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津法环民初字第00022号
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男，汉族，1964年12月11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
原告（反诉被告）：蒋忠智，男，汉族，1953年1月6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
二原告（反诉被告）委托代理人：程伟，重庆联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反诉原告）：李国强，男，汉族，1962年7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荣昌区。
委托代理人：吉蔚滨，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蒋忠智与被告（反诉原告）李国强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28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唐意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由于案情疑难、复杂，转换为普通程序审理。由审判员唐意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李昱娇、人民陪审员唐永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到庭参加了诉讼及二原告（反诉被告）委托代理人程伟与被告（反诉原告）李国强及其委托代理人吉蔚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蒋忠智诉称：2007年9月26日，原、被告签订《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整体转让合同》，约定被告将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整体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款100万元。原告支付首付款10万元后，被告未按约履行合同，2013年5月29日，被告以年检注册为由收回将本已交付给原告的采矿场相关证件，并承诺在2013年8月底归还，否则自愿承担原告因此造成的损失共计860000元。后因被告拒绝变更过户，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赔偿损失，返还投资款，被告拒不赔偿。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请求判决确认2007年9月26日签订的《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整体转让合同》无效；被告返还投资款100000元并承担资金占用损失（以100000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07年9月27日起至履行完毕据实结算）；赔偿原告损失860000元并承担资金占用损失（以860000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07年9月27日起至履行完毕据实结算）。
被告（反诉原告）李国强辩称：《承诺协议》属于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原告主张转让合同无效，承诺协议当然也无效。同时，原告主张的860000元损失也是不存在，因为转让矿山时就将相关证照及设施交付给原告，不存在不能进场施工问题。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李国强诉称：2007年9月26日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范传忠签订了《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整体转让合同》，约定反诉原告将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系个人独资企业）及其设施按现状整体转让给反诉被告，双方约定转让价款为1000000元，反诉被告应在签订合同时支付首期转让价款100000元，在办妥矿山由露天开采变更为地下开采后、至企业证照变更前，反诉被告再支付700000元，办理完毕证照变更后，反诉被告再支付200000元，双方还约定反诉被告在支付首期转让价款100000元时，即拥有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合同签订当日，反诉被告支付了首期转让价款100000元，反诉原告将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拥有的矿山(矿区面积1.5165平方公里，有效期限7年，自2007年6月至2014年6月)及设施、企业证照按现状移交反诉被告。之后，反诉原告还办理了矿场由露采变更为洞采的手续。但是，反诉被告经营矿山至今，享有了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的全部权利，却不履行企业的义务，包括：只办理了2008年、2009年企业工商年检，之后便未办理年检；不办理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的续期，致使采矿许可证于2014年6月9日有效期届满，不办理排污许可证的继期等。此外，反诉被告还不支付应付的转让价款700000元，严重损害了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在，反诉原告请求判令反诉被告范传忠、蒋忠智支付反诉原告李国强转让价款700000元，并支付矿场由露天开采变更为地下开采（洞采）的费用20000元；判令反诉被告范传忠、蒋忠智赔偿反诉原告李国强2007年9月26日至2014年6月9日及2014年6月10日至2015年12月21日的开采收益损失，金额以司法鉴定为准。
被告（反诉原告）李国强诉称：2007年9月26日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范传忠签订了《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整体转让合同》，约定反诉原告将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系个人独资企业）及其设施按现状整体转让给反诉被告，双方约定转让价款为1000000元，反诉被告应在签订合同时支付首期转让价款100000元，在办妥矿山由露天开采变更为地下开采后、至企业证照变更前，反诉被告再支付700000元，办理完毕证照变更后，反诉被告再支付200000元，双方还约定反诉被告在支付首期转让价款100000元时，即拥有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合同签订当日，反诉被告支付了首期转让价款100000元，反诉原告将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拥有的矿山(矿区面积1.5165平方公里，有效期限7年，自2007年6月至2014年6月)及设施、企业证照按现状移交反诉被告。之后，反诉原告还办理了矿场由露采变更为洞采的手续。但是，反诉被告经营矿山至今，享有了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的全部权利，却不履行企业的义务，包括：只办理了2008年、2009年企业工商年检，之后便未办理年检；不办理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的续期，致使采矿许可证于2014年6月9日有效期届满，不办理排污许可证的继期等。此外，反诉被告还不支付应付的转让价款700000元，严重损害了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在，反诉原告请求判令反诉被告范传忠、蒋忠智支付反诉原告李国强转让价款700000元，并支付矿场由露天开采变更为地下开采（洞采）的费用20000元；判令反诉被告范传忠、蒋忠智赔偿反诉原告李国强2007年9月26日至2014年6月9日及2014年6月10日至2015年12月21日的开采收益损失，金额以司法鉴定为准。
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蒋忠智针对反诉辩称：因被告（反诉原告）的原因导致相关手续无法年检及续期，原告（反诉被告）一直无法进场施工，给原告（反诉被告）造成经济损失，损失主要为前期的投入以及探矿、核实相关资料及手续的损失，在签订《承诺协议》时，对前期损失进行结算，被告（反诉原告）同意支付投资损失860000元。对于反诉请求给付转让价款的700000元的诉讼请求，可行使不安抗辩权。另外《承诺协议》中，并没有赔偿收益损失的约定，因此，对于反诉请求应予驳回。
经审理查明，李国强2007年9月26日与范传忠签订《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整体转让合同》，合同的甲方为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李国强），乙方为范传忠。该合同约定甲方将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含采矿权）以及该采矿场的所有设施现状以人民币壹佰万元（￥100万元）的价格整体转让给乙方，乙方于合同签订时，向甲方首付人民币10万元，乙方在交款同时拥有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含采矿权）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在甲方办理完毕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露采变更为洞采手续交给范传忠后，乙方即付甲方30万元，并在一个月内再行支付10万元，甲方办理露采变洞采的费用由乙方承担20000元，若有超出由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李国强）承担。在本条条款执行完毕后四个月内乙方向甲方付款30万元。在甲方办理完毕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相关手续后，并全部变更过户给乙方，乙方向甲方支付20万元。甲方应在收到乙方首付人民币10万元的同时，向乙方移交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含采矿权）所有的证照原件、各种相关资料场内的各种设施等，甲方的人员撤离该场，乙方人员即入住并经营该采矿场，甲乙双方以交接清单为准。由甲方负责全权办理变更营业执照投资人和采矿证上采矿权人至乙方名下，其费用在10000元内甲方向乙方凭发票报销。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均应严格遵守并全面履行，在本合同分期付款执行中，乙方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支付时，乙方应征得甲方同意方可延期。在甲方办理营业执照投资人和采矿权人变更时，乙方应积极配合，不得无故拖延，否则甲方有权对矿场勒令停工。乙方交纳首次付款至全部手续完善，款项结清之前，甲方不得以任何方式或借口违约，停止投资人和采矿权人的变更过户，否则乙方有权向甲方索赔，除要求甲方退回已付资金外，另行赔付乙方100万元。乙方进场后应严格遵照国家安全法规和操作规程执行，杜绝安全事故发生更不得违法乱纪，若有任何上述情况发生，其责任均由乙方自行负责。合同签订当天李国强向范传忠移交了采矿许可证正副本、营业执照正副本、印鉴行政章、财务章各一枚等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的证件、印鉴、资料。范传忠向李国强给付了合同约定的第一次付款款项100000元。
2013年，李国强与范传忠签订《承诺协议》，该协议载明内容有：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李国强）系独资企业，投资人李国强，该企业于2007已转让给范传忠、蒋忠智。当时，转让到场时，采矿许可证是露天开采，后经李国强同意，由范传忠、蒋忠智按规定申办改变为地下开采，办理这些相关手续及后续投资费用经与李国强核实结算，范传忠、蒋忠智共计支出捌拾陆万元（860000元），现李国强将该企业的相关资质证书，采矿许可证、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排污许可证、工商企业卡等相关手续拿走，用于年检注册。本人承诺，在年检、注册完毕后归还，即在2013年8月底以前归还。如到期不归还上述手续证件书。本人自愿承担范传忠、蒋忠智支付的投资损失费用860000元（大写捌拾陆万元整），（即赔偿他们二人的费用金额）。如因履行本承诺协议发生的争议，双方自愿在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诉讼，本承诺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李国强以承诺人身份签字，范传忠以接受承诺人身份签字。范传忠提交的《承诺协议》，范传忠注明的落款时间是2013年8月29日，李国强注明的落款时间是2013年5月29日。李国强提交的《承诺协议》，李国强没有注明落款时间，范传忠注明的落款时间是2013年8月29日。范传忠、蒋忠智将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营业执照原件正副本各一本、排污许可证原件一本、采矿许可证原件一本、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工商企业卡一张交给了李国强。李国强向范传忠、蒋忠智出具了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5月29日。
另查明，在诉讼过程中，李国强申请对2013年5月29日《收条》上最下方落款日期中的“5”是数字“5”或“8”或是英文字母“S”；《收条》上最下方落款日期中的“5”和“29”数字是否李国强所写；《承诺协议》上承诺人李国强签名字迹下方落款日期“2013、5、29”数字是否李国强所写。本院委托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收条》上最下方落款日期中的“5”是数字“5”，而不是数字“8”和英文字母“S”；《收条》上最下方落款日期中的“5”和“29”数字与李国强的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承诺协议》上承诺人李国强签名字迹下方落款日期“2013、5、29”数字与李国强的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双方一直未办理采矿权转让的批准手续。庭审时，被告（反诉原告）李国强陈述称，2013年就无法办理转让手续了。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整体转让合同》、《承诺协议》、鉴定结论等证据经庭审质证，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整体转让合同》约定的内容，明确约定了将采矿场（含采矿权）整体转让，因此该合同应属于采矿权转让合同。《中华人民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申请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审批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转让申请之日起40日内，作出准予转让或者不准转让的决定，并通知转让人和受让人。准予转让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自收到批准转让通知之日起60日内，到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受让人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有关费用后，领取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成为探矿权人或者采矿权人。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不准转让的，审批管理机关应当说明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对于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合同成立时即生效，但本案中的《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整体转让合同》，属于采矿权转让合同，该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于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没有办理批准手续,因此，该合同应属于已成立，但未生效的合同。
关于本诉，原告范传忠、蒋忠智主张《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整体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如前所述，不予支持。对于本诉原告主张的要求本诉被告返还100000元投资款、赔偿860000元资金占用损失、100000元投资款的资金占用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双方签订的合同，属于成立，尚未生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正处于合同关系的存续期间，因此，在此状态下，对于上述诉讼请求，不能进行处理，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请求本诉被告赔偿860000元损失的诉讼请求，虽然双方对于赔偿损失的条件以及损失数额进行了约定，但从承诺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该承诺协议，与《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整体转让合同》具有从属关系，根据承诺协议的约定，860000元属于投资损失费用，该费用无论从其本身的性质以及承诺协议所表明的内容来看，应为《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整体转让合同》不再履行的情况下才赔偿的费用，该费用是不能在双方合同关系处于存续期间，但是否能够继续履行尚无法准确判定的状态下赔偿的，因为，如将来双方的合同生效，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反诉被告既赔偿投入损失，又继续履行合同，与双方约定实质目的相违背，也对反诉被告不公平。因此，只有在双方的合同关系消灭后，才能赔偿投入损失。在本案中，双方的合同关系尚处于存续期间，本诉原告请求了赔偿投入损失以及确认合同无效，如前所述，本案中，合同并非无效，而是成立未生效。因此，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关于反诉。被告（反诉原告）李国强主张的要求支付转让价款70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遵义县渝勇高岭土采矿场整体转让合同》成立，未生效，虽然双方对于合同的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进行了约定，但根据“由甲方负责全权办理变更营业执照投资人和采矿证上采矿权人至乙方名下……”的约定，办理转让手续的义务在于被告（反诉原告）李国强，而被告（反诉原告）李国强在庭审中陈述，不能再办理该手续了，虽然，从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来看，被告（反诉原告）李国强办理完毕露采变更为洞采手续交给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后，并全部变更过户给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之前，应给付转让款700000元，在全部变更过户后再给下剩的200000元，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对该700000元债务有先履行的义务，但根据双方采矿权转让合同的目的，是将整个采矿场以及采矿权全部转让给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如孤立的考虑每一期付款时间，而不去考虑最终的采矿权变更过户手续（该手续直接影响合同效力），明显对作为受让人的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不公平，简而言之，应理解为原告（反诉被告）是用1000000元，受让整个采矿场以及采矿权，这是支付全部款项的前提，而不是支付800000元后，可以不办理变更过户手续。因此，如出现转让手续可能不能办理的情形，则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可中止履行付款义务，该中止履行的部分，应为所有尚未支付的款项，而不局限于最后一笔合同价款。现在本案中，被告（反诉原告）李国强自己陈述不能办理相关手续，已反应出其可能丧失履行该合同义务的能力，因此，作为反诉被告范传忠、蒋忠智可中止履行支付所有尚未支付的转让价款的义务。再退一步讲，被告（反诉原告）所主张的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蒋忠智支付合同价款700000元的诉讼请求，是属于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范畴，继续履行就包含了合同双方均能够继续履行，该合同继续履行的内容，除了付款，还应包括该合同能够转让给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蒋忠智，现该采矿权转让合同根据被告（反诉原告）李国强陈述，已不能办理转让手续，不论导致合同不能办理转让手续的原因是否在于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但确已出现了不能办理转移手续的可能，如现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支付合同价款，则完全可能出现，付了款，而不能办理合同转让手续的情形，因此，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蒋忠智现可中止履行付款义务。当然，如果被告（反诉原告）李国强认为造成不能履行的原因在于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可采用其他理由另行主张赔偿损失；对于反诉原告李国强主张的露采变更为洞采的费用20000元，没有提供票据进行证明，同时根据《承诺协议》，也无法判定该费用到底是谁支出的，因此不予支持；对于反诉原告李国强主张的要求反诉被告范传忠赔偿开采收益损失的诉讼请求，明显也是属于在合同成立，尚未生效，但双方当事人又处于合同关系存续期间无法进行处理的诉讼请求。因此，对于以上反诉请求，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蒋忠智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李国强的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13400元，减半收取67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范传忠、蒋忠智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1000元，减半收取55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李国强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唐 意
代理审判员 李昱娇
人民陪审员 唐永富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罗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