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14620号
原告包逸峰，男，1981年12月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代理人曹锋，上海沪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喆，女，1984年1月1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代理人徐宗保，上海东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包逸峰诉被告朱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6月19日、2016年2月2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包逸峰及其委托代理人曹锋，被告朱喆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宗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包逸峰诉称，原、被告是朋友关系，被告称可以组织到“苹果”手机的货源，原告在2014年12月上旬曾向被告购买“苹果”手机若干，交易方式为原告先付款，被告一周后再交付手机，12月上旬的交易货款两清。2014年12月下旬，被告再次通知原告，可以继续购买，原告在12月24日至12月25日期间分几次付给被告货款共计人民币1,050,592元，但被告一直未交付手机。后在原告的多次催要下，被告称手机已无法交付，愿意积极退还预收的货款。但时至今日，被告只退还货款人民币107,091元。原告维护自身权益，故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手机货款人民币943,501元。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转账凭证2份，证明原告于2014年12月25日将货款分两次打给被告，金额合计人民币66,800元(原告主张其中的人民币43,500元，已拿到手机的金额予以扣除)；2、王士婷身份信息、王士婷出具的证明及汇款明细，证明2014年12月24日原告通过王士婷将货款人民币488,640元转给被告；3、张伟中身份信息、张伟中出具的证明及汇款明细，证明原告通过张伟中将货款人民币518,452元转给被告；4、原、被告聊天记录截图共56页，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朱喆辩称，原、被告是十几年的朋友，被告于2014年11月初通过同学认识案外人瞿某，他卖的“苹果”IPHONE6手机比市场价便宜。被告将瞿某的报价信息用微信转发给原告，原告为了获利在微信上确定要货的型号、数量，并将款项打到被告账户，有时候还要求被告垫款，被告再向瞿某下单，并通过支付宝、网银、柜台转账三种途径将全部货款打给瞿某，瞿某收到款项后再发货。2014年12月之前的交易都比较顺利，但之后的交易因瞿某的原因未能交货。原告于2014年12月24日至25日期间付给被告共计人民币1,050,592元，后被告将瞿某退还的货款人民币107,091元转给原告。2015年1月20日，原告与瞿某对过账，瞿某口头承诺欠原告人民币90万元左右。后来，瞿某因诈骗事发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故原告将责任推到被告身上。被告手上没有手机，也未向原告发出过要约，虽然原告打款给被告，但双方不是买卖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综上，原告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69页，证明手机的价格、到货时间和地点都由瞿某决定，被告收到原告购货款后全额转给瞿某账户，并没有盈利，原告自始就明知供货人是瞿某，在交易过程中还多次要求被告与供货人洽谈，原、被告与其他购买人是“拼单”关系；2、身份证以及账号信息4页，证明瞿某的支付宝账号、微信昵称，原、被告在购买手机过程中，发布报价、收款人均为瞿某；3、支付宝转款记录3页，证明被告将原告购货款全额支付给瞿某，并注明实际购货人信息，原告开始就知道被告的订单为多人“拼单”；4、银行转款凭证及银行证明，证明被告于2014年12月24日、25日将原告诉称的货款全额转给瞿某；5、立案告知书，证明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公安分局已对瞿某诈骗案立案调查；6、瞿某和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12页，证明瞿某了解原告的身份信息，其中瞿某不断发出报价，相关款项都在瞿某手里；7、款项一览表、银行交易流水，证明原告打给被告的款项，被告在汇总后转给瞿某；8、起诉意见书、报案笔录、瞿某诈骗金额汇总表，证明被告报案金额为人民币150万余元，最后公安机关只认定被告被诈骗的金额为人民币16万余元，没有将原告汇入被告的金额认定为诈骗金额。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均无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聊天记录第七页说明很多收购信息都是被告向原告提供的，第九页第二行说明原、被告在交流手机收购信息，如果双方是买卖关系不会这样，第十四页原告让被告提供各种信息，第十七页被告向原告提供收购信息，第三十三页第二段“搬砖头”的说法像合伙做生意，而不是买卖关系，第三十八页原告说的“囤货”证明原、被告通过瞿某进货再出售，第五十页原告说“周五不出就退货”证明原、被告不是买卖关系，而是代理关系。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聊天记录中被告转发的所谓瞿某的相关截图真实性无法认可。原、被告之间的交易是先付款后交货，故被告将上一交易环节披露给原告很正常。被告始终强调自己没有获利，希望被告对此举证；对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真实性不能确认，原告认为被告标注的内容是为了便于自己结算，也是向原告表示诚信；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所有购买人的钱汇到被告账户上，因为交易是持续的，根本无法区分哪笔钱是谁的；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表明被告与瞿某发生买卖关系，原告与瞿某没有直接关系；对证据6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真实性没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与案外人的买卖关系与本案无关，原告汇款当天被告除与原告发生买卖关系，还与他人发生买卖关系；对证据8真实性没异议，被告被他的上家诈骗与本案无关，原告认为公安机关无权力认定原、被告的民事关系性质。审理中，本院调取了案外人倪湘莲诉朱喆的(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6601号民事判决书及(2015)沪一中(民)终字第2010号民事判决书，原、被告对两份文书均无异议。对上述原、被告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基于上述证据及原、被告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原、被告是朋友关系，被告称其通过其他朋友可以组织到“苹果”手机货源，原告遂通过被告订购各类型号的“苹果”手机。被告先用微信将供货信息发给原告，原告确定订购数量并预付款项后，被告再将原告的订单信息及货款转给案外人瞿某，待瞿某将货物交付被告后，被告再通知原告到指定地点提货，此前交易一直正常。2014年12月24日至25日，原告转给被告共计人民币1,073,892元用于购买“苹果”手机，被告在2014年12月24日、25日两天内共向瞿某转账人民币1,205,500元(含被告自有资金)。此后，原告仅收到价值人民币23,300元的手机，剩余手机迟迟未能交付，原告数次与被告交涉，被告称是瞿某收款后未供货所致，后原告要求退款，被告退还原告人民币107,091元，余款人民币943,501元至今未退还。原告认为，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不能供货理应返还货款，双方为此产生争议，故原告起诉来院。案外人瞿某因涉嫌诈骗罪于2015年4月30日被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4日被执行逮捕，该局的起诉意见书载明，瞿某于2014年11月起在明知自己没有稳定“苹果”IPHONE6手机货源的情况下，向包括本案被告在内的被害人虚构其有固定、充足的货源，并在其微信朋友圈上发布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报价信息，吸引被害人向其大批量订购手机，且要求被害人预先全额支付货款。审理中，原告主张被告在交易过程中营利，不止有差价，还有返利可能。因购买货物达到一定数量，瞿某赠送三台“苹果”电脑，但被告只给了原告一台。被告否认其在交易过程中营利，但认可原告提及的瞿某赠送三台“苹果”电脑一事。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在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只能反映出原、被告之间有“囤货”的合意，并不能反映出原告有向被告购买“苹果”手机的合意。从双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原、被告交易方式显然与买卖合同关系有区别，第一，被告不具有定价权。在双方2014年12月24日、2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提出“……价格可以稍微谈下来一点吗？”，被告回复“我只能说我帮你去问问，好吗？”，原告提出“……你明天把价格帮我问好，我就打款给你”，被告回复“一般他这个价格愿意的，我商量下告诉你”。可见，原告知道实际供货人不是被告，被告无法直接调整货物价格，故而要求被告帮助原告和实际供货人谈价格；第二，被告有为原告垫付货款的行为。在双方2014年12月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提出要购买黑色、白色16G的“苹果”IPHONE6手机各一部，被告询问原告“我要帮你先下单吗？”、“要的话我就帮你先付款了”，原告答复“两个你先垫下我晚点打给你”。如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则不应存在垫付的问题，而应该是赊欠货款的问题；第三，原、被告有和他人共同“拼单”的行为。双方2014年12月1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发来订单信息后，被告答复“等晚上晓瑞的30几个到了一起拼单”，原告回复“OKOK”，如果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而又共同“拼单”购买货物，显然不符合逻辑；第四，原告以“我们”来界定其与被告的关系。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曾对被告说“这个线你保持，我来发展，我们不用上班了”，还有被告曾问到“你那些日版怎么说”，原告回复“70(部)你回去算好钱，发给我！我叫人打(钱)。你联系好美罗(城)，我们就搬砖头收钱”。在得知无法拿到剩余手机后，原告又和被告讲“这种情况外面多了，上家会不会周转不灵，没帮我们订所以一直在拖”。可见，双方除了在手机订购上“拼单”外，还在手机销售上互相帮助，即使在瞿某不能交付手机之后，原告也并未认为被告是其“上家”。基于以上理由，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并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此外，与案外人倪湘莲诉朱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同，被告在本案中就双方之间的交流过程提供了更为充分、详细的微信聊天记录。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包逸峰的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235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6,617.50元，由原告包逸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孙杨
二〇一六年五月四日
书 记 员 张伟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