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9民终73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师亮，男，汉族，1974年10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开江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正彬，男，汉族，1972年10月3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子兵，男，汉族，1974年9月21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童开梅，女，汉族，1975年2月3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芝中，男，汉族，1966年10月20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县，
委托代理人：张益奎，重庆市开县文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梁师亮、王正彬因与被上诉人杜子兵、童开梅、杜芝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1972民初9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师亮、王正彬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为：限杜子兵、童开梅、杜芝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梁师亮、王正彬支付2013年11月货款14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4000元为本金，从2014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变更一审判决为：限杜子兵、童开梅、杜芝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梁师亮、王正彬支付2014年9月货款16614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66147元为本金，从2014年10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3.判令杜子兵、童开梅、杜芝中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的诉讼费及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杜芝中是东莞市厚街联华装饰材料加工厂（以下简称联华加工厂）的工人，不是实际经营者，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杜芝中已经确认两张送货单的签名是杜芝中本人签名，是联华加工厂的工作人员，但杜芝中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是联华加工厂的工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杜子兵委托杜芝中代收。二、梁师亮、王正彬提交的转账凭证2张，是杜芝中支付联华加工厂拖欠梁师亮、王正彬的货款，杜芝中在2014年7月、9月向王正彬转账5000元及20000元，付款时间也是杜芝中验收货物签名确认期间的时间，杜芝中辩称转账给王正彬5000元是杜芝中与王正彬的赌博款，当时被抓到派出所，但杜芝中并没有证据证明，属于虚假谎言。杜芝中确认向王正彬转账几笔，也是杜芝中自己的厂与王正彬的交易关系，杜芝中是2014年10月2日才开办良华玻璃钢加工厂，杜芝中向王正彬转款的时间是杜芝中开厂之前，该转款实际是联华加工厂的货款。杜芝中确认代杜子兵转账几次给王正彬，杜芝中没有证据证明是代杜子兵付款。同时，杜芝中辩称欠杜子兵钱的人都在表格中记录，但杜芝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三、杜芝中辩称送货单上杜芝中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梁师亮、王正彬申请笔迹鉴定，杜芝中又确认2张送货单是其本人所签。四、庭审中，证人杜某1在询问其在联华加工厂工作期间，杜子兵与杜芝中是否合伙经营联华加工厂，其回答“是的”，后又回答“不是”，属于虚假作证。证人与杜芝中存在亲属关系，请法院调取一审庭审录像，不予采信证人证言。五、梁师亮、王正彬提交通话录音录像的光碟，杜芝中确认是杜芝中和王正彬的通话录音录像，之后又说不是，那么，杜芝中应申请通话录音录像鉴定。法院应该请重庆人或四川人对该录音录像进行翻译。通话的语言和录像都很清晰，请法院对通话录音录像的声音和像片进行鉴定，录音中是王正彬询问杜芝中，是杜芝中自己说的其与杜之兵合伙经营联华加工厂。六、从交易明细可以看出，杜芝中说其在联华加工厂担任厂长，在2014年1月15日收取欠联华加工厂的货款156000元。若杜芝中不是老板，客户不会把大额货款转给一个工人。杜芝中辩称杜子兵使用其账户，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明显是杜芝中的虚假谎言。
杜芝中辩称，一审判决已经确认杜芝中与杜子兵不存在合伙关系，证人也出庭作证证明该事实，杜芝中只是打工的。
杜子兵、童开梅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
梁师亮、王正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杜子兵、童开梅、杜芝中向梁师亮、王正彬支付2013年11月的货款14000元，并以14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货款的利息，从2013年12月1日起计至货款清偿之日止；2.杜子兵、童开梅、杜芝中向梁师亮、王正彬支付2014年9月的货款166147元，并以166147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拖欠货款的利息，从2014年10月1日起计至货款清偿之日止；3.杜子兵、童开梅、杜芝中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师亮、王正彬主张为未注册登记的东莞市厚雄玻璃钢材料经营部的经营者，个体户联华加工厂自2013年起向东莞市厚雄玻璃钢材料经营部购买树脂等复合材料，现仍拖欠货款180147元。为证明其主张，梁师亮、王正彬提交了两张欠条和七张送货单予以佐证。
欠条为杜子兵分别于2013年11月22日和2014年9月19日出具的。2013年11月22日的欠条载明：“今杜子兵欠王正彬14000元，今年还清”，2014年9月16日的欠条载明：“今联华欠王正彬货款，8月底共153563元”，两张均有杜子兵作为欠款人签名。送货单则为2014年3月至9月期间形成的，收货人处有“杜芝中”或“杜子兵”字样的签名。其中，只有一张送货单的日期为2014年9月20日，晚于第二张欠条的出具日期，货款数额为12584元。杜芝中否认上述送货单中“杜芝中”的签名系其书写的，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反驳，也没有申请笔迹鉴定。
联华加工厂注册登记的经营者为杜子兵，但梁师亮、王正彬主张实际是杜子兵、杜芝中合伙经营的，并认为杜芝中应对案涉货款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证明杜芝中合伙经营联华加工厂，梁师亮、王正彬提交了杜芝中向王正彬转账5000元的转账记录和录音录像予以佐证。转账发生于2014年7月1日，但杜芝中称该款项与联华加工厂无关，而是与王正彬因赌博而引起的债务。录音录像则是杜子兵与他人交谈的场景，但由于是隐秘录制的，无法显示交谈的相对方为何人，且交谈过程并不完整，画面晃动，对话模糊不清，无法清晰辨认其对话内容，即使在梁师亮、王正彬自行制作的对话文字摘录中，也没有显示对话内容涉及联华加工厂。
一审法院还根据梁师亮、王正彬的申请，调取了杜芝中于中国农业银行的账号为62×××76的账户2013年12月19日至2016年7月15日期间的交易明细。梁师亮、王正彬认为上述交易明细中的至少存在以下4笔记录为杜芝中收取联华加工厂的货款的记录，且其他大额的收款记录也可以证明杜芝中为联华加工厂收取货款：
日期
付款人
金额
梁师亮、王正彬主张
银行明细载明
2014年1月15日
无
无
156000
2014年10月28日
欧迈思家具公司
欧迈思1
10000
2015年4月12日
无
玻璃钢加
920
2016年2月2日
东莞市厚街创升家具厂
温运就
65696
杜芝中确认该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但认为上述款项并非其代联华加工厂收取的货款，并主张即使存在收取联华加工厂货款，也是由于杜子兵使用了杜芝中的账户引起的。杜芝中为否认有合伙经营联华加工厂，申请了杜某1、杜某2出庭作证，杜某1、杜某2出庭时称其曾在杜子兵开设的工厂工作，杜芝中也在杜子兵开设的工厂工作，担任师傅兼管理，但并非该工厂的老板，没有股份。而且，杜某2自称为杜子兵、杜芝中的亲属，确认杜子兵已结婚10年以上，配偶叫“小梅”，且孩子已有17、18岁。杜芝中还申请了证人涂某出庭作证，梁师亮也申请了杨某、邓某出庭作证，但上述证人均未到庭。
另查，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关于童开梅的人口信息查询表可知，其配偶为杜子兵。在本案诉讼中，一审法院准许梁师亮、王正彬的申请，裁定对杜子兵、童开梅、杜芝中的财产予以保全并进行实施。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东莞市厚雄玻璃钢材料经营部未经注册登记，现梁师亮、王正彬持有欠条、送货单等债权凭证的原件，且二人承认是合伙关系，并提交了关于合伙的协议书予以佐证，故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梁师亮、王正彬依法享有案涉货款的债权。
杜子兵、童开梅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及质证的权利。现欠条上有杜子兵的签名并明确为欠款人，因此，虽然案涉货款原为联华加工厂拖欠的，但杜子兵作为经营者连续两次在欠条中作为欠款人签名，即自愿承担联华加工厂拖欠东莞市厚雄玻璃钢材料经营部的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之规定，杜子兵应对案涉货款承担清偿责任。而童开梅是杜子兵的配偶，且结合证人杜某2所作的证言可知，二人结婚已超过10年，故案涉债务应属杜子兵、童开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之规定，童开梅亦应对案涉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货款的数额如何确认；二、杜芝中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是否联华加工厂的合伙人。
焦点一。首先，两张欠条分别为2013年和2014年出具的，跨度为两年且2013年的欠条已明确约定还款期限为2013年底，现没有证据证明上述两张欠条的款项存在重复的情况下，应视为两笔不同的款项。其次，2014年的欠条已明确计至8月底，因此2014年9月20日送货单的款项应不包括在2014年的欠条的款项内。最后，虽然杜芝中否认2014年9月20日送货单的“杜芝中”签名的真实性，但没有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该送货单予以采纳。综上，根据相关的债权凭证计算可得，尚欠的货款数额应为180147元（14000元＋153563元＋12584元＝180147元）。
焦点二。首先，虽然杜芝中签收了两张送货单，但签收货物属于一般的日常工作，主要由仓管人员负责，企业经营者或者其他员工亦可代收，故杜芝中签收了货物不能证明杜芝中就是联华加工厂的实际经营者。
其次，梁师亮、王正彬提交的转账凭证可显示杜芝中曾向王正彬转账支付5000元，但转账行为仅能代表双方存在款项往来，现没有证据证明上述5000元属于货款，更没有证据证明该5000元与联华加工厂存在关联性，故仅凭一个杜芝中向王正彬支付款项的行为不足以证明杜芝中是实际经营者。
再次，录音录像中虽然显示杜子兵与他人交谈，但无法显示交谈的相对方为何人，交谈过程并不完整，画面晃动，对话模糊不清，无法清晰辨认对话内容，且即使是梁师亮、王正彬自行制作的对话文字摘录中，也没有显示对话内容涉及联华加工厂。因此，录音录像也无法据此证明杜芝中是联华加工厂的实际经营者。
最后，一审法院调取的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明细，虽然显示杜芝中与案外人存在款项往来，但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款项是联华加工厂与案外人之间的货款往来，故更无法证明杜芝中是联华加工厂的实际经营者。综上，一审法院对梁师亮、王正彬称杜芝中为联华加工厂的实际经营者的主张，不予采纳，故梁师亮、王正彬诉请杜芝中对案涉货款及利息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结合焦点一和焦点二，案涉货款180147元应由杜子兵、童开梅承担清偿责任。至于利息，2013年欠条中的14000元已约定2013年底还清，其他的货款则没有书面约定具体还款期限，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之规定，杜子兵、童开梅已构成逾期付款，故杜子兵、童开梅应自2014年1月1日起支付14000元的逾期利息，自2014年9月17日起支付153563元的逾期利息，自2014年9月21日起支付12584元的逾期利息。梁师亮、王正彬诉请的14000元的逾期利息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166147元的逾期利息部分（153563元＋12584元），没有超出上述范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梁师亮、王正彬诉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杜子兵、童开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梁师亮、王正彬支付货款14000元及逾期利息（以14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4年1月1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限杜子兵、童开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梁师亮、王正彬支付货款166147元及逾期利息（以166147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4年10月1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梁师亮、王正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杜子兵、童开梅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诉讼费5202元，其中受理费3932元，保全费1270元，由杜子兵、童开梅承担。
二审中，梁师亮、王正彬提交了以下证据：1.情况说明，拟证明该情况说明为杜子兵出具，杜子兵与杜芝中合伙经营联华加工厂；2.录音录像，拟证明录像中的谈话对象为杜子兵本人，印证情况说明的真实性；3.飞机票及高铁票，拟证明梁师亮、王正彬搭乘交通工具去海南找杜子兵取得以上证据；4.转账凭证，拟证明2014年9月7日杜芝中支付联华加工厂的货款给王正彬，杜芝中是联华加工厂的合伙人。杜芝中经质证认为，不确认录音录像中的谈话对象为杜子兵本人，不确认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杜芝中作为联华加工厂的员工向王正彬转账，不能证明杜芝中是联华加工厂的合伙人。
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梁师亮、王正彬于二审法庭调查中申请证人邓某、杨某出庭作证，邓某未到庭参加诉讼，杨某因未能出示有效身份证件亦未到庭参加诉讼。梁师亮、王正彬于法庭上表示，杜子兵称其与杜芝中没有书面合伙协议。梁师亮、王正彬另主张一审证人杜某1、杜某2作伪证，口头申请对两证人进行测谎。
以上事实，有情况说明、录音录像、飞机票及高铁票、转账凭证，以及本院法庭调查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仅针对梁师亮、王正彬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杜芝中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是否是联华加工厂的合伙人。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案涉两张欠条均是杜子兵所签，联华加工厂工商注册登记的经营者仅为杜子兵一人。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三)项的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具体到本案，杜子兵并未到庭参加诉讼，梁师亮、王正彬二审提交的录音录像为分段偷录，并未完整呈现交谈过程，画面晃动，人像、对话模糊不清，杜芝中在庭上亦否认录像中出现的人像为杜子兵本人，故无法核实梁师亮、王正彬二审提交的情况说明为杜子兵本人出具，况且杜子兵作为案涉两张欠条的欠款人，其证言对其自身的责任承担具有利害关系，可信程度还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结合梁师亮、王正彬所提交的其他证据，其一审提交的录音录像未完整呈现对话全过程，未显示杜子兵与何人交谈，谈话内容亦未涉及联华加工厂，该录音录像不能证明杜芝中与杜子兵、童开梅是合伙关系；而杜芝中代联华加工厂签收了送货单亦不能证明杜芝中就是联华加工厂的实际经营者；杜芝中向王正彬转账5000元的转账凭证以及杜芝中与案外人存在款项往来亦无法证明与联华加工厂存在关联性；而杜芝中向王正彬转账20000元的事实，即使是为联华加工厂而转账，亦不能排除杜芝中曾是联华加工厂员工的可能性，无法直接证明杜芝中即是联华加工厂的实际经营者。基于梁师亮、王正彬提交的前述证据均不足以证实杜芝中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是联华加工厂的合伙人，其要求对一审证人杜某1、杜某2进行测谎并无实际意义，本院不予准许。原审对梁师亮、王正彬提出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梁师亮、王正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前述援引法律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03元，由上诉人梁师亮、王正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祁晓娜
审判员 何 飞
审判员 邓晓畅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袁云清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
（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
（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