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金商终字第5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运武。
委托代理人：唐朝晖。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惠芳。
委托代理人：曾宣龙。
委托代理人：沈肖蓓。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松云。
委托代理人：余山。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益阳市园林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光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多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松云。
委托代理人：余山。
上诉人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为与被上诉人吕惠芳、刘松云、益阳市园林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阳园林）、湖南多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多隆置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2）金永商初字第1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刘松云于2011年1月21日向吕惠芳借款800万元，并与多隆置业共同签订《保证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期限至2011年4月20日止，按月利率2.1%计息，如逾期则由多隆置业承担实现债权的费用，由多隆置业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益阳园林、铜川项目部又分别与吕惠芳签订保证合同一份，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三担保人的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担保期限均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吕惠芳于当日将800万元汇入刘松云账户。借款到期后刘松云未还款，三担保人亦未承担保证责任。2012年3月8日，刘松云出具给吕惠芳《债务确认书》一份，确认尚欠吕惠芳借款本金800万元、利息192万元，承诺2012年3月30日前归还500万元，同年4月30日前还清，按月利率2.1%计息。但此后，刘松云、多隆置业、益阳园林、铜川项目部均未归还借款本息。
吕惠芳于2012年6月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刘松云归还借款800万元并支付利息（计算至2011年12月31日止的利息为192万元，2012年1月1日起的利息按月利率2.1%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由建工集团、益阳园林、多隆置业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刘松云在原审中答辩称：吕惠芳所诉借款属实，但双方约定利息超出法律规定标准。
建工集团答辩称：一、刘松云向吕惠芳借款属其个人行为，与建工集团及铜川汽车博览园（Ⅱ）期重卡汽配市场工程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铜川项目部”）无关，建工集团及铜川项目部从未收到或占有使用过吕惠芳的款项；二、保证合同上所加盖的铜川项目部的印章是伪造的，与建工集团无关，建工集团对刘松云与吕惠芳之间借贷毫不知情；三、铜川项目部只是建工集团内设的职能部门，不具备担保人资格，其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四、吕惠芳明知或应当知道铜川项目部是职能部门不具有担保资格，依照最高院关于《担保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吕惠芳对其损失应自行承担法律责任。综上，吕惠芳诉请建工集团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或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对建工集团的诉讼请求。
多隆置业在原审中答辩称：担保属实。
益阳园林在原审中未作答辩。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吕惠芳与刘松云、益阳园林、多隆置业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认定合法有效。借款到期后，刘松云未按期归还借款，益阳园林、多隆置业也未尽担保义务，均已构成违约。铜川项目部未依法取得建工集团的授权而为刘松云的借款提供担保，其担保合同无效，但在提供担保过程中存在缔约过失责任。建工集团应对其分支机构铜川项目部的行为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吕惠芳对铜川项目部的担保资质和范围疏于审查也存在过错。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率已超出法定标准，应依法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现吕惠芳要求刘松云归还借款、支付利息并由益阳园林、多隆置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建工集团因其分支机构的缔约过失应对刘松云在上述款项及本案诉讼费用中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40%的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由刘松云归还吕惠芳借款8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1年1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二、由益阳园林、多隆置业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由建工集团对刘松云在上述第一项及刘松云应负的诉讼费用中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40%的赔偿责任。四、驳回吕惠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6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8680元，由刘松云负担，由益阳园林、多隆置业承担连带责任。
建工集团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铜川项目部系建工集团的分支机构，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铜川项目部仅是建工集团在铜川项目施工工地临时设置的内部职能部门，未经工商登记，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不是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而是建工集团的内设临时性机构。（二）原审判决认定刘松云是铜川项目部的实际负责人，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证据支持。原审中建工集团提交的建工集团所属机构华达工程公司与许晓明于2010年6月3日签订的《项目承包合同》充分证实，许晓明是铜川项目部的实际负责人。同年5月28日，建工集团与铜川项目的开发商爱国房产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李红桃是铜川项目部的项目经理。据此，刘松云既不是铜川项目部的项目经理也不是实际负责人，其根本没有必要因铜川项目而向吕惠芳借款。原审认定刘松云系铜川项目部的实际负责人纯属臆断，没有证据支持。原审判决提到的2010年5月28日的另一份《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在原审几次开庭中根本就不存在，更就谈不上质证了。原审以不存在的且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是完全错误的。（三）原审判决认定铜川项目部印章没有明示，对铜川项目部的担保行为存在监管不力的责任，没有证据支持，认定事实错误。其一，建工集团对项目部印章的管理制订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并委派印章管理员专人管理项目部印章，刘松云不是印章管理员，无权使用铜川项目部印章。其二，建工集团启用的每一枚项目部印章均是经长沙市公安局印章治安管理中心刻制备案的，铜川项目部的印章也是如此，是经过公权机构明示的。其三，铜川项目部印章是通过公告方式对外明示的（见铜川项目部印章启用公告）。其四，《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项目经理部印章管理办法》及铜川项目部印章启用公告，均明确载明不得使用项目部印章办理接待、担保和抵押手续。建工集团对铜川项目部对外融资、担保行为制订并实施了系列管理制度，已经尽到了监管义务和监管责任，其在对铜川项目部印章管理使用上没有过错，故不应承担铜川项目部印章被伪造所引发纠纷的民事责任。（四）原审判决认定建工集团存在缔约过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已认定吕惠芳与刘松云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其担保合同上加盖的铜川项目部的印章均是伪造的印章，据此，铜川项目部从未与吕惠芳签订过任何合同，何以存在缔约过错。且吕惠芳提交的证据充分证实其所主张的借款均未打入铜川项目部账户，刘松云向吕惠芳借款纯属代表多隆置业和益阳园林，系代表上述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与建工集团没有关联。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判令建工集团承担40%补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完全错误的。（一）2011年1月21日，刘松云与吕惠芳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约定刘松云因资金短缺向吕惠芳借款800万元，同日，多隆置业出具的《股东会决议》明确载明借款系用于多隆置业开发的长沙杉木冲土地转让费用和益阳园林益阳泓泰工程项目，且800万元款项也是打入刘松云个人账户。据此，刘松云向吕惠芳的借款与建工集团并没有关系。（二）刘松云向吕惠芳借款时，刘松云是借款担保人益阳园林和多隆置业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见，刘松云向吕惠芳借款时虽然以个人名义签订相关合同，但实质上刘松云系代表多隆置业和益阳园林履行职务行为。故刘松云的借款与建工集团无任何关系。（三）吕惠芳在签订《保证合同》时，知道或应该知道保证人铜川项目部为建工集团的职能部门，因此，依照法律规定，吕惠芳应自行承担担保无效的损失责任。众所周知，铜川项目部仅仅是建工集团为铜川项目施工而临时设置在该项目施工工地的内部职能部门，不是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更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吕惠芳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该事实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事实上，在一审庭审中，吕惠芳的委托代理人也当庭陈述吕惠芳确实知道铜川项目部仅为建工集团的职能部门。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债务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保证真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债务人自行承担”之规定，吕惠芳应自行承担担保合同无效的损失责任。（四）《保证合同》加盖的铜川项目部印章系伪造印章，与铜川项目部没有关系。铜川项目部从未与吕惠芳有缔约行为，自然就不存在缔约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铜川项目由发包人爱国房产投资开发，由建工集团承建，项目经理是李红桃，项目经济责任承包人是许晓明，刘松云既不是项目经理也不是经济责任承包人。建工集团对刘松云个人向吕惠芳借款不知情，直至从法院查阅案卷材料后才获知，吕惠芳提交的《保证合同》加盖了铜川项目部印章。原审判决已认定该项目部印章系伪造。据此，建工集团不存在缔约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吕惠芳对建工集团的诉讼请求。
吕惠芳在二审中答辩称：建工集团承建铜川项目后组建了铜川项目部，并派驻许晓明为项目经理，但这个项目的实际负责人是刘松云。刘松云使用私刻的项目部公章，和吕惠芳等人签订借款合同，并将相关的工程款直接用于归还吕惠芳等人的借款，并说明了借款的用途。从该情况看，刘松云向吕惠芳的5000多万元借款都用于铜川项目，刘松云又以项目部的印章调动了数千万元的工程款用以归还借款，可见，铜川项目部的实际负责人是刘松云。另一方面，建工集团确实刻制过项目部印章，并在公安部门备案，但铜川项目部又自行刻制了一枚印章，这两枚印章都客观存在，并实际使用，不存在虚假的问题，至于建工集团刻制的印章有没有实际使用，或另外出现了一枚章，都属于建工集团内部关系，第三方是不知道的。因此，不管刘松云使用的该枚铜川项目部印是否为私刻，担保合同都是成立的。综上，一审判决正确，建工集团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松云、多隆置业在二审中答辩称：同意按照原审判决履行还款义务。
益阳房产在二审中未到庭陈述。
二审中，建工集团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铜川项目部印章启用公告照片打印件及公告模板各一份，用以证明：建工集团在项目部办公室张贴了印章启用公告，并向各业务单位告之项目部印章不能用于抵押、贷款，建工集团对印章管理已经尽到了监管义务，对刘松云私刻项目部印章用于对外签订担保合同没有过错。2、银行活期存款明细对账单一组，用以证明刘松云借得的款项均未进入建工集团公司或铜川项目部的账户，也未用于铜川项目部，借款与建工集团无关，与铜川项目部无关。
对建工集团提供的证据，吕惠芳发表如下意见：对证据1，照片系复印件，无法核对是否真实，公告模板尽管是原件，但也是建工集团单方制作，即使内容是真实的，对第三方也没有约束力；对证据2，该证据明确了刘松云向建工集团借款的事实；刘松云挂靠建工集团承包铜川项目，该项目系刘松云自筹资金，刘松云投入该项目的资金均不通过建工集团开设的账户，该银行存款明细中载明的款项接收人许多是铜川项目部的工作人员，比如许晓明是建工集团派驻铜川项目部的书记，肖万迁是项目部的采购，刘松云投入项目部的资金系直接支付给材料供应商及包工头或预支给项目部的采购、财务人员，用于购买建材、支付人工工资。因此，建工集团提供的银行活期存款明细对账单并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
对建工集团提供的证据，刘松云、多隆置业发表如下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刘松云并没有遵守建工集团的印章使用管理规定；对证据2，该证据系刘松云提供给建工集团，刘松云向吕惠芳所借款项未用于铜川项目部。
益阳园林未对上述证据发表意见。
吕惠芳、刘松云、益阳园林、多隆置业二审中均未提供证据。
对建工集团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对证据1，仅根据铜川项目部印章启用公告照片及公告模板，无法证明建工集团对该铜川项目部印章及印章使用细则对外公布的具体情况，故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对证据2，刘松云的银行活期存款明细显示，涉案借款打入刘松云账户后，并未直接转入他人账户，而是以较小金额的形式多笔逐渐支出，而刘松云系铜川项目部的技术负责人，故仅根据该银行活期存款明细对账单无法证明本案借款与建工集团及铜川项目部无关。
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铜川项目系由爱国房产开发，建工集团承建，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该项目的资金来源为建工集团自筹，建工集团自认刘松云系铜川项目部的技术负责人。2010年9月27日，案外人陈静与爱国房产、铜川项目部、刘松云签订《承诺函》一份，约定由爱国房产将5000万元铜川项目工程款直接支付给陈静用以归还刘松云向陈静的借款，后爱国房产按约支付了该笔款项，该《承诺函》中加盖的铜川项目部印章与本案担保合同中所加盖的铜川项目部印章为同一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建工集团是否应当对本案借款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铜川项目部系建工集团为完成其向爱国房产承建的铜川项目而设立的一个组织形式，虽然铜川项目部未像其他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一样领取营业执照，但其有着与法人分支机构相同的特征，即有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机构、经营场所、经营管理权限，特别是有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财产，其经营目的是全面完成铜川项目的建设，是综合性的，有别于法人内设职能部门的任务单一性、无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财产等基本特征。故对于铜川项目部在本案保证合同中的法律地位及相关的权利义务，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有关“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因此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之规定来认定，并无不当。铜川项目部为刘松云向吕惠芳的借款提供保证，未经建工集团授权，故该担保合同无效。关于建工集团对于保证合同无效是否存在过错，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陈述的内容，首先，虽然刘松云承认保证合同中铜川项目部的印章系由其刻制，与建工集团备案的铜川项目部印章并非同一枚，但刘松云陈述其为铜川项目部的实际负责人，而建工集团也认可刘松云为铜川项目部的技术负责人，刘松云刻制并多次对外使用该枚项目部印章，对此，建工集团至今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其次，2010年9月27日，案外人陈静与爱国房产、铜川项目部、刘松云签订《承诺函》一份，约定由爱国房产将5000万元铜川项目工程款直接支付给陈静用以归还刘松云向陈静的借款，后爱国房产按约支付了该笔款项，而该《承诺函》中加盖的铜川项目部印章与本案担保合同中所加盖的铜川项目部印章为同一枚，故吕惠芳有理由相信刘松云有权利代表铜川项目部使用该项目部的印章，并相信该印章是真实的。综上可见，建国集团对于铜川项目部对外融资、担保的行为监管不力，其对本案保证合同无效具有一定过错，现一审判决根据建工集团的过错程度，酌情认定其对刘松云不能清偿部分债权的40%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建工集团的上诉理由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400元，由上诉人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耘
审 判 员 金 莹
审 判 员 张淑英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日
代书记员 梁昊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