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琼民三终字第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霖，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宋建，吉林庆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荣，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清（英文名PriceQing），女，加拿大国籍。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贺秀明，女，汉族。
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高文祥，海南正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霖因与被上诉人王清（英文名PriceQing，以下略去英文名，简称王清）、贺秀明（二人以下共同简称王、贺二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2）海中法民三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戈、赵英华与代理审判员高俊华组成合议庭，书记员杨倩担任记录，并于2014年7月21日在本院北附楼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霖及其委托代理人宋建、罗荣与被上诉人王、贺二人的委托代理人高文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依法调解未果，现已审理终结。
杨霖诉称：王、贺二人为海南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林公司）原股东。贺秀明已通过委托公证书授权王清全权处理其股份。2007年底，王清与杨霖磋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贺二人同意分别以85万及15万元的价格将东林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杨霖；王、贺二人办理公证书及委托书，委托杨霖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等一切手续等。2008年2月29日，王、贺二人签订委托书，委托事项为自愿将其在东林公司15%的股权以1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霖，贺秀明委托王清全权代为办理股权转让事宜，同意王清将其持有的东林公司85%股权转让给杨霖；放弃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在办理股权转让过户变更之前，同意王清委托杨霖经营东林公司一切相关事宜；同意王清全权委托杨霖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的一切相关事宜，承认杨霖在其授权范围内所签的一切文件。同日，贺秀明与杨霖签订委托书，内容为其自愿将东林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杨霖，全权委托杨霖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等一切相关事宜，杨霖所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其均予以同意。贺秀明在公证处将上述两委托书进行公证。2007年12月26日王清与杨霖签订三份委托书，将其在东林公司85%的股份转让给杨霖，并全权委托杨霖办理股权转让过户的一切相关事宜；委托杨霖代其行使在东林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所有权力，有权代表其召集股东会、董事会，有权代表其行使法定代表人的所有权力，有权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作出决策，签署文件，对杨霖所作出的承诺和签署的文件，王清都予以承认；全权委托杨霖办理东林公司法定代表人、股权变更及税务的一切相关事宜。王清将上述三份委托书在公证处进行公证。杨霖于2007年12月至2009年4月分5次共向王清支付100万元股权转让费。2008年12月17日杨燕珍（东林公司现股东）向东林公司增加投资580万，东林公司注册资本金增加至1000万。杨霖于2008年12月17日凭公证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书》、《东林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去省工商局进行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省工商局于2008年12月23日予以核准。东林公司的股东由王、贺二人变更为杨霖、杨燕珍（两人以下简称二杨），分别占42%和58%的股份。杨霖于2009年4月27日将其持有的东林公司42%中37%的股权转让给了杨燕珍。并凭《股权转让协议书》、《东林公司股东会决议》去省工商局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省工商局于2009年5月5日对东林公司的股东变更予以核准，东林公司股权变更为杨霖占5%，杨燕珍占95%。海南在进行国际旅游岛开发后，地价大幅度上涨，所以王清想要毁约。在多次与杨霖协商不成的情况下，王清以杨霖在进行东林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虚假为由，要求省工商局撤销东林公司在2008年12月23日的股权变更登记。省工商局已经于2011年8月11日撤销了股权变更登记。杨霖认为，王清在东林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已完成几年后，且在杨霖对东林公司进行大量投入之后，提出撤销股权变更登记，纯属恶意毁约，会给杨霖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为维护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一、确认杨霖与王、贺二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二、确认2008年12月17日杨霖依王、贺二人授权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议决议书》合法有效。
王、贺二人共同辩称：一、杨霖的诉讼请求应属重复起诉。（一）关于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省工商局已经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撤销东林公司2008年12月23日的变更登记及以后办理的历次变更登记，并责令当事人按真实情况重新办理变更登记。从而表明省工商局对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已作认定并已处理。一审法院的（2012）海中法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以下简称15号行政判决）已经认定该行政处罚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驳回了二杨的诉讼请求。杨霖以同一事实、理由再行起诉，应属重复起诉。（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东林公司股东会议决议》的效力问题。15号行政判决已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和《东林公司股东会决议》为虚假材料，杨霖又向法院起诉属重复起诉。二、杨霖称：2007年底，王清（贺秀明已通过委托公证书授权王清全权处理其股份）与杨霖磋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王、贺二人同意分别以85万元及15万元的价格将东林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杨霖；王、贺二人办理公证书及委托书，委托杨霖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等一切手续等。上述内容与事实不符。（一）《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疑点重重且存在违背法律规定的情形：1.杨霖在本案中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就是在海口中院用于行政诉讼的那一份，15号行政判决已经查明：“杨霖、杨燕珍向本院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公证机关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杨霖用以申请涉案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三份协议内容均不一致”。因此，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的。2.杨霖并未依其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如：（1）该协议第一条约定：东林公司主要开发位于海口市滨濂村的东林科技大厦项目，项目地块证号为Q3381，面积为6905.92平方米。经甲（王清）乙（贺秀明）丙（杨霖）三方协商同意，由甲方将合法持有的东林公司85%的股权转让给丙方，转让价格为85万元整，由乙方将合法持有的东林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丙方，转让价格为15万元整。该股权转让协议究竟是否包括土地转让，王清已支付1000万元留守了十五年的土地不会仅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最重要的付款期限条款并没有约定。（2）该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约定：“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由甲、乙方在公证机关签署本合同所明确的股权转让公证书及委托书。”第三条约定：“1、丙方收到甲、乙方的公证书及委托书并办理完毕东林公司的股权转让及变更手续之日起15日内，支付人民币45万元整给甲方；支付人民币5万元整给乙方。2、甲、乙两方所剩余价款在办理完毕东林公司的股权转让及变更手续之日起壹拾个月内，由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乙两方”。杨霖并未依约在2008年1月15日前办理完公证书和委托书，也未依协议约定在2008年12月23日变更完东林公司的工商登记后付45万元给王清、付5万元给贺秀明。（3）该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约定：丙方自收到甲、乙方的公证书及委托书后三个月内，办理股权转让及一切变更手续。第四条约定：“丙方应在本合同所规定的日期内办理完毕股东转让及变更手续，否则，甲、乙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并没收所支付的款项”。杨霖未依约在2008年3月31日前向省工商局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是在2008年12月17日才向省工商局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且未用该《股权转让协议》办理。由上可见，该协议属一份尚未正式签订的协议，它不能体现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或协商一致的结果，因此，它还不具有我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合同应具备的一般条款。如：无签约时间，无付款期限等。对此，杨霖是明知的，因此，杨霖并没有以此协议作为变更东林公司股东股权和法定代表人的依据。3.王清代表贺秀明在2007年底签署转让东林公司15%的股权，未取得贺秀明的委托授权。公证处145号公证书对应的《委托书》是2008年2月29日由贺秀明签署的，不适用该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委托授权。4.东林公司的股权转让应不包含东林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否则，即为以股权转让的形式掩盖“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的实质。”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合同的情形，因为若依此转让，它必将导致国家税收的流失。（二）该《股权转让协议》对本案的影响。1.无效论。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我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股权转让应当进行公司章程变更和股东名册登记，以及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所以，公司变更登记时股权转让的法定条件，未经过公司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合同属无效的合同。由于该《股权转让协议》未用于转让登记，故应属无效。2.对抗论。工商变更登记产生社会公示效力，即产生对抗第三人的作用。2008年12月23日，省工商局已依杨霖伪造的2008年12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故不能再以2007年底的《股权转让协议》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3.有效论。即使认为该《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也因杨霖未依该协议去省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逾法定的二年诉讼时效。三、杨霖称：2008年2月29日王清与贺秀明签订委托书，委托事项为自愿将其在东林公司15%的股权以1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霖……同日贺秀明与杨霖签订委托书……贺秀明在椰城公证处将上述两委托书进行公证。贺秀明认为，上述两份公证书及对应的《委托书》违背了贺秀明的真实意思表示。（一）上述两份委托书及对应的《公证书》是由公证员邱斌早已拟好的，是由王清的好友田沈朝交给贺秀明捺指印的。贺秀明年高八旬，耳背目不明且目不识丁，误以为是东林公司的内部文件就捺了手印，因此，贺秀明捺手印的行为未体现其“真实意思表示”。（二）上述两份委托书及对应的《公证书》是2008年2月29日作出的，在此之后，王清并未依上述《委托书》的约定代理贺秀明签订任何股权转让方面的协议。本案中，杨霖提供的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是2007年底王清代贺秀明签订的在本委托之前，应视为与本委托无关。四、杨霖诉称：2007年12月26日王清与杨霖签订三份委托书……王清将上述三份委托书在公证处进行公证，这与事实不符。（一）杨霖提供的全部证据材料中，无法找到2007年12月26日王清与杨霖签订的三份委托书及相应的公证书。（二）杨霖的证据中能找到2008年3月3日的三份《委托书》及相应的公证书，15号行政判决已查明：2008年3月3日，公证处进行公证时，王清并未到场。因此，上述三份公证书是虚假的，故对应的三份《委托书》亦是虚假的。（三）147、148号公证书及对应的《委托书》是东林公司所出具的，因此，它仅限于为东林公司办理业务的委托授权，无权对王清的个人股权和王清在股东大会的权利进行处分，因此，它与本案无关。149号公证书及对应的《委托书》是王清个人的名义出具的，但杨霖并不享有代表王清与自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股东会议决议》的权利。更何况，该《委托书》中的“全权”并没有载明授权范围，故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之规定，应视为没有授权。（四）公证书和《委托书》是公证处公证人员与杨霖勾结，利用王清留给杨霖的空白签名制造出来的假委托、假公证。王清在杨霖刚开始代理东林公司事务期间，就把公司和土地的全部重要文件，以及公司公章、个人私章、国内身份证复印件等全部交给了杨霖保管，后来还应杨霖的要求提供了一些王清的空白签名文件，并填写了一些可供杨霖日后需要办理一些公司事务时使用的未注明日期的公证申请表。并听杨霖劝告，说公司是王清原来在国内的身份办的，填写办理相关事宜的申请表也要用原来国内的身份填，以免引起麻烦和不便等等。始料不及杨霖后用来转让王清财产作公证。五、杨霖称其于2007年12月至2009年4月分5次共向王清支付100万元股权转让费，与事实相悖。该100万元的组成如下：2007年12月18日，由杨霖户转入王清户中20万元；2007年12月28日，王清出具收条，收到杨霖先生款项40万元；2007年12月31日，王清出具收条，收到杨霖东林公司土地款项10万元；2009年4月3日、4月28日，东林公司转入王清帐户各15万元，共30万元。以上款项的支付时间、支付对象不符合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对照杨霖利用虚假材料变更东林公司股权及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上述付款时间、支付对象亦不符合该协议的约定，因此，杨霖称已支付100万元股权转让费与事实不符。2007年12月28日、31日王清共收到杨霖50万元，是杨霖想和王清洽谈东林公司股权转让事宜，杨霖为表示诚意而支付的，双方谈了初步意向，并没有就协议条款达成一致，因此，协议中的内容基本上是空白的，甚至连签约时间都是空白的；至于100万中的其它50万完全与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无关。所以，杨霖并未要求王清出具收到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收据，并以此《股权转让协议》，而不以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去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六、杨霖称其于2008年12月17日凭公证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书》、《海南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去省工商局进行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省工商局于2008年12月23日对东林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进行核准。东林公司的股东由王、贺二人变更为二杨，分别占42%和58%的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东会会议决议》还存在如下违法情形：（一）双方代理或自己代理无效。即杨霖同时代表自己和另一方所签订的协议应属无效。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3款：“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本案股权转让行为应属于应当由王、贺二人本人实施的行为，杨霖的代理无效。（二）《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3款：“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第4款“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在仅有被代理人、代理人的情况下，代理人不能代表被代理人与自己签订合同。（三）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来看，该协议第二条约定“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无隐瞒”，很明显，是虚假的。此外，还因为该协议，无股权转让的价格、付款期限，也不涉及到王、贺二人登记在东林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因此，退一步来说，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也根本无法履行，即该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七、杨霖称地价大幅上涨，所以王清想要毁约，属主观臆断。（一）本案不存在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约，何谈毁约；（二）王清取得本案土地，系政府已拆迁好的熟地，因此，该土地在1992年的总地价款就是589.752万元，此外，王清还交纳了城市增容费、市政配套费、规划报建费、还给予农民适当补偿，办理了规划报建，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共支付了1058.07万元，然后再留守了16年，土地成本已达近4000万元，不可能100万元卖给杨霖。该土地是可以直接开工建设的土地，当时或者现在该土地的“拆迁”费用已远不止100万元。王清无理由送给杨霖价值上4000万元的土地。八、杨霖称王清恶意毁约，必将给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属颠倒事实真相。15号行政判决载：“原告诉称：……东林小区共投入4000万元，已建成1.7亿元的房屋”。经查，东林小区房屋共254套，套内面积为16211.8平方米，杨霖已销售104套，套内面积为7369.45平方米，占房屋总面积的45.5%。依杨霖所称总价值为1.7亿元，则其已受偿7735万元，其称已投入4000万元，故其收益为190%。王清在1992年已投入1058.07万元，再加上16年的资金闲置利息，土地维护成本，价值亦近4000万元。要使客户能依约入居，按目前的状况还需投入近2000万元，但王清至今什么都没有，很显然，杨霖在颠倒是非。综上，王、贺二人认为，本案诉讼属重复诉讼，杨霖所依据的协议亦是虚假的，因此，其诉讼和诉讼请求均应依法驳回。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王、贺二人系东林公司的股东，王清持股85%，贺秀明持股15%。东林公司注册资本420万元。2007年，杨霖与王、贺二人协商购买东林公司的股权。双方曾于2007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双方持有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不完全相同。杨霖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中除载明王、贺二人同意将其持有的85%和15%的股权分别作价85万元和15万元转让给杨霖，杨霖收到王、贺二人的公证书及委托书并办理完毕东林公司的股权转让及变更手续之日起15日内，支付45万元给王清，支付5万元给贺秀明外，还载明在办理完东林公司的股权转让及变更手续之日起10个月内，杨霖一次性向王、贺二人支付转让余款；贺秀明的签名处为“王清（代贺秀明）”。王、贺二人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上没有10个月支付转让余款的内容；贺秀明的签名处为“贺秀明（王清代）”。王、贺二人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二人从15号行政判决的卷宗中复印所得，系该案中省工商局提交的证据。2008年3月3日，海口椰城公证处（以下简称公证处）出具了五份公证书，对五份《委托书》进行了公证，公证书号分别为：（2008）椰城证内字第145号（以下简称145号公证书）、（2008）椰城证内字第146号（以下简称146号公证书）、（2008）椰城证内字第147号（以下简称147号公证书）、（2008）椰城证内字第148号（以下简称148号公证书）、（2008）椰城证内字第149号（以下简称149号公证书）。145、146号号公证书中的《委托书》系贺秀明出具给王清的委托书，145号公证书中的《委托书》载明：“我是海南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我自愿将我持有的海南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15%的股权以人民币15万元转让给杨霖先生。我现委托王清全权代为办理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包括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等。同时，我同意王清将其持有的海南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85%的股权以人民币85万元转让给杨霖先生，我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在办理股权转让过户变更之前，我同意王清全权委托杨霖先生经营和管理海南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一切相关事宜。委托人在我授权范围内所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我均予承认。委托人有转委托权”。146号公证书中的《委托书》载明：“我是海南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我自愿将我持有的海南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杨霖先生，并全权委托杨霖先生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等一切相关事宜。委托人在我授权范围内所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我均予承认。受托人有转委托权”。公证处负责办理该委托公证的公证员在上述两份《公证书》中证明，贺秀明于2008年2月29日在其面前在上述《委托书》上捺右大拇指指模。147、148、149号公证书中的《委托书》系王清出具给杨霖的委托书，147号公证书中的《委托书》载明：“现全权委托杨霖先生办理海南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权变更登记及税务的一切相关事宜”。148号公证书中的《委托书》载明：“现委托受托人代表我行使在海南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所有权利；有权代表我召集召开董事会、股东会；有权代为行使东林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所有权利；有权以东林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依法依章程作出公司决策和文件签署等行为；受托人所作出的承诺和签署的文件我均予承认。委托期限自我签署本委托书之日起至海南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解散、终止”。149号公证书中的《委托书》载明：“我是海南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我自愿将我持有的海南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85%的股权转让给杨霖先生，并全权委托杨霖先生办理股权转让过户的一切相关事宜”。公证处负责办理该委托公证的公证员在上述三份《公证书》中证明，王清于2008年3月3日在其面前在上述《委托书》上签名或签名及盖章。在椰城公证处留存的为王、贺二人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2008年3月3日，公证处对上述委托书进行公证时，王清并不在国内，杨霖对该事实无异议。杨霖称上述委托均是在2007年12月26日已签署完毕，但因公证处认为王清的委托公证中涉及的相关事宜须取得贺秀明的授权后方能出具，当时还未取得贺秀明的授权，遂待取得贺秀明的授权后于2008年3月3日出具。杨霖未举证证明其上述主张。
杨霖提供的2008年12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甲方为王清（出让方），乙方为贺秀明（出让方），丙方为杨霖（受让方），内容主要是约定王清将原持有公司85%股权（价值357万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杨霖；贺秀明将原持有公司15%股权（价值63万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杨霖，转让后按照新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及承担相应责任。甲方和乙方的签名处分别为“杨霖（代王清）”、“杨霖（代贺秀明）。”杨霖提供的同日的一份《海南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以下简称杨霖提供的《东林公司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包括：王清将原持有公司85%股权（价值357万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杨霖，贺秀明将原持有公司15%股权（价值63万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杨霖，转让后按照新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及承担相应责任；同意注册资本由420万元增至1000万元，其中增加的580万元由杨燕珍出资580万元，其入资时间为2008年12月14日；同意公司股东由王、贺二人变更为二杨；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后，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变更为杨霖出资42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42%，杨燕珍出资58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58%；同意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清变更为杨霖；同意公司撤销董事会，设立执行董事，由杨霖任执行董事，杨燕珍任监事；一致通过新章程。股东的签名处是“杨霖”、“杨燕珍”，并加盖了东林公司的公章。2008年12月23日，杨霖持146、147、149号公证书及2008年12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东林公司股东会决议》，向省工商局申请办理变更登记。但是，杨霖向省工商局提交《东林公司股东会决议》上股东签名处为“杨霖”、“杨燕珍”、“王清（杨霖代）”、“贺秀明（杨霖代）”，并加盖东林公司的公章。该份股东会会议决议的签名与杨霖向原审法院提交请求确认合法有效的股东会会议决议的签名不相同。同日，省工商局作出琼核变通内字（2008）第0800545423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核准东林公司的住所地、实收资本、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股东、董事会成员等变更登记，其中，法定代表人由王清变更为杨霖，股东由王清、贺秀明变更为杨燕珍、杨霖。2009年4月27日，杨霖与杨燕珍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主要约定杨霖将其持有的东林公司42%股权中的占公司注册资本37%的股权转让给杨燕珍，双方还为此于同日制作了一份股东会议决议，并持该两份材料向省工商局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同年5月5日，省工商局作出琼核变通内字（2009）第0900198716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核准东林公司股东的持股比例由杨燕珍58%、杨霖42%变更为杨燕珍95%、杨霖5%。2011年3月6日，王清向省工商局投诉，称杨霖在2008年12月23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提供虚假材料，将法定代表人和公司股权变更至其本人名下。同年8月11日，省工商局认定杨霖向其申报的2007年12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东林公司股东会决议》为虚假材料，并据此作出如下处罚决定：撤销东林公司2008年12月23日的变更登记及以后办理的历次变更登记，并责令当事人按真实情况重新办理变更登记。二杨不服该处罚决定，向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美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省工商局的决定，后该案移送一审法院管辖。一审法院于2012年11月20日作出了15号行政判决，认定杨霖向省工商局申请办理涉案公司变更登记时，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出让方和受让方的签名均为杨霖一人所签，故该协议系其自行制作。杨霖向省工商局提交的《东林公司股东会决议》上，东林公司股东王清、贺秀明的签名，也是杨霖一人所签。因此，省工商局认定杨霖向该局申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东林公司股东会决议》为虚假材料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了二杨的诉讼请求。二杨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8月13日作出（2013）琼行终字第31号行政判决（以下简称31号行政判决），维持了15号行政判决。2007年12月18日，杨霖通过转账向王清付款20万元；同年12月28日，王清向杨霖出具一份《收条》，载明共收到杨霖款项共计40万元；同年12月31日王清向杨霖出具一份《收条》，载明收到杨霖东林土地款项10万元；2009年4月3日和28日，东林公司通过转账分别向王清支付了15万元、15万元。上述款项共计1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管辖及准据法适用问题。王清系加拿大公民，故本案属涉外案件，应适用涉外案件的法律规定。本案属涉外合同类案件，杨霖主张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发生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二百六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由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本案当事人未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而杨霖所主张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省海口市，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二、关于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的问题。二杨因不服工商行政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处罚决定，属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法律关系；而杨霖起诉要求确认股权转让行为及于2008年12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东会议决议书》合法有效，系民事法律关系。二者涉及的有关内容虽相同，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三、关于本案的实体处理问题。147号（主要内容为王清委托杨霖办理东林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事宜）、148号（主要内容为王清委托杨霖代表其行使东林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所有权利，代表其召集召开董事会、股东会等）、149号（主要内容为王清自愿将其持有的东林公司85%的股权转让给杨霖并委托杨霖办理股权转让过户的相关事宜）公证书的内容显示，2008年3月3日，王清在该公证处公证员的面前在其出具给杨霖的三份委托书上签名或签名、盖章。但王清2008年3月3日并不在国内，因此，上述三份公证书的内容不真实，公证书中的委托事项不具真实性。关于杨霖提供的2008年12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该份协议书中出让方和受让方的签名均为“杨霖”，出让方注明代王清，代贺秀明所签；根据贺秀明出具给杨霖的委托书，并没有委托杨霖代替贺秀明与杨霖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授权，而王清亦未授权杨霖代替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因此，该份协议书的内容并不是王、贺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系杨霖自行签订，不符合法律规定，应认定无效。关于杨霖提供的2008年12月17日出具由其与杨燕珍签名并加盖公章的《东林公司股东会决议》，该份股东会议决议的内容主要涉及公司股权的变更，注册资本的增加、撤销董事会、通过新章程等，根据我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的，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荐一名董事主持。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二杨均非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亦不是公司的股东，未取得股东王、贺二人的授权，由其二人签名出具股东会议决议不符合法律规定，亦应认定无效。关于杨霖与王、贺二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如果双方已就某项事宜协商一致签订协议或形成决议，无论协议或决议起草了几份，内容和签名均应保持一致。杨霖提供的涉及股权变更的《东林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并没有东林公司股东即王、贺二人的签名，而杨霖向省工商局提供的《东林公司股东会决议》中股东王清、贺秀明的签名，是杨霖一人所签；杨霖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公证机关备案留存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向省工商局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三份协议的内容和签名均不完全一致；杨霖向王清支付的款项未注明是股权转让款。以上事实和行为表明，杨霖与王、贺二人并未就东林公司的股权转让问题达成一致，股权转让不是王、贺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杨霖与王、贺二人之间不存在真实合法的股权转让关系，杨霖诉请确认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杨霖如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后给其造成经济损失，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杨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保全费1万元，均由杨霖负担。
杨霖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判，损害了杨霖合法权益。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杨霖在一审提供了三份补正的公证书，系证据四、五、六的公证书的补正。一审判决认定三份补正的公证书形成于2011年4月28日，不属于新证据，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而无合理的理由，王、贺二人不同意质证，故原审判决未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说明理由或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形不采纳该证据，或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这三份公证书是股权转让最基础最重要的文件，对本案事实认定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杨霖是在另一行政案件开庭后才知道王、贺二人要求认定五份公证书无效，去公证处调查时才知道有这三份补正的公证书。虽然逾期提交，但有合法理由，原审判决不予认定，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这三份既然是补正，那么就与被补正的三份公证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只审查其中一部分，必然导致无法查明事实，导致错误判决。民事诉讼法的新证据是指新发现的证据，而不是以形成时间作为衡量标准，原审判决认定补正公证书不是新证据错误。三份补正的公证书更正为委托书上的东林公司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王清的签字属实。王清在不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与本案无关。（二）一审判决未进行释明就直接判决驳回杨霖的诉讼请求。杨霖一审诉讼请求是确认杨霖与王、贺二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以及杨霖依王、贺二人授权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而一审判决认定杨霖与王、贺二人之间不存在真实合法的股权转让关系，与杨霖的诉讼请求并不一致，且未向当事人释明，剥夺了杨霖是否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三）一审判决认定147、148、149号公证书无效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公证是一项应申请的行为，只有杨霖与王、贺二人共同向公证处申请，公证处才会进行公证。王清从未否认其去过公证处进行公证，从未否认其在公证书的签名不真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与事实不符，公证机构应当撤销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自始无效，第四十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利害关系人对公证的内容有争议的，可以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王清从未向公证机关提出过任何请求。公证书未经合法程序撤销之前，其内容当然合法有效。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不一致的问题，在省工商局备案的一份是按照省工商局提供的统一格式文本签订的，与留存在杨霖处的协议仅在形式上不一致，内容并无差异。两份协议都表明了双方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愿。另两份协议除王清代贺秀明签字的排序不同，其它内容完全一致，一审判决没有认真审查协议内容，就认定股权转让不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无事实和证据支持。王、贺二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只有一份2007年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本案有关，这恰恰证明双方存在真实合法的股权转让关系，6份证据均与本案无关却被一审判决采纳。一审判决认定杨霖向王清支付的款项未注明是股权转让款。“未注明”不能说不是股权转让款，杨霖与王清之间无其他经济往来且王清也提出证据证明该款项不是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下文也未说明这笔款项的用途，这说明这笔款项是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在没有其他事实和证据印证的情况下，认定股权转让不成立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2008年12月17日的《东林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错误。五份公证书证明杨霖有权代王、贺二人签字，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虽为杨霖一人，但是他是依据公证书授权而签字，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错误。另，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和判决内容相互矛盾：对杨霖提供的省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和《东林公司股东会决议》，因王清认可两份证据上的签字系其本人真实签名，而予以采信。但判决中对上述两份证据的却作出了不利杨霖的表述。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驳回杨霖的诉讼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我国合同法是鼓励交易，以认定合同有效为原则。合同约定不明或有争议，也有一系列规则对合同进行补充解释或确定，而不是直接确定合同无效。合同无效须以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依据。且合同法并未禁止股东对外进行股权转让。最为重要的是，本案涉及近两个亿的资产、100多名购房人以及大量农民工工资。一审判决驳回杨霖的请求，却遗留了大量的问题不能处理，甚至更加激化了矛盾，案结事不了，遗留隐患，造成社会不稳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支持杨霖一审诉讼请求。
王、贺二人辩称：一、王、贺二人与杨霖的股权转让行为应属无效。（一）2007年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1.关于“2007年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在庭审中要求杨霖明确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包括哪些方面时，杨霖未将其列入其中。2.关于该两份“协议”的效力问题。（1）2007年的《股权转让协议》有两份，其中一份是杨霖在行政审查阶段向工商局提供的，另一份是所谓公证处留存的，也就是杨霖在原审中提供的，前一份无付款期限，后一份有付款期限，两份都无签约时间，不具备合同应具备的基本要件。因此，该两份协议都应视为未正式签订的“协议”，故未生效。（2）2007年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法律、法规规定未生效或无效的情形。第一，杨霖未依照我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用2007年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任一份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依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因未办理，而不生效。第二，该《股权转让协议》中王清代贺秀明的签名没有委托授权，属无代理权实施的代理行为，故应无效。贺秀明在2008年2月29日签署《委托书》并办理公证书时根本不知道王清代其签订该意向的行为，何来追认？《委托书》与公证书仅表明在此之后，王清有代理权。第三，该协议是以100%的股权转让，达到土地转让的目的，企图逃避国家税收。即存在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无效的情形。（3）即使认为该协议有效，依该协议，杨霖早已构成违约，如：杨霖未依该协议第二条之约定，在2008年1月15日之前办理完毕东林公司股权转让的一切手续。依协议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杨霖已构成违约，王、贺二人除有权终止合同，所收的款项不退还外，杨霖还要承担20%的违约责任。（4）即使认为该《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也因杨霖未依该协议去省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逾法定的二年诉讼时效。3、关于土地价值与“100万元付款”的问题。（1）该土地使用权的价值。首先，海口市国土资源局曾出具文件证明东林公司受让该土地价格是海口市政府规定后的熟地价格，总额为589.75万元，东林公司于1993年8月9日向有关部门缴交了101.64万元，1993年8月18日缴交了规划、市政赞助费31.32万元，仅依该决定查明的数额，以上三项费用合计为722.71万元。其次，该项目建设报建费及农民补偿费等另投入285.36万元。再次，应考虑因政府原因导致该土地闲置16年及土地增值等客观事实，因此，该土地的价值应在4000万元以上。（2）杨霖称王清之所以100万元出售该土地，是因为另一案件在省高院的判决中已胜诉且已获取近千万元的收益。另案所涉交易中，王清赚了几百万元，但不等于王清就愿意以总价5%的惊人低价出售自己的财产，相反，杨霖提供该二审判决客观上折射出该土地当时的价格至少应在2000万元以上，因此，该土地对应的股权王清不可能在该土地升值后还以100万元的价格出售。（3）杨霖又称该土地当时评估的价值是126万元，并由市政府发给《换地权益证》，该证的市场价为3折，所以王清愿意以100万元出售。众所周知，市政府颁发《换地权益证》的基本依据是土地成本，该土地的成本上千万，被评估成126万元，明显与事实不符。（二）五份公证书及对应的《委托书》存在如下违法的情形，应属虚假。1、公证处对贺秀明二份《委托书》作出的公证书存在如下违法情形：违反《公证程序规则》第十三条违法跨省受理公证业务的规定；公证人员以王清的朋友为诱饵，骗取贺秀明捺手印，违反了贺秀明的“真实意思表示”。2、公证处对王清三份《委托书》作出的公证书，已经生效的31号行政判决认定，公证时，王清并不在场。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第九条第（四）款：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因此，该三份公证书及对应的《委托书》都是虚假的。3、杨霖在一审庭审时提供的三份补正公证书，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1）该三份补正公证书早在2011年4月26日已作出，故不属于《证据规则》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新证据；由于杨霖未在举证期限内举证该三份补正公证书，依《证据规则》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应视为放弃举证。（2）该三份补正公证书至今未送达杨霖和王清，杨霖并未取得该三份补正公证书的原件，而是公证员余海燕私自复印给杨霖的，故不具有证据效力。二、2008年《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东会议决议》应属无效。（一）上述两材料均已被3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属虚假的，故无效。（二）2008年《股权转让协议书》还存在下述情形而应属无效。1、法律禁止受托人代表委托人与自己签订协议，因此该《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议决议》亦应无效。（1）只有一人签字的文件，不能体现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我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要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等等，也就是说，“代理被代理人与自己签订合同”不能称为“合同”，它不能反映合同中的要约和承诺，它不能体现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没有第三人的情况下，不产生“代理”。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都对代理行为的“相对人”作了规定，也就是代理行为发生的前提和条件必须在有第三人的情况下。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三）款：“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第（四）款“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本案系杨霖作为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身份与自己签订合同”的情况，由于没有第三人，因此不存在“代理”行为的发生，属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属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2、标的不合法。本案转让的标的表面是“股权”，实质是“土地使用权转让”，逃避纳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民事行为，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属典型的无效股权转让。3、内容不合法。违背了王清、贺秀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第二条“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无隐瞒”是虚假的。4、由于2008年《股权转让协议书》与2007年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不一致且无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期限，不具备合同基本要件，因此，该协议无法履行。5、即使不论五份公证书和《委托书》的效力，也无法找到王清或贺秀明委托杨霖与自己签订2008年《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议决议》的委托授权，因此，2008年《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议决议》应属无效。（1）关于145、146号公证书，由于145号公证书受委托人是王清，与杨霖无关。146号公证书对应的《委托书》的受托人是杨霖，贺秀明并没有委托杨霖代表贺秀明签订2008年《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议决议》的委托授权。（2）关于147、148、149号公证书，其中：147、148号公证书，对应的《委托书》是东林公司盖章出具的，而当时公章都在杨霖手上保管，与王清无关。只有149号公证书及对应的《委托书》是王清出具的，受托人是杨霖，但王清并未委托杨霖代表王清与自己签订2008年《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议决议》的委托授权。三、必须指出的三','2018-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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