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10民终4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爱萍，女，1979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凡，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晟磊，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恒春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扬州市邗江工业园牧羊路5号。
法定代表人：蒋成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东明，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春西，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蒋成玉，男，1953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蒋成铜，男，1965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世权，男，197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开发区。
蒋成玉、蒋成铜、朱世权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永富，江苏征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蒋爱萍因与被上诉人扬州恒春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春电子公司）、蒋成玉、蒋成铜、朱世权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5）扬邗商初字第0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蒋爱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凡、被上诉人恒春电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东明、魏春西以及蒋成玉、蒋成铜、朱世权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永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爱萍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撤销恒春电子公2015年1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对恒春电子公司出资的“资金性质”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查。恒春电子公司提交4500万元的银行付款凭证，证明该资金是从5000万元注册资本中抽逃的数额。一审法院没有进一步核实与该4500万元资金性质相关的合同、记账凭证、原始凭证，仅凭推理，认为该4500万元系抽逃出资。2.对抽逃出资的份额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查。即使存在抽逃4500万元的事实，该4500万元中，当时的五位股东各自抽逃的数额、份额，一审法院没有进行调查。3.对抽逃责任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查。一审判决认定除恒春通讯器材厂，恒春电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均抽逃了自己的全部出资，但对于各股东应承担多少返还出资的责任、应如何限制股东权利没有进行调查。二、一审说理自相矛盾。1.一审一方面认定蒋爱萍抽逃出资，一方面又认定蒋成玉已经确认蒋爱萍占股37.6%的股东身份，自相矛盾。2.一审一方面认定恒春电子公司股东均涉及抽逃出资的问题。另一方面却只要求蒋爱萍返还抽逃的出资，只要求限制蒋爱萍的股东权利，自相矛盾。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蒋爱萍的出资方式，并不违反资本维持和法人财产独立原则。根据《物权法》第六十七条、《婚姻法》第十七条、《民法通则》第五十六条及第五十七条等法律规定，当股东投入公司的资产属于家庭共同共有财产时，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所有权，家庭及家庭成员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行使和处分家庭及家庭成员在公司中的权利。恒春电子公司属于具有家族企业特点的有限责任公司，家庭及家族具有出资能力，家庭及家族确认蒋爱萍持有相应股份，该出资方式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一审以蒋爱萍当时在国外，其个人没有相应出资能力为由，否认蒋爱萍持有股权的事实，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蒋爱萍持有恒春电子公司股权，不违反资本维持和法人财产独立原则。恒春电子公司自成立起至2012年12月31日，先后的《资产负债表》均记载公司实收资本为5000万元，公司净资产均在4000万元以上，处于正常经营发展状态。一审忽略蒋爱萍参与创造公司财富的事实，忽略恒春电子公司实收资本从未减少的事实，判决否定蒋爱萍持有股权的合法性，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在恒春电子公司股东尚未就股东权益争议问题提起确权诉讼的情形下，应当按照最高院《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规定、江苏省高院《公司法意见（施行）》第二十七条规定，认定蒋爱萍具有股东资格。蒋成玉并没有对蒋爱萍提起确权诉讼，蒋爱萍提供的证据证明其具有合法的股东资格，一审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形下，适用《公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否定蒋爱萍的股东资格，属于适用法律错误。4.一审认定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合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公司章程，恒春电子公司股东会应当由董事会召集，一审认为董事长有权召集股东会，曲解公司章程，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公司章程记载董事长召集主持股东会议，是指董事长应当通过董事会，在董事会作出召开股东会决议的前提下，行使召集并主持股东会会议的职权，若没有通过董事会，董事长个人无权擅自召集股东会议。本案所涉股东会，未经董事会召集，通知函上只加盖恒春电子公司公章，没有说明是否已经经过董事会审议同意，召集程序明显违反《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2）一审认为恒春电子公司董事会和监事已不能正常履职，在此情况下，股东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恒春电子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尚未改选，蒋爱萍的股东权利、蒋爱萍、顾荣玉的董事权利、张必峰的监事权利受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保护，蒋成玉利用对公司的实际控制地位，故意不召开董事会，以公司名义通知召集股东会，蒋爱萍随即送达文件明确指出召集程序存在的违法问题，提出反对意见，恒春公司召集该股东会的程序违法，非法剥夺蒋爱萍的股东权利、剥夺蒋爱萍、顾荣玉的董事权利。（3）一审认为蒋爱萍表决权应受限制，蒋爱萍不参加股东会视为放弃申辩权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蒋爱萍具有合法股东资格，一审应当依法审查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上是否存在违反公司章程的情形，是否在程序上存在损害蒋爱萍股东权益的情形，一审曲解公司章程，把合法股东的书面异议当做放弃申辩权利，草率驳回蒋爱萍的诉讼请求，明显违反关于“公司形态法定”的审判原则。
恒春电子公司辩称，1.恒春电子公司是通过恒春通讯公司及恒春科技公司的名义向银行贷款共计4500万元解决注册资金问题，贷款账号设立在邗江农行，恒春电子的验资账号也是设在邗江农行，主导整个资金安排及抽逃行为的是两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蒋成玉和蒋成铜。2.2002年恒春电子公司注册时蒋爱萍23岁，在国外读书，其没有实际履行作为股东应该履行的工商登记手续，资本金的进出也不是本人完成的，蒋爱萍承认其股东身份最初是其父蒋成玉让她担任的，但蒋成玉没有承诺过她不出资或者将来不需要补足出资，蒋爱萍主张其1880万元资本金是家族出资，但实际上，5000万注册资金中的4500万元是贷款而来，在一个月内又抽逃归还银行，另500万元是通讯器材厂以及恒春科技公司的部分出资款，本案中蒋成玉、蒋成铜、朱世权都否认帮蒋爱萍出资1880万元或者赠与其1880万元注册资金，通讯器材厂和恒春科技公司也没有任何文件表明其赠与或帮助蒋爱萍出资1880万元用于恒春电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蒋爱萍没有任何资本金是家族出资的证据，蒋爱萍没有出资、抽逃注册资金是事实。3.恒春电子公司要求蒋爱萍补足出资，蒋爱萍拒绝履行补足出资义务，恒春电子公司依程序对蒋爱萍作出股东除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法律规定。4.根据公司章程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1款规定，股东会可以召开临时会议，临时会议由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就可召开，蒋成玉、蒋成铜、朱世权是登记在册的股东，享有股东的权利，蒋成玉、蒋成铜、朱世权持有公司三分之二股权，完全有资格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董事长蒋成玉也可以召开并主持股东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蒋成玉、蒋成铜、朱世权共同辩称，同意恒春电子公司的答辩意见。
蒋爱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恒春电子公司2015年1月18日的股东会议决议；2.本案诉讼费用由恒春电子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2002年10月至2002年12月，扬州市恒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春科技公司）、恒春通讯器材厂、蒋成铜、朱世权、蒋爱萍拟设立恒春电子公司，其中蒋爱萍当时在国外留学。2002年12月25日，恒春电子公司经工商登记成立，公司章程和2002年12月19日的验资报告均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恒春科技公司出资1100万元，占股22%，恒春通讯器材厂出资300万元，占股6%，蒋成铜出资1490万元，占股29.8%，朱世权出资230万元，占股4.6%，蒋爱萍出资1880万元，占股37.6%。2002年11月28日股东会决议选举蒋成玉、蒋成铜、张洁、蒋爱萍为董事，选举朱世权为监事。
2003年年底，蒋爱萍与配偶张必峰回国，2004年进入恒春电子公司，2005年开始参与经营管理。此前蒋爱萍因留学不在国内，恒春电子公司设立的相关文件虽然不是蒋爱萍本人所签，但其相关签名的效力予以追认。
2008年2月25日，恒春科技公司、恒春通讯器材厂、蒋成铜、朱世权分别以550万元、150万元、745万元、115万元将其名下恒春电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蒋成玉，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其中蒋成玉出资3120万元，占股62.4%，蒋爱萍出资1880万元，占股37.6%。2008年2月28日股东会决议选举蒋成玉、蒋爱萍、顾荣玉为董事，选举张必峰为监事，并通过新的公司章程。恒春电子公司2008年2月28日的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股东会的首次会议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第十五条规定：“股东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每壹万元人民币为一个表决权”；第十六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应六个月召开一次，临时会议由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或者监事提议召开，股东出席股东会议也可书面委托他人参加，行使委托书载明的权力”；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董事会负责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第二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董事长召集主持股东会议，召集主持董事会。蒋成玉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公司董事长。
2011年3月12日，蒋成玉、蒋爱萍、顾荣玉达成协议一份，一致同意将“电动执行平台”由蒋爱萍团队经营，蒋成玉从公司提取2500万元另行开拓新的平台和项目。
2012年年底，蒋成玉与蒋爱萍之间的矛盾加剧，蒋爱萍、顾荣玉、张必峰离开恒春电子公司。
2013年5月26日，蒋成玉与顾桂红签署夫妻财产分割协议，第一条约定顾桂红和蒋爱萍在恒春电子公司合计占股小于或等于49%，属于顾桂红名下股权折价不少于1500万元，不高于2000万元，由蒋成玉个人以现金购买，从2013年12月底开始，每年支付不少于200万元，不高于300万元，付完为止。
2013年9月5日，蒋成铜、朱世权向工商部门申请股东变更登记，2013年9月6日，恒春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变更股东登记为蒋成玉出资1400万元，占股28%，蒋爱萍出资1880万元，占股37.6%，蒋成铜出资1490万元，占股29.8%，朱世权出资230万元，占股4.6%。2013年9月11日，工商部门办理了上述股东变更登记。针对此次股权转让，蒋爱萍认为其并不知情，严重侵犯了其作为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并于2015年1月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并主张对蒋成玉转让的34.4%的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2016年1月25日，蒋爱萍以和缓分歧、促成相关案件调解为由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同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扬商初字第00009号民事裁定，准许蒋爱萍撤诉。
2014年8月11日，恒春公司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方式要求蒋爱萍缴纳出资，因不符公司法要求于2014年9月15日撤诉。2014年8月26日，恒春电子公司在未通知蒋爱萍的情况下作出股东会决议，取消蒋爱萍在恒春电子公司的股东资格。蒋爱萍在得知上述情况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作出(2014)扬邗商初字第0593号民事判决，撤销了恒春电子公司于2014年8月2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
2014年12月23日、12月30日，蒋爱萍分别收到恒春电子公司两份《通知》，要求蒋爱萍参加恒春电子公司2015年1月7日和2015年1月18日的股东会。蒋爱萍认为两份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故于2015年1月5日向恒春电子公司和董事长蒋成玉寄送《对扬州恒春电子有限公司2014年12月21日及2014年12月29日〈通知〉函的回复意见》，要求恒春电子公司撤回召集2015年1月7日和2015年1月18日两次股东会的通知。两份邮件因无人接受而退回。2015年1月7日，蒋爱萍专门委托代理人万巍、李宇、徐凌到恒春电子公司送达《对扬州恒春电子有限公司2014年12月21日及2014年12月29日〈通知〉函的回复意见》，但公司拒收，并发生冲突。2015年1月9日，蒋爱萍通过扬州公证处以邮寄方式向恒春电子公司和董事长蒋成玉寄送《对扬州恒春电子有限公司2014年12月21日及2014年12月29日〈通知〉函的第二次回复意见》，再次重申恒春电子公司应撤回召集2015年1月7日和2015年1月18日两次股东会的通知。
2015年2月9日，在原审法院受理的蒋爱萍诉恒春电子公司股东知情权案件中，恒春电子公司的答辩证据中包括了恒春电子公司2015年1月18日的股东会议决议。该股东会决议内容为：鉴于蒋爱萍股权项下资本金1880万元没有缴付，经公司催告，其仍拒不履行股东出资义务，甚至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已严重影响公司运营，并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经参会全体股东充分讨论，一致同意取消蒋爱萍在扬州恒春电子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
蒋爱萍在得知该2015年1月18日的股东会议决议后，认为蒋成玉与顾桂红、蒋爱萍为同一家庭成员，蒋成铜、朱世权、顾荣玉与蒋成玉家庭具有亲属关系，恒春电子公司为家族企业，蒋爱萍已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家族成员一致同意由蒋爱萍持有1880万元的股份，在其后蒋成玉与顾桂红签署夫妻财产分割协议中也确认了蒋爱萍持有恒春电子公司股权的事实。2013年9月，蒋成铜、朱世权受让蒋成玉的股权，侵害了蒋爱萍的优先购买权，本次股权转让行为无效，蒋成铜、朱世权无权作为公司股东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时，2015年1月18日股东会不是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均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应予撤销。
一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恒春电子公司、蒋成玉、蒋成铜、朱世权承认蒋爱萍主张的除蒋爱萍实际出资及收到经公证处邮寄的《对扬州恒春电子有限公司2014年12月21日及2014年12月29日〈通知〉函的第二次回复意见》外的事实，故对蒋爱萍主张的除蒋爱萍实际出资及收到经公证处邮寄的《对扬州恒春电子有限公司2014年12月21日及2014年12月29日〈通知〉函的第二次回复意见》外的事实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关于恒春电子公司2002年设立时注册资本金的来源和去向问题。恒春电子公司举证了31份借款凭证、进账单、转账支票、收贷凭证，蒋爱萍虽然认为上述证据为复印件加盖的银行公章，且未提供相应的原始凭证佐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但该组证据加盖了银行公章，其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该组证据的形成时间在2002年恒春电子公司设立前后，并与公司注册资本金的来源和去向密切相关，蒋爱萍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对应1880万元的资金流转具有合法依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亦予以确认。据此，应认定2002年11月28日、12月11日，恒春通讯器材厂分别向邗江农行贷款1800万元和1500万元。恒春通讯器材厂将上述3300万贷款中的2500万元汇入恒春科技公司，将其中的800万元汇入南京恒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恒春通讯器材厂另于2002年12月17日、18日将共计300万元直接汇入恒春电子公司验资账户。2002年12月13日，南京恒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将恒春通讯器材厂汇入的800万元另加200万元共计1000万元汇入恒春科技公司账户。加上恒春科技公司2002年12月11日从邗江农行的贷款1200万元，恒春科技公司账户共有资金4700万元。2002年12月17日，恒春科技公司以转账支票形式将其中1880万元转给蒋爱萍，将230万元转给朱世权，将1490万元转给蒋成铜，蒋爱萍、朱世权、蒋成铜取得上述款项后于当日将上述款项汇入恒春电子公司验资账户。2002年12月18日，恒春科技公司直接将1100万元汇入恒春电子公司验资账户。2002年12月26日，恒春电子公司将3300万元汇入恒春通讯器材厂，将1200万元汇入恒春科技公司。恒春通讯器材厂、恒春科技公司于同日将恒春电子公司汇入的共计4500万元用于归还了邗江农行的贷款，上述所有资金往来账户均在邗江农行开户。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1.蒋爱萍在恒春电子公司设立过程中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2.恒春电子公司2015年1月18日股东会的召开程序是否合法。
针对争议焦点1，一审法院认为，蒋爱萍在恒春电子公司设立过程中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具体理由如下：1.2002年恒春电子公司注册成立时，蒋爱萍尚在国外留学，相关验资手续并非其本人办理。同时，结合其生活经历，其在当时条件下能够独立支付1880万元注册资本金的可能性较小；2.从恒春电子公司2002年设立时验资账户中注册资本金的来源和去向可以看出，5000万元注册资本金中的4500万元来源于邗江农行的贷款，并在验资完成后又归还给了邗江农行，实际留下的注册资金只有恒春通讯器材厂的300万元和恒春科技公司的200万元。所有资金往来账户均在邗江农行开具，并且从邗江农行贷款的4500万元在验资前后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又回到邗江农行，据此应认定除恒春通讯器材厂、恒春科技公司的其他股东均抽逃了自己的全部出资；3.家族企业并非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恒春电子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的一种公司类型，理应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调整，恒春电子公司的发起人之间虽然具有亲属关系，但所有股东均应按其认缴出资额足额出资，不得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和法人财产独立的原则。股东随意抽逃出资势必损害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利益。蒋爱萍作为恒春电子公司登记股东，在公司设立后即全部抽逃其个人出资，即使后来蒋成玉与顾桂红签署夫妻财产分割协议中确认了蒋爱萍持有恒春电子公司股权的事实，也只是确认了其占股37.6%的股东身份，恒春电子公司仍有权要求蒋爱萍返还抽逃的出资。蒋爱萍关于家族成员为其出资及夫妻财产分割协议确认其出资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针对争议焦点2，一审法院认为，恒春电子公司2015年1月18日股东会的召开程序合法。具体理由如下：1.恒春电子公司2008年2月28日的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董事会负责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该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条和第四十六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的，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的规定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条和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属于管理性规范，并非效力性规范，在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又明确规定：“董事长召集主持股东会议，召集主持董事会”的情形下，应尊重公司内部意思自治，认定董事长和董事会均具有召集股东会会议的权利；2.本案中董事会和监事已不能正常履职。恒春电子公司登记的董事会成员为蒋成玉、蒋爱萍和顾荣玉，监事为张必峰，但2012年年底，蒋爱萍、顾荣玉、张必峰已先后离开恒春电子公司，在仅有蒋成玉作为董事长留在公司的情况下，董事会和监事已不能正常履职。在此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也可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公司章程第十六条也规定：“临时会议由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或者监事提议召开”，故蒋成玉、蒋成铜、朱世权作为代表62.4%表决权的股东提议、召集并由董事长主持召开临时股东会符合法律规定和章程的约定；3.为防止拟被解除股东资格的股东通过表决权阻碍股东会决议的作出，其持有股权的表决权应受到限制，其余股东可根据其代表的表决权进行表决，但仍应通知拟被解除股东资格的股东参加股东会，使其在表决前有适当的机会对于指控事项有所申辩。2015年1月18日股东会的召开，恒春电子公司已提前15日通知了全体股东，通知程序合法，蒋爱萍应由本人或委托他人按通知时间和地点参会，蒋爱萍以召集程序违法为由拒不参加股东会，应视为其放弃申辩权利；4.关于蒋成铜、朱世权的股东资格。2013年9月11日，经工商部门变更登记，蒋成铜、朱世权分别取得恒春电子公司29.8%和4.6%的股权，蒋爱萍虽然以其不知情，优先购买权受到严重侵犯为由于2015年1月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并主张对蒋成玉转让的34.4%的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但蒋爱萍又于2016年1月25日以和缓分歧、促成相关案件调解为由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并经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准许蒋爱萍撤诉。故本案仍应以工商部门变更登记确定公司股东身份，蒋成铜、朱世权有权参加2015年1月18日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
综上所述，蒋爱萍作为恒春电子公司的股东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返还出资，公司有权以股东会决议解除其股东资格。恒春电子公司2015年1月18日股东会的召集、表决程序合法，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内容真实。蒋爱萍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蒋爱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蒋爱萍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蒋爱萍提交下列证据：扬州市邗江区2013年20号、21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在恒春电子公司设立时，蒋成铜、朱世权分别持有29.8%、4.6%股份，在2008年蒋成铜、朱世权将股份转让给蒋成玉，蒋成玉写了支付股权转让款，但2013年，蒋成铜、朱世权起诉认为蒋成玉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后达成调解协议，蒋成玉将相应股权回转给蒋成铜和朱世权。按照一审逻辑，蒋成铜、朱世权没有出资，蒋成铜和朱世权与蒋成玉的股权转让与回转均为无效，三方存在虚假诉讼，蒋成铜、朱世权不具备2015年1月28日会议上参加会议进行表决的权利。
恒春电子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抽逃出资不代表没有股东资格及不可以转让股权。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蒋爱萍在恒春电子公司设立过程中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2.恒春电子公司2015年1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召集程序讨论事项等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本院认为，针对争议焦点1，蒋爱萍在恒春电子公司设立过程中抽逃了全部的出资。理由如下：1.从恒春电子公司2002年设立时验资账户中注册资本金的来源和去向可以看出，恒春电子公司5000万元注册资本金分别来源于：恒春通讯器材厂于2002年11月28日、2002年12月11日分别在邗江农行的两笔贷款共计3300万元、恒春通讯器材厂自有资金300万元、恒春科技公司于2002年12月11日在邗江农行的贷款1200万元、南京恒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汇入恒春科技公司的资金200万元。各股东分别于2002年12月17日、18日将出资款汇入恒春电子公司验资账户后，恒春电子公司于2002年12月26日即向恒春通讯器材厂汇入3300万元，向恒春科技公司汇入1200万元，恒春通讯器材厂、恒春科技公司同日即归还贷款。所有资金往来账户均在邗江农行开具，贷款到归还贷款不到一个月时间，从验资到归还贷款不足十日，应当认定恒春电子公司注册资本金中来源于恒春通讯器材厂、恒春科技公司在邗江农行的贷款共计4500万元已全部抽逃，恒春电子公司注册资本金剩余500万元来源于恒春通讯器材厂自有资金300万元、恒春科技公司的资金200万元。2.2002年恒春电子公司注册成立时，蒋爱萍尚在国外留学，相关验资手续并非其本人办理，蒋爱萍主张其出资来源于家庭企业的出资，是家庭成员决定把1880万元出资登记在蒋爱萍名下，对此本院认为，蒋爱萍未使用自有资金出资，恒春科技公司通过恒春通讯器材厂、恒春科技公司在银行的贷款代蒋爱萍出资，验资后通过恒春电子公司转账偿还了全部贷款款项，应当认定恒春科技公司代蒋爱萍的全部出资已经抽逃。蒋爱萍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此之后缴纳、补足出资，故本院依法认定在恒春电子公司验资后，蒋爱萍抽逃了全部出资1880万元。3.蒋爱萍虽抽逃全部出资，但未经法定程序解除其股东资格前，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认定，蒋爱萍主张一审既认定其股东资格，又认定蒋爱萍抽逃出资存在自相矛盾，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针对争议焦点2，恒春电子公司2015年1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召集程序讨论事项等符合法定程序。理由如下：1.根据恒春电子公司2008年2月28日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一）召集主持股东会议，召集主持董事会”。恒春电子公司的董事长蒋成玉具有召集主持股东会议的权利。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公司章程第十六条也规定：“临时会议由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或者监事提议召开”，本案中，恒春电子公司登记的董事会成员为蒋成玉、蒋爱萍和顾荣玉，监事为张必峰，2012年年底，蒋爱萍、顾荣玉、张必峰已先后离开恒春电子公司，在仅有蒋成玉作为董事长留在公司的情况下，董事会和监事已不能正常履职。蒋成玉、蒋成铜、朱世权作为代表62.4%表决权的股东提议、召集并由董事长主持召开临时股东会符合法律规定和章程的约定。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公司章程第十六条规定：“股东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本案中，2015年1月18日股东会的召开，恒春电子公司已提前15日通知了全体股东，通知程序合法，蒋爱萍应由本人或委托他人按通知时间和地点参会，蒋爱萍以召集程序违法为由拒不参加股东会，应视为其放弃申辩权利。4.蒋成铜、朱世权作为恒春电子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在未经法定程序取消或否定其股东资格前，有权参加2015年1月18日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前款规定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应当释明，公司应当及时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在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之前，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或者第十四条请求相关当事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蒋爱萍作为恒春电子公司的股东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其股东资格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向恒春电子公司释明，恒春电子公司应当及时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
综上所述，蒋爱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蒋爱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戴子平
代理审判员 沈佩仪
代理审判员 袁海兰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成军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