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甘12民终1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生于1958年3月13日，汉族，农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男，1984年7月26日出生，系张某1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甘肃陇南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某1，男，生于1963年10月9日，汉族，农民，住址同上。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某2，男，1984年1月30日出生，系韩某1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甘肃陇南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生于1941年8月28日，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3，男，生于1969年1月15日，汉族，住址同上，系原告杨某之子。
上诉人张某1、韩某1与上诉人杨某、张某3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武都区人民法院（2015）武民初字第1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1、韩某1上诉请求：撤销(2015)武民初字第1231号民事判决，依法重新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985年，被上诉人家因农转非，向村集体交出1亩承包地，也就是诉争土地。当时因水利设施不全，浇灌不便，诉争土地荒废一年多后，经前任村委书记等村干部指定，由上诉人二人各耕种0.5亩。此后，上诉人对该土地一直经营管理至今，并确认在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范围之内。因此，上诉人耕种诉争土地是经过村委同意，并取得了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并非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系上诉人抢种。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争议之后，被上诉人于2014年向汉王镇汉王街村提起申请，补签了诉争土地的承包合同。由于村委会工作人员的失误，在没有进行调查摸底的情况下，与被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直接导致对同一宗土地重复颁证的现状。以上事实有汉王镇汉王街村村委会证明以及前任村干部杨全德、王德平、李阳德等人的证言为证，与上诉人陈述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二、陇南市武都区人民政府对诉争土地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重复颁证行为，上诉人已经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2015)第01、0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审法院应当对本案中止审理，待行政诉讼终结之后，确认诉争土地权属，再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中，被上诉人持有的(2015)第01、0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虽然显示诉争土地系被上诉人承包经营，但经过上诉人出具的证据显示，由于汉王镇汉王街村村委会对该宗土地摸底不清，造成将本应属于上诉人的承包土地错误地补签给了被上诉人，并向被上诉人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造成诉争土地确权失误。虽然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并未显示承包地的地名及四至界限，但这种现象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存在，而通过汉王镇汉王街村的证明可以确认诉争土地在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范围之内。由此造成的现状是，诉争土地权属不明。被上诉人以排除妨害纠纷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向其返还所占用的诉争土地，但不动产权利上排除妨害的前提，是权利人对不动产享有物权。在权属不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实质是对诉争土地的权属确认。在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之后，一审法院应当对本案中止审理，待行政诉讼终结之后，确认诉争土地权属，再对本案进行审理，而本案判决明显本末倒置。
杨某、张某3上诉请求：1.撤销武都区人民法院（2015）武民初字第123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434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武都区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判决不公。被上诉人侵占上诉人承包土地时间长达31年之久，在此期间，土地被被上诉人占有并栽植树木、种植蔬菜。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汉王镇汉王街村村委会的证明，证实1985年到1995年土地租费标准为300-600元，1995年到2005年为600-1000元，2005年到2015年为1000-3000元，并有相邻村民田谢成的证言，证实其0.15亩土地上的杏树每年收入3000元。据此上诉人按照平均每年1400元的标准要求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43400元，是有证据予以支持的。另外，参照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布的《甘肃省征地补偿统一年产值标准》规定的标准，武都区汉王镇的土地统一年产值标准为每公顷19638元，每亩为1308元。该标准是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原告的举证范围，即便是参照该标准也应当支持上诉人关于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所在，自己的土地被他人长期非法占有而不存在损失。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不支持上诉人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违背了客观事实，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和支持。
杨某、张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停止侵害，返还抢占原告承包的1亩土地；2、判令两被告移除其土地上非法栽种的树木，排除对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妨害；3、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2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杨某、张某3与被告张某1、韩某1均属汉王镇杨庄村村民，1980年及1983年农村土地承包时，原告经与当时村干部调换后所划分的承包地为：下河坝水浇地1.4亩，大水渠底下1.1亩的水浇地，大水渠边有0.7亩旱地，庄边(张房背)有l亩的旱地。其中张房背的1亩旱地分为两块，每块各0.5亩。1985年，原告家三人转为非农户口。按照当时的政策和杨庄村的惯例，原告家应抽出1.5亩土地上交村集体。在原告申请办理农转非手续期间，被告张某1和韩某1认为原告家三人已农转非，所以其张房背的两块旱地就应当上交村委，因担心土地被别人耕种，所以两人就各种了一块。2005年左右，二被告栽种了果树，其中被告韩某1耕种的土地栽种的是杏树，被告张某1栽种的是核桃树。原、被告双方为此地承包权发生纠纷，原告多次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并先后多次起诉至本院，因原告杨某提交的杨庄村统一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记载具体的地名，导致诉讼请求被驳回或撤诉。2015年，武都区人民政府向原告杨某、张某3颁发了武都农地承包权(2015)第01、0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杨庄村张房背1亩旱地发包给二原告，其中原告张某3承包了0.3亩，原告杨某承包了0.7亩。现两原告以上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依据，再次提起诉讼。另查明，被告张某1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共承包了1亩土地，第二轮承包时为1.5亩，因第一轮的土地承包合同以及第二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均没有记载相应的地块，诉争土地中张某1耕种的张房背的0.5亩土地是否就是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多出的0.5亩土地不能得到证实。被告韩某1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合同已遗失。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张某1、韩某1认为诉争的位于汉王镇杨庄村张房背的l亩土地是原告家三人农转非后交回杨庄村村委，村委又承包给二被告的，但二被告提交的土地承包权证只有其承包的具体亩数，无具体的地名，不能明确地证实杨庄村村委将诉争的土地承包给了二被告，且杨庄村村委以及原任村干部出具证明已证实诉争土地是二被告抢种的，并不是杨庄村村委承包给二被告的，因此，二被告认为诉争土地是杨庄村村委发包给二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确定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凭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即武都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向两原告颁发武都农地承包权(2015)第01、0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已明确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确定在二原告的名下，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诉争土地的理由成立，被告栽种在诉争土地上的树木亦应移除，原告要求返还诉争土地以及移除树木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二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自1985年耕种诉争土地至今的经济损失42000元，但二原告认为：”按照平均每年1400元的产值计算”，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因此，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张某1、韩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其耕种的位于汉王镇杨庄村张房背的土地移除栽种的树木后返还给原告杨某、张某3；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0元，二被告各承担100元，二原告承担650元。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985年杨某家三人转为非农户口时，按照当时的政策和杨庄村的惯例，杨某家上交村集体的1.5亩土地是否是诉争地。杨某称，农转非时其交回的是下河坝水浇地1.4亩，并没有交回诉争地。根据杨庄村村委以及当时的村主任出具的证明证实诉争土地是张某1、韩某1抢种的，并不是杨庄村村委承包给张某1、韩某1的。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确定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凭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即武都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向杨某、张某3颁发武都农地承包权(2015)第01、0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已明确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确定在杨某、张某3的名下。张厚忠、韩某1认为诉争土地是杨庄村村委发包给自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杨某、张某3要求张某1、韩某1按照平均每年1400元的标准赔偿经济损失43400元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于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张某1、韩某1负担300元，杨某、张某3负担8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庞红霞
审 判 员 李彦军
代理审判员 李 萍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赵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