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民终4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振江，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康祝，四川汇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德武，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春池，荆门市掇刀区麻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田永林，男，藏族，。
上诉人周振江因与被上诉人高德武、第三人田永林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甘民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7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振江及其委托代理人康祝，被上诉人高德武的委托代理人刘春池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田永林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12月12日，田永林与周振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田永林将持有的甘孜州安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远公司）31％的股权以49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周振江，周振江将转让费49万元以货币方式一次性支付田永林。同日，周振江分别与田有明、田永康签订了2份《股权转让协议》，田有明和田永康将各自持有的安远公司10％股权分别以15.5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周振江，周振江将转让费以货币方式一次性支付田有明和田永康。同日，该公司股东周振江、田永林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选举田永林为公司执行董事，公司法定代表人，选举周振江为公司总经理。安远公司章程修正案第十二条载明：“该公司股东为：周振江、田永林。出资方式：货币。出资额、出资比例：周振江出资25.5万元，占51％，田永林出资24.5万元，占49％”。
2008年7月21日，田永林代表甲方安远公司与高德武代表的乙方湖北龙源石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公司)签订《引资合资合作合同书》，合同第一款约定：1．甲乙双方共同出资1000万元，对甲方现拥有的边坝矿山、石膏粉厂进行改造和新建；2．甲方拥有的采矿权和石膏加工粉厂折合价值贰佰肆拾万元；3．乙方注资玖佰万元：①付给甲方140万元，清理各种债务；②余下760万元用于改扩建和经营性开支。
2008年8月13日，高德武与周振江签订了《甘孜州安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安远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周振江持有公司51％的股份转让给高德武。同日，高德武同田永林签订了《安远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田永林持有公司39％的股份以19.5万元转让给了自已。
2010年5月26日，田永林与安远公司签订《补充合同书》，约定同意田永林提出的每年固定分红的方式作为其投资回报，合同签订后，2010年3月1日至2013年1月18日期间，安远公司按45万元/年的标准给予田永林投资分红。
2011年11月28日，周振江向甘孜中院起诉，要求确认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要求高德武赔偿周振江损失。后经法院释明，周振江撤回了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2012年3月9日，甘孜中院经开庭审理，作出(2012)甘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田永林确认《安远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上周振江的签名并非周振江本人所签，是其找人代签，其协议内容并非周振江真实意思表示。周振江主张法院宣告2008年8月13日田永林伪造周振江笔迹签署的《安远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判决：2008年8月13日周振江与高德武签订的《安远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周振江于2012年3月27日签收该民事判决。
判决生效后，周振江于2013年8月26日通过工商变更登记，恢复了股东身份。
2013年12月18日，周振江委托王康贵、屈府二人前往安远公司处理其在公司的相关事宜，于2014年4月5日签订了《协议》，该协议甲方为安远公司，乙方为龙源公司。
《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的股权登记已于2014年3月合法变更、恢复登记且已生效。原未经甲方股东(控股51％)周振江(即屈府先生)同意而登记的股权无效，现已恢复登记为周振江(即屈府)51％，田永林49％。龙源公司(含高德武)在甲方无任何股权。第二条约定：针对乙方在安远公司的投入，双方本着实事求是、互惠互利的原则对该部份资产进行了确认(以清单为准)，双方协商以300万元(含乙方代甲方向安监部门缴纳的安全生产保证金20万元，需经安监部门确认，以后由甲方与安监部门清算)价格将上述资产转给甲方(以双方确认的资产清单为准)，甲方于双方协议签订三日内将款项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五、从本协议签定之日起，引资合资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乙方对安远公司的经营权移交回甲方，双方以前所有的合作终止，若需继续合作则另行签订协议。以前乙方与甲方(包含双方股东)之间签署的所有文件、合同以本协议为准，其余自行废除，有与本协议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从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双方以前所有的往来均归零。双方公司及股东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以前的约定和协议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全部解除，双方均放弃追诉对方公司及股东的权利。本协议有约定的除外。八、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之前的经营过程中所有民事纠纷及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之后的由甲方承担。
周振江认为，从2008年8月起至其收回公司股份，因高德武的违法行为致使其应享有的经营利润分红损失，高德武的行为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高德武赔偿周振江损失13012650元；2.本案诉讼费由高德武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周振江于2012年3月27日收到该院作出的(2012)甘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且未提出上诉，根据该民事判决的内容，其已知道权利被侵害，其应及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而不应在工商变更登记信息变更后再行主张其权利。故周振江于2014年12月16日起诉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已超过二年。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关于诉讼时效期间及超过诉讼时效不予保护的规定，应驳回周振江的诉讼请求。
二、关于高德武是否应赔偿周振江损失13012650元的问题。
周振江2007年12月12日与田永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实际投入资金80万元。2008年7月21日，田永林代表甲方安远公司与高德武代表的乙方龙源公司签订《引资合资合作合同书》，约定引进龙源公司资金、技术、品牌及市场，安远公司获得新的注资。虽然(2012)甘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作出2008年8月13日周振江与高德武签订的《安远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判决结果，但是周振江在失去股东身份后，其未再对安远公司进行注资，而是龙源公司对安远公司进行注资，公司之后生产产生的利润是基于引进龙源公司资金、技术、品牌及市场与安远公司进行合资合作所产生；关于周振江主张高德武赔偿其损失13012650元，其是以田永林分红金额为依据，并按照其丧失股东资格的时间和持股51％比例计算得出，经查，田永林每年分红45万元为固定分红，该分红金额与田永林的持股比例10％没有关联，且龙源公司对安远公司进行注资后所产生的利润不能反映龙源公司对安远公司进行注资前的利润，不能证明周振江损失的构成，且周振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损失，故周振江主张高德武赔偿其损失13012650元没有事实依据。同时，2014年4月5日周振江委托屈府代表安远公司与高德武代表的龙源公司签订了《协议》，该《协议》对安远公司与龙源公司(含高德武)之间的相关权利义务及纠纷予以了处理，并约定以前的约定和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全部解除，双方均放弃追诉对方公司及股东的权利。综上，周振江要求高德武赔偿损失13012650元的诉讼请求不成立，该院依法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驳回周振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9875.9元，由周振江负担。
宣判后，周振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认定周振江的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错误。高德武自伪造签名之日，持续侵占周振江股东权利，至移交公司资产之日侵权行为才终止。本案讼争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高德武的侵权行为终了或股权恢复变更登记之日起计算。2012年3月9日，甘孜中院(2012)甘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认定冒名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012年3月27日周振江受领该判决书，原审判决不考虑判决的上诉期，不考虑高德武侵权行为持续性，不考虑案涉股权司法查封的状态，也不考虑股权登记的公示性效力，更不考虑股权恢复登记的时间，以签收判决书的时间计算诉讼时效期间错误。周振江签收法律文书与高德武的侵权行为没有关联性，原审判决故意偏袒对方当事人。二、原判认定周振江无损失计算依据不是事实。高德武侵占周振江股权后，第三人田永林10％的股权比例每年45万元分红。周振江提交的高德武与第三人之间的分红协议及第三人实际领取分红款的票据，高德武与田永林均予以确认。虽然这些证据不是计算高德武损失的直接证据，但从另一角度能够作为高德武侵占周振江股权后获利的证据。我国公司法规定，如公司章程没有约定，股东应按出资比例分享利润和承担亏损。周振江的股权被侵占后，无法行使经营权、管理权、知情权等，周振江要求比照第三人的股份及分红比例计算应获得利益，并以此作为损失依据，既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也符合情理。原判要求周振江承担这一举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判以安远公司和龙源公司签订的《协议》为由，驳回周振江的请求错误。安远公司和龙源公司虽协议约定放弃追究对方及股东权利，但周振江并非该协议的签约主体，该协议对周振江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周振江虽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股东权利，但高德武拒不移交股权及资产，至周振江不得不低价转让股权。这种背景下的签约不是安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周振江对此协议亦不知情。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高德武赔偿周振江损失13012650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高德武承担。
高德武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田永林未进行答辩。
二审审理期间，周振江向本院提交如下新的证据：
1.安远公司分别于2014年3月24日和2014年4月8日制订的《公司章程》，来源于甘孜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拟证明公司章程第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公司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
2.《矿山储量动态监测审查意见表》，来源于甘孜州国土资源管理局，拟证明2011年至2014年期间高德武实际开采安远公司17.02万吨石膏矿，周振江存在红利损失。
高德武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周振江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来源于相关行政管理机关，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应予确认，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高德武经营期间，安远公司按股东出资比例分取了红利且周振江应分取的红利被高德武实际占有，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
高德武对原判查明的案件事实无异议。周振江认为原判查明的案件事实中关于“2008年8月13日，周振江与高德武签订了《安远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表述有误，该转让协议系他人假冒周振江签名。
经查，各方当事人对该转让协议中周振江的签名非本人所签的事实均予认可，该事实亦已经甘孜中院（2012）甘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确认，对该转让协议为他人以周振江名义签订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原判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双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1.龙源公司于2003年12月18日成立，高德武为龙源公司股东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2.安远公司与龙源公司签订的《引资合资合作合同书》还约定:龙源公司注资900万元后，双方持股比例为安远公司投资100万元占总股本的10%，龙源公司投资900万元占总股本的90%。
3.安远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07年12月12日，安远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周振江和田永林，其中周振江持股比例为51%，田永林持股比例为49%。2008年8月14日，安远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高德武和田永林，其中高德武持股比例为90%，田永林持股比例为10%。2012年3月9日，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甘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确认周振江与高德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后，2013年8月26日，甘孜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撤销了安远公司2008年8月14日的变更登记，恢复至安远公司2007年12月12日登记的信息状态，即周振江和田永林为公司股东，各持有公司51%和49%的股权。在此期间，安远公司仍由龙源公司和高德武经营管理。2013年12月18日，周振江和田永林出具《委托书》，委托屈府、王康贵处理其在安远公司的相关事宜。2014年3月25日，安远公司股东之一由周振江变更为屈府，屈府持有安远公司51%的股份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龙源公司于2014年4月5日与安远公司签订《协议》后撤离了安远公司并移交了公司现有资产及经营资料。
4.龙源公司控制安远公司期间，2010年5月26日，安远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田永林签订《补充合同书》，主要约定：2008年7月12日，乙方以原安远公司代表的名义和龙源公司签订了《引资合资合作合同书》，约定原安远公司和龙源公司共同出资1000万元组建新的安远公司（即甲方）共谋发展。原安远公司股份制改造后，乙方代表田永林占股份10%即100万元，龙源公司追加投入现金900万元占股份的90%，无偿提供技术品牌供其使用，在合同中还明文约定了公司名称，乙方待遇和公司盈利后的分配，并完成了工商登记、股份变更等相关法律手续。近段时间来，由于各方面原因，乙方多次提出转让其股份或以其他形式不参与经营管理。经反复协商，并报公司股东代表大会讨论，同意乙方提出的按每年固定分红的方式作为乙方投资回报，现就具体事宜签订如下补充合同：一、本合同签订后，自2010年3月1日至2016年1月18日期间甲方按45万元/年的标准给予乙方投资分红；二、乙方不参与甲方的经营活动；……六、乙方办清财务结算手续后，甲方于每年6月30日至7月10日期间将分红款一次性汇入乙方指定账户；七、乙方固定分红款的所得税由其个人承担，与甲方无关；八、乙方以前参与甲方经营时产生的应收款和乙方经手负责的工程遗留问题恢复所需的开支，甲方有权在固定分红款中扣回；九、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签字盖章生效。
5.周振江二审中陈述，高德武于2013年底交与其一些财务单据，以证明第三人田永林在2010年-2013年期间从安远公司分取了红利，并将田永林与安远公司签订的《补充合同书》交给周振江。
二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周振江诉请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经过；二、高德武应否赔偿周振江损失13012650元。
一、周振江诉请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经过。周振江上诉主张，原判以其收到（2012）甘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的日期计算本案诉讼时效期间错误。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周振江与高德武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周振江有权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要求受让方高德武返还财产并赔偿损失，高德武受让股权后所取得的红利亦当属于返还的范畴。本案中，周振江主张高德武应赔偿其利润分红损失13012650元，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周振江知道或应当知道高德武侵占其红利之日起算。周振江陈述，高德武于2013年底交予其《补充合同书》和分红款领款单，其由此知晓田永林在2010年-2013年期间从安远公司分取红利以及其应分得的红利被高德武侵占的事实。对于周振江的陈述，高德武虽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交反驳证据证明周振江知晓的时间在此之前，故应以周振江知晓的时间起算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周振江于2014年12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时效期间。原判以周振江收到（2012）甘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的时间起算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周振江认为原判对其诉请时效起算错误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二、高德武应否赔偿周振江损失13012650元。周振江主张，田永林持有安远公司10%的股份，每年领取分红款45万元，因此安远公司每年的总分红款为450万元，周振江持有安远公司51%的股份，按股份比例计算其2008年8月至2014年3月期间的分红损失13012650元，应全部由高德武赔偿。本院认为，周振江请求高德武赔偿损失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周振江不能证明在龙源公司和高德武经营管理期间安远公司分配了红利且其应分得的红利被高德武占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关于“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及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六）项关于“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之规定，股东作为公司的投资人对公司的利润在缴纳各种税款及依法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益金之后的盈余有权进行分配，而具体的分配方案需先由董事会制定，然后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即股东分配利润必须以股东会作出分配决定为前提。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关于“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的规定，如何分配利润的决定权在股东会，股东会可以决定不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本案证据显示，田永林2010年-2013年期间领取的红利，是经当时的安远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后，根据其与安远公司签订的《补充合同书》约定，在放弃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基础上，按固定分红方式取得的投资回报，所分得的红利并非是按持股比例取得。除此之外，周振江并未证明安远公司的股东会审议决定对公司的其他股东分配利润，其应分得的红利被高德武实际占有。周振江请求高德武赔偿损失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其次，周振江要求高德武按其原持股比例赔偿损失的主张不能成立。根据安远公司与龙源公司签订的《引资合资合作合同书》约定，龙源公司是通过增资形式进入安远公司成为股东。合同书约定，安远公司现有资产折合价值240万元，龙源公司注资900万元，其中付给安远公司140万元清理各种债务，双方合计出资额为1000万元，增资后各自的持股比例按实际出资额分别占新安远公司总股本的10%和90%。合同签订后，龙源公司进行了注资，并将其法定代表人高德武登记为股东，新安远公司90%和10%的股份分别登记在高德武和田永林名下。之后，新安远公司又与田永林签订《补充合同书》，双方再次明确股份制改造后，安远公司原有资产作价100万元由田永林代表持股，持股比例为10%。可见，在引入龙源公司增资后，安远公司资产及股权结构等已发生变化，登记在田永林名下的10%股份是原安远公司整体资产作价后在新安远公司的股权占比，并非是田永林个人资产在新安远公司的股权占比。新安远公司亦是在该股权占比的基础上，给予田永林固定收益分红。而登记在高德武名下的90%股份是龙源公司增资资金在新安远公司的股权占比。周振江认为其在增资后的安远公司仍持有51%的股份，并主张高德武以此比例赔偿红利损失的依据不足。第三，对于高德武控制下的新安远公司可能存在的未分配利润，周振江对外转让股权后亦无权再请求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从公司分取红利是公司作为营利法人的本质要求，也是股东投资的主要目的以及基于股东资格和地位享有的一项基本权能，股东一旦失去股东身份，其利润分配请求权也随之丧失。本案中，周振江并未证明新安远公司向股东高德武分配了利润，其应分得的利润被高德武实际占有。对于新安远公司可能存在的未分配利润，因周振江转让股权后不再具有安远公司股东身份，其对公司盈利享有的相关权益已通过股权转让价款得以实现，故不再享有红利分配请求权。并且，屈府受让周振江股权后，以安远公司的名义与龙源公司达成《协议》，对龙源公司经营期间的投入进行了清算，双方协议向龙源公司支付300万元了结双方之间所有的债权债务关系，该协议已实际履行，龙源公司亦已移交了安远公司所有资产并退出经营，周振江主张权利的依据不足。
综上，周振江要求高德武赔偿利润损失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虽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适用法律不当，但处理结果正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9875.90元，由周振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静
代理审判员 李 莉
代理审判员 兰 娟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悦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