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肇中法刑一终字第108号
原公诉机关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伟文，男，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肇庆市端州区。2014年7月29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2日被逮捕。现押于肇庆市端州区看守所。
辩护人邱祖芳，广东君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林中华，广东网际律师事务所律师。
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审理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邓伟文犯受贿罪一案，于2015年7月28日作出（2015）肇端法刑初字第10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邓伟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程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邓伟文及其辩护人邱祖芳、林中华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1994年，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政府决定成立肇庆市玉叶包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玉叶集团”），该公司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肇庆彩印厂（以下简称“彩印厂”）成立于1991年，在玉叶集团成立后，归属于玉叶集团管理，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彩印厂后改制更名为肇庆市玉叶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叶公司”）。
1998年7月5日，肇庆市××州区财政局以彩印厂拖欠借款为由，向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期间申请财产保全。肇庆市端州区人���法院作出民事裁定，查封彩印厂的机械设备。1998年12月9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彩印厂承诺在2000年12月1日前还清本息，玉叶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998年12月11日，端州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批复同意彩印厂转制成立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3月24日批复转制方案，由彩印厂以12台机械（折价247.16万元）出资组建玉叶公司，之后将其中40%股份（折价98.86万元）转让给钟某、岑某甲、林某、赵某、刘某等五人。
2001年6月，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区深化二轻集体企业体制改革办公室（以下简称“二轻改革办”），管理二轻集团下属企业，包括玉叶集团。被告人邓伟文担任二轻改革办副主任，仍兼任玉叶集团党委书记。
2002年，经肇庆市端州区区委、区政府同意，彩印厂进行第二次改制。2002年2月6日，被告人邓伟文以儿子邓某的名义，缴款20万元，获得玉叶公司4.68%的股份。
2005年，经肇庆市端州区区委、区政府同意，彩印厂进行第三次改制，改制完成后，玉叶公司的股份全部由私人持有。2005年10月18日，被告人邓伟文以儿子邓某的名义，与彩印厂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得到2.9939%的玉叶公司股份；与刘某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得到4.03261%的玉叶公司股份；合计得到玉叶公司7.32%的股份，折合249447元。被告人邓伟文没有为此支付价款。
端州区不锈钢器皿一厂是二轻改革办管理的企业。2007年9月份，被告人邓伟文利用处置不锈钢器皿一厂库存不锈钢半成某甲的职务便利，告诉吴某丙该批器皿的评估价为30万元，提出如果吴以低于30万的价格获得，要将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交给被告人。2007年9月29日，通过肇庆市拍卖行的拍卖，吴某丙作为唯一竞价人，以20万元买得该批器皿。���日，吴某丙分二次把现金共10万元交给被告人邓伟文，被告人以个人名义开具借据。次日，吴某丙带人搬走器皿时，把借据还给被告人邓伟文，被告人当面把借据撕毁。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以及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邓伟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自己管理的企业的股份，在处置公有财物过程中，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邓伟文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二、没收被告人邓伟文的违法所得349447元，上缴国库。
上诉人邓伟文提出：第一、原判认定其在2005年10月份收受肇庆玉叶印刷有限公司7.32%股份与事实不符，判决错误��2002年，其以“邓某”名义购买了玉叶公司4.68%的股份，成为了玉叶公司的股东。至此，其具有国家公职人员及玉叶公司股东两种身份。2005年，其又以“邓某”的名义继续购买玉叶公司2.9939%的股份以及刘某退出的4.3261%的股份，购买股份的款项与玉叶公司的其他股东岑某乙、钟某、林某、赵某一样，全部由向某公司贷款支付，即使未实际出资而构成犯罪，也应与其他股东一样构成相同的罪名。第二、原判认定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了利益错误。在退出股份时玉叶公司已将购买股份的款项全部扣除，其还清了向某公司的借款，并没有获得非法利益。此外，玉叶公司的改制方案，二轻改革办无权决定，其不能决定玉叶公司的改制方案以及刘某将持有股份进行转让。因此，其不具有职务上的便利，也不存在为玉叶公司等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第三、原判仅认定其是受贿人，并没有认定谁是行贿人，属于明显错误。第四、吴某丙的10万元是其代二轻改革办收受的，并不是其个人收受的，其在收到上述钱后将钱交给二轻改革办，告知了其他班子成员，上述钱中的2万元也已分给四个班子成员用于单位开支，其余8万元用于暗补给拆迁户，事后该笔钱存放在单位的小金库里面，案发后已被扣押。因此，其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也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该10万元亦不构成受贿罪。综上，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其无罪。
上诉人邓伟文的辩护人提出：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邓伟文在2005年利用职务之便，在没有实际出资的情况下取得了玉叶公司的股份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彩印厂的第二、三次改制均经过了端州区委、区政府同意，与上诉人邓伟文不存在任何关系，更不是上诉人邓伟文利用职务之便利所达成的。邓伟文以其儿子���某的名义购买玉叶公司的股份并不违法，不同之处是2005年这次上诉人邓伟文并没有马上支付股份转让款，而是由玉叶公司先行代垫支付。2008年邓伟文退出玉叶公司时已进行了结算，扣除了玉叶公司代垫的股份转让款312606元。因此，2005年改制时，上诉人邓伟文并非没有实际出资，而是由玉叶公司代垫支付，且该方式不是上诉人邓伟文提出来的，而是玉叶公司全体股东所作出的决定。第二、上诉人邓伟文收取吴某丙10万元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上诉人邓伟文私自决定将拍卖价从30万元降低到19万元，其目的在于利用评估价与拍卖价之间的差额用于日后拆迁工作的机动费用。上诉人邓伟文收到10万元后，第一时间将款项交给二轻改革办的另一班子成员麦某，让她用于暗补拆迁户，且召开班子会议向班子成员交代了10万元的来源及以后的使用问题，麦某也对收到其中8万元的事实进行了确认。因此，上诉人邓伟文没有向吴某丙索要或非法收取任何财物，也没有为吴某丙谋取到任何利益，主观上也没有非法占有该笔财物的故意。
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第一、上诉人邓伟文犯受贿罪一案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二、上诉人邓伟文收受钟某送的股份以及收受吴某丙个人的10万元，均是利用了其职务上的便利。二轻改革办是为了改制而设立的部门，职责是改制员工的遣散、安置等工作。邓伟文作为二轻改革办的副主任，他是负责全面工作的，代表区政府严格监管改制方案的实施。在钟某没有实际出资的情况下，没有制止。钟某正是看中了邓伟文是二轻改革办主任的职务才送股份给邓伟文。因此，邓伟文有利用其二轻改革办主任的职务便利。在拍卖不锈钢产品时，邓伟文主动联系吴某丙，索取评估价与成交价的差额，事后收受吴某丙的10万元，同样属于利用职务便利。由二审法院依法认定和判决。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邓伟文的犯罪事实如下：
（一）1994年，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政府决定成立肇庆市玉叶包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玉叶集团”），该公司是集体所有制企业。1997年起，上诉人邓伟文担任玉叶集团的党委书记、总经理。肇庆彩印厂（以下简称“彩印厂”）于1991年由原肇庆市××州区经济委员会批准成立，归属原肇庆市××州区二轻工业总公司管理，在玉叶集团成立后，归属于玉叶集团管理，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1998年12月11日，端州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批复同意彩印厂转制成立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3月24日批复转制方案，由彩印厂以12台机械（折价247.16万元）出资，并将其中40%股份（折价98.86万元）转让给钟某、岑某甲、林某、赵某、刘某等五人。同年，彩印厂更名为肇庆市玉叶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叶公司”），钟某担任玉叶公司的总经理。
2001年6月，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区深化二轻集体企业体制改革办公室（以下简称“二轻改革办”），管理二轻集团下属企业包括玉叶公司。上诉人邓伟文担任二轻改革办副主任，负责二轻改革办的全面工作。
2002年，经肇庆市端州区区委、区政府同意，彩印厂进行第二次改制。钟某为了使玉叶公司改制工作的顺利推进而决定让上诉人邓伟文入股。2002年2月6日，上诉人邓伟文以儿子邓某的名义，缴款20万元，获得玉叶公司4.68%的股份。
2005年，经肇庆市端州区区委、区政府同意，彩印厂进行第三次改制。期间，2005年10月18日，上诉人邓伟文以其儿子邓某的名义，与彩印厂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得到2.9939%的玉叶公司股份；与刘某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得到4.03261%的玉叶公司股份；合计得到玉叶公司7.32%的股份，折合249447元。上诉人邓伟文没有为此支付价款。
案发后，上诉人邓伟文退出赃款15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上诉人邓伟文的任职文件及肇庆端州区政府的相关通知，证实肇庆市端州区政府为加强组建集体企业联社工作的领导，深化二轻集体企业联社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二轻集体资产的优势，由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01年6月28日发布端府办（2001）43号“关于成立区深化二轻集体企业体制改革办公室的通知”，决定成立区深化二轻改革办。上诉人邓伟文以肇庆市玉叶集团公司党委书记的身份被任命为二轻改革办副主任，原肇庆彩印厂的法定代表人林某（改制后玉叶公司的私人股东之一）于2003年被端州区经贸局任命为二轻改革办副主任。后来，肇庆市端州区政府又以下通知，授权委托二轻改革办对原玉叶集体企业联社等集体企业所有法定权属资产进行管理及资产处理等事宜。
2、《关于肇庆彩印厂转制请示的批复》《关于肇庆玉叶印刷有限公司转让公有股权的批复》、《关于申请成立肇庆市彩印纸合厂的批复》及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等，证实原肇庆彩印厂是由当时的肇庆市××州区委经济委员会成立，性质为集体所有制，归属于端州区二轻工业总公司管理。经过肇庆市端州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原肇庆彩印厂分别于1999年、2002年、2005年进行了三次改制及增资扩股，将肇庆彩印厂更名为肇庆市玉叶印刷有限公司，由原来的集体企业逐步改制为私人持股的企业。
3、《肇庆市玉叶印刷有限公司章程》《股东签名表》，证实上诉人邓伟文在2002��的改制过程中，以其儿子邓某的名义出资20万元入股玉叶公司，成为玉叶公司的股东之一，占4.68%的股份，当时的股东还包括原肇庆彩印厂、岑某乙、林某、钟某、赵某、刘某。
4、临时周转金贷款协议书、借据、进账单，证实当时玉叶公司的私人股东岑某乙、林某、钟某、赵某、刘某以钟某的名义于2001年12月26日向端州区财政局借款50万元，由玉叶公司作为担保单位；2004年4月21日刘某向端州区财务发展服务公司偿还33万元。
5、建设银行现金交款单，证实2002年2月6日，肇庆玉叶印刷有限公司建设银行帐户收到邓某现金交款20万元。
6、股份转让合同，证实在2005年的改制中，上诉人邓伟文以64630元购买了原肇庆彩印厂2.9939%的股份；上诉人邓伟文于2005年10月18日以184817元购买刘某退出玉叶公司的股份4.3261%，合计合计应出资249447元。
7、购买玉叶公司股权情况表（由玉叶公司出具、辩护人举示），证实上诉人邓伟文持有玉叶公司12%的股份，应出资512606元，其中由玉叶公司代垫资312606元。
8、证人林某（玉叶公司股东）的证言，主要内容是：肇庆市彩印厂在1999年转制之前是肇庆市玉叶包装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一家集体企业，由端州区二轻联社出资设立，而二轻联社是一个国有集体单位，彩印厂的厂长由端州区政府任命，副厂长由玉叶包装集团任命，我担任党支部书记。玉叶公司从1999年至2005年经历三转制。玉叶公司转制后只是在2007年分红过一次，我分得了10万元人民币。邓伟文是玉叶集团的党委书记，2001年底开始任二轻改革办副主任，负责端州区集体企业的转制和经营。2002年第二次改制、2005年第三次改制，邓伟文以他儿子邓某的名义都获得了股份，应出资35万元，但没有���际出资，是钟某用玉叶公司的公款付的。其中第一次转制出资款中有65万元、第二次改制中出资款174万元中有50万元共115万元是我们向端州区财政局借款的。借款是由钟某用玉叶公司的公款还给端州财务发展服务公司的。我记得有次跟邓伟文谈话时，问他是否愿意个人入股玉叶公司，他说可以，并说让他持有20万元的股份。因为邓伟文当时是二轻改革办的副主任，负责端州区集体企业的转制和经营，有权决定玉叶公司的改制能否按我们几个股东的意愿进行，有他的加入会很顺利。当时的股东钟某、岑某乙、赵某和刘某也表示同意，将部分股份送给邓伟文。经过股东会议商量，同意邓伟文入股玉叶公司，持有20万元的股份，邓伟文认购股份的钱由钟某帮助解决，钱肯定是支付了。邓伟文在会上提出，自己的职务身份不适宜挂名玉叶公司的股东，就决定由他儿子邓某挂名做股东。
9、证人钟某（玉叶公司股东）的证言，主要内容是：我1998年在肇庆市玉叶包装集团工作，先后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1999年担任玉叶公司总经理至2010年。肇庆彩印厂1999年第一次改制是由玉叶集团的班子和政府主管部门组织的，由林某、岑某乙、邓伟文主导。在第一次改制过程中我们几个私人股东要出资79万元，我们向端州区财政局贷款65万元，其他的14万元是自己筹集的。贷款已经归还了，我是用玉叶公司赚到的钱归还的。第二次改制的时候，我们私人股东要180万元，其中50万元是向端州区财政局借的，后来我用玉叶公司赚的钱归还了，其他的钱是他们向其他人借的，我们几个私人股东自己没有出钱。因为在第一次改制的时候，大家已经达成了共识，他们都知道我会用玉叶公司赚到的钱替他们偿还他们向他人的贷款，我一般会在他们借款后的���两年内用玉叶公司的钱替他们还钱。第三次改制的时候我们要出资75万元，这次没有向股东出资人，我是用玉叶公司的钱支付的。第二改制的时候，新增加了一个股东叫邓某，他要出资20万元。2005年第三次改制时，私人股东有我、岑某乙、林某、邓某、赵某。
10、证人赵某（玉叶公司股东）的证言，主要内容是：玉叶公司第一次转制时，我、钟某、林某、岑某乙、刘某五个股东入股，我们共欠端州区财政局65万元，其中我占13万多元。到2011年左右，钟某与大家一起吃饭时说这笔已经搞定了（即已经想办法还清了），但他没有说明这笔款的来源。2002年第二次转制时，我们五个股东需160万元增资扩股，其中每人各需要32万元，我只出资2.4万元，其余款项经大家讨论后按钟某提出的筹资方案并由他本人去实施，其中向端州区财政局借款50万元。之后这50万元借款��钟某想办法多次套取公款转入刘某名下公款账户，再由刘某按照钟某的意思多次转还给端州区财政局。钟某是通过我去通知刘某查收，所以我就知道这50万元是用公款归还。2005年第三次转制前后，钟某与大家一起吃饭时对我们说，第二批增资扩股的借款已经全部搞掂了。第三次增资扩股共需要70万元，股东没有讨论过如何集资，由钟某自己想办法搞掂，我估计钟某可能是用公司公款一次划过去的。我听钟某说过，邓伟文的儿子邓某在第二次改制过程中有参与购买玉叶公司股份。林某在股东会议上提出要新增一个股东邓某，他是玉叶包装集团的领导邓伟文的儿子。我听钟某讲邓某是拿了20万现金过来入股的。邓某入股玉叶公司后，都是邓伟文参加股东会议的。邓某在2008年退股，公司算出应支付给他35万元，实际给了33万，还欠他2万元，这些钱是由玉叶公司现金账支付��他的。
11、证人刘某（玉叶公司股东）的证言，主要内容是：玉叶公司是在原肇庆彩印厂的基础上转制的，我总共参与两次转制。1999年第一次转制时，公司的股东有肇庆彩印厂、岑某乙、林某、钟某、赵某和我，钟某做总经理；2002年第二次转制时，增加了股东邓某（是邓伟文以其儿子邓某的名义出入股的），这次我应该出资32万元，实际出资7万元。玉叶公司进行第三次转制时，我就辞职卖掉了玉叶公司的股份，所以没有参加。退股时，我将股份转让给邓某、林某、钟某、岑某乙、赵某，转让款是玉叶公司退给我的，由钟某用玉叶公司的钱支付给我。赵某跟我说过，钟某要我开两个银行账户来存取玉叶公司的钱，我就开了一个工行和一个建行的账户，存折和密码都由我保管，资金存取情况我和钟某、赵某都是知道的，每次钟某和赵某把钱交给我时都会跟我这说些钱是玉叶公司收回来的货款。主要用来归还欠端州区财政局的钱。经我统计，经我手还端州区财政局的钱共有80万元，这些钱全部都是从我管理的用于存取玉叶公司货款的银行账户上支取的。二轻改革办是肇庆彩印厂的上级主管单位，邓伟文是二轻改革办的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邓伟文入股玉叶公司都是钟某安排的。
12、证人岑某乙（玉叶公司的股东）的证言，主要内容是：玉叶公司第一次改制时，我和林某、钟某、赵某、刘某实际出资14万元，剩下的65万元向端州区财政局借款，后来就用玉叶公司的公款来偿还这些贷款，具体由钟某操作的。2002年改制时，由我们五人及邓某共六人出资180万元，各人应出资32万元，邓某应该出20万元，实际上我们六人都没有出资，其中50万元是我们六人向端州区财政局借的，剩下的130万元也是用玉叶公司的公款来支��的。第三次改制时我们购买股权的75万元资金也是用玉叶公司的资金来支付的。邓伟文是在第二次转制时以他儿子邓某的名义入股的，不清楚他入股的资金是怎样来的。
13、证人邓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是：我父亲邓伟文以我的名义入股企业他没有同我讲过，出示给我看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表”“股份转让合同”、“公司章程”上的签名都不是我本人所签，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本人没有参股，不是股东，没有领取过股东分红等财物。
14、上诉人邓伟文的供述，主要内容是：玉叶集团是端州区人民政府下发成立的，原属于二轻工业总公司的下属企业，包括肇庆彩印厂、肇庆纸箱厂等企业，1999年至2013年，我在玉叶集团系统担任党委书记。玉叶集团管理层的人员任命都是要经过端州区人民政府相关指定，再由公司进行任命流程。2001年由端州区政府成立二轻改革办，时任端州区常务副区长黄某任主任，端州工业局局长吴某乙任副主任，我和杜某担任副主任，由我主持二轻改革办的全面工作，同时还兼任端州区主叶集团党委书记。二轻改革办有些领导还兼任下属公司的领导职务，如林某也是二轻改革办的副主任，兼任玉叶集团的副总经理。二轻改革办成立的目的是对玉叶集团下属企业进行改制。二轻改革办跟玉叶集团是上下级关系，肇庆彩印厂是二轻改革办的下属企业。
在肇庆彩印厂的改制过程中，我主要负责玉叶公司的安全生产、党建等行政管理工作，另外还主导玉叶公司的改革转制工作，把肇庆彩印厂在玉叶公司占有的股份逐步退出市场。2002年，玉叶公司第二次改制的时候，林某动员我参与玉叶公司的转制，我以我儿子邓某的名义参与玉叶公司的股份认购。我当时考虑到我自己也是二轻改革办���副主任，如果直接以我的名义入股怕会有不好影响，也考虑到我儿子刚读完书，挂他的名义以后在玉叶公司工作会更加方便。我出资20万认购了玉叶公司4.68%的股份。我是在工商银行把钱存入到玉叶公司的公账，之后就把银行转账单交到玉叶公司财务处一名男子手上。这些钱主要是我爸爸的钱，另外还有我自己的积蓄。2005年的时候，我有认购股份，一共应出资249447元，包括购买刘某的股份184817元和玉叶公司的股份64630元，但我本人和邓某都没有真实出资。因为在2005年玉叶公司召开了股东会议，我作为股东之一也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我说我没钱，玉叶公司总经理钟某就拍板同意我以个人名义向某公司借资的方式认购增值扩股的股份，另外原来刘某要退股，我就通过向其他几个私人股东借资的方式新认购了部分，但都是通过双方签订书面的文件方式交易股份，我���有具体出资的。我作为玉叶公司的私人股东，没有参与到玉叶公司的经营管理当中，当时钟某不喜欢我们参与管理。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收到过玉叶公司的股东分红。我有参加过玉叶公司的股东大会，但不是每次都有参加。2008年我退出玉叶公司的股份，玉叶公司以21万元人民币赎回我在玉叶公司12%的股份，我实际只拿到18万元。
（二）端州区不锈钢器皿一厂是二轻改革办管理的企业。2007年9月份，上诉人邓伟文利用处置不锈钢器皿一厂库存不锈钢半成某甲的职务便利，告诉吴某丙该批器皿的评估价为300000元，提出如果吴以低于300000的价格获得，要将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交给上诉人邓伟文。2007年9月29日，通过肇庆市拍卖行的拍卖，吴某丙作为唯一竞价人，以200000元买得该批器皿。同日，吴某丙分二次把现金共100000元交给上诉人邓伟文，上诉人邓伟文以个��名义开具借据。次日，吴某丙带人搬走器皿时，把借据还给上诉人邓伟文，上诉人邓伟文当面把借据撕毁。
上诉人邓伟文在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检察院调查期间于2008年退出赃款10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资产评估报告、转账通知单、转账凭证，证实经评估，涉案的不锈钢器皿一批价值301000元。玉叶集团已将评估费用支付给评估公司。
2、玉叶集团委托拍卖的函件、拍卖成交确认书等，证实玉叶集团确定涉案不锈钢器皿一批的拍卖底价为190000元；2007年9月29日，吴某丙以200000元买得涉案不锈钢器皿一批，另支付佣金10000元。肇庆市拍卖行已将拍卖所得款190000元（扣除佣金10000元）支付给玉叶集团指定的账户。
3、银行交易流水清单、取款凭条，证实吴某丙在农业银行的账户于2007年9月27日、28日、29日分别取现金30000元、48000元，转支197000元。
4、审计材料、没收财产财物收据，证实经端州区审计局对玉叶集团下属的原不锈钢器皿一厂改制资金使用进行审计，发现上诉人邓伟文在拆迁资金使用过程中有经济问题后，上诉人邓伟文要求其下属梁泽洪于2008年1月15日及同年2月26日向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检察院共退出收取吴某丙给其的10万元；另外，上诉人邓伟文于2013年9月25日向肇庆市××州区监察局退出违纪款15万元。
5、情况说明，证实二轻改革办因“暗补”拆迁户共支出139122.60元，已在2008年1月办理报销。
6、证人吴某丙的证言，主要内容是：2007年，我知道不锈钢器皿一厂有一批不锈钢器皿要出售，就找到当时二轻集团负责人邓伟文提出想收购。邓伟文说总价是30万，让我通过拍卖用20万买下，另10万元交给他本人。拍卖成交后我共支付了21万元拍卖款给肇庆市拍卖行。另外我直接以现金的方式给了邓伟文10万元。拍卖当天（2007年9月29日）中午，我给了他3万；下午再给了7万。邓伟文写了两个借条给我。第二天我去搬货时，把借条还给他，他当着我的面撕毁了。当时我考虑到这批不锈钢半成某甲以30万元的价格购买后，再放到市场上出手也有利可赚，而且当时邓伟文是二轻改革办的负责人，这批产品由他控制的，所以我就答应他的要求。后来这批产品我放在我位于高要××一个铺位销售，卖给了几个大顾客，纯利润是3万多元。我给邓伟文的10万元都是我的存款，其中2007年9月27日支取30000元，9月28日支取48000元和2000元，剩余的钱是我平时在身上的现金凑的。
7、证人麦某（原二轻改革办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证言，主要内容是：2007年，邓伟文任二轻改革办党委书记兼副主任（负责全面工作），我任副主任兼���委书记，林某、杜某任副主任，领导班子共四人。当时不锈钢器皿一厂有一批半成某甲和废品材料要处理，领导班子开会讨论过要处理，但没有讨论具体是什么材料、数量多少，卖给谁、评估价格多少。直到处理完之后，我从财会人员处得知这批材料卖了20万元。在不锈钢器皿厂拆迁期间，邓伟文有给我、杜某、林某及其本人每人5000元作为拆迁工作费用。但经我手没有直接使用这5000元，无论是公账支出的拆迁补偿款还是“暗补”等工作费用，最终都是从单位财会人员处报销、支出，我们没有自己贴钱做这些工作。我不知道这5000元某是从哪里来的。检察机关介入调查后，我听梁某甲说，邓伟文曾交8万元给他保管。“暗补”都是工作人员与拆迁户协商好，让拆迁户写好字条后，交给邓伟文审批后，从财会人员李某处支出款项，以现金发放。“暗补”的钱全部都是公��上支出，不是工作人员自己支出，也不是来自其他来源。
8、证人林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是：2007年二轻改革办下属的不锈钢器皿厂拆迁时，仓库里有一批成某甲、半成某甲，海关已经封存，后海关同意同我们自己处理。我们班子开会决定先评估，邓伟文主任应该有请示过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同意由我们二轻改革办处理。据我所知，这批产品评估出来是20万元，但是我们要求买方在20万地货款的基础上再另付10万元现金给二轻改革办。拍卖完后，我开了一个会，知道卖了30万元，当时开会的有我、麦某、杜某、邓伟文还有会议记录梁某甲共五人，讨论这30万元如何用，邓伟文提出这30万元中，20万元入二轻改革办的账户，另外10万元用于拆迁补偿，没有入二轻改革办的账户。该10万元后来应该是放于私人存折中。一方面用于补偿拆迁户，另一方面用于等拆迁工作完成了，作为拆迁工作人员的工作补贴，以及计划用于组织拆迁工作人员外出学习，另外还给我们四个班子成员每人5000元作备用金。据我所知，该10万元只是拿了2万元出来给四个班子成员，每人5000元，余下的5万元存在梁某甲的私人工资存折上。我已用完了这5000元，主要用于请拆迁户吃饭，接待部门领导等。
9、证人杜某（原二轻改革办副主任）的证言，主要内容是：2007年我们二轻改革办的四个班子成员开会研究不锈钢厂的一批不锈钢半成某甲的处理问题，当时确定要进行拍卖，至于卖多少钱我不清楚，找哪个拍卖行我也不知道，是由邓伟文操办的。2007年8月底9月初的时候，有开班子会研究拍卖款的用途，我估计是卖了25万元左右，其中20万元左右入账，剩下的用作拆迁补偿，邓伟文给5000元我作为动迁备用金，说以后要凭单核销。我已经将这5000元交回给��会李某了。“暗补”的钱是我从邓伟文手中领取再交给拆迁户，邓伟文的钱就是从拍卖没入账的部分出。
10、证人梁某甲（二轻改革办工作人员）的证言，主要内容是：我记得前些日子（笔录时间：2008年1月5日）从单位的财会转8万元到我的个人存折，是转到我的工资本，到底是哪里来的钱我则不清楚，应该是由出纳的李某转到我的账上，后来是由我写了一张借条给麦某，借条写借麦某的钱。出纳李某同我讲这件事已经领导同意，说是以后钉子户可以从这8万元中支付，是领导讨论这件事，我没有参与讨论。我在二轻改革办工作期间主要听从邓伟文的直接安排，负责会议记录、后勤方面的工作，二轻改革办的班子会议有邓伟文、林某、麦某和杜某参加，主要都由我负责会议记录。
我在负责不锈钢器皿一厂拆迁工作中，没有用自己个人的钱垫支拆迁���偿款，我只是领取一份工资，哪里有什么钱可以垫支。有一种情况是部分拆迁户要多拿拆迁补偿款，但我们作为工作人员怕被其他拆迁户知道，所以在协议上没有反映这部分多拿的拆迁补偿款，这些多拿的拆迁补偿款俗称“暗补”，“暗补”的拆迁补偿款也是写好收据后，经领导邓伟文批准，由财会人员支付。因为要答应补偿数额，我们必须请示领导，经领导同意后才能答应对方。没有经我手或者经我组员的手直接将拆迁补偿款交给拆迁户的情形，都是经财会人员发放的。我记得“暗补”的有陈某昌，我记得与陈某昌谈到“暗补”数额后，让陈某昌写好收款收据，之后向领导申请，经领导批准后，由财会人员李某将“暗补”金额交给陈某昌。没有事先未与拆迁户谈好金额，由工作人员带钱去协商好后马上付拆迁款的情形。拆迁工作人员没有额外补贴，还是领原来��工资。
11、证人李某（二轻改革办工作人员）的证言，主要内容是：还有一些不肯走的拆迁户，我们暗中补偿，“暗补”拆迁户共13万多元，这笔钱是由领导邓伟文支出的，由邓伟文一手操作，在2007年10月已经支付了，到2008年1月才办理报销。2008年1月9日存入梁某甲账户的7万元，当时邓伟文拿来一叠报销单据，说这些钱是用于“暗补”拆迁户的补偿款，并说有部分是梁某甲私人垫资的，现在报销后就把垫资的部分钱给回梁某甲。2008年1月11日存入梁某甲账户的69122.6元也是梁某甲用于拆迁“暗补”的垫资款，我们是根据他提供的票据实报实销的。以上这139122.6元是从二轻改革办的公账上开支的。所有“暗补”的钱都是经我手在公账里面支付、作出报销的。我们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没有额外的工作补贴。
另外存入梁某甲账户的8万元是邓伟文同意叫我��够8万元到梁某甲账户的，不清楚这笔钱是不是单位的。
2007年期间，不锈钢器皿厂拍卖原料，我们二轻改革办的工作人员一直都认为这批不锈钢原料拍卖款是实收19万元，一直到2008年1月接受检察机关问话的时候，才知道拍卖款实际上是30万元，但二轻改革办实际入账19万元，另有10万元是一直没有入账，至于这笔钱放在哪里，我不清楚。
12、证人梁某乙的证言，主要内容是：2007年期间，二轻改革办下属企业的不锈钢器皿一厂有一批半成某甲钢材需要处理，邓伟文就叫我委托深圳一家评估公司肇庆分公司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不记得评估价是多少。
13、上诉人邓伟文的供述，主要内容是：2007年，不锈钢厂所在的地块要配合区政府征地，要求进行拆迁，存放在厂内的部分不锈钢半成某甲和边角料要处置。这批原材料原是被海关查封而封存的，后来经过海关同意后，二轻改革办决定进行处置。在处置过程中，我计划在处置得到的款项中截留部分资金用于二轻改革办的拆迁暗补开支。后来由梁某乙负责找评估、拍卖公司对原材料进行了评估、拍卖。我找到了自己之前就认识的朋友吴某丙商谈这件事，他表示有兴趣参加拍卖。我说如果你拍卖的价钱高于评估价，这样就算了，如果拍卖价低于评估价，就要把差额以现金方式交给我。吴某丙听后同意我的要求，也参与了竞拍。拍卖结束后，这批不锈钢半成某甲一共得到大约30万元，一部分是通过公开拍卖所得20万元，扣除手续费后在二轻改革办公账入账。另一部分大约是10万元，就是我与吴某丙事前商量好的，他以现金形式交给我处理的。拍卖完当天，我打电话给吴某丙叫他先准备3万元现金给我，并让他在建设二路大花坛附近等，当天我开车到大花坛见到吴某丙，我拿钱后就写了一张借条给他，写着我借他3万元。当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他，让他拿7万元现金到我二轻改革办的办公室给我，我拿钱没有写收据或借条给他。我写的3万元借条是当天晚上我取回后已经撕毁了。这10万元我没有交给二轻改革办入账，我想自己手上有这笔钱可以暗中补偿给拆迁户，以使拆迁工作尽快完成。其中二轻改革办的班子成员、麦某、林某、杜某和我每人预支5000元，用于拆迁工作的公关费用，最后如果上级同意这笔公关费用能报销的话，就在二轻改革办入账。“暗补”是由二轻改革办的工作人员与拆迁户商量，就公开的补偿标准外，还要增加的金额，在“暗补”收据上签字按手印后，工作人员就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把钱交给住户，工作完成后，带队的工作人员会回来二轻办跟麦某进行结算。麦某的钱是我交给她的用于暗补的费用，一���给了8万元，但最后是超过8万元的开支，我们就将开支收据通过二轻改革办的公账报销，提到的钱大约是8万多元，我就要求李某把这笔钱存入到梁某甲的工资存折，以便日后用于拆迁户的暗中补偿。因为我作为二轻改革办的副主任，希望在公账的监管下，自己有更多灵活资金用于拆迁户的“暗补”工作。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二轻改革办主管这次拆迁工作，大家都非常辛苦，希望用这笔钱来为大家谋取些福利，可以用于吃饭、旅游、发补贴等活动开支。二轻改革办用于“暗补”的资金是可以通过公账报销的，拆迁政策是允许的。因为我作为二轻改革办的负责人，很多时候需要用钱，包括支付给拆迁户的“暗补”资金，所以才会让吴某丙私下给我10万元。因为吴某丙当时到现场看过存货，知道这批货的市场价值肯定超过30万元，他知道就算在竞拍价20万元的基础上再加10万元的现金私下交给我，他都是有钱赚的。另外，他知道我是二轻改革办的负责人，也是这批货的实际控制人，要顺利拿到这批半成某甲，必须要得到我的支持，所以他就同意我提出私下收取这10万元的要求。我要求把拍卖底价定位在19万元的事情，没有召开班子会议讨论。二轻改革办的人员一直认为拍卖成交价是20万元。我是在收到吴某丙的10万元后才告诉二轻改革办的班子成员的。
认定全案事实的证据还有：
1、侦查机关出具的立案决定书、传唤证、拘留决定书、逮捕决定书，内容：端州区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7月29日对邓伟文涉嫌受贿决定立案侦查，并于同日传唤上诉人邓伟文到检察院接受调查、拘留，2014年8月12日逮捕。
2、关于组成某乙集团的决定以及成立玉叶集团的批复，证实玉叶集团由肇庆市及端州区两级政府批准于1994年成立，以原肇庆彩印厂、造纸厂等二轻集体企业为核心层企业，实行资产一体化。
3、任命文件及调整玉叶集团党委成员的通知，证实上诉人邓伟文于1997年11月15日被肇庆市××州区委组织部任命为肇庆市玉叶包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同年担任玉叶集团的总经理。
4、退赃收据，证实上诉人邓伟文于2008年向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检察院退赃100000元，于2013年向肇庆市××州区监察局退出赃款150000元。
5、抓获经过，证实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检察院发现邓伟文涉嫌受贿的线索后，于2014年7月28日通知上诉人邓伟文接受调查，上诉人邓伟文到案后交代了收受10万元的事实，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检察院于次日对上诉人邓伟文立案侦查。
6、户籍资料，证实上诉人邓伟文的户籍登记情况。
对于上诉人邓伟文及辩护人的上诉、辩护意见，综合评��如下：
1、对于上诉人邓伟文是否符合受贿罪主体构成要件的问题。“邓伟文等同志职务任免通知”、“关于成立区深化二轻集体企业体制改革办公室的通知”、玉叶集团、原肇庆彩印厂成立的相关资料以及上诉人邓伟文的供述证实，玉叶集团及其下属的肇庆彩印厂等企业均是由端州区政府成立的集体企业，其作为玉叶集团的党委书记是由端州区委组织部任命，二轻改革办也是由端州区政府成立，负责玉叶集团下属相关集体企业的体制改革，上诉人邓伟文担任二轻改革办的副主任，同时其还兼任玉叶集团的党委书记、总经理，负责二轻改革办的全面工作。相关改制资料亦证实原肇庆彩印厂的三次改制及方案均是经过端州区政府同意、批准的。因此，在案证据可证实上诉人邓伟文是由端州区政府任命的玉叶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并由端州区政府所指派负责政府所设立的相关集体企业的改制等工作，属于受国家机关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符合受贿罪的主体构成要件。
2、关于上诉人邓伟文是否有利用其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的行为。证人林某的证言证实，其当时考虑到上诉人邓伟文是二轻改革办的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负责原肇庆彩印厂的改制工作，为确保原肇庆彩印厂的顺利改制而决定送给邓伟文股份，钟某表示同意。因此，上诉人邓伟文是利用其作为二轻改革办副主任负责原肇庆彩印厂改制工作的职务便利，为钟某、林某等玉叶公司的原股东谋取利益。
3、关于上诉人邓伟文是','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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