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1民终80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女，1936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大，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女，1939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大，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3，男，1927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2，男，194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湘辉，长沙市北站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4，男，1932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2，男，194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湘辉，长沙市北站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5，女，1936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2，男，194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湘辉，长沙市北站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6，男，193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2，男，194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湘辉，长沙市北站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7，男，194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2，男，194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湘辉，长沙市北站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2，男，194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2，男，194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湘辉，长沙市北站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8，女，1951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吉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2，男，194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湘辉，长沙市北站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9，男，196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2，男，194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湘辉，长沙市北站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1946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0，女，195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系刘兴衡之女，住址不详。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某，女，1950年农历7月4日出生，汉族，系李振民之妻，住址不详。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女，1969年农历5月20日出生，系李振民之女，住址不详。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3，男，1972年3月14日出生，系李振民之子，住址不详。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4，女，1944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1，男，1940年3月3日出生，汉族，系刘业昶、杜嘉之子，住址不详。
上诉人刘某1、刘某2因与被上诉人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刘某12、刘某8、刘某9、李某1、刘某10、龙某、李某2、李某3、李某4、刘某11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5)开民一初字第055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某1、刘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获得85万元以上补偿款，或驳回一审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房屋原始份额应为邹传麟50%、刘自苏50%（邹传麟根据出资情况可多至70%），即使认定刘业昶有份额，也应为刘自苏45%、邹传麟45%、刘业昶杜佳10%。潘家坪祖屋在抗战中已损毁殆尽，1945年因刘家其他成年人刘业昶、刘兴衡不回乡重建祖业，是刘兴衍、邹传麟在地基上重新起屋居住至1957年拆迁，故刘兴衍、邹传麟在祖屋中已具有份额。57年拆迁政府解决的是刘兴衍、邹传麟家庭的居住问题。该房屋也不是刘自苏个人自建，而是刘自苏与邹传麟等人共建，一审排除共同生活居住的成年儿子儿媳刘兴衍、邹传麟的原始份额认定错误，邹传麟作为当时家庭主劳力出钱出力应享有50%以上份额。2、对刘自苏份额的继承，一审认定有失公正，作为对刘自苏极尽三十年赡养义务的长子长媳，刘兴衍、邹传麟应继承70%以上。3、对刘业昶份额的继承，一审的认定不符合公平原则，刘业昶久居重庆，主要与杜佳所生七个子女共同生活，其众多遗产也被该七个子女占有瓜分，刘兴衍、刘兴衡、刘某3未获得任何刘业昶其他遗产，故此，上诉人等理应在争议房产这一与上诉人关系极其密切、由上诉人实际管理的财产分割中获得更多份额，应由刘兴衍、刘兴衡、刘某3均分继承80%，其余七个子女均分继承20%。4、一审认定刘某12应取得装修补偿及其他补偿金及奖励的50%，事实错误，拆迁协议的签约人是上诉人，签约奖励是专属于上诉人的，上诉人积极配合完成了拆迁，应享有该部分的90%以上约19万元，且上诉人配合拆迁的费用应从中扣除，不参与继承分配，该部分包括交清刘某12租户遗留的水电费、自行拆除水电表、拆迁协议签约误工费、谈判费用等，不低于10000元。5、一审判决认定1982年长沙市房产局撤销了邹传麟房产证并办理了刘自苏房产证的事实错误，6、一审未核查刘业昶几个子女当时已事实上分家析产的事实，作出了错误判决，自1945年至1957年12年间，兴字辈兄弟姐妹和刘业昶均未回长沙处理潘家坪祖屋事务，故除刘兴衍外其他兴字辈已放弃了对潘家坪老地基的财产权利，且他们拿了地皮拆迁补偿款，即使祖屋尚有剩余财产，亦应属于刘兴衍所有，其他兴字辈均不应再享有新河争议房产的份额。故此，刘某1、刘某2理应分配得到的拆迁款不低于85万元。
被上诉人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刘某12、刘某8、刘某9答辩：上诉人在一审的分配数额多了，其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
被上诉人刘某7答辩称：上诉人对事实搞不清楚，房屋的情况上诉人根本不知道，因为刘兴衍的行为导致祖产财产减少了，所以刘兴衍应当少分。
其他被上诉人未答辩。
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刘某12、刘某8、刘某9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确认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在被继承人刘业昶、刘自苏、杜嘉（均已故）的遗产即新河24号（原75号）房屋中各占1/10的份额，刘某9占1/10的份额。刘某1、刘某2各占1/10的份额，刘某12、刘某7、刘某8各占2/10的份额；二、判令刘某1、刘某2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刘业昶、刘自苏夫妻关系，两人生育了刘兴衍、刘兴衡、刘兴珩。1918年，刘业昶与杜嘉结婚，生育了刘兴衜、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七人。刘业昶于1989年11月2日去世，刘自苏于1965年7月1日去世，杜嘉于1988年6月7日去世。刘兴衍与邹传麟系夫妻关系，刘兴衍于1977年去世，邹传麟于1990年去世，两人生育有刘某1、刘某2；刘兴衡、潘琼如系夫妻关系，两人分别于2001年、2000年去世，生育有刘某7、刘某12、刘某8、刘某10四人；刘兴珩、李永延系夫妻关系，两人分别于2006年、1960年去世，生育有李某4、李某1、李振民三人，李振民于2002年3月去世，生前与妻子龙某生育了李某2、李某3；刘兴衜于1998年3月11日去世，未婚、无子女；刘兴卫于2013年7月去世，未婚、无子女。已去世的人等均未立有遗嘱。
刘业昶于1932年在原××××号建有私房一栋，1957年因政府拆迁，该房屋被征收，安置于原长沙新河75号（现24号）并补偿了部分资金，刘自苏于该地建有房屋一栋，并将房屋登记在刘自苏名下。1979年4月，邹传麟取得该房屋产权证；1982年10月，房地产管理部门撤销了该产权证；11月，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了所有权人为刘自苏的产权证。1988年刘业昶向长沙市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称涉案房屋应改由其出名承受，兹委托刘某12等人办理公证手续。但该处未出具公证书。1992年，刘某1、刘某2在长沙公证处办理了《公证书》，内容为“被继承人邹传麟、刘兴衍死亡后在长沙××老××（现××）遗有私房一栋，死者生前无遗嘱，根据继承法的规定，死者邹传麟的上述遗产由刘某1、刘某2继承”。2002年，刘某12在长沙市××区公证处办理了《公证书》，内容为涉案房屋由刘某12继承；同年4月，刘某12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证（权证号长房权证开福字第××）；2008年，该处以刘某12提供的家庭情况证明不真实、与事实不符为由，撤销了该公证书；同年12月，刘某1、刘某2以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为被告，刘某12为第三人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刘某12取得的涉案房屋的产权证，该院于2009年3月25日作出（2009）芙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发给刘某12的长房权证开福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12月，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刊登公告，宣布刘某12持有的该产权证作废。2015年9月1日，涉案房屋因拆迁，长沙市××区城市房屋征收和补偿管理办公室与刘某1、刘某2签订《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房屋补偿款为879258元，装饰装修、附属设施及其他补偿款35392元，奖励195529元，共计1110179元。涉案房屋现已被拆除，庭审中，双方对于拆迁款金额均无异议。2015年12月15日，刘某1、刘某2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证。
另查，刘业昶与杜嘉于1937年离开长沙，1970年左右回到长沙，期间刘自苏一直与刘兴衍、邹传麟夫妇生活在一起，直至去世。1957年修建房屋时，刘兴衍正在服刑。刘业昶一直与杜嘉及其两人生育的子女在一起。涉案房屋一直由刘自苏、刘兴衍、邹传麟一家居住、使用，并由刘兴衍、邹传麟一家交纳房产税费、水电费等。2002年5月29日，刘兴珩口述、李某4执笔书写《证明》一份，称涉案房屋是刘自苏自建的，且刘自苏在世几十年都和刘兴衍一家生活在一起，他们一家都尽了赡养义务，遗产分割时他们可以多分。2002年，刘某12接管该房屋，并对外出租至拆迁前。庭审中，刘某12主张其对房屋进行过维修，并提供了相应票据；刘某1、刘某2亦主张在2000年左右对房屋进行了维修，并提供了相应票据。刘某9主张其系刘兴卫的养子，但未提供收养证据。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房屋产权证、行政判决书、公证书、拆迁补偿协议、亲人录、票据、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
一审法院认为：一、涉案房屋系由刘业昶于1932年在潘家坪建设的房屋拆迁安置而来，因刘业昶与刘自苏、杜嘉均存在夫妻关系，故涉案房屋应为三人的共同财产。虽然涉案房屋产权最初登记在刘自苏名下，后辗转反复，先后多次变更登记至邹传麟、刘自苏、刘某12、刘某1、刘某2名下，但登记体现的是物权的对外公示、公信效力，在当事人内部仍需根据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关系确定物权。因此，本案的原、被告作为刘业昶、刘自苏、杜嘉的继承人（直接继承或代位继承或转继承）均有权继承涉案房屋。但刘某9未举证证明与刘兴卫的养父子关系，故其无继承权；二、涉案房屋系刘自苏自建，且一直由其管理、居住、使用，对房屋的贡献较大，故一审法院酌定刘自苏享有涉案房屋70%的份额，刘业昶、杜嘉共同享有30%的份额。原告主张刘业昶在修建房屋时有出资，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信；被告主张邹传麟、刘兴衍修建房屋时均有出资，应对房屋享有份额，但未充分举证证明，故亦不予采信。但刘自苏一直同刘兴衍、邹传麟夫妇生活在一起，刘兴衍、邹传麟夫妇对房屋建设亦有贡献，且对刘自苏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故在继承刘自苏份额时亦应多分。同时，刘业昶与刘自苏分居几十年，未尽到夫妻间的扶养义务，刘业昶应少分。因此，刘自苏去世后，其份额由刘兴衍继承40%，由刘兴衡、刘兴珩各继承25%，由刘业昶继承10%。因刘业昶与杜嘉系夫妻关系，故刘业昶继承的份额为刘业昶与杜嘉的夫妻共同财产。继承完刘自苏的份额后，涉案房屋的占有情况如下：刘业昶、杜嘉共同占37%（30%+70%×10%），刘兴衍占28%（70%×40%），刘兴衡、刘兴珩各占17.5%（70%×25%）。
刘兴衍于1977年去世，其继承的份额中首先应分出50%的夫妻共同财产归邹传麟所有，剩余50%份额由其父刘业昶、其妻邹传麟、其子女刘某1、刘某2共同继承，考虑刘业昶与刘兴衍分开时间较长，父子之间相互帮助较少，该院酌定刘业昶不再继承刘兴衍的份额。邹传麟去世后，刘兴衍、邹传麟所继承的份额均由刘某1、刘某2共同继承，各占50%。因此，继承完刘兴衍、邹传麟的份额后，涉案房屋的占有情况如下：刘业昶、杜嘉共同占37%，刘兴衡占17.5%，刘兴珩占17.5%，刘某1、刘某2各占14%（28%÷2）。
杜嘉于1988年去世，其与刘业昶共同占有的37%份额中首先应分出50%的夫妻共同财产归刘业昶所有，剩余50%份额由其夫刘业昶、其子女刘兴衜、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共同继承。因杜嘉与刘兴衍、刘兴衡、刘兴珩未形成继子女关系，故三人不继承杜嘉的遗产。因此，继承完杜嘉的份额后，涉案房屋的占有情况如下：刘业昶占20.81%（37%÷2+18.5%÷8），刘兴衡、刘兴珩各占17.5%，刘某1、刘某2各占14%，刘兴衜、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占2.31%（18.5%÷8）。
刘业昶于1989年去世，其遗产由其子女刘兴衍、刘兴衡、刘兴珩、刘兴衜、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共同继承。因刘兴衍先于其去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之规定，刘兴衍应继承的份额由其子女刘某1、刘某2继承。故刘兴衡、刘兴珩、刘兴衜、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继承2.08%（20.81%÷10），刘某1、刘某2各继承1.04%（2.08%÷2）。因此，继承完刘业昶的份额后，涉案房屋的占有情况如下：刘兴衡、刘兴珩各占19.58%（17.5%+2.08%），刘兴衜、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占4.39%（2.31%+2.08%），刘某1、刘某2各占15.04%（14%+1.04%）。
刘兴衜于1998年去世，无第一顺序继承人，故其占有的4.39%的份额由其兄弟姐妹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之规定，刘兴衡、刘兴珩、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均有权继承，各继承0.55%（4.39%÷8）。因此，继承完刘兴衜的份额后，涉案房屋的占有情况如下：刘兴衡、刘兴珩各占20.13%（19.58%+0.55%），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占4.94%（4.39%+0.55%），刘某1、刘某2各占15.04%。
刘兴衡于2001年去世（其妻潘琼如已于2000年去世），故其份额由其子女刘某12、刘某7、刘某10、刘某8继承。刘某10经一审法院通知，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表明是否放弃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条之规定，视为接受继承。故刘某12、刘某7、刘某10、刘某8各继承5.03%（20.13%÷4）。因此，继承完刘兴衜的份额后，涉案房屋的占有情况如下：刘兴珩占20.13%，刘某12、刘某7、刘某10、刘某8各占5.03%，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占4.94%，刘某1、刘某2各占15.04%。
刘兴珩于2006年去世（其夫李永延已于1960年去世），故其份额由其子女李某1、李某4、李振民继承。李振民于2002年去世，其应继承的份额由其子女李某1、李某4继承。李某4、李某2、李某3经一审法院通知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表明是否放弃继承，根据前述理由，视为接受继承。故李某1、李某4各继承6.71%（20.13%÷3），李某2、李某3各继承3.36%（6.71%÷2）。因此，继承完刘兴珩的份额后，涉案房屋的占有情况如下：刘某1、刘某2各占15.04%，刘某12、刘某7、刘某10、刘某8各占5.03%，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占4.94%，李某1、李某4各占6.71%，李某2、李某3各占3.36%。
刘兴卫于2013年去世，无第一顺位继承人，其占有的4.94%的份额由其兄弟姐妹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继承。刘某11经一审法院通知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表明是否放弃继承，根据前述理由，视为接受继承。故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继承0.99%（4.94%÷5）。因此，继承完刘兴卫的份额后，涉案房屋的占有情况如下：刘某1、刘某2各占15.04%，刘某12、刘某7、刘某10、刘某8各占5.03%，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占5.93%（4.94%+0.99%），李某1、李某4各占6.71%，李某2、李某3各占3.36%。
因刘某1、刘某2、刘某12长期管理涉案房屋，并均对房屋进行了修缮，尽到了较多的管理、维护责任，而其他继承人在此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故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一审法院认为刘某1、刘某2、刘某12可以多分，酌定刘某1、刘某2各占17%的份额，刘某12占8%的份额，刘某7、刘某10、刘某8各占5%的份额，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占5%的份额，李某1、李某4各占6%的份额，李某2、李某3各占3%的份额。因涉案房屋现已拆除，故对于原告要求确认房屋所占份额的诉求不予支持，但对于房屋征收补偿款应按上述确定的比例予以分配，即刘某1、刘某2各享有149474元（879258元×17%），刘某12享有70340元（879258元×8%），刘某7、刘某10、刘某8各享有43963元（879258元×5%），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享有43963元（879258元×5%），李某1、李某4各享有52755元（879258元×6%），李某2、李某3各享有26378元（879258元×3%）。
房屋装饰装修、附属设施及其他补偿金、各种奖励共计230921元，系对房屋的实际居住人（管理人）的补偿，具有人身依附性，并非对房屋本身价值的补偿，不应计入遗产，应由房屋的管理人享有，但刘某1、刘某2、刘某12均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房屋的装修、装饰、设施设备是其添置，故综合考虑双方均对房屋进行了修缮、而自2002年起至拆迁前均系刘某12管理，故酌定上述230921元由刘某12享有50%即115461元，刘某1、刘某2各享有25%即57730元。故刘某1共计享有拆迁补偿款207204元（149474元+57730元），刘某2享有拆迁补偿款207204元，刘某12享有拆迁补偿款185801元（70340元+115461元）。因刘某10、刘某11、李某2、李某3住址不详，经一审法院公告送达后亦未与一审法院取得联系，无法通知本人，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保管单位”之规定，刘某10继承的补偿款由其兄刘某12保管，李某2、李某3继承的补偿款由其舅李某1保管，刘某11继承的补偿款由其姐刘某5保管。
三、关于刘某1、刘某2主张的部分原告未到庭参加诉讼，签名、身份无法核实，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且庭审过程中，双方均确认了各原告系刘自苏、刘业昶、杜嘉的继承人，一审法院向刘某1、刘某2释明可申请对授权委托书中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后，刘某1、刘某2亦未提出鉴定申请，故对于刘某1、刘某2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关于刘某1、刘某2主张的应就刘业昶其他遗产一并分割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诉请分割涉案房屋，并未主张分割刘业昶的其他遗产，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本案对其他遗产不予处理。如刘某1、刘某2认为刘业昶尚有其他遗产应予以分割，可另行提起诉讼。关于刘某1、刘某2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被继承人去世后，双方并未就讼争的房屋进行析产分割，因此，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继承长沙市××区老新河24号（原75号）房屋拆迁补偿款43963元；刘某11继承的上述款项由刘某5代为保管；二、刘某12继承上述房屋拆迁补偿款185801元，刘某7、刘某10、刘某8各继承上述房屋拆迁补偿款43963元；刘某10继承的上述款项由刘某12代为保管；三、李某1、李某4各继承上述房屋拆迁补偿款52755元，李某2、李某3各继承上述房屋拆迁补偿款26378元；李某3、李某2继承的上述款项由李某1代为保管；四、刘某1、刘某2各继承上述房屋拆迁补偿款207204元；五、驳回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刘某12、刘某8、刘某9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673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10233元，由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刘某12、刘某8、刘某9承担5117元，刘某1、刘某2承担5116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某1、刘某2提交如下证据：1、邹传麟户口本一份，刘某1初中毕业证、刘某2高中毕业证一张；刘某2邻居证明一份；李某4证明一份，拟证明：刘兴衍、邹传麟自1945年、刘某1、刘某2自出生起至1957年一直和刘自苏生活在一起，共同建造了本案争议房产，刘兴衍、邹传麟作为成年家庭子女，完全应该享有争议的原始份额；刘某1、刘某2能够提供与1957年建房有关的证据，但刘某12等人不能提供任何与建房或长沙生活有关的证据；2、开福区房产局浏阳河房产所工作人员徐世平证言，拟证明争议房产1992年就已更名为邹传麟，继承早已完成。
对上诉人刘某1、刘某2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刘某12、刘某8、刘某9质证认为：对户口本、毕业证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系，对三名证人的证言有异议，证人均未出庭作证，故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其他被上诉人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对户口本、毕业证，因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故确认为有效证据，对其关联性的意见，将于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对刘某2邻居证明、李某4证明、徐世平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房产的继承问题。
首先，根据双方陈述，可以认定，涉案房屋系由刘业昶于1932年在潘家坪建设的房屋拆迁安置而来，而潘家坪祖屋始建于1932年，历经战火洗礼，至1945年战后重建，刘自苏及刘兴衍、邹传麟对重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后因刘兴衍的行为也导致了祖屋财产的减少，功过相抵，刘自苏及刘兴衍、邹传麟对该祖产的重建、维护相较刘家其他成员仍是有较大贡献的。
1957年政府拆迁，将该祖屋征收，拆迁时补偿了部分资金，后由刘自苏在安置地原长沙星河75号（现24号）筹资兴建了涉案房屋，建房时刘自苏系与刘兴衍、邹传麟共同生活，应认定三人的财产处于共同共有状态，则刘自苏的建房资金来源于三人的共同财产，且建房系家庭重大事项，其间刘兴衍虽服刑不在家，但作为与刘自苏同住的长房儿媳邹传麟对家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故此一审法院认定刘兴衍、邹传麟对房屋建设有贡献，是有事实依据的，因此，刘兴衍、邹传麟应享有涉案房屋的初始份额。因刘某1、刘某2不能举证证明刘兴衍、邹传麟的具体出资额，故此本院根据刘自苏与刘兴衍、邹传麟各自对房屋的贡献大小酌情认定刘自苏享有60%、刘兴衍、邹传麟共同享有20%，刘业昶、杜嘉共同享有20%的份额。
关于刘自苏份额的继承：刘兴衍、邹传麟一直与刘自苏共同生活，二人对刘自苏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故在继承刘自苏份额时应予多分，刘业昶与刘自苏分居多年，未尽到夫妻间的抚养义务，应予少分。对此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有关“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的规定，邹传麟可适当分得刘自苏的遗产，综上分析，刘自苏享有的份额由刘兴衍继承40%，由刘兴衡、刘兴珩各继承22.5%，由刘业昶继承10%，邹传麟继承5%。刘业昶继承的份额为刘业昶与杜嘉的夫妻共同财产。继承完刘自苏的份额后，涉案房屋的占有情况如下：刘业昶、杜嘉共同占26%（20%+60%×10%），刘兴衍占24%（60%×40%），刘兴衍、邹传麟共同占有20%，邹传麟3%，刘兴衡、刘兴珩各占13.5%（60%×22.5%）。
刘兴衍去世后，其继承和享有的份额中首先分出50%的夫妻共同财产归邹传麟所有，剩余50%份额由刘业昶、邹传麟、刘某1、刘某2共同继承，一审法院关于刘业昶不继承刘兴衍份额的认定正确，对此本院予以认可。邹传麟去世后，刘兴衍、邹传麟所享有和继承的份额均由刘某1、刘某2共同继承，各占50%。因此，继承完刘兴衍、邹传麟的份额后，涉案房屋的占有情况如下：刘业昶、杜嘉共同占26%，刘兴衡、刘兴珩占13.5%，刘某1、刘某2各占23.5%（47%÷2）。
杜嘉去世后，其与刘业昶共同占有的26%份额中首先分出50%归刘业昶所有，剩余50%由刘业昶、刘兴衜、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共同继承。刘兴衍、刘兴衡、刘兴珩不继承杜嘉的遗产。因此，继承完杜嘉的份额后，涉案房屋的占有情况如下：刘业昶占14.63%（26%÷2+13%÷8），刘兴衡、刘兴珩各占13.5%，刘某1、刘某2各占23.5%，刘兴衜、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占1.63%（13%÷8）。
刘业昶去世后，其遗产由刘兴衍、刘兴衡、刘兴珩、刘兴衜、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共同继承。因刘兴衍先于其去世，故刘兴衍应继承的份额由其子女刘某1、刘某2继承。故刘兴衡、刘兴珩、刘兴衜、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继承1.46%（14.63%÷10），刘某1、刘某2各继承0.73%（1.46%÷2）。因此，继承完刘业昶的份额后，涉案房屋的占有情况如下：刘兴衡、刘兴珩各占14.96%%（13.5%+1.46%），刘兴衜、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占3.09%（1.63%+1.46%），刘某1、刘某2各占24.23%（23.5%+0.73%）。
刘兴衜去世后，无第一顺序继承人，故其占有的份额由其兄弟姐妹刘兴衡、刘兴珩、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继承，各继承0.39%（3.09%÷8）。因此，继承完刘兴衜的份额后，涉案房屋的占有情况如下：刘兴衡、刘兴珩各占15.35%（14.96%+0.39%），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占3.48%（3.09%+0.39%），刘某1、刘某2各占24.23%。
刘兴衡去世后，其份额由其子女刘某12、刘某7、刘某10、刘某8继承，各继承3.84%（15.35%÷4）。因此，继承完刘兴衜的份额后，涉案房屋的占有情况如下：刘兴珩占15.35%，刘某12、刘某7、刘某10、刘某8各占3.84%，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占3.48%，刘某1、刘某2各占24.23%。
刘兴珩后去世后，其份额由其子女李某1、李某4、李振民继承。李振民于2002年去世，其应继承的份额由其子女李某2、李某3继承。故李某1、李某4各继承5.12%（15.35%÷3），李某2、李某3各继承2.56%（5.12%÷2）。因此，继承完刘兴珩的份额后，涉案房屋的占有情况如下：刘某1、刘某2各占24.23%，刘某12、刘某7、刘某10、刘某8各占3.84%，刘兴卫、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占3.48%，李某1、李某4各占5.12%，李某2、李某3各占2.56%。
刘兴卫去世后无第一顺位继承人，其占有的份额由其兄弟姐妹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继承0.69%（3.48%÷5）。因此，继承完刘兴卫的份额后，涉案房屋的占有情况如下：刘某1、刘某2各占24.23%，刘某12、刘某7、刘某10、刘某8各占3.84%，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占4.17%（3.48%+0.69%），李某1、李某4各占5.12%，李某2、李某3各占2.56%。
因刘某1、刘某2、刘某12长期管理涉案房屋，并均对房屋进行了修缮，尽到了较多的管理、维护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刘某1、刘某2、刘某12可以多分，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本院酌定刘某1、刘某2各占26.5%的份额，刘某12占7%的份额，刘某7、刘某10、刘某8各占3%的份额，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占3.5%的份额，李某1、李某4各占4.5%的份额，李某2、李某3各占2.25%的份额。
因涉案房屋现已拆除，房屋征收补偿款879258元按上述确定的比例予以分配，即刘某1、刘某2各享有233003元（879258元×26.5%），刘某12享有61548元（879258元×7%），刘某7、刘某10、刘某8各享有26378元（879258元×3%），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享有30774元（879258元×3.5%），李某1、李某4各享有39567元（879258元×4.5%），李某2、李某3各享有19783元（879258元×2.25%）。
对于房屋装饰装修、附属设施及其他补偿金、各种奖励共计230921元，一审法院认为不应计入遗产，应由房屋的管理人享有，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因刘某1、刘某2、刘某12均未举证证明房屋的装修、装饰、设施设备是其添置，综合考虑双方均对房屋进行了修缮、管理，一审法院采取平分的方法，本院予以支持，但经查，房屋装饰装修、附属设施及其他补偿费35392元中，属于搬迁费、电器移装费的共计1973元，各项奖励共计195529元中，提前搬迁奖、寻找房源奖等共计30668元，上述共计32641元（1973元+30668元）系对拆迁义务人的奖励，而刘某1、刘某2系《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乙方，二人是涉案房屋拆迁义务人，其对房屋按时拆迁完毕负有较大责任，付出较大义务，故本院酌定前述32641元由刘某1、刘某2共同享有，剩余属于房屋装饰装修、附属设施等补偿的共计198280元，由刘某12享有50%即99140元，刘某1、刘某2共同享有50%即99140元。由此，房屋装饰装修、附属设施及其他补偿金、各种奖励共计230921元，由刘某12享有99140元，刘某1、刘某2共享有131781元（32641元+99140元），每人65890元。
综上所述，刘某1共计享有拆迁补偿款298893元（233003元+69276元），刘某2享有拆迁补偿款298893元，刘某12享有拆迁补偿款160688元（61548元+99140元）。刘某10、刘某11、李某2、李某3住址不详，依法刘某10继承的补偿款由其兄刘某12保管，李某2、李某3继承的补偿款由其舅李某1保管，刘某11继承的补偿款由其姐刘某5保管。
此外，上诉人刘某1、刘某2上诉称刘某3、刘兴衡、刘兴衍未获得任何刘业昶其他遗产，基于公平原则，上诉人等理应在争议房产分割中获得更多份额，经查，本案一审原告诉请分割的标的仅系涉案房屋，并未包含有刘业昶的其他遗产，一审法院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对其他遗产不予处理，并告知刘某1、刘某2如认为刘业昶尚有其他遗产应予以分割，可另行提起诉讼等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刘某1、刘某2以此为理由主张多分涉案房产份额，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刘某1、刘某2还主张其为办理搬迁等另花费了诸如交清刘某12租户遗留的水电费、自行拆除水电表、拆迁协议签约误工费、谈判等费用不低于10000元，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故其主张应从拆迁款中扣除，本院不予支持。刘某1、刘某2上诉还称兴字辈弟妹等均已实际分家析产，不应享有新河争议房产的份额，但未提交刘家兴字辈分家析产的证据，且分家与否并不影响继承，故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刘某1、刘某2上诉还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经查，一审法院对此已予充分阐述，本院在此不再赘述，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时有不当之处。上诉人刘某1、刘某2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成立部分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5)开民一初字第05534号民事判决；
二、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11各继承长沙市开福区老新河24号（原75号）房屋拆迁补偿款30774元；刘某11继承的上述款项由刘某5代为保管；
三、刘某12继承上述房屋拆迁补偿款160688元，刘某7、刘某10、刘某8各继承上述房屋拆迁补偿款26378元；刘某10继承的上述款项由刘某12代为保管；
四、李某1、李某4各继承上述房屋拆迁补偿款39567元，李某2、李某3各继承上述房屋拆迁补偿款19783元；李某3、李某2继承的上述款项由李某1代为保管；
五、刘某1、刘某2各继承上述房屋拆迁补偿款298893元。
六、驳回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刘某12、刘某8、刘某9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673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5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73元，共计14906元，由刘某3、刘某4、刘某5、刘某6、刘某7、刘某12、刘某8、刘某9承担8944元，刘某1、刘某2承担596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霞
审 判 员 陈瑶
代理审判员 李芳
二０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陈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