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07民初1878号
原告李亚峰。
原告刘红。
原告李某甲。
法定代理人王琳琳。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郑恩平，江苏天豪（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艳东。
被告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城闸南永宁巷。
法定代表人范来营。
被告张坤。
委托代理人杨昆永。
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市支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县府西街95号。
负责人朱培斌，经理。
委托代理人吕海松，江苏华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子豪，该公司员工。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沈丘县闸北路2号。
负责人左德丙，经理。
委托代理人薛云龙，河南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亚峰、刘红、李某甲与被告刘艳东、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张坤、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市支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人寿财保太仓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21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候佳芸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本案于2016年6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亚峰及其委托代理人郑恩平（同时为原告刘红、李某甲的委托代理人），被告张坤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昆永，被告人寿财保太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吕海松、郭子豪，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薛云龙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艳东、被告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亚峰、刘红、李某甲共同诉称，2015年9月21日1时08分左右，李建阳驾驶皖K×××××小型普通客车由西向东行驶至S48高速公路沪宜线25K+700M附近路段处，在第三车道内该车前侧撞击前方被告刘艳东驾驶的豫P×××××重型平板半挂车后侧，造成李建阳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经交警部门确认，当事人李建阳与刘艳东负该起事故的同等责任。因赔偿事宜与被告协商未果，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各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795099.75元，其中要求被告人寿财保太仓公司在交强险110000元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部分由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按照50%的责任比例进行赔偿，根据商业三者险约定不予赔付的部分及超出商业三者险的部分，由被告刘艳东、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张坤赔偿；2、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被告刘艳东、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未作答辩。
被告张坤辩称，对事故发生经过无异议，对责任认定有异议，认为被告刘艳东最多承担次要责任，最多赔偿30%，且该30%应当由驾驶员刘艳东及保险公司承担。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标准过高，应当按照江苏省农村标准计算。事故后，我方已经向原告赔偿了160000元，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被告人寿财保太仓公司辩称，对事故发生经过无异议，事故责任由法院依法认定。被告刘艳东在事故发生时持有A2驾驶证，且在实习期，并无具有三年以上驾驶资格的驾驶人陪同，违反法律规定，我司认为应按无证驾驶认定。事故发生后被告刘艳东并没有停车抢救伤者，存在逃逸行为，我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使法院判决我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也只是在交强险内垫付，我司保留向致害者进行追偿的权利。本案诉讼费及鉴定费不属于交强险理赔范围，我司不予承担。
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辩称，对事故发生经过无异议，对责任认定有异议，认为被告刘艳东应承担次要责任或者无责，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李建阳的追尾行为。被告刘艳东在本起事故中存在四处违法情节：1、刘艳东在实习期内驾驶豫P×××××重型平板半挂车，无持有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员陪同，违反法律规定，不属于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2、刘艳东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拖带挂车；3、刘艳东发生事故后驾车逃离现场；4、刘艳东驾驶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机动车。因此，我司在商业三者险内免除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21日01时08分左右，李建阳驾驶皖K×××××小型普通客车由西向东行驶至S48高速公路沪宜线25K+700M附近路段处，在第三车道内，车辆前侧撞击前方被告刘艳东驾驶的豫P×××××重型平板半挂车后侧，造成李建阳当场死亡，车辆损坏。事发后，被告刘艳东驾驶车辆离开现场，肇事车辆于2015年9月24日被查获，被告刘艳东同时接受调查，其向交警部门陈述：“20号夜里，在S48往苏州的方向过双凤收费站没有多远，我听到有“咔哒”一声，感觉车一冲，以为是半轴或传动轴坏了，就带了一脚制动，打方向，靠边停车，我下车拿手电从左侧钻过车底下到右侧，看看没多大问题，我就上车走了；这段制动距离在300米开外，我没有走到车后观察；听到响声时我驾驶在第三车道；我当时只认为是传动轴掉了，没有往事故方面想；21日下午4点多，在金红叶公司，我倒车时张刚强帮我看车的，发现保险杠没有，就问我，我说不知道，我们一起弯到车下去看，后牌照弯进去了，我和张刚强一起把牌照扳回来了，他说有可能车辆追尾你了，我说昨天晚上在S48高速听见“咔哒”声音，以为是半轴掉了，没有发现有车追尾我，他也没说别的了；我们经常往码头上靠，这辆车经常撞到”。
该起事故经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苏州高速公路七大队调查，认为事故中刘艳东驾驶后部反光标志脱落的机动车行经S48高速公路事发路段，发生事故后离开现场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原因；李建阳在实习期内驾驶车辆疏于观察是造成该事故的另一个原因，李建阳与刘艳东负该起事故的同等责任。另外，事故认定书还认定，刘艳东另外还违反《机动车驾驶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二款“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应当由持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之规定，但与该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根据事故现场图、现场照片、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发生撞击后，皖K×××××号车向左偏移至道路左侧护栏后停止。
另查明，豫P×××××重型平板半挂车的登记车主为被告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该车在被告人寿财保太仓公司投保交强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约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该车还在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500000元，含不计免赔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约定，被保险机动车造成下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不论在法律上是否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七）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无证驾驶或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2、驾驶的被保险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3、实习期内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或者载有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或者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被保险机动车，实习期内驾驶的被保险机动车牵引挂车；4、持未按规定审验的驾驶证，以及在暂扣、扣留、吊销、注销驾驶证期间驾驶被保险机动车；5、使用各种专用机械车、特种车的人员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操作证，驾驶营运客车的驾驶人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资格证书；6、依照法律法规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不允许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的其他情况下驾车；……（十）除另有约定外，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或号牌，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本案事故均发生在上述保险期间内。
审理中，被告张坤认为其是豫P×××××重型平板半挂车的实际车主，其购买该车辆后挂靠在被告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处，但对挂靠关系无依据提供；被告刘艳东是其雇佣的驾驶员，事故发生时系在履行职务行为。关于被告张坤、刘艳东与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原告方、被告人寿财保太仓公司及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均表示不清楚，由法院依法认定。原告方另对被告刘艳东事故时系履行职务行为不予认可。
再查明，李建阳于1996年6月16日出生，于2015年9月21日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死亡。原告李亚峰、刘红分别系李建阳的父亲、母亲。李建阳与王琳琳在2016年1月13日生育一子李某甲，现尚未办理户籍登记手续。因李建阳生前未达到法定婚龄，故其与王琳琳并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
事故发生后，原告李亚峰、刘红（甲方）与被告张坤、刘艳东（乙方）于2015年10月22日签订《事故赔偿谅解协议》1份，协议约定：乙方自愿补偿甲方人民币拾陆万元整，对甲方予以安抚；其他经济赔偿损失，由甲方起诉主张，乙方无条件服从。被告张坤依约向原告方支付了160000元。
以上事实，由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常住人口信息、常住人口登记卡、出生医学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驾驶证及行驶证复印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现场图、现场照片、询问笔录、讯问笔录、当事人陈述材料、保单、保险合同、亲子关系鉴定报告、死亡注销证明、尸检报告、火化证明、《事故赔偿谅解协议》以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案争议焦点：
一、关于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损失的认定。
原告主张：1、死亡赔偿金，以2015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962元/年计算20年为1059240元。原告主张李建阳在事故发生前连续在上海市居住、生活，为此提供了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交警支队出具的处罚决定书2份、购车发票1份、保险购买发票2张、配送单1式2联、保险单3份、银行交易记录1份、中国农业银行上海花园路支行行号查询记录1份、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街道同济里居委会出具的证明1份、李建阳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颍上县江口镇樊南村委会出具的证明1份，李建阳生前租住房屋的房产证复印件及所有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原告述称，李建阳没有办理居住证，他在上海帮助自己的叔叔从事水果批发零售及酒品运输等工作；银行交易记录中存在多笔现存、现取的交易地点显示为091516，根据行号查询记录显示为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花园路支行，该银行就在李建阳生前居住地点附近；交警处罚决定书均是现场开具，可以对应李建阳本人。原告另申请李某乙、郑某出庭作证。证人李某乙称，我是李建阳的叔叔，在上海市虹口区做水果生意，李建阳从2013年7月左右起帮我看店，他的工资由我来发，每月3、4千元不等，我和李建阳一起住在上海市虹口区xx路x弄x号x室，该房屋是我租的，房东是黄志英。证人郑某称，我是上海本地人，认识李建阳三年多了，他的水果店就在我住的小区对面，我经常在他店里买水果，水果店的老板是李某乙，我知道他们两个是亲戚，李建阳平时就住在水果店里。2、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李某甲出生于2016年1月13日，在本案事故发生之后，故抚养年限为18年，按照2015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6946元计算18年的1/2为332514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4、亲属误工费，按照2014年江苏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1783元计算3人7天为3554元。5、丧葬费按照2014年江苏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1783元计算6个月为30891.5元。6、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2000元，无依据提供，但死者家属均在外地，为处理丧葬事宜确实发生该费用，请求法院酌定。
经质证，被告张坤、被告人寿财保太仓公司、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认为，1、死亡赔偿金，除了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外，其余书面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银行查询记录只能证明死者在上海开过卡；居委会没有权限证明也没法证明居住情况，居住情况应由当地公安机关证明；交通处罚决定书、车辆销售发票、保单及银行交易明细等均只能证明死者在上海活动或发生过交易，不能证明实际居住、生活在上海；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李建阳与房东间存在租赁关系。对证人证言均不认可，李某乙与李建阳是亲属，存在利害关系；即使郑某是李建阳生前的顾客，双方间也不至于这么熟悉。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还认为，两位证人对李建阳生前居住地点的证言相互矛盾。因此，三被告均不认可适用上海市城镇居民标准，认为应按本省2015年农村居民标准计算。2、被扶养人生活费无依据，不认可。3、精神损害抚慰金，被告张坤认可50000元，被告人寿财保太仓公司及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认为因刘艳东存在逃逸行为，不认可。4、亲属误工费，标准过高，由法院依法酌定，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认可按照60元/天计算3人3天。5、丧葬费无异议。6、交通费，被告张坤认可2000元，被告人寿财保太仓公司、被告人寿财保太仓公司认为标准过高，由法院酌定。7、住宿费，被告张坤认可2000元，被告人寿财保太仓公司及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认为无依据，不认可。
本院认为，李建阳的户籍虽为非上海农村人口，但是原告提供的各项证据间可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事故发生时李建阳已连续数年在上海市务工、生活，且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可按2015年上海市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应赔偿。即使两位证人的证言中对李建阳的居住地点陈述不完全一致，也不影响上述认定，故对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的该辩解不予采纳。李建阳出生于1996年6月16日，死亡赔偿金按2015年度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962元/年计算20年为10592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李建阳死亡时王琳琳已怀有身孕，其后顺利产下二人之子李某甲，故李某甲需扶养18年，可按2015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6946元/年计算18年的1/2为332514元，该项应计入死亡赔偿金范围。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事故发生在两机动车间并造成李建阳死亡，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亲属误工费，原告未能提供任何依据，本院酌情按照最新苏州市最低工资标准1820元/月计算3人7天为1274元。丧葬费，因到庭原、被告均认可30891.5元，原告的主张亦符合法律规定，故认定丧葬费30891.5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原告虽未能提供任何依据，但该费用必然发生，本院酌情认定住宿费1000元、交通费500元。
综上，原告方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1391754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332514元）、丧葬费30891.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亲属误工费1274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500元、住宿费1000元，合计人民币1450419.5元。
二、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为免除其责任，另外举证：豫P×××××号车的商业三者险投保单、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保费发票各一份，认为其已根据法律规定对投保人尽到了提示及说明义务，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中的免赔条款已经生效。本案中刘艳东存在逃逸、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牵引挂车、实习期内无陪同驾驶人的情况下驾车驶入高速公路、驾驶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等四项违法行为，上述任一项均符合免赔条款中的免赔情形，因此本案中应免除其在商业三者险内的赔偿责任。
经质证，原告方及被告张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方认为，投保单无法证明韩俊受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委托办理保险，且刘艳东的各驾驶行为不符合商业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约定。被告张坤认为，投保人应在具体的免赔条款旁签字后，免赔条款才生效。
本院认为，投保人韩俊已在投保人声明处签字，保费已由被保险人被告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实际支付，且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项下的内容均已加粗加黑印制，应认定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已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本案商业三者险的免赔条款有效。
关于被告刘艳东是否构成逃逸。本院认为，首先，交警部门仅认定被告刘艳东系驾车离开现场，未认定其为逃逸。其次，事故发生时为凌晨，事故起因系死者李建阳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追尾撞击刘艳东驾驶的重型平板半挂车，故刘艳东在交警部门陈述其仅听到声响而未认为发生追尾事故，也属合理。刘艳东在上述情况下开出数百米后自行下车查看，在未发现事故发生后继续驾驶车辆离开现场，不能认定其存在逃逸的主观故意，故其行为不构成逃逸，不符合免赔条款中第（六）项免赔情形。
关于被告刘艳东驾驶的被保险车辆是否牵引挂车。被保险车辆豫P×××××号车虽为重型平板半挂车，但该车前后均悬挂同一车牌，并未另行牵引挂车，不符合免赔条款中第（七）项第3点免赔情形。
关于被告刘艳东在实习期内无陪同驾驶人的情况下驾车驶入高速公路的行为。根据《机动车驾驶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应当由持相应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因此，被告刘艳东的上述行为已违反该项规定。被告张坤辩称刘艳东系增驾至A2驾驶证后才产生了实习期，其原有的B2驾驶证亦可驾驶本案中的豫P×××××重型平板半挂车。本院认为，根据相关规定，代号为A2的准驾车型为重型、中型全挂、半挂汽车列车，B2的准驾车型为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及专项作业车，而豫P×××××重型平板半挂车应属A2驾驶证的准驾车型，故对被告张坤的该辩解不予采信。《机动车驾驶申领和使用规定》系公安部的行政规章，属于免赔条款第（七）项第6点兜底条款中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然而，本院认为，第一，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在免责条款的第（七）项中先明确列举了5种驾驶人违法行为，后约定了第6点兜底性条款，而该兜底性条款所指向的免赔情形并不明确，如据此将所有违反“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的行为均纳入免赔情形，势必会加重被保险人及投保人的责任。第二，该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系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对于约定不明的条款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第三，评价驾驶人的其他行为是否能够被纳入该兜底性免赔条款的标准是该行为在事故中所导致的危险性是否与列举的前五种具体违法行为的危险性相当。本案中，事故认定书认为刘艳东虽违反《机动车驾驶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但该行为与事故的发生并无因果关系。这一认定结论表明，刘艳东在实习期内独自驾车驶入高速的行为所导致的危险性并不足以引发本案事故，据此，本院认为，被告刘艳东的上述行为不应被纳入该兜底性免赔情形。
关于被告刘艳东驾驶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豫P×××××号车的行为。根据事故认定书记载，该车辆的后部反光标志脱落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但是，免责条款中第（十）项的免赔情形为“被保险机动车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根据该车辆的行驶证显示，其在发生事故时已年检合格至2016年6月，应认为车辆的所有人、管理人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尽到了保证车辆使用性能正常及符合安全运输条件的基本义务。因此，被告刘艳东的该种行为并不符合免赔情形的约定。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列举的被告刘艳东的上述四种驾驶行为均不符合免赔条款中的免赔情形，因此，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保险责任。
三、被告张坤预付的160000元是否应在本案中抵扣。
被告张坤主张其已向原告方预付160000元，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原告方则认为该款系补偿款，不应在本案中返还或抵扣。
本院认为，本案事故导致李建阳死亡的严重后果，被告张坤、刘艳东为安抚死者家属，自愿与原告方达成谅解协议，由两被告补偿原告160000元，且双方另明确约定“其他经济赔偿损失，由原告起诉主张，两被告无条件服从”，表明双方一致认可将该160000元款项排除在本案起诉主张的赔款之外。因此，本院认定该160000元的性质为自愿补偿款，不应在本案中予以抵扣或返还。
综上，本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责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豫P×××××号车在被告人寿财保太仓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原告方的所有损失合计人民币1450419.5元均属于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赔偿项目，故被告人寿财保太仓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方11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被告人寿财保太仓公司辩称刘艳东系无证驾驶，其承担交强险内保险责任后可向致害者追偿，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合计人民币1340419.5元，因本案事故发生在两机动车间，双方各负事故同等责任，故豫P×××××号机动车一方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计670209.75元，余下50%由原告方自行负担。庭审中，被告张坤及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虽对责任认定提出异议，但均未提供任何证据，本院亦不采纳。豫P×××××重型平板半挂车还在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处投保了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险，根据本院上述认定，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故豫P×××××号车一方承担的670209.75元应由被告人民财保沈丘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原告方500000元。关于剩余的170209.75元，应由豫P×××××号机动车一方承担。被告张坤认为其为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将该车挂靠在被告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但未提供挂靠依据；关于事发时被告刘艳东是否系履行职务行为，因被告张坤、被告刘艳东均未向本院提供劳务合同、聘用协议等证据，原告对此亦不认可，且被告刘艳东也曾在交警部门作过其是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将车辆挂靠在被告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的陈述，导致本院对被告张坤、被告刘艳东及被告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无法查明，故被告刘艳东、被告张坤、被告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应连带赔偿原告方170209.75元。被告刘艳东、被告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负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二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其他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市支公司赔偿原告李亚峰、刘红、李某甲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110000元。
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赔偿原告李亚峰、刘红、李某甲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500000元。
三、被告刘艳东、被告张坤、被告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原告李亚峰、刘红、李某甲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170209.75元。
上述一、二、三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原告方指定账户；或汇入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开户行：建设银行苏州市相城支行营业部，账号：32×××22）。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人民币2188元，由原告李亚峰、刘红、李某甲负担1094元，被告刘艳东、张坤、沈丘县喜迎汽运有限公司负担1094元（此款原告方已自愿垫付，不再退还，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李亚峰、刘红、李某甲）。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代理审判员 候佳芸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