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最高法民终35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江海，男，土家族，1975年10月13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雷世明，女，畲族，1962年1月8日出生，私营企业主，住湖北省咸丰县，现住湖北省咸丰县。
以上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咸生,湖北刘咸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素敏，湖北刘咸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田文栋，男，土家族，1948年1月17日出生，住湖北省咸丰县，现住湖北省咸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湖北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慧，湖北图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李江海、雷世明因与被上诉人田文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二初字第00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江海、雷世明及其诉讼代理人刘咸生、沈素敏，被上诉人田文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黄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江海、雷世明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李江海、雷世明一审诉求；二、诉讼费用由田文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李江海、雷世明请求变更《出资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并未超过法定期限。其行使撤销权的期限应当是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8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最高法院第85号民事判决）作出起一年内。二、最高法院第85号民事判决中“关于转让价款结算相关问题，当事人可另行解决”的认定，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是针对畅达公司股份转让无效转让价款的结算，而并非针对恒通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的结算”。李渝生的行为被最高法院第85号民事判决认定为表见代理，田文栋应当以合理价格取得恒通公司股权，《出资转让协议》签订时，恒通公司部分资产在《恩施州交运运输集团咸丰县恒通运输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显示就已高达4135万元，还不算恒通公司未评估的资产和畅达公司的资产价值，但《出资转让协议》约定的两公司共作价180万元，属于不合理低价，显失公平。田文栋已经支付的680万元是支付到恒通公司账上，李江海、雷世明并未得到。
田文栋辩称，一、最高法院第85号民事判决认定转让恒通公司股权合法有效，当然包括了合同价款等主要条款合法有效，且该判决已经全部执行完毕。现李江海、雷世明起诉要求变更合同价款，属于重复起诉。二、最高法院第85号民事判决关于“《出资转让协议》有关转让畅达公司股份的约定，未经股东同意和有效追认，应认定为无效”的认定是针对畅达公司股份转让无效价款的结算，而非针对恒通公司。三、双方于2006年10月2日签订《出资转让协议》，李江海、雷世明于2014年12月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行使权利期间。
李江海、雷世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变更李江海、雷世明与田文栋于2006年10月2日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的股权转让价款为6135万元；二、田文栋立即向李江海、雷世明支付股权转让款6115万元[2006年已评估的部分资产价值为4135万元，其余未评估资产2000万元(估)]，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月息0.75%)向李江海、雷世明支付自2006年10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日的利息，其中自2006年10月2日起至2014年11月20日利息为44781903.66元，共计105931903.66元。三、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田文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5月18日，李江海授权李渝生负责处理湖北省咸丰县竞买汽车运输公司并组织新公司的一切相关事宜，以及全权负责对新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资产处置。2003年7月25日，李江海以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与咸丰县交通局签订经营权及客运资产交易合同，以995万元竞买价取得恩施州交运集团咸丰县运输公司道路运输经营权及二级客运站资产所有权。之后，李江海出资1933万元、雷世明出资50万元，共同组建设立恒通公司，注册资本为1983万元，李江海任公司董事长。2006年8月6日，由李江海主持召开恒通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决定由李渝生和公司总经理杨秀伦于2006年8月10日前，分别以个人名义为恒通公司融资500万元，用于偿还恒通公司所欠咸丰建行的借款，谁先筹齐500万元并偿还恒通公司在咸丰建行的借款，即拥有恒通公司全部股份。2006年8月9日，李渝生出具借条向田文栋、黄玉平夫妇借款500万元，并于当日将该款转入恒通公司在咸丰建行的账户。之后，李江海召开恒通公司董事会议，田文栋、黄玉平夫妇列席了本次董事会议。会议决定自即日（2006年8月9日）起，李江海委托李渝生全权接管恒通公司的一切事务。会后，田文栋与李江海、雷世明签订《恩施州交运运输集团咸丰县恒通运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江海、雷世明将其在恒通公司70%的股权转让给田文栋，自己保留30%的股权，转让价款为600万元，其中2006年8月9日付款500万元，2006年8月15日前付款100万元；田文栋付款600万元后即拥有恒通公司70%的股权，同时享有公司资产管理权、经营权并办理资产移交及相关过户手续。协议还约定，由田文栋担任恒通公司董事长，雷世明担任副董事长。协议签订后，田文栋于2006年8月10日向恒通公司在咸丰建行设立的账户转账100万元，2006年8月13日至17日，雷世明、恒通公司有关证照及财产管理人将恒通公司的证照、印章及全部财产移交给田文栋持有、管理，田文栋全面接管恒通公司。2006年8月14日，咸丰县财政局向恒通公司催收到期借款145万元。8月31日，田文栋个人筹款80万元归还了该笔借款本金70万元、利息10万元。
2006年10月2日，李渝生以李江海的代理人身份与雷世明共同与田文栋达成《出资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李江海、雷世明将其在恒通公司、畅达公司的全部出资（即全部资产、经营权）作价980万元转让给田文栋，田文栋接受双方认可的债权债务，即总债权为201.538678万元，总债务为978.672137万元（含田文栋已支付的680万元），田文栋应付李江海、雷世明202.866541万元（980万元+201.538678万元-978.672137万元），李江海、雷世明只要求田文栋支付180万元。付款方式约定为：田文栋在协议生效后付给李江海、雷世明转让款100万元，之后，双方共同到工商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等手续，手续办理完毕后，田文栋于2007年12月31日前付清余款80万元。协议签订后，田文栋向雷世明、李渝生支付现金20万元，另出具金额为80万元的欠条一张，而李渝生则为田文栋出具金额为100万元的收条一张。2006年10月17日，田文栋指派专人接收了畅达公司行政公章、业务印章及有关财务资料，2007年11月14日，田文栋又接收了畅达公司的证照，全面接管了畅达公司。
2006年10月20日，雷世明向田文栋送达《关于撤销出资转让协议的函告》，以《出资转让协议》未征求李江海的意见，李江海不予认可，且980万元的转让款显失公平，畅达公司的股东应为曾祥辉、雷建辉，其无权处分畅达公司的财产为由，要求撤销《出资转让协议》，双方仍按2006年8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2007年12月8日，田文栋回函雷世明、李渝生，不同意撤销《出资转让协议》，要求雷世明、李渝生按双方所签订的协议领取转让款余款，并及时协助其到相关部门办理法人变更和资产过户手续。
另查明：2004年8月2日，李渝生与杨秀伦（恒通公司当时聘请的总经理）协商，将县乡车辆从恒通公司分离出来再成立畅达公司。李渝生向恒通公司借款100万元作为出资，并列曾祥辉、雷建辉为公司股东，安排经办人员白青义编造虚假登记资料，于2004年10月10日向咸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咸丰县工商局）申请注册，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曾祥辉、雷建辉既未出资，也未在相关登记材料上签字，亦未参与公司管理。2004年10月20日，李渝生和杨秀伦再次安排白青义编造虚假资料，并虚增宋秀英、潘拥军二人为公司股东，为潘拥军虚列出资680万元、雷建辉虚列出资240万元，宋秀英虚列出资260万元，并于同年11月22日办理了增加股东和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在变更登记过程中，曾祥辉、雷建辉、潘拥军、宋秀英没有召开股东会，也未形成相关决议。2006年9月28日，咸丰县工商局对畅达公司上述编造虚假资料骗取登记注册的行为作出咸工商处字（2006）第1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5万元。该处罚决定书送达给有关当事人后，均未在法定期间内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2006年12月1日，畅达公司登记股东曾祥辉、雷建辉就雷世明、李渝生转让畅达公司资产给田文栋的行为提出异议，并委托法律工作者杨军进行处理。畅达公司的登记股东仍是曾祥辉、雷建辉、潘拥军、宋秀英等人。
再查明：2004年1月18日，李渝生代表恒通公司与恒通公司原总经理杨秀伦签订《合同书》，其中第四条第二款约定，杨秀伦在出任总经理后，恒通公司将公司18%的股份赠送给杨秀伦，由杨秀伦永久性享有并按股份比例进行分红，一年一结算，年终兑现。杨秀伦所获股份可由其继承人继承。双方股份不得随意转让，若要转让股份须征得对方同意。第八条载明，双方协商，恒通公司计划2012年收回企业投资1005万元，每提前一年给杨秀伦奖励企业股份2%(奖励股份不得超过6%)，其奖励股份与恒通公司赠送给杨秀伦的18%股份由杨秀伦永久性享有，并按比例参与利润分红，杨秀伦所获的股份可由其继承人继承。
2006年8月9日，李江海、雷世明与田文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三、原公司债权债务(以对公司财务审计结论为准)由恒通公司承担，但李江海、雷世明与杨秀伦于2004年1月18日签订的《合同书》由李江海、雷世明负责解除，与田文栋无关。
恒通公司2006年8月9日董事会决议尾部载明:附2006年8月6日上午由董事长李江海主持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2006年8月6日恒通公司董事会议决议、8月7日会议纪要均记载：李渝生作为李江海的全权代表出席会议。
2011年9月5日，以曾祥辉为法定代表人的畅达公司向宋秀英、潘拥军发出《通知》，通知其务必在2011年9月20日前将出资到位，逾期视为放弃股东资格。该《通知》经咸丰县公证处公证。宋秀英、潘拥军未按期缴纳出资。
2012年8月5日，曾祥辉等以畅达公司名义向咸丰县工商局提交变更登记申请书，同时提交《说明》等资料，《说明》载明：“2006年10月17日，李江海、雷世明基于其与田文栋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将畅达公司公章、业务专用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照移交给田文栋，后畅达公司股东对转让协议提出异议并诉至法院，法院最终判决[(2012)鄂民二终字第00087号判决书]畅达公司归属原登记股东。判决书下达后，畅达公司根据咸丰县工商局的要求进行了整改，由于公司原股东宋秀英、潘拥军拒不缴纳出资，公司股东会决议将原注册资本由1268万元减至88万元，并于2012年4月11日在《恩施日报》上刊登了减资公告。现该程序已基本进行完毕，由于畅达公司无法收回被田文栋把持的原公章(4228260001052)和原营业执照(422826200006170)，本公司已分别于2011年6月16日和2012年6月2日在《恩施日报》上登报将原公章和原营业执照声明作废，特此说明。”咸丰县工商局于2012年6月6日核准畅达公司注册资本、股东及住所变更，作出《公司变更通知书》并颁发营业执照。2012年6月13日，田文栋向咸丰县工商局投诉，请求立即吊销并收回补发的营业执照。2012年8月13日，咸丰县工商局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曾祥辉等因不服该决定书，以畅达公司名义向咸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咸工商撤字(2012)01号《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咸丰县人民法院(2012)鄂咸丰初字第00012号行政判决认为，咸丰县工商局作出(2012)01号《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依据事实及理由不能成立，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撤销。田文栋不服该一审行政判决，向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因本案尚未审结，故中止审理。
畅达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材料中有《畅达公司章程》（2011年9月21日股东会一致通过）一份，该章程第六条载明公司股东及出资额为曾祥辉出资86万元，雷建辉出资2万元。章程尾部有曾祥辉、雷建辉亲笔签名。
还查明：2007年3月20日，田文栋向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李江海、雷世民按照《出资转让协议》约定立即履行协助田文栋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该案再审后经最高法院第85号民事判决认定《出资转让协议》有关转让恒通公司股份的部分应为合法有效，有关转让畅达公司股份的约定无效，判决李江海、雷世民协助田文栋办理恒通公司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李江海、雷世民向一审法院提交恒通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拟证明2006年10月，恒通公司部分资产经评估认定价值为4315.12万元，《股权转让协议》及《出资转让协议》所约定的价格均显失公平，不是合理价格；提交咸丰振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拟证明《出资转让协议》是田文栋以不能反映恒通公司股权真实价值的审计报告欺骗李渝生、雷世明的结果。因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李江海、雷世民与田文栋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是当事人合意结果，该协议经最高法院第85号民事判决认定有关转让恒通公司股份的部分应为合法有效，有关转让畅达公司股份的约定无效，并判决李江海、雷世民协助田文栋办理恒通公司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已对李江海、雷世民与田文栋关于恒通公司股权转让的纠纷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且该判决对转让价款结算的认定为：《出资转让协议》有关转让畅达公司股份的约定，未经股东同意和有效追认，应认定为无效。关于转让价款结算相关问题，当事人可另行解决。上述认定是针对畅达公司股份转让无效转让价款的结算，而并非是针对恒通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的结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3条第2款规定“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从上述规定的内容分析，虽然法律赋予了当事人可请求法院、仲裁机构对合同予以撤销或变更的权利，但要求当事人行使该权利必须在一年内提出。本案中，李江海、雷世民与田文栋于2006年10月2日签订《出资转让协议》，李江海、雷世民2014年12月向该院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行使权利期间。故李江海、雷世明主张对恒通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款进行变更并请求田文栋支付转让价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关于田文栋的反诉问题。《出资转让协议》并没有将恒通公司与畅达公司股份转让价款分开，而是将二公司一并作价980万元。田文栋在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之前共支付680万元，《出资转让协议》中未约定该款项是支付恒通公司的转让价款还是畅达公司转让价款。田文栋提交了李渝生、雷世明的融资还贷特别约定声明书及2006年8月6日恒通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欲证明恒通公司的转让价款为500万元，畅达公司的转让价款则为480万元。2006年8月6日的恒通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决定，由李渝生和该公司总经理杨秀伦于2006年8月10日前，分别以个人名义为恒通公司融资500万元，用于偿还恒通公司所欠咸丰建行的借款，谁先筹齐500万元并偿还恒通公司在咸丰建行的借款，即拥有恒通公司全部股份。但该决定仅针对李渝生和杨秀伦，并不能及于田文栋。李渝生、雷世民的融资还贷特别约定声明书出具的时间为2006年8月9日，与《股权转让协议》为同一天，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田文栋出资600万元只获得70%的恒通公司的股权，且《出资转让协议》明确约定双方之前签订的所有协议全部作废。因此，田文栋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畅达公司股权转让价款为48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田文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综上，李江海、雷世明的诉讼请求，田文栋的反诉请求均不能成立，该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3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驳回李江海、雷世明的诉讼请求；二、驳回田文栋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71460元，由李江海、雷世明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9788元，由田文栋负担。
本案二审审理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田文栋接管恒通公司后，恒通公司委托咸丰振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2006年9月30日作出的《审计报告》载明，“三、期末财务状况。（二）截止2006年8月9日止，经审计后的资产负债情况：……3.所有者权益为2523281.31元。”恒通公司委托湖北赛因特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06年10月16日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委托评估资产价值4135.12万元，……本报告仅供委托方和资产占有方作工商注册使用，不得用于其它目的。”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李江海、雷世明请求变更《出资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是否具有法定变更事由，是否超过法定期间；二、如何理解最高法院第85号民事判决“关于转让款结算相关问题，当事人可另行解决”的认定。
一、李江海、雷世明请求变更《出资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是否具有法定变更事由，是否超过法定期间。李江海、雷世明与田文栋2006年10月2日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因李渝生转让李江海股份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李渝生、雷世明转让畅达公司股份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因此最高法院第85号民事判决认定，该协议中有关转让恒通公司股份的部分应为合法有效，有关转让畅达公司股份约定，未经股东同意和有效追认，应认为无效。咸丰振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载明，截止2006年8月9日止，经审计后恒通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2523281.31元。《出资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与审计确认的所有者权益相差不大，李渝生作为李江海的代理人与雷世明并未提出异议且实际上接受并签署了合同。尽管《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显示恒通公司当时的资产为4135.12万元，但该评估报告书也说明了仅供委托方和资产占有方作工商注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与审计报告的范围、计价依据并不相同，因此不能作为请求变更股权转让对价的依据。李江海、雷世明以此主张《出资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格显失公平，但并未申请法院进行审计，所举证据尚不够充分。虽然恒通公司当时缺乏资金，但李江海、雷世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田文栋利用其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签订合同，因此，《出资转让协议》关于转让价款的约定不构成显失公平。田文栋此前已经为恒通公司偿还借款680万元，该事实在《出资转让协议》中双方予以确认，并作为公司债务在资产总额中进行扣减，李江海、雷世明只要求田文栋扣减后实际支付180万元，故李江海、雷世明不能以此为理由主张未得到股权转让对价。因此，李江海、雷世明请求变更《出资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没有法定变更事由。因李江海、雷世明对该条款并无变更或撤销的权利，所以也不存在超过法定期间的问题。原审对此虽认定有误，但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李江海、雷世明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二、如何理解最高法院第85号民事判决“关于转让款结算相关问题，当事人可另行解决”的认定。最高法院第85号民事判决认定转让恒通公司股份的约定有效，转让畅达公司股份的约定无效，而《出资转让协议》并没有将恒通公司与畅达公司股份转让款分开，而是将二公司一并作价980万元。《出资转让协议》中也未约定田文栋已支付的680万元款项是支付恒通公司的转让价款还是畅达公司转让价款。双方当事人现亦无证据足以分别确定两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数额。最高法院第85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载明，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李江海、雷世明协助田文栋办理恒通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因此，最高法院第85号民事判决中关于转让款结算问题的内容，应当理解为：恒通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应在980万元的范围内；双方当事人确定恒通公司与畅达公司各自的股权转让款后，对转让无效的畅达公司股权转让款进行结算。现李江海、雷世明主张《出资转让协议》的股权转让款为6135万元，其依据仅为《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评估恒通公司当时的资产为4135.12万元，加上其余未评估资产单方估算的2000万元。如前所述该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仅作工商注册使用，不代表公司实际价值，田文栋对报告所述资产价值也不予认可。李江海、雷世明的主张的股权转让款不但超过了980万元的上限，且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江海、雷世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1460元，由李江海、雷世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宏伟
审判员 黄 年
审判员 张雪楳
二〇一七年××月××日
书记员 杨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