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4912号
上诉人兼上诉人马玲委托代理人（原审被告）袁野，男，1973年1月2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玲，女，1978年2月2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荣，女，1970年11月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孙文胜，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牛建宏，男，1974年8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孟丽娜，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野、马玲、陈荣因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89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3月，牛建宏起诉到原审法院称：我因2012年4月28日孩子出生，为改善住房条件，将唯一住房出售，于2012年7月8日通过北京中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介公司）居间介绍，与袁野就购买102号房屋（下称涉案房屋）达成协议，签署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及相应附件，约定房屋总价款282万元，其中定金5万元，首付款197万元，尾款80万元。首付款分两次支付，2012年7月25日支付25万元，剩余首付款172万元过户当日支付，尾款80万元采用公积金贷款方式支付，具体方式及时间依公积金放款时间确定。合同签订后，我向袁野支付了定金5万元，并于2012年7月22日支付第一笔首付款25万元。后我提前支付首付款50万元，剩余首付款122万元依合同约定在过户当日支付。2012年8月29日，袁野将涉案房屋交付给我，我装修并入住至今。后中介公司经办人员在办理网签手续时发现涉案房屋已存在网上签约信息，致使我无法进行网签及申请公积金贷款，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我多次联系袁野，袁野称因欠高利贷需支付高额利息，要求我先付款再办理手续，同时要求增加20万元房款。因袁野不履行合同，我于2012年11月1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袁野继续履行合同、办理变更过户并承担违约责任。在2013年3月5日法院组织开庭前，陈荣持《房屋所有权证》要求我腾房，我才知涉案房屋已过户到陈荣名下。经调查得知，袁野及马玲于2012年11月22日出具《公证书》，委托孙×、刘×卖房。陈荣向房屋登记机构申请办理转移登记时提交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自行划转声明》中”袁野”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2013年3月5日庭审中，袁野称其从未与陈荣签订过《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不知道网签情况，也不知道涉案房屋已过户给陈荣。这说明，袁野与陈荣所签《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系他人伪造。我认为，我与袁野所签《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涉案房屋已经实际交付使用，袁野无权再对涉案房屋进行处分。袁野因欠高利贷与陈荣办理网签手续，但双方并未真实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也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从《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内容来看，交易价款221万元低于市场价格，且除合同约定产权过户之后交付房屋外，合同中其他空白处均未填写内容，陈荣不属于善意购房人。袁野、马玲与陈荣恶意串通，侵犯我的合法权益，其房屋转让行为应属无效。故我起诉请求确认袁野与陈荣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另就陈荣的答辩做如下补充意见：一、袁野与陈荣之间并非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而是以网签方式为”高利贷”作担保。2013年4月17日本案开庭时，陈荣代理人陈述刘×借给袁野100万元，其中54万元是陈荣转账给刘×的（另46万元的相关证据未提供），陈荣为实际债权人。袁野认可借款并称用房子做了抵押，结合电话录音中袁野及其妻马玲关于”借了朋友100万，拿房子去抵押做了网签，4个月赔人家20万元，再不还钱，一个月又要陪20万。”的陈述，我有理由认为，袁野向刘×借款100万属高利贷。刘×利用与陈荣是男女朋友关系，由陈荣作为买受人与袁野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作为”高利贷”担保。所以，袁野与陈荣之间并非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从相关事实也可以印证我的上述主张：刘×汇款给袁野是在2011年10月10日，这笔款项的性质，陈荣代理人在2013年4月17日开庭时，明确表示该笔款项是借款，不是买卖。而在汇款4天后即2011年10月14日，就有了第一次网签信息，买卖双方仍然是陈荣和袁野，成交价格提高到221万元。既然2011年10月10日是借款，为什么要做网签呢？其原因是，为”高利贷”作担保，而非真正买卖；袁野当庭声称委托债权人刘×替他卖房，刘×找了个替身陈荣来买房，债权人自己卖给自己也是不合情理的，只能理解是为”高利贷”作担保，而非真正买卖。二、《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真实签订时间并非2012年5月31日，而是在2012年11月22日《公证书》出具后才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间显示为2012年5月31日，实为合同打印时间。根据《公证书》，袁野及马玲于2012年11月22日才出具《委托书》授权孙×、刘×买卖涉案房屋，其授权内容包括代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办理网上签约手续及解除网签手续，代收房价款及确定房产的出售价格等。恰恰说明此时的袁野还不清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事情，否则无需授权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而且，在2013年3月5日另案开庭时，袁野对《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并不知情。根据袁野”委托刘×卖房”的陈述，可以推论刘×是知晓《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经过。但因网签信息只是”高利贷”的担保，并非实际签订，所以刘×受托将房屋出售并确定交易价格。如果刘×认为《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已签订及履行，亦不必受托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代为收款及确定交易价格。综合上述分析，我有理由认为，袁野与我签订及履行买卖合同在先，与陈荣签订及履行买卖合同在后。而且，2013年4月17日本案开庭时，袁野明确陈述”在2012年11月，陈荣的钱已准备齐了，卖给了陈荣”。恰恰可以说明刘×代袁野与陈荣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在《公证书》出具之后。三、陈荣非善意买受人，其所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非有效合同。1、陈荣未实际支付房款，不属于善意买受人。庭审中，陈荣主张支付房款300多万，未明确具体数额。但从陈荣提供的证据来看，只有刘×支付的一笔54万元借款，其他款项或不能证明真实存在，或不能证明与陈荣有关，陈荣不能证明有300多万的支付行为及相应的支付能力。2、从房屋成交价格来看，2011年10月14日签订合同，成交价格75万元，建筑面积119.23平方米，折合约6290元／平方米，远低于市场价格。2012年5月31日签订合同，成交价格221万元，建筑面积119.23平方米，折合约18536元／平方米。而袁野与我于2012年7月8日签订的买卖合同，折合约23652元／平方米，仅相隔一个多月就多出5116元／平方米。3、我入住涉案房屋时间为2012年8月29日，此后袁野才出具《委托书》。陈荣于2012年12月2日同孙×、刘×前往涉案房屋，已得知涉案房屋卖与我，由我一家居住使用，仍然于2013年2月向西城区房屋管理局申请涉案房屋转移登记，主观上具有恶意。试想，陈荣主张的所谓300万元的大额房屋交易，在看房得知袁野已卖房后，作为善意的买受人可选择终止支付，而非继续交易，陈荣的这种做法本不合常理。四、袁野与陈荣存在恶意串通行为。1、2013年3月5日另案开庭时，袁野对《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以及房屋已过户的事实并不知晓。2013年3月15日再次开庭时，袁野对《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予以认可，并称授权他人了，就可以签订买卖合同。前后严重存在矛盾。2、从购房款的支付来看，袁野对陈荣主张的支付购房款情况均予以认可。部分购房款只有袁野出具的收据，没有陈荣实际付款的凭证，也没有袁野收到款项的凭证，连收款账户都出现错误，我对购房款的支付无法认可。3、2012年11月时，袁野迫切要求我支付100万元就可解除网签并办理过户。2013年3月5日另案开庭时，袁野不止一次提到只要增加60万元购房款，就可将房屋再卖给我。我有理由相信，袁野与陈荣所谓的买卖房屋，是二人配合将房屋转移，以达到因房价上涨与我毁约的目的。可见袁野、马玲、陈荣三人之间存在主观上的恶意串通行为，所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且陈荣所述其早于2012年5月30日就与袁野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为此向银行办理了房贷手续的说法根本就不成立。首先，按照一般批贷手续，银行如果受理了陈荣的贷款申请，应要求对方交纳包括房屋买卖合同在内的相关手续，即便不批贷，也会向申请出具相关手续。而陈荣就此所述曾经向银行申请贷款一节，未能提交任何证据，故陈荣的上述主张不成立。
袁野、马玲辩称：袁野与陈荣有经济上的往来，刚开始卖给陈荣不是真的卖，只是有点意向，但陈荣答应给的钱太低，袁野才卖给牛建宏，此后，陈荣觉得房子还行，袁野就将房子卖给了陈荣。袁野与牛建宏在此次诉讼之前曾经打过一个官司，法院判决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作为卖房人，关心的肯定是房价的多少及房款何时交付到位。与牛建宏签订合同的时候，袁野曾经问过中介，中介说1个来月房款就能到位。所以袁野才与牛建宏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但实际上，签约4个多月了，袁野还是没能拿到尾款。袁野与妻子马玲后来才出具了委托书。关于与陈荣的事情，2011年10月上旬，袁野个人跟陈荣的男友借款100万元，以涉案房屋作为抵押。之前曾经口头委托刘×卖房。因为双方对房屋价格谈不拢。于是袁野自己找中介卖房，中介表示二个月内贷款就可以下来，袁野才与牛建宏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后来由于牛建宏的房款交付时间太长，袁野反悔了，通过手机短信通知牛建宏撤回房屋买卖合同。此时，陈荣表示可以尽快付款，袁野便将房屋卖与陈荣，并于2012年11月22日，我夫妇共同签署委托书，委托孙×和刘×代理我们夫妇卖房。牛建宏虽然于2012年11月16日向法院提交了起诉书及相关材料，但真正的立案时间却是在2013年的1月5日。此前，我们并未接到法院的任何通知，直至2013年2月25日，法院才通过司法专递邮寄了牛建宏的起诉书及开庭传票。因此牛建宏以我们在得知其起诉后才恶意变卖涉案房屋是没有根据的。现不同意牛建宏诉讼请求。
陈荣辩称：2011年，我男友刘×借款100万元给袁野，袁野以涉案房屋作为抵押。在还不了钱的情况下，袁野于2012年5月31日与我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了网签。之后，我通过各种途径向袁野付款310多万元，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我属于善意购房人，签订购房买卖合同在先，且支付了全部购房款，价格不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取得产权证。而相比之下，牛建宏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之后，仅支付了首付款，连网签都未做，显然无法对抗陈荣的物权。关于之前的价格没有谈拢，是由于袁野单方面提价导致。另补充如下答辩：一、我已经依法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我已经于2013年2月4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根据《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之规定，我已经依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二、我已经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符合法律规定。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登记在谁名下，谁就有处分权。涉案房屋原登记在袁野名下，他当然拥有所有权的处分权，不存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八条中：”《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房屋无处分权的五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情形。而且，该合同显然早于牛建宏与袁野签约日期2012年7月8日。虽然该合同并非袁野本人签字，但他本人知晓并以公证的委托书予以认可。所以，陈荣作为受让人，是当然的善意；同时涉案房屋是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刘×自2011年10月10日至12月4日借给袁野100万元，自我于2012年5月31日与袁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该100万元就转为房款的一部分。至2013年4月14日，我应支付的购房款315万元全部支付完毕；房款已经高于后来牛建宏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评估价。三、牛建宏与袁野基于买卖房屋形成的是债权债务关系，不能对抗我已经取得的物权。牛建宏与袁野基于买卖房屋形成的是债权债务关系，为此牛建宏对袁野形成债权，而我与袁野的买卖房屋已经办理转移所有权登记为物权，故法院应当依法保护我的物权。四、我与袁野的买卖房屋行为没有瑕疵，更不存在恶意串通。首先恶意串通需要有双方损害第三人的恶意，即明知或应知某种行为会造成第三人的损害，而故意为之。我与袁野的买卖房屋的行为开始于2011年10月14日的第一次网签并考察了该房屋情况。当时这次网签的价格超低，具有对于借款担保的性质，故该合同于2012年5月17日办理注销手续。我与袁野就该房屋买卖达成一致协议后的2012年5月17日办理注销手续。2012年5月20日，我带着全部公积金贷款手续资料与刘×、袁野、孙×一同前往建国门中信银行办理贷款，因为袁野要求加价爽约而未果，全部贷款资料至今留存于该银行。我与袁野于2012年5月31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前又再一次考察了该房屋情况，并于同日办理了网签，当时为避税而将购房款低签为221万元。签订合同后就于2012年6月14日付款70万元（我向李×借款30万元由其代付袁野、我付现给袁野40万）。袁野因为经常出差而将出售房屋的权利委托给老朋友兼债权人刘×，而因为孙×与双方都认识且为人厚道也被授予委托，与刘×一同出售该房屋并办理相关手续，包括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办理押解登记办理网签手续及解除网签手续、代办产权过户登记代缴相关税费、代收房价款、代为确定该房屋的出售价格等（参见经过公正的《委托书》）。直到这时，牛建宏还没有出现在本案的视野，所以认为我与袁野是恶意串通，虚构买卖房屋事实的结论是极其荒谬的。从2012年6月14日之后的一段时间我没有继续及时付款，而急需经营周转资金的袁野于2012年7月8日将该房屋另行出售给牛建宏，而牛建宏的付款更慢，从2012年7月至11月经多次付款共计80万元。没有法制观念的袁野才又要求我继续付款，我遂于2012年11月22日至2013年4月4日共计付款141.23万元。因为袁野回到北京有点空闲时间，袁野夫妇就于2012年11月22日亲自办理了公证，授权对刘×、孙×已经实施了的授权委托用公证书的形式进一步确认。牛建宏以公证书的内容中有”办理典当行提前还款手续”的委托就认定袁野存在借高利贷行为，这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因为典当行为并不是高利贷，即使袁野借高利贷也不违法，而且即使袁野借高利贷也不能证明刘×、孙×放高利贷，即便刘×、孙×放高利贷，也不能导致我向孙×、李×借款购买房屋的民事行为无效的后果。牛建宏以公证书的内容中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办理网签手续及解除网签手续”，就认定袁野”在出具委托书时，落款为2012年5月31日的买卖合同没有实际签订及履行，作为代理人之一的刘×办理的网签手续，其再被授权签订买卖合同及办理网签手续不合常理”，是在主观臆断，更是对行业的认识缺乏。因为对受托人已经实施了的代理行为，由委托人办理书面委托并予以公证既合理又合法。牛建宏以公证书的内容中有”代收房价款，代为确定该房屋的出售价格”就认定”这种约定远远超出房屋正常出售的授权范围。既然买卖合同已经确定成交价格为221万元，没有必要再确定合同价款，这说明买卖合同还没有签订。”这才是对于高房价时代存在的买卖双方为避税而签订”阴阳合同”这一常识的认识缺乏。我购房款实为315万元，作为精明商人的袁野用这种形式保护自己的利益无可厚非，当然我作为善意购房人亦无可指责。牛建宏认为”袁野的妻子一直在北京，袁野却未授权马玲售房。袁野对债权人有此授权，恰恰可以说明建立在高利贷基础上的借款关系，而非房屋买卖关系，所谓2012年5月31日的房屋买卖合同在公证书出具时没有实际签订”，这是很荒谬的结论。刘×是当时100万元的债权人，刘×为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证而要求对自己授权，既符合生活逻辑，更符合法律逻辑，怎么也不应该得出是”建立在高利贷基础上的借款关系”这一逻辑，更得不出”所谓2012年5月31日的房屋买卖合同在公证书出具时没有实际签订”这一逻辑。而且，借给袁野的款项，因为要买袁野的房子而转变成购房款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碍。我在2011年10月14日的第一次网签时就看了该房屋情况，2012年5月签购房合同时再一次看房，一直到2013年2月4日取得产权证后的2月28日才因有些时间准备装修，再次去看房时才发现自己的房屋已经被牛建宏购买并装修入住。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房屋被别人购买并入住，所以认为我2013年1月30日交纳契税、2月1日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及受让房屋均存在恶意的结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端指责。牛建宏占有我的房屋却指责所有权人给自己的房屋办理正常购置手续为恶意，我不能认同。我有自己工资及客观的经济来源，有能力支付近百万的房款，加上男友刘×借给袁野的钱，已经解决大部分购房款。只是因为袁野急需资金周转，我一时不凑手，才向朋友孙×、李×等借钱付房款，为减少汇费及手续而直接由孙×、李×或汇款给袁野、或替袁野交纳税费、或直接替袁野偿还债务，合计计入我的购房款。牛建宏于2012年11月16日起诉袁野要求确认二人于2012年签订的合同有效，而袁野夫妇2012年11月22日亲自办理了授权委托公证。牛建宏就认为袁野是知道了他被起诉而做的恶意委托，是与事实不符的牵强附会的想象。牛建宏认为，袁野单方要求提高房价，就表明我与袁野没有就房价谈拢，进而认为没有达成房屋买卖合意，我与袁野的买卖合同不存在，是倒签的，是没有根据的想象。综上所述：我签订购房合同在先，支付了全部购房款且价格不低于市场价，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当然拥有该房屋的物权；而牛建宏订购房合同在后，仅仅支付了很少一部分购房款，别说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就连网签都没有，更不用说拥有产权证了，不能仅仅因为入住就可以对抗我的物权，更不能以入住成为取得房屋权利的抗辩理由。牛建宏仅仅享有依法保护合同债权的权利。导致这样的结果是袁野”一房二卖”及牛建宏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因为牛建宏在购房合同签订后，应当立即网签、或申请预告登记，以便查询该房屋的权利是否存在瑕疵，以便确认房屋权利能否顺利得到实现。但牛建宏却没有查询，就交款装修入住，没有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对于产生的损失是存在过错的。我不同意牛建宏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问题有如下三点：一、陈荣主张其与袁野自2012年5月31日就已签署《房屋买卖合同》的主张是否成立？该合同对袁野和马玲是否发生效力？第二、涉案合同与袁野、马玲于2012年11月22日委托售房并与陈荣实际履行的合同是否是为同一份合同？第三、袁野、马玲在2012年11月22日委托他人售房并与陈荣最终以315万元价款实际成交的购房合同是否有效。
第一，陈荣提交并主张涉案合同于2012年5月31日签署的主张能否成立？该合同对袁野和马玲是否发生效力？
陈荣就此提交的主要证据如下：以袁野名义同陈荣签署的涉案合同及存量房屋结算资金自行划转声明、经过公证的授权委托书以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和涉案房屋的产权证明以及证人孙×的证言。
现牛建宏及袁野、马玲、陈荣均承认：以袁野名义同陈荣签署的涉案合同及存量房屋结算资金自行划转声明中出卖人虽署名袁野，但该签字并非袁野本人签署。袁野、马玲、陈荣及陈荣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孙×均表示：为避税，双方约定将房价款填写为221万元，但实际上，双方最终成交价为315万元。
针对涉案合同的签署日期及效力问题，法院做如下分析：在牛建宏起诉袁野要求认定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之诉（即2013年度西民初字第1467号）中及本案诉讼的初始阶段，袁野均未提及其早在与牛建宏签约前即委托他人与陈荣签署过《房屋买卖合同》，且在（2013年度西民初字第1467号卷宗）2013年3月15日庭审笔录中袁野在对陈荣出具的涉案《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自行划转声明》发表质证意见时，明确表示：”这份合同、自行划转声明上的字都不是我签的，我不知情。房屋是否已经卖给陈荣我不知道。”2013年9月10日，袁野在庭审中表示：”我与陈荣有经济上的往来，刚开始卖给陈荣不是真的卖，只是有点意向，但陈荣答应给的钱太低，我才卖给牛建宏，此后，陈荣觉得房子还行，我就将房子卖给了陈荣......合同约定卖给牛建宏的高，为了避税，实际成交价格陈荣比较高......”。后在本案改口称在与牛建宏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前曾经口头委托陈荣之男友刘×卖房，并表示之所以与陈荣的购房未能成交是因为双方对房屋价格谈不拢，于是袁野自己找中介卖房，并与牛建宏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后于2012年11月22日，与马玲共同委托他人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陈荣。以上情况充分印证如下事实：第一，在与牛建宏签署房屋买卖合同之前，袁野并未与陈荣或委托他人与陈荣签署过房屋买卖合同；即便袁野此前有委托刘×售房的意愿，但由于袁野对于陈荣答应的221万元房屋成交款不满，未对刘×进行正式书面委托，导致合同未能成功签约。且通过袁野在法庭上明确表示对于2012年5月31日与陈荣签署过房屋买卖手续及房屋是否已经卖给陈荣的事情，其本人并不知情及袁野在此后自行与牛建宏签署房屋买卖合同的积极行为，亦表明袁野在2012年7月8日与牛建宏签约时，并未认可或追认刘×代理其与陈荣以221万元的房屋价款出售涉案房屋，因此才以高于上述价格的282万元价款与牛建宏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此节也与袁野在法院庭审中的”但实际上，（与牛建宏）签约4个多月了，我还是没能拿到尾款。我二人后来出具了委托书......现在房价已经涨了，如果牛建宏同意增加60万元给我，我同意继续将房屋卖给牛建宏......”及”房子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这很正常”的说法相吻合。另袁野在庭审中关于”合同约定卖给牛建宏的高，为了避税实际成交价格陈荣比较高”及关于”与陈荣最后结算的购房款为315万元”的陈述，亦与陈荣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上填写的价格为221万元的证据相互印证，表明陈荣与袁野为了避税，虽在书面上约定房款为221万元，实际上，双方私下达成的房价款远高于牛建宏与袁野此前约定的282万元。袁野之所以与牛建宏毁约的真正原因是由于陈荣口头承诺袁野实际给付的房屋价款实为315万元，此价款显然高于其与牛建宏约定的282万元。第二，袁野委托孙×、刘×出售涉案房屋的起始之日为2012年11月22日。理由如下：2012年11月22日，袁野和马玲经过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委托案外人孙×和刘×办理包括出售涉案房屋在内的有关手续之书面委托明确约定上述委托事项的委托期限为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即2012年11月22日起两年止。如上证据足以证明袁野和马玲委托案外人孙×和刘×办理包括出售涉案房屋在内的有关手续的委托期限起始日期为2012年11月22日；再次，通过马玲于2012年11月26日签署的售房委托亦可以确认马玲认可的房屋价款是此后双方约定的实际成交款315万元，而非2012年5月31日陈荣男友代理袁野与陈荣签署合同中确定的（221万元）远低于其后袁野与牛建宏签约确定房价款的221万元。综合上述事实及分析，法院有理由认为：袁野和马玲对于陈荣提交的2012年5月31日签署《房屋买卖合同》一节及该合同提到的房屋价款并未认可。第四，陈荣虽表示其就2012年5月31日签署上述合同时曾向银行申请购房贷款一节，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故法院对陈荣的上述主张，亦无法采信。第五，陈荣针对其上述主张及房款全额交付一节虽然申请证人孙×出庭作证，但鉴于孙×亦认可袁野夫妇于2012年11月22日才全权委托其售房给陈荣，且袁野一再要求加价，并通过孙×做工作将房价款涨至为315万元，亦表示袁野就房屋买卖合同的委托及与陈荣就涉案房屋的交易价款约定时间是在2012年11月22日。关于陈荣房款是否全额交付一节，因不在本案审理范畴，法院对此不做处理。第六，鉴于陈荣提交的涉案合同及《自行划转声明》并非袁野本人签署，且作为代理袁野签署涉案合同的刘×与买房人陈荣为恋人关系，与袁野系债权债务关系以及涉案房产被作为袁野债务的抵押物，导致该案审理结果与刘×有利害关系，故以此合同和《自行划转声明》打印日期作为涉案合同签署日期的唯一直接证据的客观性，实难令人采信。第七，由于陈荣之男友刘×与袁野此前存在借贷关系，陈荣主张借款为100万元，且称该款实为陈荣所有，即陈荣为袁野的实际债权人，袁野系以涉案房产作为抵押。故陈荣与袁野此后虽有资金往来，但难以证明上述款项为购房款，而非房屋抵押款。
综上，法院对陈荣关于袁野和马玲于2012年5月31日即与陈荣就涉案房屋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的主张，不予采信。
第二、涉案合同与袁野、马玲于2012年11月22日委托售房并实际履行的合同是否是同一份合同？这也是本案最为关键的问题。
甄别上述问题的关键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两份合同的房屋价款是否一致？2、实际履行合同的房屋价款即315万元的确定时间。3、袁野和马玲委托期间的起始日期。
1、两份合同的房屋价款是否一致？
①、从袁野的如下陈述：”我与陈荣有经济上的往来，刚开始卖给陈荣不是真的卖，只是有点意向，但陈荣答应给的钱太低，我才卖给牛建宏，此后，陈荣觉得房子还行，同意抬高房价。我就将房子卖给了陈荣......合同约定卖给牛建宏的高，实际成交价格陈荣比较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袁野与陈荣虽然在与牛建宏签约前就已经存在买卖房屋的意向，但由于陈荣答应的价钱太低，袁野没有答应。
②、从袁野于2012年7月自行找中介卖房，并与牛建宏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的积极行为表明，袁野在2012年7月8日与牛建宏签约时，并未认可刘×代理其与陈荣以221万元的房屋价款出售涉案房屋，因此才以高于上述价格的282万元价款与牛建宏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
③、由于房价上涨，袁野要求牛建宏增加房屋价款未果，于是通过孙×做工作，陈荣同意抬高房屋价款，最终议定315万元。袁野于是与马玲另行出面委托出具，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陈荣。为了避税，双方商定房屋价款仍填写为221万元。但实际价格为315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佐证：①、袁野的如下陈述：”现在房价已经涨了，如果牛建宏同意增加60万元给我，我同意继续将房屋卖给牛建宏......房子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这很正常......合同约定卖给牛建宏的高，为了避税实际成交价格陈荣比较高”及”与陈荣最后结算的购房款为315万元”。②、陈荣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上填写的价格为221万元，但实际上，双方均认可：双方实际约定的房屋成交价款是315万元。③、袁野、马玲的委托书，委托书显示袁野、马玲委托孙×、刘×出售涉案房屋的起始之日为2012年11月22日。
综上，两份合同的价款显然不一致，涉案合同签署的房屋价款为221万元，实际履行的房屋价款为315万元。
2、实际履行合同的房屋价款即315万元的确定时间。
①、通过证人孙×的证言和公证书可以证明袁野夫妇直至2012年11月22日才全权委托其售房给陈荣，并通过孙×给陈荣做工作，将房价款为上升至315万元，表示袁野就房屋买卖合同的委托及与陈荣就涉案房屋的交易价款约定时间是在2012年11月22日。②、从袁野要求牛建宏增加房款未果，另行委托售房的积极行为亦证明上述价款发生在袁野与牛建宏签约之后。③、通过袁野关于：”房子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的陈述也可以推断出，袁野、马玲与陈荣达成315万元的时间是在牛建宏与袁野签约之后。④、根据上述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亦可推定出如下事实：袁野之所以没认可并追认陈荣男友刘×代理其于2012年5月31日与陈荣签署的价款为221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因为该价款太低，于是袁野自行以高于该价款即282万元与牛建宏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后因牛建宏不同意加价60万元，而陈荣同意将房价款抬高至315万元，袁野、马玲于是正式办理委托合同，将涉案房屋又出售给陈荣。
综合以上分析，法院有理由确定：袁野、马玲与陈荣实际履行合同的房屋价款即315万元的确定时间发生在牛建宏与袁野就涉案房屋签署房屋买卖合同之后。
3、袁野和马玲委托期间的起始日期。
2012年11月22日，袁野和马玲经过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委托案外人孙×和刘×办理包括出售涉案房屋在内的有关手续之书面委托明确约定上述委托事项的委托期限为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即2012年11月22日起两年止。如上证据足以证明袁野和马玲委托案外人孙×和刘×办理包括出售涉案房屋在内的有关手续的委托期限起始日期为2012年11月22日。
综上，由于两份合同针对涉案房屋价格的主要条款（从221万元上涨至315万元）发生了很大变化，且袁野、马玲以及陈荣无证据证明双方议定的315万元房款的日期发生在袁野与牛建宏签署房屋买卖合同之前，故法院确认涉案合同与袁野、马玲和陈荣于2012年11月22日谈成并实际履行的合同并非同一份合同。
第三、袁野、马玲在2012年11月22日委托他人售房并与陈荣以315万元价款实际履行的购房合同是否有效。
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袁野与牛建宏签订及履行买卖合同在先，与陈荣实际约定房屋价格并办理过户手续在后。
依据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牛建宏与袁野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牛建宏为此交纳了首付款、办理了贷款手续，袁野于2012年8月29日将房屋交付给牛建宏使用，并将水卡、电卡、煤气卡交付给牛建宏，牛建宏遂对涉案房屋进行装修已入住。此后，即2012年11月22日，袁野和马玲才通过公证委托授权他人将涉案房屋再次出售，合同明确：委托事项的委托期限为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即2012年11月22日起两年止，且该委托并未对2012年5月31日代理人刘×的委托售房行为予以追认，袁野虽在庭审中改口称对刘×的委托售房予以认可，但鉴于该追认行为发生在与牛建宏签署房屋买卖合同之后，故现牛建宏要求认定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此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三）项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判决：陈荣与出卖人署名为袁野的就102号房屋签署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原审法院判决后，袁野、马玲及陈荣均不服，均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上诉至本院，要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牛建宏的诉讼请求。牛建宏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袁野与马玲系夫妻。2012年7月8日，在中介公司的居间服务下，牛建宏与袁野就买卖袁野名下涉案房屋签署了《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及《自行划转补充协议》。合同约定房屋总价款282万元，其中定金5万元由牛建宏于签订《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当日支付。《自行划转补充协议》约定首付款为197万元，牛建宏于2012年7月25日先支付25万元，剩余首付款172万元于过户当日支付，尾款80万元通过银行贷款支付。合同并约定双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内，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合同还约定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本合同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内容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进行变更和补充。上述合同签订后，牛建宏于2012年7月8日、2012年7月9日，分别向袁野支付定金2万元和3万元，并于2012年7月22日支付首付款25万元。2012年7月28日至2012年10月13日期间，牛建宏又陆续支付了首付款50万元。2012年8月29日袁野将涉案房屋交付给牛建宏使用，并将水卡、电卡、煤气卡交付给牛建宏。牛建宏遂对涉案房屋进行装修并居住至今。后中介公司经办人员在办理网签手续时发现涉案房屋已存在网上签约信息，致使牛建宏无法进行网签。
2012年11月22日，袁野和马玲经过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委托案外人孙×和刘×办理涉案房屋的如下事宜：1、办理银行、典当行及个人提前还款手续；2、领取他项权利证、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等文件；到房屋管理部门办理上述房产资信的查询事宜，调取原购房合同等法律文件；3、办理解押登记、抵押登记手续，代签相关法律文件；4、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办理网上签约手续及解除网签手续；5、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土地使用证过户登记手续；6、代缴相关税费；7、代收房价款；代为确定上述房产的出售价格；8、协助买方办理购房贷款手续；9、办理水、电、燃气、有线电视、物业等交割手续；10、其他与上述房产出售、抵押有关的一切事宜。受托人在上述权限范围内所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委托人均予承认，并由委托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受托人有转委托权；上述任一受托人均可单独办理上述全部委托事项。委托事项的委托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两年止。双方私下约定房屋交易为315万元。为避税，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登记的价格则填写为221万元。
2012年11月22日，袁野为陈荣写下收款收据，内容如下：”本人收到陈荣（购房人）购买的102房屋的购房款￥300.000.-元现金（大写：叁拾万元整）收款人：袁野2012年11月22日。”
2013年2月1日，孙×代袁野和马玲作为卖房人与买房人陈荣填写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2013年2月4日，陈荣取得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并于2013年2月19日将该房屋抵押给案外人罗×，抵押金额为130万元。
2012年11月，牛建宏另案以袁野不履行《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为由，将袁野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袁野继续履行合同，将涉案房屋转移至牛建宏名下并支付违约金1.6万元。庭审中，牛建宏得知袁野已将房屋卖给陈荣后，以此时要求袁野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到牛建宏名下已不具有可行性为理由，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及《自行划转补充协议》合法有效。该案中袁野不同意牛建宏的诉讼请求，并以牛建宏迟延支付首付款为由，反诉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经审理，原审法院于2013年3月25日判决：牛建宏与袁野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自行划转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并驳回袁野的反诉请求。此后袁野不服，提出上诉。经审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20日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中，袁野在诉讼初期表示：”作为卖房人，关心的肯定是房价的多少及房款何时交付到位。与牛建宏签订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中介，中介说一个来月房款就能到位。所以，我才与牛建宏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但实际上，签约四个多月了，我还是没能拿到尾款。我二人后来出具了委托书。”后来又改口称：”2012年4、5月，我曾经口头委托陈荣的男友刘×卖房，刘×表示他有一个叫陈荣的朋友想买房。但由于价钱总是谈不拢，且房款不能尽快到位。于是我于同年7月自己找中介出售房屋，与牛建宏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后来发现这边更慢，而此时陈荣这边表示钱已经准备好了，于是我夫妇于同年11月22日委托代理人与陈荣办理了房屋购买手续。”袁野表示其与陈荣最后结算的购房款为315万元。因此不同意牛建宏的诉讼请求。但在审理中，袁野就其后来主张的于2012年5月就委托陈荣男友刘×代其售房一节，并未提交任何书面委托手续，亦未能明确当时售房的具体价款。二审中，袁野表示2012年5月其只是让刘×代其寻找能一次性付款的购房人，并未委托刘×卖房。
审理中，牛建宏针对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审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1467号民事判决书。2、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房屋居间合同、自行划转补充协议、自行划转声明；证明牛建宏与袁野之间于2012年7月就涉案房屋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3、钱款交付书7份及牛建宏建设银行存款记录；证明牛建宏支付给袁野80万元房款。4、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申请书、个人征信查询授权书，首付款、证明书；证明袁野已按约定配合牛建宏办理了公积金贷款手续。5、牛建宏与案外人刘珂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证明牛建宏为了购买涉案房屋已将原自有住房出售给他人。6、装修合同及购买装修材料的票据；证明牛建宏已入住涉案房屋并对该房进行了装修。7、购电卡、水卡、燃气卡的照片；证明牛建宏在入住后购买了电、水卡并安装了宽带。8、中介的三份证人证言；证明涉案房屋已经无法办理网签以及房屋交付及袁野要求再增加20万元房款的事实。9、涉案合同；证明上述文件签字并非袁野本人签署。10、资金划转声明；证明上述签名并非袁野本人签署。11、2012年11月22日的公证书；证明袁野、马玲委托出售涉案房屋给陈荣的时间。12、契税专用税款价款书；证明陈荣直到2013年2月才交纳了房屋契税，说明其主张的涉案合同早于2012年5月签署的事实不成立。13、房屋转移登记手续、完税凭证等；证明涉案房屋原为袁野和马玲共有，而涉案合同只有袁野一个人的名字。14、袁野与中介机构周春钱经理的谈话录音；证明袁野欠朋友钱，所以要拿首付款去还钱。15、马玲与牛建宏之妻的谈话录音；证明袁野向陈荣男友刘×借款100万元，每月20万元利息，是高利贷。16、原审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1467号案卷中2013年3月5日庭审笔录；证明如下事实：①、袁野委托孙×、刘×出售的时间是在2012年11月22日；②、袁野不同意卖房给牛建宏的原因是为了加钱。③、涉案合同和资金划转声明上”袁野”的签字不是袁野本人签署，袁野表示对上述文件不知情，不知道房屋是否已经卖给陈荣。17、诉讼费交纳通知书；证明牛建宏起诉袁野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是在2012年11月16日。18、涉案房屋已经设立抵押；证明陈荣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银行贷款。
袁野、马玲对证据1、2、3、4均不持异议，对于证据5、6、7以与其无关为由不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证据8不认可，认为中介与牛建宏有利害关系。对于证据9、10表示虽不是自己签署的，但是自己知道这件事。对于证据11认可，对于证据12、13表示具体细节不清楚，对于证据14表示该录音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录的，当时是聊天，是很随意的，并非正式的意思表达。对于证据15不持异议，表示当时的意思是想加钱。对于证据16表示，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很正常。对于证据17表示，牛建宏起诉的事情，当时并不知道，直到法院通知后才知道此事。对于证据18，认为与自己无关。
陈荣认为证据1至8与自己无关，对于证据9、10、11的真实性认可。同时对证据11作如下解释：”公证书为什么这么详细，是因为刘×不是一般意义的代理人，他首先是债权人，他要掌握房屋的价款，才能保证其债权利益的实现，所有才有包括银行、典当、抵押等内容。如果没有这些内容，陈荣、刘×的利益是不能得到保障的。”对于证据12，契税只要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交纳就可以了。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内容来讲，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证据14、15与其无关。证据16因为有授权委托书，袁野也表示知情并且认可签字行为，所以这些手续都是有效的。证据17是起诉的时间，法院受理后牛建宏应当在7天内交纳诉讼费，诉讼才有效，11月16日后一周内，案件一定不会转到审判庭，进而不会出现承办人员通知袁野的问题，因此袁野夫妻在6天后即11月22日作出的授权委托，并没有任何的不正常，不能证明袁野知道诉讼后，恶意委托。证据18真实性认可，自己是办理了借款抵押。合同约定的情形是双方的约定，双方改变约定的实际履行，这没有问题。
陈荣就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2年5月31日，出卖人签名为袁野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出卖人袁野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陈荣，房屋建筑面积为119.23平方米，房屋的抵押情况为未设定抵押。买受人采取自行交割行为付款。关于贷款的约定为：买受人向中信银行申办抵押贷款，贷款金额1540000元。关于逾期交房责任和逾期付款责任，合同未做明确约定；税、费以及权属转移登记、争议解决方式等项目，双方均未做任何约定。合同落款出卖人（签章）后有”袁野”字样签名，委托代理人（签章）处为空白，签订日期为：2012年5月31日）。以证明涉案合同签署在先，牛建宏与袁野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在后。2、专用税收缴款书，内容为陈荣于2013年1月30日向北京市西城区地方税务局交纳契税33150元，证明陈荣交纳了所购诉争房屋契税。3、《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自行划转声明》，甲方（卖房人）为袁野、乙方（买房人）陈荣。该声明约定经双方协商决定自行划转交易结算资金，特签署本声明。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资金及权属风险由甲乙双方自行承担。声明落款处甲方有”袁野”字样签名，受托人处为空白。日期为2012年5月31日。证明袁野委托孙×办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手续。4、公证书，证明袁野、马玲夫妻委托孙×、刘×处理登记在袁野名下的涉案房屋。对于受托人在列10项委托事宜签署的所有文件，袁野与马玲均予以认可。孙×有权签署相关文件。5、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证明代理人孙×代理袁野、马玲向房屋管理局申请将涉案房屋过户给陈荣。申请书填写的成交总价为2210000元。6、房屋所有权证，证明陈荣已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并将该房屋抵押给罗×借款金额为130万元。7、银行卡客户交易金额查询打印单1、2及袁野银行卡复印件，显示2011年10月10日，客户刘×通过转账存入540000元，又通过转账支取540000元。客户袁野2011年10月10日通过转账存入540000元。证明刘×于2011年10月10日经银行卡转借给袁野54万元，这笔款项是同日陈荣经过银行卡转给刘×的，实际的债权人是陈荣。8、收款收据，证明陈荣于2012年11月22日向袁野支付购房款30万元。9、情况说明、孙×银行对账单、收据，证明2013年1月6日，陈荣支付购房款40万元（陈荣支付给孙×，由孙×经银行卡转付给袁野，代袁野清偿欠李洁款40万元）。10、平安银行贷款本、息归还凭证、孙×付款凭证、个人贷款结清证明，证明2013年4月14日陈荣经孙×支付购房款51.4万元（袁野的涉案房屋在平安银行做按揭贷款，尚欠银行51.4万元。陈荣经孙×清偿全部贷款并办理解押登记以便陈荣办理过户手续）。11、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证明2013年1月30日陈荣支付购房款198327元（本应由袁野交纳的”经济适用房和住宅合作社住房购房满5年的上市补缴土地收益的198327元，由陈荣交纳）。12、发票，证明2013年陈荣就涉案房屋向税务部门交纳的税费。13、证人孙×证言，孙×证明如下事实：①、2012年11月20日左右，我和袁野夫妻做了全权委托公证，负责与陈荣签订买卖合同，只涉及到尾款的事，袁野表示再给加点钱，由我去和陈荣沟通，双方对价格表示认可，签订合同时我通知了袁野，双方对价格认可签订合同，最终办理了过户手续。②、房款是陈荣给我，我存入卡里，再转给其他人。③、约定房价是320万元。其中30万元是转账，40万元给的是现金，还有替袁野偿还银行的钱及土地出让金，最后一次付清了尾款。实际成交是315万元。④房屋登记询问笔录及房屋买卖合同是刘×代替袁野签的字。最早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刘×与陈荣签署的。⑤、我代替袁野偿还李洁40万元及银行的钱，并支付土地出让金198327元。14、李×证言，证明如下事实：孙×和我是发小，孙×说陈荣买房差钱，孙×和刘×问我有没有现钱，我就把钱打到袁野的账上了，时间是在2012年6、7月份。在回答牛建宏代理人是否见过涉案合同的询问时，李×回答说：未见过。
对于陈荣提交的证据，牛建宏对证据1和证据3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理由是该合同虽然是以袁野名义签署的，但”袁野”的签字显然不是袁野本人签署的。对公证书的真实性认可，强调公证书证明了袁野、马玲售房的时间是在2012年11月22日，此时牛建宏与袁野早已就涉案房屋签署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对于契税缴款书、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和房屋所有权证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对于银行客户交易查询打印单及袁野银行卡复印件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该款为购房款。对于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理由是陈荣未能举证证明其于2012年11月22日当日有支付30万元的能力，袁野亦未举证证明当日收到此款的银行转账手续，表示该款实为借款而非购房款。对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不认可，理由是该收据签署的工商银行的账号并非收取该笔款项的账户，表示袁野和陈荣有串通行为。对袁野活期账单及李×账单的真实性未持异议，但表示无法证明上述款项为购房款。对于情况说明、孙×银行对账单及收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理由是陈荣所主张的付款事实，不符合买卖合同的约定，也没有其他书面证据证明，不能证明陈荣按照约定代替袁野还款以抵做购房款。作为袁野代理人的孙×，并未代袁野收到过购房款，却要替袁野支付40万元给李洁，于理不通，且陈荣不能证明该40万元由其支付。对于《平安银行贷款本、息归还凭证》、《声明》《孙×付款凭证》及《个人贷款结清证明》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理由是上述证明作为袁野代理人的孙×，并未代袁野收到过购房款，却要替袁野支付51万余元于理不通。综上，陈荣所主张的付款事实，不符合买卖合同的约定，也没有其他书面证明陈荣按照约定代替袁野还款以抵做购房款，陈荣无法证明该51万余元由其支付。对于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理由是仅凭该证明不能证明陈荣支付了上述款项。对于发票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理由是发票由税务机构代开，可以证明代开金额为221万元，税务机关不审查合同的履行情况，故代开的发票不证明付款情况。对证人孙×的证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孙×陈述2012年5月20日前后，去过银行办理贷款手续，在等待批贷的过程中，袁野一直纠缠价格，要求加钱，最后贷款没有办成。上述说法显然不成立，几次开庭中陈荣或者袁野均未提到还贷的情况，且孙×所说的5月20日申请贷款，签订合同的日期却在此后的5月30日，明显违背常理。按照孙×所述房屋有双重抵押，一方面有抵押给银行，另一方面抵押给李洁（40万）。如抵押成立，根本不可能办理贷款手续。因此，孙×的证言是虚假的。另孙×提到无论是还李洁的欠款还是偿还银行贷款，均系陈荣出资，此说法与陈荣所述相互矛盾。另孙×证言购房款是320万元，与陈荣所述的315万元亦不一致。对于李×的证言不持异议，表示李×虽然向袁野转账过30万元，但只是听孙×和刘×说，并未证明该款为房款。
陈荣对此做如下说明：针对银行贷款问题，我的代理人曾经去银行核实，银行表示收取过相关材料，但电脑没有记录。由于后续没有办理其他手续，所以贷款没有批下来。但针对此节，陈荣并未提交任何证据。
针对陈荣提交的证据，袁野认可证据1和证据3确实并非自己签署，表示是谁签署的不清楚。对于其他证据不持异议。
陈荣亦承认其提交的证据1和证据3中”袁野”字样确实不是袁野本人签署，是','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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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ly]\'},{法条名称:\'第二十二条\',法条内容:\'
第二十二条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ly]\'}]},{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9年）》\',Items:[{法条名称:\'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五条 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ly]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ly]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ly]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ly]\'}]},{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年）》\',Items:[{法条名称:\'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六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ly]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ly]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ly]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ly]\'}]},{法规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Items:[{法条名称:\'第十六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十六条
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ly][ly]
（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ly] （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ly]
（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ly]
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ly]\'},{法条名称:\'第二十七条\',法条内容:\'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ly]\'}]}]};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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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原告陈焕枝与被告信阳华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被告李卫华、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4-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