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43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荟荟，女，198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山东胜利投资公司职工，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军，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青，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凯，男，1976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男，汉族，生于1963年3月20日，该公司职工，现住济南市天桥区双井街34号3号楼3单元102号。
原审第三人：山东巨恒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赵子仪，经理。
原审第三人：赵子仪，女，196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山东巨恒燃料有限公司经理，住济南市。
原审第三人：赵冀宁，男，195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山东巨恒燃料有限公司经理，住济南市。
原审第三人：刘娟，女，1957年12月3日出生，汉族，山东巨恒燃料有限公司职员，住济南市。
上述四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腾飞，男，1976年2月27日出生，汉族，系山东巨恒燃料有限公司员工，住该公司宿舍。
上诉人郭荟荟因与被上诉人杜凯、原审第三人山东巨恒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恒公司）、赵子仪、赵翼宁、刘娟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5）历商初字第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荟荟上诉请求：1.要求杜凯对山东巨恒燃料有限公司所欠郭荟荟的495万元借款本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杜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2013年11月15日赵子仪、赵冀宁和杜凯共同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问题等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开庭时，杜凯及原审第三人在情况说明及答辩状中均认可，涉案民间借贷是经杜凯介绍形成，郭荟荟在放款前提出由杜凯提供担保，杜凯在放款前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杜凯签署了两份空白保证书。充分表明杜凯在案涉民间借贷2013年11月15日放款前便已提供连带保证的意思表示并签署了相应的法律材料。该证据材料的认定明显存在不当，一方面材质不同，可以通过法官肉眼来判断，“新旧程度完全不同”及“显然不是同时形成的”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材质不同根本推导不出新旧程度和不是同时形成这一结论；另一方面，结合上述杜凯的自认和第三人的证明材料，该保证合同第二页赵子仪、赵冀宁和杜凯共同签字的内容中明确载明了该保证合同是为2013借字11－01号《借款合同书》提供的担保及担保优先性质、范围等内容，即使不使用第一页都可以证明杜凯为案涉民间借贷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该签字页上不仅有杜凯的签字，还有赵冀宁和赵子仪及郭荟荟的签字、手印，说明杜凯充分知晓担保事项，并在放款前与其他担保人一并签订的保证合同；第三方面，该保证合同的第一页与案涉其它保证合同的第一页内容均完全一致的，郭荟荟证据造假没有任何的意义。因此，2013年11月15日赵子仪、赵冀宁和杜凯共同提供担保的《保证合同书》应当认定为有效证据，并判决杜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关于杜凯在2013年11月15日是否作过担保的意思表示的认定问题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于第三人巨恒公司和杜凯陈述中认可在2013年11月15日已作出了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郭荟荟在一审质证过程中明确表示认可杜凯在2013年11月15日提供担保的事实，其它表述内容不认可。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表述“原告对此陈述不予认可”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关于杜凯在2013年11月15日是否作过担保的意思表示的问题，各诉讼当事人均予以认可，而一审法院以“无法认定”而模糊的处理为不予认定的结论，明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杜凯未提供合法有效的担保关系并驳回郭荟荟一审诉讼请求等属于适用法律不当。2014年2月15日杜凯再次单独提供担保，是对原担保行为的确认以及承诺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杜凯对2013年11月15日的借款合同及市中区人民法院诉讼事宜是全程参与并知情的。关于2013年11月15日的借款合同履行，郭荟荟于2013年11月15日通过浦发银行将500万元借款本金一次性转至巨恒公司，后巨恒公司又将该款项转至杜凯名下，该事宜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向郭荟荟和杜凯分别核实过该事项，充分表明杜凯对借款及诉讼事宜是充分知晓的。2013年11月15日的借款合同的解除表述实际是为提前到期的意思表示，而非合同解除不再履行，合同项下债权并非消灭，在主债权存在的情况下，杜凯继续为该借款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提供担保并无不妥，一审法院简单的认为主借款合同解除，再签订保证合同便无效是机械的、错误的理解法律规定，担保为主债权的从权利，主债权存在的前提下，担保便是合法有效的。（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明显不当，存在未依法告知案件审理的合议庭、超审限审理等情况，依法应予以纠正。本案郭荟荟于2014年10月11日向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4）市商初字第1603号，立案后杜凯提出管辖权异议，经市中区人民法院审查于2014年11月21日作出（2014）市商初字第1603－1号《民事裁定书》移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处理。历下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9日向郭荟荟送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等材料，长达679天未开庭，于2016年12月28日开庭后，2016年12月30日发出判决，一个并不复杂的民事诉讼案件一审法院可以自受理之日起近700天不处理，一审法院的上述处理程序存在明显不当。
杜凯辩称，本案当事人之间缺乏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当事人之间邀约与承诺主体出现差异，经第三方“中介”，合同主体才勉强地出现竞合。一般情形之下，一份合同如有双方签字，便是合同当事人相对真实的，意思表示一致，合同便可以合法成立。但是，双方当事人，如不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而是先后分别地经第三方谈判后，在一份合同上签字，就会出现“第三人”以出借人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身份（以下简称胜利公司），先与一方（借款人、担保人）洽谈，谈妥后，单方完善所有手续并要求对方签字，回去等待款项划拨。然后在划款之前将出借方私自更改为“郭荟荟”并划款出借，目的和原因是规避政府的金融监管。造成本案涉及500万元借款及担保，出借人与借款人、担保人在此前根本不认识，且未曾谋面，却签署了协议。郭荟荟，于1987年7月17日出生，就业履历简单，私人合法收入简洁明了。作为胜利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一个80后，根本不具备正当收入500万元的合法来源。更何况郭荟荟也不是以往出借资金的利息收益人。相反，以往个人职工对外的借款及利息均是由胜利公司收取的，但是该公司不是资金出借人（职工出借）。该公司没有从事金融业务的合法许可，借贷是非法的。况且，借款合同表明的利息也是“高利贷”（2.8%月），只有自然人冒名顶替进行民间借贷，公司资金方可受到法律保护。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规避法律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随之无效。此前，我方在答辩期内，申请追加郭荟荟参与诉讼，也申请调取郭荟荟及胜利公司的银行流水。原审法院认为，不调取以上证据，足以判断诉讼的虚假。该案的主合同，在原告起诉借款人的诉讼时，就已经协议解除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主合同解除的同时（2013年），担保合同也早已随之解除。郭荟荟不是资金的所有者，她是替胜利公司出借的款，胜利公司是为了规避政府对“高利贷”的金融监管，才由其员工以个人名义转化为民间借贷，此案为虚假诉讼。因为胜利公司规避法律规定，采取“冒名顶替”的方式出借资金，谋求“高利贷”，显然该主借款合同是违法无效的，作为担保合同的从合同亦应无效。郭荟荟无法证实：涉案500万元资金，是郭荟荟自己实有的合法收入；郭荟荟与胜利公司无大额资金往来；郭荟荟曾经就该纠纷向代理律师支付过代理费；借贷（郭荟荟）双方划款前相识并共同洽谈借款合同条款；担保人与出借方（郭荟荟）此前相识并洽谈过担保合同。郭荟荟诉求缺乏有效的证据支持。杜凯从来没有签署过2013年11月15日的保证合同。郭荟荟在一审中提交的2013年11月15日的保证合同系虚假证据。该合同的第一页并没有杜凯的签字，第二页上有杜凯签字，但是，该两页没有骑缝章或骑缝签字画押。郭荟荟举证的保证合同，第一页最下边有页码数字1，第二页的相同位置，则没有页码数字标记。根据word文件的操作常识，插入页码系自动生成，如果第一页存在页码1，势必第二页相同位置，存在页码2。说明郭荟荟提交的两页文件是拼凑的，虚假的，违反现代计算机文字及数字生成的科学系统规律。是通过人为“变造”后的假证据。再一点，郭荟荟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3市民初字第（3785）号案件中，提交的“同一份”保证合同书，也能够证明本案中的保证合同系伪造。对比两个案件中，郭荟荟提交的两份证据，合同编号、合同内容、签约日期完全相同。本案中的合同，却唯独保证人的主体多了杜凯（原案合同中保证人没有杜凯）。在市中法院审理主借款合同案件中，签约主体和合同条款之间空了一个自然段，而本案中杜凯的位置恰在市中法院案件中保证合同的空白处。可见，由郭荟荟二次提供的同一份证据，关键的合同主体出现了不同，恰恰说明该唯一的借款保证合同，被人挖空心思地做了手脚。综上，原审法院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坚持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并无不当。除此非法证据被法院依法排除之外，郭荟荟无有效证据支持其诉讼请求，更不能否定被市中法院已经确认的：涉案原主借款合同在2013年在已经解除；原借款担保合同中，担保人根本没有杜凯；原就主借款合同的起诉时，就没有起诉杜凯。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结论公正。原审法院从立案、传唤、开庭、合议庭组成、权利义务告知、诉讼时限、开庭、判决等诸多程序方面，完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严格履行。未见任何不妥之处。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案件执法有待进一步严格规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在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零七条之一：“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在2014年10月22日，本案立案后，杜凯与郭荟荟本人通话沟通时，郭荟荟明确表示不知道和不清楚本次诉讼的事情。杜凯在二审中还将提供和郭荟荟的最新通话录音证据，再一次证明郭荟荟，对此诉讼仍然不知情。案件主体及资金归属均系虚假杜撰。一审法院虽然按照非法证据排除原则，驳回了郭荟荟的起诉，但是对于该案审理时，已经发现的犯罪线索，应将该案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巨恒公司述称，真正的出借人为胜利公司，郭荟荟提交的《保证合同书》中并无杜凯，杜凯的被保证人系胜利公司。借款合同在到期之前已经合意解除，解除的条件是免除杜凯的保证责任。
四、原审判决要点
郭荟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杜凯对巨恒公司所欠郭荟荟的495万元借款本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案件受理费由杜凯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荟荟系案外人胜利公司员工，杜凯系工商银行员工。巨恒公司和胜利公司有多年的业务合作关系。
2013年10月份，巨恒公司因需要流动资金遂经杜凯介绍再次与胜利公司接洽，拟借用500万元。双方商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8%，由于胜利公司欲规避相关规定，决定以郭荟荟名义出借上述款项。
2013年11月15日，巨恒公司与郭荟荟签署了2013借字11-01号《借款合同书》。合同书中约定巨恒公司向郭荟荟借款500万元，月息2.8%，期限4个月。同时约定，由赵子仪、赵冀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刘娟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巨恒公司亦以其自有的20000吨现煤提供质押担保。
2013年11月15日，赵子仪、赵冀宁向郭荟荟出具保证合同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刘娟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质押担保手续；巨恒公司与郭荟荟签署了《煤炭不移库质押合同书》。
2013年11月15日，郭荟荟向巨恒公司转款500万元。
2013年11月27日，巨恒公司用于质押的煤炭被济南市市中区法院执行局依法查封。
因巨恒公司涉及诉讼，财产被查封，为避免质押煤炭遭人哄抢，遂与胜利公司协商决定采取诉讼的方式，提前终止合同。郭荟荟于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提前解除合同，支付本息，担保人巨恒公司、赵子仪、赵冀宁、刘娟履行相应的担保义务。诉讼期间，巨恒公司、赵子仪、赵冀宁、刘娟明确同意提前终止合同提前支付本息，担保人履行担保义务。
2014年1月15日，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做出（2013）市民初字第3785号判决，判决巨恒公司支付本息，赵子仪、赵冀宁、刘娟履行相应的担保义务。
2014年5月27日，郭荟荟向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原告自认，未执行到巨恒公司、赵子仪、赵冀宁、刘娟财产。
2014年2月15日，杜凯签署保证合同书对2013借字11-01号《借款合同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保证合同纠纷，郭荟荟要求杜凯承担保证责任的基础应为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担保。本案中，郭荟荟提交了和主合同有关的担保合同共计三份，即2013年11月15日赵子仪、赵冀宁共同提供担保的合同；2013年11月15日赵子仪、赵冀宁与杜凯共同提供担保的合同；2014年2月15日杜凯单独提供担保的合同。
对于2013年11月15日赵子仪、赵冀宁与杜凯共同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从证据本身看，该证据共计两页，而两页纸的质地、新旧程度完全不同，显然不是同时形成的。虽然第二页有杜凯本人签字，但由于证据不完整，因此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和郭荟荟欲证明的事项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对于杜凯在2013年11月15日是否作过担保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巨恒公司陈述的“资金到账之前胜利公司突然又提出额外附加条件，要求介绍人杜凯对2013借字11-01号《借款合同书》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在我公司一再劝说下，杜凯对此签署了两张空白的《保证书》交由胜利公司后，该笔资金随后到账。合同在履行过程中，本公司涉及诉讼。由于起诉一方申请了诉讼保全，为避免质押煤炭遭人哄抢，经胜利公司与我公司充分协商决定采取诉讼的方式，提前终止合同，依法查封和保护本公司的资产。但是本公司提出先决条件，围绕2013借字11-01号《借款合同书》所涉的500万借款应排除杜凯的担保责任，胜利公司应放弃追究杜凯就此进行担保的一切法律责任。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之后，由顶名出借人郭荟荟起诉我公司，我公司同意提前解除合同，认可欠款数额。故该诉讼中并未涉及杜凯。就该笔借款杜凯没有进行过其他担保”和杜凯陈述的“因该业务是我从中介绍，故胜利公司提出附加条件，要求我必须为该借款合同担保，否则不予放款。在巨恒公司赵子仪、赵冀宁的一再央求之下，我签署了两张没有填写日期及主体内容的保证书”相一致，且可信度较高。但由于郭荟荟对此陈述不予认可，而第三人未到庭接受法庭询问，且无任何一方就此举证证明，因此对于该观点一审法院无法采信。结合郭荟荟在济南市市中区法院案件中的借款合同里明确表明了该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及担保方式，在诉状中郭荟荟亦未提及杜凯的事实，和杜凯提供了担保则该诉讼行为必须有杜凯参与方为有效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认为杜凯在2013年11月15日是否作过担保的意思表示就现有证据无法认定。
关于2014年2月15日杜凯单独提供担保的合同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该合同的真实性无疑，但该合同签订时，所依附的主合同即2013年11月15日的借款合同已经终止解除。而郭荟荟并未证明杜凯在签署保证书时对此明知，杜凯亦予以否认知情。因此，对于一个已经解除的合同，再订立从合同，所订立的从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因此，杜凯无需因无效合同承担担保责任。如因订立的合同无效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则不在本案处理范围之内，当事人应另行处理。
综上，由于郭荟荟未能证明其与杜凯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担保关系，故对于郭荟荟要求杜凯承担保证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郭荟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400元，由郭荟荟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五、对事实的认定和对证据的分析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3年11月15日，郭荟荟与赵子仪、赵翼宁、杜凯签订了《保证合同书》，该合同约定由赵子仪、赵翼宁、杜凯为涉案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还款之日起两年。担保范围：借款本金、罚息、违约金、本合同约定的损失及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含法院受理费、财产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及冯清律师费用等正常支出）。赵子仪、赵翼宁、杜凯在保证人处签名。杜凯主张自己系在没有填写日期及主体内容的保证书上签名，并未向郭荟荟提供担保，而是针对胜利公司。巨恒公司对杜凯的陈述予以认可，但郭荟荟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杜凯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首先，杜凯虽认为涉案借款出借人并非郭荟荟，系虚假诉讼，但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3）市民初字第3785号生效判决认定郭荟荟与巨恒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根据该生效判决，郭荟荟作为涉案借款债权人向债务人和保证人主张权利并无不当。其次，郭荟荟提供的《保证合同书》中，杜凯在保证人处签字。杜凯称其系在没有填写日期及主体内容的保证书上签名，巨恒公司虽对其陈述予以认可，但作为利害关系人，其陈述亦不能推翻书面证据。即使如杜凯所述，在保证书中没有填写日期和主体的情形下，杜凯作为成年人签名，亦应视为其针对该笔借款为不特定出借主体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该《保证合同书》真实有效，对杜凯有约束力，杜凯对涉案借款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郭荟荟解除涉案借款的借款合同，但因借款尚未偿还，债权仍然存在，其基于保证合同要求杜凯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虽然提前解除借款合同，借款提前到期，但郭荟荟要求杜凯仅对尚欠借款本金495万元承担连带保证，并未加重杜凯的保证责任，其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郭荟荟的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5）历商初字第500号民事判决书；
二、被上诉人杜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第三人山东巨恒燃料有限公司借款495万元向上诉人郭荟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6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400元，均由被上诉人杜凯承担。
审判长 魏希贵
审判员 宋海东
审判员 栾钧霞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书记员 杜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