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鲁民再终字第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亳州市神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毫州市。
法定代表人：王成，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洁，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向东，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国风集团药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法定代表人：任伟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萍，该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黄越青，山东海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左敏，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耀先，该公司职工。
上诉人安徽省亳州市神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州药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国风集团药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风药材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青民再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神州药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洁、刘向东，被申请人国风药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萍、黄越青，原审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耀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4年12月16日，神州药业公司以国风药材公司为被告，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国风药材公司支付欠款325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0万元。2005年1月8日，神州药业公司申请追加诉请变更支付欠款为6296223.8元。2007年11月30日，本案因级别管辖移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神州药业公司请求判令国风药材公司支付货款6152419.02元及利息。2008年6月30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追加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08年11月25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青民二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驳回神州药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2510元，诉讼保全费54270元，共计96780元，由神州药业公司承担。神州药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2009年7月16日，本院作出（2009）鲁商终字第10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867元，由神州药业公司负担。神州药业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6日作出（2010）民申字第42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2012年2月17日，本院作出（2010）鲁民再字第48-1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2013年12月12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青民再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驳回神州药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2510元，诉讼保全费54270元，由神州药业公司负担。
神州药业公司诉称，2000年至2003年期间，神州药业公司与国风药材公司签订快胃片总经销协议，约定由神州药业公司为国风药材公司经销快胃片，神州药业公司以现金及中药材折抵快胃片款。但国风药材公司未按照协议履行义务，尚欠神州药业公司货款6152419.02元。请求判令国风药材公司返还货款6152419.02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国风药材公司辩称，1、神州药业公司所诉无事实和证据依据；2、神州药业公司实际持有双方业务凭据，其为掩盖所诉标的数额，隐匿自有证据，采用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个别工作人员伪造的虚假证明，达到恶意侵占国风药材公司财产的目的；3、神州药业公司恶意减少自认收到快胃片数额来加大、拼凑诉讼标的；4、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的地位实质为本案证人。
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口头答辩称，神州药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与第三人没有直接法律关系，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在本案当中不具备作为第三人的条件和地位。1、第三人公司财务账面和相关材料仅有与国风药材公司在协议书产品范围内业务往来的记录；2、2000年至2002年，第三人仅与国风药材公司签订了销售90片装的快胃片的协议书，所有业务往来仅在第三人与国风药材公司之间进行，账目各自列在各方名下的账目内。2003年所签订的协议书虽神州药业公司、国风药材公司、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三方单位同时盖章，但均按以前的做法操作；3、李某作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的仓管员，她对本案的阐述是其个人行为，没有经过公司授权。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提交证据，对案件事实分别认定如下：
一、关于神州药业公司与国风药材公司、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三方合同签订情况。
原告神州药业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2000年3月7日，国风药材公司与国风药业股份公司的下属企业青岛金百合药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百合销售公司”）签订的快胃片包销协议书。
证据2、2001年2月1日，国风药材公司与金百合销售公司签订的快胃片包销协议书。
证据3、2002年3月1日，国风药材公司与金百合销售公司签订的快胃片包销协议书。
证据4、2000年3月17日，亳州市神州药材站与国风药材公司签订的快胃片总代理协议一份。
证据5、2001年2月1日，神州药业公司与国风药材公司签订的快胃片总代理协议一份。
证据6、2002年3月1日，神州药业公司与国风药材公司签订的快胃片总代理协议一份。
证据7、2002年5月22日，国风药材公司出具的快胃片降价销售的补充协议一份。欲证明：自2002年6月份起，快胃片每瓶销售价被告按6.61元／瓶开票销售。
证据8、神州药业公司、国风药材公司及国风药业股份公司2003年签订的快胃片总经销协议书一份。
证据9、2005年5月11日，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亳州市神州中药材站注销及神州药业公司登记信息。
证据10、2005年7月8日，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亳州市神州中药材站由王成、王玉层成立，为扩大经营2000年8月22日重新注册成立神州药业公司，业务经营不得再用亳州市神州中药材站。
证据11、2003年4月1日，国风药材公司给神州药业公司向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内容为：“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三方签订的快胃片总经销协议，方便三方的工作，现委托安徽省亳州市神州药业有限公司王玉层作为我公司的代理人到贵公司提取快胃片，并代我公司按协议向贵公司交付货款及各种中药材原料，特此委托。委托期限自二○○四年四月一日至本协议履行完毕止。委托人：青岛国风集团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国风药材公司、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针对该事实未提交证据。
经质证、认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如下事实：2000年3月17日，与国风药材公司签订的快胃片总代理协议时为亳州市神州中药材站，但该合同系由神州药业公司履行，结合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确认该合同当事人系神州药业公司。
2000年3月7日，国风药材公司与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的下属企业金百合销售公司签订快胃片包销协议书一份，约定：国风药材公司与国风药业股份公司的金百合销售公司结算货款，国风药业股份公司的供应科按回款额1／2的金额购进国风药材公司的药材原料；协议期限1年，销售指标为4500万元，其中付金百合销售公司3000万元，供应科抵原料款1500万元；国风药材公司负责全国各大药材市场、山东省内及青岛地区的销售，国风药材公司可少批量销往省外的省市县医药药材公司，销售价格不低于每瓶5.89元；金百合销售公司按照每瓶5.60元开票，购进原料部分以瓶装快胃片抵款按每瓶6.20元开票；药材原料价格以市场价顺加60%开票作为供货价。2001年、2002年，双方分别签订了当年的快胃片地区包销协议，协议内容与2000年基本相同。
2000年3月17日，神州药业公司与国风药材公司签订快胃片地区总代理协议一份，约定：国风药材公司委托神州药业公司在协议期内作为快胃片在亳州及亳州周边地区的独家代理商，协议期限一年，销售指标为3500万元。国风药材公司给神州药业公司开票销售价格每瓶5.90元，神州药业公司根据本地区市场情况可自行确定销售价格，但不低于国风药材公司的指导价格每瓶5.20元；结算原则及结算方式：神州药业公司按照协议，平均每月付200万元，分两次付清；结算比例，经双方协商快胃片按开票价的65%回现款，余35%货款用药材抵款；结算原则，一批一清的原则（即每次发快胃片1000件，神州药业公司先付65%款和应抵款的药材到国风药材公司账户或入库验收后，国风药材公司才能付货）；药材原料的价格，三方共同确定所要原料品种的当前市场价，按三方确定的当前市场价不超过60%开票，作为药材原料的抵款价。双方还对产品质量、保证金等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01年、2002年，神州药业公司与国风药材公司又签订了当年的快胃片地区总代理协议，除神州药业公司代理区域逐年扩大及药材抵款比例微调外，协议内容与2000年基本相同。
2003年，神州药业公司、国风药材公司及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三方签订快胃片地区总经销协议书一份，约定：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通过国风药材公司委托神州药业公司在2003年4月1日至12月31日完成销售快胃片金额3600万元，其中神州药业公司通过国风药材公司向第三人付款2400万元，抵原料1200万元；回款比例及期限：第三人按年实收回款额1／2的金额通过国风药材公司购进神州药业公司的药材原料；第三人根据协议执行进度，提前提供药材原料品种计划；第三人通过国风药材公司收到神州药业公司货款后，方可通过国风药材公司向神州药业公司发货；神州药业公司将药材原料送到第三人指定仓库，数量以第三人仓库的验收数为准等。各方当事人均认可，2003年协议虽然当事人变化，但协议履行方式未发生原则性变化。
2003年，国风药材公司向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神州药业公司的王玉层作为国风药材公司的代理人到第三人处提取快胃片，并代国风药材公司按协议向第三人交付货款及各种中药材原料。
二、关于国风药材公司交付快胃片的数额情况。
神州药业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2、2000年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填写的快胃片发运通知单一宗。欲证明2000年被告药材公司交付原告神州公司快胃片数量。
证据13、2001年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填写的快胃片发运通知单一宗。欲证明2001年被告药材公司交付原告神州公司快胃片数量。
证据14、2002年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填写的快胃片发运通知单一宗。欲证明2002年被告药材公司交付原告神州公司快胃片数量。
证据15、2003年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填写的快胃片发运通知单一宗（药材抵快胃片部分）。欲证明2003年被告药材公司交付原告神州公司快胃片数量（药材抵快胃片部分）27761796元。
上述证据12-15为复印件。
被告药材公司针对该事实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①、神州药业公司在2005年4月19日提交给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的一组证据。欲证明原告神州公司减少收到快胃片的件数2760件，金额是2240160元。
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未提交相关证据。
根据当事人提交证据及质证意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如下事实：
在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审理期间，神州药业公司于2005年4月19日第一次提交法庭的证据材料中称，国风药材公司支付快胃片折合款项2000年是24921600元，2001年是18935460元，2002年是23959476元，2003年是28157796元，2004年是4651032元，共计100625364元。神州药业公司提交的快胃片接受单据数额低于其诉讼认可的数额及第一次提交证据中主张的数额。
三、关于神州药业公司现金给付情况。
神州药业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6、2006年12月7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国风药材公司的财务经理杨萍、委托代理人冯兆伟及神州药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明来、工作人员王玉层签字确认的现金对帐明细（以下简称“现金对账明细”）一份。欲证明神州药业公司支付货款情况为：2000年为18250760元；2001年为12048900元；2002年为20111200元；2003年为23101900元。
证据17、2000年神州药业公司支付给国风药材公司货款的收款收据一宗及根据收据整理的支付现金明细。欲证明2000年交付货款数额为18250760元。
证据18、2001年神州药业公司支付给国风药材公司货款的收款收据一宗及根据收据整理的支付现金明细。欲证明2001年交付货款数额为12047800元
证据19、2002年神州药业公司支付国风药材公司货款的收款收据一宗及根据收据整理的支付现金明细。证明2002年交付货款数额为20111200元。
证据20、2003年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财务明细分类账、收款收据、神州药业公司通过国风药材公司支付第三人汇票及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填写的发运通知单一宗。证明2003年交付货款数额为23101900元。
国风药材公司认为证据20未提交原件，不予认可。对于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的收款收据及所谓神州药业公司通过国风药材公司支付给第三人的汇票有异议，第三人的收款收据全部是开给国风药材公司，且国风药材公司支付给第三人的汇票背书表明均不是神州药业公司支付给国风药材公司的，该款项与神州药业公司无关；神州药业公司所谓的“一一对应”与神州药业公司提供的证据本身不符，且该组证据合计数字与神州药业公司证明内容的23101900元不符。
针对该事实，国风药材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②、2003年11月12日，国风药材公司付给神州药业公司金额527104元汇票一张。欲以证明国风药材公司存在以银行汇票的形式给付神州药业公司货款的情形。
神州药业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此货物是神州药业公司卖给案外人的。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第三人没有关系。
关于现金给付情况，根据当事人提交证据及质证意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如下事实：2000年至2002年，神州药业公司向国风药材公司支付货款，国风药材公司向神州药业公司出具收据。原审中，国风药材公司仅对神州药业公司提交的2000年10月21日沧口批发部货款297360元及2002年10月30日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的669600元两笔货款提出异议。
四、关于神州药业公司给付中药材原料数额情况。
神州药业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21、2005年4月30日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和金百合销售公司给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的反馈函（以下简称“反馈函”）一份。欲证明：2000年至2004年，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共收到国风药材公司委托神州药业公司送来的总价值为31792551.02元的药材，2003年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收到国风药材公司所付货款23101900元。
证据22、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的中药材《验收入库单》（以下简称“验收入库单”）。欲证明：2004年，神州药业公司经理王玉层与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仓库保管员李某对中药材进行品种、数量核对，神州药业公司与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供应科科长吴某某在此基础上进行对帐，由吴某某本人在入库单上标注单价和金额。
证据23、2000年至2003年第三人药业公司供应科进货台账复印件一本。欲证明第三人药业公司供应科2000年至2003年收到原告神州公司所供应中药材的品种、数量、单价和金额。
国风药材公司对证据23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称该证明上面没有任何标注，无法认定划线部分是神州药业公司所送中药材；2000年至2003年长达数年的业务，每笔靠记忆进行区分是不可能的，该证据反而证明供应科台账的统计是虚假的。
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称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复印件体现的内容与神州药业公司没有关系。
证据24-28、神州药业公司根据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供应科台账及李某“验收入库单”整理的依次为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神州药业公司交付国风药材公司的中药材明细，计5组证据。证明上述五年神州药业公司交付国风药材公司的中药材依次为10202879.42元、5841881.4元、7099140元、7739292.2元、879174.4元。
国风药材公司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③、2006年12月26日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给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
证据④、2013年9月25日，中国共产党青岛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青岛纪委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年2月因办理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秦某某案件需要，提取并扣押了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财物账目及凭证。后我单位于2005年4月1日将前述资料随案移交青岛市人民检察院。特此说明。”欲证明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出具“反馈函”并无相关财务依据。
关于中药材原料给付数额，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质证意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如下事实：
2005年4月26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因神州药业公司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代国风药材公司向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直接付款数额，法院依据神州药业公司申请，向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发出（2005）南民初字第20073-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05年4月30日，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出具“反馈函”，主要内容为：1、2003年神州药业公司受国风药材公司委托向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付款23101900元；2、2000年至2004年3月，国风药业股份公司收到按协议由国风药材公司委托神州药业公司送来的药材总价值为31792551.02元。
2006年12月10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向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发出（2005）南民初字第20073-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出具2000年至2004年收取神州药业公司快胃片货款数及凭证、数量。2006年12月26日，国风药业股份公司答复主要内容为：1、国风药业股份公司账面及相关材料仅有与国风药材公司的往来记录；2、2000年至2003年业务往来无变化，神州药业公司与国风药材公司之间的业务国风药业股份公司无记载；3、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对国风药材公司查阅其电脑账目未予核对。
神州药业公司在原审中提交李某签名的“验收入库单”，其中无吴某某填写的日期及单价。2008年4月21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原一审第一次开庭审理时，神州药业公司申请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仓库保管员李某出庭作证，证人李某称：验收入库单系由其出具。
重审庭审中，当事人均认可，神州药业公司不具有销售中成药的资质，本案三方当事人在2000至2003年期间尚有本案之外的中药材和中成药业务。
重审中，神州药业公司以武某某、吴某某、李某、孙某某均在相关文件签字为由申请法院依职权通知其出庭作证，因李某在原审已经出庭作证，武某某、孙某某、吴某某的签字行为不影响案件事实的审理，该申请亦不符合诉讼证据规则关于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规定，未予准许。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神州药业公司与国风药材公司之间的合同效力；二、神州药业公司与国风药材公司双方实际交易数额的认定。
一、关于神州药业公司与国风药材公司之间的合同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开办药品批发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经营许可证》；开办药品零售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经营许可证》，凭《药品经营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该院认为，药品经营涉及公民生命安全，应当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关于经营资质的规定应为禁止性规定。神州药业公司与国风药材公司签订合同时均明知，神州药业公司不具备经营合同标的的相应资质，仍然签订该合同，合同应当认定无效。双方负有同等过错责任。
二、神州药业公司与国风药材公司之间实际交易数额的认定。因合同无效，国风药材公司对于合同未履行部分应当返还原告神州公司，返还数额应当以国风药材公司给付的快胃片数额和神州药业公司已经支付的现金和中药材数量为依据。
（一）关于国风药材公司给付神州药业公司快胃片数额的认定问题。
神州药业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国风药材公司交付的货物明显少于其支付的货款，因此，神州药业公司收取货物的数量直接决定其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国风药材公司作为药品销售企业，应当承担快胃片销售数额举证责任。一般交易过程中，发货数量可以通过双方对账确定，但本案中，作为发货方的被告无法提交证据，因此，神州药业公司的陈述及举证至关重要。在原审中，神州药业公司提交证据并自认收到国风药材公司快胃片折合款项为100625364元。在后续历次庭审中，神州药业公司不断减少其接收的快胃片数额，加大了支付的货款与收取的货物之间的差距，神州药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也由325万元变更增加为6152419.02元。因神州药业公司怠于提交证据即可达到增加诉讼请求的目的，在神州药业公司对其陈述不能做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对神州药业公司减少收货数量的陈述不应予以支持。故应当确认国风药材公司向神州药业公司交付快胃片100625364元。
（二）关于神州药业公司已支付国风药材公司的现金及中药材数额问题。
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分别于2005年4月30日及2006年12月26日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复函，2005年4月30日的“反馈函”中确认原告神州公司2003年受国风药材公司委托向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付款23101900元及中药材原料31792551.02元，随后在2006年12月26日的“答复”中对此进行了否认。因国风药材公司与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均对2005年4月30日的函件内容及形成过程提出合理怀疑，因此，2005年4月30日函件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应结合其他证据对该证明内容予以认定。
1、关于神州药业公司2000年至2002年付款数额的认定。国风药材公司仅对神州药业公司提交的2000年10月21日沧口批发部货款297360元及2002年10月30日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的669600元两笔货款提出异议。该院认为，关于2000年10月21日沧口批发部的货款297360元，国风药材公司出具的收条中明确表述“今收到从沧口批发部转来的货款”，“转来”二字表明该款项并非是批发部因直接业务交付的款项，而是批发部转交其他经营单位的款项，该收条又由神州药业公司持有，因此，该收条应视为国风药材公司给神州药业公司出具的收款凭证。关于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的669600元，国风药材公司与神州药业公司2002年签订的代理协议约定神州药业公司负责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独家代理，其销售区域覆盖成都地区，且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出具证明对该款项系神州药业公司的货款予以认可，因此，2002年10月30日成都西部医药经营有限公司的669600元货款应认定为神州药业公司支付。国风药材公司原一审中对其他款项予以认可，据此可以认定神州药业公司向国风药材公司支付的现金为：2000年18250760元，2001年12048900元，2002年20111200元，三年共计50410860元。
2、关于神州药业公司2003年付款数额的认定。神州药业公司主张其于2003年向国风药材公司支付现金23101900元。该院认为，庭审过程中，三方当事人均认可当事人之间除本案争议的快胃片销售业务之外，尚存在其他中药材及药品业务往来。神州药业公司提交的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出具的2003年付款收据均为复印件，且交款单位名称均为国风药材公司，虽神州药业公司主张上述收据系其以国风药材公司名义缴纳，但无法排除收据中含有国风药材公司自行支付的可能性。同时，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仅认可其与国风药材公司之间的账目往来，对该证据证明效力不予认可。结合原一审法院调取的国风药业股份公司2003年相应财务凭证和电脑账目显示的付款数额，与国风药业股份公司2005年4月30日出具的函件中的付款数额以及神州药业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复印件的累计数额均不一致的事实，神州药业公司关于其2003年支付给药材公司款项23101900元的主张无证据支持，且神州药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也无法确认其2003年实际支付现金数额。
3、关于神州药业公司给付的中药材原料价值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神州药业公司作为中药材销售企业，应当对销售的中药材数量进行供销记录，因此，神州药业公司应承担中药材销售数额的举证责任。神州药业公司一审重审中证明中药材货值的主要依据：一是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供应科进货台账的复印件，二是李某抄写并有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供应科科长吴某某填写日期和单价的验收入库单。因2000年至2002年快胃片销售业务并非神州药业公司独家经营，尚有国风药材公司和其他单位经营快胃片业务，且国风药材公司与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之间亦有其他中药材业务往来，而神州药业公司提交的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供应科台账系复印件，其中关于中药材原料记载的大部分内容无法区分供货单位。原一审中，神州药业公司申请的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时对该证据未予认可，因此，可以认定李某并非依据神州药业公司提交的台账复印件进行的统计，对神州药业公司提交的供应科台账复印件的真实性及证明效力不予确认。神州药业公司在原一审诉讼阶段提交的李某签名的验收入库单中并无吴某某填写日期和单价，神州药业公司一审重审中提交的该证据填有了该内容，并称系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供应科科长吴某某2004年进行的标注。神州药业公司对该证据形成时间的陈述与事实之间存在矛盾，神州药业公司关于“验收入库单”中吴某某填写日期和单价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的主张不成立。李某出庭作证时称，其并不知道原告神州公司曾以自己的名义向国风药业股份公司送过药材。而本案中，当事人均认可各方之间均存在其他中药材业务的往来。因此，不排除李某将记载有神州药业公司自身与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之间发生的中药材业务整理抄记进“验收入库单”，且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对李某的抄记行为也不予认可，因此，对该验收入库单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神州药业公司关于国风药业股份公司收到按协议由国风药材公司委托其送来价值为31792551.02元中药材的主张不成立。
综上，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印证的情况下，2005年4月30日的函件内容的证明效力无法确认。因此，神州药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支付的现金及中药材款超出国风药材公司交付的快胃片价值的主张，神州药业公司要求国风药材公司返还货款的数额无法确认，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2012）青民再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驳回神州药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2510元，诉讼保全费54270元，由神州药业公司负担。
神州药业公司上诉称，一、原审既已认定国风药材公司给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出具的“委托书”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却又认定2003年三方当事人的协议履行方式未发生变化，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实际情况是，2003年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开出发运通知单后仅需神州药业公司工作人员王玉层或杨秀华的签字即可发货，神州药业公司亦可直接代国风药材公司向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交付货款。二、原审以神州药材公司不能提供相应证据为由认定神州药材公司收取快胃片为100625346元，属认定事实错误。关于神州药业公司提取快胃片数量，神州药业公司已经提交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产品发运通知单、金百合销售公司产品发运通知单及商品出库单等证据，且神州药业公司与国风药材公司于2006年12月6日所签字的“现金对账明细”也已确认。国风药材公司应能而拒不提交原始账簿核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应以提供证据为依据，确认为99152892元。三、原审认定2003年神州药业公司通过国风药材公司向国风药业股份公司支付货款23101900元无证据支持，无法确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该项款项数额是客观事实，有“现金对账明细”和2005年4月30日国风药业股份公司、金百合销售公司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反馈函”为证，而且神州药业公司提供的2003年国风药业股份公司财务明细分类账、付款收据、商品出库单以及神州药业公司通过国风药材公司支付国风药业股份公司的汇票笔笔对应，也能够予以证明。四、原审认定神州药业公司支付中药材31792551.02元的主张不能成立，属认定事实不清。神州药业公司提供的李某填写数量、吴某某填写价格的国风药业股份公司验收入库单、上述“反馈函”能够证明，而且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供应科进货台账与该验收入库单逐一对应，也能够印证。综上，请求依法改判。
国风药材公司答辩称，一、神州药业公司实际持有双方业务凭据，却不予举证，理应承担举证不能之责。二、原审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实质上是本案的证人。2002年之前的业务是神州药业公司与国风药材公司之间按照双方协议履行的，与其无关，第三人即没有对双方业务的数量、金额出具证明的能力和条件。2003年，三方当事人虽签订协议，但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已经明确表示业务形式与2002年之前是一样的。三、神州药业公司上诉无证据支持，与事实不符。（一）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出具的“反馈函”，没有原始凭据支持，不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在2006年12月26日的“答复”中明确表示没有出具“反馈函”的业务记载，证明2005年4月30日反馈函是无依据的和虚假的。（二）“验收入库单”并非原始入库记载，只是李某非第三人指派的非职务行为的所谓事后“统计”，不能证明神州药业公司因快胃片业务送药材的数额。（三）“现金对账明细”上国风药材公司已标明对四年的全部五笔现金数字均有异议，因此该明细不能证明神州药业公司主张的现金付款数额。虽然神州药业公司提交了与2000年至2002年合计数额大致相同的收据原件证明其主张，但神州药业公司在本案审理中始终未提供收款收据原件证明其主张的2003年付款部分为23101900元，不能证明系神州药业公司付款。（四）神州药业公司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减少收到快胃片数额的依据，因此，应当确认其首次自认的快胃片数额。（五）国风药材公司对所谓“委托书”不予认可。神州药业公司提交的所谓委托书至今没有出具原件，考虑到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之前代理人公然违背其法人委托权限，因此不应仅凭国风药业股份公司的个别代理人认可就确认其真实性。
国风药业股份公司述称，一、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与国风药材公司有着长期收购中药材及销售包括快胃片等药品业务，并单独记载相关账目。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同时也有自神州药业公司收购中药材和由神州药业公司销售药品的业务，也有单独账目记载。二、2000年至2003年国风药材公司销往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中药材原料（内含涉快胃片业务中药材原料），均记载在该公司名下。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不能区分、确认是否有其他第三方基于快胃片业务所送药材的数额及金额。三、2003年国风药材公司向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付款情况（内含涉快胃片业务款项），均记载在该公司名下，且没有标注是否为国风药材公司之外其他第三方基于快胃片业务的付款。因此，根据财务账目和相应凭证记载，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不能区分、确认是否有其他第三方基于快胃片业务2003年付款的数额及金额。
本院二审审理中，国风药业股份公司明确表示对证据20的真实性无异议。国风药材公司提交青岛企业托管中心于2014年12月30日出具的说明。该说明载明，2003年10月，由国风药材公司等出资设立青岛华氏国风医药公司（以下简称“华氏公司”），国风药材公司主要经营、管理人员整体调至华氏公司，部分职工解除合同，造成国风药材公司业务被迫停止，公司内、外混乱档案资料和财务、业务账册没有交接，全部散失。神州药业公司、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二审查明，2008年9月16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原一审时从国风药业股份公司调取2003年第1期至2004年第5期应收账款［122］明细分类账电脑账目及相应财务凭证。
另查明，据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原一审卷宗，2008年6月18日，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白广经、孙海代表公司接受法院调查。2008年6月19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进行法庭调查时，国风药业股份公司称，“反馈函”与“答复”不存在矛盾，是一致的。“答复”只叙述业务往来过程，并非否定（反馈函）数字。出具“反馈函”中药材有供应科的原始记录、仓库验收的统计清单，收款有电脑记录和账页。白广经认可“反馈函”中的手写部分是其所写。2008年10月15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原一审庭审时，国风药业股份公司称，知道李秀清整理入库单，当时根据仓库的记账台账对过账，药材的价格是供应科根据合同确定的价格计算的。
再查明，2014年11月11日，“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中，国风药材公司系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快胃片药品的全国唯一代理商，神州药业公司为国风药材公司快胃片指定地区的二级代理商。根据2000年-2002年国风药材公司、神州药业公司所签快胃片地区总代理协议以及2003年双方与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共同签订的三方协议的约定，神州药业公司与国风药材公司采用的“先付款及交付抵货款的中药材原料，后发货”的交易模式。因此，神州药业公司作为本案一审原告，其诉请支付欠款，实质上是主张请求返还超付国风药材公司快胃片货款。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神州药业公司是否超付国风药材公司快胃片货款。具体而言，解决本案事实认定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认定国风药材公司给付神州药业公司快胃片的数额、神州药业公司所付款项以及中药材抵顶数额，进而确定神州药业公司付款数额是否超付及超付数额。
计算公式为：超付快胃片货款的数额＝神州药业公司收到快胃片的价值总额－（神州药业公司付款数额＋所交付中药材数额）。计算数额如为负数，则应认定为超付数额。
关于神州药业公司付款总额中的2000年至2002年付款数额的认定问题。原一审重审法院分析认定理由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国风药材公司本院二审时虽仍主张对两笔货款持有异议，但因其并未提起上诉，亦未提出新的证据和理由来支持己方观点，故不予采信。因此，神州药业公司付款数额中，需要确认的是2003年付款数额。
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神州药业公司应举证证明己方诉请。在神州药业公司已尽己方举证义务的情况下，国风药材公司对其反驳意见，亦应负举证证明的义务。如国风药材公司对其反驳意见未能提出反证，则应结合神州药业公司提交的多项证据和国风药材公司的自认综合分析认定。
一、关于国风药材公司给付神州药业公司快胃片数额的认定问题。
国风药材公司作为给付快胃片的合同义务履行方，其应负有提供证据证明快胃片交易货值的义务。本案中，作为发货方的国风药材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始终未能举证证明。国风药材公司虽在本院二审时辩称，在神州药业公司王玉层一审重审时自述的材料中，王玉层认可收到的数额接近1.02亿。但在法院释明要求提交的情况下，国风药材公司未予提交，故不予采信。
本案中，“现金对账明细”是2006年12月7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期间，国风药材公司、神州药业公司双方签字确认，在双方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对其记载内容，本院予以确认。据该“现金对账明细”记载，神州药业公司称为99753444元，国风药材公司称为103535838元，后神州药业公司又称为99152892元。但神州药业公司对数额的减少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也未有合理解释。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年4月21日原一审庭审时，国风药材公司认可99753444元，后在2008年10月16日开庭审理时又予以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则》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此，在神州药业公司、国风药材公司双方均已认可收到快胃片为99753444元，且无证据证明推翻该数额的情况下，本院确认国风药材公司向神州药业公司交付快胃片数额为99753444元。
据原一审卷宗，原一审重审认定的计算快胃片依据，实际系国风药材公司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原一审审理期间提供，且并未经质证，神州药业公司亦不认可，不能据此推翻之前的“现金对账明细”双方对快胃片数额的计算。原一审重审法院认定神州药业公司在“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审理期间神州药业公司于2005年4月19日第一次提交法庭的证据材料”，自认收到国风药材公司快胃片折合款项为100625364元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神州药业公司2003年付款数额以及中药材原料抵顶数额的认定问题。
本案中，神州药业公司主张国风药业股份公司于2005年4月30日出具的“反馈函”能够直接证明其2003年已经受国风药材公司委托向国风药业股份公司支付货款23101900元及中药材原料31792551.02元。对该两部分款项，国风药材公司均不认可。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应解决第三人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出具的该“反馈函”是否具有对国风药材公司与神州药业公司之间上述两部分款项业务往来的直接证明效力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2003年神州药业公司付款、交付中药材原料情况。2003年三方当事人共同签订快胃片地区总经销协议，载明约定协议期限自2003年4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由神州药业公司直接将中药材原料送交国风药业股份公司指定仓库验收。对此，三方当事人均无异议。2003年4月1日，国风药材公司给神州药业公司向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出具“委托书”，载明了新的业务流程。对此，国风药业股份公司认可确已收到。结合2000-2002年与2003年快胃片发运通知单签字提货人比对显示，2003年快胃片发运通知不再有国风药材公司工作人员签字的事实，应认定“委托书”的真实性。国风药材公司虽对该“委托书”不予认可，认为业务流程仍延续原有模式，但因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据此，应认定2003年国风药业股份公司已实际收到神州药业公司付款和交付中药材原料这一基本事实。
（二）根据2000-2002年国风药材公司与国风药业股份公司','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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