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4民终5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黎海荣，男，197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帆，男，196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亮，男，196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聂健，男，1967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邱运贵，男，1971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以上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金萍，广西藤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柱松，男，1945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苍梧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翠芝，女，194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苍梧县。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居秀，广西飞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卓子枫，广西飞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王仕松，男，1965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原审被告：李培基，男，1974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原审被告：李培健，男，197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长祥，广西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六万林场。住所：玉林市云松路*号。
法定代表人：樊吉尤，该林场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垒，男，系该林场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昌升，广西思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莫健文，男，1993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忠，广西公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因与被上诉人梁柱松、黄翠芝及原审被告王仕松、李培基、李培健、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六万林场（以下简称广西六万林场）、原审第三人莫健文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2016）桂0422民初1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金萍，被上诉人梁柱松、黄翠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居秀、卓子枫，原审被告李培基，原审被告李培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长祥，原审被告广西六万林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垒、黄昌升，原审第三人莫健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忠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王仕松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6）桂0422民初163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5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本案合伙事务的总体情况说明。2015年2月6日，上诉人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和原审被告李培基、李培健七个股东合伙出资并以上诉人黎海荣的名义购买了广西六万林场位于藤××××都邦村十五冲的桉树林（六万林场平南分场1林1小班），并进行后期采伐和销售（简称桉树林合伙经营事务）。总投资300万元，其中：中标价金280万元，流动资金20万元用于中标后的采伐和销售生产资金。各股东均以现金出资，并且各股东的出资均在投标前全部到位。因经营需要七股东同意将林区下半山的修路工程承包给股东中的挖掘机机主李培健。挖掘机的施工用油由七股东（包括李培健在内，下同）承担，七股东再按照挖掘机用油实际金额付工程款给机主李培健，其他约定不变。并且，机主李培健明确交待由于他不在林区，在不超过应得工程款的情况下，挖掘机工作人员可以在莫健文处借支作为挖掘机平时运作的费用。在桉树林合伙经营事务中，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七股东聘请莫健文负责车辆从伐区山上运到香烟组的临时储木场的过地磅工作和日常临时资金支出、借支管理，李培基和李向荣负责伐区山上生产工作。李亮和邱运贵负责木材销售工作。二、一审判决对本案的关键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本案中存在以下法律关系：1、上诉人黎海荣与广西六万林场因购买广西六万林场位于藤××××都邦村十五冲的桉树林形成买卖合同关系。2、上诉人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和原审被告李培基、李培健七人为个人合伙法律关系。3、上诉人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和原审被告李培基、李培健七合伙人与作为事故挖掘机机主身份的原审被告李培健之间是工程承揽合同关系。4、作为事故挖掘机机主身份的原审被告李培健与梁远龙及证人苏某,4之间是雇佣关系。原审被告李培健在本案中的身份特殊，具有桉树林合伙经营事务中的合伙人、事故挖掘机的机主、修林区道路工程的承揽人、挖掘机手苏某,4（被上诉人的证人）和死者梁远龙的雇主等多重身份。一审法院只认定事故挖掘机是原审被告李培健所有，但没有对李培健的多重身份进行分析，没有对影响本案定性的关键承揽合同法律关系做任何说理阐述，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并作出错误判决。三、原审被告李培健与被上诉人之间、原审被告李培基之间及与证人苏某,4之间是具有密切亲属关系的利害关系人。1、被上诉人梁柱松、黄翠芝是原审被告李培健的岳父母。梁远龙是李培健妻子梁红平的同胞弟弟。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李培健的家庭户籍登记情况证明和梁柱松、黄翠芝的户口本复印件证实，但是一审判决就上诉人提交的这两份证据只字未提，不知何故。2、李培健与李培基是同胞兄弟关系。3、证人苏某,4与李培健、李培基是血亲姑表关系（苏某,4是李培健、李培基的亲姑姑的儿子）。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梁远龙受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这七人的共同雇请错误。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七人共同作为定作人将林场开路工程承包给股东中经营有挖掘机的挖掘机机主李培健，李培健在这个修路工程承揽合同关系中既是定作人的成员之一，又是承揽人。梁远龙是受作为承揽人身份的李培健雇请的。2、判决书认定2016年6月6日，梁远龙根据原审被告李培健的管理安排在林场作业过程中翻滚跌落山冲错误。2016年6月6日是端午节，因端午节前几天一直下雨，林区内无法工作，加上临近端午节，林区已于端午节前放假，作为管理林区生产工作的原审被告李培基本人也已回塘步镇赤水村老家过节。3、李培健代理人辩称李培健挖掘机是其免费提供给股东们使用，机油、维修费由股东出与客观事实不符，违背常理。4、各股东请李培健的挖掘机开路是由于之前所请来何明财的挖掘机进场开路的进度太慢，后来经股东商议于2015年7月同时又请来李培健的挖掘机一起进场开路的。5、梁远龙是李培健妻子的弟弟，一直在跟该挖掘机有好几年了，工资都是李培健发的。6、李培健作为挖掘机机主请谁来开挖掘机，发多少工资都是其自己的事情。作为定作人的股东在与挖掘机机主身份的李培健达成修路工程承揽协议时，要求机主雇请熟练有操作中的机手，只是作为开路定作人的一般性、合理性的要求，而一审判决抛开承揽合同法律特征和法律规定，以此为由，认定李培健的挖掘机需要何人作为机手是李培健负责执行合伙事务，这是明显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的证人黄某1、韦某1、韦某2并不是股东，也不是管理人员，不能证明与合伙经营事务与何人存在何种法律关系，更不可能证明合伙经营事务股东与相关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约定。7、各股东没有与梁远龙和苏某,4约定过付工资的事宜，林场的管理人莫健文也没有按每月4000元/人发工资给梁远龙和苏某,4。如何发工资给梁远龙和苏某,4，是挖掘机机主李培健自己的事情。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所谓“工资发放明细表”实际上是伐区日常生产生活开支流水账。被上诉人的证人苏某,4在庭审证言中承认，被上诉人提供的“工资发放明细表”是事后被上诉人叫其找莫健文写的（庭审笔录有记录），并不是原始记录。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发放工资给受害人梁远龙是错误的。8、李培健是本案关键的当事人，他不敢亲自出庭，不敢面对合伙股东，不敢面对客观事实，其本人不到庭而是委托代理人出庭故意规避关键客观事实。9、一审法院既然认定李培健是挖掘机机主，但没有判定其作为机主（雇主）要承担主要的法律责任，而判决由七合伙人承担全部责任是错误的。退一步说，七合伙人作为定作人，对承揽人的雇员在工作中受到的伤害，也没有法律依据要承担法律责任。充其量，基于公平原则，作为所谓受益方也只能要求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进行适量补偿而已，而不是承担本案一审判决的赔偿责任。五、一审认定梁远龙在为七合伙人工作中死亡的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梁远龙的死亡与合伙经营活动有直接因果关系。2016年6月6日及前后几天正值下雨，林业部门已电话通知注意安全，不得开展伐木等林业作业。考虑到临近端午节，股东一致同意并已通知全体工作人员放假（包括挖掘机作业的，已通知机主），至于梁远龙利用放假期间进行操作练习，发生的事故并不能视为各股东在伐木区工作发生的事故，其伤亡与合伙事务的各股东没有因果关系。另外，证人（曾为各股东销售木材的承揽运输车辆司机）李某,4庭上可以证实，梁远龙机有可能是挖木根而发生的事故。梁远龙发生事故的山路路段前方是不需要开路的，已由何明财完成，事发期间下雨也无需补路，且连莫健文、平时现场指挥挖掘机作业的李培基等工作人员都因下雨且临近端午节而回家。梁远龙事发当天要么是练习开挖掘机，要么就是帮李培基或李培健挖那个寿木根。而一审判决据以认定事实的宁康村村委证明、苏某,4等证人证言均不足以证实梁远龙确实是因为桉树林合伙经营事务进行林区作业而受到的伤害，相反其练习开挖掘机或帮李培基、李培健挖木根的可能性更大。六、一审认定梁远龙的死亡损失计算按城镇居民计算是不当的，对其他计算不合理部分也没有依法认定。关于梁远龙的死亡赔偿金应该按农业标准给付，而不应按城镇计，梁远龙虽然在梧州龙圩区购买有房屋，并交纳物业管理费，但不等于其经常居住在此，且被上诉人也没有进一步提供当地居委会、派出所证明其经常居住地在此，相反被上诉人提供苏某,4等证人证言证实，2015年6、7月至事发时一直在十五冲林场跟李培健挖掘机，也印证其经常居住地应该是藤××××都邦村，其收入来源于该村，因此，其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应该按广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均年生活费支出给。另外，一审判决精神抚慰金过高，应以不超过1万元为限，且因梁远龙是在伐区放假期间干私活发生事故死亡，其精神抚慰金应该由梁远龙本人、挖掘机机主李培健、安排梁远龙挖木根的李培基承担，与林场其他股东无关。七、一审判决在程序上显失公平公正。上诉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相关监控录像，以证实李培健叫苏某,4找莫健文写的工资发放明细表，不是原始证据，而一审法院没有调取该证据不当。但一审法院在2016年9月7日第一次开庭后却依职权主动到梧州市新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调取了一份证明，该证据不属法院主动依职权应调取的证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程序显失公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梁柱松、黄翠芝辩称，一、一审认定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与本案中的死者梁远龙之间是雇佣关系正确。虽然李培健是梁远龙的姐夫，但合伙事务中并未明确禁止林场工作人员不得是合伙人的亲戚朋友。李培健作为合伙人之一，介绍梁远龙到其合伙的林场担任挖掘机司机职务属于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形，李培健与梁远龙的关系并不必然影响梁远龙与七合伙人雇佣关系的成立。且梁远龙的工资是由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雇请的工作人员莫健文发放的，上诉人在一审法庭调查时也承认他们雇请了莫健文负责日常资金支出这项工作，莫健文作为原审第三人，在一审中也承认了这一事实。莫健文在一审提交的账本是其自己书写的。二、本案死者梁远龙不是单独受雇于原审被告李培健。首先，李培健与他们这个合伙团体之间没有签订任何承包林场开路工程的承揽合同，且至今上诉人亦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李培健与上诉人合伙团体之间是承揽关系，或者是李培健从中获取过所谓的承揽工程款；其次，李培健介绍梁远龙到合伙承包林场担任挖掘机司机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合伙事务；最后，梁远龙与李培健之间也没有签订雇佣合同，并且梁远龙的工资也不是李培健支付的，而是由五上诉人与李培基、李培健共同雇请的莫健文直接支付给梁远龙的。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事故发生时林场已放假，梁远龙发生意外系其自己干私活造成，并无任何证据和事实依据。上诉人黎海荣在一审中提交的（2016）桂藤证民字第880号公正书，只能证明何时何地在何处有一个木根，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联性，且有村委证明梁远龙是受雇工作时发生事故的。四、一审判决梁远龙的死亡损失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是正确的。五、一审判决本案的各项经济损失由五上诉人与李培基、李培健负连带赔偿责任是正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规定，五上诉人与李培健、李培基应对梁远龙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王仕松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李培基辩称，本案梁远龙是经过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王仕松八个合伙人全体同意才雇佣到林场工作并担任挖掘机手职务的，其工资数额和发放方式也是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由莫健文负责发放。涉案林场主要由李培基负责经营管理，梁远龙的工作也是由李培基安排。梁远龙出事当天的开路工作是由李培基在前一天提前安排的。上诉人认为梁远龙是干私活、挖木根导致发生事故的主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梁远龙为执行林场事务而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死亡是不争的事实。莫健文是全体合伙人共同雇请的员工，平时主要负责财务，包括工资发放等工作，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原始账簿记录以及工资明细表是客观事实。因此，上诉人违背事实推卸责任，让个别合伙人独自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李培基对一审认定的其他基本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异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原审被告李培健辩称，一、上诉人违背事实推卸责任让李培健独自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梁远龙生前系受黎海荣、李帆、李亮、王仕松、李培基、李培健等八人共同雇请，并非是李培健个人雇请。梁远龙经八个合伙人全体同意才入职并担任挖掘机手一职，其工作受执行合伙人指挥和管理，生活在员工宿舍，工资数额和发放也是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由合伙人共同雇请的员工莫健文负责发放。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成立。二、全体合伙人与梁远龙存在雇佣关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梁远龙自2015年6月份进入林场工作起都是在合伙人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从事劳务工作，梁远龙在事发当天也是在合伙执行人李培基的安排、指挥、监督管理下开展工作，这一事实有李培基的一审答辩意见以及证人苏某,4、韦某1、黄某1证实。因此，根据梁远龙的工作性质以及报酬支付事实，合伙人与梁远龙的法律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法律构成要件。上诉人歪曲事实以承揽合同关系让李培健独自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李培健对一审认定王仕松不是股东有异议，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异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
原审被告广西六万林场辩称，广西六万林场只是与黎海荣签订了林木销售合同，对合伙人内部的事务并不知情，广西六万林场与死者梁远龙也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一审判决正确。关于赔偿比例，梁远龙在操作挖掘机时没有注意观察现场，在事故责任认定方面，其应承当70%的责任，雇主应承担30%责任。
原审第三人莫健文述称，一、莫健文于2015年4月份到本案林场工作，开始的工作是给已装车的木材过地磅、负责林场的日常伙食开支，同年10月，又负责林场的挖掘机加油、开路工程款等其他开支并记流水账。财务等重大事务决定权全部在全体股东手上。因林场道路修建的工作进度慢，7月份李培健自带挖掘机和司机进林场，刚开始时也是自费加油开路，每米的价格是11元，与何昌兄弟的做法一样。做了一段时间后，李培健认为按米计算工程款不划算，提出按烧油计算工程款，燃油由林场合伙人提供，每烧完一元钱油，就由林场合伙人支付一元钱的工程款。黎海荣、李帆、李亮、李培健、李培基等股东同意李培健提出的计算工程款方案。李培健请了梁远龙和苏某,4两个人帮他开挖掘机。莫健文负责去加油并支付加油款，并不知道李培健给他们多少工资，他们预支工程款时莫健文原则上要打电话问李培健是否给他们预支，每次支付加油款和预支款项的时候，莫健文都会记账。二、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中第22-23页是苏某,4叫莫健文按李培健的意思写的，是伪造的。按李培健和其他股东的口头协议给李培健的挖掘机加油，梁远龙和苏某,4是受李培健指示到莫健文处预支开路工程款，账本上记载的是梁远龙和苏某,4预支开路工程款的数目，并不是全体股东给梁远龙和苏某,4的所谓工资。因林场修路工程未完工，李培健的工程款尚未结算。
梁柱松、黄翠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9被告连带赔偿二原告的经济损失共727648.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9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原告梁柱松、黄翠芝的儿子梁远龙受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这7人的共同雇请，到上述7人合伙经营的藤××××都邦村十五冲1林1小班林场从事挖掘机（俗称：钩机）开路工作。2016年6月6日，梁远龙根据被告李培基的管理安排，在上述林场伐木区驾驶被告李培健所有的挖掘机进行施工作业时不幸发生意外，致使梁远龙与其正在驾驶被告李培健所有的挖掘机一起翻滚跌落山冲。当天19时40分，藤县宁康乡派出所接110指令后出警，于当天21时50分到达现场，发现梁远龙躺在挖掘机附近已经死亡。梁远龙死亡至今，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没有赔偿过任何款项给原告方，被告王仕松、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六万林场也没有给付过任何款项给原告方。原告梁柱松、黄翠芝遂于2016年7月27日诉至该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六万林场于2015年2月6日通过南宁（中国—东盟）商品电子交易平台，将藤××××都邦村十五冲1林1小班林场出售给被告黎海荣。之后，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这7人合伙经营上述林场的林木采伐与销售等，其中被告李帆、李亮、邱运贵负责木材销售，被告李培基负责林场伐区的生产管理工作。被告王仕松受上述7合伙人的雇请，负责管理合伙资金账务、释明林场收入情况、召集上述7合伙人商议事务等。第三人莫健文受上述7合伙人的共同雇请，负责林场林木过地磅称重、日常伙食支出、挖掘机加油、工程款的借支记录等工作。
再查明，梁远龙事发时不具有挖掘机操作驾驶证，其父母（即原告梁柱松、黄翠芝）共生育了五个子女，梁远龙则没有生育儿女。此外，梁远龙生前曾购买有位于梧州市龙圩区××＃楼××单元商品房××套，并与其父母经常居住在上述房屋。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如下几个问题：1、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王仕松这8人之间的关系？2、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六万林场、第三人莫健文与其他八被告之间的关系？3、梁远龙是何人雇请？4、梁远龙事发时从事的工作是否属于雇请的工作范围？5、梁远龙死亡产生的损失应参照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农民标准计算，各方当事人对原告损失所负的过错责任分别是多少？
关于第一个问题，原告方虽然以莫健文的账簿，被告王仕松的手机短信记录；苏某,4和被告李培健、李培基的银行流水；工资发放明细表；挖掘机加油明细表、证人证言来主张藤××××都邦村十五冲1林1小班林场是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王仕松这8人合伙经营，但账簿只能反映借支情况，苏某,4的银行流水只能反映苏某,4的个人款项情况，手机短信记录只能反映被告王仕松通知黎海荣等人开会，告知合伙收入情况，但并不代表被告王仕松是合伙人之一。被告李培基、李培健的银行流水，无法反映款项性质，无法显示对方账户，更不能证实被告王仕松也是合伙人之一。至于证人证言，工资发放明细表、挖掘机加油明细表也不能相互印证原告方的主张。原告没能提供书面合伙协议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反观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这5人在庭审中均认可是这5人和被告李培基、李培健共7人合伙经营林场，这5人在合伙经营林场的出资比例占合伙出资的绝大部分，且清楚陈述各人的出资比例，被告李培基、李培健虽然否认林场是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与该二人合伙经营，但没能提供的相应证据证实，故该院认定藤××××都邦村十五冲1林1小班林场是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这7人合伙经营。
关于第二个问题，根据被告黎海荣提供的《成交通知书》和被告广西国有六万林场提供的《林木销售合同》，可见被告广西国有六万林场是将其所有的藤××××都邦村十五冲1林1小班林场的林木出售给被告黎海荣采伐与销售，被告广西国有六万林场与被告黎海荣之间只是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至于第三人莫健文与被告方之间的关系，根据庭审中原、被告双方所举证据和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可知第三人莫健文是被告黎海荣等7合伙人雇请负责林场林木过地磅、日常伙食开支、挖掘机加油款、工程款的借支与记账，其不是林场的合伙人，也不是梁远龙的雇主。
关于第三个问题，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这5人均辩称梁远龙只是被告李培健单独雇请。因为5人在梁远龙事发前并不知情，但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这5人在答辩意见中已说明清楚被告李培健使用其自有的挖掘机开路所需要的机手，必须要找熟练有操作证的机手。由此可见，被告李培健的挖掘机需要何人作为机手是由被告李培健负责执行，而被告黎海荣等7合伙人只是约定了李培基负责林场伐区的生产管理，李帆、李亮、邱运贵负责林木的销售，至于其他事项并无明确约定。因此，被告李培健作为合伙人之一，在合伙事务中没有明确禁止的情况下，被告李培健雇请何人担任挖掘机机手，显然属于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形，其雇请梁远龙操作挖掘机属于合伙经营事务，对全体合伙人有法律效力。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不能以不知情为由主张对全体7个合伙人无效，故梁远龙应为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这7人合伙共同雇请。至于被告李培健的挖掘机使用所需的油费、人工款则属于合伙事务的支出费用，这些费用则是通过第三人莫健文以借支的形式来支付。
关于第四个问题，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虽然辩称梁远龙事发当天是从事与雇佣工作无关的私活，但被告黎海荣提供的《公证书》只能证实放置在藤县塘步镇上赤村四组李培健屋对落的往大芒界林场方向鱼塘塘边的一个木根进行了证据保全，但该公证书不能证实木根归属及来源。至于证人黄某2、何某,4所作的书面证言，因二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故其书面证言无证明效力。证人李某,4的证言，因其与被告方存在利害关系，且其证言无法直接证实死者事发时是开挖掘机挖木根，其也无法证实被告黎海荣等人的抗辩。因此，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反观原告方，其提供的藤××××都邦村委会证明，因事发地点在该村内，该村委会对事故较为了解，其证明具有一定可信力。另综合藤县公安局宁康派出所的事件说明、事件汇报与证人证言、相某,4，该院认定梁远龙事发当天驾驶被告李培健所有的挖掘机是从事正常的雇请工作。
关于第五个问题，虽然梁远龙生前是农村户口，但其生前已购买了梧州市龙圩区××＃楼××单元商品房××套，该商品房所属的物业管理公司（即梧州新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也出具《证明》证实了梁远龙除工作期间外常在上述房屋居住的事实，故该院认定梁远龙事发前一年经常居住地为城镇，其各项损失应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至于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比例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梁远龙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其在从事雇佣工作中受到损害，雇主（即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这7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且被告李培健雇请梁远龙操作挖掘机属于合伙经营活动，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全体合伙人承担，全体合伙人对外应负连带责任，故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七人应对梁远龙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负连带赔偿责任。梁远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其无挖掘机驾驶操作证的情况下，仍然驾驶李培健所有的挖掘机，置安全不顾，视危险如儿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梁远龙无证驾驶挖掘机致使其死亡，其自身存在一定过错，其应自负一定责任。结合事故发生的原因及各方的过错程度，该院认为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这7人应对原告梁柱松、黄翠芝的儿子梁远龙因死亡产生的损失连带承担70%的责任；梁远龙应自行承担30%的责任。至于被告王仕松、被告广西国有六万林场、第三人莫健文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因被告王仕松不是合伙人，也不是梁远龙的雇主，与梁远龙无任何关系，其不需对梁远龙死亡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广西国有六万林场只是与被告黎海荣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其它被告不是承揽关系，也与梁远龙无任何关系，其也不需对梁远龙死亡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莫健文只是被告黎海荣等7合伙人的雇员，不是林场的合伙人，也不是梁远龙的雇主，其也不需对梁远龙死亡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参照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以下简称2016年度交通事故赔偿标准），该院核定原告诉请合法合理损失如下：一、死亡赔偿金528320元（梁远龙事发前一年经常居住地为城镇，参照2016年度交通事故赔偿标准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规定，该项请求的基数为26416元／年。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梁远龙的死亡赔偿金可以20年计算，故原告梁柱松、黄翠芝诉请的死亡赔偿金应为26416元／年×20年＝528320元）；二、丧葬费27492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另参照2016年度交通事故赔偿标准的职工月平均工资4582元／月，以6个月计算即为4582元／月×6个月＝27492元）；三、被抚养人生活费共69636.1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另参照2016年度交通事故赔偿标准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6321元／年（即1360.08元／月）。死者梁远龙的父亲即原告梁柱松在梁远龙死亡时的年龄为71岁5个月，计至年满80周岁需要扶养8年7个月折合103个月；死者梁远龙的母亲即原告黄翠芝的年龄为67岁3个月，计至年满80周岁需要扶养12年9个月折合153个月，上述二人需要被抚养共计256个月。由于原告梁柱松、黄翠芝共生育了五个子女，故原告方请求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1360.08元／月×256个月÷5人＝69636.1元）；四、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2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案中原告方虽未能提供有效发票，但梁远龙因死亡确需其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结合实际情况，该院酌情支持该项交通费为2000元）；五、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损失1101.78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另因梁远龙父母经常居住在城镇，结合实际情况，该院认为应参照2016年度交通事故赔偿标准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44684元／年，以3人3日为宜，故该项损失应为44684元／年÷365天×3日×3人＝1101.78元）六、精神抚慰金28000元（因梁远龙死亡确实给原告方精神上带来了较大伤害，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及所诉法院当地生活水平状况等因素，原告方的精神抚慰金可参照4万元的标准，结合死者梁远龙自身所负的30%责任，故原告方可以得到支持的精神抚慰金为40000元×70%＝28000元）。上述一至五项损失合计628549.88元，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七人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为439984.92元（628549.88元×70%＝439984.92元）。综上，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七人应连带赔偿梁远龙因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合计467984.92元（即439984.92元＋28000元＝467984.92元）给原告梁柱松、黄翠芝。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七人应连带赔偿梁远龙因死亡所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467984.92元给原告梁柱松、黄翠芝；二、驳回原告梁柱松、黄翠芝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07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梁柱松、黄翠芝负担3952.5元，被告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七人共同负担7123.5元。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与死者梁远龙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五上诉人应否对梁远龙的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判决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梁远龙的死亡赔偿金等赔偿项目是否合法合理。
一、关于五上诉人与死者梁远龙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五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李培基、李培健七合伙人经协商，共同决定由李培健使用其所有的挖掘机及雇请相关人员参与修建林场道路的事务，该事务是为了实现合伙经营的目的而产生，属于合伙经营事务。李培健作为合伙人之一对合伙事务依法享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其接受全体合伙人的委派从事林场道路的修建事宜，属于执行合伙经营事务。虽然其他合伙人与李培健之间就执行该合伙事务所需的相关费用进行了约定，但该约定并不能改变李培健所负责的修建林场道路事宜是执行合伙事务的性质。该笔费用属于为执行合伙事务的相应支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李培健执行该合伙事务的行为对全体合伙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全体合伙人对李培健修建林场道路的合伙经营行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现五上诉人主张七合伙人将林场部分道路交由李培健负责修建，双方之间属于承揽合同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李培健为执行合伙事务雇请梁远龙从事林场道路的修建工作，是为完成该合伙事务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梁远龙在该雇佣期间接受李培基及莫健文等人的工作安排从事林场道路的修建工作，其工作成果归属于全体合伙人享有。而且在梁远龙参与林场道路修建工作近一年的时间里，其他合伙人并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李培健为执行合伙事务雇请梁远龙从事修建林场道路的行为对全体合伙人具有法律效力。故一审法院认定梁远龙为五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李培基、李培健共同雇请，并无不当。五上诉人上诉主张其与梁远龙不存在雇佣关系，梁远龙只是李培健的雇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原审被告李培基、李培健答辩认为王仕松亦为合伙人之一，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且五上诉人亦不予认可。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本案的事实认定藤××××都邦村十五冲1林1小班林场是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李培基、李培健这七人合伙经营，并无不当。
二、关于五上诉人应否对梁远龙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及本案的赔偿责任应如何划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梁远龙明知自己不具备操作挖掘机的上岗资格仍受雇担任挖掘机操作员从事林场道路的修建工作，且其在事发当天冒雨单独驾驶挖掘机进行林场修路作业，梁远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该行为的危险性，其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五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李培基、李培健七合伙人作为雇主对雇员的生产经营活动负有安全监管的责任，五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李培基、李培健雇佣没有上岗资格的梁远龙操作挖掘机存在明显的过错，且五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李培基、李培健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七人在事故发生时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安全监管职责，故全体合伙人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梁远龙在事发当天是否从事雇佣工作的问题。五上诉人虽提出事发当天已经通知林场员工放假，并没有安排梁远龙施工，梁远龙驾驶挖掘机并非是进行林场道路施工等主张，但五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且作为合伙人的原审被告李培基、李培健对此亦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对五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确定五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李培基、李培健对梁远龙的死亡承担70%的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五上诉人主张其对梁远龙的死亡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梁远龙的死亡赔偿金等赔偿项目应否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及一审判决确定的各项赔偿金是否合法合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的精神，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中，受害人梁远龙虽为农村户口，但其在城市购买了商品房，且现有证据亦证实梁远龙在事发前已在该处房屋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梁远龙在本案受雇期间因工作需要常驻林场，但该情形不属于确定公民经常居住地的法定条件，不能以此认定梁远龙的经常居住地在藤××××都邦村。故五上诉人认为受害人梁远龙的经常居住为藤××××都邦村，梁远龙的各项赔偿应按照广西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梁远龙事发前一年经常居住地为城镇，其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并无不当。
对于一审判决中确定的各项赔偿金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本案的死亡赔偿金为528320元、丧葬费2749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9636.1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死者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为2000元、误工损失费为1101.78元，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出异议，故对一审判决确定的上述赔偿项目及赔偿金额，本院予以维持。一审法院依据本案的事实和当事人的责任划分情况酌定两被上诉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8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五上诉人提出一审判决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应以不超过10000元为限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当事人之间的责任比例，判决五上诉人及原审被告李培基、李培健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两被上诉人各项经济损失467984.92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76元，由上诉人黎海荣、李帆、李亮、聂健、邱运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友齐
审 判 员 朱卓慧
审 判 员 黄 俊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胡健霞
书 记 员 刘 莉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第四条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
（一）计时工资；
（二）计件工资；
（三）奖金；
（四）津贴和补贴；
（五）加班加点工资；
（六）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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