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24民终121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文富，男，197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和龙市。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延边华盛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龙井市东盛涌镇。
法定代表人：张国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立夫，男,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全毅，吉林吉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尹成刚，男，1979年9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吉林省和龙市。
上诉人刘文富因与被上诉人延边华盛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米业公司）与原审第三人尹成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龙井市人民法院（2018）吉2405民初3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文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以欠据作为定案的依据严重错误。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向法院出示了一份写有上诉人名字的欠据，上诉人当庭对签名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对此，作为举证人的被上诉人，依法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该份欠据的真实性，即由被上诉人向法院提出申请，委托有关机构对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但是，在原审法院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申请鉴定时，被上诉人表示不申请。那么，被上诉人就无证据证明欠据上的名字为上诉人书写。原审法院以此作为定案的依据，必然做出错误的判决。二、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对买卖种子的事实予以追认。原审法院已经确认：案外人王明胜以刘文富的名义与华盛米业签订的水稻收购合同，该行为没有得到刘文富的授权，属于合同效力待定。现在，被上诉人既然无证据证明欠据为上诉人所写，那么，就不能认定上诉人对买卖种子的事实予以追认，进而也就不能认定双方事实上达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最后也就不能认定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种子款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不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三、华盛米业公司一再歪曲事实，向法庭提供错误的信息，干扰法庭对事实的正确认知，其陈述诚信程度极低，法庭应不予采信。1．在原审起诉状中，华盛米业公司诉称：“签订合同后，被告于2017年3月5日到原告公司领取稻种”。而在原审第一次庭审时，华盛米业公司改口说：“种子由我公司车运送到了被告家”。2．在原审起诉状中，华盛米业公司诉称：“由第三人（周瑞国）作为经纪人协调原被告双方履行合同”。而在原审第一次庭审时，华盛米业公司撤销了对周瑞国的起诉，转而声称是公司和黄克义及王明胜一起把种子送达刘文富的家中。3．2017年3月5日出具的欠条，欠条上的字根本不是刘文富所签。4．水稻收购合同里的签字也并不是刘文富所签。四、华盛米业公司和刘文富之间缺少种子买卖关系成立所必须具备的合同要件，因此所谓的买卖关系不成立。华盛米业公司并未与刘文富磋商合同的主要条款和签订买卖合同。种子是黄克义和王明胜送到刘文富家的，刘文富并不知道这种子就是华盛米业公司的，也无权要求刘文富按照华盛米业公司确定的一斤8．5元支付种子款。在原审起诉书中，华盛米业公司就将一个叫周瑞国的人列为了第三人，并诉称周瑞国作为经纪人，协调华盛米业公司和刘文富双方履行合同。刘文富是头道镇龙湖村的人，而周瑞国是头道镇星光村的人。周瑞国今年春天也从华盛米业公司拿了种子，出售给星光村的些农户。华盛米业公司的张冠李戴，恰恰证明，他们和刘文富跟本就不认识，更没有就种子买卖达成过合意。五、根据我国《种子法》第31条规定、第77条规定，华盛米业公司的《营业执照》显示，其经营范围中根本没有经营种子的业务，更没有向法庭提供《种子经营许可证》。六、黄克义和王明胜实际就是在农村中常说的“对缝儿”的方面，他们假借农户的名义和公司签订订单合同，拿来种子；另一方面，把这些种子出售给农户，秋后将收购的农户的粮食再转卖给公司在这其中，公司和农户是不见面的，因为黄克义和王明胜要从中赚取差价，所以不会让公司和农户见面。所以，对于所谓的订单合同，刘文富根本就不知情。直到被华盛米业公司起诉以后，刘文富才知道是王明胜以刘文富的名义与华盛米业公司签订了合同。而且，这份订单合同的原件中，种子价格一栏是空白的。华盛米业公司提供的合同中，稻种价格每斤8．5元，是华盛米业公司自己填写的，刘文富不予认可。七、王明胜和黄克义与华盛米业公司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本案的证人，他们的陈述更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审判决认定刘文富购买了华盛米业公司的种子，并出具了欠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华盛米业公司提供的水稻收购合同一份、欠据一份及华盛米业公司、刘文富及原审第三人的庭审陈述。上述证据中，水稻收购合同和欠据均不是刘文富签字的，刘文富和第三人均否认购买了华盛米业公司的种子。仅凭华盛米业公司的庭审陈述，不能认定是华盛米业公司将种子卖给刘文富的。黄克义和王明胜与华盛米业公司有生意上的利害关系，他们的陈述应不予采信。刘文富接受的是王明胜的种子，而且接受种子的时候，刘文富根本不知道种子的价格。刘文富既没有和华盛米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接触过，也没有和华盛米业公司就买卖种子的价格、数量、付款日期和违约责任等进行过磋商，更没有和华盛米业公司就种子买卖签订合同或出具过欠条，华盛米业公司凭什么要刘文富按照别人假冒自己的名义签订的订单合同中都没有确定的价格支付每斤8．5的种子款呢？综上，刘文富接受的是王明胜送来的种子，王明胜有权另案向刘文富主张权利。至于王明胜否认种子是自己的，属于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华盛米业公司和刘文富既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也没有刘文富出具的欠条，更没有把种子出售给刘文富就种子价格达成致，其要求刘文富支付种子款的要求，法庭应不予支持。
华盛米业公司辩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上诉人主张欠据中的签字不是其本人签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本案中应由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或申请鉴定，但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也拒绝申请鉴定，因此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二、本案中上诉人已承认从案外人黄克义、王明胜处取得400斤种子，但王明胜、黄克义明确表示其二人未曾向上诉人出售过种子，二人提供给上诉人的种子是从被上诉人处取得的，也就是说刘文富拿到的种子是华盛米业公司的，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成立。上诉人在一审时承认拿到种子的事实，事实上合同关系已成立，上诉人以各种狡辩的方式否认拿到种子的事实违背了我国民法诚实信用的原则。三、在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收购水稻时，上诉人以价格不合理为由，拒绝被上诉人的收购并在被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水稻对外售出，其目的就是不想向被上诉人支付种子款。经被上诉人了解，上诉人在对外销售水稻时的价格并不高于被上诉人给予上诉人的价格，同时上诉人销售水稻时，还遭到了恶意的欺骗。
尹成陈述称:我们在购买水稻种子时，只见过王明胜、黄克义，他们从未提起过华盛企业，在送水稻种时，没有任何人提起过是华盛米业送的种子。我们这些村民都可以作证。所以从始至终我们都不知道华盛米业是干什么的，我们所拿到的种子款应付给王明胜，跟华盛米业没有任何关系，华盛米业对我们起诉纯属敲诈。
华盛米业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刘文富向华盛米业公司支付稻种款3400元，违约金3400元，共计6800元；2.诉讼费由刘文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7年1月15日，案外人王明胜以刘文富的名义与华盛米业公司签订了水稻收购合同。2017年3月5日，华盛米业公司与案外人黄克义、王明胜将种子送到刘文富的家里，同日，刘文富出具欠据一份，欠据载明：种子400斤×8.5元，金额为3400元，承诺秋后付种子款。刘文富至今未支付种子款。
另查明，案外人王明胜和黄克义二人均表示未向刘文富卖过种子。
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王明胜以刘文富的名义与华盛米业公司签订了水稻收购合同，该行为没有得到刘文富的授权，属于合同效力待定，但案外人王明胜与华盛米业公司将种子送到了刘文富家，刘文富接收种子，并出具欠据的行为，表明刘文富对买卖种子的事实予以追认，故双方事实上达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刘文富出具的欠据上载明了种子的价格、斤数及支付时间，现刘文富未按约定的时间支付种子款，构成违约，故华盛米业公司要求刘文富支付种子款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文富对收购合同中水稻回收部分未表示追认，该部分合同约定对刘文富不发生法律效力，故对华盛米业公司主张因刘文富未按时交付水稻，给其造成损失，要求刘文富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文富及第三人尹成刚庭审时提出未向华盛米业公司购买过种子，种子是从案外人黄克义、王明胜处购买的抗辩，经一审法院向案外人黄克义、王明胜调查，二人均表示种子的所有权属于华盛米业公司，二人未向刘文富卖过种子，且刘文富接收种子的行为，也表明华盛米业公司和刘文富事实上达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故对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文富提出欠据中的签字不是其本人签字，但未提供相反的证据支持其主张，且也未申请鉴定，故对该项抗辩，一审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文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延边华盛米业有限公司支付稻种款3400元；二、驳回原告延边华盛米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原告延边华盛米业有限公司负担12.5元，由被告刘文富负担12.5元。
二审中刘文富向本院提供证据一：（2018）吉24民终84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对某一案件中基层法院一审中，质证人对于举证人提交的协议书中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而基层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质证人，州法院认为依法应当由举证人进一步举证证明协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质证人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就本案来说原审法院将欠据中刘文富的签字是否是本人所写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刘文富是错误的。
华盛米业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是判例法国家，该判决书没有作为证据的价值。
尹成刚质证认为，没有异议。
证据二：水稻订单收购合同一份。该份证据的来源是在原审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上诉人找到王明胜问他是否有水稻收购合同，王明胜从自己家中拿出了该合同，该合同中王明胜假借刘文富名义在乙方签字，而且该合同没有签订日期，该合同的正文中，关于稻种的价格是空白的。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没有签订过水稻收购合同，也没有约定过稻种的价格，所以被上诉人的要求不成立，也可以证明第三人在原审中所说的王明胜在春天送种子的时候承诺秋天收购的时候，如果水稻价格每斤低于1块6的话，种子不要钱。
华盛米业公司质证认为，上诉人方提供的合同虽然是我们的合同，但是当时签合同时我们拿了很多份合同不止一份合同，所以不是我们这份合同。
尹成刚质证认为，这个合同在原审之前一直没有看到，原审结束后我们看到别的村民有合同，我们回去找到王明胜，他在家中找到我们的合同和所有村民的合同，我们的合同书都一致，上面没有种子价格。
刘文富提供证据一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虽刘文富提供的证据二的内容（稻种价格空白）与华盛米业公司向一审提供的证据二（即水稻收购合同）的内容（稻种8.5元）有不同之处，但华盛米业公司提供欠据中对种子单价8.5元明确予以了约定，与华盛米业公司提供水稻收购合同相互佐证，能够确定稻种价格每斤8.5元，故本院对刘文富提供的证据二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刘文富否认欠据中的“刘文富”是其本人所签，一审法院就此向刘文富释明是否申请司法鉴定，刘文富表示不申请。一审法院同时告知“你对欠据中‘刘文富’不是你本人签字，具有举证责任，现你不申请鉴定，可能会产生对你不利的法律后果，你是否清楚？”刘文富表示清楚，并再次表示不鉴定。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华盛米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由刘文富于2017年3月5日出具的欠据，刘文富否认该证据中是其本人签字，刘文富对此应负有提供反驳该证据的举证责任。因刘文富在一审中明确表示不对欠据中“刘文富”签字笔迹进行申请鉴定，该不申请行为系其对该权利的放弃，刘文富未提供足以推翻华盛米业公司提供的涉案欠据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涉案欠据系由刘文富本人出具予以认定。该欠据中已注明欠款金额为3400元，刘文富应向华盛米业公司支付种子款3400元。刘文富主张其与黄克义、王明胜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黄克义、王明胜均表示种子的所有权属于华盛米业公司，并表示未向刘文富卖过种子，刘文富的该项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对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刘文富提出华盛米业公司不具有出售种子的经营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相关规定，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其未提供《种子经营许可证》，故其对外出售种子属违法经营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华盛米业公司未提供《种子经营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相关规定，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经营种子的，由有关部门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因此该规定应为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刘文富已实际接收了华盛米业公司种子400斤，并且出具了欠据，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是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认定由刘文富承担涉案款项并无不当。
综上，刘文富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文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 玉
审判员 金春秋
审判员 葛福祥
二〇一八年八月九日
书记员 李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