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77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谭立民，男，196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原中国科技开发院副院长、副总经理，住深圳市宝安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3年1月15日被取保候审，同年7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张爱民、邓晓慧，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韩江，男，1960年9月7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原深圳市南山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住深圳市龙华新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3年1月5日被刑事拘留，于2013年1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韩江、谭立民犯受贿罪一案，于2013年12月19日作出（2013）深中法刑二初字第331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谭立民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为，一、1999年，深圳市南山区旧村改造开发公司计划开发南山区常兴广场旧改项目，经时任南山区国资办主任、南山区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的赵某华介绍，深圳市宝安恒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颜某攀、深圳市新城物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某达先后参与到该项目的合作开发，约定该项目完成后，张某达分得利润的80％，颜某攀分得利润的20％。在合作开发项目过程中，因赵某华、时任南山区委办公室副主任的被告人韩江、时任该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被告人谭立民、梁某希均做了相关工作或者提供了帮助，张某达承诺完成该项目后给赵某华、韩江、谭立民、梁某希四人分得利润的30％以示感谢，包含在其分得利润中。此后，张某达和颜某攀又重新约定两人各分得利润的50％，并把上述分得利润30%的感谢费挂在颜某攀名下。该项目完成后，张某达在2004年3月实际支付给颜某攀人民币500万元。被告人谭立民遂先向颜某攀要了人民币10万元作为自己的生活急用。后在赵某华出面要求下，颜某攀交给梁某希人民币300万元，梁某希请示赵某华后将该300万元在其本人、赵某华、韩江和谭立民之间平均分配，即其本人、赵某华、韩江每人75万元，因得知被告人谭立民事先向颜某攀要钱一事，故只分给谭立民人民币65万元，即谭立民实际分得人民币75万元好处费。
二、1998年底，梁某希请求被告人韩江帮助他找原南山肉联厂总经理房某龙承包一个猪肉批发行，并承诺会拿出利润的一半感谢韩江。在被告人韩江的帮助下，梁某希于1999年12月30日至2002年1月1日承包了南山肉联厂的为民猪肉批发行。此后，梁某希每次结算后都将一半利润送给被告人韩江以示感谢，两年内共计送给韩江人民币40万元。
三、被告人韩江在担任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期间，帮助深圳市康明司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某养承揽了蛇口街道办事处辖区的部分工程。吴某养从2003年至2011年的每年春节和中秋节共送人民币18万元现金好处费给被告人韩江以示感谢；还于2011年4月在韩江购置奥迪Q5汽车时支付车款人民币63万元。
四、1997年至1998年期间，时任宝安区委办公室主任的赵某华介绍深圳市孚得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某达与深圳市宝安区特需商品供应公司于1998年12月3日共同成立深圳市中际汉威拍卖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后，被告人韩江应董事长陈某裕的请求帮忙将南山区法院一批需要公开拍卖的物品拿到该拍卖行拍卖。2000年7月6日，深圳市孚得贸易有限公司退出深圳市中际汉威公司的股份，张某达为感谢赵某华和被告人韩江在深圳市中际汉威拍卖有限公司成立和经营过程中的帮助，于2000年下半年通过陈某裕交给韩江人民币50万元，赵某华和韩江各分得人民币25万元，韩江之后称因故先借用分给赵某华的人民币25万元中的10万元，只转交给赵某华15万元。
五、2011年上半年，陈某成请求被告人韩江帮助其承揽蛇口街道办辖区的工程。后经被告人韩江指定，陈某成承揽了蛇口街道办辖区金世纪南路迎大运市容环境绿化提升工程，为表感谢，陈某成于2011年8月11日以转账方式送给韩江好处费人民币20万元；2012年春节前，陈某成又直接送给韩江好处费人民币10万元。
六、被告人韩江在宝安区工作时结识了邱湖某。2002年，被告人韩江随团去南美洲考察，邱湖某送给其美元1万元用于个人开销。2003年，被告人韩江向邱湖某借款人民币10万元，此后，韩江提出还钱给邱湖某，邱湖某明确表示不需要还，韩江亦默认接受。
七、2002年6月，被告人韩江从南山区委到蛇口街道办事处任职，结识了邱锦某。邱锦某当时已经与深圳市蛇口渔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晖苑项目，并于2006年又合作进行旧村改造项目。期间，邱锦某遇到道路清理、项目推进和旧改项目的协调报批等问题都会找被告人韩江帮忙，韩江也均给予帮助。2006年至2010年期间，邱锦某共计送给被告人韩江港币20万元以示感谢。
八、被告人韩江从南山区委到蛇口街道办事处任职后，认识了深圳市蛇口湾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莫某华及其子莫某超。期间，被告人韩江对深圳市蛇口湾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雍景轩等部分房地产工程项目给予了关照。2005年、2006年期间，被告人韩江购买米兰公寓110号商铺（登记价为人民币399800元）、米兰第二季公寓2-3F、2-3G两套住宅（登记价均为人民币288077元）时，莫某华以未收取任何房款的方式对韩江表示感谢。2009年下半年，莫某华送给被告人韩江人民币200万元现金用于购买观澜湖高尔夫球会的会员证，韩江将其中人民币185万元用于办理其本人的黑金钻石会员卡及赵某华的红宝石会员卡，其余人民币15万元用于平时消费。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予以确认的相关证据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韩江、谭立民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韩江在接受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大部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受贿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其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且已退回全部赃款，可以对其酌情从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作出刑事判决：
一、被告人韩江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
二、被告人谭立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
三、扣押、冻结在案的韩江赃款人民币268万元，港币77万元，美元43860元、韩江和赵某华观澜高尔夫球会会籍卡两张以及本院审理期间韩江的退赃款人民币50万元均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上诉人谭立民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谭立民在侦查阶段承认受贿的口供并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在常兴广场项目中，谭立民拥有双重身份，一是作为深圳市南山旧村改造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旧村改造开发公司处理和协调旧改项目相关事务；二是作为改制后的旧村改造开发公司的股东，通过改制后的新公司南山华庭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享有常兴广场项目的权益。常兴广场建成后，新常兴城实业有限公司一直没有按照承诺与南山华庭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结算和分配利润，且谭立民和梁某希一直在向新常兴城实业有限公司和张某达追要相关权益即南山华庭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职工股东持有的30%的股权，故谭立民认为梁某希转交的款项是其作为股东的分成款。故原判认定谭立民所收75万元为受贿款是错误的。2、谭立民不具有受贿的主观故意。3、谭立民收取涉案款项时旧村改造开发公司已经改制为民营企业，谭立民不再具有国有企业总经理的职务，而谭立民与张某达或者颜某攀都没有关于谭立民离职后给予好处费的约定。故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改判谭立民无罪。
经审理查明：
一、1999年，深圳市南山区旧村改造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旧改公司）计划开发南山区常兴广场旧改项目，因无法筹措到开发项目的足够资金，时任该公司总经理的上诉人谭立民找到时任南山区国资办主任、南山区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的赵某华（另案处理），赵某华介绍深圳市宝安恒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公司）董事长颜某攀参与该项目的开发。此后，经赵某华和颜某攀的介绍，深圳市新城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公司）董事长张某达也参与到该项目的合作开发。双方约定旧改公司作为甲方，颜某攀和张某达合作以深圳新常兴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常兴城公司，张某达担任该公司董事长）的名义作为乙方，双方共同开发常兴广场旧改项目，该项目完成后，张某达占项目分得利润的80％，颜某攀占项目分得利润的20％。在合作开发项目过程中，赵某华为了促成常兴广场旧改项目顺利推进，多次协调各种关系，时任南山区委办公室副主任的原审被告人韩江也为平息该项目拆迁赔偿的信访等提供帮助，上诉人谭立民和时任旧改公司副总经理的梁某希（另案处理）主要负责该项目的办理手续事宜及征地、拆迁工作。为了感谢赵某华、韩江、谭立民、梁某希的帮助，张某达承诺完成该项目后给上述四人该项目分得利润的30％作为好处费，包含在其占项目分得利润的80％中。此后，张某达和颜某攀商定将承诺给赵某华、韩江、谭立民、梁某希四人的好处费即该项目分得利润的30％挂在颜某攀的名下，故颜某攀和张某达又重新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两人各占项目分得利润的50％。该项目完成后，张某达于2004年3月实际支付给颜某攀人民币500万元。上诉人谭立民得知张某达付钱这一情况后，先向颜某攀要了人民币10万元以供自己的生活急用。梁某希得知张某达付钱这一情况后，多次找颜某攀要求分钱，但颜某攀一直未予理会。后来赵某华出面要求颜某攀分钱，颜某攀遂自己留下人民币200万元，交给梁某希人民币300万元。梁某希拿到该笔好处费后，请示赵某华如何分配，赵某华叫其平均分配，于是梁某希给自己留下人民币75万元，又先后分给赵某华、原审被告人韩江各人民币75万元，因得知上诉人谭立民事先私自向颜某攀要了人民币10万元，故只分给谭立民人民币65万元，即谭立民实际分得人民币75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颜某攀、张某达提供的书证，包括：新城公司与恒生公司于1999年9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新常兴城公司与恒生公司于2000年6月5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书》、新常兴城公司与恒生公司于2004年3月10日签订的《合作项目结算协议》、新常兴城公司与深圳市南山华庭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华庭公司）于2004年3月10日签订的《常兴广场分配和结算办法》、交通银行深圳分行电子结算系统记账凭证、恒生公司财务收据等，证实：颜某攀和张某达合作以新常兴城公司名义开发常兴广场项目，旧改公司（后改制为南山华庭公司）提供土地，负责拆迁赔偿等；张某达与颜某攀曾协议约定张某达占项目分得利润的80%，颜某攀占项目分得利润的20%，之后又约定张某达和颜某攀各占项目分得利润的50%；2004年3月26日，新常兴城公司支付给恒生公司常兴广场改造项目开发费及咨询费人民币500万元。
2、证人赵某华的证言：我与南山区旧改公司总经理谭立民很早就熟悉了，大概1999年中我介绍梁某希到旧改公司担任副经理。1999年10月我从宝安区调到南山区担任南山区国资办主任、区企业党委书记、区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谭立民称旧改公司没有能力参与常兴广场旧改的项目，要求我介绍合适的开发商给他。我就先后介绍了颜某攀、张某达给谭立民认识，由张某达、颜某攀、旧改公司合作开发常兴广场旧改项目，即由谭立民、梁某希的旧改公司出地皮，颜某攀、张某达作为投资方一起合作开发。后来我和韩江、谭立民、梁某希、颜某攀、张某达六人经常一起吃饭，并谈论开发常兴广场旧改项目的有关事宜。在项目准备时期，我们六人吃饭的时候讲过常兴广场旧改项目做好了，肯定能赚钱，六人也都认为大家可以从中分得利益。后来颜某攀和张某达在合作中闹矛盾的时候，颜某攀和谭立民告诉过我，在颜某攀和张某达两人签订的项目开发利润分配上，颜某攀的利润包括了我和韩江、谭立民、梁某希四人的个人利益。至于利益分配的比例，颜某攀或谭立民对我讲过，梁某希也对我讲过，但现在记不清了。谭立民、梁某希是旧改公司的经理和副经理，负责常兴广场旧改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所以谭、梁提出要从中分得利益；项目开发本身有很多矛盾集中在拆迁补偿问题上，韩江当时作为南山区办公室分管信访的领导，主要帮助协调处理各类因常兴广场拆迁补偿引起的信访案件，在安抚群众和处理各种拆迁补偿问题上出了不少力，所以韩江也想分得利益；颜某攀和张某达由我介绍进来参与开发常兴广场旧改项目，另外当颜某攀、张某达、梁某希、谭立民之间发生矛盾时，也由我出面做协调工作，所以颜某攀和张某达答应从中分利润给我。2004年底常兴广场项目已经基本完成后的一天，颜某攀从张某达那里拿回了500万元，张某达的意思这500万元是我和颜某攀、韩江、梁某希、谭立民五人在这个项目里获得的部分利润。谭立民和梁某希知道这件事后去找颜某攀分钱，后来在我的协调下，颜某攀最后从中拿出300万元给我和韩江、谭立民、梁某希四人分，这笔钱是在颜某攀与张某达签订的项目利润分成中颜某攀名下的利润体现包含的。梁某希拿到钱后问我如何处理，我说四个人平分，每人75万元。我分到了75万元。
3、证人梁某希的证言：1999年6月我任旧改公司副总，旧改公司负责开发常兴广场旧改项目。该项目涉及100多户原村民的拆迁，我主要协助老总谭立民与原村民谈判拆迁事宜。因为旧改公司没有运作资金，就引入张某达和颜某攀投资合作开发。2005年前后的一天，颜某攀说他收到了张某达给的人民币500万元，他自己留下其中200万元，拿出剩余的300万元给大家分配。赵某华当时表态这笔钱由四个人平分，即韩江、谭立民、我和他本人每人分得75万元，并由我负责去颜某攀处拿钱。过了几天，颜某攀给了我现金150万元，当天下午我就分别给了韩江和谭立民各75万元。又过了几天，颜某攀把剩下的150万元转到我的招商银行卡上，里面有75万元是分给赵某华的。在开发常兴广场旧改项目中，我曾经在拆迁谈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推进该项目出了力，为了感谢我的帮忙，张某达和颜某攀送给我这75万元。
4、证人颜某攀的证言：1999年，经赵某华介绍，我和谭立民、梁某希的旧改公司以及张某达一起开发常兴广场项目。当时通过我、张某达、谭立民、梁某希等人反复谈判，大家都很清楚赵某华和韩江也要一起分好处，因为赵某华是这个项目的牵线人，且是谭立民和梁某希的领导，而韩江当时作为南山区两办副主任，又曾经是区领导秘书，以后项目启动后可以协调各部门的关系。谭立民和梁某希也要从中获得利益，这个利益不是旧改公司的利益，而是他们个人所得的好处。旧改公司与张某达另外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实际没有得到什么利益。2000年6月5日张某达和我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其中约定利润分配是我占20%，张某达占80%，这个书面上的分配方式虽然没有写明谭立民、梁某希、赵某华和韩江的利益，但实际上包括了他们个人的好处，因为这四人都是公职人员，不方便和张某达直接签订合同，所以才由我以恒生公司的名义和张某达的新常兴城公司以签订协议的方式，把利益固定下来，张某达将其所占80%利润中的30%拿出来给谭、梁、赵和韩来分。之后，张某达认为操作上有困难，做账很麻烦，提出要修改协议书，改为张某达和我各占50%，这个修改只是改变了谭、梁、赵、韩四个人的30%用什么方式拿出来的问题，各方的利益分配比例都不变，我同意了，并把日期倒签为2000年6月5日。2004年2月份，常兴广场的项目做完了，谭、梁就开始频频约张某达和我吃饭，一起讨论分配利润的事情，偶尔赵某华和韩江也会参与一下。3月初，我和张某达又签了一个结算协议，约定由新常兴城公司支付给恒生公司人民币2450万元。2004年3月26日张某达从新常兴城公司转账到恒生公司500万元人民币，这是张某达支付给我们的唯一一次利润。过了半年左右，梁某希多次找我，要我将这500万元按比例拿300万元出来分给他们。后来赵某华出面协调，我只好筹了300万元交给梁某希。期间赵某华和韩江都出面找过我，做过我的工作，要我按商定付给梁某希和谭立民，我估计赵某华和韩江都会有份分这300万元，但我不清楚他们之间具体如何分配。
5、证人张某达的证言：1998年或1999年左右，深圳宝安区委区政府的办公室主任赵某华介绍旧改公司总经理谭立民、副总梁某希和恒生公司的老板颜某攀给我认识，介绍我参与开发南山区田夏村旧村改造项目。后我和谭立民商谈合作事宜，于1999年以庄臣公司的名义和旧改公司签订合作开发的协议，并成立了新常兴城公司。刚开始项目开发时，我和赵某华、韩江、颜某攀、谭立民、梁某希商议，常兴广场由大家合作开发，投资由我出，赵某华、韩江、颜某攀、谭立民、梁某希做征地和拆迁等工作，颜某攀按利润分红20%，我按利润分红80%，我为了感谢赵某华、韩江、谭立民、梁某希他们，以介绍费的名义分给这四人总利润的30%，包含在我80%的利润分成中。后来我担心将赵、韩、谭、梁的利益体现在我名下会出事，做账也很麻烦，2000年6月就和颜某攀重新签订了协议，利润分成变成双方各占50%，我给赵、韩、谭、梁四人的感谢费所占的30%利润就划到颜某攀名下。到2004年工程建好销售后，我和颜某攀的矛盾越来越大，工程进展也不顺利，我提出支付2450万元给颜某攀、赵某华、韩江、谭立民、梁某希五人，作为我买断项目，在常兴广场项目的利润分成方面和他们撇清关系。后来我于2004年3月支付给颜某攀500万元，这些钱就是我之前约定付给这五人的2450万元之中的部分，也体现在颜50%的利润分红上。因为赵某华介绍我参与常兴广场项目的开发、调协内部矛盾并引导该项目利益分成等，谭立民和梁某希作为旧改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负责该项目的征地、拆迁等工作，颜某攀帮忙办理了此项目的一些报建手续，韩江在项目开展后进行征地拆迁、调解矛盾时，作为两办主管维稳方面的领导作了一些维稳工作。这个钱名义上是分给颜某攀的，实际还包括给赵某华、韩江、谭立民、梁某希他们个人的30%的利益。剩余的钱我就没有支付了，因为旧改公司和颜某攀没有认真履行拆迁义务，造成了我巨大的经济损失。新城公司与旧改公司之间有合作协议，但到现在为止未分配利润，因为拆迁赔偿诉讼还未结束，谭立民有向我主张旧改公司的权益，但我们无法达成协议。
6、证人骆某其的证言：常兴广场项目当时是南山区的一个重点项目，主要由南山旧改公司负责，当时旧改公司负责人是谭立民。韩江当时任南山区两办副主任，区委书记秘书，他当时有参与常兴广场项目的协调工作，但具体情况我记不清了。
7、原审被告人韩江的供述：1999年前后的一天晚上，赵某华叫上我与张某达、颜某攀、谭立民、梁某希一起吃饭。席间谈到旧改用地事宜，张某达、颜某攀表示很有兴趣参与旧改项目，张某达、颜某攀与谭立民、梁某希就合作事宜谈论很多，我当时没有发表意见，也不清楚他们是如何签订的协议，只是当时张某达说具体申报等有关手续需要向区里建设部门沟通，希望我能出面说说，我答应了。项目启动后，在报审资料的程序上，我专门向区建设局骆某其局长打了招呼，希望建设局按规定程序给予办理，给予支持。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赵某华通知我与颜某攀、谭立民、梁某希一起吃饭，席间梁某希与颜某攀争吵起来，原因是梁某希听到张某达已经将合作项目收益给颜某攀，而颜某攀没有拿出来给大家分配，梁某希提出异议，大家那天不欢而散。过了一段时间，我和赵某华、颜某攀、谭立民、梁某希一起吃饭时颜某攀提出从他收到的分红中拿出人民币300万来给我和赵某华、谭立民、梁某希，赵某华建议平分，即每人75万元。2004年底或2005年初，我在蛇口街道办工作的一天，梁某希给了我之前说好的常兴广场项目分得的那75万元。
8、上诉人谭立民的供述：旧改公司属于国有公司，我于1998年任总经理，主持公司全面工作，常兴广场项目是我在任期间开发的唯一项目。因为旧改公司没有资金，后来我通过赵某华的介绍，与颜某攀和张某达一起合作。之后项目由张某达主导开发，大概1999年签订合作协议。之后的那段时间，张某达、颜某攀、赵某华、韩江、梁某希经常一起吃饭，谈到该项目时，张某达、颜某攀多次表示，该项目建成后一定不会亏待我们四人（即谭立民、赵某华、韩江、梁某希），就是常兴广场项目建成获得利润后，会给我们个人的好处，我知道我肯定能分到一份，但不清楚当时按什么比例分。因为我作为旧改公司老总，负责具体的拆迁工作，而且很多繁琐的手续需要我签字办理；而赵某华当时是南山投资控股公司的总经理，这个项目由其牵线，在项目启动后也积极调解矛盾；韩江作为两办副主任，在拆迁户上访时做了很多调解工作，有利于项目的推动；梁某希作为我的副手，在具体拆迁中积极工作，有时亲自做拆迁户的工作。2002年左右，旧改公司改制为南山华庭公司，张某达的公司占股70%，我及其他8名员工占30%，其中我个人占15%左右。2004年左右，常兴广场项目基本完成，张某达告知我已经给了颜某攀500万元。这笔钱是张某达之前承诺给我们个人的好处费，与南山华庭公司的股权利润分配没有关系，因为当时项目还没结算，而且就算是股权利润分配也不可能把钱交给颜某攀。2004年底，我因家庭经济实在困难，就向颜某攀要了10万元现金。过了一段时间，梁某希也得知张某达支付了500万元给颜某攀，便向其讨要。不久梁某希约我到他办公室，说：“颜某攀给大家拿出了300万元，由我们四个人（即谭立民、赵某华、韩江、梁某希）平分，我帮你要回了这笔钱，不过我听说你之前向颜某攀要了10万，现在扣除后给你65万元。”说完递给我一个装有65万元现金的大袋子，我犹豫了下就收下了。常兴广场项目虽然已经完工销售，但新常兴城公司一直没和南山华庭公司结算，也没分配给南山华庭公司一分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和原旧改公司员工在注册南山华庭公司的时候，本应该出资400万元占30%的公司股份，但至今尚未出资，公司目前已经被吊销了营业执照，导致我不能向张某达追讨南山华庭公司的利润分配。
二、1998年底，梁某希请求原审被告人韩江帮助他找原深圳市南山肉联厂总经理房某龙承包一个猪肉批发行来做猪肉批发生意，并承诺赚到钱后拿出一半利润感谢韩江。原审被告人韩江答应帮忙并帮助梁某希承包了南山肉联厂的为民猪肉批发行，承包期限为1999年12月30日至2002年1月1日。此后，按照事先与原审被告人韩江的约定，梁某希每次从南山肉联厂结算利润后，都将一半利润送给韩江以示感谢，两年间共计8次送给韩江人民币40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梁某希与深圳市南山肉联厂签订的《承包合同书》，证明梁某希于1999年12月30日至2002年1月1日承包为民猪肉批发行。
2、证人梁某希的证言：1998年底，我找到时任南山区两办副主任的韩江，希望他跟南山肉联厂的老板房某龙打个招呼，让我拿个猪肉批发行来做，还承诺赚到钱后拿出一半来感谢他。韩江说他认识房某龙可以找机会说一下。之后的一天韩江打电话说他已经给房某龙打好招呼，并约好当晚一起吃饭，席间韩江向房某龙提出让我承包一个猪肉批发行来做，房某龙答应了，还让我改天到他办公室谈具体事宜。1999年7月前后，在韩江的协调下，我从南山肉联厂承包了“为民猪肉批发行”，承包期两年。之后我按照事先的承诺，每次从南山肉联厂结算利润后，都以感谢韩江帮忙的名义送钱给他，两年的时间里共计8次送给韩江人民币共40万元。我送钱给韩江是因为韩江当时是南山区委两办副主任，以前是南山区委书记的秘书，虽然不直接管理猪肉市场，但是他在南山很有影响力，很多人都会给他面子，正是有韩江出面帮我跟南山肉联厂的房某龙打招呼，我才能顺利承包到猪肉批发行，所以感谢他帮我拿到猪肉批发生意；同时也为了继续与韩江搞好关系，在他的关照下把猪肉批发生意继续做下去。
3、原审被告人韩江的供述：1998年底至1999年之间，我担任南山区两办副主任，有一天，梁某希来找我，问我和南山肉联厂的厂长熟不熟悉，让我帮忙使他能在南山肉联厂承包个猪肉批发行，我说我找机会试试。过了一段时间，我约了肉联厂的厂长房某龙及梁某希吃饭，席间向房某龙提出说梁某希想承包一个猪肉批发行，请他关照一下，房某龙答应关照，说要回去考虑下，我就让梁某希直接与他联系。后来梁某希就承包到了猪肉批发行，2000年2月至2001年4月期间，梁某希为了感谢我的引荐与帮忙，分6至8次送给我人民币现金40万元。
三、原审被告人韩江在担任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期间，协助深圳市康明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明司公司）董事长吴某养（另案处理）承揽了蛇口街道办事处辖区的蛇口广场、围仔山公园、湾厦山公园的管理、保洁和维护工程、湾厦社区卫生清洁工程、渔二社区老旧住宅“穿衣戴帽”工程、南海玫瑰园海滨栈道维修工程等。吴某养为了感谢原审被告人韩江的关照帮忙，从2003年至2011年的每年春节和中秋节各送人民币1万元现金好处费给韩江，共计人民币18万元。2011年4月，在原审被告人韩江购置奥迪Q5汽车时，吴某养为其支付车款人民币63万元，韩江将该车登记在其妹妹韩某华的名下。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深圳市增特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特公司）汽车销售合同及车辆登记信息，证实：韩某华于2011年3月30日购买了总价为人民币64.9万元的奥迪汽车一辆，登记在韩某华名下。
2、兴业银行自助终端机交易存根、收款收据，证实增特公司收到车款人民币64.9万元。
3、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银行进账单、回单，证实：2011年4月1日，进账单上的人民币30万元系吴某养的康明司公司转给增特公司给韩江的购车款；2011年4月7日，进账单上的人民币33万元系吴某养交待李某娣转给增特公司给韩江的购车款。
4、吴某养承揽的蛇口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蛇口广场、围仔山公园、湾厦山公园管理、保洁和维护工程、湾厦社区卫生清洁工程、渔二社区老旧住宅“穿衣戴帽”工程、南海玫瑰园海滨栈道维修等工程的资料。
5、证人吴某养的证言：2002年，韩江到蛇口街道做书记后，我多次去拜访他，希望他能多关照我生意，并明确提出若有城市管理、环境卫生、城市更新方面的工程项目，可以想办法交给我来做，韩江表示有机会会予以考虑。2004年，韩江打电话给我，说蛇口老镇整体改造后，蛇口广场、围仔山小公园和湾厦山小公园的管理维护、园林绿化要外包给一家公司，问我是否有兴趣。我答复韩江称想承揽这些项目，并在其指导下向街道办递交了公司资料。当时有好几家公司竞争这个项目，但最后还是给了由我担任法人代表的康明司公司。2007年左右，我为了能在“城中村”的清洁工作中承揽到项目，特意去拜访韩江。过了一段时间，在韩江的关照下，我顺利抽中了湾厦社区的项目。2011年初，为了迎接大运会的召开，南山区开展了一批老旧社区的“穿衣戴帽”工程，之后在韩江的关照下，我在南山区政府采购及招标中心申报投标渔二社区的“穿衣戴帽”工程并顺利中标。2011年3月份左右，韩江打电话给我说南海玫瑰园附近的海滨栈道年久失修，问我是否愿意承揽这个维修项目，我表示愿意，并马上带人过去进行施工，赶在大运会召开之前完工。为了与韩江处理好关系，由此陆续得到蛇口街道辖区内的工程，从2003年到2011年，每年的中秋节和春节，我都各送给他现金人民币1万元，9年间共送给韩江现金人民币18万元。大约在2011年初，我和韩江一起打球时他说开公车有时候不太方便，我就提出送给他一辆汽车，后韩江让我和他的妹妹韩某华联系，过了一段时间，韩某华说她订了一辆奥迪Q5汽车，我按照韩某华的意思，分两次通过银行转了人民币63万元到增特公司的账户中。
6、证人李某娣的证言：2011年4月份，我的前夫吴某养跟我说急需一笔钱，让我往他给的账户转33万元人民币，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往那个账户转入33万元。
7、证人韩某华的证言：2011年3、4月份时，我哥韩江打电话说要用我的名字买车，让我有事就直接和吴某养联系，吴某养也给我打电话说韩江让他来负责买车事宜。后来韩江说要买一辆奥迪Q5汽车，我就到增特公司订了一辆奥迪Q5汽车，并把车行的银行账户告诉了吴某养。这辆车的总价是人民币64.9万元，其中的1.9万元由我刷卡支付，其他车款63万元由吴某养转款给车行，这辆车登记在我名下。
8、证人曾某飞（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办事处城管科负责人）的证言：吴某养跟韩江的关系比较好，他在蛇口街道办做一些公园管理、清扫保洁、维修改造工程及其他一些零星工程，他做过的项目主要有蛇口广场、围仔山公园、湾厦山公园、蛇口剧院小广场的管理，湾厦村的清扫保洁、湾厦村泵房的管理维护，渔二村“穿衣戴帽”工程及南海玫瑰园一、二期海滨栈道维护工程等。2008年我任城管科负责人后，吴某养在蛇口街道办承包过两个比较大的工程项目，一个是渔二村“穿衣戴帽”工程，另一个是南海玫瑰园一、二期海滨栈道维护工程，这两项工程都是韩江推荐给吴某养做的。
9、证人徐某（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办事处办公室主任）的证言：2004年8月，南山区决定将围仔山公园、湾厦山公园、蛇口影剧院广场三个项目按照蛇口广场的管理模式，打包交蛇口街道办直接管理。在确定具体的承包人时，韩江推荐了吴某养，后来按照韩江的意见，跟吴某养签订了管理合同，当时吴某养是以康明司公司的名义来签订合同并办理相关手续的。2005年，南山区将城中村清扫保洁市场化工作下放给街道办，由街道办组织确定具体承包单位。当时蛇口街道有8个城中村需要确定承包单位，在邀请投标单位的过程中，韩江推荐了吴某养，后来通过街道抽签，吴某养抽中了湾厦村的清扫保洁。2005、2006年的时候，区里在湾厦村建造了临时泵房，决定由蛇口街道办负责维护管理，每年管理经费为30万元左右，当时韩江推荐了吴某养来承包湾厦村泵房的日常维护管理。
10、原审被告人韩江的供述：2002年，我到蛇口街道任党工委书记后，吴某养多次来拜访我，希望我以后多关照他，推荐一些生意项目给他做，我向他表示若有机会则一定会帮他。2004年至2005年，我将蛇口广场、围仔山小公园和湾厦山小公园的环卫管理以及设施、治安等项目推荐给吴某养的康明司公司来做。2007年、2008年间，在我的帮助下，吴某养的公司顺利抽中湾厦社区的清洁工程，此后康明司公司就一直负责湾厦社区的清扫保洁工作。2011年初，在我的支持下，吴某养的康明司公司投标渔二社区的“穿衣戴帽”工程，并顺利中标。2011年3月份，南山区南海玫瑰园的居民投诉称海边观光长廊长年缺乏维护，我就让吴某养带队伍去做维修工程。吴某养为了感谢我，从2003年至2011年每逢春节、中秋节送给我共计人民币18万元。2011年4月份，吴某养提出为我购置一辆汽车，我选中一辆奥迪Q5汽车，具体事宜由韩某华去办理。后来韩某华告诉我吴某养支付了60多万元车款，该车被登记在韩某华的名下。
四、1997年至1998年期间，时任深圳市宝安区委办公室主任的赵某华介绍深圳市孚得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得公司）董事长张某达与宝安区政府下属的深圳市宝安区特需商品供应公司（以下简称特需公司）共同开办深圳市中际汉威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际汉威公司）。1998年12月3日，中际汉威公司正式成立。之后，其公司董事长陈某裕曾请求原审被告人韩江帮忙将南山区法院一批需要公开拍卖的物品拿到该公司拍卖，在韩江的帮助下，南山区法院同意将该批物品放到该公司进行拍卖。2000年7月6日，张某达的孚得公司退出中际汉威公司的股份，张某达为感谢赵某华和原审被告人韩江在中际汉威公司成立和经营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于2000年下半年通过陈某裕将人民币50万元交给原审被告人韩江，赵某华和韩江各分得人民币25万元。随后，原审被告人韩江称其因有急用故先借用分给赵某华的人民币25万元中的10万元，只转交给赵某华人民币15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中际汉威公司设立、股权变更、财务资料等，证实该公司的相关情况。
2、证人赵某华的证言：1996年6、7月间，当时国家国安部的一位副部长到宝安区考察，提议在宝安成立一家拍卖公司。我任宝安区区委办公室主任时介绍张某达和陈某裕认识，让他们筹备成立拍卖公司的有关事宜，1999年正式注册成立了中际汉威公司，股东有特需公司、国安部下属的中际汉威拍卖公司和孚得公司。后来张某达说他要退出拍卖公司的股份，退出后会感谢我和其他帮助过他的人。2000年下半年的一天，韩江打电话给我，说张某达送了一笔钱给我们二人，后韩江来到我办公室楼下的停车场给了我15万元人民币。
3、证人张某达的证言：1998年我在时任深圳市宝安区区委办主任赵某华的介绍下，用自己投资的孚得公司和北京中际汉威拍卖有限公司、特需公司于1998年12月注册成立了中际汉威公司。2000年，孚得公司及北京中际汉威拍卖公司退出中际汉威公司的股份，原持有的股份由深圳宝安区投资管理公司受让。赵某华向我提出，因为中际汉威公司被收购后变成全部股份系国有股份，所以有些费用在账上不好处理，要我给60万元予以支持。一方面因为赵某华和韩江等在中际汉威公司的成立、经营、股份转让等方面帮了不少忙，我参股中际汉威公司赚了钱要感谢他们，另一方面因为我参与的常兴城广场项目正在建设中，还需要求赵某华和韩江帮忙，所以我同意支付这60万元。我就准备了60万元现金交给中际汉威公司董事长陈某裕，再通过他交给赵某华和韩江，但我不清楚陈某裕和赵某华、韩江是如何处理该60万元的。
4、证人陈某裕的证言：张某达为了感谢赵某华和韩江在开办中际汉威公司的过程中给予他帮助，于2000年底通过我送给韩江和赵某华好处费人民币60万元。我将这60万元转交给韩江二个月后的一天，韩江给我一个装有10万元的信封袋，说是张某达感谢我们在深圳市中际汉威拍卖有限公司的开办、经营、购买股权等方面帮了忙的感谢费。
5、原审被告人韩江的供述：1999年时我在南山区两办工作。张某达和陈某裕成立拍卖公司后的一天，陈某裕给我打电话说，听说南山区法院有一批物品需要公开拍卖，希望我予以引荐，看能否拿到他开的拍卖行进行拍卖。之后我给南山区法院的某副院长打电话，希望他们法院将需要拍卖的物品放到陈某裕的拍卖行拍卖，对方表示同意。过了一段时间，陈某裕到我办公室给了我一袋现金，称该钱是给我和赵某华的50万元现金，我和赵某华各一半。后我将15万元现金给了赵某华，告诉他陈某裕拿了拍卖行分得的50万元给我们，其中25万元是他的，但我手头紧就先借用他的10万元。因为各种原因我至今尚未将借用赵某华的这10万元还给赵某华。
五、2011年上半年，深圳市宝元兴茶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成（另案处理）为承揽大运会筹备工作中的相关工程，请求原审被告人韩江帮助其承揽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办辖区的工程。后经原审被告人韩江指定，陈某成以深圳市万木园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木园公司）的名义承揽了蛇口街道办辖区金世纪南路迎大运市容环境绿化提升等工程。为感谢原审被告人韩江的帮助以及与韩江维系好关系，陈某成于2011年8月11日通过银行转账至韩江的妹妹韩某华的账户的方式，送给韩江好处费人民币20万元；2012年春节前，陈某成又以现金红包的方式直接送给韩江好处费人民币10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农业银行查询资料，证实：2011年8月11日，陈某成的账户转款人民币20万元至韩某华的账户。
2、陈某成在蛇口街道办事处辖区承揽停车场工程的相关资料。
3、证人陈某成的证言：深圳确定要开大运会之前，我给时任蛇口街道办书记的韩江打电话，希望若有合适工程能尽量介绍给我做，他当时没有直接表态。在大运会开幕前大约1、2个月时，韩江打电话给我，说有个比较急的停车场及相关绿化工程想让我来承揽。几天后，我应邀和韩江一起去了工程现场，韩江、时任蛇口街道办城管科的曾科长等人就现场决定这个停车场工程由我来做。我在工程施工期间暗示过韩江会给他工程总量15%到20%的好处费，这样算下来应该是二、三十万元。在停车场工程施工完毕后的某天，我约韩江到我公司，说要把停车场工程的好处费给他，他让我把钱直接给他妹妹韩某华，我就把20万元好处费转到了韩某华指定的账户上。2012年春节前的一天，我约韩江来我公司喝茶，韩江离开时，我将装有10万元现金的塑料袋放在韩江的车上。我送这30万元好处费给韩江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能够承揽到这个停车场工程都是因为有韩江帮忙，实际上这个工程就是韩江直接指定给我做的；二是韩江是蛇口街道办的书记，我愿意和他处好关系，希望他以后能够关照我。
4、证人韩某华的证言：陈某成于2011年8月份通过他的农业银行账户转给我人民币20万元，这笔钱其实是陈某成给韩江的，是韩江让我用我的账户收下。
5、证人曾某飞的证言：2011年大运会召开前，南山区政府决定解决蛇口金世纪路南边的一块政府预留地周边环境“脏乱差”的问题，决定由蛇口街道办负责绿化恢复工程并建设公益性临时停车场，由蛇口街道办负责邀请三家以上符合资质要求的单位，通过抽签方式确定施工单位。在具体确定施工单位时，我们城管科请示韩江如何操作，韩江让我们找陈某成推荐几间公司来投标，我联系陈某成后陈某成推荐了三家公司，我们经初审后提交到区采购平台定标，中标的是一家叫“万木园”的公司，实际承包人应当是陈某成。
6、证人钟某南的证言：我于2011年在万木园公司任项目经理，是金世纪南路迎大运市容环境绿化提升工程的负责人。该工程是由陈某成挂靠的公司参与投标的，中标后因人手不够，不能独立完成工程，陈某成就让万木园公司出人完成工程施工。根据口头约定，如果工程进展顺利，陈某成可以得到工程款18%的提成。
7、原审被告人韩江的供述：2011年上半年，南山区正在全面推动大运会环境整治工作，蛇口渔港与金世纪路旁有一块政府预留地，区领导多次视察要求彻底改变面貌，并要求工务局按原计划拓宽及铺通马路，蛇口街道办做好停车场及周边绿化工程，于是当年的5月份区里决定开展相应工作。之后，我打电话给陈某成，想让他来完成这项工程急、工期短的停车场建设。陈某成来到我办公室后，我叫上蛇口办城管科负责人曾某飞，布置区里下达的任务，也到现场实地视察，后交待陈某成尽快拿出设计方案并准备前期工作，以期能迅速进入实施阶段。临时停车场的工程完成后，陈某成对我说会给我30万元人民币作为好处费，我让他直接与','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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