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京01民终67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翔（LINXIANG），女，1973年9月2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良，北京市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互爱香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岩，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建，男，1980年10月2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丽丽，女，1980年3月2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滨，男，1975年3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斌，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翔因与被上诉人互爱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爱香港公司）、黄建、张丽丽、叶滨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4519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林翔上诉请求：请求本院撤销原裁定。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审法院认为林翔非本案的适格原告，以此为由驳回林翔的起诉是错误的。因为林翔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林翔作为原告是适格的。
互爱香港公司等被上诉人答辩称同意一审法院裁定。
林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4年8月25日互通乐来（北京）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通乐来公司）与张丽丽、黄建、叶滨签署的《借款协议》有效，并继续履行；2、确认互通乐来公司与张丽丽、黄建、叶滨之间解除《借款协议》的行为无效；3、互通乐来公司与张丽丽、黄建、叶滨连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1年，张丽丽、黄建、叶滨等人开发经营胡莱游戏，并拟在境外上市，为此在境外成立胡莱游戏有限公司（HOOLAIGAMELTD，以下简称：胡莱公司），再由胡莱公司在境内设立子公司互通乐来（北京）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通乐来公司）。同时，张丽丽和黄建等人在国内组建互爱（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爱北京公司），掌握了国内主营业务。为此，2011年搭建VIE结构，由互通乐来公司、张丽丽、黄建、叶滨之间签署《借款协议》等文件，胡莱公司通过互通乐来公司控制互爱北京公司的股权及全部经营性资产，并享有其收益。2011年5月，张丽丽、黄建等人聘请林翔在胡莱公司任职，负责美国区业务，并提出固定薪金加上未来上市公司股权分配方案，最终双方确定较低工资加上11万拟上市公司普通股期权作为林翔的任职条件，于2011年7月签署任职协议，林翔任职直至2015年3月底。2014年8月，因确定胡莱公司在香港上市，故按照香港上市要求重新签署了一系列VIE协议。2015年初，张丽丽、黄建等人决定在境内上市，将互爱北京公司作为拟上市主体，为此拆除了互通乐来公司与互爱北京公司搭建的VIE结构，将胡莱公司的全部经营性资产无偿转让给互爱北京公司。上述股权变更及重大资产处置，胡莱公司、互通乐来公司及张丽丽、黄建并未向林翔告知或征询意见。2015年8月，林翔提出员工期权的行权申请，得知胡莱公司全部经营性资产被无偿转让给互爱北京公司，胡莱公司已无任何实际价值。林翔向张丽丽、黄建要求购买拟上市股权或给予相应赔偿，但被拒绝。林翔认为，互通乐来公司、张丽丽、黄建、叶滨解除《借款协议》等VIE协议并处置公司唯一经营性资产的行为应认定无效，2014年8月签署的《借款协议》等一系列VIE协议应继续履行，理由为：1、胡莱公司与林翔签订的雇佣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胡莱公司应履行兑现上市公司股票期权的合同义务。胡莱公司通过互通乐来公司控制互爱北京公司股权及全部经营性资产，并享有其收益，这是其能够上市的前提。2、胡莱公司调整上市方案，解除VIE协议并处置公司唯一经营性资产的行为将导致公司潜在股东（即林翔）的利益受损，而胡莱公司既未提前告知并征询林翔的同意，也未提出股权置换或重组补偿方案，其擅自解除VIE协议的行为，且不对原员工股票期权做任何妥善处理，企图通过割裂原有法律关系的方式来逃避责任，这是对林翔权益的公然侵害。该行为是由张丽丽（胡莱公司、互通乐来公司、互爱北京公司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为，操控其控制的各被告恶意串通、损害林翔的利益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故互通乐来公司与互爱北京公司解除协议的行为理应认定无效，自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故林翔诉至法院。另，因互通乐来公司在诉讼过程中注销了登记，故同意由互通乐来公司的权利义务承受人互爱香港公司替代互通乐来公司参与本案的诉讼。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胡莱公司系在中国香港地区注册设立的公司，其于2011年7月1日与林翔成立劳动合同关系，确定由林翔任职胡莱公司美国分部总经理一职，并确定林翔的报酬形式为年薪，以及由胡莱公司授予林翔以预定行权价格购买11万股普通股的期权。2011年10月8日，胡莱公司申请在中国境内设立台港澳法人独资型有限责任公司互通乐来公司。2014年8月25日，互通乐来公司（甲方）与黄建（乙方）、张丽丽（丙方）、叶滨（丁方）签订《借款协议》，主要约定：甲乙丙三方及互爱（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于2011年10月31日签署了一份《借款协议》，根据该协议，甲方分别向乙方及丙方提供人民币2万元和10万元的借款；乙丙丁三方均系互爱（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截至目前，乙方及丙方尚未向甲方归还该等借款；……为满足丁方的资金需求，甲方将自本协议签署后5日内向丁方提供人民币2万元的借款；……就本协议项下的借款，借款方同意以其分别持有的互爱（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各方另行签订《股权质押协议》。协议中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5年5月30日，互通乐来公司与张丽丽、黄建、叶滨解除了上述协议。2015年6月10日，互通乐来公司作出股东决定：公司股东胡莱公司同意将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互爱香港公司。同日，互爱香港公司作出决定，同意受让胡莱公司持有的互通乐来公司100％股权。2016年10月21日，互通乐来公司办理了注销登记，注销后，其所有权利义务由其母公司互爱香港公司全权承受。
以上，虽然互通乐来公司与张丽丽、黄建、叶滨签订《借款协议》及解除该协议时，互通乐来公司系胡莱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但互通乐来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有其独立的经营决策权，其签订或者解除《借款协议》，均系其商业决策，并无不妥。而合同具有相对性，即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约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合同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无权请求合同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承担违约责任）。林翔系胡莱公司的员工，享有胡莱公司的期权，其期权能否实现，取决于其与胡莱公司之间劳动合同的履行以及胡莱公司的经营状况。林翔作为互通乐来公司曾经的母公司胡莱公司的员工，其无权干预互通乐来公司的正常经营决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林翔与涉案《借款协议》的解除及签订均无任何直接的利害关系，故针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确认《借款协议》有效，并继续履行；确认互通乐来公司与张丽丽、黄建、叶滨之间解除《借款协议》的行为无效”，林翔均非本案的适格原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林翔的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中胡莱公司是在中国香港地区注册设立的公司，其于2011年7月1日与林翔成立劳动合同关系，确定由林翔任职胡莱公司美国分部总经理一职，并确定林翔的报酬形式为年薪，以及由胡莱公司授予林翔以预定行权价格购买11万股普通股的期权。由此可见，林翔作为胡莱公司的员工，享有胡莱公司的期权，其期权能否实现，取决于其与胡莱公司之间劳动合同的履行以及胡莱公司的经营状况。林翔作为互通乐来公司曾经的母公司胡莱公司的员工，其无权干预互通乐来公司的正常经营决策。本案中，林翔与涉案《借款协议》的解除及签订均无任何直接的利害关系。林翔提出要求确认《借款协议》有效，并继续履行；确认互通乐来公司与张丽丽、黄建、叶滨之间解除《借款协议》的行为无效，但合同具有相对性，即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约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合同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无权请求合同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承担违约责任）。起诉必须的符合的条件之一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综上，林翔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法院应裁定驳回其起诉。林翔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 妮
审 判 员 郭 勇
代理审判员 张 静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心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