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92刑初166号
公诉机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崔祥（曾用名崔厚高），男，1952年8月1日出生于湖北省洪湖市，汉族，小学文化，无职业，住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因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2003年1月7日被湖北省洪湖市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二年六个月、六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刑期自2002年6月10日起至2012年6月9日止；2003年3月24日被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2007年10月30日因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被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决定暂予监外执行。2009年8月5日被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假释，假释考验期自2009年8月13日至2012年6月9日。2016年9月23日因本案被抓获，次日因涉嫌敲诈勒索被武汉市公安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取保候审。2017年9月23日由本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钱开明，湖北明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崔云，男，1980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北省洪湖市，汉族，大学文化，武汉鑫三鑫玻璃钢有限公司负责人，住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户籍所在地武汉市洪山区）。2016年7月7日因本案被抓获，次日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四看守所。
辩护人张康彦，湖北千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崔祥、崔云被控敲诈勒索一案，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4月5日以武东湖检公诉刑诉（2017）204号起诉书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2日、5月2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桂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崔祥及其辩护人钱开明、被告人崔云及其辩护人张康某到庭参加诉讼。在本院审理期间，公诉机关建议延期审理，对相关事实及证据补充侦查，本院于2017年7月5日决定延期审理，并在公诉机关补充相关证据后，于同年8月5日恢复审理。公诉机关又于2017年11月5日对相关事实及证据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公诉机关补充相关证据后，本院于2017年12月5日恢复审理。因本案案情复杂，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崔祥为被告人崔云父亲，被告人崔云系武汉鑫三鑫玻璃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三鑫公司）实际负责人。朱某1系湖北泰德玻璃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德公司）股东、副总经理。2015年11月27日，朱某1经泰德公司授权与中铁十一局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电缆槽销售、安装合同》，施工范围为渝黔铁路沿线施工段落。
2016年5月12日，被告人崔祥前往贵州省息烽县渝黔铁路土建11标项目经理部与朱某1发生冲突，并扬言要告知甲方单位泰德公司产品质量不合格，使其拿不到工程尾款。同年5月中旬至6月底，被告人崔祥回到本市后与被告人崔云，共同以朱某1的泰德公司与鑫三鑫公司员工崔某1侵犯其商业秘密，获得中铁十一局渝黔铁路项目部电缆槽合同为由，以举报偷税漏税、向各工地甲方单位举报产品质量问题、向质检部门举报和媒体曝光等方式，让朱某1等“坐牢”、“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相威胁，通过中间人吴某传话，要求朱某1将渝黔铁路电缆槽合同中的5.5万米工程由鑫三鑫公司承做，或者支付被告人崔祥、崔云人民币450万元。后朱某1因担心泰德公司遭受巨大经济损失，被迫答应支付人民币450万元，并于同年6月24日在本区紫凝香露茶社支付被告人崔云人民币70万元，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2016年7月7日，被告人崔云被公安机关抓获，同年8月26日，被告人崔祥退赃，并取得被害人朱某1的谅解，同年9月23日，被告人崔祥被公安机关抓获。
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和宣读的证据有：1、抓获及破案经过；2、银行对账单、扣押文书、战略合同协议、营业执照、电缆槽购销合同等书证；3、录音资料物证鉴定书；4、视听资料；5、证人证言；6、被害人的报案材料及陈述；7、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崔祥、崔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人民币450万元，其中既遂人民币70万元，未遂人民币38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崔祥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有异议，对罪名无异议，认为：1、泰德公司的股东朱某1与崔云公司的员工崔某1勾结侵犯了崔云公司的商业利益；2、朱某1作为晚辈对崔祥言语不敬；3、被告人崔祥表达的威胁的语言目的是要朱某1赔礼道歉，如果朱某1不道歉，被告人崔祥要求朱某1分工程量的一半或现金补偿450万元；4、朱某1等向被告人崔云给付的70万元系双方为平息纠纷所达成的补偿意见。综上，本案系敲诈近亲属的财物，被告人崔祥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均较小，且已全部退赃并获得谅解，请求对其减轻、从轻处罚。
被告人崔云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有异议，对罪名无异议，认为其受父亲崔祥的安排、协助崔祥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另提出本案系敲诈近亲属的财物，被害人具有过错，被告人崔云系从犯，敲诈勒索的数额应为70万元，不存在380万元的未遂数额。综上，请求对被告人崔云减轻、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崔祥为被告人崔云父亲，被告人崔云系武汉鑫三鑫玻璃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三鑫公司）实际负责人。朱某1系湖北泰德玻璃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德公司）股东、副总经理。2015年11月27日，朱某1经泰德公司授权与中铁十一局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电缆槽销售、安装合同》，施工范围为渝黔铁路沿线施工段落。
2016年5月12日，被告人崔祥前往贵州省息烽县渝黔铁路土建11标项目经理部与朱某1发生冲突，并扬言要告知甲方单位泰德公司产品质量不合格，使其拿不到工程尾款。同年5月中旬至6月底，被告人崔祥回到本市后与被告人崔云，共同以朱某1的泰德公司与鑫三鑫公司员工崔某1侵犯其商业秘密，获得中铁十一局渝黔铁路项目部电缆槽合同为由，以举报偷税漏税、向各工地甲方单位举报产品质量问题、向质检部门举报和媒体曝光等方式，让朱某1等“坐牢”、“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相威胁，通过中间人吴某传话，要求朱某1将渝黔铁路电缆槽合同中的5.5万米工程由鑫三鑫公司承做，或者支付被告人崔祥、崔云人民币450万元。后朱某1因担心泰德公司遭受巨大经济损失，被迫答应支付人民币450万元，并于同年6月24日在本区紫凝香露茶社支付被告人崔云人民币70万元，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2016年7月7日，被告人崔云被公安机关抓获，同年8月26日，被告人崔祥退赃，并取得被害单位法定代表人朱某2的谅解，同年9月23日，被告人崔祥被公安机关抓获。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破案经过，证明：2016年7月7日14时许，民警根据报警人朱某1提供的线索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恒大华府小区进行摸排。通过对该小区物业公司的调查，确认了崔云居住在恒大华府小区B区29栋902室。当日16时许，民警在该小区物业公司人员配合下，至恒大华府小区B区29栋902室，将崔云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讯问。崔云交代了因其怀疑报警人朱某1联合崔某1（原系崔云公司职工）抢夺应当是崔云公司的生意，为弥补所谓损失，向朱某1等人敲诈勒索450万元的犯罪事实。
2016年9月23日15时23分，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中南路街梅苑派出所接到分局指挥室调警，在武珞路丁字桥建行发现网逃人员崔祥（网逃编号：T4201550039992016080001），民警迅速出警，赶赴武某路某字桥建行发现网逃人员崔祥已经离开，银行工作人员反映此人从银行出去后向中南花园酒店方向离开。16时许，民警到中南花园酒店调查，后在南苑楼一楼大堂发现崔祥，遂将其抓获。
2、被害单位湖北泰德玻璃钢有限公司股东、副总经理朱某1的报案材料及陈述，证实:我们公司是从事铁路工程中玻璃钢部件生产安装的公司。2015年11月份,我们（乙方）和中铁十一局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了一份合同，我们负责中铁十一局渝黔项目经理部工程的10万5千米电缆槽供应和安装，工程地点在贵州息烽县。2016年4月底我们公司就将材料运到息烽，安装人员也到位了，并组织安装施工。
2016年5月12日，我舅舅崔某3（被告人崔祥）去了息烽我们公司的项目工地，自行找到甲方（中铁十一局渝黔项目经理部，是中铁十一局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物资部的负责人贾某，自称他是湖北泰德玻璃钢有限公司派到该项目部负责安装工作的负责人。他说他是受公司朱总委托，要从甲方手中拿到甲乙双方签订的承包施工合同核实后再组织人员施工。贾某告诉了他我本人就在息烽，崔某3就又扯说是中铁十一局的崔总要他来签合同的，贾某继续和崔某3所说的崔总核实，结果崔总给予了否认。
因为当时我就在息烽，贾某也打电话我，跟我核实这些事，我电话中就予以否认，并迅速赶到了甲方的办公室，发现崔某3在那里。崔某3见我到了，就主动给甲方的人说“这是我外甥”，然后就说他跟踪了这个工程三年，已经调查过了，我们公司在息烽的这个工程是没有经过招标的，还对我吼“滚”。我当时就生气了，就质问他“凭什么，我是甲方的合作方。”崔某3听到这些就突然打了我一巴掌，我想还手，被甲方的人拉住了，我就说没有他这样的舅舅。崔某3就说“我要你工程搞不成!要你拿不到钱!”贾某等人看这个情况，就劝我下楼了。后来我听到贾某跟我说，崔某3打过几次他的电话，告诉他，我朱某1的产品不合格，不能用，还说他要把我产品带到北京做检测。但是崔某3后面怎么做的，我不清楚。
因我们公司组织施工后，发现施工条件还不够完善，就暂时停工我回到了武汉。6月15日晚上我小姨崔姣英夫妻和她们的女婿吴某到崔某3家串门，在崔某3家中，崔某3要吴某给我带话，“贵州那边工地材料的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产品（指的是我们公司的产品）有六项指标不合格，我明天要带记者到贵州工地现场去曝光，到工地现场去闹，闹完之后，还要到海南西环(也是我们公司的工地)去闹，你们工程做到哪里我就闹到那里”，同时还让吴某转达他提出的两个条件：要么我把贵州工地的6万米电缆槽工程给崔某3做，要么我就要给他500万元，并限定我们在16日上午9点前给崔某3回话，并到他家中细谈。当日大概22时，吴某就打电话我，把崔某3的话都告诉了我。16日早上，我打电话给崔某3，质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电话里不跟我谈，就挂了电话。16日上午，我父亲朱某2也给崔某3打了电话，告诉他的意思我们都知道了，要他定个时间地点谈谈，但是最后崔某3没有给明确答复。16日晚上，吴某到我家玩，在我家阳台和我们几个人（我、朱某3、朱某4、我父亲）聊天。大概21时左右，崔某3的儿子崔云就打电话给吴某要他给我们继续带话，因为我们都在手机旁边，我就对吴某说干脆他打开免提，大家一起听一下。吴某按照我说的做了，我也随即用朱某3手机开始录音。在这次通话中，崔云表示，如果我们不答应崔某3的要求，他们就会让我们“家破人亡、倾家荡产、死无葬身之地”，还要把我们泰德公司搞臭，把我们全家“搞到牢里去”。这些都有当时的录音可以证实。他还给吴某说“可以一个星期看结果”。因为崔云讲了威胁的话，吴某就打电话给崔某3，想知道崔某3的意见，崔某3就告诉吴某“非要把他们（应该是指我们家人和公司）整下地（洪湖土语，意思就是搞死、搞残)”、“要搞得他们倾家荡产”，还说要吴某转告我们“只要达到了他提出的条件（前面已经提出了的两个条件)，他才给我们机会坐下来谈”，并问吴某我们是否答应了他的条件，吴某当时没有明确告诉他，只是建议我们不管怎么样要坐下来谈一下，吴某提出他条件太高，建议降一点少要点钱。崔某3就说看吴某面子，要么给他工程5.5万米，要么给他450万元钱，还限定我们在17日12时前给他答复，否则他就釆取行动。这些都有录音为证。崔某3没有重复说要釆取什么行动，但是肯定就是指的他前面说的带记者曝光，到工地闹，让我们公司做不成生意。17日上午，吴某两次给我打电话，说是崔某3在催问他我们是不是答应他的条件了，我们怕崔某3到工地闹事把我们的工程搅黄，就答应17日11时许会给他答复。然后我就和我父亲、朱某3一起商量，商量了半天，还是都害怕崔某3捣乱，因为他一旦捣乱，引起甲方误解，甲方有权跟我们解除合同，我们公司将要产生巨额损失。于是经过商议，我们不得不被迫决定答应崔某3的条件。在我们商量的过程中，崔云给吴某打电话，要他提醒我们，给钱他们的话，不要就给三五十万，“像打发叫花子”，这些话吴某也都转达给我们听了。
我们害怕是因为崔某3这个人是坐过牢的，听说他以前也有到其他工地闹事，以产品有质量问题为借口，崔某3冲在前头闹事，崔云在后面以调解人的身份出面换钱，别人为了保住自己工程被迫给钱。因为他说要去我们工地闹事，还要跟着我们的工程一直闹，要让我们做不成工程我们害怕因为他的闹事,让人家甲方产生误解，造成工程无法继续。我们的工程都是签订合同后就按照合同要求定制生产玻璃钢产品的，我贵州的工地都是把产品运过去只差安装了，如果他闹事，甲方解除合同的话，这个工地上面的我们公司的定制产品只能报废，加上来回的人工、运费，损失估计在一千万以上，这个损失我们负担不起，所以害怕。而且，他曾经说他一直就在贵州等着的，等我们谈的结果，如果我们不答应，他就会立即釆取他说的行动。
18日晚上，我们跟吴某说要他帮忙给崔某3做工作砍价，尽量要崔某3少要一点钱，吴某为了调和这个事情，给崔某3打电话，崔某3说他在贵州等着采取行动，要他儿子崔云跟我们谈判，如果我们谈不好他就行动。19日朱某3给崔云打电话，想从450万元标准上再降一点，崔云一开始对此事避而不谈，后来告诉朱某3，他父亲的条件已经很明确的说过了，他代表他父亲来跟我们谈，但是对于具体的条件，也就是金额上面的事情和付款方式的问题，崔云不肯在电话里谈。到了20日，吴某给朱某3打了电话，转达了崔云的要求，说是要21日上午见面谈事情。21日早上，崔云让吴某通知我们到利某中路紫凝香露茶社跟他谈，我们就过去了。谈的大概三四十分钟的样子，崔云就坚持一个态度，就是必须满足崔某3提出的要求，崔云还说付款可以分两次，第一次给225万，余款两个月内付清，否则就采取之前他们说过的行动，搅黄我们的工程。我们当时感觉钱太多，时间太紧张，就没有明确答复他，只是建议他和崔某3再商量一下，把钱减少一点，时间宽限一点。但是到了22日，崔云和崔某3要吴某带话我们，根据吴某提供的通话录音，崔某3说的是“钱是一分也不能少，限期3天内225万元付清，否则将采取一切行动”，崔云说他也会亲自带人到贵州工地去闹。到了23日，朱某3找吴某要他找崔云发个账号过来，我们准备给他转账。但是崔云回复说我们是有想法的（应该是认为转账会有记录，担心留下证据我们报警），他们只接受现金。24日，我们想办法凑到了70万元现金，然后跟吴某分别开车到了华中科技大学正门附近等，并让吴某打电话给崔云，说我们在华中科技大学正门附近等他，崔云开始同意过来的，后来我们等了很久，他都没有来。24日13时许，我们又要吴某催一下崔云，崔云要我们把钱带到他家交给崔云母亲（崔某3之妻），吴某没同意，最后崔云确定还是到利某中路紫凝香露茶社交钱给他。于是我们驱车到了指定地点，因为吴某早点到的，已经把崔云喊到了路边，我们到了后朱某3就喊崔云到我们车上，他和吴某就一起到了我们车上，车上当时还有我、朱某3两人。崔云上车后，我们要他给我们打收到了我们70万元的收条，他不同意，说这钱没办法打收条，如果非要有个手续，那就到下周一(27日）搞个合同，但是也没有说具体搞什么合同，我猜测应该是他搞个假合同，造成我们确实有必要给他钱，来规避法律风险。我没有同意，他也不愿意打收条，最后他说可以让吴某做见证人，证实他确实拿到了我给他的70万元钱，因为从他上车前，我们就开始偷偷录音，朱某3还特意问他是否收到钱了，他避而不答。但是最后，70万元钱我们放在了崔云脚部位置，崔云没有拿钱，而是下车直接进了紫凝香露茶社。吴某就说，他提前过来从茶社找到崔云后，崔云就说了他不会拿钱，要吴某把钱拿到茶社去交给他于是吴某就提着钱进了茶社，我们就走了，后面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朱某4在吴某车上的，他看到吴某带着钱进了茶社，一会就空手出来了。这70万资金我们是用民生银行的纸质手提袋装的60万元，还有10万元用建设银行信封装了，放在那60万元上方压着。都是一万元一沓，大部分都是银行包扎好的，只有2万元是用橡皮筋捆的。
我们公司主营玻璃钢产品的生产安装，2015年我们公司通过了铁道部唯一指定检测机构（西安通讯信号检测站）的产品检验，成为具有可以同铁路工程部门合作进行玻璃钢SMC(复合材料)工程资质的企业，主要是提供铁路电缆槽的生产安装。2015年8月，我们公司和中铁十一局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书，明确了中铁十一局集团所负责的铁路工程中的电缆槽，优先釆购我们的产品并由我们负责安装，可以简化招标程序。贵州息烽的这个工程，就是基于这个战略合作协议，中铁十一局集团于2015年11月27日跟我们签订了合同，并不存在崔某3所说的暗箱操作问题。我们担心害怕崔某3会搅黄我们的工程是因为崔某3如果到工地闹事，甲方都知道他是我亲舅舅，人家不一定会怀疑我亲舅舅要搅黄我的工程，甲方一旦误解，会怀疑我们工程中产品的质量，导致有被迫解除合同的风险。就算甲方不给我们解除合同，但是也要对产品进行进一步检测，也会耽误工期，耽误工期我们既要给工人照发工资也有可能给甲方付违约金，这都是不小的开支。更何况，崔某3和崔云都扬言是我们工程到哪里他们要闹到哪里，他们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他们闹起来，我们工程确实也做不下去。崔某3和崔云在敲诈我们的时候，还提到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们贵州的这个工程是崔某1（崔某3侄子，崔云堂哥）带着我们签下来的，他们说崔某1原来是崔云公司的员工，拿着他们发的工资还给我们拉工程，破坏了他们公司的生意，影响了他们赚钱，要我们分工程或者补偿钱给他们。这个话，他们和我们还有吴某都说过。我们这个工程和崔某1没有任何关系。崔某1没有在我承接渝黔线工程方面起牵头作用，我前期和中铁十一局物贸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过程也没有崔某1参与。我们和崔某3、崔云之间没有任何经济上和业务上的往来和纠纷。崔云的公司也是经营玻璃钢业务，可能他认为跟我们是竞争。渝黔线10万5千米的电缆槽工程全部做完的话，我公司大概有五六百万元的利润。我们之所以答应对方提出的450万的资金要求而不是答应给对方6万米的工程，是因为就算是我给他6万米工程，他做的质量怎么样我是没底的，如果他做的不好，因为合同是我和十一局签订的，十一局只会找我负责，那样我可能亏损的更多。崔某4父子扬言我公司工程做到哪里他们就要闹到哪里，并且已经说要到我九江、昆明、海南等地的工地闹事。我答应他450万的要求，就是想着能够和他们谈，我根本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后来他们拿了70万元以后还要后面的钱，我没有办法只有报警。崔祥曾经找我母亲要求从她那里拿钱的事情，我不清楚。崔某2答应并自愿给崔祥钱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3、证人证言
（1）证人崔某1的证言，证实：我2010年辞职后到武汉鑫三鑫玻璃钢有限公司工作，2015年7月离开鑫三鑫玻璃钢公司。后来和一个兄弟、一个孙子一起合伙做点铁路上的劳务工作。我2015年7月以后从事的铁路劳务工作和鑫三鑫公司没有关系。武汉鑫三鑫玻璃钢有限公司，老板是崔云，主要是从事铁路电缆槽的生产、销售和安装。我和崔云是堂兄弟，朱某1、朱某3、朱某2我都认识，朱某2是我姑爷，朱某1和朱某3和我是老表关系，他们也是做铁路上的电缆槽工程的。朱某1等人的公司名称具体我不清楚，我也完全不知道朱某1等人在贵州息烽铁路电缆槽工程的事情，更没有参与朱某1和中铁十一局集团有关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签订工程合同的事情，也没有牵线搭桥朱某1和中铁十一局集团的合作承包工程。我从鑫三鑫公司离开后没有到朱某1的公司上过班，我连朱某1公司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和朱某1他们只是亲戚关系。崔云称我帮助朱某1等人获得了中铁十一局集团的有关工程，完全不是事实。
（2）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我妻子和崔云是舅表关系，我跟妻子一起喊崔某3舅舅；我妻子和朱某1是姨表关系，我跟妻子一起喊朱某2姨夫。我在朱某2、朱某1父子的湖北泰德玻璃钢公司工作，在我到泰德公司工作前，也就是2010-2013年期间，我还在崔云的武汉鑫三鑫玻璃钢公司工作过，算是双方都熟悉、信任的人。
2016年6月15日，我送我岳父母到崔某3家里去，在聊天过程中，崔某3就说朱某1伙同崔云公司的员工崔某1一起，抢了崔云公司的生意，具体的说就是崔某1利用自己从崔云公司那里掌握的信息，让朱某1公司和中铁十一局进行了合作，朱某1从十一局那里包到了工程，朱某1在贵州工地还骂崔某3了的，说是朱某1要揍死他。崔某3要我给朱某1带话，意思就是他崔某3已经拿到了朱某1公司的产品，并作了检测，检测结果是不合格的，他崔某3要到甲方（十一局）去举报，举报朱某1公司产品不合格，让朱某1的公司做不成生意。还说要带新闻媒体到贵州朱某1的工地举报，还要到海南朱某1的工地去举报，并让我转告朱某1，要么朱某1把贵州工地的6万米电缆槽工程给崔云公司做，要么朱某1给崔某3、崔云父子500万元，并且要求16日上午9点前回话给他，同意条件的话坐下来协商落实。当天晚上，我回到家就给朱某1打了电话，把崔某3的意思都告诉了朱某1和朱某3。
6月16日上午，朱某1和朱某2（朱某1父亲）都分别给崔某3打了电话，但是我不清楚他们通话的内容。16日晚上，我到朱某1家里玩，和朱某1、朱某3、朱某2、朱某4等人在一起聊天，晚上九点左右，崔云打电话给我，让我给朱某1他们带话。因为朱某1在我旁边，我们就打开免提一起听着。崔云在这次电话里，就是要求朱某1他们尽快答应他们父子的条件，还说这次要是不给他们一个圆满的说法的话，他们要让朱某1“家破人亡、倾家荡产”，要把朱某1的湖北泰德“搞臭”，以后朱某1的工程到哪里他就戳到哪里，但是这个电话里崔云没有谈到钱或者工程的事情，只是要朱某1他们给他一个合理说法。这些话朱某1他们在现场也都听到了。崔云和我通话后，我又给崔某3打电话，崔某3的意思和崔云的意思基本是一致的，也是说如果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就要把朱某1他们做的“家破人亡”，并且说了崔某3的几个原则，一是说朱某1偷漏税，要让朱某1坐牢，二是说朱某1公司产品质量有问题，要把朱某1搞得“倾家荡产”，三是要找质监部门把朱某1公司给封掉。最后我在中间打商量，崔某3答应把条件降一点，就是要么给5.5万米工程崔云做，要么给钱450万，并限定17日中午前答应，要不他就采取行动，但是并没细说他要采取什么行动。
6月17日上午，崔某3又给我打电话要我催朱某1那里赶紧回话，我就打电话给朱某1，把崔某3催促的事情给他说了。当天11点左右，朱某1给我回话，要我告诉崔某3他们，朱某1这边答应他们的条件，尽量找时间地点坐下来谈。6月18日晚上，我跟崔某3联系，崔某3说要崔云代表他跟朱家谈，他在贵阳等崔云的回信，如果谈好了他就暂停行动，谈不好的话，崔某3就在贵州开始行动。到了6月20日下午，崔云通知我说他回来了，要我告诉朱某1等人21日8:30左右等他电话约地方谈一下。我就给朱某3打了电话，约定21日上午他们双方找地方见面谈。21日上午10点左右，崔云电话告诉我，说到利某中路的紫凝香露茶社谈，于是朱某1和朱某3两人坐我的车，去了那个茶社，崔云早在那里等着了。他们双方见面后就开始谈，主要就是谈的能不能把钱数减低之类的，但是崔云不让步，崔云没有谈钱的具体数额，就是坚持以他父亲崔某3提出的条件为准，否则他们就“往前推”，还说如果达不到崔某3的想法和条件“后面产生更大的被动局面不要怪我（崔云)”之类的话。当天他们双方并没有公开达成一致，但是我感觉朱某1这边已经默认了崔某3他们的条件，就是给他们450万元，分两次付清。
6月21日上午，崔某3、崔云先后给我打电话，要我转告朱某1他们，限期三天内他们要把第一笔的225万元付清，否则他们父子就要到工地现场曝光，到有关部门举报。我就告诉了朱某1，朱某1就说他们在筹钱。23日上午，朱某3要我打电话给崔云，要崔云提供个账号过来，他们这边好转账，但是我找崔云要账号，崔云不给，说是他要现金，朱某1这边准备好现金再找他。6月24日上午，朱某1、朱某3、朱某4和我四个人一起，跑了几家银行（佳园路附近的民生银行、建设银行），筹措了现金70万元，然后联系了崔云，开始崔云要朱某1把这笔钱给他母亲，我没答应，我觉得还是当面给崔云比较好。我说要崔云到华中科技大学正门那找我们，崔云开始答应了但是没有到场，后来一点多给我打电话要我们到上次谈判的紫凝香露茶社。于是朱某4坐我的车，朱某1和朱某3自己开车，就到茶社去，路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朱某1他们落后了，我和朱某4先到了茶社那里。我到了以后，朱某4没下车，我就到茶社找到了崔云,崔云跟我一起出了茶社后，朱某1他们就到了，于是我和崔云就上了朱某1的车。我和崔云上车是在后排坐着，朱某1坐在司机位置，朱某3坐在副驾位置。上车后，我发现装钱的袋子就放在后排中间位置的地板上。然后他们三个就开始谈，我偶尔插句话。开始朱某1要崔云打个收条，崔云说还是搞个合同比较规范一点，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朱某3就说要我做个见证，并再次问崔云是不是收到了70万元，崔云回答的比较含糊，只说这个东西是，并要我拿着钱，还是坚持不能给收条朱某1他们。到后来双方都认可我作中间的证人，朱某3要崔云把钱点一下数，崔云说不用，说要我跟他们交接好就可以。然后崔云就下车进了那家茶社，我就把装钱的袋子拿着也下了车，并进茶社把装着钱的袋子给了崔云，是放在崔云坐的那个桌子上的。我把钱给崔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句“你还点不点？”他说不点了，我就说了句“我先走了”，就离开了茶社。钱的包装有50万元是10万元一捆打包的（也是区分1万元一小捆的），剩下的20万元是1万元一捆散放着。具体的说，是用民生银行的那种手提袋装着的，顶部是建设银行信封装着的10万元。
泰德公司是朱某2的公司，但是平时都是朱某1和朱某3在打理。崔某1和崔云是堂兄弟，2015上半年之前崔某1在崔云公司做事。我不清楚朱某1公司贵州工程是否和崔某1有关。朱某3和朱某1都说怕崔某4父子到工地闹，那样的话工程可能就会被闹黄，公司也会被闹垮。我只是听他们这么说的。6月26日晚上，崔云和崔某3又都给我打电话，说他们等27日一天时间，如果朱家不给合理的说法（把24日谈好的剩下的钱付清)，他们就会开始行动，崔某3会在贵阳那里找领导举报，崔云在武汉这边举报泰德公司偷漏税的事情。这些我都给朱某1他们说了，朱某1要我帮着拖一下时间。
（3）证人朱某3的证言，证实：朱某1是我亲哥，崔云是我表弟，崔某3（崔祥）是我的舅舅。我是泰德公司的股东之一，平时我在山东建设建工集团工作，业余时间到泰德公司搞一下。崔某4父子曾经提出从泰德公司的渝黔线息烽项目部的电缆槽工程中分6万米（后降为5万米）工程或者要朱某1等人给500万（后来降至450万元）答应他们的条件是我、朱某1和我父亲朱某2一起商量了以后决定的，然后朱某1给吴某打电话做了回复。当时崔祥在贵阳，我们要是不答应，他说要把我们工程闹黄，为了息烽这个工程，我们公司建立了一个新厂，投资将近2千万，并且已经为息烽这个工程生产了一千万元左右的产品（送了四百万元的产品到了工地），再者，崔云多次说他现在不开公司了，我们公司工程做到哪里他就要闹到哪里，一直把我们公司闹黄。考虑到上述原因我们没有办法，被迫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我们给付了崔云现金70万元。当时我们没有想到他也要这么多钱的，找找亲戚朋友做做工作，几十万元就可以了结这个事情的，并且我们确实也是一拖再拖，想着可以找人在中间调停。没有想到要报警。我们怕报警后他把我们公司的事情搅黄。在这个事情上我基本都是全程参与了的。我接收吴某的带话、同崔云面谈、筹集70万元资金到24日给崔云钱。
6月24日给崔云钱是在光谷步行街附近的紫凝香露茶社附近的马路边，是在我们车子里面。当天是吴某和朱某4先去的，我和朱某1后到的。我们到的时候，吴某已经和崔云在马路边了，于是我就招呼崔云上车。当时我坐副驾驶，朱某1坐驾驶座，吴某坐在驾驶座后方，崔云坐在副驾驶后方，装钱的袋子放在崔云脚边。我就对崔云说拿了这个钱以后就不要闹事了，但是崔云说还要其他剩下的，并且规定了期限，我要崔云打收条，他不肯，他说要搞一个合同或者协议的规范一下。到最后他都没有打收条，就提前到那个茶社了，吴某带着钱袋子下车，打算把钱给崔云送到茶社，后来我和朱某1就走了。后来我问过吴某，他说他进了那个茶社以后把钱给崔云他就离开了。拟一个合同或者协议是崔云提出来的，我认为他的意思就是想把非法的变成合法的。我委托吴某找崔云要过银行账户，但是崔云没有给。我们公司息烽项目部的工程是因为我们公司和中铁十一局物贸公司有战略合作关系，后来因为这个关系，就承接了渝黔线的这个工程。这个工程的获得没有借助崔某1等人牵线搭桥。
（4）证人朱某4的证言，证实：2016年6月16日晚上，吴某在我家玩，我和我父亲朱某1、叔叔朱某3、爷爷朱某2在阳台上和吴某聊天的时候，崔云打电话给吴某。吴某为了让我们更直接的了解崔云他们的意思，就打开电话免提功能了。电话里面崔云威胁要把我爸他们搞的家破人亡、倾家荡产，还说把我们泰德公司给搞臭，还说他不跟我们搞打打杀杀，要跟我们玩头脑，要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我父亲、叔叔等人听到这些觉得崔云说的都是无稽之谈，但是也确实担心姓崔的到工地去闹。因为崔云也是搞玻璃钢行业的，对我们这一行的流程什么的都很清楚，如果他们真的到工地闹，我们投资了那么多，很有可能就打了水漂，损失远比他开口要的450万元更多。
6月23日，我三叔朱某3找吴某的岳父借了40万元，是我跟吴某岳父到农业银行转到我的建设银行卡上的，24日我从我建设银行卡上分两次转了20万元到冯某卡上，转了20万元到我父亲朱某1的农业银行卡和建设银行卡上（每卡10万元)。24日我跟我父亲朱某1到建设银行想办法取了10万元。其他的钱是怎么筹措的我没有参与。
6月24日，我是先跟着吴某到的那个紫凝香露茶社的，我没有下车，是吴某到茶社把崔云喊出来的，然后他们俩就一起上了我父亲的车。过了十几分钟的样子，崔云先下车进了茶社，然后吴某就拿着装钱的袋子（里面应该有70万元现金）到茶社里头去了，很快吴某就空手出来了，上车后我问吴某钱是不是给了崔云，吴某告诉我说钱已经给了崔云了，然后由吴某开车，我们就离开了。
（5）证人朱某2的证言，证实：湖北泰德玻璃钢有限公司是2008年前后由我和我的二儿子朱某1、三儿媳冯某合伙成立的，后来也加入了三儿子朱某3的股份，我是公司法人代表。公司主要业务就是玻璃钢制品的生产、销售和安装。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不适合外出，平时主要业务都是儿子朱某1打理公司业务往来，我就是负责厂子里面的生产监督，三儿子朱某3平时也有参与厂子管理。我们公司和中铁十一局集团物资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就是当时中铁十一局集团物资公司为了降低釆购成本，找了我们首批通过铁道部唯一指定检测机构认证的9家公司，进行竞争谈判，最后确定了我们泰德公司和山东东营一家公司作为战略合作关系伙伴，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大致意思就是他们中铁十一局集团下属的工程，电缆槽采购和安装都是由我们两家公司提供。息烽县的渝黔线工程是因为我们和十一局集团有战略协议，渝黔线是中铁十一局集团的工程，按照这个协议，利用这个战略合作关系的优势前提，我们就和十一局集团谈判议标，最后这个工程就被我们公司揽下。这个工程和崔某1没有任何关系。
崔某2是我老伴，她跟我讲过崔祥找她拿钱的事情，我就觉得她答应了他的，我也就同意了。当时她也没说具体数字，只是说几十万元，这件事我开始没有跟家里其他人说，后来我老伴住院了，我就到医院招呼她去了，再后来，我跟儿子说你母亲同意给他们舅爷几十万块钱。朱某1报警称被崔祥等人敲诈勒索450万元，我当时知道，但是我当时就以为是说说而已，我没有当真。谅解书有我、朱某1、崔某2三人的签字捺印，谅解书的内容我是知道的。
（6）证人崔某2的证言，证实：崔祥是我亲弟弟，朱某1是我的二儿子，朱某1和崔祥他们之间有个几十万元钱的事情，这个事情我来说明一下。崔祥打电话找我，说他做事要用钱，要找我拿点钱用，因为是亲姐弟，我就同意给他几十万块钱他，我说以后他搞的好有钱了就还我，搞不好没得钱就不用给我了。这个事我还跟我家老头子（朱某2）说了的，老头子说我答应了的事，给就给了。后来我生病住院去了，后面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我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只是说给他钱，我同意给他钱，但是具体给了没有我不清楚。后来我晓得我侄儿子崔云被关了，我才知道这个事情。2016年6月份，朱某1报警称遭到崔祥、崔云等人敲诈勒索450万元，这个450万元和我答应给崔祥的70万元之间没有关系。朱某1称被崔祥等人敲诈勒索450万元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当时我跟崔祥说我只能给他70万元，他说他还差几百万，我还笑着说，你要一千万我还得给你一千万？我没有那么多钱撒，只能给他70万元。后来我生病住院去了，后面的事我就不清楚了。谅解书是他们要我签字按手印我就按了手印，我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我同意给崔祥钱是因为我们是亲姐弟，近亲，给他钱是我自愿的，我兄弟开口了，能支援的我就支援他。崔云被刑事拘留后，崔云家属将钱又给了朱某1，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7）证人贾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5月份的一天，有个姓崔的男子（被告人崔祥）给我打电话说是跟我们十一局合作多年，做玻璃钢电缆槽的，想跟我们见个面，我就答应了。后来下午3时许，崔总来了说他是湖北厂家的，要做安装工程。因为刚好当天朱总朱某1他们的材料也刚到位，等着施工安装，我就以为崔总是朱总公司的，由于朱总就住在我们项目部附近的酒店，我就避开崔总给朱总打了个电话。不一会朱总就来到我办公室，看到崔总还互相打了招呼，崔总告诉我朱总是他外甥。不一会，好像因为朱总用手机拍了崔总照片，崔总要朱总删掉，朱总没删，崔总就用左手打了朱总两个耳光，还想用我办公桌上的花篮砸朱总，我就赶紧把他们双方劝开。我劝开他们后，双方还在口角。我只记得朱总说“要打架下楼打”，崔总说“我要你搞不成，你一千多万的尾款拿不到”。具体指哪个工程我记不清了。后来我就让朱总下楼了，我在办公室和崔总谈天，想给他们缓和下来，后来崔总就走了。崔总那次到我办公室两三天后，他说朱总公司的产品不合格，要我们不要使用，还说他在火车上，把他取到的朱总公司的产品拿到北京做检测，这话后来他又当着我的面讲过的，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凭证式的报告，而且我认为崔总没有资格说朱总的产品不合格，因为他无法证明被检测产品确实就是朱总公司的产品。朱总公司的产品是否符合我们的标准，我说不好，因为我们没有检测，检测是需要我们项目部、检测实验室、朱某1公司三方人员共同抽取样品，做标记现场封装，邮寄或派专人送样检测，即便检测也只能说明同批次产品合格。崔总称朱总公司产品不合格，对我们项目部釆购使用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他讲的并不是有依据的话。崔总公司和我们项目部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朱总的公司和我们中铁十一局集团物资公司签有战略合作协议，我们中铁十一局集团下面的各个项目部的工程材料釆购部是优先考虑这些战略合作单位。集团物资公司负责和他们公司签订合同，然后他们公司再同我们对接。我负责渝黔铁路土建11标项目部的物资设备管理工作，也负责本标项目部土建物资的招标釆购。电缆槽的釆购属于我的职权范围。泰德公司渝黔铁路电缆槽的招标釆购、合同签订是按中铁十一局集团公司大协议签的合同，具体签署方是物贸公司负责的，我们负责泰德公司所供产品的质量检验以及安装后的施工质量检验。中铁十一局集团公司大协议是集团公司定的战略合作伙伴的协议，具体几家我不清楚，泰德公司是其中之一，物贸公司和我们项目部进行釆购时，优先考虑这些公司。我无权决定项目部或物贸公司决定同哪家供应商签订物资合同。崔祥与朱某1在我办公司发生冲突时，我当时为了忽悠他们别再争吵了，就讲：“不行，你们两家公司一起干算了。”当时场面比较乱，他们双方也都说是亲戚，为了平息他们，我就讲了上面的话，我当时想的反正他们是亲戚，赚钱的事，哪个多赚一点少赚一点无所谓。我不能代表项目部决定他们两家可以合作，但是，如果泰德公司用了别人公司的产品或者别人公司的工人来安装，我也没法分辨，我只能判断产品是否合格，施工质量是否达标。我不太清楚鑫三鑫公司是否在中铁十一局物贸公司战略合作供应商范围。崔祥与朱某1在我这儿发生冲突，以及发生冲突后的言行，没有造成泰德公司的损失，我们不管他们怎样争吵冲突，也不管老崔说什么，只要泰达公司能按时送货，按时完成施工，质量都达标，我们就和泰德公司正常结算。
（8）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我是崔云的委托律师，上个月我在代理崔云的母亲的一起民事案件时，崔云给我看了一些录音文件，让我听一下有没有什么法律问题，然后我就把录音保存下来了，后提交给了公安机关。
（9）证人池某的证言，证实：我是崔云的妻子，也是鑫三鑫公司的法人代表，只是挂名的，公司具体操作是崔云负责。我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提供我们鑫三鑫公司的营业执照，我们公司产品的检测报告以及我们的公司的厂房租赁合同，出租厂房的业主给我们打的水电费收据，以及我们公司最近两年电缆槽购销合同两份。我们公司的办公地点在武汉市洪山区民园路180号博爱家园13-1-602室，具体的生产线在鄂州市华容区楚藩大道369号。我们公司现在是正常营业的，但是生产线2016年3月份前后已经暂停了。因为现在铁路上面需要的是SMC材质的电缆槽资质，就把生产线停掉，设备和模具搬到一个闲置位置放置了。2015年下半年开始，铁路部门对电缆槽釆购的招标就要求供应商要有SMC资质了。
（10）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我印象中有个姓崔的年纪大的男的来过我们这里联系铁路电缆槽业务，好像是2015年上半年来的，还有个姓崔的年轻男子来过，好像是2015年年底或2016年年初来过。他们都是武汉的，我问过他们是不是一起的，那个年轻的姓崔的说他们是一家公司。渝黔铁路息烽项目部标段的铁路电缆槽以前是包含在桥梁附属设施施工内的，但是这次渝黔段的项目，中铁十一局对电缆槽工程是单独招标采购的。这次供应和安装是哪家公司我不知道，也没见过中标供应方到我们这里来。
（11）证人水某的证言，证实：我作为甲方中铁十一局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授权代表与乙方湖北泰德玻璃钢有限公司签订了铁路电缆槽的供货和安装合同。合同签订的日期是2015年11月27日，签订地点是江西省鹰潭市。泰德公司2015年8月29日和中铁十一局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书》，已经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供应商。按照我们的规定，凡是进入物资公司战略合作供应商名录的公司，可以直接同物资公司按照战略合作协议的价格签订相关的销售、安装合同。泰德公司就是战略合作供应商的身份，在2015年11月27日直接和我们物资公司签订的电缆槽销售、安装合同。我们的合同都是经过公司、集团的正规流程审批的。我们在和泰德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之前有其他公司来竞争谈判，但是我们公司和泰德公司签订了战略协议，单价比较低，其他公司感觉没有利润就退出了。武汉鑫三鑫玻璃钢公司没有竞争谈判或者沟通联系该项目业务，也没有叫崔某1的人来过。泰德公司是朱总朱某1参与整个合同。渝黔铁路梁场是项目部的下属单位，我们只是负责给梁场供应原材料，负责人叫黄某，梁场的具体位置在息烽。
（12）证人孟某的证言，证实：十一局物贸公司和渝黔铁路的电缆槽供应厂商签订供应合同是我们川渝贵分公司牵头谈判和拟稿，物贸公司总部的机关部门审核和公司领导审批后，经过公司领导审批完毕后，授权我们分公司领导签字签订合同。为了降低成本，我们物贸公司和一些比较大的合作比较长久的企业进行谈判，这些企业给我们可以大批量的供应物资，并且价格也比较优惠，这些企业就跟我们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只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的才是战略合作供应商。战略合作供应商也要参加竞标，在符合我们招标要求的基础上，我们公司招标时会优先考虑战略合作供应商，况且他们提供的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基本上有战略合作供应商参加的竞标，中标的供应商都是战略合作关系的供应商之一。我看过我们公司战略合作供应商名录，没有这样一家叫做鑫三鑫的公司。我们只是负责釆购物资，供货给项目部，泰德公司应该已经送货了，项目部也验收了，从釆购环节看他们没什么损失，至于后面安装施工方面，是否因为安装不合格或者延误工期，造成损失，我们都不清楚，因为我们只负责釆购，其他事情我们不参与。我们物贸公司和泰德公司签订合同的整个过程都是合法的，也是按照公司总部的流程走下来逐级批复的。
（13）证人谢某出庭作证的证言，证实：崔祥是我舅爷，我和朱家是姨表关系。就贵州息烽的电缆槽项目，崔某1曾找过我，想和我一起做，他说甲方姓崔的是指挥长，可以拿到电缆槽工程，我说与舅爷相关的不论赚多少钱我都不参与。
4、辨认笔录及照片
（1）被害单位泰德公司副总经理朱某1从办案人员事先准备好的10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辨认出9号就是2016年6月伙同崔云敲诈勒索其人民币70万元的男子“崔某3”（9号系被告人崔祥）。
（2）被害单位泰德公司副总经理朱某1从办案人员事先准备好的10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辨认出7号就是2016年6月24日中午在利嘉中路敲诈其人民币70万元的男子“崔云”（7号系被告人崔云）。
（3）证人吴某从办案人员事先准备好的10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辨认出8号就是伙同“崔云”于2016年6月24日从朱某1等人手中敲诈人民币70万元的男子“崔某3”（8号系被告人崔祥）。
（4）证人吴某从办案人员事先准备好的10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辨认出2号就是2016年6月24日从朱某1等人手中敲诈人民币70万元的男子“崔云”（2号系被告人崔云）。
（5）证人贾某从办案人员事先准备好的10张不同男性正面免冠照片辨认出3号照片上的男子就是2016年5月份在其办公室与朱某1发生冲突，并曾告诉他朱某1的公司产品质量不合格的崔姓男子（3号系被告人崔祥）。
5、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及《补偿协议》，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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