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鄂民四终字第000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东京海上A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号汇丰大厦**楼。
法定代表人：梅田道夫，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民，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蕴，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B船务公司（GRIEGSHIPPINGIIAS）。住所地：挪威卑尔根市桑德斯盖特街*****号（C.SUNDTSG17-19，5004BERGENNORWAY）。
法定代表人：卡蜜拉•玛丽安•B（CamillaMarianneGrieg），该公司董事。
委托代理人：陈柚牧，上海瀛泰锦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华，上海瀛泰锦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C海运公司（GRIEGSTARSHIPPINGAS）。住所地：挪威卑尔根市桑德斯盖特街*****号（C.SUNDTSGATE17／19，5807BERGENNORWAY）。
法定代表人：卡蜜拉•玛丽安•B（CamillaMarianneGrieg），该公司董事。
委托代理人：陈柚牧，上海瀛泰锦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华，上海瀛泰锦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京海上A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下称A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B船务公司（GRIEGSHIPPINGIIAS，下称B公司）、C海运公司（GRIEGSTARSHIPPINGAS，下称C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海事法院（2009）武海法商字第4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郭载宇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鲁杨、代理审判员林向辉参加合议的合议庭，分别于2012年6月14日、2013年5月28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A保险公司委托代理人李民、王蕴，B公司、C公司委托代理人陈柚牧、王华到庭参加诉讼。二审审理过程中，经各方当事人同意，本院就涉案争议进行数轮调解，当事人无法就讼争事项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A保险公司原审诉称：2008年8月10日，B公司所属船舶“星海”轮（M／VSTARHANSA）装载200卷冷轧钢卷从中国常熟港运往美国洛杉矶港。货物装船后，上海鹏华船务代理有限公司常熟分公司（下称鹏华船务常熟分公司）代表C公司签发了五份清洁提单。2008年9月10日，涉案船舶抵达洛杉矶港卸货时，发现提单项下货物严重水湿生锈，损失金额达1，016，783.43美元。作为货物保险人的A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日铁贸易美国有限公司（NIPPONSTEELTRADINGAMERICAINC.，下称日铁贸易公司）的损失予以了赔偿，并取得代位求偿权，诉请法院判令B公司和C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1，016，783.43美元、检验费用7，950.30美元、公证认证费用2，046美元及相应利息损失，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查明：2008年7月8日，日铁贸易公司与丰亿实业有限公司（FinnexIndustriesLtd.，下称丰亿公司）签订货物买卖合同两份。合同约定，货物名称冷轧钢卷，数量1600吨（±10%），总价1，840，200美元，付款条件为即期信用证，交付条款为CFRFO美国加州长滩／洛杉矶。
2008年8月10日，B公司所属“星海”轮在中国常熟港装载上述共计200卷冷轧钢卷。鹏华船务常熟分公司代表C公司签发了编号为STAU06SHA0236A、STAU06SHA0236B、STAU06SHA0236C、STAU06SHA0236D、STAU06SHA0236E的五份清洁提单。提单记载：承运人为C公司，托运人为湖北华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货人凭MIZUHO银行公司指示，通知方日铁贸易公司。从中国常熟港运往美国洛杉矶港，货物毛重为1，538.935吨，净重为1，526.935吨。提单表面记载有“RETLA”条款，即“对于钢铁或金属制品，提单中所用的表面状况良好不意味着所收到的货物没有明显可见的锈蚀或水汽。如果托运人要求，签署提单时可不将大副收据上的批注转到提单上”。
2008年8月6日，A保险公司针对上述货物向日铁贸易公司签发了编号为020819693-001的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单，承保涉案货物净重共计1，526.935吨，承保船名和航次为“星海”轮第508航次，承保区间为从中国武汉经常熟港至美国洛杉矶的连续运输区间，保险金额为1，932，073.00美元。该保险单表面载明适用协会货物保险条款（A）1／1／82［INSTITUTECARGOCLUSES（A）1／1／82］。2008年9月5日，日铁贸易公司持经MIZUHO银行背书的提单在目的港口岸报关。2008年9月10日，“星海”轮抵达洛杉矶港卸货。
2008年10月30日、11月18日，A保险公司的理赔公司在卸货港对编号为STAU06SHA0236B号提单项下的21卷冷轧钢卷进行了检验分析后，出具了报告和补充报告。关于货损，两报告主要结论为，部分钢卷外层金属包装锈蚀，并有不均匀水污染，有的锈迹每层都有。该报告还认为日铁贸易公司以103，500美元的价格将21卷货物出售给另一客户是合理的，该21卷货物的净损失为122，671.20美元，劳务费6，995美元。关于货损原因，报告认为损失发生在船舶到达洛杉矶前的运输途中，并且为直接将钢卷曝露在不包括氯化物的潮湿环境中。2008年11月20日，前述理赔公司再次出具补充报告，载明：2008年10月2日、3日和9日，参加检验的人员对其他提单项下179卷钢卷进行了开卷检验，发现上述部分货物外部和内部包装有水湿、污染锈蚀或严重锈蚀，有的钢卷每层都有锈，尺寸和形状各异，遍布在钢卷上。该报告认为该179卷钢卷按50%的贬值处理是合理的，处理该批货物的额外费用为35，455美元。报告认为损失发生在船舶到达洛杉矶前的运输途中，直接将钢卷曝露在不包括氯化物的潮湿环境所致。
2008年12月2日，日铁贸易公司将前述21卷钢材以103，680.26美元的总价格卖给尼龙电子公司（NAYLONELECTRICALPRODUCTS，INC.，下称尼龙电子公司）。2009年7月16日，日铁贸易公司同样将前述179卷钢材以708，425.26美元的总价格卖给加利福利亚金属销售公司（CALIFORNIAMETALDISTRIBUTORS，INC.，下称加州金属公司）。
2009年3月23日，A保险公司向日铁贸易公司赔付了1，016，783.43美元。同年6月22日，日铁贸易公司向A保险公司出具了权益转让书。A保险公司为对涉案货损进行检验，支付了7，950.3美元的检验费用，为对本案所涉证据材料进行公证认证支付了2，046美元的公证认证费用。
“星海”轮在涉案航次天气良好，相关船舶证书未显示该轮在运输途中货物有被淡水湿损的可能。2010年10月11日，上海市科技服务中心出具《技术咨询报告书》，指出货损的主要原因是淡水引起，最大可能为露天堆场受自然雨淋引起，不排除武汉到常熟水路运输途中自然雨淋及河水侵蚀的可能，也不排除卸货后在露天堆放时遭受水湿的可能。
原审诉讼过程中，A保险公司分阶段进行过几次举证。在2010年4月19日证据交换和2010年11月15日第一次开庭之前，A保险公司的主要诉由是C公司签发了清洁提单，货物到目的港时发现货损，故被告应对承运期间的管货过失承担赔偿责任。基于该诉由A保险公司共提交了十四份证据，并表示举证完毕。原审法院进行调解和制作判决书的过程中，A保险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证据十五至证据十八，为了便于当事之间当庭发表质证意见，原审法院通知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12月1日参加庭审。
证据十五为买卖合同，证据十六为发票，证据十七为收款证明，A保险公司拟以该三组证据证明货物受损后处理的金额及被保险人日铁贸易公司收到了涉案货物的转卖款项。被告认为上述证据早已形成，不是新证据，最晚应在第一次开庭结束前提供，已超过举证期限。从内容上看，货物系A保险公司的被保险人单方处理，价格与检验报告不一致，未提供多家报价，故对货物处理价格不认可。原审法院认为该三组证据虽然没有在第一次开庭前提供，但属于针对两被告对诉讼金额的反驳意见提交的补强证据，证明对象未超出其起诉时的诉因，能证明被保险人实际处理货物的情况。
证据十八为上海市普陀区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拟证明在涉案货物装船时，B公司和C公司已委托上海至恒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至恒公司）检验并发现涉案货物受损，却未在涉案提单上进行批注即签发了清洁提单。用以证明货物在签发清洁提单前已经受损，清洁提单的签发导致被保险人（收货人）丧失了拒付信用证项下货款的权利，进而导致收货人损失，被告应对未在提单上对货损进行批注和货物在运输途中可能的进一步受损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认为，该份证据在第一次开庭审理之前就已经形成，已超过举证期限。在保留前述抗辩意见的基础上，被告称从未委托至恒公司进行过检验，且至恒公司出具的该份报告系电子邮件附件而非原件，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该证据仅为电子邮件，早已形成，不是新证据，最晚应在第一次开庭结束前提供，已明显超过举证期限。A保险公司通过该份证据改变了最初认为被告应对运输期间承担货损赔偿责任的请求。该检验报告未经盖章和相关检验人员签字。A保险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系被告直接委托至恒公司进行检验或与被告进行了联合检验。且该检验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对货物包装及表面状况受损的描述，并没有明确货物本身发生明显损坏。因此，该检验报告没有证据效力。
2010年12月1日庭审结束时，A保险公司表示举证完毕。但嗣后A保险公司再次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主要证明被告签发清洁提单的行为构成对收货人的欺诈，并要求再次开庭。被告以同样理由表示不同意质证。为便于当事人之间当庭发表质证和辩论意见，原审法院通知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6月9日到庭。
证据十九为A保险公司向承运人发送的传真，证据二十为A保险公司与被告及其船舶保赔协会往来邮件公证书，证据二十一为对涉案船舶保赔协会网站相关内容进行公证的公证书，证据二十二为对被告网站相关内容进行公证的公证书。A保险公司拟以该组证据证明涉案船舶为B公司所有，并投保于北英保赔协会（NORTHOFENGLANDP&IASSOCIATIONLIMITED;），与A保险公司代理人的往来邮件的人员均系北英保赔协会的员工，并通过收发邮件来处理此次赔案，被告在装船前已发现货损。该组证据可证明被告签发清洁提单的行为构成对收货人（被保险人）的欺诈。
被告认为上述证据不是新证据，也明显超过了举证期限。证据的证明目的是货物装船前就发生了货损，被告仍签发清洁提单的行为导致被保险人丧失了拒付提单项下货款的权利，这是A保险公司改变了诉因，应不予认定。原审法院认为这些证据不是新证据，且明显超过了举证期限。从内容上看，上述证据虽可以证明本案所涉船舶投保于北英保赔协会，在一定程度上证明A保险公司与被告或其船舶保赔协会进行了交流，但被告或其船舶保赔协会并未认可装船前存在A保险公司所诉称的货损或因被告的原因在运输过程中造成货损。相反，根据这些证据，北英保赔协会2009年7月10日才收到A保险公司的索赔通知。因此，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A保险公司起诉时案由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在诉讼过程中增加了因被告签发清洁提单的欺诈行为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和理由，故本案属于海上货物运输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产生的纠纷。B公司和C公司的住所地均位于挪威，故本案具有涉外因素。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涉外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有权选择处理合同争议适用的法律。A保险公司、B公司和C公司在庭审中均表示本案适用中国法。另，日东保险公司诉称签发清洁提单的侵权行为发生在中国境内，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因此，本案适用中国法。
B公司是本案所涉“星海”轮船东，系本案实际承运人，C公司是提单签发人，系本案合同承运人。A保险公司依保险单的规定，向日铁贸易公司进行赔付后，获得日铁贸易公司签发的权益转让书，有权向涉案承运人提出追偿。故当事人均适格。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B公司和C公司在其运输责任期间内，是否应向A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二，B公司和C公司是否应为其签发清洁提单的行为向A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B公司和C公司运输责任期间无管货过失，不应向A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下称《海商法》）第八十一条规定，承运人向收货人交付货物时，收货人未将货物灭失或损坏的情况书面通知承运人，或交付货物时收货人与承运人没有进行联合检验，此项交付视为承运人已经按照运输单证的记载交付及货物状况良好的初步证据。本案所涉货物2008年9月10日到港，A保险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收货人将货物灭失或者损坏情况在法定合理期限内书面通知了B公司和C公司，或交付货物时进行了联合检验。因此，可视为B公司和C公司已按照运输单证的记载交付了状况良好的货物。
其二，A保险公司提供目的港的检验报告仅为单方委托，其未提供证明检验员检验时具备检验资质的证据。检验报告缺乏结论形成的程序和科学依据，该报告的权威信、科学性和公正性难以令人信服。故，关于货损原因和货损金额等关键事实原审法院认为A保险公司未提供充分可靠的证据支持。另外，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A保险公司最初系以该检验报告证明货损发生在运输途中，后其所举证据又证明货损发生在装船前，故其关于货损系运输途中造成，以及其所诉称的损失金额的结论等实质上已被其自己所举证据推翻。因此，该检验报告不能作为货物损失原因和程度的判断依据，A保险公司不能证明在目的港对货物的处理合理。
其三，A保险公司提供目的港的检验报告并非卸货当时形成，其结论亦未排除卸货后即承运人责任期间外发生货损的可能性，加之双方当事人都认为货损系因淡水引起，货物在常熟港装船前已经内河运输、码头堆存和装卸，货物是在卸下较长时间后才开始检验，因此，在常熟港装货前、目的港卸货后的露天堆放，以及武汉到常熟水路运输途中均不排除淡水湿损的可能，A保险公司认为两被告承运期间造成货损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其四，B公司和C公司提交涉案船舶相关证书及航海日志显示涉案船舶在开航前处于适航状态，且在航程中天气状况良好，未遭受暴雨天气，对此事实A保险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另外，A保险公司自认涉案货物在交付B公司和C公司前已存在锈蚀，因此，可认定货物所受淡水湿损并非发生在海洋运输阶段。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B公司和C公司不应因签发清洁提单对A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
其一，从举证期限的角度分析。A保险公司关于B公司和C公司应对签发清洁提单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实际是在第一次开庭结束后，通过证据十八至证据二十二提出，已经超过了指定的举证期限及延期举证期限，该组证据既未在合理期限内提交，亦非最初诉讼请求的补强证据。A保险公司提交上述证据后，原审法院为当庭听取双方当事人对相关证据的质证意见，虽两次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但目的并非调查A保险公司这一新的主张。又因B公司和C公司以该组证据超出举证期限为由不同意质证。因此，该组证据应不予采纳。
其二，RETLA条款系合法有效条款。被列于提单正面的RETLA条款是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对于本案所涉“钢铁或金属制品”“表面状况良好”的特别约定，该项约定并未违反任何法律强制性的规定，也未涉及对海运承运人任何法律强制性义务的减免，该条款内容合法有效。
其三，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分析，B公司和C公司签发清洁提单行为与A保险公司诉称的损失无因果关系。
首先，涉案被保险人日铁贸易公司作为一家在美国洛杉矶港的收货人，知道且应当知道在标注有RETLA条款的提单上，提单上记载货物表面状况良好并不意味着涉案货物没有锈蚀或水汽，其有义务对该贸易风险尽到注意义务和采取必要防范措施，但被保险人日铁贸易公司未尽到这一注意义务且未采取必要防范措施。例如，在信用证或购货合同中列入相应条款，或在确认涉案货物完好后完成款项支付等。A保险公司并未提供被保险人开立的信用证内容和履行情况证明，未证明其拒付货款的条件，包括有何种批注的提单等，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其次，拒付信用证项下的货款应是收货人享有的权利，A保险公司并未举证证明C公司签发清洁提单使收货人拒付货款的权利是其保险代位追偿的范围；再次，A保险公司提供并不具备证据效力的装货港检验报告主要显示的是货物外包装或外表损坏，这并不等同于其所诉称目的港发生的货物内部损坏。因此，综合看来，A保险公司尚未充分证明B公司和C公司签发清洁提单的行为与其诉称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另外，本案货物属有包装的冷轧钢卷，经陆地、内河、海运辗转装卸、运输，堆存和卸载时间较长，难免接触空气中的水汽，外包装发生一定程度的损坏，表面发生自然锈蚀实属正常，C公司的代理签发提单时通过肉眼不能得出货物内部肯定受损的结论，故其在此种情况下签发清洁提单并无不当。
原审法院认为，由于B公司和C公司不存在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故无必要进一步对货损金额问题进行审理。另外，被保险人日铁贸易公司虽然对货物进行了降价处理，但降价处理系单方行为。A保险公司提供的检验报告称货物处理经过拍卖，但未提供拍卖的相关证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第八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东京海上A保险公司（中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0，876元，由A保险公司承担。
A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在法定上诉期内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1、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计1，016，783.43美元及相应利息；2、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检验费7，950.3美元，公证认证费用2，046美元及其利息损失；3、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主要事实和理由：
一审查明事实有误。
1、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六即两份检验报告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认为不能据此对货损原因进行认定是错误的。检验报告认为“本损失发生在货物到达洛杉矶港前的运输途中并且直接将钢卷曝露在不包括氯化物的潮湿环境中”。因检验开始于卸货之时，故可排除货损发生在目的港的可能，检验报告认定货损发生在运输期间符合逻辑，检验报告确定的货损金额亦符合实际。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出具的《技术咨询报告书》，以该《技术咨询报告书》为据认为涉案货物遭受淡水湿损系装船前露天堆放受雨淋或者武汉至常熟水运途中受河水打湿而引起，或者系卸船后产生。虽该《技术咨询报告书》排除货损发生在被上诉人海运责任期间，但未提及排除的依据；《技术咨询报告书》结论的形成仅基于检验报告和照片，报告的出具人未进行过实物检验，报告书的结论涉及船舶、海运、河运、水文等知识领域，超出了出具机构及出具人的资质范围和能力范围；另外，该《技术咨询报告书》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诉法》）所规定的任何一种证据形式，因此，其结论不科学，不应予以采信。
2、被上诉人船东互保协会NorthofEngland的工作人员RuneDybedal发给上诉人并抄送被上诉人的邮件中称：问题钢卷的包装表面也许已经有湿损痕迹，在装货时这一点已经予以记录。至恒公司出具的装货前检验报告清楚地反映出货损在货物装船前已经发生。因此，通过该电邮及装货前检验报告可知，被上诉人早在货物装船时即知货物已经受损这一事实，但被上诉人不仅未在提单上进行批注，相反却签发了清洁提单，本案的收货人是通过信用证结汇，承运人不当签发清洁提单的行为与收货人所遭受的损失存在直接关系。
（二）一审法律适用错误。
1、《海商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承运人或者代其签发提单的人未在提单上批注货物表面状况的，视为货物的表面状况良好”，第七十七条规定：“承运人向善意受让提单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第三人提出的与提单所载状况不同的证据，不予承认”。将货物表面状况如实记载于提单是承运人的法定义务，一审关于“该检验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对货物包装即表面状况受损的描述，并没有明确货物本身发生明显损坏。因此，该检验报告没有证据效力”的认定是错误的。既然被上诉人签发的是清洁提单，其即应向收货人交付符合清洁提单记载的货物，现承运人向收货人交付的是严重锈蚀的货物，构成违约。
2、提单上的RETLA条款是典型的格式条款，该条款免除了承运人的责任，侵害了收货人的利益，违反了我国《海商法》关于提单的强制性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关于格式条款的定义，以及第四十条关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的规定，提单上的RETLA条款应属无效。即使是采用信用证付款方式，对于事先看不到提单的收货人而言，RETLA条款的存在无法降低买方在信用证项下的风险。
3、程序问题。第一，关于举证期限，原审法院一共发过两次举证通知，第一次是立案之初发出的举证通知，第二次是举证期限截止至2010年4月19日即证据交换当天的举证通知。被上诉人提交的《技术咨询报告书》的出具日期为2010年10月11日，补充证据清单的日期也是在2010年11月15日，均超过了2010年4月19日的举证期限，但原审法院均允许其举证并进行了质证和认证。原审法院分别于2010年11月15日、2010年12月1日、2011年6月9日进行了三次庭审，每次庭审均进行了事实调查和法庭辩论，在法院没有指定举证期限且事实上口头同意上诉人继续举证的情况下，上诉人的举证当然未超过举证期限，对与补充证据有关的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应当进行审理；第二，关于变更诉讼请求的问题。事实上，在第一次庭审之后，上诉人未对诉讼请求做过任何变更。而且，上诉人始终坚持本案是违约之诉，而非侵权之诉，原审法院关于“原告诉称签发清洁提单的侵权行为发生在中国境内，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的表述，不当将本案定性为侵权之诉，额外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
B公司和C公司主要答辩意见：
（一）上诉人不能证明货物淡水湿损发生在被上诉人负责的海运阶段。首先，货物于2008年9月10日运抵洛杉矶港，卸货当时并未发现货物存在明显水湿锈损的情况，亦未收到上诉人的货损通知，被上诉人也没有被邀请参与货损联合检验。收货人的单方货检直至卸货后两个多月即11月中旬才完成，故该检验报告不能排除卸货后发生货损的可能；其次，涉案货物在到达洛杉矶港之前，还历经武汉到常熟的水路、常熟码头的堆存，而检验报告的结论指出“损失发生在船舶到达洛杉矶港前的运输途中”，并未明确是发生在海运途中；再次，被上诉人一审提交过经公证的航海日志、船长证词等船上相关记录，证明航程中天气良好，货舱未进水。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成立的司法技术专业机构所出具的《技术咨询报告书》也证明货物淡水湿损不是发生在海运期间；最后，上诉人一审庭审时曾确认货损发生在装船前并对此进行了举证，这与上诉人关于货损发生在海运期间的主张自相矛盾。
（二）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所主张的货损金额不予认定是正确的。上诉人对受损货物的处理系单方进行，检验报告称受损货物系通过拍卖方式处理但未提供拍卖报价，因此，虽然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处理货物经过的相关事实做出了认定，但不代表认同上诉人处理货物方式的合理性。
（三）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十八至证据二十二，原审法院不将其作为定案证据是正确的。首先，证据十八至证据二十二的提交均超出了原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这些证据均非新证据，且这些证据改变了上诉人的诉因。上诉人原先认为被上诉人应承担运输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后变更为请求被上诉人承担签发清洁提单的欺诈行为而带来的侵权责任。这些证据属于改变诉讼请求的证据而非补强证据，该诉讼请求的变更未在举证期限内提出。虽然上诉人坚称其未改变诉讼请求，主张的是违约之诉而非侵权之诉，但其请求被上诉人承担因签单过失给其造成的损失，显属有别于违约之诉的侵权之诉。原审法院对案件的审理范围不超出起诉状的范围，不接受上诉人改变诉因的证据是正确的，二审也应将审理范围限定于上诉人一审起诉状的范围之内。
（四）原审法院对RETLA条款的定性是正确的，上诉人关于该条款属于减轻承运人责任的格式条款从而无效的认识存在错误。涉案货物为带包装的冷轧钢卷，外部为镀锌铁皮包裹、钢带捆扎，这种包装适于货物的长途运输，一定程度能够保护内部货物免受外部风吹日晒雨淋水湿等侵蚀。外包装在运输期间不可避免会接触空气中的露水、潮气（也不排除接触雨水、江水），出现一点锈蚀是正常的自然现象，要求外包装绝对清洁不符合实际。RETLA条款的制定正是考虑到了钢铁或金属制品运输的特性，故该条款的存在是符合情理的，并未减轻承运人的责任。收货人作为专业的钢铁贸易公司应能理解这一条款存在的意义，也可在贸易合同中做适当安排以规避或降低相关风险。
（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仅就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适用该条的前提是涉案事故构成保险事故，上诉人称因被上诉人不当签发清洁提单导致其丧失拒付货款的权利，这并不属于保险事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举证证明C公司签发清洁提单使收货人丧失拒付货款的权利属于保险代位追偿的范围，这一认定是正确的。
（六）B公司并非提单的签发人，无论如何也不构成签单过失或欺诈签单的责任主体。
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为大连海事大学司玉琢教授出具的《中国法下“锈蚀条款”的效力问题的法律咨询意见》。其内容为中国法下涉案提单上印制的RETLA条款系无效条款。被上诉人认为该咨询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证据二为涉案提单（提单号STAU08SHA0236A-E）项下的大副收据和至恒公司于2008年8月10日出具的涉案货物装船前检验报告。拟证明承运人在装船时已看到货物受损，大副收据上已进行批注，并委托专门的检验公司进行了货损检验，检验报告也写明涉案货物已严重受损，大副已在该检验报告上签字并加盖船章。结合编号为STAU08SHA0236A-E的五份提单，可知被上诉人违法签发了清洁提单，构成对收货人的违约。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并非原件，且与其起诉的诉因不一，与本案缺乏关联性。
证据三为常熟港内准备出口的冷轧钢卷照片。拟证明未受损的出口冷轧钢卷应有的状态是表面光洁、无锈蚀及表面氧化现象。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
证据四为收货人申请开立的信用证，以及上诉人取得该信用证的相关过程的有关证据，该组证据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拟证明信用证只接受已装船清洁提单，信用证系日铁贸易公司员工以电邮方式发送给上诉人，且信用证的真实性经过了开证行MizuhoCorporateBank，Ltd.的确认。被上诉人认为信用证及相关证据应于一审时提交，其并非新证据，且本案系海上货运纠纷，并非过失签发提单纠纷，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
证据五为英国法院2012年就类似案件所做的判决【案号：（2012）EWHC3124（Comm）】。拟证明对类似案件英国法院认定承运人在收到生锈的货物时应在提单上做出批注，承运人不得以RETLA条款的存在为由免除其在提单上如实批注的义务，否则承运人应就其给保险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认为本案适用中国法而非英国法，英国法院的判决只能作为参考资料，与本案无关联性。
本院认证意见：
关于证据一，其仅仅是专家学者对本案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个人意见，并非对案件相关事实的证明，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任何一种证据形式，属于上诉人就本案法律适用问题而提供的辅助法律意见。
关于证据二，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并非原件，上诉人随即以证据制作单位拒绝向其提供原件为由申请本院前往证据制作单位核实证据的真实性。因该组证据涉及到双方争议的主要事实，本院对上诉人的申请予以准许。经核实，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依鹏华船务常熟分公司出具的大副收据及作为大副收据附件的至恒公司出具的装船前检验报告，涉案提单项下钢卷装船前即普遍存在“镀锌外包装部分发暗，氧化或部分生锈”，“绑扎钢带生锈”，部分钢卷“在吊机操作过程中造成外包装部分凹陷、起皱或划痕（其中卷号83042557702严重受损）”，部分钢卷“外／内包装保护边缘部分弯曲、变形”，部分钢卷“绑扎带破损、丢失、变松”，部分钢卷“包装内周部分起皱”。
关于证据三，照片所拍并非本案涉案钢卷，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
关于证据四即涉案信用证系经公证的证据，其真实性可予以认定。根据信用证第46A条，信用证项下的提单必须是全套正本清洁提单。
关于证据五即英国法院对类似案件的判决，并非对案件相关事实的证明，不属于《民诉法》所规定的证据形式中的任何一种，亦仅属于上诉人就本案法律适用问题提供的意见。
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属实。
本案为涉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货物海运起运港中国常熟港位于原审法院地域管辖范围之内，原审法院为适格的管辖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赋予了当事人合意选择合同准据法的权利，A保险公司、B公司和C公司在原审庭审时均明确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依当事人的合意选择，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焦点，本院认为，本上诉审的争议焦点可被归纳为：一、上诉人诉被上诉人不当签发清洁提单之相关事实和理由应否纳入本案的审理范围；二、RETLA条款性质及效力的认定；三，两被上诉人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涉案货损金额的确定。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即本案的审理范围，上诉人称原审法院三次庭审均进行了事实调查和法庭辩论，上诉人的举证均未超过举证期限，亦不构成对诉讼请求的变更，法院应当对被上诉人不当签发清洁提单的相关事实和理由进行审理；被上诉人则称与提单签发是否不当有关的证据均非新证据，且这些证据均属于改变了诉讼请求的证据，实际上将上诉人所提起的违约之诉变更为侵权之诉，故承运人是否不当签发提单这一侵权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二审亦不应进行审理。本院认为，与承运人是否不当签发提单的相关问题应被纳入二审审理范围。理由如下：
第一，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履行相关的事实均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首先，本案所涉纠纷是因海上货物运输而引起，代收货人之位求偿的保险人称承运人签发的是清洁提单，但在目的港卸货时发现货物锈蚀，故请求被上诉人对货损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就可能的时间段而言，涉案货物的锈蚀既可能出现在货物被装上海船即承运人海上运输责任开始之前，也可能出现在承运人海上运输责任期间，还可能出现在货抵目的港卸载后的货物堆存期间即承运人责任期间结束之后。货损到底发生在何期间，与A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直接相关，因此，与此相关的事实问题及法律问题均应被纳入本案审理范围；其次，已装船提单乃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业已成立、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承运人将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承运人签发已装船提单，即意味着托运人与承运人在此之前或提单签发的当时已建立起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且货物已由承运人接收或装船，亦意味着承运人的运输责任起算期间的开始。《海商法》中规制承运人提单签发问题的相关条款亦是被放置于第四章即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一章，从《海商法》篇章结构来看，承运人是否正确签发提单属于与履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问题，该问题应被纳入本案审理范围。而且，允许上诉人补充提交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履行相关的证据，不仅有利于相关事实的查清，也有利于纠纷的全面和整体解决。
第二，上诉人于原审法院证据交换和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提交相关证据，并未导致其诉讼请求的变更。经查，在2010年4月19日双方证据交换时，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已固定。上诉人第一次庭审后补充证据的提交，实系为使其诉讼请求得到支持而对相关事实和理由进行的补充。无论是上诉人在诉讼之初提出的承运人在海上货运期间存在管货过失的相关事实和理由，还是在诉讼过程中提出的被上诉人违法签发清洁提单的相关事实和理由，均未脱离讼争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的成立与否与证据的提交固然存在密切的关联，但两者毕竟不能完全等同。
第三，原审法院指定2010年4月19日为举证期限届满日，该指定的期限届满后原审法院事实上允许了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当事人于2010年11月15日庭审时当庭补充举证。上诉人其后又两次补充提交证据时，原审法院两次均以传票传唤双方当事人开庭，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完整的举证、质证，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剥夺被上诉人反驳、抗辩、申请提交新的反证的权利。虽然原审法院认为其组织其后的庭审仅仅是为了方便当事人之间当庭发表质证意见，但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补充提交的部分证据即证据十五至证据十八予以了采信，对未予采信的证据亦进行了说理。这表明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已实质性地进行了审核。另外，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补充证据所对应的事实、理由及其诉讼请求，均进行了实质性审理和裁判，如果二审法院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审理，救济程序上将对上诉人明显不利。
第四，关于违约之诉和侵权之诉的问题，本院注意到，本案买卖合同下的当事双方约定使用的是CFR贸易术语，与F组术语不同，CFR术语意味着系卖方（托运人）而非收货人（买方）与承运人订立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收货人（买方）因涉案提单的流转持有提单后，法定享有请求承运人交付货物的权利，而依照法定的方式签发提单，以及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则是承运人的法定义务。当承运人依其应负的法定义务、针对具体批次的货物签发提单时，实系承运人将抽象的、如实签发提单的法定义务转化为一项具体的承诺，承诺其对货物表面状况的描述符合客观实际。如果承运人签发提单时将货物表面状况描述为“Clean（清洁）”，则意味着承运人向提单持有人承诺：其接收货物将货物装船时，货物表面是清洁的。这一承诺的对象更多是针对特定或不特定的提单持有人而非卖方（托运人），因为提单签发之时，承运人和卖方（托运人）均知悉装船时货物表面的真实状况，如何对货物表面状况在提单上进行描述，系承运人基于自身的独立判断，无需与卖方（托运人）协商后作出某项承诺。任何特定或不特定的提单持有人均可依此描述信赖承运人所作的这一承诺。如果承运人未将大副收据上的批注签转至提单之上而仍使用“clean（清洁）”一词对货物表面状况进行描述，可视为承运人所作的货物表面清洁的承诺与货物表面实际状况不符。因而，特定或不特定的提单持有人有权以承运人违反承诺为由提起违约之诉。而承运人最终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则取决于相关违约事实是否存在，以及违约责任的承担是否有约定或法定的依据。如有证据证明承运人签发包含RETLA条款的清洁提单时存在欺诈，则特定或不特定的提单持有人亦可以此为由选择提起侵权之诉。
因此，本院认为，就本案而言，与承运人是否不当签发清洁提单的相关问题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在一审已对此进行了实质性的审理和裁判的前提下，相关问题更应纳入二审审理范围。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即RETLA条款性质及效力，本院分别从RETLA条款的性质以及该条款对承运人及提单持有人的效力两方面进行分析。
RETLA条款的内容是：“对于钢铁或金属制品，提单中所用的表面状况良好不意味着所收到的货物没有明显可见的锈蚀或水汽。如果托运人要求，签署提单时可不将大副收据上的批注转到提单上”。关于该条款的性质，本院认为，首先，根据RETLA条款的措辞，该条款实系承运人签发提单过程中对某些类型的货物（金属或钢铁制品等，如本案中的冷轧钢卷）的表面状况进行描述时所作的一项单方声明。其次，包含有RETLA条款，但承运人使用“Clean（清洁）”一词对货物表面状况进行描述的提单应被识别为一份清洁提单。一方面，虽然RETLA条款对装船时货物的表面状况是否良好作出了不确定的声明，但因RETLA条款系事先印制，并非特定针对本批货物而做出，而提单正面清楚而确定地使用了“Clean（清洁）”一词，且“Clean（清洁）”一词并非事先印制，系专门针对本批货物的外表状况进行的描述，因此，既然RETLA条款印制在先且对货物表面状况无针对性，而“Clean（清洁）”一词系承运人在将货物装船后使用且针对的是特定的装船货物，故其应被识别为一份清洁提单；另一方面，RETLA条款的内容的不确定性使其并不构成一项不良批注。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1、如前所述，RETLA条款属于事先印制、反复使用的条款，并非承运人于接收货物的当时针对具体批次货物的表面状况而作出的特定描述，该条款本身不能反映货物装船时的表面真实状况；2、虽然涉案提单上使用了“Clean（清洁）”一词，但装船时货物表面状况是否真正清洁，作为卖方（托运人）和承运人之外的第三人即收货人无法准确知悉。即使提单持有人所持有的是一份标称货物表面状况“Clean（清洁）”的提单，根据RETLA条款的措辞，其仍无法确切得知装船时货物表面是否存在明显可见的锈蚀或水汽。所以，RETLA条款所包含的内容不构成一项对货物表面状况存在不良状况的批注，涉案提单应被识别为清洁提单。
关于该条款的效力，涉及到该条款对承运人的效力和对提单持有人的效力，对承运人的效力的考察主要涉及承运人是否可依RETLA条款的存在为由主张免除相关责任，对提单持有人的效力的考察主要涉及提单持有人是否应受该条款的约束。此实乃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本院认为，该条款系承运人为免除其对货物表面状况进行如实批注的义务而设置的条款，承运人不能以此为免责的依据，对提单持有人而言，除非提单持有人接受，否则该条款对提单持有人无拘束力。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对提单持有人而言，RETLA条款是承运人对货物表面状况做出的一种或然性而非确定性的声明。这种不确定性不利于国际贸易中交易安全的维护。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卖方（托运人）既需履行交付实际货','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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