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民再30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欧敏静，女，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伟建，男，汉族，住连州市，系欧敏静父亲。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伟杰，男，汉族，住广东省连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灿强，男，汉族，住广东省清新县，系黄伟杰的姐夫。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富强，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清远市阳山县。
法定代表人：莫应基，理事长。
再审申请人欧敏静因与被申请人黄伟杰及原审第三人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8民终1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已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2018）粤民申51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欧敏静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其解除合同的权利消灭，属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曲解形成权、除斥期间。我国现行法律对合同解除的期间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的规定。由于黄伟杰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所以欧敏静在黄伟杰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完毕前的任何时间都可以提出解除合同，要求黄伟杰返还股权。第二，错误理解“合理期限内”。《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上述法律规定的“对方”，可以是欧敏静，也可以是黄伟杰。本案中欧敏静的对方是黄伟杰，如果黄伟杰催告了欧敏静，那么欧敏静就要在“合理期限内”行使解除权，否则，欧敏静的解除权消灭。黄伟杰在一、二审中从来没有提出过已经“催告”过欧敏静是否解除合同，更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已经“催告”过欧敏静。因此，欧敏静不存在“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解除权”的情况，更不存在合同解除权归于消灭的后果。二审判决认为欧敏静解除合同的权利归于消灭错误。第三，本案和欧阳伟建诉黄惠芬一案中，大量的事实和证据证明，欧敏静与黄伟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转让的是挂名股东的挂名股权，黄伟杰受让的股权是代持股权性质。因此，黄伟杰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没有参与连州市俊达矿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达公司）的经营管理。二审法院明知欧敏静与黄伟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不是真正的股权转让，而是虚假的股权转让，虚假的目的是为了规避贷款规定，获得高额贷款，所以《股权转让合同》应属无效合同。黄伟杰持有的股权属代持股权性质，黄伟杰不予返还，属不当得利。依不当得利的处理原则，黄伟杰也应该返还股权。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申请再审期间，欧敏静提交如下证据：
1.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803行初106号行政判决书，证明黄伟杰、黄惠芬用欺骗的不正当手段以俊达公司名义取得的《刻章许可证》被依法撤销；驳回原告黄伟杰、黄惠芬以及黄伟杰、黄惠芬以俊达公司的名义起诉连州市公安局请求撤销【连（公）行撤字[2017]第00001号】《撤销决定》的诉讼请求。
2.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8行终21号行政判决书，证明黄伟杰、黄惠芬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公章刻制许可证的事实清楚，连州市公安局撤销决定实体处理正确；黄伟杰、黄惠芬以及黄伟杰、黄惠芬以俊达公司名义提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中院不予支持。
3.连州市公安局20180809001号《治安管理大队告知书》，证明连州市公安局于2018年7月10日对黄伟杰、黄惠芬以欺骗手段骗刻俊达公司的公章予以收缴，并提供被收缴的公章式样；黄伟杰在一、二审期间用骗刻的公章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
4.俊达公司结算业务委托书，证明俊达公司从成立起至今由欧阳伟建控制和经营管理。
5.俊达公司支票、进账单，证明俊达公司从成立起至今由欧阳伟建控制和经营管理。
6.俊达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俊达公司同意欧敏静与黄伟杰解除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同意黄伟杰返还俊达公司60%的股权给欧敏静；黄伟杰返还60%的股权给欧敏静不影响俊达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俊达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7.2013年9月没有我方签名的《股权转让合同》，证明其只是叫黄伟杰代持，所以黄伟杰没有持有股权转让合同。
8.刑事控告书。
上述证据证明俊达公司从成立到今天为止都是由欧阳伟建持有经营管理，所有权在欧阳伟建手上从未变更，并不因为签订了所谓的股权转让合同而改变了事实。
黄伟杰辩称,第一，黄伟杰与欧敏静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股权转让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黄伟杰已依法取得了俊达公司60%的股权，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从欧敏静一审提交的证据及诉请中亦可推知该事实。欧敏静的主张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庭不应采信。1.2013年9月21日俊达公司开股东会，欧敏静同意将其持有的60%股权转让给黄伟杰，黄伟杰受让是经另一股东黄惠芬同意并放弃优先购买权，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明确黄伟杰以60万元为对价及债权债务均由黄伟杰承担为前提，从欧敏静处购得该股权，并办理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黄伟杰取得股东资格后，以俊达公司股东身份同意以俊达公司名义为欧敏静父亲欧阳伟建向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提交了股权质押及个人保证等贷款所需文件，并于2013年10月9日与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借款合同》为欧阳伟建取得借款。2.一审、二审中，欧敏静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本人是将俊达公司股权挂在黄伟杰名下，双方为股权代持关系而非真实的股权交易，相反，欧敏静于一审中提供了证据证实其已履行合同义务，黄伟杰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第二，欧敏静请求解除合同的权利因除斥期间已归于消灭，欧敏静已放弃解除合同的权利，并且该合同亦不具有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情形，欧敏静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1.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在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合同期限的情形下，权利人没有在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基于解除权属于除斥期间的性质，该权利归于消灭。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合同解除权作为形成权，在性质上属于除斥期间，解除权于预定存续期间届满或合同当事人以其言行放弃而当然消灭，欧敏静行使解除权的合理期限为一年，即自2014年10月8日因期限届满已消灭。2.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合同的解除权的行使方式为通知与进行批准、登记，本案中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对解除权进行约定，欧敏静如要解除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只需要在法定期间内向黄伟杰作出意思表示即可，而非通过诉讼（经法院)行使该权利，至于对合同解除有争议，合同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欧敏静截止到一审起诉之日接近三年期间，从未向黄伟杰作出过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而直接向法院要求以国家强制力判决解除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3.欧敏静的解除权于2013年10月9日就已成就，而从欧敏静一审期间提交俊达公司的证明及欧敏静于2016年12月20日问话笔录陈述其本人委托欧阳伟建（即欧敏静父亲）向黄伟杰追收股权转让款。姑且不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国泰世华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盈达电子商务软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认定合同解除权早已成就的情况下，如权利人仍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应视为欧敏静放弃合同解除权，可见，欧敏静该主张及证据，已构成对放弃解除权的自认。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欧敏静的无理请求。
黄伟杰对欧敏静申请再审期间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至证据6六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据7的真实性不认可。
欧敏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欧敏静、黄伟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判令黄伟杰返还俊达公司60%的股权给欧敏静；3.案件诉讼费由黄伟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俊达公司是于2010年9月8日依法成立的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壹佰万元，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欧敏静、黄惠芬。其中欧敏静占股60%，黄惠芬占股40%。法定代表人为黄惠芬。
从欧敏静提供的《连州市俊达矿产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连州核变通内字[2013]第1300xxxxxx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反映，2013年9月24日，欧敏静作为转让方（甲方）与黄伟杰为受让方（乙方）在俊达公司会议室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下称“合同”），合同主要约定：第一条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1、甲方同意将持有的俊达公司60%的股权共60万元出资额，以6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2、乙方同意在本合同订立十五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甲方所转让的股权。第三条盈亏分担：本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乙方即成为俊达公司的股东并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第五条合同的变更与解除：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合同；3、由于一方或二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第六条争议的解决：1、与本合同有效性、履行、违约及解除等有关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2、如果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可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合同签订当日，甲方配合乙方到连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股东欧敏静变更为黄伟杰，认缴出资额60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60%，实缴出资额60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货币。
黄伟杰已将其持有俊达公司60%的股权出质给了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出质人登记为黄伟杰。
另查明，欧敏静与欧阳伟建系父女关系，欧敏静承认本案欧阳伟建提交的委托书是其委托其父亲所签，并当庭补办了一份其签名的委托书；同时承认本案的起诉状“欧敏静”签名是其委托欧阳伟建代签，内容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从欧敏静提供的俊达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可见，欧敏静在转让其股份60%给黄伟杰后分别曾于2014年8月23日和2016年1月1日向黄伟杰追收过股份转让款这一事实。同时证明欧敏静转让60%的股份给黄伟杰后，公司的债权、债务、财产情况没有发生变化，同意解除股份转让合同，并同意黄伟杰将股份返还给欧敏静。
从欧敏静提供的《报警书》和《报警回执》以及报警时公安机关提供的刻制公章申请表反映，俊达公司己经向连州市公安局北湖派出所报警称：俊达公司是由欧阳伟建出资100万元设立，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账簿、银行账簿、银行账户和印鉴等财产由欧阳伟建负责经营管理和保管。同时声明俊达公司公章自成立至今没有遗失，对以欺骗手段重新刻制本公司的公章不予认可并请求公安机关依法追回、封存违法骗刻的公章并对行为人欺骗公安机关骗刻公章的行为予以处理。连州市公安局北湖派出所己经受理该报警。刻制公章申请表记载，印章名称“连州市俊达矿产品有限公司”，申请理由，遗失公章，要求申请新公章，经办人，黄伟杰。右下角标注年月日的简写16.7.20字样。
黄伟杰于2016年11月14日提交一份以新刻制的俊达公司公章出具的《法律声明》，内容如下“一、我公司从来没有出具过这两份证明，这两份证明所用公章不是我公司的公章。二、欧敏静在股权转让给我公司股东黄伟杰后，在起诉前从来没有向黄伟杰追索过转让款。三、欧敏静在股权转让给黄伟杰后我公司的债权债务和财务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股权并非转让前的股权。如果返还股将将损害公司、公司债权人、公司其他股东即公司员工等众多利害关系人的权益，所以我公司不同意解除合同，也不同意将股权返还给欧敏静。”
2016年12月29日，欧敏静提交补充意见。由于黄伟杰没有支付股份转让款，所以其本人委托欧阳伟建对俊达公司一直经营管理至今。欧阳伟建在经营管理俊达公司过程中，于2013年间以俊达公司的名义，用其转让给黄伟杰的60%的股权向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提供质押贷款，质押所借款项的本金和利息由欧阳伟建负责支付。并同意本院判令黄伟杰归还60%的股权后，向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提供质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股权转让合同是否解除及黄伟杰依合同取得的股份是否返还；二是黄伟杰向欧敏静返还股份对俊达公司和俊达公司的债权人是否造成损害。
欧敏静、黄伟杰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无效的情形，合法有效。欧敏静、黄伟杰双方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欧敏静按约定将持有俊达公司60%的股权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权转让和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但黄伟杰没有按照约定向欧敏静支付6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黄伟杰的行为己构成违约，致使欧敏静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欧敏静请求解除欧敏静、黄伟杰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并请求返还己转让的股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理由充分，予以支持。
对黄伟杰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问题。本案欧敏静的诉请是解除欧敏静、黄伟杰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而不是向黄伟杰追收股权转让款，对债权请求权法律明确规定二年的诉法时效和诉讼时效出现中断重新起算的规定，但对解除合同请求权，合同法和民法通则只规定了解除合同的情形，并没有规定解除合同的诉讼时效。而且，解除合同请求权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四）项规定的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况且欧敏静提供的证据证实其于2014年8月间、2016年1月间曾向黄伟杰主张过权利，诉讼时效出现中断重新起算，欧敏静并没有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主张权利。因此，黄伟杰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欧敏静起诉状是否其的真实意思表示问题。欧敏静的问话笔录证实，本案是其委托其父亲欧阳伟建代理，对欧阳伟建的代理行为均予追认，起诉状的内容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因此，黄伟杰以起诉状不是欧敏静本人签名为由，提出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对黄伟杰提出欧敏静在没有和其协商一致，签订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是不能根据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请求法院解除合同的问题。欧敏静、黄伟杰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五条约定，由于一方或二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合同。第六条约定，与本合同有效性、履行、违约及解除等有关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可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若然欧敏静、黄伟杰双方能友好协商签订协议解除合同和返还股份，则欧敏静根本不需向法院提出诉讼，正因为欧敏静、黄伟杰双方不能协商签订解除合同的协议，欧敏静按第六条的约定向法院提出解除合同，这正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且欧敏静、黄伟杰双方并没有约定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适用，即使有此约定，也因排除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因此，黄伟杰提出双方没有签订解除合同的协议，欧敏静不能请求法院解除合同以及本案排除合同法第94条适用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欧敏静、黄伟杰双方均提供俊达公司出具的证据认定问题。从证据形成的时间看，欧敏静提供俊达公司出具的证据是2016年7月18日，黄伟杰提供俊达公司出具的证据是2016年11月4日；从俊达公司出具证据所使用的公章刻制的时间看，欧敏静提供证据的用章是俊达公司设立时，依法刻制的公章，黄伟杰提供证据的用章，是黄伟杰于2016年7月20日以俊达公司遗失公章为由重新刻制的公章；从俊达公司设立时设立股东占股比例和公司设立时经营的情况看，欧敏静出资60万元占股60%，是大股东，俊达公司设立时由欧敏静经营管理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从欧敏静、黄伟杰履行股份转让合同的情况看，因黄伟杰没有向欧敏静支付股权转让款，造成欧敏静没有将俊达公司的公章和经营管理权移交给黄伟杰，令黄伟杰无法行使股东的权利，符合情理；从俊达公司设立时注册资金的来源情况看，俊达公司设立时，股东欧敏静、黄惠芬的注册资金是欧阳伟建从连州市捷通担保公司转到欧敏静、黄惠芬名下（欧阳伟建诉黄惠芬股权纠纷案证据）。因此，欧敏静提交俊达公司的证据证实，由于黄伟杰没有支付股份转让款60万元，所以欧敏静委托俊达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欧阳伟建对俊达公司从设立时起一直经营管理至今，符合客观事实，予以采纳。此外，根据欧敏静提供俊达公司与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对账单和俊达公司的记账凭单证实，从2010年9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俊达公司每月都自行记账和与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账，对账和记账所使用的公章是俊达公司设立时依法刻制的公章，俊达公司的公章从来就没有遗失。黄伟杰知道、应当知道俊达公司的公章和经营管理从设立时起一直由欧阳伟建负责，黄伟杰在没有征得俊达公司公章保管人和实际经营人证实俊达公司公章遗失的情况下，擅自以遗失公章为由申请刻制俊达公司的公章，黄伟杰申请重新刻制公章的事实和理由不存在，黄伟杰采用隐瞒事实的方法取得刻制而来的公章并从此产生和形成的所有证据，来源不合法。因此，黄伟杰向一审法院提供盖有俊达公司重新刻制公章的法律声明的证据，不予采纳，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欧敏静提供俊达公司设立时依法刻制的公章而形成的证据，合法有效，予以采纳，可作本案的定案依据。欧敏静提供的证据证实，其虽然将股权登记到黄伟杰名下，但由于黄伟杰没有向欧敏静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受到欧敏静限制其股东权利，令黄伟杰没有参与对俊达公司的经营管理，其股东资格形同虚设，俊达公司实际上仍由欧敏静及其委托的实际出资人欧阳伟建行使股东权利。况且，黄伟杰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经营俊达公司和有效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和证据，黄伟杰提出继续履行合同，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
根据欧敏静提供俊达公司出具的证据，俊达公司由欧敏静及其委托的实际出资人欧阳伟建从设立时起至今负责经营管理，欧敏静转让60%的股份给黄伟杰后，公司的债权、债务、财产情况没有发生变化，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并同意黄伟杰将股份返还给欧敏静。因此，为维护俊达公司的稳定和正常经营，保护俊达公司债权人和员工的合法权益，对黄伟杰提出第四、第五点抗辩理由不予采纳。
对欧敏静提交补充意见，同意一审法院判令黄伟杰归还60%的股权后，向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提供质押，欧敏静该意思表示是其对自己民事实体权利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予以准许。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一、解除欧敏静与黄伟杰于2013年9月24日签订的《连州市俊达矿产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二、限黄伟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返还俊达公司60%的股权给欧敏静；三、欧敏静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将黄伟杰返还的60%的股权质押给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本案受理费9800元，由黄伟杰负担。
黄伟杰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广东省连州市人民法院（2016）粤1882民初744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欧敏静的起诉;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欧敏静承担。
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围绕上诉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根据黄伟杰的上诉请求与欧敏静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连州市俊达矿产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应否解除。
本案中，欧敏静与黄伟杰签订的《连州市俊达矿产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性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欧敏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前述合同。对此，二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有法定期限和当事人约定期限两种。无论法定期限还是约定期限，合同解除权作为形成权，在性质上都属于除斥期间，解除权于预定存续期间届满当然消灭，合同解除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定“解除合同请求权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四）项规定的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是对合同解除权的定性不当，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其次，行使合同解除权会引起当事人权利义务的重大变化，如果拥有合同解除权一方长期不行使该权利，且允许其在任何时间行使该权利，就会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及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属于典型的商事行为，在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情况下，对解除合同期限的确定应当比通常的民事行为更加严格。如前所述，解除合同特别是解除已经完成股东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合同，攸关包括社会经济秩序稳定及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利益，权利人在行使该权利时，不仅要在法律规定、双方约定或合理的期限内行使，而且在形式上应当完备严格、内容上应当明确具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五条，在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合同期限的情形下，权利人没有在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基于解除权属于除斥期间的性质，该权利归于消灭。本案中，黄伟杰没有在2013年10月9日前支付6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欧敏静，已经构成违约，此时欧敏静享有经催告黄伟杰履行义务后在合理期限内解除合同的权利。欧敏静以俊达公司于2016年7月18日出具的“证明”主张其在2014年8月23日和2016年1月1日以来多次向黄伟杰追收股权转让款，并以此主张其曾向黄伟杰要求解除合同，黄伟杰对欧敏静的主张不予认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义务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权利人催告后仍不履行的，权利人取得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此时合同并不当然解除，而是需要权利人另行将具备解除合同内容的通知送给义务人，且解除合同的通知要到达义务人时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后果。欧敏静提供的“证明”主张的是债权请求权，不是合同解除权，其内容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欧敏静在诉讼中陈述的事实以及提供的其他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曾自2013年10月9日直至起诉时两年八个月多期限内向黄伟杰主张过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已经明显超过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其解除合同的权利归于消灭。因此，一审法院判令解除涉案《连州市俊达矿产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不当，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黄伟杰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错误，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广东省连州市人民法院（2017）粤1882民初74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欧敏静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均由欧敏静负担。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2018年8月14日，连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作出编号为20180xxxxxx号《治安管理大队告知书》，该告知书内容为：“连州市俊达矿产品有限公司：贵公司‘连州市俊达矿产品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18日到公安机关备案刻制防伪公章一枚，公章全称为‘连州市俊达矿产品有限公司’（防伪编号为44188xxxxxxxx），该公章已于2018年7月10日被治安大队收缴。”
再审庭审中，黄伟杰称以俊达公司名义向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的款由欧阳伟建支配使用。欧敏静的代理人欧阳伟建称其后来已经还清了该笔贷款。黄伟杰也承认是欧阳伟建归还贷款，是否还清其不清楚。
一审查明的涉案股权转让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从欧敏静申请再审的意见及黄伟杰的答辩意见看,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欧敏静请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要求黄伟杰返还俊达公司60%股权的理由是否成立。本案欧敏静与黄伟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一、二审判决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欧敏静、黄伟杰双方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签订后，欧敏静已按约定将其持有的俊达公司6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黄伟杰名下，但黄伟杰没有按约定向欧敏静支付股权转让款，黄伟杰的行为己构成违约，并导致欧敏静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欧敏静有权解除其与黄伟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该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目前法律未有对股权转让合同规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而本案欧敏静与黄伟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也未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故本案关于欧敏静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那么本案首先要考察欧敏静的对方黄伟杰有否催告欧敏静行使合同解除权？从案件事实看，本案没有证据显示黄伟杰曾经催告欧敏静行使合同解除权，欧敏静行使合同解除权不存在合理期限的限制问题，故欧敏静于2016年7月2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涉案合同，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其请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成立，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二审判决认为欧敏静超过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故欧敏静请求黄伟杰返还俊达公司60%的股权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欧敏静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五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8民终1845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连州市人民法院（2017）粤1882民初744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黄伟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黄伟杰负担。
审判长 林修凯
审判员 黄湘燕
审判员 杨 靖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钟阳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