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6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黄志威。
委托代理人：王家恒，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少勇，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剑。
委托代理人：范依娜，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丹，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下简称合邦所）因与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下简称信达公司）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8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1月17日，合邦所（乙方，下同）与信达公司（甲方，下同）签订了（2010）信穗律代字第039号《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乙方发现债务人财产线索，甲方为清收债权，委托乙方为代理人，代理甲方与花都水泥厂合同纠纷案；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王家恒、滕琼律师为甲方与花都水泥厂合同纠纷案的代理人；乙方的代理权限以甲方签发给乙方的授权委托书为准；代理期限自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直至2012年6月30日为止，甲乙双方同意，代理期限届满之日起，本代理关系自动终止，如在代理期限内，甲方未有回收的，甲方无须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本合同自法院成功首次查封了乙方提供债务人的财产线索，并经双方的负责人或者授权代表签章后生效，如无法查封乙方提供债务人的财产线索，甲方在本合同项下的回收与乙方无关，甲方不支付任何费用；乙方如有违反本合同行为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已经收取的代理费应全部退还，如乙方前款行为致使甲方的权益受到损害的，甲方保留向乙方索赔的权利；乙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相关约定收取代理费用；乙方在代理本案的过程中，须尽职勤勉，最大限度的维护甲方合法权益，对于与追偿相关的紧急、重要事项，乙方应向甲方书面通报案件进展情况。在诉讼结案后，整理案卷，移交甲方一份存档，并提交结案报告；乙方在代理过程中获得的司法文书及其相关文件应于收到函件两日内及时通知或转交甲方；甲方仅就乙方发现财产线索对应回收的现金按照本条的约定计提支付代理费，其余回收现金与乙方无关，甲方不支付任何代理费；代理费的计提基数为乙方发现财产价值线索对应回收的现金减去甲方已支付的案件受理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法官调查取证费、勘验费、鉴定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包括甲方在委托乙方前已支付的诉讼费用）及非诉调查代理费后的净回收额；乙方发现财产价值线索对应回收现金的，代理费采用超额累退的方式按以下比例计提：回收现金在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的部分，计提比例为10%；100万元-500万元之间（含500万元）的部分，计提比例为8%；500万元-1000万元之间（含1000万元）的部分，计提比例为6%，1000万元-5000万元之间（含5000万元）的部分，计提比例为3%等等。2010年11月17日，信达公司向合邦所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合邦所麦佳耀、滕琼律师在信达公司与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中，作为信达公司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在其发现财产线索范围内代理执行，包括申请恢复执行，参加执行中的开庭、陈述代理意见、调查取证，提交和签收法律文件等）。委托期限自即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2010年11月17日，合邦所代理信达公司向花都法院（以下简称“花都法院”）提出（2010）花法执字第1879-1880号案的恢复执行申请书，申请对被执行人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恢复强制执行，并申请对第三人花都水泥公司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花都法院依据申请，于2010年11月29日向信达公司的次债务人花都水泥公司发出了《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后因该公司于2010年12月8日向花都法院发出《异议书》，认为其对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没有到期债务，不能按照花都法院通知向信达公司履行偿债义务，因此，花都法院裁定中止了执行程序。2011年3月15日，合邦所律所麦佳耀向信达公司发出《关于花都水泥厂、花都区工业发展总公司项目法律建议书》，内容：贵司与花都水泥厂、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债务纠纷一案，于2009年5月13日裁定终结执行，目前尚有本金加利息93557774.41元无法执行。因本所办理其他案件过程中，发现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有新的财产可供执行（经查实，该财产没有抵押），故于2010年11月向贵公司通报相关情况，并接受贵司委托，请求花都法院恢复执行，同时向花都法院提供了财产线索，花都法院根据我方的申请，于2010年11月29日向花都水泥公司发出了《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花都水泥公司向法院提出债权异议，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只能暂时中止执行。但由于我方发现财产的事实真实可靠，并有较完备的证据加以证明，因此，我方只有依法向广州中院，以花都水泥公司为信达公司，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为第三人，提起代位请求权诉讼，以确认花都水泥公司履行到期债务，并判令其直接向贵司支付，方可使贵司对花都工业总公司的债权得以实现。经查实，1994年，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与香港达欣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花都水泥公司，约定总投资2.5亿元人民币，其中注册资本一亿元人民币，双方按50%的比例出资，剩余投资作为无息贷款贷给花都水泥公司。花都工业总公司实际贷给花都水泥公司90341626.17元。贵司提起代位权之诉有充分的事实依据。……鉴于本案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只能由我所办理方有必胜把握，特建议由我所代理此案。我方的律师费在原合同基础上，另增加实际回款额6%为诉讼代理费等。2011年4月7日，信达公司又向合邦所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委托王家恒、麦佳耀律师作为信达公司与花都水泥公司、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代位权纠纷案的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即参加诉讼活动，签收法律文书等。委托期限自2011年4月7日至2012年6月30日。同日，合邦所代理信达公司向花都法院提交《预留分配份额申请书》，以信达公司诉被申请人花都水泥公司代位求偿权案已由广州中院立案审理，以被申请人花都水泥公司为信达公司的（2008）穗中法民四初字第39号案判决已生效，由花都法院强制执行，唯一可供执行的财产已进入拍卖阶段为由，请求对被申请人已进入拍卖程序的财产预留份额90341626.17元。2011年4月14日，合邦所代理信达公司向广州中法院提起以花都水泥公司为信达公司、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为第三人的债权人代位权诉讼，请求判令花都水泥公司向信达公司支付90341626.17元及利息。广州中院予以受理，案件号为（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同时，合邦所代理信达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请求保全花都水泥公司相当于90341626.17元的财产。2011年5月11日，广州中院作出（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花都水泥公司价值90341626.17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的财产。2011年6月30日，广州中院向广州市房屋国土管理局花都分局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查封花都水泥公司所有权证号11020325土地号0511122位于花都狗肚岭的土地、查封花都水泥公司所有的权证号11020323土地号0511120位于花都狗肚岭的土地以及花都水泥公司所有的权证号05411281土地号0511121位于花都炭步镇红峰村的土地。查封时间从2011年7月6日至2013年7月5日止。上述土地为轮候查封。2011年7月6日，广州中院向花都法院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在（2009）花法执字第1985号执行案中被执行人花都水泥公司的执行款中预留给信达公司参与分配的份额。但信达公司称上述财产实际均未成功查封。2011年7月15日，信达公司向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借出《关于花都市花都水泥厂资产所有权审定意见》、《广州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1995年6月13日《土地变更登记申请审批表》三份，以上文件均为原件。后由信达公司将上述原件转交给合邦所，由合邦所的麦佳耀律师于2011年7月22日在《广州市花都区工业发展总公司借出文件清单》上签字，确认收到上述原件。2012年6月25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就《委托代理合同》补充如下：一、原《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第3款修改为“代理期限自本合同双方签章之日起直至2013年12月31日为止，甲乙双方同意，代理期限届满之日起，本代理关系自动终止，如在代理期限内，甲方未有回收的，甲方无须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二、原《委托代理合同》第二条第1款增加第（3）项“乙方就代理本案形成的诉讼、执行及其他相关策略，应先征得甲方同意；甲方有权进行修改、变更，且该等修改、变更行为无须征得乙方同意”；三、原《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第2款第（1）项修改为“乙方在代理本案的过程中，须尽职勤勉，最大限度的维护甲方合法权益；每季度向甲方提交书面工作报告书面通报案件进展情况；对于与追偿相关的紧急、重要事项，乙方应在该事项发生之日起1日内就该事项向甲方提交专项书面报告。在诉讼结案后，整理案卷，移交甲方一份存档，并提交结案报告”；四、原《委托代理合同》第三条第2款增加第（6）项“乙方就代理本案形成的诉讼、执行及其他相关策略，应先征得甲方同意”；五、除本补充协议的上述约定对原《委托代理合同》作修改外，原《委托代理合同》的其他条款仍然有效等。2012年9月13日，信达公司向合邦所再次开具了《授权委托书》，王家恒、肖红星律师在信达公司与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中，作为信达公司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在其发现财产线索范围内代理执行，包括申请恢复执行，参加执行中的开庭、陈述代理意见、调查取证，提交和签收法律文件等）。委托期限自即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2012年10月26日，信达公司向合邦所发出《关于对花都水泥厂项目委托代理一事的复函》，内容：根据我司与贵所于2010年11月17日签订的《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第一条第1款的约定，贵所接收我司的委托，指派王家恒、滕琼律师为我司与花都水泥厂合同纠纷案的代理人，故王家恒律师、滕琼律师均为我司代理人；如两位律师之间或者两位律师与贵所之间存在工作分工问题的，请贵所自行协调解决，不应影响两位律师代理我司相关案件工作。我司有权继续委托王家恒、滕琼律师进行代理等。2013年3月6日，广州中院作出（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花都水泥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信达公司清偿债务本金401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息（利息计算方法：借款本金2950万元，从1998年6月19日至1999年4月1日止，按合同约定的年利率8.712%计算利息；借款本金2940万元，从1999年4月2日起至1999年6月19日止，按合同约定的年利率8.712%计算利息，从1999年6月20日起至清还款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罚息；并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付复息。借款本金1070万元，从1999年6月30日至2000年1月2日，按年利率6.435%计算利息，逾期从2000年1月3日起至清还款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罚息，并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付复息），以78341626.17元为本息为限（从2011年4月7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二、上述给付义务履行后，信达公司与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与花都水泥公司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三、驳回信达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同时，判决书中注明信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王家恒、肖红星。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在诉讼中向广州中院提交了如下材料：1、所有权审定意见原件；2、土地变更申请审批表的查档资料；3、审计报告原件。案件宣判后，花都水泥公司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3年4月2日，信达公司向合邦所王家恒律师通过邮件发出《关于花都水泥厂项目委托代理事宜的函》，内容：请尽快在《补充协议》上加盖贵所公章，并经原合同中约定的两位律师（即王律师您、以及滕琼律师）分别签名后，立即交回我部，以便理顺我司与贵所的委托代理关系。2013年5月9日，合邦所向信达公司发出《关于花水项目2013年4月2日来函答复》，内容包括：贵司所提关于增加滕琼律师为代理人的要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方不能接受；在贵司及时采纳我所承办律师建议决定提起代位权诉讼，我所承办律师要求贵司增加律师费补充合同，贵司项目经理周瑞文表示律师费增加问题应找法务部谈，承办律师与法务经理接洽，而法务部汤研经理则表示，本所发现的财产还未经司法确定，按贵司内部管理程序签约增加律师费要经过审查委员会讨论后才好签订追加律师费的补充合同，所发现财产未确定之前，审查委员会不方便讨论，建议待代位权诉讼一审判决确定我所提供财产线索取得债权后，再来贵公司签约，要求我方先启动诉讼，并表示你们做了工作，贵司不会不给钱的。现一审判决已出，已确定了贵司该项债权（本金数额为78341626.17元），贵司理应洽谈与本所签订增加律师费用的补充合同事宜，请贵司及时答复等。2013年5月13日，合邦所王家恒律师向信达公司工作人员发送邮件，内容：上周我方把对贵司函件的答复意见，发给周瑞文和法务汤经理，现再次将该答复发给你们，请尽快给予回复，在没有收到回复又没有收到我所要求签发的授权委托书之前，我方无法继续开展二审工作。2013年5月21日，合邦所王家恒律师向信达公司相关人员发送邮件，内容：本月10日、13日我所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函给你们，主要是就增加律师费用问题，希望得到贵司确认，现在再次提请贵司认真考虑，无论结果如何，还是给我方一个答复。如果贵司在2013年5月27日下午17时前仍不能作出答复，我方将认为贵司拒绝与我方确认增加律师费用。届时本所将作出重要抉择。2013年5月28日，信达公司向合邦所发出《关于对王家恒律师邮件的复函》，内容包括：一、根据我司与贵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滕琼律师当然为我司的代理人，王家恒律师关于“我司要求增加滕琼律师为代理人”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二、就委托贵所代理花都水泥厂相关案件，是我司与贵所协商一致的结果，相关费用等条件均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双方应遵照执行；三、贵所或者王家恒律师另有建议或者意见的，应由贵所正式发函信达公司，明确建议或意见，而不应反复以律师个人名义且以简单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交。贵所应善尽管理责任，管理律师的个人行为；四、王家恒律师目前所为，不但未能尽到代理律师义务，相反其近期一系列行为，已经严重影响我司对于重大债权项目的跟踪管理，我司不排除解除与贵所的委托代理合同。其中，2013年3月，广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花都水泥有限公司向我司清偿债务（以78341626.17元本息为限），但日前我司知悉花都水泥公司已经提起上诉，我司对花都水泥公司的代位权诉讼案件已进入关键的二审程序。尽管我司多次要求王家恒律师提交相关案卷资料（包括二审法院传票等文件）并拟订二审应诉策略，王家恒律师却一直推诿不交资料、不报告二审进展情况，甚至在5月13日的邮件中称“在没有收到回复、又没有收到我所要求签发的授权委托书之前，我方无法继续开展二审工作”。前述“回复”是要求我司答复增加代理费，前述“授权书”是要求我司不再委托滕琼律师为代理人；五、我司再次提醒贵所，王家恒、滕琼两位律师之间工作分工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我司委托代理工作，如贵所仍不能协调相关问题，我司将终止与贵所的相关项目的委托代理关系，由此引发的后果由贵所自行承担等。2013年6月8日，合邦所的王家恒律师向信达公司相关人员发送《听证会通知情况反映》的邮件，内容：接花都法院通知，执行局将于2013年6月14日（下周五）10点开执行听证会，请贵司办理好我所承办律师的委托授权手续，因听证内容十分重要，法律关系也很复杂，故务必授权我所指定的律师麦佳耀，参加听证会，授权委托书请在2013年6月13日（下周四）下班前办好，届时我方派人前来领取。另通报情况如下：1、瑞华公司再审案已作判决，判决书中未载明可以上诉的内容，因此可视为是终审判决，其暂缓执行的申请依法失效；2、贵司在花都执行局执行案预留查封份额已经高院批复，解除查封；3、贵司代位权诉讼仍在二审审理之中；4、花都执行局将恢复达欣公司原申请的执行；5、基于上述情况，我方原查封的财产如不能很好处理，将面临被瓜分之危险等。2013年6月13日，信达公司向合邦所发出《关于变更代理人的函》，内容：一、我司不再委托王家恒律师作为案件的代理人，要求贵所立即指派其他律师跟进本案件。……2012年10月始，王家恒律师反复要求我司不再委托滕琼代理，鉴于贵所并未支持王家恒律师的个人建议，我司继续委托王家恒、滕琼律师代理，……惊悉花都法院拟在短期内将花都水泥公司的拍卖款分配给香港达欣实业有限公司后，我司分别联系王家恒及滕琼律师，王家恒律师并未告知确有此事。但6月8日上午，滕琼律师与我司工作人员前往花都法院向经办法官了解情况，经办法官却称：1、其于6月7日通知王家恒律师要求前来参加执行听证，王家恒律师说他人目前不在广州，端午节后过来法院参加执行听证；2、其从未收到我司在对花都水泥公司提起代位权诉讼案件中取得的广州中院一审胜诉判决，故其掌握的花都水泥公司的债权人只有一个，即香港达欣实业有限公司；3、信达公司如有异议的，必须于6月9日提交书面异议及紧急中止执行该案的申请。由此可知，王家恒律师是非常清楚花都法院即将执行分配的，此点，从王家恒律师于6月8日中午11点后致我司的邮件中也有明确反映。作为代理律师，王家恒律师明确接到法官的通知，也应当知道将对我司债权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却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为由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司，并且不忘与滕琼律师之间的工作分工矛盾，要求我司务必授权其指定的麦佳耀律师代理，另外，王家恒律师在邮件中提及的“瑞华公司再审案已作判决”、“我司在花都法院预留查封被解封”等情况，我司均第一次听说，王家恒律师并未向我司报告或者已交案卷材料。二、贵所在以往代理工作取得的效果，我司予以认可，但贵所应整理相关案卷资料并提交我司，以便贵我双方协商费用等。2013年6月13日，信达公司向合邦所发出《关于解除（2010）信穗律代字第039号﹤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及（2012）信穗律代字第交010-1号﹤补充协议﹥的通知书》，通知合邦所即日起解除（2010）信穗律代字第039号《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并请合邦所立即移交和归还信达公司所有案卷材料等。合邦所表示已经收到信达公司发出的该份函件。2011年7月15日，信达公司签署《广州市花都区工业发展总公司借出文件清单》，包括文件有：《关于花都市花都水泥厂资产所有权审定意见》、《广州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三份1995年6月13日的《土地变更登记申请审批表》，合邦所律师麦佳耀于2011年7月22日在该清单上签字注明“收到上述原件”。庭审中，信达公司明确其要求合邦所返还（2010）信穗律代字第039号《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及其《补充协议》项下全部卷宗材料，具体包括：与花都水泥公司代位权诉讼中的起诉状复印件、证据清单复印件、证据复印件、二审上诉状、一审相关的裁定书原件；恢复执行案件中的裁定书原件，有关听证会的听证通知及笔录的复印件，并由合邦所移交当时向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借出文件清单中所列的五份原件（《关于花都市花都水泥厂资产所有权审定意见》、《广州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1995年6月13日《土地变更登记申请审批表》三份）。合邦所确认确实收取了信达公司上述五份原件，但认为已经在代位权诉讼庭审后还给了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关于信达公司主张的经济损失，信达公司提供了的士票13张、《航空运输电子客运行程单》2张、保险费发票1张、北京的士费发票1张及住宿费发票1张等予以证实。
另查明，（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案，现仍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尚未审结。根据信达公司的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调取有关（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案件的相关卷宗材料，其中：2011年7月22日由广州中院执行局出具的《诉讼保全具体要求及保全情况表》记载，（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中，广州中院应信达公司关于查封花都水泥公司财产的申请，作出《民事裁定书》后，实际已于2011年6月30日向广州市房屋国土管理局花都分局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轮候查封了花都水泥公司所有权证号11020325土地号0511122位于花都狗肚岭的土地、权证号11020323土地号0511120位于花都狗肚岭的土地以及权证号05411281土地号0511121位于花都炭步镇红峰村的土地。并于2011年7月6日向花都法院送达了要求在（2009）花法执字第1985号执行案中被执行人花都水泥公司的执行款中预留给信达公司参与分配份额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然而，2012年11月16日，广州中院作出撤销上述《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决定，并向花都法院送达了《关于撤销﹤协助执行通知书﹥的通知》。另外，2013年1月25日，合邦所的肖红星律师向广州中院提交了《广州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原件，并在2013年3月12日由肖红星律师本人签收回上述原件。
原审法院认为：合邦所与信达公司签订的《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及《补充协议》均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合法有效。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成立，合邦所发现债务人财产线索，信达公司为清收债权，委托合邦所为代理人，代理信达公司与花都水泥厂合同纠纷案。合邦所主张双方之间就花都水泥公司的代位债权诉讼达成新的合意，并要求在此基础上增加6%的律师费，但双方就此并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尽管合邦所曾发出《关于花都水泥厂、花都区工业发展总公司项目法律建议书》，要求就代位权诉讼关系增加律师费等，但从双方往来各种文件中可以看出，双方并未就代位权诉讼另行增加律师费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合邦所亦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信达公司对合邦所要求增加费用的请求做出过承诺。另外，双方于2012年6月25日签订《补充协议》，对原《委托代理合同》的代理期限进行了修改，延长至2013年12月31日，并增加“合邦所就代理本案形成的诉讼、执行及其他相关策略，应先征得信达公司同意”等，可以看出，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双方亦无对花都水泥公司的代位权诉讼另行约定，而只是延长了合邦所的代理期限。《合同》约定信达公司仅就合邦所发现财产线索对应回收的现金按约定计提支付代理费，而合邦所提起对花都水泥公司、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的代位权诉讼实际上是在合邦所代信达公司提起恢复对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的强制执行，并申请对花都水泥公司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未果的基础上，为实现清收花都水泥厂债权，实现现金回收目的而进一步采取的措施。因此，合邦所主张双方除了《合同》外，就花都水泥公司的代位权诉讼又形成了新的委托合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认为，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由《合同》及《补充协议》予以确定，代位权诉讼是实现《合同》目的的手段。因此，合邦所主张双方就代位权诉讼形成新的委托关系，应在代位权诉讼一审确定的金额78341626.17元基础上收取6%的律师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以支持。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尽管《合同》及《补充协议》未对解除合同事宜作出约定，但作为委托人，信达公司对于《合同》及《补充协议》有任意解除权，信达公司于2013年6月25日向合邦所发函告知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合邦所确认已收悉，应认定双方的合同关系已于合邦所收悉信达公司解除通知书之日解除。同时，由于信达公司已在代位权诉讼二审前解除了与合邦所之间的《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并未委托合邦所代理二审相关事项，该案的一审亦已审结，原信达公司之间就代位权诉讼的委托已随之终结，合邦所再要求解除代位债权诉讼的委托代理关系，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尽管信达公司对《合同》及《补充协议》有任意解除权，但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约定信达公司就合邦所发现财产价值线索对应回收的现金按照约定计提支付代理费用，合邦所对此具有可期待利益。合邦所为实现回收债权的目的，于2010年11月17日代理信达公司向花都法院提出恢复执行的申请，并在花都水泥公司提出异议导致执行程序中止后，又给出《关于花都水泥厂、花都区工业发展总公司项目法律建议书》，于2011年4月14日向广州中院代信达公司提起对次债务人花都水泥公司的代位权诉讼，并向广州中院提出对花都水泥公司已进入拍卖程序的财产预留90341626.17元分配份额，同时保全花都水泥公司相当于90341626.17元的财产。广州中院依据合邦所的上述申请，于2011年5月11日作出（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花都水泥公司价值90341626.17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依据合邦所提供的财产线索，广州中院实际已于2011年6月30日向广州市房屋国土管理局花都分局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轮候查封了花都水泥公司所有权证号11020325土地号0511122位于花都狗肚岭的土地、权证号11020323土地号0511120位于花都狗肚岭的土地以及权证号05411281土地号0511121位于花都炭步镇红峰村的土地。广州中院并于2011年7月6日向花都法院送达了要求在（2009）花法执字第1985号执行案中被执行人花都水泥公司的执行款中预留给信达公司参与分配份额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至此，为清收债权，合邦所的代理工作已有一定进展。然而，2012年11月1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撤销（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决定，并向花都法院送达了《关于撤销﹤协助执行通知书﹥的通知》。因此，广州中院撤销了对花都水泥公司执行款中为信达公司预留分配份额的协助执行。由此可见，为实现花都水泥厂的债权回收，合邦所制定了相应方案，并发出相关项目法律建议书，已以实际行动履行合同，亦已依约为其代理工作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且已成功提起过保全申请及预留分配份额的申请，后因故被广州中院依法撤销，不能认定为合邦所未尽职勤勉，亦不能认定合邦所未依约履行相关代理义务。在合邦所的代理工作中，广州中院作出的（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案的一审判决，信达公司部分胜诉。尽管合同约定合邦所发现财产价值线索对花都水泥厂的债权实现任何的现金回收的条件下，才符合计提律师费的条件，但由于信达公司在代位权诉讼终审判决前对委托合同行使了任意解除权，解除了与合邦所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应视为信达公司主动免除了合邦所对该案二审审理后信达公司是否能对应回收现金及能够对应回收多少现金应承担的风险。另外，信达公司认为合邦所未依约在代理过程中及时书面通报紧急情况，亦未移交相关司法文书及其他文件等，合邦所对此不予确认，且双方之间因沟通产生的问题亦不足以构成解除合同的重大违约事由。信达公司的任意解除行为，使合邦所的代理工作在信达公司解除合同之时必然不能实现现金回收，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合邦所对付款条件成就的可期待利益，信达公司应当对合邦所进行赔偿。关于次债务人的代位权诉讼，中院于2013年3月6日已作出代位权诉讼的一审判决书，判决确定的金额为78341626.17元，参照双方签订的《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采用超额累退的方式按比例计提：回收现金在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的部分，计提比例为10%；100万元-500万元之间（含500万元）的部分，计提比例为8%；500万元-1000万元之间（含1000万元）的部分，计提比例为6%，1000万元-5000万元之间（含5000万元）的部分，计提比例为3%，若实现全部回收，则代理费为2770248.79元。尽管该案仍在二审审理中，尚未实现回收现金，但因信达公司行使的任意解除权，已侵犯了合邦所的合法权益，从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角度出发，原审法院酌情判令信达公司应以以上2770248.79元的80%标准支付代理费给合邦所，即信达公司应支付2216199元代理费给合邦所。关于信达公司反诉要求合邦所返还卷宗资料等问题，《合同》约定合邦所接受信达公司的委托，指派王家恒、滕琼律师为信达公司与花都水泥厂合同纠纷案的代理人，合邦所的代理权限以信达公司签发给合邦所的授权委托书为准。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信达公司于2010年11月17日向合邦所出具《委托书》，委托合邦所麦佳耀、滕琼律师作为信达公司与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的代理人，有一般代理权；2011年4月7日，信达公司又向合邦所出具了《委托书》，委托王家恒、麦佳耀律师为信达公司与花都水泥公司、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代位权纠纷案的代理人，有一般代理权；2012年9月13日，信达公司再次开出《委托书》，委托王家恒、肖红星律师在信达公司与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中，作为代理人，有一般代理权。尽管《合同》约定合邦所指派王家恒、滕琼律师作为信达公司与花都水泥厂合同纠纷案的代理人，但信达公司于《合同》签订后多次签发的《授权委托书》应视为信达公司在双方委托关系存续期间，信达公司以实际行动表明同意对合邦所的具体经办律师予以变更，应按时间顺序以信达公司实际签发的《授权委托书》为准。合邦所代信达公司提起的（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代位权诉讼案件中，依据信达公司签发的多次《授权委托书》，签发在后的委托书确定信达公司与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的委托代理人为合邦所的王家恒、肖红星律师。2011年7月22日，合邦所的麦佳耀律师在信达公司处借出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5份原件，并在《广州市花都区工业发展总公司借出文件清单》中注明“收到上述原件”并签名确认。2013年1月25日，由合邦所的肖红星律师向广州中院提交其中《广州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原件，并于2013年3月12日由肖红星律师从广州中院处签回上述原件。合邦所称已将上述文件交回给信达公司，但并未提交信达公司签收回相关文件原件的证据。依据现有的证据，合邦所的相关律师在签收了相关原件后，并未归还信达公司，因此，信达公司要求归还《广州市花都区工业发展总公司借出文件清单》中反映的《关于花都市花都水泥厂资产所有权审定意见》、《广州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三份《土地变更登记申请审批表》，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另外，依据《合同》约定，合邦所在代理过程中获得的司法文书及其他相关文件应于收到函件两日内及时通知或转交信达公司，现《合同》及《补充协议》已经解除，合邦所的代理工作已经终止，信达公司亦已委托他人代理相关工作，为了配合信达公司代位权诉讼的诉讼进程，信达公司要求合邦所将代位权诉讼，即（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案中的起诉状复印件、证据清单复印件、证据复印件、二审上诉状、一审相关的裁定书原件、恢复执行案件中的裁定书原件、有关听证会的听证通知及笔录的复印件移交给信达公司，作为信达公司当时的代理人，合邦所理应持有上述材料，信达公司要求返还，有事实和合同依据，亦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信达公司要求合邦所赔偿造成的经济损失，信达公司提供各项损失的证据不能证明信达公司主张的各项损失与合邦所的代理行为之间有何直接因果关系，亦不能证明费用支出的必要性，因此，对于信达公司该项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因履行《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可得利益2216199元给上诉人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二、上诉人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于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十日内，向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移交和返还《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及其《补充协议》项下的全部案卷材料（具体包括：（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案中的起诉状复印件、证据清单复印件、证据复印件、二审上诉状、一审相关的裁定书原件、恢复执行案件中的裁定书原件、有关听证会的听证通知及笔录的复印件以及《关于花都市花都水泥厂资产所有权审定意见》原件、《广州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原件、1995年6月13日三份《土地变更登记申请审批表》原件）。三、驳回上诉人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64100元，反诉费75元，由上诉人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负担39620元，由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负担24555元。
判后，上诉人广东合邦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上诉人代理的代位权诉讼案是（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之外新增加的工作，理应另行计付律师费。一审仅认为代位权诉讼是实现原合同的手段，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关于证据原件返还问题，上诉人认为，证据是工业总公司持有的，上诉人在借用与开庭质证后已当即依照被上诉人托付交还工业公司了。不存在向被上诉人返还问题。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委托合同，是被上诉人借故单方解除的，并非因为上诉人没有能力继续完成委托事项。上诉人代理被上诉人委托事项所获的中院（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判决书全面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足以证明上诉人有能力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因此，在上诉人完全可以实现债权回收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单方解除合同。应对不诚实信用的行为，全面承担法律责任。而一审判决，仅部分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显然是错误的，有失公平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自身合法权益都不能依法主张，怎能维护他人的合法权益。这个判决结果，显然对整个律师行业是一个打击，对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不利。据此，我方强烈要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全面承担法律责任，支付上诉人律师费7470746．36元。请求：一、撤销（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892号《民事判决书》；二、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可得利益损失7470746．36元；三、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
判后，上诉人信达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合邦所获得律师费的前提，也是其主要义务；而“回收款项以实现债权”上诉人的委托的根本目的，是被上诉人的主要义务。2、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履约主要义务。首先，被上诉人的财产线索即为代为求偿权诉讼中广州市花都区工业发展总公司（下称“工业公司”）对广州市花都水泥有限公司（下称“水泥公司”）的借款债权。根据《恢复执行申请书》《民事裁定书》以及提出代位求偿权诉讼的《起诉状》以及所引用起的一系列诉讼的内容来看，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委托，代理代位求偿权诉讼，系为了将该财产纳入法院查封等法律措施，代位求偿权诉讼并非孤立的诉讼，仅仅是被上诉人为其提供财产线索采取法律措施的必要诉讼。对此，原审判决第31页也认定“代位权诉讼时实现《合同》目的的手段”。其次，虽然原审判决认定法院曾作出查封财产的行为，但是，自广州中院2012年12月16日撤销财产查封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采取法律措施成功回收款项以实现债权”的代理行为，且就此重大案情没有及时通报上诉人，甚至2013年6月13日上诉人明确从广州中院知晓财产查封被撤销后询问被上诉人的法律建议和措施，被上诉人直至2013年6月24日也没有提出任何的法律建议或采取任何的法律措施来保障“回收款项以实现债权”，因此，被上诉人实际上已构成的根本违约。计提前提为“乙方发现财产价值线索对应回收现金”。本案中，被上诉人的代理工作仅仅是获得了代位求偿权一审诉讼的判决，与“回收款项”相去甚远。因此，上诉人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原审判决反而以法官自由裁量权按所谓的80％计提律师费，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审判决的法律适用错误《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不适用本案。如前所述，被上诉人的《起诉状》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以及庭审意见来看，根本没有提出因上诉人行使了《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任意解除权，给其造成损失；上诉人的《答辩状》以及庭审意见完全围绕“根本违约”和“依约解除合同”的意见进行抗辩和提出反诉请求，且具有充分的合同依据和法律规定。但是，原审判决根本没有论证上诉人提出的“根本违约”和“依据解除合同”的抗辩意见，即原审判决完全绕开诉讼双方的意见，直接引用《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任意解除权，没有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请上诉，请依法判如上诉所请。请求：一、判令撤销原审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89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四项判决；二、判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立即赔偿因怠于履行代理人职责等违约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暂计5330元的诉讼请求；三、维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89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项判决。
针对合邦所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信达公司抗辩认为：一、合邦所与信达公司没有就代位权诉讼签订任何书面协议，没有形成新的委托关系，也没有就代位权诉讼另行支付律师费达成新的合意，合邦所关于代位权诉讼另计律师费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乃无稽之谈；另，合邦所代为提起代位权诉讼是实现债权回收的措施之一，对此，原审法院也予以认可。首先，合邦所与信达公司没有就代位权诉讼签订任何书面协议，没有形成新的委托关系，也没有就代位权诉讼另行支付律师费达成新的合意。同时，根据合邦所与信达公司签订的《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均未约定代位权诉讼另计律师费；而且，合邦所主张代位权诉讼另计律师费依据的所有证据（如合邦所于2013年5月9日向信达公司发出的邮件等等）均只能证明其曾经单方、多次地要求信达公司新增律师费，但信达公司对是否新增律师费、律师费计提标准等从来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也就是说，合邦所新增律师费的单方期望顶多算一个要约邀请，双方对此并未达成任何合意。合邦所关于代位权诉讼另计律师费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合邦所代理进行代位权诉讼完全是在提起恢复执行对工业总公司的强制执行未果的基础上，为实现债权回收而进一步采取的必要的措施。对此，原审法院也予以认可（详见原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第30-31页），并在原审判决第三判项驳回了合邦所关于就代位权诉讼新增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二、合邦所在代理期间对代位权诉讼中财产保全的查封情况，以及香港达欣实业有限公司（下称“达欣公司”）、广州市瑞华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瑞华公司”）等债权人对广州市花都水泥有限公司（下称“花都水泥公司”）的债权诉讼、执行等对实现债权回收至关重要的情况均未依约及时向信达公司汇报，甚至瞒报，更没有移交相关的文件，已经构成违约，对信达公司实现债权回收产生了无法挽回的、巨大的不利影响。根据双方签署的《代理合同》第三条第2款第（2）项的约定：“乙方在代理过程中获得的司法文书及其他相关文件应于收到函件两日内及时通知或转交甲方”。《补充协议》将《代理合同》第三条第2款第（1）项修改为：“乙方在代理本案的过程中，须尽职勤勉，最大限度的维护甲方合法权益；每季度向甲方提交书面工作报告书面通报案件进展情况；对于与追偿相关的紧急、重要事项，乙方应在该事项发生之日起1日内就该事项向甲方提交专项书面报告，在诉讼结案后，整理案卷，移交甲方一份存档，并提交结案报告。”首先，合邦所及其律师从信达公司、广州中院等相关单位签收了与案件相关的文件原件后，并未归还给信达公司；也没有按《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期限向信达公司通知或转交其在代理过程中获得的司法文书和其他相关文件。对此，原审法院已审查认定并在原审判决第35页明确：“2011年7月22日，原告的麦佳耀律师在被告处借出花都工业发展总公司5份原件，并在《广州市花都区工业发展总公司借出文件清单》中注明”收到上述原件”并签名确认。2013年1月25日，由原告的肖红星律师向广州中院提交其中的《广州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原件，并于2013年3月12日由肖红星律师从广州中院处签回上述原件。原告称已将上述文件交回被告，但并未提交被告签收相关文件原件的证据。依据现有的证据，原告的相关老师在签收了相关原件后，并未归还被告……”上述内容有广州中院的《诉讼材料接收凭证》和《送达回证》予以证明。而原审判决第二判项中也明确判决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移交和返还代理合同及其补充协议项下的全部案卷材料。截至今日，合邦所仍未返还相关证据原件。其次，广州中院2012年11月16日的《送达回证》显示，广州中院已经撤销其于2011年6月30日和2011年7月6日发出关于查封花都水泥公司三块土地和冻结（2009）花法执字第1985号执行案预留份额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但是合邦所及其律师对此重要情况并未向信达公司汇报，直至2013年6月7日接到信达公司关于达欣公司执行分配情况的告知后，王家恒律师于2013年6月8日才通过邮件告知信达公司”瑞华公司再审案已作判决”、”贵司在花都执行局执行案预留查封份额已经高院批复，解除查封”等对债权回收影响重大的情况。在这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合邦所关于代位权诉讼的财产保全情况一直隐瞒真实情况，向信达公司虚假汇报相关财产已经成功查封，致信达公司对未被查封、协助执行通知书无效等情况均蒙在鼓中，无法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并且，根据王家恒于2013年6月8日发出的邮件内容可知，合邦所对瑞华公司再审案等与债权回收有直接影响的重大情况事先知晓，却未按约定及时向信达公司进行汇报或移交相关文件。以上种种导致信达公司不能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参与执行分配等，严重影响其债权回收。合邦所的上述行为已经违反了上述合同约定，构成违约。因此，信达公司有权依据《代理合同》第二条第1款第（1）项的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使约定解除权，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三、合邦所上诉状认为，其代理信达公司获得的广州中院（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全面支持了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足以证明其有能力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完全可以实现债权回收。合邦所的上述推理毫无事实、法律依据，是经不起推敲的。退一步讲，即使合邦所有能力继续完成委托事项，因合邦所违约在先，也不影响信达公司依据合同约定解除代理合同。首先，广州中院（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因花都水泥公司提起上诉，后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终字第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并发回广州中院重审，至今尚未审结，也就是说，（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从未生效。合邦所王家恒律师在2013年6月8日向信达公司发出的邮件还明确写明”贵司代位权诉讼仍在二审审理中”，可见，合邦所及其律师对（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未生效是充分知晓的。试问，至今尚未审结的案件可能在合邦所代理期间获得生效法律文书吗？取得一审胜诉的合邦所能够保证发回重审的结果一定是维持原判吗？难道丝毫没有败诉的可能？显然，答案是否定的。退一步讲，即使不考虑现实情况，假设合邦所有能力继续完成委托事项，这与信达公司行使约定解除权解除代理合同也毫不相关。如本答辩状第二项所述，合邦所已经构成违约，因此，无论合邦所是否有能力继续完成委托事项，信达公司都有权依据《代理合同》第二条第1款第（1）项的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使约定解除权，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并有权依据《代理合同》第三条第2款第（3）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追究合邦所的赔偿责任。四、合邦所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缺乏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全部予以驳回。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据此，合邦所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的构成要件包括：1、合邦所与信达公司之间的代理合同合法生效；2、信达公司有违约行为的存在；3、合邦所要求赔偿的损失必须是违约方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或应当预见的，且必须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相当。首先，《代理合同》第一条第4款有约定：”本合同自法院成功首次查封了乙方提供债务人的财产线索……后生效。”事实上，在合邦所代理期间始终没有成功查封相关财产线索，《代理合同》尚未生效。其次，本答辩状第二项已述，合邦所代理期间，违约的是合邦所而非信达公司。最后，合邦所可得利益的计算纯粹是单方面臆想的，且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遭受损失。综上，合邦所的主张没有一项符合可得利益损失的构成要件。另，从合邦所提交《可得利益计算方式》内容来看：第一，合邦所主张可得利益的计算基础是（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权本金78341626.17元。事实上，由于花都水泥公司提起上诉，（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判决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终字第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并发回广州中院重审，至今尚未裁决，也就是说，（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从未生效，合邦所可得利益计算的基础根本不存在。第二，合邦所主张可得利益的计算依据之一是《代理合同》第四条第3款关于律师费计提的约定。实际上，根据《代理合同》第四条的约定和行业惯例，债权回收金额以债权人进账金额为准，即使（2011）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其确定的债权金额也不等于信达公司债权回收金额。根据《补充协议》第一条的规定：如在代理期间内，甲方未有回收的，甲方无须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那么，信达公司至今没有回收任何债权，更遑论合邦所在代理期限内实现债权回收呢？因此，《代理合同》第四条第3款关于律师费计提的前提条件从来没有成就过。第三，合邦所主张可得利益的计算依据之二是合邦所单方提交的《关于花都水泥厂、花都区工业发展总公司项目法律建议书》关于律师费计提的办法。这仅仅是合邦所单方面的期望，信达公司从来没有就是否新增律师费、律师费计提标准等做出任何回应，即双方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也没有达成任何合意。合邦所依据《关于花都水泥厂、花都区工业发展总公司项目法律建议书》计算律师费根本毫无根据。
针对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合邦所抗辩认为：1、信达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合邦所违约，刚才所说的信达公司是针对中院没有及时向信达公司报告查封的情况，但中院当时并没有书面文件送达给我方，也没有口头通知，所以无法告知信达公司。13年6月7日，接到花都法院的通知，我方才知道查封的财产的裁定书已经被中院撤销了。我方马上书面告知了信达公司。2、信达公司行使的解除权是任意的解除权，应该都我方损失进行赔偿。3、我方的第一份代理合同是以发现财产线索为目的的代理合同，发现财产线索对于执行案件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我方发现了财产线索，才继续恢复执行。在一般发现财产线索的案件，律师有50%的提成，从代理合同看，报酬只是4%，该合同仅仅是发现财产线索和执行阶段来计算的。5、代位权诉讼里面，代理合同是根据要约和承诺的成立，我方提出要约，增加劳动时间，要增加律师费6%，实际上我方最早是提出增加12%，最后协商是增加6%，信达公司也是承认收到这个要约。关于代位权诉讼，虽然没有书面合同，但以要约和承诺与信达公司实施的行为可得知，合同是成立。6、合同以要约承诺而成立的过程说清楚：在花都法院裁定不执行的时候，我方知道不能执行后，我方给信达公司发函，说明不能执行，所以要提出代位权诉讼，建议律师费增加到12%。信达公司的周经理和潘经理说增加到12%不能接受，信达公司让我方先准备诉讼，信达公司说律师费是一定会给的。后来我方要求增加6%，信达公司也是口头同意了。但钱一直没有给我方。我方有书面要约，信达资产管理广东省分公司也有口头成立，只是没有通过书面形式对双方的合意进行确认。而且信达资产管理广东省分公司也给我方发出了委托书，法律没有规定承诺一定要以书面形式的。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二审期间，信达公司向本院举证如下：一、诉讼项目委托代理合同；二、授权委托书三份；三、2013','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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