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粤高法民一提字第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伟棠，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代理人：李治安，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硕一，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荣信，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州市春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杨荣信，董事长。
一审被告：广州市花都恒隆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潘东有，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治安，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硕一，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广州市花都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赖建忠，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朱伟棠因与被申请人杨荣信、广州市春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春庭公司）、一审被告广州市花都恒隆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恒隆公司）、一审第三人广州市花都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花都一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穗中法民四终字第3621号及（2007）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后决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一审的诉辩意见
杨荣信、春庭公司起诉称：杨荣信与朱伟棠于2001年7月18日签订《合作购房合同》，约定共同购买广州市中山一路51号综合楼及连体厂房。合同签订后，杨荣信、春庭公司已支付朱伟棠购房款26969000元。后经双方协商同意，于2003年4月22日签订了《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双方确认朱伟棠于2002年9月30日之前已收取了杨荣信、春庭公司用该抵押物担保取得的购房款共26969000元，以及杨荣信为此付出的利息和费用44031000元，合计3100万元。约定由朱伟棠全部归还杨荣信、春庭公司此款项，或者将其中3000万元迳付杨荣信、春庭公司的债权人广州市梅雁工贸有限公司1000万元及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流花支行2000万元。自2003年5月1日起杨荣信、春庭公司借款利息及费用均由朱伟棠承担，在此情况下，杨荣信、春庭公司所购房产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朱伟棠，由朱伟棠一方履行原购房协议。协议签订后，朱伟棠于2003年12月底前才还清了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流花支行的欠款2000万元，利息404812.73元由杨荣信、春庭公司代付。朱伟棠、恒隆公司于2003年8月支付了广州市梅雁工贸有限公司欠款800万元，广州市梅雁工贸有限公司的58万元利息由杨荣信、春庭公司代付。余款200万元至今没有支付给广州市梅雁工贸有限公司，也未支付给杨荣信、春庭公司。杨荣信、春庭公司于2008年6月8日通过背书转让的方式，支付广州市梅雁工贸有限公司本金及利息300万元，因此，朱伟棠除应支付200万元本金外，还应从2004年6月8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给杨荣信、春庭公司。3100万元当中的100万元，朱伟棠至今没有支付给杨荣信、春庭公司。朱伟棠、春庭公司除应支付100万元本金外，还应支付100万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合同同时约定，由恒隆公司提供担保，恒隆公司也同意担保并加盖了印章。据此，杨荣信、春庭公司提起诉讼：1、要求确认杨荣信将广州市中山一路51号综合楼及连体厂房50%的产权转让给朱伟棠的行为合法；2、要求朱伟棠返还杨荣信购房款余款300万元及其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其中100万元从2003年5月1日起，200万元从2004年6月8日起；3、要求朱伟棠支付杨荣信代付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流花支行的欠款利息本金404812.73元，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从2004年1月1日起计；4、要求朱伟棠支付杨荣信代付广州市梅雁工贸有限公司的利息本金58万元，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从2004年6月8日起计；5、要求恒隆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朱伟棠、恒隆公司辩称：杨荣信、朱伟棠于2001年7月18日与第三人花都一建签订的《购房合同》并未真正履行。根据产权登记，是朱伟棠向花都一建购买了广州市中山一路51号前座第1、2、5、6、7层和后座1、2、3层共8层房屋。杨荣信与朱伟棠之间所签的《转移权属补充协议》内容不真实，该协议内所称的26969000元不是房款，而是春庭公司与恒隆公司及第三人花都一建的资金往来款。由于朱伟棠是恒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朱伟棠是代表恒隆公司签订有关文件，朱伟棠从未收取杨荣信、春庭公司的款项，无须承担任何还款责任。恒隆公司承认收到杨荣信、春庭公司款项26969000元，之后恒隆公司与第三人花都一建共同向杨荣信、春庭公司还款2800万元，另外恒隆公司还应春庭公司的要求支付银行利息461535元，及代交了花都一建及春庭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流花支行诉讼纠纷的诉讼费23093元。综上，朱伟棠、恒隆公司不同意杨荣信、春庭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花都一建述称：花都一建与杨荣信、朱伟棠于2001年7月18日共同签订的《购房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属实。花都一建已将广州市中山一路51号前座第1、2、、5、6、7层和后座第1、2、3层共8层房屋卖给朱伟棠。朱伟棠与杨荣信签订的《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与花都一建无关。花都一建并无与恒隆公司共同还款给杨荣信、春庭公司。花都一建只是代杨荣信、春庭公司还款给银行。
一审所查明的事实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荣信与朱伟棠于2001年7月18日签订《合作购房合同》，约定杨荣信、朱伟棠依据2000年8月18日由“万宝集团通风电器公司”和“花都市建筑工程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和由“花都市建筑工程公司”和“朱伟棠”同时签订的“协议书”内容，就朱伟棠购买位于广州市中山一路51号综合楼及连体厂房共二栋，面积合计11290平方米，和购房款3387万元的购房事宜，双方经友好协商，同意该房屋转由杨荣信、朱伟棠共同购买，所购房屋日后产权由双方共同拥有等。同日，杨荣信、朱伟棠又以共同买方与花都一建签订《购房合同书》，约定花都一建同意将座落于广州市中山一路51号综合楼及连体厂房一栋即广州市房产证号为穗房证字第××号，权属人为花都一建，用地面积2283.1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21394平方米的全部房屋所有权、所有土地使用权以及房内电梯三部和变压器等供电、供水设施设备全部转让给杨荣信、朱伟棠。上述全部房屋及电梯、供电、供水设施设备合计总价为45236200元，杨荣信、朱伟棠在本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将全额房款付清给花都一建。
2003年4月22日，杨荣信与朱伟棠签订了《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约定双方就广州市中山一路51号综合楼及连体厂房的房屋买卖抵押担保及权属转移等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条款：1、经协商，为日后有利于经营，双方同意上述所购中山一路51号物业由朱伟棠付还杨荣信向中国农业银行和广州市梅雁工贸有限公司所借下列款项后，全部归属朱伟棠，杨荣信退出所占50%的物业和权属，朱伟棠在2002年9月30日前已收取了杨荣信用上述物业抵押贷款26969000元，以及杨荣信已付利息费用4031000元，两项合计3100万元由朱伟棠全部付给杨荣信归还银行及梅雁贷款，或直接付广州市梅雁工贸有限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流花支行。2、双方同意贷款3000万元，杨荣信承担2003年4月30日前的利息及费用，朱伟棠承担2003年5月1日起的借款本金、利息及费用。3、双方同意原杨荣信向农行借款2000万元由朱伟棠在2003年分四次付清，4月份付100万元、5月份付300万元、6月份付1000万元、7月份付600万元及全部利息，还清银行利息并解除抵押物给朱伟棠。4、双方同意原杨荣信向广州市梅雁工贸有限公司借款1000万元（以上述物业担保作为广州市梅雁工贸有限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区庄支行借款的抵押物），由朱伟棠在2003年5月份付清本息并解除抵押物给朱伟棠（杨荣信与广州市梅雁工贸有限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给朱伟棠）。5、此补充协议签订后，双方应严格执行，不能违约，如杨荣信不按本协议执行或朱伟棠不按时偿还杨荣信所借的农行和梅雁公司的借款均属违约，任何一方违约，都必须承担因违约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因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和赔偿责任。6、本补充协议双方签订后，对2001年7月18日签订的“合作购房合同”和2002年10月1日的“转移权属协议书”同时作废。2001年7月18日由双方签订的“购房合同书”和“补充协议书”由朱伟棠履行，其他一切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2003年9月28日至2004年4月12日期间，朱伟棠与花都一建先后签订《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由朱伟棠向花都一建购买广州市中山一路51号前座首层、第2层、第5层、第6层、第7层和后座首层、第2层、第3层共8层房屋建筑面积约为6641.09平方米。上述房屋于2004年3月10日和12月12日先后经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核准登记，产权人为朱伟棠。其后，杨荣信因要求朱伟棠按《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进行结算款项未果，于2005年5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本案一审期间，法庭就杨荣信与朱伟棠签订的《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中约定的款项，双方是否已经结算进行了质证。1、杨荣信承认已收到朱伟棠房款2800万元。朱伟棠认为，根据《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第一条，朱伟棠只收到杨荣信及春庭公司款项26969000元，但实际已还款28484628元。其中461535元是应春庭公司要求支付的利息，23093元是代交第三人、春庭公司与流花支行诉讼费。朱伟棠不欠杨荣信及春庭公司款项。该合同第一条款所称朱伟棠已收杨荣信及春庭公司已付利息费用4031000元与事实不符，杨荣信及春庭公司并无提供其已支付朱伟棠4031000元利息费用的凭证。2、杨荣信及春庭公司为证明其已代朱伟棠付农业银行的欠款利息404812.73元，提供2003年5月21日至20003年9月21日由农业银行开具的收到春庭公司支付利息的发票及银行进账单。朱伟棠认为，2800万元是朱伟棠通过杨荣信及春庭公司还给银行，朱伟棠为此已于2003年12月16日应春庭公司要求支付461535元利息给银行，杨荣信要求朱伟棠再付银行贷款利息404812.73元不符合事实。杨荣信认为朱伟棠提供的已还461535元银行利息凭据未经其确认，也未进入杨荣信账户内，不予认可。3、杨荣信为证明其已代朱伟棠偿还梅雁公司200万元本金及利息58万元，提供2004年6月8日中国光大银行开具的支票300万元（梅雁公司在杨荣信提供该证据上盖章承认收到三张支票原件）。朱伟棠认为，其不欠梅雁公司200万元，该款项应是春庭公司与梅雁公司之间的往来款，与朱伟棠无关。
一审判决的结果及理由
一审法院认为：杨荣信及朱伟棠作为原共同购房人于2001年7月18日与第三人签订《购房合同书》后，因杨荣信退出购买广州市中山一路51号综合楼及连体厂房，改由以朱伟棠名义购得广州市中山一路51号前座第1、2、5、6、7层和后座1、2、3层共8层房屋。为此，杨荣信与朱伟棠就原共同购买上述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关款项结算事宜于2003年4月22日签订《转移权属补充协议》。在该协议中，朱伟棠承认收到杨荣信用广州市中山一路51号综合楼及连体厂房抵押贷款26969000元及杨荣信已付利息费用4031000元，两项合计3100万元，并同意由朱伟棠全部付给杨荣信归还银行及梅雁公司贷款，或直付梅雁公司和农行流花支行，作为朱伟棠应偿还的购房款，即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朱伟棠及恒隆公司称该26969000元是春庭公司与恒隆公司之间的往来借款无事实依据。现杨荣信已承认收到朱伟棠还款2800万元，与协议约定朱伟棠应归还3100万元抵扣后，朱伟棠尚欠杨荣信款项300万元，应予偿还。鉴于双方对该欠款偿还违约责任约定不明，故杨荣信要求朱伟棠计付利息应从其提起诉讼之日起计。朱伟棠认为其已还款28484628元依据不足，不予采信。春庭公司与恒隆公司在上述《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上盖章，表示分别为杨荣信与朱伟棠作经济担保，并承担一切担保责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即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因此，杨荣信与朱伟棠签订的由春庭公司与恒隆公司盖章同意的承担经济担保及担保责任条款无效。杨荣信及春庭公司要求恒隆公司对朱伟棠支付欠款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关于朱伟棠是否应支付杨荣信代付银行欠款利息本金404812.73元及代付梅雁公司利息本金58万元问题。因杨荣信现向法庭提交的均是以春庭公司名义分别向银行及梅雁公司支付利息和款项的凭据，并无证据证明春庭公司是受杨荣信的委托进行还款付息，故杨荣信要求朱伟棠支付其代付农业银行的欠款利息404812.73元和支付梅雁公司的欠款利息58万元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五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作出（2005）东法民三初字第1067号民事判决：（一）朱伟棠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向杨荣信支付欠款300万元及利息（从2005年5月24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清偿欠款之日止）；（二）驳回杨荣信、广州市春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1219元，由杨荣信负担10406元，朱伟棠负担20813元。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杨荣信、春庭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判令朱伟棠支付300万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息，其中100万元从2003年5月1日起计息，其余200万元从2004年6月8日起计息。3、判令朱伟棠支付杨荣信代付农行流花支行的欠款利息本金404812.73元，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从2004年1月1日起计；4、判令朱伟棠支付杨荣信代付梅雁公司的利息本金58万元，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从2004年6月8日起计；5、恒隆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杨荣信与朱伟棠签订的《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朱伟棠除应偿还欠款本金外，还应严格依约定偿还杨荣信代付的欠款利息。一审判决正确地认定了双方所签《购房合同书》及《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在该补充协议当中，已经明确约定了由朱伟棠承担之后农行及梅雁公司借款及利息的偿还责任，并约定了上述借款的还款时间，由于朱伟棠没有按照约定全面适当履行还款义务，为防止因朱伟棠违约行为给双方造成更大的损失，杨荣信委托春庭公司代朱伟棠分别支付了农行流花支行的欠款利息404812.73元和梅雁公司的欠款利息58万元。上述归还欠款及利息的事实，朱伟棠及恒隆公司在庭审当中亦予以确认的。据此，朱伟棠应偿还杨荣信代其支付的欠款利息的法律责任是显而易见的。（二）在本案中，作为委托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无论是委托方杨荣信本人还是受托方春庭公司，对委托的事实均予以确认，朱伟棠自始至终没有明确否认过春庭公司与杨荣信之间的委托关系，也没有提出过反驳证据。一审判决以无证据证明春庭公司与杨荣信之间的委托关系为由不予支持春庭公司与杨荣信要求朱伟棠支付代付的农行及梅雁公司欠款利息的诉请，于法无据。（三）一审判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否认涉案《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中担保条款的效力，是对该法条的错误理解。恒隆公司应对杨荣信诉请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驳回杨荣信及春庭公司要求朱伟棠偿还代付的利息和由恒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维护杨荣信、春庭公司的合法权益。
朱伟棠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杨荣信、春庭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判决未查清本案款项往来的主体，本案所有款项均发生于企业法人之间，一审判决判令朱伟棠承担还款责任是错误的。本案所有款项均发生在花都一建、恒隆公司与春庭公司之间，这些款项是2000年、2001年间由恒隆公司付出，后由花都一建支付购房款，而朱伟棠向花都一建购房是发生在2003至2004年间，且全部用现金支付，朱伟棠从未占用过杨荣信的任何款项。杨荣信所收到的款项实际就是春庭公司收到的款项，恒隆公司、花都一建代杨荣信、春庭公司向有关单位清偿2800多万元。（二）《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中所涉及的26969000元中的100万元是由杨荣信事先向朱伟棠收取的，首先应从中扣减。朱伟棠于2000年9月8日向杨荣信（春庭公司）支付了100万元（其50万元为现金，50万元为支票）。后来，杨荣信（春庭公司）将该款用于支付花都一建购买广州市中山一路51号房屋。2003年4月22日签订的《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所涉及的款项就是春庭公司支付花都一建购买房屋的款项。朱伟棠未将所交纳100万元作扣减处理，现要求作出相应的扣减。（三）一审判决错误理解了《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内容。恒隆公司收到杨荣信交付的26969000元款项，4031000元利息费用并未实际发生和给付，杨荣信（春庭公司）在一审中承认只支付了26969000元。恒隆公司（花都一建）代春庭公司清偿了28484628元，杨荣信承认收到28000000元，对朱伟棠代杨荣信支付461535元利息及支付23093元执行费没有认可，明显错误。上述债权债务可以抵消，朱伟棠、恒隆公司、花都一建均不拖欠杨荣信（春庭公司）任何款项。（四）春庭公司向银行借款2000万元并与花都一建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花都一建用款1500万元，将花都一建位于广州市中山一路51号前座首、二层及后座首、二、三层房屋抵押给银行。可春庭公司却开具一张1000万元的空白支票给花都一建。后春庭公司无力还款，银行向法院起诉春庭公司，案件进入执行阶段，为了避免房屋被拍卖，经协商，恒隆公司（花都一建）同意代杨荣信清偿2000万元债务。同时春庭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贷款650万元，同样以广州市中山一路前座3-7层房屋作为担保，恒隆公司（花都一建）同意代春庭公司清偿650万元。应当指出的是，恒隆公司（花都一建）代为还款并不等于拖欠杨荣信款项3000万元，两者是不同概念，相关当事人代为清偿后对杨荣信（春庭公司）形成新的债权。（五）《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中第二条明确约定，杨荣信承担2003年4月30日前的利息及费用，朱伟棠承担2003年5月1日起借款本金、利息及费用。现一审判决并未对此加以评价和认定，将全部利息费用判令由朱伟棠承担明显错误。
恒隆公司同意朱伟棠的上诉意见。
花都一建二审时没有陈述意见。
二审查明的事实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杨荣信、朱伟棠在《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最后一条约定，本协议由双方的公司作经济担保，并承担一切担保责任。春庭公司、恒隆公司分别在《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最后甲方、乙方处盖章。
2003年8月28日，春庭公司向花都一建开具收到650万元、150万元的收据两张。
春庭公司向二审法院提交的《股东会决议》显示：2005年10月18日，春庭公司的股东一致同意春庭公司为股东杨荣信购买广州市中山一路51号综合楼及连体厂房作经济担保。朱伟棠称恒隆公司的股东不清楚恒隆公司在《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盖章的事情。春庭公司向二审法院表示，杨荣信是其公司董事长，也是其公司的大股东。农业银行的欠款利息404812.73元及梅雁公司利息580000元是其公司代杨荣信董事长支付的，这部分利息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已由杨荣信归还其公司。其公司现声明，不会向朱伟棠或恒隆公司主张债权，该债权由杨荣信享有，由其向朱伟棠或恒隆公司主张权利。杨荣信和春庭公司还承认收到朱伟棠、恒隆公司以花都一建名义支付的农业银行利息款461535元，并主张该款项用于支付农业银行利息458887.85元和结息手续费2647.15元，其已向农业银行归还利息合计863700.58元，手续费2647.15元，扣除朱伟棠、恒隆公司已付461535元，故本案所主张的利息404812.73元是实欠利息。朱伟棠认为其应负担农业银行2000万元的贷款利息从2003年5月1日起计算，而其从2003年4月至12月陆续还款，且每笔款超过100万元，故不可能产生80多万元的利息；其公司应付利息仅是461535元，其已于2004年12月16日支付春庭公司。朱伟棠为请求在26969000元中扣减100万元，提供编码为0002852、0002853收据两张，收据分别注明“朱伟棠先生交来定金50万元”、“朱伟棠先生交来支票一张，票号：1XV00734260号，金额50万元”。杨荣信表示将“判令朱伟棠支付杨荣信代付梅雁公司的利息本金58万元，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从2004年6月8日起计”的上诉请求，变更为：判令朱伟棠支付杨荣信代付梅雁公司800万元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03年5月1日起计至2003年8月26日止）。
二审判决的结果和理由
二审认为，杨荣信与朱伟棠于2003年4月22日自愿签订的《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该协议中除朱伟棠没有征得恒隆公司同意以公司名义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条款，违反的强制性规定无效外，其余内容于法无悖，应为有效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在上述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明确朱伟棠于2002年9月30日前已收取杨荣信26969000元以及杨荣信已付利息款4031000元，故朱伟棠上诉主张本案的所有款项均发生于企业之间，与事实不符，二审法院不予采信。朱伟棠还主张上述26969000元中100万元是其个人给杨荣信，请求予以扣减，因朱伟棠主张的依据为两张收据，而收据的内容不能证明与本案由关联，故本案不予调处。至于朱伟棠上诉请求确认其已付款应增加执行费23093元的问题，因该执行费用的产生基于春庭公司与花都一建的借款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所以，朱伟棠主张本案一并处理，依据不足，二审法院不予采纳。
在二审中，春庭公司明确表示农业银行的欠款利息404812.73元及梅雁公司利息58000元的权利由杨荣信享有，由其向朱伟棠或恒隆公司主张权利，据此，杨荣信请求审理该两项上诉请求有理，二审法院予以接纳。杨荣信从提起本案诉讼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的过程中，均自认代朱伟棠偿还农业银行贷款2000万元的利息（从2003年5月1日至2003年12月）为404812.73元，现又主张代偿还金额863700.58元，而杨荣信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上述自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二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现杨荣信、春庭公司确认收到朱伟棠偿还利息款461535元，据此，杨荣信、春庭公司请求朱伟棠再支付代垫利息款404812.73元没有依据。朱伟棠主张其已向春庭公司还利息款461535元，予以采信。
至于杨荣信代付梅雁公司800万元的利息是否应由朱伟棠负担的问题。根据《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约定，朱伟棠应于2003年5月付清1000万元本息，另2003年5月1日后的利息由朱伟棠负担。事实上，朱伟棠（花都一建名义）于2003年8月28日才将800万元支付给杨荣信（由春庭公司收取），故杨荣信请求朱伟棠负担20003年5月1日至2003年8月26日上述800万元的利息，是有合同依据的，应予以支持。
关于杨荣信请求朱伟棠未付300万元分段计算利息的问题。因双方对该款未还的违约责任不明，故一审处理正确，予以维持。鉴于春庭公司在事后对杨荣信以公司名义为其个人担保的行为作出追认，而朱伟棠自认没有征得恒隆公司同意以公司名义为其个人提供担保的事实，《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中关于春庭公司的担保条款应认定有效，而《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中关于恒隆公司的担保条款认定无效，故一审判决认定《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中的担保条款全部无效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杨荣信在与朱伟棠商谈权属转移的过程中，没有对朱伟棠以恒隆公司名义为其个人债务担保尽充分注意义务，故存在一定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因此，杨荣信、春庭公司请求恒隆公司对朱伟棠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应不予采纳。恒隆公司应对朱伟棠的上述债务承担其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且事实发生变化，致使判决部分不当，予以纠正。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作出（2005）穗中法民四终字第3621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2005）东法民三初字第106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朱伟棠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向杨荣信支付梅雁公司800万元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03年5月1日起计至2003年8月25日止，以58万元为限）；（三）广州市花都恒隆发展有限公司对朱伟棠上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1219元，均由杨荣信负担9219元，由朱伟棠负担22000元。
再审时当事人诉辩情况
朱伟棠不服二审判决，提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签订《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前，杨荣信向农业银行贷款2000万元，向梅雁公司贷650万元，总共实际贷款2650万元，但杨荣信蒙骗朱伟棠贷了3000万元，因此产生了《转移权属补充协议》第二条所说的“双方同意贷款3000万元”。朱伟棠认可收到杨荣信支付的26969000元购房款，但没有收到403.1万元的利息费用。403.1万元的利息费用实际没有发生，杨荣信主张的利息费用及代付农业银行、梅雁公司的利息，应按第二条约定，403.1万元是2003年4月30日之前的利息费用，应由杨荣信承担。2、关于杨荣信主张的向农业银行代付利息40。481273万元，杨荣信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所付的利息是2000万元贷款利息，也不清楚是2003年4月30日之前的利息还是2003年5月1日之后的利息。3、关于向梅雁公司贷款。《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第四条说明杨荣信向梅雁公司的还款数应由朱伟棠确认，2003年7月26日朱伟棠确认的还款数为650万元。杨荣信主张其代付梅雁公司借款利息58万元，杨荣信没有证据该利息是650万元的贷款利息。4、关于朱伟棠2000年9月8日支付给杨荣信购房款100万元，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该款为朱伟棠和杨荣信合作购房款，杨荣信提交的《朱伟棠支款清单》，证明26969000元全部通过支票和转账支付，没有将100万元纳入进行结算，26969000元不是扣减100万元结算的结果。该100万元应从朱伟棠应付款中扣除。5、关于朱伟棠2003年12月16日支付给杨荣信款项461535元，杨荣信在2006年9月18日说明了该款的用途：支付农行利息45.888785万元，玉矿0.264715万元是支付农行结息手续费，但银行进账单记载为还本付息。上述朱伟棠支付给杨荣信的全部款项相抵后，朱伟棠多支付251.5628万元给杨荣信，再设请求变更杨荣信支付梅雁公司贷款650万元的利息，并驳回杨荣信的其他诉讼请求。
杨荣信、春庭公司再审辩称：朱伟棠称没有收到403.1万元的利息和费用，与事实不符。1、朱伟棠支付了100万元定金给杨荣信，除了该款项后，朱伟棠就没有支付给任何款项给杨荣信，购房款全部由杨荣信支付的。对杨荣信支付完毕的各种费用，朱伟棠应承担一半，因朱伟棠没有钱，所以出现权属转移的情况。由于购房款支付给万宝集团通风电器公司以外，在买房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费用，因此才会产生2002年10月1日转移权属协议，约定除了支付26969000元，还要支付利息603.1万元，合计3300万元。至2003年4月22日最后一个转移权属协议变成了3100万元就是当中发现应该扣除朱伟棠支付的100万元及其他费用，所以最终确认了3100万元。朱伟棠称其没有收到400多万元的费用，说法表面成立，但该费用是为了购买房屋已经发生的费用，朱伟棠已经承受了房屋的权利义务，就应由朱伟棠承担。且已生效（2006）云法民一初字第2010号民事判决，已经驳回朱伟棠的诉请。2、关于58万元的问题，杨荣信及春庭公司同意二审判决的认定。3、双方在《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已经明确约定农业银行2000万元的利息从2003年5月1日起由朱伟棠承担。对于这2000万元的利息，朱伟棠是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按期支付给农业银行，当日产生利息，只要通过简单的结算就可以得出利息远超42万元。
恒隆公司陈述支持朱伟棠的再审申请。
花都一建没有提供书面意见，也没有出庭参加再审庭询。
再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二审再审查明，二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1、关于100万元的问题。朱伟棠二审中才提出该主张及证据。证据显示是春庭公司出具的收据两张，注明收到朱伟棠交来支票和定金100万元，发生日为2000年9月8日。二审质证时，杨荣信和春庭公司认为该收据与本案无关。
二审判决后，2006年11月朱伟棠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起诉春庭公司和杨荣信，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返还上述100万元。该院认为该100万元用于上述当事人合作收购事宜，故春庭公司占有100万元并非没有合法依据；至于春庭公司占有该款是否用于约定的用途，朱伟棠可主张春庭公司予以返还，判决驳回朱伟棠的诉讼请求。
再审中，朱伟棠陈述该100万元是其支付给杨荣信，杨荣信将该100万元连同其他200万元一起支付给万宝集团通风电器公司共300万元，最终算到26969000元中。杨荣信和春庭公司认为该100万元虽没有体现在26969000元的支款清单中，但100万元定金已经支付给万宝集团通风电器公司，该款已扣减并体现在《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中双方确认的数额。
2、关于《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中的有关争议。
杨荣信、春庭公司一审中的诉请为：（1）要求朱伟棠返还杨荣信购房余款300万元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利息，其中100万元从2003年5月1日起计；200万元从2004年6月8日起计；（2）要求朱伟棠支付杨荣信代付农行流花支行的欠款利息本金404812.73元，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从2004年1月1日起计；（3）要求朱伟棠支付杨荣信代付梅雁公司的利息本金58万元，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从2004年6月8日起计；（4）要求恒隆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于2005年6月22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时，杨荣信、春庭公司陈述杨荣信支付的购房款26969000元已经由朱伟棠确认，26969000元由朱伟棠、恒隆公司占用了一年多时间，所以产生了403.1万元的利息，其无实际凭证，但在双方的协议中，朱伟棠、恒隆公司是认可的，且2002年10月11日的合同确定贷款本金26969000元，利息600万元；朱伟棠还款2800万元，其中2000万元还农业银行，800万元还梅雁公司。朱伟棠、恒隆公司陈述26969000元是借款，借款没有书面协议，实际还款2800万元，依据就是《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2002年10月11日的合同已经被2003年4月22日的补充协议书声明作废，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朱伟棠、恒隆公司就还款2800万元的主张提供了有关证据，其中包括2003年8月21日花都一建书面表示替代春庭公司向梅雁公司支付的800万元。
一审法院于2005年6月28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时，杨荣信、春庭公司陈述万宝集团通风电器公司是上述不动产的原产权人，因花都一建没有足够的购房款，就与朱伟棠合作，实际由朱伟棠出资，以花都一建公司名义向万宝集团通风电器公司购房；也因为朱伟棠无足够资金，朱伟棠邀请杨荣信加入，杨荣信已经支付了3100万元的购房款项，但朱伟棠无出资。经双方协商，才签订了《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朱伟棠、恒隆公司陈述上述房屋买卖发生在其与花都一建之间，朱伟棠、恒隆公司在2003年5月起已经开始还款，其是还给春庭公司，春庭公司再还给银行。2003年5月至12月，其分期分批还了2800万元给杨荣信、春庭公司；2003年8月已经向梅雁公司还了800万元，是以支票给付的，但梅雁公司向深发展银行借款1300万元，其中50%是保证金，50%作抵押即650万元，所以其知识负责还650万元。在该次开庭审理中，一审法院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供2000年8月、2000年9月11日、2002年10月1日等协议书，杨荣信、春庭公司表示以往的约定已经作废，以补充协议为准。朱伟棠、恒隆公司也表示同意。朱伟棠、恒隆公司庭后提供了《款项往来表》等证据，其中《款项往来表》（一）中记载了“2003年8月28日花都一建为付款人，春庭公司为收款人，金额800万元”的内容。
二审期间，杨荣信、春庭公司就26969000元的情况陈述其在一审时已经提供《朱伟棠支款清单》确认朱伟棠收到了26969000元。
以外，关于朱伟棠主张于2003年12月16日付款461535元的问题，其一审时提交的证据为银行进账单，出票人花都一建，收款人春庭公司，事由是代春庭还贷款、还本付息。一审中，杨荣信、春庭公司主张2003年5月1日至12月2000万元利息是40.481273万元，其已经支付；朱伟棠称其2003年12月16日支付利息46.1535万元，所以40.481273万元已经清还。二审期间，杨荣信、春庭公司主张朱伟棠于2003年12月16日支付46.1535万元，分别支付农业银行2003年12月5日利息42万元，以及12月16日的利息38887.85万元等，朱伟棠称上述支付不能反映有关利息是发生在2003年5月1日之后。
原再审判决的理由和结果
二审法院再审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就购买广州市中山一路51号综合楼及连体厂房的事宜从2000年起多次签订多份合同，直至2003年4月22日，杨荣信与朱伟棠双方自愿签订《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明确上述不动产的权属以及对该不动产所附属的已经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确认与分配，故该合同应当视为双方当事人对过去发生的债权债务的清结，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故一、二审均以《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作为认定双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并无不当。朱伟棠再审中以实际贷款及利息与《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的内容不符为由主张重新计算，包括以100万元的收据以及协议中约定的400余万元利息等款不真实为由提出异议，但在一审中，双方又明确表示不提交2003年4月22日之前的有关协议书，故朱伟棠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推翻《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中400余万元费用的确定与2003年4月22日之前的利息负担的约定并无矛盾，两者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故朱伟棠以100万元的收据以及协议中约定的400万元利息等款不真实为由提出异议，推翻其在该协议书认可的对价3100万元，理由不充分，再审法院不予支持。
《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签订后，杨荣信认可朱伟棠已经还款2800万元，朱伟棠在一审时也主张在2003年5月起已经开始还款，其中包括2003年8月21日花都一建书面表示替代春庭公司向梅雁公司支付的800万元，此有朱伟棠提供的花都一建的书函、《款项往来表》（一）等相关的证据佐证。因此，朱伟棠再审中提出其只认可650万元为归还梅雁公司款项，没有充分的理由，不予采纳。
关于朱伟棠于2003年12月16日付款45.1535万元的问题。朱伟棠提供的证据均表明支付的用途为还本付息，且客观上该支付行为发生在《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签订后，符合朱伟棠按照该协议书应当承担2003年5月1日起的借款本金、利息等义务的约定，朱伟棠主张该款应当与在2003年4月22日确认的应付给杨荣信3100万元的款项相抵，实质是推翻其支付行为，对此，朱伟棠并未提供证据，其主张理由不充分，应不予支持。
关于朱伟棠对杨荣信二审中主张的向农业银行代付利息40.481273万元提出异议的问题。二审并没有采纳杨荣信所要求的该笔款项应由朱伟棠支付的主张，朱伟棠的该项再审主张不属于其权利义务范畴，应不予审查。
鉴此，朱伟棠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除杨荣信所认可已经支付2800万元外，尚余300万元也已经清偿的事实，故二审判决采纳杨荣信要求朱伟棠返还购房余款300万元及利息的主张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虽然杨荣信一审时主张代付梅雁公司借款利息58万元，但二审期间杨荣信变更其诉讼请求，仅主张由朱伟棠负担2003年5月1日至2003年8月26日的800万元的利息，该主张符合《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的约定，而朱伟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该项利息，故二审判决朱伟棠承担800万元的上述事件段利息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朱伟棠再审中提出其只承担650万元的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
关于恒隆公司的担保问题。二审根据朱伟棠自认没有征得恒隆公司同意以公司名义为其个人提供担保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认定恒隆公司应对朱伟棠的债务承担其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责任，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再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2007）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14号民事判决：维持（2005）穗中法民四终字第3621号民事判决。
当事人向本院再审的意见
朱伟棠不服二审判决及再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及再审判决认定朱伟棠收到杨荣信已付利息费用4031000元缺乏证据证明。1、朱伟棠没有收取4031000元利息费用，因而没有最终偿还的义务。《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乙方（朱伟棠）在2002年9月30日前已收取了甲方（杨荣信）用该上述物业抵押贷款26969000元，以及甲方（杨荣信）已付利息费用4031000元，两项合计31000000元。从文字上理解，朱伟棠没有收取该款。杨荣信在2005年6月22日开庭笔录中陈述其没有说将该4031000元的利息支付给朱伟棠，认为4031000元是朱伟棠占用26969000元一年所产生的利息，并不是说朱伟棠收到了4031000元。2、杨荣信也没有将4031000元利息费用付给银行或梅雁公司。4031000元是2003年4月22日前的利息费用，先由朱伟棠代付给银行和梅雁公司，再按《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结算。（二）朱伟棠于2000年9月8日支付的购房款100万元应从杨荣信的诉请中扣除。100万元定金是朱伟棠支付给杨荣信合作购房款，这是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和杨荣信已认可的。朱伟棠在签署《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中确认已收取杨荣信的抵押贷款26969000元并没有扣除该100万元定金。因为26969000元全部是通过支票和转账方式支付，杨荣信提交的《朱伟棠支款清单》可以证明。再审时杨荣信认为这100万元已扣除并体现在《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中双方确认的数额。朱伟棠认为双方确认3100万元并未扣除这100万元，故该100万元应从杨荣信诉请的金额中扣除。（三）朱伟棠于2005年12月16日支付461535元应从杨荣信的诉请中扣除。再审判决认为461535元是还本付息，支付行为发生在《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签订之后，推定该款是朱伟棠承担该协议书第二次约定的义务即其承担2003年5月1日起的借款本金、利息。杨荣信对朱伟棠的该笔付款向法院作了说明：用于支付2003年12月15日农行利息42万元以及12月16日农行利息38887.85元，余款2647.15元是结息手续费。杨荣信没有证明支付的利息是其向农行贷款2000万元产生的利息，也没有证明该利息产生于2003年5月1日以后，对此杨荣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四）杨荣信向梅雁公司贷款本金为650万元，其主张的利息应按本金650万元计算。2003年7月26日朱伟棠确认的还款数为650万元，符合《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书》约定即杨荣信与梅雁公司还款协议由朱伟棠确认。故朱伟棠只认可杨荣信向梅雁公司贷款650万元，并承担约定的相应利息。（五）二审判决的判项与一审判决的判项相矛盾。一审判决共计两项，其中第二项为驳回杨荣信、春庭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判决第一项却维持了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即维持驳回杨荣信、春庭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的判决。但二审判决第二项另行支持杨荣信支付梅雁公司800万元的利息请求即支持了杨荣信的其他诉讼请求。综上，二审及再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判决内容相互矛盾。恳请本院撤销再审判决及二审判决，改判驳回杨荣信、春庭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杨荣信、春庭公司再审辩称：同意二审判决的内容，对朱伟棠的再审申请不予认可。
恒隆公司再审时同意朱伟棠的再审申请。
花都一建再审时没有提供口头及书面意见。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
本院再审经审理查明，二审及原再审所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判决的结果及理由
本院认为，依据朱伟棠的再审申请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1、朱伟棠是否实际收取杨荣信支付涉案款项4031000元；2、朱伟棠于2000年9月8日支付给杨荣信的100万元款项是否应从朱伟棠的应付款项中扣除；3、朱伟棠应承担梅雁公司650万元本金利息还是800万元本金利息；4、朱伟棠支付杨荣信利息本金461535元是否应予以扣除。
关于朱伟棠是否实际收取杨荣信支付涉案款项4031000元的问题。朱伟棠与杨荣信于2003年4月22日签订的《转移权属补充协议》，明确约定朱伟棠于2002年9月30日前已经收取杨荣信用涉案物业抵押贷款26969000元，以及杨荣信已付利息费用4031000元，上述款项共计3100万元。并约定朱伟棠应将涉案3100万元款项支付给杨荣信归还银行及梅雁公司贷款，或者由朱伟棠直接将上述款项支付给梅雁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流花支行。朱伟棠抗辩认为其只收到杨荣信款项26969000元，并没有实际收到杨荣信所支付利息费用4031000元，故其不应就该4031000元对杨荣信承担偿还责任。杨荣信在一审庭审时表示其没有实际向朱伟棠支付上述利息费用4031000元，这些属于朱伟棠收到杨荣信26969000元贷款所产生的利息。因朱伟棠在涉案《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中明确确认其收取了杨荣信已付利息费用4031000元，杨荣信对该4031000元的来源也作出了合理解释，故应认定涉案4031000元是杨荣信与朱伟棠对双方当事人过去发生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结，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不是朱伟棠的真实意思，故朱伟棠与杨荣信签订的《转移权属补充协议》对朱伟棠与杨荣信均有约束力，二审判决及再审判决对涉案4031000元的认定并无不当，朱伟棠以杨荣信、春庭公司并未实际向其支付涉案4031000元为由申请再审，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朱伟棠于2000年9月8日支付给杨荣信100万元款项是否应从朱伟棠的应付款项中扣除的问题。朱伟棠在本案二审中提交了春庭公司于2000年9月8日出具了两张收款收据，该收款收据注明收到朱伟棠交来支票及定金100万元，要求将该款项在朱伟棠的应付款项中扣除。经查，朱伟棠于2000年9月8日向春庭公司支付100万元，春庭公司同日出具收到朱伟棠100万元的两张收款收据。2003年4月22日，朱伟棠与杨荣信签订的《转移权属补充协议》中对该款项如何处理并没有作出相应的约定，朱伟棠在本案一审审理中也没有就涉案100万元款项提出抗辩，朱伟棠在一审庭审中表示其已支付杨荣信款项中也没有','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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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一）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二）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三年；
（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年。
\'},{法条名称:\'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年。
\'},{法条名称:\'第七十九条\',法条内容:\'
第七十九条
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Items:[{法条名称:\'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二百六十二条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或者发现了判决的时候所没有发现的罪行，由执行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处理。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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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王巧绑架减刑刑事裁定书\\\\\",\\\\\"PubDate\\\\\":\\\\\"2015-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