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302刑初931号
公诉机关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邓悦波，男，1974年3月29日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惠州市国土资源局马安国土资源所职工。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于2017年4月6日被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保候审，于2018年4月3日被我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罗俊恩，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7月25日以惠城检公诉刑诉〔2017〕92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邓悦波犯玩忽职守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向前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邓悦波及其辩护人罗俊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经合议庭评议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吕润怡（已判刑）于2007年获悉惠州市政府将对惠州市惠城区马安镇新群村下辖大沥口片区土地征收为建设用地，决定在被征地块和鱼塘上临时搭建铁皮棚，通过申报被征地上附着物补偿的方式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吕某1筹集资金后，找到吕某2（已判刑）帮其负责管理搭建铁皮棚事宜。2011年上半年，惠城区马安镇政府开始对2007年以来大沥口段被征土地《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确权的权利人拨付补偿款。吕某1分别找到吕某2、吕某3、吕某4、吕某5（以上三人均已判刑）等人以权利人的身份提供了虚假的5份《租地合同》，虚构在被征土地上租用土地进行生产搭建铁皮棚的事实，涉及违法临时抢搭建铁皮棚共计5万多平方米，共骗取国家地上附着物补偿款12006216元。2017年5月5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对吕某1、吕某2、吕某3、吕某4、吕某5等5人的诈骗行为作出有罪判决。
经查，2007年9月，惠州市人民政府拟征收惠城区马安镇马安围农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发布了征地预公告。2007年10月，惠城区马安镇人民政府成立征地工作组，惠州市国土资源局马安国土资源所工作人员被告人邓悦波担任马安镇新群村征地现场丈量、清点工作小组成员。根据《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惠州市人民政府令第39号）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市、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安置人数和附着物权属、种类、数量、结构等现状进行调查核实和登记。根据工作要求，被告人邓悦波需对拟征地现场地上附着物的清点进行核实和登记，调查核实后制作征地拆迁补偿登记表。
2007年底，被告人邓悦波参与了对吕某3、吕某4、吕某2的违章抢建铁皮棚现场丈量清点工作。2008年1月，邓悦波在没有对吕某2、吕某3、吕某4、吕某5等4人的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相关权属真实性、合法性认真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制作了6份《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其中：1、以权利人为吕某3名义申请的有1份：围栏铁皮棚5760平方米，补偿数额1180800元；2、以权利人为吕某4、吕某2名义申请的有1份：围栏铁皮棚共9194.5平方米，补偿数额1884873元；3、以权利人为吕某2名义申请的有2份：围栏铁皮棚共计22050平方米，补偿数额共计4520250元；4、以权利人为吕某4名义申请的有1份：围栏铁皮棚5475平方米，补偿数额1122375元；5、以权利人为吕某5、吕某3名义申请的有1份：围栏铁皮棚共16087.4平方米，补偿数额3297918元。以上5项共计补偿数额12006216元。在发放征地补偿款之前，邓悦波要求补偿权利人吕某2、吕某3、吕某4、吕某5等人提供5份《租地合同》，并对租地合同的内容进行了审核。经查，5份《租地合同》均系伪造，目的是为了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
由于邓悦波在没有认真调查核实拟补偿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真实性、合法性的情况下，制作了6份《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作为申领国家征地补偿款的依据，并审核了吕某2、吕某3、吕某4、吕某5等人以权利人的身份提供的5份虚假《租地合同》，使得吕某1、吕某2、吕某3、吕某4、吕某5等5人于2011年上半年顺利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共计12006216元人民币，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以上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邓悦波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征地工作中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严重不负责任，没有严格按照《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没有认真调查核实拟补偿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的真实性、合法性，造成了公共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2006216元人民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邓悦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表示认罪，但辩称其是国土所的普通职工，参与了征地制表工作，对征地数据作登记，对合同跟铁皮房由其他工作人员测量核实，然后由他们丈量后将登记表报给我，其也不用到现场核实，其只负责登记。
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起诉书》主要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3刑初35号刑事判决作为指控的依据，但该判决目前并未生效，故该判决查明及认定的事实，不能作为本案定罪的依据。
起诉书认为，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吕某1、吕某2等5人虚构在被征土地上租用土地进行违法临时抢搭建铁皮棚5万多平方米，骗取了国家补偿款12006216元等的诈骗行为，已于2017年5月5日作出了有罪判决；并还认为被告人邓悦波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征地工作过程中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严重不负责任，造成了公共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2006216元，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等。但经了解，上述惠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并未生效，故起诉书以该判决查明及认定的事实，作为指控邓悦波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了公共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2006216元等犯罪事实，没有依据。
另外，公诉机关于2017年4月6日对被告人邓悦波所作的讯问笔录，时间有涂改，讯问地点不明确，且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告人邓悦波相关权利和法律规定；钟某1、巫某12017年4月27日的《调查笔录》的询问地点不符合法律规定，部分问答内容基本相同；公诉机关提交的涉及吕某1等人犯诈骗行为等相关书证、证言及判决书等，因吕某1等人是否构成犯罪并未最终判决。故，以上证据应作为不合法证据排除。
二、《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邓悦波具有调查核实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权属真实性、合法性的职责，该指控不属实。本案现有大量政府文件及证据材料可佐证，被告人邓悦波不具有此项职责。
（一）法律及政府文件规定：马某镇政府是本案征地清表工作的实施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惠州市人民政府2007年10月10日的《会议纪要》（惠某纪[2007]87号）（见检察卷3第49页第一、二段）规定：“……（二）土地清表工作由惠城区马安镇政府组织实施……”马某镇政府2013年12月13日的《马某大沥片区土地征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2013]3号）规定“马某镇政府作为征地拆迁实施主体。”马某镇政府2015年12月21日的《关于大沥口项目范围内已清点但未补偿的地上附着物的情况说明》（见检察卷1第135、136页）规定：“……依照原来登记造册的数量规格，按照市政府第86号令标准进行补偿，由马某镇政府负责审核把关”等。
（二）政府文件规定：征地工作机构成员主要由马某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组成，被告人邓悦波不是工作机构的成员。马某镇政府2007年10月23日的《关于马某镇大沥口片区征地拆迁工作方案的通知》（马某府[2007]47号）（见检察卷3第45页）规定：“……成立工作机构，组长钟某1，副组长巫某1，成员邱某、颜某1、朱某、钟某2明、陈某1、吕某6、陈某2、王某、黄某1、邓某1、陈某3、张某、吕某7等”。
（三）政府文件确认：包括吕某1、吕某2等人在内的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均是由马某镇政府清理及拆除，且还要求按照马某城监中队提供的图片数据登记造册。马某镇政府2011年3月3日的《关于马某镇大沥口建设用地地上附着物情况的说明》（见检察卷1第99、100页）“2008年1月，恰逢惠州市创建“国家文明城市”，为迎接惠州市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大检查，我镇对大沥口清点登记后的铁皮棚，进行全面清理拆除，甚至部份未登记的铁皮棚也拆除了，造成权利人意见很大。已拆除未登记部分，由马某镇城监中队提供图片、数据和面积进行登记造册。”
（四）证人证言证明：征地清表工作由马某镇政府工作人员实施，被拆除的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的权属实际也由他们调查核实。1、马某镇政府工作人员巫某12017年4月27日的《调查笔录》（见检察卷2第35页第二段）中称：“问：如何区分合法性补偿的铁皮棚和非法抢建的违章铁皮棚？答：由马某镇的国土、城建、城监等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如非法抢建的铁皮棚需要占用土地，非法占用土地资源就由马某国土所进行处理。”2、马某镇政府工作人员李某22017年3月30日的《调查笔录》（见检察卷2第60页13行）中称：“问，是如何现场签名确认的？答：先由镇府工作组人员与权利人谈好并相约后，由征地工作组成员到现场丈量、清点、确认后，权利人同意后，由邓悦波现场登记，最后由工作组的到场人员签名、权利人确认签名。”及称（见检察卷2第61页未段）：“我们征地组工作人员都知道铁皮棚是造假的、抢建的，但我们是听从镇府领导指示，派我们去做我们就去做，我们只是按领导指示去把工作做好他，铁皮棚是真是假轮不到我们去考虑”。3、马某镇政府工作人员黄某32017年3月30日的《调查笔录》（见检察卷2第66页未段）中称：“铁皮棚的丈量大多是镇政府的人员负责，现场登记主要是邓悦波……”。
以上说明：包括吕某1、吕某2等人在内的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均是由马某镇政府在迎接文明城市大检查紧急情况下清理拆除，并且还要求按照马某城监中队提供的图片数据登记造册。显然，马某镇政府不仅是本案征地清表工作的实施主体，而且还是责任主体，其具有并履行了对包括吕某1、吕某2等人在内的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权属的调查核实职责。退一步讲，即使如起诉书认为邓悦波对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具有调查核实之职责，但在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被马某镇政府全面清理拆除、及要求按照马某城监中队提供的图片数据登记造册的情况下，邓悦波在客观上也是无法对已拆除且不存在的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的权属进行调查核实。反之，该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权属是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应当由马某镇政府在拆除前或马某城监中队提供面积数量之前调查核实清楚，而非事后由邓悦波核实。
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邓悦波没有认真调查核实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权属真实性、合法性的情况下，制作了6份《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该指控不属实。本案证据材料可证实，被告人邓悦波没有该项职责，且该6份登记表中记载的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的面积数量，是由马某城监中队及其他工作人员提供的，邓悦波只是根据政府会议纪要进行登记制表，所记载的数据并没有错误。
如上所述，马某镇政府是征地清表工作实施及责任主体，其具有且履行了对包括吕某1等人在内的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权属的调查核实职责，而被告人邓悦波不具有相关职责，故其无须认真调查核实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权属的义务。
况且，客观上被告人邓悦波无权力及不必要调查核实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的权属。因为，在该6份《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以下简称为登记表）中，编号分别为56、58、59、61号登记表中的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的面积数量是由马某城监中队在2010年时提供的（见检察卷1第119、121、122、124、125、127、128、130页，及被告人提供的证据三）。邓悦波只是根据马某镇政府2010年9月2日《会议纪要》（见检察卷3第54页第三段）即“已拆除未登记部分，由马某镇城监中队提供图片、数据和面积进行登记造册”的要求进行登记制表；编号分别为8-2号、10号登记表中的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面积数量则是由马某镇政府工作人员李某1和李某2等人现场清点测量的（见检察卷2第48页第一段，李某1笔录），并将清点测量好的数据报给邓悦波进行登记制表。
很显然，上述6份登记表中所记载的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的面积数量均是由马某城监中队及其他工作人员提供的，且面积数量图纸由城监中队人员、镇政府人员的签名核实，而邓悦波只是根据马某镇政府2010年9月2日《会议纪要》进行登记造册，所记载的数据并无错误。至于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是否具有真实性及合法性，应当由马某城监中队及其他工作人员在提供之前调查核实清楚。而邓悦波作为登记制表人员，对同级单位及工作人员报上来的面积数量，在行政级别上没这个权力。况且，马某城监中队是在马某镇政府2010年9月2日《会议纪要》作出之后（即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拆除之后），才将铁皮棚及附着物面积数量上报的，在此情况，任何人也无法对已不存在的铁皮棚等进行调查核实。因此，《起诉书》认为被告人邓悦波制作了6份登记表，就推理其必须调查核实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权属真实性、合法性，这明显是犯常识性错误，且也不符合客观事实。
四、《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邓悦波审核5份《租地合同》，该指控不属实。事实上，该5份租地合同并非作为支付铁皮棚及地上附着补偿款的依据，马某国土所也没有将该5份合同上报给上级部门，故该5份租地合同与吕某1、吕某2等人的诈骗行为无因果关系。
在征地之初，征地工作机构并未要求吕某1等人或其他权利人提供租地合同，征地涉及对地上附着物等权属确认，均是由当地政府、村干部和权利人现场认定及指认周边界线即可。后由于征地工作经历了4年之久，国土所领导才要求村委会通知权利人补充提交租地合同等（见检察卷2第19页，黄某1口供；第81页，吕某2口供）。由于吕某1等人的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的面积数量等之前已确认，并且是按照马某城监中队提供的面积数量进行登记造册，且5份《租地合同》约定与6份登记表中记载的面积数量基本吻合，故后来补充提交的租地合同，并未作为支付补偿款的依据，也未上报给上一级部门。而邓悦波只是一名普通职工，其不具有文书鉴定能力，且也不是其要求提交租地合同的，更不具有审核合同职责，故其无能力及无义务辨别5份《租地合同》的真伪。另外，该5份租地合同上有村委盖章、权利人签名，合同内容不违法，且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目前也没认定该5份合同为虚假。
同时，在市国土资源局征地中心副主任杨某的调查笔录（见检察卷2第40页）中，杨某供述审批拨付征地补偿款，只需将《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上报征地中心即可，其它材料就不需要。由此证实市国土局征地中心是依据6份登记表拨付补偿款，而非依据该5份《租地合同》拨付补偿款的，也就是说即使吕某1等人没有提交《租地合同》，其5人仍能获得补偿款，故该5份《租地合同》与吕某1、吕某2等人的诈骗行为无因果关系。
五、《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邓悦波参与了征地工作中的登记制表工作、并制作了6份登记表等，该指控属实，被告人邓悦波因此应对本案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根据现有证据及事实，邓悦波具有如下自首、从犯、初犯等法定和酌定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
从案发至庭审中，被告人邓悦波一直都承认其为征地工作小组成员之一，参与了新群村的部分征地工作中的登记制表工作，并制作了吕某1等人的6份登记表，因此，其应对本案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其具有如下法定和酌定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
（一）被告人邓悦波具有自首情节：从卷宗及到案经过等可证明，被告人邓悦波在得到传唤通知后，能够主动到案接受询问，并如实陈述涉及征地过程中的全部事实，甚至错误地把他人的职责都包揽在自己身上，由此反映了邓悦波如实坦白陈述事实，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办案，故其具有自首情节，应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被告人邓悦波应为从犯：从现有证据及客观事实可见，征地工作过程中，每一个工作环节均需集体配合工作，并非一人能完成的。比如对铁皮棚的丈量至少应有两个人拉尺子；6份登记表上应有政府代表、村委代表、纪检代表、征地中心代表等人签名确认，等等。因此，起诉书认为邓悦波一人需负责大部分的征地工作，明显不客观。邓悦波只是职工，在行政级别上不可能有如此大权力，在客观上也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能力，其仅负责了登记制表工作，故其不可能是本案的主犯，应为从犯，应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被告人邓悦波是初犯：从案发到开庭一直以来，被告人邓悦波认罪态度比较好，且是初犯，故可以酌情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现有大量证据佐证被告人邓悦波不具调查核实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权属的职责；及有证据佐证6份登记表中的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的面积数量由马某城监中队及其他工作人员提供的，故应当由提供者调查核实其权属真伪；并还有证据证明5份《租地合同》并非作为给付补偿款的依据，也非是邓悦波要求提交的，更不是邓悦波审核的。况且，起诉书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未生效的判决作为指控的依据，故该判决中查明及认定的事实不能作为本案定罪的依据。又因，邓悦波作为征地工作小组成员之一，参与了部分征地工作中的登记制表工作，制作了6份登记表，故应对本案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从卷宗及到案经过等来看，被告人邓悦波具有自首、从犯、初犯等法定和酌定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基于此，辩护人希望合议庭对本案的事实及证据予以重视，充分考虑被告人邓悦波本案中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法定情节，本着重证据、轻口供的原则，对被告人邓悦波作出公正的判决。
经审理查明：
吕润怡（已判刑）于2007年获悉惠州市政府将对惠州市惠城区马安镇新群村下辖大沥口片区土地征收为建设用地，决定在被征地块和鱼塘上临时搭建铁皮棚，通过申报被征地上附着物补偿的方式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吕某1筹集资金后，找到吕某2（已判刑）帮其负责管理搭建铁皮棚事宜。2011年上半年，惠城区马安镇政府开始对2007年以来大沥口段被征土地《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确权的权利人拨付补偿款。吕某1分别找到吕某2、吕某3、吕某4、吕某5（以上三人均已判刑）等人以权利人的身份提供了虚假的5份《租地合同》，虚构在被征土地上租用土地进行生产搭建铁皮棚的事实，涉及违法临时抢搭建铁皮棚共计5万多平方米，共骗取国家地上附着物补偿款12006216元。2017年5月5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对吕某1、吕某2、吕某3、吕某4、吕某5等5人的诈骗行为作出有罪判决。
经查，2007年10月，惠城区马安镇人民政府成立征地工作组，惠州市国土资源局马安国土资源所工作人员被告人邓悦波担任马安镇新群村征地现场丈量、清点工作小组成员。根据《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惠州市人民政府令第39号）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市、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安置人数和附着物权属、种类、数量、结构等现状进行调查核实和登记。根据工作要求，被告人邓悦波需对拟征地现场地上附着物的清点进行核实和登记，调查核实后制作征地拆迁补偿登记表。
2007年底，被告人邓悦波参与了对吕某3、吕某4、吕某2的违章抢建铁皮棚现场丈量清点工作。2008年1月，邓悦波在没有对吕某2、吕某3、吕某4、吕某5等4人的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相关权属真实性、合法性认真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制作了6份《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其中：1、以权利人为吕某3名义申请的有1份：围栏铁皮棚5760平方米，补偿数额1180800元；2、以权利人为吕某4、吕某2名义申请的有1份：围栏铁皮棚共9194.5平方米，补偿数额1884873元；3、以权利人为吕某2名义申请的有2份：围栏铁皮棚共计22050平方米，补偿数额共计4520250元；4、以权利人为吕某4名义申请的有1份：围栏铁皮棚5475平方米，补偿数额1122375元；5、以权利人为吕某5、吕某3名义申请的有1份：围栏铁皮棚共16087.4平方米，补偿数额3297918元。以上5项共计补偿数额12006216元。在发放征地补偿款之前，邓悦波要求补偿权利人吕某2、吕某3、吕某4、吕某5等人提供5份《租地合同》，并对租地合同的内容进行了审核。经查，5份《租地合同》均系伪造，目的是为了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
由于邓悦波在没有认真调查核实拟补偿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真实性、合法性的情况下，制作了6份《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作为申领国家征地补偿款的依据，并审核了吕某2、吕某3、吕某4、吕某5等人以权利人的身份提供的5份虚假《租地合同》，使得吕某1、吕某2、吕某3、吕某4、吕某5等5人于2011年上半年顺利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共计12006216元人民币，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另查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13刑初3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已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刑终986号刑事判决书终审确认。
以上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刑事案件受理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案件的来源及由此启动的侦查程序合法、有效。
2、证人证言
（1）证人黄某1证言，我在惠城区国土分局退休，退休前属职工编制，是工勤人员，没有行政级别。2007年市政府因为建设项目用地需要，要对马某镇马某围大沥口片区实行土地征收，根据《关于马某镇大沥口片区征地拆迁工作方案的通知》，征地工作组长是钟某1，副组长是巫某1，我是作为工作组成员之一。在马某镇马某围征地项目中，我协助镇政府进行征地工作，我负责双竂村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现场丈量和清点，同时我作为国土所长，在马某围征地项目中对拟征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上代表国土部门签名确认。根据《马某围项目征地工作小组名单》，新群村的现场丈量、清点小组成员是：马某镇副镇长颜某1，马某国土所工作人员黄某2、邓悦波，马某镇城建办副主任黄某3、马某镇政府工作人员李某1、李某2、郭某科，新群村干部吕某7、吕某8华、林某荣、林某华、林某旺等人。新群村现场丈量、清点拟征收土地的面积及铁皮棚、果树等地上附着物的数量、对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面积和数量进行核实、确认、登记。国土所工作人员邓悦波主要负责新群村的现场核实、登记、收集有关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权属的相关资料，然后制作《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的作用是上报补偿，作为财政发放征地补偿款的一个依据。在征地过程中，地上附着物的正常补偿程度首先是清点工作小组的成员到征地现场去丈量、清点、核实、登记，丈量清点后，在现场权利人及清点的征地工作组人员在《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上签名确认，然后由国土所的邓悦波制作打印《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同时邓悦波还负责收集、审核补偿权利人和村里的租地合同、承包合同或村委证明等材料，交由权利人代表、村（组）代表、国土资源部门代表、镇政府代表、纪检（监察）部门代表签名确认，然后在村里公示5天左右，公示以后如果没有异议，就将征地补偿数额上报惠州市国土局审批。是我安排邓悦波负责制作《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并负责收集、审核补偿权利人和村里的租地合同、承包合同或村委证明等材料，因当时我是国土所所长，工作由我安排，而且邓悦波比较年轻，懂电脑。《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中，权利人代表、村（组）代表、国土资源部门代表、镇政府代表、纪检（监察）部门代表等5栏代表签名就是对补偿权利人的铁皮棚、果树、青苗等地上附着物的数量、面积、补偿金额进行确认，作为上报给惠州市国土资源局的一个补偿依据。权利人为吕某4、吕某2、吕某5、吕某3等人的《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是邓悦波或黄某2（记不清了）拿给我签名的，我在签名前应该有问过邓悦波或黄某2一些情况，比如说材料是否齐全，但没有仔细去调查了解。我有向邓悦波或黄某2了解材料是否有收集，我相信清点现场的工作人员及制作这些表的工作人员有把关，他们应该有要求补偿权利人出示租地合同，我相信他们的工作，所以才会在权利人吕某4、吕某2、吕某5、吕某3等人的《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签名确认。没有补偿权利人和村里签订的租地合同是不能获得征地拆迁补偿的。马某国土所不知是邓悦波或黄某2要求权利人吕某4等人提供租地合同，具体要补偿权利人提供的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大沥口、西坝仔项目征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申请审核表》中，“国土所审核意见”、“镇（办）审核意见”一栏为什么会是空白的我记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搭建铁皮棚的正常报建程序首先要和村里签订租地合同或协议，然后在镇政府的城建办办理临时用地报建手续，审批通过后才可以搭建铁皮棚。一般铁皮棚是临时用地，不需要到国土所审批，因为国土所没有审批临时用地的权力。搭建铁皮棚需要占有土地，如果是非法占用土地，我们国土部门要到现场进行处理。权利人为吕某4、吕某2、吕某5、吕某3等人的铁皮棚非法占有土地有5万多平方米，在平时日常工作中，我作为所长，我有要求工作人员要对土地资源保护工作进行日常巡查，出现了这种情况是我们国土所工作做得不到位，没有很好的履行好职责。对于权利人为吕某4、吕某2、吕某5、吕某3等人通过抢建违章铁皮棚和虚假的租地合同骗取了国家征地补偿款一千多万元人民币，我认为我对征地补偿工作不够细致，工作做得不到位，在签名确认《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时没有严格把关，导致了国家财产损失。
出示：权利人为吕某3的《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一份；权利人为吕某4、吕某2的《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权利人为吕某4的《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两份；权利人为吕某5、吕某3的《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两份，经我辨认，上述七份《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的“国土资源部门代表”一栏，“黄某1”签名是我签名的。搭建铁皮棚的正常报建程序首先要和村里签订租地合同或协议，然后在镇政府的城建办公室办理临时用地报建手续，审批通过后才可以搭建铁皮棚。一般铁皮棚是临时用地，不需要到国土所审批，因为国土所没有审批临时用地的权力，搭建铁皮棚需要占用土地，如果是非法占用土地，我们国土部门有权力进行查处。权利人为吕某4、吕某2、吕某5、吕某3等人的铁皮棚没有合法手续。
（2）证人钟某1（时任马某镇党委书记）证言，2007年，市政府要对安镇马某围大沥口片区实行土地征收，根据马某镇文件《关于马某镇大沥口片区征地拆迁工作方案的通知》，征地工作组组长是我，副组长是巫某1，成员有马某镇政府副镇长颜某1、国土所所长黄某1等人。根据《马某围项目征地工作小组名单》，现场丈量、清点小组分为三个小组，分别清点双竂村、上竂村和新群村。按照市政府2007年39号文开展工作，负责丈量、清点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树、铁皮棚）的数量、面积、种类、权属，要调查核实拟补偿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合法性。现场丈量、清点的工作人员有丈量的人员，有登记的人员，有制表的人员，但他们都要对补偿的真实合法性负责。合法补偿的铁皮棚和非法抢建的违章铁皮棚的区分由丈量、清点的工作人员负责区分，他们要进行调查核实，马某镇政府没有让现场丈量、清点的工作小组对合法或非法的铁皮棚都进行清点登记，在该征地项目中非法的铁皮棚是不能进行清点登记的，根据《马某围项目征地工作小组名单》，马某国土所所长黄某1负责清点、丈量双竂村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同时他是整个征地项目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确认补偿小组的成员，代表国土部门对拟补偿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面积、数量、金额进行确认，确认的内容就是要对拟补偿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种类、数量、金额进行调查核实，对补偿的合法性、真实性把关负责。马某国土所在这个征地项目中负责收集征地补偿材料，还要进行审批，国土所的工作人员有审批把关的职责在里面。国土所的邓悦波是新群村的现场丈量、清点小组的成员之一，他是国土所的代表之一，对现场丈量、清点的内容和补偿金额进行确认，要调查核实拟补偿地上附着物的合法性，同时对进行补偿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真实合法性负责。
2010年9月2日的惠城区马安镇政府《会议纪要》第四点提到，铁皮棚一律按每平方米205元进行补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对合法登记的铁皮棚进行补偿，合法的铁皮棚就是村民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所搭建的，《会议纪要》的补偿不包括非法抢建的违章铁皮棚。
（3）证人巫某1（时任马某镇镇长）证言，2007年，市政府要对马某镇马某围大沥口片区实行土地征收，根据马某镇文件《关于马某镇大沥口片区征地拆迁工作方案的通知》，征地工作组组长是我，副组长是巫某1，成员有马某镇政府副镇长颜某1、国土所所长黄某1等人。根据《马某围项目征地工作小组名单》，现场丈量、清点小组分为三个小组，分别清点双竂村、上竂村和新群村。按照市政府2007年39号文开展工作，负责丈量、清点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树、铁皮棚）的数量、面积、种类、权属，要调查核实拟补偿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合法性。现场丈量、清点的工作人员有丈量的人员，有登记的人员，有制表的人员，但他们都要对补偿的真实合法性负责。合法补偿的铁皮棚和非法抢建的违章铁皮棚的区分由丈量、清点的工作人员负责区分，他们要进行调查核实，马某镇政府没有让现场丈量、清点的工作小组对合法或非法的铁皮棚都进行清点登记，在该征地项目中非法的铁皮棚是不能进行清点登记的，根据《马某围项目征地工作小组名单》，马某国土所所长黄某1负责清点、丈量双竂村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同时他是整个征地项目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确认补偿小组的成员，代表国土部门对拟补偿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面积、数量、金额进行确认，确认的内容就是要对拟补偿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种类、数量、金额进行调查核实，对补偿的合法性、真实性把关负责。马某国土所在这个征地项目中负责收集征地补偿材料，还要进行审批，国土所的工作人员有审批把关的职责在里面。国土所的邓悦波是新群村的现场丈量、清点小组的成员之一，他是国土所的代表之一，对现场丈量、清点的内容和补偿金额进行确认，要调查核实拟补偿地上附着物的合法性，同时对进行补偿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真实合法性负责。
2010年9月2日的惠城区马安镇政府《会议纪要》第四点提到，铁皮棚一律按每平方米205元进行补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对合法登记的铁皮棚进行补偿，合法的铁皮棚就是村民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所搭建的，《会议纪要》的补偿不包括非法抢建的违章铁皮棚。补偿权利人吕某4、吕某2、吕某5、吕某3等人的《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这些表是国土所制作的，是国土所的工作人员拿来镇政府给我签名的，前期工作是由村委会、国土所的工作人员审核把关，如制作这些表格的邓悦波、审核表格内容的黄某1，他们都要对表格所填的内容真实合法性负责，我是在村委、国土所审核后，按程序代表镇政府签名的，我们镇的黄某3当时是镇的规划办副主任，也是新群村的驻村干部，他也是现场丈量、清点的工作人员之一，所以我签名之后他也签名确认，最后由镇的纪检监察代表钟某2明签名，纪检签名也是按程序签名。
（4）证人杨某（惠州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证言，在2007年惠城区马某镇马某围大沥口征地项目中，我主要代市政府发布征地预公告，协调征地资金的拨付、审核拟拨付资金的征地材料等工作。马某镇国土所的工作人员邓悦波将准备乾地征地补偿的资金申报材料上报给市国土局征地中心，由我负责核对，核对的内容主要是否和市政府的补偿标准相吻合，是否有相关人员的签名确认等，是属于书面材料的核对。我核对后觉得没有问题了，就将征地补偿款的申报材料上交给市政府的综合科，综合科再报给财政部门、审计部门、法制部门，然后市政府出补偿方案，市国土局再根据补偿方案将资金直接下拨到镇国土所，国土所再将资金发放给补偿权利人。我是不需要到现场进行调查了解的，征地补偿款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是由马某国土所负责的，因为国土所制作出来的征地补偿登记表首先要真实，然后由补偿权利人、村委、国土所、镇政府代表、纪检监察代表逐一签名确认，还要在村里进行张贴公示一个星期，无异议后才上报给市国土局的征地中心。对拟进行征地补偿的项目及资金，马某国土所需要报《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该表上填有准备进行补偿的类别、面积、金额等内容，其它的材料就不需要了。马某镇国土所在该征地项目中负责具体征地工作的实施，包括参与拟征地现场的清点、丈量、登记造册、制作补偿登记表等，对补偿的真实合法性负责。
（5）证人颜某1（时任马某镇副镇长）证言，2007年，市政府要对安镇马某围大沥口片区实行土地征收，根据马某镇文件《关于马某镇大沥口片区征地拆迁工作方案的通知》，征地工作组组长是我，副组长是巫某1，成员有马某镇政府副镇长颜某1、国土所所长黄某1等人。根据《马某围项目征地工作小组名单》，现场丈量、清点小组分为三个小组，分别清点双竂村、上竂村和新群村。该征地项目中，新群村的现场丈量、清点小组的工作职责是丈量、清点新群村的果树、青苗、铁皮棚等地上附着物的数量、面积、种类、核实权属。我们小组只对地面上的现状进行清点。我在该征地项目中，我负责带领新群村的工作人员进行清点工作，成员有国土所的邓悦波、黄某2，镇政府的黄某3、李某1、李某2、郭某科等人，还有村委会的干部。我们小组只对地面上的现状进行清点，当时丈量、清点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大概2007年年底，我副镇长的分管工作进行了调整，由原来分管的规划城建调整为分管文教卫生，由原来的驻点新群村调整为黄严村，调整后我就没有再参加清点工作。当时我们小组在现场清点过程中发现有部分抢建的违章铁皮棚，但记不清楚当时有没有把这部分违章抢建的铁皮棚进行清点登记。根据《马某围项目征地工作小组名单》，马某国土所所长黄某1负责清点、丈量双竂村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同时他是整个征地项目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确认补偿小组的成员，代表国土部门对拟补偿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面积、数量、金额进行确认，确认的内容就是要对拟补偿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种类、数量、金额进行调查核实，对补偿的合法性、真实性把关负责。马某国土所的邓悦波是新群村的现场丈量、清点小组的成员之一，他是国土所的代表之一，他要参与现场的丈量、清点工作，同时他还负责登记、制表工作，我们小组收集的资料都交到他那里进行保管。2008年5月我调离了马某镇政府，后面如何补偿我就不知道了。
（6）证人李某1（马某镇司法所调解员）证言，在2007年，国土部门在马某镇大沥口有个征地项目，涉及上竂村、双竂村、新群村。2007年，我被派驻新群村作为驻村干部，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有一次我听驻村领导副镇长颜某1告诉我，在新群村有个征地项目，我们作为驻村干部要协助国土部门开展征地工作新村征地时要协助国土部门丈量和清点地上附着物工作。新群村征地时，镇政府副镇长颜某1，驻村干部黄某3、李某2、黄某4智、郭某科和我，镇纪委代表黄某4忠，国土所的邓悦波、黄某2、邓某2君，新群村村委干部及涉及被征地小组的小组组长，一共大约20人。我主要负责地上附着物的清点和丈量工作，其他人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分工，主要是我和李某2拉尺子进行丈量，国土所登记丈量结果并对地上附着物进行清点。地上附着物的权属核实由谁负责我不清楚，征地工作中地上附着物的补偿程序由国土所负责，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负责清点和丈量地上附着物。清点和丈量的程序首先是由驻村领导颜某1或者黄某3事先通知我，在镇政府集中后统一到目的地；由所在村、组干部及权利人现场进行指认，我们再开展清点和丈量工作，清点和丈量后，由国土所工作人员对数据进行登记，清点完后，国土所工作人员制作《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我就在镇政府代表栏签名。村民吕某4、吕某2、吕某5、吕某3有搭建铁皮棚，但何时建的我不知道，在征地现场清点的时候已经建好，铁皮棚有无合法报建手续不清楚，面积不清楚，以丈量登记的数字为准。这四位村民的铁皮棚的丈量和清点的程序是先由村、组干部及权利人对铁皮棚指认，然后，我负责用皮尺进行丈量，国土所的邓悦波进行登记，随后，邓悦波制作了《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最后，相关人员在登记表上签名。地上附着物的权属由村委会来证明，对铁皮棚的真实性、合法性由国土部门审核。
出示2007年11月29日、12月2日，2008年1月8日、1月12日，权利人吕某1四份《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2007年11月30日、12月2日，权利人吕某2两份《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2007年11月5日、2008年1月11日，权利人吕某4两份《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2007年12月2日，权利人吕某3《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2008年1月11日，权利人吕某5《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经其辨认，上述表中“李某1”的签名是我本人亲笔签名。以上地上附着物的丈量和清点均在现场进行。在征地工作中，领导交代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至于被征收铁皮棚是否是违章建筑或者违法建筑，我们无法区分。
（7）证人黄某2（马某国土所工作人员）证言，2007年马某镇马某围征地项目中，政府征地工作人员组长钟某1、副组长巫某1，成员好多人，有时调来调去的，其中我负责马某新群村，新群村征地成员有颜某1、邓悦波、黄某3、李某1、李某2、郭某科等10多人，具体谁一时记不清楚。征地小组工作职责主要是对征地进行丈量、登记、确认青苗、地上附着物，收集租地合同等。最后由国土部门制表核算送征地中心审批公示，公示期满后发款。国土部门主要是我和邓悦波去丈量、登记、确认青苗、地上附着物。该地项目中，新群村的征地上附着物现场丈量、清点小组的工作人员有李某1、李某2、郭某科等人，具体有谁一时记不清楚，国土部门主要有江某胜、邓某2文等人参加，国土部门主要邓悦波去登记地上物、确认权利人、核算面积、补偿标准、送批。征地小组人员有镇府、国土、村委会干部、村小组小组长抽调参加组成。邓悦波为主去登记、丈量、清点，核实权属是镇府、国土、村委干部，没有因定谁人，是征地小组成员都有职责。在征地过程中，地上附着物的正常补偿程序先由征地工作人员现场丈量清点，接着权利人及清点的工作人员在《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现场签名确认，再由工作人员核算并制作打印《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交由权利人代表、村（组）代表签名确认。最后报财政部门审批。权利人为吕某4、吕某2、吕某3等人的铁皮棚是2007年2、3月份至2008年搭建，征地公示前搭建有一部份，具体多少面积不清楚，公示后也搭了一部分，有抢搭抢建现象，共计有4—5万平方米左右。他们听到要征用的风声就去提前搭建。铁皮棚是没有报建的，权利人为吕某4、吕某2、吕某3的铁皮棚应该没有什么手续，是抢建的，他们是为了获取征地拆迁补偿款而搭建的，有出示合同，没有合同或权属证明是不可以做表获得补偿的。
出示：权利人为吕某3的《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权利人吕某4、吕某2的《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权利人为吕某4的《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权利人为吕某2的《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权利人为吕某5、吕某3的《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经我辨认，上述表格中的签名是我本人签名。镇政府好难对该土地进行征用，好进场，镇府后来开了一个会议（有会议纪要的，时间在2009年间）要求工作组对征地范围内的附着物以现象清点出来，不论它是否合法或不合法。工作组是按镇府会议纪要去做的，后来又按照会议进行补偿，按惠征39号文件补偿标准就高不就低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
（8）证人李某2（时任马某规划办工作人员）证言，2007年，马某镇马某围征地项目中，组长钟某1、副组长巫某1，成员好多人，其中我被分配参与马某新群村征地工作，新群村征地成员有我、颜某1、邓悦波、黄某3、李某1、郭某科等10多人，具体谁一时记不清楚。征地小组工作职责主要是对征地进行丈量、登记、确认青苗、地上附着物，收集租地合同等，最后由国土部门制表核算送征地中心审批公示，公示期满后发款。我主要到现场指导工作组成员怎样去丈量补偿物面积，因为我是规划办的人，属建筑方面的工程师。该征地项目中，新群村的征地上附着物现场丈量、清点小组的工作人员有镇府工作人员我、颜某1、黄某3、李某1、郭某科及纪委黄某4忠等人，具体有谁一时记不清楚，颜某1是副镇长管规划办的，黄某3是规划办副主任，他们两人是领导，比较常去；国土部门有江某胜、邓某2文、陈某4、邓悦波等人参与，黄某1所长比较少去，邓悦波主要去登记地上物、确认权利人、核算面积、补偿标准、送批。在征地、青苗附着物补偿登记表上有签名的就有参与现场丈量、清点、确认。邓悦波去了登记、丈量、清点，核实权属是镇府、国土、村委干部，但没有固定分工谁人做哪样，哪个部门做哪样，一般是几个人动手拉皮尺，是征地小组成员都有职责去做。在征地过程中，地上附着物的正常补偿程序先由征地工作人员现场丈量清点，接着权利人及清点的工作人员在《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现场签名确认，再由工作人员核算并制作打印《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交由权利人代表、村（组）代表签名确认。最后报财政部门审批。权利人为吕某4、吕某2、吕某3等人的铁皮棚是何时搭建的、面积有多大我不清楚，我只负责到现场指导下征地小组怎样丈量清点附着物，铁皮棚具体是谁人的我不清楚。搭建铁铁皮棚是没有报建的，记得当丈量清点时还有人在旁边抢搭，都是为了抢建而获取补偿。权利人为吕某4、吕某2、吕某3的铁皮棚应该没有什么手续，一般是抢建的，但他们是什么时候搭建的我不清楚。他们四人的铁皮棚丈量程序平时一样，按正常程序丈量、清点，由征地工作人员组成人员到现场丈量、清点、确认后，由到场人员签名、权利人确认签名。我只负责丈量、清点方法，核实租地合同一事是由国土资源所邓悦波去核实登记的，因为是国土资源所所长，负责管土地，负责现场登记做表给权利人及征地成员签名确认，最后还要邓悦波去核算制表报批。
出示：权利人为吕某3的《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权利人吕某4、吕某2的《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权利人为吕某4的《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权利人为吕某2的《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权利人为吕某5、吕某3的《征用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经我辨认，我确定有我签名的我就有份参加征地，没有签名的我就没有参加。
（9）证人黄某3（时任马某镇城乡规划办任城乡规划办副主任）证言，2007年，市政府要对马某镇马某围大沥口片区实行土地征收，根据马某镇文件《关于马某镇大沥口片区征地拆迁工作方案的通知》，征地工作组组长是钟某1，副组长是巫某1，我是作为马某镇新群村地上附着物丈量、清点工作人员之一。在该征地项目中，我是马某镇新群村丈量、清点青苗、果树、铁皮棚等附着物的工作人员之一，在马某围征地项目中对拟征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上代表镇政府驻村干部签名确认。因当时我是挂职在新群村的党支部副书记，所以作为马某镇到村里的挂职干部，我作为镇政府代表之一要在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上签名确认。根据《马某围项目征地工作小组名单》，新群村的现场丈量、清点小组成员是：马安镇副镇长颜某1、马安国土所工作人员黄某2、邓悦波、马安镇政府工作人员是我、李某1、李某2、郭某科、新群村干部吕某7、吕某8华、林某荣、林某华、林某旺等人。新群村现场丈量、清点小组的工作','201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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