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626刑初47号
公诉机关保康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姚治清，男，1968年4月18日出生于保康县，汉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系保康县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局干部，住保康县。因涉嫌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罪于2015年8月20日被保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3日被逮捕。经本院决定，2016年9月12日对姚治清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豪、杨芳，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晓民，男，1971年3月4日出生于保康县，汉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原系保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保康县住建局）二级单位保康县城乡规划局规划设计院院长，住保康县。2015年8月21日因涉嫌伪造、变造公文罪被保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7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受贿罪由保康县人民检察院院立案侦查，因案件移交于2015年9月18日释放。2016年3月11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吴杰，湖北五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刚，男，1976年11月21日出生于保康县，汉族，大专文化，原系保康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以下简称保康县城管局）执法执纪中队中队长，中共党员，住保康县，2015年8月22日因涉嫌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罪被保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7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由保康县人民检察院院立案侦查，因案件移交于2015年9月18日释放。2016年3月11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周清海，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范延安，男，1964年10月3日出生保康县，汉族，专科毕业，系保康县国土资源局矿山公路段干部，住保康县。因涉嫌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罪于2015年9月14日被保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3日被逮捕，同年10月20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罗彬，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保康县人民检察院以鄂某刑诉〔2016〕2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姚治清、吴晓民、刘刚犯滥用职权罪，姚治清、范延安犯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于2016年4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义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保康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秦雪梨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姚治清及其辩护人王豪、杨芳，被告人吴晓民及其辩护人吴杰，被告人刘刚及其辩护人周清海，被告人范延安及其辩护人罗彬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在诉讼中，保康县人民检察院以需要补充侦查两次建议本院延期审理，本院于2016年7月20日、11月20日决定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保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1、滥用职权：2010年7月，姚治清以其妻子李某及外甥刘某2的名义向保康县城乡规划局（下称：保康县规划局）申请在保康县城关镇常青组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批准建房层数为四层。由于土地性质未转换为国有出让土地，一直未能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姚治清在建房手续尚未办理齐全的情况下即开始建房。2011年8月，工程竣工，实际建房九层，建筑总面积为3653.21㎡，超出规划许可的建筑面积，属于违法建筑，因此一直未能办理相关证件，致使房屋不能合法出售。根据2012年5月保康县查处违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保查【2012】5号）《关于村（居）民违法建设的分类处理办法》文件第四项规定，属于未按照批准面积和层数建设，可将所建房屋的用地性质转换成国有出让土地后，接受保康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下称：保康县城管执法局）对其违建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后，补办相关证件。2012年9月，姚治清在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后向保康县规划局申请补办相关证件，因缺乏补办相关证件的要件，未能成功补办。姚治清利用其与时任保康县城管执法局副局长刘某1、执法执纪中队中队长刘刚、保康县规划局工作人员吴晓民同在查违工作组的便利，多次宴请上述人员要求办理相关证件。被告人吴晓民表示只要有保康县城管执法局的处罚文书，就可以帮忙办理相关证件。姚治清随即请刘某1帮忙，刘某1安排刘刚调查后对姚治清的违建行为进行处罚，后刘刚按照工程总造价的5%对姚治清作出行政罚款140577.60元，并以李某、刘某2违法建房的名义于2012年10月20日向李某下达了保城罚字[2012]338号《保康县城市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下称：处罚决定书）。后姚治清以罚款金额过高为由，未向保康县城管执法局缴纳罚款，刘某1又责令刘刚将《处罚决定书》原件收回。由于《处罚决定书》原件已被收回，应姚治清的要求，吴晓民给其提供了一份其他人的《处罚决定书》交给姚治清。姚通过更换内容后复印的方式伪造了一份处罚文书，交给吴晓明。吴以造得太假为由，让姚治清找保康县城管执法局要一份《处罚决定书》。姚又找到刘刚，刘刚将对李某、刘某2的《处罚决定书》复印一份交给了姚治清。姚治清凭此复印件找到吴晓民要求补办手续，吴在没有看到《处罚决定书》原件情况下，明知姚治清未执行处罚，为姚治清补办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姚治清的建房手续全部补办齐全，据此办理了房产证，顺利销售住房20套，销售面积3141.98㎡，取得销售总收入427.721万元。吴晓民、刘刚的行为致使姚治清逃避行政处罚罚款149054.70元、土地出让金390455.00元、行政规费92980.00元，共合计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32489.70元。事后，被告人姚治清为感谢吴晓民，送给吴晓民现金5000元，吴予以收受。
2、伪造国家机关印章：2012年5月至11月，被告人姚治清与被告人范延安向所在单位保康县国土资源局申请以原“房改房”价格分别购买了位于城关镇河西路21号原土地局院内的两套公房，并取得房屋土地使用证。因该两套房屋不属于“房改房”范畴，单位没有出具办理房屋产权证证明。姚治清与范延安为取得房产证共谋伪造假公文资料申请房产证。2013年12月，两人从县房管局工作人员张莹处咨询获取到加盖有“保康县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公章的《房改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办证通知单》、《保康县城区己售标准住房向成本过渡补款计算表》表样后，携带房屋土地使用证到城关镇沿河路第二建筑公司一楼王某1经营的“神艺广告”打字复印店，向王说明要求并在王的帮助下伪造两人2005年4月25日、5月14日与县国土资源局的购房协议书、《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表》、《房屋所有权登记询问表》、《房改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办证通知单》、《保康县城区己售标准价住房向成本价过渡补款计算表》。即采取扫描、剪切、复印等方法在电脑上将从张莹处获取的表样上的“保康县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公章和自己土地使用证上的“保康县国土资源局”公章技术处理到相关文书上，伪造制作办理房产证所必需的八份申请资料。姚治清、范延安将伪造的申请资料提交县房管局，2014年1月分别取得房屋产权证。
公诉机关针对上述指控，当庭宣读了案件来源、归案材料、任职文件、会议纪要、保康县城乡规划建设项目建筑工程审批材料、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登记审批表、县国土资源局关于申请补办房改房房产证相关情况说明、房产登记卷宗目录、房屋所有权证、刑事判决书等书证，证人方某,4、刘某3、杨某、赵某1、刘某1、宋某、赵某2、刘某4、李某、张某、王某1、周某1等人证言，鉴定意见及被告人姚治清、吴晓民、刘刚在侦查机关的供述等证据材料。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姚治清在违法建设未经行政处罚的情况下与被告人刘刚和吴晓民共谋，利用二人职权，逃避国家规费，个人从中得利；被告人吴晓民身为保康县住建局行政服务窗口首席代表，不认真履行审核、审查职责，违规为姚治清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并在事后收受他人现金；被告人刘刚身为行政执法人员，在明知行政处罚决定书未生效、未执行的情况下，为姚治清提供复印件，致使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三人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同时，被告人姚治清、范延安伪造国家机关印章，其行为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滥用职权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追究被告人姚治清的刑事责任；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吴晓民、刘刚的刑事责任；以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追究范延安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姚治清在侦查机关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开庭审理时辩称其没有违法建房，不应接受行政处罚。其找吴晓民办事，没有与吴合谋，也没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该交的税已交，损失数额包含有刘某2的，其没有滥用职权，因此不构成此罪。对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无异议。
辩护人王豪、杨芳的辩护意见：一、被告人姚治清的行为不符合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不构成滥用职权罪。1、姚治清仅仅是李某委托代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其不具有审批、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职权。也即不具有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故意，更不可能实施滥用职权的行为。2、姚治清与吴晓民、刘刚不构成共同犯罪。首先，吴晓民和刘刚均不具有起诉书指控被滥用的职权，吴晓民是保康县住建局行政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负责对窗口申请的材料进行接收和转交，其不具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审批、发放权。刘刚是保康县城管执法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负责检查城市市貌，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审批发放更无关联。其次三被告人没有实施滥用职权犯罪的共同故意。在整个申报办证过程中姚治清与吴晓民、刘刚三人并没有共同实施滥用职权犯罪的意思联络，更没有共同实施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三被告人事前无通谋，办证过程中行为各自独立，更重要三被告人均无起诉书所指控被滥用的职权，根本无法成立共同犯罪。二、起诉指控被告人姚治清犯滥用职权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起诉书篡改了保康县文件内容，导致对三被告人提起了滥用职权罪的错误公诉。1、起诉书篡改了保康县文件内容。起诉书指控：根据保查（2012）5号《关于村（居）民违法建设分类处理办法》第四项规定，属于未按照批准面积和层数建设，可将所建房屋的用地性质转换成国有出让土地后，接受保康县城管执法局对其违建行为进行处罚后，补办相关证件。并以此认定吴晓民在没有看到处罚决定书原件的情况下明知姚治清未执行处罚，为其补办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构成滥用职权。事实上保查（2012）5号文件第四项原文是：“对于超面积和超层数违法建设，没有邻里矛盾、符合规划强制性标准的，由城管部门依法作出处理，并由国土、规划部门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此规定，是由城管部门作出处理，而非“处罚”，并规定城管部门作出处理与土地、规划部门办理手续是同时进行，并不存在办理先后顺序。公诉机关人为给办证设置行政处罚的前置条件，并以未执行行政处罚来认定本案中的办证行为属于滥用职权。2、行政处罚并非办证的必要前提。保康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某3证明：按照行政审批相关规定，收费和发证是分离的，不能因为没交费而不发证，收费不是发证的前提条件。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对居民违建房只有处罚或处罚收缴后才能办证。同时行政处罚具有时效性，一是李某建房不是无依据的违法行为，二是房屋建好后几年未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的“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可见不具备处罚依据。3、补办证件是行政相对人李某的权利，同时也是行政机关保康县城管局和规划局应尽的义务，是否交纳罚款并非行政审批发放证件的前提条件，刘刚和吴晓民在本案中属于正常履行职责，而非滥用职权。（二）李某在保康县城关镇常青组自建的房屋，符合建设用地出让规划条件，属于合法建筑。保康县建设局对姚治清的母亲艾某140㎡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审批为拟建4层，但后对李某用地面积调整为240㎡，最终确定了李某建设用地的高程为24.6米，折合成准建楼高度应为9层，李某所建房中要在24.6米高程内属于合法建筑。（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姚治清给国家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63万余元没有依据。1、指控姚治清逃避行政处罚罚款14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李某、刘某2建房无超建违法行为。保康县城管局对李桂芳、刘演波处“建设工程造价2811552元的5%计140577.60元罚款”决定不具备合法性，处罚建设工程造价基数错误，未考虑规划许可的合法高度为24.6米。其次，按照保康县城市管理委员会会议纪要，罚款幅度应控制在5%以下，而处罚是按5%处罚，李某因对处罚事实、罚款数额持有异议，未交罚款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再次，保康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未履行任何催缴程序，直接将罚款认定为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再者行政处罚数额应包含刘某2，不应计入姚治清、李某名下。2、指控姚治清逃避土地出让金39万余元与本案证据相矛盾。保康县国土局刘某4证明姚治清、李某提交的出让宗地竖向界限图，经评估公司评估后足额缴纳了土地出让金。保康县住建局刘某3也证明建设高度24.6米基本上就是8层的高度，国土局在出让时就应按8层收取出让金，规划局给姚治清补办了9层，如果没有告知国土局的话，规划局应负超建1层房屋面积没有告知国土局收缴出让金的责任。上述证据与指控相矛盾。3、指控姚治清逃避行政规费9万余元无事实依据。按照吴晓民当庭陈述，保康县城乡住建局对单位配套费按30元/㎡标准收取，对个人按15元/㎡收取，而公诉机关按30元/㎡计算，仅此一项就虚报损失48600元，并且9万余元还含刘某2部分。（四）公诉人举证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土地估价报告》不具备合法性、客观性、准确性。两份评估报告均是陈某一人作出。1、陈某与两家机构建立人事和社保关系，其评价资格是通过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获得，不具备鉴定人资格，其作出的两份报告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房地产估价、土地估价不具备客观性，评估基准日选取错误。按湖北省国土资源厅规定，应按照批准调整时2010年的土地市场楼面地价核定补缴土地出让价款，不应按2015年委托评估价计算，因此39.05万元不符合法律规定。3、两份评估报告按照超5层计算应补缴出让金，而李某2010年取得国有建设用地出让规划条件明确建筑室外标高即用地高程为24.6米，即9层，李某与国土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也约定：建筑容积率不低于1，并附《宗地竖向界限图》限定高程24.6米，李某只要按此建筑就属于合法建筑，假设存在超容积率也只能计算高程超过24.6米以上的部分，计算超5层显属错误。同时也将刘某2自行承担费用计到李某、姚治清名下显属错误。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姚治清犯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定性不当，且证据不足。1、保康县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不属于国家机关，伪造非国家机关印章不能构成此罪。2、姚治清并未实施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的行为，指控姚治清犯此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指控伪造制作办理房产证所必须八份申请资料上的印章，并非是姚治清伪造，而是“神艺广告”打字复印店里的王某1所伪造，姚治清只是从王某1手中购买了办证所需资料。其次指控被伪造“保康县国土资源局”印章来源是范延安提供的，办证所需八份申请资料全部是范延安填写，与姚治清无关。3、姚治清购买办证申请资料是为了给自己的合法房产办证，并未使用印章或办证申请资料实施其他犯罪活动，只是自己居住，未损害其他任何第三方利益，其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4、姚治清、范延安的行为不应定为犯罪行为，仅仅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治安违法行为。并不是所有伪造公司印章的行为都是犯罪，有的伪造国家印章的行为也按照治安违法行为处理，是犯罪还是违法行为，应从动机、目的、手段、用途及社会现实危险性和危害性等几个方面来综合评判，具体到本案，不论从哪一方面，都上升不到犯罪的程度。综上，指控姚治清犯滥用职权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定性不当、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公正判决。
被告人吴晓民在侦查机关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当庭辩称其没有滥用职权，只是按流程办理，没有参加过宴请，其在管片的方某,4桌子上看到了姚治清处罚决定书，管片的方某,4见到处罚决定书后才能画建筑红线图，其见到建筑红线图后曾打电话向管片的核实过。因此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辩护人吴杰的辩护意见：一、被告人吴晓民不符合滥用职权罪的客体和客观要件。1、吴晓民没有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公诉机关指控构成犯罪所使用的文件不是法定的职责文件，不能作为超越职权、违法决定的法律依据。2012年保康县查违小组（2012）5号《关于村民违法建设的分类处理办法》文件第四条只规定了对违建行为由城管部门作出处理，并没有说一定是作出行政处罚。而起诉书却认定为“进行行政处罚”，其目的是故意曲意理解文件，假象设定条件达到认定被告人犯罪之目的。《城乡规划法》第64条没有规定对违章建筑可以在接受相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后可补办《建设工程许可证》法定条件，没有要求必须提供行政处罚决定书原件后就可以办理证件。2、被告人吴晓民在客观方面没有“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行为。吴晓民职责就是收集资料、传递资料、有领导批准后领取相关证件再发给当事人，其收受复印件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不是法律所禁止，按规划局工作流程也没有要求必须收原件。从审批表可以看出，没有吴晓民的签字，他没有决定权。二、没有达到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标准，仍然构不上犯罪。法律规定30万元以上才构成犯罪，而行政处罚的14万余元属城管执法局作出，不在被告人所属单位，不应由被告人承担，土地出让金39万余元属于国土资源局收取，并不是被告人的行为造成，行政规费9万余元也不是被告人法定职责和义务。退一步讲，被告人造成的国家财产损失也仅仅是处罚决定书和行政规费，两项之合也达不到30万元，也不能认定被告人构成滥用职权罪。应宣告被告人吴晓民无罪。
被告人刘刚在侦查机关对指控其给姚治清家属送达一份处罚决定书，收回后又给姚治清提供了一份处罚决定书复印件的事实供认不讳。开庭审理时否认该事实。辩称即使给姚治清提供了处罚决定书复印件，没有足额收取规费是相关部门的责任，不是其行为造成的损失。
辩护人周清海的辩护意见：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刚犯滥用职权罪依法不能成立。公诉机关指控刘刚为姚治清提供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证据不足，即便是刘刚提供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属滥用职权行为，该行为也与造成重大损失结果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造成的损失也不够刑法规定的金额起点。1、刘刚给姚治清提供处罚决定书复印件证据不足。一是行政处罚决定书原件不知踪影；二是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与城管执法局的处罚决定书模板有明显区别，文号、落款字体也不同；三是处罚决定书落款时间是2012年10月20日，而规划许可证会审表审批时间是10月10日，证据相矛盾；四是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上的工程造价与当年同期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工程造价不符，说明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不是由刘刚提供。2、即便刘刚为姚治清提供了处罚决定书复印件，该行为也不属于滥用职权行为，且没有主观故意。刘刚是经请示领导后为姚治清复印的处罚决定书，没有超越职权或者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姚治清找刘刚复印的理由是为找领导谈罚款的事，不是用于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许可证。因此刘刚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3、刘刚的行为与造成重大损失结果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证要求，违章建筑要补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必须提供城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原件，且提供缴纳罚款的回执，方才能补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提供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不能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因此刘刚的行为不能导致《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补办成功结果的发生，故也不能造成重大损失的结果。4、行政规费损失92980元、超容积率的土地出让金损失390455元与刘刚的行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行政规费的收取系保康县住建局的职责，超容积土地出让金价款是国土部门的职责，国土局解释未征收土地出让金的原因系规划部门未将超容积率的建设情况书面告知国土部门，所以该损失与刘刚的行为无因果关系。
被告人范延安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无异议。
辩护人罗彬的辩护意见：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范延安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成立，但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一是被告人范延安具有通过伪造虚假材料办证之主观心态，但没有共谋行为，从被告人姚治清、范延安的供述可看出，以资料造假办证是姚治清提出来的。二是被告人参加了伪造印章的全过程，但没有具体的伪造行为，在本案中仅仅超到辅助作用，犯罪行为显著轻微。三是通过制假办证，对房产归属及合法性无任何影响，且该行为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因此社会危害性较轻。综合被告人犯罪情节及其具有真诚认罪、悔罪情节，请求对被告人范延安免予刑事处罚。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
1、滥用职权：被告人吴晓民系保康县规划设计院院长。并由保康县住建局授权决定吴晓民为县住建局行政服务窗口首席代表，代表住建局按程序依法办理城市规划区内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城市规划区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告人刘刚系保康县城管执法局执法执纪中队中队长，负责对本县城关镇河西片的查建及违建案件的办理。2009年6月，被告人姚治清的母亲艾某申请在常青组自留地建房4间，占地面积240平方米，并与城关镇河西社区签订了协议，但未得到国土资源局批准。2010年7月，保康县规划局将该自留地确定为城镇住宅用地。同月，姚治清以其母亲艾某（后变更为姚的妻子李某）及其外甥刘某2的名义向保康县规划局申请，在保康县城关镇夹堤村常青组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批准拟建房四层。由于土地性质未转换为国有出让土地，一直未能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姚治清在建房手续尚未办理齐全的情况下即开始建房。2011年8月，工程竣工，实际建房九层，建筑总面积为3653.21㎡，超出规划许可的建筑面积2065.90平方米，属于违法建筑，因此一直未能办理相关证件，致使房屋不能合法出售。根据2012年5月保康县查处违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保查【2012】5号）《关于村（居）民违法建设的分类处理办法》文件第四项规定，对于超面积和超层数的违法建设，没有邻里矛盾、符合规划强制性标准的，由城管部门依法作出处理，并由国土、规划部门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2012年9月26日，姚治清在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后向保康县规划局申请补办相关证件，因缺乏补办相关证件的要件，未能成功补办。姚治清利用其与时任保康县城管局副局长刘某1、执法执纪中队中队长刘刚同在查违工作组的便利，多次宴请上述人员及吴晓民，要求办理相关证件。被告人吴晓民表示只要有保康县城管局的处罚文书，就可以帮忙办理相关证件。姚治清随即请刘某1帮忙，刘某1安排刘刚调查后对姚治清的违建行为进行处罚，后刘刚按照工程总造价的5%对姚治清作出行政罚款140577.6元，并以李某、刘某2违法建房的名义于2012年10月20日向李某下达了保城罚字[2012]338号《保康县城市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下称《处罚决定书》）。后姚治清以罚款金额过高为由，未向保康县城管局缴纳罚款，刘某1又安排刘刚将《处罚决定书》原件收回。由于《处罚决定书》原件已被收回，应姚治清的要求，吴晓民给其提供了一份他人的《处罚决定书》交给姚治清。姚通过更换内容后复印的方式伪造了一份处罚文书交给吴晓民，吴说造得太假，必须要有原件，划红线图时必须看到原件。姚又找到刘刚，刘刚将对李某、刘某2的《处罚决定书》复印一份交给了姚治清。姚治清凭此复印件找到吴晓民要求补办手续，吴在没有看到《处罚决定书》原件情况下，明知姚治清未执行处罚，为姚治清补办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姚治清的建房手续全部补办齐全，据此办理了房产证，顺利销售住房20套，销售面积3141.98㎡，取得销售总收入427.721万元。吴晓民、刘刚的行为致使姚治清逃避行政处罚罚款149054.7元、土地出让金390455元、行政规费92980.00，共计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32489.70元。事后，被告人姚治清为感谢吴晓民，送给吴晓民现金5000元，吴予以收受。案发后，被告人吴晓民在公安机关退赃款5000元，姚治清退缴赃款140577.60元（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的数额）。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主体身份：中共保康县委组织部和保康县规划局关于吴晓民任职的文件，干部履历表，证实吴晓民的身份系保康县住建局下属城乡规划局规划设计院院长，分管规划设计院及乡镇规划审批工作，负责行政服务中心、规划测量等工作；保康县建设局保建字[2010]51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局行政许可窗口行政审批程序的通知》。对纳入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实行集中审批的31项项目进行了列举，授权吴晓民为该窗口首席代表，代表建设局按程序依法办理本系统纳入行政服务窗口集中审批事项，其中审批城市规划区内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城市规划区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中共保康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党组文件及刘刚的行政执法证，证实刘刚系城管局行政执法人员。
（2）保康县住建局关于李桂芳、刘演波房地产开发缴纳相关规费的情况说明。证实李某、刘某2两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收行政规费127980元，实收35000元（少收92980元）。
（3）保康县城市管理局关于对李桂芳、刘演波未按规划审批进行房屋建设应当给予的行政处罚数额确认回复函。证实李某、刘某2房屋违法超建按5%计算行政处罚款数额应为149054.7元；保康县城管局2012年11月2日向保康县规划局发出的“关于李、刘违法建设处理意见建议函”，证实李、刘二人违建房屋并未经过行政处罚，且保康县规划局未予回复。
（4）保康县国土资源局关于计算李某、刘某2超建住宅应补缴土地出让价款函的复函，证实该住宅楼超容积率应补缴土地出让价款为39.0455万元；保康县国土资源局关于李某、刘某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出让金的情况说明，证实2012年9月按程序依法变国有划拨土地为住宅用地，收取了李某、刘某2土地出让金分别为43920元、21960元，且根据湖北玖誉土地评估勘测有限公司的报告，该住宅用地超容积率建设，但未收到规划部门的通知，未追缴超容积率土地价款。
（5）保康县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3份，证实居民自建住宅超过3层、300平方米以上房屋办证时由城管部门依法作出处理，并由国土、规划部门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补缴相关城市配套费；同时组织查违小组对全县范围内的违建房屋进行清查上报。
（6）保康县城乡规划建设项目建筑工程审批材料，包括保康县行政许可审批表、补办规划许可会审表（方某,4、杨承雄、赵世忠、徐昌敏分别签字）、土地使用证、保康县城市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证实李某建房补办手续的情况。
2、证人证言：
（1）证人刘某3的证言，证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般就是建设单位到保康县行政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将相关资料报给窗口工作人员，窗口人员先审核资料，再将资料报送规划局，规划局审批通过后，将证交给窗口工作人员，由窗口工作人员再给申请人发放证件。
（2）证人方某,4的证言，证明姚治清是属于违建，姚多次找其办手续，但由于他的资料不全一直没有办成，有一次，杨某主任给其说姚的手续全了，可以按程序办了，其才开始给姚办。首先要其出具现场踏勘意见书和用地红线图才能由申请人将这些资料和申请人自己要提供的资料一起交到服务窗口，由服务窗口对上述资料审核，经审核符合法定办证条件后给申请人发放受理通知书。记得姚当时给其看过好像不是处罚决定书，而是行政处罚告知书，后来姚把处罚决定书拿来其看了才找徐局长签字。
（3）证人杨某的证言，证明其在规划局任工会主任期间，具体的时间我记不准了，大约就是处罚决定书上的时间之后，姚治清找到其说他的处罚决定办好了，让其给他办手续。其让姚直接找徐某副局长。后徐局长给其打电话让称姚有处罚决定了，可以按程序走了。然后徐局长就将姚治清的处罚决定给其看了。其找到方某,4，让方可以按程序走了。首先是出补办规划许可会审表，领导签批后，才出具红线图。有了红线图，姚才能到办证大厅办其他的手续。其看到了处罚决定书的原件，其也给方某,4看了原件。因为其不需要这些资料，所以就没有留存。原件还给姚治清了。并证明审核职责主要是在服务窗口，服务窗口首席代表是吴晓民，负责规划行政许可受理和发证。
（4）证人徐某的证言，证明2010年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局行政许可窗口审批程序的通知》，对服务窗口首席代表的职责有明确规定，规定首席代表可直接审批项目的操作流程：受理、审查、首席代表审批、发证、归档。并证明首席代表是吴晓民，对于违法建设处罚后补办许可证除了要办证的必须材料以外，还要提供处罚决定书，对于是否要求提供原件没有具体规定，罚款是否缴纳不属于规划局的审核范围，只要求提供行政机关的处罚文书就行。
（5）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明先由管片人现场踏勘，出具红线图，申请人到服务窗口，服务窗口发告知书及应准备的资料，当事人按照告知书的事项将资料交给服务窗口审查合格后，出具受理通知书，服务窗口将资料传递给管片人员，由管片人签署意见后层层报批。服务窗口把关，还有管片的和规划科出具意见，其只是问有无纠纷审查签字，不审核资料。
（6）证人刘某1证言，证明其和刘刚既是同事又是上下级关系。2012年保康县查违期间，其和姚治清、刘刚同在河西片查违工作组里工作，当时其发现在河西有一栋房子存在违建情况，姚治清说是他的房子。由于姚治清的房子属于违建，办不到证。县里在违期间有个文件，只要是经过其城管执法局处罚后，可以补办证件。姚治清要执法局下一个处罚，其安排刘刚对姚治清的房子进行测量后，按照县里查违、排违意见给姚治清下个处罚决定书，决定书下后姚迟迟不交罚款，说多了，其又安排刘刚把处罚决定书收回作废，其调走时安排刘刚把处罚决定书销毁了。
（7）证人宋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在保康县进行查违的一天，曾和同事刘刚到一桥头邮政储蓄银行门口给一个女的送达了一份文书，当时知道送达的对象是姚治清老婆李某，同年8月应局长的要求找关于姚治清妻子李桂芳建房违建案的案件卷宗，但是没有找到的事实。并当场叙述了对违建房屋进行处罚的工作流程。
（8）证人赵某2的证言，证明其是城管执法局的副局长，2012年保康县大查违期间，其和姚治清在查违办工作时熟悉的。当时工作组人员发现姚治清以他妻子名义建的房子土地性质存在问题，领导对姚定为待查，在同年7月11日大查违第一阶段快结束时，姚治清单独找到其请求对姚的房子作罚款处理。其当时告诉姚违建处理的规定。大约同年10月中下旬的一个周六，姚给其打电话说查违办的几个同事在邮政宾馆聚一下。当天一起吃饭的人有吴晓民、刘刚，其他人不记得了。姚说房子的土地使用证已经拿到，土地性质已经从国有土地变为出让土地，可以进行处罚了。其对刘刚说严格按照程序对姚治清房子的违建进行调查处理，罚款额度要严格按照规定罚款，处罚文书一定要制作好，拿来其签字后才能盖城管执法局的公章。又过了几天，姚治清找到其说，罚款可不可以少一点，并说罚个一两万意思一下，其说自己决定不了。之后，姚治清再也没有找过其。直到2015年8月份纪委调查姚治清小产权房的事情，其见到了一张关于城管执法局对姚治清小产权房的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一看就发现了问题，一是处罚时间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时间存在问题，二是处罚文书的字体不正确。查违期间，对查违的处罚，可以签批同意使用公章的是其或刘某1副局长，就姚治清房子的违建处罚，具体是其签的还是刘局长签批的记不清了。具体对姚治清违建的房子进行处罚的情况是刘刚负责，其不清楚，但是姚治清的罚款一直没交。
（9）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其在建房子的过程中，县国土部门和城建部门去过多次，好像是因为其建房手续不齐全问题，每次都是其老公姚治清接待。有一次其在家，应该是2011年，当时县城管局去了四五个人，其都不认识，他们说其盖的房子违规，要停止建设，向其下达了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是罚款，具体罚款数额时间长了不记得了。当时姚治清不在，姚在电话里说让其先把处罚决定书上的字签了，等姚回来再处理。姚当天晚上回来后其把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他后就没再过问此事了。
（10）证人刘某4的证言，系保康县国土资源局土地储备供应中心主任。证明姚治清2012年以李某、刘某2的名义申报土地出让，当时按两块共计360平方米缴纳了土地出证金。用户改变了规划设计条件的就要补缴土地出让金，就是说增大了容积率。对于超容积率建设的要经相关职能部门，就是城管执法局处罚后由规划部门以文件的形式函告其国土部门，其根据规划局的函件追缴超容积率的土地价款。规划部门从没有给其部门发过函，其是在要求出具计算应补缴土地价款时才知道姚治清是超容积率建设。
3、鉴定意见，委托单位：保康县检察院，评估单位：湖北玖誉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时间：2015年9月17日至9月24日，估价项目：保康县城关镇常青村小区5—9层的全部房产成本价值估价。附评估单位营业执照、相关资质和评估对象房屋产权复印件及相关资料，估价结果：建筑面积：2065.9平方米，评估总价：2981094元。市场楼面地价：189元/平方米，超规划条件新增建筑面积：2065.9平方米，补缴土地出让金价款金额：人民币39.05万元。
4、被告人供述：
①被告人姚治清在侦查机关的供述，2009年，其母艾光秀找到保康县城关镇河西社区常青村的村民谢天明，买了谢天明在常青村的300多平方米的自留地准备建房自住，2009年6月份，保康县城关镇河西社区给其母艾光秀批准的建房面积为140平方米。2010年，其母准备建房，因为其母买的这块地与其叔伯外甥刘某2的120平方米土地有相连交叉的情况，其家建房就必须要占刘某2的土地，其和刘某2商量并签订合同，两家的土地都由其使用建房，刘某2自己出120平方米的土地出让金，建房的钱由其来出，手续也有其来办理，房屋建好以后，给刘两套房子和一个车库作为补偿。谈好以后，其开始跑建房手续，建房首先应该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其通过保康县扶贫办主任李敬宇找到保康县建设局副局长胡少军，胡少军开始没有表态，让其到住建局规划处提交申请。后来规划处的杨某等人经过实地测量，在建房地址放了红线后，2010年7月给其母艾某和刘某2各自办理了房屋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其中，艾某的建筑面积为140平方米，刘某2的建筑面积为140平方米，拟建层数都是四层。随后其到保康县国土局以艾某和刘某2的名义申请办理土地使用证和土地使用手续，当时国土局会审后，由于其本人是在国土局执法部门工作，局领导对其母申请办理土地使用证的事情予以暂缓处理，只办理了刘某212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手续，所以其母亲名下的这块地就没有办到土地使用证。因为没有办到土地使用证，所以在住建局也办不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房子建设无法开工。之后，其见其他人在没有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已经擅自建房，其也决定边建房边办手续。建房期间，其母身患疾病，这样其母和其妻李某在保康县公证处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内容就是其母艾某死亡后，在建的房子过户到其妻李某的名下。房子建了一半的时候，其母亲病逝了，按照她们两人的协议，这栋房子划归到其妻李某的名下。2011年11月份，房子主体建好了，共计九层（含一楼车库）24套住宅，一楼占地面积为360平方米。其中，按照其和刘某2的协议，有2套房子和一个车库是刘某2的，剩下的22套房子和车库都是其妻李某的。
房子建好以后，其打算出售一部分，因为没得土地证和房产证，房子不好卖，卖的价钱也不高。其准备补办相关证件，2012年上半年，其多次找到县国土局，又补缴了部分土地出让金后，在2012年9月份办理了24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接着其又到保康县住建局补办施工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许可证，其到保康县行政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的吴晓民那里交办证申请的时候，吴晓民发现其有违建的现象，吴晓民告诉其按照保康县的查违政策，违建后，必须要保康县城管执法局进行处罚后才可以补办手续。为此，其又多次找城管执法局的刘某1副局长等人帮忙，当时县里成立了查违工作组，其和城管局的刘刚在一个组，工作组的负责人是城管执法局的刘某1副局长。一次其接城管局的刘某1、赵某2、刘刚和住建局的吴晓民等人在一起吃饭，其说想请城管执法局早点对其的房子进行处罚，处罚完了好办其他手续。刘志明副局长就安排刘刚抓紧走处罚程序。后来刘刚对其妻和刘某2的违建下达了处罚决定书，文书送达在李某手里。其回家看见文书以后，发现罚款将近15万元，是按房子违建9层处罚的，其认为原来办了4层的建设手续，违建只有5层，处罚15万元高了。就找城管执法局领导反映了情况，也没有缴纳罚款。过了几天，刘刚找到其把处罚决定书收回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其为了能顺利办到手续，其实请一个朋友罗振华帮忙找到保康县住建局局长刘某3，请刘某3出面解决办证的事情。刘某3说：“管你交不交城管执法局的罚款，只要你能提供一份处罚决定书的复印件就行”。由于原来的处罚决定书被城管执法局收回去了，其多次找城管执法局的领导反映，也没得结果。在办证期间，其请吴晓民吃了几次饭，双方比较熟悉了，吴也表态只要其能够提供一份城管处罚文书的复印件就行。为了办到证件，其就想办一份假的城管处罚文书，其找到吴晓民，让他给其提供一份城管执法局的处罚文书做模板，最后吴晓民给了其一份城管执法局的处罚文书的复印件，其和建房合伙人宁波（保康国土局职工）一起在县住建局对面的一家打字复印店里制作了一份假的城管执法局的处罚文书，主要是把被处罚人改为李某和刘某2，处罚面积为360平方米x9层等于3240平方米，罚款金额改为15万元。假处罚文书制作好以后交给了吴晓民，吴晓民看了以后说文书做的有问题不能用。之后，其去刘刚办公室找到刘刚，刘刚按其的要求给我弄了一份原处罚文书的复印件，其拿着复印件去找吴晓民，吴晓民说原来其提交的相关资料已经转到住建局规划局办证窗口了，让我直接到住建局去交资料。其到住建局找到杨某，杨某带其到规划局办证大厅找到方某,4，其把相关资料提交给方某,4。过了几天，规划局通知其到规划局财务室交办证的费用，其交钱后，又去吴晓民那里领取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随后，其又拿着相关手续，到保康县房管局办理了房产证，陆续出售了房屋。大概在2012年底或2013年的上半年，其的房子手续全部办好了送给吴晓民现金5000元。
②被告人吴晓民在侦查机关供述称：其主要工作就是给来办证的人解释相关政策法规，并告知办理相关证件的流程及需要提供的资料。办证人将资料送来后，其负责审核所交来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是否真实。办证资料齐全后，其通知管片的工作人员来领取资料按程序去规划局审批，等到审批通过，其见到领导审批同意并签字后就给办证人打证件，其窗口主要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般情况下，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需要有踏勘选址意见书、申请书、户口薄、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红线图、建筑图纸，资料齐全就可以办理证件。如果是违章建筑，必须要有城管执法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才能画建筑工程红线图，在办理证件时也必须交处罚决定书原件。
2010年7月，姚治清到保康县行政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找其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当时他提供的资料是齐全并且真实有效，其就按程序给他办理了。2012年下半年，姚治清到行政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找到其说他的房子已经盖好了，要补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问其需要哪些材料，其就把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需要的资料的一次性告知书给了他，是他办证所需要的所有资料，包括住建局出的建筑红线图和城管局出具的处罚决定书。让他去准备资料。过了一段时间，他来办证大厅找到其说住建局不给他的房子画建筑红线图，是因为他没得城管局出具的处罚决定书，如果要缴城管罚款的话，需要10余万元，他不想交，他跟其说想自己做个假的混过去，其告诉他要想拿到建筑红线图就必须要有城管局的处罚决定书原件，不然其单位通不过，然后他就走了。又过了几天，他来办证大厅问其有没有别人交来的已经处罚过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想拿去看一下，想造一个假的处罚决定书。当时其手上刚好有一个别人交来的处罚决定书，其就复印了一份给他拿走了。过了几天，他给其拿了一份伪造的处罚决定书，因为他是拿其给的复印件伪造的，其看后觉得这个处罚决定书造的太假，就当场把它撕掉了，让他必须到城管执法局弄到处罚决定书的原件，因为其单位管片的工作人员去画建筑红线图必须要看到原件。他又说认识一个叫王文的被城管执法局处罚过，王那有处罚决定书原件，其问是哪个王文，他说一桥头那个王文，然后就走了。
又过了个把月，姚带着办理建设工程许可证的所有资料来办证大厅来找到其。他交的资料里面有建筑红线图，图上盖的有章子，按照程序规划局管片的工作人员必须见到城管局处罚决定书原件后才能画建筑红线图，并且要经过管片的工作人员方某,4、分管领导杨某以及一把手徐某三个人签字才能盖章。其看到他交来的处罚决定书是复印件，我就怀疑这份处罚决定书是假的，但我打电话询问管片的方某,4，方某,4说看到原件了，其也不好说什么，然后就把材料收到了。按规定，其在收集过程中，应该要核实材料的真伪。看到申请人提供的资料原件并确定资料真实后，才能通过。而姚治清当时给其说原件只有一份，而且管片的方某,4看见过，其当时也打电话核实了，方某,4说看见了姚治清的处罚决定书原件。虽说其打电话核实了，但其确实没有看到姚治清处罚决定书的原件。
在姚办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拿到证件后请其吃饭，他在其上他车后，给其了一个红包，具体是多少钱其记不清，以他说的为准。
③被告人刘刚在侦查机关供述称：2011年年底，保康县查违期间，从国土资源局、住建局、城管执法局分别抽了几名工作人员，成立了查违工作组。其和姚治清同在河西片查违工作组工作，城管执法局的刘局长（刘某1）是河西片工作组的负责人。在查违工作期间，其认识了姚治清，并经常在一起慢慢就熟悉了。2012年五、六月的时候，其收到了河西社区上报的自查违建情况登记表，上面就登记的有姚治清的妻子李某和外甥刘某2的建房情况，建房8层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其问姚也有违建的房屋，他说，房子是以他妻子李某和外甥刘某2的名义建的。2012年7月，查违工作组对违建情况集中处理时，姚治清以他妻子李某和外甥刘某2名义的建房，因未办土地使用证，土地性质不符合处理规定，所以被列为待查。八、九月份的一天，姚治清接其、还有刘某1局长、赵某2局长、住建局的吴晓民等人吃饭，说房子办证的事情，因为是违法建设，吴晓民当时说只有等城管执法局对违建做出处罚决定后，他才能往下给姚治清走办证程序。吃饭时，姚治清对刘局和赵局说：“领导，你们快点对房子违建处罚一下，我好再办其他的证件”。刘局对其说：“刘刚，你按照程序对姚治清建房违建情况尽快进行','2018-10-10
14:52:53',0,'web',NULL),(22905994,'855b9010-0613-4932-b2d4-a81600ace08a','$(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96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1304\",\"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u0026#xA;《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u0026#xA;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u0026#xA;《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u0026#xA;第十五条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或者有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u0026#xA;《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u0026#xA;第二十七条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u0026#xA;ＰＡＧＥ\",\"审判程序\":\"\",\"案号\":\"（2017）闽02执异34号\",\"不公开理由\":\"\",\"法院地市\":\"厦门市\",\"法院省份\":\"福建\",\"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855b9010-0613-4932-b2d4-a81600ace08a\",\"案件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松柏支行、厦门闽联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审查类执行裁定书\",\"法院名称\":\"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1\",\"诉讼记录段原文\":\"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松柏支行与被执行人厦门闽联实业有限公司、厦门市泉季酒店有限公司、陈子琪、李敏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外人洪进丁对本院执行房产提出书面异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508947200000)\\\/\",\"案件类型\":\"5\",\"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松柏支行、厦门闽联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审查类执行裁定书\");$(\"#tdSource\").html(\"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松柏支行、厦门闽联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审查类执行裁定书
（2017）闽02执异34号\");$(\"#hidDocID\").val(\"855b9010-0613-4932-b2d4-a81600ace08a\");$(\"#hidCaseName\").val(\"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松柏支行、厦门闽联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审查类执行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7）闽02执异34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5\");$(\"#HidCourtID\").val(\"1304\");$(\"#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执行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7-03-23\"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松柏支行,厦门闽联实业有限公司,厦门市泉季酒店有限公司,陈子琪,李敏\"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Items:[{法条名称:\'第二百二十七条\',法条内容:\'第二百二十七条
系统尚未收录或引用有误
\'}]},{法规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Items:[{法条名称:\'第十五条\',法条内容:\'
第十五条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或者有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松柏支行、厦门闽联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审查类执行裁定书\\\\\",\\\\\"PubDate\\\\\":\\\\\"2017-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