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西法民初字第7158号
原告周绍策，云南省宜良县人。
委托代理人杨芮、黄鹏程，云南君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委托代理人尹跟旭，云南省昆明市人，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
委托代理人达胜，云南旸禺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马龙泉，云南省石林县人，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周绍策诉被告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在受理之前根据原被告的申请，依法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诉前医疗过错鉴定，后本院受理该案，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绍策及其委托代理人杨芮、黄鹏程，被告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尹跟旭，被告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的委托代理人达胜、马龙泉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绍策诉称：原告于2014年2月28日因右腋窝包块到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外科门诊就诊，医生诊断后建议手术切除。原告于2014年3月3日收住外一科，同日在科室进行包块切除术。术后原告感觉右手不适，后住院观察至2014年3月9日，病情愈加严重。同日，在原告及家属强烈要求下，被告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将原告转往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继续治疗。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诊断为右腋下包块切除术后、右尺神经损伤。原告认为二被告为原告提供的医疗服务行为违反医疗原则及诊疗规范，存在严重过错，且二被告的过错行为直接导致原告右腋下包块切除术后右尺神经损伤。故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残疾赔偿金145794元、后期治疗费20000元、误工费4146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2536元、住院伙食布补助费22700元、营养费18160元、护理费22700元、交通费8000元，鉴定费77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共计297918.6元。2、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庭审中，原告自愿不要求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辩称：至今为止没有证据证明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为原告提供的诊疗服务存在过错，原告亦当庭表示不要求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承担责任，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的诉讼请求。
被告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宜良县医院）辩称：原告因过失造成的损伤与宜良县医院的手术无关。宜良县医院只是二级甲等医院，所以在普通外科操作这样的手术有一定的难度。其次，原告主张的金额过高。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没有法律依据；误工费、交通费计算过高；被抚养人生活费没有考虑伤残系数；鉴定费不应由被告承担；后期医疗费应当包含原告在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的治疗费用。第四，原告在宜良县医院住院期间未结算医疗费36276元，被告为原告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为原告垫付了18596元。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综合本案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以下问题存在争议：宜良县医院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是否能够得到支持？
原告周绍策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一、宜良县医院住院病历一套、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门诊病历一份、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住院病历一套、宜良县医院3次出入院记录，欲证明：2014年3月3日，原告因病到宜良县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腋窝良性肿瘤，并于同日进行腋窝包块切除手术，术后发现原告右侧4、5指活动受限，感觉功能减退，经消肿对症治疗后症状无缓解，遂决定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2014年3月9日，原告转院到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治疗，行肌电图检查提示：右侧尺神经周围神经损伤，后于2014年6月10日进行手术治疗，之后于2014年6月23日至2015年2月16日在宜良县医院治疗，共计住院227天，需营养费18160元、护理费22700元。
经质证，被告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宜良县医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
二、昆明医学会医鉴字（2014）34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云春鉴（2014）24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各一本，鉴定费票据二份及检查费发票一份，欲证明：2014年6月18日，昆明市医学会受理原告与宜良县医院委托医疗事故鉴定，鉴定结果为构成医疗事故，宜良县医院承担主要责任。经鉴定，原告构成九级伤残，需后期医疗费20000元，原告支付鉴定费7940元。
经质证，被告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不予质证，认为与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无关；对云春鉴（2014）24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以及检查费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被告宜良县医院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云春鉴（2014）24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检查费发票予以认可。
三、证明三份、宜良县北古城建筑公司营业执照一份及宜良县北古城建筑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一份，欲证明：原告受损前在宜良县北古城建筑公司担任技术员工作，月工资为8500元，原告受损害后至今无法工作，产生误工费41464元；同时，原告的赔偿标准应按城镇居民的标准。
经质证，被告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对该组证据不予质证。被告宜良县医院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
四、证明一份，欲证明原告尚有一名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
经质证，被告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对该组证据不予质证。被告宜良县医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原告的计算方式不予认可。
五、交通费票据（停车费、出租车费、客运发票、公交车的发票），欲证明原告治疗期间花费交通费8000元。
经质证，被告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对该组证据不予质证。被告宜良县医院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
被告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针对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病历一套，欲证明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为原告提供的诊疗行为没有过错。
经质证，原告及被告宜良县医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
被告宜良县医院针对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一、病案和相应的医疗费清单各四份，欲证明原告住院期间的支出、天数。
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认为该组证据与其无关。
二、收条四份，欲证明原告分四次从宜良县医院领走18596元。
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原告并没有主张医疗费。被告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认为该组证据与其无关。
根据原被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以下鉴定：1、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宜良县医院对周绍策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存在损害后果？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的大小？2、周绍策损害后果所产生的后期医疗费、护理依赖程度及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中心受理后，出具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5）（临床）鉴字第AC257号鉴定意见书。
经质证，原告及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对该份鉴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被告宜良县医院对鉴定意见不予认可，认为宜良县医院不应承担60%至90%的责任。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
经质证，原告及二被告对鉴定人的陈述予以认可。
通过以上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本院认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因二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其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其中对于医疗事故鉴定意见书，因形式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故本院对其予以确认；对于其余证据，因二被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因能够相互印证原告住院治疗前在宜良县北古城建筑公司工作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四，因宜良县医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五，因上述证据未载明发生的时间，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对其不予确认。对于被告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提交的证据，因原告及宜良县医院对其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其予以确认。对于宜良县医院提价的证据一、证据二，因原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且上述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其予以确认。对于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5）（临床）鉴字第AC257号鉴定意见书及鉴定人的陈述，因鉴定程序合法，并且鉴定人的陈述能与鉴定书中的分析说明相吻合，原被告对鉴定人的陈述亦予以认可，故本院对鉴定意见书和鉴定人陈述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原、被告各方的陈述及庭审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依法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原告周绍策因“发现腋窝包块10余年”于2014年3月3日到宜良县医院就诊，初步诊断为：腋窝良性肿瘤。完善相关检查后，宜良县医院于当天对原告行局麻下“右侧腋窝肿物切除术”，术中切除一3.0cm×2.0cm包块并送病检。手术记录记载：“暴露手术视野后发现包块大小约3.0cm×2.0cm，质韧，考虑为纤维瘤，包块中见一约1mm神经分支穿过，与病变组织紧密粘连，无法分离，给切断后完整切除包块并送检”。病理检查为：（右腋窝）血肿伴血栓形成。术后第一天（2014年3月4日）起，原告主诉右侧第4、5指活动受限，宜良县医院给予对症支持治疗，但原告症状未见明显改善。2014年3月9日，原告转至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骨科就诊，肌电图显示右侧尺神经损害，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建议观察2个月后复查。之后原告分别于2014年3月24日、4月15日、5月5日、5月20日到门诊就诊治疗。2014年6月10日，原告因“右腋下肿块切除术后右上肢疼痛、麻木并活动受限3月”入住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骨科，入院诊断为：右尺神经损伤。完善相关检查后，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于2014年6月17日对原告全麻下行“右上肢尺神经探查术”。手术记录记载：术中见尺神经连续，近端与周围组织粘连，瘢痕形成，局部变细，挫伤、水肿。术后诊断为“右侧尺神经部分损伤”，术后给对症支持治疗。原告于2014年6月20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右侧尺神经损伤”。2014年6月23日，原告因“右侧尺神经损伤后遗症”入住宜良县医院，宜良县医院给予相关检查，经理疗、营养神经治疗，原告于2014年10月3日出院。2014年10月9日，原告再次因“右侧尺神经损伤后遗症”入住宜良县医院，宜良县医院给予对症治疗，原告于2014年12月26日出院。2015年1月16日，原告因右尺神经损伤入住宜良县医院，于2015年2月16日出院。
原告及其家属先后于2014年3月25日、2014年5月5日、2014年6月10日、2014年7月28日收到宜良县医院支付的医药费13596元、生活费5000元。
2014年8月6日，原告委托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对其损伤进行伤残等级鉴定。鉴定中心于2014年8月14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原告此次损伤达到九级伤残。原告支付鉴定费700元。
本案在本院受理前，经原被告同意，本院诉前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以下鉴定：1、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宜良县医院对周绍策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存在损害后果？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的大小？2、周绍策损害后果所产生的后期医疗费、护理依赖程度及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中心受理后，出具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5）（临床）鉴字第AC257号鉴定意见书。其中分析说明载明：关于周绍策自2014年3月3日至2014年3月9日在宜良县医院的诊疗过程，医院为周绍策选择治疗方案为“右侧腋窝肿物切除术”，术前检查基本到位，手术方案选择合理。对于手术过程，根据全国规划教材《局部解剖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七版、第八版）相关记载：腋窝部分结构复杂，其内部主要有臂丛锁骨下部及其分支、腋动脉及其分支、腋静脉及其属支、腋淋巴结和疏松结缔组织等。其中臂丛有内侧束、外侧束和后束组成，各束包含肌皮神经、胸内侧神经、尺神经、正中神经、桡神经、腋神经、肩胛下神经和胸背神经等。因此腋窝处解剖结构复杂，在手术分离切除过程中应仔细观察包块与邻近神经、血管及周围组织的伴随关系，小心分离。而宜良县医院在对周绍策进行包块切除术时在手术记录中未对该包块的周围神经及血管走行进行相应的描述，存在病案书写不规范；在术中发现包块中有神经分支穿过时未在明确判断该神经的来源及功能时遂将神经分支连同包块切除，存在手术操作不严谨。周绍策在术后第二日出现的手部功能障碍的临床表现符合尺神经肘上损伤后的典型临床表现及体征，宜良县医院在对症治疗无效的情况下于2014年3月9日及时建议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符合诊疗程序。故周绍策在宜良县医院诊疗期间早期诊断、术后观察及治疗未违反疾病诊断原则，术前检查基本到位，手术方案选择合理，但存在部分病案书写不规范、手术操作不严谨的过错。周绍策在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的诊疗过程中，术前、术中和术后处理均符合疾病的诊疗规范，无过错。周绍策于2014年3月3日初次至宜良县医院就诊时体格检查并无右上肢神经损伤表现，手术后即出现神经损伤表现，结合肌电图检查结果及后期在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行二期探查手术时的术中所见，周绍策尺神经连续性尚存，主要损害是尺神经挫伤及与周围组织的粘连及疤痕形成，该损伤应为手术所导致，因此宜良县医院对周绍策进行的腋窝包块切除术是周绍策术后出现尺神经损伤所致上肢功能障碍的直接原因，即周绍策目前存在的损害后果与宜良县医院的过错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周绍策的诊疗过程中腋窝包块本身存在，是其自身疾病，腋窝本身结构复杂，手术难度较大，且周绍策包块形成后于周围组织粘连紧密，在术前宜良县医院也对术中可能损伤局部神经进行了告知。因此周绍策也应承担一定手术风险责任。但周绍策目前的尺神经损伤导致上肢功能障碍的损害结果主要是由宜良县医院的过错行为导致的，因此宜良县医院应承担主要责任，参与度建议为60%-90%。周绍策“右侧尺神经损伤”已形成，经过治疗，目前遗留“右手部分肌肉萎缩、感觉减弱、肌力Ⅱ级、肌张力下降”，后续还需继续营养神经药物治疗，定期行肌电图检查并定期复查，后期治疗需20000元。周绍策“右侧尺神经损伤后遗留的右手部分肌肉萎缩、感觉减弱、肌力Ⅱ级、肌张力下降”未达护理依赖，属于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原告支付上述鉴定费7240元。
针对上述鉴定意见书，鉴定人当庭陈述：1、虽然宜良县医院手术完善，也告知了原告可能存在的手术风险是导致神经损害，但是宜良县医院的手术不严谨直接导致的原告的尺神经损害。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在术中所见的瘢痕应是宜良县医院的手术造成的。2、宜良县医院手术不严谨包括：⑴手术记录简单。腋窝处的结构复杂，但手术记录对包块周围的临近组织没有描述，解剖位置的记录也不清楚。（2）手术操作不精细，这与术者的水平有关。尺神经和组织在分离过程中，本身是有难度的，原告的切口是2厘米，实际上包块的直径是3＊2厘米，包块相对比较大，小切口大包块可能存在视野问题，可能会凭术者的经验来操作，对周围神经的损伤也是难以控制的。但对于切口的直径来看，因没有明确的限制，且原告的包块已经取出，因此术者选择2厘米的切口并未违反手术规范。原告尺神经的挫伤和水肿与术者的操作水平有关。3、根据宜良县医院的手术记录，不能认定宜良县医院在术中切断的神经就是尺神经。同时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的手术记录记载尺神经连续，而原告在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治疗后神经损伤是有好转的，以上说明宜良县医院并未切断原告的尺神经，原告的神经损伤应属于钝性挫伤，宜良县医院切断的可能是分支神经。4、术中发现包块中有一约1mm神经分支穿过，因此取出包块时避免切断该神经分支是很难的，但切断之前应对该神经进行判断并告知患者或家属。原告目前的损害后果是神经挫伤导致的而不是尺神经切断后导致的。5、宜良县医院作为二级甲等医院可以进行包块切除术，只要具备医师资格的医生都可以操作原告的手术。6、鉴定意见得出的60%-90%的赔偿责任是参照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临床医学专业规划教材《法医学》（2012年1月出版）。鉴定人只能给出一个区间，具体的比例由法院判定。7、从医学上来说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患者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时已具备劳动能力鉴定的要求。劳动能力丧失的等级分为三级，包括完全丧失、大部分丧失和部分丧失。1-4级伤残等级对应完全劳动能力丧失，5-6级伤残等级对应大部分劳动能力丧失，7-10级伤残等级对应部分劳动能力丧失。8、后期医疗费20000元是自2015年10月10日开始起算，包括：2年的神经营养药物的使用费用，2年肌电图的复查费用，2年的手部肌力的康复训练费用。原告支付鉴定人出庭费800元。
此外，原告自2012年3月10日至2014年3月在宜良县北古城建筑公司工作，周敬杰（1999年10月15日出生，系农村居民）系原告的儿子。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要确认被告宜良县医院是否应承担责任即应确认宜良县医院在为原告提供治疗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是否造成原告相应的损害后果。根据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5）（临床）鉴字第AC257号鉴定意见书及鉴定人的陈述，被告存在以下过错：1、病历书写不规范，即手术记录简单，对包块周围的临近组织没有描述，解剖位置的记录也不清楚。2、手术操作不严谨，具体表现为在术中发现包块中有神经分支穿过，并没有对该神经分支进行判断，在切除之前也没有告知原告或其家属。对于上述过错，结合宜良县医院的手术记录来看，术者发现包块中穿过神经分支时确实没有对该神经分支进行判断，病历中亦未有术中的手术风险告知，因此本院对上述过错予以确认。
对于原告的损害后果，根据鉴定人的陈述，原告目前的损害后果是尺神经损伤，根据原告在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的诊断来看，亦为“右侧尺神经部分损伤”。
对于宜良县医院的过错与原告“右侧尺神经部分损伤”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首先，原告在宜良县医院行右侧腋窝肿物切除术的位置腋窝处有尺神经（根据全国规划教材《局部解剖学》的记载），宜良县医院在行手术过程中切断了一约1mm的神经分支。其次，根据原告在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的手术记录，尺神经有挫伤和水肿。因此可判定原告目前的“右侧尺神经部分损伤”系宜良县医院在术中导致的，本院对宜良县医院的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后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对于宜良县医院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比例，由于鉴定人表示鉴于宜良县医院在术中切断的神经分支位于包块中，即：即使对该神经分支进行判断要取出包块也很难避免不损伤该神经分支，故本院认为宜良县医院主要的过错在于没有尽到充分的注意和告知义务，从而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和对手术方案的选择权，鉴于此，本院酌情判令宜良县医院对原告的损害承担70%的赔偿责任。对于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的责任，由于鉴定意见书认为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并不存在过错，且原告亦明确表示不要求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承担责任，故本院予以准许。
对于原告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故对于原告主张的后期治疗费20000元，根据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宜良县医院认为后期医疗费中应扣除其向原告支付的医疗费的主张，由于宜良县医院于2014年5月5日、2014年3月25日、2014年6月10日向原告支付过医疗费，原告最后一次住院的出院时间是2015年2月16日，而鉴定人陈述后期医疗费评估的起始时间是2015年10月10日，因此在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原告支付的医疗费已经超过原告实际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的情形下，本院认为宜良县医院支付给原告的医疗费不宜在后期治疗费中予以扣除。对于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根据宜良县匡远街道办事处福宜社区居民委员会及宜良县北古城建筑公司出具的证明，本院确认原告在宜良县医院就医前在城镇已居住、生活一年以上，故本院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对于原告的伤残等级，根据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伤残等级鉴定意见书，原告系九级伤残，故根据按照2014年云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299元的标准计算20年，原告的伤残赔偿金为97196元。对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因原告于2014年3月3日到宜良县医院治疗，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8月14日出具伤残等级鉴定意见书，故原告的误工期为164天。对于原告的误工收入，因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本院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明，确认原告系建筑行业。故参照2014年云南省建筑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7788元的标准计算，即误工费为26325.64元（57788元÷12个月÷30天×164天）。对于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因原告共住院225天，按照每天100元的标准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为225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护理费，因原告在入住宜良县医院的第二天（即2014年3月4日）就出现右侧第4、5指活动受限，即其右侧尺神经已经受到损害，考虑到右尺神经损害确实会影响到原告右肢活动，故本院认为原告在住院期间需要人护理。由于原告未提交护理人员的收入情况，故本院按照2014年云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299元的标准计算225天的护理费，即为15186.87元（24299元÷12个月÷30天×225天）。对于原告主张的营养费，考虑到原告的伤情，本院酌情支持1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因原告在宜良县医院以及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均进行了治疗，且既有门诊治疗又有住院治疗，故本院酌情支持1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鉴定费，本院对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以及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费予以确认，即794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因原告属于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明，原告的儿子周敬杰尚未成年，故原告有权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因原告定残时周敬杰年满14周岁，且周敬杰系农村居民，结合原告的伤残等级，本院确认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414.4元（6036元×4年÷2×0.2）。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到宜良县医院的过错程度及原告的损害后果，本院酌情支持5000元。综上，原告的经济损失包括：后期医疗费20000元、残疾赔偿金97196元、误工费26325.64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414.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2500元、营养费1000元、护理费15186.87元、交通费1000元，共计185622.91元，由宜良县医院承担70%，即129936.04元。此外，被告还应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7940元及鉴定人出庭费800元，以上共计143676.04元。此外，由于宜良县医院曾向原告支付生活费5000元，故在本案中予以扣除，即宜良县医院还应支付原告138676.04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周绍策损失共计138676.04元。
二、驳回原告周绍策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费5769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计2884.5元，由被告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承担1442元（此款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与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由原告周绍策承担1442.5元，余款2884.5元退还原告周绍策。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以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
审判员 吴 娴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坝绍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