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81民初4735号
原告：钱均良，男，1952年3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
被告：顾瑞兴，男，1954年12月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
法定代理人：顾剑峰。
被告：顾剑峰，男，1979年7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建东，江苏俞晓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熟市开发区华兴红木家具厂，住所地常熟市中山北路三峰。
投资人：顾瑞兴。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剑峰。
原告钱均良与被告顾瑞兴、顾剑峰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29日立案，庭审中被告抗辩主体问题，本院依原告申请追加常熟市开发区华兴红木家具厂为本案被告。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钱均良、被告顾剑峰（被告顾瑞兴、被告常熟市开发区华兴红木家具厂代理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姚建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钱均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返还全部红木家具；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10月，原告将成套红木家具交由被告顾瑞兴加工油漆，由于被告的原因，迟迟没有加工完成。原告于2013年5月8日、2015年4月10日二次分别发信被告要求返还全部红木家具，遭到无理拒绝。二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顾瑞兴、顾剑峰辩称，1、本案两被告不适格，根据原告的所谓收条，应将常熟市开发区华兴红木家具厂列为本案被告，本案与顾瑞兴无关，更与顾剑峰无关。2、据顾剑峰所知，常熟市开发区华兴红木家具厂不存在收到钱均良送来红木家具20件的情况，所谓收条上红木家具厂的公章可能是钱均良利用为顾瑞兴办事的机会偷盖后再写上文字的，收条上连加工费、何时提货都没写，按照常理，加工这20件红木家具半个月就能完工，但现在原告起诉已经隔了五年半，以前也出现过原告利用同样的手段起诉他人索要钱财，比如（2010）熟尚民初字第0509号这案，钱均良诉常熟市明圣服饰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钱均良拿了明圣公司盖章的条子索要60万元的劳动报酬，后钱均良撤诉了。综上要求法庭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常熟市开发区华兴红木家具厂辩称，同上述意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第一次庭审
原告提交证据如下：
1、原告与顾瑞兴身份证复印件、顾剑峰户籍信息证明、华兴红木家具厂企业信息复印件。证明主体资格。
2、收条1份。内容“今收到钱均良送来加工油漆红木家具合计贰拾件整。
一、红木书柜（四门开）壹套
二、红木老板台办公桌壹张
三、红木老板转椅壹张
四、红木电视柜壹张
五、红木腰形长会议桌（二拼）壹张
六、红木会议桌配椅捌张（两张有扶手）
七、红木单人沙发壹套（附方茶几壹张）
八、红木三人沙发壹套（附方茶几壹张）
九、红木方型花架二只
凭条提货2010年10月17日（有常熟市开发区华兴红木家具厂签章）”原告陈述：2010年10月17日上午顾瑞兴到藕渠寄放红木家具的地方去拿货，下午我到华兴红木家具厂办公室，顾瑞兴把条子给了我，给我的时候签章已经盖好，文字都已经写好，至于字谁写的我不知道。当时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收条已经写好了，我看到已经盖章了就觉得没必要再让顾瑞兴签字了。
3、函告1份。内容“常熟市华兴红木家具厂顾瑞兴：有关你2009年度向本人借款凭证复印件暂借18.5万元寄送给你，请接信后，尽快安排还款，谢谢。另外，2010年10月17日本人送达你厂要求加工油漆的红木家具合计十九套，务请尽快安排加工油漆。按照当初约定，本人要求在2010年12月份前提货结算加工费用，但是时至今日，贵厂迟迟未能按照约定交付加工油漆的红木家具，请贵厂在接信后的一个月内将全部红木家具油漆完毕交付本人。谢谢支持！钱均良2013年5月7日”。证明2013年5月8日原告向顾瑞兴邮寄函告，催促其在接信后一个月内将红木家具油漆完毕后交付原告。
4、通知1份。内容“顾瑞兴：顾剑锋：2009年，你向本人部分借款18.5万元的借款凭证再次寄送你们，请查收，务必从速还款，逾期本人将依法提起诉讼。有关2010年10月17日，本人要求贵厂加工油漆的二十件红木家具（附凭证），根据目前状况，条件已经不允许。务必请二位在二十天内将二十件红木家具如数全部归还本人。逾期本人将依法提起诉讼，维护本人合法权益，谢谢支持。钱均良二〇一五年四月十日。”证明2015年4月10日原告向顾瑞兴邮寄通知，要求两被告在20天内将20件红木家具归还原告。
5、说明复印件1份。2011年5月27日被告顾剑峰书写如下内容：关于钱均良与本人父亲之债权、债务，由于父亲病情尚不明朗，初定一个月后（6月30日前）视父亲恢复情况再做处理。证明被告顾剑峰将其父亲的债务揽到自己身上，所以本次起诉我也起诉了顾剑峰。
被告质证意见：收条上的章很明显是先盖上去再写字上去的，收条上的笔迹也根本不是顾瑞兴的，反而有些字迹像原告的笔迹。函告和通知被告顾剑峰不清楚此事。说明是顾剑峰书写的（我们认为原告所提交的为复印件），但说明上没有写红木家具的事情，更没有反应出顾剑峰要揽下他父亲的债权债务，书写不明确，其他证据无异议。
原告陈述：原告以前在进出口公司做外贸生意的，不做家具。我与顾瑞兴也是通过做生意认识的，这些东西是我让被告顾瑞兴加工油漆的，且当时我们合作比较愉快，被告也向我借了钱。这些东西是当时有一家公司要倒闭了，让我拿过去加工油漆，这些东西不是我买的，也不是公司赠送给我的，只是让我找人加工油漆，这是当时一开始的情况，我只能说到这里。
关于要倒闭的公司信息？原告表示不清楚。
关于原告找顾瑞兴加工的价格怎么算？原告表示：当时大家都没谈加工费的事，当时被告顾瑞兴说厂里比较忙需要三四个月才能加工好。
关于原告委托加工油漆具体如何加工？原告表示：这些家具都是红木实木家具，外面要刷一层特殊的生漆，就是为了好看，这些家具都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要重新刷下漆。
关于起诉之前在原告催促被告归还红木家具之后被告是如何回应的？原告表示：在被告摔伤之前我找过被告顾瑞兴几次，被告顾瑞兴都说厂里忙，再过一阵子才能交货。后来2011年5月27日我又去华兴厂催促，得知被告顾瑞兴摔成重伤，当时跟我去的还有一个朋友，我们都看到这些红木家具摆放在他厂的仓库里。后来我又发函及通知，我发的这两次邮件被告都收到的，两被告均没有任何回应。
被告对原告上述陈述的意见：要求原告提供倒闭公司委托原告加工油漆的相关材料，按照原告讲的原告也没有作为原告的资格，原告只不过是一个委托代理人，按照原告的说话只能由那家所谓的倒闭的公司来主张财产的权利。2011年5月27日原告是跟他的朋友来过厂里，但是没有提红木家具的事，当时来干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原告也都没进去仓库，我们的仓库平时都是上锁的。
被告提交证据如下：
1、合同1份。该合同是顾瑞兴作为华兴红木家具厂的代表与其他人签订的加工合同。证明华兴红木家具厂对外经营所采取的合同格式，上面的笔迹都是顾瑞兴本人的笔迹，与原告提交的收条上的所有笔迹都不一致。
2、收条复印件1份、证明书复印件1份。2007年9月14日的收条大体意思是程也收到原告委托办案费用，如果不能办成需把办案费用再退给原告并由华兴红木家具厂提供担保，加盖该厂的财务章，事后原告拿此收条找我们要钱，后来我们找到程也核实此事，程也出具证明说与华兴红木家具厂、顾瑞兴无关。该收条上的财务章并非我们所盖，我们也不知晓此事，应是原告偷盖的。
3、原告顾瑞兴诉被告杨惠良（2010）熟兴民初字第0319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以公民代理的身份曾代理过很多案子，也代理过顾瑞兴的案子（不止一个案子），说明原告有机会接触到顾瑞兴厂里的公章。
4、空白纸条1份、2007年6月8日森林大酒店星级评定文件复印件1份。原告曾经跟被告顾剑锋说过收条是在森林大酒店内写的，但是原告说不出来是谁写的，如果确实是在森林大酒店内写的，应当是四星级的纸条，因为森林大酒店在2007年就已经升为四星级酒店了，而原告提交的收条上纸张是三星级的，今天开庭原告又陈述是我父亲写好再给他的，可能是庭前意识到说法有问题，所以又变成现在的说法。
原告质证意见：加工合同与本案无关。收条上的程也我不认识的，是顾瑞兴介绍的，顾瑞兴当时保证程也能帮我把事情（一个案子诉讼的事情）办好，财务章当时也是顾瑞兴盖的，所以我当场给了办案费现金12万元，后来事情到现在还没办好，钱也没归还。（2010）熟兴民初字第0319号民事调解书的案子是我代理的。被告提交的空白纸条、饭店星级评定文件复印件我没必要看，收条是2010年10月17日顾瑞兴下午给我的，至于收条是哪写的我都不清楚。
关于当时顾瑞兴给收条的时候原告为何没有要求顾瑞兴签字？原告表示：当时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收条已经写好了，我看到已经盖章了就觉得没必要再让顾瑞兴签字了。当时2011年5月27日我们去找被告就是说红木家具及被告顾瑞兴欠我钱的事，所以顾剑峰写了条。关于这些红木家具存放在被告厂里的事有几个人都可以证明，王志中、杨惠良、张卓韦、洪建等人都可以证明，这几个人都是我的朋友，也是被告的朋友，他们都看到这些家具在被告厂里。
关于上述这些人是如何确定被告厂里的哪些家具是原告委托加工的家具？原告表示：因为这几个人都拿着被告出具的收条到仓库里看过，所以这些人确定被告厂里的哪些家具是原告委托加工的家具。
被告对上述原告陈述的意见：看过也不能确定哪些是原告的，因为收条上也没有特殊标志确定是哪些家具。其中原告说的王志中、杨惠良、张卓韦、洪建等人中，我只认识杨惠良。
法庭辩论中，被告抗辩按照委托关系应是委托人主张，而不是受委托人主张。原告陈述这批东西是我自己的。
第二次庭审
关于红木家具的具体材质？大约价值？款式、尺寸？原告表示：诉请的红木家具的具体材质为缅甸花梨木，90年代市场价大约为二十万左右，现在就不清楚了。款式是90年代的中国传统款式，有雕花，牡丹花型，这批家具风格是一致的，都是牡丹花型，尺寸不清楚，就是90年代流行款式，颜色是深红色（法庭办公家具的颜色），该颜色是红木家具上漆的颜色。收条上第7项为两个单人沙发、一个茶几，第8项为一个沙发、一个茶几。
关于该批家具原告得来的过程？原告表示：该批家具是一个公司倒闭了，然后这批家具寄放在我这，后来这批家具卖给我了，我花了49000元。朱某拿着家具主人一张条子找到我，说要把东西卖给我。原来家具的主人叫苏某，朱某与苏某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朱某拿着苏某写的条子来找我要回家具，朱某那时候已经知道该批家具在被告红木厂里，后来朱某说这批家具做个价卖给我。苏某写的条子上内容为：“我委托周某某（原告想不起具体叫周什么了）及朱某向钱均良要回红木家具。”苏某同不同意卖给我我不知道，但是条子是苏某亲笔写的。家具具体哪年卖给我的不清楚，反正是不到2010年。当时是公司老板苏某说寄放在我这的，公司是常熟市物资供销总公司。大概也是不到2010年寄放在我这的，具体年份也记不清了。寄放在我这之后过了好几年才卖给我的。卖给我之后苏某又来找我要回红木家具，然后我报警了，警察说：“如果已经卖给钱均良了就不应该再问钱均良要了，否则要按敲诈勒索处理。”后来苏某还是经常来找我要。
关于朱某卖给原告的时候双方有无书面手续？朱某收了钱后有无打收条？原告表示：朱某当时在苏某写的条子上又写了“以上物品已经全部处理，双方没有经济纠纷。”49000元是现金，当场交清。朱某收了钱后没有打收条，因为条子写好双方就结束了，我就没要求打收条。
被告对原告上述陈述的意见：据原告自己陈述在朱某找他的时候该批红木家具已经在被告厂里与原告之前的陈述矛盾。原告讲的常熟市物资供销总公司应该在90年代就已经撤销了，距离2010年时间很长了，这么长时间寄放在原告处也不符常理，我们怀疑原告拿了家具可能早已经被原告卖掉了。因为家具的主人总向原告要这批家具，所以原告想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应付家具的主人，听原告说他与家具主人也有很大的纠纷，警察也介入过。原告今天说的与上次庭审陈述的关于家具的来源完全不一致，上次庭审说是一个外贸公司破产了委托他去加工油漆，今天又说是卖给他的。
庭后被告申请对收条进行鉴定，后因未交鉴定费而未做鉴定。
第三次庭审
原告提交证据如下：
1、2016年8月18日顾剑峰出具的委托书1份。内容“现顾剑锋委托钱均良，追讨杨惠良与顾剑锋、顾瑞兴借贷事项，受委托人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追讨，受委托人行使追讨权利，委托人行使收款权利。备注：委托人收回欠款后，给付钱均良贰拾件红木家具。委托人顾剑锋2016.8.18”。证明被告顾剑峰收了我20件红木家具，就是本案的红木家具。
2、微信照片打印件3张。该照片中的家具即为本案家具中的书柜、沙发、老板桌。
3、录音摘要打印件1份。证明被告确实收到了本案中我要的20件红木家具。
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我们认为是复印件，但我是作为原告为我追讨杨惠良欠款的酬劳，上面的20件红木家具与本案的红木家具无关，是我厂里的库存，照片是我于今年在原华兴红木厂仓库里拍的，当时我发给原告是让原告看一看行不行，因为苏某家在向原告追讨本案的20件红木家具，如果原告能将杨惠良欠款帮我追讨回来的话，我就拿该红木家具作为原告的酬劳，原告也可以将此家具给苏某家作为冲抵，这样苏某家就不会再找原告要了。当时我是顺着原告的话说的，而且我说的红木家具是原告本次提交的照片上的红木家具。这批红木家具早就在我的厂里了，至少2008年前就在我厂里了，原告要的红木家具其自称是2010年10月17日拉到我厂里的，根本不是同一批。
关于审理期间被告为何要出具委托书并涉及红木家具？被告表示：我父亲与杨惠良之间的债务纠纷，当时原告是我父亲的代理人，已经经法院判决并申请执行，法院都找不到杨惠良本人，只有原告跟他有联系，所以我想通过原告找杨惠良要欠款十几万。当时原告想让我写归还，我认为会影响到本案审理，所以我特意写了给付，至于写了20件红木家具也是原告给我下的套，我当时也没有答应给原告具体什么家具，所以没有意识到影响到本案审理。原告表示：之所以被告委托我向杨惠良要钱，被告说的原因是属实的，但委托书上提到的20件红木家具就是本案我向被告要求归还的家具。我现在认为被告本就应当归还我20件红木家具，根本不需要我替他追回欠款。照片上的家具材质我不清楚，我要的20件红木家具跟照片上的都是一套的，材质也是一样的。
被告提交证据如下：
1、苏某提供的纸条拍摄件2张。主要内容有“
一、红木书柜四门开(壹套)
二、红木老板台办公桌(壹张)
三、红木老板转椅(壹张)
四、红木电视机柜(壹张)
五、红木会议长园桌中间二拼（壹张
六、红木会议桌配椅捌张（两张有扶手）
七、红木单人沙发一套（两张椅、壹方茶几）
八、红木三人沙发椅壹张、三人茶几壹张
九、红木方型花架二张
十、立式空调壹台、复印机壹台、摄像机一架（附件照明灯一套）
委托周元梓向钱忠良代苏某寄放处去提取。（因此以上物品都由苏某处理给周元梓开公司用。物主：苏某
注：以上物资是苏某退办公室时由钱忠良代苏某找寄存处寄放的物资。
苏某
2006.9.25日
代周元梓向钱忠良收回以上物品双方无经济纠纷。
收货人朱某
2007.5.14日”
被告陈述：该纸条就是原告第二次庭审时提到苏某写的纸条。证明按照原告第二次庭审时的说法，该家具是朱某卖给他的，且带了苏某写的纸条，但是该纸条上的日期是2007年5月14日，原告提交法庭的收条的日期是2010年10月17日，明显有矛盾。从该纸条上可看出原告根本不是这20件红木家具的主人，该纸条上与原告提交的收条上的红木家具的类型是一致的，本案已经开了三次庭，原告每次对红木家具的来源都说的不一样。
2、加工合同1份。证明2012年我们已经使用新章，新章下部有数字编号。实际上我们于2011年老章就已经向行政审批中心挂失了，有可能原告得到我的老章，日期其可以随便写。
原告质证意见：就是我第二次庭审时说的苏某写的纸条，我这也有一张复印件（提交法庭）。收条上是2010年，2010年还使用的老章。
第四次庭审
原告提交证据如下：
1、2016年9月12日在常熟市金海华丽佳酒店录音光盘1张及录音内容文字1份，即上次庭审提到的证据。在录音资料里面被告讲“随便还一套他们也没啥要紧，老钱，一张圆台不见了，这套沙发你是有数的，反正这套是以前放在办公室里坐的，书橱原来是放在仓库右手边的，写字台好像也是放在仓库右手边的（文字资料中划红线部分）”。证明这些红木家具就在被告手里掌握着。
2、顾剑峰书写的说明1张。该原件我刚刚在下部书写“2011.5.27我与杨惠良去被告厂里要回红木家具二十件，当时该二十件红木家具就存放在被告厂里，有杨惠良可以作证”。证明20件红木家具在他们仓库里放着，以后就被被告顾剑峰处理掉了。
3、苏某条子1张(因原告要求退回质证完当庭退回），与原告提交的复印件内容一样。复印件内容有“56×××16钱忠良青交巷×××室
一、红木书柜四门开(壹套)
二、红木老板台办公桌(壹张)
三、红木老板转椅(壹张)
四、红木电视机柜(壹张)
五、红木会议长园桌中间二拼（壹张）
六、红木会议桌配椅捌张（两张有扶手）
七、红木单人沙发一套（两张椅、壹张方茶几）
八、红木三人沙发椅壹张、三人茶几壹张
九、红木方型花架二张
十、立式空调壹台、复印机壹台、摄像机一架（附件照明灯一套）
委托周元梓向钱忠良代苏某寄放处去提取。（因此以上物品都由苏某处理给周元梓开公司用。物主：苏某字
注：以上物资是苏某退办公室时由钱忠良代苏某找寄存处寄放的物资。
苏某
2006.9.25日
代周元梓向钱忠良收回以上物品双方无经济纠纷。
收货人朱某
2007.5.14日”
被告质证意见：同上次庭审意见，录音里的红木家具不是原告诉请主张里的红木家具。这些红木家具2008年前就在我们厂子里了，从哪来的我不知道。苏某到我们厂里看过，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家具，也就是原告诉请的家具。对说明同之前庭审意见，绿色圆珠笔的字是被告顾剑峰写的。苏某条子跟原告所交的复印件内容一样，本案诉讼请求所涉及的红木家具根本不是原告的。
被告提交证据如下：
王丰荣、徐某1、徐某2、王某2身份证复印件各1张以及证明2张。“本人证明以上图片所示家具，在顾瑞兴发生意外（2011年2月17日）前至少两年已经存放于华兴红木厂内。”写证明的徐某1、徐某2、王某2这三人是我们厂里的员工，王丰荣、ＸＸ俭是我父亲的老客户。证明钱均良所说的照片上的红木家具在我父亲出事前两三年，也就是2009年前已经在我们厂里放着了。
原告质证意见：这些材料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能说明20件红木家具的确在两被告厂里存放，现在原告只能按照被告写的收条为准。
另，本案审理过程中，有张某、苏某、朱某、刘某、王某1主动到法院说明一些情况，内容因与本案有关联，开庭时已宣读，主要内容如下：
苏某、张某：2005年前我所在的常熟市工业物资总公司改制，我当时是副总经理，改制后我自己办了常熟市锦华物资有限公司，2005年我打算把常熟市锦华物资有限公司撤掉，有一批红木家具（共23件）没有地方放，钱均良是我们的老邻居，主动说帮我们寄放到梦兰村旁边的外贸仓库，当时钱均良不让我们一起去，他找人开了一辆卡车，一辆依维柯去拉走，当时我老婆张某写了一张23件的清单，让钱均良签个字，他当时不签，说我到公司盖个章再送过来，后来再也没有音信，十几年我们一直找他催讨，他从来拒绝跟我们见面，2016年年初我找到环保局的纪委书记鞠书记介绍我们与钱均良之间的事情，钱均良的女儿是市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我们希望她能够跟她父亲说一下归还我们红木家具。一星期左右钱均良跟王某1找到我们说东西都在顾剑峰那，你给我们一段时间去要回来，后来他就去起诉顾剑峰了。后来的情况都是王某1来给我们介绍进展。我们旁听时钱均良说的一派胡言，我们根本没有卖给他，也没有委托他加工油漆，钱均良庭审时提交的照片根本不是我们的红木家具，我们的红木家具是老酸枝，是常熟福山红木厂制作的，颜色都是枣红的，只有书橱的颜色红一点，老板台是麒麟面板的，其他都是刻花的图案。朱某我们原本是不认识的，2006年我与周元梓合伙开公司，我写了个条子委托周元梓去问钱均良要家具准备放公司里，没有要到，周元梓委托朱某去盯着钱均良，跟钱均良闹，后来钱均良买通朱某给了点钱把他打发走了，还让朱某在我们写给周元梓的条子下面写了朱某拿走了货，2015年10月份钱均良复印了该条子对我们说“已经委托了人卖给我了，你们别再来找我要了”。后来我们去找朱某、钱均良当场对质，差点打起来，我们才知道朱某与钱均良之间的交易，钱均良花了3000元向朱某买了这张条子。2014年钱均良曾经说过周元梓把家具卖给东张的一户人家了，卖了275000元，实际上周元梓已于2012年左右去世，钱均良故意这么说，死无对证。我们曾经问过周元梓的老婆，她说根本没这回事。钱均良后来跟朱某对质后说红木家具在小顾厂子里，我们就一直催钱均良要，我们委托人以及自己也去找小顾厂子里看过，根本没有。后来钱均良也不跟我们见面，他叫王某1来找我们，让我们相信红木家具就是被小顾（顾剑锋）拿走了，王某1说“钱均良跟小顾说，别人欠小顾父亲的钱，只有他能要回来，要回来之后钱均良可以在小顾厂子里挑几件红木家具，然后把红木家具给我们。”王某1还让我们看照片，就是开庭时钱均良拿的照片，让我们认可是我们的红木家具。我们跟王某1说，这根本不是我们的，你别跟钱均良再骗我们了。另外，钱均良2015年曾经把我写的条子复印件以及常熟市开发区华兴红木家具厂的收条复印件给我们，我发现两个单子家具的顺序等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很像是照着抄的，不像是小顾父亲收货后自己写的，否则不可能如此巧合。
朱某：2007年我的朋友周元梓找我和刘某去找钱均良要红木家具，说是苏某夫妻的，我就拿着周元梓给我的苏某写得条子多次找钱均良要，大约见过两三次面，他说“肯定要还的，但是苏某在北京上访，花销很大，所以向我借过钱，而且苏某夫妻找我寄存这些红木家具，是有费用的，这个费用苏某要给我”。本来我们要用硬的要，后来一听他这么说，我就没有来硬的。钱均良说他和苏某都是朋友，不用我们掺合，说给我些费用，别再管这个事了，钱均良给了我2000元现金，我给他打了2000元的收条。我要走，钱均良叫住我，让我在周元梓给我的条子上写句话，表示我以后不再掺合这事了，不再找他了。我写的是“代周元梓向钱忠良收回上述物品，双方无经济纠纷。”我根本没有收回红木家具，这句话也看不出我收回了红木家具，我的意思是我跟钱均良没有经济纠纷。后来我跟周元梓说他们有经济纠纷，我不掺合了，你也别掺合了。2015年下半年苏某找到我说听钱均良说是我把家具卖给他了，我说我根本没拿。后来苏某把我和钱均良叫到苏某家里把这个事说清，钱均良说给了我三千把我打发走了，我们之间没事了，我说“给了两千，你有条子”。我质问他到底是不是我把家具卖给他了，他说不是，我们问他家具在哪？他说是他没地方放，而且要刷一下漆，放到了小顾红木家具厂子里了，说是很远在东张，他还拿了张清单。
刘某：是2007年周元梓找我和朱某去找钱均良要红木家具，但是我没有见到钱均良。
王某1：我是跟钱均良一起来的，想具体反映一下我跟小顾（顾剑峰）最近两个月所做的事情。大概是从2016年9月份开始小顾带我去找20套红木家具，因为小顾说过他让钱均良帮他去讨他自己要不回来的钱。如果我们去帮他讨了，他就把20套红木家具还给钱均良，之后大多数红木家具没看到，具体是哪些不确定，小顾带我去他开的厂里看了三次，看了一件凳子应该是，其他的都不是。小顾跟其他人说过红木家具他拿到大义去了，最近两天我也去过大义厂里面，但是也没找到。其中我跟小顾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也有一段录音。我还有两个证人，证明当时他父亲树上掉下来的时候，当时的红木家具的原件都在厂里面。因为欠小顾家钱的人我跟钱均良都认识他，容易讨的到，所以小顾找钱均良讨。
我是在2015年的5月份，钱均良跟那个女的（苏家）叫的人对话的时候我听到有关红木家具的事情。当时女的叫的那个人问钱均良红木家具是怎么回事，当时双方都没说什么，就问了些红木家具怎么弄之类的话，那个女的让钱均良把红木家具拿出来，说红木家具都被钱均良卖掉了，卖掉了275000元，钱均良说这些红木家具一个都没拿，后来就跟钱均良约好以后怎么碰面，在这之后基本上都是我跟苏家以及小顾他们碰面的，原因是我跟钱均良也认识，跟苏家的姐夫也认识，碰面是为了找这些红木家具。这个红木家具应该是钱均良的。因为苏家通过社会上的人威胁钱均良，然后钱均良报案，之后钱均良把一些材料拿给警官看，然后警官当时说如果苏家再来要红木家具就是敲诈勒索，所以我就认为家具是钱均良的。我不清楚家具钱均良是怎么得到的，我只听苏家讲过红木家具怎么被钱均良拿去的，钱均良开公司的时候被钱均良拿去了。拿去了是给他了还是卖给他了我不清楚。我没见过这些红木家具。2015年苏家找的陈爱军带着几个人把姓朱的抓到苏家家里去，说两千块、三千块之类的事情。我是听苏家和陈爱军讲的。我自己出15000元钱找人去找小顾要回红木家具。我给钱的那个人的名字我也不清楚，我出钱是当时帮钱均良要家具，钱均良当时在南京。
原被告对上述陈述意见如下：
原告：刚才几个人说的同条子上写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就是这些红木家具通过朱某把这些红木家具转让过来的，以刚才提交过的苏某写的条子为准，与本案无关。
被告：钱均良对苏某红木家具已经以27.5万元卖给了东张的一家红木厂。原告提供的苏某写的条子根本没反映出卖给原告，朱某写的是收回了，如果收回了就不应该在原告手里，也不会放到被告厂里去加工了，朱某没有收回的话原告也不是红木家具的主人，红木家具的主人是苏某和张某，原告没有起诉的资格。
另查明，第四次开庭后，苏某和张某明确不参加诉讼，不向本案被告主张。经向原告钱均良询问，原告表示如果实物无法返还的话，主张赔偿20万元，之后原告又撤回所主张的要求赔偿损失20万元的请求，诉请明确仅为返还红木家具。关于收条的签字是否写在章的上面（也就是先盖章后写的落款日期），以及收条内容是否是被告顾瑞兴及顾剑峰所写？被告再次向本院确认不申请鉴定。
原告提交微信打印件5张，证明“疯一样的男子”微信号×××是被告顾剑峰使用的，另外还证明微信打印件上所显示的照片（书柜1个、桌子1个、椅子1张、传票1张、法庭照片1张）是被告顾剑峰通过微信主动发给原告的，其中桌子和椅子原告可以确认是原告所说的从苏某处购买的二十件红木家具中的两件，书柜原告不清楚。
被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微信是我使的，上面的照片也是我发给原告的，但是苏某夫妻已经去我厂子里看过照片上的家具，其表示不是二十件红木家具当中的，我这些红木家具是之前庭审中委托书所提到的红木家具是准备作为钱均良讨回欠款的报酬，也不是原告提交的收条中的所列家具，与本案无关。
另，本院到常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2010年、2011年的被告常熟市开发区华兴红木家具厂年检报告复印件，2010年年检报告上的章没有数字编号，2011年的年检报告上的章有数字编号，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从诉讼法上讲，给付之诉的诉讼请求本身应当有明确的标的物，从而使判决具有确定性和可履行性，本案是返还特定物，该特定物更应当具体明确，红木家具材料、尺寸、式样、花纹、风格等等千差万别，原告对收条上所列红木家具的具体情况的举证远未达到特定化的程度，甚至未能全面详细明确地表述。就此一点，足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另外，就案件事实来讲，疑点颇多，综合来看，难以采信存在交付事实。主要有：1、收条上没有收到人签字，仅有盖章，原告也未看到是何人书写收条，当时却接受了该收条。2、原告所称是加工，但未在收条上对加工细节作任何书面约定，甚至“未谈加工费的事”。被告提供的加工合同对加工事项有详细的记载更符合交易习惯。3、据原告所讲收条是2010年在被告厂子里拿到，但所用纸张却为森林大酒店纸张，且是三颗星纸张，而森林大酒店2007年已为四星级，时间上也相差甚远。4、据收条出具日两年多后，原告于2013年以发函告的形式催讨红木家具十九套，函告内并未提到收条一事。5、就录音、授权委托书、微信照片等证据来讲，不能当然推断上述证据中提到的家具即为收条上的红木家具，也不能当然推断是原告所交付的家具。6、朱某是2007年向原告催要家具，而原告陈述被告收到家具是2010年，又陈述“朱某拿着苏某写的条子来找我要回家具，朱某那时候已经知道该批家具在被告红木厂里，后来朱某说这批家具做个价卖给我”，明显矛盾。7、原告陈述红木家具来源于苏某夫妻，但苏某夫妻表示“我们根本没有卖给他，也没有委托他加工油漆，钱均良庭审时提交的照片根本不是我们的红木家具”“我们委托人以及自己也去找小顾厂子里看过，根本没有”。8、关于原告与家具关系的重要事实，原告的陈述随着被告的抗辩发生重大变化。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钱均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原告钱均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
审 判 长 吕军鹏
人民陪审员 朱慧红
人民陪审员 潘慧玉
二〇一七年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赵 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