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72民初160号
原告（反诉被告）：施育钦，男，1991年5月2日生，渔民，住福建省云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荣宗，福建云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镇城，福建云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许松添，男，1971年12月28日生，系“闽东渔64022”轮船东，住福建省东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洲，福建达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施育钦与被告许松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17年3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审理过程中，被告许松添以本诉原告施育钦为被告提起反诉，本院依法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并于2017年5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施育钦及其委托代理人方荣宗律师，被告许松添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兴洲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施育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许松添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44,477元（人民币，下同）。事实和理由：
原告受雇于被告许松添从事海上捕鱼。2016年3月4日，在被告所属“闽东渔64022”轮外海捕鱼时受伤，致左手绞榨伤伴面积皮肤缺损、示中环指指骨骨折等伤情，原告受伤后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经多次后续治疗后，伤情经福建寻真司法鉴定所鉴定为：伤残9级、误工费至评残前一天、护理期210天等。因本次事故受伤，原告遭受如下损失：1、医疗费58,841.26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3,700元（74天×50元）；3、交通费1,480元（74天×20元）；4、营养费6,000元（医疗费10%）；5、误工费41,875元（335天×125元）；6、护理费26,250元（210天×125元）；7、残疾赔偿金55,172元（九级）；8、精神抚慰金10,000元，共计203,318.26元,被告依法应予赔偿。扣除原告在住院期间被告垫付医疗费58,841.26元，被告尚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44,477元。原告认为，其在受雇被告捕鱼过程中受伤，所遭受到的各项损失被告应予赔偿。但经双方多次协商赔偿事宜无果，为此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许松添辩称，一、原告施育钦与其不存在雇佣关系。首先，不能以施育钦有在“闽东渔64022”轮上，即认定双方必然存在雇佣关系，原告并无双方存在雇佣关系的相关证据。其次，双方互不认识，原告施育钦出现在“闽东渔64022”轮原因，系为本船雇员陈某私带上船，并未经过船长（船主）同意。对此，证人陈某已出具了相关证明资料并愿意就该事实出庭作证。再次，证人许某发现施育钦在船上时，即行告知其应在船舱好好待着，不能出来乱走。由此证明施育钦并非本船雇员，更非在履行雇员职务行为时受伤。最后，作为船长对雇员陈某私带施育钦上船，并不知情。直至到达渔场后，喇叭发号放网捕鱼时，船员许某发现施育钦偷藏船舱；同时许某称其已交代施育钦好好在船舱待着，不能随意走动，并将该情况告知其本人；而当时即时返航已不允许，对此也属无奈。二、原告施育钦虽在“闽东渔64022”轮上受伤，并非在履行雇工职务行为过程中。其对施育钦在船本不清楚，并未安排任务给施育钦，故系原告自身行为所致。因原告施育钦是雇员陈某偷带上船，本身无任何捕鱼技术。船上雇员工作范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而出海捕鱼本身是高危险职业，需要熟练技术，显然原告受伤为其自身原因所导致。三、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不能因其垫付医疗费的人道主义行为，臆断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其为朴实渔民，助人善举行为却换来原告诬告。综上，原告施育钦诉讼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在答辩期间，被告许松添以本诉原告施育钦为被告提起反诉。请求判令反诉被告施育钦：1、返还代垫医疗费用58,841.26元及其它费用5,500元，合计63,341.26元;2、赔偿经济损失14,000元。反诉事实与理由：
一、双方并无雇佣关系，反诉被告施育钦受伤与其无关。1、施育钦系陈某偷带上“闽东渔64022”轮，对此其并不知情；2、施育钦受伤系其自身导致，也与其无关。在船舶航行近百里（到达渔场），船长发号放网时，船员许某最早发现反诉被告施育钦偷偷躲在船上的船舱。船员许某将该情况向其汇报，即时返航已不允许。船员许某只好告知施育钦好好在船舱待着，不能出来乱走。3、晚上作业开始，船员各司其职，均应在工作岗位上进行作业。反诉被告施育钦自己未待在船舱，又偷偷来到生产作业区域，私自操作，从而导致事故发生。二、其基于人道主义，积极代垫医疗费58,841.26元，其它费用5,500元。现反诉被告无任何感恩之心，反而故意歪曲事实，恶意诉讼。三、反诉被告受伤后，为抢救治疗争取时间，其即停止捕捞作业即行返航送医。因反诉被告受伤系其自身原因导致，故其有权要求反诉被告承担本次出海往返费用14,000元。反诉原告认为，反诉被告对整个事实最清楚，明知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却故意伪造事实起诉且诉讼标的（额）巨大，应受道德谴责与法律严惩。为此请求驳回本诉请求，支持其反诉请求。
反诉被告施育钦辩称：本案事实是其受伤，发生在参与“闽东渔64022”轮捕鱼作业过程中。其经陈某介绍并经反诉原告允许出海捕鱼，在船上作业，参与收网、捡渔、分渔等工作，在船上作业几天后，因夜晚帮忙拉网过程中受伤，而非反诉原告所称船到达渔场才发现其本人出现在现场及其伤情是自身所致。渔船出海捕捞，国家有相关法律管理规定，需要办理出海签证登记并接受检查完毕方可，故反诉无事实依据，也违背常理。船上人员在船上捕捞作业过程中受伤，反诉原告作为船主与雇主，也是受益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等相关规定，无论从何种法律关系出发，反诉原告应当对其受伤承担赔偿责任。反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请求驳回反诉。
当事人围绕各自的诉辩主张依法提交了诉讼材料，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程序。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记录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逐一分析、认定如下：
为支持其本诉请求与反驳主张，本诉原告（反诉被告）施育钦提交下列诉讼材料佐证：
证据1、“闽东渔64022”轮船舶所有权登记表，证据2、诊断证明书、出院小结、医疗费汇总清单、医疗费发票，证据3、福建寻真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本诉被告许松添质证认为，对证据1、2、3真实性、合法性无意见，但关联性有异议。证据2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原告受伤系其自身行为所导致，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受伤后，被告出于人道主义先行垫付医疗费用，该费用原告应予以返还。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反诉被告应该予以返回。证据3系原告单方委托，为公平、公正起见，应重新进行鉴定。
因本诉被告许松添庭对上述本诉原告施育钦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庭审后重新提交申请，要求对本诉原告施育钦的伤残等级、误工期限、护理期限重新进行司法鉴定。为此，本院依照法定程序，摇号选定福建正大司法鉴定所重新进行司法鉴定。2017年6月14日，福建正大司法鉴定所出具闽正大司鉴【2017】临鉴字第28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一、根据《人体损伤伤残程度分级》，施育钦损伤后遗症，构成人体损伤九级伤残；二、参照GA/T1193-2014《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综合建议为自损伤之日起，至评残前一日止，护理期为180日（含住院74日）。对此，原告施育钦均无异议，而被告许松添对施育钦伤残等级为九级与误工期限至定残前一日止的鉴定意见也无异议，但认为结合其伤情，应为100日；护理依赖程度为部分，故应减半计算护理费。
为支持其本诉辩驳与反诉主张，被告（反诉原告）许松添提交下列诉讼材料：证据1、证人陈某出具的两份证人《证言》，证据2、证人许某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据3、证人汤某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据4、证人徐某出具的《东山县陈城镇澳角村渔民协会证明》。
原告（反诉被告）施育钦质证认为，对证据1证人陈某证言内容真实性与证言取得合法性有异议。原告立案时已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通知陈某作为原告方证人出庭作证，故被告无权单独采集；而且内容也不真实客观，不合逻辑，不能采信，故应以其出庭作证内容为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船舶与船员出海捕鱼，需经过船舶签证、登记并向相关管理部门报备、接受检查，船员出海不是偷渡，不存在藏匿船东不知情情形，也不符合常理。对证据2证人许某证言、证据3汤某证言均有异议，施育钦是否经过许松添同意上船，与其证言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内容部分有异议，只能证实是否有因赔偿问题向渔业协会提出调解，且调解未果，故不能将其单方意见作为事实真相，内容违背客观且不公正；形式上不符合民诉法证据规则规定，也与双方存在何种法律关系无关。
在庭审过程中，证人陈某述称，许松添为其老板（雇主），事先约定月工资6500元。其与原告施育钦是朋友，以前还是邻居。原告曾经说要出海捕鱼打工，其即和老板（许松添）在电话说过此事。约在出海十多天前，老板电话通知其准备近期出海，其即说起有个兄弟想去学讨海，但老板当时电话中也未明确表态。一般出海捕鱼，船员月工资6500元，新上船船员2000-3000元。就在出海前一天，其带着施育钦去老板家中，介绍原告欲去老板船上“讨海”（出海捕鱼）。当时在老板家里，提及原告要去上船学艺，老板说该季节出海风浪大，其即回话称原告以前拉过花蛤，不会晕船。当时老板并未明确是否同意上船，也未明确约定工资。因出海捕鱼要用冰块，其即叫上原告去“打冰”（装运冰块），当时老板也在场（船上）。下（出）海那天，两人和其他工友一起下船出海捕鱼，当时老板也在场，也知道其带原告施育钦上船。因原告第一天晕船，只能搬运东西；次日，原告出（船舱）来干些杂活；第三日，帮忙控制“闸皮”（海上控制起网工具）等工作。“闽东渔64022”轮上有三十多米长，共有老板、其本人和原告等7人。船上有一船舱，船员吃、住一起，每人一张床，也一起做事情。船员在船上干活，不用老板（也没有）具体安排工作。原告在船上总共待了三天，第三天发生受伤事故，但其本人在后面，并不知悉如何受伤。原告受伤后，老板就从海上渔场返航回东山港送医，整个过程大概需要十多个小时。并证实被告许松添出具的署名证人为其本人的两张证人证言（被告出示一大一小纸张），并非其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小的那张是被告许松添让其抄写，大的那张是澳角村渔业协会事先写好，让其本人在上面签名确认。
被告（反诉原告）证人许某述称，其系“闽东渔64022”轮轮机长。船长和其睡在舵工房，两人上下铺。2016年3月3日，船舶离开东山出海作业。当时其因购买物品，而未与其他船上伙计一起“打冰”、上船，故并不知悉原告施育钦何时以及如何上船的具体情况。但在船场作业时，发现原告施育钦也在船上，即交代其称船上危险，嘱咐其尽量不要出来随意走动，要尽量多呆在船舱里，故也不知道原告后来如何受伤。出海时第一天晕船，一直在睡觉休息，直睡到船长（被告）按喇叭才起床。3月4日晚上9点多，原告受伤后，船长即决定返航救治。船舶航行没有书面记录，船上有仪器记录，返航大概需要要十七个小时。3月5日，就送去东山县医院，医生称伤情太严重了，需要要送往漳州医院治疗。
被告证人汤某述称，其为“闽东渔64022”轮船员，在船老大（许松添）家里见过施育钦。出海前一天，其也去打冰，因时间太久不记得原告是否在场，但记得当时老板（许松添）和陈某都有去打冰。其本人、施育钦、陈某均有上船出海，具体出海时间也忘记了。其和原告住在同一个船舱，尚且告诉原告刚学捕鱼，需要注意安全事项。出海后第三天，其起床后，进行起网前的相关准备工作，施育钦也跟着起床，后因其转身回机舱去取手套，回来发现原告在其工作岗位上操作，结果就发生受伤事故了。但是，被告也未让原告去做证人本应从事的岗位工作。
被告证人徐某述称，其为陈城镇澳角村渔民协会会长，被告许松添是该协会会员，双方并无亲戚关系。纠纷发生后，持续蛮久未决。2017年2月18日，其主持双方进行协调，双方家属均有当场，但最终协调未果。其证人陈某署名出具的那张加盖有“陈城镇澳角村渔民协会”印章《证明》，即由其书写。
庭审中，原告施育钦述称，2016年3月2日，其与陈某一起去被告家中，晚上尚在被告家吃晚饭，饭后去打冰。期间被告单独询问其有无出过海，其告知曾在老家拉过花蛤出海的经历。但因拉花蛤工资（收入）较低，而其母亲患晚期癌症，便想多挣些钱。上船前也未与被告约定工资，陈某说大概每月5,000-6,000元。其当时认为给被告老板打工，肯定要给工资，双方口头就未提及此事。2016年3月3日，其跟随陈某登上“闽东渔64022”轮时，通过其它邻近靠泊的渔船，对此被告也知悉。在船期间，主要从事收网、下网之类的活；虽未与被告一起吃过饭，但曾至驾驶台给被告送过一次饭。3月4日晚9点多，在船上收网作业时，因其带着手套作业，钢（丝）绳上安装有单向滑轮，需要解螺丝扣，钢丝绳有个小钢丝倒刺，当时没看到黑色小铁丝，手指被卷进去受伤。第一次住院期间，由老板娘照顾，并分别支付100元、200元、500元费用，出院时再行支付1000元生活费，总共2,300元。
被告许松添当庭承认见过原告施育钦本人，也承认去过其家，但否认其去“闽东渔64022”轮上打过冰，故不知原告施育钦上船。本船雇佣5名船员，工资一般双方事先口头约定，加上自己开船，共有6个人在船服务。该船由其本人驾驶，故未参与拉网，但有时也让一个伙计协助驾驶。在本次出海期间，其本人吃、住、休息室均在驾驶台上面，和雇佣船员分开。其离开驾驶台主要是查看拉网后的渔获物，期间未看过原告做事，其也不知道原告在船。出海次日晚约12点，船上伙计告诉原告受伤一事，其即在现场进行简单包扎处理，随后返航积极送医救治。本船并无《航海日志》，年审时办理了船舶相关证书，但出海船员有的办了出海证书，有的则未办理。
根据双方举证材料、质证意见，结合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与证人庭审中作证述称内容，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
原告（反诉被告）举证材料：被告（反诉原告）对证据1与2无异议，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可以证实许松添为“闽东渔64022”轮登记所有人、施育钦因受伤曾入院治疗后，伤愈出院、费用由许松添垫付的事实。证据3为原告起诉前单方委托福建寻真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因被告（反诉原告）对其公正性有异议，为此经双方同意，本院依法定程序重新委托福建正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并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比较两份鉴定意见结论，对其鉴定结论中两份鉴定意见相同以及合理部分结论均予以采信。
被告（反诉原告）举证材料，为四份证人《证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本法第七十三条明确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而且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七条规定，“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证人为聋哑人的，可以其他表达方式作证。证人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言。”结合四位证人出庭述称内容，证据1与2为证人陈某证实其签名并加按手印的两份《证明》，其中2017年2月18日《证明》，内容为“我于2016年3月3日叫施育钦到沃角（6）4022船学捕鱼，在没有船长同意下，私自叫上船学捕鱼。”因其在庭审作证中，明确声称证据1系被告许松添让其抄写，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属其客观陈述的亲身感知的事实，也与其在庭审中述称内容不符，故不予采证。而2017年3月20日《证明》，内容为“2017年2月18日，我在沃角渔民协会做的证明属实，施育钦不是闽东渔64022号船的顾（雇）工，并不是船主委托我去叫他，是他本人要跟我去船上学讨海，是我们两人不听船主和船主家庭人员的反对去船上。我愿意去出庭做证。”为沃角村渔业协会事先写好，让其本人在上面签名确认，即既非属其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属其客观陈述的亲身感知的事实，更与其在庭审中述称内容不符；而且既然其与施育钦“不听船主和船主家庭人员的反对去船上”，说明船主（被告许松添）及其家人至少知悉原告施育钦并非私自上船的事实，显然与许松添本人在庭审中陈述其不知原告施育钦上船（私自上船）的事实矛盾，故不予采证。证据3为同船船员许某出具的《证明》，实质上为证人证言，结合其出庭与证人汤某陈述内容，可以采信，证实汤某曾在船主家见过原告施育钦并与其一起“打冰”的事实。证据4为陈城镇沃角村渔民协会出具的《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其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因该协会会长徐耀庭业已出庭作证，故其形式瑕疵已得以补正。但是，除双方发生纠纷经该协会调处无果事实外，该证明内容通篇充满傲慢与偏见，既与其自身职能不符，也无相关事实依据佐证；尤其是将待证事实与法律关系混同，所述内容也与被告作为证人陈某出具的《证明》、陈某本人庭中陈述内容明显不一致，有违法定之客观、真实感知原则。故不予采证。至于徐某在庭审中陈述内容，因其本身并非在场亲身感知，即非属证人，所述内容也与本案关联待证事实以及双方讼争焦点无关，不予采证。
本院委托福建正大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本诉原告施育钦无异议；而本诉被告许松添也对施育钦伤残等级无异议，故对意见中伤残等级予以采信，证实施育钦伤残等级为九级的事实。但本诉被告对误工期及护理期均有异议，认为应结合原告伤情来计算为100天为宜，而护理期内属于不完全护理，故应按50%计算护理费用。鉴于福建寻真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时间为2017年2月6日，说明至是日（定残日）前一天止，施育钦伤情已稳定，符合进行伤残等级司法鉴定的条件；而且结合其受伤部位、具体伤害程度、术后治理与自身愈合状况，其结论中“误工期”建议为“自损伤之日起至伤残评定前一日止”，应明确为2017年2月5日，而非出具该意见书的2017年6月14日。“护理期”为180日（含住院74日），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确认。
根据以上本院对证据材料的分析、认定，结合庭审，本院查明确认如下事实：
“闽东渔64022”轮系一国内拖网捕捞船，船长26.9米，型宽6.2米，型深2.85米，登记所有人为被告许松添，其本人也为该轮船长。原告施育钦意欲上船务工，从事海上捕捞作业。后经该轮船员陈某介绍，先行至被告许松添家中认识，期间双方进行沟通交流；吃过晚饭后，尚且为该轮出海捕捞作业做准备，至“闽东渔64022”轮打冰。2016年3月3日，施育钦随同陈某登轮出海作业。在捕捞作业放网过程中，不慎受伤。许松添对其伤情进行简单处理后，当即驾驶“闽东渔64022”轮返航送医救治。
根据漳州市漳华医院《疾病症断书》记载：2016年3月5日，施育钦因“左手绞榨伤伴面积皮肤缺损”入院治疗；2016年4月18日，因其情况稳定，自行要求出院，予以办理手续，住院43天。第一次《出院小结》医嘱载明：1、术后6-8周回院视X线片情况拔除克氏针；2、禁止主被动吸烟，院外加强营养；3、伤口保持干洁，禁止沾水；4、适当功能锻炼，门诊随访。
2016年6月8日，施育钦因“左手外伤皮瓣修复术后”再行入院，欲行“皮瓣整形及并指分离治疗”；直至6月23日出院，住院15天。第二次《出院小结》医嘱载明：1、3个月回院复查，视左手功能情况是否再行“皮瓣整形+分指术”；2、加强功能锻炼；3、门诊随访。
2016年9月4日，施育钦因再次欲行皮瓣整形及并指分离治疗，第三次住院治疗，直至9月20日出院，住院16天。第三次《出院小结》医嘱载明：加强功能锻炼，门诊随访。在施育钦入院、住院治疗期间，共发生医疗费58,841.26元,均已由许松添垫付。而且许松添之妻在施育钦住院期间进行照料、护理，并先后支付2,300元。
2017年2月6日，原告施育钦自行委托福建寻真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为此该所出具寻真司法鉴定所【2017】临鉴字第0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施育钦伤残等级为九级，误工期评定为至伤残评定前一日，护理期评定为210日，其中住院护理74日，出院后护理136日。因双方对施育钦受伤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为此曾经东山县陈城镇沃角村渔民协会调处，也无果后，原告施育钦诉诸本院，为此成诉。
根据福建省统计局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2016年度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4,999.20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2,910.80元。因原告施育钦本案提起本案诉讼时，福建省统计局尚未发布2016年度相关数据，故原告诉称主张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等，按照福建省农林牧副渔业2015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45,764元，以及农村居民可支配年收入13,793元计算。根据《福建省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每人每日为130元。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双方是否存在雇用关系，若无雇佣关系，被告是否也需对原告负有提供劳动保护与安全保障义务；二、原告诉请伤残等级、误工期限、护理费等项损失与费用是否合理合法；三、反诉中，若无雇佣关系存在，反诉被告是否应返还反诉原告已付款项并赔偿损失。
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海上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纠纷，原告施育钦受伤发生在被告许松添所属“闽东渔64022”轮放网过程中，双方对此并无异议，也为原告施育钦庭审中自述、证人陈某、汤某所证实，故应予确认。根据双方以上诉辩主张，结合庭审查明确认的事实，围绕上述焦点，本院作如下分析、处理：
1、关于双方是否存在雇佣关系，若无雇佣关系，被告是否无需对原告负有提供劳动保护与安全保障义务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施育钦以其受雇于被告许松添，在“闽东渔64022”轮放网过程中不慎受伤为由，诉称被告许松添承担雇主损害赔偿责任。而被告许松添辩称双方并无雇佣法律关系，原告施育钦未经其许可私自上船偷学捕鱼技术，应自行承担责任。鉴于原告施育钦意欲上船务工的事实，已为其自身陈述与陈某证言所证实。尤其是被告许松添对原告施育钦曾在其家吃晚饭，并就相关事宜进行交流的事实并不否认；饭后双方曾共同参与因船舶出海作业所需“打冰”活动，次日施育钦跟随陈某登轮服务，并与被告许松添其他雇员同住一船舱，尚且告知其刚学捕鱼始时需要注意安全事项，由此可以合理说明原告施育钦上船务工，被告许松添作为案涉船舶登记所有人与船长业已许可的事实。再行结合“闽东渔64022”轮作为一国内拖网作业船，船长26.9米，型宽6.2米，型深2.85米，空间范围与作业场所相对狭小有限的事实，亦可合理推断被告许松添作为该轮船长，明知原告施育钦登轮随船出行作业的事实。况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下称海商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船长负责船舶的管理和驾驶。船长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的命令，船员、旅客和其他在船人员必须执行。船长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船舶和在船人员、文件、邮件、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故被告许松添作为“闽东渔64022”轮船长，也负有保护在船人员安全的法定义务。综上，被告许松添辩称原告未经其许可私自上船，偷学捕鱼技术的主张，既有违日常生活经验与常识，又违反前述船长法定义务，辩驳无理，应予驳回。
仅就本案双方是否存在雇佣法律关系而言，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鉴于双方并未明确就此签订书面合同或口头约定，也未就雇佣报酬进行约定，但双方前述相关案涉行为说明其间业已就雇佣法律关系达成一致，故应认定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船员劳务雇佣合同关系。
至于双方若无雇佣关系存在，被告是否无需对原告负有提供劳动保护与安全保障义务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仅，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被告许松添作为渔船船东以及随船船员雇主，理应参照执行。尤其是其作为“闽东渔64022”轮船长，更应根据前述海商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在船人员生命与财产安全。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即便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为船员雇佣（劳务）法律关系，被告施育钦作为“闽东渔64022”轮登记所有人与船长，依法也应负有对原告提供劳动保护与安全保障义务。尤其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收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故即便其间仅存帮工关系，除非其明确加以拒绝，否则作为被帮工人也负有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提供劳动保护与安全保障义务，并非仅限抽象的法定条文中，而与特定的职业及其工作性质、场所、强度与危险性等密切相关。首先，案涉证据表明，原告施育钦经陈某介绍，先行至被告许松添家中认识，而后至“闽东渔64022”轮处“打冰”，为该轮出海捕捞作业做准备，再行登轮从事捕捞作业活动，最终在放网过程中受伤，期间被告许松添作为船舶登记所有人与船长，并未举证其明确拒绝或制止。其次，根据被告许松添证人陈某、许某、汤某庭审中证言证实，原告施育钦上船服务，事先经过被告许松添默许；在其上船从事捕捞作业过程中，尚且有证人许某、汤某提醒相关注意事项，故被告许松添辩称并不知道施育钦上船服务，而为其自身私自上船并藏匿船舱，既与其自身提交的证人证言与作证内容不符，也有悖于日常生活经验与常识。又次，从事出海捕捞作业本身，既需要一定的航海经验与技术，职业也具有一定的艰辛与危险性。被告许松添作为船舶所有人与船长，出海前理应查点人数，进行船员岗前培训，清点核实备妥航次所需物资备料，确保航行安全；作业过程中，也需及时提醒注意事项，保障随船人员生命与人身安全。最后，被告许松添得悉原告施育钦受伤后，即行现场伤口包扎处理，及时驾船返航，积极送医救治；在原告施育钦住院治疗期间，尚且委派家属进行护理，全额支付医疗费用，并另行给付部分款项，以示补贴与慰问，对此双方均无异议，应予确认。故被告许松添即便作为被帮工人，对于原告施育钦作为帮工人在“闽东渔64022”轮上放网期间所遭受的人身损害，也应承担由此造成的原告施育钦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2、关于原告诉请伤残等级、误工期限、护理费等项损失与费用是否合理、合法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务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该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的，根据双方各占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本院业已认定双方存在雇佣合同关系，而且被告许松添并未辩称赔偿权利人承担与有过失责任，故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被告许松添作为原告施育钦的雇主，对其在从事捕捞作业过程中遭受的人身损害，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原告施育钦的具体诉讼请求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相关规定，本院作如下进一步认定、处理：
（1）、医疗费58,841.26元；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九条规定，被告应予赔偿。鉴于被告许松添业已全额支付，原告施育钦也已自行扣减，故不予置评。
（2）、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3,700元（74天×50元）；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予以赔偿。”而且《福建省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每人每日为130元，故原告主张按50元/日进行补助，低于上述标准，予以全额支持。
（3）、交通费1,480元（74天×20元）；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因第一次由被告护送至漳州漳华医院就诊救治，而且原告也未提供相关交通费用凭证加以佐证；尤其是交通费应以“实际发生”为依据，而非住院期间时限为准。但是，原告随后根据医嘱尚且两次复查就诊，必然发生交通费用，故对其本项诉求，本院酌定500元，予以支持。
（4）、营养费6,000元（医疗费10%）；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因第一次出院医嘱明确为“院外加强营养”，第二及三次住院尚且进行“皮瓣整形及并指分离治疗”，说明确有必要，故本院予以酌情全额支持。
（5）、误工费41,875元（335天×125元）；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实际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的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因本院委托福建正大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施育钦伤残等级为九级，双方均无异议，故对其该意见予以采信确认。
但是，鉴于福建寻真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时间为2017年2月6日，说明至是日“定残前一日”止，即为2017年2月5日，施育钦伤情已稳定，符合进行伤残等级司法鉴定的条件。结合其受伤部位、具体伤害程度、术后治理与自身愈合状况，鉴定意见中“误工期”建议为“自损伤之日起至伤残评定前一日止”，即应明确为2017年2月5日，而非福建正大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之时，即2017年6月14日之前一天。故自原告施育钦受伤事故发生之日（2016年3月4日）始，至2017年2月5日止，误工期限实际应为338天。原告施育钦诉称335日，误工费按照125元/日计算，系其根据2015年福建省同行业（农林牧副渔业）职工平均工资45,764元计算，即日平均工资为45,764元/365日=125元（取整数）。属于原告自身对其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尊重。故原告施育钦诉称本项误工费，应为335日X125元/日=41,875元。
（6）、护理费26,250元（210天×125元）；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序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因本院委托福建正大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施育钦“护理期”为180日（含住院74日），原告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辩称应为100日，无事实依据佐证，不予采信。鉴于原告施育钦受伤部位为左手（中环指、环指、小指）绞榨伤伴面积皮肤缺损，仅需部分而非全部护理依赖，故被告许松添本项辩称护理费减半，事实有理，应予采信。即护理费应为180天X125元=22,500/2=11,250元。
（7）、残疾赔偿金55,172元（13,793元/年X4年）；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双方对其伤残等级无异议，予以采证。因原告自行诉称按福建省2015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即13,793元/年计算，也属于对其权利的处分，应予准许。故残疾赔偿金即为（13,793元/年X20年X伤残等级0.2）=55,172元，应予全额支持。
（8）、精神抚慰金10,000元，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规定的解释》予以确定。”根据该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本案原告施育钦受伤发生在其第一次上船放网期间，明知海上捕捞作业有一定程度的危险性；且在同船船员多人次提醒下，再行发生受伤事故，说明自己也有过失，故其诉称本项赔偿请求，本院酌定支持5,000元。
3、关于反诉中，若双方雇用关系不存在，反诉被告是否应返还反诉原告告已付款项并赔偿损失问题。
承上所述，本院认为，反诉被告施育钦受伤，发生在其受雇反诉原告许松添驾船出海捕捞作业期间，事实有据，应予认定。反诉原告作为雇主，依法应当对雇员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故其反诉无理，全部予以驳回。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诉被告许松添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赔偿本诉原告施育钦下列各项损失与费用：1、精神抚慰金5,000元；2、误工费41,875元；3、护理费11,250元；4、交通费500元；5、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3,700元;6、营养费6,000元;7、残疾赔偿金55,172元。前述各项损失与费用，共计123,497元。
如果被告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本诉原告施育钦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反诉原告许松添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1,594元，本诉原告施育钦负担394元，本诉被告负担12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867元，全部由反诉原告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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