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4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维英，住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涛，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雄，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芙蓉，住湖南省耒阳市灶市。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树华，广东宏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冯维英因与被上诉人周雄、雷芙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6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冯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周某、雷某支付冯某工伤待遇159048元，并自2015年11月23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周某、雷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查明事实存在严重遗漏、错误。1.一审法院遗漏周某、雷某提供伪造夫妻关系的材料事实。本案中，周某、雷某为夫妻关系，但该两人提供工商登记材料时，显示为非夫妻关系，且周某、雷某庭审时确认该事实，并主张为委托中介公司办理公司登记时提供，该事实应当予以确认。2.周某、雷某出租涉案厂房并非300平方，与冯某主张不符。本案中，冯某确实提供工商登记部门调取的租赁合同，该合同显示：周某、雷某确实将涉案厂房出租给案外人广州索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使用的事实，但冯某并未主张仅出租300平方，而系主张实际面积为6000平米，而仅以3000元/月的低价出租，该事实请求核实。3.一审查明冯某主张以虚假出资骗取工商登记，遗漏冯某主张存在恶意抽逃出资的事实。本案中，冯某主张：涉案公司注册资金101万元，由中国银行黄埔支行于2002年3月26日出具证明，证实涉案周某、雷某于当日已经缴纳了注册资金101万元，（该注册资金专用帐号：8100xxxx，开户行：中国银行黄埔支行），并由会计事务所当日出具了验资说明等证据而办理公司登记手续，冯某予以确认该事实。但冯某强调系周某、雷某一审庭审确认委托中介办理，且该资金由注入并很快全部抽出是很正常的事。冯某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调取中国银行黄埔支行的注册资金专用账户注入及抽出的情况，并申请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做会计司法鉴定，并作为定案依据，请求予以查明。4.周某、雷某税务报告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中，周某、雷某提供了2013、2014年税务报告，该证据显示利润数额及是否缴纳房产税及土地使用税不一致，且不符合基本事实。其表现为：首先，该证据六第78页，纳税申报显示其2014年年度的实际利润-30250.13元，第82页显示：2014年利润为-40366.98元，该数字不一致，故其该年度并未发生缴纳税费。需要说明是：该年度周某、雷某在庭审中主张并未由涉案公司缴纳任何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5.周某、雷某证据六七不能证明公司与个人财产独立。本案中，周某、雷某提供2013年、2014年税务报告，用于证明周某、雷某与涉案公司系独立，不存在财产混同。冯某在庭审中不予确认证据三性，且该财务报告混乱、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具体体现为：（1）涉案房屋是否计入折旧存在矛盾。周某、雷某第43页注明房屋折旧，故该房屋财产应当为涉案公司财产，但结合周某、雷某证据五为无偿使用相互矛盾，周某、雷某辩解仅为格式条款但并未实际计入的说法，显然属于单方辩解不能成立。（2）周某、雷某是否缴纳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存在混乱。周某、雷某编47页，已经明确了房产税、土地使用税核定计税金额525700元、税率1.2%、且已经缴纳6308.4元，土地使用税计税数额为1636元，税率为4%，已经缴纳6545.28元。而周某、雷某主张：仅冯某对财务理解错误，该税费实际并未由涉案公司依法缴纳，该自认的事实应当予以确认。但该税务报告明确：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确实已经准确计算并显示已经缴纳，故存在互相矛盾，并非冯某理解财务错误。而系本案的房产税并非由涉案公司缴纳，而系周某、雷某个人自行承担。（3）该证据显示利润数额不一致，且不符合基本事实。其表现为：首先，该证据六第78页，纳税申报显示其2014年年度的实际利润-30250.13元，第82页显示：2014年利润为-40366.98元，该数字不一致，故其该年度并未发生缴纳税费。需要说明是：该年度周某、雷某在庭审中主张并未由涉案公司缴纳任何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其次，该证据92、93页，显示2013年度产生了5369.12元的税费，并折算已经年初预交的6356.88元税费，其应当退税987.76元。结合102页显示：涉案公司2013年财务报表已经缴纳了房产税6308.4元、土地使用税6545.28元，当周某、雷某当庭确认了：该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并非涉案公司缴纳，但事实上确实已经发生。如已经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计入财务账目，其完全可以抵扣并退还更多的税费，其未予计入财务账目不符常理。因此，周某、雷某提供证据互相矛盾，并非简单的财务混乱，而系不具有真实性。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1.根据法律规定，确立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分配原则，但同时，亦规定举证责任转移等相关法律制度。本案中，冯某主张周某、雷某存在损害冯某利益的行为，其理由为：周某、雷某虚假出资、恶意抽逃出资、财产人格混同等。冯某已经提供了证据证明：周某、雷某确实存在中介代为办理出资手续，并提供虚假材料等事实，以及周某、雷某确认注册资金抽出系正常行为，以及财产混同等证据，且结合涉案公司名为有限公司，实质为一人公司，再结合冯某作为劳动者的举证能力受限，且已经书面申请调查取证等。因此，冯某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故其举证责任应当转移至周某、雷某承担，并根据周某、雷某举证予以认定责任并裁判。2.涉案公司名为有限公司，实质为一人公司。（1）周某、雷某为夫妻关系。如前所述，周某、雷某确实伪造身份材料，证明其并非夫妻关系的事实，而事实上确实为夫妻关系，应当予以确认。（2）周某、雷某登记注册公司违反相关规定，且并非合法真正履行出资及抽资。涉案公司于2002年登记成立，当时公司法并不允许一人公司，故其夫妻、家庭成员在设立公司应当遵守《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但周某、雷某严重违反了该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周某、雷某并未提供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及协议，该事实应当予以确认。至于，2005年修改公司法但不影响该违规行为的认定。且结合周某、雷某在没有约定夫妻财产制的情况下，且亦未向法庭举证证明为分别财产制，故其应当为夫妻共同财产制，而为同一出资主体。（3）周某、雷某不可能履行有限公司的职责。本案中，因周某、雷某为夫妻关系，且在公司章程中分别担任董事及监事职务。虽2005年新公司法修改后，未再严格限制，但事实上，鉴于周某、雷某的夫妻关系，在出资及管理权上存在利益上的一致性，同时也存在利益上的矛盾性。利益的矛盾性可促使他们互相监督，促进股东和公司依法办事，正确处理股东、公司和债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仅以夫妻为股东的公司，股东之间只存在利益上的一致性，不存在利益上的矛盾性，根本不可能互相监督亦不可能按照公司法规定予以履行相关职责，该事实提请法庭予以重视。因此，鉴于出资财产来源于同一主体、公司利润归同一主体、出资及管理权上存在利益上的一致性，应当把仅由夫妻二人为股东的公司，归类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适用公司法关于一个自然人股东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独立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规限等。结合本案确实存在诸多虚假证据及本案客观事实，退一步而言，亦应当予以合理分配是否存在混同等问题的举证责任，方符合法律精神。
（三）本案存在虚假出资及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2.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3.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4.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5.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本案中，涉案公司出资101万元，由中国银行黄埔支行于2002年3月26日出具证明，证实涉案周某、雷某于当日已经缴纳了注册资金101万元，并由会计事务所当日出具了验资说明等证据而办理公司登记手续。周某、雷某当庭确认：委托中介办理及转入并抽出注册资金，是很正常的事，不能成为承担责任的依据。且结合本案诸多造假等事实，故在一审阶段已经向法庭提出调取注册资金注入及抽出的情况。现冯某再次明确并申请中院依申请调取以上材料并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做会计司法鉴定，并作为定案依据。其理由为：涉案公司登记并非由周某、雷某办理，其系通过委托中介代为办理，详见周某、雷某陈述系中介提供伪造计生证明，以及周某、雷某自认委托中介办理出资及验资后又转出完全正常为据。因此，周某、雷某完全可能确实存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认定抽逃出资的情形，且冯某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而冯某并无调取该证据的能力，故再次申请调取该账户资金注入及流出的情况，并做会计司法鉴定，并作为定案的依据。
（四）周某、雷某存在违反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损害冯某的合法利益。本案存在公司法人格形骸化的行为，具体是指：公司与股东完全混同，使公司成为股东的另一个自我，以至于形成股东即公司、公司即股东的情况。通常来说，公司形骸化的重要表征是人格、财产、业务等发生混同。其具体表现为：1、人格混同。指公司与股东之间没有严格的分别。具体到本案中，周某、雷某为夫妻，且为涉案公司仅有的股东，且担任执行董事、监事等职务，公司与股东利益一体化等，故存在人格混同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2、财产混同。具体到本案中，财产混同表现为：涉案公司营业场所为股东个人财产，且与股东的居所完全同一。如前所述，该营业场所为周某个人无偿提供给涉案公司使用，且特别需要说明是：涉案营业场所的厂房已经缴纳了房产税等税费，本依法应由周某、雷某缴纳及承担，但事实上确由其周某、雷某的股东个人缴纳并承担，且并未计入财务报表，亦再次说明：公司与股东的资本或其他财产混合，股东将公司承担责任转为个人财产承担的事实。以上事实说明：涉案六千平方的厂房（不包括院落）无偿提供使用，显然不符合常理，且税费已经缴纳并非依法由涉案公司缴纳，而由股东个人缴纳。故本案并非仅仅账目混乱而适用人格否认制度，而确实存在人格、财产交叉混同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五）本案周某、雷某及涉案公司存在恶意逃避责任的行为。1.周某、雷某及涉案公司恶意拒不履行赔偿协议。冯某作为劳动者，发生工伤后，周某、雷某及涉案公司与冯某签订《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约定周某、雷某及公司承担10万元赔偿，但周某、雷某从未支付任何一分钱的款项。冯某无奈向劳动部门反映而申请工伤认定并申请法律援助。且在劳动仲裁、一审、二审程序中，周某、雷某亦从未作出任何的协商，并坚持拒不做任何补偿，本案庭审中，周某、雷某亦再次明确不同意任何形式的调解亦得到印证。需要提请注意是：周某、雷某及涉案公司，并未依法为冯某的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本身属于严重违法行为，致使冯某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2.周某、雷某恶意将涉案厂房低价出租，存在恶意逃避责任行为。本案中，涉案厂房面积六千多平方米，在涉案公司不再实际经营的情况下，其与案外人签订《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将涉案厂房以3000元/月的租金租赁给案外人（周某、雷某事实上全部将厂房及院落整体出租，并非系其租赁合同所述300平方米，有冯某代理人现场核实）。该租金水平完全不符合基本事实和生活常理。3.冯某的工伤待遇损失与股东出资及抽逃存在关系。本案中，周某、雷某确实实施了不正当使用或滥用了公司人格之行为。并对冯某的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且该损害系周某、雷某的行为造成，且周某、雷某在主观上有显而易见的过错，且涉案公司财产确实不足以清偿冯某的债权，故周某、雷某应当承担责任。另，冯某在申请强制执行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20条主张了追加周某、雷某股东为被执行人承担责任，但执行局明确告知需要另行起诉，故周某、雷某辩解可以在执行程序中解决纠纷，是显然恶意逃避责任。
被上诉人周某、雷某辩称：冯某的上诉理由不充足，冯某的上诉理由事实在一审已予以审查过，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冯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某、雷某连带赔偿冯某工伤保险待遇159048元及利息（从2015年11月23日起，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周某、雷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州沂德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沂德公司）登记成立于2002年4月3日，股东为周某、雷某。周某、雷某于1991年5月31日经婚姻登记为夫妻关系。
冯某与沂德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审法院于2014年5月4日作出(2015)穗云法江民初字第161号民事判决，沂德公司应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冯某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85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1431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9122元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9675元。沂德公司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11月18日，本院作出(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05399号终审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于2015年11月23日生效后，沂德公司逾期没有履行判决义务。根据冯某的请求，一审法院于2016年1月14日立案执行，执行标的为159048元。一审法院经执行调查，发现沂德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遂裁定终结本次执行。上述裁决确定的债权无法获得清偿，冯某遂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沂德公司的股东周某、雷某清偿沂德公司的上述债务。
诉讼中，冯某主张沂德公司搬到佛山南海经营，周某与沂德公司财产存在混同并有抽逃资金的行为，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周某、雷某的结婚登记申请书、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以及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复制的沂德公司档案资料，其中工商档案资料中有周某出具的无偿提供使用证明，载明其将宅基地无偿作为沂德公司厂房使用；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载明周某将其宅基地出租给广州索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使用，出租面积为300平方米，租金为每月3000元，对此，冯某认为结合周某、雷某提交的2013年、2014年税务报告，周某的宅基地财产与沂德公司固定资产存在混同，周某将宅基地低价出租给广州索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证明其有损害冯某债权利益的行为，并认为沂德公司成立时，周某、雷某与会计事务所串通，以虚假出资的方式骗取工商登记。周某、雷某主张沂德公司虽未生产经营，但公司还有办公，地点还在原住所地，公司营业执照并未吊销或注销，2013年-2015年均经工商部门年检，为证明其主张，周某、雷某向一审法院出示了公司登记资料、公司章程、验资报告及2013年度、2014年度的税务报告，该报告显示2013年度沂德公司利润总额为25427.50元，2014年度沂德公司利润总额为-40366.98元。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争议焦点为周某、雷某是否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严重损害冯某的利益。
关于该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据此，公司有独立的法人人格，能够对公司债务独立承担责任，股东无需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冯某于案件中诉请沂德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实质是欲否认沂德公司的法人人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公司股东只有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才能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由股东直接承担公司的债务。
案件中，冯某主张周某、雷某应承担责任的原因包括：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周某、雷某抽逃资金。冯某主张周某以其宅基地无偿给沂德公司使用，存在财产混同行为，但在周某、雷某提交的税务报告中，沂德公司并未将宅基地即公司场地作为资产列入，因此，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断定周某、雷某个人财产与沂德公司财产混同。沂德公司成立于2002年，公司筹备时有会计事务所的验资报告及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冯某主张周某、雷某虚假出资的行为无事实依据，且冯某工伤发生在2013年，亦与股东出资情况无必然因果关系。因周某宅基地使用权人，将宅基地无偿给沂德公司使用，该宅基地并非沂德公司的财产，其将宅基地出租给案外人，不构成抽逃沂德公司的财产，冯某主张周某将其宅基地低价出租给案外人证明其出逃资金的意见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综合案件证据，周某、雷某作为公司股东，没有实施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冯某的诉请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冯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81元，由冯某负担。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周某、雷某向本院提交证据：2016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证明公司一直按小企业报告、交税报税，公司与个人财产没有混同。上诉人冯某发表质证意见称：不确认2016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的三性，其理由为：1.周某、雷某提供的该证据为刻意伪造提供，未提供完整报表及出具人资格证明等，故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与本案无关。2.周某、雷某不再主张涉案公司的经营场地为周某个人无偿提供给涉案公司使用，根据现行的财税政策规定，无偿使用房产的单位，则由实际使用单位缴纳房产税。且结合政策规定，即使存在月销售2万元减免税费及营改增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无租使用的房屋即使房租可以免，但应税劳务的税金是不能免的。该事实亦已经广州地税部门核实，请求法庭予以重视。结合《小企业会计准则》第六十五条费用包括：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其中，营业税金及附加，是指小企业开展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应负担的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和教育费附加、矿产资源补偿费、排污费等。再结合为使用营改增变化，财政部将“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且之前是在“管理费用”科目中列支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同步调整到“税金及附加”科目。而该利润表显示：其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和教育费附加、矿产资源补偿费、排污费等为零。这与现金流量月报显示的：年度支付水费为-987.76元是相互吻合的。故涉案公司并未依法缴纳房产税在内的税费，周某、雷某在一审中明确确认涉案公司未缴纳，其合理解释是其房产税实际为周某、雷某个人缴纳。3.基于上述问题，真如周某、雷某所言：其无偿提供厂房给涉案公司使用成立，其涉案公司应当承担房产税。而其提供的证据却未显示涉案公司缴纳房产税，且该无租房产税不属于减免的范围，因此，可以充分说明：涉案房产税等实际应由涉案公司承担，而事实上由周某、雷某个人承担。故周某、雷某个人财产与涉案公司的财产并非严格区分，而是混同的。4.周某、雷某如主张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严格区分，不存在混同，其应当提供房产税的缴纳发票或单据，以此证明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不存在混同。因其未依法完成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审查明：沂德公司成立时的工商内档资料中，周某的计生证登记的配偶为“罗某”；雷某的计生证登记的配偶为“谢某”。此外，沂德公司的工商内档资料中显示该公司注册登记地在江高镇小塘北路150号，该地址对应的宅基地使用证登记的使用人为周某，白云区江高镇小塘村委会亦于2012年8月16日出具《证明》证明上址上的厂房一直由沂德公司使用；沂德公司工商内档资料还显示周某于2015年9月23日与案外人广州市索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周某将沂德公司的经营地址及厂房出租给该公司，该租赁合同中并无沂德公司的盖章。
另查：一审法院于2014年5月4日作出(2015)穗云法江民初字第161号民事判决[二审（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5399号民事判决，判决维持该一审判决]，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沂德公司一次性支付冯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850元；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沂德公司一次性支付冯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1431元；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沂德公司一次性支付冯某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9122元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9675元。四、驳回沂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沂德公司负担。
本院认为，冯某主张周某、雷某因股东财产与沂德公司财产混同、及存在出资不到位和抽逃出资应向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本案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周某、雷某是否应对沂德公司欠付冯某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1998年1月7日颁布并施行的《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于2006年6月23日被废止）第二十三条规定：“家庭成员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以各自拥有的财产作为注册资本，并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登记时需提交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或者协议。”本案中，周某和雷某自1991年5月31日登记结婚至今一直系夫妻关系，然而在沂德公司的工商内档中，周某和雷某在沂德公司设立时向工商部门提供的个人资料中包括两人的计生证明显示的配偶并非其两人的真实配偶，即周某和雷某隐瞒了夫妻关系的事实，其目的是规避当时的相关规定，成立沂德公司。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2006年5月9日实施）第二条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基于前述分析，周某和雷某为成立沂德公司，规避当时的相关规定，应属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其目的是为了逃避债务，故根据前述公司法的规定，周某和雷某应对沂德公司欠付冯某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沂德公司的工商内档资料中显示沂德公司注册登记地在江高镇小塘北路150号，该地址对应的宅基地使用证登记的使用人为周某，白云区江高镇小塘村委会亦于2012年8月16日出具《证明》证明上址上的厂房一直由沂德公司使用；而沂德公司工商内档资料还显示周某于2015年9月23日与案外人广州市索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周某将沂德公司的经营地址及厂房出租给该公司，该租赁合同中并无沂德公司的盖章。本院认为，沂德公司存续期间的经营地址及厂房虽系由周某提供的，但只要沂德公司一直处于开业状态，那么关于上述经营地址及厂房的处置（包括出租）理应得到沂德公司的同意或者确认。现周某未能提供收取租金等相关证据证明租金系由沂德公司收取的，故上述经营地址及厂房在沂德公司存续期间由周某个人对外进行出租，该情况亦足以认定沂德公司与股东周某之间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况。
综上，冯某主张周某、雷某应对沂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因生效的（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539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沂德公司一次性支付冯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850元；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沂德公司一次性支付冯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1431元；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沂德公司一次性支付冯某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9122元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9675元。四、驳回沂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沂德公司负担。现冯某主张周某、雷某连带赔偿工伤保险待遇159048元及利息（从2015年11月23日起，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因周某、雷某承担的责任范围不应超过生效判决认定的沂德公司的责任范围，故对冯某要求周某、雷某在不超出生效的（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5399号民事判决项下的沂德公司的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冯某要求周某、雷某承担超出上述生效判决项下沂德公司的债务范围的清偿责任的诉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至于冯某主张周某、雷某还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并申请本院调取相关证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冯某并未能提供初步的证据指向周某、雷某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其申请本院调取证据，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故对其该调取证据申请，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6915号民事判决；
二、周某、雷某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对广州沂德电器有限公司在本院（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5399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债务向冯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冯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481元，均由周某、雷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东劲
审判员 陈舒舒
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
书记员 莫碧航
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