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2民终10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尽全，男，1970年2月22日生，汉族，无固定职业。
委托代理人向贵均，重庆鹏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贺维春，女，1970年6月9日生，汉族，无固定职业。
委托代理人陶忠会，重庆昊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伟，男，1990年8月10日生，汉族，无固定职业。
上诉人李尽全与被上诉人贺维春、原审第三人李伟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2016）渝0237民初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学文担任审判长、审判员何洪、代理审判员胡玉婷组成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书记员陈思静担任法庭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李尽全与被告贺维春系夫妻关系，第三人李伟为李尽全与贺维春之子。2012年9月4日，原告李尽全与被告贺维春签订《财产约定书》，约定“为了相互忠实、维护夫妻感情，协议人李尽全，身份证号XXX和贺维春，身份证号XXXX在2012年09月03日，经协商为子女着想，达成财产划分的约定。现今李尽全和贺维春共同的财产，经双方同意全部转给儿子李伟名下，身份证号XXX，以后男方和第三者产生的经济纠纷与女方无关，且李尽全和贺维春双方无转让以下财产的权力，详细如下：1.巫山至重庆长途汽车车牌为渝FX李尽全所拥有十六分之一的股份现归李伟所有，暂归女方结账管理；2.海口至巫山长途汽车车牌为琼AX李尽全拥有的四股现归李伟所有，琼AX男方拥有的三股现归李伟所有，暂归男方管理结账，如果男方与第三者纠缠不清，可由儿子代其结账；3.巫山至福建长途汽车车牌渝A**李尽全所有的十三分之二，闽C**李尽全所持有的十三分之一股份归李伟所有；签订本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夫妻双方能够和睦相处，减少损失，所以双方必须遵循以上协议。本协议只一份，由儿子李伟保管，自双方签字有效”。第三人李伟应原告李尽全的要求在该约定书的男方处签名“李尽全”，被告贺维春在女方处签名。同日，形成《股份转让同意书》，载明“转让人李尽全，身份证号XXX，今通过协商决定将李尽全与贺维春持有的长途汽车股份转让给长子李伟名下，身份证号XXX，详细如下：1，巫山至重庆长途汽车，车牌为渝FX，李尽全所占的十六分之一股份现归李伟所有，暂归贺维春结账；2，海口至巫山长途汽车，车牌为琼A210**李尽全所占的四股现归李伟所有，琼AX李尽全所占的三股现归李伟所有，暂归李尽全结账；3，巫山至福建长途汽车，车牌为渝A**李尽全所占的十三分之二，闽C**李尽全所占的十三分之一的股份现归李伟所有，暂归贺维春结账；今征求各合伙人的同意意见，如同意请签字示意，该同意书不会对各合伙人造成影响”。经原告李尽全同意后，合伙人陈华、李尽明、沈国祥、夏传军、雷庆华、龚正国、陈家元在该同意书上签名。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按约定履行至今。
原告李尽全于2016年1月5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协议人为李尽全、贺维春的《财产约定书》无效。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财产约定书》上原告李尽全的签名虽不是其本人所签，但原告李尽全同意该约定书的内容，并经其授意后其他合伙人签署了《股份转让同意书》。因此，该《财产约定书》应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主张《财产约定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事实依据。且原告未举证证实《财产约定书》存在无效的其他情形。故要求确认《财产约定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尽全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交纳1150元，由原告李尽全负担。
上诉人李尽全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财产约定书》的内容是李尽全真实意思表示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财产约定书》的起草人是李伟，《财产约定书》上李尽全三个字不是李尽全所签，而是李伟所签。一份合同的成立须合同各方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李尽全不在《财产约定书》上签字就直接表明李尽全不同意该《财产约定书》的内容。一审法院认定《财产约定书》的内容是李尽全真实意思表示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将法院依职权对李伟的询问笔录中对李尽全不利的陈述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是错误的。本案中第三人李伟与本案判决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其地位与被告等同。《财产约定书》的内容核心之一就是将绝大部分财产赠与给李伟，而李伟恰恰又是该约定书的起草人，签字人和唯一持有人。李伟的陈述只能作为当事人一方的陈述，一审法院将李伟对李尽全不利的陈述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错误的。三、《股份转让同意书》不是《财产约定书》的补充协议，与《财产约定书》没有必然联系。证人陈家元、龚正国、雷庆华、陈华到庭证明《股份转让同意书》是李尽全口头同意后由陈家元、龚正国、雷庆华、陈华所签署的。不论其证言是否真实，均只能证明上述证人在《股份转让同意书》上签字的事实，而不能证明李尽全同意了《股份转让同意书》的内容。假设李尽全让上述证人在《股份转让同意书》上签字是实，而李尽全事后不同意该《股份转让同意书》的内容，该《股份转让同意书》仍然不成立。《股份转让同意书》的内容是征求各股东同意股份转让，而《财产约定书》的内容是夫妻婚内财产约定及财产赠与，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本案中一审法院利用证人对《股份转让同意书》的证言来导证《财产约定书》的内容是否真实，当事人意思是否表示真实，其证明对象错误。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6)渝0237民初1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贺维春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财产约定书》的内容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正确的，有充分的证据得到证实。该《财产约定书》虽非上诉人起草，男方“李尽全”的签名也非其本人所签，但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来看：第一，第三人李伟证实，《财产约定书》的签订是上诉人授意贺维春与李伟所签订，并且征得其他合伙人的同意；第二，其他合伙人均证实，上诉人李尽全当面或口头、电话通知他们签署《股份转让同意书》，印证了李伟证言的真实性。上诉人诉称不签字就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不能成立。况且，该《财产约定书》签订后，上诉人对内容进行了追认。并一直按照《财产约定书》上约定的内容在履行。另外，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赠与合同属于不要式合同。《财产约定书》从性质上讲属于赠与合同。上诉人虽没有与李伟签订书面赠与合同，但有证据能证明其有口头赠与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事后，对口头赠与并没有表示撤销。故《财产约定书》的内容应当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应产生法律约定力。该合同也没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因此，该赠与合同是合法有效。二、第三人李伟的陈述，与其他证人的证言内容基本一致，应当被采信作为定案依据。虽然《财产约定书》为第三人李伟书写并约定为其持有，但这并不能说明该《财产约定书》所载明的内容不是李尽全的意思表示。首先，李伟的陈述，与其他证人证言内容基本一致，能形成证据链条;其次，作为家庭成员，李伟的签字往往符合情理。若作为外人，上诉人的理由或许还有一定道理。三、《股份转让同意书》与《财产约定书》的法律关系问题上诉人称二者没有必然联系，其理由不能成立。正因为股东之间有约定，转让股份必须经各股东同意。上诉人与贺维春、李伟之间形成了《财产约定书》，该内容涉及到需要其他股东同意或知晓该转让或赠与行为，因此，李伟、贺维春才将《财产约定书》所约定的内容出示给其他股东看，或告知其他股东，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他股东在看到《财产约定书》或听到关于股份转让(或赠与)的事情后，就与上诉人联系，看能不能签署《股份转让同意书))，在上诉人明确表示情况属实后，各股东才在《股份转让同意书》上签字。其他股东在《股份转让同意书》上的签字行为，恰好印证了《财产约定书》的真实性。上诉人诉称必须是补充协议才能证实其真实性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并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李伟陈述称：我认为《财产约定书》不是赠与，是我父母之间闹矛盾的时候对财产的处理，我没有其他什么好说的，其他的我在一审的时候已经向巫山法院阐述清楚了，我不想偏袒任何一方。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的，表述为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如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查明了的新的事实，以及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变化等情况，在这一部分一并写明。
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李尽全与贺维春于2012年9月4日签订的《财产约定书》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李尽全与贺维春签订的《财产约定书》，是在李尽全与第三者同居后，双方为避免夫妻共同财产遭受损失而协商订立的。民事行为效力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和第五十八条作了明确规定，第五十八条列举了无效的民事行为的情形：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针对无效合同的情形亦作了明确规定：（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本案中，李尽全一审主张《财产约定书》无效的理由，是“原告从未与被告有过财产约定，也没有在《财产约定书》上签过字，《财产约定书》上李尽全三个字并非李尽全亲笔所签”，本院二审中亦如此。李尽全主张《财产约定书》无效的理由，显然不符合前述法律对无效的民事行为和无效合同的规定。
《财产约定书》上，虽然不是李尽全本人亲笔签名，而是由李伟代签，并且李伟也是《财产约定书》受益人，但是，《财产约定书》是对家庭事务、夫妻共同财产的约定，李尽全与李伟系父子关系，李尽全让李伟代签名符合常情。更为重要的是，《财产约定书》中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须征得李尽全合伙人的同意，在《财产约定书》签订的当天，李尽全和贺维春分别通知了李尽全的合伙人，在《股份转让同意书》上签字同意将李尽全的合伙份额转让给李伟；《财产约定书》和《股份转让同意书》签订后数年来，李尽全与贺维春一直按照约定，分别结账，这些事实，进一步证明《财产约定书》是李尽全和贺维春的真实意思并已生效。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尽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李尽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学文
审 判 员 何 洪
代理审判员 胡玉婷
二〇一六年八月九日
书 记 员 陈思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