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铁路运输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铁刑初字第00061号
公诉机关武汉铁路运输检察院。
被告人陶勇，男，1959年3月4日出生，户籍地襄阳市樊城区，住襄阳市樊城区。2014年11月30日因涉嫌犯贪污罪被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刑事拘留，同年12月12日因涉嫌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铁路公安处看守所。
辩护人尹立志，湖北马首律师事务所律师。
武汉铁路运输检察院以鄂武铁检刑诉〔2015〕4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陶勇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滥用职权罪，于2015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照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于2015年11月19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8日、2016年6月21日、2017年7月21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期间，同意检察机关补充侦查二次，并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次，2017年6月27日武汉铁路运输检察院以鄂武铁检刑变诉〔2017〕1号变更起诉决定书变更起诉。武汉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熊亚玲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陶勇及其辩护人尹立志到庭参加诉讼；鉴定人李某经本院通知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控：
一、贪污罪
2012年至2013年，被告人陶勇在担任襄阳市公安局保安服务总公司（以下简称保安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侵吞公款共计123577.48元。具体如下：
（一）2012年8月，被告人陶勇安排保安公司出纳张某1（另案处理）从保安公司公款账户支取5万元，存入以张某1名字办理的尾号2462工行卡中，交给襄阳市公安局局长夏某（另案处理）支配。后张某1使用二张发票入账经陶勇签字报销。
（二）2012年10月和2013年11月，被告人陶勇安排张某1分别办理尾号1229、8380中石化加油卡副卡，并将保安公司主油卡内剩余额度分配至该二张副油卡，交其儿子陶某使用。张某1分别向尾号1229的副油卡充值20984.98元，向尾号8380的副油卡充值22592.5元，合计充值43577.48元，该款随保安公司主油卡充值发票经陶勇签字报销。
（三）2013年10月，保安公司出资为襄阳市公安局警卫处购买一台丰田“普拉多”越野车。被告人陶勇在负责购车过程中，与经销商襄阳天和丰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田销售公司）协商以69万元成交，经销商多开3万元发票。在支付72万元购车款后，经销商以信息费的名义将3万元返至陶勇个人账户。72万元购车款已在保安公司财务上报销。
二、挪用公款罪
2010年4月，被告人陶勇在担任保安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安排张某1提取保安公司公款50万元借给单某用于收购酒店。单某于2010年6月25日归还30万元，同年7月6日归还20万元。
三、行贿罪
2012年，襄阳市公安局直属支队、分局差额选拔正职领导，局长夏某在推荐考察对象、确定候选人以及任职岗位方面给予被告人陶勇帮助，陶勇于当年8月被任命为市局监管支队政委。为了感谢夏某，陶勇安排张某1办理尾号为2462的工商银行卡，并从保安公司账户取款5万元存入该卡交给夏某支配。
四、滥用职权罪
2012年6月，被告人陶勇根据襄阳市公安局局长夏某的指示负责保安公司下属麒麟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麒麟公司）对外转让工作。陶勇按照夏某的决定和安排，违反国有资产处置程序和相关规定，在未获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未经公开招标拍卖的情况下，擅自以保安公司名义委托鉴定机构对麒麟公司部分资产低价评估，以153.8万元的价格将麒麟公司对外转让，由二人实际控制并赚取利润。经湖北省物价局鉴定，麒麟公司整体资产价值为1131.2584万元，陶勇、夏某共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977.4584万元。
公诉机关就指控的上述事实向法庭出示了归案情况说明、保安公司营业执照、陶勇任职证明、夏某身份材料、襄阳市委组织部情况说明、襄阳市公安局【2012】78号文件、【2012】第12号会议纪要及会议记录、襄阳市委组织部【2012】329号文件、麒麟公司营业执照、转让协议、转让报告、资产评估情况报告、保安公司情况说明、租赁协议、保安公司油卡账户信息、丰田销售公司证明、银行账、保安公司财务账及凭证、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凭证、银行开户及存取款记录、证人证言、大维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湖北省物价局鉴定意见书、退赃情况说明、夏某的供述与辩解及被告人陶勇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陶勇身为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伙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陶勇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三百九十七条之规定，应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滥用职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陶勇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供述办案机关未掌握的挪用公款犯罪，以自首论；在滥用职权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处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关于公诉机关指控其犯贪污罪的犯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被告人陶勇及其辩护人均提出办理副油卡是保安公司中有人提议补偿其儿子在北京私车公用的油费，陶勇没有要求过张某1也不知道张某1从主油卡向该副油卡分配了4万多元；案发后，副油卡上的余额不应认定为贪污数额；办理5万元银行卡是按照夏某的要求，其没有贪污公款故意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其辩护人还提出案发后，其儿子的副油卡上尚有余款没有用；客观上存在私车公用的情节，请求酌情从轻处罚的量刑意见。
关于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被告人陶勇及其辩护人均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被告人陶勇及其辩护人均提出其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其主动交代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构成自首，请求从轻处罚的量刑意见。其辩护人提出挪用的时间未超过三个月，于案发前已全部归还，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请求酌情从轻处罚的量刑意见。
关于公诉机关指控其犯行贿罪的犯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被告人陶勇及其辩护人均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提出异议。陶勇辩称其没有行贿的故意，是夏某以办理公务的名义向其索要的，办卡和晋升之间没有关联，其符合晋升条件且在保安公司继续任职也不是其向夏某要求的结果。其辩护人提出陶勇没有行贿的动机，办卡是在人事下令之前，且没有证据证明其向夏某提出晋升要求的辩护意见。
关于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被告人陶勇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麒麟公司2014年8月至2017年6月收支情况明细以证明审判时机动车检测的国家政策和市场环境等因素较案发时均发生了较大变化，按照收益法进行鉴定缺乏科学性，湖北省物价局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告人陶勇及其辩护人申请重新鉴定；陶勇及其辩护人还提出，陶勇在转让麒麟公司的过程中，夏某具有主导和决定作用，其是按照夏某的指示和授意操作的，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的辩解和辩护意见。
被告人陶勇及其辩护人均还提出其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能配合侦查机关进行调查，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属于坦白。同时，其在揭发他人犯罪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请求从轻处罚的量刑意见。
经审理查明：
一、贪污、行贿事实
2012-2013年，被告人陶勇在担任保安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占公款共计人民币123577.48元。期间，2012年8月被告人陶勇被任命为襄阳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政委（副县级），为了感谢局长夏某，安排张某1办理了一张存有保安公司公款5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卡交给夏某支配。
具体事实如下：
（一）2012年8月，被告人陶勇被任命为市局监所管理支队政委（副县级），为了感谢夏某在职务晋升上提供的帮助，其安排保安公司出纳张某1从保安公司公款账户支取5万元，存入以张某1名字办理的尾号2462工行卡中，在市局夏某的办公室交给夏某支配。后张某1使用二张发票入保安公司财务账经陶勇签字报销。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如下证据证实：
（1）银行开户及存取款记录，张某1尾号9953账户于2012年8月8日从保安公司尾号3802账户转款5万元后支取7万元。后于当日用其本人的身份证在工商银行开户（卡号尾号2462、账号尾号9753）并存入5万元。
（2）保安公司财务账，陶勇给夏某银行卡中的5万元在保安公司财务账上用二张发票报销。一张发票“日期2011年9月30日、金额28800元、名称湖北襄樊忠义酒业有限公司”、一张发票“日期2011年9月16日、襄阳市公安局住宿费金额21190元”
（3）夏某的身份材料，夏某从2008年6月起任襄阳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
（4）中共襄阳市委组织部关于陶勇等人任职情况的说明、中共襄阳市公安局委员会襄公党委【2012】78号文件、中共襄阳市公安局委员会【2012】第12号会议纪要及会议记录、中共襄阳市委组织部襄组干【2012】329号文件，夏某主持召开市公安局党委会研究陶勇等干部任用问题，2012年8月陶勇被任命为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政委。
（5）夏某的供述，2012年8月，陶勇被提拔为市局监管支队政委，当月到我办公室送给我一张存了5万元人民币的工商银行卡，卡背面写着密码，这笔钱被我在襄阳的情人陈某用了。
我是襄阳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党委书记，陶勇是公安局下属保安公司的经理，他给我送钱主要是为了跟我搞好关系，希望我对他的工作和职务晋升给予关照。事实上，我对他的工作和个人进步一直很支持和关照，2012年8月通过市里选拔，我不但给他顺利解决了副县级岗位，并且通过局党委会让他继续兼任保安公司经理的职位。
（6）证人徐某的证言，2009年开始，每逢春节陶勇都会召开会议，重点讨论给市局领导慰问的事情，由我绘制一份慰问表，列出给夏某等局领导送礼的金额，再由我向财务打借支单，从公司出纳张某1那里拿钱，我再将钱交给陶勇。我经手的就是从2009年到2014年每年春节慰问的这几笔，没有经手的我不知道。这些钱主要有两种挂账方式：一种是将慰问表直接入账，一种是将借支单入账。2014年夏某出事之后，陶勇召集班子成员和财务人员找发票平账。
（7）证人张某1的证言，2012年8月的一天，我在家吃饭接到陶勇的电话，他要我办一张能消费的银行储蓄卡准备送给夏某，从保安公司账上拿5万元存进去，我问他财务上怎么处理，是让徐某打借支单还是怎么办，他说这个事不便跟别人说，让我去找发票报销冲账。接完陶勇的电话，我就赶到保安公司对面的工行长征中路支行，用我自己的身份证办了一张银行卡，存入保安公司的5万元。之后，我将银行卡和写有密码的纸装进信封里交给陶勇。直到2014年7月底，夏某被纪委“两规”之后，陶勇组织清理保安公司账目，我将一张“襄樊忠义酒业”2万多元的发票和一张“武汉市服务业住宿费”2万多元的发票，共计金额5万多元，冲抵了这笔从保安公司账户支出给夏某的5万元钱。
（8）被告人陶勇的供述与辩解，2012年8月我被提拔为市公安局监管支队政委（副县级实职），主要得益于夏某的关照和支持。当月，我到夏某的办公室汇报工作，夏某说他要接待省厅领导，让我抓紧去办一张5万元的银行卡，我就安排保安公司的出纳张某1尽快用她的身份证办理一张银行卡，并告诉她直接从保安公司账上取5万元现金存入这张卡中。当天下午，张某1就将一个信封交给我，里面有一张工商银行卡和密码。我拿到后就到夏某的办公室交给他。
（二）2012年10月和2013年11月，被告人陶勇安排张某1分别办理尾号1229、8380中石化加油卡副卡，并定期给该二张副油卡充值，交其儿子陶某使用。张某1分别向这二张副油卡充值20984.98元、22592.5元，合计充值43577.48元，该款随保安公司主油卡充值发票经陶勇签字报销。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如下证据证实：
（1）保安公司油卡账户信息，2012年10月5日到2014年9月20日期间，保安公司中石化尾号0178主油卡于2012年10月5日、2013年3月12日、2014年5月7日向尾号1229副油卡分配12842.98元、2142元、6000元，共计20984.98元，截至2014年9月15日消费15899.26元，余5085.72元；
尾号0178主油卡于2013年11月26日、2014年5月7日向尾号8380副油卡分配16486元、6106.5元，共计22592.5元，截至2014年9月20日消费12216.83元，余10375.67元。
（2）保安公司记账凭证及部分油卡充值发票、油卡额度分配清单、油卡报销凭证，保安公司主油卡每月充值金额已在公司财务记账，经陶勇签字报销。
（3）保安公司说明二份，张某1自2005年起担任保安公司出纳，2014年8月以前公司尾号0178的主油卡由张某1经管，每月由其从主油卡向副油卡转账。
（4）证人张某1的证言，2005年9月我接手保安公司财务出纳，公司的主油卡由我保管，副油卡由管理层及各个部门负责人持有。一天，我拿着油卡充值发票到陶勇办公室找他签字报销，他让我给他儿子陶某办张油卡带回北京使用，平时定期给油卡上充点钱，到时候拿来一起走账报销。2012年10月我按照陶勇的安排，到中石化襄阳分公司，以保安公司的名义新办了一张尾号1229的副油卡，同时把主油卡内剩余的1.2万多元分配到这张卡上。2013年11月下旬的一天，陶勇让我再给陶某办一张副油卡。第二天我就到石油公司以保安公司名义办了一张尾号8380的副油卡，并把主油卡上余额1.6万多元分配到这张卡上。由于油卡只能在湖北境内圈存，陶某回襄阳，我把保安公司主油卡上剩余的钱分配到这两张副卡上。每月我将油卡分配金额明细单和油卡充值发票粘贴在报销单上，交陶勇审核签字报销。
（5）证人陶某的证言,2012年的时候，具体日期记不得了，我父亲陶勇到北京出差，一起来的还有湖北省公安厅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一次我们在外面吃饭，我父亲单独把我叫到外面，给了我一张加油卡，他说这个卡上存了钱，给我平时加油用。2013年的时候，我在襄阳，我爸在家里给了我第二张油卡。这二张加油卡，都不是北京的卡，是在襄阳办的，所以一般都是我回襄阳以后把卡给我爸，他弄好以后再给我。
（6）证人徐某的证言,2011年年底的一天，我和时任办公室主任宋书龙在陶勇办公室谈起陶勇陪市局领导去北京出差的事，我问他交通怎么解决，陶勇说他儿子陶某开车到机场接送并陪他们在北京办事。我说，是不是给陶某补贴点油钱，他在北京生活不容易。陶勇当时没有表态，后来也没有跟我再谈过这件事。
（7）被告人陶勇的供述与辩解，2012年前后保安公司参加全国评先多次去北京办事，用过我儿子陶某的私车接送领导，保安公司副总经理徐某提出给陶某补贴油费。2012年上半年，我安排张某1办了一张油卡并定期给油卡充钱给陶某使用，当时我记得充了5000元钱。2013年年底，我又安排张某1办了一张油卡给我儿子使用。这两张卡是保安公司主油卡的副卡，上面的钱都是保安公司的公款。
（三）2013年10月，保安公司出资为襄阳市公安局警卫处购买一台丰田“普拉多”越野车。被告人陶勇在负责购车过程中，与经销商丰田销售公司协商以69万元成交，经销商多开3万元发票。在支付72万元购车款后，经销商以信息费的名义将3万元返至陶勇个人使用。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如下证据证实：
（1）保安公司银行账明细、丰田销售公司财务账，丰田销售公司于2013年9月27日收到购车定金1万元，由张某1刷卡支付。保安公司（尾号3802银行账户）于2013年10月14日向丰田销售公司支付68万元，2013年12月11日保安公司收到68万元退款；保安公司于2013年11月25日向襄阳市公安局警卫处转账72万元。
（2）张某1的银行账户明细及取款凭证，张某1的尾号7357银行账户于2013年11月14日转入3万元，11月25日张某1取出3万元；张某1的尾号7591的银行账户于2013年12月16日收到丰田销售公司打款3万元。
（3）丰田销售公司情况说明及财务凭证，2013年10月28日，客户陶勇到店商谈购买一台普拉多汽车，向销售经理提出以69万元价格成交，但按市价72万元转账并开具发票，留取3万元客户信息费。经内部审批，丰田销售公司同意，并于2013年12月16日以客户信息费的名义将3万元转到保安公司张某1的账户上。
（4）保安公司财务账及报销凭证，襄阳市公安局警卫处购车款72万元已在保安公司财务上报销。
（5）证人张某1的证言，2013年10月份左右，陶勇在家对我说，市局准备购买一台顶配的丰田普拉多越野车，让保安公司出钱，车价只要69万，丰田销售公司开72万的购车发票，报销后把多付的3万元提出来给他，让我去找丰田销售公司的邹某办手续。后来我交了1万元定金，又从保安公司工商银行账户转了68万元给丰田销售公司。
11月下旬，丰田销售公司通知车到了，但是发票上的购车单位必须和交款单位一致，因此陶勇又安排我给市局警卫处转账72万元，由警卫处向丰田销售公司付款。陶勇催我把多付的3万元交给他，我就在转给市局警卫处72万元的同时从保安公司备用金里拿了3万元现金先给陶勇。12月中旬，丰田销售公司退回68万元到保安公司账上，过了几天，又把3万元打到我的账户上，我再将这3万元补回备用金里。
（6）证人邹某的证言，2013年的时候，保安公司经理陶勇到丰田销售公司谈购车的事情，他看中了一辆丰田霸道，已经约定价格69万元。过了几天陶勇叫保安公司的出纳张某1过来刷卡交了定金。之后，陶勇过来找我说公司同意把购车发票多开3万元钱，并让我把多开的3万元退给他。公司收到购车款后，按照陶勇的要求将3万元钱打到保安公司出纳张某1的个人账户。
（7）被告人陶勇的供述与辩解，2013年10月份的一天，市局警卫处要购买一台顶配的丰田普拉多越野车，市局要求由保安公司出钱。我就找丰田销售公司朱总询问汽车的价格，朱总说市面统一售价72万，同意优惠3万元。他让我找销售人员邹某办理。
过了两天，我让张某1去丰田销售公司办理了买车的相关手续。2013年11月下旬，车到了，但是发票只能开付款单位，我安排张某1从保安公司账上又给市局警卫处转了72万元，由警卫处把72万元购车款付给丰田销售公司。大概是提车那两天，张某1将3万元现金交给我。
二、挪用公款事实
2010年4月，被告人陶勇在担任保安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安排张某1提取保安公司公款50万元借给单某用于收购酒店。单某于2010年6月25日归还30万元，同年7月6日归还20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如下证据证实：
（1）保安公司银行账户、张某1银行账户以及单某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凭证，保安公司尾号3802账户2010年4月26日转账55万元至张某1尾号9953银行账户，张某1于2010年4月28日从该账户取款50万元。2010年6月25日、7月6日张某1尾号9953银行账户分别现金存入30万元和转账存入20万元，7月6日该账户还款50万元至保安公司尾号3802账户。
（2）证人单某的证言，2010年4月下旬，我和堂弟合伙投资购买常春酒店，并已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但银行贷款到不了位，我找陶勇通过他从保安公司借50万元周转一下。陶勇让我直接跟张某1联系，两天后50万元就可以取出来给我。过了两天，我和张某1约好在工行长征中路支行门口见面，张某1把50万元取出来，直接在柜台给我了，我给她打了一张借条，内容是“今借到保安公司现金50万元”。2010年6月下旬，陶勇催我还钱，我抓紧凑了30万元现金还给保安公司。又过了10天左右，我按照张某1给我的工行账号转款20万元。这样，我就把50万元全部还给了保安公司。
（3）证人张某1的证言，2010年4月底，陶勇在他办公室对我说，他的一个朋友单某，想和别人合伙把常春酒店盘下来，银行贷款没到位，单某找他借50万元，就借2、3个月。陶勇安排我先把50万元从保安公司账上转到我自己的银行账户，再取现金给单某，不能让别人从账上看出来。我和单某约在工行长征路支行取款，并让他打了一张“借保安公司现金50万元”的借条。大概过了2个多月，陶勇通知我说单某借的50万元还没凑够，先还30万元，还有20万元晚几天还。随后，我和单某约在工行长征路支行见面，他当时还了30万元现金。过了几天，单某又把20万元转到我的卡上。
（4）被告人陶勇的供述与辩解，2010年4、5月份的一天，我的朋友单某与人合伙接手常春酒店，银行贷款没批下来资金不够，他找我从保安公司借50万元周转。随后我安排张某1从保安公司账上转了50万元到她自己的银行卡，再取现给单某，同时交代张某1要让单某打借条。张某1与单某办了取款、借款手续之后，回来跟我汇报了这件事，并将借条给我看了。单某借保安公司的50万元除了我和张某1，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是我个人决定的。
过了两个月的样子，我催单某还钱，单某先还给张某130万元，又过了不久，单某将剩下的20万元还给张某1，张某1最后把50万元一起从她的工行账户转到保安公司账户。
三、滥用职权事实
2012年6月，被告人陶勇根据襄阳市公安局局长夏某的指示，负责保安公司下属麒麟公司的对外转让，按照夏某的决定和安排，违反国有资产处置程序和相关规定，在未获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未经公开招标拍卖的情况下，擅自以保安公司名义委托鉴定机构对麒麟公司部分资产进行评估，伙同夏某以153.8万元的价格将麒麟公司转让给特定关系人经营，由二人实际控制并赚取利润，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经湖北省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采用资产收益法进行评估和鉴定，麒麟公司在鉴定基准日2012年6月26日整体资产价值为1131.2584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如下证据证实：
（1）麒麟公司注册信息、变更信息、营业执照，麒麟公司的基本情况。
（2）租赁协议，襄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与麒麟公司签订租赁协议，约定麒麟公司租赁车管所院内机动车检测厂房及一条摩托车检测线。
（3）襄阳市公安局局长办公会会议记录、麒麟公司转让请示报告、资产评估情况报告，2011年3月2日，夏某在市公安局局长办公会上，同意检测线交保安公司管理。2012年6月19日保安公司向市公安局书面报告，拟将麒麟公司整体转让；2012年6月29日保安公司对麒麟公司部分资产评估价值153.81万元的情况向市公安局书面报告。两份报告经过夏某签字同意。
（4）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麒麟公司股权变更资料，从2012年7月11日至2013年7月15日，经过三次股权变更，麒麟公司由保安公司持100%股份，最终变更为周某3（陈某之母）、江某（陶勇之外甥）各持股50%。
（5）湖北大维至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湖北大维至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麒麟公司委托于2012年6月28日对麒麟公司包括房屋建筑装修、设备设施在内的部分固定资产进行评估，在评估基准日2012年6月26日的评估价值为153.81万元。
（6）湖北省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意见，湖北省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受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武汉铁路运输分院委托，以2012年6月26日为基准日，采取收益法对麒麟公司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整体资产价值进行鉴定，鉴定标的在基准日的价值为1131.2584万元。
（7）陶勇的银行账交易记录及凭证、光彩公司银行账明细、百辰公司账户明细、转账支票及进账单，2012年6月28日从陶勇账户分数笔向光彩公司存入共计153.8万元，2012年6月29日光彩公司将153.8万元转账到保安公司武装押运分公司账户。2012年11月12日至11月21日，百辰公司账户存入数笔共计154万元，11月23日以两笔共计153.8万元转给光彩公司。
（8）胡某尾号4655建行账户明细、陈某尾号9945工行账户明细、陈贤友银行存款凭条、张某1向陈某银行汇款凭证，2013年5月3日至2014年7月8日期间，张某1共向陈某及陈贤友（陈某之父）账户转入323.72万元。
（9）证人张某1的证言，2012年6月陶勇跟我说，麒麟公司要推向市场，搞民营化，夏某指定将麒麟公司卖给光彩公司，要陶勇跟光彩公司负责人接洽转让的事情。麒麟公司形式上转让给光彩公司，实际上是夏某想跟陶勇一起接手，两人利润平分。麒麟公司的资产评估是153.8万元，夏某让他去凑钱，钱必须在6月28日之前到位。陶勇怕来不及凑够这些钱，让我按照这个数额先从保安公司拿一部分公款出来准备着，不能完全按照153.8万元这个数额准备，必须是分多笔取现不能转账。另一方面，陶勇和夏某也在凑钱。2012年6月26日，陶勇让我在工行长征中路支行开了一张户名陶勇，尾号1886的银行卡，方便汇款。我按照陶勇的安排，从保安公司在工行、农行、建行开设的不同账户先转到我的卡上，再通过我的卡取现，前后一共取了125万现金，存到陶勇该工行卡上备用。第二天，陶勇对我说，夏某让他再提供一个建行的账户，好把夏某凑的40万元打过来，这样我又到建行以陶勇的身份证新开了一张尾号6399的银行卡。
陶勇让我在银行柜台通过取现存现的方式，把153.8万元分几笔以陶勇名义存到光彩公司账上。2013年6月19日，陶勇告诉我，夏某要求以百辰公司的名义从光彩公司名下把麒麟公司接过去。陶勇让我具体办理变更登记的手续。
2012年7月至2014年7月两年间，麒麟公司经营状况很好，利润由陶勇和夏某对半分。每个月胡某制作好麒麟公司的“财务收支情况报告”，报告中写明当月收支情况和他们两人可分配利润，经夏某同意，陶勇就安排我和胡某取现金给陶勇转交夏某，后来取出现金后存到了夏某指定的陈某账户和陈贤友账户上。从2013年5月到2014年7月，给夏某那边分配的利润达三百余万元。
（10）证人倪某的证言，陶勇打电话叫我去夏某的办公室见面。我到了之后，夏某让陶勇介绍了麒麟公司的有关情况，说麒麟公司继续由保安公司来经营已经不合规了，想借我光彩公司的名义把检测站接过来，具体工作由陶勇跟我联系安排。之后签转让协议只是个形式，实际上就是借用我公司的资质走账，光彩公司并未实际出资，也不参与检测站的经营。陶勇后来又让我们签了个转让协议将麒麟公司由光彩公司转让给百辰公司，并把钱从账上倒腾了几遍。
（11）证人罗某的证言，襄阳市公安局车管所机动车检测站是2004年左右由原襄樊市财政出资建设，主办单位是市公安局车管所，国有性质。2011年初，公安部及有关部门下发文件要求公安机关不能直接从事机动车检测，2011年3月经市公安局决定由保安公司接手，保安公司出资成立麒麟公司经营检测站业务，并委派胡某担任公司法人。检测站整体移交后，保安公司投资160多万元新购置两条汽车检测线、新建了几间办公用房、添置了办公设备，于2011年6月底麒麟公司正式对外开展机动车检测业务。
大概运营了一年时间，按照上级机动车检测业务必须完全与公安机关脱钩，实行社会化的要求，2012年6月上旬的一天局长夏某要我把陶勇叫到市局来，在夏某的办公室，夏某要求保安公司尽快将麒麟公司转让出去搞社会化，并要求陶勇尽快拿出一个具体转让方案。之后，陶勇先后向市公安局提交《关于转让麒麟机动车检测公司的请示报告》、《襄阳市麒麟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我和夏局长在报告上签批同意。麒麟公司转让这件事没有上会讨论过，局长办公会也没有通过气，更没有问过我们的意见。转让的整个过程是局长夏某亲自过问，具体事项他直接安排陶勇操作。
（12）证人胡某（麒麟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证言，2011年3月，襄阳市公安局车管所机动车检测站整体移交给保安公司。为此，保安公司专门设立麒麟公司负责检测','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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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
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
（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
（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
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审判程序\":\"一审\",\"案号\":\"（2018）沪0115民初3989号\",\"不公开理由\":\"\",\"法院地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院省份\":\"上海\",\"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5d2b99ed-94de-472e-98cd-a8f00134ac65\",\"案件名称\":\"王艳与上海米源饮料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名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浦东新区\",\"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1\",\"诉讼记录段原文\":\"原告王艳诉被告吴某、上海米源饮料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米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原告申请撤回对被告吴某的起诉，经本院口头裁定予以准许。原告王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恺、被告米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华平、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527696000000)\\\/\",\"案件类型\":\"2\",\"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王艳与上海米源饮料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王艳与上海米源饮料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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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年）》\',Items:[{法条名称:\'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六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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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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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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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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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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