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茂化法行初字第59号
原告李华养，男，汉族。
原告李亚木，男，汉族。
上述二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建立，男，广东橘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化州市同庆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同庆镇政府)。
法定代表人张武成，男，镇长。
委托代理人庄流聪，男。
委托代理人李国华，男，广东和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化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化州市政府)。
法定代表人谭剑锋，男，市长。
委托代理人董贯敏，男。
委托代理人陶召富，男。
第三人李亚珍，男，汉族。
第三人李亚有，男，汉族。
第三人李华雄，男，汉族。
上述三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林柏生，男，广东和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华养、李亚木不服被告同庆镇政府作出的化同庆镇决字［2015］1号《关于化州市同庆中心小学北面的一块土地使用权争议的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理决定书》）、被告化州市政府作出的化府行复［2015］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5年11月13日向本院具状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上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本院于2015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7日、11月20日分别向两被告发出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于2015年12月18日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华养、李亚木及二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建立，被告同庆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庄流聪、李国华，被告化州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董贯敏、陶召富，第三人李亚珍、李亚有、李华雄及三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林柏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家庭的一块土地位于同庆中心小学北面一块，约0.97亩（折合面积646.66平方），东至柯观太田，南至梁陈养田，西至劳森田，北至李仕德田。该土地是原告所在同庆第二生产队1982年分田到户时分给原告家庭承包的责任田（原告祖父叫李太忠、父亲叫李伟广），一直以来由原告家人耕种、收益，第三人从没有异议。2011年6月份，当原告拉泥填土时，遭第三人阻挠，经同庆居委会处理，第三人停止了侵权。2013年，原告再次使用土地时，第三人才对该块地的北面部分即争议地[面积，约0.586亩/390.66平方，东至柯观太田，南至李伟广，西至梁亚德（从劳森转让）和梁雄华（从陈海毅转让），北至李仕德田]提出异议，原告申请被告同庆镇政府确权。被告同庆镇政府久拖不决，经法院判决不作为后仍长时间拖延，直到2015年6月5日才作出《处理决定》，歪曲了事实，捏造事实，错误地将争议地390.66平方的使用权全部确权给第三人。原告不服申请被告化州市政府复议。被告化州市政府于2015年11月3日作出《复议决定书》，竟然维持《处理决定》，显属错误。原告不服，特诉请法院撤销。理由如下：一、《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将争议地使用权确给第三人认定事实错误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应当撤销。（一）《处理决定》程序违法。1、只审查原告李亚木的主张，遗漏了原告的李伟广、李华养的权利主张未处理，违法。2、李伟广在被告2015年6月5日作出《处理决定》前已去世，《处理决定》没查明，仍列“死人”为裁决主体，违法、错误。3、被告调查的证人身份基本情况不明，是否有作证资格，作证是否有效，《处理决定》并没有依法审查、辩证，违法。4、被告作出的是《处理决定书》，不是处理决定，不合法。（二）《处理决定》认为争议地是二队分给第三人的责任田，第三人主张争议地使用权事实清楚，证据合理充分，错误。认为原告李亚木以使用过争议地为由主张第三人的责任田使用权显然依据不足，亦不符合责任田的分配原则，主张依据不足，错误。1、争议地实际面积为0.586亩/390.66平方，《处理决定》认定386.76平方，少认定4平方。四至实际为东至柯观太田，南至李伟广，西至梁亚德（从劳森转让）和梁雄华（从陈海毅转让），北至李仕德田，《处理决定》认定西至劳森田，与现状不符；四至、面积认定错误。2、原告的确权申请和陈述从没有承认争议地属第三人的责任田，《处理决定》认为李亚木主张被告（第三人）的责任田，明显是“先入为主”偏袒第三人。依法争议地在未经合法程序确定给第三人前，任何关于争议地属第三人责任田的说法都是不成立的。3，同庆司法所调查时任二队分田的队长陈亚养、队委李康寿明确证实，争议地是生产队1982年分给李伟广（原告父亲）使用的，该处土地分别分给少芳、李树德、李伟广、梁陈养使用，2011年6月纠纷前一直是李伟广耕种使用，在1982年至2011年6月这期间没有人对此承包田土地提出异议，二队没有在该地块分给李亚珍、李亚有、李亚雄三户人使用。柯观太证实：争议地是二队分给伟广耕种，一直以来都是伟广耕种，不见过亚真三户人耕种过。在此，梁陈养、李康寿是经手分田人、对该田分给谁的情况最有发言权；柯观太是争议地的相邻（东至）一方，对争议地原是谁的、谁耕种、界至、有无纠纷等历史情况是最清楚的。所以，他们的证词最有证明力，证实争议地是原告家庭的最可信。李华汉证实：伟广户没有那么多地在那里，言下之意，争议地肯定有李伟广的，没有那么多即也有。可见，争议地是二队1982年分给原告家庭的责任田的证据确凿充分，《处理决定》避而不谈，是主要事实认定的错误。至于第三人称争议地1984年同庆镇派出柯镇长（柯亚帝）等干部到生产队按工分分配给他的，及《处理决定》经查称争议地是八十年代初同庆圩村重新调整村中的土地时任副镇长柯亚帝亲自带队到同庆圩村指导分田时按工分分给第三人的，完全是不攻自破的谎言！其一、1984年时仍是同庆区公所，尚未改“镇”，那时，柯亚帝也未任区长、副区长或镇长、副镇长；其二、第二生产队是1982年分田到户，争议地是这时分给原告家庭的责任田，不存在1984年重新调整土地，更没有柯镇长到场指导分田这回事；其三、众所周知，当时分田到户是接人口分配的，未满18周岁男人尚分配了“老婆田”（即两份）。被告未曾查过任何一农户的耕地面积？《处理决定》便查明称同庆圩村1、2、3生产队分田方法是一致的，明显毫无证据！第三人提供1987年的粮油任务表，根本不具证明力，也未能证明二队将争议地分配给第三人。再说，不管是以工分或人口分田，第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二队将争议地分给第三人，《处理决定》认为争议地是第三人的责任田，显属证据不足！《处理决定》又称调查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李亚珍方有田地在争议地那里，而推断争议地属第三人的责任田更是错误。且看所调查的证人：劳华荣：小时候见过亚真、亚有户在那里耕种，听母亲说过亚真、亚有户在那里，多少就不清楚。劳生：亚真、亚有户有地在争议地里面，多少就不清楚，见过亚真、亚雄、亚有在那里耕种。黄土厚：那块争议地以前亚真、亚有在那里耕种，多少不清楚，亚有、亚真有地在那里。劳华福同劳土厚的说法一致。黄玉勋：1993年至2005年任4队长，二队是否分给亚真、亚有、亚雄，不清楚。劳森：不清楚该块地权属，亚有户、陈桂珍、李太忠都有耕种过，亚真应该有地在那里。陈桂琼证实前后矛盾：（2013年7月29日）述称分给那个户头，那个户头耕种不清楚，不清楚亚真、亚有是否分有地在该处，李亚真有田地在陈垌市场那里，该地块与陈垌市场那里地块是一桩号的。(2014年4月29日)却述称二队按工分分地，李亚真应该有地在那里，我没有耕田，不清楚亚真、亚有户是否在那耕种。前后矛盾！彭亚律：84年4月结婚，5月分土地，是我爹去分的，怎分我不清楚，亚真、亚有户在那耕种，有地在那里。劳亚富：二队不知分给那户头，不清楚是否分给亚有、亚真。李亚新：二队不知分给谁，不知道。可见，司法所共调查上述共13个证人，有4人直接证明争议地为原告所有，有1人证词前后矛盾，不可信，有2人明确不知道，仅6人证实第三人有地在那里，但均说不清楚，既然不清楚，面积、四至不清，又怎能认定争议地属第三人呢？重要的是，这6人非直接证人，他们是听来的，或推测的。相反，梁陈养、李康寿、柯观太、李华汉的证言较为直接、真实，并结合争议地一直为原告耕种30多年的事实而论，关于争议地是二队1982年分给原告家庭的事实是更可信的。因而，《处理决定》认为争议地是柯亚帝指导按工分分给第三人的责任田，证据不足，认定错误。4、2007年8月29日，争议地西边的陈海毅转让一块地给梁雄华时签订的《断卖宅基地契》记明“东至李太中（即原告家，李太中是李伟广父亲）”；2009年2月30日，争议地西边劳森将其一块宅基地转让给梁土德141平方米时的《断卖宅基地契》也记明，“南至李伟广宅基地，宽7.2米”；2012年11月5日，同庆圩第三经济合作社（即是同庆第三生产队）与同庆圩王艺签订《断卖宅基地契》契约明确凿明座落于同庆中心小学后北面，“西至李伟广屋地；北至李伟广屋地、××屋地”。上述证据均是原始依据，是争议地四邻转让其土地给他人时不同时期、不同人员、不同场合地确认争议地属原告家庭的，尤其是第三队全队社员都签了名确认，这些人员都是亲身目睹争议地的分田、耕作、收益的历史过程的，他们最有证明力！他们认可与原告为界便足以证明争议地属原告家庭的。对此，《处理决定》查明称“上述书证均只是对第三方使用土地参照物而言，并没有证明此争议地的权属或使用权是谁的”，完全是为偏袒第三人之过！5、2002年6月3日，同庆圩二队25户户主经同庆居委会干部在场签订了《同庆圩二队处理征地款与屋耕地协议》，其中第2条规定：“通过这次处理后，以后余下的土地由各户自行处理，互不相干”。协议上明显有李亚雄、李亚珍、李亚友（有）签名，即表明第三人当时参加处理、知情并同意全队25户的决议。第三人否认目的是混淆视听，企图侵占原告土地，是不能得逞的。而《处理决定》不顾事实真相，作出第三人辩称没有人通知其方参加，而且其方没有在此协议书上签字，原告对李亚珍提出的问题也没有更多证据反驳之表述，实在谎谬。尤其是，经2002年6月3日处理后至2011年6月前一直继续由申请使用该地，已是不可争的事实。试想，争议地如果是第三人的，第三人有可能让原告又使用10多年没异议，到2011年6月原告填土时才无理干涉？而且，当时经同庆居委会干部处理后，第三人停止了侵权。原告2013年再次使用该地时，第三人再无理干涉，同年7月份，原告请求被告确权，尤其是在被告处理期间，第三人多次要求原告协商，都只是要求原告让予其60平方米，从不敢全部主张这386.76平方米。只是在郭志玲（原化州政法委副书记）被捉之前，第三人通过不正当途径与郭志玲挂上钩，郭志玲就利用职务之便为第三人谋求非法利益，打着政法委督导组的名义，不断阻止、干预第一被告裁决，四处找人作假证、假调查，造成被告严重超期，行政不作为。这时，第三人的胆子“才大起来”的，才最全要！要强调的是，郭志玲的调查是不合法的，不具证据效力的，第三人借助郭志玲当时的权势歪曲事实，谋取原告的土地最终是不得逞的。6、李亚真、李亚有2013年8月7日接受司法所问话时，称他俩还将争议地租给李伟广耕种三年（1987、1988、1989年），毫无根据，是自编的，不但不能认定，反而足见是确认争议地为原告家耕种、占有、管理收益的。但《处理决定》为偏袒第三人而仅凭第三人空口讲白话又称“被告认为此争议地是其租给原告李亚木的爷爷李太忠耕种的，原告李亚木方没有更有力的证据对被告说话进行举证。”是捏造生非。因为，依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第三人未完成举证，原告无须反驳举证。第三人空口无凭，依法不能认定。试想。争议地如果是第三人的责任田，岂可原告从1982年至2011年6月纠纷前一直占有收益30年？2011年6月纠纷后经居委会处理。第三人才停止侵权？这就说明争议地是原告家庭的。7、第三人自编分田到户是按1987年征购粮油表工分来分配，与《处理决定》认定为1984年重新调整土地时由柯亚帝指导按工分分田的说话矛盾。又诱导其它生产队个别人来签名证实。请问自分田到户整整三十多年了，其它队人员怎可知我二队当时分田情况和详细分田方案？这样的签名是不可信！还诱导本队群众8人签名，后来经司法所调查这些人都不清楚当时怎样分田，多数说分田不在场。第三人1987年工分粮油订购任务表是不能证明二队当时分田情况的。争议地北至的本二队李仕德家五口人为何有6分种田？本二队有3户是9口人的，如果按1987年粮油计购任务表分田，他们9口人不可能有l亩或1亩多，但他们的面积恰恰超过为一亩（含一亩）呀。就以第三人（亚真4口、亚有3口共7口、合计工分927）与原告家9口人对比，理应原告家9口人（以李太忠为户主、合计工分1259）的土地要多过第三人7口人的，但如争议地0.586亩/390.66平方是分给第三人的，争议地南边0.386亩/255.99平方（第三人说为0.596亩/398.66平方）是分给原告家的，岂不是第三人7口人的面积多于原告家9口人的面积？显然不能自圆其说！8、李亚真在2014年1月13日给同庆司法证实书，自编造说原告田亩数按工分数据。各户认定原告没有1亩2分6种在深水大田。这是李亚珍夸大原告田亩数，企图拉拢群众的支持，达到非法目的，这是非一般的弄虚作假。第三人在证实书又说原告在同庆中心小学田只分得5.96分种，在“田曹”（地名）深水田还分有2分种（不含田城）。以上数据是参照1987年的粮油征购任务表，按各户的工分分配原件所得……同庆司法所在2014年同庆区委会办公室调查本二队陈桂珍、李康寿确认原告没有田地在田曹，陈养（原队长）也确认麒文饭店（地名田曹）是本二队集体国有土地，没有分。司法所郭王伟、岑超，居委会书记亲临田曹现场查实原告在田曹没有土地，只是第三人编造的谎言。9、关于第三人谎称李仕德、陈桂珍5口人，有761工分，分得0.481亩地（实际是0.6亩）；李伟广9口人，有1259工分，应得0.796亩地，在中心小学大田分得0.596亩（实际是0.97亩），还在田曹分了两分种。如此，原告家分得的田地远远超过了工分？与第三人主张按工分分田的说法不符！关于第三人又称李亚木有计划，有预谋地将此田地划分给陈桂珍1.3分种，串谋陈养冒领1分种的说法，也不攻自破。经同庆司法所在2014年1月23日调查李树德、陈桂珍（××）问关于李亚木和李亚真户确认争议地有1分种田在你方田地里，是否有这回事，答：没有这一回事，其两方争议地没有田地在我户里。这说明李亚珍说他家的土地在李亚木、（李仕德）陈桂珍之间是失实的。（李仕德）陈桂珍实际分得0.6亩，并不是李亚珍所说工分分田的0.481亩；原告家9口人实际分得9.7分种（0.97亩／646。66平方），而不是0.596亩，便足以证明《处理决定》关于工分分田是不成立的。至于确认田亩数，2013年经同庆镇政府村建办为了同庆中心小学北面土地道路如何规划分布，通知北面土地田户并由镇党委兼村建办主任李土金、同庆居委会书记李月梅在场协调各户核实田亩数，由同庆第三经济合作社王艺摘录各户田亩数实况（附资料可见）。当时李亚木、李华养和李仕德家人核实田亩数，居委会书记在场，由王艺摘记详实数据！李亚珍说这是伪造的，说他家的土地就在李亚木与李仕德的土地中间，为何村建办、居委会没有通知李亚珍参加？但李亚珍当时来到现场（因离争议地十多米远处有一块地是他家的），为何李亚珍当时没有异议？10、李亚珍家人在司法所陈述，说是1984年分田，他家人在1984、1985、1986耕了三年。这纯属李亚珍自编的，没有事实依据。相反，原告详实是1982年分田，有1982、1983年公粮任务表为证。其实，第三人所述和提交的证据全部是自编自说的，是虚假的。11、关于争议地西至的劳森、劳生（兄弟关系）在司法所调查时说争议田李亚珍应该有田，或有田，多少不清楚，这是不属实的。与前述劳森在2009年12月30日将争议地西边的土地转让给梁土德签订的《断卖地地契》记明东至自己宅基地20.4米，南至李伟广宅基地7.3米（证明争议地是原告家的）矛盾。依法，原始书证的证明效力高于后来的言词证据！再说，劳森、劳生兄弟不是××，也不是二队当时分田人，他不知二队分田情况！所以，他俩在李亚珍的证实书上签名确认同庆圩二队分田情况是不可信的。第三人在证实书主张二队是1982年分田，后说是1984年柯镇长带队指导二队分田，存在前后矛盾。（三）《处理决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将争议地使用权确给第三人共有，适用法律错误，处理错误。涉案争议地原属农业耕地，现因周围规划已改变，即或为宅基地建房使用。既然，本案是土地使用权纠纷，那么就应适用国土资源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五章“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之第四十三条：“乡（镇）村办企业事业单位和××依法使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农业建设的，可依法确定使用者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之规定确权。第三人从来不是争议地的合法使用者（××），《处理决定》，应适用该条将争议地使用权确给原告，而不适用，却适用《土地管理法》第九条是不当的。
（四）争议地应确权归原告，《处理决定》却裁决给第三人，处理错误。如前所述，争议地是二队1982年分给原告家庭耕种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第三人主张将争议地租给原告的祖父李太忠或原告的父亲李伟广耕种三年，没有证据认定；第三人主张争议地是柯亚帝镇长1984年带队到同庆圩村指导按工分分田时分给他的责任田，证据不足，不成立。很明显，原告主张争议地使用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理由真实可信。依法，争议地使用权本应确归原告，被告却裁决给第三人，理据不足，处理错误，应纠正。二、《行政复议决定书》马虎了事，形式过场，满篇八股文，句不句、段不段，对原告复议的事实理由断章取义，对争议的事实没有具体审查查明，便以“与被申请人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一句略过，而维持《处理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不清，决定错误，也是应当撤销的。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至9号证据是被告同庆镇政府作的调查笔录未向法院提供)：
1、2013年7月28日梁陈养(调查笔录)，证明该地块是属二队集体的，是分给李伟广使用。二队在该处的土地分别分给少芳、李树德、李伟广、梁陈养。2011年发生纠纷，在纠纷前一直是李伟广耕种使用，在1982年至2011年这期间，没有人对此承包田提出异议。二队没有在该地块分给李亚真、李亚有、李亚雄三户人使用。2、2013年7月29日陈桂琼(调查笔录)，证明地是二队集体的，分给那个户头我不清楚，那个户头耕种也不清楚。李亚真有田地在陈垌市场，该地块与陈垌市场子那里地块是一桩地。3、2013年7月29日劳亚富(调查笔录)，证明该地是我二队的，分给那个户头我不清楚。4、2013年7月29日李华汉(调查笔录)，证明该地是我二队的，具体分给谁使用我不清楚。发生纠纷前谁使用我不清楚，没有人提出异议。5、2013年8月2日李亚新(调查笔录)，证明地权属我队所有，我不知道这块地分给谁的。6、2013年8月2日陈桂珍(调查笔录)，证明我知道我的田地在那里，不知道其他人田地分在那里。7、2014年1月23日陈桂珍、李树德(调查笔录)，证明(因李亚珍主张李树德与李伟广、亚木、华养将其家的土地分配了)经司法所核查李树德夫妻证实两方争议地没有一分地在树德的田地里。8、2014年4月24日黄玉勋(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地我不清楚。9、2013年8月7日李亚珍、亚有(调查笔录)；10、2013年8月31日李华汉等证人证实书、2014年1月13日劳亚富等证人证实书、争议地平面图，9、10证据证明当时分田地的有梁陈养、陈桂珍、李亚有、桂琼。先主张按人中分田得0.63亩，后又主张按工分分田得了0.586亩，前后矛盾。11、2013年9月9日李亚新等人证明、2014年5月5日黄土厚证实，证明李亚新、劳亚九、劳亚富、陈桂琼、李志豪、李华汉、黄土厚证实不知道二队分田情况，说明他们先后给李亚真证实书按人口分田、按工分分田是不真实的。12、2014年1月27日证实(图示)，证明柯观太证实，他家的田地紧靠李伟广的大田，争议地属李伟广的，而不是亚真方的。13、户口薄，证明李伟广、李华养、李亚木三户已分户，是同庆二队社员，享受集体土地权的资格。
被告同庆镇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完全合法，请法院依法予以维持。1、《处理决定》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问题。李伟广与李华养、李亚木是父子关系，其三人是作为共同申请人，向答辩人同庆镇政府提交了《土地确权申请书》，三人主张的权利是共同、一致的。除此之外，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在查明部分以及认定部分均提到李伟广、李华养等人，而且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均涉及到每一个当事人。因此，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根本不存在遗漏李伟广、李华养的权利主张未处理的问题。2、《处理决定》的裁决主体亦不存在违法错误的问题。首先，同庆镇政府在受理被答辩人提出的《土地确权申请书》时，李伟广是申请人之一。其次，李伟广与被答辩人李华养、李亚木是父子关系，被答辩人在得知自己父亲李伟广在同庆镇政府尚未作出《处理决定》之前就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没有将该情况向同庆镇政府反映，并提出撤销申请，反而隐瞒了李伟广死亡的情况，这是被答辩人的过错，而非同庆镇政府的过错。再次，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以及《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答辩人作出《处理决定》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去世的李伟广仍列为当事人之一，并不是撤销该处理决定的法定理由。3、答辩人在整个案件的审理程序合法。答辩人在2013年7月15日收到被答辩人的《土地确权申请书》后，由相关领导签字，镇长批示立案。立案后，答辩人依照程序通知第三人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辩和提供证据。此后，答辩人为了化解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更组织了各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但由于各方分歧过大，且均表示不同意调解后，答辩人正式组织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深入的调查取证，并根据调查到的证据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作出《处理决定》。因此，答辩人在整个案件的受理、审理过程中，均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其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完全是合法的，正确的，请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二、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一）对争议地实际使用面积的认定。
被答辩人与第三人的争议地位于同庆镇中心小学的北面，土地形状为梯形，面积为0.586亩，折合平方数为（18.4上底+20.44下底）×20.08高／2=389.9536平方米，这是争议地包括田绳在内的面积，而争议地实际使用面积不包括田绳。把上述土地面积389.9536平方米减去田绳面积3.1936平方米，得出的争议地实际使用面积为386.76平方米。因此，争议地的实际使用面积为386.76平方米是正确无误的。（二）对争议地四至的认定。争议地东至柯观太田，南至李伟广田，西至劳森田，北至李仕德田。申请人以西边的劳森田已经转卖给梁亚德为理由，认为答辩人确权的四至错误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集体土地是不能买卖的，买卖是非法的。更何况，争议地的土地使用现状并没有发生改变。而且被答辩人与第三人在《同庆中心小学北面争议地平面图》上已经签字盖指模予以确认。因此，《处理决定》对争议地四至的认定完全是正确的。（三）关于证据方面的认定问题。1、对事实方面的认定。
被答辩人与第三人均是同庆村委会同庆圩第二生产队的村民。本案所涉争议地的所有权属于同庆圩二队集体所有。1984年，同庆圩二队集体进行土地重新承包分田，这有时任同庆镇副镇长柯亚帝亲自带队到同庆圩村指导分田。被答辩人一方当时有九口人参加分配承包土地，而第三人一方有七口人参加分配承包土地。同庆圩二队集体是按照耕作区分配田地的，即是每个耕作区为一勾田。被答辩人与第三人所争议的土地是位于同庆镇中心小学北面的深水田。这深水田是作为一个耕作区分配承包给其村二队所有户头的。申请人九口人的工分为1259工分，在这耕作区折合的田亩为0.796亩。而第三人七口人分为927工分，在这耕作区折合的田亩为0.586亩。根据其村集体分田到户且到现在一直耕作的农户，其现在耕种的土地面积与其按当时工分分配的面积是一致的。另外，根据答辩人对相关知情人的调查，大部分人都认为第三人有田地在争议地处。第三人领到土地后，耕作了二、三年后就开始做生意，土地不再耕作。后来由于被答辩人一方的土地也分配在此一整块田上，与第三人一方的田地相互连接，被答辩人的祖父李太忠（已故）见第三人不再耕作，就一齐将整块土地平整进行耕作而引发争议。2、对时任同庆圩二队队长陈亚养、队委李康寿所作调查笔录的认定问题。首先，原来同庆圩二队的队长陈亚养虽然在调查笔录上讲明争议地的土地是分给被答辩人一方的。但被答辩人却明确表示二队还在争议地南边分有0.1亩田给陈亚养。答辩人为查明真相，对同庆圩二队其他户头进行调查取证，其他户头均表示二队村集体从来没有在争议地南边分过0.1亩土地给陈亚养。这与陈亚养以及被答辩人的陈述明显存在矛盾。因此，答辩人认为陈亚养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对陈亚养的陈述不予采纳。其次，当时参与分田的队委李康寿虽然在答辩人初次进行调查时，称争议地是被答辩人的。但是后来，李康寿自己却向答辩人出具了一份书面的《证明书》，证明其当时已经记不清争议地到底是分给哪一户，只记得当时分田是按照人口和劳动力得出的工分分田的。其田地也是其妻子梁翠珍领的。至于其在2013年7月份的调查笔录是受人诱导的。因此，答辩人认为李康寿在2013年7月份的调查笔录真实性存在问题，故此亦不予采纳。3、对现在二队队长李华汉所作调查笔录的认定。答辩人对现在二队队长李华汉进行调查取证时，李华汉称被答辩人是分有田地在同庆中心小学北面的深水田，但并没有那么多。为此，答辩人对整块田地进行调查，发现这块田地未分之前约有1亩多，除了分给被答辩人0.796亩之外，还剩下越0.5亩左右，这和第三人分得的田地亩数基本吻合。更何况，第三人提供的二队群众签名的证明材料也证明了第三人分有土地在哪里。4、对《同庆圩二队处理征地款与屋耕地协议》的认定。2002年6月3日，同庆圩二队25户户主和同庆居委会班干部在场签订的《同庆圩二队处理征地款与屋耕地协议》第2条约定：“通过这次处理后，以后余下的土地由各户自行处理，互不相干。”此份协议已经明确表明，被答辩人只能使用二队分给他们自己的土地，而不能再使用二队分给他人包括第三人在内的土地。5、对被答辩人提供的三份卖地契约的认定。首先，该卖地契约所涉的双方当事人不是被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无关。其次，该卖地契约只是证明买卖土地的事实，并不能证明争议地就是二队集体分给被答辩人的土地。再次，该卖地契约中所卖的土地涉及的四至，只是对第三方使用的土地作为参照物而言，并不能够证明争议地的使用权属归被答辩人所有。6、对第三人提供证据的认定。根据第三人提供的《1984年土地调整具体人口计算工分分配办法》、《1987落实粮油征定购任务表》、《同庆三队深水田耕作区分田的数据》、《其中争议的同庆中心小学北边深水田》、同庆圩群众出具的《证明》以及《同庆圩四队田地在中心校边分布图》均证明争议地是二队分配给第三人使用的事实。综上，答辩人认为争议地原是同庆圩二队分给第三人使用的责任田。虽然自八十年代以来由被答辩人李伟广使用，但是第三人有原始依据，有具体的分田计算标准，有相邻的两个生产队分田数据作为参考。因此，答辩人认定争议地归第三人使用完全是正确的。（四）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
本案所涉争议地属于集体土地，现为建设用地。答辩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进行处理完全是正确的，并没有任何问题。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争议地的使用权归其所有；相反，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答辩人调查的证据均证明争议地属第三人所有。因此，答辩人所作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被告同庆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供以下证据：
1、原告的土地确权申请书，证明原告向被告同庆镇人民政府提出土地确权的申请。2、第三人答辩书；3、补充答辩书，证明第三人对原告提出的土地确权申请所作的答辩。4、原告李木养、李亚木方提供的证据：⑴关于同庆圩二队分田实事情况：1981年同庆大队同庆圩二队粮油征购任务通知书，1982年、1983年、1984年李太忠的粮油征购任务通知书；⑵2013年李艺摘记确认户田亩数；⑶四份《立断卖地契》，上述证据证明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争议地的使用权归其所有。5、第三人李亚珍、李亚有、李华雄方提供的证据：⑴同庆圩二队1987年落实粮油征定购任务表；⑵自作的1984年土地调整具体人口计算工分分配办法；⑶有李亚新、李华汉、王亚子、柯小燕、李亚珍、李亚有、陈桂琼签名的同庆二队深水田耕作区分田的数据；⑷自作的同庆中心小学北边大田分布表；⑸化州市档案局复印的计分包田法对数表；⑹化州市档案局复印的第十九期农村工作简报；⑺同庆圩第一队生产队工分分配部；⑻同庆圩一队、二队、三队部份村民签名的证明；⑼2014年5月10日，社长李华汉，社员彭亚律等四人签名的证明；⑽自作同庆圩四队田地在中心校边分布图；⑾劳生、柯少容、黄勇、黄海清、王水凤、劳森出具证明，上述证据证明第三人有原始依据，有具体分田计算标准，有相邻的两个生产队分田数据作为参考，争议地的使用权归第三人所有。6、⑴同庆圩二队处理征地款与屋地耕地协议；⑵被告同庆镇政府于2014年分别调查彭亚律、劳华荣、劳华福、劳生、陈桂琼、劳森、李华汉、李亚新、梁雄华的调查笔录；⑶被告同庆镇政府于2013年分别调查柯观太、李康寿调查笔录；⑷2014年4月29日李康寿证明；⑸劳亚富、王亚子证明；⑹2013年8月29日调解笔录；⑺2014年3月14日调解笔录，上述证据证明原告、第三人均是同庆村委会同庆圩第二生产队的村民。本案所涉争议地是位于同庆中心小学北面的深水田，所有权属于同庆圩二队集体所有。7、原告李华养、第三人李亚有签名的同庆中心小学北面争议地平面图，证明争议地的四至已经经过原告以及第三人的签字确认；8、送达回证三份，证明被告在整个案件的受理、审理过程中，程序完全合法。9、《关于化州市同庆镇中心小学北面的一块土地使用权争议的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所作的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10、《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化州市人民政府对被告所作的《处理决定》予以维持。
被告化州市政府辩称：一、化府行复[2015]13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申请人李华养、李亚木不服被申请人化州市同庆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化州市同庆中心小学北面的一块土地使用争议的处理决定书》(化同庆镇决字[2015]1号)，向我府申请行政复议。我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依职权依法受理，通知被申请人化州市同庆镇人民政府、第三人答辩。被申请人、第三人提交了有关证据，并作了书面答复。我府根据有关事实和法律，作出化府行复[2015]13号行政复议决定。因此，我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二、化府行复[2015]13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审理，争议地是当事人所在集体同庆圩二队在1984年调整责任田时，分配给第三人户的。我府查明的事实，与被申请人查明的事实一致。争议地虽然曾租借给申请人家使用，但未因此而改变争议地的权属。被申请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化府行复[2015]13号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土地纠纷确权程序中，几名申请人是同一宗土地权属的共同申请人，其主张是一致的，不存在遗漏申请人主张的问题。处理决定书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去世的李伟广仍列为当事人之一，不是撤销该处理决定的充分理由。《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本是为土地登记而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不是处理土地权属纠纷的专门性文件，在土地纠纷确权案中不适用该文第四十条的规定，并无不妥。被申请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我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维持被申请人所作决定的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化府行复[2015]13号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恰当。请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被告化州市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供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2、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申请人身份证；3、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4、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5、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上述证据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6、被申请人答复书；7、行政复议第三人答辩状；8、同庆镇府现场勘验笔录签到表；9、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2007年8月29日，陈海毅转让屋地给梁雄华签订《断卖宅基地契》；2009年12月30日，劳森转让屋地给梁亚德签订《断卖宅基地契》；2012年11月5日同庆圩第三经济合作社与同庆圩王艺签订的立断卖地契约)。上述证据证明争议地是同庆圩二队分给第三人的。被申请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10、其他材料：茂名市农村工作委员会、中共茂名市委农村工作部编第十九期《农村工作简报》；中共化州县镇安区委员会1984年6月1日，《关于调整土地延长承包期试点工作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试行草案)。
第三人述称：一、同庆镇政府将争议土地使用权确定给答辨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争议土地是同庆二队1984年调整承包土地时分给答辨人的责任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推广，同庆村从1981年开始，由各生产队将责任田承包到组、到人耕种。到1984年，因单纯按人口分责任田引起劳动力多与少之间农户产生矛盾，各地开始陆续推行按“人、劳、婚、育”计分方法分配责任田。即根据各生产队人员分别给劳动力、老人、小孩、婚育年龄不同的人确定不同分值（或叫底分），全队人口的总分值平均分配全队的责任田。然后再将生产队的责任田按上、中、下三等分开，再按各户分值进行面积分配。据答辨人从化州市档案局查出的历史资料《农村工作简报》（见书证1）、《计分包田法对数表》（见书证2），计分包田是当时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推广的包田到户的方法。我们同庆圩四个生产队1984年7、8月间调整包田到户，就是由当时的镇（区）领导柯亚帝带另一名干部来主持分配的。答辨人李亚珍和原告爷爷李太忠（当时任队长）等人自始至终参加组织调整分配二队各户的责任田。当时各户的责任田分配全部由镇（区）干部根据各户人口实际分值计算出应分得面积再实际丈量分配。根据答辨人从同庆旧大队档案查出的同庆村一队和二队一九八七年《粮油征购定购任务表》（见书证3），同庆二队当时共12户总人口73人，承包土地总面积为48.2亩，按“人、劳、婚、育计分法”确定的全队总工分（总底分）为10338分。同庆二队当时分田是将全生产队的田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然后再将不同等级的田按全队总工分平均，根据各户分值将面积计算到户分配。当时同庆圩二队的下等田（又叫深水田）共6.54亩，其中甬儿（地名）2.3亩，新屋塘大田（即现同庆中心小学北面大田）2.1亩，田曹（地名）0.64亩，江边儿0.33亩,金岗1.2亩。这6.54亩按全队总分值10338分计算，得出每100分可分得深水田0.0632亩。当时分深水田是从甬儿开始，按甬儿-
新屋塘大田-田曹-
金岗的顺序分配。同庆二队各户当时分得深水田面积是：李亚新户6人750分在甬儿分得0.474亩；李华汉户7人1290分在甬儿分得0.815亩；李超户5人651分在甬儿分得0.411亩；劳亚富户6人756分在甬儿分得0.478亩；劳华荣户5人752分应分0.475亩，但甬儿只剩0.125亩，因此再在新屋塘大田（即现同庆中心小学北面大田）分0.35亩；陈桂珍户5人761分在新屋塘大田分得0.481亩；李亚珍户4人522分在新屋塘大田分得0.33亩，李亚有户3人405分在新屋塘大田分得0.256亩；李太忠户9人1259分应为0.796亩，但新屋塘大田仅剩0.596亩，因此再在田曹分0.2亩；陈养户9人1208分在田曹及江边儿三角田分得0.765亩；陈桂琼户5人781分在金岗分得0.493亩；李康寿户9人1203分在金岗分得0.76亩（详见书证5、6、7）。以上当时的分田数据虽然没有保留原始记录，但按当时各户人口数、总分数、生产队各类田亩总数仍随时可以还原。现在实地丈量各户所分责任田面积数量均可吻合。根据答辨人从原同庆一队干部梁群芳处查得一本《同庆圩第一生产队工分分配部》（见书证4），所记载当时同庆圩第一生产队分给各户的责任田，均是按各户所得总分值计算分配的。同是一条村的四个生产队，当时都由镇（区）干部柯亚帝带领工作组来主持分配调整责任田，一队按工分值计分分配责任田的原始书证，当然也可以证明二队、三队、四队当时都是按“人、劳、婚、育计分法”将责任田分配到户的。更何况同庆一队及二队一九八七年的粮油征定购任务表也明确记载有一队和二队各户工分总值相关数据。而最重要的，是按同庆二队现在各户实际责任田丈量面积均可吻合当时按“人、劳、婚、育计分法”还原的当时分田数据，足可证明同庆二队1984年调整分配责任田时是按“人、劳、婚、育计分法”计算分配的。由于答辨人李亚珍、李亚有两户在新屋塘大田（即现同庆中心小学北面大田）分得的0.586亩深水田与李太忠户（原告户）分得的深水田相邻，答辨人自己耕种3年后，1987年开始将承包田转租给李太忠（原告爷爷）耕种，收取租粮交公购粮。后国家免除农业税后答辨人不再收取租粮，但仍让承包田借与李太忠户继续耕种。李太忠过世后承包田丢荒。直至2011年原告李亚木三次叫答辨人李亚珍将两户责任田实地分开。因李亚珍想等弟弟李亚有等回来再实地丈量分开，所以两户一直未能将责任田分开。但李亚木后来叫人填土时竟将本属答辨人的责任田部分也填土履盖欲占为已有，答辨人无奈只能干涉维权。案经同庆镇政府2015年6月5日以化同庆镇决字[2015]1号《处理决定》（见书证33）将争议地使用权依法确认给答辨人。2015年11月3日，化州市人民政府以化府行复[2015]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同庆镇政府的处理决定（见书证34）。2、原同庆村二队大多数农户及相邻生产队大多数群众都证明争议地是答辨人分得的责任田。原同庆二队分田时共有12户，分别是李亚新户、李华汉户、李超户、劳亚富户、劳华荣户、陈桂珍户、陈桂琼户、陈养户、李康寿户以及原告李太忠户和第三人李亚珍、李亚有两户。李亚新、劳亚富、李超、陈桂琼、李华汉、劳华荣6人均在2014年1月13日的《证实书》（见书证9）中亲笔签名盖指模证实争议地是第三人按“工分”分得的责任田。此外，这几户还分别在2014年5月10日《证明》（见书证10）以及《同庆二队深水田耕作区分田数据》（见书证5）等书证中签字盖指模证明争议地是第三人分得的责任田。劳华荣、陈桂琼、彭亚律（李华汉户）、李华汉等还分别在司法所调查笔录中直接或间接证明第三人分有责任田在争议地或在争议地耕种过（见书证25、26、29、31）。
同庆村一、三、四队群众也有20多人签名盖指模证实争议地是第三人的责任田（见书证8、9、11、13、14、15、16、17、18、19、20）。其中劳华福（一队）、劳生（一队）劳森（一队）等还在同庆司法所调查笔录（见书证27、28、30）中证明第三人有责任田在争议地里。四队的黄玉勋（村长）在未受到原告方威胁前在同庆司法所调查笔录中明确证明争议地属第三人，后受到原告方威胁恐吓后再改笔录说不清楚（见书证23、24）。二队李康寿原证明争议地是原告方的，后于2014年4月29日盖指模承认2013年7月司法所调查时说的不是事实，是受人诱导。综上所述，同庆圩二队1984年调整分配责任田时是按照“人、劳、婚、育计分法”分配的，争议地是第三人1984年分得的责任田。从原始书证证明当时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推广“人、劳、婚、育计分法”到同庆一、二队1987年粮油任务表明确记载各户“工分”，再到“同庆一队工分分配部”记载按“工分”分配责任田的具体内容，加上还原按工分分田数据与现在实际丈量各户责任田面积基本吻合，以及同庆圩二队及同庆圩其他生产队大多数人的证人证言形成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争议地是同庆二队1984年按“人、劳、婚、育计分法”分给第三人的责任田。第三人虽然较长时间将争议地租、借给原告耕种，但这不影响第三人对争议地的使用权。因此，同庆镇政府及化州市政府将争议地使用权确认给第三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同庆镇政府和化州市政府确权及复议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1、原告认为未审查李伟广、李华养权利主张，是强词夺理。作为共同申请人，申请标的一致，根本不存在遗漏权利主张问题。2、原告认为被告作出《处理决定书》不是处理决定，不合法。难道《处理决定书》中载明的不是处理决定吗？3、原告认为被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而不适用国土资源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是适用法律错误，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土地管理法》是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法律，《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是1995年5月1日施行的部门规章，部门规章制定在前，国家法律施行在后，即使两者规定有冲突，也应适用颁布在后的国家法律，而不能适用制定在前的部门规章。更何况现争议地仍未用于进行非农业建设，仍应作为责任田确权，根本不能适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若干规定》的第五章第43条。三、原告以《断卖宅基地契》四至主张争议地权属理由不足。由于第三人分得争议地后只耕作三年就长期租、借给原告户耕种，案外人在买卖土地时误将争议地作为原告土地界至并不奇怪。但这丝毫不影响第三人对争议地的使用权。因为《断卖宅基地契》并不是经过国土部门调查核实依法公示后确定的界置。用不合法的《断卖宅基地契》四至主张争议地的使用权当然不可能获得政府的认可。四、原告以《同庆圩二队处理征地款与屋耕地协议》主张权属更加无理。原告以协议第2条通过这次处理后，以后余下的土地由各户自行处理，互不相干”为由，否认第三人对争议地使用权，理由也难以成立。争议地既然是分给第三人的责任田，第三人又长期租、借给原告方耕种，在原告方不将争议地占为已有或自行处理时，第三人并无异议。一旦原告方将争议地填土欲占为已有，第三人当然要维护“各户自行处理”的权利。因为争议地是第三人的责任田，“各户自行处理”就只能由第三人自行处理。因此，不仅第三人没有在协议上签名，即使第三人在协议上签了名，也不能据此协议剥夺第三人对争议地的合法使用权。五、原告不承认在田曹分有0.2亩深水田目的是想扩大争议地面积。但是,原告在田曹分有0.2亩深水田,同庆村大部分群众都知道（见书证11）,同庆居委会李月梅书记在与第三人李华雄通电话时也承认知道此事（见书证22）。综上所述，争议地是同庆二队1984年分配给第三人的责任田，第三人对该争议地依法享有使用权。同庆镇政府确权给第三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化州市人民政府复议维持理由充分。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提供证据以下证据：
1、化州市档案局复印的1984年茂名农村工作简报、计分包田法对数表，证明1984年各级党委政府推广“人劳婚育”结合计分包田到户。2、同庆一、二队1987年粮油任务表，证明同庆圩一、二队当时承包土地确定每户“工分底”。3、同庆一队工分分配部，证明同庆一队1984年分责任田是按“工分”分配。4、第三人制作并由李亚新等村民签名的同庆二队深水田分田数据表；第三人制作的还原当时各户人口、工分和责任田所得和分布地点；第三人制作1984年土地调整具体人口计算工分分配办法，证明同庆圩二队深水田分配是按“工分底”分配的，各户面积与现实面积相符。5、2013年11月8日李亚新等24人签名的《证明》，证明同庆圩二队1984年按“工分”分田及各户实际分得田亩数量，争议地是第三人分得的责任田。6、2014年1月13日李华汉等人签名的《证实书》、2014年5月10日李华汉等5人签名的《证明》，证明争议地是第三人分得的责任田。7、2013年11月8日梁东等12人签名的《实书》，证明原告李亚木户分有0.2亩深水田在田曹并耕种过。8、2013年11月8日劳亚富、王亚子《证明》，证明同庆圩二队1984年分田到户是按“人口计分制”承包责任田。9、同庆一队、三队、四队村民：柯少容、黄勇、劳森、劳生、黄海清、黄玉勋、劳华福、黄土厚分别出具《证明》，证明争议地是第三人分得责任田。10、2014年4月29日李康寿《证明》，证明原司法所笔录不真实。11、李华雄与李月梅电话录音，证明原告李亚木家分有0.2亩深水田在田曹并耕种过。12、同庆司法所调查黄玉勋笔录(更改前)，证明争议地是第三人责任田。13、同庆司法所2014年4月24日调查黄玉勋笔录(更改后)，证明黄玉勋受原告威胁后更改笔录前后矛盾(更改痕迹清楚)。14、同庆司法所2014年4月调查彭亚律、劳华荣笔录，证明第三人确分有责任田在争议地。15、同庆司法所2014年4月调查劳华福、劳生、劳森、陈桂琼笔录，证明第三人分有责任田在争议地并在争议地耕种过。16、同庆司法所2014年4月调查李假戏真做华汉笔录，证明李华汉户与原告户人口、工分差不多，争议地如果是原告的，原告的土地比李华汉户多很多，原告不可能有那么多地在那里。17、同庆司法所2014年4月调查李亚新笔录，证明分地时年轻人有“老婆地”实际上是按“人、劳、婚、育”计分法分地。18、同庆镇政府土地争议《处理决定书》，证明同庆镇政府经调查依法将争议地使用权确定给第三人。19、化州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化州市政府经调查依法维持同庆政府《处理决定书》。20、三份第三人在镇政府确权时答辩书，证明争议地属第三人有充足依据。21、庞朝龙2015年12月17日出具证明，证明同庆圩四队按人劳婚育计分分田。22、中共茂名市委农村工作部、中共化州县委农村工作部合编《人劳婚育计分包田法》，证明化州县委推广人劳婚育计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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