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川0107行初63号
原告范军，男，汉族，1971年4月5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被告成都市武侯区行政审批局。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
法定代表人谢存亮，局长。
委托代理人骆莎，女,汉族，1974年6月26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系被告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后红梅，四川运逵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成都昌同进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
法定代表人范军。
第三人邱存舟，男，汉族，1971年2月8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原告范军与被告成都市武侯区行政审批局（以下简称武侯行政审批局）工商行政登记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成都昌同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同进公司）、邱存舟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遂依法通知其参加诉讼，并于2016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同时原告范军申请司法鉴定，并在鉴定结束后于2016年12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军，被告武侯行政审批局的委托代理人骆莎、后红梅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昌同进公司、邱存舟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成都市武侯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武侯工商局）于2015年11月4日作出（武侯）企登办结字[2015]第031295号企业登记决定通知书（简称企业登记决定），准予昌同进公司登记，将原告范军登记为该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并为其颁发企业营业执照。
原告范军诉称，因原告身份证遗失，他人利用其遗失的身份证进行注册公司。2015年11月，被告在原告本人未到场且未授权的情况下，用错误的地址、错误的手机号码等错误信息准予昌同进公司成立，并将原告登记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后原告查询工商档案后得知，工商登记材料中所使用的身份证是其遗失的身份证，签名也非原告所签。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撤销上述企业登记决定。
范军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1）证件受理信息（二代证）查询结果，证明工商登记登记档案中的原告身份证系原告丢失的证件，2011年6月13日，原告重新申领了身份证；（2）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昌同进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中涉及范军的签字非原告所签。
被告武侯行政审批局辩称，其对昌同进公司申请设立登记具有管辖权。2015年11月4日，其收到范军、邱存舟向其提交的昌同进公司设立登记的申请及相关登记的材料。范军、邱存舟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及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经审查，核准人员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资料进行书面审查后，认为其资料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即当场作出准予设立登记的决定，并向昌同进公司颁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由申请人负责，登记机关负责形式审查。综上，其对昌同进公司设立登记的行政许可行为主体、程序合法，所依据的登记材料充分，符合形式要求，无明显瑕疵，没有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情况，无登记过错，请求法院驳回范军的起诉。
武侯行政审批局为证明上述企业登记决定公正、合法，于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股东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信息、董事、监事及经理信息、财务负责人信息、联络员信息、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3.股东会决议；4.公司章程；5.租赁协议及房屋产权证；6.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7.企业（含办事处）登记申请材料接受单、企业登记决定通知书（办结通知书）、企业登记颁证及归档记录表。
二、依据
（1）《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八条、第二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
（2）《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
（3）《企业登记程序规定》（2004年国家工商总局令第9号）；
（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印发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和内资企业登记文书规范的通知》（工商企字【2014】29号）；
（5）国务院《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国发【2014】7号）。
第三人昌同进公司、邱存舟均未作陈述。
经庭审质证,范军陈述，对武侯行政审批局提交的证据1-7，形式真实，系其收集的昌同进公司设立登记材料，但申请材料中的身份证件是其遗失的身份证，签名也并非其本人所签；对程序有异议，因企业申请时应当有公司法定代表人到场；对法律依据无异议；对职权依据无异议。
武侯行政审批局陈述，范军提交的证据（1）证件二代信息查询结果，因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证据（2）系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被告仅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不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
（一）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
被告提交的证据1-5，均系在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前所收集，证据6、7系作出企业登记决定并颁发营业执照的材料。证据1-7能真实客观地反映被诉行政行为作出的经过与原因，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基于此，本院均予以采信。
（二）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
证据（1）系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出具的证件受理信息（二代证）查询结果，能证明原告于2011年6月13日因身份证丢失重新办理身份证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2）系本案诉讼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该证据真实、合法，能证明原告对被告之证据的质证意见真实，也即申请材料上涉及到的“范军”非本案原告范军签名，故本院亦予以采信。
（三）关于依据
被告提交的依据，均是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均是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于本案具有可适用性。
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4日，第三人昌同进公司以股东“范军”、邱存舟的名义书面指定邱存舟向武侯工商局提交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租赁协议及房屋产权证、范军及邱存舟身份证复印件等申请设立登记资料，武侯工商局予以受理，依法经审查核准作出准予公司设立登记决定，并于当日发出（武侯）企登办结字2015第031295号企业登记决定通知书，之后将范军登记为该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后范军查询工商行政档案得知其被登记为昌同进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遂以昌同进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虚假为由诉至本院，诉请撤销被告将其登记为昌同进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工商登记行政行为。案件审理过程中，范军向本院申请对昌同进公司工商登记申请材料中“范军”的签名进行鉴定，经武侯行政审批局同意，本院委托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对工商档案中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股东会决议两份鉴定样材进行了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送检的两份材料中“范军”签名笔迹，与范军提供的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
另查明，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市武侯区等地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点工作方案的批复》（川府函[2016]25号）文件，经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成武府办发[2015]55号文件批准，原由武侯工商局行使的部分行政职责划入武侯区行政审批局。
本院认为，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八条“设区的市（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直辖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分局、设区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区分局，负责本辖区内下列公司的登记：……”的规定，因第三人昌同进公司申请登记注册的住所地在成都市武侯区，故武侯工商局作为当时行使工商行政登记职权的机关，具有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职权，且行使职权未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因武侯工商局行使的部分行政职责现由武侯行政审批局行使，故武侯行政审批局是本案适格被告。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的规定，武侯工商局在受理苏槐河畔公司设立申请时，根据设立登记的申请，对申请材料进行了书面审查，在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情况下作出了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故其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
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本案中，武侯工商局对申请人提交的公司设立申请资料予以审查，因该审查并无法定需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审查的情形出现，故该材料核实属于形式审查，且申请材料内容全面、形式齐全，故武侯工商局已尽到了审慎审查的义务，但因申请材料中范军签名虚假而导致部分申请材料虚假，行政机关作出登记依据的事实错误。故依据公司设立申请人提供的虚假材料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将范军登记为昌同进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综上，武侯工商局在受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后进行审查时已尽到了形式审查的义务，作出的行为属法定职权，无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行为，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但昌同进公司设立登记时提交的申请材料中范军签名系伪造，其依据伪造材料将范军登记为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成都市武侯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11月4日作出的（武侯）企登办结字2015第031295号企业登记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成都市武侯区行政审批局负担。公告费260元及后续因本裁判文书送达而产生的公告费均由被告成都市武侯区行政审批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小卫
人民陪审员 王焕菊
人民陪审员 周学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