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民终15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平县正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汉平，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宁，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滨州市众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滨州市众成担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忠正，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吉刚，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延荣，山东中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山东芳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寇玉芳，董事长。
上诉人邹平县正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滨州市众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成公司”）、原审第三人山东芳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芳绿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滨中民一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正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汉平、田宁，被上诉人众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吉刚、游延荣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芳绿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正鑫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芳绿公司享有滨州市滨城区天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成公司”）股权的所有权，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享有天成公司股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l、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股权的确认应当依据法律和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及工商登记部门的公示等因素进行。本案芳绿公司所持股权,有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政府部门转让批复及工商登记等证据充分证明,公司章程亦有明确记载。涉案股权登记在芳绿公司名下,依据法律规定和天成公司的章程,应当认定芳绿公司是相应股权的所有权人。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享有天成公司的股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2、芳绿公司通过股权受让,并经审批、登记,是天成公司的合法股东,上诉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芳绿公司持有天成公司的股权没有任何争议。天成公司在滨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保存的档案信息显示:2012年11月2日,山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批复同意被上诉人将其持有的天成公司100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芳绿公司。2012年11月11日,被上诉人与芳绿公司签订《滨州而宾城区天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将其在天成公司的1000万元股权依法转让给芳绿公司,该转让行为经天成公司2012年度第三次、第四次股东会全体股东表决同意。其中第四次股东会还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芳绿公司持股1000万的股东身份被正式记载于公司章程中。通过以上证据,可以足以证明芳绿公司是天成公司合法有效的股东,并实际拥有该股权,故上诉人有权依据生效判决申请执行涉案股权。一审法院仅仅依据二纸《委托代持协议》及牵强附会的引申,就认定二者系股权代持法律关系,显然不当。根据商法的外观主义原则,应认定芳绿公司拥有天成公司股权的所有权,故被上诉人的执行异议依法不能成立。二、不论被上诉人是否为实际出资人,均不影响上诉人对芳绿公司享有天成公司股权的强制执行权,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2条第3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据该条规定,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隐名股东在公司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因此,当显名股东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其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根据本案事实,天成公司工商登记记载的股东为芳绿公司,上诉人依据生效判决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芳绿公司在天成公司的股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是否为天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不影响上诉人实现其请求对天成公司股权进行强制执行的权利主张。故一审法院关于认定停止对芳绿公司所持有的天成公司股权强制执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商法的外观主义和工商登记的公示效力，足以证明上诉人是善意的第三人,法律上并未规定第三人必须是交易中的善意第三人,应从立法本意和社会公共利益去考量第三人的内涵,原审法院限缩第三人的概念不仅没有法律依据,更违反最基本的公平原则,会导致整个交易秩序的混乱和整个法律规则的破坏。涉案股权登记在芳绿公司名下,不仅有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协议证实,并在工商局进行登记公示,同时山东省金融办也对股权转让予以批复,尤其是山东省金融办的股权转让的批复,更加可以让任何人确信该股权转让的真实性。原审法院依据《物权法》106条有关善意第三人的规定,认为善意第三人的概念应当限定在交易之中,故认定《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规定的第三人也应作此理解。这种理解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物权法》是保护所有者权益的法律,强调的是保护动产及不动产的所有权,而《公司法》强调更多的是商法外观主义,更注重对社会大众不特定人员利益的保护,尤其广大股民及公众的利益,二者在保护价值观念上存在差异,故不能将《物权法》第三人理解自然嫁接到《公司法》上。再说,《物权法》有关善意第三人的理解,法律没有规定要限定在交易中,限定在交易中的理解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分析,充其量是一些研究型专家在发表个人意见,且这个意见未被主流法学界所认可,更未被最高法院指导案例或公报案例所接受。因为,这种理解不仅违法、脱离实际，违背现实,还会导致整个交易秩序的混乱和法律规则的破坏,甚至会引发大量的道德风险,浪费司法资源和徒增当事人诉累。就本案而言,借款人向我公司申请贷款,并提供芳绿公司作为担保人,我公司对保证人芳绿公司的资信能力进行考察,根据芳绿公司提供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资料证明其是涉案股权的所有权人,为进一步印证该股权的真实性,我公司到工商局查询,确认该股权真实且该股权受让还得到了山东省金融办的批复,最终我公司同意由其进行担保。然而在执行过程中,被上诉人以其是真实股东为自提起执行异议,原审法院竟然置法律的明确规定于不顾,刻意去探求该法条“善意第三人”如何理解,牵强附会地认为应予以重新界定,一审法院这种堂堂大道不走,专走羊肠小道的做法,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由此也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如此对第三人的理解,将会导致什么样的法律效应?以后还有谁去相信工商登记,还有谁去相信省金融办的批复,政府机关和法院的公信力何在?这样的行为能建立起诚信、法治的市场经济吗?这样的行为如何又能促进市场交易的安全?又怎么样去防止恶意诉讼、阻止执行,难道每一个执行案子都要经过执行异议、异议之诉一二审吗?所以,对任何一部法律和法条的理解,都应当结合立法本意和社会公共利益去综合考量,任何一种违背常识、违背常理、挑战社会大众底线的理解和判决都是不会长久的，一定会被纠正。四、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与房绿公司存在股权委托持股关系，证据和依据不足。1、被上诉人声称其是股权所有权人,却又将股权转让,理由不符合常理,原审法院对此并未查明,应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规避法律之处,委托代持协议应属无效。2、分红款是否转到被上诉人处,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就是股权所有权人,其中也可能存在欠款关系。且其中一笔款是转到王念的个人名下,该人既不是被上诉人,又不是被上诉人的股东,怎么能证明被上诉人与芳绿公司之间是代持关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改判,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众成公司辩称：一、被上诉人系案涉股权的实际股东和权利人的事实，已在一审程序中有充分的证据证实。二、从法律保护真实的权利人出发，被上诉人的股权利益应当得到保护，登记在芳绿公司名下的股权不应当被执行。三、关于上诉人主张其作为善意第三人的身份，应排除执行异议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芳绿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作陈述。
众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正鑫公司申请执行芳绿公司持有的天成公司8500000元的股权为原告所有，停止对该股权的执行；本案诉讼费用由正鑫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天成公司于2010年7月13日成立，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亿元，其中众成公司出资10000000元，并据此拥有了天成公司10%的股权。众成公司与芳绿公司签订《委托持股协议》，约定众成公司委托芳绿公司代持天成公司10%的股权即10000000元的注册资本，众成公司作为实际出资人对天成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芳绿公司不享有股东权利及投资收益。芳绿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受本协议限制。双方已共同向公司其他股东披露，其他股东已明确知晓众成公司为实际出资人，芳绿公司为名义出资人。众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忠正、芳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寇玉芳在协议书上签字，双方并加盖了公司公章，协议记载的签订时间为2011年12月26日。2012年8月11日，天成公司召开2012年第四次股东会，决议同意众成公司将其持有的10000000元股权委托给芳绿公司代持，以股权转让的形式办理工商股东变更登记。2012年11月2日，山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作出鲁金办字【2012】164号文件，批复同意众成公司将其持有的天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芳绿公司。滨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保存的档案文件显示：众成公司与芳绿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众成公司将其持有的天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芳绿公司，芳绿公司支付10000000元的对价，协议落款时间为2012年11月11日。天成公司2012年度第三次股东会决议显示：其余股东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并表决同意众成公司转让股权；第四次股东会决议载明了修正后的公司章程，芳绿公司的持股情况被记载于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中。两次股东会决议的落款日期均为2012年11月11日。众成公司与芳绿公司在滨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股东由众成公司变更为芳绿公司，持股比例为10%。
前述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众成公司2012年度至2014年度的审计报告均未记载其持有天成公司的股权，芳绿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的审计报告亦未记载芳绿公司享有天成公司的投资权益。众成公司2012年度审计报告的“其他应收账款”一栏，记载其对芳绿公司有10000000元的应收账款，2013年度、2014年度的审计报告中未见此记载。
2013年7月27日，天成公司召开2012年度股东会，决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利润分配明细表显示芳绿公司应分得利润800000元的实际收款人为众成公司。2013年7月30日，天成公司开具号码为XXX收款人为刘娟娟，金额为800000元的中国银行转账支票一张，该支票存根记载收款人为芳绿公司，金额为800000元，用途为分红。2013年7月31日，该支票被刘娟娟支取后转至其中国银行XXX的账户，此时该账户余额为1057347.34元。同日刘娟娟以该账户向众成公司中国银行XXX的账户内转账1056000元。
2014年2月22日，天成公司召开2013年度股东会，决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利润分配明细表显示芳绿公司应分得利润2000000元的实际收款人为众成公司。2014年3月3日，天成公司开具了号码为XXX，收款人为众成公司，金额为2000000元的中国银行转账支票一张，该支票存根记载收款人为芳绿公司，金额为2000000元，用途为分红。2014年3月4日，该支票被众成公司支取至其中国银行XXX的账户内。
2015年3月29日，天成公司召开2014年度股东会，决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利润分配明细表显示芳绿公司应分得利润1500000元的实际收款人为众成公司。2015年6月8日，天成公司开具了号码为XXX，收款人为刘娟娟，金额为1500000元的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一张，该支票存根记载收款人为芳绿公司，金额为1500000元，用途为分红。同日刘娟娟支取该支票至其中国农业银行XXX的账户内，并随即将该款转至王念的账户内。王念系众成公司股东王雪征（持股比例29%）之子。
另查明，正鑫公司与芳绿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3日作出（2013）滨中民四初字第8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山东邹平东升纺织有限公司返还正鑫公司借款本金15000000元及利息，芳绿公司、山东邹平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山东天源家纺有限公司、山东梁邹东升集团有限公司、寇玉芳、张仁平、韩明清、刘曙光对上述本金及利息在200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山东邹平东升纺织有限公司追偿。判决生效后，各当事人未在期限内履行，正鑫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7日作出(2014)滨中执字第64-1号执行裁定，查封了芳绿公司在天成公司8500000元的投资权益。众成公司以其系被查封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为由提出案外人异议，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5）滨中执异字第19号执行裁定，驳回了众成公司的异议。众成公司不服，在法定期限内，以正鑫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原告在起诉状中将芳绿公司、山东邹平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山东天源家纺有限公司、山东梁邹东升集团有限公司、寇玉芳、张仁平、韩明清、刘曙光列为第三人。
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案外人认为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请求人民法院停止对执行标的的执行而引起的诉讼。本案中，执行标的为被执行人名下的股权，原告以其是涉案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为由，主张排除人民法院对股权的执行。诉讼双方围绕委托持股协议的真实性及当事人依据委托持股协议获得的权利对强制执行行为的对抗性产生争议，因此本案的争点包括两部分：在事实层面为众成公司与芳绿公司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的真实性；在法律层面为当事人通过委托持股协议获得的权利能否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
一、众成公司与芳绿公司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众成公司与芳绿公司均在《委托持股协议》上签字盖章，该协议形式上符合合同成立的条件。天成公司2012年度向股东发放的分红款由刘娟娟转至原告处，2013年度分红款直接向原告发放；2014年度分红款由刘娟娟转至与众成公司股东王雪征有亲属关系的王念处，并未直接到达众成公司或芳绿公司。前述三笔分红款中的前两笔的流向与《委托持股协议》中实际投资权益由众成公司享有的约定相互印证。涉案股权变更登记至芳绿公司名下后，芳绿公司历年的审计报告均未将该股权列入其资产范围，亦能印证《委托持股协议》中芳绿公司不享有投资权益的约定。芳绿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其出具的证明性质应为当事人陈述。芳绿公司陈述的协议签订时间与《委托持股协议》记载的签订时间不一致，该瑕疵应属于陈述的瑕疵而非合同要件的瑕疵，不能据此否定合同成立的真实性。
委托持股的特点之一即为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分离，涉案股权变更登记至芳绿公司名下后，众成公司不记载其持有股权的行为，是委托持股协议的目的和基本特征所在，与委托持股关系的存在并不矛盾。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5条第2款“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在认定投资权益的实际归属时，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内容均不能作为否认委托持股协议存在的法定事由。是否存在委托持股关系，应当依照出资财产的来源、股东权利的行使以及股东收益的归属等事实进行判断。本案中，众成公司提供证据的证明力能够推翻工商登记档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证明力，应当认定众成公司与芳绿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为履行委托持股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为，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被告主张众成公司取得天成公司分红款项的行为系收取芳绿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的行为。经审理认为，首先，芳绿公司2012年、2013年度的审计报告均未载明其对众成公司有应付款项。其次，山东东慧会计师事务所2013年3月20日对众成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虽然载明众成公司对芳绿公司有10000000元的应收账款，但至2014年2月26日众成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出具时，该审计报告已不再记载对芳绿公司有应收账款的事项，期间众成公司仅于2013年7月31日收到一笔800000元款项，该实际收到的款项与两份审计报告记载的应收款项差额不对应。最后，众成公司2013年度的审计报告已记载芳绿公司对众成公司不负有债务，该报告出具后众成公司又于2014年3月4日直接取得天成公司的分红款2000000元，亦与被告主张的偿还欠款行为不符。因此被告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
综上，众成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力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众成公司与芳绿公司签订了《委托持股协议》并实际履行的事实，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二、众成公司对涉案股权享有的权利能否排除强制执行
在对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进行审查时，既要审查权利的实然性，又要审查权利的对抗性。案外人主张的权利须为确实存在的直接权利，且法律对案外人权利的保护程度应当优先于对申请人权利的保护程度。只有同时满足以上两个要件时，方能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
（一）实际出资人对投资权益是否享有直接权利。关于实际出资人享有权利的性质，目前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尚无直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5条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司法解释并未排除实际出资人直接主张投资权益的归属的权利。该司法解释第26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处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中，与“名义股东”对应的概念为“无处分权人”，与“实际出资人”对应的概念为“所有权人”。综合上述规定，就实际出资人对涉案股权的权利性质，司法解释倾向于认定实际出资人对出资权益享有直接的权利。
（二）实际出资人的权利优先性与申请人权利优先性的比较。在执行异议之诉中，权利的优先性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形：一是物权对普通债权的优先性，该优先性为物权的自然属性，无需特别规定；二是担保物权对物权及其他权利的优先性，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27条规定申请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担保物权原则上可以对抗案外人主张的其他权利；三是特殊债权对物权的优先性，如《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30条规定预告登记的受让人的权利可以对抗人民法院执行不动产的执行行为，以及第31条规定的承租人的权利可以对抗人民法院移交被执行不动产占有的执行行为；四是将特定执行标的作为固定请求权对象的债权的效力有条件地优先于不将执行标的作为请求权对象的金钱债权，《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28条、第29条关于不动产买受人在特定情形下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享有的债权可以排除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均属于此情形。
对实际出资人对投资收益享有的权利的优先性，当前的法律规范亦未作出明确规定。但通过前述分析，实际出资人对投资权益享有的权利与物权类似，属于直接的、优先性较高的、对抗性较强的权利。而本案申请执行人正鑫公司因借款合同关系对被执行人芳绿公司享有的金钱债权，不以执行标的即涉案投资权益为特定的请求权对象，属于前述分析中非直接的、优先性较低的、对抗性较差的权利。根据目前法律规范设定的权利对抗体系，应当认定众成公司对涉案投资权益享有的实体权利优先于正鑫公司对涉案投资权益申请执行的金钱债权，足以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
（三）正鑫公司的抗辩理由能否成立。正鑫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2条的规定，主张众成公司的权利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经审理认为，从法律规定的文义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善意第三人，系动产或不动产的受让人，因此善意第三人的概念应当限定在交易之中，且该交易行为须以取得特定物权为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2条规定的“第三人”，亦应作此理解。金钱债权执行案件中，申请执行人享有的权利既不发生在交易之中，也不以取得特定财产为目的，不应认定为“第三人”。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仅规定第三人在同时满足受让动产或不动产时为善意、支付合理对价、交付或办理登记的三个要件后取得物的所有权，但未规定第三人在满足前述三个要件前，享有强制所有权人或处分人向其转移所有权的权利。参照前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2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8条规定的第三人的权利，亦不包括强制实际出资人或名义股东继续履行的权利。因此正鑫公司其称涉案标的应继续执行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22条之规定，原告在起诉状中直接列写第三人的，视为其申请人民法院追加该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本案中，原告在起诉状中将芳绿公司、山东邹平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山东天源家纺有限公司、山东梁邹东升集团有限公司、寇玉芳、张仁平、韩明清、刘曙光均列为本案第三人，但经庭审审查，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07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可以作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第三人。但本案被执行人人数众多，除芳绿公司外，其余被执行人与本案结果缺乏实体上的利害关系，于查明本案事实亦无帮助。考虑到本案可能存在后续诉讼程序，令其继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徒增诉累。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作出（2015）滨中民一初字第10-1号退出诉讼通知书，通知山东邹平东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山东天源家纺有限公司、山东梁邹东升集团有限公司、寇玉芳、张仁平、韩明清、刘曙光退出本案诉讼，不再作为本案当事人。
综上，原告通过出资取得了涉案股权，又通过委托持股协议对股权登记进行了变更，但仍对涉案投资权益享有实体权利。且原告享有的实体权利，效力上优先于被告据以申请执行的金钱债权，其要求确认权利并排除对涉案投资权益的强制执行于法有据，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滨州市众成担保有限公司对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滨中执字第64-1号执行裁定书查封的登记在第三人山东芳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滨州市滨城区天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8500000元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二、不得执行登记在第三人山东芳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滨州市滨城区天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8500000元股权。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邹平县正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正鑫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三份证据：证据一、山东省金融办、山东省工商局、山东省公安厅、山东省经贸委、中国银监会山东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于2008年9月4日下发的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代持股权违背了该规定，该规定第9条不得以他人委托资金入股的规定；证据二、山东省人民政府于2012年4月6日发布的《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第2项，明确规定单一股东及其关联方，除主发起人外，持股比例原则上不超过15%，依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所谓的代持股权有规避行政监管的意图。证据三、滨州市阳光创业有限公司及被上诉人的工商登记，证明阳光创业投资公司不仅是天成公司的股东，占股10%，同时又是被上诉人的股东。被上诉人在天成公司中又占有股份10%，所以二者是关联关系，二者共持有天成公司的股份为20%,超过了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的上述文件最高不得超过15%的规定，所以才有了被上诉人后续向第三人的转让。
被上诉人众成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一份证据：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办发（2013）34号文件。第一条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在坚持主发起人本地化的基础上，将发起人及关联方的持股比例上限由49%调整到51%。
针对正鑫公司提交的证据，众成公司质证称，对于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证据一仅是省政府部门作出的政策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证据二不是现行有效的政策性文件；证据三不能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根据现行山东省相关政策，关联公司的持股比例已经允许占到51%。
针对众成公司提交的证据，正鑫公司质证称，对于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能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一、本案所涉股权的转让，是2012年11月11日是在山东省人民政府第（2012）21号文件之后，不影响当时转让的行为；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该通知的发布时间是2013年11月4日，而本案查封的时间是2014年6月27日。如果说被上诉人和第三人之间是代持股关系，其应当在查封之前，该文件发布之后，进行及时的变更，但其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仍然不变更，可以佐证被上诉人和第三人之间就是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
另查明，滨州市众成担保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3日变更为滨州市众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和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涉及以下两个焦点问题:一、众成公司请求确认其为天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涉案股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二、本案应否停止对涉案股权的执行。
一、关于众成公司请求确认其为天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涉案股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众成公司请求确认其为天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涉案股权归其所有，本质属于公司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2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规定，众成公司应以天成公司为被告，芳绿公司为第三人。本案在天成公司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众成公司提交的没有经过天成公司质证的相关证据径行认定其是涉案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侵害了天成公司的诉讼权利；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3条第1款“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众成公司提交的“其为天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涉案股权归其所有的”的相关证据，未经天成公司质证，也不能作为认定其该项请求事实的根据。一审判决认定众成公司为涉案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均不能实现各自的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采信。
二、关于应否停止对涉案股权的执行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3条第3款关于“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隐名股东在公司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因此，本案中众成公司即便为涉案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也不影响正鑫公司实现其请求对芳绿公司作为涉案股权的显名股东进行强制执行的权利主张。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正鑫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滨中民一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滨州市众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共计200元，由被上诉人滨州市众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岳彩林
代理审判员 陈 浩
代理审判员 曹 毅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赵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