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81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女，1947年10月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某（李某2之女），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青江，北京旭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3，男，1948年4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4，男，1949年11月2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5，男，1956年7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6，女，1954年7月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7，男，1952年8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某，男，1984年6月3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兼肖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女，1943年8月15日出生。
上诉人李某2与被上诉人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李某7、肖某、李某1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作出（2014）西民初字第18338号民事判决，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李某7、李某1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0日作出（2015）二中民终字第09700号民事裁定，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经重审于2016年5月24日作出（2015）西民初字第35164号民事判决，李某2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某、吴青江，被上诉人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李某7及被上诉人兼肖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2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父母李某、黄某本意就是要把北京市西城区×××5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让给李某2所有，二人书写的《证明书》真实意思是李某2为诉争房屋实际购买人，且两位老人将房屋全部所有权让给李某2所有。该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理应得到尊重和执行。诉争房屋系李某2借用父亲名义购买，购房款全部由李某2交纳，父亲的遗嘱公证和母亲赠与公证系履行房屋过户手续。
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李某7、肖某、李某1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某2上诉请求。购买诉争房屋使用了李某的工龄，李某2交的房款是居住房屋的房租，父亲不可能背着众子女把房子给李某2，遗嘱公证书已经被撤销。
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李某7、肖某、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七人各自享有诉争房屋14.29%的所有权份额。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与黄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八名子女，即李某1、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李某7、李某8、李某2。李某于2001年3月5日去世，黄某于2013年10月6日去世。李某8（曾用名李庆山）于2010年2月20日去世，其与前妻肖某1生有一子肖某（曾用名李元）。诉争房屋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5号，建筑面积为78.4平方米。
1998年11月16日，中国地质科学院与李某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其中约定：中国地质科学院将诉争房屋以成本价出售给李某，李某一次性付房价款20923元、公共维修金数额为1646元。同日，李某交纳购房款21278元及维修基金1703元。2001年11月1日，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登记为李某。
2003年2月28日，原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现名称为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出具（2003）西证字第0726号公证书，公证内容为：“查李某于二〇〇一年三月五日在北京市死亡，死亡后在北京市西城区×××5号遗留有楼房叁居室壹套（系与妻黄某共有财产）。死者生前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与妻黄某共同立有遗嘱，将上述房产指定由李某2继承，有见证人李某9、高某作证。根据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及李某遗嘱，死者李某所遗留的上述遗产份额应由其女李某2继承。”另查，在该公证档案卷宗中存档1998年11月15日李某、黄某署名的证明书一份，内容如下：“我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年人，从四十年代起工作到现在已六十年。没有拿过老家什么财产和宝贝，都是靠自己两手空空过日子，勉强养大了八个子女，只靠自己很少的工资过着清茶淡饭的生活，直到现在也无能力买什么宝贵的财产，现在只有剩余一点点退休养老金在身边备用，治病养老，无能力买什么房屋。好在社会主义好，目前八个子女都成家立业，有工作，有职业，也有住宅。只有第三个女儿下乡插队十几年才能回来，没有房子住。所以我们能以工龄买的房子，只有让给她靠自己的工资来买了。我们两个老人年老无用总得靠女儿照顾帮忙。由此他们自己出钱买的房屋，除了我俩有生之年能居住一间外，其余谁都不许居住，这是我俩的嘱咐，坚记！”上述内容成一段落，在该段内容左下方另起两行分别记载：“（房子的产权由李某2继承）；北京西城区×××5号。”上述独立成行的文字上单独加盖了黄某与李某人名章。整篇证明书文末落款处另有李某、黄某的签名及盖章，及见证人李某9、高某的签字。落款时间为1998年11月15日。此外，该《证明书》右下角有居委会证明人刘某及金某签名，落款日期为2000年8月5日。另外，公证卷宗还包括2003年2月25日公证处与黄某的接谈笔录，其中黄某称：“被继承人李某于2001年3月5日去世，生前立有遗嘱，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立的遗嘱，李某、黄某夫妻共同立的，由黄某书写，双方签名、盖章，还按了手印。当时有李某的堂弟李某9、其妻高某在场作证，事后又于二〇〇〇年请居委会的刘某、金某作证。上述房产留给女儿李某2继承并写了原因。当时未发产权证，我们咨询过，要求提供产权证，所以没公证”。另有2003年2月25日公证员与李某9、高某进行的接谈笔录，李某9、高某称：“我们是李某的堂弟、堂弟媳，李某遗嘱的内容是将他们夫妇在北京市西城区×××5号的楼房三居室给女儿李某2，立遗嘱时李某的身体及精神状况正常。由于我们经常往来，从五十年代就交往密切，因为我们在北京就这一个哥哥。为继承人的事他和我们商量过，立遗嘱时打电话叫我们过去的。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立的遗嘱，李某、黄某夫妻共同立的，由黄某书写，双方签名、盖章，还按了手印，我们在场”。
遗嘱公证书出具当日，原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还出具（2003）西证字第0727号公证书，对2003年2月21日黄某与李某2签订赠与合同书的行为进行公证，该公证书记载：“申请人黄某与丈夫李某是北京市西城区×××5号楼房叁居室壹套的产权人（产权登记在李某名下），为将其中属于自己的份额赠与女儿李某2，双方于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向我处申请办理房产赠与公证。经查，赠与人黄某与受赠人李某2协商一致签订了前面的《赠与合同书》，双方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合同项下标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转让条件。兹证明黄某与李某2于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来到我处，在本公证员的面前，签订前面的《赠与合同书》。上述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有关规定。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该公证书中包含《赠与合同书》一份，赠与人为黄某，受赠人为李某2，内容为：“赠与人黄某是北京市西城区×××5号楼房壹套的产权人之一（此产权为夫妻共同财产，登记在丈夫李某名下），现欲将上述房产中属于自己的份额赠与女儿李某2，经赠与人与受赠人协商，自愿订立本合同：一、赠与人黄某自愿将上述北京市西城区×××5号楼房壹套中属于自己的份额赠与三女李某2，作为其个人财产。李某2同意接受赠与。二、赠与人、受赠人均保证此赠与系无偿，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三、上述房屋所有权转移时间，以房屋管理部门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为准。四、本合同一式三份，立约双方各执一份，一份由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存档。”
2003年6月4日，房屋所有权人变更为李某2。
2015年9月29日，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出具（2015）京国立证决字第0009号“关于对李某1、李某3、李某4、李某5肆人递交的《复查申请书》的答复”，其中记载：“李某1、李某3、李某4、李某5于二〇一五年六月四日向我处提出申请，对其母亲黄某、其姐妹李某2于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本公证处办理的（2003）西证字第0726号继承公证书、（2003）西证字第0727号赠与合同公证书提出异议，申请予以撤销。经查，黄某、李某2于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向本公证处（注：我处原名为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后改名为北京市国立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公证、赠与合同公证。我处负责接待的公证员为黄某、李某2办理继承公证、赠与合同公证时，黄某、李某2神志清晰，思维及语言表达能力均正常，《办理国内公证申请表》由黄某、李某2本人填写并签名，接待公证员当场制作《公证处接谈笔录》、《赠与合同书》，经黄某、李某2确认后，分别在《公证处接谈笔录》、《赠与合同书》上签名。针对李某（黄某之夫、李某2之父）的遗嘱（证明书），公证员向见证人、代书人、相关人进行询问并制作《公证处接谈笔录》，由相应被接谈人确认后签名。现李某1、李某3、李某4、李某5向我处提出李某遗嘱（证明书）落款日期为1998年11月15日，当时李某尚未购买遗嘱（证明书）中所涉及的房产，且李某的遗嘱（证明书）中关于遗产处理部分内容有添加的痕迹，公证处多次组织争议相对人进行沟通，争议相对人对该遗嘱（证明书）有效性仍存在争议。当事人之间对申请公证的事项有争议经沟通、调解无效，应通过司法裁判途径解决。综上，经本处研究决定：决定撤销（2003）西证字第0726号继承公证书。赠与公证是公证处依法证明赠与人与受赠人签订赠与合同真实、合法的行为。依据黄某、李某2办理赠与公证的申请，我处出具的（2003）西证字第0727号赠与合同公证书无不当之处，经本处研究决定：不予撤销（2003）西证字第0727号赠与合同公证书。……”
一审审理中，李某2主张其系诉争房屋的实际出资人，父亲李某与母亲黄某已经立遗嘱确认诉争房屋的产权由其继承。为证明该主张，李某2向法庭提交了落款日期为1998年11月15日的《证明书》原件和《收条》原件。《证明书》内容与公证档案中的证明书内容一致，该原件可见，独立成行的“（房子的产权由李某2继承）北京西城区×××5号”字样与前一段落文字的间距略有不同，该两行字上单独加盖了黄某与李某人名章，但此处李某人名章与证明书文末落款处李某人名章使用的并非同一字体。《收条》载明：“今收到女儿李某2房款贰万贰仟玖佰捌拾壹元伍角玖分”。落款处有李某、黄某的签名及李某人名章，该处人名章与证明书文末处李某人名章字体一致。李某1等七人不认可上述《证明书》及《收条》的真实性，并在原审案件中申请对李某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摇号确定的结果，法院委托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根据双方分别提交的样本，该中心出具鉴定报告，结论为：《证明书》及《收条》上的签名字迹“李某”与样本上李某的签名字迹为同一人所写。
为进一步查清事实，原审法院依职权向金某、刘某就其在证明书上签字情况进行调查，刘某表述如下：2000年黄某亲自找到居委会，表示因李某2一直照顾李某和黄某，想将×××5号房屋给李某2，因公证处要求黄某也签字，她特意让金某与刘某进行见证，刘某印象中证明书下方两行字“房子的产权由李某2继承，北京西城区×××5号”的字样是当时黄某亲笔写的，写完后其与金某方签的字。金某表示：情况与刘某所述一致，黄某找到她们主要是见证她本人在证明书上签字，因为原来只有李某的签字，没有她的，公证处不认可。
就对李某的赡养问题双方各执一词，李某1等七人表示1985年至1997年间，李某、黄某与李某5共同生活，1998年后与李某2、李某8居住诉争房屋，双方均尽了赡养义务；李某2确认李某、黄某自1998年后与其共同生活，日常生活由其照顾，逢年节、假日其他子女也回来照顾，在一段时期内每人每月向李某支付生活费50元，直至2003年，李某住院期间子女轮流照料。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虽为所有权确认纠纷，但其中不仅涉及房屋出资与所有权的关系，还涉及继承法律关系及赠与合同关系。
争议焦点一：李某2对房屋是否实际出资及其性质。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李某2作为遗嘱提交的证明书及收条，经鉴定，其上李某的签名为其本人所写，鉴定系依据双方各自提供的样本进行比对后得出的结论，因此法院对鉴定结论予以采信。双方虽对证明书部分笔迹是否为事后添加存在质疑，但证明书第一段落为完整段落，该证明书经鉴定文末落款处为李某签名，而文字又为黄某书写，因此对于第一段落部分应认定为李某与黄某表达的真实意思。该段落明确记载了诉争房屋购买除使用了李某、黄某工龄外，实际购房款由李某2支付，收条为李某、黄某收取李某2购房款之凭证，因此可以认定李某2确支付了诉争房屋购房款，但该房屋为成本价售房，实际支付的房款中折抵了购房人工龄优惠，支付的购房款并非购房时房屋实际价值，而目前并无证据显示李某、黄某与李某2存在借名买房之约定，且从此后办理相关遗嘱、赠与公证的行为可知，双方仍认可房屋所有权应为李某、黄某，而非李某2借用李某名义购房，因此仅凭借李某2支付诉争房屋购房款不能据此认定房屋所有权归属为李某2，房屋应属于李某、黄某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同财产，就李某2支付的购房款可按照债务关系另行主张。
争议焦点二：证明书是否为李某有效遗嘱。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原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虽以（2003）西证字第0726号公证书对李某就诉争房屋继承事宜进行了公证，但该公证书已于2015年9月9日被该公证处撤销，即目前不存在有效公证遗嘱。就李某2作为李某遗嘱提交的证明书原件，双方对其中关键的“（房子的产权由李某2继承）北京西城区×××5号”字样书写时间存在重大争议。法院认为证明书第一段文字主要阐述了诉争房屋的房款由李某2支付，及不允许他人居住房屋。该段文字最后为“坚记”二字，从文字使用、情感表达而言，应为对一段陈述的终结。而争议的两行文字不仅与前一段落表达上存在不连续性，行距亦存在差异，且该文字上并无李某签名，只有人名章，但该处加盖的李某人名章恰与文章落款部分人名章并非同一字体，即并非同一印章，根据书写惯例，在同时书写一段文字时应使用相同签字或印章，因此明显不同的印章足以使人产生合理怀疑，即该段文字与证明书其他内容并非同一时间所写，另外结合证明人刘某、金某所述其印象中该文字系在其二人见证时由黄某书写的情节，及公证接谈笔录中其二人表述见证时未见李某本人的情节，法院认为该文字并非李某于1998年11月15日在书写证明书时所写，而系此后黄某添加。依照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鉴于书写该文字时不符合代书遗嘱的要件，因此不能以此作为李某生前对诉争房屋所有权的有效书面遗嘱，而就见证人所述李某表示房屋所有权归李某2所有一节，无书面遗嘱佐证，该情节非紧急情况，故亦不符合口头遗嘱之要件，因此就房屋中属于李某的份额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李某去世后，作为其配偶的黄某及作为其子女的本案当事人，均系其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李某1等七人所述李某2伪造遗嘱，应剥夺继承权一节，现并无充分证据表示李某2存在上述情节，故对此项主张法院不予采信。而就黄某而言，其系证明书书写人，法院现系根据举证责任推定黄某添加内容的时间，添加内容仅因不符合代书遗嘱要件未被确认，且考虑到黄某与李某共同生活多年，对其了解扶助较多，证明书中李某亦表达了房屋由李某2居住的意愿，因此黄某根据自己意愿及自行理解的李某意图添加相关内容虽不妥，但无主观利己意图，尚不构成伪造遗嘱情节严重，因此法院认为保留其继承份额较妥。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根据双方当事人所述，李某5、李某2、李某8均与李某、黄某共同居住过，但其他子女亦通过看望、生病期间照料、支付生活费等方式对李某履行赡养义务，因此法院认为诉争房屋属于李某的二分之一份额应在继承人中平均分配，即由黄某、李某1、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李某7、李某8、李某2各继承十八分之一，李某8去世后其应得份额应由其子肖某继承。
争议焦点三：黄某对李某2就诉争房屋的赠与是否有效。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黄某生前与李某2签订赠与合同书，将诉争房屋属于其本人的份额赠与李某2，李某2接受赠与，公证机关对此行为进行了公证，应可认定赠与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有效合同，李某2已经明确表示接受赠与，双方办理了所有权转移登记，因此李某2根据赠与取得黄某对诉争房屋的产权份额，包括黄某本身享有的二分之一共有份额及继承李某遗产所得的十八分之一份额，即十八分之十份额，李某1等七人要求确认该部分所有权归双方共有并无法律依据。
综上，李某2依据继承公证取得的所有权，因公证书被撤销，就李某的房产份额应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处理，继而确认各自所有权份额；李某2依据赠与公证取得的所有权份额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确认。因此现依法确认北京市西城×××5号房屋归李某1、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李某7、肖某、李某2共有，其中李某1、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李某7、肖某各享有共有份额的十八分之一；李某2享有共有份额的十八分之十一。判决：一、确认北京市西城区×××5号房屋归李某1、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李某7、肖某、李某2共有，其中李某1、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李某7、肖某各享有共有份额的十八分之一；李某2享有共有份额的十八分之十一。二、驳回李某1、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李某7、肖某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李某2提交刘某、金某于2016年9月18日出具的《说明》一份，其中载有“事情已过去十几年了，当时的事情经过我们也记不清楚了…就依当时的笔录为准吧”等内容，拟证明一审法院对刘某、金某的调查内容不实。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刘某、金某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应当以一审法院调查为准。经询，被上诉人对李某、黄某于1998年11月15日出具的《收条》真实性均予认可，但称《收条》记载的房款实际属于李某2居住诉争房屋的房租。
一审审理中，证人高某出庭作证证明其与丈夫李某9系李某1998年11月15日出具《证明书》的见证人，并回忆《证明书》主要内容为李某没有钱买诉争房屋，准备让李某2继承后由李某2所有，但必须要李某2出钱购买，并要求李某2负责二位老人养老送终，房屋由李某2继承等。被上诉人表示高某无法完整复述书面证言内容，记不清《证明书》结尾是否有添加内容，故不认可高某证人证言真实性。
二审审理中，当事人双方主要针对涉诉《证明书》的内容真实性，尤其是其中“（房子的产权由李某2继承）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卯区16门5号”字样如何形成存在争议。本院根据合法有效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有关陈述认定如下：首先，关于《证明书》第一段落，即“坚记！”之前的内容。该段落从文章结构上为完整段落，文末落款处有李某签名及名章，签名经鉴定为其本人字迹。此外，双方当事人对于第一段落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因此，本院对《证明书》第一段落内容真实性予以确认，认定该部分内容系李某、黄某二人于1998年11月15日书写。其次，关于《证明书》第一段落之后的“（房子的产权由李某2继承）北京西城区×××5号”内容。李某2主张该部分内容亦系李某、黄某二人于1998年11月15日书写，李某1等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从《证明书》内容及形式来看，《证明书》第一段落由“坚记！”结尾，从文字使用、感情表达而言应为对一段陈述的终结，“坚记！”之后的文字内容从文章格式、行文及感情表达上与上文均存在不连续性；该部分内容单独加盖的人名章经鉴定与文章落款处人名章亦并非同一字体，有违日常书写习惯。以上疑点均显示两部分内容并非同一时间书写形成，“坚记！”之后的文字内容应为后期添加、二次书写形成。结合居委会证明人刘某、金某所述其印象中该部分内容系其二人见证时由黄某书写，以及公证接谈笔录中其二人表述见证时未见李某本人的情节，《证明书》第一段落之后的“（房子的产权由李某2继承）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卯庄16门5号”内容应认定并非李某、黄某二人于1998年11月15日书写，而系2000年8月5日黄某在李某不在场情况下自己添加。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符合法律逻辑及生活经验，认定正确，本院亦予以确认。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因不动产物权的归属，以及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基础的买卖、赠与、抵押等产生争议，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依法受理；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诉争房屋所有权现登记在李某2名下，李某1等被上诉人作为李某、黄某之继承人以诉争房屋登记权利人李某2取得房屋所有权所依据的遗嘱继承及赠与行为无效为由，请求确认其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李某2则以遗嘱继承及赠与行为有效、其系借名买房的实际购房人等为由上诉请求驳回被上诉人之确权请求。故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诉争房屋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是否存在不符，即诉争房屋登记权利人李某2是否基于李某的遗嘱继承及黄某赠与行为，或者基于借名买房实际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
第一，关于遗嘱继承的效力。首先，原北京市西城区公证处出具的（2003）西证字第0726号遗嘱继承公证书已经被公证处撤销，故本案不存在李某生前并作出的有效公证遗嘱。其次，涉诉《证明书》无法认定为有效的自书或代书遗嘱。根据本院认定的事实，《证明书》中李某、黄某共同书写的内容为第一段落部分，第一段落之后的“（房子的产权由李某2继承）北京西城区×××5号”内容系黄某在李某不在场情况下自己添加。考察两部分内容，《证明书》第一段落并没有明确表达涉及诉争房屋继承的遗嘱内容，因此并非李某的自书遗嘱；添加内容虽然明确表达了诉争房屋由李某2继承的意思，但是该部分内容是系在李某不在场情况下由黄某书写，难以确认系李某本人的真实意思，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该添加内容不符合代书遗嘱的要件。最后，尽管见证人陈述李某曾表示诉争房屋所有权归李某2，但是该口头表示并非李某危急情况下所作的表示，无法认定为口头遗嘱。综上，李某生前并未就诉争房屋作出有效的遗嘱，李某2主张其依据遗嘱继承取得诉争房屋的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第二，关于赠与行为的效力。诉争房屋原系李某、黄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同财产，李某死亡后黄某作为房屋共有人及李某法定继承人之一，有权对其享有的房屋所有权份额进行处分。黄某生前与李某2签订赠与合同将诉争房屋中属于自己的份额赠与李某2，该赠与合同经过公证机关公证，双方亦依据赠与合同办理了所有权转移登记，形式上符合赠与的法律规定。
第三，关于李某2与李某、黄某是否就诉争房屋构成借名买房。借名买房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以他人名义购买房屋，并将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由借名人实际享有房屋权益。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诉争房屋系李某在1998年11月16日从中国地质科学院购买，其于同日支付购房款、维修基金共计22981元。在此前一日即1998年11月15日，李某、黄某出具收条表明收到李某2房款22981.59元，同日二人还出具了《证明书》。该《证明书》第一段落载有“所以我们能以工龄买的房子，只有让给她靠自己的工作钱来买了。我们两个老人年老无用总得靠女儿照顾帮忙。由此他们自己出钱买的房屋，除了我俩有生之年能居住一间外，其余谁都不许居住，这是我俩的嘱咐，坚记！”等内容。因《证明书》第一段落系李某与黄某共同书写，故上述内容应认定为李某、黄某表达的真实意思。此外，高某作为李某、黄某书写《证明书》的见证人所述的情况亦可以对《证明书》第一段落所载的相关事实予以佐证。
结合《收条》、《证明书》第一段落内容及高某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认定：第一，李某、黄某在《证明书》中明确表达了李某将以工龄买的房子让给李某2购买的意思。第二，李某、黄某认可诉争房屋系李某2“自己出钱买的房屋”，并且在出具的《收条》将款项书写为“房款”。第三，对照《收条》与李某购买诉争房屋的付款情况，可以认定诉争房屋购房款实际全部由李某2出资。第四，李某、黄某在《证明书》中虽未明确诉争房屋由李某2所有（当时尚未购买诉争房屋），但明确表示李某2“自己出钱买的房屋”“其余谁都不许居住”。第五，李某去世后，黄某通过公证遗嘱继承、赠与等行为，已将诉争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李某2名下。
根据以上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李某、黄某于1998年11月15日出具的《证明书》虽非有效的遗嘱，但足以反映李某在购买诉争房屋之前与黄某、李某2已约定将本应由李某折算工龄出资购买的房屋让给李某2实际出资购买的真实意思，《证明书》第一段落内容应当视为双方之间关于借名买房的约定。达成约定后，李某、黄某亦收取了李某2交付的全部购房款。被上诉人主张该笔款项为李某2交纳的房租，与《收条》记载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为诉争房屋为成本价售房，实际支付的房款折抵了工龄优惠，并非房屋实际价值。本院认为李某工龄折抵的优惠并非脱离于房屋独立存在的财产形态，在无相反约定的情况下，李某与李某2关于借名购房的约定中已经包含对使用其工龄购房的许可。因此，本院认定李某、黄某与李某2之间就诉争房屋成立借名买房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在借名买房关系中，李某2作为借名人实际享有房屋权益，但借名买房的约定并不能直接发生所有权变动效力，借名人有权依据约定要求出名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李某去世后，黄某与李某2通过办理遗嘱继承及赠与公证的方式进行了诉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该行为实际系黄某依据《证明书》的约定继续完成借名买房的行为。尽管双方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所依据的登记事由与李某2的真实权利基础不一致，但目的并不违法，不宜予以苛责，故本院认为该情况不属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情况。
综上所述，诉争房屋登记权利人李某2与李某、黄某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诉争房屋权益应由李某2实际享有，并且其已通过产权转移登记取得房屋所有权。李某1等被上诉人提出的证据未能证明诉争房屋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故对其确权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李某2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3516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李某1、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李某7、肖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891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912元，均由李某1、李某3、李某4、李某5、李某6、李某7、肖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文军
代理审判员 王继玉
代理审判员 高 磊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杨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