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甬海商初字第487号
原告：倪志良。
委托代理人：姜建高。
委托代理人：李智保。
被告：阮永法。
委托代理人：周联镇。
委托代理人：钱亚伟。
被告：毛伟民。
委托代理人：黄建洲。
被告：汪向前。
委托代理人：ＸＸ。
委托代理人：陈锋。
被告：浙江天英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毛伟民。
委托代理人：黄建洲。
原告倪志良为与被告阮永法、被告毛伟民、被告汪向前、被告浙江天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英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于2011年3月1日向象山县人民法院起诉，被告毛伟民、被告天英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案件应由本院审理。象山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31日作出（2011）甬象商初字第394号民事裁定书：被告毛伟民、天英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成立，案件移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审理。原告倪志良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1年5月26日作出（2011）浙甬辖终第108号民事裁定书：撤销象山县人民法院（2011）甬象商初字第394号民事裁定书，本案由象山县人民法院管辖。被告毛伟民、天英公司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22日作出（2011）浙民申字第667号民事裁定书：案件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审理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中心点在天英公司所在地，其管辖法院的确定应当充分考虑公司所在地的因素，且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曾经审理过与本案相关联的案件，其行使管辖权更有利查清案件事实。遂于2012年1月30日作出（2011）浙辖提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26日作出的（2011）浙甬辖终第108号民事裁定，维持象山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31日作出的（2011）甬象商初字第394号民事裁定。象山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22日作出案件移送函，本院收到上述卷宗后，于2012年4月5日立案受理。本案先由审判员庄立敏独任审判，因案情复杂，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2年8月22日、10月10日、2013年5月17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倪志良及其委托代理人姜建高、李智保，被告毛伟民的委托代理人黄建洲，被告汪向前的委托代理人陈锋，被告天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建洲均到庭参加了三次庭审，被告阮永法参加了前二次的庭审，被告汪向前的委托代理人ＸＸ参加了第二次的庭审。被告阮永法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第三次庭审，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在象山县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原告倪志良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要求冻结被告毛伟民在天英公司享有的20%的股权，象山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并对被告毛伟民采取了保全措施。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因冻结期限届满，原告要求继续冻结被告毛伟民在天英公司所享有的20%的股权，本院依法裁定继续冻结该股权。在本院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提出要求审判长回避的申请，经院长决定，驳回了原告的回避申请。原告不服，申请复议，本院复议后，于2012年10月12日作出驳回复议申请的决定。审理中，原告对2007年9月15日阮永法、陈永尔分别与毛伟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2007年9月15日中宇创业宁波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创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中“阮永法”、“陈永尔”签名的真实性有异议，向本院申请笔迹鉴定。本院依法委托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对上述几份协议上“阮永法”、“陈永尔”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书写进行鉴定。原告对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有异议，向本院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审理期间，原、被告双方均曾向法院申请过延期开庭审理，本院均予以准许。因本案案情复杂需要延长审限，经两级法院院长批准，共同意延长九个月。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倪志良起诉称：原告倪志良起诉称：2005年6月24日，阮永法、陈永尔与中宇创业联合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创联合公司）共同设立中创置业公司。其中阮永法名义出资500万元占20%股份，陈永尔出资725万元占29%股份，中创联合公司出资1275万元占51%股份。2007年3月12日上述三方签订《备忘录》明确：阮永法名下20%股权实际为倪志良所有，并同意倪志良从阮永法处取得股权。2007年8月15日，汪向前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股东会决议，将中创联合公司在中创置业公司中持有的51%股权转让给其本人，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自此，工商登记中中创置业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汪向前持股51%、阮永法持股20%、陈永尔持股29%。2007年9月15日，被告汪向前在原告、陈永尔及被告阮永法、毛伟民均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陈永尔、阮永法与毛伟民签名，形成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东会决议，将原告名下的20%股权转让给毛伟民，并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同时将中创置业公司更名为天英公司，非法侵占原告股权。2009年9月份，原告发现上述情况后，即多次与被告汪向前等交涉，但均无法恢复原告在天英公司所应拥有的股权。原告认为，2007年9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由于相关股东签字均系伪造，且被告有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之实，故应依法认定无效，法院理应确认阮永法仍持有天英公司20%股权（名义），同时应确认倪志良为阮永法持有的该20%股权的实际股东，并应责令相关被告协助办理变更手续。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确认以阮永法与毛伟民名义于2007年9月15日所签订的《中创置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确认2007年9月15日以陈永尔、阮永法及汪向前三人名义作出的《中创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二、确认原告倪志良在阮永法持有的天英公司20%股权范围内对公司享有股权，并判令被告履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义务（变更后倪志良持有天英公司20%股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阮永法答辩称：本人在中创置业公司所持有的20%股权，实际系原告倪志良所有，原告倪志良是实际股东。2007年9月15日中创置业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本人并不知情，是否有效由法院来认定。
被告毛伟民、被告天英公司均答辩称：1、即使按照原告倪志良与被告阮永法的自述，阮永法的出资款系倪志良实际所出，原告倪志良至多是个隐名股东，如果确属隐名股东，也需要获得其他过半数以上的股东的确认后方具有股东资格。原告倪志良目前并不是天英公司注册中的股东，其无权直接对各被告提起本案的诉讼，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主体。2、2007年9月15日中创置业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及毛伟民与阮永法的股权转让协议上阮永法的签名均是阮永法本人所签，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依法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原告诉请无事实依据。3、按照原告的陈述，其是2009年才开始知道被告侵权的事实，即使原告主体适格，其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也已超过异议期，也将导致失权。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
被告汪向前答辩称：除与被告毛伟民相同的答辩意见外，另外补充几点：1、本案的程序有瑕疵。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中，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无非是阮永法、毛伟民，却被列为被告。汪向前实与本案争议股权无利害关系，却也被列为被告，有悖法律规定。2、原告已丧失了胜诉权。涉案的相关股权变更登记在2007年9月15日已经完成，该股东变更登记具有公示的效力，原告起诉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相关时效的规定。综上，原告诉请于法无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中创置业公司章程、2005年6月24日验资报告、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验资事项说明、2005年6月11日中创置业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中创置业公司董事会决议、2005年12月12日中创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验资报告、新增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验资事项说明、2006年2月8日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拟证明中创置业公司系中创联合公司、陈永尔及其倪志良（以阮永法的名义）出资筹建及按比例增加注册资本的，相关工商登记材料足以证明陈永尔及倪志良在中创置业公司中享有相应的股权。被告阮永法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告毛伟民、汪向前、天英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根据该组证据的显示，中创置业公司的股东应为陈永尔、阮永法和中创联合公司，据此不能证明原告倪志良是实际股东。
2.倪志良、陈永尔实际出资的银行相应存款凭条、现金解款单、联行来帐凭证、进帐单、收条，拟证明倪志良、陈永尔已按公司章程如数出资及增加注册资本的事实。被告阮永法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告毛伟民、汪向前、天英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根据证据本身记载的内容不能体现这些出资款、增资款是倪志良所出，公司的出资情况应按照验资报告来确定。
3.2007年3月12日备忘录、阮永法2010年2月10日郑重声明、2012年3月14日律师对阮永法所作调查笔录、2012年3月19日律师对陈永尔所作调查笔录，拟证明中创置业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及实际股东为汪向前、陈永尔、倪志良，分别占有51%、29%、20%的股权及其收益，阮永法只不过是倪志良的名义持股人，实际股东为倪志良，汪向前、陈永尔对此均知情并认可的事实。被告阮永法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并说明备忘录上阮永法的签字是其让倪志良自己签的。被告毛伟民、汪向前、天英公司认为，由于原告提供的备忘录只是彩印件，没有原件，故对备忘录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对郑重声明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由于两份调查笔录调查的对象是当事人阮永法、陈永尔，故应当以他们在庭审中的陈述为准。
4.杭州明浩司法鉴定所及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各一份、律师会见阮永法笔录、阮永法2010年2月10日郑重声明、象山县公安局分别于2010年2月25日、2010年3月3日、2010年3月12日对阮永法所作的第一次、第三次、第四次讯问笔录及2012年3月14日律师对阮永法所作的调查笔录，拟证明2007年9月15日中创置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中创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上阮永法的签名并非阮永法的真实签名，而系汪向前伪造或指使、参与伪造的事实。被告阮永法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告毛伟民、汪向前、天英公司认为由于样本是复印件，且单方委托鉴定有明显的倾向性，故两份鉴定报告都不具有证明力；律师会见阮永法笔录与本案没有关联；阮永法的说法前后一直存在很多矛盾，这些笔录不能说明什么，阮永法是案件的当事人，完全可以在庭审上把事情说清楚，而不是依靠这些笔录来说明问题。被告汪向前还认为，阮永法声明公证中所涉内容的证明效力高于原告提供的这几份笔录。
5.2009年11月20日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的一份调解笔录，拟证明毛伟民直至被起诉时才知晓自己是天英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事实。被告阮永法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自己从来没有、也没有委托他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毛伟民、天英公司认为，根据阮永法的陈述，这是虚假的诉讼，故该证据没有证明效力。被告汪向前认为，这是一个虚假的诉讼，期间形成的证据材料应当是没有效力的。
6.2007年9月15日中创置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10年3月10日象山县公安局对毛伟民所作的询问笔录及2011年3月18日毛伟民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书，拟证明2007年9月15日中创置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中创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创置业公司董事会决议、天英公司股东会决议、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等所有毛伟民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结合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阮永法、陈永尔均认为自己没有在转让协议上签字，工商材料上面只有汪向前的签字，恰好证明这些协议、决议等均系汪向前一人造假操作的事实。被告阮永法认为2007年9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上的名字不是其所签，对其他两份证据没有异议。被毛伟民、天英公司认为9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上毛伟民的名字是沈陈强代签的，对后面两份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汪向前对该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
7.天英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企业其他基本情况》和汪向前于2011年7月14日到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以下简称海曙公安）报案后登记的《案件概要情况》、2010年3月10日象山县公安局对汪向前及毛伟民所作的询问笔录，拟证明毛伟民所留的电话竟然是“财务负责人”汪向前的电话，伪造或指使、参与伪造股权转让及工商变更的只能是汪向前所为。被告阮永法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告毛伟民、天英公司认为，毛伟民登记的电话号码是汪向前的号码，所以汪向前存在伪造，这个逻辑是不通的。被告汪向前认为，留汪向前的号码就说汪向前造假的说法非常牵强。
8.2007年6月5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拟证明2007年9月15日伪造或指使、参与伪造中创置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中创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的罪魁祸首正是“授权委托人”汪向前（因其未获得倪志良及阮永法的授权）。被告阮永法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毛伟民、天英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原告没有提供证据原件。被告汪向前认为原告没有提供证据原件，故不予质证。
9.2009年12月23日的调解协议书一份，拟证明2007年9月15日伪造或指使、参与伪造中创置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中创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系汪向前所为，否则海曙公安不会抓捕汪向前，也不会签订这样内容的四方调解协议，更不会以此作为取保侯审的前提条件；同时四方（汪向前、陈永尔、倪志良、陈照）也确定了陈永尔及倪志良在原中创置业公司（现更名为天英公司）及其宁波巨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巨源公司）中享有的相应的股权及其收益情况。被告阮永法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被告毛伟民、天英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协议是在汪向前因涉嫌合同诈骗被抓到公安的时候签的，汪向前并不能代表天英公司处分天英公司对外的股份，这份证据是无效的，不能用无效的证据来证明原告要证明的事实。被告汪向前认为，该份协议书是在海曙公安形成的，是否存在胁迫等其他情况请法庭予以调查，如汪向前确有犯罪事实，海曙公安也不会撤销案件。
10.2009年9月5日关于共同出资成立公司协议书、天英公司出具的收条以及中国农业银行的转帐凭证，拟证明汪向前伪造或指使、参与伪造中创置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中创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成功后，于2009年9月以土地作价6000万元，部分出资入股成立巨源公司，部分转让后，被告汪向前实际占有公司现金2000万元、债权1100万元，恰好反映汪向前伪造或指使、参与伪造上述协议、决议的目的在于侵占倪志良、陈永尔的股权及收益。被告阮永法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告毛伟民、汪向前、天英公司认为，原告没有提供证据原件，且该证据与本案也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欲证明的内容。
11.2012年3月14日律师对阮永法所作调查笔录、律师会见阮永法的笔录、2009年12月23日调解协议书、2010年1月25日巨源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巨源公司有关情况的说明、2009年9月24日的巨源公司章程、倪志良与汪向前的短信记录，拟证明汪向前被取保侯审出来后，一边欺骗倪志良及陈永尔“零转让”股权，一边以承诺给阮永法股权转让款作为回报，妄图掩盖侵吞股权的事实，引诱阮永法改变与案件事实有重大影响的证言，伪证2009年9月15日汪向前伪造或指使、参与伪造的中创置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中创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上阮永法的签名系其本人亲笔所写，并做了假的公证。引诱阮永法取得成功后即拒绝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继续侵占着倪志良及陈永尔的股权及基于该股权所有转让的利益。被告阮永法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告毛伟民、天英公司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章程没有签字和盖章，是没有效力的，短信内容是否真实两被告不清楚，这是汪向前和倪志良之间的事情。被告汪向前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短信是电子资料，原告也没有做过公证，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
12.阮永法2010年2月4日出具的收条、声明书、公证书、中创置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创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2012年3月14日律师对阮永法所作的调查笔录，拟证明阮永法是在汪向前的收买、引诱下所作的伪证，且公证时毛伟民并未到场，到场的是沈陈强，声明系虚假、公证程序违法。被告阮永法对该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公证书中的内容不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毛伟民、汪向前、天英公司除了对律师向阮永法所作的调查笔录有异议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认为这些证据更能证明被告阮永法已经收取了其出让给毛伟民20%股权的价款，公证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事实。
13.2007年6月5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2009年11月20日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调解笔录、2010年2月5日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询问（调查）笔录，拟证明倪志良以阮永法名义起诉毛伟民，是因被告汪向前提供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一份给倪志良让其起诉毛伟民索要股权，后毛伟民到庭陈述自己在被起诉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天英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不是其所签，原告提供的鉴定意见书也显示中创置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中创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是阮永法本人的签字，此时倪志良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都是汪向前一手操作，于是后来才会去工商局反映，去海曙公安控告汪向前。被告阮永法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告毛伟民、汪向前、天英公司认为，原告未能提供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原件，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根据倪志良、阮永法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确认该案是虚假诉讼，所以该笔录没有法律效力，对工商局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上面没有被询问人的签名，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原告想要证明的目的。
14.汪向前于2007年7月15日出具的承诺书一份，拟证明汪向前无权签订阮永法股权转让的任何文件。被告阮永法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毛伟民、天英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汪向前认为原告没有提供原件，对该证据有异议，且该证据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
15.2009年12月11日录音光盘一份，拟证明2009年阮永法在海曙法院起诉时，毛伟民不知道自己是天英公司的股东，更不知道陈永尔是陈永和的妹妹。被告阮永法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毛伟民、天英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这是陈永和和毛伟民之间的事情。被告汪向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假如录音是真实的，在这份录音中也能体现两个意思，一是转让股权是陈永尔真实意思表示，二是陈永尔在授权委托书上签了字。
16.2012年6月20日原告向宁波市工商局调取的天英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拟证明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是汪向前伪造的，因毛伟民的联系电话显示的还是汪向前的手机号。被告阮永法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毛伟民、汪向前、天英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17.案外人陈永和与汪向前2010年7月10日的录音光盘一份，拟证明2007年股权转让给毛伟民时字是汪向前代签的，陈永尔当时不同意转让股权，股权转让是汪向前一手造成的，汪向前并承诺归还陈永尔股权的事实。被告阮永法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毛伟民、汪向前、天英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
18.倪志良与吕运来2012年7月2日的录音资料一份，拟证明毛伟民并没有签订2007年与股权转让相关的文件。被告阮永法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毛伟民、汪向前、天英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
19.打印的阮永法与倪志良之间的短信文本两份（2011年10月30日、2011年11月3日），拟证明2010年2月4日毛伟民打给阮永法620万元，是汪向前与毛伟民串通、引诱阮永法做的公证。被告阮永法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毛伟民、天英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如果短信是阮永法发的，对本内容的真实性也不能确认，阮永法在对某些问题的陈述上一再发生反复。被告汪向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认为从短信内容来看，也体现出阮永法收到了62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
20.2013年5月14日律师会见阮永法笔录一份，拟证明第153号鉴定意见书中样本6上面“阮永法”的签字并非是阮永法本人所签。被告毛伟民、天英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汪向前认为调查律师是原告的律师，在阮永法刑事案件中成了阮永法的辩护人，郑某也说对倪志良夫妇负有债务，具有利害关系，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
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向海曙公安调取下列证据：证1.海曙公安甬公海经撤字（2011）第00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证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所作的公物证鉴字（2012）3322号鉴定文书；证3.海曙公安2011年5月13日对陈永尔所作的笔录一份；证4.本院（2009）甬海商初字第1660号案件中毛伟民的一份鉴定申请书、两份谈话笔录；证5.2009年12月3日、2011年5月9日、2012年6月10日、2012年7月17日海曙公安对毛伟民所作的四次笔录。原告申请调取上述证据，拟证明：1.阮永法已经在庭审中明确2007年9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是他本人所签，海曙公安选取的检材和样本有问题，所以公安部据此得出的鉴定意见当然是错误的，海曙公安撤销案件也是错误的；2.毛伟民没有在2007年9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受让股权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阮永法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被告毛伟民、汪向前、天英公司对上述证3、证4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1、证2、证5无异议，认为这些证据恰恰能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公安部的鉴定文书符合客观事实，海曙公安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
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委托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对2007年9月15日具名为阮永法、毛伟民所签订的中创置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具名为陈永尔、毛伟民所签订的中创置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具名为陈永尔、阮永法、汪向前所签订的中创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上“陈永尔”、“阮永法”两人的签名是否其本人所书写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金华天鉴司鉴所（2012）文鉴字第152、15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明确：标注日期为2007年9月15日的中创置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标注日期为2007年9月15日的中创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上“陈永尔”、“阮永法”的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为同一人书写。原告对该鉴定意见书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鉴定结论有异议，认为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理由如下：1.第153号鉴定意见书中提到的样本4-样本8、样本10，原告在法院选取作为检材及样本的当天就明确这几份样本不能确定是阮永法本人所写，反对将上述材料列为样本作为检验的依据，鉴定机构据此样本作出的鉴定结论必然不准；2.样本6（郑某、阮永法出具的借条）上阮永法的签名系郑某找公园摊位练签名的人模仿的，根本不是阮永法本人所签，对此，证人郑某在庭审中也陈述该借条上的“阮永法”三字系她让他人模仿所签，再结合庭审中的其他证据，足以证明样本6上“阮永法”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3.第152号鉴定意见书中提到的样本4即2009年12月8日海曙公安对陈永尔所作共3页的笔录，陈永尔在法院作质证笔录当天就明确这第2页上“陈永尔”三字是否其本人书写不能确定，但法院还是将此笔录列为样本作为检验的依据；4.第153号鉴定意见书将样本4、5中的“具欠人”说成是“具借人”，将样本6中的“借人”说成“借款人”，鉴定人员极不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出庭接受询问所作的解释前后矛盾，不免让人怀疑其鉴定报告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被告毛伟民、汪向前、天英公司对该鉴定意见书均无异议。
被告阮永法未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
被告毛伟民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
1.2007年4月25日陈永尔、阮永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拟证明阮永法、陈永尔授权汪向前进行股权转让的事实。原告认为，阮永法仅于2010年2月4日在2007年4月25日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上签过字，陈永尔承认是签过，但只是授权汪向前前期股权谈判，不是没有保留、限制的授权。该授权委托书被告作为证据认为是在2007年4月25日签的与事实不符，这是一个伪证，是造假的。被告阮永法认为自己没有在2007年4月25日的授权委托书上签过名，上面“阮永法”三字不是其本人所签。被告汪向前、天英公司对该份证据无异议。
2.阮永法起诉毛伟民的起诉状一份，拟证明原告倪志良以阮永法的名义曾经起诉毛伟民的事实，这是一个虚假诉讼。原告认为，当时之所以起诉毛伟民是因为中创联合公司的人打电话告诉原告说汪向前是骗子，于是2009年2月10日原告与陈永和、范小萌、陈永尔一起见面，问汪向前股权是怎么处理的，汪向前说股权已经转让给毛伟民，同时汪向前给了原告一份毛伟民与汪向前签订的补充协议，而且要求原告以补充协议的名义向法院起诉，可以让毛伟民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毛伟民否认受让股权的事实，并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后原告向法院申请撤诉，法院也予以准许。当时起诉毛伟民的案件中本人作为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是阮永法本人所签，并不是虚假诉讼。被告阮永法认为，诉状上和授权委托书上阮永法的签名是不是其本人所签已经记不清楚了，有无委托倪志良起诉毛伟民也忘记了。被告汪向前、天英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
3.2010年2月4日阮永法在宁波市信业公证处所设立的声明书一份，拟证明阮永法确认2007年9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都是其本人所签。原告认为，在该公证之前已有两份鉴定意见认定阮永法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的有关规定，不应该再进行公证，且公证应由双方当事人在场，而公证时毛伟民并未在场，该公证在程序上存在瑕疵。天英公司没有沈陈强这个人，公证是阮永法收到620万元的当天去做的，声明书上阮永法讲的内容都是虚假的，原告提供的调查笔录和象山公安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相互印证，公证反证证明2007年9月15日阮永法的签字不是他签的，授权委托书也是在2010年2月4日所签的事实。被告阮永法认为，公证书上的签名确实是其本人所签，但上面的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汪向前、天英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
被告汪向前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
1.2007年4月25日授权委托书，拟证明汪向前经阮永法、陈永尔授权委托进行股权转让的事实。原告认为，2007年4月25日阮永法没有签过该授权委托书，对真实性有异议，委托书的前后字体颜色也不一致，后面的内容有可能是后打印上去的。被告阮永法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上面的字不是其本人所签。被告毛伟民、天英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
2.阮永法起诉毛伟民的诉状一份，拟证明阮永法系公司股东，并与陈永尔自愿出让其股权的事实。原告认为，当时是由于汪向前提供了2007年6月5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给原告倪志良，并让倪志良依据该补充协议而不是2007年9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来起诉，结果毛伟民否认受让股权的事实，并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后原告向法院申请撤诉，法院也予以准许。当时起诉毛伟民的案件中原告作为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是阮永法本人所签，并不是虚假诉讼。被告阮永法认为，诉状上和授权委托书上阮永法的签名是不是其本人所签已经记不清楚了，有无委托倪志良起诉毛伟民也忘记了。被告汪向前、天英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
3.甬公海经撤字（2011）第00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拟证明汪向前涉嫌合同诈骗罪系倪志良、陈永尔、阮永法诬告，经公安机关侦查，陈永尔、阮永法相关签名系两人亲笔书写，汪向前并未实施上述犯罪行为，故撤销案件。原告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海曙公安委托做的两个鉴定因检材有问题，因而鉴定结论是错误的，海曙公安的撤销案件决定书也是违法的。被告阮永法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毛伟民、天英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
4.报案报告、补充报案报告，拟证明阮永法、倪志良、陈永尔涉嫌诬告陷害，经汪向前控告，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的事实。原告认为，公安部门已撤销汪向前控告其本人的诬告陷害案，所以这些证据都是虚假伪造的。被告阮永法认为，自己没有去控告过汪向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毛伟民、天英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
5.阮永法和汪向前的通话录音（2011年5月13日、2011年5月19日），拟证明阮永法在原告提供的备忘录中没有签字，也没有见过这份备忘录，从侧面反映该备忘录是不存在的；阮永法的两个诉讼代理人也是倪志良出资聘请，并受其实际控制的，阮永法与倪志良行为属恶意串通制造虚假诉讼。原告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录音内容已经过剪辑，且录音内容不能证明被告所说的内容，何况被告也没有提供电话录音的原始载体。被告阮永法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这两个电话有没有打过也忘记了。被告毛伟民、天英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
根据被告汪向前的申请，本院依法向海曙公安调取下列证据：证1.2012年6月29日海曙公安对象山公证处周成建所作的笔录一份；证2.2009年12月21日海曙公安对天英公司出纳范淑华作的询问笔录一份。被告申请调取上述证据，拟证明：1.倪志良、阮永法、陈永尔恶意串通及制造虚假诉讼的事实；2.授权委托书和其他股权转让的文件是阮永法、陈永尔所签，海曙公安在查明事实后依法撤销案件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周成建的笔录不能证明被告欲要证明的内容，范淑华说的不是事实，如果是事实，汪向前在2009年12月3日就不会被抓。被告阮永法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范淑华的说法不予认可。被告毛伟民、天英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被告天英公司未向法院提供证据。
审理中，本院依职权向海曙公安调取了2011年11月9日海曙公安对中创联合公司分管综合管理中心的副总夏克富的询问笔录。原告质证认为，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笔录无法证明原告提供的备忘录是假的，各被告均无异议。
被告阮永法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第三次庭审，视为其对原告提供的证20及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进行质证的权利。分析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后，本院作如下认证：原告提供的证1因各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该组证据的显示，中创置业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为中创联合公司、陈永尔和阮永法，分别占公司股权51%、29%和20%，后公司注册资本从原先的1000万元增加至2500万元，但股权结构不变。原告提供的证2，从该组证据的形式上看并不能当然地证明倪志良、陈永尔履行出资义务的资金全是由这些款项所组成，但由于原被告在庭审中均明确中创置业公司的原投资人已全额履行了出资、增资义务，故对公司成立时中创联合公司、阮永法、陈永尔已履行足额出资这一事实予以认定；又由于阮永法在庭审中自认其仅仅是中创置业公司的名义出资人，所有投资款项都是由倪志良支付，倪志良是实际出资人，故对倪志良系阮永法名下股权的实际出资人这一事实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3，由于备忘录系彩印件，而被告毛伟民、汪向前、天英公司又不予认可，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对郑重声明及两份笔录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4，其中律师会见阮永法笔录系复印件，本院不予认定，对其他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能否证明原告想要证明的事实，本院结合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留后评述。原告提供的证5及证13中的调解笔录，因该笔录是本院对本院（2009）甬海商初字第1660号案件当事人所制作的笔录，故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6，其中各被告对询问笔录及管辖异议书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这些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证据效力，结合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留后评述。原告提供的证7、证16，企业登记材料、天英公司的工商材料是从工商部门调取的材料，证7其余的证据原件留存于公安，故对这些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根据这些证据显示的内容，并不能证明原告欲证明的事实，对原告提供的这些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原告提供的证8、证10、证11中律师会见阮永法笔录、巨源公司股东会决议、巨源公司章程、证13中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工商局的调查笔录、证14，因是复印件，而被告毛伟民、天英公司、汪向前又不予认可，故对这些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提供的证9，经与原件核对无误，故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该证据能否证明汪向前伪造或指使、参与伪造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的事实，结合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留后评述。原告提供的证11，律师对阮永法所作调查笔录、股权转让协议、调解协议、巨源公司的情况说明，被告毛伟民提供的证2、被告汪向前提供的证2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11中的短信、证15、证17、证18、证19，因被告毛伟民、天英公司、汪向前对真实性有异议，而原告又无其他证据印证其真实性，故不予认定。原告提供的证12，各被告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根据收条、声明书、公证书载明的内容，并不能证明阮永法是在汪向前的收买、引诱下所做的伪证。原告提供的证20的证据效力，本院结合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留后评述。被告毛伟民提供的证1与被告汪向前提供的证1一致，系原件，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被告毛伟民提供的证3系原件，其证据效力结合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留后评述。被告汪向前提供的证3与本院依原告申请调取的证1相一致，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汪向前提供的证4，系其单方制作形成，故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被告汪向前提供的证5，因原告倪志良及被告阮永法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被告汪向前也无其他证据来印证该通话内容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对本院根据原告申请调取的证2至证5、根据被告汪向前的申请调取的证1至证2，双方当事人对形式真实性并无异议，只是对证据的证明力有不同的主张，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关于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虽原告认为部分样本上阮永法、陈永尔的签名真实性有异议，并申请阮永法的配偶郑某作为证人就第153号鉴定意见书中样本6上阮永法所签的字系其让公园练字摊上的人模仿阮永法的字迹所签一事当庭进行陈述，因本院委托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进行笔迹鉴定的所有的样本除了当事人自行书写的实验样本字迹原件外，均来源于第三方，即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的材料、象山县人民法院生效案件的案卷材料、海曙公安对相关人员所作的询问笔录，上述样本已经双方当事人质证，且阮永法对所有的样本均无异议，故样本的选取并无不当。虽鉴定意见书中有几处文字打印错误，但这一瑕疵并不必然导致错误的鉴定结论，对此，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时也予以了明确的答复，故对该鉴定意见书本院予以认定。鉴于此，对原告提供的证4中的两份鉴定意见书、证6中2007年9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证9、证20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不能证明2007年9月15日中创置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系汪向前伪造或指使、参与伪造的事实。对被告毛伟民提供的证3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5年6月24日陈永尔、阮永法、中创联合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了中创置业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其中陈永尔出资290万元，占29%，阮永法出资200万元，占20%，中创联合出资510万元，占51%。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汪向前，陈永尔为公司经理，阮永法为董事会成员。2006年2月8日，公司完成增资变更登记，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增加至2500万元，其中陈永尔共出资725万元，占29%，阮永法共出资500万元，占20%，中创联合公司共出资1275万元，占51%，并由宁波三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
2007年8月15日，中创联合公司将其名下的51%股权作价1275万元转让给汪向前，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至此，中创置业公司在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汪向前、陈永尔和阮永法。
2007年9月15日阮永法作为出让方、毛伟民作为受让方，两人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阮永法将持有的中创置业公司的20%股权以500万元价格转让给毛伟民所有，受让方毛伟民于2007年9月15日前将500万元支付给出让方。同日，陈永尔作为出让方、毛伟民作为受让方，两人也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永尔将持有的中创置业公司的29%股权以725万元价格转让给毛伟民所有，受让方毛伟民于2007年9月15日前将725万元支付给出让方。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约定，中创置业公司自开业以来的经营活动和账务往来及债权债务，双方均已复核并认同。股权转让后，受让方按出资比例对公司设立以来的债权债务享受权利承担责任。
2007年9月15日中创置业公司作出一份股东会决议，内容如下：一、同意陈永尔原持有中创置业公司29%股权由毛伟民先生受让，转让价格为725万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转让权。二、同意阮永法原持有中创置业公司20%股权由毛伟民先生受让，转让价格为500万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转让权。陈永尔、阮永法、汪向前在全体股东签名处分别签名。
此后，中创置业公司在工商部门办理了上述股权的变更登记，并将公司名称更名为天英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汪向前变更为毛伟民。
2009年9月14日，本院受理了一起以阮永法为原告、毛伟民为被告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2009）甬海商初字第1660号】，该案中，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为倪志良及浙江人值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晖。原告以其名下中创置业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毛伟民，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但毛伟民却未按2007年6月5日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其股权转让款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毛伟民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722万元（以500万元出资额年收益12%的标准暂计至起诉日，以后另算）。9月22日，被告毛伟民以其既不知道股权转让事实，又未在任何有关文书中签字确认，系有人故意伪造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其签名的笔迹真伪进行司法鉴定。后合议庭成员于2009年11月20日对该案进行调解，被告毛伟民特别授权代理人在该次调解过程中明确表示：相关文书中的字虽不是毛伟民本人所签，但毛伟民同意他人以其名义签字订立协议，毛伟民是代为持股；双方于2007年9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替代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故阮永法以作废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要求毛伟民付款证据不足，请求法院不予采信。同时毛伟民撤回了笔迹鉴定的申请。当法庭询问被告是否愿意调解解决本案纠纷时，被告代理人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我们同意受让了，价格是500万元，但转让前的公司债务由原股东承担。第二种方案是恢复股权，将股份还给原告，但原告要承担两年间被告支付的费用。”原告阮永法的代理人周晖表示可以接受股权返还，但对于两年间的费用要回去考虑一下。2009年11月26日，阮永法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倪志良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于同日口头裁定予以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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