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44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6号。
负责人汪世昌，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杰，男，1966年4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砾心，北京市中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源开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花园中路11号农科大厦B座9层B901-B903号。
法定代表人赵洪霞，经理。
委托代理人谭爽，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蔚然，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华源开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开拓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108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陈红建担任审判长，法官马东阳、韩耀斌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杰、张砾心，被上诉人华源开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谭爽、李蔚然到庭参加了诉讼。于2014年5月13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杰、张砾心，被上诉人华源开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谭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源开拓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2005年1月，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北京公司）、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工商局）及华源开拓公司三方签订《CDMA行业集团用户入网协议书》。合同约定，联通北京公司为工商局提供”工商新时空”--VPDN网中数据网集团通信服务，华源开拓公司提供系统集成服务。2007年3月28日，为保障”工商新时空”项目的正常运行及通讯费用的及时缴纳，联通北京公司与华源开拓公司签订《委托缴费协议书》。协议约定，2007年4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期间，联通北京公司按照佣金支付管理办法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代理佣金，标准为工商局语音用户每月每户20元、工商局执法用户每月每户10元。联通北京公司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代理佣金至2008年7月31日。根据《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关于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出售CDMA业务的公告》，联通北京公司将原CDMA业务转让给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北京公司），后华源开拓公司曾多次要求支付代理佣金并变更《委托缴费协议书》主体事宜，联通北京公司均不予理睬。因联通北京公司已并入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故起诉要求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2008年8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的代理佣金6739840元及利息（自2008年8月至2011年3月期间，自每个月次月1日开始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当月代理佣金数额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华源开拓公司所述的《委托缴费协议书》是无效合同，该协议加盖的是联通北京公司移动电话合同入网专用章，不是联通北京公司的合同业务专用章，联通北京公司从未见过也没签订过该合同；根据协议内容，华源开拓公司应该为语音用户及执法用户代缴费用，联通北京公司再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代缴的费用，此内容没有实际意义，华源开拓公司也没有代工商局语音用户和执法用户向联通北京公司缴纳费用，故该合同一直没有履行，华源开拓公司的诉求没有依据，现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不同意华源开拓公司的诉讼请求。
针对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的答辩意见，华源开拓公司在一审中称：《委托缴费协议书》加盖的联通北京公司的移动电话合同入网专用章是联通北京公司内部用章管理问题，华源开拓公司并不清楚。签订协议时，联通北京公司称合同管理制度里没有给付下级代理商佣金的规定，所以先约定华源开拓公司给语音用户及执法用户代缴费用，联通北京公司再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佣金，此约定不真实，华源开拓公司不需要履行此义务，而且客观上华源开拓公司也无法履行此义务，均由工商局直接缴费。代缴费用的约定也不符合常理，华源开拓公司是无奈签订的协议书；联通北京公司也没有向华源开拓公司提供用户明细，华源开拓公司也不可能代缴相关费用。事实上，在华源开拓公司没有履行代缴义务的情况下，联通北京公司也支付佣金到2008年7月。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3月28日，华源开拓公司（乙方）与联通北京公司（甲方）签订《委托缴费协议书》，约定，华源开拓公司系联通北京公司的签约经销商，同时为联通北京公司行业集团用户工商局”工商新时空”项目的系统开发及维系工作，现为保障工商局”工商新时空”项目的正常运行及通讯费用的及时缴纳，经双方协商，就联通北京公司以佣金返还方式委托华源开拓公司为工商局选用新”工商新时空”优惠套餐用户代缴部分通讯使用费相关事宜协议如下：工商局新”工商新时空”用户数量及范围，经华源开拓公司与联通北京公司确认，工商局选择新”工商新时空”本地语音业务优惠套餐的用户共计7803户，上述用户以下统称语音用户。工商局选择新”工商新时空”本地语音＋VPDN网中数据网业务优惠套餐的用户共计5456户，上述用户以下统称执法用户；代缴费：乙方受甲方委托在2007年4月1日-2011年3月31日期间每个自然月20日前，由乙方为正常使用并缴费的工商局语音用户（以甲方每月向乙方提供的用户明细为准）每月每户代缴通讯使用费20元，乙方受甲方委托在2007年4月1日-2011年3月31日期间每个自然月20日前，由乙方为正常使用并缴费的工商局执法用户（以甲方每月向乙方提供的缴费用户明细为准）每月每户代缴通讯使用费10元；代理佣金：在2007年4月1日-2011年3月31日期间，甲方按照甲方现行佣金支付管理办法向乙方支付正常使用并缴费的工商局语音用户（以甲方每月向乙方提供的缴费用户明细为准）每月每户的代理佣金20元，在2007年4月1日-2011年3月31日期间，甲方按照甲方现行佣金支付管理办法向乙方支付正常使用并缴费的工商局执法用户（以甲方每月向乙方提供的用户明细为准）每月每户的代理佣金10元；本协议自2007年4月1日起生效，至2011年3月31日到期，协议到期后，甲乙双方需另行协商定有关事宜。该协议加盖有”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移动电话入网合同专用章”及华源开拓公司的公章。协议签订后及本案审理过程中，联通北京公司及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均未能提供语音用户及执法用户的明细。
一审法院另查：2005年1月21日，华源开拓公司（丙方）、联通北京公司（甲方）、工商局（乙方）签署了《CDMA行业集团用户入网协议书》，约定：甲方为乙方本系统员工集团入网CDMA业务提供”工商新时空”----VPDN网中数据网集团通信服务，丙方为乙方提供系统集成服务；甲方为对工商局集团客户推出VPDN网中数据网集团通信服务优惠套餐；入网名称、数量：乙方使用公户用户名称开户，约定用户数量为6000户；交费方式：所有”工商新时空”用户的费用由乙方通过银行托收按月缴纳给甲方；本合同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自用户按约履行完毕24个月最低在网期限后终止。2005年1月28日，华源开拓公司（乙方）与联通北京公司（甲方）签署了《”工商新时空”----VPDN网中数据网集团通信服务补充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书》），约定：甲方为工商局集团入网CDMA提供VPDN网中数据网集团通信服务，乙方为工商局提供系统集成服务；乙方作为甲方的移动通信业务经（包）销商，能够为此项目的发展的用户提供系统集成服务，具体工作以乙方与工商局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甲方向乙方支付佣金的标准为：甲方根据工商局集团客户交费情况，达到工商局套餐月最低消费额的用户每户给予乙方22.6元佣金分成；佣金的支付时间：用户入网第3个月后开始。佣金支付期自用户入网次月至第24个月，每月的结算时间为15日前。一审庭审中，华源开拓公司与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均确认该《补充协议书》已履行完毕。
一审法院再查：2008年5月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同年6月2日，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布了《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向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出售CDMA业务的公告》。后电信北京公司受让了”工商新时空”业务。但华源开拓公司与电信北京公司未再签订《委托缴费协议书》。
一审法院又查：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由原联通北京公司与原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组建成立。
一审庭审中，华源开拓公司提供了联通北京公司的付款凭证和华源开拓公司给联通北京公司开具的付款发票，证明联通北京公司于2008年2月14日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的代理佣金1827398.2元，包括2007年5至9月《补充协议书》项下的佣金594910元及《委托缴费协议书》项下佣金1232488.2元。联通北京公司于2008年5月16日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的代理佣金983952.8元，包括2007年10至12月《补充协议书》项下佣金356946元及《委托缴费协议书》项下佣金627006.8元。联通北京公司于2008年11月10日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的代理佣金408629.6元为2008年1至2月《委托缴费协议书》项下佣金。联通北京公司于2008年12月16日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的代理佣金605770元为2008年3至5月《委托缴费协议书》项下佣金。联通北京公司于2008年12月31日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的代理佣金399452.8元为2008年6至7月《委托缴费协议书》项下佣金。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对华源开拓公司提供的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称此份证据证明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向华源开拓公司付清了费用，但与《委托缴费协议书》无关，华源开拓公司主张的佣金数额应该是个整数，但发票上的数都有小数点。对此华源开拓公司称，收费系统在联通北京公司处，联通北京公司给付华源开拓公司多少佣金，华源开拓公司就收到多少佣金。
华源开拓公司曾于2012年12月26日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城法院）起诉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和电信北京公司，后撤回了对电信北京公司的起诉。在该案审理中，经华源开拓公司申请，东城法院向工商局核实有关情况，该局于2013年6月5日答复如下：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授权许可，浙ＸＸ立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与华源开拓公司在原双方签署的《特约客户服务中心协议书》基础上补充说明终端产品的售后服务政策，我局配发的华立H8800型号执法终端保修期自2008年5月1日起计算，期间我局于2011年7月更换执法终端，于2011年6月与华源开拓公司终止了维修业务，并于2011年6月21日结清了维修费用19282.91元；2008年10月1日，由于网络服务商的变更，为我局提供服务的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变更为电信北京公司。网络服务商未通知过我局华源开拓公司有权代收通讯费用，我局不同意向华源开拓公司交纳通讯使用费，我局只向网络服务商交纳通讯使用费；2007年4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我局向网络服务商每月交纳的通讯服务费明细附后。华源开拓公司与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对该答复均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华源开拓公司与联通北京公司签订的《委托缴费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有违法、违规之处，应为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虽认为该协议书未加盖联通北京公司的公章，应为无效，但联通北京公司对外签订协议加盖何种公章是联通北京公司的权利，现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并不否认《委托缴费协议书》加盖的”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移动电话入网合同专用章”真实性，故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此答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
关于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所述根据协议内容，华源开拓公司应该为语音用户及执法用户代缴费用，联通北京公司再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代缴的费用，此内容没有实际意义，华源开拓公司也没有向联通北京公司代缴过费用，故该合同一直没有履行的答辩意见。该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委托缴费协议书》虽约定华源开拓公司应该为语音用户及执法用户代缴费用，但华源开拓公司系联通北京公司的签约经销商，同时为联通北京公司行业集团用户工商局新”工商新时空”项目提供系统开发及维护工作，由华源开拓公司为工商局的语音用户及执法用户代缴费用有违公平原则。华源开拓公司亦称此约定不真实，华源开拓公司是按联通北京公司的要求无奈签订的，华源开拓公司不需要履行此义务，并提供了在2007年4月签订《委托缴费协议书》后，在华源开拓公司未履行代缴费用的情况下，联通北京公司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代理佣金至2008年7月的付款凭证及发票。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虽不认可联通北京公司曾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过《委托缴费协议书》项下的代理佣金，并主张联通北京公司支付的代理佣金均为《补充协议书》项下，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故该院对华源开拓公司的主张予以确认，根据华源开拓公司与联通北京公司在《委托缴费协议书》签订后实际履行情况可以确认《委托缴费协议书》签订后，华源开拓公司与联通北京公司已协商一致，变更了《委托缴费协议书》的约定，免除了华源开拓公司的代缴费用义务。而且工商局已向网络服务商联通北京公司或电信北京公司交纳了通讯服务费，联通北京公司再要求华源开拓公司代缴费用，也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故对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此答辩意见，该院亦不予采信。
电信北京公司虽已受让了”工商新时空”业务，但华源开拓公司与联通北京公司签订的《委托缴费协议书》并未解除，华源开拓公司与电信北京公司亦未再签订《委托缴费协议书》，联通北京公司仍应履行《委托缴费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因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系原联通北京公司与原北京网通组建成立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应承担原联通北京公司的债权债务。关于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应支付给华源开拓公司代理佣金的具体金额，鉴于原联通北京公司及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均未能提供语音用户及执法用户的明细，故该院按《委托缴费协议书》约定的用户数及佣金标准计算。因《委托缴费协议书》并未约定支付佣金的具体日期，但协议到期时，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应将佣金与华源开拓公司结算完毕，但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至今未与华源开拓公司进行结算，故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应于2011年4月1日起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现华源开拓公司要求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自2008年8月至2011年3月期间，自每个月次月1日开始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当月代理佣金数额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缺乏合同依据，该院予以部分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华源开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二○○八年八月一日至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代理佣金六百七十三万九千八百四十元；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华源开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二○一一年四月一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以代理佣金六百七十三万九千八百四十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审判决在审理程序、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以下明显错误，严重损害了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的合法民事权利：
一、一审法院在审理程序上存在明显错误。
1、华源开拓公司在本案提起诉讼时，其第一被告是电信北京公司，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是第二被告，所以本案才由第一被告电信北京公司工商注册所在地的东城法院受理。
但是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在领取一审判书决时才得知华源开拓公司在本案一审判决前撤回了对原审第一被告电信北京公司的起诉，即撤诉后原审被告只有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但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工商注册地为西城区，如华源开拓公司只起诉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一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东城法院因华源开拓公司对第一被告电信北京公司的撤诉而对本案不再拥有管辖权，从而也丧失了对本案的裁判权。所以华源开拓公司中途对电信北京公司撤诉的行为是恶意规避管辖。一审法院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的合法诉讼权利，其做出的一审判决也是无效的，理应予以纠正。
2、在一审起诉状中，华源开拓公司将电信北京公司列为第一被告，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为第二被告，诉讼请求是要求电信北京公司与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电信北京公司作为主债务人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原告撤销对主要债务人的起诉，不应得到法院同意。但一审法院在法庭辩论已终结情况下，不仅准许华源开拓公司撤回对电信北京公司的起诉，而且也未及时告知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就擅自作出判决，严重侵犯了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的诉讼权利。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华源开拓公司撤回对主要被告的起诉，属于诉讼程序发生重大变化，一审法院理应将此情况通知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给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一个应变的机会。但一审法院无视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的基本权利就草率做出判决，属于程序错误。
二、一审判决对整个案情的事实认定不清，存在重大误解和误判。
1、工商局曾经为联通北京公司的大型行业集团用户，从2003年入网至2007年，在网正常使用的用户共计达到15108户（其中语音用户9757户，执法用户5351户）。
2007年3月后，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竞争的加剧及国家对于移动通讯费”双改单”要求的实施，工商局认为联通北京公司移动电话资费过高，强烈要求降低当时”工商新时空”套餐最低消费额的50％，同时联通北京公司还面临其他竞争对手也对工商局用户采取超常规的抢夺的严峻形势。
鉴于这种情况，联通北京公司经研究决定，制订了针对工商局集团用户的维系挽留方案。确定了新的内部资费标准：给予工商局语音用户80元每户每月的资费标准（原资费标准为150元每户每月），给予执法用户150元每户每月的资费标准（原资费标准为230元每户每月）。
具体操作模式是：（1）给予工商局语音用户150元套餐减免50元每月每户的套餐费用，即减免完后语音用户每月资费为100元。再通过返还佣金的方式向联通北京公司的经销商华源开拓公司支付每户正常在网的语音用户每月20元的代理佣金，并由联通北京公司每月月底前为以上用户报销20元每月每户的使用费。工商局语音用户虽然仍然按照每户100元的资费向联通北京公司缴费，但通过上述补贴，语音用户实际每月支出的费用为80元。（2）给予工商局执法用户每月230元套餐减免70元，即减免完后执法用户每月套餐资费为160元。再通过佣金返还的方式向联通北京公司的经销商华源开拓公司支付每户正常在网的执法用户10元每月的代理佣金，并由华源开拓公司每月月底前为以上用户报销10元每月每户的使用费。工商局执法用户虽然仍然按照每户160元的资费向联通北京公司缴费，但通过上述补贴，执法用户实际每月支出的费用为150元。
以上这种操作方式虽然增加了联通北京公司的佣金成本，但能尽量降低减收额度和避免工商局用户转网。为此，2007年3月28日联通北京公司与华源开拓公司经充分协商签订了《委托缴费协议书》，约定由华源开拓公司先向工商局CDMA语音用户代缴每月每户20元，向工商局CDMA执法用户代缴每月10元；再由联通北京公司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其代缴的资金。合同签订后，联通北京公司依约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了自2007年4月1日至2008年7月31日的用于联通北京公司向工商局语音用户和执法用户报销20元和10元的通信使用费费用。此费用华源开拓公司是认可和承认的。联通北京公司支付华源开拓公司上述费用的前提是华源开拓公司应按照《委托缴费协议书》的约定将费用支付给工商局用于报销语音用户20元和执法用户10元的通信使用费。这是联通北京公司与华源开拓公司签订《委托缴费协议书》的初衷和目的所在。如果华源开拓公司没有将该费用用于支付工商局语音用户和执法用户的通信使用费补贴，双方签订的《委托缴费协议书》就没有再继续履行下去的意义，联通北京公司就不应该再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任何费用。
然而一审法院审理时没有查清事实真相，偏听偏信，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错误的认为”原告与联通北京公司在《委托缴费协议书》签订后实际履行情况可以确认《委托缴费协议书》签订后，原告与联通北京公司协商一致，变更了《委托缴费协议书》的约定，免除了原告的代缴费用义务，联通北京公司要求原告代缴费用，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虽约定原告应该为语音用户及执法用户代缴费用，但原告系联通北京公司的签约经销商，同时也为联通北京公司行业集团用户工商局新\'工商新时代\'项目提供系统开发及维护工作，由原告为工商局的语音用户及执法用户代缴费用有违公平原则。”一审判决无疑践踏了合同双方意思自治、权利义务对等的基本民法原则。一审判决存在严重的误判错判问题，将给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使华源开拓公司获得非法经济利益，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这是国家法律绝不允许的，也是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绝对不能接受的。
2、《委托缴费协议书》明确约定：华源开拓公司应先履行代缴义务，联通北京公司才支付代理佣金。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华源开拓公司认为其无需履行代缴义务联通北京公司就应支付代理佣金的主张竟然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实属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委托缴费协议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而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的认定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要求华源开拓公司按协议代缴费用违反公平原则。一审判决明显违反了合同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基本原则，可见一审判决明显偏袒华源开拓公司，公然做出华源开拓公司只享有权利而无需履行义务的严重错误判决。
3、《委托缴费协议书》明确约定：该协议是联通北京公司为保障工商局”工商新时空”项目的正常运行及通信费用的及时缴纳，经与华源开拓公司友好协商，就联通北京公司以佣金返还方式委托华源开拓公司为工商局选用”工商新时空”优惠套餐的正常使用并缴费的工商局用户代缴部分通讯使用费而签订的。而2008年6月2日，根据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的精神，中国联通进行融合重组，将CDMA业务出售给中国电信，后电信北京公司受让了”工商新时空”业务，这是不争的事实。华源开拓公司和一审判决书中均予以了认可。从工商局给一审法院的回复函中也可证实：2008年10月1日以后，为工商局提供网络服务的运营商由联通北京公司变为电信北京公司，工商局自2008年以后就开始向电信北京公司缴纳通信使用费。所以该《委托缴费协议书》的履行主体自2008年10月1日以后理应变更为电信北京公司。
因此，华源开拓公司知道应该向电信北京公司主张权利，其于2011年就起诉过电信北京公司。2012年12月又起诉电信北京公司，不同的是增加了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作为第二被告要求承担连带责任。2013年7月其再次起诉电信北京公司及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故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认为，电信北京公司作为”工商新时空”业务的实际受益人，尽管没有与华源开拓公司签订新的委托缴费协议，尽管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与华源开拓公司没有解除《委托缴费协议书》，但该《委托缴费协议书》中约定的权利义务理应由电信北京公司承担。
4、按照联通北京公司与华源开拓公司的《委托缴费协议书》中的约定，华源开拓公司应该将联通北京公司支付给其的佣金费用再支付给工商局用于报销语音用户20元每月每户和执法用户10元每月每户的通信使用费。但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才得知，华源开拓公司自《委托缴费协议书》签订后，就根本没履行代缴费的义务，而是无偿得到了一年多近300多万元的费用，这是一种非法侵吞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华源开拓公司不但不予退还，还明目张胆的继续索要不义之财，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正在收集证据，准备向有关司法机关反映情况，要求刑事立案，以查明华源开拓公司非法获取的国有资产去向，依法予以追缴，并追究华源开拓公司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因此，一审判决在未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就判令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承担并不存在的合同义务，在事实认定与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实在无法令人接受。
三、一审法院的裁判违背基本公平原则，亦将造成诉累。
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已依照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及财政部的要求将CDMA业务全部转让给电信北京公司的事实，也就是说，即便本案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有效，那么本案所涉CDMA业务的实际受益人是电信北京公司。因而履行合同义务主体也应是电信北京公司。
一审判决明显违背了谁受益谁负责的基本公平原则，而且必将逼迫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继而追诉电信北京公司承担责任，必将造成诉累。
综上，一审判决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侵害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的基本诉讼权利，违背众所周知的常理，将本不该发生的支付费用强加给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必将造成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因此特向法院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发回重审，维护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的合法权益。
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是：1、请求撤销东城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10882号民事判决，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华源开拓公司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
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1、关于维系北京市工商局行业集团用户的请示的内部签报；关于明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用户佣金支付范围及执行时间的请示的内部签报。
证据2、调整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新时空”业务资费补充协议书。
证据3、证人证言。
证据4、转让CDMA业务联通北京公司交割确认单；《CDMA行业集团用户入网协议书》；《”工商新时空”－VPDN中网中数据网集团通信服务补充合作协议书》。
证据5、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移动电话入网登记单；北京市移动电话入网合同。
华源开拓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的上诉理由答辩称：
一、一审法院审理中不存在程序瑕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如认为一审法院无管辖权，应在一审答辩期内提出，但其未提并应诉、答辩，应视为一审法院有管辖权。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无权在二审期间再提出管辖异议。《委托缴费协议书》没有约定管辖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被告所在地及合同履行地法院均有管辖权。《委托缴费协议书》是涉及为工商局执法工作服务的合同，其履行地应覆盖全北京市，从合同履行地的角度看，一审法院有管辖权。
2、华源开拓公司一直将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列为主债务人，仅要求电信北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仅以”第二被告”为由就认为其不是华源开拓公司起诉的主债务人与事实不符。
华源开拓公司在一审辩论结束后根据案件客观情况撤回对另一被告电信北京公司的起诉，属于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本身对于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的诉讼义务不产生任何影响，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无权对此提出质疑。一审法院也无需通知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恰当。
1、二审审理中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认可了《委托缴费协议书》的真实性，也认可了曾于2007年4月至2008年7月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了《委托缴费协议书》项下佣金，而这些都是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在一审中断然否认的，到底是哪一方不配合法院调查案件事实，二审法院应有公断。
2、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在一审中不提交任何证据，使得一审法院只能依据华源开拓公司的证据及工商局的复函等第三方证据判案，现在指责一审法院”偏听偏信”，对于此说法是否能够成立，华源开拓公司相信二审法院也将有公断。
3、一审法院关于双方已变更了《委托缴费协议书》的约定、免除了华源开拓公司代缴费用的义务的认定是正确的。华源开拓公司对此观点同一审陈述，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作为垄断国企，有着世界先进的计费系统，对于2007年4月至2008年7月这一年多来华源开拓公司没有代缴费用的情况是明知的，却一直未提异议并支付了相应时间段的佣金，对此显然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不能自圆其说。2008年8月以后未能支付的原因仅仅是国家电信制度改革导致收费系统被移交给电信北京公司，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认为《委托缴费协议书》不应再由其履行，并不是此款项本来不应支付。
4、关于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认为《委托缴费协议书》自2008年10月以后履行主体应变更为电信北京公司的观点，华源开拓公司认为：
（1）这与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之前的所谓”权利义务一致性”的观点本身就是矛盾的，只能说明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承认其正是2008年9月以前的《委托缴费协议书》履行主体。
（2）正因为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拒绝与华源开拓公司、电信北京公司进行《委托缴费协议书》主体变更工作，导致虽然华源开拓公司股东华源润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09年签署了全国范围的《工商e通应用合作协议》，但该协议始终不能在北京落地，电信北京公司始终未能成为《委托缴费协议书》履行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只能仍然对《委托缴费协议书》负责。
（3）华源开拓公司考虑到未与电信北京公司建立合同关系，最终撤回对电信北京公司的起诉，这一做法合理合法，不容置疑。由于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自身的原因，导致其必须仍依据《委托缴费协议书》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款项。至于其与电信北京公司的责任划分问题，应由其另诉解决，与华源开拓公司无关。
最后华源开拓公司认为，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作为国家垄断行业的大型央企，对合同的担当态度、诉讼过程中的行为及态度反复，均与其向社会宣传的良好形象存在较大差距。由于华源开拓公司在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面前无疑处于弱势，恳请二审法院主持公正，保护华源开拓公司的合法权益。
华源开拓公司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庭审质证，华源开拓公司对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提交的证据2、调整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新时空”业务资费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华源开拓公司对以下涉及本案争议焦点的新的证据持有异议：
证据1、关于维系北京市工商局行业集团用户的请示的内部签报；关于明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用户佣金支付范围及执行时间的请示的内部签报。证明工商局曾经是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的大型行业集团用户，2007年3月后，国家对于移动通讯费要求实施”双改单”，所以工商局认为资费过高，强烈要求降低当时的”工商新时空”套餐最低消费额的50％。因而面对严峻的市场竞争及市场环境的变化，联通北京公司研究制定了针对工商局用户的维系挽留方案。华源开拓公司认为该证据不是二审新证据，且是联通北京公司的内部文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2007年10月31日的关于明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用户佣金支付范围及执行时间的请示的内部签报中关于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佣金的时间从2009年3月31日延长至2011年3月31日，这与《委托缴费协议书》中的缴费时间是相符的，这两份签报恰恰能说明《委托缴费协议书》是真实的。因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提交了该证据的原件，且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
证据3、证人证言。证人林立伟是当时联通北京公司移动业务渠道发展管理部经理，是维系挽留工商局用户方案的具体负责人。其证明《委托缴费协议书》是附有条件，即华源开拓公司必须要向工商局语音用户、执法用户返还20元和10元的通信使用费。并不是华源开拓公司所说的联通北京公司白给10元、20元的通信使用费。而且华源开拓公司一审时提交的《委托缴费协议书》是伪造的。华源开拓公司认为证人林立伟是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的员工、高管，其证言相当于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自己的陈述，没有客观的证明力。因林立伟系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的员工，与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有利害关系，故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不予以确认。
证据4、转让CDMA业务联通北京公司交割确认单；《CDMA行业集团用户入网协议书》；《工商新时空－VPDN中网中数据网集团通信服务补充合作协议书》。证明2008年8月19日联通北京公司公司已将CDMA业务全部移交给电信北京公司，因而本案承担义务主体不应是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交接单中《CDMA行业集团用户入网协议书》、《工商新时空－VPDN中网中数据网集团通信服务补充合作协议书》可以看出来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将业务客户工商局及经销商华源开拓公司在业务中的权利义务一并与中国电信进行了交接，中国电信对此情况完全知情。华源开拓公司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从证据本身看，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与中国电信进行交接的内容不包含《委托缴费协议书》。因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提交了该证据的原件，且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
证据5、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移动电话入网登记单；北京市移动电话入网合同。证明在2007年3月联通北京公司对客户董庆宝、董建、王少华办理移动电话入网业务中所使用移动电话入网合同专用章与华源开拓公司提交的《委托缴费协议书》中加盖的联通北京公司移动电话入网合同专用章不一致。华源开拓公司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上的章与《委托缴费协议书》上的章是否为同一枚印章华源开拓公司无法确认，即使不一致，也不能推导出《委托缴费协议书》是伪造的结论。因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提交了该证据的原件，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华源开拓公司于2013年7月25日向东城法院提起诉讼，起诉状中列明第一被告为电信北京公司，第二被告为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诉讼请求是：请求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支付佣金及利息，请求电信北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提交的2007年7月2日的关于维系北京市工商局行业集团用户的请示的内部签报所附的未签字盖章的《委托缴费协议书》除代缴费时间为”2007年4月1日－2009年3月31日”与华源开拓公司提交的《委托缴费协议书》代缴费时间为”2007年4月1日－2011年3月31日”不一致外，其他内容均相同。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提交的2007年10月31日关于明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用户佣金支付范围及执行时间的请示的内部签报显示：”因新\'工商新时空\'套餐是于2007年8月1日在系统中正式生效，但我公司承诺工商局新套餐应于原与工商局签署的\'工商新时空\'使用协议到期日2007年4月1日执行，故向华源开拓公司也应按新套餐标准及有效期支付佣金，即2007年4月1日－2011年3月31日。”
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提交的转让CDMA业务联通北京公司交割确认单中显示，有2005年联通北京公司与华源开拓公司及工商局签订的《CDMA行业集团用户入网协议书》、2005年联通北京公司与华源开拓公司签订的《”工商新时空”－VPDN网中数据网集团通信服务补充合作协议书》。转让CDMA业务联通北京公司交割确认单中没有涉案的《委托缴费协议书》。
在二审审理期间，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提交的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移动电话入网登记单及北京市移动电话入网合同，为证明办理移动电话入网业务中所使用的”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移动电话入网合同专用章”与华源开拓公司提交的《委托缴费协议书》上加盖的”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移动电话入网合同专用章”不一致。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向法院提交了鉴定申请，要求对《委托缴费协议书》上的”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移动电话入网合同专用章”进行鉴定。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称其在一审未提出对”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移动电话入网合同专用章”进行鉴定，主要是因公司改组，该印章已经被销毁。
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直到2008年7月31日前一直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委托缴费协议书》中约定的款项，此后因中国电信受让了CDMA业务，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停止向华源开拓公司支付该款项。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委托缴费协议书》、《CDMA行业集团用户入网协议书》、《”工商新时空”----VPDN网中数据网集团通信服务补充协议书》、付款凭证、发票、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的网页、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答复、关于维系北京市工商局行业集团用户的请示的内部签报、关于明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用户佣金支付范围及执行时间的请示的内部签报、调整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新时空”业务资费补充协议书、《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国电信体制改革的公告》、《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签署的关于CDMA资产转让和业务转让的协议》、《中国联通出售CDMA业务的公告》、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移动电话入网登记单、北京市移动电话入网合同、转让CDMA业务联通北京公司交割确认单及华源开拓公司与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一、关于程序问题
华源开拓公司起诉了电信北京公司和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两个被告，其中一个被告电信北京公司的住所地为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21号，位于东城法院的辖区内，东城法院据此对该案具有管辖权。因电信北京公司是涉案的CDMA业务的受让方，与本案有牵连，华源开拓公司在起诉时将电信北京公司列为被告系为查明事实，并无规避管辖的故意，且按《委托缴费协议书》约定华源开拓公司为工商局在全北京市的用户提供服务，虽然在一审庭审结束后，华源开拓公司撤回了对电信北京公司的起诉，并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的管辖权。华源开拓公司起诉的主债务人是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在一审法院全部开庭审理程序结束后，一审法院准许华源开拓公司以其与电信北京公司没有合同关系、与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和电信北京公司没有签订三方债权债务转让合同为由撤回对电信北京公司的起诉，并未因此影响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的权利义务。综上，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在审理程序上存在明显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鉴定的问题
首先，在一审审理期间，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提出其未与华源开拓公司签署《委托缴费协议书》，但对华源开拓公司提交的《委托缴费协议书》上加盖的”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移动电话入网合同专用章”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
第二，在二审审理期间，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提交了北京市移动电话入网合同，申请以该合同上加盖的”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移动电话入网合同专用章”与《委托缴费协议书》上加盖的”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移动电话入网合同专用章”进行比对鉴定，用以证明《委托缴费协议书》上加盖的”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移动电话入网合同专用章”是假的。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称其在一审未提出对《委托缴费协议书》上加盖的”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移动电话入网合同专用章”进行鉴定，主要是因公司改组，该印章已经被销毁。
第三，联合网通北京分公司在二审审理期','2018-09-27
03:19:12',0,'web',NULL),(23219459,'93ab45ee-939c-4712-b299-a8fe00879c88','$(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66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区县\":\"鹤城区\",\"法院ID\":\"2111\",\"DocContent\":\"\",\"审判程序\":\"\",\"文书全文类型\":\"1\",\"案号\":\"（2018）湘1202执保282号\",\"不公开理由\":\"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法院地市\":\"怀化市\",\"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法院省份\":\"湖南\",\"附加原文\":null,\"上传日期\":\"\\\/Date(1528819200000)\\\/\",\"案件类型\":\"5\",\"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null,\"文书ID\":\"93ab45ee-939c-4712-b299-a8fe00879c88\",\"案件名称\":\"王建芳等申请汤小叶等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法院名称\":\"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补正文书\":null,\"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诉讼记录段原文\":null,\"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document).attr(\"title\",\"王建芳等申请汤小叶等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tdSource\").html(\"王建芳等申请汤小叶等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
（2018）湘1202执保282号\");$(\"#hidDocID\").val(\"93ab45ee-939c-4712-b299-a8fe00879c88\");$(\"#hidCaseName\").val(\"王建芳等申请汤小叶等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hidCaseNumber\").val(\"（2018）湘1202执保282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5\");$(\"#HidCourtID\").val(\"2111\");$(\"#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执行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8-05-29\" },],LegalBase: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王建芳等申请汤小叶等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PubDate\\\\\":\\\\\"2018-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