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金商终字第5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运武。
委托代理人：唐朝晖。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俞伟荣。
委托代理人：曾宣龙。
原审被告：刘松云。
委托代理人：余山。
原审被告：益阳市园林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光玉。
原审被告：湖南多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松云。
委托代理人：余山。
上诉人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为与被上诉人俞伟荣、原审被告刘松云、益阳市园林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阳园林）、湖南多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多隆置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2）金永商初字第1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刘松云于2010年12月10日向俞伟荣借款1000万元，后俞伟荣与刘松云、多隆置业于同年12月14日签订《保证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借款利息按年利率25.2%（即月利率2.1%）计算；借款期限自2010年12月14日至2011年4月12日止，由多隆置业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益阳园林、建工集团铜川项目部又分别与俞伟荣签订保证合同一份，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三担保人的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担保期限均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俞伟荣于2010年12月10日将1000万元汇入刘松云账户。借款到期后刘松云未还款，三担保人亦未承担担保责任。
俞伟荣于2012年6月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刘松云归还借款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0年12月11日起按月2.1%计算至被告实际归还之日止）；二、判令建工集团、益阳园林、多隆置业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刘松云在原审中答辩称：俞伟荣所诉借款属实，但双方约定的利率超出法律规定标准。
多隆置业在原审中答辩称：担保属实。
建工集团在原审中答辩称：1、刘松云向俞伟荣借款属其个人行为，与建工集团及铜川汽车博览园（Ⅱ）期重卡汽配市场工程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铜川项目部”）无关，建工集团或铜川项目部从未收到或占有使用过俞伟荣的款项。2、保证合同中所加盖的建工集团铜川项目部的印章是伪造的，与建工集团无关，建工集团对刘松云与俞伟荣之间的借贷毫不知情。3、铜川项目部只是建工集团内设的职能部门，不具备担保资格，担保合同无效。4、俞伟荣明知或应当知道铜川项目部是公司的职能部门不具有担保资格，依照《担保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俞伟荣对其损失应自行承担法律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俞伟荣对建工集团的诉讼请求。
益阳园林未作答辩。
原审法院认为：俞伟荣与刘松云、益阳园林、多隆置业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认定合法有效。借款到期后，刘松云未按期归还借款，益阳园林、多隆置业也未尽担保义务，均已构成违约。铜川项目部未依法取得建工集团的授权而为刘松云的借款提供担保，其担保合同无效，但在提供担保过程中存在缔约过失责任。建工集团应对其分支机构铜川项目部的行为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俞伟荣对铜川项目部的担保资质和范围疏于审查也存在过错。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率已超出法定标准，应依法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现俞伟荣要求刘松云归还借款、支付利息并由益阳园林、多隆置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故建工集团因其分支机构的缔约过失应对刘松云在上述款项及本案诉讼费用中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40%的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五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由刘松云归还俞伟荣借款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0年12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二、由益阳市园林房地产有限公司、湖南多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由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对刘松云在上述第一项及本案刘松云应负的诉讼费用中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40%的赔偿责任；四、驳回俞伟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6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09600元，由刘松云负担，由益阳市园林房地产有限公司、湖南多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建工集团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铜川项目部系建工集团的分支机构，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铜川项目部仅是建工集团在铜川项目施工工地临时设置的内部职能部门，未经工商登记，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不是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而是建工集团的内设临时性机构。（二）原审判决认定刘松云是铜川项目部的实际负责人，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证据支持。原审中建工集团提交的建工集团所属机构华达工程公司与许晓明于2010年6月3日签订的《项目承包合同》充分证实，许晓明是铜川项目部的实际负责人。同年5月28日，建工集团与铜川项目开发商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李红桃是铜川项目部的项目经理。据此，刘松云既不是铜川项目部的项目经理也不是实际负责人，其根本没有必要因铜川项目而向俞伟荣借款。原审认定刘松云系铜川项目部的实际负责人纯属臆断，没有证据支持。原审判决提到的2010年5月28日的另一份《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在原审几次开庭中根本就不存在，更谈不上质证了。原审以不存在的且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是完全错误的。（三）原审判决认定铜川项目部印章没有明示，对铜川项目部的担保行为存在监管不力的责任，没有证据支持，认定事实错误。其一，建工集团对项目部印章的管理制订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并委派印章管理员专人管理项目部印章，刘松云不是印章管理员，无权使用铜川项目部印章。其二，建工集团启用的每一枚项目部印章均是经长沙市公安局印章治安管理中心刻制备案的，铜川项目部的印章也是如此，是经过公权机构明示的。其三，铜川项目部印章是通过公告方式对外明示的（见铜川项目部印章启用公告）。其四，《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项目经理部印章管理办法》及铜川项目部印章启用公告，均明确载明不得使用项目部印章办理借贷、担保和抵押手续。建工集团对铜川项目部对外融资、担保行为制订并实施了系列管理制度，已经尽到了监管义务和监管责任，其在对铜川项目部印章管理使用上没有过错，故不应承担铜川项目部印章被伪造所引发纠纷的民事责任。（四）原审判决认定建工集团存在缔约过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已认定俞伟荣与刘松云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其担保合同上加盖的铜川项目部的印章均是伪造的印章，据此，就充分证明铜川项目部从未与俞伟荣签订过任何合同，何以存在缔约过错。且其提交的证据充分证实俞伟荣所主张的出借款均未打入铜川项目部账户，刘松云向俞伟荣借款纯属代表多隆置业和益阳园林，系代表上述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与建工集团没有关联。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判令建工集团承担40%补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完全错误的。（一）2010年12月14日，刘松云与俞伟荣签订《保证借款合同》，多隆置业和益阳园林均是借款合同的保证人。同期，刘松云也是多隆置业和益阳园林的法定代表人。《保证借款合同》约定是刘松云向俞伟荣借款1000万元，借款原因是刘松云因资金短缺，借款用途仅用于流动资金周转。《保证借款合同》签订后，俞伟荣向借款人刘松云个人银行账号转账汇入1000万元。据此，刘松云向俞伟荣的借款与建工集团没有关系。（二）刘松云与俞伟荣签订《保证借款合同》，多隆置业和益阳园林均是借款合同的保证人。但同期，刘松云是借款担保人多隆置业和益阳园林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见，刘松云向俞伟荣借款时虽然以个人名义签订相关合同，但实质上刘松云系代表多隆置业和益阳园林的职务行为。故刘松云的借款与建工集团无任何关系。对此，俞伟荣也是明知的。（三）俞伟荣在签订《保证合同》时，知道或应该知道保证人铜川项目部为建工集团的职能部门，因此，依照法律规定，俞伟荣应自行承担担保无效的损失责任。众所周知，铜川项目部仅仅是建工集团为铜川项目施工而临时设置在该项目施工工地的内部职能部门，不是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更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俞伟荣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该事实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事实上，在一审庭审中，俞伟荣的委托代理人也当庭陈述俞伟荣确实知道铜川项目部仅为建工集团的职能部门。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债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债务人自行承担”之规定，俞伟荣应自行承担担保合同无效的损失责任。（四）《保证合同》加盖的铜川项目部印章系伪造印章，与铜川项目部没有关系。铜川项目部从未与俞伟荣有缔约行为，当然就不存在缔约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铜川项目由发包人爱国房产投资开发，由建工集团承建，项目经理是李红桃，项目经济责任承包人是许晓明，刘松云既不是项目经理也不是经济责任承包人。建工集团对刘松云个人向俞伟荣借款不知情，直至从法院查阅案卷材料后才获知，俞伟荣提交的《保证合同》加盖了铜川项目部印章。原审判决已认定该项目部印章系伪造。据此，建工集团不存在缔约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俞伟荣对建工集团的全部诉讼请求。
俞伟荣在二审中答辩称：在一审的时侯已经查明建工集团承包了铜川项目，成立了铜川项目部，也派驻了一个书记和项目经理，在承建铜川项目部过程中向俞伟荣借款，这么一大笔借款投入工地，建工集团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之后这个项目部又同意鄂尔多斯爱国房产将工程款直接还给俞伟荣本人，而且有过书面的付款委托函和承诺书，说明了借款的用途和工程款的还款用途。建工集团认为印章是假的不是事实，印章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建工集团认为是内设机构而非分支机构。现在出现了两个项目部的章，一个是建工集团总部刻制，一个是项目部刻制，但实际中两个章都在实际使用，不存在哪个假的问题。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松云、多隆置业在二审中陈述：对建工集团的上诉是认可的。项目部印章是刘松云私刻的。
益阳园林在二审中未到庭陈述。
二审中，建工集团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铜川项目部印章启用的公告，证明：项目经理部的启用不但在公安局备案，并且在项目经理部张贴了，告知项目经理部的印章不能用于办理担保手续。2、银行活期存款明细对账单一组，证明：刘松云借得的款项均未进入建工集团或铜川项目部的账户，也未用于铜川项目部，借款与建工集团无关，与铜川项目部无关。
对建工集团提供的证据，俞伟荣发表如下意见：对证据1，证据系复印件，无法核对是否真实，从内容看，内部电脑网不可能发到相关的业务单位，不可能发出去的；对证据2，该证据明确了刘松云向建工集团借款的事实；刘松云挂靠建工集团承包铜川项目，该项目系刘松云自筹资金，刘松云投入该项目的资金均不通过建工集团开设的账户，该银行存款明细中载明的款项接收人许多是铜川项目部的工作人员，比如许晓明是建工集团派驻铜川项目部的书记，肖万迁是项目部的采购，刘松云投入项目部的资金系直接支付给材料供应商及包工头或预支给项目部的采购、财务人员，用于购买建材、支付人工工资。因此，建工集团提供的银行活期存款明细对账单并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
对建工集团提供的证据，刘松云、多隆置业发表如下意见：对证据1公告的内容建工集团有这个规定，是粘贴了；对证据2，该证据系刘松云提供给建工集团，刘松云向俞伟荣所借款项未用于铜川项目部。
益阳园林未对上述证据发表意见。
俞伟荣、刘松云、益阳园林、多隆置业二审中均未提供证据。
对建工集团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对证据1，仅根据铜川项目部印章启用公告照片，无法证明建工集团对该铜川项目部印章及印章使用细则对外公布的具体情况，故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对证据2，刘松云的银行活期存款明细显示，涉案借款打入刘松云账户后，并未直接转入他人账户，而是以较小金额的形式多笔逐渐支出，而刘松云系铜川项目部的技术负责人，故仅根据该银行活期存款明细对账单无法证明本案借款与建工集团及铜川项目部无关。
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铜川项目系由爱国房产开发，建工集团承建，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该项目的资金来源为建工集团自筹，建工集团自认刘松云系铜川项目部的技术负责人。2010年9月27日，案外人陈静与爱国房产、铜川项目部、刘松云签订《承诺函》一份，约定由爱国房产将5000万元铜川项目工程款直接支付给陈静用以归还刘松云向陈静的借款，后爱国房产按约支付了该笔款项，该《承诺函》中加盖的铜川项目部印章与本案担保合同中所加盖的铜川项目部印章为同一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建工集团是否应当对本案借款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铜川项目部系建工集团为完成其向爱国房产承建的铜川项目而设立的一个组织形式，虽然铜川项目部未像其他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一样领取营业执照，但其有着与法人分支机构相同的特征，即有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机构、经营场所、经营管理权限，特别是有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财产，其经营目的是全面完成铜川项目的建设，是综合性的，有别于法人内设职能部门的任务单一性、无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财产等基本特征。故对于铜川项目部在本案保证合同中的法律地位及相关的权利义务，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有关“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因此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之规定来认定，并无不当。铜川项目部为刘松云向俞伟荣的借款提供保证，未经建工集团授权，故该担保合同无效。关于建工集团对于保证合同无效是否存在过错，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陈述的内容，首先，虽然刘松云承认保证合同中铜川项目部的印章系由其刻制，与建工集团备案的铜川项目部印章并非同一枚，但刘松云陈述其为铜川项目部的实际负责人，而建工集团也认可刘松云为铜川项目部的技术负责人，刘松云刻制并多次对外使用该枚项目部印章，对此，建工集团至今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其次，2010年9月27日，案外人陈静与爱国房产、铜川项目部、刘松云签订《承诺函》一份，约定由爱国房产将5000万元铜川项目工程款直接支付给陈静用以归还刘松云向陈静的借款，后爱国房产按约支付了该笔款项，而该《承诺函》中加盖的铜川项目部印章与本案担保合同中所加盖的铜川项目部印章为同一枚，故俞伟荣有理由相信刘松云有权代表铜川项目部使用该项目部的印章，并相信该印章是真实的。由此可见，建工集团对于铜川项目部对外融资、担保的行为监管不力，其对本案保证合同无效具有一定过错，现一审判决根据建工集团的过错程度，酌情认定其对刘松云不能清偿部分债权的40%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建工集团的上诉理由不充分，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600元，由上诉人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楼淑馨
审 判 员 黄玉强
审 判 员 汤 泉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代书记员 项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