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8民终6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明信，男，生于1950年6月8日，汉族，湖北省钟祥市人，无业，住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长海，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祥，荆门市掇刀区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同福，男，生于1961年10月25日，汉族，湖北省沙洋县人，无业，住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
原审第三人：徐宜华，男，生于1964年8月25日，汉族，湖北省沙洋县人，无业，住湖北省沙洋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少波，湖北中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明信因与被上诉人陈同福、原审第三人徐宜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1日作出的（2016）鄂0804民初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9日、2017年3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明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长海、王德祥，被上诉人陈同福，原审第三人徐宜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少波到庭参加诉讼。王明信于2016年11月15日提出鉴定申请，同年12月1日就其申请事项移交鉴定，本案进入鉴定程序，至2017年2月28日向当事人送达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期间89天依法不计入审限。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明信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王明信不承担偿还借款的义务，驳回陈同福的诉讼请求。2、由陈同福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属实。（1）一审认定借款经过不实。事实上，王明信当时仅只是介绍徐宜华与陈同福相识，借款事宜主要都是他俩直接具体商量，王明信有时在场，有时并不在场，最后三方商定的意见是：徐宜华向陈同福借款，由王明信担保，徐宜华直接向陈同福还款，王明信负责督促，王明信以房屋买卖的形式提供担保。（2）原一审庭审中，陈同福当庭认可徐宜华给王明信书写了一份条据，内容是其借陈同福的钱保证不给王明信添麻烦，即承认了陈同福与徐宜华之间直接的借贷关系，一审对此重要的事实没有认定。（3）证据B1中有“由我徐宜华还给陈同福”、“十月一日钱不到位（借款）刘河房子由王明信处理（五楼六楼）转角处”等内容。证据B5王夫与陈同福的电话录音中，陈同福认可徐宜华直接还钱给陈同福的事实，只是在“徐宜华跑了”的情况下，才找王明信，同时也证明一审认定王明信“扣押”房屋行为系非法占有行为，不能使债务归于消灭，且陈同福并未同意以此种方式偿还借款，纯属错误。王明信与陈同福是在经过徐宜华同意的情况下质押占有徐宜华三套房屋。（4）一审没有认定证据B2收条中的7500元系徐宜华偿还给陈同福错误。陈同福与王明信2014年5月28日电话录音（6′35″、10′32″），2014年6月4日的电话录音（13′10″）中，亲口说了“他（徐宜华）替你交了一年的房租”，即承认了这7500元是徐宜华付给陈同福的，一审却仍认定徐宜华对陈同福没有还款行为，显属错误。（5）一审已查明徐宜华于2012年10月9日通过农行转款12500元给陈同福。庭审中，法官要求陈同福当庭说明这笔钱属什么性质的钱，为什么是这笔数额，陈同福无法当庭说清，而王明信能迅速清楚说明，这是二笔借款的利息，即本案15万元和案外10万元。显然，徐宜华有对陈同福归还本案借款利息的行为，一审法院没有认定，明显错误。（6）关于“扣押占有”徐宜华开发的位于浏河湾的三套房屋，首先，这种“扣押占有”是事先经过徐宜华同意的，并不是一审认定的“非法占有行为”；其次，在陈同福与王夫的电话录音中，陈同福对这三套房屋的扣押占有、处置过程均有完整的陈述，与王明信主张的事实一致，即王明信与陈同福共同扣押占有了这三套房屋。这三套房屋分别为徐宜华三笔借款的质押，即四楼对应徐宜华借陈同福10万元，五楼对应徐宜华通过王明信借钟祥唐银洲的钱，六楼对应徐宜华借陈同福本案借款。除王明信现占有的五楼外，其他房屋均是陈同福同意还给徐宜华的。（7）本案借款是陈同福直接借给徐宜华的，王明信担保，还款也是直接由徐宜华还给陈同福，不管是借款还是还款，均一分钱都没有经过王明信之手。而唐银洲的钱是经过王明信之手，再转借给徐宜华，徐宜华还给王明信后，王明信再还给唐银洲。这两笔借款、还款方式完全不一样，陈同福故意混淆事实，说是一样的，而一审也没有加以辨别，错误认定了相关事实。（8）徐宜华2014年10月10日向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书面说明，是由陈同福递交的，徐宜华还将王明信利息条据11张也交给陈同福在一审出示，结合徐宜华2015年4月17日在一审法院的询问笔录内容，至少可以证实，徐宜华多次说假话，不能排除陈同福串通徐宜华作假证、共同加害于王明信。2、一审适用法律不当。因为王明信出具的是收房款的收条而不是借条，双方都认可不存在真正的房屋买卖关系，那么对这两份证据所欲证明的法律关系就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而不能简单认定为借贷关系。（1）关于借款相对方主体判决错误。前述多处录音中，陈同福多次认可其与徐宜华直接形成借贷关系。（2）关于利息约定的判决错误。月息五分是陈同福与徐宜华约定的，并没有与王明信约定。（3）关于对担保关系的否定，一审列举了认定担保关系成立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这样推理，那么一审认定的借贷关系更不能成立，基本的借贷数额、利率、还款期限均未约定，何况也不存在实际交付行为。（4）关于徐宜华向陈同福还款共计21.55万元，即使陈同福主张与徐宜华另有借贷关系，也应当以陈同福提供的借贷证据据实剔除，但一审法院没有处理。（5）关于王明信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判决错误。王明信系以房屋提供担保，但又未办理抵押登记，应认定担保无效。在徐宜华不能全部偿还的情况下，经其同意，王明信与陈同福共同质押占有了徐宜华三套房屋，在未经王明信同意的情况下，陈同福同意将其中两套房屋还给徐宜华，由此造成本案借款不能得到清偿的责任，依法应由陈同福承担，因此，王明信不应再承担任何还款或担保责任。（6）一审已经查明，徐宜华未向王明信出具任何借款条据。3、关于陈同福有权主张还款本息数额，因陈同福与徐宜华不止本案诉争的一笔借款，还有其它借款掺杂在一起，而且都是将届期利息计入本金，所以关于还款数额，必须查明借款事实后才能确定。徐宜华共还陈同福二十余万元的事实确凿，且与本案诉争的借款有不可分割的关系。（1）陈同福与王夫2014年5月29日电话录音（8′25″、17′39″）可见，陈同福对王夫提出的徐宜华已还款23万元给陈同福的事实没有否认，已查明徐宜华对陈同福的银行账户往来明细上也有21.55万元的还款，这其中显然就包括对本案诉争借款的偿还。（2）徐宜华出具的书面证明中，也有“后来我于2012年底还款王明信打给收条有13万多元，没有收条付给王明信现金10多万元”。虽然其中徐宜华写了很多虚假证词，包括故意错写还款对象，但至少也说明他还了23万多元的款。可见不能简单以原始条据记载的数额来认定陈同福有权主张的还款数额。4、本案仅因最后5万元的还款未还而引发。2014年6月4日王明信与陈同福的电话录音（10′27″）、2014年5月29日王夫与陈同福的电话录音（1′50″），可见陈同福是认可本案是因为最后5万元的借款没有偿还而引发的。综上，一审判决没有依法认定相关事实，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维护王明信的合法权益。
陈同福辩称，王明信陈述不实，起初陈同福不认识徐宜华，王明信多次讲要向陈同福借款，这样才答应了他。王明信给一张卡，叫陈同福向卡里打钱，剩余的钱陈同福亲手交给王明信，他给了徐宜华。通过王明信结交徐宜华后，徐宜华说还差点钱，给一套房子，又借了15万元，徐宜华又把房子卖掉，便还钱给陈同福。徐宜华要陈同福不用管王明信的钱，说用房子抵，徐宜华已将房屋抵给王明信，王明信应当对陈同福承担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公正。
徐宜华述称，一审判决客观公正，应当予以维持。当时徐宜华找王明信借款，王明信手里没有钱，介绍找陈同福拿的钱，陈同福直接往徐宜华卡里打了钱，王明信向陈同福出具了收条。履行过程中，徐宜华还了一部分给王明信，王明信将徐宜华的房产占了一套，徐宜华与王明信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借钱当时是王明信直接向陈同福出具条据，徐宜华与陈同福经过王明信介绍相识后，又找陈同福借了一些钱，但这与本案没有关系，是二人之间另外的纠纷。
陈同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确认售房合同无效，王明信退还购房款194500元，本案诉讼费由王明信承担。后陈同福变更诉讼请求为，王明信退还陈同福借款本金142500元及利息，本息以194500元为限，按月息3分计息自2012年11月7日至还款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2年7月11日，王明信与陈同福签订了1份售房合同书，王明信将掇刀区城南新区关帝路117号门面房及车库1个和60平方米的居住房一套，作价194500元出售给陈同福，合同签订后，陈同福于2012年7月11日付清全部房款194500元，王明信于当日给陈同福出具了收到房款194500元的收条1张。后陈同福多次找王明信要求交付房屋或返还购房款至今无果。
陈同福一审提供了下列证据：
A1、收条及售房合同复印件各1份，证明王明信收到陈同福款项194500元，并以房产做担保。
A2、王明信收到徐宜华还款的收条原件15张，证明徐宜华向王明信还款42600元。
王明信辩称，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其没有还款的义务。陈同福与徐宜华存在借贷关系，王明信仅系担保人，但超过了担保的诉讼时效，其不需要承担担保责任。
王明信一审提供了下列证据：
B1、徐宜华于2013年9月22日在“还款责任”字条（王明信书写，复印件）下方书写“徐宜华同意”字样及同日在“十月一日钱不到位（借款），刘（应为“浏”）河房子由王明信处理”字条（王明信书写、复印件）下方书写的“徐宜华同意”字样，证明徐宜华与陈同福、王明信存在借贷或担保关系，其中徐宜华与陈同福系借贷关系，借款金额为142500元，与王明信是保证关系，证明徐宜华还款给陈同福的情况，王明信无需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B2、2012年8月11日陈同福出具的收条复印件1份，证明陈同福与徐宜华存在借贷关系，徐宜华偿还了1个月的利息7500元后，应王明信的要求，陈同福出具了这张收据。
B3、2012年8月13日徐宜华与陈同福签订的售房合同书（合同下方有陈同福书写的“陈同福购徐宜华开发的房屋四楼已转让给王明信”字样）复印件1份，证明徐宜华与陈同福、王明信存在借贷、担保关系，为收回借款，陈同福让王明信占徐宜华的房子，以督促徐宜华还款。
B4、2013年9月3日，陈同福、王明信双方共同购买3块旧防盗门的收据及收据下方吴小琴书写的证明复印件1张，证明为收回借款，陈同福、王明信购买了3套防盗门，锁徐宜华在浏河湾的三套房屋，以督促徐宜华还款。
B5、电话录音整理记录1组（陈同福、王明信的电话录音4次、陈同福与王明信之子王夫的电话录音1次），证明徐宜华与陈同福、王明信存在借贷或担保关系，徐宜华已将借款本金还清，陈同福同意归还与王明信共同扣押的徐宜华位于浏河湾的房子，王明信不应当再承担担保责任。
B6、王明信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陈同福、王明信及徐宜华在建设银行、农业银行2012年7月至今的账户往来明细，证明王明信与陈同福、徐宜华之间没有账目往来，陈同福与徐宜华之间的借贷关系及借款、还款的相关情况。
B7、徐宜华2012年1月6日出具的金额为12.4万元借条复印件1张，证明陈同福举证的另外10张条据上的金额是还的此条据上的利息，与本案没有关联。
B8、陈同福向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徐宜华书面证词复印件1份，证明这份证词中多处内容虚假，与徐宜华的当庭陈述互相矛盾，系陈同福提供的伪证。
B9、证人王夫出庭证言，证明陈同福与徐宜华系借贷关系，王明信不是本案的借款人，而是借贷关系的担保人；徐宜华已还清陈同福本案借款的本金；陈同福、王明信共同占有徐宜华三套房屋作为三笔借款的担保，陈同福未经王明信同意，将其中的两套房屋还给了徐宜华，王明信即不应再承担还款或担保责任。
徐宜华述称，徐宜华因为房地产开发需要资金周转，直接向王明信借钱，王明信表示同意，但他手里没钱，答应帮忙筹借资金，后陈同福直接转账给徐宜华，徐宜华收到借款本金142500元，直接还钱至王明信，未还钱给陈同福。
徐宜华一审未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案三方的质证意见及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如下：
王明信对A1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标号为5的收据上注明了实际借款发生额为142500元，实际收款人为徐宜华不是王明信，王明信仅为借款起担保作用。对A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标号为5的收条已经注明了款项是陈同福收的，其余的10张条据上的钱是还钟祥市唐银州借款的利息，与本案没有关联。
徐宜华对陈同福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陈同福对B1真实性有异议，对B2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B1是复印件不能核对真伪，徐宜华还款只认可王明信，陈同福借款只认可王明信。对B3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笔借款是陈同福另外借给徐宜华的一笔钱，与本案无关。对B4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复印件不能核对真伪，且不能证明担保关系。对B5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双方是担保关系，且陈同福在录音里不承认是担保，证人王夫还在录音里陈述其父王明信还了部分款项给陈同福。对B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徐宜华与陈同福有其他直接债务往来，银行明细与本案无关。对B7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王明信不止一次以自己的名义从外借款再借给徐宜华，本案借款跟唐银州的借款类似。
徐宜华对B1中原件无异议，对复印件有异议，并认为其中一部分的签字不一样。对B2表示不清楚，认为是陈同福、王明信之间的业务往来与其无关。对B3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是陈同福与徐宜华直接发生的一笔借款，也是以房屋买卖合同作为借款的担保，与本案无关。对B4、B5不清楚。对B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徐宜华与陈同福之间存在交易。对B7中条据，认为还需核实。对B8，表示以原一审中在一审法院作的询问笔录为准，在该笔录中，徐宜华陈述王明信找其还钱，因无钱可还，王明信占有了一套房子并装修，其与陈同福之间有另外的款项往来。对B9，陈同福认为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欲证明的内容，整个事件证人未参与，只是在发生争执的时候去看了一下门。徐宜华认为证人与王明信之间有关系，且不清楚事情的经过，具体证言与客观情况不相符。
一审法院认为，证据A1、A2，王明信及徐宜华均对真实性无异议，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B1，因王明信提供的系复印件，陈同福及徐宜华均对该证中的内容予以否定，故对该项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对证据B2，陈同福及徐宜华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项证据系陈同福向王明信出具，且由王明信持有，故对该证证明陈同福与徐宜华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B3所指合同因系陈同福与徐宜华所签，该合同与本案无关，仅对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不予采信。证据B4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对该项证据不予采信。证据B5，陈同福未否认录音的真实性，故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项证据所证明的事实陈同福予以否认，经审查，录音记录上没有能够证明徐宜华已将陈同福借款本金还清及王明信系保证人及其不再承担任何责任的相关内容，对该项证据的上述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B6，因陈同福及徐宜华均陈述二人在本案借款外还有另外的借贷往来，故徐宜华向陈同福账户转款，不能认定系徐宜华就本案所涉款项的还款，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关于证据B7，因无法查证陈同福所举A2中的收条是否与该证的12.4万元关联，故仅对该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B8，陈同福与徐宜华均认可双方有多项民间借贷往来，而本案审理的是陈同福与王明信之间的借贷关系，故陈同福与徐宜华的借款及还款情况，不在本案审查之列，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B9，因证人与王明信有利害关系，其陈述的内容并无其他证据相佐证，多为占有房屋的经过，该情况不影响本案债务的处理，故该证不予采信。
根据采信及确认的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2012年7月11日前，徐宜华请王明信（两人系朋友关系）帮其借款做生意，王明信便与陈同福先后多次协商借款事宜。2012年7月11日，陈同福、王明信首先签订1份售房合同书，合同书约定王明信将其建设的1间门面房及1个车库以194500元的价格出售给陈同福，然后由王明信向陈同福出具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房款194500元，收款人王明信”。最后，陈同福、王明信及徐宜华前往建行荆门南城支行办理转款手续，陈同福按照其与王明信的约定，将款142500元（部分银行转账、部分现金）转入徐宜华的账上。2012年8月11日（借款1个月时），陈同福给王明信出具1份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王明信7500元”。后陈同福、王明信就还款问题发生纠纷，故诉至一审法院。
徐宜华曾向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书面证明，内容有：“2012年7月11，王明信向陈同福借款15万元，加上半年时间的利息共计194500元，当时王明信向陈同福出具收到房款（实际上是借款）的‘收条’，我在陈同福转款的同一天，向王明信出具了1份借条，内容与王明信向陈同福出具的收条内容基本相同，后来我于2012年底还款王明信打给收条有13万多元，没有收条付给王明信现金10多万元。万一有余款我会与王明信算后结清。陈同福的钱应当由王明信偿还，与我无关。我后来在银行转款是我与他后来又发生的借贷关系的还款。以及他帮我找高利贷商人借款后请他帮我偿还的利息，还有就是我请他帮我代还其他人的钱，绝对没有还过王明信向陈同福借款的本金和利息。”王明信表示徐宜华在该份证明中说假话，请求徐宜华提供王明信打的13万余元的收条。
王明信在原审一审第一次开庭时陈述：“徐宜华是我邻居也是我朋友，让我帮他贷款，2012年7月11日前我找原告说有人想找他贷款，徐宜华跟原告商量了两次没有谈拢，第三次才协商成贷款合意，贷款15万元，期限为6个月，每月5分息。后来原告不放心，找我用门面和车库做担保。当时我不同意，徐宜华就说工程9月份竣工，10月份资金到位，我就与原告签订的购房合同，三人一起到掇刀建行办理转款手续，他们转款，我在旁边站，但是具体怎么转款我不清楚，我所知道的是给的现金加转账共计142500元。”陈同福当时认为王明信所说不属实，并陈述：“不属实。在2012年7月11日以前，王明信前三次找我借钱，我不放心，第四次王明信说拿门面抵押，就签了合同。王明信坐我的车到掇刀建行，还有一个人跟着，我当时不认识，王明信给了一张卡，我就给了一部分现金，转了一笔款，共142500元。”
陈同福及徐宜华均陈述，徐宜华向王明信偿还了部分款项。陈同福提供的徐宜华偿还王明信的还款凭证中，共有53450元还款，其中2012年7月11日的还款凭证载明：“领收到徐宜华现金7500元，陈同福收剧（据），领款人王明信。”其他均系王明信向徐宜华出具的收条。因王明信介绍陈同福与徐宜华相识后，陈同福与徐宜华发生了其他借贷往来，王明信与徐宜华之间也有其他借贷往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虽然陈同福、王明信签订了售房合同，王明信出具了收到购房款的收据，但是综合本案的全部证据，房屋买卖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其实是以借贷为目的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作为借款偿还的担保，双方之间的关系虽名为房屋买卖实为民间借贷关系。
关于本案借款相对方主体的认定。从陈同福提供的证据分析，其与王明信签订购房合同并由王明信出具收条，说明借贷流程在双方之间完成，特别是王明信出具收条的行为，表明王明信认可该笔款项由其本人收取。至于王明信要求陈同福将款项打往何处，系王明信对借款的自由处分及分配，不影响借贷双方身份的确立。陈同福向徐宜华的账户转款系履行与王明信约定的交付款项义务的行为，该行为不能表示陈同福与徐宜华之间形成了借贷关系，本案只能认定陈同福、王明信之间系借贷关系。
王明信以其系徐宜华向陈同福借款的担保人抗辩。因我国担保法所指“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保证合同应以书面形式作出。实践中，保证合同可基于下列方式成立：1、签订书面保证合同：即保证人和债权人依据书面形式，就保证合同的主要条款，依法达成书面协议，保证合同即告成立。2、单独出具保函：即保证人以书面信函、传真等形式向债权人表示，当被保证人不履行债务时，由其代为履行，被债权人接受的，保证合同成立。3、在主合同中订有保证条款或在保证人栏内签字、盖章，即保证人在债权人与被保证人签订的订有保证条款的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盖章，保证合同成立。本案王明信向陈同福出具内容为“今收到房款194500元，收款人王明信”条据的行为与上述情形不符，故依法不能认定其系担保人。
关于陈同福请求的借款本金，虽然王明信出具的收据上载明的“房款”金额为194500元，但庭审时已查明，陈同福出借的款额实为142500元，故陈同福的借款本金应据实认定为142500元。王明信于2012年8月11日支付利息7500元，该利息金额超过了法律规定，应予以扣减，以142500元为本金，以月利率2%计算利息，142500元的利息为2850元，故从142500元中扣减本金4650元（7500-2850），王明信应偿还的本金为137850元。
关于陈同福请求的借款利息，王明信在原审一审时陈述了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月息5分，且其第一个月支付利息7500元，该金额与以月息5分计算的金额相符，说明双方有利息的约定。王明信已偿还第一个月的利息，故应从2012年9月开始计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为标准偿还至本金还清之日止。陈同福在诉讼请求中主张王明信偿还的本息的限额为194500元，故王明信偿还的利息总额的限额为56650元。
关于王明信提出徐宜华已将借款偿还完毕，其已免除担保责任的辩解意见，从王明信申请法院调取的陈同福与徐宜华银行账户往来明细上，徐宜华向陈同福银行账户转款的事实，因陈同福与徐宜华之间还存在借贷关系，且王明信未提供其已将本案债务转移于徐宜华的证据，故不能将银行账目往来认定系徐宜华对本案所指借款的还款，王明信的该项辩解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
关于王明信提出陈同福同意归还与王明信共同“扣押”的徐宜华位于浏河湾的房屋，王明信不应当再承担担保责任的辩解理由，因王明信所述用锁门方式“扣押”房屋的行为本身系非法占有行为，该行为不能使债务归于消灭，且陈同福并未同意以此种方式偿还借款，故王明信的该项辩解理由亦不能成立。
王明信提出要求查明徐宜华向王明信还款的真实情况，并提出徐宜华书面材料中所写的已还王明信款项23万余元虚假，请人民法院予以核实。因本案审查的是陈同福与王明信之间的借贷关系，王明信在收到陈同福借款后将借款再行借支给他人，与他人之间发生的借贷关系是另一个法律关系，无论徐宜华偿还王明信多少借款，在未发生债权转让或债务转移的情况下，王徐之间借贷关系的履行情况与本案无关，故王明信提出的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王明信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5内偿还原告陈同福借款本金13785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自2012年7月12日起至借款本金偿还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总额以56650元为限）；二、驳回原告陈同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00元，保全申请费2000元，由被告王明信负担。
1、二审中，徐宜华提交书面说明，否认证据B1上的签字系其本人书写。
证据B1包括两份材料，一份系王明信书写的关于还款责任的内容，下方有“徐宜华同意”、“2013年9月22号”字样（简称“还款责任”）。另一份系王明信书写关于钱不到位浏河房子由其处理的内容，下方有“徐宜华同意”、“2013年9月22号”字样（简称“便签”）。
就此，王明信申请对“还款责任”、“便签”上“徐宜华同意”是否徐宜华本人书写进行鉴定。但由于王明信不能提供“还款责任”证据原件，仅能对“便签”上“徐宜华同意”是否其本人书写进行鉴定。经鉴定，湖北东湖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标记为证据B10），结论为“便签”上“徐宜华同意”笔迹与样本笔迹是同一人书写，即徐宜华本人书写。
经质证，王明信对鉴定意见无异议，并据此及证据B1中的“便签”主张徐宜华提供了浏河湾五楼、六楼房屋作为物的担保，其中五楼是徐宜华找王明信借唐银洲的钱提供的担保，六楼是为本案借款提供的担保。陈同福认为鉴定结论与其无关。徐宜华对鉴定结论无异议，但对王明信主张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据鉴定意见检验部分，“便签”上正文中的部分字迹与其他字迹是不同书写工具形成，因此，不认可王明信关于徐宜华愿意提供五楼、六楼房屋为唐银洲的借款及本案借款提供担保的主张。
王明信另提交证据B11、鉴定费发票复印件1份，证明其支付鉴定费1500元。
王明信当庭提供发票原件经其他当事人核对无误。经质证，陈同福、徐宜华对该证据无异议。
因当事人对于鉴定结论及鉴定费发票无异议，对该两项证据予以采信。鉴定结论可以证明“便签”上“徐宜华同意”系徐宜华本人书写，鉴定费发票可以证明王明信支付鉴定费1500元。据此，对徐宜华就其“便签”上签字所作书面说明不予采信。
证据B1中“还款责任”仅有复印件，王明信不能提供原件以核实其真实性，且徐宜华、陈同福有异议，因此，对该材料的证据能力不能予以确认，该材料不能采纳为有效证据，一审法院未采纳该证据并无错误。证据B1中“便签”上“徐宜华同意”经鉴定系徐宜华本人书写，可予采纳。
至于徐宜华签字的背景，据王明信陈述，因徐宜华没钱偿还三笔借款，2013年9月3日本案三方协商以徐宜华开发的三套房屋抵，徐宜华同意其先占着房子，后来钱没有到位，王明信在“便签”上书写“十月一日（钱）不到位（借款）刘河房子由王明信处理。（五楼六楼）转角处。”徐宜华于2013年9月22日签字同意。陈同福否认三方协商过以房抵债，但认可协助王明信占过浏河湾的房屋。经本院传票传唤，徐宜华拒不到庭说明情况。此种情形下，据“便签”内容，结合王明信、陈同福的陈述，仅能判断陈同福协助王明信占据了徐宜华位于浏河湾的房屋，后王明信在“便签”上书写了相关内容，徐宜华签字同意。
王明信另主张，其将浏河湾六楼房屋钥匙交给陈同福，但陈同福又将房屋还给了徐宜华。对该项主张，陈同福否认，王明信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因此不能予以认定。
2、王明信主张，陈同福出借给徐宜华的另一笔借款为10万元。二审中，陈同福补充提交徐宜华收到15万元购房款的收条复印件（A3），拟证明徐宜华还款系还该笔款。
经质证，王明信认为数额不属实，实际是10万元，5万元为利息。徐宜华认可收条属实，称借款本金15万元，以其房屋作抵押，与陈同福签订了售房合同，因徐宜华另欠他人债务，后将该房另售他人。
经审核，徐宜华认可收条的真实性，并陈述不仅收到该款项，且后来实际返还，同时结合陈同福与徐宜华签订的售房合同，可以初步判断徐宜华向陈同福借款15万元；作为担保，双方于2012年8月13日签订售房合同（B3），约定以15万元价款出售徐宜华开发的位于浏河湾160号四楼住房一套；同日，徐宜华向陈同福出具收到15万元房款的收条一份。因该次交易直接发生于徐宜华与陈同福之间，双方对交易过程与金额均无异议，且有相关证据印证，故王明信主张该次借款金额仅为10万元，不能成立。
王明信提出，徐宜华于2012年10月9日向陈同福转账12500元，系由本案借款利息7500元及上述10万元借款利息5000元组成，以此表明上述借款本金为10万元。陈同福予以否认，徐宜华亦否认其向陈同福偿还过本案借款，同时也无证据印证该笔支付的构成，因此，王明信的主张不能成立。
3、就借款经过，书证有王明信与陈同福签订的售房合同及王明信向陈同福出具收到售房款收条（A1）、2012年7月11日至12日陈同福向徐宜华转账的银行流水（B6）、2012年7月11日王明信向徐宜华出具的收条（A2）。
证据A1表明，王明信与陈同福于2012年7月11日签订了售房合同，王明信将其房屋出售给陈同福，并于同日向陈同福出具收到售房款194500元的收条。据此，陈同福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要求返还房款。王明信抗辩，其并未收到房款，售房合同及收条的实际意义是徐宜华向陈同福借款，王明信以其房屋提供担保。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后，陈同福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王明信退还借款本息。重审中，追加的第三人徐宜华也认可本案所涉款项为借款。可见，依当事人真实意思，王明信售房款收条、陈同福向徐宜华当期转账所反映的支付性质为借款。就此，一审认定并无错误。
4、三方当事人争议的是，借款人是王明信抑或徐宜华。
王明信主张借款前其只是介绍陈同福与徐宜华认识，具体借款事宜由陈同福与徐宜华直接协商。但陈同福、徐宜华并不认可该主张。
王明信一审提交证据B1及B5，拟证明借款系由陈同福与徐宜华直接协商，徐宜华是借款人。
证据B1包括“还款责任”及“便签”。但如前所述，“还款责任”不能采纳。“便签”的内容表明徐宜华同意在不能按期还款的情况下，由王明信处理其浏河湾房屋。王明信陈述，六楼房屋系为本案借款担保。据此，也仅能在王明信与徐宜华之间建立联系，不能证明本案借贷关系中的债务人为徐宜华。
证据B5系王明信及其儿子王夫与陈同福电话录音。经二审当庭播放录音，结合王明信提交的录音文字记录，据其提示的部分，2014年5月29日王夫与陈同福的电话录音中（5′21″），陈同福说：“你的老头子做的些糊涂事，他要搞，我没有办法，一次、二次、三次，我都没有放钱哪，我不得给钱，你知道不？把我缠得没办法了，我的老婆说那搞不得的，人家年纪大了。他一个要搞，最后通过协调，徐宜华全权表态，他说的，这个钱本来说得是他要还，他还，他不还，我找哪个去？你老头子说找我，找他，他说过了。现在徐宜华联系不上了，我找哪个去呢？”从这段录音内容，无法确切断定徐宜华何时表态，是否发生于借款协商过程，以及其表态所表达的具体意思。同时，该段内容也没有明确表明三方确认徐宜华是借款人，王明信是担保人。尤其是在本次通话临近结束时，王夫说：“他担保了，他有责任唦。”陈同福说：“哪么叫担保，你不说担保，房子是卖给我了的，当时说担保我都没同意的。”据此，陈同福明确否认王明信为担保人。
2014年5月28日王明信与陈同福的电话录音（1′20″）中，陈同福说：“知道，知道，您做了好事没讨到好，帮徐老板做了好事没讨到好。”王明信说：“我做了好事没讨到好，你也认为吧。”陈同福说：“知道，知道，我知道这个情况，我不能替您……我当时就说过了，我的这是不会出问题的呀，因为我这是有人可找的，找徐宜华找不到，就找您，是的呀。”
2014年6月4日王明信与陈同福的电话录音（9′02″）中，陈同福：“我叫你不要上徐宜华的当，你说没有问题哟，没有问题哟，你说的没有问题。”
王明信：“你听我说，你告我也好，不告也好，你多要也好，少要也好，你这个事情你是不是有意搞的我？”
陈同福：“不会，不会。”
王明信：“徐宜华在屋里的话，你得找我不？是不是？徐宜华跑了，你才找我唦。你没得位置揪尾巴，你才找我，你说对不对？”
陈同福：“对，我不会……你听我说，我当时是准备跟你协调算了，你说不行，这、那，你说我哪么搞去呢？最后去交了一笔款子，立案费、开函的费用。”
陈同福否认其在电话中陈述的是事实，并解释其意思是，王明信是借款人，但徐宜华还钱也是一样，只要是还王明信这笔借款。
上述内容，没有明确表明借款系由徐宜华直接与陈同福商定，徐宜华是借款人，王明信仅为担保人；尤其是在与王夫的通话中，陈同福否认王明信为担保人。就上述通话内容的意义，王明信、陈同福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各有其合理性。在通话的涵义具有两种可能解释的情况下，不能仅依据证据内容本身解决争议，确定借款关系的主体，应结合书证判断。
结合书证审查，借款发生当日王明信与陈同福签订了合同，并出具收条，据此，王明信与陈同福对于借款，应有协商。据三方陈述，借款转账当日徐宜华一同前往；但就徐宜华与陈同福协商确定由徐宜华直接向陈同福借款，仅有王明信的陈述，陈同福、徐宜华予以否认，也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认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明信多次与陈同福协商借款事宜，并无明显错误。
5、王明信提出，原一审庭审中，陈同福当庭认可徐宜华给王明信书写了一份条据，内容是其借陈同福的钱保证不给王明信添麻烦，即承认了陈同福与徐宜华之间直接的借贷关系。陈同福解释，其签字时并未认真查看笔录。
经审核，原一审庭审中，审判员当庭归纳本案事实，其中包括：“次日，案外人徐宜华给被告王明信书写了一份条据，内容是其借陈同福的钱保证不给王明信添麻烦。”对审判员归纳的事实，王明信、陈同福的代理人均表示无异议。（（2014）鄂掇刀民一初字第00129号正卷第175-176页）但（1）查阅该庭审笔录，归纳事实前，审判员询问王明信此前提到的借款次日徐宜华出具的条据找到没有，王明信回答没有找到；审判员询问，徐宜华是否出具过该条据，王明信回答出具过；但审判员并未询问陈同福的意见，王明信至今也未能提交该条据；可见，该段事实认定，仅仅依据了王明信的陈述，没有证据证明。
（2）对比（2014）鄂掇刀民一初字第0012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事实部分未包含上述内容；且该判决已被撤销，本案曾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因此，王明信主张的该段事实，不属生效判决已确认的事实。
（3）从该案庭审笔录，审判员归纳该段事实欲表达何种意义及法律后果并不明确，结合陈同福在庭审中提出的诉讼主张及对王明信抗辩的反对，不能将陈同福的无异议表示，理解为对陈同福与徐宜华之间直接建立借贷关系的自认。
因此，王明信据此主张陈同福自认与徐宜华之间直接建立借贷关系，不能成立。
6、证据B8系徐宜华于2014年10月10日书写的书面证明，属其单方陈述，真实性有待证据证明；且其中所涉事项甚多，部分涉及本案，部分内容与本案无关。一审就该证明中关于徐宜华与王明信之间的部分，认为不在本案审查之列正确，但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不当。徐宜华参加本案诉讼后，就本案借款所涉事实，已有陈述。对其陈述，应结合其他证据审查，而不能当然确认其为真实。另，一审在事实认定部分抄录该证明内容及王明信、陈同福部分陈述，虽客观表达了对方当事人异议，但对当事人陈述，应在证据分析部分予以审查判断，在未确认是否采信当事人陈述的情况下，于事实认定部分录入当事人陈述不当。
此外，证据A2收条共15份，一审标注为11份应属计算错误，但其就收条总金额计算正确，于证据列举部分予以纠正。
综上，二审查明，王明信在“便签”上书写“十月一日钱不到位（借款）刘河房子由王明信处理。（五楼六楼）转角处。”其下方有“徐宜华同意2013年9月22号”字样。经鉴定，“徐宜华同意”字样系徐宜华本人书写；上部分内容中，“钱”、“（借款）”、“（五楼六楼）转角处”与其他正文内容系不同书写工具书写形成。为鉴定“便签”上徐宜华签字是否其本人书写，王明信支付鉴定费1500元。
此外，除对证据B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在事实认定部分抄录该证据内容及王明信、陈同福陈述不当外，一审对其他证据及事实的认定，并无错误，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争点为：1、本案借贷关系的债务人是谁；2、陈同福与王明信是否约定了利息；3、本案借款的还款及欠款数额。
（一）关于借款人
本案所以就借款人发生争议，原因在于并未出现明确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如借款合同或借条，因此难以直接确认三方当事人中何者与何者之间建立借款合同关系。
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因此，合同的成立及内容包括合同主体，得依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而定。
就本案债的成立，书证有王明信与陈同福签订的售房合同及王明信向陈同福出具收到售房款收条（A1）、2012年7月11日至12日陈同福向徐宜华转账的银行流水（B6）、2012年7月11日王明信向徐宜华出具的收条（A2）。尽管合同及收条的内容为王明信向陈同福出售房屋及收到房款，但双方均认可实际为借款。徐宜华也认可王明信出具的房款收条实际指借款，钱直接由陈同福给徐宜华。据合同及收条，结合当事人陈述，以及王明信2012年7月11日向徐宜华出具的利息收条、陈同福2012年8月11日向王明信出具的利息收条，可以判断王明信与陈同福基于售房合同及收条设立的债务性质为借款合同关系。
至于借款金额，三方均陈述约定本金为15万元，王明信出具194500元收条系包含了半年利息；陈同福以转账及现金实际支付徐宜华142500元，另有7500元利息，在借款当日被扣除，由王明信向徐宜华出具收据。
王明信主张，其签订售房合同及出具收条，仅系为徐宜华借款提供担保，徐宜华是本案借款人。陈同福及徐宜华否认该主张，声称因本案借款发生前二人并不相识，陈同福不信任徐宜华，因此系由徐宜华向王明信借款，王明信向陈同福借款。
从陈同福与王明信签订合同并要求王明信出具收条看，陈同福信赖王明信的信用，并认可王明信为借款人。债务人为谁，对于债权人而言，事关债权安全，因此，信用是债权人选择与何者建立债务关系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从陈同福选择与王明信签订合同并要求王明信出具收条看，陈同福作为债权人选择的债务人为王明信。从王明信签署合同、就借款本息合计金额出具收条、就预先扣除的7500元利息向徐宜华出具收条，以及陈同福就第二个月的利息7500元向王明信出具收条等行为看，三方当事人均同意由徐宜华向王明信借款，王明信向陈同福借款这样一种债务关系的安排。
王明信解释，其所以要求陈同福出具利息收据及向徐宜华出具利息收据，是为了解还款情况，减轻其作为担保人的风险。但收据作为履行凭证，通常在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办理，由担保人在其间居间办理的情形实属例外，本案没有充足证据证明此种例外解释成立。此外，王明信向徐宜华出具利息收据，从减轻风险的角度，也难以解释。
王明信主张其签署合同、出具收条仅为本案借款的担保；就担保类型，其一面主张为抵押，一面主张为保证。但合同及收条内容没有任何抵押或保证的意思表示，陈同福及徐宜华也不认可合同及收条仅具抵押或保证的意义。在此情形下，没有理由及依据将合同及收条判定为抵押合同或保证合同。
广义而言，为保障债权的实现，债权人认可的有信用的人承担或加入债务关系，甚至直接由其作为债务人，皆为对债权的担保，或称隐蔽的担保。狭义而言，担保方式由担保法予以规范，并限定于特定类型。对于狭义的担保方式，应依法审查、认定。因此，一审法院关于保证部分的审核分析并无不当。
王明信提出，借款直接由陈同福给付徐宜华，利息亦由徐宜华直接支付陈同福，因此，借款合同直接成立于陈同福与徐宜华之间。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借款合同关系需要借由支付行为辅助判断。但据本案合同及多份收条，结合当事人陈述，可以判断合同主体的情形下，支付仅具指示交付的意','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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