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4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新平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伍世贤。
上诉人（原审被告）：伍世谦，住广州市花都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慧贤，住广州市花都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伍向平，住广州市花都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连娣，住广州市花都区。
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金键、李艳波，均为广东联合发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建文，住广州市花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伟成，住广州市花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超波，住广州市花都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银杰，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伍世贤，住广州市花都区。
原审被告：王莹，住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
原审被告：伍丹红，住广州市花都区。
原审被告：黄浩荣，住广州市花都区。
四原审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金键、李艳波，均为广东联合发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新平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平兴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某、杜连娣因与被上诉人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原审被告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4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涉案借款的形成及履行情况。
2014年2月16日，伍某及广州市花都区平某冶炼铸造厂（以下简称平某厂）作为委托人与伍世谦作为被委托人签订《委托授权书》，委托事项包括：“代为办理平某厂及股东（负责人）经营过程中对外签订借款、土地及资产转租或转包、抵押、履行义务抵债等处置平某厂资产及承租土地（以2010年4月5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为准）、自建厂房等的全部合同文件，代表委托人行使平某厂负责人及法定代表人的全部职责，对平某厂实施的任何处分行为均由委托人确认被委托人的签名及代表行为属于委托人的真实意思，委托人予以认可具有法律效力，并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伍某在该《委托授权书》的委托人签名处签名捺印。
同日，伍世贤、伍丹红及新平某公司作为委托人与伍世谦作为被委托人签订《委托授权书》，委托事项包括：“代为办理新平某公司经营过程中对外签订借款、转租、转包、抵押、义务抵债等处置公司资产的全部合同文件，代表委托人行使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全部职责，对新平某公司实施的任何处分行为均由委托人确认被委托人的签名及代表行为属于委托人的真实意思，委托人予以认可具有法律效力，并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应法律责任。”伍世贤、伍丹红在该《委托授权书》的委托人签名处签名捺印，新平某公司在委托人盖章处加盖公章。
2014年2月17日，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作为甲方（债权人）与伍世谦、伍某、平某厂、伍世贤、伍丹红、新平某公司作为乙方（债务人）签订《以物抵债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包括：“1、借款金额：双方确认在签订本协议书时乙方欠甲方的借款金额合计为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整（￥2500万元）。甲方已经以转账和现金方式支付给乙方，乙方无需另行出具借据。以前合同文件与本协议书金额不符的，以本协议书确定为准。2、还款期限：2014年5月31日前还清。3、乙方提供以下财产作抵押物，向甲方作为还款的担保：新平某公司平某厂资产及承租土地（以2010年4月5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为准）、自建厂房等。乙方确认享有该承租地块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全部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4、特别约定：双方在签订本协议后，乙方须办理上述提供抵押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厂房、设备等转名到甲方指定人名下的手续。且乙方不得将抵押物转让、再抵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理。乙方提供全部土地使用权的承租、出租等协议文件（原件）给甲方，乙方保证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按时还款。出现逾期还款时：乙方在一个月内自行安排还款，在甲方收回全部借款本息后1个月内协助乙方对上述抵押物业的转名到乙方指定人名下的手续，将上述物业的相关合同文件转回乙方名下；乙方如逾期超过一个月仍无法偿还甲方的借款本息，则乙方提供的上述抵押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厂房物业等作价贰仟伍佰万元整直接抵偿给甲方，由甲方接收、享有上述抵押物业的全部权利（含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转让、对外合作、出租等）。5、乙方在上述抵押物业抵偿给甲方后无条件协助甲方办理相关的告知及转名手续，由甲方直接依法行使权利人及出租人的权利。借款期限届满前由甲方同意乙方予以使用一个月，之后甲方收回全部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厂房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该协议书的甲方（债权人）签名处有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的签名捺印，乙方（债务人）签名处有伍世谦作为签名代表的签名并盖有新平某公司的公章。
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提供的10张支票及退票理由书显示，2014年5月5日至5月25日期间，新平某公司向某文、陈伟成、曾超波交付支票10张，支票编号为42345453至42345462，金额合计2500万元。该些支票的出票人签章栏均盖有新平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新平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伍世贤的印章，收款人包括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誉品酒类经营部、广州市花都区梯面合诚装饰工程部、广州市文洪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耀衡贸易有限公司。上述十张支票均因账户余额不足被银行退票。
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提供银行转账单复印件52张，拟证明涉案债务是伍世谦一人所欠，且已经陆续还款2052万元。上述银行转账单复印件金额合计2052万元，付款人包括广州市花都区炭步双赢商店、伍世谦、广州市花都区炭步佰达通五金销售部、曾慧贤、杜某甲、杜某乙、杜某丙，收款人包括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洪景农副产品批发部、曾超波、广州市白云区同和美环农副产品批发部、徐某、毕某、钟某甲锡、苏某、钟某乙，其中50张的转账时间为2010年至2013年期间，另外2张的转账时间均为2014年4月2日，金额均为10万元，付款人为伍世谦，收款人为钟某乙。原审庭审中，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主张上述银行转账单没有原件，故不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上述单据的付款人有些不是伍世谦，收款人有些不是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且只能证明2014年5月之前伍世谦与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的往来。
二、关于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主张涉案《以物抵债协议书》及2份《委托授权书》的形成存在胁迫情形的相关内容。
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主张2014年2月14日，伍世谦应陈伟成的要求由司机送其到陈伟成的酒庄，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等人伙同不明身份的社会人员将伍世谦扣留，涉案《以物抵债协议书》是伍世谦受到人身胁迫而签订的，2份《委托授权书》也是伍世谦被迫打电话要求家人签名确认的，家人在没有详细阅读的情况下签名并加盖新平某公司公章，并让司机拿回给伍世谦。新平某公司出具的涉案10张支票上的出票日期当时是空白的，该些支票是用于赎回人质。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提供的新平某公司2014年1月及3月的记账凭证及支票存根显示，编号为42345451的支票存根出票日期为2014年1月21日，编号为42345452的支票存根出票日期为2014年1月28日，编号为42345463的支票存根出票日期为2014年3月5日。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主张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提供的10张支票是连号的，支票编号为42345453至42345462，按照规律该十张支票的出票时间应该在2014年1月28日至3月5日之间，但该十张支票的出票时间均为2014年5月。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主张上述记账凭证及支票存根为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内部单方制作，日期、支票头可以由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随意写，没有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的签名确认。
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提供的2份律师调查笔录显示，2014年11月5日下午，广东联合发展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金键为伍世谦的司机温某、新平某公司的出纳杜某丁分别做了调查笔录。温某在调查笔录中陈述：“元宵节晚上大约八点多钟，我开车送伍世谦去新华镇的一个酒庄，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多钟，伍世谦打电话让我去那个酒庄拿两份《委托授权书》，告诉我回村里找他父亲伍某、姐姐伍丹红、弟弟伍世贤签名。我就拿了回来村上找他们签名，签完名后拿回酒庄给了伍世谦。”杜某丁在调查笔录中陈述：“编号为42345453至42345462的十张支票是我们公司的支票，2014年正月十六公司快要下班时，同事通知我说要开十张空白支票，我付出去这十张支票只是加盖了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法人名章，金额和收款人都是空的，支票密码是那晚11点多了，我同事打电话给我，我是通过邮件发过去的。”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主张该两名调查对象是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的司机和财务人员，故不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还提供了电话录音3份，分别为2014年5月22日13时7分21秒拨打139××××5885的主叫录音（通话人为伍世谦、陈伟成）、2014年5月23日17时25分15秒拨打139××××5885的主叫录音（通话人为伍世谦、陈伟成）、2014年6月8日13时49分36秒拨打135××××8886的主叫录音（通话人为伍世谦、朱某文）。其中，2014年5月22日的电话录音内容包括：“成（粤语）：……我同你讲啦，一份系《资产转让协议》，一份系《土地转让协议》，唉，甘你签左呢份野，就已经系，果2500万就已经系，已经系大家就无野既了……伍（粤语）：你都知道噶，家族既野，加上又唔系我名下，成个家族得翻呢间厂……果日同你响办公室签呢份野俾你，一滴都无林住要逃避你任何野……伍（粤语）：……果天同你几个夜晚做到第二晚夜晚既话，你知道系有诚意同你去整翻，搞掂翻滴野，甘某同你倾呢滴野既渣，阿某甲啊，系咪，我如果逃避你既……成（粤语）：我由头到尾都无话你阿某乙逃避，甘你依家先话，甘你依家就系，难听讲句，我同你姐夫讲，签呢份野既，前提有三样野，第一个，继续做翻你该做既野；第二个，我地叫做，有滴抓拿好；第三个既，你可以继续经营间厂，系咪，你又唔洗话俾滴亲戚……伍（粤语）：你要明白，债系我阿某乙既，要距地搞掂呢滴野，肯定要睇下点样，学你话斋，我哄不哄一回事啊，呢滴野要讲到距通，讲明白滴事理俾距听，距先肯噶。唉，自己又唔方便响新华了喔，你明既啦，果窝野，成风，成街风雨系嘛。成（粤语）：甘你，你话头既，甘你，距地，我就唔明距地明唔明既。我就同你姐夫讲既，我要你明白一样野，钱系阿某乙借我地又好，咩都好，但系你依家开滴支票出来，你间厂就有责任既……伍（粤语）：出边滴朋友唔知真听到，假听到，又话经侦，又话呢样、果样，唉，传到已到满城风雨了，系咪？成（粤语）：总之，我同你讲，你话你两天翻来既，呢滴野我可以同你讲……”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主张上述对话证明伍世谦曾被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限制人身自由两天，被迫签订涉案《以物抵债协议书》及要求家人签《委托授权书》。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主张该录音没有经被录音人同意，不合法，且无法证明何时录下的，也不知道通话人是谁。
新平兴公司、伍世谦于2014年12月16日向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城东派出所报警，请求对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涉嫌非法拘禁立案侦查。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经审查认为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没有犯罪事实，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于2015年1月21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
三、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之间的关系。
原审法院经查明：伍世谦和曾慧贤是夫妻关系，伍丹红是伍世谦的姐姐，伍丹红和黄浩荣是夫妻关系，伍世贤是伍世谦的弟弟，伍世贤和王莹是夫妻关系，伍某是伍世谦、伍世贤、伍丹红的父亲，伍某和杜连娣是夫妻关系。原审庭审中，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陈述伍世谦与曾慧贤目前已经离婚，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平某厂为1993年3月25日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伍某，住所地为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民主村4队，该厂现已注销。新平某公司为2010年11月18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现法定代表人为伍世贤，股东包括伍丹红及伍世贤，住所地为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民主村四队将军潭。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提供的《花都区环境保护局文件》、2份《承诺书》、《无偿提供证明》显示：广州市花都区环境保护局于2010年10月29日作出《广州市花都区环境保护局文件》（花环监字[2010]252号），该文件记载的内容包括：“广州市花都区平某冶炼铸造厂：……项目环保档案变更，企业法人代表由伍某变更为伍世谦，企业名称由广州市花都区平某冶炼铸造厂变更为广州新平某金属制造有限公司……”2010年11月16日，伍世谦作为股东出具的《承诺书》载明：“本人伍世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申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公司名称为：广州新平某金属制造有限公司……”同日，伍世谦出具的《无偿提供证明》载明：“本人伍世谦将承租于花都区炭步镇民主村四队将军潭的房屋无偿提供给广州新平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作厂房用途使用，使用期限为无限年，面积650平方。”2010年11月17日，伍世谦、伍某作为承诺人出具的《承诺书》载明：“广州市花都区平某冶炼铸造厂因业务发展需要，现由个人独资企业升级为广州新平某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企业法人代表由伍某变更为伍世谦，两人为父子关系。现因平某厂为一般纳税人业户，注销手续较为繁琐，现承诺新公司成立三个月内完成某兴厂的工商注销手续。”上述证据盖有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花都分局档案资料查询专用章。
四、财产保全情况。
原审诉讼中，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于2014年10月9日向原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价值2700万元的财产。原审法院于2014年10月11日作出（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48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银行存款2700万元或查封等值的其他财产。
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原审诉讼请求为：1.新平某公司向某文、陈伟成、曾超波支付其出具的支票项下所载2500万元(从起诉之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还清日止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逾期支付的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处理)；2.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由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承担。原审庭审中，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1.新平某公司向某文、陈伟成、曾超波支付其出具的支票项下所载2500万元(从起诉之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还清日止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逾期支付的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处理)，若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不能按期还清2500万，就按照以物抵债协议书的约定以新平某公司的厂房抵债。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2份《委托授权书》记载有委托人、被委托人、委托事项及委托人的签名，具备书面委托的基本形式要件，且委托授权行为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即只要被代理人作出授权的意思表示，代理人就享有了代理权，在授权后，被代理人可以随时撤回授权。因此，对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主张涉案2份《委托授权书》上没有被委托人的签名及委托期限，伍世谦的代理行为不成立的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纳。
根据委托人为伍世贤、伍丹红及新平某公司的《委托授权书》所记载的委托事项，伍世谦仅有权代为办理新平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对外签订借款、转租等处置公司资产的全部合同文件，该授权书并无伍世贤、伍丹红作为个人授权伍世谦的意思表示，故伍世谦无权代表伍世贤、伍丹红在涉案《以物抵债协议书》上签字。根据委托人为伍某、平某厂的《委托授权书》所记载的委托事项，伍世谦有权代为办理平某厂及股东（负责人）经营过程中对外签订借款、土地及资产转租或转包等的全部合同文件，故伍世谦有权代表平某厂及平某厂的负责人伍某在涉案《以物抵债协议书》上签字。
涉案《以物抵债协议书》于2014年2月17日签订，甲方（债权人）为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乙方（债务人）为伍世谦、伍某、平某厂、伍世贤、伍丹红、新平某公司，该协议书明确载明“双方确认在签订本协议书时乙方欠甲方的借款金额合计为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整（￥2500万元）。甲方已经以转账和现金方式支付给乙方，乙方无需另行出具借据……还款期限：2014年5月31日前还清。”该协议书的落款处有伍世谦作为签名代表签名并加盖新平某公司的公章。如前所述，伍世谦无权代表伍世贤、伍丹红，但有权代表伍某、平某厂及新平某公司。涉案《以物抵债协议书》签订时，平某厂虽已注销，但根据协议书的内容看，涉案借款并非发生于协议书签订时，该协议书的签订意在明确截至2014年2月17日债务的具体金额。根据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提供的工商部门查询信息，平某厂的投资人为伍某，伍某为伍世谦的父亲，平某厂为新平某公司的前身，故在平某厂注销前，平某厂及伍某委托伍世谦向某文、陈伟成、曾超波借款用于经营该家族企业符合常理。
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提供银行转账单复印件52张，拟证明涉案债务是伍世谦一人所欠，且已经陆续还款2052万元，但该些银行转账单的付款人除了伍世谦，收款人除了曾超波，还有很多案外人，且其中50张的转账时间为2010年至2013年期间，早于涉案《以物抵债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另外2张金额均为10万元的转账单时间虽在《以物抵债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之后，但其付款人为伍世谦，收款人并非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且该些转账单均为复印件，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亦不予认可，法院对此不予采纳。
2份律师调查笔录的调查对象是伍世谦的司机温某和新平某公司的出纳杜某丁，该2名调查对象在调查笔录中陈述的内容并未反映出伍世谦被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扣留及胁迫的情形。且由于该证据的内容是以笔录的形式记载证人对案件事实的感知，该2份律师调查笔录实质上应该属于书面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提供的3份电话录音为伍世谦在其与陈伟成、朱某文通电话时所录，属于视听资料，录音内容并未损害被录音人的合法权益。从上述电话录音内容来看，并不能反映伍世谦曾被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限制人身自由两天并遭到胁迫的情形，但可以反映出伍世谦尚有2500万元债务尚未清偿。
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提供的新平某公司向其交付的10张支票，载明了票据金额、付款人名称、出票日期以及出票人签章等支票的绝对记载事项，从支票的形式而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所规定的形式要件。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主张上述支票为伍世谦于被胁迫情形下开出的，并提供新平某公司的记账凭证及支票存根予以佐证，但上述记账凭证及支票存根为新平某公司单方制作的内部记账凭证，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不予认可，且无其他证据证明伍世谦曾受到胁迫，法院对此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涉案2份《委托授权书》、《以物抵债协议书》系伍世谦在受到人身胁迫的情形下所签及要求家人签订，亦不能证明伍世谦已针对涉案欠款进行还款。故法院对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要求新平某公司偿还25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约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的内容无效。该内容的无效不影响抵押合同其他部分内容的效力。”故涉案《以物抵债协议书》中关于“乙方如逾期超过一个月仍无法偿还甲方的借款本息，则乙方提供的上述抵押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厂房物业等作价贰仟伍佰万元整直接抵偿给甲方，由甲方接收、享有上述抵押物业的全部权利”的约定无效，因此，对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要求若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不能按期还清欠款，则以新平某公司的厂房抵债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涉案《以物抵债协议书》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4年5月31日前，现还款期限届满，新平某公司未按约向某文、陈伟成、曾超波还款，确实给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造成利息损失，故对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要求新平某公司支付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的利息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伍世谦、伍某作为债务人，由伍世谦作为代表在涉案《以物抵债协议书》上签字确认，亦应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故曾慧贤作为伍世谦的配偶、杜连娣作为伍某的配偶，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于伍世谦无权代表伍世贤、伍丹红在涉案《以物抵债协议书》上签字，故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无权要求伍世贤、伍丹红承担涉案债务的清偿责任，王莹作为伍世贤的配偶，黄浩荣作为伍丹红的配偶，亦无需承担清偿责任。法院对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要求伍世谦、曾慧贤、伍世贤、王莹、伍丹红、黄浩荣、伍某、杜连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新平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清偿借款2500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以借款本金250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9月23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二、伍世谦、曾慧贤、伍某、杜连娣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6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1800元，由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某、杜连娣负担。
上诉人广州新平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某、杜连娣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本案现有的资料显示：案件的立案时间是2014年9月23日，第一次开庭时间是2014年11月26日08时50分，适用程序是简易程序。而原审判决中却查明，法院于2014年9月2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有三个自然人原告、起诉的标的高达人民币2500万元、九名被告中包括一个有限公司、八个自然人，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本案并未作出从简易程序立案，转到普通程序开庭的裁定。二、原审认定的事实不清。首先，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分别拥有的债权数额不确定。其次，原审法院判令新平某公司承担债务仅凭常理，没有证据支持。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未提供平某厂在经营过程中委托伍世谦向其借款的借据，也未提供其向平某厂和新平某公司出借款项的凭据，或平某厂和新平某公司向其偿还款项的凭据。原审判决认为伍世谦方提供的电话录音证据可以反映出伍世谦尚有2500万元债务尚未清偿的事实，既然有证据反映伍世谦是2500万元债务的清偿责任人，则不应判决新平某公司承担责任。三、关于本案适用法律的问题。1、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为了主张诉讼请求提供了十张支票作为证据，但是该十张支票的收款人并不是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该十张支票的收款人拒不到庭作证，因此该支票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伍世谦方的两名证人在原审开庭时均到庭，但是原审法院无故未安排其出庭接受质证。3、伍世谦方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第三人，原审法院以书面通知形式要求伍世谦方提供第三人身份资料，却无故未追加第三人。4、关于《以物抵债协议书》和《授权委托书》的问题。伍世谦方抗辩该文件是伍世谦在受到胁迫的过程中签署的，公安机关在受理刑事报警后，分别找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做过笔录。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均承认扣押过伍世谦，在扣押过程中强迫伍世谦开免提打电话给家里人，并叫司机去找家里人签署了上述文件，当时语气很急，但签署的内容与伍世谦所说的不同。用公安机关的一位经办警察的话说：司机有看到伍世谦被扣在那里喝茶，并没有看到伍世谦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或者遭到了殴打。这也就是说朱建文、陈伟成、曾超波采取非法手段的基本事实是存在的。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承担。
被上诉人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辩称，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某、杜连娣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凿，请求驳回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某、杜连娣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黄浩荣辩称：1、原审法院没有查明伍世谦转账的记录。2、花都区城东派出所受理了伍世谦的报案，原审判决没有查明伍世谦有无被勒索的事实。3、《以物抵债协议书》上面只有伍世谦一人签名，委托书是让司机带回去签的，伍世谦被禁锢情况下通过电话免提来说，并没有说明白原因，只是说有紧急的事情。
原审被告伍世贤、王莹、伍丹红同意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某、杜连娣的意见。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的借、还款金额问题：二审中，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向本院补充提交伍世谦向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出具的借条、借款合同，以及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向伍世谦转账的银行转款凭证等证据，证明伍世谦共向曾超波借款1900万元，向陈伟成借款700万元，向朱某文及其妻曾某借款1550万元。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某、杜连娣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所反映的全部借款情况予以确认，但认为其中部分已经还清。对其中2009年5月7日的400万元借条有异议，认为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起诉的是2010年至2014年间的借款，该笔借款不应包括在内。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某、杜连娣的代理人另提交一份落款为伍世谦的书面意见，该书面意见中确认向曾超波借款1900万元，向陈伟成借款400万元，向朱某文及曾某借款1450万元，但认为其中大部分已还清，与本案无关，财务账上有明细。该书面意见并无伍世谦本人的签名确认。二审中，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某、杜连娣向本院补充提交《说明》并附有部分转账凭证，在该《说明》中确认以伍世谦名义向曾超波借款3100万元，期间还本金1985万元，剩余1115万元本金未还，还了利息1805万元；以伍世谦名义向陈伟成借款400万元，未还本金，利息共还了360万元；以伍世谦名义向朱某文借款945.5万元，未还本金，利息还了100万元。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对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某、杜连娣自认伍世谦向曾超波借款3100万元予以确认，对通过伍世谦账户向曾超波账户转账的还款予以确认，但认为这些还款都发生在《以物抵债协议书》签订之前，对向曾超波偿还利息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认为伍世谦向陈伟成借款数额为700万元，并非380万元，对偿还陈伟成利息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认为伍世谦向朱某文借款数额为1550万元，并非945.5万元，对偿还朱某文利息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关于伍世谦和曾慧贤的婚姻状况。二审中，新平兴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某、杜连娣向本院补充提交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1958号民事调解书及生效证明复印件，证明伍世谦与曾慧贤已于2012年4月13日经花都法院调解离婚，目前该离婚调解书已产生法律效力。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起诉的借款发生于2010-2014年间，涉案债务部分发生在伍世谦与曾慧贤离婚前，部分发生在离婚后，所以本案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以下借款发生于伍世谦与曾慧贤离婚前：2009年5月7日，伍世谦向曾超波借款400万元；2010年4月1日，伍世谦向曾超波借款400万元；2011年4月23日，伍世谦向曾超波借款300万元；2011年12月3日，伍世谦向陈伟成借款400万元；2012年3月22日，曾超波转账40万元到曾慧贤个人账户。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某、杜连娣在二审中对上述五笔借款均予以确认。
二审中，新平兴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某、杜连娣申请本院调取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城东派出所对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的讯问笔录。
本院认为，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主张新平某公司、伍世谦、伍某向其借款2500万元，提供了《以物抵债协议书》、两份《委托授权书》予以证明。首先，新平某公司、伍世谦、伍某抗辩认为新平某公司并非实际借款人，实际借款人为伍世谦，新平某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平某厂为新平某公司的前身，平某厂的投资人为伍某，伍某为伍世谦的父亲，根据行政机关出具的相关资料显示伍世谦曾担任新平某公司的企业法人代表，故伍世谦对外借款用于新平某公司的经营活动符合常理。且新平某公司在《以物抵债协议书》上加盖公章确认，伍世谦亦未举证证明涉案借款为其个人所用，并未用于经营新平某公司，故本院对其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其次，新平某公司、伍世谦、伍某抗辩认为本案中的《以物抵债协议书》、两份《委托授权书》均是在伍世谦受胁迫情况下由其本人及其家人出具，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经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报警，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经审查认为三被上诉人没有犯罪事实，不需追究刑事责任，于2015年1月21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故本院对其该抗辩理由亦不予采信。最后，新平某公司、伍世谦、伍某抗辩认为已向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清还涉案借款，但新平某公司、伍世谦、伍某于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说明》中确认尚欠曾超波借款本金1115万元、欠陈伟成借款本金400万元、欠朱某文借款本金945.5万元，合计2460.5万元,与新平某公司等出具的《以物抵债协议》确定的欠款总额相近。综合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提交的证据以及新平某公司、伍世谦、伍某自认的事实，本院确认新平某公司、伍世谦、伍某尚欠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借款2500万元。原审法院判令新平某公司向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清偿借款2500万元及利息，伍世谦、伍某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杜连娣和曾慧贤所应承担的责任。杜连娣与伍某为夫妻关系，现并无证据证明二人解除了婚姻关系，或涉案借款属伍某个人借款，未用于二人家庭生活，故杜连娣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某、杜连娣二审提交的证据，伍世谦、曾慧贤已于2012年4月13日解除婚姻关系，朱某文、陈伟成、曾超波主张涉案借款中有五笔共1540万元发生于伍世谦与曾慧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属二人夫妻共同债务。伍世谦和曾慧贤对该借款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该1540万元应属伍世谦与曾慧贤的夫妻共同债务，曾慧贤应对涉案债务中的154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审中，新平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某、杜连娣提出调查取证申请已超过法定的举证期间，本院依法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因二审出现新证据，本院依法对原审判决不当之处予以纠正。上诉人广州新平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某、杜连娣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48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48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48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伍世谦、伍某、杜连娣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上诉人曾慧贤在1540万元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驳回被上诉人朱健文、陈伟成、曾超波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66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6800元，均由上诉人广州新平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伍世谦、曾慧贤、伍某、杜连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谢欣欣
代理审判员 汪 婷
代理审判员 李月梅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晓婷
张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