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35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金萍，女，1961年12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1（赵金萍之夫、于某2之父），男，1961年8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2，男，1991年7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1（赵金萍之夫、于某2之父），男，1961年8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红英，女，1949年1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珠先（白红英之夫），男，1947年9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上诉人赵金萍、上诉人于某1、上诉人于某2因与被上诉人白红英用益物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19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金萍，上诉人兼上诉人于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1，被上诉人白红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珠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金萍、于某1、于某2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2.依据2015年10月9日《就地安置合同》中《京棉地区危改居民变更申请审批表》安置对象，判定赵金萍、于某1、于某2对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号房屋有使用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白红英承担。事实和理由：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区×楼×单元3号房（以下简称3号房）系赵金萍、于某1、于某2所有，2005年京棉地区拆迁，北京方晟房地产开发公司将赵金萍、于某2、于某1作为产权人的3号房进行拆迁、安置。赵金萍、于某1、于某2于2005年10月1日委托赵珠先代理3号房的拆迁安置事宜，赵珠先作为代理人应如实告知拆迁补偿事宜及补偿结果，但却在代理期间告知只可分一套安置房和126000元补偿款，并利用《京棉地区危改居民审批变更表》伪造赵金萍的签字将房屋登记在白红英名下，对赵金萍、于某1、于某2隐瞒真相，骗取赵金萍、于某1、于某2收下126000元房款，达到占有2套房的目的。直到法院将安置合同调出，赵金萍、于某1、于某2才知道分了两套房，安置了6个人，赵金萍、于某1、于某2对1009号房享有使用权居住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认定各方对3号房达成一致处理意见有误。1998年到2005年间，赵金萍作为原产权人从未处理过3号房，在拆迁时短短几天内就处理了3号房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在2013年11月11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笔录中，白红英承认拆迁有公告，赵金萍、于某1、于某2可分三套房，但白红英隐瞒事实，骗取赵金萍、于某1、于某2收下126000元房款，写下“房款两清”的收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修改稿》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事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一审法院无视另案审理结果，认定事实有误；2.2005年11月11日《京棉地区危改居民审批变更表》中明确写到：家庭结构复杂分户，安置了赵金萍、于某1、于某2。赵金萍、于某1、于某2为被迁拆人及被安置人，在B1-G3-002A安置合同明确将其安置在×号房内，其目的就是居住和使用。虽然法院认为赵金萍、于某1、于某2在签《安置合同》前几天就收取房屋补偿款，但赵金萍、于某1、于某2并不知晓签订《安置合同》的时间，无法据此认定双方对3号房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白红英在二中院证据目录中明确写有“赵珠先给赵金萍因3号房拆迁的全部补偿款”，事实上并没有拆补款，即便如此赵金萍、于某1、于某2也未放弃国家安置其的居住使用权，安置使用权依然有效；3.赵金萍、于某1、于某2在一审中并未要求返还房屋，一审认定有误。依据《京棉地区危改居民审批变更表》中安置了赵金萍、于某1、于某2并分户，赵金萍、于某1、于某2要求两套房其中之一的居住权。二审庭审口头补充意见：坚持赵金萍、于某1、于某2的其他本案一审诉请作为上诉请求。
白红英辩称，赵金萍对拆迁安置政策非常清楚，当年赵金萍有住房，明确表示要钱不要房，并提出要12万元的要求，白红英等先行支付了6万元给赵金萍，赵金萍后将3号房的房产证给了白红英等人，2005年10月1日赵金萍又亲自签了委托书。赵金萍的行为说明其放弃要房，不再参与拆迁安置事宜，在未与开发商签订就地安置合同前，3号房问题就彻底解决了。赵金萍因现在房价上涨，编造各种不实理由。拆迁系现场办公，所有事项白红英等随时与赵金萍沟通并让其来签字，赵金萍说修理厂活多不来。在整个拆迁过程中白红英等已经尽了告知义务和责任。白红英等手续证件齐全，签署的所有文件合情、合理、合法。签署拆迁合同的程序白红英等及时与赵金萍进行了告知和沟通，2005年10月12日收房搬家时，赵金萍及其爱人于某1帮助白红英等人搬家，当时其又告知赵金萍就地安置的一切事宜。拆迁时隔多年，现房价快速上涨，赵金萍后悔当初要钱不要房，多次起诉，经各级法院审理后，驳回了赵金萍一切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赵金萍、于某1、于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对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享有使用权并入住；2.要求白红英返还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2号房屋（以下简称×2号房屋）；3.白红英支付2005年10月至2016年7月房屋使用费30万元；4.白红英支付提前搬家费5000元、周转费5000元及两项自2005年10月至2016年7月的利息1.7万元；5.白红英支付搬家补助费1168.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金萍、于某1曾以白红英、方晟公司为被告，起诉分别要求确认白红英与方晟公司签订的两份就地安置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分别作出（2012）朝民初字第35717号和（2012）朝民初字第37313号民事判决，驳回赵金萍、于某1的诉讼请求。后，赵金萍、于某1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04749号和（2013）二中民终字第0481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金萍又以赵珠先、白红英为被告，以分家析产为由，要求确认×2号房屋归其所有。一审法院作出（2013）朝民初字第26767号民事判决，驳回赵金萍的诉讼请求。赵金萍不服该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后撤回上诉。之后，赵金萍又以物权纠纷为由，以赵珠先和白红英为被告，要求判决×2号房屋归其所有。一审法院作出（2014）朝民初字第6870号民事判决，驳回赵金萍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另查，一审庭审中，赵金萍、于某1和于某2称1991年以前在3号房屋内居住，赵金萍、于某11991年结婚后搬离3号房屋。
一审法院认为：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本案中，于某1和于某2作为非3号房屋产权登记和户籍人口，于某1与赵金萍系夫妻关系，赵金萍与于某2系母子关系，出具委托书、签订书面同意材料和《就地安置合同》时于某2尚未成年。赵金萍作为3号房屋的产权登记人与户籍人口，在拆迁安置过程中向赵珠先出具委托书，签订同意白红英购房的书面材料，且在《就地安置合同》签订前收取白红英方的房款。根据双方的身份关系及行为，可以确认双方已就3号房屋的处理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现两套房屋由白红英作为购房人与方晟公司签订《就地安置合同》取得，且两份合同的效力问题已经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有效，赵金萍、于某1和于某2要求确认享有使用权并入住、返还房屋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理，一审法院对于赵金萍、于某1和于某2要求白红英支付房屋使用费的请求，也不予支持。赵金萍、于某1和于某2要求白红英支付提前搬家费、周转费及利息、搬家补助费，但赵金萍、于某1和于某2自认1991年后未在3号房屋内居住，故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对于赵金萍、于某1和于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赵金萍、于某1、于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及另案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结合赵金萍与赵珠先于1994年签订的协议内容及赵金萍在签订《就地安置合同》前收取款项的行为以及收条的内容，应当确认双方已就3号房的处理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据此驳回赵金萍、于某1、于某2的一审诉请并无不当。赵金萍、于某1、于某2在上诉意见中主张双方未就3号房的处理问题达成意见，该主张缺乏充分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赵金萍、于某1、于某2在上诉意见中主张其在一审中并未要求返还房屋的问题，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赵金萍、于某1和于某2在一审中当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白红英返还×2号房屋，故其该项上诉意见与一审卷宗记载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赵金萍、于某1、于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赵金萍、于某1、于某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印龙
审 判 员 石 煜
审 判 员 张 慧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常 欣
书 记 员 邸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