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静民二(商)初字第300号
原告上海申菲激光光学系统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
法定代表人贾锋，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应永伟，男。
委托代理人周士妹，上海市勋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外经贸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
法定代表人范志敏，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仲维理，上海市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纬，上海市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外经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
法定代表人徐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健，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申菲激光光学系统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外经贸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经贸商业公司)、上海外经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经贸货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８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姚蓉独任审判，分别于2015年9月10日、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因案件审理需要，本院于2015年11月9日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且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6年1月22日、7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周士妹参加了前三次的庭审、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应永伟参加了第四次的庭审，被告外经贸商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纬、被告外经贸货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健四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0年4月20日，原告与被告外经贸货运公司签订委托代理货物出口协议。约定由该公司代理原告产品的出口事宜，以及代收外汇、结汇、退税和各自的权利义务等。2010年5月，当原告委托外经贸货运公司出口第一批产品时，该公司指示由其上级被告外经贸商业公司负责协议的具体操作。之后，原告根据外经贸货运公司的指示，并且按外经贸商业公司出具的开票清单金额向外经贸商业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外经贸商业公司在收到外商货款后向原告支付货款和退税款。
2012年，原告发现外经贸商业公司没有足额出具开票清单及付款后，补开了金额为人民币(下同)11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外经贸货运公司转交外经贸商业公司。外经贸商业公司于2013年12月20日支付原告40万元后，至今尚有1,436,463.78元未付。原告多次催讨并与两被告对账，对账结果为原告的开票总金额为19,479,248.07元，被告外经贸商业公司已付款为18,042,784.29元(其中50万元为退税款)，欠款为1,436,463.78元。原告认为两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货款426,643.43元、退税款1,009,820.35元，以及违约金(货款与退税款的违约金均从2014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支付律师费10万元，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在前两次的庭审中提供证据如下：1、原告与外经贸货运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出口)》，证明原告委托该公司代理产品的出口业务，双方对各自的权利、义务，违约金及律师费等作了约定；2、入账凭证2张，证明外经贸商业公司分别于2012年12月24日支付原告退税款50万元、于2013年12月10日支付原告货款40万元；3、原告制作的2010-2013年外经贸商业公司进账单、发票明细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原告开票的总金额为19,479,248.07元，外经贸商业公司总计支付18,042,784.29元，尚欠1,436,463.78元；4、名片及发票签收单，证明外经贸货运公司的员工李某某代表该公司收下原告开具的总金额为110万元的10张增值税专用发票；5、两被告的工商登记材料，证明两被告之间的股权相关联；6、快递单据、原告给两被告的律师函及被告外经贸商业公司的回复，证明原告向两被告催款并与两被告进行了两次对账；7、原告支付律师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8、原告从网上下载的商品编码，证明原告产品出口退税税率为13%；9、原告制作的委托出口账目汇总统计表；10、国家汇率标准。
被告外经贸商业公司辩称：外经贸商业公司与外经贸货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原告与外经贸货运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协议对外经贸商业公司无约束力。外经贸商业公司从未确认与原告签订过外贸进出口的委托代理协议，原告要求外经贸商业公司付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外经贸商业公司未提供证据。
被告外经贸货运公司辩称：外经贸货运公司确实与原告签订了外贸出口代理协议，因外经贸货运公司的经营范围无外贸出口代理，故协议只是签订并未履行，外经贸货运公司不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原告强调是根据开票金额及外经贸商业公司的付款主张诉请，但原告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原告认为两被告之间有关联关系而让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被告外经贸货运公司未提供证据。
经前两次的庭审质证，被告外经贸商业公司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与其无关，并且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外经贸商业公司支付的都是货款，原告开具的发票应税货物或劳务名称均为玻璃基片，并无退税款发票；证据3中2012年10月25日开具的NO.XXXXXXXX增值税专用发票与2012年11月15日开具的NO.XXXXXXXX增值税专用发票系针对原告开票清单项下合同号为SF168的货物重复开具的发票，故也开具发票给原告予以冲账(提供相应发票，金额为30,681元)；未收到过2012年12月13日开具的NO.XXXXXXXX-
XXXXXXXX十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未收到对应发票项下的货物，而且原告提供的2012年开票清单中无这十张发票金额；证据4与外经贸商业公司无关,其未收到相关发票，原告将发票交给与其无关的第三人再向其索要货款无依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中回复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不确认是否收到律师函；证据7、8与本案无关；证据9是原告自行制作的，是原告的自述；对证据10的内容未核实。
外经贸货运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因为外经贸货运公司不具备出口代理的资质；证据3是原告单方面制作的，无外经贸货运公司任何形式的确认，无法证明欠付原告钱款；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的名片与本案无关，外经贸货运公司员工李某某签收发票并在发票签收单上签字，后发现与本公司无关，已将发票退还给原告员工陆家诗；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在第二次对账后发送的律师函未反映对账结果；证据7、8与本案无关；证据9是原告单方面制作的，其未提供汇总表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对于被告外经贸商业公司在质证中提到的重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表示已经作了冲账处理。
庭审中，原告称要求两被告连带承担支付货款和退税款的原因是外经贸货运公司没有外贸出口资质，实际是由外经贸商业公司操作，并且提交《出口产品收购合同》作为证据，证明只有签订了该份合同，外经贸商业公司才能退税。对此，外经贸商业公司表示其与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就是买卖合同关系，并非是委托代理关系。原告当庭提供的《出口产品收购合同》属实，但双方之间共有200多单业务，每单业务有一份合同，不单只有此一份合同。外经贸商业公司已经支付原告大部分货款，尚欠336,463.78元未付。
原告在第三次庭审中提交证据11、“有关申菲出口退税情况说明”的打印件，证明外经贸商业公司发送电子邮件给原告就出口代理的程序作出情况说明；证据12、2013年2月28日的电子转账凭证、付出凭证、报销单和发票，证明原告支付给外经贸商业公司的代理服务费为202,590.96元。
经质证，两被告均认为证据11系电子邮件的下载件，原告未能当庭演示该份电子邮件，也未提交该邮件的公证文件，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外经贸商业公司从未出具过该情况说明。对于证据12，外经贸商业公司确认原告向其支付202,590.96元，但否认是给其的代理服务费，应是原告给外经贸货运公司的货运代理费，因现金无法周转而由外经贸商业公司代为支付，并开具发票解决做账要求，该笔款项原告已经在2013年2月28日的进账单中作为外经贸商业公司的应付货款予以扣除，故以该组证据作为反证。被告外经贸货运公司认为证据12中银行转账凭证中的附加信息中写的是“货款”，其余的为代理服务费，证据本身自相矛盾，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原告申请李某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在第四次庭审中，原告提供证据13、电子邮件“上海外经贸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市外汇管理局及上海市税务局有关出口收汇及出口退税相关规定’的通知”的公证书，证明原告委托外经贸商业公司代理出口。
证人李某某出庭作证，陈述110万元的发票是原告让其带给外经贸商业公司。外经贸商业公司发现发票有问题让其将发票退回原告，其将发票寄回原告。公证书中的电子邮件是由其邮箱发给原告的，是因原告工作人员对业务不了解向其询问，其查询后，根据公司历来的操作规范写的。原告与外经贸货运公司之间只有货运代理关系，不存在出口代理关系。
经质证，外经贸商业公司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持有异议，认为该电子邮件是外经贸货运公司的员工向原告发送的，不是外经贸商业公司的意思表示。外经贸货运公司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持有异议。
本院向原、被告出示上海市黄浦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关于号码为XXXXXXXX-
XXXXXXXX的10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抵扣情况的说明。原告与两被告对该份说明均无异议。
本院经对证据进行审核，并且综合数次庭审的质证意见，对上述当事人不持异议的证据均予以认定。
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确认以下事实：2010年4月20日，原告与外经贸货运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出口)》。约定，外经贸货运公司办理原告的出口代理，制作出口相关文件，提供出口核销，代收外汇，结汇，退税等；原告按每月出口实际总额1.5%结算出口代理费。合同有效期为一年，合同期满前一个月，原告或外经贸货运公司没有提出要求解除合同，则合同在相同条件下自动延续一年。协议对双方的责任、保密条款、争议和仲裁等均做了约定。
2010年5月19日，原告与外经贸商业公司签订《出口产品收购合同》。约定，购货单位为外经贸商业公司、供货单位为原告；商品名称为玻璃基片，数量2,100、单价为4.65USD、金额为9,765USD。质量指标按原告提供并经外经贸商业公司确认的样品品质生产，按外经贸商业公司要求包装。运输方式为由原告送到外经贸商业公司指定地点(上海)，或外经贸商业公司指派集装箱门到门提货，原告承担全部的运输费用或门到门人民币费用。交货方式为根据客人需要送到上海指定仓库。结算方式及期限为1、原告交货后须提供增值税发票等相关凭证，交外经贸商业公司税务验票认证；2、外经贸商业公司收汇后付款(若有质量问题，享有追索权)。验收方法为经外经贸商业公司验货签字后送货。违约责任按合同法有关条款执行。以协商解决纠纷为主，如协商不成，由外经贸商业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
从2010年5月起至2013年7月止，原告与外经贸商业公司之间产生的所有贸易往来，其形式均类似于上述《出口产品收购合同》。
2013年1月15日，原告出具发票签收单，“上海外经贸：现有我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10张，总金额为人民币110万元整，交于贵司。”外经贸货运公司的员工李某某在发票签收单上签字，并将相应的发票交外经贸商业公司。之后，外经贸商业公司发现上述发票有误，要求李某某将发票退还给外经贸货运公司。
2014年8月27日，原告致函两被告，告知两被告欠付原告100余万元及违约金，原告多次催讨并要求对账均未果，要求对方安排对账。外经贸商业公司于2014年9月9日回复原告，同意安排对账。2015年4月8日，原告再次致函两被告告知，双方的对账结果是原告开给两被告的发票总金额为19,479,248.07元，已经收到两被告付款18,042,784.29元，两被告尚欠原告1,436,463.78元，而两被告账面反映收到原告发票总金额为18,379,248.07元，已付给原告总金额为18,012,103.29元，尚欠原告367,144.78元。原告在函中提出两被告在对账中称退税是退给自己，而不是退给原告，不欠原告退税款且做账清楚。为减少诉讼成本，要求两被告先将账面反映出的欠款在一周内支付给原告。对此，两被告均未作回复。
审理中，针对原、被告双方争议的原告开具的号码为XXXXXXXX-
XXXXXXXX的10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情况，本院向上海市黄浦区国家税务局进行查证。该局出具证明：“经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认证子系统查询，发票代码XXXXXXXXXX发票号码XXXXXXXX-
XXXXXXXX的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海外经贸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未向我局认证抵扣。”
另查明，外经贸货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承办海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验、保险、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务，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A)，无船承运业务、在上海海关的关区内从事报关业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首先在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究竟是何种法律关系？原告与被告外经贸货运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出口)》，但因外经贸货运公司的经营范围里没有进出口业务，该协议实际并未履行，原告对此予以认可，事实也确实如此。故被告外经贸货运公司的辩称可予采信，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进出口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原告称外经贸商业公司受外经贸货运公司的指示实际负责代理原告的产品的出口业务，两被告对此予以否认，被告外经贸商业公司认为与原告之间只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提供的证明该公司实际操作代理业务的《出口产品收购合同》印证了外经贸商业公司关于此节事实的辩称。事实上，原告与外经贸商业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均是以该种形式进行。有关出口退税的电子邮件并非由外经贸商业公司发送，而是由外经贸货运公司的员工发送给原告的。再者，原告提供外经贸商业公司支付50万元的附言为“退税款”，证明是外经贸商业公司代理其出口。外经贸商业公司认为此笔钱款也是货款，不认可是退税款。从双方的交易习惯看，在原告在与外经贸商业公司长达三年200多单的业务往来中，外经贸商业公司支付给原告的仅有该笔50万元的付款附言为“退税款”，而且为唯一的一次“退税款”，显然与常理不符。对于原告提供的外经贸商业公司向其支付代理服务费202,590.96元的证据，外经贸商业公司抗辩该款是代付款且原告也已作为该公司的货款予以抵扣。本院查明确实如此。综上所述，原告与外经贸商业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而非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由于两被告系两个独立的法人，现原告无证据证明外经贸货运公司履行委托代理合同；法律亦未规定股权关联的即应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告要求外经贸货运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和证据，不予支持。
本案争议的第二个焦点在于欠款金额是多少？原告与外经贸商业公司之间关于金额的差异就在于110万元。本院查明，外经贸商业公司并未将这110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认证抵扣；原告除开具系争的110万元发票之外，未提供交付了110万元货物的证据。因此，被告外经贸商业公司未收到原告110万元发票的辩称可予采信。原告确认外经贸商业公司已经支付18,042,784.29元，该公司实际欠付原告货款金额应为336,463.78元。因原告与外经贸商业公司之间就买卖合同并未约定违约金与律师费，故原告有关违约金与律师费的主张缺乏依据，难以支持。综上，为维护社会正常经济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外经贸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申菲激光光学系统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336,463.78元。
二、原告上海申菲激光光学系统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0,175.60元，由原告上海申菲激光光学系统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6,140.48元，被告上海外经贸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4,035.1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志良
审 判 员 姚 蓉
人民陪审员 沈知芳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徐 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