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28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女，1933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赛，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男，1941年11月2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赛，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5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毅，广东华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丹梅，广东华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南头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3688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耀玮，广东深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某1、陈某2与上诉人刘某、上诉人深圳市南头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头城公司）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沙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某1、陈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陈某1、陈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及判令刘某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在理解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及《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等方面，一审法院明显存在如下错误。1.依据2000年公司章程，梁某所持涉案股权作为遗产（包括股东资格及对应的股权收益），均应由陈某1、陈某2继承。梁某死亡时所适用的是1992年公司章程，关于合作股股东继承问题的规定是“享受个人分配股股东户口迁出（或者死亡）后，股权转为本股份公司所有”。1996年9月28日梁某死亡后，根据上述公司章程规定，其合作股股权作为遗产本可转为南头城公司所有，但并未转为南头城公司所有或由南头城公司收回，且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一直未被收回，股权分红也一直由刘某领取至2014年。这充分说明梁某的合作股股权对应的股东资格及股权所对应的财产权益之遗产一直存在，而2000年公司章程关于合作股股东继承问题的规定修改为“合作股股东死亡后，其股份可以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合作股股东无合法继承人的，其合作股收归集体所有”。因此，此时无论是根据《公司法》还是公司章程，梁某所持合作股股权依法成为新增的遗产，包括股东资格及股权所对应的财产权益，陈某1、陈某2完全有资格继承梁某的合法遗产。一审法院认定梁某名下的合作股股权不能继承，系对相关法律的错误理解。而2001年南头城公司明知公司章程关于股权继承的规定，仍背着陈某1、陈某2及其家属，擅自联手将梁某所持的合作股通过审批方式转让给刘某，显然严重侵害了陈某1、陈某2的合法权益。2.退一步讲，即便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根据梁某死亡时的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股东资格不能继承，但不等同于股东死亡时其所持股权对应的财产权益不能继承。一审法院认为，股份合作公司的性质决定了其股东资格必然受一定身份条件限制，不满足一定的身份要求即不能成为公司股东。后面的一大段也是结合《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合作股股东资格能否继承所作的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私人的继承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第六十六条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本案中，在梁某死亡时股权未被收回的情况下，股权产生的财产收益属于私人的合法财产，理应依法保护。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梁某死亡了，公司章程规定遗产不能继承，就把股东资格连同股权收益一笔勾销，没有对该项特殊遗产的内涵及外延进行分析和论证。《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本身不仅未禁止合作股股东资格的继承，更没违反《物权法》禁止股东所持股权对应的合法财产的继承。一审法院把股东资格不能继承等同与股东权益不能继承，这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应予纠正。二、本案系由于刘某共同侵权行为导致，或者说一审法院已确认刘某存在共同侵权的事实，陈某1、陈某2的诉讼请求部分获得了一审法院的支持，依据《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本着公平、合理原则，理应由各方当事人按胜诉比例情况分担诉讼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陈某1、陈某2承担全部诉讼费有失公平，应予纠正。三、补充陈述。股权的继承应当是全面概括的继承，通过继承所取得的股权既应当包括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也包括非财产性权利，而财产性权利就是股权对应的股权收益，非财产性权利就是股东身份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只是在1992年公司章程中规定了股权不能继承，股东死亡后股权转为公司所有，而这里所说的不能继承其实是指非财产性权益即股东资格，公司章程及相关的法律并没有规定财产性权利不能继承，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陈某1、陈某2不能继承合作股，是对继承股权的相关法律规定的误解。
刘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陈某1、陈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及判令陈某1、陈某2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陈某1、陈某2是梁某的法定继承人，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一、法定继承首先是确定身份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不适用调解，也不适用自认制度，必须采取绝对客观真实主义，而不是法律真实主义。身份关系的证据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需要收集的证据。因身份关系的上述特征，其不同于一般财产关系，证明度要求更为严格。二、一审法院认定陈某1、陈某2主张是梁某的法定继承人的证据形成证据链的观点值得商榷。是否形成证据链条，需要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形式上相互独立而实质又密切关联的间接证据独立审查、综合判断，剖析间接证据之间的逻辑关联，形成证据链条后，方可定案。关于本案的间接证据，综合分析如下：1.证人证言。陈某1、陈某2的证人要么是利害关系人，要么是证言明显不合常理。证人对与己无关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非常复杂的陈某的家庭成员及其姓名、相互关系描述的如此清晰，显然不合常理！而从书面证言本身内容只字不漏的完全相同就可以看出，是陈某1、陈某2统一写好打印再交给证人签名的！真假一眼可以看出！而派出所录像的一套证言，不能因为地点在派出所就认为证言内容是真实的。因为从内容看，几乎是此前那一套证言的翻版！从“日常生活经验”可以判断，证人证言不可采信！2.亲属关系证明，无论从形式到内容，均不符合合法性和真实性。（1）没有盖章的经办人签名，也没有盖章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签名，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关于单位证言必须具备的形式要件，形式不合法。（2）盖章没有合法的经办人，来源不合法。（3）南头城公司作为股份公司，出具该证明不是其职权或职责范围。即使出具该证明，起码应当有依有据。但是，南头城公司并没有相关依据。对六十多年前的、有四个老婆的陈某的非常复杂的家庭关系及其生育子女的情况，没有任何文书依据就出具这样一份详尽和准确的证明，这本身就是不负责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其实，该证明的内容本身根本就不是南头城公司形成的，而是陈某1、陈某2事先拟好、打印好，叫几个村民签名后，再通过不知何种方式方法盖的南头城公司的公章，显然不是南头城公司的真实意思！（4）因历史原因和人事变更原因，本案诉讼前，在南头城公司办事或是盖章本身存在种种不规范现象，就像陈某1、陈某2质疑刘某办理涉案股份过户手续不规范的道理一样，亲属关系证明的盖章手续的不规范也是令人质疑。（5）南头城公司对亲属关系证明的证明形式和内容是否真实合法最有发言权，但其首先是不确认印章的真实性，也不知道印章的来源，这种态度的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否定。若盖章行为是南头城公司的真实意思，则其态度和意思表示就应该是一贯的和前后一致的；若其不予确认，则本身就无法证明内容是其真实意思！更何况，如前所述，身份证明不仅仅是法律真实，必须是客观真实！因此，亲属关系证明的效力，如果按一定的数值表示，其证明力（度）应当为零！3.火化证明，仅是梁某火化的时间而已，与身份、继承等待证事实无任何关联！一审法院将该证据作为证据链条一环，明显错误。殡仪馆记录的内容本身无法体现或证明梁某与陈某2之间是何种关系，也同样无法体现与“特定身份”这一待证事实的关联性。4.陈氏家谱，无合法来源，内容本身不涉及梁某，无法体现其与陈某1、陈某2的关系，从逻辑关联方面也无法体现与“特定身份”这一待证事实的关联性。5.婚姻登记资料。香港与大陆适用不同的婚姻登记制度，婚姻登记资料上的“梁某”无身份证号码，且是陈某2自己所报，并无任何核实，这与本案起诉书陈述的效力一样，仅仅是陈某2自述而已。6.地契，显示的名字叫“梁嫦”，内容也不涉及陈某1、陈某2的身份关系，从逻辑关联方面，同样无法体现与“特定身份”这一待证事实的关联性。7.梁某的户籍信息。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梁某户籍信息证据表明，关于梁某与陈某1、陈某2之间是否是母子关系问题，反而更倾向于得出否定的结论！如果陈某1、陈某2是梁某的女儿、儿子，按常理就应该在梁某的户籍资料中记载相关信息。如果陈某2因为去了香港而没有登记，那么为何户籍仍在深圳市南山区的陈某1也没有在其“母亲”梁某的户籍资料中显示任何信息？户籍资料卡显示，作为丧偶的梁某是家庭“户主”，该表（卡）设计的右边一栏就是家庭其他成员的内容，但却是空白。这一事实本身是否已经反证：梁某没有生育子女？梁某与陈某1、陈某2之间是否存在母女（子）关系问题，不再是真伪不明问题，而是可以作出否定结论，即陈某1、陈某2不是梁某的法定继承人！既然作为“母亲”的梁某都有户籍资料，那么，作为“子女”的陈某1、陈某2，更应当有相应的资料。“年代久远”显然不能成为可以减轻或免除举证证明责任的理由！从上述间接证据1-6，即使勉强可以得出陈某1、陈某2与“陈某”的关系，也不能得出甚至是勉强的陈某1、陈某2与“梁某”的关系。而从上述证据7来看，“梁某没有生育子女”甚至是合理的怀疑！因为陈某有四房妻子，陈某1、陈某2究竟是哪一房妻子所生，“偏房梁某”与“大房温氏”之间位置是否存在被混淆换位？一审法院显然没有对此予以充分的考量！60多年前的陈某的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这样简单，起码现有间接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关于证据链条的观点不符合证据链条本身应当具备的与待证事实存在关联性的要素，也无法排除合理怀疑，间接证据没有达到“身份关系”所必须达到的证明度，故一审法院关于法定继承权的间接证据链条的论述和观点不能成立，应当驳回陈某1、陈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三、补充陈述。陈某1、陈某2对待证事实（继承人的身份）负有举证责任，其所举的证据均为间接证据，没有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刘某对待证事实不负有证明责任，但一审法院调取的梁某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卡）可以作为反证，直接证明待证事实不存在。退一步讲，即使不能直接证明待证事实不存在，也可以据此认为待证事实陷入真伪不明，那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也应当认定为待证事实不存在。
南头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陈某1、陈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陈某1、陈某2是梁某的法定继承人的证据不足。陈某1、陈某2提供的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其是梁某的法定继承人，深圳市常住人口登记表（卡）登记的梁某的户籍信息根本没有陈某1、陈某2的记载，况且刘某也不认可。二、登记在梁某名下的募集股，是南头城公司成立时根据《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的要求而设立的，全部股东都没有出资，至今也没有分红，募集股实际属于合作股性质，不应由陈某1、陈某2继承。三、陈某1、陈某2不具备成为股东的条件。南头城公司处于对集体资产保护的考虑，一直是严格界定股东身份的，不同时期的四份公司章程可以证明，不论股权如何转让或继承，都要求股东或继承人必须是户籍在南头城的村民，这一要求从1992年成立至今是没有变化的。因此，即使陈某1、陈某2是梁某的法定继承人，但陈某1、陈某2不具备成为股东的条件，也不能继承梁某的股份。
陈某1、陈某2对刘某的上诉辩称：一、刘某认为身份关系适用更严格的证明度，身份关系必须采取绝对的客观真实主义，而不是法律真实主义。这是刘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学理性论述，目前并未看到相关法律规定有如此表述和要求。法律真实，是指客观真实中能为证据所证实，并且该证据为法律所认可的。法律真实说更接近于民事诉讼过程本身，更符合民事诉讼自身的规律。由于诉讼过程受时间、空间、技术手段、财力等各种限制，客观真实，即便在刑事审判中都很难做到，且客观真实也是相对的，并无绝对的。深圳成立才30多年，机构撤并、变迁频繁，很难对出生于1908年的梁某与陈某1、陈某2之间的亲子关系核查到最原始的客观真实情况，但无碍法院通过审判得到法律真实的结论。退一步讲，即便户口本有登记亲属关系，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客观真实。法院审理每个案件，在尽可能追求客观真实理念的指导下，依法得到法律真实，才有实际意义。二、刘某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陈某1、陈某2系梁某的法定继承人的证据形成了证据链条值得商榷的分析、理由，基本上是个人猜测、臆想，不能成立。1.在户籍档案遗失的情况下，深圳市公安局南头派出所于2015年8月中旬委派多名民警到南头城，专门就陈某1、陈某2与梁某的亲属关系问题对相关村民调查取证，全程拍摄录像，并综合其他相关证据材料，最后在核实后的相关证明材料上加盖公章，并直接提交给了法院。证人证言的书面文字是否一致或相同，并不影响证人证明客观事实的存在，且大部分证人都已出庭作证，接受了各方的质询，回答的意思与书面载明的内容是一致的。公安机关核实的材料本身就是已形成明确结论的证人证言，加盖公章是公安机关对亲属关系真实性进行的书面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该证据属于公安机关所确认的文书，程序合法，结论清晰，证明力大于其它书证，应予采信。2.结婚证书系原始、客观的证据，明确显示梁某、陈某章系陈某2的母亲、父亲，没有人会在严肃的法律文书上随便编造父母的名字。换位思考，刘某会不会这样做？3.殡仪馆的原始火化记录记载了办理梁某火化事宜的经办人系陈某2，虽未注明亲属关系，但从中国的子女为父母办理丧事的善良风俗来看，该证据和其他一系列证据能共同印证陈某1、陈某2与梁某系亲子关系。4.南头城公司是以南头城自然村集体资产及村民为股东成立的，前身是村民最基层的管理组织，对村民亲属关系相关情况非常清楚，时任法人代表的麦汝洪系老村民，在核实陈某1、陈某2相关亲属关系情况后在证明材料加盖公章是合法有效的行为，是否签署经办人姓名不影响其对外效力。5.公安机关的户籍信息仅是客观记录公民户籍信息、证明力较大的普通书证，但现行法律并未规定公安机关的户籍档案资料系唯一证明亲属关系的证据，陈某1、陈某2在穷尽所有途径的情况下，完全尽到了举证责任，陈某1、陈某2同村、同辈分的诸多村民予以证实，公安机关也依法查证后依职权制作了公文书证，完全能证实陈某1、陈某2与梁某的亲属关系。6.刘某一直强调梁某的户籍资料中并无显示有子女，所以其合理怀疑陈某1、陈某2并非梁某的法定继承人。现实生活中，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其户籍信息上没有子女信息实属正常，但并不代表老人就无子女。本案中，梁某老人的女儿上世纪40年代末就出嫁到蛇口，户籍迁出，两个儿子在上世纪60年代偷渡到香港，之后宝安撤县建市、机构撤并和多次变迁，加之年代久远，梁某的户籍资料未记载其子女并不奇怪。因公安机关并未保存好陈某1、陈某2的最原始的户籍资料，故才有后面深圳市公安局南头派出所依职权查证陈某1、陈某2与梁某的亲属关系的事实发生。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本案中，陈某1、陈某2提供的和一审法院调取的现有证据足以证明陈某1、陈某2的法定继承人身份，而刘某一直否认陈某1、陈某2的身份，但没有任何有效证据来反驳否定陈某1、陈某2的证据，陈某1、陈某2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刘某口头抗辩的证明力。另外，司法实践中，在无最直接证据情况下，法官完全可以根据自由心证和高度盖然性原则，对案件的其它相关证据予以认定。一审法院确认陈某1、陈某2系梁某法定继承人，符合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刘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陈某1、陈某2对南头城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南头城公司称陈某1、陈某2系梁某法定继承人的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具体理由与对刘某的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二、南头城公司称梁某名下的募集股并未实际出资和分红没有证据支持。合作股系梁某基于村民身份所取得的，募集股系梁某出资购买的。梁某的持股情况在南头城公司公开的工商档案中有明确记载。无论是《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还是公司章程，均未规定募集股不需要实际出资，南头城公司所述并无证据支持。三、南头城公司称陈某1、陈某2不具备股东资格的条件，且认为自1992年开始都要求股东必须是南头城户籍的村民，该说法没有根据。关于合作股股东继承问题，1992年公司章程规定“享受个人分配股股东户口迁出（或者死亡）后，股权转为本股份公司所有”，1996年公司章程规定“合作股股东户口迁出（或者死亡）后其股权可以由当地户籍的直系亲属之间进行转让或继承，没有转让或继承的收归集体所有”，2000年公司章程规定“合作股股东死亡后，其股份可以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合作股股东无合法继承人的，其合作股收归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公司章程，梁某的合法股权都可依法继承，这是毫无疑义的。南头城公司所称“股东必须是南头城户籍的村民”的规定在之后的公司章程中明确做了变更，另外《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也无相关的规定，南头城公司所述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南头城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陈某1、陈某2对刘某和南头城公司的上诉补充辩称：梁某死亡时的确应适用1992年公司章程，其中第十七条规定如股东死亡后股权转为公司所有，但从南头城公司提交的《关于梁某在第五发展部所持股份及分红情况说明》看出，1996年到2014年分红19次，均被刘某侵占。2015年分红的数额不详，据了解是南头城公司扣留了，暂时没有发放。也就是说，梁某在1996年死亡后，股权没有被收回，且直到2001年才擅自转让给了刘某。2000年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合作股股东死亡后其股份由法定继承人继承，合作股股东无合法继承人的，合作股收归集体所有。也就是说，梁某死亡后，股权一直没有被收回，且一直在分红，直到公司章程变更为法定继承人可以继承时，南头城公司无视梁某的法定继承人的情况，擅自将股权转让给非法定继承人继承。因此，梁某死亡时，其名下的合作股属于待定的权益，南头城公司可以根据公司章程收回，但没有收回，直到公司章程修改后，梁某的股权包含非财产性权利及财产性权利均可以由法定继承人继承，故一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
刘某对陈某1、陈某2的上诉辩称：一、涉案股份不属于梁某的遗产，因为1992年公司章程规定“个人分配股股权亦属于公司所有”并直接规定“不得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该规定包括以下关键词：一是“死亡时”，二是“个人合法财产”。认定是否属于遗产，首先应当以“死亡时间”作为界定，任何脱离被继承人死亡时间谈“遗产”的做法都是无稽之谈！本案中，被继承人梁某死亡时间是1996年9月28日，应当以该时间界定其“遗产”的范围。另外，是否属于“遗产”，必须是“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争议标的是股份，应当以公司章程为据。梁某死亡时的有效公司章程是1992年公司章程，其中第十八条非常明确的规定“不得继承”，那就证明不是遗产。而从该股份当初的来源来看，来源于“集体资产的积累”，是将集体资产折成股份后分配给原村民，并非基于个人出资取得。1992年公司章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个人分配股股权亦属公司所有”，并据此规定“不得继承”。该“不得继承”的规定是从股份的来源和性质作出，也是公司章程本身的规定，据此可以得出该股份不属于“遗产”的结论。陈某1、陈某2的上诉状第一大点第1小点上诉理由，却是以2000年公司章程为依据指责批评一审判决，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关于“遗产”最基本的概念和内涵，任何关于继承的讨论已经没有意义。二、梁某名下的股份不存在因南头城公司收回与否而改变其不属于遗产的性质。如前所述，因涉案股份本身不属于遗产，梁某死亡后，原梁某名下的“股份”是否收回或是否转让等均与梁某的“继承人”无关，收回与否也不能改变涉案股份的性质，没有收回也不能由此反推出涉案股份就属于“遗产”的结论。陈某1、陈某2的上诉理由中将2000年公司章程“提前”套用到1996年9月28日继承开始时间，但因梁某死亡时已固定和确定了涉案股份性质不属于遗产，陈某1、陈某2在4年以后以新的公司章程来改变1992年公司章程确定的股份性质，甚至自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里没有的所谓“新增遗产”概念，其逻辑是非常荒谬的！三、涉案股份“不得继承”，并非因为“股东资格”不得继承。1992年公司章程规定很明确，是一律“不得继承”，并没有区分是否有村民资格，也就是说即使继承人属于南头城民，也不存在继承问题。如前所述，因1992年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个人分配股股权亦属公司所有”，故“不得继承”的规定，是实体上、性质上不得继承，已经涵盖和包含了一切与涉案股份相关的权利、权益或收益。陈某1、陈某2避开“遗产”的概念和范围，将“继承”分割为“股东资格继承”和“收益权继承”两部分，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四、陈某1、陈某2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均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和判断是否属于遗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2007年生效的《物权法》显然不适用本案，不能据此认定涉案股份是个人私人财产。1994年颁布的《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规定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的股份分为集体股、合作股和募集股，但并没有规定集体股和合作股可以继承。更何况南头城公司是在梁某死亡两年以后的1998年7月27日才将该企业性质由“集体”变更为“股份合作公司”，故变更前南头城公司仍属于集体企业，不适用《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根据南头城公司的历史演变和企业性质变更过程足以认定：在1998年7月27日变更企业性质以前，即使是分配给村民的合作股，从企业性质上也是“集体财产”，而非个人财产。陈某1、陈某2认为涉案股份是梁某“私人合法财产”，且认为是“特殊遗产”，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五、一审法院是按照陈某1、陈某2的第二项诉讼请求491880.55元计得诉讼费8678元，而该请求被全部驳回，因此，陈某1、陈某2承担全部诉讼费符合规定。综上所述，陈某1、陈某2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刘某对南头城公司的上诉辩称，与南头城公司意见一致。
南头城公司对陈某1、陈某2的上诉辩称，深圳市公安局南头派出所的调查笔录只能证明该所调查过此事，并不能直接证明陈某1、陈某2与梁某之间的亲属关系。其它意见与我方的上诉状一致。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某1、陈某2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南头城公司对刘某的上诉辩称，与刘某的意见一致。
陈某1、陈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陈某1、陈某2继承梁某名下的26550股（原份数45股）合作股股权及12070股募集股股权，南头城公司应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判令刘某向陈某1、陈某2返还上述合作股股权分红327800元（从1996年暂计至2013年分红年度）及利息（利息按银行贷款利率分段支付，暂计至起诉之日共计164080.55元），南头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刘某、南头城公司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梁某于1996年9月28日在深圳死亡。
关于梁某死亡后的法定继承人情况。
1.陈某1、陈某2主张，梁某与配偶陈某生育陈某1、陈某2、陈某11三个子女，陈某于1952年去世，陈某11于1994年去世，梁某的父母亦早已去世。
2.刘某主张，梁某生育梁某1、陈某3二个儿子，陈某11于1993年左右去世，陈某3于1995年去世，刘某系陈某3的妻子。
3.根据本院向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调取的深圳市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梁某系深圳市南山区××村村民，生于1908年，婚姻状况为丧偶，该登记表未记载梁某的配偶和子女情况。陈某1、陈某2及刘某均陈述梁某生前未订立遗嘱。
梁某生前为南头城公司的股东，持有南头城公司合作股45股、募集股12070股。2001年10月1日，南头城公司审批同意梁某持有的45股合作股转让给刘某。
刘某陈述，其丈夫陈某3先于梁某死亡，故梁某死亡时无其他继承人，因所在生产队和南头城公司均知道梁某生前由刘某赡养的事实，于是通过转让方式受让了梁某的45股合作股。
南头城公司陈述，1.梁某持有的45股合作股和12070股募集股均系南头城公司根据集体资产折算后分配给个人，其本人未出资获得前述股份，45股的合作股按工商登记折算为26550股，但南头城公司按45股标准计算分红；2.因梁某生前由刘某赡养，故将梁某持有的45股合作股转让给刘某，梁某生前持有的12070股募集股目前仍登记在梁某名下。
关于梁某持有的合作股的分红情况。1995年度至2000年度，梁某持有的合作股分红款金额分别为8100元、8100元、8100元、8100元、13500元、15750元，以上分红款均由刘某领取。2001年，梁某持有的45股合作股变更登记至刘某名下后（刘某本人持有35股），刘某按其持有合作股80股的权益领取的2001年度至2013年度的分红款金额分别为32000元、36000元、40000元、44000元、44000元、48000元、48000元、52000元、52000元、52000元、52000元、52000元、56000元，2001年度至2013年度每股金额分别为400元、450元、500元、550元、550元、600元、600元、650元、650元、650元、650元、650元、700元。陈某1、陈某2主张，自2007年至2013年，刘某每年向陈某1、陈某2支付梁某的分红款10000元，合计70000元。刘某对陈某1、陈某2的前述主张不予确认。
陈某1、陈某2主张系被继承人梁某的女儿、儿子，并提交了以下证据：
1.陈氏家谱（复印件），证明陈氏家谱所记载资料显示陈某2系陈某之子的事实。
2.土地房屋所有证（复印件），证明土地房屋所有证所记载房屋及土地资料显示陈某1、陈某2均系在陈某第三房妻子吴氏作为户主的房屋名下，梁常（梁某）及陈某1、陈某2均系在同一房屋居住的事实。
3.结婚证书，证明陈某2的结婚登记证书记录了其系陈某（陈某章）、梁某之子的事实。
4.亲属关系证明，该证明由南头城公司及原先是村民的相关人员出具，该证明显示梁某的法定继承人为陈某1、陈某11、陈某2，但陈某11一直未婚也没有后代，所以梁某的法定继承人只有陈某1、陈某2。该证明载明：兹证明陈某系南山区××村村民，与“陈某章”系同一人，先后有四房妻子，分别是大房温氏、二房郑氏、三房吴氏、偏房梁某。陈某于1952年在深圳去世。温氏、郑氏、吴氏已身故，梁某（身份证号码：）于1996年9月28日在深圳去世。陈某与温氏未生育子女。陈某与郑氏育有三子一女，分别是陈某4、陈某5、陈某6、陈某7，均已身故。陈某与吴氏育有二子，分别是陈某9（又名陈某禄）、陈某10，均健在。陈某与梁某育有三个子女，分别是：陈某1（慧），身份证号，1933年11月26日出生，现健在；陈某11，于1994年5月13日在深圳去世，一直未婚，无后代；陈某2，身份证号A251701（1），于1941年11月23日出生，现健在。以上亲属关系属实。南头城公司在该证明落款盖章，并签署“情况属实”。陈某水、陈某9、陈某10、陈某清、陈某珍、涂某萍、刘某荷等人在该证明签署“情况属实”并签名、按手印。
5.陈某清、陈某和、张某的证人证言，证明陈某1、陈某2系梁某的法定继承人，梁某生前一直由陈某2照顾直至去世，以及证明刘某及南头城公司侵权的事实。
6.声明，证明陈某2声明在香港结婚的结婚证书上原始登记显示其母亲为梁某的事实，香港唐律师对陈某2的声明进行了律师公证，并通过司法部相关机构办理了转递该证据的手续，该声明直接递给法院。
7.火化档案记录，证明梁某在深圳殡仪馆火化时系其子即陈某2办理丧事等相关手续的事实。
刘某对于陈某1、陈某2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1.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无原件，且来源不明，亦不能证明陈某1、陈某2与梁某系母子关系。
2.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无原件，亦不能证明陈某1、陈某2与梁某系母子关系。
3.证据3，合法性不予认可，属于域外证据，没有经过香港律师公证或者办理转递，且结婚证上记载的父亲姓名为陈某章，与陈氏族谱的姓名不符，记载的母亲姓名为梁某，但无身份证号码或者相关信息，以上父母信息属陈某2自述，未经核实。
4.证据4，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明的主体混乱，证明的内容系由谁提供也不明确，应为陈某1、陈某2自行打印，证人无法进行修改和补充，且证人对60多年前已去世的陈某的妻子信息记得这么清楚，有违常理；关于南头城公司的公章，陈某1、陈某2亦无证据证明该公章是由谁所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作为单位证人应当由法院通知经办人出庭作证才有效力。
5.证据5，真实性不予认可。
6.证据6，系当事人的陈述，该声明的内容系待证事实，且声明的过程经过公证，不等于声明的内容是真实的。
7.证据7，无文件名，无所在单位负责人的签名，也无盖章核对经办人的签名，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
南头城公司对于陈某1、陈某2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1.证据1，没有原件不予质证。
2.证据2，没有原件不予质证。
3.证据3，合法性不予认可，属于域外证据，没有经过香港律师公证或者办理转递，结婚证书上记载的父亲姓名为陈某章，与陈氏家谱的姓名不符，记载的母亲姓名为梁某，且无身份证号码或者相关信息，以上父母信息属陈某2自述，未经核实。
4.证据4，真实性不予确认，出具该证明的主体不知道是谁，也不清楚南头城公司的印章是否真实，南头城公司不知道谁盖了该印章。经本院释明后，南头城公司明确表示不对该证明上南头城公司公章的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
5.证据5，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张某是陈某2的妻子，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而两位证人都是根据张某的证言来陈述，且陈某和当庭的陈述与其证人证言不符。
6.证据6，不能证明陈某1、陈某2系梁某法定继承人的主张。
7.证据7，南头城公司不了解相关情况，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发表意见。
本院依陈某1、陈某2的申请依法向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调取梁某的户籍信息及其法定继承人信息，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深圳市常住人口登记表、常住人口登记底卡。载明如下信息：户主梁某，女，出生于1908年2月21日，住址为南头城村××××号，服务处所为南头城，婚姻状况为丧偶。
2.陈某1、刘某钧、陈某和、陈某水、陈某清、陈某9、陈某立等7人的证人证言。
陈某1陈述：其曾用名陈有慧，出生于南山区××村，年轻时嫁到蛇口，并在蛇口落户；其父亲陈某一直是南山区××村村民，先后有4房妻子，分别是大房郑氏、二房温氏、三房吴氏、四房梁某，梁某系其母亲；陈某去世比较早，大概是1952年，郑氏未生育子女，其他三房妻子都育有子女；陈某与梁某育有三个子女，分别是陈某1、陈某11、陈某2；陈某11一直未婚，亦无后代，1993年自杀去世，现陈某2健在；刘某系郑氏所生儿子陈某6的妻子，陈某6已身故；梁某系1996年9月去世，生前一直由陈某2及其前妻邓某馨（兴）照顾，直到去世。
刘某钧主张其系陈某1的儿子，其证言中关于梁某的配偶及子女信息的陈述，与陈某1的证言陈述的内容一致。
陈某和、陈某水、陈某清、陈某9、陈某立等5人陈述：其系南头城村民，与陈某2、陈某1（慧）、陈某9、陈某10系同村；陈某（又名：陈某章），一直是南山区××村村民，先后有4房妻子，分别是大房温氏、二房郑氏、三房吴氏、偏房梁某；陈某去世比较早，估计是19（此处空白）年；温氏没生育子女；郑氏育有三子一女，分别是陈丁祥（又名：陈某4，已故）、陈某5（已故）、陈某3（又名：陈某6，已故）、陈某7（已故）；吴氏育有二子，分别是陈某9（又名：陈某禄）、陈某10；梁某育有三个子女，分别是陈某1（慧）、陈某11（已故）、陈某2；目前陈某1、陈某2、陈某9、陈某10都健在；梁某于1996年去世，生前一直独立生活，经济上由儿子陈某2及其前妻邓某馨（兴）负担，年迈时由儿子陈某2及其前妻邓某馨（兴）照顾直到去世；作为原始村民在南头城是有股份的，梁某去世后，其股份如何继承就不知道了。
陈某和、陈某清、陈某9等3人先后在第一、二次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关于法院调取的上述证据，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如下：
1.陈某1、陈某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
2.刘某、南头城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但认为不能反映梁某与陈某1、陈某2存在亲属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
另查，南头城公司系1992年11月26日通过将原集体所有财产折成股份而组建的股份合作公司。南头城公司股东大会于1992年10月18日通过的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本公司的股份由集体积累股、个人分配股、个人集资股组成；集体积累股指原南头城集体资产折算成的股份后投入公司的股份；个人分配股指原南头城集体资产和原各经理部集体资产折成股份后划定给个人的股份；个人集资股指原南头城集体企业向原村民募集的现金股份。第十七条规定，股员持有的股份只能在本村范围内，并须办理认定和登记手续，由公司造册存档；户口迁出管辖本村派出所的股员，其持有的股份由各经理部当年收回；股东所持之以上股份（除个人集资股外），股东不得抽资退股，不得继承、买卖、抵押或转让；户口离村的干部、职工、港澳同胞、华侨不得参股（集体股）。第十八条规定，股东所持有之个人分配股，股东不得抽资退股，不得继承、买卖、抵押或转让；1992年6月30日后本公司股东新出生的后代及与本公司股东结婚后的配偶，均不再享有个人分配股的占有权；享受个人分配股的股东户口迁出（包括死亡）后，股权转为本股份公司所有。
南头城公司股东大会于1996年10月24日通过的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公司设置集体股、合作股和募集股；集体股是指公司将《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规范之前的原南头村集体资产的51%折股留归合作股股东集体享受股利利益的股份；合作股是指原南头城集体资产的49%折股分配给原村民的股份；募集股是指公司通过募集形式由公司合作股股东和公司员工以现金认购的股份。第十五条规定，合作股股东根据村民户籍关系登记为个人持有，作为分红的依据，公司合作股股东的界定和股份分配由公司另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合作股股东户口迁出（或者死亡）后其股权可以由有当地户籍的直系亲属之间进行转让或继承，没有转让或继承的收归集体所有。第十九条规定，募集股可以依法继承、转让和抵押。
南头城公司股东大会于2009年12月18日通过的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合作股可以依法转让。第十四条规定，合作股股东死亡后，其股份可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合作股股东无合法继承人的，其合作股收归集体所有。第十六条规定，公司股东资格的具体条件为：集体股股东为村民小组、行政村、村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合作股股东为依法享有集体财产折股分配权的南头城村民；募集股股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本公司合作股股东和公司员工。
以上事实，有亲属关系证明、火化证明、火化档案信息、陈氏家谱、土地房屋所有证、结婚证书、关于成立深圳市南头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常住人口登记表、常住人口登记底卡、证人证言、股权证、股权及分红情况说明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并经当庭质证，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法定继承纠纷。陈某1、陈某2诉请继承其母亲生前持有的南头城公司合作股、募集股股份，而南头城公司是依据《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设立的股份合作公司，其股份种类、股份分配、管理及流转等事宜均由《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予以规范，故本案不仅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还应当适用《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
关于陈某1、陈某2是否系梁某的法定继承人。本院认为，梁某出生于1908年，由于年代久远、机构变迁等历史原因，相关户籍部门无法出具梁某的法定继承人的相关信息，但户籍部门的登记信息不应成为认定法定继承人资格的唯一依据。而根据陈某1、陈某2提交的亲属关系证明、火化档案资料、婚姻登记证书、陈氏家谱及户籍部门调查后采录的当地村民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陈某1、陈某2系梁某的女儿、儿子的事实，故陈某1、陈某2主张其系梁某的法定继承人，本院予以采信。因无其他证明显示梁某还存在父母、配偶及其他子女信息，故本院认定陈某1、陈某2作为梁某的子女均享有第一顺序的平等继承权，继承权应自1996年9月28日开始。
关于陈某1、陈某2是否可以继承合作股。合作股系股份合作企业设立初期，将集体资产折成股份后分配给原村民的股份，村民无需出资购买。而股份合作制是采取了股份制相关制度设计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集体经济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公司的性质决定了其股东资格必然受到一定身份条件限制，不满足一定的身份要求即不能成为公司股东。《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以村民小组所有的集体财产为基础设立公司的，应当以村民小组村民为股东。以行政村所有的集体财产为基础设定公司的，应当以村民小组为股东。但经村民会议以特别决议决定，行政村也可以以行政村和村民小组的集体所有财产为基础，以村民为股东设立公司。”第十八条规定：“以折股和募集结合方式设立公司的，其募集对象仅限于本村村民和公司员工。”第二十八条规定：“合作股应当根据户籍关系在村民或村民小组之间进行分配。”以上均是对股份合作公司股东资格的限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本案中，梁某于1996年9月28日死亡时，南头城公司施行的是1992年公司章程，其中第十八条规定，股东所持之个人分配股（注：1996年公司章程将“个人分配股”变更为“合作股”），股东不得抽资退股，不得继承、买卖、抵押或转让……享受个人分配股的股东户口迁出（包括死亡）后，股权转为本股份公司所有。据此，本院认为，首先，陈某1系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湾厦村户籍，陈某2系香港居民，陈某1、陈某2均不符合《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规定的合作股股东须为本村村民的条件；其次，1992年公司章程规定个人分配股（即合作股）不得继承，股东死亡后其股权转为股份公司所有。因此，陈某1、陈某2请求确认梁某持有的南头城公司45股合作股由陈某1、陈某2继承及诉请刘某返还合作股股权分红3278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陈某1、陈某2是否可以继承募集股。募集股是公司通过募集形式由公司合作股股东和员工认购的股份。本案中，南头城公司确认梁某死亡后其持有12070股募集股目前仍登记在梁某名下。根据《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募集股可以依法继承。1992年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规定，股东所持之以上股份（除个人集资股）（注：1996年公司章程将“个人分配股”变更为“合作股”），股东不得抽资退股，不得继承、买卖、抵押或转让。因此，《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及南头城公司的公司章程均规定募集股（个人集资股）可以继承，且《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未规定募集股股东须为本村村民，故陈某1、陈某2诉请梁某名下12070股募集股由陈某1、陈某2共同继承、南头城公司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确认梁某持有的第三人深圳市南头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2070股募集股股权由原告陈某1、陈某2共同继承，第三人深圳市南头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原告陈某1、陈某2办理前述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二、驳回原告陈某1、陈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678元，由原告陈某1、陈某2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另查明：南头城公司股东大会于2000年3月23日通过的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的规定与2009年12月18日通过的公司章程内容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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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二、上诉须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现将有关上诉事项告知如下：
当事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上诉及相关权利、义务。
上诉人上诉时未交纳上诉费的，应自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同时将缴款凭证提交本院。逾期未交纳或者未将交纳凭证提交本院的，本院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报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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