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13刑终225号
原公诉机关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姚多友，男，1970年7月4日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汉族，初中文化，桐乡市疏洁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浙江省绍兴市，户籍地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2002年12月6日因犯诈骗罪被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因犯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于2010年11月15日被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1年4月23日刑满释放。因涉嫌犯污染环境罪，于2015年6月16日被江苏省海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3日被泗洪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30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泗洪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竺子强，男，1969年2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兴化市，汉族，初中文化，桐乡市疏洁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监事，住江苏省吴江市，户籍地江苏省兴化市。因犯盗窃罪，于2003年10月30日被江苏省吴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10年4月20日被假释，假释考验期自2010年4月20日至2011年12月29日。因涉嫌犯污染环境罪，于2015年7月18日至同年7月20日被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临时羁押于苏州市吴江区看守所，同年7月21日被泗洪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4日被该局取保候审，同年12月31日被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取保侯审，2015年12月31日被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7月8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泗洪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蒋国华，男，1965年10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2012年6月19日因犯妨害公务罪被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因涉嫌犯污染环境罪，于2015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被绍兴市公安局袍江分局临时羁押于绍兴市看守所，同年11月3日被泗洪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6日被该局取保候审，同年12月31日被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7月1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2017年7月6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泗洪县看守所。
辩护人庄鑫蓓，江苏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辉，男，1976年8月13日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汉族，高中文化，桐乡市疏洁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住江苏省昆山市，户籍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因犯职务侵占罪，于2014年8月18日被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2015年1月27日刑满释放。因涉嫌犯污染环境罪，于2015年8月10日至同年8月11日被昆山市公安局羁押于昆山市看守所，同年8月12日被泗洪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该局取保候审，同年12月31日被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7月18日被本院决定取保候审，2017年7月6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泗洪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史桂军，男，1966年1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户籍地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因涉嫌犯污染环境罪，于2015年11月20日被泗洪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12月31日被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7月1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2017年7月6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泗洪县看守所。
辩护人徐裕建，江苏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方北，男，1963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市，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泗洪县。因涉嫌犯污染环境罪，于2015年4月25日被泗洪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12月31日被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7月1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2017年7月6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泗洪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田思玉，男，1952年7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枣庄市，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住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因涉嫌犯污染环境罪，于2015年4月25日被泗洪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5日被该局取保候审，2016年7月1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王培好，男，1967年7月4日出生于江苏省洪泽县，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洪泽县。因涉嫌犯污染环境罪，于2015年4月25日被泗洪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5日被该局取保候审，同年12月31日被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7月1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顾国兵，男，1965年12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海安县，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海安县。因涉嫌犯污染环境罪，于2015年8月5日被泗洪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3日被该局取保候审，2016年7月1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吉基海，男，1981年8月3日出生于江苏省海安县，汉族，大专文化，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海安县。因涉嫌犯污染环境罪，于2015年8月5日被泗洪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12月31日被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7月1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吉敏辉，男，1978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海安县，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海安县。因涉嫌犯污染环境罪，于2015年8月5日被泗洪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12月31日被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7月1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李自林，男，1955年8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海安县，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海安县。因涉嫌犯污染环境罪，于2015年8月5日被泗洪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12月31日被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7月1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翟玉合，男，1972年4月8日出生于安徽省利辛县，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住浙江省余姚市，户籍地安徽省利辛县。因涉嫌犯污染环境罪，于2015年10月23日至同年10月26日临时羁押于江阴市看守所，同年10月26日被被泗洪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11日被该局取保候审，2016年7月1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同年12月31日被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7年7月6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泗洪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倪永法，男，1966年2月24日出生于浙江省，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住浙江省。因涉嫌犯污染环境罪，于2016年2月21日至2月24日被桐乡市公安局临时羁押于桐乡市看守所，同年2月21日被泗洪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7日被该局取保候审，同年3月14日被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7月1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姚多友、竺子强、杨辉、蒋国华、史桂军、田思玉、王方北、王培好、顾国兵、吉基海、吉敏辉、李自林、翟玉合、倪永法犯环境污染罪一案，于2017年7月10日作出（2016）苏1302刑初58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姚多友、竺子强、杨辉、蒋国华、史桂军、王方北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宿迁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马秀玉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姚多友、竺子强、杨辉、蒋国华、史桂军、王方北及上诉人蒋国华的辩护人庄鑫蓓、上诉人史桂军的辩护人徐裕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5年1月至同年3月间，被告人姚多友、竺子强及陈某1、陶某1（另案处理）为牟取非法利益，共同预谋并出资成立桐乡市疏洁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疏洁公司），从事非法处置工业污泥业务。该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办理工商注册，登记股东为被告人姚多友、竺子强。其中，被告人姚多友担任法定代表人负责联系污泥来源、倾卸地点，被告人竺子强担任监事参与联系倾卸地点。后被告人杨辉经陈某1介绍于2015年4月上旬加入该公司并负责在码头上对污泥称重及记录公司账务。被告人姚多友于2015年3月至同年6月间联系被告人翟玉合、蒋国华、史桂军、倪永法等人向浙江10余家企业收购印染工业污泥及含氟废水工业污泥，其中被告人翟玉合、蒋国华、史桂军、倪永法等人明知自己及疏洁公司无处置涉案工业污泥能力的情况下，为获取非法利益仍将所收购工业污泥以明显低价交由疏洁公司处置。其中被告人翟玉合收集浙江百瑞印染有限公司污泥1042吨，被告人倪永法收集百力达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含氟废水污泥616吨，被告人蒋国华、史桂军二人共同收集绍兴华夏印染有限公司、绍兴县众诚印染有限公司、绍兴永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绍兴宏福印染有限公司污泥计1683余吨，被告人蒋国华还单独收购浙江绍兴新三江印染有限公司、绍兴柯桥区犇牛无水印染科技有限公司污泥计309余吨。2015年3月至同年6月间，被告人姚多友在未办理跨省转移工业污泥手续的情况下，单独或伙同被告人竺子强、杨辉等人将从被告人翟玉合、蒋国华、史桂军、倪永法等人处收购的工业污泥计5540吨通过他人从浙江省桐乡市等地通过水运运至江苏省阜宁县、泗洪县、海安县无处理能力的窑厂、砂石厂及坑塘等地，在未采取任何防止污染措施的情况下进行倾卸、丢弃，造成环境污染。经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评估，致公私财产损失共计人民币286万余元。分述如下：
1.2015年3月至同年4月间，被告人姚多友以疏洁公司名义联系收购工业污泥，被告人竺子强等人联系已停产的阜宁县东沟砖瓦厂负责人李某2（另案处理），并确定污泥倾卸地点。后李某2在明知砖瓦厂没有处置涉案工业污泥能力的情况下，为牟取利益，将1260吨工业污泥非法倾卸、丢弃在东沟砖瓦厂，致公私财产损失人民币62万余元。在此期间，被告人杨辉明知工业污泥是毒害性物质且疏洁公司无处置污泥能力，仍加入该公司参与经营，并对其中610吨工业污泥过磅、记录公司帐务，放任该批工业污泥跨省非法转移处置，造成公私财产损失人民币30万元。
2.2015年4月间，被告人姚多友以疏洁公司名义联系工业污泥，由被告人杨辉负责过磅、记录，被告人竺子强作为公司监事及股东参与公司污泥处置。后被告人姚多友指使被告人田思玉帮助处置污泥。被告人田思玉联系已停产的泗洪县陈圩乡何邵窑厂的负责人即被告人王方北接收处置。期间，被告人王培好明知涉案工业污泥是毒害性物质，为赚取运费仍使用货船从浙江省桐乡市为被告人姚多友等人运输490吨工业污泥至泗洪县码头。被告人田思玉、王方北在无处置涉案工业污泥能力的情况下，为牟取利益将污泥非法倾卸、丢弃在泗洪县陈某2乡何邵窑厂等地，致公私财产损失人民币57.3万余元。2016年4月26日，该倾卸、丢弃行为被公安机关查获，被告人杨辉、竺子强及陶某1、陈某1陆续离开疏洁公司。
3.2015年5月至同年6月，被告人姚多友在泗洪县公安机关已查处其违法倾卸、丢弃工业污泥涉嫌犯污染环境罪的情况下，仍更换处置地点，继续安排他人用货船先后将3790吨工业污泥运至海安县倾卸、丢弃。其中，被告人姚多友指使被告人顾国兵帮助联系组织非法处置工业污泥。被告人顾国兵联系了被告人吉基海，被告人吉基海又联系了被告人吉敏辉。被告人顾国兵、吉基海、吉敏辉为牟取利益将其中1065吨工业污泥非法倾卸、丢弃在海安县新通扬运河曲塘镇万庄村十二组河段南岸坑塘，致公私财产损失人民币47万余元。被告人顾国兵此后又联系了被告人李自林，二人为牟取利益由被告人李自林将350吨工业污泥倾卸在海安县志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内（即大公窑厂），致公私财产损失人民币15.4万余元。后被告人姚多友又直接联系被告人李自林，被告人李自林为牟取利益，又将1130吨工业污泥非法倾卸、丢弃在大公窑厂内，致公私财产损失人民币50余万元。被告人姚多友还试图将1245吨工业污泥运至大公窑厂倾卸，因运输河道较窄，临时倾卸在海安镇南通环亚建材有限公司（即黄某砂石厂），因被查处而未能运输至大公窑厂，致公私财产损失人民币55万余元。
原审另查明，被告人姚多友等人非法处置的工业污泥含被告人蒋国华、史桂军、翟玉合、倪永法收购的印染污泥及含氟废水污泥。其中蒋国华、史桂军、翟玉合、倪永法将非法收购的工业污泥交由被告人姚多友等人非法处置，其分别致公私财产损失102万余元、87万余元、53万余元、31.9万余元。阜宁、泗洪、海安三地环境保护局委托苏州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及上海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倾卸地点污泥进行检测，涉案工业污泥中检测出汞、铬、砷等毒害性重金属。
原审还查明，被告人姚多友、竺子强、杨辉、田思玉、王培好、翟玉合、倪永法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被告人蒋国华、史桂军、王方北、吉基海、吉敏辉、李自林、顾国兵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姚多友、杨辉、蒋国华、史桂军、田思玉、王方北、王培好、顾国兵、吉基海、吉敏辉、李自林、翟玉合、倪永法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顾国兵归案后还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案发后，被告人王培好、顾国兵、吉基海、吉敏辉、李自林、蒋国华、史桂军、倪永法各获利1.5万元、4.2万元、0.35万元、0.35万元、2.5万元、9万元、2.5万元、2.68万元。在原审法院审理阶段，被告人王培好、顾国兵、吉基海、吉敏辉、李自林、翟玉合、蒋国华、史桂军、田思玉、倪永法为修复生态环境分别交纳生态修复费用4.5万、6万、4万、3.5万、5.5万、5万、1万元、1万元、4.85万、4万。
原审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一）书证
1.发破案经过、归案经过说明、羁押证明、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移送书、立案决定书等书证：证明发破案、被告人的归案及羁押等情况。
2.涉案人员户籍信息及被告人前科查询、刑事判决书、刑满释放证明等证据：证明涉案人员的身份及被告人的前科情况。
3.疏洁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股东会决议、法定代表人等工商登记材料：证明疏洁公司自2015年3月17日成立，设立登记股东为姚多友、竺子强，姚多友为法定代表人，竺子强为监事。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废水、废物、污泥、印染污泥、一般污泥处理技术的服务及污水、污泥清理的咨询服务。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增值税发票、浙江省污泥利用处置转移联单、固体废物处置合同、电子银行交易回单等书证：证明百力达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经营范围、环境影响报告，其通过他人委托疏洁公司处置工业污泥等情况。
5.企业法人注销核准通知书：证明阜宁县东沟砖瓦厂于2015年5月25日被核准注销的情况。
6.海安县环境监察大队出具的调查报告：证明姚多友运送工业污泥到江苏省海安县的数量，其中在南通环亚建材有限公司（黄某砂石厂）倾卸工业污泥为1240吨。
7.光大环保（宿迁）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出具的处置说明、增值税发票、陈圩乡人民政府出具何邵村固体废弃物处置情况说明及处置费用明细等书证：证明对泗洪县陈圩乡何邵村等地倾卸的工业污泥应急处置的花费情况。
8.阜宁、海安环境保护局提供的情况说明等证据：涉案砖瓦厂、窑厂、砂石厂无处置一般固体废物的环评手续及能力。涉案工业污泥跨省转移未取得环保部门批准。海安环境保护局还证明南通联发热电有限公司处置费用根据处置成本、运费以及开票费用等市场因素考虑处置污染费用。
10.泗洪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案发时何绍窑厂已长期停产，该窑厂为轮窑，属于落后生产工艺，未配套相应的污染防治设施，未取得环保部门一般工业固废许可。该局未收到涉案污泥的转移手续。同时证明该局在综合考虑处置能力、运输成本及风险等因素，选择南通联发热电有限公司给予报价等进行委托评估。
11.暂扣款专用收据：证明公安机关暂扣倪永法等人违法所得情况。
12.社区矫正机构调查意见：证明对被告人在社区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评估的意见。
13.生态修复资金票据：证明涉案被告人交纳生态修复资金的情况。
（二）勘验、辨认笔录及照片
1.阜宁县公安局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证明阜宁县东沟砖瓦厂被倾卸工业污泥的现场情况。其中砖瓦厂厂房的南侧有南北长15米、东西宽10米、高1.5米的灰褐色堆状物，在砖瓦厂的加工车间的南侧有南北宽10米、东西长16米、高0.8米的灰褐色堆状物。
2.泗洪县公安局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证明泗洪县陈圩乡何绍村现场堆放散发酸味气味的黑色污泥状固体情况。其中何邵窑厂东侧水泥路旁有2堆污染物：堆放范围分别为70m×8m、25m×5m；半城镇沙场码头上1堆：堆放范围为6m×4m；何邵小区东侧4m、水泥路东侧路边2堆：堆放范围分别为8m×4m、6m×4m；另濉河闸管理站南侧货船等地有少量泥状物质。
3.海安县公安局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证明工业污泥被运至海安县曲塘镇、大公镇、海安镇被倾卸的现场情况。（1）海安县新通扬运河曲塘镇万庄村十二组河段南岸现场：河岸边东西约60米、南北约30米区域范围内堆积灰褐色泥状物，该片泥状物内夹杂有白色编织袋；（2）海安县大公镇贲巷村二十五组海安县志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大公窑厂）内现场：公司西南角靠码头的河岸边堆积有褐色泥状物；（3）海安县海安镇新丰村十八组南通环亚建材有限公司内现场：公司内西部靠河岸为码头，其余部位为场地，其中在场地最北端堆放褐色泥状物。
4.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王培好、王方北、田思玉、竺子强、李自林、吉基海、吉敏辉辨认现场的情况。
（三）检测、评估报告
1.检测报告、资质认定书等证据：证明苏州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及上海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在江苏阜宁县、泗洪县、海安县被倾卸地的工业污泥中检测出汞、铬、砷等重金属。
2.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出具的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技术报告、资质材料、鉴定意见通知书等证据：证明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经泗洪县环境保护局委托对本案应急处置费、固体废物处置费、事务性费用采用加权平均的方式进行评估。其中应急处置费70.9995万元，固体废物处置费215.7804万元，事务性费用即本案评估费用15万元。
3.评估技术报告鉴定人贺某（系鉴定专家组组长，教授职称，研究领域为环境工程）出庭说明情况：涉案工业污泥是毒害性物质，贮存、运输、处置都要求有一定的标准，目的是为了减少对环境的危害。处置工业污泥需要资质和能力，标准较严格，污染物对环境的危害包含已产生的实质性危害也包括产生的污染风险，二者都属于污染环境。报告中处置价格来源于委托方泗洪县环境保护局提供的材料，处置价格为市场价，包含污泥本身处置费用及处置尾气等费用。倾倒工业污泥会污染周边土壤，在计算损失时考虑10%受污染的土壤重量。应急处置是为了降低对环境的污染，泗洪当地部门为降低污染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两次检测并进行应急处置。鉴定报告采用加权方式进行评估，便于司法机关从污染手段、污染数量等各方面考虑案件，确定每个人应承担的责任，更科学合理。
（四）书证
笔记本二本：证明杨辉记录的污泥重量及公司往来帐务情况。庭审经杨辉辨认系2015年清明后到公司上班并在码头记帐至同年4月26日。其辩解清明前的内容是其抄写整理以前的记账。
（五）证人证言
1.证人沈某1、华某、王某1、王某2、郑某、宜俊峰、邵某、赵某1、张某等人证言证明：其分别系浙江省百力达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永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百瑞印染有限公司、浙江绍兴永利印染有限公司、浙江绍兴华夏印染有限公司、浙江绍兴柯桥区犇牛无水印染有限公司、浙江绍兴天成印染有限公司、绍兴宏福印染有限公司、浙江绍兴众诚印染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污泥处置工作的人员，其公司在2015年上半年间通过倪永法、蒋国华、史桂军、翟玉合等人将工业污泥委托给疏洁公司处置的重量、价格等情况。
2.证人邓某、邹某的证言：证明经姚多友安排从浙江运输污泥到江苏省阜宁县东沟镇，两人运输污泥分别为610吨、650吨。
3.证人舒某的证言：证明东沟砖瓦厂老板李某2于2015年5月至同年6月间运送工业污泥到东沟窑厂的情况。同时证明砖瓦厂于2014年夏天停产。
4.证人蒋某（阜宁县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东沟砖瓦厂在其管辖范围内，该厂至2015年4月已停产两年。
5.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明2014年底其介绍竺子强、陶某1等人与江苏省阜宁县东沟砖瓦厂的负责人ＸＸＸ认识并商谈处置污泥的情况。同时证明其砖瓦厂草长半人高，很久没有生产。
6.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王方北让其运送污泥到泗洪陈圩乡何绍村窑厂倾卸的情况。
7.证人赵某2的证言：证明其与丈夫王培好为牟利到浙江省桐乡市为姚多友运送约500吨工业污泥到泗洪县陈圩乡何绍村，姚多友不但不收货款还付钱给人家，认为里面肯定有问题。王培好还提供银行卡代姚多友支付货款给他人，王方北称污泥送至窑厂填土坑。
8.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王方北安排人将一车黑色粘稠状有刺鼻味的泥倾卸在陈某2乡家西边的水沟里。
9.证人刘某2、魏某1、孙某1、金某等人证言：证明刘某2联系魏某1、金某、孙某1等人从泗洪县半城码头运送工业污泥到何绍村窑厂等情况。
10.证人刘某3、种攀峰（分别时任泗洪县半城镇洪安村书记、陈圩乡何绍村主任）的证言：证明运到王方北窑厂的物质有刺鼻气味。证人种攀峰还证明其窑厂当时已停产，部分污泥被倾卸在村部东边路上。
11.证人周某、王某3、徐某、薛某、丁某、杜某、付某、顾某、孙某2（均系船主）证言：证明2015年约5月份，其经姚多友等人联系，从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码头用船装污泥运到江苏省海安县曲塘镇坑塘、大公窑厂、黄某砂石厂的重量等情况。证人周某等人同时证明污泥有臭味。
12.证人马某、洪某等人证言：证明经吉敏辉等人联系，工业污泥被倾卸在海安县曲塘镇万庄村十二组通扬河附近坑塘的情况。证人洪某等人同时证明被倾卸的污染物不同于一般泥，烂烂的，有恶心刺鼻的臭味。
13.证人黄某（海安县黄某砂石经营部负责人）的证言：证明被告人姚多友于2015年6月从浙江运送污泥到大公窑厂，因该窑厂没法卸货，将约1100吨污泥卸在其砂石厂作为中转地。污泥是黑色，太阳一晒就发黄有臭味。
14.证人夏某证言：证明姚多友于2015年5月用其在浙江省德清新市镇的码头卸污泥并用船只转移污泥到江苏的情况。
15.证人陶某2的证言：证明其于2015年3月到疏洁公司开车，姚多友等人收集污泥运到码头，然后用船把污泥拉走。
16.证人沈某2的证言：证明其为疏洁公司出纳，公司只能提供污泥清理的技术咨询服务，没有处置资质。姚多友等人负责联系业务。
17.证人陈某1的证言：其是疏洁公司隐名股东之一，2015年正月与姚多友、竺子强、陶某1商量做污泥生意，将污泥弄到江苏砖瓦厂。后为做污泥生意，姚多友提出注册公司，目的是为了能与印染厂签合同，公司没有资质和能力处置污泥。其明知印染污泥是污染物参与公司经营，在桐乡码头指挥运污泥车辆卸货，到阜宁和竺子强参与处置公司事情。污泥来源、运输车队、码头、船只、倾倒地点由姚多友联系，竺子强参与公司经营，商谈合同、到倾倒地点查看。在泗洪出事后，其与竺子强等其他股东离开公司，姚多友另找码头继续做污泥生意。其介绍杨辉入股公司，入股时告诉杨辉印染污泥是污染物及公司处置污泥的获利方式。公司的第一船污泥有五六百吨，是2015年3月在杨辉未入股的情况下发往阜宁。
18.证人陶某1的证言：证明其是疏洁公司隐名股东之一，公司未办理环评手续，无资质和设备处置工业污泥。公司注册前就已确认好业务，收集桐乡周边的印染厂的污泥用船运送到东沟窑厂等地进行处置，因印染污泥含有重金属等物质，姚多友强调污泥不能倒进水里。成立公司的目的是为了与印染厂签合同，入股时谈到赚钱股东均分。公司里竺子强找窑厂处置污泥，杨辉在码头记账过磅，陈某1有一周时间在公司里参与经营。其与竺子强、陈某1到东沟砖瓦厂与李某2商谈处置污泥情况，该砖瓦厂没有资质处置印染污泥，去时是停产状态。听姚多友说污泥是晚上送到码头。还证明在公司办理营业执照前有一船污泥发往阜宁。竺子强在泗洪出事后离开公司。
（六）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
1.被告人翟玉合、蒋国华、史桂军、倪永法的供述：证明其与疏洁公司均无处置污泥的能力，仍从浙江的印染污泥等企业以每吨200余元的价格收集印染污泥或含氟废水污泥，以每吨约100元的价格给姚多友，从中赚取差价。被告人蒋国华、史桂军还供述其合伙收集部分企业的印染污泥等情况。被告人翟玉合、蒋国华、倪永法等人还供述姚多友告知将污泥运到江苏的砖瓦厂处置，砖瓦厂若处置这些污泥需环评达标有处置能力。蒋国华、翟玉合明知姚多友在泗洪出事且更换码头的情况下，仍继续为其提供工业污泥。
2.被告人田思玉、王方北、王培好供述：证明2015年4月间，田思玉联系王方北帮姚多友处置工业污泥，王培好从桐乡通过船只运输490吨污泥到泗洪县，后被送到陈圩乡何邵村王方北的窑厂进行倾卸。三人均明知涉案污泥是毒害性物质，其中王培好在运货时发现是工业污泥不同意运输，后在姚多友增加运费的情况下为其运输，还提供银行卡代姚多友支付他人费用。被告人王方北还供述其窑厂没有能力处置涉案污泥，倾倒时有刺鼻味。
3.被告人顾国兵、吉基海、吉敏辉供述：证明姚多友联系顾国兵处置污泥，顾国兵联系吉基海，吉基海又联系吉敏辉，其明知涉案污泥是污染物仍通过他人将1000余吨工业污泥倾卸在海安县曲塘镇通扬河附近。被告人顾国兵还供述其通过大公窑厂老板李自林倾卸一船污泥到大公窑厂。
4.被告人李自林供述：证明其系海安县志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即大公窑厂老板。2015年6月，顾国兵通过他人为姚多友运300余吨印染污泥倾卸在大公窑厂，后姚多友又与其联系倾卸1000余吨工业污泥。大公窑厂没有处置一般固体废物的资质和能力，其不懂得如何处置，更不懂得如何防止这些污泥污染环境。同时供述其窑厂处于半停产状态。
5.被告人姚多友供述：证明疏洁公司是2015年3月设立，无处置工业污泥能力，公司有姚多友、竺子强、陈某1、陶某1、杨辉5个股东。其通过倪永法、蒋国华、史某、翟玉合联系浙江污泥企业，竺子强主要联系砖瓦厂等地方处置污泥，杨辉后加入公司在码头上收货、记帐。污泥是印染厂污泥和太阳能厂的含氟污泥，从厂家的废物池里挖出来上车拖运上船，对人体和环境有害，因当地环保部门查得紧及处置要价高故拖到江苏远的地方。并通过田思玉、李某2、顾国兵、李自林等人将污泥分别倾卸在江苏省阜宁县东沟砖瓦厂、泗洪县陈某2乡窑厂、海安县曲塘镇坑塘及大公窑厂等地。运输污泥未到环保部门办理转移审批手续。在泗洪倾卸被公安机关查到，竺子强及公司里其他人陆续退股。蒋国华、翟玉合等人明知其泗洪出事仍向其提供污泥。
6.被告人杨辉的供述：证明疏洁公司获利方式是从企业弄来污泥低价处置从中赚取差价。其经陈某1介绍于2015年4月上旬出资到疏洁公司上班。该公司无处置污泥的设备及能力，姚多友安排其在码头上给拖污泥的汽车过磅，其记录污泥厂家、介绍人、车牌号、重量，同时记公司日常开销流水帐。污泥基本上都是下午五六点以后送过来，有点像化肥的味道。知道污泥拉到江苏砖瓦厂并支付砖瓦厂负责人相关违约金和运费，在其正式到公司之前已有一船污泥发货到阜宁。在泗洪倾卸污泥出事后公司里其他人均离开公司，竺子强在此之前一直参与公司经营，在泗洪出事时还在阜宁看卸污泥情况，在出事后，姚多友派其到泗洪现场及办案机关了解情况。
7.被告人竺子强的供述及辩解：证明疏洁公司只能提供处置工业污泥的咨询服务，没有资质、设备处置污泥。姚多友找企业谈合同、联系污泥来源、车辆、船只，负责收、付款，杨辉在码头给污泥记重量同时记公司帐务。其通过陶某1等人联系东沟砖瓦厂，介绍砖瓦厂负责人李某2给姚多友认识并参与商谈价格，其与陈某1到阜宁看卸污泥情况。同时辩解，注册公司是姚多友借用其身份证，入股资金也是借给姚多友使用，其在公司只是帮姚多友打工不参与经营。其于2015年3月就已离开公司，未参与泗洪倾卸污泥行为，姚多友是在泗洪倒污泥出事后安排其到泗洪了解情况。
原审认为，被告人姚多友、竺子强、杨辉违反2013年6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有关规定，为牟取非法利益，注册成立仅有技术咨询性质的疏洁公司，未经依法办理跨省运输转移审批手续，将收集的含有毒害性物质的工业固体废物，以低价交给不具备处置能力且未正常生产的砖瓦厂等企业，擅自倾卸、丢弃在厂区及其周边土地，导致污染环境后果的发生；被告人蒋国华、翟玉合、史桂军、倪永法明知姚多友、竺子强等人及其设立的疏洁公司无能力处置工业固体废物，为牟取私利赚取差价，将含有毒害性物质的工业固体废物提供给该公司并放任该批工业固体废物转移至省外倾卸、丢弃；被告人田思玉、顾国兵、吉基海、吉敏辉、王方北、李自林、王培好明知涉案工业固体废物含有毒害性物质，为获取不当利益，仍积极帮助联系接收人员、或提供场地及人员实施倾卸丢弃行为，或参与运输，其行为共同导致了污染环境后果的发生。被告人姚多友等14人累计收集、运输、倾卸及丢弃5540吨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致公私财产遭受损失，经评估达286万余元，各人所参与非法处置工业固体废物致使公私财产损失均在三十万元以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环境污染司法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其中，被告人姚多友、竺子强、蒋国华的非法处置行为致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属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杨辉、翟玉合、史桂军、倪永法、田思玉、顾国兵、吉基海、吉敏辉、王方北、李自林、王培好的非法处置行为致公私财产的损失在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属严重污染环境。公诉机关指控本案污染环境行为造成公私财产损失合计301万余元，因本案评估费用15万元不属于《环境污染司法解释》中第十四条第四款“公私财产”损失的范围，对被告人姚多友等14人各自加权平均后的评估费用予以扣除，即造成公私财产损失合计286万余元。杨辉参与非法处置1100吨，其实际造成的公私财产损失应为87.3万余元，其犯罪情节属严重污染环境。被告人姚多友等14人分别与他人共同故意实施部分犯罪，系共同犯罪。其行为相互结合最终造成污染环境后果的发生，应根据各被告人实际参与非法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数量及造成的公私财产的损失金额，区分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予以处罚。被告人蒋国华、史桂军、王方北、吉基海、吉敏辉、李自林、顾国兵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被告人姚多友、杨辉、田思玉、王培好、翟玉合、倪永法虽不具有主动投案的情节，但归案后亦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被告人顾国兵归案后还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系立功。依法对上述被告人从轻处罚。被告人姚多友、竺子强、杨辉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在刑罚执行完毕五年内又故意再犯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本案涉及10余家企业5540吨的工业污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所调整的工业固体废物，法律对工业固体废物的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均有严格规定。跨省转移固体废物应经省级环保部门批准，处置工业固体废物需经过正规程序。工业固体废物若不经过正规处置随处堆放，将沿着污泥->土壤->农作物->人体的路径迁移，并会对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及生态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印染污泥含有大量染料和印染助剂等化学残留物，并富集印染废水中的各种重金属；含氟工业污泥的主要成分是氟化钙，氟化钙微溶于水，若处置不当极易引起污染，使地表水氟化物浓度增加，致地下水含氟超标。工业污泥中的汞、砷、铬等重金属及其化合物，大多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其在环境中具有富集性难以降解。污染物堆放的时间越长、面积越大、对环境影响越大，治理更困难。被告人姚多友等14人为牟取利益，分别作为工业固体废物的接收人、介绍人、运输人、非法处置人，上下协作相互结合形成利益链条，导致5540吨工业固体废物被非法倾卸、丢弃。鉴于被告人王培好、顾国兵、吉基海、吉敏辉、李自林、翟玉合、蒋国华、史桂军、田思玉、倪永法有修复环境的意愿并自愿交纳生态修复费用；被告人王培好、顾国兵、吉基海、吉敏辉、李自林、蒋国华、史桂军、倪永法在公安机关退出违法所得；酌情对上述被告人从轻处罚。被告人李自林、顾国兵、吉基海、吉基辉、王培好、田思玉、倪永法认罪悔罪，适用监外刑对所在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依法对其适用缓刑。
综上，原审法院综合各被告人参与的犯罪数额、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及认罪悔罪态度等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第一、三款，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九项、第三条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姚多友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竺子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被告人蒋国华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五千元；被告人杨辉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史桂军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李自林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被告人顾国兵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田思玉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翟玉合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吉基海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被告人吉敏辉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被告人王方北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被告人王培好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倪永法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禁止被告人田思玉、王培好、顾国兵、吉基海、吉敏辉、李自林、倪永法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等相关活动；没收蒋国华、李自林、翟玉合、王培好、顾国兵、吉基海、吉敏辉、史桂军的违法所得计人民币二十三万零八百元，上缴国库。
上诉人姚多友上诉称：1、请求法院将部分同案人员欠姚多友的污泥款和违法所得追回作为姚多友缴纳的环境修复金；2、王方北、田思玉向姚多友提供虚假信息，李某2、竺子强、陈某1等人使用虚假信息，不应对在阜宁和泗洪倾卸污泥的行为承担责任，且污泥只是含有重金属，不是有毒物质，与厂家签订合同时要求污泥不含有毒物质的重金属，厂家提供的污泥含有有毒物质的重金属，应由厂家承担主要责任，污泥也得到了及时处理，未造成二次污染；3、污泥的数量也不符合事实，鉴定的价格过高，要求重新进行鉴定；4、姚多友在本案中仅起到介绍场地的作用，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悔罪。综上，请求二审从轻处罚。
上诉人竺子强，其只是公司挂名股东，很少到公司去，公司的事情姚多友一人决定，也不与其他人商量。公司是有营业执照的，竺子强并不知道从事的事情会涉嫌违法犯罪，主观上没有犯罪的故意。从未参与在泗洪县陈某2窑厂倾倒污泥的事情，只是案发后接姚多友指派到泗洪县公安局派出所了解情况，通过了解才知道从事的事情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如果客观行为确实涉嫌犯罪，仅应对阜宁县东沟砖瓦厂倾倒污泥行为负责。综上，一审量刑较重，请求从轻处罚。
上诉人蒋国华上诉称，蒋国华系初犯，没有前科，能如实供述，认罪、悔罪，一审对蒋国华的量刑过重，请求二审从轻处罚；蒋国华对社会不具有危害性，且家庭困难，请求对蒋国华适用缓刑。
上诉人蒋国华辩护人还提出，蒋国华主观恶性较小，只是为了做生意赚取差价，主观上对犯罪并无明确认识；蒋国华只是负责收集污泥，对最终如何处理并不知情，没有参与过对污泥的具体处置行为，处置不当的行为是姚多友进行的，应认定蒋国华为从犯；蒋国华认罪、悔罪，愿意承担环境修复费用。综上，建议对蒋国华适用缓刑。
上诉人杨辉上诉称，认定其犯污染环境罪证据不足，杨辉主观上无共同犯罪的故意，其后加入公司，仅负责对公司的污泥称重记账，事先未参与预谋，且对倾倒行为不知情。现认罪悔罪，请求二审从轻处罚，适用缓刑。
上诉人史桂军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只认识同案犯蒋国华一人，一审认定姚多友联系蒋国华、史桂军等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没有参与过收购污泥，上诉人仅介绍过4家企业给蒋国华认识，是蒋国华与企业商谈的，且蒋国华告知上诉人收购的污泥是拉到江苏烧砖用的。上诉人在本案中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具有自首、退回非法所得、缴纳环境修复费用、认罪悔罪等情节，应从轻、减轻处罚；上诉人介绍给蒋国华的4家企业，均已主动退还相应款项，降低了社会危害性，应对上诉人从轻处罚。综上，请求二审从轻处罚，适用缓刑。
上诉人史桂军辩护人还提出，史桂军案发前根本没听说过疏洁公司，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明知自己及疏洁公司无处置涉案工业污泥能力”属于事实错误；史桂军仅是介绍4家企业给蒋国华，并未参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且蒋国华告知史桂军收购的污泥是拉到江苏去烧砖的，史桂军并不知道收购的污泥会被非法倾倒；史桂军在本案中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还具有自首、退违法所得、缴纳环境修复费用、认罪、悔罪等减轻、从轻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一审对史桂军的量刑较重，请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一审中《关于史桂军审前社会调查情况说明情况说明》是绍兴市越城区司法局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作出的，以史桂军在该区无房产，流动性较大而认定史桂军不适宜在越城区接受社区矫正，但越城区仅是史桂军临时暂住地，史桂军的户籍所在地是绍兴市嵊洲市鹿山街道大浦桥塘湖山22号，史桂军在该地有固定住所，该地属于史桂军的长期固定居住地，请求对史桂军重新进行社会调查。
上诉人王方北上诉称，上诉人不知道煤渣是污染物，只是好心为对方提供存放地点，并未得到任何回报。在知道是污染物后立即到派出所自首，并交了两万元。货主、船主明知运输的物质有污染，却被判决无罪，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不公。
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检察院出庭履行职务的公诉人出示泗洪县公安局陈某2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2015年4月24日，上诉人王方北协助泗洪县公安局陈某2派出所民警抓获同案犯王培好和田思玉。公诉人认为：1、原审判决认定姚多友等14人犯有污染环境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认定姚多友倾卸工业污泥5540吨有姚多友不持异议的记账本、部分企业的污泥转移单据、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还有参与运输的船主、倾卸地点负责人及其他同案犯的供述，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姚多友等人实施倾卸污泥5540吨的事实；3、关于竺子强提出未参与泗洪倾卸污泥的辩解，经查，竺子强、姚多友等人于2015年1月参与商量非法处置工业污泥生意，并于2015年3月出资成立疏洁公司，并登记为股东，其主要责任联系污泥倾卸地点，并积极参与公司经营，一直持续到泗洪倾卸污泥。其成立公司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处置工业污泥，该处置事实发生在其参与疏洁公司经营活动的过程中，未超出其主观故意，故竺子强应对泗洪倾卸污泥的非法行为承担刑事责任；4、关于杨辉参与非法处置工业污泥的重量及实际造成公司财产损失的情况，因杨辉到疏洁公司前已经有650吨污泥运往阜宁县，故一审将650吨予以扣除，按照杨辉到公司后参与的数额计算，其实际造成的损失为87.3万元，事实清楚；5、关于蒋国华、史桂军行为的定性。从证据可知，二人明知姚多友、竺子强等人设立的疏洁公司无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资质和能力，为牟取私利赚取差价，将含有毒害性物质的工业固体废物提供给疏洁公司，并放任该批工业固体废物转移至省外倾卸、丢弃。蒋国华自行收集印染污泥约','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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