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陕0115刑初332号
公诉机关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某，女，1966年6月25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事业单位在编职工。2003年12月担任西安市阎良区建设局建筑设计室副主任，2010年6月至2015年6月任建筑设计室党支部书记；2002年12月任西安市阎良区恒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6月23日因涉嫌贪污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8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西安市临潼区看守所。
辩护人董为民，陕西昭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某某，女，1976年9月24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程度，事业单位在编职工。2002年至2003年担任西安市阎良区建设局建筑设计室会计，2002年至今担任西安市阎良区恒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会计。2016年6月23日因涉嫌贪污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8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西安市未央区看守所。
辩护人张锋，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姚某某，女，197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程度，事业单位在编职工。2002年至2005年担任西安市阎良区建设局建筑设计室出纳，2002年至今西安市阎良区恒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纳，2016年6月23日因涉嫌贪污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8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西安市临潼区看守所。
辩护人陈郁，陕西韬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周毅，陕西诺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检察院以临检未检刑诉〔2016〕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李某某、姚某某犯贪污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军权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某及其辩护人董为民、被告人李某某及其辩护人张锋、被告人姚某某及其辩护人陈郁、周毅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某受国家机关委派在西安恒达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与被告人李某某、姚某某预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欺骗手段，于2006年9月至2009年7月期间，分多次将西安恒达公司监理费共计人民币43.9万元，转入其三人成立的私营公司陕西恒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账户，予以侵吞。
为了证实指控的犯罪，公诉人当庭宣读了证人证言；三被告人供述；当庭出示了相关账务资料、户籍证明等证据。据此认为，被告人王某、李某某、姚某某的行为均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的贪污罪，依法应予刑罚处罚。
被告人王某辩称，西安市阎良区恒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系自然人公司，故此，我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构成职务侵占罪。
辩护人董为民认为，西安市阎良区恒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9月至2009年7月间，三被告人将西安恒达公司43.9万元监理费转入陕西恒达公司账户的行为侵犯的是自然人占全部股权的西安恒达公司的权益，其行为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告人王某有自首情节，且能积极退赃，行为的社会危害后果较小，建议对其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被告人李某某辩称，西安市阎良区恒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系自然人公司，故此，我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构成职务侵占罪。
辩护人张锋认为，西安恒达公司是由设计室职工集资设立的私有企业，其管理人员侵占企业资产的行为只能是职务侵占犯罪，而非贪污罪。被告人李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且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又能积极退赃，建议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姚某某对公诉机关指控供认不讳，惟辩称其在陕西恒达公司持有股份为15%，贪污数额应认定为6万元。
辩护人陈郁认为，西安恒达公司在2002年底将设计室在公司成立之初6万元的投资还给设计室，其后设计室与西安恒达公司已不存在投资关系，其实际出资人为孙某某、王某等人，它的企业性质就从国有控股公司转变为私人企业。期间，被告人将西安恒达公司的资金转至陕西恒达公司账户的行为，属于两个企业之间的转款，认定贪污就缺乏法律依据。被告人姚某某没有与他人预谋、也未利用职务之便将43.9万元转至陕西恒达公司，故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辩护人周毅认为，对公诉机关指控罪名不持异议。被告人姚某某没有和其他被告人预谋，其主观恶性很小，其在共同犯罪中顶多勉强算是从犯，在本案中的作用可忽略不计，且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又能积极退赃，建议对其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经审理查明，2006年9月至2009年7月间，被告人王某、李某某、姚某某预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欺骗手段，分多次将西安市阎良区恒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监理费共计人民币43.9万元，转入其三人成立的私营公司陕西恒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账户，予以侵吞。
又查，2016年5月29日，被告人王某向中共阎良区纪委主动供述了纪委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三被告人供述
被告人王某供述证，我是西安市阎良区建设局建筑设计室党支部书记，分管党务工作，设计室是西安市阎良区建设局下属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我还担任着西安市阎良区恒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恒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该公司的全盘工作，该公司的会计是李某某，出纳是姚某某，西安恒达公司是由设计室出资并控股的国有企业；我还是陕西恒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恒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该公司的全盘工作。陕西恒达公司是我和李某某、姚某某三人成立的私人企业，开始时我占股55%，李某某占股30%，姚某某占股15%，现又加入了几名股东。
我1989年进入设计室工作，设计室是阎良区建设局下属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2001年为了拓展设计室的业务和增加设计室人员的收入，时任设计室主任兼法定代表人孙某某请示建设局领导征得同意后，成立了由设计室控股的西安恒达公司。2003年我被西安市阎良区建设局任命为西安恒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时这个公司的会计是李某某，出纳是姚某某。那几年借着国家大形势，阎良的房地产行业比较火爆，工程监理也就是我们这一家，西安恒达公司的经营情况比较好，每年的营业额大概有80余万元。在此过程中主要是我、李某某和姚某某从事经营管理，另外出资的那些设计室职工什么都不干，看到公司赚的钱比较多，而我三人虽然干的多也没有得到什么实质的好处，逐渐就心理不太平衡了，产生了给我们自己弄钱的想法。大概在2005年，我和李某某、姚某某三人多次商量后，决定瞒着建设局领导和西安恒达公司的其他股东私下再成立一家以我和李某某、姚某某为股东的私人公司，也就是后来的陕西恒达公司，并且我们商量好对建设局领导和外界宣称陕西恒达是由西安恒达升级而来的，是同一家公司，继续借用原来西安恒达公司的影响力给我们这个私人的陕西恒达公司挣钱，之后我们未实际出资而是通过中介设立了陕西恒达公司，这时间大概在2005年年底。工程监理是个持续性的工作，在陕西恒大公司成立之前，西安恒达公司就与一些建设单位签订了监理合同，也提供了监理服务，但对方未将监理费付完，当陕西恒达公司成立之后，为了给自己弄钱，我和李某某、姚某某商量并共同决定把原本应该属于西安恒达公司的那些监理费让建设单位直接转入陕西恒达的公司账户，等于说把本该属于西安恒达这个国有控股公司的钱转给了我们私人的公司，我回忆了一下，存在这种情况的有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审判综合楼工程监理费、西安市阎良区园林管理站新公园建设工程的监理费以及西安嘉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皇城丽都楼盘的监理费。
我1989年进入设计室工作，设计室是阎良区建设局下属的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当时设计室的会计是我，出纳是李某某。2001年，为了拓展设计室的业务，增加设计室人员的收入，根据当时需要开展工程监理的政策规定，时任设计室主任兼法定代表人孙某某向建设局领导提出成立由设计室控股，设计室全体人员入股的西安恒达监理公司搞创收，这个公司也属于建设局的下属部门。征得建设局领导同意后，我们开始筹建公司，孙某某安排设计室副主任宋某某负责筹建工作，因为我是设计室会计，也就全程参与。当时需要注册资金10万元，而设计室的在编公职人员有16名，按照最初的计划，设计室出资六万元，另外在职人员每人自己实际出资2500元，共出资四万元，这就是西安恒达公司的注册资金10万元的组成。由于设计室是国家事业单位，不能参与企业经营活动，不能直接在公司登记时持股，当时我们就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将设计室出资的六万元平均分配在16个在职人员的名下，也就是职工们都代设计室持股。经孙某某批准，在2001年上半年左右，我们财务上安排设计室16名工作人员做了相关的借款手续，让每人写了借款单从设计室公款中借3750元，共计六万元，又给他们开具了收款收据证实他们将所借3750元交给财务上用于设立公司，这六万元钱实际并没有给这些人，而是留在我们财务上用于过后设计室的出资入股款。另外16名员工每人实际出资了2500元，我们财务上也给人家出具了收款收据，这就算把10万元备好了。设计室出资的六万块钱我们原定是要平均挂在设计室16个人名下的，但是到了工商局才知道有规定，说公司股份不能平均，必须要有占股比例比较大的股东，所以我和孙某某临时商量后就把这六万块钱分成三份，分别挂在孙某某、我和王某甲的名下了，等于说由我们三人代设计室持股，其中孙某某名下挂三万，我名下挂两万，王某甲名下挂一万。我们将这6万元从设计室账户上直接转到了验资账户，所以后来西安恒达的工商登记上就变成了孙某某占股32.5%，我占股22.5%，王某甲12.5%，设计室其他13个人各占股2.5%，这件事是我和孙某某商量后办的，王某甲和设计室其他人都不知道，在2001年年底时西安恒达公司也就算成立了。西安恒达公司成立后，孙某某任法定代表人，我在办公室工作，李某某任会计，姚某某是出纳。西安恒达公司的办公地点在阎良区胜利路，面积大概八九十平方米，产权是归阎良区建设局所有，西安恒达公司因为是建设局下属的单位也就无偿使用了，该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十万元，其中设计室实际出资6万，占股60%。当时我们用王某甲的名义代持股份，我们也是临时决定，因为王某甲是高工，属于设计室的领导，就在他名下代持了一些股份。
西安恒达公司成立之后，因为没有按照之前每个员工平摊设计室股份的想法来执行，孙某某安排我们财务上将16名员工的3750元借款手续及收款收据收回重新做账，我们向员工索要了当时开具的收据，因为这钱是设计室出的，员工们只是经手办了个财务手续，所以也就没有什么麻烦，除了几个人丢失收据之外，其他人都将收据交回便于我们做账。我们用收回的收据冲了之前挂在员工名下的借款，之后，在2001年年底时，我们又在财务上做了孙某某、王某甲和我借款的手续，当然这只是做了借款的手续，这6万元早就转到验资账户了，当时西安恒达公司已经成立，大约一年之后，西安恒达公司有了不错的收入，我们就从西安恒达公司拿了六万元，把欠设计室的钱归还了。这六万元都是设计室出资的，与我们这三人无关，我们三人只是代为持股。将6万元从账上做平之后，又安排设计室财务以支付咨询费等名义将6万元支付给西安恒达公司，等于说钱又回到了西安恒达公司。
大约2003年，孙某某被提拔为阎良区建设局副局长，他提出自己已经不太适合担任西安恒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想让我接手法定代表人。当时孙某某给建设局领导做了汇报，建设局领导也同意了。然后，建设局就发了个红头文件，正式决定将西安恒达公司的法人变更为我，我接受了这个任命，当上了西安恒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我担任法人时，李某某依然是会计，姚某某依然是出纳，我们三人主要负责西安恒达公司的经营，一直到了2005年。因为工程项目必须有监理的国家大政策的规定，再加上我们西安恒达公司本身就是建设局下属的公司，所以我们开展监理项目比较顺利，西安恒达公司的经营状况很好，但也就是我、李某某和姚某某三人带着一帮聘用的人在干活，其他那些个人股东从来不管，我和李某某、姚某某和别人一样领很少的工资，我们就感到心里不平衡，觉得那些个人不干活照样得利，而我们三人干的多也不见得能多得。我们三个实际管理西安恒达的人就经常一起商量，想给自己多挣些钱。看到监理市场十分火热，我们商议准备瞒着建设局领导和其他那些个人股东，我们三人私下成立一个和西安恒达公司经营业务相同的私人监理公司，给自己挣钱，从那以后，我们瞒着其他人，将原本应由西安恒达开展的业务逐步转入陕西恒达，西安恒达公司没有了业务，但是为了掩人耳目我们也没有注销，仍然在年检，等于说西安恒达一直存续到现在。
2003年的时候，孙某某做了建设局副局长，不再担任西安恒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建设局任命我担任法人之后，就安排把孙某某替设计室代持的西安恒达30%的股份转让给李某某15%，姚某某15%，孙某某自己拥有的西安恒达的2.5%的股份转让给我，而王某甲替设计室代持的西安恒达10%的股份转到我名下。这样西安恒达就变成我占股35%，李某某17.5%，姚某某17.5%，剩下12个人各占股2.5%。虽然西安恒达经历过这么一次股份变更，但是我们私人除了西安恒达成立时，设计室16个人每人出了2500块钱外，并没有再多出过一分钱，设计室在西安恒达公司60%的股份不管在我们名下怎么变来变去，归根结底钱是设计室的钱，股份当然也是设计室的股份，这个是没有疑问的。
大概2004年的时候，阎良法院要建一个审判楼，我当时是西安恒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听说了这个事后就直接去法院揽下了这个工程的监理项目，因为他们都知道西安恒达公司是建设局下属企业，也就很顺当的把监理的活给了我西安恒达公司，我和阎良法院签了监理合同。监理费一般是签完监理合同后，根据工程进展情况，支付我们监理费，一般是委托监理方先付给我们一部分，全部结清的话要等工程完工以后，当然，还得看委托监理方的资金是否充足。阎良法院这个审判楼工程比较大，但资金来源一直成问题，最早我们在2004年与法院签了一份监理合同，监理费为10多万元，工程开展一段时间后，直到2005年工程因资金短缺一直停工，因为原因不是我们监理单位造成的，所以他们应该支付监理费。在2005年这个工程重新启动时，我们又以西安恒达公司名义与法院签了一份监理补充协议，对这个工程进行监理，监理费还是之前那个数额，但法院支付监理费并不及时，到工程全部完工时，陕西恒达公司已经成立了，当时阎良法院还未付清监理费，我和李某某、姚某某商量了下，就把陕西恒达公司的账户给阎良法院了，说陕西恒达就是西安恒达升级而来的，让法院把这个工程剩余的监理费打到陕西恒达的账户里去，阎良法院也没有怀疑我们的这个说法，就把审判楼这个工程剩余的监理费打到陕西恒达的账户里去了。
阎良法院审判楼这个工程的监理费大概有十万元左右转入陕西恒达，原来阎良法院跟西安恒达签了监理合同之后已经付过一部分监理费给西安恒达了，剩下一部分被我们要求阎良法院转入陕西恒达的账户，这个数字大概是十万元左右，具体的我也记不得了。这些监理费应该是西安恒达的钱，因为当时阎良法院就是跟西安恒达签的监理合同。是因为我们一直对外宣称陕西恒达就是西安恒达升级而来的，它们是同一个公司，阎良法院被这种错误信息误导，才会出现我们让其把监理费打入陕西恒达账户，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按照我们的意思办的结果。西安恒达是国有企业，这些钱是公家的钱。
我后来退出陕西恒达公司是因为在2015年，纪委王某乙给我说我是事业编制人员，不能经商办企业，要么辞去公职去办企业，要么退出陕西恒达回设计室上班。我当时就想着自己年龄也大了，也有病在身，想早点退休，另外陕西恒达经过纪委这么一查，以后可能都不好发展了，所以我当时就想早点抽身，就把我持有的陕西恒达股份都转让给了孙某甲，将陕西恒达法定代表人也变更为孙某甲了。
2005年的时候，园林站有一个新公园建设项目，我当时是西安恒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听人说到这个事后就去园林站揽下了这个建设项目的监理合同。园林站也是建设局的下属单位，当时的负责人李某甲，他们知道我们西安恒达公司也是建设局下属单位的情况，所以很顺当的就把监理项目给了我们。监理费一般是签完监理合同后，委托监理方先付给我们一部分，全部结清的话要等工程完工以后，付监理费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园林站这个项目也是这样操作的。这个新公园项目全部完成时，我们三人的私营公司陕西恒达已经成立，当时园林站已经给西安恒达公司支付了一些监理费，我们在催要剩余监理费时，我和李某某、姚某某商量了下，把陕西恒达公司的账号给了园林站，说陕西恒达就是西安恒达升级而来的，让园林站把这个项目剩余的监理费打到陕西恒达的账户里去，园林站也没有怀疑我们的这个说法，就把新公园这个建设项目剩余的监理费打到陕西恒达的账户里去了。
新公园建设项目的监理合同就是西安恒达和园林站签的，是我亲自签的，而且前后签了不止一份合同，监理费是30多万元吧，具体数字我现在实在记不清了。园林站新公园建设这个项目的监理费有十万元左右转入了陕西恒达，原来园林站跟西安恒达公司签了监理合同之后已经付过一部分给西安恒达公司了，剩下一部分被我们要求园林站转入陕西恒达公司的账户，这个数字大概是十万元左右，具体的我也记不得了。这都可以从园林站的账务中查清。这些监理费应该是西安恒达的钱，因为当时园林站就是跟西安恒达签的监理合同。因为我们一直对外宣称陕西恒达就是西安恒达升级而来的，它们是同一个公司，园林站被这种错误信息误导，才会出现我们让其把监理费打入陕西恒达账户，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按照我们的意思办的原因。西安恒达是国有控股企业，这些钱是公家的钱。我们把钱转入陕西恒达是因为当时就是一时糊涂，想给我们自己弄钱，西安恒达是国有企业，挣得再多我们也多拿不了一分钱，而陕西恒达是我们三个的私人公司，把西安恒达的这些监理费转入陕西恒达，其实就是把这些钱控制在我们三个陕西恒达股东的手里了。当时我们三个人把西安恒达的账户都注销了，说白了，我当时让园林站把监理费转到陕西恒达就没有还回西安恒达的打算，所以我们三个都没有退还。
2004年的时候，嘉华公司在胜利路开发一个楼盘，这个楼盘叫皇城丽都，我当时是西安恒达的法定代表人，听说了这个事后就去嘉华公司谈下了这个楼盘的监理项目，和嘉华公司签了监理合同。监理费一般是签完监理合同后，委托监理方先付给我们一部分，全部结清的话要等工程完工以后，嘉华公司的这个楼盘也是这样操作的。这个楼盘全部完成时，陕西恒达已经成立了，当时嘉华公司提出要给我们付清监理费时，我和李某某、姚某某商量了下，就把陕西恒达的账户给嘉华公司了，说陕西恒达就是西安恒达升级而来的，让嘉华公司把这个楼盘剩余的监理费打到陕西恒达的账户里去，嘉华公司也没有怀疑我们的这个说法，就把这个楼盘剩余的监理费二十万元左右打到陕西恒达的账户里去了。
被告人李某某供述证，我是1998年开始参加工作，在阎良区建设局建筑设计室工作，事业干部身份，2002年至2003年期间担任设计室会计职务，2001年至今担任西安市阎良区恒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恒达）会计，2005年至2011年担任陕西恒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恒达）会计，2011年至2015年担任陕西恒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关于设计室6万元的出资，由于设计室不能直接出资参股成立公司，起初想把这6万元挂在设计室16名成员名下，后来因注册时股份不能全部等额的原因，孙某某和王某临时将这6万元分配他俩和王某甲名下，等于这16名职工的借款手续白做了，在孙某某的安排下，王某和我将设计室成员手中的收款收据都收回来，同时又在财务上做了孙某某、王某、王某甲借款6万元的手续。在恒大公司成立以不到一年时间，王某经过当时法定代表人孙某某的批准，让我和姚某某从成立后西安恒达公司的账上提了一些备用金，在加上公司的帐外款资金，凑足6万元，还到设计室账上，冲销了他们三个人的借款。不管是帐外资金和备用金都是恒达公司的钱，我们就是用西安恒达公司的钱，交回设计室把他们三个人的借款手续冲抵掉的。对代持的设计室的60%的股份，虽然从账务上显示是个人借款，但从前到后没有任何私人实际出资情况，确实全部是由设计室出的钱。我当时是设计室的会计，我能说清这一点。我印象中，刚凑足6万元归还给设计室后，孙某某和王某有安排我们以咨询费的名义支付给西安恒达公司1万元，后又给西安恒达公司转了5万元。设计室根本不可能从西安恒达公司咨询什么事情，再说了我们设计室和西安恒达公司实际就是一家，法人都是孙某某，而且是从设计室分人到西安恒达公司干活的，就算了有什么咨询也不可能给咨询费的。另外的5万元，虽然没有直接说是咨询费，但钱给西安恒达公司后再也没有打算收回。这件事与归还设计室6万元是同时发生的，等于说将西安恒达公司的钱又转回去了。
我听王某说过，在设计室他们是将6万元临时分配在个人名下，都是代设计室持股。当时是孙某某和王某一起去办的事，当时没有给王某甲说，后来补办财务借款手续，应该是王某填写了王某甲的手续。后来阎良区纪委调查时，王某甲才知道自己名下曾代持设计室10%的股份，但自己却不知情，当时很生气。
大概是2003年左右，当时设计室主任孙某某要去当建设局副局长，他就把32.5%的股份转给了王某、我和姚某某，当时给王某转了2.5%，给我和姚某某分别转了15%，这次变动中王某甲所持有的12.5%股份也转给了王某10%，这样一来，王某占股35%，我和姚某某各占股17.5%，西安恒达其他股东各占股2.5%。当时在股权变动过程中，没有私人出资情况，都是按照王某和孙某某商量好之后直接变更办个手续就行了，主要变更的就是代持的那部分股份，这部分股份不存在私人出资情况。从西安恒达公司的成立目的和出资情况，他是国有控股公司。设计室控股60%的国有控股公司。西安恒达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一共是10万元，其中的四万元是设计室的16名公职人员每人出资2500元组成的。剩下的6万元其实是设计室出资，只是因为设计室不能直接出资参股成立公司，所以就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让设计室成员代替设计室持股。
大概在2005年上半年左右，房地产市场逐渐发展了起来，建筑项目也增多，西安恒达的监理项目也逐渐增多，再加上区建设局对西安恒达的特殊照顾，西安恒达的经营收入逐渐增多，我们三个人就起了私心，当时王某就给我和姚某某提议说由我们三人成立私人的陕西恒达给自己挣钱。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进行过多次商议，当时西安恒达也准备升级监理资质，我们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将陕西恒达公司成立并办成乙级监理资质，然后再对外宣称说因为进行了资质升级，所以西安恒达名称就变更为陕西恒达。这样不仅我们自己的私人公司监理资质级别升了上去，还可以继续享受区建设局对西安恒达的照顾，监理更多的工程项目。我和姚某某都觉得确实有利可图，就决定和王某一起成立陕西恒达公司。我们当时成立陕西恒达的时候没有给区建设局的领导汇报过实情，陕西恒达是我们三人一起商量后私底下成立的，陕西恒达成立的实际情况只有我和王某、姚某某三人知道，我们只给建设局领导汇报是因为资质提升，将西安恒达公司变更为陕西恒达公司。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希望区建设局的领导认为陕西恒达就是西安恒达升级而来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借着西安恒达是区建设局下属国有控股公司的条件来发展陕西恒达，使陕西恒达承揽更多的工程项目的监理给我们自己挣钱。
陕西恒达公司成立以后，股份有过变更。起初成立时，王某担任法人占股55%，我担任会计占股30%，姚某某担任出纳占股15%。在2010年，陕西恒达的股份变更为王某持股38.5%，我持股21%，姚某某持股10.5%，刘某、孙某甲、郗某某三人为技术入股。到了2015年，因为纪委调查我们西安恒达公司，纪委王某乙给我说我是事业单位编制人员，不能经商办企业，要么辞去公职，要么退出陕西恒达回设计室上班，我就将我在陕西恒达公司的全部股份转给了孙某甲，王某也将自己名下的股份全部转给了孙某甲，陕西恒达公司的法人也变更为孙某甲。
西安恒达公司的单位账户在2006年被注销，原因是陕西恒达是2005年年底成立的，陕西恒达成立后，我们一直对外宣称陕西恒达就是西安恒达，实际上的西安恒达公司也就逐渐不再开展业务了，但当时西安恒达公司的监理费还没有收完，当时我们三个人就在一块商量，反正别人都认为陕西恒达就是西安恒达，我们干脆把西安恒达的账户直接销户，然后再向付款单位提供陕西恒达的账户，这样西安恒达还没有收回来的监理费就会直接打到陕西恒达的账户上了，等于给我们自己弄钱了。我们三人商量之后，也就安排姚某某将西安恒达公司的单位账户注销了，在向建设单位催要西安恒达公司的监理费时，也给对方宣称西安恒达公司已经升级成陕西恒达公司，并把陕西恒公司的单位账户给了付款单位，最后，付款单位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把本该属于西安恒达公司的监理费支付给了陕西恒达公司。
2005年起，阎良区法院要盖审判综合楼，当时西安恒达公司就承揽了西安市阎良区法院审判综合楼监理项目。并在2005年4月和阎良法院签订了监理合同，合同中约定的监理费大概是10万元左右，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大概到了2005年年底的时候，合同约定的监理期限已经到期了，但是法院审判综合楼项目还没有竣工，于是阎良区法院就又和西安恒达签订一个补充协议，协议约定西安恒达公司自2006年1月1日起继续为法院综合审判楼项目提供监理服务，直至竣工，监理费和第一次一样，也是10万元左右。这两份合同监理费共计20多万元。
在法院综合审判楼项目中，和阎良区法院签订监理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监理方是西安恒达公司，当时和法院签订这两个监理合同的公司就是西安恒达。签订合同时陕西恒达应该还未成立。
由于工程项目都具有一定的施工期限，所以监理项目的付费一般不会一次性次支付，通常是分几次支付，分别是合同刚签订以后，会付一部分，工程进行到一定程度以后再付一部分，最后等到工程完全竣工并验收完毕后会才将剩余监理费支付。在法院支付审判综合楼监理费的过程中，一部分监理费是打给了西安恒达，剩下的那部分是打给了陕西恒达。我们之前成立陕西恒达的时候就想着给自己弄钱，当时让法院将这些监理费打给陕西恒达是王某最先提议的，她说现在别人都认为陕西恒达就是西安恒达，我们将法院审判综合楼的这笔监理费转入陕西恒达，别人也不会知道。我当时既是西安恒达的会计也是陕西恒达的会计，想着只要我把西安恒达和陕西恒达的账做好，肯定不会被别人发现，姚某某当时也同意了王某的这个提议，于是我们三个就一起决定让法院把审判综合楼的这10万元左右的监理费打到了陕西恒达的账户上。
2005年左右，阎良区园林管理站（以下简称园林站）要建设新公园项目，在建设新公园的过程中，园林站前前后后一共和西安恒达、陕西恒达签了三个监理合同，监理费一共是30万元左右。前两份监理合同是跟西安恒达公司签订的，大概在2005年至2006年，合同金额都是15万元左右，后来因为一些扫尾的工程需要监理，我们又用陕西恒达公司与园林站签订了合同金额为7000元的监理合同。最早签订合同时，陕西恒达公司尚未成立。在园林站支付新公园建设项目监理费的过程中，王某、我和姚某某三人共同商量后让园林站将本属于西安恒达的一部分监理费支付给了陕西恒达。园林站与西安恒达公司签订的合同园林站具体的支付时间和钱数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这30万元左右的监理费，有20万元左右是园林站支付给西安恒达了，剩下的10万元左右都支付给了陕西恒达公司。园林站监理费还没有付完，还欠我们一点钱未付。
2004年左右，西安嘉华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嘉华公司）在阎良区开发了皇城丽都项目，当时这个项目的监理方是西安恒达，我记得在皇城丽都监理项目中，嘉华公司一共和西安恒达签订了三个监理合同，监理费共计40万元左右。在嘉华公司支付监理费的过程中，王某、我、姚某某三人共同决定让嘉华公司将本属于国有控股公司西安恒达的一部分监理费支付给了由我三人成立的私人公司。嘉华公司支付监理费的具体时间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记得和嘉华公司签订监理合同的都是西安恒达，一共是40万元左右的监理费，这中间大概有20万元左右的监理费支付给了陕西恒达。
被告人姚某某供述证，我是1995年4月至今在阎良区建设局建筑设计室工作，事业工人身份，2002年至2005年担任设计室出纳，2001年至今担任西安恒达咨询管理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恒达公司）出纳，2005年至2011年还担任陕西恒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恒达）出纳，2011年至2015年在陕西恒达办公室工作，2015年至今为设计室事业工人，具体工作待分配。2001年，西安恒达成立后我担任西安恒达出纳，我在公司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工地员工和公司员工工资造表，缴税，交职工三金，再就是去甲方催款。一般公司的取现、对账也都是由我负责。
设计室的60%股份都是个人代为持有的，虽然从工商登记资料上显示是个人出资，但从前到后，这60%的出资中没有任何私人实际出资的情况，全部是设计室出的钱。我是当时设计室的出纳，我能说清这一点。我记忆中，在从西安恒达公司归还设计室这6万元的同时，经孙某某批准，设计室以支付咨询费等名义分两笔将6万元从银行转给了西安恒达公司，等于说钱又回到西安恒达公司账上了。
西安恒达成立时的股份是孙某某占股32.5%，王某占股22.5%，王某甲占股12.5%，设计室其他13名成员每人各占股2.5%；2003年左右，西安恒达法定代表人孙某某要去建设局当副局长，他就把他32.5%股权给王某转了2.5%，给我和李某某每人各转了15%。同时，在这次股份变动中，他们把王某甲持有的12.5%的股份也给王某转了10%。经过这次股份调整以后，西安恒达的股份情况是王某占股35%，我和李某某都占股17.5%，其他12名股东每人占股2.5%。这部分增加的股份也是代替设计室持股，没有我私人什么事，我不可能出这钱。
我们成立陕西恒达的事给区建设局领导汇报过，但没有汇报真实情况。王某当时只是向建设局的领导说准备升级西安恒达公司和提升监理资质，领导同意后我们欺上瞒下，设立了自己私人公司陕西恒达。在建设局领导心里一直认为陕西恒达公司就是西安恒达公司升级而来，还是建设局的下属企业，直到2014年左右，阎良区纪委展开调查之后，事情才逐渐曝光。
我们将公司定名为“陕西恒达公司”是我们商量设立私人监理公司时就计划好的，因为陕西恒达听起来比西安恒达更有名气，而且名字也十分相似，我们将公司名字定为陕西恒达就是为了让外界认为陕西恒达就是西安恒达升级而来的，从而继续享受区建设局对西安恒达的照顾，承揽更多的监理项目，最终给我们自己挣钱。
王某担任陕西恒达法定代表人，负责管理公司的全部业务。李某某担任陕西恒达会计，负责记载账务和保管公司章和公司财务专用章。我担任陕西恒达出纳，负责登记现金日记账和保管支票。公司财务专用用章、公司印章、支票必须分开保管，陕西恒达所有款项的批付必须经法定代表人王某批准。
法院在审判综合楼监理项目工程中一共与西安恒达签订了两个监理合同，第一次好像是在2005年左右，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当时合同约定监理期限是到2005年底，监理费好像是10万左右吧。但是到了2005年底合同约定的竣工期限时，审判综合楼并没有竣工，于是又和西安恒达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约定西安恒达继续为法院审判综合楼提供监理服务直到竣工为止，监理费和第一次一样也是10万元左右。当时和法院签订审判综合楼监理合同的是西安恒达，提供监理服务的也是西安恒达。法院支付审判综合楼监理费的情况是因为工程项目的施工都会持续一定的时间，所以监理费的支付一般不会一次性支付，而是分几次支付完毕。法院支付审判综合楼监理费的具体时间和每次支付多少钱数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法院在支付审判综合楼监理费时一部分支付给了西安恒达，一部分支付给了陕西恒达。打给陕西恒达的监理费大概是9万元左右，时间太长我记不太清楚了。
法院综合楼项目的监理合同都是和西安恒达签订的，但给陕西恒达支付监理费是因为当初决定成立陕西恒达公司时，我们三个人就是因为想给自己谋取利益，才会撇开西安恒达，另外成立陕西恒达公司的。在陕西恒达公司成立后，法院还欠西安恒达公司的监理费没有付完，王某和我、姚某某三个人就在一块商量决定让法院把这没有付完的监理费打入陕西恒达的账户。我们对外一直宣称陕西恒达就是西安恒达资质升级而来的，给阎良区法院也是这样说的，所以阎良区法院也认为我们陕西恒达就是西安恒达，于是我们就给阎良区法院提供了陕西恒达的账号，让阎良区法院将本来属于西安恒达的监理费打到了陕西恒达的账户上，等于说被我们侵占了。这9万元左右的监理费都应该属于西安恒达公司，因为当时和法院签订监理合同的是西安恒达，提供监理服务的也是西安恒达，所以这笔监理费属于西安恒达公司。这些监理费是西安恒达的监理费，西安恒达建设局下属国有控股公司，这9万元左右的钱是公款。我们让法院支付给陕西恒达。
2005年左右，阎良区园林管理站要建设新公园，这个工程持续了有一段时间，所以西安恒达和园林站签订过监理合同，监理费大约30万元左右。之后，大约到了2007年左右，因为还有一些扫尾的工程，我们又以陕西恒达公司名义与园林站签订了合同，和陕西恒达签订的监理费只有7000元。
园林站30万元左右监理费是陆续支付的，具体的支付时间和每次支付的钱数，我现在确实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在陕西恒达公司成立之前，西安恒达公司也已经给他们提供了监理服务，园林站已经给西安恒达公司支付了一部分监理费。陕西恒达公司成立之后，刚开始我们担心出问题，大约有半年时间没有用陕西恒达公司开展什么业务，只是对外宣传陕西恒达公司就是西安恒达公司升级而来。在这之后，王某、李某某和我三人感觉外界已经认可了陕西恒达就是西安恒达，我们就一起商量决定让园林站将剩余的监理费支付给了陕西恒达公司恒达，这部分剩下的监理费大约是10万元左右，具体数字我记不清楚了，但这从园林站的账务及陕西恒达、西安恒达的银行资料上都能看出。这10万元监理费是西安恒达公司签订合同并提供监理服务的，应该属于西安恒达公司。西安恒达公司是国有控股企业，所以这部分钱应该是公款。我们之所以让委托方将本属于西安恒达的监理费打到陕西恒达的账户上，是因为最初成立陕西恒达的时候我们就打算撇开西安恒达给自己挣钱。
2004年左右，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当时嘉华房地产公司开发了皇城丽都项目，监理这个项目的是西安恒达公司，监理合同都是西安恒达和嘉华公司签订的，监理服务也是西安恒达公司提供的。但是在嘉华公司支付西安恒达监理费的时候，王某、李某某和我三人共同商量后让嘉华公司将本属于西安恒达一部分的监理费付给了陕西恒达。当时在皇城丽都这个项目中，西安恒达一共和嘉华公司签订了40万元左右的监理费，嘉华公司支付这40万元左右监理费的时间和每次支付的钱数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嘉华公司给陕西恒达支付了大约20万元。
皇城丽都项目的监理合同都是西安恒达和嘉华公司签订的，之所以将这20万元左右的监理费打给陕西恒达是因为在嘉华公司支付皇城丽都开发项目监理费的时候，当时嘉华公司已将一部分监理费支付给了西安恒达公司，陕西恒达公司正式成立之后，王某、李某某和我三人就在一块商量，王某最先说将剩下的监理费转给陕西恒达公司，反正现在外面都认为陕西恒达和西安恒达是同一家公司，嘉华公司肯定也认为陕西恒达就是西安恒达，我们让他们将一部分西安恒达的监理费支付给陕西恒达，支付给陕西恒达的这部分监理费就属于我们三个人的了，我们想什么时候分这些钱就什么时候分，我和李某某当时也觉得王某说的做法可行，而且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于是王某、我、姚某某三个人就一起决定让嘉华公司将大约20万元左右西安恒达的监理费支付给了陕西恒达。
我们把这三家本来属于西安恒达公司的监理费的钱到陕西恒达公司账户后一直用于公司的经营，因为陕西恒达是王某、李某某、和我三人成立的私人公司，我们就把这钱当自己的钱了。另外我们在陕西恒达都拿着高额的年薪，除了高薪外，我们将陕西恒达公司监理费不入账，积累到一定数额以后就私下分掉，所以我们将西安恒达的监理费转移到陕西恒达实际上就是等于将这些钱揣入了我们的私人腰包。我们三个后来没有将这笔监理费退还给西安恒达，我和西安恒达和设计室都没有借贷关系。
2、证人证言
证人陈某某证言证，我2002年12月至2003年12月在西安阎良区恒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恒达）工作；2003年12月至2006年7月在家休息；2006年7月至今在陕西恒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恒达）办公室工作。我在西安恒达的时候主要在办公室负责日常考勤，卫生，资料等工作，在陕西恒达时也是在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公司证件，图书管理等工作。
2014年7、8月份，当时我在陕西恒达上班，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某，会计是李某某，有一天在原陕西恒达的办公地点，阎良区凤凰北街21号，阎良区质检站办公楼4楼最北边王某的办公室，我记得当时在场的人有王某、李某某和我三个人，李某某当时拿出来一些财务凭证和两个装合同的文件夹，给我说让把这些东西放到我家里。在我把那些财务凭证和两个文件夹拿回家之后，我回到公司，还是在王某的办公室里，李某某又拿出来2、3个袋子，具体几个我记不清了，让我把这2、3个袋子处理掉，当时王某也在现场，我就问她们这都是什么东西，王某让我不要问，让我烧就行了，我也没有再问什么，就随手从王某办公桌拿了个打火机，然后就将这三个袋子骑着我的电动车拉着这些袋子除了阎良城区往东走。大约骑了4公里的样子，刚好到农兴村地头边，我在路边一个垃圾堆停下来，把袋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用从王某办公桌上拿的打火机就把这几个袋子里的东西给烧了。我印象中里面好像还有蓝色硬皮的账本，硬皮外壳不好烧，这个印象比较深。烧完之后，我给李某某打电话说了东西都烧了，还说了里面有硬皮的东西不好烧之类的话，李某某当时说了好，知道了之类的话，然后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在单位见了王某，还随口给她说东西已经烧了，账本的硬皮不好烧，王某说知道了。
两个文件夹一个是黑色，一个是蓝色，里面装的大概是合同、材料之类的，我没有打开也没有看。在李某某吩咐了之后，我就把这两个文件夹和财务凭证拿到我家的地下室，我也就一直把这些东西放在地下室，自己没有动也没有看。这两个文件夹在今年4、5月份阎良区纪委调查恒达公司的时候，我把这两个文件夹和票据存根都交给纪委的人了。当时王某和李某某要报东西放到我家，她们没有说原因，只是让我把这些文件夹及票据存根放到我家，当时阎良区正在调查恒达公司，我想她们可能不愿意把这些东西交出去。
证人纪某某证言证，我2003年4月至2006年4月担任阎良区建设局局长，2006年4月到阎良区政协文史委任主任，2014年正式退休。
在建设局工作期间，担任建设局副局长的时候，主要分管房产、市政、市容及改房工作，担任局长后，责任建设局全盘工作。建设局的下属单位有阎良区房产管理处、市政管理处、建筑企业管理处、园林站、承建检查大队、建筑设计室；企业有阎良区建筑公司以及设计室成立的西安恒达监理公司，具体该企业的名称我记得不是很准。
阎良区建筑设计室是国家的事业单位，自收自支，人事关系由阎良区人事局管理，属于事业编制人员。（设计室成立西安恒达监理公司的情况）设计室成立的西安恒达监理公司是在2001年左右，国家鼓励成立监理公司，监督工程质量，于是经过建设局的同意，由阎良区建筑设计室成立了西安恒达监理公司，当时也是考虑设计室为自收自支的单位，成立监理公司也能保障大家的工资发放。具体怎么成立的，我记得我当时没有分管建筑设计室，我只知道西安恒达监理公司是经过阎良区建设局同意后，由设计室成立的国有企业，至于具体如何成立，股权如何分配我都不是很清楚，这些都是当时设计室的主任孙某某一手具体操作的，我能确定的就是西安恒达监理公司是国有企业，属于建设局下属单位。建设局设有专门的副局长分管西安恒达监理公司，大概西安恒达监理公司成立的时候，孙某某就调到建设局担任局长助理，以及之后的副局长，同时也一直没有免去孙某某建筑设计室主任的职务，所以就一直由孙某某分管西安恒达监理公司，我平时也很少过问。
西安恒达监理公司是自收自支的国有企业，建设局也从来没有向西安恒达公司收过管理费等任何费用。只是在业务上，毕竟西安恒达公司是建设局的公司，所以孙某某一般都会把一些监理的活介绍给西安恒达公司。
印象中西安恒达公司法人代表前面是孙某某，后面法人代表是王某，王某也担任经理，建设局好像还以文件的形式任命王某为西安恒达公司经理，但具体任职情况我既不清楚了，以正式文件记载为准。
王某一直是阎良区建筑设计室的职工，印象中2003年被建设局任命为建筑设计室副主任，后来又任命为建筑设计室的党支部书记。印象中2005年左右的时候，西安恒达监理公司升级资质，更名为陕西恒达监理公司，具体公司名字我记不清了。但孙某某和王某都给我说过，陕西恒达监理还是之前的西安恒达监理公司，为设计室成立的国有企业。更名是为了升级公司资质，更好的开展业务。我一听这也是好事，也就没有多问，具体还是孙某某分管，王某担任法人代表兼经理。
陕西恒达公司就是之前西安恒达监理公司升级资质后的公司，跟西安恒达公司是一回事，都是建设局下面的国有企业，这孙某某和王某都给我说过，到我从建设局调离的时候，建设局还明确规定由孙某某分管陕西恒达监理公司。
具体的情况孙某某和王某没有给我汇报过，只是给我说西安恒达监理公司需要升级资质，这样能更好的开展业务，改名为陕西恒达监理公司，名字变了，但是还是同一家公司。王某也从来没有给我汇报过西安恒达公司及之后陕西恒达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股权情况，她都是向孙某某汇报，由孙某某具体管理西安恒达及之后更名的陕西恒达公司。我不知道建设局平时对陕西恒达监理公司业务有没有关照过，孙某某可能给其介绍过工程。我一直认为陕西恒达监理公司是西安恒达监理公司升级资质后的公司，为同一家公司。
王某从来没有给我汇报过西安恒达公司及后面陕西恒达公司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股权情况，他都是向孙某某汇报的，有孙某某具体管理西安恒达公司及之后更名的陕西恒达公司。至于陕西恒大公司是私人公司，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直以为陕西恒达监理公司就是之前西安恒达公司更名后的公司，为国有企业。王某他们给我说陕西恒达监理公司就是之前的西安恒达监理公司，我完全被他隐瞒，我要是知道这种情况的话，肯定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证人张某某证言证，我2007年到2014年2月份在阎良区建设与住房保障局工作，担任局长。2014年2月至今在阎良区财政局担任局长。
我在担任建设局局长期间，建设局下属的企业有阎良区建筑公司，属于建设局代管的集体企业，还有就是阎良区建筑设计室成立的西安恒达监理公司，具体名字我记不清，但是我们都把这个企业叫做恒达监理公司。这个西安恒达监理公司是因为是建设局下属的建筑设计室成立的公司，所以这个公司的性质一直都是很明确的，是建设局下属的国有企业。因为西安恒达监理公司的性质是国有企业。建设局设有专门的副局长负责分管西安恒达监理公司的工作，在我担任局长期间，建筑设计室的主任孙某某担任建设局副局长，就由孙某某负责分管西安恒达监理公司，而且这个公司也是设计室成立的，那由孙某某分管也名正言顺。后来孙某某不再','201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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