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终82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牛区远博装饰材料厂,经营场所：成都市金牛区付家碾村*组。
经营者：濮燕芳，女，197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震彬，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生儒，男，1970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富强、夏畦淞，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濮燕芳，女，197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原审被告：刘维新，男，1975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震彬，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四川省鸿基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新都区新都镇南二路。
法定代表人：周先哲，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川，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金牛区远博装饰材料厂（以下简称远博材料厂）与被上诉人崔生儒、原审被告濮燕芳、原审被告刘维新、原审第三人四川省鸿基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基木业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人民法院（2016）川0106民初62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远博材料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震彬，被上诉人崔生儒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富强、夏畦淞，原审被告濮燕芳、刘维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震彬，原审第三人鸿基木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牛区远博装饰材料厂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作出的（2016）川0106号民初6233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崔生儒的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违反法官中立原则，判决文书中大部分对被上诉人“有利”的观点，陈述、抗辩以及法律适用都是被上诉人并未主张、提出的，而是法官在判决中站在被上诉人的立场作出的；2、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崔生儒没有履行居间合同义务，不应当获取居间报酬，实际完成居间义务的案外人李某，李某已经收取了居间报酬；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被上诉人应当对其已经履行了居间义务承担举证责任；4、被上诉人提供的全部证据，无一项指向其提供了居间服务，甚至没有一项直接表明其参与了该项目，上诉人提供了王正德证据，证明由李某促成了居间合作，上诉人也依据合作协议全部履行了自己的支付居间费义务。
被上诉人崔生儒答辩称：1、被上诉人崔生儒报告了签订合同机会而并非被上诉人崔生儒没有任何资源和关系能够促成交易；2、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中有多项与事实不符，且没有证据支撑；3、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交易机会参与了案涉项目，签订了买卖合同并最终完成了交易，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请求。
原审第三人四川省鸿基木业有限公司答辩称：1、远博材料厂、鸿基木业公司分别与崔生儒、李某签订合作协议，崔生儒没有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也没有参与任何事情，所以崔生儒不应当享有居间报酬，相反，是李某履行了居间义务促成交易，应当向李某支付居间报酬；2、崔生儒多次在鸿基木业公司滋事闹事，为了达到崔生儒不在公司闹事的目的，鸿基木业公司应崔生儒要求向其出具了《说明》，载明了中铁项目的相关交易数据，但实际提供居间服务的并非崔生儒；3、崔生儒为达到收取不正当的居间报酬的目的，用此份《说明》在金牛区税务局举报鸿基木业公司偷税漏税，以此要挟。
崔生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远博材料厂、濮燕芳、刘维新向崔生儒支付木板采购项目劳务费643158元，并支付自应付款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每日千分之三的逾期违约金（计算至起诉之日为15万元）；2、案件诉讼费用由远博材料厂、濮燕芳、刘维新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30日，远博材料厂（甲方，下同）与崔生儒（乙方，下同）、鸿基木业公司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就中铁地产锦江国际花园项目，北湖国际城项目的木地板采购一事，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合作协议，甲方生产的木地板产品与丙方合作并供给丙方参与中铁锦江国际花园项目和北湖国际项目的木板采购投标，乙方作为销售负责人以丙方的名义跟踪、参与、促成中铁地产在锦江国际花园项目和北湖国际城两个项目中采购丙方的木地板（包含中铁地产自行采购，或其他施工单位就锦江国际花园项目和北湖国际城项目采购木地板项目中使用丙方地板产品），推销期间发生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此次采购项目的劳务费，木地板按每平方米2元计算（以实际安装数量计算实付总额），脚线按每米3元计算（以实际安装数量计算实付总额）支付给乙方，此费用为税后；采购方每次付款给丙方后三日内，甲方按比例向乙方支付报酬，甲方将款项汇至乙方指定账户，采购方向丙方支付完扣除质保金外地最后一笔款项后，甲方应在三日内向乙方付清应付的所有款项，若甲方逾期付款，应当向乙方支付逾期违约金，每逾期一天，甲方以应付给乙方款项额度千分之三支付至付清尾款为止。
2015年6月25日，鸿基木业公司与中铁房地产集团四川有限公司签订了《北湖国际城项目（一期）强化木地板及踢脚线采购安装合同》和《锦江国际城项目强化木地板及踢脚线采购安装合同》。2016年1月14日，濮燕芳向崔生儒支付143654元。2016年3月2日，鸿基木业公司出具《说明》一份，载明：根据2014年8月30日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我方共计供给中铁地产（北湖国际城项目和锦江城市花园项目），结算数量及金额如下：地板71827平米，脚线214386米，锦江结算3653605元，北湖结算3156912元，两边总计6810517元，质保金340525元，锦江城市花园和北湖国际城项目已付款6469992元，我公司已付给远博材料厂6469992元（含46万元管理费用），至于远博材料厂与崔生儒之间结算劳务费由双方后期协商妥善解决。该《说明》背面有鸿基木业公司负责人的签字。诉讼中，证人肖某证实《说明》背面的签字系鸿基木业公司负责人所签，系公司内部盖章的流程。
一审另查明，2014年8月30日，远博材料厂（甲方，下同）与案外人李某（乙方，下同）、鸿基木业公司签订了另一份《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就中铁地产锦江国际花园项目，北湖国际城项目的木地板采购一事，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合作协议，甲方生产的木地板产品与丙方合作并供给丙方参与中铁锦江国际花园项目和北湖国际项目的木板采购投标，乙方作为销售负责人以丙方的名义跟踪、参与、促成中铁地产在锦江国际花园项目和北湖国际城两个项目中采购丙方的木地板（包含中铁地产自行采购，或其他施工单位就锦江国际花园项目和北湖国际城项目采购木地板项目中使用丙方地板产品），推销期间发生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此次采购项目的劳务费用，计算方式为按照采购方的要求甲方木地板的实收单价为每平方米71元（包含配套的脚线）单列脚线每米为7元，超出部分的销售价差为乙方的销售工资，全部支付给乙方，此费用为税后金额；采购方每次付款给丙方后三日内，甲方按比例向乙方支付报酬，甲方将款项汇至乙方指定账户，采购方向丙方支付完扣除质保金外地最后一笔款项后，甲方应在三日内向乙方付清应付的所有款项，若甲方逾期付款，应当向乙方支付逾期违约金，每逾期一天，甲方以应付给乙方款项额度千分之三支付至付清尾款为止。2014年12月4日，鸿基木业公司（甲方，下同）与案外人成都市新恒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中铁地产北湖国际城项目及锦江国际花园项目强化木地板及木质踢脚线供货和安装承包合同》，约定：案涉项目强化木地板及木质踢脚线供货和安装工程由鸿基木业公司负责与工程总包方签署合同，具体供货、安装、售后服务由成都市新恒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实施和完成。刘维新作为成都市新恒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2015年9月25日，刘维新与李某签订第一份《北湖国际和锦江国际结算进度款劳务费支付明细》，该明细载明20%计价合计为89358.06元。同日，濮燕芳通过银行转账向李某支付89358元。2015年12月2日，刘维新与李某签订第二份《北湖国际和锦江国际结算进度款劳务费支付明细》，该明细载明本次支付金额114969元。同日，濮燕芳通过银行转账向李某支付114969元。2015年12月10日，刘维新与李某签订第三份《北湖国际和锦江国际结算进度款劳务费支付明细》，该明细载明本次支付金额54101.07元。同日，濮燕芳通过银行转账向李某支付54100元。2016年1月13日，刘维新与李某签订第四份《北湖国际和锦江国际结算进度款劳务费支付明细》，该明细载明本次支付金额149945.28元。同日，成都市新恒羽商贸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李某支付149945元。2016年3月7日，刘维新与李某签订第五份《北湖国际和锦江国际结算进度款劳务费支付明细》，该明细载明计价合计716474元，已付金额408373元，应付金额308101元。同日，濮燕芳通过银行转账向李某支付300000元。
远博材料厂系2003年11月6日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濮燕芳。成都市新恒羽商贸有限公司系刘维新成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濮燕芳与刘维新系夫妻关系。诉讼中，远博材料厂陈述李某系崔生儒在签订《合作协议》后介绍给远博材料厂认识，对签订案涉《北湖国际城项目（一期）强化木地板及踢脚线采购安装合同》《锦江国际城项目强化木地板及踢脚线采购安装合同》起关键作用的系李某，与李某签订《合作协议》时，崔生儒亦知情。证人肖某陈述：“与崔生儒的《合作协议》签订后，崔生儒并没有引荐任何中铁公司的人员，而是在签订《合作协议》十天左右介绍了李某与鸿基木业公司认识，在李某的要求下，远博材料厂与鸿基木业公司、李某也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崔生儒签订《合作协议》后，并没有在后期履行义务，也没有跟踪参与中铁公司的采购，主要都是李某起决定性作用，李某给我们公司提供了招标价格、招标信息等。李某是北京建峰装饰公司成都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是案涉项目的乙方负责人，鸿基木业公司是案涉项目的丙方。两份《合作协议》我们都签订了，谁付出并履行了合同义务，就付钱给谁，但要根据项目实际完成情况。鸿基木业公司与李某还有其他合作，但不是公对公的。”
以上事实有《合作协议》《北湖国际城项目（一期）强化木地板及踢脚线采购安装合同》《锦江国际城项目强化木地板及踢脚线采购安装合同》《说明》、银行凭证、银行明细清单、工商登记信息、《合作协议》、劳务费支付明细、支付业务回单、个人活期明细、《中铁地产北湖国际城项目及锦江国际花园项目强化木地板及木质踢脚线供货和安装承包合同》、证人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合作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约全面适当履行权利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远博材料厂、鸿基木业公司与崔生儒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崔生儒是否按约履行了居间义务，促成中铁地产公司在案涉项目中采购鸿基木业公司的木地板？对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评述如下：一、关于两份《合作协议》的关系问题。第一，远博材料厂、鸿基木业公司与崔生儒和案外人李某均签订了《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两份协议的落款时间虽为同一天，但远博材料厂自认是在与崔生儒签订协议之后才由崔生儒介绍李某认识，且其自认与李某签订协议时，崔生儒知情，故远博材料厂与李某的协议实际签订在其与崔生儒的协议之后，如果两份协议是后者替代前者的关系，远博材料厂理应与崔生儒约定终止或解除双方之前签订的协议，而不是任由两份协议同时存在。第二，从居间合同的定义来看，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人应当是居于交易双方当事人之间起介绍、协助作用的中间人，其服务范围有限制，不参与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居间合同包括以报告订约机会为内容的合同和以充当订约媒介为内容的合同两类。就本案而言，崔生儒与远博材料厂签订协议后，介绍了李某与远博材料厂认识，而李某系案涉项目的乙方负责人，本身就负责案涉项目的装饰装修工程，直接参与了鸿基木业公司与中铁地产公司之间的合同，且远博材料厂与鸿基木业公司均认为达成案涉项目木地板采购合同的关键人物系李某，故从崔生儒与李某各自的身份来看，崔生儒更符合居间人的身份，正是在其介绍李某与远博材料厂、鸿基木业公司认识后，才促成案涉项目木地板采购合同的签订，而李某作为案涉项目装饰装修公司的负责人，并不符合居间人的身份特征。第三，远博材料厂与崔生儒约定的劳务费为“木地板按每平方米2元计算，脚线按每米3元计算”，与李某约定的劳务费为“远博材料厂木地板的实收单价为每平方米71元（包含配套的脚线），单列脚线每米为7元，超出部分的销售价差为李某的销售工资，全部支付给李某”，从前述约定来看，两份协议约定的计价方式是不同的，而计价方式是一份协议的主要条款之一，故两份协议的主要条款不冲突、不矛盾，从该约定看不出两份协议存在前后替代关系。第四，证人肖某系鸿基木业公司的员工，代表鸿基木业公司签订了案涉的两份协议，其作为证人在庭审中陈述：“两份协议我们都签订了，谁付出并履行了合同义务，就付钱给谁，但要根据项目实际完成情况”，就鸿基木业公司一方的态度而言，实际上也认可了两份协议同时存在。因此，两份协议完全有同时履行的可能性。二、关于远博材料厂抗辩实际与鸿基木业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的是成都市新恒羽商贸有限公司，案涉协议未实际履行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成都市新恒羽商贸有限公司系刘维新成立的一人制公司，远博材料厂系濮燕芳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刘维新与濮燕芳二人系夫妻关系，从濮燕芳向李某的付款凭证以及刘维新代表远博材料厂签订案涉协议的行为可以看出，远博材料厂、成都市新恒羽商贸有限公司实际都是由濮燕芳、刘维新二人在共同经营，因此，以谁的名义与鸿基木业公司签订的木地板采购合同实质并不影响案涉协议的履行。鸿基木业公司出具的《说明》中载明已向远博材料厂支付“6469992元（含46万元管理费用）”也能够印证这一点。远博材料厂以与鸿基木业公司签订木地板采购合同的主体系成都市新恒羽商贸有限公司抗辩案涉协议未实际履行的理由，不能成立。三、综合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崔生儒提交的《说明》与濮燕芳的付款凭证相结合基本能够证实崔生儒与远博材料厂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且远博材料厂已履行了部分支付义务，已支付的居间费143654元恰好能够与《说明》中地板用量和协议中约定的地板劳务费单价相吻合。而远博材料厂提交的证据旨在证明系李某履行了居间义务，已经向李某付清了所有款项。但如前所述，远博材料厂有可能同时与崔生儒和李某建立了合同关系，二者不排斥，其履行了向李某的支付义务并不免除对崔生儒的支付义务。四、证人肖某陈述崔生儒仅介绍了李某认识，未履行其他居间义务，但对于李某履行的告知招标信息，投标价格等信息的义务也只有肖某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鸿基木业公司与濮燕芳经营的远博材料厂和刘维新成立的成都市新恒羽商贸有限公司具有长期的合作关系，肖某又是鸿基木业公司的员工，分别代表鸿基木业公司签订了案涉的两份协议，鸿基木业公司与李某除案涉项目有合作外，还有其他合作往来，故肖某与鸿基木业公司、远博材料厂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五）证人提供的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之规定，肖某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小于其他的证人证言。五、庭审中，鸿基木业公司辩称《说明》中的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四款“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之规定，鸿基木业公司否认《说明》内容的真实性未经对方同意，也没有证据证明《说明》是在受胁迫或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作出，故对鸿基木业公司否认《说明》的内容，不予支持。远博材料厂抗辩向崔生儒支付143654元系因受到了崔生儒的辱骂、威胁，但仅有其单方陈述，无证据印证，对远博材料厂关于因崔生儒的辱骂、威胁才向其支付143654元的抗辩，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之规定，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崔生儒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其与远博材料厂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远博材料厂也履行了部分支付义务，而远博材料厂提交的证据仅能够证实与李某存在合同关系，已经向李某履行了支付义务，但不能以此认定崔生儒没有履行了居间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之规定，崔生儒请求远博材料厂支付居间劳务费643158元（214386米×3元）符合双方约定，予以支持。按照约定，远博材料厂未按约支付居间费，需按照应付款项的每日千分之三向崔生儒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远博材料厂虽未抗辩违约金过高，但其抗辩不应当向崔生儒支付居间费应当视为已经对违约金过高进行了抗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规定，结合双方履行合同的情况，本院酌定将违约金标准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同档基准贷款利率，因远博材料厂已经于2016年1月14日向崔生儒支付了143654元，该时间节点应当视为居间劳务费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故一审法院酌定将逾期付款违约金调整为以643158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基准贷款利率计算。崔生儒请求濮燕芳、刘维新共同对远博材料厂的上述债务承担支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远博材料厂作为个体工商户，由濮燕芳、刘维新共同经营，其上述债务应当由濮燕芳、刘维新以家庭财产共同承担，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之规定，濮燕芳与刘维新系夫妻关系，并非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情形，本案应当以营业执照登记的字号远博材料厂为当事人，故对崔生儒直接请求判令濮燕芳、刘维新承担上述债务，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四款、第六十五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金牛区远博装饰材料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崔生儒支付643158元，并自2016年1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基准贷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二、驳回崔生儒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732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5866元，由金牛区远博装饰材料厂负担。
本院二审中远博材料厂申请证人肖某、李某出庭作证。证人肖某身份为鸿基木业公司客户部经理，同时也是崔生儒朋友，其陈述案涉《木地板采购合同》的签约机会最初由崔生儒报告，在整个签约过程中崔生儒的主要工作就是报告了签约机会并介绍李某与鸿基木业公司认识，其余的工作基本上由鸿基木业公司完成，另陈述崔生儒手中持有的《木地板采购合同》原件来源不清楚，但崔生儒曾经找过证人肖某索要《木地板采购合同》原件用于复印，复印后当场归还，之后该份《木地板采购合同》原件遗失，但无证据证明崔生儒持有的合同原件为鸿基木业公司遗失的合同文本。证人李某的身份为北京建峰装饰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音）中铁项目负责人，李某陈述其与远博材料厂、鸿基木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利用其公司作为中铁房地产集团四川有限公司装修分包单位的关系，向中铁房地产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提供鸿基木业公司作为资源单位入围招标，并在招标工作中，利用自身的业务知识帮助鸿基木业公司中标，中标后帮助鸿基木业公司完成样品入库等工作，崔生儒在居间活动中主要起到介绍我与鸿基木业公司认识的作用，主要的居间活动由我完成，远博材料厂鸿、基木业公司也按照《合作协议》按时全额的向我支付了居间费用。证人肖某和李某的陈述，与本案中已查明的客观事实能够相互对应，本院对肖某、李某的证人证言予以采信。
本案二审中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在于崔生儒是否完全履行了《合作协议》的义务，其主张远博材料厂全额支付居间报酬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评析如下：
远博材料厂与崔生儒、鸿基木业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禁止性法律法规之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合作协议》约定：“远博材料厂生产的木地板产品与鸿基木业公司合作供给鸿基木业公司参与中铁地产锦江国际花园项目和北湖项目的木板采购投标，崔生儒作为销售负责人以鸿基木业公司的名义跟踪、参与、促成中铁地产在锦江国际花园项目和北湖国际城两个项目中采购鸿基木业公司的木地板”，从约定可见，崔生儒在案涉《合作协议》中享受的权利是获取报酬，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是向鸿基木业公司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并提供订阅合同的媒介服务，参与、促成中铁地产在锦江国际花园项目和北湖国际城两个项目中采购鸿基木业公司的木地板。现本院查明的情况显示，崔生儒履行了报告订立合同机会的义务，但之后的参与促成合同成立的居间服务，实际上是由李某完成，崔生儒并未实施具体的居间服务，虽然鸿基木业公司与中铁房地产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最终签订了《木地板采购合同》，但并不意味着崔生儒全面地履行了合同义务，在本院看来，案涉居间服务实际上是由崔生儒和李某二人共同完成，虽然远博材料厂与二人分别签订的《合作协议》，但从合作协议的内容以及二人实际提供的服务来看，均指向同一例居间服务，本案案涉木地板供应合同的总标的约为600万元，远博材料厂在《合作协议》中承诺支付的居间服务费约为70万元，如按崔生儒的主张，远博材料厂需分别支付崔生儒、李某居间费70万元，合计140余万元居间费，明显不合常理。
关于李某的身份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李某系乙方负责人，本身负责案涉项目的装饰装修工程，不符合居间人的身份特征。一审法院此外的“乙方”指代不明，经本院查明，李某系北京建峰装饰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音）承接的中铁房地产集团四川有限公司锦江国际花园项目和北湖国际城项目的负责人，而本案案涉《木地板采购合同》系鸿基木业公司与中铁房地产集团四川有限公司签订，一审认定李某作为项目负责人直接参与了鸿基木业公司与中铁房地产集团四川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没有证据基础，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从现有证据来看，李某符合居间人的身份，其为鸿基木业公司提供居间服务并无不当。
如上所述，本院认为案涉居间服务系由崔生儒和李某共同完成，且李某在居间服务中起主要作用，崔生儒起次要作用。根据双方实际提供的居间服务，本院酌定崔生儒应当获取报酬比例为20%，李某收取报酬比例为80%，李某与远博材料厂之间的居间服务合同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本院不予处理，崔生儒应当获取的报酬为786812元×20%=157362.4元，现双方均认可远博材料厂已支付居间费143654元，故远博材料厂仍需向崔生儒支付居间费13708.4元，并按未付费用部分为基数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对违约金的标准予以调整，各当事人均未对此提出上诉，本院支持一审法院关于违约金的调整。
综上所述，远博材料厂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6民初6233号民事判决；
二、金牛区远博装饰材料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崔生儒支付居间费13708.4元，并自2016年1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基准贷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三、驳回崔生儒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8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732元，共计17598元，由上诉人远博材料厂负担2598元，被上诉人崔生儒负担15000元。
审判长 任文磊
审判员 龙小丽
审判员 王晓川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书记员 周芋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