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6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农业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谢泽锋，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沙骏，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廖舒欣，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代代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法定代表人：高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渐佳，广东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省农业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代代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代代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3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7月11日，代代星公司（供方）与农机公司（需方）签订合同编号13CK180038-01《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代代星公司向农机公司提供104000台D×××××（Code746），含税单价217.67元，总金额22637680元，交货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前。供方按需方通知交货，供方送货到需方指定地点；需方收到货物后30天内支付全额货款给供方，发货后十个工作日内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给需方；等。
上述合同签订后，农机公司分别在2013年11月19日、21日、12月11日、19日在代代星公司开具的收货单上盖章确认收到数量总计104000台的DV839D（Code746），备注栏注明验收合格。同时，根据农机公司提供的《通关无纸化出口放行通知书》记载显示，上述货物在收货后的几天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鹏海关以农机公司的名义办理了出口手续，出口数量为104000台，最终目的国比利时。
2013年11月28日，代代星公司（供方）与农机公司（需方）签订合同编号13CK180025-01《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代代星公司向农机公司提供30600台750M**，含税单价135.06元，总金额4132836元；30600台751U**灯，含税单价2.70元，总金额82620元；……30600台7**读卡器，含税单价3.39元，总金额103734元，合计4825008元，交货时间在2014年1月31日前；供方按需方通知交货，供方送货到需方指定地点；需方预付货款，余款收到货物后30天内支付全额货款给供方，发货后十个工作日内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给需方；等。同日，双方还签订一份合同编号13CK180037-01《产品购销合同》，合同内容除产品数量均为9400台以及总金额为1482192元，其余产品名称、单价、交货时间均与上述合同一致。
代代星公司称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后其亦已将货物运送给农机公司，但农机公司不肯在送货单上盖章确认。另据农机公司提供的《通关无纸化出口放行通知书》记载显示，上述13CK180025-01《产品购销合同》中的货物分别在2013年12月27日和2014年1月1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鹏海关以农机公司的名义办理了出口手续，出口的数量合计20万台（个），最终目的国为巴西。
2014年1月16日，代代星公司向农机公司发出律师函，称其就上述三份合同已经向农机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但农机公司至今未有履行付款义务，共拖欠货款28944880元，要求农机公司在见函后三天内向代代星公司履行上述付款义务等。农机公司收到上述律师函后没有按代代星公司的要求付款。
2014年4月10日，农机公司向代代星公司出具《承诺函》表明：“广东省农业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机公司”）就与广州代代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代代星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分别为：13CK180025-01、13CK180037-01、13CK180038-01的发票税款等事宜，承诺在收到代代星公司开具的全额增值税发票后收到退税款或在中行办理退税质押贷款时，向其支付部分货款，金额为人民币4205666.32元”。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农机公司分次收取了代代星公司开具的上述涉案合同价值28944880元的增值税发票。
农机公司出具上述《承诺函》后，以没有收到下家的外汇，无法提供外汇水单及办理函调工作，导致至今无法办理退税款其亦无在中行办理退税质押贷款为由没有向代代星公司支付4205666.32元。代代星公司遂依据《承诺函》于2014年7月30日向原审法院主张货款4205665.51元。
原审庭审中，农机公司称其与代代星公司之间名为买卖，实为进出口代理关系，代代星公司主张的4205665.51元非货款而是退税款。农机公司为证实该事实，提交了两份2014年6月12日、9月25日由农机公司单方整理的《“三方”会谈纪要》和《约见代代星与高某乙等会议纪要》，“三方”会谈纪要的三方载明分别是原、农机公司和案外人广州市龙扬贸易有限公司的高某乙，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围绕三方之间在2013年发生的贸易和资金问题进行磋商：一、贸易和资金往来情况；1、2013年7月间代代星公司与农机公司签订四个采购合同（13CK180025-01、13CK180037-01、13CK180038-01、13CK180050-01），合同含税货款总金额人民币28944880.00元等；2、所载明内容其中为代代星公司只是开具了1600多万元的发票，余下1200多万元发票代代星公司以农机公司未付退税款为由不肯开具，导致农机公司对2014年4月前即将到期需要上报税局上年度发票无法申报工作，将导致损失严重。故在2014年4月10日约见代代星公司，并按代代星公司要求承诺退税款收到后付给代代星公司，才取得1200多万元的发票及报关单；3、载明的内容主要是说明截止2014年4月中旬，农机公司才收取代代星公司开出的28944880元增值税发票，并按规定正在申报出口退税，应退税款为4201973.18元，但由于没有收到下家的外汇，无法提供外汇水单及办理函调工作，导致农机公司无法取得上述退税款；代代星公司亦发律师函要求打官司解决其退税款问题等；二、解决争议的办法：其中2载明：由高某乙筹集资金10多万美元（或100万元人民币）作为该业务下家的滚动平账资金汇入农机公司，再按合同支付代代星公司，最后达到上下家平账的目的；3、代代星公司承诺除了协助农机公司和高某乙外汇结算结转外，还将积极配合农机公司和税局的函调工作，争取早日完成以上4个合同的退税款工作；等。9月25日的会议纪要参加人员记载为农机公司集团公司的领导、农机公司的执行董事等、代代星公司的董事长等、广州龙某贸易有限公司高某乙等，会谈纪要载明的内容主要涉及与本案有关的是：“在会上代代星公司高明、温某承认货物出口后已收到了最终外商的外汇，他们最终的要求是农机公司保证退还退税款4205665.51元，不惜以诉讼形式解决；另外亦载明高某乙欠农机公司集团公司巨款等”。证人高某乙承认其系欠农机公司集团公司款项，并自认证言内容是因参加上述两次会议听到而作出。代代星公司否认有对农机公司说过已收到外商全部货款，同时亦否认有参加该两个会议。农机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代代星公司有参加该两次的会议。
代代星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农机公司向代代星公司支付货款4205665.51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4月11日起计至款项清付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代代星公司与农机公司签订的三份《产品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中，代代星公司主张农机公司应向其支付货款4205665.51元，对此提交的除上述购销合同外，还提供了农机公司签收部分货物的收货单、农机公司收取代代星公司开出的总额为28944880元增值税发票的明细以及农机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以及农机公司提交的货物报关单及通关无纸化出口放行通知书，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农机公司欠代代星公司不少于4205666.32元的货款。农机公司至今未向代代星公司支付该款，现代代星公司要求农机公司支付4205665.51元并计付相应的利息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农机公司以其尚未在税务机关取得退税款或者在中行办理退税质押贷款，付款的条件未成就为由不同意支付。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承诺书》为农机公司单方向代代星公司所出具，其所附条件并非双方合意的结果，农机公司不能以此约束代代星公司，亦不能作为其不支付货款的依据。
至于农机公司认为本案其与代代星公司之间是名为购销合同，实为进出口代理法律关系，其在收货单上盖章是为配合代代星公司办理出口退税，实则没有收到货物，上述款项4205665.51元是退税款而非货款，出口货款的全部已由代代星公司自行收取等抗辩理由，农机公司虽然对此提交了两份《会谈纪要》和证人证言作为依据，但纪要首先为农机公司自己单方面作出，没有代代星公司签名或盖章，代代星公司亦不确认；其次，该纪要通篇内容亦未能反映原、农机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是进出口代理关系而非买卖关系；再次，代代星公司明确否认其参加了该两次会议，农机公司亦无证据证实代代星公司有参加该两次协调会议。故会谈纪要内容的真实性存疑，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而关于高某乙的证人证言，因其既非《产品购销合同》的相对方，亦不是合同履行的经办人，其亦承认证言内容是在农机公司所说的两次会议中听代代星公司所说；另外证人本身与农机公司的集团公司亦存在利害关系，故原审法院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亦不予确认。综上，农机公司认为其与代代星公司之间的交易系名为买卖，实为进出口代理关系，代代星公司主张的标的是退税款而非货款，货款已由代代星公司自行向外商收取等抗辩理由，均未能提交证据证实，亦无其他证据佐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农机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货款4205665.51元支付给代代星公司；
二、农机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货款的利息（从2014年4月11日起计至判决限定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支付给代代星公司。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案件受理费40845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农机公司负担。
上诉人农机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
（一）原审法院认定农机公司与代代星公司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中农机公司与代代星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代理合同关系，原审判决错误认定了合同关系。事实上，基于农机公司长期从事自营和代理进出口贸易业务，在行业内已具备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信誉度，资质优良，因此办理出口退税业务效率高，获得出口退税的时间较短，同时农机公司拥有畅通的融资渠道，为进出口贸易提供资金保障，因此很多工厂都会选择与农机公司合作，由农机公司为其代理货物进出口贸易。代代星公司基于上述原因选择与农机公司合作，由农机公司代理相关货物的出口贸易，农机公司收到税务主管部门的退税款后扣除相应的代理报酬及相关费用后将退税余款返还给代代星公司。由于现行出口退税政策要求在申请出口退税时申请人需要提供其与工厂签订的《购销合同》材料，因此双方当事人签订涉案《产品购销合同》及配套的货物签收单，目的在于配合以农机公司的名义尽快向税务主管部门申请出口退税，获得贸易项下的出口退税款。因此，《产品购销合同》及配套的货物签收单签订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购买货物，而是作为农机公司申请出口退税的必须资料而走的形式。实质上，《产品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没有真实的货物买卖交易背景，《产品购销合同》根本没有实际履行，签署的这些文件完全是为了报关及办理出口退税的需要。代代星公司没有向农机公司实际交付货物，农机公司也没有接收货物，代代星公司只是以农机公司的名义，借用农机公司的资质进行出口业务，除申请办理出口退税外，其他一切具体事务的办理都是由代代星公司自行完成的，农机公司与代代星公司的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纯粹的进出口代理业务。2.原审法院刻意回避了双方争议金额实质就是预付出口退税款的争议，对该争议焦点中代代星公司明显不能解释的疑点问题没有进行评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中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4205665.51元并计付相应的利息有理，本院予以支持。”该判决确认代代星公司主张的4205665.51元属于货款性质，农机公司认为这种判断与认定是不符事实和法律的，也是逻辑混乱的认定。（1）代代星公司诉称的《产品购销合同》（13CKl80038-O1），总货值为人民币22637680元，但其诉讼请求金额仅为4205665.51元。按照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农机公司未付的货款为全部22637680元，代代星公司只请求其中的4205665.51元明显有悖常理。（2）农机公司于2013年7月26日向代代星公司付款4825008元，代代星公司又于2013年8月6日退回农机公司701070.48元，代代星公司实际收到4123937.52元。农机公司与代代星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是20l3年7月11日签订的，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和交货日期均未到期的情况下，农机公司为何要支付该笔款项给代代星公司，代代星公司又为何要退还701070.48元给农机公司。这两笔资金动向明显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常理。而原审判决书刻意回避了这一关键的争议，代代星公司也不能解释清楚原因，而这一争议焦点正是双方争议的本质所在。（3）代代星公司主张的货款实际为出口退税款。关于代代星公司与农机公司提交的多份证据看来，代代星公司主张的4205665.51元实际上就是出口退税款。首先，代代星公司主张的诉讼请求金额与出口退税款计算所得金额是基本一致的。其次，在代代星公司提交的证据《承诺函》中，农机公司的意思表示支付货款4205666.32元也是在收到退税款或办理退税质押贷款后支付。农机公司会做如此陈述，代代星公司会接受此种承诺，无疑是因为代代星公司明确知道该笔款项的性质是出口退税款，只是避免由于办理出口退税时可能引发的风险，双方才对表述进行了修饰。再次，如前所述，农机公司于2013年7月26日向代代星公司付款4825008元，代代星公司又于2013年8月6日退回农机公司701070.48元，代代星公司实际收到4123937.52元。这个金额实际上就是双方预估的出口退税款，也与代代星公司诉请金额基本一致。这几个方面相互印证，彼此一致。3.代代星公司已经自行收取了出口货物的货款。在农机公司与代代星公司就案涉出口退税业务召开专题会议，代代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业务主办人均亲口承认了涉案出口货物的货款代代星公司已经向外方自行收取。代代星公司自行向外方收取货款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农机公司无法向税务主管部门提供外汇水单等资料，申请涉案出口退税事宜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主管税务部门多次向农机公司发出警告，要求农机公司撤销该笔贸易的出口退税申请。代代星公司自行收取货款的行为说明农机公司与其之间绝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
（二）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使农机公司丧失了救济权利，未能取证，导致案件事实不能查清、实体不公。因本案中，农机公司只是配合代代星公司出具文件，一切报关、交货、船运、收货、收汇的行为都是代代星公司自行完成的。代代星公司办理这些业务所形成的证据都在海关、外管局、船运公司中，农机公司已经主动向上述机关及单位申请调查，可是相关机构及单位均以涉及商业秘密或国家秘密为由拒绝了农机公司的请求，无奈之下农机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请求原审法院调取相关的证据。原审法院在收到农机公司提交的调取证据申请后，拒绝调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申请不予准许的，应当向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送达通知书。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在收到通知书的次日起三日内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作出答复。”而原审法院并没有向农机公司书面送达通知书，导致农机公司无法申请复议，没有调取到证据。而本案关于事实方面争议较大，调取证据是查明案件的基础，由于原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导致实体不公，农机公司因证据不足败诉。
（三）原审法院对《承诺书》的性质认定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根据《承诺书》之约定农机公司不应支付货款。《承诺书》所述“承诺在收到代代星公司开具的全额增值税发票后收到退税款或在中行办理退税质押贷款时，向其支付部分货款，金额为人民币4205666.32元”。原审法院认为《承诺书》“为被告单方向原告所出具，其所附条件并非双方合意的结果，被告不能以此约束原告，亦不能作为其不支付货款的依据”。原审法院对《承诺书》的法律性质认定不正确。《承诺书》是农机公司应代代星公司的要求出具的，实质是农机公司与代代星公司商议的结果，只是以《承诺书》的形式表现出来。1.代代星公司将《承诺书》作为证据及要求农机公司付款的依据提交，说明其是认可《承诺书》的内容的。2.代代星公司在起诉状中称“后被告作出口头承诺——将在原告向被告出具有关的增值税发票当天，向原告支付部分的货款。”该陈述实质上是对《承诺书》的真实意思进行扭曲后的认可。其表明双方事实上是进行了协商，并以出具有关增值税发票为付款条件之一。只是代代星公司为了达到诉讼目的，没有如实陈述双方协商的全部条件，而真正双方协商的结果就是表现为《承诺书》。3.代代星公司的起诉事实也是根据《承诺书》上的金额来起诉的，也说明了双方事后进行了协商，对付款金额达成了一致，就是4205665.51元。
（四）代代星公司因自行收取货款，导致农机公司不能收到外汇水单，无法办理出口退税，因而面临被税务机关及外管局处罚的风险，原审法院枉法裁判，判决农机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对农机公司极为不公。与代代星公司之间的业务合作，农机公司不仅没有获得代代星公司承诺支付给农机公司的进出口代理报酬，反要向代代星公司支付的货款，导致了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企业财产权和名誉权均遭受重大损失。
综上所述，代代星公司与农机公司实质上并非买卖合同关系，系代代星公司借用农机公司的出口资质，自行办理出口业务并且自行收取了货款。代代星公司诉请的款项实质上并非货款而是退税款。相反，由于代代星公司已经私自收取了货款，导致农机公司不能开具外汇水单，无法办理出口退税业务。原审法院未能查明争议的事实，导致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并且程序违法，故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代代星公司的起诉。
二审庭审期间，上诉人农机公司补充提出以下上诉意见：
（一）原审判决错误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1.涉案《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内容并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形式及实质。原审判决虽然对涉案《产品购销合同》作出了认定，但却忽略了该等《产品购销合同》并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形式及实质。经仔细查阅涉案《产品购销合同》的内容，该合同中有关“质量要求、技术标准、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等约定均十分笼统，仅简单约定了“符合供方合格品出厂标准”、“包装标准按供方包装标准”，且该等合同中没有其他条款或任何合同附件载明所谓“供方合格品出厂标准”、“供方包装标准”的具体内容；对于“合理损耗与计算方法”、违约责任等重要问题，涉案《产品购销合同》更是完全没有约定。其中，对于025合同，该合同第六条“结算方式及期限”约定的是“需方预付货款，余款收到货物后30天内支付全额货款给供方”，但对于预付货款的具体金额、支付时间等问题，该合同却未作任何约定。农机公司认为，涉案《产品购销合同》虽然名为“产品购销合同”，但对于货物质量、违约责任、包装方式、检验标准和方法、结算方式等买卖合同中应有的核心条款却鲜有明确约定，其内容根本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形式及实质，该等合同是本案双方为了代理涉案货物出口贸易签订的文件，其实质是代理关系。此外，对于037号合同，该合同第六条“结算方式及期限”约定的是“需方收到货物后30天内支付全额货款给供方”，即前述约定内容与025号合同中有关“结算方式及期限”的约定并不一致，但原审判决并未认真审查025合同、037号合同的具体内容，而是直接草率认定037号合同的“其余产品名称、单价、交货时间均与上述合同（即025号合同）一致”，事实认定存在错误。2.代代星公司并未实际履行涉案《产品购销合同》，涉案货物的报关、出口、收汇事宜均由代代星公司自行办理，原审判决未对涉案《产品购销合同》的履行环节进行仔细审查，存在重大错误和遗漏。农机公司认为，在本案中，双方对于涉案《产品购销合同》是否切实履行这一问题存在巨大争议，然而，纵观整个原审判决，原审法院对前述本案最重要的争议焦点却未仔细进行审查，存在重大错误和遗漏，理由如下：（1）代代星公司的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已履行涉案《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根据涉案《产品购销合同》第三条“交货时间、地点、方式”的约定，“供方按需方通知交货，供方送货到需方指定地点。”鉴此，农机公司认为，为证明代代星公司已履行其交货义务，其至少需要证明农机公司已通知代代星公司要求交货和相关货物已运送至农机公司指定地点并交付。但是，如前所述，代代星公司并未实际向农机公司交付货物。假设代代星公司的确如其所称履行了交货义务，对于诉争的038号合同而言，代代星公司除了收货单以外，并未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其已履行诉争合同的证据（比如农机公司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通知代代星公司交货、农机公司收货的具体经办人员、收货方式等），即代代星公司提供的证据链并不完整；对于025号合同及037号合同，代代星公司更未提供任何能证明其已向农机公司履行交货义务的证据，仅是简单声称“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后，其亦已将货物运送给被告，但被告不肯在送货单上盖章确认”。试问如果代代星公司在原审庭审时声称的“农机公司自行上门提货”的情况属实，那么，在农机公司未支付货款且不肯办理签收手续的情况下，代代星公司怎么可能同意农机公司提货。由此可见，代代星公司的陈述不仅完全不符合常理，更没有任何证据加以支持。因此，农机公司认为，在代代星公司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草率认定代代星公司已履行涉案《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依据不足。（2）涉案货物是否出关并不能作为代代星公司已履行涉案《产品购销合同》的认定依据。签订涉案《产品购销合同》后，代代星公司并未实际向农机公司交货，而是自行将涉案货物出售给了其在境外的买方，且涉案货物的报关、出口手续由代代星公司自行委托报关行及船运公司办理，并最终借农机公司的名义在大鹏海关出关。因相关报关、运输单据的原件均由代代星公司持有，农机公司曾多番要求代代星公司提供该等单据的原件，但代代星公司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搪塞，甚至拒绝提供大部分单据的原件或在提供复印件时遮盖相关提（运）单中的重要信息。在原审时，为了证明涉案货物的报关、出口手续均由代代星公司自行办理，农机公司已尽最大可能提供了自身掌握的报关、运输单据的复印件，并提供了涉案货物承运人的电子邮件。同时，正是由于农机公司并不掌握涉案货物的全套报关、运输单据原件，且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向相关报关行、船运公司收集前述材料，农机公司才向原审法院申请进行调查取证，但原审法院未予准许，最终导致农机公司无法获得本案至关重要的证据，丧失了实体上的救济权利。因此，农机公司认为，有关涉案货物报关、出口的情况仍存在重大疑问，但原审法院在未查明该等事实的情况下即以涉案货物已出关而认定代代星公司履行了涉案《产品购销合同》，实属错误。（3）原审判决未查明代代星公司已自行向其境外买方收取外汇的事实。原审时，为了证明代代星公司已将涉案货物出售给其境外买家并收取了所有货款等事实，农机公司已提供了《三方会谈纪要》及2014年9月25日会议纪要等证据，且前述证据反映的内容能与农机公司的其他证据、证人高某乙的证言相互印证。综上，农机公司认为，在双方当事人对涉案《产品购销合同》的履行环节存在极大争议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对此却未作进一步审查与认定，存在重大错误及遗漏。3.原审判决未查明起诉标的金额与出口退税金额之间的关系。根据涉案三份《产品购销合同》项下货物的出口货物离岸价格及该等货物的相应退税率，农机公司代理涉案出口贸易可获得的退税款共计4205666.32元（其中，诉争的038号合同的退税金额为3289235.56元，025号合同的退税金额为701069.53元，037号合同的退税金额为215361.23元）。根据农机公司与代代星公司之间达成的交易安排，农机公司在获得前述退税款后，将支付给代代星公司，作为代代星公司在本案交易中的收益。但是，诉争的038号合同的金额为22637680元，涉案三份《产品购销合同》的总额为28944880元。并且，根据代代星公司向农机公司出具的《律师函》，代代星公司曾明确向农机公司发函催收涉案三份《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所有货款。假设农机公司确如代代星公司所称未向其支付诉争合同的全部价款，那么，代代星公司为何不向农机公司主张支付诉争合同的所有货款，而只主张4205665.51元这一如此精确的数额，为何4205665.51元这一数额与涉案三笔出口贸易的退税款总额4205666.32元基本一致。进一步而言，如农机公司欠付涉案《产品购销合同》所有货款的假设成立，从代代星公司发律师函催收及要求农机公司出具《承诺函》这一点可看出，代代星公司与农机公司之间实际上已产生了巨大争议，在此情况下，代代星公司原审时提出的其是“出于节约诉讼费的考虑以及与农机公司关系较好”才主张部分货款的说法更是有悖常理。鉴此，农机公司认为，代代星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出口退税款的收益，原审判决严重忽略了起诉标的金额与出口退税金额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错误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为买卖关系。
（二）原审判决未认定农机公司已向代代星公司预付出口退税款的事实，存在重大遗漏。如前所述，农机公司早已于2013年7月26日便向代代星公司预付了本案交易的出口退税款共计4825008元。就代代星公司提出的“原告是依据被告的指示把款项转到广州市旗鼎源贸易有限公司”的说法，代代星公司从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支持。况且，农机公司向代代星公司预付了出口退税款后，该等款项就属于代代星公司自己的财产，代代星公司如何处理该等款项与农机公司无关，如产生纠纷，也属于代代星公司与案外人广州市旗鼎源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农机公司认为，基于农机公司已履行了其在本案交易项下支付出口退税款的义务，代代星公司起诉要求农机公司支付该等款项本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然而，原审判决却对已有充分证据证明的前述事实只字未提，且未作出任何认定，属于重大遗漏。
（三）原审判决错误认定《承诺函》所付条件不能约束代代星公司，自相矛盾。原审判决在“事实查明”部分已认定代代星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是《承诺函》，然而，随后却又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承诺函》为被告单方向原告所出具，其所付条件并非双方合意的结果，被告不能以此约束原告”，实属自相矛盾；并且，原审判决对《承诺函》的性质的认定也存在错误，理由如下：1.《承诺函》是农机公司应代代星公司要求所出具的，文字表述、所附条件均是应代代星公司要求而起草的，代代星公司将《承诺函》作为本案证据，并以此要求农机公司支付所谓货款，足以证明代代星公司对《承诺函》的内容是认可的。然而，原审判决将《承诺函》的内容进行无理拆分，属自相矛盾。2.农机公司之所以向代代星公司出具《承诺函》，原因在于在农机公司办理出口退税手续时，代代星公司迟迟未向农机公司提供本案交易的全部增值税发票，导致出口退税手续一直无法顺利进行。为了保障出口退税事宜能够得以解决，农机公司不得已才应代代星公司的要求出具该《承诺函》。3.如果农机公司确如代代星公司所言未向其支付涉案三份《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全部价款，代代星公司大可要求农机公司承诺偿还总额28944880元。4.代代星公司不顾商业诚信原则，在农机公司已预先支付出口退税款的情况下，却还要求农机公司出具《承诺函》并随后起诉要求主张所谓货款，农机公司有理由怀疑，该《承诺函》是代代星公司为了提起本案诉讼之目的，使得出口退税款能够以货款形式进行表现所创造的证据。
（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鉴于原审判决错误认定本案法律关系属于买卖合同关系，且错误认定农机公司未履行所谓“买卖合同”项下的义务，因此，原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一百零七、一百三十条及一百五十九条处理本案，存在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代代星公司答辩表示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农机公司主张其与代代星公司之间系代理出口合作关系，涉案货物是由代代星公司直接负责报关和出口手续，并由其自行委托深圳市深嘉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嘉润公司）、深圳市腾格里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格里海公司）及东方海外货柜航运（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海外公司）、赫伯罗特船务（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伯罗特公司）、马某乙（中国）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某乙公司）等报关行和船运公司办理涉案货物的报关、运输手续，涉案货物最终在大鹏海关出关。农机公司以上述报关行、船运公司以及大鹏海关的报关、运输单据无法自行调取为由，申请本院向深嘉润公司、腾格里海公司、大鹏海关调取案涉货物的出口货物报关单以及报关单项下的随附单证；同时申请本院向东方海外公司深圳分公司、赫伯罗特公司深圳分公司、马某乙公司深圳分公司调取案涉货物的订舱单。
本院根据农机公司的申请，依法向大鹏海关进行调查取证，大鹏海关向本院出具了涉案货物的出口报关单及随附发票，其中记载的发货单位均为农机公司，申报单位均为腾格里海公司。
农机公司质证认为海关只对报关单作形式审查，而无需实质审查货物的实际发货人，故该项证据不能证实涉案货物的实际报关人及发货人是农机公司。代代星公司则认为报关单足以证实发货单位就是农机公司。
本院另通过致电及发出协助调查函等方式向某乙嘉润公司、腾格里海公司、东方海外公司、赫伯罗特公司、马某乙公司调取涉案货物的报关、运输单证，其后仅有东方海外公司广州分公司以及马某乙公司提交部分单证的英文件。农机公司委托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对马某乙公司提供的货运单证进行公证翻译，并确认作为其二审新证据提交。该部分货运单证中记载的货主、订舱公司、发货人均为“ZIEGLERLOGISTICS（HONGKONG）LTD”（以下简称捷格乐公司）。
农机公司另向本院提交2015年8月26日其与捷格乐公司的往来邮件，拟证实捷格乐公司以农机公司并非上述货物的实际发货人而拒绝向其提供所涉货物的正本提单信息。
经质证，代代星公司表示上述证据均与本案无关联。
另查明，农机公司在诉讼中主张其司曾于2013年7月26日向代代星公司预付出口退税款4825008元，并根据代代星公司的指示将部分款项划入广州市旗鼎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鼎原公司）。代代星公司不确认该笔款项为预付出口退税款，并认为该款已于2013年7月30日回转划入农机公司的上级单位广东省广业电子机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1.农机公司与代代星公司之间设立的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进出口代理关系；2.农机公司是否应向代代星公司支付讼争款项4205665.51元。
关于双方设立的法律关系性质认定问题。本案中，代代星公司主张与农机公司设立买卖合同关系，不仅提供了双方签订的13CK180038-01《产品购销合同》，还就其履约事实提供了代代星公司分别于2013年11月19日、11月21日、12月11日、12月19日盖章确认的收货单以及上述货物以农机公司名义办理出口手续的《通关无纸化出口放行通知书》，上述证据形式、内容均合法有效，且各项证据相互印证、相互关联，足以充分证实双方之间买卖合同设立和履行的事实。反之，农机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双方为进出口代理法律关系，但综合分析其在本案一、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其一，农机公司原审供的两份会议纪要均为其单方制作形成，未经代代星公司的盖章确认，故不具有相关证明力。而其证人高某乙与涉案交易之间的关联性缺乏相应证据证实，其证人证言同样缺乏相应的证明力。其二，根据农机公司申请本院协助调取的证据材料，其中由大鹏海关提供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及随附发票均显示实际报关人和发货人为农机公司，而马某乙公司提供的货运单证所记载货主、订舱公司、发货人虽为捷格乐公司，但并无进一步证据证实其与代代星公司之间存在关联。至于农机公司自行提供的其与捷格乐公司之间往来邮件，同样未能反映农机公司所称涉案货物的出口报关、订舱运输等手续均由代代星公司负责办理的事实。其三，农机公司主张其于2013年7月26日向代代星公司预付出口退税款4825008元，但仅从该笔款项的划转情况并不能证实款项性质为出口退税款。因此，经分析对比双方举证情况，农机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均与其主张事实缺乏必然关联，显然不足以否定和推翻代代星公司的证据效力。此外，关于农机公司上诉提出代代星公司主张的货款金额与13CK180038-01《产品购销合同》项下供货总额不一致、而与2014年4月10日《承诺函》中的内容相关联的问题，本院认为，代代星公司是否在本案中全额主张货款是其对自有权利的处分，至于农机公司于2014年4月10日自行出具《承诺函》，虽提及该笔款项的支付条件为“收到代代星公司开具的全额增值税发票后收到退税款或在中行办理退税质押贷款”，但也未注明该款性质为出口退税款，反之农机公司自行表述“支付部分货款，金额为人民币4205665.51元”。因此，农机公司所称讼争4205665.51元款项与其核算的出口退税款金额吻合，并据此认为双方实际为出口代理法律关系，均属于农机公司的主观推断，欠缺实质证据支持，故本院对农机公司的该部分上诉意见均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农机公司是否应向代代星公司支付4205665.51元欠款的问题。虽农机公司在《承诺函》中提出其付款条件为取得退税款或在中行办理退税质押贷款，但正如原审法院所称，该《承诺函》仅是农机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其单方设定的付款条件对代代星公司不具有约束力。而农机公司上诉主张代代星公司已自行向境外买方收取货款，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据此，代代星公司主张农机公司支付货款4205665.51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农机公司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845元，由上诉人广东省农业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 芳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代理审判员 江志文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廖嘉娴
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