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08民终10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住所地湛江市赤坎区康顺路29号。
负责人：符辉，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富杰，广东如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辉，男，1958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湛江市赤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胜邦，广东领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廉江支行，住所地廉江市环市北69号。
负责人：李威阳，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其天，该行职员。
原审第三人：廉江市资源开发贸易总公司，住所地廉江市廉城中山四路10号。
法定代表人：陈振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存勋，该公司职员。
原审第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庆亿街3号珠光国际商务中心10楼。
负责人：黄俊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仲怡，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下称工行湛江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吕辉、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廉江支行（下称廉江支行）、原审第三人廉江市资源开发贸易总公司（下称贸易总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下称华融广东省分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2016）粤0881民初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工行湛江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富杰，被上诉人吕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胜邦、原审被告廉江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其天、原审第三人贸易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存勋和原审第三人华融广东省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仲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工行湛江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吕辉一审所有诉讼请求；3、判令由吕辉承担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查明基本事实不清，遗漏重要事实。
（一）一审法院未查明贸易总公司的总欠款情况。本案转让的是工行湛江分行对贸易总公司的债权，全面查清总债权的情况是本案正确处理的基础。截至1995年7月，工行湛江分行与贸易总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该公司总共拖欠工行湛江分行贷款本息约3809.88万元。对应的是一审法院在1995年先后作出的（1994)廉法经初字第22号、23号以及24号三份判决，一审时工行湛江分行已提交附表2张，详尽说明债权本金、利息、债权依据等。但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明债权总情况，没有认定工行湛江分行提交的债权证据及该院1995年作出的生效判决，仅单独片面认定部分债权。
（二）一审法院未查明1995年以物抵债的关键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1995年的以物抵债，但一审法院未查明该关键事实。一审过程中，工行湛江分行已提交相关证据及一审法院1995年作出的三份生效判决书，证明了工行湛江分行对贸易总公司享有约3809.88万元的债权。在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后，工行湛江分行已实际支付履行了抵债行为。一审时，工行湛江分行提交附表2张以及相应的银行入账凭证5张，详尽说明了收到抵债物后冲销债务1600万元的具体情况，充分解释了23号判决书项下剩余债权的原因，且与相关入账凭证完全相符。但一审法院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没有查明工行湛江分行转让的是抵债后剩余的债权，而简单机械地认定转让的是抵债债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违背社会常识。
（三）一审法院未查明工行湛江分行将案涉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华融广东省分公司的情况。1、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工行湛江分行与华融广东省分公司的债权转让是政策性剥离。工行湛江分行与华融广东省分公司的债权转让发生在2000年，工行湛江分行已提交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件及其公布的典型案例，充分证明了工行湛江分行与华融广东省分公司的债权转让是政策性剥离，具有很强的行政意志，不是普通的民事行为。2、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吕辉承诺放弃追索工行湛江分行的约定。工行湛江分行在一审时已提交证据证明华融广东省分公司在转让给后手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后手不得向华融广东省分公司和工行湛江分行追索，而该约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对后手具有约束力。但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该事实，从而违法扩大了作为后手的吕辉的权利范围。3、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工行湛江分行因债权转让获得对价。庭审时,工行湛江分行陈述了将案涉债权以零对价（即免费）转让给第三人华融广东省分公司的事实，该事实也得到华融广东省分公司的确认，但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该事实，从而作出对华融广东省分公司明显不公的判决。
（四）一审法院未查明吕辉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将本案纠纷定性为买卖合同纠纷，但却对买卖合同当中的关键要素对价没有查明。一审过程中，工行湛江分行曾多次要求查明吕辉支付的对价，但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该关键事实，而吕辉也没有举证证明其存在实际损失。相反，一审法院查明的工行湛江分行2005年处置抵债物的价款，不是吕辉的损失，而是工行湛江分行的实际损失。即工行湛江分行支付2600万对价获得的抵债物，其市场价值仅为715万，工行湛江分行净损失1885万。
（五）一审法院没有审查吕辉的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法定抗辩权利，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明确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但一审法院并未对工行湛江分行提出的以下诉讼时效抗辩理由：1、吕辉在（2013）湛廉法民二初字第687号案开庭当天（2014年1月6日）已得知（1995）廉法和字第5号执行和解协议项下以物抵债的情况，而在2016年1月11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其主张的权利超过2年诉讼时效；2、接收抵债物和抵债行为发生在1995年7月，而吕辉在20年之后的2016年1月才提起诉讼，并要求损失的利息从1995年7月起算。吕辉主张的权利超过20年最长保护时效。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一）一审法院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不良金融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号）（以下简称《会议纪要》）进行审理。1、一审法院应优先适用《会议纪要》的规定。本案涉及的不良债权转让为2000年的国家政策性剥离，不属于普通的民事行为。根据特殊法和一般法的适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议纪要》是针对该类政策性剥离的特别规定，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依据时应优先适用《会议纪要》。2、本案纠纷符合《会议纪要》适用的情形。《会议纪要》第十二条规定：“《纪要》的内容和精神仅适用于在《纪要》发布之后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涉及最初转让方为国有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形成的相关案件。”本案情形完全符合，工行湛江分行是原国有银行；吕辉受让的不良金融债权是自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流转而来的；不良金融债权因存在先前和解执行协议而导致吕辉无法实现债权（即不良债权存在无法实现的瑕疵)；本案一审立案时间为2016年1月，系《会议纪要》发布之后。在法律规定如此明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适用《会议纪要》作为法律依据，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明显错误。1、根据吕辉提交的证据，工行湛江分行并没有与吕辉签订过任何买卖合同，双方并不存在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作为不存在合同关系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判决依据明显错误。2、工行湛江分行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情形。一审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工行湛江分行故意隐瞒重要事实，相反工行湛江分行在转让资料中附有遗失的说明，从而履行了告知义务。再者，工行湛江分行以零对价剥离给华融，也没有故意隐瞒和提供虚假情况的必要。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工行湛江分行存在《合同法》规定情形的情况下，依据该规定作出判决依据明显错误。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据此作出的判决当然错误。工行湛江分行请求二审法院准确把握国家金融不良债权剥离政策，深入了解国家设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银行不良债权的初衷，在尊重特定历史背景的前提下，查明事实真相，厘清工行湛江分行与吕辉的法律关系，撤销原审判决，依法维护国有资产安全，以维护工行湛江分行的合法权益。
吕辉答辩称：一、贸易总公司以位于湛江市开发区人民大道中××号的13500平方米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抵偿的债权仅是（1994)廉法经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债权（以下简称23号判决债权），并不包括工行湛江分行主张的（1994）廉法经初字第22号和24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权（以下简称22、24号判决债权）。贸易总公司将上述以物抵债之物抵债，是廉江市人民法院在执行23号判决债权过程中形成并已作出（1995)廉法和字第5号《和解执行协议书》予以确认，该《和解执行协议书》已明确执行的生效判决是（1994)廉法经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抵偿的债权金额是23号判决债权本金7005206.94元以及利息8494234.79元共计15499441.73元。现该《和解执行协议书》早已发生法律效力生。所以贸易总公司上述以物抵债之物抵偿的债权仅是23号判决债权，根本不存在抵偿工行湛江分行主张的22、24号判决债权的事实。据此，工行湛江分行主张贸易总公司将以物抵债之物抵偿的债权包括22、24号判决债权，明显违背事实，其主张已将以物抵债之物用以抵消清偿22、24号判决债权，更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二、工行湛江分行与华融广东省分公司于2000年7月25日签订《呆帐贷款债权转让协议》转让的债权中仅有23号判决债权，且最终由吕辉合法取得，并没有涉及工行湛江分行主张的22、24号判决债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工行湛江分行与华融广东省分公司于2000年7月25日签订《呆帐贷款债权转让协议》，工行湛江分行转让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的债权仅是23号判决债权，没有涉及工行湛江分行主张的22、24号判决债权。之后，华融广东省分公司转让给广州大乘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仅是23号判决债权，移交的也仅是23号判决债权的相关债权凭证。同样，广州大乘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并移交给林强以及林强转让并移交给吕辉的也仅是23号判决债权。于2014年1月20日经廉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13)湛廉法民二初字第687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1994)廉法经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债权自2013年6月21日起为吕辉所有。故本案23号判决债权转让，涉及的债权转让协议均合法有效，23号判决债权最终由吕辉合法取得，整个过程并没有涉及工行湛江分行主张的22、24号判决债权。
三、工行湛江分行将23号判决债权按照呆帐贷款债权进行处置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过程中，故意隐瞒以物抵债的事实，属于公然违反合同义务。故本案不属于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的纠纷，更不属于转让合同本身的瑕疵。首先，工行湛江分行作为23号判决债权最初的出让人，完整、准确的履行债权出让人的合同义务，是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工行湛江分行与华融广东省分公司于2000年7月25日签订《呆帐贷款债权转让协议》的第三条明确约定：工行湛江分行保证移交给华融广州办事处的债权资料真实、合法、完整、准确；第四条明确约定：工行湛江分行将本协议项下呆帐贷款的全部债权档案原始资料移交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据此，工行湛江分行是23号判决债权最初的出让人，其将该笔不良债权转让与华融广东省分公司时，应当按照双方转让合同的约定，完整、准确的履行债权出让人的合同义务，将该笔债权相对应的全部资料，当然包括资贸易总公司以位于湛江市开发区人民大道中××号的13500平方米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以物抵债之物以及（1995)廉法和字第5号《和解执行协议书》，一并向受让人华融广东省分公司移交，这是工行湛江分行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其次，工行湛江分行未将上述以物抵债的事实告知华融广东省分公司，更没有将《和解执行协议书》以及以物抵债之物移交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明显是工行湛江分行未完整、准确的履行债权出让人的合同义务，属于公然违反合同义务，故意隐瞒以物抵债的事实，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故本案不属于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的纠纷，更不属于转让合同本身的瑕疵。廉江市人民法院作出的（1995)廉法和字第5号《和解执行协议书》，确认贸易总公司以上述以物抵债之物全部抵偿23号判决债权，但工行湛江分行仍然将23号判决债权当作不良资产形式剥离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时，仅将23号判决债权的判决书及其他债权凭证移交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一直未将上述以物抵债的（1995)廉法和字第5号《和解执行协议书》移交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更没有向华融广东省分公司告知上述以物抵债的事实。由此可见，工行湛江分行将23号判决债权按照呆帐贷款债权进行处置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过程中，故意隐瞒以物抵债的事实，属于公然违反合同义务。故本案不属于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的纠纷，更不属于转让合同本身的瑕疵。最后，吕辉强调的是，根据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湛中法民二初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已认定确认的事实，工行湛江分行在将对湛江广城印染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过程中，其在转让债权之前已将该债权的以物抵债之物处置给湛江中港印染有限公司，但在将债权转让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之时，将该债权的以物抵债之物处置协议移交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并由湛江中港印染有限公司向华融广东省分公司支付处置价款。所以工行湛江分行按照呆帐贷款债权进行处置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过程中，将以物抵债之物移交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是其必须履行的合同义务。综上，工行湛江分行未将上述以物抵债的事实告知华融广东省分公司，更没有将《和解执行协议书》以及以物抵债之物移交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属于公然违反合同义务，故意隐瞒以物抵债的事实，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故本案不属于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的纠纷，更不属于转让合同本身的瑕疵。
四、工行湛江分行将23号判决债权按照呆帐贷款债权进行处置转让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明显属于重复受偿。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关于组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意见的通知》第四条“不良资产的剥离和处置”明确规定:“不良贷款剥离范围是：按当前贷款分类办法剥离逾期、呆滞、呆帐贷款，其中待核销呆帐以及1996年以来新发放并已逾期的贷款不属此次剥离范围。”据此，国家依法组建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受让的不良资产包括逾期、呆滞、呆账贷款。本案23号判决债权于1995年7月31日由廉江市人民法院作出的（1995)廉法和字第5号《和解执行协议书》，确认贸易总公司以上述以物抵债质物进行全部受偿，但工行湛江分行将已经受偿的债权当作呆账贷款债权形式剥离，明显属双重受偿。
五、工行湛江分行既然将23号判决债权按照呆帐贷款债权进行处置转让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则应当依法将以物抵债之物随债权移交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承接，但华融广东省分公司却故意隐瞒并将以物抵债之物占为己有并予以拍卖处置收益，造成吕辉通过合法转让方式取得该债权后无法得到受偿，侵犯了吕辉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对吕辉不能受偿的债权承担过错赔偿责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贷款后，即取得原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各项权利。原借款合同的债务人、担保人及有关当事人应当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信达等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收购、承接不良资产是指资产公司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范围和额度，对相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以账面价值进行收购，同时继承债权、行使债权主体权利。具体包括资产公司承接、收购相关国有银行的逾期、呆滞、呆账贷款及其相应的抵押品。”根据上述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贷款行为的完成，即可取代原债权银行行使债权的全部权利，并承接逾期、呆滞、呆账贷款及其相应的抵押品。而在本案中，工行湛江分行将23号判决债权按照呆帐贷款债权进行处置转让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华融广东省分公司即取代原债权人银行行使该债权的全部权利，当然包括贸易总公司用以抵偿23号判决债权的以物抵债之物。故工行湛江分行既然将23号判决债权按照呆帐贷款债权进行处置转让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则应当依法将以物抵债之物随债权移交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承接，但工行湛江分行却故意隐瞒并将该以物抵债之物由其继续占有，并于2005年5月31日委托广东翔实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处置该以物抵债之物，将全部拍卖价款715万占为己有。
六、吕辉通过合法转让方式取得23号判决债权后无法得到受偿，是工行湛江分行的一系列违法行为造成的，其行为对23号判决债权后手合法取得者已构成违约，侵犯了吕辉作为该债权后手合法取得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对吕辉不能受偿的债权承担过错赔偿责任。贸易总公司于1995年7月31日以以物抵债之物偿还了23号判决债务后，工行湛江分行主张将以物抵债之物用以清偿抵消22、24号判决债权，明显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这是其一；其二，工行湛江分行将23号判决债权按照呆帐贷款债权进行处置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过程中，故意隐瞒以物抵债的事实，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三，工行湛江分行将23号判决债权按照呆帐贷款债权进行处置转让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并没有依法将上述以物抵债之物随债权移交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承接，而是将该以物抵债之物由其继续占有，并于2005年5月31日委托广东翔实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处置该以物抵债之物，将全部拍卖价款715万占为己有。吕辉合法取得23号判决债权之后，依法享有对该债权的实现存在可信赖利益的权利。但由于工行湛江分行的上述一系列的违法行为造成23号判决债权无法实现，工行湛江分行的行为不但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更是对23号判决债权后手合法取得者构成违约，侵犯了吕辉作为23号判决债权后手合法取得者实现债权的权利，依法应对吕辉不能受偿的债权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七、工行湛江分行上诉主张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不良金融债权转让工作座谈会纪要》进行审理，明显错误。首先，纪要》不属于司法解释、也不属于法律，更不是特殊法，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第六条：“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文中只有司法解释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判案件法律上的依据。而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议纪要》既不是属于司法解释、也不属于法律，更不是特殊法，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其次，本案是由于工行湛江分行未完整、准确的履行债权出让人的合同义务，公然违反合同义务造成，并不属于转让合同本身的瑕疵，故本案不属于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的纠纷，不能参考适用《纪要》。工行湛江分行与华融广东省分公司于2000年7月25日签订《呆帐贷款债权转让协议》的第三条约定：工行湛江分行保证移交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的债权资料真实、合法、完整、准确；第四条约定：工行湛江分行将本协议项下呆帐贷款的全部债权档案原始资料移交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但工行湛江分行将23号判决债权按照呆帐贷款债权进行处置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过程中，未曾将上述以物抵债的事实告知华融广东省分公司，更没有将《和解执行协议书》以及以物抵债之物移交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由此可见，工行湛江分行故意隐瞒以物抵债的事实，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属于违反合同义务。所以本案是由于工行湛江分行未完整、准确的履行债权出让人的合同义务，违反合同义务造成，并不属于转让合同本身的瑕疵，故本案不属于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的纠纷，不能参考适用《纪要》。
八、工行湛江分行上诉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本不存在。2013年6月21日，吕辉通过受让取得上述债权后，于2014年1月20日经廉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13)湛廉法民二初字第687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1994)廉法经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债权自2013年6月21日起为吕辉所有。但在该案审理时，贸易总公司仅答辩没有欠工行的钱，没有主张以抵债，更没有提供（1995)廉法和字第5号《和解执行协议书》作为证据。而廉江支行没有答辩、没有提供证据，也没有出庭参加诉讼。根本不存在知晓（1995)廉法和字第5号《和解执行协议书》的事实。在(2013)湛廉法民二初字第687号民事判决生效之后，吕辉向贸易总公司主张（1994)廉法经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债权权利时，贸易总公司才向吕辉出具廉江市人民法院于1995年7月31日作出的（1995)廉法和字第5号《和解执行协议书》复印件。后吕辉调查才得知，于2005年5月31日工行湛江分行委托广东翔实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处置上述“以物抵债之物”，并由湛江商会大厦有限公司以715万竞得，工行湛江分行已将全部拍卖价款715万占为己有。之后，吕辉还多次同华融广东省分公司及工行湛江分行多次协调赔偿事宜，遭拒绝之后吕辉才于2016年1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所以，工行湛江分行上诉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本不存在。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工行湛江分行提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工行湛江分行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廉江支行述称同意工行湛江分行意见。
贸易总公司述称：按照和解协议书，贸易总公司已履行了还款义务。
华融广东省分公司述称：1、吕辉所购买的是不良金融资产，金融不良资产的转让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民事主体间的转让。该标的具有高风险，不能等同一般的交易。吕辉受让23号债权并不一定可以实现债权的权益。本案中吕辉受让后不论其合同的预期利益是否实现，其应当承担相应风险。2、我们在转让工行债权时不存在故意隐瞒的情形。根据我方与大乘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以及大乘与林强签订的协议，受让人对资产的性质以及三性有无法律障碍的事实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同意了受让。还约定，受让人对资产完全了解，转让方对债权的合法性作出了必要的说明，但并不保证债权存在瑕疵，受让人也予以认可，并且愿意承担债权瑕疵造成的风险。吕辉与林强签订的受让协议，所购买的资产只有涉案的单一债权，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以及不良资产的交易惯例，在购买前应该对该资产进行了调查，然而吕辉在一审时声称并不知道事实，之后取得生效判决才知道，这个行为是不正常的也符合商业逻辑。根据吕辉所说的，我方认为吕辉具备调查能力，在购买不良资产时完全有能力得知风险。3、根据我方在2007年与大乘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第七条，吕辉所购买的上述资产是基于这个合同所得的，因此我方认为吕辉享受的权益应受上述合同约束，不能向工商银行追偿。
吕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廉江支行和工行湛江分行共同将贸易总公司以位于湛江市开发区人民大道中××号的13500平方米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抵偿(1994)廉法经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项下债权时的抵债价款15499441.73元支付给吕辉，以及支付自于1995年8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本案受理费由廉江支行和工行湛江分行负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6年10月16日至1987年9月29日期间，贸易总公司与廉江支行先后签订七份借款合同，贸易总公司共向廉江支行借款人民币23098614.94元，利息按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借款后，贸易总公司先后偿还了本金17127408元给廉江支行，尚欠贷款本金5971206.94元。此后，廉江支行于1994年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于1994年5月8日作出（1994)廉法经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判决贸易总公司偿还7005206.94元和利息8494234.79元（计至1994年2月25日的利息）给廉江支行。（1994)廉法经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因贸易总公司无力偿还债务，廉江支行向法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双方达成和解执行协议，贸易总公司同意将其下属单位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丰源公司所有的，坐落在湛江市开发区人民大道中××号13500平方米的土地及建筑物以总价值2600万元抵偿给廉江支行，廉江支行在2600万元中扣除1000万元给贸易总公司作搬迁厂房，解决职工生活问题及处理有关债务的费用。一审法院于1995年7月31日作出（1995)廉法和字第5号和解执行协议书予以确认。1995年8月23日，贸易总公司将其下属单位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丰源公司所有坐落在湛江市开发区人民大道中的52号13500平方米土地办理权属变更登记，过户给工行湛江分行。工行湛江分行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委托广东翔实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该土地，湛江商会大厦有限公司于2005年3月22日通过公开竞价拍得湛江市人民大道中的52号土地，并于2005年5月31日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成交价格为715万元。
2000年7月25日，工行湛江分行与华融广东省分公司签订《呆帐贷款债权转让协议》，将廉江支行对贸易总公司的债权（本金526.90万元，利息1510.86万元）转让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2007年6月28日，华融广东省分公司与广州大乘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广州大乘贸易发展有限公司。2010年4月16日，广州大乘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与林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林强。2013年6月21日，林强与吕辉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吕辉。2013年11月29日，吕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与林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于2014年1月20日作出（2013)湛廉法民二初字第687号民事判决，确认2013年6月21日吕辉与林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廉江支行原对贸易总公司享有的（1994)廉法经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项下债权自2013年6月21日起为吕辉所有。吕辉向贸易总公司主张权利后得知：贸易总公司于1995年7月31日与廉江支行达成和解协议，将坐落在湛江市开发区人民大道中××号13500平方米的土地及建筑物以总价值2600万元抵偿给廉江支行，廉江支行在2600万元中扣除1000万元给贸易总公司作搬迁厂房，解决职工生活问题及处理有关债务的费用。吕辉以廉江支行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处理。
吕辉庭后在一审法院作的调查笔录中称：只要求廉江行和工行湛江分行返还2005年5月31日拍卖以物抵债的标的成交价款715万元，放弃利息等要求。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吕辉和廉江支行、工行湛江分行双方的诉辩理由，本案的案由应为买卖合同纠纷，涉案的是不良债权的买卖。工行湛江分行在贸易总公司以物抵债清偿债务后，仍将该债权打包转让给华融广东省分公司，存在过错；导致华融广东省分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广州大乘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后广州大乘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林强，林强再转让给吕辉，造成吕辉的损失，应予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规定，工行湛江分行给吕辉造成的损失，可预见的损失是贸易总公司为以物抵债给廉江支行的位于湛江市开发区人民大道中××号13500平方米的土地及建筑物，该土地于2005年5月31日被工行湛江分行委托广东翔实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被湛江商会大厦以715万元竞得。因此，吕辉的损失应为拍卖成交价715万元及利息损失，吕辉在调查笔录中确认只要求廉江支行和工行湛江分行返还土地拍卖成交价款715万元，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予以准许。
吕辉请求廉江支行和工行湛江分行共同返还其损失715万元，但是将不良债权打包转让的是工行湛江分行，因此，吕辉的损失715万元应由工行湛江分行赔偿。吕辉请求廉江支行赔偿其损失于法无据，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中国工商银行湛江市分行于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吕辉损失715万元。如果中国工商银行湛江市分行不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吕辉对中国工商银行廉江市支行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4797元，由吕辉负担52947元，中国工商银行湛江市分行负担61850元。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由于金融不良债权“先受偿、后转让”引发的受偿人诉银行返还财产，故案由应定为不当得利纠纷。原审判决将本案案由定为买卖纠纷不当，应予纠正。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一、本案能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称《纪要》］；二、吕辉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法院能否受理本案。
关于本案能否适用《纪要》的问题。《纪要》第十二条规定：“《纪要》的内容和精神仅适用于在《纪要》发布之后尚在一审或二审阶段的涉及最初转让方为国有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形成的相关案件。”本案一审法院的受理时间为2016年1月18日，属《纪要》发布之后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符合前述《纪要》规定的适用条件。故吕辉认为本案不应适用《纪要》的主张，系对前述规定的误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吕辉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吕辉在申请确认其与林强之间债权转让合同效力一案中，在审理过程得知工行湛江分行的债权已受偿的事实，但该案的审理与本案存在关联，因此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且确认之诉一案法院于2014年1月20日作出判决，该判决何时生效，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2016年1月18日，吕辉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期间，故吕辉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工行湛江分行关于吕辉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限的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法院能否受理本案的问题。第一，工行湛江分行与华融广东分公司签订《呆帐货款债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00年7月25日，根据《纪要》第十二条“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至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的规定，本案所涉债权为政策性不良债权。第二，《纪要》第二条关于案件的受理规定：“案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银行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因此，资产管理公司就政策性不良债权转让协议起诉国有银行，无论条文本身发生争议，还是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同样，吕辉作为本案所涉政策性不良债权的受让人，基于从华融广东分公司受让不良债权而享有的权利不应大于华融广东分公司所享有的权利。在华融广东分公司起诉工行湛江分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前提下，作为受让人吕辉起诉工行湛江分行，人民法院亦不应予受理。第三，廉江支行与贸易总公司在法院的主持下，于1995年7月31日签订《和解执行协议书》，贸易总公司将其下属单位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丰源实业公司坐落在湛江市开发区人民在道中的52号13500平方米土地折价2600万元抵偿给廉江支行。1995年8月23日，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丰源实业公司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过户给工行湛江分行。至此，（1994)廉法经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债权债务己经消灭，即廉江支行的债权已受偿。本案所涉争议债权的转让，是“先清偿，后转让”，不符合《纪要》中因“转让在先、受偿在后”可以提起返还不当得利之诉的情形。综上，本案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
工行湛江分行拍卖土地取得价款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从实质公平的角度看，本案中吕辉向工行湛江分行主张返还不当得利亦欠缺相应的请求权基础，在实体权利不存在的情况下赋予其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不具有任何实际价值，人民法院不受理本案并不会造成对吕辉实体权利的侵害，不会导致违反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后果。廉江支行接受贸易总公司的清偿时，不良债权尚未转让，廉江支行基于债权人身份受领债务人的清偿，法律依据充分，不存在不当得利问题。债权获得清偿之后，工行湛江分行再将该债权转让给华融广东分公司，无疑存在可归咎性，但其从华融广东分公司获得转让对价（本案属政策性转让）也存在转让协议这一法律基础，在转让协议被撤销或解除之前，其受领的转让价金同样不构成不当得利。即使转让协议被撤销或解除，工行湛江分行负有财产返还义务，但有权主张返还的主体应是协议的相对人华融广东分公司，而非吕辉;工行湛江分行应返还的财产应是从华融广东分公司获得的转让价金，而非从贸易总公司获得的受清偿额。故吕辉的此项请求权是因合同约定而产生，性质上属于合同债权，并非不当得利返还债权，其主张该项给付而提起的诉讼相应的应为违约之诉，而非不当得利返还之诉:在请求给付的对象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吕辉依约只能向其前手主张给付，而无权直接向与其并无合同关系的工行湛江分行主张。因此，吕辉主张工行湛江分行转让不良债权未将土地一并转让应赔偿其经济损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吕辉与工行湛江分行、廉江支行既不存在合同关系，也不存在侵权关系，并非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适格原告。原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认定工行湛江分行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适用前提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而本案工行湛江分行与吕辉之间没有“订立合同过程中”这一事实，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吕辉对于其损失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向其合同相对人要求承担责任，另行诉讼解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不当，予以纠正。上诉人工行湛江分行上诉理据充分，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廉江市人民法院（2016)粤0881民初16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吕辉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14797元（吕辉已预交），由一审法院退还给吕辉；二审案件受理费114797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已预交），由本院退还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杜友裕
审判员 李建明
审判员 王 瑾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
书记员 陈 韵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案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银行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二)债权人向国家政策性关闭破产的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清偿债务的；（三)债权人向已列入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总体规划并拟实施关闭破产的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清偿债务的；（四）《纪要》发布前，受让人与国有企业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履行完毕，优先购买权人或国有企业债务人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诉讼的；（五)受让人自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债权后，以不良债权存在瑕疵为由起诉原国有银行的；（六）国有银行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享受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政策的国一有森工企业不良债权而引发受让人向森工企业主张债权的（具体详见《天然林资源保护区森工企业金融机构债务免除申请表》名录）；（七)在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中，国有企业债务人不能提供相应担保或者优先购买权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
《纪要》的内容和精神仅适用于在《纪要》发布之后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涉及最初转让方为国有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形成的相关案件。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起诉；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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