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4刑终313号
原公诉机关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廖明炎，男，1971年11月19日出生于福建省大田县，汉族，中专文化，系大田县东风农场林业站站长，住福建省大田县。因涉嫌犯滥伐林木罪于2015年12月4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1月6日被逮捕。
辩护人陈斌，福建枫桦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起墩，男，1982年12月25日出生于福建省大田县，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住福建省大田县。曾因犯滥伐林木罪于2014年9月22日被大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因涉嫌犯滥伐林木罪于2015年12月4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黄清水，福建协胜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进钟，男，1963年7月8日出生于福建省大田县，汉族，初小文化，个体工商户，住福建省大田县。因涉嫌犯滥伐林木罪于2015年12月4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郑世旺，福建邱宁江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肇钦，男，1964年11月13日出生于福建省大田县，汉族，高中文化，个体工商户，住福建省大田县。因涉嫌犯滥伐林木罪于2015年12月21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单位大田县东风农场，住所地福建省大田县桃源镇泼水村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25628500609W。
诉讼代表人杨荣流，系大田县东风农场场长兼书记。
原审被告人魏祥城，男，1972年12月28日出生于福建省大田县，汉族，大学本科文化，系大田县东风农场副书记、副场长，住福建省永安市。因涉嫌犯滥伐林木罪于2016年1月9日被取保候审。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审理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大田县东风农场(以下简称东风农场),原审被告人魏祥城、廖明炎、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犯滥伐林木罪一案，于2016年11月17日作出（2016）闽0425刑初134号刑事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原审被告人廖明炎、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明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碧胜、黄能桂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廖明炎及其辩护人陈斌、上诉人陈起墩及其辩护人黄清水、上诉人陈进钟及其辩护人郑世旺、上诉人刘肇钦、原审被告单位大田县东风农场的诉讼代表人杨荣流、原审被告人魏祥城到庭参加诉讼。期间，三明市人民检察院以需要补充侦查为由，向本院申请延期审理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5年3月间，被告单位东风农场收到大田县林业局下达的2015年度木材采伐指标后，由东风农场林业站筛选出适合采伐的大田县桃源镇登榜村“下桂山”等五片山场，并由肖某1等人对“下桂山”等山场进行踏查。踏查中肖某1、林某1等人发现该山场的树种有杉木、马尾松、阔叶树和福建柏，并告知东风农场林业站站长廖明炎。被告人廖明炎得知后，未按“下桂山”山场实际树种(杉木、马尾松、阔叶树和福建柏)填写上报伐区设计申请单，将树种组成填写为9杉1马。同年4月间，设计队工作人员对预采伐的“下桂山”山场进行伐区调查设计时，廖明炎要求设计队工作人员林某2将山场中的福建柏一并设计。当月，林某2将大伐调设(2015)第150063号伐区调查设计书和伐区位置图交给廖明炎，该设计书载明林班为017大班05小班020①，采伐面积为163亩，采伐类型为主伐、方式为皆伐、强度为100%，采伐总蓄积量为1575立方米(其中杉木、马尾松和阔叶树的蓄积量分别为1111立方米、214立方米、250立方米)，采伐总出材量1164立方米(其中杉木、马尾松和阔叶树的出材量分别为827立方米、168立方米、169立方米)，而“下桂山”山场阔叶树实际仅有2、3立方米，设计队将福建柏设计成阔叶树。伐区位置图下方注意事项栏中明确写明“伐区四至：按红线范围内采伐，严禁越界采伐；且红线范围内如有珍贵树木也要严禁采伐”，该伐区设计成果及注意事项廖明炎已看清楚，并在业主(签领)处签名确认。廖明炎按上述设计书的内容填写林木采伐申请书，报大田县林业局审核，并获批，大田县林业局于2015年6月8日向东风农场发放了田集采字[2015]78号林木采伐许可证。领证后二三天，廖明炎在东风农场防火办办公室向东风农场分管林业的副场长魏祥城喝茶时口头汇报“下桂山”等山场的采伐许可证已领取，“下桂山”山场有福建柏，但设计队将福建柏设计成阔叶树，魏祥城听后交代廖明炎按照设计队的设计操作，并做好招投标事宜。尔后，廖明炎等林业站工作人员对采伐山场的采伐范围用红漆进行打标记。招投标前，刘肇钦等人在东风农场林业站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对“下桂山”等5片采伐山场进行实地勘查，勘查中刘肇钦发现“下桂山”山场有福建柏，后将这一情况告知合伙人陈进钟，并询问廖明炎“下桂山”山场中的福建柏可否砍伐，廖明炎回答可以。2015年6月25日，陈进钟、陈起墩、刘肇钦等六人以183.1万元标得“下桂山”和“龙船岭”山场的林木采伐和销售权。同月29日，东风农场与刘肇钦(中标方代表)办理了“下桂山”等山场拨交手续，并将伐区调查设计书和伐区位置图复印件交给刘肇钦。同年7月1日，东风农场与陈进钟签订一份《木材销售合同书》。采伐前，陈进钟和刘肇钦再次询问廖明炎“下桂山”山场中的福建柏可否砍伐，廖明炎在明知采伐证中未审批砍伐福建柏的情况下，仍告知伐区标记范围内的所有林木已审批，皆可采伐。2015年7月至11月间，陈进钟等人在明知采伐证规定的树种未体现福建柏的情况下，仍将山场中的福建柏进行全部采伐，由陈起墩、刘肇钦负责现场管理和销售，并将福建柏以每立方米800元-900元的价格运往宁德周宁、福建南安、大田县锦晖木业有限公司等地销售。经查，“下桂山”山场的福建柏系1984年间人工种植的珍贵树木。经林业技术鉴定，田集采字[2015]78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西北侧存在采伐福建柏行为，采伐现场剩余物树种为福建柏，采伐蓄积为260.2154立方米，出材量为182.1508立方米。
2015年11月17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被告人廖明炎、陈起墩、刘肇钦到采伐现场配合调查，三人均自动到案；同年12月3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被告人陈进钟到案接受调查，陈进钟自动到案；同月21日，被告人刘肇钦自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被告人廖明炎、陈起墩、刘肇钦、陈进钟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2015年12月4日，大田县公安局森林分局电话通知被告人魏祥城接受调查。案发后，被告单位东风农场主动退出赃款185000元，被告人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主动退出赃款计200000元。2015年12月17日、18日，公安机关将陈进钟等人堆放于大田县锦晖木业有限公司内和大田县东风农场货场处筒数分别为867筒、123筒(材长均为4米)，材积分别为23.0943立方米、3.0118立方米的福建柏予以扣押。
另查明，从2013年3月21日起，被告人魏祥城分管林业生产、护林防火、纪检、监察等工作。从2005年起，被告人廖明炎任东风农场林业站站长，负责林木采伐、生产、防火等工作。2014年11月3日，廖明炎虽被东风农场任命为场长助理，但东风农场林业方面工作仍由分管领导魏祥城负责。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户籍证明、林场施工验收单、中国农业银行信汇凭证、收款收据、伐区设计申请单、伐区调查设计书、伐区位置图、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销售合同、大田县伐区拨交检查登记卡、木材销售明细账、销货清单、田东委(2013)4号大田县东风农场党支部大田县东风农场关于调整班子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田东场[2014]57号东风农场关于廖明炎职务任免的通知、田东场[2015]4号东风农场关于印发《东风农场林业站工作分工》的通知、田东委[2015]2号大田县东风农场党支部大田县东风农场关于调整班子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田东场[2015]27号关于研究2015年林木采伐招投标问题的会议纪要、会议记录、扣押清单、到案经过、(2014)大刑初字第229号刑事判决书、暂扣款收据等书证，证人林某1(附2016年4月13日同步录音录像光盘一张)、肖某1、肖某2、林某2、林某3、吴某等人证言，大田县公安局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照片说明、扣押笔录、木材检验单、扣押清单以及鉴定意见，被告单位东风农场的诉讼代表人杨荣流的陈述及被告人魏祥城、廖明炎、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的供述等。
原判认为，被告单位东风农场虽然持有林木采伐许可证，但超越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树种范围，擅自采伐“下桂山”山场人工种植的珍贵树木福建柏，立木蓄积达260.2154立方米，数量巨大。被告人魏祥城作为东风农场分管林业工作的副场长，系2015年度东风农场林木采伐相关事宜的负责人，知道“下桂山”山场有福建柏，未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砍伐福建柏，放任滥伐结果的发生，系东风农场滥伐林木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廖明炎系东风农场林业站站长，负责2015年度东风农场林木采伐的具体实施，指使设计队工作人员将“下桂山”山场的福建柏一并设计采伐，其明知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采伐树种中没有福建柏，仍告知陈进钟等人福建柏已审批、可采伐，致使“下桂山”山场人工种植的福建柏被滥伐，系东风农场滥伐林木案的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陈起墩、陈进钟和刘肇钦明知“下桂山”山场林木采伐许可证中规定的树种有错，仍具体实施了滥伐林木的行为。被告单位东风农场，被告人魏祥城、廖明炎、陈起墩、陈进钟和刘肇钦的行为均已构成滥伐林木罪。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决定对被告单位东风农场判处罚金。被告人廖明炎具有自首，且东风农场已退出赃款，可对其予以减轻处罚。陈起墩曾因犯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具有酌定从重处罚情节，鉴于陈起墩具有自首和退赃情节，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及所在社区实施社区矫正的意见，可对其予以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被告人陈进钟、刘肇钦均具有自首和退赃情节，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及所在社区实施社区矫正的意见，可对上述二被告人予以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被告人魏祥城犯罪情节轻微，可对其免予刑事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条、第十六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单位大田县东风农场犯滥伐林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十六万元。二、被告人廖明炎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三、被告人陈起墩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四、被告人陈进钟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缓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五、被告人刘肇钦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缓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六、被告人魏祥城犯滥伐林木罪，免予刑事处罚。七、被告单位大田县东风农场和被告人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的违法所得分别为150583元、50195元、50194元、50194元，均由公诉机关予以追缴；已扣押的赃物福建柏材积26.1061立方米，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并依法处理。
上诉人廖明炎上诉称，一审法院判处廖明炎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量刑畸重。1.综合全案，东风农场要求设计队把涉案福建柏一起设计采伐，符合林业经营政策。因本案福建柏系1984年人工种植，根据目前福建省森林采伐管理政策规定，是完全可以采伐的。廖明炎、肖某1要求设计队将涉案福建柏一起设计，并不违法。实际上，设计队最终也将涉案“下桂山”山场的福建柏一起设计，但把树种错误设计成阔叶树。因此，单纯从设计程序上讲，东风农场及上诉人本身没有错，错在设计队不该违反伐区设计操作规程将福建柏设计成阔叶树。一审法院认定系廖明炎指使设计队工作人员将“下桂山”山场的福建柏一并设计采伐，不符合本案事实。2.本案涉及“下桂山”山场设计审批中，采伐类型、方式设计审批为主伐—皆伐，保留木设计审批为0，采伐强度设计审批为100%，伐区位置图中未将福建柏区域剔除，“阔叶树”设计、审批的蓄积量（250立方米）、出材量（169立方米）与实际福建柏采伐的蓄积量、出材量（183立方米）非常吻合。结合目前福建省森林采伐规定，本案涉及伐区调查设计书、林木采伐申请书、林木采伐许可证中的“阔叶树”，实际上就是福建柏。因此，造成本案福建柏滥伐，主要原因在设计队，上诉人虽构成滥伐林木罪，居于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政许可属性、刑法谦抑原则以及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考虑，可减轻处罚。3.廖明炎虽是东风农场林业站长，但对本案“下桂山”山场林木采伐具体实施过程中，在筛选踏查、设计队的上山设计、竞标人的实地勘查等过程，廖明炎没有去过“下桂山”山场，拿到设计书后，有对“设计成果”向设计队提出异议，也有向农场分管领导进行汇报，说明其犯罪情节较轻，案发后廖明炎自首，认罪态度好，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小，应减轻处罚。4.廖明炎系本案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对比本案其他各被告人的量刑，一审判处廖明炎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量刑畸重。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减轻处罚。
上诉人陈起墩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陈起墩有滥伐林木的故意是错误的。1.陈起墩等人的砍伐是通过公开投标取得的，签订的《大宗商品交易木材定产定销合同》包括了“下桂坑”山场内的所有林木。陈起墩等人与东风农场签订《大宗商品交易木材定产定销合同》之前，东风农场就已经对“下桂坑”山场林木进行规划设计，取得了大田县林业局审批的《采伐许可证》，并对采伐范围用红漆标示，其中包括福建柏。2.本案中的《采伐许可证》，虽然审批的是“杉木、松木和阔叶树”，人工福建柏的采伐数量是包括在阔叶树内，由于批准的采伐方式是“皆伐”、采伐强度是100%，这就表明了“下桂坑”山场林木已经审批，“下桂坑”山场内的所有林木均可以采伐。对于《采伐许可证》没有单独列明“人工福建柏”，应当是《采伐许可证》的填写出现差错，将“人工福建柏”填写为“阔叶树”。如果《采伐许可证》在批准上存在错误，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东风农场和审批、设计单位负责，这样审批的后果不应当由陈起墩来承担。3.《采伐许可证》大宗商品交易木材定产定销竞标也包括福建柏，是经交纳林业金税、林权拨交、销售检验、砍伐范围由东风农场用红漆标示的，砍伐区域均包括福建柏。4.陈起墩砍伐是经向东风农场的林业管理主管人员请示和求证后，得到可以砍伐的肯定答复后砍伐的，主观上不存在明知《采伐许可证》有错误而故意采伐。参加竞标前后，刘肇钦发现有“福建柏”后有疑问就向廖明炎询问“福建柏”是否可以砍伐。山场拨交时再次询问廖明炎“福建柏”是否可以砍伐，廖明炎明确告知伐区标志范围内所有林木均可以采伐。因此，陈起墩的主观认识从有疑问到东风农场林业管理人员明确肯定答复，其主观上认为是政策有变化，且《采伐许可证》已经批准了皆伐，采伐强度100%，其主观上是相信审批的《采伐许可证》，才对“下桂坑”山场林木进行采伐。一审判决认定陈起墩明知“下桂山”《采伐许可证》有错误仍将“福建柏”全部砍伐，构成滥伐林木罪是错误的。二、一审以规范性文件作为“下桂坑”山场的福建柏行政许可依据是错误的。1.设立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法律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必要时，国务院可以采用发布决定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实施后，除临时性行政许可事项外，国务院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或者自行制定行政法规。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因行政管理的需要，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2.《采伐许可证》审批权限的法律依据。《采伐许可证》从行政法上是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许可行为。因此，《采伐许可证》审批的依据只能是法律、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现行法律中只有《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细则》以及国务院《森林采伐更新管理》有权设定行政许可，其他行政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设立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本案中，福建省人民政府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珍贵树木保护的实施意见》（闽政[2001]文198号）和福建省林业厅2002年的《福建省森林采伐管理办法》不能作为设立和审批《采伐许可证》的依据。国家林业局是作为国务院《森林采伐更新管理》行政法规的授权解释机关，作出的《国家林业局关于人工培育的珍贵树木采伐管理有关问题的复函》（林策发〔2013〕207号）第二条规定“目前，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名录尚未出台。因此，除古树名木外，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但属于人工培育的树木，可按照一般树木进行采伐利用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采伐林木，由所在地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大田县林业局有权作出本案中的《采伐许可证》。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法院判决，宣告上诉人无罪。
上诉人陈进钟上诉称，一、陈进钟主观方面缺乏犯罪故意，其行为应该得到宽容和谅解。从大田县人民检察院的指控及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大田县林业局于2015年6月8日向东风农场发放了田集采字[2015]78号林木采伐许可证，后廖明炎等林业站工作人员对采伐山场的采伐范围进行标记，并将“下桂山”等5片山场林木采伐招投标事宜委托浙江舟山大宗商品交易所福建交易中心于2015年6月25日在网上进行公开竞标。上诉人等六人通过标得“下桂山”和“龙船岭”山场的林木采伐和销售权。因“下桂山”山场里有人工营造的福建柏，而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树种体现为阔叶树，陈进钟等人疑虑，在采伐前多次询问廖明炎“下桂山”山场中的福建柏可否砍伐，廖明炎明确回复可以砍伐。虽然采伐区位置图下方的注意事项中有标明“伐区红线范围内如有珍贵树种也是禁止采伐”，但林业站工作人员廖明炎已非常明确回复可以砍伐福建柏，且国家林业局于2013年12月6日回复四川省林业厅的《国家林业局关于人工培育的珍贵树木采伐管理有关问题的复函》（林策发〔2013〕207号）中有说明“目前，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名录尚未出台。因此，除古树名木外，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但属于人工培育的树木，可按照一般树木进行采伐利用管理”。因此，陈进钟便按照采伐许可证要求（主伐、皆伐，采伐强度100%）进行采伐。滥伐林木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不该滥伐，滥伐林木的行为会产生危害结果而有意实施滥伐行为。本案中，陈进钟按林业工作人员的指示及采伐许可证要求进行采伐，其行为应该得到宽容和谅解，主观方面缺乏犯罪故意。二、涉案的人工营造福建柏的采伐是否一定需要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单独审批，以及设计队工作人员能否将人工营造的福建柏设计成阔叶树，陈进钟文化程度为小学，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无此相关专业技能对此作出判断。国家林业局林护发〔2013〕224号《关于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需要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经采集地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其采集申请签署意见后，报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审批、核发《采集证》”，同时该通知规定，本通知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另国家林业局于2013年12月6日回复四川省林业厅的《国家林业局关于人工培育的珍贵树木采伐管理有关问题的复函》（林策发〔2013〕207号）中有说明“目前，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名录尚未出台。因此，除古树名木外，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但属于人工培育的树木，可按照一般树木进行采伐利用管理”，因此，按国家林业局《关于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看，报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审批是指“需要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并不包含人工营造的珍贵树木。而福建省林业厅闽林（2012）7号《关于规范树木采挖移植和珍贵树木保护管理的通知》是在国家林业局林护发〔2013〕224号《关于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关问题的通知》之前颁发的，其第二条第（四）项“采伐（采挖）珍贵树木（1998年1月1日以后人工营造的除外，下同）均由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规定也与国家林业局的“需要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经采集地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其采集申请签署意见后，报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审批、核发《采集证》”的相关规定不一致。与林业有关的法律法规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相应作出调整，陈进钟文化程度为小学，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采伐林木时只能严格按照采伐许可证要求采伐，不清楚的地方向林业部门询问，按其要求操作，陈进钟本人无相关专业技能对林业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做法是否符合法律作出正确的判断。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犯滥伐林木罪有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刘肇钦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三被告人明知‘下桂山’山场林木采伐许可证中规定的树种有错，要采伐福建柏，应单独审批，仍将‘下桂山’山场的福建柏全部采伐”与事实不符。1.刘肇钦虽然从事木材采伐生意多年，也知晓林木采伐需要严格依照采伐证上的要求进行采伐。但并不意味着，刘肇钦就应当而且必须知道福建柏需单独审批。首先，采伐证的审批是林业系统的一种行政许可，刘肇钦作为一个农民，不知林业局是如何审批的。其次，福建省林业厅发布的闽林[2012]7号《关于规范树木采挖移植和珍贵树木保护管理的通知》是林业系统的内部文件，其内部工作人员都不一定知道有这个文件，刘肇钦只是砍木头的工人，对于这样的内部文件若能知道，必然在去请示廖明炎的时候会明确提出是否有省林业厅的采伐证，而不是简单地问能否砍伐。2.刘肇钦自始至终都没有见过采伐证，其证上内容刘肇钦无从知晓。即使采伐许可证虽有标明：“伐区红线范围内如有珍贵树种也是禁止采伐”但并不等于明确告知采伐福建柏等珍贵树种就需要单独审批。其次，采伐方式为皆伐，根据《福建省森林采伐技术规范的通知》第九条规定，皆伐是指在划定的森林面积上，把林分中的林木，一次全部采完或基本采完的一种采伐方式。该规范通知中并未将珍贵树种单独区分，按普通文义解释和一般社会公众观念，刘肇钦的砍伐行为是符合证内采伐的合法采伐。二、刘肇钦的采伐行为不构成滥伐林木罪。1.刘肇钦主观上没有滥伐林木的故意。首先，从本案中，可以得到一个确定的事实就是刘肇钦及陈起墩、陈进钟三人在知晓有福建柏后有向其主管领导廖明炎请示能否砍伐，而廖明炎的答复是可以。也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可以答复中就足以证明刘肇钦主观上根本就不可能有滥伐林木的故意。若刘肇钦主观上有滥伐林木的故意，根本不需要向廖明炎请示，因为当时“下桂山”山场已经由刘肇钦等三人中标并进行负责现场管理，若有滥伐林木的主观故意其完全可以随意主导这个山场的砍伐工作。其次，刘肇钦的行为符合期待可能性，砍伐福建柏是正常的采伐行为，虽有过失但不足以构成犯罪。刘肇钦虽从事木材采伐生意多年，但面对福建柏能否砍伐的问题上却是不了解的，因此才出现了请示廖明炎的情形，而刘肇钦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在得到专业领导廖明炎（林业站站长）的准确答复后，当然完全有理由相信福建柏可以砍伐。既然刘肇钦认为福建柏可以砍伐，故一审认定上诉人有滥伐林木的故意，显然有逻辑的矛盾。刘肇钦完全有理由相信福建柏可以砍伐，主要基于如下理由：第一，“下桂山”山场的福建柏是人工种植的，不是野生的，因为作为同样珍贵树种的野生红豆杉虽不能随意砍伐，但是人工种植的则可以进行市场流通，现在餐桌上还流行食用红豆杉。第二，《国家林业局关于人工培育的珍贵树木采伐管理有关问题的复函》（林策发〔2013〕207号）、《福建省人民政府批转省林业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珍贵树木保护实施意见的通知》（闽政〔２００１〕文１９８号）两个文件，都明确了人工培育的珍贵树种可以砍伐。第三，刘肇钦根本不知道砍伐福建柏等珍贵树种需要在采伐许可证中单独体现，更何况本案中的福建柏已经被设计成阔叶树，不可能会在采伐证中单独体现。刘肇钦对采伐证从来没有亲眼所见，只知道按红线范围内皆伐。案发后，刘肇钦了解到实际上若砍伐珍贵树种根据《福建省森林采伐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普通采伐证中也不可能会显示珍贵树种的名称。因此，基于福建柏是人工种植的原因，且红线范围内皆伐以及廖明炎的多次可以砍伐答复，刘肇钦完全有理由认为该树种可以砍伐，根本不存在滥伐林木的主观故意。2.刘肇钦客观上也没有实行滥伐林木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虽持有林木采伐许可证，但违反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时间、数量、树种或者方式，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者本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即证外采伐的才构成滥伐林木，但本案中刘肇钦的砍伐行为都是在采伐许可证红线范围内的正常经济行为，不侵害国家管理森林资源的法益。况且，刘肇钦只是普通的农民，不是国家林业工作人员，其合理注意义务显然要低于廖明炎。结合刘肇钦多年从事林木采伐的经验，刘肇钦的注意义务外延仅限于证内采伐即不越界、不超红线内的皆伐。至于采伐许可证的错误以及红线范围、树种的错误设计，那都是主管领导廖明炎的领导责任（行政法定职权），因其错误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廖明炎本人自行承担刑事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后，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上诉人无罪。
三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出庭认为，一、本案犯罪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的一审审理中，公诉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证据与人民法院审查认定的事实、证据相一致，所有证据在庭审中均经上诉人质证，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系统的证据体系，充分证实了原审被告单位东风农场、原审被告人魏祥城、上诉人廖明炎、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虽然持有林木采伐许可证，但超越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树种范围，擅自采伐“下桂山”山场人工种植的珍贵树木福建柏，立木蓄积达260.2154立方米，数量巨大的犯罪事实。因此，上诉人廖明炎、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以滥伐林木罪对上诉人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二、上诉人针对本案的上诉理由应当予以驳回。1.上诉人廖明炎系东风农场林业站站长，负责2015年度东风农场林木采伐的具体实施，要求设计队工作人员将“下桂山”山场的福建柏一并设计采伐，其明知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采伐树种中没有福建柏，仍告知陈进钟等人福建柏可以采伐，致使“下桂山”山场人工种植的福建柏被滥伐，系东风农场滥伐林木案的直接责任人员。2.上诉人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主观明知福建柏系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采伐区位置图下方的注意事项中也标明“伐区红线范围内如有珍贵树种也是禁止采伐”，仍不按照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树种进行采伐，致使“下桂山”的福建柏被滥伐260.2154立方米。廖明炎虽然答复可以砍伐“下桂山”的福建柏，但这不是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的无罪理由，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应当对自己滥伐林木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公正裁判。
二审另查明，案发后，被告单位东风农场主动退出赃款为150583元，被告人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主动退出赃款计150583元。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原判认定原审被告单位大田县东风农场,原审被告人魏祥城、廖明炎、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犯滥伐林木罪的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能相互印证，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廖明炎提出造成本案福建柏被滥伐的主要原因在于设计队将树种错误地设计成阔叶树，一审法院认定系廖明炎指使设计队工作人员将“下桂山”山场的福建柏一并设计采伐与事实不符，其在案发后具有自首，认罪态度好，并且系初犯、偶犯，一审法院对其量刑畸重，应当对其予以减轻处罚的意见。经查，上诉人廖明炎在负责2015年度东风农场林木采伐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得知“下桂山”山场具有福建柏，但其未按“下桂山”山场实际树种(杉木、马尾松、阔叶树和福建柏)填写上报伐区设计申请单，将树种组成填写为9杉1马，并在同年4月间，要求设计队工作人员林某2将山场中的福建柏一并设计。在涉案山场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后，其明知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采伐树种中没有福建柏，仍告知陈进钟等人福建柏已审批、可采伐，致使“下桂山”山场人工种植的福建柏被滥伐，因此其系东风农场滥伐林木案的直接责任人员。一审法院已经结合廖明炎具有自首等表现予以综合考量并减轻处罚，因此上诉人廖明炎的该项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提出涉案山场包括福建柏已经过大田县林业局的采伐许可审批，其三人均不具有滥伐林木的故意，因此均不构成滥伐林木罪的意见。经审查，东风农场与刘肇钦(中标方代表)办理了“下桂山”等山场拨交手续后，已将伐区调查设计书和伐区位置图复印件交给刘肇钦。上诉人陈起墩、陈进钟和刘肇钦三人从事木材采伐生意多年，明知林木采伐必须严格依照采伐证上的要求进行采伐，虽然廖明炎明确告知陈进钟等三人红线范围内的林木均有审批，皆可采伐，但伐区位置图下方注意事项栏中明确写明“伐区四至：按红线范围内采伐，严禁越界采伐；且红线范围内如有珍贵树木也要严禁采伐”。三上诉人在涉案山场招投标之时已明知涉案山场转让标的未体现福建柏树种，在中标之后也明知“下桂山”山场林木采伐许可证中规定的树种并未包括福建柏，但仍将“下桂山”山场的福建柏全部采伐，因此上诉人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主观上具有滥伐林木的故意，其行为均构成滥伐林木罪。上诉人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单位东风农场虽然持有林木采伐许可证，但超越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树种范围，擅自采伐“下桂山”山场人工种植的珍贵树木福建柏，立木蓄积达260.2154立方米，数量巨大。原审被告人魏祥城作为东风农场分管林业工作的副场长，系2015年度东风农场林木采伐相关事宜的负责人，知道“下桂山”山场有福建柏，未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砍伐福建柏，放任滥伐结果的发生，其系东风农场滥伐林木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上诉人廖明炎系东风农场林业站站长，负责2015年度东风农场林木采伐的具体实施，指使设计队工作人员将“下桂山”山场的福建柏一并设计采伐，其明知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采伐树种中没有福建柏，仍告知陈进钟等人福建柏已审批、可采伐，致使“下桂山”山场人工种植的福建柏被滥伐，其系东风农场滥伐林木案的直接责任人员。上诉人陈起墩、陈进钟和刘肇钦明知“下桂山”山场林木采伐许可证中规定的采伐树种中没有福建柏，仍具体实施了滥伐林木的行为。原审被告单位东风农场，原审被告人魏祥城，上诉人廖明炎、陈起墩、陈进钟和刘肇钦的行为均已构成滥伐林木罪。本案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廖明炎积极缴纳罚金，具有悔罪表现，可对其予以酌情从轻处罚。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作出对原审被告单位东风农场判处罚金，原审被告人魏祥城犯罪情节轻微，可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的认定，并无不当。经二审查明，案发后，被告单位东风农场主动退出赃款应为150583元，被告人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主动退出赃款计150583元，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告单位东风农场主动退出赃款185000元，被告人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主动退出赃款计200000元有误，应予以纠正。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廖明炎具有悔罪表现，可从轻处罚，刑期可进行适当的调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2016）闽0425刑初134号刑事判决第（一）、（三）、（四）、（五）、（六）项，即“一、被告单位大田县东风农场犯滥伐林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十六万元。三、被告人陈起墩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四、被告人陈进钟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缓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五、被告人刘肇钦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缓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六、被告人魏祥城犯滥伐林木罪，免予刑事处罚。”
二、撤销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2016）闽0425刑初134号刑事判决第（二）、（七）项，即“二、被告人廖明炎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七、被告单位大田县东风农场和被告人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的违法所得分别为150583元、50195元、50194元、50194元，均由公诉机关予以追缴；已扣押的赃物福建柏材积26.1061立方米，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并依法处理。”
三、上诉人廖明炎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已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2月4日起至2017年5月3日止）。
四、原审被告单位大田县东风农场和上诉人陈起墩、陈进钟、刘肇钦的违法所得分别为150583元、50195元、50194元、50194元，予以没收，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已扣押的赃物福建柏材积26.1061立方米，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并依法处理。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谢学斌
审 判 员 林广伦
代理审判员 魏正雄
二〇一七年四月五日
书 记 员 陈艳红
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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