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6民初20937号
原告：孙伟龙，男，1961年5月2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平，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景良，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赖广森，男，1968年11月2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峰，北京市博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碧海舟腐蚀防护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星火路11号B座307号（园区）。
法定代表人：邸建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召，男，1988年9月18日出生，北京碧海舟腐蚀防护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主管，住该单位宿舍。
原告孙伟龙与被告赖广森、北京碧海舟腐蚀防护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海舟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伟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平、杜景良，被告赖广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峰，碧海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孙伟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二被告于2011年12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并委托持有协议》；2、二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380万元，并支付根据2011年同期贷款利率7.05%（五年以上中长期贷款）计算的利息147.345万元（自2011年12月30日至2017年8月2日，按五年半计算）；3、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1年12月28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并委托持有协议》，约定原告以现金380万元受让赖广森持有的碧海舟公司股份47.5万股并委托赖广森代原告持有上述股份。2011年12月29日，原告向赖广森打款380万元。2017年3月8日，原告向赖广森发函，要求赖广森完成《股权转让并委托持有协议》后续的税费缴纳并将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并协助碧海舟公司向原告签发股东名册。2017年3月13日，赖广森向原告回函称是按碧海舟公司的指令与原告签署相关文件，并要求原告直接与碧海舟公司联系。2017年3月24日至2017年4月10日，原告又两次向赖广森发函，要求赖广森完成《股权转让并委托持有协议》后续的税费缴纳并将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并协助碧海舟公司向原告签发股东名册，但赖广森一直未回复。2017年5月4日，原告再次向赖广森发函，要求赖广森于2017年5月15日之前完成《股权转让并委托持有协议》后续的税费缴纳并将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否则原告将解除《股权转让并委托持有协议》。2017年5月24日，原告再次向赖广森发函，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并委托持有协议》，并要求赖广森支付股权转让款38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综上，原告多次与赖广森协商解决股权转让事宜未果，故诉至法院。
被告赖广森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并委托持有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我方并不存在明显的违法和违约行为，也并没有发生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解除事由。我方虽持有碧海舟公司股份，但实际出资人是邸建军，邸建军是真正的股东（隐名），我方与原告并不相识，也从未参与过《股权转让并委托持有协议》的洽谈和拟定事宜，只是根据邸建军的指示签字，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我方也已经转交给邸建军，而这些情况原告也都是知晓并认同的。我方确实收到过原告发出的函，也向原告进行了回函，原告要求从隐名股东变成显名股东，但股权未能过户并不是我方的过错。
被告碧海舟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协议并不具备解除条件，原告无权将《股权转让并委托持有协议》完全解除。该协议包括股权转让和委托持股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其中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并不存在任何解除事由，而委托持股合同基于委托关系，原告虽然可以要求解除，但委托关系的解除也不导致股权转让的解除。我方并非故意不为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是我方工商事项当时处于错误冻结状态，我方也已积极与工商部门协商，现在问题已经解决，我方正在要求办理，原告委托赖广森持股已近六年，股权变更登记并不具有紧迫性，且原告此前也并未提出过办理变更登记，在我方工商事项被错误冻结时却突然提出要求，且没有给出合理期限，明显属于恶意，且赖广森未能按照原告指示的期限快速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也并不导致原告合同目的的落空。二、原告与赖广森之间属于股权转让和委托持股关系，并非借贷关系，反之，根据合同法第405条的规定，赖广森作为受托人，原告反而应向其支付报酬，在未支付报酬的情况下属于先行违约，因此原告要求赖广森和我方支付利息，没有任何根据。三、原告支付的是股权转让款，并非公司增资款，我方并未取得利益，与原告之间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且协议中约定的是在我方成功上市且赖广森有权出售股票之日起2个月内未能出售股票或出售股票后未将股票所得支付给原告时，我方才承担连带责任，并且我方为股东提供担保的条款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违反公司法规定，应属无效，因此原告无权要求我方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2月28日，孙伟龙（甲方）与赖广森（乙方）、碧海舟公司（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并委托持有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转股款后，本协议所涉之丙方47.5万股股本所有权应属于甲方，甲方仍委托乙方代为持有；乙方应在丙方在证券市场上市并有权出售股票的最初2个月内代为出售该部分股票，并将出售股票所得扣除所有税费后全部一次性支付给甲方；丙方对乙方的代持股权并优先代为出售的义务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丙方承诺争取于本次交易完成起28个月内获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合格IPO）；如果丙方未能在本次增资之‘交割日’起28个月内完成合格IPO，丙方以现金方式按照甲方要求部分或全部购回（回购）甲方所持的股权；如果本协议任一方认为无法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原则完成本次增资，则各方可以通过单方面通知对方的方式终止本协议，并不对任何一方承担任何责任”。该协议签订后，孙伟龙于2011年12月29日向赖广森电汇支付股权转让款380万元。
2017年3月8日，孙伟龙向赖广森发函，要求赖广森在2017年3月18日以前完成上述转股款依法应缴税款的缴纳、转让目标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到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等手续，并协助其向碧海舟公司申请签发以孙伟龙为股东的股东名册，同时要求赖广森在2017年4月1日以前完成代持的碧海舟公司50万股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将该50万股股份变更登记到其名下。
2017年3月24日，孙伟龙再次向赖广森发函，要求赖广森在2017年4月24日以前完成上述转股款依法应缴税款的缴纳、转让目标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到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等手续，并协助其向碧海舟公司申请签发以孙伟龙为股东的股东名册，同时要求赖广森在2017年5月15日以前完成代持的碧海舟公司50万股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将该50万股股份变更登记到其名下。
2017年4月10日，孙伟龙再次向赖广森发函，要求赖广森在2017年4月13日以前回复能否在2017年4月24日以前完成上述转股款依法应缴税款的缴纳、转让目标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到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等手续、2017年5月15日以前将目标股权经工商变更登记后过户至其名下。并载明“…这是我方就本函相关事宜第三次向贵方发函，已给予贵方充足的时间协助我方办理上述代持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如贵方在收到本函后规定时间内不协助或拒绝协助我方办理上述代持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我方不排除采取法律手段维护我方合法权益”。
2017年5月4日，孙伟龙再次向赖广森发函，要求赖广森在2017年5月15日以前将目标股权经工商变更登记后过户至其名下并在此之前完成应缴纳的转股款税款的缴纳。并载明“…如贵方在2017年5月15日前不协助或拒绝协助我方完成上述代持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我方将解除与贵方于2011年12月28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并委托持有协议》”。
2017年5月24日，孙伟龙再次向赖广森发函，载明“…截至目前我方未收到贵方依法缴纳转股款相关税款的相关凭证，贵方亦未完成代持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因此要求解除2011年12月28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并委托持有协议》，并要求赖广森返还转股款380万元并支付利息。
上述事实，有原告孙伟龙提供的《股权转让并委托持有协议》、转让款支付凭证、公证书、向赖广森发出的函件及EMS详情单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孙伟龙与赖广森、碧海舟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并委托持有协议》第二条，孙伟龙从赖广森处受让碧海舟公司股份47.5万股，受让后委托赖广森代为持有，因此孙伟龙与赖广森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和委托持股两个法律关系。孙伟龙与赖广森就委托持股已经了达成明确合意，且对于该委托持股关系的解除时间并未进行明确约定，只是约定“乙方应在丙方在证券市场上市并有权出售股票的最初2个月内代为出售该部分股票，并将出售股票所得扣除所有税费后全部一次性支付给甲方”，除此之外对于该委托持股关系的其他解除条件亦未进行明确约定，孙伟龙在本案中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双方对该委托持股关系的解除时间和解除条件另行达成过补充约定。而孙伟龙于2017年3月8日至2017年5月4日期间数次向赖广森发函，要求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单方指定办理期限，该期限并不能视为系双方达成合意的补充约定，故孙伟龙以赖广森未在上述指定期限内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为由要求对《股权转让并委托持有协议》整体行使单方解除权，缺乏相应的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孙伟龙如希望碧海舟公司确认其股东资格，各方应当依照碧海舟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公司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另行解决。此外，《股权转让并委托持有协议》第六条第1项中虽然约定“如果本协议任一方认为无法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原则完成本次增资，则各方可以通过单方面通知对方的方式终止本协议”，但孙伟龙系从赖广森处受让股权，并不存在对碧海舟公司的增资行为，故该项中“完成本次增资”的约定并不明确，孙伟龙在本案中亦不能适用该条约定行使单方解除权。综上，孙伟龙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伟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8714元，减半收取计24357元，由原告孙伟龙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俞凯欣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申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