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川民提字第39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尚来庆,男,195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跃武,四川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高堂宏，男，1963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良广，四川道融民舟（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邱公平，男，1963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燚，四川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启华，四川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尚来庆因与被申请人高堂宏、二审上诉人邱公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绵民终字第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5月18日作出（2015）川民申字第80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尚来庆的诉讼代理人宋跃武、被申请人高堂宏的诉讼代理人吴良广、二审上诉人邱公平的诉讼代理人杨燚、冉启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尚来庆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2）涪民初字第547号民事判决和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绵民终字第197号民事判决；驳回高堂宏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二审判决认定高堂宏的签名非本人亲笔书写，但无证据证明邱公平伪造了高堂宏的签名,相反，有以下证据证明高堂宏配合邱公平办理了车辆过户登记。1.2005年11月20日高堂宏与邱公平签订的《售车协议》约定：“乙方（邱公平）欠甲方（高堂宏）剩余车款人民币74万元正，由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按揭贷款，办理完贷款后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证明双方有抵押贷款的约定。2.《机动车登记证书》证明：转移登记时间为2006年1月4日,抵押登记时间为2006年1月6日。3.2006年1月20日绵阳堂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堂宏集团公司)向邱公平出具的《堂宏集团公司收据》（以下简称《收据》）证明，银行按揭款80万元进入堂宏集团公司账户，邱公平付清车款。以上证据证明即使高堂宏签名非其本人书写,但高堂宏配合邱公平办理了车辆过户手续。二、二审判决没有证据证明高堂宏与邱公平签订的《售车协议》中保留川Ｂ×××××车牌号是合同的根本目的。高堂宏签订《售车协议》的根本目的是售卖车辆本身并收取价款，车牌号码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由车辆管理机关审核、发放，个人不能自行约定，故该条款无效,更不能成为买卖合同的根本目的，二审判决却以此为据认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而合同应予解除，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三、二审判决没有证据证明尚来庆与邱公平恶意串通侵害高堂宏的权益。1.二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只能证明尚来庆知晓《售车协议》中关于保留号牌的约定，但没有证据证明尚来庆知晓邱公平变更车辆登记时高堂宏的签名非其亲笔书写。2.二审判决以2010年11月2日办理转移登记的速度较快认定邱公平和尚来庆恶意串通缺乏证据证明。3.二审判决仅认定“该交易是以30万元的明显低价”购买，但没有证据证明该车正常的市场交易价格应是多少,故二审判决认定邱公平、尚来庆恶意串通缺乏事实依据。四、2010年11月1日邱公平变更案涉车辆车牌号为川Ｂ×××××，同时车辆管理机关收回了原川Ｂ×××××号牌。尚来庆申请变更登记时，车辆管理机关依据《机动车管理规定》第十二条为尚来庆核发了川Ｂ×××××号牌。因此，尚来庆现有的川Ｂ×××××号牌系合法取得，该号牌与高堂宏原持有的川Ｂ×××××号牌不是同一号牌，无法返还，故请求依法再审。
高堂宏辩称，一、《售车协议》约定由高堂宏保留川Ｂ×××××号牌，该约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依法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售车协议》明确约定“川Ｂ×××××号牌甲方（高堂宏）自留，由甲方负责为乙方（邱公平）办理'8888'的号牌”。证明双方交易的是埃斯卡拉迪裸车，而不包含川Ｂ×××××车牌。因此，保留川Ｂ×××××号牌是高堂宏出售车辆的目的和前提条件，邱公平对此也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因《售车协议》未约定办理过户的具体期限，双方签约的目的亦是按照机动车号牌的管理规程，在高堂宏代邱公平申请到“8888”的车牌号后，再办理转让车辆的过户登记手续。此外，对该转让车辆进行交付但暂不过户的事实，证人顾某(原绵阳市堂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证实，高堂宏和邱公平对这种操作模式已达成一致,何况车辆暂不过户，由高堂宏保留川Ｂ×××××号牌亦不影响合同的交易目的及车辆使用。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向在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绵阳交警支队）调查,证实2009年之前车辆转让时车牌可以与转让车辆不分离，换言之，转让车辆时车牌可以与车辆分离,况且车辆转让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并未禁止保留原号牌，故双方约定由高堂宏保留川Ｂ×××××号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该约定应属有效。二、邱公平伪造虚假文件骗取过户登记的行为属违约行为，取得的过户登记应属无效。邱公平在2005年12月29日办理过户登记时所使用的《绵阳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中“高堂宏”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且车辆过户手续在高堂宏向邱公平交付车辆时已全部移交，邱公平以伪造的机动车交易合同欺骗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绵阳市车管所)，将登记在高堂宏名下的车辆过户到邱公平名下，何况《售车协议》并未约定以案涉车辆抵押贷款，因此，尚来庆、邱公平以按揭贷款推定高堂宏对车辆过户系明知缺乏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三条“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机动车登记或者驾驶许可的……撤销机动车登记或者机动车驾驶许可……”之规定，邱公平伪造高堂宏签名骗取车辆过户登记的行为应属无效。三、尚来庆在明知高堂宏保留川Ｂ×××××号牌的情况下，仍与邱公平进行涉案车辆的交易，属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不属于善意取得，不应受到法律保护。1.2005年3月30日邱公平与高堂宏签订的《协议书》及2005年10月2日尚来庆与绵阳市堂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堂宏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邱公平和尚来庆作为四川鑫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玛公司）的股东，分别将鑫玛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及持有该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堂宏房地产公司和高堂宏,而邱公平在《售车协议》中约定以购车款抵扣鑫玛公司的土地款，因此，以土地款抵扣购车款系尚来庆和邱公平二人的合意行为,故尚来庆对《售车协议》中关于高堂宏保留川Ｂ×××××号牌系明知。二审中顾某的证言也证实尚来庆知晓川Ｂ×××××号牌由高堂宏所有，该号牌不能过户和转让。2.根据尚来庆提交的支付依据及陈述说明，证明邱公平与尚来庆之间的车辆交易实际开始于2010年10月12日。2010年11月2日，邱公平将号牌由川Ｂ×××××变更为川Ｂ×××××，再由尚来庆在同日将川Ｂ×××××变更为川Ｂ×××××，该交易行为足以证明双方系恶意串通。因为，2008年10月1日颁布的《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使用原机动车号牌号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在办理转移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六个月内提出申请…”。邱公平与尚来庆之间的车辆转让发生在2010年11月，依据前述规定，原机动车号牌至少应当保留6个月的时间，以便原机动车所有人申请继续使用该号牌。但邱公平与尚来庆在转移车辆登记后的当日便申领了川Ｂ×××××号牌，如未经邱公平同意，尚来庆不可能在当日取得川Ｂ×××××车辆号牌，现川Ｂ×××××号牌价值已达上百万元，由此证明尚来庆双方恶意串通损害高堂宏的合法权益。四、高堂宏与邱公平签订的《售车协议》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应当依法予以解除。由于邱公平违法骗取登记、非法占有川Ｂ×××××号牌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也丧失了双方约定的“转让裸车、保留号牌”这一交易基础和前提，即使保留川Ｂ×××××号牌的约定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双方的二手车交易应当恢复到合同签订前的状况，邱公平和尚来庆均应当返还车辆和川Ｂ×××××的号牌。故请求依法驳回尚来庆的再审请求，维持原二审判决。
邱公平述称，一、2006年1月案涉车辆过户事宜，不仅高堂宏知晓而且经其同意或授权，车辆转移登记程序合法。1.二审法院于2014年8月22日对绵阳交警支队法制科副科长谢芳、王伟所作的《询问笔录》载明:“高、邱之间过户时间应为2006年，双方各委托一人来办理了变更手续。当时车牌可以随车走。”涪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庭审笔录》载明，证人顾某当庭陈述：“当时车辆转让的事宜是我在负责办理。”因此，过户手续系顾某代高堂宏办理。一、二审判决认定邱公平伪造过户手续证据不足。2.《售车协议》约定：“乙方（邱公平）欠甲方（高堂宏）剩余车款人民币74万元正，由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按揭贷款，办理完贷款后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签约后，高堂宏协助邱公平在绵阳市游仙区开元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开元信用社）办理了案涉车辆的抵押按揭贷款手续，该事实与《机动车登记证书》记载的转移登记日期为2006年1月4日，抵押权人为开元信用社，抵押登记日期为2006年1月6日一致。证明高堂宏不仅知悉过户，而且还协助办理了案涉车辆的车贷事宜。3.2006年1月20日，高堂宏作为堂宏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以该公司的名义向邱公平出具了收到剩余车款《收据》2张，根据该《收据》上的特别批注证明所付购车款系从银行按揭贷款80万元后汇至绵阳市堂宏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堂宏汽车公司）账户，再由堂宏集团公司向邱公平出具《收据》，故高堂宏知道邱公平以案涉车辆为抵押物办理车贷支付剩余车款的事实。4.根据办理车辆贷款的规定，车辆所有人必须作为抵押人签字捺印，否则就无法办理车辆贷款。因此，高堂宏必须先把车辆过户至邱公平的名下，邱公平才能办理车贷，邱公平贷款后才能以按揭贷款的方式向高堂宏支付剩余车款，而高堂宏明知其并未以自己名义办理案涉车辆的按揭贷款，却通过银行按揭贷款的方式收取了剩余车款，故高堂宏知晓案涉车辆的过户事宜。因此，车辆转移登记程序合法。二、高堂宏对车辆过户不仅知悉，而且还提交了办理过户必需的过户资料，包括车辆登记证书、身份证等。《绵阳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载明，办理车辆过户时，需提交相关文件，包括：“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书、车辆购置附加税凭证、税讫证明、车辆年检证明、养路费缴付凭证”等，而这些文件过户前除机动车行驶证外都由高堂宏管理控制，如果高堂宏不同意提交这些手续，旧机动车不能过户。卓龙二手车交易市场办公室主任高雪莲的《询问笔录》亦证明如果没有卖方身份证复印件就办不到过户手续。此外，2005年7月7日高堂宏购车时的《机动车注册登记/转入申请表》中机动车所有人签章处“高堂宏”的签名亦非其本人所签，而系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因此，即使高堂宏在《绵阳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上未亲自签名，亦符合他的交易习惯，同时也与二审法院调查结果“双方各委托一人来办理了变更手续”相互印证。三、高堂宏关于案涉车辆过户手续提前已完全交给邱公平的陈述虚假，既无任何证据证明，也与其保留号牌系其根本目的的主张相悖。1.高堂宏提交的车辆交付《收条》证明，邱公平仅收到了车辆，而不是过户的全部手续。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之规定，车辆上路行驶手续有悬挂车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随车携带行驶证即可，车辆转移登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条之规定，除行驶证外，还包括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所有权转移证明、凭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故若仅是行驶而不是过户，高堂宏无需交付除行驶证外的其他所有过户证明、凭证。3.假如保留号牌系高堂宏签订《售车协议》的根本目的，高堂宏在根本目的未实现前会自己妥善保管过户必备证明，特别是《机动车登记证书》，更不会在车辆交付时，就将其用于过户的手续一并全部交给邱公平。四、《售车协议》关于“双方约定川Ｂ×××××号牌甲方（高堂宏）自留”的约定系无效条款，车辆号牌不能保留。1.二审法院对绵阳交警支队法制科副科长谢芳、王伟及对卓龙二手车交易市场办公室主任高雪莲的调查证明，2006年1月车辆过户交易时，车牌可以随车走，过户后所有权人变更为买受人，或者收回后重新核发，但车辆号牌不能保留。2.《售车协议》约定“该车产权属乙方(邱公平)所有”。根据2004年5月1日施行的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川Ｂ×××××号码牌不能保留,且《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办理相应的登记：（一）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因此，高堂宏依据车辆交易后2008年10月1日公安部颁发的《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认为保留号牌系有效约定，属适用法律错误。五、邱公平卖车给尚来庆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其交易依法应当受到保护。邱公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六年之后，因该车牌太惹眼及其他负面网文等因素，放弃原车牌号并依法向绵阳市车管所申请办理川Ｂ×××××的车牌，是依法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尚来庆取得讼争号牌是公安机关依法发放的结果，高堂宏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公安机关的发放行为系恶意串通。卓龙二手车交易市场办公室主任高雪莲亦证明,该车交易时经过评估，并在二手车市场履行了正规的交易手续，该车价值符合使用后折价的正常估值。因此，二审法院认定交易价格明显偏低于法无据，请求撤销二审判决，驳回高堂宏的诉讼请求。
高堂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解除高堂宏与邱公平签订的《售车协议》；二、确认邱公平与尚来庆签订的川Ｂ×××××车辆所有权转移协议无效；三、判令邱公平与尚来庆将川Ｂ×××××车辆退还给高堂宏，高堂宏在收到车辆之日向邱公平退还购车款；四、判令邱公平与尚来庆向高堂宏支付车辆使用折旧费40万元；五、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邱公平、尚来庆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堂宏购买埃斯卡拉迪越野车一辆，车辆识别代码为1GYEK63N84R251919，高堂宏于2005年7月7日到绵阳市车管所申请办理了机动车注册登记，2005年7月22日，绵阳市车管所为该车办理注册登记，车辆号牌为川Ｂ×××××。2005年11月20日，高堂宏与邱公平签订《售车协议》，主要约定：高堂宏将案涉车辆出售给邱公平，售价为148万元。邱公平接车后7天内付给高堂宏车款74万元；剩余车款74万元由高堂宏协助邱公平办理按揭贷款后由邱公平一次性支付给高堂宏；因高堂宏欠邱公平土地款，首次付款时扣除欠款；双方约定川Ｂ×××××号牌由高堂宏自留，由高堂宏负责为邱公平办理“8888”的号牌。协议签订后高堂宏于2005年12月29日将案涉车辆交付给邱公平。庭审中，高堂宏提供了2005年12月29日《绵阳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用以证明该买卖合同系邱公平伪造并以之为据办理了车辆过户。2005年12月30日，邱公平向绵阳市车管所申请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2006年1月4日，绵阳市车管所将案涉车辆转移登记至邱公平名下。2010年11月1日，邱公平向绵阳市车管所申请换领车牌，将案涉车辆的车牌由川Ｂ×××××变更为川Ｂ×××××，2010年11月2日，绵阳市车管所作出变更登记，将案涉车辆的车牌变更登记为川Ｂ×××××。同日，邱公平、尚来庆签订《四川省二手车买卖合同》，由邱公平将案涉车辆出售给尚来庆。同日，尚来庆向绵阳市车管所申请办理《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20l0年11月9日，绵阳市车管所将案涉车辆转移登记至尚来庆名下，并将车牌变更为川Ｂ×××××。
另查明：邱公平、尚来庆系鑫玛公司股东，因收购鑫玛公司股权及土地使用权事宜，高堂宏与邱公平、尚来庆分别签订了《协议书》。
2012年2月8日，一审法院受理此案。一审庭审中，高堂宏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顾某证实，案涉车辆的转让事宜由其办理，《售车协议》系其起草。因协议约定以购车款抵扣购买鑫玛公司的土地款，尚来庆是鑫玛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故车辆买卖的情况告知了尚来庆，尚来庆也看了《售车协议》。
一审法院判决：一、高堂宏与邱公平签订的《售车协议》终止履行；二、确认邱公平与尚来庆签订的《四川省二手车买卖合同》无效；三、邱公平、尚来庆在该判决书生效后5日内将案涉川Ｂ×××××车辆返还给高堂宏，高堂宏在收到车辆之日向邱公平退还购车款148万元；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高堂宏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650元，由邱公平、尚来庆承担。
高堂宏、邱公平、尚来庆均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高堂宏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三项，依法改判邱公平、尚来庆立即将川Ｂ×××××车辆返还给高堂宏，高堂宏在收到车辆之日扣除车辆折旧费40万元后退还剩余购车款；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邱公平、尚来庆承担。
邱公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堂宏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高堂宏承担。
尚来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高堂宏对其的诉讼请求；本案上诉费用由高堂宏、邱公平承担。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2月30日，邱公平委托其亲戚张元德，代为向绵阳市车管所申请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手续。此外，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高堂宏与邱公平所签订的《售车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成立并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关于一审法院审理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从一审的庭审笔录看，各方当事人均明示不申请合议庭成员回避，也无证据证明合议庭成员未全程参加庭审。另外，本案纠纷源于川Ｂ×××××号牌车辆所引起，高堂宏的补充诉状第二项的诉讼请求为：“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尚来庆与邱公平签订的川Ｂ×××××车辆所有权转移协议无效”，说明高堂宏仅认可涉案车辆号牌为川Ｂ×××××，虽然邱公平申请将号牌变更为川Ｂ×××××，但交易的标的均属同一辆车，故一审民事判决表述：“确认邱公平与尚来庆签订的《四川省二手车买卖合同》无效”正确。尚来庆认为一审法院超出高堂宏诉讼请求作出判决，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高堂宏与邱公平签订的《售车协议》是否已经履行完毕、是否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的问题。高堂宏与邱公平签订的《售车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中对案涉车辆号牌川Ｂ×××××由高堂宏自留，高堂宏负责为邱公平办理“8888”号牌的约定，也是合同内容的一部分，高堂宏自留川Ｂ×××××号牌是车辆买卖的附加条件，为邱公平办理“8888”的号牌是高堂宏的合同义务，合同未约定办理车辆过户手续的相关事项。从合同内容解读，表明双方认可裸车交易，因为只有裸车交易，高堂宏才能自留川Ｂ×××××的号牌。一审认为由高堂宏代邱公平到有关部门申领“8888”的牌照，其性质为民事代理行为而非个人发放机动车号牌的行为并无不当，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若解除或放弃该约定，双方应另行协商变更合同内容。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二手车交易应当签订合同，合同示范文本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二手车所有人委托他人办理车辆出售的，应当与受托人签订委托书，交易应在二手车市场进行。交易完成后，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凭税务机关监制的统一发票及车辆法定证明、凭证即可依照《机动车登记规定》进行机动车登记。2005年12月30日，邱公平委托其亲戚张元德，代为向绵阳市车管所申请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的相关手续。从二手车交易市场的现有资料及邱公平向绵阳市车管所提交办理转移登记的相关资料看，均不能证明邱公平申请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征得了高堂宏的同意或授权。同时，邱公平向绵阳市车管所提交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转移登记联》中载明：车辆交易金额为30万元，与留存在四川省绵阳市国家税务局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分局的《绵阳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中载明的交易金额相吻合，但该合同非高堂宏和邱公平本人签名，故一审判决认定邱公平在办理转移登记手续时提交的非高堂宏和邱公平本人签名的《绵阳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系邱公平伪造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解除合同。因邱公平与高堂宏系裸车交易，《售车协议》中对高堂宏负责为邱公平办理“8888”的号牌的约定，既未约定明确的履行期限，也未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邱公平未提供高堂宏表示不履行办理“8888”车牌号的义务及已通知高堂宏自己放弃“8888”车牌号的相关证据，同时也无证据证明其在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高堂宏不行使解除权。因此，对高堂宏而言该合同还在履行中，邱公平在高堂宏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申请办理涉案车辆转移、变更登记及出售，恶意地促成条件成就，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并致高堂宏自留川Ｂ×××××号牌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侵害了高堂宏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该合同可以予以解除，故本案并不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问题，高堂宏要求解除《售车协议》的诉请成立。邱公平认为合同已经履行完毕，高堂宏的合同解除权已消灭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关于邱公平与尚来庆对涉案车辆的买卖是否恶意串通侵害高堂宏的权益的问题。尚来庆是鑫玛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邱公平也是鑫玛公司的股东，他们之间有利害关系，高堂宏因收购鑫玛公司股权及土地使用权事宜分别于2005年3月30日、同年10月2日与邱公平、尚来庆签订《协议书》。同年11月20日高堂宏与邱公平签订《售车协议》，约定用高堂宏购买鑫玛公司土地欠款抵扣邱公平的购车款。2006年5月25日，鑫玛公司申请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住所、股东变更登记。鑫玛公司股权转让的上述操作流程的相关证据与案涉车辆交易的直接参与人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形成锁链，能够印证对涉及公司财务的重大事项，尚来庆应当知晓，故亦应知晓《售车协议》的约定。结合邱公平在将案涉车辆的车牌由川Ｂ×××××变更为川Ｂ×××××的次日即将案涉车辆以30万元的明显低价出售给尚来庆，尚来庆在同日办理转移登记并将车牌又重新变更为川Ｂ×××××这一过程分析，邱公平在主观上存在恶意。邱公平在一、二审时均认可其将涉案车辆销售给尚来庆的销售款是30万元，尚来庆在一审时虽然提供了30万元的购车发票，但无法证明该30万元的购车款已实际支付。二审时又称已支付购车款150万元，其提供的证据又存在瑕疵，作为买卖双方当事人，对其认为已经交易完毕的成交金额，邱公平认可为30万元，尚来庆认为是150万元。由此，有理由对邱公平与尚来庆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易提出合理怀疑。尚来庆虽然表示其不知晓邱公平与高堂宏《售车协议》的内容，但从其与邱公平之间的买卖关系，以及双方在合同签订时间、价格、购车款支付、相关手续办理等过程中存在诸多疑点和不合常理之处分析，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尚来庆属善意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因无效的车辆买卖合同自成立时起就没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在综合上述事实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在邱公平和尚来庆不能提供充分反证的情况下，推定邱公平与尚来庆之间恶意串通，损害高堂宏的合法权益符合法律规定，据此，一审判决邱公平与尚来庆签订的《四川省二手车买卖合同》无效并无不当。
关于本案民事诉讼是否涉及行政交叉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不承认物权无因性原则，因转移登记行为属于物权变动行为，而登记后是否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则取决于登记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首先，本案发生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即售车合同的效力审查属于人民法院的职权范围，必须主动进行审查。其次，登记机关仅对申请登记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再次，如果先行政后民事，中止民事诉讼，转移登记的效力通过行政诉讼解决，那么行政诉讼中也仅仅是对办理转移登记这一具体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只要在办理转移登记时依据的是申请人提供的完整材料，公安交通主管部门的行为就是合法的，因申请登记材料的虚假是否影响转移登记的效力，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无权审查。可见，中止诉讼而进行行政诉讼无法解决转移登记的效力问题。邱公平与高堂宏转移登记的条件不成就，则邱公平与尚来庆签订的售车合同无效，转移登记则自然无效，川Ｂ×××××号牌车辆物权发生变动，因原因行为的无效应被撤销。法院有权在民事诉讼中直接就该转移登记行为的效力作出评判，无须经先行政后民事的程序，故本案不存在与行政交叉的问题。邱公平、尚来庆认为只要办理了转移登记，转移登记即有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高堂宏提出折旧费的上诉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因高堂宏负责为邱公平办理“8888”的号牌的合同义务尚未履行，现高堂宏主张解除其与邱公平的《售车协议》，且未提供车辆使用折旧费40万元的相关证据，故对高堂宏的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50元，由高堂宏、邱公平、尚来庆各负担3650元。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2005年7月7日高堂宏购买案涉车辆时，《机动车注册登记/转入申请表》机动车所有人签章处“高堂宏”的签名非本人所签。2005年12月29日《绵阳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卖方栏“高堂宏”的签名也非高堂宏本人所签。2005年11月20日高堂宏、邱公平签订的《售车协议》内容除一审查明内容外，还约定“此协议生效后，该车产权属乙方（邱公平）所有，以后发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负责，与甲方（高堂宏）无关。”2005年11月29日邱公平向高堂宏出具“收到川Ｂ×××××越野车壹辆”。
《绵阳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第二条第三款约定，办理车辆过户时，还需提交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书、车辆购置附加税凭证、税讫证明、车辆年检证明、养路费缴付凭证、销售旧机动车委托书等。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罗琴、罗婷于2014年8月22日对绵阳交警支队法制科副科长谢芳、王伟的《询问笔录》载明：“王：号牌由我处收回来，向买受人重新核发。2009年开始号牌不能随车走，2009年以前可以随车走”、“王：高、邱之间过户时间应为2006年，双方各委托一人来办理了变更手续。当时车牌可以随车走”、“王：邱转移给尚时，放弃了88888号牌，邱、尚找到支队领导，支队向总队申报，总队报批，尚取得88888号牌”。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罗琴、罗婷于2014年10月28日对卓龙二手车交易市场办公室主任高雪莲的《询问笔录》主要载明：“高:二手车交易的档案资料只保存3年,3年后资料都要销毁。？（罗琴）：2006年的二手车交易流程？高：现（在）的要求是双方本人来或者委托代理人来，出具书面委托书，我市场提供格式化交易合同，经我市场评估师评估车辆价格，将评估价格作为纳税依据……?:双方到了交易市场需提交登记证书、行驶证等？高：是的……?:根据你们的业务情况,买卖二手车双方约定车辆给你开,号牌保留,该案过户手续中无卖方身份证明。高：如果没有卖方身份证复印件就办不到过户手续。……？：本案的车辆买卖合同双方的签字都不认可。高：我们不去鉴别授权委托书的真假，有委托书就行……高：该票上的30万元是评估价格，如果按原来的政策，号牌随车走，那要保留号牌就只能选择不过户。”
案涉车辆《注册登记摘要信息栏》载明:机动车所有人:高堂宏;机动车登记编号:川Ｂ×××××。《登记栏》中的转移登记栏载明：姓名:邱公平;取得方式:购买;转移登记日期:2006年1月4日。抵押登记栏载明：开元信用社；抵押登记日期：2006年1月6日。
2006年1月13日《四川农村信用社进账单》载明，从开元信用社邱公平的专户转至堂宏汽车公司80万元。2006年1月20日堂宏集团公司出具的《收据》第三联“入账联”载明：付款单位：邱公平；摘要：收凯迪拉克车款80万元。邱公平在该《收据》的第二联“报销联”上备注“付购车款（银行按揭80万元已到堂宏公司账户）”，同时批注“同意支付”的字样。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高堂宏与邱公平所签订的《售车协议》是否应当解除、《售车协议》约定川Ｂ×××××号牌由高堂宏自留的效力应如何认定、邱公平是否伪造高堂宏签名办理过户登记、邱公平与尚来庆签订的《四川省二手车买卖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邱公平、尚来庆是否恶意串通侵害高堂宏的权益等问题。
一、关于高堂宏与邱公平签订的《售车协议》是否应当解除、《售车协议》约定川Ｂ×××××号牌由高堂宏自留的效力应如何认定的问题
本院认为，从《售车协议》约定的内容分析，买方邱公平签约的根本目的系通过付款行为获取讼争车辆所有权，且车牌应系“8888”的号牌；而卖方高堂宏的根本目的则是通过转让车辆获取相应价款，并为邱公平办理“8888”号牌。为此，双方特别约定：“川Ｂ×××××号牌由甲方（高堂宏）自留，由甲方负责为乙方（邱公平）办理'8888'的号牌”。从转让价格分析，高堂宏高价转让车辆亦系合同的目的，且该目的已经实现。高堂宏购车价为86万元（不包括购置税等），而其转让给邱公平的价格为148万元，从生活常理推断，转让价格应该包括川Ｂ×××××号牌的价值或高堂宏承诺为其办理“8888”号牌的价值。再从车辆交付情况分析，邱公平通过协议约定的付款（包括按揭贷款）方式已履行完付款义务，而高堂宏亦于2005年12月29日将讼争车辆交付给邱公平，至此双方的主要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仅协议约定的部分义务即：川Ｂ×××××号牌由高堂宏自留，由高堂宏负责为邱公平办理“8888”的号牌义务尚未履行。但至2006年1月4日，绵阳市车管所将案涉车辆转移登记至邱公平名下后，双方以实际履行行为变更了川Ｂ×××××号牌由高堂宏自留的约定。因为从2005年11月20日双方签订《售车协议》时起，至2005年12月29日止，高堂宏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均不能为邱公平办理“8888”的号牌，虽然双方对办理“8888”的号牌时间无具体约定，但邱公平也不可能在无川Ｂ×××××号牌或“8888”号牌的情况下同意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对讼争车辆不过户而只享有使用和占有的权利，否则双方约定“此协议生效后，该车产权属乙方所有（邱公平）”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车辆过户是所有权转移的标志，同时对外也起到公示作用。因此，如邱公平不能以川Ｂ×××××号牌过户或以“8888”号牌办理登记，邱公平则无必要以148万元的高价购买一辆二手车，否则既有悖邱公平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与交易习惯及生活常理不符。如保留号牌系高堂宏签订《售车协议》的根本目的，按照生活常理，高堂宏在根本目的实现前应该妥善保管并持有车辆过户的必备证明，特别是《机动车登记证书》亦不会在向邱公平交付车辆时，就将其用于过户的手续一并全部交给邱公平，何况《收条》证明，高堂宏向邱公平交付车辆时，邱公平仅收到案涉车辆而无其他过户凭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008年10月1日颁布施行的《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四十三条规定：“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原机动车所有人申请办理新购机动车注册登记时，可以向车辆管理所申请使用原机动车号牌号码。申请使用原机动车号牌号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在办理转移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六个月内提出申请；（二）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三年以上；（三）涉及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因此，即使高堂宏因原有政策保留川Ｂ×××××号牌存在障碍或依照合同约定不能为邱公平办理“8888”的号牌，而使其订立合同的根本目的难以实现，那么从2008年10月1日《机动车登记规定》颁布施行后只要高堂宏以其名义拥有讼争车辆三年以上，经申请即可按法定程序办理转让手续从而实现其约定的保留川Ｂ×××××号牌的目的，但至高堂宏所述的2011年10月前，高堂宏均未要求邱公平与其共同到相关部门办理车辆转移及号牌保留的手续，因此，高堂宏认为保留川Ｂ×××××号牌系其合同的根本目的的理由不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因签订《售车协议》时，高堂宏与邱公平并未约定高堂宏若不能为邱公平办理“8888”号牌则合同解除，实际履约中亦不存在上述合同应予解除的法定情形，因此，当高堂宏收取全部车款及向邱公平交付车辆，并协助将车辆过户至邱公平名下后，《售车协议》即全部履行完毕，签约目的亦已实现。况且高堂宏至2005年12月29日向邱公平交付车辆之后，在长达6年的时间内既未积极主动去实现其签约的根本目的，亦未对自己的权利予以主张和保护，直至2012年2月8日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使按高堂宏自述，也系2011年10月才多次告知邱公平不再出售讼争车辆，该行为显然与高堂宏所主张的保留号牌是其签订合同的目的相悖，因此，高堂宏主张合同应予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邱公平、尚来庆认为双方以实际履行行为改变了原约定，已由保留号牌变为整车交易的理由成立，故对尚来庆就此提出的再审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本院注意到，诉讼中各方为证明保留号牌是否属《售车协议》的根本目的及其主张是否应予支持，分别提出了保留川Ｂ×××××号牌的条款系有效与无效的两种不同主张。对此，本院认为，2005年11月20日签订的《售车协议》约定“该车产权属乙方（邱公平）所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办理相应的登记：（一）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因此，高堂宏售车后负有协助邱公平过户的附随义务，以履行产权属于邱公平的约定。因2004年5月1日公安部颁发的《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现机动车所有人住所在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内的，收回原行驶证，重新核发行驶证。需要改变机动车登记编号的，收回原号牌、行驶证，确定新的机动车登记编号，重新核发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绵阳交警支队法制科副科长谢芳、王伟及卓龙二手车交易市场办公室主任高雪莲亦分别证明：“2009年开始号牌不能随车走，2009年以前可以随车走”、“按原来的政策，号牌随车走，那要保留号牌就只能选择不过户。”据此，本院认为，在签订《售车协议》时，虽然法律或行政法规对转移车辆时号牌能否保留无禁止性规定，该约定应属有效，但从签约当时的现行政策分析，一般情况下不允许保留号牌，况且本案还涉及高堂宏以购车款扣抵土地款的问题，故高堂宏在不能为邱公平办理“8888”号牌的情形下，放弃川Ｂ×××××号牌的保留，既有邱公平以案涉车辆办理抵押贷款的事实相印证，亦与当时的现行政策相符，更与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目的相一致，故高堂宏以保留号牌约定应属有效，且该条款系履行合同的根本目的，并以该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认为合同应予解除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尚来庆、邱公平认为保留条款无效的理由虽不能成立，但认为《售车协议》不应解除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邱公平是否伪造高堂宏签名办理过户登记的问题
本院认为，《售车协议》约定：“剩余车款人民币74万元由甲方（高堂宏）协助乙方（邱公平）办理按揭贷款，办理完贷款后由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而案涉车辆的《登记栏》载明，2006年1月6日该车在开元信用社办理了抵押登记，且《四川农村信用社进账单》显示，开元信用社从邱公平的专户向堂宏汽车公司转款80万元，而堂宏集团公司收到此款后，亦向邱公平出具了“收凯迪拉克车款80万元”的《收据》。根据2004年4月30日颁发的《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二十二条“申请抵押登记，应当填写《机动车抵押/注销抵押登记申请表》，持下列证明、凭证，由机动车所有人（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共同申请：（一）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登记证书；（三）抵押人和抵押权人依法订立的主合同和抵押合同。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一日内，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记载抵押登记内容”之规定，办理抵押登记必须由机动车所有人与抵押权人共同申请，而高堂宏从未办理过抵押贷款，但从堂宏汽车公司的收款及堂宏集团公司出具《收据》的行为能够证明，高堂宏知晓并同意案涉车辆先过户与邱公平，再由邱公平以机动车所有人名义抵押贷款后以该款项支付购车款。此外，高堂宏提交的车辆交付时的《收条》证明，邱公平仅收到了车辆，而不是过户的全部手续。因办理过户需按照《绵阳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的规定提交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书、车辆购置附加税凭证、税讫证明、车辆年检证明、养路费缴付凭证、身份证等，如果高堂宏不同意提交这些手续，旧机动车则不能过户。再结合2014年8月22日二审法院《询问笔录》中绵阳交警支队法制科副科王伟陈述“高、邱之间过户时间应为2006年，双方各委托一人来办理了变更手续”的内容分析，邱公平认为办理过户登记征得高堂宏同意并授权他人办理更接近客观真实。本院注意到，2005年7月7日高堂宏购买案涉车辆时，《机动车注册登记/转入申请表》中机动车所有人签章处“高堂宏”的签名亦非其本人所签，而是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因此，即使《绵阳市旧机动车买卖合同》非高堂宏本人签名，亦与其交易习惯相符，同时也有抵押贷款的事实相印证，故高堂宏认为邱公平伪造签名办理过户登记的主张缺乏充足事实证明。至于堂宏集团公司出具《收据》的第二联、第三联内容不完全一致，即第二联“报销联”由邱公平备注了“付购车款（银行按揭80万元已到堂宏公司账户）”的字样，而第三联即“入账联”则无上述备注内容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因第二联由邱公平持有，第三联由堂宏集团公司自己留存，当堂宏集团公司向邱公平出具《收据》第二联后，该联持有人在该《收据》上备注相关文字反映当初付款情况符合情理，因此，高堂宏认为第二联“报销联”与其持有的第三联“入账联”文字内容不一致，从而认为“报销联”的记载内容系邱公平事后变造，并以此证明高堂宏对车辆抵押登记事宜不明知缺乏事实依据。故邱公平认为高堂宏知晓并授权他人办理案涉车辆过户事宜，车辆转移登记程序合法的理由成立，对其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邱公平、尚来庆签订的《四川省二手车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及二人是否恶意串通的问题
本院认为，高堂宏的诉讼请求为确认邱公平与尚来庆签订的川Ｂ×××××车辆所有权转移协议无效，而涉及川Ｂ×××××车辆所有权转移的协议在本案中即系2010年11月2日邱公平与尚来庆签订的《四川省二手车买卖合同》。因签约时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也不违反二手车买卖的相关规定，亦在二手车市场履行了正规交易手续，因此，即使邱公平将案涉车辆以30万元价格出售给尚来庆，而该价格亦远低于2005年11月20日邱公平买车时的价格，但因该车使用多年，且卓龙二手车交易市场办公室主任高雪莲证实，30万元成交价应系评估价格。故在高堂宏无充分证据证明该车应以什么价格作为转让的参考价格时，本院只能依据该评估价格认定系车辆转让的合理交易价格，因此，二审判决认定交易价格属明显低价于法无据，该合同应认定为有效。本院注意到，即使尚来庆对购买价格在一、二审存在不同的陈述，且未向本院提交其已经支付购车款的相关证据，但卖车人邱公平对此不持异议，即使尚来庆未付此款既可视为其违约行为，也可视为邱公平对其权利的放弃，而不能据此认定二者存在恶意串通行为。
虽然邱公平、尚来庆在签订《四川省二手车买卖合同》时，不排除二人的合意就是要将川Ｂ×××××号牌转让予尚来庆，但毕竟川Ｂ×××××号牌系经绵阳市车管所通过行政审批的法定程序转移至尚来庆名下，尽管高堂宏对此过户登记提出质疑，但因高堂宏与邱公平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邱公平处分的财产亦系其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财产，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处分行为与高堂宏无关，亦不可能涉及高堂宏的利益，何况高堂宏亦无充分证据证明绵阳市车管所与邱公平、尚来庆共同合谋串通损害高堂宏合法权益，因此，在该行政许可行为撤销之前，尚来庆通过评估价格购买车辆，并经行政许可程序获取川Ｂ×××××号牌的行为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该车辆所有权（包括川Ｂ×××××号牌）已经合法转移给邱公平。高堂宏认为邱公平与尚来庆恶意串通的主张，因缺乏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对其要求邱公平与尚来庆将川Ｂ×××××号牌车辆退还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尚来庆申请再审事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绵民终字第197号民事判决及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2）涪民初字第54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高堂宏的诉讼请求。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蜀俊
审判员 牟桂红
审判员 何 雪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崔 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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