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珠民一初字第348号
原告钟凤枝，女，1943年4月2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鄱阳县人，住景德镇市。
委托代理人刘圣平，男，1960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原告钟凤枝之子。
原告吴金娥，女，1943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饶市鄱阳县。
原告钟银秀，女，196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告钟同富，男，1965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新余市渝水区。
原告钟玉娇，女，196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饶市鄱阳县。
原告钟银娇，女，1969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饶市鄱阳县。
原告钟荣新，男，1972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饶市鄱阳县。
原告钟好娇，女，1974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饶市鄱阳县。
原告钟同照，男，1977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饶市鄱阳县。
以上八位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江逸群，江西景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钟燕，女，1971年3月2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鄱阳县人，住景德镇市，
原告钟凤枝、吴金娥、钟银秀、钟同富、钟玉娇、钟银娇、钟荣新、钟好娇、钟同照诉被告钟燕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11月15日受理后，于2014年2月11日作出（2012）珠民一初字第666号民事判决。判决后，九位原告均不服，上诉于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判决认定案件事实不清为由，于2014年6月11日作出裁定发回本院重审。2014年7月7日，本案重新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并于2014年11月29日作出（2014）珠民一初字第381号民事判决。判决后，九位原告再次向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为由，于2015年4月7日作出裁定发回本院重审。
2015年5月21日，本案重新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原告钟凤枝委托代理人刘圣萍、原告钟银娇、钟同照及原告吴金娥、钟银秀、钟同富、钟玉娇、钟银娇、钟荣新、钟好娇、钟同照委托代理人江逸群、被告钟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钟凤枝诉称，原告钟凤枝的父亲钟厥考（已故）、母亲刘桂月（已故），早年因位于景德镇市苏家弄××号的房屋被景德镇市邮电局拆迁，于1957年由原告父亲钟厥考与景德镇市邮电局签订一份“拆迁房屋协议书”，后补偿一套位于景德镇市××（现为景德镇市××）的房屋。于是，原告随父母迁此居住，该房屋为原告父亲钟厥考、母亲刘桂月共同所有（原告钟凤枝系钟厥考、刘桂月夫妻唯一子女）。1964年原告母亲刘桂月因病过世。1965年原告父亲认识了被告钟燕的母亲李凑凤，双方在一起共同生活，并于1971年生育了被告钟燕。1980年原告父亲钟厥考因病过世，被告随其母亲仍在景德镇市××号生活。2012年10月被告钟燕的母亲李凑凤过世，被告钟燕有意隐瞒这一事实，原告知道后与被告谈及遗产继承事宜，被告一直不肯协商。2012年10月下旬，原告委托律师对相关遗产进行调查时发现，被告在未经原告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于1994年元月，就与其母亲一起将景德镇市××号房屋私自过户至自己名下。被告恶意转移遗产的行为不仅侵犯了原告的合法继承权和财产权，也伤害了原告的感情，遂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享有景德镇市××号房屋50%的所有权；2、依法分割景德镇市××号房屋的所有权（房屋价值20万元左右）；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钟凤枝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钟凤枝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2、景德镇市房产权属档案信息查询结果单，证明诉争房屋景德镇市××号的房产档案信息；3、大苏家弄××号房屋产权证，证明1954年3月，原告父亲钟厥考取得景德镇市××家××号的房屋产权；4、拆建房屋协议书，证明1957年10月3日，钟厥考与景德镇市邮电局签订《拆建房屋协议书》，约定由邮电局征用钟厥考的大苏家弄××号房屋，并在解放××一房屋补偿给钟厥考；5、房屋财产赠与书及居委会证明；6、房屋财产受赠书；上述3-6项证据共同证明1994年1月5日，被告母亲李凑凤将莲社南路19号房屋赠送给被告，被告就接受赠与；7、常住人口信息，证明李凑凤的户籍信息；8、人员登记表及个人历履，证明1954年3月15日登记的钟厥考及其妻刘桂月、女儿为原告，一家住在景德镇市××家××号；9、钟厥考于1960年12月5日填写的履历登记表，证明钟厥考及其妻子刘桂月、女儿钟凤枝一家住在解放××号；10、1969年1月14日填写的职工阶级成份登记表及原告钟凤枝29岁时的本人及家庭情况表格，证明其父亲为钟厥考、其母为刘桂月，母亲于1964年因病去世；原告丈夫为刘书智，原告婚后住在景德镇市××××号；11、1972年下放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1973年8月6日关于调查钟厥考同志下放原籍波阳后的情况和处理意见、1973年8月15日城市下放人员收回呈报表、1973年10月4日（73）安办字第15××号收回通知、1973年10月发文稿纸、1973年10月20日（73）安办字第156号收回通知、1973年10月20日（73）落办字第092号关于更正收回下放人员钟厥考壹户落户安排的函、《收回人员档案》封面、关于处理下放户钟厥考落户问题的补充报告，均证明原告钟凤枝与钟厥考系父女关系；12、《落实家庭房产协议书》，证明1971年9月1日，钟厥考在亲属和大队支部书记的见证下立遗嘱，该遗嘱证明钟厥考女婿为刘书智、义女为钟菊花，其房屋门牌号为××等案件有关情况；13、昌江派出所出具的钟凤枝的常住人口信息，证明钟凤枝从1960年1月1日从解放路迁到了现在的住址，同时也证明了钟凤枝在服装一厂工作，籍贯是鄱阳县；14、契约及交税单据，证明大苏家弄××号房屋产权在1954年之前的信息情况。
原告吴金娥、钟银娇、钟同富、钟玉娇、钟琴娇、钟荣新、钟好娇、钟同照申请参加诉讼称，钟启乐，即原告吴金娥丈夫，也即原告钟银娇、钟同富、钟玉娇、钟琴娇、钟荣新、钟好娇、钟同照父亲，是本案被继承人钟厥考的养子，享有继承权；原告吴金娥、钟银娇、钟同富、钟玉娇、钟琴娇、钟荣新、钟好娇、钟同照作为已故钟启乐的继承人，享有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理由是：一、钟启乐自出生即过继给钟厥考为子，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收养关系，即为法律意义上的养子，享有第一顺序继承权。钟启乐系钟厥考的亲侄儿，自出生即过继给钟厥考为子，由钟厥考抚养成人，钟厥考老年时，钟启乐对其也尽了赡养义务。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规定：“过继”子女与“过继”父母形成抚养关系的，即为养子女，互有继承权。二、钟启乐通过两次继承，拥有诉争房屋1/3份额的产权。1、1964年钟厥考前妻死亡时，钟启乐通过法定继承获得系争房屋1/6份额的产权。钟厥考共有两次婚姻，诉争房屋是在钟厥考与前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购置的夫妻共同财产。1964年钟厥考前妻亡故时未留遗嘱，其在诉争房屋中所占的一半的份额发生法定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是丈夫钟厥考、养子钟启乐、女儿钟凤枝，钟启乐由此获得房屋1/6份额的产权。2、1980年钟厥考死亡，钟启乐通过遗嘱继承再获得诉争房屋1/6份额的产权。钟厥考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初六留下遗嘱：“将此房屋（即诉争房屋）亲自落字交给侄儿钟启乐保管，如我病故后，此房屋由侄儿钟启乐、女婿刘书智二人处理安排小女儿钟细妹的生活，细女钟细妹长大出家，房屋归兄妹四人管业。”除养子钟启乐外，钟厥考只有女儿别无他子，遗嘱中所提及的“兄妹四人”中的“兄”，所指是钟启乐无疑。钟厥考于1980年死亡，遗嘱发生效力，钟启乐通过遗嘱继承获得钟厥考名下房屋2/3份额的1/4，即诉争房屋1/6份额的产权。综上，钟启乐两次继承共获得诉争房屋1/3份额的产权，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视为钟启乐已接受继承。三、钟启乐于1988年死亡，未留遗嘱，八位申请人均为第一顺序继承人，通过转继承获得诉争房屋1/3份额的产权。八位申请人分别系钟启乐的妻子、儿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继承开始后，继承人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的规定，八位申请人作为诉争房屋的合法继承人，在原告钟凤枝起诉时被遗漏，现请求以共同原告身份参与到诉讼当中，请求依法分家析产，将诉争房屋三分之一份额分给八位原告。
上述八位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八位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其身份及民事行为能力；2、原告钟好娇户口簿复印件一份，证明钟好娇出生于1974年8月18日，身份证出生信息登记错误；3、颍川钟氏宗谱内页复印件一份，证明钟启乐自出生即过继给钟厥考为子，族谱中对此有明确记载；4、鄱阳县古渡镇钟岸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族谱中记载的钟厥陶即本案被继承人钟厥考，钟厥考与继子钟启乐之间实际的扶养关系，以及八位申请人与钟启乐之间的夫妻、父母子女关系；5、钟厥考遗嘱（落实家庭财产协议书二份），证明钟启乐系钟厥考养子，协议书中对其表述是“继侄儿”；钟厥考留有遗愿，其名下房产在细女钟细妹长大出嫁后由兄妹四人（钟启乐、钟凤枝、钟菊花、钟细妹）继承；6、证人严某证言一份，证明落实家产协议书的真实性及完备性；7、委托书一份，证明除钟玉娇之外各原告由于在异地工作、生活，为了便于案件审理，共同委托原告之一钟玉娇全权处理此案。
被告钟燕辩称，一、本案的定性应是继承权纠纷，争议的焦点是诉争房屋的产权界定。二、诉争房屋一直系被告钟燕家的房屋，钟燕一家四口人中并未有原告钟凤枝，有关原告钟凤枝是否和被告钟燕一家有关系还有待确认。三、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本案被继承人刘桂月已于1964年死亡，被继承人钟厥考也已于1980年死亡，原告早在被继承人死亡之日即已知悉其名下有房产，该房产已于1994年变更为被告钟燕所有并在省级媒体上登报公示，涉案房屋已实际分割。原告不但未在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两年内起诉，且自被继承人死亡至今已逾三、四十年，显然已超过法定最长的20年诉讼时效期间。四、涉案房屋因被继承人刘桂月、钟厥考先后死亡，已分别经过两次法定继承对其依法处理，遗产已经实际分割，并办理相关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五、钟启乐与钟厥考系封建性的“立嗣”过继，没有形成抚养关系，不属于养父子关系，不能享有继承权。六、《落实家庭财产协议书》和《落实家庭房产协议书》均不属于遗嘱。两份协议书均无钟厥考亲笔签名，也无代书人、中人、管业人本人真实签名，不具备遗嘱的关键要素，缺乏真实性。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2009年人口登记信息中，钟燕一家里并未有钟凤枝的名字；2、房屋所有权证，证明该房的所有权归被告钟燕；3、土地使用权证，证明房屋原来是钟厥考的，后来转给钟燕；4、民事裁定书，证明该案属于继承纠纷案件，原告至今未对此提出异议。
经审理查明，钟厥考与其妻刘桂月、女儿钟凤枝早年所住景德镇市××家××号房屋1957年间因拆迁，获补偿一套位于景德镇市××（现为景德镇市××）的房屋（即诉争房屋）。1964年刘桂月去世，其女钟凤枝与刘书智结婚后搬至景德镇市××××号居住至今。1966年李凑凤携其女儿钟菊花（1964年12月17日出生）与钟厥考共同生活。1971年李凑凤与钟厥考生育钟燕。1980年钟厥考去世，钟燕随其母亲李凑凤继续居住在诉争房屋。1994年1月5日，李凑凤立房屋财产赠与书，将诉争莲社南路19号房屋赠与其女钟燕，并由所在居委会出具证明证实上述事实；当日，钟燕即出具房屋产权受赠书，表示愿意接受其母亲的该项赠与。后双方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将诉争莲社南路19号房屋过户到钟燕名下。2012年10月李凑凤去世，原告钟凤枝以其系钟厥考与刘桂月之女，与被告钟燕商谈遗产继承事宜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
本案审理过程中，钟启乐（已故）之妻吴金娥、子女钟银娇、钟同富、钟玉娇、钟琴娇、钟荣新、钟好娇、钟同照以钟启乐系本案被继承人钟厥考之养子且有钟厥考遗嘱为由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经查明，钟启乐系钟厥考之侄子，早年按农村习俗过继给钟厥考为子，是否形成抚养关系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钟厥考已于1988年去世。
另查明，一九七一年九月初六日，钟厥考立下《落实家庭财产协议书》和《落实家庭房产协议书》两份协议书。其中，《落实家庭房产协议书》载明：“我有三列两间房屋一幢，现落在井市××横路二十七门牌。将此房屋亲自落字交给侄儿钟启乐保管，如我病故后，此房屋由侄儿钟启乐、女婿刘书智二人处理安排小女钟细妹的生活，细女钟细妹长大出嫁，房屋归兄妹四人管业。妻子李凑凤的生活由义女钟菊花在生养老死后安葬百岁上山。其他家具金财交给细女儿钟细妹做为父母亲陪嫁的留念。四字明白。中人大队支部书记钟友洪、家亲弟钟厥基、叔钟家富；管字人钟启乐、刘书智；代笔人钟厥鹏。公元一九七一年九月初六日。”《落实家庭财产协议书》载明：“我有三列两间房子壹幢，落本市解放横路二十七号门牌。将此房子亲自落字交给侄儿钟启乐保管，我百岁上山此房屋和家具、金财、银财，都由继侄儿钟启乐、女婿刘书智二人处理安排。小女钟细妹的生活靠此房屋出租。钟细妹长大出嫁，房子由兄妹四人管业。钟镇枝是生下地四十天放在庙前公社东阳大队下湾村扶养成长，贴人民币捌拾元。于镇妹长大结婚回家认亲由兄妹四人负责接待来往。家庭祖先坟墓由侄儿钟启乐照管点灯挂纸。妻子李凑凤生前的生活由钟菊花养老，死后安葬百岁上山。其他家具金银财产交给钟细妹做为父母亲遗留陪嫁之产纪念。四字明白。财产遗交人钟厥考；中人大队支书友洪、钟家富,管字人钟启乐、刘书智；代笔人钟厥鹏；公元一九七一年九月初六日订。”以上两份协议均盖有钟厥考本人及见证人印某。
另外，钟厥考继女钟菊花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明确表示不愿作为继承人参与本案诉讼，且表示其在本案中若有继承份额的话，愿意将其所有的那部分遗产赠送给妹妹钟燕。
以上事实，有钟凤枝身份证复印件、景德镇市房产权属档案信息查询结果单、大苏家弄××号房屋产权证、拆建房屋协议书、房屋财产赠与书及居委会证明、房屋财产受赠书、常住人口信息、人员登记表及个人历履、钟厥考于1960年12月5日填写的《履历登记表》、1969年1月14日填写的《职工阶级成份登记表》、原告钟凤枝29岁时的《本人及家庭情况表格》、1972年下放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1973年8月6日关于调查钟厥考同志下放原籍波阳后的情况和处理意见、1973年8月15日城市下放人员收回呈报表、1973年10月4日（73）安办字第15××号收回通知、1973年10月发文稿纸、1973年10月20日（73）安办字第156号收回通知、1973年10月20日（73）落办字第092号关于更正收回下放人员钟厥考壹户落户安排的函、《收回人员档案》封面、关于处理下放户钟厥考落户问题的补充报告、《落实家庭房产协议书》、昌江派出所出具的钟凤枝的常住人口信息、八位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和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应以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作为民事案件案由确定标准。本案中，原告钟凤枝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原告享有景德镇市××号房屋50%的所有权，依法分割景德镇市××号房屋的所有权（房屋价值20万元左右）；其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显然是分割共同继承的财产。原告吴金娥、钟银娇、钟同富、钟玉娇、钟琴娇、钟荣新、钟好娇、钟同照的诉讼请求也是依法分家析产。所以，本案的案由应当确定为分家析产纠纷。
诉争房屋景德镇市××号房屋系钟厥考、刘桂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系钟厥考和刘桂月的共同财产。1964年刘桂月去世，诉争房屋中刘桂月所属1/2产权发生法定继承，继承人为其丈夫钟厥考和女儿钟凤枝。继承发生后，两位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视为接受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之规定，继承开始后，钟厥考和钟凤枝即获得诉争房屋中原属于刘桂月那部分产权。诉争房屋后一直由钟厥考和其后任妻子李凑凤及女钟菊花、钟燕一同居住，未进行分割，钟厥考和钟凤枝对该遗产享有共同共有权。1980年，钟厥考病故，诉争房屋钟厥考所属3/4产权发生继承。因本案原告钟凤枝和吴金娥等提供钟厥考生前留有的《落实家庭财产协议书》和《落实家庭房产协议书》两份遗嘱性质的书面材料，经审查，上述两份材料内容合法、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均盖有钟厥考本人及见证人的印某，应认定为钟厥考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故本案诉争房屋钟厥考所属部分产权按照上述两份遗嘱办理。上述两份遗嘱就诉争房屋的处理内容相同，均为“兄妹四人管业”。此“兄妹四人”根据遗嘱的其他内容，应确定为是被继承人钟厥考的侄子钟启乐、女儿钟凤枝、钟菊花、钟燕。继承开始后，上述四位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应视为接受继承。在诉争房屋一直由被告钟燕和其母亲李凑凤居住而未进行分割之前，其产权为钟凤枝、钟启乐、钟菊花和钟燕共同共有。
所以，本案实际为分家析产纠纷，即共同共有人请求分割共有财产的诉讼。因共有财产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权利属于物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因其与物权密不可分，为防止当事人享有物权却不享有物权请求权的“尴尬”局面，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故被告关于本案属于继承权纠纷且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应不予支持。
具体到诉争房产的分割问题。被告主张本案诉争房产已实际依法处理，遗产已经实际分割，并办理相关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具有公示和公信效力，被告为诉争房产的推定权利人。本院认为，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权利推定为可推翻的推定，即在能证明已经登记的权利在事实上不存在或者不合法的情况下，该登记即不再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本案中，被告对诉争房产的产权登记源自于其母亲李凑凤的赠与，但诉争房产系被告父亲钟厥考婚前个人财产，且根据上述遗嘱，被告母亲李凑凤并不享有诉争房产的继承权，因此不是诉争房产的所有人，即无权处分诉争房产。故该赠与系无权处分他人财产行为，应为无效；据此，对诉争房产的产权变更登记也因无权处分而不具有物权推定效力。故本案被告虽是诉争房产产权证登记的权利人，但不能据此推定其为诉争房产唯一合法所有权人，被告所主张观点应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主张本案原告钟凤枝的身份关系不明确，不能确定为钟厥考女儿，从而不享有本案诉争房产继承权的观点，本院认为，原告钟凤枝所举各项证据已能充分证明其为钟厥考与前妻刘桂月所生女儿，应予以确认。被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反驳，故对其上述主张应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主张本案钟启乐不是钟厥考的养子，没有合法有效的收养手续，也未形成抚养关系，不具有法定继承人资格的观点，本院认为，本案中钟启乐和钟厥考是否构成养父子关系不影响其作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本案被继承人钟厥考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明确将诉争房产部分产权遗赠给其侄儿钟启乐，对此遗嘱内容应予以确认。因钟启乐已于1988年去世，其法定继承人，即本案原告吴金娥、钟银娇、钟同富、钟玉娇、钟琴娇、钟荣新、钟好娇、钟同照依法享有转继承权。
另关于吴金娥、钟银秀、钟同富、钟玉娇、钟银娇、钟荣新、钟好娇、钟同照八位原告主张钟启乐系钟厥考养子，钟启乐通过两次继承拥有诉争房屋1/3份额产权的意见。本院认为，钟启乐按农村习俗过继给钟厥考为子，但是否形成抚养关系现有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过继”子女与“过继”父母形成抚养关系的，即为养子女，互有继承权；如系封建性的“过继”、“立嗣”，没有形成抚养关系的，不能享有继承权的规定，钟启乐不能作为“养子”身份参与刘桂月和钟厥考遗产的分配，但可以作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在有有效遗嘱的情况下基于遗嘱参与诉争房屋产权的分配。
综上所述，诉争房产为钟凤枝、钟菊花、钟燕、钟启乐共同共有。因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对诉争房产的现市场价值均不发表意见且都不同意评估，各方对诉称房产的分割也达不成一致意见，故只能确认各当事人对诉争房产所有权的所占份额。诉争房产因1964年刘桂月去世发生首次继承，其中刘桂月所属1/2产权由钟凤枝和钟厥考各得一半，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归属状况为钟厥考占3/4，钟凤枝占1/4。1980年钟厥考病故，诉争房产发生第二次继承，其中属于钟厥考的那3/4产权根据钟厥考的遗嘱，由钟启乐、女儿钟凤枝、钟菊花、钟燕共同继承，各占1/4，即诉争房产的3/4÷4=3/16；至此，诉争房产的产权状况为原告钟凤枝占1/4+3/16=7/16、钟启乐占3/16、钟菊花占3/16、钟燕占3/16。因钟菊花已明确表示将其所有份额赠送给其妹妹钟燕，故被告钟燕共享有诉争房产3/8产权；钟启乐去世，其享有诉争房产3/16的产权由其继承人即原告吴金娥、钟银娇、钟同富、钟玉娇、钟琴娇、钟荣新、钟好娇、钟同照继承；所以本案诉争房产最终产权归属情况为：原告钟凤枝占有7/16的产权份额，被告钟燕享有3/8的产权份额，原告吴金娥、钟银娇、钟同富、钟玉娇、钟琴娇、钟荣新、钟好娇、钟同照共同享有3/16的产权份额。考虑到诉争房屋自1994年以来一直由被告钟燕管理，应酌定多分配其适当的份额作为诉争房产的管理和修缮费用，故本院应拿出诉争房产1/16的份额作为被告钟燕的管理补偿，这样，各方占有诉争房产的产权状况应为：原告钟凤枝占有7/16-1/48=5/12的产权份额,原告吴金娥、钟银娇、钟同富、钟玉娇、钟琴娇、钟荣新、钟好娇、钟同照共同享有3/16-1/48=1/6的产权份额,被告钟燕享有3/8+1/48×2=5/12的产权份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六条、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5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景德镇市莲社南路19号房屋产权由原告钟凤枝享有5/12的产权份额，原告吴金娥、钟银娇、钟同富、钟玉娇、钟琴娇、钟荣新、钟好娇、钟同照共同享有1/6的产权份额,被告钟燕享有5/12的产权份额。
本案诉讼费6300元，原告钟凤枝承担2000元，原告吴金娥、钟银娇、钟同富、钟玉娇、钟琴娇、钟荣新、钟好娇、钟同照承担2300元，被告钟燕2000元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严 东
人民陪审员 秦亚瑾
人民陪审员 叶 芳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 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