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绍嵊刑初字第132号
公诉机关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徐仁根，中共党员。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于2013年11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嵊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徐庆华，浙ＸＸ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嵊检公诉刑诉（2014）103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仁根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于2014年3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当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嵊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园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徐仁根及其辩护人徐庆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受贿
2007年至2011年，被告人徐仁根担任嵊州市农机管理总站（以下简称“农机总站”）副站长期间，利用其分管管理科（下设农机购置办公室，即购机办）、嵊州市平安农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公司”），负责农机管理、推广、农机购置补贴等职务便利，单独或者伙同购机办主任、平安公司实际负责人竺某（另案处理），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55490元，其中被告人徐仁根个人实得人民币97500元。
二、滥用职权
2010年，被告人徐仁根作为农机总站副站长，分管农机推广与管理工作，具体联系管理科（下设购机办）和平安公司，其职权之一是负责农机购置补贴的申报、审核、资金拨付，对购机办汇总上报的购机申请清单和结算补贴清单进行审核签字。依照浙江省农业厅《关于201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的实施意见》规定，“购机者须到农机生产企业推荐、省农业厅公布的经销商处购机，才能享受中央财政补贴资金。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商同财政部门，根据补贴对象和优先补贴条件进行审核，确定购机者名单和机型、数量，与购机者签订购机补贴协议。用户购机时向经销商提交购机补贴协议，按扣除中央补贴金额后的机具差价交款提货，经销商出具购机发票。生产企业提供中央资金申请结算资料，报县级农机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核，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将补贴购机情况、相关材料汇总后报省农机局和同级财政部门备案。”被告人徐仁根作为市农机总站分管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副站长，明知该政策规定，仍然违反规定，经与竺某共同商量后决定，由石某（另案处理）经营的嵊州市金塔通用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塔公司”）在销售该公司进入省补贴目录的颗粒饲料压制机时，采用不通过经销商实际销售，即货物、货款均不经平安公司，仅由平安公司开票走账的方式销售补贴机具。事后，被告人徐仁根未予认真核实，在相应的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实汇总表上签字，予以审核通过，致使金塔公司违规享受农机补贴人民币96万余元。
案发后，被告人徐仁根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主动交代了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后其家属代缴赃款人民币97500元。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认为被告人徐仁根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十万元以上；又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违反规定的程序，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予数罪并罚。被告人徐仁根在归案后如实供述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受贿部分属自首。提请本院对被告人徐仁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处罚。
被告人徐仁根对公诉机关指控其受贿一节事实答辩称，对收受诸暨市蓝博塑胶有限公司人民币6000元，收受嵊州市大地农机有限公司人民币104990元有异议，认为其只收到诸暨市蓝博塑胶有限公司人民币3000元，嵊州市大地农机有限公司55000元，竺某有没有收到钱其不知道。对指控其滥用职权事实答辩称，其没有和竺某共同商量决定由平安公司为金塔公司以开票走账方式销售补贴机具，其是事后才知道开票走账的事。其系法律意识淡薄，走上犯罪道路，要求得到从轻处理。
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仁根犯受贿罪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人与竺某共同受贿部分，因竺某在案发前已经主动向嵊州市大地农机有限公司俞某退还人民币5万元且公诉机关因竺某患有严重精神病症无法提起公诉，应予从轻处罚；诸暨市蓝博塑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通过银行分别送给徐仁根、竺某人民币各3000元，不符合共同受贿的客观要件，应按徐仁根单独受贿人民币3000元认定并从轻处罚。被告人具有自首，在侦查期间积极退赃，认罪态度好，平时表现好等法定减轻从轻情节和酌定从轻情节，要求对其最大限度的减轻处罚。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徐仁根犯滥用职权罪，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徐仁根与竺某共同商量决定违规为金塔公司申报农机补贴，证据间相互矛盾，更达不到确实充分的定案证据要求，且与构成滥用职权罪的主客观要件也不相符，请求法庭宣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徐仁根滥用职权罪名不成立。
经审理查明：
一、受贿
2007年至2011年，被告人徐仁根担任农机总站副站长期间，利用其分管管理科（下设购机办）、平安公司，负责农机管理、推广、农机购置补贴等职务便利，单独或者伙同购机办主任、平安公司实际负责人竺某，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5万余元，其中被告人徐仁根个人实得人民币97500元。
1、2007年、2008年，被告人徐仁根利用职务便利，为江苏东洋机械有限公司在推广补贴机具插秧机和结算货款过程中提供帮助和关照，以推广服务费的名义先后两次在平安公司大门外面和农机站检测中心附近，非法收受该公司业务员江某送的人民币10×××00元、20000元，共计人民币30000元。
2、2008年，被告人徐仁根利用职务便利，为浙江恒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农机推广以及农机补贴过程中提供帮助和关照，在其办公室，非法收受该公司董事长求绍余送的人民币2000元。
3、2009年，被告人徐仁根伙同竺某利用各自职务便利，共同为浙江柳林机械有限公司在推广补贴机具收割机过程中提供帮助和关照，非法收受该公司销售经理史某送的人民币10×××00元，徐仁根个人实得人民币5000元。
4、2009年，被告人徐仁根与竺某为诸暨市蓝博塑胶有限公司在推广补贴机具育苗机械设备和结算货款过程中提供帮助和关照，两人非法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送的人民币各3000元。
5、2010年，被告人徐仁根利用职务便利，为嵊州市旭升茶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在农机推广鉴定过程中提供帮助和关照，在其办公室，非法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送的人民币2500元。
6、2010年初，被告人徐仁根伙同竺某经事先商量，共同以周某的名义在俞某注册成立的嵊州市大地农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公司”）入干股占50%，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在大地公司经营过程中为俞某提供关照和帮助，并先后于2010年9月、2011年1月，分三次收受俞某通过银行转账形式送的人民币共计104990元，其中徐仁根个人实得55000元。
二、滥用职权
2010年，被告人徐仁根作为农机总站副站长，分管农机推广与管理工作，具体联系管理科和平安公司，其职权之一是负责农机购置补贴的申报、审核、资金拨付，对购机办汇总上报的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实汇总表进行审核签字。依照浙江省农业厅《关于201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的实施意见》规定，“购机者须到农机生产企业推荐、省农业厅公布的经销商处购机，才能享受中央财政补贴资金。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商同财政部门，根据补贴对象和优先补贴条件进行审核，确定购机者名单和机型、数量，与购机者签订购机补贴协议。用户购机时向经销商提交购机补贴协议，按扣除中央补贴金额后的机具差价交款提货，经销商出具购机发票。生产企业提供中央资金申请结算资料，报县级农机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核，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将补贴购机情况、相关材料汇总后报省农机局和同级财政部门备案”。被告人徐仁根作为农机总站分管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副站长，明知由石某经营的金塔公司在销售该公司进入浙江省农业机械购置产品补贴目录的颗粒饲料压制机时，采用不通过经销商实际销售，即货物、货款均不经平安公司，仅由从平安公司开票走账的方式销售补贴机具，仍然在相应的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实汇总表上签字，予以审核通过，致使购机者和金塔公司违规享受农机补贴，造成国家经济损失96万余元。
案发后，被告人徐仁根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主动交代了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后其家属代缴赃款人民币97500元。
上述事实，由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一）被告人主体身份、职务、职权的证据：
1、从嵊州市公安局调取的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徐仁根的个人基本身份信息。
2、嵊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嵊编（2011）12号文件，证明：市农业局是主管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市政府工作部门，农机总站是嵊州市农业局的内设机构，是相似副科级全民事业单位，经费财政全额拨款，具有负责农机购置补贴、农机作业补贴等惠农政策实施等主要责任。
3、嵊州市农机管理总站（2009）7号、（2011）9号文件，证明：被告人徐仁根2009年至2011年担任农机总站副站长，负责农机管理、推广工作，联系部门管理科、驾协、平安公司。
4、被告人徐仁根的供述：其是从2001年3月开始担任副站长。一开始分管农机安全监理工作，2005年5月起分管农机推广与管理工作，包括新机械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等，具体联系管理科、平安公司，2008年左右管理科下设了购机办，也属于其分管。2011年10月起分管农机安全监理工作，不再联系管理科。
5、证人楼某的证言（系农机总站站长），其陈述：农机总站是农业局的下属单位，2012年以前属于全额拨款的全民事业单位，主要职能有：农机推广管理以及农机安全等，下设办公室、管理科（管理科下设购机办）、监理科和培训科。同时嵊州市拖拉机协会和平安公司也属农机总站管理范畴。
平安公司成立于2007年，由拖拉机驾驶员协会控股，农机总站职工家属、实业总公司职工参股，并由徐仁根分管，竺某具体操办，开始法人代表为徐仁根，2009年因政策原因，农机站人员不得担任下属管理部门负责人，所以变更为蔡忠永，但事实上，蔡忠永不管事，仍然由徐仁根联系，并由徐仁根一支笔签字。
徐仁根具有两项工作职能，一项是农机总站副站长，另一项是嵊州市农机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其中副站长是从2001年开始担任，2005年起分管农机推广与管理工作，包括新技术推广应用、农机作业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具体分管管理科、购机办、联系平安公司和拖拉机驾驶员协会。2011年起分管农机安全监理以及培训工作。
（二）证明受贿事实的证据有：
1、证明第一起受贿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徐仁根的供述及“我的交代”：2007年、2008年，江苏东洋农机公司浙江分公司的农机销售员江某送给其推广步行式插秧机好处费，两次先后送给10×××00元和20000元，共计30000元。
（2）证人江某的证言，其陈述：其在2007年、2008年分两次以推广服务费的名义，先后送给徐仁根10×××00元和20000元，共计30000元。
（3）中国农业银行电汇凭证、增值税发票及相关的用款审批单，证明：江苏东洋机械有限公司在嵊州通过平安公司推销插秧机，单据上有徐仁根、竺某的审批签字。
2、证明第二起受贿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徐仁根的供述及“我的交代”：2008年上半年浙江恒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老板求绍余来办公室咨询茶机补贴手续时，将一个信封塞在其办公室，里面有2000元现金。后来去他厂里退过，但没有退掉，于是收下这2000元用于个人生活开支。其知道求绍余送钱的目的是为了搞好关系，希望在获得补贴过程中能给他提供关照。
（2）证人求绍余的证言，其陈述：2008年为了和徐仁根搞好关系，其趁去他办公室联系购机补贴的机会，把一个信封放在了他电脑桌下面，里面有现金2000元。2011年末，徐仁根和竺某等人来其厂里协商农机站费用的时候，徐仁根想把2000元钱退还，其不肯收下，徐仁根也就没有退还成功。
（3）农机总站提供的购机补贴表格，证明：2008年浙江恒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扁茶机通过农机总站获得国家补贴资金的情况。
3、证明第三起受贿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徐仁根的供述及“我的交代”：2009年去浙江柳林机械有限公司联系工作时，竺某拿来10×××00元，说是柳林公司给的推广服务费，其分得5000元。
（2）证人史某（系浙江柳林机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的证言，其陈述：2009年年底，以服务费名义打入徐仁根指定的银行账户10×××00元。其送给他钱，一方面是感谢徐仁根在收割机销售、农机补贴获取过程中给其提供的关照和帮忙，包括顺利进入嵊州地区销售收割机，并且能顺利及时全额的结算到货款和补贴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他搞好关系，今后能继续得到徐仁根的关照和帮助，顺利赚到钱。
（3）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及相关记账凭证，证明：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浙江柳林机械有限公司通过平安公司在嵊州销售收割机。
（4）农机购置补贴中央补贴资金报告，证明：在农机总站汇总上报的补贴资金报告中，2010年第二批浙江柳林机械有限公司销售1只，补贴资金2万，第三批销售3只，补贴资金6.6万，该报告由徐仁根等人审核签字。
4、证明第四起受贿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徐仁根的供述及“我的交代”：2009年，诸暨市蓝博塑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为感谢其和竺某在销售农机过程中对产品价格以及货款结算方面的帮助和关照，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送给其与竺某人民币各3000元.
（2）证人杨某的证言，其陈述：为与农机站人员搞好关系，2009年通过银行汇款方式送给嵊州市农机管理站的副站长和科长6000元人民币。
（3）嵊州市农业局提供的关于申请结算2010年第一批、第三批农机购置补贴中央补贴资金的报告（嵊农（2010）56号），证明：2010年诸暨市蓝博塑胶有限公司通过农机总站核实上报省农业厅能够享受补贴的购机台数为82620台，享受财政补贴资金18万余元，其中中央资金16.5万元。上报材料由竺某拟稿，徐仁根等人签名。
5、证明第五起受贿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徐仁根的供述及“我的交代”：2010年，浙江省农机部门的领导到旭升茶厂鉴定该厂是否符合进入补贴目录要求，其作为嵊州市农机部门领导，陪同省里领导去旭升茶厂检查和鉴定，张某送给其2500元，后其向张某退还，但张不肯收，其就收下了。
（2）证人张某（系嵊州市旭升茶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其陈述：其为感谢徐仁根在其企业进入农机补贴目录鉴定中的关照和帮助，送他2500元。
（3）证人徐某（系农机总站管理科工作人员）的证言，其陈述：2010年6月省里专家来嵊州对旭升公司的农业机械进行实地推广鉴定，其和徐仁根陪同鉴定。
（4）农机总站提供的表格，证明：旭升公司是享受国家农机购置补贴的生产企业。
6、证明被告人第六起受贿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徐仁根的供述及我的交代：其与竺某商量决定以周某的名义在俞某的大地公司入干股，两人共占股50%，2010年12月份或者2011年1月份的样子，竺某和其讲大地公司有利润可以分红了，其和竺某两个人大概有十多万元，其同意的，并说“我们每个人分个50×××00元好了，零头不要了”，竺某也说好的。其就把一直在其这里的以周某名义在农业银行开户的银行卡卡号给了竺某，后来在这个卡号里打进了分红款50×××00元钱，俞某把钱打进来之后也打过其电话，问有没有收到，其说已经收到了。这50×××00元用于支付其在中大房产购买房子的购房款。2010年9月份的样子，竺某说，俞某有几个月的工资钞票5000元打在其上述讲到的周某的同一张银行卡里，其去银行查了下确实有5000元钱，其收下的。这5000元钱用于个人生活开支。其想俞某让其入干股并分给红利，一方面感谢其给他关照和帮助，包括能顺利成为指定经销商，最终有资格获得农机销售并获得补贴的资格，至少在申报过程中其还是给予他方便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其搞好关系，在经营过程中能够顺利些，包括顺利承揽业务、获得农机补贴等。
（2）证人俞某的证言，其陈述：其为取得农机补贴资格以及得到农机补贴方面的关照，在其出资设立的大地公司中给予竺某、徐仁根50%的干股，两人以周某为挂名股东。到2011年2月份左右，竺某打其电话讲要分红，叫其分别打5万元到周某和楼吉洁的银行卡号里，这两笔5万元钱实际上是给徐仁根和竺某的，其就往周某银行卡号里打进50×××00元，本来打给竺某也是50×××00元，但因为农业银行规定存款50×××00元以上必须带身份证才能办理，那天刚好没带身份证，所以就只打了49990元。竺某讲5万元钱打进周某银行卡后要对徐仁根讲一下，其就打电话对徐仁根讲已经把钱打进来了，徐仁根讲好的。
（3）证人周某的证言，其陈述：徐仁根和其丈夫李某甲是朋友关系，徐仁根借用其身份证办银行卡和办公司入股，其没有出资或者参与管理，也没有从公司拿过工资报酬。
（4）证人李某甲的证言，其陈述：徐仁根借用周某身份证用以挂名和俞某办大地公司，后徐仁根通过周某的银行卡拿到大地公司的利润。
（5）证人蔡某（原系平安公司出纳）的证言及亲笔书写说明一份，其陈述：2009年9月份，平安公司负责人竺某叫其从平安公司帐上拿出20万元给大地公司负责人俞某，其在城西大转盘的农村合作银行从平安公司的存折里取出20万元，以现金方式给俞某，俞某在2010年1月18日把这笔钱归还平安公司。
（6）大地公司工商登记基本情况和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证明：大地公司成立于2010年1月8日，法定代表人为俞某，注册资本30万元，股东两人，股东俞某持股比例50%，股东周某持股比例50%。
该证据与被告人徐仁根的供述，证人周某、俞某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被告人徐仁根和竺某以周某名义在大地公司共同入干股50%的事实。
（7）账号为10×××81、10×××05户名为蔡某的两份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户明细对账单和账号为10×××41、户名为俞某的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户明细对账单，证明：2009年9月7日，蔡某的账户取现20×××00元；2010年1月18日，俞某的账户转出20×××00元，同日蔡某的账户转入20×××00元。可以印证俞某、蔡某证言存在借款事实。
（8）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城西支行银行卡存款凭条（序号5k520032）和账号为62×××16的中国农业银行卡活期子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0年9月5日，卡号为62×××16、户名为周某的农业银行卡存入现金5000元，存款人为俞某，存款地点农业银行城西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城西支行银行卡存款凭条（序号5m200010）和账号为62×××16的中国农业银行卡活期子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1年1月17日，卡号为62×××16、户名为周某的农业银行卡存入现金50×××00元，存款人为俞某，存款地点农业银行城西支行。
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存款凭条和账号为10×××97的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户明细对账单，证明：2011年1月12日，账号为10×××97、户名为楼吉洁的银行卡存入现金49990元。
上述证据可以和被告人徐仁根的供述、证人俞某、周某、李某甲、蔡某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被告人徐仁根与竺某共同以干股分红形式收受俞某人民币104990元人民币的事实。
（9）中国银行银联特约商户签单和账号为62×××16的中国农业银行卡活期子账户交易明细及商品房合同备案，证明：2011年3月5日，该卡号消费金额50×××00元，消费于购买嵊州中大剡溪房地产。
（10）农机总站提供的浙江省2010年补贴机具经销商汇总表，证明：大地公司在2010年取得了农机补贴机具的经销商资格。
7、证明受贿一节事实的证据还有：
（1）嵊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人徐仁根主动交代了该院尚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受贿部分属自首。
（2）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证明：2014年1月22日嵊州市人民检察院从被告人徐仁根妻子俞浙军处扣押人民币97500元。
（三）证明滥用职权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徐仁根的供述及“我的交代”：其是农机总站的副站长，主要分管新机械、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农机购置补贴，分管的科室有管理科、购机办和平安公司。购机办主要负责办理全市农机购置补贴手续，审核核查机具是否到位，机具是否符合上级文件政策要求。
平安公司经销的颗粒饲料机是嵊州市金塔通用机械厂生产的，老板叫石某，能够享受补贴的有两种机型。平安公司是金塔公司的指定经销商，当时的政策对补贴有规定，农户必须到指定经销商处购买农机才能享受国家补贴，金塔公司要享受补贴，必须由平安公司经销。平安公司作为指定经销商，正规的销售颗粒饲料机的流程是平安公司需要向金塔公司进货，金塔公司开发票给平安公司，平安公司再把农机卖给农户，开发票给农户。但平安公司没有向金塔公司进过颗粒饲料机。其模式后来其知道是金塔公司自己卖颗粒饲料机给农户，货款也由金塔公司自己收取，到平安公司过过账，平安公司开发票给农户，为了做账，到时候金塔公司开发票给平安公司，金塔公司付给平安公司每台3**元的经销费，实际上平安公司是没有进过货的。以上这种操作模式是不符合规定的。石某是金塔公司的老板，竺某是购机办、平安公司的负责人，两个人是比较熟悉的，联系比较多，这种操作方法应该是竺某提出来的，但是定是其和站长定的，当时竺某找到其商量经销费的事情，对其讲石某生产的颗粒饲料机自己在销售的，要到平安公司过过账，问经销费应该收多少，其说经销费的事情要和楼站商量一下，后来定下来收每台3**元的经销费。
2、证人石某的证言，其陈述：金塔公司生产的颗粒饲料机通过平安公司享受农机补贴90多万元，但在享受农机补贴中没有按照文件规定的操作模式，还存在虚报台数等行为，采取走账这种违反文件规定的操作模式是徐仁根、竺某和其共同商量决定的，购机补贴需要徐仁根、竺某审批，其告诉过徐仁根和竺某存在虚报情况。
3、证人竺某在2013年10月30日的证言，其陈述：按照规定，金塔公司生产的饲料机自产自销是不能获得相关中央补助的。要获得中央补助款需要通过经销商平安公司来销售农机，然后根据平安公司的货款进出详单来制作、办理购机款手续，并通过平安公司将相关手续上报给市购机办，然后市购机办根据审核把材料上报省里，省农机局通过审核将资金打入金塔公司。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走票）的情况，当时站里站长楼某、副站长徐仁根和其对这个问题讨论过，考虑到金塔通用机械厂已经推荐平安公司作为其农机补贴经销商，重新推荐比较麻烦，所以经过研究决定，由平安公司作为金塔公司颗粒饲料的农机补贴经销商。但是平安公司不负责销售，只负责补贴手续办理、技术服务推广、提供农户信息、售后服务等相关服务，如果金塔公司生产的饲料机器有虚假销售行为也由其自己承担责任。
4、证人楼某的证言，其陈述：其对金塔公司和平安公司之间的操作模式不知情。
5、证人蔡某的证言，其陈述：平安公司作为金塔公司生产的颗粒饲料压制机经销商，平安公司只开具农机销售发票，没有实际见到过所销售的产品，没有收取过相应货款，也没有和购买人碰过面。其分几次给他开了358台的农机销售发票，据石某所讲，其中250台农机申请到了农机补贴，108台没有申请到农机补贴；金塔公司生产的颗粒饲料压制机没有拉到平安公司来过，采购的农户或专业合作社也是直接到石某那里提货，平安公司不跟购货人直接碰面的，是石某直接跟购货人接触的；发票上的货款是金塔公司自己收取；石某找其开发票时没有提供购买方缴款凭证和颗粒饲料压制机的出库凭证；根据国家农机补贴政策规定，只有通过指定的经销商购买进入农机补贴目录范围内的农机产品，农户或专业合作社才能获得相应的农机补贴；其通过查询公司的现金日记账，发现2010年5月16日金塔公司缴入10万，7月25日金塔公司缴入135000元，7月27日退给金塔公司37600元，2011年1月21日退给金塔公司32400元。退掉的钞票就是他没有获得补贴的有关农机经销收入。这些收入是怎么计算的，就一时记不清了。
6、证人黄某（系嵊州市三江兔业专业合作社社长）的证言，其陈述：其合作社没有向金塔公司购买过颗粒饲料压制机，材料上反映的合作社向金塔公司购买数十台颗粒饲料压制机是由于外省人购买颗粒饲料压制机没有优惠，石某让其帮忙盖上合作社的公章，以合作社名义出面购买得到优惠。
7、证人麻某（系嵊州市畜产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其陈述：其分管负责嵊州市长毛兔专业合作社，经派员核实，合作社社员曾经向石某购买过颗粒饲料压制机或者帮助石某销售该机器给外地客户一共63台，其中张林初帮助天津养殖户向石某购买10台颗粒饲料压制机。
8、证人马某（系嵊州市富民兔业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的证言，其陈述：其应石某要求，通过其合作社帮助外省人从金塔公司购买享受补贴的颗粒饲料机50来台，在购买机器时其都是直接从石某处购买，数量达到5、6台的时候，石某把补贴手续拿过来让其盖章，其和农机员、农机管理站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接触过。
9、证人李某乙（系嵊州市崇仁长毛兔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的证言，其陈述：外地老板以其合作社的名义向石某购买过颗粒饲料压制机。
10、从市工商局调取的平安公司工商登记情况，证明：平安公司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于2006年5月30日，2012年5月4日注销。法定代表人为蔡忠永，注册资本30万元，法人嵊州市拖拉机驾驶员协会投资5万元，王旭东等25人各投资1万元。
11、从农机总站调取的书证《嵊州市平安农机服务有限公司创办说明》，证明：农机总站决定以单位职工家属股份形式成立公司，由嵊州市拖拉机驾驶员协会占总股份的10%，其他每人平均一股，于2006年6月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平安公司；2010年9月29日平安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定，一致同意自2010年10月30日起停止经营活动，待公司债权债务、资产清理完成后注销该公司。
12、从市工商局调取的金塔公司工商登记情况，证明：金塔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26日，法定代表人石某。
13、浙江省农业厅、财政厅文件《关于2010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的实施意见》（浙农计发（2010）15号），证明：补贴对象为本省籍农牧渔民、农场（林场）职工、直接从事农机作业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具有法人资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农业企业和农场），以及取得当地工商登记的奶农专业合作社、奶畜养殖场所办生鲜乳收购站和乳品生产企业参股经营的生鲜乳收购站。一个购机户年度内享受不同种类的补贴机具，原则上不超过3台套（同类机具只能享受一台套），若只购置增氧机、投饵机、潜水泵的，总数不超过20台；
补贴申报操作程序为：1、申购。购机者须通过所在地乡镇农机管理部门向县级农机主管部门提出购机申请，填写购机申请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2、审核。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商同财政部门，根据补贴对象和优先补贴条件进行审核，确定购机者名单和机型、数量，在购机者所在地乡镇张榜公示一周无异议后，与购机者签订购机补贴协议。3、购机。购机者须到农机生产企业推荐、省农业厅公布的经销商处购机，才能享受中央财政补贴资金。4、付款。用户购机时向经销商提交购机补贴协议，按扣除中央补贴金额后的机具差价交款提货，经销商出具购机发票。5、结算。生产企业提供中央资金申请结算资料，报县级农机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核后，定期向省农业厅提出中央补贴资金的结算申请。经省农业厅审核和省财政厅复核无误后，与生产企业结算。6、上报。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将补贴购机情况、相关材料汇总后报省农机局和同级财政部门备案，并与2010年10月底前以农业局、财政局联合行文形式上报省农业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厅、省财政厅审核确定后，由省财政将省级财政补贴资金拨付有关市、县（市、区）。
14、从市农业局调取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机具核实汇总表，证明：在2010年嵊州市农机管理总站核实汇总报送省农业厅的补贴资金请示中，金塔公司生产的颗粒饲料压制机享受补贴台数250台，中央补贴资金96.39万元。上报材料文稿纸上拟稿人竺某，核稿人徐仁根等人。
15、银行大额支付业务明细清单，证明：省财政厅已经将76.35万元和20.04万元补贴资金汇给金塔公司。
16、从农机总站调取的2010年颗粒饲料压制机补贴清单，证明金塔公司享受购机补贴的颗粒饲料压制机台数为250台，享受补贴96.39万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仁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多次非法收受服务对象财物十万元以上，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其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又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均应追究刑事责任，并予两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被告人在因滥用职权被传唤归案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受贿部分属自首。鉴于其有自首情节且赃款已全额退清，对受贿部分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辩护人以上述情节为由要求对被告人徐仁根最大限度的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辩护人在质证时提出证人竺某系精神病人，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意见。经查，绍兴市第七医院司法鉴定所对竺某进行了精神医学鉴定，该鉴定意见书认定竺某患有应急相关障碍，但在检查所见和分析说明中均评定：竺某在鉴定检查时意识清楚，定向力完整，记忆力正常，交谈中配合较好。能进行有效交谈，注意力能集中于和医生的谈话，无明显伪装、掩饰等表现。该鉴定在鉴定调查部分援引竺某妻子陈述：竺某平时表现好，无精神病史，在10月29日被检察院传唤，出来后变得很多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年幼，不能分辨是非、不能准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四条也规定，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二）证人作证时的年龄，认知、记忆和表达能力，生理和精神状态是否影响作证。从上述规定可知，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绝对排除将精神病人的证言作证据使用，只要行为人在作证时能分辨是非、能准确表达，其陈述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本案证人竺某所患精神病类型为应急相关障碍，该病情虽使竺某不能准确辨认诉讼后果，但其思维清楚，定向力完整，记忆力正常，并不影响其对事实的陈述。且本案所涉证言系其在2013年10月30日应急相关障碍并不明显的情形下作出，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故辩护人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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