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豫民申59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严惠菊，女，1964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
委托代理人：邹颖，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刘文垱，男，1960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宣武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河南省煤炭销售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良勇，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熊凯，男，1967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再审申请人严惠菊、刘文垱因与被申请人河南省煤炭销售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炭公司）、熊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郑民四终字第5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严惠菊申请再审称：（一）生效判决判令支付利息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煤炭公司与熊凯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应为无效合同，其中关于月息2%的约定当然也属无效约定。2.生效判决判令支付截至2012年5月29日前的利息39万余元，不仅违背了上述法律规定，而且判令按月息2%的标准支付2012年5月30日之后的利息，也没有事实根据。3.按照煤炭公司和熊凯认可的事实，一审判决查明所谓借款本金为55094元，应是在双方借贷事实存在前提下的未偿还余款。（二）生效判决认定严惠菊与熊凯、刘文垱系合伙关系，本案所涉债务为合伙债务，判令三人连带偿还错误。1.煤炭公司未提交其主张严惠菊与熊凯、刘文垱系合伙关系的证据，即使依据未履行的《合作协议》也可得知：刘文垱负责协议履行期间的全面工作，有最终决定权；刘文垱负责组织资金和调配资金；同时还约定了由刘文垱为合伙执行人，对外代表企业。2.刘文垱和严惠菊未授权熊凯作为合伙代表与煤炭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故该协议系熊凯个人行为，与严惠菊、刘文垱无关。熊凯也不能提交其主张的合伙存在的其他证据。煤炭公司只能基于其与熊凯之间的协议主张向熊凯主张债权，若熊凯有异议，可另行提起合伙纠纷之诉。3.煤炭公司在本案中举证的由严惠菊签收的80万元借据，借据中注明的现金20万元存入严惠菊账户是归还此前汇给煤炭公司的部分还款（有证据证明），而注明60万元网银所转去向则是在第三方的单位账下，且此第三方在几日后就将该60万元退回了煤炭公司（恳请法院调取相关证据）。所以，此80万元款项也不应计入煤炭公司主张的借款，更不是严惠菊名下借款。（三）一审法院送达程序存在违法情况，二审法院未予纠正也是错误的。严惠菊并未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传票，却被缺席审理丧失了相应诉讼权利。（四）严惠菊申请再审提供《证据目录》一份，其中注明原件的为：证据一：煤炭公司2011年3月28日的50万元借款记载凭证（照片）及当日用该公司报销审批单摘抄的该记载凭证上全部内容（原件）；证据二：煤炭公司2011年3月28日记载凭证后附的两张收据（照片及复印件）；证据五：严惠菊银行流水（原件）。用以证明：煤炭公司于2011年2月9日和2011年2月18日共向严惠菊借款50万元。2011年4月1日借据是按照煤炭公司要求出具的，其中“20万元现金存入严惠菊银行卡”实为偿还借款。剩余60万元煤炭公司实际付给郑州铁路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经贸分公司，该公司已分两次将60万退还煤炭公司。严惠菊认为自己从未参与过熊凯与煤炭公司的任何业务往来活动。综上，严惠菊依法申请再审。
刘文垱申请再审称：（一）生效判决判令支付利息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煤炭公司与熊凯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应为无效合同，其中关于月息2%的约定当然也属无效约定。2.生效判决判令支付截至2012年5月29日前的利息39万余元，不仅违背了上述法律规定，而且判令按月息2%的标准支付2012年5月30日之后的利息，也没有事实根据。3.按照煤炭公司和熊凯认可的事实，一审判决查明所谓借款本金为55094元，应是在双方借贷事实存在前提下的未偿还余款。（二）生效判决认定刘文垱是当事人，依据的是刘文垱、熊凯、严惠菊的三方协议，事实上协议没有执行，合伙关系不成立。协议本身是一份草稿，由于资金没有到位，协议就没有执行。三人面商几次，结束了合作的意愿。从常理上讲，刘文垱既没有公司，也没有资金合伙干事，别人不可能让刘文垱获得最大利益。刘文垱对熊凯与煤炭公司签订的协议的个人行为毫不知情，刘文垱与煤炭公司没有任何民事关系，不应当将刘文垱列为当事人。煤炭公司起诉状中列举的刘文垱与熊凯之间的债务往来凭据与本案无关，该债务往来是熊凯与煤炭公司签订协议之后与安阳一家公司合作经营期间请刘文垱帮忙所形成，刘文垱只是一个打工者。综上，刘文垱依法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故生效判决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认定本案熊凯与煤炭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不应被确认为无效合同并无不当。因本案《合作协议》明为联营，实为民间借贷，故生效判决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处理并无不当。（二）煤炭公司于一审中提供了2011年4月1日严惠菊《借据》，载明了煤炭公司向严惠菊支付煤款80万元的情况，其中20万元现金存入严惠菊工行卡，60万元通过网银转账。严惠菊辩称上述20万元系归还严惠菊此前汇给煤炭公司的款项，并辩称60万元网银所转去向是第三方账户，且该第三方已经将该60万元退回煤炭公司。因严惠菊的辩解理由与《借据》载明的借款用途相悖，《借据》中载明的款项汇入指定收款单位账户后煤炭公司即完成付款义务，在严惠菊对其主张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印证的情况下，即使指定收款单位同煤炭公司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该经济往来与本案的关联性也因缺少证据而无法得到证实，故生效判决未予采信严惠菊的抗辩理由并对其要求调取证据的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三）严惠菊于2012年7月31日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填写了《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后，向该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本案被移送至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审理后，由于严惠菊并未向法院告知变更送达地址，故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依据严惠菊填写的《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向其邮寄法律文书并无不当。且严惠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在二审中已经发表了辩论意见，行使了辩论权利，故其以送达程序不合法导致其辩论权利被剥夺为由申请再审不能成立。（四）严惠菊申请再审提供的证据并非新形成、新发现等法定新证据的情形。从形式上讲，记账凭证和两张收据均为照片，并非凭证和收据本身。记账凭证内容摘抄系对该记载凭证上的文字内容进行的抄录和复制。“取款凭证”和“银行凭证”则为复印件，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从内容上讲，因2011年4月1日严惠菊《借据》载明了借款用途为“煤款”，严惠菊申请再审提供的记账凭证、收据并不显示其申请所称的郑州铁路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经贸分公司，仅凭上述记账凭证、收据、银行流水不能证明2011年4月1日严惠菊《借据》中的20万元系煤炭公司归还借款，也不能证明煤炭公司实际将借据中的60万元分两次支付给郑州铁路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经贸分公司、该公司已经将该60万元退还煤炭公司的情况，不能推翻生效判决关于严惠菊以借据方式签收80万元的认定。（五）严惠菊申请称“刘文垱、熊凯、严惠菊的《合作协议》未履行，熊凯与煤炭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系其个人行为，煤炭公司只能基于其与熊凯之间的协议主张针对熊凯的债权，若熊凯有异议，可另行提起合伙纠纷之诉。”刘文垱申请称“刘文垱、熊凯、严惠菊的三方协议，事实上协议没有执行，合伙人关系不成立。”并称“三人面商几次，结束了合作的意愿。”但根据煤炭公司提供的严惠菊《借据》、多份汇款凭证，熊凯提供的刘文垱2011年11月3日《收条》、2011年10月14日、2011年10月26日熊凯向刘文垱汇款凭证，均能印证各方之间存在经济往来的事实，因严惠菊、刘文档在本案一审中均未到庭、未提交证据。严惠菊在二审中作为上诉人到庭但未提交证据，刘文垱二审仍未到庭，也未提交证据。故生效判决根据举证情况，结合双方诉辩，认定“根据严惠菊于2011年4月1日向煤炭公司出具《借据》及熊凯在二审中的答辩意见足以认定刘文垱、严惠菊、熊凯签订的《合作协议》已得到实际履行”并无不当。
综上，严惠菊、刘文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严惠菊、刘文垱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蒋瑞芳
代理审判员 王 峰
代理审判员 李百福
二〇一六年八月八日
书 记 员 赵永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