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民终4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炳耀(BenjiaminPing-YaoLiao)，男，1974年8月1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奕，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美星，上海昌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UPBEATGLOBALLIMITED，住所地BritishVirginIslands。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上海天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鸿(香港)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定代表人：周建中，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卫彬，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上海虹桥会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长宁区。
法定代表人：冯志亮，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况皓，上海汉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荣思投资有限公司(GloriousIdeaInvestmentsLimited)，住所地BritishVirginIslands。
法定代表人：廖东汉，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富胜，上海胡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成，上海胡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御智环球有限公司(NobleWitGlobalLimited),住所地BritishVirginIslands。
法定代表人：杨永昌，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富胜，上海胡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成，上海胡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汇新有限公司(NeoUnitedLimited)，住所地BritishVirginIslands。
法定代表人：张国新，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富胜，上海胡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成，上海胡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志诚，男，1953年6月1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府荣，上海市明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廖炳耀因与被上诉人UPBEATGLOBALLIMITED(以下简称UPBEAT公司)、国鸿(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鸿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上海虹桥会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桥会所)、荣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思公司)、御智环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智公司)、汇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新公司)、陈志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一中民四(商)重字第S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廖炳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奕律师、颜美星律师，被上诉人UPBEAT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律师，被上诉人国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卫彬律师，原审第三人虹桥会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况皓律师，原审第三人荣思公司、御智公司、汇新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成律师，原审第三人陈志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府荣律师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廖炳耀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收购上海虹桥会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之协议书》(以下简称《收购股权协议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理应被认定无效。按照(2011)中国贸仲沪裁字第033号《裁决书》内容，UPBEAT公司和虹桥会所应当立即共同配合、恢复廖东汉担任虹桥会所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陈志诚为逃避上述贸仲裁决的执行，擅自代表UPBEAT公司将其名下唯一资产即虹桥会所100%股权以人民币8,000万元(以下币种同)出售给国鸿公司，直接导致贸仲裁决丧失履行和强制执行的客观条件。一审法院未将虹桥会所股权转让与贸仲裁决的执行视为紧密相关的法律事实，在未对交易细节进行严格审查的基础上即认定廖炳耀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无事实依据。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收购股权协议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理应被认定为无效。虹桥会所坐落于上海市伊犁路XXX号，房产价值约为3亿元，故虹桥会所的股权价值应远超交易价格8,000万元。国鸿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在交易时曾针对股权价值进行过计算或尽职调查，未评估资产负债等基本情况，仅凭借虹桥会所每年收益300-500万元计算市盈率即得出股权价格在6,000万元到8,000万元之间，不符合商业交易原理，明显属于与UPBEAT公司恶意串通从而逃避贸仲裁决执行的行为。一审法院对此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违反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事实查明方面有失偏颇。三、案外人廖东汉是否提供其掌握的虹桥会所财务账册与转让价格的查明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以廖炳耀未提供财务原始凭证作为理由要求廖炳耀承担举证风险于法无据。廖东汉掌握的是虹桥会所2006年至2009年部分财务凭证，并未取走电子账册。国鸿公司与UPBEAT公司进行交易发生于2011年3月，据其当庭表述，其交易时系通过电子账册及虹桥会所保留的其余财务凭证确定虹桥会所资产价值为8,000万元，故间接证明评估虹桥会所股权价值仅对交易当时留存的财务资料进行核实即可，无须涉及廖东汉保存的部分原始凭证，故一审法院要求廖炳耀提供部分财务原始凭证，并以廖炳耀未提供该部分资料为由要求其承担举证风险于法无据。四、国鸿公司至今未按照《收购股权协议书》的要求向UPBEAT公司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虽然虹桥会所及陈志诚均确认8,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已打入陈志诚指定账户，但UPBEAT公司至今未收到国鸿公司的任何款项，国鸿公司至今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支付股权转让款8,000万元，廖炳耀请求一审法院对上述款项的支付情况予以调查取证，但法庭未予采纳。一审法院对转让款支付的举证责任分配违反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其拒绝调查取证的做法违反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规定。五、一审法院以形式要件否定本案关键证据的效力。廖炳耀提供了英属维尔京群岛高等法院的命令、判决书为依据，该判决书及命令等系本案关键证据，其针对UPBEAT公司作出多项重要认定，对本案事实查证具有决定性作用。上述证据本应经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认证，但因文件中出现“ChinaandTaiwan”(中国与台湾)、“Taiwanesepassport”(台湾护照)字样，故中国驻英大使馆拒绝进行认证，最终该证据在英属维尔京群岛重新办理公证后，转经台湾地区相关机构办理了海峡两岸认证程序。上述程序符合《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但一审法院以形式瑕疵为由排除了上述证据，亦未通过其他合理方式查证与前述证据相关事实，足以影响到本案的公正审理。六、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对于陈志诚是否有权代表UPBEAT公司出售虹桥会所的事实认定上，错误适用中国法。陈志诚是否有权代表UPBEAT公司涉及身份权，一审法院没有遵循外国法查明的正确方法依照UPBEAT公司所属国法律予以厘清，反而依据中国审批、登记机关以及UPBEAT公司所投资的中国子公司章程作出认定，属于错误适用法律。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法律及法院命令、判决书等，UPBEAT公司如需处置虹桥会所100%股权应当取得董事批准、经过股东决议，且UPBEAT公司内部并不设立董事局主席或法定代表人职务，故陈志诚根据当地法律并不满足表见代理的条件，国鸿公司亦不构成善意第三人，本案系争合同效力理应作无效认定。一审法院以中国法律表见代理的情况类推适用本案外国公司的代理权限本身即是适用法律有误的表现，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诸多事项上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的情形，要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UPBEAT公司辩称，同意廖炳耀的上诉意见。理由如下：一、UPBEAT公司提供的经由台湾公证认证的命令和判决是作为BVI律师意见书的附件，履行了合法有效的公证和认证手续，形式上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二、国鸿公司收购虹桥会所的交易过程中，仅依据虹桥会所章程中对UPBEAT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局主席的描述，根本不足以使得国鸿公司可以合理信赖相信陈志诚有权代表UPBEAT公司签署系争合同。实际上，在陈、廖两家发生矛盾前UPBEAT公司从未以董事会、董事局名义召开过任何会议，陈志诚在系争协议上加盖的印章亦不是UPBEAT公司的授权签字印章，故本次交易效力应为无效。三、虹桥会所拥有的伊犁路XXX号物业价值对于认定陈志诚及国鸿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进而认定协议的效力有直接关联，没有证据证明虹桥会所的债权债务、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因素能够对虹桥会所的股权价格产生任何重大影响。在系争股权价格明显低于虹桥会所物业价值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要求国鸿公司提供证明其出价合理的依据，股权转让款是否足额支付及支付时间不仅仅是合同履行问题，更是反映和判断交易是否真实的重要事实，与认定合同效力直接相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有误，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国鸿公司辩称，不同意廖炳耀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根据虹桥会所公司章程，陈志诚是UPBEAT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氏股东签字确认，且经中国工商行政部门合法审批，故国鸿公司有理由相信陈志诚有权代表UPBEAT公司签署系争《收购股权协议书》。系争《收购股权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已实际履行，合同的约定及履行没有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二、有关股权收购价格问题，股权的转让并非等同于固定资产的转让，不能单纯以虹桥会所名下房产的价格作为判断股权价格的标准。国鸿公司收购时确定价格的因素不仅须考虑到虹桥会所账面负债高达一亿两千万元，还须考虑有效资产已被廖东汉抵押给华一银行，并同时存在多个诉讼的情形，按照酒店当时年600万元左右的盈利水平，国鸿公司需按约负担的2亿元交易价格已超出推算出的市盈率水平百倍，故不存在低价受让的情况。且由于收购时已知陈、廖两家矛盾已久，廖家已带走其多年经营虹桥会所的财务凭证、账册等资料，在财务资料缺失的情况下，考虑到虹桥会所可能存在的巨额隐性债务，国鸿公司面临的商业条件远不如廖东汉当年以8,000万元价格收购UPBEAT公司50%股权时的条件，而国鸿公司仍以2亿元的价格收购虹桥会所股权，并及时支付了8,000万元的现金对价部分，廖东汉至今对UPBEAT公司股价仍未足额支付，廖氏股东却主张国鸿公司受让股权具有恶意，该理由显然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廖炳耀的上诉请求。
虹桥会所述称，不同意廖炳耀的上诉请求。首先，廖炳耀主张股权收购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而无效的观点不能成立，贸仲裁决并非是针对虹桥会所股权，故认为陈志诚代表UPBEAT公司转让虹桥会所股权系为规避仲裁裁决故而具有非法目的的观点不能成立。其次，陈志诚是UPBEAT公司董事局主席，有资格代表该公司处分股权。且涉案股权转让系经行政审批，应为合法有效。处分虹桥会所股权的法律适用标准应为中国法律，廖炳耀主张的BVI法院判决、命令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均无法认定陈志诚无权代表UPBEAT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廖炳耀的上诉请求。
荣思公司、御智公司、汇新公司同意廖炳耀的上诉请求。三名原审第三人述称，一、关于虹桥会所的股权价值，国鸿公司自述根据收益推算为8,000万元属于本末倒置，仅虹桥会所的重要资产房产一项即价值三亿，远超8,0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格，故该转让价格不符合一般的商业常理。二、对UPBEAT公司与国鸿公司在交易时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一审法院应当结合订立合同的内容、实际履行情况等进行综合判断，国鸿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支付了股权转让款项，一审法院对该项事实审查存在遗漏之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有误，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陈志诚述称,不同意廖炳耀的上诉请求。一、涉案股权转让的背景是陈、廖两家股权纠纷旷日持久，其本人当时正面临换肾手术，身体健康状况令其无力经营虹桥会所，故曾主动征求廖家意见要求其收购虹桥会所股权或将UPBEAT公司进行清算，该提议遭廖家拒绝后，遂于2011年3月23日实施换肾手术之前与国鸿公司接洽签订系争股权转让协议，交易过程并非如上诉人等所称系恶意串通。二、陈志诚有权代表UPBEAT公司签订系争《收购股权协议书》，首先，根据中国法律其是经行政审批的虹桥会所章程中记载的UPBEAT公司董事局主席，作为法定代表人其有权处分公司经营事务。其次，即便根据BVI法律，按照2009年3月生效的UPBEAT公司章程，陈志诚亦有权代表UPBEAT公司签署系争协议而无须通知廖姓董事。本案中廖炳耀主张的BVI法院判决未能办理合法有效的公证认证手续，不具有证明效力，但即便BVI法院判决在本案具有证明力，也仅能证明在判决作出日期即2011年7月后陈志诚才不具有董事资格，而在此之前陈志诚代表UPBEAT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当然合法有效，不属于无权处分。三、本案股权交易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价格并不违反一般的商业常识，虹桥会所在廖家经营期间负债累累，陈志诚接手后即面临偿还多项债务的局面。国鸿公司是在同意接受各项债务的基础上以8,000万元加1亿多负债的对价受让股权，不能以现在的地产价格衡量当时的股权交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廖炳耀的上诉请求。
廖炳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UPBEAT公司与国鸿公司2011年3月2日签订的《收购股权协议书》无效；2、判令国鸿公司与虹桥会所共同配合，将虹桥会所100%股权恢复至UPBEAT公司名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UPBEAT公司系注册在BVI的公司法人，其前身为FlamesfieldLtd.,后更名为现名称，其股东为陈志诚及其亲属等人。
虹桥会所系1994年12月成立的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方为UPBEAT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伊犁路XXX号。伊犁路XXX号权利人为虹桥会所，土地权属性质系国有土地出让，宗地面积3,211平方米，其上2层的建筑面积是2,129.72平方米，总层数则为6层，经营范围：酒店客房、中型饭店、商务中心、健身房、附设卖品部等。依据2015年7月7日的房地产权利限制状况查询结果，该处房产已被采取多项查封司法限制措施及部分房屋被设立抵押。
2005年7月11日，虹桥会所、UPBEAT公司为甲方、廖东汉为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愿将全资(100%)所有的虹桥会所股权中的50%出售予乙方或乙方指定的自然人和法人，协议确定买卖标的物的主要财产位于上海市伊犁路XXX号，房产面积为3,818.12平方米+6,811.47平方米，买卖金额为8,000万元；协议还约定，虹桥会所的董事长由甲方推荐，副理事长由乙方推荐，但乙方给付本协议书第四期款后，改由乙方担任董事长，甲方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由乙方推荐并经虹桥会所董事会同意的专业经理人担任。《协议书》签订后，陈志诚及其亲属将UPBEAT公司50%股权变更至廖东汉及其亲属名下。
虹桥会所2005年8月26日公司章程以及2009年8月22日公司章程第二条关于“投资方的介绍”均载明，UPBEAT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局主席)为陈志诚。
2009年12月7日，廖东汉依据《协议书》中的仲裁条款，以虹桥会所和UPBEAT公司为被申请人，向贸仲上海分会申请仲裁，提出要求虹桥会所及UPBEAT公司恢复廖东汉在虹桥会所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的身份等仲裁请求。
贸仲上海分会于2011年1月31日作出(2011)中国贸仲沪裁字第033号裁决，认定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在履行2005年7月11日《协议书》过程中，通过事实行为对股权转让交易架构作了变更，即转让标的由原先合同约定的虹桥会所50%的股权变更为UPBEAT公司50%的股权，股权转让的当事人由原先合同约定的UPBEAT公司与廖东汉及廖东汉指定的自然人和法人变更为廖东汉及其亲属与陈志诚及其亲属。仲裁庭认为，股权转让标的和当事人的改变不会影响当事人履行《协议书》第八条的约定，最终裁决虹桥会所与UPBEAT公司共同配合立即履行恢复廖东汉担任虹桥会所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的义务，虹桥会所依据《协议书》规定履行选任总经理的职务义务。
2010年4月22日，上海胡光律师事务所分别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刊登“上海虹桥会所有限公司重大法律风险提示告知书”：上海胡光律师事务所代表廖东汉先生就上海虹桥会所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权争议及其相关重大法律风险作出公告如下：因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陈志诚的任职违反合同约定且程序存在瑕疵，公司经营、管理权归属亦存重大争议，廖东汉先生已于2009年12月依法申请仲裁。本律师事务所现向社会公众作出法律风险提示，望各界人士充分注意公司目前存在的重大不确定因素，在未经廖东汉先生同意前避免与之发生合营、承包、兼并、资产出售等一切重大交易行为。罔顾公告内容而做出的前述行为均将被视为无效。公告末尾预留了律师的联系电话。
2011年3月2日，陈志诚代表UPBEAT公司(甲方)与国鸿公司(乙方)签订《收购股权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100%虹桥会所股权转让予乙方；乙方收购虹桥会所总价款为8,000万元；股权转让完成后，虹桥会所的债权债务继续由虹桥会所承担。2011年5月，经行政审批，虹桥会所的股东由UPBEAT公司变更为国鸿公司。国鸿公司及陈志诚均确认，国鸿公司已将《收购股权协议书》项下的股权转让款8,000万元支付至陈志诚指定的账户。
2011年7月6日，陈志诚向UPBEAT公司股东吴光宜发出收购要约，称愿以1,200万元的对价收购吴光宜持有的UPBEAT公司5%的股权。吴光宜对该份要约未予回应。
2012年5月24日，虹桥会所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2011年度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报告书》，在联合年检有关单位收文凭证一页，联系人填写为陈桂美。
2012年6月11日，陈志诚向廖东汉、廖炳耀等邮寄通知书，称UPBEAT公司投资控股的虹桥会所股权及营业全部出售予国鸿公司，对价为8,000万元，并由受让人概括承受虹桥会所之一切债权债务。关于虹桥会所之债权债务金额，尚待廖东汉先生及前任总经理王金宇先生交还隐匿的全部财务收支凭证进行审计后才能确认。
目前，UPBEAT公司股东中，陈志诚持有UPBEAT公司50%股权，廖姓以及与廖姓有关的股东，包括廖炳耀、荣思公司、御智公司、汇新公司，共持有UPBEAT公司50%股权。UPBEAT公司将其所持有的虹桥会所股权全部变更至国鸿公司名下后，UPBEAT公司无其他资产。当事人对虹桥会所目前债权债务数额均未达成一致。虹桥会所2006年中至2009年第四季度之前的账册由廖东汉保管。2009年10月下旬虹桥会所改由陈志诚接管，同时虹桥会所2009年第四季度以后的账册由陈志诚保管。
本案重审庭审中，国鸿公司对荣思公司、御智公司、汇新公司有关交易时国鸿公司对虹桥会所债权债务情况如何了解的发问，答复为：通过电脑记账得知。交易时虹桥会所工商年检资料显示其每年的收益是300至500万元，根据市盈率计算，股权价格在6,000万元至8,000万元之间，不是按照房地产价格评估。
由于廖炳耀对2009年3月23日后陈志诚方签署的UPBEAT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提出了异议，廖炳耀作为原告在BVI法院以UPBEAT公司为被告提起了有关诉讼。廖炳耀陈述其已经收到了诉讼结果，其有关确认2009年3月23日后陈志诚签署的UPBEAT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请求得到了当地法院的支持，且该判决已经生效。但由于判决书中对台湾的文字表述问题，该判决未能取得中国大使馆的认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涉外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纠纷，廖炳耀依据我国合同法提起本案诉讼，国鸿公司也援引合同法中无效合同的法律规定进行了辩驳，所涉转让标的虹桥会所又系中国法人，故陈志诚出面签署的《收购股权协议书》效力问题，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查。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廖炳耀作为UPBEAT公司股东是否有权提出确认系争《收购股权协议书》无效之诉？二、陈志诚出面代表UPBEAT公司签署了系争《收购股权协议书》，此举未征询其他廖氏股东意见，是否影响该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三、陈志诚出面代表UPBEAT公司与国鸿公司签订的《收购股权协议书》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廖炳耀利益的情形？以及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而应当被确认为无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无效纠纷，而非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廖炳耀系依据我国合同法中的合同无效相关法律规定提起本案诉讼，与公司纠纷无涉。廖炳耀称陈志诚与国鸿公司恶意串通将虹桥会所的股权低价转让，导致UPBEAT公司资产减少，进而影响到第三方廖炳耀作为UPBEAT公司股东的利益，故其以原告身份将《收购股权协议书》签订双方作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因廖炳耀提起本案诉讼并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有关起诉条件的规定，故廖炳耀系本案适格原告。
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虹桥会所的公司章程中关于UPBEAT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表述表明，UPBEAT公司认可陈志诚为董事局主席，且其职权范围与法定代表人相同。公司作为拟制法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对外代表公司处理公司事务，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后果由公司承受。廖炳耀称UPBEAT公司并无董事局主席的职务，该陈述与工商存档书面材料内容不符。由于陈氏和廖氏各占UPBEAT公司50%股份，在签署《收购股权协议书》时，并无证据反映陈志诚征求了廖氏股东的意见，即未取得超过持股50%比例以上的UPBEAT公司股东的同意，但是即便如此，也是陈志诚相对于UPBEAT公司股东意志而言是否有权代表UPBEAT公司作出转让虹桥会所100%股权决策的公司法上问题。至于是否影响其对外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问题，由于陈志诚在签署协议书时，具备UPBEAT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身份证明文件，该文件又存档于我国国家工商行政机关，具有公示作用，证明文件中廖氏对陈志诚的董事局主席身份予以了授权，并且陈志诚在《收购股权协议书》上不但签名，还加盖了UPBEAT公司的授权签字印章，即其系代表UPBEAT公司签署的文件。国鸿公司此时有理由相信陈志诚有权对外代表UPBEAT公司签署该协议书。事实上，协议书所涉股权已经完成了相关审批和变更登记。现廖炳耀以UPBEAT公司内部未形成有效决议为由对抗外部受让人国鸿公司所签署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不具备合同法上的依据，也不利于维护股权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即便股东廖炳耀对此存有异议，也应通过与公司权益受损相应的股东救济途径予以解决。
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在股权转让合同中，股权的价格决定因素包括公司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所负债权债务、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股权转让的对价应由转让方与受让方在各自商业判断的基础上自行协商确定，即应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交易原则。根据上述原则，虹桥会所的股权价格不能单凭其名下房产的价格确定，故廖炳耀要求对虹桥会所名下房产进行审价的申请，与本案系争合同效力问题无直接关联，故不予准许。虹桥会所的股权价格会受经营情况及市场变化等诸多因素影响，在账册不完整的情况下，虹桥会所转让时的债权债务情况亦无法确切查明，其转让价款到底是高还是低，亦无从比较。可见廖炳耀一方拒绝提供自己掌控的财务账册，也将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风险。因此，廖炳耀仅凭房产市价远远高于8,000万元，不考虑虹桥会所的具体财务状况，又拒不提供相关财务账册，其有关协议书中约定的转让价款明显低于市价或者合理价格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无法采纳。廖炳耀以廖东汉2005年受让UPBEAT公司股权时的价格，推定2011年3月虹桥会所股权的交易价格过低，亦欠缺比对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故不予采纳。另，国鸿公司签订《收购股权协议书》时对虹桥会所的债权债务是否明晰，涉及的是合同的可变更、可撤销问题，不会影响到系争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对于《收购股权协议书》签订后，陈志诚以1,200万元的价格收购吴光宜所持有的UPBEAT公司5%股权的行为，陈志诚解释称，其为得到UPBEAT公司控制权，向吴光宜发出价格较高的要约。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在陈志诚以及廖姓或与廖姓有关的股东各持UPBEAT公司50%股权的情况下，若5%的股权收购成功，则能保证陈志诚取得UPBEAT公司过半数的股权，进而确保其在UPBEAT公司的控制权，故陈志诚的上述解释较为合理。综上所述，廖炳耀关于系争股权转让价格过低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国鸿公司受让股权后，陈志诚家属陈桂美仍作为虹桥会所办理工商年检相关事宜联系人的事实涉及的是用工管理权，与《收购股权协议书》是否系签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无涉。关于股权转让款是否实际足额支付到UPBEAT公司账上的问题，涉及的是合同履行问题，也与合同效力问题无涉，故对廖炳耀要求对方出具付款凭证等的申请，不予准许。根据系争《收购股权协议书》自签订到履行的相关事实，难以认定UPBEAT公司与国鸿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廖炳耀关于UPBEAT公司与国鸿公司具有恶意串通嫌疑的推断，事实依据不足，故不予采纳。另，要确认合同无效，除了恶意串通事实的成立，还需要损害到第三人的具体利益。对廖炳耀作为第三方的利益损失予以审查，以股权转让价格远低于房产的市价作为依据，却拒绝提供虹桥会所的有关账册，损失的事实依据尚且不足。退而言之，若有证据证明股权转让价款确实过低且陈志诚负有股东责任，也是廖炳耀通过BVI公司法途径追究陈志诚相关法律责任的问题，不是本案处理范围。
关于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主张，由于贸仲裁决中指向的执行仲裁裁决的义务人是虹桥会所和陈志诚，旨在恢复廖东汉在虹桥会所的董事长职务，此与UPBEAT公司转让虹桥会所股权是两个不相干的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贸仲裁决作出以后，发生了虹桥会所股权被转让这一新的法律事实，使得贸仲的裁决丧失了予以执行的客观条件，但不足以认定此为一种逃避仲裁裁决执行的非法目的。廖炳耀所指的非法目的，更应该是指廖姓和陈姓之间有关虹桥会所财产控制权的争夺。而有关于此，无论哪一方取得了控制权，都应该遵从合法途径。由于贸仲裁决的执行客观上发生了障碍，就推断陈志诚出面转让虹桥会所目的非法，依据不足。廖炳耀在重审庭审中也表示，本案初审起诉时，廖姓尚未取得UPBEAT公司的控制权，故而先行以廖姓股东的名义提起了本案诉讼。
由于转让虹桥会所股权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过UPBEAT公司的专门股东会决议，而是陈志诚以UPBEAT公司董事局主席和授权代表的身份签署，因此廖炳耀在BVI法院的诉讼中提出的对陈志诚2009年3月以来签署的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讼，对本案合同无效纠纷的审理未产生实质影响。即不影响案涉《收购股权协议书》依据中国法律对合同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
综上所述，系争《收购股权协议书》依法成立并有效，廖炳耀要求确认系争《收购股权协议书》无效，并要求判令国鸿公司与虹桥会所共同配合将虹桥会所100%股权恢复至UPBEAT公司名下的诉请，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廖炳耀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1,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446,800元，由廖炳耀负担。
二审期间，陈志诚向本院提交《关于收购上海虹桥会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事宜的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及资产负债表、相关银行付款凭证等，并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说明：该《补充协议》系与《收购股权协议书》同日签订，为行政部门审批简便化，故未将该《补充协议》提交行政部门，但实际上国鸿公司对虹桥会所的收购系承债式收购，股权价格不仅包括《收购股权协议书》中披露的8,000万元，亦包括《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虹桥会所对外债务124,851,568.48元(包括华一银行贷款4,000余万元及廖东汉关联公司对虹桥会所负债6,000余万元)，国鸿公司对UPBEAT公司的8,000万元付款义务已实际履行，系由国鸿公司的关联企业付至陈志诚关联企业账户。该组证据共同证明虹桥会所的股权收购价格公允，国鸿公司及陈志诚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
廖炳耀对此发表质证意见为：对《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资产负债表系复印件，正常交易中一般应加盖虹桥会所公章，而该证据中未加盖公章确认，故对资产负债表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同时认为该协议证明陈志诚与国鸿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对付款凭证的证据效力存有异议，收款方及付款方虽为国鸿公司及陈志诚的关联企业，但付款时间与《收购股权协议书》约定付款时间不完全吻合，且付款用途并未明确系股权转让款，故对付款凭证不予认可。
UPBEAT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同意廖炳耀质证意见。同时认为2011年6月前UPBEAT公司处于陈志诚的实际控制下，上述付款支付方是国鸿公司的关联公司，收款方系陈志诚的个人企业，且陈志诚不能提供委托付款的证明，不能排除双方系恶意串通。
荣思公司、御智公司、环球公司质证意见同廖炳耀、UPBEAT公司。
虹桥会所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补充协议》应被视为《收购股权协议书》的有效补充，均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所有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由于资产负债表本身系电子形式存在，故未加盖公章，符合一般商业惯例。
国鸿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次股权交易系承债式收购，国鸿公司已按约替虹桥会所偿还了华一银行的4,000多万元借款。《补充协议》中的付款条件对国鸿公司的付款风险做了一定保障，由于UPBEAT公司在国内没有账户，股权交易使用人民币结算需要根据陈志诚的指示付款至国内账户。
廖炳耀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后向法院提交虹桥会所公司2009-2012年外资企业年检报告书，证明《补充协议》中披露的国鸿公司在交易时承担了虹桥会所重大财务风险与事实不符。首先，从“长期负债”科目看，虽与《补充协议》确认的华一银行贷款金额一致，为41,099,348元，但虹桥会所后每年偿还600余万元，而非陈志诚主张的面临一次性偿还4,000余万元银行贷款危机，故无须紧急出售虹桥会所。其次，企业年检报告中显示廖东汉的关联企业厦门吉祥公司对虹桥会所债权总金额为1,850万元左右，而非陈志诚主张的6,000余万元，故《补充协议》中约定须由国鸿公司承担的1.2亿元债务虚高。再次，2010年度企业年检报告中所附资产负债表与《补充协议》附件的资产负债表相同，故虹桥会所的财务账册应视为客观准确，不存在《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延迟付款的情况，国鸿公司理应按时足额向UPBEAT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8,000万元。最后，《联合年检有关单位收文凭证》、《工商登记联络员信息》中显示：陈姓家族(陈桂美)参与虹桥会所经营管理，该状态一直持续到与国鸿公司交易后至少14个月，证明陈志诚与国鸿公司的股权交易系恶意串通。
UPBEAT公司质证意见同廖炳耀。
荣思公司、御智公司、环球公司质证意见同廖炳耀。
虹桥会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首先，2009年-2012年年检报告无法真实准确反映虹桥会所财务状况，廖炳耀摘抄的年检报告中的资料具有片面性，虹桥会所对廖东汉全部关联企业的负债未完全反映在年检报告中。其次，华一银行向虹桥会所宣布贷款到期，国鸿公司接手后申请分期还款，但在交易之时虹桥会所的确面临抽贷危机。再次，陈桂美担任工商联络人系过渡期新老衔接的临时行为，且并未担任经营管理决策职务，不能据此推断恶意串通。最后，2010年度企业年检报告中所附资产负债表与《补充协议》附件的资产负债表相同，负债总额印证了《补充协议》中承债式收购的债务是符合年检报告记载的，在未经过全面司法审计查清廖姓股东对公司的财务造成具体损害前，至少能确认1.2亿元债务是股权交易时虹桥会所的最低债务总额，《补充协议》约定的承债式收购具有事实依据。
国鸿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四份年检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年检报告所载的虹桥会所财务数据并不真实反映虹桥会所债权债务状况，国鸿公司收购虹桥会所后，曾希望委托会计师还原一份真实的财务报表，但在缺少会计凭证的情况下，此项工作无法完成。且在此证据中，会计师亦明确认为受此事件影响(即会计资料被销毁)，虹桥会所无法提供完整的会计资料，故无法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这表明年检报告的财务数据不完全反映债权债务情况，廖炳耀主张的虚增债权债务没有事实依据。此外，关于2010年报告仍将陈桂美列为联络员的原因，由于税务部门对虹桥会所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因此，国鸿公司在接手虹桥会所的过渡期内希望陈姓家族成员可就公司财务数据的合法性承担责任，过渡期后如政府主管部门未就财务问题追究个人责任，则更换工商登记联络员，不能据此来推定陈志诚与国鸿公司或周建中存在恶意串通行为。
陈志诚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四份年检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由于廖东汉之前虚假记账并盗走原始会计凭证，导致虹桥会所无法通过审计还原出真实的财务报表，故年检报告所载的虹桥会所财务数据并不真实反映虹桥会所债权债务状况。陈桂美列为工商登记联络员的原因系因国鸿公司为保证过渡期内税务部门核查的安全性，不应据此推断陈志诚与国鸿公司存在“通谋”意图。故上述四份年检报告不能证明廖炳耀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对于陈志诚提交的《补充协议》，由于各方当事人对《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补充协议》所附资产负债表，廖炳耀虽提出资产负债表未加盖虹桥会所公章等异议，但因自认与2010年虹桥会所年检报告中资产负债表一致，可以相互印证，故本院亦予采信。对陈志诚提供的11份合计金额为8,000万元的银行支付凭证，本院对上述支付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上述凭证系合同履行证明，而本案系合同效力纠纷，其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实质关联，故在本案中对此不予采信。
对廖炳耀等提供的2009-2012年虹桥会所企业年检报告，因系持法院调查令至工商行政机关查询的公开披露资料，且各方当事人均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年检报告并非简单等同于企业财务资料，且廖炳耀方亦认为该报告并不能客观反映虹桥会所全部真实财务状况，故本院认为廖炳耀等提供的年检报告不足以否定《补充协议》约定承债式收购项下列举的债权债务真实性，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另查明：
2011年3月2日，陈志诚代表UPBEAT公司(甲方)与国鸿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1、国鸿公司采取承债收购方式，即除了向UPBEAT公司支付的8,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外，虹桥会所的原有债权债务仍继续由完成股权收购后的虹桥会所承担。2、国鸿公司同意支付8,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前提，是基于UPBEAT公司就虹桥会所的对外债权债务作出的如下披露：截至双方签订本补充协议之日，虹桥会所的对外债权债务情况为：1)、债务为124,851,568.48元(含华一银行贷款41,099,348元)；2)、虹桥会所账面上的对外债权大部分均为无法回收的坏账。UPBEAT公司披露的资产负债表及债权债务情况，见本补充协议书的附表；3、UPBEAT公司应对其披露的债权债务的真实性负责。如在国鸿公司完成收购后，发现UPBEAT公司披露资讯不实，导致虹桥会所实际对外承担的债务超过附表所列范围的，UPBEAT公司负责向国鸿公司作出赔偿，并按未披露金额的20%向国鸿公司支付违约金。4、若在国鸿公司实际支付全部8,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之前，通过审计发现虹桥会所的财务账册与UPBEAT公司披露不符的，国鸿公司有权暂缓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直至UPBEAT公司对其财务账册作出合理解释为止，但国鸿公司的暂缓支付最长不超过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的两年。《补充协议》后附资产负债表记载股权交易时公司负债合计124,851,568.48元。2009年-2012年虹桥会所年检报告中显示：涉案股权交易时间段，虹桥会所的资产负债为124,851,568.48元，其中含华一银行贷款41,099,348元。
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系争《收购股权协议书》对选择适用法律未作约定，双方当事人均在我国合同法框架内进行诉讼，虹桥会所系我国境内法人主体，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关系适用法》的规定，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查，一审法院对此所做认定无误。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陈志诚代表UPBEAT公司签定系争《收购股权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行为是否导致合同无效？二、系争《收购股权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情形导致合同无效？三、系争《收购股权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否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导致无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陈志诚是否有权代表UPBEAT公司与国鸿公司签订系争《收购股权协议书》及《补充协议》？
UPBEAT公司系陈志诚及亲属等人在BVI注册成立的外国法人，陈志诚及其亲属占股比例为50%，虹桥会所系UPBEAT公司在沪独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根据虹桥会所2005年8月26日公司章程以及2009年8月22日公司章程第二条关于“投资方的介绍”均载明，UPBEAT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局主席)为陈志诚，廖氏股东亦在相关证明文件上对陈志诚的董事局主席身份予以确认，上述信息经工商登记后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在没有证据推翻前述工商登记信息前，第三人及社会公众有理由对前述记载事项秉持善意信赖。且廖氏股东及UPBEAT公司均确认，直到BVI法院2011年7月作出否定陈志诚修改的UPBEAT公司章程、备忘录及公司决议等文件效力的判决及命令之前，UPBEAT公司处于陈志诚控制之下。涉案股权交易发生于2011年3月，国鸿公司于同年5月完成虹桥会所工商变更登记，其后虽然UPBEAT公司内部控制权在BVI判决作出后发生变化，但并不能以在后的判决结果否定公司先前对外行为的效力。国鸿公司交易时审查了虹桥会所的对外公示信息，已尽到一般交易相对方的注意义务，廖炳耀等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廖炳耀提出国鸿公司明知2010年4月22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刊登了“重大风险告知书”，廖氏股东已提示就有关UPBEAT公司的一切重大交易行为均被视为无效，而国鸿公司执意向陈志诚低价收购虹桥会所股权的行为充分表明双方系恶意串通，应据此否定股权交易合同效力。
经审查，涉案股权交易系承债式收购，国鸿公司除了应向UPBEAT公司支付8,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外，虹桥会所原有的124,851,568.48元债务仍继续由其承担，由于原始财务凭证不完备，国鸿公司还将面临虹桥会所或有客观隐性债务未能全面披露的风险，廖炳耀等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承债式收购存在价格畸低、与虹桥会所股权价值显著不符的情形，其虽主张该交易未经过评估地产价格，属不审慎的商业行为，然陈志诚于2005年将虹桥会所母公司UPBEAT公司50%股权售于廖氏股东之时双方亦未经任何股权、地价评估手续，故国鸿公司抗辩认为其以市盈率为标准并综合考虑财务及市场风险等因素确定虹桥会所股权收购价格，并未突破一般商业惯例，具有合理性。此外，股权价格系当事人反复博弈基础上形成的自主商业判断，即便国鸿公司罔顾重大风险告知、无视股东纠纷并以尽可能低价收购虹桥会所股权，此系商人营利性特点所致，而非判断其具有恶意的主观标准，国鸿接手虹桥会所后已持续经营多年，收购后也已按约归还了虹桥会所拖欠的华一银行贷款4,000余万元，在无充分证据证明交易双方恶意串通情形下，轻易否定合同效力不利于维护交易秩序及营商环境的稳定。现陈志诚、国鸿公司对承债式收购作出了合理解释，陈志诚确认收到国鸿公司股权转让款8,000万元，涉案股权交易不具有恶意串通情形，如廖氏股东认为陈志诚代表UPBEAT公司出售资产的行为损害了其利益，廖氏股东可另循法律途径救济。廖炳耀等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是否存在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廖炳耀上诉认为涉案股权交易系陈志诚为逃避生效贸仲仲裁裁决的履行和强制执行而擅自进行的交易。对此，本院认为，贸仲仲裁裁决系针对廖东汉在虹桥会所任职争议而作出的裁决，陈志诚代表UPBEAT公司转让虹桥会所股权的行为客观上确实造成廖东汉无法恢复董事长职位的后果，但纵观涉案股权交易，相关协议不存在违法缔约内容，且由于陈志诚未参加上述仲裁程序，其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院向廖东汉提起UPBEAT公司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该案生效判决最终已确认廖东汉尚未完全支付股权转让余额，即任职虹桥会所董事长的前提要件事实上已被推翻，故不能据此推断陈志诚具有非法目的，廖炳耀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涉案《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廖炳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1,800元，由上诉人廖炳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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