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77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锦武，住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代理人：于建伟，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科杰，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广纺金属矿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林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孔庆璋，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立青，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里水谱新织造厂，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
投资人：马文珠。
委托代理人：邹琳芳，广东诺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义活，广东诺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晶纺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毕惠红。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悦和制衣厂，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经营者：常浩炎。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花都区三泰彩印包装厂，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薛广飞，该厂厂长。
上诉人袁锦武与被上诉人广东广纺金属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纺公司）、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里水谱新织造厂（以下简称谱新织造厂）、原审第三人广州晶纺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纺公司）、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悦和制衣厂（以下简称悦和制衣厂）、广州市花都区三泰彩印包装厂（以下简称三泰包装厂）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3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袁锦武主张其是万某兴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某公司）委托的代表，并出示了万某公司2011年6月30日作出的授权书，载明：兹授权袁锦武先生为本公司驻中国大陆营业代表，此致各界友好，业内先进贤达。
2011年7月18日，广纺公司（甲方、受托方）与案外人万某公司（乙方、委托方）签订《代理出口协议书》（编号：2011MWHD02021），约定就乙方委托甲方代理出口乙方在中国采购订单的有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一、乙方委托甲方作为代理人，代理乙方出口乙方在中国国内采购的商品，具体如下：1、商品：牛仔裤、文化衫；2、数量：按出口报关单实际数量结算；3、金额：实际金额按实际报关金额结算；4、装运期：由乙方指定；5、品质/规格/包装：由乙方直接和供货工厂商定，自行负责；6、目的地：由乙方指定；7、运输方式：由乙方指定；8、成交方式（价格条款）：即期信用证；二、鉴于甲方和乙方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甲方依乙方授权而与国外客户和供货工厂签订的有关合约将直接约束乙方与国外客户和供货工厂，合约的有关权利由乙方直接行使，有关义务与责任由乙方直接承担；但如甲方受托与国外客户和供货工厂签署的合约最终被认定为仅约束甲方和国外客户和供货工厂，则甲方因此所承担的责任损失应由乙方补偿，相应地，甲方因此所获得的财产权利和利益应转付给乙方；如与国外客户和供货工厂发生仲裁，乙方应提供全部费用和协助；由此所产生的利益由乙方享有，所产生的一切损失亦由乙方承担；三、本协议自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有效，有效期从2011年7月18日起至2012年7月17日止，等。
2011年8月12日，谱新织造厂出具《承诺书》，载明：由于广纺公司与我厂就付款方式不能达成共识，为促进业务的顺利开展，现货到厂验收合格或其他商议方式，先由刘某乙（中国光大银行广州黄埔大道支行：账号62×××77）从私人账号汇款到我厂指定的（马某，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平地支行：62×××14）上……待我厂开出17%的增值税票，广纺公司全额付款给我厂，我厂收到货款后当天，以上发票全额款项由上述账号返还给刘某乙上述账号，特此声明。
2011年8月23日，袁锦武（甲方）与谱新织造厂（乙方）签订了一份抬头处载有丙方为广纺公司的三方《协议书》，协议书载明:甲方在乙方（门市部：马利布行）所定做的布现委托位于：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宝华路43号之48，晶纺公司，唐某，电话……；二、广州市花都区建设北路138号，悦和制衣厂，崔某，电话……；三、广州市花都区三东大道莲塘工业区1号，三泰包装厂（广州市花都区三泰电脑织唛厂），薛某，电话……；四、广州市花都花东荣生泰服装厂，广州市花都花东三东大道凤凰村人行天桥旁，联系人黄某，电话……；以上四家工厂签收货物；签收货物后，款项由甲方指定的刘某乙（中国光大银行广州黄埔大道支行：账号62×××77）从私人账户汇款到乙方指定的马某（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平地支行：账号62×××14）上，待乙方开出17%的增值税票给予丙方后，且丙方全额付款给予乙方；乙方收到货款后，以上发票款项由马某（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平地支行：账号62×××14）返还给刘某乙（中国光大银行广州黄埔大道支行：账号62×××77）。上述三方《协议书》的落款处仅有袁锦武手写签名及谱新织造厂签章，没有丙方落款。
庭审过程中，袁锦武为证实其向谱新织造厂支付货款的事实，出示了袁锦武通过“刘某乙”个人银行账户从2011年8月15日至9月27日汇至指定的“马某”个人银行账户共计1183942元的支付凭证。谱新织造厂对收取袁锦武1183942元货款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袁锦武的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则，且谱新织造厂是直接与袁锦武发生交易，袁锦武尚欠谱新织造厂货款。为此，谱新织造厂出示了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东一法民二初字第2779号民事判决书及东莞中院作出的（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78号民事判决书。在（2013）东某甲二初字第2779号案中，本案谱新织造厂作为该案的原告起诉了本案袁锦武及案外人刘某乙，该案还将广纺公司列为当事人参加诉讼。该案经审理查明，谱新织造厂称其向袁锦武供应布料，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2年3月17日双方对账袁锦武确认截至2011年11月15日止尚欠袁锦武货款174182元；对此谱新织造厂提交送货单、退货单、对账单、协议书、汇款凭证予以证明；其中，送货单的客户处分别为“袁锦武发晶纺公司”、“袁锦武发悦和制衣厂”、“袁锦武发三泰彩印包装厂”等，对账单的客户处为“袁锦武”，记载了“截至2011年11月15日止，尚结欠我行174182元”字样，落款处有谱新织造厂盖章及袁锦武签名；该案两被告袁锦武及刘某乙认为广纺公司才是该案适格被告，袁锦武签署对账单的本意是已经代广纺公司垫付了1000000余元货款，为了双方核对已经垫付的款项才签名，剩余的拖欠货款应当由广纺公司承担。该案认为，从谱新织造厂提交的送货单的形式看，送货单的客户均注明“袁锦武”，收货人为袁锦武指定收货的几家公司的员工，双方对货物已经交付的事实亦没有异议；袁锦武主张其在对账单上签字仅是为了确认其为广纺公司垫付了1183942元的事实，但对此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虽然谱新织造厂出具了承诺书及其与袁锦武签订的协议书，但上述文件并没有广纺公司的签章，对广纺公司没有约束力，并不能证明广纺公司就是案涉交易的相对方；在谱新织造厂与广纺公司均否认案涉交易的相对方为广纺公司，袁锦武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受委托垫付货款的事实，认定袁锦武主体适格，判决袁锦武向谱新织造厂支付货款17418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袁锦武不服提出上诉，东莞中院于2014年3月18日作出（2014）东某乙二终字第78号民事判决，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袁锦武主张谱新织造厂交货给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后，按约定由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加工成成品，为了促进加工尽快进行，袁锦武分别向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垫付加工费、配件费、洗水费，具体金额为晶纺公司232308元、悦和制衣厂85655元、三泰包装厂48960元，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均向袁锦武承诺在收到广纺公司支付的加工费后将袁锦武垫付的加工费退回给袁锦武，现广纺公司已经接收产品，但袁锦武至今未收到广纺公司支付的加工费也没有收到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退回的加工费。为此，袁锦武出示了“刘某乙”个人银行账户向“张某乙”、“唐某”等个人银行账户转账的银行凭据以及收条、收据。其中，落款为“悦和崔某2011.8.19”的收条记载“现收袁某#2加工费共壹万伍仟壹佰壹拾柒圆整（加工费7.9/条、洗水费2.5/条、代布0.65/条）”。记载时间为2011年8月19日，落款盖有晶纺公司公章的收据载明“今收到袁锦武关于52#/53#加工费货款￥31028元，以此为据”。广纺公司及谱新织造厂均表示其不是袁锦武提交上述转账凭据、收条、收据的当事人，对转账凭据、收条、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法确认。三泰包装厂表示对于袁锦武主张向三泰包装厂支付款项的凭条，因交易时间过久无法核实，即使转账属实，也并非袁锦武代垫款，而是袁锦武直接向三泰包装厂支付的加工款，广纺公司与袁锦武是委托其加工的共同委托方。但三泰包装厂未举证证明广纺公司委托三泰包装厂加工、支付加工费并收货的事实。
此外，袁锦武为证实其诉讼请求还出示了广州市广州公证处2014年6月25日作出的（2014）粤广广州第105284号公证书，公证书载明：“申请人袁锦武，公证事项保全证据，申请人袁锦武于2014年6月20日携带有关资料到我处称为维护本人合法权益，需对本人126邮箱（邮箱地址：yw9921@126.com）内的相关邮件进行保全证据，为此，特向贵处申请保全证据公证……”，上述公证书内所载电子邮件的内容反映了广纺公司与袁锦武进行邮件往来的情况。广纺公司质证认为公证的电子邮件中含有LC信用证等出口单证、供货工厂的到货付款情况等信息，是广纺公司为履行万某公司代理出口协议而与万某公司的业务代表即袁锦武进行邮件往来沟通，与袁锦武个人无关,且邮件内容中没有体现广纺公司有委托袁锦武个人付款、或者是追认袁锦武个人代广纺公司付款的意思表示。
另查明，袁锦武明确在本案中其主张是与广纺公司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广纺公司授权袁锦武先行垫付款项，该授权为广纺公司的口头委托，广纺公司没有出具书面授权材料；袁锦武虽然是万某公司的中国大陆地区代表，但在本案中签订合同、代垫款项都是袁锦武的个人行为；三方协议书实际是委托性质的合同书，袁锦武按照广纺公司的委托垫付款项。广纺公司否认向袁锦武授权，认为其只与万某公司存在交易，与本案袁锦武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此外，袁锦武在诉讼过程中申请撤回对谱新织造厂的诉讼请求。
袁锦武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广纺公司返还袁锦武代为垫付谱新织造厂的货款1183942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袁锦武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2.广纺公司返还袁锦武分别垫付给晶纺公司的加工费、配件费、洗水费232308元，悦和制衣厂的加工费、配件费、洗水费85655元；三泰包装厂的加工费、配件费、洗水费4896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袁锦武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3.谱新织造厂在袁锦武垫付给谱新织造厂的货款金额1183942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付款责任；4.广纺公司、谱新织造厂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袁锦武以委托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袁锦武获得广纺公司的授权后向谱新织造厂垫付货款以及向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垫付加工费、配件费、洗水费。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广纺公司有无授权袁锦武向谱新织造厂垫付货款以及向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垫付加工费、配件费、洗水费。
首先，袁锦武表示其虽然是万某公司的中国大陆地区代表，但在本案中签订合同、代垫款项都是袁锦武的个人行为；广纺公司对其垫付款项的授权为口头委托，没有出具书面授权材料，三方协议书具有委托性质。由于袁锦武对其主张广纺公司口头委托袁锦武垫付款项的事实未能进行举证，而三方协议书上并没有广纺公司的盖章确认，故该协议书对广纺公司没有约束力。在广纺公司否认授权袁锦武付款的情况下，袁锦武认为其依据三方协议书而取得广纺公司授权的主张不能成立。
其次，在本案谱新织造厂向袁锦武主张要求支付货款的（2013）东某甲二初字第2779号一案中，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袁锦武在该案中主张其在对账单上签字仅是为了确认其为广纺公司垫付了1183942元的事实，但袁锦武对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虽然谱新织造厂出具了承诺书及其与袁锦武签订的协议书，但上述文件并没有广纺公司的签章，对广纺公司没有约束力，并不能证明广纺公司就是案涉交易的相对方；在谱新织造厂与广纺公司均否认案涉交易的相对方为广纺公司，袁锦武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受广纺公司委托垫付货款事实的情形下，认定袁锦武主体适格，判决袁锦武向谱新织造厂支付货款17418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袁锦武不服提出上诉，东莞中院审理后作出（2014）东某乙二终字第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故本案袁锦武作为其与谱新织造厂交易相对方的事实已经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袁锦武在本案中虽然提交了其与广纺公司往来电子邮件的公证书，但邮件内容都没有体现出广纺公司有委托袁锦武个人付款、或者是追认袁锦武个人代广纺公司付款的意思表示。
再次，袁锦武主张为促进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尽快进行加工，袁锦武向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垫付了加工费、配件费、洗水费，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均向袁锦武承诺在收到广纺公司支付的加工费后将袁锦武垫付的加工费退回给袁锦武，因广纺公司已经接收产品，但袁锦武至今未收到广纺公司支付的加工费也没有收到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退回的加工费，故在本案中提出要求广纺公司返还垫付的加工费、配件费、洗水费。对于上述袁锦武的主张，袁锦武未能举证广纺公司授权其向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垫付加工费、配件费、洗水费。至于袁锦武与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之间的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袁锦武可另行要求处理。
综上所述，袁锦武主张广纺公司授权其向谱新织造厂垫付货款以及向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垫付加工费、配件费、洗水费，进而要求广纺公司返还相应款项，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于2015年8月17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袁锦武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8758元，公告费1000元，均由袁锦武负担。
上诉人袁锦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袁锦武与广纺公司和谱新织造厂之间签订的《协议书》是真实、合法、有效的，虽然广纺公司没有在协议书上签章，但却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实际履行了，袁锦武所提供的证据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这一不争的事实。2011年8月12日，谱新织造厂出具《承诺书》，承诺“由于广东广纺金属矿产有限公司与我厂就付款方式不能达成共识，为促进业务的顺利开展，现货到厂验收合格或其他商议方式，先由刘某乙（中国光大银行广州黄埔大道支行：账号62×××77）从私人帐户汇款到我厂指定的（马某，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平地支行：62×××14）帐户上”“待我厂开出17%的增值税票，且广纺公司全额付款给我厂后，以上发票款项由马某的帐户上返还给刘某乙的帐户上”。2011年8月23日，袁锦武与谱新织造厂及广纺公司达成合意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佛山市南海区里水谱新织造厂按照《协议书》分别向四家厂送布，四家厂分别是：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广州市花都花东荣生泰服装厂（后退出本次交易活动），并由上述四家厂加工成牛仔裤后送货给广纺公司代理出口事宜。银行汇款单可以证明袁锦武按照《协议书》中的约定，由刘某乙的私人账户将货款汇款至谱新织造厂指定的马某的账户上。在袁锦武付款后，谱新织造厂按照约定发货给指的厂家，并且在后来也提供了相应的发票给广纺公司，袁锦武与广纺公司之间的来往邮件也证实了袁锦武与广纺公司紧密联系并核对帐单，邮件里的帐单也与谱新织造厂送货单是一一对应的。《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由上述事实可知，即便广纺公司没有在《协议书》上面盖章，不影响该协议的有效性，也即广纺公司是协议书上的丙方，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应当对三方均有约束力。2.广纺公司和谱新织造厂的行为构成严重违约。从广纺公司于2012年7月6日发给袁锦武的电子邮件可知：谱新织造厂自2011年8月23日至2011年11月3日共向晶纺、悦和、三泰三个工厂送布合计人民币1549488.53元（与谱新织造厂提供给袁锦武的对账单一致），并且自2011年10月16日至2011年11月16日共向广纺公司开具八张发票（发票号分别为：06763834、06763835、06763836、06763837、06763838、07064012、07064013、0706416），合计人民币751196.54元。另外，广纺公司在发给袁锦武的邮件中也确认收到上述八张发票。谱新织造厂交货并收到袁锦武代支付的货款后，理应按约定及时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给广纺公司，由广纺公司支付货款给谱新织造厂，谱新织造厂再把货款退还给袁锦武，可是，袁锦武支付1183942元货款，及谱新织造厂给广纺公司开具的发票合计只有人民币751196.54元，广纺公司仅支付了其中的190416元，广纺公司构成严重违约，应退回袁锦武支付给谱新织造厂的货款人民币1183942元。3.袁锦武代广纺公司垫付的加工费、配件费、洗水费，广纺公司同样存在违约行为。为了促进加工尽快进行，袁锦武垫付加工费、配件费、洗水费分别是：晶纺公司人民币232308元、悦和制衣厂人民币85655元、三泰包装厂人民币48960元。同时，三家厂均向袁锦武承诺在收到广纺公司公司支付的加工费后将袁锦武垫付的加工费退回给袁锦武。现在货物已交付给广纺公司，广纺公司应当把袁锦武垫付的加工费、配件费、洗水费支付给三家加工厂，再由三家加工厂退回袁锦武，然而，由于广纺公司的违约行为，未向三家加工厂支付相关费用，袁锦武至今未收到三家工厂退回的加工费。4.广纺公司应当全部返还袁锦武代垫全部货款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综合本案分析，《对帐单》、《承诺书》、《协议书》以及来往邮件的《公证书》可知，购买布料、加工、办理出口，货物最终流向广纺公司，因此袁锦武代垫货款及加工费用等事实是不容争辩的，本案的所有争议是由于广纺公司收到万某兴业有限公司货款后不履行支付布料货款及加工费、配件费、洗水费而引起的，广纺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对于袁锦武的利益造成极大损害，广纺公司在没有支付相应对价而取得的利益理应向袁锦武返还。同时，袁锦武申请二审法院依法调查、收集谱新织造厂本案涉及所织牛仔布匹和三家加工厂本案涉及所加工生产牛仔裤的流向，以证明上述广纺公司履行《协议书》并最终收受了本案所涉生产的全部牛仔裤成品的事实。5.根据前面所陈述的事实以及袁锦武在本案原审中所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了广纺公司已经实际认可并按照协议书的约定进行了实际履行，协议书已经对广纺公司产生了法律拘束力，广纺公司依法应当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自身的义务，承担向袁锦武支付其所垫付款项的责任。综上，袁锦武上诉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支持袁锦武的诉讼请求；3.由广纺公司承担本案的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广纺公司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
原审被告谱新织造厂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广纺公司有无授权袁锦武向谱新织造厂垫付货款以及向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垫付加工费、配件费、洗水费？
诉讼中，袁锦武称广纺公司授权袁锦武向谱新织造厂垫付货款以及向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垫付加工费、配件费、洗水费，广纺公司应当将前述费用予以返还，则袁锦武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首先，就谱新织造厂与袁锦武涉案交易而言，在生效的（2013）东一法民二初字第2779号以及（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78号民事判决中，袁锦武已经主张涉案交易的实际相对方是谱新织造厂以及广纺公司。但前述两份生效判决均认定，袁锦武并无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从而认定袁锦武是为该案的适格主体，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据此，前述生效判决已经认定袁锦武即为涉案交易的一方主体的事实，袁锦武仍持异议，应提交相反证据。本案中，袁锦武提交了邮件，邮件中虽然体现了交易的情况，但是邮件中并没有出现广纺公司委托袁锦武付款的意思表示。因此，邮件并不能据以直接认定袁锦武的主张。至于邮件能否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的问题。袁锦武提交了其与谱新织造厂、广纺公司三方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有刘某乙先向谱新织造厂指定的账号付款，待谱新织造厂公司开出增值税发票，广纺公司全额付款之后，谱新织造厂再将货款予以返还。但是该份三方协议并没有广纺公司的盖章，对广纺公司并无约束力。因此，即使袁锦武依照该份协议向谱新织造厂付款，亦为其履行其与谱新织造厂之间约定的行为。鉴于邮件中，袁锦武以及广纺公司均未提及三方协议的内容，也无广纺公司委托袁锦武付款，或者广纺公司认可将返还袁锦武已经向谱新织造厂支付的款项等内容。而广纺公司、袁锦武均持有万某公司的委托书，袁锦武与广纺公司之间是委托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根据现有证据无法予以认定。综上，本院认为，袁锦武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形成证据链，不能证明广纺公司委托袁锦武向谱新织造厂付款的主张。
其次，关于袁锦武与晶纺公司、悦和制衣厂、三泰包装厂之间的款项往来问题。袁锦武亦主张其是代广纺公司垫付，但其亦未能举证证实其主张，该主张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袁锦武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758元，由上诉人袁锦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革花
审 判 员 张朝晖
代理审判员 汤 瑞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蔡静雯
罗永娟
尤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