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127民初2761号
原告:李斯鸿，男，1941年12月12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横县。
原告：余秀桂，女，1945年11月8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横县。
原告：刘某，女，1979年4月10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横县。
原告：李某1，女，2000年4月16日出生，壮族，学生，住广西横县。
原告：李某2，男，2004年11月1日出生，壮族，学生，住广西横县。
原告李某1、李某2的法定代理人：刘某（与原告李某1、李某2系母子女关系），女，1979年4月10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横县。
上述五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东华，广西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滕允康，男，1986年10月10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婷，广西创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子悦，广西创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李增，男，1983年6月24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蒙玉宗，广西志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斯鸿、余秀桂、刘某、李某1、李某2与被告滕允康、李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期间，被告滕允康申请追加李增作为本案被告，本院依法追加李增为被告参加诉讼。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东华，被告滕允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婷、李子悦、被告李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蒙玉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斯鸿、余秀桂、刘某、李某1、李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等经济损失共计230236.5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1日被告雇请李可建等人采伐林木，在采伐林木过程中，李可建被采伐的林木砸中，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事发后，与李可建一起伐木的人员打电话告知被告滕允康，同时打电话报警。横县公安局飞龙派出所出警处理。原、被告就事故赔偿问题协商未果，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被告雇佣原告的家属李可建从事工作，李可建在从事工作过程中造成损害，滕允康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至今被告只赔偿10000元，余下损失均未赔偿。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5份，证明5原告的身份情况；2.村委会证明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身份；3.派出所的证明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身份；4.证明复印件1份，证明李可建、李元全、李斯平、李斯海、李增、梁秀芳六人均是滕允康的工人；5.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复印件1份，证明李可建的死亡原因；6.值班记录复印件1份，证明李可建在伐木过程中受伤死亡后公安机关接到报警的情况；7.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李可建是从事雇主滕允康的工作而死亡。
被告滕允康答辩称：一、答辩人与受害人李可建不存在雇佣关系，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不需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答辩人与受害人不存在雇佣关系，而是李增与受害人李可建存在雇佣关系，理由如下：1.答辩人在事发前已与李增达成了口头协议，约定以70元／吨的价格将涉案林木的砍伐承包给了李增。此后，李增自行组织人员进行采伐，答辩人并不认识李增所雇佣的工人，李增雇佣了几个工人，工作如何安排，收益如何分配等均是李增自行安排；2.2016年4月1日，在完成部分工作之后，答辩人也是直接向李增支付工资，并未与其他雇员有联系；3.答辩人在飞龙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也可以确认以上事实。综上所述，答辩人只是涉案林木的发包人，并非雇主，根据法律规定，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李增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受害人李可建在事故发生的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承担全部责任或由雇主李增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采伐林木的行为存在较大的危险性，需要做好充分的安全防护措施，按照操作流程进行操作，并由多人协助完成，在伐木时至少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人伐木，另一人把林木往无人方向推。2016年4月5日的调解笔录中可知，受害人李可建急于求成，在采伐林木时是独自一人操作，且缺少必要的安全措施，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该工作的人来说，受害人的安全意识淡薄，其未按照操作流程进行砍伐，未采取安全措施，对于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综上，答辩人对该事故不承担责任。亦无需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
被告滕允康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户口基本信息复印件1份，证明李增的基本身份情况；2.调解笔录复印件1份，证明李可建是李增雇请的人员。
被告李增答辩称：关于原告提出的赔偿金额问题，答辩人认为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计算。关于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答辩人认为被告人滕允康作为雇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被告滕允康与被告李增是雇佣关系，李增与李可建是工友关系。被告滕允康打电话给李增的父亲李元全，双方电话约定李元全给滕允康伐一批林木（约10亩）,滕允康支付每吨林木70元的价格的劳务费。李元全一个人不可能完成伐木的任务，就叫李增找来了李可建、李斯平等五人，共六人一起来完成这项工作，六人分工合作。李增除了参与伐木之外另负责把树木装车运到被告滕允康的加工厂，李增负责与被告滕允康结算劳务费。该事实从被告滕允康提交的《调解笔录》里可以证明，另外在为滕允康伐木之前，上述六人作为一个伐木团队也曾为其他人伐木、配合默契。因此，被告滕允康与被告李增的关系实质是雇佣关系，不是发包与承包的关系；李增与李可建是工友关系。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滕允康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李增不负赔偿责任。
被告李增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账目清单，证明李增与李可建等6人分工合作，按劳分配，是雇员之一的事实。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两被告与李可建之间存在什么法律关系；2.本案过错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如何划分和承担；3.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应否得到支持，有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滕允康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出具该证明的四个人与李增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认定滕允康是雇主的事实；对证据7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李可建是从事雇主滕允康的工作死亡。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4，因出具证明的4个人均是李增的近亲属，与李增有利害关系，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7，是公安机关依法对滕允康进行询问的内容，真实、客观，本院予以确认，证明的内容由本院综合其他证据确认。2.原告对滕允康提供的证据2的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本案滕允康伐木面积205亩，滕允康打电话给李元全帮找人伐木，李元全找人帮伐木，不是发包给李元全且无承包合同，李可建与滕允康是雇佣关系。3.被告李增对滕允康提供的证据2的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正好证明与李增没有关系。本院认为，滕允康提供的证据2，即调解笔录，是双方当事人在出事后就赔偿问题到司法部门进行调解的情况记录，证明的内容由本院综合其他证据确认。4.被告滕允康对被告李增提供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账目单不是这次伐木工作的记录，不能用以本案。账目表没有时间，人员签名，是单方制作的证据，不能充分完整反映客观事实，不能判断李增是否营利、是否有管理权、分配权，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本院认为，该证据没有记录具体的事由、没有时间，没有人员签名，内容不明确，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1月2日，被告滕允康通过招投标中标的方式购买了位于横县名为“老虎岭”的一片桉木。之后与李增联系，将上述地点的桉木由李增砍伐，并口头达成协议约定劳务费包装车按每吨70元计算。2016年4月1日，李增通知李可建、李斯平、李斯海（李增大哥）、梁秀芳（李增母亲）、李元全（李增父亲）与自己一起去砍伐林木，工资（劳务费）由李增与滕允康结算后再由李增平均分配。2016年4月1日8时30分许，李增与李可建、李斯海等6人去到“老虎岭”砍伐林木，在砍伐林木过程中，李可建一人操作，因操作不当被采伐的林木砸中受伤，随后被送往横县飞龙卫生院救治，由于伤势过重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当日，公安机关出警进行了处理。出事后滕允康已付李增4700元，另预支10000元（该款由李增转付李可建家属）。
原告李斯鸿与原告余秀桂是夫妻关系，婚后生育有六个子女（包括李可建，李可建在本次事故中死亡）；李可建与原告刘某是夫妻关系，婚后生育有二个子女，即本案的原告李某1、李某2。李斯鸿1941年12月12日出生，事发时74岁4个月；余秀桂19**年11月8日出生，事发时70岁5个月；李某12000年4月16日出生，事发时16岁；李某22004年11月1日出生，事发时11岁5个月；原告李斯鸿、余秀桂、刘某、李某1、李某2均系农村居民。
本院认为，1.关于两被告与李可建之间存在什么法律关系的问题。本案中，被告滕允康通过招投标中标的方式购买了位于横县名为“老虎岭”的一片桉木。然后将该片桉木的砍伐任务交给李增，并口头协议约定包装车按每吨70元计算，劳务费由其与李增结算。被告滕允康对被告李增请什么人，使用什么工具，如何开展工作，何时完成工作等均没有参与管理；李增从滕允康处领取砍伐该片桉木的任务后，对砍伐的该片桉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在完成砍伐任务将林木运给滕允康，再由滕允康按照口头协议结算给李增相应的劳务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的规定，上述事实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因此，滕允康与李增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李增承揽滕允康的砍伐林木任务后，通知李斯海、李可建、梁秀芳、李斯平、李元全一起砍伐，砍伐的工具均由各人自带，工资（劳务费）由李增与滕允康结算后平均分配，六人（包括李增在内）之间，共同合作施工，共同受益，共同完成工作任务，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李增与李可建等5人不存在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而是形成共同的承揽人。原告主张被告滕允康与李可建是雇佣关系以及被告李增主张其与滕允康是雇佣关系，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本案的过错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如何划分和承担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谓定作人的选任过失，是指定作人在选任承揽人时存在过失，未尽到注意义务，即应当依法审查承揽人是否具有从事某项业务所必备的资质、执业证书而未加审查，或明知承揽人不具备有上述资质而签订合同造成损害的，即属选任过失，造成损害的应承担选任过失的责任。本案中，被告滕允康将自己购买的山林砍伐权交给李增砍伐，明知李增只是一个人，不可能单独完成大片林木的砍伐任务，其应该对李增或共同承揽人是否具有从事砍伐林木的经验或技术、机械设备是否符合标准、有无安全隐患、是否采取安全措施等进行审查，但其在没有对上述情况进行认真审核的情况下将砍伐林木的任务交给李增，导致李增或共同承揽人在采伐林木过程中，未做好安全防范措施，李可建在无安全措施的情况下，独自一人伐木，操作不当造成事故，滕允康对承揽人的选任存在过失，应对李可建的损害结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被告李增与李可建等5人为共同的承揽人，他们在施工中共同合作施工、共同受益，由于李可建在施工作业中，忽视劳动安全，一人操作不当，被砍伐的林木砸中受伤，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李可建遭受的损失与共同承揽人李增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李增对本案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的规定。虽然其他共同承揽人只是负责自己提供的劳务，并以自己提供的劳务计算报酬，共同承揽人的总目标是相同的，即均以自己提供的劳务共同合作，交付工作成果。李增作为共同承揽人的组织者，在李可建遭受损害时，其应当给予原告适当的补偿，才符合公平原则。结合本案实际，由共同承揽人李增酌情补偿原告10000元为宜，其他4个共同承揽人对损害结果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受害人李可建作为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且事发前也从事过砍伐林木的工作，应当具有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对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应当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但其在施工过程中，忽视劳动安全，独自一人操作，导致在砍伐树木中被倒下的树木砸中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后果，其自身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对自身受到的损害结果存在重大过错，依法应承担主要责任。
综上，根据本案侵权力的大小、过错程度、损害结果和案件的实际情况等因素，本院确定本案的损害赔偿责任由被告滕允康承担20%，李增酌情补偿原告损失10000元，余下损失由受害者自己承担。其他共同承揽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3.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计算问题。李可建生前及原告李斯鸿、余秀桂、刘某、李某1、李某2均为农村居民，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农村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原告主张有关损失按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参照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的相关规定，本院确认原告的损失有：1.死亡赔偿金9467元／年×20年＝189340元，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467元/年，按20年计算；2.丧葬费4582元／年×6个月＝27492元，按职工月平均工资4582元，按6个月计算；3.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33983元／年÷365天×3天×3人＝837.9元，原告未能提供办理丧葬事宜的人员实际减少的收入，本院按照农林牧渔业标准33983元/年计算，按3人3天计算；4.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共51381元，本案中，被抚养人有4人，其中李斯鸿1941年12月12日出生，事发时74岁4个月,需要抚养5年8个月；余秀桂19**年11月8日出生，事发时70岁5个月，需要抚养9年7个月；李某12000年4月16日出生，事发时16岁，需要抚养2年；李某22004年11月1日出生，事发时11岁5个月，需要抚养6年7个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四个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年赔偿总额即（7582元／年÷2人）＋（7582元／年÷2人）＋（7582元／年÷6人）＋（7582元／年÷6人）＞7582元，即已超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7582元，故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应计算为：7582元／年×5年8个月＋（9年7个月－5年8个月）×7582元／年÷6人＋（6年7个月－5年8个月）×7582元／年÷2人＝51389元。原告主张4个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共计53400元，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5.交通费500元,本案中,原告虽未提供相关的交通费票据,但考虑原告从新福到横州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确实已发生,本院酌情支持500元，原告诉请1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6.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本次事故造成李可建死亡，确实给原告造成精神上的损害，原告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和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本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原告主张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上述6项损失合计279558.9元。
综上所述，根据责任过错的划分及民事赔偿责任的划分，被告滕允康应当赔偿原告的上述各项经济损失为279558.9元×20%＝55911.8元，扣除已支付的10000元，滕允康还应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45911.8元，余下经济损失减去被告李增应支付给原告补偿款10000元后由原告承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滕允康赔偿原告李斯鸿、余秀桂、刘某、李某1、李某2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5911.8元，扣减已支付的10000元，被告滕允康还应赔偿原告李斯鸿、余秀桂、刘某、李某1、李某2经济损失共45911.8元。
二、被告李增支付给原告李斯鸿、余秀桂、刘某、李某1、李某2因李可建死亡的经济补偿款10000元。
三、驳回原告李斯鸿、余秀桂、刘某、李某1、李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者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5504元（缓交），由原告李斯鸿、余秀桂、刘某、李某1、李某2负担44406元，被告滕允康负担902元，李增负担19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逾期不交纳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甘凤强
审 判 员 黄秋莲
人民陪审员 李天伟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 恒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157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
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