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揭普法民二初字第51号
原告（反诉被告）：秦泽顺，男。
原告（反诉被告）：刘燕葵，女。
上述秦泽顺、刘燕葵的委托代理人：陈启光、戴木耀。
被告（反诉原告）：秦永章，男。
委托代理人：谢子奇、张椿家。
原告秦泽顺、刘燕葵诉被告秦永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月29日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郑金炼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秦永章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内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审查后，作出（2013）揭普法民二初字第51-1号民事裁定，依法驳回秦永章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秦永章不服，向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揭中法立民终字第18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3年6月5日，本院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秦泽顺、刘燕葵的委托代理人陈启光、戴木耀以及秦永章的委托代理人潘希冲（代理期限至2015年2月2日，后变更为谢子奇）、张椿家到庭参加诉讼。2013年9月3日，本院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5年2月1日，秦永章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审查后，决定将本诉和反诉合并审理。2015年3月20日，秦泽顺向本院申请证人连振奇、陈宝源、卓少初、陈旭明出庭作证，本院根据秦泽顺的申请及其提供的证人联系方式，向证人连振奇、陈宝源、陈旭明送达出庭作证通知书，但无法联系到证人卓少初。2015年4月3日，本院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秦泽顺、刘燕葵的委托代理人陈启光、戴木耀以及秦永章的委托代理人谢子奇、张椿家到庭参加诉讼，证人连振奇、陈宝源、陈旭明没有到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秦泽顺、刘燕葵诉称：普宁市永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公司）于2005年8月3日成立，法定代表人秦永章。永泰公司成立时，秦永章、秦泽顺各持有公司50%的股权。
2011年10月26日，秦泽顺与秦永章签订了1份《协议书》；2011年11月1日，永泰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永泰公司股东决议》（以下简称《股东决议》）、《永泰公司章程修改案》（以下简称《章程修改案》）、《永泰公司股东名册》（以下简称《股东名册》）；同日，秦永章还分别签署了致普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普宁市环境保护局的《申请书》各1份。根据上述的协议书、股东决议、章程修改案、股东名册及申请书，秦永章应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永泰公司5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秦泽顺、刘燕葵名下（其中30%的股权登记至秦泽顺名下、20%的股权登记至刘燕葵名下），将永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秦泽顺。此后，秦泽顺、刘燕葵多次要求秦永章协助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秦永章均不予配合。
据此，秦泽顺、刘燕葵请求判令：一、秦永章协助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永泰公司的股权全部变更登记至秦泽顺、刘燕葵名下，其中30%的股权变更至秦泽顺名下、20%的股权变更至刘燕葵名下；二、秦永章协助将永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秦泽顺；三、本案诉讼费用由秦永章负担。
秦泽顺、刘燕葵对其上述陈述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秦泽顺《居民身份证》1份，证明秦泽顺的民事主体资格。2.刘燕葵的《居民身份证》1份，证明刘燕葵的民事主体资格。3.秦永章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秦永章的民事主体资格。4.永泰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各1份，证明股权转让所指永泰公司的基本情况。5.《协议书》、《股东决议》、《章程修改案》、《股东名册》各1份，证明：（1）秦永章将其名下持有永泰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秦泽顺、刘燕葵，秦泽顺受让公司30%的股权、刘燕葵受让公司20%的股权；（2）秦永章应协助将永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秦泽顺；（3）秦永章应履行协助办理永泰公司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义务。6.《申请书》2份，证明秦永章已向普宁市工商部门、环保部门出具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的申请。7.《结婚证》1份，证明秦泽顺与刘燕葵是夫妻关系。
秦永章就本诉当庭辩称：一、秦永章没有签署转让股权的文件，从签署时间都是2011年11月1日反映出相关文件是伪造的。二、退一步讲，秦泽顺、刘燕葵提交所谓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不一致、缺少对价、缺乏主要条款，应为无效；从协议撤销上讲，因其显失公平应予撤销，永泰公司拥有几千万元的资产且在秦永章年迈体衰又没有其他经济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强迫秦永章无偿转让公司股份显失公平；如果将秦永章的行为视为赠与的话，因双方未实际履行，秦永章随时有权撤销。首先，秦永章没有向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也没有按照约定交付《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相关文件给秦泽顺、刘燕葵；其次，从秦泽顺、刘燕葵提交《章程修改案》关于“本章程修改案为原章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并自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的规定来说，该章程修改案并未生效；最后，具有企业宪法之称的章程在对股东身份、股权未作生效规定的情况下，擅自置备《股东名册》，是无效的，没有权利依据。况且，根据章程第十一条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名称、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规定，《股东名册》也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秦泽顺、刘燕葵提交的所谓《股东名册》只能说是对股东决议的重复，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名册》。总之，请求驳回秦泽顺、刘燕葵的诉讼请求，以维护秦永章的合法权益。
秦永章对其上述陈述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其民事主体资格。当庭提供证据材料有：1.《律师函》及其邮寄单、《通知书》及其邮寄单各1份，证明秦泽顺迫使秦永章离开永泰公司，秦永章迫于无奈，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给秦泽顺，以维护其自身利益；秦永章仍然是永泰公司的合法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2.《遗失声明》（刊登于2012年3月27日《南方日报》A14版）、《发票》、普宁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证明》各1份，证明由于秦泽顺控制永泰公司的经营，秦永章为防止公司资产流失，于2012年3月29日到普宁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挂失公章、财务章及印鉴，并重新申报雕刻新的印章；秦永章并未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也未变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3.秦永章于2012年5月25日起诉的《民事起诉状》复印件1份、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揭中法立民终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1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粤高法民二申字第556号《受理案件通知书》1份、《证明》（落款为华通诊所）复印件1份，证明由于秦泽顺采用殴打等非法手段，迫使秦永章无法对永泰公司行使经营、管理等股东权利，秦永章向法院起诉请求解散永泰公司，目前秦永章就该案已申请再审，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阶段，秦永章并没有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
针对秦永章就本诉提出的答辩意见，秦泽顺、刘燕葵当庭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普宁市流沙北街道白沙陇村村民委员会《证明》1份，证明秦永章与秦泽顺是父子关系。2.《协议书》1份（以下用《协议书2》特指该《协议书》，以便于与上述第一份《协议书》区分和表述），证明2011年10月26日，秦永章与秦泽顺父子在签订《协议书》的同时，另外签订《协议书2》，内容为：自签订协议书之日起，秦泽顺应承担秦永章原投入企业的300万元贷款并在2年内分期分批交付秦永章偿还债主，其贷款余额利息按月息一分计；双方约定，自签约之日起，秦泽顺每月应付给秦永章3万元生活费用。秦泽顺应在每月月底前无条件地将应付给秦永章贷款余额的利息及秦永章的生活费用存入秦永章指定的银行账户。《协议书2》还证明不存在秦永章当庭答辩提出的赠与行为，本案的股权转让是有对价的。3.《秦永章历年收付总结表》1份，证明在2007年8月至2011年10月间，秦永章本人结欠永泰公司4229408.13元。
2013年6月5日，秦永章向本院提交《笔迹鉴定申请书》，认为秦泽顺、刘燕葵本诉提交证据《协议书》、《股东决议》、《章程修改案》及2份《申请书》中出现的“秦永章”签名字迹不是秦永章本人所签，要求进行笔迹鉴定。经本院依法先后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最后于2014年12月31日出具粤南（2014）文鉴字第92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协议书》落款甲方（签章）处、《股东决议》落款股东签名处、《章程修改案》落款股东签名处、致普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书》落款申请人处及致普宁市环保局《申请书》落款申请人处“秦永章”签名与秦永章签名样本均是同一人书写。
秦永章反诉称：永泰公司是由普宁市永泰印染厂改制而来，而该印染厂的全部资产归秦永章个人所有。2005年，为成立公司，把秦泽顺登记为挂名股东。公司注册资金为200万元，秦永章、秦泽顺各占50%的股份。刘燕葵到永泰公司工作后，秦泽顺、刘燕葵为独占公司经营收益的权利，迫使秦永章签订《协议书》、《协议书2》和《股东决议》、《章程修改案》等，把秦永章赶出公司。根据2011年10月26日签订《协议书2》的约定，秦泽顺应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2年内偿还秦永章借款300万元，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按月息一分计算利息，并每月给付秦永章生活费3万元，秦泽顺必须在每月月底前无条件将该利息和生活费支付给秦永章。但是，在协议签订后，秦泽顺并未支付分文给秦永章。永泰公司每年利润丰厚，公司拖欠秦永章的借款理应偿还，不是转让股份条件。秦泽顺以每月给付秦永章3万元生活费为条件，霸占公司全部的经营、收益等权利至今。秦泽顺、刘燕葵认为签订的协议有效，起诉要求秦永章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其依法应按约定偿还借款及逾期利息和生活费给秦永章，并将永泰公司搬出属于秦永章所有的原永泰印染厂的土地、厂房。据此，秦永章请求判令：一、秦泽顺、刘燕葵偿还秦永章借款300万元及利息（按月息一分计，自2011年10月26日起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计至2015年1月26日止的利息为117万元）；二、秦泽顺、刘燕葵偿还秦永章生活费117万元（按每月3万元计，自2011年10月26日起计至2015年1月止共39个月），并从2015年2月起按每月3万元支付给秦永章；三、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秦泽顺、刘燕葵承担。
秦永章对其反诉陈述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秦永章、秦泽顺、刘燕葵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秦永章、秦泽顺、刘燕葵的民事主体资格。2.《协议书2》复印件1份，证明秦永章、秦泽顺、刘燕葵就股权转让款的付款金额、时间、付款方式进行约定，其中的第三条“付款方式”约定乙方（秦泽顺）应在每月的月底前无条件的付给甲方（秦永章）相应的款项。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协议书》、《股东决议》、《章程修改案》、《股东名册》复印件各1份、《申请书》复印件2份，证明秦永章已经履行股权变更手续，秦泽顺、刘燕葵在永泰公司的相应股权已得到实现，秦永章对于《协议书》中约定向相关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等问题所需要履行的义务只是配合签名，而不是由秦永章负责办理变更登记的手续，其也已经履行了签名的相关义务。
秦泽顺、刘燕葵就反诉当庭辩称：一、《民事反诉状》所述的事实与理由部分与事实不符，缺乏事实依据。（一）“普宁市永泰印染厂的全部资产归秦永章个人所有。2005年，为成立公司，把秦泽顺登记为挂名股东”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可以充分证明秦泽顺系永泰公司的投资者，出资额为100万，占公司50%的股份，秦永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秦泽顺是挂名股东。事实上，普宁市永泰印染厂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成立，原有10个股东，秦泽顺在1995年以150万元左右购买了其他股东的股权，并与秦永章一起将该厂改制为公司。（二）秦永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秦泽顺、刘燕葵为独占公司经营收益的权利，迫使秦永章签订《协议书》、《协议书2》和《股东决议》、《章程修改案》等，把秦永章赶出公司”的说法，系秦永章捏造事实，信口开河。在反诉状中，秦永章认可秦泽顺、刘燕葵的观点，认为《协议书》、《协议书2》有效，要求秦泽顺、刘燕葵按协议约定偿还借款及逾期利息和生活费。如果确如秦永章所称，秦永章为什么又认可该2份协议呢？再者，《协议书》、《协议书2》是在3名见证人的协调和见证下签订的，秦永章的签名经鉴定是真实的，何来“独占”、“迫使”、“赶出”之说呢？（三）秦永章诉称《协议书2》中约定的300万元为借款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协议书2》明确写明：甲乙双方约定，自签订协议书之日起，乙方应承担甲方原投入企业的300万元贷款并在2年内分期分批交付甲方偿还债主。也就是说，该300万元是秦永章向他人借的，并非秦泽顺、刘燕葵向秦永章借的，但因秦永章将股权转让给秦泽顺、刘燕葵，该300万元才约定由秦泽顺分期承担，该300万元实质上应为股权转让金。（四）秦永章认为永泰公司的土地和厂房系其所有，要求秦泽顺、刘燕葵将永泰公司搬出，该说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秦永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永泰公司的土地和厂房属其所有，事实上，上述土地和厂房是永泰公司所有。二、秦永章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从《协议书》第二条“经营权限”、第三条“遗留问题的处理”的约定，以及《协议书2》第一条“关于原300万元贷款及其利息的偿还问题”、第二条“关于甲方的经济待遇”和第三条“付款方式”的约定可知，从协议书签订之日起，永泰公司的一切财产及经营权归秦永章、刘燕葵所有，秦永章应向秦泽顺移交永泰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并无条件协助秦永章、刘燕葵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而秦泽顺付给秦永章的款项可在每月月底，双方履行协议的顺序是有先后的。另外，根据连振奇、陈宝源、卓少初、陈旭明的证实，《协议书》、《协议书2》签订后，秦泽顺要求秦永章到工商部门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但秦永章拒绝履行刚签订的协议、拒绝协助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拒绝移交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印鉴等，后又拒绝向秦泽顺提供收取相关款项的银行账户。可见，《协议书》、《协议书2》没有履行的原因是秦永章造成的，过错方是秦永章。以上述事实并按照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秦永章应先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在其未履行的情况下，秦泽顺、刘燕葵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因此，秦永章请求秦泽顺、刘燕葵付还《协议书2》约定的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秦永章的反诉请求。
秦泽顺、刘燕葵对其上述陈述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材料有：委托代理人陈启光、戴木耀律师分别向证人陈宝源、连振奇、卓少初、陈旭明所作的《调查笔录》各1份，证明秦永章与秦泽顺在2011年10月26日签订涉案《协议书》、《协议书2》的经过及该2份协议书的履行情况。陈宝源、连振奇、卓少初都是《协议书》、《协议书2》的见证人，其在《调查笔录》中所反映的事实经过就是《协议书》、《协议书2》的签订经过及履行情况，即：陈宝源、连振奇、卓少初与秦永章、秦泽顺是朋友关系或彼此有业务往来，当时秦永章、秦泽顺父子俩有矛盾，陈宝源、连振奇、卓少初便进行调解，最终促使秦永章、秦泽顺达成上述《协议书》、《协议书2》，但秦永章没有履行协议。陈旭明受秦泽顺的委托，到秦永章家要求秦永章补签《申请书》等手续并要求其提供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秦永章除了在《申请书》等手续上签字之外，拒绝提供其银行账户给秦泽顺。
经开庭审理，秦永章与秦泽顺、刘燕葵各自对对方提供的用于证明诉讼主体资格及永泰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的证据材料均无异议，秦永章对秦泽顺、刘燕葵提交的《证明》也无异议，本院对该部分证据材料所要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秦永章在第一次开庭时虽否认涉案《协议书》、《股东决议》、《章程修改案》、《申请书》中“秦永章”的签名的真实性及《协议书2》的真实性，但其在第二次开庭过程中对粤南（2014）文鉴字第92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无异议，且其反诉提交的证据材料也包括该部分证据的复印件，秦泽顺、刘燕葵对该部分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也无异议，故该部分证据材料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对于秦永章与秦泽顺、刘燕葵存在争议的问题，本院查明：（1）秦永章对《结婚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材料可作为认定秦泽顺、刘燕葵系夫妻关系的证据。（2）《股东名册》上加盖有永泰公司的印章，记载股东秦永章转让股权及永泰公司股东变更、股权变更、注销秦永章原持有股权等情况，属永泰公司依法修改原《股东名册》所记载内容的合法文件。（3）《秦永章历年收付总结表》并未得到秦永章的有效确认，秦永章不认可该证据材料，且与解决本案争议无关联，不作为证据使用。（4）《律师函》、《通知书》及其邮寄单反映的是秦永章及其中的受托人的单方民事行为，所涉及的情况和问题未经有效证据证实，《遗失声明》、《发票》及普宁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证明》所涉及事项发生的时间在《协议书》、《协议书2》、《股东决议》、《章程修改案》、《申请书》订立或形成的时间之后，与秦永章在第二次开庭过程中的陈述和主张有矛盾，均不能证明秦永章举证所要证明的内容。（5）秦永章提供的《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受理案件通知书》仅能证实其曾以原告的身份向本院起诉请求准予解散永泰公司，本院裁定不予受理后，秦永章不服向揭阳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秦永章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符合受理条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立案受理的事实，不能证明秦永章并未转让其持有永泰公司的股权。（6）落款为华通诊所的《证明》不是原件，也与本案无关。（7）《调查笔录》是秦泽顺、刘燕葵的委托代理人陈启光、戴木耀以律师身份自行分别向知情被调查人陈宝源、连振奇、卓少初、陈旭明调查与其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4名被调查人就《协议书》、《协议书2》的签订经过及履行等情况所作证实，陈宝源、连振奇、卓少初是在《协议书》、《协议书2》上签名的见证人，陈宝源、连振奇、陈旭明虽然没有到庭作证，但由于在第二次开庭过程中秦永章以刘燕葵是永泰公司的财务人员，知道或持有秦永章的银行账号为由，认为无须陈旭明向秦永章索要银行账号，以及秦永章当庭对《协议书》、《协议书2》的真实性和法律效力的确认，秦永章也表示愿意按其提供证据3所记载内容履行义务，故《调查笔录》的证据效力及证人没有出庭作证的问题已对查明本案相关事实无影响，对秦永章在签订《协议书》、《协议书2》后至今一直没有向秦泽顺、刘燕葵提供收取《协议书2》约定款项的指定银行账户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8）由于秦永章在第二次开庭过程中对《协议书》、《协议书2》的真实性和法律效力予以承认，故该2份协议书不存在显失公平、可撤销、股权赠与等问题。（9）对于秦永章在《民事反诉状》中提及有关“将公司搬出属于秦永章所有的原永泰印染厂的土地、厂房”的问题，由于秦永章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反诉诉讼请求在本案中提出（姑且不考虑适当与否），且其当庭提出其已就涉及问题另案向本院起诉，案号为（2013）揭普法民一初字第475号，故永泰公司住所地所在的土地、厂房的权利归属问题及因此存在的争议解决问题，应由有关争议人各自凭据处理，本院在本案中不作实质审查。
经审理查明：秦泽顺是秦永章之长子，秦泽顺与刘燕葵系夫妻关系。
永泰公司由原普宁市永泰印染厂改制而成。2005年8月3日，永泰公司经普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均为200万元，投资者为秦永章、秦泽顺，各人认缴出资额和实缴出资额均为100万元，各占50%持股比例，法定代表人秦永章。
2011年10月26日，秦永章与秦泽顺经协商一致后，自愿签订《协议书》1份，秦永章为协议甲方，秦泽顺为协议乙方，《协议书》注明协议所指企业为永泰印染厂（永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协议书》就永泰公司的“股东权益变更”、“经营权限”、“遗留问题的处理”、“经济责任”以及“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内容包括“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变更企业章程和法人代表，甲方同意将本企业交由乙方自行管理。以后企业一切经营管理、权利义务概与甲方无关”、“双方约定，自签约之日起，企业的一切财产及经营权归乙方所有。法定代表人由乙方担任；甲方应一次性移交企业‘营业执照、企业印鉴’等一切文书给乙方保管、使用、执行”、“在与有关部门办理换证手续，更换法人代表，处理企业与其他单位、企业、个人历史上遗留的一切问题时，如需经由甲方签名配合，甲方应无条件给予配合协助处理”、“签约之日起，乙方应承担企业对内、对外的一切债权债务”、“本协议签约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违约，被损害方有权诉之法律追究其法律责任”等。同日，秦永章与秦泽顺还签订《协议书2》1份，秦永章为协议甲方，秦泽顺为协议乙方，内容为：一、关于原300万元贷款及其利息的偿还问题：甲乙双方约定，自签订协议书之日起，乙方应承担甲方原投入企业的300万元贷款并在2年内分期分批交付甲方偿还债主，其贷款余额利息按月息一分计；二、关于甲方的经济待遇：双方约定，自签约之日起，乙方每月应付给甲方3万元生活费用；三、付款方式：乙方应在每月月底前无条件地将应付给甲方贷款余额的利息及甲方的生活费存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四、本协议一式五份，甲乙双方、见证人各执一份。上述《协议书》、《协议书2》上有秦永章、秦泽顺的签名并加捺指印，见证人连振奇、陈宝源、卓少初也在《协议书》、《协议书2》上签名。
2011年10月27日，永泰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秦永章、秦泽顺均出席会议，刘燕葵列席会议，会议就变更公司股东会成员及股份进行协商讨论，一致通过决议：一、因股东秦永章年事已高，同意其本人提出辞去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辞去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二、股东秦永章本人同意将原公司50%股份转给股东秦泽顺30%，转给刘燕葵20%。转后秦泽顺持有公司股份80%，刘燕葵持有公司股份20%。三、选举股东秦泽顺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执行董事为法定代表人；选举刘燕葵为公司股东并担任公司监事。四、委托股东秦泽顺负责向有关部门办理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有关手续。五、原公司章程其余条款不变，仍按原有关规定执行。本次股东会形成书面的《股东决议》，秦永章、秦泽顺在《股东决议》上签名，刘燕葵也在《股东决议》上签名，永泰公司加盖印章，落款日期为2011年11月1日。
2011年11月1日，永泰公司根据2011年10月27日的股东会决议，制订《章程修改案》，载明永泰公司修改原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五条，将原股东姓名秦永章、秦泽顺修改为股东姓名秦泽顺、刘燕葵。该章程修改案还载明“本章程修改案为原章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并自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其余事项不变，按原章程有关条款执行”等内容。秦永章、秦泽顺在《章程修改案》上签名，刘燕葵也在《章程修改案》上签名，永泰公司加盖印章。
2011年11月1日，永泰公司根据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名册协议和公司决议，置备新的《股东名册》，内容为：现将本公司股东名册公布如下：一、股东秦永章本人同意将原公司50%股份转给股东秦泽顺30%，转给刘燕葵20%。转后秦泽顺持有公司股份80%，刘燕葵持有公司股份20%。二、注销原股东秦永章持有公司股份和所有职务。
2011年11月1日，秦永章分别签署致普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普宁市环境保护局的《申请书》各1份，内容均为：我叫“秦永章”，是“永泰公司”法人代表。本人因年事已高，我不再担任法人代表，同意“秦泽顺”担任法人代表。经营范围、规模、地址不变，望贵局给予办理变更。《申请书》的申请人处均有秦永章的签名，永泰公司加盖印章。
上述《协议书》和《协议书2》签订、股东会召开与《股东决议》形成、《章程修改案》制订、《股东名册》置备以及《申请书》签署后，秦永章没有应秦泽顺、刘燕葵的要求，向其提供《协议书2》所指定收取约定款项的银行账户；也没有应秦泽顺、刘燕葵的要求，配合、协助其到普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普宁市环境保护局等有关部门办理永泰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2013年1月29日，秦泽顺、刘燕葵向本院起诉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2015年2月1日，秦永章向本院提起反诉并提出上述反诉请求。案经当事人申请庭外自行和解及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各执己见，未能达成和解或调解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对于本诉部分，秦永章作为原持有永泰公司50%股权份额的合法股东、原法定代表人，其在参与经营、管理永泰公司过程中，自愿与秦泽顺订立书面的《协议书》和《协议书2》，《协议书》就永泰公司的股东权益变更、经营权限、遗留问题的处理、经济责任以及违约责任进行约定；《协议书2》就秦永章原投入永泰公司的300万元贷款及其利息的偿还问题、秦永章的经济待遇、付款方式等进行约定。《协议书》和《协议书2》的主体适格、内容合法，意思表示真实，均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对秦永章、秦泽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按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在《协议书》和《协议书2》签订之后，永泰公司以《股东决议》的形式同意秦永章辞去公司的一切职务；同意秦永章将原持有永泰公司的50%股权份额分为30%、20%，对应转让给秦泽顺、刘燕葵，使秦泽顺、刘燕葵分别持有公司80%、20%的股权份额；永泰公司并选举产生新的执行董事兼经理、监事，委托秦泽顺负责办理变更永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手续。同时，永泰公司制定《章程修改案》，修改公司原章程相关内容，明确了修改后的股东姓名及持有股权份额；永泰公司还将公司变更后股东姓名与相应持股份额、注销秦永章原持股份额及其法定代表人职务等变更情况记载于《股东名册》；秦永章也分别签署致普宁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普宁市环境保护局的《申请书》，明示其不再担任永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秦泽顺担任。由于上述《股东决议》、《章程修改案》和《股东名册》系合法形成、存在的，应属永泰公司的合法、有效文件。尽管《股东决议》、《章程修改案》、《股东名册》所载内容由于未经登记机关审批、登记而尚未能对抗第三人，但《股东决议》、《章程修改案》和《股东名册》对永泰公司、秦永章、秦泽顺、刘燕葵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刘燕葵拥有永泰公司的20%股权份额也来源于秦永章与秦泽顺签订的《协议书》和《协议书2》，故秦泽顺、刘燕葵起诉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证据充分，合乎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我国有关公司的法律、法规规定，秦泽顺、刘燕葵以永泰公司股东的身份，本来无权请求包括普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普宁市环境保护局在内的有关部门办理将永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秦泽顺的变更登记，但根据《股东决议》有关“委托股东秦泽顺负责向有关部门办理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有关手续”的记载和秦永章签署的上述2份《申请书》，以及秦永章在第二次开庭过程所表示愿意按涉案证据材料约定内容履行其相关配合、协助义务的意愿，为促和谐、减争讼，同时兼顾秦永章与秦泽顺、刘燕葵之间存在父子、翁媳的亲属关系等客观实际，对秦泽顺、刘燕葵起诉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照准。
对于反诉部分，秦永章与秦泽顺、刘燕葵争议的焦点在于对《协议书》和《协议书2》约定的内容如何理解以及《协议书2》中约定款项的性质是否属股权转让款、利息应如何计算和协议未履行部分如何履行的问题。首先，根据《协议书》和《协议书2》所载明的条款，秦泽顺承担《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的“经济责任”应是《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约定的“股东权益变更”、“经营权限”、“遗留问题的处理”的对价，而秦永章享有《协议书2》第一条、第二条约定的秦泽顺应向秦永章偿还“甲方（秦永章）原投入企业的300万元贷款并在2年内分期分批交付甲方偿还债主。其贷款余额利息按月息一分计”、“乙方（秦泽顺）每月应付给甲方3万元生活费用”的对价应是秦永章应履行《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的约定并与秦泽顺共同遵守第四条的约定，故《协议书》和《协议书2》是有对价的有偿合同。秦永章原投入永泰公司的300万元是秦永章本人向“债主”所借的钱，并非永泰公司向“债主”所借的钱，秦泽顺给付秦永章300万元并支付相关利息以及每月付给秦永章3万元是秦泽顺获得《协议书》和《协议书2》约定合同利益的对价，《协议书2》中约定款项的性质均应属股权转让款。其次，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事项发生变更的，公司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依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第三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应当自转让股权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上述法律、法规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发生股东转让股权、法定代表人变更等情形后，均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并遵照相应申请办理期限，且所规定的变更登记申请期限与《协议书2》第一条约定的付款履行期限有先后，故秦永章配合、协助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永泰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秦泽顺、刘燕葵名下是秦永章履行《协议书》和《协议书2》约定的基本义务，并非附随义务。秦泽顺、刘燕葵以本案双方当事人履行债务有先后顺序、秦永章应属先履行一方、秦永章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等理由，并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抗辩秦永章提出的反诉履行请求，符合本案实际，理由成立。再次，秦永章在《协议书》、《协议书2》签订后至今没有向秦泽顺、刘燕葵提供《协议书2》约定收取款项的指定银行账户，而秦泽顺、刘燕葵提起本诉的时间在《协议书2》第一条约定的履行期限内，且秦永章在本诉应诉后，先后提出管辖权异议、延期开庭审理、笔迹鉴定等申请，致使本案争议在较长时间内未能进行实质审查的原因在秦永章，秦永章在其提起反诉之前对《协议书》、《协议书2》、《股东决议》、《章程修改案》等涉及内容又一直持否认、拒绝或对抗态度，如果要求秦泽顺、刘燕葵对《协议书2》第一条约定的300万元从2011年10月26日起开始计算利息的话，显然违背公平原则，故本院确定该300万元的利息合理起算日为2015年2月1日（秦永章提起反诉之日），秦泽顺、刘燕葵应共同给付秦永章该300万元及相应利息。最后，对于《协议书2》第二条约定每月给付秦永章生活费用3万元的问题，虽然《协议书2》系秦永章与秦泽顺两人所签订，秦永章至今未能领取到相应款项与上述原因有关，但由于秦永章与秦泽顺、刘燕葵存在亲属关系，秦泽顺、刘燕葵均是秦永章转让股权的受让人，约定生活费用不单是合同对价的一部分，还带有赡养、扶养成分，秦永章在《协议书》和《协议书2》签订后也并非完全没有履行约定，永泰公司现时也由秦泽顺、刘燕葵经营、管理，秦泽顺、刘燕葵当庭也表示愿意按《协议书2》的约定给付，故秦泽顺、刘燕葵应共同承担给付秦永章每月生活费用3万元的民事责任，生活费用计算期限应自2011年10月26日起计至秦永章终老之时止，并以自然月（日历）计算月数。
综上所述，本院支持秦泽顺、刘燕葵提出的本诉全部诉讼请求，对秦永章提出的反诉诉讼请求不予全部支持。综合考虑本案各方面实际情况，本院决定由诉讼双方各自负担各方所预交的诉讼费用，秦永章向鉴定机构缴交的鉴定费用，全部由秦永章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七条、第一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四条、第七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一、二款、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秦永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配合、协助原告（反诉被告）秦泽顺、刘燕葵将秦永章原持有普宁市永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变更登记至秦泽顺、刘燕葵名下（其中占公司30%的股权份额变更登记至秦泽顺名下，占公司20%的股权份额变更登记至刘燕葵名下）；
二、被告（反诉原告）秦永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配合、协助原告（反诉被告）秦泽顺办理将普宁市永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秦泽顺的变更登记手续；
三、原告（反诉被告）秦泽顺、刘燕葵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给付被告（反诉原告）秦永章股权转让金中的300万元及利息（按月利率1%计，自2015年2月1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
四、原告（反诉被告）秦泽顺、刘燕葵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给付被告（反诉原告）秦永章股权转让金中的生活费用每月3万元［计算期限自2011年10月26日起计至秦永章终老之时止，以自然月（日历）计算月数，判决限定的首次付款日应一并付清前欠款项，首次付款日所在月份之次月起的逐月生活费用应于对应月份的月底前逐月付清；双方如果愿以银行转账方式收付款项，由秦永章向对方提供账户信息］；
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秦永章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反诉原告）秦永章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配合、协助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金；如果原告（反诉被告）秦泽顺、刘燕葵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本诉受理费10000元，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24600元，合共346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秦泽顺、刘燕葵负担10000元，被告（反诉原告）秦永章负担24600元。秦永章向鉴定机构缴交的鉴定费用，全部由秦永章自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瑞雪
代理审判员 郑金炼
代理审判员 黄丽慧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周晓云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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