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6民终18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意真（曾用名郑忌真），女，193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平和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某，女，1975年6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平和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卢某1，女，2000年9月7日出生，汉族，学生，住福建省平和县，
法定代理人：蔡某（系卢某1母亲），女，1975年6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平和县。
上列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良、姜运福，福建沃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坤林，男，1981年9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平和县羁押于漳州市司法强制戒毒所。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小红，女，198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平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富，男，1983年9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平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平慧，男，1984年7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平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祥：平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勇，男，1990年3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平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锦明，男，1993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平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卓和文，男，1992年2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南安市翔云镇云山村云头***号，现住平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雯静，女，1983年8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平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建义，男，1987年5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平和县山格镇高石示村顶溪*号，现住平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千金，男，1990年4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平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和县水利局，住所地福建省平和县小溪镇河滨北路10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6280039301906。
法定代表人：黄平辉，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文洋，男，198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平和县水利局干部。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和县小溪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平和县小溪镇东风路4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628003929333x。
法定代表人：林荣建，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友生，平和县。
上诉人郑意真、蔡某、卢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坤林、曾小红、李国富、李平慧、张勇、黄锦明、卓和文、魏雯静、林建义、曾千金、平和县水利局、平和县小溪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平和县小溪政府”）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平和县人民法院（2016）闽0628民初15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意真、蔡某，上诉人郑意真、蔡某、卢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良、姜运福，被上诉人李坤林，被上诉人曾小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坤林，被上诉人李平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祥，被上诉人张勇、黄锦明、卓和文、魏雯静，被上诉人平和县水利局的委托代理人赖文洋、何彬，平和县小溪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友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李国富、林建义、曾千金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意真、蔡某、卢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卢某2死因不明，无法证明其系受到李坤林、曾小红、李国富、李平慧、张勇、黄锦明、卓和文的胁迫所致，系属认定事实错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民事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不同，认定标准也不同，虽然卢某2的死因缺乏刑事因果关系，但是将刑事上的死因不明直接认定为民事侵权中的损害原因未明，混淆了刑民案件性质不同、证明标准不同、证据适用规则不同、举证责任分配不同。缺乏刑事因果关系并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承担，当有充足证据证明加害人的加害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结果具有民事因果关系，应当认定加害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况且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只要举证达到一定的可信度即可。根据刑事案卷中所查明的事实，加害人李坤林、曾小红等人对卢某2寻衅滋事，同桌强迫卢某2喝酒、明知卢某2醉酒未护送其回家、明知卢某2喝醉酒引导其步行至东风桥并一并坐在栏杆上、卢某2坠河后加害人阻止路人营救、卢某2尸检身上多处有伤以及尸检检测乙醇高于醉驾、受害人卢某2当晚始终与加害人在一起，从民事法律角度分析，李坤林、曾小红等加害人的侵权行为与卢某2的死亡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且加害人未能举证有第三方因素介入，故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要件已具备，应承担赔偿责任。（2）根据前述刑事案卷查明的事实，本案不应由郑意真、蔡某、卢某1承担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而应由加害人承担其行为与结果不具因果关系、可以每免除赔偿责任等举证责任，包括举证证明其有尽安全保障义务，否则本案应推定加害人的行为与卢某2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3）平和县水利局、平和县小溪政府没有在东风桥及周围设置安全注意警示标语，也没有安全巡查人员，现场也没有求助电话，其作为公共场所的所有人、管理人，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承担责任。并且，即使有树立警示牌，但警示牌是否完整、醒目，是否设立于合理位置，有无损害或者被盗，防护栏过低、空隙过大或者破损未修复，均应作为溺水案件的考量因素。本案中，平和县水利局、平和县小溪政府未能举证其不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4）阿金特色烤鱼店的经营者于寻衅滋事后未报警，唐巢演艺吧的合伙人、经营者于发生事故后未报警，亦属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况且刑事案卷查明卢某2身上有伤，其应当是在阿金特色烤鱼店、唐巢演艺吧受的伤，其行为与前述加害人的行为原因竞合，造成卢某2的死亡后果，其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承担责任。（5）根据《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办法》第三、第四条的规定，小型水库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为相应的地方政府、水政主管部门等，故平和县水利局、平和县小溪政府同属安全管理责任主体，应承担赔偿义务。（6）一审判决遗漏查明如下事实：加害人李坤林等的寻衅滋事的事实，强迫卢某2喝酒致其酒醉的事实，明知卢某2醉酒未送其回家的事实，引导卢某2至危险地段，步行至东风桥，坐在栏杆上的事实，卢某2尸检身上多处有伤的事实，阿金特色烤鱼店和唐巢娱乐会所为报警的事实。以上事实是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导致卢某2死亡的后果，且侵权行为在本案中难以确定责任大小，各侵权行为原因竞合，应平均承担赔偿责任。（7）一审判决对于郑意真、蔡某、卢某1举证的证据和调查取证的刑事案卷的证据不予列明，未按照《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和《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规定制作文书，隐匿证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8）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进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人民司法案例》刊载的浙江宁波的审判案例，也是认定刑事判决中认定行为人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无刑事上的因果关系，但是并影响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承担，只要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极大的可能性，且行为人无法举证证明存在第三方介入因素，即应认定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要件已具备，应当对于被害人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李坤林、曾小红辩称：郑意真、蔡某、卢某1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郑意真、蔡某、卢某1未能举证证明李坤林伤害卢某2，李坤林与卢某2也没有发生殴打。曾小红当晚没有与卢某2喝酒聊天，只是在一旁等候。
李平慧辩称：郑意真、蔡某、卢某1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卢某2的死亡与李平慧没有因果关系，李平慧不构成侵权。
张勇辩称：当晚并没有与李坤林、卢某2等在一起，9点多就回家洗澡，将近10点去网吧通宵，有网吧监控可以证明。本案与张勇无关。
黄锦明：与李坤林、卢某2等不认识。事发当晚没有与卢某2喝酒，没有与卢某2在一起，没有殴打卢某2，当晚与张勇一起在网吧。
卓和文辩称：郑意真、蔡某、卢某1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案发当晚，派出所过来后卓和文当即离开，当晚在网吧上网。
魏雯静：在卢某2案发期间，魏雯静已经将唐巢娱乐会所的股权及经营权转让给原始股东江伟斌。郑意真、蔡某、卢某1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
平和县水利局辩称：水坝的蓄水与卢某2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因卢某2是从桥的围栏跨过而调入水中。平和县水利局也已经尽了警示义务。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平和县小溪镇人民政府辩称：（1）依法，水流、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县政府水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河道的保护、统一和管理工作。卢某2坠河溺水死亡的牛头溪是平和县主要河道，所有权属于国家，管理权属于平和县水利局，平和县小溪政府不是事故发生的河道所有人和管理人，与卢某2的死亡无关。（2）卢某2溺水死亡地点是河道不是水库。郑意真、蔡某、卢某1以《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办法》为由诉请平和县小溪政府承担责任，适用法律错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国富、林建义、曾千金未作答辩。
郑意真、蔡某、卢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坤林、曾小红、李国富、李平慧、张勇、黄锦明、卓和文、魏雯静、林建义、曾千金、平和县水利局、平和县小溪政府共同赔偿郑意真、蔡某、卢某1因卢某2死亡造成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死者家属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停尸费、建墓费、管理费等人身损害赔偿费共计1369532万元；2.判令诉讼费由李坤林、曾小红、李国富、李平慧、张勇、黄锦明、卓和文、魏雯静、林建义、曾千金、平和县水利局、平和县小溪政府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3年3月12日21时许，李坤林和其妻子曾小红、朋友李国富、李平慧等人在平和县小溪镇中山公园旁的阿金特色烤鱼店喝酒。当晚21时37分许，李坤林到附近蔡某、卢某2夫妇经营的海柳烟嘴店欲借用卫生间，被蔡某拒绝后心生不满，将店内柜台上的茶具扫落在地，大声威胁蔡某，并动手推打刚回店的卢某2，同时打电话纠集张勇、黄锦明、卓和文、曾超杰、张朝君等人前来，欲教训卢某2。平和县公安局民警接到蔡某的报警后赶到现场。公安民警协调后离开。卢某2随后带香烟和一箱啤酒前往找李坤林等人喝酒、说和。23时17分许，李坤林与卢某2一起经东风桥到河对面的唐巢演艺吧喝酒。23时32分许，李坤林与卢某2步行至东风桥，一同坐到栏杆上，卢某2坠河死亡（死因未明）。经法医鉴定，卢某2系生前溺水死亡。
2.李坤林的上述行为涉嫌寻衅滋事犯罪，平和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5日作出（2013）平刑初字第433号刑事判决，判决李坤林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3.经现场勘查，卢某2溺水死亡的地点属于“监控盲区”。事故发生的河道两侧均标有“水深危险，严禁下河游泳”等明显警示标志，东风桥两边均设有明显合理高度的安全护栏。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如下：1.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本案蔡某不断向有关部门对死者卢某2的死因问题进行申诉主张自己的权利，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未超过。
2.关于卢某2的死亡与李坤林、曾小红、李国富、李平慧、张勇、黄锦明、卓和文、魏雯静、林建义、曾千金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问题。本案中死者卢某2的死因未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郑意真、蔡某、卢某1应对卢某2的死亡行为是否为李坤林、曾小红、李国富、李平慧、张勇、黄锦明、卓和文、魏雯静、林建义、曾千金加害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截止庭审辩论终结前，郑意真、蔡某、卢某1仍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卢某2的死因，无法确认。
3.关于魏雯静、林建义、曾千金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问题。卢某2溺水死亡地点系平和县小溪镇东风桥下的河道，属于公共区域，并非唐巢娱乐会所场馆内，唐巢娱乐会所的原执行事务合伙人魏雯静，以及实际经营者林建义、曾千金无法对此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也无义务对该公告区域尽安全保证义务，故魏雯静、林建义、曾千金无须对卢某2的死亡承担民事责任。
4.关于平和县水利局是否已尽到管理义务、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问题。事故发生前，平和县水利局已在事故发生河道两侧以明显的字体标注“水深危险，严禁下河游泳”的警示标志，且东风桥河道两侧均设有合理高度的安全防护栏，客观上已尽到妥善管理的义务，对于卢某2的死亡，平和县水利局并无过错，无须承担民事责任。
5.关于平和县小溪镇人民政府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被告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利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由此可以看出，事故发生的河道管理权属平和县水利局，并非平和县小溪镇人民政府。根据权责相统一原则，平和县小溪镇人民政府不是卢某2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因此，平和县小溪镇人民政府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
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应当真实合法有效，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郑意真、蔡某、卢某1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卢某2系溺水死亡，但事故发生的地点属于监控“盲区”，卢某2死亡的原因未明，无法证明卢某2系受到李坤林、曾小红、李国富、李平慧、张勇、黄锦明、卓和文等人的胁持所致。因此，郑意真、蔡某、卢某1应对此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证明责任。但截止本案庭审辩论终结前，郑意真、蔡某、卢某1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卢某2的溺水死亡与李坤林、曾小红、李国富、李平慧、张勇、黄锦明、卓和文、魏雯静、林建义、曾千金、平和县水利局具有因果关系，郑意真、蔡某、卢某1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平和县小溪镇人民政府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郑意真、蔡某、卢某1将平和县小溪镇人民政府列为本案共同被告起诉要求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予以驳回。李平慧、平和县水利局、平和县小溪镇人民政府辩解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李国富、曾千金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动放弃诉讼权利，可缺席审理和判决。
综上所述，郑意真、蔡某、卢某1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郑意真、蔡某、卢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26元，由郑意真、蔡某、卢某1共同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除事故发生的河道两侧警示标志“水深危险，严禁下河游泳”是否年久失修、模糊不清以及警示标志距离事发现场是否有100多米距离的事实外，对于原判所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陈述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本案中是否存在郑意真、蔡某、卢某1上诉所主张的一审遗漏查明的事实，以及与其该主张相关的事实。
（1）关于寻衅滋事的侵害人除了李坤林，是否还包括曾小红、李国富、李平慧、张勇、黄锦明、卓和文等人的事实。根据（2013）平刑初字第433号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寻衅滋事犯寻衅滋事罪）以及本案双方均无异议的一审认定的事实第1项，曾小红、李国富、李平慧等系与李坤林一起在阿金特色烤鱼店喝酒，前往海柳烟嘴店欲借用卫生间、扫落柜台上茶具、欲动手推打卢某2、纠集张勇、黄锦明、卓和文、曾超杰、张潮君等人欲教训卢某2的是李坤林；公安干警赶到现场协调，双方同意和解，后离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证据规定》第九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郑意真、蔡某、卢某1对一审查明的事实第1项并无异议，在未能提供充分的足以推翻一审认定的该事实、生效判决认定李坤林寻衅滋事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其主张曾小红、李国富、李平慧、张勇、黄锦明、卓和文等人对卢某2寻衅滋事，依据不足，不予采信。
（2）关于李坤林等人有无强迫卢某2喝酒的侵权事实。（2013）平刑初字第433号刑事判决认定“公安民警接到蔡某的报警赶到现场（海柳烟嘴店），经现场调解，双方同意和解，李坤林与卢某2表示就此事不再产生矛盾纠纷”，“在公安干警离开后，林坤林返回阿金特色烤鱼店继续喝酒，卢某2担心遭李坤林报复，即带香烟和一箱啤酒前往找李坤林等人喝酒、说和。23时17分许，李坤林与卢某2一起经东风桥到河对面的唐巢演艺吧”，但并未认定林坤林等有胁迫卢某2喝酒。该事实为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并且，根据郑意真、蔡某、卢某1申请调取的（2013）平刑初字第433号刑事案件中侦查机关2013年3月15日询问唐巢演艺吧经理张陈娟的询问笔录，张陈娟陈述“卢某2与李坤林从演艺吧正门进来演艺吧，两人看起来是喝过酒的样子，二个人选择了2号桌并坐下，卢某2说要喝酒，李坤林一致摇手说不要拿酒也不要再喝酒的意思，并且一直要离开演艺吧，卢某2一直给他按在2号桌的椅子上不让他离开”，针对“卢某2与李坤林两人在演艺吧内是否有发生矛盾”，其回答“没有。两个人在演艺吧内就是李坤林不喝酒，卢某2一直要拉李坤林喝酒，两个人拉拉扯扯而已”。由此看来，在唐巢演艺吧内，林坤林亦未逼迫卢某2喝酒，而是卢某2主动要跟李坤林喝酒。因此，在郑意真、蔡某、卢某1未能提供充分的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其主张李坤林等有强迫卢某2喝酒，依据不足，不予采信。
（3）关于李坤林是否明知卢某2醉酒并未护送卢某2回家的事实、明知卢某2醉酒引导其步行至东风桥一同坐到栏杆上的事实。是否“明知”属于心理活动、主观认识的范畴，需要通过其他证据加以判断，根据（2013）平刑初字第433号刑事案件中侦查机关2013年3月16日询问李坤林的笔录，李坤林关于“烟嘴店的男老板可能也喝醉了”的陈述，可以认定李坤林主观上认定卢某2已经喝醉的事实。
其次，（2013）平刑初字第433号刑事判决和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查明的事实第1项，均认定从唐巢演艺吧出来后，“李坤林与卢某2一起步行至东风桥，一同坐到栏杆上”。并未有李坤林加以“引导”的事实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郑意真、蔡某、卢某1主张李坤林系“引导”卢某2步行上桥、坐栏杆上，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故其该事实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信。
此外，根据（2013）平刑初字第433号刑事案件中侦查机关2013年3月15日、16日询问证人游某的询问笔录，其陈述“落水者与另一名男子两人像是从唐巢KTV出来，都喝了酒的样子，那名男子扶着落水者，两人在桥面上人行道走了一小段……”。游某与本案双方无利害关系的、在东风桥面等客人，距离现场最近，其证言可信度较高，可予采信。据此，可以认定李坤林与卢荣林系从唐巢演艺吧出来，一起走上东风桥，行走过程中，李坤林扶着卢荣林，两人都是喝了酒的样子，但没有李坤林“引导”卢某2的行为。
再者，李坤林、卢某2走上东风桥后，途中两人一起坐于桥护栏，此后卢某2落水。故而郑意真、蔡某、卢某1主张李坤林未护送卢某2回家的事实主张，客观上无法实现，主观上无法判定李坤林是否存在要护送卢某2回家的意思，故而对其该事实主张不予采纳。
（4）关于李坤林等人有无阻止路人营救卢某2的事实。（2013）平刑初字第433号刑事判决，并未认定该事实。在郑意真、蔡某、卢某1未能提供足以推翻生效判决有关事实认定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其主张李坤林等人有无阻止路人营救卢某2，没有证据，不予采信。
若郑意真、蔡某、卢某1持有该证据，其可及时向侦查机关报案。
（5）关于人身伤害的侵权事实。平和县公安局《法医学尸体检验解剖报告》论证载明卢某2尸体存在“皮肤、软组织损害，符合钝器伤；其它未见明显暴力外伤导致死亡及窒息死亡的征象”，检验意见为“死者卢某2系生前溺水死亡”。（2013）平刑初字第433号刑事判决亦认定在海柳烟嘴店李坤林系“动手推打刚回店的卢某2”，而没有认定其实用钝器；蔡某在该刑事案件亦陈述李坤林与卢某2“互相推搡数下”（该陈述在民事诉讼中构成自认），亦未陈述李坤林使用钝器。关于卢某2生前遭受人身伤害的侵权事实，有（2013）平刑初字第433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蔡某在刑事案件中的陈述为据，可以认定。但该侵权事实系发生于海柳烟嘴店，且李坤林是推打卢荣林，而未使用钝器。并且，根据（2013）平刑初字第433号刑事案件中侦查机关2013年3月15日、16日询问游某的询问笔录，针对东风桥面上是否发生打架追赶纠纷拉扯等情况的询问，游某回答“都没有，就是那两名男子从河滨路方向走向银河路方向。另外一名没有落水的男子还扶着那名落水者”，针对“那两名男子手上是否有持械”的询问，游某回答“没有，都是空手”。
关于唐巢演艺吧内的过程，根据侦查机关2013年3月13日询问保卫人员林瑜嘉的询问笔录，林瑜嘉陈述“李坤林和海柳店老板两人互相拉扯着，有时候两人手抱在对方的脖子上，有时候相抱在对方的腰部”、“他们两人走出唐巢时，两人还搭肩一起往建光楼方向走”，针对“李坤林和海柳店老板在唐巢大厅是否打架”、“有无持刀”的询问，其回答“他们在唐巢大厅内互相拉扯拥抱在一起”、“没有（人持刀）”；根据侦查机关2013年3月14日询问领舞赖艺文的询问笔录，赖艺文回答两名男子“都没有”拿刀、“说话是很大声，是不是在争吵我不知道，但是没有打架”，还陈述进入唐巢演艺吧到2号桌，两人坐一两分钟后曾离开十来分钟，回来后比较高的男子（李坤林）要离开，比较矮的男子（卢某2）按住李坤林的肩膀按在椅子靠背上不让离开，此后李坤林再次要离开，卢某2将其拉回来2号桌；根据侦查机关2013年3月14日询问唐巢演艺吧工作人员李利的询问笔录，其陈述“那两个男子在一旁拉拉扯扯，不停地在说话”；根据侦查机关2013年3月15日询问唐巢演艺吧经理张陈娟的询问笔录，针对“卢某2与李坤林两人在演艺吧内是否有发生矛盾”，其回答“没有。两个人在演艺吧内就是李坤林不喝酒，卢某2一直要拉李坤林喝酒，两个人拉拉扯扯而已”；根据侦查机关2013年3月15日询问唐巢演艺吧收银员赖智慧的询问笔录，针对“卢某2与李坤林两人在演艺吧内是否有发生矛盾、打架等情况”，其回答“都没有，就是为了喝酒的问题在拉拉扯扯”。以上证人与双方当事人无利害关系（除了林瑜嘉与李坤林是朋友，但其证言与其他人的证言一致部份，仍可予采信），的证言内容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在唐巢演艺吧内，李坤林与卢某2虽有拉拉扯扯的行为，但不是扭打的打架行为，而是因为卢某2要劝李坤林喝酒而李坤林不喝所致的拉扯。郑意真、蔡某、卢某1关于“在唐巢演艺吧监控录像可以证明卢某2与李坤林有对打”的主张（一审2017年1月19日法庭笔录），亦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故而《法医学尸体检验解剖报告》载明的“皮肤、软组织损害，符合钝器伤”，并非李坤林推打行为导致，亦无其他证据佐证李坤林有使用钝器击打卢某2导致该伤情。
此外，《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郑意真、蔡某、卢某1所提供的《法医学尸体检验解剖报告》的内容，只能证明卢某2的尸体存在皮肤、软组织损害，符合钝器伤，郑意真、蔡某、卢某1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该损害事实系属人为侵权所导致，即未能排除卢某2溺水后有无于水中遭受碰撞导致该事实。结合（2013）平刑初字第433号刑事判决所认定的“死者卢某2系生前溺水死亡”的事实，亦可以认定《法医学尸体检验解剖报告》载明的卢某2尸体上“皮肤、软组织损害，符合钝器伤”并非生前李坤林推打行为所导致，亦无其他证据佐证李坤林有使用钝器击打卢某2导致该伤情。
（6）关于强迫卢某2喝酒致卢某2酒醉的事实。关于有无强迫喝酒的事实，前述第（2）项已分析认定郑意真、蔡某、卢某1该事实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信。
《法医学尸体检验解剖报告》载明卢某2尸检时乙醇含量128.20mg/dl，高于醉酒驾车的标准。但是否酒醉则与个体因素有关，日常生活经验中，有些人少量饮酒即酒醉，有些人超过醉酒驾车标准大量饮酒也未必酒醉。在郑意真、蔡某、卢某1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卢某2酒醉的情况下，其该事实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
但本案可以认定卢某2生前曾大量饮酒，尸检时乙醇含量128.20mg/dl，高于醉酒驾车的标准。
（7）关于阿金特色烤鱼店、唐巢演艺吧在发生李坤林寻衅滋事后有无报警的事实。阿金特色烤鱼店对于李坤林在海柳烟嘴店发生的扫落茶具、威胁蔡某、与卢某2互相推搡等寻衅滋事行为，唐巢演艺吧对李坤林故意将2号桌桌上的数个酒杯摔碎、离开时又踹了演艺吧大门的寻衅滋事行为，均未报警。
对于阿金特色烤鱼店、唐巢演艺吧是否负有报警义务的法律问题，于“本院认为部份”予以分析认定。
（8）至于郑意真、蔡某、卢某1上诉主张阿金特色烤鱼店、唐巢演艺吧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问题，但该事实主张涉及阿金特色烤鱼店、唐巢演艺吧是否负有安保义务的法律适用问题。故对郑意真、蔡某、卢某1该部份事实主张，于“本院认为部份”予以分析认定。
二、关于事故发生的河道两侧警示标志“水深危险，严禁下河游泳”是否年久失修、模糊不清以及警示标志距离事发现场是否有100多米距离的事实。
对于事故发生的河道两侧有“水深危险，严禁下河游泳”的警示标志的事实，双方并无异议，郑意真、蔡某、卢某1持有异议的是该标志是否明显，以及距离事发现场的远近。因卢某2系坐在东风桥“明显合理高度的安全护栏”（双方当事人对此事实均无异议），并由此落水，故而河道两侧警示标志是否明显、距离事发现场的远近，实际上与本案事故无关，况且郑意真、蔡某、卢某1亦于二审庭审中主张“警示标志年久失修模糊不清，离案发现场距离100多米，且与本案无关”。故而对此事实不予审查认定。仅认定事故发生的河道两侧有“水深危险，严禁下河游泳”的警示标志。
根据前述（一）、（二）的分析，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3月12日21时37分许，李坤林从阿金特色烤鱼店到附近的海柳烟嘴店欲借用卫生间，被拒绝后，其有与刚回店的卢某2互相推搡数下，但李坤林未使用钝器等器械。阿金特色烤鱼店未就李坤林在海柳烟嘴店的行为报警。公安民警接到蔡某的报警赶到现场，经现场调解，双方同意和解，李坤林与卢某2表示就此事不再产生矛盾纠纷。在公安干警离开后，林坤林返回阿金特色烤鱼店继续喝酒，卢某2担心遭李坤林报复，即带香烟和一箱啤酒前往找李坤林等人喝酒、说和，但李坤林等人没有逼迫卢某2喝酒。
23时17分许，李坤林认为卢某2可能喝醉了，仍与卢某2一起经东风桥到河对面的唐巢演艺吧喝酒。在唐巢演艺吧内，曾因卢某2劝李坤林喝酒而李坤林拒绝，导致双方拉拉扯扯，但双方并无扭打、打架。李坤林故意将2号桌桌上的数个酒杯摔碎、离开时又踹了演艺吧大门，但唐巢演艺吧并未就此报警。23时32分许，李坤林与卢某2从唐巢演艺吧出来，均空着手，李坤林扶着卢荣林一起走上东风桥，但两人都是喝了酒的样子。过东风桥后即可到卢某2经营的海柳烟嘴店。从唐巢演艺吧出来至卢某2坠河期间，双方并未发生打架追赶纠纷拉扯等情况。
《法医学尸体检验解剖报告》载明卢某2尸体存在皮肤、软组织损害，符合钝器伤；乙醇含量128.20mg/dl，高于醉酒驾车的标准。
三、另查明：（1）卢某2家庭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卢某21968年2月8日出生，生前与妻子蔡某经营海柳烟嘴店。卢某2的母亲郑意真，1939年6月15日出生，女儿卢某1，2000年9月7日出生。（2）2017年1月19日一审庭审中，针对郑意真、蔡某、卢某1提交的新证据，即其向法院申请的（2013）平刑初字第433号刑事案件的案卷材料，包括2013年3月12日李坤林寻衅滋事案发现场照片、案发当天现场监控录像资料等，合议庭有组织双方进行举证和质证，辩论过程中，郑意真、蔡某、卢某1针对唐巢演艺吧的监控录像也发表了辩论意见。一审卷宗内，对于所调取的（2013）平刑初字第433号刑事案件的案卷材料，包括公安机关侦查卷的询问笔录、现场监控录像等案卷资料，均有装订。（3）李坤林与卢某2到唐巢演艺吧时，李坤林并未酒醉，而是假装酒醉。（4）卢某2落水后，李坤林独自跑回阿金特色烤鱼店。此后，李坤林有下河营救卢某2。
除了上述分析外，认定上述事实有（2013）平刑初字第433号刑事判决书、《法医学尸体检验解剖报告》、卢某2一家户口簿、2017年1月19日一审法庭笔录（针对郑意真、蔡某、卢某1提交的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审判长组织当事人举证和质证“调取的内容已经送达给原告，请原告指出对本案又挂系的内容。被告质证”，郑意真、蔡某、卢某1陈述“在所有视频资料中……”之后，审判长组织当事人质证“被告对监控录像的意见”，经曾小红、张勇、平和县水利局、平和县小溪政府分别对视频录像截图、视频截图照片发表质证意见后，审判长询问“原告及其代理人对视频录像截图是否还有补充说明”，郑意真、蔡某、卢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视频录像告一段落，接下来我将指出调取的刑事案件卷宗中部份事实与本案民事赔偿关联”，其证明对象后，审判长组织质证“被告公安机关侦查卷等内容的意见”。辩论过程中，郑意真、蔡某、卢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辩论意见“唐巢演艺吧的监控录像可以证明卢某2与李坤林有对打”）、一审查明的事实中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部份、一审卷宗（证据均有装订在卷）、公安机关询问游某、林瑜嘉、赖艺文、张陈娟、赖智慧等证人和李坤林的询问笔录，2013年3月16日公安机关询问李坤林笔录中李坤林关于“烟嘴店的男老板可能也喝醉了，我就和他一起过去唐巢吧，我们两人到了唐巢酒吧，我就假装喝醉……”，二审庭审笔录中蔡某关于“李坤林有下水，但不及时”的陈述，以及双方当事人二审庭审中的一致陈述等为据，可以认定。
本院认为：一、关于平和县小溪政府是否本案适格赔偿义务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利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本案中卢某2系坠入河道中，而不是水库中，依法河道的管理和监督工作权属平和县水利局，而非平和县小溪镇政府。故郑意真、蔡某、卢某1根据《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诉主ＸＸ和县小溪政府应承担卢某2死亡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二、本案争议主要焦点在于李坤林等被上诉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客观上有无实施违法加害行为，其行为与卢某2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1）行为人存在主观过错、实施的加害行为须具有违法性，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本案中，曾小红、李国富、李平慧在阿金特色烤鱼店喝酒，未参与海柳烟嘴店的纠纷，此后也没有逼迫卢某2喝酒，故其主观上并不存在过错，郑意真、蔡某、卢某1亦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曾小红、李国富、李平慧主观上存在过错，故其上诉主张曾小红、李国富、李平慧应承担卢某2死亡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曾千金是阿金特色烤鱼店的经营者，魏雯静、林建义是唐巢演艺吧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经营者。法律并没有强制性规定公民负有见危报警的义务，况且李坤林所有的寻衅滋事行为均非发生于在阿金特色烤鱼店，李坤林与卢某2在唐巢演艺吧内也只是为劝酒的事情拉拉扯扯，并未扭打打架，而李坤林摔碎酒杯、脚踹演艺吧大门后便离开。并且，本案事故发生在东风桥面上，不是曾千金、魏雯静、林建义所能控制的阿金特色烤鱼店、唐巢演艺吧范围内，曾千金、魏雯静、林建义对于卢某2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故曾千金、魏雯静、林建义主观上没有过错，不予报警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且不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郑意真、蔡某、卢某1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曾千金、魏雯静、林建义主观上存在过错，行为具有违法性，其上诉主张曾千金、魏雯静、林建义应承担卢某2死亡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本案事故发生前，平和县水利局已在事故发生河道两侧设置“水深危险，严禁下河游泳”的警示标志，且东风桥两侧均设有合理高度的安全防护栏。平和县水利局主观上并无过错，客观上已尽到妥善管理、安全保障的义务，无须对卢某2的死亡承担民事责任。故郑意真、蔡某、卢某1上诉主ＸＸ和县水利局应承担卢某2死亡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2）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所具有的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若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则侵权责任不成立。判断因果关系，首先是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逻辑上的条件关系，即行为须为损害后果的条件，如无行为则无损害后果；其次是行为具有引起损害后果的“相当性”，即按照常理或者一般的社会观念，这样的行为通常是否会导致这样的损害后果，通常不会导致这样的损害后果则无相当性。
本案中，李坤林、曾小红、李国富、李平慧等人与卢某2喝酒，李坤林本人寻衅滋事，张勇、黄锦明、卓和文等人应李坤林要求到海柳烟嘴店，卢某2在唐巢演艺吧与李坤林喝酒后由后者扶着离开唐巢演艺吧，李坤林、曾小红、李国富、李平慧、张勇、黄锦明、卓和文以及唐巢演艺吧经营者曾千金、魏雯静、林建义等人的行为，均不是卢某2落水死亡的前提条件；并且这些行为也不具有引起卢某2死亡的相当性（即这些行为通常不导致死亡的后果），故而本案中，曾小红、李国富、李平慧、张勇、黄锦明、卓和文、魏雯静、林建义、曾千金的行为与卢某2的死亡后果，不具有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郑意真、蔡某、卢某1上诉主张这些人应承担卢某2死亡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3）本案以及（2013）平刑初字第433号刑事判决，均认定卢某2死因不明，且均无证据证明李坤林对于卢某2的落水实施了违法加害行为，包括没有证据证明李坤林有先前行为构成不作为侵权；李坤林寻衅滋事的行为与卢某2的死亡后果也没有因果关系。但是，由于李坤林系与卢荣林喝酒（李坤林没有喝醉）、认为卢某2可能喝醉的情况下，与卢荣林一起走上东风桥，并一起坐到东风桥侧护栏上，其行为客观上诱发或者开启了其认为是酒醉的酒醉者可能不慎落水的危险，故李坤林负有避免卢荣林落水的适当的注意义务，其对于卢某2坠河死亡的损害后果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卢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饮酒后坐于东风桥侧护栏上，不慎落水，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故卢某2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可以减轻李坤林的责任。根据双方过错程度，酌定李坤林应对卢某2的死亡程度20％的过错责任。
三、卢某2死亡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中，卢某2家庭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卢某21968年2月8日出生，生前与妻子蔡某经营海柳烟嘴店。卢某2的母亲郑意真，1939年6月15日出生，女儿卢某1，2000年9月7日出生。据此核算卢某2死亡的损失为：①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为665500元（33275元×20年）；②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③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为29359元；④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未成年人被扶养人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即年赔偿总额不能超过当年标准23520元。卢某1均有两个抚养人，故卢某1每年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1760元，加上郑意真每年23520元，合计35280元超过了23520元年赔偿总额标准，故卢某1每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7840元（23520×11760/35280），计算至十八周岁为7840元×[18－（2013－2000）]＝39200元；郑意真每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5680元（23520×23520/35280），年龄','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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