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8民终1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周福彬，男，197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遂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彦渊，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琼清（系周福彬妻子），女，1969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遂溪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湛江市麻章区大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湛江市麻章镇金康路。
法定代表人：彭正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霞，广东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福彬因与被上诉人湛江市麻章区大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下称大安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法院（2016）粤0811民初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福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彦渊、吕琼清和被上诉人大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福彬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周福彬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大安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一）原审判决认定涉案车辆的线路经营权属于大安公司所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涉案车辆线路经营权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取得，当时是运营部门许可给个人的，由于国家政策变化，国家限制个人直接经营客运业务，后便将个人名下的经营许可变在客运企业的名下，即个人挂靠在客运企业经营，车辆及车辆线路经营权的所有权属于个人没有改变，客运企业只是名义上的车主及线路经营权所有人。（2）、班车客运线路经营许可是有数量限制的，2000年后成立的客运公司要想取得相应的班车客运线路经营许可，除新开辟的线路及申请运营部门增加行政许可外，否则只能通过受让的方式取得。但霞山至太平是老线路，线路许可现状是已超额只能减不能增，因此申请新增加是不可能的，要取得相应的班车客运线路经营许可，只能通过受让的方式取得。这也是大安公司于2000年成立，直到2006年才取得班车客运营运资质的原因。（3）、原审判决单凭所谓的“车辆台帐变更日志”来认定涉案车辆的线路经营权属于大安公司明显证据不足。在原审法庭审理中，大安公司对上诉人提出的“贵司的涉案线路经营权是何时取得？通过什么方式取得？”的提问，以一个简单的“不知道”来应付。而就有关问题周福彬早在开庭前己提出调查取证的书面申请，请求法院到麻章区或市的运管部门调查涉案车辆线路经营权的原始资料，后又补充了一张“情况说明”，明确周福彬请求法院调取证据是为了查明①涉案车辆线路经营权最早是何时取得？由什么人或单位取得？②大安公司“取得”涉案车辆经营权的时间、方式等。但原审法院对周福彬的合理请求置之不理。事实上，经营许司证许可在大安公司的名下，是政策的要求，是挂靠经营合同关系的一种需要，就像涉案客车也是记在大安公司名下的道理一样，但不能据此来认定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属于大安公司的。并且经营许可证期限届满后，大安公司申请延期是履行挂靠经营合同被挂靠方的管理职责（2005年前经营许可证是长期的，2005年后是有期限的，期满需要续期）。（4)、本案中，从“承包金”的数额也可判断涉案车辆的线路经营权不属于大安公司所有。正常营运的线路班车需同时满足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具有符合条件的运营车辆；二、有相应的线路经营权。在上述两个条件中，若有线路经营权，没有经营车辆，那么随时可以购买车辆投入经营，但若只有车辆而没有线路经营权，那么一切都是空谈。因此，若拿车辆与线路经营权对比，线路经营权更重要，在价值方面的体现会比车辆的价值更胜一筹，并且从时间方面来说，时间越长，车辆就起贬值，但线路经营权就不同，时间越长就越值钱。以另案上诉人苏加波（142号案）的情况为例，若涉案车辆的线路经营权确属大安公司所有，那么大安公司与苏加波“合作”经营时，苏加波是投入少量资金购买车辆（约2－3万元，涉案车辆的新车价格是11万元左右，用了十几年，苏加波于2014年9月份购买时的大概价值就是2－3万元），每个月约有2－3万元的收入，而大安公司以价值比重高的“线路经营权”与苏加波“合作”每个月只有500元的收入。这种投入大收益小，投入小收益大的“合作”现实上会存在的吗？最起码不会发生在大安公司的身上。这些事实只能证明涉案车辆的线路经营权不属于大安公司的。同时从另一角度来看，即苏加波在涉案车辆只剩下两年时间就要报废的情况下花费25万元购买的肯定不是价值只有2－3万元的车辆，苏加波购买的就是该车的线路经营权（根据以往整个太平联运的车辆交易情况，苏加波购买涉案车辆及相应经营权是合理价格。按以往的情况，涉案车辆报废后由车主购新车继续经营，就是有这一前提下周福彬才于2014年9月份花费25万元购买了涉案车辆及相应的经营权），因此完全可以推断涉案车辆的线路经营权属于周福彬所有。
(二）原审判决把大安公司通知周福彬车辆停运认定为是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凭大安公司提交的一份《通知》作为证据来认定大安公司要求周福彬车辆停运的行为属于不可抗力造成，缺乏事实依据。因为该份证据并不具备证据的三性，依法不能作为有效的定案证据使用。第一、该份《通知》的出具时间2016年1月3日是星期天，按照正常情况政府部门星期天是不上班的，不上班也能够出具《通知》？第二、大安公司在该《通知》出具之前己经要求周福彬车辆停运，难道大安公司与相关政府部门是同一“机构”？有先知之明？第三、出具该《通知》的政府部门在周福彬多次信访的过程中一直强调“停运是大安公司与周福彬之间的事情，与政府无关”……。因此在出具该《通知》的单位对上述问题作出合理的说明之前，该证据的真实性是不能确定的，真实性还未确定的证据如何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使用？并且从内容上看，该《通知》是“行政撤销”还是“行政处罚”？但该通知内容是要求涉案车辆停运，而不是撤销许可证，所以并不是行政撤销，但说是行政处罚又说不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无论是行政撤销还是行政处罚都应给予行政相对人申辩的权利，若该《通知》是真实的，那么剥夺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权利最起码在程序上是违法的。因此，该份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定案证据来使用，原审判决认定涉案车辆停运属于不可抗力原因造成并免除大安公司的赔偿责任，明显错误。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本案中，大安公司为了达到霸占他人财产的目的，利用格式合同把不是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大安公司的这一民事行为是无效的。因此，在这一基础上签定的“承包合同”也是无效的。另外，大安公司为了达到侵占他人财产的目的而以合法的形式与周福彬签定承包合同，但实际上并没有存在真实的承包合同关系。因此，大安公司的上述行为也违反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三款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目的”的规定，也属于无效的合同。原审判决认定大安公司与周福彬签定的《承包合同》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审判决程序违法。
(一）原审判决未依法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审查，也没有在判决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9条的规定，程序违法。(二）原审判决对周福彬在原审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未作合理回应，剥夺周福彬的诉讼权利。
四、原审判决驳回周福彬在原审提出要求大安公司配合办理线路经营许可证、车辆行车证、机动车所有权登记证书的诉求是错误的。
(一）就像以前上诉人车辆及线路经营权所有权人名称可以从湛江顺达汽车联运有限公司名下变更到大安公司的名下一样，周福彬的该项请求并不存在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既然能从顺达公司名下转到大安公司名下，同样道理也可以从大安公司名下转到其他有经营资质的客运企业名下。(二）原审判决将线路经营权等同线路经营许可证是错误的，事实上确认涉案线路经营权属于周福彬所有与线路经营许可证许可在大安公司的名下并没有矛盾。（三）不能运营就不能变更？变更后不运营不可以吗？变更后更新车辆再运营不行吗？原审判决以涉案车辆为黄标车不能运营为由驳回周福彬相关诉求于法无据。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大安公司辩称：1、本案经营权属于大安公司所有，并且经营权属于行政特许行为，本案属民事纠纷，周福彬提出的线路经营权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2、本案车辆停运属于国家强制报废造成，非大安公司原因，同时双方签订的协议已经明确约定本案出现的情形大安公司不承担赔偿等责任。综上，周福彬的起诉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应驳回周福彬的上诉，维持原判。
周福彬向一审起诉请求：1、确认粤Ｇ×××××、粤Ｇ×××××号客车的所有权及相应的经营权属于周福彬所有；2、确认大安公司与周福彬之间签订的涉案合同无效；3、大安公司配合周福彬办理有关证书变更（过户）手续（“有关证书”是指涉案车辆行车证、机动车所有权登记证书、线路经营权许可证，即诉请将该三个证书从大安公司名下变更到周福彬将来挂靠的公司名下，而不是要求将上述三个证件变更到周福彬个人名下）；4、大安公司赔偿停运期间的经济损失给周福彬（该部分损失从2016年1月1日开始计算，按实际损失赔偿至涉案车辆恢复正常经营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2月29日的损失为12万元）。
大安公司向一审反诉请求：1、周福彬立即返还大安公司有关营运证、客运标志牌、道路运输证IC卡、GPS总成、机动车前号牌、机动车后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等车辆相关证件；2、周福彬立即将粤Ｇ×××××号客车和粤Ｇ×××××号客车开往报废车辆回收单位湛江市物资再生利用公司；3、周福彬支付大安公司违约金1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周福彬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大安公司和周福彬、案外人吕琼清分别于2007年12月12日和2008年3月20日签订了《客运车辆承包合同》，合同分别约定由周福彬承包大安公司的粤Ｇ×××××牌号客车和粤Ｇ×××××牌号客车，客运班线均从霞山至太平，合同期限分别从2007年12月12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止和2008年3月20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止。上述二份合同的第五条第（一）款均约定，“乙方（周福彬）必须在签订本合同之日内一次性交足风险押金人民币5000元。”第六条约定，“（一）合同履行期，甲（大安公司）、乙双方按股份所得利润予以分红。甲方每月应得股份利润分红600元，乙方月股份利润分红由自己支配。（二）乙方必须在当月27号至次月3号前交清本合同、协议书约定应缴款项给甲方。超过规定时间每逾期一天按应缴款总额1%加收滞纳金，逾期5天以上至一个月以内按10%加收滞纳金，跨月仍不按规定缴清应缴款项给甲方的，乙方同意没收风险押金。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均由乙方负责。”第七条第（一）款约定，“本合同的车辆是甲方建制车辆。车辆及与该车有关的牌证、营运证、客运标志牌属甲方所有。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对车辆及相关牌证擅自处置（如出租、赠送、转让、抵押）等。否则，视为乙方侵占甲方企业财产。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民事或刑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第八条约定，“合同终止。根据国家对营运车辆更新的有关规定，乙方必须将与本合同相符的车辆、牌证交由甲方统一办理更新，车辆报废款归乙方，更新指标归甲方所有。如牌证缺一，乙方同意付给甲方人民币5000元或乙方自费挂失补办证件。不按时交回与本合同相符的车辆、牌证或有意刁难推迟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同意付人民币5000元给甲方或没收风险押金，因而造成的一切责任均由乙方负责。”第十条第（四）款约定，“乙方不得擅自办理本合同车辆保险业务。必须在保险期满前15天内或将所需购买车辆保险款额一次性交足给甲方或按协议书的要求按月缴交。由甲方统一办理。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必须买50万元以上，座位险每位保险金额应买20万元以上和交强险（人民币）。因逾期交纳保险款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如有违约，甲方有权没收乙方风险押金。”第十一条约定，“合同履行期间，因上级有关部门调整站点或运行路线的或因国家法律法规、政府部门规定，不可抗力等因素致使车辆不能营运，造成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本合同自行终止，双方互不追究责任，因此造成的损失由损失方自负。”2016年11月9日，原审法院对案外人吕琼清进行询问，吕琼清明确表示其与周福彬是夫妻关系，涉案二辆车辆所有权属周福彬个人所有，其不主张涉案二份合同的权利，不申请参与本案诉讼。
根据广东省湛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显示，涉案车辆粤Ｇ×××××大型普通客车的所有人为大安公司，注册日期为2002年1月24日，强制报废期止为2017年1月24日，经车辆管理部门检验有效期至2016年7月。涉案车辆粤Ｇ×××××大型普通客车的所有人为大安公司，注册日期为2002年10月10日，强制报废期止为2017年10月10日，经车辆管理部门检验有效期至2016年4月。另，根据广东省湛江市环境保护局颁发的《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副本》显示，粤Ｇ×××××车辆排放标准为国I，车辆燃油种类为柴油。在庭审中，大安公司主张涉案车辆登记在其名下，故涉案车辆的权属归大安公司所有，但大安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涉案车辆的来源情况。2006年1月13日，大安公司分别收取了粤Ｇ×××××车服务管理费600元、股份分红（2006年1月－6月）3000元、押金3000元；2007年3月21日，收取了粤Ｇ×××××车2007年1－6月份股份分红（免一个月）3000元；2007年7月30日，收取了粤Ｇ×××××车2007年7月-12月股份分红（免一个月）3000元；2007年12月12日，收取了粤Ｇ×××××车辆司机安全保证金5000元；2008年1月14日，收取了粤Ｇ×××××车辆司机安全保证金5000元；2008年1月24日，收取粤Ｇ×××××车2008年1-6月份管理费（免一个月）3000元；2008年1月25日，收取了粤Ｇ×××××车2008年1-6月份管理费（免一个月）3000元；2008年3月20日，收取了粤Ｇ×××××车过户费1000元；2014年12月31日，收取了粤Ｇ×××××车2014年1-12月增值税2592元；2015年1月15日，收取了粤Ｇ×××××车2015年GPS服务费960元；2015年7月28日，收取了粤Ｇ×××××车2015年增值税2592元、粤Ｇ×××××车2015年增值税2592元。
2008年4月3日，湛江市交通局分别向大安公司颁发了《湛江市旅客运输线路标志牌临时代用卡》（湛运管100507）、线路经营许可证（证号为440800007676）和《湛江市旅客运输线路标志牌临时代用卡》（湛运管100516）、线路经营许可证（证号为440800007676），标明起讫站（地）名称均为霞山东堤客运站至麻章太平车站，车号分别为粤Ｇ×××××、粤Ｇ×××××，厂牌型号分别为桂林GL6701D、桂林GL6701F，临时代用卡号分别为湛运管卡100507号、湛运管卡100516号，有效期均从2008年4月3日至2013年12月31日。大安公司庭审中确认在有效期届满后，经交通主管部门许可，粤Ｇ×××××与粤Ｇ×××××的运营许可期限均延至2015年12月31日，分别在原审法院调取的车辆台帐变更日志第三页倒数第二行、第三页倒数第五行明确记载。2014年9月30日，湛江市交通运输局向大安公司颁发了粤交运管许可湛字44080000767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经营范围为县际班车客运、县内班车客运、出租客运，证件有效期至2018年9月30日。
对于涉案车辆的有关营运证、客运标志牌、道路运输证IC卡、GPS总成、机动车前号牌、机动车后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等车辆相关证件，在庭审中，周福彬承认其持有道路运输证IC卡、机动车前号牌、机动车后号牌、机动车行驶证，而营运许可证、客运标志牌、机动车登记证书已由大安公司收回，但GPS总成是由周福彬出资购买，不需要交给大安公司。对于大安公司是否已收回营运许可证、客运标志牌、机动车登记证书的问题，大安公司要求庭审后予以核实，但大安公司没有回复，也没有举证证实周福彬持有这些证件。
又查明，2013年9月10日，国务院为切实改善空气质量，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5年9月25日，湛江市环境保护局、湛江市财政局、湛江市商务局、湛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发文作出《关于印发<湛江市提前淘汰黄标车奖励补贴办法>的通知》，《湛江市提前淘汰黄标车奖励补贴办法》第二条第（一）项规定“（一）‘黄标车’是指根据国家环保部的规定，达不到国I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汽油车或达不到国III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柴油车（不包括摩托车），经环保检验合格，取得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机动车。”2015年10月10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切实改善环境空气质量，联合发文作出《关于全面推进黄标车淘汰工作的通知》（环发[2015]128号），要求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黄标车淘汰工作进行专项督查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5]11号）要求，积极开展营运黄标车集中清理工作，深入运输企业开展排查，督促企业及时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登记的营运黄标车。湛江市交通运输局于2015年11月26日和2015年12月25日分别作出《关于做好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黄标车清理和淘汰工作的紧急通知》（湛交安[2015]1315号）和《关于继续做好我市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黄标车淘汰工作的紧急通知》（湛交安[2015]1465号），强调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登记的营运黄标车。2015年12月24日，大安公司根据湛江市交通运输局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关于做好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黄标车清理和淘汰工作的紧急通知》（湛交安[2015]1315号）的要求，针对周福彬经营的涉案车辆及其他人经营的相应车辆发出《通知》，要求在2015年12月31日零时前终止营运。2016年1月3日，湛江市麻章区交通运输局向大安公司发出《关于做好麻章区大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注册营运黄标车清理和淘汰工作的通知》，该通知确认涉案车辆粤Ｇ×××××、粤Ｇ×××××客运班车已达到注册营运黄标车淘汰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涉案车辆不得从事营运性道路运输活动。
另，在庭审中，大安公司称双方属承包合同法律关系，涉案车辆属其所有，但周福彬抗辩认为周福彬、大安公司之间实属挂靠合同法律关系，双方签订《客运车辆承包合同》是由于大安公司为应付政府检查，在大安公司的欺骗下签订的。周福彬起诉时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解除双方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合同》，在诉讼中周福彬变更该请求为确认周福彬、大安公司分别于2007年12月12日、2008年3月20日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合同》无效。同时明确了第三项诉讼请求为“有关证书”是指涉案车辆行车证、机动车所有权登记证书、线路经营权许可证的证件，将该三项证书从大安公司名下变更到周福彬将来挂靠的运输公司的名下，而不是变更到周福彬个人名下。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挂靠经营合同纠纷。关于周福彬与大安公司于2007年12月12日和2008年3月20日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合同》的性质和效力认定问题。上述二份合同由大安公司与周福彬、案外人吕琼清签订，经本院对案外人吕琼清进行询问，吕琼清明确表示涉案二份合同中的二辆车辆属周福彬个人所有，其不主张涉案二份合同的权利，不申请参与本案诉讼，故予以确认，涉案二份合同的当事人应为大安公司与周福彬。车辆挂靠经营是个体购车人为了从事道路运输业务而将自行购买的机动车辆登记在具有运输经营资格的企业名下，以被挂靠人的名义办理营运手续，挂靠人仅需向被挂靠人缴纳一定管理服务费，由挂靠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一种经营方式。根据上述二份合同约定，周福彬每月仅需向大安公司支付股权利润分红600元，在庭审中，大安公司称双方系承包合同法律关系，600元是承包金，但按照日常交易习惯，承包金600元/月的承包收益显然过低，不符合签订承包合同的目的，且合同约定收益由周福彬自由支配，保险费用由周福彬支付。大安公司仅收取管理费作为其经营收入显然与其将车辆发包给周福彬经营期待的利益不一致，按照合同约定和综合上述的情况，涉案合同实属挂靠经营合同，双方不存在承包合同法律关系，故大安公司认为本案属承包合同纠纷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该合同的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周福彬称该合同是大安公司为了应付政府部门的检查，在大安公司的欺骗下签订的，但未能举证证实其受到大安公司的欺诈，致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受到损害，大安公司主张确认涉案合同无效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规定的情形，故该二份合同合法有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周福彬主张确认涉案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依据，理由不成立，故原审法院予以驳回。
关于涉案二辆车辆的权属认定问题。本案中，虽合同约定了车辆的所有权归大安公司所有且涉案车辆登记在大安公司名下，但车辆的物权登记适用登记对抗原则，而非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并且，在周福彬的经营过程中，大安公司分别收取了涉案二辆车辆的管理费、股份分红、过户费、增值税、GPS服务费等费用，周福彬自负盈亏。对于购买该车辆的出资情况，大安公司亦未能举证证实。可见，周福彬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其系涉案车辆的实际车主，不能以登记的车主即大安公司作为该二辆车辆的物权所有人，故周福彬主张确认涉案车辆粤Ｇ×××××大型普通客车和粤Ｇ×××××大型普通客车的所有权归其所有，事实清楚，理由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周福彬主张涉案二辆车辆的营运线路即霞山东堤客运站至麻章太平车站的经营权为其所有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运营车辆的营运线路经营权，需具有从事客运资质的企业向交通主管行政部门申请，经交通主管行政部门审核，作出特别许可的具体行政行为。2014年9月30日，湛江市交通运输局给大安公司颁发了粤交运管许可湛字44080000767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经营范围为县际班车客运、县内班车客运、出租客运，证件有效期至2018年9月30日，证实大安公司具有县际班车客运、县内班车客运、出租客运资质，可以向交通主管行政部门申请客运线路经营许可。2008年4月3日，湛江市交通局分别向大安公司颁发了《湛江市旅客运输线路标志牌临时代用卡》（湛运管100507）、线路经营许可证（证号为440800007676）和《湛江市旅客运输线路标志牌临时代用卡》（湛运管100516）、线路经营许可证（证号为440800007676），标明起讫站（地）名称均为霞山东堤客运站至麻章太平车站，车号分别为粤Ｇ×××××、粤Ｇ×××××，厂牌型号分别为桂林GL6701D、桂林GL6701F，临时代用卡号分别为湛运管卡100507号、湛运管卡100516号，有效期均从2008年4月3日至2013年12月31日。大安公司庭审中确认在有效期届满后，经交通主管部门许可，粤Ｇ×××××与粤Ｇ×××××的运营许可期限均延至2015年12月31日，分别在原审法院调取的车辆台帐变更日志第三页倒数第二行、第三页倒数第五行有明确记载。显然，涉案粤Ｇ×××××与粤Ｇ×××××车辆霞山东堤客运站至麻章太平车站的线路经营权系湛江市交通局特别行政许可给大安公司，故周福彬主张确认该线路经营权归其所有与法律规定相悖，原审法院予以驳回。
关于周福彬主张大安公司配合其将涉案车辆行车证、机动车所有权登记证书、线路经营权许可证从大安公司名下变更到周福彬将来挂靠的运输公司的名下，而不是变更到周福彬个人名下的问题。2013年9月10日，国务院为切实改善空气质量，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5年10月10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切实改善环境空气质量，联合发出《关于全面推进黄标车淘汰工作的通知》（环发[2015]128号），要求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黄标车淘汰工作进行专项督查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5]11号）要求，积极开展营运黄标车集中清理工作，深入运输企业开展排查，督促企业及时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登记的营运黄标车。涉案车辆粤Ｇ×××××与粤Ｇ×××××大型普通客车分别于2002年1月24日和2002年10月10日注册，虽强制报废期分别至2017年1月24日和2017年10月10日，但该二辆车辆属于国务院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登记的营运黄标车，不得再从事营运性道路运输活动，应当停止营运。周福彬主张大安公司配合其将涉案车辆行车证、机动车所有权登记证书、线路经营权许可证从大安公司名下变更到周福彬将来挂靠的运输公司的名下，而不是变更到周福彬个人名下，继续营运，不符合国家淘汰黄标车的政策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的规定，周福彬的该主张显然与国家当前的政策相悖，原审法院予以驳回。
关于周福彬主张大安公司赔偿从2016年1月1日起至恢复正常营运期间的经济损失的问题。2015年12月24日，大安公司根据湛江市交通运输局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关于做好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黄标车清理和淘汰工作的紧急通知》（湛交安[2015]1315号）的要求，针对周福彬经营的涉案车辆及其他人经营的相应车辆发出《通知》，要求在2015年12月31日零时前终止营运。涉案车辆停止营运是受国家政策的调整，是地方行政机关和大安公司贯彻执行国务院及环境保护部等五部门的相关文件规定和政策要求的行为后果，属于不可抗力，非因大安公司的过错造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的规定，大安公司对涉案车辆的停运后果不须承担责任。周福彬主张大安公司赔偿2016年1月1日之后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予以驳回。
关于大安公司主张周福彬返还涉案车辆的有关营运证、客运标志牌、道路运输证IC卡、GPS总成、机动车前号牌、机动车后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等车辆相关证件的问题。由于双方属于挂靠经营合同法律关系，大安公司对涉案车辆享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对于营运许可证、客运标志牌、机动车登记证书，周福彬称大安公司已收回，大安公司在庭审中表示庭后核实，但大安公司没有回复，也没有举证证实周福彬持有这些证件，故应当推定大安公司已收回该三项牌证。对于道路运输证IC卡、GPS总成、机动车前号牌、机动车后号牌、机动车行驶证，虽周福彬在庭审中承认其确实持有，合同亦约定大安公司有权收回这些牌证，但这些牌证应当随车携带。淘汰黄标车，回收涉案车辆及相应附随牌证属于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不需周福彬将这些证件交给大安公司，可以由行政机关在处置车辆时一并回收，大安公司主张收回相关牌证已超出其管理的职责范围，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大安公司主张周福彬立即将粤Ｇ×××××、粤Ｇ×××××客车开往报废车辆回收单位湛江市物资再生利用公司的问题。本案属民事纠纷，调整的是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淘汰、回收涉案车辆属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职能，大安公司主张周福彬将涉案车辆开往报废车辆回收单位不属民事诉讼范畴，原审法院予以驳回。
关于大安公司主张周福彬支付违约金10000元的问题。虽合同约定大安公司有权收回车辆和相关牌证，但周福彬作为车辆的实际车主，大安公司系营运车辆的被挂靠方，大安公司实际负有监督的权利。周福彬没有依约将车辆和相关牌证交给大安公司，并没有构成根本性违约，故大安公司主张周福彬支付违约金1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粤Ｇ×××××、粤Ｇ×××××大型普通客车的所有权归周福彬所有；二、驳回周福彬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湛江市麻章区大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本案受理费2700元，由周福彬负担。本案反诉费25元，由湛江市麻章区大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双方当事人签订《客运车辆承包合同》的效力；二、涉案二辆车辆的营运线路经营权为谁所有；三、周福彬请求大安公司赔偿停运期间的经济损失应否得到支持。
关于双方当事人签订《客运车辆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本案中，涉案车辆的购置、各种保险费用的交纳及利润支配均由周福彬负责，而大安公司每月只是固定收取周福彬一定数量的费用，客运业务由周福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显然，双方签订的合同符合挂靠合同的特征，故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合同》是名为承包实为挂靠关系的合同。虽然合同的名称不同，但合同的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周福彬认为合同是大安公司为了应付政府部门的检查，在大安公司的欺骗下签订的，但未能举证证实其受到大安公司的欺诈，致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周福彬主张确认涉案合同无效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故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因此，周福彬关于涉案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二辆车辆的营运线路经营权为谁所有的问题。周福彬主张的营运线路经营权即是客运线路经营权。客运线路经营权本质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许可从事客运经营的一种行政许可，权利主体为经许可的运输公司。大安公司是经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许可从事客运经营的公司，周福彬只是挂靠大安公司的经营者。周福彬主张涉案线路经营权属其所有，但不能提供证据佐证，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班线客运经营者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向公众连续提供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者转让班线运输”和第三十四条“道路运输车辆应当随携带车辆营运证、不得转让、出租”的规定，再者涉案客运线路经营权由交通管理部门许可在大安公司名下。显然，涉案客运线路经营权属于客运公司即大安公司所有。故周福彬作为客运线路的挂靠人对该线路只享有一定期限内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而无处分权。因此，周福彬主张确认该线路经营权归其所有与法律规定相悖，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周福彬请求大安公司赔偿停运期间的经济损失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2015年12月24日，大安公司根据湛江市交通运输局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关于做好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黄标车清理和淘汰工作的紧急通知》（湛交安[2015]1315号）的要求，针对周福彬经营的涉案车辆及其他人经营的相应车辆发出《通知》，要求在2015年12月31日零时前终止营运。涉案车辆停止营运是受国家政策的调整，是地方行政机关和大安公司贯彻执行国务院及环境保护部等五部门的相关文件规定和政策要求的行为后果，属于情势变更，根据双方签订的《客运车辆承包合同》第十一条“合同履行期间，因上级有关部门调整站点或运行路线的或因国家法律法规、政府部门规定，不可抗力等因素致使车辆不能营运，造成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本合同自行终止，双方互不追究责任，因此造成的损失由损失方自负”的约定，不能归责于大安公司的责任。故周福彬主张大安公司赔偿2016年1月1日之后的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予以维持。上诉人周福彬的上诉缺乏理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三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周福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杜友裕
审 判 员 李建明
代理审判员 卢珍桥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皓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班线客运经营者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向公众连续提供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者转让班线运输。
第三十四条道路运输车辆应当随携带车辆营运证、不得转让、出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