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06行终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防城港市港口区光坡镇光坡村黄屋组。
诉讼代表人黄广钦，组长。
委托代理人曾勇光，广西海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宝贵，港口区村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港口区渔洲坪。
法定代表人黎家迎，区长。
委托代理人江辉，广西幸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中心区迎宾街。
法定代表人何朝建，市长。
委托代理人韦昊良,防城港市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卢振佳,防城港市法制办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防城港市港口区光坡镇光坡村官东组。
诉讼代表人黄再荣，组长。
委托代理人许家华，广西南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防城港市港口区光坡镇光坡村黄屋组（以下简称黄屋组）诉防城市港口区人民政府、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关于不服土地所有权处理决定一案，不服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2015）港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屋组的诉讼代表人黄广钦、委托代理人曾勇光，被上诉人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港口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江辉，被上诉人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港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昊良，原审第三人防城港市港口区光坡镇光坡村官东组（以下简称官东组）的诉讼代表人黄再荣、委托代理人许家华到庭参加诉讼。二审审理期间，本院对涉案的《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及附页委托相关的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审理期限中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争议的元岭、亚乙岭位于官山辽水库旁，该两岭于1957年前属黄屋组所有，1957年兴建官山辽水库后，将该两岭调整给官东组耕作。1962年10月29日，东兴县向官东组颁发了《土地所有证》，其中该证对包括讼争山岭在内的权属进行了确认。2007年12月1日，官东组向港口区政府申请处理争议山岭元岭、亚乙岭土地权属纠纷。2012年1月18日，港口区政府作出港区政处字[2012]01号行政处理决定，维护官东组所提供的1962年由东兴县颁发的《土地所有证》所确定的山界权属，并分别于2012年1月18日及同年1月29日送达给官东组及黄屋组，但该行政处理决定并未附录争议山岭的权属界线图。黄屋组不服该行政处理决定，向防城港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2年3月14日，防城港市政府作出防政复决[2012]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该行政处理决定。黄屋组不服，于2012年7月11日向港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港口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10日作出(2012)港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以港口区政府所作处理决定没有制作确定权属界线图，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判决撤销港口区政府于2012年1月18日作出的港区政处字[2012]01号行政处理决定，并责令港口区政府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对涉讼山林权属重新作出处理决定。黄屋组不服该判决，于2013年7月2日向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曰作出(2013)防市行终字第2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港口区政府根据该判决，于2013年12月6日重新作出港区政处字[2013]1号行政处理决定，将讼争山林确权给官东组所有。黄屋组不服该决定，向防城港市政府申请复议。防城港市政府于2014年4月21曰作出防政复决[20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以港口区政府港区政处字[2013]1号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决定撤销港口区政府港区政处字[2013]1号行政处理决定，由港口区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港口区政府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港区政处[2014]2号行政处理决定，争议的元岭(又称精场田岭)、亚乙岭(又称培胜公岭)属于官东组所有。黄屋组不服该决定，向防城港市政府申请复议，防城港市政府于2015年2月27曰作出[2014]37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港口区政府港区政处[2014]2号行政处理决定。
一审判决认为，港口区政府属县级人民政府，对本案享有执法主体资格，黄屋组及官东组对此均无异议，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故予以确认。关于港口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港口区政府在黄屋组请求申请调处后，进行实地调查、勘验、核实证据，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组织调解后经集体讨论决定作出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关于港口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根据生效的(2012)港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以及(2013)防市行终字第25号行政判决认定：争议的元岭、亚乙岭位于官山辽水库旁，1957年前属黄屋组所有，1957年兴建官山辽水库后，政府将争议山岭调整给官东组耕作，并于1962年由东兴县颁发《土地所有证》给官东组。这些事实有时任领导工作且经手办理的证人黄某1、黄某2、黄某3的证言证实以及黄某4、刘某证实官东组持有的《土地所有证》是他们于1962年填写的。而黄屋组没有提供证据否定该《土地所有证》的真实性。其提供的1981年的《山界林权证》本身就注明与官东组存在争议，不能作为确权的有效证据。因此，港口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关于本案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本案事实，港口区政府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下列证据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集体的山权林权，应以1962年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为准，凡是权属清楚的，都要稳定下来。”而官东组持有的东兴县1962年《土地所有证》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有效土地、山林权属证书。因此，港口区政府适用上述规定作为处理决定的依据，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港口区政府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的港区政处字[2014]2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防城港市政府复议维持正确。黄屋组起诉主张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理决定，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维持港口区政府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的港区政处字[2014]2号行政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黄屋组负担。
上诉人黄屋组上诉称,一、一审对本案无管辖权，二审法院应当裁定将本案移送至有管辖权的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进行审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其他法律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行政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作为被告之一的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的案件，应当由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管辖法院，港口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1957年兴建官山辽水库后，将两岭调整给第三人官东组耕作。这一认定没有任何依据，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仅依据港口区政府提供的证据13即黄某1出具的证明、证据14即黄某2出具的证明、证据15即黄某3出具的证明，便作出上述事实认定，是错误的，这些证明材料并不符合证据的“三性”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首先，不能证明这三份材料的来源，即无合法来源；其次，这三份材料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构成要件，没有证人的身份信息，证人没有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规定，未出庭作证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这三份材料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显然，一审判决作出上述认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一审判决认定，1962年10月29日，东兴县向第三人官东组颁发了《土地所有证》，其中该证对包括讼争山岭在内的权属进行确认。这一认定没有任何依据，认定事实错误。对于港口区政府提供的证据10即《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由于上诉人黄屋组一直对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并多次向调处机关及司法机关提出鉴定申请，只是相关部门违反法定程序不组织鉴定导致无法对《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的真伪进行鉴定，一审判决便直接采信《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颁发《土地所有证》，而从港口区政府提供的证据看，根本没有任何一份《土地所有证》，港口区政府提供的证据10的名称也只是《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并非《土地所有证》，显然，一审判决作出上述认定错误。3、一审判决对上诉人黄屋组在一审提出申请对《土地所有证附页》的填写时间、笔迹进行鉴定的问题作出认定，原告对该证据有异议的，应在政府调处时提出，原告在港口区政府多次调处过程中，均没有提出申请鉴定，已经超过申请鉴定的期限。上述认证是错误的，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首先，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权利纠纷当事人一方对权属纠纷证据有异议的，可以向法定鉴定机构申请鉴定。”根据该规定，并没有规定在向程序中向何机关提出鉴定申请，况且，上诉人黄屋组已于2012年2月间向复议机关市政府提出对《土地房产所有证附件》的鉴定申请，作为复议机关的市政府不予以答复，而维持[2012]01号行政处理决定，因此，上诉人黄屋组在本案第一次调处过程中已提出对《土地房产所有证附件》的鉴定申请；然后，上诉人黄屋组在(2012)港行初字第9号行政案件的法定举证期限内，又向港口区人民法院提出《土地房产所有证附件》的鉴定申请，但港口区人民法院以[2012]01号行政处理决定已被撤销，没有鉴定必要为由，同样不组织对《土地房产所有证附件》进行鉴定；上诉人黄屋组在(2013)防市行终字第25号行政案件中，上诉人黄屋组再次向二审法院提出对《土地房产所有证附件》的鉴定申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仍不予以组织委托鉴定。其次，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对“三大纠纷”案件证据的申请鉴定期限作出规定，一审判决否定上诉人黄屋组的鉴定申请是错误的。再次，对于《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确实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疑点：(1)《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左上角的“光坡大队官东生产队”字迹与此页的其它字迹明显不同，可推断出不是同一年代书写；(2)《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的文字相当一部分是使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即1977年以后实施的简化文字，这更进一步证实该证为事后伪造；(3)《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所记载的山岭名称与官东组提供的1981年《山权证》所记载的山岭名称及内容不一致，但官东组却一直强调说提供的1981年《山权证》来源于1962年《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显然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4)《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并没有记载填写日期和发证时间，亦无政府盖章确认，显然缺乏证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5)该证的全称是《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且是存根，且港口区林业局并没有该存根原件。根据《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关于颁发土地、房产证的指示》（民六二字408）中的“填发土地房产证须知”第十一条条规定：填证时，一律用毛笔写正楷。先填存根，经校对无误后，再填发给生产队和社员一联，领证人应大存根上签名或者盖章；第十二条规定：存根由市县民政部门保存备查。很显然，该证都不符合上述规定，是伪造的。另外，到底该证是否颁发给官东组，该证存根中无领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港口区政府无法查实，而官东组却一直未能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的正本，根本无法证明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6)《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仅为复印件，且每张复印件都有大面积的人为空白区域，有人为剪接之嫌疑；(7)《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山岭无任何关联，即该证中所记载的山岭名称根本不包含本案的争议山岭。存在如此多疑点的这份《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因此，上诉人黄屋组强烈要求人民法院委托对该份《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的原件进行司法鉴定，若无法与原件核实，提供原件作为样本送检，该份《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是绝对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三、港口区政府作出的港区政[2014]2号行政处理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程序违法。(1)一审判决认定,港口区政府在原告请求申请调处后，进行实地调查、勘验、核实证据，这一认定是错误的。本案并不是上诉人黄屋组提出调处申请，最初是由第三人官东组提出调处申请的。(2)一审判决认定，港口区政府组织调解后经集体讨论决定作出处理决定，这一认定是错误的。本案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4月21日作出的[2014]5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港口区政府[2013]1号行政处理决定，并要求港口区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后，港口区政府并没有启动重新处理的程序，没有向双方当事人制作、送达重新处理的通知书，没有告知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没有补充收集证据，更加没有召集当事人进行调解，港口区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18即调解会签到表，证据19即调解会记录，制作的时间是2008年8月15日，并非港口区政府重新调处期间所作的调解会笔录。港区政[2014]2号处理决定中港口区政府的整个执行程序违法。2、港区政[2014]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其中认定，1957年兴建官山辽水库后，将两岭调整给第三人官东组耕作，1962年四固定时东兴各族自治县人民委员会向官东组颁发了《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所有证》，经一、二审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有效的权属凭证，这一认定是错误的（理由同上）。3、港区政[2014]2号处理决定法律错误。该处理决定适用《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是错误的。首先，《条例》第三十四条并没有第六项，只有第（六）项；其次，从《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内容看，由于港口区政府提供的证据10即《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因此，该处理决定就算适用的是《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从内容上看亦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港口区政府执法程序违法、港区政[2014]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请求：一、撤销一审行政判决；二、撤销港口区政府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的港区政处[2014]2号行政处理决定；三、责令港口区政府对涉案争议的山岭权属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四、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港口区政府承担。
被上诉人港口区政府在庭上答辩称，一、关于一审法院管辖权的问题。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而上诉人提起一审诉讼的时间是2015年4月22日，本案起诉时新行政诉讼法尚未施行，应适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来确定一审管辖法院，上诉人主张适用新行政诉讼法来确定一审管辖法院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本案的事实，依照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七磊多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新行政诉讼法施行后，根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依照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已完成的程序事项，仍然有效。”所以，一审法院在2015年5月1日后对本案仍然具有管辖权。在审理期间，因新行政诉讼法的施行，一审法院根据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追加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作为一审共同被告，并不影响一审法院的管辖权。二、关于证人证言的采信问题。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没有上诉人所说的“未出庭作证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定，只有“应当出庭作证而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的规定。可见，没有出庭的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在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的情况下，同样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其次，一审判决并没有将证人证言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而是在对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综合考量后才对事实进行认定，符合证据采信规则。三、关于上诉人对第三人持有的《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的鉴定申请和彩信问题。一审判决不准许上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出的鉴定申请是正确的，一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在行政处理中就《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所作的处理合法也是正确的。四、关于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时是否应重新收集证据和重新组织调解的问题。首先，人民法院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港区证处字[2012]01号行政处理决定的理由是没有附图，市人民政府撤销港区证处字[2013]1号行政处理决定的理由是适用法律错误，两次撤销的原因都不是因为认定事实错误。其次，撤销原处理决定后，被上诉人需要做的是“重新作出处理决定”，而不是“重新处理”。因此原处理过程中所收集的证据和己完成的程序性事项仍然有效，可以作为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的依据而无须重复进行。上诉人主张没有重新收集证据和重新组织调解违反程序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防城港市政府答辩称，一、防政复决[2014]37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审查，港口区政府查明：1．黄屋组与官东组争议的元岭(又称精场田岭)、亚乙岭(又称培胜公岭)四至为：东至田边，南至田边，西至田边，北至田边；亚乙岭，又称培胜公岭，四至为：东至田边；南至田边，西至田边，北至大路边。2．关于元岭与精场田岭，亚乙岭与培胜公岭是否同属一个岭问题。在港口区政府召集双方对元岭(精场田岭)、亚乙岭(培胜公岭、进行现场勘查时，双方代表签字认可元岭与精场田岭，亚乙岭与培胜公岭同属一个岭，且官东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元岭、亚乙岭的界至范围与黄屋组《山界林权证》登记的精场田岭、培脏公岭的界至范围与实地相符。元岭与精场田岭同是一个岭，亚乙岭与培胜公岭同是一个岭。3．1957年政府修建官山辽水库时，将元岭、亚乙岭调整给官东组管理使用，在光坡村及周边村庄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亦有当时经办人的证实，事实清楚。4．关于官东组1962年《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否能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集体的山权林权，应以一九六二年“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为准。凡是权属清楚的，都要稳定下来。官东组1962年《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四固定”时东兴各族自治县人民委员会依法颁发给官东组的，登记有“元岭”、“亚乙岭”，坐落位置、界址四至清楚，且与实地相符，官东组亦提供了原件予以核实，证件的填写人也证实了该《土地房产所有证》是他本人于1962年填写的，且其证据“三性”已得到法院生效判决的认定，官东组1962年《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合法有效的权属凭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5．关于元岭、亚乙岭的管业问题。1989年林业部门组织机关干部及官东组群众在元岭、亚乙岭植树造林。2003年官东组在元岭亚乙岭退耕还林。此外，官东组的群众1962年以来经常在元岭、亚乙岭砍柴割草。元岭、亚乙岭一直以来都是官东组经营管理。本案中上诉人黄屋组提出官东组《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的鉴定问题，港口区人民法院(2015)港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已对此问题做出认定，复议机关认为其认定正确。上诉人黄屋组未能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权属证书，亦没有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其他证据材料，且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对元岭、亚乙岭进行长期经营管理，其复议请求本复议机关不予支持。港口区政府根据原东兴各族自治县委员会于1962年10月29日向官东组颁发的《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和官东组长期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确定争议山权给官东组属理由充分，复议机关予以支持。二、防政复决[2014]37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三、防政复决[2014]37号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港口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官东组述称，同意被上诉人港口区政府、防城港市政府的答辩意见。
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的证据提交。上诉人黄屋组申请对原审第三人官东组持有的涉案《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及附页进行司法鉴定，本院按照程序规定委托相关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经第一次组织随机抽取产生的正选机构为广科桂司司法鉴定中心，备选机构为广西公仆鉴定中心、广西金桂鉴定中心。但随后广科桂司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发来《退案函》，以“暂不具有文书形成时间鉴定的资质”为由，退回委托请求；广西公仆鉴定中心、广西金桂鉴定中心亦表示不愿意进行鉴定。经本院再次组织各方当事人协商，指定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东兴各族自治县生产队土地房产所有证》及附页进行司法鉴定。2017年2月17日，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给本院发来《退案说明函》，以“现有条件下无法完成委托事项”为由，退回委托申请。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委托鉴定、评估工作的管理办法（试行）》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本案属于“其他情况致使委托事项无法进行”的情形，本案司法鉴定委托事项终结。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但一审诉讼中黄屋组提出申请对官东组持有的《土地所有证》的填写时间、笔迹进行司法鉴定，一审判决认为黄屋组在港口区政府多次调处过程中，均没有提出申请鉴定，已经超过申请鉴定的期限，不予准许，这一认定没有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第一审由港口区人民法院管辖是否违反行政诉讼法的级别管辖规定；二、港口区政府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的港区政处字[2014]2号行政处理决定是否合法，一审判决予以维持是否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一。经审查，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屋组于2015年4月22日向一审港口区人民法院起诉，尽管港口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5日立案受理，但黄组屋系于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实施前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根据《最高院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依照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已经完成的程序事项,仍然有效”的规定，港口区人民法院予以立案受理并不违反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且黄屋组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对一审港口区人民法院的管辖权没有提出异议，视为认可,故本案第一审由港口区人民法院管辖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经审查，其一，本案经港口区政府立案调处，进行实地调查、勘验、核实证据，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调解未果后于2012年1月18作出港区政处字[2012]01号行政处理决定。因黄屋组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港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港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以港口区政府所作处理决定没有制作确定权属界线图，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判决撤销港区政处字[2012]01号行政处理决定，并责令港口区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黄屋组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3)防市行终字第2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港口区政府根据该判决，于2013年12月6日重新作出港区政处字[2013]1号行政处理决定。经防城港市政府复议，作出防政复决[20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以港口区政府港区政处字[2013]1号行政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决定予以撤销，由港口区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港口区政府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本案被诉的港区政处[2014]2号行政处理决定。综观港口区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事由，先后是原来所作处理决定没有制作确定权属界线图的程序问题和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其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理应根据经过司法审查和行政层级监督的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事由对症下药，依法纠错，同时，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等同于否认原来已经进行的立案、取证、实地勘查、调解等调处的程序性事项和形成的证据材料，基于有针对性的纠错并不实质影响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如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视为原来依法进行的行政程序和调查取证全部归为无效，不仅于法无据，而且损害行政效率，容易造成当事人诉累，故上诉人提出，港口区政府在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整个行政程序违法，理由不成立。其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集体的山权林权，应以1962年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为准，凡是权属清楚的，都要稳定下来。本案中，原审第三人官东组持有的原东兴县1962年《土地所有证》及附页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土地、山林权属证书，一是有原件核对、已经法庭质证、审查，二是有当时经办人员、填证人的证言等证据印证，三是已经生效的(2012)港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以及(2013)防市行终字第25号行政判决确认，四是虽然上诉人黄屋组提出质疑，并申请司法鉴定，但经本院按照相关程序委托鉴定，存在属于“其他情况致使委托事项无法进行”的情形，本案司法鉴定委托事项终结，而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足以反驳该《土地所有证》及附页的证明力，故现有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证实涉案的原审第三人官东组持有的东兴县1962年《土地所有证》及附页具有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的证据效力，据此，港口区政府据以适用上述规定作为处理决定的依据，主要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港口区政府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的港区政处字[2014]2号行政处理决定具有合法性，防城港市政府复议维持正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唯判决主文表述不当，应予纠正为“驳回原告防城港市港口区光坡镇光坡村黄屋组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黄屋组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第六十九、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防城港市港口区光坡镇光坡村黄屋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凌旭芳
审 判 员 李启宁
代理审判员 田 海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日
书 记 员 谭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