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民终10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树伟，男，1964年5月13日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山东旭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明，山东卫海北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办事处驻地。
法定代表人：李延飞，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健，山东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萍，山东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办事处远遥社区居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李文谭，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永峰，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隆，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树伟、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办事处（以下称孙家疃街道办）、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办事处远遥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称远遥居委会）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威民一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树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王建明，上诉人孙家疃街道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健、姜萍，上诉人远遥居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永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树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关于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未能按期交付前排（南排）中户楼房即规划图纸中的4号楼的违约责任问题。原审认为：“但原告主张按照房屋价值的双倍计算违约金，该约定明显过高，二被告对此请求予以调低，本院予以准许。关于调低后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应当参照原告的实际损失予以确定。从2015年1月23日被告孙家疃街道办出具函件看，交房期限为2015年12月30日前，该函件由原告持有并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应当视为其对该函件的认可，故本院认定双方已经协商将《补充合同书（二）》中的交房期限变更为2015年12月30日，此后二被告未能履行交房义务，造成了原告损失，在原告未能举证证实其存在其他损失的情况下，本院酌定该部分损失应以房屋价值886.3万元人民币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上认定是不正确，存在诸多错误：1、关于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补充合同书（二）》（以下称合同2）约定的是违约损失的计算方法，而非违约金，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应当按照约定赔偿王树伟一整栋低层住宅楼房市场总价双倍的损失，原审对此予以调低是错误的，也违犯了诚实守信遵守契约自由的法律规定。合同2第一条（第2页第3行）约定，“并于2015年12月30日前由甲方（即远遥居委会）出资和负责免费把该栋楼房及土地等过户到丙方（即上诉人）名下，否则甲、乙（即孙家疃街道办）双方承担本合同书违约赔偿责任。”合同2第三条（第3页第4行）约定，“违约方无条件按本合同书约定的，给付丙方上述该一整栋低层住宅楼房市场总价的双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该双方赔偿款所需缴纳的各种税费等均由违约方负责承担。”从合同2的以上条款的来看，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为“赔偿责任”、“赔偿款”，而不是约定由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4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上诉人认为，“赔偿责任”、“赔偿款”足以证明合同2约定的是损失的计算方法，而非是违约金。因此，原审调低违约责任的数额没有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系明显错误，应当予以纠正。2、即使合同2约定的违约责任属于违约金，一审判决认定也存在如下错误：①关于交房期限原审认为错误。上诉人持有并提交2015年1月23日孙家疃街道办出具函件，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同意交房期限变更为该函件上记载的2015年12月30日，否则上诉人就不会为此花费几十万元人民币的巨额诉讼费用而于2015年5月初时对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中上诉人将该份函件作为证据10提交，拟证明孙家疃街道办在本案中应当承担责任，而不是用以证明上诉人同意交房期限变更为2015年12月30日，并且该份函件是孙家疃街道办单方面出具给上诉人的，是孙家疃街道办为了再一次向上诉人承诺须要履行合同的证明和保证，并非是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与上诉人的三方对交房时间期限想要进行变更的合意约定。原审的判决自2016年1月1日计算违约责任是非常不正确的！是明显错误的！②一审以房屋价值886.3万元人民币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明显低于上诉人的损失！是非常错误的。a上诉人的房屋在八十年代末就因拆迁被远遥居委会拆除，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远遥居委会一直未将房屋安置给上诉人，而是长期人为故意再一、再二、再三、再四、再五、再六的不断违约，其违约后的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又再一次次与上诉人又再连续不断的签订合同，并又在所签订的合同中又再一次次的向上诉人做出了一系列相关承诺和保证，但是，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均都长期不断违约的欺诈欺骗上诉人！上诉人为此长期受尽了欺诈、等待、煎熬和欺骗，在经济上、工作上、事业上、身体健康上、精神上、政治上、社会上和整个家庭上及生活上等均遭受重大打击和巨大损失，期间的曲折与艰酸罄竹难书。一审判决枉顾实事实情的背离了双方合同之约定，仅按照贷款利息计算损失于法、于理、于情、于实事实情均难以让上诉人信服！更是一审法院不能依法公正做出判决而欺负、欺骗上诉人的具体表现。b即使按照贷款利率计算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9条的规定，应当按照贷款利率基数的1.3倍计算，一审判决仅按照贷款利率基数计算损失数额也是错误的，更是非常不正确的。二、关于前排（南排）西户楼房即规划图纸中的2号楼的问题。原审认为，“根据《补充合同书（二）》的约定，二被告需要承担的合同义务为向原告交付4号楼，未约定之前合同中载明的2号楼仍然需要交付，与之相应，合同增加了被告孙家疃办事处承担建设案涉房产的责任，故《补充合同书（二）》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与此前签订的系列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基本对等。同时，该合同的第2条明确约定，二被告因老房拆迁事宜未解决好，导致原告多次进行开挖和前期施工产生损失，即原告对2号楼享有的权利为前期开挖施工产生的损失请求权。上述合同并未体现出二被告仍负有向原告交付2号楼之责任，也未约定因无法向原告交付2号楼应当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之内容。另，在《补充合同三》中，双方再次针对《补充合同二》第2条内容进行了补充约定，即二被告向原告支付78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和补偿款，事实上二被告已经依约向原告支付了78万元人民币。”未支持上诉人主张2号楼的可得利益损失及逾期交房滞纳金，该认定是非常错误的：1、一审法院的逻辑是孙家疃街道办用4号楼的土建建设费用抵顶未能向上诉人交付2号楼座的可得利益损失，在此前提下，合同2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与此前签订的系列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基本对等。该认定是错误的，更是非常不正确的。签订合同2之前，2009年8月23日上诉人与远遥居委会就相关事宜签订了《补充合同》，约定远遥居委会免费提供给上诉人二处别墅楼座，上诉人负责二处别墅楼房的土建费用，其他费用由遥远居委会负责，如远遥居委会违约需赔偿给上诉人两千万元人民币。因远遥居委会将应交付给上诉人的两个楼座中的一个大的规划建筑面积数的楼座（即2号楼的土地）售卖给第三人，其只能向上诉人交付一个小的规划建筑面积数的楼座（即4号楼的土地），远遥居委会构成违约，为解决相关问题，2012年7月26日三方又签订了合同2。合同2之所以约定由孙家疃街道办承担建设案涉房产的责任，是基于远遥居委会违约需赔偿上诉人2000万元人民币损失的事实，因此在签订合同2时，上诉人做出让步，即不再要求远遥居委会赔偿2000万元人民币，但需由孙家疃街道办承担4号楼的土建费用和由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需要赔偿补偿给上诉人长期多次进行开挖前期施工而产生的损失以及由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必须要赔偿补偿给上诉人那一个大（即由远遥居委会售卖给第三人的那一栋大的规划建筑面积数楼座）的规划建筑面积数的2号楼的可得利益损失，一审法院判决未考虑该2000万元人民币赔偿责任的存在而认定合同2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与此前签订的系列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基本对等是非常不正确的，是明显错误的。2、一审法院断章取义，仅以合同2中“二被告因老房拆迁事宜未解决好，导致原告长期多次进行开挖和前期施工产生损失”的约定，即认为上诉人对2号楼享有的权利仅为前期开挖施工而产生的损失请求权是错误的，也是与实事实情不相符的。合同2第二条是这样约定的，“由于甲方（即远遥居委会）对丙方（即上诉人）的宅基地和房屋拆迁安置等事一直协商不一致并至今没有解决好，导致丙方多次进行开挖和前期施工建设等工作，现甲方只能免费提供给丙方一处（栋）低层住宅楼房楼座的土地，不能按照签订合同的约定免费给付丙方二处别墅楼座及土地，由此给丙方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上诉人认为，以上合同条款可以充分证明上诉人的损失不仅包括长期多次“开挖和前期施工”的损失，还包括2号楼座的可得利益损失，并且该条款的约定与合同2中第一条的约定是互相独立的约定，而一审法院的判决将合同2第一条的约定与合同2第二条的约定拉郎配式的混为一团，断章取义的认为上诉人对2号楼享有的权利仅为前期开挖施工而产生的损失请求权，这是极其错误的。3、《补充合同（三）》（以下称合同3）约定的78万元人民币不是对合同2第二条内容的补充约定，原审的该认定实属明显错误！合同2约定，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须于2014年12月30日前将4号楼无偿交付给上诉人，于2015年12月30日前无偿将4号楼房屋及土地过户到上诉人名下，于三个月内（2012年10月26日前）赔偿上诉人的开挖和前期施工损失及2号楼的可得利益损失。因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再次违约，2013年3月29日三方才又签订了《补充合同（三）》。合同3第二条约定，“在本书签订后的一年内甲方（即远遥居委会）须要支付给乙方（即上诉人）七十八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和补偿款，而乙方在甲、丙方（即孙家疃街道办）把《补充合同（二）》中的第一条款均于2014年12月30日前都履行完毕后，乙方无条件放弃并不得再追索要《补充合同（二）》中的第二条款约定和要求”，如果如一审判决认定的，合同2、合同3第二条中的损失仅是指78万元人民币的开挖和前期施工损失，那么合同3第二款约定的上诉人“无条件放弃并不得再追索要《补充合同（二）》中的第二条款约定和要求”是什么内容呢？！因此，一审法院判决的该认定是错误的，更是与实事实情不相符的。4、一审判决未支持合同2约定的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逾期赔偿上诉人的前期开挖、施工建设费用及2号楼可得利益损失的违约责任，上诉人认为是非常错误的！
根据合同2第二条约定，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应当在2012年10月26日前赔偿上诉人的开挖和前期施工损失及2号楼的可得利益损失，逾期每天需支付10000元人民币的滞纳金，逾期超过一年需按合同2约定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合同2第三条的约定，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需按一整栋低层住宅楼房市场总价的双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合同3第二条约定，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需在2014年3月29日前付清开挖和前期施工损失78万元人民币，但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实际在2014年8月13日才付清了上述款项，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再次人为故意的违约。基于以上约定，上诉人在一审中只主张了每天10000元人民币的滞纳金（上诉人特别强调：由于上诉人已经主张了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对4号楼承担双倍赔偿责任，其因由该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又再次违约的又要再次承担对2号楼双倍赔偿责任且2号楼该双倍赔偿责的金额数又是十分巨大的几千万元人民币，因由要考虑到影响，故此上诉人在一审的庭审中曾口头向法庭提出过保留权力而暂时不主张2号楼该双倍赔偿责任。），对此一审判决中没有任何的判项，上诉人认为是极其错误的。5、另外，从对上诉人个人切身利益和经济利益上分析，上诉人也不可能放弃2号楼的可得利益损失。根据2009年8月23日上诉人与远遥居委会签订了的《补充合同》的约定，远遥居委会应向上诉人交付两处别墅楼座用地，如果该份合同得到实际履行，按照一审法院就2号、4号楼委托评估的市场价值的数额为1945.5万元人民币，而且一审法院委托评估的市场价值为1945.5万元人民币的数额明显低于该2栋楼市场价值的实际价值，如上诉人自行开发建设该2栋楼（即2号、4号楼）的话？其该2号、4号的2栋楼的可得利益分别为2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和1900万元人民币以上，该2栋楼的可得利益至少合计为3900万元人民币以上，而一审法院判决的最终数额不足900万元人民币，这明显与实事不符，也更是不符合常理。三、一审判决中作为定案依据的“估价报告书”最后的评估估价结果是不符合涉案房产市场价值的实际情况的问题。其在该“估价报告书”中和作为该“估价报告书”根本依据的“估价技术报告”中，存在着严重违犯国家标准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规范》相关强制性规定和要求的8大多处的重大错误和瑕疵（即详见上诉人已提交给一审法院一本的国家标准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规范》书中以及上诉人已提交给一审法院一系列相关的“质证意见书”中），导致涉案房产市场价值的评估估价金额数被极大地降低，严重的损害侵害了上诉人的切身利益及权益，一审法院将严重存在明显重大错误和瑕疵而被极大地降低了评估估价金额数且没有进行任何更正的“估价报告书”作为定案依据，是非常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因在评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估价报告书”中缺少国家标准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规范》强制性规范7.0.2中要求的“估价技术报告”。庭审后在上诉人强烈的要求下，该评估公司在其后才向法庭出具提供了“估价技术报告”，并派人参加了质证。由于该“估价技术报告”是进行“估价报告书”的根本依据，并且该“估价技术报告”里所采用评估样本中的参照实例等是非常错误不正确的，也是不符合所要评估涉案房产的实际情况，更是不符合国家标准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规范》的强制性规定和要求，而且该“估价技术报告”其评估公司出具提供给一审法院的时间比较晚，没有在庭审中与“估价报告书”一起同时的出具提供给一审法院，因此上诉人当庭未能对“估价报告书”特别是更没有能对较晚出具提供给法庭的该“估价技术报告”予以充分质证。后经上诉人申请及强烈要求，上诉人于庭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对“估价报告书“和该”估价技术报告”的一系列相关“质证意见书”（详见一审卷中上诉人已提交的一系列相关的“质证意见书”），其上诉人在一系列相关的“质证意见书”里详细列举了“估价报告书”和该“估价技术报告”中所存在着8大多处明显严重的违犯国家标准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规范》强制性规定和要求的重大错误和重大瑕疵（其中仅几个简单数字的计算和简单数字加减计算的错误就使最终的估价结果贬值了35%-40%左右），该等重大的错误和瑕疵极其严重的影响到涉案房产市场价值的评估结果，为此上诉人要求对“估价报告书”和该“估价技术报告”重新进行评估和重新进行制作或者进行补充评估和补充制作。但该评估公司未对“估价报告书”和该“估价技术报告”里这些违犯国家标准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规范》强制性规定和要求的重大错误和重大瑕疵做出任何明确的说明，也没有对“估价报告书”和该“估价技术报告”做出任何的更正或改正，更是没有对“估价报告书”和该“估价技术报告”进行重新评估和重新制作或者进行补充评估和补充制作，而一审法院仅在判决书中含糊其辞地说“二鉴定人员同时对参照实例的具体情况等问题进行了回答”，也未要求评估公司对涉案房产的市场价值重新进行评估或者进行补充评估，由此严重的损害侵害了上诉人个人的切身利益及权益。
孙家疃街道办辩称：一、2001年6月10日远遥居委会与王树伟签订的《合同书》、2009年8月23日远遥居委会与王树伟签订的《补充合同》、2012年7月26日远遥居委会、答辩人与王树伟签订的《补充合同（二）》、2013年3月29日远遥居委会与、答辩人与王树伟签订的《补充合同（三）》均应属于无效合同，不能成为王树伟向答辩人与远遥居委会主张房屋拆迁补偿利益的依据。首先，从形式上讲，王树伟提交的与远遥居委会2009年8月23日签订的《补充合同》系其伪造，不能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因该合同原件已被王树伟擅自取走，故远遥居委会提供了同期《补充合同》复印件一份，其中载明的内容与王树伟提交的《补充合同》内容不一致，且远遥居委会一审中也申请对王树伟提交的《补充合同》中远遥居委会的印章和李文谭的签字申请鉴定，但一审法院未能准许。从内容上讲，2001年6月10日、2009年8月23日的《合同书》和《补充合同》均以宅基地或别墅地基作为对王树伟民房折迁安置补偿，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无效约定。而远遥居委会、答辩人与王树伟2012年7月26日、2013年3月29日签订的《补充合同书二》、《补充合同书三》的主要条款因违反《城乡规划法》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且不具有可执行性。该两份合同约定以一栋未取得土地手续及规划许可手续的存在着不确定性的待建房产，作为王树伟一栋民房的折迁安置补偿，所约定的待建房屋能否批准尚不确定的情况下，三方当事人以不确定的待建房屋作为确定合同中权利义务的依据，应当无效。综上所述，远遥居委会、答辩人与王树伟签订的上述四份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确定为无效合同，因此不能作为对王树伟拆迁安置补偿的依据，故答辩人不应当按照上述合同的约定，向王树伟支付近900万元的房屋赔偿款。二、退一步讲，即使认定答辩人与及远遥居委会与王树伟签订的三方合同的效力，但是答辩人认为王树伟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也不成立。（一）关于王树伟主张的答辩人及远遥居委会未能按期交付前排（南排）中户楼房即规划图纸中的4号楼的违约责任问题，答辩人认为王树伟无权要求答辩人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补充合同书（二）》第一条约定“但因不可抗力、政策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将上述该栋楼房及土地交付给和过户到丙方（即王树伟）名下，交付和过户的时间自动顺延，双方不得相互追究责任”，而在《补充合同书（二）》约定的前排中户低密度住宅无法交付给王树伟的原因在于未能通过行政审批，答辩人及远遥居委会对此不负有过错，故王树伟无权要求答辩人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二）关于王树伟前排（南排）西户楼房即规划图纸中的的主张2号楼的问题，答辩人认为王树伟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2012年7月26日签订《补充合同（二）》第四条中明确约定，该合同签订后，远遥居委会与王树伟的宅基地和房屋拆迁安置相关的事宜，均以本合同为准。而该份合同及为具体履行或实施该份合同而签订的《补充合同（三）》均未体现答辩人及远遥居委会负有向王树伟交付2号楼的义务，也未约定因无法向王树伟交付2号楼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王树伟无权要求答辩人及远遥居委会承担2号楼可得利益的损失及逾期交房滞纳金。其次，在《补充合同（二）》第二条中约定由于远遥居委会对王树伟的宅基地和房屋拆迁安置等事宜未能解决好，导致王树伟多次进行开挖和前期施工建设等工作，现远遥居委会只能免费提供给王树伟一处低层住宅楼落座的土地，不能免费给王树伟二处别墅楼座及土地，给王树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该损失应当是指王树伟前期开挖和施工产生的损失。而在《补充合同（三）》第二条答辩人、远遥居委会及王树伟将王树伟的该项损失协商确定为78万元，现答辩人及远遥居委会已经依该条款向王树伟履行了交付78万元，王树伟接受且未提出异议，故答辩人及远遥居委会已经完成了对王树伟损失的赔偿义务，王树伟无权再依据《补充合同（二）》第二条主张其他损失。（三）关于一审判决中作为定案依据的“评估报告书”的效力问题。王树伟因威海华地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的估价报告存在严重违反国家标准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规范》相关强制性规定和多处重大错误和瑕疵，而对其评估的市场价格不予认可，答辩人对于该“评估报告书”对房屋价值的评估依据及鉴定结论也不予认可。答辩人认为：其一，所评估的房屋一直未取得规划部门的审批，该评估所依据的建设方案具有不确定性，不应作为认定被王树伟损失的鉴定依据；其二，鉴定机构选取距拟建房屋较远的高档楼盘作为鉴定比照实例，导致设计方案中的房屋评估价格远远高于周围楼盘的价格；其三，鉴定结论明明是对2号楼和4号楼进行评估鉴定，但鉴定结论所附图纸却是3号楼图纸，且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在质证时明确表示是依据所附图纸进行的鉴定。综上诉述，答辩人认为王树伟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远遥居委会辩称：王树伟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一、关于王树伟上诉状中所称的“二被上诉人未能按期交付前排（南排）中户楼房即规划图纸中的4号楼的违约责任问题”。首先，所谓的“规划图纸”根本不存在。该相关楼房建设手续至今未得到规划部门的审批，根本不存在“规划图纸”；其次，以未经规划审批的不存在的房屋作为拆迁安置补偿，系无效约定。本案所涉及到的拆迁安置补偿，与原地拆迁原地开发原地补偿安置不同，王树伟的老房系因修路而拆除，原协议予以安置补偿的宅基地因其生病未能建设，在事隔十年之后，政策发生变化，答辩人无权再以宅基地为其安置补偿的情况下，予以异地安置，但以未经规划审批的房屋作为安置补偿，在规划不予审批的情况下，该约定是无效的。再次，即使按王树伟多次强调的2012年7月26日签订的《补充合同书二》的约定，也根本不存在“违约责任”问题。《补充合同书二》第一条明确约定：“上述一栋低层住宅楼房甲、乙双方须于2014年12月30日前无偿免费交付给丙方，并于2015年12月30日前由甲方出资和负责免费把该栋楼房及土地等过户到丙方名下，否则，甲、乙双方承担本合同书违约赔偿责任，但因不可抗力、政策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将上述该栋楼房及土地交付和过户到丙方名下，交付和过户的时间自动顺延，双方不得相互追究责任”。而本案中，规划部门对于该楼房的建设规划至今未予审批，属《补充合同书二》中约定的“因不可抗力、政策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将上述该栋楼房及土地交付和过户到丙方名下”的情况，“双方不得相互追究责任”。再次，对于规划部门迟迟不予审批约定的楼房事宜，王树伟是清楚的。在2013年3月29日签署的《补充合同三》第一条体现：“乙方（王树伟）对《补充合同书二》的第一条款中须由甲、丙二方及与此有关的当事方报批的规划和建筑设计或楼房施工建设、综合验收事项享有知情和提出意见及要求的权利。如乙方的意见和要求与相关职能部门的规划及《补充合同书二》的第一条款中的约定和要求不一致时，应当以相关职能部门的规划和要求及《补充合同书二》中第一条的约定和要求为准”。现实状况是，规划部门对《补充合同书二》中第一条的约定和要求未予批准，《补充合同书二》中的要求和约定，因未能得到规划部门的批准而成为无效约定。因此，一审判决中所确定的违约责任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违背了合同约定，应予撤销。二、关于王树伟上诉状中“前排（南排）西户楼房即规划图纸中的2号楼的问题”。在《补充合同书二》第二条中体现：“现甲方只能免费提供给丙方一处（栋）低层住宅楼房楼座的土地，由此给丙方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经甲方、乙方与丙方多次协商，现三方同意由甲方赔付给丙方一定金额的赔偿款（或补偿款）”。在《补充合同三》第二条中体现：“在早已于2012年10月26日时就到必须履行期限《补充合同书二》中第二条款的具体履行和实施事宜，甲、乙、丙三方同意：即在本书签订后的一年内甲方须支付给乙方七十八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和补偿款”。现王树伟已经收取了78万元的款项，即使按合同约定，也不存在所谓“前排（南排）西户楼房即规划图纸中的2号楼的问题”。三、关于王树伟在上诉状中所称：“一审判决中作这定案依据的估价报告书”问题。首先，依据未经过规划批准的所谓图纸作为评估王树伟所谓“损失”明显不当。我单位与王树伟之间因房屋拆迁的损失评估依据应依2001年6月10日合同中约定的补偿标的物为评估依据。一审时我单位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申请，但一审法院未据此评估。其次，一审的估价报告错误很多，包括估价报告中所附图纸都是错误的。该估价报告不应作为确定王树伟所谓“损失”的依据。四、王树伟被拆迁的房屋在2000年时价值不过几万元，但却已谋得所谓补偿款78万元，现又主张巨额赔偿金，一审法院竟支持其所谓赔偿款近900万元，明显违背公平等价的民事原则。《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偿用的原则”。被答辩人以2000年时区区几万元的被搬迁民房已谋取了达78万元的巨额利益，又主张巨额赔偿金，一审法院竟支持其所谓赔偿款近900万元，明显违背民事法律原则，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
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威民一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请求依法核定王树伟被拆迁房屋价值，并以此确定王树伟的补偿金额；三、依法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王树伟价值仅几万元的折迁房屋竟判决上诉人赔偿其近900万元，判决结果显失公平公正。这是一起由一栋几十平方米的普通老式居民平房的拆迁演变而成的诉讼，一审竟判决两上诉人给付王树伟房屋赔偿款近900万元，判决结果明显失当。王树伟在远遥居委会原有一栋三间老房房产，因修路需要拆迁，2000年3月9日远遥居委会的全体党员、各居民小区区长、村民议事小组成员开会研究其补偿方案，形成了《关于王书平（王树伟原名）、王书福折迁老房讨论结果》，同意给王树伟一东宅基地作为补偿，王树伟亲笔签署：“我们同意村委会给我们地基（无偿）一处”。2001年6月10日远遥居委会与王树伟签订《合同书》，约定由远遥居委会在村南给付王树伟280平方米的别墅地基。王树伟后来因病一直未施工建设，至2009年8月23日，远遥居委会又与王树伟签订《补充合同》，约定：在村小南山处由村出资以招拍挂形式，提供给王树伟一处低层住宅楼座。后王树伟伪造了给其两栋别墅楼座的《补充合同》，并从远遥居委会文书处强行抢走原签订的补充合同，远遥居委会只留存有原合同的扫描件。其后，王树伟持伪造合同多次到区、镇上访，在此情况下，镇党委镇政府原领导在王树伟自行起草的2012年7月26日、2013年3月29日的《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上盖章，并要求远遥居委会盖章，远遥居委会迫于压力在这两份极不平等极不公平的协议上盖章。再后，王树伟通过镇政府从远遥居委会取得了78万元的补偿款。补偿协议中的为其建设一栋别墅事宜，因规划未能审批，至今无法开工建设。2015年5月，王树伟向威海中院起诉，要求远遥居委会及镇政府（后改成办事处，即，孙家疃街道办）给付其赔偿款高达5400多万元。事实上，2001年王树伟被拆迁的房屋的价值仅几万元而已。一审虽然未完全支持王树伟的诉讼请求，但仍判决两上诉人支付其高达近900万元的所谓赔偿款，超过王树伟被拆迁房屋一百多倍，违背了等价有偿的民事原则。二、一审对上诉人申请鉴定的事项应当鉴定却不进行鉴定，对已形成的鉴定结论存在明显瑕疵却予以采信，致使本案判决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过程中，远遥居委会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鉴定申请，申请对2001年6月10日《合同书》中约定的16*17.5=280平方米的宅基地价值进行评估，以确定王树伟被拆迁房屋的价值，但一审却未进行该项评估鉴定。同时，远遥居委会向一审法院提出对上署时间为2009年8月23日的《补充合同》中的签字盖章的真伪进行鉴定的申请，但一审仍未进行鉴定。一审对房屋价值的评估依据及鉴定结论有明显错误，评估报告存在明显瑕疵，主要表现为：其一，所评估的房屋一直未取得规划部门的审批，该评估所依据的建设方案具有不确定性，不应作为认定王树伟损失的鉴定依据；其二，鉴定机构选取距拟建房屋较远的高档楼盘作为鉴定比照实例，导致设计方案中的房屋评估价格远远高于周围楼盘的价格；其三，鉴定结论明明是对2号楼和4号楼进行评估鉴定，但鉴定结论所附图纸却是3号楼图纸，且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在质证时明确表示是依据所附图纸进行的鉴定。显然，一审对应进行鉴定的事项未予鉴定，对存在明显错误的鉴定结论却予以采信，明显不当。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所涉四份合同应属无效。1、关于王树伟与远遥居委会于2001年6月10日、2009年8月23日的《合同书》和《补充合同》效力。姑且对2009年8月23日的的《补充合同》真伪不论，2001年6月10日、2009年8月23日的《合同书》和《补充合同》这两份合同中约定，由远遥居委会给予王树伟别墅地基一处或两处，作为王树伟一套民房的折迁安置补偿。由村委会（远遥居委会）以宅基地给予安置补偿的方式，违犯土地管理法律规定，是不可能实施的。依据2001年6月6日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2011年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拆迁补偿的方式只有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方式。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无权决定以住宅基地抵偿折迁补偿款，或以住宅用地作为房屋折迁补偿安置方式，远遥居委会与王树伟于2001年6月10日、2009年8月23日的《合同书》和《补充合同》约定以给付王树伟别墅宅基地的方式作为民房折迁安置补偿的方式，违犯法律禁止性规定，属无效约定。2、关于王树伟与远遥居委会、孙家疃街道办于2012年7月26日、2013年3月29日签订的《补充合同书二》、《补充合同书三》的效力。该两份合同的主要条款因违犯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且不具有可执行性。该两份合同约定以一栋未取得土地手续及规划许可手续的存在着不确定性的待建房产，作为王树伟一栋民房的折迁安置补偿，违犯法律规定。该两份合同约定，由远遥居委会“办理住宅楼用地的土地、规划、配套、设计、各配套设备设施、绿化美化和硬化、施工建设、验收等”，由孙家疃街道办“负责和出资给丙方（王树伟）按规划和设计要求在该用地上建设好一栋在地面标高正负零以上的楼房建筑面积约为1000—1300平方米左右的低层楼房”。上述约定违犯《城乡规划法》的禁止性规定。《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规划部门对《补充合同书二》、《补充合同书三》所约定的待建房屋能否批准尚不确定的情况下，三方当事人以不确定的待建房屋作为确定合同中权利义务的依据，应当无效。审理过程中，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增加上诉请求：请求法庭核查居委会和办事处未能履行交房义务的原因，并按照三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责任依法改判一审要求居委会和办事处向王树伟支付所谓逾期交房损失的判决内容。
王树伟辩称：一、关于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的第一条上诉理由。1、被拆除的老房有将近二百平方米的正房，加几百平方米的东西厢房、过道、柴房、茅房、院子里的工具房、磨坊房、粮仓房、草棚房及牲口房和院子里其他等，而且该老房院子占地约两千多平方米，上诉人称是“几十平米的普通老式居民平房”与事实不符。另外，由于答辩人与答辩人的弟弟王树福二人在1980年代就早已超过法定婚龄，远遥居委会应当给答辩人与答辩人的弟弟王树福安排两处住房宅基地。基于以上两个原因，2000年3月19日远遥居委会召开会议形成的对答辩人的补偿方案。2、2001年6月10日答辩人与远遥居委会签订《合同书》，约定远遥居委会补偿给答辩人一处280平米的别墅楼宅基地的地基（注：双方当时口头约定，该一处280平方米的别墅楼地基面积是该独栋别墅楼房一层楼房建筑施工地基基础时的占地面积，且该280平方米地基的土地面积不包括该独栋别墅楼房的院子、街道、楼房四周边的间距及消防通道以及楼房附属设施等所占用土地的面积），用于建设独栋别墅楼。因远遥居委会不作为该《合同书》未得到履行，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称系“被上诉人后来因病一直未施工建设”与事实不符。3、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称（第2页二段），“在村小南山处由村出资以招拍挂形式，提供给被上诉人一处低层住宅楼座”的所谓《补充合同》根本就不存在。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称（第2页三段），“后被上诉人伪造了给其两栋别墅楼座的《补充合同》，并从被远遥居委会文书处强行抢走原签订的补充合同”，该主张完全是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在恶意编造、虚构，不值一驳。4、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称（第2页四段）“后被上诉人持伪造合同多次到区、镇上访，在此情况下，镇党委镇政府原领导在被上诉人自行起草的2012年7月26日、2013年3月29日的《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上盖章，并要求远遥居委会盖章，远遥居委会迫于压力在这两份极不平等极不公平的协议上盖章”，以上主张极其荒谬。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一个是一级政府，一个是一级村委，会迫于答辩人的压力签订《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这种说法本身就十分可笑。《补充合同》签订后，远遥居委会在2011年初经过招、拍、挂将以上所述土地转为国有并取得合法手续，但远遥居委会私自将应安置给答辩人的两处别墅楼座中的一个售卖给了第三方，远遥居委会再一次违约，为此远遥居委会需要按约赔偿答辩人2000万元。后经答辩人与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经多次协商，在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自愿承担部分违约责任的前提下，先后又签订了《补充合同书（二）》、《补充合同（三）》。《补充合同书（二）》、《补充合同（三）》是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得到完全的尊重。5、78万元补偿款的性质答辩人已在原审中予以说明，本次庭审中答辩人会提供其他证据进一步予以证实。6、一审判决远遥居委会、孙家疃街道办赔偿答辩人900万元确实违反了等价有偿原则，900万元远远不足以补偿因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违约给答辩人造成的损失。如远遥居委会按2009年8月23日签订的《补充合同》约定，向答辩人交付两处别墅楼座，答辩人当时仅需投入二、三百万元人民币的土建施工建设费用，即可按照规划的要求建成两栋“叠加叠拼或叠加联排联拼”所谓的别墅楼房，答辩人目前至少有四千万人民币以上的可得利益。《补充合同书（二）》、《补充合同（三）》中约定的应由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承担的合同义务的价值远远超出900万元。综上，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的第一条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二、关于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的第二条上诉理由。1、2001年6月10日签订《合同书》已被随后签订的一系列相关合同所取代，并且该处280平方米的宅基地经过招、拍、挂早已变成了威环国用（2011出）第259号国有土地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必要对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主张的280平方米宅基地价值进行评估鉴定。2、对2009年8月23日《补充合同》真伪的鉴定问题。根据2012年7月26日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与答辩人签订的《补充合同书二》第六条（本合同书随附甲方和丙方于2001年6月10日和2009年8月23日签订的合同书和补充合同书的复印件各一份以作为本合同书原由之证）的约定，可以充分证明《补充合同》是真实有效的，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并不存在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主张的伪造情形；且《补充合同》已被《补充合同书（二）》、《补充合同（三）》所取代，因此实在没有必要对《补充合同》真伪性予以鉴定。3、答辩人也认为房屋价值的评估及鉴定结论明显错误，但是具体理由与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完全不同。a房屋已取得规划部门的审批，答辩人可以提供相关证据，法庭也可查阅威海市规划局的网站予以落实。b鉴定机构选定的可比实例价值远低于涉案楼房的实际价值。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所说的高档楼盘是在2010年时就已经开始开发建设的楼盘，其该楼盘在当时的土地出让费、配套费、建材及土建成本、税费等价格非常低，而当时审批的规划建设容积率非常高，因此使该楼盘的建设成本非常低，故而该楼盘的销售价格要远远低于涉案房屋周边楼盘的销售价格。c涉案房屋的4号楼与其后面的3号楼均为同一户型统一式样的楼房，该两栋楼房的规划设计以及建筑设计完全是一模一样，所以3号楼房的图纸与4号楼的图纸是互相通用的，不会影响评估鉴定的结果。答辩人对房屋价值的评估及鉴定结论的具体意见详见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供的书面质证意见。综上，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的第二条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三、关于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的第三条上诉理由。1、关于《合同书》、《补充合同》的效力问题。合同无效必须是违反了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2001年6月6日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3条或者是2011年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1的规定均规定“拆迁补偿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很明显关于拆迁补偿形式的规定是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的规定。《合同书》、《补充合同》也没有违反《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合同书》、《补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另外《合同书》、《补充合同》已被《补充合同书（二）》、《补充合同（三）》所取代，再讨论《合同书》、《补充合同》是否有效也无任何意义。2、关于《补充合同书（二）》、《补充合同（三）》的效力。a《补充合同书（二）》、《补充合同（三）》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由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负责办理相关手续也不违反《城乡规划法》的禁止性规定。b涉案房屋的规划手续已经获得批准，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该主张与事实不符。综上，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的各项上诉主张均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新增加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上诉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当庭增加上诉请求是错误的，另外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当庭增加上诉请求在本案争议的问题中均有所体现，所以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的该项上诉请求没有任何意义。补充规划是2014.10.26威海市规划局在官方网站已经公开生效了，威海市规划局在2017.3月初又把2014.10.26的公告再次公告，并于2017.5.24将规划许可证发给两个上诉人，规划的所有内容和原先的第一次审批的没有任何变化，法院可以去规划局落实。孙家疃街道办、远遥居委会说规划没有审批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
王树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连带赔偿《补充合同二》中约定的上排中户即4号楼的房屋市场价值960万元；2、二被告按照4号楼市场价值的双倍赔偿原告违约金1900万元；3、二被告连带赔偿《补充合同二》约定的上排西户即2号楼的可得利益损失共计12898774.68元及滞纳金1276万元（自2012年10月27日起至2016年4月27日止，按每天1万元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远遥居委会原为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远遥村村民委员会，被告孙家疃街道办原为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人民政府。原告在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远遥村原有老房一套。2001年6月10日，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远遥村村民委员会（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1、乙方同意拆除原老房，甲方补偿给乙方村南处，水塔附近别墅地基二处，计16×17.5=280平方米（甲方同意乙方老房与该地基一次性兑抵）；乙方无需向甲方交纳土地补偿费，其施工图纸经甲方审阅，甲方方可给乙方放线；3、甲方给与协助有关建设施工的合法手续，乙方负责其费用；4、乙方别墅楼建好后，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如需转让，必须经甲方同意；6、别墅楼造型、尺寸、层高、地基±0不得私自扩大和变更。如有变更，其后果乙方负责。乙方坚决无条件执行甲方指定的村规民约（卫生、垃圾污水、节电节水、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争当文明村民。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远遥村村民委员会在上述合同上盖章，原告签字捺印。2009年8月23日，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远遥村村民委员会（甲方）与原告（乙方）就双方于2001年6月10日签订的合同事宜，进一步签订《补充合同》，约定：1、甲方兑现原合同承诺，在规划红线内小南山处，由甲方出资该宗土地招拍挂，提供给乙方二处别墅楼座并办在乙方名下，位置为上排中、西户。二楼座甲方免费给乙方；2、乙方应严格按照规划部门设计要求实施，对该别墅的建筑面积、竖向标高不得擅自改动，要完善各种开工手续。其发生的税费均由甲方承担。如违章，一切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如甲方违约无条件赔偿给乙方贰仟万元人民币；3、甲方积极做好协调工作，乙方搞好周边四邻关系，做到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验收，齐心协力把小区建成精品工程。乙方负责该楼土建费其他由甲方负责。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远遥村村民委员会及法定代表人李文谭在上述补充合同上盖章、签字，原告签字捺印。2011年12月27日，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远遥村村民委员会出具《关于对王树伟地基事宜的处理意见》，载明经村两委研究决定，按双方原合同约定地址小南山占地约1300余平方米、位置（南排中户）给原告提供连体低层住宅用地一处，按照规划局设计面积约1020平方米。村里已负责交纳土地出让金205万元（含契税），并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地证号为威环国用（2011出）第259号。余者所有费用由原告负责。如果原告需要将本建筑一分为二建设两栋楼房，村里负责协调，争取规划部门给予批准。2012年7月26日，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远遥村村民委员会（甲方）、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人民政府（乙方）和原告（丙方）签订《补充合同书二》，约定：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对于丙方被拆迁的位于远遥村的老住宅房屋，甲方重新为丙方回迁安置位于远遥村小南山处的规划红线内上排（前排）中户处的一处低层住宅楼用地上，由甲方负责办理该住宅楼用地的土地、规划、配套、设计、各配套设备设施、绿化美化和硬化、施工建设、验收等，以及该用地上一栋底层住宅楼房及土地的过户等手续，并承担和支付相关全部费税等费用。该低层住宅楼用地手续甲方可以任何第三方名义，取得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但该土地的使用权人和使用人为丙方，由甲方出资和负责免费办理在丙方名下。上述低层住宅楼用地在甲方按规划和设计要求取得有关合法手续后，由乙方负责和出资给丙方按规划和设计要求在该用地上建设好一栋（即该一栋底层住宅楼房由地面上和地下的两部分组成）、在地面标高正负零以下（地面下）的楼房建筑面积约为1000-1300平方米左右的低层住宅楼房（即带室内电梯四层楼的一栋低层住宅楼房，该一栋低层住宅楼房的地面上和地下的建筑面积，最后以规划和设计的实际建设面积和标准为准），上述一栋低层住宅楼房甲、乙双方须于2014年12月30日前无偿免费交付给丙方，并于2015年12月30日前由甲方出资和负责免费把该栋楼房及土地等过户到丙方名下，否则甲、乙双方承担本合同书违约赔偿责任。但因不可抗力、政策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将上述该栋房屋及土地交付给和过户到丙方名下，交付和过户的时间自动顺延，双方不得相互追究责任。上述该一栋低层住宅楼房的建设质量及标准和楼房及房屋交付和使用标准及要求等，必须达到或者按照国家和山东省及威海市的有关规范和标准及要求等为准和执行，否则甲、乙双方承担本合同书违约赔偿责任；2、由于甲方对丙方的宅基地和房屋拆迁安置等事一直协商不一致并至今没有解决好，导致丙方多次进行开挖和前期施工建设等工作，现甲方只能免费提供给丙方一处（栋）低层住宅楼房楼座的土地，不能按照已签订合同的预定免费给付丙方二处别墅楼座及土地，由此给丙方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经甲方、乙方与丙方多次协商，现三方同意由甲方赔付给丙方一定金额数的赔偿款（或补偿款），该赔偿款的具体金额数，有单据的，以有效单据（发票、收据和其他单据等）的数额执行，如没有单据，由甲、丙双方共同认可的证明书和评估书或审计机构核定的具体金额数为准，如果甲方不履行赔付给丙方的赔偿责任，则由乙方责令甲方赔偿给丙方，乙方承担的期限为甲方全部履行完上述赔偿赔付责任后止。上述金额数的赔偿款甲方须在三个月内赔付给丙方，否则甲方须每日向丙方支付10000元人民币的滞纳金，如在一年内没有把上述金额数的赔偿款赔偿赔付给丙方，甲方须承担本合同书的违约赔偿责任，违约赔偿款和上述金额的赔偿款及滞纳金所需缴纳的各种税费等，均由赔付方和违约方负责和承担；3、合同书签订后，甲、乙、丙三方必须信守履行合同书的约定，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即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书），否则违约方无条件按合同书约定的，给付丙方上述该一整栋低层住宅楼房市场总价的双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该双方赔偿款所需缴纳的各种税费均由违约方负责承担；4、本合同书签订后，甲方与丙方的宅基地和房屋拆迁安置相关事宜，均以本合同书的约定和规定为准；5、本合同签订后，未尽事宜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所需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等与诉讼相关的所有费用全部由违约方负责和承担。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远遥村村民委员会和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人民政府在上述补充合同二上盖章，原告签字捺印。2013年3月29日，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远遥村村民委员会（甲方）、原告（乙方）和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人民政府（丙方）签订《补充合同三》，约定：1、乙方对《补充合同书（二）》的第一条款中须由甲、丙方及此有关的当事方报批的规划和建筑设计或楼房施工建设、综合验收事项享有知情和提出意见及要求的权利。如一方的意见和要求与相关职能部门的规划及《补充合同书（二）》中第一条款的约定和要求不一致时，应当以相关职能部门的规划和要求及《补充合同书（二）》中第一条款的约定和要求为准；2、在早于2012年10月26日时就到必须履行期限《补充合同书（二）》中的第二条款的具体履行和实施事宜，甲、乙、丙三方同意：即在本书签订后的一年内甲方须支付给乙方78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和补偿款。而乙方在甲、丙方把《补充合同书（二）》中的第一条款均于2014年12月30日前都履行完毕后，乙方无条件放弃并不得再追索《补充合同书（二）》中的第二条款约定和要求。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远遥村村民委员会和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人民政府在上述补充合同二上盖章，原告签字捺印。2014年3月10日，被告孙家疃街道办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人民政府于2013年12月更名为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办事处，之前于2012年7月与原告签订的《补充合同书二》和2013年3月签订的《补充合同三》的两份三方合同书依然有效，继续履行。2014年3月26日，被告远遥居委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远遥村村民委员会于2014年1月更名为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远遥社区居民委员会。其他内容与被告孙家疃街道办出具的证明内容一致。2014年5月12日，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街道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盖章出具《关于合同当事人王树伟要求合同的二当事人及承继延续单位及时全面履行2个三方合同书的答复函》，载明：经落实及查证，为了彻底解决原告的房屋拆迁安置和宅基地等事宜，由合同的二当事方即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人民政府和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远遥村委会与原告所签订的2个“三方合同书”均为合法有效。二被告更名后，出具了相关证明，为此合同的二当事方即承继延续单位均承诺并表明需要及时全面的履行2个“三方合同书”中的全部约定和要求。2015年1月23日，被告孙家疃街道办出具函件一份，载明：“关于威环国用（2011出）第259号土地延期交付给王树伟建造住宅楼房等事宜的书函，孙家疃街道办事处确保于2015年12月30日前把该地块上一栋住宅楼房交付当事人王树伟使用。”2015年5月12日，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处理。诉讼中，二被告认可《补充合同二》的真实性，但对原告提交的2009年8月23日的《补充合同》真实性有异议，主张该证据系原告伪造，对此提交日期同为2009年8月23日的《补充合同》复印件一份，载明被告仅同意补偿原告上排中户一处低层住宅楼座，其中原告的签字已被划掉。被告远遥居委会同时主张该合同原件已由原告擅自取走。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据是复印件，且合同内容只是草稿，最终以原告提供的《补充合同》为准。二被告同时申请对上述合同中被告远遥居委会的印章和李文谭的签字进行鉴定。原告主张案涉房产已经办理了规划手续，双方合同约定的前排中、西户楼座分别对应规划设计方案中的4号楼和2号楼，对此原告提交了远遥西山住宅楼项目建筑设计方案提前批前公告、远遥西山住宅方案设计及现场照片一宗。经质证，二被告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自威海市规划局调取如下证据：1、示意性规划图和威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出具的威海市环翠区远遥西山住宅方案设计各一份，内容与原告提交的方案设计基本一致；2、远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威海市规划局提交的规划设计请示；3、威海市规划局专题会议纪要第七期。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二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设计规划只是在起草阶段，并未最终审批通过。原告申请对规划设计方案中的2号楼和4号楼的价值及建造成本进行鉴定，并以本院调取及原告提供的远遥西山住宅楼项目建筑设计方案提前批前公告、远遥西山住宅方案','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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