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79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相顺(LEESANGSOON)，男，1975年4月24日出生，韩国国籍，
委托代理人：古胜军，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东县大岭镇信宇鞋厂(个体经营者：杨宇凡)，住所地广东省惠东县大岭镇伯公坳东三巷1号，组织机构代码L3357467-9。
委托代理人：曾庆传，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相顺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四初字第1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惠东县大岭镇信宇鞋厂(下简称信宇鞋厂)系2008年10月15日依法登记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杨宇凡，主要从事自产自销制鞋业务。李相顺为韩国人，长期在广州市白云区从事外贸生意。自2011年4月起双方存在成品鞋商品的供求关系，合作方式为李相顺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信宇鞋厂下订单，双方核实订单后，信宇鞋厂开始生产鞋子并将成品货物委托货运公司送至广州市越秀区站西路后再分流，由李相顺验收并签字收货。货款按月结算，次月结算当月货款。鉴于信宇鞋厂为个体经营，且与李相顺有多年合作关系，故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
2012年到2014年期间，李相顺已拖欠信宇鞋厂货款，经双方结算，截止2014年12月18日，李相顺共拖欠信宇鞋厂货款人民币230998元，李相顺当日亲笔写下欠条一张，内容为：“兹有COCO公司欠信宇鞋厂2012年至2014年货款共230998元人民币，大写：贰拾叁万零玖佰玖拾捌圆整。其中有82889元是澳洲单货款由COCO老板与信宇老板定于2015年1月15日在惠东重谈如何处理，此据。欠款人李相顺，身份证号M15526004，2014年12月1日。”确认其拖欠信宇鞋厂货款事实。经信宇鞋厂多次催促，李相顺于2015年5月20日经其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广州棠溪支行设立的账号62×××29向信宇鞋厂在中国工商银行广州解放南路支行设立的账号62×××17转账划付货款人民币10000元，但剩余货款220998元一直没有支付。
信宇鞋厂因催收剩余货款未果，故起诉请求法院判令：1、李相顺向信宇鞋厂支付货款人民币220998元；2、李相顺向信宇鞋厂支付滞纳金（滞纳金以人民币22099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12月19日起计算至还清为止）；3、李相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李相顺在一审答辩称：第一、李相顺对信宇鞋厂主张的货款金额有异议，李相顺应当尚欠信宇鞋厂货款金额人民币138109元，而不是信宇鞋厂所主张的货款金额人民币220998元，因为《欠条》上记载的金额人民币82889元是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澳洲老板拖欠信宇鞋厂的货款，与李相顺无关。据澳洲老板称，因该笔货款对应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而拒付货款给信宇鞋厂，故该笔货款不应由李相顺承担付款义务；第二、信宇鞋厂与李相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需计付滞纳金，信宇鞋厂主张滞纳金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原审法院认为：李相顺为韩国国籍公民，本案为涉外买卖合同纠纷。李相顺在答辩期内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讼争双方没有约定管辖地，且李相顺经常居住地不在本院管辖的行政区域范围内。原审法院对此于2015年9月1日裁定驳回李相顺的管辖权异议。李相顺不服一审裁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5年12月7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穗中法立民终字第3466号民事裁定，终审驳回李相顺上诉，维持原一审裁定。原审法院收到终审裁定后，依法于2016年3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鉴于信宇鞋厂与李相顺在庭审中一致同意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来解决本案争议，故原审法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裁判本案的准据法。
从李相顺、信宇鞋厂双方的诉辩来看，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确认澳洲老板是否是涉案成品鞋买卖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以及李相顺是否需要对人民币82889元承担付款义务。对于上述争议焦点，原审法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作出以下评析：
关于焦点一，澳洲老板是否是涉案成品鞋买卖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信宇鞋厂出示的部分订单、送货单、李相顺署名出具的《欠条》以及《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转账汇款查询单》已构成严密的证据链，再结合李相顺在庭审中自认与信宇鞋厂存在成品鞋买卖合同关系的陈述意见，上述证据已可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信宇鞋厂与李相顺之间存在成品鞋的买卖合同关系。至于李相顺抗辩认为买卖合同关系中还包含一位合同当事人（即澳洲老板），但作为关键证据的《欠条》中并没有记载澳洲老板的身份信息以及有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欠条》内容仅表述为澳洲单货款。此外，李相顺作为涉案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未能提供澳洲老板的身份信息，也没有向法庭提供澳洲老板参与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协商谈判等要约承诺的证据，在信宇鞋厂明确表示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只有李相顺一人的情况下，李相顺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撑其抗辩意见。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由李相顺承担不举证的不利后果，本院对李相顺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二、李相顺是否需要对货款人民币82889元承担付款义务问题。首先，李相顺于2014年12月18日出具的《欠条》显示欠款人仅为李相顺一人，且李相顺自认是借用了COCO公司的名义与信宇鞋厂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故信宇鞋厂有理由相信《欠条》中的COCO老板就是李相顺本人或者李相顺是COCO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其次，从《欠条》的文义来看，《欠条》订明：“COCO公司欠信宇鞋厂2012年至2014年货款共230998元人民币，大写贰拾叁万零玖佰玖拾捌圆整”，该段内容表明李相顺已承认欠信宇鞋厂人民币230998元。至于李相顺抗辩认为澳洲老板以信宇鞋厂所交付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而拒付货款人民币82889元，但《欠条》上并没有澳洲老板的签名，《欠条》内容也没有澳洲老板针对产品质量提出异议的表述，仅表述为“澳洲单货款”，且李相顺也没有举证证实信宇鞋厂所交付的成品鞋存在质量问题或李相顺存在退货处理的情形，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由李相顺承担不举证的法律后果。最后，《欠条》订明82889元是澳洲单货款由COCO老板与信宇老板定于2015年1月15日在惠东重谈如何处理。虽然《欠条》订明讼争双方要对上述金额进行重谈，但没有订明具体的谈判内容。信宇鞋厂认为双方重谈的内容是磋商如何付款，因李相顺没有按约到惠东，故双方没有重谈。李相顺则认为双方一直有协商处理，但李相顺没有就协商内容进行举证，故原审法院对信宇鞋厂主张讼争双方没有重谈的意见予以采信。
综上各项评析，原审法院对李相顺抗辩认为澳洲老板是涉案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以及信宇鞋厂向李相顺交付的成品鞋存在质量问题的意见均不予接纳。并认定信宇鞋厂向李相顺交付了价值人民币230998元的成品鞋商品，扣减LEESANGSOON于2015年5月20日支付的货款人民币10000元后，李相顺应将尚欠的货款人民币220998元清偿给信宇鞋厂。
至于逾期付款滞纳金的计付问题。虽然李相顺与信宇鞋厂没有在《欠条》中约定逾期付款计付滞纳金，但因李相顺拖欠信宇鞋厂货款的行为已损害了信宇鞋厂的合法债权，故信宇鞋厂有权为弥补其经济损失向李相顺收取逾期付款利息。此外，《欠条》没有订明具体付款时间以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故李相顺应从信宇鞋厂起诉主张债权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付逾期付款利息给信宇鞋厂。
综上所述，造成本案纠纷，责任在李相顺，但信宇鞋厂有部分诉讼请求未获本院支持，故本案诉讼费按责分担。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相顺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付货款人民币22099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5年7月3日起至实际还清欠款之日止，以欠款金额人民币22099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给惠东县大岭镇信宇鞋厂。二、驳回惠东县大岭镇信宇鞋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制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4605元，保全费1020元，合人民币5625元，由惠东县大岭镇信宇鞋厂承担417元，李相顺承担5208元。
李相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涉案成品鞋买卖合同尚存在另一买方当事人澳洲老板，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有误。信宇鞋厂一审提交的《欠条》中明确提及其中有82889元是澳洲单货款，这是澳洲老板与信宇鞋厂发生成品鞋交易所产生的货款，该笔欠款与李相顺无关。信宇鞋厂由此至终都知道澳洲老板的存在及与其交易的事实，只是可能起诉时找不到澳洲老板，所以把全部责任都推卸到李相顺身上。一审判决偏听偏信，把未能提供澳洲老板身份信息及其参与涉案合同关系协商谈判等要约承诺证据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李相顺，完全偏袒信宇鞋厂。二、李相顺应当尚欠信宇鞋厂货款人民币138109元，而非一审判决认为的220998元。该欠条上记载的内容是“兹有COCO公司欠信宇鞋厂2012年至2014年货款共230998元，其中有82889元是澳洲单货款由COCO公司老板与信宇老板定于2015年1月15日在惠东重谈如何处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COCO公司并非李相顺开设的公司，因为李相顺和澳洲老板都不是中国人，均没有在中国注册成立公司，两人都是借用COCO公司名义与信宇鞋厂发生成品鞋的业务往来。涉案货款中只有138109元是李相顺所欠的，欠条上也明确记载其中有82889元是澳洲单货款，这82889元是澳洲老板与信宇鞋厂发生成品鞋交易所产生的货款，该笔欠款与李相顺无关，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有误。综上，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二、由信宇鞋厂承担本案诉讼费。
信宇鞋厂二审答辩称：李相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实事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李相顺系韩国国籍人，本案纠纷属于涉外买卖合同纠纷。李相顺对于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巳为本院作出的（2015）穗中法立民终字第3466号民事裁定书，予以驳回，原审法院对本案纠纷具有管辖权。同时，李相顺与信宇鞋厂双方在原审庭审中一致同意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裁判本案纠纷的法律依据。故原审法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裁判本案纠纷的准据法正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相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李相顺仍以原审答辩第一项理由上诉，仍认为其尚欠信宇鞋厂的货款为138109元，而非220998元。因为《欠条》上记载的金额82889元是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澳洲老板所欠的货款，与其无关。对此，由于讼争双方并没有就其之间成品鞋商品的供求关系签订正式的买卖合同，而是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缔结买卖合同关系。李相顺讼称涉案买卖关系中还有另一位合同当事人即为澳洲老板，但其对此也表示无法提供该澳洲老板的身份信息，同时信宇鞋厂亦予以否认。此外，李相顺亦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其在本案买卖中所谓COCO公司的任何资料。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李相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确认信宇鞋厂与李相顺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信宇鞋厂向李相顺交付了价值人民币230998元的成品鞋货物，扣减2015年5月20日双方均已确认的已支付的货款人民币10000元之外，李相顺尚欠信宇鞋厂货款人民币220998元，事实清楚，原审法院判令李相顺据此予以清偿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李相顺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05元由上诉人李相顺(LEESANGSOON)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明艳
审判员 彭 湛
审判员 陈弋弦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曹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