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9民初140号
原告：张某1，女，1990年10月17日出生。
被告：金某，男，1987年2月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东，北京知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某2，男，1966年12月9日出生。
第三人：杨某，女，1969年12月2日出生。
原告张某1与被告金某、第三人张某2、杨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7年4月24日、2017年6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1，被告金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东，第三人张某2、杨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金某给付张某139.5万元；2、诉讼费用由金某承担。事实及理由：我与金某原系夫妻关系，2016年8月25日经法院调解离婚。翟某与金某系朋友关系。在我与金某婚姻存续期间，我父母委托我代他们做理财，并于2016年4月6日转给我40万元。经翟某推荐,我帮父母选择了2个月的短期理财，2016年5月31日，我转账给翟某39.5万元理财资金，翟某承诺每月返息8000元，并分别于2016年7月1日、8月1日各支付给我8000元的收益。而实际上，翟某在收到我转给他的39.5万元后直接将款项转给了金某，还向我隐瞒了这一情况，直到我与金某离婚，我要求翟某返还理财款本金时翟某才说明了这一事实。因翟某未按照之前的约定归还我理财本金39.5万元，我将翟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返还，法院审理期间追加了金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金某与我之间构成了表见代理关系，因此作出（2016）京0109民初327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我认为该39.5万元是我父母委托我理财的钱款，不是夫妻共同财产，现我与金某已经离婚，我要求金某给付我39.5万元。因多次催要无果，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如果法院认定该款项为夫妻共同存款，我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该款项的分割问题。
被告金某辩称，根据中国的习俗，子女结婚的时候父母一般都给金钱，在我与张某1举办婚礼前，张某1的母亲杨某将40万元彩礼钱转给了张某1，这笔钱是张某1父母对我与张某1的赠与，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张某1将其中39.5万元转给翟某后，我要求翟某返还给我，因我还欠翟某3.5万元，翟某实际转给了我36万元。该笔退回的钱款中一部分用于生活消费，一部分用于我在重庆做生意时招待客户和进货的费用，还有我通过翟某支付给张某1的1.6万元理财收益以及法院调解确定的我给张某13.36万元房屋增值款也都是从中支付的，在双方离婚当日，我银行账户中剩余款项为12.675366万元，该部分才是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此外，张某1在离婚时拿走了我的坦桑石戒指、婚戒、钻戒、项链，这些首饰在离婚时均未处理。我同意将离婚时我名下银行存款的一半给张某1并以此作为我的调解意见，如果张某1不同意，我保留将来要求张某1返还上述首饰的权利。
第三人张某2述称，我与杨某是夫妻，张某1是我们的女儿。杨某转给张某1的40万元是我们想委托翟某做理财的款项，理财款及收益都归我和杨某。因为翟某是金某的朋友，因此我们将40万元转给了张某1，再由张某1将款项转给翟某，我们没有想到会出现翟某在取得39.5万元理财款后就将款项转给了金某。这40万元并不是我们给张某1的嫁妆，而且也没有哪里的习俗说女儿出嫁父母必须给嫁妆，如果我们想给嫁妆就当面给张某1和金某了。当时我们没有防范之心，所以没有保留证据。因为我和妻子是将钱款直接给了张某1，所以我们向张某1主张该笔款项，放弃向张某1和金某二人主张该笔款项。我同意张某1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杨某述称，我的意见与张某2一致，同意张某1的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双方对以下事实无争议：张某1与金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5年12月31日登记结婚，2016年4月10日举办婚礼。金某与翟某系朋友关系。张某2与杨某系夫妻，张某1系二人之女。因金某出轨，张某1于2016年8月将金某诉至本院要求离婚，本院于2016年8月25日作出（2016）京0109民初314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张某1与金某离婚；金某给付张某1北京市门头沟区××嘉园×号楼×单元1403号房屋婚后共同还贷增值部分款项三万三千六百元，于2016年8月31日前给付；对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嘉园×号楼×单元1403号房屋，双方无其他争议。
杨某于2016年4月6日向张某1转账40万元。同年5月底，张某1、金某与翟某通过电话、微信沟通的方式确定进行为期2个月的理财，张某1于2016年5月31日向翟某转账39.5万元用于理财。后，金某以不再做理财为由要求翟某退回理财款，翟某于2016年6月1日在未通知张某1的情况下将36万元理财款转给金某。2016年7月1日、8月1日，翟某转给张某1两笔8000元，作为理财收益。原定理财期限届满后，张某1向翟某索要理财款本金，发现翟某将理财款转给金某，双方为此产生纠纷，张某1于2016年8月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为由将翟某诉至本院，要求返还39.5万元本金。案件审理期间，本院追加金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张某1遂要求翟某与金某共同返还39.5万元理财款。审理中，经询问，翟某、金某均表示，翟某未给付张某1、金某的3.5万元用于抵扣金某欠翟某的钱款（翟某曾于2016年5月5日转给金某3.5万元），翟某转给张某1的1.6万元理财收益实际由金某支付，通过翟某转给张某1，目的在于掩饰理财款已经转给金某的事实。本院审理后认为，“现本案争议焦点为金某向翟某索取款项行为性质的认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此条为表见代理制度。夫妻双方处分财产时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在委托理财事宜洽商过程中，各方主要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进行沟通，张某1与金某在此期间系夫妻关系且双方感情尚好，翟某收到张某1款项后因金某明确表示不再理财的情况下当天即将上述款项转账给金某，其并未在该交易中获益。因夫妻双方对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故翟某有理由相信金某有权代理张某1收取退还的款项，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张某1要求翟某、金某以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为由要求退还理财款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最终作出（2016）京0109民初327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张某1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
关于翟某向金某转账36万元的相关情况。金某收到翟某转账的账户为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账号为：×××。该账户在转入36万元理财款前余额为73.79元，自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8月25日张某1与金某离婚，金某以消费方式支出了卡内的9.00796万元，卡取4.2万元，以转账方式支出9.2878万元（其中包括支付给张某1的3.36万元），以费用名义支出50元，入账金额10187.45元（其中包括利息87.45元），2015年8月25日当天，账户内剩余金额为126753.66元。经询问，金某表示，消费部分主要用于宴请客户、吃饭、娱乐，还包括张某1在重庆居住期间的花费，上万元的支出主要用于交纳房租及进货，但现已无法具体说明每一项的支出的具体用途。
张某1对金某的银行记录无异议，但提出39.5万元并非自己父母赠与的财产，而是父母委托自己进行理财的钱款，还需要还给自己的父母；金某银行卡中的入账金额不知道具体来源，与自己无关；金某并没有经营红酒生意，而是重庆一个公司的职员，在此前的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中，金某向法院确认的身份就是该公司的职员，金某在该公司也没有股份，生意上拓展客户、进货的费用是公司的经营成本，不应由金某支付，金某租的房子也是和其他人共同租住，张某1在重庆居住的时间较短，当时张某1虽然没有工作，但还有一部分存款，在重庆的花费基本由自己支付，金某并没有支付张某1的花费；金某与翟某之间虽然存在债务关系，但债务问题自己并不清楚，与自己无关，抵扣债务的3.5万元属于理财款的一部分，应由金某返还；法院调解书确定的金某应给付张某1的3.36万元的共同还贷部分房屋增值款项应以金某的个人财产支付，1.6万元的理财收益是张某1应得的收益，上述几笔款项均不应该从39.5万元中扣除。对于上述无争议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杨某转给张某140万元行为性质的认定以及金某应给付张某1款项的具体金额问题。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作如下认定：
1、关于杨某转给张某140万元行为性质的认定问题
根据查明的事实，张某1之母杨某转给张某140万元是在2016年4月6日，当时张某1、金某已经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后于同年4月10日举办了婚礼，张某1将39.5万元转给翟某进行理财是在2016年5月31日，两次转账行为在时间上不具备连续性且金额存在差异，且在杨某转给张某140万元时，张某1尚未确定委托翟某进行理财的事宜，因此不宜认定该款项为杨某夫妇委托张某1进行理财的款项，结合张某1与杨某之间的母女关系、转账40万元、张某1与金某结婚及举办婚礼时间的先后顺序，本院认定杨某的转账行为系赠与行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张某1取得杨某的40万元系在其与金某婚姻存续期间，因此上述40万元应为张某1与金某的共同财产。
2、关于金某应给付张某1相应款项的金额问题
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张某1与金某经协商一致决定对该笔钱款进行理财后，张某1将39.5万元转给翟某，后金某在未与张某1协商的情况下决定不再理财，擅自将3.5万元用于抵扣其欠翟某的钱款，并要求翟某退还其余的36万元。此后，金某又采取通过翟某向张某1支付所谓“理财收益”的方式隐瞒张某1“理财款”已经实际由金某取得的事实，该行为系出于恶意，侵害了张某1对于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知情权。
关于39.5万元“理财款”在张某1与金某离婚时的余额问题。金某虽提出3.5万元抵消了自己欠翟某的钱款，但并未证明3.5万元欠款系夫妻共同生活所欠，亦未证明该欠款与张某1有关，因此该笔债务不应自39.5万元“理财款”中予以扣除；根据查明的事实，39.5万元实际并未进行理财，亦不存在任何理财收益，故金某通过翟某支付给张某1的1.6万元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根据金某的陈述及银行交易明细，金某取得“理财款”后，大部分支出为金某拓展生意的招待费及进货费用，但据金某向本院确认的其公司职员的身份，无法认定此类费用是其发展自己的生意的支出，故此类支出不应自39.5万元“理财款”中予以扣除；金某在离婚前取出了大额现金，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具体用途，故大额取款亦不应自39.5万元“理财款”中予以扣除；金某在取得理财款是在与张某1共同生活期间，存在必要的生活支出，故对其主张的日常生活消费的合理部分，本院将自39.5万元“理财款”中予以扣除。综上，本院酌情确定，在张某1与金某离婚时，39.5万元“理财款”中剩余的夫妻共同财产金额为36.6万元，其中的1.6万元已由张某1实际取得。
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张某1与金某离婚时，二人未处理上述款项的分割问题，现二人对于上述款项分割的方式分歧较大，结合39.5万元“理财款”来自于张某1父母的赠与、张某1与金某自结婚至离婚时间时间较短、双方离婚系因金某出轨的情况，本院认为，在分割剩余的36.6万元“理财款”时，张某1可多分得财产，关于分割比例问题，本院酌情判定张某1可得其中的百分之八十。因金某实际取得和管理上述款项，金某应向张某1承担相应的给付义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第十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金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张某1276800元。
二、驳回张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一千零二十五元，由张某1负担二百九十八元，已交纳；由金某负担七百二十七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丽娟
人民陪审员 韩雪莲
人民陪审员 褚景军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高荣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