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33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建明，男，汉族，1971年1月12日出生，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杨艳梅，女，汉族，1974年10月l2日出生，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系杨建明之妻。
以上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琨，湖南金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元芳，男，汉族，1968年10月15日出生，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全昌中，男，汉族，1976年l2月l4日出生，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永州市万和人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南津南路5号。
法定代表人：刘元芳，该公司董事长。
以上三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
周玉超，男，汉族，1978年6月29日出生，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
肖耘，湖南金州（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玉超，男，汉族，1978年6月29日出生，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振明，湖南金州（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杨建明、杨艳梅因与被申请人刘元芳、周玉超、全昌中、永州市万和人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民终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杨建明、杨艳梅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720万元购地尾款付款条件尚未成就，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1、原判决错误地将“720万元尾款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的标准，由“得到规划部门的认可文件认可”变成“刘元芳、周玉超、全昌中、万和公司（以下简称刘元芳等四人）规划报建的最终审批结果确认”，且隐性要求如达成付款条件，审批结果一定要高于3.94。案涉《房地产转让合同》第四条严格约定，720万元尾款的付款条件为“容积率3.94得到规划部门的认可文件认可”，但原判决不考虑刘元芳等四人按多少去申报容积率，也不考虑申请未获批准是否还有除容积率之外的其它原因，将720万元尾款付款条件由“得到规划部门的认可文件认可”变成审批结果认可，属明显不正当地加重杨建明、杨艳梅的负担。政府对讼争土地严控容积率在4.0范围以内，刘元芳等四人却按5.28的容积率进行申报，其申报不可能获得批准，这将导致杨建明、杨艳梅能否收回该笔720万元尾款陷入不确定状态。且如刘元芳等四人以低于3.94的容积率进行报建，依原审逻辑将直接变成杨建明、杨艳梅违约，丧失收取该笔720万元尾款的权利。从公平角度看，“得到规划部门的认可文件认可”应以政府规划部门的《详细性控制规划》作为标准，而根据杨建明、杨艳梅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关于何仙姑路南与永州大道西南侧用地指标的函》及《香零山片区详细性控制规划》，均能证实本案讼争土地的规划最高容积率为4.0，故720万元尾款给付条件已经成就。2、即便原审法院的理由成立，但附给付条件的民事行为，负有给付义务的一方当事人阻止条件成就的，应视为条件已经成就。刘元芳等四人在2013年以5.28的容积率进行报建，明显远超过杨建明、杨艳梅的保证范围，根据《关于何仙姑路南与永州大道西南侧用地指标的函》《关于核准永州万和人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建和福雅苑建设项目的批复》《香零山片区详细性控制规划》以及再审时提交的现行零陵区《香零山片区详细性控制规划》，本案讼争土地的容积率经重新核定均为4.0，除证明杨建明、杨艳梅所保证容积率3.94符合规划的同时，也证明刘元芳等四人按高于政府核定的容积率标准报建，依规不可能获得批准。故给付720万元购地尾款的所附条件因刘元芳等四人原因不能成就，责任应由刘元芳等四人承担。因刘元芳等四人的原因导致条件未能成就，应视为付款条件已经成就。3、刘元芳等四人已向案外人转让部分争议标的，依《房地产转让合同》第五条之特别约定，在转让时刘元芳等四人应至少先付款600万元，且刘元芳等四人转让所得2000万元，已超过当前刘元芳等四人向杨建明、杨艳梅的给付金额，即便依商业诚信，及时给付该笔720万元尾款亦属于刘元芳等四人之道义责任。
二、刘元芳等四人付给案外人零陵区江河捕捞队146万元的补偿款损失并非杨建明、杨艳梅应承担的“历史遗留责任”，原判决判令杨建明、杨艳梅承担该146万元损失无事实依据且显失公平。此外，原判决认定42万元的收款收据为刘元芳等四人给付的购地款，属错误事实认定。杨建明、杨艳梅于2006年经国有土地出让程序竞得的本案讼争土地，原属于案外人零陵区江河捕捞队的渔民所有，零陵区政府迫于信访压力，责令刘元芳等四人对案外人渔民进行146万元的补偿。对于依法经出让竞拍取得的土地，杨建明、杨艳梅自始不认可这属于自己应负的历史遗留责任，但刘元芳等四人因担心后续房产开发均需政府审批，便以购地尾款要挟杨建明、杨艳梅与刘元芳等四人、政府代表、捕捞队签订了补偿协议。但补偿后，双方经口头协商，杨建明、杨艳梅只负担42万元，遂向刘元芳等四人出具了42万元的收款收据，但其目的仅表明杨建明、杨艳梅只愿负担146万之中的42万元，并代表抵扣购地款42万元，而并不代表实际收款42万元，故原审法院在认定该笔146万元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而判决由杨建明、杨艳梅承担的情况下，又将该42万元认定为刘元芳等四人给付的购地款，严重损害了杨建明、杨艳梅的财产利益。双方之间的全部交易过程，皆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进行，而唯独该笔42万元款项无银行交易流水，在杨建明、杨艳梅否认现金收到该笔款项且对该笔42万元来龙去脉的陈述更切合实际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于该笔42万元款项由谁给付、什么时候给付等问题完全未予查证，便径行判决该笔42万元系刘元芳等四人现金给付的购地款明显有失严谨，并未尽合理的司法审查义务。就该问题因无针对性的法律条款和司法解释，则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之相类似规定，做出有利于杨建明、杨艳梅的事实认定和判决。
三、原审法院不公正地、选择性地采信证据。杨建明、杨艳梅在原一、二审程序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关于何仙姑路南与永州大道西南侧用地指标的函》《永州市万和人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福雅苑项目立项审查意见表》《关于核准永州万和人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建和福雅苑建设项目的批复》《香零山片区详细性控制规划》等公文书证，拟证明讼争土地的规划最高容积率为4.0以及刘元芳等四人报建的容积率不但远超出杨建明、杨艳梅所保证的容积率、也超出政府控制性规划等事实，但原审法院仅采信了上述公文书证的真实性，却以“《关于何仙姑路南与永州大道西南侧用地指标的函》属片区控制性规划的送审稿内容，并非确定性的规划指标批准文件”及“永州市发改委下发的《批复》和《和福雅苑立项审查意见表》并不能证明本案容积率指标已经得到相关规划部门的确认和许可并办理相关手续”等理由而拒绝采信上述公文书证。上述文件是政府主管部门关于本案讼争土地进行开发建设的具体行政批复，属一对一的具体行政行为，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应得到采信。且《关于何仙姑路南与永州大道西南侧用地指标的函》《香零山片区详细性控制规划》都确定讼争土地的最高规划容积率为4.0，即便认为这是“片区控制性规划的送审稿内容，并非确定性的规划指标批准文件”，但原审法院理应要求补充证据，或依职权发函咨询规划部门定稿的详细性规划，以查明事实真相并作出公正判决。杨建明、杨艳梅在二审后前往规划部门调取现行的香零山片区详细性控制规划。综上，杨建明、杨艳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申请再审。
刘元芳等四人提交答辩意见称，一、杨建明、杨艳梅以“原审法院认定720万元购地尾款付款条件尚未成就，属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为由申请再审不能成立。1、讼争土地容积率达到3.94是刘元芳等四人支付购地尾款的前提条件。杨建明、杨艳梅有意混淆了“控制性详细规划”与涉案土地建设用地规划的差异和区别。“控制性详细规划”是规划部门根据总体规划的要求，用以控制建设用地性质、使用强度和空间环境的规划，是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规划行政许可、实施规划管理的依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是规划部门为确定建设用地面积和范围，提出土地使用规划要求而实施的行政治理工作，是通过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形式做出的，该规划许可证上核定的容积率即为规划部门批准的具体地块的容积率。《房地产转让合同》第四条所约定的容积率是指杨建明、杨艳梅必须保证取得涉案土地容积率为3.94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2、2013年6月17日，永州市零陵区建设局初审意见是鉴于该宗土地所在片区控规正在修编，该宗土地所在地块指标需片区控规最新成果出具或由原片区控规修编设计单位出具意见。2014年3月31日，永州市零陵区城乡规划分局规划的初审意见为该宗土地在出让土地合同中未约定容积率，未出具规划条件，又无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根据规定，建议用地按2.0作为基准容积率按市批容积率补缴土地出让金。截止目前，除了基准容积率可认定为2.0之外，涉案土地的容积率究竟是多少，规划部门尚未作出正式批复。3、杨建明、杨艳梅诉称刘元芳等四人按5.28的容积率进行申报，致使申报不可能获得批准，进而指责刘元芳等四人的不当申报行为是导致杨建明、杨艳梅能否收回涉案尾款720万元陷入不确定状态的直接原因。杨建明、杨艳梅的上述指责毫无事实依据。刘元芳等四人一直是按《香零山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送审稿）核实的地块指标向规划部门呈送规划报建申请的，有在卷证据证实。退一步讲，即便刘元芳等四人确实存在超控规指标申报问题，亦不足以左右或影响规划部门对所涉地块规划指标出具明确的、具体的结论性意见。4、涉案地块的容积率从2.0提高至3.94，增加容积率1.94，根据涉案《房地产转让合同》第四条的约定，涉案地块容积率从基准容积率2.0调高至3.94须补交的土地价款应全部由杨建明、杨艳梅承担。在该部分费用没有缴纳之前，杨建明、杨艳梅无权要求刘元芳等四人足额给付余下的土地尾款。
二、原判决认定刘元芳等四人支付给零陵区江河捕捞队的146万元的补偿款损失属于杨建明、杨艳梅应该承担的“历史遗留责任”，认定杨建明、杨艳梅出具的收款收据所载明的42万元为刘元芳等四人支付的购地款，上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根据《房地产转让合同》第三条第4款约定，刘元芳等四人付给零陵区江河捕捞队146万元系用于解决涉案房地产历史遗留问题，补偿金额杨建明已签字确认，依据上述合同条款的明确约定，原审法院认定该146万元由杨建明、杨艳梅承担，于法有据。2、杨建明、杨艳梅出具的收款收据所载明的42万元，杨建明、杨艳梅在各个诉讼阶段的陈述均不相同，且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在一审阶段，杨建明、杨艳梅辩称该42万元是付给零陵区江河捕捞队渔民的，已包含在《承诺书》中的146万元里面。但客观情况是该146万元是刘元芳等四人直接付给零陵区江河捕捞队，与前述42万元没有关联。在二审阶段，杨建明、杨艳梅主张未收到该笔款项42万元。再审申请书中，杨建明、杨艳梅称补偿后，双方就该笔146万元是否属历史遗留问题以及该费用归谁承担产生争议，事后经口头协商，因杨建明、杨艳梅只负担42万元，遂向刘元芳等四人出具了42万元的收款收据，与其在一审、二审中的陈述存在巨大差异，且明显与常情不符。若如杨建明、杨艳梅所述，最终形成的书面材料应该是有关零陵区江河捕捞队补偿款146万元的分担协议，而非收款收据。由此不难断定，该42万元的收款收据与付给零陵区江河捕捞队的146万元无关。
杨建明、杨艳梅向本院申请再审，提交了《永州市零陵香零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10日的《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零陵区香零山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两份证据，拟证明涉案土地的容积率为4.0，合同约定的720万元购地尾款付款条件已成就。刘元芳等四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是香零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系永州市规划部门对地块作出具体规划的依据，非涉案地块的具体规划指标。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涉案720万元购地尾款付款条件是否已成就问题。首先，涉案《房地产转让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必须保证该宗土地容积率为3.94，并且保证在乙方第二次付款伍佰万元前容积率须得到规划部门的认可文件。如容积率低于3.94，则乙方有权从甲方的下余土地款中扣720万元给乙方，作为乙方补交容积率的有关费用。在规划部门控制指标容积率高于3.94以上，政府部门所收取的费用由乙方负责，甲方协助乙方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甲方不得向乙方增收任何费用。”上述约定内容表明，涉案土地容积率达到3.94是刘元芳等四人支付720万元购地尾款的前提条件。该条款中载明的“规划部门的认可文件”应理解为规划部门针对涉案具体地块容积率的许可文件。而杨建明、杨艳梅于申请再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永州市零陵香零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零陵区香零山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只是永州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关于永州市零陵区香零片区的控制性规划，非规划部门批准核定涉案土地容积率的文件。故杨建明、杨艳梅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新的证据。其次，在本院组织的听证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土地的容积率尚未审批下来，即截至目前，《房地产转让合同》所约定的3.94土地容积率未获最终确定。再次，杨建明、杨艳梅申请再审虽主张刘元芳第四人按高于政府核定的容积率标准报建，依规不可能获得批准，存在阻却720万元购地尾款付款条件成就的行为。但因容积率的确定，需待规划部门批准核定，且杨建明、杨艳梅就刘元芳等四人存在阻却付款条件成就的事实行为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原判决根据前述合同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认定720万元购地尾款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并无不当。
二、关于原判决认定刘元芳等四人已付转让款为2058万元是否正确问题。杨建明、杨艳梅申请再审主张，在刘元芳等四人已付转让款中应扣除146万元及42万元。本院认为，关于146万元问题。涉案《房地产转让合同》第三条第4款约定“乙方办理好有关建房手续施工建设时，甲方必须及时处理好该宗房地产的有关债权债务问题，同时处理好四周邻居纠纷、矛盾和有关历史遗留问题，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全部由甲方负责。”同时，根据2012年12月5日的《承诺书》可知，案涉146万元是万和公司在零陵区城建办、区畜牧局、区国土局等相关部门协调下支付给零陵区江河捕捞队的补偿款，是为了解决万和公司与零陵区江河捕捞队的房地产遗留问题和纠纷所支付的款项。杨建明在该《承诺书》上签名。据此，原判决根据前述合同约定及《承诺书》载明内容，判令该笔费用由杨建明、杨艳梅承担，具有事实依据。
关于42万元问题。杨建明、杨艳梅申请再审主张其并未实际收取该款项，该42万元包含在前述补偿款146万元当中，因双方口头协商由杨建明、杨艳梅负担补偿款中的42万元，故杨建明出具了42万元的收款收据。对此，本院认为，杨建明、杨艳梅申请再审虽主张针对涉案42万元款项的承担双方存在口头协议，但刘元芳等四人不予认可，杨建明、杨艳梅亦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且该42万元的收款人为杨建明，前述146万元的收款人为零陵区江河捕捞队，两笔款项收款人不同，亦无证据显示款项之间存在支付上的关联关系。综上，原判决认定刘元芳等四人已付转让款数额为2058万元并无不当。杨建明、杨艳梅上述再审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杨建明、杨艳梅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颖新
审 判 员 奚向阳
审 判 员 钱小红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王 鹏
书 记 员 王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