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n 民 事 判 决 书
＼n＼n（2014）浙杭民终字第107号＼n上诉人（原审原告）：纪学慧。＼n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n法定代表人：赵益民。＼n委托代理人：余月海。＼n委托代理人：汪盛伟。＼n上诉人纪学慧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以下简称高速公路管理局）聘用合同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3）杭上民初字第1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n原审判决认定：纪学慧与杭州市钱江三桥管理处（以下简称管理处）于1999年11月签订无固定期限的聘用合同。2000年4月7日，双方签订《托管协议》一份，约定纪学慧个人联系到其他单位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马上办理调动手续，纪学慧要求暂将人事关系由管理处托管，托管期限为一年；一年内纪学慧必须将其人事关系转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纪学慧不管何种原因都不要求管理处安排其上岗，管理处也不承担安排纪学慧回来上岗的义务；托管期间纪学慧的工资、奖金及其他的所有福利费用全部停发，纪学慧的养老金、公积金、失业保险等社会统筹费用，仍由管理处帮助代缴，代缴费用由纪学慧个人承担。2004年2月，管理处委托律师向纪学慧发出律师函，告知纪学慧解除人事托管关系并要求纪学慧支付代缴的社会统筹费用；2004年2月23日，纪学慧就此作出书面答复。2004年2月22日、2002年3月19日，纪学慧分别向杭州市交通局、管理处递交了《关于我的使用问题的请求》。2004年4月14日，管理处作出《关于解除纪学慧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决定与纪学慧解除人事托管关系，停交各类代缴的社会统筹保险，并将人事关系转到户口所在地的就业管理服务处。在两次邮寄被退回后，管理处于2004年10月29日在钱江晚报上就《关于解除纪学慧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公告了相关声明。2004年4月20日，管理处向原杭州市社会保险服务局提交了《杭州市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花名册（代增减表）》、《关于解除纪学慧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及纪学慧的养老保险手册，要求停止纪学慧的社会保险缴费。原杭州市社会保险服务局对管理处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后，为管理处办理了停止纪学慧社会保险缴费的手续。＼n2008年10月，纪学慧向杭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撤销已经办理的“终止缴纳”其社会保险的有关手续，并要求管理处恢复缴纳其各项社会保险。2008年12月，杭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杭劳社行复决字第2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的行为。2009年1月，纪学慧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于2009年3月13日作出（2009）杭上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驳回纪学慧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08年10月9日，纪学慧向杭州市交通局提交《关于“请求查处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原杭州市钱江三桥管理处）的违法行为，落实引进人才政策，妥善解决我（纪学慧）的工作安排和合理使用问题”的请求》。此后，纪学慧多次向中共杭州市交通局党委、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局纪检组、中共杭州市纪委、监察局等单位进行信访。2013年7月3日，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局纪检组作出《信访答复》。2013年7月19日，纪学慧向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人事仲裁。同日，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杭劳人仲案字（2013）第102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纪学慧不服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判令：1、依法判决高速公路管理局（原管理处，本节下同）的《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无效；2、纪学慧、高速公路管理局于1999年11月24日签订的《杭州市事业单位全员聘用合同书》合法有效，高速公路管理局停止违约行为，继续全面履行该聘用合同；3、高速公路管理局办理恢复缴纳纪学慧的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手续，并为纪学慧补缴自降低标准缴纳和停缴以来的上述各项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4、高速公路管理局按单位同样职级人员的标准补发纪学慧自2001年5月至今的工资、奖金及各项福利待遇，每年约10万元；5、高速公路管理局对纪学慧因其违约行为致使纪学慧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至今未能评聘，而给纪学慧已经或继续发生的经济损失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约20万元；6、高速公路管理局因其停缴纪学慧医疗保险造成纪学慧自费医疗给予纪学慧每年1000元的经济补偿。＼n原审法院另查明，杭州市社会保险服务局已更名为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杭州市钱江三桥管理处已变更为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n原审法院认为：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六十日内作出。对仲裁裁决无异议的，当事人必须履行。”本案中，2004年2月，管理处委托律师向纪学慧发出律师函，告知纪学慧解除人事托管关系并要求纪学慧支付代缴的社会统筹费用；2004年2月23日，纪学慧就此作出书面答复。双方的人事争议自此已经发生。因此，双方的纠纷应当适用当时已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纪学慧未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提出仲裁申请，其请求超过了仲裁时效，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11月26日判决：驳回纪学慧对高速公路管理局提出的全部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纪学慧负担。＼n宣判后，纪学慧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是主审法官有意渎职的枉法判决，理由如下：1、上诉人在一审《人事起诉状》中，对本案与诉讼时效有关的事实进行了全面、详尽的陈述，并用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上诉人的仲裁请求根本没有超过仲裁时效进行了充分的论述；2、本案经过了2013年9月13日、2013年11月8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法庭辩论充分。有关两次法庭辩论情况可调取上城区人民法院的上述两次公开开庭审理的录音、录像予以证实。通过这两次充分的法庭辩论，不要说是一名有经验的法官，即使是一名稍有一点法律常识的普通人，也不难得出上诉人的仲裁请求根本没有超过仲裁时效的结论。因此，本案一审主审法官显然是在有意渎职枉法。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人事聘用合同关系，而非人事托管关系。但在本案一审判决书中，主审法官却采用偷换概念、断章取义、有意遗漏对上诉人有利的重要事实等手段，有意混淆“人事聘用合同关系”和“人事托管关系”，他甚至无视法律、无视本案事实、无视法庭辩论，企图以被上诉人解除本来就不存在的“人事托管关系”来代替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人事聘用合同关系”来认定人事争议的发生。这是一审主审法官有意渎职枉法的又一证据。4、本案一审上诉人在《人事起诉状》中的第一个诉讼请求就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的《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无效。”但本案一审主审法官对这个显然因虚假、伪造而无效，因从未送达过上诉人而无效，因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本身存在甲方不得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的条款而无效的《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却有意回避，对这个可能导致人事争议发生的文书的真伪及其法律效力根本不去认定，又怎能得出人事争议何时发生的结论呢？！一审法官这难道还不是在有意渎职枉法吗？二、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错误如下：错误之一：一审判决书第13页倒数第2行：“本案中，2004年2月，管理处委托律师向原告发出律师函，告知原告解除人事托管关系并要求原告支付代缴的社会统筹费用；2004年2月23日，原告纪学慧就此作出答复。双方的人事争议自此已经发生。”这是不对的，与事实不符。理由如下：1、事实是：2004年2月，管理处委托律师向上诉人发出律师函，告知上诉人解除人事托管关系并要求上诉人支付代缴的社会统筹费用；2004年2月23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出信函对律师函的内容给予回复告知被上诉人：1999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的聘用合同，该合同双方并未解除，因此被上诉人的律师函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法律上已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是不正确的。此后，一直到2008年9月8日，上诉人获悉其人事档案已被转到杭州市西湖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下属机构西湖区就业服务处为止，上诉人从未收到过被上诉人的任何通知。2、上述事实，经过一审法官两次公开开庭审理，法庭辩论充分，一审法官应该是清楚的，稍有一点法律常识的人也不难得出结论，当时双方的《人事聘用合同》履行正常，人事争议根本没有发生。错误之二：一审判决书第11页倒数第8行：“本院对本案事实作如下认定：原告与杭州市钱江三桥管理处（以下简称管理处）于1999年11月签订无固定期限的聘用合同。2000年4月7日，双方签订《托管协议》一份，约定原告个人联系到其他单位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马上办理调动手续，原告要求暂将人事关系由管理处托管，托管期限为一年；一年内原告必须将其人事关系转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原告不管何种原因都不要求管理处安排其上岗，管理处也不承担安排原告回来上岗的义务；托管期间，原告的工资、奖金及其他的所有福利费用全部停发，原告的养老金、公积金、失业保险等社会统筹费用，仍由管理处帮助代缴，代缴费用由原告个人承担。2004年2月20日，管理处委托律师向原告发出律师函，告知解除人事托管关系并要求原告支付代缴的社会统筹费用；2004年2月23日，原告就此作出书面答复。”一审法官对这段事实的认定是不对的，这是一段断章取义的认定，中间有意遗漏了许多对上诉人有利的重要事实。具体如下：1、事实是：①上诉人与管理处于1999年11月签订无固定期限的聘用合同。②2000年4月7日，为了寻求合理使用，经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借调到浙江建设投资咨询公司工作。因被上诉人单位内部管理的需要，由被上诉人起草，双方签订内部管理协议--《托管协议》一份，约定上诉人个人联系到其他单位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马上办理调动手续，上诉人要求暂将人事关系由管理处托管，托管期限为一年；一年内上诉人必须将其人事关系转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上诉人不管何种原因都不要求管理处安排其上岗，管理处也不承担安排上诉人回来上岗的义务；托管期间，上诉人的工资、奖金及其他的所有福利费用全部停发，上诉人的养老金、公积金、失业保险等社会统筹费用，仍由管理处帮助代缴，代缴费用由上诉人个人承担。③2000年11月30日，被上诉人将《聘用合同》送到杭州市人事局进行鉴证，而《托管协议》从未被送去鉴证过，显然当时双方都不认为《托管协议》对《聘用合同》有任何变更或解除的意思表示，且根据当时的人事管理规章杭人【1998】180号文《杭州市人事局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全员聘用合同制的实施意见》的规定，《聘用合同》订立后（包括续订和变更聘用合同），必须经市人事局鉴证。④2000年12月，上诉人的借调单位浙江建设投资咨询公司为上诉人支付2000年的各项社会保险统筹费用。⑤2001年4月，《托管协议》到期，双方签订的无固定期限《聘用合同》继续履行，被上诉人继续为上诉人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统筹费用和住房公积金。⑥2001年11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出变更《聘用合同》的要求，试图将原来的无固定期限合同变更为2001年11月25日至2003年11月24日止的有固定期限合同，并提出以《托管协议》为准。但上诉人未同意变更合同。⑦2004年2月，管理处委托律师向上诉人发出律师函，告知解除人事托管关系并要求上诉人支付代缴的社会统筹费用；⑧2004年2月23日，上诉人就此作出书面答复告知被上诉人：1999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的聘用合同，该合同双方并未解除，因此被上诉人的律师函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法律上已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是不正确的。上诉人没有在单位上班，是单位没有安排上诉人工作所致。为工作问题，上诉人曾找过单位多次，单位领导应该是清楚的。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职工，养老金、公积金、失业保险金等各项社会统筹费用被上诉人有义务为上诉人缴纳，怎能说是为上诉人代缴和拖欠呢？！上诉人仍然请求单位和单位领导妥善解决上诉人的工作及自2000年以来的工资福利待遇问题。⑨此后，一直到2008年9月8日，上诉人获悉其人事档案已被转到杭州市西湖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下属机构西湖区就业服务处为止，在此期间，上诉人从未收到过被上诉人的任何通知。2、上述事实经过一审法院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进行了充分的法庭辩论，上诉人出示了聘用合同原件，一审法官应该是清楚的。显然，在一审判决书中，一审法官是在采用断章取义、有意遗漏许多重要事实等手段对上述事实进行有意的歪曲和错误认定。错误之三：一审判决书第12页第6行：“2004年4月14日，管理处作出《关于解除纪学慧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决定与原告解除人事托管关系，停交各类代缴的社会统筹保险，并将人事关系转到户口所在地的就业管理服务处。在两次邮寄被退回后，被告于2004年10月29日在钱江晚报上就《关于解除纪学慧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公告了相关声明。”一审法官在判决书中对这段事实的认定是不对的，中间有意遗漏了许多对上诉人有利的重要事实。具体如下：1、事实是：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人事聘用关系，而不是人事托管关系。②2004年4月14日，管理处作出《关于解除纪学慧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决定与上诉人解除本就不存在的人事托管关系，停交各类代缴的社会统筹保险，并将人事关系转到户口所在地的就业管理服务处。且该决定从未送达上诉人。③被上诉人若真想把有关事实和文件通知并送达上诉人的话，采用直接送达的方式远比采用邮寄送达的方式要容易的多，而被上诉人却采用了上诉人有可能收不到的邮寄方式和无效的公告送达方式。上诉人的配偶陈希民先生当时作为被上诉人单位工程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在被上诉人正在代建的杭州市重点工程杭千高速公路建设的紧张阶段，几乎每天都要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杭千高速公路建设的总指挥汇报工作，被上诉人当时如果真的想要直接送达上诉人又怎么可能通知不到上诉人，上诉人的配偶又怎么敢不签收有关文件。④被上诉人的邮寄上诉人没有收到。⑤被上诉人于2004年10月29日在钱江晚报上就《关于解除纪学慧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公告了相关声明。2、根据劳动部办公厅劳办发［1995］179号文的规定“能用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而未用，直接采用公告方式送达，视为无效。”因此，上诉人认为，上述公告送达无效。3、上述事实经过一审法院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进行了充分的法庭辩论，上诉人的配偶陈希民先生就在被上诉人单位工作，被上诉人在能够直接送达的情况下，却非要采用上诉人有可能收不到的邮寄方式和不容易被上诉人看到的登报公告送达方式，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有意策划。在这种情况下公告送达无效，一审法官应该是清楚的。显然，在一审判决书中，一审法官是在有意采用歪曲和遗漏许多重要事实等手段来进行错误的认定。错误之四：一审判决书第13页第3行：“2008年10月9日，原告向杭州市交通局提交《关于“请求查处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原杭州市钱江三桥管理处）的违法行为，落实引进人才政策，妥善解决我（纪学慧）的工作安排和合理使用问题”的请求》。此后，原告多次向中共杭州市交通局党委、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局纪检组、中共杭州市纪委、监察局等单位进行信访。2013年7月3日，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运输局纪检组作出《信访答复》。”一审法官在判决书中对这段事实的认定是不对的，中间有意遗漏了许多对原告有利的重要事实。具体如下：1、事实是：（1）2008年10月9日，上诉人向杭州市交通局提交《关于“请求查处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原杭州市钱江三桥管理处）的违法行为，落实引进人才政策，妥善解决我（纪学慧）的工作安排和合理使用问题”的请求》，但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2）2009年9月9日，上诉人向中共杭州市交通局党委、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局纪检组递交了《对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及个别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信》，对《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怀疑其是被告后来伪造的，质疑如下：“①《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的签发日期是2004年2月12日，而律师函的签发日期是在这之后不久的2004年2月20日，但在律师函中却为什么没有提到该《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②管理处《关于解除纪学慧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的签发日期是2004年4月14日，在该文件中管理处对《聘用合同》、《托管协议》的签订以及我和杭州市钱江三桥管理处的人事争议均做了反映，但却为什么没有提到该《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③《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本应是管理处办理停缴我的各项社保手续和转移档案的依据，但在当时管理处却为什么没有把《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作为依据提交，而是采取变通的手段将《关于解除纪学慧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作为依据提交；④管理处在整理我的人事档案时，将律师函都存入了我的人事档案，却为什么没有把《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存入我的人事档案；⑤在上述所有该提到《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的文件中都没有提到，所有该用到《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的地方都没有用到，显然该《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是高速公路管理局后来给西湖区就业服务处提交补充材料时所伪造的虚假文件。”此后，上诉人虽然一直在与交通局沟通，每年都数次到交通局主张自己的权利，但每次他们都要上诉人回去等通知却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上诉人于2013年3月11日向中共杭州市纪委、监察局递交《举报信》，请求对中共杭州市交通局党委、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局纪检组的不作为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并督促其尽快受理举报人纪学慧2009年9月9日向中共杭州市交通局党委、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局纪检组递交的《对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及个别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信》。2013年6月11日，上诉人通过邮局向杭州市监察局王宏局长递交了《关于尽快受理我的署名举报信的请求》，再次请求对中共杭州市交通局党委、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局纪检组的不作为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并督促其尽快受理举报人纪学慧2009年9月9日向中共杭州市交通局党委、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局纪检组递交了《对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及个别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信》。之后，在杭州市纪委、杭州市监察局的督促下，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运输局纪检组于2013年7月3日，就上诉人2009年9月9日向中共杭州市交通局党委、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局纪检组递交的《对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及个别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信》做出《信访答复》。2、上述事实经过一审法院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进行了充分的法庭辩论。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官在判决书中对事实的认定中却有意遗漏了上诉人在2009年9月9日向中共杭州市交通局党委、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局纪检组递交的《对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及个别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信》及上诉人在该信访举报信中对《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的真实性提出的质疑，这显然是一审法官在企图包庇被告、有意渎职枉法。错误之五：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8行：“原告对证据19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0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在托管期限届满后仍应按聘用合同履行义务，被告在托管一年后仍继续为原告缴纳社保，且被告单方面提出将无固定期限合同变更为固定期限合同，并将合同拿去鉴证的行为也否认了托管协议的效力；对证据2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明确托管协议的期限是一年，一年之后就自动终止，该证据也未送达原告；对证据22三性均有异议，未送达原告，缺乏法律依据，并且在2004年2月12日，被告也未抄送有关部门，直到2008年才送达西湖区就业管理服务处，解除人事托管决定不是解除人事聘用关系，对这两种解除行为的不同法律后果，被告是清楚的；对证据23真实性无异议，但所载内容原告不认可；对证据24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25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在能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的情况下采用公告送达，该公告送达应属无效，若原告拒收，被告可以采取公正送达的方式，且公告送达的内容中未提到解除人事聘用关系；对证据26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官在判决书中有关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对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的上述描述遗漏或歪曲了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体如下：1、事实是：（1）对证据20《托管协议》和证据21《关于解除纪学慧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上诉人认为其是被上诉人单位内部的管理文件，对外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提出如下质证意见：①被上诉人不具备人事代理和人事档案托管的主体资格，因此《托管协议》因主体不合法而无效。显然，《托管协议》只能是被上诉人单位的内部管理文件。②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人事档案的管理是对本单位职工人事档案的管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人事聘用关系，而非人事档案托管关系。③被上诉人所做的《关于解除纪学慧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更不能产生导致双方劳动人事关系解除的法律后果。双方《托管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00年4月7日，期限为一年，到期后，双方没有续订，在2001年4月6日已经自动终止，被上诉人在2004年4月14日单方解除已经自动终止的托管协议，显然与客观事实相悖。④双方签订的无固定期限《聘用合同》，是双方之间存在人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依据，而《托管协议》，仅仅是被上诉人对职工的内部管理方式，被上诉人企图以单位的内部管理文件《关于解除纪学慧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来解除人事《聘用合同》也仅是被上诉人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其显然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解除人事托管决定不是解除人事聘用关系，对这两种解除行为的不同法律后果，被上诉人是清楚的，否则被上诉人也不会在2008年为了完善档案移交手续而向西湖区就业服务处补送《解除人事聘用合同通知书》了。⑤事实上，在托管协议签订后，在2000年11月30日，被上诉人将双方的人事《聘用合同》在人事局进行了鉴证，而《托管协议》并未被同时送去鉴证，根据当时的人事管理规章杭人【1998】180号文《杭州市人事局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全员聘用合同制的实施意见》的规定，《聘用合同》订立后（包括续订和变更聘用合同），必须经市人事局鉴证；2001年11月26日，被上诉人又提出将无固定期限变更为有固定期限，即到2003年11月24日，但是上诉人没有同意。⑥显然，在《托管协议》签订之初以及之后的《托管协议》和人事《聘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双方都不认为《托管协议》对人事《聘用合同》有任何变更或解除的意思表示。《托管协议》于2001年4月到期，而人事《聘用合同》在2004年2月20日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律师函》之前一直处于正常履行状态。上诉人于2004年2月23日对被上诉人的《律师函》给予了回复，告知被上诉人1999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的聘用合同，该合同双方并未解除，因此被上诉人的律师函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法律上已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是不正确的。此后，上诉人再未收到过被上诉人关于双方人事聘用关系方面的任何信息。因此，《托管协议》和《关于解除纪学慧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只能是被上诉人单位内部的管理文件，对外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2）对于证据22《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上诉人在一审《人事起诉状》中的第一个诉讼请求就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的《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无效。上诉人对其提出如下质证意见：首先，被上诉人作出的《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是事后伪造的，是为完善有关档案转移手续而事后补做的，理由为：①从落款日期来看，被上诉人的《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在前，被上诉人解除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和律师函在后，但是在后面的文书中，对《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的事情只字未提，被上诉人公告了解除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但却未公告《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被上诉人律师函中也未提到已经做出《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的问题，这不符合常理。②通过向社会保险局、医保局、西湖区就业服务处和交通局、纪检等部门调查取证，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在《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中载明抄报各有关部门，但是有关部门当时均未收到过该文件。西湖区就业服务处后来收到的《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是被上诉人在2008年9月因西湖区就业服务处要求其完善有关手续而补送的。③被上诉人办理社保停缴手续，提交了解除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未提交《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而《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是双方终止人事聘用合同的证明，其未提交《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说明该通知书在当时根本不存在，所以也无法提交。其次，被上诉人的《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没有送达给上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第三，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本身存在被上诉人不得单方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的条款。因此，被上诉人的《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显然因虚假、伪造而无效；因从未送达过上诉人而无效；因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本身存在被上诉人不得单方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的条款而无效。（3）对证据23《律师函》，上诉人已于2004年2月23日向被上诉人发出信函对律师函的内容给予回复，告知被上诉人：1999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的聘用合同，该合同双方并未解除，因此被上诉人的律师函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法律上已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是不正确的。上诉人没有在单位上班，是单位没有安排上诉人工作所致。为工作问题，上诉人曾找过单位多次，单位领导应该是清楚的。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职工，养老金、公积金、失业保险金等各项社会统筹费用被上诉人有义务为原告缴纳，怎能说是为上诉人代缴和拖欠呢？！上诉人仍然请求单位和单位领导妥善解决上诉人的工作及自2000年以来的工资福利待遇问题。（4）对于证据25“2004年10月29日被告在钱江晚报上发表的公告一份”，公告送达《关于解除纪学慧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对该证据，上诉人提出如下质证意见：①根据劳动部办公厅劳办发［1995］179号文的规定“能用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而未用，直接采用公告方式送达，视为无效。”显然该公告送达无效。②被上诉人在能够直接送达上诉人及其配偶的情况下，不直接送达，却采用邮寄和登报公告的方式送达，而导致上诉人不能及时获悉2004年被告已将其人事档案移交西湖区就业服务处并办理了停交其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手续的事实。显然是被上诉人试图隐瞒事实真相，企图造成既成事实的有意策划。理由是：第一，上诉人的配偶陈希民先生当时作为被上诉人单位工程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在被上诉人正在代建的杭州市重点工程杭千高速公路建设的紧张阶段，几乎每天都要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杭千高速公路建设的总指挥汇报工作，被上诉人当时如果真的想要直接送达上诉人又怎么可能通知不到上诉人，上诉人的配偶又怎么敢不签收有关文件。假如上诉人及其配偶真如被上诉人所说不肯签收有关文件，被上诉人也可以在被上诉人单位采用公证送达的方式送达给上诉人的配偶，其法律效力和在被上诉人单位所产生的轰动效应是可想而知的，但遗憾的是被上诉人并没有这样做，其既没有直接送达，也没有公证送达。显然，被上诉人若真想把有关事实和文件通知并送达上诉人的话，采用直接送达和在被上诉人单位公证送达的方式远比采用邮寄送达的方式要容易的多，而被上诉人却采用了上诉人有可能收不到的邮寄方式。第二，被上诉人如果真的想把有关事实通知上诉人、将有关文件送达上诉人的话，采用在被上诉人单位张贴公告的方式远比采用登报公告的方式送达的效果要好的多，被上诉人单位的任何一个职工都能看到，上诉人及其配偶又怎能看不到，其在被上诉人单位可能造成的轰动效应是可想而知的。而被上诉人却采用了不容易被上诉人看到的登报公告方式。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当时是在有意隐瞒事实真相，根本就不想送达上诉人，更不想让上诉人知道。这个送达公告，显然是被上诉人企图蒙蔽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的有意策划。（5）对证据26收条一份，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证实该收条是2012年8月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社保手册送交给上诉人时，上诉人签收的，上诉人认为该收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上述证据经过一审法院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进行了充分的法庭质证和辩论。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官在判决书中对庭审证据质证的歪曲事实的描述和证据认证，显然是一种有意渎职的枉法行为。错误之六：一审判决书第3页第2行：“2008年9月，原告到西湖区就业管理服务处咨询查档，获悉西湖区就业管理服务处已根据被告的内部管理文件《关于解除纪学慧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将原告作为失业人员来接收和管理其人事档案，原告的各项社会保险也已被单位停缴。原告多次与被告领导口头交涉未果。2008年9月11日，原告向杭州市西湖区就业服务处递交《关于将我（纪学慧）的人事档案退回杭州市钱江三桥管理处（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的请求》。”一审判决书的上述陈述是不对的，歪曲了上诉人在一审《人事起诉状》中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在一审《人事起诉状》中的真实意思表示是：①2008年9月8日，上诉人获悉其人事档案已被转到杭州市西湖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下属机构西湖区就业服务处。经上诉人本人到西湖区就业服务处咨询查档，获悉西湖区就业服务处是根据被上诉人的内部文件《关于解除纪学慧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将上诉人作为失业人员来接收和管理其人事档案的；同时，上诉人还获悉其各项社会保险也已被单位停缴。于是，上诉人找被上诉人有关领导口头交涉，请求单位妥善解决，但被上诉人一直不予理睬。②2008年9月11日，上诉人向杭州市西湖区就业服务处递交《关于将我（纪学慧）的人事档案退回杭州市钱江三桥管理处（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的请求》，告知西湖区就业服务处，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正式职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于1999年11月24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长期聘用合同，该合同于2000年11月30日经杭州市人事局鉴证，至今一直合法有效，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聘用合同关系从未解除的情况下，西湖区就业服务处接收原告档案的依据不足。错误之七：一审判决书第3页第12行：“2008年10月9日，原告向杭州市交通局提交《关于“请求查处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原杭州市钱江三桥管理处）的违法行为，落实引进人才政策，妥善解决我（纪学慧）的工作安排和合理使用问题”的请求》。此后，原告多次向中共杭州市交通局党委、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局纪检组、中共杭州市纪委、监察局等单位进行信访。2013年7月3日，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运输局纪检组作出《信访答复》”是不对的，遗漏和歪曲了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在《人事起诉状》中的真实意思表示是：（1）2008年10月9日，原告向杭州市交通局提交《关于“请求查处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原杭州市钱江三桥管理处）的违法行为，落实引进人才政策，妥善解决我（纪学慧）的工作安排和合理使用问题”的请求》，但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2）2009年9月9日，上诉人向中共杭州市交通局党委、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局纪检组递交了《对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及个别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信》，对《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怀疑其是被上诉人后来伪造的，质疑如下：“①《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的签发日期是2004年2月12日，而律师函的签发日期是在这之后不久的2004年2月20日，但在律师函中却为什么没有提到该《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②杭州市钱江三桥管理处《关于解除纪学慧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的签发日期是2004年4月14日，在该文件中杭州市钱江三桥管理处对《聘用合同》、《托管协议》的签订以及我和杭州市钱江三桥管理处的人事争议均做了反映，但却为什么没有提到该《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③《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本应是杭州市钱江三桥管理处办理停缴我的各项社保手续和转移档案的依据，但在当时杭州市钱江三桥管理处却为什么没有把《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作为依据提交，而是采取变通的手段将《关于解除纪学慧人事托管关系的决定》作为依据提交；④杭州市钱江三桥管理处在整理我的人事档案时，将律师函都存入了我的人事档案，却为什么没有把《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存入我的人事档案；⑤在上述所有该提到《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的文件中都没有提到，所有该用到《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的地方都没有用到，显然该《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是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后来给西湖区就业服务处提交补充材料时所伪造的虚假文件。”此后，上诉人虽然一直在与交通局沟通，每年都数次到交通局主张自己的权利，但每次他们都要上诉人回去等通知却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上诉人于2013年3月11日向中共杭州市纪委、监察局递交《举报信》，请求对中共杭州市交通局党委、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局纪检组的不作为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并督促其尽快受理举报人纪学慧2009年9月9日向中共杭州市交通局党委、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局纪检组递交的《对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及个别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信》。2013年6月11日，上诉人通过邮局向杭州市监察局王宏局长递交了《关于尽快受理我的署名举报信的请求》，再次请求对中共杭州市交通局党委、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局纪检组的不作为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并督促其尽快受理举报人纪学慧2009年9月9日向中共杭州市交通局党委、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局纪检组递交了《对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及个别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信》。之后，在杭州市纪委、杭州市监察局的督促下，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运输局纪检组于2013年7月3日，就上诉人2009年9月9日向中共杭州市交通局党委、中共杭州市纪委派驻市交通局纪检组递交的《对杭州市高速公路管理局及个别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信》做出《信访答复》。错误之八：从一审判决书第2页第1行“原告纪学慧起诉称”开始，到第4页倒数第6行“经济补偿”为止，一审判决书的描述存在诸多错误，歪曲了上诉人一审《人事起诉状》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在一审《人事起诉状》中的真实意思表示详见一审《人事起诉状》。错误之九：一审判决书第13页倒数第7行：“本院认为，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是不对的。上诉人认为，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被上诉人于2008年9月将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交到西湖区就业管理处，其后上诉人才知道被上诉人的这份材料，《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于2008年5月1日实施，应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之一是“确认《解除聘用合同通知书》无效”，上诉人认为，对于2008年5月1日以后的行为，一审判决书不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而适用行为未发生的1995年1月1日的《劳动法》，显然是荒唐的。这是最起码的法律常识，本案一审法官不可能不懂，这进一步证明了其显然是在有意渎职枉法！综上，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n针对纪学慧的上诉，高速公路管理局答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纪学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维持原判。＼n二审举证期限内，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二审新证据。＼n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n另查明：经双方当事人确认，纪学慧现已退休。＼n本院认为，2004年2月，管理处委托律师向纪学慧发出律师函，告知纪学慧解除人事托管关系，要求纪学慧支付代缴的社会保险统筹费用，并明确表示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法律关系，嗣后，纪学慧于2004年2月22日向杭州市交通局递交《关于我的使用问题的请示》，并于2004年2月23日书面答复管理处，认为律师函所称纪学慧与单位在法律上已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是不正确的，表示其没有在单位上班，是单位没有安排其工作所致，并认为单位有义务为其缴纳各项社会统筹费用，同时提出要求单位妥善解决纪学慧的工作及自2000年以来的工资福利待遇问题。就此节事实，表明双方已发生人事争议，原审据此认定双方劳动争议自2004年2月23日已经发生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后，应适用发生争议之时的法律予以解决处理，案涉人事争议发生于2004年，原审法院适用当时已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并无不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六十日内作出。对仲裁裁决无异议的，当事人必须履行。”纪学慧未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提出仲裁申请，其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的处理当属正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n驳回上诉，维持原判。＼n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纪学慧负担。＼n本判决为终审判决。＼n＼n＼n＼n＼n审判长赵为民＼n代理审判员盛峰＼n代理审判员睢晓鹏＼n＼n＼n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三日＼n＼n书记员朱鑫莹＼n＼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