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3民终9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9号3幢2单元9楼5号。
法定代表人：黄海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勇，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星，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运华，女，1987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安平，四川仁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晓慧，四川泽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纲，男，1976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安平，四川仁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晓慧，四川泽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跃春，男，1971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上诉人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运华、刘纲、沈跃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2017)川0311民初1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宏仓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勇，被上诉人刘运华、刘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安平、代晓慧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沈跃春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宏仓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宏仓公司不再承担刘运华、刘纲800万元的违约金。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刘运华、刘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宏仓公司、沈跃春与刘运华、刘纲已经约定了损失赔偿金额，再次承担刘运华、刘纲的损失于法无据，不应当支持：1.2015年1月8日的《欠条》明确了欠款，损失150万元待本金支付完毕后再协商归还时间，该约定对双方有约束力。刘运华、刘纲出具的《欠条》内容为刘运华、刘纲添加，由于刘运华、刘纲拒绝提供相应样本，无法进行鉴定，且在2015年1月双方签订《欠条》时，宏仓公司已经对公章进行了遗失公告，不可能用该公章确认增加的内容。2.一审庭审中，刘运华、刘纲陈述增加的涉及2000万元损失的内容是在2015年1月8日之后两三天添加和加盖印章的，刘运华、刘纲的陈述不合常理，与事实不符。3.刘运华、刘纲提供的证据想证明损失的存在，但不能证明有新的损失，即使有损失也不能证明与本案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二、一审判决违背不告不理的原则，刘运华、刘纲并未主张利息损失，一审法院擅自变更、处分刘运华、刘纲的权利的行为应当予以撤销。庭审中，刘运华、刘纲明确表示放弃利息及利息的计算方式，但一审判决损失按照年利率20%计算，该行为应予撤销。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滥用自由裁量权。错误按照民间借款利率方式计算损失，加重了宏仓公司负担，应予撤销。
综上，与刘运华、刘纲已经约定了损失赔偿标准，并没有再次承诺支付刘运华、刘纲的违约损失，刘运华、刘纲的损失于法无据，不应当得到支持。刘运华、刘纲并没有主张宏仓公司承担利息损失，但一审擅自变更、处分刘运华、刘纲权利，按照民间借贷利率方式计算损失错误。一审判决应予撤销。
刘运华、刘纲答辩称：一、宏仓公司在《欠条》中的承诺真实、有效；二、一审判决没有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判决的内容800万元是违约损失而不是宏仓公司称的利息，判决的损失仅仅是参考利息的计算方式，并不代表利息损失，该损失应当得到支持。且即使按利息计算，该损失金额也有一千多万元，超过一审判决的金额，所以一审判决的金额合理。三、由于宏仓公司的违约给刘运华、刘纲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该损失包括逾期收益，相关法律规定对于逾期收益的举证责任较低，不同于实际损失。四、一审判决对于双方约定的违约金已经进行了调整，符合实际。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沈跃春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刘运华、刘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为：1.判令宏仓公司、沈跃春支付刘运华、刘纲款项2910万元（欠款760万元及损失2150万元）；2.本案受理费由宏仓公司、沈跃春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运华与宏仓公司于2014年9月2日签订一份《联合贷款协议》。该协议约定以宏仓公司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3800万元，刘运华以其所有的自贡市宏伟大厦、东方广场及温州商城房产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协议约定刘运华支付宏仓公司费用684万元，其中包括刘运华提前支付一年的贷款利息532万元，由宏仓公司代刘运华支付给银行，刘运华支付宏仓公司居间费152万元，刘运华合法使用3116万元。该贷款协议由刘运华与宏仓公司签章署名，沈跃春在协议尾部宏仓公司印鉴上签署其名字。协议签订后，刘运华提供了抵押担保房产，宏仓公司从案外人广发银行处贷得3800万元款项。款项到位后，宏仓公司、沈跃春陆续向刘运华、刘纲支付了2530万元，扣除合同约定代扣了利息532万元以及居间费152万元，尚有部分款项未支付给刘运华。基于之前约定代扣利息金额高于实际应付贷款利息，双方于2015年1月8日进行了结算并由沈跃春向刘运华出具了一份《欠条》，《欠条》载明“今下欠刘运华银行贷款尾款760.6万元正（按约定欠款未586万元+实际利息），此款在2015年元月13日支付300万元正，余款2015年元月内支付完毕。150万元损失待本金支付完毕后，在协商归还时间。此据，欠款人：沈跃春”。同时，沈跃春在该欠条上另注明：“760万利息按原合同执行。逾期未付款本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同日，沈跃春在欠条背面书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截止2015年元月8日，宏仓公司向广发银行申请贷款3800万元（叁仟捌佰万元正），已转账给刘运华及刘纲2530万元正（贰仟伍佰叁拾万元正）。扣除相关费用后，应支付刘运华及刘纲760.6万元正及相关损失费用150万元（壹佰伍拾万元正）合计910.6万元正（其中197.6万元为3800万元的2015年2月-10月银行贷款利息）。自收到我方欠款起，广发银行贷款利息由刘运华支付。如造成利息未及时支付导致银行提前收贷，由刘运华自行负责，并支付相关借壳损失。资金利息按原合同执行。特此情况说明，说明人：沈跃春”。
2015年1月9日，宏仓公司亦向刘运华、刘纲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截止2015年元月8日，宏仓公司向广发银行申请贷款3800万元已转账给刘运华及刘纲2530万元。扣除相关费用后，应支付刘运华及刘纲760.6万元及相关损失费用150万元，合计910.6万元（其中197.6万元为3800万元的2015年2月-10月银行贷款利息）。自收到宏仓公司欠款起，广发银行贷款利息由刘运华支付。如造成利息未及时支付导致银行提前收贷，由刘运华自行负责，并支付相关借壳损失。资金利息愿按合同执行。在此之后，宏仓公司如未按约定将刘运华、刘纲的欠款付清，刘运华、刘纲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宏仓公司愿意承担损失及法律责任。
上述情况说明出具后，刘纲在沈跃春向刘运华出具的欠条上增加了两项内容，第一项内容为：“所有欠款按照月息三分支付，若到期未结清本息，本人及宏仓商贸有限公司自愿在荣县人民法院起诉解决，并承担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第二项内容为：“若未能按时结清本息，本人及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自愿承担刘运华的抵押物损失，按照广发银行成都分行对该抵押物评估金额赔偿，以及对中瑞房产公司位于双石镇和自贡市区两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所造成的损失，按照各自1000万元（壹仟万元整）进行赔偿”。上述增加的内容上加盖有宏仓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鉴。双方对欠条上后添加的上述内容的形成时间有争议，刘运华、刘纲称为出具欠条后的几日内添加的，宏仓公司、沈跃春认为是虚假的，并怀疑并非是在宏仓公司印鉴遗失之前所加盖。《欠条》和《情况说明》出具后，沈跃春于2015年1月13日支付刘运华18万元现金，沈跃春于2015年1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刘纲15万元，之后，沈跃春在2015年5月和6月分别支付刘纲5000元和2000元，合计支付了33.7万元。同时，宏仓公司还向广发银行支付了2015年2月至2015年9月的贷款利息合计金额为1153992.45元，宏仓公司、沈跃春未按照约定支付刘运华、刘纲欠款，刘运华、刘纲多次催促无果，故诉至法院。
另查明，刘运华、刘纲系夫妻关系。刘运华、刘纲在四川荣县双石镇和自贡市区有两处房产开发项目，其中荣县双石房产项目开发中刘运华以案外人中瑞房产公司的名义与承包方自贡市新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承包施工合同》时间为2015年9月6日；刘运华与案外人中瑞房产公司就自贡项目签订的投资入股合同时间为2014年6月25日，现双方就该投资入股产生争议，正在诉讼阶段；2013年12月1日，刘运华、刘纲向案外人ＸＸ明借款300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3分，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26日判决刘运华、刘纲偿还案外人ＸＸ明借款300万元并按月息2分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刘运华、刘纲于2014年2月至9月向案外人梅艺宝借款3115万元，大部分借款约定利息为月息3分，刘运华、刘纲已归还大部分款项，目前案外人梅艺宝已于2017年5月向广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运华、刘纲偿还借款本金1339.44万元并支付利息1105.038万元（利息按照月息3分计算）；沈跃春系与刘运华签订《联合贷款协议》的实际操作人，亦为《联合贷款合同》的签订人，且2012年至2013年期间，宏仓公司大量对外经济合同实际均由沈跃春代表宏仓公司对外签订。
一审法院认为：刘运华、刘纲与宏仓公司、沈跃春就签订联合贷款协议、已付款项金额2530万元以及宏仓公司、沈跃春应付刘运华、刘纲款项金额910.6万元的事实无异议，双方所争议焦点为：一、宏仓公司、沈跃春应支付刘运华、刘纲拖欠款项金额问题，即宏仓公司、沈跃春在《情况说明》中明确的2015年2月至10月贷款利息197.6万元是否应当在应付款项910.6万元中予以扣除的问题；二、刘运华、刘纲诉请宏仓公司、沈跃春共同承担2000万元违约损失是否应当支持、如何支持的问题。
一、宏仓公司、沈跃春应付刘运华、刘纲拖欠款项金额问题。
刘运华、刘纲认为宏仓公司、沈跃春在银行发放3800万元贷款时已经预先扣留了一年利息532万元，且宏仓公司、沈跃春的《情况说明》明确的是宏仓公司、沈跃春支付910.6万元的欠款起，广发银行贷款利息才由刘运华支付，现在宏仓公司、沈跃春未按约定支付刘运华、刘纲款项，则不应当再扣除了；同时，宏仓公司、沈跃春出具的《情况说明》是单方出具的，并未得到刘运华、刘纲认可，则197.6万元利息亦不应在应付款项金额910.6万元中品迭。就该问题，应当从双方出具《欠条》和《情况说明》的客观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沈跃春于2015年1月8日出具《欠条》，该《欠条》载明的是欠刘运华贷款尾款760.6万元，定于2015年1月13日支付300万元，余款在2015年1月内支付完毕，对损失150万元，明确为本金支付完毕后再协商归还时间，而该《欠条》背面又有沈跃春书写的《情况说明》记载了应付款的金额910.6万元包括了损失费用150万元；之后，宏仓公司于2015年1月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亦明确了应付款项金额包括了150万元损失，结合先写纸张正面再写纸张背面的书写习惯，可以确定系沈跃春先向刘运华出具《欠条》，再向刘运华、刘纲出具《情况说明》，最后由宏仓公司向刘运华、刘纲出具《情况说明》的事实经过，上述字据的形成是有时间先后的，故应当认定宏仓公司、沈跃春的《情况说明》是对《欠条》的补充说明。刘运华、刘纲在接受了宏仓公司、沈跃春出具的《欠条》和《情况说明》并作为主张权利的证据予以提交，则《欠条》和《情况说明》对双方均具有拘束力，应当根据《欠条》和《情况说明》的约定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因此对刘运华、刘纲提出宏仓公司、沈跃春出具的《情况说明》系单方意思的主张，不予采纳；依照《情况说明》中“应支付刘运华及刘纲760万元正及相关损失费用150万元合计910.6万元正（其中197.6万元为3800万元2015年2月-10元银行贷款利息）”的约定，从字面意思理解，可以直接解释出宏仓公司、沈跃春应支付刘运华、刘纲的910万元包括了3800万元2015年2月至10月银行贷款利息，因此对宏仓公司已支付的利息应予以品迭，只是应当以宏仓公司实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准而非约定金额179.6万元；至于《情况说明》中“自收到我方欠款起，广发银行贷款利息由刘运华支付”的约定，表明若宏仓公司、沈跃春向刘运华、刘纲支付了款项后，则3800万元的贷款利息才由刘运华负责支付，否则仍应由宏仓公司、沈跃春支付，该约定与前述应付款项金额910.6万元包括3800万元贷款利息197.6万元的阐述并无冲突，故刘运华、刘纲提出宏仓公司、沈跃春未按约定支付款项，则不应扣除宏仓公司已支付的利息金额的主张，亦不支持。综上，按照《欠条》和《情况说明》的约定，根据宏仓公司提供的贷款还款的扣款明细，宏仓公司实际已支付了2015年2月至2015年9月的贷款利息合计金额为1153992.45元，宏仓公司、沈跃春应支付给刘运华、刘纲的款项金额为约定金额910.6万元-
已付利息金额1153992.45元-出具《欠条》后已付款项金额33.7万元=7615007.55元。故宏仓公司、沈跃春提出在应付款项金额中扣除利息179.6万元的抗辩，不予支持。综上，宏仓公司、沈跃春已经支付的利息金额和已付款金额应在应付款项中抵扣，品迭后，宏仓公司、沈跃春应付款项金额为7615007.55元。
二、宏仓公司、沈跃春如何承担损失的问题。
损失的问题，又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承诺支付2000万元项目损失的真实性问题；二是在《情况说明》中已明确了150万元损失后，刘运华、刘纲是否还能主张2000万元的损失赔偿问题；三是损失金额应如何确定和如何承担的问题。
(一)承诺真实性问题。
宏仓公司、沈跃春认为《欠条》承诺支付2000万元属于虚假的，不是宏仓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理由有三：1.《欠条》上承诺的字迹与沈跃春书写的字迹不一致，不属于沈跃春书写，是虚假的；2.承诺上所加盖的公章与宏仓公司印章不一致，且承诺字迹和公章形成时间也与《欠条》形成时间不是同一时间，承诺形成是虚假的，并申请对印章形成时间和字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3.从常理上讲，在宏仓公司、沈跃春应支付760.6万元的情况下，作出赔付2000万元损失的承诺，有违常理，不排除胁迫情形。经审理，根据双方举示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该承诺真实有效，理由如下：1.虽然承诺字迹并非沈跃春书写，但刘纲已明确表示该承诺字迹系其代为书写，由沈跃春加盖宏仓公司印章与法定代表人印鉴，在形式上表明宏仓公司对“支付项目损失各1000万元”的承诺是予以确认了的，其盖章行为推定出是宏仓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宏仓公司提出所盖印章虚假，其理由是《欠条》上承诺所加盖印鉴与目前宏仓公司所使用印鉴不一致，但宏仓公司现今所使用印鉴系在2015年元月31日挂失公司原有印鉴后重新启用的，现使用印鉴是在宏仓公司在承诺上加盖印鉴后重新制作的印鉴，当然与之前印鉴不属于同一枚，因此不能以此反推《欠条》上印鉴虚假，且《欠条》上印鉴与宏仓公司同刘运华签订《联合贷款协议》时所使用印鉴一致，故宏仓公司、沈跃春认为印鉴虚假的抗辩理由不成立；3.宏仓公司、沈跃春对刘运华、刘纲举示的《欠条》中的承诺提出异议，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定，则应由宏仓公司、沈跃春承担举证责任，对此宏仓公司、沈跃春申请对字迹和印鉴形成时间提出鉴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并移交给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予以鉴定，但鉴于宏仓公司、沈跃春提供的鉴定比对材料无法满足鉴定条件，鉴定机构作出了终止鉴定的决定，则该鉴定不能的不利后果仍应由宏仓公司、沈跃春承担，且刘运华、刘纲陈述承诺是在《欠条》出具后的较短时间内形成的情形与宏仓公司在2015年1月底挂失公章的事实并不矛盾，即是宏仓公司在《欠条》上加盖印鉴后才遗失的印鉴，符合情理，反证了加盖印鉴的真实性；4.从沈跃春书面《欠条》及《情况说明》，再到宏仓公司出具情况书面说明，又到宏仓公司承诺支付损失，其形成时间不同，恰恰能印证该承诺形成的客观过程，刘运华、刘纲担心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要求宏仓公司、沈跃春不断完善手续的过程与刘纲与沈跃春之间的手机短信记录能相互印证，刘运华、刘纲要求完善支付手续并进行高额赔偿符合正常逻辑；5.从刘运华、刘纲举示的短信记录可见，双方发生争议后，刘运华、刘纲一直与沈跃春联系催促及时支付贷款尾款并要求按照承诺支付项目损失，虽然沈跃春未正面对损失进行答复，但亦未明确否认，由此表明沈跃春是知晓该承诺的。沈跃春虽然不是宏仓公司股东，也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从沈跃春向刘运华出具《欠条》，刘运华、刘纲向沈跃春催收款项以及沈跃春在欠条承诺上加盖宏仓公司印鉴的行为，包括《联合贷款协议》和宏仓公司对外经济合同均由沈跃春签署的事实，可以判定沈跃春系宏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职工，因此对欠条上的承诺加盖宏仓公司印鉴的行为应为公司行为；退一步讲，即便沈跃春不是宏仓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加盖印鉴行为也足以使刘运华、刘纲相信沈跃春能代表宏仓公司作出承诺，故该承诺对宏仓公司具有拘束力；6.宏仓公司抗辩在仅欠付760.6万元款项的情况下，宏仓公司不可能作出支付2000万元项目损失的承诺，有违常理，并有胁迫可能。就胁迫问题，宏仓公司、沈跃春未举示任何证据佐证，故不予采信。本案承诺系宏仓公司未履行贷款协议，未及时支付贷款尾款，在刘运华、刘纲的多次催款下作出的，作出承诺的当事人双方，无论刘运华、刘纲还是宏仓公司、沈跃春，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意思表示均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合同的自由为合同的基石，双方当事人在涉及3800万元贷款背景下的任何行为显然不是一般的民事行为而体现的是经济交往下的商事行为，商事主体的意思表示承载着区别于传统民事行为的利益与风险，应由商事主体自行决定和承担，在刘运华、刘纲所需款项急需用于归还借款和房地产项目建设条件下，在二人未按约定支付910.6万元的情况下，约定要求损失以2000万元进行赔偿正体现了刘运华、刘纲作为商人对利益与风险的取舍，且刘运华、刘纲既要求宏仓公司、沈跃春支付3分月息，又要求支付项目损失2000万元，也恰恰体现了商人对自己商业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现实需要，并未违背常理，故宏仓公司、沈跃春提出支付2000万元项目损失的承诺有违常理的抗辩亦不成立，其理由不予以采信。
(二)《情况说明》中已明确了150万元损失后，是否还能主张2000万元的损失赔偿的问题。
对于《情况说明》中150万元的损失，系宏仓公司、沈跃春在2015年1月8日和1月9日向刘运华、刘纲出具的，该《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表明宏仓公司、沈跃春认可支付贷款尾款的同时另行支付刘运华、刘纲相关损失费用150万元，该损失属于已经产生了的，也属于宏仓公司、沈跃春自愿给付的，其性质属于宏仓公司、沈跃春未及时支付款项违约后给予刘运华、刘纲违约损害赔偿金，且是对宏仓公司取得贷款至出具《情况说明》止这一期间损失的确定。而《欠条》上另行书写按月息三分计算利息、按照抵押物赔偿损失以及赔偿项目损失2000万元的承诺系在宏仓公司、沈跃春出具《情况说明》后由宏仓公司另行确认的，该损失赔偿的约定为宏仓公司出具了《欠条》和《情况说明》后仍不履行而另行支付赔偿金的约定，与《情况说明》中的150万元损失赔偿并不矛盾，即一个是出具《欠条》和《情况说明》之前的损失赔偿，一个是出具《欠条》和《情况说明》之后的违约赔偿，故刘运华、刘纲在主张赔偿150万元损失后，仍可以就项目损失要求赔偿。
(三)损失金额应如何确定和如何承担的问题。
宏仓公司出具的赔偿承诺有两项，刘运华、刘纲只对其中一项主张权利，系刘运华、刘纲对起诉权的自行处分，予以确认。宏仓公司在承诺中载明：“若未能按时结清本息，……本人及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以两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所造成的损失，按照各1000万元进行赔偿”。从上述承诺内容可见，宏仓公司未按时归还款项，则支付2000万元赔偿损失，该承诺实际为违约金条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之规定，该承诺属于对违约金具体金额的约定，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的规定，对于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的情况下，违约方可请求适当减少。为此，庭审中依法向宏仓公司、沈跃春进行了释明，宏仓公司、沈跃春申请调整，并认为应调整到《欠条》和《情况说明》上所约定的150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之规定，违约损失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来确定，从刘运华、刘纲举示的证据，就荣县双石房产项目和自贡市区房产项目的损失，刘运华、刘纲虽然举示了向中介机构的调查笔录和垫资修建产生的多支付的修建款，但该证据只能证明有损失的可能，并不能确定具体损失金额，且项目损失属于多因一果，并非宏仓公司、沈跃春未及时支付款项而直接导致，故对刘运华、刘纲举示的自贡项目损失达1亿多元的证据不予以确认；至于刘运华、刘纲提供抵押物被成都铁路运输法院执行，则属于刘运华、刘纲作为联合贷款的担保人的法律后果，故对刘运华、刘纲提出的该项损失2900万元，亦不采信。对于刘运华、刘纲损失更多的体现为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根据刘运华、刘纲举示的广安法院的案件受理通知书、诉状，虽然目前无法确定广安法院的最终判决结果，但因宏仓公司、沈跃春没有按约定支付拖欠款项，导致刘运华、刘纲未及时归还对外债务必然会向他人支付借款利息，产生利息损失，且该利息损失属于宏仓公司、沈跃春未及时支付款项产生的直接损失，结合本院审理的ＸＸ明诉刘运华、刘纲民间借贷纠纷的判决情况，刘运华、刘纲的利息损失应予以确认。根据刘运华、刘纲提供广安法院的案件受理通知书、诉状以及ＸＸ明诉刘运华、刘纲民间借贷纠纷的判决，结合自贡地区近两三年民间借贷市场利息的客观情况，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利息约定不超过年利息24%，已经履行的不超过年利率36%的规定，一审法院酌情按年利率20%以应付款项7615007.55为基数计算从应付款之日即2015年2月起计算至今的利息金额约为460万元，该利息损失为刘运华、刘纲实际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规定，则约定违约金在600万元范围内，就不属于过分高于损失的情形，而刘运华、刘纲主张2000万元的违约金，则显然属于“过分高于损失”，故宏仓公司、沈跃春申请调整违约金的理由成立，应予以采纳，应予以调低。
根据本案刘运华、刘纲的实际损失，结合宏仓公司、沈跃春在刘运华、刘纲反复多次催款的情况下仍未及时支付款项已逾期近三年的过错情况，以及刘运华、刘纲收回款项所能产生的预期收益,且刘运华、刘纲的损失因宏仓公司、沈跃春的不履行仍将继续产生扩大之因素，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依法酌情确定宏仓公司应支付刘运华、刘纲的损失金额为800万元。因该违约损失只有宏仓公司加盖印鉴予以确认，沈跃春虽然为宏仓公司实际控制人，但并未承诺支付此2000万违约金，故刘运华、刘纲要求宏仓公司、沈跃春共同承担违约金的诉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基于沈跃春出具的《欠条》、《情况说明》与宏仓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扣除宏仓公司已经支付的银行利息金额，宏仓公司、沈跃春应共同支付刘运华、刘纲款项7615007.55元；基于宏仓公司承诺赔偿刘运华、刘纲两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损失2000万元，一审法院依法对该违约损失调整为800万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沈跃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刘运华、刘纲拖欠款项7615007.55元；二、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运华、刘纲违约损失800万元；三、驳回刘运华、刘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73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2300元，由刘运华、刘纲负担74920元，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17380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宏仓公司对一审查明的“原告刘纲在被告沈跃春向原告刘运华出具的欠条上增加了两项内容，第一项内容为：所有欠款按照月息三分支付，若到期未结清本息，本人及宏仓商贸有限公司自愿在荣县人民法院起诉解决，并承担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第二项内容为若未能按时结清本息，本人及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自愿承担刘运华的抵押物损失，按照广发银行成都分行对该抵押物评估金额赔偿，以及对中瑞房产公司位于双石镇和自贡市区两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所造成的损失，按照各自1000万元（壹仟万元整）进行赔偿”的事实有异议外，对其他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欠款本金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宏仓公司、沈跃春向刘运华、刘纲承诺的2000万元违约损失是否系宏仓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二、该承诺的违约金是否过高，应否调整。
一、关于宏仓公司、沈跃春向刘运华、刘纲承诺的2000万元违约损失是否系宏仓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
对于宏仓公司、沈跃春向刘运华、刘纲承诺2000万元违约损失的真实性问题，一审判决已经充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本院认可一审判决的认定。其理由为：宏仓公司在二审中对于沈跃春能够代表公司出具《欠条》无异议，对《欠条》中除刘纲代为书写的内容外对其他内容表示认可，仅对刘纲代为书写的内容上加盖的宏仓公司印章与法定代表人印鉴予以否认，认为其可能是在公司印章以及法定代表人印鉴遗失之后加盖的，不是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但是，书写该《欠条》的时间为2015年1月8日之后，宏仓公司自述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印鉴系2015年1月31日挂失，但该事实并不能推导出在《欠条》上加盖的印章系遗失之后加盖。为此，一审法院根据宏仓公司的申请，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字迹和印鉴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鉴于宏仓公司提供的鉴定比对材料无法满足鉴定条件，鉴定机构作出了终止鉴定的决定，该鉴定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印章持有人即宏仓公司承担，宏仓公司不能证明《欠条》上在刘纲代为书写的内容上加盖的公司印章与法定代表人印鉴不是沈跃春加盖。宏仓公司主张是由于刘运华、刘纲拒绝提供相应样本，无法进行鉴定，该理由与事实、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实际上，自宏仓公司还款逾期后，从双方的手机短信记录可以看出宏仓公司与刘运华、刘纲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沟通，协商如何支付所欠款项，沈跃春对刘运华、刘纲为了归还借款和房地产项目的建设急需大量资金的事实是明知的，其作出的承诺符合常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宏仓公司、沈跃春在《欠条》上加盖宏仓公司印章与法定代表人印鉴的事实应当予以确认，《欠条》载明的宏仓公司、沈跃春向刘运华、刘纲支付2000万元项目损失的承诺系宏仓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予以确认，宏仓公司主张承诺系虚假的，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宏仓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当事人之间约定的2000万元违约金是否过高，是否应当进行调整的问题。
违约金既具有赔偿性又具有惩罚性。在违约金数额的认定上，人民法院一般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为基础予以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的相关规定，在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适当减少违约金的情况下，如约定的违约金确实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时，人民法院有权依据具体情况对违约金进行一定的调整，调整的幅度属于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范围。本案中，宏仓公司出具赔偿承诺后，并未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其有过错，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虽然宏仓公司出具的赔偿承诺有两项，一是如果违约支付所有欠款本金及按照月息三分支付利息；二是如果违约，按两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所造成的损失各1000万元进行赔偿。一审中，刘运华、刘纲只对第二项内容主张权利。所谓两个房地产项目一是指荣县双石房地产开发的“锦城南苑”项目；二是刘运华与案外人中瑞房产公司之间开发的“中瑞华宅”项目。上述项目取得开发权的时间均早于本案宏仓公司、沈跃春出具《欠条》的时间。刘运华、刘纲主张由于宏仓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导致垫资修建多产生修建款，但其未能举示明确、合理的损失依据，故不能够予以认定。但上述房地产开发项目客观存在，对其进行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也符合实际情况，该损失可以作为人民法院酌情确定违约金的因素。其次，刘运华、刘纲因宏仓公司没有按约定支付款项，导致刘运华、刘纲未及时归还对外债务必然会产生借款利息损失，一审判决根据刘运华、刘纲向他人借款产生的利息损失酌情认定本案实际损失约为460万元并无不当。一审判决认定的损失仅仅是参考利息的计算方式，并非确认宏仓公司应当向刘运华、刘纲支付利息，宏仓公司认为一审判决错误按照民间借款利率计算损失，加重了宏仓公司负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规定，结合宏仓公司因违约给刘运华、刘纲造成460万元损失的事实，一审法院确定违约金在600万元范围内，则不属于过分高于损失的情形的认定是正确的。而刘运华、刘纲主张2000万元的违约金，则显然属于“过分高于损失”，一审判决该违约损失调整为800万元也显然超过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纠正。宏仓公司宏仓公司申请调整违约金的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应予以调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2017)川0311民初116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沈跃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刘运华、刘纲拖欠款项7615007.55元”；
二、维持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2017)川0311民初116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原告刘运华、刘纲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2017)川0311民初116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刘运华、刘纲违约损失800万元”为：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运华、刘纲违约损失600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873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2300元，由刘运华、刘纲负担74920元，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173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7300元，由刘运华、刘纲负担18730元，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6857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莉
审判员 李宁川
审判员 马 超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张 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