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后旗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后民初字第3370号
原告刘海龙，男，汉族，农民。
原告刘凤云，女，汉族，农民。
原告刘凤华，女，汉族，农民。
原告孙国龙，男，汉族，农民。
四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关俊义，内蒙古擎正律师事务所。
被告刘海东，男，汉族，农民。
被告刘广发，男，汉族，农民。
被告李生，男，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闫森，女，汉族，电力职工。
委托代理人李满库，男，汉族，农民，系被告李生的儿子。
原告刘海龙、刘凤云、刘凤华、孙国龙与被告刘海东、刘广发、李生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凤云及四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关俊义、被告刘海东、被告李生的委托代理人闫森、李满库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广发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原告诉称，四原告均是科尔沁左翼后旗散都苏木地卜勒呼嘎查村民，原告刘海龙、刘凤云、刘凤华是被告刘广发的儿子、女儿，是被告刘海东的哥哥、姐姐、妹妹，原告孙国龙是被告刘广发的外孙。1997年农村二轮土地延包时，被告刘海东代表四原告等家庭成员共计9人与地卜勒呼嘎查村民委员会签订了《耕地承包合同书》，合同书编号为1209010046号。地卜勒呼村民委员会将66.79亩（人均7.42亩，2004年每人又增加0.67亩，承包地增加至72.82亩）土地发包给原告等9人经营。四原告等9人的承包土地共有10块地，每块地均有9人的份额。四原告分得二轮承包土地之后不久，便去辽宁等地外出打工，四原告将所承包的土地委托被告刘海东经营，被告刘海东向四原告支付部分费用。若原告回来自己经营承包地，被告刘海东应将承包地交还给原告。2014年秋收后，四原告向被告刘海东提出返还承包地并由自己经营事宜，被告称已将66.79亩承包地中的30亩卖给了被告李生，并与被告李生分别签订了《房屋所有权转卖合同书（契约）》和《转包耕地合同书》，四原告此时才得知，被告刘海东、刘广发已将原告等9人共同承包的土地擅自转包给了被告李生30亩，而且转包长达2027年。被告刘海东、刘广发擅自将四原告的承包地转包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四原告合法权益，原告为此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刘海东与李生签订的《房屋所有权转卖合同书（契约）》第四条、第五条以及被告刘海东、刘广发与被告李生签订的《转包耕地合同书》无效，并由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刘海东辩称，原告起诉的事实属实，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异议。
被告刘广发未答辩。
被告李生辩称，一、《耕地承包合同书》中刘海东是户主，是承包方，有权处置土地。且刘海东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刘海东与李生签订的《房屋所有权转卖合同书（契约）》以及刘海东、刘广发与李生签订的《转包耕地合同书》是合法有效的。这两份合同并不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同时，（2015）后民初字第1063号民事判决书对合同均予以认定，进一步证明了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二、即使刘海东无权处置土地，其行为也属于表见代理。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刘海东与李生签订的合同意思表示真实，有证据、证人证言能够佐证，且合同履行多年，此间原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因此，两份合同均有效。三、被告方签订的合同符合农村土地流转的交易习惯，是由户主与承包方签订合同。作为户主的刘海东有权发包其名下的承包地，而且多年来，刘海东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转包土地。四、本案被告李生是善意第三人，依法应受到法律保护。由于李生知道刘海东是户主而没有耕种承包地，因此与其签订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承包年限、承包费、房款均是双方议定的，有中间人签字，原村长和书记也在场并签字，不显失公平，符合市场价格和交易习惯，并且已履行了多年。因此原告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合法行为。五、原告的赔偿应由刘海东负担。如果原告认为承包地的转包侵犯其合法权益，应该向刘海东追偿。综上所述，刘海东与李生签订的《房屋所有权转卖合同书（契约）》、刘海东、刘广发与李生签订的《转包耕地合同书》是合法有效的，请求人民法院保护李生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经审理查明，1997年3月6日，由刘海东代表其家庭成员9人（其中包括四原告及被告刘广发、刘海东等人），与原散都苏木扎兰嘎查委员会（现已合并至地卜勒呼嘎查村民委员会）签订了编号为HQ1209010046的《科左后旗耕地承包合同书》，刘海东户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了集体的66.79亩耕地，共9块地，同年8月14日由鉴证机关鉴证。2004年二轮土地延包完善时人均增加0.67亩，共增加6.03亩。2004年以后，四原告外出打工，该地一直由被告刘海东经营管理。2009年12月19日，被告刘海东与被告李生经中间人李艳芹、王国平夫妇的介绍签订了《房屋所有权转卖合同书（契约）》，刘海东将其位于原扎兰村三组的四间平房出售给李生，同时该合同书第四条、第五条约定，刘海东将耕地30亩承包给李生，其中包括十七垅北接31垅、十七垅南接22垅、十七垅南接道东沟西垅74垅、水田地12亩共4块耕地。承包期限至《耕地承包合同书》期满即2026年9月30日为止，承包费每年每亩150.00元，每年的1月1日由李生交付刘海东当年的承包费4500.00元。上述合同签订后，刘海东将房屋与耕地交付李生，该30亩耕地由李生一直经营。2011年1月16日，被告刘海东及其父亲刘广发经李艳芹、时任村领导张万付、杨忠孝证明就上述耕地承包一事又签订了一份《转包耕地合同书》交付给被告李生。2014年，刘海东欲通过协商将承包给李生的耕地要回，李生不同意。年底李生向刘海东缴纳2015年的耕地承包费时，刘海东拒绝接受。2015年2月9日，刘海东向李生送达了《解除耕地转包合同告知书》欲解除双方之间的土地转包合同。李生于2015年3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原告的该解除合同行为无效，经本院审理后，作出（2015）后民初字第1063号民事判决，支持了李生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2015年8月，刘海龙等四原告将被告刘海东、刘广发、李生诉至本院，要求撤销被告刘海东与被告李生签订的《房屋所有权转卖合同书（契约）》第四条、第五条以及被告刘海东、刘广发与被告李生签订的《转包耕地合同书》，在庭审中将以上诉请变更为要求确认被告刘海东与被告李生签订的《房屋所有权转卖合同书（契约）》第四条、第五条以及被告刘海东、刘广发与被告李生签订的《转包耕地合同书》无效，并由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以上事实，原被告提交《房屋所有权转卖合同（契约）》、《转包耕地合同书》、原告提交的地卜勒呼嘎查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两份证明、刘海东名下的《科左后旗耕地承包合同书》、被告提交的（2015）后民初字第1063号民事判决书、（2015）后民初字第1063号民事案件卷宗开庭笔录中的杨忠孝、张万富的证人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李生提交的收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李生提交的原告的起诉状不属于书证，从证据形式上应当属于原告陈述的内容，李生可在庭审中直接针对起诉状内容发表其答辩意见，该答辩意见也属于李生的陈述，本院对上述两份证据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被告刘海东与李生签订的《房屋所有权转卖合同书（契约）》第四条、第五条以及被告刘海东、刘广发依据上述合同书又向李生出具的其签订的《转包耕地合同书》，说明合同签订双方已就李生承包刘海东户下的30亩4块耕地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刘海东向李生交付耕地，李生履行承包费并实际经营，合同已经成立。被告刘海东既然能够代表其户下9名家庭成员与发包方即原扎兰嘎查委员会签订《科左后旗耕地承包合同书》承包集体的耕地，那么刘海东作为户代表也同样有权代表其农业户与李生签订《房屋所有权转卖合同（契约）》第四条、第五条、《转包耕地合同书》转包耕地。同时，四原告在外出打工期间将其承包耕地的份额由刘海东经营管理多年，且刘海东将30亩耕地转包给李生也得到了刘海东父亲刘广发的认可与同意，被告李生有理由相信刘海东具有代表其农业户对外转包本案争议耕地的权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之规定，承包方采取转包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报发包方备案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综上，刘海东与李生签订的《房屋所有权转卖合同书（契约）》第四条、第五条以及被告刘海东、刘广发依据上述合同书又向李生出具的其签订的《转包耕地合同书》，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四原告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实其主张，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海龙、刘凤云、刘凤华、孙国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四原告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刘海风
审判员 王建民
审判员 特格喜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吴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