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初201号
原告：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东明北路18号长虹华庭202-203。
法定代表人：曹英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国枢，广东中元（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让炜，广东中元（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日祥，男，汉族，1975年8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小凤，广东千里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烈，广东千里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洪新，男，汉族，1982年3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展鸿，广东维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江，广东维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锦勇，男，汉族，1969年12月1日出生，住广西桂平市。
被告：胡胜栋，男，汉族，1992年10月20日出生，住广西平南县。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军，广东盈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万荣均，男，汉族，1973年5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被告：中山市慈航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沙水路六巷1号之二2楼。
法定代表人：高凤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雯，广东威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支持起诉人：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号。
法定代表人：叶祥考，检察长。
出庭检察人员：李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出庭检察人员：王碧徽，中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原告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与被告李日祥、苏洪新、胡锦勇、万荣均、胡胜栋、中山市慈航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航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7月13日公告了案件受理情况，并将案件受理情况以书面方式告知了广东省中山市环境保护局。本院于2018年6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国枢律师、吴让炜律师，被告李日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小凤律师，被告苏洪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展鸿律师，被告万荣均，被告胡锦勇、胡胜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军律师，被告慈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凤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雯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支持起诉人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协助原告调查取证，支持提起公益诉讼，指派李威检察官、王碧徽检察官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向本院起诉请求：1.判令六被告在一个月内共同连带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2052086.4元；2.判令六被告共同在三个月内对中山市南朗镇横门西三围修复至地表水第Ⅲ类标准、土壤第Ⅲ类标准（以环保部门审核为准）；3.判令六被告共同连带赔偿处置本次环境事件产生的检测费、鉴定评估费289806元；4.判令六被告共同连带赔偿原告支付的律师费129560元；5.判令六被告共同连带赔偿原告诉讼保全担保费11986元。6.判令六被告共同连带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中山市南朗镇横门西水道西三围区域原为水塘，后经调整划为工业用地，被告苏洪新承包了该水塘的填土工程。2016年8月15日，被告万荣均明知被告胡锦勇运输货物填土，仍居间介绍被告李日祥与被告胡锦勇认识，由被告胡锦勇以每吨65元至70元的垃圾处理价格，使用“平南顺辉969”号船，将被告李日祥经营的位于东莞市道滘镇大罗沙村工业垃圾临时中转场洗水厂内废物运输到中山市南朗镇横门西三围码头交给被告苏洪新填埋在该处工地，并支付给被告苏洪新人民币8000元。同年8月23日，被告胡锦勇再次使用“平南顺辉969”号船从被告李日祥处运输一批废弃物至中山市××西三围水域准备交给被告苏洪新填埋处理时，经群众举报后被公安机关查获。公安人员当场从上述船只查获约600吨废弃物。胡锦勇两次共收取李日祥支付的垃圾处理费共计人民币126500元，经中山市固体废物和环境化学品管理中心勘查，证实“平南顺辉969”号船装载的，由蓝色大帆布覆盖的废品以及横门西三围填埋场填埋的废物，为同一类废物，主要是废塑料块、废塑料薄膜、废尼龙绳、废纸片等混杂废物以及部分生活垃圾。经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评估，填埋区域土壤中汞超过限值标准，指标不同程度超过限值标准，对区域土壤及周边水质造成了严重污染，造成周边水体包括氨氮、化学需氧量、总磷、生化需氧量、氟化物、溶解氧、总氮、高锰酸盐指数等指标不同程度超过限值标准，对区域土壤及周边水域造成了严重污染，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为人民币2052086.4元、处置本次环境事件产生的检测费、鉴定评估费用人民币289806元。以上事实为已经生效的（2017）粤2071刑初1292号刑事判决所认定，被告李日祥、苏洪新、胡锦勇、万荣均因共同犯环境污染罪已被上述生效判决分别判处刑罚。在上述判决认定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中，同时清楚列明了本次污染环境事件所造成的损失，除有生态环境损害费2052086.4元以外，还有生态恢复费用2323111.4元。案发后，土地使用权人中山市围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垦公司”）已经委托其他公司对有关填埋垃圾进行了挖掘清理，但并无证据显示有关受损环境已经恢复原状。另外，被告胡胜栋是上述运输船只“平南顺辉969”号的船主，并且与被告胡锦勇共同参与运输以上两船废弃物。被告慈航公司从围垦公司处租来土地用于填土经营，但违反不得转租的约定，选任没有规范填土条件的被告苏洪新进行填土，又缺乏有效监督，导致严重污染的后果。故原告认为，被告李日祥、苏洪新、胡锦勇、万荣均共同造成环境污染，后果严重，已受到刑罚，其还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胡胜栋不仅为污染环境行为提供工具，还直接参与了有关运输行为，虽未被收到刑事追诉，但依法构成民事共同侵权，应连带赔偿环境污染损失。被告慈航公司擅自选任被告苏洪新进行填土且没有进行有效监督，造成环境污染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有关规定，应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连带赔偿责任。原告于2002年10月在中山市民政局登记成立，是由热爱环保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自愿结成并依法登记成立的学术性、公益性群众团体，是具有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且自成立以来并无违法记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关规定，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符合原告主体资格。故原告向本院提起水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称，苏洪新、胡锦勇、胡胜栋等人倾倒废弃物垃圾的行为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其行为已经造成涉案土地的土壤及周边水质的严重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万荣均、李日祥明知胡锦勇运输废弃物垃圾进行填土，仍介绍、随意处置涉案废弃物垃圾，应对苏洪新、胡锦勇、胡胜栋等人的环境污染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慈航公司作为涉案垦地的承租者，未经围垦公司同意擅自将涉案垦地转租给苏洪新填土，且怠于监管填土工程，任由苏洪新等人将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废弃物垃圾填埋到涉案垦地上，致使涉案土地生态环境遭受严重污染破坏，应对苏洪新等人利用废弃物垃圾填充围垦填土工程的环境污染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特支持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对苏洪新、李日祥、万荣军、胡锦勇、胡胜栋、慈航公司提起诉讼。
被告李日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小凤律师辩陈，一、李日祥对于自己曾于2016年8月中旬向被告胡锦勇提供船废胶纸类物品，并由其拉到中山横门进行填埋，导致该区域环境受到污染感到十分后悔。本案污染事件已经经过刑事判决，李日祥也已经受到刑事处罚，但其认为刑事判决仍存在部分事实不清、量刑过重及环境损害金额过高的情况，目前正准备通过合法申诉途径进行救济。二、从诉讼主体来看，本案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与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所受理的另一环境污染民事案件[案号为（2017）粤2071民初10079号]的诉讼请求一致，本案属于重复诉讼。三、因垃圾填埋直接导致环境损失费的主要责任应当由直接行为人承担，且垃圾分选费用、收集运转费并非李日祥所直接导致，不应当由李日祥承担。本案被控污染地在被告慈航公司及被告苏洪新的管理之下，被告李日祥并非该土地的管理者，没有管理责任。根据被告苏洪新及胡锦勇的供述可知，李日祥并不认识被告苏洪新，没有到过污染地现场，也从未与苏洪新联络或者指使胡锦勇与苏洪新进行联络事实倾倒及填埋被控可疑污染的行为。现有证据仅能证明李日祥曾于2016年8月中旬及2016年8月23日向被告胡锦勇提供了两船废胶纸类物品，但李日祥已经向胡锦勇支付了双方商定的废品处理费，该两船胶纸处理责任应当由胡锦勇承担，而非李日祥。至于被告胡锦勇与被告苏洪新如何商谋用废胶纸或其他有害物质用于填埋在被控污染地西三围的情况，李日祥并无参与也无法控制。四、李日祥曾有偿向被告胡锦勇提供废胶纸的行为，与被告胡锦勇及苏洪新倾倒和填埋可疑有害物质导致环境污染之间并无必然、直接因果关系。（一）李日祥曾于2016年8月23日向被告胡锦勇有偿提供废胶纸，但该船被有关部门当场查扣，查扣后该船物品已经被送出东莞市道滘至顺制品加工店处理，故该船废胶纸并未造成实际环境污染后果。（二）李日祥于2016年8月中旬提供的废胶纸是否为被控污染地的填埋物品，至今未有直接证据予以证实。（三）即使李日祥于2016年8月中旬提供的废胶纸系被控污染地的填埋物之一，但该废胶纸是否是被控污染地的唯一污染源未得到证实。（四）李日祥从未参与实施倾倒和填埋污染物的行为，其提供废胶纸的行为，与填埋废胶纸在特定区域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系两个独立行为，两者没有必然联系，即李日祥的行为与本案被控的环境污染后果之间没有直接和必然的因果关系。即使李日祥所提供的废胶纸是被控污染地的唯一污染源，其提供废胶纸的行为只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条件之一且不是唯一的必要条件。如果所有与本案的环境污染后果有因果关系的单位或人员都应当对本案承担责任，那么向李日祥中转场提供废胶纸的全部企业以及这些企业的客户及客户终端的消费者等，都与造成本案的环境污染有因果关系，都应当承担本案的责任。由此可见原告或公诉机关关于“因为李日祥提供了可疑污染物废胶纸，导致被控环境污染的后果”的推论是荒谬的。（五）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废物属性鉴别报告》P193结论显示现场勘查所检样品主要为废塑料及少量废橡胶、五金线缆，以上物质在地表几十年均难以降解，而报告结论显示所检样品不具备浸出毒性特性，因此该项水体污染与李日祥提供的废塑料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存疑。五、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于2016年11月出具的《中山市横门西水道西三围垃圾倾倒污染事件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存在检测、取样机构没有法定资质、取样时间存疑，鉴定过程和方法不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评估方法选择不当，数据计算重复有误、收费缺乏依据等问题，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一）本案中由于缺乏案发前被控污染地常规性监测数据予以比对，无法确定被控污染地在案发前的环境和生态常规状态，从而无法判断被告胡锦勇及苏洪新填埋被控污染物是否直接导致了被控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破坏。（二）涉案污染地土地规划性质为工业用地，然而《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适用农业用地的标准（即《土地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评定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明显有误。（三）原告主张的环境损害费用2052086.4元过高。1.依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二版）》（P12页第6.4条a）规定评估区域内环境介质中污染物浓度超过基线水平或国家及地方环境质量标准，且造成的影响在1年内难以恢复的情况下，才进行生态环境损害确认。本案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并未对此作出论证。2.其选用虚拟成本治理法计算环境损害费用依据不足，该评估方案系针对环境或生态造成了永久性损害，无法恢复的情况下才适用，本案当中评估机构对此没有进行论证。3.评估机构确定受污染区域为“600平方米，深度为3米”依据不足。4.评估机构按行业经验及《广钢集团白鹤洞地块（北区）土壤状况调查及修复方案》计算土壤修复费用1319.5元/立方米，明显过高。广钢集团白鹤洞地块（北区）土壤污染事件与本案污染事件存在明显区别，其土壤污染所持续事件长、污染程度深，治理难度是数倍至于本案的情况。而本案被控污染事故发生时间在2016年8月中旬，被曝光发现时间是2016年8月25日，前后相差不足10天，且目前评估机构并未提供适合本案的土壤质量标准作为参考，涉案土壤的汞和铬是否超标尚未能评判。（四）原告主张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323111.4元与上述环境损害主张存在重复主张，以及明显与客观情况不符。1.原告已经主张使用虚拟成本法计算环境损害金额，该虚拟成本法系模拟将被控污染地修复至基线状态下的全部费用，该费用涵括了原告所主张的全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据了解本案被控污染地填埋物已经被清理完毕，原告所主张的生态修复费用当中的垃圾清理处置费用不应支持，否则会产生重复计算。3.原告所主张的生态修复费用当中的污染土壤修复费，在上述生态损害费当中已经按3倍计算，在此计算属于重复计算。4.原告所主张的生态修复费当中周边生态修复没有依据，涉案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无需种植植物。5.客观情况下，案发现场已经进行清理，除报告中提示种植植物的项目外，其余均已完成，故原告所主张的生态修复费当中的勘查、设计、管理等费用没有客观依据以及实际发生的必要性。六、李日祥已经支付了12000元给被告胡锦勇，用于处理其所提供的废塑料垃圾，该款项又由胡锦勇家属代为支付13万元，故应当认定李日祥已经支付垃圾处置费126000元。
被告苏洪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展鸿律师辩陈，根据原告的起诉，我方对其诉讼请求的第一项和第二项是有异议的，是不同意的。一、对于第一项，被环境污染的影响的功能损失费我方认为偏高。数字是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中采取的虚拟办法按3倍计算的，没有考虑目前的状况。目前的状况是大约600吨的填埋物已被清除、运走、挖走，且已全部处理完毕，我方提供的证据是由围垦公司进行处理，费用是98万多，故200多万的费用是偏高的。二、第二项诉讼请求系恢复原状，实际上现在把所有的污染物全部挖走了，又处理完了，实际上已恢复了原状。
被告胡锦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军律师辩陈，一、原告的所有的诉请均无直接的依据和事实。从刑事审判方面，我方承认这些证据是可以证实污染结果的发生，但是在民事方面，原告所举的所有证据均无直接的关联性，无法直接证实所有诉请的成立。二、具体的检验报告，我方认为其未提供案发前涉案土地及周边的土壤和水表的标准，比如水，案发前到底是哪类无从得知。事情发生至今已有两年多，目前的现状无法排除其已恢复到污染行为发生前的标准。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案发前的环境状况，也无法提供目前审判阶段地表周边的状况，故这些证据不具备作为证据使用的效力。三、关于第一项请求的费用的问题。该标准是广钢的标准。我方总的观点是均不同意原告的诉请，无法律和事实依据。
被告胡胜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军律师辩陈，胡胜栋的刑事判决上没有认定胡胜栋对这个事故的责任。胡胜栋没有直接参与污染行为，只是受雇于胡锦勇。所谓的船只所有人也不是胡胜栋，而是胡锦勇，在胡胜栋的名下是因为胡锦勇失信，无法贷款，故而登记在胡胜栋名下，该事实在刑事方面也予以认可，因此胡胜栋本人认为其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对所谓的污染行为无责任。
被告万荣均辩陈，一、被告李日祥告知我方需要处理废渣，我方就介绍了从事货船运输的被告胡锦勇给被告李日祥认识。我方的行为属于道义上帮助朋友，且我方并未从中获取利益，也没有参与议价、承接等商议事宜，更没有参与被告胡锦勇运输、填埋废渣等具体活动。被告胡锦勇告知被告李日祥废渣处理方法就是到中山焚烧或到珠海填土，这两种处理方式是合理的，被告胡锦勇具有正当途径处理废渣的能力。因此，我方介绍行为与本案的侵权行为不存在关系，无需对侵权行为承担任何责任。二、我方只介绍了被告胡锦勇给被告李日祥认识，三方均没有订立居间合同的合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居间合同是有偿服务合同，而本案中从原告提供的被告李日祥和被告胡锦勇的讯问笔录中可知，被告李日祥及被告胡锦勇没有向我方支付报酬的意思，所以我方的介绍行为并不符合居间合同的法定条件，三方之间并不形成居间合同关系，我方行为应当认定为一般朋友间的介绍行为。即使属于居间合同关系，我方也无需对被告胡锦勇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胡锦勇告知被告李日祥废渣处理方法就是到中山焚烧或到珠海填土，而这两种处理方式是合理的，我方并不清楚也不知道胡锦勇直接将废渣填埋在案涉码头，案发前我方也没有与被告胡锦勇、苏洪新密谋、策划，因此我方并没有参与本案的侵权行为，也不存在选任过错。
被告中山市慈航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雯律师辩陈，一、本案所涉土壤污染行为不是我方所为。我方对其他被告的侵权行为毫不知情，也未共同参与实施，故原告诉我方承担连带责任，明显无事实依据，于法不符。二、我方于2015年3月12日，与土地使用权人围垦公司签订了《垦地租赁合同》，该合同名为垦地租赁合同，实为填土工程合同。2016年6月1日，我方将填土工程转包给被告苏洪新，并明确规定其确保填土材料符合国家及省规定，禁止其填埋垃圾，对此，《（喷填）土管理协议》第6条及苏洪新的讯问笔录可以证实。2016年7月苏洪新开工填路基时，围垦公司与我方均派人到场巡查，可见，围垦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工地的实际填土方是苏洪新，但并未提出异议，实际上默认了我方将填土工程转包给苏洪新的事实，我方的转包行为与本案所涉损害结果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且，我方派人进行日常巡查管理，履行了义务，但被告苏洪新伙同其他四名被告，隐瞒我方运输倾倒垃圾，特别是苏洪新故意趁深夜偷偷实施倾倒有毒有害垃圾的行为，目的在于掩人耳目，不受正常监控，故我方未能发现苏洪新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予以制止。对此，我方并不存在过错，不应对本案承担责任。三、其他五被告虽然两次作案，但只有第一船有毒有害垃圾造成环境污染，第二船垃圾尚未到达倾倒地便被公安机关查获。原告不区分已倾倒及未倾倒垃圾的不同行为后果，将该船未倾倒的约600吨垃圾一并计算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明显不当。四、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于2016年11月出具的《中山市横门西水道西三围垃圾倾倒污染事件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以下简称《鉴定评估报告》）程序存在问题，评估方法选择不当，数据计算错误，收费缺乏依据，不能作为计算环境损害费用的证据采纳。（一）《鉴定评估报告》附件1显示该研究所并无协作单位，却采用了广州市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监测报告、佛山量源环境与安全检测有限公司的《地表水检测报告》及《土壤检测报告》，而报告中均未见附有两公司的鉴定资质证书，两公司也非国务院环保主管部门推荐的机构，且佛山量源环境与安全检测有限公司的两份报告的监测类别均属于“监督性抽查”。另外，《鉴定评估报告》3.1.3现场勘查和调查显示，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接受委托，佛山量源环境与安全检测有限公司、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于2016年10月接受委托，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9月12日赴现场实地调研及采集倾倒物品，但《鉴定评估报告》中所配表3-2图显示的日期却是2016年8月30日，图文明显不符，因此，各评估机构赴现场进行实地勘察调研取样的时间无法证实。《鉴定评估报告》程序合法性存疑。（二）《鉴定评估报告》适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该方法2适用范围及5.2工作内容包括：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生态环境损害、应急处置费用、事务性费用。本案事件不存在人身损害、财产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也只对生态环境损害、应急处理费用、事务性费用进行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8.3.1.3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方法是优先选择原则，本案污染物是固体废物，所涉行为发生于2016年8月15日，土壤污染损害持续时间距离鉴定评估不超过一年，根据《推荐方法（第Ⅱ版）》8.3.2之规定，仅需要基本恢复，且实际的环境修复费用完全能够计算。只有在无法计算得到实际人工治理、修复污染所需费用或者难于计算人工干预的费用时，才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来计算环境修复费，《鉴定评估报告》以工业企业或污水处理厂治理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成本，参照广钢地块土壤修复方案，选择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本案土壤污染环境修复费用，显然不适当。（三）《鉴定评估报告》3.2.2.按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生态环境损害费用2052086.40元，又在3.3.2.计算生态恢复费用评估2323111.4元，明显重复；3.3.2所列数据中，将水域船上未倒垃圾与已倾倒填土场的不同两船垃圾不作区分混同计算，且单项数据有误、表3-9总项费用数据有误、前后数据不一致，可见，《鉴定评估报告》的数据明显缺乏准确性。(四)《鉴定评估报告》对事务性费用评估为289806元，但该费用的计算是用什么收费标准，未予说明，缺乏收费依据。五、《鉴定评估报告》第4章鉴定评估结论最终只选择虚拟治理成本法进行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核算，计算本次事件经济损失为2052086.40元、事务性费用289806元，合计2341892.40元，而原告误读该报告，将两个修复方案的金额累计提出第一、二项诉求，明显存在理解错误。六、《鉴定评估报告》计算的损失2341892.40元中已包含监测费、鉴定评估费用289806元，原告的第三项诉求明显重复计算。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条、《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七（二十一）之规定，本案所涉土壤污染责任，应由侵权者、污染者承担，我方不应对本案承担责任。
经审理，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一、原告为提起本案公益诉讼的主体方面的事实
原告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在中山市民政局登记，其业务范围包括：1、开展学术交流；2、普及环境保护知识；3、编辑出版环境书刊和学术资料；4、为党、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进行有关环境保护的决策咨询、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5、反映会员意见，维护会员权益。原告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作出声明，其在近五年（连续）内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
二、原告主张各被告实施污染环境行为的事实
中山市南朗镇横门西水道西三围区域原为水塘，后经调整划为工业用地，该地块土地使用权人为围垦公司。2015年3月12日，围垦公司将涉案地块租赁给慈航公司经营使用并约定未经围垦公司同意不得转租赁垦地或转卖租赁合同。2016年6月1日，慈航公司未经围垦公司同意将上述地块的加高垦地工程转租给苏洪新填土。
2016年8月15日，万荣均在明知胡锦勇用船运输货物填土及李日祥经营的洗水场经过分拣后的垃圾废渣需找人处理的情况下，介绍李日祥与胡锦勇认识。由胡锦勇以每吨65元至70元的垃圾处理价格，将李日祥经营的洗水场内废弃物使用“平南顺辉969”号船运输到中山市南朗镇横门西三围码头交给苏洪新填埋在西三围填土工程工地，并支付给苏洪新80**元好处费。李日祥、苏洪新在接受公安讯问时均认可该次所运的垃圾废渣大约有600多吨。
2016年8月23日，胡锦勇再次使用“平南顺辉969”号船从李日祥处运输一批废弃物至中山市××西三围水域准备交给苏洪新填埋处理时，经群众举报后被中山市公安机关查获。公安机关当场从上述船只查获约600吨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该船本次运载的垃圾未倾倒至涉案地块，后已被交由东莞市道滘至顺制品加工店进行处理。胡锦勇两次共收取李日祥支付的垃圾处理费共计人民币126500元。
胡胜栋是“平南顺辉969号”船主，其与胡锦勇是父子关系。胡胜栋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称其自2015年起一直在船上工作，且2016年8月15日与2016年8月23日两次同胡锦勇使用“平南顺辉969”号船从李日祥处运输废弃物至中山市××西三围水域。
根据中山市固体废物和环境化学品管理中心勘查结果显示，“平南顺辉969”号船装载的、由蓝色大帆布覆盖的废物以及横门西三围填埋场填埋的废物，为同一类废物；主要是废塑料块、废塑料薄膜等混杂废物以及部分生活垃圾。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2017）粤2071刑初129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李日祥、苏洪新、胡锦勇、万荣均的上述行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粤20刑终471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原告主张涉案环境污染损害后果及赔偿方面的事实
2016年9月，中山市环境保护局委托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华南环科所”）对中山市西水道西三围垃圾倾倒污染事件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华南环科所作出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书》中载明如下内容：（一）根据《中山市水功能区管理办法》（中府〔2008〕96号），横门水道为渔业用水区，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二）鉴定评估范围。空间范围为受污染的横门西水道西三围周边可能受到影响的区域，时间范围为从确定的倾倒垃圾废物开始时间至鉴定评估日。（三）环境损害确认结果。因中山横门西水道西三围区域在被划为工业用地填倒垃圾之前原为水塘，曾经用于渔业养殖和农田灌溉，因此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渔业水质标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等标准对周边污染水体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对比这4个标准，水体均有多项指标超标。中山横门西水道西三围垃圾倾倒区域土壤监测数据显示，其表层及中层土壤中汞的含量超过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Ⅲ类限制标准要求，且超标倍数为1.05-2.5倍；垃圾倾倒区域底层土壤及周边环境表层土壤中重金属镉超标，显示西三围区域土壤受到垃圾堆填的污染。对上述监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可以明确得出该区域水质已受到污染，该水塘水已部分丧失原有的渔业养殖功能以及该区域土壤已受到了垃圾堆填的污染的环境损害结论。
华南环科所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主要从事务性费用及生态环境损害两方面对本次环境事件所造成损失开展量化评估。
关于事务性费用方面。本次环境事件产生的事务性费用主要包括监测费用。其中，本次环境事件委托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倾倒未知物的物理组成、成分及浸出物检测分析，费用为77320元；委托佛山量源环境与安全检测有限公司对污染水体与土壤做采样检测产生费用37486元；委托华南环科所开展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费用为175000元，合计289806元。
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费用方面，华南环科所认为本案中涉案废弃物倾倒区域的污染物浓度水平较高，预计较长时间内难以通过一次性恢复工程完全恢复至基线浓度水平，且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故选择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中的虚拟治理成本法进行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核算。依据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佛山量源环境与安全检测有限公司的现场采样勘察，估算由于垃圾倾倒而受到污染的土壤总面积600平方米，污染深度约3米，总污染土方量为1800立方米。按照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横门西水道西三围倾倒未知物组成分析（干基）的分析，垃圾堆填区中垃圾处置可处理类物质约占比为71.2%，则筛分得到污染土壤类约为1800立方米×28.8%=518.4立方米。按行业经验并参照参考广东省生态环境和土壤研究所编制《广钢集团白鹤洞地块（北区）土壤状况调查及修复方案》，广钢新城“AF040137、AF040138地块项目”受污染土壤修复费用约为1319.5元/立方米。根据《突发环境事件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中虚拟治理成本法核算方法，在量化生态环境损害时，可以根据受污染影响区域的环境功能敏感程度分别乘以1.5-10的倍数作为环境损害数额的上下限值。由于西三围该垃圾填埋所在区执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的Ⅲ类标准，西三围附横门水道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西三围所在区域属二类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若不能彻底清除填埋垃圾，其周边环境将持续受到损害，综合上述因素，华南环科所在量化本次生态环境损害时，取虚拟治理成本的3倍作为该水塘环境损害数额值。生态环境损害量化计算如下：西三围倾倒区域环境损害额=污染土壤虚拟治理成本×3=污染土壤量（立方米）×1319.5元/立方米×3=518.4×1319.5×3=2052086.40元。因此，按照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西三围垃圾填埋区域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为2052086.40元。
关于生态恢复费用评估方面，华南环科所推荐采用彻底清除堆填区的固体物质，通过土壤生态修复技术对污染土壤进行修复净化治理，使其土壤达到恢复目标的恢复方案。执行该方案所需相关费用估算如下：设备租赁费用50000元，垃圾分选费用111219.2元，可处置垃圾收集转运费用220575.6元，污染土壤修复费用1319.5/立方米×518.4立方米=684028.8元,筛分后需处理的垃圾和抓捕未倾倒船只上的垃圾处置费用共约90元/吨×（625.42+600）吨=110287.8元，生态修复费用66000元，建设及维护费用48000元，其他勘查、设计、管理等费用共约33000元，故水塘修复方案的费用估算总计需2323111.4元。
华南环科所还向本院提交了《关于回复答辩人中山市慈航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答辩状有关问题的函》，根据慈航公司答辩状第4点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内容大致如下：（一）《鉴定评估报告》的程序是合法的。评估报告中采用了广州市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佛山量源环境与安全检测有限公司的检测报告数据，这两家公司均具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鉴定评估报告》图3-2中拍摄日期为2016年8月30日的照片是中山环境保护局相关工作人员赴往现场勘查拍摄的照片，其向华南环科所提供该照片的程序也是合法的。（二）《鉴定评估报告》选择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案件的环境损害费用是合理的。根据佛山量源环境与安全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壤检测报告》和《地表水检测报告》，垃圾倾倒区域的土壤及周边地表水均已受到污染，且土壤中汞超标较严重。故本涉案固废倾倒环境污染所致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这情形适宜用虚拟成本法计算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三）《鉴定评估报告》3.2.2是采用虚拟成本法计算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的费用，是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3.3.2是华南环科所作为一个科研技术支持单位，针对目前已收到破坏的生态环境为委托方提出的生态环境恢复方案及开展生态环境恢复工程措施的费用估算，与3.2.2的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费用并不矛盾和重复。《鉴定评估报告》3.3.2生态恢复费用的评估数据中，是将船上未倾倒固废和已倾倒填土场固废区分计算的，对于垃圾的收集转运费用单价输入错误，应为90/吨写成180/吨，故垃圾收集转运费用应为1225.42吨×90/吨=108000元，但是水塘修复方案费用估算的其他项目及修复方案的总金额无误，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的结论并无影响。（四）本次环境事件产生的事务性费用主要包括监测费用和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用是依据2016年4月18日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组织召开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收费问题讨论会”会议形成的收费标准。
本案《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的鉴定人员之一即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工程师欧英娟出庭作证称，（一）本案鉴定报告中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2052086.4元，是指生态环境受到损害到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费用。计算方法是依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二版》及《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恢复方法。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中生态恢复费用与上述提及的费用并不重复。生态恢复费用评估是我方作为科研技术支持单位针对当时已经受到破坏的生态环境提出的生态环境恢复方案，并对开展生态环境恢复的措施所需的费用进行估算，计算依据是依据我们提出的生态环境恢复方案，按照行业的价格计算得出的。（二）针对本案的土地权利人围垦公司已委托其他公司对填埋的垃圾进行挖掘清理的情况，欧英娟表示生态环境是否恢复原状需要找相关的专业的第三方根据标准的规范进行全面评估生态环境的恢复效果。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明确提出环境的恢复效果的标准包括：第一，是否有正确执行生态环境恢复方案；是否达到了生态环境恢复的总目标和分项目标；恢复行动实施期间是否有造成二次污染；是否需要开展普查性的调查。第二，生态环境的恢复效果评估时要制定生态环境调查和监测方案，定期进行调查、监测和分析；生态系统恢复状况的调查。第三，要公开征求公众对恢复情况的意见，调查周边公众对于恢复行动实施效果的满意度。（三）本次鉴定进行了因果关系的分析，鉴定报告3.1.4是对原因的分析，3.1.5是结果的分析。本次鉴定评估采用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的Ⅲ类标准，即土壤质量基本对植物和环境不造成危害和污染的最低标准。虽然Ⅲ类主要适用于林地土壤及污染物容量较大的高背景值土壤和矿产附近等地的农田土壤（蔬菜地除外），而涉案污染地块性质是工业用地，但是由于现行我国出台的土壤环境质量国家标准只有这一个，我国尚未出台工业用地的土壤质量标准，所以评估鉴定都是参照适用这个标准。中山市对于其全部区域的土壤和水都有质量标准规划，鉴定单位是根据中山市政府对涉案地块的规定的三类标准，参照国家规定的现值进行比较。（四）报告中的垃圾清理处置费用中的1225.42吨包括了两船垃圾，当时第二船垃圾尚未清理。（五）涉案鉴定评估报告已经将本案污染地块的环境损害价值量化，虽然目前现场已经进行了清运处理，但是该报告的数据依然可以参考适用，只是可以扣减恢复环境的费用，也不需要重新鉴定。（六）对于能否在三个月内将中山市南朗镇横门西三围涉案污染地块修复至地表水第Ⅲ类标准、土壤第Ⅲ类标准的问题，欧英娟表示这需要找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项目进行评估。采取不同的修复方法，相应需要的修复时间和修复成本就会不同。
原告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提交委托代理人合同及广东省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因处理本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需支出律师费129560元。
原告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提交财产保全申请书及提供担保，申请查封苏洪新名下价值相当于4794563.8元的合同及房地产权利，为此支出了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11986元。
四、被告主张减轻责任方面的事实
2017年8月25日，围垦公司与广东汇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汇堃公司）签订《固体废物清运环保服务合同》，委托汇堃公司对600吨固体废物进行环保清运及清理完成后的环境评估验收工作，并支付费用486000元。2017年8月31日，围垦公司与汇堃公司签订《固体废物回收处理合同》，委托其对600吨固体废物进行回收处理，并支付费用498000元。
五、其他事实
被告慈航公司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称由于本案所涉污染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是围垦公司，填土工程由围垦公司发包，围垦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申请法院追加围垦公司拟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苏洪新、李日祥提交中止诉讼申请书，称本案必须以该刑事案件的审理判决结果为依据，根据先刑后民原则申请中止本案审理。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依法在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符合该法律规定的条件，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检察机关、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他机关、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可以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提交书面意见、协助调查取证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通过提交书面意见、协助调查取证、指派人员参加庭审等方式,支持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依法提起本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符合该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首先，本案中，李日祥经万荣均介绍，将其洗水厂内的废弃物交由胡锦勇处理，而胡锦勇又将该废弃物交给苏洪新填埋在涉案填土工程地块内。李日祥、万荣均、胡锦勇、苏洪新因上述行为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构成污染环境罪，在各被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该生效刑事判决的情形下，本院对原告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主张李日祥、万荣均、胡锦勇、苏洪新构成环境侵权予以认可和支持。李日祥、万荣均辩称其不构成环境侵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胡胜栋是否构成环境民事侵权的问题。因胡锦勇运输涉案废弃物所使用的“平南顺辉969号”的船主即为胡胜栋，而其又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其自2015年起一直在船上工作，且2016年8月15日与2016年8月23日两次同胡锦勇使用“平南顺辉969”号船从李日祥处运输废弃物至中山市××西三围水域。由此，可见胡胜栋参与了将涉案废弃物倾倒至涉案填土工程地块内的事实，故胡胜栋的行为亦构成环境侵权。胡胜栋以其并未受到刑事处罚为由认为其并不构成环境民事侵权的主张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最后，关于慈航公司是否构成环境民事侵权的问题。慈航公司在未经围垦公司的同意下，将涉案地块转租给没有排污资质的苏洪新管理，慈航公司实际上放任了环境污染行为的发生，主观上存在过错。且该转租行为为苏洪新实施涉案侵权行为提供了必要条件，故慈航公司亦构成环境民事侵权。慈航公司抗辩称其不构成环境侵权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因各被告的行为构成环境侵权，应共同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对于损失的具体金额，原告中山环境科学学会主张以华南环科所出具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载明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2052086.40元为依据，各被告均对此不予确认。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华南环科所为环境保护部推荐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之一，其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
其次，《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规定，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于环境污染所致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或缺乏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价指标的情形。根据《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的意见，本案中涉案废弃物倾倒区域的污染物浓度水平较高，预计较长时间内难以通过一次性恢复工程完全恢复至基线浓度水平，且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故对于涉案侵权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计算，可以适用虚拟治理成本法。
再次，关于具体金额的计算涉及的污染土壤量、土壤修复单价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计算倍数等因素是否能采信。第一，关于污染土壤量，其是根据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公司和佛山量源环境与安全监测有限公司的现场采样勘察确定。因广州中科检测技术服务公司和佛山量源环境与安全监测有限公司的现场采样工作是受政府部门委托进行，在各被告没有相反的证据推翻该事实的情形下，该数据应予以采信。第二，在土壤修复单价无政府指导价及涉案污染行为的恢复工程难度较大等情形下，鉴定机构采用行业经验并参照广东省生态环境和土壤研究所编制《广钢集团白鹤洞地块（北区）土壤状况调查及修复方案》的标准亦属于合理范围。第三，因鉴定机构对涉案地块的土壤采取的是最低的第Ⅲ类标准，且涉案地块按中山市功能水区域划分为地表水标准第Ⅲ类标准，同时，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技术规范》虚拟治理成本法的有关规定，第Ⅲ类土壤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可以按照虚拟治理成本的3至6倍计算，第Ⅲ类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可以按照虚拟治理成本的4.5至6倍计算，华南环科所按照3倍计算并无不当。综上，华南环科所采用的污染土壤量、土壤修复单价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计算倍数均无不当之处，据此计算出2052086.40元的金额，足以证明金业公司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不少于2052086.4元。
最后，《损害鉴定评估报告》既进行了生态环境损害量化的评估，亦进行了生态恢复费用的评估，足以可见该生态环境损害量化结果并不等同于生态修复费。且鉴定人员欧英娟亦明确表示本案鉴定报告中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就是指生态环境受到损害到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费用。
综上，原告市中山环境科学学会主张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2052086.4元的诉请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原告请求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虽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未对涉案地块在污染之前的水质基线进行确定，且双方均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涉案地块在受污染前的水质标准，但根据华南环科所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及鉴定人员欧英娟的意见，涉案地块为地表水第Ⅲ类标准、土壤第Ⅲ类标准。在各被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评估报告及鉴定人员的意见的情形下，本院认定涉案地块在受污染之前的标准为地表水第Ⅲ类标准、土壤第Ⅲ类标准。本案侵权行为发生后，虽土地权利人围垦公司有对涉案地块上的固体废物进行了清理，环境经治理后确有得到改善，但各被告却未能举证证明涉案地块已达到上述标准。故原告中山环境科学学会请求将涉案地块恢复至地表水第Ⅲ类标准、土壤第Ⅲ类标准依据充分，应予以支持。鉴于鉴定机构明确表明涉案地块在较长时间内难以通过一次性恢复工程进行修复，且鉴于围垦公司已对涉案地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复，故原告中山市环境科学学会确定修复时间需要三个月亦无不妥之处，本院予以采纳。鉴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被污染的环境得到修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二款“污染者在生效裁判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环境修复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其他人进行环境修复，所需费用由污染者承担”的规定，为确保涉案地块得到修复，如李日祥、万荣均、胡锦勇、苏洪新、胡胜栋未能履行修复义务的，本院将选定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代为修复，修复费用由各被告共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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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陈红旗、陈某1等与魏某继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8-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