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802刑初164号
公诉机关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湛江市天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湛江天吉公司），公司地址湛江市赤坎区海北路43号华德力雍景城商住楼5号楼雍荣廷二单元808房，原法定代表人王琨。
诉讼代表人彭峰，男，现任湛江天吉公司经理，住广州市花都区。
被告人王琨，曾用名王焕坤，男，1971年1月24日出生，土家族，大专文化，湛江天吉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现住广州市天河区。因本案于2015年7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湛江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黄筱波，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叶铭毅，广东成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单位湛江市海田义乌小商品批发城有限公司（下称湛江义乌公司），公司地址湛江市赤坎区海田东二路5号海田义乌小商品批发城四楼A1房，法定代表人刘洪。
诉讼代表人高举，男，湛江义乌公司财务总监，住深圳市。
被告人龚贵全，男，1967年8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湛江义乌公司实际控制人，户籍地广东省清远英德市，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因本案于2015年7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5日被逮捕。于2016年8月12日取保候审。
辩护人李肖霖，北京市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彭逸轩，北京市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检察院以赤检公刑诉〔2016〕16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湛江天吉公司、湛江义乌公司、被告人王琨、龚某1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6年8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玥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湛江天吉公司诉讼代表人彭峰、被告人王琨及其辩护人黄筱波、叶铭毅，湛江义乌公司诉讼代表人高举，被告人龚某1及其辩护人李肖霖、彭逸轩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12月17日，湛江天吉公司与广州军区赤坎生产基地签订《合作生产协议》，租用了湛江市海田义乌小商品批发城项目用地。2013年7月27日，广东太和春商贸有限公司（下称广东太和春公司）与广州天吉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湛江天吉公司，开发建设湛江海田天吉综合市场（即湛江市海田义乌小商品批发城项目前身），被告人王琨担任湛江天吉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
2013年底，湛江天吉综合市场项目开始动工建设，广东太和春公司投入3000万资金建设该项目。2014年3、4月份，因工程资金紧缺，广东太和春公司经理田某3打算出让湛江天吉公司的10%股份。经王琨介绍，龚贵全表示愿意出资购卖广东太和春公司的股份。2014年5月12日，王琨与龚贵全以个人名义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龚贵全出资1000万购买湛江天吉公司的10%股份，同时约定双方另行投资成立一家公司运营天吉综合市场二楼、三楼商铺。龚贵全出资1000万后，并未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但经田某3和李某1同意，决定由龚贵全负责湛江天吉综合市场项目的招商和运营工作。
2014年6月26日，王琨代表湛江天吉公司与龚贵全控制的深圳市恒基富邦商贸有限公司（下称“恒基公司”，龚贵全的妹夫刘某为挂名法人代表）签订了《委托招商合同》，合同约定由湛江天吉公司委托恒基公司对天吉综合市场项目三楼、四楼商铺及二楼部分商铺进行招商。签订协议后，龚贵全另委托深圳开业公司对天吉综合市场项目进行策划招商，开业公司并将天吉项目重新定位为湛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城项目对外招商，并提出“三年返本”的招商策略，之后因开业公司收取的佣金过高，龚贵全停止与开业公司的合作，为了方便招商推广工作，2014年7月17日，龚贵全又以其妹夫刘某的名义注册成立湛江义乌公司，聘请了谢龙江、张某1、朱某等人组成营销团队，代替恒基富邦公司负责海田义乌小商品批发城项目的招商和运营工作。
在招商过程中，因义乌项目工程资金紧张，王琨向义乌公司提出必须在8月中旬筹集到2000万元资金支持义乌工程建设，否则工程将停工。根据王琨提出的资金需求，谢龙江和销售团队继续没用开业公司的“三年返本”招商方案（即商户与湛江天吉公司签订18年的《商铺租赁合同》并一次性交18年的租金，同时又与义乌公司签订《商铺经营管理合同》，由义乌公司负责替商户经营商铺，并在前3年逐月向商户无息返还18年租金总额，之后的15年每年返还租金总额的10%给商户作为投资收益）。在征得龚贵全和王琨同意后，义乌公司通过公交广告、碧海银沙网站、湛江日报、湛江晚报、营销推介会等手段向社会公开宣传，吸引不特定公众投资。因返本招商模式资金风险较大，义乌公司原计划只对三楼、四楼的部分商铺使用“三年返本”方式筹集资金来支持义乌项目工程建设，其他商铺按照正常的“长租”和“短租”形式租赁，但后来发现以正常的出租商铺方式所取得的资金无法支撑项目建设。为继续筹集资金，王琨向湛江义乌公司提出继续以“返本返利”的方式来吸收资金，同时湛江义乌又推出了“五年返本”招商策略来吸收社会资金。2014年7月至2015年1月期间，湛江天吉、义乌公司采用“长租”和“短租”、“三年返本”、“五年返本”等方式，累计收取商户租金约9000多万元，其中以“三年返本”、“五年返本”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累计3400多万元。
2015年1月份开始，义乌公司开始按《商铺经营管理合同》的约定向商户逐月返还租金本金，1-3期间，湛江义乌公司向商户返还本金额累240多万元。此时，义乌项目因资金紧缺，工程停工，王琨通过龚贵全以湛江义乌公司的名义向李某2借款2000万用于支付工程款，并以义乌小商品批发城18000平方米的商铺作为抵押。湛江天吉公司向工程队支付2000万元后，王琨又以个人名义向工程队借款1460万元。2015年2月，天吉公司股东田某3发现王琨私自向工程队借款后，对王琨产生不信任，将王琨调回广州。随后田某3接手管理湛江天吉公司，并停止“三年返本”、“五年返本”的招商模式，终止与义乌公司的合作。2015年4月份开始，义乌公司就不再向商户返还租金本金，商铺也不能按约交付给其它正常租赁的商户，令商户蒙受巨额损失，商户纷纷聚集上访维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和严重后果。
针对以上犯罪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工商登记资料、合同、收款收据、银行账户明细、财务审计报告、广告宣传资料、电子邮件、户籍资料、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证实。据此认为，被告单位湛江天吉公司、义乌公司在不具备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情况下，采取“三年返本”、“五年返本”的租赁方式，向社会公众150多人非法吸收存款金额达3400万元，数额巨大，严重扰乱金融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被告人王琨作为湛江天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被告人龚贵全作为义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所在公司吸收存款的行为是明知的、指使的，是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从存款罪追究湛江天吉公司、湛江义乌公司、王琨、龚贵全的刑事责任，依法判处。
被告单位湛江天吉公司辩称，所有经营违规政策是在我公司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公司在整个项目中投资不低于7500万，钱是广州太和春公司出的，打到湛江天吉公司，我公司是否有罪由法院认定。
被告人王琨辩称，我没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我和委托方是有合约的，其他情况我不知情。我公司只有一个商铺租赁合同，我借一千多万元是其他项目需要资金，就抽点过去。
辩护人黄筱波辩称，被告人王琨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理由如下：1、王琨不是本案犯罪主体。本案涉及犯罪主体是单位天吉公司，不应将王琨单列出来作为被告；2、王琨没有犯罪故意。本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是指向“三年返本，五年返本”的营销策略，结合邱某1、龚贵全的笔录，这种营销模式最初是深圳开业公司提出，后期延续是由义乌公司实施，与湛江天吉公司无关；3、王琨没有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根据《委托招商合同》约定，有关商铺的招租营销推广方面，天吉公司是完全放权委托给恒基富邦公司去做，合同中也没有“三返五返”营销策略的相关规定，说明天吉公司并没有授权恒基富邦公司去搞“三返五返”。义乌公司实际是恒基富邦公司为了实施该项目注册成立的一家子公司，并且由龚贵全负责管理操作，天吉公司完全没有参与义乌公司的成立，因此实际上也没有为义乌公司运作“三返五返”创造条件。含有“三返五返”内容的合同是由义乌公司签订，资金由义乌公司收取，与天吉公司无关。天吉公司与商户签订的都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天吉公司向义乌公司出具的《委托函》没有授权采取“三返五返”的营销策略，义乌公司以非法手段吸收公众存款不代表天吉公司同意其行为。义乌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后再将一部分钱转给天吉公司不能认定天吉公司与义乌公司共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天吉公司在案发前曾采取积极措施试图解决“三返五返”问题，只不过最终没有妥善解决罢了。
辩护人叶铭毅的辩护意见与辩护人黄筱波的意见基本一致。
被告单位义乌公司没有具体辩护意见。
被告人龚某1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
辩护人李肖霖辩护意见：1、龚贵全是本案中是受害人，他在项目中没有获得任何权益，其1500万元投资至今拿不回来，仅从事实上讲，龚贵全应当无罪，如果其行为有罪，也明显是被胁迫的；2、义乌公司是湛江天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2014年6月26日签订了《委托招商合同》，湛江天吉公司于2014年8月1日给义乌公司发出《委托函》，写明“现委托义乌公司为我司合法委托公司，授权范围为代表我司进行商城租赁，签署文件，处理运营实物及市场运营管理等工作，在整个委托过程中，该委托公司的一切行为均代表本公司，与本公司的行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公司将承担该委托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湛江天吉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发给义乌公司的《通知》，也说明湛江天吉公司股东关注义乌公司的招商方案，并要求招商方案等待湛江天吉公司的批准，这份证据表明湛江天吉公司股东证言称不知道湛江天吉公司招商运作的内容系伪证；3、龚贵全不是具体的操作人员。义乌公司工作全部由邱某1负责，龚贵全基本不参与具体工作，因此，从公司运作角度来看，也不能把义乌公司和龚贵全作为主犯来追究刑事责任；4、本案不存在“付息”的情况。起诉书指控本案非法吸收存款的特征是“还本付息”，但“三年返本”、“五年返本”并不符合司法解释所说的“还本付息”，在三年或五年将租户购买18年使用权的本金全部返还后，发生每年10%的商铺收益不是本钱所带来的利息，租金和利息是不同的概念，本案没有涉及任何金融管理秩序和相应的金融法规，完全是属于民事权利自治的范畴；5、司法解释与本案的行为特征不吻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本案当中完全没有符合这种金融行为特征，这一定义不适用本案。《最高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本案立案的依据，但该解释对法律作出了扩大解释，并且解释出全新的内容，实际等同于一种新的立法，直接在司法解释中将一些新的行为定义为刑法上的罪行，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涉及人身自由的法律必须由全国人大或常务委员会制定，应当说最高院没有扩大解释的权力。但既然最高院已做了扩大解释，我们在认定时不能继续对司法解释作进一步的扩大解释。“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应理解为：打着房产销售的旗号，但实际不具房产销售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的销售行为，而且这种行为的目的在于非法集资。但本案中根本没有涉及到房产销售。涉案地皮是租赁军队的，所有客户都知道不是来买房子而是来租赁房屋，一次性交纳18年的租金并等待返还，绝对没有打着销售房屋的旗号，没有任何虚假。这种融资方法法律并不明确禁止，不存在司法解释规定的“不以房屋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该司法解释看起来最能够适用本案的这一条款，实际上并不能适用；6、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观要件不存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龚贵全有干扰金融秩序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他行为产生的权利义务甚至不指向自己，而仅仅是代理人的角色。并且龚贵全不最终决策者，只是执行代理工作，而作为执行者又不了解这种罪行的犯罪构成，根本没有想到他的行为会和金融业务挂钩，所以不存在主观故意；7、几个需要法庭特别注意的事实。一是“三返五返”的招商方式在义乌公司成立前已进行。二是义乌公司成立前，龚贵全与王琨签订有《合作协议》，当中讨论义乌公司成立、投资以及利润分配，因此王琨不能说自己不知道义乌公司成立和如何继续招商的事。三是从《合作协议》可看出王琨具有特别的权力，是主导和管理方，并且利用自己优势地位要求额外的利益。四是王琨辩护人关于《合作协议》无效、与本案无关的说法是转移论题，无论协议是不有效，都不能否定王琨知道义乌公司成立和运作的事实，并且该协议的内容已实际履行；五是在开始市场招商时，湛江天吉公司和义乌公司在同一个地点共同办公，义乌公司作为被委托方，不可能脱离委托方的意志胡来；六是王琨辩护人提出有证据证明两公司收费是分开的，天吉公司收费是合法的，义乌公司收费是非法的，不知道义乌公司如何收招商费，这种说法不成立，如果存在义乌公司和天吉公司分开收费的约定，恰证明王琨明知；七是王琨及其辩护人主张被委托人做广告招商以后才知道有“三返五返”的问题，这种说法不成立。广告招商的是天吉公司的物业，怎么可能没有经天吉公司认可，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和常理；八是义乌公司的经营费用、推广费用、广告费用，以及向商户返还的资金都是天吉公司支付，这些费用的支付如果没有天吉公司审批和认可，不可能发生；九是以商户和义乌公司签署的协议来证明王琨没有参与违法活动的逻辑不成立，义乌公司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他是被委托的市场推广直接操作人；十是以下数据能证明天吉公司及王琨知情，且义乌公司延用了以前的政策：2014年7月30日至同年9月26日，天吉公司签订三年返本合同212份，收取合同款1777.09万元，五年返本合同88份，收取合同款895.45元。天吉公司不能否认这一事实，将责任全都推给义乌公司。综上，龚贵全是希望把项目搞好的人，他投入资金和精力，但没有得到投资回报。“三返五返”销售模式是龚贵全委托专业市场营销公司设计的，他并不怀疑这个项目的合法性，且最终策权在天吉公司，龚贵全只有建议权，龚贵全并无责任。龚贵全在本案当中实际身份不是项目股东，仅是一个被套牢投资的打工者，由于投资1500万无法回收，无法脱身，不得不随着天吉公司的指挥继续干下去，某种程度上讲是被胁迫参与这项工作。建议对龚贵全宣告无罪。
辩护人彭逸轩的辩护意见：1、龚贵全也是本案项目烂尾的受损方，龚贵全1000万元的投资款至今血本无归；2、“三返五返”销售政策的实施有特殊原因。“三返五返”销售政策是由深圳开业公司提出，虽然具体由义乌公司实施，但经天吉公司王琨审核批准。义乌公司及龚贵全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较小；3、造成投资人资金不能返还的原因在于项目“先天不充、后天落后”。天吉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一个投资上亿的项目，股东太和春公司投入3000万元，另一股东广州天吉公司仅租一块地，这是项目“先天不足”的表现。王琨代表湛江天吉公司四处筹钱，所用方式包括“三返五返”招租，但在案证据显示，义乌公司所筹集的资金并未全部用于海田项目，而是被王琨及其他股东代表挪用到其他项目，甚至借贷，更恶劣的是在项目竣工之际，看到有利益的广东太和春和广州天吉以“老板不同意”为由将义乌公司团队驱逐出去，致使“三返五返”无法落实；4、当投资人的返租款无法返还时，是龚贵全本人一直配合警方调查，在立案侦查前配合警方做了三次笔录，供述稳定并与指控事实相符，自愿将自己置于公安机关控制之下，体现了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应当认定为自首。综上，建议对龚贵全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17日，广州军区赤坎生产基地（负责人桂金岭）与广州天吉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1）签订《合作生产协议》，约定广州天吉公司租用广州军区赤坎生产基地位于赤坎海田的三块场地。2013年7月17日，广州天吉公司与广东太和春公司（法定代表人田某1）与共同出资成立湛江天吉公司，利用上述租凭的土地开发建设湛江海田天吉综合市场（即湛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城前身），由被告人王琨担任湛江天吉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2013年底，湛江天吉综合市场项目开始动工。2014年3、4月份，因工程资金紧缺，广东太和春公司经理田某3打算出让湛江天吉公司10%股份，王琨介绍龚贵全出资购卖，龚贵全表示愿意。同年5月12日，王琨与龚贵全以个人名义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龚贵全出资1000万购买湛江天吉公司10%股份，同时约定双方另行投资成立一家公司运营天吉综合市场二楼、三楼商铺。龚贵全出资1000万后，一直未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同年6月1日，田某1、田某2、王琨、龚贵全通过《湛江天吉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湛江天吉项目招商由恒基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是龚贵全，由其妹夫刘某挂名法定代表人）负责，运营费用由湛江天吉公司负责，湛江天吉项目一、二楼完成的招商面积和位置执行原招商政策，剩余部分暂停招商，全部交由招商团队负责，并执行新的招商政策。同年6月26日，王琨代表湛江天吉公司与龚贵全的恒基公司签订《委托招商合同》，约定湛江天吉公司委托恒基公司对湛江天吉综合市场三楼、四楼商铺及二楼部分商铺进行招商。签订协议后，龚贵全委托深圳开业公司对项目招商进行策划，深圳开业公司将天吉项目重新定位为湛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城项目，提出“三年返本”（即客户一次交足18年的租金，不直接经营商铺，然后由公司在前三年将客户所交的18年租金总额全部分期返还，并在后15年每年按18年租金总额的10%支付收益给客户）的招商策略，后因深圳开业公司收取佣金过高，龚贵全停止与深圳开业公司的合作。同年7月17日，龚贵全根据与王琨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以刘某的名义注册成立湛江义乌公司，聘请谢龙江、张某1、朱某等人组成营销团队，代替恒基公司负责招商工作。同年8月1日，湛江天吉公司向湛江义乌公司出具委托函，内容为“我司委托湛江义乌公司作为我司合法委托公司，该委托的授权范围为：代表我司进行商铺租赁、签署文件、处理日常事务及市场运营管理等工作。在整个委托过程中，该委托公司的一切行为均代表本公司，与本公司的行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公司将承担该委托公司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湛江义乌公司在招商过程中，因工程资金紧张，王琨向湛江义乌公司提出必须在8月中旬筹集到2000万元资金，否则工程将停工。根据王琨的资金需求，谢龙江和销售团队继续沿用深圳开业公司的“三年返本”招商模式，该招商模式征得龚贵全和王琨同意后，湛江义乌公司通过公交广告、碧海银沙网站、湛江日报、湛江晚报、营销推介会等手段向社会公开宣传，吸引公众投资。因该招商模式风险较大，湛江义乌公司原计划只对三楼、四楼的部分商铺使用，其他商铺按照“长租”（客户一次性交足18年租金，客户前五年将商铺交由公司经营，公司在前五年分期返还50%的租金给客户，后13年将商铺交由客户自己经营）和“短租”（就是客户一次性交足五年租金取得五年经营权）模式操作。但因“长租”和“短租”模式取得的资金无法支撑项目建设，王琨向湛江义乌公司提出继续用“返本返利”模式吸收资金，同时湛江义乌公司推出“五年返本”（即客户一次交足18年的租金，不直接经营商铺，然后由公司在前五年将客户所交的18年租金总额全部分期返还，并在后13年每年按18年租金总额的10%支付收益给客户）招商模式。从2014年7月至2015年1月期间，湛江天吉、义乌公司采用“长租”和“短租”、“三年返本”、“五年返本”等方式收取客户租金共约9000多万元，其中以“三年返本”、“五年返本”方式向160多名客户收取资金共3200多万元。
从2015年1月份开始，湛江义乌公司开始按合同约定逐月向客户返还租金，在1-3月期间向客户返还了240多万元。后因资金紧缺，工程停工，王琨便通过龚贵全以湛江义乌公司名义向李某2借款2000万元支付工程队，并以义乌小商品批发城18000平方米的商铺作为抵押，后王琨又以个人名义向工程队借款1460万元。同年2月，田某3发现王琨私自向工程队借款后，对王琨产生不信任，将王琨调回广州。随后田某3接手管理湛江天吉公司，停止“三年返本”、“五年返本”的招商模式，并终止与湛江义乌公司的合作。从同年4月开始，湛江义乌公司不能再向客户返还租金，遂引发纠纷。
另查明，湛江天吉公司、义乌公司不是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具备吸收公众存款的资格。湛江天吉综合市场项目属于军事用地范围，在国土局未办理过该项目的施工许可手续，在本市无房产档案记录。被告人龚贵全被刑事拘留后，共有100多名受害人多次联名向市、区政府、公安局提出书面申请，认为龚贵全也是本案的受害人，为有利于解决纠纷和实现商户的诉求，要求龚贵全出面协调解决项目正常经营方面的问题，不再对龚贵全进行羁押，公诉机关于2016年8月12日对龚贵全取保候审。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如下证据证明：
一、书证、物证
1、报案材料、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2015年6月10日，被害人吴某、曾某等代表500多名受害人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天吉公司和管理方义乌公司以一铺多卖、重复抵押的方式骗取他们业主1亿多元。湛江市公安局于2015年7月13日对天吉公司、义乌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立案侦查。
2、工商登记资料。证明：（1）湛江天吉公司2013年7月17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是王琨，所属行业是物业管理，投资者有广州天吉公司和广东太和春公司，各出资25万元，各占50%股份；（2）湛江海田义乌公司2014年7月17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刘某，注册资本二百万元；（3）广州天吉公司2012年7月17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李某1，注册资本10万元；（4）广东太和春公司2011年8月19日成立，法定代表人田某3，注册资本二千万元，股东有田某340%、王某140%、田清荗20%；（5）深圳恒基富邦商贸有限公司2009年8月7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刘某;（6）湛江市食客城餐饮有限公司2014年9月29日成立，法定代表人高举，注册资本二百万元。
3、户籍资料。证明：王琨1971年1月24日出生，2009年9月曾因涉嫌单位行贿罪被监视居住；龚贵全1967年8月1日出生，未发现有犯罪记录。
4、归案情况说明。证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分别于2015年7月18日、21日传唤王琨、龚贵全到案后宣布刑事拘留。
5、《合作生产协议书》2份。证明：（1）2012年12月17日，广州军区赤坎生产基地（桂金岭）与广州天吉投资管理公司（李某1）签订协议，约定广州天吉公司租用广州军区赤坎生产基地位于赤坎海田的三块场地，租期九年，从2016年12月1日至2025年11月30日；（2）2013年6月8日，甲方广州军区赤坎生产基地（桂金岭）与乙方湛江天吉物业公司（王琨）签订的协议，约定甲方提供场地，乙方提供资金，合作建设生产加工相关专业配套市场。合作期限从2014年7月1日起至2034年11月30日止。
6、《合作协议书》。证明：2014年5月12日，甲方龚贵全和乙方王琨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出资1000万元收购湛江天吉物业公司10%的股份。龚贵全帮王琨融资500万收购湛江天吉物业公司7%的股份，该股份由龚贵全代王琨持有。双方另成立一家公司运营湛江项目的二楼部分商铺及三楼商铺。甲方投入60%，乙方投入40%，利润分成各50%。乙方保证甲方投入的1000万在2014年12月31日前收回本金。
7、《湛江天吉公司董事会决议》。证明：2014年6月1日，田某1、田某4、王琨、龚贵全4人通过湛江天吉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湛江天吉公司项目的招商由深圳恒基富邦有限公司负责，营运费由湛江天吉公司负责，湛江天吉项目一、二楼已完成的招商面积和位置执行原招商政策。剩余部分暂停招商，全部交由招商团队负责，并执行新的招商政策。
8、《委托招商合同》。证明：2014年6月26日，甲方湛江天吉公司（王琨）与乙方深圳恒基富邦公司（邱某1）签订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对海田天吉综合市场3、4楼商铺和2楼部分商铺进行招商。委托期限从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二楼合作期10年，三楼四楼合作期17年。招商范围：乙方在招商期限内要按照甲方的要求积极主动开展招商程序和工作，二楼为家居建材、三楼为小商品、四楼为饮食和娱乐。乙方在推广招商过程中不得与商户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合作协议一律由天吉公司签订。收费项目一律汇入天吉公司指定账户。
9、委托函。证明：2014年8月1日，湛江天吉公司函告湛江义乌公司，内容为“我司委托湛江义乌公司作为我司合法委托公司，该委托的授权范围为：代表我司进行商铺租赁、签署文件、处理日常事务及市场运营管理等工作。在整个委托过程中，该委托公司的一切行为均代表本公司，与本公司的行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公司将承担该委托公司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
10、公交广告发布实景照片、《号码百事通电信传媒业务登记表》、湛江日报社广告交费登记资料、湛江晚报、湛江日报广告版面。证明：深圳恒基富邦商贸有限公司与湛江市公交文化广播公司签订广告合同，于2014年7月15日至10月15日期间在湛江市区5个线路的公交汽车及公交站牌上对海田义乌小商品批发城发布招商广告；2014年8月4日义乌公司委托湛江电信号码百事通电信传媒对海田义乌项目发布招商广告，内容为：海田义乌铺，五年即回本，投资三万元/间，签约即收三年租；2014年8月至10月期间，义乌公司在湛江日报和湛江晚报上共刊登15篇宣传文章，公开宣传五年100%返本，签约即收三年租的营销策略。
11、《关于财物操作变更流程函》、《有关财物操作通知》。证明：2015年1月29日，天吉公司发函给湛江义乌公司，告知从2015年1月26日起，湛江天吉综合市场商铺长短租赁费由湛江天吉公司和湛江义乌公司共同收取，长租和短租现金由湛江天吉公司收取，现场刷卡租金由天吉公司和义乌公司两个账户分别收取。天吉物业公司与客户签订的18年长租（不含长租返租客户）和短租，提供湛江天吉公司的财物收据给客户；2015年2月15日，湛江天吉物业公司通知各租赁客户和客服人员从2015年2月15日起将所有收款全部收入天吉物业公司账户。
12、侦查机关提取客户的《商铺租赁合同》、《商铺委托经营合同》及统计资料（第5至21册）。证明：（1）“三返”（即客户一次性交足18年租金，商铺委托义乌公司经营18年，义乌公司三年内分期返还全部租金给客户，并在后15年内每年支付18年租金总额的10%收益给客户）客户有91人吸收资金22547328元；（2）“五返”（即客户一次性交足18年租金，商铺委托义乌公司经营18年，义乌公司五年内分期返还全部租金给客户，并在后13年内每年支付18年租金总额的10%收益给客户）客户有74人吸收资金10236293元；（3）“长租”（即客户一次性交足18年租金，商铺委托义乌公司经营5年，义乌公司五年内分期返还全部租金的50%给客户，客户取得后13年的商铺经营权）客户有36人吸收资金6489915元。
13、有关电子邮箱的信息内容。证明：高举从其395×××＠ｑｑ.ｃｏｍ邮箱发《湛江义乌小商品城整体经营预测分析》至王琨132×××＠ｑｑ.ｃｏｍ邮箱，其中包含三年每月返还18年长租的本金，三年累计返还2377.83万元等内容；2014年9月17日，邱某1向龚贵全发送“湛江义乌工作报告”；2015年3月17日，谢龙江向龚贵全发送“销售政策2015”；2015年5月23日，陈某新向龚贵全发送“义乌天吉文件”；2015年5月23日，天吉公司向义乌公司发送“关于财务操作变更流程涵”。
14、义乌公司小商城的营销资料。证明：义乌公司的人员、绩效考核、批发城平面图及价格表、广告、培训、宣传单及礼品图册等情况。
15、湛江市海田义乌小商品批发城统计资料及情况说明。证明：湛江天吉公司、义乌公司以“三年返本”、“五年返本”的租赁模式非法吸收何国某等158名被害人存款达34461348元。
16、银行账户明细账记录。证明：湛江义乌公司通过彭小静账户（民生银行622。14553）、刘某账户（兴业银行622。28119、南粤银行623。11454）收取商户租金。
17、项目借款合同书、公证书。证明：2015年1月19日，甲方义乌公司（刘某）、乙方李某2、丙方湛江天吉公司（王琨）三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乙方提供借款2000万，取得甲方项目一楼、二楼尚未出租的部分商铺使用权（面积共计18000平方米）。乙方同意把合作商铺委托甲方出租、经营及管理。合同经湛江市公证处公证。
18、湛江天吉公司审计报告。证明：湛江天吉公司从2014年1月至2015年2月28日止，共和商户签订租赁合同1195份，合同实收租金9220,1593元，其中长租合同应收金额82793063元（天吉公司直接收款3352,6360元，义乌公司直接收款4629,3461.5元），短租合同应收金额940,8530元（天吉公司收款77,8995元，义乌公司收款768,3681.5元）。合计天吉公司实收3429,5355元，义乌公司收款5397,7143元。
19、湛江义乌公司审计报告。证明：湛江义乌公司从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收取商户租金共计48107190.1元,其中长租租金40599822.6元，短租租金7507367.5元。收李某2融资借款2000万元、收深圳代付款624,9104元，收入共计7633,5934元。资金去向：支付深圳恒基富邦公司借款、在建工程款、天吉公司合同款、客户返本款、管理销售费用、代付工程款、融资款及其他费用等共计7553,6017元，支付客户返还本金款共计241,6061元，支付在建工程款675,1535元，代付工程款1488,5490元。
20、广州军区提供证据材料。证明：广州军区赤坎生产基地与广州天吉公司于2012年12月17日签订的《生产合作协议》，经广州军区联需物油[2012]78号《关于综合利用1号第105亩鱼塘事》的批复同意。
21、证明及复函。证明：湛江天吉综合市场项目属于军事用地范围，军事防务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按国务院、中央军委制定办法执行，该局未办理过该项目的施工许可手续，在本市无房产档案记录。
22、中国银监会湛江监管分局复函。证明：湛江天吉公司、义乌公司不是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具备吸收公众存款的资格。
23、联名申请书。证明：被告人龚贵全被刑事拘留后，有100多名受害人多次联名向市、区政府、公安局提出书面申请，认为龚贵全也是本案的受害人，涉案项目出现问题是王琨等人造成的，羁押龚贵全并不会促进事情解决，要求对龚贵全取保候审，让其能协调解决项目正常经营方面的问题，有利于解决纠纷和实现商户的诉求。
（二）被害人的陈述：
1、吴某：我是代表义乌批发城的业主500余人来报案的，大约2014年5月初开始，湛江天吉物业公司开发的湛江海田义乌小商品批发城向社会发售铺面（交订金和意向金）。当时该批发城的3、4层是每间铺以10-15万元的价格出售（租赁）,总使用期为18年,然后前三年以返租形式我们业主的资金全部返还，然后从第四年开始至第十八年期间帮业主招租，然后把租户租金打到我们业主的指定账户。一开始的三个月（今年1至3月），公司还按期返还购买款项，但是到了今年清明节前后突然停止了返租，并于2015年4月28日通过通信运管商向所有业主群发短信，称公司资金出现问题,暂停资金发放一段时间,但是资金一定会清还给，之后义乌公司人去楼空。我们和义乌公司签订了商铺购买（租赁）合同和委托管理合同，然后我们通过刷卡或者现金方式向义乌公司支付购买（租赁）商铺的货款，义乌公司出具收据。当时天吉公司给我们的解释是:我们购买的这些商铺将来管理工作都是由义乌公司负责。不过也有少部分业主交钱给天吉公司，由天吉公司出具收据。
2、古某：2014年7月左右，我向湛江天吉公司租了海田义乌小商品批发城三楼3D009、四楼4B226、4B227三间商铺，当时我考虑三楼自己经营服装，四楼2间商铺用于返本返利，后来得知三楼不再经营服装而是经营饮食，我就将三楼商铺也转成返本返利。2015年1月，义乌创始人何某到湛江做宣传活动，活动期间义乌公司对一、二楼租户推出优惠，如果一次交五年租金,就可获得大幅的租金优惠，于是我又和义乌公司重新签订了一楼1D250、1D267两间商铺的租赁合同，并一次向义乌公司交足了租金。从2015年1月开始义乌公司开始按月向我返还3D009、4B226、4B227三间商铺的本金，但返还了4个月本金之后就不再返还，我们很多租户讨说法，当时湛江义乌公司负责人己经不在办公地点，天吉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脱，始终不返还我们的资金。我租三年返本的三间商铺共交了255085元，收到返本金额31680元，损失223405元。我租一楼两间租期5年的商铺共交租金、管理费、履约保证金97022元，没有退回，我总共损失了320427元。
3、许可：2014年6月的时候，我从碧海银沙网上知道湛江市海田义乌小商品批发城在招商引资，7月26日正式开售搞活动，我当场根据图纸买了两个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后来退了，另一个项目是四楼的B区126号商铺是投资类型的，三年返本，交的10000元订金，8月16日继续交97747元，我总共投资107747元。根据合同，在2015年1月10日返还我第一笔款3271元，是给我现金，后来又返还两笔，每笔都是3271元，是通过网上银行转入我农行帐户。后来我再也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返还款。我与天吉公司签订《商铺租赁合同》，同时与义乌公司签订《商铺委托经管合同》，有偿租赁期限为18年，委托经营期限也是18','201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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