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105民初863号
原告：黄秀英，女，汉族，教师，身份证上住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现住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
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君竹支行，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
负责人：陈光志，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红，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卫，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秀英与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君竹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君竹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7年6月2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7年6月27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吴敏东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7年7月27日、8月18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两次开庭，原告黄秀英及被告中行君竹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红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院曾依法对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了调解，但调解不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秀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中行君竹支行向原告赔偿损失131912.38元及利息（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从2017年4月25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2014年6月23日，原告黄秀英在中国银行福州君竹支行办理开户银行卡一张（卡号：62×××48）。2017年4月25日下午14点14分，原告收到中国银行发送的短信，提醒银行卡在POS机上支取14574.63元；14点16分又收到中国银行发送的短信，提醒银行卡在POS机上支取89.00元,而银行卡一直在原告的身上。原告立即打电话给中国银行客服，说明银行卡被盗刷的情况，客服告知原告先查清楚在哪里消费，有问题再打电话。后，14点19分原告银行卡再次被盗刷71199.97元；14点21分被盗刷44499.98元；14点26分被盗刷1424.00元；共被盗刷人民币131912.38元。原告当时在福州市马尾区海润滨江花园，立即前往就近网点中国银行福州江滨支行ATM机上支取了100.00元作为银行卡随身携带且并未离身的证明，并在柜台办理了挂失和改密的操作。随后原告向福州市公安局鳌峰派出所报警，但并未受理。次日，原告向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经济犯罪刑侦大队报警，案件已受理。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作为银行卡的发卡方，理应尽到保护用户资金安全的相关义务，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应当保护储户作为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原告第一次向中国银行打电话说明卡被盗刷时，中国银行的客服推脱不管，导致之后的银行卡又被盗刷了117123.95元，银行未尽到合理审查的义务，导致原告的银行卡被多次盗刷，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提出诉请如前。
被告中行君竹支行辩称，1、本案应由公安机关管辖。原告主张其持卡在海润滨江花园，讼争卡在异地被连续支取多笔存款。讼争卡被支取的131912.38元涉嫌信用卡诈骗，其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也已立案侦查。本案原告的银行卡款项被通过POS机转账给他人，是他人盗刷，或是存在真实意思的交易结算关系，只有通过案件侦破才能得到证明。因此，在案件未侦破前，有关事实未被认定前，原告向答辩人主张按储蓄存款关系付款，没有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是不成立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本案依法应先由公安机关管辖。原告的起诉应当予以驳回。2、原告应对其“损失”承担责任。即使原告主张的他的银行卡中的款项是被他人支取，答辩人认为，原告自身存在对银行卡及个人账户密码保管不善、未及时采取挂失止损的过错，由此导致的“损失”其自身应负全部责任，向答辩人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4年6月10日，原告等委托福建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批量向答辩人开立长城借记卡个人账户，原告交易卡号为62×××48，原告同意遵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城借记卡章程》（下称章程）约定。根据章程第八条约定，原告可凭银行卡和密码进行消费结算；第十七条约定，原告须妥善保管银行卡和密码，凡使用密码进行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原告本人所为；为保障银行卡账户资金安全，原告发现银行卡被他人冒用、盗用和伪卡交易等情况时，应立即向发卡银行核实并采取挂失等措施防止损失扩大。而原告在2017年4月25日前，多次在商户进行消费，导致该借记卡被他人“复制”，密码被他人知晓。且原告在2017年4月25日14点14分收到中国银行短信提醒银行卡被支取的信息后，并没有立即致电中国银行客服并采取挂失措施（甚至在客服人员提示是否采取挂失措施以保障资金安全时，其也不予采纳），导致银行卡又分别于2017年4月25日14点19分被消费71199.97元、14点21分被消费44499.98元、14点26分被支取1424.00元，造成扩大损失117123.95元。原告的“损失”，是其个人泄密行为及未采取挂失等减少损失措施所致，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原告的起诉和诉讼请求，缺乏证据支持，无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黄秀英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明材料：
A1、卡号为62×××48中国银行卡纸质复印件一份，证明：证明原告系本案讼争银行卡持卡人。
A2、卡号为62×××48中国银行卡2017年4月25日交易流水明细清单（盖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君竹支行业务专用章），证明：该卡被盗刷的情况。
A3、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受案回执》，证明：本案讼争银行卡被盗刷后，原告已报案。
A4、卡号为62×××48中国银行卡银行卡开户行信息（两张）及2017年4月25日该卡的交易明细清单（未盖有业务核对章），证明：2017年4月25日的银行卡交易是被盗刷。（此证明材料原告黄秀英于2017年7月6日向本院递交）
A5、卡号为62×××48银行卡于2017年6月27日至2017年7月27日《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明：本案讼争银行卡开卡的银行是中行君竹支行。
A6、中国银行福州江滨支行交易清单（借方全额冻结），证明：本案讼争银行卡被盗刷后，原告于2017年4月25日申请冻结该卡。
被告中行君竹支行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明材料：
B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2017年7月17日出具的《说明》，证明：中行君竹支行系其下辖的二级支行，只有业务专用章及业务合同专用章，没有刻制和使用公章（即行章）。
B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城借记卡章程》，证明：原告持有中行借记卡62×××48，须遵守《中国银行借记卡章程》。章程第八条约定，原告可凭银行卡和密码进行消费结算；第十七条约定，原告须妥善保管银行卡和密码，凡使用密码进行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原告本人所为；为保障银行卡账户资金安全，原告发现银行卡被他人冒用，盗用和伪卡交易等情况时，应立即向发卡银行核实并采取挂失等措施防止损失扩大。被告已向原告尽到告知的相关义务。
B3、卡号为62×××48银行卡2016年12月11日至2017年2月6日《交易记录明细单》，证明：原告在2017年4月25日前，多次在商户消费，导致该借记卡被他人“复制”，存在过错。原告对自己的借记卡及密码均未尽妥善保管义务。因此发生卡中的款项被他人转出，造成“损失”的，原告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B4、通话录音，证明：原告在2017年4月25日14时21分与中国银行客服通话，此时距原告第一笔款项被支取已7分钟，距离其收到中国银行短信提醒已过7分钟，且在通话过程中原告从未向客服人员申请挂失借记卡，在客服人员主动提示是否要挂失银行卡以保障资金安全，其也不予采纳。说明原告在其“损失”发生过程中，未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原告没有妥善保管借记卡及及时采取挂失措施导致损失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B5、中行君竹支行于2017年8月4日出具的《关于“BANCS其它待清算”的说明》。
B6、本案讼争银行卡开卡2014年7月7日至2017年7月5日的《存款历史交易清单》，证明：本案讼争银行卡开卡至今的交易明细。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分析认证如下：
对于原告黄秀英提供的A1-A3、A5、A6号证明材料，因被告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作为本案认定相关事实的根据。
对于原告黄秀英于2017年7月6日向本院递交的A4号证明材料，因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上未盖有业务章，被告不可能向客户出具标有欺诈交易序列号的表格。经本院询问原告该证据来源，原告亦未能作出清楚的说明，故证据的来源不符合法律规定，内容是否真实不得而知，故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可。
对于被告中行君竹支行提供B1-B6号的证明材料，因原告均无异议，本院对以上证据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亦作为本案认定相关事实的根据。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6月13日，原告黄秀英在被告中行君竹支行办理了个人卡活期一本通储蓄开户业务，其存折号码为43×××97，银联长城借记卡卡号为62×××48，至2017年4月25日原告黄秀英在此存折上尚存131912.38元。2017年4月25日下午14时14分至26分之间，原告黄秀英的手机突然接到中国银行短信通知，告知原告的银行卡账户在POS机上发生了5笔交易，产生交易金额分别为14574.63元、89.00元、71199.97元、44499.98元、1424.00元，以上5笔交易金额共计131787.58元。期间，原告黄秀英于当日14点21分立即打电话给中国银行客服电话，说明银行卡被盗刷的情况。后原告黄秀英立即持卡就近前往位于福州市马尾区海润江滨花园的中国银行福州江滨支行ATM机上取款100.00元，并在中国银行福州江滨支行申请业务，交易名称“借方全额冻结”，备注：“客户2017年4月25日被盗刷现申请冻结”。原告黄秀英于2017年5月5日到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经济犯罪刑侦大队对其银联卡内存款被盗一案进行了报警登记。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经济犯罪刑侦大队向原告出具《受案回执》，对该案进行了立案侦查，该案至今仍未告破。
另查明，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B6《存款历史交易清单》显示，银联卡卡号为62×××48在交易日2017年4月25日，交易网点均系银行卡中心，发生8笔业务，其中显示交易名称“消费或网上支付”有4笔130363.58元、“现金取款”有1笔1424.00元，以上共计金额131787.58元，此金额131787.58元与上述原告收到短信通知的5笔交易金额一致，为此银行卡中心从原告账户上扣除了3笔手续费分别为借记卡境外银联余额查询（IST）4.00元、借记卡境外银联余额查询（IST）4.00元及ATM借记卡境外银联取现（IST）15.00元，合计23.00元。至此，原告的存款被盗刷后仅余下116.80元。
再查明，被告中行君竹支行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下辖的二级支行。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关于中行君竹支行的被告主体是否适格？2、在原告存款被他人盗刷时原告是否持有其开户时所办理的银联卡？3、原、被告各自在本案中是否有过错？被告是否应承担原告存款被他人支取的赔偿责任？
关于焦点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该条所指分支机构是指各商业银行的分行及支行，因此，作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中行君竹支行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其被告的主体适格。
关于焦点2，根据查明事实，可以认定涉案借记卡账户内的资金交易系利用伪卡进行。首先，涉案借记卡账户在短时间内在异地消费或网上支付4次、现金取款1次，在此期间原告黄秀英即电话联系中行客服电话。其次，原告黄秀英在收到通知短信后，短时间内完成对该借记卡的挂失冻结，且在挂失冻结出示了其持有的借记卡，并在ATM机上取款100.00元。故应认定原告黄秀英在存款被他人盗刷时，原告黄秀英本人与其银行卡均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其随身携带着该银联卡，卡从未遗失，也并未交给他人的事实。况且原告的存款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境外被他人通过盗刷的，公安机关也已对该案作为信用卡诈骗案件立案侦查，故应认定原告的存款系被他人用复制的磁卡在异地盗取的事实。
关于焦点3，原告黄秀英持有作为储蓄合同凭证的真银行卡，在其存款被盗后也及时向中行进行了反映，并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而被告又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有过错，故应认定原告在银联卡的保管方面没有过错。然而该卡却被他人在境外通过POS机消费支取、ATM机现金取款共计金额131787.58元，以及产生手续费23.00元，说明被告提供给原告的银联卡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防伪功能不够，造成了原告的银联卡被他人复制并进而将原告的存款盗取的后果，被告在银联卡的安全管理方面存在过错。另外，依据常理和现有证据，也可以排除原告黄秀英与他人勾结损害被告中行君竹支行的犯罪嫌疑，因为公安机关已对此已经立案侦查。故被告应承担原告的存款被他人盗取的责任。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1）原告的存款存入被告处，被告向原告发放了银联卡，双方即构成了储蓄合同关系，被告应对原告银联卡交易的安全提供保障义务，保障储户资金的安全，因被告未对原告的银联卡交易尽到足够的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了原告的存款被他人在境外消费、现金支取及产生手续费合计131810.58元的后果，故被告应对原告的存款被盗承担赔偿损失131810.58元的责任。对于超过该金额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利息，原告在银行卡内的资金被盗刷后，必然会产生利息的损失，原告主张该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银行卡盗刷之日即2017年4月25日起计至银行实际付款之日止，本院认为原告基于与被告建立的储蓄合同关系向本院提起诉讼，涉案盗刷的款项所产生的利息损失应当与该款项未被盗刷时仍在银行卡中产生的利息适用同一标准，该利息的损失并不因为款项被盗刷而产生性质上的变更。故本案盗刷款项利息损失应当以损失131810.58元为本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从银行卡盗刷之日即2017年4月25日起计至银行实际付款之日止。被告抗辩涉及本案争议的事实应当由公安机关进行管辖，本院认为，原告作为银行储户基于与被告的储蓄存款合同的相对人关系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与相关的刑事案件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后一事实系前一事实处理依据的情形，不影响本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对被告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作出认定，故对被告该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况且，被告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后，日后可向犯罪分子进行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君竹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秀英赔偿存款损失131810.58元及利息（利息以131810.5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从2017年4月25日起计付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黄秀英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938.25元，减半收取计1469.125元，由被告负担。被告应负担的诉讼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当事人拒不交纳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敏东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林 颖
附：本案适用主要法律条文及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零七条判决生效后，胜诉方预交但不应负担的诉讼费用，人民法院应当退还，由败诉方向人民法院交纳，但胜诉方自愿承担或者同意败诉方直接向其支付的除外。
当事人拒不交纳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2017）闽0105民初863号共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