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59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姗姗，女，1986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山东汪太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牛登国，男，1966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路永强，商河县天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光亮，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健，男，198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
上诉人王姗姗因与被上诉人牛登国、原审被告王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商河县人民法院（2016）鲁0126民初20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珊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牛登国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牛登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以牛登国提交的涉案借条真实性无异议为基础认定事实系错误。一审在案件重要当事人王健缺席的情况下审理，在庭审中，牛登国提供的借条没有经过真实性确认，牛登国也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借条是真实的，一审判决却在涉案借条真实性存在异议的情况下进行审理并认定事实，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显系错误。二、在牛登国没有出具涉案借条之前，王健因为经营行为向其借款及涉案借条系经过结算后而形成的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就将牛登国与王健之间的银行交易流水记录与涉案借条相结合认定牛登国将款项在借条出具之前就已经支付给了王健，违反证据的唯一性和关联性原则。1.牛登国提供的与王健之间的银行交易流水发生的时间是在涉案借条出具之前。2.银行职员之间因为信贷业务等需要相互转账，从而存有银行交易流水记录很正常，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些交易流水记录是以此存在民间借贷意义上的借款凭据。工作过程中，在客户无法还清贷款的情况下，为避免不良贷款的发生，同事之间互相拆借资金，帮助客户还款，在办理续贷业务后，再将款项回流，从而导致同事之间的银行卡之间存在往来交易，流水记录非常多很正常，所以这些交易流水并不当然就成为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意义上借款的凭据，这点通过牛登国和王健的银行流水就能看得出来。3.涉案借条并没有明确载明是经过结算后形成，按照正常情况，如系经结算后形成的话，应写明是欠条，而非借条，这点对于同为从事银行信贷业务的牛登国和王健更应了解。4.王健作为银行的职员，根本就不具备经商的前提。牛登国与王健都是国有银行的工作人员，是不允许经商的，牛登国又是王健的上司，对王健又具有当然的监督职责，在这种情况下，牛登国一再主张王健在2013年1月1日起至2016年2月21日期间因经营蒜薹、蒜片、大蒜生意向其多次借款，而其不但不阻止，反而数次借款给王健，不符合常理。故本案中，既然牛登国在一审案件审理时主张在涉案借条形成之前，王健因为经营需要向其借款，而涉案的借条又是经过结算后形成，就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银行交易流水记录仅仅是双方之间互相打款的凭据，并不是双方之间存在借款事实的证据。一审判决仅仅凭之前的交易流水就认定涉案借条已经实际履行，显然违反了证据的唯一性和关联性原则。三、一审判决认为“王健系银行工作人员，对于借款行为以一般公民更具有认知力，其更应知晓如未收到涉案借条载明的借款数额，就为牛登国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来推断涉案借条已经履行没有事实依据。正因为王健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且常年从事信贷业务，接触的借款纠纷比一般人多，故对于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的道理比常人理解得更为深刻，其更应知晓如未收到涉案借条载明的借款数额而无需承担还款责任的法律后果，这也是一般常理。一审判决在无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不以此为出发点，却从相反的方面或者是从较低的层面分析案情，显然无事实依据，属于主观臆断。四、一审判决认为“从牛登国与王珊珊分别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看，牛登国银行转账虽然频繁且数额巨大，但牛登国向王健的转账数额大于王健向牛登国的转账数额。故王健于2016年6月30日为牛登国出具340000元的借款借条，应该认定为王健对牛登国之前的银行转账经结算后累计而来，截止该借条出具的日期，王健尚欠牛登国借款340000元”，也无事实依据，是一审判决的主观臆断，且与牛登国在庭审中的自认行为相矛盾。1.一审判决通过以上银行转账交易记录认定事实，没有直接证据。2.一审判决通过以上时间段的银行转账交易记录认定事实，与牛登国在庭审中的自认性陈述相矛盾。牛登国在一审庭审中自认以上借款发生的时间是2016年2月22日至2016年6月19日期间，而一审判决却从2013年3月21日起至2016年7月5日的银行转账交易记录推断案情，显然是在错误的前提下分析问题，得出的结论，必然也是错误的。3.一审判决通过其他银行卡的银行转账记录认定事实与牛登国在庭审中的自认性陈述相矛盾。牛登国在一审庭审中自认“本案涉及款项交付方式均是以牛登国所有的农信社卡（尾号5138）转账至王健的农信社卡（尾号7777）”，以上自认行为已经将涉案款项的形成框定在以上特定的两张银行卡上，而一审判决却以王珊珊和牛登国提供的王健与牛登国其他的银行卡往来账目推断案情，显系前提错误，得出的结论也必然错误。另外，通过王健与牛登国之间还存在其他银行卡之间的不停转账往来，并且发生的时间与涉案借条产生的时间存在前后的大量交叉，也能看出他们之间绝对不是纯粹的民间借贷行为那么简单。故一审判决忽略了牛登国之前的自认性陈述，被牛登国偷梁换柱的行为所误导，从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五、一审判决中牛登国对于涉案借款数额的自认性陈述与其提供的证据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纯粹是在拼凑数据，且拼凑的结果与涉案的借款数额不相吻合。1.牛登国自认的出借数额与其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不相吻合。牛登国在一审庭审中自认2016年2月22日至2016年6月19日，王健以在白桥镇高桥村储存蒜薹、蒜片、大蒜为由向其借款897000元，本案涉及款项共计出借四笔，可根据牛登国提供的这四次银行交易明细，经计算，出借款项却是757000元，这与牛登国的自认的897000元不相吻合。2.牛登国自认的王健的欠款数额与根据其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计算的欠款数额不相吻合。牛登国在一审庭审中自认897000元的借款经王健偿还部分后，2016年6月30日经对账，王健尚欠其380000元，共偿还五笔。可根据牛登国提供的五次银行交易明细，经计算，还款款项是350000元，与牛登国自认的897000元之间差额是547000元，与其提供的银行交易载明的出借数额757000元之间的差额是407000元，这与牛登国自认的380000元不相吻合。以上矛盾的存在，系牛登国在截取部分银行交易记录拼凑数据，捏造事实。另外，涉案借条发生的时间是2016年6月30日，而根据一审判决第5页第5行的描述，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7月5日，王健还与牛登国用涉案的尾号为7777的银行卡相互进行转账，也就是说在涉案借条形成之后，王健与牛登国之间仍然与涉案借条形成之前一样存在不停的银行转账往来，对此，牛登国没有作出合理解释。六、牛登国与王健均属于银行普通职员，其主张频繁借款给王健，涉案数额有几千万之多，对其资金来源却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一审法院也未要求其释明，显然会造成误判，因为不排除他们之间系利用公款在周转，而周转的资金所有权为银行，并不是涉案当事人，本案将会涉及牛登国不具有诉讼主体问题。七、一审判决王珊珊对涉案借款及利息与王健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依据不足。牛登国没有证据证明王健从事蒜薹、蒜片、大蒜等家庭经营，牛登国也无充分证据证明与王健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即便是存在债权债务，结合双方之间存在如此频繁的大额转账往来，从常理分析所涉及款项也不可能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王珊珊与王健的离婚时间是2016年8月4日，一审判决查明2016年1月21日起至2016年7月12日止，王健就向王珊珊转账10笔左右共计30余万元，王珊珊向王健转账7笔左右共计46余万元，从而认定借取牛登国的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显系错误。在此期间，王珊珊给王健转账的数额远远大于王健给王珊珊转账的数额，一审判决的以上逻辑完全不通。另外，王珊珊与王健离婚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无法共同生活，对于财产的分割及子女的抚养是双方自行约定的结果，一审判决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据此推断二人具有逃避债务的嫌疑，从而推定涉案借款数额系夫妻共同债务，显系错误。
牛登国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判决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健未作陈述。
牛登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健、王姗姗共同偿还借款本金34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4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立案之日计算至还清之日）；2.诉讼费、保全费等由王健、王姗姗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牛登国主张，其自2013年起在原白桥信用社担任主任，期间王健也系白桥信用社职工。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2月21日，牛登国与王健之间存在多笔借贷，借款理由均是王健与他人合伙经营蒜薹、蒜片、大蒜生意。牛登国分多次转账给王健共计5561038元。2016年2月22日至2016年6月19日，王健以在白桥镇高桥村储存蒜薹、蒜片、大蒜为由，向牛登国借款897000元。该款王健偿还部分后，2016年6月30日牛登国与王健经对账，王健共欠牛登国本金380000元，王健承诺2016年7月1日偿还40000元（起诉前已偿还），对于剩余340000元，王健在2016年6月30日出具了借条。该款王健至今没有偿还。本案涉及款项交付方式均是以牛登国所有的农信社卡（尾号5138）转账至王健的农信卡（尾号7777），共计出借四笔，偿还五笔。其中2016年2月22日转账给王健540000元，4月29日转账给王健180000元，6月16日转账给王健30000元，6月19日转账给王健7000元。王健通过上述卡号分别于2016年3月18日偿还牛登国90000元、4月5日偿还牛登国100000元、4月30日偿还90000元、5月5日偿还30000元、5月16日偿还40000元。提交：农信社银行卡历史交易明细一宗、借条一份，证明如上陈述。
王珊珊主张，对牛登国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真实性无异议，但牛登国只是截取了2016年2月22日至6月19日的部分交易明细，该部分交易明细不能证实王健借款340000元。因在此之前，牛登国与王健就存在借款、还款交易，数额高达上百万元，两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现牛登国是为了凑数而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为了便于查明本案事实，牛登国应提交全部银行交易明细；对牛登国提交借条真实性不予认可，因该借条出具时王姗姗不在场、不知情，对牛登国主张王健的借款理由也不知情。该借条中并没有注明经结算尚欠现金340000元，只能证明王健出具过借条，但没有实际支付340000元现金。自2014年9月7日至2016年6月19日，牛登国转账给王健1887320元，王健转账给牛登国2798400元。提交：1.牛登国与王健的农信银行卡（622319010532****）之间交易明细一宗；2、牛登国与王健的农信银行卡（621521010347****）之间的交易明细一宗；3.牛登国与王健的农信银行卡（621690010001****）之间交易明细一份。上述交易明细足以证实牛登国与王健经济往来频繁，而王姗姗丝毫不知情，且如此高额的经济往来也从未用于家庭生活。
牛登国主张，王姗姗提交的上述三宗银行流水明细应加盖银行印章。牛登国提交如下证据：1.农信卡（尾号5318）在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1月12日的银行流水一宗及说明一份，涉及金额2309692元；2.农信卡（尾号7016）在2013年3月21日至2014年11月4日的银行流水明细一宗、农信卡（尾号5138）在2014年11月25日至2015年6月20日的银行流水明细一宗、农信卡（尾号6891）在2014年9月7日至2015年1月27日银行流水明细一宗。该三份银行流水，证实2013年3月21日至2015年6月20日，牛登国先后给王健转账2494346元。上述证据证实，牛登国给王健转款数额大于王健给牛登国的转账数额。
庭后，牛登国、王珊珊对其分别提供的上述银行流水明细经对账，牛登国、王姗姗均认可：1.2013年3月21日至2016年1月12日，王健通过其农商行银行卡（尾号1597）向牛登国转款1073000元，牛登国向王健转款690000元；2.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7月5日，王健通过其农商行银行卡（尾号7777）向牛登国转款1152000元，牛登国向王健转款1607000元；3.2015年7月8日，王健通过其农商行银行卡（尾号5120）向牛登国转款500000元，牛登国向王健转款998000元。以上共计王健向牛登国转款2725000元，牛登国向王健转款3295000元。
针对牛登国、王姗姗的上述陈述及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王健虽未到庭应诉，但其作为一名银行工作人员，对于借贷行为比一般公民更具有认知力，其更应知晓如未收到涉案借条载明的借款数额，就为牛登国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且从牛登国与王姗姗分别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看，牛登国与王健银行转账虽然频繁且数额巨大，但牛登国向王健的转账数额大于王健向牛登国的转账数额。故王健于2016年6月30日为牛登国出具340000元的借款借条，应认定为王健对其与牛登国之前的银行转款经结算后累计而来，截止该借条出具的日期，王健尚欠牛登国借款34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本案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的认定；二、王姗姗是否对王健的借款及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关于焦点问题一，牛登国请求偿还借款本金34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34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王姗姗主张，牛登国与王健之间340000元的借款不真实，是两人因业务关系产生的账目往来，该款未实际交付。故王珊珊不同意偿还本金340000元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1条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双方对返还期限有约定的，一般应按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出借人随时可以请求返还，借方应当根据出借人的请求及时返还。该意见第123条规定，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有约定还款期限而借款人不按期偿还，或者未约定还款期限但经出借人催款后，借款人仍不偿还的，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应当予以准许。本案中，通过庭审查明认定牛登国向王健出借340000元，故王健应偿还牛登国借款340000元及利息。至于利息，因双方对利率并无约定，故利息应自起诉之日即2016年8月3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关于焦点问题二，牛登国主张，王健与王姗姗应共同偿还借款本金340000元及利息，因该款用于王健经营储存蒜薹生意。依据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王健与王姗姗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提交：王健与王姗姗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及户籍证明各一份，证明如上陈述。
王姗姗主张，对牛登国提交上述两份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王姗姗系银行普通职工，并未与王健经营过任何生意，牛登国主张的借款未用于王健与王姗姗的家庭生活，牛登国与王健经济往来是两人因业务关系产生，而非借贷关系。上述340000元借款并不符合夫妻共同债务存在借款合意及分享借款利益的构成要件。故王姗姗无还款义务。提交王姗姗与王健离婚证一份，证明两人婚姻关系已解除。
牛登国主张，王健与王姗姗离婚时间系2016年8月4日，而牛登国与王健之间银行流水均发生在王健与王姗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一审法院认为，王姗姗是否对涉案借款及利息与王健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应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综合考量。在本案中，王姗姗虽主张其与王健两人已分居生活两年，涉案借款发生距离王健与王姗姗办理离婚不足十日，该借款并未用于王健与王姗姗的家庭生活，并提供其与王健的离婚证，予以证明，但如第一个焦点问题所述，涉案借款系王健多次借款累计而来，并非2016年6月30日一次性借款，且一审法院受理他人诉本案王健、王姗姗民间借贷案件多起，其中在本案中，王姗姗提供的王健所有的农商行账户（尾号为7777）与牛登国的银行流水明细中，仅自2016年1月21日起至2016年7月12日止，王健就向王姗姗转款10笔左右共计30余万元，王姗姗向王健转款7笔左右共计46余万元，而在2016年8月11日王姗姗还向王健转款3000元。该期间王健与王姗姗经济交往频繁且数额较大，故对王姗姗主张其与王健分居时间较长，涉案借款并非用于家庭生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法向商河县民政局调取了王健与王姗姗的离婚协议书复印件，该离婚协议书复印件中载明离婚后孩子归男方抚养，女方不需承担抚养费，所有共同债务由男方偿还，楼房一处归女方。由此协议可以看出，双方约定财产归王姗姗所有，而债务则由王健负担，有逃避债务之嫌。故在王姗姗未举证证明就涉案借款牛登国与王健约定为王健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下，王姗姗对婚姻存续期间王健向牛登国所借款项340000及利息，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判决：一、王健、王姗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牛登国借款本金34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34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8月3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二、驳回牛登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00元，保全费2220元，共计8620元，由王健、王姗姗承担。公告费450元，由王健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二审中，牛登国主张，王健多次向牛登国借款，2016年2月份之前双方的借款已经结清，2016年2月22日至2016年6月19日，王健以经营大蒜生意为由先后向牛登国借款75.7万元，王健先后偿还了部分款项之后，经双方于2016年6月30日核算，王健共欠牛登国本金38万元，王健承诺第二天偿还4万元，随后王健向牛登国出具涉案34万元借条。关于上述75.7万元借款的交付问题，牛登国主张，该款项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给王健，具体是：2016年2月22日转账54万元，2016年4月29日转账18万元，2016年6月16日转账3万元，2016年6月19日转账7000元。关于上述借款的还款情况，牛登国主张，王健先后还款具体为：2016年3月18日还款9万元，2016年4月5日还款10万元，2016年4月30日还款9万元，2016年5月5日还款3万元，2016年5月16日还款4万元，此外，王健陆续偿还了部分本金，经双方于2016年6月30日核算，王健尚欠牛登国38万元，出具涉案34万元借条之前，王健承诺第二天还款4万元，但第二天王健并没有偿还该款项，直至2016年7月5日才偿还4万元。王珊珊对牛登国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认为牛登国的主张与银行流水存在矛盾，牛登国系根据银行转账记录杜撰事实。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一、牛登国与王健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二、王姗姗对涉案的债务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责任。
关于焦点一，当事人对其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的，应当承担相应不利法律后果。本案牛登国主张其与王健之间存在34万元借贷关系，并提供了王健于2016年6月30日出具的借条以及相应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根据牛登国的主张，其与王健在2016年2月之前的借款已经结清，涉案34万元借款系双方于2016年2月22日至2016年6月19日期间发生的借款，经双方于2016年6月30日对账确认后形成。经查明，上述期间牛登国共计向王健转款75.7万元，该事实有牛登国提供的银行转账明细予以证明，应予确认。涉案借条系王健于2016年6月30日出具，牛登国亦认可该借条系双方对2016年2月22日至2016年6月19日期间发生的借款经对账形成，常理分析，该借条载明的34万元借款应系双方对截至2016年6月30日王健尚欠牛登国借款数额的对账确认，且牛登国亦自认此期间王健除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还款35万元之外，尚有部分款项系通过现金方式偿还，故本院认定截至2016年6月30日王健尚欠牛登国借款数额应为34万元。上述借条出具后，王健于2016年7月5日偿还牛登国4万元，对此牛登国并无异议，鉴于上述事实，该4万元应认定为王健偿还的上述34万元借款。牛登国主张上述4万元系王健偿还涉案34万元之外的借款，该主张与常理和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故涉案王健尚欠牛登国借款本金为30万元。一审将上述4万元认定为王健偿还的34万元之外的借款欠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涉案牛登国与王健之间的借款关系有王健出具的借条以及转账凭证相互印证，王珊珊虽然对该借条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并未申请司法鉴定，亦未提供其他反驳证据，同时，王珊珊虽然主张上述牛登国向王健的转款性质系双方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但该主张与事实不符，亦无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对此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问题二，涉案借款发生于王健与王珊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珊珊虽然主张该债务系王健的个人债务，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债务存在排除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该债务应当认定为王健与王珊珊的共同债务。一审判决王健与王珊珊对涉案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姗姗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商河县人民法院（2016）鲁0126民初2008号民事判决；
原审被告王健、上诉人王珊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被上诉人牛登国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3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驳回被上诉人牛登国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400元，保全费2220元，共计8620元，由王健、王珊珊负担7620元，牛登国负担1000元，公告费450元，由王健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王健、王珊珊负担5647元，牛登国负担75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闫振华
审判员 黄宏伟
审判员 李 静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朱俞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