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民终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英洲，个体工商户。
委托代理人：王振宇，山东利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姜涛，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利津县支行。
负责人：杜勇，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学宗，山东领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冠忠，该行副行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树青，董事长。
上诉人李英洲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利津县支行、被上诉人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民四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英洲及委托代理人王振宇、姜涛、被上诉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利津县支行的委托代理人李学宗、李冠忠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在一审中，原告李英洲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1、东营中院(2014)东执异字第15号执行裁定书一份。证明：（2014）东执异字第15号执行裁定书认定第三人为政策性收购企业、被告对第三人涉案尾号为59×××31账户内的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中止对第三人上述账户款项执行适用法律错误、裁定结果错误。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是否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问题的复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形成的粮棉油不宜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执行措施的通知》。证明：上述两份文件只能适用于国有粮棉油购销企业,人民法院只针对国有粮棉油购销企业不得采取保全和执行措施。
3、银海棉业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并非国有粮棉油购销企业。
4、东营中院（2014）东商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该生效判决已确认第三人在被告农发行利津支行涉案尾号为59×××31账户内的资金6842075.79元属于原告所有。
5、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9号文件。证明：中国人民银行于2011年5月4日发布公告废止《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供应和管理规定》，现在已经不存在所谓的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第三人涉案尾号为59×××31账户内的资金也就不是政策性棉花收购资金。
6、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贷款管理制度。证明：该制度是农发行贷款管理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制定农发行各类贷款管理办法的基本依据。该制度第六条规定：农发行的贷款对象是：（1）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及其直属库；（2）经县级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3）专门从事批发、调销、进出口等经营活动的国有及国有控股的粮食企业；（4）经省级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具有专门从事棉花收购（含初加工）、调销、进出口业务资格和能力的供销社棉花企业；（5）农业部门所属的良种棉加工厂；（6）供销社棉花企业控股的股份制棉花企业；（7）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企业。本案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并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贷款对象条件。
7、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贷款管理办法。证明：该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了政策性贷款是为支持客户执行国家及地方宏观调控任务而发放的，政府给予相应利息、费用、损失等补贴的贷款；第六条明确规定了贷款条件，申请政策性贷款的借款人，除应具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基本制度》规定的基本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1）经政府或相关部门确定，具有承担政策性商品储备、调控任务的资格；（2）持有政府相关部门指定或委托执行储备、轮换、调控等任务的相关文件；（3）政府确定的利息、费用、损失等补贴来源已落实；（4）具备相应的承储能力。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并不符合上述规定，被告农发行利津支行向第三人发放的涉案贷款非政策性贷款。
8、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基本制度。证明：该制度第十八条规定农发行除发放政策性贷款外，还发放商业贷款。被告农发行利津支行向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发放的涉案贷款不符合政策性贷款的规定，应为商业性贷款。
9、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批量扣划处理结果（回单）复印件三份，被告于2014年8月21日出具的查询历史存款分户账明细复印件一份（复印自（2014）东执字第223号执行卷宗）。证明：被告出具的分户账明细是虚假的，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分别在2014年4月4日、4月8日共计向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的涉案尾号59×××31的账户内汇款400多万元。
被告农发行利津支行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裁定确认了涉案尾号为59×××31的账户是棉花政策性收购资金的专用账户，并确认了被告对处置棉花的资金有优先受偿权。
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两份证据能够证明国家和地方专项储备的棉花价格补贴款、收购款和回笼款在审理涉及到政策性粮棉油收购业务之外的经济纠纷案件时，对这些资金和粮棉油都不应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执行措施。
3、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虽非国有企业，但系山东省农发行确认的执行国家棉花收购储备政策企业且具有贷款资格的16家企业之一。在没有国有粮棉油收购企业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形势，确定一般的市场主体来执行国家的收购储备政策以保护农民利益。国家并不会因为没有国有棉花收购企业就不执行国家的棉花收购储备政策。在执行异议听证过程当中，原告也明确认可利津县现在没有国有棉花收购企业。
4、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仅确认第三人在判决生效后向原告支付皮棉货款684万元，并未确认涉案尾号为59×××31的账户中的684万元归原告所有。
5、因原告没有提供证据5的来源，被告不了解废止情况，对证据5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6、按农发行2010年的规定，证据6已经废止，现在农发行统一实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基本制度。
7、对证据7、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如前所述，第三人就是承担了落实国家棉花收购政策的任务而在被告处申请的贷款。
8、对证据9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没有异议，但原告主张的2014年4月8日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向第三人的涉案尾号为59×××31的账户汇入的22560756.28元实际是在2014年4月3日汇入的。
被告农发行利津支行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关于确认2013年度棉花收购企业贷款资格及购销贷款限额的通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营市分行2013年度棉花收购企业贷款资格认定公告（2013年9月17日《东营日报》第7版）各一份。证明：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确认的2013年度东营地区执行国家棉花收购政策、具有棉花收购政策性贷款资格的16家企业之一，资格确定后，收购期限一般在2013年秋季至2014年3月份。
2、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各一份。证明：2013年9月29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贷款3000万元用于收购籽棉，借款期限自2013年9月29日起至2014年4月28日止，利率为基准利率年息6%，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0日。合同第8.1.1款约定还款方式为“购贷销还”。合同10.7款约定：账号为20337×××31的账户为专门的资金回笼账户，用于收取对应销售收入或计划还款资金。当日，双方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第1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执行贷款人的封闭管理政策，从棉花收购贷款的发放至回收，全程配合贷款人进行实物库存、资金流等方面的监管，确保实物库存值与应收账款之和大于或等于农发行贷款余额。”第2.4款约定借款人不能作为配套贷款参与收购的资金类型，即合同定金、预收货款、年利率超过人民银行规定一年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其他金融机构借款和其他资金、到期日早于借款合同约定到期日的其他金融机构借款和其他资金，第8条约定借款人与中国储备棉总公司签订棉花购销合同并实现了交储后，交储货款必须全额回笼至农发行账户。以上条款说明了第三人从被告处的棉花收购贷款实行封闭性管理，明显不同于商业银行发放的经营性贷款。
3、浮动抵押合同、动产抵押登记书各一份。证明：2013年9月29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浮动抵押合同，第三人以现有及将有的全部生产设备、原材料、产品及半成品作为抵押物，为前述借款提供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按照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对处置抵押财产得到的款项有优先受偿权。
4、（2014）东商初字第92号卷宗材料复印件两页。证明：原告在（2014）东商初字第92号案件以及执行听证、本次诉讼中主张的6842075.79元系特指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于2014年3月19日、20日分三次打入第三人涉案尾号为59×××31的账户的三笔款项，原告称这些款项应该归其所有，而不是指其他款项。
5、（2014）东民保字第59号民事裁定书及东营中院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各一份。证明：东营中院对第三人涉案尾号为59×××31的账户采取保全措施的时间是2014年4月3日而不是2014年3月31日。
6、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活期存款分户账四页及所附原始会计凭证。证明：原告主张的上述6842075.79元，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于2014年3月18日汇入第三人尾号为59×××31账户2285135.68元，被告已于2014年3月19日归还了第三人在被告处的贷款。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于2014年3月20日分两笔汇入第三人尾号为59×××31账户2272009.75元、2284930.36元，被告已于当日归还了第三人在被告处的贷款。2014年4月3日，东营中院对第三人尾号为59×××31的账户采取保全措施后，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曾向该账户汇过两笔款，但被告认为第三人在被告处的贷款系棉花政策性收购贷款，并且上述账户是封闭管理的账户，法院不应该冻结，所以被告通过技术手段将该两笔款项转入了第三人尾号为1491、5471的账户用以归还第三人向被告的贷款。
原告李英洲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仅涉及棉花收购贷款资格的认定，不能证明被告向第三人发放的涉案贷款是政策性贷款，不能证明第三人是棉花政策性收购企业。
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借款合同的名称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也是正常的商业借款利率。涉案尾号为59×××31的账户只是普通的贷款账户，且合同约定该账户用于收取对应销售收入，也就是说被告仅对第三人用被告发放的贷款所购买籽棉售出后的回笼款享有权利，但原告主张的上述6842075.79元归原告所有，并非被告发放贷款购买货物售出后的回笼款。该证据仅系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约定，不具有对抗外部的效力，更不能对抗相关法律规定。
3、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被告与第三人曾办理过抵押登记，并不能证明第三人就有动产抵押登记书中记载的1558吨籽棉、24吨皮棉，更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涉案进入第三人尾号为59×××31账户的6842075.79元就是动产抵押登记书中记载的皮棉、籽棉售出后的回笼款。
4、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对第三人尾号为59×××31账户内的资金根本不享有排他性的权利，即使被告将原告所有的6842075.79元资金划走，被告也应当依法向原告返还。
5、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东营中院向被告送达该民事裁定书及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的时间即使不是在2014年3月31日，也是在2014年4月3日上午一上班，因此从2014年4月3日上午一上班被告对第三人尾号为59×××31账户内的资金就不应再进行处理。
6、对证据6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没有证明效力。对2014年4月10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汇划专用凭证记载的2295496.44元、2014年4月4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汇划专用凭证记载的2307758.17元没有异议，能够证明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向第三人尾号为59×××31的账户汇入过资金。对2014年4月3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汇划专用凭证记载的汇款数额没有异议，对汇款日期有异议，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9，汇款日期应为2014年4月8日。对山东利津雅美纺织有限公司、山东正坤工贸有限公司、东营津源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替第三人偿还借款的凭证没有异议，能够证明第三人没有向被告抵押皮棉、籽棉等，被告在有担保人偿还涉案借款的前提下，将属于原告所有的第三人尾号为59×××31账户内的资金私自划走，依法应当返还。对于被告提供的其他原始会计凭证，原告不清楚，也不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6、7、8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对该七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虽不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但该文件系向社会公布实施，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3、4、5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虽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该证据能够与原告的证据9相印证，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将结合双方证据情况综合予以分析。
根据对以上证据的分析认定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确认如下事实：
2013年9月3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分行根据《客户二部条线业务发展指导意见》（农发银客二〔2013〕11号）的棉花收购贷款准入标准，结合各行上报的棉花企业贷款资格认定相关材料，确认了具有2013年度棉花收购贷款资格的企业，并向全省各市分行客户部、省行营业部客户部下发了《关于确认2013年度棉花收购企业贷款资格及购销贷款限额的通知》，该《通知》所附的2013年度棉花购销贷款限额核定一览表中包括了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2013年9月17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营市分行在东营日报刊登公告，公告了经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分行批准认定的东营市16家具备农发行2013年度棉花收购企业贷款资格的企业，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系16家企业之一。
2013年9月29日，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借款人）与被告农发行利津支行（贷款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合同项下的借款为购销企业棉花收购贷款，用途为收购籽棉。借款金额3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9月29日至2014年4月28日，年利率6%。借款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借款人于2013年9月29日提款1500万元，于2013年10月15日提款1500万元。借款人应当按合同约定按期、足额支付利息，购贷销还，最后一次还款时间不迟于合同约定的到期日。借款人应在贷款人处开立或指定专门资金回笼账户，账号为20337×××31，用于收取对应销售收入或计划还款资金，并在贷款人要求时，与贷款人签订专门的账户监管协议，及时向贷款人提供账户资金进出情况，接受贷款人对该账户进行的监管。贷款人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直接从借款人账户上划收借款人应当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借款人其他应付费用。为确保上述借款合同得到切实履行，双方当日又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补充协议（适用于棉花收购贷款）》一份，约定：借款人应当执行贷款人的封闭管理政策，从棉花收购贷款发放至收回，全程配合贷款人进行实物库存、资金流等方面的监管，确保实物库存值与应收账款之和大于或等于农发行贷款余额。借款人配套参与收购的自筹资金占收购资金（包括自筹资金和农发行贷款）比例为16.6%，借款人筹资金的来源为自有资金600万元。借款人收购棉花时应当先使用自筹资金，后使用贷款人贷款。借款人须缴纳风险准备金。借款人应与贷款人签订《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保证金类）》，开立保证金专户并按贷款金额的5%缴存风险准备金，借款人在本笔贷款本息未全额收回前不得动用。借款人若与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签订有棉花购销合同，并实现了交储，交储货款必须全额回笼至农发行账户。若借款人销售对象为其他企业，回笼至农发行账户的销售货款比例不得低于农发行贷款占借款人全部流动资金贷款的比例。
同日，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抵押人）与被告农发行利津支行（抵押权人）签订浮动抵押合同一份，约定：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在抵押权人处办理上述主合同项下约定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即人民币贷款3000万元。抵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过户费、代理费等。抵押人自愿以自有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成品作为抵押物设定浮动抵押。抵押物包括现有的以及在生产经营中继续取得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抵押物的类别、数量、状况以浮动抵押权实现时为准，最终价值以浮动抵押权实现时实际处理抵押物的净收入为准。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物的从物、从权利、代位权、附合物、混合物、加工物、孳息以及因抵押物毁损、灭失或被征收、征用而产生的保险金、赔偿金、补偿金等。抵押人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可以销售、转让或者以其他形式依法处置产品、半成品、原材料、生产设备，但应提前10个工作日书面通知抵押权人，并将处置收入及时存入抵押人在抵押权人处开设的存款账号，以继续担保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抵押权人有权就抵押物处置收入收回主合同债权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对处置产品、半成品、原材料、生产设备形成的应收账款，抵押人应与抵押权人设定应收账款质押，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另行签订。浮动抵押权自在抵押人住所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之日起设立。2013年10月28日，双方在利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登记的抵押物包括1558吨籽棉、24吨皮棉、1台4**打包机、3台扎花机、3台皮清机等现有及将有的全部生产设备、原材料、成品及半成品。
被告农发行利津支行于2013年9月30日向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发放贷款1500万元，于2013年12月18日发放贷款1000万元，于2013年12月9日发放500万元。被告农发行利津支行主张包括保证人代为偿还的部分，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已于2014年4月30日前全部偿还了上述3000万元贷款的本息。
另查明，李英洲诉银海棉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李英洲于2014年3月31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当日作出（2014）东民保字第59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银海棉业公司在农发行利津支行账户20337×××31内的资金6842075.79元，并于2014年4月3日向农发行利津支行送达（2014）东民保字第59号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对上述账户予以冻结，账户余额29026.54元，冻结金额6842075.79元，冻结期限2014年4月3日至2014年10月2日。2014年6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东商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查明：“李英洲与银海棉业公司于2014年2月20日就合作经营皮棉事宜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期限自2014年2月20日至2014年5月31日，由李英洲提供经营皮棉所需的资金，资金由李英洲负责筹借，借款由双方共同负担。在合作期内，由李英洲筹集的借款，以打入李英洲账户62×××15为借款数额。银海棉业公司无条件认可为双方共同借款，借款总数以李英洲账户的金额总数为准（由银行出具明细清单），并按月利息2分向出借方支付利息。借款方式：由李英洲给出借方出具借条。银海棉业公司应保证借款只限于收购皮棉或棉花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在货物卖出后，货款打入银海棉业公司账户时，其应立即无时间间隔将收到的货款全部打入李英洲账户。如汇入银海棉业公司账户的货款，出现与双方合作业务无关的其他原因，导致账户内的资金被冻结或不能正常转入李英洲账户，由银海棉业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在扣除加工、进货、出货及借款本息等全部费用后，双方按照五五比例来分配合作期间的经营收益。”该判决认定银海棉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英洲支付皮棉货款6842075.79元。该判决生效后，李英洲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4年9月30日作出（2014）东执字第223号执行裁定对上述账户进行冻结，账户余额29026.54元，冻结金额700万元。在该案执行过程中，被告农发行利津支行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主张银海棉业公司涉案尾号为59×××31的账户为棉花政策性收购资金专用账户，银海棉业公司以收购的全部籽棉、皮棉为贷款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其对转让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请求停止对银海棉业公司上述账户内款项采取的冻结等强制执行措施。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23日作出（2014）东执异字第15号执行裁定，中止对银海棉业公司上述账户款项的执行。李英洲不服该裁定，于2015年1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再查明，中国储蓄棉管理总公司分别于2014年4月3日、2014年4月4日、2014年4月10日向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涉案尾号为59×××31账户转款2256075.68元、2307758.17元、2295496.44元，共计6859330.29元。被告农发行利津支行称，因为尾号为59×××31的账户影响贷款安全，所以在该账户被查封后，被告将该账户接收款项的方式由直接入账改为挂账，虽然会计凭证显示在2014年4月3日、2014年4月4日、2014年4月10日该账户有业务发生，但实际上款项并没有进入该账户，而是先挂到了被告的内部账户，被告将挂到其内部账户上的款项划到了第三人尾号为1491、5471的账户，用于归还第三人的贷款。被告认可是为了保护贷款安全才如此操作的，一般情况下，即使账户接收款项的方式为挂账，也不能随便改变收款账户。
还查明，原告李英洲主张涉案尾号为59×××31账户内的6842075.79元归其所有。该6842075.79元实际系由CD201402270284、CD201403030272、CD201403040276三个合同号下的款项组成，中国储备棉总公司于2014年3月19日、2014年3月21日将上述三个合同号下的款项汇入第三人涉案尾号为59×××31的账户。第三人在一审法院（2014）东商初字第92号李英洲诉银海棉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出具《说明》认可上述款项应为李英洲所有。被告农发行利津支行称，上述三个合同号下的款项到达第三人账户的时间实际为2014年3月18日、2014年3月20日，已于2014年3月19日、2014年3月20日，在原告申请冻结第三人尾号为59×××31账户前已归还了第三人的贷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被告农发行利津支行对涉案尾号为59×××31账户及账户内的款项是否享有足以阻却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否许可对该账户款项的执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农业政策性银行，本案被告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县级支行；本案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系经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审核确认的具有2013年棉花收购企业贷款资格的企业，并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营市分行通过东营日报对其贷款资格向社会公布，系纳入政策范围的棉花收购企业；涉案贷款系被告向第三人发放的专门用于棉花收购的贷款，被告与第三人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涉案尾号为59×××31的账户为购贷销还的专门资金回笼账户，用于收取对应的销售收入或计划还款资金，并实行封闭运行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是否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问题的复函》（法函【1997】97号）规定“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是用于国家和地方专项储备的粮食、棉花、油料的收购、储备、调销资金和国家定购粮食、棉花收购资金，包括各级财政开支的直接用于粮棉油收购环节的价格补贴款、银行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货款和粮棉油政策性收购企业的粮棉油调销回笼款”。涉案尾号为59×××31账户内的款项系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向中国储棉总公司交储棉花的回笼款，依据上述规定，属于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范畴，该账户系棉花政策性收购资金专用账户，人民法院不宜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在第三人未全部清偿涉案3000万元贷款本息前，被告农发行利津支行有权按照双方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直接从第三人尾号为59×××31的账户内划收第三人应当偿还的借款本息，故原告李英洲要求执行2014年4月3日采取保全措施后应当进入涉案尾号为59×××31账户的6859330.29元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能否对于这类资金采取执行措施，关键在于账户资金是否属于国家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和是否属于国家政策性银行封闭运行管理账户，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复函并未限定粮棉油收购企业不能是有限公司，且根据国务院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意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自2004年以来业务范围逐步拓展，将传统贷款业务的支持对象由国有粮棉油购销企业扩大到各种所有制的粮棉油购销企业，故原告关于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不是国有企业，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复函规定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告认为第三人向被告的贷款约定了年利率6%的利息且有保证人提供担保不属于政策性贷款的意见，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三人虽在本院（2014）东商初字第92号李英洲诉银海棉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出具《说明》认可中国储备棉总公司于2014年3月19日、2014年3月21日汇入第三人涉案尾号为59×××31的账户内的CD201402270284、CD201403030272、CD201403040276三个合同号下的款项6842075.79元应为李英洲所有，但从该案查明的李英洲与银海棉业公司于2014年2月20日所签订《协议书》约定内容看，李英洲对银海棉业公司的请求权属债权范畴，其主张对上述三个合同号项下的款项享有所有权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鉴于被告农发行利津支行在庭审中明确认可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已于2014年4月30日前全部偿还了涉案3000万元贷款的本息，涉案贷款已经全部回笼，涉案属于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尾号为59×××31的账户已没有实行专用账户及封闭性管理的必要，一审法院于2014年9月30日对该账户采取了继续冻结执行措施，故对于该账户内已冻结款项即29026.54元及该款项产生的利息以及之后进入该账户的款项，应当准予继续执行。
第三人银海棉业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系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综上，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六条、第三百零八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准许对第三人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在被告中国农业发展利津县支行20337×××31账户内款项的执行。二、驳回原告李英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659元，由原告李英洲负担59405.75元，由被告中国农业发展利津县支行负担253.25元。
上诉人李英洲上诉称：一、一审判决未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7】97号和法【2000】164号通知,本案应适用法【2000】164号通知。法函【1997】97号的发布时间为1997年8月14日,法【2000】164号通知的发布时间为2000年11月16日,法【2000】164号通知是对先前1997年8月14日发布的法函【1997】97号的总结和完善,更清楚的指明了法函【1997】97号的适用主体,明确规定法函【1997】97号和法【2000】164号通知只能适用于国有粮棉油购销企业,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只有对国有粮棉油购销企业才不得采取保全和执行措施。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根本不能适用法函【1997】97号和法【2000】164号通知,通过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够非常清楚的证明,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本身就是一个私营公司,其不仅不是国有粮棉油购销企业,而且其自身也不符合政策性贷款的发放规定,连政策性购销企业也不是,被上诉人发行利津支行更未提交任何证据来证明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符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贷款管理制度》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贷款管理办法》等规定。一审判决将规定清楚明确的最高人民法院法【2000】164号通知置之不理,而擅自引用国务院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意见,私自扩大上述通知的适用范围,将通知中的国有粮棉油购销企业扩大到各种所有制企业,实属错误引申使用该通知。法【200】164号通知本身作为最高院的通知,规定已经是非常明确具体的,下级人民法院在适用时不得随意扩大理解使用,更不能随意扩大适用主体。二、能否对涉案账户内资金执行,最关键在于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是否为国有粮棉油购销企业,而不在于账户内资金是否属于国家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和是否属于国家政策性银行封闭运行管理账户,况且涉案账户内资金根本不属于国家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更没有任何法律、复函和通知规定国家政策性银行封闭运行管理账户内的资金不得执行,就像本案中的账户属于发行利津支行和东营银海公司双方随意约定的实行封闭管理,但其对第三人是没有任何约束效力的。发行利津支行私自约定的封闭运行管理账户不应成为政策性银行掩盖真相,随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伞。一审判决仅仅以涉案账户内款项为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储各棉交储的回笼款,就认定账户内资金为棉花政策性收购资金,账户为棉花政策性收购资金专用账户,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向中储棉总公司交储并不能代表交储企业就为棉花政策性收购企业,资金回笼账户就为棉花政策性收购资金专用账户,账户内资金就为棉花政策性收购资金,关键得看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在现实中,只要具有棉花加工资质的企业都可以向中储棉总公司交储,但向中储棉总公司交储的企业不一定就是棉花政策性购销企业,其回笼款也不是棉花政策性资金,账户也不是政策性收购资金专用账户。通过原告一审提交的证据五,能够证明中国人民银行已于2011年5月4日将《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供应和管理规定》废止,现在已经不存在所谓的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一审法院在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的前提下,在确认案件事实时,又错误确认了涉案账户资金为国家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实属前后矛盾,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仅仅因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利津县支行属于国务院直属的政策性银行,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是经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分行审核确认的具有2013年棉花收购企业贷款资格资格的企业,并且在东营日报上对其贷款资格向社会公布,就认定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为纳入政策范围的棉花购销企业,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农发行尽管为政策性银行,但其也发放商业性贷款,通过原告一审提交的证据八能清楚证实。至于农发行山东分行对银海公司贷款资格确认、通过报纸予以公布,只是农发行对申请贷款企业资格认定的内部必经程序,并不能就据此认定银海公司为纳入政策范围的棉花购销企业。发行利津支行与银海公司签订的合同名称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而非政策性借款合同。四、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在被告农发行利津支行账户203×××31内的已被发行利津支行私自偷偷转走的资金6842075.79元为上诉人所有,不是农发行利津支行发放的贷款购买的籽棉售出后收回的货款,发行利津支行对此也予以承认,发行利津支行依法应将本属于上诉人所有的上述资金返还给上诉人。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明确约定的贷款种类为购销企业棉花收购贷款,其借款合同也明确约定设立的账户也是用于收取对应销售收入的,也就是说账户收取的资金应当是东营银海公司用农发行利津支行发放的贷款购买的籽棉售出后收回的货款,而上述账户内的6842075.79元资金实际为上诉人所有,根本不是农发行利津支行发放的贷款购买的籽棉售出后收回的货款。五、农发行利津支行利津支行对上述账户内的资金更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其享有优先受偿权是建立在东营银海公司用其向利津发行提供抵押的籽棉、皮棉售出后汇入上述账户的资金。而现在上述账户内的资金6842075.79元为上诉人所有,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抵押籽棉、皮棉售出后的回款。六、通过一审庭审调查,能非常清楚的证实发行利津支行在人民法院在将涉案账户冻结后,藐视法律,私自将账户内的资金转走,在法院执行庭法官予以查询时,欺骗法院说账户在法院冻结后根本没有进入过资金。在谎言被揭穿后,还冠冕堂皇说采用了技术手段将账户内的资金转走。其所作所为之大胆,令人发指。一审判决对该部分事实避而不谈,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也没有阐明为何不予采信,实在有失偏颇。真实情况是发行利津支行在发放贷款时根本未尽到应尽的审批职责,未审查跟踪好借款人是否真的有相关的抵押物,导致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无法偿还借款,利津支行就利用其掌管银海公司账户的便利条件,将本属于上诉人所有的资金转为已有,将自身工作上的严重失误转嫁给上诉人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民四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确认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非粮棉油政策性收购企业,203×××31账户非棉花政策性收购资金专用账户、账户内资金非政策性资金、被上诉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利津县支行对上述账户内的资金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改判许可上诉人对账户内自2014年4月3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进入的6859330.29元资金的执行。
李英洲当庭补充意见：一、一审法院将“账户”等同于“资金”不正确。涉及本案第三人(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海公司)在被上诉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利津县支行开立的账户20337×××31(以下简称:59×××31)中的资金性质认定不清。1、该账户为银海公司在农发行利津支行所开立账户。该账户的资金并非只有“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根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贷款科目使用管理的通知》要求,农发行贷款科目标准代码在企业贷款借据和贷款分户账中都必须显示关于借贷性质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贷款科目标准代码。其贷款性质分类为:指令性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贷款、指导性粮油收购资金贷款和商业性经营资金贷款,农发行贷款账户可以用于政策性收购资金贷款,也可以用于商业性经营资金贷款。所以,并非该账户内的资金就是“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是否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问题的复函》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形成的粮棉油不宜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执行措施的通知》,两份文件中均表述的是“这类资金”,而“这类账户”。同时,只规定了不宜对粮棉油政策性收购企业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及其代理行或经人民银行当地分行批准的其他金融机构开立账户上的这类资金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并未包括非政策性经营性资金等。能否对于这类资金采取执行措施,关键在于帐户资金是否属于国家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3、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对浙江省分行《关于对政策性资金冻结或扣划问题的请示》的批复也阐明,“账户资金能否采取保全措施的关键问题是案件所涉及的资金是否属于法函(1997)274号文中所规定的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的范围。若不属于规定的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的范围,法函(1997)274号的规定不适用于此案件,进一步说明粮食企业在农业发展银行开立账户内的资金只有一部分可能是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4、涉案的在上述账户的资金,并非属于“专款”。专款的也决定了属于特定性政策性的项目(特定的买卖项目)款项。“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的“购贷销还”是封闭式,在业务链条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印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会计业务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农发行字(2001)164号)也突出了“购销环节”的业务链条。而本案涉及到的6842075.79元是本案上诉人与银海公司合作项目中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汇入的。两个业务链条不为同一个。从该业务链条来看,款项的来源以及款项的使用均是非政策性的经营款项。因此,该款项也不属于国家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5、流动性资金借款合同中也强调了该账户用于“收取对应销售收入或计划还款资金”,即上述使用专款的专门项目上。二、该账户属“政策性粮油收购资金专用账户”没有证据证明。1、农业发展银行利津支行没有提供相关法律依据、政府通知或其他文件等有效证据证明,明确该账户属于“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2、农业发展银行利津支行没有提供银海公司在该行开户时有关完整的明细资料证明该账户属于“政策性粮油收购资金专用账户”。3、农业发展银行利津支行没有提供对应“科目”会计凭证，证明该笔款项的政策性经营的性质。4、农业发展银行利津支行没有提供资金支付情况分户帐,证明该帐户上的资金专用于粮棉油政策性收购业务。也没有证明涉案该笔资金的“购销环节”的业务链条中。5、农业发展银行利津支行与银海公司签订的《流动性资金借款合同》中对于该账户的约定“资金回笼账户”不等于“国家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账户”。以上材料均在农业发展银行利津支行账务系统内,同时,具有对于该账户为“政策性粮油收购资金专用账户”的举证责任。
被上诉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利津县支行答辩称：一、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应适用《关于对粮棉油政策性的收购资金形成的粮棉油不宜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执行措施的通知》(法【2O00】164号),而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是否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问题的复函》(法函[1997]97号)文件,属于理解错误,也不符合东营地区的实际情况。首先,法函[1997]97号文件是基础,法[2000]164号文件是对上一文件的补充和完善,后一文件将收购资金的法律保护范围从以前单纯的资金形式扩展到收购资金的物化形式,从以前诉讼前和诉讼中的保护扩展到执行阶段的法律保护。颁布两个文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农业发展银行粮棉油收购资金的绝对安全,保证这类资金专款专用。上诉人认为后一文件颁布的目的,是为了将保护范围明确界定为“国有粮棉油购销企业”,显属理解错误。其次,上述两个文件颁布的时间分别是1997年、2000年,随着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能够承载国家粮食、棉花政策的企业不但有国有企业,也有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市场主体。实际情况是,在整个范围内,到目前为止,已经没有一家纯国有性质的棉花收购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要落实国家的棉花收购政策,切实保护棉农利益,只有别无选择地依靠非国有制企业。在这种运行体制下,要达到保护农业发展银行粮棉油收购资金的绝对安全的目的,保护范围必然要扩大到非国有制企业。本案中,选择东营银海棉业公司作为政策性棉花收购企业,正是符合东营地区上述实际情况的体现。首先,山东省农业发展银行发布了《关于确认2013年度棉花收购企业贷款资格及购销贷款限额的通知》(鲁农发银客二[2013]18号),同时在报纸上公布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营市分行2013年度棉花收购企业贷款资格认定公告》(2013年9月17日《东营日报》第7版),充分证明我行经上级行批准,认定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为东营市政策性棉花收购单位。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适用法函[1997]97号文件处理本案纠纷,符合立法原意,适用法律正确。二、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在我行开设的账户为棉花政策性收购资金专用账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该类账户内款项不能采取冻结划拨等强制执行措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是否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问题的复函》(法函[1997]97号)、《关于对粮棉油政策性的收购资金形成的粮棉油不宜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执行措施的通知》(法[2000]164号)、《关于执行(封闭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外经贸企业封闭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法发[2O00]4号)的规定以及规定精神,对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对封闭贷款均不得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执行措施。我行是国家政策性银行,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在我行贷款是棉花政策性收购专项贷款。我行与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一条、第二条对贷款资金用于棉花政策性收购的专项性也进行了明确约定。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在我行贷款的性质属于封闭性贷款,必须执行国家关于封闭性贷款的政策规定。我行与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补充协议》(适用于棉花收购贷款)第一条对该笔贷款必须实行封闭性管理进行了明确约定,即资金实行“购贷销还”,账户专门管理,资金专项用于棉花收购,棉花及棉花副产品回笼款自中国储各棉总公司和其他单位回款后,必须首先用于归还贷款本息,剩余部分才能归公司所有。总之,不管是从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还是从贷款属于封闭贷款性质的角度,法院都不应对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在我行专项账户的款项采取冻结划拨等强制执行措施。三、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收购的全部籽棉、皮棉已经作为在我行贷款的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按照《物权法》的规定,我行对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转让上述货物所得的价款有优先受偿权。2013年10月28日,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收购棉花之后,以现有的籽棉、皮棉、机器设备以及将有的原材料、成品、半成品均作为贷款抵押物,对在我行贷款30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并依法办理了登记手续,登记编号2013052。按照《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一条、一百八十九条、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我行对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转让上述货物所得的价款有优先受偿权。法院对上述货物的转让款依李英洲的申请采取冻结等强制执行措施,没有法律依据。四、上诉人认为对2014年3月18日-20日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三笔回款共6842075.79元具有所有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上诉人一直主张对2014年3月18日回款2285135.68元、2014年3月20日回款2272009.75元、2014年3月20日回款2284930.36元,三次回款共计6842075.79元具有所有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在东营市实行国家棉花收购政策的是特定的公示企业,李英洲个人并无收购、交储的资格,上诉人与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棉花均以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的名义收购、加工、交储,回款自打入该公司账户之时起,当然就应视为该公司的财产。三次回款后,我行在2014年3月20日前就按照与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的关于封闭贷款的约定,以上述回款偿还了借款本息。货币作为种类物,东营银海棉业有限公司已将上述款项偿还了对我行的欠款,上诉人现仍主张对该6842075.79元具有所有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以此为基础,如果上诉人主张对2014年4月3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的棉花回款具有强制执行的权利,当然更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补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最后一项与一审的诉讼请求不同，因此应该按照一审的诉讼请求第一项审理本案，且一审判决对其一审的诉讼请求第一项予以了支持。684万元是3月18日、19日入帐的，上诉人认为这684万元的回款是用其款项买棉花的回款，但该款项已经还了我们的贷款，因此基于前面684万元的所有权问题执行后面的685万元没有依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农发行利津支行对涉案尾号为59×××31账户及账户内的款项是否享有足以阻却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是否能对涉案农发行利津支行尾号为59×××31帐户内的资金继续执行。
本案被上诉人银海棉业公司系经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审核确认的具有2013年棉花收购企业贷款资格，系纳入政策范围的棉花收购企业；涉案贷款系被上诉人农发行利津支行向被上诉人银海棉业公司发放的专门用于棉花收购的贷款，两被上诉人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涉案尾号为59×××31的账户为购贷销还的专门资金回笼账户，用于收取对应的销售收入或计划还款资金，并实行封闭运行管理。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的认定是正确的，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本案是基于对法院冻结的涉案账户59×××31内的资金能否执行,经过案外人执行异议程序,当事人不服提起的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那么,本案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是,涉案账号59×××31是否具有阻却执行的法定特征,即是否具有排他性。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账户的设立依据是被上诉人农发行利津支行和被上诉人银海棉业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人银海棉业公司为偿还借款在贷款人农发行利津支行开设59×××31账号用于销售棉花资金回笼资金,该账户及账户内资金受到农发行的监管。货币为种类物,但因账号本身具有排他性,账户内的资金也就具有了特定物的性质,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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