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西民初字第12114号
原告刘俊永，男，1962年10月7日出生。
原告冯晓立，女，1968年2月26日出生。
以上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小迪，男。
被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院长。
委托代理人白家琪，女。
委托代理人唐依慧，北京陈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俊永、冯晓立诉被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以下简称宣武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刘俊永、冯晓立及二原告之委托代理人王小迪，宣武医院之委托代理人白家琪、唐依慧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俊永、冯晓立诉称，原告之子患者刘爽，于2009年8月19日到宣武医院急诊就诊。8月28日该患者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去世，宣武医院于2009年10月16日出具《诊断证明书》，注明患者死亡原因为脑梗死。
原告认为，宣武医院在对患者刘爽的医疗诊治过程的实体、程序及调解协议签订过程中，均具有重大过错，应当就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一、在医疗诊治的实体问题上，宣武医院在血糖的有效控制，酸碱平衡紊乱的有效纠正及改善酮症方面存在过错，该过错已经北京市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于2011年9月28日出具（京）法源司鉴（2010）临鉴字第571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予以证明：
就医疗诊治行为中的实体问题，在此前进行的一审程序中，经贵院委托，由北京市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于2011年9月28日出具（京）法源司鉴［20l0］临鉴字第571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按照该鉴定意见原告认为：
1、按照鉴定结论第5页综述部分的记载，宣武医院在血糖的有效控制，酸碱平衡紊乱的有效纠正及改善酮症方面存在过错，法医学参与度为B级，理论系数值为10％。该结论表明，宣武医院在医疗实体问题上存在至少10％的过错责任。
2、鉴定结论第5页综述部分还指出，“由于患者死亡后未实施尸检，以致影响以病理学方面诊断患者病情程度，死亡原因，也影响对医院行为的评价”。该意见表明，由于受害者刘爽未进行尸检，导致鉴定部门对宣武医院诊疗行为过错程度无法做出进一步的法医学判断。原告认为，原告作为普通百姓，对于医疗程序并不熟悉，宣武医院作为该领域专业人士，对于原告享有提出尸检的权利应尽告知义务。宣武医院未尽此告知义务，还一味诱导原告将患者尸体火化，最终导致无法进行尸检，对此宣武医院理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
二、在医疗诊治的程序问题上，宣武医院严重侵犯原告知情权与同意权，使原告在不知情的前提下丧失了自身合法权益，举证能力受到严重影响，还误导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宣武医院应承担未尽告知义务导致原告权益受损产生的赔偿责任。
针对上文所述《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的鉴定范围，原告曾通过贵院专门要求鉴定机关出具说明。为此，北京市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于2012年3月30日出具法源医函（2012）第8号《关于刘爽案件的回函》。《回函》明确：1关于糖尿病病史病历记载问题。医院在病历书写上确实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在病历书写方面存在缺陷。2、关于封存病历和告知尸检问题。封存病历不属于司法鉴定的范畴。而由于被鉴定人未能尸检，已影响对其自身疾病程度的准确评价及医疗行为对其病情治疗效果的评价，应由未能尸检的一方承担相应不利责任。
有鉴于此，原告就宣武医院在医疗程序上的过错进行了多方举证，具体如下：（一）宣武医院在没有原告方与医疗行政部门到场的情况下，即自行封存主观病历，严重侵犯了原告知情权与同意权。原告认为宣武医院故意不告知原告具有监督封存病历的权利，是为了隐瞒其修改编造病历内容的侵权事实。
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应当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封存和启封。”而在患者去世后，原告提出复印病历资料时，宣武医院并未告知原告主观病历材料的存在。在原告起诉时，宣武医院却拿出一份主观病历材料的封存件。经过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于2010年11月4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华夏物鉴中心（2010）文检字第355号）的记载，宣武医院提供的封存件上家属签名系伪造。因而，原告认为，由于宣武医院严重违反主观病历封存程序，擅自伪造原告签字，其提供的主观病历存在严重伪造的可能性，可以直接认定其在该事件过程中存在极其严重的过错，应当就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二）宣武医院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于患者去世后才补记病历并且倒签病历时间，原告对其提供的病历真实性存有重大疑问。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8条第2款的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要求，书写并妥善保管病历资料。因抢救急危患者，未能及时书写病历的，有关医务人员应当在抢救结束后6小时内据实补记，并加以注明。患者去世后，原告一直向宣武医院索要相关病历，但直至2009年8月31日下午，也就是患者逝世3天后宣武医院仍告知家属病历还没有写完。原告起诉后发现，宣武医院提交的病历材料与家属复印的病历材料存在诸多不一致之处，比如家属复印的《住院病历首页》大部分内容为空白，但医院向法庭提交的《住院病历首页》中，空白处已填满诊疗记录，有明显的事后补记痕迹。
（三）患者客观病历资料中内容自相矛盾（如有关糖尿病的记录），具有明显的歪曲记载痕迹，其目的系为掩盖宣武医院在为患者治疗过程中存在的明显过错。
2009年8月19日患者刚被送入急诊诊疗时，原告即告知宣武医院患者患有糖尿病的既往病史，宣武医院亦随即表示会酌情诊治，并在其2009年8月19日上午出具的《医嘱单》和《患者入院评估》中标注“低盐低脂糖尿病饮食”，医师郭秀海，护士何敏予以签字记录。此外，在宣武医院于2009年8月28日出具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住院病历首页》（病案号492057）中“其他诊断项”及神内NICU科出具的《死亡记录》中，亦明确记载患者患有糖尿病。
但在原告复印的病历资料中，对此情况却存在自相矛盾、歪曲记载之处。按照2009年8月29日宣武医院出具的《入院记录》“既往病史项”及《围麻醉期访视单》“既往史内分泌系统项”，又清楚记载否认原告具有糖尿病史。
因此原告认为，宣武医院自相矛盾、歪曲记载病历，用意在于以此来掩盖其在诊疗过程中因无视原告患有糖尿病的既往病史而使用了严重错误的诊疗方法并最终导致原告死亡的事实。由于患者未进行尸检，鉴定中心只能依据病历材料进行鉴定，原告有理由认为，宣武医院自相矛盾、歪曲记载的病历，已严重误导并影响了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宣武医院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四）患者逝世后，宣武医院对原告本应享有的提出尸检的权利未尽告知义务，导致患者未经尸检而火化。
2009年8月28日，患者逝世后，原告多次找到宣武医院进行协商沟通，要求院方对患者逝世做出合理的解释，但宣武医院却一直催促原告将患者火化，并故意欺瞒原告称：患者火化与否绝对不会影响患者家属在日后提出的司法鉴定及主张诉讼权利，更不会对医院进行赔偿产生任何影响，而且患者尸体的存放将会不断产生停放等各项费用，同时将尸体火化还可以让逝者尽快早日入土为安，因此不如尽快将尸体进行火化处理。原告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同意将尸体火化。然而在本次司法鉴定中却因为无法进行尸检阻碍了对医疗诊治行为进行最终评价。原告认为之所以出现该后果，过错完全在于宣武医院，其用欺诈的手段蒙骗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其行为就是明显在于掩盖自己在诊疗刘爽的过程中的严重过错。北京高院发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16条明确“患者就医后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医疗机构未要求患者一方进行尸检，导致无法查明死亡原因，并致使无法认定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医疗机构有无过错的，医疗机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宣武医院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所谓的《医疗争议调解协议书》与《医疗争议赔款补充协议》，系原告在欺诈、危难被乘的前提下，由宣武医院隐瞒原告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所签订的，而且显失公平，原告有权要求撤销。并且，上述协议仅有原告刘俊永的签名，并未取得患者母亲原告冯晓立的授权，冯晓立有权要求宣武医院赔偿其应得份额。
（一）《医疗争议调解协议书》与《医疗争议赔款补充协议》，系宣武医院在隐瞒诊疗基本事实的情况下，以欺诈、危难被乘的方式，与原告刘俊永签订的，因此不能认定为本案的最终赔偿依据。
患者逝世后，原告对其死因一直存有疑义，多次与宣武医院沟通，宣武医院提出双方应去北京市卫生法研究会医疗纠纷调处中心协商解决方案，但并未告知原告如对死因存疑，有权提出封存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等资料，亦未告知原告有权提出进行尸检。在此前提下，2009年9月16日，原告与宣武医院签订了编号为调字5166号《医疗争议调解协议书》，同年11月3日又签订了《医疗争议赔款补充协议》。因此，宣武医院未尽告知义务的行为，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情形，即以欺诈、隐瞒重要情况的方式，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协议，且显失公平，故协议不能作为本案赔偿依据。
（二）《医疗争议调解协议书》与《医疗争议赔款补充协议》，仅有原告之一刘俊永的签名，并未取得患者母亲原告冯晓立的授权，原告冯晓立有权要求宣武医院赔偿其应得份额。
原告刘俊永与宣武医院签订的调解协议，无权处分原告冯晓立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原告冯晓立作为患者母亲，按照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核发的京大字第06807号《残疾人证》及北京市大兴区榆伐镇马家屯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贫困证明》，属于肢体3级残疾且生活极其贫困，已丧失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患者作为家中唯一子嗣逝世后，给其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损害，病情一度加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原告冯晓立有权要求宣武医院赔偿其应得份额，包括但不限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医疗费等等。
四、其他问题
本案患者刘爽为原告唯—子女，系家中主要收入来源，对原告双方承担唯一的赡养义务。原告冯晓立为三级肢体残疾，生活不能自理，无固定职业，完全依靠被抚养人刘爽扶养。刘爽逝世后，家中生活贫困，经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马家屯村民委员会出具《贫困证明》，认定为贫困家庭。本案件自立案审理以来，审理已近3年，原告方生活贫困，精神无比痛苦，生病入院多次，情况危急。特别是二审发回重审后，给原告及其家庭带来了无比沉重的打击。原告相信法律，相信公正的裁决，但宣武医院无理且据不妥协的态度，以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不具任何理由的两页纸裁定，即将原告三年来的努力化为泡影。原告维权之路坎坷，信访之路漫漫，但原告依然相信人民法院、相信人民政府，特恳请贵院依法裁判，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保护弱势群体，让逝者安息。
因此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宣武医院承担医疗纠纷损害赔偿责任，并赔偿原告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具体诉讼请求如下：
一、请求依法撤销2009年9月16日原告刘俊永与宣武医院签订的编号为调字第5166号《医疗争议调解协议书》以及11月3日签订的《医疗争议赔款补充协议》。
二、由宣武医院赔偿原告以下各项损失：1、死亡赔偿金806420元（按照2013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年）；2、丧葬费34760.50元（按照2013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3、医疗费10766.77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1051000元（被扶养人为二原告，按照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20年×2）；5、误工费1400元。（按照2012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计算患者住院期间）；6、护理费22015元（按照2013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计算1.9个月×2）；7、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宣武医院已支付赔偿款，同意从上述赔偿款中扣除。
三、本案鉴定费、诉讼费由宣武医院承担。
宣武医院辩称：我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医疗赔偿争议经调解已达成调解协议并实际履行完毕，该调解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故原告之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一、原告刘俊永代理冯晓立处理医疗调解事宜之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原告与我院之间于2009年9月16日经北京卫生法研究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调解并达成《医疗争议调解协议书》（调字5166号）。刘俊永在该调解协议书上签字。此前，原告向调解中心提供了冯晓立于2009年9月1日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其同意由刘俊永作为代表，参加医疗纠纷的调解。但是，冯晓立在本案诉讼阶段否认《授权委托书》中“冯晓立”的签字为其本人书写，并以此为由否认授权刘俊永处理调解事宜。
根据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第27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原告刘俊永的自述，调解协议上“冯晓立”的签字由刘俊永代签。据此，我院认为冯晓立知道双方医疗纠纷由调解中心调解，且调解协议内容为其真实意思的表达，故该调解协议对冯晓立具有法律约束力。具体理由为：第一、调解中心出具的“现场笔录”中记录患者父母，即刘俊永与冯晓立及亲属共10余人参与2009年8月31日调解中心的现场调处，且患方同意进入调解程序，即冯晓立知道该医疗纠纷将由调解中心进行调解；第二、刘俊永与冯晓立为夫妻关系，该医疗纠纷源于夫妻二人之子，故医调委及我院有理由相信刘俊永所提供的《授权委托书》是冯晓立之真实意思；第二、与上述《授权委托书》相同，刘俊永代冯晓立签署了其提交法院的《民事起诉状》、《授权委托书》等文件，且冯晓立承认并认可上述文件中“冯晓立”的签字系刘俊永代签。因此，我院及调解中心有理由相信刘俊永对于本案医疗争议有代冯晓立处理调解事宜的代理权，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之规定，刘俊永代理冯晓立处理上述调解事宜之行为合法有效，故《调解协议书》对冯晓立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调解协议不存在任何可撤销的法定情形
1、原告自行决定调解事宜
原告与我院之间签署的为调解协议书，并非和解协议，我院并没有直接与原告协商调解内容，而是由医调委作为第三方进行调解，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后确定了调解内容，故我院在订立《调解协议书》时根本不存在欺诈原告的可能。此外，原告在患者死亡后即认为我院存在过错，其对医疗争议的赔偿事宜最终自行决定，确为其真实意思的表达。
2、调解协议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
即使根据原审阶段法源的司法鉴定结论，我院医疗行为对患者死亡之参与度为B级（理论系数值10％，参与度系数值1％-20％）。如按照理论值10％进行计算，参照双方签署调解协议（2009年）上一年度北京市相关统计数据进行计算，我院赔偿原告之数额与调解所确定的赔偿额也基本相符，故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
三、我院已向原告充分告知了尸检的相关事宜，依法不应承担因未尸检导致的相关不利法律后果
在患者死亡后，我院两级医师向患者家属告知了尸检事宜，但家属拒绝尸检，且拒绝在病历上签字，我院医师遂将当日情况客观记录于病历中。其后因患者家属于2009年8月31日投诉至我院医患办，工作人员再次向家属告知尸检事宜，并记录在医患办工作记录本上。2009年8月31日下午4时30分，调解中心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解，其“现场笔录”亦记载“首先与患方告知三条途径及有关尸检的意义，患方概述了患者抢救死亡经过，不同意尸检”。
上述三次记录足以说明我院及调解中心已向患者家属，包括原告告知尸检相关事宜，但其拒绝尸检。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医疗机构要求患者一方协助进行尸检，但因患者一方的原因未进行尸检，导致无法查明死亡原因，并致使无法认定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医疗机构有无过错的，患者一方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我院认为因家属拒绝尸检如对鉴定带来影响，如由此导致相关不利的法律后果，则其应由原告承担。
四、原告与我院之间的医疗争议经调解已终结
原告与我院签署的调解协议书载明：“因患者刘爽的医疗责任赔偿争议纠纷终结，双方不再追究对方责任，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因此，原告与我院之间的医疗争议在签署调解协议时已终结，原告在签署调解协议、领取调解款项后再次主张权利已违反协议约定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综上，我院认为：我院与原告之间在第三方调解下签署的调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不具有可撤销的法定情形，其效力应被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故请求贵院驳回原告之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
一、患者的基本情况
患者刘爽（1986年12月6日出生，以下简称患者）系二原告之子，于2009年8月28日死亡，生前未婚。
二、患者的治疗过程
根据宣武医院住院病历记载：2009年8月19日，患者因左侧肢体无力，不能行走，左手不能抬举，伴言语含糊等症至宣武医院急诊。临床初步诊断为脑梗死（右侧额、顶叶），左侧中枢性面瘫，左侧中枢性偏瘫，右侧颞叶沟回疝形成，由宣武医院收入院治疗。当日下午患者出现头痛剧烈，双瞳孔不等大，考虑大面积脑梗，脑疝可能，于19时15分行右额顶颞去骨瓣减压术。术后病情再次加重，并出现酮症酸中毒情形。8月28日患者突然呼吸停止，继而心跳停止，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记录记载死亡诊断为：“肺栓塞？脑梗死（右额、顶、颞叶），脑疝形成，糖尿病。”
三、签署调解协议过程
本案在诉讼中，经宣武医院申请，本院至北京卫生法研究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以下简称调解中心）调取了：突发性医疗纠纷现场勘验调查处理笔录、调解申请书、对刘爽死因责任认定说明、收条、医疗争议调解协议书、授权委托书等材料。以上材料证实的调解过程如下：
2009年9月1日，原告刘俊永签署了调解申请书。2009年9月16日，经调解中心调解，原告刘俊永与宣武医院签订“调字5166号”《医疗争议调解协议书》（以下简称调解中心调解协议）。该协议载明内容有：“我中心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及提供的材料，指定调处人员调处。经调解，医患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如下：一、医方一次性赔偿患方刘爽亲属人民币79500元。大写柒万玖仟伍佰元整。由患方提供原始单证。二、本协议签字后生效，刘爽医疗责任赔偿争议纠纷终结，双方不再追究对方责任，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不得有损对方声誉。”该协议下端有刘俊永签字，宣武医院代表签字并加盖该院医患关系协调办公室印章，以及调解人、调解负责人、中心负责人签字并加盖调解中心调解专用章。2009年11月3日，刘俊永在收取宣武医院给付79500元的收条下端签字。
宣武医院提供的《刘爽医疗争议赔款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宣武医院补充协议）证实：2009年11月3日，刘俊永与宣武医院签订宣武医院补充协议，该协议载明内容有：“经医患双方同意，共同委托北京市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对本案进行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由医方一次性赔偿患方人民币79500元。但患方坚持认为，北京市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合议的赔偿额，与患方的要求相差太远，因此要求医院另外增加补偿。医院考虑到患者家属目前的实际情况以及尽快解决此纠纷，同意在北京市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医疗争议调解协议书》的基础上，另行补偿患方10000元，至此医院共计赔偿患方人民币89500元，大写：捌万玖仟伍佰元整。此补充协议经医患双方同意签字后生效，刘爽医疗争议到此全部结束，患方家属承诺不再以任何理由、方式向医院提出任何要求。”该协议下端有刘俊永签字以及宣武医院医患关系协调办公室的印章。
本案诉讼中原告认可已收到上述款项共计89500元。
四、原审情况
2010年4月8日，本案原告将宣武医院诉至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后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宣武法院），要求宣武医院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967884.27元。此外，原告还提出要求撤销调解中心调解协议及宣武医院补充协议。
该案审理过程中，由于原告刘俊永对宣武医院提供的封存患者的主观病历复印件提出异议，认为病历袋封条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签字，申请对主观病历封存信封正面及背面封口处“刘俊永”签名字迹进行文检鉴定。经宣武法院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华夏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华夏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为：检材上的“刘俊永”签名字迹与样本上“刘俊永”签名字迹不是由同一人书写形成。双方对上述鉴定意见未提异议，并同意在不提供主观病历的情况下仅根据客观病历做医疗司法鉴定。
宣武法院再次针对原告申请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法源鉴定中心）就宣武医院在为患者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如果存在医疗过错则该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过错责任程度进行技术鉴定。法源鉴定中心出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认为：本案患者以脑干梗塞及脑组织梗塞特点为始发症状，此后病情加重，脑梗塞范围增大，脑水肿脑疝形成，并伴有明显高血糖，病情危重，疾病本身死亡率高，临床治疗难度大。医院对其病情的诊治原则基本符合规范，但在血糖的有效控制，酸碱平衡紊乱的有效纠正及改善酮症方面存在一定不足，表明医院的诊疗工作存在医疗过错。由于患者死亡后未实施尸检，以致影响以病理学方面诊断患者病情程度，死亡原因，也影响对医院行为的评价，故依据现有材料，从学理性观点评价医院医疗缺陷法医学参与度B级（理论系数值10％，参与度参考范围1%～20％）。原告对鉴定意见存在质疑，要求法源鉴定中心对其质疑的问题进行补充说明。法源鉴定中心就原告质疑的问题做出回复如下：1、关于糖尿病病史病历记载问题，审查送检病历材料，患者方提出关于糖尿病病史记载的问题，医院在病历书写上确买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在病历书写方面存在缺陷，但上述病历书写方面的缺陷并不会对诊疗过程产生不利影响：2、关于封存病历和告知尸检问题，封存病历应有医患双方及卫生行政部门（或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共同见证并封存病历，但实际情况的判断和法律事实的认定，应由法庭结合有关证据进行审理明确，不属于司法鉴定的范畴。患者死亡后的尸检告知问题，因医患双方的陈述观点存在差异，应由法庭结合相关证据审理明确，由导致未能尸检的一方承担相应的不利责任。“对于本案，由于被鉴定人未能尸检，对其自身疾病程度的准确评价以及医疗行为对其病情治疗效果的评价”。3、司法鉴定包括对于诊疗行为中病历书写是否规范、告知等问题的评价，但封存病历程序问题不在司法鉴定的范畴内。对于本案，鉴定意见中明确依据现有送检材料，法医学参与度为B级（仅指诊疗行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最终赔偿等问题的认定，请法庭审理时综合封存病历及尸检告知等问题进行最后裁定。
宣武法院经审理后认定，除法源鉴定中心认定的过错以外，宣武医院还存在未尽尸检告知义务以及封存病历的过失，综合认定宣武医院按照3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就调解中心调解协议以及宣武医院补充协议，宣武法院认为上述协议仅有刘俊永签名，其未取得冯晓立的授权，故冯晓立有权要求宣武医院赔偿其应得份额。另外，考虑该协议约定赔偿数额与原告应得数额差距过大，对原告显失公平，故对上述协议予以撤销。最终宣武法院判决宣武医院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291818.78元。
宣武医院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12年4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
五、本案鉴定情况
（一）文检鉴定
本案调取的调解中心材料中，有出具给调解中心的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人处有“刘俊永冯晓立”手写签字，受托人处有“刘俊永”手写签字，内容为：“经刘俊永和冯晓立协商，由刘俊永作为代表，参加刘爽与宣武医院医疗纠纷的调解。刘俊永委托代理权限为：陈述事实，参加调解，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求，代为领取医疗纠纷调解补偿款等事宜。”
原告对上述委托书中“冯晓立”的签名提出异议，认为并非冯晓立本人签字，并申请将上述签名作为检材，将患者住院病历中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临床检查治疗知情同意书、原审案件笔录等材料中“冯晓立”签名作为样本，进行笔迹鉴定。宣武医院则认为上述委托书中“冯晓立”的签名，与原审中起诉状、鉴定申请书、授权委托书中“冯晓立”签名均系刘俊永代签，并要求同时进行笔迹鉴定。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确定由华夏鉴定中心进行上述鉴定。2013年12月25日，华夏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检材上“冯晓立”签名字迹与原告要求进行比对的样本中“冯晓立”签名字迹不是由同一人所写，与宣武医院要求进行比对的样本中“冯晓立”签名字迹是由同一人所写。
针对上述鉴定意见，原告表示认可。冯晓立认可委托书中委托人处“冯晓立”的签名系刘俊永代签，但认为该委托书中所有签字均未见过，刘俊永代签不能代表冯晓立真实意思。因患者去世遭受打击，冯晓立完全没有参与调解过程，对调解金额冯晓立并不知情、认可。宣武医院对鉴定意见亦认可，认为鉴定意见可证实委托书中委托人处“冯晓立”签名系刘俊永代签，证实冯晓立本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授权刘俊永代为处理医疗争议，并由调解中心调解，代为领取医疗补偿款事宜。
（二）医疗鉴定
本案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不申请就原审中的文检鉴定及医疗鉴定进行重新鉴定。
原告认为：原审中的文检鉴定可证实宣武医院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擅自封存主观病历，伪造患方签名，严重影响原告的知情同意权，导致对医疗鉴定是否带来不利影响已无法判断。医疗鉴定可证实宣武医院对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但该鉴定仅认定医疗行为在实体方面的问题，而对病历封存、尸检等程序问题认为不在其鉴定范围内。原告已证实的宣武医院在程序方面的过错，与其实体过错累加，应当共同作为该院承担责任的依据。
宣武医院认为：对文检鉴定无异议。不认可医疗鉴定意见中认定宣武医院的过错，但经过调解中心调解，认定宣武医院应当赔偿，故宣武医院认可在医疗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
六、关于协议
针对调解中心调解协议以及宣武医院补充协议，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如下：
原告认为：调解中心调解协议以及宣武医院补充协议，均没有冯晓立的签字，不代表其意见。冯晓立未参与调解，也未委托刘俊永参与调解，签署协议。调解协议内容显失公平，如按照原审法院认定的责任程度计算赔偿款，要远高于调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款。调解过程中，调解中心、宣武医院口头保证不妨碍原告继续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刘俊永才签字。刘俊永为小学文化，对调解协议中关于纠纷终结、不再追究对方责任的相关条款没有理解，宣武医院让其签字就签了。就调解中心调解协议中的赔偿款数额也不知道如何计算。
宣武医院认为：2009年8月31日，系宣武医院通知调解中心来该院进行的调解，当时二原告及其他亲属均在场。调解中心按照其程序，询问双方意见，并询问专家意见，提出调解意见，询问双方是否同意。在双方均同意的情况下，才签署的调解协议。领款时，原告称数额太少，因为家属情绪比较激动，为了解决纠纷，宣武医院才同意再给原告1万元。
七、关于封存病历
原审中经鉴定非刘俊永签封的病历封存件，在本案诉讼中本院予以拆封。该封存件封皮记载封存日期为2009年8月31日。封存内容系患者在宣武医院的部分住院病历复印件，包括：病程记录、“尸检协议”、会诊记录、术前小结、死亡病例讨论记录。
原告在原审中称，宣武医院未告知原告可封存病历，原告及其家属也未到宣武医院封存过病历，对病历封存件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本案中原告仍坚持上述主张。
宣武医院认为，原告自述没有要求封存病历，那么是否对主观病历予以封存对本案审理没有影响。封存病历时，可能系刘俊永的其他家属代签。
八、关于尸检
宣武医院认为，患者死亡后，已向原告交代尸检事宜，并提供以下证据：
1、住院病历中的“尸检协议”记载以下内容：“患者目前','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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