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119刑初893号
公诉机关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吕振付，男，1954年6月26日出生于天津市蓟州区，汉族，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农民，原系杨津庄镇小漫河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住蓟州区。因涉嫌犯受贿罪、贪污罪于2017年9月13日经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8日经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被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蓟州区看守所。
辩护人王海军、郭振宁，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代宝国，男，1964年11月24日出生于天津市蓟州区，汉族，中共党员，初中文化，农民，现任杨津庄镇小漫河村村主任，住蓟州区，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7年9月12日经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玉玲，天津郭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代付永，男，1963年9月11日出生于天津市蓟州区，汉族，中共党员，初中文化，农民，现任杨津庄镇小漫河村党支部副书记，住蓟州区，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7年9月15日经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取保候审。
被告人王进松，男，1967年12月5日出生于天津市蓟州区，汉族，中共党员，初中文化，农民，现任杨津庄镇小漫河村党支部委员，住蓟州区，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7年9月12日经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取保候审。
被告人崔君山，男，1963年11月24日出生于天津市蓟州区，汉族，中共党员，初中文化，农民，现任杨津庄镇小曼河村党支部委员，住蓟州区，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7年9月12日经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取保候审。
辩护人闫小俊，天津正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吕振永，男，1950年12月20日出生于天津市蓟州区，汉族，中共党员，小学文化，农民，现任蓟州区党支部委员、村报账员，住蓟州区，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7年9月12日经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取保候审。
辩护人耿丽，天津仁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以津蓟检公诉刑诉〔2017〕79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吕振付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告人代宝国、代付永、王进松、崔君山、吕振永犯贪污罪，于2017年11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次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吕振付及其辩护人王海军、郭振宁，被告人代宝国及其辩护人王玉玲，被告人代付永，被告人王进松，被告人崔君山及其辩护人闫小俊，被告人吕振永及其辩护人耿丽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受贿
2015年年初，蓟州区杨津庄镇人民政府授权委托该镇小漫河村时任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吕振付作为代表与张某1、张某2商讨，二人因承包该村400亩池塘被征收的补偿事宜。在商讨过程中，被告人吕振付利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补偿协调工作的职务便利，以签订虚假协议为手段，向张某1、张某2索要干股，并最终获得人民币812000元。
（二）贪污
2016年5月至9月期间，蓟州区杨津庄镇小漫河村在申报粮食补贴款期间，被告人吕振付伙同时任该村村党支部副书记代付永、村委会主任代宝国、村委会副主任崔君山、村党支部委员王进松、报账员吕振永利用申报国家粮食补贴的职务便利，虚报种粮面积（其中夏粮种植面积500亩、秋粮种植面积158.4亩），领取粮食补贴款共计62206元，六被告人俵分。后赃款已全部收缴。
被告人吕振付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事实均有异议。就指控其受贿罪的辩解是：一是其受镇政府的委托协商补偿款，实际只是给镇政府与承包者之间牵线搭桥，代表不了镇政府，且对补偿款的多少没有决定权；二是对其妻子胡某2的证言内容不认可，对其妻签假协议向承包者索要干股不知情。就指控其贪污罪的辩解是，虚报2016年夏粮补助款是经请示时任镇长张某3同意的，否则也不可能通过审批。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
一、本案关键证人系利害关系人，其证言的真实性存疑，不应予以采纳。
1、证人张某1、张某2二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其一，证人张某1、张某2系本案受贿行为的相对方，即行贿人，与本案被告人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其证言的真实性存疑，可信性较低。其二，刑法索要财物没有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才不是行贿罪，主观上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而后期被索要了财物，当然属于行贿罪，行贿与受贿是对向犯，双方当然有重大的利害冲突。因此，对于行贿方张某1、张某2而言，其二人在本案中证言足以证实其具有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目的，系为了多获得补偿款，即二人具有行贿的主观故意。因此，在二人涉嫌行贿罪的前提下，其证言的真实客观不具有可期待性。其三，张某1、张某2只与被告人吕振付妻子胡某1的协议系补签伪造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不能排除共同经营的合理可能。胡某2两次证言前后自相矛盾，对于张某1、张某2是否之前与吕振付协商共同经营，吕振付之后分得干股的事实前后矛盾，而张某1、张某2作为利益冲突相对方的证言又无其他任何证据予以支撑，因此不能认定其二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能排除吕振付实际共同经营的合理可能。
2、证人张某3对于虚报粮补事宜不知情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根据刑诉法的基本原则，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方可作为证人，出具证人证言，对于证人证言存有重大疑问的应当出庭接受询问，接受质证，本案中证人张某3作为本案被告人唯一的上级直管领导，对于申报粮补不知情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因为构成犯罪不一定以获利作为前提，只要主观上有相互的联系就可以构成共犯，即如果张某3承认其对本案虚报粮补一事知情，并同意上报，其行为即构成贪污罪的共犯。因此，在本案犯罪事实可能存在扩大的情况下，其证言的证明力明显减弱。
二、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涉嫌受贿罪，罪名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不当，即使认定被告人吕振付的行为构成犯罪，也应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更为适宜。根据法律规定，两罪的犯罪构成除犯罪主体之外其余的基本一致，划清、区分两罪的关键即在于对犯罪主体的认定。本案中，被告人吕振付涉嫌收取张某1获得的征地补偿款项245万元中80余万元的行为，并非行使其职务行为的过程中取得，其在此项涉案实施行为时的主体身份应当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根据法律及本案事实证据，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吕振付涉嫌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应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具体理由如下：其一，涉案款项并非实际由镇政府出资，故吕振付并非协助政府进行行政管理工作。根据控方提交的证人证言及丞翔公司提供的相关书证足以证实本案涉案款项并非政府出资，而系丞翔公司自筹资金实际出资，镇政府仅为垫付行为，即该项目本质并非政府直接的行政管理项目。因此，本案被告人吕振付协调本案涉案补偿款的沟通工作并非是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其二，吕振付对于涉案款项的发放仅系协调沟通作用，并非是对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根据控方提交的镇长张某3证人证言及被告人历次供述均可证实本案中被告人吕振付在涉案补偿款的发放过程中仅系居间沟通作用，对于涉案款项是否发放并无任何决定权，对于补偿款金额的多少也无决定权和建议权，其仅为上传下达、穿针引线的作用，对于款项的管理更无任何权力。其三，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协调补偿款一事系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村干部在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即从事公务的过程，一定要有相应的政府授权批文、政策文件等书面依据，不能仅凭电话、口头约定进行授权管理，否则有悖于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基本常识、常理。例如，无书面授权文件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如产生行政纠纷，行政相对方提出行政复议的时候都无法确定对方是否为行政主体。因此，如果将被告人的主体身份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有侦查机关搜集、出具的涉案行为当时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应授权公函、文件等材料予以证明，如果没有，则事实存有疑问，无法证实被告人的主体身份。本案中，无任何关于被告人在协调、沟通补偿款事宜过程中的授权文件，而证人张某3证言及被告人吕振付历次供述可以相互印证，证实在补偿款的发放工作中，吕振付仅为与张某1沟通是否接受补偿款金额的居间沟通作用。因此，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基本原则应当认定为被告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吕振付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资格。起诉书指控其犯受贿罪罪名有误、依据不足，即使认定其构成犯罪，其犯罪罪名也应定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涉嫌受贿罪，认定其收取涉案款项的行为为索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被告人涉案行为并非利用职务便利，不构成受贿罪。因此，无论是被动受贿还是主动索贿，构成受贿罪的前提都必须是具有利用职务便利的先决条件。其一，被告人不具有主体身份，则无职务便利：贿赂犯罪的本质是职务行为与贿赂之间的不可交易性的对价，贿赂与职务犯罪之间必须具有对应关系，如此才侵犯了贿赂犯罪的客体职务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而本案中如前文所述，被告人的身份都存有疑问，更谈不上利用职务便利。其二，被告人的沟通行为并非利用职务便利。即使退一步讲，假设被告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根据刑法受贿罪本质理解，当被告人并非利用本职工作的职务便利，而是利用其他的职务便利而进行的违规行为，并不构成受贿罪，而涉嫌其他的滥用职权的犯罪。因此，受贿罪必须证明索贿与利用职务便利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现有证据足以证实本案中被告人吕振付在400亩鱼池的征地补偿过程中，仅系穿针引线、介绍、撮合的行为，这是一个居间行为，根据证人张某3证言可以证实，吕振付帮助协调补偿款的事宜一方面因为被告人是张某1承包项目的村委会主任，彼此熟悉，便于交流；另一方面，张某1系外地人与镇政府沟通肯定难免有障碍，所以才找了中间人进行对话交接。因此，被告人此种行为并非利用职务的便利，并非为协助政府进行管理。同时，行政法也并未将此种行为界定为行政行为、职务行为、公务行为。因此，被告人的居间介绍认定为利用职务便利就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2、被告人并无索要财物的权力依据，张某1、张某2证言具有重大利益冲突，在无其他证据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故被告人不构成受贿罪。本案追诉的是索要型的受贿，这就要求索要贿赂的人与被索要人之间存在权力制约关系，被勒索人必须有求于被告人的职务行为。本案中，被告人是否具有职务身份存有疑问，是否具有职务便利存有障碍。现有证据也无法充分证实被告人对于补偿款的发放由何种实际的权力制约关系，证人张某1证言指没有吕振付补偿款会减少的证言系孤证，且与丞翔公司提供书证及张某3等人指245万系丞翔公司正常预算的证言相矛盾，因此，不能确定被告人与张某1之间具有权力制约关系，定性为索贿于法于理都没有依据。此外，如前文所述，本案中对于索要涉案款项的证据仅为张某1、张某2的证言，但二人与本案被告人系行、受贿的相对方，作为对向犯的两方当事人，势必产生重大利益冲突，且对于索要财物的事实并无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不能仅凭行贿人的证言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基本原则，应当认定被告人不具有索贿的基本事实，故不构成受贿罪。
3、现有证据不能排除被告人合理取得涉案款项的现实可能性。涉案80万元即使不能认定为正当收入，现有证据也不能证实为贿赂款，根据辩护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可以证实涉案鱼池的变压器系被告人吕振付出资购买、地上附着物（房屋）系吕振付出资购买，征地补偿评估当然包括对该房屋等的估价及补偿。现有案卷证据仅能证实变压器、房屋系村委会向张某1提供，但并不能直接否认实际出资人系被告人吕振付。因此，即使被告人与张某1、张某2事前没有约定，其事后分得一部分补偿也符合人之常情。综上，本案不能排除吕振付实际资助张某1鱼池经营的合理怀疑，不能确实充分的证实涉案款项系受贿款的事实，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基本原则，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被告人构成受贿罪，并当庭提供了2016年4月1日张某1与吕克军签署的土地托管协议；郝某2010年4月19日出具的“小漫河北鱼池50千伏安变压器1台转卖吕振付。现金肆万元已付清”的证明；郝某于2017年4月25日出具的小漫河北渔场房屋21间，合计款叁仟元，转卖给吕振付款已付清的证明。
四、被告人吕振付不具有违法性认识，不构成贪污罪。认定本案被告人吕振付构成贪污罪的核心为虚报粮补的行为，而对于粮补的申报问题上，根据控方提交的现有党某、丁某东、刘加宽等其他政府干部的证言对于涉案申报粮补一事，是超过不经审批而直接申报的普通申报流程范围的，需要经过镇政府领导的审批，才可以进行申报的，这与被告人吕振付历次供述及当庭供述相互印证。因此，从涉案粮补实际进行了申报的结果来看，不能排除被告人与镇长之间确实进行了沟通的合理怀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上述证人证言可知申请粮补款的政策就是要符合国家管理的规定，而国家政策就是由管理领导人员对于申报粮补的监管，即需要上级审批。因此，可以判断出镇长张某3必然对本案知情，其证言违背常情常理，不具有真实性。同时，涉案杨某村有5000亩地，其中计税3900亩地，现行发放粮补的国家政策目的是为了鼓励多种地。镇长能够允许报粮补，可能也是基于此种本质考虑的。不能排除镇长知情、下放审批权、允许批准涉案粮补申报的合理怀疑。因此，被告人吕振付系不认识字、文化水平低下的农民，对于存在领导批示的情况下，其对于虚报粮补问题的违法性认识存在障碍，不可能认识到其行为涉嫌贪污罪。贪污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就有明知的故意，而本案被告人吕振付自身并不具有违法性认识，即不具有明知故意，因此不应认定其构成贪污罪。
五、即使认定其构成贪污罪，亦应当认定其具有诸多法定、酌定量刑从轻、减轻情节，依法从轻处理。1、被告人吕振付具有自首的法定从轻、减轻情节。本案被告人吕振付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并无翻供行为，应认定为如实供述。其一，被告人吕振付接受询问时已经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根据控方提交的被告人吕振付历次供述，被告人吕振付如实交待了自己虚报粮补的主要犯罪事实。其二，被告人吕振付对案件细节的未准确供述不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明，不属于未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根据控方提交的被告人吕振付历次供述可知，被告人吕振付对主要犯罪事实均无翻供行为，对于是否向镇长张某3申报并获得批准的辩解并不影响对案件整体的定性，并不妨碍案件主要犯罪事实的查明。因此，应认定为被告人吕振付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因此，综合上述证据，从有利于被告人角度，应当认定本案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对其从轻、减轻处罚。2、被告人吕振付所犯罪行不重、在本案地位较轻。被告人吕振付涉案贪污数额较小，刚刚超过立案追诉标准，且在同案人员中获利最少，作用较轻，地位较轻。3、被告人吕振付主观恶性小。被告人吕振付由于法律意识淡漠，没有意识到其行为违法性，故偶然实施了此次涉案行为，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4、被告人吕振付人身危险性小。被告人吕振付此前并无任何前科劣迹，系初犯、偶犯，且本案为财产型犯罪，并无暴力情节，因此，可以显示被告人吕振付其人身危险性较小。5、被告人吕振付自愿认罪。被告人吕振付到案至今始终承认涉案事实，且当庭表示认可法院的裁决，自愿认罪、悔罪，对自己的罪行有了深刻认识。6、被告人吕振付社会危害性小。本案中被告人吕振付年近70高龄，身患严重心脏病、糖尿病等综合症，涉案情节轻微，且并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不致再危害社会。7、被告人吕振付已主动退赃。本案中被告人吕振付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国家造成了损失，愿意弥补国家损失，案发前后以积极主动退缴赃款。综上所述，被告人吕振付的行为依法不构成贪污、受贿犯罪，即使认定其构成犯罪，其对于贪污行为的如实供述亦应认定其构成对贪污罪的自首，同时，其主观恶性也相对较小且已年迈，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同时具有诸多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故提请合议庭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代宝国及其辩护人对指控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是，1、被告人的到案行为系自首；2、被告人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3、立案前已退还村集体4351元，应在犯罪数额中扣除。4、被告人认罪态度好，犯罪情节轻微。综上，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被告人代付永对指控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无辩解意见。
被告人王进松对指控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无辩解意见。
被告人崔君山及其辩护人对指控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立案前已退还村集体4351元，应在犯罪数额中扣除；2、被告人的到案行为系自首。综上，请法庭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被告人吕振永及其辩护人对指控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是，1、被告人的到案行为系自首；2、被告人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3、立案前已退还村集体4351元，应在犯罪数额中扣除。4、被告人认罪态度好，犯罪情节轻微。5、被告人吕振永已经67岁，综上，请法庭对吕振永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一、受贿
被告人吕振付于2003年4月至2016年11月，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2016年11月至2017年7月，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同年7月辞去该村党支部书记。
2015年初，蓟州区国土资源分局下属单位天津市蓟县丞翔土地整理复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丞翔复垦公司）工作人员核实卫星图片、实地考察等发现杨津庄镇小漫河村有400亩鱼某符合土地复垦条件，遂决定将其作为蓟州区土地复垦后备资源使用，土地复垦工程所需资金来源于蓟州区国土资源分局的财政资金，并委托杨某庄某人民政府协助做好相关地上附着物补偿工作。杨津庄镇人民政府委托时任小漫河村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吕振付协助镇人民政府与鱼某承包者张某1、张某2协商相关地上附着物补偿事宜。吕振付在协助政府与张某1、张某2协商补偿事宜过程中，强行向其二人索要干股，为防事发后败露，由其妻子胡某2与张某1、张某2签订一份虚假协议，于2015年12月15日张某1、张某2将被告人吕振付索要的812000元，按被告人吕振付的要求汇入胡某2的银行卡内，用于家庭消费开支。案发后，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收缴吕振付受贿赃款100000元。
二、贪污
被告人代宝国于2000年7月10日至2016年11月24日担任委会委员；2015年3月9日至2017年9月18日，担任该村党支部副书记；2016年11月25日至2017年9月18日，担任该村委会主任；2017年7月12日至2017年9月18日，主持该村党支部工作。被告人代付永于2015年3月9日至2017年9月18日，担任党支部副书记。被告人王进松于2015年3月9日至2017年9月18日，担任党支部委员。被告人崔君山于2015年3月9日至2017年9月18日，担任党支部委员、现金保管；2016年11月25日至2017年9月18日，担任该村委会副主任。被告人吕振永于2015年3月9日至2017年9月18日，担任党支部委员；2007年至2017年9月18日，担任该村会计。
被告人吕振付在2016年负责夏粮上报期间，提议以代宝国、代付永、王进松、崔君山、吕振永等五被告人名义将复垦的400亩鱼某等地共计500亩虚报领取2016年夏粮补助款后归个人所有使用。被告人代宝国、代付永、吕振永、崔君山、王进松每人（或每户）即多虚报并领取100亩2016年夏粮补助款。2016年秋粮上报粮食补助期间，被告人吕振付提议将计税面积之内的剩余158.4亩地指标由六被告人虚报领取粮补款后归个人所有使用。被告人吕振付以其妻子胡某2名义伙同被告人代付永、吕振永、代宝国、王进松、崔君山每人（每户）分别虚假上报并领取25.8亩秋粮补助款。综上，经被告人吕振付提议，并伙同被告人代宝国、代付永、吕振永、崔君山、王进松六人（户）共计虚报2016年夏粮、秋粮粮食补助面积654.8亩，共计套取粮食补助款62206元。六被告人俵分。2017年1月13日，六被告人迫于信访压力，退还村集体部分赃款，其中，被告人吕振付以其妻子名义退还所得全部赃款2451元，其余五被告人均分别退还4351元。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后，将六被告人所获赃款全部收缴。
2017年9月12日，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将被告人吕振永、崔君山带至检察机关接受调查；同日，检察机关依法通知蓟州区杨某庄某纪律检查委员会将被告人吕振付、代宝国、王进松、代付永送至检察机关接受调查。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杨某庄某人民政府原镇长张某3证言证实：其记得安徽人张某1在2010年开始承包的400亩鱼池，承包期限10年，每年每亩鱼池承包费400元。到2015年初，蓟州区国土资源分局下属单位蓟县丞翔土地整理复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丞翔复垦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找到镇政府说：经过他们梳理蓟州区辖区内的可复垦资源，发现其镇有一片400亩的坑塘符合复垦条件，经过他们实际考察，发现该片坑塘四四方方的，水深比较浅、周边也都是土，比较适合施工，出地率也会比较高，总体造价也会符合预算，就让镇政府与鱼某实际承包者协商补偿事宜，这项工程属于政府工程，工程所需要的工程款和补偿款也是蓟州区国土资源分局下属单位丞翔复垦公司拨款支付的。后来，镇政府就委托小漫河村的吕振付代表镇政府全权负责与鱼某承包者张某1协商补偿价格。因为张某1刚承包该片鱼池5年，还剩5年的承包经营权，所以吕振付跟其说张某1开口要300多万元的补偿费，镇政府经请示丞翔复垦公司，他们说张某1要的费用太高，需要进一步压低补偿费用。后来，就让吕振付代表镇政府与张某1进一步协商，尽量压低补偿费用。之后，吕振付向其汇报说张某1接受245万元补偿费。后来，经过向丞翔复垦公司相关人员再次汇报，他们认为这个价格符合他们的预算要求，就同意一次性补偿给鱼某承包者张某1245万元。确定完补偿价格后，镇政府就指示小漫河村委会代表镇政府与鱼某承包者签订解除协议。签订协议前后，就有村民不断的去鱼某处偷土等，这就导致填坑花费的工程费用也会增加，镇政府觉得这件事拖得太久，工程预算就会大幅增加，这项工程可能就会黄了，就与丞翔复垦公司相关人员商量能不能提前着手先进行施工，丞翔复垦公司也默认由镇政府先进行施工，但他们说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和施工工程款只能等到这片坑塘进行复垦立项及招投标后才能拨付，如果镇政府要提前进行施工和对地上附着物进行补偿，就让我们镇政府自行解决相关补偿费和工程款。后来镇政府先垫付这245万元提前补偿给张某1。然后到了2017年初，丞翔复垦公司才将这245万元拨付到镇财政所等情况。
其还证实：各村村干部在上报本村粮食补助款时主要负责协助人民政府做好本村内口粮地粮食补助面积的统计工作，并经村干部审核无误后，由该村书记、主任签字后统一将本村的粮补情况上报到镇政府。其印象中党支部书记吕振付在2016年7、8月份的时候找过其，跟其说他们村集体一块土地，种粮食可不可以上报粮补。其当时回答说，你们种粮食作物了就可以上报粮补，没有种植粮食作物，就不可以上报粮补也就是说：如果村集体的土地被个人承包后和村民口粮地种植粮食了是可以上报粮补的；村集体的土地没有承包给个人，但是被个人种植了粮食作物，是不可以以个人名义上报粮补的。也就是说镇政府按政策规定：本人的地和本人承包的地种植粮食的给上报粮补；不是自己的地、也没有合理来源的地即使种了粮食也不给上报粮补。复耕的400亩土地时在2016年5、6月份才复耕完成的。在5、6月份的时候再种植夏粮是不可能的事了，吕振付没有因这400亩复耕的土地上报夏粮补贴一事找过其等情况。
2、蓟州区国土资源分局副局长张某6证言证实：土地复垦工程资金都是蓟州区国土资源分局的自筹资金，是蓟州区国土资源分局的卖耕地指标收入，这些钱都属于国有资金，资金由丞翔复垦公司管理作为开垦资金使用。复垦工程经过招投标、签完施工合同后，丞翔复垦公司先支付补偿款和部分工程资金，之后再按阶段划拨工程款。因为天津市复垦资源整体匾乏，其单位通过卫星图片发现侯家营镇有两处坑塘、杨津庄镇小漫河村有一处坑塘，后来发现侯家营镇的坑塘在生态红线中就不符合复垦要求了，其单位就对的这片坑塘感兴趣。之后经过实地考察，发现这片坑塘四四方方的，坑塘水比较浅、周边都是土，比较适合施工，出地率也会比较高，总体造价就会比较低，经过考察其单位对这块坑塘比较满意。之后，其单位就与杨某庄镇政府土地所商谈，镇政府工作人员说承包这片鱼池的是外地人，要的地上补偿款比较多，后来经过镇政府与鱼某承包者协商，商量一次性补偿给他245万，其单位觉得这个价格符合预算要求，就同意了。同时，镇政府工作人员怕有人上访，怕这事黄了，就与其单位商量能不能提前着手先进行施工，其单位也怕丢掉这么好的复垦资源，也就默认镇政府先进行施工，但其单位跟镇政府土地所工作人员说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和施工款只能等到这片坑塘进行招投标后才能拨付相关工程款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后来镇里向其单位催要过几次，但一直没有给他们拨付，最后是由镇里先垫付了这部分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和工程施工款。在2016年9月份其调离丞翔复垦公司后就没再过问过的复垦工程，后续招投标手续、付款手续等其就不清楚了，丞翔复垦公司的张乐应该清楚后期的事情等情况。
3、天津市蓟县丞翔土地整理复垦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乐证言证实：土地复垦工程资金都是蓟州区国土资源分局的自筹资金，是蓟州区国土资源分局的卖耕地指标收入，这些钱都属于国有资金，都在其公司账户管理。复耕工程经过招投标、签完施工合同后，其公司先支付补偿款和部分工程资金，之后再按阶段划拨工程款。其印象中2015年的400亩鱼某被确定为蓟州区复垦工程的后备资源，但杨某庄镇政府可能怕工程黄了，就提前着手在2016年上半年就把这400亩坑塘平整完工了，后来在2016年年底才做的立项、招投标手续等。中标手续是由天津市慧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授权他们代理进行招投标，最后中标公司是天津市宏鑫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是分两次发放的，复垦工程进场时，我们先给中标公司40％的工程款，时间大概是2017年3、4月份；复垦工程基本完成后我们再付40％的工程款，时间大概是2017年5月份。剩余的20％工程款需要在验收合格后再付款。245万元补偿款下发的时间应该是2017年3月份左右，具体拨款手续以相关资料为准等情况。
4、杨津庄镇小漫河村400亩鱼池承包者张某2证言证实：其和其堂哥张某1在杨津庄镇小漫河村承包经营过400亩鱼池种藕，但不是以其的名义承包的，是张某1以他的名义承包。2010年张某1通过竞标的方式，承包了北面的400亩鱼池，每年每亩地400元，承包期限为10年。张某1当年承包下鱼池后没有资金继续进行投资，他就找到其入股和他一起经营鱼池养藕。后来在2015年，具体几月份其记不太清了，因为这片鱼池被相关部门复垦为耕地了，政府就补偿给其和其大哥张某1240万元，补偿款下来后，小漫河村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吕振付就向其和张某1索要了812000元的鱼池补偿款。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张某1和其经营小漫河400亩鱼池养藕的这几年，吕振付是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因为其和张某1是外地人，村里有些人老找麻烦，吕振付也时不时地刁难其和张某1，所以其和张某1是比较怵他的。在2015年，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将其和张某1承包经营的这400亩种藕鱼池复垦为耕地。征地消息一出来，吕振付就找到其和张某1，说补偿款下来后要算他一股分给他钱，如果不分给他钱，补偿给十万八万的，他就会把其和张某1轰走。因为他是村干部，其外地人惹不起他，同时为了多得些补偿款，其和张某1就同意了他的要求并按他的意思签了一份协议，实际上这份协议是他向我们要钱的时候才签订的，日期也是后补的，在签订协议时其和张某1也让他替其协调协调政府的关系，争取多补偿点儿钱。在2015年12月份，这240万元补偿款就给了，其得了80万，张某1得了80万元，给了吕振付80万元，但吕振付跟我说在其和张某1承包经营鱼池种藕的过程中，他曾经替其和张某1协调关系花费了12000元，所以就给吕振付的妻子胡某2转了812000元钱等情况。
张某2于2017年12月6日还证实：其和张某1刚开始承包鱼某的时候变压器使用的是郝某的，自从承包这400亩鱼某后，使用了一年多，但最后不知被谁拆走了，用的第二个变压器是委会给安装的。合同规定委会必须无偿提供变压器和供电设施，所以没有必要用个人的变压器，如果有个人的供电设施也是委会与个人之间协调的问题，与承包者无关，这也是合同中规定的。当时其记得其和张某1花20000元左右从郝某手买一处房屋（4小间、1大间），这房的西面还有20间左右的破旧危房，后来让吕振付买走了，与其和张某1无关。其和张某1自从得到鱼某补偿款后，这片鱼某后面的事就与其和张某1没有关系了，因为跟委会已签订了鱼某承包合同解除协议。至于后来的所谓安某水产养殖合作社也跟其和张某1没有任何关系。后来吕振付让张某1以安某水产养殖合作社的名义跟他们签了转让协议，这都是吕振付让签的，其实与其和张某1一点关系都没有等情况。
还证实：其印象中是在2015年3月份，其承包的这400亩鱼某要被复垦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就有人跑到这400亩鱼某的大埝上强行栽树，当时其报警了，杨某庄派出所应该有相关出警记录，派出所没有处理结果，当时其报案就是为了留一个底案，他们强栽其根本阻止不了等情况。
5、证人郝某于2017年12月6日的证言证实：2010年其原承包的的400亩鱼某让两个安徽人承包走了。其将鱼某周边其所有4小间、1大间房屋以20000元左右卖给那两个安徽人了，剩下的21间房屋比较破，基本没法住人，安徽人不要，后来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吕振付了。其不承包这400亩鱼某后，将50千瓦变压器1台以40000元的价格卖予吕振付了，吕振付对这变压器怎么处置的，其就不清楚了等情况。
6、400亩鱼池承包者张某1证言证实：其在2010年承包小漫河400亩鱼池的时候，吕振付是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因为其是外地人，有些人老找麻烦，吕振付时常刁难其，为了找个靠山，其和张某2就找到吕振付让他以后多照应照应。在2015年，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将其承包的这400亩鱼池复垦为耕地，征地消息一出来，吕振付就找到其和张某2，地点在承包鱼池屋里，具体时间其记不清了，说补偿款下来后要算他一股，如果不分给他钱，就只补偿给其十万、八万的，他还会把其轰走。因为他是村干部，其和张某2也惹不起他，所以其和张某2就商量同意了他的要求并按他的意思签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内容不是真实的，吕振付就是为了向其和张某2要钱才让其签订的这份协议，他估计是怕收钱以后有人调查他，事先给自己找个理由。后来他还跟其说是他向政府相关部门多次协调，才补偿给其245万元，如果没有他协调关系，其肯定得不到这么多钱，补偿款也不会这么快就给其拨付下来。后来，在2015年12月份，具体哪天其记不清了，镇政府通知其领取245万元补偿款的支票时，是其、张某2和吕振付一起去镇政府领的支票，领完支票当天其就将这张支票交到了中国农业银行。同时，吕振付要求将其的这张银行卡由他保管，第二天，245万元到其银行账户中后，其、张某2和吕振付三个人一起又到银行，其通过转账的方式给张某2转了一笔80万，给吕振付转了一笔812000元，给其自己名下的银行卡转了一笔838000元。其给吕振付这么多钱也实在是没办法，其和张某2辛辛苦苦挣的钱也不想就这样给别人了，吕振付是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出现国家占地时，吕振付是协助政府从事征地补偿工作的，在清点或者计价等补偿过程中，他有运作的空间，所以在占地期间，没有村书记或者村主任的帮助，会出现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况且他之前也给其找过很多麻烦，所以在他向其和张某2要一份干股时，其也不敢得罪他，就同意给他一份干股。如果吕振付不是小漫河村时任村书记或者村主任的话，其才不会白让他占有这份股份等情况。
7、被告人吕振付之妻胡某2证言证实：2010年张某1刚承包400亩鱼池的时候，就找到吕振付说：他是外地人，来小漫河也是人生地不熟的，需要找个靠山，在他有麻烦的时候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支持，就让其家出几万元钱入股。当时吕振付跟张某1说他现在还是村干部呢，要是入股不合适，就没出钱。在2015年，吕振付听说张某1、张某2承包的这400亩鱼池政府要复垦为耕地，会给一大笔补偿款。征地消息出来后，吕振付和其说了这件事，其和吕振付就合计着从这400亩鱼某的补偿款中占有一份干股，于是其和吕振付就起草了一份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就是：1、胡某2于2011年4月30日撤回合伙投资，不参与该鱼池的经营活动；2、如果该鱼池在承包期内出现政府或者其他原因征占鱼池情况，所得补偿款减除张某1、张某2投资后，三位合伙人平均分配，时间为2011年5月1日。这协议是其去上仓镇的一家复印店打印的。之后吕振付就通知张某1、张某2他们来其家，其把协议拿出来给他们，张某1、张某2看了以后，他们没有提出异议，应该是畏惧吕振付当时是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在这400亩鱼池补偿过程中，吕振付代表镇政府负责与张某1、张某2具体协调补偿事宜，张某1、张某2两个人作为外地人，在人生地不熟的，他们只能靠着吕振付给他们多协调一部分补偿款。所以，吕振付提出让他们在这份协议上签字的时候，就签字了。这份协议内容是虚假的，实际上其和吕振付一分钱也没出，写这份协议就是向张某1、张某2要补偿款用的。这份协议中打印的日期也是虚假的日期，实际上签订这份协议的时间是2015年政府决定复垦这400亩鱼池为耕地以后、协商补偿之前签订的，具体哪一天其记不清了，签订这份协议是怕这事以后有人调查吕振付，吕振付也好有个说辞，自己给自己找个理由，所以就把日期往前写了。因为平时都是其在家操持事，所以这笔812000元是转到其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中了，后来其就转给吕振付儿子吕克军40万元，剩下的钱用于家庭开支了，其也没有退还给张某1、张某2，其和吕振付与他们之间也没有借贷关系，也没有实际参与这片鱼某的经营等情况。
8、蓟州区杨津庄镇政府统计站站长党卫杰证言证实：在小漫河村报账员吕振永向统计站上报粮食补助表时，其看到其中有几户新增大亩数上报，就向吕振永提出部分户有大亩数上报问题，其跟他说：村里有些户存在大亩数上报问题，你们村干部应该向镇书记或镇长说一下。当时吕振永也没说什么，就走了。之后，其就联系时任','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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