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苏01行终10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聚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中官西路777号。
法定代表人陈书宇，宁波聚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凯，浙江甬泰（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江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竹山路311号。
法定代表人杨嘉清，南京市江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劳世海，南京市江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妍泽，江苏东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余广保，男，1958年7月27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原审第三人宋菊华，女，1964年3月30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曹君亚，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聚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市江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江宁区人社局）及原审第三人余广保、宋菊华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7）苏8602行初62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死者余某1993年1月7日出生，系余广保、宋菊华独子。余某生前系长江大学大四学生。2015年3月18日，余某与聚优公司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5年3月17日起至2018年3月16日止，试用期为3个月，在聚优公司的销售代表岗位上工作，约定试用期工资为1800元，试用期满后工资为2000元。2015年3月19日，余某受单位指派至金坛市跑市场，当晚和同事入住酒店，20日，同事发现余某呼吸停止。经检测，余某心血酒精和毒化检测未发现异常。后余广保、宋菊华为确认余某与聚优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向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2月17日，宋菊华为余某向江宁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江宁区人社局于2016年2月22日予以受理其申请，次日向聚优公司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2016年3月3日，聚优公司向江宁区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举证答辩书》，认为余某与聚优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江宁区人社局在认定过程中，发现该案的劳动关系正在审理中，遂于2016年4月5日作出江宁人社工中止[2016]07号《工伤认定申请中止审理通知书》，中止该案的审理。2016年5月18日，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江宁民初字第483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余某生前与聚优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6年9月27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01民终554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维持一审的判决。2016年10月9日，宋菊华将该判决书送交江宁区人社局，同日，江宁区人社局作出宁人社工认字[2016]JN025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余某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予以认定为工伤，并于2016年10月9日向宋菊华送达，于2016年10月11日向聚优公司送达。聚优公司不服，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江宁区人社局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职责。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2015年3月19日余某被聚优公司派遣至金坛市跑市场，同年3月20日在住宿酒店内被发现死亡的事实没有争议。根据双方《劳动合同》及生效民事判决书可以判定死者余某生前与聚优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的规定：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余某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聚优公司认为余某系因熬夜打游戏死亡，不是因为工作原因，但无论是在工伤认定程序中还是在行政诉讼程序中，都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观点。江宁区人社局在聚优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观点的情况下依据宋菊华提供的材料，经过调查核实，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作出认定余某死亡系工伤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本案中，江宁区人社局于2016年2月22日受理宋菊华为余某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次日作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并向聚优公司送达。2016年4月5日，江宁区人社局作出中止审理决定。2016年10月9日，因中止情形消失，江宁区人社局于当日作出宁人社工认字[2016]JN025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依法扣除中止工伤认定的时间后，江宁区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未超过法定期限，程序合法。综上，江宁区人社局作出的宁人社工认字[2016]JN025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聚优公司关于撤销宁人社工认字[2016]JN025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聚优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聚优公司负担。
上诉人聚优公司上诉称：一、余某系未毕业的在校大学生，经人介绍到上诉人处临时提供劳务实习，上诉人与余某建立的是一种在校大学生临时实习关系，这种实习关系是其在校学习部分的补充，余某本人仍然归属学校管理，属于教育法规调整范围，不属于劳动法规的调整范围，故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余某的死亡没有享受工伤待遇的前提条件。二、余某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法律规定，无证据证明余某的死亡系因“工作原因”和“受到伤害”。首先，一审法院与被上诉人均未查明于涛死亡的具体死因，被上诉人甚至连一份医学死亡报告也未提供，确认余某系“猝死”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其次，两原审第三人未就余某的死亡做尸体解剖鉴定，未通知也未征求上诉人的意见就将余某的尸体匆匆火化，系故意销毁证据、妨碍举证，故本案客观上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余某死亡原因的举证责任。再次，本案有公安机关调查的数位余某同行同事的证言，明确证明余某在晚上休息时间熬夜打游戏至深夜一两点，故余某的死亡系其熬夜打游戏所致，而不是因“工作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余某熬夜打游戏系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个人活动”，依法不应认定为工伤。最后，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余某的死亡系因“受到伤害”，受到伤害应属于被动的外在原因，而不是被上诉人认定的内部原因“猝死”，猝死不是受到伤害。三、被上诉人对余某死亡的工伤认定未让上诉人作实体答辩，程序上也未听证质证，被上诉人在2016年10月9日收到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确认劳动关系的判决书的同日就作出了工伤认定书。被上诉人在余某死亡工伤认定过程中，曾书面通知上诉人中止工伤认定程序，但何时恢复并没有通知上诉人，剥夺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的前述违法行为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宁人社工认字[2016]JN025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被上诉人限期重新作出原审第三人之子余某的死亡不属于(或不视同)工伤的认定。
被上诉人江宁区人社局未提交书面答辩状，答辩意见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余广保、宋菊华述称：一、关于余某与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认。二、余某在入住酒店之前，是在单位的安排下在常州跑市场，从事的是与工作有关的事宜。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其在因工外出期间死亡，不能排除工作以外的原因受到伤害，应当属于工伤。上诉人称余某在死亡前熬夜打游戏没有事实依据。即使根据室友的陈述，其也是在睡前玩了会电脑，而非熬夜打游戏。三、被上诉人工伤认定程序正确，没有任何违法的情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聚优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后，原审法院已将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审核、认证，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关于宋菊华于2016年2月17日向江宁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的时间有误，该时间系《工伤认定申请表》中的落款时间。二审程序中，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时间为2016年2月22日。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南京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市工伤保险实行市县（区）两级统筹和统一的工伤保险制度。”该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全市工伤保险工作。市、县（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本统筹地区的工伤保险工作，其下设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称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根据上述规定，江宁区人社局作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其行政辖区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具有依申请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其行政主体适格。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规定，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本案中，余某于2015年3月19日受聚优公司指派前往金坛市跑市场，次日在入住酒店被发现死亡的基本事实，有公安机关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询问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被上诉人江宁区人社局在收到宋菊华的申请后，向上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告知其在指定期限内提供证据，聚优公司在江宁区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前未提供余某不属于工伤的证据，江宁区人社局遂依据工伤认定申请、确认劳动关系的民事判决、公安机关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及《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核实后认为，余某死亡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所致，据此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聚优公司虽主张余某系因熬夜打游戏死亡，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上诉人聚优公司提出其与余某不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中，余某生前与聚优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业经本院（2016）苏01民终5544号生效民事判决所确认，被上诉人江宁区人社局依据该生效民事判决，认定聚优公司与余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证据充分。对上诉人聚优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该条第三款规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本案中，江宁区人社局于2016年2月22日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于同日受理，并向聚优公司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因聚优公司与余某确认劳动关系争议进入诉讼程序，江宁区人社局于2016年4月5日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中止审理通知书》，并于2016年4月7日向上诉人送达。2016年10月9日，在收到确认劳动关系的民事判决之后恢复审理程序，当日作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6年10月11日向上诉人进行了送达，工伤认定程序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聚优公司关于江宁区人社局未组织听证、质证，未通知其恢复审理，工伤认定程序违法的诉讼主张，因无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聚优公司的上诉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宁波聚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学峰
审判员 谢宇飞
审判员 王攀峰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曹 洁
聚优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