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龙圩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0406行初9号
原告苍梧县健雨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梧州市龙圩区龙圩镇湖畔龙庭1幢B单元301房。
法定代表人陈国鹏，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苍梧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住所地梧州市龙圩区龙圩镇政贤路151号。
负责人陆见玲，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龚湘游，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律师。
被告苍梧县国家税务局，住所地梧州市龙圩区龙圩镇政贤路151号。
法定代表人梁光耀，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龚湘游，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律师。
被告梧州市国家税务局,住所地梧州市长洲区新兴三路26号。
法定代表人江虹，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友，该局政策法规科副科长。
委托代理人龚湘游，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律师。
原告苍梧县健雨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雨公司）诉被告苍梧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苍梧国税局稽查局）、苍梧县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苍梧国税局）、被告梧州市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市国税局）不服税务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于2016年7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7月22日立案后，分别于7月26日、27日向被告苍梧国税局、被告市国税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11月22日依法追加了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依法送达了相关材料给当事人。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8日、12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健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国鹏，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副局长温文涛，被告苍梧国税局的法定代表人梁光耀，被告市国税局欧阳美明副局长及委托代理人李友，以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龚湘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于2016年2月3日作出苍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处理决定书》对原告健雨公司在2012年-2013年间分别从辉南县立达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吉林省金象顺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阜新华达商贸有限公司和阜新维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取得的90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据此向苍梧国税局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3194680.94元的事实和行为,作出应补缴3194680.94元增值税、进行增值税账务调整以及暂不作处罚、不加收滞纳金的处理决定。原告健雨公司对《税务处理决定书》不服，于2016年3月25日向被告市国税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国税局于2016年7月7日作出国税复决字〔2016〕1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的苍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
原告健雨公司诉称,一、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的违法事实证据不足。原告认为《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的违法事实根本不能称之为违法事实，原告购进货物，按约定支付货款，取得销货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内容与销售货物相符，原告依法向税务部门申报抵扣，这些事实是原告十分正常的经营行为，没有违反哪一部法律的规定，《税务处理决定书》将原告的正常经营行为定性为违法事实，原告认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且，《税务处理决定书》仅仅依据税务部门的《协查函》、《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就认定销货方开具给原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虚开的，证据不足。二、《税务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税务处理决定书》适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1240号）,对原告已申报抵扣的进项税款作转出处理，原告应补缴增值税3194680.94元。原告认为，《税务处理决定书》适用国税发﹝2000﹞187号和国税函﹝2007﹞1240号文件是错误的。国税发﹝2000﹞187号是2000年11月颁布，当时税务部门的防伪税控系统没有在全国推行，还有手工票，在增值税发票管理环节上难以堵塞所有漏洞，针对当时环境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国税发﹝2000﹞187号，而随着税务部门的防伪税控系统的全面推行，增值税发票管理完善，再用以前手段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不可能。因此，国家税务总局于2014年7月2日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2014年第39号）。原告申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时间是2012年至2013年间，因此，原告认为应适用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第39号公告进行处理。三、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程序违法。1.先执行后作决定。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于2013年8月30日、9月9日、10月8日分三次强行扣划了原告的3194680.94元，而2016年2月3日苍梧国税局稽查局才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在强行扣划时既未立案，也没有作出行政决定，而且被告不是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所以，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程序违法。2.被告剥夺了申请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之所以在2016年2月3日才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是因为原告要求被告给一个说法，但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前既不告知原告有申辩的权利，亦不告知原告有听证的权利，违背了《行政处罚法》第31条、32条、42条的规定。3.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处罚时间。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认定原告的违法行为发生于2012年5月至2013年3月，但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2016年2月3日才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超过了2年的处罚时间。四、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超越职权。原告的经营地址是龙圩区龙圩镇湖畔龙庭1幢B单元301房，2014年行政区划调整后龙圩镇由梧州市龙圩区管辖，原告的经营地址属梧州市龙圩区辖区，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2014年后原告的税收由梧州市龙圩区的税务部门管理，因此，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于2016年2月3日对原告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超越职权。综上，原告认为，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的苍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违法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程序违法，超越职权。为此，原告健雨公司诉至本院，请求判决：1.撤销被告苍梧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2016年2月3日作出的苍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2.撤销被告梧州市国家税务局作出的梧市国税复决字〔2016〕1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健雨公司提交的证据有：1.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的苍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一份，拟证明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2016年2月3日对原告健雨公司作出税务处理决定；2.市国税局梧市国税复决字﹝2016﹞2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一份，拟证明市国税局对苍国税稽处﹝2016﹞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作出了复议决定；3.送达回证一份，拟证明原告健雨公司2016年7月8日收到市国税局梧市国税复决字﹝2016﹞2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4.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第39号公告一份，拟证明苍国税稽处﹝2016﹞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的违法行为应适用该公告规定处理，但被告没有适用，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5.报纸两张,拟证明原告取得的虚开增值税发票可以抵扣。
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辩称，一、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具有税收管理的法定职权，对原告的税收征收具有管辖权，其作出的行政行为未超越职权。（一）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对原告的税收征收具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规定，原告于2006年11月登记成立，并于当月申报办理了税务登记，经营地址是苍梧县龙圩镇湖畔龙庭1幢B单元301房，按税收属地管理的原则，属于苍梧国税局稽查局管理的纳税人。（二）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对原告具有税收检查管辖权。1.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具有对外执法的法定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四条“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税收征管法第十四条所称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是指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税务局系统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分工的意见〉的通知》（国税发〔2004〕125号）“……负责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其他抵扣凭证涉税问题稽查和协查工作；……”之规定，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为苍梧国税局的直属机构，依法具有“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以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其他抵扣凭证涉税问题稽查和协查工作”的法定职权。2.苍梧国税局稽查局有权在苍梧国税局的征收管理范围内实施税务稽查。《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关于梧州市国家税务局规范稽查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分工的批复》（桂国税函〔2008〕370号）、《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梧州市国家税务局及下属县（市、区）国家税务局主要职责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桂国税发〔2009〕239号）对苍梧国税局稽查局机构设置和相应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原告属于苍梧国税局稽查局管理的纳税人，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对原告在税务稽查方面有管辖权，有权对原告开展税务稽查。（三）原告的税收违法行为应由苍梧国税局稽查局负责查处。根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国税发〔2009〕157号）第十条“稽查局应当在所属税务局的征收管理范围内实施税务稽查。前款规定以外的税收违法行为，由违法行为发生地或者发现地的稽查局查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对税务稽查管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之规定，原告的税收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为2012至2013年，违法行为发生地点苍梧县。因此，2013年8月，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对原告开展税务稽查，对原告存在税收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作出苍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是有依据的，没有超越职权的。（四）行政区划调整后，原告的税收违法案件查处仍由苍梧国税局稽查局负责查处。1.市国税局依据区划调整及时调整税收征收管理范围。按照《中共梧州市委员会梧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梧发〔2013〕6号）的精神，市国税局制发《梧州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2013年机构和人员调整实施方案〉的通知》（梧市国税发〔2013〕166号），将原苍梧国税局管辖的部分纳税人划由新成立的梧州市龙圩区国家税务局管理。从2014年起，原告的税收征收管理由原来的苍梧国税局负责调整为由梧州市龙圩区国家税务局负责。2.区划调整后，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对原告的税收违法行为仍具有管辖权。根据《梧州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苍梧县国家税务局所辖税源调整后有关税务稽查衔接事项的通知》（梧市国税函〔2016〕5号）“对苍梧县国税局稽查局原已立案实施税务稽查的纳税人，在划归龙圩区国税局管理时尚未检查完毕，且纳税人的有关涉税问题在划归龙圩区国税局管理前发生的，仍由苍梧县国税局稽查局负责后续的相关税务稽查工作，直至检查完毕”之规定，2014年1月1日以后，虽然原告的税收管辖权是由梧州市龙圩区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但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对原告立案检查的时间是2013年8月8日，在原告划归梧州市龙圩区国税局管理时，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对原告的税务稽查并未结束，根据梧市国税函〔2016〕5号的规定，原告的税务稽查案件仍由苍梧国税局稽查局负责检查完毕。因此，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对原告的税务违法行为进行税务稽查，具有法定职权，出具相应的《税务处理决定书》是合法的，有依据的，并没有超越职权，原告认为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超越职权的主张不成立。二、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一）原告从吉林省辉南县两家公司取得的1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经查证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原告从辉南县立达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取得的1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经查证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2012年5-6月份从辉南县立达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取得1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11135042.74元、税额1892957.26元、价税合计13028000.00元，原告已在2012年5、6、7月向苍梧国税局申报，抵扣了增值税进项税1892957.26元。上述1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经开票方辉南县立达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的主管税务机关吉林省辉南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查证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事实有吉林省辉南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证实。2.原告2012年5月份从吉林省金象顺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取得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是经查证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2012年5月份从吉林省金象顺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取得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350000元、税额59500元、价税合计409500元，原告已在2012年5月向苍梧国税局申报，抵扣了增值税进项税59500元。该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吉林省辉南县国家税务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辉国税〔2014〕015号）以及吉林省辉南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及给市国税局（稽查局）的两份《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证实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二）原告从辽宁省阜新市两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共76份，是经查证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原告从阜新华达商贸有限公司取得6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经查证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2012年11月-2013年1月间从阜新华达商贸有限公司取得的6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6437197.20元、税额1094323.68元、价税合计7531520.88元，原告已分别在2012年11月、2013年1月向苍梧国税局申报，抵扣了增值税进项税1094323.68元。上述6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经开票方阜新华达商贸有限公司的主管税务机关辽宁省阜新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查证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事实有辽宁省阜新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证实。2.原告从阜新维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取得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经查证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2013年2月从阜新维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取得的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870000元、税额147900元、价税合计1019500元，原告已在2013年3月向苍梧国税局申报，抵扣了增值税进项税147900元。上述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经开票方阜新维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主管税务机关辽宁省阜新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查证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事实有辽宁省阜新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证实。3.原告从辽宁省阜新市两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共7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经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阜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阜新华达商贸有限公司、阜新维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在无任何实际经营业务的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外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且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刑二终字第19号《刑事裁定书》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阜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书》，原告从阜新华达商贸有限公司取得6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从阜新维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取得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阜新华达商贸有限公司、阜新维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在无任何实际经营业务的情况下，为原告虚开的。原告称其与阜新华达商贸有限公司、阜新维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存在真实货物交易不是客观事实，是原告的谎言。（三）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原告从辽宁省阜新市两公司取得的7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证实在无任何实际经营业务的情况下，虚开给原告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这表明原告与开票方表面上签订购销合同、安排付款等行为，都是为了掩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为的，原告与开票方并没有真实货物交易。但原告却一直谎称其全部交易都有真实货物交易，这表明原告不是诚信的纳税人。（四）《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1.《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属结论性文书，是开票方主管税务机关稽查局经查证后出具的结论性文件。受票方税务机关一旦收到《已证实虚开通知单》，无论受票方属善意还是恶意，除非开票方税务机关撤销了已经发出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否则必须要求受票方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已经抵扣的必须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受票方税务机关不能自行否定开票方税务机关按照行政程序发出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收到《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的受票方税务机关，经检查，如果发现受票方明知是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还取得的，存在主观恶意，受票方已构成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没有发现受票方是恶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做善意取得处理，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已经抵扣的，要做进项税额转出处理。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属于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其证明效力优于原告的购销合同等其他书证。3.《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的范围。三、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一）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九条“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之规定，原告分别从辉南县立达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吉林省金象顺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阜新华达商贸有限公司和阜新维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取得的9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开票地税务机关开出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证实为虚开之前，原告已分别于税款所属期2012年5月、6月、7月、11月，2013年1月、3月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3194680.94元，应当作进项转出处理。在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属于明知是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故意取得的情况下，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号）“在购货方（受票方）不知道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专用发票）是销售方虚开的情况下，对购货方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不够明确。经研究，现明确如下：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且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购货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论处。但应按有关规定不予抵扣进项税款或者不予出口退税；购货方已经抵扣的进项税款或者取得的出口退税，应依法追缴”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1240号）“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依法追缴已抵扣税款的，不属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情形，不适用该条'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的规定”进行处理，并无不妥，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适用的法律依据正确。（二）原告认为适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的主张不成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以下简称“39号公告”）规定“纳税人通过虚增增值税进项税额偷逃税款，但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不属于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纳税人向受票方纳税人销售了货物，或者提供了增值税应税劳务、应税服务；二、纳税人向受票方纳税人收取了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款项，或者取得了索取销售款项的凭据；三、纳税人按规定向受票方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内容，与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相符，且该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纳税人合法取得、并以自己名义开具的。受票方纳税人取得的符合上述情形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本公告自2014年8月1日起施行。此前未处理的事项，按照本公告规定执行”。1.39号公告是开票地税务机关对开票方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属于虚开进行认定时适用的法律依据。本案不是受票地税务机关对开票方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是否属于虚开,而是开票地税务机关对开票方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明确认定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将认定的结果通过《已证实虚开通知单》通知受票方税务机关依法处理。不能把从受票方看，似乎符合三种情形、但是接受的是已经由开票方主管税务机关定性为虚开发票的情况也认为可按39号公告处理。2.即使是开票方税务机关，也不能抛开前提条件，将所有符合三种情形的行为都认定为不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9号公告列举了三种情形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符合的，不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受票方可以抵扣进项税额。但这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只是“通过虚增增值税进项税额偷逃税款”的纳税人，对外发生真实货物交易后，其开具的发票才可以适用该公告的规定。而非简单的、抛开前提条件，将所有符合三种情形的行为都理解为不是虚开发票。3.39号公告并不能完全替代国税发〔2000〕187号文件。原告起诉书认为，国税发〔2000〕187号是在2000年11月颁布，当时防伪税控系统没有在全国推行，还有手工票，在正式发票管理环节上难以堵塞所有漏洞，针对当时环境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国税发〔2000〕187号，而随着税务部门的防伪税控系统的全面推行，增值税发票管理完善，国家税务总局于2014年7月2日发布了39号公告。按照原告表述的逻辑，似乎是因为防伪税控系统的全面推行39号公告取代了国税发〔2000〕187号文。事实上，原告的理解是错误的。首先，39号公告的发布并没有废止国税发〔2000〕187号文。因为39号公告只是针对特定条件下，原来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方税务机关可以不认定为虚开，而国税发〔2000〕187号文是规定哪些属于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两份文件所针对的情形不同，不存在替代或取代关系。其次，国税发〔2000〕187号文是在2000年11月颁布，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于2003年1月在全国开始推行，39号公告于2014年7月2日发布，并不因为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的推行，国税发〔2000〕187号文就不再适用。在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全国推行后、39号公告发布前长达11年的时间，以及39号公告发布后，国税发〔2000〕187号文还在继续适用。四、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实施的税收行政行为主体合法，程序正当。2013年8月8日，苍梧国税局稽查局经立案，决定对原告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金的违法事实实施检查。检查阶段，基于案情，经批准，延长检查期限，案件于2016年1月11日结束调查取证，并于2016年1月11日进入审理阶段。经稽查局审理部门审理，该案符合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条件，稽查局于2016年1月21日提交苍梧国税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议（以下简称“审委会”），稽查局根据苍梧国税局重大税务案件审委会的审议结果于2016年2月3日对原告的违法事实做出税务处理决定。整个稽查过程，苍梧国税局及其稽查局严格按照《稽查工作规程》（国税发〔2009〕157号）的规定开展稽查，对原告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主体合法，程序正当。（一）苍梧国税局及稽查局未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原告缴纳税款是自行补缴行为。1.原告是基于自身的考量自行补缴税款。稽查局经立案批准于2013年8月8日起对原告和梧州市富勤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勤公司”）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金的违法事实实施稽查，经检查发现，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国鹏与富勤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炳颖为父子关系（陈国鹏为父亲），两家公司业务上有往来，富勤公司多数业务是由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国鹏支持指导，实际上，陈国鹏是健雨公司和富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2013年9月5日稽查局对陈炳颖的《询问（调查）笔录》中，陈炳颖承认：“我们取得的两张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第一时间已补缴完税款”。苍梧县公安局在2013年9月6日收到阜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关于对阜新市相留标等人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协查取证的函》（阜公经〔2013〕1号）后，于2013年10月9日对原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立案侦查。在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实施检查过程中，原告是基于自身的考量自行补缴了税款，并不是苍梧国税局及其稽查局的强制执行行为，并不是如原告所称的“先执行后作决定”。2.原告在补缴税款过程中，对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发出划缴税款指令不但没有异议，而且主动配合，每次都把税款提前存入约定的银行账户。根据《财税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实施方案》（财库〔2007〕49号）规定，原告于2008年11月12日与苍梧国税局及工商银行苍梧县支行三方签订了《委托划转税款协议书》。根据协议，原告指定工商银行苍梧县支行账户为扣缴税款账户，原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缴纳的各项税款，采取财税库银联网方式，委托工商银行苍梧县支行通过联网系统，在扣缴税款账户进行扣缴。本案中，苍梧国税局于2013年8月30日、9月9日、10月8日对原告的扣缴税款账户进行税款划缴，三次划缴时间间隔长达38天，在此期间，原告对苍梧国税局划缴税款行为是认可的，没有对划缴行为提出异议，而且主动配合，每次都把税款提前存入约定的银行账户。3.苍梧国税局及稽查局的行政行为未实施行政强制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启动税收强制执行程序必须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本案中，苍梧国税局及其稽查局在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并未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也未启动强制执行程序，不存在原告所称“行政强制执行”。（二）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依法依规保障了原告的权利。1.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已告知原告应享有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第四款和《税务稽查工作规程》（国税发〔2009〕157号）第四十一条之规定，为保障原告的陈述、申辩权，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于2014年5月13日就发现的税收违法事实和依据向纳税人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苍国税稽通〔2014〕7号），告知原告进行核对，陈述意见。原告认为剥夺其应当享有的权利的说法并不成立。2.原告混淆了税务行政处罚和税务行政处理之间的区别。根据《稽查工作规程》（国税发〔2009〕157号）第五十五条“审理部门区分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处理：（一）认为有税收违法行为，应当进行税务处理的，拟制《税务处理决定书》；（二）认为有税收违法行为，应当进行税务行政处罚的，拟制《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之规定，行政处罚和税务行政处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违反行政法尚未构成犯罪的相对人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对违法行为人惩戒为目的。而税务行政处理是税务机关对各类税务违法行为依法调查、审理后，依据有关税收法律、法规、规章，作出补税等有关纳税义务处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以督促违法行为人履行义务为目的，与行政处罚有区别。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的苍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因为本案对原告不是税务行政处罚，所以不存在原告有权听证的问题。因此,原告认为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之规定的主张不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对原告作出的是税务行政处理，不属于行政处罚，不适用处罚时效的规定。综上所述，苍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内容适当，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维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苍梧国税局的答辩意见与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的答辩意见一样。
被告市国税局辩称，一、市国税局同意苍梧国税局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的答辩意见及提供的证据，认为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的苍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二、市国税局作出的税务行政复议决定符合规定，理由如下：（一）原告与苍梧国税局关于苍国税稽处〔2016〕1号的争议属于税务行政复议的范围。原告因不服苍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作出的处理而产生争议，该争议符合《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征税行为”的范围，应当适用前述规定，属于税务行政复议的范围。（二）苍梧国税局作为税务行政复议案件的被申请人符合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9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申请人对经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程序作出的决定不服的，审理委员会所在税务机关为被申请人”和《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4号）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稽查局应当按照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制作税务处理处罚决定等相关文书，加盖稽查局印章后送达执行”之规定，虽然苍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以苍梧国税局稽查局的名义作出，但该处理决定是依据苍梧国税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意见书》（苍国税重审决字〔2016〕1号）作出，以苍梧国税局作为税务行政复议案件的被申请人符合规定。（三）市国税局作为税务行政复议案件的复议机关符合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原告因不服苍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作出的处理决定，向市国税局提起税务行政复议申请，市国税局作为苍梧国税局垂直领导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该税务行政复议案件的专属管辖权。（四）市国税局税务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1.市国税局税务行政复议案件的受理程序合法。（1）市国税局要求原告变更被申请人和补正申请资料符合规定。2016年4月1日，市国税局收到原告寄送的《行政复议申请书》，错将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列为被申请人且未提交原告的详细资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二十九条、四十二条之规定，市国税局于2016年4月12日向原告送达《税务行政复议告知书》（梧市国税复告〔2016〕1号），告知变更苍梧国税局为被申请人。同日，向原告送达《税务行政复议补正通知书》（梧市国税复补〔2016〕1号），告知原告补充相关资料，故市国税局在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前的审核时间在法定期限内。（2）市国税局作出受理复议申请的程序符合规定。2016年4月20日，市国税局收到原告变更被申请人和补正材料的《行政复议申请书》。2016年4月25日，市国税局向原告送达《税务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梧市国税复受〔2016〕1号），对原告变更被申请人和补正材料后的复议申请作出受理的决定，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要求被申请人依法进行答复并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2.市国税局税务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程序合法。2016年4月29日，市国税局收到被申请人提交的《税务行政复议答复书》以及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启动税务行政复议案件审理工作。2016年6月19日，因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市国税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八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经市国税局的负责人批准，向原告送达《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梧市国税复延字〔2016〕1号），告知申请人延期至2016年7月10日前作出税务行政复议决定。3.市国税局对税务行政复议案件的决定程序合法。2016年7月6日，经市国税局税务行政复议委员会集体审议，认为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于2016年2月3日作出的苍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一致同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被申请人的处理决定，并于2016年7月8日向申请人送达梧市国税复决字〔2016〕1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综上所述，市国税局自受理至作出国税复决字〔2016〕1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内容适当，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维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和被告苍梧国税局、市国税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苍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第一组：法定职权方面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的通知》（国税发〔2009〕157号）；（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税务局系统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分工的意见>的通知》（国税发〔2004〕125号）；（4）《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关于征管、稽查部门税务检查职责划分有关问题的通知》（桂国税发〔2004〕107号）；（5）《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区国税系统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分工的实施意见》（桂国税发〔2004〕271号）；（6）《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关于梧州市国家税务局规范稽查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分工的批复》（桂国税函〔2008〕370号）；（7）《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梧州市国家税务局及下属县（市、区）国家税务局主要职责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桂国税发〔2009〕239号）；（8）《中共梧州市委员会梧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实施意见>的通知》(梧发〔2013〕6号)；（9）《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梧州市部分县（区）国家税务局设置的通知》（桂国税发〔2013〕164号）；（10）《梧州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2013年机构和人员调整实施方案>的通知》（梧市国税发〔2013〕166号）；（11）《梧州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苍梧县国家税务局所辖税源调整后有关税务稽查衔接事项的通知》（梧市国税函〔2016〕5号）。上述11项证据，拟证明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依法对本案有管辖权，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为苍梧国税局依法对外设置的直属机构有权对原告的税收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作出相应的税务处理决定，并没有超越职权。2.第二组：事实和程序方面的证据:（1）营业执照；（2）税务登记证；（3）一般纳税人认定记录；（4）购销合同；（5）记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联；（6）“4.08”案件通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吉林“4.08”重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通报》（税总函〔2015〕330号）；（7）《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附件；（8）辉南县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决定书及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9）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附列资料、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认证结果通知书、认证结果清单；（10）税务稽查立案审批表、税务稽查任务通知书、税务稽查检查实施方案；（11）税务检查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税务事项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增加税务检查人员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延长税收违法案件检查时限审批表；（12）税务稽查报告、法规依据、拟查补、退税汇总表及稽查工作底稿(一)、（二）；（13）询问通知书、送达回证及询问笔录；（14）委托划转税款协议书、中国工商银行电子缴税付款凭证、检查存款账户许可证明及其送达回证、审批表；（15）税务事项通知书、送达回证；（16）税务案件提请审理书；（17）审理部门初审意见、税务稽查审理审批表、税务稽查案件提请集体审理审批表、集体审理纪要、集体审理意见及审理报告；（18）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受理审批表、受理通知书；（19）《苍梧县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改革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等机构成员的通知》（苍国税发〔2015〕49号）；（20）重大税务案件书面审理通知书、书面审理意见表、审理意见审批表；（21）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意见书；（22）《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4号)；（23）《税务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税务稽查执行报告；（24）苍梧公安局立案决定书（苍公立字〔2013〕10402号）及苍梧公安局对原告法定代表人陈国鹏的讯问笔录；（25）阜新“3.0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简要案情及涉及原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详细清单。上述25项证据，拟证明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3.第三组：适用法律方面的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9号）；（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362号）；（3）《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538号令）；（4）《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0号）；（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通知》（国税发〔2006〕156号）；（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号），（7）《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1240号）；（8）《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日常稽查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8〕44号）。上述8项证据，拟证明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依据正确。
被告市国税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税务行政复议告知书、补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2.行政复议申请书（补正）、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居民身份证、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税务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书；3.行政复议延期审理审签表、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4.税务行政复议案件审理会议纪要；5.《梧州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依法行政工作议事机构的通知》（梧市国税发〔2014〕145号）；6.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6号）；8.《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9号）；9.《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的决定》（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9号）。上述9项证据，证明被告市国税局具有本案的复议职权，复议行为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苍梧国税局、市国税局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苍梧国税局、市国税局对其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是规范性文件，是否适用，由本院结合本案事实在阐述判决理由时再作认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苍梧国税局、市国税局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仅是一些个人学术观点，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不予确认。对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苍梧国税局提交的证据，被告市国税局均予以认可，被告苍梧国税局也均认可苍梧国税局稽查局的证据，原告健雨公司仅对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苍梧国税局提交的证据“事实和程序方面的证据”中的（14）和“适用法律方面的证据”中的（6）、（7）有异议，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原告认为，对“事实和程序方面的证据”中的（14）委托划转税款协议书，应该由原告自行填写申报缴税表后，被告苍梧国税局才能从其账户扣税，但经法庭审查，《委托划转税款协议书》并无此内容，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对“法律适用方面的证据”中（6）、（7），原告认为不应适用这两文件。本院认为，对原告有异议的这三份证据，因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异议不予采纳，对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和苍梧国税局提供的证据均予以确认。对被告市国税局提交的证据，原告健雨公司、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被告苍梧国税局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健雨公司于2006年11月登记成立，并于当月申报办理了税务登记。2012年-2013年间，原告健雨公司取得了销货单位分别为辉南县立达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吉林省金象顺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阜新华达商贸有限公司和阜新维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共计9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合计金额18792239.94元、税额3194680.94元,价税合计21986920.88元。2012年5月至2013年3月间，原告以其取得的上述共计9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向苍梧国税局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共计3194680.94元。2013年7月26日、9月25日、11月8日，吉林省辉南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辽宁省阜新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分别作出《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认定原告健雨公司取得的上述90份发票为虚开的增值税发票。因原告健雨公司涉嫌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2013年8月8日，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决定对原告健雨公司立案检查，并依法向原告健雨公司送达了税务检查通知书。原告健雨公司从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获知其取得的上述9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开票方税务机关认定为虚开增值税发票后，于2013年8月30日、9月9日、10月8日，通过其与被告苍梧国税局及工商银行苍梧县支行三方签订的《委托划转税款协议书》约定的扣税账户，分四次预缴入库税款1428000元、524457.26元、147900元、1094323.68元共3194680.94元，扣款银行工商银行苍梧县支行均出具了电子缴税付款凭证给原告健雨公司。因案件案情复杂，该案经审批延长检查时间后，2016年2月3日，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根据被告苍梧国税局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审理决定，对原告健雨公司作出苍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处理决定书》的处理决定及依据如下：（一）对原告违法事实处理如下：对原告在2012年-2013年间取得的销货单位分别为辉南县立达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吉林省金象顺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阜新华达商贸有限公司和阜新维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共计9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合计金额18792239.94元、税额3194680.94元,价税合计21986920.88元,并据此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3194680.94元,对原告取得的上述90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行为，尚没有证据表明原告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通知》（国税发〔2006〕156号）第十一条第（一）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1240号）的规定，对上述90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应予转出处理。经增值税检查调整，应补缴增值税3194680.94元。（二）上述应予追缴的增值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日常稽查办法》（国税发〔1998〕44号）的有关规定，经增值税检查账务调整，应入库数为3194680.94元,原告已分别于2013年8月30日、9月9日和10月8日预缴入库税款3194680.94元。（三）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号）第一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1240号）第二条的规定对原告取得上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暂不作处罚,不加收滞纳金。《税务处理决定书》于决定作出当日送达原告健雨公司。原告健雨公司对《税务处理决定书》不服，于2016年3月25日向被告市国税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国税局于2016年4月1日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查，因原告健雨公司错列被申请人和申请材料不齐全，被告市国税局通知原告健雨公司变更被申请人和补充提交申请相关材料，并于2016年4月20日收到原告健雨公司变更后的行政复议申请及相关材料。经依法审查，被告市国税局于2016年4月25日作出《税务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依法受理原告健雨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因案件案情复杂，经审批延长复议时间后，被告市国税局于2016年7月7日作出国税复决字〔2016〕1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的苍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原告健雨公司对被告市国税局作出的《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庭审查明,在原告健雨公司取得上述9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期间，原告与辉南县立达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吉林省金象顺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阜新华达商贸有限公司和阜新维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既有邱海波、吕秉强代表四家企业与原告签订合同,又有邱海波、吕秉强代表原告与四家企业签订合同,经原告证实,购销合同中邱海波的签字均为同一人，吕秉强的签字也均为同一人,而邱海波、吕秉强都是原告的业务员,他们两人却又作为四家企业的业务代表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对此，原告健雨公司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另外,根据已生效的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阜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书》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刑二终字第19号《刑事裁定书》，认定“阜新华达商贸有限公司、阜新维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在无任何实际经营业务的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外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判决书及裁定书认定阜新华达商贸有限公司、阜新维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对外为他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原告从阜新华达商贸有限公司取得6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从阜新维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取得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
另查明，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是被告苍梧国税局的直属机构，属机关非法人。因原告健雨公司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嫌犯罪，苍梧县公安局于2013年10月9日对原告健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立案侦查。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有以下争议焦点：
一、苍梧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的苍国税稽处〔2016〕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是否合法？
（一）本案被告苍梧国税局稽查局是否具有对原告实行税务检查及作出税务处理决定的法定职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第一款“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各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分别进行征收管理”和第十四条“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税收征管法第十四条所称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是指省以下税务局的稽查局。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的规定，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税务局系统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分工的意见>的通知》（国税发〔2004〕125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的通知》（国税发〔2009〕157号）的规定，本','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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