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9民初6123号
原告：上海纬尚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550041405K，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联民路1881号3018-3B-3室。
法定代表人：王腊梅,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上海伟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上海伟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零度角纺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06789706X0，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长联村。
法定代表人：胡仲万,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军，公司员工。
原告上海纬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纬尚公司）与被告杭州零度角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零度角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5月18日、8月9日、8月24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案件事实将案由调整为委托合同纠纷。三次庭审，原、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双方经庭外和解两个月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纬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货款2584961.2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3月10日起至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2、被告向原告支付出口退税款880154.03元（统一按税率13%计算，具体退税金额要求法院查明）；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5月起，原告通过被告代理出口各种不同类型、规格服装辅料。交易流程为，原告通过邮件接收韩国公司员工韩建军的订单后开始备货。被告会在原告货物备好后通过邮件通知原告货物进仓编号及送达地址，由原告按通知将货物运送至指定地点。出货后，被告通过电汇或承兑结算货款。货物出口后，原告按被告给出的开票信息在2014年6月26日起至2016年10月25日期间共向被告开具部分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62张，开票金额总计7921386.30元。被告在2014年7月14日至2016年10月25日期间以电汇或承兑汇票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共计5336405.10元，开具发票部分金额尚有2584961.20元未付。据了解，韩国公司已将原告货物的全部货款支付给被告，被告也已按照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了退税，但上述货款差额以及退税款被告至今未向原告支付。
被告零度角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根据双方的代理出口协议，被告只有在收到外方客户STARCOLLABOCO，LTD（以下简称STAR公司）货款时才需向原告支付，原告出口货物的实际付款义务人为外方客户；被告通知原告货物进仓编号等内容是被告履行代理义务。原告确向被告开具了票面金额总计7921386.30元的16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此开票行为仅为原告履行双方代理协议的约定，并不代表被告已收到原告委托出口货物的相应货款；被告从2014年7月14日起至2016年10月25日共支付原告货款和退税款共计5336405.10元属实，此款项中包含实际收到的代理出口货物货款4452558.31元以及7921386.3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全部退税款883846.79元；被告至今尚未收到原告外方客户应支付给原告的其余货款，故而未能向原告支付。综上，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纬尚公司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订单打印件105页，欲证明韩建军向原告下单，原告依据订单备货的事实；2、各批次发货明细表打印件147页、发货凭据打印件110页、仓库收货凭证14页（含收货凭证11份、进仓单3份、收货清单2份、空运收货记录1份、快递面单3份、手写收货单1份），欲证明原告向被告所发货物的数量、数额、被告向原告告知仓库地址、进仓编号，原告按照被告告知的信息送达货物的事实；3、货物买卖合同邮件打印件27份（其中7份为原件）、被告向原告发送的开票信息邮件打印件29份，欲证明货物送达后，被告向原告发送合同、开票信息、要求原告按照合同项目以及开票信息开票的事实；4、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162份，欲证明原告向被告开具的发票金额以及被告产生欠款的事实；5、《代理出口协议》1份，欲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出口代理关系的事实；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1份，欲证明办理出口退税需要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的事实；7、韩建军于2017年5、6月份左右发送给原告的邮件打印件1份（全英文，未附翻译），欲证明被告收到的STAR公司和DGM公司（全称DONGNAIGARMENTCORPORATION）的货款中都包含应支付给原告的货款的事实；8、收款通知书6份、收据27份、网上银行交易凭证2份，欲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备注性质均为货款，未包含退税款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被告仅是履行代理义务，对原告的订单详情不清楚；对证据2中发货明细表内容不清楚，因外方客户是直接下订单给原告，被告仅履行代理义务，不能确定原告的发货明细，对发货凭据、仓库收货凭证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因时间太久，被告在履行完毕代理义务后未对发货、收货等材料进行保存；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根据代理协议约定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用于办理退税，并非与原告发生买卖关系；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确收到该组增值税发票并进行了认证和退税；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通知为2005年的，且为试行办法，已与实际办理出口退税的办法不相符合，现在办理出口退税手续不需要出口收汇核销单；对证据7不知情，不予认可；对证据8中付款单位为杭州阿古路纺织有限公司的收款通知及收据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付款单位为被告的收款通知及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被告为原告办理退税需要原告开具相应增值税发票，从形式上看双方之间是国内贸易关系，被告付款只能备注货款，不能备注退税款。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证据1、2、3，根据证据形式及内容，无法确认与本案之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对证据4、5，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及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予以确认。对证据6，经审查确系国家税务总局印发，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证明效力结合本院调查情况另行认定。对证据7，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外文邮件未附翻译件也不符合证据形式，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对证据8，对付款方为被告的收款通知、收据、网上银行交易凭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经核算付款金额恰为5336405.10元，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余收款通知及收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被告零度角公司为支持其抗辩，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代理出口协议》1份，欲证明原、被告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原告提供17%增值税发票给被告用于退税，故原告需向其外方客户收取货款的事实；2、通话录音光盘1份（附文字整理资料），欲证明原告应向韩国客户收取货款，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货物买卖关系的事实；3、证明1份，欲证明被告收到的代理出口货款已全部支付给原告的事实；4、证明1份，欲证明原告与其韩国客户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证据1实际签订于2016年10月份，且协议约定被告应当在收到外国客户货款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故收到货款的举证责任在被告而非原告；对证据3、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根据法律规定，域外证据应当经过相关认证，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款项并未明确性质属于退税还是货款，双方之间是滚动结算的，且证据3内容自行矛盾，先称711423.21美元系货款，而此后又称该笔款项结汇后含有货款和全部退税款，退税款系我国税务部门退给原告的，并非被告或者他人给原告的，可见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其未收到应支付给原告的货款。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原告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4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无法确认真实性，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法向杭州市萧山区国家税务局调取了原告所提供的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所相应的退税金额清单（退税总额883537.44元）以及零度角公司自2014年5月起向STAR公司开具的出口发票清单（出口发票金额总计60157357.93元）各1份，向国家外汇管理局萧山支局调取了STAR公司自2014年5月起至今支付至零度角公司的交易金额清单1份（合计交易折合人民币33885694元）。经庭审质证，原告对退税金额清单及交易金额清单无异议，对出口发票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从该出口发票清单可看出自2016年3月份开始有原告的货物被发往DGM公司。被告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述证据系本院依原告申请依法向有关职能部门调取，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根据以上确认的有效证据及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自2014年起，原告陆续委托被告代理出口服装辅料但未签订书面代理合同，后双方于2016年10月签订《代理出口协议》对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作出约定，具体为：原告委托被告代理出口服装辅料给买方STAR公司,业务过程中产生的产品质量、数量、交货期、收汇风险等业务风险均由原告承担。出口方式为：出口经营单位、发货单位为被告，被告以自己名义进行订仓、报关、运输、接收提单，并在买方将货款支付给被告后，被告与原告进行人民币结算（即买方未支付货款时，被告不承担任何付款义务）；被告收到原告买方的货款后，原告必须提供经被告确认的17%增值税发票向被告结算货款，被告应在收到发票和与发票相对应的购销合同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发票所对应的货款，若外汇未到，被告可以等到款项到后再支付给原告，若出运后90天未收到国外汇款，原告也必须开增值税发票给被告，否则之后即使开了增票也不能退税；在收到客户汇款后，被告应在15天之内付款；协议有效日期从2015年1月1日开始。自双方发生代理关系至今，原告共计向被告开具票面金额合计7921386.30元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17%，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款项共计5336405.10元，支付方式为汇款或者银行承兑汇票，款项性质均备注为货款。现双方就被告应付款项金额发生争议，原告起诉来院。
另查明，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其与案涉外方客户之间存在服装面料和部分与原告所提供的不同种类的服装辅料的业务往来。经查，被告自2014年至今向案涉外方客户STAR公司开具出口发票票面金额合计人民币60157357.93元。该外方客户自2014年至今共向被告支付款项折合人民币33885694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被告的付款条件有否成就；二、被告已付原告款项中是否包含退税款的问题。
对争议一。首先，根据双方约定，被告应当在收到原告买方货款后与原告进行人民币结算，在买方未支付货款时，被告不承担任何付款义务。原告主张被告已收到其买方货款的理由为被告已使用原告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了退税，据此可推断出被告已收到了相应的外汇（买方货款），但此推理成立的前提是建立在收到相对应货物的外汇后才能办理退税手续这一基础之上的，而据调查，税务部门在办理退税时对此对应性并不作要求，故而原告的上述推理并不能成立。其次，庭审已查明，被告向STAR公司出口的货物价值（包括原告所供部分在内）实际高达约合人民币60157357.93元，而其收到该公司支付的款项只约合人民币33885694元，尚有2000余万元人民币未收讫。被告已收款项中，扣除被告向原告付款合计5336405.10元后，在被告处尚余货款28549288.90元（若依被告所述其支付原告款项中货款为4452558.31元计算，则被告尚余该客户货款29432826.34元）。原告并无证据证明现在被告处尚余货款包含了原告应得的剩余货款，且从被告方人员胡建军与原告人员的对话录音也可看出，原告对于该客户未如期支付货款一事也有所了解，对话也侧面印证了被告未收讫货款一节事实。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当事人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根据现有证据查明被告并未从STAR公司收取全额货款的情况下，原告主张被告已收到案涉外方客户支付的全部货款而未向原告支付尚应提供更为有效的证据佐证，在其未就此充分举证之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584961.20元货款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二。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被告应将退税款883537.44元交付给原告一节并无争议，争议在于被告已付原告款项中是否包含退税款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被告通过电汇支付的款项均备注为货款，被告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的款项，原告开出的收据亦均备注为货款，被告对此并未提出异议。被告辩称鉴于形式上双方之间国内贸易的表象而不能备注退税款，但若货款已全部收讫，被告在支付与在国内贸易形式之下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相一致的全部货款后仍应支付相应退税款，若其支付的退税款亦均备注为货款，票款金额会出现明显的不一致，故其该项抗辩不具有合理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关于被告已付的款项均为货款而并不包括退税款的相应主张，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杭州零度角纺织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海纬尚实业有限公司退税款883537.44元；
二、驳回上海纬尚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杭州零度角纺织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损失。
本案受理费34548元，减半收取17274元，由上海纬尚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2874元，杭州零度角纺织有限公司负担4400元。
原告上海纬尚实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零度角纺织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金晓璐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
书记员 朱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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