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83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梁桂玲，女，1972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577号四楼自编3115房。
法定代表人：罗丽红。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邓洪健，女，197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罗丽红，女，196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梁晓欣，女，1982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谢纲，男，1973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上诉人梁桂玲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罗丽红、梁晓欣、谢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4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桂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向梁桂玲归还借款本金980000元、利息313600元、律师费20万元、评估费900元，并判令谢纲、罗丽红、梁晓欣对上述债务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罗丽红、梁晓欣、谢纲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邓洪健向谭玉英的转账事实的认定前后矛盾，错误判定邓洪健向谭玉英转账的294600元为本案借款的利息。一审判决第十四页第一段“从上述短信来看，梁桂玲已向邓洪健发出指示100万元的利息转至谭玉英账号，故对邓洪健主张向谭玉英的多笔转账是归还本案借款，一审法院予以认可。”的认定与第十四页第三段“从邓洪健提交梁桂玲用手机号码139××××8767与邓洪健手机号码138××××1192短信聊天记录来看，涉案借款中的50万元用于邓洪健归还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欠广州市华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贷款。该借款用途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认定前后矛盾，一审判决认定邓洪健向谭玉英转账是归还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欠广州市华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是为了否认本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后面对债务承担部分又认定邓洪健向谭玉英归还的294600元是本案借款利息，前后矛盾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不正确。
本案中，邓洪健单方提供的手机短信记录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从短信内容上看，梁桂玲要求邓洪健转账给谭玉英也并不是指本案借款，跟本案借款没有任何关系。且金钱作为非特定物，梁桂玲与邓洪健也从未签订过任何协议将本案债权转让给谭玉英，即使邓洪健与梁桂玲发送短信后，邓洪健有向谭玉英转账的事实，但都不足以证明与本案借款有任何关联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本案中邓洪健与梁桂玲的借款关系相对于邓洪健与谭玉英或广州市华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关系各自独立，不具有相对性。但是一审判决无视事实依据，将邓洪健在借款后向谭玉英转账的29笔款项共计294600元错误认定为本案的还款利息，属事实认定错误，故本案借款利息应认定为313600元。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不正确。1.一审判决对本案借款的用途认定错误。如前所述，一审判决根据邓洪健单方提供的短信记录认定涉案借款中的50万元是用于归还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欠广州市华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从而认定本案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是根据一审判决审理查明部分，邓洪健向谭玉英还款29笔的记录中并没有50万元的转账记录，累积起来也远远不足50万元，因此本案借款的用途并不是邓洪健说的归还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欠广州市华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本案中梁桂玲与邓洪健在签订借款协议时已明确约定本案借款用于资金周转及天河区天阳路155号1804房装修、还贷款等，而且全部款项都汇入到邓洪健个人账户，由其控制、安排、使用，该借款的实际受益人就是邓洪健及其家人包括谢纲，至于借款是用于装修还是还按揭贷款，个人资金周转，已非梁桂玲能够控制，在邓洪健无法证明本案借款用于非法用途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其将该笔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2.一审判决对本案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归于梁桂玲是错误的，按照法律规定，谢纲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一方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财产清偿”规定，配偶能够举证证明以下三种情形之一的则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三种情形是：1.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2.债权人知道夫妻财产AA制的约定；3.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是一审判决却把上述的举证责任都归于梁桂玲，而谢纲无法举证证明以上三种情形。首先，谢纲无法举证证明该笔债务在借款时邓洪健与梁桂玲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与此刚好相反的是，借款合同明确约定本案借款用于资金周转及住房装修、还贷款等；其次，谢纲无法举证证明梁桂玲对邓洪健和谢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曾约定为各自所有的情况知情；最后，梁桂玲已证明在邓洪健和谢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本案借款出借给邓洪健，因此邓洪健和谢纲应当共同承担还款义务。三、一审判决将律师费、评估费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的“其他费用”属于法律适用不当。律师费、评估费、诉讼费等费用是以“实现债权”为目的而发生的费用，而非债权本身，亦非为确定债权、担保债权而发生的公证费、评估费等费用，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条文内容来看，该条中的“其他费用”应该理解为债权形成、创设、变更时发生的费用，其与债权相伴而生，与利息、违约金、罚息等处于同一位置。因此对于司法解释中第三十条中的“其他费用”应当受制于年利率24％规则的调整，但梁桂玲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则属于借贷合同双方当事人另行约定的费用，不适用年利率24％规则的调整。从逻辑结构上来解释，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正如前所述，律师费通常是与诉讼费同时在借款合同中被列入“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如果将律师费、评估费归入司法解释第三十条的“其他费用”，诉讼费也不应当例外。再进一步分析，对诉讼费、律师费和评估费的处理就应当保持一致，一方面判决诉讼费由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罗丽红、梁晓欣负担，一方面又判决不支持梁桂玲律师费的请求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罗丽红、梁晓欣、谢纲应当共同承担本案的律师费、评估费。四、一审判决对梁桂玲的几项基本诉求都没有了解清楚，判决过于草率。1.梁桂玲诉请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罗丽红、梁晓欣、谢纲应支付的律师费应有两笔合共20万元，而一审判决仅认定梁桂玲诉请的律师费为18万元；2.庭审时，法官询问案件受理费和财产保全费的支付方式，梁桂玲明确说明要求由法院退还，但一审判决仍判令由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罗丽红、梁晓欣、谢纲直接支付梁桂玲。另，邓洪健于2014年11月28日汇给梁桂玲的34300元与本案无关，该款系邓洪健借用梁桂玲的房向平安银行用于抵押借款的费用。
邓洪健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邓洪健向谭玉英支付的260300元以及向梁桂玲支付的34300元均是涉案还款，梁桂玲主张邓洪健向谭玉英支付的260300元是向广州市华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还款违背客观事实，且有生效裁判作出认定。另邓洪健向梁桂玲支付的34300元亦是本案还款，梁桂玲主张与本案无关，缺乏事实依据，不应予以采信。
谢纲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罗丽红、梁晓欣无到庭应诉，亦无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梁桂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清偿借款本金98万元；2.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清偿上述借款的利息（3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4年6月20日计算至清偿之日，90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4年6月26日计算至清偿之日，5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4年6月30日计算至清偿之日）；3.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向梁桂玲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从2015年10月20日起至还清该款本息之日止的违约金；4.罗丽红与梁晓欣对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与邓洪健清偿上述借款的本金、利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5.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罗丽红、梁晓欣、谢纲支付梁桂玲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18万元整；6.本案案件受理费、评估费9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罗丽红、梁晓欣、谢纲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18日，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载明：“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18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全体股东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就本公司向梁桂玲借款壹佰万元一事，与股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形成以下决议：一、同意本公司向梁桂玲借款壹佰万元，借款期限为16个月，自2014年6月20日至2015年10月19日，详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4）借字第001号]”。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邓洪健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捺印，罗丽红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确认。2014年6月19日，梁桂玲（甲方）与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第一条、借款金额、期限、用途。1.借款金额：100万元整。2.借款期限16个月，自2014年6月20日至2015年10月19日。借款的实际放款日和还款日以借据凭证为准，本合同记载的借款金额，发放日期，到期日期与借款凭证不一致的，以借款凭证记载为准。3.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及天河区天阳路155号1804房装修、还贷款等。本合同项下之借款必须合法使用，乙方保证不得将借款用于违法和犯罪活动。第二条、借款利率、计息及还款。1.借款利率：月利率为3%。3.乙方按月支付利息，每日10日前支付利息，借款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第三条、债务担保。乙方为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提供甲方认可的合法有效的担保，本合同项下借款提供独立的第三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详见《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4）保字第001、002号]。第五条、2.乙方到期没有偿还借款本息，导致甲方为催收借款本息所需支付的费用，包括公告、送达、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运输费、保管费、处理抵押物及质押物产生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拍卖佣金、变卖费用、过户手续费、税费、中介代理费）、商业银行收取的本合同项下债务的转账手续费等均由乙方负担。第十条、违约责任。3.借款期限届满或甲方依合同约定提前逾期偿还借款本息时，如乙方逾期偿还借款本息的，每逾期一天，乙方应按欠款余额（包括本金及利息）每日0.15%计算违约金给甲方；乙方逾期偿还借款本金的除需支付前述违约金外，仍应按合同的约定支付利息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在《借款合同》上盖章，邓洪健在《借款合同》上签名捺印，罗丽红在《借款合同》上盖章确认。2014年6月20日，梁桂玲委托案外人林志东向邓洪健转账30000元。2014年6月26日，梁桂玲委托案外人林志东向邓洪健转账900000元。2014年6月30日，梁桂玲委托案外人林志东向邓洪健转账50000元。2014年12月1日，梁桂玲与罗丽红、梁晓欣分别签订《保证合同》约定罗丽红、梁晓欣为借款人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向梁桂玲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是《借款合同》和《房屋出借抵押、协助办理银行借款之协议》项下借款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与对借款本息、出借房产被损害后约定为债务的金额、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拍卖费、过户费、财产保全费、公证费、登记费、鉴定费、送达、公告、评估费、强制执行费、执行费、保管费、运输费等）。
邓洪健向提交梁桂玲用手机号码139××××8767与邓洪健手机号码138××××1192短信聊天记录显示：梁桂玲发的短信载明：“你今天先按100万的3.5%打利息过来：62×××36谭玉英，民生银行白云支行，我安排明天早打款给你，但你千万不要挪用，马上还华商利息，50万元本金吧，切记”、“明早转90到100万，我要今晚看了另外一笔回款情况才可以落实90或100万，明早9点后到账，查收，并当天要还华商你承诺的本息，我明天要交差华商的，你也不要搞得自己麻烦啊”、“偿还的50万元本金入：广州市华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06311047000000229，农商行华南新城支行”、“张庆，6214633131006505904，广州银行大石支行，意思广告请再汇6.7万元利息”。
2014年6月25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35000元；2014年7月25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34300元；2014年9月23日，邓洪健分四次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合计83300元；2014年11月5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34300元；2014年11月28日，邓洪健向梁桂玲账户转账34300元；2015年2月16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10000元；2015年3月13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2000元；2015年3月27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5000元；2015年4月3日，邓洪健向梁桂玲账户转账3500元；2015年4月10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5900元；2015年5月8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2000元；2015年5月19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6000元；2015年5月29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2000元；2015年6月3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8000元；2015年6月20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3000元；2015年6月26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5000元；2015年7月3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2000元；2015年7月17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5000元；2015年7月22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5000元；2015年8月6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1000元；2015年8月13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2000元；2015年9月2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2000元；2015年9月16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1000元；2015年9月18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1000元；2015年10月30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1000元；2015年11月28日，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62×××36账户转账1000元。上述29笔转账共计294600元。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未能向梁桂玲归还其余借款，罗丽红、梁晓欣未能履行保证责任。梁桂玲于2017年3月1日与广东以泰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费用为20000元，该所向梁桂玲开具律师费发票20000元。梁桂玲于2017年6月5日与广东众帮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律师费用为180000元，该所向梁桂玲开具律师费发票180000元。梁桂玲及案外人林志东向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支付评估费900元。
另查明：2011年1月14日，邓洪健（乙方）与谢纲（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是夫妻关系，自愿就双方婚前、婚后有关财产、债务事宜达成以下约定：一、坐落在广州市天河区天阳路155号1804房房屋的产权归甲方所有，不纳入夫妻共同财产。二、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占有的90%股权归乙方所有，不纳入夫妻共同财产。三、甲、乙双方今后发生债权、债务时，甲、乙方双方有义务将本协议内容告知债权人”。2015年7月20日，邓洪健与谢纲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经双方确认，男方名下广州市天河区天阳路155号南骏大厦1804房的产权归男方所有，女方名下广州市番禺区钟新村祈福新村湖景2街6号3F室及广州市番禺区钟新村祈福新村月明轩街5街27号一楼03室的产权归女方所有。双方确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共同债务，任何一方如对外负有债务的，由负债方自行承担”。同日，邓洪健与谢纲办理离婚登记手续。谢纲在庭审中提交南骏大厦管理处于2017年2月19日出具的《证明》载明：“我单位是广州市天河区天阳路155号南骏大厦物业管理公司，兹证明南骏大厦住户1804房（业主：谢纲，身份证号码：）自2005年9月入住以来，至今（2017年2月）未进行过装修工作”。
上述事实有《股东会决议》、《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林志东出具的证明、民生银行转账凭证、建设银行交易流水、平安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委托代理合同》、发票、短信聊天记录、邓洪健还款明细清单、离婚证、离婚协议、公证书、南骏大厦管理处证明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案的争议焦点一、邓洪健向谭玉英转账是否是其向梁桂玲的还款？
梁桂玲认为邓洪健向谭玉英的多笔转账是其归还广州市华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从邓洪健向提交梁桂玲用手机号码139××××8767与邓洪健手机号码138××××1192短信聊天记录来看，梁桂玲发短信给邓洪健并指示其将100万元利息转到谭玉英62×××36账号。梁桂玲发短信给邓洪健还指示偿还的50万元本金转入账号为广州市华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06311047000000229，农商行华南新城支行，张庆，6214633131006505904，广州银行大石支行。从上述短信来看，梁桂玲已向邓洪健发出指示100万元的利息转至谭玉英账号。故对邓洪健主张向谭玉英的多笔转账是归还本案借款，一审法院予以认可。
本案争议焦点二、本案债务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谢纲对本案债务是否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借款合同》上约定涉案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及天河区天阳路155号1804房装修、还贷款，该借款用途手写部分是梁桂玲所写。从邓洪健提交梁桂玲用手机号码139××××8767与邓洪健手机号码138××××1192短信聊天记录来看，涉案借款中的50万元用于邓洪健归还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欠案外人广州市华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贷款。该借款用途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从南骏大厦管理处出具的《证明》可以看出《借款合同》中的装修也未实际发生。故梁桂玲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借款用于邓洪健与谢纲的夫妻共同生活。梁桂玲借款时要求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及要求罗丽红、梁晓欣承担保证责任。梁桂玲对涉案借款的担保及借款人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的是否具有借款的意思表示表现得较为谨慎。但是梁桂玲却未能提供谢纲是否同意邓洪健向梁桂玲借涉案借款的证据。借款发生时梁桂玲未能尽到要求谢纲知晓并同意借款的义务。借款发生后，也无证据证明谢纲对该债务进行了追认。综上所述，涉案借款数额较大已超出家庭生活的正常开支，涉案借款发生前未能得到谢纲的同意，借款发生后也未能得到谢纲的追认。涉案借款也未用于邓洪健与谢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生活。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谢纲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梁桂玲与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借款合同》虽然约定借款金额为100万元，但梁桂玲向邓洪健实际给付借款98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借款本金为98万元。《借款合同》中约定月利率3%，该约定超出了法律规定。超出月利率2%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为313600元（98万元×2%×16个月）。邓洪健在借款后共向梁桂玲及案外人谭玉英还款共计29笔合计294600元。故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尚欠梁桂玲借款本金980000元及借款期间内的利息19000元（313600元-294600元）。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未能按时还款。《借款合同》中对违约金每日按欠款余额的0.15%计算约定过高，不应超过年利率24%的规定，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借款合同》中约定律师费、评估费由邓洪健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现梁桂玲主张支付律师费及担保费，总计应以年利率24%为限，超过年利率24%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罗丽红、梁晓欣在《保证合同》上签字确认为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向梁桂玲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梁桂玲要求罗丽红、梁晓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罗丽红、梁晓欣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追偿。梁晓欣经公告传唤，期满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应诉抗辩权利,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罗丽红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应诉抗辩权利,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梁桂玲借款本金980000元及借款期限内的利息19000元。二、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逾期还款违约金、律师费、评估费（以98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三、罗丽红、梁晓欣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罗丽红、梁晓欣在承担责任后可向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追偿。四、驳回梁桂玲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30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6306元，由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罗丽红、梁晓欣共同负担。
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梁桂玲提交2014年11月20日的《房屋出借抵押、协助办理银行借款之协议》及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6089号民事判决，拟证明上述协议约定将其名下位于清远市美林湖.国际社区南湾二街29-A号的房产作为抵押物借给邓洪健，作为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贷款的抵押物，并约定邓洪健为此向梁桂玲支付34300元费用；该协议中“谢纲、罗丽红、梁晓欣知晓所有情况并自愿为乙方欠甲方的98万元整借款本金、利息等及本出借协议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内容，足以确认谢纲承认知晓涉案借款抵押并愿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邓洪健不确认《房屋出借抵押、协助办理银行借款之协议》的真实性，认为该协议系由梁桂玲单方面伪造并申请对该协议的签名、公章以及第1，2页与第3页打印时间是否同一进行鉴定。邓洪健称该34300元系涉案还款，结合邓洪健的还款记录除该笔外还有两笔均为34300元，足以印证该笔款项系涉案还款。谢纲称其对上述协议不知情亦无签名确认，且该协议约定的抵押未实际发生。
邓洪健二审提交如下证据：1.《谭玉英银行账户登记留存信息一览表》、谭玉英的身份证复印件、梁桂玲的《常住人口登记卡》、林志东的支付宝账号，拟证明谭玉英开设的银行账户(62×××36)登记留存电话分别为梁桂玲的配偶林志东的个人手机号以及梁桂玲住宅电话，留存地址是梁桂玲的户籍地，邮箱是林志东的使用邮箱，且林志东通过该邮箱开设了支付宝账户，根据上述资料可知谭玉英是梁桂玲的母亲。2.手机短信记录，拟证明梁桂玲多次指示邓洪健转账还款至谭玉英的个人银行账户。梁桂玲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且证据来源无法认定，谭玉英与梁桂玲之间的关系与涉案还款的认定没有关联，从短信内容来看，邓洪健归还的是广州市华商小额借款股份有限公司的款项。谢纲对于邓洪健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华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罗丽红、邓洪健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8日作出(2016)粤01民终917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未将邓洪健向谭玉英转账支付的涉案28笔款项260300元认定为该案还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涉案借款是否认定为邓洪健的个人借款；二、邓洪健向谭玉英支付的260300元以及向梁桂玲支付的34300元能否认定为本案还款；三、涉案借款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四、关于律师费、评估费的认定。
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涉案借款是否认定为邓洪健的个人借款。梁桂玲与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于2014年6月19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梁桂玲向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出借款项并由三方签名或盖章确认，且有2014年6月18日的《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相印证，此后梁桂玲委托林志东分三次向借款人之一邓洪健转账支付借款，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涉案借款人为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本案争议焦点之二：关于邓洪健向谭玉英支付的260300元以及向梁桂玲支付的34300元能否认定为本案还款的问题。其一，关于邓洪健向谭玉英支付的260300元的认定。根据本院(2016)粤01民终917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对于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支付的款项260300元未予认定为该案还款，目前亦无证据证明梁桂玲与邓洪健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梁桂玲主张邓洪健向案外人谭玉英支付的款项260300元系向广州市华商小额借款股份有限公司的还款缺乏依据，一审判决据此认定上述款项260300元系涉案还款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其二，关于邓洪健向梁桂玲支付的34300元的认定。梁桂玲二审提交2014年11月20日的《房屋出借抵押、协助办理银行借款之协议》，拟证明邓洪健于2014年11月28日向其转账的34300元系梁桂玲以自有房产作为邓洪健的抵押物产生费用。鉴于上述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且梁桂玲对其逾期提交证据未作出合理解释，且该款项34300元与邓洪健另两笔还款数额同一，一审判决认定该款34300元亦为本案还款亦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因本案未对《房屋出借抵押、协助办理银行借款之协议》予以采信，邓洪健申请对该协议进行鉴定已无必要，对其申请本院不予接纳。至于梁桂玲以自有房产作为邓洪健抵押物产生的费用，系另一法律关系，梁桂玲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本案争议焦点之三：关于涉案借款是否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作如下分析：一、谢纲无借款的合意。涉案《借款合同》由借款人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签订，并有《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相印证，目前并无证据证明邓洪健的配偶谢纲有借款的合意。二、涉案借款超出夫妻共同生活所需。如上文所述，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为邓洪健及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虽然出借人梁桂玲将涉案借款实际支付至借款人邓洪健的个人账户，但涉案借款数额巨大，远超出夫妻日常共同生活所需。三、梁桂玲未举证证明涉案借款用于邓洪健与谢纲的夫妻共同生活。虽然涉案《借款合同》有关于“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及天河区天阳路155号1804房装修、还贷款等”的内容，但谢纲提交的南骏大厦物业管理公司出具的《证明》足以认定至2017年2月止天河区天阳路155号1804房未进行装修。梁桂玲亦未能就涉案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举证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根据2015年7月20日的《离婚协议书》以及相关案件事实，邓洪健与谢纲离婚时对于夫妻财产分割不存在规避债务的情形。综上，一审判决未认定涉案借款为邓洪健与谢纲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本案争议焦点之四：关于律师费及评估费的认定。涉案《借款合同》中约定“乙方（邓洪健）到期没有偿还借款本息，导致甲方（梁桂玲）为催收借款本息所需支付的费用，包括公告、送达、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处理抵押物及质押物产生的费用、商业银行收取的本合同项下债务的转账手续费等均由乙方（邓洪健）负担”，梁桂玲据此主张律师费及评估费，符合合同约定，应予支持。但梁桂玲主张的律师费过高，本院酌情调整为4万元。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认为违约金、律师费、评估费等费用总和不超过年利率的24%，法律适用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应向梁桂玲支付律师费40000元、评估费900元。各方当事人无对本息计算方式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法律适用有误，本院予以相应调整；上诉人梁桂玲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相应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46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
二、变更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46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梁桂玲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以98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律师费40000元、评估费9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诉讼费26306元（包括案件受理费2130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梁桂玲负担7910元，由被上诉人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罗丽红、梁晓欣共同负担183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33元由上诉人梁桂玲负担7910元，由被上诉人广州意思广告有限公司、邓洪健、罗丽红、梁晓欣共同负担82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汤 琼
审判员 汪 毅
审判员 肖晓丽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李玉娜
黄丽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