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621民初6378号
原告：李国炳，男，1972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江苏慧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利琴，女，1973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告：吴海荣，男，197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
第三人：南通恒昌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曲塘镇工业集中区刘圩村30组。
法定代表人：张金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玉文，江苏慧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国炳、沈利琴诉被告吴海荣、第三人南通恒昌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债权债务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2月23日和2017年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国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被告吴海荣、第三人恒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玉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原告李国炳起诉时，沈利琴未作为原告参与诉讼，后经审理发现，沈利琴与李国炳起诉的涉案债务存在利益关系，可能享有本案部分债权的权利。为此，本院依法向沈利琴发出通知，要求其参与本案诉讼。沈利琴接到通知后，既未向本院书面表示是否放弃权利，也未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国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归还人民币62.8835万元。
事实与理由：原告在作为恒昌公司股东期间（原告及前妻沈利琴为公司两名股东），因生产经营需要而向时任公司副总的被告吴海荣共借款121.70万元，其中2010年7月19日借款40万元，被告的投资款后转为借款68万元，2011年6月8日通过钱某借被告承兑汇票13.70万元，后13.70万元承兑汇票以现金归还了被告，被告未将借条还给原告。至此，原告共欠被告108万元。
恒昌公司于2011年12月5日股权进行转让，截止转让之日的债权债务由原告享有和承担，作为副总的被告当时是明知的。恒昌公司在（2015）安高民初字第00856号案件中已向被告发送了债权债务转让给原告的通知。从2011年5月至2014年1月16日期间，原告通过直接归还、被告从恒昌公司客户拿货款、被告从相关单位领取原告归还的借款、加上被告及被告父亲欠恒昌公司混凝土货款抵原告借款的方式共领取170.8835万元。减去原告欠108万元，被告多付走原告62.8835万元。2014年1月9日，被告向海安县人民法院起诉，以原告欠款为由要求行使撤销权，原告当即反诉，后因未交纳诉讼费而以自动放弃诉讼处理，被告撤销权纠纷也被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吴海荣辩称：原债权人转让债权必须是明确和具体的，所有债权必须要有财务记账凭证为依据；我与恒昌公司有多笔往来，李国炳拿付款依据，不提供我与恒昌公司的结账依据，显然不能反映我与恒昌公司的真实往来；恒昌公司所述并没有财务账目能够证明我欠恒昌公司的钱，实际恒昌公司欠我的钱；两份债权债务转让通知书并不是恒昌公司出具的，李国炳有明显假造证据的行为；潘五九等人所作证言为虚假证据，不应作为依据使用。
第三人恒昌公司述称：2011年12月5日，原告等人与恒昌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备忘录，约定了将原恒昌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新股东。同时约定了恒昌公司自股权变更之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即原告和沈利琴）享有和承担，生效之后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新股东享有和承担。本案原、被告处理的债权债务属于股权转让之前，与第三人无关。请求法院依法处理。
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14年1月9日，本院依法受理吴海荣诉李国炳、李美娟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经本院审理后，于同年11月24日作出（2014）安商初字第004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载明已查的事实如下：
恒昌公司于2008年5月30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设立，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股东有李国炳及其妻沈利琴两人，李国炳担任恒昌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1年12月5日，李国炳与张金华、许峰、高卫东、李美娟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李国炳将其所拥有的恒昌公司1800万元股权转让给受让人张金华、许峰、高卫东、李美娟（协议还载明沈利琴将其所拥有的恒昌公司200万元股权转让给受让人杨云伟）。同日，转让方李国炳、沈利琴与受让方张金华、杨云伟、高卫东、许峰、李美娟共同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备忘录，其中第五条约定恒昌公司自股权变更之前债权债务由转让方（备忘录中转让方为李国炳、沈利琴）享有和承担，生效之日后的债权债务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本备忘录与双方股权转让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备忘录与双方股权转让协议不一致的地方，以本协议为准。
2011年12月6日，恒昌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张金华、杨云伟、许峰、高卫东、李美娟成为恒昌公司的新股东，张金华担任恒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11年12月22日，恒昌公司的有关员工、包括吴海荣在内的有关债权人向恒昌公司催要款项，海安县公安局曲塘派出所派员进行了调处，有关债权人、员工委托吴海荣等四人全权处理债务、工资、福利等相关事宜。后吴海荣从曲塘派出所领取到由李国炳给付的还款48万元（银行转账）。
2010年5月31日，恒昌公司向吴海荣出具了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吴海荣人民币现金63万元、承兑汇票一张（金额5万元），合计68万元，其中34万元为借款，34万元用于购买汽车泵（46米）。
2010年7月19日，恒昌公司向吴海荣出具了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吴海荣人民币40万元整，每年利息5万元，一年到期支付利息。就该借条所载的债权债务，吴海荣于2012年6月26日起诉至本院，要求恒昌公司归还借款40万元和利息10万元，2012年9月19日，吴海荣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口头裁定准许。
2011年6月8日，恒昌公司的工作人员钱某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吴海荣的一份金额为13.7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李国炳确认该款系其向吴海荣所借。
2011年11月24日，吴海荣从曲塘派出所领取到李国炳给付的还款48万元（银行转账）。2012年1月21日，吴海荣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李国炳还款15万元。2012年1月21日，吴海荣填写了一份借款申请书，从沿海大市场吕广健处付取了恒昌公司商砼货款20万元，后李国炳催要恒昌公司货款时，沿海大市场吕广健将该借款申请书交给李国炳，吴海荣确认收到此款20万元，作为李国炳给付吴海荣的款项20万元。2012年7月16日，吴海荣向李国炳出具了一份字据，确认向恒昌公司购买混凝土所应付的货款15.27万元，作为李国炳给付吴海荣的款项15.27万元。吴海荣还确认其从鑫祥公司付取的30万元，作为李国炳给付吴海荣的款项30万元。吴海荣对上述款项128.27万元予以确认。
在（2014）安商初字第0043号案件庭审中，李国炳另提供了一份银行转账凭条，以证明2011年11月15日李国炳通过银行转账给付吴海荣款项10万元。对此，吴海荣质证后表示确实收到该款，并且已经按李国炳的要求，用该款代李国炳归还了其所欠王爱华等人的债务。
经审理后，本院对（2014）安商初字第0043号案件作出判决：驳回吴海荣要求撤销李国炳将恒昌公司的95.46万元股权（实际价值52.5万元）转让给李美娟的行为（协议）的诉讼请求。上述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在（2014）安商初字第004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吴海荣主张其对恒昌公司享有的债权为：2010年5月31日收条（投资款）68万元、李国炳同意给付22万元投资回报、13.7万元钱某收到的承兑汇票、2011年11月30日借款4万元（收据一份）、2011年12月15日借款11万元（收据一份）、2010年7月19日借款40万元（每年利息5万元），除了68万元及投资回报22万元以外，上述债权累计为68.70万元（未计算利息）。李国炳在审理中反驳称：2011年11月2日已向吴海荣还款10万元现金，但吴海荣未出具收条。同时提供了其委托代理人对王爱华的调查笔录。吴海荣认为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不予质证，证人应当到庭作证。李国炳还反驳称：11万元是吴海荣从工地上的收回来的公司货款；4万元只看到一个“借”字，初步判断这个“借”字与上面的笔迹不同。针对13.7万元钱某收到的承兑汇票，李国炳代理人质证称：按照道理钱某收的我可以不承认，但按照实事求是的道理我承认这个收条，当时是恒昌公司向吴海荣借13.7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该款是李国炳作为恒昌公司法律代表人所借。
2015年8月17日，李国炳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吴海荣返还其多支付给吴海荣的款项21.1835万元（诉讼中增加诉讼请求为54.8835万元）。理由为：在股权转让前，因经营需要而向时任公司副总吴海荣借款，后通过多种方式逐渐向吴海荣归还借款，经核算后发现多付给吴海荣54.8835万元，故起诉要求其返还。本院受理后，先后两次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三次开庭审理。2016年10月24日，因李国炳未按本院指定期限补交案件受理费，而以自动放弃诉讼处理。2016年10月27日，李国炳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案中，李国炳主张在与其前妻经营恒昌公司期间（即上述股份转让前）曾向时任副总经理吴海荣借款121.70万元，具体如下：
1．2010年7月19日，向吴海荣借款40万元。
2．吴海荣向恒昌公司投资68万元，后转为恒昌公司向吴海荣借款68万元。
3．2011年6月8日，李国炳通过钱某借得吴海荣面额为13.70万元承兑汇票一份。
吴海荣对李国炳提出的恒昌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曾向其借款上述合计121.70元（上述三笔）不持异议，但其同时抗辨称：在转让前我还为恒昌公司于2011年11月2日代垫了车辆保险费34249.23元，11月4日代垫砂石款4.5万元，11月29日代付砂石款3万元，另外有760元发票未报销。恒昌公司于2011年12月25日向我出具了公司的收款收据，载明收到我11万元；此外恒昌公司于2011年11月30日还向我借款4万元，以上合计15万元。上述恒昌公司应当共欠我136.70万元。吴海荣为证明以上抗辩内容向本院提供了上述两份收据（收据由恒昌公司王蓉经办，均加盖有恒昌公司印章）的原件。其中，2011年11月30日收据的收款事由中写有“借”字。
本案审理中，吴海荣称：李国炳在所有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公司转让给了鑫祥公司。当时我在公司做副总，账上根本没有钱，李国炳也不在，为了维护公司的正常生产，2011年11月30日我出了这笔钱，我应该给的是4万元现金，放在公司会计那里。到12月15日这天，我发现李国炳把公司转给了鑫祥公司，公司已经停产，我要求公司会计王蓉把我垫的钱和出的钱打了两张条子给我。王蓉提出要让李国炳打，但是我当时根本就找不到李国炳本人，就以收款收据的形式，以公司的名义打的收据（实际上是借款）。
李国炳称：吴海荣主张的上述15万元，是吴海荣卖到工地上的混凝土货款，吴海荣作为公司的副总从工地上收回的公款上交公司的，对这两份收据不予认可；公司在12月5日转让给鑫祥公司后，公司管理层和职工都是知道的，因为从这天开始就已经停产了，所有的原有业务都是从鑫祥公司发货送往工地的。其中有吴海荣经手的南通大自然温棚公司，有一部分混凝土是在恒昌公司发的货，有一部分货是从鑫祥公司发的货，为什么恒昌公司已经停产了还要到鑫祥公司去买混凝土发给大自然公司，就是因为我预收了大自然公司预交的4万元，我必须要把预交款送完为止，而鑫祥公司发的货也是由我去结账的，由鑫祥公司记的我往来账，并在我的往来账中予以了扣除，因此，吴海荣所表述的是虚假的4万元。
吴海荣称：因为公司没有钱买砂石料，我借给公司4万元去买砂石料回来做混凝土，借款归借款；大自然公司所使用的混凝土是我另外打了收条给他们，这两者是没有关系的。2012年7月16日我打给李国炳的便条，其中就包括大自然公司所使用的混凝土。
李国炳称：这张收条中的15.27万元，不包括大自然公司的混凝土款，大自然公司到目前为止还未与我结清帐目。15.27万元票在吴海荣打条子给我的时候，我都给了他。
本院在审理（2014）安商初字第0043号撤销权纠纷一案和（2015）安高民初字第00856号债权债务转让纠纷一案审理中，李国炳对吴海荣提供的上述两份收据称：两份收据是恒昌公司的应收款，吴海荣作为恒昌公司的副总经理收取后交给公司的会计所出具的，不能证明是李国炳所借；4万元的收据只能看到一个“借”字，初步判断这个“借”字与上面的字不同。
吴海荣为证明其上述主张还向本院提供了一份录像资料，××期间，于2015年12月9日前往医院要求王蓉在上述两份收据上签注并说明情况的录像资料，王蓉在上述两份收据的下方签注“此款为恒昌公司借吴海荣用于支付砂石款、保险、合计壹拾伍万元”。（庭审中当庭播放了该录像资料，资料显示王蓉坐在病床上，吴海荣将上述两份收据交由王蓉辨认，王蓉在吴海荣提供的两份收据的复印件的下方书写了以上内容。）
李国炳对上述录像资料质证称：视频中坐在病床上的的确是王蓉，但这个视频录像有诱骗当事人的嫌疑。我看到其中一个情节，王蓉在上面说4万元记不清了。我认为这个视频内王蓉所反映的内容不是王蓉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王蓉能够证明本案事实，应当由王蓉出庭作证。开庭审理前，本院依据吴海荣提供的王蓉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向王蓉发出了证人出庭通知书，但王蓉拒收了本院的通知，未到庭作证。
本院为追求案件客观事实，庭后依据职权前往王蓉的工作单位对王蓉进行了调查。王蓉称：两份收据确实是我出具的。我在恒昌公司创办的时候就做总账会计，2011年6月份开始做现金会计；2011年12月5日的收据是吴海荣拿的发票和他从外单位拿回来的凭证到我这里入账。我在收款事由中把入账的相关凭据数额、用途、时间都做了记载，其中还有760元是他向公司报销的发票。至于吴海荣拿出的这些凭证他付的这些钱，是他本人的钱，还是从外单位收回来的钱，还是原来单位的钱我不清楚；2011年11月30日的这份收据，是吴海荣给了4万元现金，还是他拿了4万元的票据入账，我记不清楚了；既然收据是我出具的，上面有“借”字，这个“借”就应该是我写的；两份收据复印件下方的“此款为恒昌公司借吴海荣用于支付砂石款、保险、合计壹拾伍万元”字是我写的，是我在住院时，吴海荣找到我，要求我对这两份收据出说明，他说和李国炳有争议，我说收据确实是我开的，所以我才做了说明的。
李国炳对王蓉的上述证言质证称：2011年12月15日这张收据，吴海荣从外单位拿回来的凭证到我这里来入账，这些凭证是什么单位？什么凭证？什么金额？这里都没能看出来；既然王蓉说得这么清楚，她应该知道。笔录第二页第九行和第十行王蓉的意见是公司借给吴海荣的，不是吴海荣借给公司的；吴海荣去医院既然悄悄地录像了，说明他是做好准备的，且是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像的，吴海荣去医院有没有送礼？王蓉是否因收礼而做了不真实的证明？；我从王蓉的谈话中了解到吴海荣去的时候是专门给王蓉在医院送过礼的，有鲜花、水果等。至于有没有红包我就不清楚；在这份笔录上，这份专用的带编号的收款收据的性质和用途王蓉应该清楚，不是用于对外借款的，而是专门用于公司收取货款的；4万元是我公司供应南通大自然温棚有限公司交给吴海荣的预付款，这点可以向该公司了解情况。综上，这份调查笔录也没能反映出真实情况，也反映出王蓉对这个签字是在收了礼的情况下按照吴海荣的意图而写的，其他她已经记不清楚这笔款项的情况。
第三人恒昌公司质证称：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请法院对相关事实进行综合认证。
审理中，李国炳为了证明其已向吴海荣通过直接归还、吴海荣从公司客户收取货款抵算借款、从相关单位领取款项以及吴海荣承诺承担其父亲欠恒昌公司混凝土货款抵算李国炳借款的方式，共获得了恒昌公司和李国炳合计170.8835万元，李国炳列举如下：
1．2011年5月16日恒昌公司向吴海荣汇款10万元。
2．2011年5月18日恒昌公司向吴海荣汇款10万元。
3．2011年6月8日李国炳向吴海荣借面额为13.7万元承兑汇票一份，后于10天左右分两次向吴海荣各归还7万元现金，其中多归还了3000元算作利息。有证人钱某、潘某到庭作证。
钱某于2016年3月2日到庭时作证称：李国炳是恒昌公司的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吴海荣是因为工地需要混凝土和我认识的，我是恒昌公司的职工，我们都很熟悉。我曾受李国炳的委托去向吴海荣借过一次钱，事先李国炳和吴海荣说好了，让我过去拿的，我拿了一张13.7万元的承兑汇票回来，当时是我代替李国炳向吴海荣出具的借条。后来13.7万元李国炳还给吴海荣，是分了两次还的，两个7万元。还吴海荣第一个7万元的时候是李国炳打电话叫我拿了7万元，说吴海荣马上到公司门口，让我把这个钱先还给吴海荣。正好我下来的时候，吴海荣也到门口了，当时他也没要下车，我把钱给他，他就直接走了。我拿7万元的时候，在李国炳的办公室有潘五九等人在，但是后来是我一个人把钱拿给吴海荣的，吴海荣当时开的是北京现代的CRV车。当时没要吴海荣打收条，我当时听到李国炳和吴海荣打电话说事后补条子。这一天大概是中午一、两点钟的时候。第二个7万元是李国炳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拿给吴海荣的，有我、潘五九、陈玉林等人在李国炳的办公室，是吴海荣来李国炳的办公室的，当时正好李国炳有现金，就给了吴海荣7万元，本来是13.7万元，李国炳说剩余的3000元就算作利息吧。这一天也没有写条子，当时关系也比较好，还说后来补一下也没事。这一天好像也是下午。从我拿承兑汇票到李国炳还钱，时间大约一个星期到十天。我在2015年7月份左右离开了恒昌公司。除了知道他们之间有个13.7万元的往来之外，他们之间有没有其他经济的往来我不清楚。
潘某于2016年3月2日到庭时作证称：李国炳是我的老板，我在恒昌公司工作，在办公室。吴海荣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领导，也在恒昌公司工作。我知道他们经济往来比较多，比如说我知道的两笔账，一个是我们受李国炳的委托向吴海荣借了13.7万元承兑汇票，我和钱某一起去到吴海荣家里借的。我们去吴海荣家借钱不是凭我们两个人借钱就可以借到的，是吴海荣打电话给李国炳证实了一下，是不是我们借的，是公司借的，所以才把承兑汇票给我们的，钱某出具了借条。承兑汇票拿回来后我们回公司交给了李国炳。有一次在李国炳的办公室里，有我、钱某等人，时间有点长了，记不清了。李国炳拿了7万元给钱某，钱某把这笔钱拿给吴海荣的，李国炳和我们讲的，我拿了人家13.7万元，是时候给人家了，是钱某送给吴海荣的。钱某交接这个钱，我们不清楚，但是他不可能不给吴海荣的，这个前后就几分钟而已，钱某上来后和李国炳说这笔钱给了吴海荣了。当时钱没有还全，所以条子是不可能拿回来的。剩下的钱李国炳给了吴海荣7万元，具体是怎么交接的，我们不清楚，反正李国炳还了7万元给吴海荣。第一次还七万元是下午，第二次还七万元也是下午，具体什么时候记不清了，而且海安人有个习惯，上午是要不到钱的，都是下午交接的。
4．2011年11月1日李国炳从杭州农村商业银行双浦支行贷款30万元，2011年11月2日李国炳在住所（海安县曲塘镇）给付吴海荣10万元现金，为证明其事实申请证人钱某、潘某到庭作证。
钱某于2016年3月2日到庭时作证称：王爱华是恒昌公司的沙石供应商，2011年11月2日，为恒昌公司支付货款的事，王爱华在恒昌公司发火。当时李国炳从杭州贷了26万元，给了宋庆友10万元，给了吴海荣10万元，只给了王爱华5万元，这个事情她知道后，就在公司吵架了。当时是中午，王爱华到李国炳的办公室吵架，责怪李国炳你不应这么做，你给了他们10万元，只给了我5万元，后来大家就劝王爱华，让李国炳过些日子再给些钱她，不然王爱华不会再供应沙石的。李国炳给吴海荣10万元，当时拿钱的时候，我没在场，吵架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当时整个公司都知道。
钱某在潘某作证后，本院再次传钱某到庭，在问答审判长“在刚才你作证的时候提到了一件事，就是关于李国炳给宋庆友10万元，吴海荣10万元，王爱华5万元，后来王爱华知道了此事后，就到公司去闹，李国炳给宋庆友、吴海荣、王爱华以上的这些钱，你在不在场？”的询问时，钱某称：“在的，在李国炳曲塘的租赁的房子里。因为我是做调度的，当时我正好在李国炳的房子里做资料，看到他们交接的，而且都是现金。具体什么时间记不清了，因为时间太长了。当时我没有看到。当时在李国炳的家里还有潘五九、陈玉林、陈彩萍、宋庆友、吴海荣”。
潘某作证称：除了13.70万元以外，我还知道一个事情，李国炳曾经在杭州贷款了30万元，带回了26万元，在李国炳租的曲塘的房子里给了宋庆友10万元，给了吴海荣10万元，给了陈玉林5万元，陈玉林是沙石的供应商。给以上的钱的时候我是在场的，就是在李国炳租的房子里，也等于是他的办公场所，我们在外面收的货款也是到李国炳租的这个房子里交接的。当时李国炳给钱的时候，有我、宋庆友、吴海荣、钱某、陈玉林在场。陈玉林的朋友，合伙做生意的叫王爱华。我是2015年年底离开恒昌公司的。
5．2011年11月15日李国炳向吴海荣打款10万元。
6．2011年11月24日吴海荣从曲塘派出所领取了李国炳48万元。
7．2012年1月21日吴海荣出具收条，收到李国炳15万元。
8．2012年1月21日吴海荣从恒昌公司客户吕广建处付款20万元。
9．2012年7月16日吴海荣向李国炳出具便条，载明其向恒昌公司购买了价值15.27万元的混凝土。
10．吴海荣在2012年7月16日出具的便条中承诺其父亲吴真林欠恒昌公司的混凝土款由其结算，提供9份销货清单。上述9份清单中有8份有吴真林的签名。清单载明了发货时间，混凝土的型号、立方米等信息，未载明混凝土单价。
11．在本院（2014）安商初字第0043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查明：原告确认其从海安鑫祥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祥公司）付取的30万元，作为李国炳给付吴海荣的款项30万元。
吴海荣对李国炳列举的上述11项款项中的第6、7、8、9、11项表示认可。对其余6笔款项分别提出异议，意见如下：
就李国炳提出的第1、2项，即2011年5月16日、5月18日恒昌公司向吴海荣各汇款10万元，吴海荣认为：李国炳提供的各汇给我10万元凭证不错。我跟李国炳之前曾经有好多承兑汇票往来，当时我在众润混凝土公司结了一部分承兑汇票，我以贴息的方式卖给了李国炳，这些钱就是李国炳转给我的承兑汇票的对价。李国炳当庭对吴海荣的陈述予以否认，认为其借了吴海荣那么多钱，这是还款。吴海荣当庭表示对其上述辩解不能提供证据，但同时称：李国炳认为是还款的话，应出示收条或者借条。
就李国炳提出的第3项，即李国炳提出的其向吴海荣借面额为13.7万元承兑汇票一份，后于10天左右分两次向吴海荣各归还7万元现金，吴海荣予以否认。
吴海荣对上述两位证人的证言质证称：李国炳说的不是事实，如果我收到这笔钱的话（13.7万元），我可以打个收条，李国炳根本没有还这笔钱。
针对上述质证，吴海荣当庭播放了一段录音，称在潘某到庭作证后，吴海荣曾与其进行了一次通话，并进行了录音。通话主要内容：
一方称：我问你个事，上次你们去做证，去做的口供是害我。
对方称：现在对你不是多大危害。
一方称：不是多大危害，你做的口供就是违背事实的真象，对我就不利了，有好多东西你根本就不知道。
对方称：有些东西我确实不晓得。就像那个钱大，人家也不晓得，他要这硬逼着；我跟你关系也不错，老是盯着不放，都是李总安排的。
……
李国炳对上述录音质证称：录音中说话的两个人无法证明吴海荣和潘五九两个人；未经本人同意的录音不能作为证据；上面反复说不知什么事情，没有专指出庭作证的内容。
就李国炳提出的第4项，即李国炳提出2011年11月2日在李国炳租住地给付其10万元现金，吴海荣予以否认。
吴海荣对上述两位证人的证言质证称：证人钱某前后两次作证前后矛盾，第一次作证的时候钱某讲：“当时拿钱的时候我没有在场，吵架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的。”而当审判长第二次传钱某到庭的时候，当审判长问钱某是否在场时，钱某答：“在的，在李国炳曲塘租赁的房屋内。”而且我也向法庭提供了潘某的通话录音，完全是李国炳胁迫他们出庭作证的。
就李国炳提出的第5项，即李国炳提出2011年11月15日向其打款10万元的事实，吴海荣表示认可，但反驳称该10万系李国炳欠砂石供应商王爱华（××），是李国炳让其转交给王爱华的。吴海荣为证明其反驳内容，向本院提供了一份活期账户明细查询单（加盖了建设银行海安支行的银行印章），吴海荣称：在收到李国炳上述10万元后，已将10万元转交给了王爱华。该明细单显示卡号尾数为8471（未显示持卡人名字）的银行卡，于2011年11月15日，分别取现金4万元，ATM机转款至尾号为7268，户名为王爱华的银行卡内5万元，另分别两次从ATM机上取款各0.5万元。在上述活期账户明细查询单的下方写有“此款为李国炳所欠砂石款，由吴海荣代转本人账户2014.6.10证明人王爱华”。李国炳对吴海荣提供的该份证据质证称：该证据是吴海荣曾经起诉李国炳借贷一案时提供的，当时王爱华未到庭作证，无法知道该签名是否是王爱华所签。对此，吴海荣在本案中陈述：2014年6月10日王爱华写这个证明单子时，她答应到法院做个笔录，但是后来时间定好了她突然不来了也不接电话。审理中，吴海荣向本院提供了王爱华的联系方式和通讯地址，本院依法两次向王爱华发出证人出庭通知书，但因收件人长期不在家，且与其无法联系，邮件被退回。庭审中，吴海荣表示其无法再与王爱华取得联系。
就李国炳提出的第10项，即吴海荣对其在2012年7月16日出具的便条中承诺“凡我父亲吴真林签收单均由我结算”的内容，吴海荣的代理人在2015年9月29日和2016年3月2日审理中，对9份清单质证时称：2012年7月16日的便条中的款项已经包含了其父亲吴真林签收单的欠款。因为吴真林收货的时间是2010年7月和2011年10月，形成于便条之前，该便条仅仅确定了数量，但未确定单价，其中一份发货单不是吴真林签名中。据代理人了解，2012年7月16日吴海荣签字的那个单子后面“凡我父亲吴珍（真）林签收单均由我结算”这几个字是当时起草的人事后添加的，痕迹很明显。另外从数字来讲，其中C30泵送36立方商品混凝土与吴珍林本人发货单的合计数也是36立方。在2012年7月16日结账单中所包含的C25与吴珍林的C25是一致的。
李国炳在本案审理中称：吴海荣所说的“凡我父亲吴珍林签收单均由我结算”这句话是我后来添加的，从情理上不可能；吴海荣的父亲买的混凝土都是欠款，他父亲也只有在我公司才能欠的到，因为有吴海荣这层关系在。这句话是经得起司法鉴定的。
审理中，吴海荣认可上述9份清单上的各不同标号的混凝土当时的市场单价为，C20自卸是300元/立方米，C25塔吊是310元/立方米，C25自卸是310元/立方米，C30泵送是410元/立方米。
上述有吴真林签字的8份清单中载明的立方数和混凝土标号，对照上述单价，吴真林签字确认的8份清单货款价值24215元。
本院认为：李国炳、沈利琴原系夫妻关系，亦系恒昌公司股东。2011年12月5日，李国炳、沈利琴作为股权转让方与张金华、杨云伟、高卫东、许峰、李美娟共同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备忘录，李国炳、沈利琴各自将拥有的恒昌公司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新股东。吴海荣对此提出异议，并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撤销李国炳将股权转让给李美娟的协议。经审理后，本院依法驳回了吴海荣的诉讼请求。据此，李国炳、沈利琴与张金华、杨云伟、高卫东、许峰、李美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后，张金华、杨云伟、高卫东、许峰、李美娟成为了恒昌公司的新股东。
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备忘录）第五条约定，恒昌公司自股权变更之前债权债务由甲方李国炳、沈利琴享有和承担，生效之后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新股东享有和承担。据此，李国炳曾于2015年8月向本院提起诉讼（审理中因李国炳未能按时补交诉讼费，而按自动放弃诉讼处理）。此后，李国炳再次提起本案诉讼。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李国炳列举了吴海荣在2011年12月5日恒昌公司转让股权之前对公司享有的权利和股权转让前后李国炳或恒昌公司向吴海荣通过直接归还、吴海荣从公司客户收取货款抵算借款、从相关单位领取款项以及吴海荣承诺承担其父亲欠恒昌公司混凝土货款，抵算借款的方式，共获得其170.8835万元的事实及相关证据，其中的5项款项，吴海荣表示认可，5项合计128.27万元，其余6项，吴海荣提出异议。本院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双方的质证意见，综合分析如下：
吴海荣认可其分别于2011年5月16日、同年5月18日各收到李国炳汇款10万元。但其辩称收到的20万元系向李国炳转让承兑汇票的对价，其辩称未能得到李国炳认可，吴海荣当庭表示对其辩称无法提供证据，故吴海荣针对上述20万元辩称缺乏反驳证据，本院认定李国炳向吴海荣支付20万元的事实成立。
李国炳曾委托钱某向吴海荣借得面额为13.7万元承兑汇票一份，该事实双方均不持异议。在本院在审理（2014）安商初字第0043号撤销权纠纷中，李国炳并未提及其已向吴海荣归还上述款项。在本院（2015）安高民初字第00856号债权债务转让纠纷一案审理中，李国炳向本院申请钱某和潘某到庭作证。钱某称在借13.7万元承兑汇票一个星期后，李国炳让其从办公室取款7万元现金在公司门口一个人交予吴海荣，吴海荣未出具收条。吴海荣对此证言予以了否认。潘某在作证时称在李国炳办公室内看到钱某拿了李国炳7万元，“是钱某送钱给吴海荣的，钱某交接这个钱我不清楚，他不可能不给吴海荣，前后就几分钟而已”。潘某的上述证言，对于是否将7万元实际交予吴海荣，其并未亲眼目睹。潘某的证言带有明显的主观推测，其证言对钱某陈述已向李国炳归还了7万元的陈述不具证明效力。此外，钱某还陈述第一个7万元还款不久的一天下午，有潘某、陈玉林等人在场。但潘某在作证时却陈述“剩下的7万元，具体是怎么交接的我们不清楚”，其陈述与钱某所称“第二个7万元交接时潘某等人在场”的陈述存在矛盾，故钱某称剩余7万元的证言对李国炳主张其已还第二个7万元缺乏证明力。综上，李国炳以钱某、潘某的证言证明其已向吴海荣归还13.7万元借款，两位证人的证言存在矛盾，李国炳主张已还13.7万元，其又未要求吴海荣出具收条或收回钱某当时出具的“借条”，结合本院在审理（2014）安商初字第0043号撤销权纠纷中，李国炳始终未提及其已向吴海荣归还上述款项的事实，钱某、潘某的证言，对李国炳上述主张已归还13.7万元的缺乏证明力，本院对该主张难以支持。
李国炳以钱某、潘某的证言，证明其向吴海荣交付了10元现金，但钱某就其是否亲眼看到李国炳向吴海荣交付10万元，前后证言不一致，其证言不具证明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潘某称李国炳向吴海荣交付10万时钱某在场，其证言与钱某的证言存在矛盾。加之，李国炳称其交付10万时未要求吴海荣出具收条等凭证，其做法不符常理，仅凭潘某一个证人证言，本院不能确认李国炳于2011年11月2日在其房屋内向吴海荣交付了10万元。
吴海荣在开庭审理后与潘某的通话录音，一方面真实性无法确认，另一方面其录音的内容也无法确定潘某系受到胁迫而到庭作证的。该通话录音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吴海荣确认其于2011年11月15日收到李国炳打款10万元，但其主张该款已按李国炳的要求转交砂石供应商王爱华，其辩解未能得到李国炳认可。吴海荣对此提供的银行交易清单，其中仅有5万元转入王爱华卡内，其余均为吴海荣取现。审理中，吴海荣虽提供了一份活期账户明细查询单的下方写有“此款为李国炳所欠砂石款，由吴海荣代转本人账户2014.6.10证明人王爱华”的资料，但李国炳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按照吴海荣提供的线索通知王爱华到庭作证未果，吴海荣也当庭表示无法联系到王爱华，故吴海荣的陈述及提供的相关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吴海荣向王爱华银行卡内转入5万元的性质亦无法确认，故吴海荣的辩解，缺乏证据，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吴海荣于2012年7月16日向李国炳出具便条时一并承诺“凡我父亲吴真林签收单均由我结算”，其辩解承诺的内容系事后添加的，未能得到李国炳认可，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辩解。依据其承诺，吴海荣应当承担其父亲欠李国炳（恒昌公司）货款的清偿责任。根据吴海荣自认当时的混凝土方的市场单价，经核算，吴海荣父亲签字的8张发货单价值24215元，吴海荣应当支付给李国炳。
本院在审理（2014）安商初字第0043号撤销权纠纷一案和（2015）安高民初字第00856号债权债务转让纠纷一案审理中，吴海荣均向本院主张其曾于2011年底为公司垫付费用及向公司出借资金共计15万元，并提供了加盖有恒昌公司印章的收据两份，李国炳对两份收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反驳上述两份收据所涉的款项系公司卖到工地上的混凝土，吴海荣作为公司副总从工地上收回来的公款交给公司的，对此吴海荣不予认可。一方面，李国炳反驳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另一方面，从收据上记载的“车辆保险费”、“借”字以及吴海荣有报销费用的内容上看，王蓉在上述收据上签署的上述内容与从李国炳的反驳显然不符。再从吴海荣提供了王蓉在收据上签字的视频和本院核实的结果可以看出，王蓉作为现金会计在收据下方所签字“此款为恒昌公司借吴海荣用于支付砂石款、保险、合计壹拾伍万元”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并无民事行为无效之情形。综上所述，吴海荣提供的收据、视频（本院核实笔录）对其主张曾于2011年底为公司垫付费用及向公司出借资金共计15万元的事实具有证明效力，其主张本院予以采信。
综上，李国炳与吴海荣一致确认，李国炳、沈利琴在作为恒昌公司股东期间，因生产经营需要吴海荣共借款121.70万元。现李国炳主张其与恒昌公司共同通过多种途径向吴海荣抵算了170.8835万元，吴海荣对其中5项款项计128.27万元表示认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其余6笔款项，吴海荣提出异议，经本院认证后确认：恒昌公司于2011年5月16日、同年5月18日各向吴海荣汇款10万元、2011年11月15日李国炳向吴海荣汇款10万元、2012年7月16日吴海荣出具的便条中承诺其父亲部分混凝土货款24215元，应当抵算李国炳向吴海荣归还的款项，上述合计32.4215万元，计入李国炳或恒昌公司的还款范围，以上合计160.6915万元（128.27＋32.4215）。李国炳主张其已分两次向吴海荣归还13.7万元、在其出租屋内归还吴海荣10万元，上述计23.7万元，因其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不能列入其还款范围。此外，吴海荣主张其曾于2011年底为公司垫付费用及向公司出借资金共计15万元，本院予以确认，应计入吴海荣对恒昌公司享有的债权中。据此，吴海荣对恒昌公司享有的债权总额为136.7万元（121.70万元＋15万元），与李国炳与恒昌公司通过多种形式还款160.6915万元相抵后为23.9915万元，该款吴海荣应当返还给李国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吴海荣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返还原告李国炳、沈利琴人民币23.9915万元。
如被告吴海荣不按本院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原告李国炳、沈利琴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88元，由原告李国炳、沈利琴承担5192元，被告吴海荣承担4896元（被告承担部分已由原告代垫，被告在履行上述判决义务时一并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3份，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088元（该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西被闸支行，户名：南通市财政局，帐号：47×××82）。
审 判 长 王维申
人民陪审员 朱长余
人民陪审员 钱德风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见习书记员 孙云灿
附适用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
（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
（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第八十二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
第八十三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2018-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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