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常商仲审撤字第0006号
申请人周吉得。
委托代理人金碎忠。
委托代理人金辽阳。
被申请人王国骅。
委托代理人许梨，上海得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周吉得因与被申请人王国骅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向本院申请撤销常州市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5常仲裁字第025号仲裁裁决书。本院立案受理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根据有关规定向当事人送达了通知书等相关材料。本院于2015年7月21日、9月16日，两次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申请人周吉得及其委托代理人金碎忠、金辽阳，被申请人王国骅的委托代理人许梨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申请人周吉得及其委托代理人金碎忠，被申请人王国骅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周吉得称：
常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5常仲裁字第025号仲裁裁决书严重违反事实，应予撤销。理由如下：一、裁决主体不当。根据王国骅提交的房屋使用合同，合同当事人系卢珍敏，而非周吉得，仲裁审理中未对合同的当事人进行审查，周吉得参加仲裁系基于周吉得与卢珍敏等合作并实际负责相关经营活动，周吉得并不当然成为合同相对方；二、裁决事实不清。1、关于转租问题。周吉得所租赁房屋分上下两层，上层为超市，下层经营其他商品。下层虽以何彩琴名义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但仅是为了经营需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并不足以认定转租行为，即使租赁行为存在，也是以吉得信特超市名义出租，其经营行为也是周吉得经营行为的一部分，周吉得与何彩琴间系合作经营行为，不存在转租。周吉得将楼上楼下分别经营是得到王国骅认可的。双方合同中已经提及周吉得楼上开超市使用，也就是说王国骅认可周吉得一层铺位经营其他商品，具体如何经营只要不破坏房屋结构，王国骅无权干涉。而当周吉得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营其他商品时，王国骅即以周吉得违约转租提出解除合同，在周吉得刚刚开业不久就提出加租，显然是利用周吉得缺乏法律知识，周吉得无奈答应王国骅每年加租金1.3万元并实际缴纳两年租金（第一年3.2万元，第二年4.5万元，补交第一年1.3万元，合计5.8万元）后，周吉得要求王国骅出具书面协议时，王国骅竟然以收条就代表同意转租为说辞欺骗周吉得，其后再以周吉得违约为由一再要挟解除合同，有违公平。2、关于租金问题。增加租金的缘由是王国骅同意周吉得分别经营（或者如其所说转租）的情况下，周吉得同意租金由原先合同中约定的每年3.2万元提高到每年4.5万元，周吉得先行缴纳了两年租金9万元，当王国骅再次要挟周吉得时，周吉得通过卢智达（合作经营人之一，系卢珍敏亲属）汇款6000元给王国骅，但仲裁庭对此款项未作任何调查，也未作认定。综上，请求撤销常州仲裁委员会2015常仲裁字第025号仲裁裁决书。
为支持其请求，申请人周吉得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证人夏某的证人证言。
2、证人孙某的证人证言。
证据1-2证明周吉得将一楼房屋转租是在事后得到了王国骅的同意，条件是将房屋租金在合同约定的基础上每年增加13000元，周吉得曾要求王国骅修改租房合同或者签订补充协议，但是王国骅提出其2013年9月9日出具的租金收据就是证明，不需要另外再签协议。
被申请人王国骅辩称：
周吉得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事实和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58条的情形，且该仲裁裁决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驳回周吉得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周吉得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能成立，具体如下：一、仲裁裁决主体适当。卢珍敏是作为周吉得的代理人在房屋租赁合同上签字，其代理周吉得的行为也已取得周吉得的确认，周吉得是适当的当事人。二、仲裁裁决查明事实清楚，认定事实正确。1、周吉得未征得王国骅同意擅自进行转租，王国骅从未认可周吉得转租。2、提租是周吉得自愿，而非转租的原因。周吉得所称的卢智达汇款6000元给王国骅与本案无关。3、关于仲裁能力问题，周吉得聘请了律师，说明在仲裁过程中不存在能力问题。4、合同的解除是合法的，因周吉得将房屋转租未经王国骅书面同意，而且第三年的租金已经拖欠了九个月，这两种违约情况都属于合同约定的解除情形。5、合同的解除不影响申请人的正常经营，因为周吉得并没有将涉案房屋作为超市的注册场所。6、王国骅已尽到仁至义尽的责任。
被申请人王国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依照被申请人王国骅的申请，调取如下证据：
1、向案外人何彩琴制作的调查笔录一份。
2、常州仲裁委员会2014常仲裁字第098号王国骅诉卢珍敏房屋租赁纠纷一案的卷宗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
2012年10月19日，王国骅与周吉得签订《房屋使用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的承租方为周吉德（公民身份号码与本案申请人周吉得的公民身份号码一致），承租方处由卢珍敏签名。在常州仲裁委员会审理王国骅与卢珍敏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周吉得于2014年8月22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称卢珍敏与王国骅于2012年10月19日签订的《房屋使用合同》的实际承租人是周吉得，周吉得与卢珍敏是老乡，周吉得让卢珍敏去签字。
根据上述合同的约定，王国骅将座落于飞龙西路新闸综合市场188号-5-6号的房屋共计376.2平方米出租给周吉得，租期十年，年租金前五年为每年3.2万元，后五年为每年3.9万元。合同还约定承租方如需对现有的房屋进行重新改造装修时，应征得出租方书面同意……因二楼左右欲承租作为超市，故同意打通……。承租方如需转租第三人使用或与第三人互换房屋使用时，除二楼外必须取得出租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条款均属故意违约，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上述合同签订当日，周吉得向王国骅支付租金3.2万元。2013年9月9日，周吉得向王国骅支付租金5.8万元，王国骅出具给周吉得一张收据，载明：“收款事由：补交房租1.3万元，至2014年10月19日房租4.5万元”。
2014年9月15日，案外人卢智达以汇款方式向王国骅的中国工商银行卡汇款6000元。周吉得在本院庭审中称卢智达是卢珍敏的儿子，系周吉得委托他向王国骅汇款支付房租6000元。王国骅在庭审中认可卢智达与卢珍敏的关系，且卢智达向其汇款的6000元并未退回，但认为卢智达所汇6000元与本案无关，卢智达可另行主张。
本院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本案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承租方如需转租第三人使用，除二楼外必须取得出租方书面同意。周吉得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中提出在2013年9月就周吉得将一楼房屋转租的问题与王国骅达成了口头协议，以周吉得每年增加租金1.3万元的方式，王国骅同意周吉得的转租行为。周吉得并认为王国骅2013年9月9日出具的收条即是王国骅同意其转租的证据。而周吉得在仲裁审理过程中仅以自己是联营，不存在转租行为进行抗辩，并未提出转租已事后得到王国骅认可的抗辩；且其对2013年9月9日王国骅出具的收条上房屋租金的“补交1.3万元”的解释是委托他人代交房租时多交了房租，所以第三年交纳房租时只交了6000元。仲裁委审查后认为周吉得的辩称不符合联营法律关系的特征，周吉得在未征得王国骅的同意下，擅自进行转租，违反了合同约定；关于租金的调整，根据双方均予确认的2013年9月9日的收据，仅能证明合同履行期间的双方同意租金调整至4.5万元／年。对此，本院认为，仲裁委作出这一事实认定是根据双方的诉辩以及双方认可的证据，并不存在“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和“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的情形。至于周吉得向本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时提供的证人证言，一方面，周吉得在仲裁委审理过程中并未申请该二名证人出庭作证，未申请证人出庭的原因并非周吉得客观上的举证不能，而是因为周吉得在仲裁委审理过程中并未提出转租是事后经过王国骅同意的抗辩，也未申请证人出庭；另一方面，两名证人作证之时距周吉得所称2013年9月与王国骅达成口头协议之时已有近两年之久。两名证人均未参与周吉得与王国骅协商的过程，都称是因与本案无关的原因刚好出现在现场听到了周吉得与王国骅协商一楼房屋转租的事宜。两名证人并不认识王国骅，称之所以指认是王国骅是因为事后听周吉得一方说当时是和房东王国骅谈转租事宜，因此证人通过回忆近两年前发生的自己旁听到的一段与己无关的他人对话，来证明听到周吉得每年增加房租1.3万元，王国骅同意周吉得转租的事实，准确度较低，同时也与周吉得在仲裁委审理中有关“补交1.3万元”的原因的陈述相矛盾。故此二人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低，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卢智达向王国骅汇款6000元的问题。因卢智达并非房屋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其向王国骅汇款时也未注明用途，在本院审理过程中王国骅承认收到该款并同意卢智达另行主张的情况下，仲裁委对此不作租金认定，也无不妥，此不属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周吉得或卢智达可另行向王国骅主张返还。
综上，常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5常仲裁字第025号仲裁裁决书不存在应当撤销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周吉得提出的撤销常州仲裁委员会2015常仲裁字第025号仲裁裁决的申请。
审 判 长 蒋小英
代理审判员 刘 颖
代理审判员 陈 倩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徐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