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261号
申请再审人、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钟慧斌，女，1969年2月3日出生，汉族。
申请再审人、申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钟颖思，女，1974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
上述两申请再审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高志华、董穗聪，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被申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郑通，男，1976年3月7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关婷允，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钟慧斌、钟颖思与郑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10月26日作出（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114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钟慧斌、钟颖思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8日作出（2013）粤高法民一申字第18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钟慧斌、钟颖思另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7月17日作出粤检民抗字（2013）217号民事抗诉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又于2013年8月14日作出（2013）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29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因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再审申请人与抗诉再审案件的申诉人均为钟颖思、钟慧斌，本院依法将后指定再审的抗诉案件并入前指定再审的当事人申请再��案件并案审理，并通知检察机关出庭。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广州市人民检察院邓娟、钟静怡出庭。申请再审人钟慧斌、钟颖思及其委托代理人董穗聪，被申请人郑通及其委托代理人关婷允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64号大院23号501房原是钟慧斌、钟颖思共有的房屋。2011年8月17日，钟慧斌、钟颖思（甲方，卖方）与郑通（乙方，买方）、广州市海珠区德珏房地产代理服务部（中介方，以下简称德珏地产代理）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上址房屋；成交价为950000元；物业移交时间为2011年11月1日前且甲方已收齐房款；交易税费交付方式为甲、乙双方交易税费全部由乙方支付；甲乙双方就楼价款的交付方式达成以下一致���议，一次性付款：⑴于签订本合同时支付30000元作为定金；⑵首期楼价款（含定金）共计700000元于签订《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2011年8月27日前）并取得房地产交易中心收缴证件收据当天付清；⑶楼价余款250000元于完税后支付，并即日完成过户手续，交易过户手续须于2011年9月25日前完成，如因房管局原因导致交易延迟则时间相应顺延；若甲方或乙方在签订本合同后未能卖出或买入该物业，则守约方于支付中介方中介服务费后可要求违约方赔偿其已支付的中介服务费；甲方逾期交付该物业的，或者未能按时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从逾期之日起，应按日向乙方支付本合同约定成交价千分之一的违约金；逾期十日，乙方有权按本条约定向甲方收取违约金外并有权不再购买该物业，届时甲方需退还向乙方收取的全部款项并应向乙方支付成交价的10%的违约金；经甲乙���方友好协商，定金叁万元，乙方必须在2011年8月18日前补齐给甲方，否则视为乙方违约；乙方预留2万元楼款于双方交楼当天，乙方验收完毕再交给甲方；等。2011年8月18日，钟慧斌、钟颖思（甲方）与郑通（乙方）签订《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税费、中介费等全部由乙方支付，甲方实收房价人民币玖拾伍万元整。”郑通在2011年8月18日前，分别支付了定金1万元及定金2万元给钟慧斌、钟颖思，钟慧斌、钟颖思开具了两张《收据》给郑通。
2011年9月2日，钟慧斌、钟颖思（甲方，卖方）与郑通（乙方，买方）前往房管部门办理涉案房屋的交易过户递件手续，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房地产地址海珠区新港西路164号大院23号501房；该房地产按整套出售并计价，总金额331600元；甲乙双方同意该房地产交付使用的时间为卖���收齐楼款当天；等。同日，钟慧斌、钟颖思、郑通签署《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双方于交易递件后若交易税费超过壹拾贰万元整，则甲乙双方同意退件，取消此交易，甲方退还乙方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双方约定缴补房改房成本价各付一半，甲方最高出资肆万，多出部分由乙方全部支付；双方约定收楼当天，乙方余款柒万元付清给甲方。2011年9月3日，钟慧斌、钟颖思收到郑通交来的首期楼款550000元并开具《收据》。2011年9月13日，郑通向房地产交易登记部门缴交了地址为涉案房屋的买卖双方的房地产交易手续费各237元、房屋登记费50元、房屋契税9948元、证明费40元、广州市房改办住建办住房基金款3200元和63356.64元、国土出让交易补地价收入3316元。同日，郑通支付了房款268321.68元给钟慧斌、钟颖思，钟慧斌、钟颖思也出具《收据》（该收据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8月13日，经双方确认是笔误）给郑通。2011年9月19日，郑通代钟慧斌、钟颖思缴交了个人所得税3316元。2011年9月23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核发了权属人为郑通的涉案房屋的《房地产权证》。
2011年12月19日，郑通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将剩余房款7万元划入钟慧斌的工商银行账户，钟慧斌也签名确认。
2011年12月27日，因钟慧斌、钟颖思、郑通发生纠纷，钟颖思、郑通分别向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报警。
钟慧斌、钟颖思于2011年12月30日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郑通依合同约定向钟慧斌、钟颖思支付已补缴的税费6378.8元；2、郑通支付不按实际缴纳税费导致的违约金9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郑通负担。郑通提起反诉，请求：1、钟慧斌、钟颖思立即向郑通交付海珠区新港街新港西路164号大院23号501房；2、钟慧斌、钟颖思共同向郑通支付违约金95000元（总房款950000元的10%）以及逾期交楼违约金（以950000元为本金，按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从2011年11月1日开始计至钟慧斌、钟颖思实际交楼之日止）；3、钟慧斌、钟颖思共同向郑通支付房屋中介费22000元；4、钟慧斌、钟颖思共同赔偿郑通的损失（按每月1000元的标准，从2011年11月1日开始计至钟慧斌、钟颖思交楼之日止）；5、钟慧斌、钟颖思负担本案所有诉讼费。
一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郑通支付房款的情况为：在2011年8月17日支付定金10000元、2011年8月18日支付定金20000元、2011年9月3日支付首期楼款550000元、2011年9月13日支付楼款268321.68元、2011年12月19日通过银行转帐的方式划入钟慧斌的银行帐户70000元。在涉案房屋交易过程中的全部税费实际已由郑通支付。
一审诉讼中，钟慧斌、钟颖思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交了以下证据：
1、海珠区房地产交易登记所收件收据复印��；
2、个人房屋转让营业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申报审核表复印件；
3、涉案房屋地址的售房款发票复印件；
4、广州市契税纳税申报表；
5、钟慧斌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表及税收转帐专用完税证；
6、钟颖思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表及税收转帐专用完税证；
7、投诉申请；
8、情况说明；
9、补立字据；
10、钟颖思的银行流水单；
11、钟慧斌的银行流水单；
12、宣传资料。
郑通质证称，证据1的原件已经提交给房屋交易管理部门，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3可以证明本案交易房屋是免个税房屋，根据该证据可以看出钟慧斌、钟颖思使用了331600元的价格申请，充分证明钟慧斌、钟颖思对网签合同是明知的，而不是在钟慧斌、钟颖思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合同；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款项由郑通缴纳；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郑通已经完成��所有的税费缴纳义务；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无法反映与本案有关联性，不能反映出为何房屋所缴纳的什么款项；证据7是钟慧斌、钟颖思自行制作的，对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8、9是钟慧斌、钟颖思的单方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却能够证明钟慧斌、钟颖思收到郑通40000元的事实；证据10、11也证明钟慧斌、钟颖思收到过40000元的事实；证据12与本案无关。
一审中，郑通在举证期内提交了以下证据：
1、中介费收款收据二张；
2、报警回执；
3、租赁合同；
4、中介方发给钟慧斌、钟颖思的《催告函》及快递详情单；
5、租赁合同及相关收据。
郑通当庭补充提交以下证据：
6、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两张及活期历史明细清单；
7、2012年1月19日广州速递公司妥投证明及邮件详情单。
钟慧斌、钟颖思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不予确认，也不清楚该情况；对证据2无异议，当时钟慧斌、钟颖思同时也有报警，郑通带家人一起过来，并拿了锁将钟慧斌锁在涉案房屋几个小时，直至警察到场才将钟慧斌放出；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确认，钟慧斌、钟颖思没有收到该快递邮件；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确认；郑通当庭提交的证据6、7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也不能证明郑通要证明的内容。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钟慧斌、钟颖思、郑通与德珏地产代理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以及钟慧斌、钟颖思、郑通签订的两份《合同补充协议》是签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2011年9月2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对《房屋买卖合同》中的部分约定进行了变更，上述两份协议约定不一致的条款应当以2011年9月2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按照合同约定，交易过程中的双方交易税费全部由郑通支付；缴补房改房成本价各付一半，钟慧斌、钟颖思最高出资肆万，多出部分由郑通全部支付。郑通也依约支付了买卖双方的房地产交易手续费各237元、房屋登记费50元、房屋契税9948元、证明费40元、广州市房改办住建办住房基金款3200元和63356.64元、国土出让交易补地价收入3316元等费用。诉讼中，钟慧斌、钟颖思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在2011年12月28日自行申报的个人所得税6378.8元是因涉案房屋的交易过户产生，钟慧斌、钟颖思在涉案房屋的交易过户完成后，再要求郑通支付补交的税费6378.8元并支付违约金95000元，依据不足，不予支持。钟慧斌、钟颖思认为郑通存在偷漏税的行为，应当由相关的行政部门进行查处，不属于法院调整的范围，在本案中不予处理。
根据《房屋买卖合同》和2011年8月18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涉案房屋的成交价为950000元，钟慧斌、钟颖思实收房价950000元整，物业移交时间为2011年11月1日前且钟慧斌、钟颖思已收齐房款。在2011年12月19日前，郑通实际支付了房款918321.68元给钟慧斌、钟颖思，郑通认为双方在2011年9月2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中对购房款作出变更约定，郑通代钟慧斌、钟颖思支付的房改房成本价31678.32元应当算作房款的一部分，钟慧斌、钟颖思对此不予确认。郑通对其主张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对郑通的主张，不予采纳。郑通尚未付清房款950000元，要求钟慧斌、钟颖思将涉案房屋交付给其，依据不足，不予支持。郑通以钟慧斌、钟颖思逾期交楼为由要求钟慧斌、钟颖思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中介费和租房损失的诉��请求，依法无据，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2年6月29日作出（2012）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03号民事判决：一、驳回钟慧斌、钟颖思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郑通的全部反诉请求。本诉受理费2328元，由钟慧斌、钟颖思负担。反诉受理费3126元，由郑通负担。
钟慧斌、钟颖思、郑通均不服一审判决，钟慧斌、钟颖思上诉称，一、郑通隐瞒重大事实并虚构房屋交易金额，目的是为了逃避巨额税费，导致钟慧斌、钟颖思背负巨大的法律风险。依据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涉案房屋以金额为95万元成交，及对房屋买卖过程中产生法律规定的税费，郑通有缴纳的义务。正因为��在如此的约定，郑通为了达到少交税费的目的，利用钟慧斌、钟颖思对交易流程不熟的漏洞，故意隐瞒重大交易金额的事实，刻意回避合同交易总额，故意以房屋交易中心办事紧急为借口，一直紧抱合同不让钟慧斌、钟颖思细看，声称是和以前的合同一样所以无需再看的理由，以331600元的超低价向税局申报纳税。直到办理完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等单据后，钟慧斌、钟颖思才知道郑通向税务部门报缴的交税金额远远低于交易金额，不单给钟慧斌、钟颖思造成严重的补税、罚款等巨大的法律风险，还严重触犯国家税收法律。一审法院竟然认为“应当由相关的行政部门进行查处，不属于法院调整的范围，在本案中不予处理”为理由，驳回钟慧斌、钟颖思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并有支持合法逃税的嫌疑。二、一审法院对钟慧斌、钟颖思补交的税费没有经过调查核实，即作出与涉案交易无关的认定，严重违反法律的规定。在钟慧斌、钟颖思得知郑通虚报交易金额后，为了避免以后来自税务机关不必要的追责损失，并补救自己不熟悉交易流程而在交易过户报税的合同上签字的过失。自行向广州市税务部门申报涉案房屋交易被郑通逃避的税费，有相关税单证明。一审法院无视事实情况，竟然作出“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在2011年12月28日自行申报的个人所得税6378.8元是因涉案房屋的交易过户产生，两原告在涉案房屋的交易过户完成后，再要求被告支付补交的税费6378.8元并支付违约金950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的结论，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没有依据法律规定对整个事件进行认真调查核实，更未与税务部门进行合法的复核，就依主观决断认为这笔税费与本案无关。更奇怪的是，钟慧斌、钟颖思自觉交纳了由郑通逃避的税费后，却认为是房屋交易过户完成后的个人行为!无形中认可了郑通逃避国家税费。一审法院无视这一事实，竟然认为是钟慧斌、钟颖思的个人作为，让钟慧斌、钟颖思自觉补交国家房屋交易税费及遵纪守法的行为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反而对偷逃税的郑通不进行责难，确实令人充满疑问。三、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完全违背司法审判的初衷，完全无法达到息讼止争的审判目的。郑通使用阴阳合同向税务部门申报房屋买卖税费是不争的事实，钟慧斌、钟颖思投诉无门的情况下，向具有权威且是最后保障的法院立案起诉，目的就是为了摆脱由郑通一手炮制的偷逃税的不良后果，法院不单不加以区分和作出明确的相关判决，反而以一驳了之的方式处理钟慧斌、钟颖思的请求，且钟慧斌、钟颖思因此可能背上法律追责的风险，还纵容了郑通偷逃税的非法行为。一审法院完全无视法律的规定，并作出不负责任的判决，增加钟慧斌、钟颖思的法律风险和与郑通房屋买卖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埋下了祸根。难道这就是法院解决纷争的审判目的望二审法院慎重考虑钟慧斌、钟颖思诉讼请求查清真实事由，作出公正判决。四、一审法院认可以低价报税交易的合同有效，严重违反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钟慧斌、钟颖思与郑通交易的涉案房屋实际以95万元成交，而郑通隐瞒真实的交易金额，虚假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房屋交易税费，而申报税费所使用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和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却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对无效合同的规定对报税的合同进行处理。一审��院无视国家法律的规定，竟然将无效合同置之不理，导致错误地把真实交易合同与报税合同混同，认定“钟慧斌、钟颖思与郑通及中介三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钟慧斌、钟颖思与郑通签订的两份《合同补充协议》是签约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却忽视涉讼的报税合同是本次提起诉讼的真正起因。钟慧斌、钟颖思真不知道在郑通隐瞒房屋交易金额，向税务部门虚报国家税费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如何合法如何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的错误认定，严重违反合同法关于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五、郑通的一系列行为已超出民事范畴，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l、郑通在明知钟慧斌、钟颖思对涉案房屋已提起诉讼，其竟然无视法律的规定向钟慧斌、钟颖思多次提出无理要求��无果后，强行将钟慧斌、钟颖思拘禁在涉案房屋达几小时之久。只有在钟慧斌、钟颖思报警之后才摆脱困境，但一审法院对此事未作认定，没有法律依据。现请求二审法院将此案移交公安机关进行处理，以免日后郑通再次采取此手法限制钟慧斌、钟颖思的人身自由。2、郑通在一审时提到要求钟慧斌、钟颖思返还4万元的请求，是郑通想通过诉讼的方式骗取钟慧斌、钟颖思钱财的行为。为什么会出现郑通在同一时间向钟慧斌、钟颖思打入各2万元呢原因是当天郑通急需现金办理交易过户手续，但在银行的柜员机上一天只能取款2万元，而是郑通与钟慧斌、钟颖思商议，要求钟慧斌、钟颖思帮忙。在郑通转入款项后，钟慧斌、钟颖思随即在转账的柜员机上将4万元取出交给郑通，郑通才得以用此四万元办理相关税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如涉及刑事犯罪的，请法院移���有关机关处理。六、一审判决多处出错，适用法律没有做到客观公正，是有选择性地适用不利于钟慧斌、钟颖思的条款，对合理的法律则弃之不用。一审判决在处理涉案房屋交纳税费问题时，只简单考虑钟慧斌、钟颖思与郑通表面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将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与申报交易过户合同混淆，且不考虑国家对房屋交易过程中应征收税费的相关规定，而是将此买卖合同产生的风险强加在钟慧斌、钟颖思头上，导致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六条和《最高人民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且完全不顾其它相关法律的规定，在事实和法律上均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是乱用法律的错误判决。据此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依法判令郑通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郑���答辩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钟慧斌、钟颖思的所有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本案双方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网签合同都是在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下所签署的，并非郑通有意为了避税才要求签订，交易额是由钟慧斌、钟颖思提出的。买卖合同都有双方的签名，郑通不存在隐瞒交易总额，钟慧斌、钟颖思是在确认合同有效的情况下签署。2、一审法院对钟慧斌、钟颖思提交的所谓补交税费进行过审查，但并无提出证据证明该税费是用于本案的。3、郑通多次要求钟慧斌、钟颖思交付郑通的合法财产，所以对方是存在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郑通上诉称，一、一审法院枉法裁判，完全不尊重案件事实。郑通用十几年的积蓄购买了这唯一的案涉房屋，且购房款也早已付清，房屋产权也已过户到郑通名下，但钟慧斌、钟颖思以所谓的税款未缴清故意不予交付房屋，以致郑通全家蜗居在外，有房不能住。然一审法院全然不顾案件客观事实，有意置郑通家人的生活、生存、安全于不顾，违背事实作出所谓郑通未缴清房款的认定，纵容钟慧斌、钟颖思不如期交房，其判决毫无公理可言。1、郑通与钟慧斌、钟颖思交易的房款总额为95万元，但郑通实际已支付给钟慧斌、钟颖思的购房款项达99万元（其中支付定金30000元、2011年9月3日支付首付款550000元、2011年9月13日31678.32元、2011年9月13日通过银行转款40000元、2011年9月13日支付268321.68元、2011年12月19日支付70000元），多交了近4万元的购房款，可一审法院既已查清事实，仍作出所谓未付清购房款的错误认定。2、事实上连钟慧斌、钟颖思自己也认为房款已付清，在钟慧斌、钟颖思的起诉书中明确载明：“……且未经协商擅自在2011年12月19日强行将尾款7万元人民币转入原告钟慧斌的银行账户……。”由此可见，连钟慧斌、钟颖思都认为其收到7万元就是最后一笔尾款，既然是尾款，何来没有付清房款之说。因此一审判决完全不顾客观事实，作出违背事实的判决。3、从本案的支付金额来看，一审法院既已查明2011年9月13日钟慧斌、钟颖思支付了给住房保障办公室的房改房款63356.68元，且按郑通和钟慧斌、钟颖思于2011年9月2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该款实际上应由钟慧斌、钟颖思承担一半即31678.32元，且该款应在缴付房改房款时钟慧斌、钟颖思立即支付给郑通，双方为此一致同意将钟慧斌、钟颖思应承担的一半房改房款直接抵扣购房款，故才有当日经双方结算，扣减由钟慧斌、钟颖思应承担的房改房费31678.32元后，由郑通支付钟慧斌、钟颖思购房款的数额会得出268321.68元。而且该数额加上钟慧斌、钟颖思应承担的房改房款31678.32元，也正好是30万元（268321.68＋31678.32元=30万元），而截止到2011年9月13日，总购房款95万元减去已付的款项88万元［即95万元－（30万元＋55万元＋3万元）=7万元］未付尾款为7万元，也正好是双方《合同补充协议》第5条约定的7万元尾款未付，为此，才有钟慧斌、钟颖思原起诉状所载郑通强行将这7万元尾款打入钟慧斌、钟颖思账户的事实。综上，如果不是双方同意直接将钟慧斌、钟颖思承担的31678.32元抵扣购房款，又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吻合的数额，更不可能存在钟慧斌、钟颖思诉状中所述的收到7万元尾款的事实，况且循常理可知，双方在一个合同中互负金钱支付义务进行抵销也是再客观不过的事实，更何况有如此之多的事实进行佐证，但一审法院既已查清事实，却作出了严重违背客观事实的认定，枉法裁判，有意制造诉累。4、钟慧斌、钟颖思不同意交付房屋的根本原因是钟慧斌、钟颖思认为双���存在仍要缴交税费的可能，而根本不是郑通没有付清购房款，故一审判决存在主观臆断的情形，无法让郑通信服。5、更离谱的是，一审法院既已查明在2011年9月13日时，郑通向钟慧斌、钟颖思支付了4万元购房款（即分别向钟慧斌、钟颖思卡上支付了各2万元），此时郑通已多支付了4万元的购房款，无论郑通是否要求钟慧斌、钟颖思立即返还，但其实际已支付，钟慧斌、钟颖思又无其他证据证明该款已返还郑通，那么退一万步讲，即便钟慧斌、钟颖思认为前述的31678.32元房改房的款项不能直接抵扣，那么，针对这铁证如山的已付4万元购房款，一审法院也应认定郑通已付清购房款。更何况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00条规定，对于同一合同互负债务的可行使抵销权。二、一审法院判决马虎草率，判决书多处出错。法院出具的判决书应当措辞严谨，但本案的一审判决书不仅对事实认定不清，且对郑通的反诉请求未予列明，如此不负责任，令郑通难以接受。郑通在一审反诉请求中明确要求返还多支付的购房款4万元，但在一审过程中，郑通为了能配合法院尽快结案的要求，因此暂时撤回了该请求准备另案起诉，然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却只字未提，如此草率的裁判，有违法律的尊严。三、一审法院枉法裁判。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00条，即使郑通仍有部分购房款应支付给钟慧斌、钟颖思，那么该款也不应由郑通先支付，从案件查明的事实可知，本案的房改房款双方各支付一半，但实际上郑通已在2011年9月13日全额支付，依约钟慧斌、钟颖思应在2011年9月13日将50%的房改房款支付给郑通，但钟慧斌、钟颖思要求郑通抵销，为此双方进行了重新结算，由此可见早在2011年9月13日双方均同意行使抵销权，直接把已郑通应付的购房款进行冲抵。然一审法院却有意枉法裁判。四、郑通已经付清了所有的购房款，一审认定事实有误，郑通已经交了99万元。据此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3、判决钟慧斌、钟颖思立即向郑通交付海珠区新港西路164号大院23号501房。4、判决钟慧斌、钟颖思向郑通支付违约金95000元以及逾期交房违约金（以95万元本金，按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从2011年11月1日起至实际交房之日止）；5、判决钟慧斌、钟颖思向郑通支付房屋中介费22000元；6、判决钟慧斌、钟颖思向郑通支付损失（按每月1000元标准计算至实际交房为止）；7、判决钟慧斌、钟颖思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钟慧斌、钟颖思答辩称，不同意郑通的上诉意见。1、郑通提出已经缴纳完所有购房款的理由不成立，郑通虚报交易金额，违反了国家相关规定导致合同无效，钟慧斌、钟颖思要求其如实申报税费，但郑通拒绝，所以钟慧斌、钟颖思并无如期交楼，2011年10月19日郑通是在钟慧斌、钟颖思并无同意的情况下打入购房款。2、郑通未正确履行合同，构成重大违约，钟慧斌、钟颖思积极配合郑通履行合同，但郑通为逃避税费，隐瞒了实际交易金额，而是报一个与实际差距较大的数额，钟慧斌、钟颖思得知漏税后，要求郑通支付税款，一审法院在未调查的情况下，否认了钟慧斌、钟颖思的合理请求。郑通以331600元进行报税，不单是对合同的违反，且违反了国家的强制性规定。3、关于郑通称已经缴纳了99万元，9月13日钟慧斌、钟颖思跟当事人一起到海珠区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但银行有规定，每日只能取2万元现金，而郑通要求钟慧斌、钟颖思取出4万元现金，得到钟慧斌、钟颖思同意后，郑通向钟慧斌、钟颖思打入2万元，钟慧斌、钟颖思取得两万元后，让郑通马上去办理过户手续。���如这4万元是支付的房款，请问为何要分别打入钟慧斌、钟颖思的账户上？而60多万又不分别打到钟慧斌、钟颖思的账户上呢？钟慧斌、钟颖思帮郑通取现，是基于一种信任关系，请求二审法院到银行调取监控录像查明这一事实。4、钟慧斌、钟颖思认为郑通的上诉理由是矛盾的，双方约定的交易金额，郑通不会多给钱钟慧斌、钟颖思，如果这4万元真的是房款，之后郑通就无必要再支付7万元，而7万元为何不是分别打入钟慧斌、钟颖思的账户上呢？
经庭询，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审中，郑通曾反诉要求钟慧斌、钟颖思共同返还郑通多支付的40020元，但其后郑通撤回了该反诉请求。
本院二审认为，钟慧斌、钟颖思与郑通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两份《合同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效合同，双方均应切实履行。
关于郑通是否已经全部支付购房款的问题，双方对此的主要争议是：郑通于2011年9月13日所支付的广州市房改办住建办住房基金款63356.64元的一半是否应抵充购房款。对此，本院认为：1、根据双方在2011年9月2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约定，补缴房改房成本价各付一半，钟慧斌、钟颖思最多出资4万。虽然在实际履行中，广州市房改办住建办住房基金款全部由郑通支付，但未有证据显示双方对上述补充协议的约定作出了变更，将上述款项的一半抵充购房款，符合双方的约定；2、郑通于2011年9月13日所支付的广州市房改办住建办住房基金款63356.64元的一半为31678.32元，同日郑通还支付了购房款268321.68元，两者之和为整数300000元。若该31678.32元抵充购房款，则至该日为止，郑通所支付的购房款总额为880000元，尚余未付房款为70000元，与双方在2011年9月2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双方约定收楼当天，乙方余款柒万元付清给甲方”相符；3、2011年12月19日，郑通向钟慧斌支付房款70000元，在本案诉讼中，钟慧斌、钟颖思亦确认该笔款项为购房“尾款”，按照一般的理解，“尾款”应为最后一笔应付款项，即除该笔购房款外，其他购房款应已支付完毕；4、在本案的一审诉讼中，钟慧斌、钟颖思在其起诉状及反诉答辩状中并未提及郑通未付清购房款，仅认为郑通存在偷逃税款行为，违反国家法律等，并以此为由拒绝交付涉案房屋。综上，本院二审认定，郑通于2011年9月13日所支付的广州市房改办住建办住房基金款63356.64元的一半即31678.32元应当抵充购房款，至2011年12月19日止，郑通已经全部支付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一审认为郑通未付清购房款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根据《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涉案房��的移交时间为2011年11月1日前且甲方（钟慧斌、钟颖思）已收齐房款，根据查明事实，郑通与2011年12月19日将剩余房款70000元支付给钟慧斌、钟颖思，钟慧斌、钟颖思应当在同日向郑通交付涉案房屋，但其至今仍未向郑通交付涉案房屋，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现郑通起诉要求钟慧斌、钟颖思向其交付涉案房屋，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钟慧斌、钟颖思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问题，根据《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钟慧斌、钟颖思逾期交付物业的，从逾期之日起，应按日向郑通支付本合同约定成交价千分之一的违约金。本院认为，上述合同约定违约金标准过高，本院依法调整为以95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1年12月19日起算至钟慧斌、钟颖思实际交付涉案房屋之日止。至于郑通要求钟慧斌、钟颖思支付房屋中介费及赔偿损失��问题，由于本院已判令钟慧斌、钟颖思就其逾期交楼行为向郑通支付违约金，郑通未能举证证明该违约金低于其遭受的损失，其要求钟慧斌、钟颖思在支付违约金之外承担其他违约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钟慧斌、钟颖思抗辩称郑通存在偷逃税款行为的问题，本院二审认为，郑通是否偷逃税款，应当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及处理，本院对此不予调处。且双方签订的合同亦并未将支付税款作为交付房屋的条件之一，钟慧斌、钟颖思以郑通偷逃税款为由拒绝交付房屋，并要求郑通支付违约金950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钟慧斌、钟颖思要求郑通支付其补缴的税费6378.8元，由于钟慧斌、钟颖思所提交的证据并未能显示该笔税费是由涉案房屋交易所产生，对于钟慧斌、钟颖思的上述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郑通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钟慧斌、钟颖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2）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2）穗海法民三初字第2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驳回郑通的其他反诉请求。三、钟慧斌、钟颖思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64号大院23号501房交付给郑通；四、钟慧斌、钟颖思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郑通支付逾期交房的违约金（以95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1年12月19日起算至钟慧斌、钟颖思实际交付上述房屋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2328元，由钟慧斌、钟颖思负担，反诉受理费3126元，由钟慧斌、钟颖思负担1563元，郑通负担1563元；二审受理费5454元，由钟慧斌、钟颖思负担3891元，郑通负担1563元。
钟慧斌、钟颖思申请再审称，一、郑通隐瞒重大事实并虚构房屋交易金额，二审法院认定虚报税费合法。依据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涉案房屋交易价格为95万元，同时对房屋买卖过程中产生法律规定的税费郑通有缴纳的义务。正因为存在如此的约定，郑通为了达到少交税费的目的，利用钟慧斌、钟颖思对交易流程不熟的漏洞，故意隐瞒重大交易金额的事实，刻意回避合同交易总额，以331600元的超低价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不仅严重触���国家税收法律，还给钟慧斌、钟颖思造成严重的补税、罚款等巨大的法律风险。原审判决竟然以“应当由相关的行政部门进行认定和处理，本院对此不予调处”为理由，也罔顾钟慧斌、钟颖思与郑通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裁决钟慧斌、钟颖思违约，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并有支持合法逃税和偏袒郑通的嫌疑。法院是执行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法院对违法行为以不予调处选择回避，完全未起到预防违法和保护国家法律有效实施的作用，且以判决告诉人们--“偷逃税法”法院认定是合法的。二、原审判决对钟慧斌、钟颖思补交的税费没有经过调查核实就作出认定，严重违反法律的规定。在钟慧斌、钟颖思得知郑通偷逃税及因交易产生应缴而未缴的其它约定款项后，为了避免承担“偷税共犯”的刑事追究，及向广州市房改办等部门未缴的广州市房改办住建办住房基金款（简称成本价）合共逾十多万元的追责，并补救自己不熟悉交易流程而在存量房买卖合同上签字的过失，自行向广州市税务部门申报缴交涉案房屋真实交易，由郑通代缴逃避的税款。一、二审法院无视事实情况，竟然作出作出“钟慧斌、钟颖思所提交的证据并未能显示该笔税是由涉案房屋交易所产生，对于钟慧斌、钟颖思的上述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高度一致的结论，已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没有依据法律规定对整个事件进行认真调查核实，更未与税务部门进行合法的调查取证复核，就依主观决断认为这笔税费与本案无关；在二审时，钟慧斌、钟颖思在上诉状再次向法庭陈述这一事实，但二审法院亦未去税务部门调查，导致在二审时无法将一审的错误及时纠正，而此证据是对整个案件的判决起对违约责任归属的重要作用。直接增加了钟慧斌、钟颖思的诉讼费���和法律风险，二审法院的错误判决使钟慧斌、钟颖思背负协同郑通偷逃应缴国家部门款项而擅自交房的追责和支付违约金的严重后果。一、二审法院未依法解决诉讼，在钟慧斌、钟颖思自觉交纳了由郑通逃避的税款后，却不被法院认定，这是法院审判和执法的依据吗二审法院不单未纠正一审的错误，反而更加肯定地认可了郑通逃避国家税费款项是合法的事实。三、原审判决结果完全违背司法审判的初衷，完全没有起到息讼止争的审判目的。郑通使用阴阳合同向税务及其它部门申报房屋买卖税费是不争的事实，钟慧斌、钟颖思投诉无门的情况下，向具有权威且是最后保障的法院立案起诉，目的就是为了摆脱由郑通一手炮制的偷逃税的刑事后果，法院不单不加以区分和作出明确的判决，反而认定虚报交易金额逃避税费是合法的。二审法院未进行调查核实且完全无视法院的规定，作出不负责任的判决，增加钟慧斌、钟颖思的法律风险，且还要求守法的钟慧斌、钟颖思向郑通交付房屋并支付所谓的违约金，难道守法公民注定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吗法律是公正的，可执法的法院却不顾事实枉下裁决，不支持钟慧斌、钟颖思守法的行为。而对郑通两度强行收楼，在诉讼期禁锢钟慧斌、钟颖思，且在一审、二审法庭上两次意图诈骗钟慧斌、钟颖思的行为，偏袒纵容！四、二审法院不顾合同约定认定钟慧斌、钟颖思违约，严重偏离事实。钟慧斌、钟颖思与郑通依法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第九条第二款明确约定，在郑通未能按时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时，应该向钟慧斌、钟颖思支付违约金。此条约定的其他义务应当包括第一条第8款约定的交易税费交付方式，而二审法院竟然以“且双方签订的合同亦并未将支付税款作为交付房屋的条件之……”直接否认了钟慧斌、钟颖思与郑通的合同约定。因此，钟慧斌、钟颖思在郑通未交清相关税费的情况下，就有不向郑通交房的抗辩权，而二审法院不单认定阴阳合同合法，还将双方的约定于不顾，且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还应再约定吗？如此作出的终审判决是何等的高明呀！五、一审判决认可以低价报税交易的合同有效，严重违反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钟慧斌、钟颖思与郑通交易的涉案房屋实际以95万元成交，而郑通隐瞒真实的交易金额，虚假向税务及其他部门申报缴纳房屋交易的税费，而申报税费所使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和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为无效合同，一审判决却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对��效合同的规定对报税的合同进行处理。两审法院无视国家法律的规定，竟然将无效合同置之不理，导致错误地把真实交易合同与报税合同混同，认定“钟慧斌、钟颖思与郑通及中介三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钟慧斌、钟颖思与郑通签订的两份《合同补充协议》是签约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却忽视涉讼的报税合同是本次提起诉讼的真正起因。钟慧斌、钟颖思真不知道在郑通隐瞒房屋交易金额，向税务部门虚报国家税费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如何合法如何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的错误认定，严重违反合同法关于强制性条款的规定。综上所述，钟慧斌、钟颖思认为，二审法院判决不支持钟慧斌、钟颖思对涉案房屋补交本应由郑通缴纳的税费，且还要求钟慧斌、钟颖思向郑通交付房屋并支付违约金的判决，是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基础上作出的。再审请求：1、坚持一审诉讼请求，2、郑通向钟慧斌、钟颖思支付偷漏税罚款400元及房改房成本价121249.8元、购买房改房分摊面积款5967元；3、2012年12月郑通接收房屋之后，由于其没有履行合同义务，要求郑通支付2012年12月之后的房屋使用费。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终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理由如下：1、终审判决认定钟颖思、钟颖斌所提交的证据未能显示6378.8元税款由涉案房屋交易产生，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钟颖思、钟慧斌与郑通于2011年8月1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2011年8月18曰、2011年9月2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切实履行。2011年9月2日签��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旨在少缴国家税收，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为无效约定。按照有效合同约定，涉案房屋的总价为95万元，交易过程中的双方交易税全部由郑通支付，可见以房屋95万元总价为基数足额交税是郑通的合同义务。且双方按真实成交价95万元实际履行了有效合同约定，郑通却仅按网签价格33.16万元代钟慧斌、钟颖思缴交了个人所得税3316元，未缴交房屋真实交易价格与网签价格的差额61.84万元部分的税款，不符合双方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郑通对房款差价部分所产生的税款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责任。钟颖思、钟慧斌原审中提交了两人的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表及房屋转让个人所得税���专用完税证，结合双方买卖房屋存在真实交易价格与网签价格之差以及房屋转让个人所得税款所属时期2011年9月1日-2011年9月30日为双方办理涉案房屋交易和过户的期间等事实，可以证实该笔税款6378.8元（为房屋转让所得税6184元与加收滞纳金194．8元之和）是因涉案房屋真实交易价格与网签价格的差额所产生的。终审判决认定钟颖思、钟颖斌所提交的证据未能显示6378.8元税款由涉案房屋交易产生，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2、有新证据证明税款6378.8元是因涉案房屋交易产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海珠区分局于2013年1月29日出具的穗国房群海字（2013）22号《群众来访事项复函》，载明，现经钟颖思、钟慧斌反映以及广州市海珠区地方税务局核实，涉案房屋真实的交易价格为95万元，广州市海珠区地方税务局也以真实交易价格与网签价格的差额61.84万元为依���追缴了个人所得税和契税。据此可以佐证钟颖思、钟慧斌就差额部分缴交了其个人所得税，该笔税款6378.8元是因涉案房屋的交易而产生的。该份证据属于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生效裁判。综上所述，终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第（二）项和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郑通答辩称，一、针对抗诉意见。郑通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充分。1、原审判决是2012年6月29日作出的，钟颖思、钟慧斌的个人所得税款共计6378.8元，包括个人所得税以及滞纳金，完税证明只是证明了钟颖思、钟慧斌已经缴纳2011年9月1日至9月30日房屋转让所得税，并不能证明该税费与本案有任何的关联性，因此原审判决对证据的认定是合理合法的。钟慧斌、钟���思提供的市国土局海珠分局出具的《群众来访事项复函》，是2013年1月29日才出具，该复函才可以反映出钟慧斌、钟颖思缴纳的6378.8元可能与涉案的房产交易有关。抗诉意见认为2011年9月2日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观点与事实不符，钟慧斌、钟颖思对房屋为房改房是清楚的，因钟慧斌、钟颖思本身是继承其父亲的房屋，2010年1月通过继承办理产权登记手续，2010年1月拿到房产证，办理产权登记时必须查询相关档案，因此钟慧斌、钟颖思清楚涉案房屋存在房改房成本价的事实，应对差额部分按20%的标准向国家缴纳相关的费用。2、钟慧斌、钟颖思没有承担支付房改房差额义务。2011年8月26日左右，中介方以及买卖双方第一次办理过户手续，当时是网签的合同，钟慧斌、钟颖思以43万元的价格申报，并要求郑通配合，郑通认为申报定什么价格只是形式问题，且郑通已经按照协议支付大部分的房款，所以尊重钟慧斌、钟颖思的意思，以43万元的网签合同价格进行交易，在递件时才发现房屋是房改房，而郑通之前是不清楚的，钟慧斌、钟颖思本来拿到房子应先履行义务，把相关住房基金、差额支付了，导致当时交易无法进行，也违反第一次在中介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原意，因为《房屋买卖合同》已经明确约定，钟慧斌、钟颖思应提供给郑通是一个完整所有权的房屋，房屋虽然登记在钟慧斌、钟颖思的名下，但事实上房产是不完整的，所以对方违反合同的义务。当时郑通坚持房改房的成本价以及相关住房基金由钟慧斌、钟颖思支付，这样钟慧斌、钟颖思才是享有完整所有权的产权，郑通在这种情况下，才同意交易。经双方协商，在9月2日签订了《补充协议》，这样才于2011年9月2日进行申报，《补充协议》第2条约定房改房的费用不由郑通承担，为了配合以及实现交易，郑通愿意分担房改房成本价各自一半，是基于补充协议第2点约定不超过12万元的前提下，才同意支付房改房的差价，也就是相关税费、交易费总价不超过12万元的前提下才同意支付，且房改房的住房基金以及差价是不属于郑通的义务，郑通只是为了促成交易完成作出了让步。3、网签价格33.16万元的原因，由于2011年9月2日第一次交易不成功，在中介公司充分沟通后重新递件。因为钟慧斌、钟颖思当时没有支付房改房的成本价，所以涉案的房屋的原值不清，也无法提供原值发票，为了尽快完成交易，是钟慧斌、钟颖思确定的金额，郑通尊重其意见，双方约定以33.16万元进行登记，这只是先行完成交易手续，只是申报价格。郑通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国家税费少缴，导致国家损失，但没有构成故意。4、抗诉���为《存量房买卖合同》属无效合同的意见，2011年9月2日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形式上都是合法的。不可否认当时签约存在的瑕疵，但不属于无效的约定，因此合同是有效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的','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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