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n 民 事 判 决 书
＼n（2014）一中民终字第3393号＼n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福生，男，1949年4月1日出生。＼n上诉人（原审被告）阎旭临，男，1961年11月30日出生。＼n上诉人（原审被告）阎××，男，1969年5月17出生。＼n上诉人（原审被告）闫韶临，女，1965年12月27日出生。＼n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彤临，女，1967年1月31日出生。＼n以上四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张淑敏，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n以上四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彭瑾，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n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女，1972年10月22日出生。＼n委托代理人陆迦楠，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律师。＼n上诉人胡福生、上诉人阎旭临、阎××、闫韶临、闫彤临、上诉人刘××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118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福生，上诉人阎旭临、阎××、闫韶临、闫彤临之委托代理人张淑敏、彭瑾及上诉人阎孺临，上诉人刘××之委托代理人陆迦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n胡福生在原审法院诉称：胡福生于2002年购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7号F底商1至2层房屋，面积272.07平方米（以下简称涉诉房屋）。2009年3月26日，马海平未经我同意，擅自将涉诉房屋转让并过户给孟会英，作价仅为301万元。2009年4月22日，孟会英又将涉诉房屋作价301万元过户给刘××。胡福生与孟会英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已被法院生效判决撤销，孟会英不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无权处分该房屋，其与刘××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因未取得胡福生的追认，故属无效。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阎旭临、阎××、闫韶临、闫彤临与刘××之间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刘××返还房屋并过户至胡福生名下；3、判令刘××向胡福生返还其占有使用房屋后收取的房屋租金从2009年7月7日至2013年11月7日共计706.25万元及利息（按照年息百分之七，自2009年7月7日至2013年11月7日共计114.3386万元）；4、判令诉讼费由对方负担。＼n阎旭临、阎××、闫韶临、闫彤临在原审法院辩称：不同意胡福生的诉讼请求。孟会英依据2009年3月24日签署的交易价格为77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取得了涉诉房屋所有权，之后孟会英与刘××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是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刘××也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应对价，且刘××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时间早于法院判决撤销孟会英与胡福生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孟会英之子阎××与刘××早在2000年就办理了离婚登记，在孟会英与刘××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孟会英与刘××之间不存在姻亲关系。综上，希望法院依法驳回胡福生的诉讼请求。本案的案由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胡福生在诉讼中要求腾退房屋和确认房屋所有权归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应当另行起诉主张。此外，胡福生出卖涉诉房屋的原因是因为其与阎××、文斌之间的借贷关系。在他需要用钱的时候同意将该房屋抵押并办理公证委托。但是之后在本案一审、二审的过程中却一再对于公证事实进行否认，并且虚构孟会英与刘××存在姻亲关系的事实，企图通过诉讼侵犯本案我方的合法权益，其才是违背民事合同关系诚信原则的一方，才是恶意的一方。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胡福生的全部诉讼请求。＼n刘××在原审法院辩称：刘××向房屋出售方支付了价款1100万元，刘××与阎家亦不存在姻亲关系。刘××与孟会英签订买卖合同时，孟会英与胡福生之间的买卖合同是有效的，法院尚未撤销，所以是善意取得涉诉房屋所有权。不同意胡福生的全部诉讼请求。＼n原审法院判决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根据生效裁判，胡福生与孟会英于2009年3月26日就涉诉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已被撤销。双方当事人对此亦无异议。根据法律规定，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孟会英因此自始从未取得涉诉房屋的所有权和合法处分权。本案争议焦点即为刘××与无权处分人孟会英就涉诉房屋签订买卖合同并实际取得涉诉房屋所有权的行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n就善意取得，根据法律规定应同时符合三项基本情形，即1、受让人受让涉诉房屋时是善意的；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3、转让的房屋已经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就本案而言，在刘××与孟会英就涉诉房屋签订买卖合同当日，涉诉房屋所有权的变更登记亦同时完成，即刘××已实际取得涉诉房屋的所有权。该情形满足法律规定的三项情形之一。但对于其他两项情形，虽然刘××主张自己系善意，且支付合理价格。但证据材料显示的情况显然与刘××及阎旭临、阎××、闫韶临、闫彤临抗辩的主张不符。＼n首先根据一系列证据材料显示：1、刘××与阎××均主张双方之间曾为夫妻关系，并育有子女。2、根据有关书证，刘××与阎××在公司经营，商贸往来以及债权债务处理方面存在深入的合作关系。3、在刘××、阎××参与的很多经济往来活动中，有部分活动与胡福生及本案涉诉房屋相关，同时涉及人员中，亦与胡福生、孟会英就涉诉房屋引发的民事诉讼案件中其他相关人员有着密切关系。就此，法院认为刘××对于涉诉房屋原属胡福生所有，涉诉房屋实际价值、权属等情况均早已知晓。＼n其次分析刘××与孟会英就涉诉房屋进行交易的过程。1、2009年4月22日，刘××与孟会英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房屋交易总价1100万元。在合同签订当日，在孟会英仅收到购房款50万元的情况下，双方即于当日将涉诉房屋所有权变更至刘××名下。2、就剩余购房款，双方约定付款期间自2009年4月22日始，至2012年4月21日止，时间长达二年，且未就分期的时间和数额进行约定。3、2009年5月26日，孟会英又再次以出具收条的方式确认收到刘××支付房款50万元。此后直至孟会英去世，再未收取刘××任何购房款。4、孟会英与胡福生的房屋买卖合同于2011年12月13日被法院撤销，2012年1月7日，刘××就涉诉房屋与孟会英的继承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并于上述补充协议签订后，于2012年2月底分五次通过银行转账分别向闫彤临、阎旭临、闫韶临三人账户中共计支付人民币10000200元。由此，在买受人只交付总房价4.5%的情况下，买卖双方就完成了房屋所有权过户，总房款的90.9%是在法院判决撤销孟会英与胡福生的房屋买卖合同之后支付的。上述交易方式、交易过程均与正常交易方式和习惯不符。且上述操作方式，与孟会英在其与胡福生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曾抗辩主张的自己的谨慎行为也缺乏一致性。＼n对此，其实有一种可能能够为上述当事人的做法提供解释，即刘××与孟会英在上述房屋交易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亲属关系。但恰恰对此，胡福生在诉讼中努力予以证明，而对方却努力予以否认。甚至对方为此，提交了自相矛盾的陈述与书证。对照证据材料和当事人陈述，可以梳理出如下时间点：1、阎××、刘××均主张双方在1993年前后建立了夫妻关系并于1994年生育一女。2、阎××与刘××主张双方于2000年办理了离婚手续，但该时间，在离婚证上加盖公章的汾西县永安镇尚未开始挂牌办公。3、2004年4月19日，阎××在北京与李××办理离婚登记。4、刘××自述其与阎××离婚后未再婚，其户口登记信息为已婚而非离异。核对上述信息不难发现，上述事件之间存在许多模糊边界和矛盾之处。仅依据上述证据材料，无法对阎××的婚姻状况变化进行准确认定。虽然阎××与刘××是否存在婚姻关系乃至阎××与李××的夫妻关系何时建立不是本案审查的重点，但作为婚姻关系的当事人，无论阎××还是刘××，本应有能力也有义务对上述婚姻情况进行举证和说明，如举证义务人未能充分举证和说明，就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n综上，法院确认：刘××与孟会英曾存在亲属关系；刘××对涉诉房屋价值、所有权归属以及与房屋有关的债务关系有所了解；刘××在仅支付极小部分购房款的情况下，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购房款绝大多数部分的支付完成是在孟会英与胡福生的房屋买卖合同被法院判决撤销之后。上述种种事实足以表明，刘××取得涉诉房屋所有权的行为并非善意，而系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故刘××以其善意取得为由的抗辩主张，法院不予采信。胡福生要求确认刘××与孟会英及其继承人就涉诉房屋签订的一系列买卖合同无效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n关于胡福生提出的返还房屋、返还租金及利息的诉讼主张。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第三人。故刘××取得的涉诉房屋以及作为涉诉房屋孳息的房屋租金均应收归胡福生。但根据法院调查核实的情况，由于涉诉房屋目前仍设定有抵押权，因此涉诉房屋目前不具备所有权变更条件。故胡福生要求将涉诉房屋所有权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本案暂不予支持，胡福生可待房屋所有权变更条件具备后另行诉讼或选择通过其他途径维护合法权益。对于胡福生提出的房屋租金利息主张，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孟会英与刘××于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就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七号楼F底商一至二层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阎××、阎旭临、闫韶临、闫彤临与刘××于二○一二年一月七日就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七号楼F底商一至二层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无效；二、刘××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胡福生二○○九年七月七日至二○一三年十一月七日房屋租金共计七百零六万二千五百元；三、驳回胡福生的其他诉讼请求。＼n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n判决后，上诉人胡福生、上诉人阎旭临、阎××、闫韶临、闫彤临、上诉人刘××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胡福生的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胡福生在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对方承担。上诉理由为：一、原审法院未判决刘××向胡福生支付已收取房屋租金的利息是不正确的；二、原审法院不支持胡福生要求房屋过户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n阎旭临、阎××、闫韶临、闫彤临的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胡福生在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胡福生承担。上诉理由为：一、原审法院未全面审查涉案房屋发生所有权变动的原因及过程，单纯以法院撤销了胡福生与孟会英为避税之用的买卖合同为由，而忽略了双方实际履行的交易价格为770万元的买卖合同，错误认定孟会英未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错误认定阎旭临、阎××、闫韶临、闫彤临、孟会英与刘××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n刘××的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胡福生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胡福生承担。上诉理由为：一、刘××与孟会英签订买卖合同时，孟会英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在孟会英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阎旭临、阎××、闫韶临、闫彤临与刘××签署的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依法有效；二、刘××购买涉案房屋符合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n本院经审理查明：孟会英与闫子宾系夫妻关系，闫子宾早亡，孟会英于2011年12月13日去世。阎××、阎旭临、闫韶临、闫彤临系孟会英与闫子宾的婚生子女。＼n2009年3月26日，马海平作为胡福生代理人与孟会英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胡福生名下的涉诉房屋以301万元的价格售予孟会英。＼n2009年4月22日，孟会英与刘××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刘宝琴以1100万元的价格购买涉诉房屋，付款时间为2009年4月22日至2012年4月21日。合同签订当日，刘××向孟会英支付购房款50万元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过户手续。刘××取得涉诉房屋产权证后，将该房屋多次设立抵押，截至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涉诉房屋仍设立有三项抵押权。＼n上述合同签订后，胡福生将孟会英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其与孟会英于2009年3月2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7日作出（2010）海民初字第541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经评估确定，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当日，该房屋的市场价值为1368.7万元。孟会英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取得房屋，已构成显失公平。孟会英所持之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付款行为。据此判决：撤销胡福生与孟会英于2009年3月2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孟会英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3日作出（2011）一中民终字第186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n孟会英去世后，其继承人阎××、阎旭临、闫韶临、闫彤临与刘××于2012年1月7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刘××于2012年4月21日之前支付剩余购房款1000万元。刘宝琴于2012年2月底分五次通过银行转账分别向闫彤临、阎旭临、闫韶临三人账户中共计支付人民币10000200元。＼n自2006年9月29日至今，涉诉房屋一直由北京李宁体育用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李宁公司）承租用于经营。根据2006年9月29日胡福生与李宁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合同租赁期为5年，自2006年11月8日起至2011年11月7日止。第一年租金为年付，应缴金额为145万元；第二年、第三年租金为季付，每季度租金额为362500元；第四年、第五年租金为季付，每季度租金额为380625元。根据刘××与李宁公司于2009年7月6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2009年8月8日起至2011年11月7日止。合同约定2009年8月8日至2009年11月7日期间租金按362500元计算，2009年11月8日至2011年11月7日期间，年租金按152万元计算。租金支付方式为按季度支付，提前一个月支付，最后一次租金支付日期为2011年7月7日。随后，刘××与李宁公司于2011年11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自2011年11月8日起至2013年11月7日止。年租金均为168万元。租金支付方式为半年支付，提前一个月支付，最后一次租金支付日期为2013年4月7日。同时该份合同约定李宁公司需向刘××支付房屋修缮费30万元。该房屋修缮费的支付时间为2011年11月8日。＼n另查，阎××曾因民间借贷纠纷于2008年将胡福生诉至法院。根据该案已生效的（2008）一中民初字第10340号民事调解书显示：2008年2月29日，阎××与胡福生签订房产抵押借款合同，胡福生以海淀区7号楼作为抵押，向阎××借款700万元。胡福生为阎××出具欠条，约定还款期限及每月利息。后阎××以胡福生借款后未按月偿还利息，违反约定为由将胡福生诉至法院。该案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胡福生于2009年2月25日前返还阎××借款700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230076元。二、如胡福生未于2009年2月25日前一次性偿还借款700万元及利息230076元，须于2009年2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阎××支付违约金作为补偿，至付清上述费用止。三、双方当事人之间就本案借款及利息所引发的纠纷就此了结，阎××不得再以本案借款为基础向胡福生主张民事权利。＼n诉讼中，阎××主张其与刘××于2000年3月16日离婚并提交加盖有汾西县永安镇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的离婚证作为佐证。胡福生认为该离婚证系虚假。经原审法院调查，汾西县永安镇民政办于2012年5月24日向法院出具公函称：“汾西县永安镇于2001年5月成立，开始挂牌办公。经查阅档案，阎××、刘××二人未在我镇办理有关婚姻登记手续”。同日，汾西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亦向法院出具公函称：“经我局查阅婚姻登记档案无刘××、闫××的婚姻登记记录”。汾西县永安镇民政办在2012年8月15日出具书面证明称：“经核查档案，我镇无阎××、刘××二人婚姻档案，无法证明二人婚姻关系”。＼n就阎××的婚姻登记情况，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于2012年8月14日出具《婚姻登记记录证明》显示：“经查阅我婚姻登记机关从2004年4月19日至2006年10月19日的婚姻登记档案，查到阎××婚姻登记记录为：‘2004年4月19日阎××与李××办理过离婚登记业务’，本证明只记载当事人在本婚姻登记机关所辖范围内目前的结婚或离婚登记记录”。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于2012年8月14日出具京昌字第131200022《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一份，内容为：“经查阅我局保管的2006年10月19日至2012年8月13日的婚姻登记档案，没有阎××的婚姻登记记录。本证明不包括在本辖区外其他地方的婚姻登记”。＼n为证明刘××不构成善意取得，胡福生还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1）海民初字第6021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该案原告为刘××，被告为胡福生，阎××作为原告代理人，原告与其委托代理人向法院陈述的居住地址为同一地址。2、2013年3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询问笔录，证明当时刘××户口登记为已婚，且刘××称自己未再婚，只是未及时变更户口登记信息。3、《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国工商银行抵押合同》及阎××出具的欠条一份、收条一份、承诺书两份。证明2008年2月，刘××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博之名商贸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借款850万元，并用胡福生名下的涉诉房屋作为抵押担保。2008年3月阎××向胡福生出具欠条一份，写明：“不含已扣息壹拾柒万贰仟贰佰伍拾柒；人民银行罚息柒万陆仟肆百捌拾玖元捌角（待处理赔偿）；今欠到胡福生柒万玖仟零肆拾元伍角叁分”。2009年2月16日阎××向胡福生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北京博之名商贸有限公司在2009年2月25日前收到胡福生还款后，同意于三个工作日内把胡福生抵押于工商银行上地支行房产予以解除抵押。特比保证，否则后果由博之名公司承担全部损失和责任”。该承诺书上除阎××签名外，还加盖有北京博之名商贸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2009年2月26日，阎××向胡福生出具收条一份，写明：“今收到胡福生现金人民币柒佰贰拾叁万零柒拾陆元整及诉讼费贰万陆仟元整。全清”。该收条上亦加盖有北京博之名商贸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同日，阎××还向胡福生出具承诺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借款还款合同中尤其利息、罚金、赔偿金的字眼胡福生认为利息已计入借款额。不存在利息问题。到期不还款已公证过户房屋。所以不存在罚金、赔偿金，不同意此内容。承诺人承担出现问题的后果。承诺人阎××。以上合同指与文斌签署借款合同。此借款还完或者房屋过户完成，此承诺自动失效”。阎旭临、阎××、闫韶临、闫彤临、刘××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n上述事实，有（2011）一中民终字第18698号民事判决书、（2008）一中民初字第10340号民事调解书、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领证凭证、房屋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公司资料、山西省汾西县民政办与民政局证明、庭审笔录、收条、承诺书、欠条、工商银行抵押合同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评估报告、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n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第一、刘××与孟会英以及阎旭临、阎××、闫韶临、闫彤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第二、刘××能否作为善意第三人依据物权法第106条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第三、刘××与孟会英以及在孟会英死亡后与其法定继承人阎旭临、阎××、闫韶临、闫彤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如何认定。＼n结合本案基本事实以及现有证据，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作如下论断：＼n第一，刘××与孟会英以及阎旭临、阎××、闫韶临、闫彤临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所谓恶意串通的合同，就是合同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在其法定构成要素上，主观要素为恶意串通，即当事人双方具有共同目的，希望通过订立合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客观要素为合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结合本案事实，刘××与阎××均认可双方曾系夫妻关系，且依据已查证据，双方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及合作关系。2009年3月26日，孟会英在与胡福生之代理人马海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尚未支付完毕购房款的情况下，即于2009年4月22日与刘××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间直止于2012年4月21日，且合同签订当日即已完成涉诉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相关房屋交易亦系各方自行成交。上述行为在形式上虽系双方于合同履行框架内所为之民事法律行为，但是，纵观本案事实，在就涉诉房屋的相关交易中，两手房屋买卖的交易时间、交易价格、付款周期、付款行为的履行情况以及成交方式等均与一般交易习惯不符，再行结合各方之间的密切关系，本院依据上述事实及论断认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之行为。＼n第二，刘××能否依据物权法第106条之规定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案中，刘××受让该不动产时是否系善意，这不仅是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难点，经庭审调查、庭前、庭后阅卷，结合案件基本事实及证据，本院对此作如下认定，所谓善意，是一种行为人的内在心理活动，不显于外部，难于度测，但是作为法律概念，必须具有可量度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在判断受让人是否为善意时，推定受让人为善意，应当由原权利人对受让人是否具有恶意进行举证。基于上述法律规定以及本院前述论断，刘宝琴与孟会英以及阎旭临、阎××、闫韶临、闫彤临就涉诉房屋的买卖已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同时，善意取得的适用以有偿为前提，结合刘××在未支付大部分房款的情况下即于与孟会英缔约当日办理完成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剩余款项在时隔近三年后才分五次以银行转帐的方式汇入闫彤临、阎旭临、闫韶临账户，且支付上述款项时，孟会英生前与胡福生所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已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撤销。基于以上，就刘××受让涉诉房产时系善意一节，本院实难采信。＼n第三，关于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依据生效裁判，胡福生、孟会英于2009年3月26日就涉诉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已被依法撤销。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基于此，孟会英自该合同成立之时即未取得涉诉房屋的所有权。且如前所述刘××取得涉诉房屋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胡福生要求确认孟会英生前与刘××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以及刘××在孟会英死亡后与其继承人阎旭临、阎××、闫韶临、闫彤临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n关于胡福生主张的返还房屋并过户至其名下一节，依据已查事实，现涉诉房屋仍设定有抵押权，尚不具备所有权变更及腾退条件，本案暂不予处理，待相关条件具备后双方可另行解决。关于胡福生主张的返还租金一节，依据法律规定，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第三人。胡福生的该项诉请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就租金利息一节，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胡福生的该项主张并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n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n驳回上诉，维持原判。＼n财产保全费五千元，由刘××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n一审案件受理费五万一千零三十五元，由胡福生负担六千三百七十九元（已交纳），由阎旭临负担五千五百八十二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阎××负担五千五百八十二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闫韶临负担五千五百八十二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闫彤临负担五千五百八十二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刘××负担二万二千三百二十八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n二审案件受理费五万一千零三十五元，由胡福生负担六千三百七十九元（已交纳），由阎旭临负担五千五百八十二元（已交纳），由阎××负担五千五百八十二元（已交纳），由闫韶临负担五千五百八十二元（已交纳），由闫彤临负担五千五百八十二元（已交纳），由刘××负担二万二千三百二十八元（已交纳）。＼n本判决为终审判决。＼n审判长王良胜＼n代理审判员柳适思＼n代理审判员范磊＼n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n书记员罗娇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