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3民再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诉人)：吴树森，男，1970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诉人)：黄忠秀，女，1970年5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申诉人)：刘小其，男，1964年10月7日出生，住重庆市丰都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申诉人)：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县包鸾镇龙井居委三组，组织机构代码00868965-8。
法定代表人：周林，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文玉，男，汉族，1965年3月1日出生，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副镇长，住重庆市丰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况万学，重庆晨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申诉人)：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一组。
负责人：黄儒林，该村委会主任。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被申诉人)：黄儒林，男，196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丰都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申诉人)：冉世国，男，196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丰都县。
上诉人吴树森、黄忠秀因与被上诉人刘小其、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黄儒林、冉世国生命权纠纷一案，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9日作出的(2015)丰法民初字第01658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吴树森、黄忠秀不服，向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检察院向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于2016年5月19日作出（2016）渝0230民监1号民事裁定，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16年11月24日经再审后作出了（2016）渝0230民再2号民事判决。吴树森、黄忠秀不服，上诉至本院。我院审理后认为，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渝0230民再2号民事判决漏列了当事人，违反了法定程序，遂于2017年3月23日作出（2017）渝03民再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重审。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了（2017）渝0230民再2号民事判决，吴树森、黄忠秀仍不服，向我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树森、黄忠秀，被上诉人刘小其、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况万学、秦文玉、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主任黄儒林、冉世国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树森、黄忠秀的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17)渝0230民再2号民事判决；2、改判由被上诉人刘小其、冉世国、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黄儒林共同连带赔偿其女儿死亡后的死亡赔偿金9490×20=189800元、丧葬费60543÷12×6=30271.5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交通费5000元、误工费10000元，共计265071.5元。事实和理由是：1、一审判决由被上诉人刘小其、冉世国承担本案的连带责任是正确的，但没有判决被上诉人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黄儒林一起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黄儒林在庭审中已经承认明知刘小其使用“电老虎”，却不加以阻止，还从刘小其处购买猎物。2、一审法院没有按照其请求的数额判决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误工费等是不公平的。其女儿的死亡原因与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安全监管缺失、宣传不到位，以及与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黄儒林是分不开的。现在其女儿吴海霞的尸体下落不明，要求丰都县政府、公安局进行信息公开答复。3、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原任书记甘稀凡为官乱为，丰都县公安局前任局长徐白羽亲自指挥将其女儿尸体强行拖走，还拘留其亲人10余天，要求法院查明事实，给我们一个公正判决。
被上诉人刘小其辩称，我刚从监狱服刑回来，没有找到新的证据。我也不懂法，是被冤枉的，我的要求是在该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辩称，政府不是本案的赔偿主体，吴树森、黄忠秀的女儿死亡是他人违反有关规定，乱接电线，实施违法犯罪手段造成的，与我们政府没有因果关系。我们政府对吴树森、黄忠秀女儿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我们对辖区内的安全问题做得认真、仔细，同时对可能存在的隐患也进行了检查，并有相应的制度规定，是尽到了职责的。该案中，是刘小其的违法犯罪行为导致的死亡结果，吴树森、黄忠秀上诉请求赔偿的数额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审理该案的程序合法，当事人都参加了开庭审理，是公平公正的，判决结果也是正确、合法的，应当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辩称，吴树森、黄忠秀的女儿被电打死的事实是属实的。但我们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是行政机关，不具备安全监督的职能。吴海霞的死亡是他人的非法行为造成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届村委会产生后在开会时14次提到安全工作，已经尽到了宣传职能。我们村委会也曾配合过执法机关进行执法，与吴海霞的死亡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主张法院驳回对其村委会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黄儒林辩称，对吴海霞死亡的事实无异议。我在村委会开会时每次必讲安全问题，尽到了作为村委会主任的职责。也曾协助公安派出所在辖区内处理过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情。刘小其安装“电老虎”一事我根本不知道，也没有人向我反映过，不存在我指使刘小其安装“电老虎”的事情。我没有购买过刘小其出售的猎物。吴树森、黄忠秀要求赔偿的总数共计303878元，除丧葬费符合情理外，其他是完全无依据的。吴海霞的死亡跟我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主张法院驳回对我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冉世国辩称，我是被冤枉的，我是帮刘小其购买的“电老虎”，一审判决我承担连带责任错误。吴树森、黄忠秀他们说的不是事实，我也没有新的证据向法院提供。
吴树森2015年4月1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刘小其、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连带赔偿其女吴海霞死亡后的各种费用270943元。
一审法院作出(2015)丰法民初字第01658号民事调解书查明：2014年12月19日，刘小其在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4组8号自己家中安装“电老虎”机器，并从该机器连接电线铺设在该村小地名峰香塘、小桃一带的树林丛中用于夜间狩猎。2015年1月26日19时，刘小其查看铺设的电线是否电击到猎物时，发现吴树森、黄忠秀夫妇之女吴海霞（2004年4月出生）触电身亡。同年5月6日，刘小其因铺设捕猎电线致吴海霞触电身亡，被该法院以其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9日作出(2015)丰法民初字第0165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吴海霞死亡后的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等经济损失共计100000元，由刘小其在2015年8月31日前赔付吴树森30000元，2020年12月31日前赔付70000元；案件受理费1950元，减半收取诉讼费975元，由刘小其负担。
一审法院作出(2016)渝0230民再2号民事判决查明：基本事实与原审相同。另查明，吴树森、黄忠秀夫妇拟就女儿吴海霞触电死亡提起民事诉讼时，在本村云台场一家餐馆内共同与法律工作者夏正文协商起诉事宜，委托其为诉讼代理人。夏正文认为以吴树森的名义起诉可以代表受害方权利人主张权利，遂在民事起诉状中未将黄忠秀列为共同原告。吴树森在民事起诉状的具状人吴树森栏处加盖了手印，并在载明夏正文的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的委托书上签名盖印，之后由黄忠秀与夏正文联系该案的诉讼事宜。诉讼期间，吴树森向该院递交关于撤回对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起诉的申请。原审调解时未作出是否准予吴树森撤诉的裁定，开庭前未向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送达出庭传票。该院原审于2015年7月1日通过吴树森的代理人夏正文向吴树森送达了2015年7月9日9时40分开庭的传票，并如期开庭。吴树森未出庭参加诉讼，开庭当天在庭审终结后该院组织吴树森的委托代理人夏正文与刘小其调解，后向夏正文送达了调解书。还查明，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近年来，通过制定《林业工作考核办法》、签订《森林资源保护工作目标责任书》和《公益林管护合同》，以及落实森林资源保护工作人员、进行林业工作考核和相关安全检查等方式，履行了相应的行政监管职责。吴树森、黄忠秀为农村居民。2014年度，重庆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558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9490元；2015年度，重庆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054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为10505元。
一审法院作出(2016)渝0230民再2号民事判决认为：第一，关于该案原审是否存在漏列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和违反调解自愿原则的程序性违法的问题。为保障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和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与诉讼权利的正常行使，受诉人民法院对应当参加诉讼而未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负有通知其参加诉讼的义务。该院原审中未对死者吴海霞的直系亲属范围进行审查，从而没能履行通知黄忠秀参加诉讼的义务，具有疏于审查当事人范围的不当。黄忠秀明知其夫吴树森提起本案诉讼，但可能是基于吴树森一人的诉讼结果能够保障其民事权利的认识而不主动参加诉讼，原审中其夫吴树森起诉的相关诉讼材料也未表明吴海霞的直系亲属尚有黄忠秀，故其自身也具有怠于行使诉讼权利的不当。因此，监督机关关于原审黄忠秀未参加诉讼因而属于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的观点该院不予采纳，其关于该案应追加黄忠秀为本案当事人的建议予以采纳。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律规定，人民法院调解案件时，当事人不能出庭的，经其特别授权，可由其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可由委托代理人签名。原审中吴树森经传票传唤不出庭，该院在原审当事人范围主持吴树森特别授权代理人夏正文与对方当事人就本案进行调解并达成协议，并不违反调解自愿原则，但鉴于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黄忠秀未参加诉讼且其事后对调解协议内容不予追认，监督机关关于撤销原审调解协议的建议该院应予以采纳。第二，关于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是否应当与刘小其共同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该院认为，致吴海霞触电死亡的原因是刘小其违法铺设狩猎电线并通电，过失致吴海霞死亡的侵权责任人是刘小其，丰都县包鸾人民镇政府履行了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责，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属于村民自治组织，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均不应对吴海霞触电死亡的损害结果承担民事责任，申诉人吴树森、黄忠秀请求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承担民事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第三，关于申诉人吴树森、黄忠秀请求赔偿的各项损失依法是否应得到支持的问题，该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生命权等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吴树森、黄忠秀因刘小其的犯罪行为遭受的损害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应当与附带民事诉讼采取相同的处理原则，即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相关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可以就遭受的物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相关规定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渝高法民一复字第40号《市高法院民一庭关于市二中法院<关于侵权人已经承担刑事责任是否在民事赔偿中还支持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问题的咨询报告>的答复》精神，该物质损失的范围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包括被害人为治疗和康复因犯罪行为遭受损伤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残疾辅助具费等合理费用和造成死亡的丧葬费用，但不包括精神损失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本案申诉人吴树森、黄忠秀请求赔偿的交通费未提供实名票据证明交通费损失的事实存在，所诉称的交通费、误工费不属于为治疗吴海霞损伤和安葬吴海霞尸体而产生的合理费用，该两项损失的赔偿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其所请求赔偿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不属于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该院不予支持；其所请求赔偿的丧葬费，因尚未实际安葬吴海霞可不予支持，但基于父母安葬子女符合常情常理、目前未安葬是因赔偿纠纷尚未得到解决，以及减少申诉人他日安葬女儿后另行主张安葬费的讼累考虑，该院可支持由侵权人先予支付丧葬费，该案于2016年再审终结，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丧葬费可按庭审终结前的上一年度即重庆市201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为30271.5元（60543元/年÷12月/年ⅹ6月）。该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1、撤销该院（2015）丰法民初字第01658号民事调解书；2、被申诉人刘小其在该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付申诉人吴树森、黄忠秀关于吴海霞的丧葬费30271.5元；3、驳回申诉人吴树森、黄忠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950元，减半收取诉讼费975元，由被申诉人刘小其负担。
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渝0230民再2号民事判决查明：该院现在再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该法院调解和上次再审查明的事实相同。还查明，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以村民会议、五职会议、村民代表大会等形式对森林管理、电力安全、交通等进行宣传和部署。吴树森、黄忠秀为农村居民。2014年度，重庆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558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9490元。
一审法院作出(2017)渝0230民再2号民事判决认为，此次再审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刘小其、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冉世国、黄儒林是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是吴树森、黄忠秀请求的赔偿项目是否成立？
焦点一：关于刘小其、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冉世国、黄儒林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法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关于刘小其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该法院于2015年5月6日作出的(2015)丰法刑初字第00087号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刘小其非法安装“电老虎”致吴海霞死亡，该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刘小其有期徒刑四年。故刘小其的犯罪行为致吴海霞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申诉人刘小其辩解其系冤枉，未致吴海霞死亡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
关于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问题。丰都县包鸾镇政府通过印发公文、召开会议、安全检查、安全宣传等方式履行了安全监管职责，其行为与吴海霞的死亡无因果关系，不承担赔偿责任。吴树森、黄忠秀以监管不力请求丰都县包鸾镇政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予支持。
关于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其行为与吴海霞的死亡无因果关系，不承担赔偿责任，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的辩解理由成立，予以采信。
关于冉世国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问题。双方争议的焦点是“电老虎”属冉世国所有还是刘小其所有。申诉人吴树森、黄忠秀以“电老虎”属冉世国所有为由，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小其辩称“电老虎”是向冉世国借的，不是向他买的。冉世国举示其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郑善伟、罗应芳调查的笔录，拟证明“电老虎”是其以3000元之价向郑善伟购买抵扣欠刘小其3000元的欠款，“电老虎”所有者是刘小其，冉世国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吴树森、黄忠秀、刘小其均不予质证，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黄儒林均无异议。该院认为按照法律规定，郑善伟、罗应芳应当出庭作证，冉世国以二人路途太远，郑善伟生病不能出庭为由不出庭作证，冉世国对此未举示证据证明，二人不出庭作证的理由不正当，该院对郑善伟、罗应芳的调查笔录不予确认。案件审理过程中，该院依法调取了公安机关对刘小其的讯问笔录和对李术芳的询问笔录，并交由各方当事人质证。申诉人吴树森、黄忠秀质证无意见，但认为记录内容只有刘小其知道。刘小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术芳质证认为，刘小其没有向冉世国买“电老虎”，公安机关追回的3000元是冉世国找刘小其借的，除此之外的其余内容都是虚假的。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质证无意见。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黄儒林质证无意见，但认为具体情况不清楚。冉世国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其欠刘小其3000元属实，但帮刘小其购买“电老虎”已支付3000元，就算抵偿了原来的欠款，公安机关向冉世国收取的3000元，是以违法所得没收的，其它内容证实了系刘小其个人的责任，与冉世国无关。综合该案的事实和证据，该院认定刘小其使用的“电老虎”是向冉世国所借，理由是公安机关从冉世国处追回了其欠刘小其的借款3000元，此事实否认了冉世国购买“电猫”抵偿刘小其欠款的事实。经查，该案“电老虎”经公安机关侦查实验，其瞬间最高电压可达936V。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该案“电老虎”属禁止捕猎的工具。冉世国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知晓“电老虎”是增加电压的机器，可以把低压电增压成高压电，利用高压电来电野物，即用电来打猎，并担心刘小其把“电老虎”拿去出事，打过几次招呼出了事自己负责，吴海霞被电击死亡后，其还在电话中要求刘小其删除双方的通话记录。综上，冉世国明知刘小其使用“电老虎”非法捕猎仍然出借，其行为具有过错，与吴海霞的死亡结果具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冉世国辩称其不是“电老虎”的所有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
关于黄儒林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吴树森、黄忠秀以黄儒林购买过刘小其捕获的猎物，应当知道其有电网，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黄儒林作为个人是否向刘小其购买猎物，与吴海霞的死亡并不具有因果关系，黄儒林不承担责任，吴树森、黄忠秀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刘小其与冉世国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从共同侵权行为成立的构成要件上分析，须具备加害主体的复数性，加害行为的协作性，主观意思的共同性和损害结果的统一性。结合该案的实际，冉世国出借“电老虎”时明知“电老虎”是禁止捕猎工具，明知刘小其用于非法捕猎，其行为具有高度的危险性，会严重危及人畜安全，造成人畜伤亡，但冉世国轻信能够避免，仍然予以出借，且“电老虎”属禁猎工具，出借、抵债、流通等均属非法，为法律所不允许，故冉世国的辩解理由不成立，其主观上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刘小其明知安装“电老虎”不合法，可能会电到他人，但其轻信能够避免，仍非法安装“电老虎”捕猎，客观上也造成吴海霞死亡，其主观上对吴海霞的死亡具有过失。共同过失是指行为人对损害发生的可能性有共同的认识，但均有回避损害的自信。该案冉世国、刘小其对损害后果均有共同的认识和预见，但均轻信能够避免，二人具有意思关联共同。客观上，二人的行为相互结合，造成了同一损害事实即吴海霞死亡的事实。故二人的行为符合共同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应当对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
焦点二：关于吴树森、黄忠秀请求的赔偿项目能否成立的问题。
关于赔偿范围问题。法律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市高法院民一庭《关于侵权人已经承担刑事责任是否在民事赔偿中还支持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问题的咨询报告》【(2014)渝高法民一复字第40号】答复，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精神抚慰金、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不属于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不纳入附带提起的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但是其他物质损失，如丧葬费、误工费、医疗费等应纳入民事诉讼赔偿范围。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与附带民事诉讼采取相同的处理原则。依照上述规定，刘小其已经承担刑事责任，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不予赔偿。因该案存在刘小其不承担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的事由，故尽管冉世国未承担刑事责任，其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亦不予赔偿，但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应纳入该案的赔偿范围。
关于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故，该案丧葬费应按照原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六个月总额，即2014年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六个月总额为27794元(55588元/12月×6个月)元。吴森树、黄忠秀主张丧葬费的赔偿金额30271.5元超过该数额，超过部分该院不予以支持。
关于交通费。吴树森、黄忠秀提出吴树森在湖南做钢筋工220元/天，吴海霞出事后其乘飞机回重庆，与黄忠秀共同处理吴海霞死亡事务，要求支付相应的交通费。吴树森、黄忠秀虽未向法庭提交相关交通费票据，但吴树森从湖南回家与黄忠秀处理吴海霞事务，二人必然产生交通费，该院酌定支持交通费1000元。
关于误工费。吴树森、黄忠秀作为受害人亲属，其误工费可参照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道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及标准》，按照80元/天的标准计算，原则上不超过3天，故吴树森、黄忠秀的误工损失确定为480元。
综上，该案赔偿范围及赔偿金额确定为丧葬费27794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480元，共计29274元，由冉世国、刘小其连带赔偿。该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1、撤销该院(2015)丰法民初字第01658号民事调解书；2、刘小其、冉世国在该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付吴树森、黄忠秀关于吴海霞的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共计29274元；3、驳回吴树森、黄忠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950元，减半收取诉讼费975元，由刘小其、冉世国负担。
本院现在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现在二审中争议的焦点是：1、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黄儒林该不该与刘小其、冉世国二人一起承担本案的连带赔偿责任。2、一审判决没有将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列为赔偿范围是否正确，一审判决确定该案的赔偿数额为29274元是否公平。
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作为当地的基层人民政府，对其辖区的安全事故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经审查，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通过印发公文、召开安全会议、进行安全检查和宣传等方式已经履行了作为基层人民政府的安全监管职能。吴树森、黄忠秀之女吴海霞的死亡结果虽然是在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行政管理的辖区内发生的，但其结果的发生是因刘小其的违法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与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依法不应当承担吴海霞死亡的民事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未判决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承担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是正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民委员会作为当地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其自治事项与吴海霞的死亡无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依法也不应当承担吴海霞死亡的民事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未判决其承担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也是正确的。
吴树森、黄忠秀在诉讼中提出黄儒林曾经购买过刘小其捕获的猎物，应当知道吴海霞死亡的树林里有电网，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由于黄儒林本人只是丰都县包鸾镇红花坡村的一个自然人，其是否向刘小其购买猎物属于自己个人的民事行为，该行为与吴海霞死亡结果的发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从现有的证据来看，黄儒林对吴海霞死亡不存在直接的过错，依法不应当承担吴海霞死亡的民事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未判决其承担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在司法实践中，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侵权人已经承担刑事责任是否在民事赔偿中还支持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问题的咨询报告》【(2014)渝高法民一复字第40号】答复精神对此予以了进一步明确，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不属于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不纳入附带提起的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但是其他物质损失，如丧葬费、误工费、医疗费等应纳入民事诉讼赔偿范围；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与附带民事诉讼采取相同的处理原则。本案中，吴树森、黄忠秀就是在其女儿吴海霞死亡后单独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吴海霞的死亡明显是因刘小其实施了犯罪行为所致，而刘小其也为此承担了相应的刑事责任（即被人民法院已经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已实际执行）。故吴树森、黄忠秀作为吴海霞死亡后的近亲属在该案中起诉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的主张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因此，一审判决没有将吴海霞死亡后的精神损失费、死亡赔偿金计算在赔偿范围之内合法、合理。
由于吴树森第一次向一审法院起诉的时间是在2015年4月，一审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明确规定，将吴海霞的丧葬费按照原一审辩论终结前的上一年度即2014年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六个月总额为27794元(55588元/12月×6个月)元是合法的。一审法院从本案的实际出发，参照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道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及标准》，酌定吴树森、黄忠秀的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480元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仍然是正确的。
至于吴树森、黄忠秀上诉提出“丰都县人民政府及公安局将该案死者吴海霞的尸体强行拖走，拘留死者亲人10余天”的理由，由于该问题与本案不属于同一个民事法律关系，故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吴树森、黄忠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据此，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950元，由吴树森、黄忠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斌
审判员 李山中
审判员 庞志红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书记员 梅琼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