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07民终17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卫平，男，1969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维考，江西泰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东英，女，193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树英，女，1959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系被上诉人张东英女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秀英，女，196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系被上诉人张东英女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秀娣，女，1965年12月2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系被上诉人张东英女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秀梅，女，1974年8月1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系被上诉人张东英女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明红，女，1977年11月2日生，汉族，住江西省瑞昌市，系被上诉人张东英女儿。
上列六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凡珍，江西文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原审被告：刘明富，男，1959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
原审第三人：刘秋香，女，1967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
原审第三人：刘井英，女，196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
原审第三人：邬乾英，女，1939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
原审第三人：刘作璇，男，1921年11月20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大余县荡坪钨矿矿部而管区（河坝里）。
原审第三人：黎熊北，女，汉族，1946年6月8日出生，住江西省大余县荡坪钨矿矿部而管区（河坝里），系原审第三人刘作璇妻子。
上诉人刘卫平因与被上诉人张东英、刘树英、刘秀英、刘秀娣、刘秀梅、刘明红、原审被告刘明富、原审第三人刘秋香、刘井英、邬乾英、刘作璇、黎熊北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2016）赣0703民初9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卫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程序方面，既然本案案由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按《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本案应先由人民政府处理，故本案程序不合法。二、南康区林业局关于东山街办管坑村刘卫平信访问题的答复意见第2点“你反映的问题是家庭财产分配问题，不是山林权属争议调处范畴”，刘卫平、刘明富与被上诉人张东英现为三个独立的家庭，如刘卫平对案涉六宗林地无经营权，则明显存在山林权属争议。正因为南康区林业局认为刘卫平对该六宗林地有经营权，故其答复“是家庭财产分配问题”。可见，一审判决对该答复意见断章取义，同时也无视官坑村委会关于上诉人与张东英共同经营、共同共有该六宗林地的书面证明。作为案涉林地的发包方，官坑村委会最清楚谁对该六宗林地有经营权，对官坑村委会的证明理应采信。
被上诉人张东英等六人辩称：本案不是土地权属争议，是承包权纠纷，是侵权纠纷，法院有管辖权。争议的六宗林地，上诉人有经营权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上诉人不是承包权人，承包权人是被上诉人，有承包证为据。依据上诉人提供的《赣定高速公路征地补偿发放表》可以证明上诉人非法侵占了被上诉人应得的征地补偿款，应返还给被上诉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除判令上诉人返还征地补偿款外，其余应维持原判决。
原审被告刘明富述称:我们村民小组是按照1953年山林权证书分配的。1995年开始，被上诉人的自留山证书放在我这里，由我经营。我过继给刘作合，1987年分户生活。刘作合去世前一年把自留山证留给我了。2010年5月7日签订的《关于刘作合山林权的分配协议》和《补充协议》，该两份协议由张东英女婿张桂东执笔，为有效协议。
原审第三人黎熊北述称：这个山林一直是刘作璇操办的，后来刘作璇当工人了，刘作璇就叫他的前妻去管理。
一审原告张东英等六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原告张东英与被告刘明富、刘卫平于2010年5月7日签订的《关于刘作合山林权的分配协议》和《补充协议》无效；2、确认六原告对刘作合名下的山林土地具有继承权；3、判令被告刘明富将康林证字第0003490号、康林证字第0003491号《南康县自留上证书》原件返还给原告；4、判决二被告将转让、出租、买卖刘作合名下土地所获得非法利益43844元返还原告；5、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东英系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村上廖坑组村民，其与丈夫刘作合生育有原告刘树英、刘秀英、刘秀娣、刘秀梅、刘明红等女儿。原告刘树英、刘秀英、刘秀娣、刘秀梅、刘明红在结婚后，先后将户籍迁离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村上廖坑组，1996年1月刘作合病故。
1953年，原南康县人民政府向案外人范金秀、刘烈鑫、刘作璇、李南珠、刘作合及原告张东英六人核发《土地房产所有证》，将位于东山街道××村上廖坑的“桐孜下”、“船窝”等面积共计5.4亩的十二块山地确认由上述六人共同所有。刘作合与刘作璇、刘作金是兄弟关系，刘烈鑫是刘作璇、刘作金、刘作合三人的父亲，范金秀是刘烈鑫的母亲。刘作璇配偶为第三人黎熊北。刘作金与第三人邬乾英育有被告刘明富、刘卫平、第三人刘秋香、刘井英四人，刘作金于1974年去世。
1983年5月5日，原南康县人民政府向原告张东英的丈夫刘作合颁发证号分别为康林证字第0003490号、康林证字第0003491号《南康县自留山证书》两份，确定位于东山街道××村上廖坑的“桐子窝”、“长窝”、“船窝”、“禾场坪大窝”、“房后”、“对面”六块山地由刘作合长期经营，并载明其林木及林付产品永远归经营者所有，允许继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因被告刘明富、刘卫平对刘作合自留山经营权存在争议，2010年5月7日，由原告张东英女婿张桂东起草，原告张东英与被告刘明富、刘卫平签订《关于刘作合山林权的分配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将原刘作合承包经营的“桐子窝”、“船窝”、“禾场坪大窝”共29.5亩分为三份，原告张东英、被告刘明富、刘卫平各一份；出租或出售山林需经原告张东英或其继承人、被告刘明富、刘卫平三方共同协商同意并签字；出租或出售所得均按三份分配，张东英只得其中一份，并将出租或出售收入的5%作为被告刘明富的报酬；其他任何争执或纠纷由被告刘明富处理，与张东英无关。案外人刘东生、张馨概作为见证人在《关于刘作合山林权的分配协议》和《补充协议》上签名。康林证字第0003490号、康林证字第0003491号两份《南康县自留山证书》由被告刘明富收执。
2010年5月4日，被告刘明富与案外人肖祖金签订《荒山租赁协议》，约定：将“桐孜窝”面积为3.88亩的山地租赁给案外人肖祖金；租赁时间为15年，即自2010年6月4日至2025年6月4日；并约定，2010年6月4日至2015年6月4日的租金为6208元/年，2015年6月4日至2020年6月4日的租金为6596元/年，2020年6月4日至2025年6月4日的租金为6984元/年。
2014年12月28日，原告张东英与被告刘明富、刘卫平签订《关于长孙岭协议》，约定将“棚孜下”剩余山林（除去刘明富、刘卫平住宅）定位长孙岭，此所有权为刘明富所有。
六原告认为《关于刘作合山林权的分配协议》和《补充协议》是二被告采取欺诈的方式与原告张东英订立的，违背了原告真实的意思表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利益，属无效合同，故诉来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张东英与被告刘明富、刘卫平于2010年5月7日签订的《关于刘作合山林权的分配协议》和《补充协议》无效；2、确认六原告对刘作合名下的山林土地具有继承权；3、判令被告刘明富将康林证字第0003490号、康林证字第0003491号《南康县自留上证书》原件返还给原告；4、判决二被告将转让、出租、买卖刘作合名下土地、土地所获得非法利益43844元返还原告；5、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在诉讼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刘明富退还赣定高速公路补偿款5009元给原告。
在审理期间，被告刘卫平于2016年6月2日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政府撤销由原南康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两份康林证字第0003490号、康林证字第0003491号《南康县自留山证书》，并要求对上述两证所示六宗林地重新颁发林地使用权证书。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6）赣07行初88号行政裁定书，以原南康县人民政府颁证行为发生在1983年，刘卫平于2016年起诉已超过20年最长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刘卫平的起诉。同年12月，被告刘卫平向南康区信访局信访，要求确认其对刘作合山林有经营权。后南康区信访局将信访件转南康区林业局处理，南康区林业局山纠办经调查，于12月15日向被告刘卫平作出康林信字[2016]13号《关于东山街办官坑村刘卫平信访问题的答复意见》，载明：“你反映对其自留山证书康林证字第0003490号、0003491号确认权属范围问题，四至界址清楚，不存在权属争议；你反映的问题是家庭财产分配问题，不是山林权属争议调处的范畴”。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和1983年《南康县自留山证书》的效力问题。首先，从背景上看，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有步骤的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县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者土地房产所有证书，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权利，1953年原南康县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者案外人范金秀、刘烈鑫、刘作璇、李南珠、刘作合及原告张东英六人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此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权属凭证。此后通过开展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运动，我国农村土地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农村土地所有权由原先农户个人所有变更为农村集体所有，随着1982年我国确立了土地公有制后，1953年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已失效，其记载的与土地相关的内容亦已失效，已不能作为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凭证。此后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需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土地登记制度建立并逐步完善，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调查、土地登记、土地统计工作。在此背景下，1983年，原南康县人民政府向刘作合颁布了康林证字第0003490号、康林证字第0003491号《南康县自留山证书》。其次，南康区林业局关于东山街办官坑村刘卫平信访问题的答复意见也表明“自留山证书康林证字第0003490号、0003491号四至界址清楚，不存在权属争议。”因此本院对1983年由原南康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康林证字第0003490号、0003491号山林权证的效力予以认定。刘作合已合法取得该证书内所载位于东山街道××村上廖坑的“桐子窝”、“长窝”、“船窝”、“禾场坪大窝”、“房后”、“对面”六块山林的经营管理权，且林木及林付产品永远归其所有，允许继承，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二、关于《关于刘作合山林权的分配协议》和《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因此对康林证字第0003490号、0003491号《南康县自留山证书》内所载位于东山街道××村上廖坑的“桐子窝”、“长窝”、“船窝”、“禾场坪大窝”、“房后”、“对面”六块山林由刘作合以家庭为单位享有经营管理权。原告张东英、刘树英、刘秀英、刘秀娣、刘秀梅、刘明红作为刘作合的家庭成员，对上述林地均享有承包经营权。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而依据继承法规定，原告张东英、刘树英、刘秀英、刘秀娣、刘秀梅、刘明红均系刘作合遗产及承包经营权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对刘作合承包经营的林木及承包经营权享有继承权。原告张东英与被告刘明富、刘卫平签订《关于刘作合山林权的分配协议》和《补充协议》时，未取得原告刘树英、刘秀英、刘秀娣、刘秀梅、刘明红的授权，损害了原告刘树英、刘秀英、刘秀娣、刘秀梅、刘明红对刘作合林地的经营权和对其林木的继承权，且事后未经五人追认同意，应当依法确认为无效。二被告称原告的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被告不能举证证明原告刘树英、刘秀英、刘秀娣、刘秀梅、刘明红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其认为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三、关于被告刘明富是否为原告张东英的“长子”问题。被告刘明富提交的户口簿虽载明被告刘明富系原告张东英的“长子”，但该户口簿因分户于1987年4月18日注销，且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原告张东英已形成养母子关系，因此，被告刘明富该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被告刘明富不属于刘作合家庭成员，对刘作合承包经营的林地和林木不享有经营权和所有权，因此，被告刘明富应当将康林证字第0003490号、康林证字第0003491号两份《南康县自留山证书》返还给原告。四、关于原告请求确认六原告对刘作合名下的山林土地具有继承权的诉讼请求。原告诉来法院是因原告张东英与被告刘明富、刘卫平签订《关于刘作合山林权的分配协议》和《补充协议》损害了六原告对刘作合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和对林木的继承权，该纠纷实质为侵权纠纷。而继承权纠纷是遗产继承人之间就遗产继承引起纠纷，就本案而言，六原告系刘作合遗产的继承人，若存在继承权纠纷则应发生在六原告之间，二被告并非刘作合林遗产的继承人，与六原告不存在继承权纠纷，故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五、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转让、出租、出卖刘作合名下山林所获非法利益和征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被告刘明富已收取出租刘作合的土地租金，虽已提交《荒山租赁协议》，但该协议不能证明被告刘明富出租的荒山与刘作合的山林经营权有关，且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刘明富已按协议内容收取了租金及收取租金的金额，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返还赣定高速公路征地补偿，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张东英、刘树英、刘秀英、刘秀娣、刘秀梅、刘明红对康林证字第0003490号、0003491号两份证书内所载位于东山街道××村上廖坑的“桐子窝”、“长窝”、“船窝”、“禾场坪大窝”、“房后”、“对面”六块山林具有承包经营权，原告张东英与被告刘明富、刘卫平签订《关于刘作合山林权的分配协议》和《补充协议》损害了其他原告的合法权益，事后未得其他原告的追认而归于无效，被告刘明富应将二份《南康县自留山证书》返还原告。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张东英与被告刘明富、刘卫平于2010年5月7日签订的《关于刘作合山林权的分配协议》和《补充协议》无效；二、限被告刘明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康林证字第0003490号、康林证字第0003491号《南康县自留山证书》返还给原告；三、驳回原告张东英、刘树英、刘秀英、刘秀娣、刘秀梅、刘明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6元，由原告张东英、刘树英、刘秀英、刘秀娣、刘秀梅、刘明红负担896元，被告刘明富、刘卫平负担100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卫平提交了以下新证据：公证书复印件一份以及耕地、山林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康林证字第0003490号、康林证字第0003491号《南康县自留山证书》无效。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其关联性持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没有四邻界址，不能证明其证明对象，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
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林地家庭承包中，承包主体是农户而非某一特定的农民，家庭成员之一死亡，并不导致农户的消亡，农户仍然存在，其他家庭成员可以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合同，不发生继承问题。只有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的情况下，才发生继承的问题。本案中，根据康林证字第0003490号、康林证字第0003491号《南康县自留山证书》可以证明，案涉林地原为刘作合、张东英、刘树英、刘秀英、刘秀娣、刘秀梅、刘明红家庭承包。刘作合去世后，其家庭成员继续承包案涉林地，并不发生继承的问题，因被上诉人刘树英、刘秀英、刘秀娣、刘秀梅、刘明红均已将户籍迁离了原集体经济组织，现已成为城镇居民，故被上诉人刘树英、刘秀英、刘秀娣、刘秀梅、刘明红不应享有继续承包案涉林地的权利，案涉林地的权利人应为被上诉人张东英。上诉人刘卫平与被上诉人张东英、原审被告刘明富于2010年5月7日签订的《关于刘作合山林权的分配协议》和《补充协议》，系由被上诉人张东英的女婿张桂东（被上诉人刘秀娣的丈夫）起草，且案外人刘东生、张馨概作为见证人亦在上述协议中签名，故被上诉人张东英等人主张刘卫平、刘明富系采取欺诈方式与其签订协议，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上述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官坑村村委会亦未提出异议，故所签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张东英等人主张上述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处理部分不当，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2016）赣0703民初92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2016）赣0703民初92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三、驳回被上诉人张东英、刘树英、刘秀英、刘秀娣、刘秀梅、刘明红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合计1096元，由被上诉人张东英、刘树英、刘秀英、刘秀娣、刘秀梅、刘明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 忠
审 判 员 雷勉励
审 判 员 赖国东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 佳
代理书记员 童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