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琼刑二终字第9号
原公诉机关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贵兴，海南欧敏联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地万宁市，住海口市银湖路2号都市。2013年6月23日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海南省看守所。
辩护人符斌，海南泽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骆勇，个体户，住龙州县。2013年6月24日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海南省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某（别名刘治、刘志），个体户，户籍地广东省电白县，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2013年7月16日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海南省看守所。
辩护人曹龙，广东正大方略（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甲，海南海兴进出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地万宁市，住海口市。2013年6月24日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9月4日，被海口海关缉私局变更为取保候审。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于2014年5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海南省看守所。
辩护人靳利成，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申某，个体户，户籍地桂平市，住玉林市。2013年6月24日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海南省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乙，凭祥市华宏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地南宁市青秀区，住凭祥市。2013年7月9日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被取保候审。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于2014年5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海南省看守所。
辩护人刘春生，海南中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曹某，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佳轩进出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地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住凭祥市。2013年8月8日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2日被逮捕，同年12月23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李某丙，海南海兴进出口有限公司出纳，户籍地万宁市，住海口市。2013年6月23日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采取取保候审措施。
原审被告人石某，宁明县英山皇子贸易有限公司业务员，户籍地桂林市象山区，住宁明县。2013年6月24日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同年12月23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陈某甲，无业，住海口市龙华区。2013年6月24日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逮捕，同年12月23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陈某乙，无业，户籍地海口市美兰区，住海口市。2013年8月7日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被取保候审。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审理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贵兴、李某甲、李某丙、骆勇、刘某、曹某、李某乙等人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陈某甲、陈某乙犯非法经营罪一案，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4）海中法刑初字第5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李贵兴、李某甲、骆勇、刘某、李某乙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陈潮龙、王国胤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贵兴及其辩护人符斌、李某甲及其辩护人靳利成、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某及其辩护人曹龙、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乙及其辩护人刘春生、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骆勇、原审被告人申某、李某丙出庭参加诉讼。期间，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因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一次；上诉人李贵兴的辩护人符斌及上诉人刘某的辩护人曹龙各申请延期审理一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一、被告人李贵兴、李某甲、李某丙、骆勇、刘某、申某、李某乙、曹某、石某走私农产品的事实
2009年初，为偷逃国家进口货物应缴纳的关税及进口环节税，被告人李贵兴决定利用中越边民互市贸易政策将一般贸易方式购买的越南产胡椒走私进口，指使被告人李某甲（系李贵兴二女儿）以海南海兴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兴公司”）名义与越南供货商洽谈、签订买卖合同，指使被告人李某丙（系李贵兴三女儿）通过“地下钱庄”、“小额购汇”等非法途径向越南供货商支付货款，并委托被告人刘某和蒙某（已起诉，另案处理）为其代办通关运输事宜。
2011年，为偷逃国家进口货物应缴纳的关税及进口环节税，被告人李贵兴决定利用中越边民互市贸易政策，经由中越边境走私进口原产地为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第三国的农产品。李贵兴先与被告人骆勇、曹某、石某、蒙某等人见面商谈，谈好以“代理运输”的方式委托骆勇、曹某、石某、蒙某等人提供为其在越南海防港提货的越南公司，再指使李某甲与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供货商联系、洽谈购买农产品的事宜，由李某甲与国外供货商签署买方为越南公司的合同，并指使被告人李某丙通过“小额购汇”或委托陈某甲联系“地下钱庄”等非法途径对外支付货款。谈妥后，李贵兴陆续购买原产地为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黑胡椒、孜然、辣椒、辣椒粉、姜黄块、白胡椒、白蔻、桂皮、香叶等农产品。为了将所购农产品的原产地伪造成越南产，李贵兴指使李某甲要求供货商不得在其所购农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任何文字。当李贵兴所购农产品运抵越南的海防港后，骆勇、曹某、石某、蒙某等人先安排越南代理公司提货并将货物整柜运到中越边境的爱店、弄怀、蒲寨、水口等边民互市贸易口岸，再将整柜农产品分成货值不超过8000元（以下如未特别指出，均指人民币）的小包，然后组织中国边民以边民互市贸易方式向海关申报，利用边民互市贸易政策免税进境。
自2009年2月至2013年6月期间，李贵兴、李某甲、李某丙利用边民互市贸易政策共同走私进口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的黑胡椒、孜然、辣椒、辣椒粉、姜黄块、白胡椒、白蔻、桂通、香叶等农产品2926.275吨，货值89033603.95元，偷逃应缴税款22847947.74元；刘某利用边民互市贸易政策为被告人李贵兴走私进口或代销走私进口的农产品共计1017.5吨，偷逃应缴税款6897186.89元；骆勇利用边民互市贸易政策为被告人李贵兴走私进口农产品1239.375吨，偷逃应缴税款9903064.77元人民币；被告人李某乙利用边民互市贸易政策，以伪报贸易性质的手段，协助骆勇走私进口农产品353.5吨，偷逃应缴税款3749628.89元人民币；曹某利用边民互市贸易政策，以伪报贸易性质的手段，为李贵兴走私进口农产品128吨，偷逃应缴税款1425803.29元；被告人石某利用边民互市贸易政策为被告人李贵兴走私进口农产品26吨，涉嫌偷逃应缴税款136592.16元人民币；申某明知李贵兴的农产品以走私方式进口，仍与李贵兴合作出资共同走私进口并为李贵兴代销走私进口的农产品合计401.1吨，偷逃应缴税款4589347.27元。
二、被告人陈某甲、陈某乙非法经营的事实
2009年，李贵兴从事走私进口农产品业务后，因贸易方式不合法，无法通过银行渠道支付国外供货商的美元货款。2012年年中的一天，李贵兴在海口市大同路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门口找到在该处从事非法兑换外币生意的被告人陈某甲，并向陈某甲要了一张名片。几天后，被告人李某丙找到陈某甲，要求陈某甲为其兑换美元并汇往国外的美元账户，陈某甲同意并联系被告人陈某乙代办，陈某甲每兑换100美元从中赚取0.5-1元人民币的手续费。陈某乙则联系“阿松”（在逃，另案处理）等人代办，每兑换100美元也从中赚取0.5元人民币左右的手续费。
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被告人陈某甲多次为被告人李某丙向国外账户支付美元提供帮助。当被告人李贵兴需要支付国外美元货款时，被告人李某丙先联系陈某甲，陈某甲再联系陈某乙提供国内人民币收款账户，之后李某丙将人民币货款汇到被告人陈某乙提供的账户，陈某乙再联系“阿松”等人通过“地下钱庄”将美元货款汇到被告人李某丙指定的国外账户。在被告人陈某甲、陈某乙的帮助下，被告人李某丙先后将19847734元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并汇入国外供货商指定的账户以支付货款。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法庭庭审举证、质证，并经一审法院确认的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刘某代理进口货物合作协议、货物运输委托书、李某丙制作的与刘某及刘智刚、萧志雄、阿泰、唐昌惠等人的对账单、李某甲制作的与刘某等人代理费对账单、李某丙制作的采购成本利润表、边贸货物代理运输明细、代理点货物进销存帐、李某丙电脑中的刘志流水帐单、蒙某2011-2012年代理费统计表、采购合同、刘志代理费明细、与刘治对账单、销货日报表、边民互市贸易进口申报单、税收凭证、收购边民互市贸易带进货物放行单、收购调拨单、边民贸易入境货物申报单、货款、代理费支付情况表及相关银行流水、凭证、销售货款对账单、合同资料、进口明细、货物到港明细、进口香料合作明细表、代销货物资金往来统计表、手机短信照片、李贵兴、冯燕妃、李某丙的邮政储蓄银行账户，欧敏联公司、海兴公司、骆勇、李某乙的中国银行账户，骆勇、李某乙的农行及工行账户流水资料、银行汇款凭证、流水清单、从陈某甲手机中提取的银行账户照片、银行账户清单、海口海关缉私局情报技术处出具的电子数据提取说明及提取的相关书证，从李某丙办公电脑中提取的境外供货商银行账户资料及李某丙制作的银行日记账、等书证、海口海关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等鉴定意见、证人蒙某、马某、樊某、钟某等人的证言以及被告人李贵兴、李某甲、李某丙、刘某、骆勇、曹某、石某、李某乙、陈某甲、陈某乙等人的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贵兴、李某甲、李某丙、骆勇、刘某、申某、李某乙、曹某、石某无视国法，利用中越边民互市贸易政策，采取伪报贸易性质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手段走私进口农产品，偷逃应缴税款，其中：李贵兴、李某甲、李某丙共同走私进口农产品2926.275吨，偷逃应缴税款22847947.74元，数额特别巨大；骆勇参与李贵兴等人走私进口农产品1239.375吨，偷逃应缴税款9903064.77元，数额特别巨大；刘某参与走私进口农产品1017.5吨，偷逃应缴税款6897186.89元，数额特别巨大；申某参与走私进口农产品401.1吨，偷逃应缴税款4589347.27元，数额特别巨大；李某乙参与走私进口农产品353.5吨，偷逃应缴税款3749628.89元，数额特别巨大；曹某参与走私进口农产品128吨，偷逃应缴税款1425803.29元，数额巨大；石某参与走私进口农产品26吨，偷逃应缴税款136592.16元，数额较大；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应依法予以惩处。被告人陈某甲、陈某乙不具备金融从业资格，非法经营外币兑换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应依法予以惩处。
在走私犯罪中，被告人李贵兴系犯意提起者、走私货物出资者、所有者和主要受益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李某甲、李某丙在李贵兴走私过程中，根据李贵兴的指挥和授意，协助办理了部分事务；被告人骆勇、刘某、申某、李某乙、曹某、石某协助李贵兴以边民互市的方式走私部分货物，上述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均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是从犯，且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本案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依法均可从宽处罚。被告人李某丙协助侦查机关抓获同案犯，具有立功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李某甲、李某丙、骆勇等被告人的辩护人根据各被告人所具有的从犯、坦白等情节，建议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酌情予以采纳。被告人陈某甲、陈某乙在非法经营的犯罪中，没有具体办理相关业务，仅起牵线、联系的中介作用，在共同犯罪中均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且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均可从宽处罚，对各自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在骆勇协助李贵兴走私农产品的过程中，被告人李某乙协助骆勇以边民贸易方式走私进口了部分货物，涉案金额及所起作用均较骆勇小，在量刑时应有所区分。被告人申某在本案中主要是帮李贵兴保管、代销走私货物，没有直接组织边民伪报贸易性质通关，在量刑时应有所区分。根据被告人李某丙、曹某、陈某乙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对其三人依法宣告缓刑。缴获的走私货物孜然26吨和扣押在案的犯罪工具应当予以没收；扣押在案的个人财产应当作价折抵罚金；冻结在案的户名为梁振东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中的970010.00元系案发后李贵兴转移的资金，应当予以追缴抵作罚金，上缴国库。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李贵兴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三百万元，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骆勇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刘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李某甲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申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李某乙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李某丙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曹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石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陈某甲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陈某乙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缴获的走私货物孜然26吨予以没收；扣押在案的犯罪工具（详见扣押清单）予以没收；扣押在案的个人财产（详见扣押清单）作价折抵罚金；冻结在案的李贵兴的资金人民币970010.00元（户名为梁振东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账号为62×××26）依法予以追缴抵作罚金。以上均由海口海关缉私局执行，上缴国库。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贵兴上诉理由为：一、原判认定上诉人是主犯，没有事实根据，上诉人既非犯意提起者，也非走私的组织者、指挥者；二、上诉人不明知骆勇等五人利用边民贸易政策代理进口货物时犯罪；三、上诉人认罪、悔罪，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希望二审法院减轻处罚。其辩护人辩护意见为：一、原判认定上诉人与他人共谋，利用边民互市贸易政策，采取伪报贸易性质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手段进行走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原判认定上诉人走私进口农产品2926.275吨，偷逃应缴税款22847947.74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原判认定上诉人为主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四、本案应定为单位犯罪；五、二审量刑时应充分考虑上诉人坦白情节及其他因素。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甲上诉理由为：一、上诉人没有走私的主观故意，有没有与相关代理公司共谋走私；二、上诉人身体患有××，不适宜关押。其辩护人辩护意见为：一、李某甲没有共同走私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实施共同走私的客观行为，其行为不构成走私罪；二、李贵兴的家族公司从事农产品出口业务由来已久，因此，本案属于单位行为，而非自然人行为；三、原判量刑过重，建议二审法院改判，对其适用缓刑。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某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一、上诉人不知其行为为犯罪，且属初犯，主观恶性小，走私获利数额小，又有坦白认罪及悔罪等情节，应从轻处罚；二、相比同案犯而言，原判对其量刑偏重，并愿意缴纳18万元的罚金，希望二审法院减轻处罚，并考虑适用缓刑。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骆勇上诉理由为：一、对法律无知，不知此行为为犯罪行为，主观上没有走私的犯罪故意；二、上诉人为从犯，具有坦白情节，应从轻处罚，原判量刑过重，希望二审法院从轻判决。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乙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一、没有走私的故意，不知道此行为为犯罪行为；二、上诉人为从犯，且如实供述，有坦白情节，有悔罪表现；取保候审期间，遵纪守法，表现良好；三、上诉人有一个未满2周岁的女儿，且系女儿唯一监护人。希望二审法院考虑适用缓刑。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意见认为：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二、原判量刑适当。由于上诉人李贵兴、李某甲、骆勇、刘某、李某乙的上诉理由及相关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及认定的证据一致。原判认定的上诉人李贵兴、李某甲等人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原审被告人陈某甲、陈某乙犯非法经营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海口海关缉私局侦查处对扣押的李贵兴的9部手机，经过相关部门的技术分析，其中型号为三星n7000、htc、三星s4的三部手机分别为冯燕妃（李贵兴妻子）、张晓磊（李贵兴女婿）、卢雪（李贵兴儿媳）所有，手机内容与本案无关，不属于犯罪工具，于2013年12月10日将上述三部手机发还。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二审法庭庭审举证、质证，并经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海口海关缉私局侦查处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2013年12月10日，海口海关缉私局侦查处将与本案无关的属于冯燕妃、赵晓泪、卢雪的三部手机（分别为三星n7000、htc、三星s4）归还给上述三人。
2、发还物品、文件清单。证实：2013年12月10日，海口市海关缉私局将一批文件、账册及三部手机予以发还。
3、收条及相关身份证明复印件。证实：冯燕妃、张晓磊、卢雪三人收到海口海关缉私局发还的三部手机。
针对本案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以及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上诉人李贵兴等人是否具有走私犯罪的主观故意问题。
（一）上诉人李贵兴具有走私犯罪的主观故意
上诉人李贵兴及辩护人辩称李贵兴主观上没有利用中越边民互市贸易政策，而是想利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农产品优惠的关税政策从事农产品进口业务。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意见认为，李贵兴明知自己并非中越边境的边民，不享有边民互市贸易的优惠政策，且委托他人组织边民将其以一般贸易购买的商品“化整为零”走私进口，以达到逃避关税的目的；其还故意将印度等第三国进口的相关货物绕道越南，且委托他人代办进口通关业务时，不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合同、发票等单证，委托他人代办进口的费用也远远低于正常进口应缴的关税。因此其实施的一系列行为足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走私犯罪的故意。
经查，上诉人李贵兴于2009年了解到以边贸方式从越南进口货物的通关费用低于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货物的通关费用，于是开始以边贸方式从越南进口农产品。其在与萧志雄合作进口越南农产品时，收到萧志雄于2009年2月传真的一份通过中越边境边贸方式进口货物的示意图，图上明确标明“通过边贸方式入口”；在与萧志雄合作进口第三国农产品时，收到萧志雄于2011年传真的《马来亚胡椒作业出口与偏贸转口方式》，该传真件上明确告知李贵兴采用空白包装冒充越南出产的胡椒以偏贸（应为边贸）交易方式入关。其在与越南供货商刘智刚合作时明确要求刘智刚以边贸方式操作，不能将货物以一般贸易方式报关进口。其在与刘某合作进口印度孜然时，向蒙某了解以边贸方式进口印度孜然的可行性后接受蒙某采用空白包装的建议，并委托蒙某代理该业务。其所委托的刘某、蒙某、骆勇、曹某、石某等人均是利用中越边民互市贸易政策代办进口通关业务的。这有李贵兴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以及李某甲、李某丙、刘某的供述、李某丙制作的边贸货物代理运输明细、对账单、边民互市贸易进口申报单、示意图、《马来亚胡椒作业出口与偏贸转口方式》传真件、代理进口货物合作协议、货物运输委托书、合同资料等相关书证予以证实。上述事实及证据足以证实李贵兴主观上明知中越边民互市贸易政策，并故意利用该政策逃避关税，获取非法利益。
李贵兴及辩护人辩称李贵兴只是想利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农产品优惠的关税政策从事农产品进口业务，该辩解理由不成立。首先，自2008年以来，中越之间根据中国-
东盟货物贸易协议，农产品已经实现了零关税政策，但是农产品进口虽然不再缴纳关税，仍需交纳进口环节增值税，而利用中越边民互市贸易政策，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则无需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这也就是李贵兴所了解到的通过边贸方式的通关费用比一般贸易方式通关费用低得多的原因。事实上，李贵兴给刘某、蒙某、骆勇等人的代理费远远低利用中国-
东盟优惠关税政策的正常通关费用，该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李贵兴走私犯罪的主观故意。
其次，李贵兴以“代理运输”的方式委托刘某、蒙某、骆勇、曹某等人代办进口通关业务时，未提供任何与贸易有关的合同、提单等商业单证，仅仅与刘某等人签订了委托运输合同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此种情形下是不可能利用中国-
东盟优惠关税政策正常通关的，李贵兴长期从事进出口贸易，对此应当明知。
最后，李贵兴从东盟第三国进口农产品，均以蒙某、骆勇等代理人提供的越南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并将货物转运越南，并且要求空白包装。根据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关税政策，只要是原产地为东盟的国家，均可在中国-
东盟范围内享受优惠关税政策，没有必要运至越南进口入关，更没有必要采用空白包装。李贵兴此举只是表明从越南通关进入中国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那么其能够利用的只有中越边民互市贸易政策。且李某甲、李某丙在供述中提到李贵兴根据代理人提供的代理费报表经过比较，认为利用中越边民互市贸易政策缴纳税费要比直接从第三国发运至国内的税费要少得多。李贵兴从非东盟第三国进口农产品，例如印度进口孜然、从土耳其进口香叶等，其明知印度、土耳其并非东盟国家，绝对不可能享受中国-
东盟的优惠关税政策，仍然采用此种方式进口通关。这足以表明李贵兴要利用的不是中国-东盟优惠关税政策，而是中越边民互市贸易政策。
综上，李贵兴明知自己并非边民，不具备享受中越边民互市贸易政策的资格，采用“运输代理”的方式委托刘某、蒙某、骆勇等人利用中越边民互市贸易政策进口越南及第三国农产品，足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走私的犯罪故意。其主观上利用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优惠关税政策进口农产品的辩解不能对其走私行为作出合理解释，该辩解不成立。
2、上诉人李某甲具有走私犯罪的主观故意
上诉人李某甲及辩护人辩称李某甲没有共同走私的主观故意，其行为不构成走私。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意见认为，上诉人李某甲协助李贵兴以上述走私方式进口货物，足以认定其二人具有共同的走私犯罪的故意。
经查，上诉人李某甲明知李贵兴采用中越边贸互市方式（即李某甲供述中所称的“包税”或“对保”）从越南进口农产品，仍积极予以协助：一是积极联系国外供货商，二是在李贵兴的指示下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签订进口合同、进口代理协议、草拟代理运输合同等，三是将货物信息告知广西的进口代理商。这有李贵兴、李某甲的供述、合同、进口代理协议、手机短信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述事实足以认定李某甲与李贵兴具有共同利用中越边民互市贸易政策进口越南及第三国农产品的的主观故意，即走私犯罪的主观故意。即使李某甲、李贵兴存在法律认识错误，该认识错误不影响对其共同犯罪主观故意的认定。李某甲的积极协助李贵兴采用“包税”或“对保”方式从越南进口农产品行为，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已构成走私共同犯罪。
3、骆勇、刘某等人具有走私犯罪的主观故意
上诉人骆勇、刘某、李某乙及辩护人辩称无走私犯罪的故意，不知该行为为走私犯罪行为。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意见认为，骆勇、刘某、李某乙，还包括李贵兴、李某甲，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在实施走私行为时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涉嫌犯罪，但这属于上诉人法律认识错误的问题，不影响走私犯罪故意的认定。
经查，骆勇、李某乙、刘某等人长期接触边民互市贸易，应当熟悉中越边民互市政策，熟知代办进口通关业务，其明知李贵兴非边民，所购之货物为一般贸易所购的超免税额货物或第三国农产品，本不符合中越边民互市贸易政策之规定，仍然接受李贵兴的委托，为其代办进口通关业务。虽不能排除其存在法律认识错误的可能性，但是不影响对其犯罪故意的认定。
故上诉人李贵兴等人及其辩护人关于上诉人等不具有走私犯罪主观故意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本案是否属于单位犯罪问题。
上诉人李贵兴、李某甲及辩护人辩称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而非个人犯罪。具体理由为：1、李贵兴公司系家族公司，公司与个人难以分清，李某甲、李某丙都是在公司领取固定工资；2、所得利润归单位所有。3、李贵兴当初购买原产于越南的农产品是用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的，显然是公司行为；后来购买第三国农产品，虽然没有以自己公司名义签订合同，但这是代理公司要求的，而且也是以越南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的，并不是以李贵兴或李某甲个人的名义签订合同；4、本案涉及的进口业务资料都由工作人员装卷归档备查，符合单位的行为特征；5、佛山中院审理的蒙某涉嫌走私犯罪，是以单位犯罪认定的，本案具有相似性。
经查，李贵兴与国外供货商签订的合同中的确有部分合同以海南欧敏联贸易有限公司（2009年6月以前）和海南海兴进出口有限公司（2009年6月以后）的名义签订的，李某丙在2013年6月23日的供述中对此做了解释，李贵兴本想通过个人的名义签订的，由于以个人名义和外商签订订购合同在印尼、印度等地无法报关出口，所以订购合同都是以海南海兴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名义签订。但是无论是海南海兴进出口有限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还是以李贵兴或李某甲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其整个行为均不符合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理由如下：
1、未能体现单位意志。根据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来看，海南海兴进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3月23日，法定代表人为李某甲，股东为李某甲（出资140万，占70%的股份）和李某丙（出资60万，占30%的股份），但是实际控制人仍为李贵兴，在进口越南及第三国农产品业务中，体现的是李贵兴的意志，并非海南海兴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意志，这点在李贵兴与刘某、蒙某、骆勇等人签订的进口代理合作协议或运输委托合同书中体现的更为明显，运输委托合同上签名都是李贵兴个人签名，并无海南海兴进出口公司法人代表李某甲的签名，更无公司印章。至于李贵兴假冒广西凯业贸易有限公司等两家公司与越南供货商签订合同以及李贵兴以蒙某、骆勇等人提供的越南公司的名义与第三国供货商签订合同等行为，更是与海南海兴进出口有限公司无关，完全是李贵兴、李某甲等人的个人行为。走私进口农产品的境内销售完全是由李贵兴负责，李某甲、李某丙予以协助。李某甲、李某丙也供称自09年以来李贵兴、李某甲、李某丙等从越南及第三国进口农产品的行为全系个人行为，与海南海兴进出口有限公司无关。况且海南海兴进出口有限公司自成立后主要做胡椒出口业务，没有进口方面的业务，这有李贵兴、李某丙的供述以及证人李某丁的证言予以证实。
2、非单位行为。李贵兴走私犯罪的资金来源并非其名下的公司的资金，而是李贵兴、李某甲等人的自有资金及借款。无论是自有资金还是借款，均由李贵兴掌管。为实施走私犯罪行为所支付的款项，如支付的货款、代理费的支付等都是通过冯燕妃等人的个人银行账户来支付以及地下钱庄等非正常手段支付的，而货物销售所得利润也是转至冯燕妃的个人账户上，并没有从公司账户上收支。所得利润由李贵兴掌握，从未分配过利润。这有李贵兴、李某甲、李某丙的供述、手机短信、李贵兴、李某丙、冯燕妃个人银行账户的开户资料、交易流水单、网银交易流水单、转账凭证、境外个人结汇、购汇申请书、境外汇款申请书、收费凭证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的单位利润归单位所有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既无证据予以证明，更无事实依据。
另外，本案的进口业务资料较为翔实且装卷归档备查，并非单位行为独有特征，更不能成为构成单位犯罪的理由；蒙某走私普通货物罪（单位犯罪）一案与本案性质不同，不具有借鉴性。
综上，本案走私犯罪系李贵兴、李某甲等个人行为，不符合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本案中各共同犯罪人共谋及主从犯的认定问题。
（一）犯罪共谋问题。
上诉人李贵兴、李某甲及其辩护人均辩称其客观上没有与他人进行共谋的行为。
经查，李贵兴与刘某、蒙某、骆勇等人商定代理运输、代办通关进口事宜，从表面上看没有共谋利用中越边民互市贸易政策走私，但实际上李贵兴及刘某、蒙某、骆勇等人对此明知，关于其犯罪故意明知内容前文已述，因此，此种商定委托行为实为走私犯罪的共谋行为。李某甲的确未与刘某、蒙某、骆勇等人商谈过，但是其在李贵兴的指使下，草拟《委托运输协议》或《合作协议》，并传真给刘某、蒙某、骆勇等人，此种行为是走私犯罪共谋行为中的一部分。共谋可以通过语言商定，也可以通过书面文字表达。因此，原判认定李贵兴、李某甲与他人共谋并没有错误。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主从犯认定问题
上诉人李贵兴及辩护人辩称李贵兴不是走私犯罪的主犯，其既非犯意的提起者，也非走私行为的组织者、指挥者。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意见认为，李贵兴系犯意提起者、走私货物出资者、所有者和主要受益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经查，本案属于典型的委托型走私犯罪，在委托型走私犯罪中，委托人为天然的主犯。李贵兴作为委托人、走私货物的所有人以及走私犯罪行为的主要受益人，原判认定其为主犯，定性准确。在整个走私犯罪活动中，李某甲、李某丙、刘某、蒙某、骆勇、曹某、石某、李某乙等人在不同的环节实施不同的行为，这些行为或受李贵兴之指使或受其委托或与其合作，互相配合，共同完成走私犯罪行为：李某甲协助李贵兴联系国外供货商、签订合同等；刘某、蒙某、骆勇、石某、曹某等被委托人，实施具体的进口通关行为；李某丙在走私货物运到目的地后在李贵兴的授意下支付代理费及货款等。可见，李某甲、李某丙、刘某、蒙某、骆勇、曹某、石某、李某乙等人的行为实为次要实行行为或帮助行为，因此，原判认定李贵兴为主犯，李某甲、李某丙、刘某、蒙某、骆勇、曹某、石某、李某乙等人为从犯并无不当。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四、量刑问题
上诉人李贵兴及辩护人认为原判量刑过重，希望二审法院从轻处罚；上诉人李某甲及辩护人认为原判对李某甲的量刑过重，希望二审法院改判，适用缓刑；上诉人刘某及辩护人认为与同案犯量刑相比，原判对刘某量刑畸重，希望二审法院减轻处罚，并考虑适用缓刑；上诉人李某乙及辩护人认为原判对其量刑过重，希望二审法院改判缓刑。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意见认为，原判根据各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参与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依法对各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的量刑是适当的。
经查，李贵兴为主犯，对所参与的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李某甲、李某丙、刘某、蒙某、骆勇、曹某、石某、李某乙等人为从犯，都有坦白情节，其中李某丙还有一般立功情节。综合其犯罪行为、偷逃应缴税额、情节及危害后果来看，1、李贵兴实施走私犯罪偷逃税额为22847947.74元，原判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量刑在法定刑幅度内；2、李某甲、李某丙与李贵兴共同对逃税数额高达22847947.74元的走私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由于李某甲、李某丙为从犯，具有坦白情节，且李某丙有一般立功情节，原判对二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2万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12万，量刑均在法定刑幅度内；3、上诉人骆勇参与走私偷逃税额为9903064.77元，考虑其从犯，具有坦白情节，原判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量刑适当；4、原审被告人申某参与走私犯罪偷逃税额为4589347.27元，考虑其为从犯，具有坦白情节，原判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量刑适当；5、刘某参与走私犯罪偷逃税额为6897186.89元，考虑其为从犯，具有坦白情节，从同案量刑平衡角度来看，原判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量刑偏重；6、李某乙协助骆勇帮助李贵兴走私进口农产品，仅仅受骆勇再委托代办通关事宜，其属于“从犯中的从犯”，考虑其参与走私犯罪偷逃税额为3749628.89元，具有坦白情节，其一审、二审认罪态度较好，具有悔罪表现，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且符合缓刑适用条件，可以适用缓刑；7、原审被告人曹某、石某参与走私犯罪偷逃税额分别为1425803.29元和136592.16元，二人皆为从犯，又有坦白情节，原判量刑在法定刑幅度内，并无不当之处。
故上诉人李贵兴、李某甲、原审被告人李某丙原判量刑在法定刑幅度内，对李贵兴、李某甲希望二审法院从轻处罚及适用缓刑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上诉人刘某、李某乙及其辩护人','2018-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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