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7民终23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杜金民，女，1968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仕勇，四川林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绵阳波鸿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绵阳市涪城区石塘路14号。
法定代表人：陈刚，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盺，四川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妃，四川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刚，男，198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成健，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震彬，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群义，男，1987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税海龙，男，1972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戴长琼，女，1958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绵阳市涪城区。
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涪城支公司，住所地绵阳市涪城区临园路中段82号。
负责人：谢薇，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玉杰，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杜金民、绵阳波鸿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波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刚、刘群义、税海龙、戴长琼。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涪城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涪城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792民初21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金民、绵阳波鸿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陈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税海龙、戴长琼，一审被告人保财险涪城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刘群义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杜金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诉讼费由被上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对交通事故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人应当是使用人，有明确规定，其表述为未过户的受让人，接受赠与人，承租人，借用人，盗窃、抢劫、抢夺犯罪人。一审认定上诉人与税海龙之间是承包关系，实际管理人税海龙才具有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但又错误认定上诉人仍然享有对该车运行的支配和控制权利，这是矛盾的，最高法院在机动车事故责任主体的认定上，采纳的是“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两个标准综合判断，在借用、租赁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过错责任；一审认定税海龙无从业资质，从而认定上诉人有过错，这种说法错误，法无禁止不担责，上诉人是承接戴长琼的承包关系，那么，戴长琼是否也应承担责任。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错误，所有人承担责任大小，应考虑过错及原因与损害后果的关系综合判断，从连带责任的法理来看，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或当事人明确约定的情形下才承担连带责任，在出借、出租场合，所有人与使用人并不构成共同侵权，也无其他连带因素。
上诉人绵阳波鸿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戴长琼及杜金民均非挂靠关系，仅对案涉车辆运营提供辅助性服务，故上诉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关于“戴长琼对案涉川Ｂ×××××号出租汽车的权利，通过买卖方式已一并转移给了杜金民”的认定错误；戴长琼通过拍卖方式取得经营权，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相关规定、程序发放相关证件，戴长琼为案涉车辆的经营主体，具备出租车经营资质，不需要依赖波鸿公司名义经营，戴长琼以个体形式办理了《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证》在业主名字前面添加有“绵阳波鸿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但该词语属于语法中的偏正短语，仅为修饰语，并非表明该许可援予的相对方为绵阳波鸿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而是援予的戴长琼个人。戴长琼与杜金民关于车辆经营权转让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无效；《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均有明文规定。一审法院关于“波鸿公司与杜金民重新签订《个体出租汽车服务协议书》的行为，足以印证波鸿公司认可杜金民的实际车主身份”的认定错误，基于公证委托，杜金民与波鸿公司签署《个体出租汽车服务协议书》，合同乙方显示为“杜金民”，其合同主体应为戴长琼与波鸿公司，波鸿公司与戴长琼之间系服务与被服务的合同对价关系，与杜金民不存在合同关系，也不属挂靠关系。从前述事实和《个体出租汽车服务协议书》的约定可知，波鸿公司仅为该车辆运营提供后勤、政策宣传等辅助性服务，车主承担安全事故、雇员纠纷、营运纠纷等所引发的民事赔偿责任，双方没有挂靠的任何意思表示，一方已经具备了营运资质，不需要再挂靠。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八十一条规定“出租车客运和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可知，出租车客运不属于该条例调整范围，一审在论证波鸿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时，直接援引该条例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关于车主与出租车公司之间关系认定、责任承担等直接影响全市出租车行业经营，同类型车辆达762辆，公司将不堪重负。
陈刚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际车主对车辆有管理义务，与税海龙是承包关系，而不是借用出租关系，同时承包者及驾驶员无从业资格证，属违法承包。波鸿公司与戴长琼、杜金民建立了典型的挂靠关系，肇事车辆是以波鸿公司名义对外经营，对外产生了公示效应，车身印有波鸿公司图案和字样，并进行了实际管理、证照审查、办理年检、税务登记以及履行名项税务发票，道路运输证明确记载有波鸿公司，不是修饰，没有挂靠，证上不可能有波鸿公司，转让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否存在委托关系，不影响挂靠的认定，《个体出租汽车服务协议书》上明确记载杜金民系车主或事实车主，明确是委托关系则授托人不应以自已的名义签订。
税海龙答辩称：杜金民已收回车辆，他应当有管理控制权，危险驾驶员才能控制，责任在驾驶员，我承包交了10万保证金，每月交承包费7800元，享受了利益，应承担责任。其余同意陈友顺的答辩。
戴长琼答辩称：车已转让，不能过户才没过户，其余同意陈友顺的答辩。
陈刚一审诉请：1.判令被告刘群义、税海龙、杜金民、戴长琼、绵阳波鸿公司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971395.7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300元（50元/天×166天）、营养费5720元（20元/天×286天）、误工费33016.66元（3500元/月÷30天×283天）、残疾赔偿金297448.20元（24381元/年×20年×61%）、被扶养人生活费为子女43985.88元（18027元/年×8年×61%÷2）、父亲104466.46元（18027元/年×19年×61%÷2）、母亲109964.70元（18027元/年×20年×61%÷2）、残疾辅助器具费33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在交强险内优先列支）、交通费800元、复查费593.80元、后续治疗费10000元、鉴定费2100元]；2.被告人保财险涪城支公司在其保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诉讼过程中，原告陈刚对第1项诉讼请求增加诉请金额即护理费9600元（2015年8月7日至11月5日共计90天+鉴定取内固定休息30天，按80元/天计算）、修车费11000元。
一审认定事实：2015年2月25日22时20分许，被告刘群义驾驶川Ｂ×××××号小型轿车沿绵阳高新区飞云大道由东向西行驶，行至永兴镇长金实业路段时，与相对方向直行的由原告陈刚驾驶的川Ｂ×××××号二轮摩托车及陈龙驾驶的无牌正三轮摩托车发生相撞，造成陈刚、陈龙和二轮摩托车乘坐人陈友顺受伤、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陈刚即被送往绵阳富临医院进行住院抢救治疗，次日转入绵阳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绵阳市中心医院诊断为：1.右膝关节脱位伴右腘动静脉断裂，右腓总神经断裂，右胫神经断裂；2.右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3.左股骨下段骨折；4.腹部闭合外伤；5.全身多处皮肤挫裂伤。原告陈刚在绵阳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37天。绵阳市中心医院因原告陈刚伤势严重，建议其转上级医院继续治疗。2015年4月3日，原告陈刚从绵阳市中心医院出院后，转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成办分院）住院治疗129天，并于2015年8月10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右大腿下段截肢术后；2.右膝关节开放性脱位伴腘动静脉、胫神经、腓总神经断裂外支架固定、血管神经探查修复术后；3.右腘动静脉断裂伴右小腿大量肌肉软组织坏死伴感染；4.右胫骨平台骨折；5.右膝关节韧带损伤；6.左股骨中下段骨折内固定术后。出院医嘱及建议为：1.全休叁月，均衡饮食，加强营养，需人陪护；2.继续口服药物对症治疗、活血治疗；3.伤口视情况继续换药，术后2-3周拆线；4.进一步康复、锻炼、安装假肢；5.暂勿负重，术后1、2、3、6、12、24月华西医院门诊随访，视随访情况决定下一步负重方式；6.术后若骨折愈合，1-2年可手术取除内固定物，若不愈合可能需进一步手术治疗；7.如有不适，及时来院复查。原告陈刚在医疗过程中，分别在绵阳富临医院产生医疗费3992.71元、绵阳市中心医院产生医疗费80761.54元、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产生医疗费295049.94元，合计379804.19元(其中原告陈刚自行垫付了42400元)。另原告陈刚在截肢手术后因行走需要购买了轮椅一部(价值850元)。2015年8月6日、8月8日、8月10日、8月11日、8月13日，原告陈刚因在绵阳富临医院门诊复查，共计产生医疗费594.20元。
2015年4月1日，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四大队对此次交通事故作出绵公交认字[2015]第000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刘群义在夜间驾驶机动车未保持安全车速、在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不当是造成此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认定刘群义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陈刚、陈友顺、陈龙均无责任。
2015年11月6日，绵阳维益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绵维司[2015]临鉴字第2307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陈刚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伤残等级为一处五级、一处十级；2.陈刚的误工、护理时间均为从受伤之日起至2015年11月5日止、再加后期“取左下肢内固定”的误工日30日，营养时间为从受伤之日起至右大腿截肢术后90日、再加后期“取左下肢内固定”的营养日30日；3.取出“左股骨内固定”的后续治疗费大约为8000-10000元，右下肢的“假肢安置费”：陈刚现已交费定制的假肢为“优邦假肢矫形器（上海）有限公司成都公司”生产的“3k70膝关节+CP1碳纤脚板”，产品型号为“3k70”，价格/肢为55000元，经计算除首次安装外，到70岁还应更换5次假肢，以首次安装假肢的金额为标准，总金额应为55000×6次=330000元。原告陈刚为此支出鉴定费2100元。诉讼过程中，绵阳富临医院于2016年4月21日再次出具《病情证明书》，载明预计取内固定费用为15000元。被告方经质证后均表示无异议。
另查明：1.案涉川Ｂ×××××号小型轿车系客运出租汽车，登记车主为戴长琼，其依法取得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2014年1月19日，戴长琼与绵阳波鸿公司签订了《个体出租汽车服务协议书》，约定由绵阳波鸿公司向戴长琼提供出租汽车营运相关后勤服务并收取服务费。该车在绵阳市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管理所办理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登记的业户名称为戴长琼，《道路运输证》登记的业户名称为“绵阳波鸿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戴长琼”；
2.2014年4月21日，戴长琼与税海龙签订了《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戴长琼将其所有的川Ｂ×××××号出租汽车承包给税海龙经营，承包费为7800元/月，并对该合同在四川省绵阳市国信公证处办理了公证。2014年5月23日，戴长琼与被告杜金民签订了《机动车买卖协议》，以746000元的价格将川Ｂ×××××号出租汽车及经营许可证一并转卖给杜金民，但未办理过户手续。同日，杜金民与税海龙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戴长琼与税海龙签订的《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继续有效，戴长琼享有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杜金民。2014年5月26日，杜金民与绵阳波鸿公司重新签订了《个体出租汽车服务协议书》，协议约定内容与戴长琼和绵阳波鸿公司此前签订的协议书基本一致。税海龙承包经营川Ｂ×××××号出租汽车期间，雇请刘群义驾驶该车从事营运活动；
3.案涉川Ｂ×××××号出租汽车在被告人保财险涪城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责任限额为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附加不计免赔），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4.原告陈刚自2014年6月起在成都鑫溢暖通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工作。原告陈刚亦提供了加盖该公司印章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其月平均工资为3500元且自事故发生之日起至今未到该公司上班，该公司也未向其发放工资。但对于工资标准，其未能提供工资表、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佐证；
5.原告陈刚之父陈友顺（生于1954年9月6日）、母杨在珍（生于1957年6月29日）自2009年7月起在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某居委会2社自建房屋内居住。陈友顺、杨在珍共生育两子即陈刚、陈龙（均已成年）。原告陈刚之女陈嘉淇（生于2005年3月12日）系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某居委会2社居民。
再查明：1.事故发生后，被告刘群义垫付费用为陈刚陪护费2200元、陈友顺住院医疗费3500元及陪护费2200元、陈龙住院医疗费6500元以及陪护费1100元，共计15500元。被告税海龙垫付费用为陈刚医疗费77800元、住院购买生活用品费用782元以及陪护费1210元、陈友顺医疗费22000元以及陪护费550元、陈龙医疗费32000元以及陪护费770元，共计135112元；
2.2015年4月23日，原告陈刚诉至本院，要求被告税海龙、杜金民、戴长琼、绵阳波鸿公司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轮椅费、交通费80277元以及拖欠的医疗费157804.19元（绵阳富临医院医疗费3992.71元、绵阳市中心医院医疗费761.54元、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153049.94元），并由被告人保财险涪城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院经审理后于9月30日作出（2015）绵高新民初字第639号民事判决，确认原告陈刚因本次交通事故已实际发生的损失为医疗费379804.19元（其中陈刚垫付42400元，尚欠医疗费157804.19元）、护理费12960元（暂计算至该案庭审前一日共计162天）、残疾辅助器具费850元、交通费500元，且因陈刚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最终造成的损失依据现有证据尚无法确定，该案中仅对受害者自行垫付的医疗费42400元、护理费1296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850元、交通费500元及欠缴的医疗费157804.19元进行处理（未品迭其他当事人垫付费用），故判决人保财险涪城支公司赔偿陈刚医疗费、护理费、残疾器具费、交通费共计214514.19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另生效的（2015）绵高新民初字第638号、第640号民事判决分别确定人保财险涪城支公司赔偿陈友顺23438.92元、陈龙32207.30元,三案判决确定的赔偿款共计270160.41元]。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陈刚请求将（2015）绵高新民初字第639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损失（医疗费379804.19元、护理费1296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850元、交通费500元）、被告人保财险涪城支公司实际支付的费用（537360.41元）以及被告刘群义、税海龙所垫付的费用（150612元）纳入本案一并处理；
3.2015年3月5日至2015年10月22日期间，被告人保财险涪城支公司向绵阳市中心医院支付医疗费10000元（即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用于支付陈刚的医疗费）、向绵阳富临医院支付医疗费100000元（用于支付陈友顺、陈刚的医疗费）、向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支付医疗费100000元（用于支付陈刚、陈龙的医疗费）、向陈刚名下支付赔偿款270160.41元（用于前述三案确定的赔偿款），共计480160.41元。原告陈刚以及陈友顺、陈龙均认可人保财险涪城支公司向绵阳市中心医院、绵阳富临医院、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支付的医疗费210000元中，用于陈刚名下160000元、陈龙名下50000元。本案审理期间，陈刚、陈友顺、陈龙向本院申请先予执行，本院经审查后依法裁定人保财险涪城支公司先予给付陈刚医疗费15000元及护理费2400元、陈友顺医疗费15000元及护理费2400元、陈龙医疗费20000元及护理费2400元（共计57200元），已由人保财险涪城支公司在诉讼中履行完毕；
4.本次事故所涉的其他受害人陈友顺、陈龙均同时诉至本院，分别向其对应的赔偿义务人提出赔偿请求。
一审认为，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原告陈刚在内的多人受损的事实清楚，且事故责任明确，各受害人均有权向其对应的赔偿义务人提出赔偿请求，各事故责任人及法定赔偿义务人也有义务按照过错责任大小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他人的损失给予赔偿。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
一、关于本次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
一审认为，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主体的确定方面，应当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填补损失功能、制裁功能、预防功能等立法目的，并结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合理妥当地确定相关的责任主体。
被告刘群义是受被告税海龙的雇佣从事出租车经营活动，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造成交通事故致原告陈刚受伤。而根据交警部门认定，刘群义在夜间驾驶机动车未保持安全车速、在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不当，是造成此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刘群义作为从事出租车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其注意义务本就应明显高于驾驶案涉摩托车的陈刚、陈龙，只要其保持正常速度行驶，遇险时采取正当的处置措施，事故是可以避免的。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的规定，被告刘群义与被告税海龙应当对原告陈刚所受损害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戴长琼对案涉川Ｂ×××××号出租汽车的权利义务，通过买卖方式一并转移给了被告杜金民。据此，戴长琼对该车辆既不再享有所有权也未再实际占有，丧失了对机动车运行支配的能力，不再具有防范事故发生的控制力。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戴长琼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杜金民应当对陈刚所受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其次，杜金民与税海龙之间系出租车发包承包关系，在此情况下实际上是杜金民将自己对案涉川Ｂ×××××号出租汽车日常运行的支配权交给了税海龙，由税海龙从事出租车日常营运，据此税海龙作为实际管理人，享有对案涉川Ｂ×××××号出租汽车的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的相应权利；而杜金民也仍然享有对该车运行的支配和控制权利，其在将出租车发包给税海龙从事营运活动中也获得了利益，故杜金民作为实际车主应与税海龙对陈刚所受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外，经庭审查明，税海龙并不具有从事客运出租汽车业务所应具备的证件，杜金民将车辆发包给税海龙，其在发包过程中存在过错，据此亦应与承包方税海龙承担连带责任。
至于被告绵阳波鸿公司是否应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在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情形下，挂靠人为了满足车辆运输经营管理上的需要，是将自己出资购买的机动车挂靠于某个具有运输经营权的企业，由该企业为挂靠车主代办各种法律手续，并以该企业的名义对外进行运输经营。本案中，戴长琼对案涉川Ｂ×××××号出租汽车的权利义务，通过买卖方式已一并转移给了杜金民。其次，案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登记的业户名称为戴长琼，而《道路运输证》登记的业户名称则为“绵阳波鸿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戴长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申请从事客运经营需取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由此可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是单位、团体和个人有权利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证明，而道路运输证则是证明营运车辆合法经营的有效证件。据此，根据上述事实，并结合绵阳波鸿公司与杜金民重新签订《个体出租汽车服务协议书》的行为，足以印证绵阳波鸿公司认可杜金民的实际车主身份，由其公司代为杜金民办理车辆运输经营活动中的相关手续，并同意杜金民以其公司的名义从事道理运输经营活动，双方之间的挂靠事实成立。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绵阳波鸿公司与杜金民应当对原告陈刚所受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至于被挂靠人是否存在收取挂靠费用以及在挂靠行为中获取利益等情形，并不能成为被挂靠人的免责理由。综上，被告绵阳波鸿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原告陈刚所提损失项目及金额的确定问题。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并结合生效判决以及当事人无异议的计算标准，对原告陈刚因本次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合理损失核定如下：1.医疗费为379804.19元；2.护理费为12960元+（90天+30天）×80元/天=2256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因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认可按照30元/天计算，故该费用计算为4980元（30元/天×166天）；4.营养费为5720元[20元/天×（166天+90天+30天）]；5.误工费。根据原告陈刚受伤治疗情况及医嘱休息时间，并结合鉴定意见，确定陈刚误工时间为283天。陈刚称其在成都市鑫溢暖通工程有限公司担任工程部经理，主张误工费按116.67元（3500元/月÷30天）计算，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实际收入，本院按2014年建筑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8303元计算，即陈刚的误工费为29715元（38303元/年÷365天折合日工资为105元×283天）；6.残疾赔偿金计算为297448.2元（24381元/年×20年×61%）；7.被扶养人生活费（该费用在判项中纳入残疾赔偿金）：陈嘉淇计算为18027元/年×8年×61%÷2=43985.88元，陈友顺计算为18027元/年×19年×61%÷2=104466.46元，杨在珍计算为18027元/年×20年×61%÷2=109964.7元。因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确认陈友顺、杨在珍的该项费用分别降低为84466.46元、89964.7元，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为218417.04元。被告税海龙在作出确认的意思表示后辩称陈友顺、杨在珍系农村居民，其该项费用不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但经审查，陈友顺、杨在珍的户籍登记信息虽显示其为农村居民，但根据绵阳高新区普明街道某社区居民委员会及绵阳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石桥铺派出所共同盖章确认的居住证明，能够认定其经常居住地为城镇，且税海龙的该项辩称亦违反了民事诉讼“禁止反言”的原则，本院对此不予采信；8.残疾辅助器具费为850元+330000元=330850元。庭审中，被告方对原告陈刚主张的假肢安置费（即残疾辅助器具费）330000元提出异议。本院认为，残疾辅助器具费是因受害人残疾造成身体功能全部或部分丧失后需要配置补偿功能的残疾辅助器具的费用，该费用是为补偿受害人身体功能所必须支出的费用，应予支持。且正因为该费用是以补偿伤者的实际损失为目的，对使用年限具有显著可能超过二十年的伤者，其残疾辅助器具费应当按照伤者的实际使用器具的单价计算至平均寿命70周岁。且经审查，该金额系司法鉴定机构按照川高法[2001]字320号《关于印发<交通工伤伤害意外等人身损害事故中伤残人员安装假肢辅助器具暂行办法>的通知》第四条的要求所计算，其费用计算标准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9.精神损害抚慰金：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认可按照20000元予以计算，且原告陈刚自愿放弃对该费用在交强险内优先列支的主张，本院对此予以确认；10.交通费酌定为500元+800元=1300元；11.复查费为593.8元；12.后续治疗费：因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认可按照医疗机构出具的病情证明予以确定，故本院确认为15000元；13.摩托车损失费确定为8500元；14.鉴定费为2100元。
以上原告陈刚的人身及财产损失合计1336988.23元（其中第1、3、4、11、12项合计406097.99元，第2、5、6、7、8、10项合计900290.24元）。基于本次事故其他受害人另案提出的赔偿请求，本院对本次事故造成的其他损失核定如下：1.陈友顺因人身受损造成医疗费89018.72元、护理费112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300元、营养费2200元、残疾赔偿金97280.19元、残疾辅助器具费6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交通费900元、复查费577.2元、后续治疗费15000元、鉴定费2100元[合计226176.11元，其中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复查费、后续治疗费合计110095.92元，护理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合计109980.19元，详见（2016）川0792民初22号民事判决]；2.陈龙因人身受损造成医疗费119930.64元、误工费40950元、护理费112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200元、营养费2400元、残疾赔偿金112152.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0851.09元、残疾辅助器具费6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600元、交通费900元、复查费524.6元、后续治疗费20000元、鉴定费2100元[合计390408.93元，其中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复查费、后续治疗费合计147055.24元，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合计236653.69元，详见（2016）川0792民初23号民事判决]。上列损失合计1953573.27元。
原告陈刚的上述各项损失，除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外的其余损失1314888.23元（人身损失1306388.23元、财产损失85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的规定，原告陈刚可要求在川Ｂ×××××号出租汽车的交强险赔偿限额项下先行赔偿，不足部分再要求该车的商业三者险进行赔偿。但是，川Ｂ×××××号出租汽车所投保的交强险同时还应对其他损害人的损失承担赔偿义务，且其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金额达663249.15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金额达1246924.12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项下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金额达8500元，已远远超出川Ｂ×××××号出租汽车的交强险赔偿限额（122000元），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的规定，原告陈刚应与其他赔偿权利人按各自的损失比例分配交强险的赔偿数额，即原告陈刚的人身损失1306388.23元，在川Ｂ×××××号出租汽车的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应赔偿6122.86元[(406097.99元÷663249.15元)×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应赔偿79420.97元[（900290.24元÷1246924.12元）×110000元]，财产损失8500元在该车的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项下应赔偿2000元（因三案中仅有本案涉及财产损失，故不作分配）。原告陈刚和其他赔偿权利人的损失在扣除交强险应赔付金额后，剩余部分1796673.27元[陈刚剩余1227344.4元，陈友顺剩余208714.03元，陈龙剩余360614.84元，详见（2016）川0792民初22、23号民事判决]超过了川Ｂ×××××号出租汽车的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限额（50万元），故对于原告陈刚的剩余损失1227344.4元，川Ｂ×××××号出租汽车的商业三者险承保机构即人保财险涪城支公司应赔偿341560.26元[（1227344.4元÷1796673.27元）×500000元，另人保财险涪城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限额内应赔偿陈友顺58083.47元、陈龙100356.27元，详见（2016）川0792民初22、23号民事判决]。综上，被告人保财险涪城支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以及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限额内应向原告陈刚赔偿共计429104.09元（6122.86元+79420.97元+2000元+341560.26元），尚余损失907884.14元（1336988.23元-429280.27元）。因被告人保财险涪城支公司向绵阳市中心医院支付的10000元、向绵阳富临医院支付的100000元、向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支付的100000元中有160000元用于陈刚治疗，该款项以及其根据生效判决、民事裁定书所支付给陈刚的款项，均应在陈刚应获得的赔偿款项中予以扣除，故被告人保财险涪城支公司实际还应向原告陈刚赔偿37189.9元（429104.09元-160000元-214514.19元-15000元-2400元）。尚余损失907884.14元，在扣除被告刘群义、税海龙为原告陈刚垫付的费用81992元后剩余825892.14元，则应由被告税海龙承担赔偿责任，并由被告刘群义、杜金民、绵阳波鸿公司对该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陈刚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涪城支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刚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37189.9元；二、被告税海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刚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825892.14元，并由被告刘群义对该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被告杜金民、绵阳波鸿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所确定的应付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陈刚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波鸿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及待理证、机动车行驶证。证明戴长琼为案涉车辆川Ｂ×××××号轿车的独立经营主体。戴长琼依法取得《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且由绵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处配发了《道路运输证》。符合《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八条“客运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工商户营业执照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在许可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向取得许可的道路客运经营者申请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之规定。波鸿公司名下车辆经济类型均为有限责任，业主均为公司，与案涉川Ｂ×××××号车辆登记内容不同。同时波鸿公司与戴长琼个人均同时拥有出租车经营的三大证件，并没有任何重复及冲突，案涉车辆证件办理在戴长琼名下即可直接经营，无需另行挂靠。第二组：波鸿公司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及待理证、机动车行驶证。证明波鸿公司名下车辆经济类型均为有限责任，业主均为公司，与案涉川Ｂ×××××号车辆登记内容不同。同时波鸿公司与戴长琼个人均同时拥有出租车经营的三大证件，并没有任何重复及冲突，案涉车辆证件办理在戴长琼名下即可直接经营，无需另行挂靠。第三组：公证书、个体出租汽车服务协议书，波鸿公司收据5份。证明波鸿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为案涉车辆提供后勤等服务，波鸿公司与车辆所有人戴长琼之间系平等服务合同关系，并不构成挂靠，同时波鸿公司仅就后勤等服务收取200元/月的服务费，按照权责利相适应原则，其也不应当就车辆经营承担责任。第四组：紧急情况汇报，证明全市出租车行业同类情况占多数，将产生重大影响。
各被上诉人质证：不属于新证据，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波鸿公司所举第一、二组证据，属管理机关颁发，客观真实，具备证据三性，应予采信。第三组证据，其中前两个证据在一审中已作了认定，收据与协议印证，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有绵阳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及15家出租车公司签章，虽不能证明案件事实，但他是一种客观反映。在确认一审事实的基础上，补充如下事实，戴长琼取得了出租车客运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由此领取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唯此证在业户名称中，在戴长琼前多了绵阳波鸿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杜金民受让涉案出租车（买卖是否有效，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后，在没有取得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发包给税海龙，获取利益。税海龙也没有取得经营资质，在经营中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理应承担连带责任。肇事出租客运车辆车身印有波鸿公司图案和标识，对外以波鸿公司名义经营，事实上形成了挂靠，亦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对此法律问题做了充分阐述，理由充分，本院予以认同。综上所述，上诉人所持上诉理由不成立，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2059元，由杜金民承担6029.5元，由波鸿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承担6029.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川华
审判员 张宗文
审判员 廖小军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蒋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