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972民初6997号
原告：南京发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尧佳路7号上城风景北苑16幢11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113MA1M9KKC8F。
法定代表人：夏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珺，江苏嘉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立，江苏嘉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东莞市巴尔顿酒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巷头社区富康南七巷30号二楼，组织机构代码为582906143。
法定代表人：赵南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明，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居友，男，汉族，1982年9月25日出生，住湖南省洞口县。
原告南京发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九公司）诉被告东莞市巴尔顿酒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尔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27日立案后，根据被告巴尔顿公司的申请，本院追加张居友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发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珺，被告巴尔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明，第三人张居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后依法裁定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发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夏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立，被告巴尔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明，第三人张居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发九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巴尔顿公司返还发九公司支付的货款43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12月2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6年6月15日为12,440元）；2.巴尔顿公司赔偿发九公司损失88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巴尔顿公司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发九公司将其诉请返还的货款金额变更为432,000元。事实和理由：发九公司与巴尔顿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签订《产品供销合同》，其中约定，巴尔顿公司向发九公司销售“VINIQ”系列产品。后巴尔顿公司依照其确认的订单向发九公司提供“VINIQ”共计200箱，发九公司向巴尔顿公司支付相应货款432,000元。因上述酒水为进口货物，发九公司一直向巴尔顿公司催要报关报检材料及中文标签，但巴尔顿公司一直未能提供。后因他人向发九公司购买酒水后巴尔顿公司仍未提供报关报检材料，导致发九公司按照《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赔偿款项880,000元。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发九公司遂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巴尔顿公司辩称：1.涉案货物并不是巴尔顿公司提供的，巴尔顿公司与发九公司双方有签订合同，但并未实际履行，合同已销毁，巴尔顿公司亦没有销售过案涉货物。根据第三人的证据，发九公司在此之前就有销售案涉产品的水货。2.巴尔顿公司与张居友之间不存在授权关系，张居友的行为不代表巴尔顿公司的行为，张居友在本案中也不构成表现代理。3.巴尔顿公司没有收到发九公司的货款，发九公司主张返回货款及利息、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4.从张居友提供的证据看，发九公司被索赔是因为发九公司擅自假冒政府文件。综上，发九公司的诉请是虚假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发九公司的全部诉请。
第三人张居友述称：1.第三人张居友与发九公司法定代表人夏东有业务往来，巴尔顿公司并不知情。2.第三人与夏东之间是红酒交易，不是案涉VINIQ酒，且钱货两清，夏东在合理期间没有对交易的红酒质量提出过异议。3.夏东之前有做过VINIQ酒，该酒购货渠道多，也有很多卖这种酒的网站。4.申请退款没有依据，发九公司无法证明其已实际进行赔偿，亦不能证明其实际损失。5.发九公司无法证明被索赔，即使是被索赔，也是因为假冒政府文件所致。综上，发九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请求驳回发九公司所有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发九公司提供产品供销合同、销售订单、账户明细清单、支付宝付款凭证、转账业务回单、工商登记信息、微信记录、电话录音、手机定位、定位图片、机票订单详情等，拟证明其与巴尔顿公司之间存在“VINIQ”酒水产品的买卖合同关系，并已支付全部货款432,000元。
产品供销合同、销售订单均加盖了巴尔顿公司的公章。产品供销合同载明巴尔顿公司授权发九公司作为其“VINIQ”系列产品的区域经销商，产品供货价格为750ML180元每瓶、375ML120元每瓶，2015年11月订货目标为400箱，每批订货总量不得低于100标准箱（每箱12瓶），发九公司应在订单确认后3天内将30%预定货款汇入巴尔顿公司指定账户，巴尔顿公司将产品运达发九公司指定仓库，发九公司的合同签署日期为2015年11月20日，巴尔顿公司的签署日期为2015年11月22日。销售订单载明“VINIQ”产品的订货明细为：紫色750ML、290箱、3480瓶、单价180元、总价626,400元，红色750ML、10箱、120瓶、单价180元、总价21,600元，紫色375ML、100箱、1200瓶、单价120元、总价144,000元，共计792,000元，并载明巴尔顿公司的账号信息（开户名陈楚生），付款方式为预付30%，收到货物确认无误余款汇至供方账户。巴尔顿公司对产品供销合同、销售订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主张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发九公司也没有依合同约定将预付款及其余货款转账支付至销售订单载明的巴尔顿公司指定账号，巴尔顿公司没有向发九公司销售“VINIQ”产品或其他酒水，也没有收到发九公司支付的任何货款。张居友主张对合同、订单的意见与巴尔顿公司的意见一致。
账户明细清单、支付宝付款凭证、转账业务回单显示发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夏东分别于2015年11月24日支付200,000元、于2015年12月24日两次各支付50,000元、于2015年12月26日支付47,000元、于2015年12月27日支付5,000元给张居友，张俊于2015年12月23日两次各支付40,000元给张居友。巴尔顿公司主张该款项与其没有关联。张居友确认一共收到432,000元，但主张系其个人销售百乐莱、利比湾两个品牌的葡萄酒给夏东所收取的货款，与巴尔顿公司无关，也不是发九公司所主张的VINIQ产品，上述款项中有两笔各40,000元系由张俊支付，表明张俊与夏东系同一公司，发九公司主张向张俊进行十倍赔偿的陈述是虚假的。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张居友系巴尔顿公司股东之一。巴尔顿公司、张居友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确认。
微信记录系夏东与张居友的对话记录，显示张居友于2015年11月19日发送销售合同、订单的文件文档给夏东，夏东于2015年11月20日将签署及盖章后的产品供销合同以照片形式发送给张居友，张居友回复“收到”并要求夏东邮寄至其出示的名片地址，其出示的名片显示张居友为巴尔顿公司的销售总监，地址为巴尔顿公司的经营地址。上述销售合同、订单以及照片形式的产品供合同，经打开微信的文档原件、照片原件，可确认与发九公司提供的产品供销合同、销售订单一致。2015年12月27日，张居友告知夏东“货昨天已经发出，5000还没收到”，夏东回复“马上转”。该笔5,000元的转账时间与支付宝付款凭证中的5,000元付款时间对应。2016年1月13日，张居友告知夏东“红色已经没货”，“其他请尽快确认提货”，夏东回复“好的”。2016年1月15日，张居友询问“今天货可以发吗？”夏东回复“我这么还要很多货没出，现在深圳几家卖水货卖的很便宜，而且现在没有中文标，我找几家市区夜店的供应商，还要一家婚庆公司，他们也要正规的手续还能订货”。2016年1月20日，夏东询问“张总，您那边还有多少货？”张居友回复“300多”、“小紫色100是你预定的”，夏东称“刚刚我帮你的号码给我朋友了，我现在也没有出货，现在等你那边材料好了我一起提走”。之后，张居友问“货不提了？对吗？”夏东回复“恩等有中文标您仓库里所有Viniq一起提走”。巴尔顿公司主张张居友不是其授权代表，其与夏东的对话跟巴尔顿公司没有关联。张居友主张其与夏东之间的交易，巴尔顿公司并不知情，而张居友与夏东之间交易的是百乐莱、利比湾两个品牌的红酒，并不是“VINIQ”产品。
电话录音为夏学青（发九公司主张其为夏东的父亲）与张居友的通话录音，双方就产品问题进行磋商，但未提及具体问题指向，张居友表示要等老板回来后再给答复。手机定位及定位图片显示2015年12月23日在东莞市富安路拍摄产品照片、2015年12月29日在上海市望东中路99号拍摄货物运送照片，机票订单详情显示夏东搭乘12月23日7点15分从上海虹桥机场至深圳宝安机场以及12月24日9点15分从深圳宝安机场至上海虹桥机场的航班。发九公司主张夏东于2015年12月23日到达巴尔顿公司的仓库参观并拍照，确认货源充足后于次日支付了200,000元货款，并陆续支付了其余货款，巴尔顿公司于2015年12月26日向其发货后，张居友于2015年12月27日向其催收余款5,000元，夏东于当天支付该余款5,000元，并于2015年12月29日收到货物200箱VINIQ酒水。巴尔顿公司主张其没有授权张居友与发九公司交易，录音中也没有提及案涉酒水的品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而定位及照片等证据不能证明其拍摄的酒水位于巴尔顿公司的仓库，也不能证明巴尔顿公司向发九公司提供了案涉酒水。张居友主张录音所涉及的是其提供给发九公司的红酒的证书，与发九公司主张的VINIQ酒水无关，张居友向夏东所发货物也是200箱，其中百乐莱100箱、总价280,800元，利比湾100箱、总价151,200元，合计432,000元，于2015年12月25日收到全部货款后一次性发货。
发九公司主张巴尔顿公司提供的VINIQ酒水缺乏报关报检材料及中文标签，导致发九公司遭索赔赔偿880,000元，构成根本违约，故合同应予解除及退还货款，发九公司并提供调解书（王晓菲）、转账记录、交易明细、周阳身份证复印件、调解书（张俊）、转账记录佐证其损失情况。调解书（王晓菲）为复印件，落款日期为2016年3月15日，落款日期下方有王晓菲的签名，大概内容为王晓菲于2016年3月8日在网络平台的专营店上购买了30瓶价值11,400元的VINIQ酒水，后发现为未经报关商品，经协商由专营店赔偿其80,000元并退回货款11,400元。转账记录、交易明细、周阳身份证复印件显示周阳于2016年3月15日分别向王晓菲转账支付30,000元、50,000元。发九公司主张夏东与周阳为朋友关系，因资金不足，由周阳代为支付赔偿款给王晓菲。调解书（张俊）落款日期为2016年8月4日，落款日期下方有发九公司盖章及张俊的签名，大概内容为张俊于2015年12月23日向发九公司购买VINIQ进口酒水用于自身消费并支付80,000元货款，于2016年1月2日收到货物后因发九公司提供不了报关单、卫生检验证书、中文标签，经双方调解，发九公司退还货款80,000元及赔偿800,000元，现已支付赔偿款250,000元，限2017年1月1日前付清。转账记录显示发九公司于2016年8月3日转账25,000元、于2016年8月4日转账225,000元给张俊，用途为“还款”。巴尔顿公司、张居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第一次庭审中，发九公司主张王晓菲、张俊是其客户，其被该两客户索赔时，双方通过签订调解书确定赔偿数额。第二次庭审中，发九公司主张周阳、张俊为其下家，其只将案涉酒水销售给周阳、张俊，已经销售的货物大概为80箱，之后周阳又销售给王晓菲等人，被王晓菲索赔后即向张居友催要相关报关报检手续。
发九公司还提供一份律师函，显示其于2016年3月31日向巴尔顿公司发出律师函，载明发九公司向巴尔顿公司采购VINIQ酒水，并支付货款432,000元，经向巴尔顿公司催要海关报关报检材料未果，导致发九公司向客户支付十倍的惩罚性赔偿共80,000元，故要求巴尔顿公司提供相关手续并补偿其损失80,000元。巴尔顿公司确认收到该律师函，并于2016年4月6日作出回函，回复称其银行账户没有收到该笔货款432,000元，也不曾销售VINIQ酒水。发九公司亦确认收到回函。张居友确认该432,000元系其个人收取，与巴尔顿公司没有关系。
张居友亦提供其与夏东之间的微信记录，该微信记录内容与发九公司提供的微信记录原件中的相应内容对应。其中，夏东于2015年12月23日向张居友发送外包装上显示有VINIQ字样的酒水货物照片，张居友主张这是夏东向其展示其之前订购的货物。张居友随后向夏东发送一份授权书确认函，该确认函载明“嘉露酒庄”授权广东辰和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经销嘉露酒庄的百乐莱和利比湾系列葡萄酒。夏东还向张居友发送了三张对话截图，该截图是在夏东向张居友反馈案涉酒水问题时所发送，截图对话其中一方是销售酒水的代表（以下对话简称“发”），另一方为案外人（以下对话中简称“外”），截图一显示“发”询问“打假的？”“外”回复称“用不用谈”、“谈就谈价不谈下周收传票”、“走私已经违法假冒政府文件可是刑法管辖的”，“发”未作回复，“外”则称“等传票吧”，“发”问及“你想怎么处理”，“外”称“如果能协商赔钱就最好协商不了就走法律途径”。截图二、三是连续的对话，“外”发送了两张货物照片，并称“我们香港公司货源充足”，“发”称“应为听说水货有160的所以想看看能不能便宜点”，“外”回复称“那个基本没货的了海运货来的”、“213给你吧，大概79天就到你们那了”、“我们的货是不会断的”，“发”回应称“也就是说160确实有呗”。张居友据此主张夏东在之前已经在销售VINIQ酒水，且都是“水货”，而夏东被人勒索不是因为产品质量，而是假冒政府文件。发九公司主张微信记录不能反映发九公司之前有销售案涉酒水，截图中的对话双方也不是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无关，发九公司并主张当时案涉酒水的“水货”价格在160元以下，之所以以180元每瓶的价格向巴尔顿公司购买案涉酒水，系相信张居友代表巴尔顿公司销售的酒水有合法齐全的进口手续。
张居友主张其提供给夏东的葡萄酒有相应的合法来源，并提供一份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载明百乐莱、利彼湾两种葡萄酒的入境检验检疫手续。发九公司对此不予确认，主张双方除了案涉VINIQ酒水外，不存在其他酒水的交易。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张居友的行为是否代表巴尔顿公司。
首先，发九公司提供的微信记录与张居友提供的微信记录原件内容一致，本院对发九公司、张居友提供的微信记录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发九公司提供的产品供销合同、销售订单与张居友通过微信发送给夏东的产品供销合同、销售订单文档文件以及夏东发送给张居友的照片形式的产品供销合同格式、内容一致，本院对发九公司提供的产品供销合同、销售订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通过上述证据可以认定，张居友作为巴尔顿公司的股东之一，其以巴尔顿公司销售总监的身份，向发九公司发送了以巴尔顿公司作为供方的产品供销合同，并在发九公司签署合同后要求发九公司将合同寄到巴尔顿公司的经营地址，故发九公司有足够理由相信张居友的行为是代表巴尔顿公司的行为，有理由相信张居友是巴尔顿公司的授权代表。其次，产品供销合同中加盖了巴尔顿公司的公章，巴尔顿公司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主张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并已撕毁。在本案中，发九公司持有该合同的原件，表明双方存在合同的磋商及签订过程，但巴尔顿公司未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亦无证据显示其与发九公司之间存在其他交易往来，显然该合同系由张居友盖章确认后再提供给发九公司，故可进一步认定张居友是巴尔顿公司的授权代表。虽然发九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至合同载明的巴尔顿公司指定账户，但案涉交易是由张居友直接与发九公司法定代表人夏东进行洽谈，发九公司将货款支付给张居友，亦属于履行合同付款义务，且张居友已确认收到了全部货款，故单凭该付款情况并不能认定案涉产品供销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对巴尔顿公司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发九公司还提供了电话录音、手机定位、定位图片、机票订单详情以及律师函等证据，虽然该些证据不是认定发九公司与巴尔顿公司存在案涉酒水买卖合同的直接证据，但该些证据可与上述产品供销合同、销售订单、微信记录等证据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佐证张居友以巴尔顿公司名义与发九公司洽谈案涉交易的事实。因此，本院认定发九公司有理由相信张居友是巴尔顿公司的授权代表，张居友的行为后果应由巴尔顿公司承担。
2.张居友交付的是VINIQ酒水还是百乐莱、利比湾葡萄酒。
首先，案涉货物由张居友交付给发九公司，张居友作为履行交付货物义务的实际经手人，未提供证据佐证具体的交货种类及明细，单凭其陈述及微信记录中发送的授权书确认函，难以认定张居友交付的是百乐莱、利比湾两种葡萄酒。其次，产品供销合同、销售订单载明的产品名称为“VINIQ”,销售订单载明的品种及规格包括紫色750ML、红色750ML、紫色375ML等，而张居友与夏东之间的微信对话“红色已经没货”、“小紫色100是你预定的”、“您仓库里所有Viniq一起提走”等内容亦涉及“VINIQ”,并能与之相互印证，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原则，本院认定张居友交付的产品为“VINIQ”酒水。
3.发九公司主张向王晓菲、张俊赔款的损失情况。
首先，发九公司提供的调解书（王晓菲）没有原件，该调解书（王晓菲）与调解书（张俊）均只有王晓菲、张俊及发九公司的签名或盖章，没有经过第三方或国家机关确认，无法认定调解书及调解书中载明的事情经过的真实性，退一步讲，即使事情经过属实，相应的赔偿处理结果亦是协议双方协商一致的意见，并不能认定为法定的赔偿项目及金额。其次，发九公司关于向王晓菲赔偿80,000元的陈述，前后矛盾，先是陈述周阳与夏东是朋友关系，周阳代为垫付赔偿款给王晓菲，后又陈述发九公司供货给周阳，周阳再销售给王晓菲，二者相互矛盾，表明发九公司的陈述不真实，本院对发九公司的主张难以采信。从转账记录看，该款项系周阳与王晓菲之间的往来，没有证据显示发九公司与该笔往来存在关联，故亦不能直接认定为发九公司的损失。再次，发九公司关于向张俊赔偿800,000元的陈述，存在多个疑点，包括：第一，赔偿金额的确定时间。发九公司陈述赔偿金额于签订调解书时确定，该调解书的时间晚于发九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而发九公司起诉时已确定其损失包含该赔偿款，可看出发九公司在未与张俊确定赔偿金额、亦未向张俊支付赔偿款时，便已自行确定了赔偿金额并作为其诉请的损失金额之一，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发九公司对此的解释是，张俊在此之前已经向其提出过800,000元的索赔要求。若如发九公司所述，该笔赔偿事项明显严重于王晓菲的索赔事项，而在发九公司向巴尔顿公司发出的律师函中，却完全没有提及该笔重大的赔偿事项，仅提及王晓菲的赔偿事项，这亦明显不符合常理。第二，赔偿金额的支付时间及用途。调解书（张俊）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8月4日，而发九公司转账给张俊的其中一笔款项为2015年8月3日，赔偿款支付时间早于赔偿款数额达成协议的时间，与交易习惯不符，且发九公司转账给张俊的两笔款项载明的用途均为“还款”，无法认定是否属于赔偿款。第三，购买时间及购买用途。调解书（张俊）载明张俊于2015年12月23日向发九公司购买案涉酒水用于自身消费。而发九公司于庭审中陈述的是其只销售给周阳和张俊，其意思指的是张俊为其下游经销商，故即使张俊向发九公司购买案涉酒水，亦不属于自身消费，另外，发九公司主张收到案涉酒水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9日，却于2015年12月23日向张俊销售了案涉酒水，二者相互矛盾。最后，发九公司主张其向王晓菲、张俊进行了赔偿，表明发九公司与王晓菲、张俊存在直接的买卖往来，但发九公司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具体的交易情况，且两份调解书中均涉及退还货款，而发九公司亦没有证据证明其退款的事实。因此，发九公司以其向王晓菲、张俊赔偿880,000元为由主张该赔偿款项为其损失，其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另查明，发九公司于2016年7月15日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申请查封巴尔顿公司价值1,350,000元的财产，并提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的信誉担保。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受理，作出（2016）粤1972民初6997号民事裁定，于2016年8月1日查封巴尔顿公司的酒水一批（查封清单：NO.0025778）。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巴尔顿公司是否应向发九公司返还货款及支付利息；二、巴尔顿公司是否应向发九公司赔偿损失。
焦点一。发九公司以经销商的身份与巴尔顿公司签订案涉合同，双方属于平等的商事主体，双方均应当对案涉交易所产生的利益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具有成熟、理智的判断。发九公司主张退还货款的理由为巴尔顿公司根本违约及合同应予解除，故应考虑巴尔顿公司是否存在根本违约、合同是否应予解除。首先，发九公司已经销售部分货物，剩余部分货物亦未退还给巴尔顿公司或张居友，在没有退货或主张退货的情况下诉请退还货款，缺乏法律依据。其次，案涉产品供销合同中约定了产品名称、规格等，但没有约定产品标准。从双方的陈述及举证情况来看，可以认定张居友运送给发九公司的货物符合合同约定，理由是：第一，发九公司陈述其于2016年1月15日、2016年1月20日向张居友催要报关报检手续，又陈述其被王晓菲索赔（2016年3月）后才向张居友催要相关报关报检手续，二者时间矛盾，其陈述难以采信。若发九公司于2016年1月15日、2016年1月20日向张居友催要报关报检手续，结合调解书（张俊）载明的张俊于2016年1月2日向发九公司催要手续的内容以及二者的时间顺序来看，发九公司是由于其客户原因才向张居友提出催要手续，表明其签订合同时并未对此提出要求；若发九公司确系因被王晓菲索赔而向张居友催要手续，不排除其存在转嫁商业风险的可能性，而发九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应自行承担相应的交易风险。并且，发九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收到货物，若如其所述，其随后已向张居友催要手续，则应待张居友提供手续后再行销售，而调解书（王晓菲）显示的销售时间为2016年3月，表明发九公司收货后已经在销售，并未对案涉酒水提出异议。第二，案涉交易由发九公司法定代表人夏东与张居友洽谈，其主张当时案涉酒水的“水货”价格在160元以下，而其购买价格为180元，应有相关手续，由于进口酒类税率较高，夏东主张的价格差异较小，并不足以完全区分案涉酒水的标准，另外，夏东确认其家族长期从事酒类经营，表明夏东对案涉酒水的标准及酒水标准对价格的影响有较为熟悉及明确的认知，故其以该价格来认定案涉酒水标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从上述已确认真实性的微信记录来看，夏东向张居友发送案涉酒水种类的照片以及其与案外人洽谈酒水交易的对话截图，显示其有意购买的是“水货”标准的酒水。综合上述意见，发九公司主张巴尔顿公司存在根本违约，诉请退还货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焦点二。如前所述，发九公司所举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损失情况，其诉请巴尔顿公司赔偿损失880,000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南京发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6,702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南京发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原告南京发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伟乐
人民陪审员 李少华
人民陪审员 张跃铭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黄艳勋
钟淑婷
附：相关的主要法律条文（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