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88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单位（原审被告单位）深圳市三合创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三合创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布澜路21号联创科技园4号厂房4楼，法定代表人李某某。
诉讼代表人李某某，三合创公司法定代表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有楠，曾用名丘有南，男，1981年6月9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原系三合创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副总经理。因本案于2013年8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6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林小提、王怡桦，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有志，男，1986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原系三合创公司销售经理、股东。因本案于2013年8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6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李万福，广东巨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丘有淼，男，1977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原系三合创公司总经理、股东。因本案于2013年8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6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汪成军，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福军，男，198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原系三合创公司经理。因本案于2013年8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6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杨崇新、胡珺，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曾昭国，男，1979年10月1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汉族，高中文化，原系深圳市东方神话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总经理。因本案于2013年3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淦家珍，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志华，男，197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大学专科文化，原系东方公司司机。因本案于2013年3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曾昭杰，男，1972年5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原系东方公司司机。因本案于2013年3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三合创公司及原审被告人丘有楠、丘有志、丘有淼、李福军、曾昭国、刘志华、曾昭杰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一案，于2014年12月4日作出（2014）深中法刑二初字第14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单位三合创公司及原审被告人丘有楠、丘有志、丘有淼、李福军、曾昭国、刘志华、曾昭杰不服，均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0年，被告人丘有楠、丘有志、丘有淼共同出资成立三合创公司。2011年开始，被告单位三合创公司委托被告人曾昭国、曾昭豪（另案处理）及其他多个走私团伙将该公司在境外订购的存储芯片走私入境。在此过程中，丘有楠、丘有志、丘有淼负责向境外供货商订购存储芯片，被告人李福军负责接收走私入境的存储芯片。
2010年开始，曾昭国在境外订购存储芯片，并揽取三合创公司等多家境内货主在境外订购的存储芯片，由曾昭豪负责在香港将存储芯片交给余某某（另案处理），由余某某安排“水客”走私入境及在境内安排陈某某（另案处理）等人接收“水客”走私入境的货物。之后，曾昭国雇请被告人刘志华、曾昭杰将陈某某等人交付的走私货物送交三合创公司等国内货主。此外，曾昭国以类似方法，另行雇请了多个“水客”团伙为其走私存储芯片入境。
经计核，曾昭国、刘志华偷逃税额计人民币（下同）19，226，756.38元；曾昭杰偷逃税额计15，084，822.7元；三合创公司偷逃税额计10，005，387.8元。
原审判决认定以上事实，有经一审庭审质证的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
原审判决认为，被告单位三合创公司及被告人丘有楠、丘有志、丘有淼、李福军、曾昭国、刘志华、曾昭杰的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三合创公司走私情节特别严重，曾昭国、刘志华、曾昭杰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丘有楠、曾昭国是主犯，丘有志、丘有淼、刘志华、曾昭杰是从犯，依法均应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单位三合创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1，000，000元；（二）被告人丘有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三）被告人丘有志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四）被告人丘有淼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五）被告人李福军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被告人曾昭国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万元；（七）被告人刘志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八）被告人曾昭杰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九）对查缴到案的走私存储芯片及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上诉单位三合创公司上诉提出：原判认定三合创公司偷逃税额证据不足，计算有误，错误混同三合创公司境内、境外采购数据，将境内采购的物品计入应缴纳税款的范畴；原判认定主犯错误，三合创公司的地位作用远小于曾昭豪等人，应以从犯论；三合创公司加工的u盘大部分出口，认罪态度好，有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请求从轻处罚。
上诉人丘有楠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判对三合创公司通过曾氏走私入境的货物没有查明，委托曾昭国进口货物的国内货主不仅三合创公司一家，曾昭国送到三合创公司的货物也不全部是走私的，原审认定三合创公司的偷逃税额证据不足；曾昭国已于2013年3月28日被刑拘，本案犯罪金额应计算至2013年3月28日止；海关核税时采用的实际成交价格中包含了0.3元的通关费，没有做相应的扣减，缺乏客观合理性；原判认定丘有楠为主犯错误，其主观上没有偷逃税款的故意，客观上没有给国家带来关税损失；三合创公司付给曾昭国的通关费包含运费和报关费的，丘有楠从未过问所有通关环节，没有组织、领导走私活动；原审认定三合创公司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没有依据。
上诉人丘有志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丘有志在公司负责销售，2013年才受丘有楠的安排负责对外联络，仅是获取货源信息并向丘有楠报告有关情况，没有涉及运输及收货事宜，原判认定丘有志明知三合创公司走私货物入境没有证据支持。
上诉人丘有淼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杨某某于2012年11月至12月生育孩子及坐月子，其制作的东方公司2012年11月、12月及2013年1月的客户及货物数量因不具真实性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深关计税字（13－09）11149号《涉嫌走私案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的制作及计税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不得作为认定三合创公司走私税款的依据；李福军收货记录中有大量货物是三合创公司在深圳购买的，不应认定为走私货物；三合创公司是从犯，应从轻或减轻处罚；原判认定丘有淼为三合创公司的实际股东与事实不符，丘有淼没有参与三合创公司的经营活动。
上诉人李福军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判认定三合创公司走私偷逃税额为10，005，387.8元证据不足，计核三合创公司偷逃税款时所列的芯片产地及型号均不祥、价格不一，也没有区分国内贸易还是走私入境，计核办法不公正；三合创公司的行为有别于直接走私，应当认定为从犯；李福军仅是为三合创公司打工，在仓库收发货物，是从犯；李福军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请求对李福军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上诉人曾昭国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杨某某在2012年2月至2013年3月休假没有参与公司业务，无从判断正常贸易货物和走私货物的区别，“统计表”是侦查人员安排人手制作的非原始资料，部分证据系从杨某某家中使用的个人电脑中提取，证据来源不合法；曾昭国与三合创公司及其他客户之间的贸易往来并非全部涉及走私；本案无法确认所走私货物的总价值，不能确认货物总价值的计税不能作为走私案定罪量刑的法定依据；办案单位对涉案货物没有公开定价和计算税金准则，计算偷逃税不合理；曾昭国所犯走私罪是东方公司、香港正达发展有限公司的单位犯罪行为。
上诉人刘志华上诉提出：东方公司在本案中是单位犯罪，其是负责送货和收货的司机，其行为不是个人行为；东方公司在走私过程中起次要作用；海关侦查部门统计的数据没有客观依据，杨某某、孔某某事后制作的统计数据缺乏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判认定其参与走私的时间错误，其在2013年1月以前不知道东方公司的走私行为；原判对其判处的罚金过重。
上诉人曾昭杰上诉提出：其在2013年1月海关扣货之前的运输行为没有犯罪动机和故意，没有牟利目的，依法不构成走私罪；即使其行为构成犯罪，也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及从犯；原判对其判处罚金过重；原判认定其偷逃税数额不准确，存在重复计算，数量来源不明；其主观恶性不大且能如实供述。请求改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免除或减少罚金数额。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曾昭国从2010年开始伙同同案人曾昭豪（另案处理）向境外订购存储芯片后从香港走私入境销售，或者接受委托将他人向境外订购的存储芯片从香港走私入境。在走私过程中，曾昭国主要负责接受国内货主的委托、与余某某（另案处理）等“水客”团伙商定安排走私事宜、雇请上诉人刘志华、曾昭杰在深圳向余某某等“水客”团伙接收走私入境的存储芯片并送给国内货主、在深圳设立并利用东方公司保管、处理走私入境的存储芯片，曾昭豪则负责在香港向境外订购存储芯片、接收并将存储芯片交给余某某等“水客”团伙走私入境。
上诉人丘有楠、丘有志、丘有淼于2010年合伙设立并经营上诉单位三合创公司，主要业务是生产、销售u盘。2011年后，三合创公司开始向曾昭国、曾昭豪直接购买走私进口的存储芯片，或者从境外订购存储芯片后委托曾昭国、曾昭豪从香港走私入境。在此过程中，丘有楠决定三合创公司向曾昭国、曾昭豪购买走私入境的存储芯片或委托曾昭国、曾昭豪走私存储芯片入境，还为主分工经营三合创公司及向境外订购存储芯片等事宜；丘有志为主分工销售用走私存储芯片加工而成的u盘；丘有淼为主分工向曾昭国联系购买存储芯片等事宜。上诉人李福军受雇于三合创公司期间，主要负责接收、保管走私入境的存储芯片。
经计核，三合创公司于2012年7月至2013年3月走私存储芯片偷逃应缴税额计12，669，376.34元；曾昭国、刘志华于2012年2月至2013年3月参与走私存储芯片偷逃应缴税额计19，226，756.39元；曾昭杰于2012年2月至2012年12月参与走私存储芯片偷逃应缴税额计15，084，822.7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一、书证
1、立案决定书、查获经过、抓获经过：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本案及抓获曾昭国、刘志华、曾昭杰、丘有淼、丘有楠、丘有志、李福军的经过。
2、曾昭国团伙2012年2月至2013年2月支付通关运费明细及情况说明：曾昭国团伙向国内货主收取通关运费及支付“水客”团伙通关运费的情况，包括日期、货物数量、收客户单价、付“水客”单价等明细，由杨某某根据其在家中使用的台式电脑中的运费月结等文件夹里的资料以及其在东方公司使用的台式电脑中的运费月结等文件夹里的资料整理而成并确认。
3、证人杨某某确认的通关入境货物与境外发票对应表、境外供应商开具的发票、2013年2月至3月国内销售芯片记录和对账明细、“水客”带货统计表、深圳客户委托通关统计表及总数表、对账单、曾昭豪邮件打印件、收支明细表：（1）通关入境货物与境外发票对应表由杨某某根据曾昭国团伙与余某某、“沙田弟弟小余”结算通关入境货物运费明细与境外供应商开具的发票的对应关系制作；（2）2013年2月至3月国内销售芯片记录和对账明细系2013年2月至3月曾昭国团伙在境外订购电子产品并委托“水客”团伙通关入境后销售给客户的记录总表，由杨某某根据县某某提供的送货单和曾昭豪告诉她的价格统计制作；（3）“水客”带货统计表显示的是杨某某根据曾昭豪的电子邮件内容统计汇总的委托“水客”团伙通关入境的“水客”带货数量，包含2012年4月至2013年2月期间的“水客”带货数量；（4）深圳客户委托通关统计表及总数量表是杨某某根据曾昭豪电子邮件内容汇总的委托“水客”团伙通关入境的客户名称及相应的通关货物数量，包含2012年2月至2013年2月期间的客户委托通关货物数量；（5）对账单系由杨某某根据曾昭豪发送的进口芯片数量和价格明细表制作的用于与曾昭豪核对的部分对账单，详细内容包括深圳客户名称、带货数量、支付给“水客”的价格、为深圳客户运输物品的担保价格、运输费用、收取深圳客户的通关金额等；（6）曾昭豪电子邮件打印件系曾昭豪发给杨某某的部分电子邮件内容，记录了曾昭国团伙从2012年6月至2013年2月期间每月从香港进口芯片到深圳交给客户的数量和价格；（7）收支明细账系杨某某记录的曾昭国团伙2013年2月及3月的收支明细账。
4、证人孔某某确认的2012年4月25日至2013年2月1日国内销售芯片记录及核对结果（根据与国外供应商及国内客户对账资料整理所得）、曾氏团伙与境外供应商、国内客户（包括三合创公司）的对账明细、转款明细：孔某某根据存放于电脑中的对账资料进行整理、打印，并统计出国外采购、国内销售的明细账及与境内客户的对账情况。
5、证人孔某某、杨某某记录的东方公司与客户、供应商对账明细：经曾昭国确认，签认是东方公司与客户的对账明细。
6、证人县某某确认的出货记录、到货记录、收货记录本原件及复印件：出货记录从县某某使用的电脑中提取并统计制作，反映东方公司从国外购买芯片出货给国内客户的芯片数量、类型等以及东方公司为国内客户进口货物的出货数量，根据客户名称（包括“松星”）分别统计；到货记录是县某某根据其记录的收货记录本整理出的从国外购买芯片的到货数量、规格，根据客户名称（包括“松星”）分别统计。
7、记录本原件及复印件：刘志华记录的收“水客”进口货物的地点、货物型号、数量等，经刘志华签认系其本人记录。
8、曾氏东方公司、丘氏三合创（松星）公司、余某某“水客”团伙对账表及说明：（1）深圳海关缉私局根据杨某某制作的东方公司逐月收取国内客户揽货运费的记录表和李福军制作的三合创公司的收货记录本，将东方公司收取国内客户运费与三合创公司收货记录进行匹配；（2）深圳海关缉私局根据杨某某制作的东方公司向“水客”团伙逐月支付通关费的记录表、2013年3月制作的收货记录和李福军制作的三合创公司收货记录本，将余某某“水客”团伙走私进口货物由三合创公司实际接收的货物进行匹配；（3）深圳海关缉私局根据县某某制作的出货记录、李福军制作的三合创公司收货记录本，将东方公司向三合创公司出货由三合创公司实际接收的货物进行匹配。
9、李福军记录的三合创公司走私进口存储芯片到货明细的记录本（电子版）、记录本原件及复印件：三合创公司收到存储芯片的数量。
10、深圳海关缉私局根据对账表作出的案值统计表：三合创公司走私进口存储芯片的时间段、数量及金额。
11、深圳海关缉私局从丘有楠的qq邮箱中提取的电子邮件：丘有楠向境外供货商订购ic芯片的电子邮件，时间为2012年3月至2013年8月，经丘有楠签认。
12、深圳海关缉私局从李福军的索尼电脑中提取的电子邮件：三合创公司在香港订货的订货单，香港供货商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李福军用于对数，经李福军签认。
13、深圳海关缉私局向佳营电子公司调取的交易记录、订单、送货单、发票、收款凭据：三合创公司向佳营电子公司订购货物的情况。
14、丘有志确认的发票：丘有志在境外购买货物的情况。
15、深圳海关缉私局在丘有淼使用的电脑中提取的skype聊天记录：丘有淼与境外供应商商谈订购ic芯片的内容，对话记录的时间为2012年10月至2013年7月。丘有淼签名，确认其中有部分聊天记录是他自己的，有部分不是他的，但无法区分了。
16、深圳海关缉私局从丘有志个人使用的笔记本电脑中提取的skype聊天记录：丘有志与境外供应商商谈订购ic芯片的内容，对话记录的时间为2013年3月至2013年7月。丘有志签名确认是其本人的聊天记录。对话中出现“阿淼已安排曾替提货”、“你现在都会用阿男的这个账号是吗”、“等阿楠上班了，我会用回自己的”、“我听阿淼的意思，要一段时间”等内容。
17、深圳海关缉私局提取的丘有志与“阿淼”的skype聊天记录：时间为2013年4月，内容为“阿淼”与丘有志商谈订购ic芯片的相关情况。
18、深圳海关缉私局从丘有志个人使用的笔记本电脑中提取的“三合创公司重组议案（初稿）”：主要内容是股权分配具体为丘有楠占60%，李某某占20%，韦某某占5%，丘有志占5%，丘有淼占5%，何某某占5%（技术分红股）。
19、深圳海关缉私局调取的户籍档案资料、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户籍证明、身份证复印件：丘有淼、丘有楠、丘有志、李福军、曾昭国、刘志华、曾昭杰的出生日期等基本情况。
20、深圳海关缉私局调取的工商登记资料：（1）三合创公司于2010年7月14日设立；经营范围是电子元器件、计算机周边产品与配件的技术开发、销售及其他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注册资本3万元，股东为丘有楠（占股50%）和丘有志（占股50%），法定代表人丘有楠，注册地为深圳市福田区华发北路30号电子设计院业务楼第五层511单元；2010年8月19日股东变更为为丘有志（占股50%）和李福军（占股50%），法定代表人丘有志；2012年12月6日变更注册资本为50万元，注册地为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布澜路21号联创科技园4号厂房4楼。2013年5月6日股东变更为李某某（占股50%）和丘某某（占股50%），法定代表人为李某某。
（2）深圳市松星威电子有限公司系自然人独资公司，于2007年4月25日设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东为丘有淼（占股100%），法定代表人为丘有淼；2011年12月23日更名为：深圳市博瑞惠通科技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给乐某某、杜某某。
（3）东方公司于2009年11月26日设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为王某某（占股100%），法定代表人为王某某，注册地为深圳市福田区福民路知本大厦2104，2011年4月14日注册地变更为深圳市福田区某某花园a座10c。
21、深圳海关缉私局调取的涉案手机通话清单及银行交易明细：上诉人的手机通话清单及银行转账明细。
二、证人证言
1、证人陈一某某的证言：2013年3月28日我按照余老板的指示到福田保税区找颜先生取“水客”走私进口的内存，拿了后下楼就被警察抓获。在我身上搜到的便签纸上面写有代表内存的种类和数量。这些货是“水客”从香港走私进来，然后由陈某某送给国内货主。陈某某和我一样是给余老板打工的，他负责到口岸接收“水客”藏匿走私进口的内存，我偶尔和他一起去。我们开车去口岸，“水客”过关之后接“水客”上车，“水客”卸货后就下车，然后我们按照余老板指示把货交给国内货主。余老板给我的工资是每个月3000元，包吃住。陈某某的工资由我代余老板支付。我知道我的行为是走私。2013年3月27日晚，我驾驶车牌号为粤b＊＊＊＊5的轿车到颜先生家接货，该车是余老板给我接货用的，我不知道谁是车主。
2、证人陈某某的证言：我从2013年1月开始为余某某打工，负责在深圳接送从香港藏带走私货物入境的“水客”，每个月工资4000元，包吃住。“水客”在香港准备过境之前会提前半小时打电话通知我在哪个口岸入境，我在事先约定的地点接他们，他们在我车上把藏在身上的走私货物卸下来放在我车上，每次都有一张小纸条连同货物一起放在我车上，这张小纸条记录的是“水客”当次带货的数量。我开着车在附近兜圈，等他们在车上把货卸完了，我送他们回口岸出境。接着我把他们留在车上的走私货物连同那张纸条送到皇岗口岸对面的某某花园a座10c交给一个姓曾的老头。他清点货物后就在“水客”给我的单据上签收。陈一某某接的是余二某某的货。我没有见过余二某某，也不认识他，我只认识余某某。
3、证人余一某某的证言：2012年5月底，我开始帮余某某开商务车接“水客”和送货。我开的是一辆车牌号为粤b＊＊＊＊3的白色长城商务车。我和陈一某某一起住在香蜜新村。基本工作就是每天中午开始到晚上十一、二点这个时段，按照余某某的电话指令到罗湖或皇岗口岸接三、四趟“水客”，每次有四、五个“水客”，“水客”在车上卸货后离开，我就按余某某的指示送货到指定地点。我经常送货的地点有两个，一个是华强北南光路口旁边，另一个是皇岗口岸附近宏昌酒楼路口的路边。接货人是刘先生，他戴眼镜，还有一个是曾先生，刘先生接的次数比较多，还有几次是送到某某酒楼上面的10楼c房，由一个老头接货。余某某让陈一某某交给我一个专门用来联系接货的手机，用于和刘先生、曾先生联系，里面存有他们的电话。“水客”也是打这个手机联系我。我不记得余某某的手机号。我离开时就把手机给了陈一某某。我离开后，我的工作交给了陈某某。我经常在罗湖口岸罗湖汽车站下客位置附近接货，若在皇岗口岸就是在入境出口下的楼梯附近接货。送货的都是同一帮人，他们应该都是香港籍的，我没有跟他们交流过。我知道他们带的货是一些内存卡，而且带的少，体积也小，我见过他们是从鞋底里拿出来的。有一次我接载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到车站，因为担心他拿了货所以查看过，看到货物是内存卡。我不知道我共接货多少，也没有记账，余某某每个月给我固定工资4000元，由陈一某某支付，车的费用也是找陈一某某报销。
4、证人杨某某（东方公司出纳）的证言：东方公司于2009年注册成立，法人代表是王某某（曾昭国的妻子），实际老板是曾昭国，注册地址是深圳市某某花园a座10c，该地址也是曾昭国的家庭住址。我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电脑租赁，公司原有人员于2013年1月前已全部离职。2012年，我公司搬至深圳坂田五和七区永香路21号荣源楼2楼办公。东方公司、闪存电子公司、飞黄科技公司是三块牌子同一套人马，是一起办公的。东方公司、飞黄科技公司有注册，但闪存电子公司没有注册。上述三家公司的老板均是曾昭国，因不同业务需要，故我公司有时称为闪存电子公司、有时称为东方公司、有时称为飞黄科技公司。闪存电子公司和飞黄科技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芯片销售和加工u盘半成品。曾昭国负责在大陆的销售、联系客户等全面工作，刘志华作为我公司的司机负责接收从香港进口来的货物及在国内送货。刘志华2007年之前就在我公司做司机，2010年回家一年后又到公司做司机至今。县某某刚到公司不久，主要负责临时仓库、管理工人、开具送货单等工作。曾昭国的弟弟曾昭豪在香港公司负责组织货源，安排通关环节，即将货从香港进口到深圳。我于2007年11月到公司工作，先后任业务员、老板助理，2009年开始任公司出纳，其中2012年3月至2013年2月在家休产假，没上班，但还是要在家里帮公司做财务账。我主要在电脑上做账，有三种账目：（1）公司所有业务的对账单；（2）公司通关费用（运输费用）对账单；（3）公司所有收支明细表。我根据曾昭豪发送给我的邮件内容制作通关费用对账单。通常情况下，曾昭豪每个月发一次邮件给我，该邮件会记录公司每个月从香港进口芯片到深圳交给客户的具体数量、通关价格、对保价钱、具体时间等详细内容，我再根据上述内容按时间顺序、客户分类制作出通关费用对账单，主要包括日期、客户、序号、产品名称、带货数量、沙田单价、沙田收费、沙田保额、客户保额、到货少数、扣款、实际须付沙田运费、收客户单价、服务费、收客户总额、利润等项目。我休假前，制作好对账表后，会直接与客户核对数目；我休假在家时，制作好该表后，就发邮件给曾昭豪和曾昭国，由他们与客户对账。
东方公司走私进口电子产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曾昭国在国内找到客户后，由曾昭豪在境外组织货源并以一定的通关费用将货物交给“水客”通关团伙走私入境，再由我公司销售；另一种是公司在国内揽货，由曾昭国与国内货主谈好，国内货主自己在境外订货后由我公司以一定的通关费用帮货主将货物从香港走私入境，然后我公司再以低于上述通关费用的价格委托“水客”通关团伙走私入境后交给国内货主，从中赚取通关费用差价。我公司委托走私电子产品进口的走私团伙有四个，包括“沙田”的余某某（通关费用是0.15元）、“牛”（通关费用是0.13元）、赖某某（通关费用是0.25元）和“william”（通关费用是0.1元）。
我公司支付通关费用主要是通过银行转账，有小部分用现金支付，公司转账支付的账户主要是曾某某、曾昭杰、蔡某某的交行、农行、招行账户。余某某收取通关费用的账户主要是在交行、招行开户的余某某、郑某某的账户，赖某某收取通关费用的账户主要是交行、招行的账户，“牛”和“william”收取通关费用的账户我不记得了。我不知道由谁去用现金支付的，但支付后曾昭国会告诉我支付的对象和金额并让我做好记录。
“水客”通关团伙为我公司走私电子产品入境部分是有担保的，一般是每个芯片10元，但此担保金不需要提前支付，交货给我们时确实发生数量短少的情况就直接在应当支付的通关费用中扣除。根据我的记录，委托我公司通关的国内货主有松星、浩宇、普泰达、东东、晶电、alntic、秦某某、张小姐、罗小姐、杨小姐、小罗、诺比、老宋、精英、wilson、小陈、美盛达、王一某某、瑞丰等，上述货主委托我们通关入境一般是按每个芯片向我们支付0.22元至0.26元。这些国内货主向我公司支付通关费用也是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支付，一般也是转到公司在交行、农行、招行开户的曾某某、曾昭杰、蔡某某的账户上。这些国内货主自己在境外组织货源，再通过我公司找“水客”通关团伙走私入境，由我公司的刘志华或曾昭杰到口岸接货到坂田工厂，进行分类包装后再由他们分别送给国内客户。
在我休产假前，由张某某制作进、出货的明细账，主要记录走私进口货物库存账，之后由县某某制作。他们做好进出货明细账后会发一份给我，我存在电脑d盘里。侦查人员在我办公室搜查到的单证，是从我电脑里打印出来的，有三大类，一类是曾昭豪通过邮件发给我的公司每月从香港走私进口芯片到深圳的明细表，是2012年6月至2013年2月期间的部分明细表，记录有走私进口货物的时间、客户名、芯片序号、数量、支付给“水客”的通关费用、收取国内客户的通关费用、单价等内容；另一类是我根据曾昭豪发给我的上述邮件制作的通关费用对账单，记录有“水客”走私进口货物数量、单价、担保价格、走私过程中损失的数量、收客户通关费用单价等内容；还有一类是我制作的银行收支明细账，是2013年2月21日至3月27日期间的。
5、证人县某某（东方公司测试员，兼销售和仓管）的证言：我于2012年10月到东方公司工作，前三个月负责检测和上网找买家，之后开始做测试员兼仓管工作，即按照老板曾昭国或司机刘志华的安排清点进、出厂的货物和安排小工测试、制作《送货单》。我将出货情况在办公电脑上制作成表格，再通过qq发给财务。送到我厂的货物是ic芯片或u盘半成品。ic芯片分两种：第一种是司机刘志华从外面拿回来的，所有货物的外包装上均写有英文字母a、b、c直到z，曾昭国或刘志华让我们将这些货分成两类，一类是国内客户在国外购买后由公司帮忙进口的货物，一类是公司自己在国外购买后再委托别人进口的货。第二种是公司从国内购买的ic芯片。u盘半成品也分两种：一种是公司向国内客户购买的，另一种是在网上寻找客户，帮客户检测，赚取检测费。每次货物到公司后，曾昭国或刘志华都会告诉我如何区分是进口的还是国内购买的及哪个客户的货物。我一般根据刘志华告诉我的内容，在一个笔记本上做好记录（记录本已被查扣）。出货的时候，我会对货物进行测试、摆盘，填写《送货单》，拿两联给司机去送货，其中一联给客户，另一联待客户签名后拿回。然后，我会将出货单内容录入电脑，发给杨某某进行对账。
2013年4月1日我制作的出货记录表，上面记录的是我公司2012年3月至2013年3月帮国内客户进口的ic芯片到厂后送给客户的数量、客户名称、类型、容量等。2013年4月10日我统计了2013年2月至3月我的公司出货情况，制作了三种表格：（1）我公司自己在国外购买的ic芯片进口后在国内卖给客户的出货记录，按照老板的安排这些ic芯片的类型是以“dy”开头标注在ic芯片上；（2）我公司从国内购买的ic芯片及u盘半成品检测后卖出的出货记录；（3）我公司在网上寻找客户，帮他们检测后的ic芯片及u盘半成品卖出的出货记录。我分别分类按月份制作了表格。我做仓管前，司机是刘志华、曾昭杰，我做测试员兼仓管后司机就是刘志华一人，进出厂的货物都由他开车送，忙碌时会临时外聘司机送货。
6、证人孔某某（东方公司员工）的证言：2012年3月底，东方公司原财务杨某某请假回家生小孩，曾昭国叫我替杨某某做财务工作，2013年1月底我被公司辞退。在此期间，我的工作主要是根据曾昭国的指示做账，一种是与国内客户对账的对账单（包括银行对账及芯片销售记录），另一种是与供应商对账的对账单（包括银行对账及购买芯片记录）。2012年3月底接替杨某某的工作之后，我有几次长时间的请假，直到2012年7月回到公司正常上班，回去的时候原来在电脑中记录的账都不知道到哪去了，所以电脑里绝大部分的记录都是2012年7月开始的。国内客户的这部分业务主要由曾昭国负责，这方面的数据都是由他通过邮件、qq、电话告诉我的，我再结合张某某、县某某所做的入库单、出库单做账。曾昭豪在境外负责与供应商联系，所以有时候他会在qq上告诉我一些这方面的数据，但大部分与境外供应商的对账数据还是曾昭国通过邮件、qq、电话告诉我的。我与国内客户、境外供应商转账收支货款方面的一些操作也是根据曾昭国的指示去做的。东方公司在境外采购的芯片是由曾昭豪联系“大沙田”的余某某、“小沙田”、“牛牛”等人带货入境的，有时我会根据老板曾昭国的指示向这些人的账户支付运费。我们主要的境外供应商有roshan（公司名称：strmatechsingaporepte.ltd）、ksaharp（不记得具体公司名称）、卓然、tom、wishtom、dokin（多赢），国内客户有小罗、张一某某、诺比、普泰达、秦某某、易立信、精英、文某某、金威刚等。
7、证人张某某（东方公司员工）的证言：东方公司的老板是曾昭国，公司的业务主要是做闪存的测试及销售，还有部分业务是电脑租赁。电脑租赁业务主要由孔某某负责，我们做闪存这部分业务的都是以闪存电子公司的名义对外的，公司的老板也是曾昭国，曾昭豪在香港负责联系运输。曾昭杰原是公司的司机，也给客户送货，于2012年底离职。公司还有六、七个检测人员，销售业务由曾昭国负责，财务是杨某某，有时她也做销售业务，但因杨某某于2012年怀孕，故换成孔某某做公司财务。我在公司负责管理仓库和点数，有时帮检测的工人摆盘。在我之前由刘志军做仓管，我接替他的工作后他就去接货和点数，有时他也叫我帮他点数，后来公司招了县某某进来，刘志军就叫他点数了。东方公司的ic芯片是由“水客”从香港带到深圳的，在公司上班的人全都知道这些货是走私进来的。
8、证人梁某某（东方公司员工）的证言：东方公司的老板是曾昭国，财务是杨某某，仓管是县某某，司机是刘志华，还有3个技术人员，普通员工有我、张二某某、李一某某、李二某某、关二某某、林某某。东方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对u盘半成品进行测试及对司机送回厂房的ic芯片进行包装。我们六个普通员工的工作就是对u盘半成品进行测试和对ic芯片进行包装。
9、证人张二某某（东方公司员工）的证言：东方公司的老板姓曾，平时由县某某负责安排我的工作。我的日常工作是测试（即检测u盘或者ic芯片的容量有无使用问题）和摆盘（即把散装ic芯片排列整齐放在模盘里，把ic芯片的脚整理齐以方便在工厂焊接）。
10、证人曾某某的证言：曾昭国和曾昭豪是我的儿子。侦查人员在某某花园的住所搜查到的账本是曾昭国的，我不知道账本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意思。我在住处有时候会帮忙接点货，那些货物都是一些晶片，用纸包着，外面再用胶皮缠好。如果有货要送来，陈姓男子就会打电话给我，我接货后按照陈先生给我的收货单验货，然后在上面签“达”字，表示已经收到。后来曾昭国会打电话说有个伙计上门来收走陈先生送来的货。除了陈先生送货外，有一、两次是其他人送货，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电话。上门收货的伙计有三、四个，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电话。
11、证人李三某某（三合创公司财务，丘有淼的妻子）的证言：三合创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利用闪存ic芯片进行u盘生产，既有u盘半成品，也有u盘成品，具体根据国内客户的下单情形而定。三合创公司生产的u盘一','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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