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闸民一（民）初字第1799号
原告范颖。
委托代理人金韶峰，上海市华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国良，上海市华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万隽。
被告徐平。
上述两被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袁文勇，上海市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范颖与被告万隽、被告徐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4月11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依法由审判员盛玉英独任审判，于2013年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颖及其委托代理人金韶峰、被告万隽和被告徐平共同的委托代理人袁文勇到庭参加诉讼。后本案适用普通程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7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颖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国良、被告万隽和被告徐平共同的委托代理人袁文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颖诉称，两被告以投资为名向原告借款人民币10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原告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万隽支付了该笔钱款。被告收款后，于2012年12月10日出具一张借条，确认借款100万元的事实，且两被告均在借条上予以签字认可。后原告提出需要在借条上加上担保人。2012年12月底，两被告打电话告知原告担保人一事已落实，所以让原告拿借条原件去被告在莘庄开的店面碰头。原告到了被告处，被告提出将借条交付被告换张有担保人签字的借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被告拿了借条后立即就在角落里将借条予以烧毁。后原告报警。现在被告对原告避而不见，一直拖欠借款，至今分文未还。两被告系配偶，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借债不还应共同偿还所欠原告的债务。据此，1.要求两被告共同归还借款100万元；2.要求两被告共同支付逾期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7月2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三年期贷款利率计算。
被告万隽、被告徐平共同辩称，2011年5月，原告在被告徐平的服装店中与被告徐平相识。原告得知被告万隽是西班牙一家家具公司在中国的总采购，原告就想开一家家具公司。原告主动找到被告万隽，提议共同成立家具公司。于是原告、被告、刘秀梅想共同成立该公司。被告徐平的舅舅在南京，于是让被告徐平的舅舅在南京找厂房。2011年7月28日，原告、两被告、刘秀梅四人去南京看厂房。当晚到被告徐平的店中，就签了股东合作协议。2011年7月29日，原告将100万元的投资款转账至被告万隽的账户，被告万隽当日就将100万元转入被告徐平舅舅南京保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2011年8月4日原告与被告万隽一起去曹阳路机动车二手市场，买了一辆别克商务车，将车登记在原告名下。事后，原告认为南京的厂房太旧，就想将公司注册到扬州。2011年9月5日南京保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又将100万元转账至被告万隽账户。2011年10月23日原告与被告万隽一起去迪拜，参加家具展览会。被告徐平将90万元转账至扬州智诺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公司”）。在扬州公司选址之前，四人都去看过。2012年4月扬州工业园区特意搞了一个签约仪式，还拍了录像。扬州公司以被告徐平及其母亲的名义在工商局注册。实际股东是原告、被告万隽、刘秀梅。被告万隽虽是中国国籍，但不方便作股东。原告要与丈夫离婚，要转移财产，不作实名股东。刘秀梅也以相同的理由不作实名股东。两被告对原告陈述的借款不认可，借条也没有出具。原告了解到公司投资失败，硬让被告出具借条，这是原告胁迫被告，即便有借条，也不能客观真实的反映情况。原告基于借款关系来诉讼，被告认为理由不存在。综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
（一）万隽和徐平系夫妻关系。2011年7月28日，范颖、刘秀梅、万隽签订《股东协议书》，载明：“一、全体股东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试点意见，一致同意以共同出资的方式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定名为：南京智诺家具有限公司。企业注册地址：南京市。二、企业的性质和组织形式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营利性企业法人。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为拟定400万元人民币。……九、股东的出资额按下列原则解交到位：全体股东在本协议签字后1个月内，必须按协议向企业筹备组办理入股资产移交和认缴出资的手续。移交、认缴手续完结后，其入股资产和出资归企业法人所有。……三十二、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使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企业设立失败，任何股东均不负违约责任，企业筹备组应负责退还股东的全部出资。创立过程中已开支的费用，由全体股东按其股份比例分摊。……”协议落款股东名称出资金额股东签名处万隽、范颖、刘秀梅签名。2011年7月29日，范颖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账100万元至万隽账户。
（二）2012年12月5日，范颖向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以下简称“闵行分局”）报案。闵行分局对范颖所作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12月5日的询问笔录中载明：“……问：请你将事情的发生过程陈述一遍？答：好的，在2012年7月28日我和刘秀梅二人在闵行莘庄镇与万隽（女）、徐平二人签订了一份欲合作经营家具公司的合作协议，约定有万隽、徐平（夫妻）出资400万资金，有我出资100万、刘秀梅出资50万资金。合同签订后，我、刘秀梅二人就按照合同的要求，于2011年7月29日至8月5日将100万、50万资金按照万隽的要求汇入万隽的个人信用卡上。之后万隽、徐平二人就以各种理由推诿，至今公司也没有实施营业，我们二人所投资的资金也不知去向。我们要求万隽、徐平二人对此有一个说明，但他们二人不予理睬。我们感到是上当受骗了，所以前来报案。……”该笔录第一页上范颖签名、第二页上范颖和刘秀梅共同签名。闵行分局对刘秀梅所作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12月5日的询问笔录中载明：“……问：你讲一下，2011年万隽和你、范颖三人之间投资办公司的事情？答：好的。……去年12月7日，我和范颖去找万隽，他们夫妻二人都在，我们一起在闵行区沁春路一家咖啡店内，经过协商，万隽说对不起我们，并叫我们宽限一段时间，2013年5月会全部还钱给我们，并与我和范颖商量好，之前我们出资的钱款，不作为入股资本，改为万隽向我们借款形式，同时万隽向范颖借款100万，向我借款41.5万（扣除先前给我的8.5万）约定借款按照银行定期三年利率计算，他们夫妻二人徐平、万隽都在借条上签字确认。2012年12月31日，我和范颖一起又去了万隽在莘浜路开的服装店，当时我们二人想叫她在提出借款的担保人，万隽在店内将之前写给我和范颖的借条当场撕毁了，后来双方发生了纠纷，我们报警莘庄镇派出所来了，我们三人一起去了派出所，警察做了双方的笔录，并让万隽去医院验伤。……”刘秀梅在笔录上每页均签署姓名和日期，日期为“2012年12月5日”。2012年12月5日，闵行分局对范颖所报案予以立案审查。
（三）留存于闵行分局的两张借条复印件，其中一张载明：“本人于2011年7月27日向‘范颖’小姐借款100.0000壹拾佰万圆正。借款到期日2013年5月31日止按银行利息定期三年利率计算（按当时银行利率）借贷人：徐平万隽2012年12月7日XXXXXXXXXXX”。该复印件上“2011”中的第一个“1”有涂改，“2012”中的第二个“2”有涂改。借条复印件下方载明：“以上由我本人范颖提供，原件一致。2012.12.10.”另一份载明：“本人于2011年7月27日向‘刘秀梅’小姐借款41.5万圆（正）。借款到期日2013年5月31日止，按银行利息定期三年利率计算（按当时银行利率）借贷人：徐平万隽2012年12月7日XXXXXXXXXXX”。
（四）2012年12月11日，闵行分局对于范颖于2012年12月5日提出控告的万隽、徐平合同诈骗案，经审查认为本案属民事纠纷，无犯罪事实，因而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
（五）2012年12月31日，范颖、刘秀梅、万隽、徐平发生争执，后报警。闵行分局莘松派出所对范颖所作的询问笔录载明：“……问：你今天报案要反映什么情况？答：我来报案，今天傍晚我的一张借条被徐平和万隽夫妻俩烧掉了。……问：他们是怎么烧掉你的借条的？答：徐平和万隽夫妻俩在向我借了钱的同时，也向刘秀梅借了四十一万五千元人民币，并且也写了一张借条。我和刘秀梅曾一直向他们催款还钱，可他们一直不还。2012年12月31日，17：00左右，我用手机打电话给徐平说借条上没有担保人我们不放心，所以想在借条上加一个担保人上去。徐平说他们夫妻俩正在他们开的一家服装店里，地址是莘浜路XXX号。于是我和刘秀梅赶到他们的服装店里。到了店里，徐平让我们把借条拿出来重新写一张有担保人的借条。我和刘秀梅就把我们的借条给了徐平。然后徐平把借条给了万隽让她确认是不是原件，万隽接过借条后看了一下说：是原件。然后徐平躲在一旁角落里，假装要写新的借条。不一会，我闻到烧焦味道，然后我就看见徐平把两张借条都烧掉了。我马上说：你们怎么把借条烧了，我们要报警。我们拨打‘110’后，徐平说会给我们写一张新的借条，可没写几个字后，他老婆就不让他写下去了，然后徐平和万隽吵了起来。之后，警察赶到了，把我们带到了派出所。……”闵行分局莘松派出所对刘秀梅所作的询问笔录载明：“……问：那你说借条烧掉是怎么回事？答：徐平、万隽夫妻俩人向我借了那些钱后他们又向我的好朋友范颖借了壹佰万元，也是写了一张借条给范颖，他们向我们借钱后我和范颖俩人多次催他们归还，但是他们一直不还，徐平、万隽夫妻俩人在闵行区莘浜路XXX号开了一爿服装店，今天下午17时许，范颖用她的手机号码XXXXXXXXXXX打给徐平的手机号：XXXXXXXXXXX。电话里讲因我们俩人的借条上没有担保人不放心，所以想叫他们在我们俩人的借条上写一个担保人上去。当时徐平讲他们夫妻俩人在莘浜路XXX号服装店内。于是我和范颖俩人马上赶到店内。当时徐平、万隽夫妻俩人都在。于是我和范颖俩人把我们的借条给了徐平，徐平接过借条后交给他老婆万隽并说检查一下是不是原件。万隽接过借条后说了一声是原件，说完马上把原件撕掉了。我说你怎么把借条撕了，同时说我要报警。后来，我打‘110’报警。这时我不注意时又闻到了烧纸的烟味。转身一看，万隽把借条烧掉了。这时范颖也急了，问徐平，你们怎么把借条烧掉了，并拿出手机报警。这时徐平就说我再给你们重新写一张，刚写了一行字。他老婆万隽就说你写什么写，俩人就吵起来了。这时警察就来了，警察就叫我们俩人到派出所报案了。……”。
（六）2011年11月17日，扬州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徐平，注册资本为400万元，实收资本为90万元，企业地址为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工业园区，股东为徐平和耿心芹，耿心芹为徐平的母亲。
（七）2012年9月，范颖诉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要求与徐伟国离婚。2012年10月11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2012）闵民一（民）初字第137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范颖要求与被告徐伟国离婚的诉讼请求。”
审理中，原告称，2011年7月28日，原告、万隽、刘秀梅签订《股东协议书》，约定三方在南京成立家具公司，注册资金400万元，原告出资100万元，刘秀梅出资50万元，其余都是万隽出资。2011年7月29日原告将100万元转账至万隽的账户。2011年7月28日起至2012年12月5日期间，原告一直问万隽公司的情况，但万隽一直搪塞原告。后来原告知道万隽是以投资的名义骗原告的钱款。2012年12月5日上午原告向闵行分局经侦支队报案。同日下午万隽打电话给原告。原告和万隽约好12月7日晚上见面。当时有原告、刘秀梅、两被告、两被告朋友在场。万隽提出原告和刘秀梅不要投资了，两被告以借款的名义出具借条给原告和刘秀梅。借条是徐平起草，两被告签名的。2012年12月10日原告将原件出示给经侦支队，原告在原件上面写了“以上由我本人范颖提供，与原件一致”，然后警官拿了原件再去复印的，复印件备案，原件还给原告。后刘秀梅提出借条上面应该有担保人，原告打电话给徐平，徐平说要跟万隽商量。2012年12月30日徐平给原告打电话，让原告和刘秀梅于2012年12月31日到徐平的店里换借条。原告和刘秀梅就于12月31日到了徐平的店里，徐平对原告和刘秀梅说，将原来的借条原件给徐平，徐平给原告和刘秀梅换一张有担保人签名的借条。当时担保人不在，两被告也没有说谁是担保人。原告和刘秀梅就将借条给了万隽，万隽看了是原件，徐平装模做样地写东西，然后原告和刘秀梅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刘秀梅打电话报警，原告也打了110。警察来了以后，就将原告、两被告、刘秀梅带至莘松派出所。派出所民警对四人分别作了笔录。
两被告则称，原告陈述的三方签订合作协议及第二天原告转账100万元至万隽账户是事实。原告陈述不清楚公司的情况、2012年12月7日被告在咖啡厅出具借条、被告烧毁借条都不是事实。原告陈述的在借条原件上写了一行字，然后将原件复印后将复印件给了闵行分局不是事实。原告和刘秀梅发现公司经营不善，2012年12月31日原告和刘秀梅到徐平店中，想将经营不善的后果都转嫁给被告，被告当然不同意，原告就与被告发生了冲突。当时原告、刘秀梅、两被告都报警了。警察来后，将四人带至莘松派出所，派出所民警给四人分别作了笔录。被告代理人到莘松派出所调取对两被告做的询问笔录，但莘松派出所找了两个多小时，一直没有找到。
原告另称，1.被告一开始以商业投资为名层层设套，以套取原告资金，实际上是个骗局。原告、万隽和刘秀梅签订了《股东协议书》，协议约定于本协议签字后一个月内办理相关手续。实际上，被告根本未成立所谓的南京智诺家具有限公司，该协议根本未履行，因此协议对双方无任何约束力。原告不是隐名股东。在所谓的《股东协议书》中，从未约定过隐名投资。如果是隐名股东，应享有知情权。原告既未参加过股东会，也无分到过任何红利，从未享受过股东的任何权益。2.原告于2012年12月5日向闵行分局经侦支队报案。后在闵行分局经侦支队郝警官打电话给徐平后，徐平在2012年12月7日出具一张借条，两被告确认向原告借款100万元，故100万元投资款已经转为借款。2012年12月10日，原告将借条原件带至闵行分局经侦支队后，经侦支队复印了一份留存，因此法院才能从经侦支队调取到借条复印件。2012年12月11日，闵行分局以本案属于民事纠纷为由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2012年12月31日被告将借条原件损毁后，原告予以报警。上述证据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连贯性和紧密性。
两被告则称：1.原告与两被告之间没有借贷关系。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借贷关系，至于借条复印件，两被告已经向闵行分局求证过，分局领导也陈述原告一开始提供的就是复印件，不是原告陈述将借条原件带过去。2.三方签订的股东协议及被告提供的相关材料，已经证明三方的合作关系。原告转账至被告账户的100万元是投资款，也用于给原告买车等。原告是隐名股东，原告参与了公司的经营活动，也参与了扬州公司的签约仪式。原告、刘秀梅当时都是以扬州公司的股东名义出席的。刘秀梅向工业园区支付了租金，不是原告陈述的支付货款。原告当时在离婚诉讼中，为了向配偶隐匿财产，原告才要求做隐名股东。3.2012年12月5日闵行分局对刘秀梅所作的询问笔录上载明制作日期为2012年12月5日，但刘秀梅叙述的是2012年12月31日发生的事情，这份材料可能涉嫌造假。2012年12月5日闵行分局对范颖所作的询问笔录上有刘秀梅的签名。闵行分局在2012年12月5日制作的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上记载的文字，多处地方将“万隽”写成了“石隽”。在修改了一处后，其余错误均不予更正。闵行分局莘松派出所的上海市公安局案件接报回执单上报警人是“郑洁”，报警人郑洁报警的电话就是范颖的电话。闵行分局制作的材料的随意性可见一斑。
以上事实，除原告与两被告的当庭陈述外，有原告提供的2012年12月31日的报案笔录、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公安接警详细警情、户籍摘录、两被告提供的《咨询和服务提供协议》、《股东协议书》、被告万隽名下交通银行明细清单、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扬州公司章程、两被告的结婚证、独生子女证、旧机动车交易合同、机动车行驶证、照片、证明函、个体工商户档案机读材料、电子汇划收款回单、验伤通知书、医院检验情况记录、通讯记录、两被告的出入境记录、光盘等、经原告申请本院从闵行分局调取的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不予立案通知书、落款日期为2012年12月5日的两份询问笔录、落款日期为2012年12月7日的两张借条复印件、落款日期为2013年1月7日的询问笔录、经两被告申请本院调取的（2012）闵民一（民）初字第13716号案件的相关材料、本院从闵行分局莘松派出所调取的上海市公安局案件接报回执单、2012年12月31日的两份询问笔录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称，100万元投资款已转为万隽和徐平共同向原告的借款。两被告则称，100万元是投资款而非借款。对此，本院根据原告和两被告提供的证据综合分析如下：一、现有证据证明原告、万隽和刘秀梅于2011年7月28日签订《股东协议书》，三方共同出资欲注册成立南京智诺家具有限公司。2011年7月29日，原告将投资款100万元转账至万隽的账户。二、尽管闵行分局留存了借条复印件，但两被告对借条复印件不予认可，且该借条复印件系原告提供，上面有涂改的迹象，借条复印件上面的“以上由我本人范颖提供，原件一致”系范颖书写，而非闵行分局民警书写，故本院对借条原件是否存在难以认定。三、从闵行分局和闵行分局莘松派出所对范颖和刘秀梅所作的询问笔录来看，对于借条原件的陈述，范颖陈述借条原件是被徐平烧掉，刘秀梅陈述借条是被万隽撕了后烧掉的，范颖和刘秀梅陈述不一。落款日期为2012年12月5日闵行分局对刘秀梅所作的笔录中却记载了2012年12月31日发生的情况，该笔录存在较大瑕疵。闵行分局和闵行分局莘松派出所对范颖和刘秀梅所作的询问笔录只是范颖和刘秀梅单方所作的陈述，故对范颖和刘秀梅陈述内容的真实性也难以认定。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投资款100万元已转化为万隽和徐平共同向原告的借款，故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与万隽之间的合作投资事宜，原告可依法另行解决。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对原告范颖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原告范颖均已预缴），均由原告范颖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盛玉英
代理审判员 钱健民
人民陪审员 徐彭富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黄青松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