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民辖终2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源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航津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李从恺。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贵中，男，汉族，1965年8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伟定，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祝军民，男，汉族，1965年4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亚壮，男，汉族，1964年11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路，女，汉族，1968年2月9日出生，住吉林省敦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思周，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娟，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上海源恺（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源恺公司）、宋贵中因与被上诉人祝军民、王亚壮、郑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初4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属于约定不明确，本案所选择管辖条款因约定不明确而应认定无效，本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确定管辖，即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有权管辖本案纠纷。由于本案当事人对合同履行地约定不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原审原告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书》，判令两原审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由于原审原告居住地均在深圳市，为接收货币的一方，故本案的合同履行地为深圳市。且本案争议标的额为人民币l亿5千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的相关规定，本案应由原审法院管辖。上海源恺（集团）有限公司、宋贵中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无理，应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裁定驳回源恺公司、宋贵中提出的管辖权异议。
源恺公司上诉称，一、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上海市。原审法院在本案当事人对管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适用法定管辖，但认定合同履行地错误。本案标的公司股权转让行为发生的权属和权能转移交付地点即股权变更登记地和标的公司文件、印章等的移交地均在上海市，且上诉人作为股权转让方收取转让款，故合同权利义务中接受货币一方为上诉人，而上诉人的所在地也在上海市，故本案的合同履行地为上海市，原审法院对本案并无管辖权。二、一审法院误解了“争议标的”的概念，以致作出错误裁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对于“给付货币一方”作出了释义：“这里的给付货币的义务是指实体内容的合同义务，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给付请求。不能以给付金钱这种责任承担的形式来确定合同的履行地，应当根据当事人起诉的请求结合合同履行义务的内容，来确定合同履行地。”因此，以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的，应以当事人争议的合同义务的履行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争议标的为公司股权转让是否可撤销，原审原告请求返还股权转让款并非合同约定的上诉人义务，而原审法院将“争议标的”简单地等同于“诉讼请求标的”，明显是错误的，照此逻辑，只要是原告在诉讼请求中有给付货币的各类合同纠纷，就此认为原告即成为“接受货币一方”，都可在原告住所地起诉，其结果变相为原告住所地即为合同履行地的错误观点，明显有悖于法律。本案是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可撤销的确认之诉，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来确定合同履行地。三、上诉人的住所地、宋贵中的经常居住地均为上海普陀区，因此，根据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相关规定，本案的管辖法院也是上海市的法院。综上，本案无论合同实际履行地还是合同接受货币的一方，以及被告住所地均在上海市，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将本案移送本案合同履行地、被告所在地的上海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
宋贵中上诉称，一、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将“诉争标的”理解成“诉讼请求”，导致错误认定合同履行地。实务审判中，履行地的确定一般遵循“特征履行地”为主，结合“实际履行地”的判断原则。本案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履行合同义务的本质特征是交付股权的行为，而非给付货币。因此交付股权行为地应当认定为合同履行地。本案标的公司股权是在上海市工商行政部门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即上海市应当被认定为合同履行地。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的诉争标的是股权转让合同，应当属于该规定中的“其他标的”，即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另一方面，在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中，上诉人是出让股权方，具有交付股权的义务，同时也有接受货币即转让款的权利，即出让方是“接受货币一方”，应当认定出让方即上诉人所在地上海市才是本案的合同履行地。三、本案两原审被告的住所地均为上海市。源恺公司住所地及标的公司注册地均为上海市普陀区。上诉人宋贵中的《上海市临时居住证》、上海市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发票联、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发票联、上海市公安局长征派出所出具的关于宋贵中经常居住地的证明等证据，足可证明本案两原审被告的住所地均为上海市。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将本案移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祝军民、王亚壮、郑路答辩称，一、本案合同履行地为深圳市，原审裁定认定管辖问题正确，本案请求返还股权转让款，答辩人为接受货币一方，故答辩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二、被答辩人宋贵中的经常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均为深圳市，其提出经常居住地在上海市并非事实。宋贵中提交的上海市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上海市临时居住证》是其为方便在上海购房而办理，上海市公安局长征派出所出具的关于宋贵中经常居住地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宋贵中经常居住地的证据。三、答辩人已经向宋贵中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源恺公司的住所地不影响原审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管辖权异议上诉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件，因双方当事人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属于约定不明确而应认定无效，故本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确定管辖，即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一、关于本案合同履行地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合同履行地的确定原则是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结合合同履行义务来确定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接受货币一方”的“接受货币”，应当是指实体内容的合同权利义务，并非起诉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因此，应当以合同约定具有接收到货币权利的一方当事人来确定谁是“接收货币一方”。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人源恺公司和宋贵中作为合同中的股权转让方，按合同约定属于出让股权和接收转让款的一方；而被上诉人祝军民、王亚壮、郑路作为股权受让方，按合同约定属于接收股权和给付转让款一方。因此，本案“接受货币一方”当事人为上诉人源恺公司和宋贵中，应当以两上诉人所在地来确定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原审法院将“争议标的”简单地等同于“诉讼请求标的”，属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中“争议标的”概念的错误理解和解读，原审裁定错误认定本案的合同履行地，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源恺公司和宋贵中关于原审法院误解了“争议标的”的含义，以致错误认定本案合同履行地的上诉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本案被告住所地的认定问题。源恺公司的公司注册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宋贵中的身份证住址虽然是深圳市，但宋贵中在一审程序中已经提交了《上海市临时居住证》、上海市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上海市普陀区真光路798弄70号902室《租赁合同》、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发票联、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发票联、上海市公安局长征派出所出具的关于宋贵中经常居住地的证明等一系列证据，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宋贵中经常居住地为上海市普陀区。祝军民、王亚壮、郑路虽主张宋贵中提交的上海市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上海市临时居住证》是其为方便在上海市购房而办理，上海市公安局长征派出所出具的关于宋贵中经常居住地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宋贵中经常居住地的证据，但不能提交相反的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本案被告宋贵中的经常居住地为上海市普陀区。
综上，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和被告住所地均为上海市，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原审裁定驳回源恺公司、宋贵中的管辖权异议裁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源恺公司、宋贵中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将本案移送上海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或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法院审理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起诉标的金额为1.5亿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二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3亿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的规定，本案应移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初42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移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处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江 萍
审 判 员 苏大清
审 判 员 王晓琴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吴 利
书 记 员 周夏如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
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