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9民终1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射洪县洋溪酒厂，住所地洋溪镇井坝街155号。
负责人：程力，男，1970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刘正果，四川子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射洪县国圣达包装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射洪县洋溪镇新溪坝。
法定代表人：唐代翠，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功珠（刘建国之父），1945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罗建亨，四川今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省射洪县洋溪酒厂（以下简称洋溪酒厂）因与被上诉人射洪县国圣达包装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圣达包装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2017）川0922民初2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洋溪酒厂的负责人程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果，被上诉国圣达包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功珠、罗建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洋溪酒厂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射洪县人民法院（2017）川0922民初2398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定作款；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洋溪酒厂定作的包装产品只适用洋溪酒厂使用，应为特种物定作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定作时未给付定金是不符合行业规矩也不符合常理的。被上诉人一审申请的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明被上诉人的交易习惯是先付定金，货到付清款项的事实；2.一审法院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仅依据12张收货单就认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定作的款项为577,159元是错误的。2013年11月17日五粮春小方盒570件和2014年1月14日原浆酒包装箱500件没有价格，一审法院计算的价格没有依据；3.有新的证据证明上诉人不差被上诉人417,159元的货款。一是2016年5、6月份，被上诉人的专业会计何克贡在上诉人所有的“三人行酒业”门市部向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能证明上诉人只差被上诉人的定作费122,800元。二是刘建国于2014年1月3日、1月4日分别在上诉人处收取85,000元和100,000元的货款，2014年12月3日时任被上诉人的经理赵春梅在上诉人处收了货款20,000元，共计205,000元未予品迭。三是刘建国、刘某在上诉人所有的“三人行酒业”门市部赊走的酒，价值4,853元未予品迭。4.一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报酬，双方当事人在实践中也是实行的先付定金，货到付款的交易习惯。一审却强行以“未约定或约定不明支付时间”以主张权利时起算诉讼时效是错误的。
国圣达包装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长期的定作合同关系，上诉人从未支付过定金，被上诉人也未要求上诉人给付定金后才给定作包装盒，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支付了定金和付清了定作报酬的事实；2.一审确认上诉人定作款项577,159元的证据充分，2013年11月17日和2014年1月14日的货单上虽无明确的单价，但上诉人有同时期同类包装盒的定作价格做参照；3.由于双方对交付履行的期限无明确约定，故被上诉人在交付包装盒后随时可以要求上诉人履行定作报酬的支付义务，被上诉人2017年1月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国圣达包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洋溪酒厂支付国圣达包装公司定作款417,159元并从2015年7月25日起按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洋溪酒厂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圣达包装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24日，刘建国（于2016年11月4日病故）生前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洋溪酒厂成立于2000年8月30日，系个人独资企业，程力系投资人，该厂厂长。洋溪酒厂因经营需要，长期在国圣达包装公司处定作酒类包装盒，因洋溪酒厂负责人程力与国圣达包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建国系朋友关系，双方未订立书面合同，对定作酒类包装盒的规格、数量、单价均由二人口头约定。2012年11月至2015年7月，国圣达包装公司先后12次为洋溪酒厂定作楞山原浆酒、纯粮香酒等各类酒包装盒，国圣达包装公司每定作好一批包装盒后，送货上门，由洋溪酒厂收货人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其中，（1）2012年11月18日的送货单和陈驰（系洋溪酒厂保管）出具的收条原件载明，洋溪酒厂收到国圣达包装公司“原浆九年礼盒”500件6000个，单价16元，计价款96,000元；（2）2013年11月17日有陈驰签名的送货单原件载明洋溪酒厂收到国圣达包装公司“纯粮春小方盒”570件，未载明单价和总价款；（3）2014年1月11日有陈驰签名的送货单原件载明洋溪酒厂收到国圣达包装公司“纯粮香”431件2586个，单价11.5元，计价款29,739元；（4）2014年1月14日有陈驰签名的送货单原件载明洋溪酒厂收到国圣达包装公司“原浆酒包装箱”500件，未载明单价和总价款；（5）2014年1月20日有陈驰签名的送货单原件载明洋溪酒厂收到国圣达包装公司“原浆酒包装盒”530件3180个，单价11.5元，计价款36,570元；（6）2014年1月21日有陈驰签名的送货单原件载明洋溪酒厂收到国圣达包装公司“原浆酒包装盒”470件2820个，单价11.5元，计价款32,430元；（7）2014年10月15日有陈驰签名的送货单载明洋溪酒厂收到国圣达包装公司“原浆九年酒”521件3126个，单价15元，未载明总价款；（8）2014年10月19日有陈驰签名的送货单载明洋溪酒厂收到国圣达包装公司“原浆九年酒透明盒”610件，单价15元，未载明总价款；（9）2014年10月25日有陈驰签名的送货单原件载明洋溪酒厂收到国圣达包装公司“透明盒”1000件，单价7元，计价款42,000元；（10）2014年12月23日有陈驰签名的送货单原件载明洋溪酒厂收到国圣达包装公司“纯粮春”450个，未载明单价和总价款，该送货单记载“下欠10,000元”；（11）2013年10月29日有陈驰签名的送货单原件载明洋溪酒厂收到国圣达包装公司“透明盒”2000件12000个，单价12元，计价款144,000元；（12）2015年7月24日有陈驰签名的送货单原件载明洋溪酒厂收到国圣达包装公司“透明盒”50件600个，单价18元，计价款10,800元。以上合计价款577,159元。
一审法院认为，定作合同是由承揽人根据定作人要求的品种、数量、质量及规格，使用自己的原材料、设备、劳动为定作人加工特定的产品，定作人给付相应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国圣达包装公司12次向洋溪酒厂定作酒类包装盒，洋溪酒厂的工作人员在国圣达包装公司的送货单上签名予以确认，在原一审、二审和重审庭审中洋溪酒厂对收到圣达包装公司定作的酒类包装盒的种类、数量、单价均予以认可；国圣达包装公司提供的12份送货单中有10份注明了产品的单价和价款，另2份未注明产品的单价和价款，但比照其他批次、同种类包装盒的价格能够认定该2批次定作产品的单价和总价款，国圣达包装公司的诉讼请求中对该2批次定作产品的价款也是按照此方法计算的，故对圣达包装公司计算的12批次定作产品的品种、数量、单价、价款均予以确认；圣达包装公司自述洋溪酒厂已支付定作价款160,000元，并在总价款中予以扣减，予以确认。洋溪酒厂提出送货单存根联不能作为尚欠货款的证据，且其在国圣达包装公司处的定作产品价款已全部付清的辩解理由，从国圣达包装公司提供的送货单看，送货单据系一式三联，第一联为存根（白）、第二联为结账（红）、第三联为收货方（兰），国圣达包装公司在填写送货单时，并未完全注意这一规则，但关键一点是洋溪酒厂的收货人在送货单上的签字为原件能够清楚表明签字时仅在该一联上签字，其单据背面并无复写痕迹，不会出现收货人在一联上签字而在其余两联上产生签名的情况，故国圣达包装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不仅能够证明洋溪酒厂收到包装盒的事实，同时亦能证明洋溪酒厂应付定作报酬的事实，对洋溪酒厂的该辩解理由，不予采信；洋溪酒厂提出在国圣达包装公司处的定作产品价款已全部付清的辩解意见，根据举证责任分担原则，洋溪酒厂应对其反驳圣达包装公司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在原一审、二审、重审中洋溪酒厂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因国圣达包装公司、洋溪酒厂未签订书面定作合同，不能明确交货、付款的期限，国圣达包装公司可以随时要求洋溪酒厂支付定作产品的价款，故对洋溪酒厂提出国圣达包装公司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亦不予采纳。洋溪酒厂在收到定做的产品后应及时向国圣达包装公司支付定作产品价款而未支付，应承担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因国圣达包装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洋溪酒厂应支付货款的期限，从国圣达包装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故对国圣达包装公司要求洋溪酒厂从2015年7月25日起按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对圣达包装公司要求洋溪酒厂支付酒类包装盒定作款417,159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判决：一、由四川省射洪县洋溪酒厂负责人程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射洪县国圣达包装服务有限公司支付酒类包装盒定作产品价款417,159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2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二、驳回射洪县国圣达包装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56元，由四川省射洪县洋溪酒厂负责人程力负担。
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洋溪酒厂提交的“对账单”系单方书写，无双方的签名盖章，洋溪酒厂亦无法证明该系“对账单”系国圣达包装公司所出具，不予采信；2.国圣达包装公司对洋溪酒厂提交的三份收条予以认可，能够证明2014年1月3日、2014年1月4日、2014年12月3日国圣达包装公司共计收到洋溪酒厂包装盒货款205,00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3.洋溪酒厂提交的射洪县三人行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食品销货凭证、销售凭证与本案双方争议的定作合同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国圣达包装公司亦不予认可，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国圣达包装公司与洋溪酒厂就口头达成的国圣达包装公司根据洋溪酒厂的要求，用自己的材料、设备、技能完成成品，洋溪酒厂接受成品并支付报酬的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案由定为定作合同纠纷。综合二审诉辩双方的意见，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及相关问题逐一评述如下：
一、洋溪酒厂下欠国圣达包装公司的定作款金额是多少。首先，国圣达包装公司与洋溪酒厂虽未签订书面定作合同，但双方对于洋溪酒厂自2012年以来长期在国圣达包装公司定作酒类包装盒的事实均无异议，应认定国圣达包装公司与洋溪酒厂之间的定作合同关系客观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口头约定并依法成立的定作合同受到法律保护且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其次，国圣达包装公司提供的12份送货单中有10份注明了产品的单价和价款，但2013年11月17日纯粮春小方盒570件和2014年1月14日原浆酒包装箱500件的送货单上没有注明产品的单价和价款，一审法院参照的其他批次、同种类包装盒的名称与该二批产品的名称并不完全一致，国圣达包装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双方对该二批产品的单价达成了一致意见，故国圣达包装公司所主张的该二批产品定作价款证据不足，应当从总价款577,159元中扣减该二批产品的定作款73,830元，本院对案涉定作合同国圣达包装公司已完成的定作款认定为503,329元。再次，虽然圣达包装公司自认洋溪酒厂已支付定作价款160,000元，但洋溪酒厂在二审中提供的收条能够证明国圣达包装公司共计收到洋溪酒厂包装盒货款205,000元的事实，故洋溪酒厂已支付的定作款应认定为205,000元。最后，国圣达包装公司作为承揽人已按定作人洋溪酒厂的要求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定作款总金额为503,329元，洋溪酒厂已验收并接受工作成果且未提出质量不合约定的异议，现洋溪酒厂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已支付定作款205,000元，故洋溪酒厂理应向国圣达包装公司支付下欠的定作款298,329元。
二、国圣达包装公司向洋溪酒厂主张下欠的定作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定作款的支付时间没有书面约定，亦无证据证明双方对此达成了口头协议，应视为对定作款支付时间的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国圣达包装公司可以随时要求洋溪酒厂支付定作款，故国圣达包装公司向洋溪酒厂主张下欠的定作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洋溪酒厂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2017）川0922民初2398号民事判决；
二、四川省射洪县洋溪酒厂负责人程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射洪县国圣达包装服务有限公司支付酒类包装盒定作产品价款298,329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2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
三、驳回射洪县国圣达包装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556元，由四川省射洪县洋溪酒厂负责人程力负担5,774元，射洪县国圣达包装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78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556元，由四川省射洪县洋溪酒厂负责人程力负担5,774元，射洪县国圣达包装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78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岳 文
审判员 姚梓佳
审判员 魏 星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陈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