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行终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588号（40层）。
法定代表人罗永富，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康良，北京安博（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大道600号。
法定代表人邵立春，主任。
委托代理人乔振兴，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丁兴，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福彬，男，197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
委托代理人章群艺，浙江绍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劳动和保障行政确认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日作出（2017）浙01行初320号行政判决。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3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康良，被上诉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张义久及其委托代理人乔振兴、丁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10日，徐停停为其父亲徐福彬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徐福彬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关系证明、浙江省东方医院出具的病历及情况说明、浙江省东方医院出具的证明书、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下沙大队出具的第杭20140002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徐福彬的暂住证和居住证明、徐福彬与徐停停的亲属关系证明及徐停停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同日，被告向徐停停发送《申请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受理了徐福彬的工伤认定申请，并向名邦装饰公司邮寄《举证通知书》。2014年12月1日，被告对徐停停进行调查询问。2014年12月5日，被告作出杭劳社（经开）认字[2014]第72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徐福彬的情形为工伤，并分别向徐停停直接送达、向名邦装饰公司邮寄送达。另查明，2014年10月14日，被告通过EMS向原告邮寄《举证通知书》，单号为EY619647380CN，收件人姓名为施迪富，单位名称为浙江省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地址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588号宁波商会大厦2901室。邮件全程跟踪查询结果显示2014年10月15日，他人收，同事吴。2014年12月9日，被告通过EMS向原告邮寄《工伤认定决定书》，单号为EY619646818CN，收件人姓名为施迪富，单位名称为浙江省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地址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588号宁波商会大厦2901室。邮件全程跟踪查询结果显示2014年12月10日，他人收，同事张。2014年10月10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查询显示，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588号2901室，法定代表人施迪富。2015年9月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罗永富。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于2016年5月13日向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7月5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杭政复[2016]2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已超过法定期限，驳回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被告在杭劳社（经开）认字[2014]第72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中告知“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本认定书起60日内向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虽已告知诉权，但未告知起诉期限，故对于该工伤认定决定的起诉期限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原告于2016年7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被告提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的主张，不能成立。《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杭州××技术开发区条例》第八条第（五）项规定，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开发区的财政、税务、国有资产、审计、物价、统计、劳动、人事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被告具有受理徐停停为其父亲徐福彬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的法定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被告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认定第三人的情形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原告未对第三人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事实提出异议，其主张第三人的情形不属于工伤的理由是第三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工伤认定过程中，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被告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已向原告发送《举证通知书》，告知如其不认为第三人的情形是工伤，在收到通知书10日内提交相关材料。但原告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未向被告提交任何证据材料。被告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于法有据。其次，第三人在工伤认定申请中向被告提交了《证明》证明其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诉讼中主张《证明》上的印章并非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法人章，不能证明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审法院认为，《证明》上盖有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下沙财通中心项目部技术专用章的印章，证明了第三人工作期间的工资情况。结合第三人主张其在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下沙财通中心项目部工作的意见，及事故发生于下沙的事实，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被告根据该《证明》确认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原告在诉讼中否认第三人与其存在劳动关系，但亦未提交任何证据支持其主张。第三，根据《劳动法》第九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故原告认为被告不应该在原告与第三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有争议的情况下直接作出工伤认定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被告根据徐停停的申请及其提交的相关材料，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对徐福彬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工伤认定程序，原告提出其未收到过被告向其邮寄的《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决定》，但根据被告提交的邮寄回单显示，被告于2014年10月11日、2014年12月9日分别向原告邮寄了《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决定书》，并载明了收件人、电话、单位名称、地址，且有签收的记录。邮寄回单上载明的公司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名字与被告寄送文书时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查询到的原告工商登记信息一致。原告否认其收到过两份材料，但未提出有效的反驳理由和证据，故对于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程序合法。综上，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下沙财通项目技术专用章”不是上诉人的法人章，其效力不及于工程技术层面以外的事项。原审第三人女儿徐停停提供的《证明》落款位置的印章是“技术专用章”，并且该印章有明确标注“本章仅供工程技术联系专用”。既然案涉的印章仅为技术专用章，当然不能代表上诉人认可了其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在案涉的“技术专用章”的管理上，上诉人不可能向法人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一样指定专人管理。即便指定专人管理，也是由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如果是工程技术人员未经上诉人准许在案涉《证明》中加盖了该印章，那么也不能视为上诉人承认了劳动合同关系的存在。总之，依据《证明》即认定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显然是错误的。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无论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还是该条例第十九条第（二）项，其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确实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本案中，原审第三人女儿徐停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既然不能证明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那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第十九条第（二）项都缺失了适用的前提。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杭州××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出的杭劳社（经开）认字[2014]第724号工伤认定书。
杭州××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意见，二审庭审时答辩称：一、关于涉案工伤认定作出的具体情况，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具体以庭前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为准，在庭审中不再重复陈述。二、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在上诉中辩称其项目技术专用章的效力不及工程技术层面以外的事项，这一事实缺乏依据。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承认在证明上加盖的名邦公司下沙财通项目技术专用章确系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对于该章属于项目部盖章并无异议，在一审法庭质证环节中，上诉人对证据5即《证明》以及加盖该公章的三性均无异议，证明徐福彬在上诉人下沙财通项目工地工作及上诉人系徐福彬的用工单位，并无异议。据此，该份《证明》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可以证明其与徐福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上诉人始终未履行举证义务，证明其与徐福彬之间并无事实劳动关系，在此情况下，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被上诉人依照加盖项目部公章证明，确认徐福彬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且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十八条规定，认定第三人属于工伤具有充分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福彬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意见，二审庭审时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清楚、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希望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第三人徐福彬与上诉人名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一、徐福彬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已经提交了基础的证据，证实徐福彬系名邦公司员工，虽然加盖的是项目技术专用章，但是该章是项目负责人张昊本人所盖，盖章后交给徐福彬的家属。且张昊本人在杭州××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徐福彬工伤劳动保险待遇仲裁时也承认自己是工地项目负责人。另外，名邦公司也一直未否认项目技术专用章的真实性，因而该份证据真实可信。二、名邦公司一直未就各方之间不是劳动关系进行举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认为不是工伤，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邮寄材料并未按时提供证据材料，自然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确认行为，事实清楚、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滥用诉权，恶意延长诉讼期限，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出杭劳社（经开）认字（2014）第72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的职权依据，以及事实和法律依据、行政程序是否合法等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和辩论。庭审后，本院依职权向被上诉人杭州××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调取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厅市委办发[2002]40号《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厅、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杭州××技术开发区（浙江杭州出口加工区）工作委员会杭州××技术开发区（浙江杭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杭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杭编[2015]127号《关于杭州××技术开发区（浙江杭州出口加工区）管委会招商局等内设机构更名的批复》，上述通知和批复，可证明杭州××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具有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法定职责。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杭州××技术开发区条例》第八条第（五）项规定，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开发区的财政、税务、国有资产、审计、物价、统计、劳动、人事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厅市委办发[2002]40号《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厅、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杭州××技术开发区（浙江杭州出口加工区）工作委员会杭州××技术开发区（浙江杭州出口加工区）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及杭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杭编[2015]127号《关于杭州××技术开发区（浙江杭州出口加工区）管委会招商局等内设机构更名的批复》的相关规定，杭州××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杭州××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内设机构。据此，被上诉人杭州××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具有受理并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的职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涉及本案，被上诉人徐福彬之女徐停停向被上诉人杭州××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提交了徐福彬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等材料。上诉人虽认为该《证明》上所盖的是“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下沙财通中心项目部技术专用章”，并非是上诉人的法人章，不能代表上诉人与徐福彬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却未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提供相关证据进行举证。在二审庭审时，上诉人亦承认盖章人张昊系其公司在杭州下沙财通中心项目部的负责人，具有对项目工程招聘工人的权限。据此，被上诉人杭州××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认定徐福彬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并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的规定，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被上诉人杭州××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交的邮寄回单显示，其于2014年10月11日、2014年12月9日分别向上诉人邮寄了《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决定书》，上诉人分别于同年10月15日和12月10日予以签收。该邮寄回单载明的收件人、电话、单位名称、地址等内容与邮寄当时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登载的上诉人公司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名字等工商登记信息相一致。上诉人虽否认收到上述材料，却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其提出被上诉人杭州××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的行政程序违法，缺乏事实依据。综上，上诉人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提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徐福彬之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等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整，由上诉人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惠 忆
审 判 员 唐维琳
代理审判员 蔡成杯
二〇一七年四月七日
书 记 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