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虹民二（商）初字第803号
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财险上海分公司），地址上海市。
负��人陆丰元，总经理。
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地址上海市。
负责人姚汉文，总经理。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晏圣民、华翎玲，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洪任初，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卢建五，上海市律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之，上海市中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联合财险上海分公司、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与被告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其他保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晏圣民律师、华翎玲律师与被告委托代理人卢建五律师、梁之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自2005年开始车辆保险业务合作，被告作为母公司将其��属集团各关联子公司的所有机动车辆统一向原告投保，该业务合作至2009年底结束。期间，双方每年度均签署《车辆保险协议》。由于被告管理不善，车辆保险事故频发，导致原告从2005年起即连年巨额亏损。为此，双方于2009年10月30日达成《关于车辆保险有关问题的协议》（以下简称《09年10月30日协议》），约定联合财险上海分公司本着不亏不赢的原则按实收保费的84%为赔偿限额，超出部分由被告承担，同时还约定对超出84%赔款限额的赔案进行一次性注销处理，对未到期保单的报案，不再受理。但被告并未按约履行义务，在原告告知赔款已经超过84%的情况下仍无理要求原告对所有事故损失进行赔偿。经核定，2008年度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从被告处收保费共计30，770，105.31元，2009年度收保费共计28，958，723.89元，两年度共发生车辆保险事故2万余起。原告共向被告支付约���的各种手续费合计3，089，689.21元。截止到2013年4月30日，因2008年度和2009年度车辆保险事故原告直接向被告赔付商业险共计10，352，765.85元，交强险共计31，076，945.96元。因被保险人向虹口法院起诉而赔偿被保险人共计14，456，385.13元，因第三者向其他法院起诉而赔偿第三者18，867，770.92元。上述赔款合计74，753，867.86元，两年度赔款超过保险费84%限额以上金额为24，581，651.33元。原告认为，《09年10月30日协议》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双方有约束力。根据该协议，超过原告已收保费84%以上部分的保险赔款应由被告承担。原告还认为虽然被告既以保险代理人身份与原告签署了《保险代理合同》，又以投保人身份与原告签署了《车辆保险协议》及《09年10月30日协议》，但本案纠纷起因于被告作为投保人违反《关于车辆保险有关问题的协议》而非���为代理人违反《保险代理合同》，故本案不是保险代理合同纠纷，法院不应审理保险代理法律关系。现要求被告返还和补偿两原告2008年度、2009年度多支付的保险赔款24，581，651.33元，并赔偿该款项相应的银行贷款利息损失（对于2013年5月1日以后新增或可能新增的超过已收保费84%以上部分的保险赔款，原告表示保留诉权但将在本案之外依法另行主张）。
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应被驳回。主要理由是：1、《09年10月30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志反映，是原告与被告对已经生效的2008-2009年度保险合同付款、代理费收取事项作部分变更和确认订立2010年车辆保险合同，性质是保险合同。从合同主体而论《09年10月30日协议》第1-3条处分案外人财产而不具有法律效力，从合同条款合法性而论《09年10月30日协议》第1-3条因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条款而无效。2、《09年10月30日协议��规定的被告方义务已全部履行。属于第三人权利的保险赔偿本身是原告的义务，原告应依法履行。原告经法院判决支付给交强险项下机动车道路交通责任事故受害人的赔款是原告作为保险人的法定赔付义务、依法不得转由他人承担。同时，保险合同双方专业知识不对称，原告作为专业保险公司，较投保人更了解保险法、合同法等相关知识，应该明白合同订立的主体资格，合同条款必须合法，具有合同订立方面的强势优势地位，因此原告在《09年10月30日协议》订立时有过错，应对无效条款承担全部责任。3、《09年10月30日协议》约定超过总额84%部分在下一年赔款中扣除，这表明双方已就2010年由原告承保被告投保的车辆达成一致，2010年保险合同成立。原告事后违约，单方要求提高商业保险费率，不再承保，不出具保单，使被告订立车辆保险合同目的落空。该协议中原告唯一义务是签订2010年保险合同，该义务因原告毁约没有履行，《09年10月30日协议》已失效、终止。其他条款，包括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减少赔付条款，均为原告依有效的机动车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应负的保险赔付责任，原告理应依法赔付。原告提供自2008年至今已赔付数额，无论数量多少，都是原告作为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应承担的保险责任。该赔款是原告作为保险经营机构的商业风险。根据本案证据，原告保险亏损体现在交强险。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该项盈亏应以保监会全国数额为准，不以某一保险公司为计算单元。证据表明，商业险原告有盈利，不亏损。反之，被告无权决定被保险人是否行使保险赔付请求权，无权决定赔偿数额，更无权自行放弃。被告亦没有法定义务代原告支付该赔款。此外，被告��具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资质的合格保险兼业代理人，被告依法与本案原告签订《保险代理合同书》。并且将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生集团）管理的所有车辆引入原告处投保，尽到保险代理人义务，依合同约定有权获取代理报酬。合同约定双方的保险代理费率为4%＋15%，其中4%为保监会规定的保险兼业代理收取的交强险代理费率，15%是双方约定的商业保险代理费最高额度。原被告自2005到2009年间，在办理强生集团名下车辆保险投保协商时，双方同意被告在车辆保险协议中以投保人身份和原告保险人协商保费优惠率等保险事宜、以保险代理人身份和原告委托人协商代理手续费率，并订立相关条款。因此每年的车辆保险协议和本次涉诉协议，应认定为法理上所称的混合合同。有纠纷，区分合同争议部分按有名合同解决。原被告双方对代理手续费至今无异议，认可双方协议中包含二个合同的内容和双方法律地位，并依代理合同约定支付保险代理手续费，前后已执行4年之久。如果原告今后对保险代理合同有异议，对代理费支付有异议，应适用保险代理合同争议解决方式，与本次案件争议无关，法院也不应在本案中审理。关于被告收取代理手续费，根据上面所述，被告收取手续费是依保险代理合同约定取得的营业收入，依法可以自行支配，不受干涉，但被告实际上收取该费用后，是依约用于安全行驶、减少事故发生有关事务。关于商业险的30%优惠，这是原告考虑被告投保车辆量大和本身营业业绩及权衡商业利润后双方协商的结果，双方约定后原告按约定数额收取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费，被告按该数额先行垫付，再按该数额向各被保险人收取，被告在商业险中仅为代付，再代收，并不从中获利。不赢不亏条款是双方每年订立保险合同时的愿望，但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不可能真正做到不赢不亏，不赢不亏只是双方在协商时的一种愿望和合同的套话，大可不必当真。双方在车辆保险协议中约定的手续费和商业险的优惠，对原告来讲都是在考虑商业利润后的自主选择，被告放弃手续费和商业险优惠等都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现。这些问题，原告在本次诉讼中未提出，根据私法自治原则，法院不应审理，应由原告另案起诉。
经审理查明：2007年12月17日、2008年12月4日，原告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与被告先后签订《车辆保险协议》两份。双方在该两份协议中均约定：被告将公司所有（有关）车辆投保于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投保险种为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部分车辆损失险、车上人员险等；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根据保监会和行业规定给予商业险承保��辆保费30%优惠，并按实际收取商业险保费的8%、交强险保费的4%给予被告手续费作为安全防范工作专项费用，按商业险保费的2%给予被告作为车辆安全防灾费用；被告应认真做好日常的安全防范工作，降低事故出险率，力争把年度总赔付率控制在双方不赢不亏的范围内；等等。就2008年度交强险保费问题双方还约定：考虑到被告一次性交清交强险车辆保费资金困难，原告同意对交强险保费分两次结清，第一次为保单生效前，第二次为第一季度内结清。商业险保费分四次付清，每次为25%，第一次为保单生效前，其他三次为2008年3、6、9月结清。2009年度被告同意根据见费出单的相关规定按时结清保费。
2009年10月30日，联合财险上海分公司与被告签署《09年10月30日协议》。该协议载明：双方通过友好协商，本着不亏不盈的合作原则，对被告自2008年度、2009年度车辆保险（交强险及商业险，下同）有关问题达成共识：1、对2008年度、2009年度车辆保险联合财险上海分公司本着不亏不盈的原则按实收保费的84%为赔偿限额（计算公式：总赔款=实收保费×84%）；如果2008年度、2009年度超出84%赔款限额的诉讼案件赔款，延续在下一年度赔偿限额中扣除。2、如第三方的诉讼索赔超过预留额度，由被告另行承担；3、被告同意对2008年度、2009年度超过84%赔偿限额的赔案进行一次性注销处理，对未到期保单的报案，联合财险上海分公司不再受理；4、对2009年11、12月份车辆保险联合财险上海分公司按标准费率计收保费。5、对2009年第四季度保费联合财险上海分公司不再支付手续费；6、对被告的赔案，联合财险上海分公司按正常的审批程序和核赔要求处理，并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7、被告同意集中集团公司优势提供保险资源，联合财险上海分公司同意按规定办理相关保险项目，并提供最大优惠；8、对2010年度承保条件，双方另行商定；9、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商定。
2009年底、2010年初，原告以被告投保车辆出险率过高为由要求提高商业险保险费率，双方协商不成发生争议，2010年度未再续约。原告以上述《09年10月30日协议》的约定为由对超出保费84%限额后的案件不再核赔，通知被告取回车险索赔材料，并要求被告赔偿法院判决由原告承担的超过保费总额84%限额的保险赔款。被告则以2010年度未续保等为由拒绝原告的要求。此后，被告下属各公司以被保险人的身份依据保险合同诉至本院，要求原告赔偿车辆事故保险金，本院共受理该类型诉讼500余件。在这些案件审理过程中，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坚持认为“可与各被保险人协商，但调解的达成不影响上海分公司对《09年10月30日协议》享有的权利，不能视为对约定权利的放弃，���对任何责任的承认”。
另查明：2004年12月20日，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邯郸路营销服务部（系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的前身，以下也简称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与强生集团签署《机动车辆保险特别约定》一份，约定：2005年度强生集团所属单位的机动车辆（一分公司、普陀公司、三分公司、四分公司、静安公司、长海公司、申强公司、租赁公司、便捷公司、公交公司、教培及集团本部的所有机动车辆）从2005年1月1日起至2005年12月31日由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承保；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按（保费总额）8%的手续费反馈强生集团、按保费总额的2%用于强生集团的安全行车教育和业务培训工作，强生集团应认真抓好安全行车管理工作，把赔付率控制在70%以下。强生集团总赔付率控制在70%以下的，（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应）将强生集团违章部分的上浮费用全部反馈于强生集团。总赔率大于70%以上的，由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剔除总赔率大于70%部分的费用之后，将剩余的违章上浮部分的费用退还强生集团；总赔率大于70%以上部分的费用，超出其违章上浮部分的总费用之后，浮动部分费用则不予退还；被告根据2005年度的保费总额分期付清，首期保费在2004年12月31日前付清，其余保费分期付清，详见付费协议；等等。
2005年12月19日，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与被告签署《06车辆续保协议》，约定：“被告所属单位的机动车辆（一分公司、普陀公司、三分公司、四分公司、静安公司、长海公司、申强公司、租赁公司、便捷公司、教培及强生集团公司的所有机动车辆）从2006年1月1日起至2006年12月31日由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承保；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按（保费总额）8%的手续费反馈被告、按保费总额的2%用于被告的安全行车教育和业务培训工作，被���力争把总赔率控制在70%以下。总赔付率小于70%以下的，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将上浮部分的保险费用退还被告。总赔率大于70%以上的，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剔除总赔率大于70%以上的部分费用之后将剩余的上浮部分的保险费用退还被告；被告根据2006年度的保费总额分四期支付，首期保费在2005年12月25日前付清，其余三期应在每季度末前15天付清；等等。
2006年12月30日、2007年1月29日，原告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与被告先后盖章签订《车辆保险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将公司所有车辆投保于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投保险种为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部分车辆损失险、车上人员险等；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根据保监会和行业规定给予商业险承保车辆保费30%优惠，并按实际收取商业险保费的10%、交强险保费的4%给予被告手续费作为安全防范工作专项费用；被告同意认真做好日��的安全防范工作，尽力减少事故出险率和赔付率；考虑到被告一次性交清交强险车辆保费资金困难，原告同意对交强险保费在第一季度内分两次结清。商业险保费6月、9月分两次结清；等等。
为履行上述协议，被告设立保险费代缴及代理手续费领取的专用帐户，并通过该专用账户将保险费付至原告帐户内，各项保险赔款和手续费等亦由原告付至被告该专用帐户。原告出具的保单载明被保险人为被告下属各公司或强生集团，各被保险人均将保险费缴纳至该专用账户，被告向各被保险人支付事故车辆的保险赔款也通过该专用帐户进行，各被保险人的索赔材料则由被告统一转交原告。
还查明：被告系保险兼业代理人，持有保监会核发的《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2006年8月10日，联合财险上海分公司与被告签订《保险兼业代理合同书》，约定原告委托被告代理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短期人身保险，保险费每月22日结算一次，被告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保险费划转存入原告指定的银行帐户；原告根据有关规定支付代理手续费，按月进行结算，并在收到保险费后按约定以转账支票方式支付给被告；发生争议协商不成可向法院起诉；有效期至2009年8月8日；等等。2009年8月8日，联合财险上海分公司与被告再次签订《保险兼业代理业合同书》，约定原告授权被告代理机动车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人身意外险，被告指定具有保险代理资格的专门人员为原告代办保险业务，原告按该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代理手续费；被告需按监管要求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购《保险中介服务统一发票》，在结算手续费时向原告开具《保险中介服务统一发票》，并同时向原告报送“业务结算表”，逐笔列明该“业务结算表”���的各个项目（包括客户名称、险种、保单编号、代收或代缴的保费、收费时间、手续费比例、手续费金额等内容）。被告代理原告收取保险费后，须在收到保费15日内存入原告指定账户，并于每月20日按原告制定的结算程序与原告核对保险代理业务、保险单证和结算保险费。对应收保费，被告应及时向原告说明原因并积极催收。原告收到被告转交的保险费并确认无误（确认保费已到原告账户）后15日内支付被告代理手续费；代理业务的范围为代理收取代理险种的保险费、代理销售保险产品、指导被保险人填写投保单等等；被告应设立保险费代缴及代理手续费领取的专用账户，并进行单独核算，不得以保费收入抵扣代理手续费。原告以转账形式向被告支付代理手续费（按实收净保费减去退保保费乘以代理手续费比例计算），各险种代理手续费率分别为：机动车车辆保��4＋15%、企业财产保险25%、货物运输保险25%、人身意外险25%；有效期至2012年8月12日；等等。
诉讼过程中，原告与被告共同确认：对于2007年度及以前历年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双方不存在争议。就2008年度和2009年度车辆保险，被告已收到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应当支付的各种手续费。截止2013年4月30日，扣除商业险30%优惠，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费合计59，728，829.20元（其中包括交强险保险费29，291，018.50元、商业险保险费30，437，570.70元）。原告支付2008年度和2009年度车辆保险事故赔款合计74，753，867.86元（其中包括原告直接向被告支付的被保险人索赔的商业险赔款共计10，352，765.85元、交强险赔款共计31，076，945.96元，因受害者向法院起诉原告和被保险人原告直接赔偿受害者18，867，770.92元，因被保险人起诉上述500多个案件经本院调解原告在保留向被告追偿的前提下支付各被保险人赔款共计14，456，385.13元）。该两年度原告保险赔款超过实收保费84%限额的金额截止2013年4月30日为24，581，651.33元。
上述事实，有《车辆保险协议》、《09年10月30日协议》、《保险兼业代理合同》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材料在卷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两原告均系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且联合财险虹口支公司隶属于联合财险上海分公司，现两原告共同主张权利，于法不悖，本院予以准许，将两原告均认定为保险人。至于两原告就本案民事权利义务的内部分割，本院不予处理。被告与各被保险人之间因历史原因存在企业内部管理关系。但在本案所涉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保险纠纷中，本院的审理范围不包括被告与各被保险人之间的民事权利和义务的最终享有和承担问题。原告和被告对2008年度、2009年度两份《车辆保险协议》的法律效力均��持异议，该两份协议也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因此本院认定2008年度《车辆保险协议》和2009年度《车辆保险协议》均合法有效。对于“被告是投保人”双方均无争议，且有历年《车辆保险协议》和谈话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被告作出的向原告即保险人支付保险费等行为也符合《保险法》关于投保人的法律界定，故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是否是保险代理人”与本案确有一定联系，但是因双方当事人均不要求在本案中审理保险代理法律关系，且该实体法律地位并不必然增加或减少被告作为保险投保人在《09年10月30日协议》中的民商事权利义务，故本院在本案中对该问题不作认定。因此，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应定性为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由于双方发生争议的时间在2008年度和2009年度保险合同签订之后，且争议焦点并非保险费的支付义务或保险赔偿款的给付责任，而本案所涉险种又兼具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性质，因此本案案由应确定为与保险合同有关的其他保险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09年10月30日协议》的效力及其法律后果”。
针对争议焦点，被告认为：支付交强险项下机动车道路交通责任事故受害人的赔款是原告作为保险人的法定赔付义务，依法不得转由他人承担。《09年10月30日协议》第1-3条将交强险赔付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付混合计算，违反《交强险条例》的效力性强制规定，而且侵害被保险人的保险索赔权利。被告在签订协议时没有获得被保险人授权，事后没有获得被保险人追认，而且被保险人自始一直坚持向原告索赔，充分表明被保险人未追认、不承认该协议，因此该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同时，原告作为专业保险公司，较投保人更了解保险法、合同法等相关知识，具有合同订立方面的强势优势地位，因此原告在《09年10月30日协议》订立时有过错，应对无效条款承担全部责任。即使《09年10月30日协议》有效，超出保费84%以上的赔款也应当在下一年度赔偿限度中扣除，这表明双方已就2010年由原告承保强生集团车辆达成一致，2010年保险合同成立。该协议虽约定对订立2010年机动车保险合同承保条件另行商定，但不影响车辆保险合同成立。交强险条款、保险费用和赔付数额由法律直接规定。一旦双方意思达成一致，合同自动生成。不需要，不许可当事人自行协商。合同成立后，及时出具保险单是保险公司的合同义务。由于原告事后违约，原告单方要求提高商业险保费，不再承保，不出具保单，使被告订立车辆保险合同目的落空，也无法扣除超过84%限额的赔���，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原告认为：投保人有权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只要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包括被保险人在内的第三人利益，应属有效。本案中，《09年10月30日协议》是作为投保人的被告与作为保险人的原告之间签署的一份自愿达成的民事赔偿协议，该协议不是约定双方对车辆保险有关权利义务的协议，而是约定双方在履行《车辆保险协议》过程中最终如何赔偿的协议，因此其不是一份保险合同而是一份民事赔偿协议，是双方在不损害被保险人利益和交通事故受害者利益的情况下就长期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签署的损失分担协议。被告违反的不是《车辆保险协议》而是《09年10月30日协议》。事实上，被保险人索赔的保险金已经全部支付给了被保险人。因此，《09年10月30日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应当全额承担超过实收保费84%以上的赔款。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和被告对于“《09年10月30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签约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一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双方当事人的分歧在于被告认为该协议第1-3条因“违反强制性规定”和“侵害被保险人利益”而无效，且即使有效也因原告单方要求提高商业保险费率导致2010年度未续保、无法扣除超过84%限额的赔款。就被告提出的“《09年10月30日协议》第1-3条无效”这一诉讼主张，本院认为：该协议第3条中“对2008年度、2009年度超过84%赔偿限额的赔案进行一次性注销处理。对未到期保单的报案，原告不再受理”等内容因侵犯被保险人或非被保险人的保险事故的其他受害者（以下简称其他受害者）根据保单进行保险索赔的法定权利，应认定为无效，原告不得无故拒绝受理保险事故报案。但是，对于被告提出的“《09年10月30日协���》第1-2条无效”这一诉讼主张，本院不应支持。主要理由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09年10月30日协议》第1-2条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交强险条例》规定“保险公司的交强险业务应当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否则由保监会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这一规定应当是对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业务的行政管理性规定而非民商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使原告违反该规定，其法律后果也应当是由保监会责令改正、处以罚款，并不必然否定原告与投保人签订的保险协议的民商事法律效力。同时，本案现有证据材料仅表明“被告向原告支付的保费包括交强险保费和部分商业险保费”且“原告与被告在彼此之间的财务结算中商定了实收保费84%的赔偿限额”，并不能证明原告在保险公司内部管理中未将交强险业务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被告以此主张《09年10月30日协议》第1-2条无效不能成立；此外，根据《交强险条例》，原告作为保险人，依法的确无权拒绝被告依法选择向其投保交强险，也无权在签订交强险合同时强制投保人订立商业保险合同或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被告作为投保人，在签订交强险合同时也不得在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之外，向保险公司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但是，本案双方争议的《09年10月30日协议》的签订时间是在2008年度《车辆保险协议》和2009年度《车辆保险协议》成立生效且即将履行完毕的2009年10月30日，并非签订2008年度《车辆保险协议》的2007年12月17日和签订2009年度《车辆保险协议》的2008年12月4日。同时《交强险条例》的这一规定的要求是保险人“不得强制”，本案被告自认《09年10月30日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材料证明原告曾强制其签约。因此���《09年10月30日协议》第1-2条不属于《交强险条例》强制性规定的禁止范围，被告以该理由主张无效，本院不应支持。
其次，《09年10月30日协议》第1-2条并未损害被保险人等的合法权益。作为保险人的原告和作为投保人的被告的确无权限制、处分被保险人或其他受害者的民事权利，但是被保险人或其他受害者并非《09年10月30日协议》第1-2条的合同主体，该协议并不约束原告和被告之外的其他任何第三人。《09年10月30日协议》第1-2条载明：“超过原告实收保费84%限额的诉讼案件赔款，延续在下一年度赔偿限额中扣除，如第三方的诉讼索赔超过预留额度，由被告另行承担”。“在下一年度赔偿限额中扣除超限额赔款”是在被告与原告之间结算，自然不涉及侵害被保险人和其他受害者利益问题；“如第三方的诉讼索赔超过预留额度，由被告另行承担”同样不涉及侵害被保险人和其他受害者利益问题。如果因第三方诉讼索赔导致原告实际支付的保险赔款超过84%预留额度，根据该规定，也是“被告另行承担”，并未免除原告直接赔付第三方的法定责任。如果被告的偿债能力不足，相应的追偿风险由原告承担，与被保险人和其他第三方无关。事实上，本案纠纷发生后，原告在保留向被告追偿的前提下就上述500多个案件已经向各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款共计1，400余万元。此外，因其他受害者向法院起诉，原告已向受害者直接支付保险赔款1，800余万元。由此可见，被保险人和其他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并未因《09年10月30日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受到损害。本案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问题不是原告作为保险人是否应当赔偿被保险人和其他受害者，而是在原告作为保险人已经依法向被保险人和其他受害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之后被告是否应当根据其承诺的实收保费84%赔偿限额向原告履行补偿义务。因此，被告以“侵害被保险人利益”为由主张《09年10月30日协议》第1-2条无效，本院也不应支持。
综上所述，《09年10月30日协议》第3条无效，原告已经以其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向被保险人和其他受害者支付保险赔款等行为予以纠正。《09年10月30日协议》第1-2条是保险人和投保人在保险合同签订之后且即将履行完毕时自愿就保险赔款在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如何具体分担问题达成的民事约定，既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被保险人和其他受害者的利益，也无证据证明该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第三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故本院认定《09年10月30日协议》第1-2条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信守承诺、依约履行。
退一步讲，从保险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来看，为了“分期结清2008���度交强险保费”而非“根据《交强险条例》在签订交强险合同时一次支付全部保险费”，并获得“商业险30%优惠返款及交强险和商业险的巨额手续费”等收益，被告自愿选择在2008年度和2009年度的两份《车辆保险协议》中“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部分车辆损失险、车上人员险等均向原告投保”且没有“将交强险与商业险分开与原告结算”，还承诺“认真做好日常的安全防范工作、降低事故出险率、力争把年度总赔付率控制在双方不赢不亏的范围内”。在被告投保车辆2008-2009年度实际出险率较高的情况下，原告无义务必须按照上一年度的商业保险费率、手续费、分期收取保费等承保条件续保被告投保的所有车辆，有权根据机动车辆和驾驶人的风险状况等合理设置商业车险费率浮动因子，并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商业保险费率。但被告基于自身既得和可得利益考虑，在《09年10月30日协议》第1-2条中明确承诺“原告按实收保费的84%为赔偿限额”，还承诺“2009年11月和12月车辆保费按标准费率计收不再优惠并取消了2009年第四季度的手续费”。被告是大量车辆被保险人的上级单位和保险兼业代理人，作为投保人与原告在车辆保险领域合作达五年之久并连续多年向原告收取巨额手续费和保费优惠返还款，却辩称其签订《09年10月30日协议》时缺乏保险专业知识，本院不予采信，认定《09年10月30日协议》是两个平等民商事主体之间基于多年合作盈亏事实、经过利弊权衡后自愿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即使被告称其“签署《09年10月30日协议》事先未经被保险人授权、事后也未获得被保险人追认”情况属实，且因此影响其与被保险人的企业内部结算，相应法律后果也应由被告自行承担。因此，本院认为，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是保险合���各方当事人都应遵守的法定原则，被告作为大额保单投保人和大量车辆的企业管理人，理应履行承诺，而不能在收取且不退还原告支付的商业险保费30%优惠款和商业险保费8%、交强险保费4%的手续费和商业险保费2%的车辆安全防灾费用的情况下，以其认为《09年10月30日协议》部分条款无效为由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而将被告本来承诺承担的超84%限额的赔款转由原告全部承担。
至于被告所称“因原告单方要求提高商业保险费率导致2010年度未续保、被告签署《09年10月30日协议》的目的即由原告承保其2010年度车辆落空、无法扣除超过84%限额的赔款”一节抗辩理由，本院认为，2010年度，就交强险而言，被告有权选择原告投保，原告依法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但被告应当在签订合同时一次性支付全部保险费，且原告无义务必须支付手续费；就商业险而言，在被告提出保险要求后，原告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承保条件应由双方自愿商定；就被告在2009年度及此前根据双方《车辆保险协议》的约定享有的手续费、商业险优惠等而言，原告有权拒绝同意。如果因原告行使这些权利导致被告历年投保车辆2010年度不能在原告处续保，其责任不应由原告承担。即使就《09年10月30日协议》全部内容来看，一方面，签署2010年度车辆保险协议应当是双方签署《09年10月30日协议》的合同目的之一。但是如上所述，原告并无义务必须按上一年度各项条件在2010年度承保被告投保的车辆。对于被告辩称“《09年10月30日协议》约定‘超过总额84%部分在下一年赔款限额中扣除’表明双方已就2010年由原告承保强生集团车辆达成一致、2010年保险合同成立，原告事后违约，不再承保、不出具保单，无法扣除超过84%限额部分的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鉴于���告与被告之间并未订立2010年度《车辆保险协议》，双方也未就2010年度车辆保险合同的险种、保险金、保险费等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09年10月30日协议》也明确载明“对2010年度承保条件，双方另行商定”，且被告未能证明原告在2010年度《车辆保险协议》未能订立问题上存在违反保险法律法规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因此本院认定被告的该抗辩主张不能成立。《09年10月30日协议》第1条中的“在下一年赔款限额中扣除”与第2条中的“由被告另行承担”均以超过84%限额为主要适用条件，任何一种承担责任方式均不必然额外加重被告的民商事责任负担。另一方面，细化、落实2008年度和2009年度《车辆保险协议》并协商处理该两份协议履行过程中因新情况出现而引发的争议也应当是双方签署《09年10月30日协议》的重要目的。在2008年度和2009年度《车辆保险协议》中，被���在享受各种合同权利、收取安全防范工作专项费用和车辆安全防灾费用的同时，承诺“认真做好日常的安全防范工作、降低索赔率、把年度总赔付率控制在双方不赢不亏的范围内”。但是，被告未能履行该承诺，结果仍然出现年度总赔付率高于双方签约时的预期导致原告巨额亏损且双方发生争议，原告因此有权根据2008年度和2009年度《车辆保险协议》的约定权利义务和合同履行情况要求被告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被告通过与原告签署《09年10月30日协议》明确固定双方各自的民商事责任份额，于法不悖，于情合理。“实收保费84%的保险赔款限额”其实也确定了被告承担补偿原告亏损的民商事责任适用前提，即如果未超过84%原告即使亏损也应自担其责，同时被告无需退还2009年第四季度之前的手续费和2009年11、12月份之前的保费优惠，也无需承担迟延分期交付交强险保费的民商事责任，被告签订《09年10月30日协议》的这些合同目的均已实现。因此，本院认定被告提出的上述抗辩意见也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就被告向原告投保的2008年度和2009年度车辆保险，截止2013年4月30日，原告赔款总额超过实收保险费84%限额的金额为24，581，651.33元。根据原告与被告自愿签订且合法有效的《09年10月30日协议》第1-2条，该24，581，651.33元应由被告承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鉴于双方当事人并未在《09年10月30日协议》中约定被告向原告支付超过84%限额保险赔款的具体时间，且考虑到被告在本案所涉纠纷中即使合法合规操作的盈亏可能和被告在签约时对原告损失的主观预见，本院酌情决定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补偿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虹口支公司2008年度和2009年度保险赔款超限额损失24，581，651.3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上述补偿款银行贷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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