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沈和民三初字第1600号
原告：沈阳市大东区长安法律服务所，住所地沈阳市大东区凯翔一街28号，组织机构代码05718252-X。
法定代表人：王河山，系主任。
委托代理人：全东哲，男，1970年10月20日出生，朝鲜族，系沈阳市大东区长安法律服务所××助理，住沈阳市东陵区。
原告：全东哲,男，1970年10月20日出生，朝鲜族，系沈阳市大东区长安法律服务所××助理，住沈阳市东陵区。
被告：赵伟,男，1958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
委托代理人：袁欣，系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阳市大东区长安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长安服务所）、全东哲为与被告赵伟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7月2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蔡婷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邹利利（主审）、人民陪审员黄进共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17日、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长安服务所法定代表人王河山及其委托代理人全东哲、原告全东哲、被告委托代理人袁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被告之间于2013年5月29日签订法律顾问合同，被告聘请原告担任法律顾问，具体由原告沈阳市大东区长安法律服务所指派王河山和全东哲在合同有效期内为其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王河山是沈阳市长安法律服务所主任××者），原告全东哲是法律服务所聘用人员××者助理），合同中双方约定聘用期限是2013年5月29日至2015年5月29日，合同中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法律顾问费用、合同有效期限等各项约定事宜。双方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被告每年向原告支付法律顾问费用8，000元人民币每月×12个月=96，000元整人民币，共计两年法律顾问费为192，000元整人民币。并约定如一方违约，则由违约方每年向对方支付30，000元整人民币违约金。合同还约定，合同有效期内原告除收取法律顾问费外，在原告受被告委托为被告代理各类案件时额外另行收取诉讼代理费，并且合同还约定原告受委托为被告方代理诉讼案件时根据案件的疑难程度双方可以以协商约定的收费标准收费，并约定在合同履行期间如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法律顾问费时原告方可以有权拒绝履行自己的法律顾问义务。双方签订合同后原告按合同约定，在合同有效期间受委托为被告履行了被告方委托的各项法律顾问义务，并进行了法律服务。但约定的合同有效期2015年5月29日已过，但被告却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法律顾问费，因此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款要求被告履行合同约定支付欠款时，但被告却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拒不履行合同约定，至今未向原告支付合同约定的法律顾问费欠款及违约金。由此可见，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今日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履行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所欠的2年法律顾问费192，000元整人民币（8，000元人民币每月×12个月=96，000元整人民币）及2年违约金60，000元整人民币，共计252，000元整人民币。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及其他费用。
被告辩称，一、对法律顾问合同产生经过的答辩意见。
答辩人与李晓航欠款纠纷一案，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3月28日作出[2005]于民合初字第11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李晓航偿还本人欠款900,000元。判决生效后李晓航拒不支付上述钱款，本人依法向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王军一直在关注此案，对案情也十分熟悉，王军曾经多次向答辩人表示，想帮助答辩人办理此案，在王军的反复劝说下，答辩人通过王军介绍认识了全东哲。答辩人与全东哲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是签约当天（2013年5月29日或30日，具体记不清了），地点在皇姑区天时酒店对面的财富大厦楼下（全东哲说他在此大厦内有办公室，所以让我到这里来找他），答辩人当时患有××并发症，××变已达到三期，视力近乎失明，并伴有严重的高血压，行动不便，所以，全东哲就下楼在车里与答辩人协商代理答辩人于洪区法院执行案件的事情，全东哲到车里以后介绍自己是律师，双方仅就代理答辩人在于洪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事宜进行简短的商谈后，全东哲当场就拿出一打已经打印好的材料让答辩人签字，当时答辩人也有些诧异，心想第一次见面怎么就把材料都准备好了呢？在答辩人签字过程中，全东哲表示签的东西都是正常的代理案件手续，放心签吧没有事儿，由于答辩人疾病缠身，心力交瘁，根本无暇逐字逐句的看每个文件的具体内容，只是拿着放大镜在全东哲指认的位置签字。但是，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全东哲让答辩人签字的时候，上面有好多地方都是空白没填的，而且也没有加盖公章，答辩人签完字以后这些材料都被全东哲拿走了，他说需要拿到所里去盖章，至今也没有给答辩人一份材料。
直至被法院告知答辩人被大东区长安法律服务所、全东哲起诉之日，答辩人始终不知道还存在一份所谓的“法律顾问合同”。接到法院通知之初，答辩人感到非常的诧异，因为双方在仅有的一次协商中，并未涉及任何聘请法律顾问的事宜，双方从未有过聘请法律顾问的意思表示，并且就该事项本身而言，本身就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第一，答辩人系自然人，并非公司法人，除于洪区法院执行案件外，根本没有其他法律问题需要解决；第二，答辩人身无分文，也无经济来源，××并发尿毒症，××、××已经花费大量的金钱，已经欠款二十余万元，本身已经负债累累，每天奔波于医院与住处之间，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和精力来聘请法律顾问，尤其是常年法律顾问。
答辩人在应诉以后，在代理人的帮助下，仔细分析了原告起诉所依据的“法律顾问合同书”，发现该合同书签订的时间与代理执行案件所签署的“委托代理协议”、“风险代理协议”时间竟然都是2013年5月29日，根据内容来看，文中多次出现“经营管理活动”、“审查合同”、“重大事项谈判”等公司才能用到的词汇及笔误，显是原告仓促之间准备，并不是双方协商后的结果。并且原告另外起诉答辩人要求支付代理费时也曾表述“作为法律顾问代为处理执行案件”。结合前述事实，答辩人认为，案涉“法律顾问合同书”出现的原因，无非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原告伪造“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书”中答辩人签名；第二，是全东哲利用答辩人视力近乎失明，在签订代理协议过程中，欺骗答辩人在“法律顾问合同书”上签字，制造了所谓的“法律顾问合同书”，进而现在依据该“法律顾问合同书”向法院起诉，意欲通过诉讼途径将答辩人的钱款据为己有！
答辩人认为，原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律师身份，伪造答辩人签字或者利用答辩人身患重症、视力近乎失明的身体状况，在签订代理合同的过程中，欺骗答辩人签订了完全不知晓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书”，并以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意欲骗取答辩人钱款252000元，上述种种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罪。由于该案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答辩人恳请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将该案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二、案涉法律顾问合同违反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
单就本案涉及“法律顾问合同书”效力而言，答辩人认为，该“法律顾问合同书”及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并不具备法律效力，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1991年9月20日司法部颁发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乡镇法律工作者受乡镇法律服务所指派，可接受聘请，担任本辖区内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各行政管理部门……的法律顾问”，司法部于2015年6月25日作出司复[2015]4号批复，明确“本辖区”是指基层××职业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划和直辖市的区（县）行政区划辖区。也就是说，法律服务所只能在本辖区范围内接受委托担任法律顾问，超越辖区范围担任法律顾问是不允许的。大东区长安法律服务所住所地在大东区，其辖区范围限于大东区，而答辩人住所地在和平区，与大东区并不一致。因此，大东区长安法律服务所跨区担任法律顾问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第二，就协议内容而言，其内容也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法律顾问聘应合同应当包括双方名称、法律顾问的人数和姓名，但本案“法律顾问合同书”中，并未有“指派何人担任法律顾问”字样。若按照原告在《起诉书》第1页倒数第二行中叙述：“沈阳市大东区长安法律服务所指派王河山和全东哲在合同有效期内为其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答辩人认为，其也违反了行政法规的规定。现已经查明，全东哲不是法律工作者，更不是律师，尽管全东哲一再主张其系大东区长安法律服务所聘请的员工，系法律工作者助理，但助理仅是原告单位的内部称谓，不是法律上的称谓，在《律师法》和《基层××管理办法》中根本没有助理的称谓，更没有哪条法规允许助理可以以法律工作者的名义担任法律顾问工作。相反，依据《基层××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应当具备基层××执业资格，《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中也规定，法律服务所应指派一至两名法律工作者担任法律顾问。说明不管全东哲是助理也好，副主任也罢，要想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就必须取得执业资格，否则就是违法执业。该合同中并未体现全东哲身份，且原告没有在合同中向答辩人释明全东哲不具备法律执业资格的事实，全东哲冒用法律工作者的名义从事法律顾问活动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沈阳市大东区长安法律服务所作为法律服务机构，在明知全东哲不具备法律工作者执业资格的情况下，依然配合其签署法律顾问合同，允许金东哲冒用法律工作者名义从事法律服务活动，其行为也违反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42条第1款第（八）项之规定，沈阳市长安法律服务所基于违法行为向答辩人主张支付法律顾问费显属无理，其不但不能获得法律顾问费，反而，应当受到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
三、全东哲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
根据原告在《起诉书》第1页倒数第二行中叙述：“沈阳市大东区长安法律服务所指派王河山和全东哲在合同有效期内为其担任常年法律顾问”，但合同中，并未对此事项进行约定，说明王河山、全东哲并非合同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其不具备诉权，大东区长安法律服务所和全东哲不应一并作为本案的原告同时向被告主张权利。
当然，如果全东哲坚持主张他是该协议中的当事人向答辩人主张支付法律顾问费，则答辩人认为，现已查明，全东哲既不具备律师执业资格，也不具备法律工作者执业资格，其个人无权担任法律顾问，直接可以判定案涉“法律顾问合同书”无效，答辩人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四、答辩人并不认识王河山，王河山并未从事过任何工作。
原告诉称，大东区长安法律服务所指派全东哲、王河山担任答辩人法律顾问并不属实。答辩人至今都不认识王河山，此人只是被全东哲挂靠，答辩人没有和王河山通过一次电话、见过一次面。
基于以上事由答辩人认为，无论案涉法律顾问合同书效力如何，因王河山从未履行过工作，均无权要求答辩人支付任何顾问费。
五、假设案涉法律顾问合同有效，原告主张履行了各项法律顾问义务也不属实，且其主张的所谓的顾问工作与正在进行的另案诉讼重复，属于“一事不再理”，答辩人不同意支付法律顾问费。
假设案涉法律顾问合同有效，原告声称在合同有效期间受委托为答辩人履行了答辩人委托的各项法律顾问义务，并进行了法律服务，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该项主张并不属实。
首先，原告声称的“履行了法律顾问义务”，仅是代理答辩人从事于洪区人民法院案件的执行工作，但原告在答辩人解除委托时，其未进行任何实质性的代理工作，仅是向法院递交了恢复执行申请，其后评估过程中工作，从摇号选定评估机构，到评估机构查看现场，再到取评估报告，原告以各项理由进行推诿，消极从事代理工作，为此，答辩人撤消了原告的代理人身份，案件的拍卖工作原告更是未参与（具体意见详见答辩人与原告另案诉讼的答辩意见）。最为重要的是，就执行案件的代理费用，原告已经早在2014年8月就向贵院起诉，要求支付代理费，此案现已由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贵院重新审理，尚在诉讼过程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对于正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诉讼事项，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事实向同一当事人提出否定前诉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所谓“法律顾问工作”，其已经包含在另案诉讼事项之中，属于“一事不再理”的范畴，因此，根据法律规定，应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
其次，如果原告主张其除上述工作外，从事过其他法律顾问工作，答辩人认为，其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上述主张，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事实上，原告也并未从事过任何其他的工作，因为根据“法律顾问合同书”第三条：法律顾问的职责包括“1、解答甲方有关经营管理活动中遇到的法律问题。2、应甲方的要求草拟、审查或修改合同及其他法律事务文书。3、应甲方要求参与甲方的有关会议、重大事项的决策及合同的谈判……”。这些都是公司等企业法人或政府部门进行的日常活动，而答辩人作为自然人，日常活动根本不包括上述活动。
基于以上理由，假设案涉法律顾问合同有效，因原告并未进行任何法律顾问工作，答辩人也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六、法律顾问合同中约定违约金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
假设案涉法律顾问合同有效，答辩人认为，合同中约定每年3万元的违约金约定过高。根据法律相关规定，违约金数额不得超过实际损失的30%，而一年法律顾问费总共为96000.00元，30%就是28800.00元，因此，合同中违约金金额30000.00元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原告超出辖区接受法律顾问委托，指派不具备资质的全东哲担任法律顾问，其行为违法，案涉“法律顾问合同书”无效，并且原告也未进行过任何法律顾问工作，因此，答辩人不应向原告支付任何钱款。并且原告通过诉讼途径，意欲骗取答辩人钱款，其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能够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且将案件材料移送至公安机关，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经审理查明，原告全东哲系原告长安服务所聘用的工作人员，没有××执业证。2013年5月30日，原告长安服务所（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风险代理协议，约定在于洪区法院受理的甲方与沈阳晓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李晓航之间的借款纠纷一案中，甲方授权乙方以甲方法律顾问的名义全权负责本案的诉讼和执行，本案标的额的50%作为乙方代理费。合同签订后，长安服务所指派王河山及全东哲办理具体事务。
在双方签订风险代理协议的前一日即2013年5月29日，被告赵伟在恢复执行申请书、申请执行书、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合同上签名，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为：被告赵伟委托王河山、全东哲在被告与沈阳晓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李晓航借款纠纷一案中，作为被告赵伟的委托代理人，委托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撤销请求，执行和解，代为收取执行款物，代收代签法律文书。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受托方赵伟、委托方为长安服务所，受托方接收委托方的委托，指派王河山、全东哲（助理）为委托方的法律事务代理人。委托方授予受托方的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增加、撤销请求权，执行和解，撤回执行申请，代收代签法律文书等法律事务。代为收取执行款物（手写添加）。收费方式为：案件标的50%合计1695603.97元的一半，委托方应于委托时交纳代理费（本案为风险代理）。
原告诉被告支付风险代理费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3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给付原告长安服务所代理费189，484.8元。宣判后，被告不服，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风险代理协议的合同目的是实现被告的执行回款，而对于代理费的给付双方约定为从收回财产中优先支付。现因作为委托方的上诉人撤销了对被上诉人长安服务所的授权委托，致使被上诉人长安服务所在执行程序中仅参与至执行标的物评估完毕，而没能完成全部执行程序代理事项。即至上诉人撤回对被上诉人长安服务所的委托时，执行程序尚未终结，被告尚未取得执行回款。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以评估价格为依据确定代理费给付数额不当，原审法院应当在查明被上诉人实际履行完毕的代理事项后，结合实际执行回款情况，再行对代理费的给付作出裁判。”故该院于2014年9月10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4）沈和民三初字第968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
现原告以曾于2013年5月29日作为（受聘方、乙方）与被告赵伟（聘请方、甲方）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书为由，要求被告赵伟给付2年法律顾问费192，000元，2年违约金60，000元，共计252，000元。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三份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书，其中立案时提交的是一份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书复印件，内容为：第一条甲方聘请乙方担任甲方的常年法律顾问，乙方负责甲方的具体法律事项。第二条法律顾问的任务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向甲方提供法律服务和帮助，以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第三条法律顾问的职责1、解答甲方有关经营管理活动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定期讲解法律知识。2、应甲方的要求草拟、审查或修改合同及其他法律事务文书。3、应甲方要求参与甲方的有关会议、重大事项的决策及合同的谈判。4、甲方对外发生民事、经济纠纷时，应甲方要求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调节及仲裁活动（根据甲方的工作性质、协助处理员工违约纠纷事件及核实员工担保情况）。第四条乙方对甲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请求及超出乙方工作范围的请求，乙方有权不予支持或拒绝提供帮助。第五条乙方以合同约定，需尽心尽责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如乙方过错造成甲方损失，乙方依据合同赔偿甲方所受损失。第六条乙方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如需甲方协助，甲方应提供必需的工作条件（包括交通工具）并给以配合及相关的工作人员，若甲方违法本条规定，由此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第七条乙方在处理甲方事务时，如涉及甲方商业技术秘密时乙方负有保密责任。第八条甲方委托乙方承办法律事务或其它事宜必须如实向乙方提供真实情况及真实材料。如因甲方向乙方提供的委托事项事实（原为实施划掉后改为事实）情况或相关材料不实或虚假而造成乙方为甲方承担的法律事务或其它事宜产生不良后果或给甲方造成各种损失时，其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均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第九条乙方受聘担任法律顾问期间，如因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需到外地出差，由甲方支付乙方差旅费、补助费等。第十条甲方每年向乙方支付法律顾问费8000元/月×12个月=96000元整人民币。第十一条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每年向乙方支付双方约定的法律顾问费以外，在乙方为甲方代理诉讼、非讼调解、仲裁案件时，甲方向乙方额外另行支付案件代理费，并根据代理案件疑难程度双方协商约定收费标准，甲方未依本条规定向乙方支付法律顾问费，乙方有权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甲方每年是否支付法律顾问费以乙方出具的收款凭条为准。第十二条乙方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相关税费，由甲方全权向税收部门缴纳。第十三条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得违约，违约方每年向对方支付30000元整人民币违约金。第十四条合同有效期2013年5月29日起至2015年5月29日止。第十五条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而定。第十六条本合同为甲乙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自双方签订之日起法律生效。注：乙方受甲方委托负责协调其他法律事务工作者为甲方解答、处理、一切相关甲方合法权益的各类案件诉讼及非诉讼事务等事宜。合同落款处由甲方赵伟签名，原告长安服务所加盖公章，全东哲、王河山加盖名章。在签名及印章下面有手写补充事项：1、委托代理协议，2、风险代理协议、3、授权委托书，4、申请执行书，5、恢复执行申请书。
原告在庭审时又提交二份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书，其中一份原告自称是长安服务所存档的合同书，其中第一、二、三、四、五、七、九条与原告立案时提供的合同书一致，第六条的违法改为违反，第八条材料不实的不实中间添加一个真字，第十条每年中的年改为月，第十一条增加乙方除收取法律顾问费以外另行收取案件代理费，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为立案合同第十三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为本合同自签订之日生效。第十五条为立案提供的合同书第十四条，第十六条增加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并按指纹同意后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事项增加法律顾问费的收费标准参照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标准，以双方约定数额为准。
原告提交另一份聘用法律顾问合同书自称是全东哲自己手中保存的，内容与原告立案时提交的合同书一致，但在补充事项处将补充事项划掉后更改为“乙方代理案件，受委托承办案件，代理需办事项：1、委托代理协议、2、风险代理协议，3、授权委托书，4、申请执行书，5、恢复执行申请书。”
被告赵伟除委托原告长安服务所办理于洪区人民法院的被告诉李晓航借款纠纷一案的恢复执行事项外，没有委托原告代理其他案件，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为被告提供了其他法律服务。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笔录、风险代理协议、授权委托书、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聘用法律顾问合同书、恢复执行申请书、申请执行书、委托代理合同等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双方签订的聘用法律顾问合同书的约定支付法律顾问费，被告认为合同无效不同意支付顾问费，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签订的合同书的效力问题，经查，原告在诉讼期间提交了三份聘用法律顾问合同书，其中立案时提交的合同书因原告没有提供原件，因此对该份合同书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被告虽然对另外两份合同书中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并未申请对该签名进行鉴定或提供其不是本人所签的其他相反证据，因此应确认另两份合同书中的被告签名是被告赵伟本人所签。在原告提交的上述两份合同书中均约定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现原告提交的两份合同书均在同一日签订，原告主张该两份合同属于一式两份的合同，但内容却并不完全一致，并不属于一式两份，对原、被告在合同签名、盖章落款后手写后添加的补充事项部分被告是否认可并知悉、双方对该部分内容是否达成一致原告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被告对该合同提出异议，因此上述两份合同哪一份是经双方认可的属于合同中约定的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的合同、双方应按哪一份合同书履行、哪一份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均无法确认，因此双方签订的两份聘用法律顾问合同书虽然因被告签名、原告盖章而成立但因对后添加、改动部分没有经过被告确认而尚未生效；且被告在2013年5月29日当天签订了聘用法律顾问合同书、申请执行书、授权委托书、恢复执行申请书、委托代理合同，原告在本案中所提供的均是代理被告在于洪区法院的执行案件、履行双方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的证据，而并没有提供为被告代理其他案件或提供其他法律服务、双方已履行法律顾问合同书的证据，综上，双方签订的聘用法律顾问合同书既未生效也未实际履行，原告全东哲没有××执业证，不能与他人签订有偿法律服务合同，故二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法律顾问费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沈阳市大东区长安法律服务所、全东哲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80元，由原告沈阳市大东区长安法律服务所、全东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蔡 婷
审 判 员 邹利利
人民陪审员 黄 进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王 瑶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