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刑再初字第1号
公诉机关衡东县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单某甲，男，1961年1月7日生，身份证号码：430424196101074835，汉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原衡东县大桥镇党委书记，衡东县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家住衡东县城关镇创大新城阳光大厦81504室。因涉嫌贪污罪，2009年11月12日，经衡东县人民检察院决定，由衡东县公安局依法执行刑事拘留，同年11月25日，经衡东县人民检察院决定，由衡东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已刑满释放。
辩护人张凯，湖南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焦元章，湖南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衡东县人民检察院以湘衡东检刑自诉字第（2010）第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单某甲犯贪污罪案，于2010年6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0年6月25日作出（2010）东刑初字第62号刑事判决书。单某甲不服判决，于2012年7月6日向本院申诉再审，本院于2015年6月4日作出（2015）东刑监字第1号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5年6月8日立案再审，再审中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期间衡东县人民检察院建议该案延期审理，要求对本案进行补充侦查。本案已于2015年10月28日、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衡东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文爱梅出庭支持公诉，原审被告人单某甲及其辩护人张凯、焦元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被告人单某甲于2008年至2009年，利用担任衡东县大桥镇党委书记一职的方便，多次虚开发票，伪造发票骗取公款的手段，贪污公款总计87893元。
1、2008年6月15日至2009年2月9日，被告人单某甲分4次在衡东县中意办公文具综合商场虚开金额为4210元、4360元、6690元、5890元发票共4张，并于2009年2月28日和2009年3月31日在公款中报销，除其中1000元系公务开支外，骗取公款共计20150元。
2、2007年10月28日，被告人单某甲以杨某的名义伪造金额为7680元发票1张，并于2009年2月28日在公款中报销，骗取公款7680元。
3、2008年4月7日，被告人单某甲以单某乙的名义伪造金额为7260元的发票1张，并于2009年2月28日在公款中报销，骗取公款7260元。
4、2008年1月29日，被告人单某甲以单某丙的名义伪造金额为5000元发票1张，并于2009年2月28日在公款中报销，骗取公款5000元。
5、2009年2月28日被告人单某甲伪造嘉兴园家具城办公用品发票6400元，在公款中报销，骗取公款6400元。
6、2008年5月21日到5月31日，被告人单某甲分4次将在衡东县正清烟酒店购物用于家庭开支的费用总计15560元，冒充公务开支于2009年2月28日在公款中报销，骗取公款15560元。
7、被告人单某甲虚报金额分别为5000元和7390元衡东宾馆住宿发票2张，于2009年3月31日在公款中报销，骗取公款共计12390元。
8、2008年11月17日和2009年2月9日，被告人单某甲虚报金额分别为3470元、3750元的长沙“家乐福”商场发票2张，并于2009年3月31日在公款中报销，骗取公款7220元。
9、2008年至2009年1月21日，被告人单某甲分5次将在衡东县“嘉汇”超市家庭购物，金额分别为1118元、1200元、1043元、1122元，在“人和”超市家庭购物，金额为1750元的发票共5张，冒充公务开支于2009年3月31日在公款中报销，骗取公款6233元。
案发后，被告人已退缴全部赃款。
上述事实，被告人单某甲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贪污罪的事实不持异议，且有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贺某、杨某、单某乙、阳某、单某丙、满某、刘某、谭某、曾某、文某甲、罗某甲、文某乙、陈某甲、旷某、彭武知的证言、《中国共产党衡东县委员会关于（单某甲）担任大桥镇党委书记的任免通知》、涉案发票、正清名烟名酒商行签单及结算单据、《衡东县人民检察院关于涉案发票状态的补充侦查说明》、《2009年度大桥镇财务管理制度》等证据证实。
原审认为被告人单某甲利用其担任衡东县大桥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之便，多次以虚开发票、伪造发票冒充公务开支骗取公款的手段，贪污公款87893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其犯贪污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单某甲在衡东县看守所关押期间，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为一般立功表现，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关于对被告人单某甲能否认定为自首，公诉人和辩护人意见不一。经查，从县纪委对单某甲双规审批表上的事实和理由可以看出，当时纪委在呈请双规时只掌握了单某甲从83万元协调费中贪污1.5万元公款的线索，虽然也提到了烟酒招待费的问题，但纪委只是对此有疑问，并没有掌握任何线索，而且从纪委对单某甲的调查问话中发现，单某甲在2009年10月23日主动交代前，纪委没有任何线索涉及起诉书指控的贪污事实。纪委申报双规时所掌握的线索只有单某甲贪污协调费中1.5万元，而这笔款通过侦查机关查实并不存在，且起诉书也没有指控该笔款为贪污。因此办案机关立案查处单某甲的犯罪事实不存在，起诉书指控的是办案单位当时未掌握线索的而由单某甲自己交代的犯罪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规定“没有自动投案，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自首论:(2)办案机关所掌握线索针对的犯罪事实不成立，在此范围外犯罪分子交代同种罪行的。”被告人单某甲应认定为自首，对其依法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单某甲退缴了全部赃款，未给单位造成损失，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是自首的辩护意见与法律规定相符，本院予以采信。辩护人提出起诉书第6笔款中有7320元不能认定为贪污。经查，2008年大桥镇在正清烟酒店签单经结算金额为27320元，其中有15560元是被告人用于家庭开支的，已经被告人单某甲确认签名。杨某证实大桥镇已就总签单与他结了账，他也开具了总额发票给大桥镇。而谭某证实正清烟酒店已经给他出具了总额发票，这张发票已在财务上报销了，余额未支付的钱已挪作他用。况且至今被告人的妻子都未支付这笔钱。所以7320元钱不能从单某甲贪污公款15560元中剔除。辩护人的此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辩护人还提出长沙家乐福发票二张，因证据不充分，不能认定为被告人贪污。经查被告人在侦查机关多次供述这两张发票的来路记不清了，但其没有在长沙家福乐商场购买过东西，这两张发票都是其虚开后冒充公务开支报销了，所得款被据为己有，发票已经被告人确认签名，且经发票状态查询，这两张发票系虚假发票。故辩护人提出的此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单某甲系初犯，又具有一般立功表现、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又好、有悔罪表现且全部退缴了赃款，根据这些情节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单某甲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追缴被告人单某甲贪污所得87893元，由暂扣机关上缴国库。
原审被告人单某甲申诉称：
一、原审判决对申诉人的行为定性错误。申诉人在担任衡东县大桥镇党委书记期间，为了搞好镇上的招商引资，需要与相关部门协调关系。在经过镇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后，因招商引资项目而实际发生的费用，通过发票报账的形式冲抵，系申诉人正当的履行职务行为而非贪污行为。首先，在申诉人担任大桥镇党委书记期间，镇上的财务制度已形成惯例，即为了跑资金、拉项目及协调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其开支须由镇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其次，申诉人在职期间，大桥镇确实有多个项目启动，而与这些项目相关的经费开支，均遵循了大桥镇的财务制度惯例，系由镇领导班子在事前集体讨论通过，而非由申诉人单独决定。再次，为启动这些项目，大桥镇在与相关部门协调时，确实产生了实际费用，申诉人作为经手人，并没有冒充公务开支的行为。最后，用发票报账的方式冲抵实际发生的费用，系由实际情况决定，并不是申诉人为达到起诉书指控的“以虚开发票、仿造发票骗取公款的手段，贪污公款”的目的而故意实施。
关于判决书中认定申诉人单某甲“贪污事实”的九笔款项的去向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笔：中意文具综合商行票据四张（票号：0125937、01098742、01025947、01098737），共计金额21150元，该笔款项是用于大桥镇街上至瑶理村村道硬化工程的协调；
第二笔和第五笔：杨某烟酒店票据两张（票号：05826032、05326033），共计金额14080元，该笔款项用于大桥镇至朱亭京珠高速公路出口便道工程的协调；
第三笔：单某乙烟酒店票据一张（票号：13782193），金额7260元，该款项用于协调大桥镇的计生工作；
第四笔：单某丙烟酒店票据一张（票号：796163），金额5000元，该笔款项用于协调大桥镇铁炉村防洪堤加固维修资金；
第五笔；衡阳市正清名烟酒店票据两张（票号：02660578、02660559），共计金额15560元，该笔款项是用于过节协调大桥镇与衡东县委县政府工作；
第六笔：宾馆发票两张（票号：5000787、5000784），共计金额12390元，该笔款项是用于招待省委农村工作部领导、省教育厅领导、长沙军代局领导开销；
第七笔：长沙家乐福票据两张（票号：70638352、00638405），共计金额7220元，该款项是用于衡阳市计生委工作人员相关费用的报销；
第八笔：衡东嘉汇超市票据五张，共计金额6233元，该款用于协调从省发改委争取大桥镇水厂立项。
因此，申诉人在主观方面没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客观方面亦没有实施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其行为不符合贪污罪的犯罪构成。
二、原审判决没有查明本案的事实。
起诉书指控申诉人“以虚开发票、伪造发票骗取公款的手段，贪污公款”，对与“虚开发票、伪造发票”有必然因果关系的事实却只字未提，而原审判决亦没有查明这些与本案定性有关联的事实。如前所述，申诉人在职期间，大桥镇有多个项目启动且因启动这些项目而实际发生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就是发票产生的事实原因。原审判决未查明事实，而仅仅以表面现象即对申诉人定罪量刑，最终造成了对申诉人的错误判决。
申诉人单某甲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定性错误，要求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公正再审，依法改判申诉人无罪。
为支持其申诉请求，原审被告人单某甲在再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证据：
证据1，东发[2005]5号文件《关于印发衡东县招商奖励实施细则》拟证明招商引资的工作经费的奖励办法，原审被告人单某甲所报销工作经费符合县委、政府的文件精神，没有违法。
证据2，《大桥镇财税所的查账证明》拟证明原审大桥镇街上至瑶里村的道路硬化、大桥镇至京珠高速的桥珠公路、铁炉防洪堤加固维修、大桥镇自来水厂立项等项目是由原审被告人单某甲去协调引资，原审被告人单某甲在协调这些项目过程中没有报销任何经费，事后经报销的费用就是检察机关指控原审被告人单某甲贪污的这几笔费用。
证据3，《关于单某甲（2010）东刑初字第62号判决书上认定款项实际去向的情况说明及证明》及对证明人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原审时衡东县人民法院（2010）东刑初字第62号判决书上认定的款项，不是单某甲贪污占用，而是用于招商引资、争资跑项和协调上级各部门关系所用，其具体去向为：（一）中意文具综合商行的四张发票（票号0125937、01098742、01025947、01098737计21150元）是大桥镇街上至瑶里村另外9.6公里公路硬化协调使用。（二）杨某烟酒店的两张发票(票号05826032、05326033共计14080元)，为协调大桥至朱亭京珠高速公路出口便道工程，购买两部恒基伟业太阳能手机送给了省交通厅的两位领导。（三）单某乙烟酒店的发票（票号13782193计7260元）系2007年为协调省计生委到衡东县进行计划生育考核工作花费7260元。（四）单某丙烟酒店的发票（票号796163计5000元）系为协调争取上级50000元资金用于大桥镇铁炉村防洪堤加固所花协调工作经费。（五）衡阳市正清名烟酒店发票（票号02660578、02660559计15560元）系为协调大桥镇与县委县政府工作而开支过节所花费用15560元。（六）宾馆发票（票号5000787、5000784计12390元）为接待省委农村工作部领导及长沙军代局邹长明开支7390元，另5000元不是单某甲经手的，而是财税副所长曾某经手的。（七）长沙家乐福发票(票号7063852、00638405计7220元)系为协调衡阳市计生委工作，能够顺利通过计划生育年终考核，为该局领导报销两张发票7220元，当时镇长刘某、人大主席文某乙、政协工委主任文某甲、纪委书记罗某甲、财税所长陈某乙和谭某均在场。（八）衡东县嘉汇超市发票系为协调争取大桥镇自来水厂的立项，单某甲开支6233元。
证据4，《关于单某甲同志在大桥镇任职期间工作情况汇报及请求恢复单某甲同志工作和党职的请示》，拟证明单某甲在大桥镇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和争取上级的经费，以解决大桥镇的实际问题，其实际开支证明不是单某甲个人所得。
证据5，《单某甲对（2010）东刑初字第62号判决书上认定的几笔款项去向的情况证明》拟证明（2010）东刑初字第62号判决书认定贪污款项的去向和用途。该每笔款项的去向与用途都有当时在大桥镇的领导班子和工作人员的在场证明，不是单某甲个人贪污了这几笔款项。
证据6，证人文某乙的证言，其当时是大桥镇的人大主席，因为没有具体管财务，所以单某甲具体报多少发票不清楚。但是单某甲出面协调桥株公路连接线，大桥至瑶里公路硬化、自来水厂立项及计划生育工作等都是四个头（书记、镇长、人大主席、工委主任）开会商量的，去协调的肯定花了钱，具体花了多少款项现在记不清楚了。到衡阳协调计划生育工作的事，他去了衡阳但当时没有下车。此事协调好了，但花了多少钱，他不知道。
证据7，证人文某甲的证言，其当时是大桥镇的工委主任，为了争取大桥至瑶里道路硬化的指标，大桥镇的四大头在一起商量过要去协调的事，但具体协调时花了多少钱他不知道。去衡阳协调计划生育的事，镇里四个头去衡阳，他当时坐在车上，去协调送钱的是单某甲去了，但送了多少钱不清楚。
证据8，证人陈某乙的证言，其2008年12月调去石湾之前任大桥镇的财税所所长，他知道其中六笔资金的开支肯定是商量了，但具体开支多少他也不清楚，送手机给领导的事他有印象，当时他听单某甲书记与镇长说买了两部手机，是太阳能的，据说要7000元多一部。去市里协调计划生育的事，当时单某甲书记拿张发票给他报销，说是市计生委一位领导的，要他报销。当时大桥镇的财政很紧张，去协调时，基本上都是去协调的人自己垫付，回来后用张发票冲账。
证据9，证人谭某的证言，其是在陈某乙调去石湾后，才接手大桥镇财税所所长的工作，在他接手后知道三个项目协调的事，第一个是自来水厂立项是单某甲跑的，但是具体花多少钱协调他不知道，单某甲拿发票给他时，领导都签字了，他肯定要入账。第二，去衡阳协调计划生育的事，他当时去了，但是没有下车，单某甲协调后回到车上告诉他市领导给了一张发票，大概三、四千元钱，要他报账，具体多少记不清了。第三，去省委跑关系是用了一些烟，酒发票。《大桥镇财税所的查账证明》是他盖的章，当时还请示了现任书记，出具证明的真实意思是这些支出单某甲没有重复报销，《大桥镇财税所的查账证明》是客观、真实的。
证据10，证人刘某的证言，当时单某甲是大桥镇的书记，他是镇长。几年前第一次开庭时他已出庭作证，《认定单某甲贪污九批款项的去向》材料他在上面签了字，除自来水厂立项的事不清楚外，其他都落实了。确实发生过协调费，对于协调费的过程，有些是四个头事先商量过的，有些是被告人独自处理，最后都通过财税所处理，协调费产生后，在报销协调费的过程中存在虚开发票，假发票的情形。大桥至瑶里公路硬化工程，被告人单某甲与他商议过协调费，具体怎么协调就没有商量了，后来财税所长找他报发票签字的时候说过是这个项目的协调费。朱亭高速出口工程（桥珠连接线）的事他知道，确实事后在单某甲出事之前听被告人单某甲说过买手机送交通厅领导的事。其他的几笔协调费用他只能说有这样的事。但是具体什么情况他不清楚。
证据11，证人罗某乙的证言，其在2008年3月离开前任大桥镇人大主席，主管财务。他在这次向法院提供证明材料上有签字，但只能说知道这些事，具体的开支原则上是被告人单某甲沟通，具体开支了多少就不清楚，只知道他离开大桥之前的四个事项协调的事。去协调时产生的费用，发票主要是由负责人安排经手，花了钱之后，没有相关发票时，只能拿其他发票冲抵。
原审被告人单某甲在再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东发[2005]5号文件《关于印发衡东县招商奖励实施细则》、证据2，《大桥镇财税所的查账证明》、证据3，《关于单某甲（2010）东刑初字第62号判决书上认定款项实际去向的情况说明及证明》、证据4，《关于单某甲同志在大桥镇任职期间工作情况汇报及请求恢复单某甲同志工作和党职的请示》、证据5，《单某甲对（2010）东刑初字第62号判决书上认定的几笔款项的去向的情况证明》、证据6，证人文某乙的证言、证据7，证人文某甲的证言、证据8，证人陈某乙的证言、证据9，证人谭某的证言、证据10，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据11，证人罗某乙的证言。除证据1东发[2005]5号文件《关于印发衡东县招商奖励实施细则》公诉机关无异议外，对其余的证据2、3、4、5、6、7、8、9、10、11均有异议。这些证据是否能足以证明原审被告人单某甲的主张，控辩双方存在较大的争议。公诉机关认为，证据2《大桥镇财税所的查账证明》原审被告人无法提供来源，虽然证实大桥确实有这些项目，但是不能证明这些费用的真实性，没有通过审计，谁都无法出具这样的证明。对于证据3、4、5、6、7、8、9、10、11公诉机关认为这些证据只有在通过法庭质证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审判决已经认定了证人证言是经过法庭质证后采纳的，原审判决已经生效，在没有提供新的证据的情况下，这些证人证言是有效的。原审被告人及辩护人提供的新的证人证言，他们的证人证言并没有否定原审判决中所证实的事实，原审被告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反映的事实是只知道这些项目的存在，是否发生过协调费，协调费多少，他们并不清楚。按照大桥镇财务管理的制度，这些协调费他们应该清楚，可是他们不清楚。这些证人证言，并不能否定原审判决中认定的事实。关于原审被告人提供的九笔款项去向的书面材料，首先其来源不合法。有权调取证据的人应是律师或者办案机关，通过法庭质证可以看出这些证据系被告人自己拿去给证人签字的，他们都不清楚协调费的数目。其二程序不合法，内容不客观真实，不应当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为此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公诉机关对证人文某乙、刘某、谭某、陈某乙、文某甲、罗某甲、罗某乙新的询问笔录，以补充证明上述观点。原审被告人认为，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证人文某乙、刘某、谭某、陈某乙、文某甲、罗某甲、罗某乙新的询问笔录，部分内容与其提供的新证言有出入，原因在于检察机关对证人进行了讯问，证人回来后和原审被告人说检察机关讯问带有恐吓的手段，所以对于证人向检察机关提供的证言，是在检察机关威胁证人的情形下作出的，当时在做笔录期间他们要求检察机关修改，检察机关不同意。故，这些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本院经庭审质证，对原审被告人单某甲提供的证据作如下分析与认定：
一、证据1，东发[2005]5号文件《关于印发衡东县招商奖励实施细则》。对于证据1，东发[2005]5号文件《关于印发衡东县招商奖励实施细则》控辩双方均无异议，应予以认定，证据1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二、证据2，《大桥镇财税所的查账证明》。公诉机关认为该份证明无法提供来源，虽然证实大桥镇确实有这些项目，但是不能证明这些费用的真实性。从法庭调查的情况来看，证人谭某（现任大桥财税所所长）当庭证实该证明是他盖的章，内容基本属实，他当时还请示了现任大桥镇的书记。这个证明的真实意思是这些项目的协调支出没有重复报销费用，证明是客观、真实的。证据2、《大桥镇财税所的查账证明》系大桥财税所所长盖章出具的对本所涉及与本案有关财务的情况说明，且大桥财税所所长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对证明的内容予以说明。在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大桥镇财税所的查账证明》系虚假伪证外，对证据2应予以认定。
三、证据3，《关于单某甲（2010）东刑初字第62号判决书上认定款项实际去向的情况说明及证明》及对证明人的调查笔录、证据4，《关于单某甲同志在大桥镇任职期间工作情况汇报及请求恢复单某甲同志工作和党职的请示》、证据5，《单某甲对（2010）东刑初字第62号判决书上认定的几笔款项实际去向的情况说明》。对上述证据控辩双方争议较大，原审被告人单某甲向法庭提供证据3、4、5系为证明原审时衡东县人民法院（2010）东刑初字第62号判决书上认定的款项，不是单某甲贪污、占用，而是用于招商引资、争资跑项和协调上级各部门关系所用。公诉机关对原审被告人单某甲向法庭提供证据3、4、5不予以认可，认为这些证据不能证明检察机关指控原审被告人单某甲贪污的九笔款项系用于公务开支。原审被告人单某甲向法庭提供证据3、4、5系相关证明人签字确认的情况说明及证明、请示及辩护律师对证明人调查谈话笔录、原审被告人单某甲对指控贪污的九笔款项去向说明，这些证据系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再审过程中提供的以证明原审被告人单某甲无罪的证据。证据3中的证明人文某乙、刘某、谭某、陈某乙、文某甲、罗某甲、罗某乙已出庭作证，证据3的内容与证人文某乙、刘某、谭某、陈某乙、文某甲、罗某甲、罗某乙出庭作证的证言内容相左的部分，不予认定，其他部分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4，《关于单某甲同志在大桥镇任职期间工作情况汇报及请求恢复单某甲同志工作和党职的请示》，该证据缺乏签名人具体信息，无法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故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5，《单某甲对（2010）东刑初字第62号判决书上认定的几笔款项实际去向的情况说明》系原审被告人单某甲辩解，属于自证，其证据内容的真实性需要其他证据佐证。
4、证据6证人文某乙的证言、证据7证人文某甲的证言、证据8证人陈某乙的证言、证据9证人谭某的证言、证据10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据11证人罗某乙的证言等系证人当庭作证，其证言经庭审质证核实，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根据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双方争议的事实作如下分析与认定：
对于原审被告人单某甲及其辩护人提出“在再审中依据上述证据认为检察机关指控他贪污的九笔费用，均是用于公务开支。这些公务开支是为了搞好镇上的招商引资，需要与相关部门协调关系。在经过镇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后，因招商引资项目而实际发生的工作费用。”的辩解与辩护意见。本院认为，再审中原审被告人单某甲个人提供了11份新证据，其中证据1是证明有关当时的招商引资的文件，县里发布的这个招商引资文件规定，争取到国内外各类组织和个人无偿投入县财政笼子、接受财政监管的资金，根据工作需要，经县政府审批，可以解决一定的工作经费。原审被告人单某甲作为大桥镇的党委书记，系招商引资第一责任人。对单某甲依据《关于印发衡东县招商奖励实施细则》的规定去争资跑项，可以依据本规定解决相应的工作经费，但其解决相关工作经费的前提必须经县政府审批，只要符合《关于印发衡东县招商奖励实施细则》的规定，依规报批，是不会被追究责任的。但原审被告人单某甲未经县政府的审批，利用假发票、虚开发票的手段获取的部分公款，不符合《关于印发衡东县招商奖励实施细则》有关解决相关工作经费的规定。
在贪污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主观故意，即明知自己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而希望、追求这种危害结果的心里态度。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是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主观故意，还是将所得公共财物用于公务协调的主观故意，是本案犯罪构成要件主观方面的关键点。从本案来讲，关键要看公款最终是落入行为人手中为个人使用，还是实际用于公务协调开支，公款的去向对判断行为人是否有主观故意及定罪量刑均有重大意义。行为人以贪污为目的，将公款以非法形式占为己有后，再去为私人目的送礼的处置行为，就构成贪污。原审被告人单某甲作为大桥镇的党委书记，是属于对公共财物有调拨、主管、使用的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要注意将其贪污犯罪行为与一般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区别开来。原审被告人单某甲作为大桥的党委书记，经过党政负责人会议的研究，为协调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采取与贪污手段相似的方法,如用假发票、虚开发票的手段获取公款，用于协调送礼等一些不合理的、违反财经纪律开支的一些行为，由于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没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主观故意，客观方面没有将这些款项占为己有，不能认定为贪污。
综上，对公诉机关指控单某甲贪污的几笔公款再审分析认定如下：
一、有关招待省委农村工作部及长沙军代局局长的7390元。这笔钱有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可以证实这笔开支的事实存在，有邹长明在原审案件中出具有书面证明，证明单某甲确实在衡东宾馆招待过自己，而且在再审过程中，证人刘某等都有证实单某甲有在衡东宾馆招待邹长明及省委农村工作部领导的事实，该笔费用应不认定为单某甲贪污。
二、关于长沙家乐福发票7220元。经庭审查明，大桥镇的镇长、人大主席及工委主任证实先后两次到衡阳市计生委协调计生工作，而且去协调的时候，四大头都参与了，大桥镇的镇长、人大主席及工委主任出庭作证时证实了市计生委的领导拿了两张发票回来报销的事实，所以该笔款项应不能认定为贪污。
三、有关正清烟酒店7680元及嘉兴园办公用品6400元，共计14080元。根据证人刘某、文某乙、陈某乙等人的证实这两笔钱是用于购买手机，协调桥珠连接线，送给交通部门的领导，所以这两笔钱也不应认定为贪污。
四、关于衡东宾馆以阳泽平名义报销的5000元。原审被告人单某甲在原审中提出过该5000元自己未经手，再审中再次提出来这5000元自己不是经手人，并提出该5000元的经手人系曾某，检察机关指控原审被告人单某甲贪污该笔款项，只提供2份证据，第一个是虚开的5000元发票，第二是曾某的证人证言。因单某甲提出来这5000元是曾某经手的，曾某在本案中是利害关系人，加之票据上经手人“阳泽平”这几个字是曾某所签，这5000元是不是单某甲拿走有不确定性。证据之间存有很多疑点，根据刑事证据唯一性及疑罪从无的原则，本院认为该笔金额应予以排除。
五、关于单某甲以单某乙的名义伪造发票一张7260元。因单某甲在庭审过程中提出该笔钱是用于陪上级领导打工作牌输了钱，要因公报销7260元，这笔钱不能认定为公务开支。
六、关于单某丙烟酒店票据一张5000元，衡阳市正清名烟酒店发票四张15560元，以及衡东嘉汇、人和超市五张6233元。本院认为，再审中原审被告人单某甲向法庭提交上述证据，虽然能证实单某甲在担任大桥镇书记期间，为招商引资、协调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由他出面协调大桥镇铁炉村防洪堤加固维修资金、过节大桥镇与衡东县委县政府相关工作、从省发改委争取大桥镇水厂立项，并为协调上述项目与关系花费了一定的协调费。但怎么去协调的，花费了多少钱，检察机关指控单某甲贪污的这几笔，是否就是单某甲用于协调上述项目与关系无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原审被告人单某甲再审中提供的新证据，亦未证明上述“单某丙烟酒店票据一张5000元，衡阳市正清名烟酒店发票15560元，以及衡东嘉汇、人和超市五张6233元”的三笔开支是怎么去协调的，为谁花了多少钱，送给了谁，均没有具体收受对象，不足以证明上述指控贪污的款项系用于公务协调开支。故，对于原审认定的上述事实，本院再审应予以确认。
七、关于中意文具商行的四张票据21150元。证人刘某当庭证实大桥至瑶里公路硬化工程，原审被告人单某甲与他商议过协调费，具体怎么协调就没有商量了。证人文某乙、证人文某甲均证实四个头有共同商议过协调大桥至瑶里公路硬化工程，具体协调是单某甲一个人去的，但花了多少钱不清楚。对此原审被告人单某甲未提供足够证据，证实该21150元是用于大桥至瑶里公路协调，未指明21150元协调费的具体去向，不足以推翻之前在检察机关供述。故，原审被告人单某甲认为就上述中意文具商行的四张票据21150元，系用于公务协调开支的主张，除检察机关已查明的1000元系用于公务开支外，其余的20150元，本院不应认定为公务开支。
综上所述，对于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指控他贪污的九笔费用，均是用于公务开支的上述辩解与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再审认定原审被告人单某甲贪污公款数额为54203元。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单某甲利用其担任衡东县大桥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之便，多次以虚开发票、伪造发票冒充公务开支骗取公款的手段，贪污公款54203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原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犯罪事实不清，依法应予以纠正。原审被告人单某甲系初犯，原审已认定其有一般立功表现、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且已全部退赃，可以从轻、减轻处罚。除再审认定原审被告人单某甲贪污数额为54203元的公款，依法应予以追缴外，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他几笔钱共计33690元，虽没有认定为原审被告人单某甲贪污，但这几笔钱均系违反了财经纪律，对此应由相关职能部门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在司法解释施行前已办结生效的案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发布施行后再审的，定罪量刑的标准不符合该解释的，按照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没有错误的，不再变动。本案经再审查明，原审被告人单某甲构成贪污罪的定性没有发生变化，对原审被告人单某甲的定罪量刑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发布施行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一）项，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0）东刑初字第62号刑事判决书;
二、原审被告人单某甲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期三年;
三、追缴原审被告人单某甲贪污所得54203元，由暂扣机关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陈 坚
审判员 陈 琳
审判员 刘金良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贺笑傲
校对责任人：陈坚打印责任人：贺笑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2018-09-18
12:06:01',0,'web',NULL),(1187,'73feecfd-e0df-4b0a-9f43-417bbc139156','$(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51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1180\",\"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审判程序\":\"一审\",\"案号\":\"（2016）皖1621民初795-3号\",\"法院地市\":\"亳州市\",\"法院省份\":\"安徽\",\"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73feecfd-e0df-4b0a-9f43-417bbc139156\",\"案件名称\":\"王登民诉被告朱四运、朱想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解封一审民事裁定书\",\"法院名称\":\"涡阳县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涡阳县\",\"DocContent\":\"\",\"补正文书\":\"2\",\"诉讼记录段原文\":\"本院在审理原告王登民诉被告朱四运、朱想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过程中，于2016年3月15日作出（2016）皖1621民初795-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被告朱四运所有的位于涡阳县淮中大道北侧乐行怡庭小区第一幢中单元404室的房屋（产权证号为：3171646）和担保人许德胜所有的皖ＳＤＸ969号车辆。现因原告撤回起诉申请解除查封\",\"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477670400000)\\\/\",\"案件类型\":\"2\",\"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附加原文\":\"\",\"不公开理由\":null,\"文书全文类型\":\"1\",\"结案方式\":null,\"裁判日期\":null,\"文书类型\":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王登民诉被告朱四运、朱想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解封一审民事裁定书\");$(\"#tdSource\").html(\"王登民诉被告朱四运、朱想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解封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6）皖1621民初795-3号\");$(\"#hidDocID\").val(\"73feecfd-e0df-4b0a-9f43-417bbc139156\");$(\"#hidCaseName\").val(\"王登民诉被告朱四运、朱想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解封一审民事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6）皖1621民初795-3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涡阳县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1180\");$(\"#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涡阳县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6-10-26\"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王登民,朱四运,朱想想\" }],LegalBase: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王登民诉被告朱四运、朱想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解封一审民事裁定书\\\\\",\\\\\"PubDate\\\\\":\\\\\"2016-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