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h2﹥（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721号﹤／h2﹥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福田区人民医院，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25号。
法定代表人：庄俊汉。
委托代理人：范秀玲，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汤大为，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宗英南，男，1967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代理人：王纯建，广东巨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住所地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耿仁文。
委托代理人：符忠、周辉，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福田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福田医院）因与被上诉人宗英南、原审被告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以下简称南方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1）穗云法民一初字第19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宗英南在原审诉称：2008年6月11日11时，原告因“左下肢病、左下肢水肿两天、加重三天”到福田医院门诊就诊，诊断为：1、风湿性关节炎；2、左下肢静脉血栓。原告经门诊治疗后回家。2008年6月12日早晨，原告突发腹部剧痛，于当日下午1时再次到福田医院治疗，门诊诊断为：1、腹痛查因：肠系膜血管病变？2、双下肢浮肿查因。经门诊医生检查后，原告被收入住院。原告入院后仍腹部剧痛不止，医生给原告做了各种辅助检查，一直没有查出病因。直到2008年6月13日，经cta检查后才确定原告疾病为肠系膜上动脉血栓形成，髂内动肠血脉形成。此时，福田医院以不具备治疗条件为由要求原告转到上级医院治疗。2008年6月13日晚上9点多，原告被转到南方医院。2008年6月14日0时50分，南方医院为原告进行了剖腹探查术，术中切除了小肠120cm。但由于仍有部份坏死小肠未切除，术后出现肠瘘、感染等症状，南方医院又为原告做了第二次手术，切除了原告绝大部份小肠，只剩下十几厘米。后原告先后到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治疗，花费医疗费一百多万元。由于小肠大部份被切除，没有吸收功能，原告至今只能靠输液维生。原告认为，福田医院延误了原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南方医院在第一次手术时判断失误，导致第二次手术切除了绝大部份小肠。二被告的医疗行为有重大过错，给原告的身心造成重大损害。现原告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医疗费28万元、护理费6万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万元、残疾赔偿金814837.60元、精神抚慰金10万元、交通费5000元、营养费1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被告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在原审辩称：（一）对于患者原告，我院诊断明确，医疗措施规范，无医疗过失、过错行为。1.入院原告经相应检查，急诊手术治疗符合诊疗原则。原告因“双下肢疼痛4天，伴突发腹痛38小时”于2008年6月13日入院。原告入院后，经完善检查、积极术前准备，于2008年6月14日约零时50分急诊剖腹探查，术中发现小肠距屈氏韧带40cm以远约100cm小肠绞窄坏死，远端小肠呈暗红色，仍可见肠蠕动，系膜缘小血管尚有微弱搏动，结肠均苍白，弹性可，刺激有肠蠕动。手术行肠系膜上动脉切开取栓术＋腹主动脉、双侧股动脉切开取栓术＋小肠部分切除术，切除小肠长约120cm。术后给予抗凝、抗感染、营养支持、扩肝等治疗。2008年6月22日，原告出现肠瘘并发症，针对肠瘘给予持续引流，继续抗凝、抗感染、营养支持等疗后，原告生命体征平稳，无明显发热、腹涨等不适，于7月18日转普外科进一步治疗，7月23日瘘管造影：右下腹外侧皮下见一约4×5cm不规则造影剂充盈，经腹腔管注入造影剂，右下腹见一8×10cm的类圆形造影剂充盈，并可见造影剂经瘘口进入小肠内。继续给予腹腔引流、抗感染、营养支持及对症治疗，原告病情稳定，腹腔引流量约150－300毫升／天，于2008年9月1日出院，转南京军区总院治疗，主要诊断“肠瘘，动脉取栓术后，坏死小肠切除术后远端肠梗阻”。原告于2008年9月18日二次入院，2009年3月24日，针对肠瘘手术治疗，术中发现腹壁与大网膜包括小肠、升结肠粘连粘连包裹，分离约25厘米空肠与横结肠端侧吻合，术后患者恢复可，大便量维持在7－10次／天，右下腹造瘘口每日少量约3毫升分泌物，肝肾功能无异常，于2009年4月30出院，诊断“肠瘘术后，短肠综合症，动脉取栓、小肠部分切除术后”，嘱出院后肠内外营养支持，定期复查，伤口换药等。动脉血栓如处理不及时，会导致由出现血栓的动脉供血的组织器官发生缺血坏死的病理改变。原告来我院诊断明确后，即急诊手术，取除动脉血栓，使相应的组织器官供血得以恢复，但肠系膜上动脉供血的部分小肠因缺血而绞窄坏死，必须手术切除，其余肠管，术中根据动脉搏动、血管弹性尚可、切缘有活动性出血等，判断肠管存在生机，予以保留，行坏死肠段切除肠吻合手术。术后8天治疗过程中原告出现肠瘘并发症，经相应治疗处理后，于2009年3月24日二期手术，行空肠横结肠端侧吻合术，术后原告右下腹瘘口少许分泌物，余情况可，有短肠综合征象，经与家属充分沟通后，原告出院，进一步肠内外营养支持、调理治疗。原告腹主动脉多个大分支血管血栓形成，病变范围广，造成肠系膜上动脉供血部分小肠坏死，急诊手术取栓指征明确，但术后微血栓再发、脏器恢复血供后再灌注损伤等因素，相应易导致供血组织愈合不良，包括术后肠瘘并发症出现几率明显增加，现有医学技术条件难以避免。我院诊断明确后，急诊行病变累及的血管切开取栓并切除已缺血坏死的器官组织，保留尚有生机的肠管，否则切除全部小肠，则术后必然出现短肠综合症。整个医疗过程诊疗、护理程序规范，措施及时，符合临床诊疗原则。2.二期手术治疗的选择正确。原告肠瘘并发症经引流、抗感染、营养支持等治疗，病情稳定，腹腔感染基本控制，考虑无自行闭合可能，且高位肠瘘，严重影响原告正常生理状态。向原告及家属说明告知病情，原告及家属要求下，行二期手术治疗，术中因腹壁与大网膜及肠管粘连包裹，远端肠道梗阻，强行分离势必损伤肠道，根据术中发现，行空肠横结肠端侧吻合术，术后肠瘘基本改善。但原告因消化道改道，进食通过小段空肠直接进入横结肠，不可避免出现短肠表现，须肠内外营养支持、肠道调理治疗。按原告病情，我院选择治疗方案恰当，已尽到医疗单位应尽的诊疗义务。（二）原告预后不良在于自身基础疾病因素，术后出现手术合并症，与我院诊疗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原告因腹主动脉大分枝血管血栓形成入院治疗，本身病情危急，血栓使供血组织器官处于缺血状态，组织轻则充血水肿，重则变性坏死，原告肠系膜上动脉血栓，使其供血的小肠及升结肠明显缺血，虽经取栓，仍有部分上段空肠坏死，予以切除，其余小肠血运尚可，术中保留。术后原告出现肠瘘并发症，属于肠道手术最常见并发症之一。就原告整个治疗经过看，剩余小肠未坏死改变，否则原告因严重腹腔感染，脓毒血症，无法生存。而且二次手术中，发现远端小肠粘连包裹，采取消化道改道手术，未切除肠管。尽管我院采用了各种治疗手段，因合并症出现，被迫消化道改道，有短肠综合表现，一定程度影响生存质量，但原告的预后尚可。根据原告的病程发展及相应的检查结果，治疗结果的原因在于原告本身的病变状况及病情进展，与我院的诊疗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综上，我院诊疗规范、措施得当，无医疗过失。原告预后差确在于自身病变的存在、进展以及术后合并症的出现，与手术选择、药物使用无因果关系。恳请审理法院驳回原告诉求。
上诉人深圳市福田区人民医院在原审辩称：（一）我院对原告的诊疗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医学诊疗常规，并无不当之处。1.2008年6月12日下午1时，原告“因突发腹痛1个小时”以腹痛查因入住我院消化内科。入院后，我院立即按急腹症对原告了进行心电图、心肌酶谱、淀粉酶、胸部正侧片、腹部立卧位片、全腹部核磁共振和腹部及下肢血管彩超等检查。为了提高检查速度，尽快明确诊断，我院专程派内科住院总医师杨美兰医师一路陪护原告到各功能检查科室检查，有关功能检查科室均给予原告绿色通道，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各项检查并及时出具检查报告。同时，给予低分子肝素、阿斯匹林、氯吡格雷等抗凝及加强抗菌、水电营养支持等治疗。2.为了尽快查明原告病因、制定治疗方案、明确是否需要转院诊治，我院立即组织了消化内科科室内危重病历讨论，会诊意见：不能排除肠系膜血管血栓。遂由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徐平如专程陪护进行腹部动脉血管造影检查（cta检查）。与此同时，我院还紧急组织了胃肠外科、内分泌、血液、心血管内科等全院多科室危重病历会诊。会诊意见为患者系“肠系膜上动脉栓塞，髂内动脉血栓形成”。鉴于我院无血管外科，建议患者尽快转广州市上级医院治疗。我院将上述情况详细告知原告，并征询原告家属意见，原告家属考虑后坚持要求在深圳市医院接受治疗。之后，消化内科李俊达主任紧急上报院领导，由医务科紧急联系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北大深圳医院，聘请院外专家进行会诊。13日下午2时30分，深圳市第二医院派陈小岚主任前来会诊。会诊意见：需立即外科手术治疗。鉴于深圳市的医院均没有血管外科，不能进行血管内取血栓手术，只能切除坏死肠段，手术效果不理想，建议转广州市上级医院治疗。我院再次征求原告家属意见后，原告最终才决定转到南方医院进行治疗。3.我院立即协助原告与南方医院联系。同时，ct室梁立华主任加急把原告的cta检查资料进行图片重建，并打印出照片交原告家属。原告在2008年6月13日大约下午17时出院，我院派救护车和两名医师一路护送到南方医院。原告到达南方医院时，该院血管外科病区的医务人员已提早在急诊科等侯。（二）原告就同一事由曾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委托深圳市医学会依法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原告并未提出异议，故该鉴定结论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2009年7月，原告就相同事由曾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案号2009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322号）。诉讼中，法院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委托深圳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鉴定结论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原告对此并无异议，也未提出重新鉴定申请。2011年3月，原告向法院申请撤诉，法院裁定准许。（三）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且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告在我院住院期间，我院对原告疾病诊断明确，抢救治疗及时、医疗行为符合医学诊疗常规。相反，鉴于原告入院时病情紧急危重，我院在给原告进行检查、会诊等医疗措施时，均一路给予绿色通道，专人陪护，不存在延误诊断和治疗情形。原告目前的“短肠综合征”与我院的医疗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故我院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6月11日11时10分，原告因左下肢痛、右下肢水肿两周至福田医院骨科门诊治疗，该院的初步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左下肢静脉血栓。2008年6月12日8时10分，原告至福田医院进行了复诊。2008年6月12日12时10分，原告因突发腹痛1小时至福田医院消化内科住院治疗，该院的初步诊断为：1.腹痛查因：肠系膜血管病变？2.主动脉夹层动脉瘤2008年6月13日，福田医院对原告的最后诊断为：1.肠系膜上动脉及右髂内动脉栓塞；2.腹主动脉远端及双侧髂总动脉血栓形成；3.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因福田医院无血管外科，故该院建议原告转上级医院诊治。另原告上述住院期间为1日。
2008年6月13日22时，原告转院至南方医院住院治疗。南方医院对原告入院的诊断为：肠系膜上动脉髂内动脉血栓形成。2008年6月14日，南方医院对原告施行了剖腹探查术，及行肠系膜上动脉取栓术、髂动脉取栓术、双侧股浅动脉取栓术、小肠部分（约120cm）切除术等。2008年6月22日，原告出现肠瘘。2008年9月1日，原告出院。南方医院对原告的出院诊断为：1.肠瘘（高位高流量瘘）；2.肠系膜上动脉、腹主动脉、双侧股动脉切开取栓术后；3.坏死小肠切除术后远端肠管梗阻。南方医院对原告出院的医嘱为：转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后继续治疗。另原告上述住院期间为80日。
2008年9月1日，原告至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对原告采取了上消化道碘水造影检查，并综合检查的结果，考虑原告目前残余小肠仅近端约10cm、远端约5cm有功能，中间小肠可能已纤维化、疤痕，形成脓肿一部分，建议原告行手术治疗，清除腹腔脓肿及无生机肠管，但原告家属拒绝手术治疗，并要求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2008年9月18日，原告出院，其出院诊断为：1.肠瘘；2．短肠综合症；3．腹腔脓肿；4.小肠部分切除术后；5.肠系膜上动脉、腹上动脉、双侧股动脉切开取栓术后。另原告上述住院期间为17日。
2008年9月18日，原告返回至南方医院住院治疗。在住院期间，南方医院给予原告抗感染、制酸、生长抑素、营养支持等治疗，并于2009年3月24日行剖腹探查、肠粘连松解，空肠－横结肠端侧吻合术等。2009年4月30日，原告出院。南方医院对原告出院的诊断为：1.肠瘘；2.短肠综合症；3.腹腔脓肿；4.小肠部分切除术后；5.肠系膜上动脉、腹主动脉、双侧股动脉切开取栓术后。南方医院对原告出院的医嘱为：1.当地医院继续营养支持治疗；2.肠外营养支持，调整适量肠内营养，保持大便在7次／日以下，量控制在1000ml以下；3.监测水电解质、酸碱平衡，定期复查肝肾功能，保持小便在500ml以上；4.右下腹部脓腔通畅引流、切口换药治疗；5.不适随诊。另原告上述住院期间为224日。
2009年7月6日，原告再次至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给予原告肠外营养支持联合肠内营养治疗，给予复方苯乙哌啶控制腹泻，奥美拉唑抑制胃酸，连续3天定氮试验提示正氮，给予益肠素、生长激素注射剂（雪来诺）行康复治疗。2009年8月10日，原告出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对原告出院的诊断为：1.短肠综合症；2.营养不良；3.小肠部分切除术后；4.肠系膜上动脉、腹主动脉、双侧股动脉切开取栓术后。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对原告出院的医嘱为：1.继续肠外联合肠内营养支持治疗；2.生长激素注射剂（雪来诺）；3.定期监测血常规、血生化；4.生长激素应用3周后测定氮；5.不适随诊。另原告上述住院期间为35日。
另查：2009年，原告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判令福田医院赔偿损失。2009年9月10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委托深圳市医学会对福田医院诊治原告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鉴定。2010年4月29日，深圳市医学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为福田医院诊治原告的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但福田医院在诊疗过程存在以下不足：1.医方在考虑患者为急性肠系膜血管病变的可能性时，虽然已做了腹部血管彩超检查，未能确诊，须进行cta检查，当时“机器出现故障”，未明确告知患方该项检查的必要性，也未安排患者到有相应设备的其他医院进行检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疾病的确诊。2.医方在患者的腹痛病因尚未确诊的情况下，分别于2008年6月12日14时0分、16时30分、6月13日1时30分、3时0分多次给患者使用杜冷丁、吗啡等镇痛剂，不利于病情的观察。3.医方2008年6月13日7时病程记录记载患者“腹稍膨隆，腹肌紧张，全腹压痛，反跳痛（＋），肠鸣音减弱”，医方未能及时再次请院内的外科会诊，以排除有无外科急症的手术指征。4.医方的病历书写存在缺陷，无外院专家的具体会诊时间及2008年6月13日病程记录的具体时间，不利于对患者病情变化过程的分析。2010年8月13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出具鉴定委托书，拟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福田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进行鉴定。2011年3月18日，原告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当日作出（2009）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322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
2013年7月3日，原告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进行鉴定。2013年7月11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作出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原告因突发腹痛1小时就诊于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诊断为肠系膜上动脉及右髂内动脉栓塞，腹主动脉远端及双侧髂总动脉血栓形成，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在南方医院先后行剖腹探查、肠系膜上动脉切开取栓术＋腹主动脉、双侧股动脉切开取栓术＋小肠部分切除术和剖腹探查、肠粘连松解、空肠－横结肠端侧吻合术，术后抗感染、三升袋肠外营养等治疗，现临床体征稳定。目前遗有消化吸收功能严重障碍，全身皮肤黏膜黄染，全身消瘦，营养不良性水肿、腹水，右锁骨上留置输液管。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l8667－2002）标准，参照4.1.6.a款规定，评定其损伤为壹级伤残。
诉讼中，原告向原审法院申请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二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二被告的医疗行为与原告的损害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南方医院申请原审法院委托广州市医学会对其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存在过失过错鉴定，以及医疗行为与原告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根据原告的申请，原审法院委托了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拟对南方医院诊治原告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该院的过错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进行鉴定。后原告以无力交纳鉴定费为由，撤回了上述鉴定的申请。
再查：原告主张的损失如下：（一）医疗费28万元。上述费用，原告称因大部分医疗费已报销，故无法提供诉请的医疗费票据。（二）护理费6万元。上述费用，原告是主张按照每日50元的标准计算自2008年6月13日至2014年5月16日期间得出。（三）住院伙食补助费6万元。上述费用，原告是主张按照每日50元的标准计算自2008年6月13日至2014年5月16日期间得出。对此，原告仅提供了其在2008年6月12日至2009年4月30日期间住院的病历及在2009年7月6日至2009年8月10日期间住院的病历。经计算，原告在2008年6月12日至2009年4月30日期间住院及在2009年7月6日至2009年8月10日期间住院的天数合计357日。（四）残疾赔偿金814837.60元。上述费用，原告是按照2013年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741.88元计算20年得出。（五）精神抚慰金10万元。（六）交通费5000元。上述费用，原告是酌情主张到广州市、南京就诊产生的交通费损失。（七）营养费1万元。
以上事实，有病历资料、鉴定委托书、司法鉴定申请书、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民事裁定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现原告因腹痛在2008年6月12日至6月13日期间在福田医院诊治的过程中，根据深圳市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证实，福田医院在诊疗过程存在4项不足之处。上述4项的不足之处，根据深圳市医学会的分析论证，实质上反映了该院未能提供正常的医疗服务水准，造成了一定程度上不能及时地对原告病症进行确诊及治疗的后果。因此，福田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失，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同时，原告在治疗过程中被切除部分小肠及出现肠瘘、短肠综合症等损害后果，虽然不是在福田医院治疗的过程中产生，但是，福田医院上述的医疗过失行为实质上是增加了损害后果发生的客观可能性，即可能造成肠系膜上动脉栓塞及小肠坏死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故福田医院的医疗过失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因此，福田医院应当依法对原告的损害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原告的原发病的病患特点、病情的危重程度、疾病本身转归过程中的合并症特点及福田医院存在的医疗过失行为对造成原告预后不良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及参与度等考虑，其应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为宜。
原告主张的损失，原审法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28万元。因原告没有提供相应的医疗费票据证实，故原审法院对该项损失不予确认。2.护理费6万元。因原告的伤残程度为一级伤残，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故其主张该项损失合情合理，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经计算，自2008年6月13日至2014年5月16日期间的护理费按照每日50元的标准计算，已超出原告主张的金额，故原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金额予以确认。3.住院伙食补助费6万元。因原告提供的病历仅证实其住院357日的事实，故原审法院只对原告在该期间产生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予以确认。经计算，原告的该项损失应为17850元（50元×357日）。4.残疾赔偿金814837.60元。因原告提供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其伤残程度为一级伤残，故原告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5.交通费5000元。因原告没有提供相应的交通费票据证实，故原审法院酌情认定该项损失为1000元。6.营养费1万元。因原告的伤残程度为一级，确有加强营养的必要性，且其主张的金额属合理范围内，故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告上述被认定的损失合计903687.60元，由福田医院负责赔偿30％的损失，即271106.28元。同时，原告因伤残导致精神上的损害，原审法院结合其伤残的程度及其自身疾病产生的后果，酌情认定为3万元，并由福田医院负责赔偿。福田医院共计应赔偿原告301106.28元。
原告主张南方医院的诊疗行为存有重大过错，因其撤回了对南方医院的诊疗行为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故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南方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原审法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确认，并驳回其诉请南方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
原告申请原审法院对福田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司法鉴定，因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在（2009）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322号案中，已委托深圳市医学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对福田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失进行了鉴定，原告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对上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提出了异议，且自行撤回了该案的起诉，故原告在本案中就同一事实再次申请鉴定依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南方医院申请原审法院委托广州市医学会对其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鉴定，因医方的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并非是确定其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故原审法院对南方医院的申请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宗英南301106.28元；二、驳回宗英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149元，由原告负担5530元，福田医院负担1619元。
判后，上诉人不服，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一）在缺乏直接认定上诉人“存在医疗过错”的医疗损害鉴定文书情况下，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30%的责任，证据不足。原审事实认定完全是主审法官的个人主观臆断，也是对深圳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断章取义。理由如下：1、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需引入医疗损害鉴定，以帮助法官解决医疗专业技术方面的专业判断问题。2、本案诉讼中，被上诉人宗英南向原审法院提出了对上诉人及南方医院的医疗行为进行司法过错鉴定的申请，而后又以无力交纳鉴定费为由而撤回了申请，被上诉人需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对两被告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责任认定。我方认为原审法院该事实认定有悖于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和司法鉴定申请，与本案案由“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不符，混淆了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不同作用，也与原审法院2013年给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委托函内容相矛盾，明显偏颇一方，有失公允。（二）原审判决援引了深圳市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中“4项不足之处”部分内容，完全是断章取义，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医疗事故和医疗侵权责任属于两个不同法律关系，两者在概念界定、法律适用、鉴定途径和赔偿责任等多个方面均有所不同，前者适用《医疗事故条例》，后者所依据的是《侵权责任法》。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医疗损害鉴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条最后一款规定：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应当载明对医疗损害鉴定结论的审查情况、审查结论，并说明理由。基于本案案由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深圳市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不适用本案，更不能据此作出上诉人医疗过错行为、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的判断，该鉴定中专家组也说明患者目前的短肠综合征与医方的医疗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故上诉人对患者所遭受损害无任何过错。
二、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过错责任。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诊疗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医学诊疗常规及规范要求，不存在延误诊断和治疗情形。（一）被上诉人所患“肠系膜动脉栓塞”疾病，发病急、发展快、死亡率高，被上诉人本次病程经过，完全符合上述特点。（二）上诉人入院不到24小时即被明确诊断，并为其开辟了绿色通道，倾全院之力进行救治，尽到了与上诉人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三）对于深圳市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中“4项不足之处”，在一审期间上诉人已分别作出了说明，被上诉人目前的损害后果与上诉人的诊疗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四）被上诉人目前的损害情况并非是在上诉人处就医时产生的，被上诉人经上诉人多次建议后转院至南方医院，上诉人已尽到了转诊义务，且被上诉人转院过程中未发生任何损害，因此，上诉人不应作为损害后果的赔偿主体。（五）被上诉人在我方住院期间，我方曾多次告知其转院治疗，但其拒绝，这是不配合治疗的行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
被上诉人服从原判，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南方医院同意原审判决。
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深圳市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可否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问题。首先，深圳市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委托程序、鉴定人资质合法、合规，上诉人无据证实该鉴定报告内容有违客观事实，故该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认定有关事实及本案判决的依据。其次，涉案医疗损害行为发生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前，上诉人根据该法主张本案必须进行司法过错鉴定才能认定上诉人责任，无相应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一审法院根据深圳市医学会出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所指出的上诉人医疗行为所存在的过失和不足而认定上诉人责任是否属于断章取义问题。首先，对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虽多数需引入专业机构对某些医疗专业技术问题进行鉴定，以便法院查清事实，为法官对有关问题的判断提供参考，但专业机构的鉴定意见并非法官最终判决的唯一依据，鉴定结论也不能等同于判决结果。其次，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责任的认定，不仅参考了上述鉴定书的内容和意见，同时还考虑了案件的实际情况、被上诉人原发病的病患特点、病情的危重程度、疾病本身转归过程中的合并症特点及上诉人存在的医疗过失行为对造成被上诉人预后不良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和参与度等一系列相关因素，是法官依法作出的综合判断和裁量。上诉人认为该判断只是对鉴定意见的断章取义，没有考虑鉴定意见的其它方面，与事实不符。
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不配合诊疗问题。上诉人称在其多次建议被上诉人转院治疗而患方均予以拒绝，故其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对此，被上诉人予以否认，在一审期间称上诉人在没有治疗能力情况下却一直留患者在该院治疗，没有及时转院，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并认为上诉人前述主张所依据的病程记录仅是其单方制作，没有被上诉人方签名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针对患方所作出的重要告知理应由患方人员签字确认，而非只作单方记载，上诉人主张其已尽充分告知、建议义务，而被上诉人不予配合，证据尚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上诉提及的其它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19元，由上诉人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谷丰民
代理审判员 康玉衡
代理审判员 李 婷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石俊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