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民终4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代清泉。
委托代理人：张建华，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葛长胜，辽宁宁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奎禄。
委托代理人：张建华，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葛长胜，辽宁宁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长白钢窗厂。
法定代表人：史桂云，该厂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于长江，辽宁慧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桂云。
委托代理人：于长江，辽宁慧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奎禄、代清泉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市长白钢窗厂（以下简称长白钢窗厂）、史桂云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一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于2014年7月9日作出（2013）沈中民三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王奎禄、代清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裁定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沈阳中院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2015]沈中民三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王奎禄、代清泉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刘玉喜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张辉主审、审判员黄可心参加评议，于2016年5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王奎禄、代清泉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建华、葛长胜，长白钢窗厂的委托代理人于长江，史桂云及其委托代理人于长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长白钢窗厂原系沈阳市长白乡政府下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1995年3月，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股份合作制的精神，经投资者和全体职工讨论决定，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采取法人（相互）参股与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相结合的方式，制定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章程规定，实行入股自愿、股权平等、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原则。投入股份，承认并遵守章程者，为企业股东。股东享有以下权利：1、对自己投入企业的股份拥有所有权；2、有选举和被选举为股东代表、董事会董事和监事的权利；3、对企业经营和董事会的工作有监督权；4、有认购新股的权利；5、有按股分红的权利。股东承担的义务：1、遵守本章程；2、按股份承担企业经营风险有限责任；3、执行股东（代表）大会的决议；4、维护企业的利益和信誉。章程第十六条规定，全体股东为企业的资产所有者，股东（代表）大会代表全体股东利益，行使企业资产所有权，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其主要权力是：一、制定和修改企业章程；二、选举产生董事会、监事会，改选、罢免董事、监事；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监事会的工作报告；四、审议批准企业年度计划、财务预算、决算方案；五、审议批准企业经营、发展方向、收益分配及关、停、并、转等重大问题。第十七条规定，股东（代表）大会一般每年召开一至二次，董事会认为有必要时或三分之一以上股东提议，可以召开股东（代表）临时会议。该厂选举了王奎禄为副董事长，任厂书记，代清泉为董事，任厂长。企业股金总额105万元，其中投资股金41.8万元，本单位职工股金63.2万元。当时全厂共有48人入股，股金金额除王奎禄、代清泉入股165,000元，刘洪良入股5,000元外，其余每人入股1,000元，另外还有数额不等的量化金额。1997年3月20日，王奎禄、代清泉又根据协议各出资15万元（实际出资10万元），合伙买断了公有股份。
2005年12月10日该厂32名股东联名要求重新选举董事长。2006年3月5日，在沈阳市和平区长白街道办事处会议室，沈阳市和平区长白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长白管委会）有三名干部列席会议，有企业34名股东参加，召开了全体股东换届选举大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成员5人，包括史桂云、姚文利、王敬安、代清泉和吉惠，由史桂云任董事长。
因王奎禄、代清泉不承认选举结果，不与新选出的董事会办理交接，2006年4月28日，长白钢窗厂、史桂云等30人作为原告将王奎禄、代清泉起诉至法院，要求王奎禄、代清泉立即返还长白钢窗厂的公章及财务章。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和平区法院）于2006年9月29日作出（2006）和民合初字第4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奎禄和代清泉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将长白钢窗厂的公章及财务章交付给长白钢窗厂、史桂云等30人。宣判后，王奎禄、代清泉对判决不服，上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07年2月13日作出（2007）沈中民（3）合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就长白钢窗厂职工股东大会决议以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和股东大会决议的效力予以认定。代清泉和王奎禄不服上述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3日作出（2009）辽立二民申字第00065号民事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另查，2007年11月16日王奎禄、代清泉、史丽艳、曹凤香、苏亚娟以史桂云以长白钢窗厂名义领取了沈阳特种门窗厂的拆迁补偿款809,850元私自进行分配为由，以长白钢窗厂和史桂云为被告，向和平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长白钢窗厂、史桂云按股份比例分配拆迁补偿款。和平区法院经审查认为，长白钢窗厂现处于停业状态，动迁补偿款是企业惟有的经济来源。股东大会未对解散企业做出决定，进入清算程序，对给予的动迁款进行处置不当，五原告要求依股权进行分配也不应当。况且该厂动迁仍未完成，补偿款现未全部到位。企业清算亦应按法定程序进行。另本案所涉款项为沈阳特种门窗厂拆迁款，与长白钢窗厂为不同民事主体，五原告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裁定驳回了王奎禄、代清泉同史丽艳、曹凤香、苏亚娟的起诉。
2009年王奎禄、代清泉以长白钢窗厂为被告提起股权确认纠纷诉讼，后于同年11月4日申请撤诉。王奎禄、代清泉又于2009年11月5日向和平区法院起诉，要求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和比例分配股权收益。和平区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奎禄、代清泉曾于2007年向该院提起过诉讼，要求按其所持有本厂的股份比例分配动迁补偿款，该院于2008年6月曾驳回了王奎禄、代清泉的起诉，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代清泉以同样的事实要求按股份份额和比例分配股权收益，也就是分配账上的动迁补偿款，该项请求属同一事实重复诉讼。又因长白钢窗厂股东大会并未对解散企业作出决定，进入清算程序，因此，王奎禄、代清泉要求确认其在长白钢窗厂占有的实际股份份额和比例及分配其应得的股权收益的请求，应予驳回。和平区法院作出（2009）沈和民三初字第1846、18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王奎禄、代清泉的起诉。二人不服此裁定，上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0年6月28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此后，王奎禄、代清泉又会同曹凤香、苏亚娟、苏雅芝，以长白钢窗厂的经营管理已经处于严重困难，现法定代表人史桂云违法处置企业现有财产，严重损害了企业股东的合法权益为由再次起诉，请求解散长白钢窗厂，并进行清算。王奎禄、代清泉同曹凤香、苏亚娟、苏雅芝在该次诉讼过程中申请对长白钢窗厂1700万元拆迁补偿款进行财产保全，和平区法院对长白钢窗厂账户存款予以冻结。和平区法院经审理作出（2010）沈和民三初字第754号民事判决，对该案原告请求解散长白钢窗厂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其提出的对长白钢窗厂依法清算，按照股东投资比例分配长白钢窗厂的剩余财产的诉讼请求，不予审理。该案原告提出上诉，原审法院认为代清泉等五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解散长白钢窗厂，成立清算组、依法清算。请求成立清算组依法清算是基于出现解散事由的情况下依当事人申请而经由法院主导的非诉程序，因此不应同解散诉讼同时进行审理。长白钢窗厂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该种类型的企业是一种独立的企业形态，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不能适用其他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而只能依照《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的精神和企业章程规定进行处理。该指导意见规定企业解散需经职工股东大会批准，长白钢窗厂的企业章程也将决定企业关、停、并、转等重大问题的权利赋予股东会行使。因此，长白钢窗厂的解散需经该厂股东会决议确定。至于长白钢窗厂能否由法院依法判决解散，目前尚无法律依据，代清泉等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该厂出现解散事由。原审法院以（2013）沈中民三终字第55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长白钢窗厂在工商登记机关最后一次年检是2006年，此后一直没有进行工商年检，并从2007年起停止经营。2009年5月11日，沈阳市和平新城征地拆迁有限责任公司与长白钢窗厂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同意向长白钢窗厂支付拆迁补偿费共计23,962,816元。2009年5月13日，长白钢窗厂收到了100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
王奎禄、代清泉及长白钢窗厂、史桂云在原审法院审理中均承认长白钢窗厂存在外欠款，对外债务不能确定。且在2009年6月13日股东大会前尚欠职工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及三年多时间的工资等。
2014年10月8日，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将长白钢窗厂的财务账簿（2004年至2014年）；会计凭证（1000万元动迁款支出明细、500万元动迁款支出明细、300万元动迁款支出明细、流水帐及明细）。
根据王奎禄、代清泉书面向法庭提交的申请，要求到和平经侦就长白钢窗厂的财务账所涉及的拆迁款项调取审计凭证，原审法院到和平经侦调取相关的审计和财务账时，和平经侦的警官提出审计结论属刑事案件使用，尚未得出结果，不具有对外的使用性，未能提供。同时要求财务账目可由企业取回，在此种情况下要求提供财务账的长白钢窗厂取回财务凭证，并向长白钢窗厂提出就涉及的拆迁补偿款的去向提供财务凭证。长白钢窗厂因此向原审法院举证1800万元的款项状态，从财务账中体现出以下情况：
（一）2009年5月19日，长白钢窗厂收到拆迁补偿款1000万元。
2009年5月20日《董事会扩大会议决议》载明：长白钢窗厂于2009年5月20日召开董事会扩大会议，到会人员有史桂云、吉惠、王敬安、薛宝彬、赵桂芹、高忠显、高春荣、姚文利共8名，会议由史桂云主持，会议内容研究讨论动迁补偿费分配问题，并做出以下决定：一、在职股东。1.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险；2.补发拖欠工资款；3.偿还打官司期间借款。二、退休职工：1.一次性15年生活费；2.补拖欠工资款。三、职工分配明细表附下页。董事会成员签字，股东代表签字。该董事会决议有到会人员签字。加盖有长白钢窗厂印鉴。
2009年6月13日《股东大会决议》载明：2009年6月13日，长白钢窗厂召开全体股东大会，会议由史桂云主持，应到股东40人，现到股东34人，会议内容研究讨论长白钢窗厂1000万元动迁补偿费分配问题：经到会股东研究讨论，一致同意做以下分配：一、职工。1.养老保险（医疗险、失业险）。2.补发拖欠工资；3.偿还打官司借款。二、退休。1.补发拖欠工资。2.一次性15年生活费。有到会人员签字，加盖有长白钢窗厂印鉴。
长白钢窗厂对1000万元拆迁补偿款支出情况如下：支出7,047,176元。其中养老保险补发工资4,312,376元、退休职工15年生活费1,178,400、律师费7.5万元、门市房动迁房68.5万元、房产抵押款60万元、其他费用196,400元。偿还贷款70万元。法院查封款为2,252,824元。
（二）2012年1月长白钢窗厂收到拆迁补偿款300万元。
2012年1月11日《董事会扩大会议决议》载明：2012年1月11日长白钢窗厂召开董事会扩大会议。参加人有：史桂云、王敬安、吉惠、赵桂芹、姚文利、高春荣、高忠显、薛宝彬共8名，会议由史桂云主持，会议内容研究讨论300万动迁补偿费分配问题，并做出以下决定：偿还职工借款（用于厂内外地人厂房动迁补偿、贡献奖）以上决议到会人员一致通过。有到会人员签字，加盖有长白钢窗厂印鉴。
2012年11月12日《股东大会决议》载明：2012年11月12日，长白钢窗厂召开全体股东大会总人数40人，到会31人，会议由史桂云主持。会议内容研究讨论动迁补偿费300万元分配问题，经到会人员研究讨论一致同意董事会决议，此笔款用于偿还职工借款，（用于厂内外地人厂房动迁补偿）贡献奖。到会人员签字，加盖有长白钢窗厂印鉴。
长白钢窗厂300万元拆迁补偿款支出情况如下：支出2,966,178元，余款33,822元。其中2007年至2009年工资672,000元、律师费6万元、2012年春节福利费2万元、还职工借款利息136万元、奖金71万元、其他费用144,178元。
（三）2012年7月收到拆迁补偿款500万元。
2012年7月25日《董事会扩大会议决议》载明：2012年7月25日，长白钢窗厂召开董事会扩大会议，董事会成员和股东代表共8名，到会8名，会议由史桂云主持，会议内容研究讨论动迁补偿费分配问题，做出以下决议：一、安置费、二、补偿打官司、上访出工费、补助费；三、贡献奖。到会人员签字，加盖有长白钢窗厂印鉴。
2012年7月25日《股东大会决议》载明：2012年7月25日长白钢窗厂召开全体股东大会，应列股东37人，现到会31人，会议由史桂云主持。会议内容研究讨论动迁补偿费分配问题。经到会股东认真研究讨论一致同意2012年7月25日董事会作出的决议，内容如下：一、安置费；二、补偿打官司、上访、职工出工费、补助费；三、贡献奖。到会人员签字，加盖有长白钢窗厂印鉴。
长白钢窗厂500万元款项支出情况如下：支出4,595,103.2元，余款404,896.80元.其中职工安置费195万元、律师费17.9万元、春节福利费2万元、工资896,400元、贡献奖134.8万元、补助190,500元、其他费用11,203.20元。
王奎禄、代清泉一审诉称:1995年3月，沈阳市东陵区长白乡政府（以下简称长白乡政府）根据国家企业改制的要求，针对长白钢窗厂长期亏损，职工无法正常开资，决定企业改制。长白钢窗厂改制后，公有股份占企业40%股份，职工持股占企业60%股份。1997年3月15日，经上级主管机关沈阳市长白乡政府[东长政发(1997）5号]文件批准，王奎禄、代清泉于1997年3月20日与沈阳市长白工业公司签订《关于合伙买断公有股份协议书》，购买了长白乡政府占企业40%的公有股份，将原企业性质从公有股份与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相结合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变为有限责任企业。至此，全体人员出资额合计为37.5万元，代清泉和王奎禄共出资33万元（占全部出资额的88%）、刘洪良出资5000元，另外40人每人只出资1000元购买职工股。依据公有股全部退出企业的状况，1997年4月10日长白钢窗厂召开董事会，形成《董事会会议纪要》，明确长白乡公有股份的董事长及董事撤出，拟增补董事长；要求“应尽快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另外，企业现在的股份合作制时期制定的章程，已经不适应买断后的企业，就尽快做好修改章程工作，明晰产权关系，加快改制进程”。由于当时职工放假等原因，未办理工商变更。2009年5月11日因长白钢窗厂拆迁，政府给付了部分拆迁补偿款后，现任法定代表人史桂云严重违反规定，擅自将拆迁款1000万元任意发放（诸多钱款去向不明），占有企业88%股份的王奎禄、代清泉未取得分文，已经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另外，2007年企业有101万元在史桂云操纵下去向不明（苏亚娟、曹凤香等人证实对这101万元，普通职工股东仅仅领取3000元），严重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综上，史桂云在管理企业过程中，擅自决定并利用职务上的行为做出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严重违反股份分配原则，对已擅自分配的补偿款1000万元及101万元，按王奎禄、代清泉出资额比例，非法侵害了王奎禄、代清泉880万元出资权益，按王奎禄、代清泉占有的出资比例，王奎禄、代清泉应获得880万元补偿款，故请求：1、依法确认长白钢窗厂、史桂云实施了侵害王奎禄、代清泉的出资人权益之行为；2、请求判令长白钢窗厂、史桂云返还给长白钢窗厂因侵权行为非法攫取的企业拆迁补偿款880万元；3、依法判令长白钢窗厂、史桂云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王奎禄、代清泉明确其诉讼请求第一项中侵害王奎禄、代清泉出资人权益行为指：1、重大事项决策权。2、选择企业经营管理者权益；3、出资收益权益。具体指：1、2009年5月22日史桂云登记为企业的董事长，史桂云擅自做主分配企业1000万元拆迁款的决定。2、为了掩盖违法行为又制作了2009年5月20日的董事会扩大决议，因为代清泉是董事，并没有接到通知，董事会扩大会议事前有决定，决定参加会议人员，明显有侵权行为。3、截止到2014年5月22日，被告没有向王奎禄、代清泉出示过2009年6月13日的股东大会决议，在6月发生的诉讼，在原审审判长的逼问下出现了落款为2009年6月13日的股东大会决议，2009年6月13日的股东大会内容违法，形式要件不符合合法规定，都没有书面的议题和通知。4、2007年企业获得101万元的企业进款，史桂云给王奎禄、代清泉提供的证人分配了3000元，可以推论史桂云的侵权行为。5、被告在本案二审诉讼期间为了掩盖没有会议通知，被告提供的4个证人证明有会议通知，显然具有侵权行为。6、月份职工工薪借资、清算明细表发生在2009年5月22日，第一页明显记载41名职工，本案被告以商业秘密为由拒不提供，隐瞒财务的行为不仅具有侵权行为，同时具有隐密财务的行为。
长白钢窗厂、史桂云一审答辩称：关于本案客体。王奎禄、代清泉的举证无法证明是否存在股东权益，更不能证明存在被侵权客体，股东权益又称净资产，即所有者权益，是公司总资产中扣除负债所余下的部分，是指股本、资本工资、盈余工资、未分配利润之和。代表了股东对企业的所有权，反应了股东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因此，对于是否存在股东权益应以企业全部债权债务总额清算后。本案所涉企业部分账目由王奎禄、代清泉保管，在王奎禄、代清泉没有提供之前，无法证明企业是否存在净资产，即股东权益。本案王奎禄、代清泉未提供全部账目，无法证明存在股东权益，应视为其举证不能。本案主体方面。王奎禄、代清泉股东身份及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存在问题。王奎禄、代清泉主张具有88%的占股比例。然而至今为止仍未向法院提供没有其他反证证据证明其购买股份的存在，并且其购买股份的行为合法有效。答辩人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王奎禄、代清泉多次向法院确认88%的股份均被法院依法驳回。1997年沈阳市长白工业公司决定出售公有股，这一行为并未依照企业行为召开职工大会讨论通过，属于无效，王奎禄、代清泉至今未完成转让协议约定的需支付的购买股金费用，而因王奎禄、代清泉违约的行为造成。本案所涉发放职工补偿款行为系职工股东大会决议，是企业最高决策机构做出的，符合企业章程的决定，合法有效。依照企业章程被告对决定效力并无影响，发放的款项系职工欠发的生活费，保险金，与股东权益无关。清偿债务行为、偿还职工股东保险等福利待遇的行为不受其他抗辩理由影响，不属于按股分红，不受占股影响。王奎禄、代清泉自动放弃其作为工人职工的权利，拒不领取与我方无关。王奎禄、代清泉属于重复诉讼。
上述事实，有长白钢窗厂企业章程、（2006）和民合初字第498号民事判决书、[2007]沈中民（3）合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2009）辽立二民申字第00065号民事裁定书、（2009）沈和民三初字第1846、1847号民事裁定书、（2013）沈中民三终字第551号民事判决、《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董事会扩大会议决议》、《股东大会决议》、企业财务凭证、当事人的陈述及庭审笔录，经庭审质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长白钢窗厂和史桂云是否存在侵害王奎禄、代清泉出资人权益的行为；2、王奎禄、代清泉所述的拆迁补偿款800万元是否属于长白钢窗厂和史桂云违反企业的规定或私自取得应当返还的款项。
长白钢窗厂和史桂云是否存在侵害王奎禄、代清泉出资人权益的行为问题。
关于王奎禄、代清泉是否为长白钢窗厂出资人问题。本案中，长白钢窗厂于1995年实行股份合作制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采取法人参股与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相结合方式，王奎禄、代清泉在长白钢窗厂实行股份合作制之初即成为该企业股东，享有股东权利。1997年长白钢窗厂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长白工业公司将其对长白钢窗厂享有的公有股份出售给王奎禄、代清泉，由王奎禄、代清泉与长白工业公司签订《关于合伙买断公有股份协议书》，故可以认定王奎禄、代清泉为长白钢窗厂股东出资人。
王奎禄、代清泉主张长白钢窗厂、史桂云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侵害其享有的股东权权益。长白钢窗厂成立于1984年3月。1995年3月，根据沈阳市委、市政府的精神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该企业的性质至今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该条对公司法的适用范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依照本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该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对适用范围又作出了进一步的扩大，其规定“本法施行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制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规定意见》、《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登记成立的公司，继续保留，其中不完全具备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在规定的限期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长白钢窗厂成立于1984年，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在1995年，均不属于上述规定的企业性质。因此，长白钢窗厂不属于公司法规定的适用范围和扩大适用范围，故本案不受公司法的调整。
关于长白钢窗厂和史桂云是否存在侵害王奎禄、代清泉出资人权益的行为问题。王奎禄、代清泉明确其诉讼请求确认侵害出资人权益的行为指：1、重大事项决策权。2、选择企业经营管理者权益；3、出资收益权益。具体指：1、2009年5月22日史桂云登记为企业的董事长，史桂云擅自做主分配企业1000万元拆迁款的决定。2、为了掩盖违法行为又制作了2009年5月20日的董事会扩大决议，因为代清泉是董事，并没有接到通知，董事会扩大会议事前有决定，决定参加会议人员，明显有侵权行为。3、截止到2014年5月22日，长白钢窗厂、史桂云没有向王奎禄、代清泉出示过2009年6月13日的股东大会决议，在6月发生的诉讼，在原审审判长的逼问下出现了落款为2009年6月13日的股东大会决议，2009年6月13日的股东大会内容违法，形式要件不符合合法规定，都没有书面的议题和通知。4、2007年企业获得101万元的企业进款，史桂云给王奎禄、代清泉提供的证人分配了3000元，可以推论史桂云的侵权行为。5、长白钢窗厂、史桂云在本案二审诉讼期间为了掩盖没有会议通知，提供的4个证人证明有会议通知，显然具有侵权行为。6、月份职工工薪借资、清算明细表发生在2009年5月22日，第一页明显记载41名职工，本案长白钢窗厂、史桂云以商业秘密为由拒不提供，隐瞒财务的行为不仅具有侵权行为，同时具有隐密财务的行为。综合王奎禄、代清泉的意见，为以下几点：1.关于长白钢窗厂召开股东大会作出的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机制问题，依据原审法院作出的[2007]沈中民三合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中对该企业股东会决议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已经予以认定，因此该企业期后的股东会决议适用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并无不当。2.关于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问题，王奎禄、代清泉称该企业所召开的股东会，其二人作为大股东而未接到通知，股东会决议应属无效的问题，本案所涉的三个股东会决议，王奎禄、代清泉均未参加，但就其中所涉及的拆迁款的分配事项中，有王奎禄、代清泉的家属收取了部分款项的事实存在。属于王奎禄、代清泉应当知道案涉股东大会召开的情形。即便王奎禄、代清泉因未接到通知而未能参加股东会，也应属于其享有撤销权的情形，而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不属于无效的状态。3.长白钢窗厂对所收到的1800万元拆迁款所作出的分配事项，均是依据企业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而作出的分配，根据财务账目看，1800万元的部分支出包括：养老保险、补发工资、偿还借款等为企业支出等事项，而均非由史桂云一人私自取得，均属于企业自主经营处分行为，现无证据证明长白钢窗厂和史桂云的行为侵犯了王奎禄、代清泉的收益权。4.王奎禄、代清泉所称2007年获得101万元的企业进款一事，经查，该款项不属于长白钢窗厂收取的款项，王奎禄、代清泉承认该款属于特种门窗厂。从本案现有证据看，不足以认定长白钢窗厂与史桂云存在侵害王奎禄、代清泉出资人权益的行为，王奎禄、代清泉该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同理，王奎禄、代清泉要求长白钢窗厂及史桂云返还880万元的请求，也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奎禄、代清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400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奎禄、代清泉负担。
王奎禄、代清泉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1）本案系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的案由，决定举证责任由长白钢窗厂、史桂云承担；法院应按《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关于侵权责任的特别规定，责成长白钢窗厂、史桂云举证。（2）重审庭审，没有庭前会议和交换证据，长白钢窗厂、史桂云仅提供七个证据，没有按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全面举证。庭审中法官问史桂云在2009年5月20日是否向代清泉发出开会通知。对此应向史桂云、长白钢窗厂释明，占比88%的股东未获得通知的情形，在长白钢窗厂、史桂云证实存在未依法通知董事开会的瑕疵情况下，应按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告知长白钢窗厂、史桂云依法继续举证。（3）庭审中长白钢窗厂、史桂云已自认由八人于2009年5月20日召开董事会扩大会议。这就含有两个违法事实，一是召开该会议应提前15天通知企业全体董事，未通知即违反法定程序；二是八人持股合计仅占总股权的2.1%，无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无权做出重大事项决策权。一审法院却没有要求长白钢窗厂、史桂云对上述行为的合法性举证证明。（4）二审法院裁定要求查明的2009年6月13日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情况，以及查清股东大会表决机制如何规定，但是，一审法院未询问会议通知、议题、会议地点、会议记录和签到簿的情况，以及参加会议人员占企业股权比例等事实，明显程序违法。（5）王奎禄、代清泉在庭审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委托审计的长白钢窗厂财务账目及审计报告，一审法院仅向公安机关接洽一次，连法院介绍信都未留给公安机关，此后长达七个月一审法院再未联系该机构，未获得司法审计报告，违反《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对于账目问题，王奎禄、代清泉曾明确要求长白钢窗厂、史桂云提供企业总账、台账、明细账、银行流水账，没有这些账册，无法查清票证与钱款对应情况。法院只对长白钢窗厂、史桂云作一份笔录；不规范履行法定职责。（6）侵害股权的行为竟然延续到法庭之上。①2015年6月29日、30日两次对帐册质证，要求王奎禄、代清泉方必须站在法台前，边看边质证这些账册，限制原告复印、拍照这些材料，违反《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二款和《最高法院关于诉讼代理人查阅案件材料的规定》。②原审时，长白钢窗厂、史桂云以商业秘密为理由，仅提供一张103万元分配明细表，其本身就侵害王奎禄、代清泉的知情权；本次重审，仍未提供总账、台账、银行现金账及相关传票和记账凭证，长白钢窗厂、史桂云剥夺王奎禄、代清泉知情权的行为竟然延续到法庭之上，庭审笔录上明确记载着王奎禄、代清泉及其代理人对限制查阅案卷材料提出抗议。③王奎禄、代清泉向法庭要求质证企业的总账、台账、银行现金账及相关传票和记账凭证，未获允许，明显不符合证据规则相关规定，构成程序违法。（7）关于管账人李士举。2015年6月30日质证，王奎禄、代清泉书面和口头均提出申请，要求一审法院传讯直接责任人李士举出庭受询，以便查清事实，一审法院断然拒绝。违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全面核查案件证据要求，也违反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未按法释（2015）5号民诉法解释第191条规定处理本事项。（8）对王奎禄、代清泉申请移送涉罪线索材料不予移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庭审发现仅出资0.1万元的史桂云从企业获得290万元；直接责任人李士举不是企业股东以多种名目获得60万元，已涉嫌刑事犯罪。史桂云和李士举等人的行为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应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查处。一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上述规定未进行移送，亦未答复王奎禄、代清泉。
2、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是抄录、套用（2013）沈中民三终字第551号判决书，所述事实基本错误，案件事实未查清。（1）长白钢窗厂是乡镇企业，一审法院未予查清。①长白钢窗厂是由乡政府组建的乡镇集体企业。按东陵区乡镇企业管理局沈东乡企字<1995>第7号文，明确改制后企业为“乡镇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管理”，“实行法人（相互）持股与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相结合的股份合作制”。②1997年东陵区长白乡人民政府（东长政发<1997>5号）《关于王奎禄等人合伙买断公有股请示报告的批复》后，1997年4月10日《董事会会议纪要》明确要求：“经党委政府批准将乡持股的股份出售，今后两位同志自行承担民事责任；还要求“应尽快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包括增记个人投资股的变更，包括股东、按实际出资额的变更。另外，企业现在的股份合作制时期的章程，已经不适应买断后的企业，应尽快作好修改章程工作，明晰产权关系，加快改制进程”。说明长白钢窗厂实际是由农民出资的乡镇企业，其民事法律关系应当受乡镇企业法调整。由于企业放假，未及时办理出资额、出资人和修改章程等变更登记。说明企业公有股权出售后，由股份合作制企业，变为由村民出资的乡镇企业。（2）实际出资额形成的股权没有查清。一审法院对出资人数、出资额等基本事实的认定全是错误的：“当时全厂48人入股，股金金额除王奎禄、代清泉入股165,000元、刘洪良入股5000元外，其余每人入股1000元，另外还有数额不等的量化金额。1997年3月20日，王奎禄、代清泉又根据协议各出资15万元（实际出资10万元），合伙买断公有股”。这段判决明显反映一审法院不公平地审查、确认王奎禄、代清泉在一审中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实际情况是：企业全体股东实际出资37.5万元；交款收据证明王奎禄、代清泉共投资33万元（占总出资额的88%），出资总人数是43人。若按照一审法院所查事实，股东人数不正确，还刻意用括弧内的内容表明王奎禄、代清泉实际出资少付10万元。实际王奎禄、代清泉将房产和宅基地出卖后，仍然未筹足买断公有股的款项向乡财政所各借款5万元，长白工业公司收取30万元，并长白工业公司开具收款收据，说明一审法院认定王奎禄、代清泉实际出资10万元是错误的。按照一审的判词计算，其陈述的王奎禄、代清泉出资变更为53万元，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3）董事会扩大会议程序违法未予查清。既然一审法院在经审理查明段落认定“代清泉是企业的董事、厂长”，可是，长白钢窗厂、史桂云自认董事会会议（扩大会议）召开未通知代清泉，程序显然违法。但一审判词中却陈述“长白钢窗厂所收到的1800万元拆迁款所作出的分配事项，均是依据企业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而作出的分配”，显然一审法院未依法审理案件事实。（4）股东大会会议及决议不仅仅程序违法，内容更违法。在一审法院质证时王奎禄、代清泉对股东会决议提出多项质疑，具体为：①股东会决议的时间笔迹颜色不一致；年月大写，“13”日小写；“六月”二字填充在一个字框内；人数“34”是明显涂改的篡改的。②其中马丽堂等5人签名为虚假。③提议人持股额未达到10%以上。④开会时间、地点、议题的通知和具体通知人的情况以及会议地点等情况未予说明。⑤为何占股权比例90.4%的股东没有参加会议。⑥在2009年5月22日私分，事后以制作决议，掩盖违法分钱行为，其表决的股权份额仅占9.6%，应查实是否违反《公司法》第43条按出资比例表决的强制性规定。客观上未召开过股东大会，无会议通知、无会议记录、无会议决议（6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是为虚假诉讼而伪造）。2009年5月22日分钱行为，是典型的侵害出资人权益行为，一审法院却认定该行为合法有效。作为农村乡镇企业的长白钢窗厂从1998年就停产，2007年营业执照未年检，彻底停止经营，此后企业职工都回家务农或另谋职业。不上班不存在拖欠工资问题，也不存在拖欠在职职工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金；更不存在拖欠退休职工工资等问题；企业没有一次性向退休职工支付15年生活费的义务。代清泉是厂长，停产企业的厂长自然没有签署过工资表，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定决议发放工资为合法行为？长白钢窗厂于2009年5月19日补偿款进账，5月22日分钱，这种分钱行为，毫无疑问就是侵害王奎禄、代清泉股权的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条件下实施了分钱；保护股权不被侵害是人民法院的责任和义务，一审法院未据实审查判断。（5）关于1800万元支出存在涉嫌犯罪的证据问题。①史桂云等人巧立名目，如：发放贡献奖、房产抵押款、丧葬费、差旅费，补发工资、偿还借款、上访补助、车补、电话补等费用。无任何事实依据，一次性向史桂云发放15万元贡献奖；无任何风险事实对应，从企业获得60万元房产抵押款。史桂云多次公开向职工散布：“花钱真好使”，意指这些钱花在打官司上行贿上了，拒不承认其独吞该款。以上行为明显是侵吞企业财产，且有违法行贿之嫌。2012年4月25日，史桂云从企业领取6.6万元车补、35万元贡献奖、4万元电话费、1.92万元差旅费、36万元工资。没有行车事实，没有突出贡献，没有实际话费支出，没有出差事实，且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前述领款就是变相贪污。2012年7月25日，史桂云从企业一次性领取45万元因由不明及30万元工资、25万元奖金等；因史桂云的丈夫死亡（非企业员工）而发丧葬费，就是侵占企业财产；因李士举丈夫死亡（非企业员工）而发丧葬费，就是刑事犯罪。企业银行账户有千万元存款，还要伪造248万元借款。编造出借入1万元，还利息1万元；借入1.5万元，还本息3.5万元，都有票据为证。高息还款，分明是故意侵占企业财产。王奎禄、代清泉一再要求查看借款协议、入账凭证，使用借款的传票，长白钢窗厂、史桂云称没有这些凭证，这等侵权行为已是证据确凿，一审法院却认定这种侵权、侵吞企业财产的行为不违法。②停产企业没有生产经营事实，无人上班、无欠发工资客观事实，企业也无支付工资义务，自然也无厂长（代清泉是企业厂长）签字的工资分配方案。所有工资发放均是侵害企业财产行为。一审法院对上述行为却均认定合法。③上访补助费的发放，明显是引导农民职工非法上访，一审法院也认定为合法。史桂云领取4万元电话费和1.92万元差旅费，也无相应的票据对应。史桂云请来管账的李士举获得60万元，两种情形无任何法律依据。一审应该要求由长白钢窗厂、史桂云承担证明责任，分配出资权的诉讼应举证倒置，提出了付款依据的异议，不查验银行流水账，不查凭证，总账、台账、银行现金账及相关传票和记账凭证，一审法院有意掩盖侵权事实。（6）关于沈阳特种门窗厂的101万元及长白钢窗厂对外债务、2009年6月13日股东大会前尚欠保险金及工资问题。至今沈阳特种门窗厂的法定代表人是代清泉，未经法定代表人授权，史桂云攫取沈阳特种门窗厂的101万元款项，一审法院未予查清。史桂云擅自非法处分沈阳特种门窗厂101万元财产，分明侵害长白钢窗厂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也侵害王奎禄、代清泉的出资人权益。一审未正确认定当事人法律关系，毫无凭据的认定长白钢窗厂对外账目不能确定。只要长白钢窗厂、史桂云将全部明细账交出，就可以看出企业负债的具体情形。一审法院凭空认定“且在2009年6月13日前尚欠职工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及三年多工资等”，这说明审案法官连2015年6月3日、2015年6月29日、30日庭审笔录都未认真审阅（查阅重审庭审笔录可以证实）。
3、关于一审法院归纳的焦点问题。（1）史桂云纠集八人，仅占企业2.1%的股权份额，编造了2009年5月20日董事会扩大会议决议。依据乡镇企业法，这八人无权作出分配决议。从形式上编造养老金、补发工资和15年生活费以及偿还打官司借款（无财务凭证）等名目，私分了770余万元，凭借占企业2.1%的股权份额，处分770余万元，这就是典型的侵权事实。王奎禄、代清泉占有88%的股份，其重大事项决策权明显被侵害。（2）2009年6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从程序上，形式要件审查看不出是否真的召开过会议。如果真的召开，召开的程序是否合法？从时间上，股东大会的日期是后填充而成的：“六月”是强挤在年月日中间的；“13”是小写，纳入大写的行列中，明显呈现出伪造痕迹。从到会人数的填写看，是涂改的。看签字，至少五名是冒签的。即便全体参会者都是本人签字，也不足10%份额，这就反映出该决议本质上不具有合法性。从实质要件看，内容是编造的。份额占9.6%的股东无权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全体股东参加，或者表决票不超过具有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表决结果无效。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召集股东大会的发起人具有合法性，没有《会议通知》，没有会议时间、地点和议题，也没有股东大会记录、参会人员签到簿等书证。一审法院显然是无视表决权原理裁判案件。纵观上述两个决议可证实侵害占股权比例88%的股东权益的事实：2009年5月19日进款1000万元，第二天编造出虚假的董事会扩大会议，该决议中第三项的“职工分配明细表附下页”，表明标注日期为5月22日的表上写着41人，实际该表仅仅15人；分配103万元。随后又编制虚假的6月1日明细表，随意设定补发工资数额，史桂云一人就独得243,072元，是其他人员八倍以上。另外还制作了虚假的“返还借款53.4万元”，合计支出704万元。在16号凭证中有“向员工借款49.5万元”，长白钢窗厂、史桂云辩称是因法院查封了企业的230万元的款项，企业没有钱向职工借钱。实际上法院是2010年查封冻结企业账户，可这次分钱行为是在2009年5月发生，这是个明显的侵权事实。以上涉及企业重大决策事项，未经王奎禄、代清泉参与，程序、实体均违法的决议，属于无效；伪造决议掩盖分钱的违法性，构成侵权。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物权法》第67条、《公司法》等法律规定，王奎禄、代清泉的出资人权益应予保护。
4、适用法律错误。（1）长白钢窗厂是由乡镇集体企业演变为名义上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实际仍然是乡镇企业。营业执照登记的情形与客观实际不一致，应以客观事实为准。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号司法解释]，解释明确是依据民法通则、公司法、合同法等制定，特别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参照公司法，而一审法院擅自改变了司法解释，并认为不受公司法调整，明显错误。（2）王奎禄、代清泉已举证股份合作制企业登记于法无据，辽宁省工商局辽工商发[2005]37号明确“行政许可法颁布后，因登记股份合作制企业无法律依据，今后各行政机关不得登记股份合作制企业，已经登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逐步引导形成公司制企业”，对照王奎禄、代清泉重审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足以证明，企业的实际出资全都是本乡农民，持股比例88%的股东是王奎禄、代清泉，虽然营业执照记载的企业性质是股份合作制，但是，从1997年买断公有股之后，该企业已经不是集体企业性质，而是纯粹农民个人出资的乡镇企业。按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明确指出的企业营业执照记载的企业性质与实际不符的，以实际为准（最高法院王毓莹主审案例）。本案系股权纠纷理应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乡镇企业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3）一审法院用沈阳中院[2007]沈中民三合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认定本案股东会决议并无不当。该43号案件以长白钢窗厂名义（无授权书）起诉长白钢窗厂法人代表代清泉；和平区法院违法追加史桂云等三十人；诉请为交付公章和企业账册，这个判决是才判决了一个交付公章和账册，代清泉不可能自己告自己；沈阳两级法院超出诉讼请求，错误适用法律，用《规章》认定表决方式明显违法。第一，本案本应依据法律、法规裁判；第二，一审法院明知不依法裁判是错误的，因而故意用生效的判决书作为裁判依据，但该43号判决书却是错误援引部门规章裁判案件，且该规章只适用城市及县属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不适用乡镇集体企业。而长白钢窗厂经王奎禄、代清泉买断公有股后，已不是乡镇集体企业，而是纯民营的乡镇企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中江必新院长明确“不是以人员多数来决定利益分配的，而是按投资比例决定利益分配和权利地位”，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经济与法》的判例认定股份合作制企业“一人一票”表决方式，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判决无效。一审法院认定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采用一人一票表决方式有效，没有法律依据和章程为依据，与企业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对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判例，一审法院认定股东会决议不属于无效状态，明显违法。（4）关于超出王奎禄、代清泉诉讼请求的“收益权”的裁判问题。一审法院判决本案“无证据证明长白钢窗厂和史桂云的行为侵犯了王奎禄、代清泉的收益权”。本案诉讼请求是：依法确认长白钢窗厂、史桂云实施了侵害王奎禄、代清泉的出资人权益之行为；请求判令长白钢窗厂、史桂云返还给长白钢窗厂因侵权行为非法攫取的企业拆迁补偿款880万元。以下道理显而易见：初步统计：出资0.1万元的史桂云非法获取了290余万元；出资0.2万元的吉惠、王敬安加上未出资的李士举共获230余万元；违法返还借款以及上访出工补助等高达300余万元。所得款项理应由长白钢窗厂、史桂云用相关票证来举证，一审法院却用《证据规则》第二条要求王奎禄、代清泉举证。史桂云出资占比0.026%，分得290万元，代清泉出资占比44%，分配（未得）6.8万元。如此对比，突显侵权的行为特征。知情权、重大事项决策权、选择经营管理者权利和收益权均被剥夺，这些事实庭审中可依法认定，一审法院却以证据不足为由裁判无侵权行为。总之，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未能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并错误认定事实；不履行法定职责且允许股权侵害纠纷案的被告不提供完整的财务账册，导致裁判意见所需证据不足；不依据法律、法规裁判本案，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故请求：1、撤销(2015)沈中民三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3.请求判令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长白钢窗厂、史桂云均答辩称：1、原审判决程序的合法性体现在王奎禄、代清泉的多项程序要求不合法：（1）王奎禄、代清泉认为：侵权案由应由长白钢窗厂、史桂云承担举证责任。事实上，出资权益侵权纠纷在民事领域举证责任并没有什么特殊性，“谁主张，谁举证”“法庭有权依据事实分配双方的举证责任”的原则在本案仍可适用，王奎禄、代清泉所引用二个法律条款也不是举证倒置的特别规定。（2）王奎禄、代清泉认为：本案没有庭前会议和交换证据，违法。法庭有权依据本案的事实及庭审情况来安排是否举行庭前会议，证据的交换、质证在庭前、庭中进行是法庭决定性质的权利，说成是程序违法，言过其词。（3）王奎禄、代清泉认为：应举证董事扩大会议合法。面对长白钢窗厂决议这样合法的证据，王奎禄、代清泉的要求是穷尽地证明自己合法，董事史桂云、姚文利、王敬安、赵桂芹、吉惠，股东代表薛宝彬、高忠显、高春荣，人已全部到会，那个也未说未接到通知。股东一人一票制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董事会决议是否合法与股权的数量多少没有关系。（4）王奎禄、代清泉认为：原审未询问会议情况，违法。董事扩大会议的决议内容已经把所需要的询问内容都说明清楚了。如果法庭也认为此问题已经说清楚了，当然可以不询问，不能得出诉讼程序违法的结论。（5）王奎禄、代清泉认为：原审未调取司法审计报告，违法。王奎禄、代清泉提出申请调取新证据，法庭去了公安机关，其做了合理的解释，就是公安刑侦中做出的司法审计报告尚未形成，即使形成也是公安机关自己使用，不向民事诉讼的法庭提供，这是公安机关的权利，怎么能成是原审诉讼程序违法呢？另外企业的财务人员依据自身企业的情况，设置财务管理方法，只要合法合规就不受指责，不是必须让上诉人能一目了然的看懂，才是合法。（6）王奎禄、代清泉认为：限制其复印部分证据，违法。长白钢窗厂、史桂云基于维护自身商业秘密的合法权益，原审向法庭提出了禁止王奎禄、代清泉复印、拍照财务相关传票和记账凭证的要求，得到了法庭的支持，这样做即能够保障法庭查清企业款项的流向，又能防止王奎禄、代清泉滥用证据、滥用诉权，法庭行使的权利是有法可依的。（7）王奎禄、代清泉要求原审法庭传讯长白钢窗厂会计李士举到庭质证，未获支持，认为其违法。王奎禄、代清泉提出的诉讼被告是长白钢窗厂，李士举是长白钢窗厂单位的会计，个人履行的是单位的职务，长白钢窗厂、史桂云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法庭的规定进行了答辩，提供了必要的证据，李士举的工作成果，已体现在长白钢窗厂、史桂云的抗辩之中，李士举是属于长白钢窗厂一方，不是客观证人，王奎禄、代清泉要求法庭传讯长白钢窗厂的工作人员，即无理也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的拒绝是正确的选择。（8）王奎禄、代清泉认为：本案存在涉罪线索，申请移送，法庭予以拒绝，其认为违法。王奎禄、代清泉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刑事举报，公安机关已在立案前的调查，但王奎禄、代清泉一边做侵权的民事诉讼，一边又在诉讼中以涉罪案件申请移送，这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一个事实如果要涉罪，就要“先刑事、后民事”，说明王奎禄、代清泉本身就认为其侵权诉讼是无法成立的、虚假的，其目的是想借侵权诉讼法庭审理之机，形夯实刑事立案之实，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便指责法庭违法。其实是自己的要求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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