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洛民一重字第6号
原告：周克俭，男，1956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
原告：周旭光，男，198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系周克俭之子。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亚敏，河南开物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毅丹，河南开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周克俊，男，1964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系周克俭之弟。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国政，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丽，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克现，男，197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系周克俭之弟。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锋卫，河南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克民，男，1962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系周克俭之弟。
被告：洛阳花都金柜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偃师市庞村工业区花都路*号。
法定代表人：周克俭，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洛阳伊滨区庞村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洛阳市洛龙区掘丁路与320省道交叉口东100米。
法定代表人：赵亚军，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超，河南大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艳，河南大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克俭、周旭光与被告周克俊、周克现、周克民、洛阳花都金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都集团公司）、洛阳伊滨区庞村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庞村镇政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08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1年7月18日作出（2009）洛民一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周克俊、周克现、周克民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2年9月4日作出（2012）豫法民一终字第5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09）洛民一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9月13日作出（2013）洛民一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周克俭、周旭光、周克俊、周克现均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5年12月11日作出（2014）豫法民一终字第89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13）洛民一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克俭及其与周旭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亚敏、王毅丹，被告周克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国政、王华丽，被告周克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锋卫，被告花都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克俭，被告庞村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周克民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依法进行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周克俭、周旭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周克俊、周克现、周克民、庞村镇政府履行2008年6月23日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义务；2.判令被告周克俊、周克现、周克民、庞村镇政府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1841.4076万元及起诉之日起利息；3.判令被告周克俊、周克现、周克民承担违约金500万元及自2008年11月24日起诉之日起的利息；4.以上三项由被告花都集团公司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周克俊、周克现、周克民于2000年9月注册成立花都集团公司。在原告及全体股东努力下，该公司花都牌商标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花都品牌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从2007年以来，原告与被告周克俊、周克现、周克民经营中不断产生矛盾，且无法共同经营。2008年在偃师市庞村镇政府及有关人员的调解下，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了2008年6月23日的协议书。载明：1、股东五人共认花都集团公司总资产为6000万元，不以协议签订后的任何总资产为准；2、原告以2400万元转让其在花都集团公司的全部股份给三被告；3、本协议签订10日内，三被告付原告1200万元，余款于2008年8月31日前付清……；7、花都商标由原告与被告周克俊、周克现、周克民共同持有、共同使用、共同处分……。同日，原告与被告周克俊、周克现、周克民签订补充协议，明确了原协议书未尽内容。后经原告与被告周克俊、周克现、周克民清算后，应冲抵558.5924万元。三被告周克俊、周克现、周克民应向原告支付1841.4076万元。协议签订后，三被告周克俊、周克现、周克民于2008年7月22日将500万元转让款转付给庞村镇政府会计核算中心，其余款项一直未付，违反了协议约定的义务，使原告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证。
周克俊辩称：一、本案的基本案件事实。周克俭、周克现、周克俊、周克民为弟兄四人，均系周保全儿子，周旭光为周克俭之子。花都集团公司系由周保全创立的获得中国名牌和中国驰名商标荣誉的安防企业，洛阳市乃至河南省著名的民营企业。现有工商登记股东为五人，包括周克俭、周旭光、周克俊、周克现、周克民。因四方经营理念等不一致，导致矛盾冲突不断，遂于2008年6月23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花都资产不以企业实际资产、财务账表为准，按6000万计算，周克俭按2400万元退股；花都商标永久共同使用，并要求公证处对协议书给予公证。周克现、周克俊、周克民三人向原告二人支付2400万元，原告将其持有的42.4%的花都集团股份转让给被告并退出公司的经营，但在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前，须由周保全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对原被告方在花都集团的有关账目及资产进行清算，该工作由镇、村有关人员及周保全负责，兄弟四人共同参与，待确定周克俭及周克俭直系亲属及所有公司应返还花都集团公司债务金额后，被告方在扣除掉该核算后的债务后将转让款支付给原告”。同日，原告周克俭及被告方又签订补充协议对花都东厂的地皮及房产处理、双方产生的纠纷处理、工商营业执照等手续的处理进行了约定。2008年6月24日由张某2带领到洛龙公证处公证时，公证处通知，此协议不能公证，原因是：资产6000万不经评估没有凭据，花都商标的授权使用是有期限的（商标法规定10年续展一次）。公证处告知因该协议不符合《公证法》的规定无法进行公证。且周克俭认为该协议第七条虽然约定“花都注册商标由甲乙双方共同持有，共同使用，共同处分。未经甲乙双方书面同意或决定不得允许第三方（该第三方不包含甲方直系亲属所有的公司）使用。甲乙双方及各自直系亲属和前述成员所有的公司均有权无偿使用花都字号”。但周克俭称：“根据商标法规定，商标的使用权是有期限，现有的花都商标到期后被告如果不让自己及其亲属使用怎么办？”所以不同意继续履行该协议，2008年6月25日又提出要求将花都商标转让给他自己新成立的公司（见卷50页《补充协议（二）》），因周克俊、周克民和周克现不同意，所以该《补充协议（二）》仅有周克俭的签字而周克俊、周克民和周克现三人均未签字同意。加致因清算工作一直未能按照约定进行，所以2008年6月23日签订《协议书》一直未履行。证人陈某（任西庞村村委主任，花都集团公司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系周氏兄弟四人舅父）证实：“因周氏兄弟四人共同经营的花都集团出现纠纷，无法再继续共同经营，在我姐夫周保全主持下，我自己就召集镇党委书记王某、副书记张俊龙、武装部长张某2、省人大代表西庞村党总支书记张某1等人，在洛阳友谊宾馆调解兄弟四人经营花都集团之事，最后决定周克俭退股，其它三兄弟继续经营。退股协议已签订，按协议要求去公证处公证时，因所退资金和商标不符合法律要求，不予公证，后来经多次调解，因周克俭认为该协议不能公证，对自己不利，故该协议没有履行，此协议无效，经协商收回协议不再发放。为今后再调解做依据，经姐夫周保全和我同意，此协议暂放武装部张某2处保存”。证人张某1、王某证实：所签订的协议无效，没有发放；为以后协调作参考，就将所签订的20份协议由镇政府负责保管于镇政府张某2部长办公室的保险柜中。证人张某2（庞村镇政府武装部长）证实：2008年6月23日，在庞村镇党委书记的带领下，我同我镇张俊龙书记及西庞村党总支部书记张某1、西庞村陈某（周氏的舅舅）一起参加了周氏兄弟分厂退股协调会。经过协商达成了初步共识，签订了协议，后因到洛阳市公证处公证时，公证员认为此协议条款不符合法律规定，没有达成最后的意见，协议这事不了了之。当时为了以后再协调时便于参考。经王某、陈某等同意，由我带回存放于办公室保险柜内。2009年2月27日上午保险柜被盗（经查系周克俭所为），此事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答辩人周克俊陈述：2008年9月4日在花都集团二楼会议室，原、被告父亲周保全召集镇政府和村镇德高望重20余人，为协调周克俭与其他弟兄的矛盾行为，可是周克俭不顾众人意见，一意孤行，众人毫无办法，其父曾两次向周克俭下跪，恳求周克俭回心转意，可毫无办法，其父当场与其脱离父子关系，周保全回医院后在病床上亲手写下了与周克俭断绝父子关系的遗书（见周保全遗书、告乡邻书）；2008年11月24日原告以股权纠纷为由诉至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年12月23日（农历11月26日）原、被告父亲周保全去世。综上所述，2008年6月23日的《协议书》虽然经三方签字，但后经三方同意不再履行，这是三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实际上是协商解除了该合同。证人王某和张某1的证言均明确了该事实；争议双方的父亲周保全（即会议的见证人）的证言（告乡邻书）也表明其2008年9月3日主持的最后一次调解会未能使双方达成协议；此外，周保全、陈某、镇党委书记王某、副书记张俊龙、武装部长张某2、省人大代表西庞村党总支书记张某1等人均作为调解员参与上述活动证实，此协议无效，经协商收回协议不再发放。协议书最终没有发放给三方当事人，而掌控在调解人手中的事实，也证明了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原协议作废，予以解除，不再履行，只是作为一个后续谈判的会议记录予以保存，任何一方当事人包括参加协调人不得持有。即《协议书》实际上已被协商解除。二、2008年6月23日的《协议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应当属于无效合伺。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待确定甲方、甲方直系亲属及所有公司应返还花都集团公司债务金额后，该金额可以冲抵乙方支付甲、丙双方的股份转让额”；第五条“花都集团东厂（马东海厂）作价50万元人民币归甲方所有，甲方应支付乙方50万元人民币”；第七条“花都注册商标由甲、乙双方共同持有，共同使用，共同处分”；第八条“由花都集团申请的广交会摊位协议如下：……”。这些约定均属于对花都集团公司财产的处分，但该协议并没有花都集团公司的签章，且董事长周克俊的签字也只能代表乙方（即个人），并不能代表花都集团公司。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该《协议书》系甲、乙、丙三方恶意串通，在公司或者公司股东没有对花都集团公司财产进行清算的情况下，直接对公司财产处分，损害了花都集团公司的利益及花都集团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依法应当认定无效。三、2008年6月23日的《协议书》经三方同意不再履行，全部协议书锁入保险柜，不向任何一方发放，重新商定新协议，该协议书已被协商解除。本案中，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双方互负同时履行的义务，且该义务并没有先后履行的顺序，例如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约定：“甲乙丙三方在本协议签订次日起，由周保全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对甲乙丙三方在花都集团的有关账目及资产进行清算，该工作由镇、村有关工作人员及周保全主持负责，甲乙双方共同参与”、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牵涉到已立案的治安（或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涉案方保证叁日内均各自撤诉或撤案”，上述约定均明确了周克俭及被告所应负的同时履行的义务。同时，协议的履行根据协议方的约定：虽然被告负有支付给原告2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但该义务的履行是附条件的履行，即协议第三条所约定的“由周保全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对甲乙丙三方在花都集团的有关账目及资产进行清算，该工作由镇、村有关工作人员及周保全主持负责，甲乙双方共同参与。待确定甲方、甲方直系亲属及所有公司应返还花都集团公司债务金额后，该金额可以冲抵乙方支付甲、丙双方的股份转让额”，结合本条第二款、第三款之约定分析，清算工作是约定必须进行的。而实际上，该履行付款的条件并未成就，该清算工作一直未能按照约定进行，由此被告方虽负有付款的义务但根据约定也不应履行。同时，在本协议签订后，因无法办理公证，周克俭认为：“根据商标法规定，商标的使用权是有期限，现有的花都商标到期后被告如果不让自己及其亲属使用怎么办？”所以不同意继续履行该协议，2008年6月25日又提出要求将花都商标转让给他自己新成立的公司（见卷50页《补充协议（二）》），因被告方不同意，所以该协议仅有周克俭的签字而被告三人均未签字同意。由此可见，周克俭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已经以明示的方式表示毁约，表示不履行本协议。上述分析有以下证据予以支持：2008年6月23日签订协议时在场的王某证明“后因公证时协议有关条款不符合法律规定，公证处不予公证。之后大家多次协商，均未达成最终协议和意见，最后此事不了了之。为了便于以后的协调有所参考，经与周保全和陈某协商，将此次协商的所有文字资料交由张某2保管”。同时，协议见证人张某1、陈某也证明：“公证员说所签的协议有些条件不合法，无法公证。当时周克俭也认为协议不合法对自己以后不利，又经协商不予发放，并重新增加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写后，周克俭的弟兄三个股东不同意也未签字，因此本协议至今无法履行”。由此可见，对于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的主要义务——支付转让价款是附有条件的支付，但该支付的条件并未成就，且转让方也以明示的方式表明违约并拒绝履行该协议。原、被告方均接受见证人及镇、村工作人员的建议，将协议文本暂放于张某2处，作为以后签订新的补充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协议的参考，以日后再协商的结果来决定6月23日所签的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继续履行，也即表明，鉴于协议所约定条件未成就，原告明示毁约，协议各方均以实际行为表明终止协议的履行。2008年6月23日的《协议书》虽然经三方签字，但后经三方同意不再履行，实际上是协商解除了该合同。证人王某和张某1的证言均明确了该事实，争议双方的父亲周保全（即会议的见证人）的证言（告乡邻书）也表明其主持的最后一次会议未能使双方达成协议，此外，协议书最终没有发放给三方当事人的事实也证明了各方并没有打算履行合同，只是作为一个后续谈判的会议记录予以保存。四、2008年6月23日的《协议书》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履行，属于履行不能的合同，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履行合同。退一步讲，即使2008年6月23日的协议书未被解除，该协议书也属于履行不能的合同。《协议书》第三条付款方式第1款约定“由周保全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对甲、乙、丙三方在花都集团的有关账目及资产进行核算，该工作由镇、村有关工作人员及周保全主持负责”，该约定表明，双方共同委托了周保全聘任及主持资产核算工作。由于周保全已故，除非双方协商一致对合同进行变更，否则该合同资产核算工作实际已经无法进行。而原被告双方对重新选定委托人达不成一致，因此，该协议处于履行不能的状态。由于双方未对该《协议书》进行变更，因此该协议事实上已经履行不能。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10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之规定，原告无权要求被告继续履行。五、作为原告主要诉讼证据的2008年6月23日《协议书》及其他书证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依据。2009年2月27日上午，河南省洛阳偃师市庞村镇政府武装部保险柜被偷盗。2008年6月23日所签订的全部20份《协议书》及其他证据全部存放于保险柜内，张某2报案后，偃师警方很快锁定目标，系本案原告周克俭所为。周克俭非法盗取偃师市庞村镇武装部保险柜一台，拖到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内。偃师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介入调查，并赶到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追回赃物，但遭到立案庭胡豫勇法官等人的拒绝，不予退回涉案赃物，胡豫勇称保险柜是周克俭送来的需要保全的证据，没有公安局的公函不能拉走。无耐，偃师市公安局长张金五协同派出所长任帅红、庞村镇党委书记王某，亲自带公安局公函到法院追要保险柜，胡豫勇又称需出具立案判决证明才能拉走，交涉半天无果后，公安局贴个封条不允许胡豫勇私自打开。偃师公安局及庞村镇武装部将保险柜贴上封条暂存洛阳中院。然事隔几日洛阳中院立案庭胡豫勇开启保险柜取出资料，为周克俭作为起诉的主要材料立案。（2009）洛龙证民字第58号公证书及公证记录及张某2、王某证言足以证实上述事实。由于原告周克俭取得该证据的方式为盗窃，盗窃行为侵犯了庞村镇的财产权且违反了我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尽管周克俭把保险柜盗窃出来后，把保险柜送到法院，其盗窃性质不能改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协议书》不能作为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依据。六、2008年6月23日的《协议书》经三方同意不再履行，该协议书已被协商解除。2008年6月23日的《协议书》虽然经三方签字，但因原告当即反悔在纠正条款又要求签订补充协议时，未达成一致意见均未签字，因此协议没有发放，后经三方同意不再履行择日另行协商，这实际上是协商解除了该合同。证人王某和张某1的证言均明确了该事实，争议双方的父亲周保全（即会议的见证人）的证言也表明其主持的最后一次会议未能使双方达成协议，此外，协议书最终没有发放给三方当事人的事实也证明了各方并没有打算履行合同，时隔27日后被告所交纳的再次协调保证金500万元更说明了6月23日协议的不生效，政府保存没有销毁，只是作为一个后续谈判的会议记录。综上所述，原告以“偷盗”违法方式取得的《协议书》既未生效，各方当事人也一致同意不再履行，且根据法律规定，该《协议书》也是无效的。该证据根本不能证明被告存在违约行为，不能作为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七、对原、被告其他事实、行为的法律分析。l、被告履行付款义务的前提条件是应付金额必须是确定的，但该金额至今仍然没有确定，被告根本无法履行付款义务，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违约行为，更不应承担任何违约责任。2008年6月23日的《协议书》第三条第2款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乙方应以现金形式支付甲方1200万元人民币与本条第1项确定的甲方返还集团金额之差额”，第3款约定“余款乙方应以现金形式于2008年08月31日前付清”。该条第2款约定的付款数额为1200万与第1款确定的原告应返还公司的差额（即1200万原告返还数额，而不是1200万），第3款约定的付款数额为2400万减第2款确定的应付数额再减去原告应返还公司的数额的差额（即2400万原告返还数额第2款应付数额），可见要确定被告的付款金额，必须先按照第1条约定的方式确定原告应返还公司的差额，而第1款约定的清算至今尚未进行，因此，被告应付金额是不确定的。由于应付金额不确定，被告根本无法履行付款义务，更不存在违约行为。2、对2008年8月21日周克俭及被告签字的周克俭欠总公司债务数额的法律分析。对于2008年8月21日周克俭与三被告签订的截止2008年7月底按账面显示，周克俭欠总公司①……②……③……合计558.5924万元。结合委托人陈述及协议书及其他证据来看：首先，该合计数字并非按照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由周保全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对甲、乙、丙三方在花都集团的有关账目及资产进行清算”的约定。该558.5924万元数字仅仅是对周克俭本人对总公司欠款的一个部分概算，而没有完全清算三方各自在花都集团公司的有关账目及资产。其次，该算账单是周克俭及被告所签订，缺少了6月23日协议中丙方周旭光（共同原告）的参与，没有对周旭光所欠花都集团债务进行清算，直接变更了协议第三条关于乙方付款方式、条件、核算的约定，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规定，该清算单不能视为对原协议的条款变更。第三，该核算的558.5924万元数字并非最终计算出的原告周克俭和原告周旭光欠花都集团公司的款项，该单据未明确约定该数据为扣减抵账的最终数据。根据花都集团公司2008年6月26日所列清单《关于周克俭和外贸公司欠花都集团现金和货款的统计说明》表明：四项共计1398.299万元。综上所述，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经原、被告清算后，应冲抵款为558.5924万元，即三被告应向原告支付1841.4076万元”说法与事实不符，清算工作并未按照约定进行，原、被告方也从未协商一致达成变更原协议的新协议。所以，不能算作是所有原告对花都集团公司债权债务的清算。3、原告周克俭违约在先，答辩人不承担违约责任，答辩人保留起诉的权利。《协议书》第九条关于违约责任约定：“若违约上述任何一条，违约方应支付对方500万元人民币违约金”。在《协议书》签字后，因为无法进行公证，周克俭同时又单方面认为三被告日后会在商标使用上作出对其不利的行为，所以单方面拒绝履行本协议第七条约定，以明示的方式做出了毁约的行为（见王某、张某1的证言），并在2008年6月25日重新起草关于变更协议第七条的《补充协议（二）》，并要求三被告签字，该未经被告方认可签字的《补充协议（二）》更加证明了周克俭毁约的意愿和行为。因此，在本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周克俭存在先行违约之处。周克俭依约应向三被告支付500万元的违约金。同时，在本案中，因为《协议书》第三条第一款约定的清算条件一直未能成就，协议三方也未能就清算达成新的协议，因此，三被告支付转让款的时间及条件也未能实现，三被告不支付转让款不构成违约。答辩人保留向原告周克俭追诉违约金的权利。八、针对申请追加花都集团公司的答辩意见。答辩人认为原告可以申请追加花都集团公司为被告，但是花都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克俭不能代表花都集团公司应诉。一般情况下，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法人，在诉讼中法定代表人作为法人的法定诉讼代理人。在法定代表人起诉法人的情况下，如果允许该法定代表人仍然为法人的代表人，这时原告和被告的代表人为同一人，这不符合民事诉讼的对审原则，也不利于保护法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在法人的利益和其代表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很难保证法人的代表人会尽职尽责的履行自己的职务。答辩人建议：法院指定与法定代表人提起的诉讼没有利害关系的其他股东作为公司的诉讼代表人代表花都集团公司应诉。公司诉讼代表人确定后，公司诉讼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实施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公司诉讼代表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当然，否认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的资格，也就否认了法定代表人授权的其他人代表法人的资格，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公司应诉也无权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九、针对申请追加庞村镇政府的答辩意见。本案属于周克俭、周克俊、周克民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原告起诉被告履行协议书，支付股权转让金，承担违约金等。但是原告申请追加庞村镇政府，是原告要求庞村镇政府向其支付500万元，与本案不是一个法律关系。法院应予驳回原告申请追加庞村镇政府为被告的申请。综上所述，2008年6月23日的《协议书》是无效协议，协议签订后，因原告不同意而被推翻，原告又提出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最终没有达成，所以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书都无效，暂时保存在庞村镇政府，以便下次协调时作为参考资料，该《协议书》实际已被解除。该《协议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应当属于无效合同。原告通过盗窃取得该《协议书》的方式违法，取出原被告都没有的协议书进行诉讼，所以盗取的此协议是无效协议，不能作为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依据；该《协议书》已经处于履行不能的状态，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履行合同；由于应付金额不确定，被告付款的前提条件不存在，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也不应承担违约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周克现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协议因部分条款不合法及原告认为部分条款对其不利等原因，致使该协议不了了之，双方就部分条款达不成一致的修改意见，遂共同终止该协议，为以后协调时以供参考，经原被告双方以及父亲周保全和村镇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共同商定，将所有协议书相关文件资料保存在庞村镇政府，故原告依据该已被终止的协议主张权利于法无据。二、协议终止后双方不可能按协议进行清算，被告从未按协议的约定支付过股权转让款。三、原告取得协议书的方式不合法，不能作为本案判决依据。
花都集团公司辩称：花都集团公司由周克俭自己创办，后拉三兄弟参股，2008年股东发生矛盾，在镇政府的主持下五股东达成协议，周旭光、周克俭股份转让给周克俊、周克民、周克现，由三人继续经营花都集团公司，周旭光、周克俭退出，于是产生了2008年6月23日的协议，这份协议是花都集团公司全体股东真实意思，是合法有效的。
庞村镇政府辩称：一、庞村镇政府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庞村镇政府与原告及其他被告在本案的股权转让纠纷中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是涉案协议的相对方，不应承担协议中的义务。二、原告追加被告申请中所诉与事实不符，2008年7月21日23日庞村镇政府收取500万元系代当时的协调人陈某收取，由于500万数额较大，当时镇政府借用账户收取了该款项，后于2009年2月27日应陈某要求将该500万全部还给陈某，并非原告所诉是庞村镇政府代原告持有并持续占有至今。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庞村镇政府的起诉。
周克民未作答辩。
原告周克俭、周旭光为支持其诉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08）洛民立保字第171号《民事裁定书》；2、2010年9月16日法院对周克俊、周克现、花都集团公司的《询问笔录》；3、偃师市公安局庞村派出所证明。证明方向：原告本次重审一审中所举保险柜中的证据材料，是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保全的证据，证据内容真实、客观，证据来源合法。第二组证据：4、2008年6月23日《协议书》；5、2008年6月23日《补充协议书》。证明方向：1、《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已依法于2008年6月23日生效；2、被告应在2008年7月3日之前支付12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与清算后甲方返还花都集团公司金额之差；3、被告应在2008年8月31日之前支付所有股权转让款，在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后原告才有义务配合进行工商变更登记；4、若未经原告周克俭和被告书面同意或决定而允许第三方使用花都注册商标，即为违约；5、违约方应支付对方500万元违约金；6、被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先行交付镇政府，由镇政府监督履行。第三组证据：6、2008年8月21日《清算单》，证明方向：1、2008年8月21日原被告一致变更了《协议书》第三条第1项中“由周保全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对甲、乙、丙三方在花都集团的有关账目及资产进行清算”的算账方式约定，变更为由原被告、庞村镇政府张俊龙、张某2、西庞村委主任陈某等人进行清算，通过清算一致确定了原告、原告直系亲属及所有公司合计欠花都集团公司558.5924万元；2、在原告、原告直系亲属及所有公司欠花都集团公司款项558.5924万元冲抵应付2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被告应付原告股权转让总款为1841.4076万元，现早已超过2008年8月31日的最后付款期限，被告却严重违约不予支付，被告应继续履行《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1841.4076万元，并应依约向原告承担500万元的违约金；3、原被告已经开始履行《协议书》的约定进行清算，充分说明《协议书》是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第四组证据：7、银行《电子凭证（回单）》；8、法院对张建伟的《调查笔录》；9、（2008）西民初字第3522号《民事裁定书》；10、2009年7月29日《董事会决议》；11、商标《转让申请受理通知书》；12、《转让申请/注册商标申请书》；13、注册商标转让审批的《查询的流程》。证明方向：1、被告在2008年7月21日已经开始履行《协议书》第三条第2项和第十条第2项，依约合计向庞村镇政府打入股权转让首付款500万元，庞村镇财政已收到该500万元，但原告并未收到该500万元，被告严重违约至今未付股权转让款；2、被告周克俊已履行《补充协议》第二条，作为花都集团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对该公司诉原告周旭光的公司洛阳花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撤诉；3、被告已于2009年7月29日召开花都集团公司董事会全体会议，未将原告作为董事，被告已开始履行《协议书》；4、被告严重违反花都注册商标由原告周克俭与被告共同持有、共同使用、共同处分的约定，未经原告许可，私自做出花都6124796、786459、6297373、6124795号注册商标的行为。第五组证据：14、《商标注册证》；15、庞村镇政府、张某2《收据》；16、2008年6月25日周克俭的《撤案申请》；17、2008年6月26日《调解协议书》。证明方向：1、原告已履行《协议书》的约定，将两本花都商标注册证书交给庞村镇政府，镇政府开具收到收据；2、原告已履行《补充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到洛阳公安局伊滨派出所撤销涉及被告的刑事案件；3、原告按约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六组证据：18、2008年6月25日《补充协议（二）》；19、关于《协议书》的补充协议；20、《股权转让工商登记变更文件》。证明方向：1、证据18是细化《协议书》第七条商标共同持有的约定，被告反悔；2、证据19是被告擅自改变《协议书》第三条第3项股权转让款付款时间、第四条支付股权转让款和工商登记变更的顺序，《协议书》第三条、第四条约定的是在2008年8月31日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顺序是先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再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最终原被告都没有在证据19上签字；3、工商变更文件中原告在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中签字注明在花都注册商标共同持有办理完毕和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后签字才生效，与《协议书》的约定一致；4、一套空白工商变更登记资料齐全，原被告已做好履行《协议书》的准备，《协议书》内容真实、客观，原被告都认可《协议书》的法律效力。
被告周克俊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对方提出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安没有认定盗窃，但张某2确实报案而且保险柜确实是被偷，当时几方达成共识，所有协议放在保险柜不准任何人拿走，协议不能发放，合同当事人协商解除协议，虽然保险柜被拿到法院进行保全，这种手段为不合法的。张某2两次报案。对第二组证据关于协议真实性及认定同答辩意见，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是股东之间的串通，虽然是亲兄弟，但公司是独立法人，在没有对公司财产清算情况下处理财产，侵犯公司利益。证据来源不合法，丙方在协议书里没有签字，协议协商解除。对第三组清算单证据我们认为应该由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清算，合同要求的由会计师事务所清算，应当对所有股东在公司中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这组清单上数据不全面。对四组证据，银行电汇凭证与本案无直接关系，证据8没有异议，证据9本身也无异议，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这不是股东会决议，是一个普通会议的记录，当时通知周克俭，周克俭没有参加。证据11、12、13没有见到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张某2收到的收据无异议，证据14、15本身无异议，证据16周克俭撤案申请无法核实，证据17没有见到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据18《补充协议（二）》，正是因为第一份协议双方不同意，所以进行补充协议，但补充协议也没有形成，只有周克俭一人签字。证据19质证意见同证据18，并且这份协议没有人签字，对原来的协议进行实质性的调整，没有形成统一性意见。证据20工商局空白表格文件，没有实质性意义，与本案没有关联。另，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大多都没有原件，况且还不能提供原件，对原告诉讼应该驳回。对证据1、2、3所提供的证据本身没有异议，反而证明了证据来源不合法。第三组证据，对原告的清算单只能证明出纳李风枝占有公司现金267.8786万元，外贸公司周旭光欠花都集团公司335.3280万元以及周克俭开支44.6112万元，并不能证明案卷中原告提供的周克俭欠花都集团公司1300余万元，这个清算单是公司对他欠款的正常的核对。第四组证据7、8汇款500万元是6月23日协议书作废后，再次协调所交的保证金与原协议无关，证据9与原协议无关，证据10是同史国政说的一样，证据11、12，商标转让是原告的臆造，与本案无关，并不能证明协议的履行。证据14，所提供的商标证书和注册证书非花都集团公司使用的商标证书，第二本商标证书只有封面，没有内容。它不能证明原告按协议书上所约定缴纳所掌控花都集团公司的所有资料，包括印鉴、土地证、花都商标证等。证据18《补充协议（二）》没有签字，证据19补充协议没有签字，证据20空白工商变更文件均证明协议书不生效，协议书原告反悔造成重新订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未达成意见，经双方协商无效作废。
被告周克现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2、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这三份证据证明原告方提供的证据来源是不合法的，公安虽没有立案。第二组证据这两份协议是原告方通过盗窃得来的，不能作为原告方的证据，且双方协商终止协议。第三组证据该清单不是为履行涉诉协议而签订的，清单中所涉及款项和履行中的款项不是一个概念，该清单不能证明协议各方变更了原协议第三条第一项内容。第四组证据7、8真实性无异议，电汇凭证与周克现无关，不是周克现所汇，调查笔录均不是为履行协议而汇，证据9与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该决议不是董事会决议，即证明不了将原告排斥在董事会之外，也不能证明被告履行了协议内容，证据11、12、13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原件，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被告履行协议。第五组证据，证据14、15真实性无异议，但周克现当时是不知道这种情况的，所以认为也不能证明原告履行了协议义务。证据16、17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原告履行协议义务，特别说明证据17，原告之所以撤案是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而撤案如按原告所称是为了履行协议而撤案，那么我们认为本案所诉所涉协议是在被告受到胁迫情况下所签，由此可得出协议并非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第六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这三份证据没有双方任何的签字，且该三组证据和前面协议书一同是由原告盗窃所得来的，因此证明原协议在无法公证的情况下，未能达成新的补充协议造成双方终止履行原协议。
被告花都集团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均是真实可靠，均有原件，均有签字，在原审法院原审卷宗中。
被告庞村镇政府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6、7、8、15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其中6和15说明当时镇政府工作人员有参与协调，证据7、8说明镇政府2008年7月21日、7月22日收取500万元，无法证明该500万元用途，且该500万元2009年2月27日转给陈某，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镇政府未参与，无法核实，不予质证。
被告周克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第一组证据：花都集团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一份。证明方向：花都集团公司从2000年7月份设立到2006年12月份的注册信息及股权变更情况。二、第二组证据：王某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明方向：1、周克俭据以诉讼的证据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依法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2、周克俭据以立案的证据，只是双方初步的协商意见，各方同意都不予发放作为以后协议的参考，原被告并未达成最终意见。三、第三组证据：张某1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明方向：原告周克俭提供的据以立案的协议并不是双方最后的合意，经协商该协议不予发放，意味着大家以实际行为解除了该协议。四、第四组证据：陈某调查笔录一份。证明方向：原告周克俭提供的据以立案的协议并不是双方最后的合意，经协商该协议不予发放，该协议锁在镇政府的保险柜中，协议各方均不持有，意味着大家以实际行为解除了该协议。该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五、第五组证据：1、周克俭、周克俊等人之父周保全遗嘱一份，2、告乡邻书一份，3、庞村派出所、西庞村委会出具周保全的死亡证明。证明方向：2008年9月，周氏父亲去世前，还在为周氏兄弟之间的矛盾痛心疾首，而宣布与周克俭断绝父子关系。因此，2008年6月，周氏兄弟根本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六、第六组证据：洛阳中院立案庭胡豫勇、杨洪法官写的办案追记。证明方向：胡豫勇进行证据保全及公证处公证的行为系违法证据保全行为。司法部《公证程序规则》第54条第2款规定“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承办公证员发现当事人是采用法律、法规禁止的方式取得证据的，应当不予办理公证”。本案中，周克俭通过盗窃的方式，取得了张某2的保险柜，属于法律、法规禁止的方式取得的证据，从公证记录中“通知当事人张某2到场”张某2实际没有到场可以看出，胡豫勇法官当时就知道该保险柜系通过非法途径从张某2处取得，仍邀请公证机构对此予以公证保全明显违反证据保全的相关规定。原告据以立案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原告的起诉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七、第七组证据：偃师市公安局庞村派出所出具的四份材料。证明方向：张某2的报案材料显示“2009年2月25日上午，花都集团周克俭将放在我庞村镇人民政府办公室里间卧室内的保险柜偷走”。但庞村镇派出所的受案登记表显示“张某2报警称：花都集团周克俭将其存放在庞村镇人民政府办公室里间的保险柜盗走。”派出所在制作受案登记表时，采取了模糊的手段，但结合报案人张某2的报案材料，证人张某1（庞村党总支书记、省人大代表）、王某（庞村镇党委书记）的证言仍然足以证明周克俭当时盗窃保险柜的事实。原告据以立案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原告的起诉不能成立，应当驳回起诉。
原告周克俭、周旭光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花都集团公司1993年设立，并非2000年设立，2000年的工商登记资料只是从花都集团公司前身改制为集团公司开始工商登记档案资料，2000年工商登记的股东并非与公司设立时股东一致，反应不了公司设立时相关情况。第二组证据，证人王某并没有出庭作证，证明也是复印件，对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并且王某作为庞村镇工作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即使出庭作证也不应作为本案审理的依据。证据三质证意见同证据二。证据四陈某调查笔录一份，法院工作人员调查无异议，但对该证据内容合法性有异议，陈某作为原被告双方的舅舅，在当时与原告周克俭的关系并不融洽，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陈某所称的事实并非事实，因此调查笔录不具备证据效力，其证言中并无默示解除的语句，里面未达成一致意见，应当是指2008年6月23日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未达成新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未达成，并不影响协议书本身的法律效力，也不能等同于解除原协议书，被告用解除的词语，便已表明其认可原协议书成立和生效的法律及事实状态，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方向。对于第五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仅是复印件，是对原告的污蔑，且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方向。对证据六，对追记是由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作出没有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追记本身并没有认定保险柜系原告盗窃而来，仅是张某2单方口述，但后来张某2离去未归，不能因此认定保险柜盗窃而来，并且庞村镇派出所已有结论，周克俭的行为不属于盗窃行为，指的应该是既不属于刑事盗窃行为，也不属于行政违法的盗窃行为，即表明属于合法行为，中级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对保险柜的资料进行证据保全属于合法行为。第七组证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派出所有明确结论不属于盗窃，因此保险柜里资料应作为本案的合法证据予以采信。另，第二组证据证言，几个人没有出庭，2009年2月27日保险柜送到中级人民法院保全，他们几个人着急了，王某写出了一份证言推卸责任，保险柜被盗的说法，是对原告的侮辱。
被告周克现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周克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目的也无异议。证据6、7的证明方向作补充，证据6中张某2离去行为是因为镇政府不同意将协议原件交给原告，证据7虽然公安机关未按盗窃立案，但原告方取得保险柜未经过镇政府和被告方同意，所以取得方式不合法，其涉及协议只能证明客观存在而不能证明协议生效履行。
被告花都集团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对于被告的质证意见不予认可。
被告庞村镇政府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1、2、3、5、6、7与镇政府无关，不予质证，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镇政府代陈某收取500万元，2009年还给陈某。
被告周克现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庞村镇党委书记王某2009年3月3日出具的证明一份，2、武装部部长张某2出具证据一份。证明方向：协议书客观存在，原被告签订该协议后没有实际履行，该协议原件丢失，因此原告提交的协议来源不合法。3、工业办主任张俊龙2009年3月4日出具证明一份，4、西庞村村支书张某12009年3月4日出具证明一份，5、西庞村村长陈某2009年3月4日出具证据一份。证明方向：协议书存在，该协议签订后又终止的缘由和过程。
原告周克俭、周旭光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人均未出庭作证，无法考究证言的真实性，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言的内容都属于个人的主观性认识，无证明作用。
被告周克俊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于周克现提供的五份证据均无异议，证言有较高的可信度，上述证人均是政府工作人员或人大代表。出具五份证言的证人为原被告双方唯一的协调人，只有他们能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证言真实可信。
被告花都集团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证言均不认可，因为利益关系出具的证言证词不具证据效力。
被告庞村镇政府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均未涉及镇政府收取500万元，与镇政府无关，均不予质证。
被告花都集团公司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交。
被告庞村镇政府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转账凭证，2008年7月21日23日镇政府收到的六笔转账共计500万元。证明方向：2008年7月21日23日，镇政府应陈某要求代收500万元。第二组证据：1、2009年2月27日银行转账支票存根，金额为500万元；2、2009年2月27日陈某出具的收据收条，今收到镇政府转款金额500万元整；3、2009年2月27日陈某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方向：2009年2月27日镇政府应陈某要求将上述款项转账给陈某。
原告周克俭、周旭光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于第一组转账凭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转账凭证无法证明镇政府应陈某的要求代收500万元，该款项应属于协议书第十条所约定的款项，应归原告所有。第二组中证据1转账存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附加信息一栏没有任何备注，不能证明是镇财政所转还的借款，对于其中证据2、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陈某和三被告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不能证明该款项属于转还借款，并且如果存在借还款行为也无需将款项转入镇财政所账户，因此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方向。
被告周克俊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对于几份证据，均予认可，无异议，该证据证明了款项的来由和去向，是转款方和收款方的行为，与原告无关。对于陈某打出的收条、证明均无法核对，对于其他均予认可。
被告周克现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转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反倒证明这500万元与本案无关。第二组证据与原告、被告也没有关系。
被告花都集团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转账凭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方向有异议，对陈某借款证明收到条，很清楚写借给镇政府500万元，并不是被告转给镇政府500万元，镇政府转还借款500万元也与协议无关，按照协议约定三被告首付款先交给镇政府，所以转给镇政府500万元，转给镇政府500万元按照被告说法是用于以后的调解的押金而不是借给陈某，陈某借镇政府500万元并不属于同一款项，所以镇政府应该把500万元返还给周克俭。
本院经审理查明：周克俭、周克民、周克俊、周克现、周旭光于2000年9月16日注册成立花都集团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元，周克俭占股份38.4%，周克民占股份19.2%，周克俊占19.2%，周克现占19.2%，周旭光占股份4%。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5600季小华与何晓华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7-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