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鄂01行终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松，男，1980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代理人徐大顺（徐松之父），男，1950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代理人范桂芝（徐松之母），女，1953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省司法厅，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洪山侧路22号。
法定代表人谭先振，厅长。
委托代理人刘卿，该厅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孙才华，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饶向东，男，1970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上诉人徐松诉湖北省司法厅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6行初3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5月7日，湖北省司法厅作出鄂司罚决字［2015］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罚决定》），认为饶某作为司法鉴定人存在因严重不负责任给徐松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且情节严重的情形。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决定给予饶某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饶某原系武汉市科技咨询中心指派在其所属的湖北省人民医院法医鉴定点从事司法鉴定工作的司法鉴定人。2012年5月10日，被鉴定人崔某某（当时徐松之岳母）至武昌区解放桥小学校内因故与徐松发生冲突，崔某某身体受伤于当日到湖北省人民医院入院治疗。2012年6月19日，被鉴定人崔某某持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白沙洲派出所开具的法医鉴定委托书，到武汉科技咨询中心所属湖北省人民医院法医鉴定点做损伤程度法医鉴定。2012年6月21日，武汉科技咨询中心作出第324号司法鉴定意见：被鉴定人崔某某的损害程度属轻伤。此后，徐松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12年8月21日被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刑事拘留，于2012年9月5日执行逮捕。2012年9月5日，徐松代理人徐大顺与被鉴定人崔某某经武昌区白沙洲街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一、由徐松赔偿崔某某医药费、后期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6万元，返还桂某某购房款11万元，共计人民币17万元。二、崔某某不再追究徐松的刑事责任。三、双方自行承诺订于2012年9月6日的协议，徐松自动撤回中级法院上诉离婚案，并服从一审法院的判决（崔某某主张徐松撤案）。四、双方此次调解赔偿，返还财产为一次性终结。五、双方以后不得以此次纠纷为借口发生新的纠纷，否则将承担一切民事、刑事责任。双方当事人均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2012年9月6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撤销案件，徐松被释放。
2013年4月19日，武汉市司法局收到徐松代理人徐大顺递交的举报材料，反映武汉市科技咨询中心及饶某为被鉴定人崔某某作虚假鉴定导致严重后果。2013年6月18日，武汉市司法局经调查后向湖北省司法厅出具武汉市司法局《关于对徐大顺投诉案件调查处理意见的报告》。2013年7月8日，湖北省司法厅对该案予以立案。经过调查及听证，2013年10月23日，湖北省司法厅作出鄂司罚决字［2013］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武汉市科技咨询中心停止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六个月的行政处罚；作出鄂司罚决字［2013］第2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饶某停止执业一年的行政处罚。徐松不服鄂司罚决字［2013］第2号行政处罚决定向湖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4年3月14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出鄂政复决［2014］29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徐松仍然不服，诉至本院。2014年10月11日，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4）鄂武昌行初字第0002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鄂司罚决字［2013］第2号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湖北省司法厅在法定期限内对饶某的违法行为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徐松，同时驳回徐松要求湖北省司法厅赔偿的诉讼请求。湖北省司法厅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月22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25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湖北省司法厅收到二审判决后，启动对饶某的重新处罚程序，对被鉴定人崔某某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2015年4月23日，湖北省司法厅向饶某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听证告知书》。2015年5月7日，湖北省司法厅对饶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为饶某在对崔某某作损伤程度鉴定过程中，多处违反法律法规及技术操作规范，属严重不负责任，《鉴定意见书》被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采信至徐松被刑事拘留，给徐松合法权益造成了重大损失。但综合本案情况和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饶某故意作虚假鉴定，饶某在该鉴定过程中多处违反法律法规及技术操作规范，严重损害司法鉴定行业形象，影响特别恶劣，具备严重情节。饶某存在因严重不负责任给徐松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且情节严重的情形，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饶某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2015年5月8日，湖北省司法厅将前述《行政处罚决定》以EMS特快专递的方式邮寄徐松。次日，徐松签收。现徐松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仍不服，诉至本院。
原审法院经审理另查明，2013年11月8日，武汉市科技咨询中心向白沙洲派出所出具《关于对崔某某损伤程度鉴定意见的函》，称“鄂科司鉴［2012］省鉴字第32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无效”。2014年6月9日，湖北省公安厅《公安机关复核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014］36号）决定撤销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物证鉴定室（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崔某某损伤程度为轻伤的武公昌技法门字（2012）026号《法医鉴定书》，并由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对徐松涉嫌故意伤害案件有关立案、办案等环节工作重新审查，并依法做好《法医鉴定书》撤销后涉及公安机关国家赔偿等有关法律责任问题的处理工作。2015年3月20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向徐松代理人徐大顺出具《答复意见书》，决定撤销徐松涉嫌故意伤害刑事案件原处理决定。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三条、参照《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湖北省司法厅作为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具有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本案中，湖北省司法厅在启动对饶某的重新处罚程序后，就徐松投诉饶某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意见内容不真实、不合理、不科学及故意作虚假鉴定等事项，审查了鉴定过程中的相关材料，就先前的调查取证证据进行了补充调查及核实，并将重新处理结果即对饶某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决定以书面的形式送达徐松，符合《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等规定。针对饶某因严重不负责任给徐松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的违法行为，湖北省司法厅已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对饶某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决定。湖北省司法厅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对饶某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决定适当。徐松认为“被告的调查不全面、不到位、避重就轻，故意回避多项涉嫌违法犯罪事实”的理由不成立，徐松要求法院判决撤销湖北省司法厅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判令被告重新认定饶某作虚假鉴定的事实，对饶某的违法行为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因人民法院不具有对刑事案件的立案监督权，故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限范围。若徐松坚持认为饶某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湖北省司法厅不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可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四条“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接受人民检察院和监察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行政执法机关违反本规定，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而不移送的，有权向人民检察院、监察机关或者上级行政执法机关举报”的规定进行举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松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徐松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鄂0106行初36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律程序。(一)1、原审法院判决书中对上诉人庭审过程及递交证据的记录错误，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的代理人是60多岁老人，身患高血压、心脏病，花了大量精力呕心沥血整理了证据。上诉人又将该目录分门别类进行了排列，罗列了长达43页《鉴定人饶某故意做虚假鉴定证据与法律依据清单》所述事实、证据、证明目的均一一对应，形成精确、完整的证据链。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证据数目、内容和证据目的没有弄清。2、原审法院认证事实不清，对被上诉人《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认定的“综合本案情况和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第三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经查明”只是进行了表述，无实质性内容，并没有对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进行审查，违背了立法宗旨。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第三人故意作虚假鉴定，“不足以认定第三人故意作虚假鉴定”没有事实依据。3、原审法院判决书第44页第2行:“2012年5月10日被鉴定人崔某某……，崔某某身体受伤于当日到湖北省人民医院入院治疗”。与事实不符。崔当时既无内伤也无外伤，证据有:崔冬梅案发当时的《询问笔录》、入院当天《住院志》、《住院患者首次护理评估单》。显然属认定事实不清。4、原审法院判决书认证事实:“…但被告的答辩状及第三人的陈述意见不能作为原告的证据”(判决书第43页倒数第4行)根据最高法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由此可见一审法院认证是错的。5、原审法院认证事实不清:认为被上诉人启动对鉴定人饶某重新处罚程序后，审查了相关材料，补充调查及核实工作。这与事实严重不符。被上诉人举证期内没有提供补充调查等相应证据，应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有明确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做了补充调查等工作。被上诉人交给法院的证据里，没有一份是启动重新处罚程序后做的笔录。唯一的一个“电话调查记录”是一个打印件，属无效证据。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履行法定职责。6、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违反《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原告或者第三人有证据或者有正当理由表明被告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鉴定结论可能有错误，在举证期限内书面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原审法院及被上诉人违反该法律规定，在明知324号鉴定书是虚假鉴定，程序、实体错误，见《证据与法律依据清单》(第1-7组)。饶某做虚假鉴定主观故意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这是认定案件事实关键所在。对饶某处罚轻重程度与其鉴定结论的真假错对与否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案主要事实和定性。鉴定人饶某是具有法律规定的特殊身份或特定职业，不是技术操作不规范，就是故意做虚假鉴定，所以鉴定是非做不可，否则这个案子就是事实不清，这种状态仍不重新鉴定，当然就是违法裁判。7、该处罚书中没有载明必不可少的法定内容。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的规定。鉴定人被撤销登记，应依法进入注销登记程序，及时收缴资职证书及专用印章。依据《湖北省司法鉴定人审核登记规程》程序部分第6条。《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专用章的制发、管理和使用的通知》第四条司法鉴定专用章的领取和回收。8、本案上诉人到武昌法院递诉状，2016年1月立案，同年11月判决，严重违反《行诉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依法申请延期的规定时间除外)。二、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主观故意不相当，过大于罚，被上诉人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违反法定程序没有依法进行审查，定性存在重大错误，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事实。(1)原审法院没有查明被上诉人《处罚书》里“经查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没有履行法定职责。被上诉人的《处罚书》是既没有查明事实，也没有写清事实，没有调查核实。事实是:饶某不惜违法，不计后果，自己都承认是他“自己受理的”见证据(P8页第1行);饶某一人违法进行司法鉴定活动，见证据(P1页倒数第3行)(P50页)，自己承认“鉴定是一个人做的”见证据((P8页第7行)(P39页)；本案324号鉴定书鉴定检材《出院记录》是虚假的，诊断“右眼视神经损伤”是饶某私下收集的检材虚假《出院记录》见证据(P12页);诊断“左眼视神经损伤”的《出院记录》是洪山区法院调取的，两份《出院记录》同一医生签名笔迹完全不同。特别是脑神经科医生出具的《出院记录》中的三个诊断:”1级脑外伤，腰1椎骨折，右眼视神经损伤”，不是专科医生亲自诊断的，是跨专科诊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未经亲自诊查、调查签署诊断、治疗、等证明文件或者有关出生等证明文件的;…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鉴定人饶某竟以此作为鉴定检材是明知故意的。324号鉴定书的检材腰椎CT片，饶某仅收1张，(P7倒数第11行)做出了罪与非罪的轻伤结论，“CT片三维重建至少应该是二张”见证据(P81页);用多处均为空白的，而且出具诊断时间在前，检查时间在后的虚假《眼科会诊记录》做左眼钝挫伤的依据，见证据(P40)、(P36倒数第五行)、(听证笔录第15页第10行)饶依据空白的眼科会诊记录，在鉴定分析说明里认定“因受外力致左眼钝挫伤的事实存在”；2012年6月19日活体检查是编造的，见多个版本自相矛盾的调查笔录:(P63),(P38),(P8),(P65),(P126第1页第1段)、《听证笔录》第9页第9行，多个调查笔录显示活体检查相互矛盾，但档案和鉴定书里没有活体检查记录(P8第10行)；饶某隐瞒鉴定会诊，有发票没有鉴定会诊结论，鉴定会诊费500元，见证据(P68);篡改鉴定文书，同一编号的324号鉴定书，竟有二个版本见证据(P46-49);不鉴别骨折的新旧程度，隐匿陈旧伤的原始诊断报告，见证据(P3第14行);等等这些海量的事实，见上诉人提供法院的《鉴定人饶某故意做虚假鉴定证据及法律依据清单》，都是经过查证的。以及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一大本厚厚的《证据及法律依据目录》，都是饶某犯罪事实的证据。处罚书里“经查明”与“本机关认定饶某不负责任”等，与事实严重不符，被上诉人在定性上存在重大失误。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规定。行政处罚不能代替移送。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特别提示:鉴定人饶某是具有法律规定的特殊身份或特定职业，是在这个特殊领域接受过专门教育及专业培训，是有多年的鉴定工作经验，对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是知道和应当知道，作为法医，这是法律规定的义务。违反特定领域的法律及规章制度，是知法犯法。被上诉人以鉴定人不负责任的辩解对抗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能免除饶某主观恶意。(2)原审法院没有查明被上诉人所指，鉴定机构是鉴定主体属于鉴定机构的责任，还是鉴定人的责任。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被上诉人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上诉人的《答辩状》中称“答辩人诉状中所列1,2,3,4,7点涉及的问题，属于鉴定机构的责任。己在鄂司决字[2013］1号处罚决定书中予以认定，与[2015］第1号行政处罚书无关”。被上诉人是主观臆断，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定性上存在重大失误，饶某是故意犯罪，不是不负责任。被上诉人没有依法履行职责，把鉴定人饶某的犯罪事实打包给鉴定机构，是移花接木。[2015］第1号处罚书以及转移给鉴定机构的[2013]1号处罚书是滥用职权，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意见”。原审法院没有应上诉人请求一并予以审查，不能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应依法撤销。被上诉人的《处罚决定书》(第6页第8行)，本机关认定:“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作为接受委托和组织鉴定人开展鉴定活动的法定主体，在对崔冬梅的鉴定过程中存在以下违法违规的事实:……”。并在答辩状中称:“原告诉状中所列1,2,3,4,7点属于鉴定机构责任”。被上诉人属认定事实不清。根据《全国人大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一条: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首先:被上诉人称:“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法定主体，…存在以下违法违规事实…”。这是被上诉人的主观判断。鉴定是由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用专门知识或专业技能来实施完成，它是一种资格，也是一种职业。而不是鉴定机构的行为，鉴定人在这个鉴定机构服务，从事司法鉴定的主体。而非是鉴定机构。不存在“机构在崔冬梅鉴定过程中存在以下(1,2,3,4,7条)违法违规事实”的说法。这是鉴定人权某、义务和责任。被上诉人故意偷换概念，袒护饶某。其次，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作出处罚决定所引用法条是:①《全国人大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二条。该法条同时针对的是鉴定人和鉴定机构，被上诉人引用该法条根本不能排除鉴定人责任。②被上诉人所引用法条不符合，适用法律错误。违背了《全国人大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一条: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第十条“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的立法本意。特别是第7点(腰椎骨折不分新鲜与陈旧)，被上诉人在处罚书里认定是饶某违法事实(未对脊柱进行必要的检查)，又在答辩状里((1.2.3.4.7)认定属于鉴定机构责任”自相矛盾。(3)原审法院没有查明被上诉人认定“3”篡改“5”是存档件电脑未存盘，可以修改，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定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没有履行法定职责。证据《市司法局调查报告》(P4第2行)认定:“随意篡改鉴定文书”。被上诉人的《处罚决定书》及《答辩状》却把篡改鉴定文书定性为“未实时记录，可以修改、补充，原因是未存盘造成的”违反《通则》23条，适用法律错误。同一编号的324号鉴定书，竟有二个不同版本(P46-48)，二份都盖有公章及鉴定人章，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鉴定书，是铁证如山的事实。篡改与是否实时记录、修改、存档是本质的区别。如果按被上诉人称的“更改后的数据电脑未存盘，左眼φ3MM的鉴定书是一个存档件”的问题，鉴定书上就应该是电脑未存盘前左右两眼均为φ3MM，证实当时鉴定书记载的是左右二眼，而不可能出现现在鉴定书上记载的一只左眼φ3MM，更改后的鉴定书就应当是左眼是φ5MM，右眼φ3MM的记载，也不可能出现现在鉴定书上记载的一只左眼φ5MM。饶某修改没有依据，无凭无据修改就是恶意篡改。饶某是将正确的3改成错的5(够轻伤标准)。修改应在鉴定实施过程完成之前，有依据的改动是“修正”，否则就是弄虚做假，就是故意篡改。鉴定书盖令生效，已产生法律效力，证明是在鉴定实施过程己经完成之后。再动手脚就不属“修改”，是“篡改”。6月19日-到21日时隔3天里任何事都可能发生，6月19日活体检查是左眼φ3MM,6月21日改成左眼φ5MM，改后的鉴定书左眼φ5MM与案发当天无关联。被上诉人称“属于未实时记录，可以修改、补充，未存盘、未发出”是滥用职权，把饶某的刑事责任降格为行政责任，袒护饶某。(4)原审法院没有查明被诉人上认定虚假检材CT片、出院记录是鉴定机构收到的，是白沙洲派出所指定和认可的，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的《答辩状》称:武昌区分局白沙洲派出所2012年6月18日出具的法医鉴定委托书中注明:“伤者到场并随带门诊和住院病历或医院出具的病情介绍”。委托书注明原话是“伤者到场并随带门诊和住院病历或医院出具的病情介绍(病情介绍须医务科盖章有效)”。被上诉人故意删除“病情介绍须医务科盖章有效”重要一句，并称:“鉴定机构收到崔冬梅提供的鉴定材料:编号V39768的CT片、出院记录，是白沙洲派出所指定和认可的”与事实严重不符，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5)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被上诉人认定饶某是“不负责任，不足以认定故意”与犯罪事实严重不符，定性存在重大失误，过罚不相当，被上诉人没有依法履行移送的法定职责。饶某犯罪事实与他从业多年的专职法医身份不相符，饶某是有多年的鉴定经验以及熟知鉴定管理中漏洞的心态，出于特定的目的，动机，是认假造假，他的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目的，已构成了伪证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被上诉人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辩称“不足以认定饶某故意做虚假鉴定，是不负责任”，是滥用职权。(6)庭审中上诉人依据《武汉市司法局调查报告》、《省司法厅听证笔录》;和《市司法局司鉴处意见》海量的证据，是鉴定人饶某故意作虚假鉴定的证据链。被上诉人没有举证和正面回应，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在被告，被上诉人行政机关不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就由被上诉人承担败诉的结果。饶某做虚假鉴定主观故意明显、证据充分，依据《全国人大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规定“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被上诉人以违反法律的规定，为饶某逃避法律责任，滥用职权。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不公正、不合法的判决，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刑诉法》、《刑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请求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6行初36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省司法厅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上诉人关于原判决对上诉人举证记录错误的述称不成立，原判决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对上诉人举证进行的叙述适当。（2）上诉人关于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理由不成立。（3）上诉人述称被上诉人以权压法袒护原审第三人不履行移送刑事案件职责，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被诉行政行为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维持。
原审第三人饶某的述称意见与一审的答辩意见一致。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法律依据均随案卷移送本院。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坚持原审质辩意见。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正确，本院对原审判决采信的证据、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湖北省司法厅对违反司法鉴定管理的行为人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作出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本案中，湖北省司法厅经调查取证，综合考虑饶某违法行为的事实和情节，认定饶某因严重不负责任给上诉人徐松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的违法事实成立，证据充分，定性准确，对饶某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之内，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湖北省司法厅将行政处罚决定以书面的形式送达上诉人徐松，符合《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的规定。上诉人徐松要求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徐松关于“判令被告重新认定第三人饶某作虚假鉴定的事实，对第三人饶某的违法行为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上诉人徐松的其他上诉理由亦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徐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汉平
审判员 刘 忠
审判员 朱金梅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笑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