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77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天生，香港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小林，北京市时代九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建伟，北京市时代九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木仁，香港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纵卫东，广东启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刘天云。
上诉人刘天生因与被上诉人刘木仁、刘天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民一初字第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天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解除刘天生与刘木仁、刘天云于2014年6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3、改判驳回刘木仁的全部诉讼请求；4、改判由刘木仁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该案涉案宅基地并非父亲刘某遗留财产，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第8条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即农民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人，则宅基地不能作为遗产继承。2、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可见，宅基地使用权以“户”为单位享有，由家庭成员共同共有，宅基地使用权是家庭共同共有财产，家庭成员对宅基地使用权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家庭成员之间不产生份额的问题，家庭个别成员的死亡，并非家庭关系的消亡，也就不会产生宅基地使用权的分割问题，无法形成死亡人对宅基地使用权的个人份额，也就不能将宅基地使用权作为遗产继承。结合该案，根据梅岗村村民住宅基地统计表、村小组宅基地明细表、村规划图、土地补偿款收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350X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482）、房屋所有权证（粤房字第14679**号）等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刘天生已经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履行了相关审批手续和缴交了相关税费，并依法取得了涉案房产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
二、刘天生系重大误解（误认为是遗产）的情况下签署该协议，并在法定期间内提起反诉，依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要求解除该协议是有法定依据的。1、刘天生长期居住香港，对内地法律所知甚少，以及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宅基地的规定也是寥寥无几，刘天生对宅基地属性的重大误解符合情理。2、根据刘天生和刘天云所签协议书的约定，如刘天生未向刘天云支付30万元，则深圳xx房地产有限公司将对刘天生回迁房的50平方米部分处理给刘天云。可见，刘天生是受到胁迫才签署协议并支付款项的。
三、一审判决已认定涉案土地属集体所有，但否认刘天生独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与事实不符。刘天生当时虽移居香港，但其是涉案土地所在村的原居民，当时和其一起从香港回村在缴纳一定税费的前提下，分得宅基地的情况比比皆是。从证据材料梅岗村村民宅基地统计表可以证明，上述情况已成为事实。和刘天生一起回村分配原基地的居民均已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而且该统计表同时证明刘天云也分得两块宅基地，而刘木仁之所以没有分得宅基地是其本人当时不愿意按村组织缴纳一定的税费所致。刘天生当时也是基于误解才签署了涉案协议，并在法定期间撤销该协议是有合法依据的。
刘木仁答辩称，1、刘天生上诉称涉案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不能作为遗产继承，与事实不符。本案所涉及的宅基地当事人没有所有权，但是对于宅基地的使用权是享有的，涉案土地应该是双方当事人的父亲留下来的宅基地，其中还有刘天云的一部分。涉案的宅基地作为遗产继承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刘天生与刘木仁、刘天云三人对于该宅基地的继承分配价格、方案都是三方同意的，并且三方在协议上签有字据并且加盖了指模。2、刘天生提出签订协议是重大误解，这是不属实的，对于该块土地的来源以及市场的价格作为刘天生以及刘木仁、刘天云三兄弟都是清清楚楚的，因为涉及到拆迁和补偿，在该基础上三兄弟对该块地进行协议分配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重大误解。3、刘天生认为涉案土地是其自己分配所得与事实不符。本案三当事人所分配的宅基地为三兄弟的父亲所遗留以及刘天云的一部分，而对于刘天生又花钱购置的分配的其他的土地并没有拿到本案进行分配。刘天生购买了作为原居住居民回来分配的土地以及刘天云分配的土地与本案所涉案的宅基地不存在矛盾。
刘天云答辩称，涉案宅基地是分配给我父亲和我自己的，该宅基地之前是登记在我父亲的名下，后来才变更到刘天生的名下，其他意见与一审意见一致。
刘木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天生向刘木仁支付补偿款30万元并承担银行利息（从2014年6月3日计至付清日止），刘天云承担连带责任；2、刘天生、刘天云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刘天生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撤销刘木仁与刘天生、刘天云于2014年6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2、刘木仁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其他相关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3日，刘天生与刘木仁、刘天云在深圳xx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部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1、在杨梅冈xx巷x号原屋地刘某名下120m2，现刘木仁、刘天生、刘天云三兄弟同意按现在市价平分；2、三人协议按90万元平分；3、刘天生在斗方三巷4号签了房地产开发商之后，需付给刘木仁人民币30万元，刘天云人民币30万元；4、刘木仁、刘天云各收到刘天生人民币30万元后，杨梅冈xx巷x号的房屋所有权归刘天生所有。上述协议签订后，刘天生与刘天云在刘木仁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15年1月14日又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刘天云在收到刘天生支付人民币30万元整后承诺：一、不帮刘木仁办理一切事务；二、不干涉刘天生在杨梅岗一切房屋产权事宜；三、在本村及周围再不说兄弟之间的一切事情；四、在2014年6月3日和刘天生及刘木仁所签订的协议书全部作废。以上四项承诺，刘天云在收到刘天生支付人民币30万元整后立即执行。若未按承诺执行产生的法律效应，刘天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如刘天生未支付人民币30万元整于刘天云，深圳xx房地产有限公司将对刘天生680m2产权房屋中的50m2处理于刘天云”。刘天生已向刘天云支付了30万元。
另查，位于深圳市原宝安县龙岗镇龙岗村梅光斗方队的涉案土地原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均登记在刘天生、刘木仁、刘天云之父刘某名下，1992年左右换发至刘天生名下。1992年，原宝安县龙岗镇国土管理所向刘天生下发《关于非法占用土地及违章建筑处理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刘天生批准用地面积120m2（通知书所载明面积125m2计算有误），实际用地面积168m2，其中非法占用地48m2，责令刘天生补办非法占用地手续。1993年4月15日刘天生就上述48m2补缴了用地费用。1993年4月29日，刘天生取得位于深圳市原宝安县龙岗镇龙岗村梅光斗方队建筑面积250m2、使用土地面积120m2的混合两层半的房屋的所有权证，权证号为粤房字第14679**号。2015年6月1日，刘天生就涉案土地向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股份合作公司缴纳土地补偿款三万元。
再查，刘木仁、刘天生的国籍均为中国香港。关于涉案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何从刘某名下变更为刘天生名下，刘天生认为因宅基地使用权不可继承，在刘某过世后村委将涉案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并重新分配给刘天生，刘木仁及刘天云对上述陈述均不予认可，刘天云陈述1987年左右村里将宅基地的使用权分给其父刘某，后来刘天生出资大部分钱用于建房，在父亲过世后，刘天生即主张要求将房子变更至其名下，因其联系不上刘木仁，在刘木仁不知情的情况下，刘天生、刘天云一同前去将涉案宅基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至刘天生名下。后刘天生补交了相应地价，并取得了涉案土地及房屋的所有权证。
以上事实有刘木仁、刘天生、刘天云提交的协议书、房屋所有权证、宝安县龙岗镇国土所收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关于非法占用土地及违章建筑处理通知书、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股份合作公司专用收款收据等，及刘木仁、刘天生、刘天云当庭陈述等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天生在2014年6月3日与刘木仁及刘天云签订协议书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误解者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着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其后果是使误解者的利益受到较大的损失，或者达不到误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本案中，刘天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清楚地知悉在合同上签名确认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根据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因此位于深圳市原宝安县龙岗镇龙岗村梅光斗方队的涉案土地应属集体所有，而刘木仁、刘天生、刘天云及其父亲作为一户家庭应当只能共同享有涉案土地的使用权。虽然刘天生业已取得涉案土地的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但上述产权的取得系历史原因造成，刘天生辩称其取得涉案土地的使用权系集体用地使用权重新分配取得显然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涉案土地原《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均登记在刘木仁、刘天生、刘天云之父刘某名下，1992年左右换发至刘天生名下，刘天云陈述当时的更名系因涉案土地上的房屋大部分出资来源于刘天生，在刘木仁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因此刘天生虽因历史原因取得了涉案土地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亦不代表刘木仁及刘天云对涉案土地及房产丧失了相关权利。因此在尊重事实的情况下，刘木仁与刘天生、刘天云在2014年6月3日涉案土地及房屋面临征收补偿时达成一致意见对相关权益进行分配并签订了协议书，上述意思表示真实客观，刘天生主张在签署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且上述协议签订后，刘天生已经按约定向刘天云支付了30万元，履行了合同的部分义务。事后刘天生、刘天云在刘木仁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协议约定2014年6月3日三人所签订的协议作废明显损害了刘木仁的利益，应属无效。故刘天生主张撤销刘木仁与刘天生、刘天云于2014年6月3日签订的协议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刘木仁依据2014年6月3日的协议主张刘天生向其支付合同约定的款项30万元并承担自2014年6月3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合法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刘天云并非履行合同约定给付义务的相对人，刘木仁主张刘天云对刘天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天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木仁支付人民币3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人民币3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木仁的其他诉讼请求。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原告已预缴），由被告刘天生负担。被告刘天生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刘天生在二审中主张涉案宅基地是由村里将刘某的宅基地收回去后再重新分给刘天生的。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协议书》是否可撤销。本院对此分析如下：1、刘天生主张涉案宅基地是由村里将刘某的宅基地收回去后再重新分给刘天生的，但其既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村里已将刘某的宅基地收回，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存在村里重新分配涉案宅基地这一事实。且如刘天生该主张属实，则在刘天生与刘木仁、刘天云签署《协议书》时，因刘某的宅基地已不存在，故刘天生对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不可能存在任何误解，但在该《协议书》中明确载明“原屋地刘某名下120㎡”,与刘天生的该陈述相互矛盾，故刘天生该主张依据不足，难以成立。2、涉案土地原《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均登记在刘木仁、刘天生、刘天云之父刘某名下，1992年左右换发至刘天生名下，刘天云陈述当时的更名系因涉案土地上的房屋大部分出资来源于刘天生，在刘木仁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刘天云的陈述更为合理、可信。因此刘天生虽因历史原因取得了涉案土地地上建筑物的使用权，亦不代表刘木仁及刘天云对涉案土地及房产丧失了相关权利。3、刘天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清楚地知悉在合同上签名确认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故刘木仁与刘天生、刘天云在2014年6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应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刘天生主张在签署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刘天生以此为由主张撤销《协议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天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由上诉人刘天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 康 养
审判员 刘 向 军
审判员 梁 媛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陈嘉（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