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津海法商初字第597号
原告（反诉被告）：江苏蛟龙打捞航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秦南镇泾口蛟龙路*号。
法定代表人：韩才高，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敏，江苏昌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姜堰市华泰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俞垛镇姜茅村。
法定代表人：曹兆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友林，江苏江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台儿庄路**号。
法定代表人：康学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红伟，男，汉族，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王志国，男，汉族，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职员。
第三人：上海成功水域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淞滨路***弄**号***室。
法定代表人：周学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华，男，汉族，上海成功水域工程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原告江苏蛟龙打捞航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蛟龙公司）与被告姜堰市华泰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航道局）海上打捞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由代理审判员陈建鹏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付晓珂、代理审判员张俊波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鉴于上海成功水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功工程公司）与本案的处理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本案被告华泰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本院依法对本诉与反诉合并受理。本案于2013年10月15日、2013年11月2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李敏，被告华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曹兆成、委托代理人王友林，被告天津航道局委托代理人李红伟、王志国，第三人成功工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3月30日，被告华泰公司所属“苏华泰001”轮与被告天津航道局所属“通远”轮在黄骅港航道内发生碰撞，事故导致“苏华泰001”轮沉没于港内并严重阻塞航道。原告按照沧州海事局的指示，对“苏华泰001”轮进行了扫测和水下探摸，形成了扫测报告。4月3日，沧州海事局组织原告、被告等有关单位与人员协调“苏华泰001”轮航道清障和打捞作业事宜，形成会议纪要。同日原告与被告华泰公司签署了《沉船打捞合同》，被告华泰公司与被告天津航道局签署了《打捞费担负及垫支协议》。后原告联合第三人共同组织实施“苏华泰001”轮打捞作业。4月19日，被告天津航道局向原告支付打捞费预付款人民币290万元。4月26日，原告和第三人完成了“苏华泰001”沉船整体起浮出水。次日突遇海上大风警报，原告和第三人按照沧州海事局指令将“苏华泰001”沉船平移吊运至航道外侧海域并放入海底。5月28日，原告、二被告、第三人、无棣港湾船舶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棣港湾公司）签订了《苏华泰001轮打捞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后原告全面完成沉船打捞合同和补充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但是被告华泰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不及时办理船舶进厂上坡交接手续和通知被告天津航道局支付打捞费余款的义务；被告天津航道局明知原告和第三人已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实际具备了合同约定的支付打捞费余款的条件，但仍然不履行支付义务。为此原告请求本院判令：1、被告华泰公司立即支付原告打捞“苏华泰001”轮的报酬人民币290万元及延期付款利息；2、被告天津航道局对上述付款义务向原告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被告华泰公司辩称：不同意给付原告人民币290万元，也不同意由被告天津航道局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打捞合同是原告利用华泰公司当时处于被限期打捞的紧急情况下，趁人之危签订的，打捞费价格显失公平，故被告华泰公司认为合同标的额应变更为人民币350万元；另原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将船舶整体打捞的义务，而是冒险蛮干，导致船舶在水下切割，船体严重受损，被告华泰公司提出反诉，要求原告赔偿船体损失人民币330万元；虽然被告华泰公司与被告天津航道局之间有垫付的约定，但仅是内部约定，被告天津航道局没有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
被告天津航道局辩称：1、按照《海上交通安全法》和《打捞沉船管理办法》规定，被告华泰公司是打捞沉船的法定义务人，天津航道局不承担打捞沉船的法定责任；2、天津航道局与原告没有合同关系，不应承担支付打捞费的义务；3、天津航道局替华泰公司垫支打捞费的行为，不能成为《沉船打捞合同》的义务人；4、依照《打捞费担负及垫支协议》，天津航道局直接将打捞费给付原告，并不因此构成连带责任；5、天津航道局垫支打捞费及见证《补充协议》，不构成承担连带支付打捞费责任的依据。
第三人成功工程公司辩称：成功工程公司参与了沉船打捞的全过程，打捞合同是在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船舶断折并非成功工程公司造成的。
反诉原告华泰公司诉称：2013年4月3日，就沉船“苏华泰001”轮，反诉被告（本诉原告）蛟龙公司与华泰公司签订《沉船打捞合同》一份，约定：蛟龙公司对“苏华泰001”轮按整体打捞方案实施，总价人民币580万元；打捞工期为2013年4月4日起至2013年4月14日。2013年4月4日蛟龙公司编制《“苏华泰001”轮整体打捞施工方案》（以下简称打捞方案）并报沧州海事局批准。该整体打捞方案规定：根据沉船水下扫测情况，沉船打捞方案设计为整体打捞方案，采用较为实际的打捞手段，实施沉船清舱、整体起吊打捞处理。根据沉船结构及估算的重量，为保证沉船一次性打捞成功，拟用四艘起重船进行抬吊，分别为“秦航工68”（1000T起重能力）、“秦航工82”（600T起重能力）、“沪成功10”（900T起重能力）、“沪成功12”（500T起重能力），总抬浮能力为3000T，已高于沉船的最大重量。各船使用的吊索均为环形钢丝绳，规格为直径120毫米，长度90米，每船使用两根，合计8根。为防止钢丝绳勒入沉船船体，四艘起重船同时起吊时必须统一指挥，协调配合。施工工期：准备1天、清舱4天、吸泥1天、布设钢缆2天、挂钩起吊1天、送至浅滩1天，合计10天。但合同签订后，蛟龙公司拖延至2013年4月26日才对沉船整体起吊。同时，蛟龙公司违反施工方案，仅派出3艘起吊船，在整体起吊后，因起吊能力不足，不得不将“苏华泰001”轮重新沉入大海，直接导致船体严重受损（成V字形），在中间部位断裂。打捞失败后，蛟龙公司为逃避责任，将施工船舶全部调走。2013年5月21日，蛟龙公司出具《承诺》，承诺“苏华泰001”轮后续打捞工作在2013年5月24日进场。2013年5月28日，为避免损失扩大，蛟龙公司与华泰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被迫同意对“苏华泰001”轮进行水下切割。因蛟龙公司的违约行为给华泰公司造成了损失，为此请求本院判令：1、蛟龙公司立即赔偿华泰公司有关“苏华泰001”轮的各项损失，计人民币330万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蛟龙公司承担。
反诉被告蛟龙公司辩称：华泰公司与蛟龙公司签订的《沉船打捞合同》和《补充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依据双方约定：打捞合同总价为人民币580万元；华泰公司有向蛟龙公司支付预付款人民币290万元前期打捞费的合同义务，否则蛟龙公司不可能开展实质性的打捞工作；按照断折方案打捞沉船，是双方合同约定的方案，双方在合同中早已预料并明确约定，沉船在起吊过程中如船体断裂，由华泰公司自己承担责任和费用；双方约定的打捞期限为10天，如遇大风工期顺延；华泰公司在沉船出水后负有告知沉船停放地点的义务。综上，蛟龙公司认为华泰公司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根据本诉与反诉当事人的诉请、答辩，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蛟龙公司与华泰公司的合同金额是否显失公平，合理金额的数额应为多少；2、天津航道局是否应当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蛟龙公司在打捞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4、华泰公司主张打捞损失是否真实合理。
本诉和反诉部分，原告（反诉被告）蛟龙公司为证明主张合并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打捞单位资质等级证书各一份，证明蛟龙公司作为诉讼主体及签订和履行《沉船打捞合同》的主体适格；证据二、《“苏华泰001”轮扫描检测报告》（以下简称《蛟龙探摸报告》）、华泰公司提供的天津海龙水下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华泰001沉船探摸报告》（以下简称《海龙探摸报告》）各一份，证明：1、2013年4月1日，原告接沧州海事局指令，受被告方委托，前往“苏华泰001”轮沉没地，用专业工具对沉船“苏华泰001”轮进行扫描并由潜水员下水探摸后，确定了沉船的具体位置和破损状况。探摸后发现，沉船右舷驾驶室前约15米的位置起皱断折，有一长10米、高2.5米的破洞，该处舷侧对应左舷部位发现起皱断折现象的状态；而在打捞起浮出水过程中，必将会出现断裂现象的客观事实（《蛟龙探摸报告》第六条第4项）；2、“苏华泰001”轮沉船“洞口上部甲板明显断裂变形，甲板纵向呈V字形，甲板钢板纵向呈波浪形状，侧板变形严重；甲板断裂。”（《海龙探摸报告》3、4、5、6）证明“苏华泰001”轮沉船处于严重损坏的程度，打捞出水后根本无法具备自浮的能力或可能；证据三、《关于印发“苏华泰001”轮沉船打捞作业安全管理协调会议纪要的通知》、《“苏华泰001”轮沉船打捞作业安全管理协调会议纪要》、签到表各一份，证明：1、沧州海事局主持、涉案当事人均到场的情况下，认定“苏华泰001”轮沉船阻塞黄骅港港区航道，严重影响综合港区正常运营，必须立即限期清障打捞的事实；2、华泰公司是“苏华泰001”轮清障打捞的责任主体，天津航道局作为事故责任主体具有垫付打捞费义务的事实；3、由于华泰公司未按《打捞费担负及垫支协议》开具收据，导致天津航道局未能及时向原告支付打捞工程预付款，从而影响“苏华泰001”轮沉船打捞工程进行的事实；4、主管机关沧州海事局要求原告对“苏华泰001”轮沉船打捞出水时进行摄像保存证据的事实；证据四、《沉船打捞合同》和《补充协议》各一份，证明：1、蛟龙公司、成功工程公司与二被告之间存在沉船打捞合同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2、蛟龙公司与华泰公司确认“苏华泰001”轮沉船已经折断，沉船打捞按照断折方案进行施工。打捞费总价为人民币580万元包括调遣费、柴油费、管理费等；3、“苏华泰001”轮沉船打捞费付款方式和时间为：打捞合同签订后被告支付人民币290万元预付款，余款于沉船搁滩后交接之日起三日内付清。两被告负有给付原告及第三人打捞费用的约定。其中被告有向原告支付预付款人民币290万元前期打捞费的合同义务。否则，原告不可能进入实质性打捞工作；4、华泰公司在沉船出水后负有指定沉船安放水域，并在沉船打捞现场办理交接手续的合同义务；5、双方预测到“苏华泰001”轮在打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其他费用的承担问题；6、沉船的交接条件；7、约定打捞工程余款的支付条件为：蛟龙公司、成功工程公司完成打捞作业并由成功工程公司将两段沉船送至华泰公司指定的无棣港湾公司并协助船厂上坡后；8、天津航道局作为事故责任主体和打捞费垫付义务人，以“见证人”的身份和形式确认向蛟龙公司付款的责任；证据五、《打捞费负担及垫支协议》一份，证明：1、二被告曾确定由被告天津航道局担负或垫付打捞费的事实；2、被告天津航道局承诺承担垫付打捞费用的事实；3、两被告清楚打捞费的总额为人民币580万元的事实；4、天津航道局承诺其承担的打捞费用不超过人民币580万元，并由其直接支付给原告的事实；证据六、六张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号码为14347845—14347850，证明原告按照要求向被告天津航道局出具打捞费发票的事实；证据七、中国农业银行入账通知凭证一份，证明2013年4月19日，被告天津航道局按照主管机关《会议纪要》、《打捞费担负及垫支协议》及《沉船打捞合同》已向原告支付打捞费预付款人民币290万元的事实；证据八、无棣港湾公司《证明》一份，证明：1、2013年6月20日，“苏华泰001”轮沉船已经实际交付（按合同约定将沉船在华泰公司指定的船厂“上坡”）的事实；2、已实际具有合同约定的支付打捞费余款的条件；证据九、“苏华泰001”轮整体打捞施工方案一份，证明该方案报沧州海事局备案，原告提出如下对沉船的打捞处理方案，沉船概况中对沉船状态、作业环境、沉船破损状况、货物情况进行了阐述，该方案第三条打捞总体方案表述，第1项：原告派遣四艘打捞船进入现场实施打捞工作，第2.4项：沉船起吊离开河床最大重量为1981吨，第3.5项（实为2.5项）：打捞储备抬浮力为2377吨，第5项：原告派遣四艘打捞船进入现场进行抬吊，沉船布设钢缆为八根（每船两根），同时起吊，协调配合，第7项：预测到沉船在起吊过程中有可能断裂，将采取水下切割破坏分段打捞方案。第五条实施工期表述为：10天。如遇6级以上大风工期顺延；证据十、照片一组、天气海况报表一份，证明：1、2013年4月26日，原告和第三人严格按打捞合同及报备的打捞总体方案约定，派遣四艘打捞船赴打捞现场，按“苏华泰001”轮整体打捞施工方案（四船八缆），共同完成了沉船整体起浮出水过程（原告在收到前期打捞费用后7天就完成了打捞合同约定的打捞义务，提前三天）；2、沉船出水后，破损情况和水下探摸沉船的损坏情况基本一致，沉船完全无自浮的能力和可能，必须采取水下切割封堵的方案；3、2013年4月27日前后渤海附近天气情况和风浪状况；证据十一、《竣工报告》一份，证明：1、原告及第三人严格按照规定在进行沉船打捞工程施工前、施工中及施工后向海事部门履行了各项报备手续义务；2、原告及第三人严格按照打捞合同及报备的打捞总体方案约定，全面履行完合同义务的过程和结果的事实。
被告华泰公司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一、无异议；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扫测报告没有真实反映船的受损状况，严重夸大了船舶受损情况，右舷前约15米的破洞不是事实，华泰公司提交的《海龙探摸报告》显示破洞为直径40厘米，且原告认可海龙公司的报告，另对海龙公司的扫测报告没有异议；证据三、4月3日会议纪要没有印章，不予认可，4月17日会议纪要予以认可，对签到表予以认可，不能证明沉船影响港区运营的事实；证据四、对打捞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华泰公司认为不能证明“苏华泰001”轮已经断折，沉船已经断折是双方商定的情况，华泰公司并非专业机构，对船舶水下实际受损情况并不清楚，而是受到蛟龙扫测报告的诱导；另打捞施工中蛟龙公司应尽到谨慎、注意的维护义务，且合同第八条记载开工前蛟龙公司要进行探摸确定沉船损害情况，蛟龙公司第一份探摸报告早于合同订立时间，故蛟龙公司在事实打捞之前还应进行探摸工作以明确船舶受损具体情况，但蛟龙公司没有进行这项工作。合同第八条还记载蛟龙公司对起吊过程中的变形等情况不承担责任，华泰公司认为这是单方免除自己责任的条款，应属无效；沉船按照整体打捞的方案进行，整体打捞是指船体结构必须保留完好，而且即使按照蛟龙公司认为的船舶已经断折，蛟龙公司也依然按照整体打捞的方案进行，这也是华泰公司同意打捞费人民币580万元的原因。对补充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补充协议的背景是前期打捞失败，华泰公司又请求蛟龙公司打捞，蛟龙公司要求华泰公司同意分体打捞，并非华泰公司真实意思，这也证明在补充协议之前，蛟龙公司并没有完成打捞作业；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天津航道局有继续垫付费用的义务；证据六、七、八无异议；证据九、真实性没有异议，打捞方案中沉船打捞设计为整体起吊打捞，打捞方案第六页拟用四艘起重船只，总抬浮能力3000吨，第七页四船八缆，沉船起吊发生意外时应及时调整，不能冒险蛮干，第九页记载起重船船名以及沉船打捞平面示意图，但事实是蛟龙公司没有按照打捞方案进行施工；证据十、PPT不认可其真实性，看不出船名，且对方是以PPT形式展示，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十一、《竣工报告》，报告中记载的起重船名与方案中的一艘船名不一致，也可以证明对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打捞，且该报告为原告单方制作，不认可其真实性。
被告天津航道局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一、无异议；证据二、不予质证；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了天津航道局的答辩观点，天津航道局非义务人；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天津航道局与蛟龙公司不存在打捞合同法律关系，天津航道局并不负连带给付打捞费的义务，天津航道局见证了补充协议并不证明天津航道局负有连带给付打捞费的义务；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也证明天津航道局只是垫支打捞费，不负有直接支付的义务；证据六、无异议；证据七、同样证明天津航道局答辩意见，垫付人民币290万元票据符合垫支协议的安排，而非按照沉船打捞合同，与打捞合同无关；证据八、不予质证；证据九、十、十一与原告主张没有关系，不予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成功工程公司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所有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认可，且认可其证明目的。
本院对原告蛟龙公司证据的认证意见：证据一、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据二、对两份报告表面真实性予以确认。两份报告所记载的水下探摸时船舶受损情况差别较大，本院认为就此问题，应结合船舶打捞出水后的照片进行认定；证据三、对于该组证据中的会议纪要、签到表、通知，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天津航道局承担的是垫付打捞费的义务；证据四、确认打捞合同和补充协议的证据效力，蛟龙公司与华泰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应依据打捞合同与补充协议确定；证据五、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但该证据仅为天津航道局与华泰公司之间关于打捞费垫付的约定，约束的仅是合同中的相对方，对于合同外的蛟龙公司不产生合同效力；证据六至证据八，确认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证据九、对打捞方案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十、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华泰公司否认该组照片的真实性，但本院认为PPT只是照片的展示形式，华泰公司否认该证据真实性的理由并不充分，故本院确认该组照片的真实性。本院认为该组照片可以反映沉船打捞的作业过程，可以反映在打捞的过程中共有4艘船舶参与打捞；确认天气预报的证据效力，可以证明2013年4月27日渤海附近天气情况和风浪情况；证据十一、该竣工报告虽为蛟龙公司单方出具，但是所记载内容为打捞作业开展过程，记录详细且与其它证据可相互佐证，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诉和反诉部分，被告（反诉原告）华泰公司为证明主张合并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华泰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反诉人主体资格；证据二、《海龙探摸报告》，证明“苏华泰001”轮沉船状况，可整体打捞；证据三、打捞合同，证明双方商定沉船打捞施工期限、按整体打捞给付报酬人民币580万元，同时，证明蛟龙公司打捞逾期且存在违约事实；证据四、打捞方案，证明蛟龙公司按整体打捞方案实施打捞，并应派遣四艘起重船，总起吊能力应达3000吨；证据五、限期打捞通知书，证明签订打捞合同时，情况紧急；蛟龙公司趁人之危，人民币580万元打捞费远高于市场价格；证据六、承诺书，证明蛟龙公司严重逾期打捞，构成违约；证据七、沉船打捞前照片，证明沉船船体结构完好；证据八、沉船打捞时照片，证明蛟龙公司冒险蛮干，仅派遣三艘起重船，起吊能力不足，导致打捞失败，沉船船体结构严重受损；证据九、打捞补充协议，证明因蛟龙公司拖延打捞，华泰公司为避免损失扩大，被迫同意水下切割打捞；证据十、沉船打捞后照片，证明蛟龙公司冒险蛮干导致沉船船体结构严重受损；证据十一、修理估价清单，证明沉船船体结构严重受损后的损失金额。
原告（反诉被告）蛟龙公司对华泰公司的质证意见：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破洞的描述不予认可；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对象，整体打捞出水前后不过10天；证据四、予以认可，方案是经过海事局备案，但方案可以随时调整；证据五、予以认可，从上面可以看出沉船影响了港区正常运营；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但情况是对方限制蛟龙公司两人人身自由，蛟龙公司依然按照承诺书义务进行履行；证据七、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第一张照片反映不出船舶水下的受损情况，只是船上的状况；证据八中第2张照片（4月27日）船舶整体平稳打捞出水的情况，没有反映出全部的客观情况；证据九、予以认可，也证实了必须进行切割的事实；证据十、予以认可，上面看出沉船被撞部位的受损情况；证据十一、不予认可。
被告天津航道局对华泰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上述证据与天津航道局无关，不予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成功工程公司对华泰公司证据的质证意见：同意蛟龙公司的质证意见。并作如下补充，天津航道局委托潜水员进行探摸，但反映的情况不全面，只探摸了右舷的撞击位置，摸到了一个破口，实际上还有一处更大的破损处；开始时打捞船是“成功12”，后来资金不到位，成功工程公司又派遣“成功11”，是报海事局批准的，符合作业标准，在施工中发现一字排开不够长，及时调整了打捞方案，只是打捞结束后才移开了一艘船。
本院对于华泰公司证据的认证意见：证据一、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据二、报告的表面真实性可予确认，但是所探摸的船舶受损情况与沉船打捞出水后照片所反映的事实不符，且依据该报告不能得出沉船可整体打捞的结论；证据三和证据四，确认证据效力；证据五、确认证据效力，本院认为国家海事行政主管机关为维护航道安全下发限期打捞通知书，该行政行为并未将被告华泰公司置于危难之境；证据六、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关于蛟龙公司是否构成逾期打捞应结合其它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单从该证据不能认定蛟龙公司逾期打捞；证据七、该照片不能显示水下船舶受损情况，不能证明沉船船体结构完好；证据八、华泰公司未能说明该组照片反映的是打捞过程的哪个阶段，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九、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证据十、确认该组照片的真实性，本院认为从照片分析并结合双方之前的水下探摸报告，导致船舶船体严重受损的原因是碰撞事故，并非打捞致损；证据十一、该清单为华泰公司单方出具，且未区分上述维修费用是因碰撞事故造成还是因打捞作业造成，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在案件审理中，被告天津航道局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第三人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一、第三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打捞单位资质等级证书，证明第三人与原告共同合作实施“苏华泰001”轮沉船打捞，并具有承担打捞合同和补充协议权利义务的资格，以及符合法律规定和施工要求的施工资质；证据二、《沉船打捞合同》一份，证明合同双方特别是华泰公司在合同签订之时就明确知道“苏华泰001”轮在打捞之前的破坏程度和状态，特别是“苏华泰001”轮沉船已经折断的事实，同时双方又共同确认对“苏华泰001”轮沉船打捞按照断折方案进行施工的事实；证据三、《补充协议》一份，证明：1、证明参与“苏华泰001”轮打捞工程的各方已经就前期打捞工程实施过程中出现异议或纠纷重新协商一致，同时又对后期打捞工程的内容及相关事宜形成了新的约定；2、证明天津航道局进一步明确为华泰公司承担垫付打捞费的事实；3、第三人已经按照合同要求履行了施工义务；证据四、“苏华泰001”轮沉船照片8张，证明：1、第三人与原告按照补充协议共同完成了沉船分段起浮、封堵作业的事实（一、二号照片）；2、第三人按照补充协议和华泰公司要求将沉船分段吊放在无棣港湾公司船台场地的事实（三、四号照片）；3、原告提供的扫测报告中对于该轮破损部位及状况的探摸情况基本属实（沉船右舷驾驶室前约15米位置起皱断折，有一长10米、高2.5米破洞，该处舷侧对应左舷部位发现起皱断折现象）（五、六、七、八号照片）；证据五、无棣港湾公司《证明》一份，证明第三人于2013年6月20日将“苏华泰001”轮沉船分段吊放在无棣港湾服务公司船台场地，至此第三人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证据六、《竣工报告》一份，证明第三人和原告按照施工方案、打捞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要求进行了打捞工程施工；证据七、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00998528—00998542共计15份，证明因第三人与原告合作共同打捞沉船，第三人按照约定向原告出具发票，随后原告按约定向第三人支付部分打捞报酬的事实。
原告蛟龙公司对第三人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均予以认可。
被告华泰公司对第三人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一、予以认可，关于成功工程公司参与合作打捞是否符合规定有异议，蛟龙公司应以自己公司船舶承担打捞事宜，不应再进行分包作业；证据二、没有异议，但华泰公司并不是明确知道断裂的事实；证据三、没有异议；证据四、照片说明船舶被分体打捞，没有整体打捞，船出水后的照片证明是由于原告及第三人打捞不当所造成的破损，第三人的观点与《海龙探摸报告》的记载不相吻合；证据五、没有异议；证据六、单方提供，不予认可；证据七、没有异议。
被告天津航道局对第三人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三、《补充协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各方达成一致并不包括天津航道局，同意其证明目的2；对其他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于第三人证据的认证意见：证据一、确认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证据二和证据三，与蛟龙公司、华泰公司提交的证据相一致，确认上述两份证据的证据效力；证据四、照片的真实性可予确认，第5、6、7、8张照片可以反映船舶右舷的受损状态；证据五、本院确认证据效力；证据六、与蛟龙公司提供的相一致，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证据七、因与本案所需查明的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庭后，蛟龙公司与成功工程公司一起向本院提供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沪成功10”、“沪成功11”、“沪成功12”、“秦航工68”、“秦航工82”，五艘船舶的国籍证书、海上货船适航证书、船舶起重证书，证明无论是“沪成功11”还是“沪成功12”参与打捞，其与“沪成功10”、“秦航工68”、“秦航工82”，四艘船舶所能达到的总起吊能力，均超过打捞施工方案中列明的储备抬浮力2377吨；第二组证据为两张海图，证明沉船沉没、第一次打捞后沉船搁置、沉船封堵、以及沉船最终交付的目的地坐标。
华泰公司对上述两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五份船舶证书资料，因其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原告实际派出了四艘起重船参与作业，但原告现有证据也不能否定打捞现场仅有三艘起重船同时起吊的事实。华泰公司提交的现场打捞照片可以证明，并且原告蛟龙公司也当庭认可这些照片的真实性。对第二组证据，两份海图，因其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海图是真实的，也与本案船舶打捞受损无关。另外，假设原告第一次打捞就已经将“苏华泰001”轮顺利出水，则原告也应依照合同约定小心谨慎地将该船就近搁滩，而不应将船沉入大海。
天津航道局认为上述两组证据与天津航道局无关，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于上述两组证据的认证意见：本院确认第一组证据中各船舶相关证书的真实性，本院认为依据证书记载，无论是“沪成功11（587吨）”与“沪成功10（446吨）”、“秦航工68（1000吨）”、“秦航工82（600吨）”四艘船舶的组合（合计起重能力2633吨），还是“沪成功12（612吨）”与沪成功10”、“秦航工68”、“秦航工82”的组合（合计起重能力2658吨），四艘船舶所能达到的总起吊能力均超过了打捞方案中列明的储备抬浮力2377吨。对于第二组证据，对于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沉船沉没、第一次打捞后沉船搁置、沉船封堵、以及沉船最终交付的目的地坐标。
审理查明：2013年3月30日，华泰公司所属的“苏华泰001”轮与天津航道局所属的“通远”轮在黄骅港航道内发生碰撞，事故导致“苏华泰001”轮沉没于港内。2013年4月2日，蛟龙公司对沉船进行了水下探摸和扫测，并于2013年4月3日出具了《蛟龙探摸报告》，该报告记载船舶右舷驾驶室向前约15米位置起皱断折，有一长10米，高2.5米的破洞，该处舷侧对应左舷部位发现破损起皱断折现象。2013年4月3日，案外人天津海龙水下工程有限公司也对沉船进行了探摸，并出具《海龙探摸报告》，该报告记载驾驶室顶部露于水面，驾驶室前约20米处右舷侧板约1米处有直径约40cm的不规则的洞，洞口上部甲板有明显的断裂变形。
2013年4月3日，沧州海事局组织涉案的当事人以及相关单位召开了“苏华泰001”轮沉船打捞作业安全管理协调会，形成了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记载华泰公司应当依据相关法律要求开展沉船打捞，如华泰公司未按沧州海事局规定期限完成打捞，沧州海事局将采取强制打捞。同日，沧州海事局向被告华泰公司下发限期打捞通知书，要求华泰公司于2013年4月7日之前安排符合资质的国内打捞企业向沧州海事局递交“苏华泰001”轮沉船打捞作业许可申请和打捞方案，并于2013年4月13日之前清除完毕。
2013年4月3日，华泰公司（合同中甲方）与蛟龙公司（合同中乙方）签订了《沉船打捞合同》。合同第二条第3款约定，“沉船已经断折，现对本合同所指沉船按照整体打捞的方案实施”；该条第4款约定，“沉船先进行抽沙、穿钢丝绳起吊、抽水（甲方负责指定沉船放到附近安全水域）搁滩后在沉船打捞现场办理交接手续，为全部打捞施工作业结束”。第三条第1款约定“打捞总价人民币580万元整；其中包括调遣费、柴油费、管理费等费用”；第2款约定，“合同签订后，甲方向乙方支付预付款人民币290万元整”；第3款约定，“打捞余款于沉船搁滩后交接之日起三日内，由甲方一次性付至乙方指定的账户内”。第四条约定“沉船于2013年4月4日起争取至2013年4月14日结束；有效工作日（进场时间根据天气因素决定）。乙方根据施工进度确定沉船打捞出水的预计时间，乙方提前通知甲方，甲方在打捞3天内确定搁滩位置并满足浮吊4.5米以上的水位。”第八条第2款约定，“沉船打捞按照断折方案进行施工；沉船搁滩后，后续封堵、加固、抽水、拖带移位等工作与乙方无关；”第3款约定，“沉船因碰撞沉没，乙方在起吊过程中还可能发生沉船的变形，乙方不承担沉船方任何责任和费用，具体情形如下：3.1沉船在起吊过程中船体有可能断裂；3.2沉船不具备自浮能力且在现场难以修补的费用。”
亦于2013年4月3日，天津航道局（协议中的甲方）与华泰公司（协议中的乙方）签署了《打捞费担负及垫支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在乙方享有和承担《沉船打捞合同》权利义务的前提下，甲方同意在乙方认可的450万元之外以130万元为限承担部分打捞费，以满足打捞公司的要价”；第二条约定，“乙方应支付的打捞费450万元由甲方垫支，甲方根据乙方提供的《沉船打捞合同》的约定和乙方的指示直接付给打捞公司”；第三条约定，“甲方支付垫付的打捞费前，乙方需向甲方提供等额收据和打捞公司开具给乙方的发票复印件（加盖乙方公章）备查”。
2013年4月4日，蛟龙公司出具“苏华泰001”沉船打捞方案，在打捞总体方案部分记载，沉船打捞方案设计为整体打捞方案，采用较为实际的打捞手段，实施沉船清舱、整体起吊打捞处理的方法。方案估算沉船在起吊离开河床的最大重量为1981吨，为确保打捞一次性成功，确定储备抬浮力为理论重量的0.2倍，则计算沉船打捞总抬浮力为2377吨。在方案中，确定拟用的四艘起重船，为“秦航工68”，起重能力1000吨；“秦航工82”，起重能力600吨；“沪成功10”，起重能力900吨；“沪成功12”，起重能力500吨，四艘船舶总抬浮能力为3000吨。后查明，“沪成功10”船舶证书记载安全负荷为4370KN，折合约为446吨；“沪成功12”安全负荷为6000KN，折合约为612吨。上述两船船舶起重证书记载的实际安全负荷与施工作业方案中的记载不一致，“秦航工68”与“秦航工82”证书记载的安全负荷与方案中记载的一致，分别为1000吨和600吨。
2013年4月8日，蛟龙公司向华泰公司开具了6张增值税发票，金额总计为人民币580万元。2013年4月16日，沧州海事局组织沧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沧州渤海港务有限公司、天津航道局召开沉船打捞作业安全管理协调会。会后形成纪要如下：1、在华泰公司未按垫资协议开具收据给“天航局”（即被告天津航道局）的情况下，“天航局”应尽快垫付打捞费、防污费给打捞作业单位，不得因未支付打捞费用而影响打捞工作；2、“天航局”代付打捞费、防污费，并不表明“天航局”是打捞沉船的法定义务人，不因垫付前述费用而承担《沉船打捞合同》和《船舶污染清除协议》及《守护清污协议》的责任和义务；……4、沧州海事局协调华泰公司和打捞作业单位为“苏华泰001”轮选定出水后的搁滩位置。2013年4月19日，天津航道局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蛟龙公司支付了人民币290万元。
后蛟龙公司联合成功工程公司对沉船进行了打捞，于2013年4月26日1700时完成了沉船整体出水过程，同时逐步将沉船移开黄骅港综合港主航道南侧外400米位置。2013年4月27日，因为海上大风的原因，蛟龙公司将已经打捞出水的“苏华泰001”轮移至黄骅港海域（38°24.412N，118°01.046E）并临时搁置于浅海海床。
2013年5月21日，沧州海事局重新组织华泰公司（合同中甲方）、蛟龙公司（合同中乙方）、成功工程公司（合同中丙方）、无棣港湾公司（合同中丁方）签署了《“苏华泰001”打捞补充协议》。协议中对施工的总体方案约定，“对沉船‘苏华泰001’进行水下切割作业，从断裂处切成两段，再将两段船的货舱用钢板进行隔舱封堵处理，使沉船达到自浮能力，而后将沉船拖到船厂修复”。协议第八条约定，“在乙方、丙方完成打捞作业并由丙方将两段沉船分别送至甲方指定的丁方并协助船厂上坡后，甲方即通知天津航道局并向天津航道局出具人民币290万元的收据，由天津航道局代甲方将打捞工程余款人民币290万元支付给乙方。该款项及前期已支付给乙方的人民币290万元，即包含乙方及丙方有关‘苏华泰001’轮打捞作业发生的全部费用和支出。未经甲方通知和同意，天津航道局不得擅自向乙方付款。”另天津航道局作为见证单位在该补充协议上签了字。
后蛟龙公司与成功工程公司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完成了沉船的水下切割、分断起吊、抽水抽沙、焊接封堵等作业，并将沉船送至了无棣港湾公司，且于2013年6月20日协助船厂完成了沉船上坡工作，并取得了港湾公司开具的证明。2013年6月21日，蛟龙公司向沧州海事局提交了竣工报告，竣工报告中所附的平面示意图显示，参与打捞作业的四艘船舶为为“秦航工68”、“秦航工82”、“沪成功10”、“沪成功11”。另查明，“沪成功11”起重证书记载的安全负荷为5750KN，折合约为587吨，上述四艘船舶合计总抬浮能力为2633吨。
另沉船打捞出水后拍摄的照片显示，船舶右舷有较大的凹陷以及裂缝。
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打捞合同纠纷。蛟龙公司与华泰公司签署的打捞合同以及打捞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应作为确定合同当事方权利义务的依据。虽然华泰公司主张打捞合同金额显失公平、蛟龙公司在打捞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但因华泰公司就上述主张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阐述具体认定意见如下。
关于打捞合同金额是否显失公平。华泰公司在答辩时主张涉案打捞合同是蛟龙公司利用华泰公司处于被限期打捞的紧急情况下签订的，属于趁人之危，因此打捞费价格显失公平，故请求将合同标的额从人民币58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350万元。本院认为华泰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其一，华泰公司所属“苏华泰001”轮因碰撞事故沉没于黄骅港综合港区航道内，妨碍了船舶航行安全，影响了港区的正常运营，沧州海事局基于公共利益向华泰公司下发限期打捞通知书，为华泰公司设定打捞沉船的最后期限，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航行安全、公共利益，并非是将华泰公司置于危难境地。该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华泰公司造成了紧迫状态，但是华泰公司在本案中未提供证据证明蛟龙公司利用了该状态，且实施了积极的行为迫使华泰公司接受打捞费为人民币580万元；其二，华泰公司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打捞费金额为人民币350万元的合理性。综上，本院认为华泰公司关于打捞合同金额显失公平的主张不能成立，打捞合同所确定的打捞费总额人民币580万元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关于蛟龙公司在打捞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围绕此问题，双方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关于是否存在逾期打捞。华泰公司主张蛟龙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打捞期限施工。合同约定的打捞时间为2013年4月4日起，争取至2013年4月14日结束，而蛟龙公司进场打捞的时间为2013年4月26日左右。蛟龙公司对此辩称其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施工缘于华泰公司未按约定时间支付预付款。预付款的实际支付时间为2013年4月19日，晚于合同约定的合同签订日2013年4月3日。本院认为，在华泰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先支付预付款的情形下，蛟龙公司可依法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拒绝华泰公司的履行要求，故华泰公司所主张的逾期打捞不成立。
2、关于第一次打捞失败的原因。华泰公司认为第一次打捞失败的原因在于起吊能力不足。华泰公司主张蛟龙公司仅派遣了3艘起重船参与打捞作业，有悖沉船打捞方案所确定的4艘船舶，起吊能力不足。为此，华泰公司向本院提供了3组照片，证明实际施工时仅有3艘起重船在作业。对此，蛟龙公司辩称，鉴于沉船的长度，在施工作业时无法一字排开4艘船舶，实际操作中为3艘排在沉船一侧，1艘排在另一侧，共同起吊。蛟龙公司也向本院提供了照片，证明其作业时确为4艘船舶在进行。另蛟龙公司认为华泰公司提交的照片所反映的不是沉船打捞出水的过程，而是打捞后3艘船舶吊着沉船行进的过程。本院认为，华泰公司的照片所反映的打捞过程并不明确，无法反映具体的打捞阶段，故对华泰公司该组照片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蛟龙公司所提供的照片能较完整地反映整个打捞过程，应予采信。另施工方案记载拟用的四艘起吊船为“秦航工68”、“秦航工82”、“沪成功10”、“沪成功12”，总抬浮能力为3000吨，但在竣工报告中实际施工船“沪成功12”更换为了“沪成功11”。依据查明的事实，“秦航工68”、“秦航工82”、“沪成功10”、“沪成功11”，四艘起重船的总抬浮能力为2633吨。本院认为，虽然2633吨的抬浮能力低于方案中拟用四艘船舶所达到的总抬浮能力3000吨，但该数值已超过方案中估算的所需总抬浮力2377吨，故本院认为在沉船起吊的过程中，蛟龙公司提供了充足的起吊能力。
另蛟龙公司与成功工程公司认为第一次打捞失败的原因是因华泰公司未及时指定搁滩地点，且遭遇大风造成。本院认为蛟龙公司与成功工程公司的主张应予采信。在三方当事人与港湾公司签署的补充协议中曾记载“该船在中间部位已断裂，且货舱无隔舱，无自浮能力，同时，又因大风，经沧州海事局交管中心和天津航道局同意，将该沉船移出主航道临时搁置于海床”，该协议所记载的事实可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应予采信。另华泰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按打捞合同约定及时指定了搁滩地点。综上，本院认为，蛟龙公司在第一次打捞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
3、关于船体严重受损的原因。华泰公司主张因蛟龙公司野蛮施工，致使沉船船体严重受损，为证明该事实，华泰公司向本院提供了《海龙探摸报告》并出示了一组照片，该组照片所反映的船舶主要损害是船舶右舷的凹陷以及撕裂。本院认为，涉案船舶是因碰撞事故而沉没，在沉没前船体已然因碰撞遭受了损害，华泰公司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船舶受损是因打捞施工引起，故对于华泰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蛟龙公司对船舶船体受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4、关于断折打捞的合理性。本院认为，首先在打捞合同与补充协议中，双方约定了沉船打捞按照断折方案进行施工。其次从沉船打捞出水后的照片分析，船舶船体受损严重，为实现长距离运送至船厂修复，应使沉船达到自浮能力，对沉船进行切割、封堵有其合理性。综上，本院认为蛟龙公司对于沉船进行分段打捞没有不当。
关于天津航道局是否对诉请的打捞费用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天津航道局对打捞费用不承担连带付款责任。首先，在2013年4月17日的会议纪要中，明确记载天津航道局是垫付打捞费；其次，天津航道局与华泰公司签订的《打捞费担负及垫支协议》，是双方关于垫付打捞费的内部约定，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协议对合同外的第三方没有法律效力；最后，在华泰公司、蛟龙公司、成功工程公司与港湾公司签署的打捞补充协议中，虽有约定“……甲方（华泰公司）即通知天津航道局并向天津航道局出具人民币290万元的收据，由天津航道局代华泰公司将打捞工程余款290万元支付给乙方（蛟龙公司）”，但本院认为天津航道局并非该补充协议的当事人，其仅是作为见证单位在该协议上由其代理人签了字，该签字确认并不构成对付款义务的认可。另本院认为，该条款的约定属于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在第三人不履行债务的情形下，应由债务人即华泰公司向债权人蛟龙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本院认为蛟龙公司关于天津航道局应承担连带付款义务的诉请没有合同依据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综上，本院认为蛟龙公司与华泰公司之间的打捞合同与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在蛟龙公司依约履行完合同义务后，华泰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剩余打捞费人民币290万元。另原告在诉请中主张上述费用的利息损失，自2013年6月20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因2013年6月20日为打捞实际完工之日，本院认为蛟龙公司的该项请求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关于华泰公司反诉蛟龙公司的各项船舶损失。本院认为，蛟龙公司在打捞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没有违约行为，华泰公司要求蛟龙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与事实依据，故华泰公司的反诉请求应予驳回。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2018-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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