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72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淑清，女，193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穗华（杨淑清之女），1963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春华，女，1958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穗华（董春华之妹），1963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穗华，女，1963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号。
法定代表人：浦金辉，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华，湖北鑫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寿，湖北鑫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以下简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1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淑清、董春华及董穗华并作为杨淑清、董春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于2017年1月12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穗华并作为杨淑清、董春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华、万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上诉请求：一、要求对病历进行司法鉴定，确认病历是否被篡改，再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二、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在安排病房上存在过错；三、要求对封存的病历是否开封进行鉴定；四、要求支持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的一审赔偿请求。事实及理由：患者董某因心脏病2007年9月18日住进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治疗，于2007年10月30日在该院安装了心脏起搏器，术后该院心内科主任故意刁难，两次换掉病房，硬将患者安排进嘈杂人多的大病房；术后第5天传染上重感冒，术后第十一天（2007年11月10日）在病房里中风；医院存在过错。患者中风两天后（2007年11月12日）家人商量后将患者转到协和医院自费抢救，在协和医院抢救十天下呼吸机，又转回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ICU继续治疗。在2007年12月5日下午3点做的气管切开手术。家属在护理中发现气管切口开大了，切口处插进套管之后下方缝了两针，套管的上方还留有一个可缝一针的刀缝有长米粒般长没有缝合。家属找医生说明情况要求将这刀缝缝合，但交涉多次这一针始终没有缝合，最后医生说伤口会慢慢长小。一周后伤口慢慢长拢才能少量喂食。但为日后护理埋下隐患。鼻饲喂食稍有不慎气管里就会汩汩冒食，导致患者反复肺部感染，反复用大量的抗生素治疗。一年半患者都在死亡的边缘徘徊，最终2009年6月15日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死于肺部感染。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不给患者家属病历，随意篡改成常事。该院将患者董某的病历篡改了手术日期（把2007年10月30日的手术时间改成2007年10月18日），目的是掩盖患者家属诉其用硝酸甘油扩管过度眼底出血。该院将术前自费用的果糖变成术后才用；将患者真正术后感冒用的头孢挪到了真正手术日期前；患者切气管前后几天的记录缺失。一审法院以各种理由推脱两年之久不理不睬。2014年1月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在法院见面，让上诉人说出看到病历哪些部位被篡改。上诉人说了三个地方被篡改，一审法院书记员记录下来。接下来一审法院让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当天去了湖北省医学会取回病历原件。后来才知道一审法院是协助他们拿回病历再次篡改。2014年3月3日一审法院再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在法院见面，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拿出带来的患者病历；让上诉人在病历中找出上诉人上次说出的三处篡改的地方。上诉人翻看病历后发现第一次在湖北省医学会见到病历三处篡改处已被医院全部删除，重新整理拼接、挪移。上诉人当场指出病历被第二次篡改了。摘录如下：1、医院提供患者的原始病历不是原件全部是复印件整理之后的复印件原件。患者住院有许多的检查单、化验单、心电图等。其他科室厚厚一本可查，心内科的只有几张检查报告，病历不全。一张2007年10月3日的心电检查报告涂改成2007年10月26日的报告单，痕迹明显。2、住院病室、床位号、床位内容等不是记载不规范，而是几次修改病历时挑选替换病页时的痕迹。（在心内科患者住过27床2床43床）医院篡改时把心内科和神经内科的健康教育登记表统一写成48床。48床是患者在神经内科ICU住的床号，转病房住13号，许多心内科病历都写48床神经内科的床号。3、2007年10月18日自费买果糖（瑞安吉）患者术前用过，医院篡改手术时间后，果糖就变成术后用。在病历中只找到一处2007年9月30日用瑞安吉一天的记录。4、起搏器的说明书上写明；机器启动时间是2008年10月30日，应该是2007年10月30日启动。起搏器数据贴在2007年10月30日二内2科手术医生填写的程控报告单上。5、医院提供的心内科病历2个地方有两个版本的同日期同时问的不同内容的病历记录，是两次篡改后留的痕迹。比如2007年10月18日迁床，迁四人间，用药也不同。两个版本的抢救用药完全不同，临时医嘱是医生临时处置病患所写出现的病况和用药加药的临时出现的，不需要从头到尾地重写一遍完整的记录和不同内容病历。患者2007年10月30日做心脏起搏器手术前后的病历被医院篡改时挪移走，只剩几天零碎记录。2007年10月26日跳到2007年10月29日又跳到2007年11月5日。2007年10月18日篡改后的病历连接术后情况一直有伤口愈合的观察记录。医嘱：密切观察伤口和病情。2007年11月1日又重复一次观察囊袋是否有出血，及时恢复用抗凝，华发令药。6、在协和医院抢救十天的病历，住院和出院时两次记载明确。患者的病既往史：者十天前安装永久性心脏起搏器。患者安心脏起搏器十余天中风。还有从协和又转回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科时；病历记载既往史：患者于今年11月在我院安装永久性心脏起搏器。10月30日大概写今年11月。这些病历记录都指明患者2007年10月30日安装起搏器。7、神经内科护理记录：患者2007年12月5日下午3:00做切气管手术，5:00发现有渗血6:00请耳喉科来会诊，半夜转钟后4:00发现伤口有渗血；5:00渗血严重发现有明显的渗血点,早上9:05请耳喉科来会诊。这些记录是被篡改之后医院提供的。8、心内科病历；2007年10月30日卢青签名的诊断报告是盗取二内2科2007年10月30日医生卢青签名的报告单。上诉人在湖北省医学会复印回的病历里找到一些零散病历很重要的证据。医院篡改病历时藏匿起来的那些病历中散落碎片，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提供的病历中没有。被找到的散落病历有：1、一张患者2007年10月30日安起搏器时全手术过程的程控数据记录单。二内2科医生卢青记录的起搏器程控数据及手写结论在一体的记录。2、患者服用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地高辛（洋地黄）中毒表现的心电图几张。3、医生李华手写考虑洋地黄中毒的诊断结果，日期是2007年11月2日，患者真正安起搏器术后第三天从监护室出来那天的诊断结果。4、几张患者9月30日的异常心电图，显示也是地高辛中毒状图波。5、2007年11月2日患者术后背动态心电图盒子的心电图。这些被藏匿患者的零散病历证实患者是洋地黄中毒后医院隐瞒病情，没有进行解毒控制病情的治疗。直到患者中风当晚抢救；医生才用了门冬氨酸钾镁解毒药。病历上篡改的手术日期2007年10月18日那天没有二内（2）科手术医生测试起搏器起博程控数据及手写结论，而是盗取2007年10月30日安起搏器时二内2科医生卢青起搏器起搏的手写诊断结论部分记录；伪造了一张2007年10月30日起搏器起搏的复印件，篡改的病历中手术日期2007年10月18日，没有手术中程控监测数据11天后连接上2007年10月29日的起搏器起搏正常，护理记录29日程控检查。医院藏匿篡改这些病历目的是掩藏患者因洋地黄（地高辛）中毒导致患者中风的真正原因。医疗官司中医院有证据倒置的责任，因为军队人员的病历个人手中没有全部由医院统一保存。上诉人提出的主张是患者的病历被两次篡改；证据质证也是围绕这一主题而质证。但一审法院和医院违法坚持围绕医疗责任鉴定质证。病历的真实性都不能确定，无法在被篡改二次的病历上鉴定医疗责任。
被上诉人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辩称，该院对患者董某的诊疗符合规范，患者出现的诊疗情况都是其自身病情发展，与该院的诊疗无关；经一审法院委托，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的资料经由武汉市医学会作出鉴定，认定该院对患者在诊疗中未违反医疗常规，不构成医疗事故；该院对患者最后的医疗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赔偿医疗费285,165元（有发票自费药117,165元，无发票自费药168,000元）、安装起搏器自费18,000元部分（起搏器价38,000元，医院减免20,000元）、护理费82,800元、车杂费42,900元、丧葬费51,400元、人生（身）伤害及死亡金5,260,000元、精神损失费450,000元；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9月18日患者董某因“心慌、胸闷及胸痛7天”前往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1、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2、高血压性心脏病、持续性房颤、频发室早、心功能Ⅲ级。入院给予利尿、减轻心脏负荷、改善心肌缺血、降压等治疗。10月18日，患者董某在局麻下行永久心脏起搏器安置术。11月5日患者诉咳嗽、咳痰，考虑上呼吸道感染所致，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给予抗感染治疗。11月10日20时40分患者董某突然出现不能言语，呼之不应，右侧肢体不能移动。急诊头颅CT检查示：轻度脑萎缩。11月11日复查CT示：左侧大脑中动脉梗塞。经神经内科会诊，建议专科治疗。患者董某于当日转入该院神经内科，转入诊断：1、脑栓塞（左侧大脑中动脉）；2、高血压心脏病、持续性房颤、频发室早、心功能Ⅲ级；3、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4、永久起搏器置入术后。11月12日患方签字出院，出院诊断：1、脑栓塞（左侧大脑中动脉）；2、脑动脉硬化；3、高血压心脏病、持续性房颤、频发室早、心功能Ⅲ级；4、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5、永久起搏器置入术后；6、肾功能不全；7、电解质紊乱（低钠血症）；8、肝囊肿；9、胆囊多发隆起××变。
2007年11月12日患者董某出院后转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住院治疗。该院神经内科住院志现病史中记载：既往有房颤、室性早搏、心功能不全病史，有慢性支气管炎病史，十天前安装心脏起搏器等。既往史中记载起搏器安装十余天。经脱水、抗感染、护脑、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等治疗。2007年11月23日患者出院，出院诊断：1、大面积脑梗塞；2、心率失常、人工起搏器安装术后；3、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组）。
2007年11月23日患者董某再次入住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入院记录的既往史中记载今年11月因“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在该院心内科安置永久起搏器。入院诊断：1、脑栓塞（左侧大脑中动脉）；2、高血压心脏病、持续性房颤、频发室早、心功能Ⅲ级；3、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4、肺部感染、胸腔积液。该院2008年1月30日22时的病程记录中入院情况中记载去年11月因“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在该院心内科安置永久起搏器。12月5日患者董某出现气道堵塞导致窒息，经抢救患者生命体征稳定后，遂于当日行气管切开术。12月8日患者董某气管切口可见少量白色流质食物，请耳鼻喉科会诊，考虑食物返流可能性大不排除气管食管瘘可能。予半卧位及少量多次鼻饲处理。2008年1月30日患者董某转科，转入诊断：1、脑栓塞（左侧大脑中动脉）；2、高血压性心脏病、持续性房颤、频发室早、永久性起搏器安置术后、心功能Ⅲ级；3、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4、双侧胸腔积液；5、电解质紊乱；6、肾功能不全；7、甲状腺腺瘤切除术后。其后患者董某一直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院治疗。
2009年6月15日患者董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诊断：1、呼吸循环衰竭；2、慢性肾功能不全；3、肺部感染；4、低蛋白血症；5、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6、高血压性心脏病；7、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功能Ⅲ级；8、心率失常、持续性房颤、偶发室早、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心脏永久性起搏器安置术后；9、双侧胸腔积液；10、脑梗塞后遗症（左侧大脑中动脉）。因双方当事人就患者董某的诊疗措施存在分歧产生纠纷，董穗华、杨淑清、董春华诉至一审法院。经一审法院委托，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以双方提交的材料作为鉴定资料并同意专家组成，武汉市医学会于2012年3月21日作出《医疗事故技术决定书》，认为：1、根据患者2007年9月18日就诊时临床表现、辅助检查，临床诊断为“缺血性心肌病”，有使用硝酸甘油指征，医方用法用量符合规范。2、患者安装心脏起搏器有指征：有黑曚，心功能不全，心电图提示长RR间期、心动过缓，同时有需药物治疗的室性心动过速。3、2007年11月10日患者突然出现不能言语、呼之不应，右侧肢体不能移动，头颅CT报告描述提示左侧大面积脑梗死，结合其房颤病史，临床考虑患者脑梗死为心源性栓塞可能性大，为其自身疾病所致。4、2007年11月23日患者带管转入医院，气管插管时间长，且有痰堵，血氧饱和度持续下降，为保证气管通畅，医方于2007年12月5日为其行气管切开有指征。气管切开伤口不能严密缝合，以避免皮下及纵隔气肿发生，符合医疗常规。气管切开术后患者伤口渗血，为常见并发症，医方处理及时、恰当。术后患者反复肺部感染，痰多，无封管、拔管指征。5、由于患者脑梗塞导致吞咽障碍，长期卧床，喂食后易出现返流、溢出、误吸，是肺部反复感染不易控制的原因。医方抗生素的使用符合医疗常规。综上所述，根据现有鉴定资料医方在诊疗过程中未违反医疗常规，该案例不构成医疗事故。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不服该结论，向湖北省医学会提出重新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因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对前述鉴定病历材料质疑，湖北省医学会于2012年5月11日，向一审法院作出《关于中止董某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的决定》。本案一审法院依法立案后，经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湖北省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对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申请的由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保管的封存病历是否通过技术方法拆封、病历是否修改、隐匿、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司法鉴定，湖北省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于2016年1月28日以委托鉴定事项不属该机构鉴定范围为由予以退案。2016年2月15日，经一审法院释明，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明确要求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再次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于2016年3月24日就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申请的上述鉴定事项出具不予受理函。
一审法院还查明，患者董某（男，1932年5月出生）与杨淑清系夫妻关系，董春华、董京华、董穗华、董春英系其女儿，董京华、董春英明确放弃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侵权责任法施行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之规定，侵权责任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患者董某于2009年6月15日抢救无效死亡，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诉讼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应当就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存在通过技术手段开启封存的病历资料与伪造、篡改、隐匿病历资料的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应当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对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是否存在通过技术手段开启封存的病历资料及伪造、篡改、隐匿病历资料的问题。病历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包括门（急）诊病历和住院病历。而病历书写是医务人员通过问诊、查体、辅助检查、诊断、治疗、护理等医疗活动获得有关资料，并进行归纳、分析、整理形成的医疗活动的行为。住院病历内容包括住院病案首页、入院记录、病程记录等。入院记录指患者入院后，由经治医师通过问诊、查体、辅助检查获得有关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归纳分析书写而成的记录。入院记录中的主诉指患者就诊的主要症状（或体征）及持续时间。现病史指患者本次疾病的发生、演变、诊疗等方面情况。既往病史指患者过去的健康和疾病情况，包括既往一般健康状况、疾病史、手术外伤史等。病程记录指继入院记录之后，对患者病情和诊疗过程所进行的连续记录，但记录的具体时间因患者病情状况而定。医嘱是医师在医疗活动中下达的医学指令，分为长期医嘱单和临时医嘱单。经庭审查明，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对患者住院病室、床位内容记载确有不规范，但该不规范问题并不等同违法执业或违规诊疗所导致的后果。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主张武汉陆军总医院存在通过技术手段开启封存的病历资料及伪造、篡改、隐匿病历资料的问题，经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申请，相关鉴定机构对其鉴定请求不予受理，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患者永久心脏起搏器安置术的时间，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仅凭心脏起搏器说明书载明的工作参数、有效使用时间及病历资料中病案首页、住院志、病程记录中对患者或家属对病史自述的记录或引用均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
对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根据经双方当事人确认的病历资料为基础，武汉市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决定书对本案所涉的诊疗行为作出的结论，本案不构成医疗事故，另认定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未违反医疗常规，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在诊疗过程中不存在医疗过错。
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坚持主张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及存在医疗过错，其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申请对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进行司法鉴定，相关鉴定机构对其鉴定请求不予受理。故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1,251元,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第481号）的规定，由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虽然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就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中，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已经提交了病历原件作为鉴定材料经武汉市医学会进行鉴定，武汉市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为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未违反医疗常规；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已经尽到了相关的举证责任。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申请湖北省医学会进行再次鉴定，湖北省医学会因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对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病历原件提出异议，而中止鉴定；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应当对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病历原件的异议负有举证责任。
本案中，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对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病历原件是否被篡改，封存的病历是否被擅自开封申请司法鉴定。本院认为，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的鉴定申请依据不足。第一，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认为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病历原件是被篡改后的病历原件，仅依据董穗华自述其前后看过的病历原件不一致，而未能提交充分证据来足以让本院对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病历原件真实性产生合理质疑。而且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自述其现有病历复印件，均来源于已经被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篡改后的病历；在仅有现有的病历原件，亦无其他对照鉴定材料，单从司法技术鉴定的角度，对病历是否篡改进行司法鉴定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一审法院先后委托湖北省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技术鉴定部、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司法鉴定均未予受理的情形也可以客观的反映这一问题，也能够表明一审法院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进行了合理的保障。第二，病历的篡改相对于病历的修改、涂改来说，是对病历是否符合病历书写规范及正常合理的诊疗规范进行的综合评价。从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认为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病历原件是被篡改的具体内容来看，其主要异议在于病历记载手术时间、用药时间等与客观事实不符，病历内容前后矛盾、病历内容不全、存在涂改及医院诊疗措施存在过错等方面。上述内容在病历中是否存在以及上述内容的存在是否足以认定医院诊疗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否影响鉴定意见的得出，需要从医学专业的角度进行综合认定，均可以通过在湖北省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予以确定；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主张封存病历被擅自开封要求进行鉴定，其诉讼目的仍为主张病历原件被再次篡改，同样可以一并通过在湖北省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予以确定，单独对封存病历是否被擅自开封进行司法鉴定没有实际意义。故，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二审中主张另行司法鉴定确定病历原件是否存在被篡改及对封存病历是否被擅自开封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经本院释明，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仍坚持主张必须经司法鉴定确定病历是否存在被篡改，才能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导致湖北省医学会的鉴定无法继续进行；因此，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应对其主张病历原件被篡改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进而对本案事实无法通过湖北省医学会的鉴定予以查清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采信武汉市医学会的鉴定意见，认定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该院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251元，由上诉人杨淑清、董春华、董穗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 兰
审判员 张 剑
审判员 汤晓峰
二○二○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郑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