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216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刚，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同兵，深圳市法律援助处指派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福田区保安服务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莲心路2号，组织机构代码192360659。
法定代表人：刘世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玉娟，广东鹏城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升，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李刚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福田区保安服务公司（以下简称保安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58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刚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保安公司支付李刚人身损害赔偿金人民币500000元，支付李刚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100000元；3、判令保安公司支付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将保安公司班长琚某暴力驱赶李刚出宿舍造成李刚伤害改成保安公司班长琚某通知李刚离职双方发生口角并肢体冲突后被琚某打伤是不正确的，赶李刚出宿舍与通知李刚离职是不同的两件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保安公司班长琚某有权利以暴力手段赶李刚出宿舍。2、一审法院认定保安公司班长琚某暴力驱赶李刚出宿舍造成李刚伤害与保安公司无关是不正确的，琚某的行为是经保安公司授权，代表保安公司的行为，保安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琚某在派出所所做的询问笔录第3页，其叙述为“队长通知我，我就让他收拾物品”这说明琚某的行为代表公司。如果不是保安公司任命琚某为班长，琚某没有理由赶李刚出宿舍，保安公司称琚某无赶李刚出宿舍的权利，未提供相关证据，即使琚某没有赶李刚出宿舍的权利而实施了赶李刚出宿舍造成了伤害，也是保安公司用人不当，宿舍管理混乱造成的，保安公司没有尽到保护员工的安全保障义务。3、关于伤情，李刚的主诉、报警回执、调解书、伤前伤后的照片、保安公司与打人的班长琚某的询问笔录，都提到鼻子受伤，而李刚从2014年8月1日至今未报过一次再次受伤的警。4、关于调解书，调解书与保安公司无关，不是李刚与保安公司签订的不追究保安公司责任的调解书。且调解书是在派出所胁迫下签订的，因当时派出所称如不签订协议，就拘留李刚，李刚当时不知道伤情的严重性，才被迫签订该协议，故该协议是无效的，且该份协议未得到履行，李刚并没有收到协议所约定的款项。另，调解书可以证明李刚是有受伤的，现在还可见李刚的鼻梁上明显有凹陷。
保安公司辩称，1、李刚至今没有一份证据能够证明目前的伤情与琚某的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李刚与琚某因私人原因发生打架一事，已在沙头派出所的主持下达成调解，李刚已明确表示互不追究责任，可见李刚的伤情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纯属员工之间的个人行为，应当由员工对各自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我公司在本事件中即无过错，也无责任。事后，琚某也已按调解协议支付了2000元给李刚，中院也已裁定沙头派出所在调解过程中没有任何违法程序。
李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0元，人身损害赔偿50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案外人琚某均为被告保安公司的员工，2014年8月1日早上，原告在福田区XX码头保安宿舍内因工作纠纷与案外人琚某发生口角并发生肢体冲突，原告被案外人琚某打伤后报警。后原告李刚和案外人琚某在深圳市公安局沙头派出所的主持下达成了《治安案件调解协议书》：双方自愿调解此事，由案外人琚某一次性赔偿原告医药费及其他费用共计2000元；同日原告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上述款项。
原告主张案外人琚某殴打原告致使原告受伤系职务行为，公司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1、报警回执，用以证明当时被被告公司员工殴打，以及原告报警的情况。2、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原告被殴打的情况以及受伤的情况。3、询问笔录，用以证明被告的员工有承认殴打原告，导致原告受伤。4、照片，用以证明原告受伤后鼻子的现状。5、入职登记表，上面有原告入职时的照片，用以证明原告入职时鼻子是正常的。
针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保安公司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于2014年8月1日7点30分曾经报警的事实，但该证据无法证明侵权行为的发生，更无法证明现今提起的人身损害，该证据对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3均是沙头派出所根据打架双方的口述所作的一份笔录，我公司对双方描述事实的真实性是存在异议的；对于证据4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5，其三性不予确认。因为该照片对比无法证明是2014年8月1日原告与琚某发生打架时所遗留伤情，事后至今一年多，原告有没有增加其他病情，我方是无法得知的，故对其三性不予确认。
被告保安公司对原告的主张不予认可，主张本案系员工之间的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应由员工自行承担责任。为此，提交了以下证据：1、沙头派出所治安案件调解协议书，用以证明2014年8月1日原告于琚某因私人关系发生打架，在派出所的主持下达成调解，琚某赔偿给原告医疗费及其他费用共计2000元，双方互不追究；2、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福田法院经审理查明琚某没有人事任免权，也没有证据证明琚某经授权辞退李刚；3、调解协议书及中院调解书，用以证明我公司与原告的劳动争议一案已达成调解。
对被告保安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原告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调解协议系派出所违反办案程序没有经过伤情鉴定的条件下强迫原告签订的，原告要求撤销该份调解协议并提起相应的行政诉讼，原告当时也没有验伤，也没有就医，对自己伤情并不了解，后来发现伤情严重，再到医院检查，发现鼻梁凹陷及粉碎性骨折，鼻梁向右侧倾斜，现已导致严重毁容。对证据2-3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这是关于被告双方劳动争议，与本案侵权纠纷无关。
另查，2015年4月28日，原告向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信访，认为其2014年8月被人殴打，派出所民警以威胁、恐吓方式强行进行民事调解，要求严惩办案民警，撤销民事调解书。2015年5月14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作出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认为该信访事项属于本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的事项，依法应直接向沙头派出所提出，不按信访程序受理，原告对此不服，于2015年6月11日对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提起行政诉讼，案号为（2015）深福法行初字第804号，法院以该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目前该案在上诉过程中但暂未得到二审结果。
原告另以被告保安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原告支付赔偿金及代通知金，案号为（2015）深福法民四初字第192号，法院认为“原告主张被被告公司班长开除，保安公司班长并没有人事任免权，原告亦未举证证明被告公司班长经授权辞退原告，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后原告不服该判决书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2015）深中法劳终字第3467号，双方庭外达成和解协议：被告保安公司支付原告1000元后双方确认劳动关系自2014年8月2日解除，双方不再就劳动争议主张任何权利。
法庭调查阶段，本院询问解除劳动合同的具体过程。被告确认需到总部人力资源部办理相关的离职交接手续，原告入职时就已经领取并知悉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劳动合同中对此有明确的约定。原告称其提起劳动仲裁后劳动局联系被告，被告通知其去被告公司总部办理，其就将加班费用领取了，其不清楚被告的总部在何处，也不清楚解除劳动合同的流程，其入职时被告只是让其直接签字，其没有细看，且没有持有劳动合同。
以上事实，除当事人庭审陈述以外，另有原告提交的报警回执、询问笔录、照片、入职登记表及被告保安公司提交的治安案件调解书、民事判决书等证据予以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据以提起诉讼系因案外人琚某通知其离职而双方发生口角并肢体冲突后原告被案外人琚某打伤。原告主张该行为系职务行为，公司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被告保安公司辩称该行为系员工个人行为，公司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责任。根据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及案号为（2015）深福法民四初字第192号判决书等相关证据，案外人琚某作为被告保安公司班长并没有人事任免权，原告亦未举证证明案外人琚某系经授权辞退原告，因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保安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原告主张其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刚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500元（原审法院已批准李刚免交），由原告负担。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为健康权纠纷。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案外人琚某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2015）深福法民四初字第192号判决书已查明案外人琚某作为保安公司的班长并没有人事任免权，李刚亦未举证证明案外人琚某系经授权将其辞退，本案并非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琚某与李刚发生肢体冲突，显然亦非其履行工作职务的需要，《深圳市公安局沙头派出所治安案件调解协议书》中亦载明为“琚某与李刚打架”，故双方之间只是私人冲突。李刚关于琚某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应由保安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500元,由上诉人李刚负担，本院已同意李刚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 康 养
审判员 刘 向 军
审判员 梁 媛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陈嘉（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