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241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张瑞琴，女，1968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新疆和田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古江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程昌国，该办公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季华，新疆吾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张瑞琴因与被申请人新疆和田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以下简称和田县扶贫办）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新民终41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张瑞琴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四、五、六、九、十三项规定的情形，应当再审，请求：1.撤销原判决；2.改判支持张瑞琴要求和田县扶贫办赔偿123.3721万元以及利息37.01163万元的主张；3.全部诉讼费用由和田县扶贫办承担。具体理由如下：
（一）原判决基本事实未查清，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赔偿数额涉及案情基本事实是征收补偿还是违约侵权赔偿还是复合赔偿未查明。张瑞琴在一审庭审中申请人民法院调查，二审又在庭审中提出，并且庭后提交了调查书面申请。租赁土地里滴灌管道破坏被工业园区的供水排水管道代替，建设项目正在施工，这些事实一目了然，而法院并未调查，导致赔偿数额判决没有事实依据。另赔偿责任认定错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科院司法鉴定意见显示，苗木死亡原因是和田县扶贫办强抢灌溉用水、强占租赁用地搞项目建设造成的，责任完全在和田县扶贫办。但原判决毫无依据地错误判决张瑞琴承担损失责任。
（二）原判决证据中的201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疆高院)调查笔录未经法庭质证就直接采纳，导致适用证据目的错误，造成错误结论。
（三）原判决剥夺张瑞琴的辩论诉权。1.张瑞琴向法院申请了基本事实调查，法院没有调查，判决书也未提及此事；2.张瑞琴向专业评估部门咨询，按合同约定的，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计价房字[2001]500号文件（以下简称500号文件）计算征收补偿，全部租赁土地的损害赔偿总数额至少达12300万元。而法院委托评估数额总数是1482.6671万元，考虑和田县扶贫办曾经提出1200万元征收补偿意向，为了能尽快解决纠纷，张瑞琴向新疆高院书面申请调解，调解中心去和田现场做了调查，但这些调查并未在新疆高院开庭时质证，也未被判决引用。
（四）原审法院法律理解错误。《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专家辅助人制度，一审法院计算损害赔偿数额时未委托专业部门计算，计算方法错误也未经质证。二审中张瑞琴聘请有资质的专家出庭予以说明，而法院把专家辅助人当成专家证人，原判决又承认是专家辅助人，但在采纳方面，按证人制度审核，认为该专家“对案件事实并不了解，在此基础上其仅凭借原判决内容就本案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发表的意见无法确定与本案所涉及事实的关联性，故对该证人的说明力本院不予认定”。
（五）原判决损害了张瑞琴利益，损坏了政府的公信力，违反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1.张瑞琴承包土地种植经营枣园，通过借款贷款等多方面筹集上千万元巨额资金投入枣园种植，至今仅欠银行贷款就达400多万元，原判决张瑞琴能拿到的赔偿只有200多万元，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张瑞琴作为高级农艺师，搞林果业种植，引进数百职工，年吸纳用工达五万工时以上，给社会稳定，当地农民创收，生态环境改善，经济发展的促进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同样的土地和气候环境条件，张瑞琴此前在距租赁土地和田县经济新区仅六十公里的著名红枣品牌“和田玉枣”产区十四师二二四团，种植管理枣园非常成功，并且为当地果农技术指导、培训多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成熟的技术水平，而作为引进科技人才的和田县政府，如此作为，严重伤害当事人，极大的损害了政府形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2.新疆高院不实地调查，不秉公执法。合同虽然继续履行，但租赁土地已不复原状，土地四围的工业供排水管道以及损坏的灌溉设施如何解决，租赁地的生产种植如何进行，这许许多多的实际问题，又会使张瑞琴进入漫长的诉讼之中，不仅影响政府对土地重新规划利用，也导致张瑞琴完全无法使用土地。
（六）农业损失计算是科学问题，需要专业性的鉴定，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科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损失包括的十二项皆是种植中必不可缺的投入项。1.在租赁土地所在地恶劣的气候环境下，种植枣园要达到全苗，一次性播种种植不可能成功，补种是最正常的不可不用的种植管理方法，补种的费用应计算在种植投入总费用中。2.司法鉴定枣园种植时间是2013年和2014年两年，仅计算2013年费用而不计算2014年费用是错误的。3.种植过程中的水电维修费用、配件材料费用，管理人员用工开支，生活开支，农机具及交通工具费用，生产工具、水电费用，房屋、办公等费用皆应计入总投入费用中，总投入123.3721万元应完全采用，而不应只采用总投入十二项中的第一项63.3447万元。
（七）土地租赁合同是发包方格式合同，约定当年交租金，约定不明时应当按有利于非格式合同一方理解，张瑞琴不存在违约，不应承担损失责任。新疆高院二审已裁定2014年5月1日缴纳租金日起到2015年1月份进入诉讼，不满一年，却判决张瑞琴缴纳两年的租金和违约金，明显错误。
（八）原审法院在第一次二审时违反《民事诉讼法》，将案件发回和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内部函要求按500号文件计算，发现500号文件计算数额更大，变相给鉴定结论打折，将责任比例定为50%，达到降低损失赔偿的目的。原审法院多次犯常识性错误，徇私舞弊，偏听偏信，枉法裁判，请求上级法院对其法官员额资格一并审查。
和田县扶贫办提交意见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政府修路建供水排水设施是为了改善农户的种植条件，更好的发展生产，供水排水设施深埋于地下，不影响地上附着物的生长。第一，张瑞琴是高级农艺师对土地与投资风险的认知充分，根据合同约定，和田县扶贫办在交付土地的同时，将高压供电线路、变压器、深水井、泵房、供水主管道、简易道路一并完好移交张瑞琴，根据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第3、4项规定，张瑞琴有维护这些基础设施并按时足额缴纳水电费的义务。张瑞琴2013年3月28日开始租赁土地至今，仅于2013年5月1日支付两个月的电费和第一年的地租，和田县扶贫办一直垫付电费，张瑞琴又不采取其他措施，对种植的苗木不按技术要求管理，导致苗木的死亡。和田县扶贫办从未实施任何侵权损害张瑞琴的行为，张瑞琴应自行承担损失。第二，法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都组织了质证，对案件事实查明清楚，调解未达成一致，法院判决依法有据。知道案情事实的人才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张瑞琴所请的专家没有到过案涉现场，不了解案件事实，法院对其证词不予采信正确。第三，评估报告是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做的，但鉴定机构所依据的检材未经法庭质证和和田县扶贫办认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张瑞琴提出的所有支出费用无论是否实际用于案涉土地、是否属于需要补偿范围，均违反只对林木等附着物给予补偿的合同约定，故张瑞琴要求按照评估报告赔偿的请求应予驳回。政府至今都未征收案涉土地，原判决认定不按国家征收文件标准赔偿是正确的。第四，合同对于租金的金额、给付时间及方式约定明确，法院判决张瑞琴违约并要求其承担责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本院经审查认为，2013年3月28日，和田县扶贫办通过招投标的方式与张瑞琴签订《和田县国有土地租赁协议书》（以下简称《土地租赁协议》），约定：和田县扶贫办将和田县北部产业园区400亩土地租赁给张瑞琴用于红枣种植经营。租赁期限15年。租金前5年每年每亩150元，每5年提增一次，增幅为150元。租金一年一交，张瑞琴务必于每年5月1日前交纳当年租金。如遇国家或者当地政府需要征收该宗部分或者全部土地，和田县扶贫办予以收回，并终止协议，林木等附着物按照500号文件给予补偿。合同签订后，张瑞琴缴纳了第一年的租金及押金7万元并开始种植，2014年5月起张瑞琴再未缴纳租金，和田县扶贫办遂起诉。
关于《土地租赁协议》是否因土地被政府征收而无法继续履行的问题。原二审审理中，张瑞琴提供了一份和田县官网下载的网页，内容为和田县经济新区供水官网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及和田县经济新区道路工程（设计）招标公告，欲证明和田县已经在2014年开始将案涉土地进行招标建设，但由于该证据无法反映出施工范围与案涉土地为同一块土地或者重合等，故原判决对该证据不予认可。除此之外，张瑞琴未提交其他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土地被征收，其要求原审法院调查是否存在土地被政府征收的事实，但这并不属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张瑞琴的该再审主张不能成立。张瑞琴一方面提交证据证明土地被政府征收，一方面又在上诉状中主张土地并未被征收要求继续履行，其主张自相矛盾。因此，原判决没有认定土地被政府征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政府征收补偿的标准认定赔偿金额，并不缺乏证据证明。
关于张瑞琴在再审申请中主张原判决证据中的2016年新疆高院《调查笔录》未经质证的问题。该笔录主要内容为双方均认可在《土地租赁协议》履行过程中因为土地用水问题产生矛盾。张瑞琴在一审提出反诉时，就提出和田县扶贫办为了满足其责任林灌溉目的，挤占其用水的主张。因此，本案中，张瑞琴始终对双方因土地用水产生矛盾这一事实并无异议，即张瑞琴对该笔录的证明目的是认可的。该《调查笔录》并不是认定这一事实的主要证据。因此，原判决不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问题。
关于原判决是否剥夺张瑞琴辩论权利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规定：“原审开庭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一）不允许当事人发表辩论意见的；（二）应当开庭审理而未开庭审理的；（三）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或者上诉状副本，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其他情形。”张瑞琴在再审申请书中提到新疆高院调解中心调查的结果未质证也未被判决引用，并不属于上述法定的开庭过程中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
张瑞琴在原二审中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陈某的职业为土地估价师，张瑞琴认为该证人的身份为专家辅助人，但又申请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主张本身就存在矛盾。但无论原判决认定陈某在本案中的身份是证人还是专家辅助人，由于其已经在原审中向法庭陈述其对本案的事实以及案涉土地经营状况并不了解，仅依据其专业知识认为一审判决所采用的赔偿计算依据错误。张瑞琴再审提出的原审法院对专家辅助人制度理解错误的主张并不是符合再审条件的法定情形。
关于原判决认定的赔偿金额是否正确的问题。原一审审理过程中，法院根据张瑞琴的申请，委托新疆林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对案涉土地上的实际投入、植苗死亡原因及损失金额两项内容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1.案涉土地上的实际投入评估值为123.3721万元。2.案涉土地上植苗死亡原因及损失金额：①红枣死亡的主要原因是2014年缺水枯死。2014年4-10月浇水困难，之后浇不上水。②双方合作、沟通关系恶化。③新区土地利用方向发生变化、土地权属方欲收回土地。④损失金额评估值为123.3721万元。鉴定是鉴定人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作出的判断，它只是证据获取途径中的一种，并非最终的结论。法院要结合案情，对是否采纳鉴定意见作出认定。本案中，鉴定意见认为红枣死亡的原因包括土地利用方向发生变化等，但在分析说明中也陈述到“这也是2014年出现红枣浇不上水枯死状况的可能间接影响因素”，在此，鉴定机构已经不是单纯地利用其专业知识对红枣死亡的原因进行判断，而是越权代替法院对案件做出了认定，这是不正确的。根据原审查明，鉴定意见存在如下问题，如对于张瑞琴的投入等系依据张瑞琴个人表述及其提供的收据和发票等认定，而对相关三个案件的案涉土地投入是将张瑞琴总投入包括贷款利息等合计后平均分摊，未考虑各地块的实际差异；鉴定机构以未经当事人质证的收据、发票等作为鉴定依据。但鉴定机构对土地的自然状况、耕种条件等所做的分析说明客观真实，并据此认定红枣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缺水导致。和田县扶贫办与张瑞琴之间为了各自负责的防护林和红枣灌溉产生用水矛盾，且最终双方当事人因沟通无果导致张瑞琴种植的红枣植苗缺水死亡。对此，双方当事人对案涉红枣植苗死亡均有过错，应根据其过错程度分担张瑞琴的损失。综上，原判决认定鉴定意见中2013年正常生产管理投入费用63.3447万元为张瑞琴的损失金额，并判令双方当事人平均分担损失，并不存在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
关于租金及违约金认定的问题。《土地租赁协议》系双方协商签订，不属于内容由和田县扶贫办事先制定不可更改的情形。《土地租赁协议》中关于“租金一年一交，张瑞琴于每年5月1日前上缴当年土地租金”的约定清楚明确，张瑞琴主张《土地租赁协议》系格式合同，约定的内容对其不利没有依据。该协议于2013年3月28日签订后，张瑞琴按照约定应于2014年5月1日前缴纳第二年租金，但其至今未再交纳租金，构成违约。按照合同约定，张瑞琴应交纳拖欠的土地租金及承担租金30%的违约金。原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要继续履行合同，张瑞琴在交纳了欠交的租金及相应的违约滞纳金后，如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应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向和田县扶贫办交纳租金。原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原审审判人员审理该案时是否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规定的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本案中不存在此种情况，张瑞琴的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张瑞琴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张瑞琴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云飞
审 判 员 冯文生
审 判 员 崔晓林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 宁
书 记 员 闫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