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闽06行终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荣，男，197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代理人陈盛武，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海亮，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漳州台商投资区分局，住所地龙海市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温泉路。
法定代表人洪建坤，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耀麟，男，汉族，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漳州台商投资区分局副局长，住龙海市。
委托代理人戴文辉，男，汉族，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漳州台商投资区分局综合股股长，住漳州市芗城区。
原审第三人永特置业（福建）有限公司，住所地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
法定代表人陈惠云，经理。
委托代理人侯华英，女，汉族，永特置业（福建）有限公司员工，住龙岩市新罗区。
原审第三人福建中信先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清市龙江街道苍霞村、松峰村富创世纪城1号楼24层。
法定代表人陈平，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福建中福厦漳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清市音西街道音西村桔围小区丘（地）号5-1012。
法定代表人庄光辉，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高玉兰，女，196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代理人陈壮，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璟，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荣因与被上诉人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漳州台商投资区分局(以下简称：漳州市台投区工商分局)工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漳浦县人民法院（2016）闽0623行初7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荣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盛武、李海亮，被上诉人漳州市台投区工商分局的法定代表人洪建坤及其委托代理人林耀麟、戴文辉，原审第三人永特置业（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惠云及其委托代理人侯华英，原审第三人福建中福厦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庄光辉，原审第三人高玉兰的委托代理人陈壮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福建中信先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陈荣因与中信公司及案外人陈平、陈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冻结中信公司持有的永特公司名下50%的股权。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准许该申请后于2016年2月23日作出（2016）闽02财保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或冻结被申请人陈平、陈秀、福建中信先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财产，价值以7200万元为限。”2016年2月25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福建法院司法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工商协助”功能发送协助公示信息，冻结中信公司在永特公司名下的价值7200万的股权，冻结期限为3年，冻结开始时间为2016年2月25日0时。（该信息在福建省××一体化业务系统显示的时间为2016年2月25日15时55分；该冻结事项并已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2016年2月25日17时许，中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庄光辉、高云兰、永特公司联络员林庆忠持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其中法定代表人“陈惠云”的签名为他人代签）、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联络员信息、指定代表人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永特公司股东会决议、永特公司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其中法定代表人“陈惠云”的签名为他人代签）、《股权转让协议》两份、《关于同意福建中信先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的答复》两份、中福公司营业执照、高玉兰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永特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等材料到漳州市××区工商分局申请变更登记；2016年2月25日17时46分，漳州市××区工商分局受理了该变更登记；2016年2月25日17时53分，漳州市××区工商分局经审查认为永特公司提供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为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2016年7月1日，陈荣认为漳州市××区工商分局的变更登记行为侵犯其合法权利遂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陈荣诉陈平、陈秀、中信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日作出（2016）闽02民初356号民事调解书：陈平、陈秀认欠陈荣借款本息及违约金共计72395634.67元；中信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又查明，2016年9月6日，陈荣申请对变更登记申请材料中《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上法定代表人“陈惠云”笔迹及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中信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永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惠云于2016年8月10日向本院书面声明：变更登记申请材料中“陈惠云”的签字系他人代签，但其本人对该签字予以追认。经委托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对中信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10月31日出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中信公司的印章与备案于福清市公安局的印章一致。
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漳州市××区工商分局为永特公司办理的变更登记行为涉及到陈荣申请冻结的中信公司持有的股权，且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该股权实施冻结，因此，陈荣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其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中福公司认为陈荣没有诉权的意见，于法不符，不予采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意见》第十条规定：“多家法院要求冻结同一股权、其他投资权益的，首先通过司法管理信息系统发送协助公示信息的为生效冻结，发出在后的为轮候冻结。协助公示时间先后以福建省部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记录的接收时间为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闽高法函[2016]95号《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说明的函》说明：“省法院与省工商局协商同意：省法院统一通过全省法院司法管理信息系统中'工商协助'功能发送协助公示信息，省工商局采取定时（每个工作日晚上8点）通过信息共享平台自动接收，并在福建省工商系统市场主体信用公示平台给予公示，同时，通过福建工商一体化平台对股权冻结协助公示信息进行提示，各级工商部门根据提示信息协助办理全省法院系统的冻结、解除冻结等相关事项”。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管理信息系统发送协助公示信息的时间为2016年2月25日15时55分，但根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闽高法函[2016]95号函的说明，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通过福建省工商信息一体化平台接收到该协助公示信息的时间应为2016年2月25日20时，而漳州市××区工商分局为永特公司办结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为2016年2月25日下午17时53分，此时福建省工商信息一体化平台尚未自动接到该协助公示信息，因此，漳州市××区工商分局在涉案股权未提示被冻结的情况下为永特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无不当。陈荣认为涉案股权在办理变更登记时已处于冻结状态的意见，与上述文件说明不符，不予采纳。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变更登记事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还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本案中，陈荣主张《变更登记申请书》上法定代表人“陈惠云”的签字系他人代签，漳州市××区工商分局在办理变更登记时未尽审慎审查义务。经审查认为，在永特公司提供的材料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漳州市××区工商分局仅需要对注册登记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书面形式的审查，漳州市××区工商分局审查后认为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而为其办理变更登记并无不妥。况且，永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惠云已在事后对其签名进行了“追认”，应认定该《变更登记申请书》真实有效，陈荣的该项主张亦不成立。综上，漳州市××区工商分局于2016年2月25日为永特公司办理股东（股权）变更登记的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陈荣的诉请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陈荣负担。
上诉人陈荣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漳浦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闽0623行初77号行政判决；2、改判撤销被上诉人漳州市××区工商分局于2016年2月25日为原审第三人永特公司作出的股权变更登记行为；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主要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在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后再行搜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依法应当予以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第三十五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依照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行为是合法性审查。而合法性审查所依据的证据材料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存在的、并且是在举证期限内所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行政行为作出之后搜集的证据、举证期限后提交的证据、诉讼过程中搜集的证据材料均不能作为已完成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判断依据，依法应当予以排除。在本案中，被诉行政登记行为系2016年2月25日作出，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漳州市工商局关于协助查询有关数据传输信息的请示》、《福建省工商局关于协助查询有关数据传输信息事宜的批复》系本案诉讼发生之后被上诉人才搜集的证据。而陈惠云的《声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闽高法函【2016】95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说明的函》不仅是被诉行政登记行为作出之后的证据，也系举证期限后提交的证据，还属于在诉讼过程中向相关第三人、证人搜集的证据。依照上述规定，上述证据均属于明令禁止被上诉人搜集的证据，系违法证据，显然不能作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使用。然而，原审判决不仅接受上述证据、采信上述证据，而且将上述证据作为认定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原审判决在采信证据方面显然存在严重的违法，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公示早于法院的股权冻结公示，因此，其股权变更登记公示不具有合法性。本案中，法院冻结股权的公示时间与被上诉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公示时间谁先谁后，是至关重要的事实。如法院冻结股权的公示时间早于被上诉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公示时间，则被上诉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公示不具有合法性。因此，被上诉人欲证明其行为合法，须提供两方面证据予以证明，即：法院冻结股权的公示时间及被上诉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公示时间。但本案中，被上诉人均未能提供这两个公示在系统生成的时间，以致于本案到底法院冻结公示在先还是被上诉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公示在先，成为悬而未决的事实。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与司法冻结协助公示时间规定有关的文件包括：（1）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与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意见》（闽高法[2015]228号）；（2）福建省工商局关于协助查询有关数据传输信息事宜的批复（闽工商案批[2016]2号）；（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说明的函》（闽高法函[2016]95号）。从上述文件内容，可知：1、闽高法[2015]228号第三条第7点规定的与股权冻结司法协助相关的信息系统包括四个：全省法院司法管理信息系统
----福建省部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福建省工商系统市场主体信息公示平台----
福建工商一体化平台。正常的股权冻结司法协助信息也按该顺序在四个系统中先后依次生成。2、闽高法[2015]228号第三条第10点规定，股权冻结“协助公示时间先后以福建省部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记录的接收时间为准”。3、根据闽工商案批[2016]2号批复、闽高法函[2016]95号函，股权冻结司法协助信息从全省法院司法管理信息系统
----福建省工商系统市场主体信息公示平台----
福建工商一体化平台的接收时间是每个工作日晚8点。但该两份文件均未对股权冻结司法协助信息何时被福建省部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接收给出答案。根据上述文件内容，上诉人认为，司法协助公示信息首先进入的是福建省部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且进入该平台的时间即为司法协助公示生效的时间。但是，上述文件均未对从全省法院司法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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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部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数据接收时间作出规定或给出答复。本案中，被上诉人也未提供福建省部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记录的接收司法冻结协助公示时间的证据，因此，本案司法冻结协助公示信息何时为福建省部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所接收，即该司法协助公示信息何时生效，仍是未决事实。因此，在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厦门中院网上冻结股权始于2015年2月25日零时的情况下，上述数据于何时被福建省部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接收至关重要。在一审中，上诉人已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上述数据生成时间的证据，但是，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该证据，只是强调法院网上冻结数据进入其内部操作系统有时间上的滞后性。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内部操作系统何时接收法院冻结信息，不能作为厦门中院网上冻结生效的依据，而应当以上述文件规定的福建省部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接收信息的时间为准。因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该证据，应认定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行为系在法院已冻结生效的情况下违法实施的。三、被上诉人依照虚假的材料作出被诉登记行为违法，该登记行为应予撤销。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补充提交了一份证据：署名为“陈惠云”的《声明》，该《声明》明确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变更手续相关资料上的“陈惠云”签字并非本人所签，系他人代签，但其“对该签字予以追认”。由于该《声明》系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且陈惠云本人从未出庭接受质证，因此，无法确认该《声明》系陈惠云本人作出，该“追认”也不能确定系陈惠云本人之真实意思表示。但是，被上诉人持有该《声明》并作为诉讼证据使用，说明被上诉人对涉案股权转让变更资料中存在的代签名事实完全知悉。如果该《声明》确系陈惠云本人作出，则恰恰证明了永特公司在办理被诉行政登记时提交的材料存在虚假，包括《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本次股权转让修改后的永特置业公司章程等涉及法定代表人“陈惠云”签字的材料，均为虚假材料。据此，上诉人认为，在行政法律关系上，一旦认定提交材料虚假，即产生对被上诉人不利的法律后果，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看，永特公司在向被上诉人申请股权变更登记时，的确故意伪造了法定代表人陈惠云的签名，并通过提交虚假材料获取了股权的变更登记。上诉人认为，中信公司为了逃避履行债务，通过假冒永特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变更登记转移股权（股权转让款高达数千万元，却采用现金方式支付）的行为，在主观上是恶意的。此种假冒签名获取股权变更登记的行为，不仅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欺骗了登记机关。永特公司在登记程序中因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的登记错误，被上诉人显然应当予以纠正。其次，依前所述，行政行为作出之后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均不能作为已完成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判断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表明被诉登记行为中的申请材料，均不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惠云本人亲自签署的，而是由他人假冒代签的。这表明，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明其变更登记行为的证据材料存在严重的虚假情况，完全不能证明其股权变更登记行为的合法性。虽然被上诉人在诉讼过程中又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所谓的《声明》，但依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该份《声明》并不能改变被上诉人在为永特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申请材料虚假、不真实的客观状态，因为，这份事后提交的《声明》并不能成为人民法院判断之前被诉行政登记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第三，从本案公正、合理解决所应依据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司法解释看，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规定：“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登记机关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登记机关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撤销登记行为、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因此，涉案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应当予以撤销。第四，从《声明》的追认后果看，上诉人认为陈惠云对他人代签行为的“追认”，并不能构成本案阻却撤销登记的事由。理由是：行政法律关系上，对材料真实性的要求，是基于形式上的判断，只要形式上存在虚假，即为虚假材料。至于当事人真实意思如何，乃民事法律关系所关注之事实。因此，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对业已确定的虚假材料，并不因当事人的任何“追认”而使得虚假材料成为真实材料。据此，上诉人认为，由于永特公司恶意的向被上诉人提交虚假登记资料，被上诉人根据该虚假登记资料办理案涉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该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应予撤销。四、原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仅有书面形式审查的义务显然于法无据。首先，我国工商登记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并无任何一部法律文件明确规定工商管理行政部门对于股权变更的申请仅具有书面形式审查义务，原审判决的上述论断显然于法无据。其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二）申请文件、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但公司登记机关认为申请文件、材料需要核实的，应当决定予以受理，同时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核实的事项、理由以及时间。”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登记申请，应当分别情况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公司登记机关需要对申请文件、材料核实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依照上述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对申请材料显然并非仅仅只是书面的形式审查，还应负有核实的法定职责。最后，股权变更登记系一种行政登记行为，一经登记即对外产生公示公信的效力，一定程度上体现某种公权力意志，由此，行政机关在审查中就负有相应的审查职责。因此，在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工商机关对股权变更登记仅须书面形式审查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作出此项认定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认为，中信公司为了逃避履行债务，将其持有永特公司的50%股权非法转移。而被上诉人依照永特公司提供的虚假材料，在永特公司2014年原登记档案中就有“陈惠云”签字的情况下，未尽审慎审查义务对申请材料中“陈惠云”签字是否与既往登记材料一致进行审查，在非工作时间段极其“高效”地作出被诉行政登记行为，甚至隐瞒被诉行政登记行为已经完成的事实，向厦门中院回复已协助办理冻结并进行公示。被上诉人于本案诉讼中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公示时间早于法院对该股权的冻结公示时间，因此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公示不具有合法性。因此，无论是从本案存在永特公司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角度，还是从被上诉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公示的合法性角度，被诉行政登记行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原审判决不仅没有尊重客观事实，在适用法律上也存在严重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为此，恳请贵院公正审理，依法撤销原判。
被上诉人漳州市××区工商分局答辩称：答辩人于2016年2月25日办理的永特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所依据的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理适当；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答辩人2016年2月25日办理永特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程序和业务流程合法，尽到了审查义务。2016年2月25日，申请人永特公司向答辩人申请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申请公司股东由中信公司、福建港九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福建港九投资有限公司、中福公司和高玉兰。永特公司向答辩人提交了以下材料：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3.永特公司股东会决议；4.永特公司修改后的公司章程；5.股权转让协议2份；6.关于同意福建中信先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的答复2份；7.新股东福建中福厦漳投资有限公司主体资格证明和高玉兰的自然人身份证明；8.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正副本；9.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等相关资料。答辩人依据《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登记程序规定》和《工商总局等六部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工商企注字〔2015〕121号）及《福建省工商局关于进一步明确“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闽工商企注〔2015〕211号）的规定，对该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了审查。经审查，该公司提交的股东变更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答辩人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按程序受理申请人永特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申请。在办理永特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时，福建工商一体化平台对公司股权冻结协助公示信息没有提示。在没有提示股权冻结信息的情况下，答辩人依法办理了永特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二、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合法有效。首先，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一直强调提出的股权冻结协助公示信息生效的时间和股东变更登记录入业务平台的时间的先后顺序问题。因全省工商系统业务平台的数据库是由省工商局统一管理，因此本案中的股权冻结协助公示信息进入工商业务平台系统的时间和股东变更登记数据录入的时间只能通过省工商局来核实证明。正是为了明确上述时间的先后顺序，还原2016年2月25日当天的客观事实，才会有《漳州市工商局关于协助查询有关数据传输信息的请示》、《福建省工商局关于协助查询有关数据传输信息事宜的批复》以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说明的函》（闽高法函【2016】95号），这是上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客观事实的说明和认定，是判断本案中股权冻结协助公示和股东变更登记的时间先后顺序最重要的依据，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进行了查证并确认。其次，陈惠云的《声明》是通过永特公司庄光辉副总经理提交答辩人，该证据材料非答辩人主动自行向第三人收集的证据，一审法院对这一证据也进行了查证并确认。上述证据材料均系诉讼过程中相关机关和人员证明相关事实的证明材料，并非答辩人2016年2月25日办理永特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的依据。三、答辩人办理永特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的时间早于法院的股权冻结信息进入福建工商一体化平台系统的时间。《福建省工商局关于协助查询有关数据传输信息事宜的批复》：“根据我省法院系统逐级汇总数据存在滞后性以及双方系统的信息化实际情况，双方共同制定技术方案，由我局每日晚8点一次性对当日省高院股权冻结汇总的数据进行自动抓取后进入福建工商一体化业务系统。经查询福建工商一体化业务系统，永特公司股东'福建中信先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冻结协助公示信息数据在法院系统中的录入时间为2016年2月25日下午3点55分，而后该数据通过法院信息化系统上传汇总至省高院，依据技术约定，该数据于2016年2月25日晚8点从省高院数据库被自动抓取进入福建工商一体化业务系统。之后，一体化业务系统开始对该股权冻结协助公示信息进行提示，提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办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等业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说明的函》（闽高法〔2016〕95号）：“在研究制定股权网络冻结公示系统建设方案过程中，双方协商同意：省法院统一通过全省法院司法管理信息系统中'工商协助'功能发送协助公示信息，省工商局采取定时（每个工作日晚上8:00）通过信息共享平台自动接收，并在福建省工商系统市场主体信用公示平台给予公示，同时通过福建工商一体化平台对股权冻结协助公示信息进行提示，各级工商部门根据信息协助办理全省法院系统的冻结、解除冻结等相关事项。”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股权冻结信息录入网络协助执行系统的时间是2016年2月25日下午3点55分，相当于法律文书制作生成的时间，但这条信息要到当天晚上8点才自动抓取进入福建工商一体化平台系统，也就是说法院股权冻结信息送达时间是当天晚上8点，也非常清楚说明了答辩人办理永特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早于法院的股权冻结信息进入福建工商一体化平台系统的时间。答辩人办理永特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时，系统没有中信公司的股权被冻结的提示信息，答辩人办理永特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符合规定。四、答辩人办理永特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无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材料。”第四十九条规定“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本案中，永特公司在申请变更登记时提交的相关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答辩人依法审查后予以核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2016年2月25日永特公司提交的变更登记申请材料显示，永特公司股东作出股权转让答复、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永特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修订的时间均为2016年2月15日，都是在2016年2月25日的变更登记时间之前，说明永特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的这一事实早在申请变更登记前就已经发生和存在。陈惠云不是公司股东，是公司股东会聘用的经理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本次永特公司变更登记主要是公司股权变更事项，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真假并不影响股东股权转让的有效性，也不影响永特公司做出股东会决议的这一事实和产生的法律效力，不构成“情节严重”的情形。虽然永特公司提供的变更登记申请材料中法定代表人签字非陈惠云本人所签，但事后陈惠云进行了声明追认，承认该代签字的法律效力，“追认”行为说明永特公司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已自行改正，一审法院也认为：陈惠云对其签名进行了“追认”，变更登记申请书真实有效。五、答辩人办理永特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尽到了审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变更、终止，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无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规定“尊重市场主体民事权利，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工商登记环节中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上述规定充分说明登记机关在工商登记中所负有的审查义务为形式审查。所谓形式审查是指行政机关仅对申请材料的形式要件进行审查，即审查申请人是否依法提交了申请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申请登记事项有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申请材料的内容之间是否一致等。申请材料的真实性由申请人负责，只要申请人提供的申请变更材料经登记机关形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登记机关就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在有关涉及陈惠云签名的登记材料中（永特公司2014年3月14日、2014年4月24日和2016年2月25日的登记材料），并无明显证据表明登记材料中陈惠云的签名是虚假的。在永特公司提交股东变更登记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情形下，答辩人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按程序进行受理、核准永特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程序合法，尽到了审查义务。综上所述，永特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答辩人办理永特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的行政许可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永特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述称意见，但在庭审中述称同意被上诉人漳州市××区工商分局的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中福公司述称：一、关于上诉人提及的股权变更登记合法性问题，本公司认为该变更行为无论是实体还是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其法律效力依法应当得到维护，理由如下：1、2016年2月15日，中信公司与中福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将中信公司持有永特公司31.5%股权转让给中福公司。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讼争股权变更已于2016年2月15日依法发生法律效力。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00054号民事判决书（再审申请人万家裕与被申请人丽江宏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已经有了明确的说理和判例：有限责任公司经法定程序修改的章程，自股东达成修改章程的合意后发生法律效力，工商登记并非章程的生效要件，这与公司设立时制定的初始章程应当报经工商行政部门登记后才能生效有所不同。本案中，永特公司的股东在2015年2月15日即按法定程序修改了原章程，将中信公司持有永特公司的50%股权变更为31.5%到中福公司名下，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依法于2016年2月15日生效，即中福公司于当天取得了讼争股权。2、漳州市××区工商分局于2016年2月25日下午为永特公司、中信公司、中福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依法应当得到维持。2016年12月8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说明的函》，该文件系全省主管民事执行和主管工商行政管理的两个最高权力机关专门针对全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如何通过信息合作平台协助人民法院行使民事执行权而联合发布的针对一般性事务的规范性文件，该文件符合《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章立法精神，发文的目的正当，说法合理、充分、完整，该通知周全地确保行政行为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权威性依法应当得到尊重和执行，应当作为评判行政行为法律效力的关键依据。该通知明确指出：全省法院同意通过全省法院司法管理信息系统中“工商协助”功能发送协助公示信息，省工商局采取定时（每个工作日晚上8:00）通过信息共享平台自动接收，并在福建省工商系统市场主体信用公示平台给予公示，同时通过福建工商一体化平台对股权冻结协助公示信息进行提示，各级工商部门根据提示信息协助办理全省法院系统的冻结、解除冻结等相关事项。据此，厦门中院的诉讼保全裁定书和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于2016年2月25日下午3点55分才发出，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系统最快也只能在2016年2月25日晚上8点接收到相关数据，同时通过福建工商一体化平台对股权冻结协助公示信息进行提示，漳州市××区工商分局工作人员最快也要在2016年2月26日上午8点上班才能根据所接收的提示信息协助厦门中院办理相关冻结事项，据此，被上诉人于2016年2月25日下午为永特公司、中信公司及中福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行为的效力依法应当得到维持。二、庄光辉代替陈惠云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相关股权转让手续上签字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有效。2014年3月14日，陈惠云和她父亲陈道为、姐姐陈惠英及原股东陈平等人签发股东授权委托书，授权庄光辉全权代表委托人陈惠云行使其永特公司全部股东权利和管理职权，故受托人完全有权在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上述股权转让行为的情况下，替代陈惠云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在有关法律文件上签名，陈惠云在本案一审中对此行为的法律效力以书面的形式予以追认。更何况，陈惠云并非永特公司的股东，其仅系受聘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讼争股权变更行为并不会影响、损害包括陈惠云在内的公司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三、现有证据表明陈荣和陈平、中信公司之间完全可能存在以虚假诉讼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的重大嫌疑。根据陈荣提供的证据，足以认定中信公司的公章从去年至今都在陈荣等人保管之下这一事实，经漳浦县人民法院调查落实，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说明陈荣、陈平伪造了“中信公司”公章，结合陈荣、陈平、中信公司三方均是福建省福清市的自然人或法人，合同签订、履行地均在福清市，蹊跷的是他们居然能接受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审理。因此，本公司有合理理由怀疑陈荣与陈平、中信公司之间的借贷并未真实发生，相关借据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借据上的公章可能系伪造，陈平的签字、盖章或者接受协议管辖时可能存在欺诈、胁迫等不法因素，该案完全可能是人为操作才将案件提交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方便某些人通过特定关系人共同制造虚假诉讼，从而达到“合法”侵占他人巨额财产的非法目的。鉴于此，本公司建议法庭查清案情，并根据行政诉讼法有关“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发现有犯罪行为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的规定，将本案移交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进一步查清事实，追究犯罪，同时通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尽快启动再审程序，撤销相应的判决、裁定，依法惩治参与虚假诉讼的相关人员，以维护司法权威和公正。综上，为了维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法律权威，保障正常市场经济秩序，请求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陈荣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高玉兰述称：一、关于被上诉人及陈惠云提交的证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并未禁止行政机关提交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法院有权决定是否采信这些证据。对上诉人提及的第一类证据，是基于本案网络信息数据的传输时间和方式即省工商局自动接收信息方式和时间存在争议，该事实的查明是判断被上诉人登记行为是否合法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该事实的查明又依赖于当事人以外的行政机关以及省法院的解释与说明。至于陈惠云的《声明》，因上诉人在一审《起诉书》中未提及，针对上诉人对B8、B9两份证据质证后，被上诉人为不增加当事人的鉴定负担，提交了陈惠云的《声明》以真实反映客观事实。因此，一审法院采信这些证据，不存在违法及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二、关于法院的股权冻结公示问题。（一）被上诉人漳州台投区工商分局为永特公司办理中信公司、高玉兰股权及章程变更登记公示不在法院要求协助的冻结期间。被上诉人协助法院办理执行事项应当以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内容为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法[2014]251号）第二条第6点规定：“人民法院办理案件需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执行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协助执行事项”，第二条第8点规定：“人民法院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公示时，应当制作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随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一并送达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照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发布公示信息”。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厦门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厦门中级人民法院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厦门中级人民法院协助公示通知书》内容，法院要求被上诉人协助执行、公示的事项为：冻结中信公司持有永特公司50%股权，冻结期限自2016年2月29日至2018年2月28日止，以7200万元为限。协助公示日期为2016年2月29日。因此，被上诉人为中信公司、高玉兰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行为不在法院要求协助的冻结期间。（二）司法协助信息进入福建省部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时间并非司法协助公示生效的时间，被上诉人办结股权变更登记时，福建工商一体化平台上尚未有股权冻结提示。冻结公示职权属于工商职权，法院无法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自行公示冻结信息。根据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现状，法院通过网络提交的被上诉人管理的工商客户股权的协助请求，需要通过网络合作机制实现。法院冻结股权的公示时间是以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通过福建省工商信息一体化平台接收时间为准。正确界定“接收时间”，涉及信息的发送、接收、共享、公示，应当了解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与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之间建立的合作机制。《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意见》（闽高法[2015]228号）第三条第7点规定，法院发送的协助冻结股权公示信息是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通过福建省部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自动接收，并在福建省工商系统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平台予以公示。同时通过福建工商一体化平台对股权冻结协助公示信息进行提示，提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办理该股东的变更登记、该股东向公司其他股东转让股权被冻结部分的公示章程备案”，根据闽工商案批【2016】2号批复、闽高法函【2016】95号函，自动接收的方式为定时接收，即福建省工商信息一体化平台的接收时间固定在每个工作日晚上8点，法院股权冻结信息晚上8点才会在福建省工商信息一体化平台上进行提示。换言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与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合作机制商定的定时接收时间才是司法协助冻结公示生效的时间。结合本案，2016年2月25日17时53分，被上诉人已办结永特公司股权及章程变更登记，福建省工商信息一体化平台上尚未有股权冻结提示。因此，被上诉人作出股权变更登记行为先于福建省工商信息一体化平台显示的股权冻结协助信息，被上诉人的股权变更登记行为具有合法性。三、关于被上诉人的登记行为是否应当撤销问题。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对涉案股权转让变更资料中存在的代签名事实完全知悉的主张系其主观臆断，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对注册登记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是正确的。首先，永特公司在工商登记活动中使用的公章是真实的，具有证明行为人主体、确认工商登记行为的法律效力。公章是公司行为的主要证明，法定代表人的亲笔签名并非公司行为的法定要件。本案中，申请登记文件包括《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等均加盖了申请人永特公司的公章，该公章是真实的，足以表明《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上法定代表人陈惠云的签字不是其本人签字，但是陈惠云本人并不否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的真实性，《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应当确认真实有效。上诉人以法定代表人签名不真实为由主张撤销登记缺乏依据，该主张不能对抗公章本身所具有的证明公司行为的效力。其次，林庆忠作为永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代表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委托系真实有效，相应的法律后果由永特公司承担。永特公司在申请登记时递交的文件主体均为永特公司，申请变更登记的文件上陈惠云签字的真伪不会影响变更登记的成立。申请人永特公司指定代表林庆忠办理变更登记并出具了《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林庆忠作为联络人负责本企业与企业登记机关的联系沟通，企业授权林庆忠办理变更登记事项，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其代表企业提交登记材料上的签名真实性，相信林庆忠系接受永特公司的授权委托代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第三，永特公司变更股东和修订章程的决议已经成立并生效。申请材料包括《永特置业（福建）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作为申请登记材料的组成部分，印证公司股东已经通过变更股东、修订章程决议，即使法定代表人签名由他人代签字，也不会影响股东及章程变更的成立与效力。上诉人以法定代表人签名不真实为由主张撤销登记，但是该主张也不能对抗公司股东会决议具有的证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效力，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的登记行为合法并无不妥。综上，一审判决是正确的，高玉兰的股东身份已依法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中信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述称意见。
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并经庭审举证、质证。二审中，各方当事人仍以原审中提交的证据支持各自的主张并坚持在一审中对证据的质证意见。
二审中，上诉人补充提供福清市人民法院财产控制反馈信息表（复印件三页），欲证明：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处理人民法院冻结公司股权的协助执行事项的用时很短，在收到法院协助执行信息后数分钟内就已执行完毕并反馈。被上诉人漳州台投区工商分局质证认为该证据没有原件核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原审第三人永特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无法确定与本案的关联性。原审第三人中福公司认为该证据不能用，与本案无关。原审第三人高玉兰对其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且分别来源于福清法院和平潭工商局，既无注明出处，也未经有关部门核对无异后加盖印章，因此，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而且，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提出异议，故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上诉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中有关“（该信息在福建省××一体化业务系统显示的时间为2016年2月25日15时55分；该冻结事项并已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表述提出异议，认为该表述不准确且缺乏事实依据。此外，上诉人对原审又查明的事实部分中有关“永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惠云于2016年8月10日向本院书面声明”的表述也提出异议，认为该声明是被上诉人作为证据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不能表述为陈惠云向“本院”书面声明。对此，本院审查认为，根据福建省工商局对漳州市工商局关于协助查询有关数据传输信息事宜的批复中已载明：2016年2月25日15时55分是永特公司股东“中信公司”的股权冻结协助公示信息数据在法院系统中的录入时间，因此，原审表述为“该信息在福建省××一体化业务系统显示的时间为2016年2月25日15时55分”确有不当，上诉人对该事实提出异议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并予以纠正。至于永特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惠云的书面声明问题，永特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惠云在二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其在一审程序中已分别向原审法院和被上诉人提供了该《书面声明》，故原审法院对此事实的表述并无不当，上诉人对此提出异议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原审第三人永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惠云在二审庭审中表示其于2016年8月10日出具的《声明》，是在一审程序中分别向一审法院和被上诉人漳州台投区工商分局提供的。
本院认为，公司股权变更的工商行政登记是一种对当事人股权变更事实的确认，属于证权性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可见，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的文件及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应由申请人负责。工商登记机关在办理行政确认登记审查时，只负有形式审查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漳州台投区工商分局根据申请人永特公司提交的、符合申请变更登记要求的申请资料，经审查后予以核准变更登记，符合法律规定。申请人永特公司提交的申请资料中有关法定代表人“陈惠云”的签名是否真实，不属于办理变更登记时应当予以审查的对象。因此，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依据申请人永特公司提交的申请资料中“陈惠云”签名的虚假材料作出的本案被诉登记行为违法，并请求予以撤销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被上诉人在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后再行搜集的证据是否应当予以排除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后再行搜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应当予以排除。本院审查认为，首先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漳州市工商局关于协助查询有关数据传输信息的请示》、《福建省工商局关于协助查询有关数据传输信息事宜的批复》、陈惠云的《声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闽高法函【2016】95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说明的函》等证据材料，虽系在本案被诉登记行为之后才收集并在诉讼程序中提交，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这些证据材料并不属于申请变更登记的申请材料，也不是被上诉人为证明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合法性的证据材料。其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在第一审程序中补充相应的证据。”本案被上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对原审原告或者原审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补充上述相关的证据材料，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主张对上述证据材料应予以排除，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不依法协助法院执行股权冻结行为的问题。经审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股权冻结协助公示信息在法院系统的录入时间是2016年2月25日15时55分，被上诉人受理本案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是2016年2月25日17:46:27，审查时间是2016年2月25日17:47:44，打印证照时间是2016年2月25日17:53:58。本案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在受理直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完结期间，是否知道或者接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录入的股权冻结信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与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意见》（闽高法[2015]228号）第三点“关于冻','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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