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嘉商终字第4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懋源。
委托代理人：钱建平，浙江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珊珊，浙江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久光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加创路***号上海交大（嘉兴）科技园研发楼下层40C。
法定代表人：苏世伟，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世伟（浙江久光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男，1962年11月10日出生，蒙古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宛南四村4号202室。公民身份号码：1502031962********。
上诉人李懋源、浙江久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世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4）嘉秀商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6日、同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懋源的委托代理人钱建平，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苏世伟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浙江普意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意隆公司）于2011年1月17日注册成立，由凌某和王某组建，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凌某占51%的股份，王某占49%的股份，王某实际以技术入股。2011年9月23日，普意隆公司登记变更企业名称为久光公司，原由凌某持有的51%的股份变更登记为苏世伟持有。王某与李懋源系父子关系。2011年11月14日，苏世伟向王某出具借条一份，写明向李懋源借款166.3915万元，由李懋源为久光公司的垫款转化而来，具体为：1、电子设备预付款40万元；2、三辆汽车663915元；3、生产设备（灯泡）款60万元。2011年11月25日，苏世伟与王某签订了《解除技术合作协议》，约定：王某与久光公司解除技术合作关系；王某持有的久光公司49%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苏世伟；李懋源在久光公司筹建期间所垫付的采购设备款，久光公司于2011年12月31日前归还，同时按银行存款利率支付利息；等等。2012年4月17日，久光公司登记变更股东为苏世伟一人，其持有公司100%的股份。
普意隆公司因经营需要曾向海安县誉华电光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华公司）采购数码无极灯自动生产线设备。2012年8月21日，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安法院）受理了誉华公司起诉久光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并于2012年1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于2012年11月15日作出（2012）安商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久光公司已给付给誉华公司设备款205.4元，该205.4万元中的110.4万元系久光公司的前身普意隆公司支付，另外95万元系王某为久光公司支付（王某共付给誉华公司131.8万元，誉华公司退还王某36.8万元）。苏世伟于2011年8月分四次共交给王某101万元。
普意隆公司在2011年1月期间，购买了三辆汽车，购车款591600元及车辆购置税50563元、上牌服务费1455元合计643618元均由普意隆公司支出。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懋源提供苏世伟出具的借条主张要求久光公司和苏世伟归还借款，并说明借款并未直接支付给苏世伟，而是为久光公司（即普意隆公司）垫付了因购买机器设备、汽车等款项，其中垫付久光公司购买三辆汽车的全部费用663915元，垫付久光公司向誉华公司购买自动生产线设备款项60万元，为久光公司垫付电子设备预付款40万元。对此，苏世伟虽确认借条为其出具，当时自己通过受让公司股权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对李懋源是否实际为公司垫付款项情况不明，但由于轻信公司另一股东亦即李懋源之父王某所说的李懋源曾有为公司垫付款项的情况下出具了借条，而自己并未收到李懋源出借的款项；针对李懋源的诉讼请求，久光公司亦否认李懋源有为公司垫付款项的事实，为证明其反驳意见，久光公司提供了其自行支付购车款的证据以及海安法院就誉华公司诉久光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的判决书等证据，上述证据能证明李懋源不存在为久光公司购买车辆垫付663915元和为久光公司向誉华公司垫付设备款60万元的事实。鉴于此，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应由接近证据的李懋源继续提供其为久光公司垫付款项的证据，经原审法院释明，李懋源不能进一步提供其为久光公司购买车辆垫付购车款和向誉华公司支付过货款的证据。为此，李懋源主张的为久光公司垫付购车款663915元和为久光公司向誉华公司购买设备垫付设备款60万元的事实，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关于借条中所涉李懋源为久光公司垫付电子设备预付款40万元，久光公司虽予否认，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久光公司否认与李懋源之间的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辩解，依据不足，不予采信。久光公司和苏世伟称李懋源涉嫌诈骗，要求原审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原审法院在第一次庭审中已告知久光公司和苏世伟可向公安机关报案，但二者至今未有提供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证据。久光公司要求法院通知凌某、陈某到庭作证，超过了举证期限，不予准许。由于李懋源主张的借款系因垫资转化而来，且《解除技术合作协议》约定的还款义务人为久光公司，实际采购的设备、汽车也是归久光公司所有，苏世伟作为久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具借条，应认为是代表久光公司的行为，久光公司为实际的债务人。李懋源主张苏世伟系久光公司（一人有限公司）的单一股东，苏世伟在借条中写明1663915元为其对李懋源的借款，而在《解除技术合作协议》中又将上述借款确认为李懋源对久光公司的垫资，故李懋源有理由相信久光公司和苏世伟的财产混同，苏世伟应对借款的清偿承担连带责任。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借条中列举的垫款购置的资产显然都是久光公司的资产，在原审法院的相关执行案件中，久光公司的所有资产均在该公司的经营地或公司名下（其中汽车在王某处，仍登记在久光公司名下），未发现久光公司与苏世伟的个人财产混同的情况。况且，苏世伟出具借条之时乃至《解除技术合作协议》签订之时，久光公司的股东是苏世伟和王某二人，其时久光公司并非苏世伟的一人公司，故李懋源主张的苏世伟与久光公司财产混同应由李懋源承担举证责任。现李懋源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对李懋源的此主张不予认定。庭审中，李懋源主张苏世伟出具的借条所载明的借款金额部分属于王某向苏世伟转让股权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与本案借条载明的垫款转化为借款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久光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李懋源借款40万元。二、驳回李懋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9776元，由李懋源负担12476元，久光公司负担73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宣判后，李懋源和久光公司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
李懋源上诉称：第一，原审判决否定李懋源为久光公司垫付采购数码无极灯自动生产线设备款60万元及购买三辆汽车的价款66.3915万元理由牵强，李懋源垫付上述两项价款的事实有足够的依据予以认定：苏世伟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自2011年7月28日即因受让久光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凌某占公司51%的股权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完全有条件掌握公司有关设备及车辆购置资金情况，而其却在此后2011年11月14日亲笔书写并一一列明李懋源垫付款明细的借条，该借条是证明李懋源垫付的最有力的直接证据。苏世伟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又有足够社会生活经验的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其以极为低廉的成本取得久光公司的全部股权后利用垫付款凭证在借条出具当时均已交付苏世伟的机会，谎称其系受骗出具了借条，图谋逃避应由其承担的责任，故其关于受骗出具借条的抗辩苍白无力，根本不应被采信。第二、海安法院关于誉华公司诉久光公司的判决，印证了苏世伟向李懋源出具的借条中的60万元设备垫付款不是空穴来风。首先，海安法院判决书确认誉华公司总共收到过久光公司的货款242.2万元，虽然其中36.8万元被认定已退回久光公司，但普意隆公司直接支付给誉华公司的设备款为110.4万元，由苏世伟通过王某支付给誉华公司的设备款为95万元（暂且不论苏世伟支付给王某的101万元与王某支付给誉华公司的款项是否存在同一性），前述二项款项之和为205.4万元，那么誉华公司曾经收到过的242.2万元中的36.8万元的唯一合理解释只能是李懋源的垫付款。其次，海安法院的判决书确认誉华公司收到的设备款中的最后两笔各为30万元，与李懋源及王某在未见到过该判决书的情况下陈述的分两次各垫付了30万元的事实吻合。而久光公司持有该法院判决书却故意隐匿直至原审法院限令其提交，个中原委不难发现。第三、李懋源垫付三辆汽车款的事实没有相反证据推翻，且其有新证据进一步证实。首先，久光公司在一审中出示的有关汽车销售商出具的收到普意隆公司为购车付款人的收据等凭证，并不能排除购车款实际来源于李懋源的可能。其次，李懋源目前找到了证明其垫付购车款事实的新证据。第四，苏世伟也应根据其出具的借条向李懋源承担还款义务。2011年11月14日苏世伟出具的借据，是本案的直接证据，借条明确载明苏世伟为债务人，虽然2011年11月25日《关于王某同志与久光公司解除技术合作协议》的第五条另行确认了垫付设备款由久光公司向李懋源归还，但该协议书并非李懋源或其授权王某与久光公司或苏世伟订立，故该协议对李懋源并不产生债务转移的约束力，如果李懋源所主张的苏世伟与久光公司存在财产混用的主张不成立，不能由苏世伟与久光公司连带承担还款义务，那么也应由苏世伟依据其出具的借条承担给付义务，原审法院判决由久光公司还款并不合适。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李懋源的上诉请求。
针对上诉，久光公司二审中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除了电子设备款外，其余的两项内容是正确的，证据是充分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对其它两项款项的内容。第一，李懋源认为苏世伟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出具借条就是对债务的确认，有违事实，苏世伟出具的借条明确注明是垫付款，则债务必须在李懋源确有垫付资金的情况下才能形成，李懋源也只有实际垫付了资金才具有追偿的权利。而李懋源在长达10个月的一审审理期间，均未能向法庭提供其垫付资金的相关证据。因此，久光公司认为李懋源实际未垫付资金。反之，久光公司却能提供转账凭证、收款收据、发票来证明汽车款和设备款均系公司自行支付，故李懋源提出原审对这两项的判决结果错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二，至于原审判决认定的40万元电子设备预付款，久光公司并没有收到电子设备款，并就此也提出了上诉，久光公司认为李懋源应当对垫付款的交付时间、地点、方式及金额负举证责任，且在原审判决后，久光公司已找到了相关证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懋源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中关于汽车款、设备款共计126万余元的判决结果。
针对上诉，苏世伟二审中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对其个人的认定，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对其个人的判决结果。
久光公司上诉称：原审判决判令久光公司归还李懋源借款40万元错误，理由如下：第一，李懋源没有垫付过40万元电子设备款，该款项是普意隆公司用自有的资金从公司账户上支出，并有银行转账凭证和流水账单记录为证。第二，原审判决认为久光公司申请证人出庭超过举证时限错误，在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称40万元电子设备款系其通过转账垫付之后，久光公司认为王某作伪证，遂申请法庭调取银行相关证据材料，并请求准许原普意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凌某、总经理陈某出庭作证，以证明王某的证词虚假，但原审法院并没有对久光公司的申请作出答复，直接在判决中认定上诉人的举证请求超过举证期限。对此，久光公司不服，理由如下：其一，法院审理案件，应当查明事实，久光公司的申请系举证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是有利于法院根据事实作出判决的，而其申请的证人是电子设备购买的最直接的经办人员，有资格也有义务就设备款是否系李懋源垫付作出事实证明；其二，久光公司是在王某作出不利于久光公司的虚假证词的情况下，为证明王某所作证词不实而申请证人凌某和陈某出庭作证，属于反驳证据，且是在法庭当庭告知久光公司的期限内提交的，并未超过举证期限，原审以超过举证时限为由不准许知情人出庭作证，侵害了久光公司的举证权利，导致法院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判决，故上诉人请求二审准许上述两位证人出庭，并调取普意隆公司的银行账单和转账凭证，以查明40万元电子设备究竟是否为李懋源垫付的事实。第三，原审判决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李懋源所主张的“垫付款”均系大额转账资金，其应当对垫付事实负举证责任，否则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其除了一份借条外，并没有提供转账凭证等可以证明其转账垫付资金的证据，而原审法院却在久光公司未能就相关事实举证的情况下，直接决定由李懋源的父亲王某作为本案的唯一证人出庭作证，违背了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更为错误的是，原审在发现证人与久光公司所言矛盾百出后，却不以查明案件事实为己任，反而不予准许久光公司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请求，致使本案原审判决错误。第四，原审法院将王某列为证人，与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当事人和证人的相关法律规定不符。王某是李懋源的父亲，又与本案诉讼标的有利害关系，因此王某不符合证人资格，只能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第三人。综上，久光公司认为李懋源并没有垫付40万元电子设备款，因此，久光公司与李懋源之间并不存在债务，原审法院判决久光公司归还实际并不存在的40万元垫付款，违背了事实，损害了久光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判决，改判驳回李懋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李懋源承担。
针对上诉，李懋源二审中答辩称：关于李懋源垫付40万元电子设备预付款，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不是典型的民间借贷纠纷，不适用最高级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纠纷的条文适用。借条出具时苏世伟已经做了久光公司4个月的法定代表人，其系对垫付事实了解的情况下才出具了借条，且其已收到了相关垫付凭证。故其只有拿出足够的证据才能推翻该借条，但其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苏世伟或久光公司均无有利的足以推翻这份借条证据的反证，包括40万元电子设备预付款在内，即便有部分由普意隆公司付出，也没有办法排除款项是来源于李懋源或其父亲或其他的途径，故原审判决就该40万元款项的判决并无不当。另外，原审法院判决由久光公司归还40万元的依据是王某和苏世伟签订的一份协议，而借条确定的债务人是苏世伟，其将该笔款项转由久光公司归还，应当经李懋源同意，其他人作出的决定对李懋源是没有约束力的。但原审法院基于该协议判决该笔款项由久光公司支付也存在不妥。
针对上诉，苏世伟二审中答辩称：对久光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
二审中，上诉人李懋源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一，一份复印件证据，证据内容显示“收王总汽车、电子设备予付款，已清。凌某2011.8.2”，以证明原普意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凌某收到涉案汽车、电子设备款，李懋源称该处“王总”即王某。证据二，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回执（复印件），证明李懋源于2011年10月13日通过靖江普利达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达公司）向誉华公司支付了30万元。
久光公司、苏世伟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据一非原件，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凌某签字的真实性均有异议，且根据证据字面表述李懋源所主张的款项“已清”，不存在久光公司或苏世伟欠款的问题；证据二所涉款项在海安法院审理的誉华公司诉久光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中并无涉及，且普利达公司为生产无极灯的厂家，也向誉华公司采购过生产设备，故该款项与本案无关。
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认证为：证据一为复印件，且久光公司对证据的形式及内容的真实性均有异议，本院不予认定；证据二只能证明普利达公司向誉华公司支付了30万元，该款项是否系李懋源为久光公司垫付款项无法认定。
二审中，上诉人久光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户明细对账单、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业务委托书（扫描件）和中信银行电子转账凭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40万元电子设备款系原普意隆公司自行支付给扬州时新景观照明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并非李懋源所垫付。
李懋源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一、证据或是扫描件或是复印件，真实性不能确认；二、即便证据为真，该款项是否用于支付涉案电子设备款也不能确认；三、再退一步讲，该款项系涉案电子设备预付款也不足以推翻该款项最终来源于李懋源的事实。本院第二次庭审时，上诉人李懋源确认该电子设备预付款确系普意隆公司支付，但支付款项来源于李懋源，由其父亲王某交给公司用于支付。
苏世伟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据是其一审结束后从原普意隆公司找到，支付及转账都是真实的，事实发生于其未接手久光公司前。
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认证为：对久光公司要证明的普意隆公司于2011年3月2日汇出40万元用于支付涉案电子设备预付款的事实予以确认，李懋源主张该40万元由王某代其交付普意隆公司没有证据支持，不予认定。
另外，久光公司二审中申请普意隆公司原股东凌某、总经理陈某出庭作证，以证明涉案三笔款项均由普意隆公司自行支付，并不存在由李懋源垫付的事实，本院予以准许。后因久光公司未能提供证人凌某的有效联系方式，二审中只有证人陈某出庭作证。陈某陈述其于2011年1月至同年7、8月份在普意隆公司担任总经理，在此期间王某只是技术入股，所有的设备都是凌某出资购买，并不存在别人垫付的情况，关于涉案的40万元电子设备预付款，公司付过钱后发现机器老旧，已退回要求更换新机器，但新机器一直未送来。
对于证人的上述陈述，上诉人李懋源发表质证意见认为：陈某是否确系普意隆公司总经理尚需进一步证明；即便其身份真实，其也只能证明其在职的2011年1月至7、8月份期间普意隆公司购买设备无他人垫资，并不能证明此后的垫资情况。
对于证人的上述陈述，上诉人久光公司和被上诉人苏世伟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认同证人证言，没有异议。
本院对证人的上述陈述经审查认证为：陈某所能证明的40万元电子设备款及车辆购置款系由普意隆公司直接支付，与久光公司所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被上诉人苏世伟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涉案40万元电子设备预付款系由普意隆公司于2011年3月2日支付给扬州时新景观照明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另，苏世伟分别于2011年8月8日向王某汇款100万元、于同年8月29日向王某汇款1万元，于2011年9月19日向李懋源汇款50万元，苏世伟称上述款项均用于支付与誉华公司交易的设备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首先，久光公司上诉称原审法院将王某列为证人存在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虽然久光公司认为王某有两种身份信息，又系李懋源之父且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但并不否认涉案借条的出具确与王某相关，则王某作为事情的知情人及借条、解除技术合作协议的经手人有义务出庭作证。至于久光公司认为王某只能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其也并未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追加，故原审法院将王某列为证人并无不当。至于久光公司申请证人凌某、陈某出庭的问题，其在一审中超过举证期限，对其申请原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且二审中证人陈某已出庭作证，凌某不能出庭系因久光公司无法联系其本人，故久光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本案的责任主体问题，亦即涉案借款的义务主体为谁。本院认为，涉案借条系苏世伟以个人名义出具给李懋源，但李懋源一二审中均认可其并未参与借条出具的过程，相关事项均由其父亲王某代为处理，且借条涉及款项也与王某有关，故王某应视为垫付款的实际处分人及李懋源的代理人，王某与久光公司签订的解除技术合作协议中约定涉案款项由久光公司归还，则该约定也对李懋源产生约束力；且李懋源在起诉之初也以此为据要求久光公司承担责任，并以苏世伟个人财产与久光公司财产混同为由要求苏世伟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这说明李懋源对债务人变更为久光公司也是明知并同意的。故其在二审中认为债务主体变更为久光公司没有经过其同意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久光公司为实际的债务人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
最后，关于涉案借款事实的认定。李懋源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诉讼，其赖以主张的依据即涉案借条，该借条明确载明了借款系垫付款，即电子设备预付款40万元、购车款663915元和生产设备（灯泡）款60万元。关于电子设备预付款及购车款，久光公司提供了普意隆公司付款的转账凭证等，证实该两笔款项均由普意隆公司直接转账支付给相应销售商，李懋源及王某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但李懋源认为普意隆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来源于其垫付，却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两笔垫付款由李懋源或王某垫付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关于生产设备（灯泡）款60万元，有海安法院的判决认定款项系普意隆公司支付110.4万元和王某支付95万元，李懋源二审中举证称其曾通过普利达公司汇款30万元给誉华公司，即使该事实能够认定，由于苏世伟也举证证明其曾汇给王某、李懋源共计151万元用于其二人支付誉华公司的货款，而李懋源及王某否认该151万元系货款，但又不能就该款项系用于其他用途作出合理解释；王某与李懋源系父子关系，其言词证据在没有客观充分的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况下，没有可信度和证明力，故对李懋源所称垫付生产设备（灯泡）款60万元的陈述不予采信。综上，对于涉案三笔款项的垫付，苏世伟提供了相反证据而李懋源不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垫付事实，因此李懋源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原审法院对三辆汽车及生产设备（灯泡）款未予支持并无不当，至于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的电子设备预付款40万元，因二审出现新的证据，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上诉人李懋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上诉人久光公司二审中提供了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上诉观点，本院予以支持。由于二审中出现新证据致使案件改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原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4）嘉秀商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李懋源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97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776元，均由上诉人李懋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春
代理审判员 冯 静
代理审判员 陈 蓉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金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