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沧民初字第105号
原告天津市至诚信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北辰区都旺新城竹芳园1-14。
法定代表人赵云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厚绪，河北海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程军林，河北海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沧州广源泰管件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盐山县盐塔路高龙潭段。
法定代表人刘国强，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刘国强。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王振涛，湖北广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天津市至诚信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至诚信达公司）诉被告沧州广源泰管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沧州广源泰公司）、刘国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津至诚信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云超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厚绪、程军林，被告刘国强及二被告委托代理人王振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被告口头约定由被告为原告代销钢材，且已履行多年。后原告委托被告租赁了盐山县五里窑丰业后院作为库房，原告将钢材由相关公司运输至该库房后向外销售，原告雇佣员工处理发货事宜。上述租赁费、员工工资和库房运营的一切费用均由原告承担。在此期间，被告可以自己名义对外销售，但价格不能低于原告的定价，超出部分作为被告的代销费用。至2014年6月21日止，该库房内原告尚未销售的钢材共计1600余吨，价值1050万元。近期，被告的行为显示其严重不利于合同履行，且严重损害原告权益，双方之间的代销合同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能，特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解除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的委托代销关系；2、确认存放于盐山县丰业后院内1600吨钢材为原告所有；3、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1600吨钢材或1050万元现金；4、二被告对原告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沧州广源泰辩称，1、双方之间没有代销合同，不存在合同解除和返还问题。2、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中的钢材属确认之诉，原告应当举证被告处钢材为其所有。
被告刘国强辩称，1、追加被告刘国强没有明确诉讼请求和具体的民事责任，对刘国强的起诉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当驳回起诉。2、沧州广源泰属于独立法人，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原告追加刘国强为本案当事人没有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一、原告与刘国强往来对帐明细（2013.1.1—2014.5.31）45页。证明：1、双方存在代买关系，每月对帐一次，被告始终拖欠原告货款。2014年5月31日被告代卖货款全部付清，与货场内的钢管无关。2、货场承包费用、运营费用、维护费用由原告支付，货场的实际租赁人、使用人为原告，被告只是代为与出租人签订租赁承包合同。3、货场内的天车、增添设备电葫芦由原告出资购买，所有人为原告。4、货场直接购买的钢管由原告付费，货场内的货物及设施、设备亦为原告所有，且有原告方派人看管。5、帐目显示‘天津通知，某某提’的是原告自己销售的货物。显示‘吨位、价格及总货款’的是刘国强代卖的，并以此作为双方结算依据。之所以与刘国强合并对帐，是为了防止货物丢失，与库存进行比对。6、钢管出货频繁、小额，符合代买零售的特征。
经质证，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对该证据的证明力只是推理，在对帐单上并没有记载。推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只有明确记载的东西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对帐单上记载了两种销售情况，一种是原告自己销售，一种是被告销售，原告以对帐单来确定原、被告之间具有代销关系没有证据支持。代销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其产生、变更、消灭均要求有记载，仅凭对帐单不能确定双方的代销关系。被告对该场地租赁的事实不可争议，原告使用被告租赁的仓库进行经营，其支付适当合理的费用是应该的，也符合民事活动的等价有偿原则。原告主张添置设备的问题，需要举证证明。
二、电动葫芦及天车购置清单。证明：1、2013年1月份，原告委托被告刘国强代为修理货场电动葫芦，被告刘国强组织人员维修，刘国强书写的预算维修清单共计23000元。此费用在2013年4月份对帐明细中予以抵扣。2、原告委托被告刘国强购置天车，被告刘国强出具购置明细共计为203585元（其中包括5万元承包费），天车合计购置价值为153585元，该证据可与录音5相互佐证，证明货场内天车为原告所有。
经质证，被告沧州广源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手写和打印的，没有任何的签字和盖章，只是原告的主张。被告刘国强对电动葫芦手写清单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是其书写。
三、录音光盘1张
四、录音文字整理12页。
录音一（6月21日上午9：00左右）证明：1、被告刘国强对货场钢管总量不知道，间接证明货不是被告刘国强的。2、2014年5月31日之前双方货款结清，同时刘国强认可在5月31日之后至双方对话时从货场提出过钢管，录音可以印证证一的真实性，进一步说明双方是代售关系。3、之前货场一直是原告员工常某进行看管，若是被告货场，无此必要。4、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通过传真对帐，亦可印证证据一的真实性。
录音二（6月21日下午2：00左右）证明：被告刘国强的儿子知道钢管是原告的，被告刘国强无能力存有涉案钢管，钢管不是被告刘国强的。
录音三（此时刘国强控制货场）（6月21日下午4：00左右）。证明：1、被告刘国强认可其无1000多万的资金购买货场钢管，货不是刘国强的，要不刘玉堂也不会骂刘国强。2、进一步给赵云超施压，让其认头出750万帮其还帐，否则就卖钢管。表明货是赵云超的，若是刘国强的，卖货无需和赵云超协商。
录音四（与录音三系一次录音，中间接电话双方通话暂时中断）证明：被告刘国强让赵云超帮其还债750万和出卖钢管二选一，表明货是赵云超的，否则卖货无需经赵云超同意。
录音五证明：1、刘国强可以将超出750万元货值的货物给赵云超剩下，表明货是赵云超的。2、货场的实际租赁人、使用人是原告，刘国强只是代为签署租赁协议并代为支付租金。3、货场运营费由原告支付，货场及天车是原告方的，小常的支款与2014年5月传真明细吻合，进一步佐证传真明细的真实性。4、刘国强进一步给赵云超施压的事实，让赵云超帮其还的750万中有350万的赌债。5、银行贷款4号到期，还款一事没有缓的余地，被告刘国强说卖750万够还债后，剩余的货或钱给赵云超，表明货是赵云超的。6、刘国强控制货场占有货物自己理亏，不让找其家里人，并表示只要750万元平事，不给就不让赵云超出货，并以贱卖货物相威胁，表明货是赵云超的。
录音六证明：750万元债务与赵云超无关，与货场货物也无关，刘国强让赵云超白给其750万元还债，否则就侵吞货场货物，变卖原告货物还债。
经质证，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1、光盘不是原始证据是传来证据，可以通过剪辑翻录等形式形成，对其真实性有异议。2、录音的形成是在何种情况及背景下形成均没有证据证明，该证据的来源不具有合法性。对具体内容不发表意见。
经询问刘国强本人，被告刘国强认为该录音前面少20多分钟，后面也少了几句，有的听得清有的听不清，能听清的部分其也记不清了，其表示不知道该录音是否是其与赵去超的通话，是否是其本人的声音。
原告另补充：证据三形成于2014.6.21日，货场内帐目丢失是在2014.6.20日，帐目丢失后常某立即给赵云超打电话，赵云超立即从天津赶到货场与刘国强说这个问题，刘国强不认可。6.21日双方又进行了多次会面。录音一是上午，录音二是赵云超根据上午与刘国强的谈话与刘帅谈。录音三是刘帅与刘国强说了这个问题，大概是下午4点，刘国强说不让找他家里人。被告对录音的内容进行了刻意的回避，没有提到录音是不是他说的，说的内容是否与事实相符，是在故意回避本案钢管归谁所有这个核心问题。如果被告不认可录音是他说的，可以进行鉴定确认，
五、库存盘点5页及发票。证明：原告留存的货场库存，该库存与原告的购货发票对应，证实库存系原告购买。其中在法院查封的前一天，被告组织人员从货场内强行运走3车钢管，包括在丢失中（刘国强在6月1日至20日出货77.21吨，现其否认），该库存明显与盐山法院查封明细不相对应，也说明被告对仓库的真实情况不掌握。
经质证，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确认。认为：1、发票是孤证，只能说明购买了，现存放何处需要证明。2、发票计量单位是吨，而库存清单是以支为计量单位，二者不是同一计量单位。3、即使发票是真实的，其只反映了进货情况，库存是进货减去销售后的余额。
被告刘国强质证后认为，丢失的时侯小常还在，丢失的货物不是其弄走的。
六、原告与山东墨龙、黄石山峰工贸、成都金榜物资公司、烟台山木冶金公司、浙江明贺钢管、聊城鑫源鹏公司购销合同、发票及付款凭证。证明：货场中的货物均是原告从各生产厂家购买，货物所有人为原告。原告方的进货不只限于该六家，只是选择其中的一部分。
二被告代理人质证后认为：1、该六组证据选择的是部分证据，不能反映原告进货的全部情况，其只能证明部分案件事实。2、该六组合同均是原告与第三方签订的合同，合同的具体履行没有体现，履行后的结果作为买方的货物存放地仍没有体现，综合以上两点，该六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该证据是片面的证据。
七、湖北黄石冶钢至河北盐山丰业库运输协议2份、山东青州三和物流运输协议16份。
八、运费付款银行明细26页。
证据七、八证明：原告购买货物后，通过运输公司运至货场，一部分运费由刘国强先行垫付后再抵扣，另一部分运费原告通过银行直接转帐支付承运人。证明货物为原告方所有。这也只是部分，不是全部。
二被告代理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1、湖北黄石冶钢至河北盐山丰业库运输协议，该合同一方主体是自然人，对其基本情况及签字真实性均有异议。另外，该合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打印一种是手写，手写的部分由一人书写，而且该合同是否实际履行没有具体显示。2、山东青州三和物流运输协议，乙方是自然人，对签字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合同显示卸货地点是盐山没有具体的目的地，该合同是否实际履行没有记载和显示。3、运费付款银行明细没有银行的盖章进行确认。收款人没有显示，是否是合同当中的主体不知道，没有合同上的任何一个主体出现。
九、2014盐民初字第1339号民事裁定书及查封公告2页。证明：被告刘国强提交给盐山法院的库存明细与事实不符，该库存清单是原告之前的一份清单，至案发时，货场进行了补出货，故库存发生变化。若是刘国强的钢管，刘国强不可能不知库存真实状况，但原告对库存非常清楚，反映出钢管是原告的。
被告刘国强质证后认为，库存单不可能一个月一打，盐山法院查封后要求有一个库存表。当时电脑坏了，法院着急要，就在车上拿了一份，法院说盖上章就行，这是三、四月份的库存清单。
二被告代理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查封公告记载的数量，法院是否在现场做的保全清单不清楚。
十、根据原告天津至诚信达公司的书面申请，沧州中院调取了盐山法院、盐山公安局对刘国强的询（讯）问笔录。盐山法院询问笔录证明：盐山法院查封清单来源于刘国强，清单只有支数，没有吨数，货不是刘国强的。公安局讯问笔录证明：1、刘国强认可200吨20G钢管、10吨的天车葫芦、三间活动板房、20-30吨合金钢板是赵云超的，并声称其余都是刘国强自2010年以来买赵云超的。这一内容恰恰证实货场和货场内钢管为原告所有。刘国强在公安局及盐山法院的说法是矛盾的。2、在2014年5月31日结清了赵云超的全部欠款，进一步佐证证一的真实性，双方在5月份确实结清了代卖部分的钢管，但被告此种说法意将从原告货场代卖钢管混淆成库存钢管都是买原告的。3、刘国强说2010年3月从赵云超处进货，2013年成立了广源泰，2013年6月用钢材抵押从银行贷款及时结清往来款。对方律师却说刘国强与本案无关系，律师说法与刘国强的说法矛盾。4、刘国强购买每一笔货物都有记录、付款亦有记录。至今刘国强都没有提供，其只能提供代售部分的。5、刘国强表示，与赵云超交易是货到付款、有时也是卖出后再付款。货到付款说法虽然虚假，但表明刘国强认可货是原告从厂家购买并运输至货场，有时也是卖出后再付款的说法，实际就是双方之间的代销行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
经质证，二被告代理人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两份证据是刘国强对案件的陈述，不适用证据的系列，至于钢管的归属问题，法院应当根据双方举证及案件事实进行确认，该两份笔录与本案没有关系。
十一、沧州广源泰公司工商档案13页。内容为：沧州广源泰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20日，股东为张广军，注册资金70万元，2007年11月，陈志刚对公司注资100万元，公司股东变更为张广军、陈志刚，注册资金170万元。2013年3月22日，刘国强出资100万元，马志刚出资70万元，买受了公司全部股权。2013年10月8日，邱秀香（刘国强的妻子）出资70万元，买受了马志刚的股份。公司2012年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为179万，2013年5月资产总额是179万多，负债184415.56元。上述档案证实：1、刘国强于2013年3月份买受广源泰股份系平价买受，2013年10月邱秀香也是平价买受股权，若广源泰有如此巨额钢材，不可能如此低的价格买受。2、广源泰公司档案显示也没有如此巨额的资产。
经质证，二被告代理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公司的注册资本及资产、负债是不同的概念，沧州广源泰公司是贸易性公司，其经营的产品属于流动资产，在工商档案中不能反映也是正常的。
十二、原告申请证人常某、张某甲、刘某甲到庭作证。
证人常某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其是原告公司的员工，2011.12.13日到天津公司工作，2012.5.8日来盐山，2014年6月24日离开盐山。在盐山工作期间，负责看管盐山仓库及装卸货，货物有山东墨龙、聊城的，也有浙江、成都的。货来了之后，单子给刘国强，天津公司打电话报帐，以方便入帐。出货时天津公司打电话通知，天津公司的有出库单，刘国强自己卖的没有，上面有单价的是刘国强卖的。天津公司出的货报给刘国强，刘国强自己出的货不写单子，月底刘国强与天津公司对帐。月底对帐的时侯，天津公司自己销售的货物记下来，刘国强代销的货物一个对帐单，由刘国强发给天津公司。平时的运营费是刘国强垫付，月底在货款中抵扣。在盐山打了三年工，库存情况都知道。现在入库、出库的凭证都被刘国强销毁了。仓库及货场货物是原告的，租赁费是天津公司出的，原告与被告之间是代销关系。
证人张某甲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其是原告的员工。2010年3月到公司工作，主要负责业务，公司进货后主要发往天津和盐山两个地方，发货都是随机的，盐山仓库入库手续是：货到盐山后，由常某给其打电话，其在来货中记录。货物票据都是由小常保存，小常报给刘国强，刘国强才知道我们来了什么新的钢管，才能卖货。刘国强销售的货我们不知道卖给谁。刘国强卖的钢管自己收回款，月底他再和我们对帐。不是每个月都有库存清单，如果仓库的货比较乱，就会核实一下，随机出库存清单。本案争议的库存清单是6月21号出事的头一天，根据对帐单的往来明细资料确定货是我们公司的，公司与刘国强之间是代销关系。每个月底刘国强售出的货物由刘向天津公司报帐是为了核对库存。常某在盐山负责收发货，小常代表公司相当于保管。
证人刘某甲陈述的主要内容为：2012.5-2014.4.30日是原告的员工，现在不在原告处工作了。之前在原告处负责货物的收、发、装、卸与看管。在盐山有五、六个人，有常驻的和临时的，其和小常是常驻的，二人对仓库共同管理。入库和出库的票据由其和小常共同保管，最后拿回天津总公司。原告与刘国强之间是代卖关系，刘国强想卖货时跟天津公司说或跟他们说，之后给刘国强货，刘国强不知道哪根管子在哪。离职后因与小常经常联系，知道一些公司的情况。
以上三证人证明：天津至诚信达公司与二被告之间是代卖关系，库存的货物及设施归原告所有。
经质证，二被告代理人对三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认为：1、证人证言的效力最低，证人作证受到环境、情感、经济关系等社会因素的制约，证人证言的可信性很低。且三个证人均是原告公司的员工，某些还具有亲友关系，因此，对证人证言的效力问题提出质疑。2、三证人称原、被告之间是代销关系，但原告出示的所有证据中没有书面的代销合同，代销关系是否存在需要法院去认定，证人说是代销关系，可见证人在出庭前已经作出了必要的沟通。3、第一位证人到盐山前，原、被告之间已经有了经济来往，也就是说原、被告之间是什么民事关系，是发生在证人之前而不是证人之后，所以原、被告是代销还是买卖关系有待于开庭进行确认。
十三、为证明货物运输情况，原告申请证人王某、杨某、刘某乙到庭作证。
证人王某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有一物流公司，从2010年开始给原告运送货物，与原告是业务关系也是朋友关系，天津公司与三和物流公司的协议都是我签订的，天津至诚信达从山东墨龙运送的无缝钢管运输地点在盐山五里窑。业务操作流程是：需要装货时，天津公司的张经理给我打电话，我给货车司机打电话，之后联系去盐山具体地方。货车司机到墨龙厂后说装原告的货，墨龙公司对上车号后让车拉货。
证人杨某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是货车司机，挂靠海兴县惠诚运输公司。2014年上半年从山东墨龙给天津至诚公司拉钢管运至盐山丰业公司的仓库，拉钢管的业务是三合物流公司的王某联系的。装货的流程是：三合物流公司把我的车号报告给墨龙公司，墨龙公司看了车号就知道我拉至诚的货。厂家给的单据交给卸货人常某，至诚公司把运费给我打卡上。
证人刘某乙陈述的主要内容为：2013年至2014年上半年，从山东墨龙给天津至诚公司拉货，到盐山丰业院里卸货，卸货时找一个姓常的胖子。拉货的活是王某联系的，运费至诚公司给我打卡上。
经质证，二被告对三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
十四、证据1、第二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一标注了钢管来源的发票号，都是与业务单位往来的发票。传真件证实货物都是丰业库出库的，都是原告自行购进的，进一步佐证传真件不是被告的出货记录，而是我方的出库记录及刘国强代买我方的货物明细。证据2、盐山县福圆钢管有限公司与隆盛钢管有限公司的证明及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两个公司的出库单。证明：原告购买的钢管运至该两个公司进行扩管，扩好后原告派人运走，该部分钢管原告购买后通过扩管变更了规格，说明一部分没有发票是因为通过扩管变更了规格。证据3、京东公司的销货单。证明：原告从该公司购进74吨的钢管，该型号的钢管与现在的库存情况相吻合。该组证据证明，仓库中现有的货物系原告方购买的，在仓库中销售出去的货物也是原告方购进的。
经质证，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据1、证明原、被告之间有买卖关系，双方每月进行结算，也就是说被告很多的货物来源于原告，原告是被告进货的主要渠道。如果上边打印的内容是原告之前开庭提交的内容，我方予以确认，不一致的内容我方不认可。对手写部分的真实性我方不认可。证据2、作为证人证言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内容不属于书证证明的内容，无论从证据的形式及证明的内容看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具有法律效力。证据3、即使是原件，其真实性也无法确认，收据不是法律规定的流转形式，不能证明货物是否进行了流转。
十五、山东聊城鑫鹏源发货单四份及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系盖有山东聊城鑫鹏源公司公章的复印件）。证明：现库存中相应规格的钢管是我方从该公司购进，其中在发货单中有送货司机刘若瑞的联系电话及车牌号，上述钢管是由刘若瑞运至丰业仓库。
经质证，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1、发货日期是2013.11.23日，现在库存的货物被法院保全是2014年6月，可见原告购进货物应当是用于销售而不是存储和收藏。2、客户名称显示的是天津至诚信达，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钢管的实际流转，不能证明该货物已经发往本案争议的仓库，3、增值税发票复印件是厂家用来记账使用的，不是原告取得货物的发票。
十六、烟台山木冶金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发票6张（系盖有烟台山木冶金公司公章的复印件），烟台宝钢钢管公司出厂码单15张（系盖有烟台宝钢钢管公司公章的复印件）。证明：山木公司是一家贸易性公司，在宝钢公司进货后转卖给原告，由其代办托运，运至我公司的丰业仓库。我方与山木公司的发票标注的钢管规格，与宝钢公司的出厂码单是对应的，可以完整的说明货物的来源：宝钢公司生产后卖给山木公司，山木公司再卖给原告。同时我方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来源于我方的供货单位，供货单位给我方提供了相关证据后均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证明其真实性。
经质证，二被告认为：1、即使加盖了上游单位的公章也属于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2、原告在之前开庭时提交了货物的购销合同及增值税发票，已经证明货物的来源，本次继续举证证明货物的来源，两次的供货单位是不一样的，前后矛盾，也就是对同一批货物证明了两种不同的来源，两次的证据均没有真实性及证明力。其他同上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另，山木公司的证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其出具证据的日期是2014.12.23日，不能反应实际货物的流转过程。
十七、浙江鸣鹤钢管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及出库单（系盖有浙江鸣鹤钢管公司公章的复印件），孟村双河运输公司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从浙江鸣鹤公司购买相应规格钢管，并由双河公司运至盐山丰业仓库。我方提交的鸣鹤公司的出库单中有炉号，该号码可以确认钢管的唯一性，炉号相当于钢管的身份证，备注栏都有运输该批货物的货车牌照号，其中车牌号为冀J×××××的出库单，与我方第一次提交的浙江鸣鹤的购销合同中的发货传真是相吻合的。
经质证，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十五、十六。另补充：1、双河公司出具证明时间是2014.12.20日，运输有合同还要有履行，原告提供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证明货物进行流转。2、原告说的炉号，仍属于种类物而不是特定物，2012年生产的有，2014年生产的也有。出库单均是2012.11.20和2012.11.15日、2012.11.14日，且该出库时间至法院查封已经一年半，原告是一家贸易公司，是通过货物的流转买卖产生利润的，不是靠收藏产生利润，不能用一年半之前的出库单证明现在的库存。
十八、山东墨龙公司给原告的发货明细。庭审中，原告表明其没有调取山东墨龙发货单发票的原因是，墨龙发货单已经封存于墨龙博物馆，为了证明原告购进货物的事实，该公司给原告出具了发货电子统计表。
经质证，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1、这些只是主张，合同、增值税发票才是证据。2、墨龙与原告所有的业务来往，在之前开庭时墨龙向原告发货地点原告认可三个地方：天津、盐山、客户，在收货地点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能证明本案争议的事实。
十九、四川成都金榜公司增值税发票278份（系盖有金榜公司公章的复印件）及证明一份。证明：金榜公司是贸易公司，其在攀钢集团等进货后再转卖给原告，由其代办托运，发货至盐山的丰业仓库。我方认为，通过第三方的证据更有说服力，我方也可以提交相应的发票。
经质证，二被告质证意见同以上质证意见。刘国强另补充，作为公司开具发票后一联是本公司记账凭证，二联、三联给客户，原告应当提供自己入账的发票。
被告沧州广源泰公司、刘国强为证明其反驳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一、土地租赁合同及12、13、14年租赁费收条，证明盐山后刘仓库为被告租赁，原、被告共同使用。经质证，原告认为货场实际是原告委托刘国强代为租赁，相应的货场租金是刘国强垫付后在原告处报销，货场的实际租赁人、使用人是原告，而不是双方共同使用。2012年租金在2012年3月双方对帐中予以抵扣，2013年的租金在原告方提交的证据一中也予以了抵扣。2014年的租金因为刘国强想侵吞钢材，暂时没有抵扣，在原告方提交的录音中可以反映。当时原告称钱紧，所以其暂缓了抵扣，而不是其认为的不应当抵扣。2012年抵扣的单据我方已经提交。
被告刘国强当庭承认2012.3.9日及2013.4.25日付刘玉堂承包费5万元已在原告处报销，对其真实性无异议。
二、盐山法院贷款担保案材料，证明沧州广源泰公司贷款400万元至今没有归还，该款项用来购买管材。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沧州广源泰公司贷款400万元，该款项是否用于购买钢管不得而知。盐山法院贷款的案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称买钢材，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款的去向。
三、周边务村委会证明。证明村南有一个钢管交易市场，可以进行买卖。原告质证后，认为盐山、孟村有众多的钢材交易市场，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四、刘国强的农行卡及自2010-2014.5.31日的全部付款明细。
五、通过农村信用社向原告打款的收据。
六、原告向被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证据四、五、六结合原告举证的证据一对帐单，说明双方每月货物销售情况，证明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关系。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1、农行卡帐户明细，骑缝章不清晰，不能证明其真实性；被告举证的证明目的是自2010-2014.5.31日向原告方支付了大量货款，但被告方提供的明细没有转帐人的帐户，不能证明款项是向原告支付，其主张给付原告方1200余万元不存在。2、对证据五、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根据被告方认可的事实，被告方销售的所有钢管均是在原告处购买，被告在进货的同时不可能只做仓储而不进行销售，对正常销售的事实被告在庭审中始终是认可的，但是原告方也是苦于没有证据证实，根据被告当庭提交的证据，应当对证据本身及证据的载体予以完整性的审查与质证，仅从被告提供的五本帐册中看，被告方就与三、四个单位产生了5笔合金管的销售记录，且沧州广源泰公司为购买方开具了正式销售发票。能够证明的基本事实是：被告是根据销售情况向原告订购不同的货物，在原告处购买的钢管始终处于持续性的销售中。根据盐山本地钢铁市场的交易规则，销售开具正式增值税发票的业务量占销售量的比重低，大部分钢材销售是不需要增值税发票的，该5张发票只反映很小一部分量。
七、被告申请证人吴某、马某、张某乙、张某丙到庭作证。
证人吴某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与刘国强之间有钢管买卖关系，2012-2014年共卖给刘国强200多吨合金管，规格记不清了，买的谁的记不清了，卖给刘国强哪些也记不清了。
证人马某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与刘国强是钢管买卖关系，卖给刘国强的管子有：159、219、273、508的，从2012年起共卖给刘国强200多吨。
证人张某乙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与刘国强有生意上的往来，从2012年起共卖给刘国强200多吨管子，买卖按吨计价，付款有时是现金有时是承兑。
证人张某丙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与刘国强有生意往来，2012-2014年卖给过刘国强管子。
经质证，原告对四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1、四证人不能说明自己钢管的合理来源，也不能说明其卖给刘国强钢管的具体规格、数量，更不能证实上述钢管运至了丰业仓库。2、四证人均提到与刘国强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库存钢管没有任何关系，在第二次开庭中，刘国强的答辩中提到库存钢管与刘国强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只与广源泰公司存在关系。3、在本案争议的仓库附近有钢材市场是事实，而四人是孟村牛进庄乡的，他们是孟村东北新大公路肖庄子市场的，而不是盐山丰业市场的。被告称是在仓库附近购买的钢管，该四人所在的钢材市场不是在丰业仓库周围的市场。4、该四人均是个体小户零散经营，3年间被告在每人进货200吨左右，四人也就800吨，被告是经营性企业，不可能2012年买管子后一直放着。5、该四人是小户经营，他们购进的钢材品种规格零散，本案的钢管规格相对集中整齐，一般的小户不会经营这种钢管。6、刘国强是2013.3月入股广源泰，即使该四人于2012年与刘国强发生业务也与广源泰无关。6、在盐山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刘国强自认库存钢管均是购买天津至诚信达的，本案争议的钢管与四证人无关。
八、孟村京东合金管材经销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销货清单、身份证复印件，收条及河北昊翔公司证明一份。证明：被告的库存不仅在原告处购买，也在其他人处购买。钢管有的已经销售，有的还没有销售。
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1、京东证明中，规格为273＊25的与库存不符，通过核对现场勘察报告及双方的明细发现，京东证明中显示的支数多，但是吨位却很小，与现场的钢管不具有同一性。规格为325＊25的钢管，库存中没有。剩余的两种规格库存中有，但508＊30的与库存支数不对应。另外，就该证明我们找京东的老板刘炳昌进行了核实，其表示被告购货单据虚假，刘国强只在刘炳昌处购买过530＊15规格的钢管，且刘炳昌说530＊15的钢管就是传真件中显示的以税务局的名义高价让原告方收购的钢管。2、收条，首先收条中的签名人与身份证复印件不一致，同时刘洪中也没有出庭作证，不能佐证收条的真实性。从收条本身的内容看，不能证明相应的钢管进入了丰业仓库，同时收条中显示的规格部分在库存中没有。3、昊翔管件的证明，从形式上说，该证明是虚假的，证明显示出具日期是2012.12.18日，如果该业务真实存在，该证据的形式应当是销售明细或者销货单。其二，证据内容显示的是刘国强2012年买入钢管，刘国强答辩中称库存钢管与刘国强无关，2012年刘国强没有入股广源泰，所以该证明与本案的库存钢管没有关联性。再者，证明显示的钢管的种类在原、被告提交的明细及现场勘察中均没有体现，没有这种规格的。
沧科司鉴（2014）综字第6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沧鉴真价字（2014）第195号价格评估报告书及司法鉴定费、价格评估费票据。证明涉案钢材的材质、规格、数量、长度、重量、单价、总货价值及支付鉴定费情况。
经质证，原告对两份鉴定意见书无异议，但主张鉴定费由原告支付，要求由败诉方承担。被告质证后认为：1、沧科司鉴（2014）综字第6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没有附鉴定机构的资质和鉴定人员的资格。沧鉴真价字（2014）第195号价格评估报告书中基准日市场价的依据在报告中没有体现。对鉴定费票据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中电动葫芦手写清单及证据九、十一，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二被告虽不予认可，但其在当庭及本院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均提出异议，但被告刘国强对其提供的证据一中2012年3月9日及2013年4月25日付刘玉堂承包费50000元，已在原告处报销表示认可，本院对该事实予以采信。证据九、十来源于相关职能机关，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以确认。经核实，沧科司鉴（2014）综字第6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后附有鉴定机构的资质和鉴定人员的资格，二被告虽对司法鉴定意见书及价格评估报告书有异议，但未申请重新鉴定，也未能提供足以推翻两份鉴定意见的证据，故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及价格评估报告书本院予以采信。对双方有异议的事实，将在判决理由部分阐述。
针对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并结合各方当事人在庭审时的陈述及本院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天津至诚信达公司和沧州广源泰公司是各自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各自持有自己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10至2014年天津至诚信达公司和沧州广源泰公司、刘国强发生多笔钢管业务。期间，天津至诚信达公司派员驻盐山，管理盐山仓库进、销、存钢材管件的全过程。沧州广源泰公司及刘国强根据自己客户的需求，向天津至诚信达公司提出要货计划，天津至诚信达公司及时定价、安排发运，双方每月核对货款。天津至诚信达公司与沧州广源泰公司、刘国强发生的业务无书面协议及具体的交接手续。2012年1月1日，刘国强与沧州丰业管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堂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刘国强租赁盐山县丰业后院场地作为仓库，年租金五万元。2012及2013年货场租赁费在原告处报销，所租货场内天车、电动葫芦及日常运营维护费用均由原告支付。天津至诚信达公司提交证据一，即沧州广源泰公司、刘国强分别向天津至诚信达公司返款的部分单据以证实代销关系的存在。截止2014年5月31日，被告所欠部分货款全部结清。
2014年6月，双方因故发生纠纷，天津至诚信达公司于2014年6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代销合同关系，返还原告1600吨的钢材或支付现金1050万元，同时申请对存放于盐山县五里窑丰业后院货场内1600吨钢材进行查封。本院于2014年7月1日对该货场内现存钢材进行了查封。2014年7月2日，盐山法院以烜华担保公司诉沧州广源泰公司一案，根据烜华担保公司的申请，轮后查封了涉案钢管。2014年7月16日原告申请追加刘国强为本案被告并增加诉求，请求依法确认存放于盐山县五里窑丰业后院货场内1600吨钢材为原告所有。2014年10月24日原告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对涉案钢材材质、规格、数量、长度、重量、单价及总货值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和沧州鉴真价格事务所对涉案钢材相关事项进行鉴定。2014年12月1日沧州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沧科司鉴（2014）综字第6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钢管材质有12Cr1MoV、15CrMo、1Cr5Mo、20#、P11、P22、P5、P91、WB36九种材质，另有一根材质不明；2、规格、长度见附件；3、钢管数量为785根；4、钢材重量共计1098.222吨。2014年12月19日沧州鉴真价格事务所出具沧鉴真价字（2014）第195号价格评估报告书，涉案钢管的评估单价（详见盐山县丰业后院货场内存放钢管价格评估明细表）、评估金额为8266604元。原告支付司法鉴定费50000元、价格评估费100000元。2015年1月20日二被告以鉴定机构评估钢管的价值为8266604元，原告以1050万元起诉，其加大诉讼标的是为了改变案件级别管辖为由，申请将本案移送至盐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未签订书面合同，对双方法律关系的判断应对双方行为进行综合考量加以确定。《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原告天津至诚信达公司利用被告刘国强在本地人熟、有一定销售能力的优势，委托被告刘国强帮助租赁场地并销售钢管，刘国强自己直接收取货款，根据双方当事人每月按实际销售情况结算货款的行为，结合当事人双方对行为性质的认可，二被告在钢管销售过程中与原告形成委托关系，而非买卖关系。在委托法律关系中，代销方在收到委托方所提供的商品后，以自己的名义进行销售，并且按照实际销售量以约定的结算金额向委托方给付价款。因双方未签订明确的书面合同，纠纷产生后，对权利义务又不能达成一致，故应依法律关于委托合同权利义务的规定，确认双方的权利义务。2014年5月31日二被告委托代销部分货款全部结清，库存货物因权属问题发生纠纷后，致使双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天津至诚信达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存放于盐山县五里窑丰业后院货场内钢管所有权的问题。首先，根据天津至诚信达公司派人看管货场并支付货场租赁费、日常运营维护费及该货场内天车、电动葫芦等为原告所有的事实，该货场应为天津至诚信达公司在盐山的实际仓储地。
其次，原告提供的与山东墨龙、黄石山峰工贸、成都金榜物资公司、烟台山木冶金公司、浙江明贺钢管、聊城鑫源鹏公司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三联）及付款凭证与上述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一联）、出库单（发货单）、出厂码单、发货明细等相互印证，证明原告与上述公司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天津至诚信达公司为证明涉案钢管的运输地，提供了运输方出具的运输协议、运费付款明细及证人证言等一系列证据，且买卖、付款、交货的时间均在法院查封之前，交货地点亦为盐山丰业库。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与通话录音相互补充，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共同指向涉案钢材为原告购买并运输至盐山丰业仓库的事实。
再次，二被告提交的信用社电汇凭证及增值税发票，结合沧州广源泰公司帐册内容，上述涉及开具发票的钢管，采取了天津至诚信达公司给沧州广源泰公司开具发票，沧州广源泰公司再给实际买受人开具发票的做法，其可证明被告沧州广源泰是根据销售情况向原告订购不同的货物，在原告处购买的钢管始终处于持续性的销售状态中，沧州广源泰不是只做仓储而不进行销售。
然后，二被告提交的刘国强农行卡及2010-2014.5.31日的付款帐户明细查询单均未明确载明收款人帐号，其不能证明所付款项购买货物名称及是否向原告支付，即使如二被告所述，帐户查询单是购买钢材明细，其亦不能证明所购钢材名称、规格及型号。另外，从沧州广源泰工商档案显示，刘国强系2013年8月入股沧州广源泰公司，即使二被告提交的周边村委会证明属实，此亦不能与存放在盐山丰业后院仓库内的钢管相对应。
最后，盐山法院的询问笔录系刘国强对库存货物归属的说明，该笔录中刘国强表明货场中的合金钢管属于其所有。但在公安机关传唤刘国强对其进行讯问时，刘国强认可200吨20G钢管、20-30吨合金钢板是原告的，其余的合金钢管系其自2010年从赵云超处购买得来。而被告提供的出庭证人证言、孟村京东销货清单及河北昊翔公司证明被告的库存不仅在原告赵云超处购买，亦在其他人处','2018-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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