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陕02民初6号
原告：王海发。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伟，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号，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陕西天地地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永森，该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龙，陕西吉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琳，该公司员工。
被告：张社教。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立，陕西新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曹汉良。
原告王海发与被告陕西天地地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地公司）、张社教、曹汉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海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伟、王小号，被告天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龙、石琳，被告张社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立、被告曹汉良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海发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欠款本金12081875元，利息619121.62（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15年12月1日），共计12700996.20元及自2015年12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1月5日，被告天地公司通过招投标成为陕西省铜川市崔家沟矿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第一标段（以下简称第一标段）中标单位，进行环境治理，后被告张社教承包了上述项目。原告从2011年11月至2013年2月对第一标段中的土石方工程进行施工，共完成320万方，约定单价为每方14.3元。2013年12月18日、2015年1月25日，原告与被告张社教两次签订对账单，双方确认工程总价为人民币31624059元。截止2015年1月1日被告仅支付19542184元，尚欠原告工程款12081875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拒绝支付，故诉至法院。
被告天地公司辩称：答辩人于2011年1月20日与铜川市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管理中心订立合同。之后，由于印台区政府在项目地块上主导进行残煤回收工作导致项目区地形地貌发生较大变化，与经批准的项目施工设计方案相差甚远，项目无实施可能，于是铜川市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管理中心与答辩人于2013年10月24日协议解除了该项目。因该项目从未开工，答辩人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发生过施工合同关系且从未与第三人签订过对账单。因此，答辩人不可能因实施第一标段项目欠付原告工程款，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请求依法驳回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张社教辩称：被告张社教在原告施工期间没有参与崔家沟矿区环境治理工程，原告代表的公司跟张社教本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被告张社教2013年4月9日在原告施工结束后才加入崔家沟矿区环境治理项目，原告起诉被告张社教没有事实依据。根据被告张社教了解的情况，原告承包的工程不是个人承包，而是以西安金圣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金圣）名义承包，合同约定的单价是7.5元并不是14.3元。被告张社教在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上签字实际是代表曹汉良签字，被告对原告施工期间相关内容并不知情。对账单不具有付款协议的性质，原告据此要求张社教支付没有依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曹汉良辩称：自2011年11月30日签订施工合同后，先后由胡冬、王海发负责现场管理，后因该项目利润丰厚，王海发与史小同侵占了矿区，王海发又逼迫答辩人签订了崔家沟环境治理一标土石方工程结算协议书，当时所有股东均不在现场，该协议应为无效协议，曹汉良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责任。原告2016年主张该笔工程款也超过了诉讼时效。答辩人认为天地公司应承担责任。
原告王海发针对其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一、中标通知书及关于请求批准崔家沟矿区矿山地质坏境治理工程开工报告，证明被告天地公司成为第一标段中标单位并要求开工的事实。二、聘任书、结算协议书，证明被告天地公司聘任曹汉良为第一标段项目副经理并与原告签订结算协议的事实。三、对账单（两份），证明张社教与原告签订对账单的事实。四、（2016）陕02民终19号案件中的2013年10月31日会议纪要及铜印政办函[2013]51号文，证实天地公司中标的工程于2011年4月正式开工的事实。
被告天地公司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我公司虽是第一标段中标单位，但我公司从未在该地块进行残煤回收工作，而是于2013年10月解除了该合同，因此不存在我公司与原告之间的施工关系。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我公司从未聘任过曹汉良，其聘书是伪造的。其次，聘任项目副经理，应是我公司聘任，故应加盖我公司公章，盖项目部印章不符合常理。第三，从结算协议书的内容并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施工的项目及范围均系残煤回收相关工作，与我公司环境治理工作无关。第四，我公司环境治理项目合同总价为215万余元，但结算工程款却高达3162万元，明显高于环境治理总价款，从此点也可反映出，原告施工工程与环境治理工程无关。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首先，我公司与张社教没有任何关系，我公司从未将环境治理项目对外进行分包或转包。在没有证据证明我公司与张社教存在承包关系的情况下，该对账单仅能证明原告与张社教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我公司无关。其次，该对账单上付款人没有一处为我公司，而该对账单明确2014年7月至11月铜川市同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业公司）支付了315万余元，同业公司系印台区政府残煤回收工作的具体实施单位，因此可以证明，原告实施的项目系残煤回收项目而非环境治理项目，其诉求与我公司无关。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认可。这两份证据都是2013年的文件，该份证据说2011年4月就开工了，但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第二份证据请求开工的报告中说明2011年11月29日还未开工。2013年10月31日会议纪要能够证明以下事实:1、环境治理项目因残煤回收等因素影响已无实施条件，进一步证明残煤回收确实存在；2、环境治理项目始终由铜川市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管理中心负责，进一步证明环境治理项目和残煤回收不是一体的，不能混为一谈。
被告张社教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没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第一份没有异议，对第三组结算协议不认可。请法庭注意结算协议第二条。对第三组证据对账单的签字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开工时间，原告的证据相互矛盾，施工内容应该以施工约定的内容为准，对同业公司的地位不予认可。
被告曹汉良质证称：2013年2月24日所签协议是王海发等人强迫答辩人和打砸东西后签订的，当时其他股东均未在场，未经任何股东同意签订的无效协议。如果曹汉良要承担责任的话已过诉讼时效。
被告天地公司为反驳原告王海发的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一、陕西省铜川市崔家沟矿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合同书，证明被告天地公司2011年1月20日与铜川市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管理中心签订合同，被告天地公司是第一标段环境治理项目的承包人。二、施工合同解除协议，该地块由于印台区政府主导残煤回收致使合同于2013年10月24日解除，发包人对施工准备、生活建设等前期费用总计支付64.5万元，证明被告还未正式开工合同就已解除，不可能与其他第三人存在分包、转包关系。三、铜印政发（2011）55号文件《印台区崔家沟矿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残煤回收利用工作实施方案通知》，证明2011年7月政府正式下文暂停涉案地块环境治理项目，转而在该地块开展残煤回收项目。证明被告承包的环境治理项目从未正式开工，不可能与其他第三人存在分包、转包关系。
原告王海发质证称：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形式上看，天地公司为涉案工程的总承包方。第二组施工合同解除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有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工程已于2011年4月份开工，并非天地公司所说的未开工便解除合同，根据原告王海发在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陕02民终字第19号案件中调取的印台区人民政府铜印政办函[2013]51号文、2013年10月31日专项会议纪要明确载明：涉案工程于2011年4月开工，即使该解除的事实存在，从该解除协议的时间来看，也在原告所干工程结算之后，故天地公司所述的未开工便解除合同的说法不符合客观事实，不应采信。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文件并未说明暂停涉案地块环境治理项目，即使暂停，也不能说明涉案工程未开工；从该文件第一条残煤回收利用的主体和第二条对象及范围的内容来看：“印台区政府为残煤回收利用的主体，区政府授权区投资公司委托施工单位回收销售”；“具体包括施工设计范围内前期准备工程、主体工程和附属工程施工时暴露出的煤炭资源”，从上述表述完全可以看出涉案工程已施工的事实。
被告张社教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没有异议，对证明的事实也没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施工合同解除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张社教对解除协议第三条、第四条不清楚。协议内容证实施工开始了，产生相关债权债务关系。对第三组证据文件没有异议，但是文件没有实际实施，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被告曹汉良质证称：天地公司称委托书、聘任书和同业公司有关，实际上两个公司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天地公司为同业公司提供平台，且未经投资人同意将项目施工合同解除，导致投资方投资无法收回，天地公司应承担投资人的经济损失。
被告张社教为反驳原告王海发的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一、2013年10月24日施工合同解除协议，证明涉案工程天地公司为总承包方。二、2011年11月30日施工合同、聘任书，证明本案施工双方为天地公司与王海发代表的西安金圣。王海发代表西安金圣书写的“承若书”。再一次证明合同的施工不是王海发个人。三、2013年2月24日结算协议，证明王海发代表的西安金圣施工截止日期为2013年2月8日。四、2013年4月9日会议纪要、经营权承包补充协议、收入支出明细单、证明该工程实际由曹汉良、蒲长江、刘银喜等12人合伙承包，张社教加入该工程时间在王海发代表的西安金圣施工截止日之后，本案工程款与张社教无关。五、2015年1月25日对账单、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陕民终290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不能根据该对账单让张社教承担工程付款义务。
原告王海发质证称：2013年10月24日，施工合同解除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形式上看，天地公司为涉案工程的总承包方。对施工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聘任书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从形式上看，该施工合同14.6约定：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该施工合同天地公司未加盖公章，从该条约定可看出该施工合同未生效。对2013年2月24日结算协议的真实性及施工截止日期2013年2月8日的证明目的认可，对王海发代表的西安金圣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施工合同并未生效，不存在西安金圣施工的事实。对2013年4月9日会议纪要、经营权承包补充协议、收入支出明细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013年4月9日会议纪要、经营权承包补充协议、收入支出明细单原告方并未参与，亦不知情，从形式上看，属于内部的经营权流转，不能对抗原告向张社教主张权利，且会议纪要、经营权承包补充协议显示时间为2013年4月9日，并不能证明张社教加入该工程的时间为2013年4月9日，从收入支出明细单来看：其显示2011年至2013年总支出为8000余万元，该明细单亦有张社教签字确认，足以说明张社教至迟亦在2011年加入该工程，2011年至2013年包含了原告的施工时间段。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1、2015年1月25日对账单是张社教向原告出具的拖欠原告工程款的凭证，民事裁定书仅说明张社教可以在本案诉讼中就对账单行使抗辩权利，并非张社教所讲的不能依据对账单让其承担付款义务；2、该裁定书上诉人（张社教）称：对账单符合债的相对性，通过双方合意即明确了债的内容数额、也明确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其效力相当于欠条，属合同之债，故张社教自认该债务的相对性，其可以作为确定相对人付款义务的依据。
被告天地公司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因如下：解除协议的内容反映出我公司中标的环境治理项目从未进行实施就被残煤回收项目取代。因此，所有在该地块的施工均为残煤回收工作，与我单位无关。第二组证据因没有原件，对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具体原因如下：首先，该组两个证据存在严重矛盾，曹汉良早在2011年11月30日就与原告签订施工合同，但聘任书载明的时间却是2012年6月6日，也可证明曹汉良签订施工合同时属于无权代理。其次，施工合同只有曹汉良签字没有我公司公章，不符合合同生效条件，应为无效合同。第三，我公司从未收取过王海发的500万元保证金，且该合同中甲方名称与我公司名称不符，也反映出该施工合同与我公司无关。第四，施工合同中合同主体为西安金圣，原告为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如合同真实，那本案原告应为西安金圣而并非王海发个人。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具体原因如下：首先，从结算协议书的内容并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施工的项目及范围均系残煤回收，与我公司环境治理工作无关。其次，我公司环境治理项目合同总价为215万余元，但结算协议中工程款却高达3162万元，明显高于环境治理总价款，从此点可反映出，原告施工工程与环境治理工程无关。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因该组证据与我公司没有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不发表意见，需要补充的是，该组证据其中的会议纪要明确曹汉良为董事长，涉案工程为煤矿承包，而所有机械归属为其他12个股东共有，这些都能够明确反映出涉案工程实际为残煤回收工程并非环境治理，曹汉良也并非我公司的项目副经理。其次，该组证据中经营权承包补充协议第1条说明曹汉良是与史小同签订的承包协议，史小同是印台区政府主导残煤回收工作具体实施单位同业公司的经理，该证据能够证明曹汉良承包的工程为残煤回收工程而并非环境治理工程，本案诉争与我公司无关。因第五组证据明确了仅在原告和张社教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我公司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补充的“承若书”（实际是承诺书，下同）真实性不认可，因为是曹汉良跟王海发签订的合同跟我们公司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曹汉良质证称：张社教申请追加我为被告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把整个事情说清楚我才同意作为被告的，我的意见是我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需要承担，原告可以另行诉讼。
被告曹汉良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一、史小同与曹汉良签订的四份协议书，证实曹汉良通过史小同取得该项目的施工经营权；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一份，证实曹汉良的身份；三、借款单20份，证实原告王海发从曹汉良处借款15591400元；四、曹汉良自己制作的支付工程款明细八份，证实王海发从曹汉良处领取67917516元。五、委托书、聘任书、任命书各一份，证实曹汉良系天地公司第一标段项目部常务副经理和同业公司任命的管理崔家沟地质灾害治理现场总指挥；六、中标通知书及关于崔家沟矿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各标段统一组建公司实行共同管理的报告，证实天地公司为第一标段的中标单位；七、租赁合同两份，证实天地公司在第一标段施工时现场有工作人员；八、施工合同，证实曹汉良以天地公司名义与法定代表人为胡冬，委托代理人为王海发的西安金圣于2011年11月30日签订了施工合同；九、证人证言六份，证实结算协议是在王海发逼迫的情况下所签；十、经营权承包补充协议、会议纪要、收入支出明细单各一份，证实张社教的责任及义务；十一、曹汉良与史小同支出明细，证实王海发借工程款33236400元；十二、2013年2月24日曹汉良与王海发签订的崔家沟环境治理一标段土石方工程结算协议书，证实在王海发逼迫的情况下签订结算协议书；十三、银行转账记录81页，证实曹汉良给王海发付款的情况；十四、“承若书”一份，证实该工程中土石方的单价。
原告王海发质证称：结合案件事实施工合同没有生效，第一标段的土石方是王海发实际完成的，“承若书”是为了抽取费用出具的，名为“承若书”实际上具有保密性质，对被告曹汉良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曹汉良的证言与庭审中张社教提交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实天地公司确实收取了每吨10元的管理费，曹汉良也认可与王海发签订结算协议的真实性，印证本案涉案工程、价格、数量的真实性。曹汉良称施工合同为胡冬、王海发共同签订，但是胡冬的证人证言称该工程是王海发承包，与胡冬和西安金圣无关，可见曹汉良的证言不足为信。曹汉良称王海发从他处拿走33236400元，以及一系列的账务问题，对于有王海发签字的借条应该结合被告提交的转账记录以实际交付为准，对于贾蓉蓉和郝元胜签字的借款单不认可，王海发和贾蓉蓉不是夫妻。对于曹汉良提交的转账记录明细及银行交易明细，原告认为转账记录系曹汉良单方整理，未加盖银行公章或业务章，真实性均不认可，对于银行交易明细，无法看出与原告王海发有任何关系，故曹汉良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达到证明其已向王海发付款33236400元的证明目的，即使曹汉良有证据证明通过转账转给原告3000余万，从曹汉良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来看，原告曾向其累计转账约1600万元，不能排除二人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曹汉良仍应举证证明所付款项为工程款。关于证人证言，因没有相关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相互印证，其证言缺乏证据支持。曹汉良提交的证据不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就是曹汉良单方出具、整理，不具备证据的基本形态，且来源不明，不予质证。有王海发签字的借款单载明“今借到环境治理项目部1标段某某万元”可见是收到天地公司第一标段项目部而不是某个人的款项，曹汉良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天地公司应承担付款责任。曹汉良提交的天地公司的委托书、聘任书和原告提交的聘任书相印证，证明曹汉良受天地公司委托全面负责第一标段的工作，天地公司应承担付款责任。对于曹汉良提交的与史小同签订的相关文件，因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与本案无关，原告对此既未参与，也不知情，故不予质证。
被告天地公司质证称：一、对委托书及关于崔家沟矿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各标段统一组建公司实行共同管理的报告，该证据的产生是因为印台区政府为残煤回收工作顺利进行，准备以环境治理的名义进行残煤回收工作，随即要求各项目部出具上述委托书及报告，而成立后的同业公司和四个标段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并不负责也无权负责环境治理项目，实际上同业公司是残煤回收工作的管理方，与环境治理无关。且该证据明确环境治理项目截止2012年4月还没有开工。二、史小同是代表同业公司与曹汉良签订的协议，因史小同与同业公司无权将环境治理分包、转包给他人，故二人签订的协议只能涉及残煤回收工作，与天地公司和环境治理项目无关，对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个人承担。第二，曹汉良与史小同签订的数份协议中最早的一份时间为2011年10月21日，而加盖天地公司项目章的聘任书时间是2012年6月6日，既然早在2011年10月21日同业公司将残煤回收的工作交给曹汉良负责运营，而环境治理又从未开工，从情理和时间上都存在明显矛盾。另外，协议中约定的残煤销售利润每吨提取10元缴纳天地公司作为管理费，但经核实，我公司从未收到任何人缴纳的有关该项目管理费。三、曹汉良提交的数份账务资料等证据，从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在涉案工程中全部都是曹汉良个人与他人的往来账务，与天地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公司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四、对施工合同的真实性不能认可，证明目的也不能认可。甲方名称与我公司全称不一致，且无我公司的公章，施工合同和天地公司没有关系。五、“承若书”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和天地公司无关，都是曹汉良的个人行为。六、对任命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是同业公司出具的，与天地公司无关。七、委托书及聘任书的真实性不认可，天地公司没有出具过，既然任命项目负责人，不可能加盖项目部公章，无法确认印章真伪，出具的时间为2012年6月6日，是在曹汉良个人承包协议之后八个月。八、中标通知书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工程款明显高于我公司中标金额，工程范围明显不同，证实原告施工的范围是残煤回收。九、借款单的真实性无法认定，证明目的不认可，签字是曹汉良未加盖天地公司印章，不能说明借的是项目部的钱，是曹汉良的个人行为。
被告张社教质证称：施工合同真实性认可，未加盖公章，其他要素齐全，合同实际履行了。这份施工合同还能说明曹汉良确实是天地公司的项目代表。“承若书”说明实际施工人是王海发和胡冬。和天地公司之前提供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明第一标段名义施工方是天地公司。对任命书、聘任书、委托书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这些证据结合曹汉良和其他人签订的协议书以及曹汉良在2013年2月和王海发签订的结算协议书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在第一标段施工过程中曹汉良确实代表了天地公司，实际施工方就是王海发。借款单的形式要件认可，借款是实际发生的，银行交易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进一步印证王海发施工过程中曹汉良是实际负责人，也进一步印证曹汉良能加入这个工程里是因为天地公司的任命。
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因各方均认可中标通知书的真实性；原告王海发、被告张社教、曹汉良认可聘任书的真实性，天地公司未提交证据否认聘任书中的印章；原告王海发与被告曹汉良认可结算协议书的签字；原告王海发与张社教认可对账单的签字；被告张社教提交的施工合同与曹汉良提交的施工合同一致，且胡冬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胡冬认可“承若书”的真实性，且该份“承若书”与曹汉良提交的相一致；2012年6月6日委托书因加盖陕西天地地质有限责任公司铜川崔家沟环境治理项目部公章，天地公司在庭审中未提交证据否认该证据；机动车驾驶证与原件核对一致，故本院对中标通知书、关于崔家沟矿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各标段统一组建公司实行共同管理的报告、聘任书、结算协议书、对账单、施工合同、“承若书”、2012年6月6日委托书、驾驶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016）陕02民终19号案件中的2013年10月31日会议纪要及铜印政办函[2013]51号函经核对与卷宗原件一致，该会议纪要与51号函关于开工时间的论述可与铜川市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谈话内容相互印证，故崔家沟矿区环境治理项目第一标段的开工时间应确定为2011年4月。陕西省铜川市崔家沟矿物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合同书、施工合同解除协议、铜印政发（2011）55号文《印台区崔家沟矿区地居环境治理项目残煤回收利用工作实施方案通知》因加盖铜川市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管理中心、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公章，故对陕西省铜川市崔家沟矿物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合同书、施工合同解除协议、铜印政发（2011）55号文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陕民终290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与银行明细相互可以印证的借款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张社教与曹汉良提交的会议纪要、经营权承包补充协议、收入支出明细一致，故本院对会议纪要、经营权承包补充协议、收入支出明细的形式要件予以确认，对其中所载内容的真实性因无其他证据佐证，故不予确认。史小同及曹汉良签订的四份协议书、任命书因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租赁合同因无法与原件核对，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证人证言六份，因证人未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曹汉良自己制作的支付工程款明细因系其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分别向曹汉良、胡冬、史小同进行调查。（曹汉良称其是通过史小同参与到第一标段施工中，张社教与王海发签订对账单的事情他不知道，张社教是2013年4月9日加入其组织的合伙，持有55%的股权并负责遗留账目的清算，其向王海发已支付3000余万的工程款，其承包这个工程实际上就是挖煤的，王海发干工程只和我结算，我付给他工程款，和那两个公司无关。胡冬称王海发是借用西安金圣资质参与一标段的工程，其本人未参与该工程，关于施工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由王海发承担，该工程名义上是环境治理，其实就是残煤回收。史小同称他好像给过曹汉良聘任书、但具体是哪一份忘记了，关于曹汉良提交的四份协议及其他材料需核实之后才能答复。同业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主要说明同业公司是四个标段联合推举成立的管理机构，并未参与具体施工。同时调取了铜川市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工程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纪要一份，主要内容涉及国土资源局解除原环境治理项目的原因及后续问题的处理。2016年1月25日本院向铜川市国土资源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调查，该工作人员称崔家沟矿区环境治理项目2011年4月26日正式开工，在施工过程中发现露头残煤，国土资源局下发文件，由原中标四个标段施工单位作为施工主体，在设计图纸范围内进行残煤处置，后因残煤回收管理混乱、致使矿区地表发生变化，无法完成最初的环境治理项目，故与四个标段解除了原来签署的合同。2011年12月8日委托书一份，四个标段共同委托史大同、刘志强成立同业公司，对外协调关系，对四个标段进行统一管理。调取了铜川市国土资源局铜矿治领字[2011]2号文件（确定残煤处置的范围、主体等）及印台区政府办公室铜印政办发[2011]55号文件（涉及残煤回收的主体、范围等）。
原告王海发对胡冬的谈话笔录予以认可，但认为胡冬既未参加该项目施工，其所称该项目实际上是残煤回收的说法只是推测，事实上残煤回收是环境治理的一部分，是包含关系。史小同的谈话笔录原告方认为与本案无关。法院调取的专项会议纪要、谈话笔录、委托书的来源合法，但所涉及内容均与本案涉案工程无关联性。对铜川市国土资源局铜矿治领字[2011]2号文件、印台区政府办公室铜印政办发[2011]55号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从这两份文件可以看出，原告施工的土石方工程应是环境治理的一部分，天地公司为第一标段施工主体将工程转包、分包给张社教，应与张社教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天地公司对法庭调取证据的意见为：一、在聘任书时间之前曹汉良与史小同签订协议取得残煤回收工程，而环境治理从未开工，我公司也未收到任何人缴纳的有关该项目管理费。二、同业公司情况说明中所述“经印台区政府同意，设立同业公司，对四个标段实施统一管理”与事实不符，且与印台区政府相关文件内容及环境治理中心工作人员谈话笔录内容相矛盾。首先，印台区政府从未授权同业公司对环境治理四个标段进行统一管理。其次，印台区政府发文内容只是针对残煤回收，并没有涉及环境治理。另外，同业公司作为残煤回收的管理方和发包方，与本案有直接关系，同业公司的情况说明旨在推卸和转嫁责任，不值采信。三、曹汉良的谈话笔录承认了涉案项目“说是环境治理，其实是挖煤的”，说明涉案项目就是残煤回收，其次，曹汉良明确委托书和聘任书都是史小同给他的，说明委托书和聘任书并非天地公司出具，并非天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委托书和聘任书有盗盖、私盖、伪造嫌疑，第三，在笔录中，曹汉良明确说明王海发干工程只和我结算，我付给他工程款，和那两个公司无关，说明涉案工程只与曹汉良个人有关，与天地公司无关。四、在谈话笔录中胡冬谈到王海发揽的这个活，名义上是环境治理，实际上是残煤回收，进一步证明涉案工程系残煤回收并非环境治理。没有政府同意的文件，仅仅是指定了两个自然人作为残煤回收的管理人员。对铜川市国土资源局铜矿治领字[2011]2号文件、印台区政府办公室铜印政办发[2011]55号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天地公司作为施工单位进行施工的事实，认为印台区政府系残煤回收的主体，天地公司没有参与，也未收取任何费用，不应承担支付王海发工程款的责任。
被告张社教对法庭和曹汉良的谈话笔录的内容认可，认为和曹汉良提供的书证可以相互印证。胡冬的谈话笔录认可，其内容与施工合同一致。对铜川市国土资源局铜矿治领字[2011]2号文件、印台区政府办公室铜印政办发[2011]55号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曹汉良对法庭调取证据的意见为：王海发是挂靠，但胡冬事实上在项目上亲自负责施工两个多月。史小同的说法不对，史小同一直用天地公司的平台招摇撞骗。对铜川市国土资源局铜矿治领字[2011]2号文件、印台区政府办公室铜印政办发[2011]55号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委托书、聘任书是史小同给他的，天地公司没有直接参与残煤回收工程的施工，对于同业公司和天地公司之间的关系他不清楚。
对于法庭与曹汉良、胡冬、史小同的谈话笔录，同业公司出具的证明，铜川市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工程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纪要、2016年1月25日谈话笔录、2011年12月8日委托书、铜川市国土资源局铜矿治领字[2011]2号文件及印台区政府办公室铜印政办发[2011]55号文件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有效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1年1月5日，天地公司经过评审程序，被确定为第一标段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2151859万元。2011年1月20日铜川市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管理中心与天地公司签订合同书。同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协议、工程建设项目廉政责任书。2011年4月崔家沟环境治理项目正式开工。2011年6月13日铜川市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工程领导小组下发铜矿治领字[2011]2号关于铜川市崔家沟矿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实施中残煤处置意见的文件，文件中确定处置的对象及范围仅限于铜川市崔家沟矿区环境治理项目施工设计范围内遗留的露头残煤，包括施工设计范围内前期准备工程、主体工程和附属工程施工时开采出的残煤，残煤回收施工的主体为各标段项目施工单位。2011年7月27日，印台区政府办公室下发铜印政办发[2011]55号文件，从文件中可以看出，残煤回收利用的主体为印台区政府，具体施工单位应为四个标段。2011年12月8日，崔家沟矿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四标段出具委托书，委托史大同、刘志强以自然人的身份注册登记同业公司，公司注册后，同业公司对外代表四个标段共同联络协调关系，代表四个标段对政府负责，对内协调各标段施工秩序、安全管理。2012年4月9日，崔家沟矿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各标段向铜川市国土资源项目管理中心、铜川市国土资源局提交申请成立同业公司，对各标段施工和协调统一管理的报告。2012年6月6日天地公司铜川崔家沟环境治理项目部向曹汉良出具委托书和聘任书，任命曹汉良为铜川市印台区崔家沟矿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第一标段项目部常务副经理，全面负责第一标段工作，委托曹汉良全面负责崔家沟矿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第一标段工作，安排组织好标段、科学管理、文明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好内部人员。2013年10月24日，铜川市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管理中心与天地公司签订施工合同解除协议，协议约定：甲方于2011年1月20日与乙方签订了《铜川市崔家沟矿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第一标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包括甲、乙双方针对本工程签订的所有补充协议书、安全责任书以及中标通知书、项目标书、承诺等合法有效文件（以下统称为“原合同”），由于印台区主导进行残煤回收致使项目区地形地貌发生较大变化，与经批准的项目施工设计方案相差甚远，加之实施阻力较大，项目已无实施可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现甲、乙双方就解除上述合同、补充协议书等原合同事宜经充分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一、甲、乙双方均自愿同意解除“原合同”。原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及有关协议同时作废。二、甲方向乙方拨付的项目工程预付款共计64.5万元，由于充分考虑到乙方因施工准备、生活建设、工程施工等各种费用支出，对此甲方不再要求乙方予以返还，乙方也不得再提出其他费用要求。三、乙方和乙方的关联方针对本工程所签订的协议、承诺等，由乙方负责自行解决，并承担因此引起的一切责任。四、乙方进场开始施工后至本协议签订前，由于施工所涉及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承担，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2013年10月31日，铜川市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工程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会议纪要中称2011年4月崔家沟矿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开工以来，因采矿权属，建设环境和残煤回收等因素影响，导致工程进展缓慢，也形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引起社会各方面关注。会议决定：终止实施由国家投资、市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管理中心负责的崔家沟矿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市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管理中心负责收回前期已支出的费用，协商解除与四个标段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等事宜。
2011年11月30日，曹汉良与胡冬，王海发签订施工合同，合同首部甲方全称为：陕西天地有限公司（崔家沟环境治理项目部），在尾部乙方处加盖西安金圣印章，合同1.4.1约定，“本合同单价为税后单价，土河卵石方7.5元（石头方9元挖煤每吨6元以上含爆破费，在大型车辆无法到达煤层指定装车点，乙方负责30%内煤矿区内倒短），3米以下，每再下挖煤层3米，单价增加0.2元，挖煤综合价格距离只在甲方的整体开挖线内。”同日，胡冬与王海发书写“承若书”，其中约定“一、现双方签订合同价，土石方每方7.5元，石头每方9元，挖煤每吨6元，高出以上价格，由曹汉良所得，我公司同意做好保密。二、我公司同意与曹汉良按签订合同价格结算执行。”胡冬认可其未参与该工程的施工。2013年2月24日，曹汉良与王海发签订崔家沟环境治理一标土石方工程结算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一、甲、乙双方关于崔家沟环境治理工程一标所签订的土石方工程施工的所有合同、协议，均作废无效。本协议作为乙方在崔家沟环境治理工程一标段土石方施工、结算的唯一标准。甲方退还乙方前期向甲方所交的治理工程保证金肆佰万元整。二、乙方从崔家沟环境治理一标施工之日起，施工到2013年2月8日止，所干土石方320万方，单价每方14.3元，由甲方给予结算。三、甲方所欠乙方工程款，在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之日起，由甲方50天内结算所欠乙方的所有工程款，每延迟1日，甲方付与乙方所欠工程款1%的滞纳金。四、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和铜川同业有限责任公司各执一份。
2013年4月9日张社教加入曹汉良的合伙组织，持有55%的股权并负责遗留账务的清算，2013年12月18日，张社教、王海发签字确认“海发应收款”，确认应付款合计为31624059元。2015年1月25日，张社教与王海发签署对账单，双方最终确认：截止2015年1月1日，甲方应付乙方（王海发）工程款余额为人民币壹仟贰佰零捌万壹仟捌佰柒拾伍元整（小写￥12081875元）。
另查明，曹汉良自2012年10月21日至2012年12月19日向王海发XXXXXXXXXXXXXXXXXXX的卡号上打款670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诉讼请求中主张的工程款本金和利息应否得到支持；如应支持，付款责任主体的确定。
关于工程款的确定。2011年11月30日，曹汉良与胡冬、王海发签订的施工合同，虽合同尾部有王海发签名，曹汉良、胡冬也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但经核实西安金圣并未参与该项目施工，仅是出借资质给王海发帮助其取得该工程的施工权，因王海发系借用西安金圣资质进行施工，其本人并无承建该工程的资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故曹汉良与胡冬、王海发签订的施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但王海发与曹汉良后按2011年11月30日施工合同进行施工，并于2013年2月24日进行结算，因各方当事人均未对建设工程是否合格提出异议，视为建设工程合格，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可以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在结算过程中，双方对土石方的单价进行变更，被告曹汉良辩称该结算协议书是在王海发胁迫下所签，但在庭审中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该协议，且未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变更或撤销该协议，故本院对双方所签订的结算协议书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本案中，王海发所干工程的工程款应当按照双方2013年2月24日结算协议书中约定的土石方单价14.3元结算工程款。
被告张社教于2013年4月9日参与崔家沟矿区环境治理工程，出资参与经营并负责遗留账务的清算，张社教分别于2013年12月18日、2015年1月25日与王海发签字确认“海发应收款”及对账单，对“海发应收款”及对账单的真实性原告王海发及被告张社教均无异议，被告张社教虽辩称其只是签字确认，并未进行对账结算，对“海发应收款”及对账单的内容并不知晓，该份“海发应收款”、对账单不应成为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但其作为曹汉良认可的遗留账务清算人员，在对遗留账目清算过程中，理应尽到对账结算的职责，即使如其所述，只能说明其对于委托事项不负责任，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不能以其未尽到查实、核算账务的责任而否定其签字确认的“海发应收款”及对账单的法律效力，故原告主张工程款数额应以对账单中的12081875元为准。
关于责任主体的确定。被告曹汉良在庭审中虽不认可张社教签字确认的“海发应收款”及对账单，但张社教作为其认可的遗留账务清算人，与王海发所签署的“海发应收款”及对账单的责任依法应由委托人曹汉良承担。事实上王海发与曹汉良联系参与该工程施工在先，与曹汉良签署结算协议书在后，后曹汉良又委托张社教与王海发签订“海发应收款”及对账单，作为与王海发订立合同相对方曹汉良应对王海发所主张的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被告张社教于2015年1月25日与王海发签字确认对账单，原告起诉时间为2016年1月19日，并未超过2年诉讼时效期间，被告曹汉良辩称原告主张工程款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不能成立。
被告张社教于2013年4月9日加入曹汉良负责施工的崔家沟矿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被告曹汉良组织的由自然人组成的经济实体虽未登记成立合伙企业，但其实际上是合伙出资，共同经营第一标段的工程，关于该组织各自然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该比照法律关于合伙的规定进行处理。王海发的施工时间为2011年11月30日至2013年2月24日，张社教参与该项目的时间在后，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张社教虽然参与该项目的时间在后，但其作为合伙人之一，应对入伙之前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故张社教应对其入伙之前曹汉良因崔家沟矿区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欠付王海发的工程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原告认为张社教提交的收入支出明细单中列有“2011年至2013年总支出为8000余万元”尾部有张社教签字即证明张社教至迟于2011年进入曹汉良组织的合伙的意见因无其他证据佐证，依法不予支持。
被告天地公司于2011年1月20日通过招投标成为崔家沟矿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第一标段的承包人，结合铜川市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谈话内容及铜川市印台区的相关文件可以确认该项目于2011年4月正式开工，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在施工过程中铜川市国土资源局下发铜矿治领字[2011]2号文件，对残煤处置的范围及主体进行确定，该文件确定的施工单位即是原铜川市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管理中心组织中标的四个标段的中标单位，从该文件中可以看出残煤回收是环境治理的一部分，是在原环境治理的施工图纸设计范围内进行残煤回收，故天地公司认为残煤回收是与环境治理不同的两个工程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曹汉良认可其手中持有的天地公司聘任书、委托书是从史小同手中取得，也认可天地公司没有实际参与残煤回收，具体施工过程中其未与天地公司联系，只和史小同联系，故可以认定曹汉良签订合同、进行结算并委托他人签订对账单的行为并非代表天地公司的职务行为。从天地公司作为环境治理项目的施工单位2011年4月进入该工程，但未参与残煤回收实际施工，曹汉良实际负责第一标段施工并持有天地公司委托书、聘任书，曹汉良与王海发签订施工合同时首页甲方处为陕西天地有限公司（崔家沟环境治理项目部），曹汉良向王海发出示天地公司聘任书的情况综合分析，曹汉良并无承包该工程的资质，其与天地公司无资产产权联系，无统一的财务管理，也没有符合规定要求的人事任免、调动和聘用手续，仅仅凭借从史小同手中取得的聘任书、委托书对外以天地公司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故可认定实质上曹汉良是借用天地公司资质承揽该工程，其与天地公司之间应认定为挂靠关系，对于因履行施工合同产生的债务，被挂靠人与挂靠施工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故对于曹汉良与王海发签订施工合同所应支付的工程款，天地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虽然天地公司的委托书时间在曹汉良与王海发签订施工合同之后，但在曹汉良签订施工合同时，天地公司已取得该工程的承包权并开始施工，在原告王海发与曹汉良签订施工合同的2011年11月，同业公司并未注册成立，天地公司作为承包方是唯一能决定具体施工单位的主体。且曹汉良与王海发签订施工合同并实际施工之后，天地公司并未提出异议，并于2012年6月6日向曹汉良出具了委托书及聘任书，可见，对于曹汉良实际参与崔家沟矿区环境治理项目第一标段的工程天地公司是默许并追认的。天地公司辩称同业公司为印台区政府委托的负责残煤回收的具体实施单位，但被告曹汉良与原告王海发签订合同时同业公司并未注册成立，且根据印台区政府相关文件及四个标段联合出具的委托书及申请成立同业公司的报告可以看出，同业公司是由崔家沟项目四个标段联合推举并报市国土资源局和市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管理中心，经市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管理中心同意成立，对各标段施工进行统一管理的单位，并非残煤回收的实施单位，被告天地公司该辩称没有事实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算。被告张社教与原告王海发于2015年1月25日签订对账单，故被告应自2015年1月25日起向原告王海发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原告王海发与被告天地公司、张社教、曹汉良均未对利息计付标准进行约定，故原告王海发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作为标准计算利息的请求应予支持。原告王海发主张利息支付至实际履行之日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亦应予支持。
综上，原告王海发主张工程款12081875元的诉讼请求成立，被告曹汉良应自2015年1月25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原告王海发利息至实际履行之日。天地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对曹汉良应支付的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张社教作为新入伙的合伙人，对应支付的工程款及利息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二项、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曹汉良于本判决生效后五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海发工程款12081875元，并支付自2015年1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被告陕西天地地质有限责任公司、张社教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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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张某与孙某1同居关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6-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