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红兴隆农垦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红民初字第838号
原告常德喜，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一作业站职工。
原告王春英，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一作业站职工。
原告王柏森，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二作业站职工。
原告陆贵荒，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二作业站职工。
原告刘光明，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六作业站职工。
原告于金宝，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二作业站职工。
原告曹晓林，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一作业站职工。
原告方长青，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三作业站职工。
原告周兴权，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六作业站职工。
原告牛海柱，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三作业站职工。
原告王贵振，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三作业站职工。
原告孙福先，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三作业站职工。
原告尹怀山，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三作业站职工。
原告于贵江，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三作业站职工。
原告薛宏江，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一作业站职工。
原告谢凤花，女，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一作业站职工。
原告高月兴，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一作业站职工。
原告张庆民，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一作业站职工。
原告王新华，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一作业站职工。
原告陈树东，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一作业站职工。
原告侯长军，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一作业站职工。
原告张伟，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一作业站职工。
原告蔡小红，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一作业站职工。
原告吴明，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一作业站职工。
原告薛红亮，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一作业站职工。
原告常德明，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一作业站职工。
原告李祥武，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一作业站职工。
原告刘永强，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一作业站职工。
原告孙文合，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六作业站职工。
原告陈义贵，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三作业站职工。
原告刘爱国，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二作业站职工。
原告武如滨，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五作业站职工。
以上原告讼诉代表人蔡小红，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第一作业站职工。
以上原告委托代理人宋艳芬，黑龙江拓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建民，男，汉族，八五二农场第七管理区卫生院会计。
委托代理人曹学森，黑龙江红兴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黑龙江红兴隆农垦沃野粮豆购销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宝清县八五二农场七分场。
法定代表人匡乃富，该公司经理。
原告常德喜、王春英、王柏森、陆贵荒、刘光明、于金宝、曹晓林、方长青、周兴权、牛海柱、王贵振、孙福先、尹怀山、于贵江、薛宏江、谢凤花、高月兴、张庆民、王新华、陈树东、候长军、张伟、蔡小红、吴明、薛红亮、常德明、李祥民、刘永强、孙文合、陈义贵、刘爱国、武如滨（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李建民、黑龙江红兴隆农垦沃野粮豆购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野粮豆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于2015年12月2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王培铭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司清泉、代理审判员常海霞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诉讼代表人蔡小红、委托代理人宋艳芬，被告李建民及其委托代理人曹学森到庭参加诉讼，沃野粮豆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1年--
2013年，被告沃野粮豆公司向原告收购玉米，没有全部结清玉米款。经原告多次索要，沃野粮豆公司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付。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后法院发出支付令，要求沃野粮豆公司偿还原告的卖粮款。支付令生效后，原告向法院申请执行。原告认为被告李建民与沃野粮豆公司之间的〔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民事调解书应当被撤销，理由如下：一、〔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民事调解书的由来。2014年5月20日，李建民向法院起诉沃野粮豆公司，李建民诉称“2012年1月l日，沃野粮豆公司因建造烘干塔资金不足，向李建民借款人民币60万元，约定了还款期限。但从20l3年开始，沃野粮豆公司因经营不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多数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烘干塔面临被拍卖，李建民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请求判令沃野粮豆公司偿还借款60万元，并由沃野粮豆公司承担诉讼费用。”沃野粮豆公司辩称“2011年6月，烘干塔建设时经理匡乃富与李建民是合伙关系，因201l年至2012年经营不善导致亏损，2013年10月，在八五二农场七分场卫生院，李建民拿了一份借款协议让匡乃富签字，匡乃富因着急干活就把字签了。没想到2014年5月，李建民拿着那份借款协议起诉沃野粮豆公司，匡乃富才知道是借款合同，现烘干塔经营不善亏损，李建民是合伙人，有义务承担债务，应驳回李建民起诉。”在〔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案件的诉讼中，匡乃富一直否认沃野粮豆公司与李建民之间是借贷关系，而是合伙关系，但〔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李建民与沃野粮豆公司之间是借贷关系。原告认为该调解书违反法律规定，是双方恶意串通，合谋编制虚假事实所形成的调解书。该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等多人的合法权益；二、李建民、沃野粮豆公司恶意串通、虚假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转嫁风险，李建民将合伙关系通过法院调解书确认变成借贷关系，逃避合伙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原告认为李建民与沃野粮豆公司是合伙关系，李建民诉讼请求的60万元(本金50万元，利息10万元)是合伙投资款并不是借款。李建民起诉沃野粮豆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转嫁风险，因沃野粮豆公司经营不善而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如果李建民被法院认定与沃野粮豆公司为合伙关系，不但投资款受损失而且还要为合伙经营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原告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李建民与沃野粮豆公司是合伙关系，因此，该调解书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被撤销；三、如果该调解书不被撤销，原告等多人的合法权益将受到严重侵害。沃野粮豆公司共欠原告等多人玉米款3,345,796.20元，欠案外人李XX、张XX的施工款约100万元。因沃野粮豆公司现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目前可供执行的财产只有烘干塔，市场价格在300万元左右。如果将该烘干塔评估、拍卖，价款全部用于偿还债务，债权人的债权都不会被全部清偿。如果〔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民事调解书不被撤销，李建民也是债权人，其必将参与拍卖价款的分配，原告等人的3,345,796.20元卖粮款得到清偿的比例会缩小。李建民作为合伙人，其投资本身应属沃野粮豆公司的财产而不是债务，李建民不能参与沃野粮豆公司财产拍卖价款的分配,同时作为合伙人,李建民还应当为沃野粮豆公司在经营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因此，如果该调解书不被撤销,原告等多人的合法权益将受到严重侵害。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民事调解书，讼诉费用由李建民、沃野粮豆公司负担。
被告李建民辩称：一、原告申请第三人撤销之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庭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原告认为李建民与沃野粮豆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诉讼理由是不成立的。是否恶意串通要看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故意，其次看行为表现和结果。要看李建民在起诉沃野粮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双方的行为表现是否具有恶意串通行为：其一、李建民是在沃野粮豆公司已经默示预期违约的情况下才提起诉讼的，因为李建民主张债权的时间尚未到来，如果沃野粮豆公司没有预期违约，李建民就不会提起诉讼，这说明李建民与沃野粮豆公司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如果沃野粮豆公司要恶意串通，没有必要以预期违约来损害李建民的合法权益；其二，〔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案件，该案审理过程中沃野粮豆公司在答辩中否认借款，企图以合伙关系来达到免除债务和由李建民共同承担债务的目的。匡乃富犯隐匿销毁财务账目罪，己经说明匡乃富是为了侵占债权人的利益而进行的犯罪，匡乃富在众多债权人面前交不了差，而拉李建民的目的是为了能多几个人替匡乃富顶债；其三，如果李建民与沃野粮豆公司恶意串通，可以将借款数额再增加，或者提前抽出自己的投资。通过以上对李建民与沃野粮豆公司之间的行为表现和结果看，从哪个方面也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因此，原告认为李建民与沃野粮豆公司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诉讼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但是，李建民在〔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案件中所举示的《借款协议》，不但有沃野粮豆公司法定代表人匡乃富的签字，而且还盖有沃野粮豆公司印章，所以，从该证据各方面看，其真实性和效力是不容置疑的；三、原告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李建民与沃野粮豆公司，一个是自然人一个是法人，双方是合伙关系，李建民与沃野粮豆公司根本就不存在合伙关系，更没有与其他人存在合伙关系。原告认为李建民与沃野粮豆公司是合伙关系，而又没有任何根据，说明原告是在捏造事实。假如李建民投资入股，想要对沃野粮豆公司盈利分配等主张权利时，同样是没有任何证据向沃野粮豆公司主张权利的，而匡乃富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外人看来给人的感觉李建民像是投资人，但事实却恰恰不是。匡乃富与李建民之间唯一的证据就是《借款协议》，该协议既有沃野粮豆公司的盖章又有匡乃富的签字，真实存在着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该法律关系依法应当受法律保护。李建民与匡乃富根本就不存在投资入股或所谓的合伙。沃野粮豆公司是匡乃富与弟弟匡XX共同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沃野粮豆公司在2011年5、6月份投资建设烘干塔，10份就开始生产。如果李建民投资入股或合伙与匡乃富共同经营，从减少开支、节约成本角度，李建民不会同意匡乃富另聘用会计，因为，李建民就是会计，完全可以兼职把会计业务承担下来。试想一下，如果李建民入股与匡乃富共同经营公司，在2011年底，对沃野粮豆公司盈利分配等问题，匡乃富应当进行公布或者向各股东进行说明，在匡乃富应当告知而不予告知的情况下，李建民不会无动于衷的。另外，也不会让匡乃富任意支配卖粮款，造成亏损李建民是要跟着承担责任的，李建民不会糊涂到此种程度。李建民听说沃野粮豆公司2011年应当是盈利的。再者，如果李建民投资入股，匡乃富在2012年10月5日召开股东会时，股东是匡乃富和其弟弟匡XX二人，是没有李建民的，同时在2012年10月5日在工商登记机关进行变更登记时，匡乃富只是对沃野粮豆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方面进行了变更登记，没有进行增加股东的变更登记，如果李建民参与到匡乃富设立的沃野粮豆公司，李建民对投多少钱、算多少股份、公司的盈余分配、亏损承担等问题，与匡乃富一定会签订一个书面协议。因为，李建民动用几十万元不可能不签订任何协议。李建民是会计，会计在做账时都是要根据原始凭证进行做账，原始凭证就是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李建民是懂的，而李建民的《借款协议》就是李建民、匡乃富与沃野粮豆公司之间的唯一证据，该证据就是李建民主张权利的唯一有效证据。匡乃富投资设立的沃野粮豆公司，根本没有想让李建民投资入股，李建民也根本没打算投资入股和匡乃富共同经营。因此，李建民与匡乃富根本就不存在合伙关系，更不是匡乃富设立的沃野粮豆公司的股东；四、关于李建民给匡乃富提供帮忙问题，一是彼此是同学关系，平时关系比较不错，匡乃富让帮忙也不好推辞。二是帮完忙之后还能在一起吃吃饭，喝喝酒。三是李建民有大笔资金借给匡乃富，从内心也希望匡乃富挣钱，不希望其亏损，如果匡乃富亏损必然使李建民借给匡乃富的钱要不回来，因此，李建民有时对匡乃富给予适当帮忙实属正常。四是李建民当时也有一种心理，如果匡乃富真的挣钱了，帮助匡乃富也能得点好处。所以，在这种心理驱使下进行的帮忙。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帮忙就是帮忙，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入股问题，更不存在合伙问题，不能因为帮忙就认为是合伙；五、关于李建民与匡乃富是否存在口头约定问题，如果说是口头约定，原告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口头约定，包括约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等等，原告仅凭表面现象就主观推测，并且主诉理由是合伙，原告没有确实可靠的证据证明李建民与匡乃富合伙。原告没有证据就应当依法承担不利的后果，法院就应当认定李建民与沃野粮豆公司依法达成的〔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民事调解书真实、合法、有效，是不应撤销的己经发生效力的法律文书。综上，李建民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原告的起诉。
被告沃野粮豆公司未答辩。
原告提供证据及被告李建民质证情况：
1.2013年10月23日黎X找孙XX、匡乃富的谈话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因八五二农场七分场农户上访，七分场书记黎X和场长等人找到匡乃富、孙XX了解情况。匡乃富证实李建民、杨XX、孙XX与匡乃富是合伙关系。孙XX证实李建民、杨XX退股是在2013年10月22日，孙XX也想退股。匡乃富正在积极想办法还农户卖粮款。李建民质证认为：（1）该《询问笔录》的内容匡乃富与孙XX的说法存在严重矛盾。《询问笔录》中匡乃富说“2013年10月中旬左右，有2人退股，杨XX和李建民”。孙XX说“他们退股是昨天刚办的”（注：笔录制作时间是2013年10月23日），二人说法不吻合；（2）沃野粮豆公司在〔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案件中，答辩状自述是在2012年10月份签的借款协议，与该笔录日期相差一年时间；（3）八五二农场七分场相关领导并不知道匡乃富和谁合伙经营。在做笔录的时候李建民认为必然是七分场召集的，七分场只召集了匡乃富和孙XX，说明七分场知道合伙人只有匡乃富和孙XX，否则就会通知李建民和杨XX也到场。李建民认为匡乃富和孙XX二人不是主动到七分场去的。综上，李建民认为该证据存在矛盾，无法起到证据效力，不应采信。
2.2013年11月9日匡乃富的《三站烘干塔情况说明》复印件1张。证明李建民、杨XX、孙XX与匡乃富是合伙关系，四人共同出资建烘干塔，匡乃富出资53万元，李建民出资50万元、杨XX出资51万元、孙XX出资48万元，沃野粮豆公司因经营不善出现亏损。2013年10月22日，由于欠八五二农场七分场农户粮款引发农户上坊。由于压力过大，当晚李建民、杨XX提出退股，李建民、杨XX提出把借条的日期往前写，定在2012年1月1日，实际出条日期是2013年10月22日晚。李建民质证认为：（1）匡乃富在该情况说明中提到“由于2013年10月22日上午七分场农户到农场信访办上访，由于当天晚上我喝酒了，我的眼睛也看不清楚就稀里糊涂给签了”和匡乃富在〔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案件中写的答辩状截然不同。答辩状中称“我因急着干活就把字签了”二者互相矛盾；（2）该情况说明中匡乃富说“签协议时间是2013年10月22日”，与原告证据1在时间上相互矛盾，与在〔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案件答辩状中的时间2012年10月不符。出现三个时间，原告提供的证据之间以及李建民要提供的证据之间存在严重矛盾。因此，李建民认为该证据为无效证据，存在严重矛盾，不应采信。
3．2015年3月22日李XX出具的《关于七分场三队烘干塔合伙人情况的证明》复印件1张，证明李建民与匡乃富之间是合伙关系，非民间借贷关系。李建民质证认为：（1）李XX是沃野粮豆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之一，如果能够将李建民排除在债权人之外李XX是最大获益人。因此该证据是存在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2）作为证言应该指出李建民和匡乃富的具体合伙协议是如何约定的，在什么情况下约定的合伙及合伙内容，该证据只是说明匡乃富和李建民简单在一起，简单认为是合伙，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因此该证据不能够起到证据效力。
4．方长青、于金宝、刘光明等32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支付令》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的个人身份信息以及原告申请撤销〔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民事调解书符合法律规定。李建民质证无异议。
5.〔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等多人申请撤销的是该份调解书，该调解书的存在将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李建民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调解书合法有效，依法不应当被撤销。
6.《协议书》复印件1份。证明2013年11月，沃野粮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匡乃富及合伙人之一的孙XX与卖粮户签定还款计划，同时也能证明孙XX与沃野粮豆公司是合伙关系，否则孙XX不会在该份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书表面上与本案无关联性，但结合本案其它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明匡乃富与李建民之间系合伙关系，非民间借贷关系。李建民质证认为，该协议只能证明匡乃富和孙XX是合伙关系。李建民也是住在八五二农场七分场，匡乃富、孙XX、李建民也总见面，有时候也在一起。如果都是合伙人的话李建民也应当在该协议上签字。然而该协议上并没有李建民的签字，说明李建民并不是合伙人。
7.2014年8月12日南横林子公安局刑警队对匡乃富的《讯问笔录》复印件1份；2015年3月25日南横林子刑警队对匡乃富的《讯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沃野粮豆公司实际是由匡乃富、李建民、杨XX、孙XX四人合伙经营，没有书面合伙协议，是口头协议。匡乃富在沃野粮豆公司负责全面工作，杨XX负责生产，孙XX负责安全和后勤，李建民负责财务。结算回来的玉米款由李建民和孙XX两人发给先期收购玉米的农户。匡乃富的妻子王XX、李建民的妻子管X、孙XX的妻子裴XX三人负责给卖粮农户发放收购粮食票。农户凭借收购粮食票与沃野粮豆公司结算卖粮款。烘干塔的晒场是由李XX与匡乃富签的合同，由张XX施工。晒场施工时李建民、杨XX、孙XX有时也去施工场地查看质量。2014年红兴隆农垦法院传唤匡乃富开庭时不应该是民间借贷的事实，本来事实就是合伙。两份《讯问笔录》能够充分证实本案匡乃富与李建民之间系合伙关系，非民间借贷关系。李建民质证认为，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进行侦查活动，应当根据匡乃富隐匿、销毁财务账目罪的涉案罪名，围绕该犯罪事实进行侦查。侦查机关对民事合伙关系进行侦查，其侦查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侦查范围。公安部有规定，不准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原告举证的该笔录内容涉及合伙纠纷。因此，李建民认为《讯问笔录》涉及合伙问题的相关内容是无效的。匡乃富说合伙人中有谁，是在众多债权人面前不好交代的情况下，想让李建民、杨XX帮匡乃富顶债。李建民、杨XX、李建民妻子和杨XX的妻子给匡乃富提供劳务，均是一种帮忙行为。一开始匡乃富要给杨XX和李建民的妻子报酬，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给。
8.2015年1月27日南横林子公安局刑警队对匡乃富的妻子王XX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李建民、杨XX、孙XX在烘干塔均有投资，因为李建民的妻子管X、孙XX的妻子裴XX、杨XX的妻子、谢XX的丈夫都是合伙人，所以她们都在沃野粮豆公司干活。从开始筹建烘干塔起李建民、杨XX、孙XX就一直和匡乃富商量关于烘干塔的事情，并且李建民等人与其妻子都参与烘干塔的经营。从刑警队对王XX的《询问笔录》中可以证实李建民与匡乃富是合伙关系，非民间借贷关系。李建民质证认为：（1）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进行侦查活动，应当根据匡乃富隐匿、销毁财务账目罪的涉案罪名，围绕该犯罪事实进行侦查。侦查机关对民事合伙关系进行侦查，其侦查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侦查范围。公安部有规定，不准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原告举证的该笔录内容涉及合伙纠纷。因此，李建民认为侦查笔录涉及的合伙问题的相关内容是无效的；（2）如果作为公安机关想要侦查合伙问题，在问王XX的时候应当对合伙人什么时间在一起合伙的，谁投入多少钱，怎么商定的进行询问。笔录中只是记录说合伙了；（3）杨XX的妻子在2011年秋天干了一年的时间与事实不符。杨XX的妻子从来没有在沃野粮豆公司干了一年的时间。李建民的妻子也只是在收粮的时候因为忙不过来而帮忙干点活，也没有多长时间。
9.2014年8月13日南横林子公安局刑警队对孙XX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2015年3月26日南横林子刑警队对孙XX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沃野粮豆公司所建的烘干塔是由李建民、杨XX、孙XX、匡乃富共同投资建成，共同经营管理，没有书面合伙协议，效益好就分红利。当然也能证实李建民、杨XX与匡乃富之间系合伙关系，非民间借贷关系。李建民质证认为：（1）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进行侦查活动，应当根据匡乃富隐匿、销毁财务账目罪的涉案罪名，围绕该犯罪事实进行侦查。侦查机关对民事合伙关系进行侦查，其侦查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侦查范围。公安部有规定，不准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原告举证的该笔录内容涉及合伙纠纷。因此，被告认为侦查笔录涉及的合伙问题的相关内容是无效的；（2）孙XX在该份笔录中提到“匡乃富的烘干塔是我和杨XX、李建民一起建的”，但孙XX不知道杨XX和李建民怎么给匡乃富钱，且对于怎么商定合伙事宜、盈余分配、亏损承担都没有提及；（3）孙XX称“匡乃富说公司是他（匡乃富）的”，说明匡乃富本身没有让杨XX、李建民投资合伙；（4）孙XX的笔录中称匡乃富出具借条的日期“不是2013年的日期，日期是往前写了，不是2011年就是2012年，具体的时候我想不起来了”，和原告要证明的问题不相符。
10.2014年1月28日南横林子公安局刑警队对孙XX的妻子裴XX所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裴XX是孙XX的妻子，裴XX证实孙XX、李建民、杨XX与匡乃富共同投资经营沃野粮豆公司。孙XX、李建民、杨XX、匡乃富四人的妻子都在沃野粮豆公司白干活，不要工资，因为都是自己家投资的，为了能省点钱。该份证据进一步证实孙XX、李建民、杨XX与沃野粮豆公司是合伙关系，当然也能证实李建民、杨XX与匡乃富之间系合伙关系，非民间借贷关系。李建民质证认为:（1）公安机关超过侦查范围。没有对刑事案件进行侦查，而是对是否合伙进行侦查；（2）裴XX的证言说是帮忙白干活，经李建民了解，匡乃富2011年答应给杨XX的妻子一年3,000元，结果没给，所以2012年杨XX的妻子没有去。说明证人对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所以也并不是裴XX所说的匡乃富、孙XX、杨XX、李建民系合伙关系。
11.2014年8月21日南横林子公安局刑警队对李建民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沃野粮豆公司的烘干塔是由孙XX、李建民、杨XX与匡乃富四人共同投资购买，刚建烘干塔时李建民负责管账，当会计。因沃野粮豆公司欠农户玉米款，加之这两年一直没分红。孙XX、李建民、杨XX要求退股，所以在2013年10月，匡乃富为孙XX、李建民、杨XX出具了借据，日期写的是2012年1月1日。该份证据进一步证实孙XX、李建民、杨XX与匡乃富是合伙关系，实际是以沃野粮豆公司的名义在经营。李建民质证认为：（1）这份笔录是刑警队第二次询问李建民的。李建民第一次说的是分期借给匡乃富资金50万元。由于都是同学关系，所以经常帮助匡乃富，让外人看起来匡乃富与李建民是合伙人。这份笔录是刑警队把李建民从八五二农场七分场拉到八五二农场公安分局进行询问时做的，当时有个姓李的自称是红兴隆公安局刑警队队长问了李建民，说“你只要说你是合伙人，就没有事了。”如果不说，就要带李建民走，“进局子”、“找地方吃饭”。所以，在这种压力下，李建民说：“你们写吧，我签字。”最后刑警队长说：“你说是合伙的话，钱我给你要”。在签了字后，八五二刑警队于献忠跟李建民说：“你这样的话，是你的本意吗？”李建民说：“我没有办法，这种情况下，我只有认了”。这是当时制作询问笔录的经过，并不是李建民真实的意思表示。既然李建民和匡乃富是借贷关系而且也打完了官司，如果不是受到逼迫李建民不会承认和匡乃富是合伙关系。刑警队第一次和第二次询问笔录内容相反。第二份是按着匡乃富和孙XX的笔录形式编造后让李建民签字的。
12.2015年1月27日-28日南横林子公安局刑警队对高月兴、薛宏江、蔡小红、谢凤花、陈树东、李萍、赵军、单德喜、何亚军、吴明、尹怀山、方长青、刘光明、周兴权、王贵振等15人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该15人均是卖粮农户，有12人是本案的原告，另有3位因不在家，在此次诉讼中没签上字，不是原告的身份，但他们均知道杨XX、李建民与匡乃富之间是合伙关系。在八五二农场七分场，能收购玉米的有几家公司，因为原告与杨XX、李建民、匡乃富之间或者是亲属或者是同学、朋友关系，没有这层关系，原告也不会将自家的玉米卖到沃野粮豆公司，而且大多数原告都是因杨XX、李建民、匡乃富及其他合伙人主动联系才把玉米卖到沃野粮豆公司。这15份《询问笔录》，其中是本案当事人的可以作为原告的陈述。不是本案当事人的可以作为证人证言。该15份《询问笔录》能证明杨XX、李建民与匡乃富是合伙关系，并以沃野粮豆公司名义在经营。李建民质证认为，杨XX和李建民从来没有打电话给原告让原告到沃野粮豆公司交粮，是否交粮是原告自己的事情。被询问人都是沃野粮豆公司债权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为自己的利益进行作证，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13.2015年3月26日南横林子公安局刑警队对孔XX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在杨XX、李建民、匡乃富及其他人建烘干塔时曾找到孔XX，邀请其参与投资经营，孔XX开车拉着匡乃富、孙XX、李建民到密山及佳木斯等地看烘干塔，由于其他原因孔XX没有投资入股，后来杨XX投资加入了，孔XX知道建烘干塔的过程，同时也能证明杨XX、李建民、匡乃富之间系合伙关系，并以沃野粮豆公司名义在经营，非民间借贷关系。李建民质证认为，2010年7、8月份，孔XX确实拉着匡乃富、孙XX和李建民去密山和佳木斯看过烘干塔，但是这个项目李建民刚听说，所以跟着去了，当时看的时候是有合伙想法，但是回来以后孔XX说合伙不行，所以孔XX就没再联系。四个人看过烘干塔，都没有合伙，知道合伙不行，所以大家没再谈合伙的事宜。从看烘干塔回来之后，李建民再也没有跟孔XX在一起过，所以孔XX不能知道李建民、匡乃富等人是否为合伙人，几个人经常在一起不能证明是合伙。
14.2015年3月24日南横林子公安局刑警队对李XX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李XX承包了沃野粮豆公司的晒场施工，是张XX干的活。在晒场施工期间，孙XX、李建民、杨XX与匡乃富四人经常到晒场监督质量，也因为质量问题与张XX发生过争吵，李XX从中调解，孙XX、李建民、杨XX与匡乃富四人称他们之间是合伙关系。工程结束后，李XX与张XX去要工程款，是他们四人接待的李XX与张XX，并且在一起吃的饭，在吃饭时他们也承认他们四人之间是合伙关系。他们四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说张XX干的活质量有问题，就是想扣点钱。该证据证实杨XX、李建民与匡乃富是合伙关系，以沃野粮豆公司名义在经营，不是借贷关系。李建民质证认为，李XX是沃野公司的债权人之一，公安机关没有围绕犯罪事实进行侦查而是围绕合伙事宜进行侦查。该证人证言是存在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李XX的目的是将杨XX、李建民排除在沃野粮豆公司的债权人之外，以达到李XX的目的。因此该证据是存在严重利害关系的证据，依法不应当被采信。
15.2015年3月24日南横林子公安局刑警队对张XX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在张XX给沃野粮豆公司的晒场施工时，匡乃富、孙XX每天都会到晒场监督质量。李建民、杨XX几乎隔一天就去晒场监督质量。当张XX分别与以上四人聊天时，他们都承认在沃野粮豆公司有投资，他们之间是合伙关系。干活的工人（包括刘X）和七分场的人都知道他们之间是合伙关系。该证据证实杨XX、李建民和匡乃富之间是合伙关系，以沃野粮豆公司名义在经营，不是借贷关系。李建民质证认为，张XX给匡乃富干活，本身是债权人之一，张XX的目的也是希望将杨XX、李建民排除在外。该证据是存在利害关系的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不应当被采信。
16.2015年3月27日南横林子公安局刑警队对徐XX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沃野粮豆公司的烘干塔是在垦区兴凯湖机械厂购买的，徐XX是兴凯湖机械厂的员工。从购买烘干塔到安装和调试，大部分时间都是匡乃富在，孙XX、李建民、杨XX时常去。在购买烘干塔谈价格时以匡乃富为主，以孙XX、李建民、杨XX为辅，而且每次谈价格时他们四个人都在。该证据能佐证杨XX、李建民和匡乃富之间是合伙关系，以沃野粮豆公司名义在经营，不是借贷关系。李建民质证认为，孙XX、李建民、杨XX一起去谈烘干塔的事，但是徐XX并不知道他们四个人是否为合伙，具体怎么合伙的徐XX也不清楚。因此该份证据不能证明李建民、杨XX与匡乃富是合伙关系。
17.2015年8月5日南横林子公安局刑警队对刘X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刘X是李XX、张XX承包沃野粮豆公司的晒场施工负责人，在施工期间，刘X听说七分场沃野粮豆公司的烘干塔是匡乃富、孙XX、李建民、杨XX合伙经营的。在工程施工期间，匡乃富、孙XX、李建民、杨XX经常到晒场去监督质量。后来刘X听他们四人聊天知道，其四人是合伙经营七分场沃野粮豆公司的烘干塔。该《询问笔录》证实杨XX、李建民和匡乃富之间是合伙关系，以沃野粮豆公司名义在经营，不是借贷关系。李建民质证认为，原告提供了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从这些份《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公安机关没有对违法事实进行侦查，而是插手民事纠纷。所以该笔录不应当被认定为有效证据。刘X在《询问笔录》中说“听说他们是合伙”但是具体的合伙事宜刘X一概不知，并不能起到证据的效力作用。
被告李建民提供证据及原告质证情况：
1.红兴隆农垦法院〔2014〕红民督字第1--
55号《支付令》55份、〔2014〕红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1份，〔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148号《民事调解书》各1份；李建民、杨XX《执行申请书》、李XX《执行申请书》各1份；红兴隆农垦法院南横林子人民法庭执行沃野粮豆公司给付欠款案件时的《调查笔录》26份（以上均为复印件）。证明申请《支付令》的债权数额是3,272,920元，〔2014〕红民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中李XX的债权数额是1,023,726元，〔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民事调解书》的债权人为李建民，债权数额是60万元，〔2014〕红商初字第148号《民事调解书》的债权人为杨XX，债权数额是61万元，债权数额总合计5,506,646余元，沃野粮豆公司已经严重资不抵债，又没有其他财产和债权可供执行，所有债权人都明知申请执行必然是每个债权人都达不到自己的实际债权数额。因此，李建民、杨XX2014年8月12日申请执行。证明原告从2014年8月12日开始是已经知道其权益被侵害的时间。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如果从2015年12月15日南横林子人民法庭对沃野粮豆公司资产进行评估时已经通知所有债权人缴纳评估费，应该为债权人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因此法院应当驳回对李建民的起诉。根据法律规定，权利被侵害时间是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原告质证认为：（1）原告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之日在2015年7月，至本案原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时间并没有超过6个月的法定期间。原告认为〔2014〕红商初字第147、148号《民事调解书》在红兴隆农垦法院，从立案到开庭直至调解书的签收，法院和杨XX、李建民从来没有通知过常德喜等32人以第三人的身份出现。原告不可能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原告认为杨XX、李建民向红兴隆农垦法院申请执行，杨XX、李建民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杨XX、李建民及红兴隆农垦法院告知本案原告。原告不可能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红兴隆农垦法院是对原告收取了评估费，但没有告知原告参与评估分配的申请执行人还有杨XX、李建民。因此，原告不可能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该案原告并没有超过6个月的法定期间；（2）如果李建民认为原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超过6个月的法定期间应当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对于原告是何时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只有其本人知道。原告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超过6个月的法定期间不能只凭猜测，应当向法庭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其理由不能，也不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3）被执行人的财产资不抵债是事实，任何一个真实的债权人参与分配都无可厚非。伪造证据、虚假诉讼、欺骗债权人的债务是不能容忍的，也是不能得到法律支持的。对于杨XX、李建民是债权人还是合伙人，其本人心知肚明，原告更是非常清楚。法庭收取评估费是直接到各原告的家中收取的，并不是法庭把所有的债权人聚集到一起，所以原告并不知道参与分配的人还有李建民、杨XX。
2.沃野粮豆公司在红兴隆农垦法院〔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案件当中，提交的《答辩状》复印件1份；红兴隆农垦法院〔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案件《庭审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1）沃野粮豆公司在红兴隆农垦法院〔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案件中提交的《答辩状》中自述，签订《借款协议》时说“我因着急干活就把字签了……”，与匡乃富在2013年11月9日的《三站烘干塔情况说明》中说“当天晚间喝了酒了，没有看清就稀里糊涂给签了。”互相矛盾；（2）该《答辩状》否认借款，企图以合伙关系达到免除债务目的。因此，证明李建民与匡乃富不存在恶意串通；（3）匡乃富在《答辩状》中称“在2012年10月份，在七分场卫生院，晚上7、8点钟匡乃富签的《借款协议》”，与匡乃富的《三站烘干塔情况说明》在日期上不符，也与黎X的《询问笔录》日期不符，因此，可以证明原告所举的黎X的《询问笔录》及匡乃富的《三站烘干塔情况说明》是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答辩状》中说“原告在电脑上打了份借款协议，我什么都不知道，他非让我签字，不签字就不让我走。”这句话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去签订借款协议时匡乃富是自愿去的。所以匡乃富的证词与其他所有原告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李建民所举的证据，能够证明《借款协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红兴隆农垦法院〔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案件《庭审笔录》，证明：（1）法庭审理是在公开、公正、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情况下进行的，李建民与沃野粮豆公司是在自愿的基础之上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法院依法给予了确认，红兴隆农垦法院依法调解成立，所制作的《民事调解书》是合法有效的；（2）庭审之中看不出来双方之间有恶意串通的行为；（3）庭审中匡乃富表示没有证据证明与李建民存在合伙关系；（4）红兴隆农垦法院〔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民事调解书》没有错误，是合法有效的法律文书，是依法不应撤销的法律文书。原告强调的10月中旬与10月23日不过相差几天，该异议理由不成立。因为在《询问笔录》中匡乃富说是10月中旬左右，如果是前一天办完的事情，第二天不可能说是10月中旬。匡乃富只是想让杨XX、李建民顶债。该《答辩状》证明李建民与沃野粮豆公司之间没有串通。如果是恶意串通，《答辩状》中不会说合伙而不是借贷关系。所以原告的意见不成立。原告质证认为，对于李建民所提供的证据，匡乃富本人的《答辩状》在时间上的书写有偏差，将2013年写成2012年。这份《答辩状》不能证明本案原告在庭审中提交的其他证据的时间是错误的。在匡乃富提供的《答辩状》中称“当天晚上喝了酒了，没有看清楚就稀里糊涂的给签了字”与“我因急着干活，就把字签了”并不矛盾，是可以并列的关系。该份证据并不影响匡乃富所提交的《三站烘干塔情况说明》及黎X书记的《询问笔录》的效力。关于在黎X书记询问时匡乃富所说的“李建民、杨XX退伙时间在10月中旬左右”，及具体退伙时间是在2013年10月22日的问题，相差几天并不矛盾。10月中旬可以是10月10日至20日之间，20日与22日相差两天，并不影响证据所能证明的其他实质问题。公安机关2014年8月13日对孙XX的《询问笔录》证实了匡乃富以沃野粮豆公司的名义给杨XX、李建民出具借据的过程。匡乃富、杨XX、李建民、孙XX是合伙经营，因为出现亏损，是效益不好没分红，所以杨XX、李建民找到匡乃富要求退股。〔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不是沃野粮豆公司及匡乃富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因为匡乃富不懂法，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对合伙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证明，所以无奈之下形成了该份调解书。原告提供所有的匡乃富的《讯问笔录》及其自己提供的情况说明和《庭审笔录》均能证实，匡乃富一直坚持其与杨XX、李建民、孙XX系合伙关系。至于匡乃富能同意调解的原因，是因为其没有提交足以证明合伙关系存在的证据，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所以，如果有证据能够证实合伙关系的存在，该调解书应该被撤销。
3.沃野粮豆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复印件1份，证明沃野粮豆公司在成立初期股东有二人，为匡乃富和匡XX。在2012年10份进行变更登记时，只是在注册资金栏内，变更增加了注册资金，没有变更增加股东。证明李建民与匡乃富根本就不存在投资入股关系，更不存在合伙关系。沃野粮豆公司给李建民出具的《借款协议》，是李建民与沃野粮豆公司之间唯一的书面证据，说明该《借款协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不是简单头脑一热口头说合伙就合伙。原告质证认为，对于沃野粮豆公司的工商档案的实际情况，在刑事案件当中也有很多记载。原告认为，工商档案与本案争议的焦点没有关联性。工商档案只是证明匡乃富及匡XX是股东，但匡XX并没有参与经营。当时只是为了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才将匡XX列为股东之一，匡XX当时并没有出资。至于后期匡乃富、李建民、杨XX、孙XX四个人合伙投资经营烘干塔与工商档案是否变更，不会影响对本案实质问题的审理。变更工商档案只是一种形式，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足以证明杨XX、李建民、匡乃富、孙XX四人是合伙关系。以沃野粮豆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管理。
本院依职权调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质证情况:
〔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148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杨XX、李建民各提供的《借款协议》复印件1份。原告质证认为，该份证据真正的形成时间是在2013年10月22日，是因为杨XX、李建民、匡乃富、孙XX四人经营的烘干塔即沃野粮豆公司经营不善，欠卖粮户的粮款，七分场的卖粮户讨要欠款无门，开始上访，基于以上压力，杨XX、李建民、孙XX不想承担合伙人应当承担的义务，是为了转嫁自己的风险、逃避责任所形成的。因此，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李建民质证认为，该证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原告所举示的证据在案件情节方面互相矛盾，不能互相印证。所以原告质证的理由不成立。
被告沃野粮豆公司未提供证据。
对原告的证据1－17，因被告沃野粮豆公司未到庭，视为其放弃质证权利，被告李建民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予以采信。
对被告李建民提供的证据1－3，因被告沃野粮豆公司未到庭，视为其放弃质证权利，原告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予以采信。
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其中李建民、杨XX分别与沃野粮豆公司签订过《借款协议》的事实，双方当事人无异议，予以采信。其他事实因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证实，故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本院确认事实如下：
2011年至2013年，被告沃野粮豆公司向原告收购玉米，没有全部结清玉米款，沃野粮豆公司欠原告等多人玉米款330余万元。经原告多次索要，沃野粮豆公司并未给付。2014年1月6日，红兴隆农垦法院南横林子人民法庭根据原告的申请分别发出支付令，要求沃野粮豆公司偿还原告的卖粮款，沃野粮豆公司法定期限内并未提出异议。支付令生效后，沃野粮豆公司仍未自动履行，原告向南横林子人民法庭申请强制执行。2014年1月6日，案外人李XX因沃野粮豆公司欠晒厂工程施工款，向红兴隆农垦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7月30日，法院依法判决沃野粮豆公司给付李XX工程款及利息1,023,726.60元。因沃野粮豆公司未自动履行生效判决，李XX于2014年9月4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014年5月20日，红兴隆农垦法院分别立案受理了李建民与沃野粮豆公司〔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杨XX与沃野粮豆公司〔2014〕红商初字第148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李建民诉称，2012年1月1日，沃野粮豆公司因建造烘干塔资金不足，向李建民借款60万元，约定了还款期限。但从2013年开始，沃野粮豆公司因经营不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多数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烘干塔设备面临被拍卖，为维护李建民的合法权益，李建民请求：判令沃野粮豆公司偿还借款6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沃野粮豆公司辩称，2011年6月，烘干塔建设时，与李建民是合伙关系，因2011年至2012年经营不善亏损，2012年10月份，在七分场卫生院，李建民拿了一份借款协议让匡乃富签字，匡乃富因急着干活，就把字签了。没想到2014年5月份，李建民拿该借款协议起诉沃野粮豆公司，才知道签字的是借款合同。现沃野粮豆公司经营不善亏损，李建民是合伙人，有义务承担债务，应驳回李建民的起诉。2014年7月8日，经本院调解，李建民与沃野粮豆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一、沃野粮豆公司偿还李建民借款本金50万元、利息10万元，合计60万元，于2014年7月30日前履行完毕；二、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4900元，李建民负担2,450元，沃野粮豆公司负担2,450元。2014年8月11日，因沃野粮豆公司未履行调解书约定的内容，李建民申请本案强制执行（同日，红兴隆农垦法院立案受理了杨XX与沃野粮豆公司〔2014〕红商初字第148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与李建民案件相比，双方诉辩主张除诉讼标的额不一致以外，其他基本相同，2014年7月8日，经本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沃野粮豆公司偿还杨XX借款本金514,500元、利息95,500元，合计61万元，于2014年7月30日前履行完毕；二、案件受理费9900元，减半收取4950元，杨XX负担2,475元，沃野粮豆公司负担2,475元。该案也已进行执行程序。
同时查明，法院在执行沃野粮豆公司过程中，沃野粮豆公司被整体拍卖出售所得价款300万元，该价款在南横林子人民法庭提存。原告在了解到李建民、杨XX的案件也已经进入执行保管，将参与分配拍卖款后，认为李建民、杨XX与沃野粮豆购销的法定代表人匡乃富是合伙经营沃野粮豆公司，而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不应参与沃野粮豆公司拍卖价款的分配。2015年9月17日，原告向红兴隆农垦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撤销李建民、杨XX的〔2014〕红商初字第147号、148号两案件民事调解书，2015年11月9日申请撤诉。又','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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