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1203民初1189号
原告：霍某，女，1968年2月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伟，江苏碧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启峰，江苏浦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某1，男，1975年6月1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被告：王某2，男，1949年4月1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
被告：薛某，女，1947年8月2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
上述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戚鸭章，江苏戚鸭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国峰，江苏戚鸭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某3，男，1995年2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
原告霍某与被告王某1、王某3、王某2、薛某析产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霍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伟、成启峰，被告王某1、王某2、薛某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戚鸭章、万国峰，被告王某3出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霍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给付原告拆迁安置补偿款487500元。事实和理由如下：2015年4月，原告及其丈夫王国顺（已去世）所有的位于刁铺街道界牌社区××房产，因遭遇拆迁，获取拆迁安置补偿款780000元应为原、被告共有，实际为被告王某1代为领取，原告多次主张未果，故提起诉讼，请求判准所请。
被告王某1辩称：原告诉讼所涉及家庭财产两套房屋在拆迁之前所有权均属于被告王某2与薛某所有，与被告王某1没有任何关系；2015年第一次拆迁时被告王某1是受父亲王某2委托签订的拆迁协议，拆迁款项也为王某2所得，两次拆迁款的家庭内部分配在第二次拆迁时经拆迁指挥部多人协调，已经达成分配协议并已履行完毕，原告霍某及被告王某3母子已经实际享受了540000元拆迁安置补偿款，对拆迁款的处置不存在其他争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某2、薛某辩称：首先，讼争两处房产均为我们所建，王国顺、王某1只有居住权，拆迁前所有权均属于我们所有，与本案的其他当事人均无任何关系，第一次前房拆迁获得补偿780000元，第二次后房拆迁获得补偿1480000元，这两处房产的所有拆迁款项应当属于我们所有。其次，2016年第二次拆迁时我们考虑到家庭的矛盾纠纷，接受相关部门的调解意见，对所有拆迁款项进行了公平分配，长子王国顺虽已去世，但原告霍某及被告王某3母子获得拆迁安置补偿款540000元，其他还补贴了一万多，次子王某1获得拆迁安置补偿款480000元，剩余款项给了一部分女儿，我们自己买了套房子，去除装修费用，尚余部分留我们养老。故争议各方在拆迁指挥部协调之下已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已经履行完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求。
被告王某3辩称：对于母亲所持主张均无异议，虽然父亲王国顺已经去世，但属于王国顺应尽的赡养义务将来也不会推辞，待我学业结束后也会对祖父母王某2、薛某尽义务，涉案标的请求依法处理。
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第二次拆迁时争议各方在拆迁指挥部主持下达成的“和解方案”能否视为各方就纠纷已经一次性解决？2、原告的主张有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核心焦点包括遭遇拆迁的两处房产产权性质如何认定、两处房产拆迁安置补偿款中原告霍某及被告王某3应享有份额是否已经到位。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无异议的证据及事实认定如下：
1、原告提供王国顺、霍某结婚登记档案，证明双方于××××年××月××日结婚。
2、原告提供王国顺的户口注销证明，证明王国顺于2014年12月14日去世。
3、原告提供刁铺街道界牌社区出具的关于家庭成员结构证明，证明王某2、薛某系王国顺的父母，王某3系王国顺与霍某之子。
4、原告提供2015年7月6日刁铺街道城市动迁指挥部与王某1就界牌社区二组25号房产所签动迁安置协议书，内载拆迁安置补偿款为780000元，证明该处房产已由王某1签订拆迁协议并领取补偿款。
5、原告提供2016年4月22日拆迁协议，刁铺街道城市动迁指挥部与王某2就界牌社区二组4××号房产所签动迁安置协议书，内载拆迁安置补偿方案除去安置锦绣珑湾48幢803室（111.67㎡）、育才二期2幢306室（121.85㎡）两套房屋以外，实际获取拆迁补偿款711758元，证明该处房产已由王某2签订拆迁协议并领取补偿款。
对上述原告霍某所举证据，经相互质证，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具有证明力，除被告王某1、王某2、薛某对证据4认为系王某1受王某2委托代为签订拆迁协议以外，另第二次拆迁时安置房转让他人，实际获取补偿款1480000元，其他所证明的案件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6、原告提供2000年8月土管部门核发的刁集用（1999）字第02080214号集体土地使用证一份，内载使用权人为王国顺，使用权面积为120㎡，证明2000年发放土地证时该房建筑面积是109.98㎡，但是在2015年7月拆迁时，拆迁面积却是180.25㎡。其中70.27㎡为王国顺和霍某结婚后所建。
7、原告提供高港区房屋登记卡一份（一户一卡），内载界牌社区二组4××号三间两层楼房及辅助用房合计216.80㎡，房屋所有权人为王国顺，证明讼争房屋即第二次拆迁标的系王国顺、霍某所有。
8、原告提供2003年5月16日协议书一份，内载王国顺及王某1就父母赡养及财产处置达成协议，两处房产折价90000元，25号房产由王某1居住，4××号房产由王国顺居住，王国顺补贴王某1房屋差价20000元，并已实际支付；证明分家协议就家庭内部财产处置已经分家析产，25号房产归王某1所有，4××号房产归王国顺所有，并对父母赡养问题予以明确。
9、原告提供王某1出具的“认约”一份，内载“暂借兄国顺房一间结婚用”，证明分家后王某1也住在4××号楼房之内，并依照风俗向王国顺写了“认约”，当时是认可王国顺为该房产权人。
10、原告提供薛学林、吕荣改两位证人书面证言一份，内载25号房产中新建东厢房、修建西厢房一间、水电安装、铝合金门窗及该处房产所有装修系霍某、王国顺2001年6月出资所建，证明霍某与王国顺于2001年6月对25号房产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造装修。
上述原告所举证据6-证据10，被告王某1、王某2、薛某经质证认为：对于证据6，从产权登记角度来看，两处房屋一直到拆迁均未领取房屋产权证书，而从土地证的登记，因为一户只能登记一处宅基地，所以前面的25号房产的土地使用权人为王国顺，后面的4××号房产的土地使用权人为王某2，但土地使用权与房产所有权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两处房产均为王某2、薛某所建。对于证据7，非有权部门所作权属登记，连起码的登记时间都没有，应为无效。对于证据8，该分家协议应为无效协议，一是2003年分家时，作为两处房屋的所有权人王某2、薛某均未在分家协议上签字确认；二是2003年之后，弟兄俩实际居住的状况与分家协议也并不吻合，前面的房屋是由原告一家居住，后面的房屋是由王某1一家居住，老两口在前、后屋均随意居住，这个实际的居住状况与分家协议中约定的居住是相反的，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所谓的分家协议仅仅写明弟兄俩的居住权，并没有提及房产所有权的归属；三是从拆迁协议来看，第一次拆迁王某1签字，第二次拆迁是因为有了争议之后，政府部门只认王某2自己签字，所以理解为第一次拆迁系王某1代王某2签字更为恰当，否则第二次拆迁签字的应当是本案的原告；四是2003年一直到现在，王某2、薛某坚决不同意将自己的两处房屋分给两个儿子所有；此外，在2016年10月，拆迁后王某2领取了宅基地的补偿费用约1万多元，也已经打到原告霍某账户上。对于证据9，该证据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对于证据10，该份证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一是没有注明出具的时间，二是出具书面的证词证言应当单独出具，三是证人身份无从知晓，故不具备证明效力。
上述原告所举证据6-证据10，本院的认证意见为：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及一户一卡登记表，均系本地区统一登记，并非房产权属证明，证据6、7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8，该分家协议存在重大瑕疵，一是仅载明王国顺、王某1兄弟俩居住权，并未对所有权明确；二是协议约定的居住与之后实际居住不相一致，也没有按约履行赡养义务，双方并未按协议落实履行；三是作为原所有权人王某2、薛某并未在该分家协议中签字认可，当庭陈述其知晓情况但不同意，且至今坚持认为所有权仍属于其所有，加之即便曾经有过赠与子女的意思表示，因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现原产权人予以否认，则该分家协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6、7、8之间相互矛盾，若原告主张赠与行为成立，协议签订时间为2003年，而土地使用权登记为2000年，又不存在先变更使用权再分家析产，只能说明2000年统一登记时将25号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王国顺名下，而该登记并不能证明房产权属性质；一户一卡登记显示4××号房产所有权人为王国顺，而王国顺既然享有4××号房产所有权，为何25号土地使用权登记在王国顺名下，且原告称当时在25号房产办厂并进行过装修；对于证据9，王某1称当年弟兄俩商量分居，因当年结婚所需且应王国顺要求才出具；该“认约”并不能说明产权性质，即便认房居住，亦不能视为产权明晰，故该证据不具备关联性。对于证据10，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且证人未到庭作证，其真实性及所要证明目的须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11、被告王某1提供高港区房屋登记卡一份（一户一卡），内载界牌社区二组25号主房及东西两侧辅助用房合计155.85㎡，房屋所有权人为王某1，证明讼争房屋即第一次拆迁标的系父母所有，原先登记的建筑面积并非109.98㎡，而是155.85㎡。
12、被告王某2、薛某提供刁铺街道城市动迁指挥部2016年8月10日出具的附证人吉某、王某4、王某5签名的情况说明一份及2016年5月19日的银行转账凭条一份，内载在2016年5月8日，拆迁工作组在界牌社区调解未果的情形下，召集双方就4××号房产拆迁协调解决矛盾，双方就拆迁补偿款的分配达成了一致的和解方案：（1）房屋拆迁后，王某2参照前房屋拆迁时分给王某1拆迁款480000元，同样分配给霍某、王某3480000元，补给霍某分家后指出的前后房居住差价20000元，另考虑到支持王某3上大学补贴40000元，王某2待补偿款到账后共向霍某、王某3支付540000元；（2）霍某、王某3同意该和解方案，承诺不再阻止拆迁，不与王某2、薛某打官司，并承担相应的赡养义务。后王某1受王某2委托，按照当时的和解方案转账540000元至王某3账户。证明家庭矛盾已经全部协调解决完毕，原告无权再主张任何权利。
13、被告王某2、薛某提供2016年8月8日界牌社区居委会的情况说明一份，内载25号房屋系1983年村委会统一安排六户住宅地，王某2于1984年建成该房，后因王国顺、王某1兄弟俩成家立业，该户于2003年5月协商，沟南的25号房屋分给王某1居住（2000年发土地证时25号土地使用权登记的王国顺），沟北的4××号房屋分给王国顺居住，王国顺补贴给王某1房屋质量差价20000元；同时提供村委会主持六户就建房达成的协议一份、左右邻居建房许可证等，证明讼争房屋产权均为王某2、薛某所建。
14、被告王某2、薛某提供2000年8月土管部门核发的刁集用（1999）字第02080224号集体土地使用证一份，内载使用权人为王某2，证明4××号房屋产权系王某2、薛某所有。
上述被告所举证据11-证据14，原告经质证认为：社区证明证实沟南房屋由王某1居住（2000年此房颁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时户主为王国顺，王国顺住沟北的房子），且证实王国顺补贴王某1房屋质量差价20000元，通过王某1所举一户一卡登记表和社区的情况说明，我方可以判断社区是认可前一处房屋的所有权人为王某1，后一处房屋的所有权为王国顺，被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相反能够印证原告所诉。
上述被告所举证据11-证据14，本院的认证意见为：上述证据虽不能完全说明两处房产的产权性质，但25号房产及4××号两处房产均系王某2、薛某夫妇建造系不争的事实；被告王某2、薛某坚称从未有过将财产赠与子女的意思表示，其表示原告霍某仅将4××号厨房贴了瓷砖，卫生间安装了抽水马桶及洗脸池，其他并未有任何新建、扩建、修缮或装修，即便25号房产简易吊顶也是由王某2夫妇出资，并且所有拆迁时的建筑物均为当初王某2夫妇建房时所建，建造两处房产时王国顺尚未有正当工作及收入，对此原告霍某未提供反证予以抗辩，其主张婚后添建、装修证据不足。对于证据12，争议各方虽未能签订和解协议，但能够证实整个家庭就两处房产拆迁安置补偿款作出了处理。
本院认为：家庭共有财产是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积累、添置并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财产。家庭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时可以请求对共有物进行分割。在分割时应根据平等分配、公平合理、矜老恤幼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产生、积累和增值的贡献大小，考虑个人财产对家庭财产的让渡情况，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使得每一位家庭成员都能基于现有状况得到应有保障。
根据双方的争议焦点及全案证据的质证和认证意见，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一、对于争议焦点1，争议各方在刁铺街道城市动迁指挥部主持下达成的“和解方案”虽不能完全视为各方就纠纷已经一次性解决，但能够证实整个家庭就两处房产拆迁安置补偿款进行了协商处理，两处房产拆迁安置补偿款2260000元在整个家庭成员内部进行了分配，因房产所有权均为王某2、薛某夫妇所有，其将拆迁安置补偿款分配给长子540000元、次子480000元，女儿也适当享有份额，剩余款项自购一套房，扣除装修费用部分自留养老，该协调方案并无不当，且没有损害争议各方的合法权利，该540000元系家庭内部就两处房产对原告霍某及被告王某3作出的综合分配，包含了原告霍某在讼争25号房产中应享受的拆迁安置待遇及应享有拆迁款项的分配。
二、对于争议焦点2，根据举证责任分配，本案所涉纠纷综合各方当事人对家庭财产贡献大小问题：王某2、薛某作为原拆迁房所有人，所建房屋遭遇拆迁为获取补偿款做出了最大贡献，彼时王国顺刚从学校毕业步入社会不久，尚未有固定职业及稳定收入，并不能认定王国顺在婚前对两处房产的原始建造有所贡献；原告主张婚后新建、扩建、装修举证不足，主张通过分家获得父母赠与亦证据不足，无论王国顺在分家居住时是否补贴王某120000元，因原告所举“分家协议”既无父母签字确认，又得不到父母追认，且协议约定不明，仅仅载明兄弟俩居住权，故原告所诉依据分家协议获取4××号房产的产权证据不足；原告既主张25号房产又主张4××号房产的产权，不可能既享受25号房产的安置补偿，又享受4××号房产的安置补偿，该主张本身就自相矛盾，起诉时称25号房产为家庭共同财产，庭审中又以25号房产土地使用权登记主张该处房产的产权，其所提供的分家协议、土地证、一户一卡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不能证实其享有25号房产的全部或部分产权，争议最主要的东侧厢房由谁建造，原告除被告王某1一份短信内容以外，未能充分举证予以说明；王国顺、霍某婚后对房屋包括厨房、卫生间进行部分修缮、改造，接通三相电等举措，其或多或少的添置增值部分客观存在，在拆迁安置结算时包含于装修、附属物部分，可享有适当份额。但结合原告现有举证情形，在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享有产权的前提下，须综合考虑两处房产拆迁安置补偿款中原告霍某及被告王某3母子应适当享有份额是否已经到位。
在我国现行法律对此类分家协议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结合本案实际，应考虑伦理、情感因素及特殊利益保护来确定讼争标的的相关权利归属，各方均对家庭作出了贡献，均依法享有财产分配权；当然，在处置财产分配时，应当遵守法律且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和损害他人之利益。综上，霍某、王某3实际已享有拆迁安置补偿款540000元于情于理也无可厚非，但本案原告霍某就界牌社区二组25号房产拆迁款所提析产之诉，因未有足够证据予以证明其享有产权，本院根据实际情况酌定，就讼争两处房产的拆迁安置补偿款的分配。原告霍某及被告王某3在现有证据下应享受的拆迁安置补偿款低于其实际已享受的540000元，对原告过高的诉讼请求，因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霍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霍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800元（户名：泰州市财政局，开户行：农行泰州海陵支行，账号：20×××88，行号：103312820114）。
审 判 长 周树平
代理审判员 王晓伟
人民陪审员 翟兴根
二〇一七年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唐 晨
本案援引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十五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
第九十九条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约定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十七条【夫妻共有财产】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90条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但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当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