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辽0281行初37号
原告：赵万福，男。
委托代理人：戴娟娟，系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青，系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金普新区农业局，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迎湖街1号。
负责人：孙强，系该局局长。
机关负责人：李本军，系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超，系辽宁生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伟，系该局经管与政策法规指导处处长。
被告：大连金普新区财政金融局，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197号。
负责人：马英骥，系该局局长。
机关负责人：于学民，系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车家明，系辽宁生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胜，系该局企业处工作人员。
第三人1：大连金普新区华家街道转角房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连金普新区华家街道办事处转角房村。
负责人：刘恒，系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志政，系辽宁盛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邵家安，系辽宁盛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大连金普新区华家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大连金普新区华家街道***号。
负责人：韩善伟，系该街道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东芳，系辽宁生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成庆，系该街道农业处科长。
原告赵万福诉被告大连金普新区农业局（以下简称农业局）、大连金普新区财政金融局（以下简称财政金融局）给付玉米补贴一案，于2017年3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分别于2017年3月15日、3月13日向被告农业局、被告财政金融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戴娟娟、刘青，被告农业局机关负责人李本军、委托代理人张超、王伟，被告财政金融局机关负责人于学民、委托代理人车家明，第三人大连金普新区华家街道转角房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转角��村）负责人刘恒、委托代理人邵家安，第三人大连金普新区华家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华家街道）委托代理人张东芳、李成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万福诉称，原告于2016年在大连市金州区华家镇转角房村承包玉米耕地418.94亩。2016年9月，国家下发文件发放玉米生产者补贴款，按照规定该年度补贴款应于2016年底发放给玉米耕地的实际经营者，第三人转角房村负责为原告办理相关领款手续，被告农业局及财政金融局负责该项款项的发放事宜，但原告至今未能如数获得该笔补贴款，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给付原告玉米补贴款83788元。
原告赵万福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土地转包协议及土地租赁协议共53份，证明原告在2016年度承租转角房村耕地418.94亩，原���合法取得案涉土地的土地使用，并用于种植玉米，系案涉土地的实际生产者。根据《关于印发辽宁省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的规定》，原告应当作为玉米生产者补贴对象，获得相应玉米补贴款，但原告至今未能取得补贴款项。证据2.玉米种植保险凭证，证明原告承租案涉地块后用于种植玉米，玉米种植地点为华家街道转角房村，保险标的项目为玉米，保险数量为670亩，其中包括转角房村418.94亩。原告在办理该保险时保险费由转角房村委会代收，再由村委会统一办理保险具体事宜。由此证明，转角房村委会对于原告系案涉地块的实际玉米生产者，案涉地块已经发生流转一节事实明确知悉并予以认可。证据3.关于印发辽宁省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即辽财流（2016）476号文件，证明补贴资金应当发放给原告，但原告至今未能获取该款项。
被告农业局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农业局已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文件下发后，被告农业局向辖区内各涉事街道传达了文件内容；玉米生产者的信息收集与核实不由被告农业局负责，被告农业局收到的上报材料中不含原告，且已按程序开展工作；玉米生产者补贴信息在村里公示时，原告未提出异议；原告不属于享受补贴的对象，其诉称地块所在两村委会未对其上报是正确的；原告未举证证明其是否实际生产以及所种植的作物，其若获得补偿对影响其辖区内其他合法玉米生产者已获得的补贴利益，且原告诉称的补贴数额没有计算依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农业局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辽宁省玉��生产者补贴面积核查工作方案》，证明补贴内容针对玉米生产者，补贴发放程序规定，经备案的流转合同才能作为补贴以及补贴的总金额是固定的；证据2.2016年9月5日《2016年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核查工作会议内容》及2016年9月5日和2016年10月24日会议签到簿，证明上级下发文件后，被告农业局多次召开会议，传达文件内容，组织学习；证据3.《2016年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明细表》，证明被告农业局收到原告诉称的华家街道转角房村的上报材料中，并不包含被告；证据4.转角房村公示照片14张，证明原告诉称的村委会依规定进行了补贴信息公示，原告并未提出异议；证据5.转角房村证明一份，原告的流转合同未经村备案，并不属于享受补贴的对象；证据6.《金普新区农业局2016年玉米生产者面积核查确认函》及附表，证明被告农业局已将各街道上报材料送交区财政局，按程序���成了工作。
被告财政金融局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财政金融局已按规定履行职责。玉米生产者的信息收集与核实不由被告财政金融局负责，被告财政金融局已按程序完成工作；在玉米生产补贴信息村公示时，原告未提出异议；原告不属于享受补贴的对象，其诉称的地块所在两村委会未对其进行上报是正确的；原告未举证证明其是否实际生产以及所种植的作物，原告若获得补偿会影响本辖区其他合法玉米生产者已获得的补贴利益，且原告诉称的补贴数额没有计算依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财政金融局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辽宁省玉米补贴者补贴面积核查工作方案》，证明补贴内容针对玉米生产者，补贴发放程序规定，经备案的流转合同才能作为补贴以及及补贴的总金额是固定的；证据2.转角房村公示照片14张，证明原告诉称的村委会依规定进行了补贴信息公示，原告并未提出异议；证据3.转角房村证明一份，原告的流转合同未经村备案，并不属于享受补贴的对象；证据4.《金普新区农业局2016年玉米生产者面积核查确认函》及附表、大财企（专）[2016]26号《大连市财政局关于拨付2016年玉米生产者补贴资金的通知》、大财企发[2016]923号《关于拨付2016年玉米生产者补贴资金的通知》、证明被告财政局根据农业局送交的汇总信息和上级文件要求，拨付了补贴资金。
第三人转角房村述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原告并非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土地承包法规定，不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享受土地承包国家各项优惠政策。土地承包权本村村民都有土地承包合同为标准，一式三份。所以原告没有与本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原告所说的承包的土地，我们不知情，不承认。第三人转角房村在核查玉米补贴时逐户调查，有申报村民确认签字，然后进行公示公告，在公示期间内，没有异议的，我们把国家发放的玉米补贴款，发放给申报村民。请求法院不列该村为第三人，因为该村与原告没有任何合同纠纷。根据《辽宁省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第3条第3款第1点补贴范围中提到对于土地流转的补贴资金应发放给实际玉米生产者，土地流转合同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并且提到如有土地承包者领取补贴的，有关地方政府要引导承包者相应减少土地流转费用，真正让玉米生产者受益，从这条可以看出，这种承包租赁土地生产经营的，关于补贴资金由谁取得应当由流转方的双方约定，关于双方是否约定了玉米补贴款由谁来取得无从得知，原告不具有获得本次玉米补贴的资格。并且第三人转角房村是严格依据上级政府的指示和程序进行了入户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上报给街道，街道核实后，又是第三人转角房村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原告均没有提出异议，并且实际补贴资金也不是由该村发放。在该村核实玉米耕种情况时没有任何过错，因此不应当由该村来承担任何责任。原告如认为玉米补贴发错，应当向其出租方主张权利，而不是本案的全体被告和第三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来追要玉米补贴我们不认可，应当提起民事诉讼。原告并不是本村村民，也没有到第三人转角房村进行过土地流转备案。第三人转角房村对原告声称的承包土地情况并不知情。
第三人转角房村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2016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申报表，证明经过对玉米补贴���策的宣示，第三人转角房村委会辖下的玉米实际生产者向村委会进行了申报，即使原告所诉承包土地的情形属实，那么相关土地的发包人也以自己去申报玉米补贴的实际行为表示不同意由原告来取得玉米补贴；证据2.2016年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公示表，证明第三人村委会按照上级要求对玉米生产者补贴进行公示，其工作完全符合要求，没有瑕疵，不存在过错。
第三人华家街道述称，原告不属于享受补贴的对象，其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主体资格不合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收到的材料是各村上报的，三个村上报的材料不包含原告，原告在公示期间未提出异议，第三人的工作已依法全部完成，没有任何过错。
第三人华家街道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农业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合同或协议所谓甲乙双方签字处笔迹一致，不予认可，不符合证据形式，合同以及协议上甲方的人名无法确认是转角房村的村民，即便是该村村民，该合同或协议也不能证明原告使用土地是合法流转而来，该合同及协议均未在村集体备案，不能证明原告符合玉米补贴政策。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的关联性与待证事实有异议，该证据体现不出原告与本案各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也无法体现原告所称的418.94亩，另外土地的保险与玉米生产者补贴不是同一政策规定的，缴纳土地的保险与是否享有玉米生产者补贴不具有关联性。证据3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文件是辽宁省农委于2016年8月1日下发的，此后辽宁省农委于2016年8月11日在前述文件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辽���省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核查工作方案》，原告并不符合方案中关于补贴对象的规定，其不应得到玉米生产补贴，其举证的文件，也不能作为主张补贴的依据。
被告财政金融局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农业局。
第三人转角房村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这些合同的签订日期都是在玉米政策补贴之前，承包费是150元每亩，价格远远低于玉米补贴的价格，因此玉米补贴政策对签订合同有重大影响。这些合同没有在村委会备案，村委会依据入户调查的结果和村民的实际申报情况将玉米补贴的最终名单上报给街道，其工作方式没有任何瑕疵，因此不应当由村委会承担任何责任。其他质证意见同二被告。
第三人华家街道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出如���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同意二被告及村委会的质证意见。土地承包协议均系案外第三人与原告所签，无论其是否真实，这些合同在法律上的效力也不明确，在本案中，也无法确定，应另案确定该协议的效力后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而且即使该合同经过法院确权之后也无法否认原告没有依法申报和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事实。证据2的质证同意第二被告和村委会质证意见。补充：该保险单虽然是华家街道转角村的地址，但转角村的面积巨大，种植玉米的面积也非常庞大，该保险单无法确定所投保的地块为案涉的土地，而且无论该保险单投保的是否是案涉土地与原告是否应该领取玉米补贴毫无关联性，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依法进行了申报，并且在公示期间提出异议，其不能够证明原告符合补贴条件。证据3同意二被告和村委会意��，补充：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均无法证明其是玉米补贴的对象，也没有证明其依法定程序进行申报，该证据恰恰说明原告不应得到玉米补贴款。
原告对被告农业局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该份文件没有相关部门的公章，且内容与关于印发辽宁省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自相矛盾，该通知规定补贴对象为土地玉米实际生产者，不要求以备案为前提，另外该工作方案系被告内部流转文件，原告不可能知晓，合同比较备案对原告没有约束力，合同未备案的不利后果不应由原告承担。第三人村委会当庭认可案涉土地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款发放给村里备案的土地承包方，明显违背关于辽宁省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的规定。证据2签到簿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被告制���，无公章，2016年10月24日的签到簿的时间有明显更改，即便真实也证明不了被告所要证明的事实，另外通过该证据可以看出原告得知有玉米生产补贴最早应是2016年9月，因为2016年9月5日被告及第三人才组织学习相关文件。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系单方制作，同时与实际情况不符，原告实际耕种了转角房村的土地但该份材料中不包含原告，故第三人及委托单位被告农业局在玉米生产者的信息收集与核实过程中存在过错及工作失误。证据4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体现不出何时公示及公示时间、地点，也无法证明原告知情。原告因不是本村村民所以原告不可能及时知道公示信息，客观上剥夺了原告提出异议的权利。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提出的证据2充分证明第三人村委会对于原告实际耕种案涉土地系知情的，所以村委会不上报原告不将案涉土地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放给原告系错误。证据6通过该证据可以看出被告农业局需对辖区内玉米生产者面积核查确认，被告农业局在核查确认时没有发现漏报了原告，故其行政行为违法。
被告财政金融局及二第三人对被告农业局提供的证据均没有异议。
原告对被告财政金融局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2、3基本质证意见同对第一被告的质证意见。通过证据4可以看出被告财政局是玉米生产者补贴的款项发放单位，原告作为实际生产者没有得到应得的补贴款，所以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系本案适格被告。
被告农业局、二第三人对被告财政金融局提供的证据均没有异议。
原告对第三人转角房村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无法确认，即便出租人及第三人处申报了玉米生产补贴，也不能剥夺原告依法获得玉米生产者补贴的权利，因为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原告作为实际生产者应获得玉米生产者补贴。证据2是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证明不了第三人依法进行了公示。
被告农业局、被告财政金融局及第三人华家街道对第三人转角房村提供的证据均没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无法核实，无法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亦无法证明其诉讼主张；证据2、3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但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农业局提供的证据1-6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性原则，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被告财政金融局提供的证据1-4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性原则，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第三人转角房村提供的证据1-2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6年8月11日，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及辽宁省统计局联合下发《辽宁省农委、辽宁省统计局关于印发辽宁省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核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大农发[2016]248号）,辽宁省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核查工作方案确定，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核查工作采取“玉米生产者申报登记、村委会核查确认、乡镇政府公示核实、县级农业部门审核移交、市级农业部门报送备案”的工作流程。由全省各村委会负责玉米生产者申报登记和核查确认工作，村委会组织本村玉米生产者填写《年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申报表》，玉米生产者填写申报表后，村委会负责核查填报信息真实性形成《年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汇总表》，并由村委会负责人、核查人签字，加盖村委会印章后，一式两份报乡镇政府农业部门。玉米生产者签字的申报表留存归档，以备核查。村委会上报后，乡镇政府农业部门负责人核实整理、录入统计工作，形成各村《年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公示表》，乡镇农业部门到各村张贴公示，并通过村广播或手机短信等媒介通知申报人及时核实公示内容。每村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对玉米生产者申报补贴面积有异议的，乡镇政府农业部门立即核实，确保信息数据准确。公示核实无异议后，乡镇政府负责形成乡镇玉米补贴面积汇总表，乡镇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分别报县（区）农业主管部门。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对各乡镇上报信息数据进行汇总审核，确认各乡镇、村委会工作程序符合方案要求，信息数据无误后，以函件将本县（区）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汇总后送交县（区）财政局，以便测算补贴标准，发放补贴资金。各市2016年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核查工作要求于9月30日前完成。
《辽宁省农委、辽宁省统计局关于印发辽宁省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核查工作方案的通知》中《辽宁省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宣传通稿》明确，玉米生产者补贴享受补贴的对象为合法耕种（即承包方或承包人，通过合法程序和手续获得的耕地（包括承包地、机动地）；以及受让方通过合法程序手续流入获得的耕地。证明手续为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的家庭承包合同或其他方式承包合同；流入的耕地还需提供双方当事人签订并经发包方备案的流转合同）上的玉米实际生产者（包括本地农民、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合法的外来租种者等）。
另查，本案第三人转角房村按照《辽宁省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核查工作方案》要求，组织本村村民填写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申报表，对本村玉米种植情况进行核查后，上报第三人华家街道，再由第三人华家街道核实整理，形成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公示表，2016年9月，第三人华家街道在村内张贴公示。公示核实无异议后，上报被告农业局进行汇总审核，被告农业局将第三人华家街道上报的统计信息转送被告财政金融局，发放补贴资金。
再查，原告主张在第三人转角房村通过签订承包合同取得418.94亩土地种植玉米，但未就合同进行备案。原告主张在玉米补贴面积统计核查期间，向第三人转角房村及各级农业部门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对三个村的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公示表进行公示期间，亦未向相关部门提出异议。
本院认为，��辽宁省农委、辽宁省统计局关于印发辽宁省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核查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各市、县（区）政府农业部门负责建立部门协同机制，详细制定具体工作细则，明确责任分工，负责组织和指导本辖区内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核查工作”，“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对各乡镇上报信息数据进行汇总审核，确认各乡镇、村委会工作程序符合方案要求，信息数据无误后，以函件将本县（区）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汇总表送交县（区）财政局，以便测算补贴标准，发放补贴资金”。据此，被告农业局和被告财政金融局具有对玉米生产者补贴进行审核和发放补贴资金的职权。
关于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认为其属于玉米生产者补贴范围内合法耕地上的玉米实际生产者，二被告未向其发放玉米生产者补贴款即对其权利和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与原告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原告具有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在第三人转角房村承包土地，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承包土地的事实，亦无法证实其在土地上种植玉米，原告自认其未对签订的合同进行备案，故无法确认其系符合条件的享受玉米生产者补贴的对象。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在第三人转角房村进行玉米生产者申报登记和核查确认工作过程中，向其进行了申报，2016年9月张贴公示期间，原告在公示期内亦未向相关部门提出异议，该地区玉米生产者补贴核查工作已全部结束。现原告��对玉米补贴核查及公示不知情，主张二被告给付其玉米补贴款，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万福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赵万福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玲
审 判 员 张 娜
人民陪审员 徐晓红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书 记 员 回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