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商中刑二初字第00002号
公诉机关陕西省商洛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马晓东，男，196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案发前任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因涉嫌犯受贿罪，2015年2月14日被商洛市人民检察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经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5年3月31日被商洛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陕西省看守所。
辩护人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陕西省商洛市人民检察院以商检公诉刑诉字（2015）1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马晓东犯受贿罪，于2015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2015年10月13日本院就本案审判管辖问题层报最高人民法院请示，2015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5）刑他字第687号指定管辖决定书指定该案由本院审判。本院遂于2015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商洛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琴、代理检察员徐红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马晓东及其辩护人戴福、张世国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陕西省商洛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马晓东2001年5月至2012年1月任公安部信息通信局(2008年10月与原科技局合并为科技信息化局)总工程师，2012年1月至案发前任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自2008年12月起马晓东分管标准规范工作处、网络和信息安全处、无线通信管理处工作，具体职责为组织公安信息通信标准的拟定、修订、宣传和检查；组织实施重大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系统建设；拟定警用无线电通信系统技术规范；指导协调公安无线电通信系统建设和应用。
2008年8月4日，由公安部信息通信局牵头，组织国内部分有研发能力的MPT模拟集群系统及终端供应商，在深圳召开了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决定共同研究制定下一代警用数字集群标准(即PDT)，促进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发展，形成一个全国的PDT公安网。PDT由公安部信通局组织召开会议，发挥行政指导作用，对争议问题行使最终决策权。2010年11月26日PDT第十三次决策层会议宣布联盟正式成立，确定联盟名称为“PDT数字集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会议表决马晓东为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联盟依托单位为北京市朝阳区数字集群研究中心，业务上接受公安部、科技部、工信部的指导、监督与管理。2014年4月29日，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成立登记北京华通专业数字集群标准创新联盟，性质为社会团体法人。推动PDT研发、标准制定及应用工作由马晓东分工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被告人马晓东在任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总工程师、副局长及负责PDT联盟开展工作期间，先后收受四川维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崔某某、信大捷安公司总经理樊某某、北京维信通广电子有限公司实际投资人翟某某等10个公司企业法人及个人人民币637万元，美金2万元：
一、2008年年底的一天，四川维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崔某某为了感谢马晓东在“5·12”抗震救灾过程中对其公司的帮助和支持，送给马晓东5万元人民币，马晓东予以收受。
2009年年底的一天，崔某某为了感谢马晓东帮助四川维德通信技术公司从公安部催要“5·12”抗震救灾工程款及加入PDT联盟，并希望马晓东继续为其公司发展和产品销售提供帮助，送给马晓东30万元人民币，马晓东予以收受。
2013年1、2月份，崔某某为了利用马晓东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其公司发展和产品销售提供帮助，与马晓东商议由崔某某出资，二人以他人名义注册公司收购其他数据公司股份。崔某某先后分两次送给马晓东人民币共计400万元，马晓东收受后按崔某某安排以他人名义将该款转入指定账户，注册成立了成都颢坤科技有限公司。
2014年5月份的一天，崔某某为了让马晓东向重庆市公安局和四川省公安厅推荐其公司产品，送给马晓东100万元人民币，马晓东予以收受。
二、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某某为了让主管“警务通”业务的马晓东继续支持其公司的“警务通”安全措施业务，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送给马晓东20万元人民币，马晓东予以收受。
三、北京维信通广电子有限公司实际投资人翟某某为了和主管无线电通信业务的马晓东保持长久良好的关系，希望马晓东对其公司业务进行关照，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送给马晓东人民币5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
四、燕城监狱工作人员刘某某为了请马晓东帮忙为其调动工作，2011年中秋节前的一天，送给马晓东人民币10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
五、福建先创电子有限公司副总裁戴某某为了让马晓东帮其公司尽快加入到PDT联盟,2013年上半年的一天，送给马晓东2万元美金，马晓东予以收受。
六、2013年7月，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和中国通信学会无线电应用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在湖北省襄阳市联合召开通信研讨会。数字通信世界杂志社执行社长来某某为了感谢马晓东让其杂志社承办会议，并希望马晓东继续对其杂志社进行关照，会议期间委托蒋某某送给马晓东10万元人民币，马晓东予以收受。
2014年10月，中国国际安全防范产品博览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和中国通信学会无线电应用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又联合召开技术研讨会，PDT联盟和数字通信世界杂志社联合承办该会议。来某某为了感谢马晓东让其杂志社承办会议并在以后能承办更多的会议，送给马晓东人民币5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
七、2013年年底的一天，上海新虹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某希望主管警用通信的马晓东对其公司警用设备业务进行关照，并帮其公司加入到PDT联盟，送给马晓东人民币5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
2014年年底，袁某为了公司尽快加入到PDT联盟，并希望马晓东对其公司警用设备业务进行关照，送给马晓东人民币10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
八、2013年12月份的一天，深圳市中兴高达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某某为了使其公司加入到PDT联盟，送给马晓东人民币20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
九、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福建省视通光电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某某为了和主管通信的马晓东保持良好的关系，让马晓东关照其公司，送给马晓东人民币2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
十、2015年1月份的一天，成都欧冠信息技术公司董事长况某某为了感谢马晓东对其公司产品在南京市公安局进行测试并为公司发展提供帮助，送给马晓东15万元人民币，马晓东予以收受。
据上事实，商洛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马晓东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637万元、美金2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马晓东对其收受他人637万元人民币，2万美金的事实不持异议，但其提出：首先，公安部与PDT联盟之间是合作关系，公安部并不对PDT联盟进行领导，其个人是被聘用到PDT联盟里面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的，PDT联盟的内部事务由联盟章程规定。其次，起诉书指控其为企业销售产品提供帮助不正确，地方公安部门购买装备由公安机关装备部门及地方政府采购中心来购买，其在具体产品销售方面并没有影响力。故其收受崔某某500万元并不构成受贿，其收受况某某15万元是因为其将况某某公司研发的数据库介绍给了国家气象局和国家统计局，而且当时让况某某公司研发的数据库在南京市公安局进行测试是帮助南京市公安局解决实际困难，这并不是受贿。
辩护人提出，1、PDT联盟属民间社团法人，有其自己的联盟章程，公安部不对PDT联盟出资，也不派驻人员，公安部与PDT联盟是合作关系，公安部对PDT联盟并不具有任何的领导权与管理权，被告人马晓东是被PDT联盟聘用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的，并不是公安部委派的，其并不是代表公安部在PDT联盟中从事公务，企业加入PDT联盟也是按照PDT联盟章程的规定由会议表决，被告人马晓东在这一问题上并未利用其职务便利，故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马晓东收受崔某某30万元、戴某某2万美金、袁某15万元、王某某20万元帮助他们公司加入PDT联盟构成受贿不正确。2、被告人马晓东收受崔某某500万元不构成受贿。其中400万元是崔某某与马晓东合伙办公司，崔某某替马晓东出400万元是垫付的性质，崔某某所谋求的利益是合伙开公司后公司所获取的利润，其对马晓东并无具体的请托事项；虽然该400万元由马晓东收取，但之后又将该400万转回并由肖某某注册公司，注册公司时肖某某又将1000万注册资金变更为500万，马晓东并不知情，资金一直在崔某某会计肖某某手上流转，马晓东对该笔资金并未实际占有，不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起诉书指控马晓东收受崔某某100万元帮助崔某某向重庆市公安局、四川省公安厅推荐公司产品的事实也不构成受贿，因为国家机关采购设备有严格的程序，省级公安机关购买产品并非马晓东职务管辖范围，也不是马晓东能够决定的，马晓东并不构成受贿。3、马晓东收受刘某某10万元不构成受贿。因为马晓东利用其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请托人刘某某提供帮助，要构成受贿的前提条件是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而为刘某某调动工作并不属于不正当利益。4、马晓东收受翟某某5万元、陈某某2万元的事实中，并无具体的请托事项和谋取利益的具体事项，不构成受贿。5、马晓东收受况某某15万元是因为其将况某某公司研发的数据库介绍给了国家气象局和国家统计局，这并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不构成受贿。6、2015年2月11日公安部纪委和马晓东的谈话不是正式谈话，谈话后并未对马晓东采取调查措施，后马晓东主动写了交代材料并于2月13日交到纪委，具有主动投案性，构成自首。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马晓东2001年5月任公安部信息通信局总工程师，2008年10月公安部信息通信局与科技局合并为科技信息化局，马晓东继续担任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总工程师，2012年1月至案发前任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自2008年12月起被告人马晓东分管标准规范工作处、网络和信息安全处、无线通信管理处工作，具体职责为组织公安信息通信标准的拟定、修订、宣传和检查；组织实施重大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系统建设；拟定警用无线电通信系统技术规范；指导协调公安无线电通信系统建设和应用。
2008年8月4日，由公安部信息通信局牵头，组织国内部分有研发能力的MPT模拟集群系统及终端供应商，在深圳召开了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发展战略研讨会，成立“中国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改造咨询委员会（简称PDT，即PDT联盟的前身）”，决定共同研究制定下一代警用数字集群标准，促进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发展，形成一个全国的PDT公安网。PDT由公安部信通局组织召开会议，发挥行政指导作用，对争议问题行使最终决策权。2010年11月26日PDT第十三次决策层会议决定在原“中国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改造咨询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PDT数字集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简称“PDTA”)，会议表决马晓东总工为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从联盟成立开始，所有工作要转移到新的PDT联盟组织架构下运行。联盟依托单位为北京市朝阳区数字集群研究中心，业务上接受公安部、科技部、工信部的指导、监督与管理，2014年4月29日，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成立登记北京华通专业数字集群标准创新联盟，性质为社会团体法人。推动PDT研发、标准制定及应用工作由马晓东分工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被告人马晓东在先后任公安部信息通信局、科技信息化局总工程师、科技化信息局副局长及负责推动PDT研发、标准制定及应用工作开展期间，先后收受四川维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崔某某等公司企业法人及个人财物的具体事实如下：
一、在2008年“5·12”地震抗震救灾通信恢复工作中，四川省公安厅推荐了四川维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通信设备，被告人马晓东作为公安部抗震救灾指挥部通信方面的负责人予以默许，后四川省公安厅与四川维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从该公司采购了500余万元的通信设备，并在此后帮助该公司董事长崔某某催要了设备款。2008年年底的一天，四川维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崔某某为了感谢马晓东在“5·12”抗震救灾过程中对其公司的帮助和支持，在北京市东交民巷一宾馆内送给马晓东5万元人民币，马晓东予以收受。
直到2009年公安部还未将2008年抗震救灾时四川省公安厅采购四川维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通信设备款500余万元拨付到位，被告人马晓东就帮助崔某某向公安部装财局催要了设备款。同年，公安部决定建立公安无线通信数字集群系统标准，成立了中国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改造技术咨询委员会（简称PDT），崔某某知情后向被告人马晓东表示她们公司想加入，后被告人马晓东推荐并帮助崔某某的公司加入了中国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改造技术咨询委员会。2009年年底的一天，崔某某为了感谢马晓东帮助四川维德通信技术公司从公安部催要“5·12”抗震救灾设备款及帮助其公司加入PDT，并希望马晓东继续为其公司发展和产品销售提供帮助，在北京市东交民巷一宾馆内送给马晓东30万元人民币，马晓东予以收受，后2009年8月5日四川维德通信技术公司正式加入PDT。
2012年，崔某某为了和马晓东保持良好的关系，利用马晓东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其公司发展和产品销售提供帮助，与马晓东商议共同出资1000万元注册公司收购欧冠公司股份，崔某某占公司60%的股份，马晓东占公司40%的股份，其中马晓东应出资的400万元由崔某某提供。2013年2、3月份，崔某某先后分两次送给马晓东人民币共计400万元，马晓东收受后安排以季某的名义将该款转入指定账户，后崔某某安排肖某某注册成立了成都颢坤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蔡某某、季某分别代表崔某某和马晓东持股60%和40%。
2014年5月份的一天，崔某某和被告人马晓东在北京首都大酒店见面，崔某某请马晓东帮助其向其四川省公安厅、重庆市公安局推荐她们公司的PDT产品，被告人马晓东答应帮忙，饭后，在酒店正门的辅道上崔某某送给马晓东100万元人民币，被告人马晓东予以收受，并在此后向四川省公安厅、重庆市公安局肯定了崔某某公司的产品。
二、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某某为了让主管“警务通”业务的马晓东继续支持其公司的“警务通”安全业务，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在北京建国饭店门前的停车场送给马晓东20万元人民币，马晓东予以收受。
三、北京维信通广电子有限公司实际投资人翟某某为了和主管无线电通信业务的马晓东保持长久良好的关系，希望马晓东对其公司业务进行关照，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在其公司的办公室送给马晓东人民币5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
四、福建先创电子有限公司副总裁戴某某为了让马晓东帮其公司尽快加入到PDT联盟，2013年上半年的一天，在建外SOHO八马茶道茶庄三楼的包间里送给马晓东2万元美金，马晓东予以收受，后2013年10月28日福建先创电子有限公司正式加入PDT联盟。
五、2013年7月，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和中国通信学会无线电应用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在湖北省襄阳市联合召开通信研讨会。数字通信世界杂志社执行社长来某某为了感谢马晓东让其杂志社承办会议，并希望马晓东继续对其杂志社进行关照，会议期间委托蒋某某送给马晓东10万元人民币，马晓东予以收受。
2014年10月，中国国际安全防范产品博览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和中国通信学会无线电应用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又联合召开技术研讨会，PDT联盟和数字通信世界杂志社联合承办该会议。来某某为了感谢马晓东让其杂志社承办会议并在以后能承办更多的会议，在马晓东入住的客房内送给马晓东人民币5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
六、2013年年底的一天，上海新虹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某希望主管警用通信的马晓东对其公司警用设备业务进行关照，并帮其公司加入PDT联盟，在公安部马晓东的办公室送给马晓东人民币5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
2014年年底，袁某为了其公司尽快加入到PDT联盟，并希望马晓东对其公司警用设备业务进行关照，在公安部马晓东的办公室又送给马晓东人民币10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
七、2013年12月份的一天，深圳市中兴高达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某某为了使其公司加入PDT联盟，在北京华彬费尔大酒店送给马晓东人民币20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后2014年3月14日深圳市中兴高达技术有限公司正式加入PDT联盟。
八、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福建省视通光电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某某为了和主管通信的马晓东保持良好的关系，让马晓东关照其公司业务，在该公司北京办事处送给马晓东人民币2万元，马晓东予以收受。
九、2015年1月份的一天，成都欧冠信息技术公司董事长况某某为了感谢马晓东安排对其公司产品在南京市公安局进行测试并为其公司发展提供帮助，在北京首都大酒店送给马晓东15万元人民币，被告人马晓东予以收受。
综上，被告人马晓东利用职务便利，共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627万元，美金2万元。案发后，被告人马晓东能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并退还了全部赃款。
认定上述犯罪事实有经过开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第一组：证明马晓东身份、工作职责、PDT联盟与公安部及马晓东关系的证据
1、马晓东身份证、干部任免审批表、公安部任免通知（公任字【2002】57号、公任字【2012】1号）、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政治处出具的马晓东职责分工说明、公安部关于印发科技信息化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等证据证明，马晓东自2001年5月30日任公安部信息通信局总工程师，2012年1月11日任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并自2008年12月起分管标准规范工作处、网络和信息安全工作处、无线通信管理工作处，具有组织公安信息通信标准的拟定、修订、宣传和检查；组织实施重大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系统建设；拟定警用无线电通信系统技术规范；指导协调公安无线电通信系统建设和应用等工作职责。
2、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证明一份证实，2008年8月4日，由公安部信息通信局(2008年10月与原科技局合并为科技信息化局)牵头，组织国内部分有研发能力的MPT模拟集群系统及终端供应商，在深圳召开了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决定共同研究制定下一代警用数字集群标准(即PDT)。2011年10月，PDT联盟配合公安部制定并顺利通过了《警用数字集群(PDT)通信系统总体技术规范(试行)》，并争取到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警用数字集群(PDT与TD—SCDMA)通信系统设备研发与应用示范》项目。推动PDT研发、标准制定及应用工作是由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总工)副局长马晓东分工具体负责、组织实施的。
3、2008年8月4日“八零四会议纪要”至2014年PDT
理事成员第一次会议纪要共21次会议纪要、PDT数字集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章程等证据证明，PDT联盟的发起、成长经过。其中，“八零四会议纪要”证明，最初由公安部组织召开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尽快制定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技术标准。成立“中国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改造咨询委员会”（简称PDT，即PDT联盟的前身）来启动标准制定的前期工作，在委员会中形成决策、技术两个层面，决策层面由公安部信通局代表与各厂商主要负责人组成，公安部信通局发挥其行政指导作用，结合各厂商意见形成各项决议。如有其他厂商希望加入委员会，须有决策层的批准。讨论研究各专题组提出的专题方案具有争议的，须提交决策层决策，争论解决不了的，最终由公安部信通局来行使最终决策权。即该联盟最初(2008年8月4日)由公安部通信局组织召开会议，发挥行政指导作用，对争议问题行使最终决策权。PDT最初的含义是公安数字集群系统的英文简写。2010年11月26日PDT第十三次决策层会议纪要证明，在原“中国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改造咨询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PDT数字集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简称“PDTA”)，会议表决马晓东总工为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联盟依托单位为北京市朝阳区数字集群研究中心。会议决定从联盟成立开始，所有工作要转移到新的PDT联盟组织架构下运行。
4、北京市民政局京民社许准成字(2014)363号行政许可决定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北京华通专业数字集群标准创新联盟宣传册、PDT数字集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章程等证据证明，2014年4月29日北京华通专业数字集群标准创新联盟成立，联盟依托单位为北京市朝阳区数字集群研究中心,北京市朝阳区数字集群研究中心业务包括宣传推广PDT数字集群技术标准,PDT标准以公安警用需求为基础，同时兼顾其他行业的特点。联盟业务上接受公安部、科技部、工信部的指导、监督与管理。
5、公安部一所通信技术事业部蒋某某关于继续担任PDT
联盟理事长和法人的请示证明，警用数字集群PDT标准是在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的领导下，通过PDT联盟的形式制定完成的。为进一步加强PDT联盟的工作，申请正式注册成立“北京华通专业数字集群标准创新联盟”，申请蒋某某在正式注册的联盟中继续担任理事长和法人，并经公安部一所所长办公会同意。
6、公安部科信局无线处2009年7月17日《关于制定
公安无线数字集群新标准的可行性研究工作报告》(报马晓东)证明,为满足我国公安无线通信的数字化需求，科信局无线处召集国内部分有研发能力的厂商开展了公安无线数字集群新标准的可行性研究工作。争取公安部、科信局将PDT标准的研究制定列入公安部重点攻关计划项目等工作支持。科信局领导阅示后批示“公安无线数字集群新标准由无线处牵头，作为一个工作专项确立下来，引入企业联盟、专利池等工作机制，制定系统完备的工作方案，以部级重点研究项目立项。相关研究经费应以相关企业投入为主，组织管理和启动经费由我部投入”，刘副局长批示、谢局同意并要求鼓励支持厂商积极参与，被告人马晓东亦批示：“请无线处落实谢局、刘副局长批示，把事情办好。”
7、公安部科信局无线处2010年3月1日《关于公安无线数字集群新标准研究制定进展情况的报告》(报马晓东)证明,公安部科信局无线处开展警用无线数字集群系统新标准即PDT标准研究制定工作已有一年半时间，按照局领导指示，在标准研究制定工作中引入了“产业联盟”、“专利池”的工作机制。并建议启动PDT标准制定程序，组织成立联盟实体。
8、公安部科信局2010年4月30曰《关于制定公安无线数字集群新标准有关情况的报告》公科信报（2010）67号(报张某某副部长)证明,公安部科信局在制定公安无线数字集群新标准工作开展中组织召集公安部一所及相关公司进行专门的论证研究，引入“产业联盟”等工作机制。张某某副部长批示“这件事很重要，要着眼长远，认真研究，积极推进”。科信局局长谢某某批示“请马晓东继续抓紧推进此项工作。”
9、公安部科信局无线处2010年11月5日《关于公安无线数字集群新标准研究制定进展情况的报告》(报马晓东)证明,科信局无线处就公安无线数字集群新标准(PDT标准)协调有关部门申报国标，建议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方公安机关启动试点和实验。马晓东及其他局领导批示同意。
10、公安部关于印发《警用数字集群(PDT)通信系统总体技术规范(试行)》的通知(公科信(2011)122号)证明,为推动全国公安机关无线通信数字化建设，科信局制定了《警用数字集群(PDT)通信系统总体技术规范(试行)》，要求全国公安系统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11、证人蒋某某(PDT联盟理事长)证言证明，PDT联盟是数字集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简称，2008年8月，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牵头，组织国内部分有研发能力的MPT模拟集群系统及终端供应商，在深圳召开公安无线通信数字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决定共同研究制定下一代警用数字集群标准，这次会议是PDT联盟的筹备会。2010年11月成立专业数字集群(PDT)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简称“PDT联盟”。2010年11月，PDT第十三次会议，即PDT联盟成立会议，会议表决同意聘请马晓东为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PDT联盟实际上是公安部科技化信息局主导成立的，马晓东是公安部科技化信息局的领导，他是PDT联盟的实际决策人，所以PDT联盟召集会议得就马晓东的时间，还得请他主持。依据PDT数字集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章程第六条，PDT联盟在业务上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科技部和工信部的指导、监督与管理。PDT标准将以公安警用需求为基础，逐步扩展到其他行业。如果没有公安部门的主导，企业就没有参与的积极性，企业自己生产的产品和制定的标准很难被公安部所接受。PDT联盟是制定行业标准的，他做出的标准报公安部通信标准委员会审批后，形成公安行业标准。公安部通信标准委员会受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领导，马晓东既是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的领导，又是PDT联盟的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且依据章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专家委员会具有极大的权利。具体有指导联盟产业发展政策、标准、规范的制定，推荐联盟理事长人选，批准联盟理事长和秘书长人选等权利。PDT联盟受公安部监督，具体接受马晓东的领导。企业参加PDT联盟可以参与制定标准，也可以优先使用该标准生产产品、设备；如果企业没有加入联盟那就不能参与制定标准，也不能优先使用该标准，可以说在该行业没办法生存或生存空间有限。该联盟是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总工(副局长)马晓东一手创立的，马晓东是负责该行业的领导，也是这个行业的技术权威，对企业的产品是否合格、合乎标准具有发言权，企业加入联盟能为企业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这个行业所生产的产品用户以公安系统为主，无论是马晓东本人或者该联盟对企业产品的推荐均有权威性，企业加入该联盟有利于企业产品的生产、销售、维护。
PDT联盟是在公安部指导下成立，马晓东之前是公安部信通局的总工，后来担任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因为他是公务员身份，不能在PDT联盟担任法人、理事长、秘书长等职务，因此在2010年11月26日召开PDT联盟筹备会的时候就确定马晓东为PDT联盟的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后来虽然担任联盟的理事长，是联盟的法人，事实上，他只是个挂名的，马晓东在PDT联盟里面有很大的发言权，很多事情还得由马晓东拍板后才能决定，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共识。PDT联盟中的企业都是相互竞争的，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主要就是管技术的，PDT联盟也是在公安部主导下成立的，各企业没有人敢不听从马晓东的，所以PDT联盟的很多会议就是由马晓东召集并主持的，从这个上面也能看出来马晓东在PDT联盟里面的地位。企业加入联盟要先提交申请，联盟的秘书处对企业提交的申请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形式审查通过以后，必须要向马晓东汇报，马晓东同意后，将企业的申请在联盟大会上交常务理事会表决，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以后，才能正式加入联盟。马晓东如果不同意某个企业加入到PDT联盟里面，企业的申请肯定就不会提交到PDT联盟会议上讨论。另外，马晓东如果不同意那个企业加入到PDT联盟中，由于马晓东是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是PDT联盟的创建者，马晓东给联盟的常务理事打招呼不让申请的企业加入，那么常务理事肯定也不会给申请的企业投票，企业也肯定加入不到PDT联盟的。
12、证人李某(2007年至2009年主持无线处工作；2009年至2013年7月份，担任无线通信管理处处长)证言证明，PDT联盟从成立之初他就开始参与，他对PDT联盟成立的情况基本上是比较清楚的。在2008年8月4曰，马晓东当时是总工，他当时在公安部无线处担任副处长主持无线处工作，他记得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简称“八零四”会议，这次会议是公安部信通局发起的，马晓东是代表公安部信通局领导参加并主持的会议，他当时是代表公安部无线处参加的，当时会上提出来是要建立他们公安系统的一个新的标准。后来又多次召开会议，马晓东也都是代表公安部信通局领导参加，他也是代表公安部无线处参加，之后就正式取名为PDT联盟，到了后期，宋某某副处长调到无线处以后，宋某某就参加PDT联盟会议比较多了。PDT联盟正式成立专家委员会以后，专家委员会就有马晓东、宋某某、王某和他四个人。他们参会就是以专家委员会的身份参会，这主要因为是成立联盟以后，都正规化了，他们再以公安部科信局的身份参加PDT联盟的有些活动，在程序上、纪律上是不允许的，因此就给他们几个人安排到专家委员会里面。但是，其他参会的公司、厂家还都是认为他们是代表公安部的。作为他们来讲的，也是代表公安部来行使职权的，因为PDT就代表的警用数字集群标准，PDT标准的研发、制定也是为全国公安系统服务的，PDT联盟制定的标准规范，公安部科信局以行政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全国公安系统执行。这个标准也是PDT联盟一直使用的标准。公安部信通局(后来更名为科信局)组织、指导成立PDT联盟，参与PDT标准的编写，同时对PDT联盟起到监督的作用。PDT联盟虽然以社团的形式出现，但是如果没有公安部科信局组织、参与，PDT联盟也不可能成立起来。制定警用数字集群标准实际上是以PDT联盟的形式开展工作。《警用数字集群(PDT)通信系统总体技术规范(试行)》以文件的形式将该技术标准发布到全国。马晓东是以公安部科信局领导，代表科信局参与PDT联盟的工作，不是以个人的身份参与PDT联盟的工作。从马晓东的职责范围来说，马晓东是分管无线处的，而警用数字集群标准制定是无线处的主要工作之一，此项工作又是以PDT联盟的形式开展，从这个层面上来讲，马晓东是代表公安部科信局负责组织、指导PDT联盟这个事情。
13、证人宋某某(2008年8月起担任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无线通信处副处长)证言证明，2009年的时候，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他记得马晓东给他说让他参加警用数字集群标准的制定工作，马晓东当时是公安部科信局的总工，主管无线处，他是科信局无线处的副处长，马晓东让他参与这个标准的制定工作，因为马晓东是他的直接主管领导，而且制定无线标准工作也是无线处的主要工作之一，他就参与到PDT标准制定工作中，他是代表公安部科信局无线处参与到PDT制定工作中。在他参与到这个标准的制定以后，他才了解到这个是针对全国公安系统的一个全新的标准，后来无线处还给局里打过报告，请求科信局和公安部等有关部门的支持，科信局领导也做过批示，对他们制定的这个PDT标准很支持。制定PDT标准本身就是无线处的职责之一，制定该标准必须依托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因为科信局无线处了解公安系统的相关需求，但是科信局没有相关的专利和技术，而厂家可以提供专利和技术，所以他们和厂家必须相互依托才能完成新标准的制定工作。因此，他们给科信局曾经打过报告，建议以成立PDT联盟的形式来研发、制定PDT标准。成立PDT联盟之后，成立了专家委员会，他是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专家委员会共有四人，分别是马晓东、李某、王某和他。他们四个人就是代表公安机关参与到PDT联盟里面的工作。公安部科信局引导PDT联盟成立，没有公安部科信局，PDT联盟肯定成立不起来，另外，公安部科信局对PDT联盟也有指导的作用。PDT联盟制定的标准科信局通过一定的程序变成全国公安的通用标准，PDT研发的产品主要是公安系统使用，从这点说，PDT联盟也是为公安部服务的。他和马晓东参与PDT联盟工作是组织行为，绝对不会是个人行为，他们参与到PDT标准制定工作，科信局的领导都知道这个事情。虽然他们已经制定了一些标准，另外还有很多标准正在制定过程中，他们还必须依托PDT联盟来制定这些标准。
第二组：证明马晓东收受四川维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崔某某535万元的证据
（一）证明2008年年底收受5万元的证据
1、崔某某（四川维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证言证明，2008年四川5·12地震抢险救灾中，马晓东和公安部领导来四川进行抗震指挥，四川省公安厅通信处处长陈某甲对她公司产品给予充分认可，并将她介绍给马晓东。在这次抢险救灾中，公安部采购了她们公司500余万的产品，这中间有马晓东的推荐、帮助，她就想着给马晓东送些钱，表示一下谢意。2008年年底的一天，她到北京出差，她在北京东交民巷宾馆送给马晓东5万元现金。
2、马晓东关于解决四川5·12大地震重点灾区无线通信设备向公安部刘某甲副部长请示、公安部关于下达5·12四川地震重灾区350兆无线通信系统建设经费的通知、公安部装备财务局关于“5·12”四川地震重灾区350兆无线通信建设经费安排意见的请示、公安部关于商请支付“5·12”四川地震重灾区350兆无线通信建设经费的函、公安部装备财务局关于“5·12”四川地震重灾区350兆无线通信系统建设经费的票据、四川省公安厅“5·12”大地震重点灾区无线通信系统工程项目的合同书等证据证明，“5·12”四川地震重灾区350兆无线通信建设中四川维德公司参与灾后通信建设及公安部经费拨付的情况，可与马晓东供述、崔某某证言相印证。
3、被告人马晓东供述证明，2008年底，崔某某来北京给他打电话说她在北京出差，住在东交民巷一个宾馆，有个事情要找他说一下。于是他就开车来到崔某某住在东交民巷宾馆的房间，在闲聊的过程中崔某某将放在桌子上的一个纸袋子递给他说感谢他在四川抗震救灾过程中，对她们公司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给拿了一些土特产，希望他能收下。他推让了一下，就收下了。随后他就拿着这个纸袋子回到家，发现纸袋里面装了一些茶叶和牛肉干等四川的土特产，并且里面还装有5万元人民币，他就将这5万元人民币和家里的钱放在一起，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开支了。崔某某送给他这5万元人民币是为了感谢他在四川抗震救灾过程中对她们公司的帮助和支持，并且他是公安部信息化局主管通信的副局长，崔某某也为了和他搞好关系，以后对她们公司提供帮助和支持才给他送了这5万元人民币。
（二）证明2009年年底收受30万元的证据
1、崔某某证言证明，2008年四川地震抢险救灾中，公安部采购了她们公司500余万元的产品，但是公安部装财局一直没有给他们公司支付这笔工程款。后经马晓东和公安部装财局交涉，把这笔500余万元钱的工程款支付给了她们公司。2009年，她们公司加入了PDT联盟，成为PDT联盟常务理事成员，她们公司的主要业务是350兆无线集群通信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主要销售对象是公安、消防武警部门。马晓东是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同时也是PDT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马晓东是负责该行业的领导，也是这个行业的技术权威，对企业的产品是否合格、合乎标准具有发言权。为了感谢马晓东给她们公司催要500余万元钱的工程款，还有就是和马晓东搞好关系，支持她们公司的发展，她就想着给马晓东送些钱。2009年年底的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她来北京出差，在北京东交民巷宾馆把准备好的装有30万元现金的纸袋子递给了马晓东。马晓东表示会对她们公司帮忙关照的，推让了一番，马晓东就把这个装有30万元现金的纸袋子收下了。
2、证人王某甲证言证明，她记得四川汶川地震后，有关灾后重建的经费中有一笔涉及四川一家通信公司采购过数百万元钱的通信设备。在采购时她并不知道这事。在落实这笔资金预算时，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马晓东问过这事。公安部装备财务局先接到科技信息化局按照公安部正常的手续，给装财局报的文件。要求及时给这家通信公司支付设备款。马晓东督促支付款项时说，在四川抢险救灾时，向四川一家通信公司采购过几百万元钱的通信设备，采购这批设备是经过部领导同意的。装备财务局在履行无预算支出事项相关支出手续后，她们装财局就给这家四川的通信公司支付了这笔几百万元钱的设备款。
3、证人陈某甲证言证明，2008年，四川地震时，四川维德通信有限公司给七个县做了350兆无线通信系统，工程价款有500万元左右。当时马晓东是公安部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四川维德通信有限公司的通信设备满足了救灾的要求，也得到了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的总工马晓东的肯定。在这之后，马晓东也对四川维德通信有限公司的技术、产品肯定过，具体在什么场合下说的，他记不清了。
4、PDT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会议纪要证明，四川维德公司于2009年8月5日正式成为PDT成员，可与崔某某证言、马晓东供述相印证。
5、被告人马晓东供述证明，2009年底，崔某某给他打电话说她在北京出差，住在东交民巷一个宾馆，希望他能够过去找她商谈一些事情。随后他就开车来到崔某某在东交民巷崔某某的房间。崔某某给他谈了她们公司2009年的市场发展情况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在他临走的时候，崔某某递给他一个纸袋子对他说感谢对她们公司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公司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都离不开他的关照，希望以后他继续对公司提供帮助和支持。他就对崔某某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并表示会对她们公司提供帮助和支持，就收下了崔某某递给他的袋子。回到家发现里面装了30万元人民币。崔某某送钱是因为崔某某的公司主要业务是无线集群通信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销售对象主要是面向公安系统。他是公安部通信信息化主管无线通信的副局长，有一定的权限和资源、信息；同时他还是新的数字集群系统（PDT）联盟的创始人，有很大的话语权，崔某某是为了感谢他帮助她们公司加入了PDT；再就是崔某某希望和他搞好关系，在以后继续对她们公司提供帮助和支持，所以才给他送这30万元人民币。
（三）证明2013年1、2月份收受400万元的证据
1、崔某某证言证明，2011年年底，她们公司研发的数字PDT产品试产成功，产品推向市场。马晓东肯定了她们公司的实力。2012年，中央提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她就给马晓东说想和马晓东合伙成立一家文化类公司，取名为“四川朗韵文化公司”，公司由她出资1000万，马晓东在四川朗韵文化公司占60%的股份，马晓东表示同意。由于马晓东是公务员，就找了他的一个亲戚叫季某，并将季某的身份证给了她。她随后就安排员工用季某的身份证在成都一家银行开了个账户，从四川维德公司给季某账户上转了600万，作为马晓东以季某的名义在该朗韵文化公司持有60%股份的注册资金。她当时用李某甲的身份作为朗韵文化公司的持股人。马晓东得知她从四川维德公司直接给季某账户转账600万后，觉得这样不安全，马晓东就让她停止注册四川朗韵公司的注册事项，之前转到季某账户上的600万后来又转回到四川维德公司的账上了。2012年下半年的一天她给马晓东汇报工作时，马晓东给她说，他看好数字技术项目的发展前景，希望她投资成都的一家数据技术公司的股份，他和这家公司商谈过，只要1000万元钱，就可以买这家公司15%的股份。2012年年底的一天，在北京市国贸附近的一家茶楼，她和马晓东商量着要在成都成立一家公司，以这家公司的名义来收购成都这家数据技术公司15%的股份，股份的分配是她占60%（600万元钱）的股份，马晓东占40%（400万元钱）的股份。马晓东这40%（400万元钱）的股份的钱由她给马晓东。马晓东是公职人员，不方便出面，他找了一个叫季某的人来出面持有这40%的股份，并把季某的身份证交给了她。她找了蔡某某出面持有这60%的股份。后她安排肖某某来筹这400万元钱。2013年上半年的一天，她将第一笔200万元现金装进两个黑色拉杆箱，在首都大酒店附近的僻静处送给了马晓东。过了不长时间，她将筹好的第二笔200万元现金装进一个黑色拉杆箱在马晓东家的小区的地下车库送给了马晓东。后马晓东将这400万人民币转到了四川成都之前用季某的身份证开的账户上，她然后就安排肖某某负责注册成立了成都颢坤科技有限公司。给马晓东送400万元是因为马晓东是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同时也是PDT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马晓东是负责该行业的领导，也是这个行业的技术权威，对企业的产品是否合格、合乎标准具有发言权，对她们公司产品销售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当马晓东说希望她投资入股成都的这家数据技术公司时，她就想着给马晓东送400万元钱，让马晓东占40%的股份，这样的话，等公司股份收购成功，利用马晓东的地位和影响力，她们的产品才能更好的销售。
2、证人刘某乙证言证明，崔某某让他给马晓东送过水果，还给马晓东的车上搬过箱子，但他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在2012年下半年的一天，马晓东从其帕萨特车里给过他两个空的箱子，箱子是黑色的，马晓东说这两个箱子是崔某某的，他就收下了，后来他把箱子交给了崔某某。该证言与马晓东供述、崔某某证言用黑色箱子送钱的事实可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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