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85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伟民，汉族，1956年7月1日出生，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高楼，上海达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赬，上海达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忠彦，汉族，1975年5月16日出生，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毕世元，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伟民因与被上诉人陈忠彦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5）闵民二（商）初字第1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8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伟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赬，被上诉人陈忠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毕世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伟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审理程序错误。一审受理本案后，在审理近一年后更换主审法官，转为普通程序后草率开庭，草率判决，严重超出审限。2、一审事实没有查清。董伟民受让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股权的前提是陈忠彦及XX公司出具的应收款清单、应付款清单及资金清算表，但董伟民接受XX公司后发现上述三份附件记载的数据与事实严重不符。正是基于陈忠彦的虚假数据导致其作出错误判断，故《股权转让协议》应予以撤销。3、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一审法院遗漏此与本案争议相关的重要法律依据。陈忠彦辩称，陈忠彦出让股权的缘由是XX公司全体股东认为其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没有能力驾驭公司运作。公司有关应收应付及流动资金情况系董伟民从公司会计处取得，并非陈忠彦提供。陈忠彦将200万元股权作价80万元转让，董伟民应当清楚公司的运行情况，并不存在重大误解之说。董伟民明知公司总经理擅自挪用公司资金而没有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系其没有正当履职，以致公司经营目前停滞。因此，董伟民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董伟民于2015年7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董伟民、陈忠彦于2015年3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XX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恢复变更至陈忠彦名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XX公司于2011年5月30日设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设立时的股东为邱某某（出资500万元）、郝某某（出资200万元）、陈忠彦（出资3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忠彦。2015年3月24日，陈忠彦作为甲方、董伟民作为乙方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记载：XX公司经股东会讨论协商决定，将原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甲方的股权转让给乙方。1、甲方将持有的XX公司200万元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支付给甲方80万元；2、将甲方担任的法定代表人变更至乙方名下；3、股权转让金80万元，2015年9月底前付30万元，2015年年底前付30万元，2016年5月底付20万元；4、法定代表人变更之日前所有XX公司一切牵涉到的有关法律、法规、权利、责任问题均由前法定代表人全权负责担当，乙方一概不负责任。落款处有甲、乙双方的签名方的签名，邱某某、赫某某、沈某某作为股东方的签名方的签名，XX公司盖章。当天，邱某某、赫某某、沈某某、陈忠彦签署《XX公司资金清算表》。记载：XX公司到2015年3月底资金现状：应收账款434.20万元；应付账款130万元；股东投资款，四股东每人200万元，合计800万元；私人借款合计220万元；2014年房租未付16万元；2015年1月至3月工资未付15万元；公司固定资产合计（账面）130万元。经清算，800万元+220万元+130万元=1,150万元。减各支付：（应有资金）1,150万元-130万元-220万元-16万元-15万元=769万元。实有资金：434.20万元-130万元-220万元-16万元-15万元=53.20万元。公司最终实有资产130万元+53.20万元=183.20万元。邱某某、郝某某、沈某某、陈忠彦在落款处签字认可。茅丁铭在清算表下方记载：情况属实，特此证明。之后，XX公司办理了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目前工商档案机读材料显示，XX公司的股东为董伟民、郝某某、邱某某；法定代表人为董伟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董伟民以陈忠彦签订合同时隐瞒公司真实情况，实施了欺诈行为，故要求撤销系争协议。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陈忠彦是否实施了欺诈行为。对此，董伟民提供了相应催款函、对账单，证明董伟民经营期间实际能收取的应收款小于《股权转让协议》时陈忠彦签订的资金清算表中应收账款，以及多份民事判决书证明陈忠彦隐瞒股权转让前的债务。一审法院认为，董伟民、陈忠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是为了取得XX公司的股权，成为XX公司的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行使股东权利。而系争协议签订后，陈忠彦亦向董伟民交付了股权，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中全部义务。因此，陈忠彦就股权转让内容，并不存在欺诈。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沈某某曾负责XX公司的经营，陈忠彦虽为原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但由于其并不负责具体经营，故对于公司对外债务、应收款项的具体金额不知情亦符合情理。一审法院注意到，在受让股权时，对于公司财务进行了核对，XX公司的财务茅丁铭也在资金清算表上签字确认。董伟民虽称，之后发现许多应收账款系沈某某未入账并收取，且股权转让后XX公司出现了新的涉诉债务，但不能以此认定该资金清算表上金额即为虚假。董伟民作为一名商事主体，完全有能力理解其从事的商事交易行为中的风险，即使该清算表中存在若干不符的情况，董伟民完全可以通过核对公司账簿、银行账户余额的方式进行核实。董伟民也称其未核对账簿，相信陈忠彦提供的资金清算表，故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应收账款本身存在可能不能收回的风险，因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或破产导致董伟民收取应收账款少于确定的应收账款金额，并不能证明陈忠彦存在欺诈。董伟民所提供的证据不能显示当时陈忠彦曾有过阻止董伟民进行核对，或故意提供虚假的财务账簿供董伟民核对等，不能证明陈忠彦存在欺诈。另外，董伟民明知许多应收账款系沈某某收取，并由沈某某拿走，沈某某还以交接前其预留的现金空白支票取走交接后到账的款项。因此，由于沈某某的行为造成XX公司资产减少，不能证明陈忠彦存在过错，XX公司完全可以以此向沈某某主张权利。公司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发生诉讼系正常的商业风险，且董伟民、陈忠彦已对“法定代表人变更之日前所有XX公司一切牵涉到的有关法律、法规、权利、责任问题均由前法定代表人全权负责担当”进行了约定，股权转让后出现有关XX公司的涉诉债务也不能证明陈忠彦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欺诈。最后，自董伟民接手公司以后，XX公司即歇业，公司资产已被董伟民变卖，人员亦被遣散，公司已非董伟民受让股权时的状态，董伟民对于XX公司的经营不善负有责任，不能证明陈忠彦存在欺诈。综上，董伟民、陈忠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依法成立，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董伟民要求撤销与陈忠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恢复相应的法定代表人登记状态，无相应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董伟民的诉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6年6月24日判决：驳回董伟民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董伟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XX公司在董伟民成为法定代表人并负责经营之前，公司实际系由沈某某承包经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XX公司财务人员提供了应收应付明细及资金清算表供双方当事人参考。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是陈忠彦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是否实施了欺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欺诈具有以下构成要件：（1）欺诈一方当事人有欺诈的故意。即欺诈方明知告知对方的情况是虚假的，并且会使对方当事人陷于错误而仍为之。（2）要有欺诈另一方的行为。即欺诈方将其欺诈故意表示于外部的行为。（3）受欺诈方签订合同是由于受欺诈的结果。本案中，董伟民以XX公司应收应付明细及资金清算表的内容与实际不符而主张系陈忠彦实施了欺诈行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陈忠彦在股权转让之前虽为XX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并不实际参与公司经营，XX公司实际由沈某某承包经营，故陈忠彦对XX公司具体财务状况并不清楚不违反常理。其次，XX公司的应收应付明细及资金清算表虽然是在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时制作，但并非由陈忠彦自己制作，而是由XX公司财务人员提供，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XX公司的财务人员系根据陈忠彦的授意进行如此制作，故即使资金清算表的记载与XX公司实际财务状况并不相符，也不能据此认定陈忠彦实施了欺诈行为。再次，尽管包括陈忠彦在内的公司全体股东在该资金清算表上签字，但正如上文所述，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情况下，仅就陈忠彦在资金清算表上的签字行为也不足以认定其对董伟民实施了欺诈。最后，董伟民作为一名从事贸易经营的商事主体，应当知道涉案资金清算表是一份不规范的财务报表，其如要客观了解XX公司的财务状况，应当查看公司财务账簿、资产负债表等予以核实。董伟民与陈忠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陈忠彦并非以其出资额作为股权转让价格予以转让，而是经双方协商最终以低于出资额的80万元进行股权转让，故董伟民理应清楚XX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董伟民成为XX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后，在经营中公司陷入困境，系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范围，当然也不能以此为由主张陈忠彦对其实施了欺诈。因此，陈忠彦的涉案行为不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关于欺诈的构成要件，董伟民主张陈忠彦的行为构成欺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董伟民又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主张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构成重大误解，显然亦于法无据。综上所述，董伟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董伟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军欢
审判员 韩朝炜
审判员 朱国华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俞 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