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2民初6522号
原告（执行案外人）:朱惠玲，女，1970年10月24日出生，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永富，北京和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新华里16号院1、2号楼一、二层。
负责人:柴援，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文，北京直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执行人）:刘国立，男，1967年8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原告朱惠玲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被告刘国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惠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永富、被告农业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惠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立即停止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房屋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上述房屋的查封;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农业银行、被告刘国立承担。事实和理由：朱惠玲与刘国立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1993年8月30日登记结婚，后因夫妻感情破裂，双方于2006年6月20日自愿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明确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刘国立名义购买的位于朝阳区某房屋归朱惠玲所有，在一个月内过户至朱惠玲名下。该协议书于2006年6月20日正式生效，并备案于大兴民政局，但刘国立没有主动履行上述义务。后朱惠玲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刘国立立即履行离婚协议书，该院审理后于2009年9月25日作出（2009）朝民初字第25478号民事调解书，其中第四项确认刘国立应于2010年6月30日前将上述房屋及附属112号车位过户到朱惠玲名下。2009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在执行（2008）西民初字第3541号民事判决书时，以（2009）西执字第3595号裁定书查封了登记在刘国立名下位于朝阳区某房屋。该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为朱惠玲，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在执行刘国立借款纠纷案过程中对该房屋的查封显然有误，故朱惠玲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出了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经审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2执异16号裁定书，驳回了朱惠玲的案外人异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25日作出的（2009）朝民初字第25478号民事调解书已于当日生效，已经确认万科星园某房屋实际所有权人为朱惠玲，刘国立负有配合过户到朱惠玲名下的义务，故该房屋不属于刘国立被执行财产的范围。虽然房屋没有办理过户登记，其原因是刘国立不配合，不履行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行为造成的。根据《物权法》第28条规定，朱惠玲依据调解书对房屋的物权权利已经发生效力。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在执行刘国立借款纠纷案中错误的执行并查封了朱惠玲的财产，故诉至法院。
被告农业银行辩称：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查封的北京市朝阳区某房屋登记在刘国立名下，并未损害朱惠玲的权益；二、朱惠玲与刘国立于2006年6月20日自愿离婚并签署离婚协议，协议中约定朝阳区某房屋归朱惠玲所有，该约定并不当然发生物权设立、变更的效力，该房屋在过户之前所有权人仍是刘国立；三、（2009）朝民初字第25478号民事调解书达成调解协议内容为“被告刘国立于2010年6月30日前协助原告朱惠玲办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房屋及附属112车位的过户手续”，该内容仅仅是确认了刘国立具有协助办理该房产过户手续的义务，并非形成判决，不具有物权变动效力。根据《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7条之规定，上述调解内容不应认定为《物权法》第28条所称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故不同意原告朱惠玲的诉讼请求。
被告刘国立未作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朱惠玲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2016）京0102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2.离婚协议书;3.离婚证复印件；4.（2009）朝民初字第25478号民事调解书；5.(2008)西民初字第3541号民事判决书及（2009）一中民终字第4092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农业银行、被告刘国立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2006年6月20日，朱惠玲与刘国立签订《离婚协议书》，双方约定“北京市东城区某房屋，和北京市朝阳区某房屋两处房产归朱惠玲所有，男方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协助女方将北京市朝阳区某房屋的所有权过户到朱惠玲名下，待刘昊成人后使用。上述房屋的剩余贷款共计983832元及利息，由刘国立负责逐月按时支付给贷款银行。”
二、2004年9月29日，农业银行与刘国立就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房屋（非涉案房屋）签订《个人住房按揭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3240000元，借款期限为20年，自2004年9月29日起至2024年9月29日止。合同签订后，农业银行依约向刘国立发放了贷款人民币3240000元，刘国立自2007年4月20日起没有按约清偿贷款。2009年1月8日，本院作出（2008）西民初字第354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解除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西城区支行与被告刘国立签订的《个人住房按揭合同》；二、被告刘国立给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西城区支行截止至二○○八年二月二十日的借款本金三百万零七千五百一十四元零八分，罚息二千二百三十二元八角，复利五千零二十二元零五分；并偿付自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三、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西城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农业银行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21日作出（2009）一中民终字第409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2009年9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朝民初字第2547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四、被告刘国立于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前协助原告朱惠玲办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房屋及附属112车位过户手续……”。
四、2009年6月4日，农业银行向本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本院以（2009）西执字第03595号执行案件立案执行。2009年7月16日，刘国立与农行西城支行达成执行和解，本院执行实施机构于2009年7月17日在办案系统中以和解方式结案。2012年8月31日，本院执行实施机构查封了登记在刘国立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房屋。2014年9月16日，本院执行实施机构对涉案房屋重新进行了查封。2016年2月3日，朱惠玲向本院提出案外人异议，请求撤销（2009）西执字第3595号执行裁定书，并解除对北京市朝阳区某房屋的查封。2016年2月5日，本院作出（2016）京0102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朱惠玲的案外人异议”。
五、涉案房屋现登记于刘国立名下。农业银行于2009年7月3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西城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案外人朱惠玲就执行标的享有何种民事权益，二是该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
一、朱惠玲对本案诉争房屋所享有何种民事权益。
朱惠玲与刘国立两人于2006年6月20日达成的《离婚协议书》已明确将夫妻双方共有的诉争房产归朱惠玲所有。上述《离婚协议书》系朱惠玲与刘国立两人双方自愿达成，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两人亦已依该协议并经行政机关批准解除婚姻关系，故该离婚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根据（2008）西民初字第3541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刘国立自2007年4月20日起未按约定向农业银行清偿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房屋（非涉案房屋）的按揭贷款。农业银行根据生效判决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时间为2009年6月4日，本院实施机构查封诉争房屋的时间为2012年8月31日，此时诉争房产登记在债务人刘国立个人名下。由于刘国立未按约定清偿按揭贷款的时间距朱惠玲与刘国立签订《离婚协议书》已有近一年时间，且该按揭贷款并非以本案诉争房产作为担保物，故在案证据不能说明朱惠玲与刘国立存在借离婚协议处分财产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据此，朱惠玲与刘国立在离婚协议中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行为应属有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二十八条“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之规定，朱惠玲与刘国立虽然在《离婚协议书》约定涉案房屋归朱惠玲所有，但因双方至今未能办理物权变更登记手续，物权变更尚未发生效力。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朝民初字第25478号民事调解书仅是确认了刘国立具有协助朱惠玲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义务，并非变更物权。因此，朱惠玲与刘国立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诉争房产归朱惠玲所有，该约定是就婚姻关系解除时财产分配的约定，在诉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之前，朱惠玲享有的是将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
二、朱惠玲对本案诉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
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后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具体到本案中，朱惠玲所享有的将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是否能够排除本案涉及的执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虑：
首先，从形成时间上看，朱惠玲与刘国立两人于2006年6月20日达成的《离婚协议书》已明确将双方共有的诉争房产归朱惠玲所有，刘国立协助朱惠玲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而农业银行与刘国立之间的借款合同因（2009）一中民终字第4092号民事判决而解除，即朱惠玲对刘国立享有的请求权形成时间要早于本案执行所依据的债权。尽管债权成立的时间不影响债权的平等性，但在朱惠玲的请求权形成时间早于本案执行所依据的债权，仅因为非朱惠玲自身的原因而导致该请求权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可以作为排除执行的因素予以考虑。
第二，从内容上看，朱惠玲的请求权系针对诉争房屋的请求权，而本案执行所依据的债权为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诉争房屋只是作为刘国立的责任财产成为农业银行的债权的一般担保。在朱惠玲占有诉争房屋的前提下，其要求将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应当优于农业银行的金钱债权。
第三，从性质上看，农业银行与刘国立之间的金钱债权，系朱惠玲与刘国立的婚姻关系解除后发生的，属于刘国立的个人债务。在该债权发生之时，诉争房屋实质上已经因朱惠玲与刘国立之间的约定而不再成为刘国立的责任财产。因此，在农业银行在形成金钱债权的过程中，诉争房产都未影响到刘国立的责任财产。在此意义上，朱惠玲的请求权即使排除农业银行债权的执行，也并未对农业银行债权的实现形成不利影响。
第四,从发生根源来看，诉争房产系朱惠玲与刘国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朱惠玲与刘国立婚姻关系解除时约定诉争房产归朱惠玲所有，待其子刘昊成人后使用。从功能上看，该房产为朱惠玲及其所生子女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与农业银行的金钱债权相比，朱惠玲及其所生子女享有的请求权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
基于朱惠玲与农业银行各自债权产生的时间、内容、性质以及根源等方面来看，朱惠玲对诉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应当能够阻却对本案诉争房产的执行，朱惠玲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阻却对本案诉争房产执行的理由成立。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解释（一）》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停止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房屋的执行。
案件受理费35元，由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被告刘国立共同负担(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2016）京0102执异16号执行异议裁定于本判决生效时自动失效。
审 判 长 甘 琳
人民陪审员 贾 晶
人民陪审员 刘晓梅
二〇一七年三月八日
书 记 员 何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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