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芦某，女，1953年11月2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毅，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磊，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某，男，1982年8月1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毅，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市华夏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荣，女，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芦某、上诉人李某、上诉人北京市华夏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典当行）因典当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194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审查，李某已于2017年1月16日死亡，故本院依法通知李某的继承人李某、王某参加诉讼。因王某向本院明确表示其拒绝参加诉讼且放弃继承，李某则表示同意继续参加诉讼，故本院依法追加李某作为本案的上诉人参加诉讼，王某退出诉讼。上诉人芦某、上诉人李某及其与芦某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毅、上诉人华夏典当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荣、杨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芦某、李某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1948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项；2.改判解除芦某、李某与华夏典当行签订的《2013年华房最高额抵字JR×号房地产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2013年华房最高额抵字JR×号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3.改判华夏典当行协助办理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的解抵押手续;4.本案诉讼费由华夏典当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付款委托书》是在芦某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的，且《付款委托书》的委托内容及日期均是华夏典当行员工后于芦某签字填写的，故指令华夏典当行向于鹏和穆雅楠发放典当借款不是芦某真实的意思表示。2.一审法院仅对《情况说明》中芦某的签名进行了鉴定，并未对芦某之子李某的签名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就根据《情况说明》的上下文内容认定芦某、李某对华夏典当行已经发放300万元典当借款是认可的，缺乏事实依据。3.华夏典当行的典当借款程序存在问题，业务办理的过程中华夏典当行没有向芦某、李某提供任何票据原件。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华夏典当行出具的当票存在严重作假行为，李某、芦某没有收到任何典当借款。二、李某、芦某在其子李某作出《情况说明》之前已经通过公证的方式撤销了二人对李某的授权，李某无权代理芦某、李某签订《情况说明》，故《情况说明》的法律后果不应该由芦某、李某承担。三、芦某、李某至今并未收到任何典当借款，华夏银行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已经构成根本违约。
华夏典当行针对芦某、李某的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芦某、李某的上诉请求。本案的典当借款是分两笔发放的。第一笔是3075000元，第二笔是425000元。第一笔典当借款有芦某亲笔签字的当票、收据、付款委托书，从时间、金额上看都是吻合的。华夏典当行按照芦某的指令发放典当借款，由此产生的后果应该由芦某自行承担。关于原件的问题，合同、委托书等原件是经过公证的，需要芦某自己去领，芦某没有原件与华夏典当行没有关系。其他意见与华夏典当行的上诉理由一致。
华夏典当行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19487号民事判决第二、三、五项；2.改判芦某、李某支付华夏典当行借款本金350万元及自2014年11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综合费及罚息；3.改判芦某、李某按照《抵押合同》约定的最高债权额担保范围为限对涉案的抵押物的折价或拍卖、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诉讼费由芦某、李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错误，对华夏典当行发放的第二笔425000元的借款不予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013年10月12日华夏典当行应芦某、李某的要求发放了425000元当金，虽然鉴定结论显示收据及当票上的签字不是芦某所写，但不排除芦某找人代写的可能，且芦某续当的情况完全可以证明该笔借款芦某已经收到，否则芦某不会为该笔钱支付长达14个月的利息。二、一审法院判决华夏典当行只能在借款合同约定的本金额度内对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错误。华夏典当行与芦某、李某签订的《抵押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了担保的范围。因在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时，应房产管理部门的要求，必须明确一个担保金额，但当时不能确定最终所担保的债权总额是多少，也不确定借款人能否按时还款，能确定的只有借款本金额，所以他项权证上记载的确定的本金额。华夏典当行认为，根据双方《抵押合同》中明确的担保的债权范围，华夏典当行主张对约定的担保范围内的债权均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要求应当得到支持。
芦某、李某针对华夏典当行的上诉请求共同答辩称：不同意华夏典当行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法院关于第二笔425000元当票的认定和处理，芦某、李某也没有收到实际款项。其他意见与芦某、李某的上诉理由一致。
芦某、李某向一审法院共同起诉请求：判令解除《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判令华夏典当行协助办理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的解抵押手续，判令华夏典当行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华夏典当行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芦某、李某继续履行《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偿付借款本金350万元、综合费（本金3075000元自2014年11月30日起、本金425000元从2014年12月13日起，均计算至2015年4月20日为400900元，2015年4月20日以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合同约定标准计算）、罚息（本金3075000元自2013年9月30日起、本金425000元自2013年11月13日起，均计算至2015年4月20日为753437.5元，自2015年4月20日之后至实际付清之日按合同约定标准计算）；判令芦某、李某继续履行《最高额抵押合同》，确认华夏典当行对北京市朝阳区×房屋抵押房屋的拍卖、变卖价款有优先受偿权，判令芦某、李某负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26日，华夏典当行作为甲方与乙方当户芦某、当户配偶李某签订《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双方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最高额抵押典当借款，当户在合同规定的典当最高债权额期限内、在双方约定的典当借款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分次、连续（或循环）使用本合同项下典当借款，当户对典当最高债权额期限内约定的典当借款最高债权额提供抵押担保，在约定的典当最高债权额期限内不再逐笔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和签订典当借款合同等系列典当借款行为，每次典当借款的金额、典当期限、月利息和月综合费用等以当期当票约定内容为准；典当借款最高债权额为350万元，在本合同约定的典当借款最高债权额限度内的资金，乙方可以在约定的典当最高债权额期限内连续、循环使用，但必须逐笔申请，经甲方批准后方可使用；对本合同约定的典当借款最高债权额限度内每笔具体典当借款，双方应另行签署当票，各当票约定具体的典当借款金额、典当期限、息费等要素，各当票在决算时累计发生的债权额不得超过本合同中的典当借款最高债权额；典当最高债权额期限为60个月，从2013年9月26日至2018年9月26日，每笔当票典当借款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每笔当票典当期限届满，乙方可向甲方提出续当申请，经甲方批准可以续当，续当时，乙方须结清已发生的全部息费，续当期限、息费等要素以当票或续当票记载的内容为准；典当借款发放须同时满足3个条件，即抵押登记手续及相关手续完成，甲方取得相关权利证明，当期当票签署完毕；月综合费率为典当借款金额的2.5%，月利息为典当借款金额的0，合计为典当借款金额的2.5%，各当次典当借款的息费和金额以当期当票记载的内容为准，月综合费用甲方可以预先扣除；典当最高债权额期限内，乙方应按每笔当票具体约定向甲方按时偿还典当本金以及交纳息费；乙方交当抵押的房产坐落于朝阳区×，每笔当票典当期限内及届满后5日内，乙方可向甲方提出续当申请，经甲方同意可以续当，每次续当期为一个月，续当时，乙方须结清已发生的息费；乙方续当时由甲方开具续当票，续当期限以续当票为准，本合同及附件对双方继续有效，续当后乙方可提前还款赎当，息费按本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乙方应在满足所有放款条件时才能主张放款并对还款日尽注意义务；乙方应当按合同或当票的约定及时足额归还典当借款本金、交纳息费、违约金及罚息等；每当次发放典当借款前，甲方知悉乙方欠缺偿还款的能力时，有权拒绝提供应发放的典当借款；双方自愿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申请对本合同项下的债权进行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乙方逾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借款合同规定的清偿义务，并在当票或续当票记载的期限届满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乙方未能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提供合同所规定的有关证明文件等情形，甲方有权单方申请办理执行证书；满足规定，甲方有权向公证机关申请签发执行证书，并持该证书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保证人的财产而无须经过诉讼程序，执行所得款项用于清偿贷款本金、利息、综合费用、违约金、罚息及相关费用；每笔当票届满后，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续当或赎当，甲方有权按双方约定继续收取息费的同时每日按相关当票载明的累计借款金额加收万分之五的罚息；每笔当票届满5日后，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赎当或续当，视为绝当，乙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绝当后，在处理抵押财产时，甲方有权自绝当之日起至甲方收回全部债权之日止，收取相关当票载明的累计借款金额继续发生的息费，并另加收每日万分之五的罚息，同时乙方须按相关当票载明的累计典当金额的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绝当后，甲方有权对抵押房地产进行处置，以变卖、拍卖的价款折抵典当借款本金、息费及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抵押物处置费、过户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拍卖费、保险费、保管费、律师费、差旅交通费、登记费、违约金、逾期罚息等），前述费用扣除后，如有剩余处置价款则应归还乙方，归还方式可采用提存到甲方选定的提存机构的方式，不足部分，甲方有权继续追索；乙方在签订本合同后，未经甲方同意不按合同约定及时领取典当借款的，乙方应按典当借款最高债权额的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应当支付及已经支付的费用；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确认后生效。
同日，华夏典当行作为抵押权人、甲方与乙方、抵押人芦某、抵押人配偶李某还签署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为确保前述《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项下债权的实现，乙方自愿提供具有完全产权的房地产为主合同项下的典当借款最高债权额35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房屋坐落于朝阳区×，面积154.68平方米，所有权证编号为X京房权证朝字第XX**号；抵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所约定的典当借款最高债权额、利息、综合费用、逾期罚息、违约金、水电气暖费、物业费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抵押物处置费、过户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拍卖费、保险费、报关费、律师费、差旅交通费、登记费等）；在主合同约定的典当最高债权额期限内，抵押权人以当期当票发放典当借款时，不再逐笔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和签订典当借款合同等系列借款行为，每当次典当借款金额、典当期限、利息、综合费用等以当期当票约定内容为准；乙方到期不履行主合同及本合同项下义务，或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难以实现或无法实现，有可能遭受无法估量的损失等其他情况发生，甲方有权提前收回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权，有权无需乙方同意，直接以拍卖、变卖等方式对抵押资产进行相关处置，以所得价款甲方优先受偿，处理抵押物所得价款不足以偿还担保范围内的费用的，甲方有权另行追索，有剩余的甲方应退还乙方；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乙方仍应以本合同所抵押的房产对其因主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责任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如出现乙方经济状况恶化及其他证明其欠缺履行能力或缺乏信用的事实等足以影响乙方还款的情形，甲方有权提前收回已发放典当借款的本金、利息、综合费用、违约金及罚息等，甲方向乙方发出提前收回已发放典当借款本金、利息、综合费用、违约金及罚金的通知后3日内，乙方不予以偿还的，甲方有权提前行使抵押权或采取其他措施；甲方可行使抵押权，也可委托其他代理人行使抵押权；双方自愿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申请对本合同项下的债权进行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如果乙方未按照主合同的约定按时全部清偿典当本金和利息、综合费用，致使绝当的，甲方有权向北京市长安公证处申请签发执行证书，并持该执行证书和本合同的公证书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乙方自愿接受法院的强制执行并自愿放弃对该执行的抗辩；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等。上述两份合同均加盖了华夏典当行的公章，并有扈寅作为华夏典当行授权代理人的签名。
2013年9月29日，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就芦某、李某签署《授权委托书》出具（2013）京长安内民证字第×号公证书。《授权委托书》内容是：委托人芦某、李某系夫妻关系，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房产的所有权人，共同委托李某（受托人）全权代理办理上述房地产的事宜；委托事宜共15项（即办理抵押登记、解押登记手续及签署相关一切法律文件；代为签署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房地产典当借款、典当抵押合同及一切相关附件，并办理公证事宜，签订相关公证文书；代为签署当票、领取相关典当借款；代为缴纳息费、办理续当手续；代为还款，办理赎当手续，领取房产本原件、他项权利证原件及相关资料；代为办理该房产的买卖交易、过户等相关手续，代为签订房产买卖合同，代为确定交易价格，代为缴纳相关税费，代为收取房款；代为办理该房产的提前还款手续，代为从原贷款银行领取房屋所有权证、他项权证等相关证件；代为向银行申请房屋抵押贷款手续，代为签订相关贷款合同及附件，代为办理该房产向公司、个人申请贷款手续，代为收取贷款及贷款相关的一切材料；代为办理该房产的抵押登记、抵押登记解除、变更等相关手续；代为办理该房产的拍卖、变更等相关手续，代为签订拍卖合同及附件，确认拍卖方式及拍卖价格等，代为收取拍卖款；代为签署上述事宜的所有相关文件，代为缴纳、收取所有相关费用；其他与上述房产典当借款、出售有关的一切事宜等）；受托人李某在授权范围内以委托人名义所为的行为及以委托人名义签署、签收的相关法律文件，委托人均予以认可，并承担全部责任；受托人有转委托权；委托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上述事宜办完之日为止。
2013年9月29日，华夏典当行取得编号为X京房他证朝字第XX**号房屋他项权证，上载：房屋他项权利人为华夏典当行、房屋所有权人为芦某、房屋所有权证号为X京房权证朝字第XX**号、他项权利种类为最高额抵押，债权数额为350万元，登记时间2013年9月29日。据X京房权证朝字第XX**号房屋所有权证记载，上述房屋所有权人为芦某，共有情况是单独所有，房屋性质是经济适用房，规划用途是住宅，建筑面积154.68平方米，使用面积136.81平方米等。
2013年9月29日、10月12日，华夏典当行分别开具当票。记载：当户为芦某，当物为朝阳区×，估价4795080元，折当率73%；月费率为2.4%、月利率为0%；典当期限分别自2013年9月29日起至同年10月29日止、自2013年10月12日起至同年11月12日止；典当金额分别为3075000元、425000元；综合费用分别为73800元、10200元；实付金额分别为3001200元和414800元。当户签章处均有“芦某”签名。
2013年9月29日华夏典当行向于鹏账户资金汇划2851700元，向穆雅楠账户资金汇划149500元（该笔注明用途为贷款）。现华夏典当行持有两份有“芦某”签名的收据，一份记载收到华夏典当行发放的抵押贷款3075000元，无落款日期；另一份记载收到华夏典当行抵押贷款425000元，落款日期为2013年10月12日。诉讼中，华夏典当行表示发放当金时扣除了当期内的综合费用，第二笔贷款为现金形式发放，第一笔是向芦某《付款委托书》上指定的收款人发放。该付款委托书上有“芦某”签名，落款日期为2013年9月29日，内容为：芦某与华夏典当行签订当票，芦某委托华夏典当行将该当票涉及的典当实付款3001200元，其中按芦某指定以现金转账形式支付2851700元，账户名称于鹏，剩余款项按芦某指定以现金转账形式支付149500元，账户名称穆雅楠。
上述当票记载的期限届满后，华夏典当行分别开具了续当票，上载的当物、综合费用金额均不变，实收续当金额为综合费用额，续当期限各自前后衔接，最终分别续当至2014年11月29日、2014年12月12日，收款确认人及金额均空白未填。据华夏典当行提交的系统统计续当信息表记载，续当均为现金支付综合费用，逾期天数不等。
2015年3月29日，芦某之子李某在《情况说明》下部签署“之子李某”，《情况说明》内容为：芦某的爱人2007年患有脑梗，住院及住院前后共花费了13万元左右，全是自费，后期治病每年也要几万元的医药费用，芦某本人身体不好长期吃药，夫妻两人的退休金加起来近5000元，大部分支付医药费；芦某儿子由于需要照顾父母属于自由职业者，收入低下且极不稳定；芦某全家的经济来源是由芦某名下唯一房产出租所产生的租金来支付芦某家庭现居住房屋租金后所产生的差值；华夏典当行在未经芦某本人允许的情况下，将下放资金汇入两个陌生人名下账户；芦某于华夏典当行贷款共350万元，其中50万元下落不明，并且在未通知芦某本人的情况下又做出50万元贷款；华夏典当行在放款以及还款逾期时，未对芦某本人进行任何通知，应免去因未通知还款逾期所产生的费用；抵押贷款中下落不明的50万元芦某本人不进行偿还；华夏典当行应提供芦某本人签署的授权资金汇入账号的文件；由于家庭困难，请求继续使用抵押的房产，为期一年，以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李某签字的前面有“芦某”字样。
一审诉讼中，芦某否认两张当票、两张收据、《付款委托书》及《情况说明》上为其本人签名，并提出李某签名时《情况说明》上并没有“芦某”字样，为此其申请进行笔迹鉴定。经征得双方同意、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择定，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接受该院委托，以上述有争议的材料为检材，以芦某在银行申请办理业务时的签名以及诉讼中现场书写的签名为样本，进行了书写同一性鉴定。鉴定结论是，2013年9月29日《当票》、3075000元的收据、付款委托书上“芦某”签名笔迹与样本上芦某签名笔迹是同一人书写；2013年10月12日《当票》、425000元的收据、《情况说明》上的“芦某”签名笔迹与样本上芦某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
华夏典当行提出两笔典当借款第一笔截至2014年11月29日的综合费已经还清，第二笔截至2014年12月12日的综合费已经还清，都是业务员领着芦某本人或其子李某现场交付现金形式支付的。芦某、李某否认付款。
另查一，芦某曾填写《房产典当借款申请表》，申请最高额债权金额填写为350万元，没有签署日期。华夏典当行提出芦某以此提出放款申请。芦某则表示是应华夏典当行要求填写，与《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对应，但申请之后华夏典当行并未实际支付款项。
另查二，2015年3月3日，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就芦某、李某在《声明书》上签名出具（2015）京长安内民证字第×号公证书，《声明书》内容是芦某、李某于2013年9月26日在该公证处办理了授权委托书公证，委托杨巍代办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房产的典当、抵押、出售等事宜，现声明撤销对杨巍的上述委托，自声明书签署之日起，杨巍无权代办理上述房屋的任何事宜等。
另查三，芦某、李某提出收款人穆雅楠与华夏典当行经办人扈寅系夫妻关系，依其申请，该院至北京市西城区婚姻登记机关调取了扈寅的婚姻登记情况。信息显示：扈寅与穆雅楠于2014年2月22日登记结婚，此前婚姻状况均为未婚。
另查四，芦某、李某提出曾以华夏典当行工作人员存在违法犯罪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未予立案。
一审法院认为：芦某、李某与华夏典当行签订《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签约后，涉案的典当房屋已经办理抵押登记，华夏典当行也取得了他项权证书。现双方争议主要在于华夏典当行是否发放了当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分析现有证据：
关于华夏典当行主张的第一笔典当借款。按照《典当管理办法》，当票是典当行向当户支付当金的付款凭证。经过鉴定，2013年9月29日的当票、3075000元的收据、《付款委托书》均为芦某本人签名，现当票、收据从日期到金额均相互对应，也没超出《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以及芦某签名的《房产典当借款申请表》所列金额。《付款委托书》上记载的实付款额虽低于当票与收据记载的金额，但华夏典当行做出了预扣综合费用的合理解释。上述证据辅之华夏典当行提交的等额转账凭证，足以证实华夏典当行付出该笔当金的事实。虽然《情况说明》经鉴定非芦某本人签名，但有芦某之子李某的签名。而李某是与当票、收据、华夏典当行划款同日形成的《授权委托书》中载明的芦某、李某的代理人，在该《授权委托书》中芦某、李某对李某的授权范围包括全权办理涉案房地产抵押登记、签署当票、领取典当借款、代为还款等与涉案房产典当借款、出售有关的一切事宜，以及代为签署上述事宜的所有相关文件。故李某签署《情况说明》的后果芦某应当承担。从《情况说明》的上下文内容判断，芦某对从华夏典当行已发放典当贷款300万元是认可的，该金额与当票、收据扣除综合费用的金额基本相同。综上，现有证据形成证据链，足以认定华夏典当行已向芦某、李某发放第一笔当金之事实。该笔典当借款发放于2013年9月29日，华夏典当行签署涉案合同的经办人扈寅与芦某、李某《付款委托书》上指定的收款人之一穆雅楠登记确立婚姻关系是在2014年2月，仅凭此节并不足以推翻上述华夏典当行已履行发放典当借款义务的事实。芦某、李某以华夏典当行未支付典当款构成根本违约为由提起的相关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其针对反诉的相关答辩，也缺乏依据，该院均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笔典当借款，根据我国《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之规定，除条例特别规定外，开户单位支付给个人的款项，超过使用现金限额的部分，应当以支票或者银行本票支付，确需全额支付现金的，经开户银行审核后，予以支付现金；对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发放的贷款，应当以转帐方式支付，对确需在集市使用现金购买物资的，经开户银行审核后，可以贷款金额内支付现金。而本案中，华夏典当行主张425000元均为现金交付，鉴定结论却表明，2013年10月12日的当票、收据上均非芦某本人签名，李某签名的《情况说明》中也对300万以外的款项下落提出质疑，故华夏典当行就其主张的第二笔典当借款举证不足，应承担不利后果，其有关该笔典当借款的反诉请求，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当期届满后5日内可以提出续当申请，每次续当一个月，续当应结清已发生的息费，续当期限以续当票为准；芦某、李某应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华夏典当行归还典当借款本金、交纳息费、违约金及罚息；当票届满，未能按约定续当或赎当，华夏典当行有权继续收取息费同时加收每日万分之五的罚息，5日后，芦某、李某仍不赎当或续当的，视为绝当，华夏典当行有权自绝当之日至收回全部债权之日、收取继续发生的息费、加收罚息、违约金，以及行使抵押权等。现华夏典当行以前后衔接的续当票主张第一笔典当贷款续当至2014年11月29日且此前综合费已付清，虽然续当票上没有芦某签名，芦某、李某也否认还过综合费，但芦某、李某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此前已履行完清偿当金的义务，华夏典当行的陈述符合合同约定，也没有加重芦某、李某的负担，故该院予以采信。续当期满，芦某、李某未如期足额偿付当金、综合费用，也未再续当或赎当，构成违约，应当承当相应的违约责任。华夏典当行要求芦某、李某归还典当借款本金3075000元并支付综合费、罚息的反诉请求有事实、合同约定为据，该院予以支持。但其主张自典当借款发放次日起计算罚息缺乏依据，该院依法予以调整为自续当期满之日起算。华夏典当行已依法取得了对涉案典当房屋的他项权利。在发生绝当后，华夏典当行未直接行使双方约定的委托拍卖典当物品的权利，而是起诉要求确认其对典当物品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芦某、李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华夏典当行典当借款本金3075000元；二、芦某、李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华夏典当行综合服务费、罚息（均以3075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3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分别按综合服务费每月百分之二点五、罚息每日万分之五计算）；三、华夏典当行就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芦某、李某应给付的款额、以3500000元为限额、对涉案的抵押物（芦某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X京房权证朝字第XX**号）的折价或拍卖、变卖价款按照抵押登记顺序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芦某、李某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华夏典当行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补充查明：李某于2017年1月16日去世。李某与本案当事人芦某系夫妻关系，李某与芦某育有一子李某。芦某称李某的父亲已经去世，李某的母亲仍健在，但已多年不来往。经本院查明，李某的父亲李文魁的户籍信息已经注销，李某的母亲王某向本院明确表示拒绝参加诉讼且放弃继承。现李某之子李某明确表示继续参加诉讼。
另查，芦某于2016年9月28以华夏典当行工作人员扈寅涉嫌合同诈骗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同日出具了《受案回执》，但未有进一步结论。芦某主张其与李某于2015年3月3日撤销了对其子李某的的委托授权，并于同日在北京市长安公证处进行了公证。芦某称其于2015年3月4日与李某一起将关于撤销对李某委托授权的公证书送至华夏典当行，华夏典当行予以接收但并未开具收条。华夏典当行对此予以否认，称从未见过该公证书。
庭审中，芦某、李某向本院申请笔迹形成时间鉴定，要求对《付款委托书》上“芦某”的签名与其他手写内容的书写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芦某、李某与华夏典当行签订的《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的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因此，各方当事人均应该依照《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根据芦某、李某与华夏典当行签订的《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约定，华夏典当行发放典当借款时，就每笔具体典当借款，“双方应另行签署当票，各当票约定具体的典当借款金额、典当期限、息费等要素”，且典当借款的发放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抵押登记手续及相关手续完成、2.华夏典当行取得相关权利证明、3.当期当票签署完毕。而对于典当借款发放的具体方式，芦某、李某与华夏典当行在《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中并未进行明确约定。经审理查明，华夏典当行已经于2013年9月29日取得了涉案房屋的他项权证，而芦某本人于同日签署了典当金额为3075000元的当票以及与该张当票实付金额相对应的《付款委托书》，另签署了与该张当票典当金额相对应的收据，应当视为芦某与华夏典当行就该笔典当借款的相关事项已经协商一致，且通过签订《付款委托书》的形式对该笔典当借款的发放方式进行了约定。现华夏典当行已经举证证明其按照芦某本人出具的《付款委托书》的约定将典当借款发放到芦某所指定的于鹏和穆雅楠的账户，且芦某本人亦签署了相应的收据，应当认定为华夏典当行已经按照其与芦某、李某的约定完成了3075000元典当借款的发放义务。芦某虽然上诉主张《付款委托书》是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的空白文件，其没有指定于鹏和穆雅楠作为典当金额为3075000元的当票所对应的典当借款的收款人的意思表示，但是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否定其签署上述文件的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拘束力。芦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对其签署的法律文件的内容和签字的行为后果应当明知且需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芦某称其签字时并不知道签写文件的内容并不能成为其否认签字效力的理由。而芦某在与该张当票典当金额相对应的收据上签字的行为亦表示了对华夏典当行放款行为的认可。结合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芦某所主张的《付款委托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芦某、李某虽申请对《付款委托书》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结合芦某本人所签写的当票和收据，本院认为该项鉴定并非必要，且现在亦不具备鉴定之客观条件，故本院对芦某、李某关于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另，芦某虽然在二审审理阶段提出其已经就华夏典当行的员工扈寅涉嫌合同诈骗一案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是却不能提交足以否定芦某本人在典当金额为3075000元的当票及与该笔典当借款有关的《付款委托书》和收据三份材料上签名的真实性的证据。因本案处理的是芦某、李某与华夏典当行就典当借款发放而产生的争议，而芦某本人作出了申请发放3075000元典当借款的意思表示并签写收据认可已经收到该笔典当借款，故扈寅个人是否涉嫌合同诈骗罪不影响本案的处理。
关于芦某、李某主张的其已经在李某签署《情况说明》之前就撤销了对李某的授权，且一审法院未对李某的签名进行鉴定的上诉理由。首先，芦某、李某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已经认可了李某签字的真实性。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现芦某、李某没有合理理由即认为不应认定《情况说明》上李某签字的真实性，没有法律依据。其次，李某所签署的《情况说明》只是对芦某、李某家庭情况及涉案典当合同项下典当借款的收取情况所进行的说明。李某作为芦某、李某之子，其是芦某的家庭成员之一，由其陈述其家庭情况及家庭财产的收支情况亦属合理，一审法院以李某所出具的《情况说明》的内容作为本案认定事实部分的佐证，并无明显不当。再次，芦某、李某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及时将撤销对李某的授权一事告知给华夏典当行，华夏典当行有理由相信李某系芦某、李某的代理人，能够代理芦某、李某办理房地产抵押登记、签署当票、领取典当借款、代为还款等与涉案房产典当借款、出售有关的一切事宜。最后，华夏典当行提交的由芦某本人所签署的典当借款金额为3075000元的当票及与之相应的《付款委托书》、收据以及华夏典当行支付典当借款的凭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其与芦某之间就该笔典当借款的发放达成了合意且华夏典当行已经完成了典当借款的发放义务。李某签署的《情况说明》并不能够影响上述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成立以及是否产生效力。因此即使芦某主张其已经于2015年3月3日，即李某出具《情况说明》之前，就撤销了对李某的授权，也不能否定芦某自行签署典当借款为3075000元当票及与之相应的《付款委托书》和收据的法律效力。基于上述理由，本院对芦某、李某主张的其已经在李某签署《情况说明》之前就撤销了对李某的授权，且一审法院未对李某的签名进行鉴定，一审认定华夏典当行已经发放300万元典当借款没有事实依据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关于芦某、李某主张的华夏典当行的典当借款程序存在问题，业务办理的过程中华夏典当行没有向芦某、李某提供任何票据原件，华夏典当行出具的当票存在严重作假行为的上诉理由。因芦某、李某对涉案《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且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相关部门对涉案当票及华夏典当行的行为作出了明确的定性结论，故芦某、李某关于华夏典当行业务办理程序存在问题、华夏典当行存在严重作假行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对芦某、李某关于华夏典当行未履行合同义务，构成根本违约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对芦某、李某要求解除涉案《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并要求华夏典当行协助其办理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的解抵押手续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华夏典当行主张的典当借款金额为425000元的当票所对应的款项已经发放，芦某、李某应承担归还本金及相应综合费、罚息的上诉请求。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以该行为系行为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为前提条件。而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典当借款金额为425000的当票及相应的收据上并非芦某本人的签名，且芦某本人对于上述材料的真实性亦予以否认，因此，华夏典当行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芦某具有向华夏典当行申请发放425000元典当借款的意思表示，在华夏典当行亦未能举证证明芦某授意他人向其申请425000元典当借款的情况下，华夏典当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芦某并未与华夏典当行形成发放425000元典当借款的合意，故该笔典当借款不符合双方《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中关于典当借款的发放条件的约定。华夏典当行仅以有人归还过综合费用为由认为芦某向其申请过该笔典当借款，并要求由芦某、李某来归还该笔典当借款本金及综合费用和罚息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华夏典当行主张的对约定的担保范围内的债权，即本金、利息、综合费用、逾期罚息、违约金等均享有优先受偿权，并不以350万元为限的上诉请求。因芦某、李某与华夏典当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乙方自愿提供具有完全产权的房（地）产为主合同项下的典当借款最高债权额人民币（大写）叁佰伍拾万元整提供抵押担保。……”虽然该合同第三条中对于担保范围进行了约定，但是该两条合同条款同时存在，应视为芦某、李某和华夏典当行已经约定了所担保的债权的最高限额，各方当事人均应当严格依照该合同第一条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因此，华夏典当行关于对《最高额抵押合同》所约定的担保范围的债权均享有优先受偿权，并不以350万元为限的上诉请求，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结合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各项约定，认定华夏典当行就3075000元典当借款本金和与之相对应的综合服务费及罚息、以350万元为限额，对涉案房产的折价或拍卖、变卖价款按照抵押登记顺序享有优先受偿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芦某、李某与华夏典当行的《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的约定及现有证据，认定李某、芦某未能如期足额偿付当金、综合费用，也未再续当或赎当，构成违约，其应当依照合同向华夏典当行归还借款本金3075000元并支付相应的综合费、罚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但是，关于综合费率的具体数额，因涉案《最高额典当借款合同》第五条约定：“双方约定月综合费率为典当借款金额的2.5%，月利息为典当借款金额的0.0%，合计为典当借款金额的2.5%。各当次典当借款的息费和金额以当期当票记载的内容为准。月综合费用甲方可以预先扣除。”而本案芦某所签写的典当金额为3075000元的当票上记载“月费率2.4%、月利率0%”。同时，根据华夏典当行提交的证据，其自认的芦某、李某曾归还过的30750000元典当借款的综合费数额为每月73800元，亦可以视为华夏典当行自认该笔典当借款的综合费计算标准为每月2.4%。因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和当票的记载，芦某、李某应支付的综合费的计算标准应为每月2.4%。一审法院认定芦某、李某应该按照每月2.5%支付综合费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综合费和罚息的起算时间，因华夏典当行自认典当金额为3075000元的典当借款的综合费归还至2014年11月29日，虽然芦某、李某对此予以否认，但因华夏典当行的该项陈述并不影响对华夏典当行典当借款发放义务的履行的认定，亦未加重芦某、李某的负担，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并且结合涉案合同，将综合费、罚息的起算之日调至2014年11月30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需要指出的是，若芦某、李某与于鹏、穆雅楠之间产生纠纷，芦某、李某可视具体情况，选择正确的路径，依法主张自己的权利。
综上所述，芦某、李某、华夏典当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鉴于原上诉人李某于二审诉讼期间死亡，其继承人李某明确表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追加其为当事人。另，一审法院对于综合费的计算标准认定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19487号民事判决；
二、李某在继承李某遗产的范围内与芦某共同偿付北京市华夏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典当借款本金三百零七万五千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三、李某在继承李某遗产的范围内与芦某共同给付北京市华夏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服务费、罚息（均以三百零七万五千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起至给付之日止，分别按综合服务费每月百分之二点四、罚息每日万分之五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四、北京市华夏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就上述第二项、第三项确定的芦某、李某应给付的款额、以三百五十万元为限额、对涉案的抵押物（芦某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X京房权证朝字第XX**号）的折价或拍卖、变卖价款按照抵押登记顺序享有优先受偿权；
五、驳回芦某、李某的诉讼请求；
六、驳回北京市华夏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李某在继承李某遗产的范围内与芦某共同负担（已交纳）；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2017元，由北京市华夏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350元（已交纳），由李某在继承李某遗产的范围内与芦某共同负担1866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鉴定费22000元，由李某在继承李某遗产的范围内与芦某共同负担11000元（已交纳），由北京市华夏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1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56817元，由李某在继承李某遗产的范围内与芦某共同负担34800元（已交纳），由北京市华夏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2017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朔
代理审判员 徐 晨
代理审判员 陈烁琳
二〇一七年九月七日
法官 助理 石艳明
书 记 员 温宇辰
书 记 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