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民终1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俊英，女，196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仲英，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银凤，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仲兰，女，1954年8月2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宣房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15号。
法定代表人：任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宇，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仲魁，男，195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北京互感器厂退休工人，住北京市西城区。
上诉人于俊英因与被上诉人崔仲兰、北京宣房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房公司）、崔仲魁第三人撤销之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民撤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俊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仲英、林银凤，被上诉人崔仲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宣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被上诉人崔仲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俊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我与崔仲魁系夫妻关系，崔仲魁系崔仲兰之弟。崔仲魁于1998年8月委托崔仲兰将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洋桥北里13号楼3门302号公租房置换到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西街73-75-3-4公租房，承租人为崔仲魁，我是共同居住人，因此我对上述73和75号房屋享有财产权益，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1996年6月8日崔仲兰伪造崔仲魁与我的签字，向原宣武区椿树房管所递交《申请书》和《更名分户申请表》，并在当日完成了申请和批准分户，但我与崔仲魁对此并不知情。2002年4月29日，在崔仲魁与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宣房公司与崔仲兰私下就73号房屋签订了《购买公有住房平房（简易楼、筒子楼）协议书》，使得崔仲兰获得了73号房屋的所有权，我对上述事实均不知情。对于一审判决认定崔仲魁对涉案房屋更名分户一事知情我不同意，该结论不符合常理。如果崔仲兰到场办理变更手续时，崔仲魁在场，必然会由崔仲魁本人签字，而不会由别人代签，再结合《申请书》上崔仲魁的签名经鉴定为他人伪造的事实，可以确定崔仲魁对更名分户是不知情的。对于一审判决提及的录音录像证据我不认可，该证据录制的时间是2015年10月14日，而崔仲兰擅自伪造签名申请更名分户的时间是1996年，该证据不能证明崔仲魁在1996年房屋分户更名时就知情并同意，也不能证明我是知情的。关于一审法院认定我于2000年7月5日代为签字领取了崔仲魁承租的75号房屋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并据此推定我对73号房屋变更承租人一事知情，我不认同，原因是我并未领取75号房屋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退一步讲，即使我代为领取了75号房屋的租赁合同，也只能确定我知道75号的承租人是崔仲魁，而不能当然认定我对73号房屋变更承租人的一事知情，因此一审法院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此外，一审法院对案件关键性问题没有调查清楚，根据北京市直管公房分户须具备的要求：要求分户的当事人双方必须是同一户籍共同居住两年以上的直系亲属，崔仲兰与崔仲魁系姐弟关系，并非直接亲属，且俩人并没有共同居住两年以上，因为置换房屋的时间是1998年8月，而所谓分户时间为1999年6月，不足两年。而且崔仲魁所承租的琉璃厂西街73-75-3-4号房屋是筒子房，两个房间，只走一个门，并不是独立分开的两间房子，是根本不符合分户条件的，更何况75号房实际由另外一户使用至今，合法承租人是殷大申，怎么可能同时出现两个75号房呢？由此证明，宣房公司从未要求崔仲魁和其它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到过场，且未对房屋进行现场核查，仅以崔仲兰伪造签名的申请书就办理了分户以及更名的行为系违法行为。
崔仲兰辩称，98年崔仲魁第一次口头委托我把洋桥北里的两居室置换到涉案房屋，当时的委托书也不是崔仲魁写的，是我写的，99年6月是崔仲魁拿着写好的委托书与我一起去办理73号更名分户的，对方一直说是我伪造的，事实并非如此，只是不知道当时崔仲魁是找谁写的，做笔迹鉴定结论为该委托书并非崔仲魁所写，但也不能证明是我写的。当时房屋管理部门的规定是必须双方同时到场才可以办理，不是随便可以办理的。而且当时还有一份分户的材料是我现场填写的，确实是我代崔仲魁签的，当时崔仲魁也在场，房屋管理部门并没有说不可以代签。后来房屋涉及拆迁，我与崔仲魁在2002年4月分别与宣房公司签订了相关材料，崔仲魁在诉讼中也承认其他材料是他签的字。我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对于于俊英的上诉请求不同意，因为于俊英对每件事情都是知情的。
宣房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的时候我们提交了崔仲魁承租的75号房屋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该合同的领取人是于俊英，通过该证据可以证明于俊英对分户的事情是知情的。
崔仲魁辩称，我认为应该撤销一审判决。理由是事实不清，所有的材料都是崔仲兰和宣房公司仿造的。
于俊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536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5360号判决）及（2017）京02民终6868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6868号判决）。
15360号判决及6868号判决情况：崔仲魁于2016年6月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称西城区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崔仲兰与宣房公司之间关于琉璃厂西街73号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
西城区法院在15360号判决中认定事实如下：1998年8月20日，崔仲魁以其承租的北京市丰台区洋桥北里12号楼2间，通过换房形式，取得了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西街73-75号院内两间房屋的承租权，使用面积共计24.6平方米。1999年6月8日，宣房公司凭借非由崔仲魁本人签名的《申请书》及《更名、分户申请书》将由崔仲魁承租的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西街73-75号的两间房屋分户承租，其中的75号房屋1间继续由崔仲魁承租，73号的房屋1间由崔仲兰承租。
2002年3月23日，崔仲魁在宣房公司出具的《出售公有住宅平房、简易楼房、筒子楼房价计算表》中购房人处签字，该计算表中详细记载了房屋的地址、面积、购房价款等内容。2002年4月29日，崔仲魁、崔仲兰分别与宣房公司签订了《购买公有住宅平房协议书》与《房改房确权证明》。自此，崔仲魁、崔仲兰各自取得了原承租房屋的所有权。
2015年，崔仲魁以崔仲兰伪造其签订的《申请书》和《更名、分户申请书》与宣房公司建立涉案房屋的承租关系为由，要求撤销崔仲兰与宣房公司之间关于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西街73号公房的租赁合同，并恢复其与宣房公司关于上述房屋的租赁合同。经西城区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3月8日出具（2015）西民初字第35919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崔仲魁的诉讼请求。崔仲魁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6）京02民终4561号民事判决，认为西城区法院驳回崔仲魁诉讼请求，理由有误，但结果正确，维持原判。后崔仲魁不服二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其再审申请被驳回。
2016年6月，崔仲魁以崔仲兰与宣房公司恶意串通，将本属于崔仲魁承租的73-75-3-4号房屋进行分户更名，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诉至西城区法院，请求确认崔仲兰与宣房公司之间关于琉璃厂西街73号房的公房租赁合同无效。经西城区法院调取宣房公司提交其与崔仲兰签订《工商业用房租赁合同》的复印件，合同约定崔仲兰承租宣武区琉璃厂73号房屋，并约定了月租金标准。宣房公司与崔仲兰均对上述合同真实性表示认可，但崔仲魁认为上述合同为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
诉讼过程中，宣房公司认为1999年6月8日的《申请书》系崔仲魁本人所签写，崔仲魁对此不认可，并申请对该份《申请书》中的“崔仲魁”签字进行笔迹鉴定。经法院委托由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笔迹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京正[2016]文鉴字第4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字迹与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所书写”。崔仲兰提交2015年10月14日崔仲魁与姜桂茹（崔仲兰、崔仲魁之母）的对话视频，其中崔仲魁称：“‘艺珍阁’（涉案房屋）按理说是您（姜桂茹）儿子的，您儿子拿两居室换的……”、“我拿两居室换的，然后呢她（崔仲兰）说，弟弟你写成我名字吧，你弟弟连个奔儿都没打就写上你的名字。现在她认为是她的了”，证明崔仲魁明确当初是自愿将宣武区琉璃厂73号更名为崔仲兰。崔仲魁认可视频中的人是其本人，但不认可视频的真实性，视频系经过剪辑，经法院询问后，崔仲魁明确表示不对上述视频申请司法鉴定，且认为视频不是正规场所以及图像声音不清楚，且该视频不能说明1999年造假的事实。
西城区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崔仲魁要求确认崔仲兰与宣房公司之间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但其并未提交其所主张的上述合同。经法院调取，宣房公司提交了其与崔仲兰签署的《工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复印件，该合同租赁标的物即为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西街73号。宣房公司与崔仲兰均认可该份《工商业用房租赁合同》系双方所签，崔仲魁以上述合同并非原件为由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在崔仲魁未能证明其所主张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法院对崔仲魁要求确认崔仲兰与宣房公司之间的《公有住房租赁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另，依据2002年3月23日的《出售公有住宅平房、简易楼房、筒子楼房价计算表》及2002年4月29日《购买公有住宅平房协议书》和《房改房确权证明》中均详细记载了房屋的地址、面积、购房价款等内容，崔仲魁亦已经签字确认；同时，结合崔仲兰提交的2015年10月14日的录像视频中崔仲魁与姜桂茹对话，法院有理由认为崔仲魁应当知道并认可崔仲兰办理公房租赁分户的事实。现崔仲魁又以崔仲兰与宣房公司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恶意串通损害其权益，要求确认涉案房屋的公房租赁合同无效，法院不予支持。据此，西城区法院判决：驳回崔仲魁的全部诉讼请求。
崔仲魁不服西城区法院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二中院经审理认为，房屋租赁合同的变更经原椿树管理所确认，作为房屋管理单位的房屋管理所在近二十年前的管理职能远远大于现在的服务职能，管理人与被管理人之间的平等主体意识淡漠，在实施具体管理行为时，不排除疏于审核当事人签字真实性的可能，故虽《申请书》非崔仲魁本人签字，但不能据此当然认定崔仲魁没有到场办理变更手续。对各方现争议的崔仲兰办理房屋分户手续是否经崔仲魁同意的事实，还需结合当事人举证及案件事实综合认定。首先，崔仲兰办理分户手续后，取得了分户租赁合同，并承担交纳该房屋租金等承租人的义务；其次，2002年3月，崔仲魁与崔仲兰分别与宣房公司就自己名下的承租房屋办理了购房手续，对自己享有权利的房屋面积予以确认，并在履行多年间没有提出异议；最后，关于录音录像证据的采用问题，虽崔仲魁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经法院释明，其不申请鉴定；同时也可以确认，录像中其本人言语表达意思连贯，明确有将涉案房屋登记至崔仲兰名下的表述。因此，西城区法院关于崔仲魁对涉案房屋分户一事应当知道并认可之认定有事实依据，二中院亦不持异议。二中院于2017年7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做出后，于俊英遂在六个月之内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崔仲魁与于俊英系夫妻关系，1998年8月18日，崔仲魁出具《委托书》委托崔仲兰办理换房手续。1998年8月20日，崔仲魁与刘光生、北京市宣武区椿树房管所（现为宣房公司）、北京市丰台区房屋土地管理局西罗园房屋管理服务公司签订《换房协议书》，约定崔仲魁以其承租的北京市丰台区洋桥北里12号楼2间，通过换房形式，取得了原由刘光生承租的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西街73-75号院内两间房屋的承租权，使用面积共计24.6平方米。
1999年6月8日，宣房公司凭借非由崔仲魁本人签名的《申请书》及《更名、分户申请书》将由崔仲魁承租的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西街73-75号的两间房屋分户承租，其中的75号房屋1间继续由崔仲魁承租，73号房屋1间由崔仲兰承租。
2002年3月23日，崔仲魁在宣房公司出具的《出售公有住宅平房、简易楼房、筒子楼房价计算表》中购房人处签字，该计算表中详细记载了房屋的地址、面积、购房价款等内容。2002年4月29日，崔仲魁、崔仲兰分别与宣房公司签订了《购买公有住宅平房（简易楼、筒子楼）协议书》与《房改房确权证明》。从此，崔仲兰、崔仲魁分别取得73号、75号房屋的所有权。
另查，2000年7月5日，于俊英代为签字领取了崔仲魁承租的75号房屋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
再查，在前案判决中，崔仲兰提交2015年10月14日崔仲魁与姜桂茹（崔仲兰、崔仲魁之母）的对话视频，该视频内容显示，崔仲魁对其承租的73、75号房屋分户更名事宜知道。
又查：于俊英称：其对于崔仲魁与崔仲兰之间的事情不参与，只是知道打官司，但是不知道具体什么案件、什么案情，只是知道家里面打官司。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根据上述规定，本案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于俊英是否有权利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如果其有权利提起本案之诉，其提起撤销的生效判决是否存在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
首先，关于于俊英的主体资格问题。经查，崔仲魁与于俊英系夫妻关系，于俊英对崔仲魁所承租的公有房屋享有相应权利，因此，在崔仲魁与崔仲兰、宣房公司之间确认公有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纠纷案中，于俊英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俊英没有参加诉讼，在本案中，其陈述对于崔仲魁与崔仲兰之间的事情不参与，只是知道打官司，但是不知道具体什么案件、什么案情，只是知道家里面打官司。因此，目前尚不能得出于俊英出于主观故意未参加诉讼的结论。因此，法院认为于俊英主体资格适格，可以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
其次，关于于俊英请求撤销的生效判决是否存在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6868号生效判决认为，《申请书》虽非崔仲魁本人签字，但也不能据此当然认定崔仲魁没有到场办理变更手续，同时，还应结合当事人举证及案件其他事实综合认定。首先，崔仲兰办理分户手续后，取得了分户租赁合同；其次，2002年3月，崔仲魁与崔仲兰分别与宣房公司就自己名下的承租房屋办理了购房手续，对自己享有权利的房屋面积予以确认，并在履行多年间没有提出异议；最后，关于录音录像证据的采用问题，虽崔仲魁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经法院释明，其不申请鉴定；同时也可以确认，录像中其本人言语表达意思连贯，明确有将涉案房屋登记至崔仲兰名下的表述。因此，西城区法院15360号判决认定崔仲魁对涉案房屋分户一事应当知道并认可之有事实依据，据此，法院予以维持。6868号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内容并无错误。另外，于俊英于2000年7月5日，代为签字领取了崔仲魁承租的75号房屋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亦可印证于俊英对于73号房屋变更承租人一事知情，生效判决并未损害其民事权益。判决：驳回于俊英的诉讼请求。
二审庭审中，于俊英提交了自己绘制的房屋坐落图和三张照片，用以证明崔仲魁承租的宣武区琉璃厂75号房屋与现在的门牌号不一致。对此崔仲兰与宣房公司不予认可，主张照片上的房屋并非诉争的两间房屋，照片是现状，并非当时的状态。崔仲魁提交了1990年5月29日的房屋租赁契约、1999年1月1日的工商业用房租赁合同、平房两清两建基础数据表、两清两建现场核对平面图，租金收据等证据，欲证明崔仲兰承租的宣武区琉璃厂73号房屋是用姜桂茹承租的宣武区琉璃厂西街38号工商业用房换来的，对此崔仲兰与宣房公司认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崔仲魁与于俊英系夫妻关系，在崔仲魁请求确认崔仲兰、宣房公司之间签订的公有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纠纷案中，该案的处理结果对于俊英来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于俊英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现并无证据证明于俊英未参加该诉讼系可归责于其本人的事由所致，故本院认为于俊英作为原告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并无不当。关于于俊英请求撤销的生效判决是否存在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问题。本院认为，二中院6868号生效判决作出崔仲魁对涉案房屋分户、崔仲兰另行与宣房公司就宣武区琉璃厂73号房屋签订公有房屋租赁合同一事应当知道并认可的认定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本案一审过程中于俊英认可其于2000年7月5日代为签字领取了崔仲魁承租的75号房屋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事实，据此可以确定于俊英对于崔仲魁名下的承租房屋房号及面积发生变化是知情的，再结合于俊英与崔仲魁系夫妻关系的事实，可以认定于俊英对于73号房屋变更承租人一事亦属知情。基于上述，崔仲兰与宣房公司就宣武区琉璃厂73号房屋签订公有房屋租赁合同的行为得到了崔仲魁的认可，且于俊英在知情的情况下长期并未表示异议，故本院认为崔仲兰与宣房公司就宣武区琉璃厂73号房屋签订公有房屋租赁合同的行为并不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要件，于俊英请求撤销的生效判决不存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问题。综上所述，于俊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于俊英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邹 治
审判员 刘 辉
审判员 赵 彤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郭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