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17民终7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猷，男，1942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进英，女，194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钦，男，1964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茂飞，男，1969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茂华，男，1973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少青，女，1975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少玲，女，1967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珍，曾用名刘闰娇，女，196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上述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国衡，广东真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德战，广东真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飞凡，男，1960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在兴，广东宏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康州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康州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陈国贵。
原审第三人：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康州村麻放中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康州麻放中村。
负责人：陈国邦。
上诉人陈国猷、姚进英、陈钦、陈茂飞、陈茂华、陈少青、陈少玲、刘珍（以下简称陈国猷等八人）与上诉人陈飞凡，以及原审第三人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康州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康洲村委会）、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康州村麻放中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麻放中合作社）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8日作出的（2017）粤1702民初3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国猷等八人上诉请求：（一）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陈飞凡立即将位于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康州村麻放中经济合作社的屋令下1.936亩、定广公1.16亩土地返还给陈国猷等八人管理使用；（三）本案诉讼费由陈飞凡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审认定事实并没有依据，且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有误，应予改判。首先，对本案讼争土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已由陈国猷等八人一家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双方不持有争议，应予确认。其次，陈飞凡占用诉争土地是事实，但未提供证据证明陈国猷等八人一家在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期限时已放弃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最后，没有证据显示诉争的屋令下1.936亩、定广公1.16亩土地在第二轮承包时已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调整给陈飞凡承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耕地的承包期限为三十年……”、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七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其约定。”及第二十八条“下列土地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承包给新增人口：（一）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二）通过依法开垦等方式增加的；（三）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的规定，本案诉讼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如需符合“按照法定程序对承包土地进行调整”的要求，则必须满足上述法律规定的三个条件：第一，承包土地不能是发包方自动收回，是承包方依法且自愿交回，否则不得调整承包土地。第二，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第三，必须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以上三点，涵盖当事人意思自治，村民民主表决及行政确认三个方面内容及程序。而在本案中，陈国猷等八人一家人从未表明放弃承包经营权，同时陈飞凡在2016年3月29日的《调解笔录》中也确认承包土地的流转并未经村民会议表决，更没有报政府部门审批，因此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存在原审所认为“已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调整”的事实。另外，根据土地承包政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的规定：承包土地“大稳定、小调整”的前提是稳定。“大稳定、小调整”是指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在个别农户之间小范围调整。做好“小调整”工作还应坚持以下几条原则：一是“小调整”只限于人地矛盾突出的个别农户，不能对所有农户进行普遍调整；二是不得利用“小调整”提高承包费，增加农民负担；三是“小调整”的方案要经村民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四是绝对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规定在本村范围内几年重新调整一次承包地。”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的规定，即使按照国家政策，本案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如存在“小调整”，也必须符合签署四项原则政策，但本案并没有证据被上诉人主张的“小调整”方案已经村民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经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因此陈飞凡主张的“小调整”显然未依法实施，故其以第二轮承包土地已调整为由占用诉争土地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当返还给陈国猷等八人。原审未充分考虑国家政策的要求，对本案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明显有误，陈国猷等八人为此依法提起上诉，请贵院撤销原审判决错误的部分并依法改判。本案第一轮承包地为陈国猷等八人，双方没有争议，且没有证据证实陈国猷等八人在第二轮已经自愿交回涉案承包土地。因此，原审认定涉案土地调整给陈飞凡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陈飞凡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陈国猷等八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由陈国猷等八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公庙门口0.5亩地，令仔氹0.42亩地在1999年12月第二轮土地调整时由麻放中合作社收回给陈飞凡承包，陈国猷等八人不再享有该土地的使用权。（一）涉案的屋令下1.936亩水田、定广公1.16亩水田原是在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由村集体分给陈国猷等八人，公庙门口0.5亩旱地是陈国猷用禾打子0.48亩水田与村民林定云、林举英、林邦玉互换得来的，令仔氹0.42亩地是陈国猷用叉头坡0.27亩旱地与村民林安辉互换得来。1999年12月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时，麻放中经济合作社按法定程序召开村民大会对土地进行了小调整，其中陈国猷等八人一家调出4份地，即屋令下1.936亩水田、定广公1.16亩水田、公庙门口0.5亩地，令仔氹0.42亩地，陈飞凡家庭调入该4份地。陈飞凡在一审提供的《康州村委会麻放中村土地承包期30年调出调入人数》、《康州村委会麻放中村关于土地延长承包期30年调查表》、《麻放中村调出调入土地登记表》、《关于陈飞凡田地情况说明》足以证明陈国猷等八人对该土地已不再享有任何权利。（二）虽然陈飞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没有载明公庙门口0.5亩、令仔氹0.42亩地，但该地已归陈飞凡使用。根据《关于陈飞凡位于本村公庙门口（土名）旱地的情况说明》，公庙门口0.5亩旱地在进行调整时是作0.27亩计算的，由陈飞凡按该亩数交纳公购粮。从《关于陈飞凡田土地证上的亩数比实际亩数少的情况说明》看，在调整土地给陈飞凡时，在该证书记载的亩数是记少了的。也就是说，陈飞凡调入的屋令下1.936亩水田、定广公1.16亩水田、公庙门口0.5亩地，令仔氹0.42亩地有可能部分没有记入该证书或者错记。根据陈国猷的《阳东县延长土地承包期三十年土地明细表》显示，没有相关公庙门口0.5亩地，令仔氹0.42亩地的记载。（三）陈飞凡对屋令下1.936亩水田、定广公1.16亩水田、公庙门口0.5亩地的亩数是没有异议的，但对令仔氹0.42亩地则不予认可，因为令仔氹0.42亩地实际上是0.216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陈国猷等八人享有公庙门口0.5亩地，令仔氹0.42亩地的承包经营权，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
原审第三人康洲村委会没有进行二审应诉和提出诉讼意见。
原审第三人麻放中合作社没有进行二审应诉和提出诉讼意见。
陈国猷等八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江城区双捷镇康州村委会麻放中村的田地共3.096亩（水田屋令下1.936亩、定广公1.16亩、公庙门口自留地0.5亩、令仔氹旱地0.42亩）承包经营权归陈国猷等八人；（二）判令陈飞凡在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将第一项请求的田地返还给陈国猷等八人经营；（三）判令陈飞凡支付耕种陈国猷等八人的自留地及旱地费用9660元（700元/亩，15年）；（四）陈飞凡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国猷等八人一家在1984年农村实行第一轮土地承包责任制时以户主陈国猷名义向麻放中经济合作社承包责任土地，包括讼争土地屋令下1.936亩、定广公1.16亩、令仔氹0.42亩、公庙门口0.50亩。1999年12月第二轮农村土地延长承包时，麻放中经济合作社根据中办发［1997］16号文件精神，与本经济合作社农户签订合同延长土地承包期，并调整部分土地经营权。2000年1月，阳东县人民政府核发《阳东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给陈飞凡，该经营权证书上主要载明：“1、发包方：麻放中经济合作社（盖章）；2、经济合作社主任姓名：林邦定（印章）；3、承包经营方户主：陈飞凡（签名并捺指印）；人口：4人；4、承包土地面积：2.83亩，其中水田2.56亩（包括逆水山0.48亩、大路基0.31亩、定广公0.67亩、屋令下1.10亩）、0.28亩（已删划）、旱地0.55亩(叉头坡0.28亩、0.27亩)，土地承包明细登记表中载明叉头坡0.27亩换令仔氹安辉地”；6、附页说明中第七条载明：“本证应妥善保管，不得涂改，如有遗失或损毁，应及时向发证机关申请补发”，第八条载明：“本证由承包户所在地经济合作社和社主任盖章后生效”。陈飞凡经营上述土地至今并缴清了公购粮任务。后来，陈国猷等八人认为麻放中经济合作社将其家庭在1984年所承包的屋令下1.936亩、定广公1.16亩、公庙门口0.5亩、令仔氹0.42亩土地擅自调整由陈飞凡经营，并将部分争议土地登记在陈飞凡的土地经营权证书上，侵犯了其土地经营权，遂于2016年向阳江市江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017年8月10日，阳江市江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江农仲案［2016］第、号仲裁裁决书，认定陈国猷作为时任支部书记，对有关第二轮土地承包调整政策、方案是知情，且是调整土地会议的主持人，本案申请仲裁土地的面积及四至已记录在陈飞凡经营权证书内，故此申请人（陈国猷等八人）主张陈飞凡代耕讼争土地，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另外，麻放中经济合作社与陈飞凡签订的《阳东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符合承包合同书要件，据此，作出裁决：一、驳回申请人陈国猷等八人的仲裁请求。二、被申请人麻放中村经济合作社与被申请人陈非凡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有效，即被申请人持有阳东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有效。陈国猷等八人不服上述裁决，遂于2017年9月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另查明：陈国猷从1975年至2017年5月任康州村委会书记，林邦定在第二轮土地调整期间任麻放中村经济合作社村长至2016年3月份。第二轮土地调整期间，部分农户家庭主要成员外出打工，造成部分土地耕种丢荒，时任村长林邦定在时任书记陈国猷组织下，对交回承包土地的农户及增加承包土地的农户，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限三十年土地明细表，再根据明细表填写各户的承包经营权证书，并在经营权证书附页发包栏加盖“麻放中村经济合作社”公章，经济合作社主任姓名栏加盖“林邦定”印章，领取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户签名确认。《阳东县延长土地承包期三十年土地明细表》中户名为陈飞凡的明细表中载明内容除“叉头坡旱地0.27”外，其他载明土地四置情况与经营权证书载明内容相同；户名为陈国猷明细表中载明大路基0.72亩、大田0.66亩、沙州氹0.40亩，加地头0.27亩、关唐0.27亩。另外，陈飞凡于2014年3月19日在康州村委会组织下将包括讼争土地屋下令1.936亩、定广公1.16亩出租给阳江市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蔬菜，并与该公司签订《广东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在一审庭审中，陈国猷等八人主张麻放中经济合作社在第二轮农村土地延长承包时没有进行土地调整，故其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顺延承包期至2029年12月，并向原审法院提供《农户承包地基本信息表》、麻放中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证明》2份、《粮食定购任务通知书》、《公粮入库收据》、麻放中经济合作社和康州村委会共同出具的《证明》2份、《调解笔录》、张建佳、张庭起、林振佳、张建珍、林仕国、陈华锦、林定云、陈华益、林广辉的书面证言》等证据佐证，并申请证人曾纪方、林定信出庭作证，其中《农户承包地基本信息表》主要记载原告承包土地包括讼争土地，并加盖有康州村委会、麻放中经济合作社的公章；第一份麻放中经济合作社的《证明》主要载明麻放中经济合作社在2000年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时，没有召开过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对我村民小组的田地进行重新调整，村民小组长林邦定签名，落款时间是2016年3月25日；第二份麻放中经济合作社的《证明》主要载明陈国猷在1984年生产队分给其8口人的承包责任田地共8.02亩一直承包至现在（其中水田屋令下1.936亩、定广公1.16亩、大田1.05亩、大田1.60亩、塘田0.134亩，旱地瓜地头0.55亩、令仔氹0.42亩、方塘0.18亩、瓦窑氹0.51亩、自留地公庙门口0.50亩），村民小组长林邦定签名，落款时间是2016年3月23日；《粮食定购任务通知书》和《公粮入库收据》主要载明陈国猷1991年至1996年缴交公粮情况；麻放中经济合作社和康州村委会共同出具的《证明》主要载明2000年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没有进行土地调整，陈国猷一家在2000年没有向我村民小组放弃其承包的田地；《调解笔录》中陈飞凡陈述陈国猷将本案土地流转让给其经营，第二轮延长土地承包时除公庙门口0.5亩土地外都登记在其家庭部证上；陈国猷陈述是将上述土地交陈飞凡代耕；《书面证言》中张建佳、张庭起反映在2000年第二轮土地调整时没有收到双捷镇政府康州村委会延长承包30年调查表；林振佳、张建珍的书面证言反映2016年7月份陈飞凡叫村民陈国邦叫其在桥头调整土地开会名单中签名；林仕国、陈华锦、林定云、陈华益、林广辉的书面证言否认在桥头调整土地开会名单中签名和捺手印；证人曾纪方出庭反映2016年陈国邦叫其在分田表上签名，证人林定信出庭反映其没有在桥头会议名单上签名。
经质证后，陈飞凡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并主张在第二轮延长土地承包时麻放中经济合作社召开土地调整会议，并且由时任康州村委会书记陈国猷主持会议，会议中自愿交回部分田地的农户有14户，包括陈国猷在内，增加承包田地的农户有17户，包括陈飞凡在内，并向原审法院提供《调整土地参加会议名单》、麻放中经济合作社出具的《关于陈飞凡田地情况说明》和《关于陈飞凡土地证上的亩数比实际亩数少的情况说明》、《村“两委”联席会议记录》、林定雄出具《关于2000年康州村委会麻放中村土地调整有关情况的说明》、《阳东县延长土地承包期三十年土地明细表》60份、《粮食定购任务通知书》、《收款收据》、《农业税完税证》、《农业税纳税登记证》、张建佳出具的《证明》、《康州村委会2017年10月17日召开村委两委会议记录》、麻放中村经济合作社其他27户的《阳东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江农仲案[2016]第4号《仲裁裁决书》等证据佐证，并向原审法院申请证人林二权、陈国邦、林定雄出庭作证，其中麻放中经济合作社的《关于陈飞凡田地情况说明》主要载明陈飞凡自2000年起承包经营了位于屋令下（1.936亩）、定广公(1.16亩)、公庙门口(0.5亩)四处的田分共4.016亩,上述土地在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由陈国猷耕种，2000年村对部分村民耕地作调整，当时陈国猷在麻放中村桥头主持会议，对调整田地事项作宣报，并附见证人和麻放中村长及新一届村民代表签名，时间2017年9月18日；《关于陈飞凡土地证上的亩数比实际亩数少的情况说明》主要载明登记在陈飞凡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逆水山0.48亩，实际数为0.88亩；大路基0.31亩，实际0.56亩；定广公0.67亩，实际1.16亩；屋令下1.10亩，实际耕种数为1.936亩；公庙门口0.27亩，实际0.5亩，总面积2.83亩，实际耕种面积5.036亩，在2004年国家未取消征收农税前，各地普遍做法按一定比例登记亩数，而麻放中村具体做法是登记面积为实际面积的5成，并附见证人和麻放中村长及新一届村民代表签名，时间2017年11月27日；《村“两委”联席会议记录》主要记载麻放中村土地调整情况；林定雄出具《关于2000年康州村委会麻放中村土地调整有关情况的说明》主要载明2000年2月21日麻放中村经济合作社集体召开土地调整会议，当时由陈国猷（当时任康州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主持，同意了麻放中村的14户调出土地、17户土地调入土地的调整结果；2000年3月份，经我手，由调出、调入土地的村民填写了《康州村委会放中村关于土地延长承包期30年调查表》格表，并由我填写了《麻放中村调出调入土地登记表》，这些资料在村中都有保存，时间：2017年9月30日；《粮食定购任务通知书》、《收款收据》、《农业税完税证》、《农业税纳税登记证》主要载明被告缴交公购粮情况；张建佳出具的《证明》主要载明关于康州村委会2000年第二轮土地延长承包期30年调查表属实填写到康州村各村农户，但今年3月8月的证明材料属被误导，现更正以此证明为准，时间2017年10月7日；《康州村委会2017年10月17日召开村委两委会议记录》主要载明现任村委干部没有为张建佳、张延关起于土地延长承包期30年调查表的证明盖村委会公章；麻放中村经济合作社其他27户的《阳东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主要载明其他村民土地登记情况；证人林二权作证反映陈国猷在2000年1月21日骑着自行车来召开土地调整会议；证人陈国邦作证反映2000年陈国猷主持开会，土地承包证书是陈国猷拿来的，每户都有这个证书；林定雄作证反映其是麻放中村经济合作社会计，2000年召开土地调整大会，经其本人填写有14户调出土地，17户村民调入土地。另外，陈飞凡还主张公庙门口土地全村都没有登记，经营权证书中叉头坡土地是陈国猷同同村人安辉调换后交回集体，再由村集体调入由其经营。
诉讼期间，为查清涉案土地流转情况，原审法院致函阳江市江城双捷镇人民政府。双捷镇政府于2018年2月7日复函如下：贵院来函（2017）粤1702民初3249号已收悉。经查，陈国猷、姚进英、陈钦、陈茂飞、陈茂华、陈少青、陈少玲、刘珍及陈飞凡在1984年农村第一轮土地承包责任制时分别承包土地经营的情况以及双方在1999年12月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后分别承包经营土地的资料均在康州村委会中存放，我镇政府无法提供。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谁对本案讼争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1984年国家实行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时，由陈国猷代表其家庭向麻放中经济合作社承包经营土地，包括本案讼争土地屋令下1.936亩、定广公1.16亩、公庙门口0.5亩、令仔氹0.42亩至1999年，取得承包经营权。1999年12月底，时任麻放中经济合作社村长林邦定在时任村委会书记即陈国猷组织下，根据中开发〔1997〕16号文件“大稳定小调整”精神召开村民土地调整会议，按照法定程序调整村中部分土地，并核发《阳东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林邦定依法将讼争土地屋令下1.936亩、定广公1.16亩填入陈飞凡的经营权证书内，该经营权证书附页加盖麻放中经济合作社公章，载明具体亩数及四置，承包人陈飞凡签名确认，符合土地承包合同书要件，应认定该经营权证书和附属的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的规定，陈飞凡依法取讼争屋令下1.936亩、定广公1.1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至于讼争公庙门口0.5亩、令仔氹0.42亩土地经营权问题。本案中，由于陈国猷等八人没有举证证明其与麻放中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关于讼争公庙门口0.5亩土地承包合同书，且该块土地四置没有登记在陈飞凡的经营权证书上，依上述论述，土地承包经营权依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故陈飞凡不能取讼争土地公庙门口0.5亩的经营权，因此，该块土地的经营权仍归原承包人即陈国猷等八人享有。另外，经综合分析陈飞凡经营权证书和土地明细表存在登记不致情形，明细表中叉头坡0.27亩没有四置，经营权证书旱地数额有更改痕迹，且更改后旱地0.55亩与水田2.56亩合共3.11亩，与经营权证记载2.83亩不一致，显然叉头坡0.27亩是后来添加上的，修改部分土地面积四置，与讼争土地令仔氹0.42亩四置情况不符，修改部分内容存在瑕疵，客观性存疑，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陈飞凡亦没有提供取得该块土地经营权的其他法律凭证，因此，陈飞凡应将讼争土地令仔氹0.42亩返还给陈国猷等八人管理使用；考虑经营周期，限陈飞凡在2018年10月31日前履行完毕上述义务。对陈国猷等八人请求返还超出原审法院支持部分不予支持。关于陈国猷等八人请求支付耕种费9660元，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陈飞凡将位于阳江市江城区双捷镇康州村麻放中经济合作社的公庙门口0.5亩、令仔氹0.42亩土地返还给陈国猷等八人管理使用，限在2018年10月31日前履行完毕；二、驳回陈国猷等八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诉讼费2906元，由陈国猷等八人负担1453元，陈飞凡负担1453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涉案的土地在第一轮承包期间，属于陈国猷等八人的家庭承包地，而在第二轮承包时，村集体已将该土地发包给陈飞凡农户并核发了新的承包经营权证，现陈国猷等八人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仍然拥有承包经营权，故本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属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纠纷，即第二轮承包之后，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由谁取得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的规定，本案陈国猷等八人的起诉不属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应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虽然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已经由阳江市江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了江农仲案［2016］第4号仲裁裁决，但因阳江市江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不是行政机关，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未作出处理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亦不应受理。综上所述，原审适用法律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702民初324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陈国猷、姚进英、陈钦、陈茂飞、陈茂华、陈少青、陈少玲、刘珍的起诉。
陈国猷、姚进英、陈钦、陈茂飞、陈茂华、陈少青、陈少玲、刘珍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2906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还；陈国猷、姚进英、陈钦、陈茂飞、陈茂华、陈少青、陈少玲、刘珍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728元，陈飞凡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本院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龙 飘
审 判 员 姜玉华
审 判 员 莫怡华
二〇一八年八月××日
法官助理 陈欢欢
书 记 员 詹礼迪
曾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