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晋02刑终46号
抗诉机关大同市矿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薛凯，男，1956年1月27日出生，身份证号140202195601275534，汉族，大学本科，中共党员，大同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2003年8月至2008年12月任大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交警支队政委（2006年8月主持工作），2008年12月至2009年4月任大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交警支队支队长，2009年4月任大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交警支队支���长，2013年9月任大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住大同市城区新世纪花园18栋1单元201号。因本案于2015年2月6日被大同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15日经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次日被大同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看守所。
辩护人沈兴政，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樊丕廷，山西法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单位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城区大庆路26号。
诉讼代表人张中旺，男，1964年1月13日，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政治处处长，住大同市城区睿和新城B5栋1601号。
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审理大同市矿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薛凯犯受贿罪、原审被告单位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交警支队）犯单位受贿罪，于2016年12月15日作出（2015）矿刑初字第151号刑事判决。判后原审被告人薛凯不服，提出上诉。大同市矿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2月25日作出矿检公诉诉刑抗[2017]1号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起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大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旸出庭支持抗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薛凯及其辩护人沈兴政、樊丕廷，原审被告单位山西省大同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诉讼代表人张中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第一部分索取贿赂
（一）2009年3月17日，被告人薛凯以看病用钱为由，打电话让王某（时为大同市新荣区交警支队代理教导员）给其银行卡上汇款11万元。次日上午，王某将筹到的11万元通过中国银行大同分行文化里支行汇到了被告人薛凯的银行卡上。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薛凯的供述。证实：还有一次是2009年王某给我卡上打过11万元，钱做什么了、还没有还我记不清了，以王某说的为准。
关于王某给我银行卡打的11万元，经过我反复回想，那次是我和李某平去上海看病，可能要做手术，费用需要14、15万元，记不清是我给王某打的电话，还是他给我打的，我让王某给我银行卡上汇11万元。后来经过检查，不需要做手术，王某汇的11万我当时没花。从上海回来后，我从家里拿了11万现金给了李某平，让他把钱交给王某，李某平把钱拿走了。后来我给王某打电话问他钱收到了没有，王某说收到了。后来，汇到我卡上的钱我自己消费了。
我记得应该是还给王某了，王某可能向你们表示没有还，那可能是我确实忘记了，我记不清了。如果王某说没有还，那我在今后设法偿还王某。
2、证人证言。王某证实：2009年3月的一天，我任新荣区交警大队代理教导员后，我开车回市里的路上，薛凯给我打电话，他在上海还是沈阳出差，我记不清了，有事需要用钱，让我拿15万元，给他打到卡上。他当时用他的手机13703521818，通过短信将银行卡发到我的手机上，卡号的户主是薛凯。我回家后只筹到11万元现金，第二天上午，我和我妻子刘某霞到三二二医院附近中行将11万打入薛凯的银行卡上。他说收到了。打完钱的回执，我一直保存，可以提供。其实我对他这种向我要钱的做法很反感，我根本不想给他钱，但是，他是我的直接领导，和我父亲又是战友，而且我父亲为我工作的事情也找过他，所以他说出来，我就给他打了。他没有给我补过收条或借据。一直也没有还我。因他是我的直接领导，薛凯没有主动提出过给钱，我也一直不好意思向他要。
薛凯没有让李某平把这11万给我，我只知道车管所有这个人，从未见过面。
薛凯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在他手底下工作，他提出来了，我不敢不给，不敢得罪他，怕影响工作。
证人刘某霞（王某妻子）证实：王某对我说，薛凯让王某往他银行卡上打点钱。我们拿了11万元，到三二二医院附近一家银行，给薛凯指定的卡号打过去了。王某保留着回执。钱薛凯也没有还。
证人王某平证实：2010年，王某当时是某大队的副大队长，薛凯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和当时的某大队大队长樊某到某大队考察王某，并对他进行民主测评，副大队长以上人员参加测评，我记得当时测评结果几乎是全票通过，我将情况向薛凯汇报了，之后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后来，王某被提拔为某大队的教导员（正科级）。
证人樊某证实：薛凯没有向我提过王某任某大队教导员的事情，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
证人李某枝证实：没听李某平说过和薛凯一起去上海看过病的事情；不认识王某，没听李某平说过王某这个人；没听说过薛凯让李某平将11万元转交给王某的事情。2006年以后，李某平没有去上海检查过心梗。2013年10月3日去世。
3、银行交易记录。中国银行存款回单、存款凭条、银行卡信息查询证实：2009年3月18日，王某在中行大同分行文化里支行给薛凯中国银行卡（卡号为6227531400024038）存入11万元。
薛凯中国银行卡、卡号为6227531400024038，交易历史查询、长城信用卡对账单证实：卡号为6227531400024038，开卡信息和流水情况。该卡自2009年3月18日存入11万元后，至2014年10月24日卡上还有现金51398元。并且记录薛凯在海口的消费记录，2013年12月20-24日在海南信兴电器有限公司、海口龙华欧木轩家具商行、海口龙华鼎品先商行购买家电的记录，花费41215元。
上述证据中，被告人薛凯的供述与王某的陈述材料、银行交易记录等证据在时间、地点、金额、用途上均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实被告人薛凯向王某索贿11万元的事实存在。
（二）2008年初，被告人薛凯以有客人在宏安酒店需要用钱为名，向杨某民（时为交警支队某大队教导员）索要5万元；2009年中秋节前，被告人薛凯以在大同宾馆招呼省里的客人需要用钱为名，向杨某民索要5万元；2010年中秋节前，被告人薛凯以到省里办事需要用钱为名向杨某民（时为交警支队某大队大队长）索要5万元；2011年春节前，被告人薛凯以办事需要用钱为名，向杨某民索要5万元。以上共计20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薛��的供述。证实：2008年到2011年期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向杨某民要过四次钱，每次5万元，共20万元。都用于处理上级来人不能在支队账上报销的招待费用。具体情节与杨某民陈述一致。
2、证人证言。杨某民证实：2007年年底一个晚上，薛凯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宏安国际酒店给他送5万元现金。当晚，我拿了5万元现金到宏安国际酒店5楼还是6楼走廊给他。薛凯说有客人在宏安住，需要用钱。2009年8月份一天下午，薛凯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往大同宾馆送了5万元现金，说是需要招呼省里客人。我在薛凯的车上给了他。其中两万是我的积蓄，另外的3万元是我跟司机付某拿的。第三次是2010年中秋节前的一天，薛凯给我打电话说到省里办事需要钱，让我给他拿了5���元，在薛凯交警支队的办公室给了他。他收下了，什么都没说。1万是我的积蓄，另外的4万从付某那儿拿的。第四次是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薛凯给我打电话说要去办事，又向我要5万元。我凑了5万元现金，用报纸包着到薛凯办公室给了他。2万是我的积蓄，另外的3万元从我司机付某那里拿的。共给薛凯20万，没有写条，薛凯跟我要钱，不可能写收条。薛凯是我领导，我不敢让他写。薛凯是我直接领导，如果我不给的话，我怕我今后工作没法开展。我不敢得罪他。到现在也没给我，我也不敢要。我还了付某4万，还有6万没还。
付某（杨某民司机）证实：杨希明在2009年8、9月份，问我手头有没有钱，向我借了3万元；2010年中秋节前，杨希明又向我借了4万元；2011��春节前，他又向我借了3万元。2014年年初，还了我4万元。
3、书证。大同市第二发电厂出具情况证明证实没有给交警及其下属的交警大队和干警处理过任何费用。
干部任命审批表、中共大同市公安局委员会文件（同公党发【2009】78号）、市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杨某民在2009年10月份被任命为大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某大队大队长。薛凯在任交警支队政委（主持工作）及支队长期间，与杨某民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事实。杨某民在此期间，有升迁记录。
上述证据供、证基本一致，可以证实被告人薛凯分四次向杨某民索贿20万元的事实存在。
（三）2012年7、8月份，被告人薛凯以有急事需要用钱为名，向刘某（交警支队某大队大队长）索要10万元。后刘某将10万元现金在被告人薛凯的办公室交给了薛凯。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薛凯的供述。证实：2011或2012年中秋前，我对刘某说，快过节了，需要看望上级领导，让他解决点费用，少则5万元，多则10万元。后来刘某把10万元拿到我办公室。我把钱给张某明保管，与张某明、王甲商量，用于看望有关部门和上级机关的领导和人员。
2、证人证言。刘某证实：好像是2012年上半年一天，当时薛凯任交警支队支队长，薛凯给我打电话让我到马军营加油站。我去了之后，薛凯说他着急办事，让我给他拿10万元。我听后没说话。他看我不说话，就说以后还我，我答应了。回家后我对家属张某改说了这事，叫她给凑10万元。两三天后，她从她们公司给我拿了10万元现金。然后我把钱给薛凯送到他办公室了。
薛凯拿钱时，只是说了完了还我，没说什么时候还，我也不好意思问。到现在也没有还我，也没有提过还钱的事。我也没要过，薛凯是我们领导，他不提我也没法和他要。
张某改（刘某妻子）证实:2012年，我丈夫对我说薛凯向他借钱，让我想办法给凑10万元。我当时很不愿意，刘某说这钱肯定还，我就同意了。我当时和朋友一起投资开了恒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所以我就向公司财务借了10万元给了刘某。
张某明、王甲询问笔录证实：薛凯没有让他们保管过现金（张某明证实在2010年春节前或中秋节前，薛凯拿过一个黑色塑料袋到我办公室，说有点钱让我保管一下，他没说多少，我也没有问，下午下班之前，他把钱拿走了），也未和他们商量过看望上级机关和市里的领导的事情，他们本人也未单独和薛凯一起看望过上级机关和市里的领导。
上述证据供、证基本一致，可以证实被告人薛凯向刘某索贿10万元的事实存在。
第二部分收受贿赂
（一）2010年夏天，被告人薛凯因女儿考上大学收受王某礼金5万元，后被告人薛凯将该笔款用于其女儿上学的费用。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薛凯的供述。证实：我女儿考上大学，王某去看望，给了我5万元，我用于给女儿交学费及生活开销了。
2、情况说明。王某在2015年1月18日说明：薛凯女儿考上大学那年，有一天薛凯让我去他家一趟，我到他家里，他对我说她女儿春燕要到天津上学了，让我给他拿10万元。我第二天晚上拿了5万元到薛凯家，我妻子在楼下等着，我自己上楼，我说家里紧张，我只能凑5万元，薛凯当时很不高兴，就说了一句“你走吧”，我把挎包里的钱留下就走了。
3、刘某霞证实：一天晚上，王某开车拉我一起到了薛凯家楼下，王某上楼说办点事，我在车里等他，王某拿着他的挎包上楼一会就下来了，我们一起开车走了。他办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上述证据中，被告人薛凯在侦查期间的供述与王某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实被告人薛凯收受王某贿赂5万元。
（二）2011年中秋节前，被告人薛凯以看望领导为名，收受戎某恒（时任某驾校校长）贿赂5万元。
认��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薛凯的供述。证实：我当了支队长后，中秋节前，哪年记不清了，我去太原看望上级机关有关人员，我和戎某恒的车在去太原的路上相遇。在太原的一个宾馆，戎某恒问我看这些人需要多少钱，我说大约5万元，他就掏了5万元给我，说我那里不好下账，他一并处理。我把钱收下了，并且用于看望上级机关人员。
2、证人证言。戎某恒证实：大约在2011年或者2012年中秋节前，薛凯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到太原去看个人，需要用钱，让我给他拿5万元。当天我拿了5万元和薛凯一起到了太原的一个宾馆，在大厅，我将5万元给了薛凯，他拿上钱后，坐车走了。没有打条子，至今没有还我。我也没要，他也没提。
当时薛凯是交警支队的支队长，我的驾校业务与交警支队有直接关系，我不敢得罪他，所以他当时向我要钱我没有拒绝。
3、交警支队出具的与驾校业务关系的情况说明证明交警支队与驾校之间存在制约与被制约关系。
以上证据，可以认定被告人薛凯收受戎某恒贿赂5万元。
（三）2010年中秋节前，被告人薛凯收受大同市道路某协会30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薛凯的供述。证实：2010年中秋节前，朱某问需要给支队解决什么问题，我说如果可以给解决30万元。过了几天，朱某说钱准备好了，问我把钱送到哪里，我让他送到办公室。后来，市政府通知开会，让朱某将钱送到市政府门口。我说要把这部分钱处理好，不要出了问题。
我把钱给了张某明保管，并和张某明、王甲商量��望领导的方案，还有一部分给我们支队的党委委员每人发放了两条中华烟和两瓶五粮液酒。张某明写人名和钱数。朱某给我钱我和张某明和王甲说过。烟酒具体由张某明操办。
2012年底之前，交警支队是道路交通协会的主管单位。
2、证人证言。朱某证实：在我被提名为大同市某协会会长后，任命前，薛凯专门找我谈话，说交警支队每个中秋节和春节前都需要看望上级部门人员和给干警搞福利，或其他支出，让我去协会后给解决点经费。我问需要多少钱，他告诉我每年中秋需要50万，春节需要30万元，每年需要给他80万。我到协会后，薛凯多次催我让���给他拿钱，但我不知道这些钱协会如何走账，所以一直拖着不给他。后来明显感觉薛凯对协会支持度下降，一次开支队党委会，薛凯在会上表示让协会自生自灭。后来几个办事处的负责人都说应该给薛凯表示表示。我说协会没有办法出钱，有的办事处提出可以出点钱，我觉得这也是个办法。过了几天，我跟几个办事处的主任商量后决定某平办事处的主任刘某平出10万，华办事处的主任陈某出10万，杨某办事处的杨某出8万，光办事处的主任戎某清出5万，驾办事处的管某栋出4万元，共37万。我安排他们把钱给协会会计杨某英保管。2010年中秋前，我打电话给薛凯说给准备了30万，问他钱怎么打给他，薛凯说要现金，并且让我把钱换成新币，我让杨某英把钱换成新币。过了一、两天，薛凯给我打电话，让我把钱给他送到办公室，并说让我一个人去。下午下班前，我让杨某��把钱放我办公室，钱用报纸包好了，放在一个纸袋里，我自己开车去给薛凯送钱，在路上，薛凯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直接把钱给他送到市政府，我带着30万到市政府，看见他在车旁站着，我把钱给他，我问他给我出个什么手续，他骂了我一句，就开车走了。我和薛凯提出过好几次打收条的事，他一直没有答应。至今没有退还。2011年向他要过一次，他说还我，一直没有还。五个拿钱的办事处如何走账我不清楚。剩下的7万元，我退还给他们了。除了驾友办事处退了1万，剩下几个都是两万。
薛凯拿钱干什么我不知道。
刘某平证实：2010年6、7月份，朱某���我叫到他办公室，说给我们办事处多拨了8万元，需要的时候让我再给他提出来。之后，先后给我们办事处拨了11万、10万（平时拨款也就2、3万），国庆节前，朱某让我把钱提出来给协会会计杨某英。我从我们办事处的账户上提了10万，给了杨某英8万。
戎某清（大同市某协会光办事处负责人）证实：2010年6、7月份，朱某把我叫办公室，协会花钱不方便，想从我的办事处走5万元的账。他给我们办事处的账户拨了5万元。过了几天，朱某让我把钱提出来给了协会会计杨某英。我们办事处和朱某说过办事不顺畅，希望协会和交警队沟通的事情。其他不清楚。
管某栋（协会驾办事处负责人）证实：2010年，具体时间记不清。办事处几个人找朱某，到交警支队办事经常不顺利，让协会跟交警支队沟通，我们办事处愿意出钱。朱某同意了。后来，我就从我们办事处经费中拿了3万元给了协会会计杨某英。
陈某证实：2010年，朱某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协会有些事情不能在账上报销，给我们办事处多拨10万元，让我再转出来给他，我同意了。十几天后，协会的会计杨某英通知我去协会的财务取了一张10万元的支票。我拿回来后，存入我们办事处银行账户。一、两天后，我从账户提出10万元，全部给了杨某英。后来我见了朱某，也告诉他。朱某说协会有些事情不好做，各级领导来了需要招待，不好下账。
杨某英（协会会计）证实：有一次，朱某和我说，给某平、光跃、华同、杨某、驾友五家多拨些经费，然后再交回来。多拨了多少记不清了，但朱某让他们五家办事处把钱交回来给我，一共30万元。我收齐后，给了朱某。
交警支队14名党委委员的证言证明其他党委委员不知道交警支队逢年过节曾看望过领导的事情，没有发过烟酒。
张某明、王甲询问笔录证实：薛凯没有让他们保管过现金（张某明证实在2010年春节前或中秋节前，薛凯拿过一个黑色塑料袋到我��公室，说有点钱让我保管一下，他没说多少，我也没有问，下午下班之前，他把钱拿走了），也未和他们商量过看望上级机关和市里的领导的事情，他们本人也未单独和薛凯一起看望过上级机关和市里的领导。
3、书证
（1）大同市某协会账目及银行查询资料证实：大同市某协会于2010年7月28日分别下拨给某平办事处10万元、华同办事处10万元、光跃办事处5万元、杨某办事处8万元、2010年8月29日下拨给驾友办事处4万元经费的事实。
（2）五家办事处开户银行查询资料证实：2010年中秋节前,五家办事处曾将下拨经费现金提取的事实。
（3）车辆管理所出具情况说明、会议纪要证实：协会为社会团体，与交警支队不存在隶属关系，存在业务关系。符合法律的规定。
（4）大同市某协会法人登记证书等相关资料证实：协会成立是经过大同市公安局、民政局同意，朱某自2010年3月至2012年5月任协会会长。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证实协会为独立的社会团体法人��组织机构代码为77010062-2.该协会为社会团体法人，其业务主管单位为大同市公安局。
综合分析以上证据，可以认定被告人薛凯收受大同市道路某协会贿赂款30万元。
（四）2007年中秋节前，被告人薛凯以解决交警支队经费为名收受大同市某有限责任公司30万元。
2008年春节前，被告人薛凯以相同的理由再次收受大同市某有限责任公司30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薛凯的供述。证实：2007年中秋，傅某问我支队需要什么，我和当时的办公室主任张某明、财务科科长王甲合计了一下，看望上级领导和市里领导大约需要30万元，我给傅某打电话，要是可以的话，给拿30万元，我们有些上级领导机关需要看望。过了一两天，傅某给我30万元。2008年春节，和这次情况一样，我也和傅某那里拿了30万元。我们是业务关系单位，交警支队派驻人员监督。检车合格后，我们交警支队出具合格证。交警支队的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协助他们公司解决管理上的困难。所以很感谢我们。
我拿���这些钱，给了张某明保管，和张某明、王甲一起商量如何看望上级机关和市里领导，由张某明写出人员名单和钱数。看望的人有市公安局的20多个党委委员，每人给1000-2000元的东西或购物卡，人大、政协、政法委等有关领导，每人大约1000-2000元；还有就是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具体不能讲。市公安局党务委员由张某明负责；人大政协、政法委的领导由张某明负责；上级公安机关和市里的领导由我自己看望。
2、证人证言。傅某证实：大同市某有限责任公司于2002年6月注册成立，2004年6月我成为法人。企业性质是民营股份制企业。我们检测中心对车辆检验合格后，出具检验报告单，交警支队车管所根据报告单，发放检验合格证。2007年中秋前，薛凯说支队经费紧张，让我凑30万元，大约一周后，我把30万元送到薛凯办公室。薛凯什么都没说，就把钱留下了。钱是我让我公司的出纳刘甲玲准备的。第二次是2008年春节前，薛凯给我打电话，说过年了，资金紧张，让我再帮忙解决30万元，我又让出纳准备了30万元，送到薛凯办公室。没有履行财务手续，薛凯没有给我打借条。
我们公司的检车业务是交警队给的，交警队不给我们业务，我们就没有收入，检测中心就开不下去。薛凯既然提出了，为了搞好关系，我就不能不给解决。
我给薛凯60万，我们检测中心的财务科长刘某春知道。我对她说，快过节了，薛凯说交��支队经费紧张，让给凑30万元。
刘某春（某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科长）证实：我们检测中心有三笔提取现金未下账的情况。分别是30万、30万、160万。
2007年有一次，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傅某和我说交警支队经费不足，要从我们单位借30万元，让财务准备。2008年还有一次，跟2007年一样，也是交警支队借30万元。
这三笔钱至今未还，我也问过傅某很多次，他说给催。
刘甲玲（某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科长）证实：我们检测中心有三笔提取现金未下账的情况。分别是30万、30万、160万。
2007年的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傅某给我打电话让我凑30万，这30万有一部分是我单位收的现金，一部分是从单位的对公账户上提的，还一部分是从以我的名义开户的储蓄账户上提的。我凑齐这30万后到傅某办公室给了他。傅某说这笔钱过段时间还我，先不要打条了。第二笔是2008年的一天，情况跟2007年一样。
交警支队14名党委委员的证言证明其他党委委员不知道交警支队逢年过节曾看望过领导的事情。没有发过烟酒。
张某明、王甲询问笔录证实：薛凯没有让他们保管过现金（张某明证实在2010年春节前或中秋节前，薛凯拿过一个黑色塑料袋到我办公室，说有点钱让我保管一下，他没说多少，我也没有问，下午下班之前，他把钱拿走了），也未和他们商量过看望上级机关和市里的领导的事情，他们本人也未单独和薛凯一起看望过上级机关和市里的领导。
张某生证实：检车线在薛凯任交警支队政委期间，有一次开会时薛凯提过让机动车检测中心给拿30万元，解决什么事我记不清了，实际给没给我不清楚。
李某华证实：检车线的建立是由质监局批准的，建立后先经交警支队科技处与公安专网联网，车管所对检车线的流量拿出意见，报省总队车管处批准，车管所派驻查验、制证民警到检车线，负责车辆的外观查验和打印合格标志、归档等工作。如果车管所不派驻民警，检车线的业务就不能开展。我任所长期间，没有撤回派驻民警。
王某生证实：检测中心是个公司，车管所不派驻民警，检测中心的业务无法开展。
仝某证实：应该是业务关系，不排除制约关系。郭某任支队长期间，交警支队��在某的派驻民警撤走了，检测中心的业务只好停办了，检车业务都移到金弟检车线。薛凯主持工作后，又将金弟业务停了，移回某。
3、书证
（1）交警支队出具的检车相关问题情况说明证实：交警支队与大同市某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存在制约与被制约关系。
（2）大同市某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及收入、成本费用、利润表证实:该企业在2002年成立以来连年亏损，直至2011年开始盈利。
大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委托大同市汽车交易市场注册某公司的函、大同市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企业档案信息卡证实：该公司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检测中心为大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委托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傅某。
综合分析以上证据，可以认定被告人薛凯收受大同市某有限责任公司贿赂款60万元。
第三部分两节期间及其他情况收受贿赂56.9万元
被告人薛凯在2006年8月至2013年9月担任大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委（主持工作）及支队长职务期间，借春节、中秋节、女儿上学以及父母亲去世之机，收受王某贿赂款共计2万元；收受戎某恒贿赂款共计6万元；收受朱某贿赂款共计4万元；收受傅某20万元；收受李甲贿赂款共计11.5万元；收受李甲生贿赂款共计9.4万元；收受刘甲贿赂款共计4万元。以上共计56.9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薛凯的供述。证实：王某逢年过节看望我，一共大约3万元。
戎某恒在2007年至2012年底，逢年过节看望我，数额大约在6-10万元。我记不清了，以戎某恒说的为准。钱我自己消费了。
朱某当了协会会长后，2010、2011年，逢年过节看望我三次，一次是2万元，有两次是1万元，共计4万元。因为我是朱某的领导，他为了疏通我们的感情。
傅某从2009年至2012年，逢年过节到我办公室看望我，每次拿1万至3万不等，一共20万元左右。2014年1月，我母亲去世，父亲住院期间，傅某去三二二医院看望，给过3万元。这些钱给父母花费了。逢年过节收取的我自己支配消费了。
2006年到2013年底，逢年过节，李甲到办公室看望我，少则5000元，多则1万元，共计10万元左右。我女儿考上大学，李甲给了我5000元。2014年初，我母亲和父亲病故，李甲共给了我1万，用于父母办事。上述的礼节我自己消费了。
李甲生在2010年至2012年，逢年过节看望我，2009年中秋，送了2万元，2010年春节，送了3万元，2010年中秋，送了2万元，2011年春节又送了3万元。一共给过我10万元左右。李甲生从四大队副大队长调整到六大队教导员，我负责组织民主推荐，按照正常干部提拔使用程序，履行我的职责。
2008年到2013年6月前，逢年过节刘甲看望我，有时拿点礼品，有时拿点钱，少则1000-2000元，多则1万元，共计大约4万元。
2、王某陈述材料证实：我在逢年过节看望他，出于礼节和咱们这里的风俗习惯，他又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在2009年春节至2013年春节期间，在中秋节和春节前看望薛凯，有时买点衣服，皮鞋，有时拿2000元的华林购物卡，还有一两次拿的2000元的现金，折合人民币大约有20000元左右。
3、戎某恒陈述材料证实：我在逢年过节看望薛凯，每次都给他拿点钱。时间从2007年中秋开始，2014年1月看母亲去世是最后一次看望他。总计这些年有大约12万元。
4、朱某陈述证实：2011年春节给薛凯2万元、中秋节给薛凯1万元、2012年春节给薛凯2万元，过年过节礼节性看望薛凯。这4万元是我个人积蓄。
5、傅某陈述证实：逢年过节看望薛凯，2008年到2014年春节，每年春节和中秋都到办公室看他。我记得一次1万元，其余都是2万元。薛凯母亲住院期间，我在三二二医院门口，给了薛凯3万元一共给了薛凯共计26万元。这些钱一部分是我个人的，一部分从公司出纳刘甲玲那打条子，之后财务通过加大临时工工资等方式做账务处理。看望他是因为他是交警支队领导。我去看望他是代表单位。
刘某春证实：逢年过节傅某从财务拿过现金。每次他给我打个借条，说过年过节看看关系单位，有时2、3万，有时5、6万。后来这些钱我们做点临时工工资、找些修理费票据做了账务处理，把借条销毁了。
刘甲玲证实：逢年过节傅某说要看看人，拿过钱，每次他给我打借条，少则1、2万，多则7、8万。傅某没有还这些钱，我们通过加大临时工工资、以拉煤的名义从税务局交税开发票等形式做了账务处理，就把借条销毁了。
6、���甲陈述证实：逢年过节看望薛凯。从2006年至2014年，春节和中秋看望，有时到薛凯家，有时在他办公室，每次最少5000元，最多8000元，一共给他送过大约11、12万。还有2010年，我听说薛凯女儿考上大学，我去他家送了5000元现金。2014年春节，薛凯父母亲相继去世，我两次看望，分别送他5000元，共计1万元。
7、李甲生陈述证实：薛凯到交警支队任政委时认识的。2007年薛凯主持交警队工作以来，到2013年1、2月份，每年春节、中秋我都去看他，给他送点过节费。2007年中秋，给薛凯送了3000元现金；2008年春节、中秋，两次分别给了3000元，共6000元。2009年春节前，当时薛凯任支队长，我到薛凯办公室给了他5000元，中秋给了他5000元。2010年2月份春节，薛凯到我们单位检���，在他车里，我给了他5000元，因为2010年2月5日支队宣布我任大同市交警支队六大队教导员，薛凯在我宣布后去检查的。
2010年中秋前，当时我六大队队长是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兼任的，考虑到自己想进步，一方面要把工作做好，让别人认可，另一方面，和薛凯关系要继续保持，我还是拿了5000元给薛凯。2011年春节给了薛凯5000元，2011年中秋，人们都议论要配置大队长了，我给薛凯拿了1万元，2011年11月，我作为六大队的教导员主持六大队的工作，为了争取任大队长，我在2012年春节，给了薛凯2万元，中秋2万元。2013年春节，我给了薛凯1万元。共计9.4万元。是我工资的积蓄。
8、刘甲陈述：2000年认识薛凯，关系非常好，2000年认识后逢年过节一直有来往。2000年大同市公安局成立特警大队，我被从交警四大队抽调来工作过8个月，在此期间薛凯任大同市公安局局长助理负责成立新的特警大队，至此我们认识了。逢年过节我看望他，买些烟酒、营养品等，大约8万余元。
上述证据中，根据被告人薛凯的供述及王某、戎某恒等人的陈述，可以证实被告人薛凯借春节、中秋节、女儿上学及父母去世之机，收受王某、戎某恒等人的礼金。双方在礼金的数额上虽有出入，但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酌情认定被告人薛凯收受贿赂56.9万元。
第四部分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薛凯以借为名索取贿赂215万元的情况
（一）2009年4、5月份，被告人薛凯因急用钱向傅某（某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提出借款200万元。几天后，傅某在三二二医院东门的停车场将凑到的160万元现金交给了被告人薛凯。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薛凯供述证实：2008年，因为与樊某忠合伙搞煤矿，让我入股，我没有钱，樊某忠说可以帮我先垫着。他说要入就入200万元。我说如果你给垫资���就入吧。2009年，樊某忠提出让我还钱，我找到傅某，提出向他借200万元，过了几天，傅某说钱准备上了，我给樊某忠打电话，让他过来拿钱。我打电话让傅某把钱送过来。在三二二医院东门广场上，傅某来后，取钱的人把一个装钱的纸箱从傅某车上搬到他车上。我问傅某有多少，他说160万元，傅某说写不写借条都行，什么时候有了再给就行。后来煤矿一直没有出煤，我投入的200万元到现在也没有拿回来。樊某忠在2013年6月去世。樊某忠收到钱后给我打电话说钱收到了，是160万元。齐乙升和魏某知道我投了200万元。
2、傅某陈述证实：2013年4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薛凯给我打电话，向我借了160万元，说周转开就尽快还我。我向财务科长刘某春打招呼，让我��检测中心出纳刘甲玲准备，过了十来天，我把160万元装在汾酒箱里，都是百元面值，给薛凯打电话，薛凯让我到三二二医院东门的停车场。我一个人开车把钱送到三二二医院停车场。薛凯和另一个人走过来了，那个人把钱从我车后备箱取走后他们就走了。那个人比薛凯高些，胖瘦和薛凯差不多，50岁左右。薛凯没有给我打借条。我觉得他应该有偿还能力，他是领导，应该说话算数，所以就没有让他打条子。这160万薛凯没有还我，也没有提过，我也不好意思向他要。2010年在交警支队开会后碰见薛凯，他跟我说过钱暂时还不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过还钱的事情。这220万元，其中一部分是没有入账的检测收入，还有一部分是账上的钱一直未做处理。具体情况可以问财务人员。
3、刘某春证实：我们检测中心有三笔提取现金未下账的情况。分别是30万、30万、160万。2009年有一天，傅某对我说薛凯要借160万，我问什么时候还，傅某说等等看，具体还款日期定不了。他跟我说过，我们单位本身不是多有钱，到那时领导说出来，不借怕得罪领导。这三笔钱至今未还，我也问过傅某很多次，他说给催。
4、刘甲玲证实：我们检测中心有三笔提取现金未下账的情况。分别是30万、30万、160万。2009年一天，傅某让我凑160万，我还是从单位营业收入拿了一部分现金，其余从对公账户和储蓄账户上提。凑齐后，傅某到我办公室取的，当时傅某说这笔钱先别打条子了，过段时间再还。他说有人借的，没有和我说谁借的。
5、刘甲玲出具情况说明（说明傅某从单位借出的220万元的来源）：2007年的30万元，是库存现金；2008年的30万，是库存现金。160万的来源是准备增加的股金，共150万元，暂时存入刘甲玲名义开的账户。另一部是库存现金。
6、魏某证实：2007年，我受樊某忠的委托，从某公司的孟某春手中以5700万元的价格买下甲煤矿的经营权。樊某忠是甲煤矿的实际控制人，我们有几个人入了股。2010年被山西煤炭运销总公司整合，更名为乙煤业有限公司，整合款5500万元。股东有樊某忠、薛凯，我和董某生。薛凯投了200万元。2007年，刚买下甲煤矿后2个月，樊某忠跟我说薛凯在他这放了200万元，薛凯本人也和我说过放了200万，也不知道能不能拿回来。薛凯的投资没有还给他。
7、齐乙升（大同市东方升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证实：我以个人名义投资了200万元在乙煤业有限公司，我、樊某忠、魏某、薛凯关系一直很好。我听樊某忠和薛凯都说过，薛凯好像出过200万元。樊某忠和我说过，薛凯投资的200万元赔进去了。闲聊中，薛凯对我说，他在甲煤矿樊某忠的名下投资的200万元全赔进去了。
8、董某生证实：樊某忠收购了天镇的甲煤矿，我也投资了200万元，投到了樊某忠名下。还听樊说过，薛凯也入股了200万元。据我所知，我们��东本金都没有收回来。
被告人薛凯的辩护人针对上述指控，提供傅某证明材料1份。傅某证实：2009年大约4、5月份，薛凯给我打电话说有急事找我借钱200万元，让我想办法帮忙，并说这些钱可能少则一年半载多则3、4年归还。由于我们平时相处较好，我也相信他的人品和能力，就同意帮忙。我就把单位的各项周转资金凑了160万元。大约一周左右，我给薛凯打电话，他说在322医院看病人。我就到322医院停车场把钱交给了薛凯，并说明只凑了160万元。然后薛凯把手中200万元的借条收了回去，说再重新打一张借条给你吧。事后由于我多年的高血压有得多发性脑梗，到北京301医院检查治疗。在北京的第二天，薛凯打电话让我取借款条，要不给送过去。我说我不在大同，回去再说。以后一直没去取借条。第二年开会见到薛凯，他说钱还不能还，我说不急，你先用吧。又过了一两年吧，薛凯打电话说，钱还没回来，你要是着急用，我跟别人借上先还你。我说不急，我这里周转不开，就给你打电话要。
庭审质证中，被告人薛凯对公诉机关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我向傅某借款是事实，也没有约定利息。但是我说随时有了随时还，我每年跟傅某说两三次，如果急用钱，我就还；如果不着急，就再缓缓。我跟傅某明确说了要还钱。其辩护人认为，傅某承认是借款，卷宗记载也是借款。傅某证实薛凯说这个钱暂时还不了，有了钱再还。指控以借为名不存在。
公诉机关认为傅某在侦查期间的陈述与辩护人提供的傅某的证明材料不一致，对真实性、客观性有异议。
对控辩双方所举证据审核后认为，通过被告人薛凯的供述、傅某的陈述及证人齐乙升、魏某等人的证言，可以证实被告人薛凯为投资煤矿（入股200万元）向傅某借款160万元，且与证人刘某春、刘甲玲的证言亦能相互印证。公诉机关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薛凯以借为名向傅某索贿，故该指控事实不能成立。
（二）2009年7、8月份，被告人薛凯以有事用钱向安某政提出借款50万元。次日，被告人薛凯到安某政办公室将50万元现金取走。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薛凯的供述证实：向煤矿投资剩下的40万元是向甲驾校的校长安某政借的。我去安某政的办公室找他，说我有事需要40-50万元，他说给准备一下。过了几天，他说钱准备好了。让我去他办公室取。安某政用一个帆布包装着钱让我点一下，我看了一下，五捆，每捆10万元。我说给打个借条，他说不用，有了再还就行。2009年借160万和这50万元相差一两个月左右。40万元还给樊某忠，剩下的10万元我自己消费了。
2、安某政陈述证实：2009年7、8月份，薛凯给我打电话说要借50万元，我表示同意，让他第二天到我办公室拿钱。当时我准备买车，让出纳王某丽准备了50万的现金，第二天，薛凯到我安邦建设办公室说借钱有点事要办，就把钱拿走了。他是交警支队领导，我们公司和交警支队有业务关系，他没有给我打借条，我不好意思也不敢让他打。
3、王某丽((甲驾校出纳，安某政妻子）证实：2009年后半年，安某政让我给他准备50万元买车，我就给他准备了。来源是驾校收的培训费。没有履行任何财务手续，钱现在也没有归还财务。没有买车，我没有问。
4、魏某、董某生、齐乙升的询问笔录证实：薛凯在左云甲煤矿入股200万元，甲煤矿未给股东们分过红以及退还过入股款的事实。
被告人薛凯的辩护人针对上述指控，向本院提供安某政证明1份。安某政证实：2009年7、8月份之间，薛凯跟我借款50万元。一年后的某一天见面后，薛凯提到借款的事情，说眼下还款困难，等钱回来还我。我们之间是借贷关系。
庭审质证中，被告人薛凯被告人薛凯对公诉机关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我','2018-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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