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0112民初5202号
原告：昆明江淮商务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二环西路398号高新科技信息中心主楼。
法定代表人：许艳。
委托诉讼代理人：凡龙、王小涛，云南曲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昆明梯西埃姆叉车销售维修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二环西路398号高新科技中心主楼。
法定代表人：陶梅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凡龙、王小涛，云南曲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谷德志，男，汉族，1974年7月8日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康鸣，云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昆明江淮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淮公司）、原告昆明梯西埃姆叉车销售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梯西埃姆公司）诉被告谷德志委托合同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16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7月30日、8月1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凡龙、王小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康鸣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江淮公司法定代表人许艳参加了2018年8月1日的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江淮公司、原告梯西埃姆公司向本院提出下列诉讼请求：1、由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92479元;2、由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赔偿逾期付款导致原告的损失，自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全部清偿之日止；三、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事实与理由：被告自2007年起开始代理销售原告的叉车产品，截至2016年5月28日，被告欠原告叉车款及配件款共计392479元。2016年8月19日，原、被告签订《还款协议》，被告确认所欠货款，并承诺于2017年12月31日付清所欠货款。现约定的付款期限已经届满，被告并未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故提起诉讼。
被告谷德志辩称，被告系被告梯西埃姆公司的员工，负责公司销售工作，被告与两被告不是挂靠经营关系或者销售代理关系。原告主张的款项是销售回款，并非被告欠款。被告已经分11次将款项支付给原告，货款已经付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两原告提交的2015年9月19日的《代理销售协议》、2016年5月28日的欠款表、应收款表、业务结算单、2016年8月19日的《还款协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提交的转款凭证，两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原、被告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主张，本院认定如下：
两原告提交2016年5月至2017年2月的5份购销合同、原告的叉车出入登记表和销售明细表、许艳的农信社账户明细、微信记录。证明被告2016年6月27日至2017年3月10日转账到许艳账户的390600元款项，除2016年9月30日的10000元是归还欠款外，其他款项都是其他叉车销售合同的货款。被告认为5份合同是复印件，不予认可，出入登记表和销售明细表是两原告单方制作，不予认可。许艳银行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两原告主张的事实。微信记录真实，但2017年1月9日的10000元也是《还款协议》中的销售回款。被告提交2014年的《收入证明》、《证明》，2005年10月的两份协议和收据若干。证明被告是原告梯西埃姆公司的员工，2003年就在原告处工作，曾任原告公司副总经理。两原告表示两份证明是应被告要求出具，不能证明被告是原告的员工。对两份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
两原告提交的许艳农信社账户明细，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两原告提交的5份合同是复印件，没有原件核对，原告的叉车出入登记表和销售明细表是其单方制作，没有被告签字认可，二者无法印证，不能证明被告转账到许艳账户的相关款项是上述合同的货款，本案中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微信记录，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2017年1月9日向许艳发出微信，询问陈松根的叉车预付款10000元收到没有，许艳表示收到。许艳的农信社账户明细中，2017年1月9日只有一笔10000元收款纪录。被告的转账凭证中，2017年1月9日只有一笔10000元转到许艳上述农信社账户。微信记录内容和被告转款行为印证，可以认定该笔10000元是陈松根的叉车预付款。
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两份证明形成于2014年3月和8月，协议订立于2005年，不能证明2015年9月19日签订《代理销售协议》时，被告和原告梯西埃姆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上述证据和本案缺乏关联性，本案中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9月19日，两原告（乙方）和被告（甲方）签订《代理销售合同》，约定乙方授权甲方为云南省滇西区域的代理商，销售乙方作为云南省总代理销售的叉车产品。甲方代理资格自签约之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合同到期后，经协商一致可续签合同。乙方遵循先订货，后发货的原则向甲方供货。甲方向乙方购买产品享受优惠价格，乙方向甲方的年度返利将在甲方代理年度到期日前的最后一笔货款结算时完成核算，用返利金额冲抵甲方应付乙方的货款。2016年5月28日，被告在叉车欠款表和叉车应收款（表）、业务结算清单中签字，表示数据核实无误。其中《2013-2015谷德志NBO叉车欠款表》记载的底价为2563740元，回款2455760元，差额税18114元，差价126094元。《谷德志叉车应收款》记载价格合计495275元，收款85000元，欠款410275元。《谷德志2015年欠款表》记载谷德志欠公司款项58214.51元。《谷德志2015年欠款表》记载公司应付谷德志5173.69元。《昆明TCM业务结算清单》中，谷德志的应得提成合计138716.3元。2016年8月19日，两原告（乙方）和被告（甲方）签订《还款协议》。协议记述了被告和两原告的代理销售情况。约定截止2016年5月28日，甲方共欠乙方叉车款及配件款人民币392479元，甲方同意于2016年9月30日前归还乙方10000元，于2016年12月31日前归还10000元，余款于2017年12月31日前付清。如甲方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及金额归还的，乙方可要求甲方一次性归还所剩全部款项，并要求甲方支付因其违约给乙方造成的损失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
律师代理费等。
2016年6月27日至2017年3月10日，被告将390600元转入原告江淮公司法定代表人许艳账户。两原告认可2016年9月30日的10000元是归还上述欠款。另，2017年1月9日的10000元是支付案外人陈松根的叉车预付款。
本院认为：2015年9月19日，两原告和被告签订《代理销售合同》，两原告授权被告在云南省滇西区域代理销售两原告提供的叉车产品。从《还款协议》记述的代理销售情况和两原、被告的陈述来看，被告对外以两原告的名义销售叉车，订立合同，将回收的客户货款支付给两原告，双方根据回款情况按一定比例给被告提成。《代理销售合同》虽有被告以优惠价购买叉车，年度返利折抵应付货款的约定，但返利的内容空白没有填写，也没有无论销售与否被告均需支付货款的约定。两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否发生叉车所有权转移并不明确，不足以认定双方存在叉车买卖关系。《代理销售合同》中两原告和被告的权利义务关系更符合委托合同特征。被告认为，原、被告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而是劳动关系。被告没有和原告梯西埃姆公司的劳动合同，其提交的协议、证明分别发生于2005年、2014年，不足以证明2015年9月订立《代理销售合同》时，被告和原告梯西埃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用工关系。被告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代理销售合同》作为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两原告是委托人，被告是受托人。双方2016年8月19日订立的《还款协议》对双方亦有法律拘束力。
《还款协议》约定，被告应当偿还两原告货款392479元，于2017年12月31日前分三次付清。2016年6月27日至2017年3月10日，被告将390600元转入原告江淮公司法定代表人许艳账户。被告主张，上述款项均为偿还《还款协议》约定的款项，应当扣减。除2016年9月30日的10000元外，两原告认为其余款项是其他销售合同的货款，与本案欠款无关。因此，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被告支付的380600元是否是用以清偿《还款协议》约定的欠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被告2017年1月9日明确表示转账的10000元是支付案外人的叉车预付款，两原告对此没有异议，该笔款项系履行特定债务，与本案欠款无关，不应扣减。其余370600元，两原告认为是被告支付的其他合同的货款，这一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两原告没有证明存在真实的合同关系。更重要的是，即使买卖合同属实，合同建立在原告和案外人之间，支付货款是案外人即买受人的合同义务而非被告对两原告的债务，上述买卖合同不是两原告对被告享有债权的依据。上述合同中3份订立于2016年5月至12月期间，在《代理销售合同》约定的代理期限内。《代理销售合同》只约定乙方向甲方的年度返利将在甲方代理年度到期日前的最后一笔货款结算时完成核算，用返利金额冲抵甲方应付乙方的货款。被告如何将收取的货款返还两原告没有明确期限，两原告也没有证明三份合同进行了结算。即使被告谷德志应当将三份合同的货款支付给两原告，其债务履行期限也未确定，不是两原告对被告的到期债权，不能优先于《还款协议》确定的到期债权进行充抵。两原告没有证明2017年以后和被告的具体法律关系。如果2017年的两份合同也是被告代理两原告和案外人订立，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被告只是将取得的销售货款转交两原告，没有直接的付款义务。
总上，除2017年1月9日的10000元款项外，两原告没有证明对被告享有其他到期债权，两原告认为被告支付的370600元与本案欠款无关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扣除380600元（包含2016年9月30日的10000元）后，被告尚欠两原告货款11879元，应由被告支付。被告没有按约偿还全部欠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两原告的逾期利息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由被告谷德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昆明江淮商务有限公司、原告昆明梯西埃姆叉车销售维修有限公司货款11879元及该款自2018年1月1日起至款项全部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的逾期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658元（原告江淮公司已预交），已减半收取，由两原告承担3548元，被告承担1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以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是二年。
审判员 武 云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陈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