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刑终502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德勇，曾用名刘勇，男，1969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广东省英德市。因本案于2015年4月2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州市南沙区看守所。
辩护人崔群，北京市沁润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德勇犯诈骗罪、行贿罪一案，于2017年2月20日作出（2016）粤01刑初100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刘德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阅案卷、讯问上诉人刘德勇、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的方式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7年间，被告人刘德勇挂靠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湾公司），承接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道扩办）委托给广州市建华综合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建华公司）的车陂涌截污工程相关地块征地拆迁工作。期间，刘德勇伙同同案人黄某5、郝某2（均另案处理），使用虚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将同案人黄焯彬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岑村隔坑路口1、3号土地上的临时建筑以宅基地标准征收，骗取国家征地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220.356613万元，刘德勇分得其中的348.7万元。2008年间，刘德勇在协助广州市建设工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公司）承接的广州市北部水系建设沙河涌等三条河涌联合补水工程征地拆迁工作中，伙同同案人钟某、黄某5（均另案处理），使用虚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将钟汝德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岑村大埔竹园3、4号土地上的临时建筑以宅基地标准征收，骗取国家征地拆迁补偿款共计598.619280万元，刘德勇分得其中的352.528556万元。
2007年至2008年间，为了在车陂涌截污工程相关地块征地拆迁工程中得到时任市道扩办下属单位工作人员曾某1、市道扩办审计处工作人员方某1、市道扩办征地拆迁处工作人员程某（三人均另案处理）的帮助，刘德勇向曾某1贿送20万元、向方某1贿送20万元、向程某贿送16000元。2015年4月22日，刘德勇到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接受询问，主动交代了行贿事实。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拆迁补偿协议、银行查询资料等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辨认笔录，鉴定意见，被告人及同案人的供述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德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刘德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刘德勇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刘德勇在行贿行为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可以对行贿罪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五条、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
一、被告人刘德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二、追缴被告人刘德勇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01.228556万元，上交国库。
上诉人刘德勇上诉称：没有证据证实伪造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与我有关，一审认定我犯诈骗罪证据不足。
其辩护人辩护称：1.刘德勇诈骗犯罪的侦查起诉程序，缺乏法律依据。诈骗犯罪应当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不能由人民检察院自侦自诉，违反立案管辖规定收集的证据是无效证据。2.认定刘德勇与同伙诈骗拆迁补偿款12203566.13元和认定刘德勇诈骗拆迁补偿款5986192.80元的犯罪事实，主要证据是刘德勇的供述、同案人黄某5、郝某2的供述、证人黄某1的证言等言辞证据，且关键证据即伪造的宅基地使用权证来源不明，未与原件质证，证据不足、事实不清。3.一审认定刘德勇二次诈骗违法所得合计701.228556万元，证据不足。4.刘德勇主动将不能查实涉案村镇宅基地的复函上报给了市道扩办，证实刘德勇没有诈骗的故意。
经二审审理查明：
一、诈骗犯罪事实
（一）2007年间，上诉人刘德勇挂靠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湾公司），承接了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道扩办）委托给广州市建华综合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建华公司）的车陂涌截污工程相关地块征地拆迁工作。期间，刘德勇与同案人黄某5、郝某2（均另案处理）合谋，使用虚假的穗天沙某第020956号、穗天沙某第020912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将黄焯彬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岑村隔坑路口1号、3号土地上的临时建筑以宅基地标准征收，骗取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220.356613万元（以下均指人民币），刘德勇分得其中的348.7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破案报告、刑事强制措施材料，证实：2015年4月，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在查办黄某5涉嫌贪污、滥用职权一案时，发现刘德勇有伙同他人贪污的行为。同月22日，刘德勇在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接受询问时，对伙同黄某5、郝某2利用虚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骗取拆迁款的行为供认不讳，并主动交代了在从事拆迁工作期间向市道扩办及广州建筑工程拆迁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行贿的犯罪事实。
2.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证实：2015年4月24日，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搜查了刘德勇的住所，搜出书证一批，并予以扣押。
3.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了刘德勇的身份情况。
4.广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广州市建委文件、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文件、广州市污水治理有限责任公司公函、《猎德三期车陂涌截污工程（华南快速路——科韵路段）征地拆迁工作委托合同》、合作承包拆迁协议、拆迁补偿协议、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刘德勇、刘某的工作关系的说明》、商事登记信息等，证实：
（1）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是按市副局级事业单位管理的单位，主要任务包括城市道路等市政工程的征用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工作。广州市建华综合发展公司属市道扩办辖下一个部门，市道扩办委托建华公司负责征地拆迁工作。在拆迁工作中，建华公司代表市道扩办与被拆迁人签订补偿协议时分别盖市道扩办、建华公司公章。
（2）2005年间，市道扩办与建华公司签订《猎德三期车陂涌截污工程（华南快速路——科韵路段）征地拆迁工作委托合同》，约定市道扩办负责征地拆迁的组织、指导、协调、检查、监督，征地拆迁的具体工作委托给建华公司完成，包括动迁、谈判、签订合同、支付补偿款等，拆迁劳务费为1.5%。建华公司以市道扩办的名义与被拆迁人签订合同，所有补偿标准、合同均需市道扩办审批后方可签订。拆迁实施单位必须经市道扩办审查其拆迁资质后，才能承担拆迁工作。
（3）2005年8月，刘德勇与建华公司达成委托意向后，与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荔湾公司有城市房屋拆迁乙级资质）洽谈，商定以刘某的名义挂靠荔湾公司承接拆迁工作。后荔湾公司与建华公司签订《车陂涌污水处理工程征地拆迁工作合同》，约定建华公司将负责征地拆迁的组织、指导、协调、检查、监督，征地拆迁的具体工作委托给荔湾公司。
（4）2006年1月，荔湾公司与刘某签订《合作承包拆迁协议》，约定由刘某承包征地拆迁工作，荔湾公司收取3%的管理费，不承担任何盈亏。
5.天河区岑某隔坑路口1号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穗扩协[2007]811号）及附件（包括协议呈批表、《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查册表等），证实：2007年7月，市道扩办与岑村四社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其中，拆迁对象是穗天沙字第020956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所记载的隔坑1号房屋，房屋性质为宅基地，拆迁方是市道扩办，承担拆迁单位法定代表人是刘某；业主（被拆迁方）是岑某四社，法定代表人黄某5，补偿业主岑某四社总金额为724.953002万元。
6.天河区岑某隔坑路口3号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穗扩协[2007]838号）及附件（包括协议呈批表、《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查册表等），证实：2007年6月，市道扩办与岑村四社签订协议，拆迁对象是穗天沙字第020912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所记载的隔坑3号房，房屋性质为宅基地，补偿业主岑某四社总金额为708.466783万元。
7.市道扩办出具的《关于车陂涌截污工程天河区岑村隔坑路口1、3号房屋补偿费用的函》，证实：隔坑路口1号、3号房屋因无历史用房证明，应按未到期临时建筑补偿标准予以补偿，具体金额应为1号房屋832824.055元、3号房屋1297807.66元。
8.岑某四社2007年3月21日出具的四份《证明》，内容为：穗天沙字第020912号、020956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所载的该村隔坑3号、1号房屋，1996年由天河区政府发给岑村四社宅基地证。
9.天河区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天河区人民政府长兴街道办事处查证岑村隔坑街1号（穗天沙字第020956号）、岑村隔坑街3号（穗天沙字第020912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情况的复函，证实：（1）天河区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根据上述地址在房地产产权管理系统中查询，无上述证址信息。（2）天河区长兴街道办事处查询档案资料，无上述使用证资料。
10.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天河区分局出具的《关于说明有关情况的复函》，证实：（1）1988年开始，天河区建设委员会开始宅基地发证工作，期间曾委托给镇政府、街道办处理。1998年9月22日开始，发证职能划归区国土房地产管理局，天河区建设委员会将部分宅基地档案资料移交该局保管，另一部分存放于街道。（2）查无存根档案的，该局档案室将出具“查无”的查册证明。如需办理相关登记业务，申请人可凭房屋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档案证明申请办理。
11.天河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复函，证实：2002年间，岑村四社向该局申办岑村隔坑路口1、2、3、4号房屋的产权登记，经核查，由于房屋用地与规划路网存在冲突，申请资料中缺少相关用地及报建资料，该局作退案处理，并无核发上述房屋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该局已向申请人发出退案通知，但申请人一直未领回相关资料，现案件材料存于该局。
12.《合作合同》（落款日期为1989年11月8日），内容：甲方（黄某5、黄某1、张某3）与乙方（郝某2）约定，甲方投资55%、乙方投资45%用于甲方承包的隔坑路口、原砂场地生产经营，“租赁期内，如遇国家征用，……国家给予的赔偿经费、土地款归岑村第四生产队所有地建筑物和房屋双方分红。甲方佰份之伍拾伍分红，乙方佰份之肆拾伍分红”。
13.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处（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穗检技鉴字[2015]20号、[2015]19号文件检验鉴定书，证实：前述《合作合同》中的甲方“黄某5、黄某1、张某3”签名笔迹是黄某5本人所写，乙方“郝某2”签名笔迹是郝某2本人所写。
14.黄某5与郝某2资金往来的银行明细清单和底单，证实：2007年8月10日，黄某5向郝某2农信社账户分两笔共汇入300万元。
15.广东诚安信司法会计鉴定所出具的穗司鉴15010191800080号、粤诚司鉴定[2015]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①岑村隔坑路口1、3号房屋，按照未到期临时建筑补偿标准计算，拆迁款应为213.0631715万元；黄某5等人实际获得拆迁款为1433.419785万元（1号房屋拆迁款724.953002万元、3号房屋708.466783万元）；黄某5等人超额领取拆迁款1220.356613万元。②拆迁款的去向。1号房屋拆迁款：张某4账户67.8640万元（存款人黄某5）、黄某5账户258.489002万元（存款人黄某5）、黄某1账户49.9万元（存款人黄某1）、陈伟权账户348.7万元（存款人黄某5）。3号房屋拆迁款：黄某5账户663.466783万元（存款人黄某5）、黄某1账户45万元（存款人黄某1）。
16.证人黄某1的证言：岑村隔坑路口的地是80年代我大哥黄焯彬向岑村四社承租的，由黄某5和岑某四社签署承租合同，大约有20亩，租金是黄某5一次性向某四社缴清。那块地在岑某河的旁边，先是种满了竹子、荔枝树、龙眼树和香蕉树，后来，我们俩将这里做成鱼塘、鸡棚，再后来，我们将鸡舍加固、扩大和装修，改装成厂房和房子用于出租，直至2007年左右车陂涌截污拆迁。我不清楚黄焯彬向岑村四社承租的地块是否有《村镇宅基地使用证》。
17.同案人黄某5的供述和辨认笔录：1999年7月-2013年4月，我任广州市天河区岑村第四股份合作经济社社长。2005年，市道扩办发函到村、社征地拆迁，我有部分土地在拆迁的范围内。我位于岑村隔坑路口1、2、3号的土地上盖有房子，并已经在2003年申请了房屋所有权登记证申请，但房管局没有发《村镇宅基地使用权证》，只给了我三份《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证件收据》。另外，我和黄某1、张某4于1989年向四社承租了隔坑路口附近的近70亩地。上述的所有土地，根据《关于广州市北部水系建设沙河涌等三条河涌联合补水工程补偿标准的函》规定，属于未到期的临时建筑，每平方米补偿四五百元，当时我提出每平方要补偿1400或者1500元，为此我没有签补偿协议。我那些土地如果有《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话，补偿款是每平方米4000元，还有回迁房。这时，刘德勇让我和他合作，分他好处费，我就将《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证件收据》等资料交给刘德勇去操作。过了几天，刘德勇告诉我他打算用他人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挂到我的土地上，按照有宅基地证的补偿标准来补偿，每平方米约2600元，但所得的拆迁款要分他一半，我同意了。后来，刘德勇介绍郝某2给我认识，说郝某2有搞到《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门路。此后，我按照郝某2的要求提供资料，郝永球就办好虚假的隔坑路口1、3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复印件。我拿到复印件后，盖上岑某四社的章。我还想在复印件上盖上长兴街道办事处的章，但长兴街道办以无原件为由拒绝了。经刘德勇出示原件后，长兴街道办回复称经查询，该《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是天河区政府发出的，但国土部门尚未备案。我觉得这两个宅基地证有问题。为了便于分钱，我们三方签订了一份假的合作合同。拆迁资料的审核是由刘德勇去操作的。郝某2提供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原件不在我这里，我去市道扩办拿拆迁款的支票时，市道扩办的人也没有向我回收这两个宅基地证的原件。2007年7月左右，在刘德勇的操作后，我收到第一笔拆迁款，扣除手续费后约660万。当年8月左右，我的第二笔拆迁款到账，扣除手续费后约720万，我转账给张某4约200万，给了黄某1约100万，偿还黄艳琼30万，资助黄艳琼50万元。刘德勇提供了一个叫陈伟权的存折让我存钱，我存了约350万进去，过了没多久，我又向刘德勇提供的张某1的账户存入约150万。这些以银行查询的明细为准。汇完款后，我只得到300万左右，后又在刘德勇处拿回25万。
黄某5辨认出刘德勇、郝某2，确认了《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证件收据》、《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以及伪造的隔坑1、3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合作合同》等。
18.同案人郝某2的供述和辨认笔录：2007年一天，刘德勇拿着一张写着需要办理虚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资料的A4纸给我，地址是岑某，被拆迁户是黄某5，还给了我一张《村镇宅基地使用证》黑白复印件做版本。我找到办假证的人办理了刘德勇需要的虚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两份，然后给了刘德勇。在为黄某5办理虚假宅基地证期间，有一次刘德勇拿着一份手写好的《合作合同》让我签名，当时我没有细看内容就签了名。约两个月后，刘德勇让我去岑某的农信社开一个存折来收钱。2007年7月，因为我帮黄某5做了假宅基地证的事情，我收了300万，转账到我尾号为1316的账户。
经辨认照片，郝某2辨认出刘德勇以及签署的《合作合同》。
19.上诉人刘德勇的供述及辨认、签认笔录：我老乡刘某对拆迁业务和流程比较熟悉，所以我和广州荔湾建筑工程公司签订的拆迁《委托合同》，是让刘某去签署的。在具体的拆迁工作中，我们分工合作，我负责与被拆迁户谈拆迁补偿金额，清点青苗、测量面积，刘某负责和市道扩办、水务、工商开会以及与拆迁户签订《补偿协议》等事务性工作。2006年初，我通过挂靠广州荔湾建筑工程公司，在市道扩办下属的建华公司的委托下，负责车陂涌截污（科韵路-
华南快速路段）的拆迁工作。这个拆迁业务实际上是受市道扩办的委托，具体工作就是代表市道扩办到拆迁地核实被拆迁人提供的材料是否真实、实地勘测拆迁土地、按照市道扩办的补偿标准确定拆迁土地的补偿价格，然后写好拆迁协议呈给市道扩办审批，审批完后市道扩办就放款给被拆迁人。我们接受委托后，会进行摸查，对拆迁土地上的户数、房屋面积、拆迁土地上的建筑物及青苗进行清点，清点完毕后汇报给市道扩办，市道扩办根据我们的摸查结果出具补偿标准。我们根据补偿标准，对具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房屋，会持被拆迁户提供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复印件到房管局查册，核实被拆迁户提供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真实性，然后根据宅基地证上登记的面积以具备宅基地证的标准进行补偿。对不具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房屋，我们会请专业的测量公司进场，对房屋面积进行测量。房屋面积确定后，按照不具备宅基地证的补偿标准进行计算。上述补偿金额计算好后，我们代表市道扩办制作《补偿协议》，签署上我们公司经办人的名字后，呈市道扩办审批。《协议呈批表》上，经办人一栏由市道扩办下属的建筑公司的经办人签名呈批。
黄焯彬位于隔坑路口1、3的房子在车陂涌截污工程拆迁范围内。当时，黄某5只能提供《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证件收据》，也就是说他的房子是没有《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所以只能按照每平方米700元左右的标准进行补偿。黄某5不同意，坚持要每平方米1300元。我告诉黄某5，说：“如果你要高额赔偿，那你去办张《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回来。”后黄某5问我认不认识可以搞到宅基地证的人，我知道郝某2可以搞到虚假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于是约了黄某5、郝某2一起吃饭，之后郝永球就帮黄焯彬隔坑路口1、3号的房屋办理了假的宅基地证。我认为那是假宅基地证，因为我私下去房管局查询过，黄焯彬的隔坑路口1、3号不具备规划地户籍图，所以是不能出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黄某5的拆迁资料汇总到我这里后，我安排人按正常的程序对郝某2帮黄某5搞的假宅基地证进行查册，查册的结果是“查无”的。因之前出现过多宗查册“查无”但也能顺利通过市道扩办审批的情况，于是我将房管局“查无”的结果附入拆迁资料。查完册后，黄焯彬在假宅基地证的复印件盖上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街岑村第四股份合作经济社的章，我们公司的人在复印件上盖上“与原件相符”的章。然后，我按照具备宅基地证的标准为黄焯彬的隔坑路口1、3号的房屋计算标准并制作补偿协议，按程序报批，由建筑公司的人完成拆迁补偿手续。我、黄某5和郝某2为便于郝某2分钱，签了一份假的《合作合同》。郝永球通过给黄焯彬办虚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得到300万元的好处。我的好处费是黄某5转给张某1或者陈伟权账户后提现拿的，印象中张某1提现给我的钱总数近200万元。具体数额以书证为准。
刘德勇辨认出黄某5、郝某2，刘德勇确认了伪造的隔坑1、3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以及《合作合同》。
（二）2008年间，广州市建设工程拆迁有限公司承接了广州市北部水系建设沙河涌等三条河涌联合补水工程征地拆迁工程，该公司工作人员曾某1、朱某（均另案处理）具体负责岑某地块的拆迁工作，两人请上诉人刘德勇协助工作。期间，刘德勇伙同同案人钟某、黄某5（均另案处理），使用虚假的穗天沙某第021056号、穗天沙某第021068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将钟汝德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岑村大埔竹园3、4号土地上的临时建筑以宅基地标准征收，骗取国家征地拆迁补偿款共计598.619280万元，刘德勇分得其中的352.528556万元。
综上，上诉人刘德勇共参与诈骗二宗，涉案总金额1818.975893万元，其个人分得其中的701.228556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法庭举证、质证下列证据证实：
1.三涌补水工程相关文件,包括广州市水利局文件、广州市河涌管理处《委托合同》、市道扩办《工作委托合同》、《函》、市建委文件、广州市建设工程拆迁有限公司《说明》等，证实：2007年3月，广州市水利局实施“广州市北部水系建设沙河涌、猎德涌和车陂涌等三条河涌联合补水工程建设”，委托市道扩办负责该工程的征地拆迁工作。市道扩办委托广州市建设工程拆迁有限公司（原名广州市欣华建筑有限公司，属市道扩办下属公司，2006年12月更名）负责工程征地拆迁、管线迁改工作（二期）。该公司工作人员朱某、曾某1具体负责天河岑某四社、五社的征收补偿工作。
2.广州市审计局《移送处理书》、补偿协议等，证实：广州市审计局在审计三涌补水项目时，发现市道扩办与岑村四社签订的《房屋补偿协议》，其拆迁对象是穗天沙字第021068号、021056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所记载的大埔竹园3号、4号房屋，补偿业主为岑某四社，经办人钟某的土地涉嫌以两个假的宅基地证骗取补偿款68649**元。
3.市道扩办《关于三涌补水工程有关问题的复函》,证实：在穗扩协[2008]1622号补偿协议中，穗天沙字第021056号、穗天沙字第021068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所记载的房屋，根据当时政策，如果无法提供宅基地证，可以套用历史用房标准给予补偿，两证对应的房屋补充金额应为1208267.52元。钟某实际获得补偿金额为7194460.32元。
4.广州市岑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实：1999年至2014年间，黄某5担任岑某第四经济社社长，其职务主要负责本社所有事务，具体负责本社农田土地管理、物业管理、社福利分配等日常事务，如遇国家征地，社长主要负责协助村公司和征地单位进行本社农田土地的面上附着物征地补贴。岑某所有经济社均无副社长职务。
5.广东诚安信司法会计鉴定所出具的穗司鉴15010191800103号、粤诚司鉴定[2015]11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①《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穗天沙字第021056号，对应大埔竹园路4号；穗天沙某第021068号，对应大埔竹园路3号）所载房屋，按照历史用房补偿标准计算，拆迁款应为120.826752万元；钟某等人实际获得拆迁款为719.446032万元；钟某等人超额领取拆迁款598.619280万元；②拆迁款的去向：2008年9月岑某四社0456账户收到市道扩办补偿款719.446032万元（收款人“钟某”），2008年10月全部转入钟某3143账户（代办人黄某2），后向某四社缴纳手续费143889.20元，本人提现525000元，留存285.56元，其余转入钟某5996账户300万元、转入张某16080、7351账户共计352.528556万元；③钟某5996账户收到上述300万元的去向：潘某70万元、梁静敏71.85875万元、梁惠群86.4万元、钟艳心50万元。
6.证人方某1的证言：1992年7月至今，我在市道扩办工作。2007年4月至2012年8月左右，我当时任审计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征地拆迁补偿协议的审核。钟某这件拆迁项目是朱某经办的，曾某1为经办部门的领导。当时亚运期间这些项目都很急，所以领导要求不能退案，一律先过审批，后补材料。当时我没有发现钟某拆迁案子中的《村镇宅基地使用权证》存在问题。
7.证人朱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我是市道扩办下属广州市欣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拆迁一部办事员。2008年至2011年，我作为独立经办人开展征地拆迁的谈判。“三涌补水”拆迁中，我作为经办人经办岑村、车陂村、黄村、沐陂村四个村的拆迁工作。我找到与岑某四社熟识的刘德勇协助我工作，还认识了社长黄某5。当时，岑村四社提供了（穗天沙字第021056号）和（穗天沙字第021068号）两份宅基地证复印件，没有提供原件，我要求他们在复印件上加盖四社公章，以证明该两份宅基地证复印件由四社提供。我收到这两份宅基地证复印件后，去房管局查册，查册结果是“查无”，我将这个结果报告给了程某和刘波。后我和黄某5签订《补偿协议》。签署完补偿协议后，我将上述两块土地的拆迁资料整理好，呈市道扩办审批。我当时没有看过（穗天沙某第021056号）和（穗天沙某第021068号）两份宅基地证的原件，就在上述的两份宅基地证的复印件上盖上“与原件相符的章”。我想拆迁款到位后，岑某四社如果想拿拆迁款必须要提交原件才能拿到拆迁款，所以没在意。后来，岑某四社拿了宅基地原件给我，我是放在我办公室的柜子里。
经辨认照片，朱某辨认出刘德勇。
8.证人曾某1的证言：我是广州市建设工程拆迁有限公司拆迁一部原副部长。欣华公司和拆迁公司都是市道扩办下属国有企业。市政府决议需要征地拆迁后，由市建委安排市道扩办执行，市道扩办就将具体工作交给我们公司执行。在三涌补水岑某四社拆迁补偿项目中，2008年8月左右，该项目经办人朱某在办公室找到我，从档案袋里拿出一沓材料让我审核。我翻了一下，发现材料已经附上了拆迁单位、被拆迁单位、项目业主三方的补偿方案确认表，还有其他该有的材料，包括产权证复印件、测绘图、相片、代码证、法人证明证书等，我就在《补偿协议（草签）》和《呈批表》上签名了，交给朱某继续报上级逐级审批。
9.证人黄某2的证言：钟某与潘国思、张某1在岑某四社租地经营，因“三涌补水”二期改造项目获得拆迁补偿款600多万元。按规定，这些钱必须先计入社里的公账，再转给拆迁户。因为我是四社、五社的出纳，这600多万元的补偿款到账后，我从社里划给了钟某、张某1两人。至于钟某他们的租赁情况以及补偿协议我没有参与，不清楚。
10.证人黄某3的证言：我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岑某四社、五社担任会计。钟某是珠村人，在我们岑某四社租了个竹园地，后因拆迁获得了600多万元的补偿款。
11.证人张某1的证言：2008年上半年至2010年1月，我跟刘德勇做工程，负责与被拆迁户谈判，有时为刘德勇开车。期间，刘德勇叫我以我的名义开设了两张农商行的储蓄卡以及三本存折，并且用这些卡、存折提现四次、转账四次。第一次开户是2008年年中，我在小新塘农商行开好卡，设置好密码给了刘德勇。3个多月之后的一天下午，我和刘德勇到小新塘的农商行按照原来预约的数额提取了现金20万元。第二次开户是大约2009年年初，刘德勇叫我在棠东农商行开了个既有卡又有存折的账户给他使用。第三次开户是一两个月之后，刘德勇叫我在岑某的农商行开设一个只有存折的账户给他使用。2009年的8、9月份的一天中午，刘德勇让我去棠东农商行预约提现40万元，然后刘德勇从车上拿下另一个装了120万现金的布袋（灰黑色），和我一起在林乐路汇丰银行中信广场支行将这160万元存到他自己名下的账户。大概隔了一个月左右，我在宝岗体育馆附近的农商行从我在岑村农商银行开的账户预约提现40万元给刘德勇。2009年下半年一天，我和刘德勇、黄某5去岑某农商银行从我开设的账户转账到黄某5指定的账户100.8万元。2009年12月份，我在宝岗大道农商行从我在岑某农商银行开设的存折分别2次转账了100万、120万到刘德勇名下在中国银行的账户。
12.证人潘某的证言：2003年，钟汝德在岑村四社租了块地由我建好厂房和负责日常经营、管理，股份两个人各占一半，分红是按每人百分之五十。2008年，部分厂房被拆迁，我分得了70万补偿款。2013年那次拆迁，我分得100万。我不清楚两次拆迁补偿总额是多少，因为那块地的承租人是钟某。后来，我找律师去拆迁的部门了解，查到两次补偿款总共有900多万。
13.证人陈某的证言：2002年底，我、钟某、潘某一起投资在广州市天河区大淋岗丘山工业区租了一块地，盖好厂房出租，股份和分红比例都是大家平分，租地人是钟某。期间，钟某多次向我借钱。2008年，钟某在岑某租的地被征收时拿到了补偿。同年10月23日，我从钟某账户04×××96收回借款121.85875万元。
14.证人郝某1的证言：2007年3月27日，钟某向我们借款124万，写了个《借据》给我妻子梁惠群，钟某还提供了工程许可证和承包合同等做借款抵押物，还款期限至2007年8月28日。钟某借款后，陆续以现金、银行转账形式还款给我们，但没有按照《借据》约定的还款金额和时间还钱，我和妻子一直在向他追讨。2008年10月8日，钟某转了86.4万给我妻子梁惠群的账户。
15.证人黄某4的证言：我是黄某5的儿子。2015年4月17日，我们在家中阁楼（7楼）找到一个“梦妹猫”鞋盒。经清点，鞋盒里面装有23沓100元面额的人民币，每沓1万元，共23万元。后共退缴了25万元到检察机关。
16.同案人钟汝德的供述及辨认笔录：我向岑村四社承租的大埔竹园3、4号房屋在三涌补水工程拆迁范围内。2008年4、5月左右一天，负责该项目拆迁的经办人刘德勇来到我拆迁现场，刘德勇向我出示了补偿文件，说我的房屋（大埔竹园3、4号）不具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只能按照每平方米600元的补偿标准来计算，补偿金额为120万左右。我觉得不合理，没有同意刘德勇提出的补偿方案。过了一段时间，刘德勇打电话给我，我说要以每平方1200元的标准来计算。刘德勇说没有问题，只要我配合同意拆迁就可以。补偿的后续事情我就没有管了，让刘德勇去操作了。2008年10月，岑村四社社长黄焯彬叫我去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岑村支行，去到后黄某5他们已经以我名字开好广州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黄某5告诉我大埔竹园3、4号的补偿款已到账。后来，潘某给我一个我本人名字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的存折，里面有70万左右，说是大埔竹园3、4号的补偿款。
经辨认照片，钟某辨认出刘德勇。
17.同案人黄某5的供述：钟某承租土地的性质是农用地，不是宅基地，在钟某承租前原来种满了竹子，钟某向我说过他没有见过该土地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当时是刘德勇陪同钟某过来找我，刘德勇还带了一份市道扩办盖章的《赔偿协议》，补偿数额是700多万。刘德勇拿出该地块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说原件在他们拆迁办，让社里在复印件和一个《证明》上盖个章。我觉得刘德勇是三涌补水拆迁业务的经办人，于是就盖了岑某四社的公章。盖章后，钟某获得了拆迁款。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傍晚，钟某在我办公室楼下的路边给了我一黑色塑料袋，一共有25万元。
18.上诉人刘德勇的供述：三涌补水拆迁工程市道扩办下属的广州市建筑工程拆迁公司做的。因为我与车陂村岑村四社的人比较熟悉，于是三涌补水工程拆迁项目的经办人曾某1、朱某便让我代他们与岑某四社商谈拆迁补偿事宜。钟某承租的大埔竹园土地在三涌补水拆迁的范围内。2008年下半年，钟某听说黄某5的房屋没有宅基地证，但办了个假宅基地证按照具备宅基地证的标准获取了高额的补偿，所以钟某过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办假宅基地证的门路。我就介绍郝某2给钟某认识。因为黄某5那次操作很成功，我们通过电话联系，达成了共识，由钟某提供资料，郝某2去搞《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我负责提交资料，拿到拆迁款后我和郝某2要分到约200万。后黄焯彬在郝永球提供的大埔竹园3、4号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复印件上及证明该宅基地证真实性的《证明》上盖上岑村四社的公章。之后，朱某和曾某1根据钟某提供的材料通过了市道扩办的审批。在钟某拿到拆迁款后，钟某给了我50万元，我听钟某说他给了黄某530万元。拆迁款到账后，钟某转账到张某1账户352万元，我给了郝某2一些。
刘德勇签认了伪造的大埔竹园3、4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
二、行贿犯罪事实
2007年至2008年间，上诉人刘德勇为了在车陂涌截污工程相关地块征地拆迁工程中得到时任市道扩办下属单位工作人员曾某1、市道扩办审计处工作人员方某1、市道扩办征地拆迁处工作人员程某（三人均另案处理）的帮助，刘德勇向曾某1贿送20万元、向方某1贿送20万元、向程某贿送16000元。2015年4月22日，刘德勇到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接受询问，主动交代了行贿事实。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广州市建设工程拆迁有限公司提供的曾某1、朱某的任职文件，证实：曾某1于2003年9月至2009年12月任职广州市建设工程拆迁有限公司（原名广州市欣华建筑有限公司）征拆一部，具体岗位是征拆经办，从事征收补偿业务；朱某于2003年11月至2010年10月任职公司征拆一部，具体岗位是征拆经办，从事征收补偿业务。
2.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出具的方某1的任职文件,证实：2007年至2012年，方某1先后任职市道扩办征地拆迁处、审计处（后称审核鉴证部）干部，2012年9月起任职审计处副处长。
3.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出具的程某的任职文件,证实：程某2000年8月起任职市道扩办征地拆迁处处长助理，2009年起任广州市建设工程拆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4.证人曾某1的证言：2008年一天，我、刘德勇、朱某还有其他工友在刘德勇拆迁现场工地的办公室喝茶，我提到想买一台本田CRV小车，但钱不够。约一个月左右后的一天下午，我在刘德勇办公室喝茶聊天，聊完后他送我出门，拉开我的车后门，在我后排座上放了一个黑色塑料袋，说我买车钱不够，先帮我垫着。我回家数了一下，发现塑料袋里装有现金20万元。过后我用这笔钱和自己的积蓄共约25万元买了一台本田CRV小车。我明白刘德勇是以这种形式送钱给我，他不会让我还的。我时任建设工程拆迁有限公司拆迁一部副部长，负责拆迁补偿项目的拆迁现场监督，是代表市道扩办在拆迁现场的一线领导，刘德勇和被拆迁户达成的拆迁补偿方案等都经我审批后才能层报市道扩办的各位领导，他送我钱是为了跟我打好关系，方便他开展工作。
5.李某霞（曾某1的妻子）提供的购车发票、汽车注册登记资料、广东恒通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提车交接单等，证实：2008年12月7日，曾某1购买了思威牌/CR-
V小汽车一辆，价税合计23.48万元。
6.证人方某1的证言:1992年7月开始，我在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工作。2007年4月至2012年8月期间，我任审计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征地拆迁补偿协议的审核。我认识刘德勇（刘勇），他做过车陂涌截污拆迁工程。刘德勇跟我熟了以后，有几次想以我家庭困难为名给我送钱，我没答应。2008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刘德勇打电话给我说，有些东西要给我的，我明白他又要给我送钱，我答应了。之后，我打车去了宝岗大道北的某个地方，与刘德勇的一个手下见面，那人交给我一个纸皮箱，说是刘德勇给我的。我拿回家后，发现里面有20万元，后我交给我朋友帮我存入银行用于炒股。刘德勇做车陂涌截污工程时审批过程关系到工程的进度，只有工程完结他才能拿到劳务费，这些都需要通过我的审批。他的拆迁案子在我这里审批的话我都是快捷通过的，所以刘德勇送我20万是感谢我的。刘德勇还请过我吃了2、3次饭，每次吃饭后都给了一个装现金的信封，数额是2000元到3000元，总共大概给了我七八千元。2009年中秋节，刘德勇请我们市道扩办的工作人员吃饭，吃饭后每人给了一个装着现金2000元的信封。
7.证人程某的证言：我在负责协调车陂涌截污工程相关拆迁项目过程中，先后多次收受了张某2、刘德勇、方某3贿送的现金7.4万元。其中，收受刘德勇贿送的1万元，收受刘德勇、方某3贿送的6000元。我当时是市道扩办下属拆迁公司征拆一部部长，所负责的相关工程，刘德勇、方某3、张某2等人都有参与施工，他们送钱给我主要是想让我在承接工程、工程进度方面给予他们帮助。2007年中秋，张某2和刘德勇请我在萝岗的源华饭店吃饭，刘德勇给了我一个装有现金1万元的红包。2008至2009年中秋聚餐或外出旅游时（具体时间记不清了）由刘德勇、方某3的一个员工给我们一起聚餐或外出旅游的人每人派一个装有1000元的牛皮纸信封，前后一共有6次。
8.证人张某2的证言：2007年中秋节，刘德勇和我请程某在萝岗的源华饭店吃饭，费用由刘德勇支付。刘德勇事后告诉我，吃饭期间，他送给程某1万元现金。
9.上诉人刘德勇的供述：2006年初，我通过挂靠广州荔湾建筑工程公司，在市道扩办下属的广州建华综合发展公司的委托下，从事车陂涌截污（科韵路-
华南快速路段）的拆迁工作。朱某和曾某1是市道扩办拆迁工作的现场第一指挥，拆迁工作是否达到审核标准都掌握在他们手中。2008年9月，曾某1和朱某在做三涌补水工程时到我在新塘村杨梅涌边的拆迁办公室喝茶。期间，曾某1说他的国产车因车祸几乎报废，想买部本田CRV，但钱不够，我听到后就打算送钱给他买车当是打点关系。后我叫张某1去农信社小新塘支行提取出30万现金，我当时想着20万给曾某1，10万给朱某。朱某在市道扩办的拆迁公司工作几年了，我觉得也要给点好处打好和朱某的关系。一天，我们在办公室喝完茶后，朱某先走，走的时候拿走了我给他装有10万元的蛇皮袋。曾某1离开时，我提着装有20万元的蛇皮袋送他出去，放在他小车的车尾箱。我送钱给朱某和曾某1是想和他们搞好关系，在我所承办的拆迁工作中遇到问题时给我行个方便，让我能顺利完成拆迁工作。
我和方某1是2008年在车陂涌截污工程现场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的。2008年下半年一天，我打电话约他说要送点水果给他。我随即交代张某1去银行取出现金20万，后我将这20万元放在水果盒里，找机会送给了方某1。我送财物给方某1是因为方某1负责拆迁工程协议的审核。我经办的拆迁协议早通过审核，我就能早点完成拆迁工作，早日拿到工程款。
2006年至2008年，我经常请中间人张某2和程某吃饭。2007年中秋节，我请张某2和程某在萝岗区的源华酒店吃饭，当时参加饭局的有张某2、程某及两个手下。饭后，张某2将我预先用信封装好的1万元现金递给了程某，另外两个信封装的各是2000元，发给了程某的手下。2008至2009年间，中秋节聚餐或者外出旅游时，我都会请市道扩办的工作人员程某、曾某1、朱某和关某等人吃饭。在聚餐过程中，我会叫手下向程某等市道扩办工作人员派发一个信封，每个信封里面装有1000元现金，大约总共6次，共花费约3万元。我们送钱给程某等市道扩办的人，是因为我们承包车陂涌截污工程拆迁工作，很多工作都是要市道扩办的人去协调。送钱给他们是想和他们搞好关系，让他们能在承包工程和在拆迁工作中给予关照和方便。
对上诉人刘德勇及其辩护人所提的上诉、辩护意见，综合查证如下：
1.关于本案侦查、起诉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时认为属于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直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改变定性后可否直接提起公诉问题的批复》规定，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在侦查阶段发现不属于自己管辖或者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且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办理。本案经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以刘德勇涉嫌行贿罪、贪污罪侦查后移送至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以涉嫌诈骗罪、行贿罪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本案中，刘德勇所涉诈骗罪属于公安机关的管辖，但其所涉行贿罪属于检察机关直接侦查的案件范围，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有管辖权。即便刘德勇所涉主罪为诈骗罪，但没有证据证实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了该情况。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案件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事实已查清、证据确实、充分的提起公诉条件，而直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整个侦诉过程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未违法。辩护人认为彼时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仅是自己的看法，不能代替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对本案事实、证据的审查判断。据此，本案侦查起诉程序合法，侦查所取得并经查证属实的证据均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辩护人所提本案侦查机关违反立案管辖规定，其收集的证据是无效证据的意见，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2.关于刘德勇是否构成诈骗罪以及定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问题。（1）刘德勇、黄某5均稳定供述，其二人合谋使用假使用权证将临时建筑以宅基地标准征收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商定由黄某5提供基本资料，郝某2伪造虚假的村镇宅基地使用权证书，再由刘德勇报批，骗取补偿款成功后三人签署虚假的合作合同以分配赃款。虽然，刘德勇和黄某5互相指证对方提出犯意，但所供其他犯罪事实吻合。同案人郝某2亦稳定供述其为刘德勇伪造过拆迁户为“黄某5”的虚假的村镇宅基地使用权证，还供称为分配补偿款签署过一份合作合同，该情节与刘德勇、黄某5所供亦吻合一致。侦查机关调取的拆迁补偿协议、银行查询资料、《合作合同》、国土部门出具的函以及文件检验鉴定、对款项流转情况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等，来源合法，均与刘德勇、黄某5、郝某2的供述相互印证。上述言词证据与在案客观性证据能相互印证，无疑点，足以认定刘德勇伙同黄某5、郝某2伪造《村镇宅基地使用证》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的犯罪行为。此外，钟某亦稳定供述与刘德勇等人结伙将临时建筑以宅基地标准征收骗取超额补偿款，与刘德勇、黄某5供述吻合一致，与在案上述客观性证据也能相互印证，亦足以证实。据此，刘德勇及其辩护人一审认定刘德勇构成诈骗罪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
（2）涉案的伪造的村镇宅基地使用权证由侦查机关调取，为复印件，且无法查找到原件用于核对和鉴定，但有关机关已出具证明证实无该证存根资料，且该项村镇宅基地因规划受限不可能颁证，与刘德勇、黄某5、郝某2的供述是一致的，足以证实该镇宅基地使用权证书系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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