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皖01刑终657号
原公诉机关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汪海洋，男，汉族，1989年6月8日出生，安徽省淮南市人，中专文化，无业，户籍地淮南市田家庵区，租住合肥市瑶海区。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15年8月13日被合肥市公安局新站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7日经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日由合肥市公安局新站分局执行逮捕。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健楠，男，汉族，1991年4月19日出生，安徽省长丰县人，大专文化，进城务工人员，户籍地长丰县，现住合肥市新站区。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15年8月13日被合肥市公安局新站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7日经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日由合肥市公安局新站分局执行逮捕。
辩护人陈结淼，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梁林，男，汉族，1990年10月6日出生，安徽省长丰县人，中专文化，进城务工人员，户籍地长丰县，现住长丰县。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15年9月12日被合肥市公安局新站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4日经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日被合肥市公安局新站分局执行逮捕。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审理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汪海洋、梁林、陈健楠犯盗窃罪一案，于2016年8月19日作出（2016）皖0102刑初36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汪海洋、陈健楠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并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自2015年3月份开始，被告人汪海洋与被告人梁林、陈健楠及洪浪飞、朱强、陈中威（以上3人均另案处理）经事先预谋，时分时合，利用被告人陈健楠任合肥市新站区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RT检测组组长工作之便，先由陈健楠利用职工去食堂吃饭，检测线无人之机，将自己检测组待检测的，部分可能不会被注意到的液晶显示屏（液晶面板）放置位置告诉朱强，再由朱强、梁林、陈中威、洪浪飞采取随身夹带、藏入包内带出的方式，将液晶显示屏盗出交至在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外等候接应的被告人汪海洋，由被告人汪海洋将盗得的液晶显示屏对外销售。被告人汪海洋、梁林与朱强、陈中威除了从被告人陈健楠所在的检测组上盗窃合肥市新站区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14.0英寸及15.6英寸液晶显示屏共2000余片外，还盗窃了该公司5800片液晶显示屏。所盗7800余片液晶显示屏被被告人汪海洋以每片160元的价格向外出售，共非法获利120万余元。其中被告人汪海洋参与盗窃7800余片，盗窃价值120万余元，非法获利661430余元；被告人陈健楠参与盗窃2000余片，盗窃价值32万元，非法获利2万余元；被告人梁林参与盗窃3000余片，盗窃价值48万余元，非法获利176900余元。
2015年8月12日晚，朱强、陈中威、洪浪飞三人再次将被告人陈健楠事先放置好的，其检测组待检的91张15.6英寸液晶显示屏偷运出，交给在公司外接应的被告人汪海洋，次日凌晨，被告人汪海洋在转移赃物时，被公安民警现场抓获，并查获15.6英寸液晶显示屏91片，已返还被害单位。当日，在被告人汪海洋的检举、配合下，公安民警在合肥市新站区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RT车间将被告人陈健楠抓获归案。2015年8月15日，被告人陈健楠的家人代为退缴赃款人民币8000元。2015年9月10日，安徽省歙县公安机关在歙县格林豪庭宾馆A605房间将被告人梁林抓获归案，并于2015年9月10日至2015年9月12日临时羁押于歙县看守所。
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扣押物品清单、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发还物品清单及照片证实，2015年8月13日，公安民警现场从被告人汪海洋处查获被盗BOE牌15.6英寸液晶显示屏91片，从高某处查获被盗BOE牌15.6英寸液晶显示屏43片、BOE牌14英寸液晶显示屏4片；2015年8月15日，被告人陈健楠的父亲陈宗平向公安机关代为退缴赃款人民币8000元；上述液晶显示屏已返还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二、公司营业执照、被盗产品信息统计表证实，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液晶显示器件相关产品的生产等；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被盗产品的信息及市场价格。
三、指认照片证实，被告人汪海洋、陈健楠、梁林、同案犯洪浪飞对赃物包装及对赃物盗窃、藏匿、转移、销赃地点予以指认的状况。
四、银行交易明细单证实，2015年5月12日至2015年8月9日，被告人汪海洋通过银行卡共收到来自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四牌楼支行转款622530元；2015年5月12日至2015年8月9日，被告人梁林通过自己和母亲林开霞的银行卡共收到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四牌楼支行、中国建设银行南京莲花桥支行转款176900元；2015年5月12日至2015年7月16日，同案人朱强通过银行卡共收到中国建设银行南京莲花桥支行转款150500元；2015年6月30日至2015年8月9日，同案人陈中威通过银行卡共收到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四牌楼支行转款209400元。
五、估价鉴定结论书证实，经合肥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被盗BOE牌15.6英寸NT156WHM-N10液晶面板的价格为180元/片，被盗BOE牌15.6英寸HB156FHI-301液晶面板的价格为214元/片,被盗BOE牌15.6英寸HB156FHI-401液晶面板的价格为220元/片,被盗BOE牌14.0英寸HB140WXI-301液晶面板的价格为193元/片。
六、辨认笔录证实，证人高某辨认出汪海洋就是于2015年3月至7月多次在高某经营的电脑店里向高某销售15.6英寸笔记本电脑屏的男子；汪海洋辨认出梁林、同案人陈中威、朱强为盗窃液晶屏的同伙，高某为向他收购他伙同陈健楠等人多次从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窃得的笔记本电脑屏的合肥百脑汇后面的店老板；梁林辨认出同案人朱强、陈中威为盗窃液晶屏的同伙；陈健楠辨认出梁林、同案人陈中威、朱强为盗窃液晶屏的同伙。
七、归案经过及说明证实，2015年8月13日凌晨，公安巡逻民警在合肥市新站区龙子湖路与大禹路交口附近，将被告人汪海洋现场抓获归案，并查获15.6英寸液晶显示屏91片。当日，在被告人汪海洋的检举、配合下，公安民警在合肥市新站区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RT车间将被告人陈健楠抓获归案。2015年9月10日，安徽省歙县公安机关在歙县格林豪庭宾馆A605房间将被告人梁林抓获归案，并于2015年9月10日至2015年9月12日临时羁押于歙县看守所。
八、户籍信息证实，被告人汪海洋、梁林、陈健楠犯罪时已成年等身份信息。
九、劳动合同书证实，2013年8月15日，被告人陈健楠与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4年5月24日，同案人陈中威与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4年9月11日，同案人朱强与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4年9月11日，被告人梁林与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5年6月17日，同案人洪浪飞与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十、岗位说明书证实，制造2科ReTest组长的工作职责为：组织并协调所在工程的日常生产，保证产线正常运行，完成生产任务；对员工进行各种业务培训，提高员工的业务能力；对生产现场的纪律进行控制，并做好5s工作，检查实施情况；对产线的生产品质进行控制及检查，保证产品出货品质并持续提高；做好产线安全隐患的检查工作，使产线成为无隐患产线；班组员工的绩效进行评定；处理员工日常性的工作，实时管理员工出勤情况，按时完成生产报表；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制造2科Packing（Pallet）作业员的工作职责为：根据生产需求，申领与产品型号相对应的包装材料；按照包装要求，将BOX打包完成PALLET包装；完成本工程的电算操作，打印PALLETLABLE并贴附在PALLET规定位置；将完成PALLET包装的产品进行入库处理；实时监控设备运行情况，及时更改EQP状态；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垃圾进行整理，并及时处理；班次开始和结束时，对设备及周围环境进行清洁，保证其洁净度满足生产之要求；每班次结束前，对本班次生产情况进行小结并交接至下一班次；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制造2科Packing（BOX）作业员的工作职责为：根据生产需求，申领与产品型号相对应的包装材料；将Module装入防静电袋，完成BOX包装；完成本工程的电算操作，打印BOXLABLE并贴附在BOX规定位置；将完成BOX包装的产品投入到传输轨道，输送至下一单元；实时监控设备运行情况，及时更改EQP状态；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垃圾进行整理，并及时处理；班次开始和结束时，对设备进行清洁，保证其洁净度满足生产之要求；每班次结束前，对本班次生产情况进行小结并交接至下一班次；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十一、证人证言
1、证人高某的证言证实，他在合肥市包河区曙光医院小区2栋2单元403室经营电脑生意，是从2011年开始经营电脑店的，2015年过年后从事笔记本电脑屏收购。2015年3月至7月，有一年轻男子（经辨认为被告人汪海洋）共到他店里卖了七八次笔记本电脑屏。大概是第一次是2015年3月，那名男子用袋子装了30片左右15.6英寸的新屏向他售卖，他以170元/片的价格予以收购，付款5100元，后他以205元/片的价格售出；第二次大概是2015年3月底4月初，男子又到他店里卖给他50片15.6英寸的屏，他以170元/片的价格予以收购，后他以205元/片的价格售出；第三次大概是2015年4月上旬，男子卖给他50片15.6英寸的屏，他以160元/片的价格予以收购，后他以200元/片的价格售出；第四次大概是2015年4月的中下旬，男子卖给他30片15.6英寸的屏，他以160元/片的价格予以收购，后他以200元/片的价格售出；第五次大概是2015年4月底，男子卖给他40片15.6英寸的屏，他以160元/片的价格予以收购，后他以200元/片的价格售出；第六次大概是2015年5月初，男子卖给他50片15.6英寸的屏，他以160元/片的价格予以收购，后他以200元/片的价格售出；第七次大概是2015年5月中旬，男子卖给他50片15.6英寸的屏，他以160元/片的价格予以收购，后他以200元/片的价格售出；第八次，大概是在2015年7月中旬，男子卖给他13片15.6英寸的屏，他以140元/片的价格予以收购。他估计共从那名男子手中收购了四五百片屏，大部分都被他卖了，下剩47片，他已交给公安机关。
2、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8月12日晚上9点多钟，被告人汪海洋让他开车去合肥市新站区京东方那里找朋友拿一种屏。当晚10点钟左右，他们开车至京东方南边围墙处，汪海洋下车从围墙处来回取了几次屏，后他们继续在车上等汪海洋同事，次日凌晨，被公安巡逻民警查获，汪海洋抱上车的屏也被公安民警查获了。
3、证人蔡某的证言证实，他是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制造部二科生产线的白班组长，负责液晶显示屏的生产，对被盗液晶显示屏的型号种类他很了解。被盗了四种型号屏，分别为15.6英寸的三种型号：NT156WHM-N10、HB156FHI-301、HB156FHI-401,14.0英寸的一种型号：HB140WXI-301，每块屏的下方都会贴有标签，标签会注明每块液晶显示屏的型号、登记和ID编号。
十二、被害单位的杜艳春陈述证实，他们公司2015年1月至8月总共丢失了8000多片液晶显示屏。被告人陈健楠管理的RT检测组丢失了约2000片液晶面板，陈健楠是公司一条RT检测线的组长，负责管理该条检测线上的所有员工，督促他们的工作。被告人梁林与朱强、陈中威、洪浪飞是模组制造部上的工人，平时负责生产、检测液晶显示屏，没有看管的义务，而且他们偷得的都是别的组上的液晶显示屏。液晶显示屏是公司内部员工和外人勾结盗走的，2015年8月13日公司的监控显示，盗窃时，公司栅栏外等的人是公司离职职工汪海洋，从栅栏里面往外递液晶面板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好像是朱强。公司被盗的液晶屏，15.6英寸的有三种型号：NT156WHM-N10（180元/片）、HB156FHI-301（214元/片）、HB156FHI-401（220元/片）,14.0英寸的有一种型号：HB140WXI-301（193元/片）。
十三、同案犯洪浪飞的供述证实，他和被告人梁林、陈健楠、同案人朱强、陈中威都是合肥市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陈健楠是一条RT检测组的组长，他是包装组（PACKING）员工，朱强、陈中威、梁林是他们组的操作工，负责生产屏的。汪海洋不是公司的员工，但是和朱强很熟。2015年7月份，陈中威带他认识了朱强等人，朱强让他一起盗窃屏，他遂于8月初参与进来。他们几个人的分工是：朱强负责在厂区内偷屏并将偷到的屏包装好、藏好，然后，朱强再将屏藏匿的地点告诉他、梁林、陈中威，他们到藏匿点找到屏后，各自带着朱强分配给他们的屏到厂外，交给事先在厂外等候的汪海洋（朱强事先联系的汪海洋），汪海洋拿到屏后负责卖出。出事后陈中威告诉他陈健楠也参与偷屏了，陈中威说之前陈健楠给他们提供过不少屏。他带过15.6英寸的屏和14.0英寸的屏，出事当天带的是15.6英寸的。
2015年8月初的一天（2号或者3号）白天，朱强告诉他哪里有屏，让他跟着梁林去拿，梁林带着他到生产车间从车间一条生产线一角找了一包他们事先包装好的屏，他带着这包屏放在腰部用裤带绑好，再用衣服盖起来，梁林也把他的屏藏在身上。梁林带着他走到公司南门外，交给厂外等候的汪海洋，当天他用这种方式带出12片屏。后来只要有屏要带，他们就过来叫他，并告诉他要带的屏藏在哪，他自己拿到屏后用随身夹带的方式将屏运到厂外，交给汪海洋。他共参与了五六次，带出来150片屏左右。2015年8月12日晚上很晚，朱强告诉他屏的位置，他就去带屏了，朱强、陈中威也一起带屏出来，梁林当天有事请假了，汪海洋在厂区东南角的栅栏处，当天，他带了3次屏，都是从公司东门出来交给汪海洋，共交给汪海洋12片屏。每片屏朱强按足额100元计算，但陈中威、梁林、他每人带出来的屏都拿不到100元，朱强从他们带的每片屏上拿提成，从他这儿每片屏提成是30元到40元，从陈中威、梁林处每片提成比他多一点。
十四、被告人供述
1、被告人汪海洋的供述证实，陈健楠、朱强、梁林与陈中威都是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京东方）员工，陈健楠是RT检测线的组长，朱强、梁林、陈中威是产线作业员，他原来在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上班，和陈健楠、朱强是同事关系，梁林、陈中威是在他离开公司后入职的，他通过朱强认识的陈健楠和陈中威。他们在盗窃时分工是，陈健楠、朱强、梁林、陈中威4人负责从厂区偷液晶显示屏，然后他负责将这些显示屏卖了，赚的钱陈健楠、朱强、梁林、陈中威占大部分，他占小部分。每次需要液晶显示屏时，他就和陈健楠、朱强联系，陈健楠、朱强再安排如何将这些液晶显示屏偷出来。陈健楠是一条RT检测线的组长，负责管理RT检测线组的所有员工，RT检测线是负责检测液晶显示屏的品质的，显示屏送到RT检测线都是用纸箱装好的，每箱38片屏。之所以选择偷RT检测线一方面是因为RT检测线要检测的屏很多，丢失一部分不容易被发现，另一方面陈健楠是一条RT检测线的组长，选择盗窃陈健楠管理的RT检测线，陈健楠可以为具体实施偷的人提供掩护，便利。
2015年3月底，他和陈健楠说小孩生病没有钱，陈健楠就说那你偷点屏卖了换钱给孩子看病。后陈健楠从检测线拉了一箱子显示屏到车间没人的地方交给他，他和陈健楠打开每个屏包装袋，把所有38片屏放进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袋子里，然后趁吃饭时间人多，他拎着袋子就出去了，后来这些屏被他卖到百脑汇各个电脑维修店了，以每张80元的价格卖的，除去几张不良屏，总共赚了3000元左右。后来他分钱给陈健楠，陈健楠没有要。
从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京东方）离职后，2015年4月下旬，朱强问他可能带自己赚点钱，他说他们找陈健楠从陈健楠的线上偷点屏卖。他们找陈健楠商量这件事，陈健楠后来答应了，他于是让朱强找陈健楠。三四天后的一天晚上，朱强打电话对他说有屏，让他晚上9点左右到厂边上收一下，他晚上9点多赶到厂边上等着，再和朱强联系好，朱强背着一书包屏给他，又跟他说11点多还能出一批屏。他先将这些屏运到他在恒大城的家里，晚上11点多再赶到厂附近，朱强又背了一书包屏给他，一天可以接到七八十片屏。就这样，他隔一两天收一次，到五月上旬时，收到四百片屏，这些屏被他卖给了广东收屏的中年男子，卖得的赃款3万元被他和朱强、陈健楠分了，他分了1万元左右。
2015年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约陈健楠到合肥市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门口的大排档吃饭，陈健楠出来用书包带了40多片屏给他，他给了陈健楠2000多元。第二天，他把这些屏以3700元的价格卖给百脑汇的一家修电脑的店里了。
之后两天朱强找到他，说要自己出货，还要带个人干，让加钱，他答应了。接下来第三天晚上9点左右朱强打电话给他让他到厂边接货，他骑摩托车赶过去等朱强，朱强没有来，梁林来后说朱强让自己把屏给他，他打电话给朱强确认后，拿了50块左右的屏回家了。两三天后的一天晚上9点左右，他接到朱强电话，让他到厂边收货，他赶过去和梁林碰面，拿了50块屏，回家给朱强打电话，朱强让他11点再去，他11点到了厂边找到朱强，朱强给他2包约80片屏，这次他共收了180片屏，后因朱强催着要钱，他把屏卖给广东收屏的中年男子了。把钱给朱强时，朱强又给了他1书包约45片屏，他把屏卖给了百脑汇后面的一家店的老板了。两次他共卖了18500余元，他大部分给了朱强，自己得了1000元左右。
2015年7月3日、4日、5日的3天晚上，朱强联系他让他去厂边接货，还说量较大，他让姑父钱荣富开车带他去接货，9点多他们开车停到厂门口的天桥下，很快就看到朱强、梁林和陈中威，他们看到他后，拿出了别在身上的屏，3人每天运五六趟，带出约一百七八十片屏，三天他共收到520多片屏，他分两次卖给了百脑汇后面那家店的老板了，卖了51000元。朱强说这次货是通过陈健楠出的，让他分钱给陈健楠，他没有同意，他按80元每片给朱强钱，让朱强分给陈健楠，他另外再给陈健楠3000元，这次他给了朱强41600元。
2015年7月8日至13日，他们连续干了6天，他每天晚上9点左右他就让他姑父钱荣富开车带他到厂附近等着，朱强、梁林、陈中威3人每次夹带30片左右的屏给他，每天晚上四五趟运一百二三十片屏，6天共给他800多片屏，他分3次卖给了百脑汇后面的店老板了，后他把赃款分给朱强53000元，分给陈健楠11000元，他自己得款16000元。
2015年8月9日，朱强联系他，让他晚上过来收屏。他让他姐夫开车带他一起在厂东门附近，朱强进厂里拿了一个装了40片屏的书包处理，他把书包放进车子后备箱，第二天，他到百脑汇后面的店里将屏卖了，所得赃款3800元，他分给了朱强3000元，自己得款800元。
2015年8月12日晚九点左右，朱强打电话给他，让他到厂附近接货，他姐夫开车带着他至厂区东南角拐角，他电话联系了朱强和陈健楠。20分钟后，陈中威过来从栅栏内递了一包屏给他，后陈中威、朱强分别又断断续续过来给他送了四五次屏，收完屏，他在车里坐着玩手机时被公安巡逻民警抓获，并当场扣押了他收的10包液晶显示屏。
他们收的屏大部分是15.6英寸的，少部分是14.0英寸的。陈健楠共给他们提供了2000片左右的屏，他给陈健楠每块屏10元左右。他给梁林每片屏60元，梁林应该给了他3300片左右的屏。他也是给陈中威、洪浪飞每片屏60元，他们也给了他3000片屏左右。他每片屏卖出去是160元，共收朱强、梁林、陈中威约7800片屏，除去坏屏三四百片，他们共获利共125万元。
他将收到的屏卖给了高某、广东的一个中年男子，南京的李林（音）3个人。他有3张银行卡，其中2张农行卡，卡号分别是62×××72、62×××75、1张建行卡号是62×××71。都有他买卖这些偷来的屏的交易。陈中威和他交易的银行卡是1张农行卡，户名是陈中威，卡号是62×××72，梁林和他交易的银行卡是2张农行卡，1张户名是梁林，卡号是62×××73，1张户名是林开霞，卡号是62×××75。南京李林的银行卡是1张农行卡，卡号他不知道，给他、梁林、陈中威的农行卡里都转过钱。高某和他交易的是1张建行卡，户名是高某，卡号是62×××51。后来他们偷得屏量比较大，合肥这边的卖家消化不了，他就运到南京卖给李林。刚开始和李林交易后，李林通过自己的农行卡转给他，他再打款给朱强，由朱强转账给梁林、陈中威，后来嫌麻烦，他就直接把梁林和陈中威的卡号给李林，李林直接把钱转给他、梁林和陈中威的农行卡里。他在南京的建行莲花桥支行、农行南京四牌楼支行都给他们转过款。从南京打款、转款的钱都是他卖屏后分给他们的钱，他给梁林约20万元，给陈中威约20万元，朱强多数要现金，打款也很少打他自己名下的银行卡里，获利应在50万元以上。他们一共获利共125万元。
2、被告人陈健楠的供述证实，汪海洋以前是他们公司员工，他和汪海洋以前是室友。2015年3月底，汪海洋从他们公司离职后，找到他说小孩小，花钱厉害，让他帮忙从公司生产车间搞点液晶屏拿到市场上卖点钱花，还告诉他让朱强想办法把液晶屏带出去。
他们在偷之前都会电话联系商量什么时候偷，什么时候出货（把偷的液晶屏送出车间），他在整个过程中就是帮忙选择哪些液晶显示屏可以偷不会被公司发现以及在什么时间能偷。汪海洋在整个过程中就是在公司东南角围墙外接应，朱强他们把液晶屏搬到围墙边后，汪海洋负责把液晶屏运走找买家卖掉。朱强、梁林和陈中威的职责就是把公司生产车间和生产线上的液晶屏往外搬到公司东南角围墙边，然后汪海洋会及时把液晶屏搬走。
刚开始他帮汪海洋从公司偷液晶屏时，他只是告诉朱强哪些屏可以偷，然后等公司夜班员工在夜里12点到食堂吃饭的45分钟时间内，这时车间、生产线没人，光线较暗，朱强带人把他说的那些液晶显示屏偷出公司带到公司东南角围栏边，汪海洋在那里接应。刚开始偷的时候，汪海洋没有给他什么好处费，只是带他去吃饭、喝酒、泡酒吧。后来汪海洋想再多搞点液晶屏，朱强提出每块屏给他10元的好处费，他没有同意，商量后决定每偷出一片屏，他可以从汪海洋处得到10元，从朱强处得到10元，从梁林和陈中威处各得到5元，共30元好处费，期间汪海洋付给他18000多元，梁林和陈中威各付给他1000元，共获利20000元，朱强应该分给他的钱一直没有给，他也没有好意思要。从2015年3月底，他们合伙偷液晶屏开始到案发，他们一共在日常夜班休息吃饭期间，陆续从公司偷走2000多片液晶屏，都是公司生产的15.6英寸的液晶显示屏。
2015年3月下旬，汪海洋离职前，说想从公司偷点液晶屏拿出去卖点钱，他当时跟他关系好，同意让汪海洋趁他们上夜班员工吃饭时，从生产线上拿点液晶屏，后来汪海洋就自己一个人趁大家上夜班吃饭时，从车间偷了38片液晶屏装在自己更衣室的包里带出公司了，液晶屏均为15.6英寸的。
2015年4月底、5月初的一天，汪海洋已经离职，跟他联系让他再偷点液晶屏出去卖。后来一天上夜班的时候，汪海洋说他在他们公司东南角的围墙边等着接应，让朱强找他到他公司搬液晶屏。当天夜里12点的时候，夜班员工都去食堂吃饭，朱强带着梁林一起找到他，他指着车间的一托（456片）液晶显示屏表示偷走没有事。后朱强、梁林他们就开始把液晶屏塞到衣服里往外搬，搬到公司东南角围栏边，汪海洋接力运走并卖掉。连续几个夜班，他们就把一托456片15.6英寸的液晶显示屏偷走了，事后，汪海洋给他3000元好处费，他看能得到好处费，胆子就越来越大了。
2015年5月底至6月中旬的那段时间，他们一共从公司偷走12箱（每箱30片）液晶屏，跟上一次使用的是相同的手段，也是连续几天趁夜班人员去食堂吃饭，朱强带着梁林一起到他们车间找到他，他让他们把360片15.6英寸的液晶屏都搬走了。汪海洋给了他3600元的好处费。
2015年7月3号、4号的时候，他们一共从公司偷走500多片液晶显示屏，也是同样的手段，这次除了朱强、梁林、陈中威也参与进来帮忙搬运液晶屏，共偷走500多片15.6英寸的液晶显示屏，事后，汪海洋给了他5000多元的好处费，梁林和陈中威以每片5元的价格，给了他1000元的好处费。
2015年7月8号、9号，他们还是用同样的手段，朱强、梁林和陈中威连续搬了6个晚上，共从公司偷了800多片15.6英寸液晶屏给汪海洋。事后，汪海洋给了他5000多元的好处费，2015年8月初又给他2000多元。
2015年8月初的时候，汪海洋让他再搞点液晶屏，然后他告诉朱强他们，把他们生产线的一托300片液晶屏趁夜班员工吃饭时，先搬到他们生产线那边，然后再慢慢往外运。但他们往外运给汪海洋时，汪海洋被公安机关查获了。
3、被告人梁林的供述证实，2015年5月初开始，朱强带着他从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偷公司生产的BOE牌液晶显示屏，他们将偷来的液晶显示屏带出公司交给公司外等候的汪海洋。到6月初的时候，朱强把陈中威拉进来了，然后他们3人就一起从公司生产车间偷液晶显示屏，7月份他们3人干的最疯狂，他一人偷了约1000片屏，朱强、陈中威偷得都比他多。每片屏他可以拿50元或60元。朱强从厂里找人让他偷到屏，然后再找外面的人收屏，达成偷屏卖的一条赚钱的门路，厂里他找的人是RT组组长陈健楠，外面的人是汪海洋。陈健楠在厂里把RT组的可以偷的屏放在他们组周边的位置，然后告诉朱强那些屏放在哪，朱强就去把屏包好藏在隐蔽位置，然后把位置告诉他们，到夜里厂里工人吃饭、休息没人时间，他和朱强、陈中威偷偷的将藏好的屏拿出来，夹带在身上，带出厂区交给在公司外面等候的汪海洋，几天后汪海洋将钱打到他们银行卡里。屏都藏在公司生产车间内，他、朱强、陈中威都趁夜里厂里工人吃饭、休息时间，厂里没人时，把屏找出来交给汪海洋就行了，还有很少几次他们用汪海洋事先给他们的双肩包装满屏运出来，一包可以运到40多片屏，但这样目标很大，所用这样运屏非常少，主要以随时夹带的方式带屏出去，一次可以夹带十来片屏，一晚多可以运五六趟，少也能运二三趟。他们偷运出来的屏，都是各自亲手交给汪海洋，汪海洋在公司南门东侧一片等他们，然后三天左右他会把钱交给他们。
他们盗窃的大部分都是他们公司生产的15.6英寸的液晶显示屏，还有一小部分是14.0英寸的液晶显示屏，不论屏大小，汪海洋给他们的钱都是一样的。具体他盗窃了多少张屏记不清了，可以结合汪海洋给他银行卡打款的账单计算。汪海洋叫他们办理的都是农业银行的卡，2015年5月到6月，他用的是他自己名字新办的农业银行卡，后来汪海洋说老用自己名字办的银行卡不安全，叫他换张银行卡，7月份他就用他妈林开霞以前办的一张农业银行卡了。汪海洋都往里面打钱了。银行卡卡号分别为62×××72、62×××73、62×××22，户名分别为林开霞、梁林、梁林，交易记录上所有从南京转账、打款的钱都是他们偷过屏后，汪海洋转账、打款给他的，南京给他打款的交易记录有18万元左右，按照每片屏他能得60元计算，他约盗窃屏3000片。除了朱强让他给自己2000元转给陈健楠外，他和陈中威还曾每人给过陈健楠1000元。
以上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能够相互印证，并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予以确认。
关于被告人汪海洋当庭提出的自己没有与同案犯事先预谋，只是收购了朱强等人的液晶显示屏，自己应犯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不是盗窃罪的辩解意见，及其辩护人当庭提出的被告人汪海洋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应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汪海洋的供述证实，他们在盗窃时分时合，陈健楠、朱强、梁林、陈中威4人负责从厂区偷液晶显示屏，然后他负责将这些显示屏卖了。每次需要液晶显示屏时，他就和陈健楠、朱强联系，陈健楠、朱强再安排如何被这些液晶显示屏偷出来。
2015年3月底，他和陈健楠预谋偷点屏出去卖了换钱。后陈健楠从检测线拉了一箱子显示屏到车间没人的地方交给他，他和陈健楠打开每个屏包装袋，把所有38片屏放进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袋子里，然后趁吃饭时间，他拎着袋子出去，后来这些屏被他买到百脑汇各个电脑维修店了。
从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京东方）离职后，2015年4月下旬，朱强问他可能带自己赚点钱。他们找陈健楠商量这件事，陈健楠后来答应了，他于是让朱强联系陈健楠。三四天后的一天晚上，朱强打电话对他说有屏，让他晚上9点左右到厂边上收一下，他晚上9点多赶到厂边上等着，再和朱强联系好，朱强背着一书包屏给他，又跟他说11点多还能出一批屏。他先将这些屏运到他在恒大城的家里，晚上11点多再赶到厂附近，朱强又背了一书包屏给他，一天可以接到七八十片屏。就这样，他隔一两天收一次，到五月上旬时，收到四百片屏，这些屏被他卖给了广东收屏的中年男子，卖得的赃款被他和朱强、陈健楠分了。2015年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约陈健楠到合肥市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门口的大排档吃饭，陈健楠出来用书包带了40多片屏给他，他给了陈健楠2000多元。第二天，他把这些屏卖给百脑汇的一家修电脑的店里了。之后两天朱强找到他，说要自己出货，还要带个人干，让加钱，他答应了。接下来第三天晚上9点左右朱强打电话给他让他到厂边接货，他骑摩托车赶过去等朱强，朱强没有来，梁林来后说朱强让自己把屏给他，他打电话给朱强确认后，拿了50块左右的屏回家了。两三天后的一天晚上9点左右，他接到朱强电话，让他到厂边收货，他赶过去和梁林碰面，拿了50块屏，回家给朱强打电话，朱强让他11点再去，他11点到了厂边找到朱强，朱强给他2包约80片屏，这次他共收了180片屏，后因朱强催着要钱，他把屏卖给广东收屏的中年男子了。把钱给朱强时，朱强又给了他1书包约45片屏，他再次把屏卖给了百脑汇后面的一家店的老板了。2015年7月3日、4日、5日的3天晚上，朱强联系他让他去厂边接货，他让姑父钱荣富开车带他去接货，9点多他们开车停到厂门口的天桥下，很快看到朱强、梁林和陈中威，他们看到他拿出了别在身上的屏，3人每天运了五六趟，带了约一百七八十片屏，三天他共收到520多片屏，他分两次卖给了百脑汇后面那家店的老板了。2015年7月8日至13日，他们连续干了6天，他每天晚上9点左右他就让他姑父钱荣富开车带他到厂附近等着，朱强、梁林、陈中威3人每次夹带30片左右的屏给他，每天晚上四五趟运一百二三十片屏，6天共给他800多片屏，他分3次卖给了百脑汇后面的店老板了，后他把赃款分给朱强53000元，分给陈健楠11000元。2015年8月9日，朱强联系他，让他晚上过来收屏。他让他姐夫开车带他一起在厂东门附近，朱强进厂里拿了一个装了40片屏的书包处理，他把书包放进车子后备箱，第二天，他到百脑汇后面的店里将屏卖了，所得赃款他部分分给了朱强。
2015年8月12日晚九点左右，朱强打电话给他，让他到厂附近接货，他姐夫开车带着他至厂区东南角拐角，他电话联系了朱强和陈健楠。20分钟后，陈中威过来从栅栏内递了一包屏给他，后陈中威、朱强分别又断断续续过来给他送了四五次屏，后被公安巡逻民警现场抓获，并当场扣押了他收的10包液晶显示屏。被告人汪海洋虽当庭翻供称他事先没有与朱强等人预谋盗窃，但又承认在公安机关的供述都是属实的，其说明翻供的原因明显不合理,且当庭对此事实辩解与其他证据矛盾，而其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应采信其庭前供述。
同案犯洪浪飞的供述证实，他们几人参与盗窃时的分工是：朱强负责在厂区内偷屏并将偷到的屏包装好、藏好，然后，朱强再将屏藏匿的地点告诉他、梁林、陈中威，他们到藏匿点找到屏后，各自带着朱强分配给他们的屏到厂外，交给事先在厂外等候的汪海洋（朱强事先联系的汪海洋），汪海洋拿到屏后负责卖出。
被告人陈健楠的供述证实，2015年3月底，汪海洋找到他，让他帮忙从公司生产车间搞点液晶屏拿到市场上卖点钱花，还告诉他让朱强想办法把液晶屏带出去。他们在偷之前都会电话联系商量什么时候偷，什么时候出货（把偷的液晶屏送出车间），他在整个过程中就是帮忙选择哪些液晶显示屏可以偷不会被公司发现以及在什么时间能偷。汪海洋在整个过程中就是在公司东南角围墙外接应，朱强他们把液晶屏搬到围墙边后，汪海洋负责把液晶屏运走找买家卖掉。刚开始偷的时候，汪海洋没有给他什么好处费，只是带他去吃饭、喝酒、泡酒吧。后来汪海洋想再多搞点液晶屏，朱强提出每块屏给他10元的好处费，商量后决定每偷出一片屏，他可以从汪海洋处得到10元，从朱强处得到10元，从梁林和陈中威处各得到5元，共30元好处费，期间汪海洋付给他18000多元，梁林和陈中威各付给他1000元。2015来了3月下旬，汪海洋离职前，说想从公司偷点液晶屏拿出去卖点钱，他当时跟他关系好，同意让汪海洋趁他们上夜班员工吃饭时，从生产线上拿点液晶屏，后来汪海洋就自己一个人趁大家上夜班吃饭时，从车间偷了38片液晶屏装在自己更衣室的包里带出公司了，液晶屏均为15.6英寸的。2015年4月底、5月初的一天，汪海洋跟他联系让他再偷点液晶屏出去卖。后来一天上夜班的时候，汪海洋说他在他们公司东南角的围墙边等着接应，让朱强找他到他公司搬液晶屏。当天夜里12点的时候，夜班员工都去食堂吃饭，朱强带着梁林一起找到他，连续几个夜班的时间里，把液晶屏塞到衣服里往外搬，搬到公司东南角围栏边，汪海洋接力运走并卖掉。事后，汪海洋给他3000元好处费。2015年5月底至6月中旬，2015年7月3号、4号，2015年7月8号、9号的那段时间，他们使用的是相同的手段，均是连续几天趁夜班人员去食堂吃饭，朱强带着梁林他们一起到他车间找到他，他让他们15.6英寸的液晶屏搬走。事后，汪海洋给了他好处费，有一次梁林和陈中威也各给了他1000元的好处费。2015年8月初的时候，汪海洋让他再搞点液晶屏，然后他告诉朱强他们，把他们生产线的一托300片液晶屏趁夜班员工吃饭时，先搬到他们生产线那边，然后再慢慢往外运。但他们往外运给汪海洋时，汪海洋被公安机关查获了。
被告人梁林的供述证实，朱强从厂里找人让他偷到屏，然后再找外面的人收屏，达成偷屏卖的一条赚钱的门路，厂里他找的人是RT组组长陈健楠，外面的人是汪海洋。陈健楠在厂里把RT组的可以偷的屏放在他们组周边的位置，然后告诉朱强那些屏放在哪，朱强就去把屏包好藏在隐蔽位置，然后把位置告诉他们，到夜里厂里工人吃饭、休息没人的时间，他和朱强、陈中威偷偷的将藏好的屏拿出来，夹带在身上，带出厂区交给在公司外面等候的汪海洋，几天后汪海洋将钱打到他们银行卡里。屏都藏在公司生产车间内，他、朱强、陈中威都趁夜里厂里工人吃饭、休息时间，厂里没人时，把屏找出来交给汪海洋就行了，还有很少几次他们用汪海洋事先给他们的双肩包装满屏运出来，一包可以运到40多片屏，但这样目标很大，所用这样运屏非常少，主要以随时夹带的方式带屏出去，一次可以夹带十来片屏，一晚多可以运五六趟，少也能运二三趟。他们偷运出来的屏，都是各自亲手交给汪海洋，汪海洋在公司南门东侧一片等他们，然后三天左右他会把钱交给他们。
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共同证实本案关于盗窃液晶显示屏的分工是明确的，被告人汪海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前与被告人陈健楠、朱强互相联络，共同谋划，盗窃时又负责将被告人梁林等人从公司内盗窃的液晶屏接力偷运公司外予以销赃，所得赃款按比例分成，被告人汪海洋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认定为盗窃罪的共犯。
关于被告人陈健楠的辩护人当庭提出的被告人陈健楠属于利用职务便利以盗窃的方式侵占公司财物，应构成职务侵占罪，被告人陈健楠侵占公司的液晶显示屏数量至多为1000块的辩护意见。被告人陈健楠是构成盗窃罪还是职务侵占罪，经查，岗位说明书证实，RT组长的工作职责为：组织并协调所在工程的日常生产，保证产线正常运行，完成生产任务；对员工进行各种业务培训，提高员工的业务能力；对生产现场的纪律进行控制，并做好5s工作，检查实施情况；对产线的生产品质进行控制及检查，保证产品出货品质并持续提高；做好产线安全隐患的检查工作，使产线成为无隐患产线；班组员工的绩效进行评定；处理员工日常性的工作，实时管理员工出勤情况，按时完成生产报表；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被害人单位的杜艳春陈述证实，被告人陈健楠是公司一条RT检测线的组长，负责管理该条检测线上的所有员工，督促他们的工作。
被告人陈健楠的供述证实，2015年3月底，汪海洋让他帮忙从公司生产车间搞点液晶屏拿到市场上卖点钱花，还告诉他让朱强想办法把液晶屏带出去。他们在偷之前都会电话联系商量什么时候偷，什么时候出货（把偷的液晶屏送出车间），他在整个过程中就是帮忙选择哪些液晶显示屏可以偷不会被公司发现以及在什么时间能偷。刚开始他帮汪海洋从公司偷液晶屏时，他只是告诉朱强哪些屏可以偷，然后等公司夜班员工在夜里12点到食堂吃饭的45分钟时间内，这时车间、生产线没人，光线较暗，朱强带人把他说的那些液晶显示屏偷出公司带到公司东南角围栏边，汪海洋在那里接应。2015来了3月下旬，汪海洋离职前，说想从公司偷点液晶屏拿出去卖点钱，他当时跟他关系好，同意让汪海洋趁他们上夜班员工吃饭时，从生产线上拿点液晶屏，后来汪海洋就自己一个人趁大家上夜班吃饭时，从车间偷了38片液晶屏。2015年4月底、5月初的一天，汪海洋已经离职，跟他联系让他再偷点液晶屏出去卖。后来一天上夜班的时候，汪海洋说他在他们公司东南角的围墙边等着接应，让朱强找他到他公司搬液晶屏。当天夜里12点的时候，夜班员工都去食堂吃饭，朱强带着梁林一起找到他，他指着车间的一托（456片）液晶显示屏表示偷走没有事。2015年5月底至6月中旬的那段时间，他们使用的是相同的手段，连续几天趁夜班人员去食堂吃饭，朱强带着梁林一起到他们车间找到他，他让他们把360片15.6英寸的液晶屏都搬走了。2015年7月3号、4号的时候，他们均是同样的手段，这次除了朱强、梁林、陈中威也参与进来帮忙搬运液晶屏，共偷走500多片15.6英寸的液晶显示屏。2015年7月8号、9号的样子，他们还是用同样的手段，朱强、梁林和陈中威连续搬了6个晚上，共从公司偷了800多片15.6英寸液晶屏给汪海洋。2015年8月初的时候，汪海洋让他再搞点液晶屏，然后他告诉朱强他们，把他们生产线的一托300片液晶屏趁夜班员工吃饭时，先搬到他们生产线那边，然后再慢慢往外运。但他们往外运给汪海洋时，汪海洋被公安机关查获了。
被告人汪海洋的供述证实，之所以选择偷RT检测线一方面是因为RT检测线要检测的屏很多，丢失一部分不容易被发现，另一方面陈健楠是一条RT检测线的组长，负责管理RT检测线组的所有员工，RT检测线是负责检测液晶显示屏的品质的，选择盗窃陈健楠管理的RT检测线，陈健楠可以为具体实施偷的人很多掩护，便利。2015年3月底，他和陈健楠预谋偷屏卖钱，后陈健楠从检测线拉了一箱子显示屏到车间没人的地方交给他，他和陈健楠打开每个屏包装袋，把所有38片屏放进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袋子里，然后趁吃饭时间人多，他拎着袋子就出去了。陈健楠共给他们提供了2000片左右的屏，他给陈健楠每块屏10元左右好处费。
被告人梁林的供述证实，朱强从厂里找人让他偷到屏，然后再找外面的人收屏，达成偷屏卖的一条赚钱的门路，厂里他找的人是RT组组长陈健楠，外面的人是汪海洋。陈健楠在厂里把RT组的可以偷的屏放在他们组周边的位置，然后告诉朱强那些屏放在哪，朱强就去把屏包好藏在隐蔽位置，然后把位置告诉他们，到夜里厂里工人吃饭、休息没人时间，他和朱强、陈中威偷偷的将藏好的屏拿出来，夹带在身上，带出厂区交给在公司外面等候的汪海洋。屏都藏在公司生产车间内，他、朱强、陈中威都趁夜里厂里工人吃饭、休息时间，厂里没人时，把屏找出来交给汪海洋就行了。
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共同证实被告人陈健楠虽在案发时担任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RT检测组组长，但在盗窃时并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自己主管、管理、经手的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而是与职位无关，仅因是本单位工作人员，熟悉本单位的环境状况而带来的较易接近作案目标或对象的便利，与同案人相互勾结，共同窃取本单位财物，故被告人的行为应构成盗窃罪。
被告人陈健楠的盗窃液晶显示屏的数量是2000片还是1000片，经查，被告人陈健楠当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持异议，其供述证实，刚开始偷的时候，汪海洋没有给他什么好处费。后来汪海洋想再多搞点液晶屏，朱强提出每块屏给他10元的好处费，商量后决定每偷出一片屏，他可以从汪海洋处得到10元，从朱强处得到10元，从梁林和陈中威处各得到5元，共30元好处费，期间汪海洋付给他18000多元，梁林和陈中威各付给他1000元，共获利20000元，朱强应该分给他的钱一直没有给。从2015年3月底，他们合伙偷液晶屏开始到案发，一共在日常夜班休息吃饭期间，陆续从公司偷走2000多片液晶屏。2015年3月下旬，汪海洋说想从公司偷点液晶屏拿出去卖点钱，他同意让汪海洋趁他们上夜班员工吃饭时，从生产线上拿点液晶屏，后来汪海洋趁大家上夜班吃饭时，从车间偷了38片液晶屏装在自己更衣室的包里带出公司了。2015年4月底、5月初的一天上夜班的时候，夜班员工都去食堂吃饭，朱强带着梁林一起找到他，他指着车间的一托（456片）液晶显示屏表示偷走没有事。后朱强、梁林他们就开始把液晶屏塞到衣服里往外搬，搬到公司东南角围栏边，汪海洋接力运走并卖掉。连续几个夜班，他们就把456片15.6英寸的液晶显示屏偷走了。2015年5月底至6月中旬的那段时间，他们一共从公司偷走12箱（每箱30片）液晶屏共360片15.6英寸的液晶屏。2015年7月3号、4号的时候，他们一共从公司偷走500多片液晶显示屏。2015年7月8号、9号的样子，他们还是用同样的手段，朱强、梁林和陈中威连续搬了6个晚上，共从公司偷了800多片15.6英寸液晶屏给汪海洋。2015年8月初的时候，汪海洋让他再搞点液晶屏，然后他告诉朱强他们，把他们生产线的一托300片液晶屏趁夜班员工吃饭时，先搬到他们生产线那边，然后再慢慢往外运。但他们往外运给汪海洋时，汪海洋被公安机关查获了。
被告人汪海洋的供述证实，陈健楠共给他们提供了2000片左右的屏，后来他给陈健楠每块屏10元左右好处费，共给陈健楠约18000多元的好处费。
被害单位的杜艳春陈述证实，被告人陈健楠管理的RT检测组丢失了约2000片液晶面板。
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共同证实被告人陈健楠参与盗窃液晶显示屏2000余片，而非辩护人称的至多1000片。
故被告人陈健楠的辩护人以上辩护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关于被告人梁林当庭提出的自己只参与盗窃了2000片左右的液晶显示屏，而非起诉书指控的3000余片液晶显示屏的辩解意见，经查，被告人梁林的供述证实，卡号分别为62×××72、62×××73、62×××22，户名分别为林开霞、梁林、梁林的银行卡，交易记录上所有从南京转账、打款的钱都是他们偷过屏后，汪海洋转账、打款给他的，南京给他打款的交易记录有18万元左右，按照每片屏他能得60元计算，他盗窃屏约3000片。被告人梁林虽当庭翻供称他推测自己只盗窃了2000片液晶显示屏，而且他得到的18万元左右有部分是朱强的好处费，但也说不清有多少是朱强的，其说明翻供的原因明显不合理,且当庭对此事实辩解与其他证据矛盾，而其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应采信其庭前供述。
被告人汪海洋的供述证实，他给梁林每片屏60元，梁林应该给了他3300片左右的屏。梁林和他交易的银行卡是2张农行卡，1张户名是梁林，卡号是62×××73，1张户名是林开霞，卡号是62×××75。南京李林的银行卡是1张农行卡，卡号他不知道，给他、梁林、陈中威的农行卡里都转过钱。他在南京的建行莲花桥支行、农行南京四牌楼支行都给他们转过款。从南京打款、转款的钱都是他卖屏后分给他们的钱，他给梁林约20万元。
银行交易明细单证实，2015年5月12日至2015年8月9日，被告人梁林通过自己和母亲林开霞的银行卡共收到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四牌楼支行、中国建设银行南京莲花桥支行转款176900元。按照每片屏被告人梁林能够得到60元计算，被告人梁林共盗窃约2948片液晶显示屏。
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共同证实被告人梁林案发前共参与盗窃2948片液晶显示屏，与案发时盗窃被查获未销赃的91片液晶显示屏之和，其共参与盗窃液晶显示屏3000余片，而非其当庭辩解称的2000片左右，故被告人梁林的此辩解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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