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黔03**行初67号
原告刘仕伦，男，196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习水县,
委托代理人钱钞，贵州山一(习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习水县仙源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仙源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仙源镇街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009537082G。
法定代表人孙县章，镇长。
委托代理人陈国敬，仙源镇人民政府综治办主任，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刘杰，仙源镇人民政府综治办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66295900X9。
法定代表人陈钊，县长。
委托代理人杨鑫，习水县政府法制办副主任，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第三人饶先容，女，194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组。
委托代理人刘建(饶先容之子)，男，1973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汪自勇，贵州名城（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原告刘仕伦不服被告仙源镇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处理决定及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月30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仕伦及其委托代理人钱钞，被告仙源镇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陈国敬、刘杰，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杨鑫，第三人饶先容委托代理人刘建、汪自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仙源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2日作出仙府处[2017]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该决定查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所说的“岩洞”与“木里塆”为界址相邻（相邻处有一高约1米的土坎）的两片土地，“岩洞”四至界址为东抵刘仕泽荒地、南抵刘守全荒地、西抵刘守全土、北抵岩洞下核桃湾路。“木里塆”为两块土地，其中与“岩洞”接界这一块土地系被申请人1979年开荒之地，未登记在被申请人土地承包证上，但申请人的土地承包证上载明“东抵刘仕泽荒地”，申请人称其土地承包明细上登记的“岩洞”东抵刘仕泽荒地为登记错误，实际应为“东抵陆远芬责任地坎子”，即陆远芬责任地应西抵申请人土，经调阅陆远芬土地承包合同书，陆远芬“木里塆”承包地四至界址为东抵刘仕泽坎、南、西、北三面抵水沟，并不与申请人“岩洞”接界。故对申请人所称不予采信。结合申请人、被申请人、陆远芬土地承包证及现场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十六条的规定，决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争议地“岩洞”（木里塆）四至界址为：东抵沟、陆远芬责任地，南抵刘守全土，西抵刘仕伦土坎、北抵“核桃湾”人行土路管理使用权归被申请人饶先容。
原告诉称：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地“岩洞”，四至界限为：东抵陆远芬责任地坎子，南抵刘守权土，西抵刘守权土、北抵“核桃湾”人行土路。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该地由原告承包经营。后因原告外出务工，遂将该地交由刘守云和陆安清耕种到2010年原告才与第三人发生争议。被告所作的处理决定错误的将原告承包经营的该地确权给第三人管理使用，为此，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仙源镇人民政府作出的仙府处[2017]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行复（2017）3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被告仙源镇人民政府重新将争���地“岩洞”确权给原告。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仙源镇人民政府仙府处（2017）4号处理决定书、习水县人民政府习府行复（2017）3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原告诉讼主体适格及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2、刘仕伦、陆久云、饶先容、陆远分的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3、2010年5月12日仙源镇毛坪村委会处理意见，4、2012年5月25日仙源镇人民政府仙争决字（2012）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争议地属刘仕伦管理、使用；
5、2015年7月6日仙源镇人民政府仙府发【2015】5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6、2015年10月12日，习水县人民政府习府行复（2015）5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仙源镇人民政府故意把原告管理使用的本案争议地确权给刘仕泽，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处理决定错���；
7、习水县仙源镇财政所财政供养人员数据表，证明刘仕泽系国家工作人员，无承包土地，原告刘仕伦承包证东抵刘仕泽荒地界限有误。
被告仙源镇人民政府辩称：一、我镇在处理该土地争议时严格按照程序依法进行受理，并经过现场勘查以及走访调查取证，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作出该处理决定。二、我镇工作人员根据现场查勘及调查了解，结合现有证据认定的本案事实确凿，处理决定正确，请法院依法维持我府作出的处理决定。
被告仙源镇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
1、土地行政确权申请（2012年），2、立案审批表，3、受理通知书（一）、4、受理通知书（二），5、送达回证，6、收文通知，7、书证材料，8、调查笔录，9、调查报告，10、《处理决定书》（2012年），11、会议记录，12、送达回证，13、行政复议���请书（2012年），14、受理通知书（二），15、行政复议答复书，16、行政复议决定书，17、土地确权申请书（2013年），18、收文通知，19、立案审批表，20、受理通知书（一），21、受理通知书（二），22、送达回证，23、佐证材料，24、争议地现场草图，25、调查笔录，26、行政确权答辩状，27、建议意见，28、会议记录，29、《行政处理决定书》（2015年），30、送达回证，31、行政复议申请书（2015年），3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二），33、送达回证，34、行政复议答复书，35、《行政复议决定书》（2015年），36、送达回证，37、《行政处理决定书》（2017年），38、送达回证，39、行政复议申请书（2017年），40、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2017年），41、行政复议答复书（2017年），42、《行政复议决定书》（2017年），证明我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结果适当。被答辩人与第三人“岩洞”土地争议一案，被答辩人向仙源镇人民政府申请确权，该府在完善相关程序后，作出仙府处（2017）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将争议地处理归第三人。被答辩人不服，向本府申请复议，在复议过程中，答辩人根据各方举证，已查明被答辩人无争议土地及案外人陆远芬的土地均与争议地接界，经查被答辩人县档案局保存的《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和陆远芬《耕地承包合同书》，无记载与第三人接界，结合证人证言，能够确认第三人享有争议地使用权，被答辩人主张其《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系工作人员错填，但未提供证据且与事实不符，故仙源镇人民政府作出的仙府处（2017）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据正确，答辩人依法对其予以维持。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答辩人依法予以受理并送达了受理通知书，告知了各方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了当事人答复、举证的权利，在查清事实后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
1、刘仕伦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2、仙源镇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书，3、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一）（二）（三），4、送达回证，证明习水县人民政府依当事人申请启动行政复议程序，履行了受理、送达程序，程序合法。
第三人饶先容述称，本案属行政纠纷，即便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法院也只能判决撤销，不能判决被告将争议地处理给原告；2、二被告在土地确权过程中公平公正，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应当予以维持；3、本案原告与第三人的土地纠纷长达9年时间，恳请法庭查明后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第三人饶先容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依据。
本院出示了本院到现场拍摄的现场照片。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仙源镇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对1-6号证据三性不持异议；对7号证据中涉及到刘仕泽的有异议，其余无异议；对8号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调查人员没有身份信息，也没有签字，程序违法；对9-10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11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会议记录没有参会人员的签名；对12号证据真实性认可；对13-15号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16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17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程序是多余的；对18-22号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对23-24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25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没有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与签字；对26号证据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28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无参会人员签名；对29-30号证据不认可；对31-34号证据认可；对35-36号证据三性认可；对37-42号证据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饶先容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持异议，且饶先容补充认为农村土地承包是以户为单位承包的，刘仕泽是饶先容的丈夫，以刘仕泽为户主承包土地情况真实。
对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出示的证据，原告认为程序合法，但对事实认定不认可。被告仙源镇人民政府及第三人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持异议。
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被告仙源镇人民政府对1号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对2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3-4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未生效，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5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处理决定已被撤销，尚未生效，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6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7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刘仕泽是作为家庭成员来承包管理土地的。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对1-6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同仙源镇人民政府；对7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农村承包是以户为单位承包的，刘仕泽是第三人家户主，承包证上记载的东抵刘仕泽荒地是符合情理的。
对本院出示的现场照片，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各方当事人及本院出示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岩��”与争议地“木里塆”为界址相邻的两片土地，相邻处有一高约1米的土坎。“岩洞”为原告承包地，四至界址为“东抵刘仕泽荒地、南抵刘守全荒地、西抵刘守全土、北抵岩洞下核桃湾路”，与原告持有的《土地承包证》及习水县档案馆存档的档案资料中所登记的四至界址相一致。“木里塆”系第三人饶先容1979年开荒所得，其四至界址为“东抵沟、陆远芬责任地，南抵刘守全土，西抵刘仕伦土坎、北抵核桃湾人行土路”，未登记在第三人《土地承包证》中。2012年，原告刘仕伦以其《土地承包证》上登记的“岩洞”东抵刘仕泽荒地系登记错误，实际应为东抵陆远芬责任地坎子，原告“岩洞”承包地包含第三人“木里塆”荒地为由，向被告仙源镇人民政府申请确权，仙源镇人民政府于2012年、2015年先后作出仙争处字【2012】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仙府发【2015】5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但均被习水县人民政府撤销。2017年8月2日，被告仙源镇人民政府再次作出仙府处（2017）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及处理结果如前所述。原告不服，向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习府行复（2017）3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仙源镇人民政府作出的仙府处（2017）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请求支持如前诉请。
另查明，陆远芬承包合同书中登记的“木里湾”四至界址为东抵刘仕泽坎，南抵沟、西抵沟、北抵沟，均不与原告刘仕伦土接界。
本院认为，本案系个人与个人之间因为土地的使用权引发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被告仙源镇人民政府有权对本案进行处理。本案中，原告向被告仙源镇人民政府提起确权申请后，被告仙源镇人民政府在充分调查、收集证据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的仙府处（2017）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原告刘仕伦称其《土地承包证》上登记的“岩洞”东抵刘仕泽（饶先容之夫）荒地系登记错误，实际应为东抵陆远芬责任地坎子，原告“岩洞”承包地包含第三人“木里塆”荒地与二被告及本院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理由如下，首先，从原告持有的《土地承包证》来看，原告持有的《土地承包证》中所登记的“岩洞”的四至界址与习水县档案馆存档的档案资料中所登记的“岩洞”的四至界址相一致，且东面界址均记载为“东抵刘仕泽荒地”，结合本案争议地“木里湾”位于原告承包地“岩洞”东面的情况，被告将争议地“木里湾”四至界址为：东抵沟、陆远芬责任地，南抵刘守全土，西抵刘仕伦土坎、北抵“核桃湾”人行土路的管理使用权确权给第三人饶先容（刘仕泽之妻）并无不当。其次，从陆远芬承包合同书来看，陆远芬承包合同书中登记的“木里湾”承包地的四面界址均不与原告土地相接界。再次，从现场勘查情况来看，原告承包地“岩洞”与争议地“木里塆”之间有一高约1米的土坎，其界限分明，极易区分。故原告上述主张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仕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远秀
人民陪审员 陈文华
人民陪审员 邹景伦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
法官 助理 罗 丽
书 记 员 杨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