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初字第15014号
原告北京国通快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东晓景村218号。
法定代表人朱宝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吴新联，男，1981年11月9日出生，北京国通快递有限公司法务专员，住淅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彭先发，男，1989年12月31日出生，北京国通快递有限公司法务专员，住湖北省江陵县。
被告于好红，男，1964年7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魏海峰，男，1977年11月25日出生，马本斋纪念馆法律顾问，住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
第三人陈长土，男，1963年3月24日出生，职业不详。
第三人刘玉国，男，1974年1月6日出生，职业不详。
原告北京国通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国通公司）与被告于好红、第三人陈长土、第三人刘玉国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国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新联、彭先发，被告于好红的委托代理人魏海峰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陈长土和第三人刘玉国经本院合法传院，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北京国通公司诉称：我公司的母公司国通快递总部，即红楼（上海）快递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经营快递的企业，其根据邮政法法律法规和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依法开展特许经营（俗称加盟经营）。于好红诉称的北京市大兴区行政区域系陈长土、刘玉国先后加盟国通快递总部，其作为独立的加盟主体在北京市大兴区开展特许加盟经营，加盟人独立承担经营过程中的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我公司从未在北京市大兴区设立过分公司，也未在大兴区开展任何经营活动。我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和实际经营地均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东晓景村218号。于好红先后与陈长土、刘玉国建立雇佣劳务关系，我公司从未录用过于好红，从未安排他从事任何劳动，从未支付过他任何工资，他也从未在我公司的实际经营场所工作过。综上，于好红与我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因我公司不同意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兴仲裁委）的裁决，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我公司与于好红于2013年4月18日至2014年11月5日不存在劳动关系；2、我公司无需支付于好红2013年12月19日至2014年4月17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另一倍32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于好红承担。
被告于好红辩称：我于2013年4月18日入职北京国通公司，任部门经理，月工资8000元，工作地点在北京市大兴区中轴路与兴亦路交接处。工作期间，北京国通公司未与我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给我缴纳过社会保险，我每天早上7：00上班，晚上9:00下班，存在延时、周六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2014年11月5日，我被北京国通公司无故辞退。我同意大兴仲裁委的裁决，不同意北京国通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陈长土未到庭，但提交了情况说明。情况说明载明：我陈长土作为独立的加盟主体在北京市大兴区开展特许加盟经营。根据邮政法律法规和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特许人与被特许人（加盟人）是两个平等独立主体，加盟人独立承担经营过程中的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于好红系我陈长土雇佣来的，按照我的指示从事北京市大兴区行政区域内的国通快递的劳务工作，并服从我的管理，由我发放劳务报酬，我们没有签过书面的劳务合同，于好红与北京国通公司无关。于好红担任我在大兴行政区域的总管，雇佣期间的报酬主要由于好红负责并确定，具体劳务报酬应该由我在大兴的财务人员朱科举、李晓晓发放。我雇佣于好红的期间自2013年4月18日至2014年7月中旬止，且在雇佣期间的劳务报酬我均已经全部足额发放。于好红2014年4月至7月份的劳务报酬因本人经营亏损，严重无力支付，故委托北京国通公司代为支付，北京国通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为张雨露。
第三人刘玉国未到庭，但提交了说明。说明载明：“北京国通公司与我于2014年7月21日签订了加盟协议，至今我仍在实际经营大兴区国通快递业务。在我加盟北京国通经营前，胡现乔（另案被告）就已从陈长土处离职。在我加盟北京国通经营时，李少青（另案被告）也立马离职了。在我加盟北京国通经营初期，因同之前加盟商陈长土业务等交接需要，留任原陈长土聘任的大兴区域总管于好红负责与我办理交接，交接完成后于好红也自行离职了，于好红留任期间的劳务报酬我也付给他了。”
经审理查明：于好红主张其与北京国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北京国通公司对此不认可。2014年12月18日，于好红向大兴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双方于2013年4月18日至2014年11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北京国通公司支付2013年5月19日至2014年11月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另一倍150990元；3、北京国通公司支付2013年4月18日至2014年11月5日期间延时工作加班费152181元；4、北京国通公司支付无故辞退的经济补偿金8000元；5、北京国通公司为其补缴2013年4月18日至2014年11月5日期间社会保险；6、北京国通公司支付2013年4月18日至2014年11月5日期间周六日休息加班费45381元；7、北京国通公司支付2013年4月18日至2014年11月5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差额5800元。2015年9月1日，大兴仲裁委做出京兴劳人仲字[2015]第0554号裁决书，裁决：一、于好红与北京国通公司于2013年4月18日至2014年11月5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国通公司支付于好红2013年12月19日至2014年4月17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另一倍32000元；三、驳回于好红其他的仲裁请求。于好红同意大兴仲裁委的裁决；北京国通公司不同意该裁决，诉至本院。
庭审中，北京国通公司提交：1、协议书（2014年7月7日），证明陈长土系国通快递总部的加盟商，在北京市大兴区经营国通快递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与国通快递总部系特许经营加盟合同关系。协议书载明：“甲方红楼（上海）快递有限公司，乙方陈长土；乙方与甲方之前签署的任何协议、合同均予以解除和终止……甲方收回国通快递在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大兴区的经营权……；乙方已交付甲方的押金200万元；甲方在与乙方合作经营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大兴区国通快递经营期间以借款、补贴、垫付员工工资等形式投入折价人民币470万元；鉴于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大兴区的下属网点的押金已由乙方收取，该网点押金由乙方承担并负责在本协议签署后转交给甲方……如乙方未将下属网点押金转交给甲方的，甲方可从应返还乙方的200万元押金中直接扣除……。”2、国通快递特许经营（加盟）合同（2014年7月21日），证明陈长土退出加盟后，刘玉国成为其公司的加盟商，在北京市大兴区经营国通快递业务，刘玉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与其公司系特许经营加盟合同关系；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其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和实际经营地址均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东晓景村218号，从未设立过北京国通快递大兴区分公司，从未在大兴区开展过任何经营；4、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证明其公司是上海红楼快递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5、网上电子回单，证明红楼（上海）快递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红楼快递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与陈长土签订的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网上电子回单载明：“付款人红楼（上海）快递有限公司，收款人陈长土，金额100万元整，摘要，退押金，记账日期2014年10月15日。”6、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证明红楼（上海）快递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红楼快递集团有限公司；7、收据，证明刘玉国与其公司实际履行了双方签订的国通快递特许经营（加盟）合同；8、付款回单，证明红楼（上海）快递有限公司与陈长土签订的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付款回单载明：“付款人户名红楼（上海）快递有限公司，收款人户名陈长土，小写金额1000000元，备注退押金，交易日期2014年10月15日。”于好红对证据1不认可，称陈长土与北京国通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对证据2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该证据不能证明北京国通公司没有在大兴区经营；对证据4认可；对证据5不认可，称是复印件，需要看会计凭证；对证据6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刘玉国是北京国通公司的经理，受制于北京国通公司，配合北京国通公司出具手续；对证据8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陈长土与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其不知情，他们之间存在利益关系。
于好红提交：1、工牌，证明其是北京国通公司的员工；2、仲裁开庭笔录，证明仲裁开庭时，北京国通公司承认向其发放过工资，也承认为其办理过工牌；3、公安机关检查笔录，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北京国通公司对证据1不认可，称其公司从未给于好红出具过工牌，而且上面没有盖其公司的公章；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陈长土是上海红楼快递集团有限公司的加盟商，员工的劳务费由陈长土手下朱科举、李晓打卡发放，2014年4月左右，陈长土因后期经营不善，劳务费无法发放，为避免陈长土和于好红矛盾冲突升级，陈长土才向其公司申请，委托其公司代为向于好红支付部分劳务费，并不是工资，仲裁程序不是司法程序，是行政程序，所以相应的事实以本庭陈述为准，其公司从来没有给于好红在工牌上盖过公章；对证据3不认可，称该笔录上没有国家机关的盖章，检查对象也不存在。
应于好红申请，本院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查询为于好红银行卡中打款的付款人信息，查询结果：付款人为张雨露、朱科举、刘玉国等人。银行卡查询记录载明：“2013年9月26日转账存入5983.9元和2333.72元，对方户名朱科举；2013年10月25日转账存入7988元，对方户名朱科举；……2014年6月12日转账存入8000元，对方户名张雨露；……2014年9月15日转账存入10000元，对方户名刘玉国；2014年9月29日转账存入5600元，对方户名张雨露；2014年10月25日转账存入1867元，对方户名张雨露；2014年11月29日转账存入6519元，对方户名刘玉国。”于好红与北京国通公司对查询结果均无异议。于好红称张雨露、朱科举是北京国通公司的财务人员；北京国通公司称张雨露是其公司财务人员，朱科举是陈长土雇佣的人员，张雨露的付款行为是陈长土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其公司代陈长土垫付的款项，待双方终止特许经营合同关系后，再在陈长土所交押金中扣除。
上述事实，有京兴劳人仲字[2015]第0554号裁决书、协议书、国通快递特许经营（加盟）合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网上电子回单、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仲裁开庭笔录、查询存款函（回执）、银行卡查询记录、付款回单、情况说明、收据、说明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第三人陈长土、刘玉国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于好红虽然对北京国通公司提交的协议书、国通快递特许经营（加盟）合同不认可，但未提交证据反驳，故本院对协议书、国通快递特许经营（加盟）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再结合付款回单、情况说明、银行卡查询记录、收据、说明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足以证明陈长土系红楼（上海）快递有限公司的加盟商，刘玉国系北京国通公司的加盟商，二人先后在北京市大兴区经营国通快递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与红楼（上海）快递有限公司、北京国通公司之间系特许经营加盟合同关系；于好红系陈长土、刘玉国雇佣的人员，由陈长土、刘玉国发放其工资。于好红主张陈长土、刘玉国是北京国通公司经理，朱科举是北京国通公司会计，北京国通公司对此不认可，于好红亦未提交证据佐证，故本院对于好红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对北京国通公司要求确认其公司与于好红于2013年4月18日至2014年11月5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无需支付于好红2013年12月19日至2014年4月1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另一倍32000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北京国通快递有限公司与被告于好红于二○一三年四月十八日至二○一四年十一月五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二、原告北京国通快递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被告于好红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一四年四月十七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另一倍三万二千元。
案件受理费十元，由被告于好红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洪芳
人民陪审员 刘素舫
人民陪审员 倪凤清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高 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