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7）冀01执异97号
申请人（被执行人）：石家庄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39号。
法定代表人：杨龙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盖雪军，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申请执行人）：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20号。
法定代表人:赵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式军，北京市国振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公司）与被执行人石家庄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勒泰公司）因《协议书（四）》纠纷一案，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7月21日作出（2016）京仲裁字第0821号裁决书，因勒泰公司未履行裁决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中铁公司于2016年8月26日向本院申请执行。勒泰公司于2016年9月28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2016年11月3日勒泰公司申请撤回该撤销申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2016）京03民特288号民事裁定，准许勒泰公司撤回申请。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勒泰公司认为本案有不予执行的情形，又于2016年11月18日向本院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本院于2017年3月9日作出（2017）冀01执异2号执行裁定，驳回勒泰公司不予执行申请。勒泰公司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4日作出（2017）冀执复251号执行裁定，撤销本院（2017）冀01执异2号执行裁定，发回本院重新审查。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勒泰公司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2015年5月5日《协议书（四）》纠纷，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7月21日做出（2016）京仲裁字第0821号裁决书。裁决书存在“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和“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法定不予执行情形，申请依法不予执行裁决书。具体理由如下：
一、裁决书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
（一）未办理保理的工程款7012986元，不属于北京仲裁委员会管辖范围。
1、双方间存在两个法律关系：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间关于应收账款保理的权利、义务关系，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双方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生的争议约定由石家庄仲裁委员会管辖，就保理事宜发生的争议约定由北京仲裁委员会管辖。
2、裁决书裁决的被申请人仲裁请求为支付欠款407012986元及利息，分为两部分：已办理保理的应收账款400000000元和保理范围之外的工程款7012986元。涉案《协议书（四）》约定的权利、义务范围仅限于已办理保理的应收账款；对未办理保理的工程款，《协议书（四）》条款4.5（2）约定“如果保理银行融资资金不能按照应收账款的100%支付，则差额部分双方另行协商支付方式”，《协议书（四）》条款12.2约定“本协议没有规定的，仍然适用施工合同的规定。”
鉴于双方在签订《协议书（四）》之后，并未就保理范围之外的工程款7012986元另行达成支付协议，更未同意交由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因此，被申请人仲裁请求支付未办理保理的工程款，并无《协议书（四）》项下之权利为依据，仍然应适用施工合同的规定，裁决书裁决支持被申请人的该项请求，显然超出了仲裁协议范围。
（二）已办理保理的应收账款400000000元，因被申请人代申请人主动向保理银行清偿，申请人在《协议书（四）》项下向保理银行付款之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该《协议书（四）》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因履行完毕而仲裁书再裁决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付款，已经超出了仲裁协议范围。
1、2015年4月24日《协议书（四）》项下之申请人义务是向保理银行支付应收账款，约定的违约责任是申请人未能向保理银行付款的违约责任，并非申请人直接向被申请人付款。
①《协议书（四）》条款6.3约定，被申请人义务：除双方另有书面约定外在融资期限到期时将应收账款汇入保理账户，并且按照本协议和保理合同的约定支付保理业务手续费、保理融资利息、逾期罚息及有关费用。
②《协议书（四）》条款10.1约定：如果申请人在保理期限到期或者视为到期时，申请人没有支付或没有完全支付保理银行应收账款，申请人除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利息、费用外，还应按照年息20%支付未归还部分的利息，自保理期限到期或者视为到期时，被申请人有权单方终止保理协议，并追究相应的经济损失，包括支付应收账款、工程款、及其利息，以及为追索应收账款和工程款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和其他所有费用。
2、申请人的付款义务已由被申请人向保理银行主动代为清偿完毕，不存在申请人未向保理银行付款的违约行为。
2015年11月19日《浦发银行保理业务还款凭证及回单》三张证实：买方勒泰公司已向浦发银行北京分行还款，还款明细（发票金额分别为：142860000元、142860000元、301320000元，冲销发票金额分别为：142860000元、142860000元、301320000元，发票余额0元，归还融资金额分别为：100000000元、100000000元、200000000元，利息分别为：1278333.34元、1278333.34元、2556666.66元）。申请人的还款义务已经履行，保理银行的4亿元应收账款债权已经消灭。
被申请人代申请人向保理银行付款，既非被申请人的法定义务，也不是《协议书（四）》约定的义务。仅就被申请人向保理银行代为付款的事实，仲裁书裁决申请人按照《协议书（四）》10.1向被申请人承担违约责任，超出了仲裁协议范围。
①本案所述“应收账款保理”是指申请人同意被申请人
将应收账款（工程款债权）转让给保理银行，被申请人从保理银行取得融资款，到期后由申请人向保理银行支付保理的应收账款。《协议书（四）》条款1.1、6.3、10.1约定的申请人义务也是申请人按照《保理协议》约定的时间、金额等向保理银行支付应收账款。由此，裁决书之仲裁庭意见（三）认定“《保理协议》是申请人（被申请人）与浦发银行签订，本案合同独立于《保理协议》，应独立判断本案合同项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观点不正确，无论任何人以申请人名义向保理银行付款，均应视为申请人履约。但《协议书（四）》并未约定被申请人代申请人向保理银行付款的情形下，双方的权利义务如何处理。仲裁书就此作出任何裁决结果，均超出了《协议书（四）》约定的仲裁协议的管辖范围。
②被申请人追索的标的物只能是申请人未付的应收账款，但本案应收账款已经合法消灭。《协议书（四）》1.1约定的被申请人请求权（追索权）是“若申请人在约定融资期限内不能足额偿付应收账款，被申请人有权向申请人追索未支付的应收账款”。被申请人追索的标的物已经消灭。2015年11月19日浦发银行保理业务还款凭证及回单可以证实：申请人的还款义务已履行完毕，浦发北京分行已收回400000000元融资款及利息，浦发北京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已经冲销完毕、余额为0元，被申请人追索的标的物已经消灭。
③被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书》中“在该笔融资（400000000元）到期时申请人自行偿还了全部剩余款项”的表述，不能成为被申请人行使《协议书（四）》项下追索权的理由，裁决书据此裁决超出了仲裁协议范围。裁决书已经认定：《协议书（四）》独立于《保理协议》，应独立判断本案合同项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此，裁决书当然会认为《保理协议》不在仲裁范围内，被申情人无权依据《保理协议》行使追索权。但被申请人与浦发银行签署的《保理协议》、《保理融资协议》约定的本案保理业务是回购型保理，据此，被申请人行使追索权的前提是被申请人要重新取得对应收账款的相关权利。
《保理协议》第一条第1款第（10）项约定，申请人不还款时，“保理银行可以向客户（被申请人）反转让应收账款，或要求客户无条件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本息。”《保理协议》第十条第5款约定“在客户依据本协议的规定完全履行完毕其所承担的义务之后，保理银行可以依照客户要求，将其就相关应收账款对于买方所享有的权利转回给客户，包括通知买方相关事宜。但本案事实是，被申请人既没有回购应收账款债权，保理银行也没有通知应收账款债权已经转回给被申请人，被申请人也没有以自己名义自行归还融资本息，而是以申请人名义偿还了融资本息，消灭了保理银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因此，被申请人无权依据《保理协议》行使追索权，其行使追索权的标的物已经消灭。
综上，因双方未就保理范围之外的工程款7012986元另行达成支付协议，更未同意交由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被申请人代申请人向保理银行付款，既非被申请人的法定义务，也不是《协议书（四）》约定的义务，被申请人之仲裁请求完全没有《协议书（四）》项下之权利为依据。因此，仲裁书裁决申请人按照《协议书（四）》10.1向被申请人承担违约责任，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完全超出了仲裁协议范围。
二、被申请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
（一）被申请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除《协议书（四）》之外、双方关于保理的其他书面文件。双方关于保理的权利义务记载于一系列文件、票据中，而被申请人没有提交，具体如下：
1、2014年3月6日《会议纪要》，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以下简称双方）同意石家庄勒泰中心项目工程应付款（含3000万延期付款利息）以保理方式予以偿还。
2、2014年9月29日《协议》证实：2014年9月30日前向保理银行提报保理总体额度，2014年9月30日前保理放款金额1亿元整，2014年12月25日前剩余保理金额放款完毕；申请人同意在保理账期到期之前积极配合被申请人办理延期。
3、2014年9月29日《协议》证实：保理手续费1.2%、保理利息7.8%，保理息费合计为9%；保理手续费、利息的支付方式。
4、2014年9月29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具《证明》证实：应收账款确认内容（工程最终结算总额1680000326元，借款利息30000000元，合计应付申请人款总额1710000326元，被申请人还欠申请人730000000元）仅用于双方办理银行保理事宜，不作为结算及付款的确认依据。
（二）被申请人的隐瞒证据行为导致仲裁书错误认定双方间的债权、债务金额。
仲裁书认定的“已到期、具体、特定和排他的无争议的合法工程款债权”——不真实、不存在，具体理由：
1、被申请人出具的2014年9月29日《证明》，明确指出：工程最终结算总额1680000326元、借款利息30000000元、合计应付申请人款总额1710000326元、被申请人还欠申请人人民币730000000元，明确这四个数字“仅用于双方办理银行保理事宜，不作为结算及付款的确认依据”。
2、以上述四个数字为基础，2014年9月30日申请人与浦发北京分行签署并履行了的一系列《保理协议》、《保理融资协议》、《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申请人取得了500000000元融资款，向浦发北京分行转让了730000000元的应收账款债权。
3、2015年《协议书（四）》项下的申请人向保理银行支付应收账款的金额以上述四个数字为基础，付款时间以上述《保理协议》、《保理融资协议》约定的时间为准。
4、2015年11月19日浦发银行保理业务还款凭证及回单三张可以佐证：办理保理，以及保理还款后冲销的应收账款总额是730000000元。
5、被申请人向浦发北京分行说明的转让应收账款债权的基础交易文件——2102年12月18日勒泰中心地下室工程合同和2012年12月22日勒泰中心裙房地上部分工程合同——也是为办理保理临时拼凑的，“地下室工程”、“裙房地上部分工程”只是石家庄勒泰中心项目的一小部分，两部分工程款也是整体工程结算价款的一小部分，而四座塔楼工程价款是主要部分。
综上可知：裁决书裁决的“已到期、具体、特定和排他的无争议的合法工程款债权”——是不真实、不存在的，自办理保理之始，直至保理业务终止，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直在使用“不作为结算及付款的确认依据”的上述四个数字，裁决书以此为据裁决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付款错误，完全违背了双方的真实意思，且与被申请人隐瞒上述证据有直接关系。
三、北京仲裁委对仲裁案没有管辖权
1、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没有代为偿债的约定，被申请人也没有代申请人偿债的法定义务，因其代偿的法律事实，被申请人可享有其他的法定请求权，被申请人也只能基于其他法定请求权向申请人主张返还代付费用。所以，在《协议书（四）》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已经消灭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在仲裁案中的仲裁请求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已经丧失，所以仲裁书再按照《协议书（四）》的仲裁条款确定对仲裁案享有管辖权，是错误的。
2、被申请人请求支付的7012986元及利息是工程款债权，在《协议书（四）》约定的保理范围之外。只能依据双方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确定支付方式，且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至今有效，仍在质保期。由于双方签署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机构是石家庄仲裁委员会，故北京仲裁委员会对申请人仲裁请求支付欠款中的7012986元及利息没有管辖权。
3、如果被申请人已回购工程款债权，或者保理银行已转回与应收账款有关的权利给被申请人，此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享有的仍是工程款债权，仍属于石家庄仲裁委管辖的施工合同纠纷。
四、《协议书（四）》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
2、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2014年9月29日《协议》（证据4P13-14）第7条约定，如因本协议产生任何争议，双方均可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协议是双方关于保理手续费和保理利息签订的，申请人支付保理利息，被申请人与上海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签订保理协议，也是以该协议为依据。
3、《协议书（四）》约定的仲裁条款由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管辖，与2014年9月29日《协议》（证据4P13-14）约定的向人民法院起诉，构成上述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的就同一纠纷约定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情形。虽然《协议书（四）》的签订时间在后，但《协议书（四）》并未约定2014年9月29日《协议》与《协议书（四）》约定冲突的，以《协议书（四）》的约定为准。
4、第0821号裁决书第1页可以证实，申请人在仲裁程序第一次开庭前，已就北京仲裁委员会的管辖提出了异议。
5、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
在仲裁程序中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又以此为由主张撤销仲裁裁决或者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经审查符合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或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综上，北京仲裁委员会之仲裁书超越了仲裁协议的范围，被申请人隐瞒了证据且导致了仲裁结果的错误。为维护申请人之合法权益，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项、第（五）项之规定，申请不予执行裁决。勒泰公司并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石家庄勒泰中心施工总承包合同补充条款》一份，欲证明施工合同约定仲裁机构为石家庄仲裁委员会管辖；
证据2、2014年3月12日《会议纪要》一份；
证据3、2014年9月29日《协议》一份；
证据4、2014年9月29日《协议》一份；
证据5、2014年9月29日《证明》一份；
证据6、2015年5月5日《协议书（四）》一份；
证据2-6欲证明就勒泰工程款办理银行保理事宜，双方签署的一系列文件的内容；其中证据2、5，明确了办理银行保理的应收款金额仅用于双方办理保理，不作为结算及付款依据；证据4欲证明如因本协议产生争议的由北京石景山法院管辖；证据6欲证明《协议书（四）》的权利义务范围仅包括办理保理的400000000元应收账款，争议由北京仲裁委管辖，其余7012986.23元工程款双方约定另行协商，不在北京仲裁委管辖范围之内。
证据7、2014年9月30日《浦发银行保理协议》一份；
证据8、2014年9月30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保理额度及交易条件通知书》一份；
证据7-8欲证明申请人只能向保理银行偿还工程应收款，不得向被申请人支付。
证据9、2014年9月30日《浦发银行保理融资协议》一份；
证据10-12、2014年11月20日《浦发银行保理融资协议》三份；
证据13、2014年9月30日《浦发银行应收款转让登记协议》一份；
证据14、2014年9月30日《应收账款清单》一份；
证据15、16、2014年11月20日《浦发银行应收款转让登记协议》二份；
证据17、2014年11月20日《应收账款清单》一份；
证据18、2014年11月20日《浦发银行应收款转让登记协议》一份；
证据19、2014年11月20日《应收账款清单》一份；
证据20、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应收账款转让、质押业务融资凭证暨回单一份；
证据9-20欲证明被申请人按照与申请人签署的系列保理文件，与上海浦发银行分别签署的保理协议内容，证明申请人只负责向保理银行偿还工程应收帐款，不得向被申请人支付；如被申请人履行了返还融资义务，则保理银行应将应收账款的权力转回给被申请人，包括通知申请人。
证据21、2015年11月19日《保理业务还款凭证暨回单》三张，欲证明2015年11月19日，保理银行收到申请人三笔还款，被申请人代申请人履行了《协议书（四）》项下的向保理银行还款的义务。
被申请人中铁公司答辩称，一、本案是因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7）冀执复251号执行裁定而重新启动的执行异议审查程序。依据该裁定，省高院是以石家庄中院做出的（2017）冀01执异2号执行裁定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发回重审的，因此本案应就程序方面重新审查，而案件的实体部分仍应以（2017）冀01执异2号执行裁定认定的事实为准。二、《最高人民法院（2015）执他字第15号函》规定，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后，当事人对该裁决提出异议或复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依据上述规定，异议申请人在本案中是没有复议权利的。因此，本案应以（2017）冀01执异2号执行裁定认定的事实为准，裁定驳回异议申请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三、关于实体部分的答辩意见与（2017）冀01执异2号案中答辩一致。
（2016）京仲裁字第0821号裁决书所裁决的事项属于双方协议约定的仲裁范围，勒泰公司以裁决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要求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在（2016）京仲裁字第0821号仲裁案中，中铁公司作为申请人申请仲裁所依据的法律文件是《协议书四》，因此本案就应以《协议书四》作为合同依据以确定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及仲裁双方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协议书四》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合法有效。依据《协议书四》的约定：
1.1:有追索权的保理，是指中铁公司将其承建勒泰中心工程建设施工目前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银行，由保理银行为中铁公司提供应由账款融资及相关的综合性金融服务，若勒泰公司在约定融资期限内不能足额偿付应收账款，中铁公司有权向勒泰公司追索未支付的应收账款；
2.1:甲乙双方确认，中铁公司已按合同约定的工期要求完成了整个项目的竣工验收。甲方依据合同相关条款认定乙方从开工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止的工程结算款共计1680000000元，另有施工过程中延付进度款利息30000000元，共计1710000000元。勒泰公司欠付工程款为507012986.23元；
3.2：甲乙双方同意，对于双方确认的合同欠款，勒泰公司同意中铁公司将上述债权507012986.23元转让给保理银行，进行应收账款保理。
4.2：应收账款保理融资的利息、保理手续费以及其他费用均由勒泰公司承担；
4.3.1:本保理业务的融资期限为一年，自融资款放款之日起计算。一年融资期限届满时，勒泰公司一次性将保理的应收账款全部支付到中铁公司在保理银行开设的保理账户；
4.4：融资期限到期勒泰公司未按约定偿还应由收账款保理金，融资逾期部分利率执行第10条违约责任中约定的利息及违约金；
4.5(2)：如果保理银行融资资金不能按照应收账款的100%支付，则差额部分双方另行协商支付方式。
6.3:勒泰公司在融资期限到期时将应收账款汇入保理账户，并且按照本协议和保理合同的约定支付保理业务的手续费、保理融资利息、逾期罚息及有关费用；
10.1:如果勒泰公司在保理期限到期或者视为到期时，勒泰公司没有支付或者没有完全支付保理银行应收账款，勒泰公司除按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利息、费用外、还应按年息20%支付未归还部分的利息，自保理期限到期或者视为到期时，中铁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保理协议、并追究相应的经济损失，包括支付应收账款、工程款及其利息，以及为追索应收账款和工程款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和其他所有费用；
11.2:本协议签署生效后，因本协议发生争议，均可申请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按照该机构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裁决，仲裁结果为终局性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以上约定即是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也是对仲裁事项及仲裁范围的明确约定，即“勒泰公司到期未支付保理银行应收账款，中铁公司有权追究相应的经济损失，包括支付应收账款、工程款及其利息，以及为追索应收账款和工程款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和其他所有费用”均属于本案的仲裁范围。
二、在（2016）京仲裁字第0821号仲裁案中，中铁公司就是依据上述约定申请仲裁的：
1、依据11.2条的仲裁条款，中铁公司向北京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依据4.3.1、4.4、4.5(2)、6.3条、10.1条等合同条款，中铁公司提出了四项仲裁请求：
①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欠款407012986元；
②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上述欠款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
③裁决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因办理案件支出的律师费500000元；
④本案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负担。
综合上述约定及事实，在0821号仲裁案中，中铁公司所提出的全部仲裁请求均有合同依据，均为合同所约定的仲裁事项。
三、勒泰公司认为未办理保理的工程款7012986元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
勒泰公司欠付中铁公司的债务（应收账款）为407012986.23元，其中400000000元办理了保理融资，7012986.23未办理保理。但不论7012986.23元是否办理了保理，其性质均是应收账款。依据《协议书四》第10.1条的约定，“自保理期限到期或者视为到期时，中铁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保理协议、并追究相应的经济损失，包括支付应收账款、工程款及其利息，以及为追索应收账款和工程款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和其他所有费用”。该款项为《协议书四》所约定，因此属于本案的仲裁范围。
四、勒泰公司认为已办理保理的应收账款400000000元，因被申请人代申请人主动向保理银行清偿，申请人在《协议书四》项下向保理银行付款之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仲裁裁决勒泰公司付款已超出了仲裁范围为由，要求不予执行0821号仲裁裁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1、首先需要明确是《协议书四》和《保理协议》《保理融资协议》是二份独立的合同，虽然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仍然是不同的权利义务主体及不同的法律关系。
依据《保理协议》、《保理融资协议》，合同的主体是中铁公司与浦发银行，偿还保理融资款的义务主体也是中铁公司，而不是勒泰公司。因此在保理融资款偿还期限届满时，本就应由中铁公司偿还银行的保理融资款，因此也就不存在勒泰公司所述中铁公司代为偿还的事实。而依据《协议书四》，合同的主体是中铁公司与勒泰公司。协议第1.1条即明确定义如下：“有追索权的保理，是指中铁公司将其承建勒泰中心工程建设施工目前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银行，由保理银行为中铁建设提供应收账款融资及相关的综合性金融服务，若勒泰公司在约定融资期限内不能足额偿付应收账款，中铁公司有权向勒泰公司追索未支付的应收账款”。因此，依据上述定义勒泰公司未付款的违约对象并不是银行，而是应向中铁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只要勒泰公司未偿付应收账款，中铁公司就有追索权。
依据《协议书四》的约定，勒泰公司的义务是将与中铁公司保理融资款等额的欠款（应收账款）在保理融资期限届满前支付至中铁建设开立的保理专款账户，在保理银行划款后，则中铁公司对保理银行的融资债务得以清偿，勒泰公司对中铁公司的债务也得以清偿，其实质仍然是勒泰公司偿还对中铁公司的债务（应收账款）。《协议书四》第4.3.1、4.4、6.3条、10.1对此做出了明确的约定，因此，勒泰公司未偿还400000000元应收账款构成违约，中铁公司依据该合同行使追索权，属于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及仲裁范围。
仲裁裁决的事项属于《协议书四》约定的仲裁事项或仲裁范围。中铁公司在仲裁中提出的仲裁请求如下：
①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欠款407012986元；
②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上述欠款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
③裁决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因办理案件支出的律师费500000元；
④本案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负担。
依据《协议书四》（2.1条）的约定，勒泰公司欠付中铁公司工程款（应收账款）为507012986.23元，双方约定上述欠款办理银行保理（3.2条）。因中铁公司的信用额度为500000000元，浦发银行为中铁公司办理了500000000元的保理，工程欠款（应收账款）507012986.23元中的7012986.23元没办理银行保理。此后勒泰公司偿还了100000000元，保理款400000000元未再偿还，加上未办理保理的7012986.23元，中铁公司对勒泰公司的债权为407012986.23元，即仲裁中的第①项请求。
《协议书四》第4.4条约定：“融资期限到期勒泰公司未按约定偿还应由收账款保理金，融资逾期部分利率执行第10条违约责任中约定的利息及违约金”；第10.1约定:“如果勒泰公司在保理期限到期或者视为到期时，勒泰公司没有支付或者没有完全支付保理银行应收账款，勒泰公司除按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利息、费用外、还应按年息20%支付未归还部分的利息，自保理期限到期或者视为到期时，中铁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保理协议、并追究相应的经济损失，包括支付应收账款、工程款及其利息，以及为追索应收账款和工程款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和其他所有费用”。中铁公司在仲裁中的四项仲裁请求均依据上述约定作出的，故仲裁裁决的事项属于《协议书四》所约定的仲裁事项及仲裁范围。
五、0821仲裁案中，中铁公司没有向仲裁机构隐瞒足以影响公司裁决的证据，勒泰公司对该项陈述与事实不符。
1、中铁公司在0821号仲裁案中提交了与本案争议有关全部相关证据（见证据清单），并没有隐瞒任何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
2、勒泰公司陈述的所谓“隐瞒的证据”(即证据2-证据5)，在0821号案件仲裁过程中均由勒泰公司出示，并经过了举证质证。0821号裁决书中对此亦有说明及认定，隐瞒之说根本无从谈起。
3、上述文件形成的时间均在《协议书四》之前，因此，在内容不一致或有冲突时以后形成的法律文件作为有效证据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法律常识。0821号案件据此做出认定及裁决符合法律规定。
六、本案的合同依据是《协议书四》，协议第11.2条的约定，《协议书四》约定的仲裁条款是否有效，北京仲裁委员会具有管辖权。因此勒泰公司所述北京仲裁委员会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
1、中铁公司是依据《协议书四》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协议书四》于2015年5月5日由中铁公司与勒泰公司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
2、《协议书四》第11.2条约定：“本协议签署生效后，因本协议发生争议，均可申请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按照该机构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裁决，仲裁结果为终局性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依据上述约定，北京仲裁委员会具有管辖权。
3、勒泰公司出示的证据1、证据4中约定了不同的争议管辖，但该证据形成的时间（证据1是2010年7月27日签订的、证据4是2014年9月29日签订的）均在《协议书四》之前，双方已经通过最终达成的《协议书四》改变了原有约定的争议管辖。被执行人的诉请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的依据，其完全是在恶意诉讼，拖延案件进入执行的时间。为此请求法院依法、快速做出裁决，驳回被执行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申请执行人的正当合法权益。
申请执行人中铁公司质证意见：
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合同形成时间与备案合同施工总承包合同签订时间一致，2010年7月27日约定由石家庄仲裁委员会管辖，但2015年5月5日签订《协议书四》，明确约定北京仲裁委员会管辖；证据2-6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申请人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2、3、4、5签订时间均在《协议书四》之前签订，双方经协商后最终形成的《协议书四》，因此7012986.23元的工程款也属《协议书四》约定范围；证据7、8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申请人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7、8合同中当事人是中铁和浦发银行，合同当事人没有勒泰公司，因此本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与勒泰公司无关；证据9-20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且是当事人中铁和浦发银行约定的，是当事人中铁和浦发银行的权力义务，与勒泰公司无关，不能证明勒泰公司主张的证明目的。证据2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是中铁公司代替勒泰公司偿还融资款，而本应是中铁公司向浦发银行偿还融资款。
本院查明，中铁公司与勒泰公司因《协议书（四）》纠纷一案，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7月21日作出（2016）京仲裁字第0821号裁决书，该裁决查明，2008年2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就石家庄勒泰中心项目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4年3月6日，申请人及被申请人形成会议纪要，商讨与石家庄勒泰中心项目有关事项。2014年9月29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署两份协议，均是针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应收账款进行保理有关事项商定后达成的协议。2014年9月30日，申请人与浦发银行签订《保理协议》、《保理融资协议》等法律文件，申请人将与被申请人在上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中形成的应收账款进行保理融资。2015年5月5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本案合同。申请人在400000000元保理金到期时自行偿还了该款项。申请人称系因《保理协议》的融资主体是申请人，为避免对银行违约而进行的自行偿还。因上述保理金到期，被申请人并未依本案合同的约定予以支付，继而引发本案纠纷。裁决结果：（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欠款407012986元；（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上述欠款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2月1日为16462893.67元（其中400000000元的利息按年息20%计算，自2015年11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至2016年2月1日为16219178元；7012986元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5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暂计至2016年2月1日为243715.67元）；（三）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因办理案件支出的律师费350000元；（四）本案仲裁费1784503.01元（已由申请人全部预交），由被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应直接向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代其垫付的仲裁费1784503.01元。因勒泰公司未履行裁决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中铁公司于2016年8月26日向本院申请执行。勒泰公司于2016年9月28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销该裁决申请，又于2016年11月3日申请撤回该撤销申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2016）京03民特288号民事裁定，准许勒泰公司撤回申请。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又于2016年11月18日向本院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本院于2017年3月9日作出（2017）冀01执异2号执行裁定，驳回勒泰公司不予执行申请。勒泰公司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4日作出（2017）冀执复251号执行裁定，撤销本院（2017）冀01执异2号执行裁定，发回本院重新审查。
本院认为，被执行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不予执行的情形：（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审查不符合上述规定情形的，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首先，关于勒泰公司主张裁决书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的问题。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四》来看，《协议书四》（2.1条）约定：勒泰公司欠付中铁公司工程款（应收账款）为507012986.23元，双方约定上述欠款办理银行保理（3.2条）。因中铁公司的信用额度为500000000元，浦发银行为中铁公司办理了500000000元的保理，工程欠款（应收账款）507012986.23元中的7012986.23元没办理银行保理。勒泰公司偿还了100000000元，保理款400000000元未再偿还，加上未办理保理的7012986.23元，中铁公司对勒泰公司的债权为407012986.23元，即仲裁裁决内容中的第（一）项。《协议书四》第4.4条约定：“融资期限到期勒泰公司未按约定偿还应由收账款保理金，融资逾期部分利率执行第10条违约责任中约定的利息及违约金”；第10.1约定:“如果勒泰公司在保理期限到期或者视为到期时，勒泰公司没有支付或者没有完全支付保理银行应收账款，勒泰公司除按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利息、费用外、还应按年息20%支付未归还部分的利息，自保理期限到期或者视为到期时，中铁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保理协议》,并追究相应的经济损失，包括支付应收账款、工程款及其利息，以及为追索应收账款和工程款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和其他所有费用”。故该仲裁裁决的事项属于《协议书四》所约定的仲裁事项及仲裁范围。其次，关于勒泰公司主张中铁公司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问题。从（2016）京仲裁字第0821号仲裁裁决书来看，在案情部分载明：被申请人勒泰公司对本案申请人中铁公司提交的6份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发表了质证意见。申请人中铁公司对被申请人勒泰公司提交的5份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发表了质证意见。且从本案听证中勒泰公司举证的证据看，所举证据并非都是针对《协议书四》纠纷的证据，第二次听证经询问双方均无其他证据提交。由此可见，只是在仲裁过程中被申请人勒泰公司提交的部分证据，当时申请人中铁公司没有提交，但是被申请人勒泰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仲裁庭提交其证据，仲裁庭进行了审查。故不能认定申请人中铁公司向仲裁机构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第三、关于勒泰公司主张北京仲裁委对仲裁案没有管辖权的问题。该仲裁案件北京仲裁委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四》作为受理本案的依据。在《协议书四》第11条法律适用和纠纷解决第11.2条约定，“本协议签署生效后，因本协议发生争议，均可向北京仲裁委申请仲裁，按照该机构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裁决，仲裁结果为终局性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以上条款的明确约定说明北京仲裁委对该纠纷是具有管辖权的。第四，关于勒泰公司主张《协议书（四）》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的问题。勒泰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主张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其出示的证据1、证据4中约定了不同的争议管辖，证据1《石家庄勒泰中心施工总承包合同补充条款》，约定发生争议向石家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是2010年7月27日签订的。证据4《协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向北京石景山法院提起诉讼，是2014年9月29日签订的，但是，该约定均在《协议书四》之前，双方在2015年4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四》约定纠纷解决第11.2条约定，“本协议签署生效后，因本协议发生争议，均可向北京仲裁委申请仲裁，按照该机构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裁决，仲裁结果为终局性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该约定纠纷解决的机构、方式是明确的、具体的，应当说是没有歧义的。此种约定方式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的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情形。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情形。综上所述，申请人勒泰公司的不予执行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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