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榕民终字第604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周国慈，男，汉族，1968年7月15日出生，住福建省长乐市。
委托代理人丁文辉、周密（实习），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国营，男，汉族，1978年11月25日出生，住福建省长乐市。
委托代理人张金水，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刘秀英，女，汉族，1972年11月25日出生，住长乐市。
一审第三人刘木莲，女，汉族，1942年12月19日出生，住长乐市。
委托代理人刘秀英，系刘木莲之女儿。
一审第三人林昭杨，女，汉族，1979年3月30日出生，住福州市台江区。
上诉人周国慈因与被上诉人刘国营、一审第三人刘秀英、刘木莲、林昭杨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2015）长民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第二审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周国慈周国慈请求，1、判令刘国营向周国慈支付股权转让款250万元；2、判令刘国营向周国慈支付利息（利息自2014年4月6日起算，暂计至2014年12月31日为150000元，之后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续计至刘国营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国营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执达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13日，工商登记的股东为第三人刘秀英和周国慈，注册资本100万元，首期出资100万元（于公司成立前到资），刘秀英和周国慈各出资50万元（占50%股权）。2011年4月27日变更出资情况为：实收资本500万元，刘秀英与周国慈各认缴250万元，股权比例各占50%。
2014年3月25日，执达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原股东周国慈将所持有公司50%的注册资本，出资额为250万元的股权以250万元转让给股东刘国营。随后周国慈与刘国营签署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周国慈将其持有的执达公司50%的股权共250万元的出资额，以250万元转让给刘国营，转让款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除签署日期分别为“2014年3月25日”和“2014年4月3日”不一致外，协议其他内容均相同。
2014年4月3日，周国慈、刘国营与第三人刘木莲（系刘国营母亲）、林昭杨共同出具《声明》一份，载明“本人刘木莲自愿将投资在福建执达纸业有限公司原股东周国慈名下的投资款壹佰捌拾万元人民币（其中包含林昭杨壹拾万元人民币）转入现股东刘国营的名下。自声明之日起，此笔投资款与周国慈无关。”同日，周国慈、刘国营与第三人刘秀英共同出具《声明》一份，载明“本人刘秀英自愿将投资在福建执达纸业有限公司原股东周国慈名下的投资款壹佰陆拾万元人民币。转入现股东刘国营的名下。自声明之日起，此笔投资款与周国慈无关。”
另查，2011年1月5日，第三人刘秀英转账300万元至周国慈账户；2011年1月6日，周国慈转账2557565元至案外人林金珠账户用于购买福建执达纸业有限公司厂房；2011年1月7日，周国慈转账50万元至执达公司账户（进账单中载明“验资款”）。同日，第三人刘秀英转账50万元至执达公司账户，2011年1月10日，第三人刘秀英转账2557565元至福州市金山工业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账户用于购买福建执达纸业有限公司厂房；2011年5月24日第三人刘秀英转账50000元至执达公司账户，同年6月16日出资15万元，同年7月5日、7月15日、7月22日各转账50000元至执达公司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周国慈与刘国营以及第三人刘秀英等对第三人刘秀英、刘木莲及林昭杨三人在本案讼争股权转让前共向执达公司投资340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讼争双方对周国慈是否系第三人的名义股东以及讼争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产生争议。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周国慈和第三人刘秀英共同确认执达公司的实际投资额高于500万元的注册资本，双方均按股权比例为货币出资。但双方对实际投资额有异议，周国慈在第一次庭审中主张其投资269万元加上放在周国慈名下的340万元，共609万元，但周国慈对其个人出资部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第三人刘秀英认为各股东共计出资680万元，其名下50%的股份出资额为340万元，其中于2011年1月7日出资50万元（验资款），2011年1月10日出资2557565元（用于购买厂房），2011年5月24日出资50000元，同年6月16日出资15万元，同年7月5日、7月15日、7月22日各出资50000元，计340多万元。结合周国慈与第三人刘秀英、刘木莲、林昭杨共同签署的两份声明中记载的投资款金额等证据材料分析，可以确认执达公司在讼争股权转让前，股东的出资额共计680万元，两个股东各出资一半，周国慈名下5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为第三人刘秀英、刘木莲和林昭杨。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虽然讼争双方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在签订该协议的同时周国慈即向第三人出具两份《声明》，综合《声明》的内容、上述关于周国慈系第三人刘秀英、刘木莲和林昭杨的名义股东的认定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表示第三人刘秀英、刘木莲和林昭杨由周国慈名下转为刘国营名下的陈述等分析，第三人刘秀英、刘木莲和林昭杨系基于改变股份代持人需要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讼争双方并没有产生真实的股权转让，周国慈亦无权因此要求刘国营给付转让款及利息。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周国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000元，由周国慈负担。
上诉人周国慈上诉称，一、第三人刘秀英制作的执达公司《明细分类账》载明：2011年2月18日（记账日）收周国慈投资款50万元＋2557565元，2011年2月18日收周国慈购房款1023026元，2011年2月18日收周国慈报销转现金164288.9元，2011年5月14日收周国慈投资25万元。由此可见，上诉人缴纳的出资款实为4494879.9元。二、以上出资款均由上诉人本人出资，《声明书》系上诉人为了能收到2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应被上诉人要求而签署，上诉人不存在替刘秀英、刘木莲、林昭杨代持股的事实。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刘秀英除了存在本案纠纷外，上诉人与刘秀英还存在另一民间借贷纠纷【案号为：（2015）××民初字第××号】，在该案中，刘秀英称其汇往周国慈账户的款项比周国慈汇往刘秀英账户的款项多出400余万元，并据此主张双方之间存在300余万元的借款，其在该案所举证据中就包含了其于2011年1月5日向周国慈的汇款300万元。而在本案中，刘秀英又称该300万元系出资款，明显自相矛盾。此外，该300万元的汇款凭证上备注为“货款”，并未备注为“出资款”。四、《股权转让协议》已明确约定了价款，一审认定双方未产生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明显有误。五、一审程序违法，主要体现在：1、在可以向被上诉人直接送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选择了公告送达；2、被上诉人当庭提交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却不给予上诉人举证期限以提交反驳证据。
上诉人周国慈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被上诉人刘国营及一审第三人刘秀英、刘木莲答辩称，一、上诉人周国慈系刘木莲的干儿子，因刘木莲的长子去世，故刘木莲很疼爱上诉人，认为其无资金但有能力，故要求家人凑足出资款，并将上诉人登记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将公司交给其经营管理，上诉人仅是代刘秀英、刘木莲和林昭杨持股。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办理股权过户手续才签订，正是为了防止上诉人利用该协议索要股权转让款，各方才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时签署了《声明书》。二、因为周国慈是名义股东，所以公司做账时必须写成系周国慈出资，《明细分类账》中的记载并不能说明款项系由周国慈实际出资，事实上，所有出资款都来源于刘秀英、刘木莲和林昭杨，从周国慈账户转账到公司账户的银行转账凭证原件也都由刘秀英持有，具体出资过程是：2011年1月5日，刘秀英将300万元汇入周国慈账户，用于垫付出资（上诉人一审庭审中已认可该300万元系用于缴交出资款和购买公司厂房），随后，上诉人周国慈就将该款用于缴纳注册资金50万元和支付厂房购房款2557565元。此后，林昭杨自己向周国慈转账了10万元（周国慈一审庭审中已确认该事实），刘木莲通过蒋国朋的账户向周国慈转账100万元、另通过刘秀英的账户向周华顺（周国慈的哥哥）转账70万元，即刘木莲和林昭杨的180万元出资款已全部支付给了周国慈，刘秀英此前垫付的300万元出资款中，扣除刘秀英自己的160万元投资款，其余140万元就转化为了借款，因此刘秀英在本案和（2015）××民初字第××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的主张并没有矛盾之处。三、上诉人一审中认可340万元实际系由刘秀英、刘木莲、林昭杨出资，二审中又予以否认，明显自相矛盾。另上诉人认为《分类明细账》上记载的“收周国慈账房款1023026元”系投资款，但该款并未备注是“投资款”，事实上该款是周国慈偿还刘秀英的其它购房代垫款及钢铁分红，且该转款凭证原件也是由第三人刘秀英持有。四、《股权转让协议》于2011年3月25日签订，合同约定股权转让款应于3日内支付，若真需要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话，在被上诉人未付款的情况下，上诉人不可能在4月3日将股权过户至被上诉人名下。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林昭杨未作答辩。
当事人在本案第一审程序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随一审案卷移送至本院。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证据一份，即执达公司《明细分类账》，拟证明周国慈出资了4494879.9元，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明细分类账》仅是基于做账的需要，才记载为周国慈出资，但出资款事实上来源于刘秀英、刘木莲和林昭杨，另“2月18日收国慈购房款1023026元”并非出资款。本院认定，该证据具备客观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但款项是否是由周国慈实际出资应根据款项的具体来源判断，不能仅凭该《明细分类账》的记载，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对象。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
本院认为，讼争各方对于登记在上诉人周国慈名下的执达公司50%股权所对应的出资额为多少以及实际由谁出资存在争议。上诉人一审认为其出资额为609万元，其中有340万元实际系由第三人刘秀英、刘木莲、林昭杨出资，二审中，上诉人又改称其出资额为4494879.9元，且全部由其本人出资，不存在代持股的情形。而被上诉人和一审第三人均认为上诉人的出资额为340万元，其中由刘秀英实际出资160万元、刘木莲实际出资170万元、林昭杨实际出资10万元。对此问题，首先，上诉人在一、二审中对于其出资数额以及有无代持股情形的陈述前后矛盾，其在二审中主张出资额为4494879.9元所依据的是执达公司《明细分类账》，但被上诉人及一审第三人均否认《明细分类账》中记载的“2月18日收国慈购房款1023026元”系投资款，因《明细分类账》并未备注该笔款项系“投资款”，而且该款转账凭证原件由刘秀英持有，刘秀英对该笔款项已作出合理解释，双方也确实存在其它账目往来，故该笔款项不应认定为投资款，本院对上诉人关于其出资额为4494879.9元的主张不予采信。其次，被上诉人和一审第三人所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上诉人刘国慈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时签署的《声明》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上诉人的出资额为340万元，并实际由刘秀英、刘木莲、林昭杨出资。上诉人在二审中否认刘秀英、刘木莲、林昭杨系实际出资人，但其该主张明显与其在《声明》中所确认的事实不符，而且其在一审庭审中亦已确认其出资款中的340万元不是由其本人出资（详见2015年7月22日一审庭审笔录第18页第9、10、21、22行），故上诉人关于款项系其本人出资的主张亦不成立。
综上所述，本案现有证据表明上诉人仅是工商登记的名义股东，涉案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系一审第三人刘秀英、刘木莲、林昭杨，故上诉人无权主张该股权的转让价款。此外，从各方在《声明》中所确认的“刘木莲、刘秀英、林昭杨将投资在执达公司原股东周国慈名下的投资款转入现股东刘国营名下”内容可见，《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涉案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仍为刘木莲、刘秀英、林昭杨，仅是将名义股东由周国慈变更为刘国营，故本案并不存在股权转让之实，一审判决驳回周国慈的诉请是正确的。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0元，由上诉人周国慈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一审法院的决定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雷晓琴
代理审判员 陈 曦
代理审判员 魏 昀
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
书 记 员 丁寻韬
（2015）榕民终字第6049号共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