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钢商初字第157号
原告：徐加岳，男。
委托代理人：李卫国，山东棋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冶金集团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学全，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于娟娟，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尚丽娟，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
代表人：罗登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翟安军，男，系该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亓金燕，女，系该公司职工。
原告徐加岳与被告天津冶金集团商贸有限公司、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原告徐加岳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卫国、被告天津冶金集团商贸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霍金哲、尚丽娟、被告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委托代理人翟安军、亓金燕到庭参加诉讼。之后被告天津冶金集团商贸有限公司变更委托代理人霍金哲为于娟娟。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原告徐加岳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卫国、被告天津冶金集团商贸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于娟娟、尚丽娟、被告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委托代理人翟安军、亓金燕到庭参加诉讼。第三次开庭审理时，原告徐加岳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卫国、被告天津冶金集团商贸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于娟娟、尚丽娟、被告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委托代理人亓金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加岳诉称，原告长期从事废旧钢铁的个体回收工作。2013年12月份，经朋友介绍，与被告天津冶金集团商贸有限公司废钢部王绍阁部长协商，由徐加岳向天津冶金集团商贸有限公司供应废钢，天津冶金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再销售给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原告与天津冶金集团商贸有限公司约定，在其将废钢供应给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后三日内，天津冶金集团商贸有限公司在每吨扣除290元管理等费用后将货款支付给徐加岳。为节省中间环节，双方同意原告以天津冶金集团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直接向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供应钢铁。徐加岳按照约定共计向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供货205车，总重4154.44吨，但天津冶金集团商贸有限公司仅付款620万元，余款904092.4元没有支付。原告认为，原告按照与天津冶金集团商贸有限公司的约定履行义务，天津冶金集团商贸有限公司应当按照约定进行付款，双方是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是2014年7月10日订立的《原燃炉料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对原告的付款请求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天津冶金集团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904092.4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被告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对诉讼请求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天津冶金集团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冶金商贸公司）辩称，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与徐加岳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无给付义务。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与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的买卖合同与徐加岳无关，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是出卖人，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是买受人。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供给山东钢铁和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的4154.44吨废钢系向案外人天津钢管沧县冶金炉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沧县炉料公司）采购。徐加岳所称的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向其付款6200000元的事实不存在，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从未向其履行过付款义务。一、根据买卖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徐加岳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案外人沧县炉料公司，徐加岳应当向沧县炉料公司主张货款，其向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主张货款系混淆了物流转移和物权转移概念。徐加岳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就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与上下游企业的真实交易，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已经提供对应的买卖合同和交易发票，形成完整证据链。徐加岳拒绝追加沧县炉料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并向法庭隐瞒真实的交易信息，系因其认为天津冶金商贸公司较其交易相对方沧县炉料公司更具有清偿能力。（一）本案所涉废钢交易的供货流程。本案涉及包括案外人沧县炉料公司在内的四个交易主体，徐加岳是与案外人沧县炉料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整个交易链应当是徐加岳—沧县炉料公司—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徐加岳是最初供货方，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是最终买方，沧县炉料公司和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分别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上下游合同相对方。为了省去中间的复杂的物流环节，沧县炉料公司指令徐加岳向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运送废钢，视为沧县炉料公司对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基于沧县炉料公司的交货，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亦履行了对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的交货义务。无论其中物流环节如何变化，徐加岳交货均是向其合同相对方沧县炉料公司。（二）本案所涉废钢贸易的付款流程。根据交易相对性原则，付款流程应是各主体向其买卖合同相对方付款，即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向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支付货款，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向沧县炉料公司支付货款，沧县炉料公司向徐加岳付款，各主体之间付款义务独立。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已经根据与沧县炉料公司间的合同约定将货款支付给上游的沧县炉料公司，无义务向任何第三方支付货款。（三）徐加岳向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送货实际上是其向沧县炉料公司履行交货义务，而非向天津冶金集团商贸有限公司履行交货义务，不能混淆物流转移和物权转移的概念。根据买卖合同相对性，货物物权仅在交易相对方间转移。徐加岳的送货事实只在其与沧县炉料公司间产生物权转移的后果，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无关。（四）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之一徐加岳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间是否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是否向徐加岳支付过6200000元的货款，围绕这一焦点问题，徐加岳未能提供买卖合同、发票等任何直接证据，也不能就其主张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已经基于买卖合同向其付款6200000元提供证据，徐加岳提供《租赁合同》等7项间接证据，证据前后矛盾，证据效力存在瑕疵，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如此大额交易，徐加岳既不能提交买卖合同、发票、付款证明等能够证明买卖合同关系存在的直接证据，也没有对账函、对账单等任何明确的权利凭证，明显不符合情理。徐加岳提交的租赁合同等7项间接证据未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条，不能证明其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间建立过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其中租赁合同显示签字代表为徐加岳，事实上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从未授权徐加岳签署该协议，徐加岳也未能提供合法的授权文书，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更未向强利金属支付过租赁金。从证据的证明力上看，用一份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与案外人的租赁合同证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与原告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缺乏证明力；强利金属公司出具书面证明提到“徐加岳扔下一万元作为场地租赁费”，这一证明与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每年8万元前后矛盾。徐加岳提交的证据《原燃炉料购销合同》的合同主体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与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不能体现徐加岳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法律关系；《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物资计量单》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与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间货物计量单，未能体现徐加岳的法律地位。徐加岳补交的由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废钢科出具的证明材料，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代理人已经当庭对真实性予以否认，该证明无论从证据形式还是证明主体均不合法。综上，根据交易相对性原则，徐加岳应当向其交易相对方主张货款。徐加岳主张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徐加岳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请依法驳回徐加岳对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以下简称山钢莱芜分公司）辩称，本案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合同具有相对性，从徐加岳提交的证据来看，或者是与案外人发生的租赁关系，或者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与山钢莱芜分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徐加岳与山钢莱芜分公司不存在废钢买卖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具有相对性的买卖合同关系，也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徐加岳对山钢莱芜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对山钢莱芜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徐加岳为证明其关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同山钢莱芜分公司发生的废钢买卖业务是由徐加岳介绍并主导订立的，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使用的废钢存放场地是徐加岳负责租赁的，费用是由徐加岳支付的，进行废钢交接是由徐加岳代表天津冶金商贸公司进行的，废钢全部是由徐加岳交付给山钢莱芜分公司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第一类证据是徐加岳与被告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发生事实买卖合同的相关证明。
证据一、徐加岳代表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同莱芜市强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订立的场地租赁合同一份，欲证明2013年12月16日，徐加岳经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废钢部王绍阁部长同意，代表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同莱芜市强利金属材料制品有限公司订立租赁合同，租赁5000平方米的场地作为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废钢分货场。合同上加盖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公章，徐加岳在合同上代表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签字。
证据二、徐加岳代表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向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提交的申请书一份，欲证明2013年12月16日，徐加岳经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王绍阁部长同意，根据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的要求起草申请书一份，请求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允许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在莱芜市强利金属材料制品有限公司货场作为废钢分货场，由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进行车辆检装，该份申请书由徐加岳起草，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加盖公司印章，由徐加岳递交给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
以上两份证据的原件均在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因本次诉讼需要徐加岳从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借到。
证据三、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同山钢莱芜分公司订立的原燃炉料（废钢）购销合同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该份合同复印自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是徐加岳协助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同山钢莱芜分公司订立的第二份合同，第一份合同的废钢供应数量是8000吨，全部由徐加岳履行供货，货款在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每吨扣除300元左右后已经付给徐加岳；该第二份合同约定的废钢供应数量是4000吨，徐加岳按照约定共计向山钢莱芜分公司供货205车，总重4154.44吨，但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仅付款6200000元，扣除管理费，余款904092.4元没有支付，徐加岳多次催要，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以资金紧张为由拒付。
证据四、徐加岳所持有的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给其办理的工作证一张，欲证明由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同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的废钢业务全部是由徐加岳出面代表办理，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依据规定为徐加岳办理的废钢供应单位工作证一张，该工作证的废钢供应单位载明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同时欲证明徐加岳在同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进行废钢业务时是以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名义进行的。
证据五、莱芜市强利金属材料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附该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欲证明徐加岳平时做废钢业务，为给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废钢，徐加岳在2013年12月份代表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同莱芜市强利金属材料制品有限公司订立租赁合同，租赁5000平方米的场地作为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废钢分货场，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来人进行废钢车辆的检装后发货。
证据六、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为徐加岳出具的徐加岳以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名义为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所供废钢的送料单复印件205张，欲证明2014年7月份，徐加岳以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名义为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送废钢205车，总重4154.44吨，所送废钢车辆全部是徐加岳雇用，费用由徐加岳支付，山钢莱芜分公司为徐加岳出具上述送料单，上述废钢全部是由徐加岳所供。并陈述这是徐加岳协助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同山钢莱芜分公司订立的第二份合同的履行情况，该第二份合同约定的废钢供应数量是4000吨，徐加岳按照约定共计向山钢莱芜分公司供货205车，总重4154.44吨，但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在每吨扣除相关费用后实际付款6200000元，余款904092.4元没有支付，经多次催要，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以资金紧张为由拒付。
第二类证据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拖欠徐加岳货款的证明。
证据七、徐加岳结婚证及银行业务凭证，欲证明徐加岳收到天津冶金商贸公司货款的时间是2014年7月13日至2014年9月29日，共9笔货款，总计6200000元。
证据八、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生铁废料科出具的证明一份，这是废钢科出具的单位证明，证明人为姜光存、王金成、董军三人，其中姜光存是废钢科副科长，王金成、董军是废钢科业务员。欲证明徐加岳是以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身份和名义向山钢莱芜分公司供货，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在莱芜市钢城区设有废钢货场，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委托徐加岳在山钢莱芜分公司接收供货单据并催收货款，徐加岳实际向山钢莱芜分公司供货数量是4154.44吨。同时欲证明徐加岳提交的租赁合同、申请书、单位工作证均是真实的，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在庭审中予以否认，这是其对徐加岳实际供货事实予以抵赖。
证据九、沧县炉料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供应给山钢莱芜分公司的废钢与沧县炉料公司无关，沧县炉料公司与徐加岳亦不存在废钢买卖业务，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委托沧县炉料公司对徐加岳付款，截止2014年9月底，受托支付款项6200000元，尚有904092.4元未支付。
对于徐加岳提交的以上证据，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一真实性不予认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没有与合同载有的莱芜市强利金属材料制品有限公司签订过该合同，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对印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合同上有徐加岳签名，但徐加岳既不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取得公司的授权，对签名的合法性不认可，从签名形成的过程看，完全可以是后来伪造的。租赁合同不能证实徐加岳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就合同印章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申请鉴定。
对证据二真实性不认可，同时从证据来源看该证据体现的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向山钢莱芜分公司的申请，不应由徐加岳本人持有，该申请书不能证明徐加岳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该合同主体供方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需方是山钢莱芜分公司，没有体现徐加岳本人在合同中的法律地位，不能证明徐加岳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及其他法律关系。
证据四上的印章是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原料部，印章不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印章，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不能证明徐加岳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证据五莱芜市强利金属材料制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没有公司盖章确认，而且从公司经营范围看，没有体现公司有出租场地的经营范围，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莱芜市强利金属材料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应算证人证言，没有相关人员到庭，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从未签署过该租赁合同，也从未履行过该租赁合同，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证据六体现的发货单位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没有徐加岳本人的任何地位的体现，徐加岳持有该证据只能证明徐加岳可能因为运输仓储而成为运送人，而不是买卖合同的履行义务一方，买卖合同履行义务一方仍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对徐加岳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对证据七真实性不予认可，如果是银行的流水应当盖有银行印章，该证据只能证明高登芝个人账户往来，不能体现是徐加岳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之间的任何账目往来关系，上面没有进款账号，从款项往来形式看，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作为国企，所有付款都是公对公，而且购销合同中约定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不可能出现网银转账行为，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徐加岳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存在买卖及其他法律关系。
对证据八，一、就证据的形式，加盖的印章是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生产废钢科业务专用章，基于山钢莱芜分公司的陈述，该证明的出具山钢莱芜分公司不清楚，并且该印章从本身来说不是独立的分支机构或其他组织，不具有独立的出具证明的主体身份。同时证明人的位置签的是姜光存、王金成、董军，应是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从形式上不符合书证的要件。二、从证明的内容的实体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就徐加岳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同时，徐加岳称其在山钢莱芜分公司是以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名义做业务，天津冶金商贸公司需核查，徐加岳从未经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授权，其如未经授权而做相关业务是违法行为。关于徐加岳的证据一、二印章我方不予鉴定，证据一、二中的印章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在上次庭审后向当时负责的具体业务人员调查了解，根据山钢莱芜分公司的交易习惯凡是进行类似贸易的，都要在当地设立场地，所以天津冶金商贸公司配合沧县炉料公司出具了徐加岳提供的证据一、二，但其中徐加岳在租赁合同旁边的签字是其擅自所为，对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我方保留相关权利。
对证据九，首先我们先后两次向贵庭追加沧县炉料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至今未获准，如果本案沧县炉料公司不作为第三人的话，我们认为其公司的注册法定代表人胡金峰及实际控制人胡金豹应当到庭就先后向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徐加岳出具的内容有冲突的证明向法庭以及三方作出陈述和说明。二、从这份证据本身来说，第一方面，这份证据本身绝大部分内容不具有真实性，从这份证明当中沧县炉料公司提到由沧县炉料公司邀请王绍阁及沧县炉料公司的老板胡金豹，证实了胡金豹是实际控制人，由他们协商由徐加岳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建立买卖关系，向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钢材，这一说法没有任何的相应证据作为支持；第二方面，在这份证据当中沧县炉料公司提到鉴于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有长期贸易，所以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委托其向徐加岳支付货款，这一说法也没有任何证据和依据作为支持，包括之后表达的付了多少，总额多少，尚欠多少，仅是空口，没有任何凭证，如果如沧县炉料公司所讲其应当向法庭就这份证据进一步提供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委托付款的证据，向其拨付付款金额的依据以及如果是委托付款应当是在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向沧县炉料公司支付贸易款以外的额外的款项，所以这些事实没有任何证据作为支持；这份证据和2015年11月11日我方提供的证明针对向山钢莱芜分公司供钢材，这份证据当中说明了沧县炉料公司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上游，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再向山钢莱芜分公司供钢材，在这份证明中其排除了责任，作出了对自己免责以及和徐加岳不存在任何买卖关系的免责陈述，两份证明相矛盾，内容不真实。三、从沧县炉料公司作为证人的地位角度，我们认为其应当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如果其不作为本案第三人的话，那么通过我方提供的证据能够说明其与徐加岳之间就向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钢材这一事实建立的是买卖关系，其必然会作出对自己一方有利的陈述也就是免责的陈述，出具这份证明的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免责，而不是配合法庭说明事实，而且我们有理由分析从策略上沧县炉料公司向徐加岳出具了对其有利的证明，由徐加岳向法庭再提交，即便今后本案如果徐加岳另行向其主张权利都可能会达到其免责的目的，从其地位和目的上不适当。四、本案沧县炉料公司如果像这份证明表述的内容来看，我们也可举例，也就是任何一个和徐加岳有资金往来的第三人都可以作为本案的证人来说明“我是受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委托向徐加岳付款，我能证实徐加岳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这种证明显然是不具有足够的证明力的。综上，我们认为这份证明从内容上及形式上均不具有真实性，我方不予认可。
山钢莱芜分公司对于徐加岳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一，与山钢莱芜分公司无关，不予质证。
对证据二真实性无法确定，从内容看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向山钢莱芜分公司提交的申请，与徐加岳无关，不能证明徐加岳与山钢莱芜分公司有任何关系。
证据三，从内容看供方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需方是山钢莱芜分公司，与徐加岳没有任何关系，不予质证。
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即便是真实的，从工作证表面看是发给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与徐加岳无关。
对证据五营业执照真实性无异议，与山钢莱芜分公司无关；对证明真实性无法确定，与山钢莱芜分公司无关，不予质证。
证据六，所有供货单位都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需求单位是莱钢集团供应部，与徐加岳无关，看不出徐加岳与山钢莱芜分公司的关联关系。
对证据七对账单与山钢莱芜分公司无关，不予质证。
证据八，对于姜光存、王金成、董军是否是莱钢职工以及废钢科的印章真实性需核实后回复。
证据九，该证明再次证实山钢莱芜分公司与徐加岳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以及债权债务关系，再次证实山钢莱芜分公司是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签订了废钢买卖合同。
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为反驳徐加岳主张，证明自己关于其供应给山钢莱芜分公司的4154.44吨废钢供应商为沧县炉料公司，由沧县炉料公司送至山钢莱芜分公司，其该宗废钢货款总金额为8308786.48元，其已经将货款全部支付给沧县炉料公司，沧县炉料公司亦给其开具了全部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交如下反驳证据：
证据一、沧县炉料公司向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开具4154.44吨废钢的发票，共14张。欲证明沧县炉料公司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废钢供应商，双方有稳定的贸易关系，本案所涉的4154.44吨废钢是向沧县炉料公司购买，再供给山钢莱芜分公司。至于徐加岳与沧县炉料公司之间的关系应由徐加岳举证。
证据二、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与山钢莱芜分公司2014年7月10日签订的原燃炉料购销合同、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向山钢莱芜分公司开具的4154.44吨废钢的发票共8张。欲证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向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的废钢的标的、数量、贸易形成时间均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和沧县炉料公司间的交易对应，证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是将从上游企业沧县炉料公司所购买的废钢卖给下游的山钢莱芜分公司，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已将货款支付给上游企业，徐加岳不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供应商，无权向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主张货款，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无给付义务。
证据三，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与沧县炉料公司合同一份，欲证实双方是长期业务往来，是滚动结算。就本案对应的没有完全吻合的数额的合同，提交该合同作为参考。
证据四、沧县炉料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明2014年7月份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向沧县炉料公司采购4154.44吨废钢，以供应给山钢莱芜分公司，由沧县炉料公司负责送货，该笔交易已由沧县炉料公司交货，并经相应发票交付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截止2014年8月底，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已经付清上述4154.44吨的货款8308786.48元。
对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提交的证据，徐加岳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证据一，发票仅证实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同沧县炉料公司存在发票开具的事实，但由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并没有提交同沧县炉料公司的买卖合同及付款凭证，无法证实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同沧县炉料公司实际发生废钢买卖合同的事实。该份证据与徐加岳向法庭提交的送货单相矛盾，徐加岳提交的送货单据证实徐加岳给山钢莱芜分公司所送钢材均是通过莱芜市地区废钢车辆运送，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所称的沧县炉料公司无关。同时，徐加岳怀疑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同沧县炉料公司交易的真实性，对沧县炉料公司所开具的发票认为系伪造，系虚开。
对证据二合同及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及办理过程均是由徐加岳参与进行的。
对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上述两部分证据有异议，该证据不能充分证实其与沧县炉料公司存在与本案有关联的废钢买卖关系。而且其证据证实的内容也与事实、情理不符，按照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证明内容，其是从天津购买的废钢供给山钢莱芜分公司，但徐加岳是在莱芜市地区购买废钢，以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名义供应给山钢莱芜分公司。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没有证据证实徐加岳与其之间存在的现有供应关系是由沧县炉料公司委托进行的。
证据三、该合同与本案无关，上述合同中约定的废钢的价格为1999元，与本案当中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山钢莱芜分公司订立的每吨2000元的合同价格上不符合情理。该合同当中约定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收货地点是无缝钢管原料厂，与本案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所称的让沧县炉料公司将废钢运输至山钢莱芜分公司处事实不符，也进一步证实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所称的其与沧县炉料公司发生的废钢交易与本案审理的徐加岳同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无关。
对证据四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明作为单位证明应有证明出具人的签字，但该份证明欠缺形式要件，其内容也与事实不符，不能证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辩称的内容。我方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提供的该证明是虚假的和无效的。
对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提交的证据，山钢莱芜分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证据一与山钢莱芜分公司无关，不予质证。
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表明山钢莱芜分公司与徐加岳没有发生直接的废钢购销业务，是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发生的购销业务。
证据三、该合同与山钢莱芜分公司无关，不予质证。
证据四、该份证明恰恰能够说明山钢莱芜分公司是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签订的废钢买卖合同，与徐加岳本人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及债权债务关系。
山钢莱芜分公司提交《关于<证明>的说明》一份，欲证明山钢莱芜分公司未与徐加岳签订任何供货合同和相关协议，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以自己名义向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废钢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与山钢莱芜分公司财务进行结算。山钢莱芜分公司支付给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废钢货款全部以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名义支付，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出具收款证明。徐加岳个人从未向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废钢，山钢莱芜分公司也从不向个人购买废钢。徐加岳曾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王绍阁部长到山钢莱芜分公司洽谈废钢买卖业务，至于徐加岳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存在什么关系，山钢莱芜分公司并不知道。
对于山钢莱芜分公司提交的该证据，徐加岳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说明无异议，该说明并未否认证明的内容，并更加印证了徐加岳提交的证明的真实性。
对于山钢莱芜分公司提交的该证据，天津冶金商贸公司质证意见如下:一、证据形式不合法，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生铁废钢科的陈述应当归类为当事人陈述，姜光存等三人陈述应当归类为证人证言，而将二者合二为一以书面方式呈现不符合书证条件，故该证据同之前的《证明》的形式一样，不符合书证、证人证言或当事人陈述的任何一种证据形式，形式不合法。二、证据内容分析不能证明徐加岳的证明目的，而且与之前的《证明》内容矛盾。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部生铁废钢科《关于<证明>的说明》与其在2015年8月21日出具的《证明》文件均有“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供应部生铁废钢科业务专用章”字样印章及证明人“姜光存、王京成、董军”等三人签名，即前后两份文件的出具主体一致，但在说明范围上，《关于<证明>的说明》仅就其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说明，对2015年8月21日《证明》其他内容进行了排除和否定。《关于<证明>的说明》表明山钢莱芜分公司是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与徐加岳间无直接法律关系，在双方履行《原燃炉料购销合同》过程中，送货环节及结算环节均是以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名义进行，与徐加岳无关。《关于<证明>的说明》中表述的徐加岳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存在什么关系，山钢莱芜分公司并不知道，推翻了其在2015年8月21日出具的《证明》中关于徐加岳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间法律关系及相关事实的主观推测。该说明与其之前出具的证明前后矛盾，印证其2015年8月21日出具的证明缺乏客观性，缺乏事实依据，请法院不予采信。
在徐加岳、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分别提供前述两份由天津钢管沧县冶金炉料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后，因两份证明内容存在矛盾，为核实相关情况本院向天津钢管沧县冶金炉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金峰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在调查笔录中，胡金峰陈述，徐加岳提交的证明系由其本人签字并加盖了单位公章，对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提交的证明其表示没有其签名，是否加盖的公司印章，其不知情，而且证明中的具体内容也与实际不符。沧县炉料公司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长期存在废钢业务关系。2013年12月份，天津冶金商贸公司邀请其公司人员一起去山钢莱芜分公司拓展业务，徐加岳在中间与山钢莱芜分公司进行协调，山钢莱芜分公司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签订了两份合同，供货都是由徐加岳供的，沧县炉料公司根据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指示向徐加岳进行付款，已经支付了6200000元，此款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已经支付给沧县炉料公司。其还确认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提交的与沧县炉料公司的合同系由其所签，但称该合同中约定钢材送至无缝钢管厂，与徐加岳起诉的该批货物无关，沧县炉料公司没有根据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指示将合同中的钢材送至山钢莱芜分公司。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提交的由沧县炉料公司开具的4154.44吨的发票因沧县炉料公司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一直存在业务关系，并有多份合同，多次给天津冶金商贸公司送货，发票是根据送货情况开具的，不一定是与合同一一对应，发票开具时间也不确定在当月开具，根据送货多少存在与下批交易互相找补的情况，其不能确定该宗4154.44吨的发票对应其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签订合同的批次货物。对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共计向沧县炉料公司支付9130000元，其中6200000元已经根据天津冶金商贸公司要求给了徐加岳，剩余的款项其公司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之间的交易也没有完全结算完毕。并且该9130000元系滚动结算，不涉及具体哪一批次货物。
对于该份调查笔录，徐加岳质证意见为：法庭的该份调查材料与徐加岳向法庭提交的沧县炉料公司的证明证实的内容一致，法庭调查证实徐加岳两次协调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同山钢莱芜分公司订立废钢买卖合同，两次所供废钢全部是由徐加岳所实际供给，沧县炉料公司从没有向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供给过运输到莱钢的废钢，沧县炉料公司与山钢莱芜分公司一直存在业务往来，如有废钢业务沧县炉料公司会直接与山钢莱芜分公司订立废钢买卖合同。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所提供的合同及发票与本案所涉及的山钢莱芜分公司废钢业务无关，合同上的废钢是沧县炉料公司送到无缝钢管厂（在天津），与本案所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沧县炉料公司受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委托支付给徐加岳6200000元废钢款。同时还证明沧县炉料公司有两个老板，一个是法定代表人胡金峰，还有一个是其哥哥公司副经理胡金豹，并不存在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所称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胡金豹的问题。
天津冶金商贸公司质证意见为:一、这份询问笔录从形式上是基于徐加岳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先后提供的两份证明，法庭对徐加岳证明当中有胡金峰签名，是对制作人和单位进行的核实，我们认为不是单独的一份证据，也不是胡金峰的证言。鉴于两份证明当中内容有冲突之处，虽然法庭对胡金峰进行了调查核实，但在胡金峰向徐加岳出具的证明中明确确认老板是胡金豹，所以我方提供的这份证明是老板胡金豹确认的事实，我们再次申请胡金峰、胡金豹到庭接受法庭及双方询问。二、从证明当中很明确的体现出几个客观事实：一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和沧县炉料公司存在长期贸易往来，双方滚动结算，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向沧县炉料公司付货款，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曾向沧县炉料公司支付货款8030000元；其次，沧县炉料公司向徐加岳直接支付货款，虽然其辩称该款项是受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委托，但无任何证据。以上这些事实是根据法庭的查明及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吻合的事实。在这份材料中胡金峰表示向徐加岳付款6200000元，但是徐加岳在上次庭审中表示之前的一笔贸易款项已全部付清，如果以此明确的话，那么沧县炉料公司付的不应是6200000元。同时，就这份证据我方认为是沧县炉料公司为了免除自己一方的责任而作的不真实的陈述，同时胡金峰对经营情况并不完全了解。三、在本案中并非沧县炉料公司出具的证据徐加岳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就具有了排他性，通过沧县炉料公司先后三次出具的证据存在矛盾、冲突、不真实，就上述证据我们认为不应当予以采信。徐加岳仍有义务来举证证实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之间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四、关于这份证据提到了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支付了8030000元，其中6200000元沧县炉料公司支付给了徐加岳，很显然这8030000元就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向沧县炉料公司支付的货款，并非如其所讲在货款以外的另行委托付款。从有证据证实的交易流程上，就是我方向沧县炉料公司采购，沧县炉料公司向徐加岳或其他人采购与我方无关。
山钢莱芜分公司质证意见为：一、徐加岳及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提交的两份证明互相矛盾，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无论是徐加岳、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提供的证明，还是法庭调查笔录内容，均能证实徐加岳与山钢莱芜分公司无合同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二、徐加岳废钢的货款结算与山钢莱芜分公司无关，因此山钢莱芜分公司无需为徐加岳的废钢货款承担结算责任。
对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庭综合认证意见如下：
对于徐加岳提供的证据，对于证据一租赁合同、证据二申请书，首先租赁合同中加盖有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印章，徐加岳在其印章所在甲方处签字，且该份合同原件在山钢莱芜分公司处保留，虽然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否认印章的真实性，并提出鉴定申请，但其最终书面放弃了鉴定申请。申请书中亦载明租赁莱芜市强利金属材料制品有限公司货场作为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分货场，提前把废钢运到莱芜市强利金属材料制品有限公司院内，检装时到此院内检装，且申请书亦加盖有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印章，该份申请书原件亦在山钢莱芜分公司处保留。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结合废钢贸易的交易习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在与山钢莱芜分公司的废钢贸易中租赁莱芜市强利金属材料制品有限公司的场地用于检装废钢的事实应予认定。对于证据三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与山钢莱芜分公司签订的《原燃炉料购销合同》虽是复印件，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该合同可以证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与山钢莱芜分公司于2014年7月10日签订一份原燃炉料供销合同，由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向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4000吨，单价为2000元/吨的废钢，总计合同价款为8000000元，结算方式及期限为计量以莱钢自动化部计量为准，验收以需方卸车验收结果为准。货款均采取承兑汇票支付，结算入账后一月内根据需要货款实际分批支付。对于该合同应予采信。对于证据四工作证，该工作证上未标明持有人的身份，不能证实徐加岳关于其代表天津冶金商贸公司而持有该证的主张，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五莱芜市强利金属材料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能够与证据一、二相互印证，对于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租用莱芜市强利金属材料制品有限公司场地作为检装货场，还能证实租赁费用由徐加岳向其支付。对于证据六物资计量单，加盖有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供应部相关业务章，且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主张的供货数量是一致的，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能够证实2014年7月份，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向山钢莱芜分公司供应废钢205车，总重4154.44吨。根据合同约定的单价2000元/吨，能够计算出货款总额应为8308960元。对于证据七徐加岳结婚证及银行业务凭证，结婚证能够证实徐加岳与高登芝系夫妻关系，应予采信。银行业务凭证，未能显示转入账号及转入人名称，不能体现徐加岳主张的收到天津冶金商贸公司转入的6200000元，且之后庭审中其陈述该6200000元款项系由沧县炉料公司转入，沧县炉料公司亦予以确认支付徐加岳6200000元，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八证明，该证明提交后，山钢莱芜分公司要求核实，之后向法庭提交《关于<证明>的说明》一份，两份证据能够共同证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与山钢莱芜分公司之间的废钢贸易，系徐加岳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王绍阁部长一起到山钢莱芜分公司进行洽谈的，与山钢莱芜分公司签订合同的是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去掉了第一份证明中的关于徐加岳实际向山钢莱芜分公司供货、徐加岳以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名义在山钢莱芜分公司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废钢买卖中办理相关业务的陈述。因《关于<证明>的说明》提供在后，且由原证明出具单位提供，对于该说明中相关情况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采信后出具的《关于<证明>的说明》。对于证据九，该份证据由沧县炉料公司出具，并加盖有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胡金峰签名，经向胡金峰调查核实其确认该证明上签字及印章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应予采信。
对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据一增值税专用发票14份，其中2014年7月16日开具7份、2014年7月30日开具6份，2014年8月26日开具1份，发票货物总吨数为4154.44吨，货款总金额为8308786.48元。该宗证据能够证实沧县炉料公司于2014年7月份、8月份给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开具的1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吨数为4154.44吨，货款总金额为8308786.48元，发票上复核处均载有胡金峰的名字，但在向沧县炉料公司进行调查时，沧县炉料公司法定代表人胡金峰陈述因沧县炉料公司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之间长期存在废钢贸易，双方滚动结算，开具发票亦非与每一份合同一一对应，不能确定开具的这宗发票就是对应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提交的证据三买卖合同中的该笔交易。并且结合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提交的证据二中的其开具给山钢莱芜分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4154.44吨废钢显示与该总增值税发票的差额只有93.52元，这显然不符合常理，虽然这14份发票的吨数与本案中涉及的交易吨数一致，但亦不能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二原燃炉料购销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各方均无异议，应予采信，其中原燃炉料购销合同与徐加岳提供的证据三系同一份证据，本院认证意见一致，不再赘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8份，废钢总单数为4154.44吨，货款总金额为8308880元，证实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与山钢莱芜分公司实际发生废钢交易货物吨数为4154.44吨，货款为8308880元。证据三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与沧县炉料公司买卖合同，该证据亦经在该合同上签字的沧县炉料公司法定代表人胡金峰本人确认真实性，该合同能够证实2014年7月8日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与沧县炉料公司签订废钢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由沧县炉料公司向天津冶金商贸公司供应废钢4060吨，单价为1999元，合同总金额为8115940元。合同还约定了交货地点为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指定的无缝钢管厂料场。经向沧县炉料公司法定代表人胡金峰调查，该份合同履行交货地点为天津冶金商贸公司无缝钢管厂，沧县炉料公司从未将钢材运送到山钢莱芜分公司，该宗废钢亦与本案中所涉及的钢材无关。且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在提交该份证据时亦陈述其与沧县炉料公司是长期业务往来，是滚动结算，就本案对应的没有完全吻合的数额的合同，提交了该份合同作为参考。故对于该份合同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确定，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由沧县炉料公司出具的证明，首先从证据形式上说，该份证明有沧县炉料公司出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由单位出具的证明除需单位加盖公章外还要由经办人和单位负责人签字，该份证据不符合单位证明的证据形式要件，从内容上说该份证明载明的内容与沧县炉料公司给徐加岳出具的证明存在矛盾之处，基于此，经本院向证明出具单位进行核实，沧县炉料公司法定代表人确认向徐加岳出具证明的真实性，对于天津冶金商贸公司的该份证据真实性不能确认，且对于该证明中载明的关于2014年7月份天津冶金商贸公司向其公司采购4154.44吨','2018-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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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条 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驳回起诉；
（三）管辖异议；
（四）终结诉讼；
（五）中止诉讼；
（六）移送或者指定管辖；
（七）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
（八）财产保全；
（九）先予执行；
（十）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十一）补正裁判文书中的笔误；
（十二）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十三）提审、指令再审或者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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