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7）京0101刑初17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春生，男，1979年3月19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明水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明水县。因涉嫌犯招摇撞骗罪，于2016年8月22日被羁押，同年9月29日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赵天利，男，1984年5月6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勃利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因涉嫌犯招摇撞骗罪，于2016年8月22日被羁押，同年9月29日被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7年4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被告人李建，男，1973年3月15日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唐河县。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于2013年8月被行政拘留五日、2015年7月被行政拘留五日、2015年8月被行政拘留七日；因涉嫌犯招摇撞骗罪于2016年8月22日被羁押，同年9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被告人曲秀良，男，1972年2月18日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吉林省永吉县。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于2006年12月被行政拘留五日、2007年1月被行政拘留十日、2008年5月被行政拘留七日、2008年9月被行政拘留十日。因涉嫌犯招摇撞骗罪，于2016年8月22日被羁押，同年9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京东检公诉刑诉[2017]1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春生、赵天利、李建、曲秀良犯招摇撞骗罪，于2017年1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佟捷及代理检察员万珊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春生、赵天利、李建、曲秀良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6年3月至5月间，被告人赵天利伙同李玉柱（另案处理）、王海泉（另案处理）在北京市东城区天安门地区铁道博物馆附近，冒充信访局工作人员、天安门地区外围工作人员等身份，拦截上访人员，谎称可以帮助解决上访问题，核查访民身份，询问上访事项，控制上访人员，同时电话联系访民所在地政府工作人员，以帮助护送上访人员回原籍为由，向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索要“护送费”，再分别安排被告人王春生、曲秀良、李建护送访民回原籍。
2016年3月25日，被告人王春生将上访人员印天福父子送回贵州省镇远县，向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索要人民币12 000元。
2016年3月29日，被告人王春生将上访人员徐培英送回贵州省玉屏县，向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索要人民币10 000元。
2016年4月14日，被告人曲秀良将上访人员肖某送回贵州省贵阳火车站，向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索要人民币8000元。
2016年4月25日，被告人李建将上访人员肖某母女送回贵州省贵阳火车站，向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索要人民币8000元。
2016年5月13日，被告人王春生将上访人员王某2送到河北省霸州市久敬庄信访接待站，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向王春生账户转账人民币1000元。
被告人赵天利、王春生、李建于2016年8月22日被抓获归案。被告人曲秀良于2016年8月22日被电话传唤到案。
公诉机关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户籍及劣迹材料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春生、赵天利、李建、曲秀良的行为均已构成招摇撞骗罪，被告人曲秀良系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庭审中，被告人王春生、赵天利、李建、曲秀良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至5月间，被告人赵天利伙同李玉柱（另案处理）、王海泉（另案处理）在北京市东城区天安门地区铁道博物馆附近，冒充信访局工作人员、天安门地区外围工作人员等身份，拦截上访人员，谎称可以帮助解决上访问题，核查访民身份，询问上访事项，控制上访人员，同时电话联系访民所在地政府工作人员，以帮助护送上访人员回原籍为由，向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索要“护送费”，再分别安排被告人王春生、曲秀良、李建护送访民回原籍。
一、2016年3月25日，被告人王春生将上访人员印天福父子2人送回贵州省镇远县，向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索要人民币12 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以下证据证实：
1、证人李某2（贵州省石阡县人民政府泉都街道办事处政务服务中心主任）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6年3月23日11时许，1个自称是北京外围信访办的男子给其打电话称其地区来潮村的上访人员印天福、印顺权父子已经到北京上访，现在由他们的工作人员在进行跟踪，问是否需要帮忙将这2个人送回原籍。其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就说可以，但这个男子又和其说，要想让他们帮忙将这2个人送回原籍需要一定的费用，其问他需要多少钱，这男子说2个人需要交20
000元，其当时听他要这么多钱，就说要和领导去汇报，这男子听后说可以，但如果在下午4点之前不给他回信的话，他们就将这2个人放掉，到时候上访人员要去天安门、中南海去上访他们就不管了。当天下午的时候，这男子陆续给其打了好几个电话，内容都是催问考虑的怎么样了，是否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否需要他们帮助将人送回原籍。后其和领导汇报，领导很重视访民进京上访的事情，就决定让对方将人帮助送回原籍，但在钱的方面让其继续和对方沟通可不可以少一些。于是其又联系那个男子问他可不可以少要一些钱，这男子开始的时候不同意，但后经双方多次沟通，确定向对方支付12
000元，并要求对方要在第一时间将2个访民送回，避免访民在北京制造影响。交接的地点定在邻县镇远县，对方还要求在见面的时候要带着钱，给了钱才能将人让其接回。25日早晨，其和原司法所干警熊某一同前往镇远县接回2个访民，并将准备好的现金12
000元交给了送访民回来的1名30多岁的男子，其让这男子打了1张收条并按了手印。这笔钱是其以个人名义从镇政府财务借支出来的。通过照片其辨认出被告人王春生是陪同印天福、印顺权回贵州镇远县并向其收钱的男子。
2、证人熊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3月25日早晨，单位领导安排其和李某2一起到贵州省镇远县去接回2名上访人员。在临走的时候其知道对方是北京来的，专门负责将各地去北京上访的上访户送回原籍，但需要支付他们一定的费用，其2人这次也是带了人民币12
000元去接人的。到镇远县后李某2将12
000元交给了送印天福父子回来的1名男子，然后李某2拿出1份事先打印好的收条让这个男子签字并按了手印。这男子还说他不是前期联系的人，他只是帮忙将访民送回来，拿钱办事。
3、车票信息查询记录，证实2016年3月20日印天福订票从玉屏至北京西。
4、收条，证实李某2提供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石阡县汤山镇人民政府交来汤山镇来潮村十一组村民印天福、印顺权到北京上访接回款壹万贰仟元整（12
000.00元）。收款单位：北京新月汽车有限公司，王某×××，2016年3月25日。”
5、石阡县人民政府泉都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函件，证实2016年3月25日王春生从该单位工作人员李某2处取走人民币12 000元系李某2个人垫付的情况。
二、2016年3月29日，被告人王春生将上访人员徐培英送回贵州省玉屏县，向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索要人民币10 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以下证据证实：
1、证人邓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3月29日其受单位领导指派与同事到贵州省玉屏县汽车站从1个北方男子手中接回1名叫徐培英的当地上访人员。由于对方要求支付10
000元人民币的费用，故其从本庄镇财政分局预借出10
000元人民币，然后其和肖毅、张强3个人一起开车去玉屏车站接人。到车站后看到徐培英从车站出来了，后边还跟着1个高个男子，这男子说他是北京的保安，将徐培英送回原籍。徐培英也说这是北京的领导，专门送她回原籍的。其与同事和这男子就上了汽车，在车上，其拿出准备好的现金人民币10
000元交给对方，后其让这男子写了1张收条以及1份“包车协议”。这男子在落款签名处还按捺了指纹。后来其带徐培英回家的路上听徐培英说：“那些北京的保安跟她说过，如果原籍不去接她，她就可以到天安门、大使馆等地方去上访，还告诉她北京什么地方复印上访材料便宜等等。”
2、收条、“包车协议”复印件，证实被告人王春生收款后向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写下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本庄镇人民政府支付从北京包车到玉屏送徐培英的费用壹万元（10
000）。收款人：王某×××，2016.3.29”。“包车协议”内容为：“甲方本庄镇综治办，乙方北京市保安公司，因本庄镇人民政府到北京接上访人员徐培英，需用车，车辆是由乙方提供的，3月28日包车费用是10
000元人民币，乙方落款为，王春生，××× ，2016年3月28日。”
3、石阡县本庄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王春生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处收取的人民币10 000元系当地政府所出。
三、2016年4月14日，被告人曲秀良将上访人员肖某送回贵州省贵阳火车站，向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索要人民币8000元。
2016年4月25日，被告人李建将上访人员肖某母女送回贵州省贵阳火车站，向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索要人民币8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以下证据证实：
1、证人张某1（德江县楠杆乡政法委书记）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6年4月13日开会时，楠杆派出所所长张某2对其说辖区内1名叫肖某的上访人员在北京被人发现了，北京那边发现的人要他们去北京将肖某接回来。约20分钟后，其手机接到1个185×××的电话，一男子说他是北京的外围接访工作人员，在北京发现了其县的上访人员肖某，让县里出人去北京接回肖某。其将肖某的事向领导汇报，领导让其联系肖某，希望她自己回来。其拨打肖某的电话，但没说几句肖某就挂断电话。于是其给185×××打电话，让肖某接电话，让她先自己回来，再想办法解决她的诉求，但才说几句话，电话就被1个男子拿了过去，那男子问其怎么研究决定的，接不接肖某，其说还要请示领导。那边男子挂断电话后，肖某的手机一直是关机状态。过了一会，1个陌生号码打电话问其怎么决定的，其跟他说让他们把肖某送到贵阳火车站，对方说可以，但是送肖某到贵阳需要费用。经过商量，对方把肖某送回贵阳火车站，其向对方支付8000元人民币。当天下午1个陌生号码给其打来电话说，已经安排人带着肖某购买了火车票，次日到贵阳火车站。次日其与张某2一起到贵阳火车站，见到了肖某和送肖某的男子。其给了那男子人民币8000元的现金，那名男子写了个收条，上面签名是曲秀良。4月24日，185×××又给其打来电话，说在北京看见肖某和她女儿一起上访。其回答让他直接把肖某和她女儿按照上一次的方式直接带到贵阳火车站，其还是支付8000元的报酬。4月25日下午6、7点，其和楠杆派出所教导员张某3一起到贵阳火车站，另1个男子带着肖某和她女儿到了火车站，其照旧给了那名男子8000元人民币，那男子还给其写了个收据，收据上有他的电话、李建的签名和身份证号码。其询问先后送肖某回来的2名男子的身份，但是2人都有意回避其的问题，都只说是专门干这个事情的工作人员。通过照片其辨认出4月13日陪同肖某回贵阳并收钱的男子是被告人曲秀良，4月24日陪同肖某回贵阳并收钱的男子是被告人李建。
2、证人张某2（德江县楠杆派出所所长）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6年4月13日上午其和张某1开会时，接到1个北京的电话，电话里面的男子自称是天安门广场的外围工作人员，负责查控来天安门的上访人员，查到1名叫肖某的女的，户口在德江县楠杆乡，让去把她接走，还说你们要是不管，她就要去天安门、中南海那里闹事，这样对你们影响很大。其跟张某1说了后，过一会儿，张某1的电话响了。后张某1对其说也是北京打的电话。在下午张某1跟其说，让其次日下午5、6点钟跟他一起去贵阳火车站接肖某，他说北京那边的外围工作人员派人护送肖某坐火车到贵阳火车站，跟北京那边商量后给8000元就行了。次日其和张某1准时到贵阳火车站，见到了肖某和送她回来的男的，在其跟肖某说话时，送她回来的男子跟张某1上了车。过会儿，这男子走了，其2人就把肖某送回了楠杆乡里。张某1跟其说，在车上他把钱给了送肖某回来的男的，并从车上撕了张纸，让送肖某的人写了张收据，上面写着收款人叫曲秀良，还写送肖某回贵阳，费用人民币8000元。其问了该男子身份，他只说自己是天安门这里的工作人员，问他具体单位，他就含含糊糊不说。通过照片，其辨认出4月13日陪同肖某回贵阳并收钱的男子是曲秀良。
3、证人张某3（德江县楠杆派出所教导员）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6年4月24日，张某1给其打电话，说让其跟他去贵阳火车站接去北京上访的肖某母女。其2人就在当日下午一起来到贵阳火车站，找到了肖某母女和1个陌生男子，张某1示意其看着肖某母女，然后他们去车上单独聊了一会后，这个陌生男子就走了。其把肖某母女带上车后，就把她们送回楠杆乡了。张某1跟其说，北京那边查到去北京上访的肖某母女，说给送到贵阳火车站，要求支付8000元。其还听张某1说，从车上撕了张纸，让送肖某母女的人写了张收据，上面有叫李建的签名、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该名男子当时头戴1顶绿色帽子，还说是专门干这个事情的工作人员，没说具体。通过照片，其辨认出4月24日陪同肖某回贵阳并收钱的男子是李建。
4、证人肖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于2016年4月13日早到北京上访，遇到自称是ＸＸＸ下属的李玉柱和另2个男子，后李玉柱经与其户籍地政府联系后，说让当地政府妥善处理其诉求，并安排1个男子陪其坐火车回到贵阳将其移交给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同年4月20号左右，其与女儿夏某继续去北京上访见到李玉柱，李玉柱又联系其户籍地政府后，安排另外1名戴绿帽子的男子将其送回贵阳移交给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通过照片，其辨认出李玉柱是自称是ＸＸＸ下属，可以帮助解决上访诉求的胖男子。
5、证人夏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6年4月23日，其陪母亲肖某去北京上访，在铁道博物馆门前见到李玉柱，李玉柱安排1名戴绿帽子的男子送其2人回老家，将其2人移交给家乡政府的张某1。其看见戴绿帽子的男子跟张某1躲着其说事，还看见这男子给张某1写了1张接到肖某母女的条。通过照片，其辨认出李玉柱是自称国家工作人员，向其和肖某承诺解决上访问题的男子
6、曲秀良、李建书写的收条复印件，李建书写收条内容为：“收到从北京送肖某夏某母女到贵阳车费等各项费用8千元整。收款人：李建，电话131×××，日期：2016年4月25日”；曲秀良书写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楠杆乡一村肖某北京上访一事，车费（其他费用）人民币捌仟元。注：（北京工作人员送肖某回到贵州贵阳）。收款人：曲秀良，日期：2016年4月14日”。证实2016年4月14日上午及2016年4月24日曲秀良、李建送肖某这2次均向张某1收取8000元的事实。
7、工作说明、车票信息查询记录，证实2016年4月24日李建从北京至贵阳购买火车票；2016年4月13日曲秀良从北京至贵阳购买火车票；2016年4月24日夏某从北京至贵阳购买火车票；2016年4月26日李建订票从贵阳至北京西；2016年4月13日，曲秀良乘车从北京西至贵阳。
8、手机联系短信记录，证实2016年4月13日14:53:04，同案犯王海泉手机号133×××给曲秀良手机号码136×××发短信，内容为：136×××（注：德江县楠杆乡政法委书记张某1手机号）八千，他们到火车站接。
9、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李建、曲秀良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处取走的共计人民币16 000元均系德江县楠杆乡政府所支出。
四、2016年5月13日，被告人王春生将上访人员王某2送到河北省霸州市久敬庄信访接待站，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向王春生账户转账人民币1000元。
1、证人高某（河北省霸州市霸州镇人民政府信访办主任）的证言，证实2016年5月13日，王某3通知其王某2去北京上访了，一会有人和其联系，让其去久敬庄接人。后来1个男的打电话（132×××）和其联系接王某2的事。其到久敬庄门口从1个站在1辆蓝色的商务车边的男子那里接回王某2。该男子年龄30多岁，身高约1.73米，略胖，北方口音，头发特别短。
2、证人赵某2（霸州市信访局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2016年5月13日上午11时左右，其接到1个手机来电（133×××），对方1个男子称，有霸州镇的1个上访人叫王某2在天安门这里又哭又闹，问其如何处理。其问对方是什么人，对方也不说，就说这人你要不要，后来其就立刻联系了霸州镇的相关负责人和这个号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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