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深中法涉外终字第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天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荣。
委托代理人：吴灿朴，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龙云飞，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兴斌。
委托代理人：吴灿朴，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龙云飞，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刘磊。
委托代理人：张文，广东时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蔡文杰。
上列上诉人贺天强因与被上诉人杜荣、魏兴斌、原审原告刘磊以及原审第三人蔡文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1）深罗法民二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贺天强、刘磊一审起诉称：杜荣、魏兴斌系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公司）在2010年2月份之前的董事，1996年11月汇宏公司在深圳注册成立其全资控股的联×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实业公司），2003年11月联×实业公司注册成立了由其控股的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物业公司）。2009年6月5日及6月6日，贺天强、刘磊与杜荣、魏兴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杜荣、魏兴斌将联×实业公司、联×物业公司100%的股权，包括联×实业公司拥有的深圳市新××项目的开发权和管理权，负二、负三层停车场、商铺的所有权全部转让给贺天强、刘磊。由贺天强、刘磊先行支付定金人民币200万元，定金直接汇入杜荣、魏兴斌指定的收款人深圳市新××商品市场经营有限公司的账号，杜荣、魏兴斌在收到贺天强、刘磊支付的定金人民币200万元后，15天内双方进行审核联×实业公司的财务及资产，双方对账务及资产签订确认书。协议签订后，贺天强、刘磊依约通过招商银行深圳罗湖支行向杜荣、魏兴斌指定的收款账号支付了定金人民币200万元，2009年6月8日，杜荣、魏兴斌向贺天强、刘磊出具了收款收据。签订协议后，贺天强、刘磊一直积极履行约定的义务，按时支付了定金，但就在贺天强、刘磊准备与杜荣、魏兴斌对联×实业公司账务及资产进行审核时，贺天强、刘磊发现杜荣、魏兴斌早在2009年3月18日就与第三人蔡文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与贺天强、刘磊签订的协议基本一样，贺天强、刘磊向杜荣、魏兴斌提出了质疑，但杜荣、魏兴斌不予答复。在这样的情况下，贺天强、刘磊不敢支付后续款项。后经贺天强、刘磊查实，2009年9月9日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又重新签订协议，并完成了股权转让交易，联×实业公司和联×物业公司也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包括联×实业公司的不动产的变更登记也已完成。但在此期间，杜荣、魏兴斌一直未将上述事项告知贺天强、刘磊，也未按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贺天强、刘磊发出解除协议的通知，贺天强、刘磊要求杜荣、魏兴斌双倍返还所收定金，杜荣、魏兴斌二人也置之不理。杜荣、魏兴斌的违约行为严重损害了贺天强、刘磊的合法权益。故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解除贺天强、刘磊与杜荣、魏兴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2、杜荣、魏兴斌向贺天强、刘磊双倍返还定金人民币400万元；3、杜荣、魏兴斌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涉案股权转让之前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的股权转让情况
2009年3月18日，杜荣、魏兴斌（出让方）与蔡文杰（受让方）签订了一份《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出让方同意将其拥有的汇×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亿零7百万元；等等。同日，双方签订了《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一）》，对联×实业公司有关债权债务问题进行了补充约定。
2009年3月20日，双方签订了《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二）》，约定：出让方同意将联×实业公司的二名董事改为受让方委派，但该职权限于办理贷款手续；出让方同意股权转让100万元订金在与银行签订贷款协议时支付，股权转让款在银行贷款到账后30天内支付；等等。
2009年6月2日，双方签订了《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三）》，约定：1、受让方在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的第二天（即2009年6月3日）支付出让方定金人民币200万元，若受让方不能在6月3日支付200万元定金，则本股权转让协议自2009年6月4日解除终止，受让方将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交还出让方，双方互不追究其它责任。2、双方原签订的股权转让价款为1亿零7百万元，如受让方能在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即2009年6月17日前，含当日）向出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亿零5百万元（含定金200万元），则出让方同意股权转让款变更为1亿零5百万元。3、如受让方未能按上述第二条规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则受让方必须在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即2009年7月2日前，含当日）支付出让方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亿零7百万元（含200万元定金）。4、如受让方不能按上述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则属受让方违约，本股权转让协议自受让方付款逾期日起自动解除，受让方所交纳的定金为出让方所有，受让方无权要求返还，并且出让方有权追究受让方的违约责任。
2009年6月4日，杜荣、魏兴斌即向蔡文杰发出通知，因蔡文杰未能按期支付定金，双方签订的汇宏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已解除。
二、杜荣、魏兴斌与贺天强、刘磊之间的涉案股权转让情况
2009年6月5日，杜荣、魏兴斌（出让方）与贺天强、刘磊（受让方）签订了一份《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其中，第1.1条约定，汇×公司的股东杜荣（占50%）和魏兴斌（占50%），杜荣为公司董事长；第1.2条约定，汇×公司拥有联×实业公司100%股权；第1.3条约定，联×实业公司拥有联×物业公司100%股权；第2条约定，出让方同意将其拥有的汇×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转让后的股权结构为受让方拥有汇×公司100%股权、联×实业公司100%股权及联×物业公司100%股权；第3.1条约定，出让方转让汇×公司100%股权给受让方的转让价款为1亿1千万元；第4.1条约定，双方在签订此股权转让协议后两个工作日内，受让方支付出让方定金人民币200万元；第4.2条约定，在本协议签订后25日内受让方支付出让方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千万元（含200万元定金）；第4.3条约定，剩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亿元受让方在本协议签订后70日内支付给出让方；第4.4条约定，若受让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40日内支付出让方人民币1亿零8百万元（含定金），则出让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款调整为1亿零8百万元；第4.5条约定，受让方按出让方指定下列的收款单位支付股权转让款：收款人：深圳市新××商品市场经营有限公司，账号：823307716208××××××，开户行：中行人民南支行，出让方收款后应出具收款凭证交由受让方收执；第5.2条约定，出让方按补充协议约定变更由受让方提供的联×公司法人代表及董事；第5.3条约定，受让方在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项的同时，出让方将汇×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受让方名下；第7.3条约定，在本协议签订后，出让方同意不再与第三方签订同类或类似合同，否则视为出让方违约，需双倍返还受让方定金；第9.2条约定，如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不按协议规定按期交付股权转让款，出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受让方所交定金归出让方所有，受让方无权要求返还，如出让方同意继续履行本协议，则受让方自逾期日起每日按逾期额的万分之五向出让方支付违约，协议继续履行；第9.3条约定，如出让方不按约定将股权过户给受让方或受让方指定人，属出让方违约，则出让方自逾期日起应按日以受让方已支付股权转让款总额的万分之五向受让方支付违约，或受让方可解除本协议并要求出让方双倍返还定金；第11条约定，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或纠纷，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在任何一方提出争议事项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商不成的，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将此争议或纠纷提交法院并按中国香港法律处理。该协议书还对转让股权的交割、债权债务的交割、双方的送达邮寄地址等内容进行了约定。
2009年6月6日，双方签订了一份《汇×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就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联×实业公司有关债权、债务问题进行了补充约定。其中，第十二条约定，（一）由受让方提出要求，出让方同意以联×实业公司所属物业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联×实业公司需要向银行办理的贷款一切手续由受让方负责办理，财务报表的调整由受让方负责，出让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出让方同意联×实业公司的二名董事改为受让方委派，但该职权仅限于办理贷款手续。联×实业公司法人章、财务章由出让方保管，但出让方必须配合受让方的融资工作。如若银行贷款完成后，受让方必须先支付股权转让款后才能动用银行贷款。如受让方无法按期支付出让方的股权转让款，则出让方有权终止本股权转让协议并终止受让方委派的二名董事职务，改为出让方委派，受让方不得有异议。（二）为顺利取得贷款以支付出让方的股权转让款，出让方同意在现联×实业公司办公室腾出适当地方以供受让方办公使用。第十三条约定，如受让方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出让方，则出让方有权终止本股权转让协议，并同意受让方已支付股权转让款（含定金）作为购房款，由出让方在新××三楼按《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一的原单价八折优惠价给予受让方等值的商铺面积。
随后，原告贺天强即分别于2009年6月5日及2009年6月8日向深圳市新××商品市场经营有限公司账户各汇入人民币100万元。2009年6月8日，杜荣、魏兴斌即向贺天强、刘磊出具了一份收款收据，证实收到贺天强、刘磊交付的汇宏公司股权转让定金人民币200万元。
2009年6月11日，联×实业公司召开董事会并形成如下决议：聘任刘磊任职联×实业公司总经理职务，免去蔡文杰联×实业公司总经理职务。董事会成员吴某红、贺天强及刘磊在决议上签署了姓名。
2009年6月16日，贺天强及刘磊经工商登记成为联×实业公司的董事。
另查，杜荣、魏兴斌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由杜荣、魏兴斌于2009年9月3日向贺天强、刘磊出具的《通知》及一份由联×实业公司于2009年9月3日向贺天强、刘磊出具的《通知》。前份《通知》的内容为：双方于2009年6月5日签订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于2009年6月6日再签订补充协议书。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第4.2条规定受让方必须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25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00万元（含200万元定金），第4.3条规定受让方必须在股权转让书签订后70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亿元。由于贵方没有按该规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按照补充协议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出让方有权解除终止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在2009年8月20日，出让方已口头通知贵方，双方所签订的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已解除终止，现再次用书面通知贵方。同时按照补充协议第十三条规定，贵方支付的200万元订金将会转到联×实业公司作为购房款，购买联×实业公司新××三楼商铺，并按原单价八折优惠给予贵方等值的商铺面积，请贵方到联×实业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后份《通知》的内容为：接到杜荣、魏兴斌先生通知，由于你们并未按照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支付股权转让款，该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被终止。按照协议规定，联×实业公司将终止你们二人的董事职位，并报请工商局办理相关手续。原6月15日我司提供给你们二人作为临时办公室场地也将收回，请你们在接到通知后五天内离开联×实业公司并将临时办公场地移交我司使用。
此外，杜荣、魏兴斌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案外人宋某章于2011年9月5日出具的且经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公证的《证明》。该《证明》的内容为：本人宋某章，香港居民，身份证号K665×××（×）。原为香港汇×（集团）有限公司秘书，2010年2月2日辞去秘书职务。本人证明：1、汇×公司董事长杜荣先生于2009年8月20日在深圳的联×实业公司办公室见到刘磊，杜荣先生口头通知刘磊先生，由于刘磊、贺天强没有按期支付汇×公司股权转让款，他们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终止。杜荣先生口头通知刘磊上述内容时，本人当时在场。2、杜荣先生于2009年9月4日在深圳的联×实业公司办公室内将二份书面通知文件交给刘磊，其中一份是杜荣、魏兴斌给刘磊、贺天强关于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和终止的通知；另一份是联×实业公司给刘磊、贺天强关于解除贺天强、刘磊联×实业公司董事职位和收回办公场地的通知。并再次通知他们双方所签订的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终止。杜荣先生交付上述文件给刘磊时，本人当时在场。相关《公证书》载明《证明》上的签名、捺指印系宋某章于2011年9月5日在公证处所为，但公证处对《证明》的内容未予核实。
三、涉案股权转让之后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的股权转让情况
2009年9月9日，杜荣、魏兴斌（出让方）与蔡文杰（受让方）签订了一份《汇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出让方同意将其拥有的汇宏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亿零7百万元；签订此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受让方支付给出让方人民币200万元，该款作为股权转让订金；等等。
另查，贺天强、刘磊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另一份签订日期同为2009年9月9日的《汇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亿1千万元、股权转让订金为人民币500万元等内容。此外，贺天强、刘磊还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日期为2009年9月9日的《银行进账单》、一份落款日期为2009年9月9日的《收据》及一份落款日期为2010年2月1日的《收据》。其中，《银行进账单》填写的出票人为深圳市中××投资有限公司（账号为11030339××××，开户银行为招商银行金丰城支行），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收款人为深圳市新××商品市场经营有限公司（账号为110106801×××××，开户银行为深发行罗湖支行）。落款日期2009年9月9日的《收据》内容为“现收到蔡文杰先生转来的汇×公司股权转让款定金人民币500万元整”。落款日期2010年2月1日的《收据》内容为“现收到蔡文杰先生转来的汇×公司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亿零5百万元整”。关于前述四份证据材料，贺天强、刘磊声称原件系存放于蔡文杰处而未能提交法院审核，杜荣、魏兴斌则认为该四份证据材料均系伪造而请求对证据材料上的杜荣、魏兴斌签名及手印进行司法鉴定。经原告贺天强申请调查取证，原审法院于2011年8月17日向招商银行深圳分行进行了调查，该行答复称，账号11030339××××、对应户名深圳市中××投资有限公司在该行不存在。尽管贺天强、刘磊与杜荣、魏兴斌对前述四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存在争议，但双方在庭审中均确认，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之间的该次股权转让已经履行完毕。
四、杜荣、魏兴斌与贺天强、刘磊之间未成功转让涉案股权的后续情况
2009年9月24日，贺天强及刘磊经工商登记被免去联×实业公司的董事职位。
2010年2月2日，深圳市新××商品市场经营有限公司向联×实业公司实时汇款人民币200万元。
2010年2月3日，联×实业公司出具了一份《收据》，内容为：兹收到深圳市新××商品市场经营有限公司转来人民币200万元正。该款为杜荣、魏兴斌先生代刘磊、贺天强先生支付购买商铺款项。同日，联×实业公司向刘磊、贺天强出具了一份《通知》，通知刘磊及贺天强前来办理购铺的相关手续。
2010年12月31日，杜荣、魏兴斌向贺天强、刘磊出具了一份《通知》，内容为：双方签订的《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因贵方无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无法履行。按约定，贵方所交的200万订金由我方以新××商铺按双方约定的价格给予等值的铺位面积。我方已将新××三楼四个铺位以200万元价格给予贵方。之前我方多次通知贵方前来联×实业公司办理房产的相关手续，但你方一直未来办理。由于联×实业公司股权已变更给他人，故此贵方必须在接到通知三天内前来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来办理，一切经济损失及后果由贵方负责，我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011年1月1日，杜荣、魏兴斌通过特快专递分别向贺天强、刘磊邮寄了前述《通知》。同日，杜荣、魏兴斌在《晶报》上刊登了一份《通知》，内容为：刘磊、贺天强先生，我方多次通知你方前来联×实业公司办理新××三楼B××、B××、B××、C××房产的相关手续，贵方至今尚未前来办理。现通知你方在三日内前来办理，逾期不来我方将按相关规定依法处理。
2011年1月5日，杜荣、魏兴斌在《深圳商报》上刊登了一份《通知》，通知内容与前述《晶报》的《通知》内容相同。
五、处理涉案股权转让争议的中国香港法律查明情况
1、原告贺天强委托香港卢伟强律师楼的邓某浩律师就本案股权转让纠纷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为：（1）2009年3月18日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下称A组协议）、2009年6月5日杜荣、魏兴斌与刘磊、贺天强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下称B组协议）、2009年9月9日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下称C组协议）应被视作须以书面通知解除。有效解除通知须被送到合约另外一方根据合约所记之地址。（2）如杜荣、魏兴斌在B组协议订立时，A组协议未被有效解除，贺天强可以对方违约在先为理由拒绝支付／再支付转让款。（3）如杜荣、魏兴斌在C组协议订立时，若B组协议未被有效解除，杜荣、魏兴斌在订立C组协议时已违反B组协议第7.3条及第9.3条，贺天强可以解除B组协议并要求合约他方双倍返还定金。（4）2009年8月20日之口头通知或9月4日之通知不能有效解除B组协议，因贺天强并不在场、亦无授权刘磊作其代表，通知亦无根据合约送达到贺天强之地址。（5）B组协议之解除最有效之通知是2010年12月31日由杜荣、魏兴斌送达到贺天强在合约所记之地址之通知；但该通知时间（即2010年12月31日）之前，已由杜荣、魏兴斌在2009年9月9日订立C组协议，即B组协议之解除日是在C组协议签署日期后。（6）根据香港法律，香港法院可以上述理由，并根据杜荣、魏兴斌违反B组协议之相关条款判令解除贺天强、刘磊与杜荣、魏兴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并判令杜荣、魏兴斌向贺天强、刘磊双倍返还定金款人民币400万元及杜荣、魏兴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立即执行有关判令。
2、杜荣、魏兴斌委托黄潘陈罗律师行的黄某明律师就本案股权转让纠纷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提到，本案所牵涉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因为是买卖公司股权的商业合同，所以时间是合同的要素。合同各方必须按照协议中订明时间日期去履行义务，稍有延误，无辜的合同方即可解除终止合同。除了违约方必须因为违约而承担违约责任外，无辜的合同方无需再履行合同责任。况且，杜荣、魏兴斌已经在2009年8月20日口头通知和在2009年9月4日以书面通知贺天强和刘磊，解除终止在2009年6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香港普通法没有规定通知必须是书面的。此外，贺天强、刘磊与杜荣、魏兴斌于2009年6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2009年6月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里均没有约定，因对方违约而解除协议书，没有违约的一方必须向违约方发出解除协议书的通知。所以，原告在起诉书声称杜荣、魏兴斌从未按照与贺天强、刘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发出解除协议的通知，实属无理。
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为，既然杜荣、魏兴斌已经解除与贺天强、刘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其就没有必要或义务通知贺天强、刘磊有关与蔡文杰在2009年9月9日签订新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所以，杜荣、魏兴斌没有违反与贺天强、刘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需向贺天强、刘磊双倍返还定金款人民币400万元。而贺天强、刘磊与杜荣、魏兴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已经因原告违约而解除，审理法院无需判令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审理法院应当裁定原告无理提起诉讼而判令原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贺天强、刘磊与杜荣、魏兴斌于2009年6月5日签订的《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虽约定适用中国香港法律处理双方之间的争议，但是，原告贺天强提供的中国香港法律适用意见与杜荣、魏兴斌提供的中国香港法律适用意见完全相左，原审法院也无法查明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相关的中国香港法律的内容，为此，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来处理本案的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一是贺天强、刘磊未按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即于2009年6月30日之前）支付杜荣、魏兴斌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00万元（含200万元定金）是否构成违约；二是杜荣、魏兴斌是否履行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程序；三是假设杜荣、魏兴斌未履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程序，贺天强、刘磊是否有权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杜荣、魏兴斌双倍返还定金人民币400万元。
关于第一个焦点，贺天强、刘磊认为，杜荣、魏兴斌与第三人蔡文杰于2009年6月2日签订的《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三）》及杜荣、魏兴斌于2009年6月4向蔡文杰发出的通知均是杜荣、魏兴斌为应付本案诉讼而补充的，且2009年6月11日联×实业公司才免去蔡文杰的总经理职务（2009年6月16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因此，杜荣、魏兴斌与贺天强、刘磊于2009年6月5日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时，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签订的原股权转让协议尚未解除，贺天强、刘磊发现该情形故而中止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三）》约定若蔡文杰不能在6月3日支付200万元定金，则本股权转让协议自2009年6月4日解除终止的合同解除条件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杜荣、魏兴斌不必等待股权转让款最后履行期限2009年7月2日届满时才能行使合同解除权，事实上杜荣、魏兴斌也通过发出解除通知的方式解除了合同；此外，事后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于2009年9月9日重新签订了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履行完毕，也应视为蔡文杰对原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的事实无异议；至于2009年6月11日蔡文杰才被免去联×实业公司的总经理职务，并不意味着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的原股权转让协议在2009年6月5日之前未解除，反而，蔡文杰被免去总经理职务及贺天强、刘磊均被委派为联×实业公司董事的事实恰恰证明了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的原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及杜荣、魏兴斌已履行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关于“出让方同意联×实业公司的二名董事改为受让方委派”的约定。因此，贺天强、刘磊提出的前述诉讼理由不成立，其无故中止履行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已违反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限的约定，故构成违约。
关于第二个焦点，杜荣、魏兴斌认为，被告杜荣已于2009年8月20日口头通知原告刘磊及于2009年9月4日将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书面通知交给原告刘磊，当场有汇×公司秘书宋某章见证，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也对宋某章的证言进行了公证。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当时被告杜荣系汇×公司的董事长，宋某章系汇×公司的秘书，对此应视为宋某章与被告杜荣之间具有利害关系，且杜荣、魏兴斌也未举证证明原告刘磊确实收到前述口头通知及书面通知，公证处对宋某章出具的《证明》内容也未予核实，故原审法院对宋某章出具的《证明》不予采信，也即，原审法院认定杜荣、魏兴斌并未履行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程序。
关于第三个焦点，贺天强、刘磊认为，杜荣、魏兴斌在未履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程序的情况下，另与蔡文杰签订了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已履行完毕，杜荣、魏兴斌的行为违反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第7.3条及9.3条的约定，已构成违约，贺天强、刘磊有权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杜荣、魏兴斌双倍返还定金人民币400万元。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在贺天强、刘磊事先已违约的情况下，即使杜荣、魏兴斌未履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程序而直接与蔡文杰签订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贺天强、刘磊也无权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杜荣、魏兴斌双倍返还定金人民币400万元。首先，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第7.3条约定的理解来看，该条款是杜荣、魏兴斌的承诺和保证条款，杜荣、魏兴斌作出“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同意不再与第三方签订同类或类似合同”的承诺是存在前提条件的，该前提条件是本协议签订后贺天强、刘磊不存在未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违约情形；如果贺天强、刘磊已存在违约情形，杜荣、魏兴斌尚需继续遵守前述承诺，则无异于限制杜荣、魏兴斌另行选择股权受让者并以更高价格转让股权的权利，显然对杜荣、魏兴斌过于苛刻，也不符合双方权利义务对等的公平原则。因此，在贺天强、刘磊事先违约的情况下，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签订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不能视为违约，杜荣、魏兴斌不需双倍返还贺天强、刘磊定金。其次，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第9.3条约定的理解来看，该条款是杜荣、魏兴斌的违约责任条款，但杜荣、魏兴斌未将汇×公司股权过户给贺天强、刘磊构成违约是有前提条件的，该前提条件是贺天强、刘磊已按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按期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项；事实上，截至2009年6月30日贺天强、刘磊仍未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可见，杜荣、魏兴斌构成违约的前提条件并未成立，也即，贺天强、刘磊无权根据该条款约定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杜荣、魏兴斌双倍返还定金。再次，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第9.2条约定的理解来看，该条款是贺天强、刘磊的违约责任条款，即贺天强、刘磊不按协议规定按期交付股权转让款，杜荣、魏兴斌即有权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收贺天强、刘磊所交定金；但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第十三条约定改变了前述贺天强、刘磊的违约责任条款，即贺天强、刘磊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杜荣、魏兴斌，则杜荣、魏兴斌有权终止本股权转让协议，并同意贺天强、刘磊已支付股权转让款（含定金）作为购房款，由杜荣、魏兴斌给予贺天强、刘磊等值的商铺面积。可见，补充协议事实上改变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他方有权没收违约方所交定金的定金罚则，也即，贺天强、刘磊所交的款项人民币200万元已不具备定金的法律性质，应认定为股权转让未成功应予返还（本案系以等值商铺抵偿应返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0万元）的类似订金的款项。退一步讲，即使杜荣、魏兴斌在签订涉案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贺天强、刘磊也无权根据定金罚则要求杜荣、魏兴斌双倍返还定金。最后，从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及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第十二条约定的理解来看，“如贺天强、刘磊无法按期支付杜荣、魏兴斌的股权转让款，则杜荣、魏兴斌有权终止本股权转让协议并终止贺天强、刘磊委派的二名董事职务，改为杜荣、魏兴斌委派，贺天强、刘磊不得有异议”应认定属于当事人约定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与合同解除致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分属不同的情形，由此可见，杜荣、魏兴斌虽未履行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程序，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事实上已于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另行签订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即2009年9月9日之前）已经终止，杜荣、魏兴斌在法律上并不负有履行合同解除程序的义务。事实上，贺天强、刘磊因自己无法按期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而于2009年9月24日被免去联×实业公司的董事职务，直至2010年12月16日长达一年多时间才提起诉讼要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对此也应视为贺天强、刘磊认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的事实。因此，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的情况下，贺天强、刘磊要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缺乏依据，更不能以杜荣、魏兴斌未履行合同解除程序为由要求杜荣、魏兴斌双倍返还定金。
综上，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的理解、定金的法律性质及合同法关于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来看，涉案股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贺天强、刘磊认为杜荣、魏兴斌未履行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程序而直接与蔡文杰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构成违约，从而起诉要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杜荣、魏兴斌双倍返还定金人民币400万元的理由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应否解除的问题，因贺天强、刘磊已构成违约，杜荣、魏兴斌也同意继续履行该补充协议，因此，贺天强、刘磊起诉要求解除该补充协议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也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贺天强与原告刘磊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800元，由原告贺天强与原告刘磊共同负担。
上诉人贺天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杜荣、魏兴斌向贺天强双倍返还定金款人民币400万元；3、判令杜荣、魏兴斌承担本案第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了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事后补签的《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三）》的效力，导致判决错误。
2009年6月5日，贺天强和刘磊（已将所有权利转给贺天强）与杜荣、魏兴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杜荣、魏兴斌将其在香港注册的汇×公司100％股权以人民币1.1亿元的价格转让给贺天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贺天强一直积极履行约定的义务，并依照约定向杜荣、魏兴斌支付定金款200万元，并为股权转让事宜作好一切准备。贺天强在进驻场地临时办公后，才听说杜荣、魏兴斌早在2009年3月18日就汇×公司股权转让事宜与案外人蔡文杰签订了与贺天强签订的协议完全一样的《股权转让协议》，但杜荣、魏兴斌一直未将上述事项告知贺天强，也未就《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作出任何说明，导致贺天强不敢支付剩余款项。
后来，贺天强为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起诉。杜荣、魏兴斌为了应付诉讼，就与蔡文杰事后签订了《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三）》，该协议明显是事后补签，其效力依法不能得到确定。况且，按该《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三）》的约定，最后解约的时间未到的状况下，杜荣、魏兴斌就“匆忙”解约。但一审法院却忽略了前述因素，错误认定该协议的效力，导致判决错误。
二、杜荣、魏兴斌在未与贺天强解除协议的情况下就与蔡文杰签订相同标的转让协议，明显违反了协议约定，一审法院却草率及错误的支持了杜荣、魏兴斌。
首先，贺天强与杜荣、魏兴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对双方履行协议的权利义务作出了详细的约定，其中协议第7条第3款约定：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杜荣、魏兴斌）同意不再与第三方签订同类和类似合同，即杜荣、魏兴斌只能将标的转让给贺天强。
其次，协议也同时约定了，在贺天强违约的情况下，杜荣、魏兴斌对交易有二种处理方法，一是解除协议，二是继续履行协议，但贺天强需承担一定标准的违约金。并非贺天强违约了，杜荣、魏兴斌就一定要解除协议，或是协议自然就解除了。所以，杜荣、魏兴斌只有明确告知贺天强，贺天强才知道杜荣、魏兴斌是继续履行协议或是解除协议，因而告知义务是杜荣、魏兴斌必须履行的合同义务。
三、杜荣、魏兴斌为达目的，一直使用欺诈的手段，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保护了其不诚信的行为。
首先，贺天强当知道杜荣、魏兴斌已将股权转让给了蔡文杰，贺天强与杜荣、魏兴斌之间的股权交易不可能再继续，才找杜荣、魏兴斌商量处理后续问题，对方却置之不理；虽然杜荣、魏兴斌提出按协议以商铺抵定金的方案，但价格不仅大大高出协议的约定，而且分割成4小块，不能综合利用，显然不能接受!
其次，杜荣、魏兴斌为了表明履行了在2009年8月与贺天强解除协议的通知义务，却在2011年初时才通过邮局邮递和登报纸的方法通知到贺天强。
最后，如上所述，杜荣、魏兴斌为了应付诉讼，事后与蔡文杰补签了自相矛盾的协议，且故意不提交2009年3月与蔡文杰签订的第一份《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支持了杜荣、魏兴斌的欺诈行为；错误认定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事后补签的协议；在杜荣、魏兴斌没有有效及时解除与贺天强的协议的情况下，仍然认定其合理，明显与法律、与协议相违背。为了维护贺天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特提起上诉，请判如所请。
被上诉人杜荣、魏兴斌共同答辩称：一、杜荣、魏兴斌依法解除与蔡文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后才与贺天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贺天强上诉认为杜荣、魏兴斌未与蔡文杰解除、终止合同，就与贺天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与事实不符。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以及证据看，2009年3月18日蔡文杰与杜荣、魏兴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时2009年3月18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一），3月20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二），2009年6月2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三），根据补充协议（三），约定蔡文杰没有在补充协议（三）约定的时间支付定金，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归于无效。因此，杜荣、魏兴斌和蔡文杰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和终止。杜荣、魏兴斌是2009年6月5日与贺天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间上说明，杜荣、魏兴斌是在终止、解除与蔡文杰的股权转让协议之后才与贺天强签订新的股权转让协议，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签订的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已在杜荣、魏兴斌与贺天强签订新的股权转让协议之前解除并终止了效力，尤其需要指明蔡文杰并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之后，杜荣、魏兴斌与本案的蔡文杰又签订了一分新的股权转让协议，说明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股权的转让所依据的是后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也证明了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签订的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法律效力。不存在贺天强上诉状所称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股权转让协议尚未解除的情况下，杜荣、魏兴斌与贺天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也不存在一审错误认定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三）的效力认定问题。一审时贺天强确实提出补充协议（三）是事后签订的，但对该主张并未提供证据。所以贺天强第一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杜荣、魏兴斌依约终止了与贺天强、刘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后，才与蔡文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并非本案审理的股权转让协议。贺天强上诉第二点理由认为，杜荣、魏兴斌未与贺天强解除协议情况下，就与蔡文杰签订了标的相同的协议，明显违反协议约定，与事实不符。杜荣、魏兴斌与贺天强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时间是2009年6月6日，约定如贺天强及刘磊无法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则杜荣、魏兴斌一方有权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并终止贺天强委派的两名董事职务，实际履行中，贺天强及刘磊确实发生了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违约行为，杜荣、魏兴斌才与本案蔡文杰签订了新的股权转让协议。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签订新的股权转让协议，交易金额比贺天强与杜荣、魏兴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少了300万元人民币。按照一般的常理，杜荣、魏兴斌会舍弃较高的交易金额，而签订较低的交易金额吗？可见，完全是因贺天强不履行协议，导致杜荣、魏兴斌才降低了交易标的金额，与蔡文杰达成新的股权转让协议。可知是因贺天强违约，发生了杜荣、魏兴斌不得已终止协议，而另签协议。三、贺天强上诉状第三点理由，根据一审调查的事实看，整个交易过程中，以及诉讼过程中，恰恰是贺天强一方一直使用欺诈的手段，杜荣、魏兴斌认为贺天强向一审起诉时提交了四份虚假的证据，第一份是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2009年9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杜荣、魏兴斌的签名是假冒的，实际上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签订协议的真实转让价是1亿700万元，定金200万元，该合同已实际履行。第二份证据是贺天强提交股权转让款500万元的收据，签名是假冒的。第三份证据是2009年9月9日深圳市中××投资有限公司转帐给深圳市新××商品经营市场公司500万元银行进帐单是伪造的。第四份2010年2月1日收到蔡文杰转帐的1亿500万元的收据是伪造的，收据上杜荣、魏兴斌的签名是伪造的。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贺天强的行为应受到法律的制裁，恳请二审法院追究贺天强的法律责任。贺天强不诚信的表现，按照协议约定可见，贺天强起诉真实目的是对在履行过程中不购买，心生悔意。一审过程中，我们提出要求贺天强承担杜荣、魏兴斌聘请香港律师出具法律意见的费用，一审判决对该要求没有作出任何的认定，根据最高院1988年贯彻执行民法通则一百九十三条规定，杜荣、魏兴斌就本案法律适用问题聘请香港律师行起草的专家意见产生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希望二审法院考虑我方的意见。
原审第三人蔡文杰未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贺天强、刘磊和杜荣、魏兴斌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适用香港法律，但是贺天强、刘磊与被上诉人杜荣、魏兴斌提供的香港法律意见书就本案纠纷提供的法律意见完全相悖，原审法院因此认为香港法律无法查明，因而适用中国内地法律，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照准。
本案上诉争议焦点为：一、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签订的《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三）》是否系事后补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二、贺天强、刘磊是否违约；三、被上诉人杜荣、魏兴斌是否违约，贺天强、刘磊是否有权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并要求杜荣、魏兴斌双倍返还400万元。
一、上诉人贺天强称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签订的《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三）》系因为产生本案纠纷之后，杜荣、魏兴斌和蔡文杰再事后补签，因此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贺天强并没有就其主张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是其单方的推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其主张负有举证义务，举证不能的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因此，对于贺天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杜荣、魏兴斌与蔡文杰签订的《汇×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三）》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二、贺天强、刘磊作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方，其主要义务是支付股权转让款，根据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的约定，贺天强、刘磊应当在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在协议签订后25日（即2009年6月30日，本院注）内支付杜荣、魏兴斌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00万元（含上述200万元），剩余的股权转让款1亿元应当最迟在签订协议后70日（即2009年8月14日，本院注）内支付。但，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贺天强、刘磊并未按照上述约定期限支付除200万元以外的股权转让款。贺天强、刘磊称系发现杜荣、魏兴斌和蔡文杰已经另行签订了相同内容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此未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而经查明，杜荣、魏兴斌和蔡文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解除，因此，贺天强、刘磊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贺天强、刘磊未按照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的约定支付剩余1亿零8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贺天强、刘磊已经构成了根本违约。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杜荣、魏兴斌主张杜荣在2009年8月20日口头通知了刘磊，并提供了经公证的宋某章的证言。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则》，证人证言须证人出庭作证方能作为证据使用，而宋某章并未到庭作证，其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本案合法证据使用，因此，宋某章的证言不具有证明力。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杜荣、魏兴斌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送达了贺天强和刘磊。
但是，贺天强、刘磊和杜荣、魏兴斌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第十三条规定：如贺天强、刘磊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杜荣、魏兴斌，杜荣、魏兴斌有权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并同意将贺天强、刘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含定金）作为购房款，由杜荣、魏兴斌在新××三楼按《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一的原单价八折优惠价给予等值的商铺面积。《补充协议书》第十三条系对于终止股权转让协议条件的约定，同时也变更了原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贺天强、刘磊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时应承担违约责任的约定，即在贺天强、刘磊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支付股权转让款，杜荣、魏兴斌有权终止合同，并将贺天强、刘磊支付的200万“定金”以及其余的股权转让款作为购房款。该条同时也变更了贺天强、刘磊交付的200万元定金的性质。同时在《补充协议书》第十二条也明确约定，如贺天强、刘磊不能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杜荣、魏兴斌有权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并终止贺天强、刘磊委派的二名董事职务，改为由杜荣、魏兴斌委派，贺天强、刘磊对此不得有异议。该条也是对于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约定，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需要通知另一方当事人方能致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规定并不相违背。因此，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方的贺天强、刘磊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在2009年8月14日以前支付剩余的1亿零800万元股权转让款，作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的杜荣、魏兴斌有权不经通知贺天强、刘磊即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终止的情况下，杜荣、魏兴斌在2009年9月9日与案外人蔡文杰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违反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不构成违约。贺天强、刘磊在己方首先根本违约的情况下，以杜荣、魏兴斌之后又与其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为由，要求杜荣、魏兴斌双倍返还40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贺天强提出的杜荣、魏兴斌以贺天强、刘磊支付的200万元购买的新××商铺价格偏高、位置不合理等问题，属于另一法律问题，贺天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800元，由上诉人贺天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温 达 人
审 判 员 刘 杰 晖
代理审判员 李 原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洋（兼）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订）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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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啥你想分行与代亚军信用卡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4-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