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72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惠敏，女，196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宪林，男，196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志娥，女，196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郎益霞，女，1970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志荣，男，1970年2月6日出，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建明、陈飞，浙江天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号。
代表人：汪素南，行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许斌、孙利军，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员工。
原审被告：杭州普天煤炭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康桥镇李佛桥****号**室。
法定代表人：林观春。
原审被告：林观春，男，1970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被告：来军，女，1970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原审被告：夏帆，男，1964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被告：郎越时，男，1969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被告：魏玲，女，197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被告：余建明，男，1955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丁惠敏、吴宪林、郎益霞、周志荣、周志娥为与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原审被告杭州普天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天煤炭公司）、林观春、来军、夏帆、郎越时、魏玲、余建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4）杭上商初字第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经本院院长审批，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丁惠敏上诉请求：撤销（2014）杭上商初字第97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及第六项中的丁惠敏责任承担部分，改判驳回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对丁惠敏的诉讼请求，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把本案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错误认定为《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署于2011年5月31日，而本案《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明确约定只对2011年6月8日至2014年6月8日期间签署的主合同产生的主债权承担担保责任。《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不是《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合同。另外，原审法院把银行贷款合同认定成实践性合同也是错误的。银行贷款合同属于诺成性合同，合同签字即成立、生效。（二）丁惠敏在本案没有收到饶应彪支付的报酬，原审判决错误的把案外人王杰获得的款项认定成本次抵押收到的款项。刑事判决已经认定，丁惠敏未在本案中获得担保报酬，而是认定案外人王杰收取了款项，《询问笔录》所记载的情况均是王杰个人陈述，未经丁惠敏核实，王杰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的。且《询问笔录》只是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材料，后经杭州市中院刑事判决认定，报酬款并非丁惠敏收取。补充：王杰从饶应彪处获得的报酬是否属于赃款是由公安等相关部门来认定，并非由法院直接认定。即使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也是王杰与饶应彪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应由饶应彪起诉案外人王杰，要求其返还，而不应在本案进行审理。原审判决将报酬款直接返还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三）原审判决对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损失计算错误。假如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丁惠敏收取了报酬1511431.02元，结合来军、夏帆收取报酬265740元、吴宪林、周志娥收取报酬252600元、郎益霞、周志荣收取报酬130000元，按照刑事判决以及其他涉及饶应彪案件的损失计算方法，具体损失应如下：11824000元（本金）-632199.45元（已查明的饶应彪前期已支付的利息款项）-1511431.02元（丁惠敏收取的报酬）-265740元（来军、夏帆收取的报酬）-252600元（吴宪林、周志娥收取的报酬）-130000元（郎益霞、周志荣收取的报酬）=9032029.53元。根据刑事判决及已有的民事案件判例，认定实际损失即饶应彪实际骗得多少钱款均是把其支付的利息款项、报酬从本金中扣除，即本案已查明的饶应彪前期已支付给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利息款项632199.45元应当从本金11824000元中扣除，原审判决把该钱款在其计算的利息损失中扣除是错误且不合理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且不公平。（一）本案应判决驳回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全部诉请。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签署于2011年5月31日的，《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明确约定只对2011年6月8日至2014年6月8日期间签署的主合同以及在此期间依据该主合同产生的主债权承担担保责任，对签署在此期间以外的合同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因此，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不是本案《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合同。迄今为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不能提供《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期间内签署的主合同，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判决混淆了“签署”与“生效”的概念，错误的把合同生效的时间认定成合同签署的时间，导致错误的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认定成《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合同，进而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判决对利息的判决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本案相关事实系饶应彪犯罪事实的一部分，已经由刑事裁判予以了违法性评价，那么本案纠纷的实质系因刑事犯罪行为而引起，并非普通的民商事资金交易行为，不能按照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处理，利息损失并非实际损失不应得到支持。2.利息损失属于缔约过错责任的赔偿范围。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为信赖利益的损失，是缔约人信赖合同有效成立，但因法定事由发生，致使合同无效而造成的损失。该损失是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自己的缔约过错所导致，而丁惠敏是在饶应彪欺骗下才签订抵押合同，并没有缔约过错，显然该利息损失应当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承担。且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过错明显而严重，故对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诉请的利息损失部分，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不予支持。
郎益霞、周志荣上诉请求：撤销（2014）杭上商初字第975号民事判决第五项及第六项中的郎益霞、周志荣责任承担部分，改判驳回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对郎益霞、周志荣的诉讼请求，判令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署于2011年5月31日，而《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明确约定只对2011年6月9日至2014年6月9日期间签署的主合同产生的主债权承担担保责任，对签署在此期间以外的合同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署于2011年5月31日，不是本案《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合同。原审判决混淆了“签署”与“生效”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时间概念，违背合同当事人的自愿约定，错误的把合同约定的“签署”认定成“生效”，因此，由于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署日期在担保范围之外，故无论何时生效，都不是本案《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主合同。另外，原审法院把银行贷款合同认定成实践性合同也是错误的。银行贷款合同属于诺成性合同，合同签字即成立、生效。（二）郎益霞、周志荣没有收到饶应彪支付的报酬，原审判决错误的把其他抵押获得的款项认定成本次抵押收到的款项。郎益霞、周志荣在本案中没有收到报酬。原审判决依据刑事判决错误的认定了郎益霞、周志荣在本案中收取13万元报酬。涉案房产真实抵押情况如下：2008年8月14日，饶应彪打款13.447786万元给郎益霞、周志荣，将涉案房产的按揭尾款提前还清，之后，于2008年8月27日受饶应彪所骗将涉案房产抵押给案外人鲍兰萍，期间没有收到任何报酬。2011年6月7日，该抵押到期后，受饶应彪所骗于2011年6月9日将涉案房产抵押给了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即本案。至饶应彪案发，郎益霞、周志荣没有收到任何报酬。因此，郎益霞、周志荣从饶应彪处总共只收到13.447786万元报酬，且在本案中没有收到任何报酬。补充：郎益霞、周志荣从饶应彪处获得的报酬款是其支付给郎益霞、周志荣的，是否属于赃款也由公安等相关部门来认定，并非由法院直接认定。即使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也是郎益霞、周志荣与饶应彪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应由饶应彪起诉郎益霞、周志荣，要求郎益霞、周志荣返还，而不应在本案进行审理，与郎益霞、周志荣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原审判决将报酬款直接返还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是错误的，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三）原审判决对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损失计算错误。假如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之后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在本案中郎益霞、周志荣收取报酬130000元，结合来军、夏帆收取报酬265740元、丁惠敏收取了报酬1511431.02元、吴宪林、周志娥收取报酬252600元，按照刑事判决以及其他涉及饶应彪案件的损失计算方法，具体损失应如下：11824000元（本金）-632199.45元（已查明的饶应彪前期已支付的利息款项）-1511431.02元（丁惠敏收取的报酬）-265740元（来军、夏帆收取的报酬）-252600元（吴宪林、周志娥收取的报酬）-130000元（郎益霞、周志荣收取的报酬）=9032029.53元。根据刑事判决及已有的民事案件判例，认定实际损失即饶应彪实际骗得多少钱款均是把其支付的利息款项、报酬从本金中扣除的，即本案已查明的饶应彪前期已支付给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利息款项632199.45元应当从本金11824000元中扣除，原审判决把该钱款在其计算的利息损失中扣除是错误且不合理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且不公平。（一）本案应判决驳回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全部诉请。本案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署于2011年5月31日，《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明确约定只对2011年6月9日至2014年6月9日期间签署的主合同以及在此期间依据该主合同产生的主债权承担担保责任，对签署在此期间以外的合同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因此，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不是本案《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合同。迄今为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不能提供在《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期间内签署的主合同，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判决混淆了“签署”与“生效”的概念，错误的把合同生效的时间认定成合同签署的时间，导致错误的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认定成《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合同，进而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判决对利息的判决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本案相关事实系饶应彪犯罪事实的一部分，已经由刑事裁判予以了违法性评价，那么本案纠纷的实质系因刑事犯罪行为而引起，并非普通的民商事资金交易行为，不能按照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处理，利息损失并非实际损失，不应得到支持。2.利息损失属于缔约过错责任的赔偿范围。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为信赖利益的损失，是缔约人信赖合同有效成立，但因法定事由发生，致使合同无效而造成的损失。该损失是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自己的缔约过错所导致，而郎益霞、周志荣是在饶应彪欺骗下才签订抵押合同，没有缔约过错，显然该利息损失应当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承担。且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过错明显而严重，故对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诉请的利息损失部分，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不予支持。
吴宪林、周志娥上诉请求：撤销（2014）杭上商初字第975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及第六项中的吴宪林、周志娥责任承担部分，改判驳回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对吴宪林、周志娥的诉讼请求，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署于2011年5月31日，而《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明确约定只对2011年6月8日至2014年6月8日期间签署的主合同产生的主债权承担担保责任，对签署在此期间以外的合同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不是本案《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合同。原审判决混淆了“签署”与“生效”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时间概念，违背合同当事人的自愿约定，错误的把合同约定的“签署”认定成“生效”，因此，由于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署日期在担保范围之外，故无论何时生效，都不是本案《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主合同。另外，原审法院把银行贷款合同认定成实践性合同也是错误的。银行贷款合同属于诺成性合同，合同签字即成立、生效。（二）吴宪林、周志娥在本案没有收到饶应彪支付的报酬，原审判决错误的把其他抵押获得的款项认定成本次抵押收到的款项。原审依据刑事判决错误的认定吴宪林、周志娥在本案中收取25.26万元报酬。2010年5月24日，饶应彪打款12.63万元给吴宪林、周志娥，加上自有的3万元，将涉案房产的按揭尾款提前还清，之后，于2010年5月26日受饶应彪所骗将涉案房产抵押给案外人邵俊伟，期间没有收到任何报酬。2011年6月9日，该抵押到期后，吴宪林、周志娥受饶应彪所骗于2011年6月10日，将涉案房产抵押给了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即本案至饶应彪案发，吴宪林、周志娥没有收到任何报酬。因此，吴宪林、周志娥从饶应彪处总共只收到12.63万元报酬，且在本案中没有收到任何报酬。补充：吴宪林、周志娥从饶应彪处获得的报酬款是其支付给吴宪林、周志娥的，是否属于赃款由公安等相关部门来认定，并非由法院直接认定。即使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也是吴宪林、周志娥与饶应彪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应由饶应彪起诉吴宪林、周志娥，要求吴宪林、周志娥返还，而不应在本案进行审理，与吴宪林、周志娥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原审判决将报酬款直接返还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是错误的，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三）原审判决对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损失计算错误。假如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之后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在本案中吴宪林、周志娥收取报酬252600元，结合来军、夏帆收取报酬265740元、丁惠敏收取了报酬1511431.02元、郎益霞、周志荣收取报酬130000元，按照刑事判决以及其他涉及饶应彪案件的损失计算方法，具体损失应如下：11824000元（本金）-632199.45元（已查明的饶应彪前期已支付的利息款项）-1511431.02元（丁惠敏收取的报酬）-265740元（来军、夏帆收取的报酬）-252600元（吴宪林、周志娥收取的报酬）-130000元（郎益霞、周志荣收取的报酬）=9032029.53元。根据刑事判决及已有的民事案件判例，认定实际损失即饶应彪实际骗得多少钱款均是把其支付的利息款项、报酬从本金中扣除的，即本案已查明的饶应彪前期已支付给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利息款项632199.45元应当从本金11824000元中扣除，原审判决把该钱款在其计算的利息损失中扣除是错误且不合理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且不公平。（一）本案应驳回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全部诉请。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署于2011年5月31日，本案《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明确约定只对2011年6月9日至2014年6月8日期间签署的主合同以及在此期间依据该主合同产生的主债权承担担保责任，对签署在此期间以外的合同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因此，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不是《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合同。迄今为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不能提供在《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期间内签署的主合同，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判决混淆了“签署”与“生效”的概念，错误的把合同生效的时间认定成合同签署的时间，导致错误的将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认定成《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合同，进而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判决对利息的判决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本案相关事实系饶应彪犯罪事实的一部分，已经由刑事裁判予以了违法性评价，那么本案纠纷的实质系因刑事犯罪行为而引起，并非普通的民商事资金交易行为，不能按照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处理，利息损失并非实际损失不应得到支持。2.利息损失属于缔约过错责任的赔偿范围。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为信赖利益的损失，是缔约人信赖合同有效成立，但因法定事由发生，致使合同无效而造成的损失。该损失是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自己的缔约过错所导致，而吴宪林、周志娥是在饶应彪欺骗下才签订抵押合同，并没有缔约过错，显然该利息损失应当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承担。且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过错明显而严重，故对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诉请的利息损失部分，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不予支持。补充：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把本案所涉及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错误认定成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最高额抵押合同第10条第1、3项约定不相符。上诉人分别不同的情况，丁惠敏已有的证据已经反映出来本案所涉的事情只收到10万元，不是一审判决150多万元，周志荣和吴宪林在二审提交证据，证明在本案所涉的事项中没有收到任何的回报，所以一审法院出现了两个认定事实的错误。
被上诉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辩称：1、本案所涉借款系最高额抵押担保的主债权范围。《物权法》第103条对最高额抵押担保做了明确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该条明确，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是发生的主债权而不是主合同，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与主合同的签订、生效时间并无直接关联。更何况，本案主合同时间在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内。《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十条第3款明确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在2011年6月8日后向债务人连续提供的一类或几类授信，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实际于2011年6月13日发放贷款，主债权发生在债权发生期内，属于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本案所涉主合同的实际签订日期是2011年6月13日。借款合同第20页最后一条已明确，主合同系借款人与贷款人2011年6月13日签署，至于附件1《提款申请书》落款为何是2011年5月31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在一审期间也已说明。2011年5月31日，借款人先在已有合同编号的借款合同上签字盖章，提前出具了附件1《提款申请书》，明确提款时间为2011年6月11日，却在这份申请书上直接落款了2011年5月31日，并单方将合同签署日期也确定为2011年5月31日。后涉案合同报送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审查审批，完成所有必经的审批程序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于2011年6月13日加盖公章，故实际完成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11年6月13日。2、丁惠敏、吴宪林、周志娥、郎益霞、周志荣均为本案贷款提供抵押而收取报酬，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有权要求其返还该报酬。刑事判决已查明，王杰系以丁惠敏被饶应彪所骗为名、代丁惠敏报案，王杰和饶应彪没有发生直接的法律关系，判决认定支付给王杰的钱款实际系支付给丁惠敏的钱款，是其提供抵押的报酬。本案一审中也已查明，丁惠敏曾不止一次、不止提供一套房产为饶应彪的借款进行抵押并收取报酬，同样，吴宪林、周志娥自2010年5月开始，郎益霞、周志荣自2008年8月开始，将本案所涉房产多次为饶应彪的借款提供抵押并收取报酬，上诉人二审期间自己提交的证据都已证明这一事实。各上诉人提供抵押是为谋取非法利益，本案所涉及的抵押报酬也已经生效刑事判决确认，一审判决根据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报酬数额并无不妥。
原审被告郎越时述称：郎越时与饶应彪和普天煤炭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表兄弟关系，10年出于亲戚关系给林观春做了担保，当时我房产证给了林观春，后来去浦发银行签了空白的抵押合同，我还有100多万元借给他，案涉的钱我没有收到。
原审被告余建明述称：在一审法院提供了银行资料等，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承担担保责任。
原审被告普天煤炭公司、林观春、来军、夏帆、魏玲均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普天煤炭公司立即归还贷款本金11824000元，利息435056.09元，罚息2765428.52元，合计15024484.61元（罚息暂计至2014年5月30日，至判决确认的履行期满之日的逾期罚息以12259056.0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1.358%计收）；2、林观春对普天煤炭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在其担保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来军、夏帆支付浦发银行杭州分行265740元，并支付该款项自2011年6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所得的利息；4、丁惠敏支付浦发银行杭州分行2173700元，并支付该款项自2011年6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所得的利息；5、郎越时、魏玲支付浦发银行杭州分行60000元，并支付该款项自2011年6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所得的利息；6、余建明支付浦发银行杭州分行950000元，并支付该款项自2011年6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所得的利息；7、吴宪林、周志娥支付浦发银行杭州分行252600元，并支付该款项自2011年6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所得的利息；8、郎益霞、周志荣支付浦发银行杭州分行130000元，并支付该款项自2011年6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所得的利息；9、来军、夏帆、丁惠敏、郎越时、魏玲、余建明、吴宪林、周志娥、郎益霞、周志荣对普天煤炭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在其担保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10、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公告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31日，普天煤炭公司向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申请贷款。后双方签订编号为95202011280637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向普天煤炭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款144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1年6月13日至2012年6月13日，贷款利率为年利率7.572%，还款方式为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的20日，到期归还本金。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逾期罚息利率为逾期当日的贷款利率基础加收50%确定。2011年5月31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林观春签订编号为ZB95202011280637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由林观春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在2011年5月31日至2014年5月31日期间向普天煤炭公司提供的一类或几类授信，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在主债权余额不超过14400000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除了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置费用、税费、诉讼费用、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等。2011年5月31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来军、夏帆签订编号为ZD9520201128063704的《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由来军、夏帆在最高主债权余额1947000元范围内，以其名下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刀茅巷24号的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在2011年5月31日至2014年5月31日期间向普天煤炭公司提供的一类或几类授信，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后办理了抵押登记（他项权证号：杭房他证字第115047**号）。2011年6月8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丁惠敏签订编号ZD9520201128063701的《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与郎越时、魏玲签订编号ZD9520201128063705的《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丁惠敏以其名下位于杭州富阳受降镇秀水山庄山水苑B11号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郎越时、魏玲以其名下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星洲花园红树林坊10幢3单元201室的房产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于2011年6月8日至2014年6月8日期间向普天煤炭公司提供一类或几类授信，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形成的主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其中丁惠敏担保的最高主债权余额为3850000元，郎越时、魏玲担保的最高主债权余额为1876000元。同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丁惠敏办理了抵押登记，他项权证号为富房他证字第0691**号。同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郎越时、魏玲办理了抵押登记，他项权证号为杭房他证字第115065**号。2011年6月9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余建明签订编号为ZD9520201128063702的《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与郎益霞、周志荣签订编号为ZD9520201128063707的《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由余建明以其名下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府新花园16幢1单元502室房产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郎益霞、周志荣以其名下杭州市下城区北景月桂苑15幢4单元102室的房产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于2011年6月9日至2014年6月9日期间向普天煤炭公司提供一类或几类授信，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形成的主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其中余建明担保的最高主债权余额为2205000元，郎益霞、周志荣担保的最高主债权余额为1043000元。2011年6月9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吴宪林签订编号ZD9520201128063703《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吴宪林提供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北景月桂苑16幢2单元401室的房产，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于2011年6月9日至2014年6月8日期间向普天煤炭公司提供一类或几类授信，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形成的主债权在最高主债权余额903000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吴宪林的配偶周志娥出具《关于同意执行共同财产的承诺函》，承诺周志娥已经知晓前述ZD9520201128063703《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愿意根据合同约定，在发生抵押人依据抵押合同承担担保责任时，抵押权人有权处分共同财产，包括但不限于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2011年6月10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吴宪林、周志娥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他项权证号为杭房他证字第115070**号。上述《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范围均约定为主债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保险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抵押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置费用、税费、诉讼费用、拍卖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以及主合同生效后，经债权人要求追加而未追加的保证金金额。上述所有合同签订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于2011年6月13日向普天煤炭公司放款14400000元。普天煤炭公司归还了截至2011年12月20日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578935.58元，2012年3月21日归还利息3958.37元，2012年3月22日归还利息49305.5元，共计归还利息632199.45元。2012年3月28日归还本金2576000元。另查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3）浙杭刑初字第116号饶应彪等人犯抽逃出资罪、集资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一案已生效。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饶应彪自2008年始因从事非法集资而背负巨额债务无力偿还，遂于2010年12月起隐瞒无力归还真相，主要以支付利息为诱饵骗取他人名下房产作抵押，虚构其实际控制的“杰邦”系公司经营需资金等事由，向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等骗取贷款共计7500余万元，主要用于偿还巨额非法集资债务及利息等。涉及到骗取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贷款的诈骗事实如下：2011年6月，饶应彪以上述相同手段，并以支付利息为诱饵骗取吴宪林、王杰、来军、郎越时、周志荣、余建明等以其名下房产作抵押，向浦发银行杭州分行骗取贷款计11824000元，至案发本金未还，支付利息559828.09元，并支付吴宪林钱款252600元，支付王杰钱款2173700元，支付来军钱款计265740元，支付郎越时钱款计60000元，支付周志荣钱款130000元，支付余建明钱款950000元。被告人饶应彪实际骗得钱款人民币7432131.91元。刑事判决生效至今，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未通过刑事追赃获得赔偿。又查明，案外人王杰系代丁惠敏报案，案外人王杰在（2013）浙杭刑初字第116号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提及的位于杭州富阳受降镇秀水山庄山水苑B11号的房产和位于东方润园4幢2单元401室的房产均登记在丁惠敏名下。饶应彪于2011年4月12日代丁惠敏归还了东方润园4幢2单元401室的剩余按揭款662268.98元。余建明曾将名下的三套房产分别为杭州市西湖区花园南村1幢1单元402室、杭州市西湖区府新花园东16幢1单元502室（共有人为洪丽娅）、萧山区宁围镇林之语嘉园清露苑3幢2单元1101室（共有人为洪丽娅、余霄）为饶应彪提供抵押。余建明所有的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府新花园东16幢1单元502室所有权证有以下他项权利摘要：他项权利人娄领强，债权数额1500000元，登记时间2009年5月25日；他项权利人徐竹，债权数额1800000元，登记时间2009年11月18日；他项权利人陈能燕，债权数额2000000元，登记时间2010年11月19日；他项权利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债权数额2205000元，登记时间2011年6月9日。银行流水显示：余建明账户在2010年5月6日收到饶应彪支付的款项80000元、545000元，2011年3月15日收到150000元，洪丽娅的账户在2010年7月2日收到饶应彪支付的款项45000元，2010年8月19日收到45000元，2010年11月17日收到45000元。余建明在（2013）浙杭刑初字第116号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共收到饶应彪支付的利息950000元，包括因2009年将房产抵押给娄领强获得的利息200000元，在2010年5月收取的利息520000元和80000元，2011年4、5月份收取的利息150000元。郎越时所有的位于杭州市星洲花园红树林坊10幢3单元201室的房屋所有权证有以下他项权利摘要：他项权利人蔡卫弟，债权数额1700000元，登记时间2010年6月28日；他项权利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债权数额1876000元，登记时间2011年6月8日。2010年7月15日，林观春向郎越时打款60000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关于各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普天煤炭公司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已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刑初字第116号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系饶应彪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故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基于无效借款合同而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亦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普天煤炭公司作为案涉借款合同的名义借款人，在本案中存在过错，应当向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承担赔偿责任。林观春为案涉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来军、夏帆、丁惠敏、郎越时、魏玲、余建明、吴宪林、周志娥、郎益霞、周志荣为案涉借款提供抵押担保。除来军、夏帆以外的其他抵押人提出，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订于2011年5月31日，而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约定担保的是2011年6月8日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普天煤炭公司签署的主合同，故案涉借款不属于抵押担保范围，相关抵押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虽然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十条第1款将担保的主合同表述为2011年6月8日之后签署的主合同，但同时在第十条第3款明确，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在2011年6月8日后向债务人连续提供的一类或几类授信。本案中，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实际于2011年6月13日发放贷款，而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故借款合同实际于2011年6月13日生效。在2011年6月13日发生的借款显然属于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故前述抵押人的该项抗辩不能成立。各担保人提供保证或房产抵押的担保行为客观上增强了饶应彪以普天煤炭公司名义采用诈骗手段向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贷款的信用，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应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关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要求来军、夏帆、丁惠敏、郎越时、魏玲、余建明、吴宪林、周志娥、郎益霞、周志荣向其直接返还钱款的诉请。饶应彪通过他人为其提供抵押向浦发银行杭州分行骗取贷款，饶应彪因此支付给抵押人的报酬属于饶应彪通过违法犯罪手段取得的款项，对应的是贷款人的犯罪损失，故基于诉讼效率和公平原则，贷款人有权要求收受报酬的抵押人直接向其返还该报酬。1、关于丁惠敏是否因其为本案贷款提供抵押而收取报酬。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王杰系代丁惠敏报案，与饶应彪订立借款协议并提供房产抵押的是丁惠敏而非王杰，故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支付给王杰的钱款实际系支付给丁惠敏的钱款。本案证据材料显示，丁惠敏共有两套房产即位于东方润园4幢2单元401室（以下简称东方润园）的房产和杭州富阳受降镇秀水山庄山水苑B11号（以下简称秀水山庄）的房产为饶应彪提供抵押。刑事判决中认定的金额2173700元为丁惠敏为饶应彪提供抵押收取的报酬总额。为归还东方润园剩余按揭贷款，饶应彪向丁惠敏支付了662268.98元，而本案所涉抵押房产为秀水山庄，饶应彪支付的上述款项662268.98元显与本案贷款无关。故扣除该662268.98元后，丁惠敏因案涉抵押房产实际收取的报酬为1511431.02元。2、关于郎越时是否因其为本案贷款提供抵押而收取报酬。生效刑事判决虽认定，2011年6月，郎越时因为本案贷款提供抵押收到饶应彪支付的钱款60000元，但郎越时在本案中提交的网银转账单表明郎越时收取该60000元的时间为2010年7月15日，此时，郎越时提供的抵押房产的抵押权人为蔡卫弟，与本案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无关，故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要求郎越时返还该60000元利息，缺乏依据，不予支持。3、关于余建明是否因其为本案贷款提供抵押而收取报酬。根据生效刑事判决的认定，2011年6月，饶应彪以支付利息为诱饵，骗取余建明名下房产作抵押，向浦发银行杭州分行骗取贷款11824000元，并支付余建明钱款950000元。刑事判决书的上述认定与余建明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一致。该950000元系余建明提供三套房产抵押收取的利息的总和，但本案借款仅涉及余建明抵押的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府新花园东16幢1单元502室的房产。另外，根据余建明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及其在本案中提供的银行流水等证据，余建明收取的所有利息均发生在2011年6月前，且余建明在2011年6月前为饶应彪借款将其房产抵押给娄领强、徐竹等人的情况属实，而本案所涉借款及余建明提供的抵押均发生在2011年6月9日，故刑事判决虽认定余建明从饶应彪处收取的款项950000元与本案贷款有关，但该认定与本案中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目前未有证据显示刑事判决认定的余建明收取的950000元与本案贷款存在关联，故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要求余建明向其返还950000元钱款的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4、关于来军是否因其为本案贷款提供抵押而收取报酬。来军称其共有两套房产为饶应彪作抵押，除本案所涉杭州市下城区刀茅巷24号房产外，还有另一套位于杭州市东园50幢2单元102室的房产。经审查，关于杭州市东园50幢2单元102室的房产涉及的贷款500000元及收取利息的情况，刑事判决书已在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事实第73项中单独作了表述。生效刑事判决在关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贷款诈骗事实中认定来军收取利息265740元，目前未有证据显示该265740元与位于杭州市东园50幢2单元102室的房产抵押有关。故对于来军、夏帆提出的265740元中包含因另一套抵押房产收取的报酬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请求来军返还钱款26574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5、关于吴宪林、周志荣是否因其为本案贷款提供抵押而收取报酬。因生效刑事判决已经认定饶应彪支付给吴宪林钱款252600元，支付周志荣钱款130000元，而吴宪林、周志荣未提交任何足以反驳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相反证据，故对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予以认定。对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请求吴宪林、周志荣分别返还钱款252600元、1300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另外，因夏帆与来军系夫妻关系，是案涉位于杭州下城区刀茅巷24号房产的共同抵押人，故对来军因抵押案涉房产收取的报酬，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亦有权要求夏帆归还。同理，对于吴宪林收取的报酬，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有权要求周志娥返还；对于周志荣收取的报酬，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有权要求郎益霞归还。同时，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还有权要求来军、夏帆、吴宪林、周志娥、周志荣、郎益霞、丁惠敏归还其收取的相应报酬自2011年6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关于主债务人的赔偿范围。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在刑事判决生效至今未通过刑事追赃获得赔偿。根据刑事判决的认定，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损失的贷款本金为11824000元。结合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提供的证据，11824000元为截至2012年3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鉴于已对饶应彪支付给吴宪林的钱款252600元，支付来军的钱款265740元，支付周志荣的钱款130000元，丁惠敏收取的报酬1511431.02元做径直返还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处理（以上报酬共计2159771.02元），故至本案判决时，普天煤炭公司应当赔偿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本金损失9664228.98（11824000-2159771.02）元。虽然生效刑事判决认定饶应彪已经归还的利息为559828.09元，但根据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提交的银行流水及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陈述，已经归还的利息总额为632199.45元。扣除上述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收到的利息，自2011年6月13日暂计至2017年2月16日，以未还本金9664228.98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利息损失为2777045.24（3409244.69-632199.45）元，自2017年2月1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以未还本金为计算基数另计。（四）关于各担保人的赔偿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根据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林观春订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林观春的最高保证限额为主债权14400000元及相应利、罚息。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本金损失的三分之一为3221409.66元，未超过林观春担保限额的三分之一（主债权4800000元及相应利息）。故林观春在实际履行赔偿责任时并无赔付金额的限制。根据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其他各抵押人订立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来军、夏帆的担保限额为主债权1947000元及相应利息，丁惠敏的担保限额为主债权3850000元及相应利息，郎越时、魏玲的担保限额为主债权1876000元及相应利息，余建明的担保限额为主债权2205000元及相应利息，吴宪林、周志娥的担保限额为主债权903000元及相应利息，郎益霞、周志荣的担保限额为主债权1043000元及相应利息。按照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比例，来军、夏帆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主债权649000元及相应利息，丁惠敏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主债权1283000元及相应利息，郎越时、魏玲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主债权625000元及相应利息，余建明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主债权735000元及相应利息，吴宪林、周志娥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主债权301000元及相应利息，郎益霞、周志荣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主债权347000元及相应利息。各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同向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普天煤炭公司追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普天煤炭公司对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损失（本金9664228.98元，暂计至2017年2月16日的利息2777045.24元及从2017年2月1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满之日止以未还贷款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承担赔偿责任。二、来军、夏帆返还浦发银行杭州分行26574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1年6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丁惠敏返还浦发银行杭州分行1511431.02元，并支付该款自2011年6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四、吴宪林、周志娥返还浦发银行杭州分行2526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1年6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五、郎益霞、周志荣返还浦发银行杭州分行13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1年6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六、林观春、来军、夏帆、丁惠敏、郎越时、魏玲、余建明、吴宪林、周志娥、郎益霞、周志荣对普天煤炭公司上述第一项赔偿责任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三分之一的共同赔偿责任（来军、夏帆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主债权649000元及相应利息，丁惠敏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主债权1283000元及相应利息，郎越时、魏玲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主债权625000元及相应利息，余建明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主债权735000元及相应利息，吴宪林、周志娥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主债权301000元及相应利息，郎益霞、周志荣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主债权347000元及相应利息）。上述一至六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七、驳回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为134983元，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负担25577元，其余案件受理费10940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14406元，由普天煤炭公司、林观春、来军、夏帆、丁惠敏、郎越时、魏玲、余建明、吴宪林、周志娥、郎益霞、周志荣负担。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该法院申请退费；普天煤炭公司、林观春、来军、夏帆、丁惠敏、郎越时、魏玲、余建明、吴宪林、周志娥、郎益霞、周志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二审期间，上诉人吴宪林、周志娥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专用》账单、《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签单）》，证明饶应彪为了骗取吴宪林、周志娥的房产，于2010年5月24日将126300元打入到吴宪林的帐户，用于结清房屋按揭尾款。126300元是原来饶应彪办理抵押贷款的报酬，本案是再抵押的。证据2、《中国工商银行个人贷款还款凭证》，结合证据1，证明2010年5月24日吴宪林、周志娥用饶应彪打入的126300元和吴宪林、周志娥自有30000元资金，结清了名下的位于杭州市下城区北景月桂苑16幢2单元401室房产的剩余155966.88元的按揭尾款。证据3、《抵押借款合同》、房屋产权证，证明吴宪林、周志娥结清涉案房产的按揭尾款后，受饶应彪所骗，将案涉房屋抵押给案外人邵志伟，抵押期限为2010年5月26日-2011年5月26日，2011年6月9日该抵押权被注销；后被饶应彪所骗，又将案涉房产抵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诉人周志荣、郎益强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杭州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查询》、《委托贷款还款明细》、《杭州银行出具的转账明细》，证明饶应彪为了骗取周志荣、郎益强的房产，于2008年8月13日将135997.26元打入到郎益霞的帐户，用于结清房屋按揭尾款；135997.26元是2008年收到的，这是之后抵押给浦发银行的，实际上没有收到好处。证据2、《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客户存贷证明》、《杭州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结清通知单》，结合证据1，证明2008年8月14日周志荣、郎益强用饶应彪打入的135997.26元，结清了名下位于杭州市下城区月桂苑15幢4单元102室的房屋上剩余135997.26元的按揭尾款。证据3、《还款证明》、房屋产权证，证明周志荣、郎益强结清涉案房产的按揭尾款后，受饶应彪所骗，将案涉房屋抵押给案外人鲍兰萍，抵押期限为2008年8月27日-2011年6月9日，到期后该抵押权被注销。后被饶应彪所骗，又将案涉房产抵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诉人丁惠敏、被上诉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原审被告普天煤炭公司、林观春、来军、夏帆、郎越时、魏玲、余建明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质证，对吴宪林、周志娥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认为，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据3因没有原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定。所有证据均没有关联性，不能推翻刑事判决所认定收取报酬的数额，同时吴宪林、周志娥与饶应彪之前发生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丁惠敏、周志荣、郎益强均没有意见。普天煤炭公司、林观春、来军、夏帆、郎越时、魏玲、余建明均未发表意见。对周志荣、郎益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认为，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据3因没有原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定。所有证据均没有关联性，不能推翻刑事判决所认定收取报酬的数额，同时上诉人与饶应彪之前发生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丁惠敏、周志荣、郎益强均没有意见。普天煤炭公司、林观春、来军、夏帆、郎越时、魏玲、余建明均未发表意见。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吴宪林、周志娥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3，尚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所认定的吴宪林、周志娥收取报酬金额，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周志荣、郎益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3，尚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所认定的吴宪林、周志娥收取报酬金额，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
二审期间，本院对王杰制作调查笔录一份，王杰在该笔录中陈述“丁惠敏是我领导”，利息是“我收的，我先收进，然后全部给丁惠敏，我就是一个转交”，“我转给丁惠敏的钱与本案关联的只有10万元左右”。经质证，丁惠敏、吴宪林、郎益霞、周志荣、周志娥认为，王杰陈述收取款项后给丁惠敏，这个没有证据，我方当事人去银行拉往来明细，但要银行拉当时往来款项需好几个月。刑事判决中认定王杰217万元，是不正确的，如果有证据证明与原有刑事判决不一致的，应该以事实为准。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认为，进一步证实了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主张的饶应彪给丁惠敏报酬的事实,至于收取的具体款项金额，除非有相反证据，否则应以刑事判决认定为准。郎越时认为，与我方没有关系。余建明认为，不太清楚这个情况，丁惠敏房子在公安报案是有两套房子的，但最后刑事判决只有一套，最终以证据为准。普天煤炭公司、林观春、来军、夏帆、魏玲均未发表意见。本院经审查后认为，王杰的调查笔录可以印证原审判决认定的“支付给王杰的钱款实际系支付给丁惠敏的钱款”，对该部分内容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外，另查明：编号为95202011280637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签署页记载“本合同由下述借款人与贷款人2011年6月13日签署”，普天煤炭公司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并分别在该页加盖公章。
本院认为：案渉借款合同项下14400000元款项发放的事实已经由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属于饶应彪的经济犯罪（贷款诈骗、合同诈骗）行为，故案渉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相应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亦归于无效。因生效刑事判决已经查明被告人饶应彪以“上述相同手段”（即饶应彪于2010年12月起隐瞒无力归还真相，主要以支付利息为诱饵骗取他人名下房产作抵押，虚构其实际控制的“杰邦”系公司经营需资金等事由），“并以支付利息为诱饵骗取吴宪林、王杰、来军、郎越时、周志荣、余建明等以其名下房产作抵押，向浦发银行杭州分行骗取贷款计11824000元，至案发本金未还，支付利息559828.09元，并支付吴宪林钱款252600元，支付王杰钱款2173700元，支付来军钱款计265740元，支付郎越时钱款计60000元，支付周志荣钱款130000元，支付余建明钱款950000元。被告人饶应彪实际骗得钱款人民币7432131.91元”，本院对此认为，首先，生效刑事判决查明的上述情节清楚记载了来军和夏帆钱款265740元、吴宪林钱款252600元、周志荣钱款130000元均系基于饶应彪的违法犯罪手段而取得且对应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犯罪损失，原审判决认定该笔款项迳直向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返还符合诉讼效率和公平原则，吴宪林及周志娥、周志荣及郎益霞的该上诉理由不足以对抗生效刑事判决记载内容，本院不予支持；其次，生效刑事判决已经查明郎越时钱款60000元、余建明钱款950000元亦系基于饶应彪的违法犯罪手段而取得且对应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犯罪损失，因民事诉讼二审程序系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如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则不予审理，原审判决虽对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该部分诉讼请求未予支持，但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并未对此提出上诉，同时结合刑事裁判中查明的“担保人余建明代为偿还了中信银行余杭支行贷款280万元”等情形，本院视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认可一审判决的该部分责任认定；再次，生效刑事判决记载“王杰”钱款2173700元系基于饶应彪的违法犯罪手段而取得且对应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犯罪损失，相应的证据则显示王杰系代丁惠敏报案、而与饶应彪订立借款协议并提供房产抵押的是丁惠敏而非王杰，结合本院对王杰的调查笔录记载内容以及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并未对该部分责任认定提出上诉等情形，原审判决认定生效刑事裁判所记载的王杰钱款实际系支付给丁惠敏的钱款进而在现有民事证据的基础上认定丁惠敏应当将1511431.02元径行向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返还亦符合诉讼效率和公平原则，本院予以确认。案渉合同无效后，普天煤炭公司作为借款担保合同关系的主债务人对此具有过错，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赔偿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因此所受损失，在','2018-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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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ly]\'},{法条名称:\'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五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ly]\'},{法条名称:\'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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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ly]
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ly]\'},{法条名称:\'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ly]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ly]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ly]\'},{法条名称:\'第五十二条\',法条内容:\'
第五十二条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ly]\'}]}]};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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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麦雪碧犯诈骗罪一审判决书\\\\\",\\\\\"PubDate\\\\\":\\\\\"2014-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