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台法刑初字第444号
公诉机关台山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住所地台山市台城环北大道***号，法定代表人余卓荣，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
诉讼代表人王缉明，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副所长。
辩护人林容茂、周丽，系广东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余卓荣，男，1963年6月8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汉族，文化程度本科，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住台山市。2014年12月26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2015年1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台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梁永豪，系广东洲斌律师事务所律师。
台山市人民检察院以台检公诉刑诉[2015]37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犯单位受贿罪，被告人余卓荣犯单位受贿罪、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于2015年8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台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小洲、代理检察员杨世增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诉讼代表人王缉明及辩护人周丽、被告人余卓荣及其辩护人梁永豪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台山市人民检察院建议，本院决定延期审理一次；经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同意延期审理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台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单位受贿罪
2010年8月，被告人余卓荣在担任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期间，经与时任副所长雷某1、黎某1（均另案处理）及广州程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程翔公司”）和广州汇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某1（另案处理）商量后，约定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向程翔公司和汇众公司购买瘦肉精检测卡（盐酸克伦特罗速测卡、莱克多巴胺速测卡和沙丁胺醇速测卡），程翔公司和汇众公司按照购买数量以一定的标准返还回扣款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2010年8月至2014年11月，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先后多次暗中收受邓某1送给的回扣款合共224445元。收取的回扣款经被告人余卓荣与雷某1、黎某1商量后，决定分配给相关人员，其中被告人余卓荣分得79100元，黎某1分得68000元，雷某1分得33100元。
2006年至2012年，被告人余卓荣在担任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其前身为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所长期间，经与时任副所长雷某1、黎某1商量后，以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2009年之前以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的名义多次非法收受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送给的好处费合共33万元，并在收受上述好处费后为长江公司下属的养猪场申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补助出具生猪出栏数证明和生猪屠宰检疫提供支持和帮助。收取的好处费经被告人余卓荣与雷某1、黎某1商量后，决定用于该所过年过节期间送礼及三人分配，其中被告人余卓荣分得33000元，雷某1分得33000元，黎某1分得20000元。
二、受贿罪
2010年8月，被告人余卓荣在担任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期间，与程翔公司和汇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某1商量后，约定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向程翔公司和汇众公司购买瘦肉精检测卡，程翔公司和汇众公司按照购买数量以一定的标准返还回扣款给被告人余卓荣。2010年8月至2014年11月，被告人余卓荣先后多次收受邓某1送给其个人的回扣款合共179550元。
三、玩忽职守罪
2011年和2013年，被告人余卓荣在担任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负责台山市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中央投资补助申报阶段的上一年度生猪出栏数的统计审核和出具证明工作期间，严重不负责任，在没有认真统计和审核台山市盛丰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丰公司”）和台山市健丰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丰公司”）生猪年出栏数的情况下，就出具了盛丰公司2010年出栏生猪2860头和健丰公司2012年出栏生猪4200头的证明，致使盛丰公司、健丰公司分别成功申报并骗取了2011年、2013年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中央投资补助资金50万元和80万元，造成国家重大经济损失共130万元。
2014年12月25日，被告人余卓荣在接受台山市人民检察院调查问话期间，主动交代了上述以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名义为健丰公司出具2010年生猪出栏数证明的事实。同月28日和29日，被告人余卓荣又先后主动向台山市人民检察院交代了上述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及其个人受贿的事实。
案发后，被告人余卓荣已退回其非法所得291650元。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以下证据：被告人余卓荣的供述，证人袁某1、甄某1、谭某1、黄某1、陈某1、甄某1、邓某2、曾某1、朱某1、陈某2、朱某2、许某1、朱某3、邝某1、陈某3、彭某1、李某1、庾某1、何某1、林某1、雷某1、黎某1、马某1、陈某4、陈某5、邓某1、江某1、甄某2、戴某1、孔某1的证言，扣押决定书、扣押财物清单及收据，相关书证，破案报告。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作为事业单位，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还在经济往来中，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被告人余卓荣是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余卓荣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视国家法律，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回扣，归个人所有；还玩忽职守，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被告单位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和被告人余卓荣的行为已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单位受贿罪追究被告单位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刑事责任，以单位受贿罪、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追究被告人余卓荣的刑事责任。被告人余卓荣犯罪后有自首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建议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对被告单位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判处罚金；对被告人余卓荣犯单位受贿罪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受贿罪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玩忽职守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数罪并罚。
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在庭审中提出其单位没有收到起诉书所指控的款项，起诉书所指控的事实是前所长和两位副所长的行为，单位也没有相关账目反映相关收支情况，其单位不构成犯罪。
被告单位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邓某1一直否认其向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送回扣款一事，在第二次庭审中邓某1说他送的款项是10多万，而起诉书指控的是22万多；另外，仅凭余卓荣、雷某1、黎某1三人的口供不能认定该所存在单位受贿行为，故本案证据无法证实邓某1存在向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行贿的行为；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选择邓某1所在公司提供的产品一是因为其产品已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和选择，二是因为其产品价格低、质量好，性价比很高，另外该所虽然是签订买卖合同的单位，但决定权不在其，而在农业局，故邓某1不存在送回扣款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客观需要；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对于向邓某1采购过程中的分工是非常清楚的，其中由财务负责付款，而余卓荣交代相关回扣款均由其保管，没有交付给财务人员，故余卓荣收受回扣款只能是其作为一名自然人的行为，不能是代表单位的行为；根据邓某1在第二次庭审中的证言及余卓荣的供述可知，邓某1送的钱是余卓荣三人拿了，但用于单位还是用于个人，邓某1不知道，相关款项的花费虽经三人商量，但并不是单位正常业务范围内的花费，也无法核实这些费用是用于单位接待，过年过节给的红包及发放的奖励并不是公开的，不能代表单位的意志。2、案卷中虽有盖有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印章的收款收据，但余卓荣明确承认该笔款项没有进入单位的财务，同时，他和雷某1收受长江公司的款项均没有进入单位财务，除了余卓荣、雷某1和黎某1知道收取长江公司好处费一事外，单位其他人员均不知情，故余卓荣与雷某1收受长江公司好处费不能代表单位的行为；长江公司的好处费没有用于单位开支，袁某1也交代余卓荣送钱时没有说明钱的来源，余送钱的目的在于希望袁某1多多支持其工作，是为了其个人利益，余卓荣将长江公司送的好处费用于单位过年过节期间的送礼只能代表其自己，不能代表单位。综上，本案没有证据证实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存在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在帐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等行为。
被告人余卓荣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提出以下辩解意见：1、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经过调查研究后才决定向邓某1采购检测卡的，也经过市农业局领导同意，是以质量为主，采购的检测卡质量好，对于防止发生生猪瘦肉精发挥重要作用；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没有主动向邓某1索要回扣款，是在完成采购合作后，邓某1才提出返还回扣款作为我单位的业务费的。我们三人从上述业务费中分得的款项主要用于自己分管的业务接待。2、统计生猪出栏数不是动物监督所的职责，只是谭某1说农业局领导已经同意相关猪场的申报，并要求职能部门配合支持申报工作，且谭某1在临近上报省厅的前一天才通知我开具相关出栏数证明，仅一天时间无法核实；在猪场申报中央补助资金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相关会议、检查验收、审核上报等工作，也没有收受过任何利益；农业局作为上级领导，又是专业技术人员，也到现场审查过，而动物监督所作为职能部门，我只能安排工作人员按农业局的要求为两个猪场出具了证明。3、在职期间，我在动物防疫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荣誉；因为长期高负荷工作，我落得一身病，儿子是先天性智障（一级），个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妻子也因为儿子长期背负沉重压力而导致精神抑郁，我归案后她又独自抚养智障的儿子和年幼的女儿。综上，希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给予减轻处罚，让我早日回归社会重新做人，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
被告人余卓荣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动物卫生监督所的领导班子一共是三个人，日常事情都是由三人去商量决定的，可以认定为体现的是单位的意志；邓某1当时是与余卓荣三人共同商讨关于回扣费的问题，共同确认该款项是作为单位的业务费，没有证据证实该款项支付给了某个个人；被告人余卓荣供述其收取的费用相当一部分用于单位接待领导及上级单位吃饭等花去；故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余卓荣犯单位受贿罪没有异议，但被告人余卓荣有自首情节，且积极全额退回单位受贿中的非法所得112100元，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余卓荣个人收受邓某1所送的回扣款179550元，只有被告人的单方供述，邓某1否认与被告人有经济往来，并无其他直接证据支持；被告人虽收取了他人财物，但没有主动索要，且未影响其依法履行职责，单位所购买使用的检测药品的质量符合国家标准，且比市面上同类药品的价格低，可反映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程度较轻微；另外，被告人主动认罪，悔罪表现好，且积极退赃。3、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余卓荣犯玩忽职守罪，被告单位并不具备统计生猪出栏头数的法定职责，猪场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应由农业部门进行最终核实，且涉案的公司所申领的补贴是需经过申报、现场审核、各部门组织现场验收等环节后才能发放，出具生猪出栏头数证明只是其中一环节，因此，被告单位在整个环节中情节较轻；涉案的生猪出栏头数证明都是按被告单位的上级要求出具的，被告人余卓荣没有收受过任何好处；对于涉案的两家公司是否存在生猪出栏情况，案卷中未能反映，如果存在实际生猪出栏情况的话，那涉案的生猪出栏证明内容并非全部是捏造的；综上，被告人犯玩忽职守罪的过错不大，犯罪情节较轻，可免予刑事处罚。4、被告人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取得一定的成绩和荣誉；另外，其家庭情况特殊，儿子是智障残疾人士，女儿读高一，均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全靠被告人夫妇独力抚养；希望法庭予以谅解。5、被告人是初犯，自愿认罪，且主动全额退赃，在本案中也没有索贿情节，没有因受贿而不顾工作职责，反而屡次获得表彰，社会危害性不大。综上，请求对被告人余卓荣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受贿罪
2010年8月，被告人余卓荣在担任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期间，经与时任副所长雷某1、黎某1（均另案处理）及广州程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程翔公司”）和广州汇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某1（另案处理）商量后，约定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向程翔公司和汇众公司购买瘦肉精检测卡（盐酸克伦特罗速测卡、莱克多巴胺速测卡和沙丁胺醇速测卡），程翔公司和汇众公司按照购买数量以一定的标准返还回扣款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2010年8月至2014年11月，被告人余卓荣以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名义先后多次暗中收受邓某1送给的回扣款合共224445元。收取的回扣款经被告人余卓荣与雷某1、黎某1商量后，决定分配给相关人员，其中被告人余卓荣分得79100元，黎某1分得68000元，雷某1分得33100元。
二、单位受贿罪
2006年至2012年，被告人余卓荣在担任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其前身为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所长期间，经与时任副所长雷某1、黎某1商量后，以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2009年之前以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的名义多次非法收受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送给的好处费合共33万元，并在收受上述好处费后为长江公司下属的养猪场申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补助出具生猪出栏数证明和生猪屠宰检疫提供支持和帮助。收取的好处费经被告人余卓荣与雷某1、黎某1商量后，决定用于该所过年过节期间送礼及三人分配，其中被告人余卓荣分得33000元，雷某1分得33000元，黎某1分得20000元。
被告人余卓荣在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之后主动向台山市人民检察院交代了该院尚未掌握的上述犯罪事实。
案发后，被告人余卓荣已退回其非法所得1121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破案报告、情况说明，台山市人民检察院反渎局出具，证实案件破获经过，其中被告人余卓荣在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之后主动向该院交代的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收受长江食品公司和邓某1的公司（汇众公司和程翔公司）送给的好处费的事实，是该院在立案侦查时尚未掌握的事实。
2、扣押决定书、扣押财物清单及收据，证实被告人余卓荣已于2015年6月10日向台山市人民检察院退回了其从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非法收受长江食品公司和邓某1的公司送给的好处费中分得的赃款112100元。
3、授权委托书、证明，证实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委托该所副所长王缉明担任该单位诉讼代表人，处理该单位涉嫌单位受贿罪一案的相关诉讼事宜。
4、相关书证：
（1）证明、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呈批表、《关于陈某6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证实余卓荣从2009年1月至今担任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雷某1从2009年1月至今担任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副所长，黎某1从2009年1月至今担任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副所长。
（2）组织机构代码证、《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主要任务和人员编制的规定》、《关于台山市农业局所属部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方案的批复》，证实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机构类型为事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为余卓荣，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为正股级执法机构，隶属于台山市农业局管理。主要任务为：（一）依法实施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和检疫监督工作；……；（六）负责动物防疫监督有关业务统计工作；……;（九）承担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3）营业执照、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及股东出资信息，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证实广州汇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程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广州悦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设立登记、股东变更及股权转让等情况，其中悦翔公司成立于2007年5月16日，程翔公司成立于2010年2月8日，汇众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16日，该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邓某1。
（4）统计表，由台山动物卫生监督所制作提供，证实从2010年8月23日至2014年11月28日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向邓某1的公司购买瘦肉精速测卡的种类、单价、数量、购买金额的统计情况（已经被告人余卓荣及证人雷某1、黎某1辨认）。
（5）发票、购销合同、商品销售单、验收单、立项申请表、请示、财政直接支付凭证、划款函等，证实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向邓某1的公司（广州汇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程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购买瘦肉精检测卡的情况，其中：2010年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共向广州程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购买瘦肉精检测卡1次，合计购买瘦肉精检测卡6000片，购买金额合计为88800元（相关发票均经被告人余卓荣、证人雷某1、黎某1签字）；2011年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共向广州汇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瘦肉精检测卡4次，合计购买瘦肉精检测卡16890片，购买金额合计为248055元（相关发票均经被告人余卓荣、证人雷某1、黎某1签字）；2012年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向广州程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广州汇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瘦肉精检测卡各2次，合计购买瘦肉精检测卡16093片，购买金额合计为229997.5元（相关发票均经被告人余卓荣、证人黎某1签字）；2013年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共向广州汇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瘦肉精检测卡3次，合计购买瘦肉精检测卡19900片，购买金额合计为246000元（相关发票均经被告人余卓荣、证人黎某1签字）；2014年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共向广州汇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瘦肉精检测卡4次，合计购买瘦肉精检测卡26380片，购买金额合计为289250元（相关发票均经被告人余卓荣、证人黎某1签字）。
（6）付款凭证及收款收据，证实2007年1月23日，长江食品公司以“赞助款”的名义送给了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当时名称为“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3万元好处费，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收款后出具了收受上述3万元赞助款的收款收据；2010年9月7日，长江食品公司以“畜牧业务费”的名义送给了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3万元好处费。（均已经被告人余卓荣辨认）
5、被告人余卓荣的供述：2010年8月的一天，邓某1来到我办公室后，我叫上雷某1、黎某1到我办公室一起与邓某1商量采购瘦肉精速测卡的事情，当时邓某1说他主要是销售广州汇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广州程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瘦肉精速测卡，并建议我们采购盐酸克伦特罗速测卡、莱克多巴胺速测卡两种产品，该两种产品的价格大约都是每片14元，另外还有一种是沙丁胺醇速测卡价格是每片25元，价格高一些但质量就更好，当时邓某1还提出为了大家以后长期合作，感谢我们支持他，会返还一部分利润给我单位作为经费，盐酸克伦特罗速测卡和莱克多巴胺速测卡的单价差不多，所以就约定盐酸克伦特罗速测卡和莱克多巴胺速测卡各按照约4元/片的标准计算返还款项给我单位，沙丁胺醇速测卡的单价较高，就按照约5元/片标准计算返还款项给我单位，当时我们三人听见有经费返还，当然也就爽快同意了，我并对邓某1说以后我所采购的瘦肉精速测卡都通过邓某1购买。
我动物卫生监督所大约是从2010年8月开始向邓某1购买盐酸克伦特罗检测卡、莱克多巴胺检测卡和沙丁胺醇速测卡的，一年采购次数大约三至四次，经对照我动物卫生监督所的会计凭证和相关的采购发票，我所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向邓某1购买速测卡的采购数量、单价和采购金额是这样的：1、2010年8月23日购货一次，其中购买盐酸克伦特罗速测卡5000片，单价14.8元，金额74000元；莱克多巴胺速测卡1000片，单价14.8元，金额14800元。2、2011年一共购货四次，其中购买盐酸克伦特罗速测卡10500片，单价13.8元，金额144900元；莱克多巴胺速测卡5390片，单价14.5元，金额78155元；沙丁胺醇速测卡1000片，单价25元，金额25000元。3、2012年一共购货四次，其中购买盐酸克伦特罗速测卡7675片，单价13.3元，金额102077.5元；盐酸克伦特罗速测卡3000片，单价13.8元，金额41400元；莱克多巴胺速测卡1000片，单价14.5元，金额14500元；莱克多巴胺速测卡3400片，单价14元，金额47600元；沙丁胺醇速测卡1018片，单价24元，金额为24432元。4、2013年一共购货三次，其中盐酸克伦特罗速测卡7500片，单价10.5元，金额78750元；莱克多巴胺速测卡7500片，单价12.5元，金额93750元；沙丁胺醇速测卡4900片，单价15元，金额73500元。5、2014年一共购货四次，其中盐酸克伦特罗速测卡9000片，单价9.5元，金额85500元；莱克多巴胺速测卡9000片，单价11元，金额99000元；沙丁胺醇速测卡8380片，单价12.5元，金额104750元。我所向邓某1的公司采购检测卡的货款都是统一由财政直接支付的，通常是邓某1送货来时，把发票一并先拿来给我所，然后我所再办理申请财政支付手续，审批后再由财政直接转账支付货款。
邓某1给我动物卫生监督所回扣款的计算标准是随着速测卡的单价下降有所调整的，每次如果返还标准有调整，邓某1都会预先跟我们说，我们也都同意这样操作。经我对照采购发票和凭记忆，具体是这样的：2010年的返还标准是：盐酸克伦特罗速测卡约4元/片、莱克多巴胺速测卡约4元/片；2011年测卡单价比2010年降低了约1元/片，所以邓某1把2011年的返还标准相应调整了，返还标准是：盐酸克伦特罗速测卡约3元/片、莱克多巴胺速测卡都是约3元/片、沙丁胺醇速测卡约5元/片（因为2011年后我所有购买该产品）。由于2012年速测卡的单价与2011年相比，没有大变动，所以邓某1没有调整过返还标准，保持与2011年的标准一样。2013年速测卡的单价下降了大约2元多/片，尤其沙丁胺醇速测卡的单价差不多下降了一半，所以邓某1也相应将返还标准调整了，2013年的返还标准是：盐酸克伦特罗速测卡约2元/片、莱克多巴胺速测卡约2元/片、沙丁胺醇速测卡约3元/片。2014年速测卡的价格继续下降，邓某1又相应调整了返还标准，返还标准是：盐酸克伦特罗速测卡约2元/片、莱克多巴胺速测卡约2元/片、沙丁胺醇速测卡约2元/片。
按照上述我所与邓某1约定的返还给我单位回扣款的标准，乘以我单位每次购入相应速测卡的数量，就可以计算出邓某1每次返给我单位回扣款的数额。经我对照采购发票，可以计算出具体每次邓某1返还给我单位回扣款的数额是：2010年：24000元，2011年：52670元，2012年：50315元，2013年：44700元，2014年52760元。综上，2010年8月至2014年11月期间，在我所向邓某1的公司采购盐酸克伦特罗速测卡、莱克多巴胺速测卡和沙丁胺醇速测卡的过程中，邓某1返还给我单位的回扣款合共约为224445元。邓某1每次给我们动监所回扣款都是现金，都是用信封包装好的，在2012年5月雷某1调去农业局之前，由邓某1交给雷某1；2012年5月之后，即雷某1调职后，由邓某1交给我。邓某1是为了让我动物卫生监督所以后都向他采购瘦肉精速测卡，使其获得更多的销售利润，所以就送给我单位回扣款，我动物卫生监督所收受邓某1送给的回扣款后，也一直在向邓某1采购瘦肉精速测卡。
是我们动物卫生监督所的领导班子（我是所长，雷某1和黎某1是副所长）集体商量决定收受广州汇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老板邓某1送给的回扣款的。2010年8月至2014年11月期间，从邓某1送给我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回扣款中，我个人共分得约79100元；黎某1共分得约68000元；袁某1共分得约24000元；2010年8月至2012年5月期间，雷某1共分得约31100元，2012年5月雷某1调到农业局上班后，我所于2012年9月向邓某1采购检测卡那次，我从我个人收取邓某1的回扣款中拿出2000元给雷某1；剩余的好少部分就放在我处保管，等过节时我就发给财务室及物资保管室相关6个人员，每年合共约4000元。只有我和雷某1、黎某1三人知道回扣款的事情，我所其他人并不清楚。我收取的回扣款主要是用于我日常家庭开支花去了。
2006年至2012年春节期间，每年的中秋节和春节，我所都会到长江食品有限公司收取一笔好处费，其中中秋节收取2万元、春节收取3万元，每年一共收取5万元。后来因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所以从2012年中秋节开始，我所就没有继续在长江食品公司拿取好处费了。综上，2006年至2012年期间，我所一共向长江食品公司收取了33万元的好处费。长江食品公司是以“业务费”、“赞助款”的名义送上述好处费给我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我所收取长江食品公司送给的上述好处费时，一开始的时候我所有出具收据给长江食品公司，后来，长江食品公司不再要求我所出具收据，所以，我所也就不再出具收据了。
长江食品公司之所以要送上述好处费给我所是因为我所对长江公司有监督管理的职权，该公司下属的多个屠宰场的生产经营及猪肉销售等都受我们动监所监管，长江公司下属屠宰场的生猪屠宰检疫及养猪场改扩建项目出栏数证明等，都需要我动监所的支持和帮助，所以，长江食品公司为了能在经营过程中得到我所的支持和帮助，就送了上述好处费给我所。我所给予长江食品公司的支持和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长江公司养殖的生猪，在生猪出栏时都需要我动监所检疫，我动监所配合及时做好检疫，出具检疫证明，长江公司养殖的生猪才能及时屠宰销售，能够获取更多经营利益；二是长江公司申领国家补贴款过程中，我动监所没有认真核实，为长江公司出具相关的出栏数证明，使长江食品公司能够顺利地申报国家补贴资金。
我所收取的长江食品有限公司送给的上述33万元好处费中，我一共分得33000元、雷某1一共分得33000元、黎某1一共分得20000元。其他的用于我所节假日给相关领导和部门送礼开支花去。上述长江食品公司送给的好处费，没有分给过我所其他工作人员。我所收取长江食品公司好处费及按上述方式进行分配是我所的领导班子（我是所长，雷某1和黎某1是副所长）集体商量决定的。
6、证人证言：
（1）证人雷某1（原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副所长）的证言，其证实其与余卓荣、黎某1、邓某1一起商量瘦肉精速测卡采购事宜及邓某1提出返还回扣款给监督所的标准、收取的回扣款的分配等情况与被告人余卓荣证实的情况基本一致。另外还证实：后来我听余卓荣说由于检测卡市场价格的变动有所下降，邓某1也把回扣的标准调低了一些，但是具体调到多少，我印象中余卓荣也曾经跟我提过，但是我现在也记不起了。通常邓某1每次送货来我动监所时，就会把该次采购的回扣款送来给我单位。在我2012年5月到农业局上班前，余卓荣通常是指示我每次负责收取邓某1交给我动监所的回扣款的，如果我有时不在单位，有时我就告诉余卓荣由他收取。邓某1每次交给我的回扣款都是现金，并且都是用信封装着的。我动监所合共收取了邓某1多少回扣款的金额我现在记不起了，但是可以根据我动监所财务室保存的采购发票等资料，按照我动监所每次采购的检测卡数量乘以邓某1约定每片检测卡给予的回款标准就可以计算出我动监所每次收取邓某1的回扣款，然后再合计就可以计算出我动监所合共收取邓某1回扣款的金额。第一次收取邓某1交来的回扣款时，我和余卓荣就商量好决定把邓某1给予我们单位的回扣款用来大家分，即余卓荣、黎某1和我每人一份，再分一点给主管领导袁某1，另外留一小部分给单位的有关员工。2010年至2012年5月期间，我个人分得的回扣款大约是3万元左右；2012年下半年，我已经到农业局正式上班后余卓荣又给过我2000元回扣款；综上，我个人合共从邓某1给予我单位的回扣款中分得约33100元。我分得的钱用于个人生活开支了。
我在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担任副所长期间，从2006年至2011年每年中秋节、春节以及2012年春节期间，我动监所共以业务费的名义从长江食品公司拿取了33万元。都是我和余卓荣经手去拿钱的，有时我和余卓荣一起去，有时余卓荣没空叫我自己去拿，我拿钱回来后都会告诉余卓荣并把钱交给余卓荣。上述款项都放在余卓荣处保管，由余卓荣支配使用。其中大部分钱由余卓荣及我拿去送礼给有关部门人员包括农业局的有关领导或宴请他们吃饭。其中每次中秋节我分得约2000元、春节分得约3000元，至于黎某1分有多少不清楚，余卓荣负责分给他的。长江食品公司之所以要给钱我动物卫生监督所是因为江某1的长江食品公司下属很多猪场，我动监所有权监督管理猪场的防疫检疫工作，是我动监所的管理对象。而且长江食品公司下属猪场近年以来陆续申报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扩建项目，也需要我动监所出具出栏证明，每次我动监所在没有进行实地查看的情况下就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出具出栏证明。因此，江某1给上述钱我动监所作为好处，目的就是为了我动监所在防疫检疫工作、办理相关手续方面多多支持他的猪场。
（2）证人黎某1（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副所长）的证言，其证实其与余卓荣、雷某1、邓某1一起商量瘦肉精速测卡采购事宜及邓某1提出返还回扣款给监督所的标准、收取的回扣款的分配等情况与被告人余卓荣、证人雷某1证实的情况基本一致。另外还证实：在2010年8月第一次邓某1与我们商量回扣款的时候，邓某1是说按照每片检测卡约4元的价格返还钱给我单位的，我听余卓荣也说过由于检测卡的价格后来降价，邓某1也调整了计算回扣的标准，但是我没有具体问余卓荣这些事情，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后来回扣标准如何，余卓荣就比较清楚。我动监所每次采购在财务室都有保存相关发票和票据资料的，如果翻查我动监所这些采购资料就清楚我动监所向邓某1采购瘦肉精检测卡的数量和金额了。将动监所向邓某1采购瘦肉精检测卡的实际数量乘以每片检测卡的回扣标准，就可以计算出动监所一共收取了邓某1回扣款的金额。我记得我所第一次采购检测卡的回扣款是雷某1负责收取的，之后我动监所采购检测卡的回扣款具体由谁负责我不清楚，因为余卓荣没有叫我收取过，余卓荣比较清楚。第一次收取邓某1交来的回扣款的第二天，余卓荣和雷某1就商量好决定把邓某1给予我们单位的回扣款用来大家分，即余卓荣、雷某1和我每人一份，另外留小部分给单位的有关员工，当时我默认同意。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我个人从邓某1给我单位的回扣款中分得大约68000元，全部用于我个人日常生活开支花去。
证人黎某1证实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收受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好处费的数额及上述好处费的去向、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在日常工作中给予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支持和帮助等情况与被告人余卓荣、证人雷某1所证实的基本一致，另证实上述收取长江食品公司的好处费在监督所内部，只分给余卓荣、雷某1和其，其他的由余卓荣和雷某1负责去送礼给相关领导、外单位业务联系部门，没有分给监督所其他工作人员。其中中秋节分给其1000元，春节分给其2000元，自2006年至2012年期间，其个人一共分得20000元。
（3）证人袁某1（原台山市农业局副局长）的证言：我记得从我分管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以来，2010下半年开始至2014年期间，余卓荣共送给我23000元，每次都是在我办公室交给我一个黄色牛皮信封。余卓荣管理的动物卫生监督所没有正规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如果有帐外收入，主要是采购消毒水、速测卡等用品的回扣，还有一些老板给的赞助费。所以他给我的钱应该是来源于上述帐外收入，但他每次都没有跟我明说。
（4）证人邓某1的证言：汇众公司、程翔公司、悦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我（悦翔公司成立时法定代表人是我妻子刘某1，2014年1月的时候悦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我），上述三家公司最初的股东都是我和刘某1，在2014年年初的时候，刘某1将她在上述三家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我，同时刘鸿杰加入为上述三家公司的股东，但是刘鸿杰只各占上述三家公司5%的股份。刘鸿杰没有在上述三家公司的出资，只是在上述三家公司挂名，并没有参与出资及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活动。汇众公司和程翔公司从2014年10月左右开始基本上没有在经营了。上述三家公司的经营范围大致一样，都是生产、销售食品安全检测试剂、检测卡、防疫物资等。
我公司有供应盐酸克伦特罗快速检测卡、莱克多巴胺快速检测卡和沙丁胺醇快速检测卡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在2010年至2011年前，我不确定是以悦翔公司还是程翔公司的名义（以发票落款记录的为准）供应瘦肉精检测试剂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但是2011年汇众公司成立后，我大多数是以汇众公司的名义供应瘦肉精检测试剂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各种类型的瘦肉精检测试剂的价格具体是多少我不记得了，一开始盐酸克伦特罗检测卡、莱克多巴胺检测卡每片大概是10几块钱；沙丁胺醇检测试剂价格稍高一点，是每片二十几块钱。之后三种检测试剂都有调整过价格，调整后具体价格如何我不记得了。具体以合同为准。我公司每次供货都会与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签订合同，有时我直接拿合同过来签，有时会将合同快递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一般是我公司先发货，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后付款，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汇众公司的银行账户（开户行是交通银行）。我公司收到货款后有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开具发票，都是我公司先开好发票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该所过一段时间再划款给我公司。我或者我公司跟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没有经济往来。
在第二次庭审中邓某1证实其在供应瘦肉精检测卡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过程中，有给过该所回扣款10多万元，一开始回扣标准是2元一张，后来是1元一张，商量给回扣款监督所一事时余卓荣、雷某1、黎某1均在场，其三人均知道回扣款的标准，每次其都是当着三人的面将钱交给雷某1，当雷某1调走后，其就将钱交给余卓荣。余卓荣等三人收取相关回扣款后如何处理其不清楚，但商量时有说过是单位的一些业务花费。
（5）证人马某1（原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的证言：我于1996年至2013年6月期间在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我在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期间，该所有发过现金给我。我记得从2010年开始，每年在中秋节、春节的时候，所长余卓荣都会给我一个红包，其中中秋节300元、春节500元。2013年6月我离开该所后余卓荣就没有载给我红包。因此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所长余卓荣给我的红包合共有2900元。余卓荣给我的上述红包的来源如何我不清楚，当时余卓荣没有说，我也没有问。
（6）证人陈某5（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出纳）的证言：我于1997年7月至今一直在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担任出纳。我在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期间，该所有发过现金给我。2010年下半年至2014年中秋节期间，每年在中秋节、春节，所长余卓荣都会给我过节费，其中中秋节300元，春节500元。因此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所长余卓荣给我的过节费合共有3500元。余卓荣认为我们工作辛苦，就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给我们过节费。余卓荣给我的上述过节费的来源我不清楚，当时余卓荣没有说，我也没有问。
（7）证人陈某4（台山市农业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的证言：我于2009年至今在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下属的事业单位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2010年下半年至2014年中秋节期间，每年在中秋节、春节，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余卓荣都会给我300元的过节费，因此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余卓荣共给了我9次过节费，合共是2700元。余卓荣给我的上述过节费的来源我不清楚，当时余卓荣没有说，我也没有问。
（8）证人江某1（长江食品公司董事长）的证言：2006年至2012年期间，我公司在中秋节、春节期间都会送钱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其中中秋节给2万元、春节3万元，每年合共送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5万元，因此，在2006年至2012年年中，我公司共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33万元。我公司之所以要送上述33万元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是因为我公司下属猪场的生猪屠宰检疫、死猪补贴、改扩建项目出栏数证明等，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有权监督管理，因此，我公司为了搞好与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让该所在上述工作中给予支持和帮助，所以送钱给该所。
台山长江食品公司下属红星猪场（现已撤并）、汶村猪场、海宴猪场、烽火角猪场、台山市种猪场、端芬猪场、红岭猪场、岐山猪场都申请过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扩建补贴项目，具体情况以相关档案资料为准。我长江食品公司以“台山市种猪场”的名义申请上述改扩建补贴项目是不符合条件的，因为当时属于新建猪场（实际未建设），实际还没有投入生猪生产养殖，所以该猪场的上一年生猪出栏数是不可能达到生猪标准化补贴出栏数标准的。我公司申报上述补贴的资料《申报单位基本情况表》显示“猪舍建筑面积7568平方米，猪舍总栋数18栋，年上市种猪7159头，供农户种猪苗2156头……”等内容是不属实的，是伪造的，目的就是为了领取80万元生猪标准化补贴款而制作的。2011年下半年，台山市财政局将上述80万元生猪标准化补贴款划拨到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的账户。
（9）证人戴某1（原长江食品公司出纳）的证言：我于2006年2月至2013年3月担任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出纳，期间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有来我们长江食品公司领取过一些费用，这些费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发票的，该发票是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的，表示收取我公司的检疫费；另一种是没有发票的，这些费用一般是中秋节、春节等节日期间，我公司财务甄某2给我一张有江某1签字同意支付的支付凭证给我，由我准备好相应的现金，交给动物卫生监督所。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拿钱后都没有任何收据和发票给我公司的，通常每次中秋节拿1至2万元，每次春节拿2至3万元。这几年期间，由我经手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钱共20多万元。长江食品公司之所以要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上述款项，是因为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对我公司生猪屠宰等业务有监督管理职责，我认为我公司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上述款项是为了处理某些利害关系，同时给我公司经营生意提供方便。
（10）证人甄某2（长江食品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有送钱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2009年之前称为“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2006年至2012年，每年中秋节给2万元，春节给3万元，我公司合共送了大约33万元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相关工作人员，具体金额以查账为准。每次都是该所所长余卓荣带一名女出纳来拿钱，或者是余卓荣和雷某1来拿钱的。我公司都是以现金形式交给余卓荣等人的。我长江食品公司之所以要送上述33万元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相关工作人员是因为长江食品公司下属养猪场的生猪都要经过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检疫才能上市屠宰，为了让该所少收相关检疫费；另外，长江食品公司申请相关国家补贴与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有业务往来，为了在业务往来的过程中，得到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支持和帮助，江','2018-09-23
16:43:39',0,'web',NULL),(13403211,'2d35aa00-1899-44a7-ac7f-354d4015f86c','$(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53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620\",\"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审判程序\":\"一审\",\"案号\":\"（2015）宽民初字第871号\",\"不公开理由\":null,\"法院地市\":\"长春市\",\"法院省份\":\"吉林\",\"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2d35aa00-1899-44a7-ac7f-354d4015f86c\",\"案件名称\":\"闫海燕与刘庆峰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法院名称\":\"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宽城区\",\"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null,\"诉讼记录段原文\":\"本院在审理原告闫某某诉被告刘某某离婚纠纷一案中，原告闫某某于2015年9月30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451263587000)\\\/\",\"案件类型\":\"2\",\"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闫海燕与刘庆峰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tdSource\").html(\"闫海燕与刘庆峰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5）宽民初字第871号\");$(\"#hidDocID\").val(\"2d35aa00-1899-44a7-ac7f-354d4015f86c\");$(\"#hidCaseName\").val(\"闫海燕与刘庆峰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5）宽民初字第871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620\");$(\"#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离婚纠纷\"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5-09-30\"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闫某某,刘某某\"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四十五条\',法条内容:\'第一百四十五条
系统尚未收录或引用有误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闫海燕与刘庆峰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PubDate\\\\\":\\\\\"2015-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