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22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新创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
法定代表人：徐明新。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婕，广东雄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松威，男，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励君，广东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莞市新创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新创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松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台山市人民法院（2015）江台法民二初字第3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新创安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黄松威在一审中提供的《砍伐合同》明确约定黄松威砍伐的是海宴镇澳村的“822亩和802亩两片砍伐剩余的林木及504亩和56亩尚未砍伐的林木”，可见本案涉案林木总共包括4片林地，其中“822亩”与“802亩”这2片林地是新创安公司砍伐了部分林木，还剩余部分林木未砍伐，“504亩”和“56亩”这两片林地是新创安公司完全没有砍伐过的，以上4片林地中并没有哪一片林地面积是“738亩”。原审判决将新创安公司承包的海宴镇澳村村委会地名为虎头山面积738亩的林地认定为涉案林地，明显证据不足。
（二）双方《砍伐合同》约定的4片林地中，822亩和802亩两片林地因新创安公司办理了采伐证，并砍伐了一部分林木，因此这两片林地并不需再办理新的采伐证即可采伐（黄松威实际上确实已经砍伐了这两片林地上剩余的林木），黄松威主张因新创安公司未办砍伐证致其不能进场砍伐涉案林木，这一主张根本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黄松威没有进场砍伐过合同约定的4片林地，认定事实明显不清。
（三）黄松威在一审中只确认其未能砍伐海宴镇澳村村委会地名为虎头山面积738亩的林地，至于对涉案《砍伐合同》4片林地其是否得以砍伐、已得砍伐多少面积的林木等基本事实，黄松威并未明确。原审判决对此关键事实也未做任何查明认定，显然认定事实不清。
（四）黄松威提供的两张《收条》不能证明其已向新创安公司支付了砍伐涉案《砍伐合同》的林木款21万元。第一，从1万元定金的收条的形成时间看，该笔定金支付时间（即2013年4月14日）早于《砍伐合同》的签订时间（即2013年7月26日）三个多月，不能证明该笔定金与涉案《砍伐合同》存在关联性。第二，20万元的收条上注明“此款汇入招伟雄账户”，可见黄松威是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支付这笔款项，但黄松威却没有提供相关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其确已汇款，因此，在未得招伟雄确认已收到黄松威汇付20万元的情况下，仅凭区区一张收条根本不能证明黄松威已支付林木款20万元。原审判决认定黄松威已支付新创安公司定金加林木款合共21万元，证据不足。
二、原审判决判令新创安公司返还砍伐费21万元给黄松威，认定事实错误。
（一）《砍伐合同》虽然约定4片林地的砍伐费为36万元，但这36万元并非真的指砍伐费用，而是指购林木款（这一事实有黄松威提供的收条为证）。如果黄松威已支付的21万元林木款确实为砍伐《砍伐合同》中约定的4片林地的林木款，则黄松威实际砍伐了多少林木，均应从其已付的21万林木款中予扣减。原审判决在未查明黄松威已获砍伐涉案《砍伐合同》的4片林地中的多少林木的情况下，直接判令新创安公司全额返还21万元林木款给黄松威，认定事实错误。
（二）新创安公司已于2014年9月5日、11月19日分两次退还10万元给黄松威，龙发全又于2015年4月9日代新创安公司退还5万元给黄松威（相应证据附后），因此，至今为止，新创安公司总共已退还林木款15万元给黄松威，但黄松威在一审中对此只字未提，显然缺乏诚信。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新创安公司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被上诉人黄松威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新创安公司在上诉状中所主张的情况不属实，新创安公司主张已支付的15万元款项是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新创安公司的上诉。
黄松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新创安公司与黄松威签订的《砍伐合同》；2.新创安公司支付砍伐费21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1月25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5.6%计算至付清欠款之日止）给黄松威；3.新创安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6日，新创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明新代表该公司与黄松威签订《砍伐合同》1份，约定该公司将承包的位于台山市海宴镇澳村村委会地名为虎头山（面积738亩）的林木，以及相临近土地的其他零碎林木交由黄松威砍伐；黄松威需向新创安公司支付砍伐林木的费用36万元，其中合同签订后支付25万元，代黄松威砍伐50%的林木后将剩余11万元付清；涉案林木的砍伐证由新创安公司负责办理。对于上述砍伐费36万元，黄松威分别于2013年4月14日（合同签订前）、2013年11月25日（合同签订后）向新创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明新支付合共21万元。因新创安公司一直未向黄松威交付砍伐证，黄松威于2014年6月29日向新创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明新发出《通知》1份，要求其自收到该《通知》之日起15天内将砍伐证办好并交付给黄松威，否则需向黄松威承担自签订《砍伐合同》之日起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以及黄松威的其他经济损失。新创安公司一直未向黄松威交付砍伐证，且于2014年12月30日将涉案林地的林权证转到案外人陈金立的名下。因新创安公司的行为违反《砍伐合同》的约定，黄松威遂于2015年7月2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新创安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徐明新共同向黄松威支付双倍定金42万元及承担本案受理费。庭审中，黄松威撤回对徐明新的起诉，并增加请求要求解除原、新创安公司签订的《砍伐合同》，并将其诉求新创安公司支付定金42万元的主张变更为支付砍伐费21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1月25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5.6%计算至新创安公司付清欠款之日止）。原审法院经审查，依法对黄松威的撤诉及变更申请予以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黄松威与新创安公司签订的《砍伐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协商一致的结果，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是有效合同，依法应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但新创安公司仍在该合同的履行阶段却将土名为“虎头山”的林地使用权，以及林地上森林的所有权及使用权变更登记在案外人陈金立名下，致使《砍伐合同》上所约定将上述林地上的林木交由黄松威砍伐的目的已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以及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现黄松威诉请解除《砍伐合同》以及要求新创安公司返还其已支付的砍伐费21万元，理据充足，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至于黄松威要求新创安公司支付上述砍伐费21万元的利息（自2013年11月25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5.6%计算至新创安公司付清欠款之日止）的诉求，根据《砍伐合同》的内容显示，黄松威、新创安公司并未明确约定黄松威支付砍伐费第一笔分期款25万元，以及新创安公司交付砍伐证的具体时间及先后顺序，且黄松威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双方经协商后已将原合同条款“甲方（新创安公司）办理好砍伐证给乙方（黄松威），乙方（黄松威）即付首期款给甲方（新创安公司）”予以删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的规定，原审法院认为黄松威向新创安公司支付砍伐费第一笔分期款25万元的合同义务，应当与新创安公司交付砍伐证给黄松威的合同义务同时履行。现黄松威仅向新创安公司支付了砍伐费21万元，则新创安公司可依法拒绝向黄松威交付砍伐证。虽然其后新创安公司在未解除《砍伐合同》的情况下将“虎头山”的林地使用权，以及林地上森林的所有权及使用权变更登记在他人名下，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其行为存在过错，但同时，黄松威亦长期怠于履行支付25万元首期砍伐费的义务，其自身行为也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因原、新创安公司均存在违约行为，对其各自的损失理应由其各自自行承担。因此，对于黄松威的上述诉求，该院不予支持。
新创安公司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仍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应予缺席判决。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二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黄松威与新创安公司于2013年7月26日签订的《砍伐合同》；二、新创安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砍伐费21万元给黄松威；三、驳回黄松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新创安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450元、保全费2620元，共7070元，由黄松威负担1050元，新创安公司负担602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新创安公司、黄松威提交的证据，均形成于本案起诉之前并由新创安公司或黄松威分别持有，并不属于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亦不符合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的规定情形，该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新创安公司与黄松威签订的《砍伐合同》虽然仅约定了由黄松威砍伐四片林木并向新创安公司支付砍伐费，但结合庭审中双方确认的情况可知，该合同实质是约定新创安公司将涉案林地的地上林木出售给黄松威，并由黄松威自行砍伐，因此，双方因《砍伐合同》而形成的法律关系实为买卖合同关系，故本案应定性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审判决定性为合同纠纷欠妥，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黄松威是否已向新创安公司支付砍伐费21万元；2、徐明新向黄松威支付的15万元是否属于返还涉案砍伐费；3、新创安公司应向黄松威返还的款项金额如何认定。
关于黄松威是否已向新创安公司支付砍伐费21万元的问题。新创安公司以黄松威于2013年4月14日支付的1万元定金系于涉案合同签订之前支付，该1万元与涉案合同无关，且黄松威并未将另外的20万元支付至其指定的第三人招伟雄，主张黄松威并未支付21万元砍伐费。现有证据显示，徐新明分别于2013年4月14日和2013年11月25日向黄松威出具的《收条》，确认其已收到黄松威支付的砍林款定金1万元和购林木款20万元，新创安公司并未对上述《收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且在二审庭审中自认黄松威于2013年4月14日支付的1万元亦属于涉案合同的款项，由此可初步证明黄松威已向新创安公司支付涉案砍伐费21万元（1万元+20万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新创安公司主张其并未收到2013年11月25日《收条》的20万元，其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新创安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并且，新创安公司作为独立的商事主体，理应清楚知道其法定代表人在《收条》中签名所代表的意思及其法律后果，新创安公司若没有收到该笔20万元，却自愿在《收条》上签名并且在《收条》出具之日起（即2013年11月25日）至本案起诉之日相隔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向指定的收款人招伟雄核实款项的到账情况，尤其在新创安公司述称当时因徐新明拖欠招伟雄款项而指示黄松威向招招伟雄付款的情况下，若招伟雄没有收到该20万元，却一直没有向徐新明追讨该笔款项或将款项未到账的情况告知徐新明，上述情况均与常理不符。故对于新创安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徐明新向黄松威支付的15万元是否属于返还涉案砍伐费的问题。新创安公司主张其通过徐新明以及案外人龙发全向黄松威返还了涉案砍伐费15万元，并提交了银行对账单、2015年4月9日《收据》、《山地转让合同》、林权证、《林权变更证明》等证据以证明其主张。黄松威确认其已收到上述15万元，但抗辩称该15万元是用于偿还徐新明拖欠其本人的其他款项，与涉案砍伐费无关，并提供了2014年11月18日徐新明出具的《借款条》、徐新明于2015年4月28日致龙发全的函（以下简称“《徐新明致龙发全的函》”）、龙发全出具的《收条》以及黄松威支付工资、修路费、肥料费、医药费等的四份收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涉案2014年11月18日《借款条》以及《徐新明致龙发全的函》均有徐新明的签名确认，且黄松威提供了原件予以核对，新创安公司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尤其在上述证据的签名者徐新明是新创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新创安公司具有足够的能力和便利条件核实该等证据的真实性，但新创安公司在本院明确要求其与徐新明核实证据的真实性并在指定期限内予以回复的情况下，至判决前仍未予以回复。上述证据证明黄松威与徐新明之间可能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且徐新明本人曾要求龙发全代其偿还款项给黄松威。其次，虽然新创安公司提供了徐新明的银行转账记录以及龙发全向黄松威支付的款项的《收条》，但上述支付凭证均没有注明款项的性质或明确系代新创安公司支付，本案中亦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在本案起诉之前已对涉案合同的解除或砍伐费的处理等事宜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因此，在黄松威与徐新明本人之间可能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仅凭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徐新明以及龙发全支付的款项系代新创安公司返还涉案的砍伐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结合新创安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以及黄松威提交的反驳证据看，本院认为，徐新明、龙发全支付的涉案15万元是否属于新创安公司偿还涉案砍伐费的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应由主张该事实存在的一方，即新创安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对于新创安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新创安公司应向黄松威返还的款项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新创安公司上诉称涉案合同约定的822亩和802亩两片林地剩余的林木已办理采伐证且黄松威对该部分林木进行了砍伐，主张上述两片林木对应的砍伐费无需返还，并认为黄松威关于涉案林木未办理砍伐证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中，新创安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办理了涉案四片林地的采伐证，且明确表示对于涉案四片林地对应的林权证、采伐证或其相关文件编号等信息均无法提供，其亦未能举证证明黄松威已对822亩和802亩两片林地剩余的林木进行砍伐及已砍伐的数量，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其次，二审庭审中，新创安公司自认涉案合同约定的504亩和56亩的林地属于位于台山市海宴镇澳村村委会地名为虎头山中的部分林地，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新创安公司在涉案合同中将其承包的虎头山的林木交由黄松威砍伐，事实清楚，并无不当。依前文所述，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新创安公司已办理了虎头山两片合计560亩（504亩+56亩）林地的采伐证。在此情况下，即使涉案822亩和802亩两片林地剩余的林木具备采伐条件，且按新创安公司所陈述的该两片林地剩余的林木面积为150亩计算，该两片剩余林木的面积亦仅占四片林地中可采伐的林木总面积的21.1%[150亩÷（150亩+504亩+56亩）]，即涉案合同约定的大部分林木仍不具备采伐的条件。经查，在黄松威催促新创安公司履行其合同义务的情况下，新创安公司仍拒不办理涉案合同约定的560亩林地的采伐证，应视为其迟延履行涉案合同的主要债务。故黄松威在本案中诉请解除涉案《砍伐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关于“有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规定。原审法院判令解除涉案《砍伐合同》并判令新创安公司返还黄松威已支付的涉案砍伐费21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新创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上诉人东莞市新创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