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南民初（一）字第883号
原告李梅，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蒋国春，广西汇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覃丽仙，女，汉族。
被告徐小仪，女，壮族。
被告刘黎明，男，汉族。
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覃世东，广西华震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覃龙丽，广西华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梅诉被告徐小仪、刘黎明雇员受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5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肖刚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刘娟、人民陪审员杨金兰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由于案涉事故的（2013）南刑初字第140号案件正在审理中，本案必须以该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为基础，故合议庭依法中止本案审理，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恢复审理，分别于2013年8月26日、2013年12月2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梅的委托代理人蒋国春、覃丽仙、被告徐小仪、刘黎明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覃世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梅诉称，原告系覃东勇之母，覃东勇受雇于“玉蝴蝶酒吧”做服务员，2012年9月27日凌晨2点半，覃东勇在工作岗位上打扫卫生时，被何海波、韦英徐、黄日翻、黄日江、覃建甲围攻殴打，并被刀刺破心脏导致当场死亡。原告认为，覃东勇作为“玉蝴蝶酒吧”的员工，徐小仪作为“玉蝴蝶酒吧”的老板，双方形成了雇佣关系，覃东勇在履行职务行为时受到不法侵害导致死亡，作为雇主，理应对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另外，被告刘黎明为徐小仪之夫，依法应当承担共同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二被告赔偿原告329156元（其中：丧葬费17076元、死亡赔偿金377080元，合计为394156元，扣除被告徐小仪己先行赔付的65000元）。2、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原告李梅对其陈述事实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以下证据：
1、证明1份，原件，拟证明原告李梅系覃东勇母亲，覃东勇父亲已过世；2、死亡证明书、火化证明各1份，原件，拟证明覃东勇已经死亡的事实；3、学校证明3份，1份毕业证书，原件，拟证明覃东勇从小在柳州生活的事实，故应按照城镇居民计算死亡赔偿等费用；4、徐小仪询问笔录1份，复印件，拟证明徐小仪系案发地“玉蝴蝶酒吧”的出资人，覃东勇是工人以及覃东勇在工作期间被伤害致死的事实；5、徐小仪询问笔录1份，复印件，拟证明徐小仪知道覃东勇长期在柳州生活以及未满18周岁的事实；6、户籍登记证明1份，复印件，拟证明徐小仪和刘黎明系夫妻关系。
被告徐小仪、刘黎明辩称：1、被告聘请覃东勇无过错，覃东勇初中已辍学且在被告处工作时已年满16岁，属于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故被告雇佣覃东勇无过错；2、案发原因是覃东勇与覃建甲等人争执导致，是覃建甲等人对覃东勇报复泄愤而为，与被告无关，覃东勇死亡不是基于工作原因造成；3、案发时，被告酒吧已经打烊；4、覃东勇死亡是覃建甲故意犯罪造成；5、案发后，被告与原告达成协议，已垫付火化费65000元，应返还原告。
被告徐小仪、刘黎明对其陈述事实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证据，当庭提交：
1、中山中学出具的证明1份，原件，拟证明覃东勇从未在该中学就读；2、协议书1份，原件，拟证明被告已经垫付给原告65000元；3、起诉书1份，复印件，拟证明覃建甲等5人已经被告起诉，审理查明事实中查明何海波、韦英徐、黄日翻、黄日江、覃建甲等人在“玉蝴蝶酒吧”门口围攻殴打覃东勇致死的事实，徐小梅的右手中指也被砍伤。
庭后提交：4、收款收据5份，原件，拟证明被告为酒吧交付的保安费；5、营业执照一份，复印件，拟证明案涉酒吧的主体资格。
经庭审质证，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1、2、6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3中的初中毕业证有异议，认为十七中出具的证明与毕业证的时间不一致，且覃东勇初二已经辍学，是因为还在义务教育阶段，所以学校发给毕业证，对中山中学的证明也有异议，认为该中学档案里面从来没有覃东勇的资料；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案发现场在酒吧门口外面，这在徐小仪的笔录第2页里已反映出来；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覃东勇是在酒吧以外的地方被侵害，案发不是雇佣工作造成，在徐小梅笔录第8页有体现。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不认可，认为该中学已经出具覃东勇就读于该中学的证明，另外，学籍档案里面没有覃东勇的记录并不代表覃东勇未在该校就读；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在起诉时已经扣除该部分；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记载内容有异议，认为在该案中，已向法院提出异议，也参加庭审，公诉人将公诉书的内容作了改动，所以被告提交的起诉书不能作为其抗辩的证据；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没有载明收款单位；对于证据5，原告认可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调取（2013）南刑初字第140号刑事诉讼卷宗并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1、2、4、5、被告提交的证据2、3、5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双方当事人也均相互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予以采纳。对于其他证据，原、被告提交的中学的相关证据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对于覃东勇读书的时间体现不一，但该证据对本案仅是在确定赔偿地域标准时有佐证作用，原告的该证据已在一定程度证明了覃东勇生前的就读地点，其中的时间矛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本院只据此确定覃东勇的就读地点。对于本院依法调取（2013）南刑初字第140号刑事诉讼卷宗，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经过庭审质证，故本院也予以采纳。
综合全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一）案涉事故发生过程的事实
2012年9月21日，何海波、韦英徐、覃建甲、黄日翻、黄日江等人在柳州市柳南区磨滩路“玉蝴蝶酒吧”消费时，与在该酒吧担任服务员的覃东勇发生争执，为报复泄愤，何海波、韦英徐、覃建甲、黄日翻、黄日江、韦后智经预谋后于2012年9月27日2时许到“玉蝴蝶酒吧”，由何海波接应，韦英徐与覃建甲、黄日翻、黄日江、韦后智等人对覃东勇进行围殴并用刀将覃东勇刺伤致其死亡，在场劝架的徐小梅右手中指也被刀砍成轻伤。事发后，经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7日作出（2013）南刑初字第140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何海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韦英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12年12月5日，覃东勇母亲李梅与徐小仪签订《协议书》一份，其中载明，今预付员工覃东勇火化费用65000元，从预付此款至覃东勇案件走法律程序终结前，覃东勇家属亲戚朋友不打扰酒吧和要求其他预付金及赔偿金，若违反此协议，覃东勇家属须退还徐小仪所有预付款共计65000元。
在本案审理中，原告主张案涉事故发生时覃东勇正在上班履行职务，在酒吧里被打，被伤害过程是从酒吧里至酒吧门口，没有间断过，覃东勇为了逃离伤害而跑出酒吧门口。被告则辩称事发原因是覃东勇与侵害人争执导致的，是侵害人对覃东勇实施报复泄愤而为，事发时酒吧已经打烊，不在覃东勇履行工作职责期间，真正殴打覃东勇、动刀均是发生在酒吧外，所以，事故不是因履行工作职责发生。
对于诉请的费用，原告表示其诉请的费用中已经扣除了《协议书》中载明的65000元。原告主张按照2012年道路交通事故标准计算赔偿，丧葬费每月2846元，死亡赔偿金按照18854元计算，同时，原告认可事发后没有向覃建甲等人要求赔偿。
（二）案涉事故发生的地点、主体以及相互关系方面的事实
死者覃东勇系1996年3月2日出生，原告李梅系覃东勇母亲，覃东勇父亲覃振居已经于2012年1月去世。覃东勇曾经在柳州市第十七中就读，于2011年7月完成初等义务教育从该校毕业。覃东勇在2012年7月份左右到柳州市柳南区磨滩路“玉蝴蝶酒吧”开始工作。本案案发时是徐小仪的妹徐小梅管理“玉蝴蝶酒吧”。
根据（2013）南刑初字第140号案件的刑事侦查卷中柳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相关鉴定记录，本案事发地为柳州市柳南区磨滩路49号“玉蝴蝶酒吧”，但被告未提交相应的工商登记证明，只提交了字号为“柳州市磨滩茶廊”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该执照载明经营场所为磨滩路49号磨滩路综合市场A-10号门面，经营者为徐小仪，徐小仪对此表示“玉蝴蝶酒吧”原来曾经在其他地方存在过，事发时经营的“玉蝴蝶酒吧”实际上就是登记的“柳州市磨滩茶廊”，经营者为徐小仪。
在本案审理中，原告表示，事发前覃东勇于2012年1月去中山中学上了几天课就一直没去上学了，也没有办理退学手续，但已经不读书了，一直是在柳州市生活的，事发前只在“玉蝴蝶酒吧”打工。被告表示覃东勇在事发前到其处工作了一至两个月，被告的酒吧有一百四十平方米，平时的人员就是徐小仪及其妹徐小梅，酒吧还召有两人做服务员，对该地段酒吧有交费雇佣保安防范事故发生。
（三）（2013）南刑初字第140号案件刑事侦查中的相关调查记录
根据柳州市公安局河西派出所于2012年9月27日对徐小仪制作的笔录，徐小仪曾表示根据徐小梅的反映，在事发前几天，覃东勇曾经和客人发生口角并差点打起来，当时覃东勇的朋友帮出头，在客人结账走时，覃东勇的朋友（隔壁酒吧的两个男服务员）拿刀去追赶，可能是因为该事，才在2012年9月27日对方来报复导致案涉事故发生。同日，徐小梅在柳州市公安局河西派出所的笔录中也对此作出了基本一致的陈述，徐小梅表示事发前几天是覃东勇按照酒吧的规定撕毁酒卡，对方看见后就骂了覃东勇，在对方准备走时，覃东勇的朋友（隔壁酒吧的两个男服务员）就拿刀追砍对方。案涉事故发生时酒吧已经打烊，覃东勇当时正在酒吧内吧台处扫地，对方见覃东勇后就围过去，覃东勇见状跑出酒吧门外，对方追出门外，在门外发生事故。
在（2013）南刑初字第140号案卷的2013年5月9日庭审笔录中，韦英徐也陈述2012年9月21日时覃东勇撕了酒卡导致发生口角。2012年9月29日柳州市公安局柳南分局对案外人黄元明的笔录中，黄元明陈述了其在事发地当班负责巡街执勤，发现案涉事故并上去制止的过程，同时，黄元明还陈述了几天前发现附近KTV员工拿着棍子之类的东西走回来，该员工曾说之前在玉蝴蝶消费的客人与“小白”（覃东勇的外号）吵架了。
在2012年9月28日柳州市公安局柳南分局对何海波作出的笔录中，何海波陈述了2012年9月21日因服务员撕酒卡发生纠纷，门口的其他人叫了人过来，后来这些人拿刀追砍了自己。
在2013年3月8日柳州市公安局河西责任区刑侦大队对覃建甲进行的笔录中，覃建甲曾表示，2012年9月的一天，在玉蝴蝶酒吧跟“海波”等人喝酒时，服务员把酒卡撕了，跟“海波”等人发生口角，“海波”等人就要把酒退掉，服务员收酒时发脾气，把酒弄得很响，后来双方发生争吵，走的时候服务员的朋友用刀追砍“海波”，后来就商量报复服务员。去报复时该服务员正在门口打扫卫生。
在2012年9月27日柳州市公安局河西责任区刑侦大队对案外人罗文宏制作的笔录中，其表示自己是柳州市磨滩路金库酒吧的服务员，跟覃东勇是朋友，在案涉事故一个礼拜前的一天，在“玉蝴蝶酒吧”因覃东勇撕酒卡发生争议后，对方要打覃东勇，当时覃东勇叫罗文宏与案外人廖运竹去厨房拿西瓜刀过来防身，拿刀之后，对方准备走，廖运竹用刀背朝其中一个人的后背敲了一下。在同日柳州市公安局河西责任区刑侦大队对廖运竹制作的笔录中，廖运竹表示自己是柳州市磨滩路金亿皇OK厅的服务员，与覃东勇是朋友，在案涉事故发生前一个星期的一天晚上，覃东勇在玉蝴蝶酒吧与客人发生纠纷，客人要打覃东勇，覃东勇就叫其去拿西瓜刀。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及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覃东勇是否是在从事2012年9月27日的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二、本案事故发生前几天的纠纷是否在当时覃东勇从事雇佣活动中；三、“玉蝴蝶”酒吧经营者对覃东勇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责任范围；四、“玉蝴蝶”酒吧经营者应当对原告赔偿的具体数额。
对于争议焦点一，覃东勇是否是在从事2012年9月27日的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本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但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并不是指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的时间、地点内无论是否与雇佣活动相关的损害都囊括在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对“从事雇佣活动”明确规定为：“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所以，损害与雇佣活动应当具有关联性，至少在客观表象上应当具有关联性。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中的劳务关系即为雇佣关系，但在该法涉及工作劳务人员损害赔偿的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均明确统一规定损害赔偿为“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或者“因劳务造成”，其中就强调了损害与雇佣劳务应当具有因果关系。所以，完全与当时雇佣活动无关联性且不能构成因履行职务导致损害的表象的损害，不应当由雇主承担责任。
本案中，对于覃东勇作为“玉蝴蝶酒吧”的雇员是否是在雇佣活动中遭受的损害，原告主张案涉事故发生时覃东勇正在上班履行职务，在酒吧里被打，被伤害过程是从酒吧里至酒吧门口。被告则辩称事故是覃东勇与侵害人争执导致的，事发时酒吧已经打烊，事发地在酒吧外，所以事故不是因履行工作职责发生。对此，双方的争议焦点集中于覃东勇被伤害时是否是在从事案发时的雇佣活动中。但是，案发时酒吧的管理者徐小梅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曾经表示，是因为事发前几天覃东勇与侵害人发生争执，侵害人前来报复导致的事故。在公安机关对何海波、韦英徐等侵害人制作的笔录中，侵害人也表示是因几天前的纠纷前来报复，事发时是直接前去实施侵害行为。同时，本案原、被告对此均未陈述侵害人当时与覃东勇发生过争议纠纷，对事故发生几天前覃东勇与侵害人发生的争议也均无异议，一致认可当时是侵害人直接上去实施侵害行为，所以，本案案涉的侵害行为与当时覃东勇从事的雇佣活动并不具有关联性，也无法构成因履行职务导致损害的表象，故本案被告是否对覃东勇的被害承担雇主赔偿责任不能以事发时是否在雇佣活动中为标准，而应当以几天前的纠纷是否在雇佣活动中为标准。
对于争议焦点二，即本案事故发生前几天的纠纷是否在当时覃东勇从事雇佣活动中的问题。本院认为，对于案涉事故发生前几天发生的纠纷，根据公安机关对徐小仪制作的笔录，徐小仪曾表示根据徐小梅的反映，在事发前几天覃东勇曾经和客人发生口角并差点打起来，当时覃东勇的朋友帮出头，在客人结账走时，覃东勇的朋友（隔壁酒吧的两个男服务员）拿刀去追赶。徐小梅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也对此作出了基本一致的陈述，表示事发前几天是覃东勇按照酒吧的规定撕毁酒卡导致了纠纷。而在公安机关对作为当时保安的案外人黄元明制作的笔录中，黄元明表示几天前发现附近KTV员工拿着棍子之类的东西走回来，该KTV员工说之前在玉蝴蝶消费的客人与“小白”（覃东勇的外号）吵架了。在公安机关对覃建甲等侵害人制作的笔录中，也载明了事发几天前在酒吧消费因酒卡被撕毁起纠纷后覃东勇朋友拿刀追砍何海波的事实。而在公安机关对作为覃东勇朋友的案外人罗文宏制作的笔录中，罗文宏表示在案涉事故一个礼拜前的一天，在“玉蝴蝶酒吧”因覃东勇撕酒卡发生争议后，对方要打覃东勇，当时覃东勇叫罗文宏与案外人廖运竹去厨房拿西瓜刀过来防身，拿刀之后，对方准备走，廖运竹用刀背朝其中一个人的后背敲了一下。在公安机关对廖运竹制作的笔录中，廖运竹表示在案涉事故发生前一个星期的一天晚上，覃东勇在玉蝴蝶酒吧与客人发生纠纷，客人要打覃东勇，覃东勇就叫其去拿西瓜刀。
综合以上相关陈述，覃东勇遭受人身损害前几天与侵害人在“玉蝴蝶”酒吧发生的纠纷过程应当从三方面进行确定：
第一，对于纠纷起因及过程，根据公安机关笔录中各方的基本一致陈述内容，在事故发生前几天，覃建甲等人在酒吧消费时，因覃东勇撕酒卡与覃建甲等人发生纠纷，双方发生口角，在覃建甲等人走时，覃东勇的朋友去拿了刀并追砍覃建甲等人。
第二，对于纠纷中覃东勇朋友拿刀的行为，在公安机关笔录中覃东勇的朋友罗文宏、廖运竹均一致表示是覃东勇叫廖运竹去拿的刀，而覃东勇的朋友在没有覃东勇的任何意思表示之下即拿刀相助的盖然性应当较低。同时，在发生纠纷时覃建甲等人人数较多且应当已经喝了酒，当时骂了覃东勇，覃东勇势单力薄且面临威胁，叫朋友拿刀相助存在较大的可能性，而罗文宏关于覃东勇叫廖运竹拿刀自卫的陈述也较为符合当时的状况，具有较高的盖然性，故当时应当是覃东勇叫朋友拿的刀。
第三，对于覃东勇朋友的追砍行为，在公安机关笔录中覃东勇朋友仅表示是覃东勇叫廖运竹去拿刀，罗文宏陈述的是覃东勇叫廖运竹拿刀自卫，其中并无覃东勇授意实施追砍行为的体现。同时，当时的保安黄元明在事故发生几天前发现的只是“附近KTV员工拿着棍子之类的东西走回来”，没有发现覃东勇的相应行为。本案原、被告、当时的酒吧管理者、侵害人也均未表示覃东勇曾授意或者参与了拿刀追砍的行为，所以，追砍行为不应当在覃东勇当时的行为以及意愿范围内。
对于上述行为是否在雇佣活动范围内的问题。在酒吧经营中，酒吧服务员提供酒并且因为服务发生纠纷、处理纠纷的活动均应当在酒吧的合理经营活动范围内。本案中，覃东勇与覃建甲等人的纠纷出现于作为服务员的覃东勇提供酒的过程中，因撕酒卡而发生，酒吧管理者徐小梅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曾表示撕酒卡是按酒吧的惯例处理，所以，覃东勇与覃建甲等人因撕酒卡发生纠纷应当是在相应雇佣活动范围内。
对于因与喝了酒的较多顾客发生纠纷后，在顾客漫骂威胁的情况下，覃东勇叫朋友帮忙拿刀相助自卫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中规定的是，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本案中覃东勇的该行为虽然在程度、方式上明显不当，甚至于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雇佣活动范围，但是，侵权责任中的“从事雇佣活动”并不是仅指以恰当方式在雇主授权范围内从事的雇佣活动，方式、范围恰当与否不是其中的判断关键，关键在于活动与履行职务是否具有内在联系或者形成相应的表象。当时覃东勇的该行为是因为雇佣活动中的事务发生纠纷而使用的不当应对方式，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而且当时雇员行为也应当尚在雇主的控制、制止有效范围内，雇主当时没有对纠纷进行及时恰当地处理，对雇员的纠纷处理方式也没有进行正确地指示、制止，是导致覃东勇出现该行为的重要原因，故覃东勇该行为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应当视为在从事雇佣活动中。
对于在覃东勇没有授意、参与的情况下覃东勇朋友的追砍行为，追砍发生于覃建甲等人要走时，追砍实施主体并非事发酒吧的雇员，追砍地点已经超出酒吧，追砍行为也不在因雇佣活动发生纠纷需要处理的范围内，追砍行为的意愿也并非来自于酒吧雇员，从时间、地点、范围、程度、方式、意愿来说，拿刀追砍明显不应当属于当时雇佣活动纠纷处理中的行为，所以，追砍行为与覃东勇当时的雇佣活动中纠纷不具有关联性，也不可能构成是为了雇佣活动的客观表象，故覃东勇朋友的追砍行为不应当视为是在覃东勇从事雇佣活动中。
对于争议焦点三，即“玉蝴蝶”酒吧经营者对覃东勇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责任范围的问题，本院认为，对于与几天后侵害覃东勇行为的因果关系而言，当时覃东勇因撕酒卡与覃建甲等人发生纠纷，覃东勇叫朋友相助拿刀自卫，从行为程度以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而言，尚不足以就导致覃建甲等人几天后持刀到酒吧来报复，而覃东勇朋友在覃建甲等人要走时的追砍行为与覃建甲等人的持刀报复则程度相当，直接关联，应当是覃建甲等人的持刀报复的直接原因与主要原因。同时，在因撕酒卡发生纠纷后没有合理恰当地平息纠纷，覃东勇反而叫朋友相助拿刀自卫，其处理方式不当，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后面的追砍行为，是覃建甲等人的持刀报复的间接原因，但因为从行为程度以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而言，尚不足以就导致覃建甲等人几天后持刀到酒吧来报复，所以应当属于次要原因。所以，综合以上分析，雇佣活动之外的追砍行为是案涉事故发生的主要、直接原因，雇佣活动中发生纠纷以及不当处理为次要、间接原因，本院酌定本案因从事雇佣活动导致的损害占全部损害的30%份额。
对于以上确定的从事雇佣活动导致损害的30%责任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同时，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况下受害者对损害也具有过错的可以适用过错相抵原则，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减轻对方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对于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虽然雇主承担无过错责任，但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覃东勇与覃建甲等人因撕酒卡发生纠纷后，虽然面对覃建甲等人的漫骂威胁，但本案中并未有任何证据证明覃建甲等人当时对覃东勇动了手，当时覃东勇叫朋友帮忙拿刀相助在程度、方式上明显不当，而且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后面的追砍以及报复，覃东勇当时存在重大的过错，故本院酌定在从事雇佣活动导致的损害中再扣减雇主的30%责任，即扣减本案损害中的9%，雇主应当承担覃东勇在案涉损害中的21%责任。
对于“玉蝴蝶”酒吧开办者即雇主的认定，根据（2013）南刑初字第140号案件的刑事侦查卷中柳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相关鉴定记录，本案事发地为柳州市柳南区磨滩路49号“玉蝴蝶酒吧”，但被告未提交相应的工商登记证明，只提交了字号为“柳州市磨滩茶廊”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该执照载明经营场所为磨滩路49号磨滩路综合市场A-10号门面，经营者为徐小仪，徐小仪对此表示事发时经营的“玉蝴蝶酒吧”实际上就是登记的“柳州市磨滩茶廊”。对此，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徐小仪在事发地登记办理有字号为“玉蝴蝶酒吧”的酒吧存在，而字号为“柳州市磨滩茶廊”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中载明经营场所为磨滩路49号磨滩路综合市场A-10号门面，与实际事发地柳州市柳南区磨滩路49号在同一范围内，也无证据证明该地还另有“柳州市磨滩茶廊”，徐小仪也自认“玉蝴蝶酒吧”实际上就是登记的“柳州市磨滩茶廊”，而且事发时“玉蝴蝶酒吧”也实际在徐小仪的妹徐小梅的管理之下，故本院确认事发时“玉蝴蝶酒吧”即为登记的“柳州市磨滩茶廊”。
对于被告刘黎明，刘黎明与徐小仪系夫妻关系，“柳州市磨滩茶廊”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载明其经营者为徐小仪，原告也认可案涉酒吧开办者是徐小仪，只是因为夫妻关系才要求刘黎明一起承担责任。对此，虽然基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投资以及收益的共享，配偶有可能对个人工商户经营产生的债务应当以共同财产予以清偿，但本案系基于雇佣关系雇主对雇员受害而产生的债务，认定的是雇主责任，属于侵权责任范围，夫妻共同财产关系之下的个体工商户债务不在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范围内，本案中也无证据证明配偶刘黎明是案涉酒吧经营者之一，故对于原告对刘黎明的起诉，本院另下裁定予以驳回。
对于争议焦点四，即“玉蝴蝶酒吧”经营者应当对原告赔偿的具体数额的问题。本院认为，覃东勇死亡前曾经在柳州市第十七中就读，于2011年7月完成初等义务教育从该校毕业。在2012年7月份左右到柳州市柳南区磨滩路“玉蝴蝶酒吧”开始工作，故从覃东勇死亡前的读书地点，事发前的工作地点来说，应当以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本案的损害赔偿。原告在本案审理中主张以2012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中的职工月平均工资284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18854元计算，这在原告自主自愿的合法范围内，本院予以支持。故丧葬费为：2846元×6个月=17076元，死亡赔偿金为：18854元／年×20年=377080元，两者共计394156元，被告应当承担：394156元×21%=82772.76元，被告已经支付了65000元，则被告还应当支付17772.76元。对于精神抚慰金，根据本案中雇主对雇员的责任范围较小以及覃东勇自身的过错比例等因素，本院酌定被告应当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小仪向原告李梅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共计17772.76元。
二、被告徐小仪向原告李梅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案件受理费6989元，保全费1020元，共计8009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徐小仪负担587元，原告李梅负担7422元。
上述应当履行的义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收款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20-118701040004709，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柳南支行潭中分理处）。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肖 刚
代理审判员 刘 娟
人民陪审员 杨金兰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 娴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