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111刑初30号
公诉机关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汪玉奇（曾用名汪玉其），女，1964年2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汉族，大学本科文化，原系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五一社区筹委会书记，住长沙市雨花区。因本案于2017年5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市第四看守所。
辩护人涂阳，国浩（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郑鹏程，国浩（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以长雨检刑检刑诉（2018）3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汪玉奇犯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于2018年1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审理期间，公诉机关为补充证据，于2018年3月5日建议对本案延期审理，本院于同年3月5日决定延期审理。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常欣彧、助理检察员刘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汪玉奇及其辩护人涂阳、郑鹏程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5年3月开始，被告人汪玉奇担任本市雨花区高桥街道五一社区筹委会（五一村村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五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主持全面工作。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以及在五一村村民自治范围内的工程建设过程中，被告人汪玉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开发商、工程承包商、村属企业负责人谋取利益，收受、索取陈某（已起诉）、张某1、王某1、刘某、唐某1的贿赂共计人民币83.8万元。具体事实分述如下：
一、受贿罪
1.2006年7月10日，被告人汪玉奇代表五一村村委会与湖南三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诚公司，公司法人代表为张某1）签订了《合作开发合同书》，项目名称为“铭城国际”，协议内容为：1、五一村村委会将原杨家山集贸市场面积约5470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交由三诚公司张某1建设开发，建成的1楼800平方木的房屋及现金1150万元人民币交给五一村，其余的所有房屋建筑归三诚公司所有；2、三诚公司负责办理该土地变性及过户手续，五一村村委会负责协助并提供相关资料。2006年8月2日，该块土地以国有统征地形式挂牌出让，2007年1月29日，三诚公司以人民币2158万元竞得该块土地的使用权，并与长沙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后，五一村将财政部门返还的土地资金1000余万元全部支付给三诚公司。
2010年4月9日，被告人汪玉奇代表五一村村委会与三诚公司合作开发“铭城摩根”项目并签订《合作开发合同书》，2012年1月10日双方又就该项目达成《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1、五一村村委会将位于杨家山警务站及五一村临时农贸市场面积约5316平方米的国有划拨用地交由三诚公司张某1建设开发，建成的1楼临街门面900平方米及该建筑物第7层整层面积约1300平方米的房屋及现金1200万元交给五一村，其余的所有房屋建筑归三诚公司所有；2、三诚公司负责办理该土地过户手续，五一村村委会负责协助并提供相关资料；3、按政策返还的土地出让金归五一村村委会，其余利益归三诚公司所有。2012年1月21日，长沙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将该块土地挂牌出让，同年2月21日，三诚公司以人民币2526万元竞得该块土地使用权，并于3月6日与长沙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后，五一村将财政部门返还的土地资金1000余万元全部支付给三诚公司。
在上述2个项目合作开发过程中，张某1为了感谢被告人汪玉奇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于2006年10月，送给被告人汪玉奇现金人民币3万元用于支付交通事故赔偿款。于2011年春节前，送给被告人汪玉奇现金人民币5万元。
2、2007年10月6日，五一村村委会与长沙市泰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成公司，公司法人代表为陈某）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为：1、五一村村委会将三宗总面积约为120亩的五一村集体安置用地（分别简称一号地块、二号地块、三号地块）交由开发商泰成公司陈某建设开发，在一号地上由泰成公司无偿为村民建设8万平方米的“天下一家嘉园”安置用房；2、三号地共计82亩由开发商建设并享有开发成果，五一村村委会全力协助开发商办理二、三号地变性为国有建设用地以及挂牌、摘牌手续。
在二、三号地块变性为国有建设用地的过程中，陈某为在二、三号地块挂牌出让过程中减轻资金压力，保证低价顺利摘牌并排斥其他竞争对手，向五一村村委会提出在摘牌时虚假设置“二、三号地块变性后开发的商业面积9万平方米全部无偿返还给五一村”的加挂条件（依据长沙市当时的相关政策，无偿返还给农民的商业物业，可以按照每平方米3000元的价格抵扣土地交易款）。被告人汪玉奇、五一村副主任粟平（已起诉）等村支两委成员开会讨论同意了陈某的要求。2011年8月12日，五一村村委会与泰成公司签订了《保证协议》，在该协议中明确挂牌条件中设置的返还给五一村的9万平米商业面积实际所有权仍归泰成公司。
之后，五一村村委会以陈飞设置的条件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报土地挂牌出让手续，被告人汪玉奇等人提供了伪造的全体村民同意该加挂条件的决议和签名，并提交国土部门。长沙市国土局依据上述虚假的挂牌条件，按照相关政策抵扣土地交易款人民币2.7亿元后，陈某于2012年3月以人民币1.9958亿元的价格将二、三号地块摘牌。二、三号地块出让后，长沙市、区财政部门按政策将人民币1.85247645亿元陆续返还给五一村村集体用于村民安置；之后被告人汪玉奇同意将上述款项全部支付到陈某的指定账户。
在合作开发上述项目过程中，被告人汪玉奇三次收受陈某财物共计人民币24.8万元：分别是1.2007年8月，收取陈某为其支付的安置房装修款人民币10万元；2.2007年8月，收取陈某为其子缴纳的军校预录费人民币2万元；3.2013年10月，要求陈某为其支付“东方智慧国学班”学费人民币12.8万元。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被告人汪玉奇担任五一社区筹委会主任期间，在管理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51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1.收受王某1人民币30万元。
2010年，五一村辖区内的“一品嘉庭”项目开始启动。被告人汪玉奇为了帮助工程承包商王某1承揽工程，利用其职务便利，多次出面协调，最终王某1承接到项目主体工程。2011年，王某1出现资金周转困难，被告人汪玉奇安排村财务人员为王某1提供人民币200万元借款。2012年下半年，被告人汪玉奇在湘雅附三医院停车坪收受王某1现金人民币20万元。几个月后，被告人汪玉奇在五一村附近收受王某1现金人民币10万元。
2.收受刘某人民币15万元。
长沙市高桥建筑装饰材料市场（以下简称“高建市场”）系五一村集体所有制企业，2009年至2011年，高建市场总经理刘某为了与被告人汪玉奇建立良好关系，每年春节前安排财务人员向被告人汪玉奇母亲罗纯的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5万元，三年共计人民币15万元。2011年12月，因村民在网络实名举报，被告人汪玉奇遂将人民币15万元退还至高建市场的账户。
3.索取唐某1人民币6万元。
2016年5月，五一村村委与郁祺商务酒店经营者唐建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给予唐某1半年租赁优惠。同年8、9月份，被告人汪玉奇与五一实业有限公司支部书记苏某商议，以唐某1在免租期内仍然将一楼门面对外经营、产生效益为由，向唐某1索要“协调费”。苏某通过丑国某将此事告知唐某1，后唐某1将现金人民币6万元通过丑国某转交给苏某。之后，被告人汪玉奇将其中的人民币4万元用于个人开支，剩余2万元给苏某。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合同、借款协议、现金缴款单、抓获经过、户籍证明等书证；证人王某1、刘某、杜某、丑向歆、苏某、丑国某、唐某1等人的证言；被告人汪玉奇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汪玉奇身为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国有土地的挂牌出让、土地款的返还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被告人汪玉奇身为村基层组织人员，在管理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分别以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汪玉奇一人犯数罪，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被告人汪玉奇犯罪后能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
被告人汪玉奇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与罪名均无异议，且自愿认罪。
辩护人涂阳的辩护意见是：
一、起诉书所指控被告人汪玉奇身为村基层组织人员，系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国有土地的挂牌出让、土地款的返还等国有土地的经营管理过程中非法收受陈某、张某1的财物，从而构成受贿罪的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的客观事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等七类行为时，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但是，对于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具体包括哪些事项，目前没有任何规范性文件作出明确规定。并且，在土地性质改变、挂牌出让以及土地款返还等过程中，五一村村委会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否要协助人民政府履行国家公共性的职能、应当履行哪些公共性职能，也没有任何规范性文件作出规定。因此，除立法部门或经立法部门授权之外，对于法律拟制“特殊身份”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必须严格解释，不能随意扩大。这种国家公共性事务必须是以政府的名义实施；从程序上而言，这种国家公共性事务是由上而下实施的；从参与角度而言，在这种国家公共性事务中，农村基层组织的身份是协助方、受托方，不能处于行政相对人的角色。本案中，涉案项目的土地性质改变、挂牌出让、土地款返还，都是以五一村的名义进行申请的，不是由政府主动决定实施的。五一村提出相关申请后，政府部门再行作出相应的行政确认或者行政决定，从程序上而言，显然是从下往上进行的。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五一村自始至终处于相关政府工作行政相对人的角色，而非协助方、受托方。公诉机关将农村基层组织内部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经营活动混同为国家公共性事务，导致对被告人汪玉奇收受陈某、张某1财物事实的法律性质认定有误。
二、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汪玉奇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收受刘某人民币15万元的事实，是在本案案发前主动退还，不应当认定为构成犯罪。本案的相关证据证明，2011年，五一村个别村民在红网上举报五一村集体资产管理混乱的问题（实际上，这些举报并不涉及到刘某送15万元给汪玉奇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汪玉奇在2011年12月主动将15万元退还给了刘某。因此，被告人汪玉奇系在案发前主动退还收受款项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在因自身或者与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前能够主动退还或者上交款项的，不认定为受贿罪。辩护人认为，虽然上述规定是针对受贿罪而言，但依据基本的法理，该规定同样可以适用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因为相比较而言，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要远远重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所侵犯的法益，受贿罪属于重罪。《司法解释》第九条既然规定了在主动退款的情况下对受贿罪从宽处理的原则，举重以明轻，那么这种从宽原则就可以适用于相对属于轻罪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如果不予适用，那么对于同样情形的收款退款行为，可以认定不构成受贿罪，但却要认定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明显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律原则。因此，对于本案中被告人汪玉奇收取刘某的15万元后，在案发前主动退还给刘某的行为，辩护人请求法庭不予认定被告人汪玉奇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三、被告人汪玉奇具有自首情节，且积极退缴非法所得，故请求法庭对被告人汪玉奇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05年3月开始，被告人汪玉奇担任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五一社区筹委会（五一村村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五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主持全面工作。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以及在五一村村民自治范围内的工程建设过程中，被告人汪玉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开发商、工程承包商、村属企业负责人谋取利益，收受、索取陈某（已起诉）、张某1、王某1、刘某、唐某1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83.8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受贿事实
1.2006年7月10日，被告人汪玉奇代表五一村村委会与湖南三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1）签订了《合作开发合同书》，项目名称为“铭城国际”，协议内容为：1、五一村村委会将原杨家山集贸市场面积约5470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交由三诚公司张某1建设开发，建成的1楼800平方木的房屋及现金人民币1150万元交给五一村，其余的所有房屋建筑归三诚公司所有；2、三诚公司负责办理该土地变性及过户手续，五一村村委会负责协助并提供相关资料。2006年8月2日，该块土地以国有统征地形式挂牌出让，2007年1月29日，三诚公司以人民币2158万元竞得该块土地的使用权，并与长沙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后，五一村将财政部门返还的土地资金人民币1000余万元全部支付给三诚公司。
2010年4月9日，被告人汪玉奇代表五一村村委会与三诚公司合作开发“铭城摩根”项目并签订《合作开发合同书》，2012年1月10日双方就该项目达成《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1、五一村村委会将位于杨家山警务站及五一村临时农贸市场面积约5316平方米的国有划拨用地交由三诚公司张某1建设开发，建成的1楼临街门面900平方米及该建筑物第7层整层面积约1300平方米的房屋及现金人民币1200万元交给五一村，其余的所有房屋建筑归三诚公司所有；2、三诚公司负责办理该土地过户手续，五一村村委会负责协助并提供相关资料；3、按政策返还的土地出让金归五一村村委会，其余利益归三诚公司所有。2012年1月21日，长沙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将该块土地挂牌出让，同年2月21日，三诚公司以人民币2526万元竞得该块土地的使用权，并于3月6日与长沙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后，五一村将财政部门返还的土地资金人民币1000余万元全部支付给三诚公司。
在上述2个项目合作开发过程中，张某1为了感谢被告人汪玉奇为其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于2006年10月，送给被告人汪玉奇现金人民币3万元用于支付交通事故赔偿款，于2011年春节前，送给被告人汪玉奇现金人民币5万元。
2、2007年10月6日，五一村村委会与长沙市泰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为：1、五一村村委会将3宗总面积约为120亩的五一村集体安置用地（分别简称“一号地块”、“二号地块”、“三号地块”）交由开发商泰成公司陈某建设开发，在“一号地块”上由泰成公司无偿为村民建设8万平方的“天下一家嘉园”安置用房；2、“三号地块”共计82亩由开发商建设并享有开发成果，五一村村委会全力协助开发商办理“二号地块”、“三号地块”变性为国有建设用地以及挂牌、摘牌手续。
在“二号地块”、“三号地块”变性为国有建设用地的过程中，陈某为在“二号地块”、“三号地块”挂牌出让过程中减轻资金压力，保证低价顺利摘牌并排斥其他竞争对手，向五一村村委会提出在摘牌时虚假设置（“二号地块”、“三号地块”变性后开发的商业面积9万平方米全部无偿返还给五一村）的加挂条件（依据长沙市当时的相关政策，无偿返还给农民的商业物业，可以按照每平方米3000元的价格抵扣土地交易款）。被告人汪玉奇、五一村副主任粟平（已起诉）等村支两委成员开会讨论同意了陈某的要求。2011年8月12日，五一村村委会与泰成公司签订了《保证协议》，在该协议中明确挂牌条件中设置的返还给五一村的9万平米商业面积实际所有权仍归泰成公司。
之后，五一村村委会以陈飞设置的条件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报土地挂牌出让手续，被告人汪玉奇等人提供了伪造的全体村民同意该加挂条件的决议和签名，并提交国土部门。长沙市国土局依据上述虚假的挂牌条件，按照相关政策抵扣土地交易款人民币2.7亿元后，陈某于2012年3月以人民币1.9958亿元的价格将“二号地块”、“三号地块”摘牌。“二号地块”、“三号地块”出让后，长沙市、区财政部门按政策将人民币1.85247645亿元陆续返还给五一村村集体用于村民安置；之后被告人汪玉奇同意将上述款项全部支付到陈某的指定账户。
在合作开发上述项目过程中，被告人汪玉奇3次收受陈某财物共计人民币24.8万元，分别是：（1）2007年8月，收取陈某为其支付的安置房装修款人民币10万元；（2）2007年8月，收取陈某为其子缴纳的军校预录费人民币2万元；（3）2013年10月，要求陈某为其支付“东方智慧国学班”学费人民币12.8万元。
上述事实，被告人汪玉奇在开庭审理中亦无异议，且有以下经开庭举证、质证并确认的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1、长政办发[2011]7号《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遗留安置用地出让工作的意见》，长政办发[2011]106号《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遗留安置用地出让工作管理的补充意见》，证明长沙市遗留安置用地的相关政策规定。
2、长沙市泰成事业有限公司的内部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明泰成公司的相关情况，经营范围不包括房地产开发。
3、湖南三诚置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五一村与湖南三诚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补充协议》，长沙市人民政府国家建设征（拨）用地审批单，关于雨花区五一村一宗闲置土地处置意见的请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受让人为湖南三诚置业有限公司），湖南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用审批表，长沙市土地使用权挂牌交易成交确认书（竞得人湖南三诚置业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证明湖南三诚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某1，2006年起与五一村合作开了铭城国际项目，2010年起与五一村合作开发了铭城摩根项目。
4、泰成公司与五一村村委会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保证协议》，《补充协议》，村民代表大会协议，五一村村民代表大会会议决议，五一村村民大会决议会签表，记账凭证，五一村集体土地挂牌交易及国有土地出让合同，遗留安置用地出让政策文件，五一村将资金支付给湖南天下一家有限公司的相关凭证，湖南天下一家12.8万财务凭证及发票，五一发（2012）0402号《五一村关于请求返还生产安置用地土地出让金和增值收益的报告》，（2010）政国土字第238号、28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表》，五一村村委会出具的“关于请求支持加快办理土地挂牌出让手续的报告”、“关于请求确认挂牌底价的报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长沙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五一社区筹委会大额资金审批表，长沙市雨花区财政局上级土地返还资金拨付审批表，证明：（1）湖南天下一家项目系五一村与泰成公司合作开发，汪玉奇、粟平等村干部为帮助开发商顺利摘牌，与陈某签订《保证协议》，设置虚假的“二、三号地变性后开发的全部商业面积9万平米返还给五一村”的挂牌条件。（2）设置的虚假挂牌条件导致国土部门在二、三号地出让中按政策从土地交易款项中抵扣2.7亿元，开发商仅以1.99亿元的底价摘牌。（3）五一村收到1.85亿元财政返还资金后，经汪玉奇、粟平等人签字，全部支付至开发商指定账户。（4）陈某2013年为汪玉奇支付东方智慧国学班学费12.8万元。
5、证人证言：
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1）2007年10月份，泰成公司与五一村签订二环线的天下一家项目。2010年成立湖南天下一家置业发展有限公司。1996年3月在长沙市工商局登记注册成立泰成公司。泰成公司实际负责人是陈某。（2）2007年6月至8月期间，陈某帮助汪玉奇的儿子张某3进军校，交了2万元预录费。2007年或者2008年，汪玉奇在五一村的安置房准备搞装修，陈某安排了卓尔装饰公司给她家搞装修，陈某替汪玉奇支付装修公司的施工费约8万元。2007年至2009年期间，汪玉奇的儿子张某3到北京学习英语准备出国留学。陈某陪汪玉奇、张某3一共去了3趟北京，一次是送张某3到军校读书，第二次是缴纳学习英语培训费，第三次是张某3去国外到北京办理签证手续，这三次到北京的交通、食宿费加上培训机构的培训费和学费，陈某总计支付了7万元。2011年，因为政府要求天下一家项目规划成商住分离，对天下一家嘉园（1号地的安置房）建设停工，汪玉奇要去协调此事，需要费用但村里不好报销，陈某给了汪玉奇3万元现金作为协调费。2012年，天下一家项目报建过程中，报建员跟我说报建过程中需要五一村出一个证明材料，证明五一村是城中村改造试点村，这样在土地资金返还方面可以享受优惠政策。陈飞请汪玉奇到雨花区国土局出具证明五一村是城中村改造试点村，汪玉奇说需要协调费打红包，陈某给了汪玉奇约3万元现金。
2013年，汪玉奇个人要参加东方智慧的国学班培训，陈某帮她交了这笔学费共计12.8万元。送钱物给汪玉奇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汪玉奇的支持，为了陈某在五一村项目的开发工作。汪玉奇是五一村支部主任、书记、粟平是五一村分管建设的副主任，不跟这两个人把关系搞好，项目无法推进。为了天下一家这个项目顺利推进，既实现陈某的利益，又要把五一村安置房建设好，陈某需要汪玉奇、粟平的支持和配合，所以出于这种想法才多次给他们送钱物。（3）在天下一家项目土地挂牌过程中，汪玉奇、粟平配合、支持了陈某设置附加挂牌条件，他们按照陈某提出的要求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2011年汪玉奇代表五一村与陈某签订了《保证协议》，对外挂牌设置了“二、三号地上的9万平米商业面积摘牌后要返还给五一村”的附加条件。设置了这个附加挂牌条件之后，导致了国土部门在土地出让款项中直接抵扣2.7亿元，但是土地成本并没有减少，9万元平米商业面积还是要摘牌公司来投资建设后按照挂牌条件返还给五一村。然后五一村再根据2007年的与泰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以及2011年的《保证协议》将这9万平米商业面积返还给泰成公司。土地返还资金是全部支付给了陈某指定的账户。
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1）湖南三诚置业有限公司是2005年注册成立的，股东是张某1和妻子肖艳辉，肖艳辉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实际控制人是张某1。（2）铭城国际项目的时间是2006年左右，位置是五一村范围内位于紫薇路和人民路交汇的路口约7亩地的杨家山农贸市场。张瑞琪得知这个消息就和五一村村委会谈合作意向，并和五一村签订了《合作开发合同书》。2006年7月10日签订的一些，谈好五一村将上述集体土地交给三诚公司建设开发，拆迁工作及经费都由村里负责，土地变性挂牌及相关税费都由张某1负责，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其中一楼的门面约800平方米返还给五一村，其他建筑面积由张某1享受开发成果，还要交给五一村1150万元，土地按政策返还的资金全部归张某1，合同约定，五一村要支持三诚公司顺利摘牌。集体所有制土地办理土地变性手续，按程序要先后到村上、高桥街道、区政府、市规划局、市国土局提交申请。土地变性在2007年1月29日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之前完成的。铭城国际项目于2007年施工，2009年交房。（3）铭城摩根项目是1992年左右，雨花区城建开发公司将这块地划拨到长沙市水利局水利服务站，但没有办理相关过户手续，也没有通知五一村所有，就在这块地上建立了一些安置房，由于房屋老化，五一村委通过查阅档案发现地的权属不属于五一村。这块地的性质实质是划拨用地。如果要出让流转，与集体土地一样要办理出让流转手续。2010年4月9日与五一村签订合作开发合同，2012年1月10日签订补充协议，高桥街道作为鉴证单位签字盖章。双方约定的条件是五一村将这块8亩土地交由三诚公司开发，开发后将1楼900平方米门面及7楼1层约1300平方米建筑面积无偿返还给五一村，另外支付1200万元给五一村，拆迁工作由五一村负责，土地变性、挂牌手续由三诚公司负责。后来双方又约定，土地出让金返还款约300多万元归五一村，其他按政策返还土地款项约1000余万元由五一村支付给三诚公司，土地挂牌出让相关税款约300多万元由三诚公司交纳。2012年底，三诚公司以2000多万元的价格顺利摘牌，铭城摩根项目于2015年3月完工交房。（4）张某1给汪玉奇送过几笔钱，第一次大概是2006年下半年，当时张某1正在开发铭城国际项目，已经和五一村签订了合同。有一天汪玉奇开车出了交通事故，汪玉奇给张某1打了电话要其送3万元，张某1到医院给了汪玉奇3万元现金。第二次是2011年春节之前，当时铭城国际项目已经做完了，正在启动铭城摩根项目，已经与五一村签订了协议。张某1给汪玉奇准备了5万元现金用一个纸袋子提着给了她，就说这点钱给汪玉奇儿子读书用。
证人宋某的证言，证明：（1）2007年6月份，宋某在陈某的长沙市嘉银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任职会计一职；2010年1月，湖南天下一家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又转到了湖南天下一家工作，继续任会计一职。湖南天下一家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0年1月份成立的，在2016年之前法人代表一直是陈某，2016年后变更为曹勇(陈某的妹夫)。（2）2013年10月1日，第2号记账凭证及相关附件：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两份，发票号17649224，金额10万；发票号17649225，金额28000元共计12.8万的费用是财务上按照陈某的要求并根据他提供的账号支付给上海南柏文化传播公司的一笔培训费，支付时间是2013年9月22日。
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明：（1）张某2于1995年10月进入五一村从事计生专干的工作，2006年开始担任五一村村支部委员，负责党建、计生、民政、妇联工作，参与了五一村的拆迁工作；2012年年底，五一村改制为五一社区、永定社区、永祥三个社区和五一实业有限公司，任某定社区书记、五一实业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2014年10月，不再担任永定社区书记职务，仍任五一实业有限公司监事会的监事；2017年7月，改任五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五一村从1999年开始就进行从村到社区的筹备工作，改制的时间比较长，正式完成改制到了2012年年底。在此期间，五一村村委会与五一社区筹备委员会其实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在政府文件层面上，任职都是五一社区筹委会的成员，但五一村对外开展工作基本上还是以五一村村委会的名义进行。（2）2007年，五一村由于缺乏建设村民安置用房的资金，准备把东某边上3块约120亩“两安结余用地”用来与人合作开发建设。合作方式是由合作开发商出钱帮村里建设安置房，五一村给开发商土地回报。当时，张某1、陈某2个开发商有意向与五一村进行合作开发，他们两个都是五一村的人。在确定合作人选之前，汪玉奇召集村支两委会成员（汪玉奇、粟平、李某、袁某、刘某、张某2）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会议上先是汪玉奇和粟平讲了五一村准备与人合作开发两安用地的情况，然后分别介绍了陈某、张某1的情况，最后要求班子成员对在陈某与张某1的选择上发表意见和投票。汪玉奇、粟平当时说，陈某与张某1从经济实力来看实力相当，但2人都没有实力直接拿出几个亿的资金，需要进行融资。人品、办事能力上，2人也相差无几。但从融资渠道来说，陈某要比张某1渠道广。说陈某已经与北京一个公司签订了融资协议，马上就有6个亿到账。从汪玉奇和粟平的讲话意思看，他们偏向于陈某。汪玉奇和粟平介绍之后，刘某、李某、袁某都没有在人选上提出具体的看法，顺着汪玉奇和粟平的意见选择了陈某。只有张某2提出一个问题，说陈某2003年在五一村开发左岸右岸项目中，还有一笔300多万的费用本应该支付给村上，陈某一直拖着没有给，从这点来看，陈某在诚信上还是有问题的。汪玉奇和粟平说，陈某这笔钱是小钱，在合作之后他们会督促陈某把钱支付到村上的。张某2说不同意陈某，汪玉奇说不管怎么选择，不能投反对票。张某2说不能反对票，那就选择弃权。最终的结果就是5票同意，1票弃权。（2）村支两委会上，汪玉奇和粟平说是为的是防止别人竞争，保证陈某顺利摘牌所以要设置这9万平方加挂条件。这个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2号、3号地上网招拍挂的那几天，汪玉奇、粟平都非常关照这个事情。协议中规定9万平方的商物业面积不是真实要返还给五一村的，只是为了保证陈某拿地。《五一村村民大会决议会签表》没有开过五一村村民大会，也绝对不是为设置挂牌条件的签名，应该是五一村发放物资的时候的签名。
被告人汪玉奇的供述，证明：（1）汪玉奇与陈某之间存在一些不正当的经济往来。2007年8月份，陈某为汪玉奇安置房装修设计，替其支付了装修首付款5.8万元和一些人工工资等费用，一共12万元左右。第二笔是陈某为汪玉奇儿子读军校交了2万元的预录费用。第三笔是2013年陈某帮汪玉奇缴纳了12.8万元东方智慧国学班的学费。（2）汪玉奇收受了张某113万元。分别是2006年10月，张某1送了3万元现金用于汪玉奇交通事故赔偿；2010年底，张某1送了5万元现金用于给汪玉奇儿子读书用；2011年年底，张某1给汪玉奇5万元现金。（3）2007年五一村和陈某的泰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时，没有查看泰成公司是否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因为他当时有嘉银房地产开发公司。《保证协议》中提到的9万平方米归属是陈某提出来要签订的，其实五一村都知道这9万平方米陈飞不是真实要给五一村，并提出来疑问，陈某说是为了土地挂牌需要，要五一村村委会配合就是了。为了保证陈某能顺利摘牌，汪玉奇等人配合他签订了协议。所设置的挂牌条件的讨论和投票没有召开全体村民会议，只召开了班子成员和村民代表会，签订也不是设置挂牌条件召开全体村民会议的签名。天下一家摘牌后，2号地商物业面积建设完成后，设置挂牌条件中无偿返还给五一村的商业面积也没有返还，2号地上所建设的商业面积对外销售的款项也没有分给五一村。开发商上缴到市国土局的1.99亿元，市财政局、区财政局根据政策将其中约1.85247645亿元陆续返还给五一村，五一村全给了陈某的湖南天下一家置业和长沙九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事实
被告人汪玉奇担任五一社区筹委会主任期间，在管理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51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1.收受王某1人民币30万元。
2010年，五一村辖区内的“一品嘉庭”项目开始启动。被告人汪玉奇为了帮助工程承包商王某1承揽工程，利用其职务便利，多次出面协调，最终王某1承接到项目主体工程。2011年，王某1出现资金周转困难，被告人汪玉奇安排村财务人员为王某1提供人民币200万元借款。20','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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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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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 第十六条保证的方式有： （一）一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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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文本尾部原文\":\"\"});$(document).attr(\"title\",\"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李阳、刘佳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李阳、刘佳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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