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民终20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第一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4677号。
负责人：杨军，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华，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建玲，女，汉族，1968年11月1日出生，住山东省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强，山东剑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迟方方，山东剑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第一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与被上诉人袁建玲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6）鲁72民初7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保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华，被上诉人袁建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平安保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一审审理程序违法。我公司工商登记中的住所地于2015年6月11日由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67号变更为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4677号，一审法院2016年4月邮寄送达送达起诉状和开庭传票的地址仍为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67号，上述诉讼文书未向我公司送达。2.本案雇主责任险的投保人为袁长青，并非袁建玲，合同法间接代理的规定不适用于保险合同，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对被保险人，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根据该规定，保险合同不允许存在间接代理。相对于合同法，保险法属于特别法，应当优先适用，因此不能以袁建玲与袁长青之间构成间接代理为由，认定袁建玲与平安保险之间存在保险合同。袁建玲起诉所称的船舶为“鲁荣渔2377/2378”，与张军申请宣告死亡案中的“鲁荣渔52377/52378”船号不一致。3.一审法院判决的赔偿数额过高。袁建玲与死者家属达成的赔偿协议书及收款条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两份证据数额也存在矛盾。赔偿协议书中约定的数额超出了依照法律规定袁建玲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袁长青在接受平安保险调查时称，其向两家保险公司投保了责任险，判决由平安保险一家承担，于法无据。
被上诉人袁建玲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平安保险在接到诉状和开庭传票后没有按照确定的开庭时间参加庭审，导致一审法院缺席审理。2.本案所涉保险是雇主责任险，船员张军在发生保险事故的时候，袁建玲是船的实际船东，对保险事故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单中记载的船号与张军申请宣告死亡案中的船号不一致，是因为船号升位所致。3.保险事故发生后，袁建玲一方立即向平安保险报案，并与死者的亲属达成了赔偿协议，平安保险对事故进行了调查，并没有要求参与与死者家属协商赔偿问题。双方达成协议的赔偿数额并没有超过法律的规定。袁长青接受平安保险调查时称投过两份保险，但实际情况是，在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中心支公司所投的保险在张军出事时已经过期，在出事时只有一份保险。
袁建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平安保险给付袁建玲保险理赔款30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鲁荣渔2377/2378”渔船的所有权人原为袁振江，在袁振江于2013年3月28日去世后，袁振江之妻袁建玲作为委托人，将两条渔船的日常经营和管理权委托给了其兄袁长青，由袁长青全面代表渔船经营管理。2013年10月23日袁长青以雇主名义在平安保险处投保了雇主责任险，保险单号为13660001900117419761，保险期间为自2013年10月23日0时起至2014年10月22日24时止，每人赔偿限额为伤、亡均为人民币30万元。2013年12月28日，“鲁荣渔2377”渔船上的船员张军不慎落水失踪，后经一审法院（2014）青海法宣字第91号民事判决宣告张军死亡。袁建玲在赔偿了死者张军家属人民币37万元后，向平安保险进行索赔。平安保险以袁建玲虚假投保和不具有保险利益为由拒赔，双方因而成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鲁荣渔2377/2378”渔船的所有权人为袁长青之妹袁建玲，袁长青具体全权负责两条渔船的日常经营和管理。袁长青作为受托人，其所产生的民事权利和义务，应当由委托人袁建玲行使和承担。袁长青以自己的名义投保雇主责任险，其实质是合同法上的间接代理。平安保险以袁长青不具有保险利益为由拒赔，袁长青便负有了向袁建玲披露保险纠纷的义务，在此情况下，袁建玲依法就获得了向平安保险索赔的权利。其作为袁建玲起诉主体适格，依法并无不当，平安保险拒赔没有法律依据。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平安保险给付袁建玲保险赔偿金30万元。如果平安保险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平安保险负担。
本院查明：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以邮寄送达方式向平安保险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将上述诉讼文书邮寄至平安保险工商登记中的原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67号，张磊于2016年4月6日签收该邮件。一审法院作出本案一审判决后，将民事判决书邮寄至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67号，张磊于2016年5月26日签收该邮件。平安保险确认收到了上述民事判决书。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为保险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二、平安保险是否应当向袁建玲支付保险赔偿金；三、平安保险应支付的保险赔偿金的数额是多少。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将本案一审民事判决书邮寄至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67号，由张磊签收邮件，平安保险收到了民事判决书，可见，法院将诉讼文书邮寄至上述地址并由张磊签收，平安保险能够收到。在此之前，一审法院将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邮寄至上述地址，亦是由张磊签收，应当认定一审法院已将开庭传票送达给了平安保险，平安保险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一审法院缺席审理并不违反法定程序。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鲁荣渔52377/52378”渔船的所有权人为袁建玲，袁建玲委托其兄袁长青负责渔船的日常经营和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依照上述规定，袁长青以自己的名义投保雇主责任险，平安保险拒赔后，袁长青向袁建玲披露与其签订保险合同的平安保险后，袁建玲可以行使袁长青对平安保险的权利。平安保险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根据该规定，保险合同不允许存在间接代理。本院认为，在委托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情况下，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中，委托人袁建玲是“鲁荣渔52377/52378”渔船的船舶所有人，其可能因在船上工作的船员遭受人身损害而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其对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有保险利益，有权要求平安保险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义务。对于保险单中记载的船号与张军申请宣告死亡案中的船号不一致的问题，袁建玲称是船号升位所致。本院认为，袁建玲对于该问题的解释是合理的,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袁建玲一审中提交了赔偿协议书、银行转账凭据和死者张军近亲属出具的收款条，能够证实袁建玲与张军的近亲属达成赔偿协议，并由袁建玲的代理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张军的近亲属支付了赔偿款37万元。袁建玲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平安保险给付保险赔偿款30万元，上述诉讼请求数额并未超出依照法律规定袁建玲应当向张军近亲属承担的赔偿数额。袁长青承认其除了向平安保险投保外，还向另一保险公司投保了雇主责任险。袁建玲称，在本案所涉保险事故发生时，向另一保险公司所投保险的保险期间已过。平安保险没有提交证据证实袁建玲曾自另一保险公司取得保险赔偿，因此，其无权以袁长青曾向其他保险公司投保为由拒绝支付保险赔偿金。
综上所述，平安保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审判程序合法，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第一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董 兵
代理审判员 冯玉菡
代理审判员 赵 斐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李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