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8民终19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男，2006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冈县，身份证号码：4418212006********。
法定代理人：邓某，男，197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冈县，身份证号码：4418211973********。系上诉人邓某的父亲。
委托代理人：黄庆华，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葛佑成，男，1971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信阳市平桥，身份证号码：4130231971********。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清远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新城北富华大厦B座三层北2号。
负责人：黄宏明，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明峰，系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清远市通大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清远市人民二路公路大厦。
法定代表人：白建明，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林辉，广东明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方思华，广东明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某因与被上诉人葛佑成、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清远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永安财保清远支公司）、清远市通大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大路桥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冈县人民法院（2015）清佛法民二初字第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1月2日14时0分许，黄海英无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搭载邓晓莹、邓某沿S354线施工路段由东往西行驶，行至S354线黎安湖竹脚村新旧路段接驳处车辆失衡向左侧倾斜倒向对向车道时，摩托车乘坐人员肢体与对向葛佑成驾驶超速行驶的河北HXXX**号农用运输车车头左前部及车体左侧发生碰擦，导致摩托车倒地及该车驾驶人跌落于地，河北HXXX**号农用运输车左后轮先后与无号牌二轮摩托车车头仪表盘挡风板、后视镜等部位接触、碰擦，并碾压到黄海英和邓晓莹，造成两车损坏，邓某受伤，黄海英、邓晓莹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2月5日，佛冈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佛公交认字【2015】第0000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海英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导致此事故的主要过错；葛佑成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导致此事故的另一方面过错；通大路桥公司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第一、二款的规定，是导致此事故的另一方面过错。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黄海英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葛佑成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通大路桥公司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邓晓莹、邓某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之后，邓志锋向清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清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经审查，于同年3月10日作出清公交复字【2015】036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以佛冈县交警大队经办的【2015】第00002号交通事故存在文书表达不当，责令对此案重新认定，十日内重新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同年3月17日，佛冈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佛公交认字【2015】第00002（A）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查证黄海英酒后、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违反规定搭载人员，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关于“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第十九条第一款关于“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关于“两轮摩托车只允许在后座位置搭载一人，但不得搭载未满十二周岁的未成年人”的规定，是导致此事故的主要过错；葛佑成驾驶制动不合格的车辆上道路超速行驶，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关于“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第四十二条第一款关于“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的规定，是导致此事故的另一方面过错；通大路桥公司在道路上施工未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未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因工程建设需要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应当事先征得道路主管部门的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第二款“施工作业单位应当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并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施工作业完毕，应当迅速消除道路上的障碍物，消除安全隐患，经道路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验收合格，符合通行要求后，方可恢复通行”的规定，是导致此事故的另一方面过错；无证据证明邓晓莹、邓某有导致此事故的过错。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黄海英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葛佑成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通大路桥公司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邓晓莹、邓某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同时撤销佛公交认字【2015】第0000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邓某受伤后，被送往佛冈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1天，出院诊断为：一、重型开放性颅脑外伤（1、双额及右颞叶多发脑挫裂伤并脑疝形成；2、蛛网膜下腔出血；3、左侧额颞顶骨粉碎性骨折；4、左侧额顶部下血肿。）二、盆腔少量积液。后因治疗需要，于2015年1月13日到珠江医院住院治疗35天，出院诊断为：1、颅脑损伤术后；2、左额颅骨缺损；3、继发性癫病。后又于2015年5月18日第二次到珠江医院住院治疗23天，出院诊断为：左额部颅骨缺损。在珠江医院两次住院期间，医疗机构均证明邓某由其家属2人护理。合计住院69天，住院及汤塘卫生院门诊治疗合计用去129769元医疗费，出院诊断为治疗的需要邓某并于2015年4月27日到清远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购买名为“奥拉西坦胶囊”6瓶用去600元，邓某于2015年7月14日受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其目前的精神状态及精神伤残等级鉴定，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于2015年8月25日作出中大（精）鉴字第J2015203号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邓某目前诊断为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器质性智能缺损），其精神残情符合八级伤残。2015年9月6日邓某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另查明：1月8日，佛冈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河北HXXX**号农用运输车与无号牌二轮摩托车（车架号：1211）的行驶轨迹和事故发生时河北HXXX**号农用运输车与无号牌二轮摩托车（车架号：1211）的车速。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1月29日作出南方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5】交鉴字第4号《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意见书》；1月28日佛冈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死者黄海英血样做乙醇分析，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于2月2日作出中大法鉴中心【2015】毒鉴字第D2015016号《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法医毒物检验报告书》，报告检验结果为黄海英心血中检出乙醇，含量为24.4mg/100mL；2015年8月4日，邓某父亲邓志锋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黄海英血液进行酒精、正丙醇及乙基葡萄糖醛酸苷的测定，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同年8月8日作出南方医大司鉴中心【2015】毒检字第1499号《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检验报告书》，检验结果为黄海英血液中检出乙醇（酒精）成分，含量为24.4mg/100mL；检出正丙醇成分，含量为2.7mg/100mL；未检出乙基葡萄糖醛酸苷成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T842-2009，附录B判断黄海英生前未饮酒（血液中检出的酒精为尸体腐败时产生）。
再查明：邓某系邓志锋与黄海英的儿子（2006年1月12日出生），本次交通事故另一死者邓晓莹系邓志锋与黄海英的女儿。邓某及其父母邓志锋、黄海英均为农业家庭户口性质。黄海英生前于2013年9月1日与中山市南区恒联塑料加工作坊签订了《中山市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14年11月30日，并居住在中山市南区恒联塑料加工作坊二楼；邓志锋从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在安徽省庐江县永兴建安有限公司从事高压焊工，月平均工资8376.6元。死者黄海英、邓晓莹的家人就相关赔偿费用亦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案号分别为（2015）清佛法民二初字第705号、706号。
又查明：肇事车辆河北HXXX**号农用运输车的法定车主是葛佑成，葛佑成为该车在永安财保清远支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保险金额为20万元不计免赔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此外，本案事故发生路段由通大路桥公司负责施工建设。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葛佑成和通大路桥公司应否对永安财保清远支公司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险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葛佑成和通大路桥公司应否对对方的赔偿款互负连带责任，以及邓某的损失应否按城镇标准计算的问题。
关于本案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问题。本案事故发生后，佛冈交警部门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死者黄海英心血进行检验，检出乙醇含量24.4mg/100mL，并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河北HXXX**号农用运输车与无号牌二轮摩托车（车架号：1211）的行驶轨迹和事故发生时河北HXXX**号农用运输车与无号牌二轮摩托车（车架号：1211）的车速。通过现场勘查及两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佛冈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佛公交认字【2015】第00002（A）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海英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葛佑成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通大路桥公司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邓晓莹、邓某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该认定确认事故发生经过时依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毒物检验报告书乙醇含量认为黄海英酒后驾驶，而根据邓某提交的南方医大司鉴中心【2015】毒检字第1499号《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检验报告书》，亦检出黄海英血液中含乙醇（酒精）成分为24.4mg/100mL，只是未检出乙基葡萄糖醛酸苷成分，从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T842-2009，附录B判断黄海英生前未饮酒（血液中检出的酒精为尸体腐败时产生）。两鉴定机构和相关鉴定人员均具有相应鉴定资质，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并不矛盾，法院均予以采信。黄海英虽事实上不存在酒后驾驶行为，但在事故认定书事故形成原因分析部分，交警部门并没有认定黄海英酒后驾驶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而是以其无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超载搭载未满十二周岁的未成年人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是导致此事故的主要过错，从而认定黄海英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也就是说，即便黄海英不存在酒后驾驶行为，其他违法行为已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因此，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责任划分正确，法院依法确认其证明力。邓某以黄海英不存在酒后驾驶行为，要求重新划分责任的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
葛佑成作为肇事车辆河北HXXX**号农用运输车的车主，已为该车在永安财保清远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赔偿限额为20万元不计免赔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的规定，对邓某的损失，应先由永安财保清远支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由于本次事故死者黄海英承担主要责任，葛佑成、通大路桥公司分别承担次要责任，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鉴于葛佑成、通大路桥公司在本次事故中是分别实施侵权行为且难以确定责任大小，因而，黄海英承担70%责任，由葛佑成、通大路桥公司平均承担责任即各自按份承担15%责任。因此，对邓某损失中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由葛佑成、通大路桥公司各自按份承担15%的赔偿责任。鉴于葛佑成已为肇事车辆河北HXXX**号农用运输车在永安财保清远支公司投保了赔偿限额为20万元不计免赔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因此，葛佑成承担的15%赔偿部分由永安财保清远支公司在2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给邓某，不足部分，再由葛佑成赔偿给邓某。邓某诉请葛佑成、通大路桥公司对永安财保清远支公司赔偿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和葛佑成、通大路桥公司互负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虽然邓某的母亲黄海英的户籍性质是农业人口，但通过邓某提供的证据可知，黄海英生前于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在中山市南区恒联塑料加工作坊工作，且一直居住在中山市南区恒联塑料加工作坊二楼。黄海英在城镇居住且有固定收入，邓某主张以城镇标准计算相关损失，符合有关规定，法院予以支持。葛佑成、通大路桥公司对此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关证据，对其异议，法院不予采纳。
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有关规定，参照《广东省2015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对邓某主张的损失项目，法院确认如下：1、医疗费用130369元，有相关的医疗费票据及出入院记录等证据为凭，法院予以确认。对邓某超出130369元部分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住院伙食补助费6900元，符合相关规定的计算标准，法院予以认可；3、护理费，因医疗机构没有出具邓某出院后仍虽专人护理的意见，故法院确认原告的护理时间为住院天数，即69天。现邓某主张住院期间由其父亲及亲属护理，结合医疗机构意见，法院予以认可。即邓某的护理费为26032.94元（69天×8918.67元/月+69天×80元/天）；4、交通费，结合邓某两次到广州市住院，并结合本县到住院地的距离及正常交通情况的交通费用，法院酌定为2000元；5、残疾赔偿金，结合邓某的举证情况，现邓某主张按城镇标准对待计算残疾赔偿金，法院予以支持，即残疾赔偿金为181157.4元（30192.9元/年×20年×30%）；6、鉴定费3520元，有相关的鉴定结论书及缴费票据为凭，法院予以确认；7、营养费，结合邓某伤情、住院次数及年龄，现邓某主张3000元，法院予以支持；8、精神抚慰金，结合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及伤残等级，现邓某主张15000元，法院予以支持，以上1至8项合计367979.34元。
对于邓某的上述损失，由于本案交通事故同时造成黄海英、邓晓莹死亡，结合（2015）清佛法民二初字第705号案死者黄海英、第706号案死者邓晓莹的实际损失，按损失比例，由永安财保清远支公司在交强险1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13734元、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10000元给邓某；超出交强险赔付的部分344245.34元（367979.34元－23734元），由葛佑成承担344245.34元×15%=51636.8元，结合上述三案的实际损失，按损失比例，本案葛佑成承担的51636.8元中应由永安财保清远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赔偿41914元给邓某；超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部分的9722.8元（51636.8元－41914元），再由葛佑成赔偿给邓某；通大路桥公司亦应承担赔偿344245.34元×15%=51636.8元给邓某的责任。又因通大路桥公司已垫付了邓某90000元医疗费用损失，其主张扣减应付的赔偿款，法院依法支持，但对超出部分（90000元-51636.8元）38363.2元，因通大路桥公司没有向邓某提出反诉请求，因此，法院不作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6年3月5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清远中心支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23734元、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41914元（两项合计65648元）给邓某；（二）葛佑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9722.8元给邓某；（三）驳回邓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442元，由邓某负担3957元，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清远中心支公司负担1293元，葛佑成负担192元。
上诉人邓某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被上诉人永安财保清远支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范围内向上诉人赔偿77954.71元；2、被上诉人葛佑成向上诉人赔偿14040.13元，被上诉人通大路桥公司对此项赔偿承担连带责任；3、被上诉人通大路桥公司向上诉人赔偿1994.84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死者黄海英不存在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客观行为，但佛冈县交警大队作出的两次责任认定书以及清远市交警支队复函内容中，都以黄海英存在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过错行为作为本案划分事故责任的依据，导致划分责任错误。案涉事故中葛佑成、通大路桥公司、黄海英应负同等责任。（二）在佛冈县交警大队交通事故档案中，被上诉人葛佑成及、陶诗军、李功德、牟安德的签名笔录明确证实葛佑成受雇于通大路桥公司，为涉案施工路段运输混凝土，通大路桥公司应当对葛佑成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原审法院结合现有证据认定黄海英生前在城镇居住和工作满一年，按照城镇的标准对本案死者进行赔偿，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永安财保清远支公司口头答辩称：对原审判决无异议。
被上诉人通大路桥公司答辩称：（一）本案死者黄海英及伤者邓某均属于农村户籍，且事故发生时受害人均是在当地农村居住生活，事故发生地点也是在当地农村，故本案应按农村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原审按城镇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原审适用《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错误，应按《广东省2015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公布的农村标准计算。（二）通大路桥公司请求上诉人返还多垫付的医疗费。
被上诉人葛佑成经本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与诉讼，亦没有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在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南方医大司鉴中心[2015]毒检字第1499号《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检验报告书》后，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就案涉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问题向清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发函征询意见。清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5年12月10日向原审法院复函称：通过分析事故三方当事人的交通违法行为，根据其行为对事故所产生的作用大小和过错程度，佛冈交警大队作出的佛公交认字[2015]第00002（A）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调查程序合法、责任划分公正。
又查明：为核实被上诉人葛佑成与通大路桥公司的关系，本院于2016年12月2日依法对李功德、陶诗军进行了询问，两人均否认葛佑成与通大路桥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主要针对上诉人邓某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综合上诉人在二审中的上诉意见及各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1、案涉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的事故责任如何认定；2、被上诉人通大路桥公司是否应当对被上诉人葛佑成承担的赔偿款负连带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后，经佛冈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查处理后作出佛公交认字[2015]第00002（A）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认定黄海英酒后、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违反规定搭载人员，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导致此事故的主要过错，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葛佑成驾驶制动不合格的车辆上道路超速行驶，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导致此事故的另一方面过错，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通大路桥公司在道路上施工未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未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是导致此事故的另一方面过错，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邓晓莹、邓某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等而作出的公文书证，具有职能性、专业性和技术性。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形成原因及当事人责任的记载和划分，依法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上诉人邓某对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了异议，并提供了南方医大司鉴中心[2015]毒检字第1499号《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检验报告书》，证实黄海英不存在酒后驾驶行为。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虽认定了黄海英酒后驾驶机动车，但在分析其交通违法行为时，并未认定黄海英酒后属违法行为，而是以黄海英存在无证驾驶无号牌机动车、违法超载、后座违法乘坐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等交通违法行为为由，认定黄海英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可见黄海英是否存在酒后驾驶行为，并不影响对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认定。另外，在收到上诉人邓某提供的南方医大司鉴中心[2015]毒检字第1499号《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检验报告书》后，原审法院亦就该检验报告书是否会对案涉事故责任划分产生影响，向清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发函询问。该支队向原审法院复函称：通过分析事故三方当事人的交通违法行为，根据其行为对事故所产生的作用大小和过错程度，佛冈交警大队作出的佛公交认字[2015]第00002（A）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调查程序合法、责任划分公正。清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为道路交通管理的专业部门和佛冈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上级机构，其对案涉事故责任划分的函复意见，具有专业性和公正性，该复函进一步印证了黄海英是否存在酒后驾驶行为，并不影响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事实。综上，上诉人邓某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原判依据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黄海英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邓某上诉认为黄海英、葛佑成、通大路桥公司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的依据不足，对其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本案中，上诉人邓某主张被上诉人葛佑成受雇于通大路桥公司，通大路桥公司应当对被上诉人葛佑成承担的赔偿款负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邓某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邓某在上诉状中提到的陶诗军、李功德、牟安德在交警部门的笔录属于证人证言性质，而经本院再次向李功德、陶诗军询问，两人均表示葛佑成与通大路桥公司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其在交警笔录中关于“聘请”的表述，属于记录错误。因此本案中，上诉人邓某除在上诉状中提到的陶诗军、李功德、牟安德在交警部门的笔录外，并未向法院提供其他证据证实被上诉人葛佑成与通大路桥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在通大路桥公司否认与葛佑成存在雇佣关系的情况下，邓某仍须举证证明其主张，然而，在一、二审中其均举证不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上诉人邓某诉请主张通大路桥公司应对被上诉人葛佑成承担的赔偿款负连带责任的理由不成立，对其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邓某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5元，由上诉人邓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卢永坚
审判员 罗文雄
审判员 王 凯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林健欢
书记员 余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