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5民终15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车丽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仕国
上诉人车丽与上诉人黄仕国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南法民初字第0949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3月30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沙法民初字第004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案外人车加偿还黄仕国借款本金682000元并支付利息。
2015年7月5日，车加与黄仕国签订《协议》，载明：1、由黄仕国在10天内将车加提出的一项资料交给车加，该资料由车加的律师认可具有法律效益。同时车加用其妹车丽的抵押物及其手续由黄仕国的律师认可后交黄仕国作抵押。从双方交换资料之日起的2个月内，若车加未归还原欠款，该抵押物由黄仕国处置。2、若黄仕国在10天内拿不到车加提出的所需资料且拿到的资料无效。黄仕国承诺将其女婿成军约出，由律师取证车加所需的实事求是的相关证词。原告车丽在该协议上以见证人的身份签字。
2015年7月13日，车加与黄仕国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书（2015沙法民执字第01738号），车加于2015年7月30日前支付黄仕国现金20万元及80万元担保财产（财产为一辆出租车、一个车位、一套房子，由相关当事人到公证机关办理公证并以公证书确认的财产为准）；如车加在2015年9月30日前付清黄仕国现金80万元，则黄仕国将上述的80万元财产解除担保，如未能付清，则由黄仕国在2015年10月1日处置担保财产。双方确认执行和解中的房子即本案涉案房屋。
根据证人肖某（系重庆市公证处公证员）证言，2015年7、8月期间，原被告连续几次去公证处办理公证，原告想办一个可以拿到资料的公证，被告想办一个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但因双方之间并无直接的债权债务纠纷，不符合办理具有强制执行力公证的条件，最终未能办理。
根据证人洪某证言：签房屋买卖合同的原因是原告需要被告的资料。该5万元是车加本来要还我的，后车丽说和黄仕国的这件事情大些，便让我先把这5万元给黄仕国，后我用车加老婆左小琴的卡将钱转到黄仕国账户。
2015年7月29日，卖方车丽和买方黄仕国，经纪方重庆钢运置业代理有限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经纪成交合同》（NO:1407537），约定车丽将南岸区南滨西路28号1幢13-3号房屋（即本案涉案房屋）作价80万元出售给黄仕国。合同第十三条补充载明：1、该房屋包含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西路26号负2-357号车位、出租车经营权（编号050014）、机动车一辆（车牌渝黄仕国T2745）共作价80万元，若过户，则由买方负责归还银行债务。2、在2015年10月1日之前卖方有权用原价购回以上标的。同日，三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附加协议》，约定黄仕国向车丽提供四份材料原件，四份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并对卖方具有以下法律效力：1、证明陈军在2015年2月之前为重庆市北部新区黄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员工；2、陈军任重庆金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执行董事为重庆市北部新区黄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骆正明的委托代理人林涛安排同意；3、如以上材料不能证明以上二项内容，则三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4、经纪方服务日期为签署本协议为止，若合同无效，经纪方收取的中介费不退还；5、标的债务由买方支付57万元，余款由卖方支付用于解押，卖方无条件配合。
上述合同签订后，车丽委托洪某用左小琴的银行卡向黄仕国转账5万元。
上述协议签订后，黄仕国向车丽提交了资料一套，包括重庆金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说明（内容为陈军与2015年7月8日手写：重庆市北部新区黄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给陈军缴纳社保、医保费用，于2015年2月停止）、重庆金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法定代表人信息、2013渝高法民初字第0002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认为已履行协议并向原告提交了资料，但原告车丽认为上述资料都能够通过公开渠道查询，且达不到车加所要的证明目的，故以前述诉讼请求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在一审诉讼中原告车丽诉称：被告与原告的哥哥车加存在100余万元的经济纠纷，双方为解决该纠纷于2015年7月5日协商一致达成协议：由被告在10日内将车加提出的一项资料交给车加，该资料需具有法律效益，同时车加用妹妹车丽的房屋、车库及其他收益交给被告处置。被告为尽快拿到钱，谎称其手中有车加需要的资料，但要求车加提供100万元的财产作为交换，车加遂找原告求助。原告为了让车加拿到这些证明材料，于2015年7月29日与被告协商，被告提出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将车丽名下的一套房屋、车库及车辆运营权作价80万元卖给被告，原告及车加另外再支付20万现金给被告，被告就将手中的资料交给原告。于是，双方在重庆钢运置业代理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编号为1407537的房屋买卖合同及一份附加协议。由于当日时间较晚，银行下班不能支付20万现金，原告委托朋友洪某用左小琴的银行卡向被告转账5万元，并告知被告在第二天将资料带来后再支付其余15万元。次日，当原告拿到被告提供的资料后，发现该资料完全可以通过工商局查询到，达不到原告的目的。原告认为被告在协商处理车加的事务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使原告违背了真实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和被告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应当属于无效，被告应当返还原告的5万元。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原被告双方房屋买卖合同（NO：1407537）不成立；2、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5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黄仕国辩称：1、被告因和原告哥哥车加存在经济纠纷，经沙坪坝区法院判决，车加应当支付被告借款本息共计100余万元。后车加和被告达成执行和解，车加支付被告现金20万元并用车丽的80万元财产进行担保。原告车丽自愿用其财产为车加的债务进行担保，并同车加、被告一起到公证处办理抵押公证。因担保财产事先已另有担保，故公证未果，在此情况下，经案外人李远志建议，将公证变为买卖合同，故双方经自愿协商，方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合同是真实有效的，被告也已按协议向原告交付了一项资料，原告称被告谎称手中有资料且不履行协议的主张不成立。2、根据车加与被告的执行和解协议，车加应支付被告现金20万元，现原告和车加仅支付了5万元，尚欠15万元未付，故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该5万元并非不当得利。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从原被告双方签订买卖合同的背景看，2015年7月5日，车加与黄仕国签订《协议》，载明黄仕国在10天内将车加提出的一项资料交给车加，车加用其妹车丽的抵押物及其手续交黄仕国作抵押，车丽在该协议上以见证人的身份签字。2015年7月13日，车加与黄仕国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书：车加于2015年7月30日前支付黄仕国现金20万元及80万元担保财产（财产为一辆出租车、一个车位、一套房子，由相关当事人到公证机关办理公证并以公证书确认的财产为准）。之后，车丽和黄仕国到公证处办理过几次公证，但因存在分歧而未办理成功。根据黄仕国陈述，因公证无法办理，案外人李远志建议将公证变为买卖合同，双方遂于2015年7月29日签订《房地产买卖经纪成交合同》（NO:1407537），车丽将南岸区南滨西路28号1幢13-3号房屋作价80万出售给黄仕国，在补充条款中载明该房屋包含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西路26号负2-357号车位、出租车经营权（编号050014）、机动车一辆（车牌渝黄仕国T2745）共作价80万元。《房地产买卖经纪成交合同》中约定的财产和车加与黄仕国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用以担保的财产（一辆出租车、一个车位、一套房子）基本吻合。为此，可以认定原被告双方虽签订了买卖合同但并无转让财产之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告诉请要求确认原被告双方房屋买卖合同不成立的理由正当，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请求返还5万元之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诉称5万元的给付在“买卖合同”的履行内容中未有载明，而车加与本案被告存在经济纠纷，该款支付性质不能确定，至于其因何产生，在本案中不予置评。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车丽和被告黄仕国于2015年7月29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经纪成交合同》（NO:1407537）不成立；
二、驳回原告车丽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63元，由原告车丽承担223元（已缴纳），由被告黄仕国承担40元（该款已由原告垫付，被告于判决生效后支付原告）。
判决后，车丽与黄仕国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车丽上诉主要理由：虽然5万元的转款在房屋买卖合同中未载明，但本案的5万元与本次房屋买卖合同有关联性和因果关系，一审法院既然已确认车丽与黄仕国所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不成立，则黄仕国所获得的5万元无任何依据，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黄仕国应当返还，一审对此判决错误应予纠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原审判决第二项。
黄仕国上诉主要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车丽起诉法院的事实和理由是，黄仕国在与车丽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中存在欺诈行为，故认为双方签订的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对此只进行了审理，未作出认定；一审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背景，认定虽签订了买卖合同但并无转让财产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判决双方所签订合同不成立，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决双方所签订的买卖合同成立。
二审诉讼中另查明：一、一审诉讼中黄仕国向车丽提交了资料一套，包括：1、加盖工商档案章的《重庆金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内容为：经公司2013年9月5日股东会议决议决定，修改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条公司由2个股东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其中：林涛出资额1800万元，赵建云2**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军在该材料签字并加盖重庆金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2、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陈军与2015年7月8日手写：重庆市北部新区黄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给陈军缴纳社保、医保费用，于2015年2月停止；3、加盖工商档案章的《2013年9月5日重庆金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其主要内容为：林涛出资额1800万元，赵建云2**万元；全体股东同意选举陈军为公司董事、法定代表人；4、加盖工商档案章《法定代表人信息》载明：2013年9月6日重庆金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军；5、2013渝高法民初字第00027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事实：“2011年10月11日，金港房地产公司、车加、王长富作为甲方，黄浦小贷、骆正明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一、……。乙方目前委托林涛持有金港房地产公司90%的股权，并已对金港房地产公司的公章和财务及经营活动进行监管。……。”
二、在二审诉讼中，黄仕国向法院举示加盖江北区社会保险局公章的信息证明，内容：重庆市北部新区黄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给陈军缴纳社保、医保费用，从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停止。车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
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相同。
本院认为，2015年7月29日，二上诉人及重庆钢运置业代理有限公司三方共同签订《房地产买卖经纪成交合同》中主要约定：车丽将南岸区南滨西路28号1幢13-3号房屋（即本案涉案房屋）作价80万元出售给黄仕国。合同第十三条补充载明：1、该房屋包含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西路26号负2-357号车位、出租车经营权（编号050014）、机动车一辆（车牌渝黄仕国T2745）共作价80万元，若过户，则由买方负责归还银行债务。2、在2015年10月1日之前卖方有权用原价购回以上标的。同日，三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附加协议》中主要约定：黄仕国向车丽提供四份材料原件，四份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并对卖方具有以下法律效力：1、证明陈军在2015年2月之前为重庆市北部新区黄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员工；2、陈军任重庆金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执行董事为重庆市北部新区黄浦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骆正明的委托代理人林涛安排同意；3、如以上材料不能证明以上二项内容，则三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上述合同签订后，黄仕国则按照《房屋买卖合同附加协议》中的约定，将材料交付给车丽。车丽以该资料完全可以通过工商局查询，黄仕国存在欺诈行为，使其违背了真实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和黄仕国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应当属于无效为由，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上述合同无效。其请求是否予以支持？一方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在诉讼中，车丽未向法院举示证据证明，黄仕国在签订合同中存在欺诈行为；另一方面，在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中约定了合同无效的条件，即黄仕国交付的材料不能起到证明内容的，则合同无效。在诉讼中，车丽承认收到了黄仕国交付的材料，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也未向法院举证说明该材料不符合合同约定，即无证据证明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其起诉要求主张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依据。因此，一审法院以双方虽签订了买卖合同但并无转让财产之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认定，无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作出的判决错误，应予纠正。
综上，上诉人黄仕国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的二项请求之一，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如上文所述，依法应予支持。至于另一项请求，即要求确认双方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因其在一审中未提出反诉，该请求不属于二审审理之范围，此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车丽提出黄仕国返还5万元的问题，不属于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内容，不宜纳入本案审理，上诉人车丽请求改判由黄仕国返还5万元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由于二审法院出现的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所作的判决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南法
民初字第09493号民事判决书。
驳回车丽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63元，由车丽负担；二审案件受理
费160元，车丽负担80元，黄仕国负担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肖 琴
代理审判员 刘恋砚
代理审判员 邓 瑀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