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民终112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家宽，男，1968年10月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建湖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芸，女，1944年5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震宁，男，1974年3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广科，江苏文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翠敏，江苏文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天居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凤虹苑9号01幢101室。
法定代表人：阮余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义怀，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小兰，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吴家宽因与被上诉人周芸、周震宁、南京天居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居房产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2民初7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家宽，被上诉人周芸、周震宁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翠敏，被上诉人天居房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义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家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对合同主体变更的事实始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以“高度可能性”来填空补缺，滥用自由裁量权。首先，2016年9月28日，双方签订的《南京市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明确约定买房人是上诉人本人，该合同虽然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可变更产权人的姓名，但不可以转售房屋”，但并不表明被上诉人就可以随意变更合同主体。其次，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宣称与胡云平是夫妻关系，上诉人在微信中所称的“我夫妻俩”指的是与现在的配偶，而不是前妻胡云平，《公证书》上也未言明双方系夫妻关系，仅是小孩的父母而己。即使微信的内容给被上诉人造成了误解，此时距被上诉人与胡云平签订《南京市存量房交易合同(经纪机构版)》己经一个多月，不会对合同的签订产生影响。至于结婚证复印件，只是用于房屋贷款，也不是上诉人提供的，与变更合同主体不存在任何关系。另外，一审判决凭2016年10月10日从南京返回盐城的车票就认定上诉人当日在南京，知情并同意变更合同主体毫无依据。上诉人当天由现在的配偶陪同在南京，根本就不在前妻胡云平与被上诉人签合同现场，即使在现场也并不能表明上诉人知情和同意。没有法律规定因为上诉人在南京，或与胡云平坐同辆班车，就可以认定上诉人同意将房屋转让给胡云平。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光盘资料等证据拒绝采纳，甚至对被上诉人自认的事实置之不顾有违公正。(一)一审判决认定的合同变更与居间合同的约定不符。居间合同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可变更产权人的姓名”是对被上诉人约定义务，但是否需要变更是上诉人的权利。(二)上诉人提交的光盘可以证明，所有用于房贷、购房证明的资料，都是中介公司办理，包括结婚证复印件涉嫌伪造。房产证登记的名字仅限于小孩一人，父母是作为贷款的共同还款人而不是作为房屋购买人过来签字。胡云平的签字用途仅是为了贷款应付银行的需要，胡云平的签字权限，仅限于拿贷款应付银行需要的范围。(三)一审判决与被上诉人在秦淮法院的自认事实相矛盾，被上诉人天居公司在起诉中介费纠纷一案中，明确承认没有就合同变更征求过上诉人的意见。三、一审判决与认定事实自相矛盾。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1、10月10日，胡云平与上诉人签订的声明书和《南京市存量房交易合同(经纪机构版)》，其作用是为办理贷款需要的用途，而非其他用途。2、10月13日《公证书》内容显示，父母是还款义务人，而不是房屋购买人，也未表明夫妻关系。3、11月14日的《购房证明》是依据胡云平的单独申请，与上诉人无关。4、申请贷款时，上诉人未向银行提交过结婚证复印件等资料，且贷款才处于预审批阶段。然而，一审判决却以10月10日上诉人在南京，推断上诉人同意了合同的主体变更，与一审认定的10月10日胡云平的签字是为办理贷款需要的事实自相矛盾。四、合同的变更至今没有得到上诉人的同意。首先，被上诉人并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上诉人同意变更主体，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法院认定合同关系变更具有高度可能性的依据也仅仅是与合同没有直接关系的微信聊天记录、结婚证复印件、车票等证据。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未有任何合同主体变更手续的情况下，用其他事实认定合同主体变更取得了上诉人的同意毫无根据。五、被上诉人作弊、弄假资料骗取备案网签和《购房证明》，规避和对抗限购政策，不仅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违反了国家限购政策，依法应属无效合同。
周芸、周震宁辩称，1、上诉人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多处自相矛盾，如：2016年11月14日，南京市不动产档案管理中心出具的购房证明可以证明上诉人陪同胡云平办理了购房证明。根据常识，没有上诉人配合提供身份证、结婚证无法办理购房证明。且上诉人称购房证明是胡云平单独办的与其无关，与又称购房证明是被上诉人天居房产公司开具的虚假证明办理的互相矛盾。2、2016年10月10日，胡云平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非资金监管申请书以及当天上诉人返回盐城的车票，可以证明上诉人对于胡云平的签字是知情的。被上诉人周芸配合办理了贷款手续，涉案房屋已具备正常交易的条件，因过户当日上诉人和胡云平拒绝签字，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天居房产公司辩称，1、通过中介公司进行二手房交易，一般要签两份合同，一份是买卖居间合同，过户的时候根据南京市房产局的要求，再签订一份存量房买卖合同。本案中，根据第一份合同的约定，吴家宽明确要求涉案房屋变更登记姓名，所以存量房买卖合同的名字不是吴家宽。2、从吴家宽2016年10月23日到建湖县公证处办理公证的内容来看，如涉案的房屋是吴家宽自己购买，登记在其名下，就没有必要去办理公证书，所以吴家宽同意变更登记姓名。3、根据吴家宽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和天居房产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记录可以看出，2016年10月5日，南京市政府发布限购令，限购时间从2016年10月6日零点起，在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天居房产公司通知了吴家宽，吴家宽随后将胡云平的身份证发过来，也可以看出吴家宽的真实意思是将涉案房屋登记在胡云平的名下。4、通过吴家宽向法院提供的车票，吴家宽和胡云平多次共同往返南京与盐城，而且座位都是邻座，可以看出吴家宽和胡云平到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购买涉案房屋，且将涉案房屋登记在胡云平的名下。关于结婚证复印件问题，天居房产公司没有能力取得吴家宽和胡云平近20年前的照片，吴家宽称天居房产公司伪造了其和胡云平的结婚证复印件显然不能成立。5、第一份合同签订之后，吴家宽就支付了定金，第二份合同也约定了相应款项的支付，胡云平和吴玄洋不支付任何的款项，而且作为出卖人周芸也不找胡云平和吴玄洋收取任何的款项不符合常理。6、吴家宽向法院提起诉讼的理由是周芸单方面改变了合同约定的总价，改变了资金监管方式，从来没有对合同主体变更提出异议，如果说吴家宽不同意胡云平和吴玄洋签订的合同，不应当知道合同的价款从219.5万元变成了220万元。根据上述情况，存量房买卖合同是依据吴家宽的指示将主体变更为吴玄洋和胡云平。在天居房产公司起诉吴家宽另案中，吴家宽陈述和前妻离婚之后想给小孩买个房子，但是现任妻子反对，不愿意出更多的钱。在这种情况下，吴家宽出首付款，由胡云平出贷款，但是现任妻子还是反对，吴家宽没有办法，所以找理由要求退回定金。
吴家宽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周芸、周震宁立即双倍返还吴家宽定金8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支付差旅费用3500元，合计83500元。2.天居房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芸系南京市珠江路88号2幢2110室的房屋产权人。周芸与周震宁系母子关系。吴家宽与胡云平于1998年1月9日登记结婚，于2004年12月6日登记离婚、吴玄洋于2000年8月24日出生，系吴家宽与胡云平的婚生子女。
2016年9月28日，吴家宽与周芸、天居房产公司签订《南京市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主要约定：周芸将位于南京市珠江路88号2幢2110室的房地产（建筑面积111.49平方米）出售给吴家宽，房屋成交价格为2195000元，此次成交价格不因重新测绘面积调整而改变，如有其它合同价格与此合同不符，以此合同为准；双方于2016年11月15日前办理贷款预审批手续，审批通过后，吴家宽于2016年11月15日前支付购房款660000元至房产局资金监管账户，周芸、周震宁在当日配合吴家宽办理网签过户手续；双方办理过户手续的各项税费各自承担；吴家宽一次性支付给天居房产公司中介佣金40000元，拿房产证当日支付中介佣金；如因吴家宽个人贷款问题导致无法购买此房，视为吴家宽违约；周芸、周震宁同意吴家宽可变更产权人的姓名，但不可以转售此房。合同签订当日，吴家宽支付定金40000元，该款项由周震宁代收。
2016年10月10日，为办理贷款的需要，胡云平、吴玄洋（乙方、买方）与被告周芸（甲方、卖方）、天居房产公司（丙方、中介方）共同签订声明：“兹有买方购买卖方坐落于南京市××路××室房产，购房款为2200000元。经协商一致，同意采取非资金监管方式，自行支付房价款，并自行承担房屋转让价款安全风险的全部责任。采取何种资金交易方式，完全由甲乙双方自主决定，经纪机构没有提供排他性或偏向性意见”。该声明中“吴玄洋”由胡云平代签。同日，周芸（甲方）与胡云平、吴玄洋（乙方）及天居房产公司（丙方）签订《南京市存量房交易合同（经纪机构版）》，主要约定：甲方自愿将坐落于玄武区珠江路88号2幢2110室房屋出售给乙方，房屋转让价款为2200000元；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采取非资金监管进行交易，2016年11月15日将首付款660000元，由甲乙双方自行给付；甲方同意乙方向贷款银行申请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总额为1460000元，用于支付房屋转让价款的余额；甲方同意乙方自留尾款40000元，在房屋交付时，甲乙双方自行交割。该合同中“吴玄洋”亦由胡云平代签。吴家宽称胡云平签订上述合同时其不在场不知情，未经其书面授权，签订的合同应为无效。
2016年10月10日，胡云平以其个人名义向南京恒泰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支付500元，收款事由为：贷款。吴家宽及胡云平向银行申请贷款时提交了结婚证及户口本复印件等材料。
2016年10月13日，吴家宽及胡云平出具承诺书，并在江苏省建湖县公证处予以公证。该承诺书载明：“我们是吴玄洋的父母亲，是其法定监护人，女儿吴玄洋现未满18周岁，尚属未成年人，被监护人吴玄洋在未成年满18周岁以前，以其名下房产向银行所作的抵押贷款的还款义务，全部由我们承担，与吴玄洋无关……”。2016年11月14日，南京市不动产档案管理中心出具“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购房证明”，载明：依据购房人胡云平的申请，经查询，该购房人及家庭成员：胡云平、吴玄洋、吴家宽，可购住房壹套。
2016年11月15日，胡云平、吴家宽、被告周芸及天居房产公司约定到房产部门办理过户送件手续，因首付款支付方式及中介费支付时间问题，各方发生争议，以致合同未能履行。
2016年11月15日18时左右，吴家宽发送给周震宁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我夫妻俩昨天起早冒着大雾来南京，昨晚等到9点左右才办到《购房证明》，今早7点多就赶到他们中介公司……是何等的诚心啊”。
根据吴家宽及胡云平从盐城往返南京的车票载明的信息，2016年10月10日，吴家宽乘坐T7776次列车从南京返回盐城。2010年11月15日，吴家宽与胡云平乘坐T7776次列车从南京返回盐城。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吴家宽在庭审前未向其他当事人披露离婚信息，吴家宽在2016年11月15日18时左右的微信聊天中自称“我夫妻俩”，吴家宽及胡云平向银行申请贷款时亦提供了结婚证复印件等材料，给其他当事人造成吴家宽与胡云平系夫妻关系的假象。此外，2016年9月28日，吴家宽与周芸、天居房产公司签订《南京市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时特别约定“被告同意吴家宽可变更产权人的姓名，但不可以转售房屋”。吴家宽称胡云平2016年10月10日签订的《南京市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时其不在场、不知情，胡云平签字亦没有经过吴家宽的书面授权，系周芸、周震宁擅自变更合同主体及内容，但根据吴家宽提供的2016年10月10日从南京返回盐城的车票可以证明其在当日就在南京。综合考虑以上事实可知，周芸、周震宁主张在2016年10月10日签订《南京市存量房交易合同（经纪机构版）》时，吴家宽、周芸等人已达成合同变更的意思表示具有高度可能性。故吴家宽以周芸、周震宁擅自变更合同主体为由主张被告构成违约的理由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因吴家宽与周芸、天居房产公司于2016年9月28日签订《南京市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已变更，现吴家宽依据该份合同向周芸、周震宁主张违约责任依据不足。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吴家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88元、保全费1020元，合计2908元，由吴家宽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十九份证据。证据一、南京铁路运输法院的立案受理通知书一份,证明以胡云平名字上传的《网签备案》是虚假的，南京市房产交易管理中心对《网签备案》的许可行为弄虚作假、公然对抗限购政策。证据二、《网签备案》资料二份，证明被上诉人在未签订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情况下，恶意对抗国家限购政策，违法办理了《网签备案》手续，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证据三、未交件房源《网签备案》回执一份，证明天居房产公司提交《房屋买卖合同》的成交确认时间是虚假的。周震宁、周芸、天居房产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
证据四、宁国土资【2017】442号文件及其附件，证明被上诉人变更合同未征得上诉人的同意，被上诉人提供了虚假材料全程由熟人办理，发证机构根本就没有按规定办理。周芸、周震宁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开具购房证明需要当事人到场，最起码也需要上诉人提供材料。天居房产公司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国土资源局报告的最后结论是将不良行为记入胡云平个人征信记录，可以证明结婚证是胡云平提供的，不是天居房产公司伪造的。办准购证明必须持身份证原件，故吴家宽提交的身份证是原件。购房证明载明胡云平、吴家宽、吴玄洋家庭可购住房一套，如果说胡云平和吴家宽没有关系，准购证明上不会有吴家宽名字，且新购住房申请表的联系电话就有吴家宽的号码，结合胡云平提供的结婚证原件，所以被上诉人工作人员认为胡云平、吴家宽、吴玄洋是一家人。
证据五、上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证据四中上诉人身份证复印件是虚假的，上诉人对购房证明的办理和合同内容的变更不知情，《购房证明》的办理机关没有核对原件，天居房产公司一手作假包办。周芸、周震宁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天居房产公司认为居间合同是吴家宽自己签的，签订合同的时候留的身份证，办准购证明吴家宽是到现场的，天居房产公司工作人员不认识吴家宽，不可能有吴家宽以前的照片，更不可能伪造一个作废的身份证，上诉人应该是重新办理了身份证。
证据六、上诉人的户籍卡二份，证明目的同证据五，周芸、周震宁对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天居房产公司认为户籍卡登记的时间是2016年10月18日，是重新办理的。
证据七、2016年10月10日贷款预审资料，吴家宽的名字是本人所签，证明2016年10月10日签字时没有胡云平与被上诉人的合同。周芸、周震宁认为真实性无法确定，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天居房产公司认为，即使证据是真实的，反映出吴家宽明知道胡云平要作为房屋的购买人的，一审中，吴家宽陈述没有到银行，现在又提供在银行签字的资料，上诉人吴家宽的诉讼是不诚信的。
证据八、录音光盘及快递存根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单方伪造了结婚证等资料，且上诉人对合同变更不知情。周芸、周震宁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天居房产公司认为该证据和本案争议没有关联性，部分内容已经质证。
证据九、一审开庭后寄给一审法院快递存根一份，证明上诉人向一审法院及时说明对合同变更不知情的事实和因限购政策“情势变更”。周芸、周震宁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天居房产公司认为是对方的补充意见，不需要质证。
证据十、2016年10月2日16点32分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据十一、2016年10月9日14点19分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本案贷款和网签中的虚假材料是天居房产公司伪造。证据十二、2016年10月9日23点49分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10月10日来南京办理贷款手续签字。周芸、周震宁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天居房产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小孩的出生证可以反映出涉案房屋不是登记吴家宽名字，否则不需要小孩的出生证。
证据十三、2016年11月15日的声明和合同各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变更购房主体和合同条款未征得上诉人同意。周芸、周震宁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天居房产认为该合同的时间为办好准购证明的第二天，结合吴家宽提供的车票，可以反映出吴家宽当时在南京。该合同在一审的时候由吴家宽提供给法院，有周芸的签字，还有天居房产的盖章，如果吴家宽没有同意不会持有原件，本来双方约好去办过户的，吴家宽和胡云平认为南京限购了，房价可能会下降，所以找各种理由不签字。
证据十四、身份证复印件和微信截图，证明被上诉人天居房产公司伪造了上诉人的签字，证明上诉人没有传送过胡云平的身份证，更没有同意过合同主体的变更。周芸、周震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天居房产公司认为，吴家宽起诉的时候提供了该证据，当时证明目的是天居房产公司在2016年10月5日晚突然要求其提供资料。上诉人通过后来的开庭调查，发现不要这个房子可能有困难，于是想通过合同主体这个角度达到胜诉的目的。天居房产公司到秦淮法院起诉要求吴家宽承担中介费，法院就提到合同主体变成了胡云平，有没有得到吴家宽的同意，所以我们提供了该证据，证明变更为胡云平的名字经过吴家宽的同意。
证据十五、秦淮法院的2017年6月20日的调解笔录和21日的开庭笔录各一份，证明购房主体和合同条款变更均未征得上诉人同意。周芸、周震宁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天居房产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庭审笔录中划的内容都是吴家宽自己陈述，应当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证据十六、（2017）苏0104民初461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天居公司诉中介费案处于秦淮法院的中止阶段，等本案结果作为其审理依据。周芸、周震宁、天居房产公司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
证据十七、宁政办发【2016】143号文件一份，证明胡云平属于限购范围，被上诉人变更购买主体既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又违反了国家法律和限购政策的禁止性规定。周芸、周震宁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天居房产公司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吴家宽的诉讼目的应该明确，到底是因为限购无法购买房屋，还是购买的房屋主体变更没有经过其同意。其称因为情势变更无法购买，但南京限购政策是10月6日执行，如果10月5日就已经网签了，是不受限制的，且上诉人在2016年10月14日又开到准购证明，说明不受限购影响。
证据十八、2016年10月11日的《金陵晚报》一份，证明本案《居间合同》已于6日零时自动解除，又证明因限购政策的“情势变更”和被上诉人的违法违约，被上诉人应该主动返还定金或双倍返还定金，并赔偿相关损失。周芸、周震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天居房产公司认为该证据仅仅是一个新闻的报道，与本案无关。
证据十九、提交上诉人的《离婚证明》一份，证明上诉人不可能将购房主体变更为胡云平。周芸、周震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天居房产公司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对双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证据的关联性以及是否可以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二、三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反映的内容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变更合同未征得上诉人的同意，而附件中的结婚证足以导致相关方对被上诉人的婚姻状况形成错误认识。证据五、六不能达到上诉人对购房证明的办理和合同内容的变更不知情，《购房证明》的办理机关没有核对原件，天居房产公司一手作假包办的证明目的。且户籍卡登记的时间为2016年11月18日，系双方发生纠纷后重新办理。本院对证据七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诉人在贷款资料中与胡云平的共同或单独签名，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八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九系上诉人的单方陈述，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十、十一、十二的完整性无法确认，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十三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十四的真实性、完整性无法确认，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十五需结合相关证据进行认定，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十六，十七、十八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十九可证明上诉人的婚姻状况，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本案中，上诉人吴家宽主张涉案合同主体的变更未取得其同意，但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南京市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时明确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吴家宽）可变更产权人的姓名，但不可以转售房屋”。且2016年10月13日，上诉人及胡云平出具承诺书，在建湖县公证处进行公证的行为可以证明上诉人准备变更涉案合同的主体。上诉人虽称胡云平2016年10月10日签订《南京市存量房交易合同（经纪机构版）》时其不在场、不知情，胡云平签字亦没有经过其书面授权，但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当日从南京返回盐城的车票可以证明其当日就在南京，且根据其在二审中提交的贷款资料，其与胡云平的共同或单独签名，可以认定其在场且知情。上诉人及胡云平向银行申请贷款及办理购房证明时提供的结婚证，足以给其他当事人造成上诉人与胡云平系夫妻关系的错误认识。综合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10月10日签订《南京市存量房交易合同（经纪机构版）》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达成合同变更的意思表示具有高度可能性并无不当，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上诉人与周芸、天居房产公司于2016年9月28日签订《南京市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已变更，故上诉人依据该合同向被上诉人周芸、周震宁主张因限购政策导致“情势变更”，被上诉人应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又主张被上诉人作弊骗取网签备案和《购房证明》，违反了国家限购政策，合同依法应属无效，但该主张与其主张的“情势变更”互相矛盾，且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系被上诉人作弊骗取网签备案和《购房证明》，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吴家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88元，由吴家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飞鸽
审判员 郑 慧
审判员 徐聪萍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书记员 朱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