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20民终1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名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成都名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办事处文景街名景花园*栋*层***号。
法定代表人：唐嗣军，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娜，四川信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省乐至县宏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乐至县天池镇东街***号。
法定代表人：ＸＸ军，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新才，四川高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省乐至县宏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名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名景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17)川2022民初第18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名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娜，被上诉人宏扬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新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名景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2017)川2022民初1889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错误。1、上诉人不具备土地使用权出让的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双方2006年4月6日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书中涉及的土地属于国有土地；2、土地使用权出让有严格的流转程序。《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四条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该条例具体规定了招标、拍卖、挂牌的具体程序。而本案中被上诉人与一个不具备土地使用权出让资格的上诉人直接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既违背主体资格规定又违背土地出让程序规定；3、被上诉人实际上通过合法竞买的方式是与乐至县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土地使用权买卖合同，其实际支付的土地阶款也正是该合法土地使用权买卖合同所确定的土地价款，作为购买人向出让人支付合同约定的价款既合法又合理；4、若允许被上诉人竞买的土地价款超过18万的差价任由第三方承担，必然引发商业道德风险，即上诉人无论出多高的价格都会购买涉案地块，这明显对于其他竞买人而言是不公平竞争，损害了其他竟买人利益，也会无限加大上诉人的经济损失；5、被上诉人欲购买土地从事商业开发，本身应当是通过合法的土地出让方招拍挂的方式进行，无需通过土地整理方。但双方却默契地签订这样的协议，实际上是在以“合法形式”掩盖双方串通的真实目的，那就是上诉人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土地交易的时间及竞得土地的环境状况。被上诉人可以提前知晓并作好资金等方面准备，其他竟买人无这方面的信息优势。这典型的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款合同无效的情形。二、一审法院认定一审原告退还超缴土地款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从2007年12月24日计算正确，但认定原告退款的880万元含有478.718万元超缴的土地款的明显错误。1、双方签订的两份协议书的时间分别为2006年4月6日，2007年8月22日。2008年8月12日、9月26日、10月30日通过委托支付的方式向被上诉人退款300万、180万、400万元，共计880万元，即双方以实际行为表明协议不再履行。根据知识经验、情理、商业惯例，作为企业、作为商人怎么可能连本金都没有退的情况下，还先支付有争议的、不再履行的“超缴土地款”呢？2、收款收据上明确载明的是“退”14号土地款。根据汉语的基本意思，只有在收了的情况下，才存在“退”，上诉人只收过被上诉人土地控地款。若是超缴的土地款，应该载明的是“交”而不是“退”。三、一审法院认定“退还控地款300万的请求本已超过诉讼时效”正确，但又认定”原告方相关人员2014年12月通过短信催收，被告方未作否认表示导致被告方诉讼时效抗辩权丧失”错误。l、2007年8月22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对地块的使用定在2010年6月30日前，如因政府原因导致被上诉人不能取得上述宗地，则上诉人同意仍按18万／亩单价在相应地块另行安排土地转让给被上诉人，或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退还已收的控地款。被上诉人实际未取得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即从2010年6月30日前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按当时实施的《民法通则》的规定，两年诉讼时效的届满时间为2012年6月30日；2、一审认定唐波代表公司退款一事没有提出异议，就认为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权。实际上，除了主体资格、真实性需要核实以外，一审法院认定忽视了退款金额是针对20万控地款，而非超缴土地款；3、正如上所述，只有收取的控地款才存在退还的问题，对于超缴土地款就不叫“退”，而是叫“补”或“交”；4、在社会生活中，拒绝履行的方式多种多样，作为熟悉的企业家之间拒绝不一定非要采取非常直接的方式。声称没有资金这也是一种拒绝方式。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两份协议无效，被上诉人既无权依照2006年4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主张超缴土地款，债权的主张也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已经实际退还收取被上诉人的控地款880万，剩余20万元超过诉讼时效也不应当得到支持。
宏扬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原审案由为“土地使用权买卖协议纠纷一案”，上诉人这一诉称是错误的。原审从立案到判决都明确载明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上诉人没有理由改变本案的案由。二、上诉人所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两份《协议书》无效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原审认定本案的两份《协议书》合法有效是客观正确的。首先，本案两份协议不是土地使用权买卖协议，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两个房地产开发企业联合开发房地产的合作协议，不存在相互之间任何土地买卖或土地转让。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双方均有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其签订两份有关共同开发房地产的《协议书》，上诉人和被上诉入主体是合法的。再次，本案两份有关共同开发房地产的《协议书》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且实际已经履行。最后，上诉人称本案两份《协议书》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原审中上诉人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任何证据。为此，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有关联合经营房地产开发的《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三、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关于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分退还超缴的土地款和退还预交的控地款。1、关于退还超交的土地款478.718万元。被上诉人于2007年12月24日合法竞拍了14号土地，上诉人就应当按照《协议书》约定退还被上诉人超交的土地款478.718万元，在2008年9月底以前，上诉人就退还了超交的土地款，被上诉人的收据明确载明系退还14号地的土地款。这说明，上诉人已经主动履行完毕了退还超交土地款，这就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了。2、关于退还600万元和300万元共计900万元预交的控地款。由于上诉人在2008年9月底以前，共退还了880万元，除去退还的超交土地款478.718万元，余下401.282万元，抵扣预交的控地款后还下欠被上诉人控地款498.718万元。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虽然没有约定退还的期限，但是，被上诉人从2009年开始多次向上诉人催收，由于当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两个合作企业、法定代表人又是私交很好的朋友，被上诉人便相信了要退还的承诺。可上诉人一拖再拖，特别是在2014年-2016年期间，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多次通过短信的方式，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上诉人没有提出异议，只是称资金困难，暂时无法履行。这说明，被上诉人一直在主张权利，上诉人也一直承认债务只是一再承诺资金好转后就退还。因此，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三、关于本案的利息问题。虽然原审没有支持被上诉人的利息请求的计算方法，但被上诉人服从原审的公正判决。综上所述，本案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判决恰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宏扬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超缴的土地款和预交的控地款4987180元及利息（包括2006年7月起至2017年7月止的利息10574601元及以4987180元为基数从2017年8月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按原告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宏扬公司成立于2002年2月28日，经营范围包括二级房地产开发，销售涂料、五金等。被告名景公司成立于2001年12月30日，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市场建设。
2005年8月22日，被告名景公司与乐至县人民政府签订《乐至县仙鹤观-南塔新区项目土地整理承包合同》，约定由名景公司整体承包乐至县仙鹤观-
南塔新区（简称新区）土地整理，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具体方式为：……2、双方商定新区内商业和住宅用地1243亩的基本费用（土地出让前的一切费用，并包括土地出让金）为10.6万元/亩；3、新区内商业和住宅用地经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后，成交价超出土地基本价部分作为名景公司整体承包整理新区土地的投资回报。新区内整理后的商业和住宅用地由乐至县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并在道路工程正式启动后根据土地审批情况，原则上按名景公司提交的土地出让计划组织实施。出让成交价扣除土地基本价10.6万元/亩后，剩余部分全部为名景公司所得。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100个工作日内，乐至县政府应提供新区范围内商业和住宅用地60-100亩公开出让，具体位置由双方商定。整理后的商业和住宅用地出让时，若无其他竞买人竞买，名景公司应以起拍价竞得该宗土地，起拍价不得低于土地基本价。
2006年4月6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鉴于被告与乐至县人民政府于2005年8月22日签订的《乐至县仙鹤观-
南塔新区项目土地整理承包合同》，原告拟在新区范围内按规划区域受让两宗地块，进行房地产开发。两宗地基本情况：A地块位于帅乡大道K0+300m左右侧，约40亩，B地块位于帅乡大道K0+500m左侧，约28亩。被告在接到原告拟用地的书面通知后180日内完成向政府提交用地计划、拆迁和实施拍卖，原告对A地块土地的使用定在2007年6月30日前，对B地块土地的开发不得迟于2008年6月30日前。控地价款的计算方法及支付方式：1、原、被告双方确认该两宗地均以净土地面积为计价基础，按18万元/亩的单价计算，该单价为原告受让两宗土地的最终土地单价（含土地出让前的费用及土地出让金），总价款约1224万元（总具体数额按两宗地的国土使用证面积多退少补）；2、因该两宗地按要求需通过拍卖方式竞得，如原告参与该两宗地的拍卖成交价低于18万元/亩，则原告仍应按18万元/亩的单价向被告支付价款，如原告参与该两宗地的拍卖成交价高于18万元/亩，则高出部分由被告以原告名义承担向政府补齐的责任；3、原告应于本协议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向被告支付400万元的控地预付款，剩余200万元控地预付款于本协议书签订后三个月内付清；4、因原告已向被告支付9万元/亩的控地款（预交的600万元），各宗土地拍卖后，原告将尚未支付的9万元/亩的控地款作为土地出让款向政府缴纳，不足拍卖成交价的部分由被告同时以原告名义向政府缴纳。违约责任：如因政府原因导致原告不能取得上述各宗地，则被告同意仍按18万元/亩的单价在相应地块另行安排土地转让给原告，或被告向原告退还已收取的控地款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签订协议书后，原告向被告支付控地款600万元。
2007年8月22日，原、被告再次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拟在新区范围内受让一块宗地，进行房地产开发，该宗地位于帅乡大道K1+630m至K1+960m左右右侧，约80亩，原告对该地块土地的使用定在2010年6月30日前。控地价款的计算方法及支付方式：1、原、被告双方确认该宗地均以净土地面积为计价基础，按18万元/亩的单价计算，该单价为原告受让土地的最终土地单价（含土地出让前的费用及土地出让金），总价款约1440万元（总具体数额按该宗地的国土使用证面积×18万元/亩多退少补）；2、因该宗地按要求需通过拍卖方式竞得，如原告参与该宗地的拍卖成交价低于18万元/亩，则原告仍应按18万元/亩的单价向被告支付价款，如原告参与该宗地的拍卖成交价高于18万元/亩，则高出部分由被告以原告名义承担向政府补齐的责任；3、原告应于本协议签订后10日内向被告支付200万元的控地预付款，协议书签订后两月内再向被告支付100万元的控地预付款，于2007年12月30日前再次向被告支付150万元控地预付款，剩余100万元控地预付款于2008年3月30日前付清。关于违约责任，与2006年4月6日《协议书》中约定一致。签订协议书后，原告向被告支付控地款300万元。
2007年10月24日，原告通过竞拍方式从乐至县国土资源局取得新区内一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载明：地块编号：（2007）14号，规划地块面积27640㎡（即41.46亩），成交总额1225万元（即29.546万元/亩），已交保证金100万元，余款在2007年12月24日前付清。该余款已由原告支付给乐至县国土资源局。
2008年8月12日、9月26日、10月30日，被告分别向原告退款300万元、180万元、400万元，共880万元，其中，2008年8月12日及9月26日的收款收据载明系退14号地土地款。
2014年12月-2016年2月期间，原告公司杨绍春通过短信向被告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唐波催收退款。2017年7月19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信件，协商退款方案，被告拒绝签收。
另查明，被告名景公司原全称为“成都名景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1年9月16日变更为“成都名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0年7月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基准年利率（5年以上）为5.94%，2015年1月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基准年利率（1-5年）为6%。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所签协议效力问题；2、本案诉争款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1，原、被告所签协议书效力问题，应从签订主体资格、协议书内容进行综合判断认定。首先，本案原被告均为房地产开发公司，有权开展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其次，被告从乐至县人民政府处获得乐至县仙鹤观-
南塔新区项目土地整理承包权益，新区内商业和住宅用地经招标拍卖出让超出土地基本价部分作为被告承包整理新区土地的投资收益，原被告双方为此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原告拟在新区范围内受让三宗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受让土地单价按18万元/亩计算，由原告通过竞拍方式竞得，如原告参与拍卖成交价低于18万元/亩，原告仍按18万元/亩单价向被告支付，如拍卖成交价高于18万元/亩，高出部分由被告以原告名义向政府补齐。原、被告对土地受让单价及支付方式的约定实为获取各方最大利益，降低投资风险，系正当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此外，原告亦通过合法竞拍方式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相关规定。综上，协议书系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合法有效。被告关于协议无效的辩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2，本案诉争款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关于被告退还超缴土地出让款的期限，2006年4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如原告参与宗地的拍卖成交价高于18万元/亩，则高出部分由被告以原告名义承担向政府补齐的责任，同时结合国有土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载明余款支付时间为2007年12月24日前，可推定被告支付超过18万元/亩土地出让款的时间为2007年12月24日前，但该款实际由原告支付，原告应于当日知道权利被损害，应从该日起向被告主张退还超缴的土地款，故该部分债权的诉讼时效应从2007年12月24日起计算，被告在2008年8月12日、9月23日、10月30日向原告退还款项共880万元，对于所退款项，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及收款收据所载内容，应优先抵扣原告超缴的土地款478.718万元【（29.546-18）万元/亩×41.46亩】，故关于超缴的土地出让款，因被告已主动履行完毕，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
其次，关于被告退还控地款的期限问题，应区分为原告依据2006年4月6日协议书向被告支付的控地款600万元及原告依据2007年8月22日协议书向被告支付的控地款300万元二笔款项分别确定。关于控地款600万元，因原告取得了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被告应退还该笔款项，但双方未约定退还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公司在2014年-2016年期间通过短信方式向被告公司进行催收主张权利，诉讼时效自宽限期届满后开始计算，并在此期间处于中断、重新起算过程中，现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退还，未超过诉讼时效，予以支持。被告退还880万元款项扣除超缴的土地款478.718万元后，余下401.282万元应用于抵扣控地款600万元，抵扣后，现还应退还198.718万元。关于控地款300万元，2007年8月22日协议书约定：原告对地块的使用定在2010年6月30日前，如因政府原因导致原告不能取得上述宗地，则被告同意仍按18万元/亩单价在相应地块另行安排土地转让给原告，或被告向原告退还已收取的控地款。原告实际未取得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原告应于2010年6月30日起知道权利被损害，应从该日起向被告主张退还所交控地款300万元，故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2014年11月之前向被告进行催收，故截至2014年11月，该部分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但2014年12月-2016年2月期间，原告公司杨绍春通过短信方式向被告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唐波催收退款，唐波对退款一事未提异议，只回复没有资金，暂无法履行，唐波的行为代表被告公司，应视为被告公司同意履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现提起诉讼，被告辩称该款项已过诉讼时效，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故原告主张被告返还控地款300万元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综上，被告尚应返还原告控地款共498.718万元（198.718万元+300万元）。
关于资金利息计算问题，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如政府原因，原告未能取得土地，被告向原告退还已收取的控地款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其约定的“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未明确具体的银行，现原告主张以四川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应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关于利息起算时间，酌定控地款198.718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12月20日原告向被告进行催收后经过一定合理履行期限，即从2015年1月1日起开始计算。控地款300万元的利息应从原告未在2010年6月30日前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次日即2010年7月1日起开始计算。故原告主张的利息应以控地款198.718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1日起、以控地款3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7月1日起，分别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告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成都名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四川省乐至县宏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地款498.718万元并支付资金利息（包括控地款198.718万元从2015年1月1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及控地款300万元从2010年7月1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5.94%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四川省乐至县宏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名景公司提交的手机缴费发票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宏扬公司对一审的证据进行补强，提交的手机短信以及申请的证人证言，能与被上诉人的陈述相印证，且上诉人一审中并没有否认手机号xxxxxxxxxxx是唐波在使用，故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宏扬公司于2008年8月8日向名景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收14号地块退回土地款300万元，备注：此款由建设局转账入我公司；2008年8月12日乐至县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乐至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向宏扬公司转款300万元，汇兑凭证上写明是帅乡大道工程款。宏扬公司于2008年9月26日向名景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收14号地块退回土地款180万元，备注：银行转账，此款由财政直接代名景苑划转；同日，乐至县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乐至县支行向宏扬公司转款180万元，附言：规划和建设局划帅乡大道工程款。2008年10月30日，乐至县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乐至县支行向宏扬公司转款400万元，附言：规划和建设局划帅乡大道工程款，另凭证上手写：代名景苑收款。
本案争议焦点：1、双方所签订的两份《协议书》是否有效？2、讼争的款项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一、关于双方所签两份《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案中，名景公司和宏扬公司均为房地产开发公司，有权开展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名景公司从乐至县人民政府处获得乐至县仙鹤观-
南塔新区项目土地整理承包权益，新区内商业和住宅用地经招标拍卖出让超出土地基本价部分作为被告承包整理新区土地的投资收益，名景公司和宏扬公司为此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宏扬公司拟在新区范围内受让三宗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受让土地单价按18万元/亩计算，由宏扬公司通过竞拍方式竞得，如宏扬公司参与拍卖成交价低于18万元/亩，宏扬公司仍按18万元/亩单价向名景公司支付，如拍卖成交价高于18万元/亩，高出部分由名景公司以宏扬公司名义向政府补齐。双方对土地受让单价及支付方式的约定实为获取各方最大利益，降低投资风险，系正当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此外，宏扬公司亦通过合法竞拍方式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相关规定。综上，双方所签订的两份《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合法有效。名景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退还宏扬公司预交的控地款900万元和支付宏扬公司超缴的，按照协议约定应由名景公司支付的土地款478.718万元。宏扬公司已经收到的由乐至县规划和建设局划转的880万元中，抵扣宏扬公司超缴的，按照协议约定应由名景公司支付的土地款478.718万元后，余下的401.282万元应作为退还第一份协议约定的控地款600万元中的款项，抵扣后，明景公司还应退还宏扬公司198.718万元控地款，加上宏扬公司根据2007年8月22日协议书预交的控地款300万元，名景公司还应退还宏扬公司控地款498.718万元。名景公司关于合同无效以及未退还的控地款为20万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讼争的款项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关于退还超缴土地出让款的期限，2006年4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如宏扬公司参与宗地的拍卖成交价高于18万元/亩，则高出部分由名景公司以宏扬公司名义承担向政府补齐的责任，同时结合国有土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载明余款支付时间为2007年12月24日前，可推定名景公司支付超过18万元/亩土地出让款的时间为2007年12月24日前，但该款实际由宏扬公司支付，宏扬公司应于当日知道权利被损害，应从该日起向名景公司主张退还超缴的土地款，故该部分债权的诉讼时效应从2007年12月24日起计算，名景公司在2008年8月12日、9月23日、10月30日向宏扬公司退还款项共880万元，对于所退款项，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及收款收据所载内容，应优先抵扣宏扬公司超缴的土地款478.718万元【（29.546-18）万元/亩×41.46亩】，故关于超缴的土地出让款，因名景公司已履行完毕，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其次，关于名景公司退还控地款的期限问题，应区分为宏扬公司依据2006年4月6日协议书向名景公司支付的控地款600万元（未退还的为198.718万元）及依据2007年8月22日协议书向名景公司支付的控地款300万元二笔款项分别确定。关于控地款600万元，因宏扬公司取得了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名景公司应退还该笔款项，但双方未约定退还期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宏扬公司在2014年-2016年期间通过短信方式向名景公司进行催收主张权利，诉讼时效自宽限期届满后开始计算，并在此期间处于中断、重新起算过程中，现宏扬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名景公司退还，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控地款300万元，2007年8月22日协议书约定：宏扬公司对地块的使用定在2010年6月30日前，如因政府原因导致宏扬公司不能取得上述宗地，则名景公司同意仍按18万元/亩单价在相应地块另行安排土地转让给宏扬公司，或名景公司向宏扬公司退还已收取的控地款。宏扬公司实际未取得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宏扬公司应于2010年6月30日起知道权利被损害，应从该日起向名景公司主张退还所交控地款300万元，故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宏扬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2014年11月之前向名景公司进行催收，故截至2014年11月，该部分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但2014年12月-2016年2月期间，宏扬公司杨绍春通过短信方式向名景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唐波催收退款，唐波对退款一事未提异议，只回复没有资金，暂无法履行，唐波的行为代表名景公司，应视为名景公司同意履行债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名景公司关于过了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名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697元，由上诉人成都名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文利
审 判 员 王 力
审 判 员 周 群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刘兆阳
书 记 员 孙毓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