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5民终33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沧白路40号。
主要负责人：龙保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廷红，重庆市永川区昌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某甲（系死者谢某乙之父），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兵，重庆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某（系死者谢某乙之母），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兵，重庆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甲（系死者谢某乙之夫），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兵，重庆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乙（系死者谢某乙之子），男。
法定代理人：汪某甲（系汪某乙之父）。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兵，重庆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道宗，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东，重庆大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孝坤（系唐道宗之父），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东，重庆大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奔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古南镇沱湾17号2单元6-2号。
法定代表人：李昌连，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讯讯，重庆格林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谢某甲、刘某某、汪某甲、汪某乙、唐道宗、唐孝坤、重庆奔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威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5）永法少民初字第008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廷红、被上诉人谢某甲、刘某某、汪某甲、汪某乙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兵、被上诉人唐道宗、唐孝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东、被上诉人奔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讯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永川区人民法院（2015）永法少民初字第0081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部分错误，刘某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扣减领取的养老保险金，夫妻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故其扶养人数是3个；2、被上诉人唐孝坤顶替唐道宗，冒充驾驶员，属于毁灭证据，商业三者险应免除责任。
谢某甲、刘某某、汪某甲、汪某乙辩称，上诉人认为刘某某领取了养老保险金不是事实；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一审判决正确；顶替行为并不属于保险公司免赔的内容，上诉人要求商业险免赔理由是不成立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
唐道宗、唐孝坤辩称，1、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2、同意谢某甲代理人意见；3、保险合同中并没有明确顶包是免赔事由；4、顶包行为是事后行为，没有加重保险公司的责任，一审判决正确。
奔威公司辩称，同谢某甲、刘某某、汪某甲、汪某乙、唐道宗、唐孝坤辩称意见一致。
谢某甲、刘某某、汪某甲、汪某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各原审被告赔偿丧葬费28428元（4738元/月×6月）、死亡赔偿金502940元（25147元/年×20年）、被扶养人汪某乙的生活费36558元[18279元/年×（18-14）年÷2]、被扶养人谢某甲的生活费182790元[18279元/年×20年÷2]、被扶养人刘某某的生活费173650.50元[18279元/年×19年÷2]，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20000元、误工费10000元、住宿费5000元、财产损失3200元，共计1062566.50元，扣除唐孝坤垫付的50000元，各原审被告仍应赔偿原审原告1012566.5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21日17时，唐道宗驾驶渝BR****号重型仓栅式货车沿永泸路由永川区五间往凤凰湖工业园方向行驶，行至永川区永泸路省道109乐和乐都三岔路口路段往凤凰湖工业园区右转弯时，与同向直行由谢某乙驾驶的无牌电动二轮车相撞，造成谢某乙当场死亡，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唐道宗向唐孝坤打电话告知其发生交通事故，唐孝坤到达事故现场后，冒充肇事车辆驾驶员，致使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作出渝公交认字【2015】第001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唐孝坤系肇事车辆驾驶员，并由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谢某乙无责任。后因公安机关查明唐孝坤替唐道宗“顶包”一事，2015年12月28日，公安机关重新作出渝公交认字【2015】第00109-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撤销【2015】第001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唐道宗系事发时的驾驶员，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谢某乙无责任。唐道宗系渝BR****号重型仓栅式货车实际车主，唐孝坤已向原审原告方赔偿50000元，唐孝坤同意其垫付的50000元以唐道宗名义予以抵扣。肇事车挂靠于奔威公司，奔威公司为该车在人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0000元），未购买不计免赔。原审原告放弃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免责条款第五条第六项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第九条约定：“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按下列免赔率免赔：（一）负次要事故责任的免赔5%,负同等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10%，负全部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20%。”上述条款均以黑体字标示。奔威公司在投保提示事项确认书上签章，奔威公司对签章事实予以认可，该确认书上并未写明本案肇事车辆信息。另查明，谢某乙为城镇居民户口，谢某甲系其父，出生于1956年3月14日。刘某某系其母，出生于1954年6月17日。谢某甲与刘某某生育了儿子谢某丙、女儿谢某乙（本案死者）。汪某乙系汪某甲与死者谢某乙之子，出生于2001年7月24日。庭审中，原审原告举示飞机登机牌8张、永川大酒店结账单1张、购车发票一张，拟证明原审原告为办理谢某乙的丧葬事宜，从江西乘坐飞机到重庆产生交通费20000元、住宿费5000元，误工费10000元，原审原告电动二轮车损失32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中公安机关在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并未认定“顶包”行为属逃逸，事发后的“顶包”行为既不属于交通事故的形成原因，也未加重人保公司所需承担的事故责任。人保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保险合同有关于“顶包”免赔的条款，也未证明该行为引起了不当损害后果或扩大了损害后果，本案涉及“顶包”行为是否属于毁灭证据应作出不利于人保公司的解释，人保公司拒绝承担理赔义务的主张缺乏法律和证据支持，该院不予支持。人保公司保险条款中就不计免赔部分用黑体字进行提示，奔威公司亦在投保提示事项确认书签章确认，虽奔威公司辩称该确认书上没有写明相应的车辆信息，但奔威公司作为专业的运输公司，理应知晓不计免赔险需要另行支付相应保费，其在投保提示事项确认书签章时亦应具有相应审慎审查义务，故唐道宗、奔威公司主张不计免赔条款无效的意见于理于法无据，该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唐孝坤并非本次交通事故侵权人，故其不应对原审原告方损失承担责任。唐孝坤、唐道宗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与本案的审理并无关系，且原审原告放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请求，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能够依法作出判决，故该院对唐道宗、唐孝坤申请中止审理的请求予以驳回。关于原审原告方损失的计算问题，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按受害人的身份确定，根据该院查明事实，被扶养人刘某某生活费应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为173650.50元[18279元/年×20年-（61岁-60岁）]÷2人，谢某甲事故发生时未满60周岁，不应计算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2014年度重庆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5588元，故原审原告方丧葬费为27794元（55588元÷2）。虽然原审原告方举示飞机登记牌并未标明价格，结账单无具体住宿人员明细，除直系亲属外其他参与丧葬的人员与死者关系不明确，但登机牌、酒店住宿发票能够证明原审原告方确为死者谢某乙办理丧葬事宜的事实，故该院对办理丧葬事宜产生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酌情确认8000元。原审原告方举示电动车购车发票一张，无法证明交通事故发生时该车的市场价格及损坏情况，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故该院对原审原告请求赔偿电动车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由各方另行处理。因此，本案原审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为：丧葬费27794、死亡赔偿金713148.50［502940元+被扶养人汪某乙、刘某某的生活费（36558元+173650.50元）］、因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8000元，共计748942.50元。依照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故被告人保公司应先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110000元；根据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约定，渝BR****号重型仓栅式货车未购买不计免赔，且其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应扣除20%的免赔额，人保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审原告511154元[（748942.50元-110000元）×（1-20%）]。故人保公司总计应赔偿原审原告621154元（交强险110000元+商业险三者险511154元）。因唐道宗系系实际车主且系驾驶员，故唐道宗应赔偿原审原告77788.5元[（748942.5元-110000元）×20%-垫付50000元]。因渝BR****号重型仓栅式货车挂靠于奔威公司，故奔威公司应对唐道宗应赔偿部分承担连带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日后十日内支付谢某甲、刘某某、汪某甲、汪某乙赔偿款621154元；二、由唐道宗于本判决生效日后十日内支付谢某甲、刘某某、汪某甲、汪某乙赔偿款77788.5元；三、由重庆奔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对唐道宗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谢某甲、刘某某、汪某甲、汪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唐道宗、奔威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910元，减半收取6955元，由谢某甲、刘某某、汪某甲、汪某乙共同负担1310元，由唐道宗负担5645元（此款原审原告方已预交，唐道宗应负担部分由其在履行前述义务时一并支付原审原告）。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刘某某认可每月领取了80元的养老保险金，上诉人对此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某某每月领取了80元养老保险金，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刘某某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被扶养生活费的主张条件为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和无其他生活来源，本案刘某某有部分生活来源，但该部分生活来源不足以满足其消费性支出，故应主张刘某某被扶养人生活费，但应对领取的80元养老保险金予以扣除。对于本案中夫妻一方是否应认定为扶养人时，扶养的前提是扶养人具备扶养能力，本案谢某甲出生1956年，目前已年满60周岁，现无证据证明其具备扶养能力，故在本案中谢某甲不应认定为扶养人之一。对于唐孝坤替唐道宗“顶包”行为是否符合上诉人免赔的约定情形问题，上诉人主张商业三者险免赔的依据系双方的合同约定，该约定为“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顶包”行为是否属于以上免赔情形，该约定并没有明确约定，现保险公司亦无证据证明“顶包”行为属于该约定中的“逃离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所明确应包括的内容和情形，因此上诉人认为商业三者险应当免赔的理由不成立。综上，刘某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8279元/年-80元/月×12个月）×19年÷2人=164530.5元，本案原审原告的损失为：丧葬费27794、死亡赔偿金704028.50（502940元+36558元+164530.5元）、因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8000元，共计739822.50元。上诉人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中赔付原审原告110000元+503858元（629822.50元×80%）=613858元。唐道宗还应赔偿原审原告75964.5元（629822.50元×20%-垫付50000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因二审中出现新的情况，一审判决相应部分应予变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5）永法少民初字第0081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撤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5）永法少民初字第0081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
三、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日后十日内赔偿谢某甲、刘某某、汪某甲、汪某乙613858元；
四、由唐道宗于判决生效日后十日内赔偿谢某甲、刘某某、汪某甲、汪某乙75964.5元；
五、驳回谢某甲、刘某某、汪某甲、汪某乙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955元，由谢某甲、刘某某、汪某甲、汪某乙共同负担1310元，由唐道宗负担56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1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负担8760元，由谢某甲、刘某某、汪某甲、汪某乙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雪方
审判员 刘健红
审判员 胡 军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何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