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审监民再字第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永南，男，汉族，1971年8月8日出生于广东省佛山市，澳门特别行政区非永久性居民，
委托代理人：马菁，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纯，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袁傍祖，男，汉族，1956年12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被申请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郭克妹，女，汉族，1954年7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唐金秀，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唐金玲，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法律辅助人员。
一审第三人：区艳芳，女，汉族，1981年9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一审第三人：郭容妹，女，汉族，1979年1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一审第三人：吴幸花，女，汉族，1976年8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再审申请人李永南与被申请人袁傍祖、郭克妹及一审第三人区艳芳、郭容妹、吴幸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444号民事裁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5日以（2014）粤高法立民申字第207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李永南的委托代理人马菁、黄纯，被申请人袁傍祖、郭克妹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唐金秀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永南申请再审称：一、二审程序违法，应当撤销二审民事裁定书。首先，二审既没有开庭审理，也没有询问当事人，就直接送达民事裁定书给李永南，剥夺李永南参加诉讼活动、庭审活动以及答辩、提出新证据等权利。其次，二审没有在组成合议庭三天内告知李永南，李永南直至收到民事裁定书才得知合议庭组成人员，二审法院剥夺了李永南申请回避的权利。再次，二审法院对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向该院发去的《袁傍祖报称被诈骗一案情况说明》没有经过李永南质证而作为定案依据，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剥夺了李永南质证的权利。最后，二审遗漏袁傍祖、郭克妹应当返还李永南5000000元的诉讼请求。在另案一、二审及本案一审多次庭审过程中，袁傍祖、郭克妹均确认收到2010年7月27日、2010年8月3日以及2010年8月20日共计5000000元的款项，并将2010年8月20日收到的4000000元用于偿还案涉两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所涉担保债务后赎回了土地使用权证的原件，然而二审法院对袁傍祖、郭克妹均确认已收到的其中5000000元的款项没有作出任何处理，对李永南明显不公平。二、二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仅以9000000元的转账有异于一般的交易常理就认定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缺乏证据证明。首先，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出具的《袁傍祖报称被诈骗一案情况说明》陈述“后袁傍祖到市局进行复议，于2011年7月8日，市局认为没有犯罪事实，维持不予立案的决定”证明了本案不存在任何经济犯罪嫌疑。袁傍祖、郭克妹认为李永南采取不法手段逼迫其写下9000000元的欠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次，袁傍祖、郭克妹认为其并非自愿将9000000元汇至第三人的账户，亦非自愿向李永南出具收到9000000元转让款的收条，但袁傍祖、郭克妹并未在其主张的李永南向其使用暴力或其它违法行为后及时报警，而是在李永南以花育滨的名义向其提起诉讼后才于2010年8月31日向东莞市公安局中堂报案，且在这期间，袁傍祖还收到李永南转账支付的4000000元用于银行还贷，并出具相应的《收款收据》，显然与常理不符。再次，袁傍祖称“因（2013）东一法民一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袁傍祖向李永南赔偿14000000元，已出现造成其经济损失的事实”与事实明显不符，（2013）东一法民一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尚未生效，因此不存在造成袁傍祖、郭克妹经济损失的事实。因此，二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况下作出裁定，显然是错误的。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至今未通知李永南进行询问或讯问，也未对相关事件进行立案调查，二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案件有经济犯罪嫌疑，不应当以此驳回李永南起诉。三、袁傍祖、郭克妹没有缴纳二审受理费，二审应当认定其撤销上诉。二审裁定显示“二审案件受理费112064元（应由袁傍祖、郭克妹预交）无需再向本院交纳”证明作为二审上诉人的袁傍祖、郭克妹没有缴纳二审受理费，那么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3条的规定，二审应当认定其撤销上诉请求。综上，李永南再审请求：1.撤销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444号民事裁定书；2.判决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东一法民一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袁傍祖、郭克妹承担。
袁傍祖、郭克妹再审答辩称：一、（201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444号民事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李永南不仅骗领居民身份证，使用骗取的居民身份证对外从事交易，还利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冒用逝者“花育滨”的虚假身份信息多次向法院启动诉讼程序，又无法提供证据对案涉资金最终汇入李永南控制的花育滨账户作出合法、合理的解释。现公安机关也已对李永南涉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由此可见，李永南确有经济犯罪嫌疑。二、原生效裁定的程序合法，既不存在遗漏诉讼请求，又不存在其它程序违法的情况，李永南申请再审的理由根本不成立，依法应当予以全部驳回。三、（2013）东一法民一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改判支持袁傍祖、郭克妹的上诉请求。首先，本案因涉嫌经济犯罪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下，应当全案由公安机关处理。其次，基于作出原生效裁定的二审法院没有对案件基本事实进行过审理。假使要对本案进行实体处理，也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再次，（2013）东一法民一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本身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改判支持袁傍祖、郭克妹的上诉请求。四、李永南的内地居民户口已于2013年5月22日注销，其利用已失效的身份信息申请再审，明显主体不适格。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均安派出所于2014年12月30日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能充分证实：李永南已迁移港澳，并于2013年5月22日注销了户口。然而，李永南却长期有意隐瞒自己已迁移港澳、户口被注销的事实，并以失效的身份信息申请再审，明显违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七条及《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二条之规定，袁傍祖、郭克妹请求再审依法审查李永南诉讼主体资格的适当性，并责令李永南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作为本案审查的依据。综上，请求再审根据“先刑后民原则”，驳回李永南的全部再审请求。
李永南于2013年5月8日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2.袁傍祖、郭克妹立即返还李永南已付的合同价款14000000元及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0年7月27日起计至实际返还日止）；3.袁傍祖、郭克妹赔偿李永南损失，即袁傍祖、郭克妹自2010年9月1日起至解除《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期间收取租户的租金（大约2500000元）；4.袁傍祖、郭克妹向李永南支付迟延交付土地证的违约金（按每天500元的标准，从2010年8月20日起计至《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解除之日止；5.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袁傍祖、郭克妹承担。
袁傍祖、郭克妹一审共同答辩称：1.李永南冒用花育滨的名义与袁傍祖、郭克妹签订的《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是无效合同，自始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2.袁傍祖、郭克妹实际收到的转让款是5000000元，而不是14000000元。李永南主张的2010年8月5日支付的4000000元及2010年8月10日支付的5000000元，实际上并未支付，袁傍祖、郭克妹并未收到上述9000000元转让款。该款分别通过第三人郭容妹、吴幸花及区艳芳的账户，最后又如数不变地转至由李永南控制的花育滨的账户。3.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完全在于李永南，已付转让款的利息损失应由李永南自行承担。
袁傍祖、郭克妹在本案一审过程中提起反诉，请求：1.确认李永南与袁傍祖、郭克妹于2010年8月3日签订的《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无效；2.李永南赔偿袁傍祖、郭克妹经济损失6044000元（包括利息损失5544000元及律师代理费5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李永南承担。
李永南对袁傍祖、郭克妹的反诉答辩称：1.案涉合同是有效的，袁傍祖、郭克妹认为合同无效的理由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2.袁傍祖、郭克妹主张的损失赔偿不成立。
第三人区艳芳、郭容妹、吴幸花均未对李永南的起诉及袁傍祖、郭克妹的反诉提出答辩意见，亦未在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8月3日，袁傍祖、郭克妹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花育滨签订《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约定由甲方向乙方转让群星纸袋厂的所有资产及产权。协议内容包括：1.群星纸袋厂的资产包括：登记于群星纸袋厂名下的位于东莞市中堂镇××村南汴地段的2556.8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东府国用（2003）字第特***号；上述土地上所有厂房及其附属、配套设施等地上建筑（厂房建筑面积约为7919.3平方米）；上述土地及厂房的租赁情况详见5份租赁合同，租赁押金共计197000元（该押金直接支付给乙方，具体方式双方另行处理）；群星纸袋厂以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向东莞银行提供抵押担保的贷款本息余额约为4000000元；400kva变压器3台（已登记承租人的名称）。2.甲方通过将群星纸袋厂升级为盛群公司并由乙方出任股东和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形式将群星纸袋厂及其资产、经营权全部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16000000元（该价格已包括登记于原群星纸袋厂名下的所有资产、租赁收益权、债权、经营权以及升级后的所有资产、债权、租金收益、全额股权等）。3.第一期款乙方已在签订本协议之日起2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甲方支付了1000000元；甲方将群星纸袋厂升级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手续，应指定乙方为持股比例95%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所需注册资金30000元由乙方支付；在盛群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5日内，甲方应当办理完相应的税务登记、组织机构代码、刻公章事宜，并促成土地及地上建筑的承租人与盛群公司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同时从贷款银行借出土地证到公证部门办理关于委托乙方指定的人员办理土地使用权更名的公证手续；乙方取得上述公证书之日5日内，向甲方支付第二期款4000000元，甲方必须用该款用于清偿银行贷款并从贷款银行赎回国有土地证原件，并交付给乙方办理更名手续，乙方在取得赎回的国有土地证原件后3日内向甲方支付第三期款（即全部余款）11000000元；双方应在取得上述国有土地证原件后5日内到国土部门办理国土证的更名手续（由群星纸袋厂变更为盛群公司）；乙方支付甲方的转让款可以提前或高于原规定的期限及数额，提前支付数额高于原规定数额的，后期支付的数额作相应减少；在土地证更名完成后5日内，应将持有的盛群公司5%股权转让给乙方指定人员名下。另外，协议还对职工安置、手续交接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并约定甲方未按协议规定期限办理股权变更、土地证变更、委托公证、偿还贷款取得土地证手续，应每天向乙方支付500元的违约金；乙方未按协议规定的期限支付转让款的，应每天向甲方支付500元的违约金。《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后附5份《租赁合同》，均有袁傍祖、郭克妹及花育滨的签名及捺印。
2010年7月27日，从花育滨卡号为62×××99的账户向袁傍祖账户汇款130000元；2010年8月3日，从花育滨卡号为62×××80的账户向袁傍祖账户转账870000元。袁傍祖与郭克妹于2010年8月3日向花育滨出具收据，载明收到两次转账款共计1000000元。同日，盛群公司经核准设立登记，该企业由群星纸袋厂升级设立，群星纸袋厂于2010年8月2日核准注销登记。盛群公司的登记投资者分别为花育滨和袁傍祖，法定代表人为花育滨，占95%的股份，袁傍祖占5%的股份。2010年8月5日，袁傍祖和郭克妹出具两份委托书，载明鉴于群星纸袋厂已升级为盛群公司，原登记在群星纸袋厂名下的位于东莞市中堂镇××村南汴地段的国有土地（证号：东府国用2003字第特***号和156号）需变更登记为盛群公司名下，委托赵宝光为代理人代为办理上述土地过户更名的有关手续。该两份委托书均经过公证机关公证。2010年8月5日，从花育滨的账户分两次共计汇款4000000元至袁傍祖的账户；2010年8月10日，从花育滨的账户分两次共计汇款5000000元至袁傍祖的账户。袁傍祖于2010年8月10日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花育滨购买东莞市盛群纸袋有限公司股权产权首期款9000000元。李永南主张该9000000元是应袁傍祖、郭克妹口头要求而提前支付的转让款。2010年8月20日，从花育滨的账户中汇款4000000元至袁傍祖的账户。同日，袁傍祖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花育滨转让款4000000元用于银行还贷。后袁傍祖将该4000000元用于偿还案涉两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所涉担保债务后，赎回了土地使用权证的原件，但一直未交付给花育滨和办理过户手续，双方就此发生纠纷。
2010年8月25日，花育滨以袁傍祖、郭克妹存在违约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经向花育滨身份证显示的户籍地广西××县公安机关查询，发现花育滨持有的居民身份证是违法人员冒用身份信息资料领取，该居民身份证所显示的头像并非花育滨本人，且花育滨已经于2009年8月6日死亡。据此，本院于2011年1月24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花育滨的起诉。现李永南主张是其使用“花育滨”的身份资料与袁傍祖、郭克妹签订《产权、经营权转让合同》和支付转让款，李永南因而提起本案诉讼。李永南提交的由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产权、经营权转让合同》及《租赁合同》中“花育滨”的签名字迹是李永南亲笔书写；“花育滨”签名字迹上指印系李永南右手食指捺印；李永南居民身份证与“花育滨”居民身份证人像照片为同一人。袁傍祖、郭克妹对上述《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不予确认，曾向一审法院申请重新鉴定，一审予以准许，但袁傍祖、郭克妹在指定的期限内未预交鉴定费用导致鉴定无法进行。
根据袁傍祖、郭克妹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袁傍祖的账户于2010年8月5日汇款2000000元至郭容妹的账户，汇款2000000元至吴幸花的账户；于2010年8月10日汇款2500000元至区艳芳的账户，汇款2500000元至郭容妹的账户。郭容妹的账户于2010年8月5日及8月10日分别汇款2000000元及2500000元至花育滨的账户，吴幸花的账户于2010年8月6日汇款2000000元至花育滨的账户，区艳芳的账户于2010年8月10日汇款2500000元至花育滨的账户。另，根据袁傍祖、郭克妹提交的户籍查询资料显示，吴幸花与李永南曾为夫妻关系，现已离婚。
本案一审过程中，李永南主张其与案外人ＸＸＸ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ＸＸＸ欠李永南9000000元未能归还，ＸＸＸ称袁傍祖、郭克妹欠其款项，且袁傍祖、郭克妹有资产可以出卖，故介绍李永南、袁傍祖、郭克妹认识，后李永南、袁傍祖、郭克妹双方签订了案涉协议。由于李永南、袁傍祖、郭克妹及ＸＸＸ之间存在三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袁傍祖、郭克妹称可以直接从16000000元转让款中抵扣，其开具9000000元的收据即可，无需李永南转账支付，但李永南不同意，认为按照协议约定，付款形式是转账至袁傍祖、郭克妹的账户，于是经过三方协商，决定还是通过银行实际划账，以证明彼此之间的款项往来行为，因此，就出现了前述9000000元的流转过程。据向ＸＸＸ了解，三名第三人的账户均是ＸＸＸ指定袁傍祖、郭克妹的还款账户，后ＸＸＸ又指示上述三人将收到的款项转账至李永南指定的账户。在完成款项的流转后，袁傍祖、郭克妹向李永南出具了收到9000000元的收条。而ＸＸＸ拖欠李永南9000000元时，有出具相应的欠条给李永南，但在债务以前述方式履行完毕后，李永南已将欠条还给ＸＸＸ，ＸＸＸ亦表示该欠条已销毁。
袁傍祖、郭克妹认为李永南采取不法手段逼迫其写下9000000元的欠条属于合同诈骗，故于2010年8月31日向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报案。东莞市公安局经审查后，以袁傍祖没有经济损失，案件客观要素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立案条件为由，于2011年6月8日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袁傍祖对此不服，申请复议，东莞市公安局于2011年7月8日出具《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不予立案。后袁傍祖就此向东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要求对刑事立案进行监督，东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4月9日作出通知书，认为该案不属于立案监督范围。
袁傍祖、郭克妹提交其与案外人陈剑扬签订的《借据》及《借款担保合同》，以证明因案涉标的物被法院查封，导致其不能通过转让标的物偿还借款的目的，导致借款利息损失5544000元。袁傍祖、郭克妹还提交诉讼代理合同、代理协议及律师费发票等复印件，证明其因案涉纠纷支付了律师费共计500000元。袁傍祖、郭克妹同时申请陈剑扬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陈剑扬在庭审中确认其于2009年10月左右借款5600000元给袁傍祖、郭克妹，其中2000000余元通过支票或转账支付，另3000000元通过现金支付，均在签订借款合同当日支付完毕；袁傍祖、郭克妹未能按期归还借款时，曾向陈剑扬表示可通过卖厂的方式还款，但后来又表示并未出卖，故亦没有还款。
另查，因盛群公司股东花育滨提供虚假身份证办理群星纸袋厂升级为盛群公司的登记，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1年5月27日撤销了盛群公司的设立登记。
以上事实，有《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租赁合同、司法鉴定书、收据、银行转账凭证、银行流水账单记录、身份资料查询、工商登记内档资料、民事裁定书、报警回执、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不予立案决定书、复议决定书、通知书、借据、《借款担保合同》、诉讼代理合同、代理协议、律师费发票及一审开庭笔录等在案佐证。
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第一，李永南是否为案涉《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的相对人；第二，案涉《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第三，如合同有效，李永南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袁傍祖、郭克妹返还转让款14000000元及支付利息、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能否支持；第四、袁傍祖、郭克妹要求李永南赔偿利息及律师费损失能否支持。
关于李永南是否为案涉《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相对人的问题。虽然案涉《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以及相关的付款凭证显示合同双方当事人为“花育滨”以及袁傍祖、郭克妹，但李永南已经提交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其是以“花育滨”的名义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袁傍祖、郭克妹在一审中对鉴定报告提出重新鉴定但因未预交鉴定费而导致鉴定未能进行，应由袁傍祖、郭克妹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结合袁傍祖、郭克妹曾在一审的一份询问笔录中确认到庭的李永南本人即为《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故本案一审认定李永南以“花育滨”的名义签订案涉《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并实际履行合同，是本案的适格原告。
关于案涉《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袁傍祖、郭克妹主张案涉合同无效的理由在于李永南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提供虚假的身份信息情况，欺骗、误导袁傍祖、郭克妹，致使袁傍祖、郭克妹无法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也无法对李永南的履约能力作出判断，即使袁傍祖、郭克妹的主张真实，李永南存在欺诈的行为导致袁傍祖、郭克妹未能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在李永南的行为并未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袁傍祖、郭克妹主张案涉合同无效的依据不足。
李永南并未使用真实姓名与袁傍祖、郭克妹签订合同，虽然李永南认为袁傍祖、郭克妹在与其签订合同时，就已清楚其并未使用真实姓名，其行为不构成欺诈，但李永南对此并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即使袁傍祖、郭克妹在李永南以花育滨名义提起诉讼的案件中，在短时间内即能提交李永南的户籍资料并清楚李永南使用了花育滨的身份材料，但并不能以此推断袁傍祖、郭克妹在签订案涉协议时就已经清楚李永南使用了虚假的身份资料，故对李永南的主张不予采纳。李永南使用虚假姓名签订案涉合同的这一欺诈行为，必然对袁傍祖、郭克妹是否与其签订合同、如何履行合同等行为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案涉合同应属于可撤销合同。由于袁傍祖、郭克妹知悉李永南使用虚假身份资料距今已经超过一年，袁傍祖、郭克妹在此期间并未主张过撤销合同，其撤销权已经消灭，因此，案涉合同应为有效合同。
关于李永南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袁傍祖、郭克妹返还转让款14000000元及利息的问题。按照合同约定，袁傍祖、郭克妹需将群星纸袋厂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在盛群公司取得营业执照后，赎回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到国土部门办理国土证的更名手续（变更为盛群公司），最后袁傍祖、郭克妹将持有的盛群公司5%的股权转让至李永南指定的人员名下。但目前盛群公司已被工商管理部门撤销登记，群星纸袋厂亦处于注销登记状态，案涉合同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因此李永南关于解除合同的主张一审予以支持，案涉合同在袁傍祖、郭克妹收到李永南关于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书之日即解除，袁傍祖、郭克妹应返还李永南已收取的土地转让款。
至于袁傍祖、郭克妹应返还的土地转让款金额问题，袁傍祖、郭克妹确认已收到其中的5000000元，该款本案一审予以认定，袁傍祖、郭克妹应返还给李永南。而李永南主张的已支付的另9000000元，根据银行流水账单显示，李永南确以“花育滨”的名义分四次汇入袁傍祖的账户，而袁傍祖亦已于2010年8月10日出具载明收到花育滨购买东莞市盛群纸袋有限公司股权产权首期款9000000元的《收条》。虽然该9000000元在袁傍祖的账户短暂停留后，即已分别汇入第三人区艳芳、郭容妹及吴幸花的账户，且最终又流转回李永南的账户，但袁傍祖、郭克妹并不能以此为由否定其已经收到李永南支付的9000000元的事实。袁傍祖、郭克妹认为其并非是自愿将前述9000000元汇至第三人的账户，亦非自愿向李永南出具收到9000000元转让款的收条，但袁傍祖、郭克妹并未在其主张的李永南向其使用暴力或其它违法行为后及时报警，而是在李永南以花育滨的名义向其提起诉讼后，于2010年8月31日才向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报案，且在这期间，袁傍祖还收到李永南转账支付的4000000元用于银行还贷，袁傍祖并出具了相应的《收款收据》。如李永南使用了暴力或其它违法行为使得袁傍祖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将案涉款项转出或出具相关收条，袁傍祖并未及时报警，还与李永南继续履行案涉协议，显然与常理不符。结合李永南、袁傍祖、郭克妹双方在另案一审、二审及本案一审阶段的陈述，双方均存在陈述不完全一致的情况，本案一审有理由相信双方均未对案件的事实作出完整且真实的陈述。但基于袁傍祖的账户确实已收到李永南汇入的9000000元，公安机关目前也没有认定李永南存在违法犯罪行为，故本案一审认定袁傍祖、郭克妹亦需将该9000000元予以返还。如袁傍祖确实认为其并非出于自愿将该9000000元转至第三人的账户，可另行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因此，本案一审认定袁傍祖、郭克妹共需返还李永南14000000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从款项支付之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
另外，对于李永南要求袁傍祖、郭克妹赔偿损失及支付违约金的问题，案涉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原因在于李永南使用了虚假的身份资料将群星纸袋厂升级为盛群公司，盛群公司因此被撤销设立登记，因此，合同被解除的原因完全在于李永南，袁傍祖、郭克妹对此不存在过错，故李永南要求袁傍祖、郭克妹赔偿损失及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不予支持。
关于袁傍祖、郭克妹要求李永南赔偿利息及律师费损失的问题。首先，袁傍祖、郭克妹的相关诉求均是基于合同无效提出，在本案一审阶段向其释明合同可能被认定为有效，其是否需要变更诉讼请求后，袁傍祖、郭克妹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则在本案一审认定合同有效的前提下，袁傍祖、郭克妹的诉求应不予支持。其次，即使袁傍祖、郭克妹的诉求不以合同无效为前提，袁傍祖、郭克妹诉求的利息损失，是其无法偿还案外人借款而导致的利息损失，虽然案外人作为证人出庭证明其与袁傍祖、郭克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但证人并未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交其已实际支付借款给袁傍祖、郭克妹的相关证明，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存疑，袁傍祖、郭克妹主张因无法通过转让标的物偿还借款而导致的借款利息损失，证据不足，应不予支持。至于律师费损失，袁傍祖、郭克妹并无提交相关代理合同及律师费票据的原件，且聘请律师参与诉讼并非袁傍祖、郭克妹的必然损失，故袁傍祖、郭克妹的该项诉求本案一审亦不予支持。
2013年12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东一法民一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原告李永南以“花育滨”名义与被告袁傍祖、郭克妹于2010年8月3日签订的《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已解除。二、被告袁傍祖、郭克妹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李永南返还合同转让款140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以130000元为本金，从2010年7月27日起计算至2010年8月2日；以1000000元为本金，从2010年8月3日起计算至2010年8月4日止；以5000000元为本金，从2010年8月5日起计算至2010年8月9日止；以10000000元为本金，从2010年8月10日起计算至2010年8月19日；以14000000元为本金，从2010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李永南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袁傍祖、郭克妹的反诉请求。本案本诉受理费119444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均已预交），由原告负担11690元，两被告共同负担107754元。反诉受理费27054元（被告已预交），由两被告共同负担。
袁傍祖、郭克妹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2013）东一法民一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改判：①确认李永南冒用“花育滨”身份信息与袁傍祖、郭克妹于2010年8月3日签订的《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无效或依法撤销李永南冒用“花育滨”身份信息与袁傍祖、郭克妹于2010年8月3日签订的《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②判令李永南赔偿袁傍祖、郭克妹经济损失人民币6044000元（其中包括李永南给袁傍祖、郭克妹造成的利息损失5544000元和律师代理费500000元）；③判令袁傍祖、郭克妹只需向李永南返还合同转让款人民币5000000元；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李永南承担。
李永南二审并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10日，袁傍祖到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报案称：因（2013）东一法民一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袁傍祖向李永南赔偿14000000元，已出现造成其经济损失的事实。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接报后，经调查，认为需要进一步侦查，核实相关情况。2014年3月6日，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向二审法院发来《袁傍祖报称被诈骗一案情况说明》，希望二审法院依法处理。
二审认为，根据袁傍祖、郭克妹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袁傍祖、郭克妹收到李永南支付的款项后，于当天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给郭容妹、吴幸花、区艳芳等人，且最后都转回李永南的账户，有异于一般的交易常理，确有经济犯罪嫌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二审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应裁定驳回李永南的起诉以及袁傍祖、郭克妹的反诉。2014年4月8日，二审法院作出（201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444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一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永南的起诉。三、驳回袁傍祖、郭克妹的反诉。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19444元、保全费5000元（李永南均已预交）退还李永南，反诉受理费27054元（袁傍祖、郭克妹已预交）退还袁傍祖、郭克妹。二审案件受理费112064元（应由袁傍祖、郭克妹预交）无需再向本院交纳。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再审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一、除案涉9000000款项的事实认定有误外，本案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再审依法予以确认。
二、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李永南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2）东中法民一终字第1068号案件的诉讼须知、通知，拟证明东莞中院已经建立了完备的诉讼制度，立案后依法告知当事人相关诉讼权利，而二审立案后李永南没有收到法庭的相关权利义务告知书，程序存在瑕疵。被申请人袁傍祖、郭克妹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2.二审同意缓交诉讼费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袁傍祖、郭克妹逾期缴纳上诉费应自动撤诉处理。被申请人袁傍祖、郭克妹认为上述证据没原件核对，真实性及合法性由法院依法审查，同时主张在上述缓交期满之前又向法院提交了缓交申请书，法院再次口头通知同意被申请人缓交上诉费;3.撤销袁傍祖被诈骗案的申请、邮件详情单、签收回执，拟证明李永南已向中堂公安分局申请撤销该案的立案。被申请人袁傍祖、郭克妹确认真实性，但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没有产生实际效果，不能证明本案不涉嫌经济犯罪;4.被申请人袁傍祖一审时向法院提交的询问笔录，拟证明中堂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于2014年1月3日所出具的《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袁傍祖在该笔录中陈述其是到了2010年8月20日才说要去报案。被申请人袁傍祖、郭克妹主张该笔录中袁傍祖的陈述是在案发时陈述要报案，而李永南及其同伙对于袁傍祖的该陈述说法当场进行威胁及反驳，且该笔录中陈述的是针对袁傍祖当时的想法，并不是陈述报案的时间，且该陈述是事后对当时想法的复述，并主张中堂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于2014年1月3日所出具的《证明》能客观反映其第一次报案时间是2010年8月19日;5.（2014）东一法堂民一初字第118号起诉状及民事调解书，拟证明陈剑扬陈述当天已经交付了借款5600000元，而被申请人对此表示认可的。被申请人袁傍祖、郭克妹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主张起诉状是陈剑扬提交的，起诉书中部分与实际不符的诉称其已在该案答辩中作出了明确回应、澄清，该案的庭审笔录能充分证实;6.对账单、转账凭条、存款凭条及证明，这些证据是被申请人二审提交的证据，用以证明被申请人在2014年3月6日又主张陈剑扬从2009年12月22日至2010年5月5日期间多次转账支付借款共4480000元，其中1780000元是陈剑扬代被申请人还款。但从该证据及被申请人在（2013）东一法民一重字第7号案件的陈述可以看出，被申请人所谓的向陈剑扬借款完全是虚假的，即被申请人反诉的损失是不存在的。被申请人袁傍祖、郭克妹确认这些证据是其在二审提交的证据，对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对申请人主张的证明内容不确认，其认为借款发生距离（2013）东一法民一重字第7号案件已事隔六年，要求陈剑扬对六年前的情况没有丝毫偏差的陈述不合理，对5600000元借款具体支付方式应当以提交的证据为准。
三、再审期间，被申请人袁傍祖、郭克妹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二审的缓交或减免诉讼费申请书、贫困证明、送达回证，拟证明被申请人已向二审法院申请缓交诉讼费，并获得法院批准。此外，还主张其于2014年3月6日收到二审法院同意缓交诉讼费通知后又当场手写一份免交诉讼费申请。再审申请人李永南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申请人逾期交纳诉讼费应按自动撤诉处理，并主张对被申请人提出的免交诉讼费申请，法院并未批准;2.二审地址确认书、邮件详情单、民事案件上诉移送函，拟证明一审法院已给予再审申请人李永南法定答辩期，二审裁定没有剥夺再审申请人的诉讼权利。再审申请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该证据是再审申请人在一审期间作出的地址确认书，二审对再审申请人的地址没有进行确认，且该证据证明一审法院送达的文件并无证明二审有送达出庭通知等材料给再审申请人，二审程序错误;3.户口注销证明，拟证明再审申请人李永南已于2013年5月22日注销了内地户口。再审申请人李永南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迁移港澳是再审申请人的私人行为，与本案无在，且再审申请人一直积极应诉，不存在隐瞒真实身份的情况;4.中堂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于2015年4月1日出具的《袁傍祖报称被诈骗一案侦查情况说明》，拟证明中堂公安分局已经立案侦查，并电话与吴幸花等人联系，二审处理正确。再审申请人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主张该说明仅反映2015年4月1日之前的情况;5.立案告知书，拟证明东莞市公安对李永南涉嫌诈骗的同案犯区艳芳、郭克妹、吴幸花进行立案侦查，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再审申请人李永南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确认关联性，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涉嫌诈骗一案与李永南有关；6.（2014）东一法堂民一初字第118号民事调解书、生效证明、执行令、报告财产令、送达回证及东莞市中堂公安分局2015年9月16日对陈剑扬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再审申请人李永南的种种过错行为给被申请人袁傍祖、郭克妹造成巨额利息损失。再审申请人李永南确认东莞市中堂公安分局2015年9月16日对陈剑扬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但认为（2014）东一法堂民一初字第118号民事调解书是袁傍祖、郭克妹与陈剑扬之间的虚假诉讼。况且，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已于2014年7月29日作出（2013）东一法民一重字第7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解封了涉案土地，直至2016年6月重新申请续封将近两年的时间，该涉案地块均未被查封或被处理，可见（2014）东一法堂民一初字第118号案件中的借款事实是不存在的。退一步讲，即使存在借款，利息也是袁傍祖、郭克妹自己造成的，李永南查封涉案地块未对袁傍祖、郭克妹造成利息损失。7.东公立字[2014]33783号《立案决定书》、《立案告知书》、东莞市中堂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2014年1月13日出具关于袁傍祖报案时间的《证明》，拟证明再审申请人李永南因涉嫌诈骗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再审申请人李永南对立案决定书、立案告知书的真实性确认，但就2014年5月6日立案一事，李永南已经于2015年4月3日申请公安撤案，而且2015年6月3日，东莞市中堂公安分局向李永南了解情况，警官与李永南谈话，没有制作任何笔录，并表示他们都不想立案，只是袁傍祖、郭克妹一直去投诉，2015年10月14日东莞市公安局已作出了撤销案件决定书。李永南对东莞市中堂公安分局中堂分局刑事侦查大队2014年1月13日出具关于袁傍祖报案时间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并主张该《证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表现在：第一，2011年8月31日的《询问笔录》第6、7页中，袁傍祖自述“2010年8月20日，我就说要报案”，可见直至8月20日，袁傍祖都没有报案；第二，在（2012）东中法民一终字第1068号第一次法庭调查笔录中，法官问“被上诉人主张被胁迫，有什么证据？”被上诉人明确回答道“我方在2010年8月31日向刑警中队报案”袁傍祖、郭克妹从另案一审、二审、本案一审均没有提出过在8月31日前曾报警的内容。第三，中堂分局出具的《袁傍祖报称被诈骗一案情况说明》也证明了中堂公安分局是2010年8月31日接到报案的。8.案涉异常资金流向图、银行开户（注册）申请书、个人业务凭证、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案涉9000000元资金的异常流向情况。再审申请人李永南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李永南认为，对于涉案资金的转账情况，已经在二审阶段作了非常详细的说明，而且李永南的陈述与袁傍祖在询问笔录中自述欠了别人的钱，以及在（2012）东中法民一终字第1068号第一次法庭调查笔录中第9页的陈述“因为欠别人的债才认识花育滨的”也相符，正因为袁傍祖欠别人钱，而ＸＸＸ又欠李永南的钱，才会签订了涉案的协议。9.再审申请人李永南及第三人吴幸花、区艳芳、ＸＸＸ、郭容妹的常住人口信息及离婚登记信息，拟证明吴幸花是李永南的前妻，区艳芳是ＸＸＸ的妻子，郭容妹是李永南马仔李邱元的前妻。再审申请人李永南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确认登记信息显示的欧艳芳是ＸＸＸ的妻子，吴幸花是李永南的前妻，但对袁傍祖、郭克妹拟证明的内容不确认：吴幸花是李永南的前妻，但也是ＸＸＸ的朋友，欧艳芳是ＸＸＸ的妻子，李永南与ＸＸＸ是有生意往来。另外，袁傍祖将钱划到ＸＸＸ的妻子那里，正好说明袁傍祖就是还款给ＸＸＸ。10.在逃人员信息，拟证明李永南被广西合浦县公安局以涉嫌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案列为网上追逃人员进行通辑。再审申请人李永南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李永南确认有这个案件，但案件已经销案了，而且李永南用花育滨的身份只是打算在广西投资，两个身份投资相对便利。11.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2014年3月6日出具的《袁傍祖报称被诈骗一案情况说明》，拟证明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向二审法院出具的上述证明是内部公文，不是证据，无需质证，没有剥夺再审申请人的质证权。再审申请人李永南认为该该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袁傍祖报称被诈骗一案情况说明》都是袁傍祖的单方陈述，没有证据证明。李永南不确认袁傍祖拟证明的内容，一是在(201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444号民事裁定书中，本院查明内容证明了该份情况说明不仅仅是一份内部公文，而且规定没有说不需要质证。二是袁傍祖向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的陈述虚假，没有证据证明。12.东公撤案字[2015]0050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撤案告知书》，拟证明被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的再审条件，再审应一并审理被申请人一审的反诉请求。再审申请人李永南认为公安机关已撤销刑事立案，证明李永南没有经济犯罪，袁傍祖与李永南之间是纯粹的民事纠纷。13.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公安分局2015年10月15日出具给本院的《关于袁傍祖被诈骗案的复函》，拟证明袁傍祖为偿还陈剑扬等人的债务，决定转让东莞市中堂镇群星纸袋厂名下的土地及厂房给“花育滨”（即李永南），而李永南虚构的三角债务关系证据不足。再审申请人李永南认为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公安分局在上述复函中关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永南、ＸＸＸ、袁傍祖三角债务关系的认定欠妥。14.二审判后答疑书，拟证明被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的再审条件，再审应一并审理被申请人一审的反诉请求。再审申请人李永南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一是根据民诉法规定，当事人对(201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444号民事裁定书不服的，应当在6个月内申请再审，而该(201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444号民事裁书早已在2014年4月送达给袁傍祖、郭克妹了，袁傍祖、郭克妹在6个月内并没有提出再审申请，已经过了法律规定的时间了。二是本案已经于2014年12月25日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法院却于2016年7月27日又对(201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444号民事裁定书作出判后答疑，程序有误。三是袁傍祖、郭克妹若提出再审申请，也需要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立案审查，作出是否允许再审的裁定，而并非一份判后答疑书有权利作出的。15.（2015）东一法民一初字第52号、（2016）粤19民终1555号民事裁定书及（2016）粤19民终1555号民事裁定书的生效证明书，拟证明李永南就（2014）东一法堂民一初字第118号民事调解书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已由终审民事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李永南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确认，但对袁傍祖、郭克妹拟证明的内容有异议：一是该裁定书是以李永南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定的第三人范围驳回起诉的，并没有进行实体审查，并不是确定（2014）东一法堂民一初字第118号一案不存在虚假诉讼。二是在（2013）东一法民一重字第7号案件中，借款人袁傍祖、郭克妹提交其与陈剑扬签订的《借据》载明“今本人袁傍祖借到陈剑扬现金人民币伍佰陆拾万元正（￥5600000），借款人袁傍祖，2009.10.5”。出借人陈剑扬在（2013）东一法民一重字第7号案件的2013年8月14日庭审中又有不同陈述，其称于2009年10月左右借款5600000元给袁傍祖，其中2000000余元通过支票或转账支付，另3000000元通过现金支付，均在签订借款合同当日支付完毕。而在（201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444号案件中，借款人袁傍祖、郭克妹提交了对账单、转帐凭条、存款凭条以证明陈剑扬有借款给他的转账记录，但从该部分证据显示转帐均是发生在2009年10月5日以后，有的转帐记录的日期甚至是在借款合同规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的，这与之前的证据、陈述明显不符。在（2014）东一法堂民一初字第118号案件中，出借人陈剑扬又再次变更了说法，称是在2009年10月5日当天交付了5600000元人民币现金给袁傍祖。在本案2015年8月5日庭审前半段时，借款人袁傍祖、郭克妹的代理人陈述在2009年10月5日当日陈剑扬并未出借给他们，是陈剑扬同意支付的意思，而庭审后半段时借款人袁傍祖又陈述双方存在多次借款多次还款，而2009年10月5日的《借款合同》和《借据》是2013年双方对2009年10月5日前后的借款最终余额的确认，完全否定了之前的所有陈述。可以看出，借款双方袁傍祖、郭克妹、陈剑扬不仅是各人在不同时间对借款事实说法不一致，而且相互之间对借款事实的陈述也互相矛盾，书面证据《借款合同》、《借据》与对账单、转帐凭条、存款凭条也不吻合，充分地证明了(2014)东一法堂民一初字第118号案件中的借款事实是不存在的。
四、再审另查明以下事实：
1.在（2013）东一法民一初重字第7号案件中，李永南于2013年5月8日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并申请撤回对第三人李仲坚、东莞市盛群纸袋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于2013年5月14日作出（2013）东一法民一重字第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李永南撤回对第三人李仲坚、东莞市盛群纸袋有限公司的起诉。另外，依袁傍祖、郭克妹在本案一审过程中申请追加吴幸花、区艳芳、郭容妹作为第三人，一审法院依法追加了吴幸花、区艳芳、郭容妹作为第三人。
2.本案二审生效后，东莞市公安局于2015年10月14日作出东公撤案字[2015]0050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撤销袁傍祖被诈骗一案的立案侦查。
3.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公安分局于2015年10月15日向本院出具了《关于袁傍祖被诈骗案的复函》，复函主要内容如下：①吴幸花、区艳芳反映根本不认识袁傍祖，其中吴幸花的转款行为是在李永南的授意下进行，区艳芳的转款行为则是在ＸＸＸ的授意下进行;②李永南、ＸＸＸ反映上述9000000元款项为李永南、ＸＸＸ、袁傍祖三角债务关系，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三方存在三角债务关系。
4.第三人吴幸花在2013年8月31日接受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民警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她不认识袁傍祖，关于2010年8月5日从袁傍祖账户转入其账户的2000000元是李永南叫她帮收的，之后李永南又给了她一个账号，叫她把钱转入指定的账号里。另外，吴幸花陈述认识ＸＸＸ，ＸＸＸ是李永南的朋友，她与ＸＸＸ没有什么来往，也没有经济来往。
5.第三人区艳芳在2013年8月31日接受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分局民警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她不认识袁傍祖，关于2010年8月从袁傍祖账户转入其账户的2500000元是其丈夫ＸＸＸ叫她给一个银行账号帮收一笔钱，然后就有2500000元转入，后又根据ＸＸＸ指示，将这2500000元转入另一个账户。另外，区艳芳陈述认识李永南，知道李永南与ＸＸＸ是朋友，但不知道ＸＸＸ是否有欠李永南债务。
6.李永南于2013年5月22日注销了内地居民户口，随后迁移至澳门，并办理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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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成都市龙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井物业）与被告卢远春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6-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