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民终8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温州鸿达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元觉街道环海路272号。
法定代表人：唐大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苏润春，上海瀛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纺织路龙方工业区20号地块三层。
代表人：柯兴丰，该支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义志，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温州鸿达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公司）与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保温州公司）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6）浙72民初15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4月6日对本案进行了质证调查。上诉人鸿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苏润春、上诉人阳光财保温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义志到庭参加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鸿达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15年1月12日，鸿达公司就其所有的“鸿达158”轮向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投保，投保险种为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并附加投保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出具了相应保险单，保单约定船舶保险价值及保险金额均为90万元，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约定为每名船员限额为70万元。同年9月26日，“鸿达158”轮在温州发生触碰事故，导致“鸿达158”轮沉没全损，以及2名船员死亡。事故发生后，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向鸿达公司支付保险赔款70万元后，对剩余保险赔款未予赔付。请求判令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支付鸿达公司保险赔款16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9月2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一、针对投保船舶而言，本航次装载不当；二、事故认定书中的事故经过记载了“船首护舷木约有一半露出水面，船尾护舷木正好没入水中”，足以判断船舶存在超载现象；三、船舶发生碰撞事故时，船上配员严重不足，且只有船长一人持有适任证书，其他四名船员均无适任证书，说明船舶开航处于不适航状态，保险条款中约定对此不负责赔偿；四、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条款中特别约定了“船员须持有船员服务证”，故对当时事故中死亡的持证船长进行了赔付，对另一名无证船员拒绝赔付；五、事故发生航次，案涉船舶未经签证即违规航行，构成不适航。鉴于上述事故发生原因，其作为保险人对本次事故不承担理赔责任。此外，鸿达公司提出的保险条款未作释明的陈述不客观，其作为保险人已经履行了提示义务，有权依保险条款第三条第一款和保险单特别约定清单上的第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的约定拒赔。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1月12日，鸿达公司为其名下的“鸿达158”轮向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投保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并附加投保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阳光财保温州公司于同日同意承保，并于次日收取了保险费合计24120元。1月14日，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向鸿达公司打印出具了《沿海内河船舶保险保险单》，保单上约定保险期限自2015年1月14日0时起至2016年1月13日24时止；承保船舶为“鸿达158”轮；船舶保险价值和保险金额均为90万元；被保险人为鸿达公司。保单特别约定清单上载明，“每次事故实行绝对免赔额20000元或者免赔率20%，两者以高者为准”；“本保险所承担的碰撞、触碰是指：碰撞：两船之间在短时间内相互接触并产生的力的作用。触碰：船舶与码头、港口设施、航标等位于水面或水边的固定物体在短时间内相互接触并产生力的作用”；船东对船员特别约定“本保单附加船东对船员责任险，每人赔偿限额人民币7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最高赔偿限额3万元），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限额为人民币420万元（医疗费用每次及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42万元）”，“船员须持有船员服务证，出险时人员名单以船舶服务簿及航运管理处签证簿、特定船舶配员标准所列的数目、等级，即符合安全配员的要求为准”，“附被保险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出险时如超过投保人数按投保人数与实际出险时船上人员人数比例计算赔偿金额”等等。
2015年9月23日凌晨3时，“鸿达158”轮空载从浙江瑞安驶往福建宁德装运黄沙，船上共有5名船员，仅船长游仁吉一人持有有效适任证书，其余船员均无适任证书。9月24日早上约5时，“鸿达158”轮满载黄沙后从福建宁德开航，船员仍未达到最低安全配员要求。9月25日，该轮进瑞安港停靠望东码头，26日移泊锦港码头靠泊，“水手”潘银娒离船上岸办理业务，未再返回船上。当日下午5时许，该轮再次起航驶往瑞安三虎码头。下午6时许逆向经过高速公路飞云江大桥下行通航孔，受涨潮水流影响，船舶右舷机舱前横舱壁肋位处触碰到通航孔下游北侧10号防撞墩上，导致机舱右侧发电机所在部位进水及辅机停机。船长采取船舶过桥孔后掉头停靠三虎码头的措施。船舶掉头靠泊期间船体大量进水，最终在三虎码头前沿北纬27゜47′7″、东经120゜36′7″处沉没，船上两名船员落水后死亡，防撞墩1条橡胶护垫破裂、固定螺栓朝上游方向弯曲变形。2015年12月28日，温州飞云江海事处对上述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后作出认定书，认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鸿达158”轮航行通过沈海高速公路飞云桥大桥所在水域时，错误选择通航孔，逆向从下行通航孔通过，船长对水文条件不掌握，对流压估计不足，导致船位偏向通航孔北侧，船舶右舷机舱处触碰下行通航孔下游北侧的10号防撞墩，导致船体变形进水，最后在三虎码头前沿沉没；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是“鸿达158”轮事发时装载不当，导致船舶操纵性能下降，储备浮力不足；事故损失扩大的原因是“鸿达158”轮船体破损进水后，船员未采取诸如抢滩、堵漏等应急处置措施，也未准备救生衣、救生筏等救生设备，仍按照正常计划准备靠泊三虎码头。据此，认定本起事故为责任事故，事故种类为触碰，事故等级为一般事故，“鸿达158”轮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该船船长游仁吉为事故全部责任人。事故发生后，鸿达公司向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提出保险理赔要求，阳光财保温州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向鸿达公司函复，同意赔付死亡船长游仁吉的责任保险赔款70万元，对船舶损失和潘光录死亡赔偿建议进一步协商。之后，双方再未达成一致协商结果。本案诉讼前，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已向鸿达公司赔付了船长死亡赔偿款70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针对本案一审争议焦点评议如下：一、鸿达公司的原告主体资格是否成立。鸿达公司主张其系案涉保险单记载的被保险人，案涉船舶登记为其所有，其与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已构成保险合同。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抗辩认为，根据现有在案材料和法庭调查情况判断，案涉船舶实际所有人为个人，挂靠鸿达公司经营，鸿达公司非本案合格的原告主体。该院审查认为，案涉“鸿达158”轮登记为鸿达公司所有，鸿达公司为该轮向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投保了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并附加投保了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鸿达公司与本案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且其作为投保人与阳光财保温州公司签订保险合同，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对本案所涉保险标的中的部分保险损失已经理赔。综上，鸿达公司的原告主体适格，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对此所作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二、本案船舶保险事故发生原因和船舶损失认定。鸿达公司主张本案系船长操作不当导致案涉船舶触碰沈海高速公路飞云江大桥防撞墩事故从而引发的保险赔偿争议；鸿达公司作为投保人，有权向阳光财保温州公司主张船舶触碰造成的船舶险项下的船舶全损和两名船员意外死亡导致的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项下的保险赔款；根据其与阳光财保温州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和保险条款第十一条约定，全损、触碰、碰撞责任属于保险人免赔约定的除外情形，不应当扣除免赔额；保险条款第三条记载的船舶不适航情况和本次事故没有因果关系，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船长操作不当引起的，并非阳光财保温州公司理解的超载或者船员未达到最低安全配员要求所致。故根据保险事故近因原则，船长操作不当造成的船舶触碰沉没属于船舶全损险的保险责任范围，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应当给予理赔。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抗辩认为，“鸿达158”轮发生事故航次存在不适航情况，超载、船员未达最低安全配员要求、违法航行，开航当时的不适航导致航行中发生船舶沉没和两名船员落水死亡的严重后果，根据保险合同特别约定条款和保险条款的约定，因船舶不适航引起的船舶损失、责任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院认为，鸿达公司所有的“鸿达158”轮于2015年9月24日从福建宁德装运黄沙后开航当时，船员未达到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仅船长一人持有有效适任证书，其余船员均无适任证书，即贸然启航驶往浙江瑞安，装载的货物根据海事调查部门事后调查认定又构成超载，该航次开航时构成船舶不适航。抵达目的港指定卸货的三虎码头前，该轮曾先后在望东码头、锦港码头靠泊过，“水手”潘银娒在该轮靠泊锦港码头期间上岸办理业务后，剩余船员四名再次开航驶往三虎码头，航行途中发生触碰事故。该轮机舱进水后，船长处置不当，“鸿达158”轮掉头后随之沉没，全体船上船员落水。因影响航道安全，鸿达公司委托案外人福建正和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对沉船进行清障打捞。2015年12月3日打捞完毕。该轮保险价值约定90万元，沉船残骸船体抵偿清障打捞费外，另行支付清障打捞费用为20万元。故本案中认定船舶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为船员不适航、船上货物存在超载，构成开航时船舶不适航，现船舶保险合同项下的标的已构成全损。
三、本案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是否成立问题。鸿达公司主张，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承保了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在鸿达公司向“鸿达158”轮海损事故中身故的船员承担了雇主赔偿责任后，其应当对鸿达公司赔付的损失予以理赔。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对船员没有服务证拒赔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其约定了鸿达公司不可能提供的材料，“船员服务证”的证书形式不存在，此项加重被保险人责任的约定条款无效，且阳光财保温州公司与鸿达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当时应该清楚船上部分船员无船员服务簿，签单业务员与鸿达公司原董事长唐朱鹏的妻子是朋友关系，对鸿达公司的船舶基本情况很清楚，承保当时是统一办理保险，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对免责条款未作出特别说明的，根据保险法规定，应该认定该条款无效。综上，鸿达公司已向死亡船员家属作出赔偿，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对鸿达公司承担雇主赔偿责任后的损失赔偿理当予以保险赔付。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抗辩认为，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的特别约定条款已明确，船员必须持有服务证书，该证书通常意义上应理解为船员适任证书，保险人对持有船员适任证书的船长予以理赔，对未持有船员适任证书的潘光录予以拒赔，理赔标准统一，若鸿达公司主张船员无证上船的，保险人也需要理赔，这种增加保险人责任和义务的情况，违反最大诚信原则，不应支持。该院认为，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延伸自雇主责任保险，鸿达公司作为案涉船舶的登记所有人，对该轮上所雇佣的船工承担的是雇主责任。保险单特别约定的船员服务证所指向的具体证书并不明确，且根据庭审调查核实，死者担任船上厨师并兼任一般水手的工作。目前，海事部门颁发船员适任证书的对象基本上是甲板部或者轮机部工作的船员，对船上伙夫并没有颁发适任证书的做法。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对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项下的船员做了狭义理解，且保险特别约定条款中对“船员须持有船员服务证”未向投保人作出释明；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如对其承保的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项下的船员定义，是排除在船上工作的其他不持有适任证书的服务人员的，应当在保险单上予以明示，且其应当要求投保人提交投保当时的在船船员的适任证书，而不是采取打包计算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限额为人民币420万元的方式推定该附加险项下投保船员人数；其以证据三作为保单上约定的“船员服务证”依据，说明保险人自身对船员服务证的认识就模糊，更不能证实其已经明确释明过“船员须持有船员服务证”条款。因此，对保险单上的特别约定条款不明确之处，应由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承担不利后果。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应对鸿达公司向船员潘光录家属赔付的死亡赔偿承担保险责任，该保险责任应以鸿达公司实际赔付数额确定，但不能超过保险单约定的单人赔偿限额70万元。
综上所述，鸿达公司与阳光财保温州公司之间的船舶保险合同及附加的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合同关系均真实有效。鸿达公司所有的“鸿达158”轮在保险期限内出险，有权向阳光财保温州公司主张保险赔偿，至于该轮是否挂靠经营，不影响其与阳光财保温州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成立。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对鸿达公司作为索赔主体的抗辩，不予采信。因案涉船舶开航当时船上只有一名持证船长，其他船员均无适任证书，本航次未达到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且海事调查部门认定该轮存在超载，构成船舶不适航。“鸿达158”轮船长明知其船舶处于不适航状态，贸然指令将满载货物的船舶驶离货物装运港，客观上已加重了保险人保险责任，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关于船员不适航及事发当时船员未达最低安全配员标准、船舶存在超载的抗辩成立，予以采纳，其关于案涉船舶本航次装载不当和未经签证导致违规航行的抗辩理由，均不影响本案保险事故成立的认定。根据本案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条款第三条第一项规定，因船舶不适航引起的船舶损失、责任和费用，阳光财保温州公司不负保险赔偿责任。鸿达公司诉请的船舶保险赔偿请求，该院不予支持。鸿达公司已向其船上死亡雇员家属承担了死亡赔偿责任，其根据与阳光财保温州公司之间的附加“船东对船员责任险”保险合同关系，有权向阳光财保温州公司索赔。因鸿达公司索赔损失超出保险单约定的船员死亡赔偿限额，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应在该70万元限额内履行。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对持证船长死亡赔偿责任予以理赔，对另一名船上雇员因其无船员适任证书而拒赔，且其至今不能证明对“船东对船员责任险”的保险单特别约定中的“船员服务证”已向投保人事先作出释明，导致双方当事人对约定的船员服务证书理解不同，其不得据此免赔。因此，鸿达公司提出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承保当时对“船东对船员责任险”的保险单特别约定中的免赔情形未作出释明，且死亡船员潘光录在船上担任厨师之余，兼任普通水手，船上厨师不需要取得船员适任证书的事实主张，予以采信。本案中，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未提出单独扣减责任保险项下的免赔额或者免赔率计算的抗辩，结合另一名死亡船员的保险理赔未扣减免赔额的客观事实，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应按约定承担70万元限额的保险赔付责任。鸿达公司主张责任保险赔款自2015年9月26日即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调整按其实际向潘光录家属支付赔偿款之日即自2016年4月29日起计算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四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判决：一、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应支付鸿达公司“船东对船员责任险”赔款70万元及该款项自2016年4月2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鸿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鸿达公司负担8400元、阳光财保温州公司负担10800元。
鸿达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故原因错误。海事部门认定的事故直接原因为船舶触碰，间接原因是货物装载不当，事故损失的扩大原因为船员的处置不当。而一审判决认定事故发生的原因为船员不适任，船舶货物存在超载，构成开航时船舶不适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与中国海事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海上交通事故调查与海事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五）条的规定，本案事故原因的认定应以海事部门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为准。二、原判对于保险责任认定错误。由于原判认定事故原因错误导致认定阳光财保温州公司不负赔偿责任错误。三、涉案事故为阳光财保温州公司签发保单的承保范围，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涉案事故系案涉保单第一条第三项规定的碰撞、触碰，属于承保范围。2.涉案事故不存在除外责任。根据保单第三条除外责任的约定，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如须免赔，首先要证明存在免责事项，其次要证明免责事项造成了损害结果。而本案中案涉船舶沉没系因为船舶触碰所致，船舶不适航与沉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由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支付有关船舶损失部分保险赔款人民币90万元及相关利息损失（从2015年9月2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阳光财保温州公司负担。
阳光财保温州公司答辩称：一、船舶不适航导致本次事故发生，原判关于船舶不适航的事实认定清楚。1.船舶最低配员要求是5名以上，但本案中只有船长有船员证，其他人员均没有，不符合最低安全配员要求。2.海事部门调取的证据证明涉案船舶在事故发生时有超载情形，构成不适航。3.该航次未经登记，没有许可，属于违规航行。以上三种情形导致了本次事故的发生。二、关于保险责任的问题。保险责任第三条第一款约定了船舶不适航不承担保险责任，在除外责任条款中也载明船员要有船员服务证以及签证材料，根据合同约定，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人员以及船舶损失。综上，请求驳回鸿达公司的上诉请求。
阳光财保温州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亦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判认定潘光录系担任船上厨师兼任一般水手工作错误。海事部门调取的事故调查报告载明：1.船舶配员：水手：潘光录……2.“……潘光良在厨房准备晚饭”。3.潘银娒陈述“……我和潘光录等三人在驾驶台协助工作……”；“……我在船上的工作是离泊系缆绳，还有干厨房里烧菜、饭等事情”。鸿达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书》也载明潘光录系从事水手的工种。二、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并未对“船员须持有船员服务证”作狭义理解，保单中的特别约定系以《特别约定清单》的方式单独印制，足以证明曾向投保人作释明。1.船员持有适任证书，是证明从事船上工作所应具备的技能，并未限制作狭义理解为“服务证”。2.即使双方对约定的服务证理解不同，也应按通常理解，潘光录事实上从事水手工作，应持有相应的适任证书。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按约拒赔正确。三、一审判令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支付从2014年4月2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因潘光录未持有适任证书而拒赔，双方存在争议期间，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驳回鸿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鸿达公司负担。
鸿达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潘光录系厨师正确。事故发生后，根据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委托的公估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潘光录为厨师兼水手，是船东的雇员，在其死亡后，船东对其有法定的赔偿义务，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二、即使潘光录系水手，阳光财保温州公司仍应承担赔偿责任。1.保险公司约定了鸿达公司不可能提供的材料。在目前的海事船舶管理当中，没有保单的特别约定中提到的“船员服务证”、船舶服务簿等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该约定应无效。2.保险公司没有向鸿达公司提供过保险条款。保险公司从未向鸿达公司提供过“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的条款内容，使鸿达公司一直以为只要是雇员，在其需要对雇员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下，保险公司就应承担赔偿义务，阳光财保温州公司以死者潘光录没有船员服务证为由拒绝赔偿，有悖于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3.保单中约定鸿达公司在保险理赔时应提供船员服务证，但并未约定未提供时应承担的后果。根据“特别约定”第2条约定的内容，无法得出“只要没有船员服务证，保险公司就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因此保险公司以该约定不明确的条款为由要求免除其保险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4.保险公司未对免责条款履行说明义务。涉案合同在订立当时，保险公司并未就必须拥有船员服务证进行说明，该条款不产生效力。5.从保险的性质上分析，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从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的性质来分析，其实质是雇主责任保险，不管死者是否拥有船员服务证，船东均要负赔偿责任。作为船东的责任保险人，依法亦应承担赔偿责任。6.从保险的目的分析，鸿达公司投保附加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即为防范在经营过程中船上人员的风险与责任。如果保险公司以死亡人员没有船员服务证进行拒赔，那么该附加保险的目的就会落空。综上，请求驳回阳光财保温州公司的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经二审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可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鸿达158轮”系钢质运输船，建造于2002年1月，船舶总长54.2米，型宽8.5米，型深4.4米，总吨位4975吨，净吨位277吨，载重吨为8567吨。
本院认为：案涉船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三条规定的船舶，故本案船舶保险合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海上保险合同章节的规定。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一、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是否应对案涉船舶损失承担保险责任。二、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是否应对潘光录的死亡承担船东对船员责任险项下的保险责任。具体评析如下:
针对争议焦点一，案涉船舶沉没系因船舶触碰高速公路飞云江大桥，属于双方签订的《沿海内河船舶保险保险单》中约定的保险事故。虽然案涉船舶构成超载及船员不适任，属于船舶不适航，根据案涉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条款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因船舶不适航引起的船舶损失、责任和费用，阳光财保温州公司不负保险赔偿责任，但根据温州飞云江海事处对案涉事故出具的调查报告，船舶超载和船员不适任仅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和损失扩大的原因，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驾驶员错误选择通航孔，不掌握航经水域的水文条件，属于船长的驾驶过失，此系事故发生的决定性和居支配地位的原因，保险人应对以该承保风险为近因所导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保险人可援引上述条款而免责的理由不能成立。由于本案属于“多因一果”致损的情况，保险合同对此种情形下如何理赔并无约定，保险人亦不能证明船舶不适航可以有效阻断鸿达公司所主张的近因，因此应当根据不同原因力大小即原因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所发挥的作用力来确定责任范围。参考海事部门对事故责任的认定，结合双方当事人对事故及损失认定的举证情况，本院酌定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对案涉船舶损失承担70%的保险责任。案涉保单约定船舶保险价值及保险金额均为90万元，因此阳光财保温州公司的保险责任即为90万元*70%=63万元。阳光财保温州公司主张案涉保单的特别约定清单中明确约定了“每次事故的绝对免赔额20000元或者免赔额20%，两者以高者为准”，故应扣除免赔额的问题，但经审查，案涉保单在上述条款中已注明全损、碰撞、触碰责任除外，而本案系因触碰所致的船舶全损事故，因此不应予以扣除。鸿达公司还主张船舶保险赔款应自2015年9月26日即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利息。本院认为，案涉保险合同第十八条约定“保险公司应在被保险人请求赔偿并提供理赔所需资料后60天内进行核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在鸿达公司向其提出索赔后，于2016年3月31日向鸿达公司函复，同意赔付因船长游仁吉死亡而致的责任保险赔款70万元，因此本院酌定自2016年3月31日计算利息。
针对争议焦点二，虽然案涉保单的特别约定清单中写明“船员须持有船员服务证，出险时人员名单以船舶服务簿及航运管理处签证簿、特定船舶配员标准所列的数目、等级，即符合安全配员的要求为准”，“附被保险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出险时如超过投保人数按投保人数与实际出险时船上人员人数比例计算赔偿金额”，但双方对于船员服务证的理解有分歧，由于保单系格式合同，保险公司作为格式合同的制订者，其负有举证证明其曾向被保险人鸿达公司就此作出特殊说明的义务，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履行了该义务，因此该条款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方式进行理解。一审判决认定阳光财保温州公司应对潘光录的死亡承担保险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本案系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案涉船舶触碰沉没属于双方保险单中约定的保险事故。案涉事故的直接原因系船长的驾驶过失，属于阳光财保温州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但船舶超载及船员不适任系间接原因和损失扩大的原因，属于船舶不适航，对于该船舶不适航导致的损失，阳光财保温州公司有权在保险责任中作相应的扣减。阳光财保温州公司主张死者潘光录不具有保险单约定的船员证而可以免予赔偿，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部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二百四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宁波海事法院（2016）浙72民初158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应支付原告温州鸿达海运有限公司'船东对船员责任险赔款'70万元及该款项自2016年4月2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均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二、撤销宁波海事法院（2016）浙72民初158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温州鸿达海运有限公司支付“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项下保险赔款63万元以及该款项自2016年3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四、驳回温州鸿达海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温州鸿达海运有限公司负担3240元、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负担159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温州鸿达海运有限公司负担3240元、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负担159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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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裘剑锋
代理审判员 霍 彤
代理审判员 储宁玉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游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