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22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伟强，男，1982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玮，甘肃骊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心和第三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心和村。
负责人：刘广杰。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荣，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健兴，广东富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伟强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心和第三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4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伟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凭一般生活常理就认定刘伟强可自行对鱼塘进行管理使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双方仅有签订合同的意向，并没有实际签订承包合同。从一般生活常理可知，承包合同无论是购买鱼苗还是对现有的鱼塘进行改造，都需要巨额的投资。该部分巨额投资无论对于村民的刘伟强还是对于一般其他人都是一笔不少的支出。但在没有签订合同，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可以随时收回鱼塘的情况下，从一般生活常理来看，正常人是不会去投资的。其次，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刘伟强是否占有并实际投资使用了该鱼塘的举证责任在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但一审法院在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仅凭一般生活常理就认定刘伟强进行管理使用，是主观猜想，不符合法律法规、证据规则的规定，把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的举证责任倒置给刘伟强。最后，从一审法院对第三人的询问，也可以看出涉案(本案以及相关案件)的鱼塘从一开始发包就有争议，从一般生活常理没有人会去承包有争议的鱼塘。二、一审庭审中，刘伟强在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没有提交证据的情况下，提交了相关的照片、视频证实，在双方签订意向后，刘伟强并没有对涉案鱼塘进行占有使用，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涉案鱼塘一直荒废，并没有修建水利设备用于养鱼。三、承包方案讨论会议记录是村民会议记录，不属于合同，对刘伟强不产生合同效力，是刘伟强作为村民参加会议，对自身权益进行表决。该项权利最直接的就是签字，其他成员签字也是履行该表决权利。相关法律没有剥夺刘伟强就针对涉及自己相关事项的表决权利，不存在表决及回避的情形。四、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渔业承包合同签订时生效，双方没有签订合同。五、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前的经营权属于刘伟强，之后收回重新发包，视为解除合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双方就此进行协商，并且解除终止合同。六、2014年重新发包是因为之前的承包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实际履行，表明刘伟强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七、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提供的证人李某是其原来的负责人，与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证明力较低，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人耕作鱼塘不能采纳。
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辩称，不同意刘伟强的上诉请求，对一审判决有意见，刘伟强一直在耕作，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没有上诉。刘伟强歪曲事实，涉案鱼塘在2013年前是由刘伟强承包，2013年4月22日也是由刘伟强承包，对涉案鱼塘的耕作，刘伟强是一直持续承包的状态，刘伟强中标以后继续获得鱼塘的权利。由于社长李某的私心，一直没有与该次会议五位中包人签订书面合同，导致刘伟强一直以未签订合同而拒绝交承包费。为此，李某于2015年5月份被村民集体罢免，重新选任现任负责人。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一审提供的两份证据证明刘伟强占用鱼塘而没有交纳租金的事实，而非刘伟强所说其没有占用鱼塘，一审期间，一审法官到心和村进行实地调查。对李某的调查是一审法院主动进行的，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不在场。一审法官向案外人进行过询问，刘冠洪表示刘伟强承包涉案鱼塘是一直有使用的，应当支付相关的费用。
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伟强向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支付所欠鱼塘承包款21104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22日，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就位于其经济社中土名为“蓝屋下”的面积为10亩、10.6亩的两口鱼塘承包进行公开投包，确定刘伟强为该两口鱼塘的承包人，并形成会议记录。其中关于10亩鱼塘的会议记录中载明承包期限为10年6个月即从2013年6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承包款为每年35600元，其中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为每年每亩800元；而10.6亩鱼塘的会议记录中载明承包期限亦为10年6个月即从2013年6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承包款则为每年15100元，其中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按每年每亩800元。该会议由时任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社长李某主持，到会人员有刘伟强等村民36人，到会人数均在会议记录中签名确认，刘伟强在承包人处签名捺印确认。次日，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向刘伟强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刘伟强缴纳的该两口鱼塘的承包押金2000元。之后，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与刘伟强并无就该两口鱼塘的承包订立合同，刘伟强亦未曾向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交付过任何承包款。
关于涉案两口鱼塘的承包及使用，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表示，之所以未签订书面的承包合同在于时任社长李某当时也是中标承包鱼塘的人之一，李某想把所有未签订合同的鱼塘重新拿出来招投标，重新确定一个低于原来中标的承包款标准获得鱼塘的承包经营权；另，刘伟强在中标之后就可以使用鱼塘，即先由刘伟强使用，再交付费用，但刘伟强一直未交付承包款，但一直在使用、耕作涉案的两口鱼塘。而刘伟强则表示，其虽中标承包涉案鱼塘，但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并未将鱼塘交付给其使用，也拒绝与其签订承包合同。
2017年6月3日，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与刘伟强就位于“蓝屋下东、西”鱼塘承包签订《鱼塘承包合同》，约定由刘伟强承包涉案鱼塘，承包期限为10年即从201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还约定了承包款等其他内容，且刘伟强缴纳了押金及至2018年12月31日前的租金。
2017年6月20日，赤坭镇心和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2014年9月19日，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组织村民对其名下的“蓝屋上”、“蓝屋下”等鱼塘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招投标工作，由于刘旭洪、朱洁英等人因为土地问题投标没有成功，特此证明。
一审诉讼中，为查明本案案情，一审法院依法向李某进行询问，李某陈述：我在2009年至2015年期间担任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社长，发生在2013年4月的鱼塘承包会议均是我主持的，我也是中标人之一，当时一次发包的鱼塘是五口，中标人分别为刘伟强、朱洁英、李某、刘冠洪、高玉金，该五人在中标时均缴纳了2000元的保证金，各中标人当时签订了会议记录。在签订会议记录一个月以后，我找到其余四名中标人要求签订承包合同，但该四人均以承包费用过高为由拒绝签订。该四人当中仅有高玉金交付了一年的承包款，但后高玉金签订了书面的退包材料。在上述五人中标后，我与刘冠洪并无实际耕作鱼塘，朱洁英则已将鱼塘转租给他人作，而据了解，刘伟强、高玉金都有实际投放鱼苗。在各承包人拒绝签订合同一年后左右，村委会再次将该五口鱼塘拿出来发包，但遭到了部分村民的暴力阻止，便未能发包成功，也未能形成任何发包的书面材料。经对该《询问笔录》质证，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表示李某大部分所述真实，但对于李某所述其中标后无耕作不予确认。而刘伟强对该笔录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从笔录中可证实在2014年期间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与村委会是对涉案鱼塘进行过重新招投标，也就是说在2014年鱼塘的控制权、使用权已归还给经济社。
一审法院认为，虽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与刘伟强并无就涉案两口鱼塘的承包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但刘伟强系经该经济社组织的村民会议讨论确定后所取得该鱼塘的承包经营权，程序合法，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于所承包鱼塘的期限、承包款等均以会议记录的形式确定，可见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与刘伟强之间的鱼塘承包合同法律关系已成立并生效。而至于刘伟强抗辩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并无交付涉案的两口鱼塘给其实际经营使用。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刘伟强系通过合法正规程序获得的鱼塘承包经营权，而鱼塘并非可转移占有的动产，其始终客观存在于某一具体位置，根据一般生活常理，刘伟强在取得该鱼塘的承包经营权后完全可自行对其进行管理使用，而现并无证据显示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有采取阻止其使用的行为，且在与其同时获得鱼塘承包经营权的另案被告朱洁英已实际耕作鱼塘，可见其亦是可以使用耕作涉案鱼塘，据此，刘伟强抗辩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并无交付鱼塘，有悖生活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理应按照约定支付承包款。关于承包期限。根据会议记录所约定，刘伟强承包涉案鱼塘的期限从2013年6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但在2014年9月19日，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已重新将该鱼塘发包，而承包人刘伟强亦未提出异议，可见双方已以实际行为确认涉案鱼塘已交回发包人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双方的鱼塘承包合同已经解除，权利义务关系已终止。现在无证据证实在此日期之后刘伟强有继续实际占有使用涉案鱼塘的情况下，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无权主张刘伟强支付该日期之后的承包款。综上，刘伟强所应支付的承包款为48800元[800÷12×6（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为7个月，但涉案合同约定为6个月）×20.6+35600÷12×9.6+15100÷12×9.6]。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刘伟强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承包款48800元给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二、驳回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66元，由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负担3433.30元，刘伟强负担1032.7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询问，刘伟强称2013年前系其承包鱼塘并按时交纳了租金，承包期满后其将涉案鱼塘交回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重新发包，之后因涉案鱼塘存在争议，其与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之间再未签订书面承包合同，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也未将涉案鱼塘交回。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于2013年4月22日组织村民会议讨论，确定涉案鱼塘承包经营权由刘伟强取得。该次村民会议记录载明了涉案鱼塘的承包期限、承包面积及承包费等合同主要条款，刘伟强在村民会议记录中的承包人处签名。据此，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与刘伟强之间的鱼塘承包合同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刘伟强称其与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没有签订书面的承包合同，村民会议记录对其不产生合同效力，是其作为村民参加会议进行表决的上诉主张，与村民会议记录载明了承包合同主要条款，刘伟强是在村民会议记录中承包人处签名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涉案鱼塘确定由刘伟强承包后，对于涉案鱼塘的交付事实，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虽无直接的证据证明，但鱼塘并非可移动交付的财产，且在本次承包前，涉案鱼塘已由刘伟强在承包经营，刘伟强取得本次承包权是处于继续经营状态，无需再行办理专门的鱼塘交接手续。如在此情形下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与刘伟强还专门另行办理书面的鱼塘交接手续，反而与现实生活情况不符。因此，根据上述承包合同关系成立的事实，结合本次村民会议前涉案鱼塘已由刘伟强在承包经营，村民会议次日刘伟强交纳了承包押金，之后刘伟强没有交纳承包费，涉案鱼塘在2014年9月19日被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重新发包，及时任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社长李某陈述刘伟强有实际投放鱼苗等事实，按照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本次村民会议确定涉案鱼塘由刘伟强承包后，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已将涉案鱼塘交给刘伟强经营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本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根据一般生活常理，结合查明的相关事实，作出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已将涉案鱼塘交付刘伟强经营使用的认定，符合人民法院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审核判断证据的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刘伟强在一审中对李某证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在二审中又主张李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刘伟强取得涉案鱼塘的承包经营权后没有依约交纳承包费，一审判决其向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支付承包费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刘伟强主张赤坭心和第三经济社没有向其交付涉案鱼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刘伟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0元，由上诉人刘伟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庞智雄
审判员 李 琦
审判员 刘 欢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江亭利
林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