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8)川01执复159号
复议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梁培培，女，汉族，1977年2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阳，四川路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艾乐，四川路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三段*号。
负责人：张强，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四川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竹颖，四川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复议申请人梁培培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简称执行法院）（2018）川0191执异39号执行裁定书，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执行法院在受理执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成都分行）申请执行王健（已死亡）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梁培培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请求不予执行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制发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2017）川国公证执字第653号执行证书。梁培培称，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向成都市国力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前，王健死亡，其不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及民事权利能力，因此，王健不是执行证书的适格主体。王健已死亡，执行证书所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已不符合“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要件，处于确有错误状态，应当不予执行。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在出具执行证书时，仅采用信函核查方式核实，但王健已经死亡，不可能收悉信函，更不可能提出异议，因此成都市国力公证处未尽到核查义务，其出具的执行证书应当不予执行。此外，王健在向招商银行成都分行贷款时隐瞒了其已婚的情况，因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一条第五款的规定，该公证债权文书不应当被执行。
招商银行成都分行辩称，王健与招商银行成都分行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并经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因王健未履行到期债务，招商银行成都分行申请出具强制执行证书，并凭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和执行证书申请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招商银行成都分行从未接到王健死亡的消息，同时，不论王健的继承人是否继承王健的财产，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均可行使抵押权。因此，执行王健名下设了抵押权的房屋符合法律规定。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在出具执行证书时，按照王健与招商银行成都分行签订的授信协议进行核查，核查函也是按照授信协议上载明的邮寄地址邮寄给王健，因此，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在核实债务时并未违反公证程序。故请求驳回申请人梁培培的申请。
执行法院查明，一、2010年7月29日，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出具（2010）川国公证字第92845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载明“甲方（授信人、抵押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成都市××大街××号，负责人：蒋玉荣，乙方（授信申请人、抵押人）：王健，男，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生，身份证号码：。公证事项：赋予个人授信协议、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强制执行效力。申请人甲、乙双方于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九日向本处申请对前面的《个人授信协议》、《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予该合同强制执行效力。经查，甲、乙双方依法均具有签订该合同、建立借款法律关系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本公证员就该合同的内容及甲、乙双方提交的证明材料依法进行了审查，并告知了乙方强制执行公证的有关法律规定、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在此基础上，甲、乙双方经协商，订立了本公证书前面的合同。双方在该合同中明确了借款的币种、数额、还款期限、利率及其违约责任等条款；为保证债务的履行，乙方作出了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授信人、抵押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授信申请人、抵押人）王健于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九日签订了前面的《个人授信协议》、《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合同上当事人的印章、签名、手印均属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的有关规定，自前面的《个人授信协议》、《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生效及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个人授信协议》中载明王健的住所为高××××号，电话为137××××8480。招商银行成都分行于2010年8月12日在王健所有的位于成都市××新区××单元××号的房屋上设立了抵押权。
2015年12月19日，招商银行成都分行向王健发放贷款418760元。
二、2017年6月21日，成都市国力公证处通过EMS发出《债务核查通知书》，收件人为王健，电话137××××8480，地址为高××××号。《债务核查通知书》载明“王健：你于2010年7月29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订了《个人授信协议》、《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中约定王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总额人民币420000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180个月，从2010年7月29日至2025年7月29日，王健以位于成都市××新区××单元××号的住房设定抵押），并经本处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书编号：（2010）川国公证字第92845号]。你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于2010年8月18日签订了授信项下的《个人贷款消费易协议书》约定消费易额度为420000元，消费易贷款期限12个月，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向我处申请出具强制执行证书，故我处特来函就如下几点向你进行核实：1、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按约于2015年12月19日向你发放了人民币418760元的消费易贷款，该笔贷款已于2016年12月19日到期但你未按照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定的《个人授信协议》、《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履行相应还款义务，导致截至2017年5月4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未能收到借款本金人民币418449.34元及利息、罚息、复息合计人民币12116.69元，共计人民币430566.03元。情况是否属实？2、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代理人四川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竹颖于2017年5月16日向你发出《律师函》进行告知催收，你是否收到该函件，上述函件内容你是否清楚，是否还款？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向我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对此有无异议，如有异议请于2017年6月29日前以书面形式（债务确认函、债务情况说明等）与我处联系，逾期未与我处联系，我处将应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
2017年7月10日，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出具（2017）川国公证执字第653号执行证书，载明“经查，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于2010年7月29日与王健签订的《个人授信协议》、《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并经本处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书编号：（2010）川国公证字第92845号]。根据该协议及合同，王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总额人民币420000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180个月，从2010年7月29日至2025年7月29日，王健以位于成都市××新区××单元××号的住房设定抵押。双方当事人在《个人授信协议》第16.2.3条中约定：'授信申请人应按各具体合同及借款借据及相应凭证的约定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并确保扣款账户内有足额还款资金'和在第21.12条中约定：'本协议及各具体合同经当事人双方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后，授信人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以及在《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第26条中约定：'本合同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后，抵押权人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此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在2010年8月18日与王健签订了授信项下的《个人贷款消费易协议书》约定消费易额度为420000元，消费易贷款期限12个月，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依据《公证程序规则》以及有关办证规则的规定及债权债务双方当事人在该借款合同中事先约定的方式，本公证机构对本执行证书所涉及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核查：本公证机构于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向王健邮寄了《债务核查通知书》一份，现该件已被退回；后又于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十一时二十七分拨打王健联系电话137××××8480进行询问，该电话已关机；此前本公证机构未接到过王健联系电话及联系地址变更的通知。现查实，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已按照《个人授信协议》中的约定向授信申请人王健如数提供了该笔贷款授信额度并已办妥抵押登记取得房屋他项权证。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王健签订《个人贷款消费易协议书》后根据其申请于2015年12月19日发放了金额为人民币418760元的消费易贷款。根据上述授信协议的规定，授信申请人王健应按时归还借款本息，该笔贷款已于2016年12月19日到期，但王健未按照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定的《个人授信协议》、《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履行相应还款义务。截至2017年5月4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未能收到借款本金人民币418449.34元及利息、罚息、复息合计人民币12116.69元，共计人民币430566.03元，其严重违反《个人授信协议》第16.2.3条、《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第25条及相关条款的约定。现应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以及申请执行人与被申请执行人所作的约定，特出具本执行证书。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可持本执行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为王健。执行标的为：借款本金人民币418449.34元及利息、罚息、复息合计人民币12116.69元，共计人民币430566.03元（具体金额以实际结清日为准）。公证费人民币2000元整、律师费、评估费及其他合同约定为实现债权被申请执行人应承担的全部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
执行法院于2017年7月27日受理了招商银行成都分行的强制执行申请，执行案号为（2017）川0191执4257号。
三、梁培培与王健于2009年7月22日登记结婚。王健于2016年8月18日死亡。
执行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一）公证债权文书属于不得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二）被执行人一方未亲自或者未委托代理人到场公证等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公证程序的；（三）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四）公证债权文书未载明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同意接受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之规定，如认定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存在上述情形，则裁定不予执行该债权文书，反之则裁定驳回不予执行的请求。本案中，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制发了两份公证书，一为债权文书公证书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二是案涉执行证书。因此，在审查是否应当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时，仅需审查债权文书公证书是否具备上述不予执行的情形。而梁培培未能举出充分证据证明债权文书公证书存在不应执行的法定情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王健是否死亡并不影响招商银行成都分行与其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执行证书仅确认了双方之间的还款、欠款、利息计算情况，并没有改变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也没有改变双方之间同意赋予债权文书公证书强制执行效力的约定。综上，梁培培要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裁定驳回申请人梁培培不予执行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2017）川国公证执字第653号执行证书的请求。
梁培培不服执行异议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执行法院（2018）川0191执异39号执行裁定，不予执行（2010）川国公证字第92845号公证书和（2017）川国公证执字第653号执行证书。其事实与理由：一、王健于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前已经死亡，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故本执行案件也就不具备有明确的被执行人的受案条件；二、公证机关作出的执行证书将王健作为被执行申请人，主体明显错误，属于公证文书确有错误的情形，人民法院依法应当裁定不予执行。同时，因王健已经死亡，不符合公证债权文书应当符合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规定；三、因王健先于公证机关出具执行证书死亡，债务已经发生转移，不应当再以王健为被执行人；四、公证程序存在瑕疵，王健隐瞒与梁培培存在婚姻关系的事实，向公证机关出具单身声明，以夫妻共有财产设定抵押，侵犯了梁培培及子女的权利。五、因王健已经死亡，公证机关未能对债务进行核查。
本院查明事实与执行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因本案的债务人王健死亡，自死亡之时起即已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所涉的民事责任主体和诉讼主体应当进行变更。国力公证处在王健死亡之后，仍以其为被申请执行人出具执行证书，主体不适格。虽然国力公证处按照程序向王健预留地址邮寄了《债务核查通知书》，但客观上已不能送达给王健，不能完成债务核查程序。同理，公证机关于其后出具的执行证书亦因未完成送达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公证程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公证文书确有错误，依法应当不予执行。执行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裁决结果错误，应予纠正。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及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0191执异39号《执行裁定书》。
二、不予执行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制发的（2017）川国公证执字第653号《执行证书》。
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审判长 何云鹏
审判员 陈 浩
审判员 邱家德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严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