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琼民三初字第2号
原告海口三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金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德明，海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崇敏，海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南美联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明谦，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陈明谦，男，香港居民。
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肖玲，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邢坚，男，汉族（以下称北京邢坚）。
被告邢坚，男，汉族（以下称海南邢坚）。
被告海南海联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海南邢坚，该公司董事长。
第三人罗耀嫦，女，香港居民。
第三人陈福和，男，香港居民。
上述两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晋顼，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海口三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三乐公司）诉被告海南美联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称美联公司）、陈明谦、北京邢坚、海南邢坚、海南海联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称海联公司）及第三人罗耀嫦、陈福和确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7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戈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赵英华及代理审判员高俊华参加的合议庭。因美联公司及陈明谦对三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金凤的身份、印章真实性及已交诉讼费数额提出异议，本院就此于2013年9月2日在本院北附楼第四审判庭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乐公司的法定代理人张金凤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德明、美联公司与陈明谦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肖玲、海南邢坚代表海联公司及其本人、北京邢坚、罗耀嫦与陈福和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晋顼到庭参加了诉讼。经过此次庭审，美联公司与陈明谦认可了三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金凤的身份，三乐公司承认其印章并非备案印章而是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自行刻制的，三乐公司备案印章已经遗失，但三乐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由三乐公司作为原告起诉，三乐公司并将原诉讼请求的第五、六项变更为“请求确认三乐公司对位于海口市国贸路2号的海南时代广场享有7%的投资权益；请求判令美联公司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海南时代广场的全部房产以按份共有的方式，变更登记至三乐公司与美联公司名下（三乐公司占7%的份额，价值约5000万元的房产）”，其他诉讼请求不变。本院于2013年10月14-15日进行了证据交换，并于15日在本院北附楼第四审判庭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德明、陈明谦及其与美联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肖玲、海南邢坚代表海联公司及其本人、北京邢坚、罗耀嫦与陈福和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晋顼到庭参加了证据交换及诉讼。开庭审理后，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院到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称海口市工商局）查询了海口三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三龄股份）的工商登记情况，后于2014年1月17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听证。本案经依法调解未果，现已审理终结。
三乐公司起诉称：1990年9月1日，案外人李会生和三乐公司股东康中平与中国和平儿童工程承包公司（以下称和平公司）签订《企业承包经营责任书》，约定康中平和李会生承包经营和平公司下属三龄股份，承包期为三年，法定代表人为康中平。1991年2月8日，三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张金凤，股东为北京邢坚、康中平及张金凤。1992年10月，和平公司对三龄股份进行整改，并于同年10月18日向海口市工商局申请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海口三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三龄实业）。此后，康中平与李会生不再承包经营该公司。1991年12月12日，海南省对外贸易（集团）公司（以下称外贸公司）与海南宏奎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称宏奎公司）签订《联营建设海南外贸大厦合同书》，约定由外贸公司提供划拨土地，宏奎公司提供建设资金，合作开发外贸大厦项目（2005年更名为时代广场项目，以下称涉案项目）。1992年1月16日，外贸公司与宏奎公司、海联公司签订《关于联营建设海南外贸大厦增补乙方海联公司的协议》，宏奎公司与海联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海联公司作为投资方加入，与宏奎公司共同负责项目资金。1992年2月12日，海南省计划厅同意项目改由外贸公司、宏奎公司与海联公司合作建设。1992年2月20日，海联公司与三龄股份签订《合作建设﹤海南外贸大厦﹥、﹤亿恒城﹥项目合同书》，约定双方合作兴建海南外贸大厦，三龄股份认股人民币（下同）1000万元占总投资的25%（后实际投入800万元）。1992年6月30日，三龄股份与三乐公司共同函告海联公司，称三龄股份与海联公司合作的包括外贸大厦项目在内的所有项目是康中平在承包三龄股份期间与海联公司合作的项目，将所有项目的权利、义务、债权、债务纠纷全部转移至三乐公司名下，三龄股份今后将对此不再有任何权利、义务，也不再承担因此而发生的债权、债务。海联公司在该函（以下称1992年6月30日函）上盖章确认同意。至此，三龄股份在项目中的投资权益归三乐公司。自1992年4月至1994年1月期间，海联公司还以同样方式先后与香港皇冠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陈明谦家族公司，以下称皇冠公司）与海南邢氏置业有限公司（陈世英家族公司，以下称邢氏公司）签订合建外贸大厦项目合同，皇冠公司与邢氏公司也分别对项目进行投入。1995年7月10日，海联公司召开由陈明谦、北京邢坚、海南邢坚（二人共同称二邢）、邢某（陈世英的代表）等人参加的第七届董事会，会议作出决议确认了三乐公司投入资金的事实。1995年底，项目桩基础工程基本完工，但受宏观调控影响，各公司停止对项目的投入，项目被迫停工。2001年3月8日，美联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港元，陈明谦出资400万港元，陈世英出资600万港元，法定代表人陈世英（2009年4月6日身故，其继承人为罗耀嫦和陈福和，罗耀嫦为陈世英之妻，陈福和为陈世英之子）。2002年1月28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称海南高院）向海口市国土海洋资源局（以下称海口市国土局）发出（1999）琼高法执字第15－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外贸大厦项目土地6085.65㎡过户至美联公司名下。2003年7月2日，原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称海南中院）作出（1998）海南法执字第62－8号民事裁定，裁定福建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海南分公司（以下称福建五建）将外贸大厦项目1908.85㎡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美联公司。2003年2月14日，海口国土局同意将外贸大厦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给美联公司。2004年6月2日，海口国土局向美联公司颁发海口市国用（2004）第001018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将项目用地办至美联公司名下。在处理各公司在项目投资权益的过程中，美联公司及其股东陈明谦与陈世英（以下称二陈）使用虚假的三龄股份于出具的《告知书》（以下称《告知书》），谎称三龄股份在项目中的投资权益已转至北京邢坚名下，并以该《告知书》为基础，与海联公司、二邢签订一系列协议处分了三乐公司的投资权益：一、2004年4月1日，海联公司与美联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项目的±0.00以下工程的投资开发资金为二陈与二邢合作投资的单项房地产项目。该协议经美联公司及海联公司签字后，美联公司即成为该项目的全部投资者及权益拥有者；二、2005年5月20日，海联公司与陈文民（后转为陈明谦，陈文民为陈明谦之父）、陈世英、二邢签订《海南外贸大厦项目确权协议书》，约定项目的全部权益归属陈文民、陈世英、二邢共同所有，其他公司与个人对该项目不拥有任何权益；三、2005年7月18日，二陈与二邢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项目于1992年由二陈与二邢合作出资建设；四、2006年3月22日，二陈与北京邢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北京邢坚将所受让的三龄股份投资权益转让给二陈。由于上述协议均涉及处分了三乐公司的投资权益，而上述协议又均是在虚假的《告知书》的基础上签订的，故上述协议中涉及处分三乐公司投资权益的内容无效且对三乐公司无约束力。然而，对于上述以《告知书》为基础的转让过程，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海中法民三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以下称海口中院12号判决）以及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琼民三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以下称海南高院29号判决）竟予以认可。2011年8月，三乐公司知悉判决后，以“1994年6月5日《告知书》是伪造的，三龄股份并没有将其在项目中的投资权益转让给北京邢坚，而是早在1992年6月30日就将该投资权益全部转给三乐公司”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称最高法院）申请再审。2011年12月20日，最高法院（2011）民申字第1411号民事裁定（以下称最高法院1411号裁定）认为如果三乐公司认为其在项目中享有投资权益，可以另行提起诉讼，并认为尽管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中提到三龄股份将该投资权益转让给了北京邢坚，但三乐公司若有相反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其另行提起的诉讼并不受该案认定事实的约束和限制。
综上，三乐公司请求：一、确认美联公司（乙方）与海联公司（甲方）于2004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与第六条无效。即“第一条、项目的±0.00以下工程的投资开发资金为邢坚（海南）、陈明谦（原以陈文民转入的股份）、陈世英（原以邢氏公司转入的股份）、邢坚（北京）合作投资在甲方名下的单项房地产项目”，“第六条、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乙方即成为该项目的全部投资者及权益拥有者”无效。二、确认海联公司（甲方）与陈文民、陈世英、二邢（乙方）于2005年5月20日签订的《海南外贸大厦项目确权协议书》第二条与第六条无效。即“二、甲乙双方共同确定，该项目的全部权益归属乙方共同所有”，“六、除乙方四人外，其他公司与个人对该项目不拥有任何权益”无效。三、确认二陈（陈明谦甲方，陈世英乙方）与二邢（北京邢坚丙方，海南邢坚丁方）于2005年7月1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一条无效。即“第一条、海南时代广场项目于1992年由甲、乙、丙、丁四方合作出资建设”无效。四、确认二陈与北京邢坚于2006年3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三乐公司上述一至四项请求所涉内容统称四协议及相关条款）。五、确认三乐公司对时代广场享有7%的投资权益（价值约人民币5000万元）。六、判令美联公司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时代广场的全部房产以按份共有的方式，变更登记至三乐公司与美联公司名下（原告占7%的份额，价值约5000万元的房产）。七、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美联公司与陈明谦共同辩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是：三乐公司陈述的涉案项目由来及宏奎公司加入等情况属实。1992年2月20日，海联公司与三龄股份签订《合作建设﹤海南外贸大厦﹥、﹤亿恒城﹥项目合同书》，约定“海联公司作为发起人，以海联的名义统一对外”，“三龄股份作为参股人应招入股”，“三龄股份认股1000万元人民币”。北京邢坚作为三龄股份的代表人在该合同书上签字。1992年4月，同样是海联公司作为招商发起方，与皇冠公司签订《合作建设﹤海南外贸大厦﹥、﹤亿恒城﹥项目合同书》、《合股投资兴建海南外贸大厦及亿恒城合同书之补充合同》，又与邢氏公司签订《合作建设﹤海南外贸大厦﹥合同书》，约定皇冠公司、邢氏公司作为参股人应招入股，皇冠公司出资2000万元，邢氏公司出资1000万元。1995年，项目进行到±0.00后停工，各方均形成巨额亏损。2001年2月，海南兴平会计师事务所接受海联公司委托，对该项目进行审计，仍确认是三龄股份的投资，并未出现三乐公司。2000年下半年，项目各投资方开始准备重启该项目。作为项目管理人的海联公司依据海南省《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决定》就该地向海口国土局提出确权申请，海口国土局经在《海南日报》上发布征询异议公告后予以了确权。经过确权，海联公司被确权为项目管理人，而三乐公司在行政确权过程中并未向政府部门及海联公司主张自身的投资权益。美联公司是2001年3月成立的港资企业，由于海联公司已无能力作为项目总发起人继续对项目进行开发，美联公司成立后，在海联公司的同意及配合下，作为项目股东的二陈就以美联公司为主体与外贸公司（项目土地方）的债权人洽谈，开始土地收购继续项目开发，资金来源于美联公司自有资金及二陈的资金投入，但在计算股东各方投入时，美联公司的投资统一计入二陈的份额内。2004年6月2日，该项目土地证办理到美联公司名下。由于土地证办理到美联公司名下，海联公司也将项目转让到美联公司名下，实现了项目土地权与开发权的统一，项目重启条件基本成熟，于是，合作各方签订一系列协议，明确各方权益：（一）2002年10月30日美联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该决议由二陈与二邢签署，确认了北京邢坚占项目14.42%权益，未提及三乐公司；（二）2004年4月1日，美联公司与海联公司签订《协议书》，确认项目±0.00以下工程的投资开发资金为二陈与二邢合作投资在海联公司名下的单项房地产项目，未提及三乐公司；（三）2005年5月20日，海联公司作为甲方与陈文民、陈世英、二邢四方作为乙方签订的《海南外贸大厦项目确权协议书》，确认外贸大厦绝大部分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于陈明谦、北京邢坚等四人，并且第六条：“海联公司特别申明，除乙方四人外，其他公司与个人对该项目不拥有任何权益，本协议生效后，如发生任何第三方对该项目主张投资权益，由海联公司负责解决，与乙方无关”。该协议中作为项目管理人的海联公司不仅明确了北京邢坚的投资权益，而且排除了三乐公司拥有投资权益的可能。（四）2005年7月18日，二陈与二邢签订《合作协议书》，确认项目于2001年3月前累计投入的5140万元中，北京邢坚投入800万元，未提及三乐公司。以上协议表明，包括海联公司在内的各投资人对于北京邢坚的项目合作人地位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上述协议也明确了该项目仍为合作投资项目，合作各方之间的关系仍为合作投资合同关系。美联公司接替海联公司的地位，对外作为项目的开发商统一承担项目开发的权利义务，对内，美联公司确认该项目权益及风险归属各合作股东。自1995年以后，北京邢坚在该项目中没有任何投入，北京邢坚自己也多次要求退出合作项目。2006年3月22日，北京邢坚与二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由北京邢坚将其在该项目中的权益份额以3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二陈，协议签订后，二陈依约向北京邢坚支付了350万元的转让款，北京邢坚退出该项目。至此，北京邢坚对该项目不再有任何权益。201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发布，房地产价值暴涨，北京邢坚后悔将项目权益过早转让，因此起诉美联公司、陈明谦、海南邢坚、海联公司等返还投资款（即包括前述的海口中院12号案、海南高院29号案，以下统称另案）。在该案中，北京邢坚首先明确确认三龄股份的投资权益归属自身，并提供了包括《告知书》在内的大量证据。海南邢坚也出具书面文件称“邢坚（北京）以三龄股份的名义实际投资外贸大厦800万元是没有异议的”。当时，北京邢坚起诉的理由是其原以为其为美联公司的股东，但其并未成为美联公司股东，其转让的是美联公司股权，因此该转让是无效的；海口中院12号判决与海南高院29号判决明确认定北京邢坚持有的不是美联公司的股权而是项目股权，2006年其将项目股权作价350万元转让给二陈合法有效，驳回了北京邢坚的诉讼请求。而三乐公司在合作过程中从未出现。三乐公司最后一次年检时间为1993年，1997年7月2日，三乐公司因逾期未办理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直到北京邢坚上述无理诉讼被法院驳回后，三乐公司才出现，仅以一份1992年签订的协议，起诉要求确认其投资人身份及享有项目投资权益，其实质与北京邢坚前一次诉讼目的是相同的，不排除双方恶意串通。二、北京邢坚与二陈于2006年3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二陈已合法取得了三龄股份在项目中的投资权益。首先，根据上述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三龄股份在项目中的投资权益归属北京邢坚，北京邢坚于2006年3月22日以350万元的价格将该权益转让给了二陈，且二陈已经付清全部转让价款。因此，二陈已合法取得三龄股份在项目中的投资权益。其次，尽管美联公司与陈明谦自始至终都认为北京邢坚有权处分三龄股份在项目中的投资权益，但即使三龄股份在项目中的投资权益的权属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二陈也善意取得了该投资权益：（一）二陈受让该权益时是善意的，二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北京邢坚有权处置三龄股份在项目中的投资权益。首先，二人一直在参与建设项目，在该项目20年的建设过程中，一直是北京邢坚出面处理项目合作相关事务，包括代表三龄股份签订《合作建设﹤海南外贸大厦﹥、﹤亿恒城﹥项目合同书》，参加项目建设的会议，在项目停工后与各投资人协商项目重启事宜，直至最后多次表示要退出项目等，三乐公司的张金凤、康中平以及其他人从未出现过，更不要说参与项目管理。在整个合作过程中，从未有任何第三方（包括三乐公司、三龄股份）对于北京邢坚的项目合作人的身份提出异议。其次，海联公司及海南邢坚作为项目的召集人、联系人，在海口市政府处置外贸大厦停缓建工程中确认的署名权利人，自始至终是三龄股份及其项目投资权益承接人有关往来函件的对接人，海联公司一直未提及三乐公司，也从未将三乐公司所称海联公司签章的1992年6月30日函提供给其他投资方；相反，海联公司及海南邢坚明确认可三龄股份项目权益归属北京邢坚，并确认本项目不存在其他投资公司或个人。美联公司与陈明谦作为项目合作方，完全有理由相信海联公司作为项目管理人的确认是真实准确的。（二）二陈已支付合理对价。由于项目停工，项目在1995年形成亏损，若非陈明谦等合作方自担风险继续投入，该项目如果被政府代为处置，合作各方初始的投资将分文不值。因此，结合当时的市场行情及项目实际情况，二陈以350万元价格受让该投资权益，完全合理。生效判决也确认，该转让已支付合理对价且履行完毕。（三）转让的项目股权已经交付，二陈多年来已明确享有并承担相应项目股权的权利义务，并由于陈世英去世，发生了继承。外贸大厦经历停缓建后，二陈出资成立了美联公司，经项目合作各方一致同意，由美联公司作为项目管理人继续开发建设。对于各方所占项目投资权益，美联公司则依据合作各方共同确认的投资金额与比例予以记载。北京邢坚于2006年3月22日将其持有的项目投资权益（对应项目股权比例为7.89%）转让给二陈后，已退出项目。美联公司作为项目管理人亦基于此事实将原记载于北京邢坚名下的项目股权变更记载于二陈名下，该权益转让已经完成交付。综上，不论北京邢坚是否对三龄股份在项目中的投资权益具有处分权，二陈作为善意购买人已经合法取得该投资权益，三乐公司无权再主张该投资权益。三、三乐公司主张其于1992年6月30日受让取得三龄股份在项目中的投资权益，与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不一致，其提交的证据根本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一）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是客观的。海口中院12号判决与海南高院29号判决确认北京邢坚取得三龄股份在项目中的投资权益，是在对各方当事人意见及50多份证据进行综合认证的基础上作出的，具有十分可靠的公信力。其次，在本案中，三乐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三乐公司证据中，用以证明其受让取得项目中的投资权益的仅有以下两份证据：一是1992年6月30日函，但该函没有骑缝章，而三乐公司主张的内容均在第一页，第一页没有任何签章且与海联公司后来20年的陈述均是相悖的，因此该函无法证明三乐公司的主张；二是1995年7月10日海联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决议》及《第七届董事会会议纪要》，三乐公司主张的证明内容上均没有签章，并且这些文件目的是“成立海联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与项目无关；而且，该文件上的“海口三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三乐股份）”，与本案原告的全称“海口三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不一致。事实上，海联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从未成立。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相反，却有十余份证据证明北京邢坚系三龄股份对项目的投资权益的实际权利人，并排除三乐公司享有该投资权益。而且，在三乐公司提交的证据用以证明其主张的1995年7月10日海联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决议》及《第七届董事会会议纪要》表明，“三乐股份”的代表人就是北京邢坚。结合其他证据：1992年2月20日海联公司与三龄股份签订《合作建设﹤海南外贸大厦﹥、﹤亿恒城﹥项目合同书》时，北京邢坚作为三龄股份代表人在该合同上签字；认为1992年6月30日函将相关权益已全部转让给三乐公司以后，北京邢坚仍作为三龄股份代表参与项目，参加会议，进行项目审计等，且合作各方包括海联公司均只认可北京邢坚的投资人身份。多份证据均证明北京邢坚自始至终都担任着该投资权益的代言人，并且作为项目管理人海联公司一直对北京邢坚投资人身份是予以确认的。唯一的合理解释是：北京邢坚是该投资权益的真正权利人，至于以谁的名义体现，完全取决于北京邢坚的意愿。由此，三乐公司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且该等证据与之后发生的事实及证据材料也存在明显冲突；而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有着大量和可靠的证据支持，具有明显的证据优势。（二）三乐公司主张其受让取得了康中平与李会生承包经营期间三龄股份在项目中的投资权益，但在其后十余年的项目开发过程中从未以任何方式参与项目建设且无证据表明其支付了相应对价，完全不符合常理。首先，如果三乐公司曾经受让了三龄股份在项目中的投资权益，十多年来三乐公司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过项目建设，亦未过问项目进展，显然不合常理。其次，三乐公司主张三龄股份在项目中的投资权益系康中平承包经营三龄股份期间所形成，明确该权益归属康中平，与北京邢坚毫无关系。该主张只是三乐公司口述，无任何证据证明，而且，北京邢坚是三乐公司50%的大股东，而康中平只占25%，如果该权益是康中平的，其为什么不收取任何对价将该权益放到其只占25%股权的公司；而且康中平这个所谓的“权益人”从始至终未出现在项目中，相反是北京邢坚一直经手该项目，因此三乐公司的主张完全有悖常理。基于北京邢坚代表三龄股份签约，并且一直参与该项目的管理，实际北京邢坚就是该800万元投资权益的实际拥有者，但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北京邢坚不举证，也不积极主张该权益，而是放任三乐公司主张该权益。而三乐公司第一没有支付任何对价，第二从未参与管理，仅凭当时三龄股份一份存在瑕疵的函件与北京邢坚在董事会上的“报名”（而且报的名称与三乐公司名称不符），根本无权主张该投资权益。（三）北京邢坚与三乐公司存在人格混同。三乐公司已经中断年检20多年且被吊销营业执照超过16年。而三乐公司首次对该投资权益主张权利，是在其大股东北京邢坚后悔自身过早转让项目股权，诉请法院要求确认项目股权转让无效而被法院驳回诉请的情况下，才在北京邢坚的支持下提起本案诉讼。四、三龄股份出具的《告知书》反映了本案的真实情况，即使《告知书》存在疏漏，也是三龄股份及北京邢坚之间的问题，与美联公司与陈明谦无关。（一）《告知书》所记载的内容与业经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及大量相关证据所反映的事实是完全一致的，即北京邢坚是三龄股份实际承包人；三龄股份在项目中的投资权益是北京邢坚承包经营期间的自筹资金项目；承包期限届满后，三龄股份在项目中的投入及股权转至北京邢坚个人名下。反映了本案的真实情况。（二）鉴于北京邢坚确实一直是该项目权益的处分人，参与项目管理，三龄股份也从未委派其他人来处理项目事务；北京邢坚在多份协议、文件中确认自身拥有项目权益、海联公司作为项目管理人也一直明确确认北京邢坚的投资人地位，因此，有理由相信《告知书》是真实的。（三）即使《告知书》存在疏漏，但《告知书》不是生效判决确认“北京邢坚拥有三龄股份项目投资权益”的唯一证据。即使不存在该《告知书》，通过案件其他相关证据及事实，也可以得出前述结论。五、三乐公司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三乐公司主张其已于1992年6月30日受让了项目的投资权益，那么到1995年项目停工已届三年，这中间三乐公司从未向该项目的其他合作方主张过任何权益，诉讼时效早已届满。从1995年项目停工后，直到其申请再审时的2011年8月16日已超过16年，三乐公司从未向项目的任何一方主张过任何权益，三乐公司的诉讼时效也早已届满。北京邢坚作为三乐公司的最初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一直参与该项目的合作，三乐公司依法知道或应当知道该项目的进展情况，但从1992年至今将近20年，从未向该项目的任何合作方主张过任何权益，直到北京邢坚两审官司都败诉以后才来申请再审，再审被驳回后，又重新起诉。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三乐公司的诉讼时效都早已届满。六、三乐公司的第五、六项诉求更为荒谬。即使三乐公司有权主张，该项目在北京邢坚2006年退出后，项目股东已追加投资，其项目权益份额根本没有7%；并且众所周知，投资权益额远小于项目房产价值，7%权益份额绝对小于7%房产面积共有权，三乐公司无权主张直接得到7%房产面积的共有权。综上所述，三乐公司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
北京邢坚辩称：其从未担任过三龄股份的法定代表人，也从未承包该公司，康中平才是三龄股份的承包人。北京邢坚于1993年移民阿根廷，常年不在海南，在项目运作过程中未实际参加，1995年停工后更不曾参加过项目管理，只是海联公司与美联公司控制着项目运作及管理。因为项目一直停工，所以，北京邢坚对该项目的具体运作及相关权益人之间的关系不清楚，对海联公司与美联公司怎么说从未提出异议。三龄股份将其权益转移至三乐公司名下的实际情况是：康中平是三龄股份的承包人，后因三龄股份调整经营并改变公司名称，康中平无法继续承包，所以三龄股份于1992年6月底将康中平在承包期间的对外投资权益转移至康中平作为股东的三乐公司。2002年10月，该项目的实际操控管理人美联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将项目的权益分割给包括北京邢坚在内的四个自然人，但北京邢坚不清楚这个决议的依据，也不是美联公司的股东。从该《董事会决议》后，才产生了若干北京邢坚以其个人名义与其他该项目权益人签署的所有文件。海联公司签署的有关北京邢坚拥有该权益的文件也是在该决议之后，北京邢坚在该决议后以其个人名义签署的相关文件是被该决议误导。2006年3月22日，北京邢坚与二陈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告知书》是美联公司提供的，因美联公司是该项目的管理人，有关该项目的所有法律文件都在美联公司存档，包括《告知书》。如果美联公司无《告知书》原件，二陈不会凭复印件付钱给北京邢坚。该《告知书》应一直存档于美联公司，因北京邢坚的转让行为依据的是美联公司工商注册备案的合同书及2006年3月21日美联公司股东决议书。如果美联公司无《告知书》，这些决议又是如何作出的转让协议的第二条约定，转让后《告知书》交由二陈备案。北京邢坚作为出让人，未关注《告知书》。签署转让协议时，只有北京邢坚与陈明谦在场。陈世英的签字是后来由陈明谦带回香港让陈世英补签的。陈世英签字后连同《告知书》复印件一并邮寄给北京邢坚。北京邢坚未见到《告知书》原件且转让协议明文约定由二陈存档，即美联公司将《告知书》转给二陈存档。在海口中院12号案中，北京邢坚提交给法院的是《告知书》的复印件，当时确实认为是《告知书》真实存在的，至今也认为美联公司或二陈应有原件存档，否则怎能凭复印件付给北京邢坚350万元转让款。北京邢坚是从最高法院1411号案中才注意到《告知书》有问题，但没想到美联公司称无原件。美联公司与二陈之所以隐瞒应由其存档的原件，一定存在欺骗。美联公司与陈明谦的行为完全是以低价挤出小股东为目的的行为。总之，若无《告知书》原件，北京邢坚与二陈签订的转让协议因受欺骗而无效。
海南邢坚与海联公司共同辩称：一、2001年之前，项目的合作各方均是以公司的形式投资。后来项目停工多年，2001年重新启动后，二陈提议成立的合资企业美联公司管理该项目并告知股东与投资人，当时三乐公司的代理人北京邢坚也参加了会议。2002年10月30日召开股东会会议，成立了美联公司，约定将项目的土地过户到几方自然人名下。海联公司与美联公司共同出资将土地收购回来。在这个过程中的重大瑕疵造成了后面的一系列纠纷。到2005年才真正签订了2、3个协议，实际上已经侵犯了5个公司的权益。公司的权益转为4个自然人的权益，这个程序不合法。而且，转让过程中几位股东都未到场，项目转让非常乱，需要进行重新审计。二、海联公司确实收到三龄股份将投资权益转三乐公司的函。三、《告知书》证明二陈取得该权益存在重大瑕疵，不属于善意购买。四、美联公司收购海联公司的权益问题将另行诉讼解决。
罗耀嫦与陈福和同意美联公司与陈明谦的答辩意见。
三乐公司在庭后补充称：一、三乐公司的诉讼请求包括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请求确认共有权及请求分割共有物，故本案诉讼既有确认之诉，又有给付之诉。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四部分第十条第67款第（2）项和第三部分第六条第48款第（1）、（2）项之规定，本案案由应确定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共有权确认纠纷”及“共有物分割纠纷”。二、三乐公司诉请确认合同无效而不是债权请求权，故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三、三乐公司诉请确认合同条款无效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本案中，三龄股份将权益转让给三乐公司后，三乐公司并未授权北京邢坚处分其权益，也未对其无权处分行为予以追认，故本案中涉及处分涉案权益的合同条款对三乐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三乐公司利益的情形。2002年至2006年期间，海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海南邢坚担任美联公司的副总经理。在此期间，海联公司与美联公司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将涉案权益确认给北京邢坚，这些协议实际上体现的是美联公司的意志，之后，美联公司依协议从北京邢坚处受让涉案权益。本案中存在美联公司串通他人损害三乐公司利益的情形，因此，涉及处分涉案权益的合同条款无效。
根据诉辩情况，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如下：第一，康中平是否承包过三龄股份；第二，以三龄股份名义投入项目的800万元是三龄股份的投入还是康中平的投入；第三，三乐公司是否取得了以三龄股份名义投入项目的800万元投资权益；第四，三乐公司所诉四协议及相关条款是否无效；第五，《告知书》是否构成北京邢坚取得项目的投资权益的基础；第六，以三龄股份名义投入项目的800万元是否对应现在时代广场7%的房产。
围绕以上争议事实，当事人举证质证如下：
一、关于康中平是否承包过三龄股份的事实。三乐公司拟证明康中平为三龄股份承包人的证据共有四份：一是康中平等与和平公司签订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书》；二是三龄股份的银行印鉴卡；三是三龄股份的营业执照；四是《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欲证明1990年康中平承包三龄股份及承包期限为三年，三龄股份投资外贸大厦的800万元权益形成于康中平承包期间。美联公司与陈明谦认为《企业承包经营责任书》第1页无签章且无骑缝章，关于企业承包期限有明显的涂改痕迹且涂改处未经双方盖章确认；三龄股份的银行印鉴卡无银行的印章，系单方制作，不具有证明力；根据1991年1月29日核发的三龄股份的营业执照，其法定代表人为周垣，不是康中平；1992年10月18日的变更登记注册书中，法定代表人为钟小进，也不是康中平；三龄股份营业执照表明三龄股份成立时间为1991年1月29日，经营期限为自1991年1月29日至1996年1月29日，与《企业承包经营责任书》表明的承包起始日1990年9月1日不一致，《企业承包经营责任书》是否实际履行存疑。三乐公司针对上述意见辩称，承包期限有涂改不能否认康中平承包三龄股份的事实，1992年2月20日，海联公司与三龄股份签订《合作建设＜海南外贸大厦＞、＜亿恒城＞项目合同书》上有康中平的签字。美联公司与陈明谦认为《合作建设＜海南外贸大厦＞、＜亿恒城＞项目合同书》上三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加盖时间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北京邢坚在另案中也提供了该合同原件作为证据，合同原件未盖三乐公司合同专用章，是北京邢坚作为三龄股份的代表人签署的，不是康中平签署。海联公司承认其与三龄股份签订的合同是真实的，三龄股份的投资额是800万元。罗耀嫦与陈福和同意美联公司与陈明谦的质证意见并补充认为《企业承包经营责任书》无法证明后续相关的履行情况。
二、关于以三龄股份名义投入项目的800万元是三龄股份的投入还是康中平的投入的事实。三乐公司拟证明康中平投入800万元的证据共三份：一是1991年10月26日，收款人为海联公司，金额400万元的转帐支票存根；二是1991年11月7日海联公司收到三龄股份转来款400万元的收据；三是1992年3月19日收款人为海联公司，金额为400万元的支票存根（上述三份证据以下统称三乐公司提交的发票和收据）。美联公司与陈明谦对支票存根的真实性及证明力均不予以确认，认为支票存根无法证明钱是三龄股份支付的；且从1991年10月26日支票存根和1991年11月7日收据的时间上看，当时三龄股份尚未与海联公司签订外贸大厦的合同，即使有付款也非外贸大厦项目款。1992年3月19日的支票存根无对应的入账凭证，无法证明收款人已经收到款。由于三乐公司无法证明康中平的承包期限，所以无法证明该款项支出是康中平承包期内支出的。二陈等人当时对外贸大厦项目的管理，限于项目总投资及其自身个人投资的确认，其他投资人是谁、投资多少均以海联公司确认为准。海联公司确认三龄股份投资800万元，二陈等人并未核实过投资凭证。
三、关于三乐公司是否取得了以三龄股份名义投入项目的800万元投资权益的事实。三乐公司拟证明其取得了以三龄股份名义投入项目800万元的权益的证据共有二份。一是1992年6月30日函。该函证明三龄股份将涉案项目权益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三乐公司，美联公司在另案中用该函证明北京邢坚是三龄股份的承包人，说明美联公司认可了1992年6月30日函。美联公司及陈明谦认为该函提及承包人，但未指明承包人是谁；该函表明1992年6月30日前承包合同已到期，与康中平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书》的承包期限相互矛盾；该函表明三龄股份与海联公司签订的合同正本在三方人员在场时，加盖三乐公司印章，但《合作建设＜海南外贸大厦＞、＜亿恒城＞项目合同书》并未加盖印章，也未体现三方人员是否在场，哪些人在场；该函约定自双方签字盖章认可后生效而无任何代表人签字，故该函尚未生效；海联公司在函上签章同意，但无落款时间。且之后海联公司从未向合作各方提及该函，在几次的投资审计中也无三乐公司出现，海联公司在此后的文件中一直确认该权益归属北京邢坚。三乐公司的证据之二为1995年7月10日海联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决议》及《第七届董事会会议纪要》，1995年《海联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通知》，欲证明项目最初的投资情况和海联公司知晓三龄股份将权益转让给三乐公司，以及美联公司、海联公司及其他投资方均认可了这一事实。三乐公司为证明投资各方均认可三乐公司已经取得800万元的投资权益还申请证人邢某出庭作证，邢某称1995年7月10日海联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邢氏公司委托邢某参加此次会议，陈明谦代表皇冠公司参加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投资各方增加项目的投资额问题，会后参会人员均在会议决议上签字。美联公司与陈明谦对该组证据中没有签字页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对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在这些文件上所涉事项是成立海联集团公司，与涉案项目无关，这些文件上载明的是海口三乐股份有限公司，与本案原告名称不符；北京邢坚的签字表明一直是北京邢坚出面处理此事。结合北京邢坚曾作为三龄股份代表人签署协议，使人有理由相信，决议中所列的海口三乐股份有限公司可能是海口三龄股份有限公司的笔误，或者是北京邢坚成立或拟成立的另外一家公司，与本案原告无关，更不能得出陈明谦及其他各方已经确认“知晓三龄股份的项目权益已转让给原告”这一事实。罗耀嫦与陈福和同意美联公司与陈明谦的意见。
四、关于三乐公司所诉四协议及相关条款是否无效的事实。三乐公司拟证明本案所诉四协议无效的主要证据为《告知书》，认为《告知书》本身即可证明其系伪造，当时三龄股份的名称已经变更为三龄实业，其上所盖仍然为原三龄股份印章，北京邢坚从未承包过三龄股份，而且，《告知书》所载北京邢坚身份证号为18位，当时未出现18位的身份证号。故后来以《告知书》为基础签订的协议均无效。美联公司与陈明谦认为《告知书》确实存在并反映了本案的真实情况，三乐公司将《告知书》作为证据使用，应视为对其真实性已予以认可；该《告知书》虽然存在瑕疵，但反映了本案的实际情况，即三龄股份承包人为北京邢坚，涉案项目权益归属北京邢坚。而且，《告知书》是北京邢坚在北京邢坚案中提交法院的证据，而非美联公司与陈明谦提交的证据。
五、关于《告知书》是否构成北京邢坚取得项目投资权益基础的事实。三乐公司未提出直接证据证明其所主张无效的四协议系以《告知书》为基础而签订。美联公司与陈明谦为反驳三乐公司这一主张，提出证据证明海联公司在美联公司接手项目之前一直作为项目管理人但从未向合作方提及三乐公司，北京邢坚一直作为三龄股份的代表人有海联公司和海南邢坚的确认，北京邢坚并已经取得了三龄股份投入的800万元权益，由此而主张三乐公司所诉四协议为有效协议。
六、关于以三龄股份名义投入项目的800万元是否对应现在时代广场7%房产的事实。三乐公司证明90年代初800万元的投资权益对应现在时代广场7%房产的证据为海口中院18号裁定，该裁定载明美联公司认为皇冠公司、三龄股份等参与外贸大厦的建设，即依法成为联营项目的产权共有人，这说明投资指向外贸大厦的房产，投资权益指的是房产，该裁定的第10页第9-13行也证明投资权益的性质是房产；最高法院1411号裁定证明工程造价6000万元左右，三乐公司占7%左右。美联公司与陈明谦认为当年800万元的投资不能直接对应现在时代广场7%房产的证据是北京邢坚在海南高院29号案中的上诉状及附件，证明北京邢坚确认从1995年开始拥有三龄股份的项目权益，其项目股权由15.56%降低为7.89%的过程。
针对本案争议的六项事实，美联公司与陈明谦否认康中平承包过三龄股份并投入项目800万元，但未提出反驳证据；承认三龄股份曾投入涉案项目800万元，但否认800万元对应现在时代广场7%的房产；否认三乐公司取得了以三龄股份名义投入项目的800万元投资权益，否认三乐公司所诉四协议系以《告知书》为基础，认为北京邢坚已经取得了三龄股份投入项目的800万元的投资权益。为证明其主张，美联公司与陈明谦提出以下证据：
一、三乐公司所诉四协议并非以《告知书》为基础，四协议有效且三乐公司未取得涉案800万元投资权益。（一）海联公司在美联公司接手项目之前一直作为项目管理人但从未向合作方提及三乐公司。证明这一主张的证据共有五组：第一组为海联公司与三龄股份于1992年2月20日签订的《合作建设﹤海南外贸大厦﹥、﹤亿恒城﹥项目合同书》，海联公司与皇冠公司于1992年4月1日签订的《合作建设﹤海南外贸大厦﹥、﹤亿恒城﹥项目合同书》，海联公司与皇冠公司于1992年7月3日签订的《合股投资兴建海南外贸大厦及亿恒城合同书之补充合同》，海联公司与邢氏公司于1994年1月8日签订的《合作建设﹤海南外贸大厦﹥合同书》，证明海联公司招商集资，皇冠公司、邢氏公司、三龄股份均为出资方参与项目，海联公司为其权益代处理人。三乐公司认为海联公司作为三龄股份、皇冠公司、邢氏公司的权益代理人是指海联公司与外贸公司和宏奎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时，海联公司作为权益代理人，而不是指在这几家公司内部之间，海联公司可以代理任何一方将该方的权益在内部四家公司之间进行处分，且在项目管理人改变时，原项目管理人无权确认股份是多少。第二组证据为1995年5月30日海联公司的海南外贸大厦建设工程指挥部发给各投资方的《一九九四年财务会计决算报告》，该报告对各投资单位的实际投资金额进行了统计，在投资单位中并无三乐公司。三乐公司否认该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理由是：第一，出具该报告的“海南外贸大厦建设工程指挥部”并不存在，未经过民政部门或工商部门登记，没有作出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资质，说明该报告不合法。第二，报告的内容没有得到报告中所列的海联公司、三龄股份、皇冠公司、宏奎公司、邢氏公司盖章确认，二陈也未签名确认。第三，报告内容失实。报告所依据的资料不全面，没有掌握外贸公司的实际投资主体、三龄股份将项目权益转让给三乐公司等资料，导致其结论错误，投资主体与事实不符。报告中的投资主体是海联公司、三龄股份、皇冠公司、宏奎公司、邢氏公司，而陈明谦提交的《审计报告》中，投资主体是海联公司、海南皇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皇冠实业）、邢氏公司、海燕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称海燕公司）、宏奎公司、三龄股份。又根据第七届董事会决议，投资主体为皇冠公司、邢氏公司、海口三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口市建材供应公司、香港浚伟公司、海联（澳）公司。投资主体各不相同，与陈明谦提交《审计报告》内容也不一致，不能证明涉案项目停工前享有权益的单位是海联公司、皇冠公司、邢氏公司、三龄股份。第七届董事会决议有二陈的代表邢某的签名，还有其他投资主体代表的签名，其证明力显然要大于没有任何投资主体签名盖章的报告的证明力。此外，该报告形成的时间是1995年5月30日，委托的主体是海联公司董事会。而第七届董事会决议形成的时间是1995年7月10日，签名的是海联公司全体董事及股东。如果该报告存在，也只是董事会决议的参考，最终的结论应当以董事会决议为准。海南邢坚承认确实存在海南外贸大厦建设工程指挥部，该工程指挥部也确实出具过这个报告，但不记得是否给过三龄股份。第三组证据为海口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以下称海口市规划局）编号为CZ-00048号的《海口市停缓建工程处置方案受理回执单》，欲证明2000年8月25日，作为项目主管方的海联公司以建设方的名义向海口市规划局申报了项目停缓建工程处置方案，申请对该项目进行确权，海口市规划局正式受理；海口市国土局于2000年11月6日在《海南日报》发布的第35号《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欲证明在项目确权过程中，海口国土局向社会','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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