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黑06民终21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黑龙江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冷雪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一辉，北京丰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殿元，男，1952年7月2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超，黑龙江智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宁，黑龙江智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孙秉金，男，1973年10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武，黑龙江欲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黑龙江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殿元、原审第三人孙秉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2016）黑0604民初3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同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一辉，被上诉人孙殿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超、徐宁，原审第三人孙秉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同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2016）黑0604民初3758号民事判决，驳回孙殿元的诉讼请求；由孙殿元承担本案一、二审及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同泰公司与孙殿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后，我方认为该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法定程序方面均存在严重错误。理由如下：一是孙殿元的诉请及主张事实均属代位权诉讼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擅自为孙殿元变更诉讼请求，超出孙殿元的诉请范围作出错误判决。1.根据孙殿元提交的起诉状、一审的庭审笔录及一审判决均显示，孙殿元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被告代位清偿本金408万元及利息”，事实与理由是因其与第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第三人怠于向同泰公司主张债权，故而行使代位权，直接向同泰公司主张债权。据此，孙殿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明其与孙秉金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事实的银行转帐明细，在一审法院向同泰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后，同泰公司发现银行转帐明细中存在与孙殿元所诉事实不相符的虚假事实，同泰公司在申请管辖权异议时就向法院提出孙殿元涉嫌虚假诉讼。孙殿元因害怕虚假诉讼一事暴露，于是向法院申请撤回银行转帐明细，在开庭前又临时与孙秉金（孙殿元与孙秉金系父子关系）炮制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并称孙秉金将其对同泰公司享有的债权无偿转让给孙殿元。于是孙殿元的身份便由代位权关系的债权人变为债权转让关系的债权人。虽然孙殿元的原告身份没有变化，但其主张的事实以及诉请所依据的法律关系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诉讼的基础事实及法律关系发生变化后，孙殿元既没有撤诉也没有变更诉讼请求（详见起诉状及一审判决第2页），直到开庭时的法庭调查，在审判长要求孙殿元陈述起诉的请求和事实、理由时，孙殿元仍然没有变更其诉请及理由，庭审笔录对此记载是见起诉状（见一审笔录第6页）。直到同泰公司答辩称本案涉及虚假诉讼，建议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在一审法院提示性询问孙殿元就事实部分有何补充时，孙殿元才“恍然大悟”，称其主张的是合法的债权转让。随后在举证过程中，孙殿元提交了《债权转让协议》，用以证明其与第三人是债权转让关系，并据此向同泰公司主张债权，但此证据与其诉请“要求上诉人代位清偿借款本息”没有丝毫关系。在一审法院向孙殿元询问为何诉状中写的是代位诉讼时，孙殿元称诉状存在笔误，但同泰公司认为，在任何人看来这都不是简单的笔误，分明是孙殿元与孙秉金父子俩恶意串通，虚构债权债务关系，企图以捏造事实的手段通过司法途径获得非法利益，在孙殿元此意图被发现后仍然又伪造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继续非法勾当。2.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孙殿元提交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在质证时称依据债权转让协议主张债权，但自始至终没有变更其代位权的诉请，起诉状也没有变更。一审法院也没有询问孙殿元是否变更诉讼请求，最终却自作主张认定：“在被告提出管辖异议期间及庭审过程中，原告明确陈述其与第三人达成债权转让协议主张受让的债权，应视为原告变更了诉讼请求。”法院的审判原则应是审查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而本案孙殿元提交的证据与其诉请完全无关，更不能证明代位权法律关系的案件事实，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擅自变更孙殿元的诉讼请求，超出其审理范围，判决结果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应当依法撤销。3.一审法院认定孙殿元变更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且违反法定程序。不同的基础事实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而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是确定案由以及审理方向的核心，亦是确定诉讼请求的基础，更是决定了法院如何采信证据、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之相关规定，虽然当事人有权变更诉讼请求，但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应与案件属同一法律关系。如果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与案件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则请求本身并不能成立，法院不应予以受理。结合本案，孙殿元没有提交变更诉讼申请，退一步讲，即使其申请变更诉请，其债权转让协议主张的债权与其立案时的代位权诉讼也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根本不能直接审理，而应告知孙殿元另行起诉。另外，即使一审法院认定孙殿元变更了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按照法定程序，一审法院也应当询问同泰公司是否需要答辩期及举证期，但在一审庭审中，并没有询问或告知同泰公司是否需要答辩及举证期限，剥夺了同泰公司的诉讼权利。二是孙殿元与孙秉金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串通伪造的，且没有履行通知义务，对同泰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1.孙殿元起诉时间是2016年7月1日，债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6年6月15日，若该协议签订时间属实，其在2016年7月1日立案时根本不会将诉状写成代位权诉讼，而是直接按债权转让来主张债权了。其之所以在起诉后，尤其是在同泰公司依据代位权管辖的法律规定提出管辖异议以及提出其涉嫌虚假诉讼后才向法院提交该协议，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该协议是孙殿元与孙秉金害怕代位权的虚假诉讼暴露后临时赶制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借此将本案确定由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审理，法院也的确是以此为由驳回同泰公司的管辖异议，但其实一审法院在管辖问题上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也是错误的。2.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之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孙殿元与孙秉金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债权人即孙秉金并没有通知债务人，不但在起诉前没有通知，起诉时孙殿元也是以代位权提交的诉状，同泰公司也不知情，直到孙殿元与孙秉金伪造转让协议后，才由一审法院交给同泰公司。法院作为债权转让通知的义务人没有法律依据，扩大了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解释，使法院无形中介入了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设立与变更，影响了法院的公正与权威。三是同泰公司与孙殿元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孙秉金无权将该债权转让给孙殿元，孙殿元也不能向同泰公司主张债权。孙殿元出具的借条及孙秉金的电汇凭证不能证明孙秉金与同泰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首先，借条系孙秉金掌管公司公章期间私自盖章出具的，同泰公司对此并不知情。虽然孙秉金当庭否认其管理公章的事实，但从孙殿元提交的电汇凭证上加盖的公章可以看出，孙秉金手中是有一枚公章的。因此，孙秉金完全有可能伪造借条；其次，根据同泰公司一审时提交的证据显示，孙秉金的汇款行为并不能证明与同泰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是其向同泰公司的还款以及代林坪支付给同泰公司的股东款，并不是借款行为。
孙殿元辩称，一是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的案由系民间借贷纠纷正确。原审不存在擅自变更原告诉请的行为，更不存在超范围审理的情形。虽然孙殿元最初是因行使代位权提起了本案的诉讼，但在同泰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后，原审法院在审查管辖权异议过程中，向孙殿元进行了调查。调查中，孙殿元明确陈述其是在与孙秉金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后才向同泰公司主张受让的债权，并提交了同泰公司为孙秉金出具的借条、孙秉金为孙殿元出具的借据、孙殿元与孙秉金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等证据材料，应视为孙殿元变更了诉讼请求其是依据债权转让协议向同泰公司主张受让的债权，故原审法院依据民间借贷纠纷审理本案是正确的，并不存在超范围裁决。二是债权转让协议系合法有效，且已通知到上诉人，对上诉人产生法律效力。1.孙殿元与孙秉金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虽然同泰公司称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系孙殿元与孙秉金伪造，但同泰公司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孙秉金将其对同泰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孙殿元后，同泰公司可以依据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之规定，向孙殿元提出相应的抗辩，但是不能否认孙殿元与孙秉金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2.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债权转让协议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该条的立法本意是在认定债权转让通知的效力时，应将债务人是否知晓及能否确认债权转让事实作为认定事实关键。在可确认债权转让真实性的条件下，不应否定受让人为该通知的法律效力。受让人通过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亦可认为通知债权转让的一种方式，在相关诉讼材料送达债务人时，该债权转让通知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三是孙秉金对同泰公司享有合法债权，有权将该笔债权转让给孙殿元。同泰公司称孙秉金伪造借条，私自加盖同泰公司的公章，但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结合孙殿元在原审中提供的借据与汇款凭证，可以证明同泰公司拖欠孙秉金相关款项。同泰公司关于孙秉金的汇款行为不能证明与同泰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是其向同泰公司的还款及代林坪支付同泰公司的股东款的主张没有证据证实。再者，孙秉金与林坪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同泰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孙秉金述称，同泰公司上诉事实与理由的第一、第二部分其实质是同其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理由相同，已有生效的法律文书进行裁决。债权转让及通知无需履行特定的形式仅以告知债务人知晓为目的。第三个理由原审法院已进行了正确的审理，我方认为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孙殿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被告同泰房公司偿还其本金4,080,000元及利息，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秉金在同泰公司状元府苑项目中负责前期工作。2014年7月7日，孙秉金向明水县国土资源局账号为430101040009827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汇入2,000,000元。2014年7月28日，第三人孙秉金向同泰司账号为23001865149050500274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分三次分别汇入450,000元、50,000元、50,000元，共计550,000元。2014年7月29日，同泰公司为孙秉金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加盖同泰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孙鹤梅名章，借条内容为：“我公司因需缴纳明水县新区状元府苑土地款，分别于2014年7月7日向孙秉金个人借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00元）汇入明水县国土资源局农业银行明水支行账户，账号：430101040009827，用于缴纳黑龙江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明水县新区状元府苑项目土地费；2014年7月28日向孙秉金个人借人民币五十五万元整（￥550000.00元）汇入黑龙江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银行哈尔滨建通支行账户，账号23001865149050500274。关于以上两笔借款，我公司同意以月息五分计息，并分别于2015年7月6日我公司归还孙秉金借款本息人民币叁百贰十万元（￥3200000.00元）；2015年7月27日我公司归还孙秉金借款本息人民币捌拾捌万元（￥880000.00元）。如公司无法按时及时归还以上两笔借款，公司同意将住宅（不包括顶层）商业及车库以1800元/平方米的价格抵顶给孙秉金来偿还以上两笔借款。借款人：黑龙江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4年7月29日”。同泰公司在庭审中陈述该借条中加盖的同泰公司印章系状元府苑项目前期运作时的印章，是孙秉金运作前期项目时所用的印章，现在仍在孙秉金手中。孙秉金对该印章仍在其手中的事实不予认可。2016年6月15日，孙殿元与第三人孙秉金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双方约定：一、截止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前，债务人黑龙江省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拖欠孙秉金借款本息4,080,000元未还；二、现孙秉金将以上到期债权及利息的追偿权一并转让给孙殿元，孙殿元同意受让；三、孙秉金保证其转让的债权系合法、有效的债权；四、其他约定：1.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起诉。2.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生效后，共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孙殿元与孙秉金在债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确认。
另查明，2011年7月12日，案外人林坪从账号为23001867151050502606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通过电子汇入的方式往黑龙江红兴隆农垦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公司）的账号汇入2,000,000元。2011年7月15日，孙秉金为案外人林坪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借林坪现金￥2120000.00元（贰佰壹拾贰万元整），于2011年9月15日还清。借款人：孙秉金2011.7.5”。孙秉金当时为三元公司的股东。2014年4月24日，林坪通过与同泰公司原股东于大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成为同泰公司股东，双方约定于大海将其持有的200万股按1:1的比例全部转让给林坪，转让价款为2,000,000元。同泰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孙秉金欠林坪的该笔2,000,000元借款，该款没有直接还给林坪，而是通过转账方式转给了国土资源局，顶替了林坪应在同泰公司入股的200万元股金。孙秉金对被告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并主张该笔2,000,000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三元公司。
2014年6月7日，孙秉金为同泰公司出具挂支单一份，内容为：“借个人用款备用金￥150000元整。挂支人：孙秉金2014.6.7”。庭审中同泰公司主张该笔款项为孙秉金向同泰公司的借款150,000元，孙秉金于2014年7月28日往同泰公司账户打入的550,000元中包括偿还该笔借款的150,000元。孙秉金对同泰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并主张该笔资金的使用系孙秉金履行的职务行为，用于日常支出，属于企业营运成本，使用的明细已上报公司指派现场负责财务的于大海处。
2014年6月21日，孙秉金为案外人林坪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林坪现金￥300000元人民币。借款人：孙秉金2014.6.21”。庭审中同泰公司主张该笔借款的实际出借人为同泰公司，孙秉金于2014年7月28日往同泰公司账户打入的550,000元中包括偿还该笔借款的300,000元。孙秉金对同泰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并主张根据债的相对性原则，孙秉金仅对林坪负有300,000元欠款，与被告无关。
2014年7月28日，孙秉金为案外人葛文昌出具同泰公司收据一份，该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葛文昌，收款方式为现金，人民币200,000元，收款事由为状元府苑J、K楼工程质量保证金，该收据加盖同泰公司印章，孙秉金予以签字确认。庭审中，同泰公司主张孙秉金于2014年7月28日往被告账户打入的550,000元中包括该笔款项200,000元。孙秉金对同泰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并主张孙秉金收取的该笔款项，在其任职期间用于支付工程项目的塑钢窗预付款了。
孙殿元于2016年7月1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要求将同泰公司名下位于黑龙江省明水县滨泉新城社区状元府苑商住小区综合楼I幢3号车库等共41套房屋予以查封，并用孙殿元名下位于大庆市东风新村经八街东商服作为担保，一审法院依法予以保全，孙殿元共花费保全费5000元。同泰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同泰公司提起上诉，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黑06民辖终8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同泰公司共花费管辖权异议费1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孙殿元以行使代位权提起诉讼后，在同泰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期间及庭审过程中，孙殿元明确陈述其与孙秉金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后主张受让的债权，应视为孙殿元变更了诉讼请求，孙殿元系依据债权转让协议向被告主张受让的债权，故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
一、关于2014年7月29日出具的加盖同泰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孙鹤梅名章的借条的效力问题，虽然同泰公司对该借条不予认可，并主张借条上加盖的同泰公司印章是状元府苑项目前期运作时的印章，是孙秉金运作前期项目时所用的印章，现在仍在孙秉金手中，因此该借条是伪造的，但结合该借条上加盖的同泰公司印章系在被告状元府苑项目前期运作时使用的印章，结合借条上借款的产生时间及用途，该印章可以代表被告，加盖了该印章及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名章的借条具有法律效力，加之孙秉金于2014年7月7日向明水县国土资源局转账2,000,000元，及于2014年7月28日向同泰公司账户汇入550,000元的凭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实同泰公司向孙秉金借款共计2,550,000元的事实。虽然同泰公司辩称该印章仍在孙秉金手中，但其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孙秉金离职后如果仍掌控公司业务印章，而同泰公司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与习惯及常识不符，故一审法院对同泰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同泰公司主张孙秉金于2014年7月7日向明水县国土资源局转账2,000,000元系偿还2011年7月15日欠条中向林坪的借款2,000,000元，顶替了林坪应在同泰公司入股的2,000,000元股金；孙秉金于2014年7月28日往同泰公司账户打入的550,000元中包括偿还2014年6月7日挂支单中的款项150,000元、2014年6月21日向案外人林坪的借款300,000元、2014年7月28日收取葛文昌的质量保证金200,000元，且孙秉金尚欠同泰公司100,000元的主张，孙秉金对同泰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孙殿元提交的借条及汇款凭据等证据可以证实同泰公司向孙秉金借款的事实，同泰公司庭审中主张孙秉金向林坪的借款系孙秉金与林坪间的债务往来，孙秉金在同泰公司状元府苑项目任职期间收取的质量保证金及产生的挂支费用系孙秉金在任职期间的职务行为，同泰公司提供的相应证据不能对抗孙殿元提交的2014年7月29日同泰公司为孙秉金出具的借条等证据的效力。林坪与孙秉金之间的债务及孙秉金在同泰公司任职期间的纠纷，可以另行主张。
二、关于借款利息的数额问题。同泰公司与孙秉金在借条上约定利息按照月息五分计算，但双方约定的利息数额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同泰公司应当给付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及以55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2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
三、关于孙殿元与孙秉金于2016年6月15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债权转让以通知为生效条件，关于债权转让协议通知债务人的问题，一审法院已依法向同泰公司送达了孙殿元提交的其与孙秉金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同泰公司已经知晓债权转让行为，且该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孙秉金将其对同泰公司的债权及利息转让给孙殿元的债权转让行为真实、合法、有效，同泰公司应当承担给付孙殿元借款及利息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同泰公司给付孙殿元借款2,550,000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付清。二、同泰公司给付孙殿元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及以55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2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41,888元，由同泰公司承担。保全费5000元由同泰公司告承担。管辖权异议费用100元由同泰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同泰公司向本院提交三组证据。
证据1.银行转账明细（复印件）。欲证明对方系虚假诉讼。证据来源系孙殿元一审中提交法院，在证据交换时法院转交给同泰公司。当时孙殿元系据此证据提出代位权诉讼。孙殿元在起诉状主张，孙殿元代孙秉金向黑龙江省红兴隆管理局资金办公室（以下简称红兴隆农场资金办）支付资金7,966,500元,在同泰公司对此证据提出异议后，同泰公司撤回了此证据。因为从转账明细显示的内容可知孙殿元向红兴隆农场资金办支付的上述款项，并不是孙殿元自己的，而是在此前一天即2010年7月30日由刘静支付给孙殿元，也是分为两笔，金额完全一样。一审时同泰公司提出异议后，孙殿元心虚故马上撤回该证据，才有了后面他临时制作的债权转让，将代位权诉讼改为债权转让。如果孙殿元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相当于孙殿元认可其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虚假证据。同时。因孙殿元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书面起诉状至今没有撤回也没有做出任何变更，诉状中关于事实的陈述是2010年8月1日孙秉金在红兴隆农场管理局承担工程时，在孙殿元处借款7,966,500元，但是要求孙殿元直接将此款项汇至红兴隆农场资金办，所以，此证据显示的内容与对方诉状的事实内容是一样的，与本案有直接的关联性，只不过孙殿元、孙秉金后来否认了这份诉状中陈述的内容，改为债权转让，但是诉状至今没有提交书面的变更请求。
孙殿元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该证据是复印件，故对其真实性和来源的合法性均有异议，且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即使该银行流水凭证系孙殿元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但之后案件事实已经法院查清核实且与该证据无关，同泰公司提交的此份证据也不能否认孙殿元与孙秉金之间存在的债权转让关系，同时也不能否认同泰公司与孙秉金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孙秉金质证称，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审理的孙殿元与同泰公司之间的争议，内容涉及的是孙秉金因同泰公司开发状元府苑项目向其借款的事实，而此份证据依同泰公司所述是红兴隆农场与孙殿元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联性。该份证据不能否认孙秉金与同泰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是孙殿元与同泰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孙殿元与红兴隆农场之间的资金往来和争议与本案事实无关，故不予采信。
证据2.三元公司出具的证明。该证据形成一审判决之后，属于新证据。孙秉金系三元公司原大股东兼法定代表人。2011年7月12日，该公司代为收取林坪汇给他的200万元，同时该公司称与林坪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故可以证明孙秉金个人收取200万元，其付给同泰公司的200万元不是借款，而是折抵林坪在同泰公司应付的股本金。虽然孙秉金认为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但从孙秉金向林坪出具的欠条显示该借款属于孙秉金的个人借款，同时三元公司并不认可孙秉金的职务行为，三元公司只是代孙秉金收取该款，所以第三人主张职务行为的说明不能成立。
孙殿元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都有异议。一是该证据属于单位出具的证明，依据民诉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该证据除加盖单位公章外还应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故对该证据的来源和形式都有异议。二是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一审中同泰公司提交的2011年7月15日孙秉金向同泰公司林坪借款212万元的欠条，与该份证据证明的问题基本一致，属于对一审中证据的补强，故不能视为新证据。三是三元公司与林坪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应以资金往来判断为准，不能仅依据该证明进行判断。
孙秉金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都有异议。首先，三元公司与该笔债务存在利害关系，在一审中已查明孙秉金在向林坪借款时系三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尽管孙秉金向林坪出具212万元的欠据，但履行的是职务行为，由林坪汇入三元公司账户。从孙秉金的身份及资金的流向可以证明我方系职务行为，系三元公司与林坪之间发生债权债务行为，三元公司并非一人公司，因此我方不负偿还责任。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因该证据只有三元公司的公章，未有三元公司的负责人及制作该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且该证据记载的内容系孙秉金与林坪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故本院不予采信。
证据3.同泰公司与葛文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欲证明孙秉金与同泰公司之间形成了2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该合同是同泰公司与葛文昌于2016年10月30日签订的。合同的第一页显示葛文昌向同泰公司交纳保证金20万元，由孙秉金代缴，由此可以证明孙秉金与同泰公司之间形成了2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后孙秉金转给同泰公司的55万元中包括这20万元，属于孙秉金还给同泰公司的欠款。一审中孙秉金承认收到20万元的保证金，但其认为这20万元用作公司的预付款，同泰公司认为孙秉金对此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孙殿元质证称，该证据系扫描件，故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如该证据真实存在，也与同泰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十”所证明的问题一致，质证意见与一审质证意见相同。
孙秉金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中已提交了相关的证据证实（收据照片）。同泰公司提交的第十份证据，庭审笔录第19页中段进行了相关阐述，我方同一审卷宗中第19页质证意见。因该凭证用于支付工程款的塑钢窗预付款，凭证已交到于大海处，同泰公司可与塑钢窗承包人工程结算时进行核实。
本院认为，该合同虽然可以证明孙秉金收取葛文昌缴纳的开工保证金，但并不能直接证明孙秉金向同泰公司转入的涉案借款55万元系其向同泰公司返还的该保证金，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孙秉金与同泰公司是否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以及借款数额；二、孙殿元与孙秉金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效力；三、一审程序是否合法。
一、关于孙秉金与同泰公司是否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以及借款数额。因同泰公司向孙秉金出具的涉案借条明确记载了涉案款项为同泰公司向孙秉金的借款，虽然同泰公司称涉案借条系孙秉金私自盖章出具且手中仍掌管该印章，涉案借条有可能伪造，但仅有其单方陈述，同泰公司未提交证据否认借条真实性。又因各方当事人对2014年7月7日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流水、2014年7月28日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电汇凭证记录的转账事实及数额均无异议，股东林坪的证言亦证实孙秉金个人直接向明水县国土资源局转款200万元用于支付同泰公司的土地使用费，同时，双方未约定2014年7月28日孙秉金汇入同泰公司的涉案款55万元用于冲抵孙秉金在同泰公司的挂支款、开工保证金以及取保金，且同泰公司未举示证据证明出具涉案借条时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或存在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同泰公司向孙秉金借款255万元，该借贷关系合法有效的事实并无不当。林坪与孙秉金之间、孙秉金在同泰公司任职时与同泰公司之间的争议，可另案主张。
二、关于孙殿元与孙秉金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效力。依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之规定，同泰公司未举证证明孙殿元、孙秉金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存在违反约定或法定情形，故孙殿元与孙秉金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有效，本院对同泰公司关于孙殿元、孙秉金恶意串通伪造协议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债权转让协议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没有明文禁止通过诉讼的方式通知债务人，在私权利领域，法无禁止即可行。在认定债权转让通知对债务人的法律效力时，应当将债务人是否知晓以及能否确认债权转让事实作为认定债权转让效力的关键。在可以确认债权转让真实性的前提下，受让人直接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亦可认定为通知债权转让的一种方式，此方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据此，孙殿元以直接起诉的方式通知同泰公司债权发生转让，且该方式对同泰公司权利并未造成实质影响，由此可以认定该债权转让协议已通知债务人同泰公司，孙殿元有权依据该协议向同泰公司主张债权。故一审法院关于涉案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孙殿元通过诉讼的方式已经履行了告知同泰公司债权发生转让的义务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对同泰公司关于涉案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串通伪造且没有履行通知义务，在起诉时以法院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的方式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对其没有约束力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三、关于一审程序是否合法问题。本案立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虽然孙殿元在诉状中陈述其代位孙秉金行使对同泰公司的债权，但在立案之际，一审法院已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35条之规定，向其释明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此“释明权”是人民法院依法履行职责行为，于法有据。孙殿元及其委托的律师对立案案由没有提出异议，且在以后的审理中没有提出变更案由的请求，一审法院亦未在庭审中变更案由，据此，孙殿元是否对其诉状进行书面变更，并不影响本案的实质审理。又因2016年9月29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黑06民辖终84号民事裁定书已对该争议予以处理，故一审法院以民间借贷纠纷审理本案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在立案之初就已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举证通知书中，该通知书中明示了立案案由、举证期限与证据交换时间，以及申请延期举证的期限、逾期不提交证据的法律后果，故同泰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没有询问或告知其是否需要答辩及举证期限从而剥夺其诉讼权利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案一审程序合法，同泰公司因一审法院违反公正性及审判原则，擅自变更孙殿元的诉讼请求、超范围审理以及剥夺其诉讼权利主张及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同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888元，由黑龙江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铁峰
审 判 员 齐少游
审 判 员 米沧星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赵 博
书 记 员 孙扬扬
附判决依据的法律、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
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
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
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