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鄂民四终字第001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省新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发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东湖路**号*栋*单元***号。
法定代表人：谢丽娟，新发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陆峰，湖北德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斌（英文名：WANGGUOBIN），男，加拿大国籍。
委托代理人：刘文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武汉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瑞，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新大都百货超级商场（以下简称新大都商场）。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台北路*****号。
代表人：王国斌，新大都商场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新大都百货超级商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都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台北一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国斌，新大都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堑（英文名：WUQIAN），女，加拿大国籍。
委托代理人：刘文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武汉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瑞，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新发公司、上诉人王国斌因与被上诉人新大都商场、新大都公司及伍堑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武民商外初字第00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8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万海莉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胡正伟、欧海燕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4年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新发公司委托代理人刘陆峰，上诉人王国斌及被上诉人伍堑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文斌、杨瑞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新大都商场及新大都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发公司原审时诉请法院判令：1、新大都商场承担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550万元贷款及2004年3月21日至2009年12月19日止所形成的利息和逾期违约金本息共12，545，737.21元，及2009年12月20日至宣判之日止的全部利息和全部诉讼费用（含受理费和保全费）；二、新大都公司、王国斌、伍堑对新大都商场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
（一）关于新大都商场与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花桥支行（以下简称中行花桥支行）形成借贷合同关系的事实以及双方履行借款合同的事实
1997年12月3日，新大都商场（甲方）与中行花桥支行（乙方）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73629738）。合同约定：甲方因季节性业务进货的需要，向乙方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金额为300万元，利率7.0125‰，期限6个月（自1997年12月3日至1998年6月3日）；自乙方划拨贷款之日起计息，按季结息；对逾期贷款，乙方按银行规定加收20%的利息；有担保合同的，和担保合同同时生效，至本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清偿时，本合同自动失效。该合同中甲方的“开户金融机构”为“省中行花桥支行”，“账号”为“0571-＊＊＊＊＊”。同日，新大都商场（甲方）与中行花桥支行（乙方）签订《抵押合同》。合同约定：甲方用作抵押的财产为（详见抵押财产清单及财产有效证书）；本合同项下抵押财产共作价1，050万元，抵押率为70%，实际抵押额为300万元；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不得出售和馈赠抵押财产，甲方迁移、出租、转让、再抵押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转移本合同项下抵押财产的，应取得乙方书面同意；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至主合同项下借款本息全部还清时自动失效。中行花桥支行将金额为300万元的借款向新大都商场放款。相关借款凭证（代借据）显示利率为7.0125‰。期限自1997年12月3日至1998年6月3日。
1997年12月15日，新大都商场（甲方）与中行花桥支行（乙方）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73629739）。合同约定：甲方因资金周转的需要，向乙方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金额为250万元，利率8.4‰，期限6个月（自1997年12月15日至1998年6月15日）；自乙方划拨贷款之日起计息，按季结息；对逾期贷款，乙方按银行规定加收20%的利息；有担保合同的，和担保合同同时生效，至本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清偿时，本合同自动失效。该合同中甲方的“开户金融机构”为“省中行花桥支行”，“账号”为“0517-＊＊＊＊＊”。同日，新大都商场（甲方）与中行花桥支行（乙方）签订《抵押合同》。合同约定：甲方用作抵押的财产为（详见抵押财产清单及财产有效证书）；本合同项下抵押财产共作价1，050万元，抵押率为70%，实际抵押额为250万元；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不得出售和馈赠抵押财产，甲方迁移、出租、转让、再抵押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转移本合同项下抵押财产的，应取得乙方书面同意；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至主合同项下借款本息全部还清时自动失效。中行花桥支行将金额为250万元的借款向新大都商场放款。相关借款凭证（代借据）显示利率为7.0125‰。期限自1997年12月15日至1998年3月15日。
1998年10月8日，中行花桥支行向新大都商场发出催款通知书两份，分别告知对方应于1998年6月3日和6月15日偿还贷款300万元及利息和250万元及利息。新大都商场在上述两份催款通知书的签收单位处加盖公章。
1999年10月11日，中行花桥支行向新大都商场发出催款通知书两份，分别告知对方应于1998年6月3日和6月15日偿还贷款300万元及利息和250万元。在上述两份催款通知书的签收单位签章处为空白，但庭审期间，新大都商场、新大都公司、王国斌、伍堑均当庭认可新大都商场收到上述催款通知书的事实。
2000年12月15日，中行花桥支行向新大都商场发出催款通知书两份，分别告知对方应于1998年6月3日和6月15日偿还贷款300万元及利息和250万元及利息。新大都公司在上述两份催款通知书的签收单位处加盖公章。
2001年12月15日，中国银行武汉市花桥支行（原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花桥支行）向新大都商场发出催款通知书两份，分别告知对方应于1998年6月3日和6月15日偿还贷款300万元及利息和250万元及利息。新大都公司在上述两份催款通知书的签收单位处加盖公章。
2002年12月15日，中国银行武汉市花桥支行向新大都商场发出催款通知书两份，分别告知对方应于1998年6月3日和6月15日偿还贷款300万元及利息和250万元及利息。新大都公司在上述两份催款通知书的签收单位处加盖公章。
2003年3月17日，中国银行武汉市花桥支行向新大都商场发出催款通知书两份，分别告知对方应于1998年6月3日和6月15日偿还贷款300万元及利息和250万元及利息。新大都公司在上述两份催款通知书的签收单位处加盖公章。
2004年3月22日，中国银行武汉市花桥支行出具两份贷款还息凭证。上述凭证显示，新大都商场对于本金为300万元和250万元的借款分别偿还了利息57，330元和47，775元。上述凭证显示的“付款账号”为“0090020610809＊＊＊＊”。
新发公司当庭表示，新大都商场所欠两笔借款截至2004年3月21日前（不含当日）的利息已经偿还，本金一直没有偿付。
（二）关于银行依据借款合同享有的债权被多次转让的事实
2004年6月25日，中国银行武汉市花桥支行（甲方）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以下简称信达公司武汉办）（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将借款合同编号为73629738和73629739的两笔债权转让给乙方；转让债权划转时点为2003年12月31日，从2003年12月31日之后回收的本息归乙方所有；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成为新的债权人，取代甲方的债权人地位。
2004年12月28日，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与信达公司武汉办在《湖北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要求相关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履行合同义务。该公告中包括新大都商场的涉案两笔银行借款。
2006年6月22日，信达公司武汉办在《湖北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要求相关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履行合同义务。该公告中包括新大都商场的涉案两笔银行借款。
2007年1月18日，信达公司武汉办（转让方）与CROSSTOWNHONGKONGINVESTMENTSLIMITED（高士通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士通公司）共同在《湖北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要求相关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履行合同义务。该公告中包括新大都商场的涉案两笔银行借款。
2007年1月23日，信达公司武汉办（转让方）与高士通公司（受让方）签订《单户资产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自2006年12月14日，转让方将编号为73629738和73629739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益一并转让给受让方。
2007年12月5日，高士通公司（转让方）与武汉恒强混凝土有限公司（受让方，以下简称恒强公司）签订《单户资产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自2007年11月16日，转让方将编号为73629738和73629739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益一并转让给受让方。
2008年1月7日，高士通公司以EMS方式寄出资产转让的通知，收件人为新大都商场（新大都公司）负责人，地址为武汉市台北一路11-13号。该邮件由杨玉华于次日代收。
2007年12月18日，恒强公司（甲方）与武汉源泰铝业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源泰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将新大都商场550万元借款合同、抵押合同、还款协议、担保合同、催款函及其他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益一并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650万元，其中签订协议时已付125万元，余款在一年内付清。
2008年3月20日，恒强公司以EMS方式寄出债权转让告知函，收件人为新大都公司的王国斌，地址为江岸区台颐公寓。新发公司提交了该EMS邮件详情单的“寄件人存”联。
2008年11月28日，源泰公司（甲方）与新发公司（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将新大都商场550万元借款合同、抵押合同、还款协议、担保合同、催款函及其他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益一并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650万元，其中签订协议时已付125万元，余款已由乙方代甲方向恒强公司偿付完毕。
2009年11月25日，湖北德馨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陆峰以EMS方式寄出债权转让告知函、催账通知等文件，收件人为王国斌，单位名称为新大都公司（新大都商场），地址为武汉市洪山区万科四季花城百合苑M栋M单元201号。该邮件由李关英于次日代收。同日，刘陆峰以EMS方式寄出债权转让告知函、催账通知等文件，收件人为王国斌，单位名称为新大都公司（新大都商场），地址为汉口台北一路11-13号台颐公寓新大都百货超级商场。新发公司提交了上述两件EMS邮件详情单。
（三）关于四被告的身份及相互法律关系的事实
新大都商场系王国斌与案外人昌明珠、李寅峰等3名自然人共同投资的私营企业，成立于1996年7月29日，经营期限从成立之日起至2000年7月29日止，注册资本100万元，登记住所为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台北路11-13号。王国斌既是新大都商场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其投资人之一，持有新大都商场35%的股权。因未参加1998年度企业年检，新大都商场从1999年11月30日起被吊销营业执照，至今仍处于吊销状态。
新大都公司系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9年9月20日，注册资本100万元，登记住所为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台北一路11-13号，法定代表人王国斌同时也是其控股股东，目前拥有其95%股权。新大都公司最后参加工商年检的年度为2007年，该公司目前为开业状态。
王国斌、伍堑原为中国公民，现已加入加拿大国籍。上述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当庭承认，两被告在新大都商场于1997年12月向中行花桥支行借款时系夫妻关系，在本案诉讼期间仍是夫妻关系。
（四）与本案有关的其它事实
1997年5月30日，新大都公司成立，其登记住所为武汉市江岸区台北一路11号，核准经营期限至2001年5月30日。1997年8月25日，该公司向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书面方式证明以下内容：武汉新大都百货超级商场现已更名注册为武汉新大都百货超级商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大都有限责任公司）。
1997年8月28日，湖北省体改委批复：同意由新大都公司等六方共同发起组建湖北新大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都实业公司）；新大都有限责任公司认购2285万股；公司成立后，原新大都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地位消失。1997年9月25日，在有新大都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递交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中，原核准登记的名称为“武汉新大都百货超级商场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变更登记的名称为“湖北新大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大都商场在《湖北新大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加盖了公章。1999年2月4日，湖北省体改委再次批复：同意解散新大都实业公司，新大都商场以实物出资认购2285万股全物清还。经查询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官方网站，新大都实业公司于1997年5月30日成立，于1999年6月28日注销。该公司为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登记住所地为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台北一路11号。
房地产档案中的买卖契纸记载：1997年11月24日，武汉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台颐公寓A、B栋1、2层房屋出让给新大都实业公司。房地产档案中的武房房自字第001-01758号房屋所有权证存根记载：台颐公寓A、B栋1-4单元二层的所有权人为新大都实业公司，领证日期为1997年12月16日；落款时间为2001年5月10日的附记记载“已办遗失补发”。房地产档案中的房地产权属登记申请表显示：1、2001年2月1日，新大都公司以新大都实业公司的名义，以不慎遗失产权证为由向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申请办理补证手续；2、同日，新大都公司以自己名义，以新大都实业公司于1999年解散、所属房产名称发生变更为由，向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申请办理房屋产权名称变更登记。房地产档案中的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显示：1、2001年8月10日，新大都公司作为江岸区台颐公寓A、B栋1-4单元1层和2层房屋的产权人取得相关房屋权属证书；2、2006年8月4日，伍堑作为江岸区台颐公寓A、B栋1-4单元1层2室和2层房屋的产权人取得相关房屋权属证书，上述权利系从新大都公司处受让取得。
房地产档案中的岸房房他98字第210号房屋他项权证记载：1、中行花桥支行对台颐公寓A、B栋1-4单元一、二层的房屋享有抵押权，该权利价值为1，475万元，权利存续期限为3年，从1998年4月27日起至2001年4月27日止；2、新大都实业公司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房地产档案中的房地产抵押登记注销申请书记载：2001年7月5日，中国银行武汉市花桥支行与新大都公司共同向武汉市江岸区房地产管理局申请，请求注销岸房房他98字第210号房屋他项权证。
1999年9月15日，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台北街派出所出具证明：台颐公寓A、B栋1-4单元一、二层楼当时的地址为台北一路11-13号。
1999年9月，中行花桥支行出具企业注册资本（金）入资专用存款证明。该证明记载，新大都公司已在该银行开立企业注册资本（金）入资专用存款账户，账号为：840288-01-517-51941。
新大都公司1999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记载，其开户银行为“省中行花桥支行”，账号为“517-＊＊＊＊＊”；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1999年12月31日该公司有短期借款550万元（期末数）。
新大都公司2000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记载，其开户银行为“省中行花桥支行”，账号为“840288-01-517-＊＊＊＊＊”。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2000年12月31日该公司有短期借款550万元（年初数与期末数相同）。
新大都公司2001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记载，其开户银行为“省中行花桥支行”，账号为“0020610809＊＊＊＊”。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2001年12月31日该公司有短期借款550万元（年初数与期末数相同）。
新大都公司2002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记载，其开户银行为“省中行花桥支行”，账号为“0020610809＊＊＊＊”。
新大都公司2003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记载，其开户银行为“省中行花桥支行”，账号为“0020610809＊＊＊＊”。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2003年12月31日该公司有短期借款570万元（年初数）、573.5万元（期末数）。
新大都公司2004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记载，其开户银行为“民生银行新华支行”，账号为“22102-01-0130-＊＊”。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2004年12月31日该公司有短期借款573.5万元（年初数）、563.5万元（期末数）。
新大都公司2005年度和2006年度的《公司年检报告书》分别记载，截至2004年12月31日和2005年12月31日，该公司短期借款为557万元。
2011年10月24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花桥支行向原审法院出具的查询结果显示：新大都商场和新大都公司在其系统查询无开户记录。同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向原审法院出具的查询结果显示：新大都商场和新大都公司未在该行开立账户。同日，中国民生银行武汉新华支行向原审法院出具的查询结果显示：新大都公司在该行开设有账号8741302221020101＊＊＊＊，开户时间为2000年3月3日。
新发公司在向原审法院起诉前，已向原审法院申请对本案四被告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原审法院已于2009年12月4日做出（2010）武立保字第2号民事裁定。
原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新发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主张权利的性质及其内容；二、新大都公司、王国斌、伍堑是否依法分别应对新大都商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新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原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新发公司向新大都商场主张权利的法律性质及其内容
新大都商场与中行花桥支行1997年12月3日、15日分别签订两份借款合同，双方形成了两个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两份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期限与相关借款凭证（代借据）显示的利率及期限不完全一致，结合原告及四被告的陈述，可以认定1997年12月3日签订的本金为人民币3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中的利率为月息7.0125‰，期限自1997年12月3日至1998年6月3日；1997年12月15日签订的本金为人民币250万元的借款合同中的利率为月息7.0125‰，期限自1997年12月15日至1998年6月15日。中行花桥支行已实际履行了两份涉案借款合同中的主要义务，且两份借款合同约定的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期限已经届满，因此，自上述期限届满之日起，中行花桥支行有权要求新大都商场随时履行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
2004年6月25日，中行花桥支行与信达公司武汉办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已于2004年12月28日以登报方式通知了债务人，因此该次债权转让事宜自2004年12月28日起对债务人（即新大都商场）已发生效力。信达公司武汉办取得两份涉案借款合同中的债权，对于2003年12月31日之后回收的借款本金及利息享有权利。新大都商场所欠本金一直未偿付，信达公司武汉办受让取得的债权包括两笔借款的本金300万元和250万元。新大都商场两笔借款截至2004年3月21日前（不含当日）的利息已经偿还，且信达公司武汉办自2006年12月14日起已将两份借款合同的债权向高士通公司转出，故结合两笔借款属逾期贷款且信达公司武汉办具有相应金融业经营许可资质的事实，信达公司武汉办受让取得债权中所含利息的计算起止日期应自2004年3月21日起至2006年12月13日止（含当日）。
1997年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明确约定，逾期贷款由贷款人按银行规定加收20%的利息。上述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借款合同的上述约定应作为计算逾期贷款利息所适用利率的依据。根据上述约定，逾期贷款利息所适用的利率应为月利率8.415‰（月利率按每月30天计算，即日利率万分之二点八零五或季利率25.245‰）。因此，信达公司武汉办自2004年3月21日起至2006年12月13日止（含当日，共计10个季度另加84日）取得的两项逾期贷款所形成的利息，按照原借款合同约定的上述逾期贷款利率计算，结果为：利息1，518，066元=（本金3，000，000元＋本金2，500，000元）×逾期贷款季利率0.025245x10季度＋（本金3，000，000元＋本金2，500，000元）×逾期贷款日利率0.0002805x84日。连同两项贷款本金3，000，000元和本金2，500，000元，信达公司武汉办向高士通公司转出的债权实为由两项贷款本金及利息形成的金额为7，018，066元的债权。
高士通公司根据与信达公司武汉办签订的《单户资产转让协议》，自2006年12月14日起受让取得了两份涉案借款合同的债权。上述债权转让事宜已于2007年1月18日以登报方式通知了债务人，该次债权转让事宜自2007年1月23日（即《单户资产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对债务人（即新大都商场）已发生效力。因信达公司武汉办向高士通公司转让的债权系源自其他债权人的受让，且高士通公司不具有相应的金融业经营许可资质，故高士通公司受让取得债权的权利范围与信达公司武汉办在转让之前所享有的权利范围相同，即金额为7，018，066元的债权。高士通公司无权按照原借款合同的约定或部门规章的规定主张2006年12月14日后（含当日）的逾期利息、罚息、复利等本应由金融机构收取的相关孳息。
根据2007年12月5日高士通公司与恒强公司签订的《单户资产转让协议》，恒强公司自2007年11月16日起取得两份涉案借款合同的债权。关于上述债权转让事宜的书面邮件已于2008年1月7日按照新大都商场的注册地址向其负责人寄出并于次日经邮局完成送达，可视为已向债务人发出了关于债权转让事宜的通知，因此该次债权转让事宜自上述邮件送达之日（即2008年1月8日）起对债务人（即新大都商场）已发生效力。因高士通公司向恒强公司转让的债权系源自其他债权人的受让，且受让人恒强公司不具有相应的金融业经营许可资质，故恒强公司受让取得债权的权利范围与高士通公司在转让之前所享有的权利范围相同，即金额为7，018，066元的债权。根据2007年12月18日恒强公司与源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源泰公司取得两份涉案借款合同的债权。关于上述债权转让事宜的书面邮件分别于2008年3月20日、2009年11月25日向王国斌多次寄出，并经邮局完成送达。因王国斌系新大都商场的负责人，故以上两次邮寄行为均可视为向债务人发出了关于债权转让事宜的通知。该次债权转让事宜自上述邮件到达之日（至迟不晚于2009年11月26日，即最后一次邮件被签收之日）起，对债务人（即新大都商场）已发生效力。因恒强公司向源泰公司转让的债权系源自其他债权人的受让，且受让人源泰公司不具有相应的金融业经营许可资质，故源泰公司受让取得债权的权利范围与恒强公司在转让之前所享有的权利范围相同，即金额为7，018，066元的债权。
根据2008年11月28日源泰公司与新发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新发公司取得两份涉案借款合同的债权。关于上述债权转让事宜的书面邮件于2009年11月25日向王国斌发出，并经邮局完成送达。因王国斌系新大都商场的负责人，故该次邮寄行为可视为向债务人发出了关于债权转让事宜的通知。该次债权转让事宜自上述邮件送达之日（即2009年11月26日）起，对债务人（即新大都商场）已发生效力。因源泰公司向新发公司转让的债权系源自其他债权人的受让，且受让人新发公司不具有相应的金融业经营许可资质，故新发公司受让取得债权的权利范围与源泰公司在转让之前所享有的权利范围相同，即金额为7，018，066元的债权。
综上，新发公司经多次债权转让，对新大都商场享有金额为7，018，066元的债权。新大都商场作为债务人，有义务向新发公司偿还金钱债务。新发公司以原金融借款合同及多次债权转让的事实为由，以债务人新大都商场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应属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本案审理范围应以涉案金融不良债权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为主要内容。新发公司起诉理由中涉及的江岸区台颐公寓A、B栋1-4单元1、2层相关房屋所有权的转让等事实，可能涉及不动产物权法律关系、与房屋所有权转让相关的合同法律关系或因侵害财产权引发的侵权法律关系，但上述法律关系均与本案所涉金融不良债权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不同。因此，新发公司起诉中涉及的与江岸区台颐公寓A、B栋1-4单元1、2层房屋所有权流转相关的事实，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新发公司依据上述事实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王国斌、伍堑及新大都公司是否应对新大都商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简称“《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私营企业分为以下三种：（一）独资企业；（二）合伙企业；（三）有限责任公司。”新大都商场经核准登记为私营企业，由王国斌与案外人昌明珠、李寅峰等共3名自然人共同投资成立。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新大都商场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因此，可以认定新大都商场具有合伙的法律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三款规定：“合伙人对企业债务负连带无限责任。”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王国斌作为新大都商场的投资人并占有新大都商场35%的投资比例，对于其投资的合伙企业（即新大都商场）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对外所负债务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2、本案系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而非婚姻家庭纠纷。王国斌与伍堑虽为夫妻关系，但伍堑既非涉案借款合同的债务人或担保人，也非涉案债务人（即新大都商场）的合伙人，其受让取得的江岸区台颐公寓A、B栋1-4单元1层2室和2层房产也并非涉案金融不良债权的担保财产。因此，伍堑与涉案金融不良债权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新发公司以债权人身份直接请求伍堑对新大都商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属另一法律关系，在本案中，原审法院不予评判。
3、新发公司举证证明了以下事实：1、新大都公司曾经与新大都商场共用同一银行账号；2、该公司1999年度至2001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显示有短期借款550万元；3、该公司多次在金融机构向新大都商场发出的催款通知书上加盖公章，并利用本公司的银行账号以新大都商场的名义偿还了部分贷款利息；4、新大都有限责任公司在发起组建新大都实业公司后，其主体地位消失；5、江岸区台颐公寓A、B栋1-4单元1、2层房屋所有权自新大都实业公司解散后转移登记至新大都公司名下。依据上述事实，新发公司认为新大都商场与新大都公司之间有财产混同的情形，并且新大都公司自愿承担了新大都商场的全部涉案债务，因此主张新大都公司对新大都商场的涉案债务负有连带责任。
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新发公司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首先，新大都商场与新大都公司的企业类型不同，法律地位相互独立，相互没有控股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新大都公司没有代为履行新大都商场债务的法定义务。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公司股东为逃避债务而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可导致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后果。但是，新大都公司并非新大都商场的股东，即使有证据证明两者发生了财产混同的情形并导致新大都商场无力偿还债务，也不应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认定新大都公司对债务负有连带责任。
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新大都公司承担新大都商场全部涉案债务的前提应当是，新大都公司向新大都商场或其债权人做出了明确的愿意代为履行债务或者接受上述债务转移的意思表示。即便新大都公司是以默示的方式做出了上述意思表示，其做出意思表示的行为应足以完整体现其意思表示的真实内容。曾共用同一银行账号、《公司年检报告书》曾显示有短期借款550万元、曾多次在催款通知书上加盖公章并偿还部分贷款利息等事实，虽表明新大都公司与新大都商场在财产、经营活动中有混同现象，甚至表明新大都公司以实际行为做出过代为偿还部分贷款利息的意思表示，但尚不足以推断出新大都公司做出了愿意偿还新大都商场所欠全部债务的意思表示。《公司年检报告书》的提交对象为工商行政机关而非涉案债务人或债权人，且未记载相应的债权人名称，从形式上不属于新大都公司向涉案债务人或债权人做出的意思表示。
最后，新发公司认为新大都商场的债务因新大都实业公司的改制过程而先后转移至新大都实业公司及其解散后的权利义务承受人。从查明的事实看，新大都实业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即新大都有限责任公司，与新大都商场并非同一企业，且新大都实业公司解散后合法的权利义务承受人并非新大都公司。因此，新大都商场的原有债务并未因相关企业的改制行为转移至新大都公司。
虽然江岸区台颐公寓A、B栋1-4单元1、2层房屋所有权自新大都实业公司解散后转移登记至新大都公司名下，但上述事实涉及的法律关系属于新大都商场与新大都公司、案外人新大都实业公司等民事主体之间因不动产物权权属或侵权纠纷所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金融不良债权所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此外，根据房地产档案等证据，台颐公寓A、B栋1、2层房屋系由武汉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业公司）于1997年11月24日出让给新大都实业公司。在上述房产所有权此后的历次转让中，均无新大都商场作为所有权人的记录。因此，新大都公司取得相关不动产物权的事实与新大都商场的债务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上述事实不应视为新大都公司做出了自愿承受新大都商场原有全部债务的意思表示。
综上，新大都公司偿还部分利息的行为应视为其自愿为他人偿还部分债务的行为。上述代为偿债行为，既不为法律所禁止，但也不产生涉案全部债务转移的法律后果。
（三）新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1998年10月8日，中行花桥支行向新大都商场发出催款通知书两份。新大都商场在上述两份催款通知书的签收单位处加盖公章。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于1998年10月8日中断并重新计算至2000年10月7日届满。
1999年10月11日，中行花桥支行向新大都商场发出催款通知书两份。庭审期间，新大都商场认可其收到上述催款通知书的事实，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1999年10月11日重新计算，已于2001年10月11日届满。新大都公司、王国斌、伍堑对新大都商场陈述的上述事实均当庭予以认可。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于1999年10月再次中断并重新计算至2001年10月10日届满。
2000年12月15日，中行花桥支行向新大都商场发出催款通知书两份。新大都公司在上述两份催款通知书的签收单位处加盖公章。由于新大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王国斌，同时兼任新大都商场的主要负责人及投资人，因此，王国斌于新大都公司签收上述催款通知书之时，应当已经知悉上述催收通知书。王国斌知悉催收通知书的事实，可视为其作为主要负责人所在的新大都商场已经收到上述催收通知书的证据。本案诉讼时效应于2000年12月15日再次中断并重新计算至2002年12月14日届满。此后，中国银行武汉市花桥支行分别于2001年12月15日、2002年12月15日、2003年3月17日向新大都商场发出类似的催款通知书，新大都公司均在上述催款通知书的签收单位处加盖公章。
2004年12月28日，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与信达公司武汉办在《湖北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06年6月22日，信达公司武汉办在《湖北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2007年1月18日，信达公司武汉办与高士通公司共同在《湖北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上述公告内容均包括新大都商场的涉案两笔银行借款。本案诉讼时效应分别于上述日期多次中断并重新计算。
2008年1月7日，高士通公司以EMS邮件方式寄出资产转让的通知，通知记载的收件人为“新大都商场（新大都公司）负责人”，地址为新大都商场和新大都公司共同的工商注册地址“武汉市台北一路11-13号”。2009年11月25日，湖北德馨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陆峰以EMS邮件方式寄出债权转让告知函、催账通知等文件，邮件记载的收件人为“王国斌”，收件单位为新大都公司（新大都商场）。由于上述邮件的收件信息均指向新大都商场和新大都公司，且两邮件均于寄出后次日经邮局妥投，因此上述邮件的成功送达均构成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
鉴于本案诉讼时效多次中断的事实，新发公司于2010年1月5日向原审法院起诉仍在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内。
综上，新发公司受让取得的债权合法有效。新大都商场作为债务人，有义务向新发公司偿还上述债务。王国斌作为私人合伙制企业（即新大都商场）合伙人，对于合伙经营过程中对外所负的债务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新大都公司和伍堑均与新大都商场所负债务不存在直接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新发公司无权以债权人身份请求新大都公司和伍堑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八十四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六条、第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新大都商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后十日内，向新发公司偿还债务7，018，066元；二、王国斌对新大都商场前项确定的7，018，066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新发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逾期不履行本判决确定的给付金钱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075元，由新发公司负担42，771元，新大都商场、王国斌共同负担54，30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新大都商场、王国斌共同负担（本判决确定应由新大都商场、王国斌共同负担的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已由新发公司垫付，新大都商场、王国斌应随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款项一并向新发公司支付）。
新发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确认新大都商场自行购买台颐公寓A、B栋1-4单元2层和1层2室的新大都商场商业房产，并在产权登记在新大都实业公司时，为向中行花桥支行借款250万元和300万元提供抵押、并办理了他项产权证的事实。2、确认新大都公司、王国斌、伍堑等恶意串通，用同一字号非法成立多家公司，采用偷梁换柱，非法转移抵押的房产的事实。3、判处新大都商场除支付本金外，在信达公司武汉办2006年12月13日转让前的逾期利息按当时的规定以日万分之六计收，以后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8号）规定，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判决生效之日止。4、判处四被上诉人共同承担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并判处各被上诉人非法转移抵押物台颐公寓的行为无效。5、判处四被上诉人承担原审、二审全部诉讼费和保全费。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对中行花桥支行与新大都商场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的效力认定错误，导致前段利息计算错误，少算期间利息175.5534万元。新发公司提供的两份《借款合同》是银行违法分子与借款人合谋伪造的证据，新发公司当庭书面请求撤回该证据，原审法院虽未同意，但两份合同的虚假性决定了其本身不能作为证据，因为：1、签借款合同的时间是1997年12月，当时人民银行规定银行贷款逾期利息是按1996年5月2日银发（1996）156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金融机构对逾期贷款由现行的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至六计收利息调整为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收利息；挤占挪用贷款由现行的按日利率万分之六至八计收利息调整为按日利率万分之六计收利息”，直到2004年1月1日，逾期贷款利率才从日万分之二点一调整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人民银行2004年才规定逾期贷款利率变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方式计息，中行花桥支行在1997年既不可能未卜先知，也不会创造这种计息方式；2、即使中行花桥支行按加收30%利息的方式计逾期贷款利率，也违反人民银行当时关于逾期利息的强制性规定，也是无效的；3、20%低于30%这一下限，也属无效；4、其中一份《借款合同》上出现了中行花桥支行2001年改名后的公章。故，依据两份伪造的《借款合同》计算逾期利息，应予撤销并改判。借据载明贷款用途为购买季节性商品，资金被用于支付了购房款和设备，借款人未按约定的用途使用该贷款，应按挤占挪用贷款以日利率万分之六计收利息。逾期期间应从2004年3月21日至2006年12月13日止，共992天。（二）对新大都商场及新大都公司的身份和实际上一个商场、一套人马、几个牌子的事实认定错误，并错误判处由其中一个虚拟的人占有债务人的全部房产而不承担责任，使上诉人的债权落空。新大都商场、新大都公司、新大都有限责任公司在同一时间并存，经营范围和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完全一致，连银行帐户都是用的同一个，主要投资人均为法定代表人王国斌，按《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企业只准使用一个名称，在登记主管机关辖区内不得与已登记注册的同行业企业名称相同或者近似”、第七条规定“企业名称应当由以下部分依次组成：字号（或者商号，下同）、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组织形式”的规定，上述三家公司以新大都这一字号，以百货超级商场这一经营特点，以有限责任公司和有限公司这一组织形式，三家独立登记注册明显违法，尽管成立于1997年5月30日的新大都有限责任公司在1997年8月25日书面证明自已是由商场更名注册而来，但更名和重新注册是二个概念，这个证明并没有改变其违法性；1997年8月25日，新大都有限责任公司经申请改名为新大都实业公司，到1999年6月28日注销；1999年11月30日新大都商场营业执照被吊销，而1999年9月20日新注册成立新大都公司时，前二者一个注销未满三年，一个未吊销，属同时存在。新大都公司不仅沿用新大都商场的经营地址，由新大都商场的负责人王国斌负责经营，而且将自己的营业执照和资产负债表复印件盖章交银行，注明为完善贷款手续，而且沿用新大都商场在中行花桥支行开立的基本帐户和往来帐户，各年度交工商部门年检的资产负债表均注明有债务550万元及利息，一直签收给新大都商场的催债通知，并从自己帐上还利息，还以名称变更为由，申请将应返还至新大都商场名下的台颐公寓过户至自己名下。对一直以新大都商场名义行使权利义务的新大都公司，法院本应依据法律和部门规章确认其登记无效或通过司法建议函责成登记机关予以撤销，但法院却以公司的存续以登记为准为理由，确认新大都公司与新大都商场没有法律上的还债义务而不承担责任，使上诉人的债权落空，损害了债权人的权益。（三）对新大都商场是台颐公寓的购买人和所有人、新大都公司骗取巨额房产构成犯罪而不是民事侵权的事实均认定错误。新大都商场通过、利用中行花桥支行的550万贷款原始购买、装修台颐公寓商场','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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