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陕10行初24号
原告熊远林。
被告柞水县人民政府。
第三人周仕斌。
原告熊远林与被告柞水县人民政府、第三人周仕斌林业行政登记一案，于2017年5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熊远林及委托代理人张飞,被告柞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史琅作为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及委托代理人王治信、舒泽林，第三人周仕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柞水县人民政府于2011年7月13日为第三人周仕斌颁发了柞林证字（2010）第201011377号《林权证》，该证内容为：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老庄村一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使用权权利人为周仕斌，坐落在老庄村一组，小地名为上河寨下，面积为14.7亩，林地使用期为70年，终止日期为2080年9月29日，四至界限东到仕文界，南到坡脚，西到立祥界，北到梁头。
原告熊远林诉称，2010年8月29日，在第三次林改期间，原告经村干部主持，经原阳坡村一组（现老庄村五组）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拍卖取得该组红岭寨118亩集体山林，并经营管理至今。2017年4月，原告才知道其所拍卖所得山林的一部分被登记在本案第三人周仕斌名下。自解放转初级社以来，红岭寨一直归原告所在阳坡村集体所有，被告颁证错误，故诉讼要求撤销被告柞水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周仕斌颁发的柞林证字（2010）第201011377号《林权证》。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四份证据：
1、土地权属界线勘测协议书。
2、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
3、现老庄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两份，熊勋良、熊勋贵、张林松、熊勋琪证言各一份，熊勋琪与阳坡一组签订的合同一份；
4、原阳坡村一组会议记录，收取熊远林1189元拍卖款的收到条一张；
被告柞水县人民政府辩称，2008年6月，柞水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10年9月30日，周仕斌向县林业局提交林权登记申请，请求对其家庭承包的上河阳坡14.7亩林地颁发林权证。柞水县人民政府根据周仕斌的《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及1983年的《林权证》，在经过三轮公示和实地勘验之后，向周仕斌颁发了柞林证字（2010）第201011377号《林权证》,该颁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涉案林地所有权属于老庄村，不属于原阳坡村一组，原告称其通过拍卖方式从原阳坡村一组取得涉案林地使用权无合法依据，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两组证据：
第一组事实依据：
1、林权登记申请表；
2、林地承包合同；
3、1983年林权证；
4、集体林地使用权状况登记表（第一榜）；
5、集体林地使用权状况登记表（第二榜）；
6、集体林地使用权状况登记表（第三榜）；
7、国家林业局林地规划调查局部放大图。
第二组法律依据：
1、商洛市集体林权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柞水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
2、商洛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转发《陕西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程序》的通知；
3、《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第三人周仕斌辩称，原告诉称的红岭寨118亩集体林地自解放后一直属于老庄村一组所有，原告所在的村组买卖老庄村的林地，其林地买卖不能成立；第三人在1983年林权证的基础上申请办理2010年林权证，权属来源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周仕斌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两份证据：
1、1983年周仕斌的第370号《社员林权证》
2、柞林证字（2010）第201011377号《林权证》。
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当庭进行了质证。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1-3号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林权登记申请表填写不规范，并且勾图页是空白，承包合同和申请表的日期为同一天，山林的面积由42亩变为83亩，前后面积不一致；4-6号证据仅在老庄村一组内部公示，真实性无法确认；7号证据没有制作时间及依据，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二组证据是法律规定，不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后认为，1号证据没有原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3、4号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证明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会议记录无法说明原告购买林山符合法律的规定。第三人同意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后认为，第三人1983年的林权证有诸多错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经过和登记底册核实发现，登记底册上4户的承包山均没有登记，应以登记底册为准。第三人2011年林权证上红岭寨的标注和事实不符。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熊远林还申请本院调取1984年原柞水县木家庄集体林权登记册，1982年原柞水县木家庄老庄大队社员林权登记册（包括第351、352、353、354号社员林权证），八十年代柞水县瓦房口公社阳坡大队林权证登记册。八十年代原柞水县木家庄老庄大队及瓦房口公社阳坡大队相关区域的乡界图、村界图、地界图和林界图。并申请国家林业局西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本院认为，老庄村与原阳坡村界问题与本案林业行政登记事实无关，对原告申请国家林业局西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出庭作证，本院不予准许。原告申请调取的八十年代的乡界图、村界图、地界图和林界图，经查均无相关档案；本案涉及的是1983年的林权证，原告申请调取1982及1984年林权登记情况与本案无关，原告申请调取的相关林权证号应以本院调查核实的事实为据。
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本案庭审结束后，就红岭寨与上河阳坡是否属于同一地方，周仕斌的林权登记的来源，其他第三人的林山的变迁情况等，本院要求原、被告及第三人向本院补强相关证据。
原告熊远林向本院补充提交了老庄村委会2017年8月28日出具的关于红岭寨不属于同一地方的声明一份；反映未给其发放林权证的的信访材料一份；老庄村村委会介绍熊远林去柞水县林业局查询本案七户第三人红岭寨（又名上河寨下、上河阳坡）林山档案的证明一份；柞水县信访局关于熊远林信访问题事项程序性受理告知书一份。证实本案所称的红岭寨与上河阳坡不是同一地方，其起诉没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
被告柞水县人民政府向本院补充提交了柞水县林业局关于该案七户第三人林权变更的说明一份，柞水县瓦房口镇关于红岭寨与上河阳坡是否属于同一地方的调查情况说明及调查记录。证明第三人之中张立杰的林山来源于王治印林山买卖，并非庭审所称的张业武；并证实经瓦房口镇政府调查，红岭寨包含在上河阳坡范围之内。
第三人周仕斌向本院补充提交了老庄村村委会关于红岭寨与上河阳坡属于同一地方的证明一份，2010年5月21日老庄村村委会关于将原王治印名下的林山卖给张立杰的会议记录一份。证实红岭寨与上河阳坡属于同一地方，及张立杰的林山来源。
对原告被告及第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本院依法再次组织进行了质证。经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信访受理材料等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实原告没有超过起诉期限；红岭寨与上河阳坡系同一地方，应以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明为准。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县林业局关于本案林山权属变化的说明意见，第三人提交的老庄村2010年5月21日的会议记录及老庄村委会关于红岭寨与上河阳坡系同一地方等均提出异议，认为1983年林权颁证存在多项错误，柞水县林业局提交说明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三人提交的会议记录前后笔迹不一，穿插书写，会议记录中“张治杰”与张立杰是否同一人没有证据证实；第三人提交的村委会关于红岭寨与上河阳坡系同一地方的证明已经作废，不能作为本案证据；对被告提交的瓦房口镇政府调查情况说明及调查记录的结论不持异议。第三人对被告补充提交的证据、被告对第三人补充提交的证据不持异议。
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经综合分析评定后，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熊勋琪证言及其与阳坡一组签订的合同与本案无关；提交的熊勋良、熊勋贵、张林松证言证明的内容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提交的老庄村村委会2010年5月21日关于将原王治印名下的林山卖给张立杰的会议记录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提交的2011年颁发的林权证是本案审查的对象，不作为证据使用；关于红岭寨与上河阳坡是否属于同一地方，老庄村委会证明前后不一致，应结合案件事实认定；被告柞水县人民政府委托瓦房口镇人民政府调查的关于红岭寨与上河阳坡的范围情况，客观真实，与案件事实相符，应予认定。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其余证据，均客观真实，合法有效，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熊远林属于原柞水县瓦房口镇阳坡村一组村民，第三人周仕斌属于原柞水县木家庄公社老庄大队一组人。2015年，原告所在的阳坡村一组因撤村并组并入瓦房口镇老庄村五组。原告与第三人现同属一个行政村。本案涉及的红岭寨和上河阳坡，当地群众普遍认为红岭寨是上河阳坡（阳坡）的一部分，包含在上河阳坡范围以内。
1983年1月1日，柞水县人民政府将上河阳坡118亩林山划归原木家庄公社老庄大队一生产队（现瓦房口镇老庄村一组）社员张立武、王治印、王立金、周仕斌四户经营管理，并为四户分别颁发了《社员林权证》。其中周仕斌所取得的第370号《社员林权证》载明，周仕斌位于上河的造林荒山18亩，四至为“东至王治印交界，南至红岭寨顶，西至王立金交界，北至河脚”。因填写人业务不熟，对林山性质认定错误，该林地在自留山一栏中重复进行了填写。当时林权登记填写人在本属于正确登记的造林荒山一栏打了叉。后由于家庭分户，周仕斌1983年承包的林山于2011年变更为周仕斌、周仕文、周仕泽三兄弟分别经营管理。
2008年6月，柞水县人民政府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10年9月30日，周仕斌向柞水县林业局提交林权登记申请，请求对其家庭承包的上河寨下林地颁发林权证。其提交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中主要权利依据填写的是“林权证”。在经过三轮公示和实地勘验之后，2011年7月13日，柞水县人民政府根据周仕斌所提交的《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及1983年取得的370号《社员林权证》，为周仕斌颁发了柞林证字（2010）第201011377号《林权证》。
在2008年开始的林改过程中，原告熊远林所在的原阳坡村一组也按照柞水县政府的要求进行了林权改革。为解决林权改革费用，该组会议决定以拍卖荒山的收入进行开支，并明确了所要拍卖的五处公山范围。2010年8月29日，原阳坡村一组再次召开会议，内容为解决林改小组成员误工工资，绘图费用和办公用品的开支，会议经研究一致通过拍卖集体公山。当日位于红岭寨（包含第三人林山在内）的118亩林地，以每亩10元的价格拍卖与熊远林，熊远林当日向组上交款1180元，该组收款小组向熊远林出具了收条一张。
2017年3月29日，原告熊远林因未给其发放林权证，林地权属有争议向柞水县信访局提出信访要求，柞水县信访局受理后转瓦房口镇政府处理。因处理未果，2017年4月28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柞水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周仕斌颁发的柞林证字（2010）第201011377号《林权证》。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三款之规定，被告柞水县人民政府具有办理林权登记的法定职权。
本案原告熊远林因与本案第三人原属于不同的村组，对其他村在林改期间的颁证行为不能认为其应当知情，原告称2016年6月才知道被告为第三人颁发林权证的事实，其2017年3月向信访部门信访并被受理，4月份向法院提起诉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故原告熊远林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本案的主要焦点是原告熊远林对被告为第三人周仕斌颁发林权证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亦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是其主体资格合法适格，与被诉行政行为应当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被告柞水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周仕斌颁发的柞林证字（2010）第201011377号《林权证》，权属来源是周仕斌本人所持有的1983年第370号《社员林权证》，虽然1983年林权证载明的周仕斌名下林地于2011年颁证时变更为周仕斌、周仕文、周仕泽弟兄三人分别使用，但1983年林地和2011年林地系同一地点，四至基本没有变化。从1983年至2011年长达28年时间里，该林地一直由第三人周仕斌经营管理，没有人对该林权登记提出异议；本案2011年林权登记系1983年初始林权登记的延续，故对原告产生权利义务影响的是1983年林权登记，并非2011年林权登记；在1983年林权登记效力延续的情况下，原告现要求撤销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2011年林权登记，其与2011年的林权登记行为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
原告熊远林要求撤销被告为第三人颁证的主要依据是：其2010年8月29日从原阳坡一组通过拍卖取得了红岭寨118亩林地使用权，故被告为第三人颁证错误，侵犯了其林地使用权。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因拍卖集体公山取得林山使用权，该取得方式是民事拍卖行为，第三人取得林山的依据是行政确权，两者取得方式不同。因原告2010年拍卖取得涉案林山使用权之前，被告早已于1983年为第三人颁发了《社员林权证》，第三人2011年取得的林权证系1983年林权证的延续；原告熊远林以时间顺序在后的2010年的拍卖取得林权行为要求撤销1983年就已经存在的林权颁证行为，其法律依据不足；且原阳坡一组拍卖集体公山的前提应是该林地确属阳坡一组所有，该组不能将他人的林地拍卖给本组村民。本案原告与第三人原来分别属于不同的村民小组，原告熊远林因拍卖公山而取得集体林山使用权，其权利依据和来源应是原阳坡一组对红岭寨林地享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在本案并没有相关证据能够证实涉案的林地属于原阳坡一组的情况下，原告以拍卖方式取得荒山使用权而主张撤证的事实依据不足；况且，即使现在涉案林山存在权属争议，也应是原阳坡村一组与他人之间的林权争议，原告熊远林也不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其以自己名义直接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原告所主张本案实质上是两个村之间林地权属争议的观点，并非本案审查范围。
综上所述，本案柞水县人民政府根据第三人周仕斌所提交的1983年的《社员林权证》为周仕斌颁发林权证的行为，与原告熊远林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熊远林不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对原告熊远林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熊远林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熊远林。
如不服本裁定，可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军宏
审 判 员 张 瑞
代理审判员 林圩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