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民终34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新锋，男，1984年3月20日出生，汉族，辽宁省普兰店市人，现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作义（程新锋父亲），男，1956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辽宁省普兰店市人，现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天斌，辽宁士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仕勇，男，195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辽宁省大连市人，现住大连市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天斌，辽宁士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春松，男，1971年9月29日出生，汉族，辽宁省普兰店市人，现住普兰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玉品，辽宁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金波，女，1975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辽宁省普兰店市人，现住普兰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振伟，男，1972年8月19日出生，汉族，辽宁省普兰店市人，现住普兰店市。
原审第三人：程作钢，男，1970年5月28日出生，汉族，辽宁省普兰店市人，现住普兰店市。
上诉人程新锋、黄仕勇因与被上诉人柳春松、柳金波、王振伟、原审第三人程作钢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2016）辽0283民初4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程新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作义，上诉人黄仕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天斌，被上诉人柳春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玉品，被上诉人柳金波、王振伟，原审第三人程作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新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涉案车辆始终由第三人及柳春松经营管理是错误的。从两次车辆买卖交易、两次到远辰客运公司办理经营承包权变更手续、变更结算证、涉案车辆被案外人开走停运期间的维权等一系列活动中，柳春松一直没有参与，上述情形可以说明柳春松没有权利也没有实际参与涉案车辆的经营管理。二原告与第三人等人一起到远辰客运公司办理经营承包权变更手续时，因原告程新锋没有干过客车经营管理，当时远辰公司鞠经理要求该车交由程新锋的父亲程作义参与实际经营管理。应鞠经理的要求，程新锋在协议书上的文字表述，不能推定涉案车辆由第三人及被告柳春松经营管理，甚至不能推定鞠经理有权或者实际要求第三人及被告柳春松经营管理该车。一审遗漏了2015年4月20日庄河市新华派出所的报案记录，并且在几次公安机关的侦查笔录之中，针对本案的几个关键问题，被告是否占有涉案车辆股份、涉案车辆实际由谁经营管理等问题，被告自己表述和被告之间的表述都前后矛盾，甚至与第三人之间的表述也之相矛盾。所以说，公安机关的卷宗笔录不能证明涉案车辆始终由第三人及被告柳春松经营管理。第三人否认车辆未交付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鉴于本案的特殊性，涉案车辆与客运线路经营权紧密相关，不可分割交付；买卖协议约定的标的物是车辆和线路经营权，并且约定了交付的条件、交付的时间、交付的方式等。如果分割交付，必然要违背交易的根本目的，违背交易的公平性，甚至违背法律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未对案件的侵权事实进行审理，未对侵权问题作出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另，案涉BA5032客车已经让被上诉人私下报废，事实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想调整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上诉人对案涉BA5032客车拥有所有权，涉案车辆已经报废无法退还，想确认车辆报废款归上诉人所有；2、责令被上诉人退出涉案客运线路的经营，该请求一审没有提出，现二审提出。
柳春松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BA5032客车在2013年2月1日起由程作钢、柳春松、柳春峰三人按份共有，若车辆买卖，必须三人共同签字方能有效。认可在车辆买卖时，买卖标的是BA5027客车，上诉人只支付了部分价款，后来BA5027客车没有实际交付，程作钢称上诉人没有钱继续支付，就不买了，程作钢是同意用BA5032客车庄河站的结算款给上诉人以返还上诉人已经给付的购车款。上诉人与程作钢只是为了办理结算手续才到挂靠公司办理了BA5032客车的经营权承包合同。庄河站结算款，上诉人已经结算了约120万元，旅顺站的结算款一直由柳金波、柳春松结算。上诉人没有经营过BA5032客车，从车站管理、司机招用、管理和发放工资、车辆维修、加油、安全运输责任状等各个方面，上诉人均未参与。都是柳金波、柳春松经营。上诉人程新锋的父亲程作义2015年12月22日在公安机关的报案笔录中也明确自认相关事实。上诉人未所有并经营该车辆。如果车辆已经交付，上诉人程新锋的父亲程作义没有必要抢车。其也不可能不雇佣司机、不承担车辆经营的任何费用。基于物权法，上诉人没有获得过物权，谈不上被侵权。案涉×××客车已经报废的事实原审时已经发生并举出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该事实并非是新发生的事实，而原审时上诉人并没有提及要求返还报废车款项的诉讼请求，更没有责令退出线路运营的诉讼请求，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上诉人在上诉审中是不能脱离原审的诉讼请求而予以变更和增加的，所以上诉人当庭对其诉讼请求的变更是不成立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柳金波辩称，同意柳春松意见。
王振伟辩称，同意柳春松意见。
程作钢述称，同意柳春松意见。我根本没有将BA5032客车所有权和经营权卖给上诉人，我是用BA5032客车的票款还上诉人买BA5027客车的购车款。BA5032客车的买卖协议我没有签过，并且有司法鉴定，是对方拿BA5027客车的合同变造的。为了办理结算，我只在承包合同上注明了BA5032客车。
程新锋、黄仕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对涉案客运车（车牌号：×××）拥有所有权，判令被告退还涉案客运车；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干涉原告对涉案客运车的正常运营；3、判令被告向原告连带赔偿停运期间的经济损失（按每月6万元计算，从2016年3月1日起至返还车辆时止）；4、判令被告连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与被告柳金波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0年7月8日在普兰店市民政局协议离婚；二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两台客车，车牌号分别为×××号和×××号，均挂靠在远辰客运公司经营客运，其中×××号客车机动车行驶证上登记的所有人为远辰客运公司；二人离婚时，×××号客车的所有权及客运经营权归第三人所有，×××号客车的所有权及客运经营权归被告柳金波所有。2013年11月26日晚上，第三人与二原告签订了《买卖协议》，主要内容为：”将程作钢挂靠在大连远辰客运有限公司、旅顺至庄河、车牌号为×××号客运车和线路经营权转让给程新锋、黄仕勇所有。转让金额为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整（450万元），先期交付壹佰伍拾万元整（150万元）。程作钢负责在12月10日前把客运线路经营权过户给程新锋，并负责远辰客运公司与程新锋重新签订《客运车辆与客运线路经营权承包合同》。程新锋、黄仕勇再次交付给程作钢壹佰万元整（100万元）后，车辆及线路经营权即刻交付给程新锋、黄仕勇经营。所有营运收入归程新锋、黄仕勇所有。剩余款项程新锋、黄仕勇分期付给程作钢。”协议书签订当晚，二原告交付现金35万元，第三人给出具了50万元的收条，约定第二天再转帐15万元。嗣后，第三人又于2014年1月25日出具了”收到程新锋买车款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整（2300000）”的收条。2014年1月19日，二原告与第三人等人一起到远辰客运公司办理经营承包权变更手续，由远辰客运公司负责人鞠丕东（甲方）和原告程新锋（乙方）就×××号客车运营事项签订了《长途客车经营承包合同》，因当天远辰客运公司印章不在公司，承包合同未加盖公章。同年2月22日，远辰客运公司（甲方）和原告程新锋（乙方）就×××号客车运营事项签订了《长途客车经营承包合同》，主要内容为：”乙方经营车辆车牌号为×××；2、经营期限自2014年3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等等。”该承包合同原告和被告柳春松均提供了内容基本相同的文本，在被告柳春松提供的合同文本结尾处，原告程新锋书写了”本人承诺在本轮承包期内不参与该车的经营和管理”的内容。同年3月5日，原告程新锋在庄河市汽车站办理了结算证，用于结算×××号客车在庄河市汽车站的车票收入。此后，×××号客车仍由程作钢经营管理，但该车在庄河市汽车站的车票款由原告程新锋结算，在旅顺口区汽车站的车票款由被告柳金波结算。诉讼中，原告提供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3年11月25日的《买卖协议》，甲方为第三人，乙方为二原告，该协议内容与2013年11月26日第三人与二原告签订的《买卖协议》相比较，除标的物为变更为”×××号客运车”外，其余内容相同。对此原告的举证意见为，2014年2月22日，二原告与第三人到远辰客运公司就×××号客车办理变更《长途客运车辆经营承包合同》时，远辰客运公司负责人告知×××号客车签不了合同，第三人也表示要收回×××号客车，变更为×××号客车，考虑到远辰客运公司仅同意对×××号客车进行变更登记，并且购车款已经交付给第三人，只能接收×××号客车，在补签×××号客车的买卖协议时，找到原打字店，将买卖协议中的车号变为×××，其他内容不变，但将日期记错了，误写成了11月25日。第三人对这份《买卖协议》上本人的签字认可，但认为这份协议是原告用2013年11月26日×××客车《买卖协议》的一式三份协议中的一份变造的，其从来没有签订过×××号客车的协议。2016年11月15日，原告程新锋申请司法鉴定，鉴定事项为：对被告提供的买卖协议、收条（指程作钢于2013年2月1日出具的买卖协议和收条）的书写时间进行鉴定。2017年1月9日，被告柳春松申请司法鉴定，鉴定事项为：1、原告程新锋向法院提交的与程作钢签订的×××号客车买卖协议上程作钢的签名是伪造的。2、上列买卖协议上辽”BA5032”字体与协议其他内容的字体不一致，是变造、篡改的。2017年5月17日，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了（2017）大恒司说明字第011号《说明函》，主要内容为：对2013年2月1日《买卖协议》、《收条》形成时间是否是同一时间书写的鉴定，我所组织专家利用各种仪器设备进行了检验，无法得出明确结论；对2013年11月25日的《买卖协议》中”×××”字迹与其他字迹字体是否一致的鉴定，我所出具了大恒物鉴[2017]第71号《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其余鉴定要求，未提供样本，无法得出明确结论。同年5月17日，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了大恒物鉴[2017]第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主要内容为：2013年11月25日的《买卖协议》正文第二行”5”、”0”、”2”字迹与检材中其他相同字迹字体不一致；检材字迹中其他字迹因无相同字迹进行比对，无法检验。2017年1月3日，原告程新锋申请司法鉴定，鉴定事项为：1、被告提供的2013年2月1日的买卖协议、收条落款时间是否是2013年2月1日所写及是否是同一时间所写；2、上述协议、收条是否是程作钢本人所写。同年6月20日，辽宁德恒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了[2017]辽德司文检函字第106060号《终止鉴定告知书》，以申请鉴定人撤销鉴定为由终止鉴定，将该案退回。自2014年9月10日起，被告柳春松雇佣司机姜尊滨驾驶×××号客车。2015年12月19日，姜尊滨驾驶×××号客车在旅顺停车场停靠，原告程新锋父亲程作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以原告程新锋的名义到车上将该车的行驶证和营运证拿走，并派司机控制该车；同年12月22日，在庄河市汽车站停车场，被告柳春松将该车堵住，程作义向庄河市公安局交通治安派出所报案；同年12月25日，庄河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询问程作义时，程作义作了陈述，主要内容为：”2013年11月份，我从程作钢手里买下了×××号的客运汽车，等我和程作钢到大连远辰客运有限公司签订客运合同的时候，却变成×××号这台车了，这台车具体多少钱也没谈妥，就稀里糊涂的默认了，合同签完后，我于2014年3月份又给程作钢汇了20万，可是程作钢一直不把车的经营权给我，后来就造成了，我儿子程新锋在庄河客运站结算盈利额，旅顺站的盈利额是程作钢结算的。后来，程作钢欠别人钱跑了，今年8月份听说程作钢把BA5032号这台车的经营权转给柳金波了，我觉得这事儿不对，车是我的，我就应该实际收益，前两天我要收回经营权，柳金波不给我，后来报警了。”经公安机关处理，程作义将×××号客车行驶证、营运证、钥匙退给被告柳春松，并出具《保证书》，”保证×××号客车正常营运、不得任何理由扰乱正常运行”。2016年3月10日，因程作义等人到×××号客车上将车钥匙、行驶证和营运证拿走，司机姜尊滨向庄河市公安局报案；同年3月31日，庄河市公安局交通治安派出所终止案件调查。2016年3月13日，程作义向庄河市公安局报案称×××号客车被盗；庄河市公安局调查后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于同年5月16日作出庄公（刑）不立字[2016]00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决定不予立案。
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11月26日，第三人与二原告就”×××号客运车和线路经营权转让”等事项签订的《买卖协议》，因二原告已给付部分价款，该合同已实际开始履行，但×××号客车并未交付。2013年11月25日的第三人与二原告就”×××号客运车和线路经营权转让”等事项签订的《买卖协议》，二原告称系后补的，只是落款时间记错，第三人对《买卖协议》上本人的签字认可，但认为这份协议是原告用2013年11月26日×××客车的一式三份协议中的一份变造；虽然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5月17日出具的大恒物鉴[2017]第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2013年11月25日的《买卖协议》正文第二行”5”、”0”、”2”字迹与检材中其他相同字迹字体不一致”，但该鉴定意见不能充分印证第三人关于”变造”的辩解意见，本院对第三人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对2013年11月25日的《买卖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协议可视为二原告与第三人对2013年11月26日的《买卖协议》中标的物的变更，理由如下：1、在签订案涉×××号客车有关事项的《买卖协议》及之前，并未涉及到×××号客车；2、两份《买卖协议》相比较，除标的物不同外，其余内容相同；3、第三人于2014年1月25日出具了”收到程新锋买车款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2300000）”的收条；4、2014年2月22日，远辰客运公司和原告程新锋就×××号客车运营事项签订了《长途客车经营承包合同》，约定”由原告程新锋经营车辆车牌号为×××，经营期限自2014年3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第三人在场；5、2014年3月5日，原告程新锋在庄河市汽车站办理了结算证，用于结算×××号客车在庄河市汽车站的车票收入。×××号客车机动车行驶证上登记的所有人系远辰客运公司，《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登记的所有人也是远辰客运公司，二原告与被告柳春松、柳金波、第三人均认可是挂靠经营。该车系第三人与被告柳金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二人离婚后，该车的所有权及客运经营权归第三人所有，至于被告柳春松等人对该车是否享有按份所有权，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理。二原告依据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两份《买卖协议》提出的诉讼请求，程作钢作为第三人到庭提出了抗辩意见，因二原告是否取得了×××号客车的物权，是二原告诉讼请求依据的基础事实，故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二原告是否取得了×××号客车的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动产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除了要有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合意外，还要进行交付，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交付是动产物权变动的必要条件，必须是可以明确识别的、一次性的、全部的占有转移。交付必须基于权利人的意思，如果权利人没有使受让人取得某项动产物权的意思，而受让人自行占有该动产的，不构成现实交付。本案中，二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号客车的《买卖合同》后，该车始终由第三人及被告柳春松经营管理，二原告与第三人等人一起到远辰客运公司办理经营承包权变更手续时，原告程新锋表示”本人承诺在本轮承包期内不参与该车的经营和管理”，另外，原告程新锋与被告柳春松因×××号客车经营权发生纠纷先后在公安机关报案，结合上述情况，在第三人否认车辆已交付的前提下，二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号客车已交付。二原告主张，”涉案车辆涉及到公共营运车辆，是挂靠经营，交付的形式应该是以合同的变更为主要形式要件，且得到了挂靠车辆主管部门的许可，变更登记和交付是同时发生的”；因涉及×××号客车的《买卖协议》的特殊性在于，协议虽名为买卖，但实际上涉及×××号客车的物权和客运班线的承包经营权，客运班线的承包经营权可以通过与客运公司签订合同的方式取得，但客车的动产物权必须交付取得，故二原告关于”变更登记和交付是同时发生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在二原告与被告柳春松因×××号客车经营权发生纠纷期间，虽曾占有过该车，但不符合动产交付的法定条件，不能以此认定车辆已经交付。综上所述，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诉讼中，被告柳春松提出反诉，要求确认柳春松、程作钢是×××号客车按份共有人，柳春松享有该客车四分之一所有权份额；第三人提出反诉，要求二原告赔偿营运损失；因不符合反诉的法定条件，本院不予合并审理，当事人可另行诉讼。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程新锋、黄仕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5元，由原告程新锋、黄仕勇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本案诉请确认对案涉案涉BA5032号客车拥有所有权，该客车从物的法律属性上属于动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诉人主张本案的车辆交付更多体现观念交付，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对于案涉车辆，即便有买卖合同，也仅是为签订合同的双方设定了债权债务关系，而并不直接产生物权的变更，动产物权的变更仍要以交付为生效要件。故案涉车辆是否实际交付是上诉人提起本案物权保护之诉能否得到支持的关键焦点。首先，第三人程作钢认可收到上诉人给付的部分购车款，但否认向上诉人实际交付了案涉BA5032号客车。从上诉人程新锋的父亲程作义2014年12月25日在庄河市公安局的陈述内容”......可是程作钢一直不把车的经营权给我，后来就造成了，我儿子程新锋在庄河客运站结算盈利额，旅顺站的盈利额是程作钢结算的......”可以印证案涉车辆一致没有进行清楚明确的交付。其次，上诉人程新锋在远辰客运公司就×××号客车运营事项签订的《长途客车经营承包合同》中明确注明”本人承诺在本轮承包期内不参与该车的经营和管理”。对于案涉BA5032客车，在承包期内，上诉人仅对庄河站票款享有结算权，对于旅顺站票款无结算权，且对于车辆司机的雇佣及管理、车辆维修养护及加油、安全运输责任承诺等日常管理上诉人均无据证明其实际参与。再次，上诉人主张系因尚欠第三人购车款，故用旅顺站票款抵顶欠付的购车款，上诉人同时又称车辆运营成本均从旅顺站结算款中支出。上述两种陈述相互矛盾，且均与程作义在公安局所述系因第三人程作钢没有将客车经营权交付给上诉人才导致上诉人只有庄河站票款结算权的自述相矛盾。依据上诉人二审当庭主张，其对于实际车辆运营成本数额，及旅顺站票款结算数额、支付了多少车辆运营成本、是否还有结余、结余抵顶了多少欠付第三人的购车款等问题，上诉人均不能做出明确说明。且，若如上诉人所述案涉BA5032号客车在远辰客运公司变更《长途客车经营承包合同》时已经实际交付给上诉人，则不应出现一年半之后上诉人程新峰父亲程作义到车上将该车的行驶证和营运证拿走，并指派司机控制该车的状况。此种未经车辆原所有人认可而自行通过非正常方式短暂占有车辆的行为，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动产交付。故对上诉人主张案涉车辆已经实际交付，上诉人已经取得BA5032号客车的所有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对于上诉人一审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因没有BA5032号客车所有权基础而均不能得到支持。
对于上诉人在二审庭审时当庭提出的要求判令案涉车辆报废款归上诉人所有及责令被上诉人退出涉案客运线路的经营两项诉讼请求，均属于上诉人增加的独立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二审阶段审理范畴。现被上诉人均不同意就上诉人新增加的诉讼请求进行调解，故对上诉人新增加的两项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审理，上诉人可另行起诉。
综上所述，程新锋、黄仕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程新锋、黄仕勇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吕风波
审判员 阎 妍
审判员 王良家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邵 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