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巴民初字第523号
原告韦妈牙，农民，系死者韦福欢之妻。
原告韦明雄，农民，系死者韦福欢之子。
原告韦秀湘，农民，系死者韦福欢之女。
原告韦新，农民，系死者韦福欢之父。
原告韦妈而，农民，系死者韦福欢之母。
上述原告共同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蒙艳萍，巴马瑶族自治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住所地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25号展夏景湾商住综合楼三楼。
负责人刘忠田，总经理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吴炳樟，该公司职员。
被告黄忠由，农民。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罗明春，巴马瑶族自治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马支公司，住所地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镇前进街89号。
负责人罗成，经理。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樊寿良，广西真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勇康，农民。
原告韦妈牙、韦明雄、韦秀湘、韦新、韦妈而诉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黄忠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池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河池公司）、李勇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覃江萍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邓颖琪、人民陪审员李丽华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7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书记员韦志宝担任庭审记录。原告韦明雄及与韦妈牙、韦秀湘、韦新、韦妈而的共同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蒙艳萍、被告黄忠由的特别授权委托代人罗明春、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吴炳樟、被告人保财险河池公司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樊寿良到庭参加诉讼。庭审中，被告人保财险河池公司认为其不是本案事故车辆桂M×××××号小型轿车的承保单位，该车辆的承保单位应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马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巴马公司），对此原告当庭请求变更本案被告人保财险河池公司为被告人保财险巴马公司，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被告人保财险巴马公司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樊寿良到庭参加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5年1月24日晚，韦福欢驾驶摩托车由巴马县城沿S208线往那桃乡方向行驶，行至S208线巴马县境内巴马镇巴马村六能屯67号门前路段时，因翻车被甩倒在道路上，在还躺在车道上尚未得到救助时就被随后同向行驶由被告黄忠由驾驶的桂L×××××号货车（装载13吨石粉，超载）驶过碾压。韦福欢被碾压后，被告黄忠由驾车驶离现场不久，韦福欢再次被同向行驶由被告李勇康驾驶的桂M×××××号轿车碾压并被往前拖行，造成韦福欢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案经巴马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查，作出事故认定，认定韦福欢、被告黄忠由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被告李勇康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韦福欢是原告一家人的经济及精神支柱，他被货车、轿车先后碾压致不成人形，死无全尸，给原告一家人造成极大的物质损失及重大的精神损害。综上所述，被告黄忠由在本起事故中负有同等责任，其应赔偿原告因此所造成的相应损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是被告黄忠由驾驶的桂L×××××号货车的承保单位，依法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的限额范围内给予赔偿。被告李勇康在本起事故中负次要责任，其也应赔偿原告因此所造成的相应损失。被告人保财险巴马公司是李勇康驾驶的桂M×××××号轿车的承保单位，依法应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给予赔偿。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以下损失：1、死亡赔偿金135820元（6791元／年×20年）、丧葬费21318元（3553元／月×6个月）、被扶养人生活费19088.7元（5206元／年×5年÷3人＋5206元／年×6年÷3人）、办理丧事误工费1070.88元（66.93元／天×4人×4天）、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上述损失共计207297.58元，被告黄忠由已经赔偿40000元，被告李勇康已经赔偿10000元，各被告应赔偿给原告157297.58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对其陈述事实依法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韦福欢家庭户口薄、原告韦妈牙、韦明雄、韦秀湘的身份证复印件、户籍证明，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以及各原告与死者韦福欢的关系；
2、原告韦新的户口薄、原告韦新和韦妈而的身份证复印件、户籍证明，证明原告韦新、韦妈而与韦福欢的关系以及原告韦新、韦妈而生育三个子女的情况；
3、巴公交认字（2015）第0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本案交通事故导致韦福欢死亡的事实、以及死者韦福欢与被告黄忠由负事故的同等责任，被告李勇康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4、巴马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尸体处理通知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通知书》、巴马瑶族自治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书》，证明韦福欢被车碾压后“右手至右上臂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腹部自肋弓以下到骨盆扁平畸形，骨盆粉碎性骨折，腹腔内脏器被挤破，肠管外露并大部分崩裂，盆腔内组织器官被挤压出下体，皮肤、肌肉组织均呈扁平崩裂状态，左下肢与肢体分离，右下肢呈反关节畸形”，惨不忍睹，死无全尸，给原告一家人造成重大的精神伤害；
5、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保险费发票，证明被告黄忠由驾驶的桂L×××××号货车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6、桂M×××××号轿车的保险发票，证明被告李勇康驾驶的桂M×××××号轿车在人保财险巴马公司投保交强险，事故发生时在保险期间内；
7、组织机构代码证、电脑打印单，证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主体资格。
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辩称，1、被告黄忠由驾驶的车辆在公司投保交强险；2、本次事故应该由五方责任人对事故的发生负责任，一是道路建设方，因为事故路段没有设置警示标志；二是道路管理方，因为没有证据证实管理方对道路进行有效的管理，对此其应该承担相应责任；三是韦福欢应该对事故发生承担相应责任，事故认定书上认定韦福欢是“甩倒”在道路上，说明其车速比较快，有可能是事故发生的唯一条件；四是本案中被告黄忠由驾驶的机动车和被告李勇康驾驶的机动车需要区分各方责任，才能确定各方的赔偿份额；3、原告的个别损失项目请求过高，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过高，韦福欢系无证驾驶，发生第一起事故，纵观整个事故，其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其要求3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该项损失在15000元以内比较合理，本次交通事故是多方侵权造成的，因此对于该部分费用，应该按照各方的侵权程度进行划分；办理丧事的误工费有异议，应该按照3人3天计算比较合适；4、本案中被告黄忠由、李勇康已经支付了相关费用，在之后的赔偿中应该扣除；5、由于公司与被告黄忠由是合同关系，因此在本案中公司不应承担诉讼费。
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对其辩解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黄忠由辩称，本案原告的各项诉求符合相关规定的，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内予以赔偿。事故发生后，黄忠由已经赔偿给原告40000元，因此保险公司在理赔时应该先返还该部分费用给黄忠由。
被告黄忠由对其辩解依法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巴公交认字（2015）第0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在事故中的责任承担；
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证明被告黄忠由的车辆已经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
被告人保财险巴马公司辩称，1、本案事故车辆桂M×××××号小型轿车的承保单位是人保财险巴马公司。2、韦福欢的死亡与被告李勇康的行为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虽然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李勇康在事故中过错轻微，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但该认定书是基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需要而认定的行政责任，被告李勇康所负的行政责任不能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本案属于侵权纠纷，应以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加以确定，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而本案中被告李勇康的行为与韦福欢的死亡结果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对于韦福欢的死亡，作为被告李勇康驾驶的桂M×××××号小型轿车的承保单位不应承担交强险的赔偿责任。3、本案应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其交强险限额内足额赔偿。本案中，前后共发生三次交通事故：第一次是韦福欢无证驾驶桂M×××××号二轮摩托车在事故发生地因操作不当方向失控后单方翻车，韦福欢被甩在车道内伤势不明；第二次事故是韦福欢倒地后还躺在车道内，被被告黄忠由驾驶的桂L×××××号中型货车碾压，被告黄忠由驾车离开事故现场；第三次是由于被告黄忠由离开事故现场，韦福欢得不到及时救治，现场得不到保护，导致被告李勇康驾驶的桂M×××××号小型轿车途径现场再次碾压。三次事故的时间、当事人没有交叉，独立存在，应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确定每一次事故的赔偿责任，也应当先由桂L×××××号中型货车的承保单位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10000元后，不足部分再由人保财险巴马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责任。
被告人保财险巴马公司对其辩解依法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巴马瑶族自治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书》（与原告证据4中的证据一致），证明韦福欢的死亡与被告李勇康的驾驶行为没有因果关系。
被告李勇康辩称，对于原告的损失需要赔偿的，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李勇康已经赔偿给原告的10000元，要求原告返还。
被告李勇康对其辩解依法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巴公交认字（2015）第0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应按照事故责任认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证明被告李勇康的车辆已经在被告人保财险巴马公司投保交强险。
对本案的证据，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一、对原告的证据：
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认为：对证据1、5、6、7无异议；对证据2，还需要法院核实原告韦新、韦妈而是否还有其他儿女，如果有，则需要分担扶养费；对证据3无异议，但其中提到事故是由于韦福欢的车速过快导致的，且说明道路正在建设，提醒法院留意该事实；对证据4，该证据说明韦福欢是因多因素受伤死亡，只能作为事故损失的一个参考；《道路交通事故处理通知书》无日期，而不能作为本案唯一证据认定，且证据3中没有认定本案事故中，韦福欢被多次碾压的间隔时间，需要法院核实。被告黄忠由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人保财险巴马公司认为：对证据1、2、5、6、7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3，该证据显示的责任是行政责任，而不是民事责任，且本案事故发生是三次事故的叠加，而该证据对事故的认定是笼统的认定，并没有分开认定，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赔偿的依据；对证据4，对《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书》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意见书中提到，根据现场调查显示，死者是因重型货车碾压致死，本案中被告李勇康驾驶的是小型轿车，被告黄忠由驾驶的是重型货车，因此本案韦福欢的死亡与被告李勇康的驾驶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被告李勇康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人保财险巴马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
二、对被告黄忠由的证据，原告、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人保财险巴马公司、李勇康均无异议。
三、对被告人保财险巴马公司的证据，原告认为，该证据的鉴定意见结论是韦福欢因重型汽车碾压致死，对于韦福欢个人来说，小型轿车也属于重型汽车，因此我们只以鉴定意见的结论要求由各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认为：该证据没有说明第一次交通事故与第二次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间隔，可能是第一次事故时就韦福欢的伤势已经非常严重，无法移动，才造成之后的连续事故；也没有证据证实韦福欢只因重型车辆碾压致死，所以该证据也是有缺陷的。被告黄忠由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被告李勇康没有意见。
四、对被告李勇康的证据，原告、被告人寿保险公司、黄忠由人保财险巴马公司均无异议。
为核实本案有关事实，本院于2015年10月15日依法到巴马瑶族自治县公安局进行调查，向作出本案《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黄某甲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黄波陈述：1、本次交通事故造成韦福欢死亡的损伤中，较重车辆造成的损伤为“右手至右上臂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腹部自肋弓以下到骨盆扁平畸形，骨盆粉碎性骨折，腹腔内脏器被挤破，肠管外露并大部分崩裂，盆腔内组织器官被挤压出下体，皮肤、肌肉组织均呈扁平崩裂状，左下肢与肢体分离，右下肢呈反关节畸形”，头皮的撕脱伤考虑系小型汽车造成的损伤；2、较重车辆造成的上述损伤可以导致死亡；3、本案交通事故中第一次碾压可以造成韦福欢死亡，对于第二次碾压是否可以加速其死亡或者直接造成其死亡，就现在的鉴定技术不能确定。
对黄某乙询问笔录，原告无异议。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认为，死者韦福欢头部15.5×7.0cm头皮撕脱伤（头皮损伤重、创面大，不排除颅内同时存在严重创伤的可能），亦足以导致其死亡，该创伤已确定系由被告李勇康所驾驶的桂M×××××号小型轿车所致；不排除被告李勇康所驾驶的桂M×××××号小型轿车二次碾压加速或直接导致韦福欢死亡；基于上述原因以及巴公交认字（2015）第0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被告李勇康驾驶的桂M×××××号小型轿车二次碾压韦福欢承担次要责任，该事故的损失应在两机动车的交强险有责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进行分担，不足部分由各当事人按过错比例进行处理。被告黄忠由无异议，认为本案交通事故如果没有被告李勇康第二次碾压，韦福欢不至于死亡，还有救治的可能。被告人保财险巴马公司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询问笔录印证了《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书》的证明内容，黄某乙陈述证实《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书》所记载的“尸表检验情况”系桂L×××××号中型自卸货车碾压造成，依据常理足以推定已经造成韦福欢死亡，黄波作为专家其意见亦认为可以导致韦福欢死亡；并且在黄某乙陈述中，证实桂M×××××号小型轿车只是造成韦福欢头皮的撕脱伤，碾压的发生存在时间差，重车在前，小车在后，根据常识推断，韦福欢的死亡应于桂M×××××号小型轿车的碾压不存在因果关系，黄某乙意见也是“第一次碾压可以造成死亡，第二次碾压不能确定是否加速或者直接造成死亡”；因此，根据《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书》、黄某乙询问笔录所证实的事实以及生活经验，可以推定韦福欢的死亡与桂M×××××号小型轿车的碾压不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李勇康同意被告人保财险巴马公司的上述质证意见。
对全案证据，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原告证据1、5、6、7、被告黄忠由的证据、被告李勇康的证据，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采信为本案定案依据。对于各方当事人有异议的原告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2，该证据系原告韦新、韦妈而住所地村委会、公安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原告以此主张原告韦新、韦妈而生育子女的情况，且经本院询问原告确认韦新、韦妈而共有三个抚养义务人，该证据足以证实原告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为本案定案依据；证据3，该证据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该证据内容中对于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等的认定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对该部分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各被告有异议的事故责任认定问题，本院认为，该证据内容显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经过涉及到两次碾压的过程，但是并不能直接证实被告黄忠由、李勇康的碾压行为与原告的亲属韦福欢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即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本院认定本案的侵权责任的关键，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被告承担侵权责任的唯一证据，对此本院将在以下本院认为的阐述中依法予以认定；对于证据4，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采信该证据为本案定案依据；各方当事人对对方欲证明的目的有异议，主要问题在于被告李勇康的碾压行为是否与原告的亲属韦福欢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此本院将在以下本院认为的阐述中依法予以认定。对于黄某乙询问笔录，其陈述内容与原告的证据4的内容基本一致，并且黄波作为专门的鉴定人，其所掌握和了解的专业知识应比非专业人员更丰富和清晰，因此该证据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参考依据，本院予以采信。
综合本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2015年1月24日晚，韦福欢驾驶桂M×××××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由巴马县城沿S208线往那桃乡方向行驶，当日21时25分行驶至S208线巴马县境内巴马镇巴马村六能屯67号门前路段时（S208线巴马至大化线进行道路施工，道路设施及公里碑尚未完善），因操作不当方向失控后二轮摩托车单方翻车，造成摩托车被甩往道路前方左侧路肩上，驾车人韦福欢被甩往前方道路车道内伤势不明。就在韦福欢倒地后躺在车道上不久，还未得到救助时，被随后同向行驶由黄忠由驾驶的桂L×××××号中型自卸货车（装载13吨石粉）驶过碾压，韦福欢被碾压后，黄忠由驾车继续往那桃方向行驶离开事故现场，当晚被那桃派出所警务人员拦停。黄忠由驾车驶离现场后不久，随后又有同向行驶由李勇康驾驶的桂M×××××号小型轿车经过现场时再次将韦福欢碾压并将其往前拖行。本案交通事故造成韦福欢当场死亡。2015年2月26日，巴马瑶族自治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对韦福欢死亡原因作出法医学鉴定并出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书》，内容为：“三、分析说明，死亡原因分析：根据尸检、现场调查情况结果所见，死者因被重型货车碾压致右手至右上臂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腹部自肋弓以下到骨盆扁平畸形，骨盆粉碎性骨折，腹腔内脏器被挤破，肠管外露并大部分崩裂，盆腔内组织器官被挤压出下体，皮肤、肌肉组织均呈扁平崩裂状，左下肢与肢体分离，右下肢呈反关节畸形，腹部及骨盆被碾压致多器官破裂造成躯体大出血致死者当场死亡。损伤机制：根据死者被分离出躯体的大腿肌肉的出血、渗血及附着在肌肉表面的凝血颗粒的情况可以推断出该损伤系生前伤；根据尸检、现场调查情况结果所见，死者因被重型货车碾压致右手至右上臂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腹部自肋弓以下到骨盆扁平畸形，骨盆粉碎性骨折，腹腔内脏器被挤破，肠管外露并大部分崩裂，盆腔内组织器官被挤压出下体，皮肤、肌肉组织均呈扁平崩裂状，左下肢与肢体分离，右下肢呈反关节畸形，腹部及骨盆被碾压致多器官破裂造成躯体大出血已经致死者当场死亡，头皮的撕脱伤痕形成原因考虑系小型汽车拖拉形成。四、鉴定意见，综上所述：死者韦福欢的死亡原因系腹部及骨盆被碾压致多脏器破裂造成躯体大出血致死。”
2015年3月11日，经巴马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巴公交认字（2015）第0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韦福欢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在夜间上道路行驶，缺乏必要的驾驶技术及安全行车保障，通过施工道路时，没有注意观察道路路面状况盲目行驶，导致车辆失控后翻车，被随后同向行驶的其他车辆在车道内碾压，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黄忠由驾驶超过核定载重质量的机动车在夜间上道路行驶，没有注意观察道路路面情况盲目行驶，导致其驾驶的车辆碾压躺在道路上的韦福欢后驾车驶离事故现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另一原因；李勇康驾驶机动车在夜间上道路行驶，没有注意观察道路路面情况盲目行驶，导致其驾驶的车辆二次碾压横躺在道路上的韦福欢，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韦福欢、黄忠由在事故中过错同等，作用相当，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李勇康在事故中过错轻微，作用较小，承担该起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黄忠由已经支付给韦福欢的亲属40000元，李勇康已经支付给韦福欢的亲属10000元。因各项损失未得到全部赔偿，韦福欢的妻子、子女、父母即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韦福欢出生于1966年7月5日，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其父亲韦新七十五岁，母亲韦妈而七十四岁，两人共生育子女三人。被告黄忠由为桂L×××××号中型自卸货车的所有人，其已为该车辆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被告李勇康为桂M×××××号小型轿车的所有人，其已为该车辆在人保财险巴马公司投保交强险，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案经本院调解无效。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请求赔偿的各项损失是否合法有据；二、本案各被告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个争议焦点，对于原告在本案中请求赔偿的各项损失，本院结合本案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及参照桂公通（2014）24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核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135820元（6791元／年×20年）；2、丧葬费21318元（3553元／月×6个月）；3、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案死者韦福欢的被扶养人有：其父亲韦新，需抚养年限为5年，其母亲韦妈而，需抚养年限为6年，两人的生活费应为19088.7元（5206元／年×5年÷3人＋5206元／年×6年÷3人），本院予以支持；4、办理丧事误工费，死者韦福欢的亲属为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损失属于合理费用的范围，应予支持，结合受害人亲属的人数情况，本院参照农、林、牧、渔业24432元／年的标准，按照3人3天计算，支持该项误工费为602.43元（24432元／年÷365天×3人×3天）；5、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据此，本案韦福欢在交通事故中经两次碾压，当场死亡，其死亡的情形对于其亲属而言是难以接受的，至此一个完整的家庭失去一个丈夫、父亲、儿子，原告因此不仅遭受经济损失，在无形中亦给原告带来了精神上的重创，原告据此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支持。结合本案事实、事故当事人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巴马县当地的经济水平等因素，本院酌定本案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原告主张3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对超出本院核定的部分不予支持。上述本院支持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196829.13元。
第二个争议焦点，对于本案各被告的赔偿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过错方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本案中，虽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对韦福欢、黄忠由、李勇康在事故中的责任进行了认定，但是该认定结论的依据是相应的行政法规，运用的归责原则具有特殊性，而本案属于民事诉讼中的侵权纠纷，对于侵权行为的认定、归责原则应适用相应的民事法律、法规等。因此，事故责任并不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事故认定书在民事诉讼中作为一种证据，应由法院依法认证是否予以采信，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标准。故在本案中，行为人即被告黄忠由和李勇康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损害后果以及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因素，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
本案死者韦福欢在事故中经被告黄忠由、李勇康驾驶的车辆两次碾压当场死亡，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赔偿责任认定如下：1、在第一次事故中，即死者韦福欢驾驶桂M×××××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倒地的过程，因韦福欢系无证驾驶，缺乏必要的驾驶技术，在操作不当后导致翻车，其自身的过错行为导致该事故发生，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在该事故中韦福欢应对自身被甩往前方道路车道内伤势不明的后果负全部责任；2、在第二次事故中，即被告黄忠由驾驶桂L×××××号中型自卸货车碾压韦福欢的过程，在韦福欢躺在车道内未得到及时救助的情况下，被告黄忠由驾驶超过核定质量的车辆在道路上行驶，没有注意观察道路路面情况而盲目行驶，导致碾压韦福欢，被告黄忠由在驾驶的过程中存在过错致韦福欢“右手至右上臂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腹部自肋弓以下到骨盆扁平畸形，骨盆粉碎性骨折，腹腔内脏器被挤破，肠管外露并大部分崩裂，盆腔内组织器官被挤压出下体，皮肤、肌肉组织均呈扁平崩裂状，左下肢与肢体分离，右下肢呈反关节畸形”（内容摘自《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书》中的“尸表检验情况”），结合《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意见”说明韦福欢的死亡原因系腹部及骨盆被碾压致多器官破裂造成躯体大出血致死以及鉴定人黄某乙陈述意见说明上述损伤可以导致韦福欢死亡的后果，由此可见，被告黄忠由的碾压行为与韦福欢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院认为，对于韦福欢死亡的损害后果，是韦福欢自身的先行过错行为与被告黄忠由随后的过错行为共同造成的，两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原因力大小同等，对该损害后果应承担同等责任；3、在第三次事故中，即被告李勇康驾驶桂M×××××号小型轿车碾压韦福欢的过程，在韦福欢仍躺在车道内的情况下，被告李勇康驾驶车辆二次碾压韦福欢并将其往前拖行，可以致韦福欢“头皮的撕脱伤”的损害后果，由此认定被告李勇康驾驶机动车没有注意观察道路路面情况而盲目行驶，其驾驶行为亦存在过错，对于被告李勇康的碾压行为是否与韦福欢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李勇康应否对韦福欢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各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对此，本院认为，在经过三次事故后，韦福欢在事故现场死亡，对于韦福欢死亡的具体时间，在本案的关键证据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书》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则对此本院亦无法从客观事实中予以考证，仅能从本案的现有证据、法律事实中予以认定：纵观整个事故经过，韦福欢在第一次倒地后尚未得到救助即被被告黄忠由、李勇康驾驶的车辆连续碾压，虽然无法区分和确定韦福欢死亡的具体时间，但是从《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书》以及鉴定人黄某乙陈述意见中，可以确认的事实是，韦福欢经一次碾压可以造成死亡，但是不排除经二次碾压后加速其死亡或者直接造成其死亡的后果。因此，对于韦福欢是经一次碾压后当即死亡或者是经二次碾压后当即死亡的问题在本案现有的证据中没有最终的定论，但是在三次事故后确已造成韦福欢死亡的后果，在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韦福欢死亡的具体时间的情况下，本院结合三次事故发生的连续性、韦福欢倒地伤势不明、被告黄忠由及李勇康驾驶车辆碾压的行为与后果、韦福欢死亡的原因等因素，综合认定韦福欢、被告黄忠由、被告李勇康的过错行为共同造成韦福欢死亡的后果，均存在因果关系，各自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被告李勇康驾驶车辆碾压韦福欢造成的损伤相对于被告黄忠由碾压造成的损伤较轻，故本院认定在第三次事故中，被告李勇康对造成韦福欢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次要责任。
综上所述，本院认定，对于韦福欢死亡的损害后果，由死者韦福欢与被告黄忠由承担同等责任，由被告李勇康承担次要责任。因此，依法应由承保被告黄忠由驾驶的车辆的保险公司即被告人寿保险公司、承保被告李勇康驾驶的车辆的保险公司即人保财险巴马公司分别在其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的规定，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该赔偿限额项下负责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因本案为多辆机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损失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的，由各保险公司在各自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损失未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当事人请求由各保险公司按照其责任限额与责任限额之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对本案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人保财险巴马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本院依法分配如下：本院支持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196829.13元，该损失没有超出本案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责任限额之和220000元（110000元＋110000元），因此应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和人保财险巴马公司按照其责任限额与责任限额之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由于上述保险公司承保的机动车辆方在本案中均为有责，故两家保险公司依法应分别在其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对原告的上述损失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即98414.56元（196829.13元÷2）。因被告黄忠由在事故发生后已经支付给原告40000元，应在本案的损失中予以扣除，则承保被告黄忠由车辆的保险公司即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本案中仅应向原告赔偿58414.56元（98414.56元-40000元）；被告李勇康在事故后已经支付给原告10000元，亦应在本案的损失中予以扣除，则承保被告李勇康车辆的保险公司即被告人保财险巴马公司在本案中仅应向原告赔偿88414.56元（98414.56元-10000元）。对于被告人保财险巴马公司主张的如其应承担交强险限额内的赔偿责任，也应先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赔偿110000元后，不足部分再由被告人保财险巴马公司承担责任的意见，本院认为，交强险作为全国统一适用的法定强制责任保险，为保障受害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只根据有责与无责来划分赔偿限额，本案中两家保险公司承保的车辆方在事故中均为有责，则两家保险公司的赔偿限额是一样的即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分别为110000元，则应在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同等的赔偿责任，故被告人保财险巴马公司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在本案中尚未得到赔偿的损失应分别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赔偿58414.56元、由被告人保财险巴马公司赔偿88414.56元，因本案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已经足以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故被告黄忠由、李勇康在本案中无需再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被告黄忠由、李勇康在本案事故后已经支付给原告的费用，其主张返还不属于本案审理的同一法律关系的范围，不予一并处理，被告黄忠由、李勇康可以依法另行向各自车辆的承保保险公司主张权利。
另外，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以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正在施工建设的道路，没有设置警示标志为由，主张道路的施工方、管理方应在本案中承担相应的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一是当事人对其主张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但是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并未向本院提供证据予以证实道路施工方、管理方的具体信息以及存在管理过错，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可以确认，本案交通事故路段为正在施工扩建的二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尚未完成，且在庭审中经询问，被告李勇康陈述在事故路段并没有相应的施工障碍物，综合本案现有的证据材料并不能确定道路施工方、管理方的具体信息以及是否存在管理过错；二是原告在本案中并未列道路施工方、管理方为被告，亦未对其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原告在本案中请求各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并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且根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原告未请求的事项，本院对此不予审理和认定并无不妥。因此，对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参照桂公通（2014）24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201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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