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民终39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徐州道*号外代大厦****室。
法定代表人：刘树垣，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杰，天津海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天津泰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渤海路**号办公楼***室。
法定代表人：贾文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天津天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陕西富邦进出口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科技路**号华奥大厦*座****室。
法定代表人：郭玉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肖楠，北京高朋（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商维巍，北京高朋（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泰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公司）、一审第三人陕西富邦进出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6）津72民初79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航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庆杰，被上诉人泰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李娜，一审第三人富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肖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航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航星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泰达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根据富邦公司于2016年7月1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可知，富邦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的弃货决定系电话通知而非书面通知，对于弃货这样严肃的法律行为，货物所有权人必须经书面形式通知承运人方为有效，且富邦公司声称弃货却不交回正本提单，因此富邦公司在2016年3月18日提出的弃货意思表示不具有可操作性，该日也不应作为合理滞箱费终止的节点或止损义务的开始时点。（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涉案滞箱费的产生系因富邦公司与收货人之间的贸易纠纷导致，航星公司没有任何过错，在泰达公司经航星公司多次催促仍无动于衷的情况下，航星公司才与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士基公司）协商通过买断的方式将不断增加的滞箱费停止计算，航星公司已经尽最大所能履行了止损义务。一审判决所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相关规定约束的是承运人马士基公司，而非航星公司。另外，一审法院认定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最高额度不应超过集装箱本身的价格缺乏依据。
泰达公司辩称：（一）航星公司主张的滞箱费、集装箱折旧残值和律师费不应由泰达公司承担。其一，涉案货物已经在目的港由收货人提货，滞箱费系因迟延收货导致，在此情况下产生的费用应由收货人承担。其二，根据涉案《国际货运代理协议》的约定，泰达公司只有在发生无人提货或货物无法出运的情况下才与货主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并不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其三，航星公司与泰达公司均系货代公司，在没有货主或收货人授权的情况下没有支付滞箱费的义务，航星公司擅自给付相关费用，与泰达公司无关，其应按照不当得利向本案的既得利益者即收货人主张。（二）如果法院认定泰达公司应当负担本案滞箱费，则一审判决认为该笔费用不应超过一个新的集装箱的价格是恰当的。故请求驳回航星公司的上诉请求。
富邦公司述称：（一）富邦公司在2016年3月18日决定弃货，并通知泰达公司告知马士基公司，富邦公司作为货权人以电话方式通知承运人弃货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一审判决并未将2016年3月18日作为滞箱费终止的时间节点，而是将金额限定在了集装箱价值以内。但涉案集装箱并非新箱，折旧价值仅为840美元，因此滞箱费金额的计算应考虑集装箱实际价值，而不应按照购置一个新箱的价格计算。（二）航星公司系船方代理，法律关于减损义务的规定对其也适用。即便航星公司作为货方代理人，其垫付费用也不应超过合理限度，承运人本身无权收取的费用其也不应垫付。（三）涉案货物的货权已经转移至目的港收货人，因此目的港产生的滞箱费应由收货人承担。（四）富邦公司与航星公司没有法律关系，富邦公司从未授权或同意航星公司向承运人支付滞箱费，另外，航星公司并非运输合同关系的主体，其不负有代为支付滞箱费的法律义务。（五）本案滞箱费系因承运人拒不配合办理退运手续发生，承运人的行为给富邦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因此其无权收取滞箱费。
航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泰达公司向航星公司支付滞箱费10240美元及集装箱折旧残值840美元，共计11080美元；2、泰达公司向航星公司赔偿律师费3526元人民币；3、本案诉讼费由泰达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7日，航星公司、泰达公司就航星公司代理泰达公司办理出口货物运输事宜签订《国际货运代理协议》。协议第五条第8款约定：如果货物在目的港发生无人提货的情况，因此发生的费用（包括到付运费）和责任由泰达公司承担。如果发生托运人弃货或承运人依法卸下、检验、处置、销毁、转运货物时，泰达公司与托运人对弃货、滞箱、堆存、检验、处置、销毁、转运等费用承担连带责任。船东如果因此之故采取对航星公司的法律措施，则由泰达公司负责消除影响，承担包括赔偿金、法律费用、律师费在内的所有费用。合同第九条第3款约定：如因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而招致诉讼程序的发生，另一方为此而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以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应由责任方负担。2015年9月8日，泰达公司委托航星公司代理出运一票20英尺集装箱的湿巾自天津新港至巴基斯坦卡拉奇。马士基公司于2015年10月8日签发572291993号提单，提单载明：托运人为富邦公司，船舶航次“MAERSKSEMBAWANG”轮1520，装船日期2015年9月30日，货物为966箱湿巾。航星公司、泰达公司就涉案货物出运费用650美元和1667元人民币没有争议且已结算完毕，泰达公司向航星公司确认上述费用时，同时确认：我公司对可能发生的目的港收货人拒绝提货、无人提货、目的港或中转港弃货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和费用与富邦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15年11月4日，货物到达目的港卡拉奇。富邦公司与收货人因贸易合同产生纠纷，富邦公司于2015年11月16日收到银行退回提单。富邦公司在办理退运时，与收货人和马士基公司均协调未果。富邦公司在2016年7月14日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其于2016年3月18日决定弃货，通知泰达公司告知马士基公司。2016年7月，马士基公司向航星公司主张自2015年11月4日至2016年7月24日滞箱费11080美元（滞箱费10240美元+集装箱折旧残值840美元）。航星公司于2016年7月19日向泰达公司告知马士基公司收费情况，泰达公司次日回复：“本身这是客户和马士基的问题，如果你们想分摊风险我也尊重你们决定风险自担”。航星公司于2016年7月22日向马士基公司支付上述费用。富邦公司于2016年9月20日向收货人寄送涉案货物相关单据。
马士基公司出具的滞箱费账单：用箱期自2015年11月4日至2016年7月24日共264天。2015年11月4日至2015年11月17日为免费用箱期。2015年11月18日至2016年6月30日滞箱费9040美元（40美元/天×226天）。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7月24日滞箱费1200美元（50美元/天×24天）。滞箱费共计10240美元，集装箱折旧残值840美元，总计11080美元。马士基公司于2016年7月21日出具了发票，航星公司于2016年7月22日向马士基公司支付了上述费用。航星公司因涉案诉讼支付律师费3526元人民币。
另查明，一个20英尺集装箱价格19000元人民币符合市场价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航星公司为受托人，泰达公司为委托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在涉案货代合同项下泰达公司有无向航星公司支付代垫滞箱费及律师费的义务；二、航星公司诉请的费用数额是否客观合理。
一、关于在涉案货代合同项下泰达公司有无向航星公司支付代垫滞箱费及律师费的义务。航星公司、泰达公司之间具有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双方没有异议。双方签订的《国际货运代理协议》约定了货物在目的港发生无人提货、弃货的情况下发生的费用及因诉讼而发生的费用，泰达公司承担责任。在涉案货物2015年11月4日到达目的港后，作为托运人的富邦公司与收货人产生贸易纠纷，富邦公司收回涉案提单，因退运事宜与收货人和马士基公司协商未果，富邦公司于2016年3月决定弃货。航星公司于2016年7月22日向马士基公司支付滞箱费用并因诉讼而支付了律师费用，其请求泰达公司承担上述费用支付责任具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二、航星公司诉请的费用数额是否客观合理。航星公司主张的滞箱费10240美元及集装箱折旧残值840美元，共计11080美元，折合73473.7元人民币。作为承运人的马士基公司向航星公司收取的上述滞箱费系在收货人未提取货物、富邦公司主张弃货时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据此规定，当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损失累计达到重新购置一个新集装箱的价格时，承运人完全可以重新购置一个新集装箱以防止损失继续扩大，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最高额度应不超过集装箱本身的价格。经查，一个20英尺集装箱的市场价格约为19000元人民币，航星公司垫付的滞箱费用远远超过一个集装箱的价格，不具有合理性，对航星公司垫付滞箱费超过一个集装箱价格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合考虑本案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泰达公司应向航星公司支付代垫的滞箱费为19000元人民币。关于航星公司主张的律师费3526元人民币，不违反法律规定且航星公司已实际支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泰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航星公司支付滞箱费19000元人民币、律师费3526元人民币；二、驳回航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26元人民币，由航星公司负担1197元人民币，由泰达公司负担529元人民币。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补充提交证据。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国际货运代理协议》第十条第2款约定：有效期自生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本院认为，本案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泰达公司应否向航星公司支付其诉请的费用，如应支付，数额如何确定。
航星公司与泰达公司签订的《国际货运代理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涉案业务发生在协议有效期内，因此双方的权利义务受该协议约束。根据《国际货运代理协议》第五条第8款的约定，货物在目的港发生无人提货、弃货的情况下，泰达公司对于由此产生的滞箱费等费用与富邦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另外，泰达公司在其出具给航星公司的费用确认单上亦承诺对可能发生的目的港收货人拒绝提货、无人提货、目的港或中转港弃货所发生的一切责任和费用，与富邦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涉案货物到达目的港后，托运人富邦公司在与收货人产生贸易纠纷，提单被退回，退运事宜协调未果的情况下，于2016年3月18日决定弃货。在此背景下，航星公司向承运人支付了因涉案业务产生的滞箱费，系其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航星公司依据双方上述约定及泰达公司在费用确认单上的承诺，有权要求泰达公司予以支付。但滞箱费的数额应确定合理的限度，应根据集装箱被占用期间给承运人造成的损失进行判断，承运人在集装箱被长期占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重置新箱的方式避免损失扩大，因此，一审法院将滞箱费的最高额度确定为不超过集装箱本身的价值，具有合理性。航星公司在向马士基公司支付涉案滞箱费时，既未对滞箱费申请减免，亦未考虑滞箱费的合理限度，因此，对于其支付的超过合理金额的部分，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律师费，双方在《国际货运代理协议》第九条第3款亦有明确约定，一审法院对航星公司要求泰达公司向其支付律师费的诉请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航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97元人民币，由上诉人天津航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伟
审 判 员 赵清泉
代理审判员 唐 娜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
书 记 员 尹 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