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1002民初1775号
原告：彭启福，男，195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沙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高祖，荆州市沙市区中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陈亚云，女，197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沙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丛林，湖北荆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周小平，女，1961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沙市区。
原告彭启福诉被告陈亚云、周小平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4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启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高祖，被告陈亚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丛林，第三人周小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彭启福诉称：原告与第三人周小平于1992年离婚，事隔四年后的1996年，原告与其达成《售房协议》约定，周小平将自己准备继承的沙市区宝塔湾30号房产出售于原告彭启福，售价二万元，该协议载明自己已经收到彭启福1.2万元，剩余8千元彭启福在二人婚生女彭恋生活发生困难时支付彭恋，支付的最后时间是在彭恋满十八岁以前。协议签定时，周小平随即腾出房屋让给彭后福居住，并与当时交付了房产证、土地证，此时买卖双方的权力义务已经基本完成，约定由原告彭启福负责办理过户并承担过户费用。当初准备过户时，产权证上名字是周小平父亲的，当然无法办理，直至2011年3月，周小平的父母过世，作为有唯一合法继承权的周小平，继承了房产，此时，买卖双方又补签了《售房补充协议》，再次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也算是对第一份《售房协议》的再次确认。由于公证费及过户费用过高，彭启福仍然没有将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这十多年来都相安无事，2016年5月初，该房需要撤迁，撤迁办上门登记时，50平方米的平房已经破败不堪，无法住人，撤迁办根据产权证上线索在三医找到了周小平商量撤迁补偿事宜。第三人周小平多次反复申明该房早在二十年前已经出售给了彭启福，但拆迁办征收人员以为是周小平在漫天要价故意搪塞，做了无数工作之后，才到街坊邻居深入调查才确认该房已经在二十年前确实出售给了原告彭启福。并由其居住十多年，后因房屋破坏才被迫搬离。为了解决产权登记人与实际拥有人之间的矛盾，避免法律程序上漏洞，便要求周小平向彭启福出具委托书，负责撤迁的价格谈判，签合同，并领取补偿款。这样就解了“名”“实”不符的问题，不是裁定书所认为的实际登记人为周小平，周小平就是实际产权拥有人。解决这种名实不符问题办法在全国撤迁征收中比比皆是，决不仅此一例。由于撤迁办无数次地到三医做第三人周小平的“工作”，一下惊醒了梦中人的债权人陈亚云，在慌乱之中与周小平打起债权债务官司，并立马查封冻结了原告彭启福应得补偿款。彭启福随即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沙市区人民法院以“（2016）鄂1002民初66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彭启福异议申请。原告反复阅读该裁定后认为，该裁定弄错了两个基本事实，混淆了一个法律概念，下了一个错误裁定。第一个基本事实，该裁定表述，本院认为：“周小平与彭启福离婚时的《民事调解书》未涉及本案争议房产。”《民事调解书》是1992年原告与被告周小平离婚法律文书，当时周小平并未取得该讼争房产，也未受其父委托处理该房产，该房产当时名字是周小平父亲。根本不需要在《民事调解书》中涉及。这是强人所难第二个基本事实：该裁定表述，“且双方陈述争议房产的购房款已交付完毕，但未向本院提交付房款的凭证。”但基本事实是《售房协议》中第二条明确写明，彭启福已经在签字前付了周小平壹万贰仟元，这实际上可作收条。还剩八千元要求用于婚生女彭恋身上，彭启福在后来的生活中已经依协议用足了八千元，甚至于远远超出八千元，这时彭启福有没有必要找周小平要收款收据。答案是否定的，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这样做，因为，过户这件事周小平一直都是积极配合的，一张收款收据周小平随时随地可以开出。时至今日，周小平也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并且补开了收款收据。该裁定混淆一个法律概念，它混淆了依法登记公示制度与不动产实际拥有人享有物权的根本区别。错误地认为产权登记人与实际拥有人或者占用人须臾不能分离。一口咬定周小平拥有产权证，就是唯一合法产权拥有人，抛开一切证据不予理会。显然违反《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九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对于已经登记的房屋，其性质，用途和建筑面积，一般以房屋权属证书和房屋登记簿的记载为准；房屋权属证书与房屋登记簿的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房屋登记簿确有错误外，”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人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物权的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同时第八条还明确确定：“依照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至三十条规定享有物权，但尚未完成动产支付或者不动产登记的物权人根据物权法第三十四至三十七的规定，请求保护其物权的，应予支持。“物权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被告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这款法规的规定，应该是一条红线，不能逾越。该裁定不但弄错了两个基本客观事实和混淆了一个法律概念，同时也违背以上法律法规的硬性规定，所以应当依法予以撤销。2017年4月原告再次向沙市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执行申请异议书》，该院以【2017】鄂10**执异7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申请。在执行异议听证会上，被告在会上可以说是一言未发，对原告的所有证据都予以确认，并未提出有证明力的不同意见，但该裁定倒是为其找了四条不是理由的理由。显然是在帮倒忙。其一是说案外人（原告）与被告周小平的《售房协议》中约定的标的，房屋面积不清楚。对该房产是不是交易对象提出置疑，同时又肯定该房是其父亲，其父在周小平不具备出卖方的主体资格，接着又肯定该房是本案的交易对象。故不能确定其房屋买卖合法有效。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否定了第一层意思。既然该合同标的指向不明，又确认该合同交易的房产是其父，说的周小平还未继承就出售房产。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二是说“2011年2月25日签订《售房补充协议》，周小平父亲已去世，2011年3月9日办理该房屋产权登记，已登记在周小平名下，周小平有申请房屋过户的表示，但案外人（原告）完全具备了房屋过户必要条件，但案外人为了逃避国家的税收，而不愿意办理过户。”这其二，除否定“其一”说法外又说了两层意思。一是说周小平与原告签的第一份《售房协议》有瑕疵，因其还不具备卖房主体资格，但后一份《售房补充协议》是合法的，是完全具备卖房主体资格。是没有任何瑕疵的。第二层意思说，但原告应该过户而没有过户，是逃税行为。那么事情就清楚了，没有过户就是逃税，人民法院是怎么知道的，怎么不说是困难呢，这种说法太牵强，退一步讲，就算是逃税行为存在，这与该售房合同的合法有效性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那就承认该《售房协议》、《售房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主要有逃税嫌疑。这也不能成为查封扣押原告的补偿款的法律理由。其三是说“案外人不能提供买卖时付清房款的证据，即不能证明其已支付全部价款”。关于这一点，《售房协议》第二条写得清清楚楚，乙方已付清甲方壹万贰仟元，其理由已在前面陈述，不赘述。其四，“根据《荆江大堤沙市段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国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载明征求补偿权利人就是周小平”。前已述，不赘述。因此，综观沙市区法院（2017）鄂1002执异7号和（2016）鄂1002民初662号的两份裁定，都是混淆客观事实，违背法律规定的，两份裁定没有就两份售房协议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客观评述，同时还拒绝对原告提供的一系列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客观性进行评析，特别是拆迁办的国家工作人员出庭作证和证言也不予理会，可以说是极端武断和不公正。所以，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民诉法第119条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原告与第三人间所签《售房协议》、《售房补充协议》合法有效；2、请求依法确认荆州市××宝塔××房屋拆迁补偿款为原告所有；3、请求判令被告陈亚云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陈亚云答辩称：原告与第三人所签的协议缺少协议对主要标的约定，即买卖位于何处的房屋和房屋的面积，不能证明买卖协议上的房屋系荆州市沙市区宝塔湾三十号的房屋；原告与第三人1996年4月26日签订的售房协议，但是在2011年3月9日该房屋又登记在第三人名下，该房产证明第三人没有将该房屋出售给原告；原告与第三人原系夫妻关系，原告不是善意的第三人；征收与补偿协议上载明的被征收人是第三人，原告系第三人的代理人，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的物权以登记为主，位于宝塔湾三十号的房屋登记在第三人的名下，属第三人所有，原告从2011年3月已经知道该房屋登记在第三人名下，没有在一年之内行使撤销权，是对诉讼权利的放弃，根据2016年7月27日沙市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鄂1002民初66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原告向沙市区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及审查查明的内容不足以证明第三人已经将该房产出售给原告，且原告也没有提供向第三人交付购房款的证据，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周小平认为，本案所涉房屋是卖给了原告，房子没有过户是因为原告为了节约费用而未办理过户。
本院经审理查明：1996年4月29日，原告彭启福与第三人周小平签订《售房协议》，协议约定：原告要求第三人将所继承的房屋售给原告，具体内容为房屋标价叁万元整，按三、三分成为条件，原告所得壹万元，彭恋女儿所得壹万元，第三人所得壹万元，原由为原告曾为建房操心出力，第三人与原告离婚时所达成的五千元协议作废。随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第三人已作出最大的让步，廉价达成以下协议：1、第三人将所继承的房屋转卖给原告，不负责过户、土地交税等“手术”，一切“手术”程序自理；2、原告已付清第三人壹万贰仟元整，付彭恋女儿捌仟元整，在女儿彭恋升学，或彭恋急需资金的情况下，原告有责任和义务帮助解决，但偿还时间最迟应在女儿彭恋18周岁以前付清；3、第三人已将房产证、土地证等证件交给原告，双方无任何理由追踪对方的责任，无任何理由找对方的麻烦，或反悔、房产权从即日起属原告所有。2011年2月25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售房补充协议》，约定：1、售房十五年，原告要求第三人将已售房屋过户为原告；2、第三人申请过户，同意已售房过户为彭启福，经公证处工作人员到第三人工作单位第三人民医院工会调查核实，周小平为独生一养女，属第一继承人，不能过户前夫姓名（同属买房者）；3、第三人认可十五年前售房协议，同意房产归原告所有，无论数年后，升值、售出价位变高、拆迁等事宜均与第三人无关系；4、过户发证后，房产证、土地证、无条件送达原告自行保管。
座落于荆州市××宝塔××号的房屋，原产权人为第三人周小平的父母亲，2011年3月9日该房屋办理产权登记时，因周小平的父母已去世，周小平依法继承了该房产，产权登记在周小平名下，房屋权证号为：20××06号，土地使用证号荆沙国用（95）字第01301号、用途为住宅。
2016年5月20日，因被告陈亚云诉第三人周小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被告陈亚云申请，本院依法作出（2016）鄂1002民初66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保全了位于荆州市××宝塔××房产拆迁补偿款中的350000元。
2016年6月21日，原告彭启福作为第三人周小平的代理人与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签订《征收与补偿协议》，协议对征收房屋的价款作出了约定，同时还约定：因周小平有民间借贷纠纷，依据我院做出的（2016）鄂1002民初66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需将35万元整的征收补偿款冻结至本院账户，由彭启福办理相关手续，余款部分的征收补偿款支付方式不变。
2016年9月12日，本院将此款提存于本院银行账户。7月22日，本院作出（2016）鄂1002民初662号民事判决，主要内容为：第三人周小平偿还被告陈亚兰借款本金25万元及支付自2015年元月6日起至本判决酌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止、以年利率6%标准计算的借款利息等。其后，第三人周小平未向被告陈亚云履行该判决所确定的法律义务，被告陈亚云向本院申请对第三人进行强制执行。
原告彭启福认为位于荆州市××宝塔××房产系其向第三人周小平所购买，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亦属其所有，故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本院经审查后作出（2017）鄂1002执异7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彭启福的执行异议申请。原告彭启福遂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其原、被告、第三人的陈述载卷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买卖合同的书面约定一般应当对标的有所约定，特别是特定物的买卖，由于房产为特定物，双方应当在合同中标明交易房产的座落等与其他房产能够进行甄别的注明，但从原告与第三人分别于1996年4月29日签订《售房协议》和2011年2月25日签订《售房补充协议》来看，双方均未对交易标的房产进行约定，本院无法确认双方所交易的标的房产是否合法，故对原告向本院请求确认原告与第三人间所签《售房协议》、《售房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在庭审过程中，虽然原告与第三人向本院表明双方所交易的房产即为座落于荆州市××宝塔××号的房屋，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应为原告所有。但由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第三人于2011年3月9日已经取得了座落于荆州市××宝塔××号的房屋的物权登记，完全具备不动产过户的条件，而原告在庭审中也自认其为了节省费用，未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原告对座落于荆州市××宝塔××号的房屋不享有物权。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如按原告自述其于1996年4月29日已与享有座落于荆州市××宝塔××房屋处分权的第三人周小平达成了房屋买卖的合意，并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原告即享有要求第三人履行合同中所约定房屋过户的权利，但其一直未主张该权利，而是于2016年5月20日，本院依法对第三人周小平的财产作出查封措施后，才通过复议程序向本院主张该房屋所涉及的权利，原告在庭审中亦自认其因为了节省费用未办理过户登记，原告系因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规定，原告所主张的权利自其自述的享有权利之日，即1996年4月29日起，已超过二十年，由此造成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由原告自行承担。故原告向本院主张确认荆州市××宝塔××房屋拆迁补偿款为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㈡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彭启福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彭启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述于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收款人：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30，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荆州市长江大学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吴庆生
人民陪审员 邓 青
人民陪审员 徐玉贤
二?一八年七月九日
书 记 员 喻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