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民初21号
原告：恒大地产集团上海盛建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武东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杨松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凡，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培行，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州诺德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八里店镇食品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陈卫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莉，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融鑫恒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和兴路***号西子国会国际大厦*号楼***室。
法定代表人：王鹏，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志国，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蕾，女，湖州天泰地产有限公司员工。
第三人：湖州天泰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八里店镇纬四路*幢*楼***室。
法定代表人：张理军，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蕾，女，该公司员工。
原告恒大地产集团上海盛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与被告湖州诺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德公司）、第三人湖州天泰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后恒大公司申请追加杭州融鑫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鑫恒公司）为本案被告，本院经审查予以准许。2018年1月3日本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恒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凡、陈培行，诺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莉，融鑫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志国、余蕾以及天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恒大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诺德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HD49-2的地块部分。2.判令诺德公司支付违约金5000万元；判令诺德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担保等费用。后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诺德公司和融鑫恒公司就转让天泰公司股权事宜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配合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2.判令诺德公司继续履行与恒大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HD49-2地块部分，将其名下天泰公司的51%股权转让给恒大公司，并收回天泰公司其余49%的股权后也转让给恒大公司。3.判令诺德公司就HD49-2地块的违约行为支付恒大公司违约金5000万元，融鑫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诺德公司就HD49-1地块的违约行为赔偿恒大公司损失24186万元，融鑫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5.判令诺德公司、融鑫恒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担保等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17日，诺德公司与恒大公司签署《湖州市东部新城项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诺德公司在解除与上海天朗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朗公司）的转让协议后，将HD49-1、HD49-2地块作价出资成立项目公司A、项目公司B，并将A、B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恒大公司，转让款打包价78800万元。另，合同第七条违约责任第3款约定，如因乙方原因致使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即任何一方中途擅自解除本协议、甲方拒不转让或者乙方拒不受让本协议项下股权的、任何一方在协议中表述不实造成本协议无法履行或难以履行的，则违约方需要向守约方支付5000万元的违约金。股权转让合同签署后，经恒大公司多次催促，诺德公司未按约履行。
经查，2017年3月31日诺德公司成立湖州新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领公司），持股比例100%。2017年5月12日新领公司股东变更为融鑫恒公司，2017年5月24日HD49-1地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批前公示显示，该地块已属新领公司。项目地块HD49-2权属人为天泰公司，工商登记显示诺德公司持股51%，天朗公司持股49%。2017年6月21日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7）浙05民终6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显示诺德公司与天朗公司纠纷已经结案。另查，诺德公司与天朗公司已经在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达成调解协议，诺德公司取得天泰公司100%股权。诺德公司已具备履行与恒大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HD49-2地块部分的能力。
另，2017年5月12日，诺德公司以63586万元的价格将持有HD49-1地块的新领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融鑫恒公司。与恒大公司约定交易价格39400万元相比，恒大公司仅此损失就达到24186万元。同时，恒大公司起诉后得知，2017年7月17日，诺德公司将持有HD49-2号地块的天泰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融鑫恒公司。
综上，恒大公司认为，恒大公司与诺德公司交易在先，但诺德公司与融鑫恒公司恶意串通，擅自转让天泰公司和新领公司的股权，严重损害恒大公司的合法权益。恒大公司依照法律的规定，就合同能继续履行部分要求诺德公司继续履行，无法继续履行部分由诺德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被告诺德公司辩称：(一)《湖州市东部新城项目股权转让合同》本身属于附条件生效的合同，因约定的生效条件未成就，故涉案合同成立但未生效。涉案合同的“鉴于”条款第三项明确约定，“乙方同意在甲方完成先决条件1、2后受让对应项目公司的股权”，其中先决条件1是指诺德公司将项目地块1作价成立项目公司A，并同意将项目公司A的100%股权按约定转让给恒大公司或恒大公司指定主体；先决条件2是指诺德公司将项目地块2作价成立项目公司B，并同意将项目公司B的100%股权按约定转让给恒大公司，而该两先决条件又有个必要前提—诺德公司先解除与天朗公司的收购协议书。涉案合同第二条为解除收购协议书设定了期限—“本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然而，3个月期满后诺德公司并未能解除与天朗公司的收购协议书，恒大公司对此是明知的，因此也未实际履行过涉案合同，甚至拒绝与诺德公司联系，导致合同约定的两项先决条件无一成就，涉案合同成立但未生效（最终直至2017年6月21日诺德公司才与天朗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解除收购协议书，而此时涉案合同早已解除，恒大公司从未提出任何异议）。（二）即便假设涉案合同成立并生效，诺德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2016年12月30日送达恒大公司，自即日起已经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终止合同通知函》2016年12月30日送达恒大公司，因此涉案合同已于2016年12月30日解除。首先，关于送达地址，诺德公司邮寄时虽然写的是合同首部载明的恒大公司住所地(即工商注册地址)，后却因该地址未能妥投，邮政快递员电话联系上两位收件人后（快递单上均注有二人的手机号），按两位指示改送至其名片所载地址—而该地址恰恰正是恒大公司在涉案合同中指定的送达地址。第二，关于收件人身份，虽然恒大公司拒绝承认诺德公司举证的贺永兴及朱振山的名片，但并未拿出任何相反证据加以驳斥，仅仅以二人非恒大公司员工为由否认其身份。众所周知，像恒大地产如此大型的集团公司，母子公司之间的人员借调极为正常，尤其是管理层，很多均是与上级公司或集团总部订立劳动合同，因此，劳动关系并不能作为认定身份的唯一依据。现诺德公司提供两份补强证据，足以证明两位收件人的身份并非如恒大公司所言。第一位收件人贺永兴，现任恒大公司董事及经理。恒大公司虽辩称在涉案合同签署时贺永兴尚未成为经理，但自2016年9月5日起贺永兴就一直担任恒大公司的董事。第二位收件人朱振山，在恒大公司与湖州吴兴南太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湖州市乌山单元项目合作备忘录》以及《湖州市乌山单元项目合作备忘录之补充协议》（该两份协议所涉地块紧邻涉案地块）上，朱振山正是恒大公司的授权签约代表。况且，恒大公司在2017年5月2日复函中也明确自认收到了该份《终止合同通知函》，如恒大公司主张其2016年12月30日收到的并非该函件而是其他文件，或者认为是在其他时间节点收到该函件的，应由恒大公司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则应由恒大公司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恒大公司未在接到解除合同通知的三个月异议期内提出异议，其对解除合同行为的异议不应得到支持。诺德公司在合同业已解除后再行出让股权，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恒大公司2016年12月30日即已收悉《终止合同通知函》，却未在三个月内提出过任何异议，最早的一次答复也是在2017年5月2日才作出，其在本案中的异议主张不应得到支持。故诺德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已经生效，涉案合同已合法解除。在涉案合同合法解除的情况下，诺德公司再行对外出让股权，合法正当，诺德公司与融鑫恒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当属合法有效，根本不涉及一物二卖的问题。（四）涉案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恒大公司也不存在任何经济损失，其提出的违约损害赔偿之主张不能成立。退一万步，涉案合同事实上已解除且不具有继续履行可能，即便假设诺德公司系违约解除合同，那么按照约定，违约金上限也仅为5000万元。持有项目地块1和项目地块2的两家项目公司的股权均已由融鑫恒公司100%受让，且经营权移交后完成了大量资金投入和开发建设工作，其中项目地块1已基本完成开发，项目地块2也已完成售楼部等核心工程的建设。涉案合同已根本不具有继续履行之可能。因涉案合同实际上并未履行，恒大公司未进行过任何投入和开发工作，自然也不存在任何经济损失。退一万步，依据涉案合同第七条“违约责任”第3款之约定，“如因一方原因致使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即任何一方中途擅自解除本协议、甲方拒不转让或者乙方拒不受让本协议项下股权的……则违约方需要向守约方支付5000万元的违约金。但依法律规定或本协议约定享有单方解除权的除外”。即便假设诺德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构成违约，充其量至多也只需承担5000万元的违约金而已。综上，恒大公司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全部诉请。
被告融鑫恒公司辩称：（一）融鑫恒公司是善意的第三人，始终不知道恒大公司与诺德公司之间的股权交易事情，恒大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诺德公司与融鑫恒公司存在串通的事实。（二）恒大公司与诺德公司本来约定要成立新的项目公司。（三）融鑫恒公司实际已经受让天泰公司的股权，股东名册已经变更，管理权也是比恒大公司在先，甚至恒大公司一分钱没有支付，包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也是融鑫恒公司在先。（四）融鑫恒公司对2号地块开发进行了大量的资金投入，从维护交易稳定来讲，恒大公司与诺德公司之间的合同事实上和法律上没有实际履行的可能。综上，融鑫恒公司和诺德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合法有效，融鑫恒公司始终不知道恒大公司与诺德公司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善意的。请求驳回恒大公司的全部诉请。
第三人天泰公司述称，天泰公司认可诺德公司将持有天泰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融鑫恒公司。
原告恒大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湖州市东部新城项目股权转让合同》，证明恒大公司、诺德公司就HD49-1、HD49-2地块作价成立两个项目公司，并就项目公司股权转让、违约责任等达成一致约定。
2.新领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变更信息，证明诺德公司成立新领公司项目公司，并将项目公司100%股权转让给融鑫恒公司，就HD49-1地块的约定诺德公司已无法履行。
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批前公示，证明HD49-1地块属新领公司。
4.（2017）浙05民终667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诺德公司与天朗公司纠纷已经结案，诺德公司已具备继续履行HD49-2地块的能力。
5.新领公司工商内档资料。6.天泰公司工商内档资料，证据5-6证明案涉股权转让事宜的真实情况。
对于上述证据，诺德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三性均无异议，但该合同已于2016年12月30日解除。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恰恰证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事实上已解除的事实。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恒大公司所述待证事实，案涉合同早在2016年12月30日解除。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2017年6月21日诺德公司与天朗公司达成了和解，但不能证明恒大公司诉称的“诺德公司已经具备继续履行HD49-2地块的能力”这一待证事实。因为诺德公司与天朗公司达成和解协议之前，恒大公司与诺德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早已解除，不存在所谓继续履行之说。证据5-6，没有异议。融鑫恒公司、天泰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认定，强调的是天泰公司在合同签署时已经设立，天泰公司不是目标公司也不是项目公司，天泰公司的股权不是交易标的物。证据2、3，由法院认定，真实性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HD49-2地块是天泰公司的土地，诺德公司无权处分，且诺德公司100%的股权已转让给融鑫恒公司，天泰公司也予以认可。证据5-6，真实性没有异议。
被告诺德公司提供以下证据：
1.《终止合同通知函》，2.EMS快递面单、底单及邮件全程跟踪查询记录2份，3.名片两张，证据1-3证明诺德公司向恒大公司发出终止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的通知，恒大公司已于2016年12月30日收悉的事实。
4.关于要求尽快履行《湖州市东部新城项目股权转让合同》函，证明恒大公司在2016年12月30日收悉《终止合同通知函》后，一直到2017年5月2日才发函给诺德公司，在此之前从未对终止合同提出任何异议。
5.1号地块不动产权证，证明HD49-1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系新领公司的事实。
6.《股权转让协议》，证明2017年4月25日诺德公司将新领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融鑫恒公司的事实。
7.2号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明HD49-2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系天泰公司的事实。
8.《股权转让协议》，证明2017年7月2日诺德公司将天泰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融鑫恒公司的事实。
9.HD49-2号地块现场移交单，证明2017年7月4日天泰公司的原控制方天朗公司将2号地块现场移交给融鑫恒公司的事实。
10.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贺永兴自2016年9月5日起任恒大公司董事，自2017年8月11日起任恒大公司经理的事实。
11.《湖州市乌山单元项目合作备忘录》、《湖州市乌山单元项目合作备忘录之补充协议》，证明2016年12月30日签收邮件的两位收件人贺永兴以及朱振山分别是恒大公司的董事、经理及恒大公司分管湖州区域的区域投资总监的事实。
对于上述证据，恒大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和证据2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证据2不能证明发出的函件就是证据1的内容。快递面单载明的收件地址并不是双方指定的通讯地址，收件人也不是合同指定的联系人。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两个名片的来源不确定，证明目的不认可，从名片的内容看，两人并不是恒大公司的员工。证据4，三性有异议，虽然系原件，但经辨认感觉与相关合同中所盖具的恒大公司的章有差异，真实性需再确认。证据5，三性无异议，证明对象也无异议，该证据刚好证明诺德公司实际有能力履行股权转让合同。证据6，三性无异议，证明对象也无异议。但恒大公司注意到，该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股权转让价款是63586万元，刚好证明诺德公司违约的动机是因为土地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同时也证明恒大公司因诺德公司违约遭受的损失有3亿元左右。证据7，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无异议。证据8，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无异议。但同样恒大公司注意到，交易价款是28714万元，对于两块相似的地块出现价款差距如此巨大存有疑问。证据9，予以确认。证据10，真实性认可，但董事并不管理公司的具体事务，而贺永兴任职经理也是2017年8月11日以后，进一步证明贺永兴并不是诉争项目的合适送达主体。证据11，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认可，且从内容看，该合同的项目也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诺德公司的证明对象即朱振山分管恒大公司湖州区域的事实。对三性不认可。融鑫恒公司、天泰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均没有异议。
被告融鑫恒公司提供以下证据：
1.股权转让协议、股东决定、股东出资情况及章程，证明诺德公司将持有的天泰公司100%股权作价28714万元转让给融鑫恒公司，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不存在恶意串通且已实际履行完毕，并且已记载到股东名册，并已完成49%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恒大公司与诺德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事实上和法律上已经不具备履行的条件。
2.诺德公司与融鑫恒公司签订的HD49-2号地块现场移交单，证明HD49-2地块项目的管理及实际控制权已移交融鑫恒公司的事实，也证明恒大公司与诺德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事实上和法律上已经不具备履行的条件。
3.天泰公司与相关17家承包单位签订的确认书、协议书及现场照片。4.汇款凭证，证据3-4证明融鑫恒公司受让天泰公司股权的同时亦承担天泰公司的债务，并继续对HD49-2地块项目进行大量投入开发的事实。截止12月，融鑫恒公司已代付天泰公司债务合计4200余万元，尚有其他大量债务待进一步支付的事实。
5.湖州市民政局关于命名蔚蓝城的批复，证明蔚蓝城项目即天泰公司名下的HD49-2地块项目的事实。
6.汇款凭证，证明融鑫恒公司已支付天泰公司股权对价款199930000元的事实。
对于上述证据，恒大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与恒大公司向工商部门调取的股权转让协议在价款、股权比例、签署时间有明显差异。证据2，三性不认可，真实性无法核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三性不认可，真实性无法核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4，真实性暂时不质疑，关联性只能看出融鑫恒公司与天泰公司之间有资金往来，并不能达到融鑫恒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据5，无法核实真实性，由法院认定。证据6，暂时认可其真实性，但该证据进一步证明诺德公司一物二卖的事实。诺德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可以证明天泰公司的股权已合法转让给融鑫恒公司，只不过因为股权被查封的原因，导致最终只过户了49%，但是双方签署协议的真实表示是将股权100%转让，天泰公司也实际交给融鑫恒公司经营管理，并且融鑫恒公司对2号地块及天泰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实际开发建设。天泰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诺德公司将持有100%的天泰公司股权转让给融鑫恒公司没有异议。
第三人天泰公司提供以下证据：
1.营业执照，证明天泰公司系独立法人，与本案无关，系案外人。
2.吴土国用（2015）第2783号土地使用权证及宗地图，证明湖东分区HD49-2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系天泰公司，诺德公司无权处分该地块。
3.《股权转让协议》，证明天泰公司100%股权已转让给融鑫恒公司。
4.天泰公司办事须知及相关程序指南移交清单。5.HD49-2号地块现场移交单，证据4-5证明天泰公司的原控制方已将管理权移交给融鑫恒公司。
对于上述证据，恒大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2，三性无异议，但天泰公司形式上是独立法人，实际上是诺德公司设立的空壳公司，并无独立的自主经营权。地块2的实际控制人应当是诺德公司，天泰公司完全有能力配合诺德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内容。证据3，三性均无异议，希望诺德公司提供一定证据证明不存在恶意低价转让的事实。同时，即使诺德公司与融鑫恒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也只能证明诺德公司存在一物二卖的违约行为。证据4、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诺德公司、融鑫恒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三性均没有异议。
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恒大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据1、2、3、4、5、6，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证据4能否证明诺德公司已具备继续履行HD49-2地块的能力，需结合相关事实及证据综合认证。
诺德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据1、2，当事人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因来源不确定，且缺乏相应证据佐证，真实性难以确认；证据4，系原件，恒大公司虽对函件中加盖的恒大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但恒大公司既未申请对该印章是否系恒大公司的真实印章进行鉴定，也未提供相反证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0，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贺永兴自2016年9月5日起担任恒大公司的董事，自2017年8月11日起担任恒大公司的经理的事实；证据11，系复印件，真实性难以确认，且从证据的内容看，亦不足以证明朱振山系恒大公司分管湖州区域的区域投资总监的事实。关于上述证据能否证明恒大公司已于2016年12月30日收悉诺德公司寄送的《终止合同通知函》问题，本院认为，虽然从证据2即邮件面单载明的内容看，收件人及地址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恒大公司指定的地址及收件人并不相符，但该邮件面单中除载明收件人为贺永兴外，还载明公司名称为恒大公司，地址亦为恒大公司的住所地。且根据证据10显示，贺永兴自2016年9月5日起担任恒大公司的董事。据此，诺德公司解释称在其按合同约定地址将上述函件寄出后被退回，经与贺永兴联系要求将邮件寄给其个人收，符合情理。同时结合证据4的内容，即恒大公司于2017年5月2日复函称，“2016年12月21日，贵司以‘拟转让的项目标的物纠纷仍未得到解决，且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均未实际履行’为由，函告我司要求终止《湖州市东部新城项目股权转让合同》”。该证据亦能印证恒大公司已经收到诺德公司寄送函件的事实，至于恒大公司主张其所收到的函件并非前述《终止合同通知函》，但对其所收到的函件恒大公司又不能举证证明，恒大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诺德公司主张恒大公司已于2016年12月30日收悉其寄送的《终止合同通知函》，符合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本院予以确认。证据5、7，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6、8，与工商部门备案的合同内容存在不同，故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应以备案合同为准。证据9，真实性予以确认，与本案缺乏关联性。
融鑫恒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据1，与工商部门备案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股东决定及章程的内容并不一致，故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应以备案合同为准。证据2、3、4、5、6，真实性予以确认，与本案缺乏关联性。
天泰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据1、2，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能否证明诺德公司是否无权处分HD49-2地块，需结合相关事实及证据综合认定。证据3，与工商部门备案的合同内容存在不同，故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应以备案合同为准。证据4、5，真实性予以确认，与本案缺乏关联性。
一审庭审后，恒大公司又向本院提交评估申请书一份，以现有证据材料无法反映恒大公司的实际损失为由，请求本院将案涉HD49-1号、HD49-2号土地委托评估机构对其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本院认为，在恒大公司已明确其诉讼请求中关于赔偿损失的依据系两份合同差价的情形下，恒大公司再行要求对土地进行评估，依据不足，不予准许。
根据现有证据，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2016年6月17日，诺德公司（甲方）与恒大公司（乙方）签订《湖州市东部新城项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于2009年11月24日以挂牌形式取得坐落于湖东分区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甲方于2014年2月6日与天朗公司签订《HD49-1、HD49-2住宅项目收购协议》及《湖州市吴兴区东部新城HD49-1地块住宅项目转让协议书》、《湖州市吴兴区东部新城HD49-2地块住宅项目转让协议书》（以下统称收购协议书）。2016年2月25日，甲方向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收购协议书。甲方同意在解除收购协议书后，将HD49-1、HD49-2地块作价出资成立项目公司A、项目公司B，并同意将A、B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恒大公司（以下简称先决条件）。同时，合同对项目公司及项目地块的相关情况、具体操作程序、包干费总额及支付、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均作出明确约定。其中，该合同第二条第一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甲方负责解除收购协议书，并将HD49-1、HD49-2地块作价出资分别成立项目公司A、项目公司B。第二项约定，本合同签订时，项目地块1、项目地块2的国土证已取得，项目地块1权属人为甲方，项目地块2权属人为天泰公司。第三条约定，甲方完成本协议约定先决条件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负责对项目公司A、B进行尽职调查，甲方应予全面配合。在尽职调查完成后，如不存在与甲方在本协议披露的不符事项的或甲方未披露事项的，双方按本协议约定事宜展开实际操作，否则，乙方有权选择解除本协议。第四条约定，乙方取得项目公司100%股权并获得项目地块的全部权益且无其他义务负担。乙方支付的全部合同款即包干费总额为78800万元。第七条约定，如因一方原因致使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即任何一方中途擅自解除本协议、甲方拒不转让或者乙方拒不受让本协议项下股权的、任何一方在协议中表述不实造成本协议无法履行或难以履行的，则违约方需要向守约方支付5000万元的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因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守约方有权追索。
2016年12月30日，诺德公司向恒大公司送达落款时间为2016年12月21日的《终止合同通知函》，该函载明，2016年6月17日，贵司与我司签订《湖州市东部新城项目股权转让合同》，鉴于我司拟转让的项目标的涉及诉讼，故签订时合同载明，本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我司负责解除收购协议书。现签订合同期限已超过6个月，但我司拟转让的项目标的物纠纷仍未得到解决，且双方于6月17日签订的《转让合同》均未实际履行。故我司函告贵司终止2016年6月17日签订的《湖州市东部新城项目股权转让合同》。如需继续合作，待我司纠纷解决后再进行商洽。2017年5月2日，恒大公司向诺德公司寄送《关于要求尽快履行〈湖州市东部新城项目股权转让合同〉函》，其中载明，2016年12月21日，贵司以“拟转让的项目标的物纠纷仍未得到解决，且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均未实际履行”为由，函告我司要求终止《湖州市东部新城项目股权转让合同》。我司认为“拟转让的项目标的物纠纷仍未得到解决，且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均未实际履行”并非合同可终止情形，贵方单方提出的终止合同行为属于单方毁约行为，将给我方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我司在收到贵司函件后，也就继续履行合同与贵方进行了多轮次洽谈。现为切实推进《湖州市东部新城项目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函告贵司：1.请贵司尽快解除与天朗公司收购协议书，按照《湖州市东部新城项目股权转让合同》成立项目公司A和项目公司B。2.在《湖州市东部新城项目股权转让合同》履行期间，贵司不得就HD49-1、HD49-2地块与任何第三方洽谈合作。
另查明，2015年2月12日，天泰公司经工商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股东为诺德公司、天朗公司，分别以货币出资1020万元、980万元，并分别占注册资本的51%、49%。2017年6月13日，天朗公司与诺德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天朗公司将其在天泰公司的49%股权计980万元（尚未出资）以0万元的价格无偿转让给诺德公司，同时将980万元的出资义务转让给诺德公司。2017年7月14日，天泰公司的股东变更为诺德公司，出资比例为100%。2017年7月16日，诺德公司与融鑫恒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诺德公司将其在天泰公司的49%股权计980万元，以14069.86万元的价格有偿转让给融鑫恒公司。2017年7月17日，天泰公司的股东变更为融鑫恒公司、诺德公司，出资额分别为980万元、1020万元，分别占注册资本的49%、51%。同时，根据吴土国用（2015）第2783号土地使用权证显示，坐落湖州市湖东分区HD49-2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为天泰公司。
2017年3月31日，新领公司经工商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35000万元，股东为诺德公司，出资额为35000万元，其中以土地使用权方式出资30600万元，以货币出资4400万元。2017年4月11日，诺德公司与融鑫恒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诺德公司将其在新领公司的100%股权计35000万元以63586万元的价格有偿转让给融鑫恒公司。2017年5月12日，新领公司的股东变更为融鑫恒公司，持股比例100%。同时，根据浙（2017）湖州市不动产权第32925号土地使用权证显示，坐落湖州市湖东分区HD49-1号地块的权利人为新领公司。
又查明，2016年2月24日，诺德公司以天朗公司、西安天朗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为被告向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诺德公司和天朗公司于2015年2月6日签订的《HD49—2项目协议书》；2.诺德公司没收天朗公司已支付的定金3000万元；3.天朗公司将标的物HD49—2号地块恢复原状；4.天朗公司、西安天朗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赔偿诺德公司损失17724550元（其中逾期利息30日内按年息12%计算，超过30日按年息18%计算，暂计算至2015年11月30日为8726850元，要求判决至实际支付之日；其他诺德公司已支付税费等8997700元）；5.天朗公司、西安天朗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017年2月20日，该院作出（2016）浙0502民初1120号民事判决，一、解除诺德公司与天朗公司于2015年2月6日签订的《湖州市吴兴区东部新城HD49—2地块住宅项目转让协议书》。二、天朗公司向诺德公司支付的定金3000万元，归诺德公司所有。三、驳回诺德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天朗公司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6月21日，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5民终667号民事裁定，以2017年6月21日诺德公司以各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为由，裁定撤销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2016）浙0502民初1120号民事判决；准许诺德公司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中，对于诺德公司与恒大公司签订《湖州市东部新城项目股权转让合同》的事实，当事人不持异议。争议在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有无发生法律效力；诺德公司是否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该合同有无解除；诺德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应否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诺德公司同意在解除收购协议书后，将HD49-1、HD49-2地块作价出资成立项目公司A、项目公司B，并同意将项目公司A、项目公司B的100%股权转让给恒大公司，而此为恒大公司受让对应项目公司股权的先决条件。同时，合同还约定，本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诺德公司负责解除收购协议书，并将HD49-1、HD49-2地块作价出资分别成立项目公司A、项目公司B。诺德公司据此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属于附条件生效的合同，因约定的生效条件未成就，故合同成立但未生效。从上述合同条款的文义看，“先决条件”、“3个月”应是双方当事人对相关股权转让的前提条件以及相关收购协议书解除的期限作出的约定，上述条款并非系当事人对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生效条件作出的约定。且合同第十条第5项明确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故诺德公司主张合同未生效的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同时，就案涉股权转让合同涉及的HD49-1、HD49-2地块而言，从查明的事实看，在案涉合同签订之时，HD49-1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为诺德公司，而HD49-2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则为天泰公司。在此，涉及诺德公司是否有权处分HD49-2地块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该条是关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进行区分的规定，结合本案也即，诺德公司是否取得争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在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形下，只是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应依法确认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13】79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理解与适用的请示的答复》称，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也即，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前提应当是享有约定解除权或法定解除权。就本案而言，虽然合同第二条第一款第1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诺德公司负责解除收购协议书，并将HD49-1、HD49-2地块作价出资分别成立项目公司A、项目公司B。但对于在上述期限内诺德公司未能解除相关收购协议书的，诺德公司是否据此享有合同解除权，对此合同并未作出约定。因此，虽然诺德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向恒大公司送达《终止合同通知函》，以合同签订期限已超过6个月，案涉项目标的物纠纷仍未得到解决等为由，通知恒大公司终止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而恒大公司在收到上述函件后直至2017年5月2日才回函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但基于前述理由，即在合同对诺德公司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未作出约定，且本案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事由的情形下，诺德公司主张案涉合同已经解除，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三。依法成立的合同，当事人应按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在本合同签订后3个月内，诺德公司负责解除与天朗公司之间的收购协议书，并将HD49-1、HD49-2地块作价出资分别成立项目公司A、项目公司B，并同意将项目公司A、项目公司B的100%股权转让给恒大公司。如前所述，因诺德公司主张合同已经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故诺德公司本应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相应义务。但从本案事实看，合同所涉两地块的权属状况及目前开发情况是，就HD49-1地块而言，2017年3月31日诺德公司以该地块土地使用权作价30600万元，并以货币出资4400万元，合计出资350000万元设立新领公司。2017年4月25日，诺德公司将所持新领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融鑫恒公司。现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新领公司名下，且该地块现已进行相应开发。就HD49-2地块而言，在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时，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系登记在天泰公司名下，现仍登记在天泰公司名下。且合同签订之时天泰公司的股东为诺德公司、天朗公司，分别持股51%、49%。现天泰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是诺德公司、融鑫恒公司，分别持股51%、49%。现该地块亦已进行相应开发。从上述事实反映，案涉两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现均非属诺德公司所有，且两地块现均已进行相应开发。基于上述情形，诺德公司事实上已无法履行合同约定的将HD49-1、HD49-2地块作价出资分别成立项目公司A、项目公司B，并同意将项目公司A、项目公司B的100%股权转让给恒大公司的义务。因此，诺德公司已经构成违约。
关于诺德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从恒大公司的诉讼请求看，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针对HD49-2地块的请求，即判令诺德公司和融鑫恒公司就转让天泰公司股权事宜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配合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判令诺德公司继续履行与恒大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HD49-2地块部分，将其名下的天泰公司的51%股权转让给恒大公司，并收回天泰公司其余49%的股权后也转让给恒大公司；判令诺德公司就HD49-2地块的违约行为支付恒大公司违约金5000万元，融鑫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恒大公司主张诺德公司与融鑫恒公司于2017年7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是，诺德公司与融鑫恒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但对此恒大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鉴于融鑫恒公司系天泰公司的股东及持有天泰公司49%的股权已经工商登记，故恒大公司请求确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配合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同时，基于前述分析，即案涉合同事实上已经无法实际履行，故恒大公司请求诺德公司继续履行与恒大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HD49-2地块部分，不能成立。退一步，即使合同能够履行，因天泰公司并非诺德公司以HD49-2地块出资成立的项目公司，故恒大公司请求诺德公司将其名下的天泰公司的51%股权转让给恒大公司，并收回天泰公司其余49%的股权后也转让给恒大公司，与合同约定不符，亦不能成立。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七条约定，如因一方原因致使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即任何一方中途擅自解除本协议、甲方拒不转让或者乙方拒不受让本协议项下股权的、任何一方在协议中表述不实造成本协议无法履行或难以履行的，则违约方需要向守约方支付5000万元的违约金。本案中，诺德公司已构成违约事实清楚，故恒大公司要求诺德公司支付违约金5000万元，有相应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融鑫恒公司并非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且无证据证明诺德公司与融鑫恒公司之间存在串通行为，故恒大公司要求融鑫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恒大公司的另一部分诉讼请求是针对HD49-1地块，即判令诺德公司就HD49-1地块的违约行为赔偿恒大公司损失24186万元，融鑫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股权转让合同违约责任条款约定，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因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守约方有权追索。如前所述，在2017年3月31日诺德公司以HD49-1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相应货币出资设立新领公司后，又于2017年4月25日将持有的新领公司100%股权以6358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融鑫恒公司。恒大公司据此主张，如两项目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总价款各半计算即39400万元，那么，就HD49-1地块而言，诺德公司分别与恒大公司、融鑫恒公司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差价为24186万元，该金额应系诺德公司因违约而造成的恒大公司的损失。对此，本院认为，从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看，拟设立的项目公司A当事人约定系以HD49-1地块作价出资成立；而从诺德公司设立的新领公司的出资看，既包括以HD49-1地块作价30600万元出资，还包括货币出资4400万元，此其一；其二，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后3个月内，诺德公司负责解除收购协议书。但从本案事实看，在该合同签订之时，所涉收购协议书尚处于诉讼之中，基于此，收购协议书能否解除以及能否在3个月内解除，并非由诺德公司所掌控，对此恒大公司应当明知。本着诚实信用原则，恒大公司应关注所涉收购协议书的诉讼进程，并及时与诺德公司协商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事宜。但从现有证据看，并无证据反映在上述期限届满后，恒大公司与诺德公司存在进一步协商的情形；其三，虽然诺德公司主张合同已经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但在诺德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向恒大公司送达《解除合同通知函》后，恒大公司却直至5个月后才复函要求恒大公司继续履行案涉合同，恒大公司的上述行为亦有失诚信。综合上述情形，本院酌情确定由诺德公司赔偿恒大公司损失10000万元。融鑫恒公司并非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故恒大公司要求融鑫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湖州诺德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恒大地产集团上海盛建置业有限公司违约金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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