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7民终18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先静，女，1986年6月5日生，布依族，贵州省都匀市人，住贵州省都匀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候乔森，男，1985年3月9日生，汉族，贵州省都匀市人，住贵州省都匀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军，贵州仁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京都广场A座办公大楼17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01675411529X。
负责人：张龙跃，该支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坤，男，1983年7月2日生，苗族，贵州省都匀市人，该公司职员，住贵州省都匀市，
上诉人罗先静、候乔森因与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险黔南支公司）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都匀市人民法院（2017）黔2701民初10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罗先静、候乔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后侯乔森将吴某送上救护车并陪同前往医院，途中侯乔森下车离开后失联”，此认定与客观事实不完全相符。事实是上诉人侯乔森将吴某送去坝固医院救治之后，在转院过程中为筹借医治受害人的医疗费而离开。侯乔森不存在失联的事实，受侯乔森委托陪同前往医院的妻子、朋友始终陪护在受害人住院抢救的医院里，随时听候差遣，随时保持联系，不存在失联的事实；2、一审认定罗先静无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不正确，上诉人认为，二上诉人系车辆的共有人，均具有诉讼主体资格；3、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不认可调解协议，是不正确的：4、一审认定的赔偿标准和赔偿数额是错误的；5、一审还存在其它错误，待二审时再全面阐述意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多项错误，请求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阳光财险黔南支公司上诉请求：l、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我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具体表现在：一、事实方面。l、一审以交通肇事的刑事判决未认定肇事逃逸进而认定候乔森的行为不构成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免责条款约定的情形）不当。事故认定书已经明确认定了候乔森的肇事逃逸行为，对侯乔森的询问笔录可以清楚的认定候乔森在事故发生后，逃离了事故现场，调查处理事故时他也一直未表明自己系驾驶员的立场，他所谓的去借钱，借到钱后也并未直接到医院交纳医药费，客观上有逃逸的行为，主观上有逃避事故责任的故意。交警正是根据这些认定他构成肇事逃逸。交警得出的资料都是原始的第一手资料，更符合事故发生时当时的客观情况。2、驾驶员候乔森具有酒后驾车的情形，一审不予认定不当。从交警的侦查卷宗看，证人许某、杨某、马某、李某四人的证人证言均证实候乔森当天是喝酒的，喝的是土酒，而且是在许某家杀牛请客吃饭，该事实十分清楚，依法应予认定为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具有免责条款约定的情形；二、法律适用方面。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已明确向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和说明，对投保人具有法律效力。l、适用了加黑的字体对投保人进行说明，免责条款的内容和法律后果；2、在投保单、保险单上设置重要提示栏目，提示栏目里面明确要求投保人仔细阅读理解免责条款的意义；3、在重要提示栏目项下特别明确免责条款，告知投保人特别注意免责条款，不解之处应向保险公司询问，在确认保险合同条款理解无误之后再签字。没有疑问签字就视为条款理解无误。上述事项表明保险人已尽到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说明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具有法律效力。综上，本案争议的是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纠纷，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凭证为保险合同，商业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来源于商业保险合同的约定，约定即是法律，有约必守；三、一审证明标准适用不当。本案的两个关键事实也即是保险合同约定的两种免责情形，一审均以刑事判决未认定“交通肇事逃逸”“酒后驾车情节”而不予认定，混淆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个不同的证明标准，据此作出的判决于法无据。综上所述，恳请二审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对我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原告罗先静、候乔森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保险金额2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罗先静系贵Ｊ×××××号大众牌小型普通客车的车主，其于2015年4月2日为该车辆向被告阳光财险黔南支公司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保险，交强险投保单号为：T201005072015009710，商业险投保单号为：T201005092015001264，交强险赔偿限额12.2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20万元，保险期间：自2015年4月30日0时起至2016年4月29日24时止；2015年4月8日，贵Ｊ×××××号小型普通客车经车辆管理部门变更登记，车辆所有人变更为原告候乔森，号牌变更为贵Ｊ×××××；2016年1月30日20时18分，原告候乔森驾驶贵Ｊ×××××号大众牌小型普通客车沿都匀市321国道由坝固往都匀方向行驶至321国道1115公里加500米处时，该车右前部与横过道路的吴某发生碰撞，致吴某受伤，后候乔森拨打120电话并在现场救助吴某，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后候乔森将吴某送上救护车并陪同前往医院，途中候乔森下车离开后失联，吴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候乔森于2016年1月31日9时到公安机关投案，该事故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认定、复核，候乔森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吴某不承担事故的责任，事故发生后，候乔森与被害人吴某家属达成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协议，赔偿了受害人家属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相关费用共计人民币27万元，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都匀市法院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2016）黔2701刑初330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候乔森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此后，原告向被告要求理赔，被告于2016年3月10日向原告候乔森发出机动车辆保险拒赔告知书，明确告知不能给予商业险赔付，2016年3月17日，被告通过银行支付给原告候乔森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金12万元；2017年4月19日，二原告诉至法院，提出如前诉请。一审另查明，被害人吴某生于1957年11月12日，生前为贵州省都匀市坝固镇河东村四组村民；被害人吴某在医院发生的医疗费用为14389.23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诉辩焦点为：1、本案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被告免责事由是否成立？3、原告主张20万元保险赔偿是否合法？首先，原告诉讼主体是否是适格问题，本案事故车辆贵Ｊ×××××号大众牌小型普通客车原登记车主为原告罗先静，并为该车向被告投保，后车辆变更登记为原告候乔森，号牌亦变更为贵Ｊ×××××，变更后的车辆所有人承继了原车辆所有人的权利义务，
且被告对此无异议并已对交强险部分进行理赔，故候乔森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罗先静作为本案原告向法院诉讼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被告免责事由是否成立，被告拒赔的理由为候乔森肇事后有酒驾嫌疑及侯乔森逃离了事故现场，遗弃被保险车辆，关于候乔森涉嫌酒驾，因在刑事案件判决中未作认定，且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此外被告对此也没有其他充分证据证实，故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侯乔森逃离事故现场、遗弃被保险车辆，保险合同约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而本案当事人候乔森在事故发生后拨打120电话并在现场救助吴某，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后候乔森将吴某送上救护车并陪同前往医院，途中候乔森下车离开后失联，次日到公安机关投案，与合同约定免责情形不相吻合，且该合同系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被告无证据证明已履行相关提示及说明义务，故对被告辩称的免责事由法院不予采纳；再次，关于原告主张20万元保险赔偿金是否合法问题，原告候乔森在事故发生后被告未参与或被告同意的情况下，为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自行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受害人家属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相关费用共计人民币27万元的调解协议并已支付赔偿款，而被告不予认可，依照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中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中第二十七条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核定赔偿金额。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保险人赔偿范围或者超出保险人应赔偿金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原告未能提供受害人吴某的工作、生活及家庭成员的详细资料，导致法院审理中无法核算被害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及死亡赔偿金，故法院根据2015年贵州省交通事故赔偿标准，认定本案受害人吴某在医院发生的医疗费用为14389.23元，丧葬费为：33590元÷12×6=16795元，死亡赔偿金为：6671.22元×20=133424.40元，共计164608.63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给原告候乔森的交强险赔偿金12万元，被告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险限额内应赔偿原告候乔森44608.63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支付原告候乔森交通事故赔偿金44608.63元；二、驳回原告罗先静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2150元，由原告罗先静、候乔森负担1600元，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中心支公司负担510元。
二审诉讼中，上诉人罗先静、候乔森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1、询问吴仕庆笔录、询问侯荣丽笔录、询问吴家富笔录，拟证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候乔森“其主观上逃避法律责任，客观上实施了逃逸的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与事实不符，是错误认定，候乔森不存在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2、匀东镇坝固村村委会证明、匀东镇河东村村委会证明、受害人之弟吴开仕证明，拟证明：受害人吴某应适用城镇标准赔偿。
上诉人阳光财险黔南支公司质证认为：1、对三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侯荣丽与候乔森系姐弟关系，其证言应不予采信。侯荣丽、吴家富的笔录只能证明候乔森向他们借钱，不能证明候乔森不是逃逸行为；2、对两份村委会的证明，不能证实候乔森出门是在打工还是在做什么，不能证明受害人吴某应适用城镇标准赔偿，对吴开仕出具的证明，其与吴某系兄弟关系，该证明不应采信。
综合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诉人提供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二审另查明：2015年3月23日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发布的《2014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6月16日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贵州省2014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统计公报》载明：2014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548.21元/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671.22元/年；2014年贵州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7466元/年。
综合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诉讼中的诉辩请求和理由，归纳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1、罗先静作为一审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阳光财险黔南支公司提出的免责事由是否成立；3、保险赔偿金金额应如何确定。
本院认为：上诉人罗先静与上诉人阳光财险黔南支公司签订的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单，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关于罗先静作为一审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规定，罗先静在向阳光财险黔南支公司投保后，已将车辆变更登记到候乔森的名下，罗先静对该车辆已不再享有权利及承担义务。因其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一审认定其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罗先静、候乔森主张其二人系车辆的共有人，均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阳光财险黔南支公司提出的免责事由是否成立的问题。阳光财险黔南支公司上诉主张，候乔森在本案中存在肇事逃逸行为以及酒后驾车情形，依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应当免除其赔偿义务。本院对此认为，首先，关于是否酒驾的问题，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及原审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黔2701刑初第330号刑事判决书，均未认定候乔森系酒后驾车，阳光财险黔南支公司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故其主张候乔森系酒后驾车，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是否肇事逃逸的问题。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本案中，候乔森在事故发生后拨打120电话并在现场救助吴某，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后候乔森将吴某送上救护车并陪同前往医院，途中候乔森虽下车离开，但其次日上午9点就到公安机关投案，说明其在主观上并无逃避法律追究之故意，且生效的刑事判决也未认定候乔森系肇事后逃逸。故，阳光财险黔南支公司主张候乔森的行为属保险合同约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免责情形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保险赔偿金金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罗先静、候乔森主张一审认定的赔偿标准和赔偿数额是错误的，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赔偿费用，并向本院提供了匀东镇坝固村村委会证明、匀东镇河东村村委会证明、受害人之弟吴开仕证明等三份证明文件，上述证据能够证实受害人吴某生前已在坝固镇街上建房居住达四五年之久，且长期在外务工谋生，其不是从事农业生产作为生活来源，因此，一审以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受害人吴某的响应损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受害人吴某的相关损失。由于候乔森与受害人吴某家属于2016年2月21日达成调解协议时，贵州省2015年的统计数据尚未公布，故，应参照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发布的《2014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贵州省2014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统计公报》数据，对受害人吴某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14389.23元；2、丧葬费23733元（47466元/年÷12个月×6个月）；3、死亡赔偿金450964.2元（22548.21元/年×20年），共计489086.43元。因候乔森实际赔偿给受害人吴某家属284389.23元（调解协议270000元+医疗费14389.23元），扣除阳光财险黔南支公司已支付给候乔森的交强险赔偿金120000元，阳光财险黔南支公司还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支付候乔森交通事故赔偿金164389.23元。一审对此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罗先静、候乔森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部分上诉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都匀市人民法院（2017）黔2701民初107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都匀市人民法院（2017）黔2701民初10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限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支付上诉人候乔森交通事故赔偿金164389.23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2150元，由上诉人罗先静、候乔森负担510元，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中心支公司负担1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5215元，由上诉人罗先静、候乔森负担1075元，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南中心支公司负担41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家荣
审判员 刘国红
审判员 莫玉魁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杨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