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甘0702民初1523号
原告：杨阳，男，1990年6月23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兰州市人，住兰州市火车站东路***号603，身份证号码6201021990********。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盼，甘肃诚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昊，甘肃诚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传鸿，男，1989年2月9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农民，住甘州区乌江镇平原堡街道***号，身份证号码6222011989********。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玉琳，张掖市甘州区西街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李希吉，男，197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甘肃省临泽县人，农民，住临泽县板桥镇东湾村六社**号，身份证号码6222241978********。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甘肃焉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保瑞，男，1982年4月29日出生，汉族，陕西省清涧县人，农民，住清涧县折家坪镇西马家沟村解湾坪**号，身份证号码6127311982********。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泓钰，甘肃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0092525730XT。
住所地：张掖市甘州区南环路***号。
法定代表人：马静泉，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萍，该公司员工。
原告杨阳与被告周传鸿、李希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17日立案。本案于2017年4月5日依法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庭前证据交换的过程中，被告李希吉申请追加马保瑞为共同被告，本院予以准许，依法追加马保瑞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于2017年7月27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过程中，被告周传鸿申请对原告杨阳的伤残等级及护理时限进行重新鉴定，经各方同意，本院委托甘肃中医药大学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事项进行重新鉴定，本院技术室于2018年1月18日将案卷退回。现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盼、被告周传鸿、被告李希吉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萍到庭，第一次庭审时，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盼、被告周传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玉琳、被告李希吉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萍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时，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盼及丁昊、被告周传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玉琳、被告李希吉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周传鸿、李希吉连带赔偿原告医疗费180203.52元、伤残赔偿金389778.80元、误工费13959.32元、护理费663572.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520.00元、营养费90000.00元、伤残鉴定费2200.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车辆维修费17649元，合计1459882.64元；2.被告人保财险张掖市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与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上述费用；3.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6月14日，被告周传鸿驾驶被告李希吉所有的甘GA58**号小型轿车，沿连霍高速（G30）自东向西行驶至2009km＋956m处时，与前方同向行驶的由驾驶人杨阳驾驶的LR21165号五十铃运输车追尾相撞，致使LR21165号五十铃运输车驾驶员杨阳及车内乘员范文治、马伟良、孔祥军、孔令宇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公路设施受损的交通事故。2016年6月17日至2016年8月19日，原告在甘肃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6年9月6日至2016年10月26日，原告在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继续住院治疗。2016年7月12日，甘肃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第二支队骊靬大队出具甘公交认字（2016）第0000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周传鸿应负事故全部责任。2016年10月27日，原告委托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书，原告伤残程度为一处三级伤残和一处十级伤残。2016年10月28日，原告垫付LR21165号五十铃运输车修理费17649元。现原告至今缺乏正常劳动能力，原告多次请求被告周传鸿、李希吉支付赔偿款项，周传鸿均以该笔款项应由被告人保财险张掖市分公司在保险合同范围内予以理赔，拒绝赔偿。被告人保财险张掖市分公司拒绝理赔，致使原告无法获得权利保障。本案庭审中，因被告李希吉要求追加案外人马保瑞为本案共同被告，故原告要求被告马保瑞在责任范围内向原告赔偿，并在第二次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为：医疗费180203.52元、伤残赔偿金318593.80元、误工费13959.32元、护理费663572.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520.00元、营养费90000元、鉴定费2200元、精神损失费100000元、车辆维修费17649.00元，合计1388697.64元。
被告周传鸿在庭审中辩称：原告所诉发生交通事故时间、地点、过程及受伤人员、责任认定无异议，对法律关系有异议，被告周传鸿是在被告马保瑞要求之下送马保瑞前往武威，被告周传鸿借李希吉的车辆去送马保瑞，因此马保瑞是被帮工人，应当由其承担责任。被告周传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玉琳的代理意见为：一、在本案中，被告周传鸿相对被告马保瑞而言属于无偿帮工人，被告马保瑞系被帮工人，被告马保瑞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为，2016年6月14日，被告马保瑞因家中有事，让被告周传鸿找车送其回武威，所以被告周传鸿应被告马保瑞要求，借用被告李希吉所有车牌号为甘AG58**号的”迈腾牌”小型轿车无偿送被告马保瑞回武威，在返回张掖途中发生本案所审理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周传鸿向法庭提交了其与被告马保瑞的微信聊天记录，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周传鸿向被告马保瑞询问发生的该交通事故应该怎么处理，被告马保瑞陈述：”第一，我也当时确实家里有事；第二，来武威之后，我在忙，也招待你吃饭；第三，事情发生之后，公司已经给了救助，我也多次和你们经理沟通。你还是找你们经理吧！”，之后被告马保瑞又表示其在外地出差，方便的话就电话沟通。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马保瑞的陈述表明其承认被告周传鸿送其回武威的事实，上述事实证明被告周传鸿系无偿帮工人，被告马保瑞系被帮工人，帮工活动应该自被告周传鸿借车开始，将被告马保瑞送到武威市，然后返回张掖市给被告李希吉归还所借车辆止，交通事故发生在被告周传鸿从事帮工活动过程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帮工人被告周传鸿在从事帮工活动中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致使本案原告杨阳受伤，被帮工人马保瑞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分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应当根据商业保险合同予以赔偿。本案中，肇事车辆即被告周传鸿驾驶被告李希吉所有车牌号为甘GA58**号的”迈腾牌”小型轿车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分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保险，肇事车辆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在保险有效期内，且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于原告杨阳的各项损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分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应当根据商业保险合同予以赔偿。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被告周传鸿已为原告杨阳支付医疗费、向原告杨阳父亲、母亲及原告杨阳的领导吴世界打款共计17余万元，请法庭在审理过程时，依法扣除被告周传鸿已经支付款项。另，原告要求各项赔偿数额过高，请法庭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确认合理的赔偿数额后进行判决。
被告李希吉在庭审中辩称：原告所诉发生交通事故时间、地点、过程及受伤人员、责任认定无异议，对肇事车辆权属无异议。本案中，被告李希吉是合法车辆出借人，周传鸿借车目的是为送马保瑞，他们之间是帮工关系，故李希吉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同时涉及其他受伤人员涉及的交强险内的赔偿问题及已经向其他受伤人员赔付部分的问题。同时，被告李希吉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的代理意见为：一、在本案中，被告李希吉仅是肇事车辆出借人，不存在过错，故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李希吉和被告周传鸿系同事关系，2016年4月16日，被告周传鸿给被告李希吉打电话，说他的一个朋友即被告马保瑞因为有急事回武威，所以要借用被告李希吉的车，被告李希吉在确认车辆运行状况良好，被告周传鸿没有饮酒并拥有相应车辆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将车辆无偿出借给被告周传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被告李希吉虽属机动车所有人，但对损害发生没有过错，所以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二、本案肇事车辆，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分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且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分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分公司根据商业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综上所述，被告李希吉对于本案审理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且被告李希吉所有的该肇事车辆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分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保险，应当首先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分公司对原告杨阳的损失进行赔偿，其余部分再根据案件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判决。
被告马保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书面答辩状一份，辩称：一、周传鸿将马保瑞追加为杨阳诉周传鸿、李希吉机动车肇事责任纠纷一案中的被告，马保瑞不是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的权利义务人，周传鸿追加诉由与本诉也非同一法律关系，对该追加申请应依法予以驳回。理由为，1.2016年7月12日，甘肃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二支队骊靬大队出具的甘公交认字（2016）第0000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本次交通事故当事人（权利义务人）为周传鸿、杨阳、范文治、孔祥军、孔令宇，车辆所有人为李希吉，该事故认定书证明马保瑞既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也非事故侵权人或过错责任人，马保瑞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发生、结果均没有事实上的联系及法律上的关系，周传鸿以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为由，将马保瑞追加为机动车交通肇事责任纠纷一案中的被告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且不属于同一民事法律关系，对此应依法予以驳回。2.退一讲，即便原告杨阳将诉请案由从机动车肇事责任纠纷变更为雇主责任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周传鸿与雇主李希吉应当对该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况且马保瑞根本不认识周传鸿，也从未让周传鸿提供义务帮工行为，周传鸿在工作时间驾驶雇主李希吉车辆发生损害后果与马保瑞没有任何事实上的联系及法律上的关系。即使周传鸿以义务帮工责任纠纷为由追加马保瑞为雇主责任纠纷中的被告，马保瑞与该责任纠纷中也没有任何事实上的关联性，对该责任的承担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二、马保瑞既非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行为人也非过错责任人，马保瑞对该事故不承担任何责任。鉴于原告杨阳以机动车交通事故为由立案起诉，经法庭释明后坚持以机动车肇事责任纠纷为由继续审理本案，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马保瑞在本案中既不是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行为人也不是过错责任人，更不是该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的当事人，原告杨阳增加诉讼请求主张马保瑞在机动车肇事责任纠纷的责任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且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实马保瑞与该起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关联性，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根据上述事实，马保瑞在原告杨阳诉请的机动车肇事责任纠纷中不承担任何责任。综上，不管是机动车肇事责任纠纷还是雇主责任纠纷，马保瑞均与上述诉讼纠纷没有任何事实上的联系与法律上的关系，马保瑞与周传鸿不认识，也从未让其提供义务帮工行为，被告周传鸿将马保瑞追加为机动车肇事责任纠纷的被告，主张由马保瑞承担机动车肇事责任纠纷的赔偿责任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且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予以证实，对此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周传鸿对马保瑞的追加申请。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张掖分公司辩称：对原告诉称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受伤人员、责任认定均无异议，肇事车辆在我公司投保商业险及第三者责任险，商业险限额为300000元，我公司已赔付三者责任险（车损险）122824.34元，路产（高速公路设施）损失赔偿17660元，现在愿意在责任范围内继续赔偿。
原告杨阳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杨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盼、丁昊的当庭陈述；2.原告杨阳身份信息一份、被告周传鸿身份信息一份、被告李希吉身份信息一份、军车驾驶证复印件一份、甘肃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第二支队骊靬大队做出的甘公认字（2016）第0000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一份；3.肇事车辆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分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及机动车商业保险单包括（正本）复印件各一份；4.2016年4月5日至2017年4月4日，被告周传鸿在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15页（30面）；5.甘肃省人民医院病历及医疗费专用发票各一份、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总院病历及医疗费专用发票各一份，金额分别为155448.49元、24755.03元；6.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6）甘政司（法）鉴字第241号《鉴定书》一份；7.甘肃省人民医院影像报告单二份、甘肃永昌县人民医院CT报告单一份；8.杨阳母亲姬琳所在兰州大丰植物公司及杨阳父亲杨立平所在兰州青隆五金工具有限公司出具的工资凭证各一套；9.杨阳所在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七六五工厂出具的工资表一份；10.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开具的鉴定费发票一份，金额220元；11.兰州东兴汽车修理部修理车辆材料清单三份、增值税发票一份，金额17649元；12.原告杨阳的赔偿清单一份；13.2017年甘肃省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通知的复印件一份；14.事故车辆上的受伤人员孔令宇、马伟良、范文治放弃主张损失的书面声明三份。
被告周传鸿围绕其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及陈述：1.被告周传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玉琳的当庭陈述；2.微信聊天记录三张；3.甘肃中医药大学司法鉴定所作出的（2017）GZSJ-
RF-094-2017鉴字第LC17083号鉴定意见书及情况说明各一份；4.被告周传鸿为原告垫付的医药费票据共计十六张，金额8646.56元；5.被告周传鸿在甘肃省人民医院预交的医疗费票据复印件一张（三份）金额2800元；6.被告周传鸿给原告杨阳的母亲姬琳打款的截图共十一张（总计56500元）；7.被告周传鸿给原告的同事武世界通过支付宝转账的凭证四张（总金额22700元）、被告周传鸿给原告的同事武世界转账3910元的银行凭证一张、被告周传鸿给武世界转账9000元的银行凭证二张及武世界向原告出具的的住院押金收条一张（金额9000元）、被告周传鸿转账给杨阳父亲杨立平的银行凭证一张（金额1900元）；8.二次鉴定费票据一张，金额3300元。
被告李希吉未提交书面证据，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围绕答辩意见当庭陈述。
被告马保瑞未提交书面证据，由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泓钰围绕答辩意见当庭陈述。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张掖分公司围绕其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以下证据：1.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张掖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萍的当庭陈述；2.保险报案抄件一份、保险公司已经赔付的计算表一份。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周传鸿系被告李希吉的员工。2016年6月14日，被告周传鸿驾驶被告李希吉所有的甘GA58**号小型轿车，沿连霍高速（G30）自东向西行驶至2009km＋956m处时，与前方同向行驶的由原告杨阳驾驶的LR21165号五十铃运输车追尾相撞，致使LR21165号五十铃运输车驾驶员杨阳及车内乘员范文治、马伟良、孔祥军、孔令宇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公路设施受损的交通事故。本起事故经甘肃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第二支队骊靬大队作出甘公交认字（2016）第0000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周传鸿应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杨阳及其车内乘员范文治、马伟良、孔祥军、孔令宇在本次事故中无责任。
原告杨阳受伤后，于2016年6月17日至2016年8月19日在甘肃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收费155448.49元，于2016年9月6日至2016年10月26日在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继续住院治疗，住院收费24755.03元。原告杨阳伤情经甘肃省人民医院出院诊断为”1.弥漫性轴索损伤；2.蛛网膜下腔出血；3.坠积性肺炎；4.肋骨骨折；5.多发软组织挫伤”。原告杨阳个人委托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杨阳因车祸致弥漫性轴索损伤评定为三级伤残，被鉴定人杨阳因车祸致右侧多发肋骨骨折评定为十级伤残；2.被鉴定人杨阳的护理依赖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为此，原告杨阳支付鉴定费2200元。2017年7月27日，被告周传鸿申请对原告杨阳的伤残等级、护理时限重新进行评定，经原、被告同意，本院委托甘肃中医药大学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事项进行重新鉴定，该鉴定所作出（2017）GZSJ-
RF-094-2017鉴字第LC17083号鉴定意见书，意见为：1.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5.5.1.7”非肢体瘫运动障碍（中度）”之规定，被鉴定人所受颅脑损伤评定为五级伤残；2.依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5.10.2.7”一眼睑下垂，遮盖部分瞳孔”之规定，被鉴定人眼睑下垂评定为十级伤残；3.被鉴定人的护理期评定为伤后12个月。为此，被告周传鸿支付鉴定费3300元。
另查明：原告杨阳受伤后，于2016年6月14日至2016年7月18日期间前往永昌县人民医院门诊治疗并住院治疗3天，被告周传鸿为其垫付医疗费共计8646.56元；被告周传鸿分别于2016年6月17日、2017年6月19日、2016年6月21日在甘肃省人民医院为原告杨阳预交医疗费共计28000元。
另查明：被告周传鸿在2016年6月25日至2016年7月17日期间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原告杨阳母亲姬琳转账11次，共计56500元；被告周传鸿在2016年6月21日至2016年7月8日期间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原告杨阳的同事武世界（专门负责原告杨阳受伤后治疗的工作人员）转账4次，共计22700元；被告周传鸿于2016年7月16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原告杨阳的同事武世界转账3910元，于2016年7月20日向原告杨阳的同事武世界分两次转账共计9000元，同时由武世界向被告周传鸿出具金额为9000元的收条一张。上述费用，经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庭审后与原告杨阳的母亲姬琳、同事武世界核实，向法庭出具书面情况说明，对上述被告周传鸿垫付的费用数额表示均无异议。被告周传鸿于2016年7月24日通过中国银行向原告杨阳的父亲杨立平转账1900元。
另查明：原告杨阳的母亲姬琳在兰州大丰植物公司工作，其2016年4月实发工资为3263元，2016年5月实发工资为3342元，2016年6月实发工资为3367元，由兰州大丰植物公司加盖印章出具证明。原告父亲杨立平在兰州青隆五金工具有限责任公司工作，该公司加盖印章的工资表中显示其月实发工资分别为3500元、3240元、4000元、3100元、3640元，但表中并未载明发放工资时间。原告杨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七六五工厂运输处工作，该单位出具的工资汇总表中显示，原告在2016年5月实发工资为2576.45元，2016年6月实发工资2627.43元，2016年7月实发工资2431.38元，2016年8月实发工资2635.12元，2016年9月实发工资为2411.14元，2016年10月实发工资为2390.56元，2016年11月实发工资为2390.56元，上述工资表均有单位分管领导、单位主管及制表人的签名，但未加盖单位公章。
再查明：受损车辆LR21165号五十铃运输车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2765工厂所有，原告杨阳为该车辆驾驶员。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后，原告杨阳将事故受损车辆LR21165号五十铃运输车送往兰州东兴进口汽车修理厂进行维修，共计维修费17649元，由该兰州东兴进口汽车修理厂开具维修清单及发票。
再查明：肇事车辆即被告李希吉所有的GA5819号小型轿车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分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300000元），本案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在被告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交强险及商业险的保险期间。事故发生后，被告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因本次事故受损的道路护栏损失费用2100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付受损的道路护栏损失费用15660元。被告李希吉还投保车损商业险167010元，车辆受损后，被告李希吉从其投保的车损险获得赔偿款122824.34元。本案庭前质证时，被告保险公司称经交警部门的要求，该公司给原告垫付了10000元的医疗费，经核实，被告保险公司并未垫付。
本院认为，本案虽涉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雇主责任及帮工责任纠纷三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均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产生，合并一案审理更有利于尽快查明案件事实，提高审判效率，减少当事人诉累。同时，我国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产生的赔偿请求权能否同时行使并无禁止规定，且本案原告杨阳因本次事故所受损伤程度较重，为便于本案受害人及时、充分获得救济，在不加重各义务主体法定义务、不影响义务主体行使追偿权等救济权利的前提下，可以选择或同时要求有关义务主体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一、关于本案的赔偿义务主体，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起交通事故已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承担事故责任，被告周传鸿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原告杨阳及车内乘员无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故原告杨阳的损失应由被告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付，不足额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被告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根据法律相关规定，结合被告周传鸿、李希吉、马保瑞在本案中的过错责任进行赔偿。
关于被告周传鸿、李希吉在本案中的责任，首先，关于被告周传鸿与被告李希吉之间是否成立雇佣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雇佣关系指受雇人利用雇佣人提供的条件，在雇佣人的指导、监督下，以自身的技能为雇佣人提供劳务，并由雇佣人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律关系。本案中，虽然被告周传鸿、李希吉在第一次庭审中否认二人之间系雇佣关系，但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周传鸿认可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期间由被告李希吉定期向其支付的资金属性系工资，且其自2014年下半年至今仍系被告李希吉的员工，同时被告李希吉亦认可被告周传鸿系其医药代理的员工，结合原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本院依法认定被告周传鸿与被告李希吉之间系雇佣关系。其次，关于本起交通事故是否属于被告周传鸿的履职行为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本案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周传鸿、李希吉称二人仅系同事，并非雇佣关系，但第二次庭审中均认可被告周传鸿系被告李希吉的员工，二被告前后陈述相互矛盾；被告周传鸿在庭审中称事发时，其并非受雇于被告李希吉履行职务，但根据其认可并提交事发后的微信聊天记录记载”现在我们经理纯碎啥都不管”，被告周传鸿在庭审中称该”经理”系被告李希吉，而被告周传鸿称本起事故发生时并非履职行为，与被告李希吉无关，该陈述与其认可的聊天记录内容相互矛盾。本院认为，被告周传鸿与被告李希吉上述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同时，原告主张被告周传鸿与被告李希吉系雇佣关系，且本起交通事故属于被告周传鸿履职范围，经本院综合、客观考量原、被告的举证能力及当事人与该证据的距离，本院认为，原告系本起交通事故受害人，此前与被告并不相识，现由原告举证证明被告周传鸿系被告李希吉雇员，且本起交通事故系履行职务行为所导致具有一定困难。故本院认为，原告杨阳已提交被告周传鸿与被告李希吉在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单，欲证明被告李希吉定期向被告周传鸿发放工资，该证据来源合法，系其在庭审前通过被告周传鸿向银行调取并交付原告，结合庭审中被告周传鸿的陈述，本起交通事故发生之时，被告周传鸿仍在被告李希吉处任职，且被告周传鸿驾驶的肇事车辆系被告李希吉所有，同时根据被告李希吉陈述，被告周传鸿、李希吉、马保瑞三人同为山东布产医药销售公司的代理人，三人在张掖开会，而被告周传鸿系被告李希吉医药代理的员工，故原告已初步完成其举证责任，且上述事实能够引起被告周传鸿的侵权行为系履职行为的合理怀疑。此时，被告周传鸿、李希吉否认该侵权行为系履职行为，结合其举证能力及其与证据的距离，以及二被告此前在诉讼过程中未能真实陈述的情形，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被告周传鸿认可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其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要求被告李希吉管理此事，但在庭审中其否认本次交通事故与被告李希吉的关系，并未向法庭提交其与被告李希吉联系事故赔付的信息记录等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被告李希吉作为雇主应当提供反驳证据来排除合理怀疑，但其仅否定被告周传鸿的侵权行为系履职行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周传鸿任职期间的工作时间及任务安排，同时从举证能力方面，被告李希吉作为雇主，其有能力提供证据证明在事发当天没有指示被告周传鸿前往武威，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起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责任认定，被告周传鸿在中负事故全部责任，故被告李希吉应当对被告周传鸿在本案中所承担的赔偿责任负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被告马保瑞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被告周传鸿向本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三张，称系其与被告马保瑞的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被告周传鸿送被告马保瑞回武威的路途中发生本起交通事故，被告马保瑞系被帮工人，应由其承担责任，庭审中，经双方同意，原告及其他被告阅看存储在被告周传鸿手机中的该微信聊天内容，被告马保瑞质证称微信备注名可以修改，且被告周传鸿与被告马保瑞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对此证据不应采纳。本院认为，被告周传鸿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系电子数据，因其易修改、难固定之特性，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应当以排除合理怀疑为认定规则，应当确保微信聊天的双方确系本案当事人，微信聊天时间在涉案事实的时间段内，微信聊天的内容不能含糊不清，且须具有相对完整性，能够反映当事人拟证明的事实，故在被告马保瑞对该微信记录真实性提出异议，且该记载内容缺乏完整性的情形下，该微信聊天记录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应当由被告周传鸿通过技术工具、微信系统等手段印证该微信内容的真实性，并提交其他证据对其待证事实佐证，现被告周传鸿、李希吉均主张被告马保瑞系帮工人，但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印证其主张，故对二被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告马保瑞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
二、关于原告杨阳的各项经济损失：
1.医疗费：原告主张182302.52元，提交甘肃省人民医院医疗住院收费票据及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医疗住院收费票据各一份，经本院核算，金额共计182302.52元，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周传鸿提交其为原告垫付的门诊医疗收费票据、住院费票据共计十六张，金额共计8646.56元，原告称其在诉讼请求中并未主张该笔费用，结合原、被告提交的医疗票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周传鸿提交甘肃省人民医院预交费收据复印件一张，金额共计28000元，原告对该票据质证无异议，但称其在诉讼请求中并未主张该笔费用，被告李希吉称被告周传鸿预交的28000元包含在甘肃省人民医院最终出具的费用总结算单中，故应在原告诉请的医疗费中扣除该笔费用。对于该争议，本院认为，根据医疗部门在伤者出院时结算医疗费用的一般规则，医院在办理患者出院手续时，伤者必须提供全部的预交费票据才能结算医疗费用，最终结算的医疗费中包含预交的医疗费。本案中，被告周传鸿提交的预交费收据中亦载明”结算时凭此收据换取正式收据”，该收据中亦有原告杨阳签名，且该收据真实性经原告质证无异议，结合原告提交的甘肃省人民医院住院收费总票据，本院认为该28000元费用应当包括在原告诉请的医疗费中，故对被告周传鸿提交的预交医疗费票据及陈述，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周传鸿提交其给原告杨阳的母亲姬琳打款截图共十一张（金额共计56500元），给原告的同事武世界通过支付宝转账的凭证（总金额22700元）、给原告的同事武世界转账3910元的银行凭证、给原告的同事武世界转账9000元的银行凭证及武世界向原告出具的的住院押金收条（金额9000元），以上共计92110元，原告向本院邮寄的书面情况说明中对上述费用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周传鸿提交其给原告杨阳父亲杨立平银行转账的凭证（金额1900元），虽原告在书面情况说明中未对此予以认可，但根据该银行凭证及打款时间，本院予以认定。综上，原告的医疗费共计190949.08元，被告周传鸿共向原告杨阳垫付费用合计130656.56元，其中已垫付的8646.56元，原告在诉讼请求中未主张；
2.伤残赔偿金：原告主张318593.80元，参照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6）甘政司（法）鉴字第241号《鉴定书》的鉴定意见，”被鉴定人杨阳因车祸致弥漫性轴索损伤评定为三级伤残，被鉴定人杨阳因车祸致右侧多发肋骨骨折评定为十级伤残”以及经甘肃中医药大学司法鉴定所重新鉴定作出（2017）GZSJ-
RF-094-2017鉴字第LC17083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之规定，被鉴定人所受颅脑损伤评定为五级伤残，被鉴定人眼睑下垂评定为十级伤残”且双方对二次鉴定意见书均无异议，本院认为根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之规定，原告杨阳所受颅脑损伤为五级伤残，其眼睑下垂损伤为十级伤残，本院认为，参照鉴定机构对原告杨阳伤残等级的鉴定意见以及原告杨阳所受损伤程度，结合2017年甘肃省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故原告杨阳的伤残赔偿金为318593.20元（25693元×20年×62%）；
3.误工费：原告主张13959.32元（102.4×16天＋3072元×1月＋3122元×1月＋2872元×2月＋95.73元×4天），被告周传鸿抗辩称原告系现役军人，故不会因为误工产生损失，根据原告提交的户口本复印件显示，原告杨阳于2014年12月退伍转业，故对被告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误工费应当按照受伤人员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原告杨阳提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七六五工厂2016年5月至2016年10月工资汇总表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车辆驾驶证复印件，欲证明原告杨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2765工厂有固定工作及收入，但根据原告提交的工资汇总表，2016年5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原告的工资已正常发放，原告称该工资表中虽载明”实发工资”，而该表仅系原告所在单位出具的拟发工资证明，工资并未实际发放，但原告未向法庭提交其受伤期间的扣发工资证明，无法证明其收入因本次交通事故而减少，因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对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本院不予支持。
4.护理费：原告主张663572.00元，参照甘肃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6）甘政司（法）鉴字第241号《鉴定书》以及经甘肃中医药大学司法鉴定所重新鉴定作出（2017）GZSJ-
RF-094-2017鉴字第LC17083号鉴定意见书，本院认为原告杨阳的护理期限应为12个月，为大部分护理依赖，因两份鉴定意见书中均未载明原告所需护理人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故本院依法认定原告杨阳所需护理人数为一人；原告提交其母亲姬琳所在兰州大丰植物公司及其父亲杨立平所在兰州青隆五金工具有限公司出具的工资凭证，根据该工资凭证，原告母亲2016年4月至6月日均收入最高为112元，结合原告父亲的工资表中并未显示该工资发放时间、无法确定具体工资的事实，并结合2017年甘肃省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及原告杨阳母亲的收入情况，认定原告为一人护理依赖，护理费为28224元（112元/天×30天×12月×70%）。
5.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2520元，结合原告的诉讼主张及原告在甘肃省人民医院及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的事实，及其住所地距医院的实际情况，本院支持2320元（63天×20元/天＋50天×20元/天＋3天×20元/天）。
6.营养费：原告主张90000元（50元/天×30天×12月×5年），原告提交的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出院证明中医嘱”调整饮食结构”，甘肃省人民医院出院医嘱中并未记载营养摄入情况，结合原告因本次事故受伤的事实，参照两次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对原告伤残等级的鉴定意见以及未对营养期限进行认定的事实，参照原告的护理期限，本院酌定营养费为：7200元（20元/天×30天×12月）。
7.鉴定费：第一次鉴定费有原告提交的鉴定费发票为凭，该费用系原告为证明其因本次事故所受损失，属于交通事故给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范围，故本院予以认定。因被告周传鸿申请重新鉴定，且重新鉴定意见书降低了原告的伤残等级，故本院酌定一次鉴定费2200元，由原告负担400元，被告负担1800元，二次鉴定费3300元，由被告负担2700元，原告负担600元。
8.精神损害赔偿金：原告主张100000元，结合原告的伤势、伤残等级，该起交通事故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失，本院酌情支持5000元。
9.车辆维修费：原告主张17649元，原告称事故发生后其垫付车辆维修费，结合本起交通事故造成LR21165号五十铃运输车受损的事实，以及原告提供的车辆维修费用发票、修理项目明细，对原告主张的车辆维修费17649元，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周传鸿抗辩称对于车辆维修费用应由受损车辆所有人向其主张，本院认为，结合原告持有其垫付车辆维修费发票及修理项目明细以及原告杨阳系受损车辆驾驶员的事实，对被告周传鸿此项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告杨阳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190949.08元（182302.52＋8646.56），伤残赔偿金318593.20，护理费2822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320元，营养费7200元，一次鉴定费18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车辆维修费17649元，合计571735.28元。
因本起交通事故致使LR21165号五十铃运输车上的原告杨阳及车内乘员范文治、马伟良、孔祥军、孔令宇受伤，现原告杨阳及另一受伤乘员孔祥军同时将被告周传鸿、李希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张掖市分公司诉至本院，而受伤乘员范文治、马伟良、孔令宇已书面放弃对其损失通过诉讼主张，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因交强险的分项限额不能突破，故在计算原告杨阳及另一案原告孔祥军从交强险限额中应获得的赔偿数额时，应按照不同的损失项目在各自的分项限额范围内分别计算，交强险按比例赔偿后，不足部分应由商业三者险按比例分担，仍有不足的，由被告周传鸿、李希吉连带赔偿。具体赔偿比例如下：1.被告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限额内连带赔偿原告杨阳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合计9172元[（190949.08元＋2320元＋7200元）÷（190949.08元＋2320元＋7200元＋14462.18元＋620元＋3000元）×10000元]（备注：”190949.08元＋2320元＋7200元”为杨阳交强险医疗费项目；”14462.18元＋620元＋3000元”为孔祥军交强险医疗费项目）。被告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杨阳护理费、伤残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等合计83810元[（318593.20元＋28224元＋1800元＋5000元）÷（318593.20元＋28224元＋1800元＋5000元＋102772元＋4230元＋1500元＋2000元）×110000元]（备注：”318593.20元＋28224元＋1800元＋5000元”为杨阳交强险伤残赔偿项目；”102772元＋4230元＋1500元＋2000元”为孔祥军交强险伤残赔偿项目）。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财产损害限额（2000元），因被告保险公司已经赔付给被告李希吉，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不再扣除；2.超过交强险限额的医疗费191297.08元（190949.08元＋2320元＋7200元－9172元）、伤残赔偿费用269807.20元（318593.20元＋28224元＋1800元＋5000元－83810元）、财产损失赔偿费用17649元，合计478753.28元，由被告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原告234575.46元[478753.28÷（478753.28＋101566.18元）×（300000元－15660元）]（备注：”101566.18元”为孔祥军超过交强险限额的应赔偿费用总额；”15660元”为赔付损坏的道路设施花费），超出商业三者险限额的各项经济损失244177.82元（478753.28元－234575.46元），应由被告周传鸿按全部责任赔偿，被告李希吉负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九条、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限额内赔偿原告杨阳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合计9172元，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杨阳护理费、伤残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等合计83810元，合计92982元；
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杨阳超过交强险限额的各项经济损失合计234575.46元；
三、被告周传鸿赔偿原告杨阳超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三者险限额的244177.82元，被告李希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二次鉴定费3300元，由原告杨阳负担600元，被告周传鸿负担2700元；
五、被告马保瑞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六、驳回原告杨阳的其他诉讼请求。
以上一、二、三、四项，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市分公司赔偿原告杨阳各项经济损失327557.46元，被告周传鸿赔偿原告杨阳各项经济损失244177.82元，扣除被告周传鸿已垫付的医疗费130656.56元，扣除原告应垫付的二次鉴定费600元，被告周传鸿再赔偿原告杨阳各项经济损失合计112921.26元，被告李希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均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月内付清。
案件受理费17939元，原告杨阳负担10914元，被告周传鸿负担7025元，被告李希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已交纳，被告负担的受理费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本院收取原告的案件受理费不退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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