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7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殷云密，女，1973年12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戴威，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中安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33号翠微大厦七层C段。
法定代表人李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有泉，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群，男，1965年9月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正武，男，1959年9月2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爱群，男，1960年7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刚，北京市逸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志强，男，1971年11月14日出生。
上诉人殷云密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25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殷云密及其委托代理人戴威、被上诉人中国中安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公司）之委托代理人王有权、被上诉人陈正武、被上诉人杨爱群之委托代理人刘刚、被上诉人徐志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6月，中安公司向原审法院诉称：2011年7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一中执复字第815号裁定，认为我公司在开办设立中盛担保有限公司时没有实际出资，应当在执行程序中对其出资不实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出资不实的人民币2550万元范围内，对债务人承担清偿责任。2011年10月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从我公司的银行账户扣划人民币5503700元。我公司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确定执行款项金额为人民币450万元。2012年9月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同样的理由，作出（2012）一中执异字第921号裁定，在出资不实的人民币2100万元范围内，对债务人承担清偿责任。2014年2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高执复字第114号裁定书，驳回了中安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原裁定。至此，我公司的直接经济损失达人民币2550万元。2011年4月18日，我公司以曹群、殷云密串通我公司员工陈正武，仿冒我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盗盖公章，擅自将我公司作为股东，注册成立了中盛担保有限公司，且虚构注册资本，涉嫌“虚假出资罪”，以陈正武涉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报案。2012年12月下旬，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虚假出资罪”判处曹群有期徒刑一年，判处殷云密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2013年3月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殷云密的上诉，维持原判。而陈正武因涉嫌犯罪行为已经超过追诉时效，不再追诉。经上述刑事案件审理查明“2001年上半年，被告人曹群与被告人殷云密商议（系新疆阜康新扶桑生态示范种植基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下对该公司简称新扶桑公司），决定以新扶桑公司作为股东之一，寻找另一家公司联合成立担保公司。被告人曹群、殷云密经与中国中安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正武商谈，双方同意由新扶桑公司和中国中安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股东，共同设立中盛担保有限公司，曹群、殷云密向陈正武承诺无需中国中安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实际出资，该公司所占51%股份所需资金2550元均由新扶桑公司全额承担”，但是，作为我公司管理人员，陈正武并未将这一情况向公司领导汇报，更没有按照公司管理规定研究讨论，而是违反了单位公章管理办法，擅自在相关公司注册文件上加盖公章，伙同曹群、殷云密，仿冒了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刑事判决书还载明“由于新扶桑公司资金周转困难，被告人曹群经与殷云密商议后，决定在担保公司成立时暂时不由新扶桑公司出资，而采用由他人垫资的方式完成该担保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由曹群告知杨爱群按照由他人垫资的方式来办理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杨爱群通过他人于2001年5月22日完成了中盛担保有限公司各股东在银行的出资手续，相关凭证显示中国中安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出资2550万元，新扶桑公司出资2450万元（后经查实，相关银行凭证系银行工作人员徐志强作虚假记载，并无实际款项入账）。中盛担保有限公司于2001年6月9日成立，注册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曹群”。我公司所遭受的人民币2550万元的巨额直接经济损失，是因为曹群、殷云密勾结陈正武，盗盖中安公司的公章，模仿、假冒中安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冒用我公司的名义，将我公司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从而骗取我公司作为中盛担保公司股东，进而在民事案件执行程序中被追加为被执行人，造成我公司巨额财产损失。因此，曹群、殷云密和陈正武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根据（2012）海刑初字第3931号刑事判决书、(2013）一中刑终字第725号刑事裁定书确认的事实，以及公安机关于2012年7月2日对杨爱群进行询问的《询问笔录》证实，杨爱群于2001年在新扶桑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工作期间，受曹群所托，运作中盛公司成立事宜。因恰逢新扶桑公司资金短缺，杨爱群便向曹群提议以中介公司垫资形式完成出资注册过程，并在得到杨爱群的许可后，决定新扶桑公司不出资，由杨爱群联系中介公司以虚假注资的形式完成了中盛公司的注册事项。因此，杨爱群与新扶桑公司、中盛公司、曹群、殷云密等均存在利益关系，更对中盛公司以虚假出资的方式完成注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其未在与本案直接相关的刑事诉讼中被判定承担刑事责任，但其行为直接导致我公司遭受巨额经济损失，故我公司申请追加杨爱群为本案共同被告，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根据（2012）海刑初字第3931号刑事判决书、(2013）一中刑终字第725号刑事裁定书确认的事实，以及公安机关于2011年12月26日对徐志强进行询问的《询问笔录》证实，徐志强作为平谷区马昌营信用社的会计主管，采取虚假记账的方式违规操作，制造中盛公司的出资假象，并因多次此类行为而被单位开除。徐志强虽然并未在与本案直接相关的刑事诉讼中被判定承担刑事责任，但其行为直接导致了中盛担保有限公司被认定为虚假出资，并因此造成我公司巨额经济损失，故我公司申请追加其为本案共同被告，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我公司起诉要求判决曹群、殷云密、陈正武、杨爱群、徐志强连带赔偿我公司经济损失2550万元。
曹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殷云密辩称：本案争议实质为合同纠纷，中安公司以侵权之债立论、诉求无法律依据。合同之债为依当事人合致意思表示发生的意定之债，违反合同约定义务发生违约责任。侵权之债则为违反法定义务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属法定之债。本案中安公司依自治意思与新疆阜康新扶桑生态示范种植基地有限公司达成共同设立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合同，并对出资事宜做出契约安排。如中安公司认为合同相对方未履行约定出资义务致其损失，则当然应依违约责任制度诉求救济。从另一角度说，非因合同，任何人均无替中安公司缴纳其作为中盛公司发起人股东出资的法定义务。未替他人出资，不可能构成违反法定义务，不可能发生侵权之债。中安公司以侵权责任主张财产损害赔偿，无请求权基础。殷云密与中安公司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中安公司选择诉讼对象主体错误。如前述，既然本案实为合同纠纷，则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中安公司仅能向与其订立合同并于合同中承诺替代其出资的合同相对方，即新疆阜康新扶桑生态示范种植基地有限公司，提出违约责任主张。其与殷云密之间并无相对性债权债务关系，以殷云密为被告，当属诉讼主体错误。涉案刑事案件裁判，不能成为殷云密负有民事责任的依据。涉案刑事案件裁判存在重大错误一节暂且不论，在其被依审判监督程序纠正前，其现有既判力己经表明，该多认定犯罪为单位犯罪，殷云密系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而获刑。依刑法制度及理论，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刑罚采用双罚制。虽然对单位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处以刑罚，但这仅是刑罚的具体承担方式而己。个人承担的仍是单位的刑事责任，犯罪行为主体及处罚对象主体，仍只是单位。即便认为单位犯罪行为本身同时构成了民事违法性（无论是违约还是侵权）引生民事责任，在民事案件中，因对企业法人人格独立的肯认，法人单位行为产生的民事法律责任，并不能延伸至作为管理人的自然人个人，这也是涉案刑事案件二审裁定，特别澄清“存在刑法因果关系”的目的与说明作用所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当然不等于民法上的因果关系，涉案刑事案件之认定、处理，无以成为殷云密应负民事责任的理据。新扶桑公司虽因受诈骗而有迟延，但已实际足额交付中盛公司之全部注册资本。现有证据表明，2001年5至6月间，中盛公司验资设立过程中，不法分子以收取利息、报酬即可借款垫付验资资金为名，勾结银行内部人员伪造银行记账凭证，诈骗新扶桑公司及中盛公司。后二者误认为己获得他人借款完成验资，为此支付了高额报酬。随后数月，新扶桑公司陆续筹得全部5000万认缴出资资产，投入中盛公司。对此，中盛公司2001年、2002度财务审计报告，及2003年两次增资至1亿元人民币的验资报告，均为力证。股东未足额交付缴付认缴出资，需在未足额缴付范围内对公司债务负责的规制，是公司资本三原则之一。责任之发生，以股东未足额缴付出资之不法状态仍未获补正，为无需解释的当然前提。否则，将是对公司法的根本颠覆。然而，涉案刑事案件公诉机关、两级裁判法院却令人难以置信地集体表现出对法律规范意旨、价值取向、构成要件的必然逻辑要求的全然无视，对中盛公司设立完成后，注册资金实际己获缴足的重要事实完全不予理会和查证，致使殷云密等无端遭受牢狱之灾。涉案民事执行程序中，相关法院的法律认知虽有明显改善，但对于事实缺乏基本了解，就武断作出所谓“至今未实际出资”的认定，实际仍在延续早就应被纠正的错误。另，中安公司诉称的损失尚未实际发生，是否必然发生亦明显存有不确定性。综上，中安公司的起诉及诉讼请求应予全面驳回。
陈正武辩称：2001年初，我当时任中安公司副总经理。殷云密因其男友曹群有在担保公司工作的经历，找到我称想开办一家担保公司。殷云密称想在国家工商局注册该担保公司，但这需要控股股东为一家中字头公司，故提出让中安公司挂个名、帮个忙，成立该担保公司，并承诺中安公司无需投入任何资本金，注册资本金全部由她名下的“新疆阜康新扶桑生态示范种植基地有限公司”提供，中安公司也不参与担保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工作，并在担保公司成立后的若干月内就将中安公司的股权全部转出。因我与殷云密是同乡，而且在此之前我也知道殷云密及其公司很有经济实力，提供全部注册资木金没有任何问题，便有了帮这个忙的想法。2001年4月，殷云密拿着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文件来我办公室，同时还带了一份给中安公司的书面协议书，协议书中承诺中安公司无需向中盛公司实际投入资本金，该注册资本金全部由中盛公司另一股东新扶桑公司实际缴纳，中安公司不参与中盛公司经营管理，中盛公司成立后若干月内就将中安公司股权转给第三方，等内容。我看了工商注册文件及协议书后，才拿着工商注册文件到公司办公室盖了章。以上是我参与的涉及本案的全部实事，也是我在中盛公司从设立到被吊销营业执照整个过程中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我在中盛公司工商注册文件上盖章的行为，不是侵权行为。中安公司遭受经济损失系因为其作为中盛公司的发起股东，未实缴注册资本金引起的，但该行为系因殷云密未履行其向中安公司的承诺，未提供注册资本金造成的。我的行为仅是在中盛公司工商注册文件上加盖了中安公司的公章，与虚假出资是两个行为。我没有参与曹群、殷云密虚假注资行为，我没有参与中盛公司成立之时仿冒中安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签名的行为。中盛公司成立后，曹群、殷云密在把中安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第三方的过程中，有人使用了假的中安公司公章，又仿冒中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签名，还在中盛公司董事会决议文件上仿冒了我的签名，对此我毫不知情。我始终以为殷云密是会按照她提供的协议书的内容来办理涉及中安公司出资、股权转让等事宜的。所以，我的行为不是侵权行为。我在本案中的行为与中安公司的财产损害之间无因果关系。本案涉及的中安公司应承担的两笔债务分别为（2011海执异字第64号执行裁定书、2011一中执复字第815号执行裁定书涉及债务550万元和2012一中执异字第921号执行裁定书、2012高执复字第114号执行裁定书涉及的债务2100万元）。这两笔债务均系因中安公司作为中盛公司的发起股东，未向中盛公司实际注资引起的。而我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谋划、参与中安公司不实际注资的行为。我只知道殷云密承诺中安公司只作中盛公司的挂名股东，其注册资本金由新扶桑公司提供。此后我对注册资本金的办理情况毫不知情。(2013)一中刑终字第725号刑事裁定书认定中安公司承担债务的后果与曹群、殷云密所采用的虚假出资方式注册成立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行为之间存在刑法因果关系，而我在本案中的行为仅是在工商注册文件上盖章，故我的行为与中安公司的财产损害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我没有与曹群、殷云密共谋串通，没有共同侵权行为。关于注册成立中盛公司一事，我从未与曹群、殷云密串通、共谋、密谋，我所做的仅仅是在中盛公司工商注册文件上盖章。此外，我再未与曹群、殷云密有过任何共谋及其他共同行为，更没有与曹群、殷云密共谋采用虚假出资方式注册成立中盛公司。我与曹群、殷云密之间没有任何针对中安公司的共同侵权行为，故我不应承担原告所述的任何赔偿责任。相反，我是本案的受害者。因为殷云密完全违背了当时给中安公司的承诺，未实际注资，导致2009年9月中安公司被牵扯到执行案件中，这时我才了解到中盛公司的部分幕后变化。2011年3月中安公司再次涉及执行案件，我才知道中盛公司注册资本金确实未到位。这些事的发生，不仅使我失去了在中安公司的高管工作，更给我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作为一名当了20多年企业高管的人，在五十多岁时却成了社会失业人员，也成了此案的被告，我是深受其害。中安公司对其损失具有一定的过失。(2011）海执异字第64号执行裁定书第3页第2-4段、(2011）一中执复字第815号执行裁定书第9页第2-3段，均提到了（2009)石执异字第2号执行裁定书，从上述文书内容可得知：2009年9月，中安公司曾因涉嫌虚假出资而被申请追加为被执行人承担相关债务，但当时中安公司抗辩认为不存在虚假出资行为，且石景山法院最终也认定中盛公司成立时资金足额到位，故驳回了该申请。上述事实表明，2009年9月中安公司己知晓自己已作为中盛公司的发起股东，可能存在虚假出资的行为，殷云密可能并未履行其给中安公司的相关承诺。但中安公司自2009年9月至2011年3月（本案涉及中安公司另一债务发生时）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采取更为有力的风险切断措施，最终导致中安公司承担更大的损失。对此，中安公司对其损失也有一定的过失。另，我在工商登记材料上盖章，是到中安公司办公室找管章人员盖的章，并在用印记录簿上做了登记，而用印记录簿是公司内部公开使用的文册，此举表明我已履行中安公司的用印登记程序。在我盖章之后，中安公司对注册成立中盛公司有过两个追认行为，一是向工商部门提供过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当期财务报表等证明材料，二是中安公司派财务人员到平谷区马昌营信用社协助中盛公司开过验资账户。综上，请贵院查明事实，公正裁判，驳回中安公司对我的全部诉讼请求。
杨爱群辩称：针对杨爱群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涉案刑事二审裁定书于2013年3月19日制发、生效，该裁定书已经完全确认中安公司出资不实的事实及相关细节。如果中安公司认为杨爱群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中安公司应当在刑事裁定生效后即已经知悉，相关时效应当自中安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相关事实之日起计算，即最迟应在2013年3月19日开始起算，但事实上中安公司直到2015年4月16日才第一次向杨爱群主张权利，相关时效早已届满。因此，本案即使不考虑实体问题，中安公司针对杨爱群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法庭应予驳回。中安公司并未实际偿付2550万元。中安公司提交的执行和解协议，只是一个约定，并未实际、全面履行，中安公司方也有可能与债权人达成进一步和解及甚至债务豁免的可能，因此，中安公司无权基于尚未履行的和解协议所确定的金额向被告方主张权利。杨爱群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综合中安公司的诉状和相关刑事裁定书等证据，杨爱群是作为新扶桑公司员工，根据拟新设公司股东曹群的安排、授权，办理相关事务，其行为属职务行为。公司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引发的法律后果归于公司。因此，杨爱群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中安公司针对杨爱群的起诉，应予驳回。中安公司未实际出资，应自行承担补足出资的责任，或者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在成立中盛担保有限公司过程中，中安公司与新扶桑公司签订了《关于设立“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协议》，并在相关注册文件上加盖了中安公司的印章，说明中安公司对其参与设立中盛担保有限公司是明知且认可的，也就是说中安公司对其股东身份以及基于股东身份所带来的法定义务也是明知、认可的。中安公司不实际出资，是中安公司副总经理陈正武和新扶桑公司的曹群、殷云密协商确定的，杨爱群并未参与其中。不管新扶桑公司此后采取何种举措，都改变不了中安公司在成立中盛担保有限公司过程中不实际出资，一旦发生纠纷即需补足出资或者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同样，新扶桑公司与中安公司达成中安公司不实际出资的合意之后的所有行为，也只是落实中安公司不出资的约定，正是这一约定本身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中安公司需要承担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从因果关系的角度，中安公司现在承担的责任是其与新扶桑公司的合作合同部分条款违背国家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引发的法律责任。中安公司补足2550万元出资，是其应尽的出资责任，并非其蒙受的额外损失，因此只能由中安公司自行承担，不能归结于被告方。股东之间因为出资不实引发的出资责任，不应归于受命履责的公司员工，应无疑问。中安公司对其出资不实，负有明显且严重的过错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中安公司意图将所有责任都推给各被告，显失妥当。中盛担保公司之所以被认定虚假出资，并非源于委托他人代理注册，而在于中盛担保公司的注册帐户从未实际收到过任何资金。其显示注册资金完全到位，只是因为银行违规操作，做了一个帐户空转。此节，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杨爱群对此知情且认可。杨爱群不能为其不知道且没有控制力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综上，杨爱群不同意中安公司的诉讼请求。
徐志强辩称：我从未给中盛公司提供过虚假的入资证明。根据（2012）海刑初字第3931号刑事判决书及（2013)一中刑终字第725号刑事裁定书确认的事实“徐志强为中盛公司做过进账单，显示他们有5000万元的往来款项，实际中盛公司根本没有这笔往来款项”由此可见，徐志强仅仅是为已开业的中盛公司提供了两张虚构的往来款银行凭证，虽然这本身是违规的，但这两份凭证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不可能成为未开业企业的入资证明。未开业企业的验资必须在工商部门指定的银行设立验资专用账户，货币出资的股东向该账户汇入认缴出资后取得相应银行出具的专有格式的《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再由指定的验资机构查验后出具《验资报告》，交由工商登记部门审查。徐志强所在的信用社当时并没有设立验资专用账户的资质和业务范围，往来款所涉及的中盛公司的账户也并非验资账户，而是一个显示为证照印鉴齐全的已开业公司的普通账户，该公司还领取了支票，所以才能通过做账做出往来款。因此，此“虚假往来款凭证”并非“虚假入资证明”。至于徐志强提供的往来款凭证（即进账单）如何被他人骗取利用、非法变造并被相关验资机构指鹿为马地确认为“入资证明”，最终成为他人犯罪的手段，则已远远超出徐志强的主观认知和客观控制的范畴。制造虚假出资的显然另有其人，与徐志强无关，也不应由徐志强承担因虚假出资而产生的相关责任。徐志强的行为与曹群、殷云密的虚假出资及中安公司权益受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在“虚假入资证明”取得之前曹群、殷云密和中安公司就因新扶桑公司（中盛公司股东）资金周转困难而共同确认采用由他人垫资的方式注册中盛公司，并且己开始着手实施这一虚假出资行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中盛公司完成注册。也就是说，无论“虚假入资证明”是否存在，被告虚假出资的结果都不受影响。这份“虚假入资证明”仅仅为虚假出资提供了一个契机，曹群、殷云密使用这份证明，只是其完成虚假出资的手段，而不是进行虚假出资的原因。中安公司在成立中盛公司前曾与新扶桑公司达成书面协议，后者承诺支付中安公司在中盛公司中认缴的出资，并承担相应责任。因此中安公司的损失实际上是由于新扶桑公司违约造成的，中安公司完全可以依据此协议向相关责任人主张。徐志强在本案中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由于徐志强在操作上述虚假记载时，是北京市平谷区马昌营农村信用社的主管会计，而且是在本单位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并以本单位的名义完成的这一业务，所以其行为属于典型的职务行为，相应的责任也应由其单位承担。中安公司向徐志强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中安公司早在2009年一2011年一系列的民事诉讼中，中安公司就已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并在2011年一2013年的相关刑事诉讼中，了解到与徐志强相关的情况，但期间却从未向徐志强提出过任何主张。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殷云密原为新疆阜康新扶桑生态示范种植基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扶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群和杨爱群原均为新扶桑公司的员工。曹群和殷云密原为夫妻。陈正武原为中安公司的副总经理。2001年上半年，曹群经与殷云密商议，决定以新扶桑公司作为股东之一，寻找另一家公司联合成立担保公司。后曹群、殷云密经与中国消防安全工程总公司（后改名为中安公司）副总经理陈正武商谈，双方同意由新扶桑公司和中安公司作为股东，共同设立中盛担保有限公司（下称中盛公司），曹群、殷云密向陈正武承诺无需中安公司实际出资，该公司所占51%的股份所需资金2550元均由新扶桑公司全额承担。为此，双方签订《关于设立“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除双方商谈的上述内容之外，还包括：双方同意委托新扶桑公司的职员杨爱群代表双方办理有限公司的注册的所有事项；中安公司承诺在有限公司成立后，将其在公司的股份中占有的全部51%的名义股权转让给新扶桑公司指定的法人或自然人。该协议中中安公司的公章是陈正武加盖的，陈正武已在中安公司的用印记录簿上进行了详细登记。在《关于设立“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协议》上盖章的同时，陈正武还在关于成立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协议（即中盛公司成立后，中安公司将其持有的中盛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他人的协议）等文件上加盖了中安公司的公章。在获得加盖中安公司的相关注册材料后，由于新扶桑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曹群经与殷云密商议，决定在中盛公司注册成立时，暂不由新扶桑公司出资，而采用由他人垫资的方式完成中盛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由曹群告知杨爱群按照由他人垫资的方式来办理中盛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杨爱群通过他人于2001年5月22日完成了中盛公司各股东在银行的出资手续，相关银行凭证显示中安公司出资2550万元，新扶桑公司出资2450万元（经核实，相关银行凭证是银行工作人员徐志强所作虚假记载，并无实际款项入账）。中盛公司于2001年6月29日成立，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曹群。
中盛公司成立后，中安公司在中盛公司中享有的股权份额，在2002年被全部转让给新扶桑公司和北京无线电厂。殷云密称，双方事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即陈正武在中盛公司工商注册文件上盖章时一并加盖中安公司公章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中盛公司成立后，中安公司享有的中盛公司的股权份额被另行转让给北京无线电厂。陈正武提交其从工商部门调取的中安公司的股权被转让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并称该文件中的中安公司的公章、中安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荣斌的签字以及陈正武本人的签字均是他人仿冒的。中安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但殷云密则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经查，案外人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曾于2011年在其申请的被执行人包括中盛公司在内的执行案件中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下称海淀法院）申请追加中安公司为被执行人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海淀法院于2011年5月25日作出（2011）海执异字第6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的申请。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一中院）经审理，于2011年7月13日作出（2011）一中执复字第815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中安公司在开办中盛公司时，负有出资义务，但并未实际出资为由，应在执行程序中对出资不实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裁定撤销了海淀法院作出的（2011）海执异字第64号执行裁定书，并追加中安公司为该案的被执行人，在其出资不实的范围内（2550万元）对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其后，海淀法院向中安公司发出执行通知，通知中安公司执行上述裁定所涉及的法律文书，执行内容为案款250万元，罚息300.37万元、执行费4964元。2011年10月19日，中安公司向海淀法院交纳案款550.37万元。2011年11月16日，中安公司与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签署《执行和解协议书》，约定将原执行标的550万元（包括本金250万元、罚息300万元）调整为450万元（包括本金250万元，罚息200万元）。案外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曾于2012年在其申请的被执行人包括中盛公司在内的执行案件中向一中院申请追加中安公司为被执行人。一中院于2012年9月19日作出（2012）一中执异字第921号执行裁定书，以上述同样的理由裁定追加中安公司为该案的被执行人。中安公司不服该裁定，提起复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2月28日作出（2012）高执复字第114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中安公司复议申请，维持原裁定。其后，中经信投资有限公司向一中院提出申请，要求将该案的申请执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变更为中经信投资有限公司，一中院于2014年5月19日作出（2014）一中执异字第3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该案的申请执行人变更为中经信投资有限公司。中安公司不服该裁定，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114年9月11日作出（2014）高执复字第6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中安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原裁定。2014年11月13日，中安公司与中经信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协议载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8日，作出（2012）高执复字第114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中安公司的复议申请，中安公司应在2100万元范围内，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承担清偿责任；2014年9月1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高执复字第64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中安公司的复议申请，中安公司应改向中经信投资有限公司承担上述清偿责任；本协议涉及金额2100万元，双方同意中安公司分期支付；首笔支付800万元，在本协议签订后七日内支付400万元，2014年12月15日之前支付400万元；剩余1300万元款项，在2015年度内付清，按季支付，前三季度每季度末支付300万元，第四季度末支付完毕，具体支付时间为2015年3月30日支付300万元，2015年6月30日支付300万元，2015年9月30日支付300万元，2015年12月15日支付400万元；如中安公司付款超过协议约定的期限10个工作日以上，中经信投资有限公司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中安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分别于2014年11月20日向中经信投资有限公司支付400万元，于2014年12月16日向中经信投资有限公司支付400万元，于2015年4月7日向中经信投资有限公司支付300万元。在海淀法院、一中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执行裁定书中，均对以下事实进行了查证：中盛公司于2001年6月29日注册成立时，其验资账户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平谷区马坊支行（原名称为北京市平谷区马昌营农村信用合作社）账号为×××的账户；该行确认×××账户为中盛公司设立，该账户从2001年5月21日开立至2003年5月19日注销，共计发生三笔业务，其中进账两笔（一笔为2450万元，一笔为2550万元），转出一笔5000万元，时间均为2001年5月22日；该行原始记账凭证（进账单）的付款方没有注明，该行的记账凭证以及账户余额对账单反映出收支全部是该账户，先记贷方，后记借方，没有实际发生额（即中盛公司单方记账）；该行为是该行业务人员违规操作。
另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11月1日，以曹群、殷云密涉嫌犯虚假出资罪为由，向海淀法院提起公诉。海淀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12月19日作出（2012）海刑初字第3931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2001年上半年，曹群经与殷云密（系新疆阜康新扶桑生态示范种植基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下简称新扶桑公司）商议，决定以新扶桑公司作为股东之一，寻找另一家公司联合成立担保公司；曹群、殷云密经与中国消防安全工程总公司（后改名为中安公司）副总经理陈正武商谈，双方同意由新扶桑公司和中安公司作为股东，共同设立中盛担保有限公司，曹群、殷云密向陈正武承诺无需中安公司实际出资，该公司所占51%的股份所需资金2550元均由新扶桑公司全额承担；由于新扶桑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曹群经与殷云密商议后，决定在中盛公司注册成立时，暂不由新扶桑公司出资，而采用由他人垫资的方式完成中盛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由曹群告知杨爱群按照由他人垫资的方式来办理中盛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杨爱群通过他人于2001年5月22日完成了中盛公司各股东在银行的出资手续，相关银行凭证显示中安公司出资2550万元，新扶桑公司出资2450万元（后经核实，相关银行凭证是银行工作人员徐志强所作虚假记载，并无实际款项入账）；中盛公司于2001年6月29日成立，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曹群。2011年7月13日，中安公司作为中盛公司的股东，在一起民事诉讼案件中，因出资不实，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追加为被执行人；2011年10月19日，海淀法院根据该裁定，向中安公司下达执行通知，并从中安公司账户扣划5505700元。该判决认为中安公司巨额财产被扣划的严重后果与曹群、殷云密采用虚假出资的方式注册成立中盛公司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应以虚假出资罪追究刑事责任，故判决曹群、殷云密犯虚假出资罪，并判处了相应的刑罚。一审判决作出后，曹群和殷云密均不服并提前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3）一中刑终字第725号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曹群撤回上诉并驳回殷云密的上诉，维持原判。
曹群在该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于2012年4月29日对其讯问的讯问笔录中称：2001年6月份的时候，其想成立一个担保公司，当时其和殷云密认识，其就和殷云密讲了其想成立担保公司的事情，想让她帮忙出资。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如果想成立带有“中”字头为公司名称的公司，股东里面必须得有“中”字头为名称的公司控股。殷云密找到了中安消防总公司，她认识该公司的副总经理陈正武，他们谈过后，陈正武表示同意，他还向中安公司的总经理李炜做了汇报。在中盛担保有限公司成立之前，都是殷云密跟陈正武、李炜谈的。后来其与对方见过面，其和李炜发现彼此都曾经在公安部工作过。殷云密跟陈正武、李炜谈好了确定成立中盛担保有限公司，李炜说他要请示公司的法人代表王荣斌，后来李炜说王荣斌也同意了。注册公司是让杨爱群去具体操作的，公司成立时其是法人代表，公司经营到2003年，中安公司改制撤股了，股份转给了北京无线电厂，无线电厂的法人代表是李辉，因此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变成了李辉，其就不再管理公司了。2004年，中盛公司转卖给了谢根荣。中盛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金是5000万元人民币，股东是中安消防公司和新疆阜康新扶桑生态示范种植基地。中安公司占51%的股份，新扶桑公司是殷云密的公司，占49%的股份。但具体的出资情况其不知道。中盛担保有限公司工商注册情况其也不清楚，具体经办人是杨爱群。中盛担保有限公司出售时，是董事会和股东作出的决定，公司经手人是财务孙殿霞。其记得是孙殿霞这个名字的事实。
殷云密在该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于2012年4月10日对其讯问的讯问笔录中称：2001年5月份，曹群对其说想办一个投资担保公司，用其名下新疆新扶桑公司作为一个出资方，再一起找一个国字头的公司就可以。由于新疆新扶桑公司实际是其父亲的，其就和父亲说了，父亲让其看着办，其就和曹群开始运作了。其想到了中国中安消防工程公司，因为其认识该公司的副总陈正武，就给陈正武打电话说了其和曹群的想法，当时他挺为难的，说要争取老总的同意，后来陈正武给其回信，说公司老总是李炜，这事必须由他拍板。其就和曹群说了，曹群说他认识李炜，是以前他在公安部工作的同事，他可以直接去找李炜说。然后曹群就去找李炜，其没去，他们见面具体怎么说的也不知道。后来曹群说中安那边没有问题了，条件是中安先同意作为股东帮助注册公司，等合适的公司来收购中安的股份的时候，再把中安替换出去。之后就是曹群带着新扶桑公司聘用的经理杨爱群去和陈正武签了协议，具体他们怎么谈出资的事，其不是很清楚。曹群就向北京市工商局提出了公司注册的申请。当时由于其的钱大部分都在股市里，直接打出来损失很大，杨爱群就说钱的事他找朋友借，其和曹群付利息就行，出钱的事就让杨爱群去办了。具体钱从哪出的其不清楚，但是其在平谷的银行开了户，中安公司的人也和杨爱群一起去平谷开了户，账户就是专门用于公司注册验资用的。开了户后，其他的事都是杨爱群办的。在验资前，其和曹群支付给了杨爱群50万元，他说是给他朋友公司的利息。过了一个月左右，担保公司就注册下来并开始经营了。公司的名称是“中盛担保有限公司”，法人是曹群，注册资金是5000万元。5000万注册资金都是杨爱群去办的，其不知道他从哪个朋友那借的。新扶桑公司和中安公司在注册时确实没有出资，是杨爱群找人帮助出资的。中安公司知道其和曹群注册公司的事，其找过陈正武，曹群找过李炜，银行开户时也是中安派财务人员去的，中安还提供了他们的营业执照等注册公司所需要的相关证明材料，这都是杨爱群和中安的一个财务经理接触办理的。公司注册成功后，就租了办公地点开始经营，由于做担保业务需要在银行存一定的保证金，其陆续打到公司1000万左右，作为保证金存进了银行，之后其又陆续打钱到公司账上，购买了写字楼、办公家具、汽车等物品，另外装修、宣传也花费了不少钱。之后公司两次增资，钱也都是其打到公司的账上的，工商部门做了验资。由于盈利状况并不如预期理想，其和曹群就在2004年3月把公司转让给了谢根荣。中安公司只是作为出资方帮其和曹群完成了注册，但并不参与后期经营过程，在2002年或2003年，由于中安一直说退出，曹群认识的北京无线电厂想进来，于是其和曹群采用中安转让股份的方式，让北京无线电厂成为了中盛的股东，中安公司在那时就撤出了。北京无线电厂没有出资，就是作为股东在工商注册体现出来的事实。
李炜在该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于2011年4月18日对其询问的询问笔录中称：其是中安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09年11月，其公司收到石景山区法院的传票，是中国建设银行申请执行北京捷利达长城通信有限公司和中盛担保有限公司偿还欠款4004万元。当时建行提出说其公司参股的中盛担保有限公司出资不实，申请对其公司强制执行。其公司当时查了工商档案，看到了出资的凭单，认为出资到位了，就出庭提出异议，后来石景山法院驳回了建行的请求。这件事以后，公司就开始查这个事情，因为之前完全不知道参股到中盛担保有限公司，在公司的投资名录里也没有这个公司，后来才知道是公司的副总经理陈正武在没有跟公司任何人请示汇报的情况下，使用公司公章加盖在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出资注册文件上。陈正武当时解释说是和殷云密的父亲关系很好，所以就算是给朋友帮忙，后来也查到了用印记录：2001年4月24日，给中盛担保有限公司加盖的股东会决议2份，公司章程4份，申请书1份，资产负债2份。这样其公司就成了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股东发起人，但没有出资。2011年3月，其公司又收到了海淀法院的传票，这次是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北京爱福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和中盛担保有限公司，同时申请追加其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其到法院查询，发现这个中盛担保有限公司待执行的案件有130余起，使其公司面临诸多起被追加的民事诉讼。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另一个股东新疆新扶桑公司的法人代表是殷云密，总经理是曹群，曹群和殷云密是夫妻关系的事实。李炜在还在2011年4月23日的询问笔录中称：其是在法院诉讼过程中才知道中盛担保这个公司的。其认识曹群，92年左右，当时其刚到公安部政治部工作，那时曹群在劳资处工作，93年其就调走了，和曹群不在一个场所办公了，之后联系就非常少。96年底其到中安公司工作，之后与曹群再也没联系。直到法院找其公司，其才知道中盛担保公司法人代表是曹群。曹群在创办中盛担保公司时没有找过其帮忙。其也没与曹群等人协商过这事的事实。
陈正武在该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于2011年10月24日对其询问的询问笔录中称：其是中安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殷云密和她父亲潘苏灵是其多年的朋友，也是老乡关系。大约在2000年底，殷云密和她父亲找到其，说他们准备成立一个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的担保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这家担保公司的控股发起人必须是一家带有“中国”字头的公司。当时其单位名字叫“中国消防安全工程总公司”。因此，殷云密父女希望用其公司以挂名股东的形式，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成立一家担保公司，注册完成后他们会在半年之内将其公司名义上持有的股份转走，其就同意帮忙，谈此事时还有殷云密的爱人曹群。因为当时其在工作上能够接触到公司的公章。大约在2001年3、4月，殷云密带了一些工商注册的手续资料找到其，其才知道要成立的公司叫做中盛担保有限公司。她让其在工商登记表、股东会决议、事先准备好的股份转让协议等文件上加盖了“中国消防安全工程总公司”的公章，还让其给她提供了一张身份证复印件，让其做了新公司名义上的董事，也就是名义股东中国消防安全工程总公司的代表。其帮着加盖公章后，就没再过问这个事情，以为忙也帮完了。事后，其记得殷云密还安排一个叫杨爱群的人为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事找过其，但具体什么事情不记得了。其帮助殷云密注册公司的事情，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公司不知道。王荣斌是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加盖公章时，他已经被调去其他单位，新的法定代表人还没上任。其没有在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料上签过名字。其公司没有实际出资，所有注册资金都由殷云密的新疆阜康新扶桑生态示范种植基地有限公司出资，手续其也不用管。其不清楚殷云密是否如实出资5000万，但她事先和其讲好会如实出资。其不了解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没参与过任何的经营活动的事实。陈正武还在2012年3月29日的询问笔录中称：因为其公司是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名义股东，而且殷云密事先向其承诺在中盛担保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之后，将其公司在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殷云密所指定的潘太中和新疆阜康新扶桑生态示范种植基地有限公司。于是在中盛担保有限公司成立当天，签订了其向公安机关提供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和一份《关于设立“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协议》都是殷云密起草的，是她起草好带到其公司签订的。李炜是其公司的总经理，李炜当时不知道其帮忙成立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事。后来过了5、6年，其公司改为股份制时，其向李炜提过此事。2009年，中盛担保有限公司先后为多家公司担保，被担保公司还不上钱，银行找到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由于其公司是股东，所以被石景山法院发了执行通知书。这时其才知道出问题了。其也找到殷云密询问此事，双方就此事多次协商，后来因为胜诉，也就没再找她。2011年，海淀法院又给其公司发了执行通知书，也是因为中盛担保有限公司为其他公司进行担保，其他公司还不上钱。由于中盛担保有限公司被查出是虚假出资，所以这次其公司被法院执行了。为这事其又找了殷云密，但是殷云密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也找不到她人的事实。
杨爱群在该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于2012年7月2日对其询问的询问笔录中称：2001年5月至9月底，其在曹群的家族公司北京分公司（新扶桑公司）临时工作过四个月（时间大概是2001年5月）。工作期间，曹群跟其说想在北京办一个担保公司，但准备出资的股东资金周转暂时有些困难，想让其帮忙找点资金，帮助他注册成立担保公司，待公司成立以后，股东再给公司注入资金。曹群说想成立的是一个“中”字开头、不带有地域名称的公司。其到工商行政管理局做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确定该担保公司名称叫“中盛担保有限公司”。根据当时国家规定，成立担保公司必须是由一个国营企业控股，因此曹群找了一个叫“中安消防”的国有公司临时代持控股，等待公司注册完毕后，中安消防公司再退股。当时参与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创立有曹群、曹群的爱人殷云密，还有中安消防公司的李炜（中安消防的经理），陈正武（中安消防的副总），还有其。其负责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做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有关公司章程文件的起草等；李炜和陈正武负责提供股东方（中安消防公司）相关文件；曹群负责总体协调，殷云密就是配合曹群。中盛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千万元，中安消防名义出资2550万元人民币，控股51%，新扶桑公司出资2450万元人民币，占股49%。实际上，这5千万元注册资本是其在报纸上找到的中介公司办理的，中介公司说可以帮助完成所有公司注册手续。当时其跟该中介公司说是要注册担保公司，注册资本5千万元，但是发起方（曹群）没有那么多资金，中介说不用管这事，他们全都能办妥。其向曹群汇报后，曹群同意了，其才找中介具体实施，但具体实施过程其没有参与，因此不清楚中介是怎么具体操作的。后期该中介公司就把执照给公司了，新扶桑公司支付了中介公司报酬。新扶桑公司是殷云密父亲创办的公司，总公司在新疆，北京分公司的具体经营由殷云密、曹群夫妇具体负责。中安消防公司是曹群、殷云密夫妇联系的，其与李炜、陈正武见过面，当时有其，曹群，李炜，陈正武（有没有殷云密我忘记了），见面就是谈如何成立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事情，想请他们帮忙代持股，这样曹群就可以成立公司了，都是曹群和李炜、陈正武谈的事实。杨爱群还在2012年9月29日的询问笔录中称：其不认识徐志强。当时是曹群委托其找中介公司办理的营业执照，后来其在报纸广告上联系的一个中介公司。事情办完之后，给中介公司的好处费是曹群公司（中盛担保）出的钱，大概是有几十万人民币，这笔钱是当时的公司财务直接给的，没有经过其手的事实。
徐志强在该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于2011年12月26日对其询问的询问笔录中称：1999年至2002年，其在平谷区马昌营农村信用社任主管会计一职，后因为在财务方面违规操作而离职。其为中盛担保有限公司做过进账单，显示他们有5000万元的往来款项，实际中盛担保有限公司根本没有这笔往来款项。其不认识曹群，也忘记了当初是谁找的其的事实。
殷云密称，中盛公司注册成立后，新扶桑公司实际已于2001年6、7月份将全部注册资本出资完毕。为此，殷云密提交中盛公司2001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予以佐证。财务审计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显示，中盛公司2011年的资产合计近6400万元，负债合计1400余万元。中安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并称该报告中所列的资产并非真正成为中盛公司的资产，且其并未就设立中盛公司时的虚假出资行为进行处理和更正。杨爱群称其是根据曹群的指示，找了一家中介公司完成的中盛公司的垫资和注册，当时新扶桑公司与该中介公司签订了书面协议，新扶桑公司也支付了该中介公司相应的费用；中盛公司注册完成后，其便从新扶桑公司离职，之后的事宜其未再参与。殷云密称，因为曹群想成立担保公司才聘请了杨爱群，担保公司的注册事宜都是曹群具体操作，担保公司成立后杨爱群便离职了，但杨爱群所称与中介公司的书面协议并不属实。徐志强称其仅为他人提供了两张虚构的往来款银行凭证（进账单），但具体是谁让其出具的，其已记不清楚，其也未就此收取费用。
查，中盛公司成立后，新扶桑公司的名称变更为新疆新扶桑集团有限公司，后又变更为新疆中蓝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10月，新疆中蓝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经清算后，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工商部门经审核手续齐全后，于2007年12月4日作出同意注销的审查意见，其后新疆中蓝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注销。在新疆中蓝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注销之前，该公司股东分别为殷云密、潘太中、潘苏玲，殷云密享有该公司99.11%的股权，潘太中享有该公司0.85%的股权，潘苏玲享有该公司0.04%的股权。在新疆中蓝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清算过程中，并未将新扶桑公司应当替中安公司出资的2550万元列为该公司债务。
原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他人民事权益受损，侵权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本案中，中安公司因曹群和殷云密所主导和参与的虚假出资行为，在两起执行案件中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并因此产生损失，故中安公司有权要求相关侵权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曹群，其作为发起、设立中盛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在中盛公司设立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采用虚假出资的方式注册成立中盛公司，导致中安公司在被执行人为中盛公司的执行案件中被追加为被执行人，致中安公司产生损失。曹群作为虚假出资行为的主导者，其行为与中安公司所遭受的损失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故曹群应对中安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曹群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审判。关于殷云密，其作为新扶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设立中盛公司过程中，借用中安公司之名作为中盛公司的名义股东，并承诺中安公司在中盛公司的股份由新扶桑公司代为出资。但在实际出资过程中，其与曹群却共同商议并决定由他人垫资，后该行为被法院认定为虚假出资，故殷云密在该虚假出资过程中与曹群存在共同过错，二者的行为对中安公司构成共同侵权，二者应对中安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殷云密以新扶桑公司和中安公司之间为合同关系作为抗辩，但在新疆中蓝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新扶桑公司）清算过程中，殷云密作为该公司法人及最大股东，并未将新扶桑公司应替中安公司垫付的2550万元出资列为新疆中蓝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债务，导致中安公司的损失无法获得救济，故殷云密应当对中安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陈正武在《关于设立“中盛担保有限公司”的协议》、中盛公司注册材料、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上加盖中安公司的公章时，已在中安公司的用印记录上进行了用印登记，再结合曹群、殷云密、杨爱群等人在刑事案件中陈述可知，中安公司对新扶桑公司借用其名义设立中盛公司的事宜应是知晓的，但陈正武却对此予以否认并称其盖章行为并未得到公司授权或许可，故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陈正武在否认中安公司知晓并同意其盖章行为的情况下，主张中安公司事后对其盖章行为进行追认，但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无法采纳。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陈正武除在中盛公司设立之时的盖章行为之外，其并未参与其后的虚假出资行为，且其在盖章时已详细审查相关材料，但其作为中安公司的副总经理，并未完全尽到一名企业高管对企业应尽的勤勉义务，以致后续的虚假出资行为对中安公司造成损失，故陈正武应对中安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考虑到中安公司所遭受的损失是曹群和殷云密所参与的虚假出资行为直接所致，而陈正武的行为与中安公司所遭受的损失之间仅存在间接的因果关系，故本院认为陈正武应在其未尽的勤勉义务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关于杨爱群，其是以新扶桑公司员工的身份并在曹群的安排下参与的虚假出资行为，在曹群和殷云密已经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中安公司再','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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