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厦海法商初字第27号
原告泉州海日星工艺美术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清源田边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陈文来，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川，福建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建宝，福建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告中荷（上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6号北方商务大厦405单元。
委托代理人周垠，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君群，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泉州海日星工艺美术有限公司（下称泉州海日星公司）诉被告中荷（上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下称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12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3年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陈川、林建宝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周垠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泉州海日星公司诉称，2012年4月10日，委托被告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安排出运四个40HQ、1个40GP，共计2，576台电子喷泉，从厦门港口运送至荷兰鹿特丹，运费到付。货物报关价值为107，312.84美元，船名航次为MALIKALASHTAR／V.1216W，船期为2012年4月23日。根据被告费用确认单，原告支付港杂费6，786元（人民币，下同），被告开具了发票。2012年4月23日，承运人香港中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下称香港中荷货代公司）签发了号码为XMNRTM120480的正本提单，并���直寄放在被告处，等待原告电放保函与指示。2012年5月3日，货物运至荷兰鹿特丹后，在原告不知晓的情况下，被告擅自指示承运人电放货物，并一直隐瞒事实，导致其失去对货物物权的控制，无法收回货款。2013年3月26日，其咨询货物情况时，被告告知货物仍在港口并产生了滞港费。2013年6月7日，在原告多次询问货物的情况下，被告提供了并未显示货物已电放的正本提单扫描件，继续掩盖货物为其擅自电放的事实。直至2013年10月9日，香港中荷货代公司发来邮件，故意主动提及已电放货物，并以向承运人请求索赔的诉讼时效届满为由拒赔，原告才知悉该事实。原告认为，被告作为货运代理人，未经原告同意擅自指示承运人电放货物，且故意隐瞒该事实，应承担赔偿责任。为此，请求判令被告中荷货代厦门公司赔偿因其擅自指示承运人电放提单项下货物造成的货款损失672，819.31元（依货款107，312.84美元，按电放之日2012年5月3日汇率6.2697折合人民币计算）及其利息损失69，086.40元（自2012年5月3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3年12月20日）并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在答辩期内未答辩，庭审时辩称，根据双方证据，本案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而原告诉请理由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故其对原告诉讼请求不承担赔偿责任。而且原告诉讼请求金额，也与事实不符。在法庭调查阶段，被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无单放货规定》）第十四条，托运人或提单持有人主张无单放货的诉讼时效，应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一年期���，故其诉讼请求应予判决驳回。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泉州海日星公司提交下列诉讼材料佐证：
证据1、报关单，用以证明其向国外买方出售电子喷泉共2，576台，总价值107，312.84美元，装载于箱号分别为UACU5113943、UACU5327020、UACU5438173、UACU5596013、UACU8029369的集装箱内，船舶航次为MALIKALASHTAR／V.1216W。
证据2-4、订舱电子邮件、托运单以及提单修改的邮件，共同用以证明双方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委托被告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安排货物运输业务，起运港为厦门，目的港为荷兰鹿特丹，收货人为OLYMPIARETAILBV，被告是货运代理人。
证据5、正本提单扫描件，用以证明2013年6月7日，被告通过邮件向原告发送的正本提单扫描件，承运人为香港中荷货代公司，起运港厦门，目的港荷兰鹿特丹，收货人OLYMPIARETAILBV。
证据6－9，确认港杂费用邮件、费用确认单、海运发票与��款凭证，共同用以证明其已付清被告催缴的港杂费6，786元，被告出具发票确认。
证据10-11、双方以往货物电放及被告电放总保函的邮件，共同用以证明在先前交易中，惯例为需要原告书面同意确认；且只有收到原告的单票书面（电放保函传真／扫描件或者邮件）通知后，被告才能指示承运人电放。本案中，被告提供了空白电放保函给原告，但原告未签字盖章，不同意电放。
证据12-14、承运人香港中荷货代公司给原告的邮件、承运人的放货通知（附翻译件）与电放提单及附页（附翻译件），共同用以证明2012年5月3日，被告已擅自指示承运人电放货物；2013年10月9日，香港承运人故意发送邮件，主动告知货物已于2012年5月3日被电放，并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免责，原告至此才知悉该事实。
证据15-16、双方往来电子邮件与公证书，用以证明前述电子邮件真实性，说明原告���知情，被告作为原告的货运代理人，一直隐瞒擅自指示承运人电放货物的事实。
被告中荷货代厦门公司质证认为，原告证据有提供原件并经过公证，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或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1报关单仅能证明货物价值，无法证明原告的实际损失。证据2-4证明原告通过被告与涉案承运人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关系，不存在原告委托被告安排货物运输业务事实。证据5证明涉案承运人是香港中荷货代公司，其为承运人代理。证据6-9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所有承运人收取的费用，被告出具了发票。证据10-11说明原告向承运人出具了电放保函，同意承运人及被告将货物电放。证据12-14说明承运人在目的港电放涉案货物，与被告无关。证据15证明原告通过被告与承运人订立货物运输关系，被告是承运人的代理人，原被告间不存在海上货物运输代理关系。���据16因涉及上述有关邮件，质证意见同上述有关邮件的质证意见。
为支持其辩驳主张，被告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提交下列诉讼材料佐证：
证据1、《远洋运输业务》之“托运单”的介绍，用以证明托运单是托运人向承运人或其代理办理货物运输申请的书面凭证，是托运人与承运人货物运输关系建立的证明。注意到原告证据第五页，原告向被告发的邮件中名称也写BOOKINGFORM，即托运单。实践中，海上货物运输关系均是通过托运单来订立。
证据2、香港中荷货代公司标准营运条款，用以证明被告邮件落款均标明其所有业务根据该标准营运条款进行；根据该条款可知被告系涉案承运人的代理，责任由涉案承运人承担。原告可以看见被告邮件下方有标准条款的提示，原告邮件经过公证，且双方此前有多次合作，原告应了解本条款内容。
证据3、代理协议，用以证明被告与涉��承运人之间的代理关系，2006年在厦门签订，授权被告签发承运人的提单，但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证据真实性不能取决原告是否为当事人，香港中荷货代公司作为承运人，成立中荷货代厦门公司目的，即是为了承揽国内货运业务。
证据4-5、邮件及附件、商业发票，共同用以证明：2013年5月4日，原告员工单方自行陈述，会向买方预收30%货款，并通过电子邮件告知被告员工有关原告的收款账户及货款信息，说明国外买方支付了部分涉案货款的证明。其中收货人公司英文名称有误差，但是其他付款信息正确，原告应提供涉案货物买卖合同，核实诉称具体损失。
原告泉州海日星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本身不是证据，仅是学者个人观点，无证据效力。且学者在文中解释了BOOKINGNOTE，未得出托运单是货运合同关系结论，也不能否定本案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而原告证据中有SHIPPINGOEDER，两者不同，船公司较多使用BOOKINGNOTE，货运代理人多用SHIPPINGOEDER。对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为被告单方出具，原告未见过也未接受该条款，故其无约束力。且被告混淆了不同主体，标准交易条款抬头为香港中荷货代公司的交易条款，而本案中其起诉对象为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无法核实其如何产生，也无法认可香港中荷货代公司条形章和签字的真实性。且协议上签订日期为2006年2月7日，说明协议是七年以前形成，但是印章表面上很新，存在为诉讼需要制作协议的可能，也不能证明业务关系中被告以代理人身份出现；即便其间存有代理关系，也不否定在本案中，双方货运代理关系的存在。对证据4-5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主张。证据清楚显示原告公司英文名称，商业发票印证了货物价值；被告证据P7正文写到“钱��有收到”；P8右上角，被告要证明原告的银行账号，但是电子邮件显示付款单中，原告公司英文名称中SUN误写成SON，故国外客户款项无法汇入，恰好说明原告未收到货款或定金。
根据双方上述举证材料、质证意见，结合庭审情况，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诉讼材料作如下分析、认定：
原告泉州海日星公司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或证明对象有异议，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则》）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可与原告贸易合同、商业发票以及出口收汇核销单等材料佐证涉案货物价值，至于原告是否受有此损失额，应综合本案其他相关证据进行认定。证据2-4，原告意欲证明双方就此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关系，而被告则认为双方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关系，其系承运人代理人。因��方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为本案争执焦点之一，故拟在裁判理由中对此作进一步分析论证。证据5虽为提单扫描件，但与正本提单（除正本提单尚加盖有“电放”印章与日期章外）内容一致，根据《海商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故仅就提单关系而言，承托双方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证据6-9中，机打发票明确被告为国际货运代理，代收港杂费6，786元，原告业已支付；且被告出具的“费用确认单”中，载明了提单号、装卸港、船名航次、箱号、铅封号、预计抵达目的港时间为2012年5月28日、费用项目与数额等信息。证据10-11说明双方存在多年交易关系，业已形成凭原告保函与指示，被告再行电放提单项下货物的习惯做法。证据12-14说明香港中荷货代公司向原告��务员发送邮件与附随函件，告知案涉提单项下货物，已于2012年5月和6月，在未提交正本提单的情况下，交付给提单记名人；并称根据中国法，时效为一年，最迟于2013年6月届满，故其无需负责。函件称代表被告发出，并加盖了中荷货代上海公司印章。证据15-16，因双方往来邮件业经公证，被告对此并无异议，故应予采证；至于双方形成何种法律关系，认证意见同上述证据2-4。
被告中荷货代厦门公司证据，证据1本身不属证据，仅为学术观点，可供参考。证据2为复印件，本身为格式印制条款，若其构成提单条款一部分内容或者对提单背书条款作出变更，即应在签发提单时一并提供给托运人，否则不得以此对抗提单关系相对人；且其明确为2012年12月20日生效，是否与本案有关，或者与签发案涉提单时所使用的营运条款相一致，被告未进一步予以证明；况且邮件抬头名称��上海中荷货代厦门分公司，最终落款载明“本公司所有业务均根据本公司之标准营运条款进行”，即说明应为“上海中荷货代公司”而非“香港中荷货代公司”条款，故不予采证。证据3系被告与香港中荷货代公司间协议，显示签订时间为2006年7月1日，期限为一年；但结合被告营业执照所载明内容，2006年6月20日，被告依法设立，明确为台港澳法人独资分公司，与香港中荷货运代理公司为关联公司，系其在厦门口岸进出口货物运输代理。原告对证据4-5无异议，应确认其证明力。
根据本院对以上证据的分析、认定，结合庭审，查明、确认以下事实：
原告泉州海日星公司与荷兰OlympiaRetailBV签订了电子喷泉2，576台、总价为107，312.84美元的外贸合同（形式发票，PROFORMAINVOICE），付款条件为船开后，收到副本文件后100%付款。后原告与被告中荷货代厦门公司通过电话、电子邮���往来联系，具体约定了该批货物装箱数量以及订舱、出运事宜。2012年4月15日，被告出具托运单加以确认。4月19日，原告出具的商业发票载明了货物装运日期、品名、件数、付款条件、总价款等相关信息。4月21日，出口货物报关单（收汇核销联）记载，原告以FOB方式出口荷兰鹿特丹2，009件、2，576台电子喷泉，分别装于五个号码分别为UACU5113943、UACU5327020、UACU5438173、UACU5596013、UACU8029369集装箱内，总价107，312.84美元。4月23日，被告将号码为XMNRTM120480提单样本扫描件通过邮件发送给原告核对无疑后，在厦门签发了承运人为香港中荷货代多式联运记名提单，载明提单正本一式三份，原告为托运人，收货人为荷兰OlympiaRetailBV，装货港厦门，卸货港鹿特丹，货物品名树脂喷泉2，009件，装于4个X40尺HQ（超高柜）和1个X40尺GP（普通柜）内，承运船名航次MALIKALASHTAR／V.1216W，运费到���。因双方口头约定拟电放，故提单正本留存于被告处。同日，被告将海运出口发票、费用确认单邮件发送给原告核对。费用确认单中载明码头费、港杂费、电放费等10项内容，共计6，786元。4月28日，原告支付了上述款项。被告机打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发票载明，代收港杂费6，786元。同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原告，附件为其司新电放保函格式，请填写完整后盖章寄回，收到后会尽快安排电放；并随函载明了被告公司地址、联系人及电话。但原告未在被告提供的电放保函上签认盖章同意。之后，双方业务员间或保持电话联系，被告告知原告货柜尚在目的港，无人提取。与此同时，原告一直向荷兰收货人催要货款，未果。
直至2013年3月26日，原告通过电子邮件询问被告：国外的费用大概要多少，包括海运费和仓储费；若更改收货人，会出现什么问题；请求帮忙落实。���告同日回复称，截止至昨日，每个货柜滞港费约为19，500欧元；因原告修改提单转卖后，国外代理无法向Olympia收到任何款项，如此对其（国外）代理风险太大，故不大同意修改提单；若需修改提单，原告应支付目的港所有产生费用。此外，国外代理答复，收货人已陆续安排付这些旧单货款，是否再等等；若原告确认承担所有目的港费用，请告知客人目前尚欠款项。2013年5月13日，原告通过电子邮件告知被告目前尚未收到国外客人支付款项，并再次询问：收货人有无陆续提柜、1个（超）高柜自厦门至鹿特丹海运费、目的港代理清关费、国外仓储费以及若（国外）客户不要货，目的港会如何处理；其方催促无任何效果，国外有无好建议让客户提货等相关问题。被告回复称，国外目前未答复，请提供此票（货物）的清关发票。2013年5月28日，原告业务员电邮被告业务员称，“早上我们经理和你说的话，请务必落实，你们催你们自己的钱，我们会自己催客人的货款。叫目的港最好不要以我们的名义去和客人谈，你们在你们自己的角度和客人协商海运费和仓储费。我们这边也会尽量和客人协商货款事宜，你们那边有什么消息的话可以电话通知我。”2013年6月9日，经原告要求，被告将正本提单以邮件附件形式发送给原告，显示号码为XMNRTM120480正本提单一式一份，提单抬头为中荷香港货代公司【AEL-
BERKMANFORWARDING（HK）LTD.】，右下角加盖有“为并代表中荷香港货代公司”【ForandonbehalfofAEL-
BERKMANFORWARDING（HK）LTD】印章与授权签名，于2012年4月23日在厦门签发，其他内容与上述提单样本扫描件相同。2013年6月24日，原告业务员再次发邮件询问被告业务员，国外有无消息；周一其司经理有电话给她，让其帮忙落实迄今止，一个货柜在目的港产生的费��，能否当日回复；以及其国外代理地址、联系人和方式。被告回复让其直接和国外代理联系，并随附国外代理联系方式。2013年10月9日，中荷香港货代公司财务与行政部主管主动以电子邮件附件方式致函原告，称其代表被告，案涉提单货物已于2012年5、6月在没有正本提单的情况下，电放给收货人OlympiaRetailBV。根据中国法，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即该案的诉讼时效最迟截止于2013年6月。其司既已免责，即拒绝承担因错误交付货物而产生的任何赔偿责任，且因任何一个主张都已过诉讼时效，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要求原告与收货人直接处理货款纠纷。并加盖了中荷上海货代公司印章。附件并随附案涉正本提单扫描件，显示提单左下角“运费与费用”一栏中加盖了20“12年5月3日电放”（TELEXRELEASE）印章。原告即行派员至被告公司处交涉未果后，索要了正本提单，并于2013年12月30日，在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被告为中荷上海货代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承办海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等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具备无船承运业务资质。中荷上海货代公司系中荷香港货代公司依法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中荷香港货代公司持有交通部颁发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案涉提单业经交通部备案登记。根据其在中华航运网网站公开信息显示，在国内设有上海、深圳、厦门、宁波和青岛办事处。被告格式空白电放保函特别以“备注”形式载明：收到200元电放费和正本电放保函及正本提单后，其司才可做电放。
双方之间存在多年、多票次海运出口货物关系，先前交易惯例均为“电放”，国外收货人指定被告操作买卖合同项下货物出运事宜，并使用中荷（香港）货运代理有限公���提单。具体操作步骤为：先行由原被告通过电话／电子邮件进行联系，约定货物出运事项。根据原告托运要求，由被告出具托运单、提单扫描件给原告确认；原告核对无误后回传，提单正本即行留存被告处；再行由被告出具费用确认单，原告支付相关费用。关于货物交付，被告事先提供空白格式电放保函，由原告填写、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后，回传被告或另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形式明确告知。双方先前均采用一票一授权电放操作方式，被告先行收取电放费，再行根据原告要求或通知电放，均未发生纠纷。
本案双方主要争议焦点为：1、双方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或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2、被告是否有过失及原告诉请损失依据；3、原告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对此，原告认为，1、双方为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合，重点体现在原告证据托运单上，SHIPPINGORDER直译是“装船指示”，通常是给货代；BOOKINGNOTE直译是“订舱单”，通常是发给船公司。费用确认单中费用明细，被告有收取订舱费、码头费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货代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在被告开具发票中，明确为货运代理费及代收港杂费，均可以佐证双方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被告辩称为承运人的代理人，但是其举证无法证明该代理人的身份，且其应证明在业务发生中有向原告披露为代理人。即使被告同时作为承运人代理人，也不能否定其与原告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根据《海商法》第七十二条规定，除非有相反的意思表示如指示电放，原告有权要求承运人签发正本提单。承运人签发提单时，原告为托运人，被告未把正本提单而是扫描件给原告，落款加盖的是香港中荷货代公司印章，���见提单是承运人而非其代理人签发。2、原告与被告中荷货代厦门公司虽无书面合同，但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本案中承运人为香港中荷货代公司，货款损失系因被告未接到原告指示就放货（无单放货）导致。香港中荷货代公司设立在香港，而被告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注册在内地，为不同的法律主体，并非香港公司的分支机构，也非被告辩称的集团关系，是各自独立的法人。且涉案提单原有备案，但后对提单格式有改变。双方先前交易惯例为收到原告书面电放保函或其他形式同意电放通知后，被告才能进行电放；且电放保函格式是被告提供给原告，载明被告需要收到电放费、电放保函、正本提单后才能电放，内容也体现了双方先前交易习惯。原告先行支付电放费，是预约电放，最终要以书面电放保函为准。但是本案中，被告没有收到电放保函就放货。被告恶意隐瞒���在货物被电放的情况下，被告却告知原告称货物产生滞期费，后由香港中荷货代公司直接发来邮件，告知货物被电放且时间也已经超过一年。邮件落款写明是香港中荷，且代表厦门中荷，又加盖上海中荷印章，该邮件也抄送给厦门中荷，由此可以认为电放是被告和承运人的共同行为，故被告存在过错。原来是电放之后才拿到提单，即2013年10月9日之后，在厦门找被告索取提单后，发现提单左下角载明2012年5月3日，并盖有“电放”字样章。原告证据5与14中均为提单，原因在于前者为没有加盖电放章的提单扫描件，而后者为提单正本。2013年6月7日，被告向原告发出邮件，以附件形式扫描了提单正本，扫描过来的正本提单并无电放章，但是货物当时早已被电放，说明被告那时还在蓄意隐瞒，要么其后加盖电放章，要么是被告蓄意隐瞒。双方的电子邮件都提到原告未收到货���，报关单、商业发票上也均体现货款损失价值。本案中总保函及单票电放保函都未签发，空白总保函中还约定要以书面的单票电放保函才能电放。根据双方以往电子邮件往来的交易习惯，被告都是应该收到原告电放保函才能放货。但被告在和原告发邮件的时候，被告已经放货而不告知，存在恶意隐瞒的情况；且在时间超过一年的情况下，才发邮件告知原告，此时针对承运人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原告作为货运代理人存在过错。被告无单放货后，导致原告未收到货款；原告诉称损失的金额为货物价值，体现在报关单、商业发票上，证明货物价值是原告起诉的金额，双方提交邮件中均有体现原告有催收货款未果情况。3、被告在法庭规定的答辩期里及当庭答辩中均未对诉讼时效提出异议，只是在法庭调查时提到诉讼时效抗辩问题，故对此是否在审判范围内持保留意见。本案应按照货运代理合同，适用2年诉讼时效。正本提单左下角电放章是重要事实，是被告加盖电放章导致货物被提取。被告在厦门提供正本提单，原告不清楚货物在5月3日是否到目的港。但被告在5月3日就盖了电放章，原告在一年多之后才知道电放的事实。被告一直告诉原告滞期费在产生，因未收到货款，原告一直在追要，但是被告一直未如实告知原告货物被电放事实，才会导致其拖到一年半后才起诉。原告主张双方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应适用2年诉讼时效；且在该时间内，原告一直在向被告主张该权利。从邮箱和落款可以看出，邮件从香港发出，邮件正文落款职务上也明确为香港中荷财务和行政部，并明确代表厦门中荷，表明无单放货是被告和承运人的共同行为。对电放保函或总保函，总保函载明要有单票确认，原告均未签认同意，故其诉请未超过时效，请���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认为，1、双方不存在海上货物运输代理合同关系，原告提交托运单、费用确认书、电放保函格式以及航运实践、案例，均可以证明托运单是托运人向承运人委托办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证明。根据托运书可知，不包含代理费，原告也未向被告支付代理费，支付的费用都是办理货物承运需要的费用。原告虽没有向被告出具电放保函，但是根据双方长期往来习惯和保函措辞，实践中，电放保函是出具给承运人或其代理的。若其是原告代理，原告即不需要出具保函。2、根据《证据规则》第二条，原告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货代司法解释》）第三条，原告应举证证明双方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成立。本案双方并无书面货运代理合同，并非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涉案提单有备案，香港中荷货代公司是集团性公司，为了揽货需要，香港中荷在国内设立了中荷上海货代公司，中荷厦门货代公司是上海中荷的分公司。被告认可电放保函，货物确实为承运人在目的港代理一家荷兰公司电放。双方先前的交易惯例均为被告预收电放费并电放，未生争议。本案中被告也是预收电放费300元，但因原告未收到货款才产生纠纷。原告基于诉讼目的，称其不知道货物情况，实际可通过集装箱流转情况查询货物状况，货物2012年5月份到港，至其起诉之日有一年多时间可以查询。而且原告在本票货物运输中有签过总保函，被告也提供总保函和单票货物保函。电放发生在目的港，是承运人作出的指示，被告也不掌握该情况。原告称被告存在恶意或故意隐瞒，纯属猜测。被告是根据原告邮件要求计算滞箱费，被告不知道是2012年5月3日货物被电放，货物是4月23日出运，厦门到阿姆斯特丹的航程大约是22-23天，货物到港应在5月15日左右，涉案货物未到港就发生了电放。如果被告是原告的代理，也不知道上述情况，被告不存在过错。报关单和商业发票可以证明货物价值，但是不等于损失金额。尽管原告提出2013年1月份，案外人付款时收益人英文名称有误，导致其没有收到货款。但是这可以证明案外人曾经在2013年1月向原告支付货款，故有必要进一步查明原告是否收到全部或部分货款。根据原告起诉状，原告起诉金额是根据2012年5月3日，美元和人民币汇率计算的损失，但是如果按照货物买卖的正常履行，应收到美元货款，原告不能证明5月3日的货款就能折合成人民币，5月3日货物还在海上。根据5月3日的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也不成立，原告没有办法证明其5月3日起受到利息损失，无权请求该损失。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海上货运代理关系。原告认为被告恶意隐瞒电放，被告对电放有操作失误，但是被告直至2013年6月7日，也不知道货物电放，故不存在恶意。原告有能力通过查询集装箱流转记录等，了解货物具体情况。原告提到中荷2013年10月发的邮件，那是被告并非香港中荷发送。3、根据双方证据可以认定，原告是通过被告与涉案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关系，应适用一年时效。原告为规避风险，以海上货物运输代理关系起诉被告。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基于本案查明事实，围绕双方争执焦点，本院作如下处理：
一、关于双方存在何种法律关系问题；原告诉请为海上货运代理关系，而被告辩称为海上货物运输关系。本院认为，首先、根据《货代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认定货运代理企业因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与委托人间形成代理、运输、仓储等不同法律关系的，应���别适用相关的法律规定。第三条进而明确规定，法院“应根据书面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性质，并综合考虑货运代理企业取得报酬的名义和方式、开具发票的种类和收费项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以及合同实际履行的其他情况，认定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本案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海上货物运输或代理合同，但业已存在多年的交易及其习惯做法，对此双方并无异议，应予认定。被告具有从事海运国际货物代理业务以及无船经营业务资质，接受原告委托后，安排涉案货物运输事宜，在装货港签发提单、收取包括电放费用在内的相关费用；并根据原告事先授权或指示，在目的港以电放形式交付提单项下货物。因此应认定双方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其次、根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2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可以作为进出口货���收货人、发货人的代理人，也可以作为独立经营人，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作为代理人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是指其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人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办理有关业务，收取代理费或佣金的行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作为独立经营人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是指其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委托，签发运输单证、履行运输合同并收取运费以及服务费的行为。”显然被告接受原告委托后，出具托运单供原告填写，并据此签发货代提单，其行为即发生由代理向承运人转化，属于介入拟制。再次、根据《国际海运条例》第七条，“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前款所称无船承运业务，是指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以承运人身份接受托运人的货载��签发自己的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向托运人收取运费，通过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完成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担承运人责任的国际海上运输经营活动。在中国境内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企业法人。”可见，我国并不限制货代企业或无船经营人签发提单，仅对其签发提单设置了限制条件而已。本案被告签发使用了中荷香港货代公司备案提单，但在承运人签章处并未显示其代理行为，故在其签发提单情形，即应认定为承运人而承担责任。最后、根据《海商法》规定，“货物由承运人接收或装船后，应托运人要求，承运人应当签发提单。提单可以由承运人授权的人签发。由装船船长签发的，视为代表承运人签发。”《货代司法解释》第四条也明确规定，“货运代理企业在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过程中以自己的名义签发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委托人据此主张货运代理企业承担承运人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货运代理企业在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过程中以承运人代理人名义签发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但不能证明取得承运人授权，委托人据此主张货运代理企业承担承运人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条规定实际即为介入拟制。本案被告系属具有无船承运资格的国际货运代理公司，但其并非使用自己总公司中荷上海货代公司提单，而是使用中荷香港货代公司提单。而案涉证明表明，被告系属中荷上海货代公司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中荷上海货代公司及其在内地依法设立的分公司，均属中荷香港货代公司在内地设立的办事处，专门从事揽货以及货运代理相关业务活动。故通常被告应属承运人授权的人，代表中荷香港货代公司签发提单，本身属于承运人的代理人，拟依据《民法通则》第六���三条“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规定，由中荷香港货代公司作为责任主体，成为本案被告。本案似乎即存在被告主体不适格问题。
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被告违反法律规定，未经托运人同意即加盖电放章，擅自指示目的港代理电放提单项下货物的行为，损害了托运人或提单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应对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其电放行为，被告未举证证明得到承运人的事先授权或事后追认，故被告应属适格责任主体。但原告诉请被告为货运代理人，经查明确认其实际为承运人代理人，而非原告货运代理人，故原告诉请依据不当，应予以改正。被告在诉讼过程中辩称其为涉案货物承运人，诉讼代理人也当庭承认无单放货的事实，根据《证据规则》第八条第一款与第三款规定，也构成诉讼上的自认，应予采信。被告自认的事实，既有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作用，也有拘束法院的效力，故应认定本案双方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
二、关于原告诉请被告是否有过失及其损失依据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第二规定，“承运人违反法律规定，无正当提单交付货物，损害正本提单持有人权利的，正本提单持有人可以要求承运人承担由此造成损失的民事责任。”可见，责任主体为“承运人”而非“货运代理人”。货物出运后，原告应当关心货物流转及其是否安全、及时到达的情况，也可以通过主动查询装载货物的集装箱流转状况，明确箱内货物是否已合法交付。但是，根据《海商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单放货或依据托运人指示进行货物交付，是承运人的法定义务。尤其是在双方交易惯例与本航次明确约定电放涉案货物，但应事先取得原告书面同意（签认电放保函）时，被告更应谨慎操作，审慎查对，以免发生无单放货。涉案证据表明，被告先前出示提单扫描件为一式三份，而其最终提供给原告正本提单仅为一式一份；在原告主动查询货物下落时，被告刻意隐瞒货物实际已为其于2012年5月3日电放的真实情况；及至2013年3月26日，被告仍然采用哄骗手段，误导原告相信货物至今仍在目的港堆存；直至2013年6月9日，被告经原告索要正本提单后，仍蓄意掩盖提单项下货物，实际已为其于2012年5月3日电放的事实，直接导致原告提单项下货款无法回收。后至2013年10月9日，中荷（香港）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财务与行政部主管主动以电子邮件附件方式致函原告，称其代表被告，案���提单货物已于2012年5、6月在没有正本提单的情况下，电放给收货人OlympiaRetailBV。根据中国法，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即该案的诉讼时效最迟截止于2013年6月。其司既已免责，即拒绝承担因错误交付货物而产生的任何赔偿责任，且因任何一个主张都已过诉讼时效，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要求原告与收货人直接处理货款纠纷，并加盖了中荷上海货代公司印章。附件并随附案涉正本提单扫描件，显示提单左下角“运费与费用”处加盖了“2012年5月3日电放”（2012-05-03TELEXRELEASE）章。故被告过失明显，根据《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与第二款之规定，被告既以承运人身份主张免责，其即应负有举证责任；鉴于电放指示系被告在装货港错误发出，目的港代理人的过失也属承运人责��。况且即便依据《货代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被告作为货运代理企业也负有举证证明其没有过错的义务。故对原告诉称业经本院查实损失，被告未举证证明其没有过错，属于举证不能，其即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至于原告损失是否属实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海商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货物灭失的赔偿额，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计算；货物的实际价值，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计算。原告诉求损失货物价款107，312.84美元，因有外贸合同、商业发票、报关单佐证，事实有据；其中保险、运费为国外买方负责，应予以采信。但是，原告主张该款项自2012年5��3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因原告诉称理由为被告未经其指示擅自无单放货，而该日案涉货物尚未运抵目的港，并不具备交付条件。故应根据《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自承运人应当交付货物之日”始计算利息。因其该项请求与时效何时开始计算有关，故留待下一焦点论述。被告辩称原告业已收取部分款项，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属于举证不足，根据《证据规则》第二条，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三、关于原告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原告诉请本案案由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但其诉因及主张损失发生的事实依据为被告未经其指示擅自电放提单项下货物，即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无单放货），导致其失去对提单项下货物的控制权。根据《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承运人因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造成正本提单持有人损失的，正本提单持有人可以要求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承担侵权责任。正本提单持有人要求承运人承担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民事责任的，适用海商法规定，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其他法律规定。”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因本案为无单放货纠纷，自无“交付”适用余地，故应根据《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正本提单持有人以承运人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为由提起的诉讼，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
而判断本案承运人“应当交付之日”的关键，在于原告何时知悉货物已安全运抵目的港，并具备交付的条件；也即原告何时具备《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本案中，双方存在多年交易关系，扣除货物在途运输时间，原告理应合理推断知道货物至迟于2012年5月下旬与6月初可以抵港，或者向被告直接查询货物抵港时间。但在原告向被告电话查询货物下落时，被告却告知货物滞压在目的港无人提取，谎称货物产生滞箱费，隐瞒货物实际已为其于2012年5月3日作出“电放”指示，而为记名收货人实际提取的事实；甚至在2013年3月26日，被告仍然采用哄骗手段，误导原告相信货物至今仍在目的港堆存并产生巨额滞箱费；直至2013年6月9日，经原告索要正本提单后，被告采用欺诈手段，变造清洁提单，将未显示加盖电放章与日期的提单扫描给原告，仍蓄意掩盖提单项下货物的真实情况。最后到2013年10月9日，才由中荷香港货代公司主动给原告发送邮件，落款写明为中荷香港货代公司，但代表被告中荷货代厦��公司，又加盖中荷货代上海公司印章，告知货物已于2012年5月和6月被电放的事实，并称已经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拒绝赔偿。至此原告才知悉提单项下货物已为被告电放的事实，即行派员上门交涉无果后，索要提单正本，提起诉讼。因此本案应认定为是日，即2013年10月9日为原告知道权利被侵害时，也即货物“应当交付”之日，故此，本案原告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被告辩称从其实际交付货物之日即2012年5-6月开始计算时效，无法律依据佐证；也与《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不符，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在法庭调查阶段提出时效抗辩主张，是否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也即构成程序失权问题。该问题实际涉及答辩权的行使期间，因《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即我国诉讼立法采“答辩随时��出主义”，而非“答辩失权主义”。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二条与一百八十四条规定，诉讼请求应在一审期间提出，而抗辩权与请求权相对，基于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抗辩权也应限制在一审期间提出，故关于时效抗辩权原则上也限制在一审期间。至于其应限制在何阶段，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19条规定，法庭调查阶段的重点是双方争议的事实，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反驳对方主张的，也应当提供证据或者说明理由。该规定第30条明确，双方就本案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八条“法庭调查按下列顺序进行：…6、原告出示证据，被告进行质证；被告出示���据，原告进行质证。…”第九条第一项规定，“案件有两个以上独立存在的事实或者诉讼请求的，可以要求当事人逐项陈述事实和理由，逐个出示证据并分别进行调查和质证。”本案被告在法庭调查阶段，针对原告诉求及其所依据的证据，提出时效抗辩问题，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故在庭审调查阶段直至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有权提出诉讼时效问题；且本院未主动提出诉讼时效问题，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故被告可以提出时效抗辩。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七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和第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荷（上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泉州海日星工艺美术有限公司货款损失107，312.84美元；被告也可在本判决生效确定给付期限内依据其实际支付之日，按照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进行换算，支付等额人民币。
二、被告中荷（上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同时支付上述款项自2013年10月9日始至本判决生效确定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原告泉州海日星工艺美术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1，219元，原告泉州海日星工艺美术有限公司负担1，219元，被告中荷（��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负担10，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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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程磊与陈俊宏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PubDate\\\\\":\\\\\"2015-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