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市商初字第62号
原告张红梅，女，1974年5月15日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徐锐，女，1951年12月10日生，汉族，济南铁路局退休职工，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徐庆海，男，1951年3月24日生，汉族，济南铁路局退休职工，住济南市。
被告《祖国》杂志社，住所地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宋瑞祥，无具体职务。
委托代理人韩东起，男，《祖国》杂志社主任，住北京市。
委托代理人李红耀，河南同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御尚玉珠宝有限公司（济南中伟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田建杰，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兴霞，山东全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林忠，男，1970年2月13日生，汉族，平安山东新闻网员工，住济南市。
第三人李习明，男，1972年9月3日生，汉族，平安山东新闻网员工，住济南市。
两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奎阳，男，1968年11月9日生，汉族，平安山东新闻网员工，住济南市。
两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隋广鹏，男，1976年1月11日生，汉族，平安山东新闻网员工，住济南市。
原告张红梅与被告《祖国》杂志社、山东御尚玉珠宝有限公司（济南中伟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伟公司）、第三人林忠、李习明合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红梅的委托代理人徐锐，被告《祖国》杂志社的委托代理人韩东起、李红耀，被告中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兴霞，第三人林忠、李习明共同的委托代理人王奎阳、隋广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红梅诉称，《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以下简称记者站）站长林忠、副站长李习明利用负责记者站工作的便利，虚构《祖国·平安山东专刊》编辑部（以下简称编辑部），私刻编辑部印章，聘任原告担任所谓的《平安山东专刊》新闻专题部主任。欺骗原告于2009年12月16日与编辑部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提供“新闻专题部”牌匾和安装固定电话两部的费用及提供办公场所的租赁、水电费用由原告负责缴纳。协议还约定：订刊按净利润5:5分成，原告自行承担一切费用和经济法律责任，交纳刊物管理费用，原告应指导客户将所有费用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2011年2月1日，记者站站长林忠又以扩大《平安山东专刊》的知名度为名，欺骗原告与《祖国杂志》山东总代理中伟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合作有效期暂定三年，原告每年缴纳管理费12万元，所招聘人员工资、待遇和福利以及所发生的任何后果均有原告自行解决等待遇和福利以及所发生的任何后果均由原告自行解决等。记者站站长林忠以中伟公司负责人身份在《合作协议书》上签字。2011年1月25日，记者站因资金紧张，记者站担保经原告向柏圣涛两次高息借款36万元。到期后因记者站不能归还借款，导致原告将位于济南市闫千户小区101平方米的房产抵价54.72万元抵偿给柏圣涛，致使原告至今在外租房居住。因被告的一系列欺骗行为，原告为履行协议及《平安山东专刊》的顺利出版发行，先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聘用10多名各类专业人员，租赁办公场所，购置办公用品，拓展出版发行业务，支付各类人员工资福利和差旅、办公费用等，仅各类直接费用支出就高达300余万元。经过原告一年多的筹备、运作，正待开展专刊征订、发行时，发现所谓《平安山东专刊》系未经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审批的假冒刊号的非法刊物，依法不能出版发行，致使无法收回版面费140万元。被告《祖国》杂志社为国家级媒体杂志，其派出机构及注册、控制的媒体公司为谋取经济利益，知法犯法，盗用刊号，非法设置机构出版专刊。特别是被告《祖国》杂志社在确知其驻山东记者站违法事实的情况下，仍蓄意庇护、掩盖其违法所为。被告《祖国》杂志社和中伟公司应对原告巨额支出及损失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祖国》杂志社赔偿原告办公费597493.79元、招待费274030.7元、交通差旅费97652.27元、礼品费500397.4元、揭牌仪式费84572.7元、工资福利及劳保费491384.55元、借款费105380元、购车费377313.17元、报刊管理费140000元，赔偿原告2013年7月至2015年7月的房租损失53000元、赎回房产费用547200元、版面损失140万元，共计4668424.58元。二、被告《祖国》杂志社支付原告已支出款项的同期贷款利息损失830130元、借款利息18万元（以本金360万元为基数，自2010年1月15日起至2015年1月15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5.7%计算）。上述两项数额扣除以车抵偿20万元，原告向被告《祖国》杂志社主张共计4978554.58元。三、被告中伟公司、第三人林忠、李习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祖国》杂志社辩称，一、原告和《祖国》杂志社不存在合作关系，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原告在诉状中已确认以下内容：“《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站长林忠、副站长李习明利用负责‘记者站’工作的便利，虚构《祖国·平安山东专刊》编辑部,私刻编辑部印章。聘任原告担任所谓的《平安山东专刊》新闻专题部主任，欺骗原告于2009年12月16日与‘编辑部’签订‘合作协议书’。”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采信规则，原告的诉讼属于自认行为，原告已经认可所谓“合作协议”系林忠私刻印章，虚构事实与之签订的，系林忠个人实施的涉嫌犯罪的行为，原告并于2013年3月26日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以合同诈骗罪追究林忠的刑事责任。原告的行为已经充分表明，原告明知且已认可“合作协议”系其受林忠欺骗与林忠个人所签，与答辩人《祖国》杂志无直接关联性。2、原告与林忠个人签订的“合作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原告也未因该“合作协议”造成损失。2009年12月16日原告与林忠个人签订的“合作协议”第六条约定“协议有效期为一年，期满前一个月商议续订，任何一方违约，协议自动解除”。至2010年12月15日期满，原告与林忠并未续订。原告诉称各项损失发生都在2010年12月之后。3、原告与济南中伟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与答辩人《祖国》杂志更无关联性。济南中伟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该企业和答辩人无任何法律及隶属关系，答辩人也未授权或委托该企业与原告进行任何业务活动。原告与济南中伟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只是确立了其双方的合同关系，并不涉及其他人。其双方的合同关系决定了合同权利义务的承担只能发生在原告和济南中伟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两个特定主体之间。原告请求合同主体之外的答辩人承担责任，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二、原告请求赔偿损失数额不真实、不合理、不合法。且系原告自身违法行为所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43号令《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报刊记者站不得从事与新闻采访无关的其他活动，不得以报刊记者站名义发布新闻，不得从事出版物发行、广告、开办经济实体及其他经营活动，不得利用行政权力摊派发行，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第23条规定：报刊记者站及工作人员不得以新闻机构、报刊记者站或新闻记者名义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以新闻报道为名要求采访对象订报刊、做广告、提供赞助或者从事经营活动，不得搞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不得从事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31号令《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第34条规定：期刊可以在正常期刊之外出版增刊。每种期刊每年可以出版两期增刊。原告身份系中国改革报山东记者站副主编，是资深新闻从业人员，非常熟知国家对记者站和期刊出版的相关规定，但其仍违法与济南中伟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签订严重违法、违规的合作协议，进行违法、违规、违纪的出版活动，要求采访对象如众多的公安、法院等单位（详见原告提供的版面费分类清单）订报刊、提供赞助，搞有偿新闻，竟然在一年内出版12期之多。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明令禁止“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严各地各部门要大力大精简各种茶话会、联欢会，单位之间不搞节目慰问活动，未经批准不得举办各类节日庆典活动。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单位之间、单位内部一律不准用公款送礼、宴请。各地都不准到省、市机关所在地举办乡情恳谈会、茶话会、团拜会等活动，已有安排的，必须取消。各级党政干部一律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安排的宴请，未经批准不准参与下属单位的节日庆典活动。各地各部门单位一律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形式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包括各种提货券。各级党政干部不得以任何理由，包括下基层调研等收受下属单位赠送的土特产和提货券。各级党政机关要严格纪律要求，加强管理，杜绝在机关收受和分发土特产的情况发生。严禁违反规定收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把关，严于律己，要坚决拒收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严禁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借机敛财。”原告提供的费用票据大部分都是公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铺张浪费，大肆公开举行庆典活动，送礼宴请，邀请公安、法院等党政机关参加所谓“揭牌仪式”支出的所谓招待费、礼品费、交通费，变相办公费等费用。其诉讼请求主张的损失均系原告自己实施违法、违规、违纪行为所致，依法不应支持。原告在损失的计算上严重不合理，有计算复利的情况，并且支出还没产生时就开始计算利息，而很多支出与原告的出版活动没有关联性。综上，应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伟公司辩称，1、中伟公司是代理《祖国》杂志社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祖国》杂志社与原告之间已经履行过《合作协议》，该协议的权利义务主体为《祖国》杂志社与原告，而非中伟公司。2、中伟公司从未介入过本案诉争的《合作协议》纠纷。中伟公司没有收取过原告或者《祖国》杂志社和其分支机构的任何费用，也没有对合作协议进行过管理和收益。他们之间的纠纷与中伟公司无关。因此，中伟公司成为本案被告既无法律依据又与事实不符。3、据《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的原工作人员介绍，原告是因为没有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山东记者站在2011年11月18日解除了双方的合作协议，解约通知已经送达给张红梅，并在《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网站上进行了公布。4、《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作为《祖国》杂志社的分支机构，其权利义务应有其权利义务应由《祖国》杂志社承担。5、张红梅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该依法驳回。原告360万元本金损失从2010年1月15日开始计算利息，但很多票据都产生于2010年1月之后，且房租计算到2015年7月。从2010年开始计算利息于法无据，且360万元本金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一份《合作协议》是山东记者站为出版《平安山东》聘用原告作为编辑部主任而签订的，且《平安山东》是经《祖国》杂志社允许发行的，使用的刊号也是《祖国》杂志的刊号。被告《祖国》杂志社在答辩中也默认了《平安山东》可以作为《祖国》杂志的增刊。故第一份合作协议是山东记者站站长和副站长的职务行为。同时，出版《平安山东》的收益也向《祖国》杂志社进行了交纳，由站长林忠的交款收据、汇款单据及原告支付到《祖国》杂志社财务人员名下的汇款单据为证。所以两份合作协议都是《祖国》杂志社与原告之间的合作关系，与被告中伟公司无关。
第三人林忠述称，一、《祖国》增刊《祖国·平安山东专刊》的由来。2008年，祖国杂志社全国首家记者站—山东记者站经山东新闻出版局批准成立。为给全国其他省份记者站的成立树立标杆和工作模版，同时顺应当时全国推进平安建设的形势需要。祖国杂志社社长陈漫雪、副社长炜立（音，承办人注）等社领导经会议研究决定，要求山东记者站出版《祖国》下半月刊《祖国·平安山东》，由此，增刊于2009年3月开始出版。根据有关文件“新闻与经营必须分开”要求，记者站授权济南中伟广告公司代理《祖国》及增刊广告业务。二、张红梅与记者站的关系。增刊出版后，即2009年下半年，经记者站副站长李习明引荐，记者站同意张红梅到记者站工作，并答应张红梅提出的“自选组建专题部”的要求，为明晰责权，与之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协议执行完毕后，张红梅主动找记者站协商，要求独立经营增刊（仅限于增刊的广告、组稿、发行等经营业务，而无新闻采编权）。经讨论与张红梅签订了协议。张红梅接手增刊工作后，仅向祖国杂志社（祖国杂志社原工作人员邱瑞瑞）汇出4万元的管理费，之后，再未交一分钱，也未向中伟公司账户打过一分钱。同时，记者站先后接到关于张红梅如下投诉：1、冒用《祖国》杂志社社长的名义到德州临邑参加公开活动；2、以工作为由向其朋友金扣子服饰公司周总借款60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并购买丰田越野车一辆；违规冒用记者站名义到山东化工厅采访；冒用原山东高院、济南市公安局、省纪委纠风办主要领导亲属和至交名义为她人省纪委纠风办主要领导亲属和至交名义为他人“消灾”索取钱财，给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剽窃广州日报记者文章《放下自在》当作卷首语……记者站多次找其谈话并予以警告，但她依然我行我素，不思悔改。于是，记者站在2011年11月19日向其送达解聘通知，与其解约。因其拒不签字，在记者站原官方网站予以公布。并在总社的要求下，停止增刊的出版。综上，经查阅张红梅提交的诉状及所谓证据做以下说明：。1、《祖国·平安山东》作为《祖国》的下半月刊，且经原社长办公会通过统一使用《祖国》统一标准刊号，无任何违法存在。张红梅未到记者站以前，一直在新闻单位工作，到记者站后，先在增刊专题部工作一年，而且是公开活动，其独立经营后也是正常出版。另外，张红梅仅仅承包的专刊广告及广告的组稿、发行、而不是新闻的采编，中伟公司已履约向其提供了广告发布纸媒。尤其重要的是，增刊出版前，须经站长签字，而林忠只签过一期。因此，双方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记者站之所以与其终止，是由于其单方严重违约造成的，被告各方均不存在过失。2、张红梅在媒体从业多年，知晓增刊性质及记者站无独立账户。记者站不是独立法人，只是总社的派出机构，全国超过99%的记者站均无账户，张红梅作为一个在新闻单位从事广告工作10年以上的广告人，对此早已了解，不然，她也不会直接将管理费打到北京，更不会签协议。3、张红梅主张的损失，均不存在。广告费损失均为其本人捏造。她所谓的广告，大多是党政机关，而党政机关根本没有此项财政支出，这是社会常识。另外，企业的广告在刊发前，都会以“广告发布合同”来约束的，而不是信口开河的数字；购车费是其自己的消费品，与本案无关；借高利贷及租房费均是个人行为，且其在2011年11月就被解聘，。她却居然搜集了2014年的租凭费等；更为可笑的是，其中还有礼品红包之类的行贿开支，我方要求张红梅提供收受者的书面证明，然后移交纪委处理。4、记者站担保向柏圣涛高息借款36万元。系张红梅个人伪造，记者站在林忠任职期间至今，包括记者站所有工作人员，从未听说此人，也未向任何人、任何单位借款。
第三人李习明述称，2009年10月，经朋友介绍我与《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站长林忠认识，据林忠站长介绍《祖国》杂志社编委会已经开会决定山东可以以《祖国》杂志社下半月刊的形式编辑出版山东专刊，他邀请我来山东记者站共同开创一番事业。并聘请我为山东记者站副站长。1、张红梅来单位的由来。2009年11月我到山东记者站后，就把原来中新社关系不错的同事一块儿介绍到山东记者站，其中包括隋广朋、张红梅、邱士德、宫风山、张霞等人，本意是让大家通过这个不错的中央级媒体平台，共同实现人生价值，达到社会和经济效益双赢的目的。2009年12月，张红梅过来后和《祖国·平安山东》专刊编辑部签订了一份合作代理协议协，由张红梅年交五万元广告费，可以在《祖国·平安山东》专刊的版面上刊登广告和专题。张红梅工作后，我们尽一切力量帮助她工作走向正规我们尽一切力量帮助她工作走向正轨，隋广朋同志和我数次出差帮助她出去组稿，联系广告，撰写、修改稿件，应该说取得了不错的收益。至2010年底，此协议已执行完毕（如果张对收益不满意或没有收益，她也不会签订第二份代理协议）。2、我代收张红梅五万元的由来。自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代理公司济南中伟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与张红梅协议签订后，单位开会决定，因为我与张红梅比较熟，所以安排我和新闻部主任隋广朋（均是张红梅在中新社的同事）负责接洽和帮助张红梅开展工作。经单位同意，张红梅所交的五万元费用是分四次交给我（2010年元月6日一万五千元，2010年2月到3月之间一万元，2010年3月5日五千元，2010年月底两万元）我当时全部按其交款时间给她一一打了收条。之后张红梅再无任何款项交给我或打入我的建设银行账户。款项收到后，我全部上交单位，单位一块打给了祖国杂志社。3、自2010年6月之后，我与张红梅再无任何瓜葛。2010年6月，因为专刊一期封面图片的问题，张红梅对我不依不饶，和我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向单位领导表示，张红梅的事情我无法沟通，她的事情我再也不管了；自此以后，我和此人再无任何工作和朋友之间的联系。
经审理本院认定，2008年4月21日，《祖国》杂志社向山东省省委宣传部提交关于筹建《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的报告，2008年7月15日，山东省新闻出版局作出鲁新出报刊字[2008]34号关于同意设立《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的批复，同意设立《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记者站登记号鲁报刊JZ第OP009号，所属报刊名称《祖国》CN11-5569/C,记者站负责人林忠。
2009年12月16日，《祖国》平安山东专刊编辑部（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载明：为扩大平安山东专刊发行和提升经营效益，深入开展平安山东建设宣传工作，拓宽组稿采编渠道，经平安山东专刊编辑部研究决定并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就设立“新闻专题部”部门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甲方同意设立祖国平安山东专刊“新闻专题部”，该部门性质为甲方内部采编机构，在山东省具有唯一性。甲方聘任张红梅担任祖国平安山东专刊“新闻专题部”主任。甲方拥有平安山东专刊新闻专题部的设立权和取消权。新闻专题部设立后，甲方有权依据乙方的工作业绩情况和履约情况，决定保留或撤销。在乙方资料和款项手续完备后，向乙方颁发任命书和工作证件，并根据乙方合理要求和编委会规定，为乙方办理工作需要的相关证明文函。甲方随时检查新闻专题部工作情况，考核工作人员，并提出任务和要求。甲方负责协调各方面工作，指导乙方开展工作。甲方提供“新闻专题部”牌匾一块和安装固定电话两部（电话费用由乙方负责缴纳）。甲方负责提供办公场所，租赁费用和水电费用由乙方负责交纳。甲方负责提供10个免费版面（省级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地市主要负责人访谈全部免费）和免费负责为乙方在平安山东新闻网上传稿件和网络视频，其他平安山东专刊广告、理事单位、赞助刊例价格，按以下共同分成比例上缴分成：理事长单位上缴5万元，副理事长单位上缴4万元，理事单位上缴2万元。其他软文、专刊广告按最低价格再优惠500元计算（其他和杂志无关的广告和赞助按4:6执行），订刊按净利润5:5分成。上述税费由甲乙双方按所得部分共同负担。甲方每期提供杂志不少于20本，如乙方超出20本部分须按实际价格购买。甲方对乙方刊发的广告和文稿具有终审权，对不符合刊物要求的广告或文稿不予刊发。甲方负责提供发票，乙方须和甲方共同负担税费。乙方在甲方领导下，根据职责权限规定，即以祖国平安山东专刊新闻专题部名义开展相关工作，但自行承担一切费用和经济、法律责任。按甲方有关规定积极履行采编、发行刊物、征集广告和组织活动等基本职责。乙方按甲方统一印制的合同文本和客户签约，应指导客户将所有费用汇入甲方指定银行账户。否则，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在合同签订之日起十日内需交纳4万元的刊物管理费用。房租一年为两万元，乙方须十日内先期交纳一万元，剩余款项待房租到期付清。乙方有自行招聘人员的权利，人员工资待遇和福利需和甲方招聘人员保持一致。乙方不得自行私刻公章，任何协议和介绍信件由甲方负责开具。一年届满，乙方优先和甲方续约。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一年。该协议书的落款处加盖了《祖国》平安山东专刊编辑部的公章。
2011年2月1日，中伟公司（甲方，祖国杂志山东总代理）与原告（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载明：甲方负责协调山东新闻出版部门的工作，确保专刊正常运行。甲方根据祖国杂志社的要求，拥有平安山东专刊的设立权和取消权。甲方有权根据乙方的履约情况，决定合同的终止或继续。在乙方资料和款项手续完备后，甲方聘用乙方为平安山东专刊执行主编，并根据乙方合理要求，为乙方办理工作证件和开具介绍信等。甲方负责审核每期专刊稿件，并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对不适合的内容予以删除。每期专刊经甲方签字后方可印刷。乙方每期为甲方提供10个免费版面。超出版面甲方按每版1000元支付给乙方。乙方每期免费提供甲方杂志20本，如超出20本部分须按实际价格购买。乙方如需甲方提供发票，税费由乙方负担。双方合同签订并依约付款后，乙方即拥有合同期内专刊管理权和运营权（按实际缴纳费用计算，运营权包括专刊的广告、组稿、活动以及理事会）。乙方自行解决设计、编辑、印刷费用。乙方每年缴纳管理费12万元。具体交款方式为合同签订之日交纳4万元，在合同期内其余款项按季度缴纳，如不按时缴纳费用，协议终止（自2012年开始，合同签订之日交纳6万元）。乙方拥有独立的财务权，所招聘人员工资、待遇和福利以及所发生的任何后果均有乙方自行解决，与甲方无任何关系。甲方不得干扰、干涉乙方正常范围内的工作。协议签订后所有涉及平安山东专刊的采访工作，甲方人员不能私自开展工作，须经乙方同意后方可进行，协议以前的所有业绩和责任甲方应自行解决，否则因此引起的不良后果或法律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协议有效期暂定为三年，自双方签字起生效。该协议书落款处无中伟公司印章，第三人林忠在甲方负责人处签字。
2011年3月10日，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出具授权书，授权中伟公司全权代理《祖国》杂志在山东的广告业务。
2010年1月6日、2月9日、3月5日，4月9日，第三人李习明分别向原告出具收条“收到原告交来15000元、10000元、5000元、20000元”。2011年2月13日，原告向账号为22001602100263215的帐户转入40000元；2011年6月10日，原告向邱瑞瑞的帐户转入10000元。第三人林忠、李习明认可收条载明的5万元系原告履行2009年12月1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需交纳的管理费，4万元和1万元系原告履行2011年2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直接上交给被告《祖国》杂志社的管理费。2010年8月27日，《祖国》杂志社事业发展部向山东记者站出具广告任务款7万元的收据，2012年9月10日，《祖国》杂志社广告部向第三人林忠出具广告款10万元的收据。2010年5月12日、2011年1月26日，被告中伟公司分别向户名为程四化的银行帐户存入2万元、1万元，2011年6月11日，被告中伟公司向户名为邱瑞瑞的帐户汇款2万元。被告《祖国》杂志社认可程四化先后担任杂志社的社长助理、副社长。邱瑞瑞于2011年在被告《祖国》杂志社任职。
2011年11月18日，《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发出协议终止通知，载明：因张红梅未按协议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经报请总社批准，并按合作协议相关条款，通知张红梅于下午五时起双方所签协议终止。部门自动解散，人员安置、财务等后续事宜由张红梅自行解决，并由张红梅负责收回工作证件。上述通知已于当日在《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的网站上发布。原告认可已于2011年11月18日终止与《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的合同关系。
2012年8月22日，《祖国》杂志社向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经侦大队出具关于山东记者站出版《平安山东专刊》的情况说明，载明：因《祖国》杂志社主要领导调整、社址变更等原因，现任杂志社主要领导对山东记者站出版《平安山东专刊》一事不知情。经我社调查组了解杂志社原主要领导炜立（音，承办人注）、李广伦等人，《祖国》杂志社当时主要领导于2009年同意山东记者站出版《平安山东专刊》。
2012年12月4日，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出具市中公不立字[2012]00010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张红梅于2012年3月26日提出控告的林忠、李习明合同诈骗案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发生，决定不予立案。
2015年3月16日，济南市公安局出具济南市公章备案证明，载明：经在济南市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查询，自2004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16日14时10分，《祖国》平安山东专刊编辑部印章未在系统备案。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证人孔慧敏、于孝宝出庭作证。证人孔慧敏陈述：其从2009年底至2013年底分别在原告张红梅的《平安山东专刊》新闻专题部、后变更为《平安山东专刊》编辑部担任办公室会计工作，《平安山东专刊》揭牌仪式的费用由张红梅负担，记者站站长林忠、主任李习明、隋广鹏等人参加，《平安山东专刊》运营期间有4、5万元的广告费收入，均交给了原告张红梅。证人于孝宝陈述：其在《平安山东专刊》编辑部工作的新闻工作证是在《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领取的，工资由原告张红梅发放。
另查明，《祖国》杂志是由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主管主办的综合类半月刊，国内统一刊号为CN11-5569/C,国际标准书号为ISSN1673-8500。《祖国·平安山东专刊》亦使用《祖国》杂志的上述国内刊号和国际标准刊号出版，为月刊。《祖国·平安山东专刊》征订，使用被告中伟公司帐户和第三人李习明帐户汇款。《祖国·平安山东专刊》于2009年11月出版第一期至2011年8月共出版17期。
《期刊出版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31号令）第三十三条规定:一个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只能对应出版一种期刊，不得用同一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出版不同版本的期刊。出版不同版本的期刊，须按创办新期刊办理审批手续。第三十四条规定，期刊可以在正常期刊之外出版增刊。每种期刊每年可以出版两期增刊。期刊出版单位出版增刊，应在申请报告中说明拟出增刊的文章编目、印数、定价、出版时间、印刷单位，经其主管单位审核同意后，由主办单位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给一次性增刊许可证。增刊内容必须符合正刊的业务范围，开本和发行范围必须与正刊一致；增刊除刊印本规定第三十一条所列版本记录外，还须刊印增刊许可证编号，并在封面刊印正刊名称和注明“增刊”。第五十七条：未经批准，擅自设立期刊出版单位，或者擅自从事期刊出版业务，假冒期刊出版单位名称或者伪造、假冒期刊名称出版期刊的，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处罚。期刊出版单位擅自出版增刊、擅自与境外机构开展合作出版项目的，按前款处罚。《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3号公布）第六十一条（原第五十五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单位，或者擅自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业务，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伪造、假冒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以上事实，有关于筹建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的报告、关于同意设立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的批复、《合作协议书》、授权书、协议终止通知、关于山东记者站出版《平安山东专刊》的情况说明、市中公不立字[2012]00010号不予立案通知书、收条、银行凭证、收据、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原告于2009年12月16日和2011年2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权利义务相对方是谁？二、2009年12月16日和2011年2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合同当事人应承担何种责任。三、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应否得到支持。
对第一个焦点问题，原告主张，《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的站长林忠虚构《祖国》平安山东专刊编辑部并私刻编辑部公章于2009年12月16日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书》，而《祖国》杂志社对其派出机构的违法行为明确知悉，且收取原告交纳的管理费用；2011年2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甲方为《祖国》杂志山东总代理中伟公司，山东记者站的站长林忠在协议书上签字，协议约定所有费用打入中伟公司帐户，中伟公司系独立的合同主体，负有相关的合同义务。故两份协议的相对方为被告《祖国》杂志社和被告中伟公司。
被告《祖国》杂志社主张，虚构事实，私刻公章，冒用祖国杂志社刊号的行为实施者是第三人林忠，因此原告要求被告《祖国》杂志社作为《合作协议书》的权利义务相对方承担赔偿责任与法律相背。被告《祖国》杂志社与原告之间没有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对于《祖国》杂志社事业发展部向山东记者站出具广告任务款7万元的收据和《祖国》杂志社广告部向第三人林忠出具广告款10万元的收据的事实，《祖国》杂志社主张，上述费用均为广告费用，系单位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和交际圈联络一些单位作广告宣传，单位收取费用后给工作人员返回广告费提成，提成是梯次递增的。上述广告款是记者站和林忠给《祖国》杂志进行广告宣传，拉了一些广告，收取的广告费用上交给《祖国》杂志社，后《祖国》杂志社再给他返提成。具体是拉的哪个广告因广告部的主任已经换了，所以不清楚。林忠这种拉广告的方式都是兼职的，属于业务之外的个人行为。程四化和邱瑞瑞的收款行为系其个人行为，与《祖国》杂志社无关。
被告中伟公司主张，原告与中伟公司于2011年2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原告在履行完2009年12月16日与《平安山东专刊》编辑部签订的第一份《合作协议书》的基础上，再次签订的。并且第一份《合作协议书》已经按照双方的约定顺利履行完毕，《平安山东专刊》也得到顺利出版，不存在原告所说冒用刊号，私刻公章的问题。原告与中伟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延习了第一份《合作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内容，中伟公司的签章行为是对平安山东专刊编辑部的代理，也是对被告《祖国》杂志社派出机构的代理。中伟公司并没有介入双方权利义务的履行，中伟公司不是《合作协议书》的权利义务相对方，不应承担合同责任。此外，《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及林忠交纳的所有费用（包括向程四化和邱瑞瑞打的款）都是向《祖国》杂志社交纳的管理费。山东记者站是一个没有任何经营业务的派出机构，所交纳的款项来源只能是《平安山东专刊》的版面运营。可见《祖国》杂志社对于山东记者站出版《平安山东专刊》是明知，并且也是从中受益的。因此，被告《祖国》杂志社才是《合作协议书》的权利义务相对方。
第三人林忠、李习明述称，林忠、李习明在与原告的交往过程中均是在履行职务，所有行为都是代表《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的职务行为，不存在第三人个人与原告之间不正常的交往，收取的所有费用都交给了《祖国》杂志社，个人没有收取任何利益。故第三人不是《合作协议书》的权利义务相对方。
本院认为，《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是《祖国》杂志社通过合法手续建立的非法人派出机构，无独立民事行为能力，其行为产生的权利义务后果应当由《祖国》杂志社享有和承担。在本案中，被告《祖国》杂志社主张记者站站长林忠私刻公章，冒用《祖国》杂志刊号，非法出版《祖国·平安山东专刊》。但从《祖国》杂志社向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经侦大队出具关于山东记者站出版《平安山东专刊》的情况说明的内容来看，《祖国》杂志社对记者站出版《祖国·平安山东专刊》增刊的行为是知情并认可的。此外，2010年8月27日，《祖国》杂志社事业发展部向山东记者站出具广告任务款7万元的收据，2012年9月10日，《祖国》杂志社广告部向第三人林忠出具广告款10万元的收据。2011年6月10日，原告向户名为邱瑞瑞的帐户汇款1万元；2010年5月12日、2011年1月26日，被告中伟公司分别向户名为程四化的银行帐户存入2万元、1万元；2011年6月11日，被告中伟公司向户名为邱瑞瑞的帐户汇款2万元。针对上述事实，被告《祖国》杂志社虽辩称以上款项是记者站和林忠给《祖国》杂志进行广告宣传，收取的广告费用，后上交给《祖国》杂志社，属于业务之外的个人行为。程四化和邱瑞瑞的收款行为亦系其个人行为，与《祖国》杂志社无关。但其对于上述主张均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原告、被告中伟公司、第三人林忠、李习明均认可上述费用系发行《平安山东专刊》向《祖国》杂志社交纳的管理费。故本院对被告《祖国》杂志社关于第三人林忠个人冒用《祖国》杂志刊号，非法出版《祖国·平安山东专刊》的主张不予支持。从2009年12月16日，《祖国》平安山东专刊编辑部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内容来看，系就《平安山东专刊》的运营管理进行了约定，因此，该协议书的权利义务相对方为被告《祖国》杂志社。而2011年2月1日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虽载明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被告中伟公司。但中伟公司未在合同中加盖公司公章，而是由《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的站长林忠在落款处签字并捺印。从该《合作协议书》的内容上看，也是围绕着《平安山东专刊》的运营管理进行了约定。而《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于签订协议后的2011年3月10日才授权中伟公司全权代理《祖国》杂志在山东的广告业务。故该协议亦应当认定系林忠代表《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与原告就《平安山东专刊》的独立运营管理签订的协议。该协议书的权利义务相对方仍为被告《祖国》杂志社。
对第二个焦点问题，原告主张，被告故意隐瞒了《平安山东专刊》没有刊号，没有经过相关管理部门批复的事实，并私刻编辑部印章，冒用《祖国》杂志社刊号，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在合同订立过程中被告《祖国》杂志社存在缔约过失行为，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此外，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协议签订后，原告为履行协议，除了如期交纳管理费外，更加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被告《祖国》杂志社不能提供合法的专刊号，不能提供《平安山东专刊》编辑部的账号，私刻编辑部印章，给原告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被告《祖国》杂志社在履行合同中存在违约行为，应就其违约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中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伟直接参与了原告工作的指导、领导。被告中伟公司与被告《祖国》杂志社恶意串通，其权利范围，经营范围已经超出了业务范围。被告中伟公司没有权利做广告之外的专刊出版业务，但在合作协议书中约定参与原告方的管理并且是新闻编辑管理，包括广告、组稿，新闻采访。被告中伟公司的保证作用导致了原告对被告《祖国》杂志社的资质管理深信不疑，不断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招用培训人员，扩展业务市场，刚刚进入了出版发行阶段，版费没法收回，因为被告《祖国》杂志社和中伟公司提供的账号不合法，而致使合同没法继续履行。第三人李习明给原告写了保证和收到条，保证专刊正常运营，《平安山东专刊》即使得到了总社的认可但没有办理相关手续，是违规，所以李习明负连带责任。林忠作为记者站的站长知法犯法，用违规的方法获取不法收入，并且是林忠告知原告账号让原告给《祖国》杂志社交纳管理费，故林忠应负连带责任。
被告《祖国》杂志社主张，原告主张被告承担责任的形式相互矛盾。缔约过失所产生的后果，应当是合同无效，合同无效根据过错原则赔偿损失，原告认为虚构事实、私刻公章、冒用祖国杂志社刊号的行为主体是第三人林忠，因此原告依据缔约过失责任要求被告《祖国》杂志社承担赔偿责任与法律相背。原告同时又请求按照合同有效要求被告《祖国》杂志社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被告《祖国》杂志社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祖国》杂志社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
本院认为，我国实行出版物审批制度，未经批准的出版、印刷、发行等行为均为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本案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经营的《平安山东专刊》为未经批准的假冒刊号的出版物，违反国务院发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和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为非法出版物，因此，围绕该出版物进行的合作是非法经营行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两份协议均违反国务院发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该条是禁止性行政法规，因此，该两份协议均无效。因两份合作协议违反禁止性法律法规，协议无效，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应当是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在与记者站合作前在新闻单位工作，应当知晓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对记者站和期刊出版的相关规定，有义务对合作出版增刊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但原告未尽审慎的审查了解义务，对合作协议的无效及既造成相应损失负有一定责任。被告《祖国》杂志社在与原告合作前即非法出版该刊物，在与原告合作继续出版该非法刊物过程中处于主动一方，且没有证据表明原告明知该刊物为非法出版物仍与《祖国》杂志社进行合作，因此，被告《祖国》杂志社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原告承担次要责任。本院按照8：2的比例予以认定。
对第三个焦点问题，原告主张，在担任《平安山东专刊》新闻专题部主任和执行主编期间，原告共支出办公费597493.79元、招待费274030.7元、交通差旅费97652.27元、礼品费500397.4元、揭牌仪式费84572.7元、工资福利及劳保费491384.55元、借款105380元、购车费377313.17元、报刊管理费140000元；2013年7月至2015年7月期间的房租损失53000元、赎回房产费用547200元、版面损失140万元，共计4668424.58元。上述款项的同期贷款利息损失830130元、借款利息18万元（以本金360万元为基数，自2010年1月15日起至2015年1月15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5.7%计算），扣除以车抵偿20万元，原告主张共计4978554.58元。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办公费票据187张、电话费票据230张、租赁费收据16张、证明一份、邮寄费票据37张、煤气费票据6张、办公耗材票据18张、水电费票据44张、报刊资料费票据4张、办公家具费票据7张、办公家电费票据25张、维修费票据4张、印刷费票据4张；招待费票据483张；交通差旅费票据1138张；礼品费票据330张；揭牌仪式费票据17张及记录活动过程的光盘一张；工资福利及劳保费票据81张；借款费用票据3张、情况说明一份；购车费票据6张（以上均为复印件）及财务光盘一张。欲证明原告在主办山东平安专刊时所支出的相关费用。原告提交借款人为张红梅并加盖《祖国》杂志社山东记者站公章的借条（彩印件）一张、柏圣涛2014年5月1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明原告于2011年3月向柏圣涛借款，后于2013年5月将闫千户四区5号楼房折抵54万元用于偿还借款本息。原告提交宣传报道情况一栏表、版面费清单、济南方向印务有限公司发票一张、山东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于安波收条一张（传真件），欲证明由于被告未无提供合法账户导致原告无法收取平安山东专刊发行的版面费通讯费共计140万元。原告提交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及房租证明一份，欲证明由于原告将自有房屋抵债无房居住，自2013年7月至2015年7月期间租房居住所造成的房租损失共计53000元。
被告《祖国杂志社》主张，对于原告主张在担任《平安山东专刊》新闻专题部主任和执行主编期间发生的费用，其提交的票据、收据等证据的客观性不能确认，且上述费用的支出都是原告在从事新闻出版违规活动中所形成的，该费用与被告《祖国》杂志社无关，应该由其自行承担。且原告所列举的费用明确违背中共中央《八项规定、六条禁令》的相关规定。原告提交的借条和证明不能证明原告代山东记者站还款54万元的事实且借条中利息的约定明显违背法律相关规定，借款与被告无关。原告提交的宣传报道情况一栏表是其单方制作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其提交的济南方向印务有限公司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原告要证明的目的无关，山东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于安波收条系传真件不予质证。根据《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第22条，原告在明知山东记者站存在违规行为的情况下仍然从事出版发行所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
被告中伟公司主张，原告主张的所有损失费用的跨度时间很长，与本案不具有相关性，无法证明系履行合作协议书所造成的损失，且票据的真伪无法核实。原告的借款是个人行为，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林忠、李习明述称，对原告主张的损失第三人不清楚，且原告主张的损失中包括解约之后产生的费用。山东记者站从未向案外人借款，第三人也从未在借条上加盖过公章。宣传报道情况一栏表是原告单方制作，内容的真实性无法核实。
本院认为，因合同无效产生的赔偿责任，责任范围包括缔约费用、履约费用和间接损失。在本案中，原告并未主张缔约费用和间接损失，因此，只涉及到履约费用。但自记者站通知原告时起，双方的合作终结，此后原告的履约损失应当自行负担。故上述各项费用，应当发生于2009年12月至2011年11月。对于履约费用，根据原告提供的财务账册显示，记账凭证中包含报销单，报销单记载的支出没有相关票据相对应的，为原告财务单方制作，其上记载的支出数额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交纳的报刊管理费，虽财务账册中记载于报销单，但原告同时提交了李习明出具的收条及原告向被告《祖国》杂志社的转账凭证，故对该费用中有相关凭证对应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发放的工资，财务账册中记载于报销单，对有签字的员工身份本院予以确认，其领取的工资本院予以采信。办公费用支出中凭证为定额发票、POS机刷卡凭单、非员工的电话费支出等无法确认与履行《合作协议》具有关','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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