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4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覃科山，男。
委托代理人：魏荣清，广东墨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斯托尔机械（江苏）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白马镇白马镇姜高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洪永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丁爱民，江苏碧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覃科山因与上诉人斯托尔机械（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托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2）东二法民二初字第18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覃科山向原审法院起诉称：覃科山从事毛织的产销、加工业务。斯托尔公司从事针织机械电脑横机的制造及销售业务。覃科山与斯托尔公司于2010年5月12日签订《购机合同》，合同约定：斯托尔公司于2010年8月10日前向覃科山交付机器。覃科山按约定于2010年5月12日支付了定金。后因斯托尔公司无法提供规格为TSM-1685G的全电脑横机，双方于2010年8月20日重新签订了《购机合同》，合同约定：覃科山向斯托尔公司购买TSN系列、规格为TSM-198-56寸的15台全电脑横机，覃科山向斯托尔公司支付50000元定金，斯托尔公司于2010年8月10日前向覃科山交付机器，并约定了其它权利、义务。双方签订《购机合同》后，斯托尔公司并未按约定时间向覃科山交付机器，于是双方于2010年8月25日又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斯托尔公司于2010年8月30日前向覃科山交付全部机器，并约定了其它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以上《购机合同》及《补充协议》均是斯托尔公司大朗营销中心作为甲方，签约代理人为石某某。斯托尔公司于2010年9月19日才向覃科山支付了6台机器。覃科山于2010年9月20日向石某某银行账户汇款300000元，斯托尔公司大朗营销中心出具了《收据》，后石某某告知覃科山已将付款全部交给斯托尔公司。斯托尔公司交付的上述6台机器不符合约定，覃科山多次要求斯托尔公司调换，斯托尔公司拒不调换。覃科山还多次要求斯托尔公司交付剩余9台机器，斯托尔公司拒不交付。斯托尔公司交付的机器多次出现故障，斯托尔公司却不依约派人及时维修，覃科山只得找他人维修，为此造成覃科山的经济损失25800元。
覃科山多次要求斯托尔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覃科山的损失，斯托尔公司拒不理睬。2012年5月28日，覃科山委托律师向斯托尔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斯托尔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覃科山的损失共计467800元，斯托尔公司仍拒不理睬。斯托尔公司并于2012年6月份向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覃科山给付货款456000元，斯托尔公司在收到覃科山的答辩、证据及经过一次开庭后，斯托尔公司自知理亏，为避免更大损失，斯托尔公司主动申请撤诉了。斯托尔公司至今未向覃科山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覃科山的损失，覃科山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斯托尔公司向覃科山双倍返还定金100000元；2.斯托尔公司向覃科山支付未交付9台机器的违约金205200元；3.斯托尔公司向覃科山支付逾期20天交付6台机器的违约金91200元；4.斯托尔公司向覃科山支付6台机器不符合规格造成的约定损失45600元；5.斯托尔公司向覃科山支付为履行保修义务造成覃科山的经济损失25800元；6.斯托尔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斯托尔公司向原审法院答辩称：1.斯托尔公司认为覃科山诉称并非事实，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斯托尔公司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覃科山至今拒不给付货款，损害了斯托尔公司的合法权益。2.覃科山诉称的并非事实，2010年5月12日，双方签订了合同，按合同第一条第三款A项约定，机器到之前覃科山付440000（含定金），后因覃科山没有履行给付义务，同时请求将机器调整为更先进的机器，后双方于2010年8月20日重新签订了购置合同。覃科山的违约行为造成了斯托尔公司运费在内的诸多损失，后考虑到双方今后的合作关系，斯托尔公司当时决定不予追究，故覃科山诉称的因斯托尔公司无法提供2010年5月12日购置合同约定的机器，双方于2010年8月20日重新签订购置合同并非事实。3.覃科山提供了2010年8月25日的《补充协议》是原斯托尔公司员工石某某在侵占公司货款被发现后，石某某携带大朗营销中心印章离开公司，离开公司后与覃科山相互串通，伪造了这份《补充协议》，故这份《补充协议》并非真实情况以及斯托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斯托尔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覃科山的诉讼请求不存在法律依据。
斯托尔公司向原审法院反诉称：2010年8月20日，案涉双方签订编号20100512-1《购机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覃科山向斯托尔公司购买全电脑横机15台，每台价值76000元，总价计1140000元。合同签订后，斯托尔公司按约向覃科山履行供货义务，但覃科山只接受了斯托尔公司6台全电脑横机，价值456000元。截至现今，虽经斯托尔公司通过专人、律师函等方式对此催要，覃科山仍拒不按约给付货款及承担违约责任。覃科山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斯托尔公司的合法权益。至此，斯托尔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反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覃科山向斯托尔公司给付货款456000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从2012年11月22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2.覃科山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覃科山针对斯托尔公司的反诉，向原审法院答辩称：斯托尔公司所述不是事实，斯托尔公司没有交付15台机器，没有按照合同履行。斯托尔公司交付的6台机器超过了合同约定的期限，同时，这6台机器不合格，覃科山要求斯托尔公司调换机器或者维修机器，斯托尔公司不理睬。覃科山已经交给对方300000货款和50000元定金，这些已经够斯托尔公司现在机器的实际价值了，斯托尔公司再要求456000元货款没有根据。请求驳回斯托尔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覃科山与斯托尔公司于2010年5月12日签订一份《购机合同》，合同约定由覃科山向斯托尔公司购买10台规格为TSM-1685G的全电脑横机，合同总价款为560000元。合同中对于付款方式及交货时间和地点等相关的权利义务均有约定。斯托尔公司的签约代表是斯托尔公司的员工石某某，其在落款处签名并盖有大朗营销中心的印章，覃科山亦在落款处签名。合同订立后，覃科山按合同约定向斯托尔公司支付50000元买机定金，斯托尔公司的员工石某某向覃科山出具《收据》，该《收据》上亦盖有“大朗营销中心”的印章。案涉双方均确认2010年5月12日双方签订的《购机合同》并未真正履行。后案涉双方又于2010年8月20日重新签订一份《购机合同》，合同约定由覃科山向斯托尔公司购买15台规格为TSM-198-5／56寸的全电脑横机，每台760**元，合同总价款为1140000元。该合同是斯托尔公司的员工石某某在2010年5月12日签订的第一份《购机合同》的格式基础上修改相关规格、数量、单价、总价、付款中对于机器交给覃科山时覃科山应付金额及按揭付款的每期金额，其中付款方式包含机器到覃科山时付750000（含定金）。对于其他内容，两个合同没有变化，对于正式交货时间“2010年8月10日前交付完毕”的内容亦没有更改，且两个合同的编号均相同，为20100512-1。两份《购机合同》均约定斯托尔公司的收款帐号的户名为程林森。覃科山主张，由于第一份合同没有真正履行，故覃科山在2010年5月12日支付的第一份合同中的50000元买机定金自然转到第二份合同中。因此，覃科山亦按第二份合同的要求支付了50000元定金。斯托尔公司对于覃科山何时支付50000元定金并不清楚，但确认收到覃科山支付的合同定金50000元。案涉双方均确认在2010年8月20日重新签订一份《购机合同》取代了双方在2010年5月12日签订的第一份《购机合同》。对于第二份合同的交货时间，在第一次庭中覃科山、斯托尔公司存在争议：覃科山认为是签订第二份合同的后几天，应在8月25日之前，斯托尔公司则认为是2010年9月底前。
覃科山主张，案涉双方在2010年8月25日再次签订一份《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斯托尔公司应于2010年8月30日前将15台机交付给覃科山，并约定其他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斯托尔公司对于覃科山提供的打印时间为2010年8月25日的《补充协议》不予认可，提出该《补充协议》的形成时间并非2010年8月25日，而是斯托尔公司的员工石某某私自携带“大朗营销中心”的印章离开公司后与覃科山相互串通形成的。且此份《补充协议》并非像8月20日的《购机合同》一样在原有合同基础上修改。因在该《补充协议》的前言部分也注明了在2010年8月10日前交付机器，而8月20日的合同是因为双方失误而没有进行修改，而《补充协议》是重新起草，不存在疏忽的问题，所以斯托尔公司认为该《补充协议》是石某某与覃科山在制定过程中照抄2010年8月20日的《购机合同》而留下的一个破绽。另，在该《补充协议》的违约责任中约定有相应的3条违约责任，其中约定“2.斯托尔公司交付的机器规格不符合约定又拒不调换的，斯托尔公司应赔偿覃科山机器损失7600元／台”。
覃科山称，其是在2010年9月19日才收到斯托尔公司交付的6台机器，后覃科山于2010年9月20日向石某某的帐户汇款300000元。而斯托尔公司的员工石某某亦于2010年9月20日向覃科山出具《收据》，该《收据》上还盖有“大朗营销中心”的印章。斯托尔公司则认为在2010年9月19日斯托尔公司有向覃科山交付机器，但覃科山只肯接受6台，同时由于覃科山没有按合同的约定支付款项，故斯托尔公司当时也未要求覃科山接收15台机器。但斯托尔公司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该主张。同时，斯托尔公司对于覃科山主张其已付款300000的主张亦不予以认可，理由是斯托尔公司并不清楚石某某收取覃科山的汇款300000元及石某某亦于2010年9月20日向覃科山出具《收据》。为此，覃科山提供了《银行汇款明细》以及由石某某提交给覃科山的《提成明细》，该明细上有程林森的印章和签名，用以说明石某某已将款交给大朗营销中心，即斯托尔公司已收取了覃科山的货款300000元。
覃科山亦称，斯托尔公司交付的6台机器不符合8月20日的《购机合同》中约定的机型（注：TSM-198-556寸），比合同约定的短了4寸。对此，斯托尔公司则称覃科山有签收机器的回执，但该回执给其员工石某某带走。
由于斯托尔公司交付的机器型号与合同约定的不一致，覃科山对斯托尔公司能否履行合同产生怀疑，故未将剩余的100000元左右的货款支付给斯托尔公司。覃科山于2010年10月25日向斯托尔公司提交一份《申请书》，称其要求调换机器和交付剩余的9台机器均未果，于是申请斯托尔公司支付各项赔偿。斯托尔公司的员工石某某在该申请书签名及落款时间亦为2010年10月25日，确认收到覃科山的《申请书》。后石某某亦于2010年10月29日给覃科山一书面《回复》，并盖有“大朗营销中心”的印章。《回复》的内容如下：“覃科山先生：你于2010年10月25日递交斯托尔公司的《申请书》已收到，你总计提出了高达44万余元的赔偿要求。对于你的申请要求，现回复如下：第一，我们确认因种种原因迟延交付了部分机器（于9月19日交付了6台机器），另外9台机器我们可想法设法向你交付。第二，大朗营销中心只是斯托尔公司的临时办事机构，石某某只是中介，大朗营销中心及石某某均无权同意你的赔偿要求。第三，希望你能与公司协商妥善处理此事，关于你的诉求我们已向公司反映，你可与公司直接协商。”斯托尔公司对覃科山提供的《申请书》和《回复》均不予确认。
覃科山委托其律师于2012年5月28日向斯托尔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斯托尔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覃科山的损失共计467800元。斯托尔公司确认有收到覃科山的《律师函》，但称该函是斯托尔公司委托其律师给覃科山送去《律师催款函》之后的回函。后覃科山亦提供斯托尔公司的律师于2012年5月14日制作的《律师催款函》用于证明斯托尔公司已确认收到覃科山给付的50000元定金。
覃科山亦提供2010年10月2日由东莞市大朗鑫烨针织厂提供的《通知》一份，以证明斯托尔公司交机延误，耽误覃科山为其客户加工的工期，造成覃科山12000元损失。对此，斯托尔公司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
覃科山认为斯托尔公司没有按照双方在2010年8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履行义务，斯托尔公司存在违约，应按照《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违约责任来执行。为此，覃科山起诉到原审法院要求斯托尔公司双倍返还定金100000元及按照《补充协议》中的约定承担相应的各项违约责任。斯托尔公司则认为覃科山接受了6台电脑横机，应当按照双方在2010年8月20日重新签订的《购机合同》要求，向斯托尔公司支付货款。为此，斯托尔公司反诉要求覃科山支付6台电脑横机的货款456000元。
另查，斯托尔公司曾向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起诉覃科山，要求覃科山支付斯托尔公司货款456000元。该案被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并于2012年7月24日开庭审理，后斯托尔公司于2012年8月9日向该院递交撤诉申请书，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10日裁定准许斯托尔公司撤回起诉。
斯托尔公司曾于2012年12月31日向原审法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要求对覃科山提交的2010年8月25日的《补充协议》上的“大朗营销中心”的印章盖章时间及石某某签名时间是否在2010年8月25日的时期形成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开始依法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由于斯托尔公司经过补充递交资料后仍无法达到鉴定机构提出的要求，于是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于2013年4月22日以同时期供比对样本数量不足为由，终止鉴定。后原审法院再次进行委托鉴定，案涉双方对此亦表示同意。于是原审法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出具的编号为粤南（2013）文鉴字第43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是：时间为2010年8月25日的《补充协议》的落款处“大朗营销中心”印文及“石某某”签名均不是其“2010年8月25日”形成。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称：“石某某”的签名形成于2011年6月份前后，而“大朗营销中心”印文形成于2011年5月份前后。此次鉴定所花费的鉴定费用为25640元，由申请人斯托尔公司预先垫付。覃科山对于鉴定意见不予认可，第一，鉴定书对《补充协议》形成时间的鉴定不准。第二，石某某是斯托尔公司没有委托书的委托代表人，有权代表斯托尔公司签订合同或者补充协议。所以覃科山有理由认为，有石某某签名和盖有斯托尔公司认可的“大朗营销中心”印章所形成的法律文书，都应当视为斯托尔公司的行为。当然《补充协议》也不例外。斯托尔公司则认为，其对于鉴定意见予以认可，认为该鉴定合法真实有效。第一，该鉴定书证明《补充协议》上石某某签字与大朗营销中心印文都不是2010年8月25日形成，其真实形成时间与2010年8月25日相差时间至少九个月。该《补充协议》是覃科山与石某某共同伪造的，没有证明力。第二，该《补充协议》的第三条约定斯托尔公司应于8月30日前交付机器，而鉴定报告鉴定《补充协议》形成时间在2011年5、6月份前后，充分证明该《补充协议》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不具真实性，是非法证据。
覃科山于2013年9月11日向原审法院书面申请要求证人石某某出庭作证，理由是由于斯托尔公司的签约代表人石某某与覃科山签订《购机合同》、《补充协议》，为查明案件事实，覃科山特申请证人石某某出庭作证。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覃科山的申请符合法律的规定，予以准许。
证人石某某第一次出庭作证称，其是在2008年开始作为斯托尔公司的代理，与斯托尔公司有代理协议。后斯托尔公司刻好“大朗营销中心”的印章给证人，用于签订协议。在2012年4月份离开大朗营销中心时，证人将该印章放置营销中心办公室，中心的会计知晓此事。证人与覃科山签订有两份《购机合同》，第一份是覃科山购买10台机器、单系统。后斯托尔公司因无部分配件导致没有生产合同约定的机器，于是斯托尔公司要求证人建议覃科山买双系统机器，每台价款增加20000元，覃科山接受证人的意见，并增加购买5台机。覃科山再次与证人签订第二份《购机合同》，且第二份《购机合同》是证人在第一份的《购机合同》基础上进行修改，但在修改时没有留意到交货时间，斯托尔公司答应证人与覃科山签订合同的机器在2010年9月份之前交付给覃科山是没有问题。且覃科山在与证人签订第二份《购机合同》时，覃科山本人清楚当时大朗营销中心是没有15台电脑机，合同约定的机器要从斯托尔公司处江苏泰州发货。
同时，证人亦陈述称，因第二份《购机合同》签订后斯托尔公司的机器还是没有到，覃科山要求证人签订《补充协议》，时间为2010年8月25日。证人强调该《补充协议》是覃科山提供模板，且有将协议交给斯托尔公司的程林森看，程林森在大朗营销中心处有对该协议进行修改，证人是根据修改后的协议交给大朗营销中心的工作人员重新打印出来与覃科山进行签订。证人声称《补充协议》是经过斯托尔公司同意才与覃科山签订，并认为《补充协议》中的交货时间2010年8月30日与当初证人与覃科山签订第二份《购机合同》约定的2010年9月底交付的时间相差不大，所以没有进行修改。证人表示在签订《补充协议》后不超过一个月斯托尔公司交付6台机器给覃科山，覃科山与证人均认为应按照第二份合同约定的比例，由覃科山向证人给付300000元的机器款。
后原审法院亦找证人调查，证人补充说明：1.其是在2008年作斯托尔机械（江苏）有限公司的代理，只卖机器配件。在2009年年底证人就开始代销机器，斯托尔公司给证人刻印“大朗营销中心”的印章，用于与客户签订合同。证人在2010年11月2日之后就没有再帮斯托尔公司跑业务，只是帮斯托尔公司追由其经手合同的货款，且在2010年年底以后就没有用过该“大朗营销中心”印章。具体是在2010年11月2日与斯托尔公司结帐后，证人就没有再拿“大朗营销中心”印章签订过合同，包括补充协议。只是在收款的时候可能会从大朗营销中心的会计手中拿印章来盖。2.2010年8月20日与覃科山签订第二份《购机合同》时，当时大朗营销中心只有一台样机，覃科山也清楚合同约定的机器要从斯托尔公司在江苏泰州的总公司订做，且要一个月左右交货即预计在2010年9月底交货。3.斯托尔公司交付给覃科山的机器出现错误，长度只有52寸，而不是56寸。
后原审法院组织覃科山本人、斯托尔公司的代理人于波、证人石某某到现场查看覃科山处案涉机器现状。经现场查看，覃科山存放机器处的电脑横机标有TSM-198-5，并有STOLLMACHINECO.LTD的标志，为斯托尔公司公司的标志。覃科山本人、斯托尔公司的代理人于波、证人石某某在现场均确认所查看的电脑横机为52寸，5针机型。
覃科山对于证人石某某证言没有异议，认为证人石某某所作的陈述基本上是事实。对于现场查看案涉机器，覃科山确认斯托尔公司所交付的只是52寸，不符合合同要求，且只收到斯托尔公司交货的6台机器。斯托尔公司对于证人石某某所作的第二份《购机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是2010年9月底的陈述没有异议，对于证人石某某所作的其他陈述有异议，认为其陈述与事实不符，且主张证人与斯托尔公司另案有诉讼，因此，证人所作的陈述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具有证明力。对于现场查看的机器，斯托尔公司表示无法确认所查看的机器就是斯托尔公司供应给覃科山的。
以上事实，有覃科山提供的《购机合同》、《补充协议》、《收据》、《提成明细》、《申请书》、《回复》、《律师函》、快递单、《律师催款函》、《通知》、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法院的相关诉讼资料、《银行明细》，斯托尔公司提供的《购机合同》、石某某的起诉状、《送货单》、《会议记录》及原审法院询问笔录、质证笔录以及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覃科山与斯托尔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双方于2010年8月20日签订的《购机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合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覃科山按合同的要求向斯托尔公司支付了50000元定金，斯托尔公司亦确认收到覃科山的合同定金50000元。对于斯托尔公司确认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由于覃科山对于证人石某某证言没有异议，认为证人石某某所作的陈述基本上是事实。而证人亦有陈述称第二份《购机合同》（即2010年8月20日签订的《购机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是2010年9月底，且斯托尔公司对于证人该陈述没有异议。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双方于2010年8月20日签订的《购机合同》的交货时间为2010年9月底。
虽然覃科山主张，案涉双方在2010年8月25日再次签订《补充协议》一份，但斯托尔公司对于覃科山提供的打印时间为2010年8月25日的《补充协议》不予认可，提出该《补充协议》的形成时间并非2010年8月25日，而是斯托尔公司的员工石某某私自携带“大朗营销中心”的印章离开公司后与覃科山相互串通形成的。并且斯托尔公司亦向原审法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要求对该《补充协议》上的“大朗营销中心”的印章盖章时间及石某某签名时间是否在2010年8月25日的时期形成进行司法鉴定。后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斯托尔公司所申请的事项进行鉴定，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了编号为粤南（2013）文鉴字第43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是：时间为2010年8月25日的《补充协议》的落款处“大朗营销中心”印文及“石某某”签名均不是其“2010年8月25日”形成。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称：“石某某”的签名形成于2011年6月份前后，而“大朗营销中心”印文形成于2011年5月份前后。覃科山对于该鉴定意见不予认可，而斯托尔公司对于鉴定意见予以认可，认为该鉴定合法真实有效。由于此次鉴定所依据的对比样本均是案涉双方提供和确认的样本，而非鉴定机构自备的样本来进行对比。因此，对于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编号为粤南（2013）文鉴字第43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虽然覃科山申请证人石某某出庭作证，且证人石某某亦有陈述称是其与覃科山在2010年8月25日有签订过《补充协议》，但证人的其他陈述亦出现矛盾：其在2010年8月20日与覃科山签订《购机合同》时，签订双方就明确知道交货时间为2010年9月底，如果在该合同中没有将交货时间进行更改，为何在该《补充协议》的前言中亦没有进行更改，且证人本人还认为2010年8月30日与2010年9月底相差不大就没有在《补充协议》具体条款对交货时间进行修改。证人的该解释让人费解。结合鉴定机构所作的结论以及证人与斯托尔公司在另案有诉讼，因此，对于斯托尔公司主张证人所作的陈述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应当被采纳的抗辩意见，合情合理，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故对于覃科山提供的《补充协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不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此次鉴定所花费的鉴定费用为25640元，已由申请人斯托尔公司预先垫付，该鉴定费用应由覃科山承担。
由于案涉双方在2010年8月20日签订的《购机合同》约定机器规格为TSM-198-5／56寸，数量为15台。而覃科山主张其只收到斯托尔公司所送的6台机器，且规格也只是52寸，斯托尔公司的履行不符合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斯托尔公司对于覃科山的主张不予认可，对于覃科山提供的《申请书》和《回复》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并主张斯托尔公司有在2010年9月19日按约定向覃科山交付机器，但覃科山只接受6台，且覃科山没有按照约定支付款项，故斯托尔公司也未要求覃科山接收15台机器。但斯托尔公司对于该主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另，证人石某某也作证称斯托尔公司交付的机器不符合约定，覃科山有向其反映此事及证人亦向斯托尔公司及斯托尔公司在东莞的负责人程林森汇报此事。但斯托尔公司对证人的陈述亦不认可。为此，原审法院到现场查看案涉机器的现状，覃科山本人、斯托尔公司的代理人于波、证人石某某在现场均确认所查看的电脑横机为52寸，5针机型，且现场电脑横机上标有TSM-198-5，并有STOLLMACHINECO.LTD的标志，上述标志为斯托尔公司公司的标志，与合同约定的TSM-198-5规格也相一致。虽然斯托尔公司表示无法确认现场查看的机器就是斯托尔公司供应给覃科山的，但斯托尔公司没有提供其他的证据予以反驳，反而结合案涉双方有签订《购机合同》，且约定机器规格为TSM-198-5，以及斯托尔公司确认有给覃科山6台机器的事实，另证人作证陈述及现场陈述等事实，在斯托尔公司没有提供其他充分、有力反证的情况下，对于覃科山提出的现场查看的存放在覃科山处的6台52寸电脑横机就是斯托尔公司供应给覃科山的机器的主张，合情合理，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因此，对于覃科山主张斯托尔公司存在违约，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采纳。由于斯托尔公司存在违约且确认有收到覃科山所给付的定金50000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故对于覃科山要求斯托尔公司双倍返还定金100000元的主张，证据充分，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如前所述，因原审法院对于覃科山提供的《补充协议》不予采信，亦不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而覃科山在原审法院所作的如果原审法院不采纳《补充协议》，覃科山是否要变更诉讼请求的释明时，覃科山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另根据2010年8月20日的《购机合同》的合同内容来看，该《购机合同》并没有约定斯托尔公司的违约责任。而覃科山提出的第二项至第五项诉讼请求均是依据《补充协议》来主张，因此，对于覃科山诉请要求斯托尔公司向覃科山支付未交付9台机器的违约金205200元；支付逾期20天交付6台机器的违约金91200元；支付6台机器不符合规格造成的约定损失45600元；支付为履行保修义务造成覃科山的经济损失25800元的主张，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针对斯托尔公司的反诉，由于斯托尔公司认可证人石某某代表斯托尔公司于2010年8月20日与覃科山签订《购机合同》，且该合同中亦盖有“大朗营销中心”的印章。且斯托尔公司亦认可有收到覃科山的定金50000元，而根据覃科山提供的时间为2010年5月12日的《收据》中亦有证人石某某签名及盖有“大朗营销中心”的印章。因此，相对覃科山来说，石某某收款50000元的行为即代表斯托尔公司收款。虽然斯托尔公司并不认可覃科山有向斯托尔公司支付6台机器的货款300000元的主张，但覃科山亦提供了转帐给石某某300000元的银行转帐记录及石某某亦出具给覃科山的《收据》，且该《收据》中仍有证人石某某签名及盖有“大朗营销中心”的印章，同时该覃科山的付款记录亦在证人与斯托尔公司之间提成计算明细中有体现，且证人作证时也承认有将货款交给斯托尔公司。对于覃科山来说，通过以上证据及事实，覃科山有理由相信，并且能充分说明斯托尔公司已收取覃科山的6台机器货款300000元。因此，对于覃科山提出斯托尔公司共收取覃科山货款350000元的主张，证据充分，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采纳。
由于《购机合同》约定电脑横机每台为76000元，覃科山收到斯托尔公司的6台机器，则货款应为456000元。扣除斯托尔公司确认已收取覃科山交付的定金50000元，以及覃科山收到6台机器后所支付的货款300000元，目前覃科山仍尚欠斯托尔公司货款106000元。因此，对于斯托尔公司反诉提出的要求覃科山向其支付货款456000元的主张，超出部分，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覃科山应当将所拖欠的106000元货款支付给斯托尔公司。对于斯托尔公司要求覃科山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货款106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2年11月22日起算至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亦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原审判决如下：一、斯托尔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覃科山双倍返还定金100000元；二、覃科山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斯托尔公司支付货款106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货款106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2年11月22日起算至还清之日止）；三、驳回覃科山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斯托尔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8318元，已由覃科山预交，由覃科山承担6540元，斯托尔公司承担1778元；一审反诉受理费4070元，已由斯托尔公司预交，由斯托尔公司承担3124元，覃科山承担承担946元。一审鉴定费用为25640元，已由斯托尔公司预先垫付，该鉴定费用应由覃科山承担。
上诉人覃科山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粤南（2013）文鉴字第43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覃科山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故不确认鉴定结论的证明力。第一，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分析说明”部分与样2矛盾。案涉双方、法院、鉴定机构都确认样本具有真实性，样2是指2010年10月29日的《回复》，也即该《回复》具有真实性。该《回复》中提及了一份《申请书》，为此，覃科山提交了一份2010年10月25日的《申请书》，而斯托尔公司不确认该《申请书》的真实性，斯托尔公司却提交不出另一份2010年10月25日的《申请书》，依法应认定覃科山提交的《申请书》就是《回复》中提及的《申请书》。而该《申请书》中提及了《购机合同》及《补充协议》，为此，覃科山提交了一份2010年5月12日的《购机合同》、一份2010年8月20日的《购机合同》、一份2010年8月25日的《补充协议》。斯托尔公司确认二份《购机合同》的真实性，却不确认该《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斯托尔公司却提交不出另一份《补充协议》，依法应认定覃科山提交的《补充协议》就是《申请书》中提及的《补充协议》。故显然是先有了《补充协议》才有《申请书》，最后才有《回复》，即如果《回复》是真实的，那么《补充协议》肯定也是真实的。既然《回复》是真实的，《回复》的时间是2010年10月29日，那《补充协议》的时间肯定在2010年10月29日之前，而决不可能晚于《回复》7个月左右，即形成于2011年5月份前后。粤南（2013）文鉴字第43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既然将《回复》作样本，则《补充协议》就应当是真实的，而鉴定认为《补充协议》形成于2011年5月份前后与《回复》的时间是2010年10月29日显然是矛盾的。第二，由于样本、检材的笔水不同、保管环境不同等因素，即使同一时间形成的样本、检材，鉴定出来时间相差半年左右都属正常，更不要说鉴定机构的设备、技术等也会影响鉴定结果。二、一审法院对《补充协议》不予釆信的理由均不成立。第一，一审法院认为斯托尔公司不认可《补充协议》的形成时间是2010年8月25日，而是石某某私自携带“大朗营销中心”印章离开公司后与覃科山串通形成的。该理由不能成立。其一，斯托尔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石某某离开公司后携带了“大朗营销中心”印章。其二，斯托尔公司没有主张石某某是何时与覃科山串通形成的《补充协议》。假如粤南（2013）文鉴字第43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是正确的，即《补充协议》形成于2011年5月份前后，因斯托尔公司自认石某某于2011年4、5月份离职，也就是说，2011年5月份前后，石某某仍可代表斯托尔公司进行相应的民事行为，石某某在2011年5月份前后与覃科山签订《补充协议》仍应视为斯托尔公司的行为，斯托尔公司也当然应履行《补充协议》。其三，石某某在2012年3月份之前与斯托尔公司并无矛盾，只到2012年3月份，斯托尔公司通过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高港分局对石某某网上追逃并拘留石某某，石某某才与斯托尔公司产生矛盾，在2012年3月份之前，石某某因向斯托尔公司要代理费而有求于斯托尔公司，故不敢得罪斯托尔公司，更不要说与他人串通损害斯托尔公司的利益了。第二，一审法院不应采纳粤南（2013）文鉴字第43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三，一审法院质疑石某某在2010年8月20日与覃科山签订《购机合同》时就明确知道交货时间为2010年9月底，在《购机合同》没有将交货时间进行更改，却在《补充协议》的前言中没有将交货时间进行更改。实际上，其一，一审法院认定石某某称于2010年8月25日与覃科山签订过《补充协议》的证言是假的，同时就不应认可石某某作证称明确知道交货时间为2010年9月底。其二，斯托尔公司也确认2010年8月20日签订的《购机合同》，且斯托尔公司也确认履行的也是2010年8月20日的《购机合同》，那证明斯托尔公司是明知2010年8月20日的《购机合同》，故斯托尔公司不可能不在《购机合同》中没有将交货时间进行更改。事实上，斯托尔公司当时就是承诺在2010年8月30日前机器会送到覃科山处。其三，《补充协议》中提及“鉴于：乙方与甲方于2010年5月12日签订了书面《购机合同》”，后面引用的是原《购机合同》上的内容，而不是《补充协议》上的具体条款。第四，一审法院认为石某某称认为2010年8月30日与2010年9月底相差不大的解释让人费解，并认为石某某与斯托尔公司在另案中有诉讼，其有利害关系，所以对石某某的证言不予釆纳。该理由也同样不能成立。其一，斯托尔公司没有在2010年8月20日的《购机合同》中将交货时间进行更改。其二，石某某代理斯托尔公司在大朗卖了很多机器，时隔三年多石某某也许根本记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在一审法官的询问下，石某某胡乱解释。其三，既然认为石某某与斯托尔公司在另案中有诉讼，其有利害关系，则也不应采信对斯托尔公司有利的石某某的证言。第五，斯托尔公司的撤回起诉反证了《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三、一审法院对不予支持覃科山第二项至第五项诉讼请求的理由不成立。其一，覃科山并没有主张第二项至第五项诉讼请求均是依据《补充协议》。其二，即使《购机合同》没有约定斯托尔公司的违约责任，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至第一百一十三条都规定了违约者的违约责任。四、覃科山的举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五、一审法院判决覃科山向斯托尔公司支付106000元货款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撤销。其一，一审法院的判决没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的判决合同依据为2010年8月20日的《购机合同》，而该《购机合同》约定的是规格为TSM-1985G的56寸电脑横机，该规格的电脑横机单价为76000元／台，而斯托尔公司提供给覃科山的却是规格为TSM-1985G的52寸电脑横机，标的物不一样，单价当然也不一样，斯托尔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规格为TSM-1685G的52寸电脑横机的单价。事实上，规格为TSM-1985G的52寸电脑横机单价只是60000元／台（2010年5月12日的《购机合同》中规格为TSM-1685G的电脑横机单价只是56000元／台）。其二，一审法院的判决没有法律依据。因斯托尔公司违约在先，既没有向覃科山交付全部15台机器，且交付的6台机器也不符合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斯托尔公司有先履行义务，且履行行为不符合约定，故覃科山当然有权拒绝斯托尔公司要求覃科山支付购机款的要求，更不用说利息了。综上，覃科山上诉请求判决：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斯托尔公司向覃科山双倍返还定金100000元、支付未交付9台机器的违约金205200元、支付逾期20天交付6台机器的违约金91200元、支付6台机器不符合规格造成的损失45600元、支付未履行保修义务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25800元，共计467800元；2.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鉴定费全部由斯托尔公司承担。
针对覃科山的上诉，斯托尔公司向本院口头答辩称：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
上诉人斯托尔公司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斯托尔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1.一审法院已认定2010年8月20日签订的案涉《购机合同》的交货时间为2010年9月底。而2010年9月19日，斯托尔公司按约定向覃科山交付约定机器。2.根据该《购机合同》第一条第三款（付款方式）A项约定“机器到乙方付75万（含定金）”，但覃科山并未按约定支付相应款项且请求只接受6台机器，在覃科山严重违约的情况下，斯托尔公司仍向覃科山交付了其请求的机器数量。3.一审法院认为斯托尔公司并未按该《购机合同》约定向覃科山支付15台机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要求斯托尔公司提供证据证明违反了证据规则，更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该《购机合同》第一条第三款（付款方式）A项约定“机器到乙方付75万（含定金）”，覃科山在未按合同约定支付750000元（含定金）款项的情况下，斯托尔公司有权拒绝交付任何机器并适用定金罚则，而斯托尔公司在保留追究覃科山违约责任的情况下，仍同意覃科山交付6台机器的请求，故斯托尔公司没有违约，也不应承担举证责任。合同签订后，斯托尔公司按合同约定规格向覃科山交付机器，斯托尔公司按《购机合同》第二条第一款约定对机器安装调试后覃科山予以接受，充分说明斯托尔公司所交付的机器设备完好、品质和性能优良又符合合同约定的规格，而根据《购机合同》第三条质量异议期限约定，覃科山于一个月的质量异议期限内也未提出任何异议，亦充分说明斯托尔公司交付的机器符合约定。假设斯托尔公司所交付的机器规格是52寸，但覃科山既未在交货时提出异议也未在质量异议期限内提出异议，说明覃科山对斯托尔公司所交付机器的认可，故斯托尔公司也没有违约。斯托尔公司对一审法院通过所谓的现场查看涉案机器的现状得出的结论不予认可，虽然现场机器为52寸、5针机型，机器上标有TSM-198-5，并有STOLLMACHINECO.LED的标志，但无法确认该批机器是斯托尔公司向覃科山交付的机器，且这批机器的现状也与覃科山接受机器时及质量异议期内未提出异议的行为相违背。东莞市大朗镇是斯托尔公司重要的市场，这些年来在该地区销售了大量的机器（含上述现场查看规格的机器），而证人石某某又长期担任斯托尔公司大朗营销中心负责人，故将斯托尔公司提供给其他客户的52寸机器冒充为涉案机器是有可能的。二、覃科山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1.覃科山严重违反了2010年8月20日签订的案涉《购机合同》第一条第三款的约定，没有按《购机合同》及《按揭还款时间确认书》向斯托尔公司支付货款。2.覃科山与石某某相互串通，利用石某某非法持有“大朗营销中心”印章的条件，伪造所谓的《补充协议》及衍生的《申请书》、《回复》等非法证据。三、斯托尔公司对石某某证人资格及证言均不予认可。一审中，通过对《补充协议》笔迹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可知，该《补充协议》及衍生的《申请书》、《回复》等证据系覃科山与石某某相互串通伪造的，同时本案一审过程中，石某某与斯托尔公司亦涉诉，故石某某已不具有证人资格，其证人证言亦不可信。四、斯托尔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覃科山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1.覃科山接受了斯托尔公司6台机器，每台760**元，总货款计456000元，覃科山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因50000元定金应适用定金罚则即不抵作货款，故本案中斯托尔公司诉请456000元合理、合法。2.覃科山于2010年9月20日向石某某帐户汇款300000元不应认定为覃科山向斯托尔公司支付的货款。首先，2010年8月20日签订的《购机合同》及附件1《按揭还款时间确认书》约定，有关协议的执行帐号系程林森农业银行帐号，覃科山无权向其他人帐号支付货款，斯托尔公司亦不予认可其他人帐号。其次，覃科山与石某某相互串通伪造的所谓《补充协议》第七条约定添加了石某某的帐号，充分说明覃科山明知向石某某帐号汇款违反了《购机合同》约定。3.一审法院判决斯托尔公司向覃科山双倍返还定金100000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斯托尔公司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其次，假设斯托尔公司存在违约行为适用定金罚则以及300000元算作货款及覃科山不存在违约行为，那么斯托尔公司也只需向覃科山返还50000元定金而非100000元，或一审法院应判决覃科山向斯托尔公司支付156000元的货款而非106000元货款。因为一审法院认定覃科山已支付350000元货款（总货款456000），而此350000元中含50000元定金，一审法院在认定50000元定金抵作货款的情况下判令斯托尔公司双倍返还100000元定金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综上，斯托尔公司上诉请求判决：1.撤销原审判决，支持斯托尔公司的反诉请求，驳回覃科山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覃科山承担。
针对斯托尔公司的上诉，覃科山向本院书面答辩称：一、斯托尔公司不仅违约，而且先违约。2010年8月20日的《购机合同》约定2010年8月20日交付15台机器，事实上2010年9月19日只交付6台，而且交付的机器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规格，因此斯托尔公司严重违约。二、覃科山并没有与石某某串通。石某某为斯托尔公司在大朗营销中心的负责人，并持有斯托尔公司大朗营销中心的印章，石某某的行为应当视为斯托尔公司的行为。三、关于石某某的证人身份。把石某某当做证人确实不妥，应当作为当事人。石某某在2008年就作为斯托尔公司的代理人，应当把其当做斯托尔公司的一方当事人对待。其签署案涉合同、补充协议、回复的行为，都应当视为斯托尔公司的行为。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覃科山和斯托尔公司于二审庭审期间确认以下事实：1.案涉交易以2010年8月20日签订的合同为准；2.2010年8月20日合同中实际约定的交货日期为9月底；3.案涉机器应由斯托尔公司送至覃科山处；4.合同约定除了定金之外的款项都是货到付款。斯托尔公司陈述一审法官现场查看的规格为TSM-198-5的52寸电脑横机价格为每台756**元，但表示没有证据证明。覃科山对斯托尔公司前述主张不予确认，上诉主张前述机器价格应为每台600**元。本院依法向覃科山释明，根据法律规定，在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情况下，应当择一选择，覃科山表示愿意选择适用违约金条款。
以上另查事实，有本院二审开庭笔录、调查笔录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本院依法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二、斯托尔公司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三、覃科山是否仍应支付货款。
关于争议焦点一。从形式上看，案涉《补充协议》由覃科山与石某某签订，并加盖了斯托尔公司“大朗营销中心”的印章，斯托尔公司对《补充协议》上石某某的签名以及“大朗营销中心”印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确认在案涉交易中石某某为斯托尔公司的员工，并负责案涉销售事宜。覃科山基于石某某为斯托尔公司的员工并且持有斯托尔公司“大朗营销中心”的印章，有理由相信石某某的行为代表了斯托尔公司。斯托尔公司主张石某某于2011年4、5月份离职，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编号为粤南（2013）文鉴字第436号《司法鉴定书》的鉴定意见为《补充协议》中印章形成于2011年5月份前后，石某某签名形成于2011年6月份前后，据此，斯托尔公司未能证明《补充协议》印章形成时石某某已经离职，也未能证明已将石某某离职的事实及时告知覃科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覃科山依据有石某某签名并加盖斯托尔公司“大朗营销中心”印章的补充协议，有理由相信石某某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前述司法鉴定的结果不足以推翻石某某可以代理斯托尔公司与覃科山签订《补充协议》的事实，斯托尔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石某某与覃科山恶意串通，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覃科山明知或应当知道石某某已经离职，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依法应当认定真实有效。从内容上看，《补充协议》前文鉴于部分的内容陈述了双方签订合同的大概过程，与双方之前两份合同签订的具体时间、内容相符合，并在协议正文针对合同标的、资料交付、交付时间、违约责任等方面对合同进行了补充约定。虽然该份协议中约定的交货时间2010年8月30日与双方确认的交货时间为2010年9月底并不一致，但是不能仅以此否认该份协议内容的真实性。该份《补充协议》的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真实合法的。综上，案涉《补充协议》应为覃科山和斯托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合法有效的协议，双方均应遵守该份《补充协议》的约定。
关于争议焦点二。斯托尔公司并未在双方约定的交货期限向覃科山足额交付案涉机器，并且经原审法院现场查看，其交付的机器与合同约定的并不相符。斯托尔公司理应承担未按约交货的违约责任。首先，《补充协议》第五条违约责任第一款约定覃科山有权要求斯','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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