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琼民申142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吴某隆，男，1970年1月18日出生，汉族，海南省三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宜辉，海南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钱某如，男，1969年1月9日出生，汉族，江苏省如东县。
再审申请人吴某隆因与被申请人钱某如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2014）文民初字第153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及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琼96民终10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吴某隆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法院认定钱某如的经济损失为16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是基于有效的《补充执行协议书》才确认钱某如用于修缮海文养殖场的费用是16000元，故在该协议书中扣减了双方确认的修缮费用后，钱某如应当支付给吴某隆的费用为388000元。一、二审判决确认主合同《土地转租合同书》和从合同《补充执行协议书》均为无效合同，却认定双方约定扣减的修缮费用是有效的，明显自相矛盾。在双方所签合同均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钱某如可以要求吴某隆承担相应的损失，但其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实际损失，但其在一、二审中提供的证据拟证明的数额均未达到16000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二审法院判决确认合同无效，并判令钱某如参照双方签订的转让金总额计算补偿使用吴某隆海文养殖场的费用没有法律依据。因合同无效，所以双方签订合同中的转让金总额约定也没有法律约束力，但钱某如使用海文养殖场至今已有三年半的时间是不争的事实，对该使用权益钱某如应当折价补偿。对于补偿标准，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钱某如从2012年开始使用海文养殖场，应当按照履行地文昌市会文镇海文养殖场周边的养殖场租赁市场价格标准从2012年开始计算确定使用的费用，一、二审法院只需依职权对海文养殖场周边的养殖场进行调查，即可得知养殖场租赁的价格标准。3.双方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书》、《补充执行协议书》、《补充协议》未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吴某隆使用林地是否需要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林地使用权证书，是否需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是否构成违法，属行政法律规范及管理的范畴，应由具体的行政行为予以认定，属行政法律关系，不适用于双方签订合同的民事法律关系，不能以行政法律关系作为认定民事法律关系即双方签订的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森林法实施条例》）属管理性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民事合同条款是否有效的依据。政府部门将海文养殖场占用的土地确定为林地，当时也并未告知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包括海文养殖场在内的周边几百亩土地都是从1994年左右便用于海产养殖，但是政府部门从2006年将土地确权为林地至今，林业主管部门明知辖区内有利用林地进行海产养殖时，从来没有做出任何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使用林地进行海产养殖的行为违法。4.钱某如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所述，吴某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
钱某如未提交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双方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书》、《补充执行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否有效；二、若合同无效，吴某隆是否应赔偿钱某如的经济损失16000元。第一，关于双方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书》、《补充执行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涉案土地于2006年被规划为林地。《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使用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由该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森林法》第十八条规定：“进行勘察、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必须占用或者征用林地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依照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并由用地单位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认定无效。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中的规定人们不得为某些行为或者必须为某些行为，如法律规定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等都属于强制性规定。由此可见，上述关于使用林地的规定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吴某隆关于其使用林地是否需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林地使用权证书，是否需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属行政法律关系，不适用于民事法律关系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吴某隆未经县级人民政府林地使用权证书，未实际取得该涉案2.24亩林地使用权；在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情况下，即在涉案2.24亩的林地上建造水产养殖场并转租给钱某如。故一、二审判决认定吴某隆与钱某如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书》、《补充执行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违反了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并无不当。对于吴某隆提出的海文养殖场从1994年开始便用于海产养殖，但是政府部门从2006年将土地确权为林地至今，林业主管部门从来没有做出任何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使用林地进行海产养殖的行为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在2006年政府部门将涉案土地确权为林地后，吴某隆即应该按照相关规定使用林地，至于林业主管部门是否认定吴某隆使用林地进行海产养殖的行为违法，并不影响涉案合同的效力。第二，合同无效后，吴某隆是否应赔偿钱某如经济损失16000元的问题。吴某隆主张因涉案合同无效，所以双方所签订合同中关于扣减双方确认的修缮费用的约定以及关于转让金总额的约定也没有法律约束力，一、二审法院据此认定钱某如的经济损失为16000元，并判令钱某如参照双方签订的转让金总额计算补偿使用吴某隆海文养殖场的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钱某如使用海文养殖场的费用应当按照履行地文昌市会文镇周边的养殖场租赁市场价格标准计算确定使用的费用。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钱某如已向吴某隆支付的转让金为52.2万元，应由吴某隆返还给钱某如。对于16万元的修缮费用，从吴某隆2012年5月10日出具的字据以及双方签订的《补充执行协议书》可知吴某隆同意将钱某如维修和购买设备的16万元折抵转让金，说明吴某隆是认可钱某如支出的该笔费用的。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钱某如据此主张其投入养殖场的该笔费用为其经济损失有事实依据。因此，二审法院认定该16万元的修缮费用应视为土地转让金由吴某隆一并返还给钱某如并无不当。对于钱某如三年期间使用水产养殖场的费用，虽然涉案合同无效，合同中约定的相关条款亦无效，而吴某隆主张应当按照履行地文昌市会文镇周边的养殖场租赁市场价格标准计算钱某如使用海文养殖场的费用，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周边养殖场的租赁市场价格。因此，二审法院参照合同中约定的转让金总额95万元和转让期限22年6个月计算使用费用并无不当。
综上，本院认为，吴某隆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吴某隆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周 茹
审判员 唐赐伟
审判员 贺 莺
ypblxje7rfjnclbkoy
案件唯一码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钟小敏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