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驳 回 申 诉 通 知 书
(2015)粤高法刑申字第40号
胡倍甄、刘丽萍：
你们因胡伟星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伤害等罪，胡仕容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伤害等罪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刑一初字第23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及本院(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6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申诉，请求对本案再审。
申诉人胡倍甄委托北京典谟律师事务所王誓华、孙源律师代理申诉。
胡倍甄申诉的主要理由是：1、本案侦查程序严重违法，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违法取证。2、一审法院拒绝重要证人出庭作证，拒绝辩护律师当庭出示、质证重要证据，侵犯了被告人的完整辩护权。3、一审判决对大量非法证据没有排除违反法律规定。4、判决认定胡伟星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并处没收胡伟星个人财产人民币二亿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被查封的财产并非胡伟星的个人财产。
刘丽萍申诉的主要理由是：1、二审未公开开庭审理，未听取辩护人意见，程序违法。2、本案证据并不足以证实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存在，胡仕容只是富星公司的保安，没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的主观故意，其行为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也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斗殴、帮助伪造证据等罪名。3、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重新审理。
本院经审查，对于二申诉人的申诉意见综合评判如下：1、关于一审法院对证据收集合法性审查的问题。经查，一审过程中，公诉人通过出示、宣读讯问笔录或者其他证据，有针对性地播放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并且提请法庭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方式，来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公诉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责，认为没有发现本案存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的情况。本案侦查阶段获取的被告人供述和其他证据材料，具备合法性，经过法庭举证、质证，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一审法院通过法庭调查认为，公诉机关所出示的证据收集合法性方面的证据，证实本案并没有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的情况；由于本案的大部分被告人在被拘留后羁押在办案中心数天至十天不等，存在程序瑕疵，故对于该部分被告人在被拘留后送看守所之前在办案中心羁押期间的供述，一审法院已依法予以排除；此外，对于被控有涉黑罪名的被告人在2013年1月1日之后的讯问笔录，根据法律的规定，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该部分没有同步录音或者录像的供述，一审法院亦予以排除。综上，本案查明的事实所采用的证据均为合法、有效的证据。一审法院对证据合法性开展的审查依法进行，并在判决书中对审查结论予以详尽阐释，二审法院审理后对此亦予以确认。现申诉人申诉再次对证据合法性提出的质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2、关于申诉提出一审法院拒绝重要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经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控辩双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出示证据，应当说明证据的名称、来源和拟证明的事实。胡伟星的辩护人王誓华等部分辩护人在本案一审开庭审理前曾向法庭申请通知涉案证人出庭作证，却不具体说明申请理由、拟证明的案件事实。一审庭审时，辩护人当庭再次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并声称多名证人已在法庭外面候审，却仍拒绝提供相关证人的名字、拟证明的案件事实等情况。因此，本案部分辩护人向一审法院申请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未按法律规定和要求说明申请哪些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的内容，导致一审法院无法审查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和证明内容的关联性，一审法院决定不同意辩护人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理据充分，处理适当。现申诉再次提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缺乏理据，不予采纳。
3、关于各原审被告人的供述是否在一审庭审时出示、质证的问题。经查，一审庭审笔录及同步录音录像均证实，一审法院在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期间，公诉人在法庭调查阶段当庭出示了胡伟星等涉案原审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及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及辩解，各原审被告人及辩护人均当庭发表了质证意见，各原审被告人亦在庭审笔录上签名确认无误。因此，申诉提出原审被告人的供述未在一审庭审时当庭质证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4、关于本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问题。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同时具备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在组织特征方面，本案中，该组织以原审被告人胡伟星为组织者和领导者，下有胡仕容等多名骨干成员，具有较为明确的层级和分工，尽管有部分成员否认自己与胡伟星的关系，但本案的证据证实，组织成员均直接听从胡伟星的命令，或者听从与胡伟星关系密切的成员的命令。组织、领导者胡伟星以及对组织的运行、活动起着重要作用的骨干成员均相对固定，相互之间联系紧密，故以原审被告人胡伟星为首的犯罪组织完全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在经济特征方面，原审被告人胡伟星、胡仕容等人以富星公司为依托，在实施土地开发的过程中，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以帮助富星公司进行开发，以黑护商；同时，在公司的运营过程中，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扩大收入来源，如通过开设赌场抽取纯利，使相关成员的联系更加紧密，以商养黑。本案所查明的违法犯罪事实充分证实该组织通过违法犯罪的手段攫取利益的目的和用于维系组织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经济特征。在行为特征上，以原审被告人胡伟星为首的组织先后实施了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开设赌场、妨害作证、帮助伪造证据及寻衅滋事、骗取贷款等违法犯罪事实，该组织实施的犯罪呈现出暴力性、胁迫性和犯罪的多样性；具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残害群众的特征。在危害性特征方面，该组织长期在惠州市惠东县进行犯罪活动，其中两起是直接对国家公职人员施加暴力威胁，使用泼硫酸的卑劣手段，影响特别恶劣，对群众形成心理强制、威慑，致使合法利益受损的被害人不敢举报、控告。该组织对当地群众的正常生产、工作、生活等秩序已经形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具备了本罪所规定的危害性特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胡伟星为首的组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5、关于原审判决没收胡伟星个人财产二亿元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经查，根据审计报告的结论，原审被告人胡伟星个人投入富星公司的投资款项约二亿元。同案人证明原审被告人胡伟星实际上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由于富星公司属于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的情形，依照刑法的规定，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财产刑的判处原则是打击、摧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基础。因此原审判处没收胡伟星个人财产二亿元；富星商贸广场房产开发（惠州）有限公司名下被扣押的房产、地产等财产中属于原审被告人胡伟星投资部分的本金及收益，应当折抵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亿元的财产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胡伟星本人及其辩护律师在上诉时并未对此提出意见，可视为服从判决。现申诉人认为判决没收的财产并非胡伟星个人所有的意见，与一审、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不符，且未提供合法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
6、关于申诉所提交的新证据的采信问题。申诉时，胡倍甄的代理人提交了多份证据复印件，包括对证人胡雪峰、陆铁海、胡佛喜等多人的调查笔录，借以证明侦查人员刑讯逼供，以及证明胡伟星无罪。经查，原审判决认定胡伟星以富星公司为平台和依托，先后网罗、招聘胡仕容、杨华意、王金本、陈景强、胡文雄、胡远标、胡桂文、胡志军等人到该公司工作，通过营运商业地产、开发土地等合法方式和开设赌场、骗取贷款等非法手段聚敛大量财富，壮大经济实力；同时，通过故意伤害、插手民间纠纷、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犯罪活动扩大影响，欺压、残害群众，逐步形成以胡伟星为首、以惠东县为主要势力范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原判认定以胡伟星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故意伤害、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犯罪事实的证据有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照片、鉴定意见、住院病历、扣押物品清单、被害人陈述等，且多名同案人亦一致指证实施犯罪行为系受胡伟星指使，上述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足资认定。现申诉人委托辩护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多数是本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的证人证言，并且多数是传来证据，证明力较弱，不足以推翻原判认定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且原审判决根据案件的事实、性质、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充分考虑各量刑情节，对原审被告人胡伟星、胡仕容判处的刑罚亦属适当。你们的申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的规定，予以驳回。
特此通知。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