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崇商初字第00501号
原告南通开关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南通市人民东路127号。
法定代表人周文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品德，江苏苏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邵建明。
被告南通明月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长泰路886号附2号。
法定代表人邵磊，董事长。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建，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列。
原告南通开关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开关公司）与被告邵建明、南通明月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月公司）、王列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5日、1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南通开关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品德、被告邵建明、明月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列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南通开关有限责任公司诉称，原告曾于2006年9月23日，与被告邵建明、王列及案外人沈德铭订立资产转让协议书。根据协议书约定，原告将自己合法所有的、除不动产以外的所有动产、含汽车、原材料、半成品（详见协议书），以及对外享有的债权（近千万元）无偿转让给被告邵建明以及案外人沈德铭。同时由被告邵建明承担原告原对外经营中所产生的债务，并将原告名下65名员工由被告邵建明及成立后的被告明月公司承担一切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被告王列为被告邵建明、明月公司的上述义务提供连带清偿责任。协议订立后，原告按约将除房屋、土地除外的一切动产包括债权、债务均无偿转让给被告邵建明以及案外人沈德铭（后沈德铭转股，将其名下所有的股权转让给被告邵建明）。后被告邵建明与被告王列成立了被告明月公司，同时被告明月公司逐步履行了对65名原属于原告名下的职工进行了安置，并给付了相应待遇。但被告邵建明、明月公司自2012年6月起，未能承担65名员工中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履行给付工资、经济补偿等义务。特别是当其三人通过仲裁解除劳动关系，劳动仲裁作出裁决后，被告邵建明、明月公司未能履行给付义务。被告王列也未能履行担保义务责任，原告不得已垫付了三名员工的工资、经济补偿等款项合计人民币225310元。该垫付款经原告多次索要未果。现请求判令被告邵建明、明月公司给付原告垫付员工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款项合计人民币225310元；被告王列对被告邵建明、明月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过程中，原告将诉请金额变更为219901.87元。具体组成包括为上述三人支付的费用：1、毛明泉：原告根据仲裁裁决支付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合计64680元、原告缴纳的执行费870元、原告支付的公积金2383元、社会保险费6489.31元，总计74422.31元；2、郭红英，原告根据仲裁裁决支付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合计51480元、原告缴纳的执行费672元、原告支付的公积金2147元、社会保险费6489.31元，总计60788.31元；3、王旭明，原告根据仲裁裁决支付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合计74740元、原告缴纳的执行费1021元，原告支付的社会保险费8930.25元，总计84691.25元。
被告邵建明、明月公司共同辩称，被告明月公司与三名员工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三名员工是原告的职工，原告派往被告处进行劳动，其三人在被告处劳动一天被告支付一天报酬，三名员工是与原告直接发生关系，其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应由原告承担责任；三名员工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是原告逼迫，三名员工本无解除劳动合同的表示，三名员工在2007年被派往被告处劳动，至2012年、2013年三人对原告提出劳动条件发生变化，身体条件不适，要求变更劳动岗位，但原告对三人的要求不闻不问，并且停发了三人的工资，三人无奈才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且原告对三人的仲裁要求既不答辩也不应诉，导致败诉，此责任应由原告承担；资产转移协议书中对65名要求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或者作下岗处理的有关经济补偿、社会保险费用由明月公司承担，这应当是指65名员工正常情况下和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而不是原告故意的逼迫他们解除劳动关系，本案三员工是由于原告故意刁难，三员工被逼无奈才解除劳动关系；资产转移协议书中第三条对65名解除劳动关系或作下岗处理的有关经济补偿金由明月公司承担，并没有提到明月公司承担的年限，但从第四条的表述，可以看出65名之外员工解除劳动关系，由明月公司进行操作，经济补偿由原告承担，由此可以推断，65名的补偿是分段的，即在2007年以前明月公司接手之前的补偿应由原告承担；65名人员除案涉的三人，其他绝大部分人与被告签有劳动合同，这些人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时被告已进行补偿；原告起诉的请求标的有误，原告将仲裁委的仲裁、法院的强制执行费均作为请求标的，即使被告明月公司要承担，协议书中对工资的补偿应与被告无关，因为三员工在被告处工作一天被告给付一天的报酬，住房公积金也与被告无关，执行费用是由于原告没有履行仲裁委的决定而造成的，也与被告无关。邵建明仅代表新成立的明月公司签订协议，签字并非其个人行为，在整个过程中，涉案三员工在劳务输出时并未与被告邵建明发生任何关系，协议书中也没有要求由被告邵建明承担补偿责任的约定，因此被告邵建明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王列未到庭应诉。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9月23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被告邵建明以及案外人沈德铭共同作为乙方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就乙方自愿安置甲方65名职工，承担甲方原对外经营中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甲方有条件地将有关财产转让给乙方，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将有关不动产等之外的财产，包括库存物资及设备转让给乙方；2、乙方自愿承受甲方原对外经营中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两年内必须还清所有债务；3、乙方自愿安置65名原属甲方名下的职工，并与乙方注册的新公司建立合法的劳动关系，承担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如65名职工中有部分不愿与乙方建立劳动关系的，甲方同意部分人员挂靠在甲方名下，但工资、社会保险费等均由乙方负责，一直到退休，如要求与甲方解除劳动关系或作下岗处理的，有关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费等费用仍有乙方承担（职工名单见附件清单三）；4、现甲方名下除65名职工之外的尚未退休的下岗职工，也由乙方负责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等手续，相关的经济补偿金由甲方补贴，由乙方解除一名，甲方贴补一名。……7、乙方对自己履行上述义务时，自愿向甲方提供有关担保，担保方式为乙方在两年内不能还清所有债务和安置好65名职工的，由担保人负责履行并承担连带责任。该协议最下方担保人处由被告王列签名。该协议所附65名职工名单中包括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三人。
2007年5月30日，沈德铭作为甲方与邵建明作为乙方签订《转让协议书》，原告曾于2006年9月23日由王列、周文明与沈德铭、邵建明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书》，就上述《资产转让协议书》中的全部内容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甲方鉴于身体状况不参与此协议的履行，甲乙双方共同与原告2006年9月23日所签协议中所约定的全部内容均由邵建明承担履行。
此后，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三人陆续向南通市崇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
毛明泉、郭红英共同作为申请人向仲裁庭提出，2006年4月24日，开关公司公开发布《告全体在岗职工书》，通过该材料申请人获悉，南通市人民东路127号的老厂区与即将搬迁的唐闸镇工业集中区的厂区是一个整体，之后开关公司安排两申请人到位于唐闸镇工业集中区标准厂房一号楼的明月公司上班，2012年5月明月公司搬迁至港闸区秦灶十二湾处从事生产经营，申请人不愿改变工作场所，自2012年5月起不断要求原告安排其工作，开关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诿，双方劳动合同订立时的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要求：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裁决开关公司支付申请人从2012年6月至2013年4月工资各14520元；开关公司支付毛明泉经济补偿金50160元、支付郭红英36960元。开关公司未作出答辩，亦未到庭参加诉讼活动。2013年7月3日，仲裁委作出崇劳人仲案字[2013]第68号仲裁裁决书，对申请人的相关陈述予以采信，并作出如下裁决：自2013年4月28日起，两申请人与开关公司的劳动关系解除；开关公司一次性支付毛明泉2012年6月至2013年4月工资14520元、经济补偿金50160元，合计64680元；开关公司一次性支付郭红英2012年6月至2013年4月工资14520元、经济补偿金36960元，合计51480元。
王旭明作为申请人向仲裁庭提出，被申请人由开关公司安排到明月公司上班，2006年9月申请人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治疗休息4个月后上班，因身体原因安排到门卫工作，××情发展血糖严重超标，××，××休证明，向生产实体负责人提出长期病休的申请，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同年7月开关公司在未与申请人重新协商及通知的情况下停发了申请人的工资，要求：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裁决开关公司支付申请人从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工资17760元；开关公司支付王旭明经济补偿金56980元等。开关公司未作出答辩，亦未到庭参加诉讼活动。2014年8月11日，仲裁委作出崇劳人仲案字[2014]第221号仲裁裁决书，对申请人的相关陈述予以采信，并作出如下裁决：王旭明与开关公司的劳动关系解除；开关公司一次性支付王旭明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工资17760元、经济补偿金56980元，合计74740元；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后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三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均已执行到位，原告开关公司通过本院分别向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支付64680元、51480元、74740元，其中毛明泉、郭红英案件的执行款原告于2014年7月31日交付本院，王旭明案件的执行款原告于2014年12月31日交付本院，开关公司为此共计支付执行费2563元（870元+672元+1021元）。
另查明，被告明月公司设立于2006年6月1日，设立时股东分别为王列（占股80%）、沈德铭（占股10%）、邵建明（占股10%），王列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邵建明任监事。2008年6月20日，股东变更为王列、陈乔华、沈德铭，王列仍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2年3月21日，股东变更为邵磊、陈乔华，邵磊任执行董事兼董事长。现被告明月公司的工商登记住所地为南通市港闸区秦灶街道秦北路51号。
再查明，2006年9月23日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之后，所附的65名职工中部分人员与明月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部分人员（包括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在内）名义上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但实际在被告明月公司处工作，该部分未与明月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人员的工资以及相关社保费用由明月公司汇付给原告，再由原告进行实际发放。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资产转让协议》及所附65名职工名单、《转让协议书》、仲裁裁决书、法院执行结案通知书及执行款、诉讼费的缴款书、明月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诉讼过程中，原告还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毛明泉、郭红英出具的收条，证明其收到原告垫付的公积金。
2、2013年5月23日邮寄给邵建明和明月公司的通知，希望其做好出庭准备，并随附毛明泉、郭红英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等材料；2013年7月8日邮寄给邵建明和明月公司的通知，随附毛明泉、郭红英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告知两被告如对仲裁裁决书不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协议精神，相关费用将由被告邵建明、明月公司承担；2013年7月8日邮寄给王列的通知，告知其毛明泉、郭红英劳动争议仲裁案件裁决事宜，并告知原告已发函给明月公司和邵建明要求他们履行相关义务，如拒不履行义务，根据协议精神，原告将要求担保人王列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6月16日邮寄给邵建明和明月公司的王旭明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相关材料；2014年9月1日邮寄给邵建明和明月公司的王旭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同时提供了上述邮件的邮寄回单，证明原告通知三被告要求被告进行应诉处理，并通知三被告裁决结果，但三被告没有及时处理，应承担相关责任。
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苏民二申字第660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第七页对原告的资产转让协议书予以确认，证明被告邵建明应当按照资产转让书的约定履行支付职工有关经济补偿金等待遇的义务。
4、被告明月公司于2009年4月19日向原告出具的通知，证明明月公司认可案涉65名员工由明月公司承担经济补偿金等费用，而本案所涉三名员工亦在65名员工之列。
5、原告于2009年6月2日发给被告王列的函件（首页有王列的签字），当时王列是被告明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列签字的明细中明确了曹金龙的公积金是由明月公司提供，提供后原告才支付给员工，证明明月公司应当承担65名员工的工资、福利包括公积金。
经质证，被告邵建明、明月公司认为：对证据1是原告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其不清楚原告支付的依据；对证据2并无被告签字确认已经收到邮寄材料，不清楚是否收到材料，邮寄内容提到要求邵建明、明月公司应诉，但邵建明、明月公司与仲裁委的案件无关，不是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不能参加仲裁活动；对证据3没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通知书与本案所涉的三名员工无关。被代：此证据是原告与担保人王列之间的信函往来，至于王列与原告是否达成了函中所提经济补偿的协议，被告不清楚，函件是原告自己制作，未提供明月公司确认的证据。
诉讼过程中，被告邵建明、明月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劳动合同若干，证明65名人员中绝大部分人员与明月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本案所涉三人未与明月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不存在劳动关系，仅为劳务关系。经质证，原告对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案涉三人未与被告明月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也符合双方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如果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或下岗处理，有关经济补偿金等“乙方”负责。
结合原被告双方诉、辩称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的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等的承担主体是否为邵建明和明月公司；二、原告主张的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等费用是否合法有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的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等的承担主体是否为邵建明和明月公司。
首先，关于邵建明个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2006年9月23日沈德铭、邵建明作为乙方与原告所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来看，协议约定：乙方自愿安置65名原属原告名下的职工，并与乙方注册的新公司即明月公司建立合法的劳务关系，承担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对于不愿与明月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原告同意部分人员挂靠在原告名下，但工资、社会保险费等均由乙方负责，如要求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或作下岗处理的，有关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费等费用仍由乙方承担。本院认为，该协议系邵建明与原告之间的协议，该协议中邵建明承诺安置65名职工，基于该协议，邵建明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安置好65名职工，本案所涉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也在65名职工之列，属于挂靠在原告名下的人员，根据《资产转让协议》的约定，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工资、社会保险费等均应由邵建明负责。
其次，关于明月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所涉及的安置员工的方式是通过让65名员工与乙方注册的新公司即明月公司建立合法的劳务关系，虽然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挂靠在原告处，但系与明月公司建立实际劳务关系，在明月公司处工作，上述三人的工资也是由明月公司支付给原告后，再由原告代为发放，可以认定明月公司系实际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上述三人的工资。现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有关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费等费用也应由实际用人单位明月公司承担。且结合《资产转让协议》的内容来看，邵建明受让原告的资产后也是用于明月公司的生产经营，明月公司对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等也应当承担责任。被告明月公司辩称，三人系受原告逼迫解除劳动合同，非正常解除劳动合同，不应由明月公司承担，因明月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三人系受原告逼迫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对此具有主观过错，因此对被告明月公司的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同时明月公司还提出，根据协议第四条的约定，除65名职工之外的尚未退休的下岗职工，也由明月公司负责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等手续，相关的经济补偿金由原告补贴，由此可以推断，65名职工的补偿是分段的，2007年之前明月公司接手之前的补偿应由原告承担。对此本院认为，该协议第四条是对明月公司自愿安置的65名职工之外的其余人员解除劳动关系所作出的约定，该部分经济补偿金由原告承担，但并未涉及65名职工，明月公司据此推断65名职工的经济补偿金应分段计算并无合同依据，本院对被告的该辩称意见亦不予采纳。关于明月公司所提及的原告在劳动仲裁案件中未出庭应诉导致败诉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在收到劳动仲裁的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之后，原告已将上述材料按明月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进行了邮寄，并通知明月公司到庭应诉，因原告开关公司仅为名义上的而非实际用人单位，在实际用人单位明月公司未向原告提供相关意见或证据的情况下，原告开关公司未到庭应诉并无明显过错，不应由原告开关公司对此承担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原告为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垫付的工资等费用是否合法有据的问题。
首先，关于仲裁裁决书所确定的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工资、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本案所涉的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属于上述协议所附的65名职工之列，三人名义上挂靠在原告名下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实际在明月公司处上班。后三人因故以原告作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欠付工资以及经济补偿金，仲裁委也已作出裁决，裁决解除三人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并要求原告分别支付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欠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64680元、51480元、74740元。因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三人仅系挂靠在原告名下，其三人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应当由明月公司作为接收安置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三人的实际用人单位来承担。综上，原告按仲裁裁决书分别支付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64680元、51480元、74740元，合计190900元，应由明月公司承担。
其次，关于执行费用、原告缴纳的社保费用以及公积金。关于执行费用，本院认为，无论根据协议的约定案涉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的最终责任承担者是否为明月公司，在劳动纠纷仲裁过程中，原告开关公司作为劳动仲裁案件的被申请人理应履行生效仲裁裁决，因其未履行生效裁决，导致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部分执行费用系原告开关公司未自觉履行生效仲裁裁决而额外增加的费用，应由原告开关公司自行承担。关于社保费用，原告陈述是依据劳动法等规定，由社保局直接从原告账户扣除，分别为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三人代付了社会保险费6489.31元、6489.31元、8930.25元，合计21908.87元；对于该部分社会保险费，本院认为社会保险费用系由社保部门直接予以扣收，被告明月公司对上述社保金额并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该部分费用应予支持。关于公积金，原告陈述已通过现金方式分别支付毛明泉、郭红英公积金2383元、2147元，合计4530元，并提供了毛明泉、郭红英的收条，明月公司则表示对公积金不清楚。对于公积金部分，本院认为原告以现金方式已直接支付个人，且计算标准未超过法定标准，对于原告公积金部分的主张，本院亦予以支持。
综上，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名义上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但根据《资产转让协议》的约定，原告的相关资产转让给邵建明，邵建明负责安置包括上述三人在内的65名职工，毛明泉等三人与邵建明新注册的公司即被告明月公司建立劳务关系，实际向明月公司提供劳务。邵建明与原告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邵建明理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安置上述三名职工的义务，在三名职工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时，邵建明理应按约承担三名职工的工资以及社会保险费等。明月公司系邵建明注册的新公司，明月公司作为实际接收资产并实际与上述三名职工建立劳务关系的企业，亦有义务安置好上述三名职工，并承担三名职工的工资以及社会保险费等。现原告已垫付了毛明泉、郭红英、王旭明经劳动仲裁确定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合计190900元，并为该三人支付了社会保险费用（不含公积金）合计21908.87元，为毛明泉、郭红英支付了公积金4530元，上述费用合计217338.87元，应由邵建明和明月公司共同承担，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邵建明和明月公司支付上述垫付款项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至于执行费，不应由被告邵建明和明月公司负担，原告关于执行费部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资产转让协议》的约定，王列作为担保人，担保方式为“乙方在两年内不能还清所有债务和安置好65名职工的，由担保人负责履行并承担连带责任”，结合协议的上下条文来看，第二条约定“乙方自愿承受甲方原对外经营中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两年内必须还清所有债务”，该条款限定了两年的履行期限，而第三条约定“乙方自愿安置65名原属甲方名下的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等均由乙方负责，一直到退休，如要求与甲方解除劳动关系或作下岗处理的，有关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费等费用仍有乙方承担”，由此可见，该第三条安置职工的义务显然属于持续性的义务，因此王列作为担保人，对于“乙方”安置好65名职工的义务承担担保责任，该安置职工的义务未限定具体的履行期限，因此本案所涉三名职工安置问题即相关费用的承担，属于被告王列的担保范围。由于合同未约定保证期间，也未对安置职工的履行期限作出约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6个月。鉴于原告于2013年7月8日向邵建明、明月公司以及王列分别发出通知：告知邵建明、明月公司，关于毛明泉、郭红英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明月公司和邵建明应承担相关费用；同时告知王列，如明月公司和邵建明拒不履行义务，根据协议精神，原告将要求担保人王列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上述函件，可以认定针对毛明泉、郭红英的相关费用负担，原告已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王列承担保证责任。至于王旭明的相关费用，原告于2014年12月31日实际履行了仲裁裁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向本院交付了王旭明案件的执行款，此后于2015年4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王列作为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未超过6个月的保证期间。综上，原告按协议约定在保证期间内要求被告王列承担保证责任，于法有据，王列理应对上述邵建明所应承担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南通明月电器有限公司和邵建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南通开关有限责任公司217338.87元。
二、被告王列对被告邵建明、南通明月电器有限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邵建明、南通明月电器有限公司进行追偿。
三、驳回原告南通开关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680元、公告费690元，合计人民币5370元，由原告南通开关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73元，由被告南通明月电器有限公司、王列共同负担519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4680元（该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西被闸支行，户名：南通市财政局，账号：47×××82）。
审 判 长 叶 菁
审 判 员 周 健
代理审判员 丁睿智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