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71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丽华，女，汉族，1955年1月22日出生，住武汉市江岸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晓婷，女，汉族，1984年8月21日出生，住武汉市江汉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武汉市武昌区正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珊，女，汉族，1954年11月7日出生，住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陈杰，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丽华、王晓婷因与被上诉人高珊合伙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2民初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丽华、王晓婷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追加翁琦、翁夷非、肖世钢、汪秉纹、汪炜、陈小坦为本案共同被告；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高珊承担。事实及理由：一、高珊在其夫汪世嘉去世后，在《联合经营咖啡合同书》中汪世嘉名字旁添加了她本人的名字。高珊已取得了合伙经营咖啡店的资格，是新的联合经营者。二、汪世嘉在2007年4月11日，手持其本人名字为主等五人的产权证，并用房屋使用权抵资10万元与刘丽华、王晓婷签订《联合经营咖啡合同书》是后行为，而汪世嘉等五人在2003年6月26日签订的《房产析产协议书》是先行为。故作为继承人高珊等人应对联合经营咖啡店的债权人债务进行清算，原因是补偿未到位。三、高珊明知合作经营的店面，即将被拆迁的事实，故意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刘丽华、王晓婷投资装修店面搭建二层，套取拆迁补偿款的情况。四、汪世嘉去世后，高珊成为新的联合经营人，既是业主也是房屋看守人，应对房屋拆迁门面设施尽看护职责，当房屋拆迁时高珊应有义务通知刘丽华、王晓婷共同处理财产。刘丽华、王晓婷认为从社会常情上讲高珊已对经营设施作了处理，这是不争的事实。五、高珊等人是门面拆迁的受益人，又是不动产和动产的继承人，和新的联合经营者。刘丽华、王晓婷是受损人，高珊应各返还10万元投资款，有理有据。高珊还参加了收取刘丽华、王晓婷投资款的行为，故应承担返还责任。
高珊辩称，一、高珊在其夫汪世嘉去世后，没有参与咖啡厅的经营，也没有被刘丽华及王晓婷接纳入伙，高珊并不是合伙组织的成员。高珊仅应对汪世嘉去世前的合伙组织承担相应的义务，而没有向刘丽华及王晓婷返还投资款的义务。二、从程序而言，追加被告申请应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本案现已进入二审程序，刘丽华与王晓婷提出追加被告申请，违反法律规定，应不予支持。从实体而言，即使本案同意刘丽华及王晓婷关于追加被告的申请，最终审理结果也不会影响到翁琦、肖世钢、汪秉纹、汪炜、陈小坦、翁夷非的权益，刘丽华与王晓婷该申请既无理由也无必要。三、2011年高珊出借8万元给刘丽华的丈夫刘海东，后刘海东与刘丽华以离婚方式逃避债务，高珊因此起诉至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高珊的诉求得以支持，该案已经进入执行阶段，而在执行期间，刘海东再次为了逃避债务而由刘丽华提起本案诉讼，导致前述案件的执行被中止，刘丽华这一行为系恶意诉讼，为保护高珊合法权益，就本案的处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丽华、王晓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高珊按照合伙协议向刘丽华、王晓婷各返还投资款100,000元，共20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高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珊与汪世嘉原系夫妻关系。2007年4月11日，刘丽华、王晓婷与汪世嘉签订《联合经营咖啡厅合同书》，约定：三人自愿合伙经营咖啡厅，由刘丽华与王晓婷各出资100,000元，汪世嘉以房屋的使用权抵资100,000元，总投资300,000元；合伙经营期限从2007年5月1日起至2017年5月1日止；合伙三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盈余以三分之一为依据，按比例分配，债务按照各自投资比例负担；他人可以入伙，但须经三方同意，并办理增加出资额的手续和订立补充协议。协议签订后，三人以王晓婷的名义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字号为“武汉市江岸区柏拉图咖啡厅”，经营场所为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29号（老号37号）的一楼。经营期间，汪世嘉于2008年10月27日死亡。汪世嘉死亡后，刘丽华、王晓婷继续进行经营咖啡厅，但未接纳高珊入伙，高珊也未实际参与经营。之后，因房屋拆迁等原因，咖啡厅未再继续经营，刘丽华、王晓婷也未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
一审法院另查明，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37号（新号29号）为三层楼房，登记在汪世嘉等五人名下。2003年6月26日，翁琦、翁夷非、肖世钢、汪世嘉、高珊、汪秉纹、汪炜、陈小坦共同签订《房屋析产协议书》并办理了公证，约定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37号房屋一栋产权由协议人共同所有，为明确产权，现析产如下：翁琦享有鄱阳街37号第一层楼的房屋产权；汪秉纹享有上述房屋第二层9号的房屋产权；汪炜、陈小坦享有第二层10号的房屋产权；翁夷非、肖世钢享有第二层11号的房屋产权；汪世嘉、高珊享有上述房屋第三层的15号16号房屋产权。2010年4月2日，高珊与武汉喜江房产经营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385-1的《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约定高珊的房屋位于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37号（新29号），房屋建筑面积63.37平方米，住宅中用于营业，按政策给予营业补偿的面积为/，共计给予高珊安置补偿费454,718.80元。2010年4月9日，翁琦与武汉喜江房产经营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385-3的《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约定翁琦的房屋位于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37号（新29号），房屋建筑面积95.97平方米，住宅中用于营业，按政策给予营业补偿的面积为95.97平方米，其中包含暗楼面积49.50平方米，共计给予翁琦安置补偿费1,545,737元。
以上事实，有联合经营咖啡厅合同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居民死亡殡葬证、房屋析产协议书、公证书、房屋所有权证书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并经庭审核查属实，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合伙是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的，当然退伙。本案中，汪世嘉死亡后，其合伙人身份已经终结，此后，刘丽华、王晓婷未按照《联合经营咖啡厅合同书》的约定订立补充协议接纳高珊入伙，高珊也未实际参与合伙经营及盈余分配，故高珊未取得合伙人的资格。在汪世嘉死亡及涉案咖啡厅停止经营时，刘丽华、王晓婷均未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现刘丽华、王晓婷以高珊将拆迁补偿款全部占为己有，同时将共同经营的设施搬走为由，要求高珊按照合同协议返还投资款，但经庭审查明，用于经营咖啡厅的房屋产权人系翁琦，该房屋的拆迁协议也是由翁琦签订，高珊并未取得相关拆迁利益，而对于咖啡厅内的物品，刘丽华、王晓婷未提交证据证明系由高珊搬走。综上，高珊未取得合伙人资格，也未获取合伙财产相应的利益，刘丽华、王晓婷要求高珊按照合伙协议返还投资款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丽华、王晓婷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保全费820元、邮寄费40元，共计5,160元由刘丽华、王晓婷自行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曾对刘丽华、王晓婷诉高珊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作出（2016）鄂0102民初3623号民事裁定，以刘丽华、王晓婷未提供高安川、汪秉绪、汪秉维、汪秉纹、翁夷非的身份信息，被告不明确、不符合起诉的条件为由，裁定驳回刘丽华及王晓婷的起诉。本院2017年2月6日作出（2017）鄂01民终503号民事裁定，撤销了前述民事裁定，并指令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刘丽华、王晓婷要求追加共同被告的上诉请求是否应当予以支持；二、高珊是否具有合伙人的主体资格及是否负有返还投资款义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关于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应在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的规定，刘丽华、王晓婷追加被告的申请，应在前述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向一审法院提出。现二审中提出要求追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刘丽华、王晓婷主张一审中提交的《联合经营咖啡厅合同书》中高珊的签名系其本人亲笔书写，但高珊对签名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并展示了其持有的无本人签名的《联合经营咖啡厅合同书》。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刘丽华、王晓婷提交的现有证据，既无法证明汪世嘉去世后刘丽华、王晓婷与高珊达成了新的合伙协议，也无法证明高珊实际参与了合伙店面的经营与管理，更无法证明高珊对店面内的相应设施进行了处理。且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高珊并非为一楼经营店面拆迁款的受益人，故对刘丽华、王晓婷主张高珊具有合伙人的资格及其负有返还投资款义务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刘丽华、王晓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20元，由刘丽华、王晓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潘 捷
审判员 万 军
审判员 汤晓峰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胡 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