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民终8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号中国民生银行大厦内。
主要负责人：杨德，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亮，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故县东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贾向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伟，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超，北京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海城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丹水池生产资料市场***房。
法定代表人：陈国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保同，湖北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武汉民生银行）、上诉人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长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海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城公司）融资买卖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150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武汉民生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亮，上诉人首钢长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伟、魏超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海城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民生银行上诉请求：变更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150号民事判决，依法支持武汉民生银行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综合授信合同》及《三方协议》签订后，2013年2月5日至2013年4月27日期间，武汉民生银行还为海城公司开具14张总额合计77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收款人均为首钢长治公司，与案涉11张垫款票据合计14750万元。首钢长治公司仅举证其发送超过7050万元的货物，不能证明其已完全履行了《三方协议》项下的发货义务。（二）依《三方协议》约定，买卖交易遵循先款后货惯例，尾号002号合同签订于2013年4月28日，发货时间为2013年4月29日，而武汉民生银行开具案涉11份汇票中的第1张即尾号为914汇票的时间为2013年5月9日，首钢长治公司收票时间为2013年5月28日，故尾号为002号合同项下的发货行为仅可视为对之前14张汇票货款的供货行为。（三）依《三方协议》约定，首钢长治公司退还货款应于收货日直接付给武汉民生银行。031号合同签订于2013年6月28日，依该合同一个月内发货约定，买方收货日为2013年7月28日，故利息计算起算日应为2013年7月29日。即便以武汉民生银行损失实际产生为标准，利息起算日也应为武汉民生银行垫款日次日，一审判决从2016年1月31日起算利息缺乏事实依据。（四）依《三方协议》约定，首钢长治公司对海城公司的债务在其退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海城公司和首钢长治公司在独立金额内各自承担清偿及退款责任缺乏合同依据。
首钢长治公司辩称，（一）武汉民生银行一审中仅以其在2013年5月9日至9月12日间开具的总额为7050万元11张银行承兑汇票作为证据诉请首钢长治公司在7050万元范围内履行退款义务，首钢长治公司只能就上述票据对应的发货义务进行举证，一审法院依据不告不理原则，亦仅应在该7050万元诉请范围内进行审理。武汉民生银行上诉提出的之前14张票据的开具及发货义务履行问题，已超出其一审诉请范围，也在诉请范围以外不当增加了首钢长治公司举证负担。二审法院对此应不予审理。（二）武汉民生银行在庭审中自认就前述14张银行承兑汇票已收回全部本息，未产生任何损失，即未依14张票据衍生相应债权，故武汉民生银行无权据此请求首钢长治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三）002号合同签约时间2013年4月28日晚于2013年5月9日汇票出具时间属实，系因武汉民生银行出具汇票以购销合同为审贷资料所致，武汉民生银行认为依先款后货原则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应晚于票据出具日系不符合各方实际操作情况的不实陈述，不应据此认定首钢长治公司未履行002号合同的发货义务。（四）武汉民生银行开具汇票时作为基础审贷资料的买卖合同均系复印件，此情况与首钢长治公司无关，且武汉民生银行从未向首钢长治公司核实过买卖合同的真伪，存在严重不负责任和玩忽职守，该审贷不严损失不应由首钢长治公司承担。
首钢长治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武汉民生银行对首钢长治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依《三方协议》约定，首钢长治公司系对其未发货货款向武汉民生银行承担退款义务，未发货货款的表述系确定首钢长治公司保证责任金额范围，并非以未发货货物设定抵押或质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前述退款义务约定不符合保证担保外的其他抵押、质押、留置、定金担保形式，故首钢长治公司对武汉民生银行所承担的担保责任性质系保证责任，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物的担保。（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最后一张汇票出具日为2013年9月12日，付款日为2014年3月12日，故首钢长治公司的保证期间届至日为2014年9月12日。一审判决关于武汉民生银行向海城公司及首钢长治公司追偿垫付款时间为2014年9月12日的认定无任何事实依据，武汉民生银行于2015年1月12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保证期间，首钢长治公司应免除保证责任。
武汉民生银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首钢长治公司担保责任性质并非保证责任，系物保属适用法律错误。武汉民生银行主张首钢长治公司在未发货金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系依据《三方协议》约定，既非保证也非物保，而是合同约定义务。
武汉民生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海城公司立即偿还武汉民生银行垫款本金4152.15万元及垫款利息（利息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垫款本金分共七笔，第一笔以335.3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9日起算；第二笔以349.82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4日起算；第三笔以1248.85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25日起算；第四笔以599.4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16日起算；第五笔以599.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27日起算；第六笔以599.53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3日起算；第七笔以419.7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12日起按算，暂截止2014年9月25日，已产生利息504.47万元，本息合计4656.62万元）；2、首钢长治公司在7050万元范围内就上述欠款本息向武汉民生银行履行退款义务；3、海城公司、首钢长治公司承担本案律师费用498258元；4、海城公司、首钢长治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等诉讼费用。后武汉民生银行放弃第三项诉讼请求，即海城公司、首钢长治公司承担本案律师费用49825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31日，武汉民生银行（××）与海城公司（买方）、首钢长治公司（卖方）签订一份《动产融资保证发货/阶段性担保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约定：买方与卖方已经或即将签订钢材购销合同，买方与××已经或即将签订“主合同”即综合授信合同，××同意为买方开具以卖方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向买方发放专用于购买卖方货物的贷款，为保证××按期足额收到汇票款项/收回款项，实现主合同项下债权，卖方同意承担交货前的风险和责任。××为买方承兑以卖方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卖方收到承兑汇票后，应向××出具银行汇票收到确认函。卖方在本协议项下承担阶段性担保责任，卖方买方一致同意购销合同收货人（××）为中储汉口分公司，货物运输为火车运输，货物交付地点为中储汉口分公司661仓库、武钢汉阳钢厂运输科020区，目的站为丹水池站、汉阳站。非经××书面同意，卖方和买方不得改变上述约定内容。否则，买方与卖方对由此给××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买方与卖方应将已签章的购销合同正本送交一份于武汉民生银行。卖方在本协议项下承担阶段性担保责任，即无论由于何种原因，导致收货人或其代理人未能按时按照本协议上述约定交货方式收到齐全完好的全部货物或者收到的货物存在质量或数量瑕疵，则卖方对于未能按时交付的货物及有瑕疵的货物，应无条件按货物于购销合同下售出价格履行支付应退款项义务，应退款项应于收货日直接支付给××，用于清偿××对买方的到期债权。无到期债权或清偿后有剩余的，应存入××指定的保证金账户设定质押以担保买方对××的负有的全部债务。上述应退款项不足以清偿买方债务的，卖方无义务继续清偿，汇票到期后以应退款款项及其形成的保证金清偿买方债务后有剩余的，××将剩余部分退还买方。如果卖方未按时退款，××有权以自己名义直接向卖方追索，卖方对此不持异议。买方应无条件向××清偿全部融资款本息。
2013年2月4日，武汉民生银行与海城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约定：武汉民生银行为海城公司提供额度8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授信种类包括贷款和汇票承兑，有效期一年，自2013年1月31日至2014年1月31日。同日，武汉民生银行（乙方）与海城公司（甲方）签订一份银行承兑协议，约定：根据前述《综合授信合同》，乙方向甲方提供银行承兑汇票汇兑业务，金额8000万元，期限自2013年1月31日至2014年1月31日。甲方在上述额度有效期内可随时向乙方申请银行承兑，申请承兑汇票时甲方应按票面金额30%向乙方缴付承兑保证金；承兑汇票只能用于甲方与其收款人签订的商务合同项下交易结算；若甲方资金不足以支付到期汇兑资金，该资金由授信银行垫付后乙方有权将垫付款项转为逾期贷款，自逾期后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罚息利率向甲方收取逾期罚息直至该垫付款清偿完毕之日止。
2013年4月28日、5月29日、6月28日（两份）、7月29日、8月29日，海城公司与首钢长治公司就钢材买卖分别签订了编号尾号为002、035、031、072、092、119号的六份《买卖合同》，约定首钢长治公司向海城公司出售不同规格、型号的钢材。合同约定的钢材交货价款合计69743365元。
2013年5月9日，武汉民生银行根据海城公司开票申请，开具编号尾号为914，票面金额为1000万元，到期日为2013年11月9日的一张银行承兑汇票，首钢长治公司于2013年5月28日签收该票。此后，武汉民生银行分别于同年6月4日、6月25日（两张）、8月16日（两张）、8月27日、9月3日（两张）、9月12日（两张）为海城公司开具了编号尾号为分别017、142、141、511、510、531、543、542、320、319号的共10张银行承兑汇票。以上11张银行承兑汇票，合计票面金额7050万元，汇票指定的收款人均为首钢长治公司。海城公司在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时均按约缴存了30%汇票保证金。
前述六份钢材买卖合同签订后，首钢长治公司自2013年4月29日开始向海城公司发货。其中，编号尾号002号合同实际发货4184.6544吨，价款额15776147.09元；035号合同实际发货4959.3096吨，价款额19608479.84元；072号合同实际发货53.568吨，价款额186822.6854元；092号合同实际发货1738.2744吨，价款额6376102.159元；119号合同实际发货974.412吨，价款额3709645.699元；031号合同实际发货6851.752吨，价款额25463274.14元。上述累计发货总量18761.9704吨，发货总价款71120471.6134元。除编号尾号031号合同发货到武钢汉阳钢铁厂专线、收货人为武钢汉阳钢铁厂外，其余货物均发至《三方协议》指定的收货人中储汉口分公司。
经组织当事人对发货数量价款进行了核对，核对结果如下：1、编号尾号为002号钢材买卖合同及开票、发货凭证显示，首钢长治公司于2013年4月28日签订该合同，武汉民生银行于2013年5月9日开具汇票，首钢长治公司于2013年5月28日收票，并于2013年4月29日发货，实际交货价值15776147.09元，武汉民生银行对交货时间提出异议；2、编号尾号为031号买卖合同于2013年6月28日签订，约定收货单位为武钢汉阳钢铁厂运输科020区，该合同发运凭证显示交货地点为武钢汉阳钢铁厂专线，收货单位为武钢汉阳钢铁厂，与《三方协议》中约定的交货地点、收货单位不符。该合同实际发货价值25463274.14元，武汉民生银行对该笔交货的收货单位提出异议；3、除以上两份合同外，武汉民生银行及首钢长治公司对其余四份合同的履行及前述11张银行承兑汇票无异议；4、买卖合同中首钢长治公司未向武汉民生银行通知相关发货信息，武汉民生银行也未出具同意变更合同交货条款的文件。
2013年11月9日，涉案11张汇票陆续到期。武汉民生银行依约进行了承兑付款,在扣除海城公司缴存的30%保证金后，实际为海城公司累计垫付票款41521615.43元。截止2016年1月31日，产生垫款利息合计15309824.45元（其中，第一笔以3353042.02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12日起算垫款利息为1359658.54元；第二笔以3498235.13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5日起算垫款利息为1378304.64元；第三笔以12488508.67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26日起算垫款利息为4789343.07元；第四笔以5994522.90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18日起算垫款利息为2137047.41元；第五笔以5994993.92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28日起算垫款利息为2107240.36元；第六笔以5995336.47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4日起算垫款利息为2092372.43元；第七笔以4196975.32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13日起算垫款利息为1445858元）。以上垫付票款本息合计56831438.88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由货物买卖合同、银行授信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履行引起的集融资、买卖、银行承兑、融资担保于一体的融资担保合同纠纷。武汉民生银行、首钢长治公司、海城公司之间签订了综合授信、银行汇票承兑、三方融资担保、钢材买卖等多份合同，由此形成武汉民生银行与海城公司之间的综合授信合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法律关系；海城公司与首钢长治公司之间钢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武汉民生银行、首钢长治公司、海城公司三方之间因融资、买卖形成融资、买卖、担保合同法律关系。本案所涉综合授信合同、银行汇票承兑协议、钢材买卖合同及三方协议当事人各方均已签字、盖章确认，合同内容表意真实，合同条款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均为有效合同，对各合同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
海城公司认可武汉民生银行为涉案11张银行承兑汇票垫付票款未归还、认可首钢长治公司发货属实，故应确认海城公司未按约定足额缴付银行汇票承兑资金、发生垫付款后为及时补足垫付资金的行为构成违约。海城公司应按合同约定返还武汉民生银行为其实际垫付的票款及自对应垫付款发生次日起至偿清之日止按逾期罚息计算违约金的违约责任。
关于首钢长治公司应否承担退还货款责任问题。本案争议主要涉及武汉民生银行与首钢长治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担保法律关系以及卖方发货是否免除《三方协议》约定的阶段性担保责任。第一，根据《三方协议》约定，首钢长治公司承诺承担阶段性担保责任，并向武汉民生银行承诺“未能按时交付货物及有瑕疵货物，卖方首钢长治公司应无条件地履行支付应退款项的义务，应退款项应于收货日直接支付给××，用于清偿××对买方的到期债权”。上述约定将卖方首钢长治公司承诺的阶段性担保责任内容描述为按约发货，包括发货地点、收货人、发货价款等。如违反上述义务，卖方首钢长治公司构成违约，应承担直接向武汉民生银行退还货款的责任。该约定以首钢长治公司是否按约发货来界定卖方应否承担退还货款责任。该条款权利义务明确，且属附条件的承担担保责任条款，具有担保性质。首钢长治公司抗辩其与武汉民生银行之间不构成担保法律关系理由不能成立。第二，在买卖合同、三方协议履行过程中，对于卖方发货是否符合三方协议的约定，双方当事人对涉案编号尾号为002、031号的两份买卖合同交货义务的履行存在争议。1、对于编号尾号为002号的买卖合同，根据《三方协议》约定，该项协议期限一年，涵盖海城公司与首钢长治公司于2013年4月28日签订的002号买卖合同，海城公司庭审中认可该笔货物已经发货，且发货地址、收货单位符合《三方协议》约定，故该笔发货应计入首钢长治公司发货总量，不应退还。2、对于编号尾号为031号合同发货义务的履行问题。根据《三方协议》约定，卖方应将所发货物发运至中储汉口分公司661仓库、武钢汉阳钢厂运输科020区，收货单位为中储汉口分公司，非经武汉民生银行书面同意，买卖双方不得变更该约定。根据卖方提交的该笔买卖合同，该笔合同指定的收货单位为武钢汉阳钢铁厂运输科020区，而非中储汉口分公司，与《三方协议》约定不符；且从卖方提交的发货凭证看，该笔合同项下货物已由收货人武钢汉阳钢铁厂收货，而非中储汉口分公司收货。首钢长治公司无证据证明该笔合同项下买卖双方将合同约定的收货人由中储汉口分公司变更为武钢汉阳钢铁厂时已经武汉民生银行书面同意。该笔买卖合同项下发货价款25463274.14元不符合《三方协议》约定，应认定为违约行为，该笔货款应从卖方主张的发货总量71120471.6134元中予以扣除，并由首钢长治公司将该笔货款25463274.14元直接退还武汉民生银行。第三，涉案编号尾号为031号的买卖合同中卖方发货时间为2013年7月，涉案垫付款实际发生时间为2014年3月，武汉民生银行向海城公司及首钢长治公司追偿垫付款的时间为2014年9月；海城公司与首钢长治公司单独改变三方协议中指定的收货单位、交货地点未告知武汉民生银行，也未经武汉民生银行书面同意，三方协议中约定的卖方承担阶段性担保责任的担保也非保证担保，首钢长治公司应依照《三方协议》的约定承担退还货款的担保责任。故首钢长治公司抗辩武汉民生银行超过六个月的担保期间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无法律依据。
综上，依案涉银行授信融资、银行承兑协议、钢材买卖合同及《三方协议》，在武汉民生银行、海城公司及首钢长治公司之间形成融资买卖担保合同法律关系。海城公司未按融资协议、银行承兑协议履行垫付款清偿义务，首钢长治公司未按钢材买卖合同和三方协议关于阶段性担保责任条款约定履行货物交付义务均构成违约，均应承担违约责任。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武汉海城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为其垫付票款人民币31368164.74元，并按每日万分之五利率承担该款自2016年1月31日以后至该款结清时止的利息；二、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支付应退货款人民币25463274.14元，承担自2016年1月31日以后该笔款项形成的利息损失（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付清该款日止）。三、驳回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77122元，由武汉海城贸易有限公司、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各负担138561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除对合同同时段首钢长治公司发货总量与六份买卖合同可以各自匹配的认定方式有误外，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1、案涉11张银行承兑汇票出具前，武汉民生银行为海城公司向首钢长治公司最后一次出具银行承兑汇票的日期为2013年4月27日。
2、武汉民生银行提交的开具案涉11份银行承兑汇票的基础交易合同为下述6份买卖合同复印件：1份签订日为2013年3月26日合同总价为5000万元买卖合同；3份签订日为2013年5月31日内容完全相同总价均为5000万元买卖合同；2份签订日为2013年8月31日内容完全相同总价均为4000万元买卖合同。上述各份合同约定的钢材产品规格均只有长宽两个规格参数，收货人均为中储汉口分公司1999区。首钢长治公司提交的一审判决已采信的另6份买卖合同价格条款中均约定：先付款后发货，价格基础为首钢长治公司签约月的下月份热轧型钢产品订货价格表及签约月下月份热轧型钢产品销售政策说明书。6份买卖合同的总价约定分别为：002号合同，8109270元；035号合同，9892590元；031号合同，28244000元；072号合同，8718950元；092号合同8451220元；119号合同，6327335元。上述6份合同在钢材产品规格均约定长、宽、内高、外高四个规格参数。
3、武汉民生银行接受海城公司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时并非按照海城公司各单申请资料中所附买卖合同的总价及供货周期，开具对应金额汇票并在该供货周期前向首钢长治公司完成相应交票义务。首钢长治公司亦未严格依据其与海城公司各月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的供货规模进行供货。各方实际授信付款及供货方式为循环滚动付款和滚动供货。由此，导致无论以武汉民生银行提交的审贷备案买卖合同，还是以首钢长治公司提交的6份买卖合同，既无法准确判定授信款项用于支付哪份买卖合同的货款，亦无法判定首钢长治公司批次发货系履行哪份买卖合同项下的发货义务。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武汉民生银行与海城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银行承兑协议》及武汉民生银行、海城公司、首钢长治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武汉民生银行已依约为海城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并均已承兑付款，海城公司未按约还本付息，导致武汉民生银行实际垫款41521615.43元，并由此产生截止2016年1月31日的垫款利息合计15309824.45元。海城公司依照《综合授信合同》及《银行承兑协议》约定应向武汉民生银行清偿垫款本金41521615.43元，并支付截至2016年1月31日的垫款利息15309824.45元及此后以垫款本金41521615.43元为基数，按约定的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至本息实际清偿之日的垫款利息。《三方协议》中无首钢长治公司履行退款义务可对应抵消海城公司清偿本息义务金额范围相关约定，即无论首钢长治公司是否履行退款义务，不应相应减轻海城公司清偿垫款本息责任。一审判决关于首钢长治公司退款金额冲抵海城公司向武汉民生银行履行清偿垫款本息义务范围的判决方式缺乏合同依据。武汉民生银行该项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从本案已查明事实，无法准确判定各笔授信款项用于支付哪份买卖合同货款，亦无法判定首钢长治公司批次发货系履行哪份买卖合同项下发货义务。武汉民生银行以其在2013年5月9日至2013年9月12日间开具的11张合计金额70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为基础证据向首钢长治公司主张对应的退款义务，而首钢长治公司以其在2013年5月至2013年9月间向买方海城公司履行交货义务时形成的火车发运明细表及对应铁路货票为基础证据予以抗辩，证明此期间首钢长治公司向海城公司实际发货合计货值71120471.61元。此种情况下，因票款金额与合同约定货款金额不能对应，而合同约定货款金额与实际供货金额亦不能对应，故无法判定在案涉11张汇票开具前首钢长治公司向海城公司是差额供货还是超额供货。案涉合同中虽存在先款后货的约定，但不能排除首钢长治公司在长期滚动交易中部分货物先货后款的情况。另一方面，武汉民生银行以授信期中部分区间开具的汇票向首钢长治公司主张权利，而首钢长治公司举证同时段供货义务履行符合双方平等举证原则。此外，武汉民生银行每笔出票金额与备案买卖合同约定金额不能对应，其亦存在交票迟延的情形，均导致票款、合同、供货不能相互匹配，武汉民生银行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综上，武汉民生银行以其2013年5月9日开具尾号914汇票，首钢长治公司于2013年5月28日收讫该票为由，否定首钢长治公司2013年5月份的全部供货事实以及主张首钢长治公司应负担全部授信期供货总量举证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方协议》鉴于部分约定卖方同意承担交货前的风险和责任。同时约定：卖方买方一致同意购销合同收货人（××）为中储汉口分公司，货物运输为火车运输，货物交付地点为中储汉口分公司661仓库、武钢汉阳钢厂运输科020区，目的站为丹水池站、汉阳站。非经××书面同意，卖方和买方不得改变上述约定内容。否则，买方与卖方对由此给××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还约定：卖方在本协议项下承担阶段性担保责任，即无论由于何种原因，导致收货人或其代理人未能按时按照本协议上述约定交货方式收到齐全完好的全部货物或者收到的货物存在质量或数量瑕疵，则卖方对于未能按时交付的货物及有瑕疵的货物，应无条件按货物于购销合同下售出价格履行支付应退款项义务，应退款项应于收货日直接支付给××，用于清偿××对买方的到期债权。无到期债权或清偿后有剩余的，应存入××指定的保证金账户设定质押以担保买方对××负有的全部债务。上述应退款项不足以清偿买方债务的，卖方无义务继续清偿，汇票到期后以应退款款项及其形成的保证金清偿买方债务后有剩余的，××将剩余部分退还买方。如果卖方未按时退款，××有权以自己名义直接向卖方追索，卖方对此不持异议。买方应无条件向××清偿全部融资款本息。
依上述约定内容，首钢长治公司应承担的合同责任为已收款而未向收货人足额交货的差额退款责任。该责任既非一审判决认定的物保，也非首钢长治公司上诉主张的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物保系依据“无到期债权或清偿后有剩余的，应存入××指定的保证金账户设定质押以担保买方对××负有的全部债务”约定。该约定仅指向在首钢长治公司退款义务范围超出海城公司所负债务情况下，剩余款项处理安排，并非针对全部应退款项，以此约定将退款责任定性为物的担保，既不能涵盖首钢长治公司应负的全部退款责任，也与首钢长治公司直接向武汉民生银行进行退款的履行方式不符。另一方面，保证义务作为从义务附属于主债务，其责任范围不应超过债务人应负担的责任范围，而该约定将卖方责任确定为票款金额与供货货值之间的差额范围，显然存在退款责任超出授信垫款主债务的可能，故将该退款责任定性为保证责任亦不符合保证责任从属性原则。本院认为该责任仅系各方当事人依据合同安排，以首钢长治公司应供而未足额交货的货值范围为限，在足额供货义务履行完毕前，应向武汉民生银行直接履行相应金额的退款责任的新型担保方式。该项责任既与授信债权具有直接关联性，亦在履行条件，责任范围、存续时限等事项上呈现出与传统担保方式显著的差异性。首钢长治公司关于其依《三方协议》应负退款责任为一般保证，因超过保证期间，应免除其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一审已查证首钢长治公司在本案授信的争议期间，存在将总货值25463274.14元货物发送至武钢汉阳钢厂运输科020区，并将收货单位标注为武钢汉阳钢厂运输科020区的履约情形。虽然中储汉口分公司未提交证据或自认已实际收货，但海城公司作为购货方一审中自认已实际收到首钢长治公司的全部供货。故应认定首钢长治公司作为卖方已实际向买方海城公司履行了相应金额的供货义务。该履行方式比照《三方协议》货交指定人的约定确有瑕疵，但不影响首钢长治公司作为卖方向买方已履行了相应交货义务的事实认定。武汉民生银行以此诉请首钢长治公司承担未交货退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应予驳回。首钢长治公司关于其不承担退款责任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武汉民生银行关于海城公司承担清偿义务范围不当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首钢长治公司关于不应承担退款的上诉请求成立，亦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150号民事判决；
二、武汉海城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偿还票据垫款本金41521615.43元及相应利息（截止2016年1月31日各笔垫款利息合计15309824.45元；从2016年2月1日起以垫款本金41521615.43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三、驳回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7712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7122元，均由武汉海城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赫
审判员 孙刚
审判员 牛卓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