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民再19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潘修佐，男，1950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委托代理人：陈义平，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跃晓，女，1976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系潘修佐之女。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瓯海支行，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杏花路202号。
负责人：周香红，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胡祥甫，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青航，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潘修佐与被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瓯海支行（以下简称温州银行瓯海支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30日作出（2015）浙温民终字第1653号民事判决。潘修佐不服该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8月21日作出（2016）浙民申166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潘修佐的委托代理人陈义平、潘跃晓，温州银行瓯海支行的委托代理人胡祥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修佐于2014年5月20日向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称：潘修佐在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副行长陈曦的指引下，先后于2011年1月14日、2月22日和5月24日，在温州银行瓯海支行营业场所签订了《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三份，委托理财总金额为310万元，委托贷款月利率均为6.9‰，贷款期限均为一年。委托合同被指定的借款人均是林友奇，被指定担保人均为浙江夫卡伽进出口有限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陈曦集资诈骗一事案发，潘修佐才得知陈曦身为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副行长，以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名义并以代为理财为由，利用温州银行使用过的合同样本加盖伪造的银行印章，在其工作地点及上班时间，通过柜台交易等职务活动，使潘修佐签订《委托贷款委托合同》，而潘修佐汇入银行账户用于理财款项均被陈曦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扣除案发后已追赃的78199元，潘修佐本金损失达302余万元。因此，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在管理上存在疏漏，使得其工作人员能够利用职务身份和便利条件实施了诈骗行为，直接导致了潘修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请求判令温州银行瓯海支行赔偿经济损失本金人民币302万元及利息（其中100万元从2011年1月14日、100万元从2011年2月22日、110万元从2011年5月24日开始，按月利率6.9‰计算至实际赔偿之日止）。
温州银行瓯海支行答辩称：（一）潘修佐资金被陈曦诈骗受损系因其本人过错所致，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无关。1、陈曦于2011年11月底提出辞职时，已无力偿付非法集资的高额利息，潘修佐遂开始向其索要该310万元。由于债权人较多，陈曦委托一名律师协调解决还款事宜，潘修佐从清算组分配获得7.82万元，同时向公安部门举报，在公安部门认定陈曦资不抵债后，潘修佐才于2012年4月下旬要求温州银行瓯海支行赔偿，并于2012年10月向法院起诉。由此可证明潘修佐事先明知其所办理的业务并非银行真实委托贷款业务。2、潘修佐在案发两年前开始与陈曦保持着个人“高利借贷”关系。陈曦于2010开始以高额利息向亲友集资，而潘修佐与林友奇、雷少军等人互不相识，却在2010年4月7日将100万元转账至林友奇账户内，并在一年后收取陈曦通过雷少军账户支付的118万元，之后又将本案310万元转账给林友奇。陈曦于自首前夕在潘修佐敦促还债的压力下，通过雷少军账户向潘修佐支付8万元利息。结合林友奇和雷少军账户实际由陈曦控制使用的事实，及潘修佐在公安部门所述贷款月利率是1.7分，可断定上述100万元及本案的310万元均是潘修佐向陈曦发放的高利贷。3、潘修佐在温州银行新桥支行办理过真实委托贷款业务，对委托贷款业务流程有所了解，且当时委托资金是150万元，获得收益是一年6.6万余元，因此其明知正常委托贷款收益不可能高达1.7分利息。真实委托贷款资金是通过银行向借款人发放，利息收益由银行转付给委托人，有《委托贷款申请表》和《委托贷款通知单》及《划收委托存款通知书》等凭证，并由委托人签字确认，有固定的营业税及附加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及理财中心签章确认。但是本案的虚假委托贷款业务是潘修佐直接将三笔资金划付至林友奇账户内，收益由陈曦通过个人账户支付，没有上述书面凭证，营业税及附加税等填写不规范，也无理财中心盖章。4、三份虚假合同中一份是潘修佐在2011年1月15日（星期六银行休息日）签订的，而2011年2月23日和2011年5月25日均未有陈曦的考勤记录。潘修佐称其在银行营业时间和营业场所签订本案合同与事实不符。（二）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内部管理制度完备、执行到位，主要有：1、规范的印章管理制度，对各类印章的保管、使用均有严格要求；2、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在2009年7月份就启用电子打印合同文本，合同中所有信息要素均由打印生成，且未经内部流程审批，合同文本无法打印盖章；3、重要空白凭证控制制度，对重要空白凭证都有编号、水印、密押或入库保管等管理要求，但委托贷款合同不属于银行重控凭证；4、员工行为管理制度，制定《温州银行工作人员“十个严禁”》、《工作人员八小时外行为失范监察管理规定》等，明确员工不得与客户发生经济往来，并多次组织开展员工行为排查；5、2009年已制定《委托贷款操作规程》和《关于规范开展委托理财组合产品业务的指导意见》，对委托贷款业务流程进行了详细规定，禁止委托人将委托款直接汇给借款人，并对委托理财的税费及手续费都作了明确规定，不得任意减免。综上，温州银行瓯海支行的制度及执行情况均不存在疏漏。（三）刑事判决中已责令陈曦退赔所有违法所得，潘修佐的损失属刑事退赔范畴，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对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潘修佐主观上存在过错，温州银行瓯海支行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鹿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于2012年4月17日出具情况说明证明陈曦犯罪行为属陈曦个人诈骗行为，与银行无关。（四）之前一、二审法院均已向潘修佐明确告知以合同违约责任主张权利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在充分释明的情况下要求其变更为侵权责任之诉，但潘修佐仍坚持以违约责任起诉，后被法院驳回。本案事实及潘修佐要求赔偿的诉求已经审理终结，现又要求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承担赔偿责任，属于“一事二审”，应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五）潘修佐在2012年初已知晓陈曦犯罪事实，并于2012年3月18日前往公安部门作询问笔录，虽然其于2012年10月向法院提起合同纠纷之诉，但系主张违约赔偿，而非侵权赔偿，因此，潘修佐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未曾要求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故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1年1月至5月，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公司部总经理助理陈曦为弥补资金出借无法收回及投资失利等损失，虚构由温州银行担保将资金借给他人以收取高额利息的事实，以代为理财为由，用温州银行弃用的委托贷款合同样本加盖伪造的银行印章等，与潘修佐签订《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三份，记载委托贷款月利率均为6.9‰，骗取潘修佐资金共计310万元，资金均由潘修佐本人温州银行账户直接转账至由陈曦实际控制使用的林友奇账户。陈曦无法偿付本息后，委托律师处理包括本案金额在内的债务问题，因双方协商不下，陈曦于2012年2月向公安机关投案。同年12月3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陈曦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责令陈曦退赔全部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潘修佐在该刑事判决被害人之列，被骗款项310万元亦属陈曦集资诈骗范围。潘修佐已通过债权人会议，分得退赔金额78199元。2012年10月23日，潘修佐向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其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存在委托贷款合同关系为由，要求温州银行瓯海支行返还委托贷款本金310万元并支付利息。2013年1月18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2012）温鹿商初字第3370号民事裁定，认定陈曦与潘修佐签订虚假委托贷款合同的行为已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集资诈骗罪，潘修佐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之间不存在合法民事法律关系，涉案310万元款项属于刑事退赔范围，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故驳回潘修佐的起诉。潘修佐对该裁定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同年3月14日作出（2013）浙温商终字第438号民事裁定，认定案涉款项属陈曦集资诈骗范围，法院已判令陈曦退赔全部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潘修佐再以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存在金融委托理财合同为由起诉温州银行瓯海支行要求其履行合同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潘修佐称因在温州银行瓯海支行住所及陈曦系该支行工作人员进而相信其有权代理，仅属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是否有管理疏漏问题，至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是否需要承担管理方面的过错赔偿责任，属于另一之诉，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对潘修佐进行释明后，其仍坚持双方存在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为此一审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另查明，潘修佐曾于2009年与温州银行新桥支行签订《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办理委托贷款业务，款项由潘修佐存入其在银行开立的账户内，由银行再划转至指定借款人账户。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潘修佐签订虚假《委托贷款委托合同》，被陈曦骗取资金310万元的事实明确，且陈曦因集资诈骗犯罪已被依法判处刑罚，并责令其退赔全部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现潘修佐起诉温州银行瓯海支行要求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双方主要争议在于潘修佐的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以及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是否存在管理疏漏，是否应当对潘修佐的损失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关于本案诉讼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当事人申请再审。据此，对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就同一标的、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行起诉。潘修佐曾以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之间存在委托贷款合同关系为由，诉请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承担履行合同义务之责任，而本次起诉以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存在管理方面之过错以致陈曦犯罪得逞为由要求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承担过错赔偿责任，虽然二者诉求均为要求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支付款项，但二者基于不同法律关系，理由亦不同，故不属于“一事不再理”范畴。关于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一般诉讼时效为两年，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起算。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潘修佐受陈曦欺骗办理虚假委托贷款手续发生在2011年，2012年12月经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陈曦上述行为属集资诈骗犯罪。潘修佐于2012年10月起诉要求温州银行瓯海支行返还310万元及利息，2013年3月被终审驳回起诉；后潘修佐于2014年5月提起本案诉讼，诉请温州银行瓯海支行返还302万元及利息。上述过程中，潘修佐的诉求标的一致，均系要求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承担弥补其受骗损失的责任，故其本次起诉尚未超过诉讼时效。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的要件是行为人为一定行为、该行为有过错、受害人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以及该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陈曦诈骗犯罪即属于“私刻公章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犯罪行为”的情形，但据上述规定，此种情形原则上单位不承担民事责任，只有“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情形下，单位才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潘修佐在办理虚假委托贷款业务前曾在温州银行新桥支行办理过委托贷款业务，对委托贷款手续流程应有所了解。根据温州银行相关规定，所谓委托贷款系指由委托人提供资金，由银行代为发放给特定借款人并进行监督使用、协助收回的一项业务。该业务要求委托人在办理委托贷款时在其银行账户存入足额资金，并填写申请表、签署《委托贷款通知单》、《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后出具《划收委托存款通知书》，从委托人账户内将等同贷款金额的款项划转委托存款账户，再签发《划收委托存款通知书》回执并办理出账手续。在此过程中，需要经办行营业部、业务部及支行行长审批，加盖公章及签名章等。上述流程规定详细，且对印信管理亦有配套规定，而陈曦犯罪过程中系利用弃用合同样本亦未使用银行印章，故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在合同、公章等管理中并无过错。虽然潘修佐作为普通客户，不具有银行业专业知识，不能对其加以严格苛求，但是，即使作为普通客户，对于金额较大的委托贷款业务自身亦应尽重要注意义务，况且其此前办理过真实委托贷款业务，即是按照上述流程进行，相关材料均有潘修佐本人签名确认，资金存入潘修佐本人账户由银行划转。而涉案的虚假委托贷款业务中，约定的贷款收益明显高于正常委托贷款收益，没有委托贷款通知单、划收委托存款通知书等材料，且涉案款项系由潘修佐本人从其温州银行账户内直接划付至林友奇账户，明显与正常委托贷款业务不同，对于银行柜面工作人员而言亦无法察觉。据此，潘修佐被陈曦骗取涉案款项是因为出于对陈曦伪造印章的信任，同时亦有自身防范意识不足的原因。陈曦作为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员工，伪造印章进行集资诈骗，说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对其员工的教育管理确有一定疏漏，应予加强。但是，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在陈曦集资诈骗犯罪中并无明显过错，亦与潘修佐被骗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故潘修佐要求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潘修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960元，由潘修佐负担。
潘修佐不服一审判决，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潘修佐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潘修佐被诈骗的过程系陈曦在银行营业时间亲自带着潘修佐在营业柜台、亲自为潘修佐填好单子让潘修佐签字转款，正因如此，银行柜台营业人员未加审查，也未进行询问直接办理了转账手续。陈曦掌握林友奇的个人银行账户，可以轻易随时支取大笔现金，也说明温州银行管理存在疏漏。关于2009年3月24日的委托贷款业务，温州银行瓯海支行陈述称因2009年2月11日贷给林友奇后发现科目错误而收回贷款，再于3月24日贷出，以3月24日的合同代替2月11日签订的合同，该事实缺乏证据支持，即使该事实成立，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未在3月24日的合同上加以说明，也未对2月11日的合同做作废处理，上述操作进一步暴露了其管理上的混乱。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在一审提供的有关规章制度及制度落实情况的文件，均是温州银行瓯海支行的内部文件，系单方提供，无法证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管理制度完善的事实。（二）潘修佐于2009年2月、2010年4月办理过真实的委托贷款业务，银行从未告知潘修佐业务办理的流程，潘修佐作为一般储户不可能知晓该业务流程，且潘修佐办理上述两次业务均在温州银行办理，但两次流程也不一致。因此，一审认定潘修佐知晓流程，与事实不符。（三）潘修佐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明显存在管理上的疏忽，具有明显过错，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判令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未尽到内部控制和管理之责，且该管理疏漏与潘修佐受骗存在因果关系，潘修佐不具备识别银行印章真伪的能力，已经尽到了普通人的小心谨慎的注意义务。一审法院认定温州银行瓯海支行不具有明显过错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支持潘修佐的一审诉讼请求。
温州银行瓯海支行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认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潘修佐没有证据证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存在管理上的疏漏并具有明显过错，因此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适用情形。此外，潘修佐与陈曦存在高利借贷关系，高利借贷系陈曦个人行为，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无关。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审查了当事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陈述，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潘修佐曾于2012年10月23日以陈曦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其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存在有效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关系为由，诉请温州银行瓯海支行返还委托贷款本金并支付利息。一、二审法院均认为潘修佐是基于对伪造印章的信任而进行了系列委托理财行为，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不存在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进而驳回了潘修佐的起诉。故根据已生效的法院民事裁定书，陈曦用温州银行弃用的委托贷款合同样本加盖伪造的银行印章等，与潘修佐签订虚假委托贷款合同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并非温州银行瓯海支行的行为。
至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在本案中是否具有明显过错的问题。本案中，涉案的三份委托贷款合同均系陈曦用温州银行弃用的委托贷款合同样本，私刻银行公章和银行负责人私章等签订，该事实清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温州银行瓯海支行为规范业务管理和加强队伍建设，制定了一系列的内部规章制度，如《温州银行工作人员“十个严禁”》、《委托贷款操作流程》、《关于规范开展委托理财组合产品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既然属于内部文件，则由其单方提供显属正常，潘修佐以此为由主张温州银行瓯海支行管理制度并不完善，缺乏依据。潘修佐在办理业务时，姑且不论是否由陈曦陪同以及单据是否由陈曦代为填写，但潘修佐本人均已到场并在单据上亲笔签字确认提交给银行柜台，现潘修佐诉称银行柜面工作人员未尽到审查义务，依据不足。根据陈曦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林友奇的银行卡长期由陈曦持有并使用，受害人的款项转账至林友奇的账户后，陈曦一次性转账至另一案外人账户后再分多次用网银转至另一人案外人账户。鉴于网银转账操作只需持有银行卡账户及密码等随时随地即可完成，无需一定在银行柜台操作，对此银行很难察觉存在异常之处。潘修佐诉称陈曦以现金方式随时取走大笔款项，与事实不符，其以此主张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存在管理漏洞，亦缺乏证据支持。对于2009年2月11日与3月24日的委托贷款合同，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已经作出了合理解释，并提供了委托贷款合同、内部事务答复意见书、林友奇账户明细等材料予以佐证，一审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对于银行而言，及时纠正业务上的操作失误亦符合情理，潘修佐以该笔业务的操作失误主张温州银行瓯海支行管理混乱，依据不足。根据温州银行相关规定，委托贷款业务具有特定的手续流程，潘修佐作为普通客户虽不具有银行业专业知识，但对于巨额款项的往来仍应当尽到普通人应有的注意义务，即使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未告知其相关流程，但潘修佐办理过真实的委托贷款业务，应知晓资金应存入本人开设的账户由银行划转以及通常的贷款收益标准等，故一审法院该认定亦无不当。
综上，潘修佐的上诉主张均无法证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在陈曦实施集资诈骗的犯罪行为致潘修佐受害的过程中具有明显过错，亦无法证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与潘修佐被骗遭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其诉请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30960元，由上诉人潘修佐负担，二审予以免收。
潘修佐不服一、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认定事实错误。1、陈曦是温州银行瓯海支行行长助理兼业务部经理，诈骗使用的是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格式化的委托贷款合同文本，诈骗行为实施的地点和时间是温州银行瓯海支行的营业地点和营业时间，并且最终是通过温州银行瓯海支行的柜台营业人员将款项转入借款人账户。此外，陈曦掌握林友奇的账户，可以随时大笔取现，证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的管理混乱。2、潘修佐不知道委托贷款业务的流程。3、将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提供的内部文件作为温州银行瓯海支行管理规范的证据，明显错误。（二）一、二审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潘修佐提供的证据材料可以证实，在温州银行瓯海支行的营业场所、营业柜台、通过银行的交易程序、有真实的银行印章、进账凭证，且在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工作人员的操作下提走巨额资金，明显存有过错。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潘修佐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温州银行瓯海支行赔偿潘修佐经济损失本金人民币302万元及利息（其中100万元从2011年1月14日、100万元从2011年2月22日、110万元从2011年5月24日开始，按月利率6.9‰计算至实际赔偿之日止）。
温州银行瓯海支行答辩称：(一)潘修佐一案两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依照其它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在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温商终字第438号案件中，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已对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问题向潘修佐释明，但潘修佐不以法院释明选择其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之间可能存在侵权法律关系而坚持以合同法律关系主张自己的请求权。故在一、二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后，再次对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提起侵权赔偿之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二）潘修佐申请再审已超过法定的六个月的时限。（三）潘修佐曾于2009年2月11日在温州银行新桥支行做过合规的委托贷款业务，于2011年4月7日与陈曦做过一次高利借贷（也是以虚假委托贷款业务为名，因陈曦按时归还本息而未案发）。故潘修佐对以虚假委托贷款业务为名的高利借贷与合规的银行委托贷款业务之间区别是明知的。因为从打款对象看，合规委托贷款业务中，潘修佐的资金是打入到银行监管账户，再由银行放款给贷款人；而潘修佐与陈曦的虚假委托贷款，资金是直接打入林友奇账户。从收益率看，潘修佐签订的合规委托贷款合同中约定的月利率为4.869‰，而本案三次虚假委托贷款在委托理财收益表中约定的月利率均为6.9‰，“预计总理财净收益”一栏分别填写204000元（本金100万元），75080.4元（本金100万元），85159.8元（本金110万元），“预计总理财净收益”与月利率不相符，且这些委托理财收益表均由潘修佐单方面提供，真实性无从考证，潘修佐与陈曦是否填写了多份理财收益表也不能确定，但是，潘修佐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明确其2011年与陈曦的三次委托贷款均约定了1.7分的利息，陈曦在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笔录中也讲到，其利用伪造的委托贷款，从潘修佐等人处集资，利息在1.7分至3.6分，与潘修佐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从收益来源看，合规委托贷款合同到期后，利息从银行监管账户打入潘修佐账户，而虚假委托贷款中，陈曦均通过雷少军账户将利息打给潘修佐，其中，本案三次高利贷因陈曦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本息，潘修佐仅在2012年1月19日收到了8万元本息，均由雷少军账户打入潘修佐账户。（四）温州银行没有明显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温州银行已按公安部规定保存了营业场所的监控视频，在过期监控视频被删除的问题上，温州银行不存在过错。其次，温州银行在办理潘修佐申请的相关业务过程中没有过错。第一，在潘修佐将钱打入陈曦指定账户的环节，银行不存在过错；第二，银行办理委托贷款业务流程规范，无过错；第三，2009年3月24日委托贷款合同取代2009年2月11日委托贷款合同有正当合法的原因，温州银行已举证证明，不存在管理疏漏。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温州银行瓯海支行不应对潘修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符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潘修佐在再审程序中没有举证证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存在明显过错，应予维持一、二审判决。
本院再审期间，温州银行瓯海支行补充提供了以下五份证据：1.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委托代理人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赵青航、王楠于2016年11月8日对陈曦所作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潘修佐明知其与陈曦之间系高利贷关系；2.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2）温鹿商初字第3370号民事裁定书和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温商终字第438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潘修佐一案两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3.潘修佐于2012年3月12日在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所作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潘修佐与陈曦约定的利息是1.7分；4.陈曦于2012年2月28日在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所作的讯问笔录，拟证明陈曦非法吸收存款，与银行无关，本案所涉的三笔虚假委托贷款，约定的利息为1.7分；5.公安部《银行营业场所风险等级和防护级别的规定》，拟证明安防系统记录资料的保存期不应少于30天，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执行的是60天标准，高于公安部的要求。
经质证，潘修佐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对证据2、3、4、5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足以证明本案事实。
经审核，证据1的真实性难以查证，故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系原一、二审生效裁定书，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4系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温刑初字第266号刑事判决一案中的公安询问笔录和讯问笔录，本院予以认定。证据5系行政规章，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再审除查明一、二审认定的事实外，另查明：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委托贷款办理流程为：委托存款人先办理银行卡（存折），再签署委托贷款通知单、委托贷款业务划收委托存款通知书、委托贷款业务申请表，再到营业部办理资金划转，将资金划转到委托贷款银行专用账户，待确定借款人并经银行业务审批通过后，再签署《委托贷款委托合同》。
还查明：2009年2月11日，潘修佐曾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桥支行签订了委托贷款委托合同，约定贷款利率为4.819‰，贷款期限为一年，借款人为林友奇。先由潘修佐将150万元打入其在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桥支行的委托存款账户，再由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桥支行出借给借款人，其中借款借据载明：借款数额150万元，借款主体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桥支行，借款利率为4.865‰。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再审申请请求及答辩，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潘修佐的起诉有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潘修佐的再审申请有否超过法定期限；三、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是否存在明显过错，应否对潘修佐的损失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一、潘修佐的起诉有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在本案纠纷之前，潘修佐曾以其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之间存在委托贷款合同关系为由，诉请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承担履行合同义务之责任，而本案系以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存在管理方面明显过错为由要求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二者诉讼请求不同，故不属于“一事不再理”范畴。
二、潘修佐的再审申请有否超过法定期限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在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温民终字第1653号民事判决后，潘修佐于2015年8月5日对二审判决书进行了签收。潘修佐于2016年1月5日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接（约）访登记表并告知当事人应向本院申请再审。故潘修佐的再审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三、温州银行瓯海支行是否存在明显过错，应否对潘修佐的损失承担过错赔偿责任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依据已生效的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温刑初字第266号刑事判决书确认，陈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高额利息为诱饵，用温州银行弃用的委托贷款合同样本加盖伪造的银行印章等诈骗方法，与潘修佐等人签订虚假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对陈曦处以刑罚并责令陈曦退赔全部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潘修佐曾于2009年在温州银行新桥支行办理过委托贷款业务，该业务要求委托人在办理委托贷款时，在其银行账户存入足额资金，并填写申请表、签署《委托贷款通知单》、《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后出具《划收委托存款通知书》，从委托人账户内将等同贷款金额的款项划转委托存款账户，再签发《划收委托存款通知书》回执并办理出账手续。而本案的虚假委托贷款业务中，约定的贷款收益明显高于正常委托贷款收益，且没有委托贷款通知单、划收委托存款通知书等材料，同时涉案款项系由潘修佐本人从其温州银行账户内直接划付至林友奇账户，明显与正常委托贷款业务不同，故原审认定潘修佐未尽到普通人应有的注意义务，也无法证明温州银行瓯海支行在陈曦实施集资诈骗的犯罪行为致潘修佐受害的过程中具有明显过错及温州银行瓯海支行与潘修佐被骗遭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无不当。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潘修佐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温民终字第165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飞明
代理审判员 王 玥
代理审判员 杨 席
二〇一七年一月××日
书 记 员 王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