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74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康宁医院，住所地：广东省罗湖区翠竹路1080号，组织机构代码：45576723-2。
法定代表人：刘铁榜，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秀玲，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乐，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1。
被上诉人何某1的法定代理人：王珺，女，汉族，1979年8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系何某1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2。
被上诉人何某2的法定代理人：王珺，女，汉族，1979年8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系何某2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文林，男，汉族，1944年4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汉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爱兰，女，汉族，1950年3与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汉阳区。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佩金，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康宁医院因与被上诉人何文林、李爱兰、何某1、何某2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字第2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深圳市康宁医院上诉请求：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242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法院判决将公安机关认定何某死因为缢死理解为“自缢”，缺乏事实依据。1、按照通常的理解，缢死是利用自身全部或部分的体重，使环绕颈项部的绳索或其他类似物压迫颈项部而引起的死亡，属于绞刑的一种，即缢死包括自缢和他缢；自缢则是用绳子等吊在高处套着脖子自杀方式，俗称的上吊。两者死亡方式并不完全相同。2、2015年12月23日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刑警大队接到何某家人报警，经现场勘验后出具《法医学死亡证明书》，证明何某死亡原因为“缢死”，死者家人对此无异议。一审法院在未进行任何调查取证、原告亦未提交其它证明材料的情况之下，擅自改变何某死因、认定何某死亡原因为“自缢”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何某系“患疾病（抑郁症）自缢死亡”同样缺乏事实依据。1、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官方文件显示：导致自杀的风险因素很多，如遭遇突发精神刺激或饮用酒精或药物后的冲动行为；与他人发生争执或受到侮辱后的应激性自杀；人情关系破裂如缺乏家庭支持、离婚、失去亲人等。全世界每天自杀的人很多，而因为抑郁症导致的自杀的只占非常小的比例。何某在上诉人医院住院期间，从医务人员对其治疗效果评估结果来看，何某经过住院正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在2015年12月14日的自杀风险评估显示为“零风险”。2015年12月22日事发当天上午，何某还正常参加科室的团体治疗，并无任何异常反应或自杀征兆。2、2015年12月22日下午14:30左右何某在在接到其家人电话后擅自离院至当天20:15被发现在家中死亡，前后5个多小时内究竟发生什么情况导致其缢死？何时缢死？现场有无他人在场？对此事实，上诉人均不得而知。一审中被上诉人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何某缢死系缓抑郁症疾病自杀死-亡。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上述事实的情况下，主观认定何某“自缢”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自身疾病所导致”缺乏事实和证据材料支持。（三）一审法院认定“何某未告知被告及家属的情况下自行离院”与部分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判决第7页第4行认定“2015年12月22日下午约14时30分，何某未告知被告及家属的情况下自行离院”与部分事实不符。事发时的实际情况是：当天晚上约18:50分，患者家属致电××病区护士，称“本来家人约好的一起吃饭但患者还没到，他本人手机也一直无人接听”（注：当天是农历“冬至节”）。即，何某之所以离院外出是接到其家属电话后才外出，其家属对此是完全知晓的，只是上诉人医务人员是不知晓的。对此事实，双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有明确的陈述记录（详见一审庭审笔录）。（四）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告对何某的看护及管理存在过失，造成了何某擅自离院并在家中自缢死亡的损害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根据《深圳市心理卫生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来访者、××患者有获得治疗和康复的权利。不得歧视、侮辱、虐待、××患者。人和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限制××患者的人身自由，不得泄露其个人隐私及有关信息资料”；国家《精神卫生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作为医疗机构其主要职责视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和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上诉人不负有对患者的人身监管义务，也不具有限制患者外出的权利。2、患者离院外出是一种主动的作为，非他人“造成”。何某离院外出是因为接到其家属电话外出的，而非上诉人“造成”的。事实上，上诉人不可能造成任何患者的“擅自离院”。一审法院判决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存在逻辑错误。3、何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自身行为具有辨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并自愿入住上诉人医院临床心理病区开放性病区。上诉人对此已尽到了告知和管理义务（外出患者需要向医院提交“外出声明”等，详见一审“民事答辩状”具体内容）。2015年12月22日下午何某擅自离院在家中被发现“缢死”，是上诉人无法预料、无法防范及无法控制的意外事件。上诉人对此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过错责任。对此，我方将提交罗湖区法院对类似案件的一份已生效判决书，对于该案同样是罗湖区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案由为“生命权纠纷”，即人身侵权纠纷，应当适用侵权法的基本原则和“谁主张，谁举证”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具体而言，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上诉人对何某缢死损害后果存在侵权行为及该侵权行为与何某死亡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但纵观本案一审庭审情况，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材料予以证明是上诉人的过错导致了何某的缢死，而更多的是主观臆断，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损害是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本案中，何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入住上诉人医院开放性病房。上诉人已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自愿入住开放性病区患者和家属进行相关的风险提示和患者外出管理要求等。何某及家属对上诉人开放性病房的管理规定和可能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及风险是知晓的。何某擅自离院是接到其家属电话后离院的，其家属理应及时、主动告知上诉人医务人员，并及时、主动跟踪何某离开医院后的去向；何某在自己家中被发现的缢死时间是2015年12月22日20:15，但究竟何时死亡被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关的尸检报告。此外，何某死亡地点是在医院之外，是在上诉人能够有效控制的区域范围之外：退一步讲，即便被上诉人认定何某系在家里“自缢死亡”，上诉人是否未及时联系家属并不必然导致何某“自缢死亡”的结果，即上诉人的行为与何某有意死亡后果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何某选择自行结束生命的方式令人遗憾，但这是其自己的有意作为，而非上诉人的侵权行为所为。（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司法解释同样强调的是“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即赔偿义务人存在过错，且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两者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三、一审判决蕴涵着极大的道德风险。上诉人认为，人民法院判决不仅要考虑个案的公平正义，同时也要考量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如本案判决一旦生效，将会在深圳市乃至全国均具有一定的不良示范效应，因为几乎全国所有的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病房目前都实行和上诉人医院完全相同的自愿住院开放管理模式。这一住院模式旨在保障患者在住院医疗的同时能够放松心情，并享受到充分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本案判决将极有可能导致以下后果：(1)上诉人需要重新评估设立开放性病房的必要性，这无疑对其他患者不公平；(2)住院患者违反医院的管理规定、擅自离院外出在家中，“自缢死亡”，医院还需要向其家属赔偿巨额赔偿金，这无疑是对社会上有潜在自杀倾向人的一个“福利”，上诉人医院极有可能成为深圳市的第二家富×康企业。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审慎作出公平、公正判决。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6)粤0303民初242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及社会的公序良俗。
被上诉人何文林、李爱兰、何某1、何某2答辩称，一、关于事实认定问题。1、一审将缢死理解为自缢的问题。我们都不是专业医疗人员，用词可能没有专业人员严禁，但公安机关没有将何某的死亡定性为刑事案件，没有认定为他杀，那就是何某自己上吊自杀，将何某的死亡写为自缢死亡完全没有问题。2、关于何某患抑郁症而自杀的问题。患抑郁症自杀的事件屡见报端和我们周围，患抑郁症很容易产生自杀的念头，是即使不是医学人员都有的常识，尤其是何某患有重度抑郁症，在何某入院时被评估为有自杀倾向。康宁医院认为何某经过治疗后自杀风险评估为“零风险”，其所依据的是2015年12月14日的《自杀风险评估表》，但这个表也是何某家属所质疑的，一个专业治疗××的医院，判断病人人是否有自杀的倾向，只凭病人自己诉说有或无，无其他综合评判标准，未与家属有任何沟通，如此诊断实属儿戏，更是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的，康宁医院以如此滑稽的诊断方式断定何某自杀时已经没有抑郁症的自杀倾向了，显然是不能令任何一个人信服的。3、关于何某自行离院。一审时何某家属多次强调（见一审笔录），家属与何某约定晚上下班时（18:30分左右）家属去医院接何某，一起办理离院外出手续后，一起去外面吃饭，而何某离院时间是14：30分，其中有四个小时的时间差。康宁医院意图把两个时间混淆，意图将责任推卸到家属方。何某14：30外出，18:50分何某家属给医院打电话，四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医院不知道病人的去向，或者是察觉到病人去向不明，但未与家属及时联系，这就是康宁医院的责任，众所周知，有自杀倾向的人独处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自杀的行为，当时如果医院人员及时通知家属，尽量避免何某独处，可能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4、关于康宁医院过失问题。在何某离开医院到家属打电话到医院找人这四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医护人员没有发现何某失踪或者发现了而没有及时了解何某的去向，更没有及时通知家属，导致何某独处四个多小时，这不是过失嘛？医院不能限制××病人的人身自由，这是当然的，我们此案不是讨论能否限制人身自由的问题，如果何某告知医院我要出院，医院不同意，那是限制人身自由的问题。此案是××病人离开医院，医院根本就不知道的问题，是及时知道病人不在病房而未去寻找，未通知家属的问题。××医院不同于一般的医院，要求医院的医护人员更加注意对病人的看护管理。上诉人疏于看护及管理的过失导致何某外出四个多小时而无家属陪护，是导致何某自杀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是康宁医院直接造成的，那就不只是程度．20%责任的问题了。何某以前外出都是写了外出声明的，这次没有写，医护人员不应该引起重视吗？康宁医院在何某入院时让家属及何某签了一系列的文件，《深圳市康宁医院自愿住院告知书》、《深圳市康宁医院住院患者护理风险知情同意书》，明确说明患者擅自离院可能发生自杀、自伤的风险，这不只是对家属的要求，更说明康宁医院知道患者擅自离院会有这样的风险发生，而康宁医院却没有尽到尽量防止患者擅自离院的义务，更没有发现患者擅自离院后及时通知家属，这不是过失吗？如果发现何某不见了，及时通知家属，减少或避免何某独处，可能会避免悲剧的发生，通知家属是很容易做到的，患者擅自外出可能会发生自杀风险也是医院在患者住院时早已预料到的，还说自己没有责任，显然说不过去。康宁医院在上诉状中提到以前有过类似的案件发生，并向罗湖法院提交了生效判决书，说明类似何某自杀的案件以前在康宁医院是发生过的，但医院仍未引起警觉，仍不引以为戒，仍任由其发展，不想办法堵住医院看护和管理的漏洞，拿着那份已生效的判决书当尚方宝剑，漠视患者的生命，如果不予以惩戒，不知道将来还会有多少个类似情况发生，不知道将来会有多少个家庭因此而支离破碎。二、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何某患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的倾向，擅自外出可能会自伤或自杀，这是何某住院时康宁医院就给出的结论，当天何某外出时医护人员称已经发现何某不在病房，但未去寻找，也未通知家属。患抑郁症有自杀倾向的人最怕自己独处，这是常识，但康宁医院医护人员却漠视此常识，未去寻找也未通知家属，导致何某自杀。虽然非康宁医院直接杀死何某，但其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患者不同于普通的患者，他对自己的控制能力较弱，这也是患者家属和患者要在康宁医院住院的原因。一审时康宁医院提交的证据，正是证明了其知道何某有自杀的可能，而疏于看护及管理，存在过失，证据清晰明确。一审判决康宁医院承担200的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也正是考虑到康宁医院的过错程度，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三、关于道德风险问题。康宁医院试图用道德绑架法律，到现在还一直将自己与普通的医院画等号，一直以普通医院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殊不知，其收治的病人具有特殊性，这就需要其比普通的医院更加注重对患者的看护及管理，以前的制度和管理方式造成了多起患者自杀的情况发生，就应该及时改进。希望这次判决能促使康宁医院的制度更加完善，减少类似情况的发生，这才是对生命的尊重。一味的减轻医院的负担，造成更多的××患者自杀或伤害他人，这才是对生命的漠视，才是最大的道德风险。
原告何文林、李爱兰、何某1、何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总计991451.48元；2、本案受理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一、2015年11月7日，何某因情绪低落，严重失眠到被告处就诊，被诊断为抑郁症。2015年12月1日，何某再次到被告处治疗，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不伴××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轻度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当日，何某自愿入住被告开放式病区进行住院治疗。开放式病区的病患无需穿着病号服，可在医院内自由活动或进行治疗。何某入院当日，其本人及家属签署了《自愿住院告知书》、《知情同意书》。其中，《自愿住院告知书》第四条第（三）款第5项载明“由于××及其治疗的特殊性，患者在住院期间可能发生患者擅离医院和在出走过程中可能发生危及自身或他人的安全问题。如患者返回家中或家属知其下落，家属有责任通知医院并协助患者送回医院或办理出院手续”。《知情同意书》第3条载明“住院患者可按照个人意愿在医院范围内活动，院内不安排医护人员陪护和巡视，但患者应遵守病房作息时间。每日早7:00-晚9:00患者可自行外出活动，活动仅限医院范围内”；第4条载明“患者如因特殊情况需要到院外活动，应遵守离院外出告知制度，填写离院外出声明。患者在离院外出期间，患者的人身安全和行为以及由于离院外出造成的病情恶化后果由本人负责。未填写离院外出声明而私自外出者，离院外出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患者本人负责”；第14条载明“特别申明：开放病房旨在为患者提供最少限制的治疗环境，但是××的特点使得患者的病情经常变化，患者本人发生意外以及受到其他患者伤害的风险不能完全、彻底地防范，因此，建议您慎重考虑是否选择入住开放病房，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二、何某住院期间，曾于2015年12月13日及2015年12月19日两次外出离院，均按照规定填写了《外出声明》，并按声明载明的时间及时返院治疗。2015年12月22日下午约14时30分，何某在未告知被告及家属的情况下自行离院。被告在下午15时许查房时发现何某不在病房，以为患者去做其他康复治疗。当晚18时许，患者家属发现无法联系上何某，遂电话联系被告要求查询何某的行踪。当晚19时许，患者家属确认何某在家中自缢身亡。2015年12月23日，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刑警大队出具《法医学死亡证明书》，确认何某系缢死。三、2015年12月1日，何某的首次病程记录载明“患者求治愿望强烈，无具体自杀、自伤、攻击他人行为，既往无自杀未遂史”。住院期间，被告曾于2015年12月1日及2015年12月14日为何某进行自杀风险评估，评估结果分别为低风险和无风险。四、何某为深圳市户籍人口。原告何文林、李爱兰系何某的父母，均为非农业家庭户口，仅育有何某一子；两原告目前均已退休，退休前分别就职于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教科中心化学研究所及武汉电焊机厂保卫股。原告何某1、何某2系何某与王珺的儿子，均为深圳市户籍人口。何某与王珺已于2013年离婚。以上事实有疾病诊断证明书、住院病历、《自愿住院告知书》、《护理风险知情同意书》、《诊疗检查知情告知书》、《知情同意书》、户口页、身份证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在卷佐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案件。原告主张，被告在何某擅自离院并在家中自缢死亡的事件中，具有如下过错：一是在何某有自杀倾向的情况下，未对其采取任何的防范和防护措施，亦未要求家属陪护；二是在何某未请假，亦未填写《外出声明》的情况下，就允许其擅自离院；三是被告发现患者不在病房后，未及时通知家属，最终导致何某自缢身亡的后果，故被告对何某的死亡存在过错，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被告则辩称，何某死亡地点在家中，死亡原因为自缢，其在未告知被告的情况下擅自离院，是被告无法预料、无法防范、无法控制的意外事件，故被告对其死亡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双方诉辩意见及证据，原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患者病程记录显示何某此前无自杀自伤行为，住院期间的两份《自杀风险评估表》亦显示何某的自杀风险为低风险或无风险。其次，何某自愿入住被告开放式病区治疗时，被告通过《自愿住院告知书》及《知情同意书》向其本人及家属提示了住院期间可能出现患者擅自离院的风险，同时设置了患者离院需填写《外出声明》的防范措施。何某并非需要限制人身自由的××患者，其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在医院内自由活动。其在住院期间曾两次离院外出，但均按照被告规定填写了《外出声明》，并及时返院治疗。事发当日，何某在未告知家属及被告的情况下就擅自离院，并在家中自缢，该行为非被告所能预见并控制。再次，被告系××的专科医院，何某入住被告开放式病区，被告即对其负有一定的看护及管理义务。被告在事发当日下午查房时已经发现何某不在病房，但却只是“认为何某在做其他治疗”，而未及时跟进及确认何某行踪，或者与何某家属联系。被告对何某的看护及管理存在过失，造成了何某擅自离院并在家中自缢死亡的损害事实，被告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何某自缢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自身疾病所导致，因此，被告的过错程度较轻。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定被告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根据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举证情况以及2015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原审法院认定四原告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何某为深圳市户籍人口，四原告主张的818960元（40948元×20年）未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2、丧葬费。四原告主张的54096元（108192元÷12月×6月）未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3、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何文林、李爱兰为非农业家庭户口，但系退休职工，享受退休金待遇，故原告何文林、李爱兰不符合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法定条件，对该部分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何某1与何某2系何某与王珺生育的两名儿子，何某自缢身亡时，原告何某1为11岁，原告何某2为5岁，故原告何某1及何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288527.70元，计算方式为([28852.77元×（18－11）＋28852.77元×（18－5）]÷2(。对原告超出该部分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4、精神抚慰金。根据何某自缢身亡的损害后果，四原告主张1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四原告的损失合计1261583.70元，被告应当承担其中的20%即252316.74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深圳市康宁医院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何文林、李爱兰、何某1、何某2损失人民币252316.74元。二、驳回原告何文林、李爱兰、何某1、何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受理费人民币5458元，由原告何文林、李爱兰、何某1、何某2共同负担人民币4069元，由被告深圳市康宁医院负担人民币1389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查明，原审庭审笔录记载，“审：患者在两点半，当天离开医院时穿的什么衣服？原代：是穿自己的衣服，患者在开放式病区住院时，也不需要穿病号服，穿自己的衣服就可以。被代：确认。”。原审庭审笔录又记载，“被代：……证据17页，2015年12月22日，患者之所以外出是因为22号为冬至节，患者的家属约患者外出吃饭，就这一事实患者的家属并没有告知医务人员。患者也没有告知，属于违反医院管理规定擅自出院。……”。原审庭审笔录还记载，“原代：……第17页，2015年12月22日当天，作为家属我们是约好了患者一起外出吃饭，我们的约定是家属开车到医院来接患者一同办理外出声明，因此没有提前预告医院。这并不存在故意隐瞒的动机。……”。
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深圳市康宁医院要求无需赔偿何文林、李爱兰、何某1、何某2损失252316.74元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深圳市康宁医院对于患者何某的诊疗安排和外出管理是否恰当的问题。何某2015年12月1日的首次病程记录载明“患者求治愿望强烈，无具体自杀、自伤、攻击他人行为，既往无自杀未遂史”。何某入院当日，其本人及家属签署了《自愿住院告知书》、《知情同意书》，同意何某入住深圳市康宁医院开放式病区进行住院治疗，开放式病区的病患无需穿着病号服，可在医院内自由活动或进行治疗。何某住院期间，深圳市康宁医院曾于2015年12月1日及2015年12月14日为何某进行自杀风险评估，评估结果分别为低风险和无风险。何某住院期间，曾于2015年12月13日及2015年12月19日两次外出离院，均按照《知情同意书》第4条规定填写了《外出声明》，并按声明载明的时间及时返院治疗。由以上何某住院期间的情况来看，深圳市康宁医院按照何某的病情表现与何某及其家属协商确定的住院诊疗安排和外出管理并无不当之处。其次，关于何某死亡当日，深圳市康宁医院对于何某擅自出院是否应当承担管理责任的问题。由何某及家属签署的《知情同意书》的第3条和第4条的内容来看，何某及家属均应当清楚，何某作为开放式病区的病患，无需穿着病号服，每日早7:00-晚9:00可在深圳市康宁医院内部自由活动，深圳市康宁医院虽不允许何某私自外出，但由何某及家属签署同意的《知情同意书》来看，何某作为入住开放式病区的抑郁症患者，何某家属应当清楚深圳市康宁医院并不具备控制何某着便装私自外出的能力和手段。何某于死亡当日下午约14时30分未出具《外出声明》而私自离开深圳市康宁医院，下午15时许深圳市康宁医院护士查房时发现何某不在病房，当晚18时许，何某家属电话联系深圳市康宁医院要求查询何某的行踪，本案被上诉人虽主张深圳市康宁医院在何某死亡当天因疏于看护及管理而导致何某无家属陪护外出四个多小时，但下午15时许至18时许这段时间在何某每日早7:00-晚9:00自由活动时间范围之内，深圳市康宁医院护士查房时虽发现何某不在病房，但依照何某诊疗和住院的具体情况判断，其在晚上19:00前除发生特殊情况外并无立即查找何某下落和通知何某家属之注意义务，何某着便装于下午约14时30分私自离开深圳市康宁医院，深圳市康宁医院无法当即发现着便装的何某和阻止何某外出，故深圳市康宁医院对于何某擅自出院并不具有管理责任。再者，关于被上诉人认为如深圳市康宁医院在恰当时间内通知家属可以阻却何某死亡后果发生的主张，何某下午约14时30分擅自外出至晚上19时许家属确认何某在家中自缢身亡，但现有证据未显示何某准确死亡时间，被上诉人认为深圳市康宁医院积极查找可以避免何某死亡后果的主张系事后推测，何某在晚上19时许前已经在自己家中自杀身亡，而何某作为开放式病区的抑郁症患者可在医院自由活动和参与康复治疗，护士在21:00前并无立即查找何某下落和通知何某家属之注意义务，要求深圳市康宁医院护士在下午15时许发现何某不在病房但无迹象显示何某离开医院时立即采取积极措施查找，超出深圳市康宁医院应尽注意义务的范围，在何某自杀当日已经与家属××定一起吃晚饭过冬至的情况下，何某却选择避开家属和医院回到家中自缢身亡，系因自身故意造成，自杀身亡的时间和地点由何某自行选择，关于如深圳市康宁医院在当天恰当时间内通知家属可能阻却何某死亡后果发生的主张系推理，并无何某准确死亡时间和寻人可行性措施分析等证据佐证，故被上诉人认为深圳市康宁医院当日积极查找可以避免何某死亡后果发生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且超出深圳市康宁医院对于开放式病区患者的管理能力范围，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深圳市康宁医院的诊疗安排和管理行为没有过错，与何某的死亡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才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故深圳市康宁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原审认定深圳市康宁医院对何某的死亡后果承担20%的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深圳市康宁医院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遗漏，实体处理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字第242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何文林、李爱兰、何某1、何某2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45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58元，共计10916元，由被上诉人何文林、李爱兰、何某1、何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赖建华
审 判 员 沈 炬
代理审判员 易 静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邓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