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11民初5000号
原告：陈卓英，台湾地区居民，现住台湾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颖华，广东导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叶宇骏。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智勇，该单位工作人员。
原告陈卓英与被告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以下简称越秀城建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卓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颖华，被告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智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卓英诉称：1994年12月26日，原告与原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现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原告取得广州市白云区广花路合益一街3号××房（按照11010301105测绘图计）（按照S3011测绘图为606房）（以下简称“涉讼房屋”）的所有权。1996年房屋交付，被告将涉讼房屋的钥匙交给原告并办理交楼签收手续，原告取得钥匙后，基于自己长期在台湾定居，便将涉讼房屋交给其在广州的亲戚打理。从1996年以来，原告均按时缴纳涉讼房屋的物业管理费，管理处开出的发票（每平方米人民币0.55元，共68.6平方米，每月人民币37.75元）均可证实原告拥有涉讼房屋的产权并自始至终居住在涉讼房屋。2011年，原告经法院判决取得房产证，发现房产证上登记的面积与实际面积相差甚远，超出合理误差范围。2012年，原告向广州市房地产测绘院提出申请，要求重新测绘涉讼房屋，后广州市房地产测绘院出具《房屋面积测量成果报告书》【测字：11010301105】，显示涉讼房屋面积为67.5平方米。因与被告一直协商无果，后2012年原告向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提出信访申请，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于2013年5月16日出具《信访复函》，称面积差异由前后两份不同的测绘图所标注的涉讼房屋的门牌号不一致所导致。原告认为，原告自收到被告涉讼房屋的钥匙并办理交楼签收手续后，合法拥有涉讼房屋的所有权及使用权，这点可从被告的领钥匙签收及交楼签收、多年来的物管费发票以及邻居证言得以证实。涉讼房屋的客观所在地并不因前后两份不同的测绘图、历史上多次不规范的门牌号变更而改变。原告一直拥有客观所在地不变的涉讼房屋。现原告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一、确认广州市白云区广花路合益一街3号606房（按照S3011测绘图计）的产权为原告所有；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越秀城建公司辩称：一、原告要求确认白云区广花路合益街3号606房的产权为其所有理据不足。白云区人民法院(2010)云法民四初字第967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页倒数第一段反映“其中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约定：甲方应于1995年12月31日前在棠溪永迁楼第H幢第六层将产权属于自有、建筑面积为46.7025平方米的房屋安置给乙方回迁居住，协议第十条还约定：业主原告占有契证1/6面积，应安置面积为42.92平方米，现安置面积为46.7025平方米，乙方所超出的3.7825平方米共款9530.5元向甲方购买产权。”，上述条款已由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确定，所以原告现持有的产权证是根据《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的约定办理，产权证中无论安置面积、安置门牌等方面并无不妥，现原告向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实为理据不足。二、根据广州市房地产测绘所1999年2月5日出具的房地产平面附图（测字：3011）显示，在该图纸中出现的××房从房号、面积等方面均与《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中约定的白云区广花路合益一街3号××房的房号、面积相吻合，且《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经白云区人民法院在庭审过程中认定；但原告未按照《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所约定的安置方式入住安置房屋，而且在被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故霸占白云区广花路合益一街3号606房至今，原告已严重侵害被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请求白云区人民法院责令原告迁出并交还白云区广花路合益一街3号606房给被告，同时支付从无故霸占房屋之日起至今的场地使用费等费用。三、请求法院查清事实，并判决原告败诉。
经审理查明：2010年7月30日，陈卓英以案外人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广州市越秀区地铁拆迁办公室，及越秀城建公司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协助其办理广州市白云区广花路合益一街3号××房的房产证。本院于2011年5月28日作出（2010）云某四初字第967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原位于广州市中山五路172号的二、三、四楼房屋登记在陈某甲名下，属陈某甲与其妻子胡某共有的房屋。陈某甲和胡某先后于1971年11月8日和1990年3月28日在广州市死亡。1993年4月28日，广州市公证处作出(93)穗证内字第1059号《继承权证明书》，证明上述广州市中山五路172号的二、三、四楼房屋在陈某甲和胡某死亡后，由其两人的子女陈某乙尧、陈某乙勋、陈某丙、陈某丁、陈卓英、陈某戊共同继承。因广州市地铁建设需要，1994年12月26日，陈卓英及陈炳尧、陈炳勋、陈佩英、陈雪英、陈妙英作为广州市中山五路172号的二、三、四楼房屋各占六分之一产权的产权人（被拆迁人、乙方），分别与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拆迁人、甲方）签订1份《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其中陈卓英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约定：甲方应于1995年12月31日前在棠溪永迁楼第H幢第六层将产权属于自有、建筑面积为46.7025平方米的房屋安置给乙方回迁居住；协议第十条还约定：业主陈卓英占契证1/6面积，应安置面积为42.92平方米，现安置面积为46.7025平方米，乙方所超出的3.7825平方米共款9530.5元向甲方购买产权。另，上述6人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中，陈某戊、陈某丙及陈卓英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均是由陈某丁作为委托代理人。1994年7月19日，陈某戊、陈某丙及陈卓英分别出具《委托书》，委托陈某丁作为其三人的合法代理人，办理房屋拆迁等手续，该3份《委托书》均经过了广州市越秀区公证处的公证。1995年3月11日、1995年10月7日、1995年10月27日、1996年10月8日，案外人广州市越秀区地铁拆迁办公室先后向陈炳尧、陈炳勋、陈妙英发出4份《通知》……1996年10月8日致陈妙英的《通知》由广州市越秀区地铁拆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周志刚加具“同意永迁棠溪H1幢南梯××房”的意见。……2010年4月27日，棠溪小区管理处出具《证明》，内容为证明陈卓英于2006年10月开始交纳合益街一街3号××房的物业管理费。广州市白云区广花路合益一街3号××房现登记在越秀城建公司名下。诉讼中，越秀城建公司表示同意陈卓英的诉讼请求。该案判决：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广州市越秀区地铁拆迁办公室、越秀城建公司共同为陈卓英办理广州市白云区广花路合益一街3号××房的房产证。
上述判决作出后，陈卓英已取得了广州市白云区广花路合益一街3号××房的《房地产权证》。
经查，广州市白云区广花路合益一街3号××房《房地产权证》所附房地产平面附图显示，广州市白云区广花路合益一街3号6层房屋编号分别为601、602、603、604、××、606。其中××房建筑面积48.0277平方米。本案审理过程中，陈卓英主张其被安置在房地产平面附图所示的606房，并居住至今，并主张在其提起（2010）云某四初字第967号案诉讼时，606房当年门牌号为××房，故其在该案中要求为其办理××房的《房地产权证》。越秀城建公司则主张其交给陈卓英的就是××房，至于陈卓英为何住进606房其并不清楚。
经查，广州市白云区广花路合益一街3号606房现仍登记在越秀城建公司名下，该房测绘建筑面积为67.4987平方米。
以上事实，有民事判决书、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房地产权证、房屋面积测量成果报告书、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陈卓英主张其基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取得广州市白云区广花路合益一街3号606房的所有权，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仅系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基础事实，即使原告主张的基础事实成立，在广州市白云区广花路合益一街3号606房尚未变更登记在陈卓英名下的情况下，陈卓英要求确认广州市白云区广花路合益一街3号606房的产权为其所有于法无据，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应当指出，陈卓英就其与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广州市越秀区地铁拆迁办公室，以及越秀城建公司之间的房屋拆迁合同纠纷，本院已作出（2010）云某四初字第967号生效判决，陈卓英提起本案诉讼实质上是认为（2010）云某四初字第967号《民事判决书》中判令过户的××房并非其要求过户的××房（即其在该案中实质要求过户的是606房），故其实质上是认为（2010）云某四初字第967号《民事判决书》有误，对此其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的相关规定，另循途径解决。
对于越秀城建公司提出要求陈卓英迁出并交还广州市白云区广花路合益一街3号606房及支付场地使用费，由于越秀城建公司未在本案中提起反诉，本院对越秀城建公司上述请求不予调处，越秀城建公司可另案主张。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卓英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陈卓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丽美
人民陪审员 何金莲
人民陪审员 金 凌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郑萍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