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402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宏波，男，1973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赵喜民，男，1962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杜小娟，1965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系赵喜民之妻。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ＸＸ民，男，196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姚广田，男，196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闫运才，男，1962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立全，男，1958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艳，女，1983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樊谋文，男，1957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武军，男，1972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琚英，1980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系李武军之妻。
被申请人（原审第三人）：陕西蒲城县金联煤矿,住所地：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高阳镇南家录村。
法定代表人：赵喜民，系该煤矿执行事务合伙人。
再审申请人刘宏波因与被申请人赵喜民、杜小娟、ＸＸ民、姚广田、闫运才、刘立全、王艳、樊谋文、李武军、琚英（以下简称赵喜民等人）、陕西蒲城县金联煤矿（以下简称金联煤矿）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民终14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宏波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六、九项规定的情形，应当再审，请求:1.撤销原判决；2.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刘宏波要求解除与赵喜民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赵喜民向刘宏波返还转让款3172万元及利息898.26万元的请求；3.诉讼费由赵喜民等人与金联煤矿承担。具体理由如下：
1.原判决对刘宏波与赵喜民签订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的认识仅停留在文字层面，而未深究双方实质法律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的事实是：2009年，刘明超、韩民权得知赵喜民成立的金联煤矿欲从普通合伙转变成有限责任公司，想购买公司股份。但是由于资金不够，二人找到刘宏波，刘宏波由此认识了赵喜民，但并不认识金联煤矿其他合伙人。赵喜民多次口头承诺在刘宏波购买其金联煤矿的合伙份额后很快就可以成立有限公司，并且还给刘宏波出示了煤矿全体合伙人2012年2月23日签订的陕西蒲城县金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联公司）章程，让刘宏波更加确认通过购买合伙份额，可以先成为金联煤矿合伙人，然后就可以成为金联公司的股东，于是刘宏波于2012年4月30日与赵喜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刘宏波在支付了3172万元股权（合伙份额）转让款后，赵喜民却迟迟不协调其他合伙人与刘宏波订立入伙协议，不按照承诺设立金联公司，且要求刘宏波再购买更多的合伙份额，于是才出现了本案另一个转让协议即李武军与刘宏波于2013年5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赵喜民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中签字，其他合伙人也都签字确认。赵喜民可能是由于某种利益关系，以欺骗手段伙同金联煤矿另外几名合伙人一起将持有的金联煤矿合伙份额从刘宏波处套取大额现金进行分配。但是二审法院在未查清的情况下，仅凭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文字表述就否定双方之间关于让刘宏波成为合伙人、进而成为公司股东的实质约定，割裂了《股权转让协议》书面内容和实质交易关系之间的联系，属认定事实不清，缺乏主要证据支持。二审法院否定了成为合伙人或公司股东是刘宏波与赵喜民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的实质交易关系，否定了刘宏波根据该协议所应享有的权利，却又肯定了赵喜民作为交易对价占有股权转让款的行为，使该占有行为缺乏存在的合法依据。原判决在《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及全体合伙人均认可协议的目的及实质内容的情况下，却否定了既定事实，属认定事实不清。
2.二审法院不支持刘宏波解除其与赵喜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是错误的。首先，刘宏波要求解除与赵喜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管是要求解除2012年4月30日的协议还是要求解除2013年5月20日的协议，其基本诉讼请求就是要求解除与赵喜民之间的股权（合伙份额）转让这一基本事实关系，至于究竟是哪一份协议，仅是由于刘宏波在不同阶段的认知水平不同导致的差异，不能成为原判决定案的依据。且刘宏波在二审庭审过程中也明确表示要求解除的是与赵喜民之间的股权（合伙份额）转让这一事实行为，二审法院应该在刘宏波明确上诉请求后，对有关事实和法律进行细致全面审理，而不能仅依据当事人可能产生的错误认识就认为刘宏波的请求及事实模糊不清，而予以驳回，属于认定事实缺乏证据支持的错误。其次，原判决断定作为股权（合伙份额）出让方赵喜民除了享有收受股权转让款的权利外，不对刘宏波负有任何合同义务，所以刘宏波与赵喜民之间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刘宏波能否成为金联煤矿合伙人或金联公司股东不在协议约定范围内，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3.最高人民法院的案由划分是为了方便民事案件审判业务的管辖分工和加强审判管理工作，和双方当事人平等主体之间订立合同所产生的合同目的无任何关系，不能成为限定当事人双方合同实质内容的依据。
4.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规定,原判决认为其他合伙人均认可刘宏波的合伙人身份就是《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完毕的证明条件。其他合伙人认可刘宏波的身份所表现的法律关系有两点：一、同意赵喜民转让合伙份额，协议有效；二、同意刘宏波基于受让合伙份额成为合伙人，协议可以往下履行。但这两点绝不能理解为全体合伙人认可，刘宏波与赵喜民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就履行完毕。首先，协议是否履行完毕仅与订立协议的双方当事人的实际履行行为有关，不能以第三方的认知来判断。其次，协议的成立并生效到履行完毕需要一个履行过程，并不是协议生效就履行完毕了，协议生效后是否能够履行完毕有赖于双方当事人是否按照协议的内容（包括书面约定和实质的履行方式）去执行。是否能够成为合伙企业合伙人不是以“书面确认书”为准，而应以全体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为准。合伙企业有较强的人合性，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十四条及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新合伙人加入合伙企业，必须与全体合伙人订立书面的入伙协议。入伙协议既是新合伙人权利的保障，也是原合伙人权益存在的重要基础。所以订立入伙协议才是刘宏波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及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成为合伙人的前提条件，才是《股权转让协议》实质内容履行完毕的证明条件、是合同目的实现的证明条件。二审法院在确认签订入伙协议是成为合伙人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又将书面确认书作为认定刘宏波是合伙人的证据，前后矛盾，认定事实严重证据不足。
5.书面确认书完全有可能是赵喜民等人出于诉讼目的的考虑而伪造的，其他合伙人的口头认可仅能代表原则上同意刘宏波入伙，但刘宏波是否能够真正入伙有待于全体合伙人最终能否就订立入伙协议达成一致。赵喜民是金联煤矿的合伙事务执行人，其控制着金联煤矿的印章，其完全可以为了诉讼的需要制作一份确认刘宏波是合伙人身份的书面确认书，该证据明显是其伪造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6.在二审庭审过程中，审判长先入为主，多次打断刘宏波代理律师的发言，形成审判长与刘宏波律师辩论的状态，完全无视法庭的中立地位，严重剥夺了刘宏波辩论的权利。
本院经审查认为，金联煤矿成立于2010年4月15日，企业类型为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及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情况是：赵喜民40.014%、樊谋文18.946%、刘立全11.06%、ＸＸ民10.9%、闫运才10.3%、王艳4.945%、姚广田3.835%。2012年4月19日，王艳、樊谋文将其持有的4.945%和18.946%财产份额转让给赵喜民。赵喜民于2012年4月30日将其持有的财产份额中的11.0%外部转让给唐江泉。同日，赵喜民（甲方）与刘宏波（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之原则，现就甲方股权转让一事，经双方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自愿将金联煤矿的股份转让16.726%给乙方；二、甲方股权经双方协商转让价为4115.40万元人民币；三、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股权转让款；四、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五、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2012年5月14日，赵喜民向刘宏波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刘宏波交来金联煤矿12.891%股权转让款叁仟壹佰柒拾贰万元整（￥3172万元整）。”之后，ＸＸ民、姚广田将各自持有的财产份额均转让给李武军。2013年5月20日，李武军（甲方）与刘宏波（乙方）签订了《金联煤矿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内容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相关规定及《金联煤矿合伙协议》约定，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就金联煤矿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合伙企业名称：金联煤矿；二、合伙企业地址：蒲城县高阳镇南家录村；三、合伙企业经营范围：原煤开釆、销售；四、转让价款：原股东ＸＸ民将其10.9%股权转让于李武军，原股东姚广田将其3.835%份额转让于李武军，股东赵喜民将其12.891%份额转让于刘宏波，作价3172万元。上述各合伙人已经按各自签订的协议完全履行了义务。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李武军将其14.735%份额转让给刘宏波，转让价款为3624.81万元。合伙份额对内对外转让后，金联煤矿的合伙人刘宏波股权为：出资额6796.81万元，财产份额27.626%;五、债权、债务：合伙企业的债权债务由合伙人承担；六、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款方式及期限。方式：分期付款。期限：1.本协议签订次日，刘宏波向李武军支付转让价款人民币伍佰万元整（￥500万元)；2.金联公司营业执照颁发之日，刘宏波向李武军支付转让价款人民币玖佰肆拾玖点玖贰肆万元整；3.公司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三个月内，刘宏波向李武军支付转让价款的30%,即人民币壹仟零捌拾柒点肆肆万元整（￥1087.44万元）；4.公司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六个月内，刘宏波向李武军支付转让价款剩余的30%，即人民币壹仟零捌拾柒点肆肆万元整（￥1087.44万元);5.甲方指定付款账号；七、违约责任：1.如乙方不能按照约定向甲方支付价款，则自逾期第二日起以未按期支付的应付款项为基数按月息一分的利率支付利息；2.如乙方不能按照约定向企业派驻约定人员，或者金联公司不能如期设立，则本协议解除；本协议解除之日起十日内，甲方应将乙方支付的价款全额退还，逾期不予退还的，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八、本协议一式四份，经全体合伙人签字生效，由甲方、乙方、见证方各执一份，合伙企业存档一份。甲方：李武军。乙方：刘宏波。见证人：赵喜民。其他合伙人：姚广田、ＸＸ民、闫运才、刘立全、赵喜民。”协议签订之后，刘宏波向李武军支付转让款共计1540万元。
刘宏波起诉要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原审法院经审理，判决解除了其与李武军于2013年5月20日签订的《金联煤矿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判令李武军与琚英向其返还1540万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驳回了其要求解除与赵喜民于2012年4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要求赵喜民返还3172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刘宏波对此不服提起再审申请。
赵喜民与刘宏波在2012年4月3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虽约定赵喜民将金联煤矿16.726%的所谓股权转让给刘宏波，并约定转让价款为4115.40万元。但根据之后2012年5月14日赵喜民向刘宏波出具的《收条》可知，赵喜民实际上仅仅将12.891%股权作价3172万元转让给刘宏波，刘宏波亦将3172万元支付给了赵喜民。双方当事人在之后均未要求对方按照上述协议约定继续履行其他合同义务，可见双方当事人以共同的实际行动变更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并且在2013年5月20日刘宏波与李武军签订的《金联煤矿股权转让协议书》中，亦确认了股东赵喜民将其12.891%份额作价3172万元转让给了刘宏波，双方已经按协议完全履行了义务的事实。这份协议中，赵喜民作为见证人及其他合伙人均签字确认。
刘宏波主张其与赵喜民的协议内容包括订立入伙协议使刘宏波成为金联煤矿合伙人，享有合伙人权益，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并使刘宏波成为该公司股东，但是其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并且，赵喜民与刘宏波于2012年4月3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虽然名为股权转让，但是实际是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是否将金联煤矿的性质由合伙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属合伙企业的重大事项，并非通过刘宏波与赵喜民二人的约定即可决定的，即使刘宏波与赵喜民确实协商约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若其他合伙人不同意，也无法履行，况且，刘宏波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协商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并让刘宏波成为股东。综上，赵喜民与刘宏波于2012年4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已经履行完毕，对于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的合同，不存在合同解除的问题。原判决认定的这一基本事实并不缺乏证据证明，亦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
关于刘宏波在再审申请中提出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的问题。刘宏波主张金联煤矿在2012年5月28日出具的书面确认书系其他当事人为了本案诉讼而伪造，其在原审审理中并未提出该主张，在申请再审时其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故该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刘宏波主张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问题。刘宏波主张本案二审审理中，审判长多次打断其代理律师的发言，严重剥夺了其辩论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原审开庭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一）不允许当事人发表辩论意见的；（二）应当开庭审理而未开庭审理的；（三）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或者上诉状副本，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刘宏波主张的情形并不是法定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审判长在庭审中提示当事人或代理人如何规范发言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刘宏波的该项主张亦不能成立。
综上，刘宏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宏波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云飞
审 判 员 冯文生
审 判 员 崔晓林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李 宁
书 记 员 闫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