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浙行终13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学虎，男，1973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安吉县。
委托代理人陈科，浙江泽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吉县递铺镇灵芝西路1号。
法定代表人陈永华，县长。
委托代理人窦丰，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朱徐明，浙江求直律师事务所律师。
任学虎诉安吉县人民政府不履行拆迁行政协议一案，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浙05行初36号行政裁定。任学虎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11月28日对本案组织了调查询问。上诉人任学虎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科，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朱徐明、窦丰到庭参加。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了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原告任学虎在《安置户建房承诺书》中承诺严格按照施工图纸要求建造。由此，对于《房屋拆迁作价补偿协议》中安置房所涉面积，原告任学虎在2012年5月23日作出《安置户建房承诺书》时已经知道，而其在2017年6月26日提起行政诉讼显然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关于原告任学虎提出《房屋拆迁作价补偿协议》附件二中所涉土地亦未安置的问题，因原告任学虎自认其于2009年5月14日交纳征地款、青苗款、水利设施费等费用合计20.195万元后获得了4.75亩土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任学虎对该事项提起行政诉讼亦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综上，原告任学虎提起要求被告安吉县人民政府按照《房屋拆迁作价补偿协议》约定交付600平方米安置房用地及4.75亩企业用地的行政诉讼超过诉讼时效，且无证据表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任学虎的起诉。
任学虎上诉称：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按照《房屋拆迁作价补偿协议》约定交付600平方米安置房用地及4.75亩企业用地的行政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且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法定事由，该事实认定错误。关于上述安置房用地、企业用地的相关事项，上诉人一直在积极地主张自己的权利，曾向安吉信访局反映，并于2015年12月24日才得到正式答复。另外，上诉人于2016年6月14日向安吉县人民法院就上述事项以安吉城市建设发展总公司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在安吉县人民法院裁定案件为行政争议后上诉人才知道侵害其权利的是行政行为，因此于2017年6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上诉人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上诉人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安吉县人民政府答辩称：1.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两项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的认定符合事实。首先，根据上诉人在2012年5月23日的《安置房建房承诺书》可知，其当时已经收悉了安吉城市建设发展总公司（现已更名为“安吉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向其送达的相关规划图纸，并承诺严格按照施工图纸要求建造。由此，上诉人对其本案中诉争的第一项权益（即一审中第一项诉讼请求）是否受到侵犯是明确的，此时诉讼时效已经开始计算。其次，上诉人诉称的4.75亩土地未安置也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主动承认，其在2009年5月14日向余墩社区缴纳了征地款、青苗款、水利设施费等费用合计20.195万元后获得了4.75亩土地。该事实表明，无论《房屋拆迁作价补偿协议》中关于该4.75亩土地的交付主体是谁，该项约定均已履行完毕。至于上诉人取得4.75亩土地之后发生的其它纠纷已经不是履行《房屋拆迁作价补偿协议》的纠纷，故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内。退一步讲，即便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其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也应为2009年5月14日，计算至今显然也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不应受到法律保护。2.上诉人并未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导致其诉请超过诉讼时效。从上诉人提供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可知，上诉人于2015年11月6日向安吉信访局反映情况，此时其权利主张已经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不再受法律保护。之后上诉人又于2016年6月4日向安吉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事由发生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后，并不产生中止、中断的法律效果。而且，无论上诉人是否知道其履行的是行政协议还是民事协议，只要其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其都应当及时主张，同时也应承担未及时主张权利导致超过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3.除诉讼时效的抗辩外，答辩人仍坚持一审中关于“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答辩意见。综上，上诉人的起诉确已超过诉讼时效，且无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安吉县人民政府在调查询问中补充答辩称，《房屋拆迁作价补偿协议》中约定的300平方米包括道路等公摊面积60平方米，原安吉城市建设发展总公司在签约时已口头告知，并将相关规划图纸交给原告任学虎，图纸也经过公示，其他拆迁户都是如此。因此，原告任学虎对300平方米安置面积包括60平方米公摊面积的事情是知情且同意的，且任学虎也是按照规划的户型进行建造的。
本院认为：1.本案一审裁定作出时仍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任学虎起诉时称，其与安吉县人民政府授权的原安吉城市建设发展总公司签订《房屋拆迁作价补偿协议》附件二中约定，原安吉城市建设发展总公司需提供不少于两亩的土地给任学虎，为此任学虎已交纳了4.75亩土地的征地款、青苗款、水利设施费等费用合计20.195万元，但安吉县人民政府至今未交付土地。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任学虎又自认其于2009年5月14日交纳征地款、青苗款、水利设施费等费用合计20.195万元后即已获得了4.75亩土地。因此，上诉人任学虎的起诉明显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其诉称安吉县人民政府至今未交付土地的主张，也与事实不符。2.任学虎于2012年5月23日作出《安置户建房承诺书》，承诺严格按照施工图纸要求建造，可以推定至迟在2012年5月23日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房屋拆迁作价补偿协议》中安置房面积包含道路代征面积，其直到2016年11月2日提起相应民事诉讼、2017年6月26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亦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审法院以任学虎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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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戴文波
审判员 刘家库
审判员 徐亮亮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许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