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荔行初字第21号
原告荔浦县荔城镇五里村木鱼屯第1、2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杨林怀，第1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杨邦树，第2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潘宝玉，广西春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覃盛萍，。
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荔浦县荔城镇篓园社区滨江路6号。
法定代表人陈代昌，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李铸文，广西柳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李荣双，荔浦县人民政府调处办干部。（特别授权）
第三人荔浦县荔城镇五里村木鱼屯第3、4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杨林万，第3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韦素琼，第4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杨桥福，荔浦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原告荔浦县荔城镇五里村木鱼屯第1、2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木鱼屯1、2组）不服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2013年5月24日作出的荔政处（2013）22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桂林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11日作出市政复决字（2013）38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荔政处（2013）22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于2013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3年11月1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木鱼屯1、2组诉讼代表人杨林怀、杨邦树、委托代理人潘宝玉、覃盛萍、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李铸文、李荣双、第三人荔浦县荔城镇五里村木鱼屯第3、4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为木鱼屯3、4组）的诉讼代表人杨林万、韦素琼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桥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作出荔政处（2013）22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争执地当事双方都称为玉雷湾岭，其四至界限是：东面从岭顶沿小冲直下与古城屯岭相连，南面以小横路为界与玉雷湾汽库围墙相连，西面到国道321线玉雷湾岭处，北面以岭顶倒水为界与篓园屯岭相连，面积约60亩，地面附着物是松树、相思树及坟墓。争执地玉雷湾岭在大包干、四固定时，就已划分明确归木鱼屯3、4队，之后1981年，被告又颁发了《山界林权证》确认其土地所有权；1987年收取征地补偿款，以及近年收取葬坟占用土地费，种植林木等都是木鱼屯3、4组所为，证据充分，管业事实清楚，因此，第三人主张现争执地归其集体所有，被告予以支持，原告在本案中没有充足的证据证实争执地由木鱼屯4个村民小组共同占有，被告对其主张不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五）项、第（十三）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争执地玉雷湾岭东面从岭顶沿小冲直下与古城屯岭相连，南面以小横路为界与玉雷湾汽库围墙相连，西面到国道321线玉雷湾岭处，北面以岭顶倒水为界与篓园屯岭相连，此范围内的土地及林木所有权归第三人木鱼屯3、4村民小组集体所有。
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如下：1、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书，证明被告受理调处本案纠纷的依据是荔浦县荔城镇五里村木鱼屯第3、4村民小组所提出的确权申请；2、权属纠纷调处答辩书，证明荔浦县荔城镇五里村木鱼屯第1、2村民小组对争议事实的答辩；3、现场勘查笔录及争执地玉雷湾岭地现场图，证明争议双方签字确认争议地的四至界限、面积等基本情况；4、询问调查笔录（二份），证明原告、第三人分别对争议地权属来源及管理经营的陈述；5、五里居委会证明、山界林权证存根、收条收据，证明第三人对争执地享有所有权，并实际对争执地进行管业的事实；6、证人证词（杨林贵、赖福唐），证明争议地划分给第三人的事实；7、调解笔录，证明本案纠纷经组织调解，争议双方无法达成协议。
原告木鱼屯1、2组诉称，争执地位于荔浦县荔城镇玉雷湾荔平公路东侧，双方当事人均称为玉雷湾岭，其四至界限为：东以岭顶小冲直下为界、邻古城村山岭，南至现汽库围墙以小横路为界，西至荔平路边缘，北至岭顶以倒水为界，面积约60亩，地上有松树、坟墓、水池等附着物。争议地在解放前是沙街社区樟村屯张子宗的私有山场，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因张子宗被评为地主，该山岭便经当时的南华小乡没收分配给木鱼屯，当时并未明确分给具体的个人农户，故属全屯共有，合作化时，木鱼屯为一个合作社，争议地归木鱼屯集体所有，1962年大包干、“四固定”时，木鱼屯划分为4个生产队，当时也没有将争议地具体分给哪一个生产队，1968年冬，木鱼屯1、4队合为红旗联队，2、3队合为木鱼联队，期间，各小队的山岭土地带入各联队管理，但争议地没有划分，故没有带入任何联队。因此，1973年，两个联队便将争议地进行划分，从岭的半腰横路为界，下半部分归1、4联队即红旗队所有，上半部分归2、3联队即木鱼联队所有。1979年，两个联队再次分为4个小队，即现在的1、2、3、4村民小组，但在分队时，又没有将争议地进行划分，1981年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时，在木鱼屯已依法填写发《山界林权证》并经政府部门核准，依法将争执地确权为木鱼屯共有的情况下，第三人私下填写《山界林权证》，存放于村委会，未上报政府部门核准。1982年11月，木鱼3队砍伐争议地上的林木引发纠纷时，第2队曾先后向当时的城关公社，荔浦县城关法庭等部门书面反映，并请求调处本案纠纷，但均没有得到明确的处理。1987年，当时的城关公社征用了争议地的下半部分建荔城副食品厂，木鱼屯第4村民小组领取了全部征地款，第1村民小组先后向荔城镇法律服务所及有关部门书面反映，请求调处，但也没有调处结果。此后，一直未发生过权属争议，今年林改登记时，双方再次对争议地发生权属纠纷。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土地确权，被告作出了荔政处（2013）22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将属于原告与第三人共有的玉雷湾岭地确权给第三人所有。被告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争执地应属于原告与第三人共有理由如下：被告受理的土地确权申请诉讼主体程序违法。第三人的代表人杨世东于2012年5月6日死亡，其不能成为土地确权的主体，但被告仍然受理杨世东为木鱼屯第4村民小组代表人的申请，程序违法。原告与第三人是同村同族同姓同宗，而且以前同队同组的，争执地应当是4个村民小组所有，而不是第三人所有。原告对争执地有管业事实。1964年原告1队将其分得玉雷湾岭的全部松树的松毛第一次出卖所得收入3.5元，第二次是卖给本村委五里排的赖福唐与小古屯的谢子兴放松毛，他们并付了定金3元，后由于树木太高无法攀爬于1967年8月30日1队又将定金退给了赖福唐和谢子兴。上述事实和证据足以证实了争执地玉雷湾岭的权属一直属于木鱼屯4个村民小组集体管理。原告提供的《山界林权证》证明了争执地为原告与第三人共有，而不是第三人所有。第三人的两个村民小组长在司法人员的询问中已承认争执地是木鱼屯4个村民小组共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认可，无须举证，就可以认定争执地是原告与第三人共有，而不是第三人所有。第三人和原告都认可争执地是土改时划分给木鱼屯全屯中农共有，但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在何时划归第三人所有，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第三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被告作出的荔政处（2013）22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采信证据不公。原告提供的《山界林权证》登记的玉雷湾地的四至界限与争执地完全相同，而被告却认为没有与现争执地相关的关联登记，显然是采信证据不客观实际。原告提供了一系列人证、书证证明争执地是双方共有，但被告均未采信。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山界林权证》是无效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该证是第三人私下填写的，原告不知道，程序不合法。该证一直存放在村委，没有上报政府部门核准，也没有在相关部门存档，只是一个草稿。第三人以收取祖坟埋葬费作为土地确权依据，理由不成立，因为原告第1村民小组也收取过祖坟埋葬费。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荔政处（2013）22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就起诉提供了以下证据：1、荔镇处（2011）第6号《权属纠纷调处意见书》及附图，证明政府对本案作出处理所认定事实、定案证据和依据正确合法；2、第1、4村民小组林权登记档案，证明1981年1、4两个队是以4队代为登记和领取的，也证实1队只是登记后背山权属。原告已有山界林权证，原件存在荔城司法所；3、第2、3村民小组林权登记档案，证明1981年2、3队是以3队代为登记和领证的，也证实2队只是登记后背山权属。原告已有山界林权证；4、2011年8月11日原南华小乡土改工作员、大包干四固定时的五里大队干部赖福唐证明，证明争议地原为张村屯，土改分给木鱼全屯，并证明在1965年买了1队玉雷湾松毛；5、2011年8月3日赖福唐的核实调查笔录，证明核实认为赖福唐的证明情况属实；6、赖福唐于1967年8月31日向1队索退玉雷湾岭松毛定金发票（3.00元），证明被申请方1队在1965年已收益玉雷湾岭上松毛收入；7、木鱼屯第1生产队1967年8月31日退款日记帐，证明1队对玉雷湾岭松毛收入财务帐健全；8、1965年10月15日收卖玉雷湾岭松毛收入日记、出纳账，证明1队的原始会计和出纳帐是一致的真实性；9、1982年11月6日木鱼屯2队因3队砍伐2队玉雷湾林木时，2队向城关公社法院起诉材料，证明争执地为共有，否则2队不会主张权利；10、1987年9月26日，因4队冒领与1队共有玉雷湾岭补偿款写的报告，此报告并经村公所核准盖章转司法办理意见，证明1987年4队已有侵权行为，从而发生纠纷，1987年侵权时1队已主张权利，并有村委证实；11、1988年3月28日，1队向法律服务所交调解费收条，证明案发后当时已向法律服务所申请处理。证明争执地原告和第三人一直对争执地有争议，一直没有处理；村委会证明了争执地是4个队共有，而不是两个队共有；12、2012年7月9日原五里大队陆瑞芳退休干部书面证明，证明陆瑞光所说的内容与存在的事实相符；13、2012年7月14日对陆瑞光核实其所证明情况的笔录，证明陆瑞光始终坚持证明原则，并承担责任；14、陆瑞芝以身份担保证明情况属实的法律责任，证明陆瑞芝用身份担保责任。这1组证据证明领证时3、4组是代表1、2组一起把证领回来，争执地是4个组共有的；15、2011年6月18日荔城司法对杨林华、杨世东的调查笔录，证明笔录中第五问已承认玉雷湾岭属1、2、3、4队共有；16、2011年6月29日荔城司法所对杨世东、杨林华的再次调查询问笔录，证明笔录再次承认是木鱼杨氏家族共有，但是称在解放后也是杨氏共有，但在公社化时的1958年就分给3、4队，完全不是事实，当时的1958年木鱼是一个大队，不是分两个队。这份证据不质证。17、证明，证明杨世东于2012年5月6日死亡。
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辩称，一、荔政处（2013）22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争执地在解放后土地改革时，由当时的南华小乡划分给木鱼屯村民管业，这是争执双方认可的事实，被告予以确认符合法律规定。大包干、“四固定”时期，整个木鱼屯分成1、2、3、4个生产小队，并对全村所有的田、地、山岭进行了划分，据当时参与分配划分的老干部证实，原告分得村背的山岭，第三人分得玉雷湾岭。1968年大联队时，木鱼屯4个生产小队合并2个生产联队，各自的山岭又收归联队进行管业。1979年农村体制下放时，该两个生产联队又划分为原来的4个小队，当时，各生产小队要回各自在1968年时带入联队的土地山岭，因此，争执地又回到第三人集体。1981年落实山界林权时，第三人将争执地进行了登记，被告也为第三人颁发了《山界林权证》，现荔城镇人民政府仍有存根可查，而《山界林权证》正本则存入荔城五里村委，该证所登记的关于玉雷湾岭的四至界限包括了现争执地，而原告的《山界林权证》，并没有与现争执地相关的山岭登记，这些事实足以证明争执地属于第三人所有。自落实山界林权后，第三人组织本小组村民到争执地种植过胶树、相思树等林木，1987年，当时的城关公社征用了争执地的部分岭地用于建厂房，征地补偿款由第三人依法领取，同时周边村屯村民需到争执地埋葬死人占用岭地，亦由第三人向坟主收取数额不等的土地占用费，这有第三人所开具的收据予以证实，从这些事实管业的情况来看，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五）、（十三）项之规定，将争执地确权给第三人是正确的，请人民法院予以维持。二、原告在诉状中所提到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其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具体表现如下：1、原告认为第三人木鱼屯第4村民小组的代表人杨世东在死亡前参与本案纠纷的调解是程序违法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杨世东生前作为木鱼屯第4村民小组组长，依法参与本案的调解并无不妥，其在本案调处过程中死亡，该组又指派了新任组长参与调解，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2、原告以第三人是同族同宗而主张争执地共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原告认为对争执地有管业事实，但在本案调处过程中，原告并无真实有效的证据证实这一事实，因此，被告不支持其请求并无不妥。4、原告认为其与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证明争执地为共有，这也是没根据的，比对争执双方的《山界林权证》，争执地登记在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上，而原告的《山界林权证》并无与争执地相关联的记载，原告的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5、原告讲第三人的代表人认可争执地属双方共有，明显是不符合逻辑的，如果认可争执地属双方共有，就不会发生权属纠纷。6、原告认为第三人无法证明享有争执地的所有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在落实山界林权时，第三人已依法取得了《山界林权证》，作为最具证明力的权属凭证，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第三人对争执地享有所有权。7、原告认为被告采信证据不公的理由也是不成立的。被告在本案的调处过程中所采信的证据，是经得起甄别的，这些证据互相关联、相互印证，所形成的证据链足以证明第三人对争执地享有所有权，而原告提供的证据均与本案无任何关联，被告对原告的证据不予采信是符合法律的规定。8、原告还认为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是无效证据，这是不能成立的。第三人的权属凭证由政府部门依职权颁发，在政府部门亦可查证其存根。9、处理决定认定第三人向在争执地葬坟的周边村民收取占地费，这是一种管业事实，这一事实有第三人提供的部份收据予以证明，不是原告所说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五）项、第（十三）项之规定，将争执地确权给第三人是正确适当的，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木鱼屯3、4组述称，一、被告受理的土地确权案主体及程序合法。第三人因与原告的土地确权纠纷，于2011年12月8日向被告提出确权申请，当时第三人中第3村民小组组长为杨林华，第4村民小组组长为杨世东，两个村民小组组长的身份有五里村委会出具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实，这也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被告受理第三人的土地确权申请，并立案处理，也是合法的。后来第4村民小组组长杨世东因故去世，与被告受理及处理案件无关，现原告以此为由诉称被告受理的土地确权申请主体不合法及程序违法，是没有理由和依据的。二、被告作出的行政确权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定案证据充分。1、争议地玉雷湾岭是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时，由当时的南华小乡划分给木鱼屯村民进行管业，为此，第三人对该争议地的土地来源是清楚的，也是没有任何异议的。2、1962年实行大包干、“四固定”时，整个木鱼屯共划分为1、2、3、4个生产队，当时4个生产队对全屯的所有山岭、田地及其他生产资料进行了分配，现争议地当时分配给木鱼屯3队和4队（即第三人3、4组）进行经营管理，第三人从此取得了争执地的土地所有权。3、1981年落实山界林权政策时，第三人对现争议地玉雷湾岭进行了申报和登记，被告核实后给第三人颁发了《山界林权证》，这证明了第三人对争议地玉雷湾岭所有权得到了法律的确认。4、第三人持有的被告核发的《山界林权证》明确记载有：地名玉雷湾，面积30亩，东至岭顶为界，南至公路坡脚，西至公路面，北至山顶，这一登记内容与争议地现场实地完全相符，证实了第三人争议地的权属有真实合法的凭证和事实依据。5、第三人一直对争议地进行有效的管业，多次组织村民到争议地上种植按树、相思树等林木，所种植的林木长大成材后由第三人集体和村民进行合法采伐取得收益，这是第三人对争议地一直进行有效管业的事实。而原告及村民一直以来都从未到该争议地上种植过作物，也从未对争议地进行过任何管业。6、1987年时，城关公社征用该争议地的下半部分岭用于开办荔城副食品厂，土地征用补偿款是由第三人收取和处分。1989年玉雷湾岭又一次被征用一部分，土地补偿款也是第三人进行收取和处分的，这证明了玉雷湾岭的土地权属为第三人所有，与原告无关。7、长期以来，五里村周边村民因葬坟需要用到玉雷湾岭时，葬坟者也都是与第三人进行协商并向第三人交纳占用土地的补偿费用，第三人收取和处分葬坟费用也与原告无关。三、原告无任何有效证据能主张争议地的权属。原告在本案行政处理过程中，提供的收取和退还松毛款的材料来作为其主张争议地的权属，这一类材料不具合法性，不能作为法定证据来使用，也不能作为其主张争议地权属的有效凭证。而其所持有的和五里村委会存档的《山界林权证》中根本就没有关于争议地内容的任何记载，其《山界林权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称荔城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权属纠纷调处意见书》证明其对争议地有权属主张，这是于法无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进行处理，而荔城镇人民政府作为乡镇级的人民政府，是无权对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土地权属进行处理的，作出的处理也是越权和违法的，无权处理机关越权进行的调查工作也是无效的，因此，该调处意见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来使用。第三人认为，被告作出的荔政处（2013）22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和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准确，实体处分得当，程序合法，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木鱼屯3、4组在举证期限内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提供的所有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2、3，以上证据，内容客观真实，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所争议的事实有关联性，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因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无法证实本案的客观事实，故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不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争议地玉雷湾岭。其四至界限是：东以岭顶小冲直下为界、邻古城村山岭，南至现汽库围墙以小横路为界，西至荔平路边缘，北至岭顶以倒水为界，面积约40多亩，地上有松树、相思树、坟墓、水池等附着物。争执地在解放后土地改革时，由当时的南华小乡划分给木鱼屯村民管业。大包干、“四固定”时期，整个木鱼屯分成1、2、3、4个生产小队，并对全村所有的田、地、山岭进行了划分，据当时参与分配划分的老干部证实，原告分得村背的山岭，第三人分得玉雷湾岭。1968年大联队时，木鱼屯4个生产小队合并为2个生产联队，各自的山岭又收归联队进行管业。1979年农村体制下放时，该两个生产联队又划分为原来的4个小队，当时，各生产小队要回各自在1968年时带入联队的土地山岭，因此，争执地又回到第三人集体。1981年落实山界林权时，第三人将争执地进行了登记，被告也为第三人颁发了《山界林权证》，存根存放在荔城镇五里村委会、正本存放在荔城镇人民政府（原告提供了该正本复印件）。该证所登记的关于玉雷湾岭的四至界限包括了现争执地，而原告的《山界林权证》，并没有与现争执地相关的山岭登记。1987年，当时的城关公社征用了争执地的部分岭地用于建厂房，征地补偿款由第三人领取，同时周边村屯村民需到争执地葬坟占用岭地，亦由第三人向坟主收取数额不等的土地占用费。该争执地的权属纠纷发生后，被告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因各抒己见，调解未果，被告于2013年5月24日作出了荔政处（2013）22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桂林市人民政府2013年10月11日作出了市政复决字（2013）38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荔浦县人民政府荔政处（2013）22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处理决定，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本院认为，争执地在1962年大包干、“四固定”时，已划归第三人管业，且在1981年落实山界林权时，第三人将现争执地玉雷湾岭进行了登记，被告也给第三人颁发了《山界林权证》，该证有玉雷湾岭的记载，其四至界限包括了争执地，该证合法有效，可以作为本案的确权依据。原告提供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正本复印件并用以主张其对争执地与第三人共同拥有所有权，该证无法证实原告的这一主张。原告无其他合法有效证据证实其对争执地与第三人共同拥有所有权。因此，原告的诉讼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被告根据其调查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荔浦县人民政府2013年5月24日作出的荔政处（2013）22号权属纠纷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户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2163010400014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唐金娥
人民陪审员 吴四萍
人民陪审员 李 燕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