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6民初1988号
原告：于国民，男，1972年7月28日出生，居民，住河南省周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博，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浩鑫，北京海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天正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兴桥大街1号南楼202室。
法定代表人：王霞。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瑾，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霞，女，1987年10月6日出生，居民，住四川省双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瑾，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袁云聪，男，1983年2月5日出生，居民，住重庆市南岸区。
原告于国民与被告北京天正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正阳公司）、第三人王霞、第三人袁云聪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国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博、冯浩鑫、被告天正阳公司和第三人王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瑾、第三人袁云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国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于国民系被告天正阳公司股东，享有公司100%股份；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于国民于2011年1月20日以苏春莉、王霞的名义实际出资50万元注册成立天正阳公司，苏春莉和王霞分别持有80%和20%股份。2011年12月28日，于国民将苏春莉代持的股份全部转让给王霞。另于国民以袁云聪名义为天正阳增资150万元。注册资本变更后，王霞、袁云聪分别代于国民持有天正阳公司25%的股份和75%的股份。袁云聪、王霞分别于2011年7月1日、2012年7月17日与天正阳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约定袁云聪职务为销售经理兼技术支持，王霞职务为商务助理，两人劳动报酬实行月薪制。天正阳公司成立以来，于国民负责该公司一切经营管理并享有所有股东收益。然而，近期袁云聪与王霞两人合谋侵占于国民股权、侵占天正阳公司，故诉至法院。
案件审理过程中，于国民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1.判令确认于国民系天正阳公司的股东，王霞代持25%；2.确认于国民系天正阳公司的股东，袁云聪代持75%。
被告天正阳公司答辩称：不认可于国民诉讼请求；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是王霞和袁云聪，王霞为替案外人苏春莉代持，实际股东是苏春莉和袁云聪。
第三人王霞陈述：不认可原告诉讼请求，认可被告答辩意见。
第三人袁云聪陈述：不认可原告诉讼请求，天正阳公司的75%股权为袁云聪所有。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月20日，天正阳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由50万元后增资至200万元，营业期限自2011年1月20日起至2031年1月19日止。天正阳公司经营范围原为：技术推广；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影视策划；销售建筑材料、工艺品、电子产品、五金、交电、通用设备、专用设备、金属材料、日用杂货、针织品、纺织品、服装、鞋帽、化妆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仪器仪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后于2015年5月19日申请增加了销售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体煤炭的交易、储运活动）。公司设立及出资具体情况如下：
2011年1月7日，案外人苏春莉、王霞出具《投资人（合伙人）授权委托意见》授权于国民作为代理人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事宜。同日，于国民与北京亿鑫升开源代理记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鑫升公司）签订《办理<企业一般纳税人资格证>服务协议书》，委托亿鑫升公司为新注册企业（股东包括苏春莉、王霞）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证。2011年1月18日，于国民作为王霞和苏春莉的代理人在北京银行密云支行办理了《建立/变更客户信息申请表》、《京卡申请表》，建立了二人名下的银行账户（王霞账户为：×××；苏春莉账户为：×××）。同日于国民作为授权代理人向北京银行密云支行提交了《开立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申请开立天正阳公司注册账户。2011年1月19日9点47分，于国民向王霞账户（账户号码：×××）电汇50万元，注明为“北京银行密云支行入资”。同日，王霞从账户（账户号码：×××）转出40万元入苏春莉账户（账户号码：×××）。同日，苏春莉和王霞上述账户中的50万元转入天正阳公司的注册入资专户。工商登记材料中天正阳公司的股东为苏春莉（出资40万元，持股80%）、王霞（出资10万元，持股20%）。苏春莉和王霞在工商登记材料中备案的章程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11年12月23日，苏春莉（转让方）与王霞（接收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苏春莉将持有的天正阳公司股权（出资额40万元）转让给王霞。同日天正阳公司分两次召开股东会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第一，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苏春莉将其在公司的股份40万元转让给王霞；第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免去苏春莉的监事职务；第三，本决议经全体股东签字后生效。该决议下方有王霞和苏春莉（袁云聪代）签字。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第一，全体股东会一致同意吸收袁云聪为新股东；第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王霞接收苏春莉转让的公司股份40万元；第三，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00万元，其中增加部分由袁云聪投入150万元；第四，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选举袁云聪为监事；第五，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第六，本决议经全体股东签字（盖章）后生效。该决议下方有王霞和袁云聪的签字。
2011年12月26日15点52分，于国民与袁云聪一起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直门支行向袁云聪账户（账户号码：×××）转入150万元，上述款项在很短的时间内注入天正阳公司账户。据2011年12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交存入资资金凭证》显现，150万元款项已于2011年12月27日交存工商银行开立企业入资（增资）专用账户。至此，天正阳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变更为200万元；工商登记的股东由苏春莉、王霞变更为王霞（出资50万元）、袁云聪（出资150万元）。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公司没有置备股东名册、在公司设立和增资后并未及时开具出资证明书。
天正阳公司设立后，于国民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分别代表公司与刘辉、刘延涛、李金山、霍迪、王磊、贾楠、赵文淼、师威、王蕾、杨翾袆、王霞、袁云聪签订劳动合同，其中包括选任财务会计和经理。于国民在天正阳公司享有财务审批权限，王霞作为公司的会计，袁云聪作为公司总经理，均从天正阳公司获取劳动报酬，但于国民和苏春莉均未与天正阳公司签订任何劳动、劳务或聘用合同，且未有证据显示其二人曾从公司获得劳动报酬或劳务报酬。
另查明，2009年11月13日于国民与苏春莉登记结婚，婚姻存续期间双方未有财产约定；2016年11月28日双方离婚。2016年11月28日双方签署《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婚后所共有的债权债务及个人名下的所有财产，除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西白辛庄榆阳路5号2区D2005幢1至2层房产归苏春莉以外，包括双方个人企业的资产、股份及收益，从2016年11月28日起均归双方个人所有，个人承担；对方自愿放弃夫妻双方婚内财产共有权。
再查明，王霞、袁云聪均系苏春莉的亲戚。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一致认可，除工商登记中的股东会以外，天正阳公司未再行召开过股东会。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案事实认定部分存在以下争议焦点：第一，天正阳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认定问题；第二，于国民、苏春莉、袁云聪是否行使过股东权利。围绕上述事实焦点，各方当事提举了相应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天正阳公司实际出资人认定问题
1.于国民是否为实际出资人
庭审中，于国民向法庭提举了投资人（合伙人）授权委托意见、服务协议书、代理记账协议、收条、客户信息申请表、京卡申请表、结算账户申请书、账户交易明细、个人凭条、资金报告单、入资资金通知书、入资资金凭证、进账单、个人业务凭证、股东出资证明书，用以证明于国民系天正阳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天正阳公司、王霞、袁云聪对于股东出资证明书的真实性不认可，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本院认为，于国民提举了连续且完整的公司设立及增资手续，其他当事人均认可真实性。天正阳公司原注册资本50万元和增资资本150万元，均从于国民账户中转出，经由王霞、苏春莉和袁云聪的账户，在当日极短时间内转入公司注册和增资账户。同时，办理上述业务时均有于国民在场。上述事实与股权代持的惯常做法相契合，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且其他当事人并未提举足以对抗的反驳性证据。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予以采信。但出资证明书形成时间不易确定，且非产生在公司设立及增资初始，本院对该项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2.苏春莉是否为实际出资人
王霞提举了两份书面《情况说明》，用以证明王霞系苏春莉的股权代持人，实际股东为苏春莉。对于王霞的上述证据，于国民认为王霞系为于国民代持；其他当事人对于该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
本院认为，王霞提举的书面《情况说明》，属于言辞证据，应当由其本人出庭，但王霞本人并未出庭；且王霞与苏春莉属于亲属关系，故本院对于王霞的证据不予采信。
3.袁云聪是否为实际出资人
袁云聪提举2011年12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作为证据，用于证明其为公司的股东，其实际出资150万元。对于该证据，于国民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其他当事人对于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
关于“于国民将150万元打入袁云聪账户”这一事实，袁云聪主张150万元系其向苏春莉借款，但未提举相应证据；于国民不认可。于国民陈述2011年12月26日是其与袁云聪一起去银行进行的转账和增资款入资的，经法院释明，袁云聪仍以“记不清”为由不予明确。于国民、袁云聪均认可苏春莉和于国民均未曾向袁云聪主张过还款。
本院认为，袁云聪提举的证据与其是否实际出资并无关联关系，其并未提举充分证据证明借贷关系存在。针对于国民陈述其与袁云聪一起办理增资事宜的事实，袁云聪既未表示承认亦未表示否认，经法院释明仍以“记不清”为由不明确表示肯定或否定，本院视为其对于国民上述陈述事实予以承认。从2011年12月26日至本案开庭之日，苏春莉、于国民均未曾向袁云聪主张偿还该笔款项。综合上述事实，本院对袁云聪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4.关于代持的原因
经本院庭审询问于国民利用他人代持股份的原因时，于国民主张其婚前成立了北京瀚子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了商务需求而设立天正阳公司。为便于开展招投标等业务，则由王霞和袁云聪进行股权代持。本院认为，于国民的解释符合商业常理。
二、于国民、袁云聪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问题
1.于国民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
庭审中，于国民提举了劳动合同、支出凭单、借款单、支出凭证、电汇凭证、发票、收据以及公司重要章照的复印件，用以证明其为公司唯一股东，享有股东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并实际控制公司的重要章照，并主张王霞、袁云聪均为公司的职员，分别担任会计和经理职务，并从公司申领工资。对于上述证据，其他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为，于国民是基于苏春莉的授权而从事的具体经营管理行为，担任公司职员不影响其股东身份。
本院认为，于国民提举的上述证据与其主张天正阳公司系一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运营情况相吻合；其他当事人并未提举充分证据证明授权事实。
2.袁云聪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
袁云聪向本庭提举了2011年12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用以证明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对于该证据，于国民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他当事人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袁云聪提举的证据来源于工商登记资料，与其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之间并无关联关系，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本院认为，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的，主张享有股权的一方应当对是否履行出资义务进行证明。股东资格认定的法律构成要件为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实质要件包括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主观要件是指意欲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客观要件为是否履行了出资；形式要件是指是否记载在公司置备的股东名册中、是否拥有出资证明书、是否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登记。同时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获取股权收益等事实可以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补强性证据。
具体到本案，在天正阳公司设立及增资时，于国民与苏春莉系夫妻关系，王霞、袁云聪又与苏春莉系亲戚关系，在当时未留有书面证据材料情况下，本案只能依据事实推定和证据规则进行裁判。故本案存有如下争议焦点：第一，于国民是否具有成为天正阳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第二，天正阳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是谁；第三，于国民在公司行使的是股东权利还是经营管理权力；第四，工商登记在股东资格认定中的法律效力。
一、于国民是否具有成为天正阳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
于国民在转账50万元给王霞时，备注处写明为“北京银行密云支行入资”，从上述事实中可以推论出于国民有成为公司股东进行出资的意思表示。
苏春莉、王霞委托于国民办理公司设立时出具的《投资人（合伙人）授权委托意见》是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手续时使用。上述证据在公司实际股东和名义股东的场合均可能存在，仅凭此证据不能必然推导出苏春莉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
虽其他当事人主张于国民基于婚姻关系而代苏春莉管理公司，但是从公司设立之初至本案诉讼期间，于国民并未与公司签订任何劳动或劳务合同，且并未领取工资。
二、天正阳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是谁
首先，占有是一种法律所保护的事实状态，是占有者长期地、和平地、无争议的持有。结合本案的具体事实，注册资金和增资资金仅在王霞、苏春莉、袁云聪账户内停留很短时间便转入公司注册和增资账户，同时于国民均在场。结合停留时间、在场人等情况判断，王霞、苏春莉、袁云聪不属于款项的占有人，仅为持有人。民法的基本原理是货币的占有与所有属于同一，即“所有和占有一致原则”。但在本案中王霞、苏春莉、袁云聪三人不能对出资款构成占有，自不存在所有的可能。虽然出资款为于国民和苏春莉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婚姻存续期间一方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的，另一方并不当然成为公司股东。
其次，王霞自认其对于名下持有的股权属于代持，但由于其与苏春莉具有利害关系，故本院对于其自认代苏春莉代持的内容不予采信。袁云聪虽主张其与苏春莉存有借贷150万元的法律关系，但是并未提举充分证据予以证明。
再次，于国民主张的代持理由虽有涉嫌违法之虞，但却言之成理，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于国民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当事人可向职权机关进行举报，但并不影响本案实际出资人的认定。综上本院认定于国民为公司的实际出资人。
三、于国民在公司行使的是股东权利还是经营管理权力
随着现代公司规模的发展，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逐渐分离，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人并不一定实际经营管理公司，尤以大型股份有限公司或上市公司为代表。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但是本案中，天正阳公司仅是小规模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管理完全由于国民进行控制。于国民选任公司经理和会计人员、对于公司重大经济支出进行审批等行权行为已经符合小型规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特点。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公司经营期间除工商登记的股东会以外，未曾因公司重大决策召开过股东会。如果公司股东为两人或两人以上，从未召开股东会而由于国民一手决策的情况明显有违常理。综上，本院认为于国民在管理经营天正阳公司过程中，存在行使股东权利的行为。
四、工商登记在股东资格认定中的法律效力
股东资格认定的形式要件，就是借助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工商登记机关对股东的登记等作出具体的判断。工商行政机关的登记属于商事登记行为，是对股权的一种宣示性登记，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有权信赖工商登记情况作出商业判断。因此股权的工商登记仅具有对抗公司外部交易相对人的效力。但是在公司股东资格认定案件中，应当按照内外有别原则进行区分。案件当事人属于公司内部人员，股权工商登记信息并不当然成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唯一依据。我国公司法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的，名义股东以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天正阳公司并未置备股东名册，在公司设立初始也没有出具出资证明书。于国民提举的出资证明书真实性存疑，故本院不予采信。工商行政机关对股东的登记和备案的章程，不应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唯一性证据，必须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考虑。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于国民提举的证据具有整体性和链条性，在证明力上更具优势。因此本院认为，王霞、袁云聪与于国民存有事实上的股权代持法律关系，于国民已经向天正阳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于国民是公司的实际股东，故对于于国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另外，本案审理之初，于国民和王霞均主张对天正阳公司具有代表权。本院认为，在审理过程中于国民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尚属不确定事实，实际掌控公司公章者并不能当然代表公司。反之，王霞是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没有决议选举新的法定代表人前提下，王霞具有代表天正阳公司进行应诉的权利。故经本院释明，各方当事人予以认可。
除此之外，2017年4月11日，案外人苏春莉以天正阳公司为被告，于国民、王霞、袁云聪作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要求判令确认苏春莉是天正阳公司股东，享有25%的股权。基于此，在本案中本院并未将苏春莉追加为第三人。现该案一审已经审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第三人王霞、第三人袁云聪持有的被告北京天正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为原告于国民所有。
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被告北京天正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泽华
人民陪审员 许怀友
人民陪审员 郑银生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姜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