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702民初3011号
原告：邓洁如，女，1963年月20日生，汉族，住阳江市江城区。
委托代理人：莫华杰，广东一粤（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程红举，男，1968年12月2日生，汉族，户籍地址：河南省新蔡县，现住阳江市江城区。
被告：阳江市银骏出租车有限公司。住所地：阳江市江城区漠江中路***号。
法定代表人：黄志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向宽，该公司员工。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江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阳江市安宁路富华小区**号*****楼。
负责人：林国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严杜，该公司员工。
原告邓洁如诉被告程红举、阳江市银骏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骏出租车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江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洁如的委托代理人莫华杰，被告程红举，被告租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向宽，被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严杜到庭参加了诉讼。
原告邓洁如诉称：2016年3月26日7时40分，程举红驾驶粤Ｑ×××××号小型客车沿阳江市江城区东门南路往北方向行驶，当行驶至东门南路美窗艺门前路段时，追尾碰撞由原告驾驶无号牌二轮机动车，造成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阳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区大队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程举红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经查，程举红驾驶的粤Ｑ×××××号小型客车的车辆所有人系银骏出租车公司，该车辆在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处购买了保险。事故发生后，原告立即被送往阳江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自2016年3月26日住院至2016年5月24日出院，共住院59天，经诊断为胸推压缩性骨折，住院期间留陪人一人，医嘱建议继续门诊治疗，全休三个月，加强营养。经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八级伤残，不存在后续治疗费。本次事故对原告造成如下损失：1、医药费49013.84元（住院费46271.54元+门诊2846.3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5900元;3、营养费3000元；4、护理费7670元（130元/天×59天）；5、残疾赔偿金208543.2元(34757.2元年×20年×30%）；6、鉴定费2740元；7、原告从事零售业，误工费32896.63元（70631元/年÷365天×170天)；8、被扶养人生活费24646.17元（母亲:25673.1元/年×6年×30%÷5人=9242.31元）+(儿子：25673.1元/年×4年×30%÷2人=15403.86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支付）；10、财产损失920元（车辆维修费880元+拖车费40元）。以上损失合计350443.84元，应由三被告赔偿给原告。现特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三被告赔偿原告共350443.84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被告程红举辩称：其与银骏出租车公司签订的是《租赁合同》，但实际是挂靠关系，其所驾驶的出租车是其全额出资购买的，是该车的所有人，每月只需要向银骏出租车公司缴交管理费、电召费、服务费共1300元。其已在2012年领取驾驶证，早已过了实习期，根据法律规定，是可以驾驶营运客车的。其驾驶的出租车已购买了保险，应由保险公司赔偿。
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辩称：一、投保时，对于明显加重投保人承担责任的保险条款，保险公司没有对免责条款进行明确释明，没有明确驾驶员需要取得什么资格证，我司在被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投保了100多辆车的交强险及商业险、承运险，包括本案被告程红举驾驶的肇事车辆在内，请求驳回原告对我司的诉请，本案事故原告的损失应由被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及交强险中赔偿；二、程红举尚未取得出租车从业资格证。从业资格证分为很多种包含交通部门颁发的出租汽车从业、营运客车资格证、劳动部门颁发的职业等级资格证、交警部门颁发的驾驶证等多种从业资格，但是取得驾驶证就证明已经取得从业资格，驾驶证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驾驶资格的合法有效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习条例》第22条明确规定实习期内不能驾驶营运客车。程红举早已过了实习期，根据法律规定，是可以驾驶营运客车的；三、程红举为了从事出租车行业，与我司签订《租赁合同》，并将其驾驶的出租车登记在有出租客运经营范围的我司名下并向我司交服务费，但该车实际上是程红举全额出资购买的，被告程红举是自主经营，是该车的驾驶者、使用人、车辆所有。该《租赁合同》中约定如果程红举使用该汽车侵权，应由程红举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辩称：一、经在广东省管理运输管理信息网中查询，证实了程红举是没有出租车从业资格证的。根据商业第三者保险免责条款第五条约定：“使用各种专业机械车各种特种车的人员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操作证，驾驶营业客车的驾驶人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资格证书。”本案中，程红举没有出租车从业资格证，属于商业险保险免责。我方在保险条款中对免责条款已加黑突出处理，并已履行告知义务，投保人银骏出租车公司已在投保单上盖章，确认知晓免责条款事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事人对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主张赔偿损失时，法院应予以认可，因为挂靠车辆容易因为管理放松导致危险程度增加，被告程红举没有出租车从业资格，也属于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管理失职之一，故该案商业险部分应由挂靠人与被挂靠人承担赔偿责任；三、对于原告的各项损失的异议：1、医疗费，应作非社保用药按15%-20%的比例扣减；2、对护理费，应按80元/天计算；3、鉴定费，应由原告自行承担；4、误工费，原告已达53岁，虽然营业执照是登记在原告名下，但并不完全代表其从事这一行业，不应按零售业标准进行计算，应按照户口标准计算；6、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是不属于保险责任，我司不应承担。
经审理查明：原告邓洁如是非农业家庭户口。钟瑞芳（1942年8月21日生）是原告的母亲，生育了包括原告在内共六个子女（分别是李宗湛、邓洁如、邓菊兰、邓国莲、邓洁秀、邓洁燕）。范某（X年X月X日生）、范运超是原告的儿子。2012年8月20日原告办领了名称为阳江市江城区洁如食品店的个体户营业执照，经营零售食品、卷烟、烟丝，对此原告提供有营业执照、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核准变更通知书等证据拟予证实。
原告驾驶的无号牌（发动机号00736）二轮机动车是其儿子范运超所购得，对此原告提供有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为证。本案诉讼中，原告的儿子范运超到庭确认，同意对于其名下上述摩托车的损失费由原告在本案中请求被告进行赔偿。
对于被告程红举驾驶的粤Ｑ×××××号小型客车，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在诉讼中提供一份其（甲方）与被告程红举（乙方，经营者）签订的《营运出租车租赁管理合同》，该合同中主要的内容是约定：由甲方负责全资购买出租车，由乙方分期逐步偿还甲方出资的购车款，合同期满后车辆所有权归乙方，并由甲方以自负盈亏的方式将出租车的营运权租赁给乙方。但在本案诉讼中，被告程红举与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均以确认该车实际上是由被告程红举全额出资购买，被告程红举是该车的实际所有人，被告程红举为了从事经营出租车客运，经双方协商，而将该车登记在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的名下，由被告程红举每月向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缴交管理费、电召费、服务费共1300元。在庭审中，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确认被告程红举与其之间是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后，又主张其与被告程红举是车辆租赁关系。被告程红举则主张虽然其与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但双方实际上是挂靠与被挂靠关系，其将上述出资购买的车辆挂靠在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名下经营出租车客运。
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作为被保险人为上述粤Ｑ×××××号小型客车向被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投保有赔偿限额为122000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其中医疗费用限额为10000元，死亡伤残限额为110000元，财产损失限额为2000元），以及投保了500000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及其不计免赔险,该投保车辆的使用性质为出租、租赁营业车，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对于责任免除的条款为黑体加粗字体，该责任免除条款中第六条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七）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无驾驶证或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5、使用各种专用机械车、特种车的人员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操作证，驾驶营运客车的驾驶人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资格证书……”。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在投保时所签署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一栏的内容为：“本人已经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和特别约定，尤其是字体加粗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在投保人处盖章确认。此外，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称包括上述粤Ｑ×××××号小型客车在内，其公司有100多辆车在被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处投保有多年的交强险、商业险和承运险。
本案诉讼中，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程红举确认程红举尚未取得出租车从业资格证。被告程红举确认其尚未取得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驾驶营运客车的驾驶人有效资格证书。
2016年3月26日7时40分，程红举驾驶粤Ｑ×××××号小型客车沿阳江市江城区东门南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当行驶至东门南路美窗艺门前路段时，追尾碰撞由邓洁如驾驶无号牌（发动机号00736）二轮机动车，造成两车损坏、邓洁如受伤的交通事故。2016年3月31日，阳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区大队作出第441701320160075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程红举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负全部责任；邓洁如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当日，原告被送至阳江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016年5月24日出院，住院天数为59天，用去住院费46271.54元，门诊费760.8元（115.1元+44元+87元+338元+155.7元+21元）。诊断证明书中记载：1、胸4椎体压缩性骨折；2、胸9椎体压缩性骨折；3、胸11椎体压缩性骨折；4、骶3、4椎体、尾1椎体压缩性骨折；5、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该诊断证明书中的处理意见为：1、于2016.3.26-2016.5.24在我科住院治疗；2、期间留陪人1名；3、出院后继续门诊治疗并全休三个月；4、注意加强营养及休息。
2016年6月21日，原告到阳江市人民医院门诊复诊治疗，用去门诊费1763.8元（303.8元+1460元），为此原告提供了门诊费票据2张、门诊病历一份予以证实。庭审中，原告提供2份门诊费票据，主张其于2016年6月10日、8月9日到阳江市人民医院进行门诊治疗腰椎而用去门诊费321.7元（159.8元+161.9元），但原告对该主张未能提供相应的门诊病历予以佐证证实。
诉讼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广东漠江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原告的的肢体伤残进行鉴定和评定后续治疗费，该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粤漠司鉴所【2016】临鉴字第38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的损失符合钝物暴力作用所致；2、胸4、9、11椎体压缩性骨折，评定为道路交通事故八级伤残；3、不存在后续治疗费。原告用去鉴定费2740元。
另查明，原告驾驶的无号牌（发动机号00736）二轮机动车在本次事故中受损，原告用去拖车费40元、车辆维修费880元，为此原告提供提供了拖车费发票、阳江市天华摩托车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拟以证明。对于上述车辆损失费，被告无异议。
以上事实，原告提供有原告身份证、户口簿、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诊断证明书、出入院记录、医疗收费票据、××人费用明细清单、诊断报告书、工商公示信息、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出生医学证明、证明、收费票据、拖车费发票、修车收据、组织机构代码、营业执照、证明、户口簿、烟草许可证、核准变更通知书、订货单、门诊病历、购车发票等；被告程红举提供有驾驶证；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提供有营运出租车租赁管理合同、驾驶证、劳动局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交通局颁发的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客运从业资格证；被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提供有投保单、保险条款、保单、广东省道路运输管理信息网站截屏等证据，结合本案的庭审笔录、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经本院综合分析，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中，被告程红举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全部过错，应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邓洁如无过错，邓洁如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交警部门对该事故的认定客观、公正，本院对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予以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被告程红举驾驶的粤Ｑ×××××号小型客车在被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因此，对于原告的损失，应首先由被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其中医疗费用限额为10000元，死亡伤残限额为110000元，财产损失限额为2000元）。
对于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不足部分，本案当事人争议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责任承担问题。肇事车辆粤Ｑ×××××号小型客车在被告中华联合财产阳江公司处投保的车辆使用性质是出租、租赁营业车，并且，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第六条：“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七）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无驾驶证或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5、使用各种专用机械车、特种车的人员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操作证，驾驶营运客车的驾驶人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资格证书……”的约定，同时根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九条：“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1年以上；……（五）经合格，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件。”之规定，被告程红举驾驶粤Ｑ×××××号小型客车经营从事出租车客运，因此，被告程红举除了在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外，还应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本案中，被告程红举确认其尚未取得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驾驶营运客车的驾驶人有效资格证书。因此，属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主张其投保时，保险公司没有对上述责任免除条款进行明确释明，但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对于责任免除的条款已作加粗黑体字体提示，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在投保时所签署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中，亦已在投保人声明一栏中的投保人处盖章确认如下内容：“本人已经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和特别约定，尤其是字体加粗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此外，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还有100多辆车亦多年来在被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处进行投保，对于免责条款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因此，应予认定被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已履行免责条款事项的告知和明确释明义务。综上，被告程红举没有持有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驾驶营业客车的驾驶人有效资格证书，在驾驶粤Ｑ×××××号小型客车时发生了交通事故，属于商业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保险人对此不负责赔偿，因此，原告邓洁如请求被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程红举、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虽然与被告程红举签订一份《营运出租车租赁管理合同》，但双方均以确认粤Ｑ×××××号小型客车实际上是由被告程红举全额出资购买的，被告程红举是该车的实际所有人，被告程红举为了从事经营出租车客运，而将该车登记在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的名下，因此，应予认定与被告程红举与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之间是挂靠与被挂靠关系。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主张双方为租赁关系，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被告程红举以挂靠形式从事经营出租车客运时发生本案交通事故，因此造成原告的损失，对于上述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不足部分，被告程红举、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应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结合原告的请求，参照《广东省2015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有关规定，本院核定原告的损失为:
1、医疗费为48796元（住院费46271.51元+门诊费760.8元+门诊费1763.8元）。至于原告提供2016年6月10日、8月9日的两张门诊票据，主张其进行门诊治疗腰椎共用去门诊费321.7元，但由于原告对此未能提供相应的门诊病历予以佐证证实，因此，对于该321.7元本院未能予以支持。被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主张原告的医疗费中应剔除非社保用药，扣减比例为15%-20%，但被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对该主张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的住院天数为59天，住院伙食补助费为5900元（100元/天×住院治疗59天）；
3、营养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意见确定”规定，根据原告的出院医嘱，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营养费3000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4、护理费，原告住院期间需留陪人一人，参考本地护工标准，原告请求按130元/天进行计算，本院予以支持，故护理费为7670元（130元/天×住院治疗59天）；
5、残疾赔偿金，原告邓洁如的伤情经广东漠江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鉴定，认定原告邓洁如为交通事故八级伤残，该鉴定意见书公正、合法，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原告属非农业家庭户口，原告的残疾赔偿金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为20854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757.2元/年×20年×30%）；
6、鉴定费2740元；
7、误工费，原告属非农业家庭户口，原告提供了营业执照、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核准变更通知书等证据予以证明了原告是从事零售业，因原告没有提供其具体工资收入的证据，因此原告的误工费可参照零售业的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0631元/年计算；原告的误工时间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为住院时间加出院后医嘱全休时间，即为149天（住院59天+出院后全休3个月），第二种情形为从事故发生日（2016年3月26日）计起至定残日（2016年9月12日）前一天共170天，扣除第一种情形的时间后为21天（170天-149天），即原告按医嘱全休完至定残日前一天的该21天误工费应乘以伤残指数30%，故误工费为30052元（70631元/年/365天×149天+70631元/年/365天×21天×伤残指数30%）；
8、被扶养人生活费，需要原告邓洁如扶养的人有其母亲钟瑞芳（1942年8月21日生；钟瑞芳生育了包括原告在内共6个子女），儿子范某（X年X月X日生），从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即2016年3月26日起计算，原告诉讼请求钟瑞芳、范某的扶养时间分别为6年、4年，没有超过法律允许的范围，对此本院予以采纳。因此，钟瑞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7702元（25673.1元/年×6年÷6人×伤残指数30%），范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5404元（25673.1元/年×4年÷2人×30%），被扶养人生活费共为23106元（7702元+15404元）；
9、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事故造成原告邓洁如八级伤残，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5000元；
10、车损费为920元(车辆损失880元+拖车费40元)。
上述车损费920元属于交强险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项下承担的赔偿款项，应由被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在该赔偿限项目内赔偿920元给原告邓洁如。
上述医疗费4879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900元、营养费3000元，共57696元属于交强险责任限额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目，由被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在该限额内赔偿给原告10000元,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不足部分47696元由被告程红举、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上述护理费7670元、残疾赔偿金208543元、鉴定费2740元、误工费3005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310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共287111元属于交强险责任限额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目，应由被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在该项限额内赔偿给原告110000元，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不足部分177111元由被告程红举、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被告中华联合保险阳江公司应在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120920元（10000元+110000元+920元）给原告。被告程红举、被告银骏出租车公司应连带赔偿224807元（47696元+177111元）给原告。原告诉讼请求超过本院上述核定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江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0920元给原告邓洁如；
二、限被告程红举、阳江市银骏出租车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224807元给原告邓洁如；
三、驳回原告邓洁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6557元（该款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邓洁如负担88元，由被告程红举、阳江市银骏出租车有限公司连带负担4206元，由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江中心支公司负担226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许 玲
人民陪审员 林 科
人民陪审员 李志伟
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
书 记 员 黄景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