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04民初50856号
原告深圳市永达行实业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B区33B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2043268F。
法定代表人李钦，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琼，广东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向淑娴，广东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天诚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深沙路178号稳盛工贸大厦A座2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184827B。
法定代表人钟琼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波，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贵霞，女，汉族，1979年12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原告深圳市永达行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天诚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周琼、向淑娴，被告委托代理人杨波、刘贵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1300万元及利息20911606.9元（暂计至2017年9月20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10月29日签订了《沙头角50小区土地开发合同》，约定以原告出资、被告提供名下土地的方式共同开发位于深圳市盐田区的土地，之后原告依约于2013年12月4日、2013年12月10日、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月23日、2014年2月19日分五次累计向被告转款1300万元。后因被告公司发展需要资金，基于已有的合作关系双方于2014年1月23日又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一）约定，基于双方的土地开发合作关系，原告向被告提供2000万借款，利息按每月2.5%计算：补充协议（二）约定双方项目开发完成后除按4：6分外，再从原告占有的项目房产中向被告无偿赠与三套房产。合同签订后原告一直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为使得土地开发项目顺利推进，原告与相关政府部门多次沟通联系，终于将双方合作的项目土地成功解封。但在原告依约推进项目的同时，被告竟不顾双方一直以来的友好合作，与第三方公司另行签订上述土地的合作开发协议书。后被告故意隐瞒其已“一地二卖”的情形，在与第三方签订合同同时，又与原告基于土地开发合作关系于2015年5月6日就上述1300万款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365天，月利率2.5%，由被告出具《借据》，并由当时被告的股东梁学书签订了《担保服务合同》，由梁学书对上述《借款合同》项下债务进行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之后，被告于2015年7月20日与案外人深圳市西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西湖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原股东深圳市安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安运公司）名下70%的股权转让给西湖公司，并于2015年7月23日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该协议第1.3.2条已明确“所欠永达行投资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550万元”，另根据该协议5.2条“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将目标公司（即被告）的债务清理完毕”，但被告原股东安运公司在收到西湖公司l.l亿元的转让款后仍未向原告偿还债务，且新的控股股东西湖公司在接手被告后长达几年时间亦未向原告进行偿还。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被告到期不予还款，被告己构成违约。且被告“一地二卖”的行为己涉嫌“欺诈”，通过转让股权的方式转移资产，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庭审时补充事实称：原、被告自2013年起开始合作，基于合作关系原告于2013年至2014年期间分次向被告转款共计1550万元，其中250万元支付至被告指定的关联公司深圳天诚运输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天诚运输公司）。2015年5月6日，原、被告签订了本金为1300万元的《借款合同》，同时，原告与天诚运输公司签订了本金为250万元的《借款合同》。实际上两笔债务均应当由被告负担，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收据，双方约定的利率为月利率2.5%，且每一年度的利息归入下一年度的本金。被告本应于借款届满之日即2016年4月30日还款，但被告至今未偿还完毕全部债务。
被告辩称，一、原、被告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合同关系。从原告提交的《沙头角50小区土地开发合同》、《补充协议》等相关资料来看，原、被告之间实际是土地合作开发的关系，被告以地块作价5000万，占项目公司40%的股权，原告以7500万元现金出资，占项目公司60%的股权。由原告负责办理项目审批、土地证等相关手续，并承担项目手续及项目开发的全部资金，项目经营过程中的债权债务纠纷也均由原告承担，而被告不承担经营风险，仅享有项目相应的收益分配权。由此可见，原告向被告支付的相关款项应当为合作开发土地的投资款。在合作关系终止后，经双方协商，被告同意在一定期限内返还原告的投资款，因此，原、被告双方并不存在借款关系，也并无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原告不具备金融贷款许可资质，《借款合同》无效。从原告的工商注册信息来看，原告的经营范围为：兴办实业，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进出口业务。因此，原告并非金融机构，不具有金融贷款许可资质，不得从事金融业务，原、被告双方签署的《借款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三、被告已经归还了原告1100万元。根据被告提交的相关银行转账记录，安运公司自2017年6月9日至2017年9月19日期间，已代替被告向原告偿还款项1100万元。四、原告关于借款利率的主张超过国家法定标准。《借款合同》中约定月利率为2.5%，超过国家法定标准，应当不予支持。五、原告诉状中关于利息的计算方式有误。如前述分析，原、被告双方在合作终止后，于2015年5月6日就被告应归还的金额进行了确认，即便法庭认为被告需支付利息的话，也应当从此后开始计算，而不能从款项支付之日起计算。六、被告并不存在原告所述“一地二卖”的情形。原、被告双方已于2015年5月6日前终止合作，且被告也同意返还原告的全部投资款，被告在此之后与其他第三方重新达成合作，并不构成违约。七、涉案款项应由安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根据被告与安运公司于2015年7月20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4.1.5条约定，股权转让前的一切债权债务由转让方，即安运公司承担，其中就包括与原告之间的欠款，而且从后续的还款情况来看，也都是安运公司以及委托的第三方进行还款。因此，为便于贵院查明事实，减少诉累，被告申请追加安运公司为被告参与诉讼，并判令由其承担还款责任。八、原告涉嫌恶意诉讼，恳请法庭查明事实，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原告在已经收到1100万元还款后，却仍然以1300万元本金提起诉讼，并且毫无依据地计算高额利息，造成诉讼标的高达3000余万元，其目的是为了查封被告正在开发建设的位于深圳市××区梧桐路的项目用地，阻碍项目进展，企图通过诉讼达到其不当目的。被告认为原告涉嫌恶意诉讼，建议对其负责人予以罚款、拘留，或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其行为给被告的项目建设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被告保留向原告索赔的权利。综上，在法庭确认投资款金额后，对于尚未偿还的投资款本金部分，被告将配合原告向安运公司追偿，而对于原告毫无依据的其他诉讼请求，则恳请驳回。针对原告当庭补充的事实部分，被告辩称：天诚运输公司与被告是两家独立的法人实体，被告从未指定天诚运输公司与原告签署任何借款合同，也没有承诺过替其还款，因此原告与天诚运输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应由原告自行向天诚运输公司主张，与被告无关。
本院查明，2013年10月29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就“合作对甲方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交通公司50小区住宅楼”签订《沙头角50小区土地开发合同》，双方约定的合作方式为“甲方出地乙方出资共同合作开发的方式，甲方以上述第一条所指的该项目地块作为合作开发建设资源，将该项目地块和乙方进行房地产开发，乙方则以现金方式出资，负责补交地价及完善用地手续，负责规划、设计、报建、施工、监理、竣工验收、销售等工作”、“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甲乙双方共同成立项目公司，甲方以地块作价5000万，占项目公司40%的股权，乙方以7500万现金出资，占60%的股权”。
2014年1月2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2000万元的无抵押信用贷款，且“在项目完工后，双方进行权益分配时，甲方（指被告）将以其分配的房产物业面积的市价来抵扣向乙方（指原告）的2000万元信用借款”。
2015年5月6日，原告与被告及案外人天诚运输公司签订了一份《确认书》，《确认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就三方之间的借贷关系进行了明确。其中，第1条为：2013年12月4日，深圳市天诚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永达行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12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12月3日；第2条为：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2月19日，“永达行”分五次累计向“天诚交通”支付贷款1300万元，明细如下：①2013年12月4日，“永达行”向“天诚交通”支付贷款400万元整；②2013年12月10日，“永达行”向“天诚交通”支付贷款400万元整；③2013年12月31日，“永达行”向“天诚交通”支付贷款100万元整；④2014年1月23日，“永达行”向“天诚交通”支付贷款300万元整；⑤2014年2月19日，“永达行”向“天诚交通”支付贷款100万元整；第7条为：截止到2015年4月30日，“天诚交通”累计应向“永达行”支付上述1300万元的借款利息97.5万元；第8条为：2015年4月3日，RADIUSNAGASUNDORO、“永达行”、“天诚交通”同意用RADIUSNAGASUNDORO借给“永达行”的100万元用于冲抵“天诚交通”应向“永达行”支付的借款利息。
二、通过梳理三方的借贷关系后达成以下协议：1.截止到2015年4月30日，“永达行”累计向“天诚交通”借款本金1300万元，2015年5月1日以前的利息全部结清，双方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该借款本金1300万元，“永达行”同意将该借款期限延长至2016年4月30日（合计一年），月利率为2.5%；“天诚交通”与“永达行”双方同意将上述1300万元借款转结为新借款，双方于2013年12月4日签订的原1200万元的《借款合同》作废，双方合同义务终止，即天诚交通无需继续依据作废的《借款合同》履行还款义务，原已经实际到帐的1300万元借款转为新的借款，原合同作废后双方重新补签《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借据》、《确认函》、《经济咨询协议》，其中借款金额由原合同调整为1300万元，借款期限调整为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其他内容与原合同相同；2.截止到2015年4月30日，“永达行”累计向“天诚运输”借款本金250万元，“永达行”同意将该借款期限延长至2016年4月30日（合计一年），月利率为2.5%；3.本确认书签订后，双方2013年12月4日签订的1200万的《借款合同》，2014年3月6日签订的800万的《借款合同》，2013年12月4日签订的400万的《借款合同》，2014年3月深圳市安运投资有限公司与“永达行”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双方签订的关于50号土地合作合同、关于收购天诚运输出租车牌照的合作合同全部作废，任何一方不得使用已经作废的上述合同用作有损对方的任何行为。
上述《确认书》签署的同一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1300万元，借款期限365天，自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月利率为2.5%，逾期未还款金额按每日千分之零点六计收利息。
关于《确认书》及《借款合同》所确认的借款1300万元，根据原告提交的转款流水显示，原告曾分别于2013年12月4日、2013年12月10日、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月23日向被告转款共计1200万元（400万元＋400万元＋100万元＋300万元）；另，原告法定代表人李钦于2013年6月28日向案外人天诚运输公司转款100万元，原告称该笔转款即为《确认书》所确认的第五笔转款2014年2月19日的100万元，系原告委托其法定代表人根据被告的指示付至其关联公司天诚运输公司账户，《确认书》记载的付款时间存在笔误。
被告主张其已经归还了部分款项，具体如下：1.2017年6月9日的20万元，与之相关的证据包括《收款收据》、电子回单、帐户交易明细；电子回单及账户交易明细显示案外人艾万兵于2017年6月9日两次向原告法定代表人李钦在建设银行尾号为2676的帐户转款合计20万元（10万元×2）；《收款收据》为原告向安运公司出具，内容为：“我司（指原告）在2017年6月9日收到贵司（指安运公司）通过艾万兵先生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我司指定的如下账户支付人民币20万元整。收款户名：李钦，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帐号：**×××76。该笔款项是贵司受第三方指示，向我司偿还2015年5月6日我司与深圳天诚交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中部分借款本金。我司收到贵司的20万元后，我司对深圳市天诚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天诚运输实业有限公司、相关担保人的借款本金相应减少人民币20万元。贵司及艾万兵先生均不是我司的债务人，贵司及艾万兵先仅履行代还款义务，我司与深圳天诚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天诚运输实业有限公司、相关担保人之间的可能产生的任何争议均与贵司无关。我司承诺：不得因贵司及艾万兵先的代偿行为而向贵司及艾万兵先追偿深圳市天诚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或深圳天诚运输实业有限公司、相关担保人对我司的欠款。无论是在贵司代偿前，或是在贵司代偿后，我司与贵司及艾万兵先之间均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我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向贵司及艾万兵先主张权利”。该《收款收据》底部不仅加盖有出具单位即原告的印章，并有其法定代表人李钦的签名及书写“情况属实”的内容。
2.2017年7月7日的300万元，与之相关的证据包括《代还款确认函》及招商银行转款凭证；招商银行转款凭证显示原告于2017年7月7日收到一笔款项300万元，摘要为“代天诚交通还借款本金”；《代还款确认函》为深圳市安运伟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安运伟业公司）向原告出具，内容为：“我司（深圳市安运伟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受第三方指示，拟在2017年7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贵司（指原告）如下帐户支付的人民币300万元（款项支付以银行实际到账为准）。户名：深圳市永达行实业有限公司，开户行：建行香蜜湖支行，帐号:**×××90。该笔款项是我司受第三方指示，代替深圳市天诚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向贵司偿还2015年5月6日深圳市天诚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向贵司的部分借款本金。贵司收到我司代付的款项后，贵司对深圳市天诚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借款本金相应减少人民币300万元。由于我司并不是贵司的债务人，因此，贵司不得因我司的代偿行为而向我司主张贵司对深圳市天诚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或深圳天诚运输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剩余欠款。即使在我司履行300万元的代还款行为后，我司与贵司之间仍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贵司仍不得向我司主张任何权利”。原告在该《代还款确认函》底部盖章，并确认“深圳市永达行实业有限公司对上述内容知悉并同意”。
3.2017年7月17日的20万元及8月4日的80万元，与之相关的证据包括《收款收据》及招商银行转款凭证；招商银行的转款凭证显示安运伟业公司于2017年7月17日向原告转款20万元，于同年8月4日向原告转款80万元，合计100万元，转款摘要均为“代天诚交通还借款本金”；《收款收据》为原告向安运公司出具，内容与上述第一笔还款所对应的《收款收据》基本一致。原告作为出具单位亦在底部加盖印章。
4.2017年8月10日的380万元，与之相关的证据包括《收款收据》及平安银行回单凭证；平安银行回单凭证显示安运公司于2017年8月10日向原告转款380万元，转款备注“代天诚交通还借款本金”；《收款收据》为原告向安运公司出具，内容与上述第一笔还款所对应的《收款收据》基本一致。原告作为出具单位在底部加盖印章”。
5.2017年9月19日的200万元，与之相关的证据包括《收款收据》及平安银行回单凭证；平安银行回单凭证显示安运公司于2017年8月10日向原告转款200万元，转款备注“代天诚运输还借款本金”；《收款收据》为原告向安运公司出具，内容与上述第一笔还款所对应的《收款收据》基本一致，并增加了如下内容：“截止至2017年9月19日，我司已收到第三方代还款人民币1000万元，深圳市天诚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与深圳天诚运输实业有限公司及相关担保人尚欠我司的借款本金共计人民币550万元整”。原告作为出具单位在底部加盖印章”。
关于上述五笔还款，1.2017年6月9日的20万元及7月17日的20万元、8月4日的80万元，原告以接收还款人非原告或转款凭证为打印件为由不予认可；2.2017年7月7日的300万元及8月10日的380万元，原告予以认可，但认为其中50万元系案外人天诚运输公司的还款；3.双方确认2017年9月19日的该笔200万元系用以归还天诚运输公司拖欠原告的借款。
另查，2015年7月20日，被告股东安运公司与案外人西湖公司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安运公司持有的被告公司70%的股份转让给西湖公司。该转让协议书第1.3点“目标公司主要债务”的第1.3.2小点提到“所欠永达行投资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1550万元”；第二条“转让标的、价格及支付方式”的第2.2.4小点约定“第三笔款项7000万元（指股权转让款），由乙方（指西湖公司）依甲方（指安运公司）的指令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支付给甲方的债权人”；第4.15小点约定“股权转让前的一切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被告作为目标公司在该份协议书上盖章。原告称该协议书中提到的债务1550万元，即包括向被告出借的1300万元及向天诚运输公司出借的25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原、被告双方就前期合作而投入的资金，以及基于其他借贷关系而产生的款项进行结算后，签订《借款合同》，并约定了借款利率及还款期限，双方的借贷系为生产经营所需，在未有证据证明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无效的情形下，双方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被告仅以原告并非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为由，主张双方的《借款合同》无效，与上述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借款本金。原告提交的五份转款凭证中，被告予以否认的2013年6月28日的该笔款项100万元，虽转款时间与双方《确认书》的记载不相符，但被告先后在《确认书》及其股东安运公司与西湖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均确认尚欠原告借款债务1300万元的事实，在被告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被告已经实际收到原告出借款项130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的相关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还款。原、被告双方均确认2017年9月19日的该笔200万元系偿还天诚运输公司尚欠原告的借款，本院亦予确认。原告确认已经收到2017年7月7日的300万元及8月10日的380万元，本院亦予确认。原告不予认可的2017年6月9日的20万元及7月17日的20万元、8月4日的80万元，有原告出具的《收款收据》，对收到案外人艾万兵及安运公司代还款的事实予以确认，亦有相关转款凭证予以佐证，本院同样予以确认。据此，本院确认的被告已还款金额为800万元。原告主张其中50万元系为天诚运输公司的还款，但首先，《收款收据》及《代还款确认函》均载明相关款项系偿还原告在2015年5月6日与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与之相对应的转款凭证亦载明偿还债务人为“天诚交通”而非“天诚运输”；其次，原告在最后一份《收款收据》中确认被告与天诚运输公司共计尚欠借款本金550万元未予还款，由此可见，天诚运输公司尚有未予还清的本金，与原告所主张的天诚运输公司所借250万元本金已经还清的事实并不相符。据此，除双方无异议的200万元还款外，原告主张尚有50万元均系归还天诚运输公司的借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另，原告主张已还款部分应当先行抵充利息，但双方于《收款收据》及《代还款确认函》中对已归还部分款项的性质已经进行了确认，即全部用于清偿本金，原告的该主张亦与事实不符，本院同样不予采纳。
综上，被告尚应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500万元（1300万元－800万元），原告诉请的本金数额超出本判决认定部分，不予支持。关于利息，《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内月利率为2.5%，且逾期还款按每日千分之零点六加收逾期利息，前述约定的利息及逾期利息计算标准均超过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的最高标准，本院将原告诉请的利息及逾期利息调整为年利率24%，被告应以尚欠本金为基数计付。另，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双方于《确认书》中确认2015年4月30日前的利息已经结清，故原告仍主张自款项实际出借之日起算利息，与双方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利息应自2015年5月1日起分段计算。原告诉请的利息及逾期利息，超出本判决认定部分，本院同样不予支持。
被告以其股东安运公司与西湖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主张其所负原告借款本息债务已经转让给其股东安运公司，并申请追加案外人为共同被告，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从原告先后出具的《收款收据》中可以看出，原告并未同意被告转让本案借款本息债务，故被告有关其主体不适格的辩解以及相关追加申请，本院均不予采纳。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八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深圳市天诚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永达行实业有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5000000元；
二、被告深圳市天诚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永达行实业有限公司支付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的标准，其中以本金130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1日起计至2017年6月9日止，以本金128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0日起计至2017年7月7日止；以本金98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8日起计至2017年7月17日止；以本金96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18日计至2017年8月4日止，以88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5日起计至2017年8月10日止，以本金50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深圳市永达行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交费通知书之次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刘 莹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曾巧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