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温鹿商重字第6号
原告：温州市华春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鹿城区大自然家园1幢905室南首。
法定代表人：朱爱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克丰，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东阳市吴宁西路107号。
法定代表人：何向全，董事长。
被告：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住所地：温州市温州大道火车站站前商厦905室。
代表人：何跃进，经理。
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孟苏、瞿韶军，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温州市华普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蝉街商厦F幢302室-A。
法定代表人：张德康。
原告温州市华春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春公司）为与被告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山公司）、被告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歌山温州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1年10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依法作出（2011）温鹿商初字第265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歌山公司、歌山温州分公司不服，上诉至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浙温商终字第150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对上述案件进行了重新审判，并作出（2013）温鹿商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歌山公司、歌山温州分公司仍不服，上诉至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温商终字第15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歌山公司、歌山温州分公司还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浙商提字第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并要求追加温州市华普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公司）作为诉讼当事人。本院依法追加华普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另行组成合议庭。本案于2015年10月20日、2016年4月1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孙克丰，被告歌山公司、歌山温州分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孟苏、瞿韶军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华普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华春公司诉称：2009年，被告歌山公司中标承建温州生态园南仙花苑B地块安置房北标段工程（以下简称南仙花苑工程）。同年，原、被告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被告承建的南仙花苑工程向原告购买螺纹钢、圆钢、线材等产品。同时，合同约定“需方货款未清，供方随时有权停止供货，且每天收取未履行合同部分千分之三的违约金，并可追诉逾期前所有的钢材款”。尔后，原告按约陆续向被告提供货物。原告与被告分别于2010年9月至2011年8月期间多次对该工地的货款进行结算，被告确认共欠原告货款27769123.20元。原告对上述货款多次催讨，被告仅支付部分货款，至今尚欠原告货款5567781.58元。综上，现请求：1、判令被告歌山公司、歌山温州分公司立即支付原告货款5567781.58元及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歌山公司、歌山温州分公司辩称：原告诉称并非事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被告根本没有与原告签订过《购销合同》，原告提供的《购销合同》是伪造的。本案是原告通过伪造被告公司印章以及移花接木的手段，所提起的虚假诉讼。二、原告并未向被告歌山公司出售货物，原告钢材出售的对象是第三人华普公司。被告涉案工地钢材的出卖人是第三人华普公司，第三人华普公司向被告出具发票，被告向第三人华普公司付款。三、被告从未与原告就钢材货款进行结算，张维德等人与原告的结算，不能代表被告，不构成表见代理，华春公司也非善意相对人。四、第三人华普公司实际支付给原告的货款超过2220.1341万元。五、被告已经向第三人华普公司支付货款合计2749万多元的货款，不存在拖欠第三人华普公司货款500多万的事实，更不存在拖欠原告500多万的事实。综上，原告诉讼请求及诉称的事实不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华普公司未作陈述，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案原、被告争议的焦点为：在南仙花苑工程中，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钢材买卖关系，被告有无向原告购买钢材。
原告为证明与被告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关系，提供了以下证据：
1、购销合同1份，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买卖合同、以及合同对价款等相关内容进行约定的事实。
2、合同补充说明，证明因工程量减少30%，被告将垫资款调整为600万元的事实。
3、结算单据25份，证明被告确认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同时证明上述单据上均有被告工作人员签字并加盖“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温州生态园南仙花苑B地块安置房北标段工程（签订合同无效）”印章（以下简称技术资料章）的事实。
4、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签单各1份，证明被告对外使用上述技术资料章的事实。
5、工程概况表、中标通知书（附备案表）各1份，证明被告歌山公司承建南仙花苑工程的事实。
6、现场管理人员名单1份，证明原告提供的结算单上的夏志伟、董直发、张德威等人系被告员工的事实。
7、总结算单（截止2011年7月31日）1份、银行承兑汇票及转账凭证共计20份，总结算单中有以下内容，“截至2011年7月31日，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州生态园南仙花苑B地块安置房北标工程项目部欠温州市华春经贸有限公司钢材款6515002.7元。以上已收钢材款由温州市华普经贸有限公司代付（说明：歌山建设将钢材款存入华普公司，再由华普公司付给华春公司）”，上述证据证明：（1）2010年11月12日，被告通过张维德的账户向原告（收款人严章章系原告法定代表人朱爱华之女）支付100万元货款；（2）2010年8月13日，第三人华普公司通过承兑汇票的方式向原告支付84万元货款；（3）截止2011年8月份被告已支付原告货款22201341元，以及货款是由被告歌山温州分公司通过第三人华普公司走账的事实。
8、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张维德询问笔录1份、浙江省预收款票据，证明原告与被告歌山公司、歌山温州分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
9、质量证明书，该质量证明书系本案所涉南仙花苑工程的钢材产品质量证明书，由该工程的承建单位、钢材生产单位、销售单位、监理单位共同出具，可以证明原告系本案钢材产品的销售单位，与被告歌山公司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其中59、62页有张德康签字，可以证明张德康是被告员工的事实。
10、杭州市城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温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箭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温州昌银经贸有限公司/温州市金属行业协会出具的情况说明4份，证明工程建设中所使用的钢材均需出卖人提供质量证明书，质量证明书中需由钢材的经销商即出卖人、工程建设单位即买受人在上面签章确认，这些签章行为也是对该批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的确认。
11、申请证人吴某出庭作证，用于证明被告提供的物资调拨单存在问题。证人吴某作证称：其系牌照号为浙C×××××车辆的所有人，龚某是驾驶员，证人本人也有去过歌山公司的工地。证人不认识第三人华普公司。2009年，原告华春公司让其将钢材运输到南仙花苑工地。运输钢材时携带了华春公司的物资调拨单（共两联），并让被告员工签字后将其中一联带回给华春公司，另一联留在被告处。货物是从浦西码头运输到被告处。华春公司在码头有办公室。
12、关于要求重新检测报告复印件，该证据中载明“我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南仙花苑B地块北标段工程所使用的钢材系从温州华春钢材公司经过正式渠道运进的”，证明：（1）被告确认涉案工地所用钢材系从原告处购买。（2）因春节赶工期，被告要求原告提前提供所需钢材，在浙江立元集团生产的钢材断货情况下，原告临时调用了天津京都钢材有限公司生产的钢材。（3）因京都钢材抽样检测不合格，被告要求重新检测。
13、收条复印件，证明：（1）因钢材质量问题，被告直接向原告退货。（2）张维德作为被告委托人签字确认。
14、授权委托书复印件，证明：（1）张维德系被告员工，并担任现场管理的职务。（2）张维德的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代为陈述、申辩等权利。
15、张氏宗谱复印件，证明张维乾、张维德、张维昭三人为亲兄弟，其父名张思梨。张德康系张维昭之子。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该两份证据中被告方的印章系伪造，被告已经申请鉴定。
对证据3，（1）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2）合法性有异议，技术资料章不能用于结算；且该章明确注明签订合同无效，包括对合同进行结算的行为无效；（3）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确认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因该结算单据反映的是张维德或华普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关系。张维德等人的签字行为以及加盖项目部技术资料章的行为不构成对歌山公司的表见代理行为，华春公司也并非属于善意相对人。
对证据4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对外使用技术资料章，只能证明该技术资料章属于南仙花苑工程项目部。
对证据5、证据6没有异议。
对证据7中的总结算单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有异议，原告至今无法说清楚其证据来源，且结算单是原告打印好加盖技术资料章的；（2）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不能反映被告拖欠原告货款的事实；（3）结算单中“已收钢材款”反映的是第三人实际支付给原告或其关联企业寿春公司的钢材款，并非被告支付的款项，因此，不能反映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结算行为；（4）代付的说法本身也不成立，代付是指卖方直接出具发票给买方，买方通过第三人代为付款，本案原告并没有直接向被告出具发票，不存在被告委托他人代付的事实；（5）技术资料章不具有结算功能；（6）加盖资料章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告不是善意相对人；（7）结算的内容违反最基本的常理，总结算单中载明的货款总金额约为2776万元，在被告已经向第三人实际支付了2749多万元的情况下，不可能再承认自己拖欠原告556多万元，因此，这份结算单中的技术资料章如果是原告偷盖，那么原告不是善意相对人，如果是第三人盖章，那么就存在原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被告的情形。对银行承兑汇票及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恰恰证明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三人履行了合同义务。
对证据8、证据12、证据13的质证意见为：(1)对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2)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首先，该组证据重点证明的是货物质量问题，与本案无关。其次，该组证据只能证明2010年1月份，张维德或华普公司向原告购货，不能证明被告向原告购货。再次，关于供货给项目部的陈述，不等同于原、被告双方构成买卖关系，是否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应结合本案事实情况及其他义务的履行综合确定。再者，询问笔录本身不能反映客观事实，部分内容与客观事实违背，如被询问人陈述到签订过钢材买卖协议，而实际上被告与原告之间根本没有签订过钢材购买协议，被告有理由相信，是华普公司与原告之间签订了钢材买卖协议。因为货物是华春公司供应的，张维德退货给华春公司不能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
对证据9，质量证明书证明的对象是货物质量，而非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因钢材是原告经由华普公司运送到工地，质量证明书中没有华普公司的印章符合常理。
对证据10，质证意见如下：(1)对其三性均有异议，首先，这些情况说明属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否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这些情况说明中印章的真实性无法确认；(2)证人应某知晓的与本案相关事实出具证言，显然这几个单位对本案的相关事实是不知情的，因此这些证人与本案无关，这些单位与本案无关；(3)如果情况说明确实是这些单位所出具的，则该四个单位存在串供或者与原告恶意串通，因为这4份情况说明内容的表述，连续大概七八十个字，是一字不差，很明显是复印过来盖个章；（4）这组证据是用于说明质量证明书的法律意义，对于质量证明书有怎样的法律意义，不是证人或其他单位可以通过这种形式去说明的。
对证据11吴某的证言有异议，证人所述内容均是通过驾驶员的转述，属于传来证据，证人本人对客观事实不清楚；证人与原告存在合作关系，其证据不具有可信性；即便原告安排证人运输货物，也不能推翻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关系。
对证据14、证据15三性均无异议。
为反驳原告的主张及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歌山公司、歌山温州分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工矿产品购销合同1份，证明被告于2009年12月8日与第三人华普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向其购买涉案钢材，涉案钢材全部由第三人华普公司提供的事实。
2、华普公司物资调拨单132份（2010年3月至2010年12月），证明被告歌山公司承建的南仙花苑工程使用的螺纹钢、圆钢、线材等所有产品均是由第三人华普公司独家提供，与原告或案外人寿春公司无关。每次交货的方式为第三人将钢材运至工地，并出具与货同行的一联物资调拨单，交由被告核对数量，核准后签字再交由第三人的司机带回作货款数量的核对凭证。
3、银行转账支票存根联23份（2010年2月至2011年9月）、支票进账单，证明自2010年2月10日至2011年9月19日止，被告歌山温州分公司已向第三人华普公司支付货款27496152元的事实。
4、增值税发票19份（由第三人华普公司开具给被告），证明：（1）第三人按照与被告的合同约定并依照《温州工程造价信息》中的当月市场供应价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2）第三人在供货过程中，已按合同约定并以销货人的主体资格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事实。
5、第三人华普公司出具的证明及华普公司工商登记材料各1份，证明南仙花苑工程所使用的钢材是第三人华普公司分别从原告和案外人寿春公司处购得后再转手卖给被告的事实。
6、增值税发票（华春公司、寿春公司分别开具），证明：原告与案外人寿春公司作为销货单位分别给购货单位第三人华普公司开具与供货数量相符的增值税发票（其中原告开具的仅为4份，共839.516吨，计400万元；其余大部分为案外人寿春公司开具）。原告与案外人寿春公司将货物出售给第三人华普公司，并分别出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合同相对人应是原告与第三人华普公司、寿春公司与第三人华普公司。原告应向第三人华普公司主张权利。
7、银行转账凭证、进账单，证明原告和案外人寿春公司将钢材出卖给第三人华普公司后，已分别向第三人华普公司收取相应的款项。原告向第三人华普公司收取了除结算单上自认的21201341.62元的货款外，还遗漏了七笔共计753万元的货款，原告已向第三人华普公司实际收取货款共计28731341.62元。故原告已收取了全部款项，无权再向第三人华普公司和被告主张权利。
8、2003年9月16日原告与歌山温州分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鱼鳞浃钢筋统计（华春）”及2003年11月至2004年9月原告向歌山公司开具的钢材销售发票（发票总金额1000余万元）、“F31地块钢筋统计（华春）”及2007年4月至2008年10月原告向歌山温州分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发票总金额2000余万元）、“移动大厦钢筋统计（华春）”及2007年3月至11月原告向歌山温州分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发票总金额1300余万元）、收款人为原告的转账支票存根及收款收据。证明：(1)原告与被告歌山温州分公司在2003年、2007年发生过钢材买卖合同关系；(2)双方的交易习惯为：只要双方发生买卖关系，双方即签订合同，原告直接向被告歌山温州分公司开具发票，被告歌山温州分公司直接向原告支付钢材款；(3)就本案而言，原告与被告没有发生买卖合同关系；（4）在支票存根中签字的人是收款方来领取支票的人；（5）本案被告支付给第三人的支票存根中的“胡丹”、“吴丹”、“桑小诺”等人系第三人员工。
9、华普公司工商登记复印件，证明第三人华普公司于2014年2月25日已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事实。
10、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其中第八页载明内容证明：（1）原告公司负责人朱寿春为了帮忙张维德、张维乾兄弟，其让张维德、张维乾成立个公司，并通过成立的公司销售钢材，这样该公司销售额一上去，再向银行融资就容易了。（2）被告歌山公司与第三人华普公司构成买卖合同关系。（3）原告的交易对象是张维乾、张维德或他们实际控制的第三人华普公司，而非本案被告。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有异议。原告有理由怀疑该合同系事后伪造，因为在原审诉讼中，被告没有提供该合同，称没有书面合同，在第一次发回重审时，被告才提供该合同；第三人法定代表人张德康系被告公司员工，被告和第三人伪造了合同。被告一直主张价格无法确定，该份合同中有价格的约定，价格可以确定。
对证据2有异议。涉案钢材是原告出售给被告，物资调拨单也由原告提供，并非华普公司提供，物资调拨单中的司机签字是虚假的，该证据系事后伪造，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对证据3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1）张德康既是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又是被告公司员工，支票联收款人系被告员工张德威，从中可以看出，第三人与被告系关联公司；（2）该证据反映的是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他们之间存在资金往来是正常的，说明原、被告约定通过第三人代付的事实；（3）因第三人仅系被告的代付单位，故原告的钢材款以原告实际收到为准，而不能以被告向第三人支付的金额为准。
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1）这是关联公司之间开具的发票，发票上有张维德的签字并有同意支付字样，说明张维德系被告工地负责人，也进一步印证双方系关联公司的事实；（2）即便存在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发票往来情况，也包含在原告主张的通过第三人转账的事实中。
对证据5中的工商登记材料无异议，但对第三人出具的证明有异议，该证明的内容虚假。涉案钢材系由原告提供，而非华普公司提供，张德康系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第三人与被告系关联公司。
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华春公司、寿春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是为了走账，符合双方通过第三人走账的约定，并不存在买卖合同或买卖事实。
对证据7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1）由第三人代付是因双方约定通过第三人走账，是符合双方约定的；（2）原告主张的货款并不存在漏算的情况，其中有几张时间前后差距一天，是因为对方支付款项的时间和原告收到款项的时间有差距，原告记录的时间是以原告方知道或查询的时间为准。至于其中101万元、102万元、8.4万元中的1万元、2万元、8.4万元共计11.4万元没有在总结算单中体现，是因为根据双方约定，被告需要支付垫资款利息，该部分属于支付利息。
对证据8，原告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予质证。
对证据9无异议。
对证据10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因没有原件无法直接认定，其内容可能是真实的。
庭审中，朱寿春与原告均拒绝由朱寿春作为原告方的代理人出庭陈述，本院依法通知朱寿春作为本案证人出庭陈述。朱寿春系原告华春公司的关联公司寿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华春公司的股东之一，又系本案钢材买卖合同的经办人。朱寿春负责涉案合同的签订及合同的履行。
朱寿春称：张维德、张维乾两兄弟（以下简称张氏兄弟）到原告处和朱寿春商谈南仙花苑工程的钢材买卖事宜。张氏兄弟称项目资金困难，要求原告垫资。朱寿春到南仙花苑工地，张氏兄弟出示了中标通知书，之后，朱寿春与张氏兄弟谈妥了合同并在工地现场签订了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开始发货，双方每个月结算一次，结算均是和张维德进行。总结算也是朱寿春参与，朱寿春到了南仙花苑工地，和歌山公司的人进行结算，歌山公司的人根据月结算单出具了总结算单，并在总结算单中加盖了技术资料章。歌山公司方的具体经办人朱寿春不记得了，因为只认章不认人，但张维德在场。合同履行过程中，朱寿春均向张维德催讨货款，从合同的签订到合同的履行，朱寿春从没有找过歌山温州分公司的负责人何跃进。
朱寿春称：发票和款项经过第三人华普公司是走账行为。签订合同时，歌山公司的人说项目经济紧张，需要融资，华普公司有了资金流量后才能向银行融资，以维持项目的建设，因此歌山公司的人要求通过华普公司走账。张维德多次承诺，通过华普公司付款只是走账，合同是歌山公司签的，歌山公司是逃不掉的。所以，原告方均向第三人华普公司出具发票。本案合同履行中所有的发票都直接交给第三人华普公司的财务人员。关于“歌山公司的人”是谁，朱寿春称他不记得了，其中定有张维德。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8，朱寿春承认其真实性，但朱寿春称其不是上述工地合同的经办人，不认识歌山温州分公司负责人何跃进。通常情况下，建设工地钢材买卖的供需双方均按如下步骤进行：项目材料员通过电话订货，每个月结算一次，所有的货款均是向项目负责人催讨。项目资金到位后，项目部经理将付款计划清单报给分公司或者总公司，由公司负责人认可，收款方开具发票，分公司负责人签字，财务部门付钱。所以不需要直接找分公司负责人何跃进。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0，朱寿春没有异议，认为是真实的。合同履行期间，他们称项目资金紧张，朱寿春就和他们开玩笑，说成立一家公司，把账做起来，公司有资金往来了，歌山公司就可以向银行贷款。（朱寿春对于法庭关于“他们”是指谁以及建议“他们”成立的公司是什么公司均表示不记得或者不知道）。至于为什么在省高院说“张维乾要是没有死就没有官司了”，是因为张维乾非常讲诚信，他“要饭要过来可以把项目搞起来”，张维乾死了，张家就不行了。
在被告歌山温州分公司负责人何跃进问朱寿春为什么会接受技术资料章，而不要求分公司盖章时，朱寿春称：分公司所有的项目都是用技术资料章的，技术资料章是对外使用的，因为何跃进管理太严格，又经常不在温州，盖分公司印章很麻烦，而技术资料章项目部自己掌握，使用方便，所以对外使用技术资料章，包括对政府部门也使用技术资料章。
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三人华普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出质证意见，视为放弃质证权利。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需要认定的事实是，原告是与被告歌山温州分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与张氏兄弟或华普公司成立钢材买卖关系。与上述争议事实有关的证据均属于和本案相关联的证据，本院均应予以采用，至于能否证明待证事实，本院将综合予以认定。
朱寿春是本案讼争合同的经办人，原告华春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寿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本案的履行包括寿春公司向华普公司开具发票、华普公司向寿春公司支付钢材款等，均与寿春公司有直接关联，朱寿春的陈述完全代表原告的利益，因此，朱寿春的陈述属于原告方的陈述，不作为证人证言予以认定。
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本院认为：被告就该两份证据中“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印章（以下简称印章）是否歌山温州分公司的印章向本院申请鉴定，但原告不同意鉴定。经双方当事人核对，上述证据中的印章以及2010年2月1日结算单中所涉印章与被告提供比对的工商局预留印鉴中被告的印章明显不一致，以肉眼即可确定上述证据中的印章不是歌山温州分公司的印章。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歌山温州分公司在其他地方使用过该印章。因此，本院认定上述两份证据中的印章不是歌山温州分公司的印章。上述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原告和歌山温州分公司存在购销合同关系。但证据1可以证明张维乾在合同中签名，该事实与本案有关联，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用。证据2反映了原告与合同相对人达成原告垫资600万元的事实，证据7也反映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实际为合同相对人垫资600万元的事实，证据2作为原告为合同相对人垫资600万元的证据予以采用。
证据3中2010年2月1日结算单中“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印章不是歌山温州分公司的印章（理由同上，略），但该份结算单和其他结算单可以反映原告履行其与合同相对人之间的合同义务，货物送到南仙花苑工地的事实，本院予以采用。
证据4、证据5、证据6可以反映被告为南仙花苑工程的中标单位，以及被告在南仙花苑工程工作人员情况，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用。
关于证据7，本院认为，证据3中的每份月结算单均有相关经手人的签名，可作为确定合同双方权利义务重要依据的总结算单却没有经手人签名，没有结算时间，代表原告方进行结算的朱寿春不能说明具体结算过程，不能说出对方参与结算的人员情况，该结算单来源不明，其真实性不能确定，不能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但可作为原告的陈述采用。总结算单与银行承兑汇票、转账凭证以及证据3相互印证，其他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合同相对人还存在其他付款情况，证据7作为原告与合同相对人履行合同的情况予以采用。
证据8、证据9、证据12、证据13、证据14均来自工商部门档案材料，系工商部门处理南仙花苑工程钢材质量问题中收集的材料，该组证据可以反映南仙花苑工程所用钢材来自于原告的事实，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用。
被告对证据10的质证意见成立，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用。
关于证据11吴某的证言，本院认为，本案货物买卖发生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证人出庭作证的时间是2015年10月20日，证人证明的内容是2009年至2011年期间她雇佣的司机运了什么货物，从哪里运到哪里，而且司机随车带了什么货物单证，货物单证的内容是什么，单证如何给付。证人作为车主没有参与到货物的具体运输过程中，对于司机带了什么单证，单证的内容是什么，通常是不可能知道的，即使当时知道，过了将近5年，记得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另外，证人吴某是寿春公司的登记股东，与华春公司有利害关系，因此，证人吴某的证言不可信。即使证人证言属实，也不能排除华普公司给歌山公司物资调拨单的事实。因此，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用。
关于证据15，因张德康是华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德康和张氏兄弟的特殊关系对于认定本案事实有一定关联，故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用。
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提出异议的主要理由是：华普公司和歌山公司是关联公司，歌山公司控制华普公司，因此被告提供的证据都是事后歌山公司和华普公司伪造的。
本院认为：歌山公司与华普公司之间从投资主体、经营的业务、企业的管理人员等方面均无任何关联。至于华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德康及其叔叔张维德在南仙花苑工程项目中系歌山公司的员工，该关联关系是否构成两公司系关联公司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歌山温州分公司负责人何跃进关于南仙花苑工程建设项目由项目经理方莲华终身负责，建设团队由方莲华负责组建，张维德只是建设团队的成员之一，之前他并不认识张维德的陈述，与我国当前建筑业普遍存在的现状相符，其陈述本院予以采信。张维德、张德康等人在南仙花苑工程中体现为被告的员工，在该工程结束后，张维德等人并不一定仍与歌山公司维系企业与员工的关系，这在建筑行业是基本常识。原告作为与建筑行业建立供销关系近20年的企业，应该知道该常识。即使张维德、张德康就是歌山公司的员工，也不能就此认定这两个公司是关联公司。
朱寿春在省高院向其调查时称：“张维德、张维乾几个兄弟在温州做生意没有靠山，我说这样融资很困难，我让他们成立个公司，销售额一上去在银行融资就容易了，我是好心帮忙”。朱寿春的该陈述结合其关于通过华普公司走账系为了帮助华普公司融资的陈述，可以确定华普公司系朱寿春建议张氏兄弟设立，华普公司的设立与歌山公司无关。综上，原告仅以在南仙花苑工程项目中张维德、张德康是歌山公司的员工，张德康同时是华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认为歌山公司与华普公司是关联公司，显然缺乏依据，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提供的证据3是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和支票进账单，证据4是增值税发票，这两组证据均真实合法。这两组证据反映华普公司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被告向华普公司支付货款，仅就这两组证据，他们之间有合同关系就存在着高度的可能性。证据1是华普公司与歌山温州分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证据2物资调拨单系华普公司向歌山公司开具的表明履行合同的情况。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提交的证据1即系伪造。不能因被告在本案原审中没有提交该合同，就认定该合同系伪造。关于证据2，原告并未参与到华普公司与歌山公司的交易中，华普公司向歌山公司提交了哪些材料，原告并不一定知情。物资调拨单在填写之前，并非需要专人保管的重要文件，填写之前并无保管之必要，只有在收货人签字后才有意义。因此，其序号在前填写时间在后的情形，并不存在不符合常理的地方，其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可能性也极大，并不能因此就认为物资调拨单系伪造。同理，没有证据证明证据5系伪造。
证据1、证据2与证据3、证据4、证据5相互印证，证据1、证据2、证据5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这些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用。
证据6、证据7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用。
证据8反映了原被告之间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在三个工地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反映了双方一定的交易习惯。该交易习惯对于认定本案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钢材买卖关系有影响，因此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用。
证据9反映了华普公司的基本情况，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用。
证据10反映了在省高院对本案再审过程中，原告的负责人之一朱寿春的陈述意见，该陈述意见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用。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
原告华春公司成立于1996年，其经营范围为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等。案外人寿春公司与华春公司系关联企业，两公司经营地点相同，华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爱华与寿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寿春系姐弟关系，朱寿春是华春公司负责人之一。第三人华普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16日，法定代表人为张德康。张德康系张氏兄弟的侄子。
2007年年底，被告歌山公司与其他单位组成联合体参与了温州生态园南仙花苑B地块安置房工程的招标活动并中标，歌山公司负责该项目北标段的施工。歌山公司指派方莲华为该项目的负责人（投标时指派的项目经理为单国良）。之后，方莲华组建了项目建设团队，张维德之后加入了该建设团队，负责现场管理。
2009年，张氏兄弟与原告协商，要求原告向南仙花苑工地供应钢材。原告与张维乾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中未载明具体签订时间），合同中载明供方为华春公司，需方为歌山公司。合同双方对供应的产品名称、价格结算依据等进行了约定，其中结算及付款时间为：“当月钢材当月月底结账1.垫资的钢材款最多不超800万元，中300万元为18个月，500万元为15个月，达到800万元中300万元开始计息，按1分利息按月支付，800万元第一次发货日为开始计算时间。2.超过800万元的钢材款，次月15日前支付，而后每两个月支付一次（两个月的钢材款），收钢材款时间为15日前。3.钢材总用量9400吨左右，少于9000吨垫资款相应的减少。”张维乾在合同中歌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栏签名，该栏中盖有“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印章。
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工程量减少，原告与张氏兄弟约定原告的垫资款由800万元降低为600万元。
从2009年9月至2011年7月，原告根据张氏兄弟的要求陆续向南仙花苑工地运送钢材。（具体详见附表）
原告运送钢材时会附上相应钢材的质量证明书，质量证明书系钢材厂商出具，盖有华春公司质量证明书专用章。通常，工地收货人员验收后会在质量证明书中签字并加盖技术资料章，该项目监理单位加盖项目监理章。
每个月，原告凭工地的收货单与南仙花苑工地的材料员进行对账，对账后工地的材料员向原告出具一份标题为“歌山集团南仙路工地”，内容含日期、所收钢材的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金额的单据。单据下方均有类似“账已对，回单已收回”的相关内容，材料员在单据下方签字并注明时间。每张单据中均盖有技术资料章。
上述合同项下的钢材款由华普公司和张维德个人向原告或其关联公司寿春公司支付，其中付给寿春公司6604000元，张维德个人支付100万元（该款汇入原告的股东严章章个人账户）。（付款时间和付款金额详见附表）
在华普公司向原告付款达到12711341.62元后，原告和其关联公司寿春公司开始向华普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其中华春公司开具了4份，发票金额总计400万元，寿春公司开具了84份，其中2011年1月26日开具了25份，7月30日开具了38份，发票金额总计9365554.4元。（具体详见附表）
另查明：2009年12月8日，华普公司与歌山温州分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歌山温州分公司因南仙花苑工地需要，向华普公司订购钢材。双方在合同中对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单价、交货地点、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其中结算方式及期限为“当月钢材款在下月20日前付清”。
从2010年1月15日起至2011年7月24日止，华普公司陆续向歌山温州分公司开具货物名称为各类钢材的增值税发票19份，发票总金额共计27974443.34元。从2010年2月10日起至2011年9月19日止，歌山温州分公司陆续向华普公司支付钢材款，合计27496152元。其付款金额和南仙花苑工地收到的钢材总价款差额为220192.32元。（开票及付款情况详见附表）
再查明：2010年1月22日，工商部门在南仙花苑工地对工地上的热轧带肋钢筋进行抽检，经过检测，现场3.21吨热轧带肋钢筋不合格。
为配合工商部门调查取证，歌山公司委托该工地现场管理张维德作为其代理人。张维德在接受工商部门询问时，陈述到了以下内容：“我项目部和温州市华春经贸有限公司签订了钢筋购买协议，需要钢筋时我项目部材料员打电话给温州市华春经贸有限公司要货，……。”
同年2月20日,歌山公司南仙花苑北标段项目部向工商部门提交了《关于要求重新检测报告》，要求对上述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报告中写明：“我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南仙花苑B地块北标段工程所用钢材系从温州华春钢材公司经过正式渠道运进的。……”报告中盖有技术资料章。
工商部门查明：“当事人温州市华春经贸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13日从天津金都钢铁有限公司购入30.21吨规格型号Ф12HRB335，执行标准：GB1499.2-2007，批号2911627无商标的热轧带肋钢筋结果为钢筋结果给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仙花苑北标段项目部，销售价格为3450元每吨，合计经营额104224.5元，根据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初检和复检报告上述产品重量偏差，标准要求是±7，实测结果为-8，不合格。”工商部门对华春公司作出了罚款等处罚。
对于问题钢材，南仙花苑工地直接退还给了华春公司。
又查明：原告与被告歌山温州分公司在2003年至2008年间曾有钢材买卖往来。2003年9月16日，原告华春公司与歌山温州分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根据该合同的约定，原告在2003年11月至2004年9月，就鱼鳞浃工程向歌山温州分公司供应了价值1000余万元的钢材。2007年，双方又在F31地块及移动大厦地块建立钢材买卖关系。从2007年3月至2008年10月，原告向歌山温州分公司供应了价值3400余万元的钢材。在履行上述合同中，原告在收款前均向歌山温州分公司开具发票，由歌山温州分公司向原告直接付款。在F31地块及移动大厦地块中，原告收款前均先将发票送到歌山温州分公司负责人何跃进的办公室，由何跃进审核并同意付款后，原告收款。原告方的股东严章章（原告法定代表人朱爱华的女儿）与何跃进因此存在较多联系。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和被告歌山温州分公司之间在南仙花苑工地中有无购销合同关系。
本院认为：第一，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原告主张与被告歌山温州分公司在南仙花苑工程中存在钢材购销合同关系，通过第三人华普公司付款和开票只是走账，对此，原告负有举证责任。而原告提供的证据和主张的事实存在以下疑点：
一、原告提供的包括购销合同在内的三份证据中的“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的印章均不是歌山温州分公司的印章，合同当事人涉嫌伪造印章。
二、合同的签订过程缺乏原告和被告之间的意思联络，且不符合情理。原告陈述该合同系张氏兄弟与原告方负责人之一朱寿春协商订立，签订合同的地点在南仙花苑工地，印章也在南仙花苑工地加盖，签订合同时，张氏兄弟出示了中标通知书，朱寿春也审查了挂在南仙花苑工地的现场管理人员名单。原告的该陈述有以下疑点：
1、中标通知书中载明的项目负责人是单国良，现场管理人员名单中也没有张氏兄弟的姓名，原告应该对张氏兄弟能否代表歌山公司有疑问。
2、原告和被告歌山温州分公司在2003年到2008年期间，存在着三个工地的钢材买卖关系，交易时间长，金额大，原告知道歌山温州分公司的负责人是何跃进，也知道何跃进对分公司印章的管理极其严格，原告应该知道歌山温州分公司的印章不可能保管在工地办公区，张氏兄弟也不可能持有歌山温州分公司的印章。如果合同中的印章是张氏兄弟加盖的，原告当时就应该意识到该印章虚假，不可能约束歌山温州分公司，但原告依然接受这份合同。可以推定原告在与张维乾签订合同时，对于能否与歌山温州分公司之间设立权利义务关系抱无所谓的态度。
三、从反映履行合同的付款、开票等证据分析，原被告之间无直接履行合同，证据没有显示双方存在履行购销合同的行为，且与之前双方的交易习惯相悖。证据显示，被告从未向原告支付过钢材款，原告收到的全部钢材款22315341.62元均是华普公司和张维德支付，与被告无关。另外，原告也从未向被告开具过发票。原告和其关联公司寿春公司共出具发票88份，所有的发票均明确写','2018-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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