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09民初7769号
原告：韩春娣，女，1950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原告：张凌凌，女，1976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跃峰，上海市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于敦德，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开伟。
被告：上海众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韩丽，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剑峰，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剑瑛，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韩春娣、张凌凌与被告上海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途牛公司”)、上海众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信公司”)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张凌凌，原告韩春娣、张凌凌的委托诉讼诉讼代理人顾跃峰律师，被告途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刘开伟，被告众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剑瑛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韩春娣、张凌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两被告共同赔偿两原告死亡赔偿金634,612元、丧葬费35,634元、亲属处理事故合理支出3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律师费2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韩春娣系张某2妻子，原告张凌凌系张某2女儿。2016年5月，张某2预订了被告途牛公司组团的出境游，5月7日，张某2随团出发，5月16日，张某2在游览完最后一个景点时突感不适，晕倒在地，被送到当地医院时已经死亡。两原告认为，两被告的侵权行为主要有：1、被告途牛公司未按照法律规定与张某2签订旅游合同，仅提供了行程单；2、被告途牛公司隐瞒真相，擅自将旅游团转包给被告众信公司；3、张某2系老年人，两被告未尽到安全告知义务，未采取相应保护措施；4、两被告存在管理缺失，根据旅游法规定，境外游的领队、导游应全程陪同，被告众信公司的领队私自离队，张某2发生意外时两被告未尽到救助、报告、协助义务；5、张某2身体状况良好，出境游前并无相关疾病，但两被告将本应安排12天的旅游行程压缩至11天，全团17人中许多人因此身体不适，张某2急性心脏病的引起与此有必然联系。两被告以上侵权行为与张某2发生意外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故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后，原、被告协商不成，故原告起诉来院要求判如所请。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户籍证明、结婚证、独生子女证、居民死亡推断书、《领队离团说明》、《关于事发当日行程安排及突发事件经过的情况说明》、《团队出境旅游合同》、出团通知、原告张凌凌与导游的录音资料、病历本、体检报告、其他旅行社的行程单、律师聘用合同、律师费发票。
被告途牛公司辩称：《团队出境旅游合同》采取的是网上签约的方式，由案外人芮某某代表张某2等10名旅游者与被告途牛公司签订前述旅游合同并支付旅游费，如果未签订合同，张某2不可能收到行程单；旅游合同第二十四条写明旅游者同意采用拼团方式拼至被告众信公司出境社成团，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二款写明接待社名称即被告众信公司，故被告途牛公司不存在擅自转包行为；旅游合同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约定了签约人义务，签约人应保证得到全体旅游者授权签署合同，并保证将约定事项向全体旅游者作出说明，否则发生纠纷应由签约人承担赔偿责任，旅游合同第二十七条第五款写明要求旅游者在出行前进行体检，尤其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如高血压等、脑血管疾病患者如脑栓塞等，故被告途牛公司已经尽到了告知、提示义务；事故发生时领队确实不在场，但其并非擅自离队，而是为其他旅游者买药，而导游一直跟团，张某2突发急病后，导游帮助急救、送医等，事后被告途牛公司安排专门工作人员协助家属处理后续事宜，为家属垫付机票费用，支付了慰问金10,000元，被告途牛公司尽到了救助、协助等义务；张某2系心脏病突发死亡，是其自身身体原因引起的，原告提交的体检报告距离事故发生已经一年半，不能证明张某2事发时身体良好，体检报告也显示其有心血管疾病趋势；行程单已经写明旅游行程为11天9晚，并未压缩行程。被告途牛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无过错，未实施侵权行为，张某2死亡与被告途牛公司无因果关系，被告途牛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意自愿补偿两原告20,000元，已垫付的费用、已支付的慰问金不要求两原告返还。
被告途牛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银联商务签购单、网上签约流程模拟信息、被告途牛公司与芮某某系统短信记录。
被告众信公司辩称：被告途牛公司不存在私自转包问题；旅游过程中，被告众信公司无违约或侵权行为，因其他旅游者身体不适，领队陪同买药，是尽到自己的工作职责，并非私自离队。况且领队当天未随团出行并非诱发张某2猝死的原因,即使领队在场也无法避免意外发生,意外发生后也无法避免结果发生。导游在整个行程中一直陪同，事发当时是自由活动时间，导游在集合处等待旅游者，在得知张某2身体不适后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点，通知医务人员、组织抢救，并无耽误。被告众信公司在事发后积极配合家属处理善后事宜，为家属垫付酒店、交通费用；涉案旅游行程系11天9晚，被告众信公司未压缩行程，其他旅行社安排12天行程与本案无关，况且天数多不等于行程轻松；张某2作为旅游者应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充分预计，判断自己是否适合该旅游项目，况且其购买了保险，可以得到救济；张某2死亡系突发事件，是其自身身体原因导致猝死，与被告众信公司无直接因果关系，被告众信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意自愿补偿两原告20,000元，已经为张某2家属垫付的费用不要求两原告返还。
被告众信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发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记账凭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死者张某2于2016年5月7日参加由被告途牛公司组织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经典11日游。当地时间5月16日下午，张某2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游玩期间死亡。
居民死亡推断书写明：直接死亡原因为急性心肌梗塞，上述疾病的最高诊断机构为澳大利亚墨尔本死因厅。
原告韩春娣系张某2妻子，原告张凌凌系张某2女儿。张某2的父亲张某1于1990年5月2日报死亡，母亲倪某某于1994年5月31日报死亡。
2016年4月5日，案外人芮某某以银行卡消费方式向被告途牛公司支付包括张某2在内10名旅游者的旅游费用共计140,940元。
以上事实，由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审理中，两原告认为因张某2系独自参加涉案出境旅游活动，家属仅看到过出团通知，因此两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团队出境旅游合同》、《领队离团说明》、《关于事发当日行程安排及突发事件经过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均为事故发生后两被告提供给原告的。认可事故发生后两被告为三名家属垫付了机票、酒店、交通等费用，并收到被告途牛公司给付的10,000元慰问金。
涉案旅游团领队李青书写的《领队离团说明》复印件内容为：领队李青于5月15日晚餐时与全团客人说明因上一团客人物品遗留在酒店，需前往拿取，无法陪同客人前往5月16日大洋路行程。5月16日上午两位客人(沈健、徐业良)因身体不适无法跟团，在酒店休息，徐业良因头痛要求领队李青陪同前往药店买止疼药，于14：25买完药返回酒店。证明人徐烨良写明：本人徐烨良由于15日晚头痛有些发热现象，于16日请假在酒店休息，于中午向领队提出希望陪同买些药物，领队陪同去了药房购买了药品，特此说明。其余旅游者亦在该说明上签名确认属实。
由八名旅游者签名的《关于事发当日行程安排及突发事件经过的情况说明》复印件部分内容为：二、5月16日行程：墨尔本大洋路一日游(前往景点12门徒岩)。四、12：50团队开始在十二门徒岩附近自由活动，拍照留念等；原定于14：30集合离开十二门徒岩返回墨尔本市区；导游李文彬在14：30于原定的集合地点等待客人归来。沈同喜、王荣芳、陆忠发回到集合地点，只见到芮某某急急忙忙告知说有人晕倒在厕所和观景平台中间的水泥地上，导游李文彬立刻跑到现场，并通知司机(名字elson)和景点工作人员，导游李文彬、司机elson、景点工作人员都打急救电话，此时景点工作人员和现场外国游客告知导游李文彬已通知警察和急救人员、随即抵达出事现场，已见有外国游客对张某2进行了抢救工作。5分钟后景点医疗队前来抢救，14：45救护车赶到。导游李文彬见证：外国游客一直在进行抢救(按压、人工呼吸)，直至景点工作医疗队到来，并且继续实施抢救。直至14：45救护车抵达，中途无一刻停息。在墨尔本当地时间15：20，医生盖上白布，宣告死亡。导游李文彬配合医生、警察询问，16：15警察告知团队可以离开。综上行程安排及突发事件经过的情况说明，是根据全团团友反馈后所作的事件还原，由导游李文彬口述打印。以上内容，全团团友均已阅读确认，且证明属实，签字确认。
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领队离团说明》、《关于事发当日行程安排及突发事件经过的情况说明》复印件均无异议，被告众信公司主张两份说明的原件在事故发生后已经交给墨尔本当地警察局，故无法提交证据原件。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被告途牛公司是否依法与张某2签订旅游合同，是否擅自将旅游团转包给被告众信公司一节，被告途牛公司主张以网上签约方式与旅游者代表芮某某签订旅游合同，并提交芮某某的银行卡消费凭证、系统短信记录等证据佐证，对此，本院认为该签约方式符合行业惯例，况且张某2已经随团出游，可见其亦认可该签约方式，故本院认定张某2与途牛公司的旅游合同成立；旅行社的经营活动具有特殊性，按照旅游行业惯例，由组团社负责旅游组织、安排旅游行程，绝大多数旅游服务并非由组团社亲自完成，而是由组团社委托接待社完成，本案中旅游合同亦明确约定接待社为被告众信公司，故本院认定被告途牛公司并未擅自将旅游团转包给被告众信公司。其次，张某2与被告途牛公司的旅游合同关系成立，被告途牛公司作为组团社，被告众信公司作为接待社，应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在旅游合同领域的具体要求，主要表现为旅行社在出发前的说明义务、旅途中的注意义务和发生突发事件后的救助义务。如前所述，张某2与被告途牛公司签订旅游合同，合同中已经对体检、出行安全等进行了提示，况且事发当天的旅游行程并非高原、水上或其他可能包含较高风险因素的旅游项目，旅行社无需对风险进行特别提示和告知，因此即便因签约方式问题使得张某2未阅读该合同相关条款，亦不能因此认定两被告未尽到合理告知、说明义务；旅游既是一种休闲娱乐，又可能包含一定风险，旅游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义务首先在游客自身，张某2作为成年人，其对自身身体状况及是否适合旅游项目应作出判断并负责，并对旅游中在身体出现突发异常情况下，承担基于旅游在外等客观原因而可能无法得到及时有效救治的医疗风险。根据死亡推断证明，张某2死亡原因系急性心肌梗塞，该疾病具有急骤、出人意料，发病前症照不明显，发病后死亡风险极高的特点。旅游行程单已经写明具体的行程安排，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两被告将原有行程进行了压缩，两被告按照约定的行程履行合同，在张某2未提前告知导游、领队其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无法苛责两被告对其预先采取特殊安全措施或尽到特殊注意义务；原告主张事发时领队不在现场，使得张某2未能得到及时救助。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旅行社组织团队出境旅游或者组织、接待团队入境旅游，应当按照规定安排领队或者导游全程陪同。”根据原告提供的张凌凌与导游录音证据内容，本案事故发生时导游全程陪同旅行团，自由活动期间导游在集合地点等待旅游者的做法并无不当，领队也并非擅离职守，而是处理其他游客的突发情况。两被告虽无法提供《领队离团说明》、《关于事发当日行程安排及突发事件经过的情况说明》的原件，但关于事发后导游及时对张某2进行救助一节，原告提交的张凌凌与导游的录音证据内容与前述两份证明材料内容一致，可证明导游尽到了事后及时救助的义务。两被告亦在张某2身故后积极协调、垫付费用，协助家属处理善后事宜。综上，本院认为，两被告作为旅游活动的经营者，确实应承担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但其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并非无所限制。张某2在旅游过程中的死亡原因是急性心肌梗塞，其死亡是自身疾病造成的意外事件，且两原告无证据证明两被告存在旅游安排及其他安全保障义务方面存在不足之处，亦不能证明张某2死亡的后果与两被告之间的因果关系，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两被告均同意已经垫付的费用不再要求两原告返还，并同意各自自愿补偿两原告20,000元，于法不悖，本院予以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韩春娣、张凌凌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
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上海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韩春娣、张凌凌补偿款人民币20,000元；
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上海众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韩春娣、张凌凌补偿款人民币20,000元。
本案受理费5,353.67元，减半收取2,676.84元，由原告韩春娣、张凌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桑 静 华
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
书记员 张宁、顾人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