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终34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谊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解放路二段6号1栋2楼。
法定代表人：刘力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思伟，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健，男，1974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红旗，男，1948年6月9日出生，汉族，系高健父亲，住成都市青羊区。
原审第三人：成都华益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二环路东四段24号附20号。
法定代表人：刘力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思伟，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合谊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健、原审第三人成都华益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益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6民初8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合谊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6民初8691号民事判决，改判不支付高健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间工资差额以及2016年2月至2016年5月期间工资。事实和理由：2008年1月31日，高健与合谊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工作期限自2008年1月1日起算。此后，双方分别于2011年1月4日、2014年1月1日签署两份劳动合同。高健与合谊公司签订第一份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合谊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益公司工作。工资、社保均有华益公司发放、办理。2008年6月2日，高健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自此未上班。2015年11月9日，高健经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2016年3月3日、3月7日、4月20日，合谊公司、华益公司向高健监护人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在本案仲裁庭审当日，又当庭向其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双方已无劳动关系。2008年6月2日，高健被诊断患有抑郁症后，即长期请病假，未到单位上班。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相关规定，高健医疗期为6个月。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双方劳动关系自合同期满终止，即2010年12月31日。虽然之后双方又于2014年1月1日签订了一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根据法律相关规定。高健虽与合谊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高健未上班，所以双方未建立用工关系，更不可能建立劳动关系。即便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该劳动关系也已经解除。高健被鉴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后，高红旗作为法定监护人，多次与合谊公司就相关问题进行协商。在高健丧失理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合谊公司向其法定监护人高红旗邮寄了解除与高健劳动合同通知书，高红旗也表示已经收到。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合同未解除属事实认定错误。
高健辩称，高健被鉴定为丧失劳动能力，但并不等于丧失民事行为能力。高健患病医疗期届满，并不必然导致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是根据双方当事人意愿进行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华益公司答辩意见与合谊公司陈述的上诉理由一致。
合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无需向高健补足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工资差额，无需向高健支付2016年2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工资。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2月1日，合谊公司与高健签订劳动合同后，安排高健到旗下子公司华益公司工作，高健的个人社保亦由华益公司为其购买。2008年6月，高健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出具病假证明书建议高健休息。2008年9月22日，高健因病情严重入院，后长期请病假，未再回公司上班。2014年1月1日，高健与合谊公司再次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2015年11月9日，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成劳鉴字【2015】08225号鉴定结论书，参照《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试行）》规定，鉴定高健因患精神分裂症完全丧失劳动能力。2016年3月2日，合谊公司以邮寄的方式向高健的父亲高红旗发出《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通知书载明：“高健：按照贵我双方于2014年1月1日签订的《攀钢集团成都地产有限公司职工劳动合同书》，因您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十一条，无法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现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以及公司相关管理制度，决定从2016年3月1日起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并根据规定不发给你经济补偿金81833元，请你于2016年3月3日前到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该通知书高红旗于2016年3月3日收到。2016年3月7日、2016年4月20日，合谊公司分别再次向高红旗邮寄了《关于办理离职手续的通知》，通知高健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于3月1日解除，高红旗收到了上述三份通知。合谊公司发出上述通知后，华益公司于2016年2月起，停发了高健的工资，于2016年3月起停买了高健的社保。高健于2016年5月12日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合谊公司、华益公司支付高健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工资差额部分9819元、2016年2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工资7164元及未休年休假工资2470.3元。2016年8月23日，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一、合谊公司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高健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工资差额部分4499.2元；二、合谊公司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高健2016年2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工资4800元；三、驳回高健的其他仲裁请求。合谊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1月15日，攀钢集团成都地产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合谊地产有限公司，合谊地产有限公司与成都华益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系关联公司。2015年4月至2016年1月，华益公司向高健支付工资每月为1077元（含社保及公积金个人交纳部分），2016年2月为高健交纳社保、公积金（高健应当支付的个人部分）375.88元。
一审法院认为，合谊公司与华益公司系关联公司。高健与合谊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合谊公司派往华益公司工作，并由华益公司代合谊公司支付高健工资及为高健购买社保。因此，高健仍然系与合谊公司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关于合谊公司向高健的父亲高红旗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是否可以证明合谊公司已经解除了与高健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首先，高健与合谊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因患精神分裂症于2008年6月起因病长期请病假，再未到公司上班。合谊公司在明知高健患有精神分裂症，长期没有上班的情况下，于2014年1月1日再次与高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签订合同后高健没有上班，合谊公司亦按月支付高健“生活费”。现高健的客观情况与签订合同时并无变化，但合谊公司却以高健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十一条，无法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理由，要求解除与高健的劳动合同，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即使高健于2015年11月9日被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目前的伤病情况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病人的病情是随时变化发展的，合谊公司要以上述法律规定解除与高健的劳动合同，应当按照该条法律规定通知高健回原岗位或者为高健安排新岗位后，确认高健不能胜任工作岗位后方能解除，法律规定的劳动者的程序权利用人单位不能剥夺。最后，高健患有精神分裂症，即使被鉴定为无劳动能力，但其民事行为能力并未进行鉴定。合谊公司要求与高健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向其本人发出通知。合谊公司于2016年3月3日、2016年3月7日、2016年4月20日邮寄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均系向高红旗邮寄。虽然合谊公司能够证明高红旗收到上述信件，但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凭邮寄回执，不足以证明合谊公司已经通知到高健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综上，合谊公司关于已经解除与高健的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合谊公司是否应当支付高健部分工资。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五十九条规定：“职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由企业按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但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高健在法定的医疗期届满后，合谊公司并未对医疗期提出异议，并与高健重新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并按月支付工资，其行为应当视为合谊公司对高健医疗期的自认。故合谊公司支付高健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差额部分，应当补足。因支付期间跨统计年度，2014年、2015年成都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1400元、1500元。2015年5月、6月每月应当补给高健工资43元（1400元/月×0.8－1077元），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期间，合谊公司应当每月补给高健工资123元（1500元/月×0.8－1077元），2016年2月合谊公司应当补给高健工资（1500元/月×0.8-375.88元），2016年3月至5月合谊公司应当补给高健工资1200元（1500元/月×0.8）。综上，合谊公司应当支付高健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工资差额947元，2016年2月至5月的工资4424.12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合谊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高健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工资差额部分947元；二、合谊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高健2016年2月至5月的工资4424.12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法加倍支付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合谊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合谊公司向法院提交高健的残疾人证及高红旗、高健人口信息证明，拟证明高红旗系高健的监护人，印证向高红旗邮寄相关解除与高健劳动合同通知书系已经送达。高健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本院认为，高红旗、高健人口信息证明仅能证明二人身份信息及身份关系，而高健残疾人证仅能证明高健系残疾人的事实，不能必然证明高健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合谊公司主张，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高健与合谊公司是否已经解除；如双方劳动关系未解除，合谊公司是否应当支付高健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工资差额部分947元及2016年2月至5月的工资4424.12元。对此，本院做如下评述：
关于双方劳动关系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高健于2008年6月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在同年9月22日，因病情严重入院，后长期请病假，未再回单位上班系事实。但根据高健与合谊公司于2014年1月1日再次签订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足以认定合谊公司在明知高健患病的情况下，仍就与高健劳动关系继续的问题与高健达成一致意见，并形成了书面文本。且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未约定劳动关系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也即，双方劳动关系自2014年1月1日起继续存续。本案中，合谊公司主张于2016年3月3日、3月7日、4月20日，向高健监护人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已经解除了与高健的劳动关系。从合谊公司提交证据看，能够证明合谊公司向高健父亲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事实。但根据合谊公司与高健签订的劳动合同及查明事实，双方劳动关系相对方为合谊公司与高健。虽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15年11月9日作出的成劳鉴字【2015】08225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对高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根据法律相关规定，丧失劳动能力指劳动者病情符合相关法定标准，失去了劳动的能力，无法继续劳动。而无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主体依法不具有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和负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不能产生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效果。两者所依据的法律、确认程序均不同。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确定自然人属无民事行为能力必须经利害关系人申请，以法定程序，由人民法院以判决的形式宣告。也即，高健虽被确诊患有精神疾病，也被确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并不能因此认定高健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作为与合谊公司劳动关系向对方，合谊公司欲解除与高健劳动合同，其相关意思表示、行为均因对高健作出。合谊公司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邮寄给高健父亲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显然不能视为已经解除了与高健的劳动合同。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并未解除并无不当。
关于高健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工资差额947元及2016年2月至5月的工资4424.12元的问题。本案中，合谊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在高健法定的医疗期届满后，对其医疗期提出过异议。结合双方于2014年1月1日再次签订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且合谊公司按月支付高健工资的事实，足以认定无论合谊公司基于何种考虑，以事实行为对高健医疗期及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予以了自认。因双方劳动关系并未解除。一审法院依照《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五十九条：“职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由企业按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但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的规定，根据2014年、2015年成都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认定合谊公司应当支付高健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间的工资差额947元，2016年2月至5月的工资4424.12元也无不当。
综上所述，合谊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合谊地产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旭东
审判员 冯 燕
审判员 范艾玓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书记员 宋沁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