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26民终3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涂金荣，男，1974年4月3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居民，现住砚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义凯、潘树美，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明，男，1965年6月6日生，汉族，大学文化，居民，现住砚山县。（未到庭）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贵花，女，1973年2月27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居民，现住砚山县，（系被告李明之妻）。（未到庭）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德顺，云南华汇（文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绍文，云南华汇（文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涂金荣因与被上诉人李明、邓贵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砚山县人民法院（2016）砚民初字第9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6年6月23日对上诉人涂金荣及其委托代理人肖义凯、潘树美，被上诉人邓贵花、李明及其委托代理人蒋德顺、张绍文进行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调解，但未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涂金荣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给付借款27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法院在判决书第6页中认为，被上诉人主张其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9月15日多次偿还上诉人借款17万余元的事实已提供了证据证明，而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所谓的17万元是其他借款却未提供证据。上诉人却认为，双方之间的借款不止一笔，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只能说明双方之间曾存在资金流动，不能证明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本案借款的事实。且原审法院在判决书第5页中也明确对被上诉人提供的两份证据(即农业银行流水账记录、申请)均不予采信。但在判决部分却又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认定其主张的还款17万元的事实，这明显是违反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与此同时，上诉人也提供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在2015年6月19日认可其共欠上诉人借款27万元，并承诺了还款时间。该份协议①时间是2015年6月19日，即在被上诉人主张的还款17万元时间之后；②协议虽没有李明在场，但李明与邓贵花系夫妻，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夫妻一方对外签定的还款协议，在排除恶意举债、非法债务或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情况下，属夫妻共同债务且有利于总债务的偿付情形下，协议书的效力应当及于另一方。因此该笔借款应视为其二人的夫妻共同债务，邓贵花所认可的债务对李明同样具有效力，其二人应共同承担。③人民调解协议书，一经双方签字确认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一方不履行的，人民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后，可申请强制执行。本案上诉人是在提供相应借条的前提下，将生效的协议作为证据使用，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对双方之间多次发生的借款进行归总并约定还款时间的认可，因此该协议虽不具有既判力，但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并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案件事实。二、原审法院判决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已就主张的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而被上诉人辩称的事实却缺乏证据证明，上诉人提供的三份借条均有邓贵花的签字，调解时其也参与并对借款总额27万元及还款期限作出了认可，如若其已对这三笔27万的借款还款了l7万，为何还会在协议书上签字认可尚欠27万?同时在协议达成的后续时间段，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还款收条。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判决扣减被上诉人主张的已还款17万元，于法无据，判决错误。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做出了错误判决。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诉人请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撤销砚山县人民法院(2015)砚民初字第953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李明、邓贵花答辩称：一、原审人民法院认定答辩人已经偿还被答辩人17万元借款事实认定正确。答辩人向法庭列举了其在2013年3月23日至2015年向被答辩人涂金荣的还款转账汇款记录，且答辩人转账给被答辩人涂金荣的时间也在原答辩人双方约定的借款及还款期限内，平时原答辩人双方并没有经济往来，被答辩人涂金荣也在庭审过程中认可答辩人向其还款过17万元的事实，虽然被答辩人涂金荣主张答辩人的还款是对其之前借款的还款，但并未就此例举出任何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被答辩人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答辩人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答辩人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答辩人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被答辩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没有当事人李明签字，违反调解协议原则，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答辩人列举的砚山县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书，并没有当当事人李明的签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砚山县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李明并未到场，也并没有委托任何人参与调解，更没有李明签字确认，但砚山县人民调解委员会却认定当事人李明与邓贵花欠涂金荣27万元人民币，严重违背调解自愿原则，属于无效的调解协议，依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三、本案邓贵花仅仅收到被答辩人提供的15．6万元借款，原答辩人的民间借贷本金应为15．6万元，原审人民法院认定民间借贷的本金为27万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恳请贵院依法予以纠正。借条≠借款事实。本案中，答辩人邓贵花虽然向被答辩人出具了三份借条，但答辩人邓贵花于2013年2月23日向被答辩人涂金荣出具的2万元借条中，被答辩人涂金荣仅仅向答辩人邓贵花提供了1．8万元借款；2013年10月11日答辩人邓贵花向被答辩人涂金荣出具的15万元借条中，被答辩人涂金荣仅仅向答辩人邓贵花交付了13．8万元借款；答辩人邓贵花于2015年1月20日向被答辩人涂金荣出具的10万元的借款中，被答辩人涂金荣并没有向答辩人邓贵花交付任何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民间借贷合同作为典型的实践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借款方能生效。本案中，虽然答辩人邓贵花出具给被答辩人涂金荣的借款金额有27万，但被答辩人涂金荣仅仅交付了15．6万元，本案依法只能认定借款金额为15．6万元。综上所述，答辩人已经偿还被答辩人17万元，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本金仅仅是15．6万元，答辩人已经超额还款给被答辩人，恳请贵院依法纠正原审人民法院案件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依法作出公正判决，判决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一审的全部诉请!
上诉人涂金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由两被告李明、邓贵花及时赔还原告涂金荣借款27本金万元，2、判令两被告支付27万元的利息67500元；3、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李明与被告邓贵花系夫妻，2013年2月23日，被告邓贵花向原告借款20000元；2013年10月11日，被告李明和邓贵花又以需周转资金为由向原告借款150000元，并用云Ｈ×××××号车作抵押，但现该车已被被告开走；2015年1月20日，被告邓贵花以同样理由再向原告借款100000元，上述三次借款被告均出具了借条给原告，并且借条中还对借款金额、还款时间及提供抵押作了约定。但还款时间到后，被告不予还款，后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原告于2015年6月19日向砚山县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但该调解委员会在当事人李明未到场，只有李明之妻邓贵花到场，也未办理相关委托手续的情况下对纠纷进行了调解，并达成协议。但协议签订后，被告却不按协议履行还款义务。为此，原告向本院起诉。庭审中，原告对被告邓贵花从2013年3月起至2014年9月止，共还款170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可，但称不是偿还本案所诉借款。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被告邓贵花、李明向原告多次借款，并于2013年2月23日及2015年1月20日分别以借款人邓贵花之名各出具了一份借条给原告，借款总金额为120000元；2013年10月11日又以借款人李明和邓贵花两人之名出具了一份借款金额为150000元的借条给原告，借条对借款金额、还款时间、提供抵押均作了约定，三份借条均是原、被告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真实，不违反法律规定，原、被告之间的这种借款行为符合借款合同的相关规定，形成借贷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该案两被告向原告借款，并出具了借条给原告，双方应按借条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但原告将借款借给两被告后，两被告却不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现原告要求两被告还款，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对原告所主张的67500元利息，因借条上并没有对借款利息作过约定；并且原告对该利息如何计算陈述不清；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故对原告所主张的67500元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对于被告邓贵花已偿还的170000元款是否是偿还该案原告所主张的借款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条、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辨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邓贵花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13份及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卡卡转账单3份，证实了被告邓贵花从2013年4月1日起至2014年9月15日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多次偿还原告借款170000余元，该事实原告认可，虽然原告称不是偿还该案所诉借款，但从借款时间及偿还借款时间分析，还款时间与借款时间具有印证性，而原告并没有向法庭提交证据证实其辨称观点，故对被告抗辨称其已偿还的170000元就是偿还该案原告所诉借款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该款应从两被告向原告所借的270000元借款中扣减，即被告邓贵花、李明实际还应赔偿原告涂金荣的借款本金为100000元（100000元＋150000元＋20000元－170000元）。对于被告抗辨称：2013年2月23日的这份借条，虽然写明借款金额为20000元，但实际领到的借款为18000元；2013年10月11日的这份借条，虽然写明借款金额为150000元，但实际领到的借款为138000元；2015年1月20日的这份借条，虽然写明借款金额为100000元，但实际没有领到借款的理由。被告并没有作出合理说明，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所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两被告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李明、邓贵花共同偿还原告涂金荣借款本金100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涂金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62.00元，减半收取3181.00元，由原告涂金荣负担1600.00元，由被告李明、邓贵花共同负担1581.00元。
经询问，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无异议。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被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有异议。1、一审法院认定的“2013年2月23日，被告邓贵花向原告借款20000元；”错误，事实是借款金额只是18000元，借款的时候约定月息10%；2、一审法院认定的“2013年10月11日，被告李明和邓贵花又以需周转资金为由向原告借款150000元，”错误，事实是借款金额只有13.8万元，并约定月息8%，上诉人在向原告打款的时候就已经扣除了一个月的利息1.2万元；3、一审法院认定的“2015年1月20日，被告邓贵花以同样理由再向原告借款100000元”错误，事实是2015年1月20日被上诉人邓贵花并不是向上诉人借款，而是将前两笔借款的利息作了一次结算，被上诉人并没有实际收到10万元的借款。4、一审法院认定的“还款时间到后，被告不予还款，后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事实是被上诉人邓贵花从2013年3月至2013年9月每月还款2000元利息的给上诉人，2013年的10月至2014年9月，每月还款14000元计算共还了17万元给上诉人。对其余事实没有异议。
针对被上诉人提出的异议，二审中邓贵花提交一组书证即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交易对账单及手机信息各一份，用以证明2013年10月11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15万元，但实际上被上诉人仅仅向上诉人借到13.8万元，故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金额为13.8万元。
经质证，上诉人涂金荣认为该组证据在一审的时候完全可以提交，但是上诉人并没有提交，故该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同时该组证据是复印件，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院依法调取的涂金荣砚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砚华信用社交易明细相一致，本院予以采信。
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分别调取了三组证据，第一组是上诉人涂金荣名下的砚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砚华信用社卡号为：62×××19的交易记录显示涂金荣于2013年10月11日转账13.8万元给邓贵花；第二组为涂金荣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的账号62×××14自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0日的《历史数据查询报告》显示收到邓贵花在2014年1月至8月份转存的4.2万元。第三组是邓贵花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账号自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0日的《历史数据查询报告》显示，邓贵花名下有三张卡号：62×××14、62×××74、62×××79，邓贵花在此期间通过62×××14转款3次给涂金荣共4.2万元，与涂金荣的卡号62×××14交易明细一致。
经质证，上诉人对这三份《数据报告明细》真实性、客观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应当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申请。明细中被上诉人转账的次数是符合的，数额也是符合的。被上诉人三次转款到农行的4.2万元是还我13万元的借款中的一部分。
被上诉人对该三组证据的三性均没有异议，但是不能客观反映出被上诉人具体还款数额，被上诉人一审的时候已经说过有时候是通过手机无卡存款还款，且上诉人也认可我们还了17万元，以上三组证据还同时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本金13.8万元，而不是借条上写的15万元
经过双方当事人质证，双方对银行交易记录数额均没有异议，且本院调取第一组证据砚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砚华信用社卡号为：62×××19的交易记录与邓贵花二审中提供的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交易对账单的转账数额相互应证，故对该三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邓贵花、李明三次向上诉人涂金荣借款共27万元，并分别出具了2万元、15万元、10万元的借条。涂金荣在庭审中陈述借款和还款交付方式有银行转账或现金交付，其并不认可被上诉人邓贵花所说的利息。虽然被上诉人邓贵花一二审中均不认可实际收到借款本金有2万元、15万元、10万元，但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李明、邓贵花与上诉人涂金荣所借款27万元，被上诉人李明、邓贵花并未对此提出上诉，二审中，从本院依法调取的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上诉人邓贵花二审提交的交易卡对账单看，2013年10月11日，也就是邓贵花出具15万元借条当天的转账实际数额为138000元，与被上诉人一二审的陈述所收到的金额相吻合，但是，双方均认可在农业银行的卡号中交易的次数较多，从本院调取双方提供的农业银行卡交易记录情况及其双方均认可的历史交易记录数额看，只有被上诉人邓贵花分三次转款给涂金荣42000元的记录，可确定双方的借款方式有银行转款和现金交付的事实。且邓贵花于2015年6月19日在调解委员会已经签字认可欠涂金荣27元的款项。故应当认定实际借款为2万、15万元、10万元。
经二审审理，本案查明的事实是：上诉人李明、邓贵花系夫妻关系，于2013年2月23日，被上诉人邓贵花向上诉人涂金荣借款20000元；2013年10月11日，被上诉人李明和邓贵花又以需周转资金为由向上诉人涂金荣借款150000元，上诉人涂金荣于2013年10月11日通过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卡号62×××19转款138000给被上诉人邓贵花，其余借款为现金支付，并用云Ｈ×××××号车作抵押，但现该车已被李明开走；2015年1月20日，被上诉人邓贵花以同样理由再向上诉人涂金荣借款100000元，上述三次借款被上诉人李明、邓贵花出均具了借条给上诉人涂金荣，并且借条中还对借款金额、还款时间及提供抵押作了约定，未对利息作出约定。还款时间到后，邓贵花未及时还款，上诉人涂金荣多次催要未果。上诉人于2015年6月19日向砚山县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邓贵花在告知李明调解事宜后，李明称没有时间的情况下。对纠纷进行了调解，并达成尚欠上诉人涂金荣27万元借款的协议并代李明签字。但协议签订后，两被上诉人却不按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已还款17万元的事实，双方也认可邓贵花于2014年1月13日、2014年6月16日、2014年8月7日三次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卡号62×××14共转款42000万给涂金荣是已还款的17万元中的一部分金额。但是上诉人涂金荣却认为17万元的还款不包涵本案诉讼的27万元内；被上诉人李明、邓贵花认为17万元的还款是包涵在本案诉讼的27万元内。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本案案情，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两被上诉人李明、邓贵花向上诉人涂金荣实际借款数额是多少元？2、被上诉人主张已还的17万元是否是上诉人涂金荣主张欠款27万元中的一部分？
关于两被上诉人李明、邓贵花向上诉人涂金荣实际借款数额是多少元的问题。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邓贵花对借条上记载的借款金额2万元、15万元、借款时间及借款人等内容无异议，均认可是自己亲笔书写并按的手印，但是不认可实际收到17万元，只收到18000元和138000元，借款时上诉人涂金荣已扣除第一个月的利息2000元和12000元，2万元、15万元的本金在2014年9月份已还清了，利息未结算。对于10万元的借条被上诉人也认可是自己亲笔书写并按的手印，但并不认可实际收到10万元的本金，于2015年1月份对前两笔借款17万元本金利息的结算出具的借条。本院认为，借条上并未约定利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利息的陈述不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故本案中应当视为未约定利息。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载明，2015年6月19日邓贵花签字认可欠上诉人涂金荣27万元人民币的本金。虽然邓贵花抗辩说此调解协议书因李明未到场不发生法律效率，但在庭审中，邓贵花陈述：“当时我已告诉李明，李明说没有时间，让我自己去就可以了”。本院认为，邓贵花已是成年人，其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且李明、邓贵花系夫妻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限、超越代理权限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邓贵花到场签字的行为足以让对方相信其行为同时代表李明的真实意思，故邓贵花辩解《人民调解协议书》因李明未到场也未办理相关委托手续，对李明没有约束力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故《人民调解协议书》对李明、邓贵花具有律法约束力。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涂金荣持有的借条、提供的证据《人民调解协议书》和法院依法调取的银行历史数据报告，对于上诉人涂金荣诉与被上诉人李明、邓贵花之间的实际借款本金为27万元的主张，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被上诉人主张已偿还的17万元是否是上诉人涂金荣主张欠款27万元中的一部分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条、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辨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首先，邓贵花抗辩称其自2014年4月1日至2014年9月15日止已多次转款偿还上诉人17万元，全是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卡62×××79转存或者转款给上诉人涂金荣的卡号62×××14，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调取涂金荣与邓贵花之间交易卡号的历史数据报告，报告中显示：邓贵花与涂金荣之间的交易并没有17万元的转款记录，只有42000万元转款的记录，也未显示转存记录，邓贵花转款卡号与其提供给法庭的卡号不一致，对此，邓贵花未提供其他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也未作出合理的说明。其次，针对17万元的还款，根据涂金荣在一二审中的陈述：其认可收到邓贵花的17万元还款，但这17万元并不是本案主张的27万元中一部分，而是邓贵花于2012年底与上诉人之间的另一笔借款，当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13万元，并约定利息，被上诉人邓贵花于2013年3、4月开始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还款，至2014年10月份连本带息共还清了17万元，上诉人涂金荣将被上诉人邓贵花出具的13万元借条还给被上诉人邓贵花。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的《历史数据报告》中显示转款记录42000元的最后一次转款时间为2014年8月7日，而邓贵花主张的已还款的17万元时间是2013年4月至2014年9月份，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中载明：实际借款为27万元的内容，调解时间为2015年6月19日。被上诉人邓贵花在调解时并未对已偿还的17万元提出异议，并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认可尚欠上诉人涂金荣27万元的借款，时间是在被上诉人邓贵花主张的已偿还的17万元之后。且从双方银行卡交易的《历史数据报告》中看，上诉人邓贵花于2015年后未与涂金荣有转款交易记录，可以证实上诉人涂金荣所主张的被上诉人所偿还的17万元并未包含本案的27万元借款之内的事实。故本院认为对被上诉人邓贵花主张已偿还的17万元是本案诉讼27万元中的部分还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涂金荣与被上诉人李明、邓贵花之间借款金额27万元，双方借贷关系、数额明确，现上诉人涂金荣要求被上诉人李明、邓贵花偿还该笔借款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李明、邓贵花依法承担全额还款责任。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砚山县人民法院（2015）砚中民初字第953号民事判决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涂金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砚山县人民法院（2015）砚民初字第95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即“由被告李明、邓贵花共同偿还原告涂金荣借款本金100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由被上诉人李明、邓贵花共同偿还上诉人涂金荣借款本金27万元，限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完毕。
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362元，由李明、邓贵花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长 唐 丽
审判员 陆启慧
审判员 侯显春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文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