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6民终2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省联通通信公司烟台市分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胜利路318号。
主要负责人：徐向东，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文，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红，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富堂，男，1975年3月18日出生，汉族，烟台信威网络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住烟台市芝罘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轶能，男，住烟台市芝罘区，推荐单位莒县夏庄镇抱虎社区李家官庄村经济合作社。
上诉人山东省联通通信公司烟台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富堂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3）芝民重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联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富堂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富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李富堂自述承认1995年其就职的用人单位不是联通公司，而分别是两家不同的法人企业。李富堂自称1995年到烟台市电信工程公司工作，后期又到了烟台鲁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这两个单位都是分别独立的法人企业,也是分别独立的用人单位，与上述不同的公司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在此期间，烟台市邮电局市话工程分局及1998年11月27日成立的烟台市电信局都与上述李富堂参加工作的两个公司分别同期并存，各自独立进行生产经营，因而李富堂不可能同时与两个公司都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判决自1998年11月27日起至2002年12月31日间李富堂与联通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这与李富堂陈述的工作经历是矛盾的。二、企业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关系，不能作为随意认定职工与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因上述单位均与被告存在关联，故在被告未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原告与这些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本院有理由认为原告等人在上述单位工作是被告安排的，原告等人是为被告工作的。”这一认定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两个企业之间虽然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但是不能以此为由就可以把一名职工既能认定为甲企业的职工，也能认定为乙企业的职工，举一个例子，中石油和中石化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但能把一名职工既认定为中石油的职工，也可以认定为中石化的职工吗？显然不能。二是联通公司和李富堂之间确实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联通公司就不可能获得李富堂的相关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联通公司无法知悉李富堂与某家企业建立了劳动关系或者不存在劳动关系，让联通公司提供李富堂与电信工程公司和鲁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确实是强人所难，是一种不公平、不合理、没有法律依据的举证责任分配方法。三是李富堂起诉和庭审时已经说明他的工作单位先后是电信工程公司和鲁通公司，当庭也提交了工作牌、出入证、荣誉证书等证据，这说明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在这些单位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要求联通公司举证证明李富堂与上述两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确实是多此一举。四是联通公司虽然与电信工程公司和鲁通公司存在某种关联关系，但是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情况，财务、劳动工资和人事管理都没有关联或重合，因此不存在可以随意认定职工劳动关系的基础条件。三、李富堂自述其于1994年3月由烟台邮电局市话工程分局局长张召和从莒县招至市话工程分局工作的主张、一审判决认定李富堂在上述单位工作是联通公司安排的，以及李富堂在为联通公司工作都没有任何证据给予支持。联通公司认为：李富堂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一审判决中李富堂自述其于1994年3月由烟台邮电局市话工程分局局长张召和从莒县招至市话工程分局工作的主张仅有其陈述，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另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李富堂在上述单位工作是联通公司安排的，以及李富堂是在为联通公司工作也都没有任何证据给予支持。四、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李富堂请求确认在一个时期中与联通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从这一请求的性质看，一个劳动争议案件首先应当经过劳动仲裁程序，又因李富堂的请求是唯一的、独立的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即李富堂未经劳动仲裁程序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是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另外，根据我国劳动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有关规定：李富堂的诉讼请求早已超过申请仲裁的期限，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庭审中，联通公司补充上诉意见：一、一审类似本案案情的原告共十二个，其中王九生的诉讼请求被一审判决驳回，理由是王九生提供的证据即证人证言和年鉴未形成较充分的证据链条，不足以证明其在所主张的与联通公司有关联的单位工作过。而其余十一个被上诉人多了什么证据，仅仅是多了出入证或荣誉证书或准考证等，先撇开这些证据的真实性问题，单从这些证据证明的问题看，这些证据仅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可以在电信工程公司或鲁通通信工程公司出入等，根本不能证明其与两个单位的劳动关系，更不能证明与联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证人证言是被上诉人共同拟定的，想达到共同目的且是互相证明，根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年鉴中的内容根本未涉及联通公司，与本案无任何关系，更不能证明任何本案的事实。纵观被上诉人提交的三大证据可以看出这些证据根本无法形成充分的证据链，根本不能证明与联通公司有任何关系。二、一审中被上诉人自认的两个工作单位分别是电信工程公司和鲁通通信工程公司，电信工程公司自1994年存续至2001年7月25日，鲁通公司自1999年10月26日存续至2004年，一审法院无视被上诉人自认在两个单位工作的事实，而判决在联通公司一成立即1998年11月27日，被上诉人马上就与联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从法律上根本不成立。三、一审法院判决的依据共三条，分别是《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和第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根据这三条结合本案情况看，一审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不成立的。从通知第一条结合本案情况看：十一个被上诉人从未接受联通公司的劳动管理，也未从事联通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联通公司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也不适用于被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进行管理的是被上诉人自认的两个单位，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动也不是联通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联通公司多年来一直是零利润零税收的状态。根据第二条确认劳动关系的凭证看，被上诉人仅提供了工作证，而工作证与联通公司却没有任何关系，且联通公司与被上诉人确实不存在劳动关系，联通公司不可能就不存在的事实举证。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看，被上诉人应就与联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供充分证据，而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充分证据。综上，不论从被上诉人的举证情况、一审判决的法律依据、一审程序合法性和时效的法律规定看，都应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法院不能为了偏袒劳动者，过度保护劳动者的权利而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利益。
李富堂辩称，一审判决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维持原判。
李富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1998年11月27日至2002年12月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上诉人的前身是烟台市电信局。1998年10月15日，山东省邮电管理局下发鲁邮电[1998]1051号文，同意撤销烟台市邮电局，设立烟台市邮政局和烟台市电信局。1998年11月27日，烟台市电信局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程玉阁。2001年2月5日，根据中国电信体制改革的需要，烟台市电信局更名为山东省电信公司烟台市分公司。2002年10月18日，山东省电信公司烟台市分公司更名为山东省通信公司烟台市分公司。2012年5月21日，山东省通信公司烟台市分公司更名为联通公司即上诉人。
烟台市电信工程公司成立于1994年4月26日，是由烟台市邮电局市话线路工程分局申请设立的，隶属于烟台市邮电局，具备法人资格，经济性质为集体，注册资金为130万元，资金来源为市局拨款和职工集资，成立之初法定代表人为张召和；法定代表人证明书简历中载明，1985年10月至1994年4月期间张召和为市话工程分局局长；该公司章程中显示：设立工程一队、二队、三队，负责通信线路、管道的施工、安装及维修；劳动用工制度按照邮电部、省邮电管理局的有关规定及市劳动局的劳动用工制度规定执行，一部分工人由邮电局派出，其余人员从社会上招用临时工；管理人员名单中有姜海滨，职务为副经理；1998年4月13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姜海滨，由烟台市邮电局以烟邮电人任[1998]14号文任命；2001年7月25日，因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
1999年1月，中国邮电工会烟台市电信局委员会申请设立烟台信达通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中国邮电工会烟台市电信局委员会、徐元书、王象君；法定代表人为程玉阁，烟台市电信局局长；2001年1月3日，更名为烟台电信鲁通有限公司；2002年9月28日，烟台电信鲁通有限公司更名为烟台鲁通集团有限公司；2004年底，烟台鲁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至2005年9月30日注销；清算报告上记载：公司应收款1257万元未收回，系烟台通信分公司借款及利息未收回。
1999年10月26日，经烟台市电信局同意，申请设立烟台开发区信达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徐元书（1998年1月任局长助理），股东为烟台信达通讯有限责任公司和姜海滨个人；王象君、马连强等为公司董事；姜海滨1999年10月前在烟台电信局工作，工商登记档案中由烟台市电信局于1999年10月出具证明称姜海滨已下岗（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认为公司解散后姜海滨曾担任龙口市通信公司的领导）；2000年7月2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2001年4月23日由烟台电信鲁通有限公司（由烟台信达通讯有限责任公司更名而来）申请恢复；2002年1月25日，更名为烟台鲁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2007年11月27日，被上诉人李富堂等人申诉至烟台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上诉人、烟台鲁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山东鲁通集团支付经济补偿金、加班费等，补缴1993年至2005年间的社会保险费。该委员会作出烟劳仲案字[2007]第532号决定书，以被上诉人申诉已过申诉时效为由，不予受理。被上诉人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诉讼中，被上诉人多次变更诉讼请求，最终明确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自1998年11月27日至2002年12月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其他的申诉请求在本案中不再主张。
审理中，被上诉人主张其于1994年3月由烟台邮电局市话工程分局局长张召和从莒县召至市话工程分局工作；1995年烟台市邮电局成立三产，成立烟台市电信工程公司，其到该公司工作；1998年邮电分营，撤销邮电局，设立邮政局和电信局，电信局成立烟台鲁通工程有限公司，到该公司工作；2004年鲁通公司改制成管线维护中心，到该中心工作；2005年11月，杨正举（据称是联通公司职工）召集开会后安排被上诉人至烟台信威网络工程有限公司工作。
另查，2003年1月1日，烟台鲁通集团有限公司与烟台东大劳动事务服务中心签订《劳务派遣协议书》，由烟台东大劳动事务服务中心派遣劳务人员到烟台鲁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烟台鲁通集团有限公司下设的“工程公司”等部门，其派遣业务往来由烟台鲁通集团有限公司统一办理。根据上述《劳务派遣协议书》，李富堂等人被安排到烟台鲁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工作。2003年1月至2005年12月，李富堂的社会保险由烟台东大劳动事务服务中心缴纳。李富堂等人表示对上述情况并不知情，故对上述派遣行为不予认可。但基于社会保险费已缴纳，故李富堂主张认定2002年12月31日前与联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即可。
被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登记姓名为李富堂的烟台市邮电局电信工程公司工程二队线务员01212号证件；(2)1999年1月颁发的烟台市电信工程公司荣誉证书（被评为1998年工作先进生产者）一份；(3)印有“烟台通信”、部门为“鲁通工程分公司”的0251号出入证一份；(4)李富堂准考证，载明单位为烟台管线维护中心，工程为线务员，时间是2005年3月26日；（5）2004年1月山东省通信公司烟台市分公司通信工程中心颁发的荣誉证书一份，表彰2003年的工作；（6）管线维护中心领导及员工通讯录一份，上面载明冯兆波、滕相军、殷玉强、王九生、战玉升、薛俊喜、薛冰亮、殷玉宝等他案原告的姓名及电话；（7）李富堂等25名职工联名出具的证言一份，证明李富堂参加工作的时间是1994年。（8）通信工程中心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鲁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更名为山东省通信公司烟台市分公司通信工程中心，滕相军是我部门职工。（9）烟台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烟台年鉴》第201页，载明“2005年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完成对所属鲁通公司和相关民营公司清算注销”，证明鲁通公司属于联通公司以及之前的电信工程公司的下属企业，电信工程公司是邮电局下设的三产企业。
被上诉人等人均自称岗位一直没有变化，一直受姜海滨直接领导。被上诉人请求确认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的理由是，电信工程公司是邮电局开办的，邮电局后来演变为现在的名称即上诉人，故在电信工程公司被吊销后，应由上诉人承担义务；被上诉人等人到电信工程公司、鲁通工程公司、管线维护中心、通信工程中心等处工作，上诉人均未明示与谁存在劳动关系，故也应由上诉人承担义务；被上诉人曾经在邮电局、电信工程公司几个单位工作，岗位没有变化，一直是线务员，作为被上诉人，其本人不清楚上诉人先后经过几次变更，但是现在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原公司工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称:从名称、时间上看，与我公司无关；出入证、荣誉证书本身不是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据；证人参加工作时间不一致，且自己给自己证明，不具证明力；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与现在的上诉人不是同一公司，鲁通公司也不是网通公司的下属企业。
一审法院依据烟劳仲案字[2007]第532号决定书、工商登记材料、相关证件、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笔录等认定上述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上诉人系由烟台市邮电局、烟台电信局变更而来，权利义务随之依法应由上诉人承受。（二）从被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来看，被上诉人先后在烟台市电信工程公司、烟台鲁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通信工程中心、管线维护中心工作，这些单位均与上诉人具有关联关系，被上诉人所从事的业务是与上诉人密切相关的业务，并且在这几次变动中，被上诉人的工作岗位一直没有变化，被上诉人在这些公司之间变动均未办理相关手续以明确劳动关系，而明确劳动关系的责任在上诉人。因上述单位均与上诉人存在关联，故在上诉人未有确切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这些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有理由认为被上诉人等人在上述单位工作是上诉人安排的，被上诉人等人是为上诉人工作的。所以，应认定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三）上诉人有义务对被上诉人的工作时间进行举证，但上诉人未能举证，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对被上诉人要求确认1998年11月27日至2002年12月31日期间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28日判决：确认自1998年11月27日起至2002年12月31日间李富堂与山东省联通通信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山东省联通通信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联通公司提交一审法院（2013）芝民重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王九生要求确认与联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请被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而王九生与李富堂的情况基本相同，只是李富堂比王九生多了出入证等证据，李富堂提交的证据也无法形成充分的证据链，不能证明与联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李富堂等11人的诉请也应被驳回。李富堂对该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各自提供的其他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李富堂先后在烟台市电信工程公司、烟台鲁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通信工程中心、管线维护中心工作，上述单位均与联通公司具有一定的关联关系，李富堂从事的岗位一直没有变化，业务均与联通公司密切相关，李富堂在上述公司之间变动联通公司均未办理相关手续以明确劳动关系。在联通公司未有确切证据证明李富堂与这些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李富堂等人在上述单位工作是联通公司安排的，李富堂等人是为联通公司工作，故认定与联通公司1998年11月27日至2002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妥。联通公司上诉主张其与李富堂不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本案中，李富堂申诉至烟台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联通公司、烟台鲁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山东鲁通集团支付经济补偿金、加班费等，补缴1993年至2005年间的社会保险费。李富堂对该委员会作出烟劳仲案字[2007]第532号不予受理决定书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诉讼中，李富堂明确诉讼请求为确认自1998年11月27日至2002年12月与联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其他的申诉请求在本案中不再主张。李富堂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一审法院予以审理并无不当。联通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根据上述规定，只有实体权利受到侵害而发生劳动争议，申请人主张权利时，才适用仲裁时效制度。而确认事实劳动关系，只是对一种事实或状态的确认，不存在“权利被侵害”的情况，故不适用仲裁时效制度。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李富堂与联通公司1998年11月27日至2002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不适用仲裁时效制度。联通公司上诉主张李富堂的诉讼请求早已超过申请仲裁的期限，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联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山东省联通通信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卫东
审判员 吴继辉
审判员 陈晓彦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林重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