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东中法民四终字第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凤珍，女。
委托代理人：周云，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超强，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定加，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月萍，女。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春盛，广东格雷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叶伟坚，广东格雷兄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伟仕，男。
上诉人黄凤珍为与被上诉人黄定加、梁月萍及姚伟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四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黄定加、梁月萍系夫妻关系，两人均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梁月萍与姚伟仕系亲戚关系。姚伟仕与黄凤珍于1991年6月20日登记结婚，后于2008年7月18日登记离婚。
2013年3月5日，黄定加、梁月萍以姚伟仕、黄凤珍拖欠其借款为由，将二人起诉至法院。黄定加、梁月萍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情况及姚伟仕、黄凤珍的质证情况如下：
一、落款日期为1993年5月21日的《借条》，其记载：“黄凤珍借梁月萍伍万元”，落款人为黄凤珍。该《借条》没有对还款期限和利息进行约定。黄凤珍确认其有收到梁月萍的款项人民币5万元现金，但称该款���为申请梁月萍及梁月萍儿子移居香港之用，且认为黄定加、梁月萍向其主张该笔债权已过诉讼时效。姚伟仕称其对该笔借款不清楚。黄定加、梁月萍主张借贷双方有口头约定月息17厘，但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黄凤珍抗辩称该借款没有约定利息。黄定加、梁月萍称借款后其一直有向黄凤珍催还款项，但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催款情况。黄凤珍称黄定加、梁月萍只是在2010年春节前向其催还过一次借款，在其余时间均没有向其催还借款。证人姚某某称在其父母离婚后，黄定加、梁月萍在2010年春节前有上门向黄凤珍催还过一次款项。在第三次开庭庭审中，黄定加、梁月萍确认在2010年春节前一天其有上门向黄凤珍催收该笔借款。姚伟仕称黄定加、梁月萍在2011年4月25日有向其催款。
二、落款日期为1993年12月10日的《收据》，其记载：“兹收到黄定��港币伍拾万元”及“收款人：姚伟仕”。该《收据》没有记载还款期限、利息等事项。2011年4月25日，姚伟仕在该《收据》中“收据”字样右侧补写“<借据>姚伟仕”字样。黄定加、梁月萍主张该笔款项是姚伟仕、黄凤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款。姚伟仕则称其系在离婚后按黄定加的要求于《收据》写上“<借据>姚伟仕”字样，同时也系出于报复其前妻即黄凤珍的心理而为，并称该笔款项实际是黄定加投资给其做生意的款项，并非借款，当时其补写“<借据>”是考虑到自身负责投资经营，而经营出现亏损，为维护亲戚关系，所以愿意把该港币50万元的投资本金当作借款。然而，姚伟仕既没有为其主张的投资经营行为提供任何证据，也不能为其主张的投资经营行为涉及的投资经营主体、经营期间、经营收益等情况作出具体��明。黄凤珍对黄定加、梁月萍主张的该笔债务不确认。在庭审中，黄定加、梁月萍与姚伟仕确认该笔款项是以现金交付，并且同意港币50万元折合人民币为40万元计算。黄定加、梁月萍称其自1999年至今一直有向姚伟仕催还款项，但没有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姚伟仕则称在2011年4月25日前黄定加、梁月萍从未向其催还款项。该《收据》没有关于利息的表述，黄定加、梁月萍称交付款项当时有口头约定月息17厘，但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姚伟仕对曾约定利息之说予以否认。
三、落款日期分别为1996年4月10日、1996年7月29日、1996年8月14日的《借条》。落款日期为1996年4月10日的《借条》记载：“兹借到黄定加港币贰拾万元正”及“借款人：姚伟仕”。落款日期为1996年7月29日的《借条》记载：“兹借到黄定加现金港币伍万元正”及“借款���:姚伟仕”。落款日期为1996年8月14日的《借条》记载：“兹借到黄定加人民币壹万元正”及“借款人:姚伟仕”。该三张《借条》均没有对还款期限和利息进行约定。黄定加、梁月萍称该三张《借条》中借贷双方有口头约定月息17厘，但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姚伟仕对该三笔借款均予以确认，但称均无约定利息之说。黄凤珍对该三笔借款的真实性不确认。在庭审中，黄定加、梁月萍与姚伟仕确认该三笔借款是以现金交付，且同意1993年4月10日《借条》中港币20万元折合人民币为16万元，1996年7月29日《借条》中港币5万元折合人民币为4万元。黄定加、梁月萍称其自1999年至今一直有向姚伟仕催还上述借款，但黄定加、梁月萍没有向原审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姚伟仕则称在2011年4月25日前黄定加、梁月萍从未向其催还过任何借款。
四、《收据》，中国农业银行客户通知书、黄定加在中国农业银行东莞分行大金鼓分理处的存折流水账。黄定加、梁月萍与姚伟仕双方确认姚伟仕的第一笔还款是在2009年10月20日，最后一笔还款是在2013年1月1日，至今姚伟仕已向黄定加、梁月萍偿还人民币12500元的款项，人民币12500元的款项均系以分笔存款至黄定加银行账户的形式偿还，黄定加、梁月萍与姚伟仕双方同意该款项折合港币15625元。另，姚伟仕明确表示上述人民币12500元的款项偿还的是1996年4月10日的港币20万元的借款。
另查，姚伟仕、黄凤珍于2008年7月18日签署了《离婚协议书》，并就财产及儿女的抚养权问题进行了约定。《离婚协议书》第三条声明：“双方无夫妻共同债务，各自生活用品，归各自所有。如甲乙双方中一方对外欠有债务，由欠款方自行负责处理，与另一方无关。”姚伟仕、黄凤珍于2009��8月17日在广东省东莞市公证处就《离婚协议书》办理了公证。黄定加、梁月萍在第二次开庭中称姚伟仕在2010年才告知其姚伟仕、黄凤珍已离婚；在第三次开庭中陈述姚伟仕系在2009年第一次告知其姚伟仕、黄凤珍已离婚；在第四次开庭中称其系于2010年夏天知道姚伟仕、黄凤珍已离婚。
再查，黄定加、梁月萍表示涉案所有款项均是其夫妻共同财产，涉案债权是其夫妻两人的共同债权。本案审理过程中，黄凤珍申请其女儿姚某某及姚伟仕的外甥女姚敏芳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姚伟仕、黄凤珍夫妻感情一直不和，涉案借款即便真实，也与黄凤珍无关。证人姚某某在庭上除陈述姚伟仕、黄凤珍在离婚前关系不和外，还陈述称在2010年春节前黄定加、梁月萍有上门向黄凤珍催收过一次款项。
此外，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梁月萍向原审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依法查封、冻结姚伟仕、黄凤珍价值人民币66万元的财产。原审根据梁月萍的申请依法作出民事裁定书，并查封了黄凤珍名下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房产证号：C28953**）及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房产证号：C49338**）的房产。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由于黄定加、梁月萍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涉港民间借贷纠纷。由于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中国内地法律解决本案争议，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应以中国内地的法律作为准据法。
由于黄定加、梁月萍均认可涉案债权是其夫妻两人的共同债权，故黄定加、梁月萍有权共同就本案债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下，原审根据查明的事实分而论之。
一、关于1993年5月21日的《借条》，黄���珍确认其有收到梁月萍的款项人民币5万元。黄凤珍抗辩称该笔款项系用于梁月萍及梁月萍儿子移居香港之用，但黄凤珍没有为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其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由于该借款系发生在姚伟仕、黄凤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姚伟仕、黄凤珍均没有提交有效证据反驳黄定加、梁月萍关于该借款系姚伟仕、黄凤珍在夫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的主张，故认定该笔借款为姚伟仕、黄凤珍对黄定加、梁月萍的共同债务。本案中，黄凤珍抗辩称黄定加、梁月萍向其主张该笔债权已过诉讼时效。黄定加、梁月萍称借款后其一直有向姚伟仕、黄凤珍催还借款，但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黄凤珍称黄定加、梁月萍除在2010年春节前向其催还过一次借款外，并没有发生其他催款情况。证人姚某某称，在其父母离婚后黄定加、梁月萍在2010年春节前有上门向黄凤珍催还过一次��项。在第三次开庭庭审中，黄定加、梁月萍确认其在2010年春节前一天有向黄凤珍催款。综合黄定加、梁月萍及黄凤珍、证人姚某某的陈述，原审认定在2010年春节前黄定加、梁月萍有向黄凤珍催还款项。至于2010年春节前那次催款后两年内黄定加、梁月萍是否有向黄凤珍催款，由于黄定加、梁月萍未提交证据证明，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黄定加、梁月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也即黄定加、梁月萍未在2010年春节前那次催款后两年内向黄凤珍直接主张债权。然而，姚伟仕确认在2011年4月25日，黄定加、梁月萍有向其催还借款。由于该笔债务是姚伟仕、黄凤珍的夫妻共同债务，黄定加、梁月萍向被告姚为仕催款的行为已经构成本案债权诉讼时效的中断。因此，姚伟仕、黄凤珍仍需向黄定加、梁月萍偿还1993年5月21日《借条》的借款人民币5万元及利息。因该《借条》中的借贷双方没有对利息进行约定，黄定加、梁月萍无证据证明其与黄凤珍约定月息17厘，黄凤珍又否认该借款有约定利息，故利息应从黄定加、梁月萍请求的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判决清偿之日止。
二、关于1996年4月10日、1996年7月29日、1996年8月14日的三张《借条》，由于姚伟仕对该三张《借条》予以确认，故原审认定1996年4月10日姚伟仕向黄定加、梁月萍借款港币20万元，1996年7月29日姚伟仕向黄定加、梁月萍借款港币5万元，1996年8月14日姚伟仕向黄定加、梁月萍借款人民币1万元的事实。由于该三笔借款系发生在姚伟仕、黄凤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姚伟仕、黄凤珍均没有提交有效证据反驳黄定加、梁月萍关于该借款系姚伟仕、黄凤珍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故原审认定，该三笔借款为姚伟仕、黄凤珍对黄定加、梁月萍的夫妻共同债务。黄定加、梁月萍与姚伟仕在庭审中均确认姚伟仕已向黄定加、梁月萍还款人民币12500元，且姚伟仕表示该人民币12500元用来偿还1996年4月10日港币20万元的借款，故已偿还的人民币12500元应于港币20万元的借款中减除。黄定加、梁月萍与姚伟仕双方同意已偿还的人民币12500元折合港币15625元，该折算方式对黄凤珍并无不利，故原审予以准许。另，黄凤珍主张该三笔债务已过诉讼时效，原审认为，由于该三笔借款均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并且姚伟仕确认在2011年4月25日黄定加、梁月萍有向其催款，因此黄定加、梁月萍向姚伟仕、黄凤珍主张该三笔债权并无超过诉讼时效，姚伟仕、黄凤珍应向黄定加、梁月萍偿还该三笔借款（合计港币234375元、人民币1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因该上述三张《借条》中的借贷双方没有对利息进行约定，黄��加、梁月萍无证据证明其与姚伟仕约定月息17厘，姚伟仕又否认该借款有约定利息，故利息应从黄定加、梁月萍请求的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判决清偿之日止。至于港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折算，因黄定加、梁月萍主张将涉案港币兑人民币按1：0.8的比例折算本金而计算利息，因此，如清偿之日的港币对人民币的基准汇率高于该折算方式，应按黄定加、梁月萍主张的折算方式计算利息的本金；如清偿之日的港币兑人民币的基准汇率低于该折算方式，则按清偿之日的港币对人民币的基准汇率计算利息的本金。
三、关于1993年12月10日的《收据》。黄定加、梁月萍主张其于1993年12月10日向姚伟仕出借港币50万元现金，并提供《收据》作为交付凭证予以证明。姚伟仕确定收到该笔款项，并认为该笔款项是投资款，但没有为其有关投资款的主张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姚伟仕应承担不利后果。另，姚伟仕在2011年4月25日，在没有受到欺诈或胁迫等主观意志受限的情况下补写“借据”字样，系对1993年12月10日的《收据》的款项性质作出了确认。虽然姚伟仕称其补写“借据”字样的行为系出于对黄凤珍的报复心理而为，但该抗辩事由不足以推翻原审对该港币50万元是属于借款的性质的认定。综上，原审认定黄定加、梁月萍于1993年12月10日向姚伟仕出借了港币50万元。由于该笔借款系发生在姚伟仕、黄凤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姚伟仕、黄凤珍均没有提交有效证据反驳黄定加、梁月萍关于该借款系姚伟仕、黄凤珍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该笔借款应为姚伟仕、黄凤珍对黄定加、梁月萍的夫妻共同债务。另，黄凤珍主张该笔债务已过诉讼时效，原审认为，由于该笔借款均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并且姚伟仕确认在2011年4月25日黄定加、梁月萍有向其催款，因此黄定加、梁月萍向姚伟仕、黄凤珍主张该笔债权并无超过诉讼时效，姚伟仕、黄凤珍应向黄定加、梁月萍偿还该笔借款及相应的利息。因上述《收据》中的借贷双方没有对利息进行约定，黄定加、梁月萍无证据证明其与姚伟仕约定月息17厘，姚伟仕又否认该借款有约定利息，故利息应从原告请求的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判决清偿之日止。至于港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折算，因黄定加、梁月萍主张将涉案港币对人民币按1：0.8的比例折算本金而计算利息，因此，如清偿之日的港币对人民币的基准汇率高于该折算方式，应按黄定加、梁月萍主张的折算方式计算利息的本金；如清偿之日的港币对人民币的基准汇率低于该折算方式，则按清偿之日的港币对人民币的基准汇率计算利息的本金。
综上所述，原审依照上述援引的法律条文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限姚伟仕、黄凤珍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黄定加、梁月萍共同偿还1993年5月21日、1996年4月10日、1996年7月29日、1996年8月14日《借条》未还的借款共计港币234375元、人民币6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港币234375元、人民币6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3年3月5日起计至判决清偿之日止，港币折合人民币的方式详见附表）；二、限姚伟仕、黄凤珍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黄定加、梁月萍共同偿还1993年12月10日《收据》的借款港币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港币5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3年3月5日起计至判决清偿之日止，港币折合人民币的方式详见附表）；三、驳回黄定加、梁月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00元，由黄定加、梁月萍共同负担人民币98元，姚伟仕、黄凤珍共同负担人民币5102元；收取保全费人民币3820元，由黄定加、梁月萍共同负担人民币72元，姚伟仕、黄凤珍共同负担人民币3748元。
黄凤珍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对于姚伟仕出具的《收据》性质错误理解为借款。1.原审将举证责任归于姚伟仕是错误的。《收据》不能证明黄定加交付的港币50万元是姚伟仕向其的借款。除去2011年4月25日姚伟仕在收据右侧补写“〈借据〉姚伟仕”的因素，黄定加主张该《收据》所涉港币50万元是向借款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因此,黄定加还需提供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姚伟仕收到的港币50万元是借款，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姚伟仕对《收据》的款项性质作出确认只是其个人意思表示，并不能对黄凤珍产生约束力。黄凤珍与姚伟仕于2008年7月18日已登记离婚，姚伟仕在《收据》中右侧补写“〈借据〉姚伟仕”字样，变更原《收据》的性质为借款是姚伟仕的个人意思表示,在其未得到黄凤珍的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不能对黄凤珍产生约束力。黄凤珍无需向黄定加、梁月萍偿还港币50万元。二、对于1993年5月21日、1996年4月10日、1996年7月29日、1996年8月14日《借条》中的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对于1993年5月21日由黄凤珍签名确认的借款为人民币5万元的《借条》，黄定��、梁月萍并无证据证明其在2010年春节后有再向黄凤珍催还该笔借款，其于2011年4月25日向姚伟仕主张债权不涉及黄凤珍，该笔借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对于1996年4月10日、1996年7月29日、1996年8月14日由姚伟仕签名确认的三张《借条》。黄定加、梁月萍于2009年已经知晓黄凤珍与姚伟仕已离婚，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09年起计算诉讼时效。对于黄凤珍而言，上述债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据此，黄凤珍上诉请求：1.改判其无须向黄定加、梁月萍偿还1993年12月10日《收据》上的款项港币50万元及利息;2.改判黄凤珍无须向黄定加、梁月萍偿还1993年5月21日、1996年4月10日、1996年7月29日、1996年8月14日《借条》的借款共计港币234375元、人民币6万元及利息；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黄定加、梁月萍及姚伟仕承担。
被上诉人黄定加、梁月萍口头答辩称:一、姚伟仕出具了《收据》,且后来书面确认该《收据》上收到的港币50万元的是借款性质。如果对款项的性质有异议,举证责任在姚伟仕及黄凤珍；举证不能的,应当判定该笔款项属于借款。借款是姚伟仕经手,黄凤珍不是借款人,只是基于与姚伟仕存在婚姻关系应对婚内债务承担责任。二、涉案借款没有约定归还期限,作为债权人可随时主张权利,本案未过诉讼时效。黄定加、梁月萍每年都有催款,但催款时双方均没有达成归还款项的期限。如果涉案债务对姚伟仕有中断事由,那么对黄凤珍来说也是有效的。黄凤珍主张其夫妻离婚的债务承担约定对黄定加、梁月萍不发生效力。
被上诉人姚伟仕口头答辩称:涉案港币50万元是其与黄定加、梁月萍共同投资的款项,后来因生意失败亏损。2011年,黄定加、梁月萍找其商量要求归还港币50万元的本钱,但其当时无钱归还,黄定加、梁月萍称黄凤珍有车有房,可由��凤珍来还,要求其出具《借据》，承诺以后无须姚伟仕还。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因黄定加、梁月萍均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涉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原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处理涉案纠纷，符合法律规定，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黄定加、梁月萍主张于1993年5月21日出借人民币5万元给黄凤珍的事实，有黄凤珍出具的《借条》为证，本院予以认定。姚伟仕对此债务是否知情，不应影响上述借贷事实的认定。另，黄定加、梁月萍主张于1996年4月10日、1996年7月29日及1996年8月14日向姚伟仕出借港币20万元、港币5万元、人民币1万元的事实，有姚伟仕出具的《借条》为证，黄凤珍对签名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亦未举证证��上述债务是虚假借贷，本院对黄定加、梁月萍的主张予以采信。因上述借款发生于姚伟仕与黄凤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黄凤珍不能举证证明黄定加、梁月萍借款给姚伟仕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上述借款属于黄凤珍与姚伟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故，黄定加、梁月萍请求黄凤珍与姚伟仕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黄凤珍主张上述债务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其一，上述《借条》均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黄定加、梁月萍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归还。其二，黄凤珍于2008年7月18日与姚伟仕协议离婚，即便按照黄定加、梁月萍在���审第三次开庭中的陈述，其于2009年已经知晓姚伟仕与黄凤珍离婚，但原审有证据证明黄定加、梁月萍于2010年春节前曾向黄凤珍追索过借款，后又于2011年4月25日向姚伟仕追索过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3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上述债务的诉讼时效已经发生中断。故，黄定加、梁月萍于2013年3月5日就上述债务对黄凤珍、姚伟仕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黄凤珍的该项抗辩事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黄凤珍应否清偿1993年12月10日《收据》所涉港币50万元的问题。其一，从黄定加、梁月萍持有的1993年12月10日《收据》内容来看，不足以证明涉案款项的性质属于其对姚伟仕的借款，黄定加、梁月萍的该项诉讼主张证据不足，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其二，姚伟仕于2011年4月25日将《收据》抬头补充记载为“借据”的行为，属于姚伟仕自己对该笔款项自愿承担的追认，原审据此判决姚伟仕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姚伟仕主张上述追认行为意思表示不真实，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但是，姚伟仕的追认行为发生于其与黄凤珍婚姻关系终止之后，此时姚伟仕与黄凤珍之间并不存在身份代理关系，故姚伟仕的个人行为不应对黄凤珍发生家事代理以及追认的法律效果。因此，该笔款项尚不足以认定为姚伟仕与黄凤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借款，黄定加、梁月萍诉请黄凤珍对该笔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但法律适用有所不当，依���应予纠正。上诉人黄凤珍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上诉人黄凤珍的其他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及前述援引法律条文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
法民四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
二、变更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四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限姚伟仕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黄定加、梁月萍偿还1993年12月10日《收据》中的款项港币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港币5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3年3月5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港币折合人民币的方式详见附表）；
三、驳回上诉人黄凤珍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400元，保全费人民币3820元，共计人民币14220元，由姚伟仕、黄凤珍共同负担人民币5444元，姚伟仕单独负担人民币8776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211元，由黄定加、梁月萍及姚伟仕共同负担人民币6301元，黄凤珍负担人民币39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萧稚娟
审判员 李丽莉
审判员 何 飞
二○一四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卢淑霞
**附表：**
条件
判项执行标准
港元兑人民币的折算方式
如清偿之日港元对人民币的基准汇率高于1：0.8
按1港元兑人民币0.8元的比例折算
如清偿之日港元对人民币的基准汇率低于1：0.8
按清偿之日港元对人民币的基准汇率折算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１７３．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后，权利人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再次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再次同意履行义务的，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再次中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七条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中��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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