发票联（共十四份，发票号码分别为：00187722、00187509、00153689、00153601、00036825、00034997、00035612、00010435、00259911、00259393、00258939、00189899、00189543、00188244）所对应的包销卡酬金发票情况、包销卡提卡明细、付款凭证、非采购订单市场营销类报账单、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应付凭证、代理商酬金、发票的发票联及被告未收到原告主张的部分发票（发票号码分别为：00007911、00154926、00154840、00154646、00154077）的说明。
对以上证据，原告综合质证认为，证据中载明的信息与原告实际销售的电话卡的种类及价格均不符，不是60元提100元面值的卡，而是63.5元提取，以上证据可以说明原告主张的涉案发票已经交到了被告手中，被告及其上级公司已将这些酬金发票用于记账，这证明以前被告主张未收到发票系虚假陈述,且庭审中被告曾认可发票系由原告开具，后又主张发票系由其自己开具，相互矛盾，发票上有波翔通讯的印章，能说明发票是由原告开具的；被告与其上级公司东营分公司系隶属关系，证据显示原告所提供的发票由东营分公司入账，因此东营分公司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所作的说明只能作为单方陈述，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发票说明及记账凭证与原告提供的酬金发票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无法证实，被告仅凭这些说明来证明原告不应得到这些酬金，与常理不符；上述证据大部分是被告及其上级公司单方制作，用于其内部往来的结算凭证，不能证明与原告提供的酬金发票之间的对应关系，被告仅有单方陈述，没有有效证据，单方制作的提卡明细，没有原告提卡时的签字确认，具有随意性，是不真实的；被告提供的酬金明细载明的金额与原告方开具的发票金额一致，证明这些酬金是应当发放给原告的，并非通过包销卡，是形式上的发放，被告所称包销卡及包销卡提卡政策和酬金支付方式原告不知情，在双方之间的合同中也没有记载，被告用这些无关的政策和销售方式强加于本案，是不能成立的。
被告认为，上述证据是法院根据原告申请，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东营分公司调取的，是真实客观的；证据中代办酬金发放表中包含原告在内的全部利津的代理商，金额与原告主张的涉案发票的金额一致，能够说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原告主张的涉案酬金发票是被告根据上级公司下发的提卡政策而做出的，发票金额是原告提卡金额与充值卡内面值的差额，酬金就是该部分差额，被告不应再按照发票金额重复支付；比如原告在60元提100元的充值卡时，需另交3.5元的税金，由被告去开具发票时交纳，原告也认可63.5元提100元面值卡的事实，印证了被告的陈述，涉案发票是由原告向被告交纳税金，由被告到地税局开具发票。另，被告提供如下证据：
1.市移动公司提卡政策两份、原告于2012年5月16日签字的提卡单一份。证明2007年至2013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东营分公司积极发展东营移动通信市场，提出“包销卡”提卡方式，即以13.5元或15元提50元面值的SIM卡，以40元提100元面值的SIM卡；提卡单可以看出当时原告提卡也是提的包销卡，是17元提50元面值的SIM卡，43.5元提100元面值的SIM卡。
2.从市移动公司调取的在网截图信息及在网明细各一份。该证据与法院在被告处调取的提卡明细相互印证，可以在移动公司后台系统中查询到这些在网手机号均为原告对外销售的手机号，从而证明提卡明细的真实性。
3.退卡明细两页。证明2013年3月5日，原告刘玉荣申请将从被告处提卡中的部分充值卡退回被告处，被告于同日向原告退款9502.25元，该些卡均为包销卡，说明在2007年至2012年，原告从被告处提包销卡数量之多，时间跨度之久，包销卡在当时通信市场非常受欢迎。明细中载明43.5元提面值100元的充值卡，该43.5元是由提卡金额40元与开票税金3.5元组成，该手机卡在退款时向原告实际退款40元。如果被告欠原告酬金未支付，原告在退回充值卡时就应当提出，但在此及之后原告均未提出过，已超诉讼时效。
4.中国工商银行网上转账凭证9份、利津分公司营业收入统计3份。证明因原告向被告开具的涉案发票金额已经由被告在原告提卡时以差额实际支付，故东营分公司根据省公司BOSS系统的支撑情况，将开具的发票金额从市公司的成本支出账户划转至公司的收入账户内。该转账凭证中的数额包含整个利津代理商当月的全部酬金。营业收入统计证明涉案三个月份的包销卡政策能够完全与省公司的政策相互匹配，市公司仅作账面的调整，不需要通过账号间资金的实际划转。
5.利津其他代理商出具的证明、营业执照各三份。证实截止2013年，移动公司销售的SIM卡有两种方式，一是后付酬金卡，二是包销酬金卡。包销卡在提卡时以卡面值与提卡金额的差额作为酬金，及时兑现，不需再按发票金额向代理商支付酬金，发票也是移动公司列账使用。
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不是原件，是后来打印的，对其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4系被告单方制作的打印件，对与本案的关联性及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证据5，代理商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从内容上看，几份证明除了出证人的信息不一样外，内容完全一致，系被告打印好后由出证人签名，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
本院分析认为，根据双方委托合同约定，原告持酬金发票到被告处领取酬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东营分公司提供了14张酬金发票联，证明被告持有原告方发票的事实，被告主张这些发票系本方开具为其内部做账使用，而非应支付给原告的酬金，根据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能够证实双方存在委托代理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应当诚信遵守。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六条第4款中对酬金领取明确约定酬金支付领取方式：“乙方（指原告方）必须凭有效服务业发票领取代办酬金”，本院依据原告申请，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东营分公司依法调取的案涉发票联十四张，发票联信息显示：时间与原告主张的发票汇总明细表中的时间吻合，项目内容均为劳务费，收款方均为利津县波翔通讯，收款方识别号或证件号码为EO,税号为，该证件号码中的系原告石永军身份证号码，并加盖了波翔通讯发票专用章。该发票联与原告提交利津县地方税务局出具的发票汇总明细表三张相互印证，能够认定被告持有并提交给本院的发票联中对应的数额146850元应支付给原告。关于原告主张的酬金215172元，能够确定其中有12842元被告实际已支付，对于剩余的202330元，根据本院的调取情况，其中有七笔合计55480元（发票号分别为00007911、00154926、00154840、00154646、00154077，完税证号分别为5890054、5860932）原告没有向法庭提交发票，也无证据证实被告持有该发票，故对该数额被告不应予以支付。对于剩余的146850元，被告主张该部分酬金系包销卡酬金，被告仅用该些发票作被告公司账目处理，不是实际应当支付给原告的酬金，证据不足，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关于利息损失，被告未及时支付给原告酬金，给原告造成利息损失，原告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支付利息损失的起算时间应为原告第一次主张权利时，但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其第一次主张权利的具体时间，故应当自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到期次日即2013年1月1日起算，到被告主张的截止时间2016年11月30日，利息损失应为37593.6元。
被告的抗辩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应得到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利津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石永军、刘玉荣酬金14685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37593.6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684元，由原告石永军、刘玉荣负担1695元，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利津分公司负担398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许孝坤
审 判 员 魏 芬
人民陪审员 王新军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程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