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黄浦民二（商）初字第619号
原告于招军，男，1958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委托代理人周荆，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晓鹏，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鞠兴周，男，1958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委托代理人赵晔，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于招军与被告鞠兴周合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7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0月9日进行证据交换，于2015年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招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周荆律师、王小鹏律师、被告鞠兴周委托代理人赵晔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招军诉称，原告于招军曾任大型航运物流公司负责人，在货运公司的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物流服务资源。被告鞠兴周经与原告于招军协商决定合作经营货运业务，原告于招军负责被告鞠兴周旗下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2009年3月16日，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自2009年1月1日起形成合作关系，被告鞠兴周将其名下的全部公司，包括：上海励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励���公司”）、苏州市励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励达公司”）、厦门励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励达公司”）、励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湾励达公司”）、华兴公司、启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星公司”）的股权均转让40%给原告于招军，自2009年1月1日起视同事实完成股权转让，双方自2009年1月1日起按此股权比例承担被告鞠兴周名下全部公司的股权损益，不受股权转让法律手续完成时间的限制。另外，双方还对股权转让价格、原告于招军月薪等作出约定。协议签订后，原告于招军辞去原单位负责人工作，担任被告鞠兴周旗下全部公司总经理职务，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但被告鞠兴周在办理有关公司股权转让手续时非常缓慢，仅苏州励达公司的股权转让已经完成，其余公司股权转让均未完成。2012年2月，由于被告鞠兴周迟迟未办妥有关股权转让的手续，并对合作收益一拖再拖，双方发生分歧。2012年6月4日，被告鞠兴周授意“总公司”（并非实际存在的法律实体）行政部门发布通知，称原告于招军自2012年1月1日起不再担任总经理一职，总经理由被告鞠兴周兼任，此外，被告鞠兴周还授意公司信息技术部门将原告于招军公司邮箱取消，并从当月起停发原告于招军工资。此后，双方就解除《合作协议书》和合作期间的利润分配等事宜进行协商。后经原告于招军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原告于招军在履行总经理职务期间所收到的《合作协议书》所涉各公司财务资料的汇总，各公司2009年、2010年、2011年利润总额为人民币27，302，228.79元（以下币种除特别说明外，均为人民币）。另有相当于9，304，713.08元的收入未记入利润总额。据此，原、被告合作期间，原告于招军股权收益的公允值应为14，642，776.75元。原告于招军认为，《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原告于招军全面履行协议，被告鞠兴周却未能按约履行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和使原告于招军获得收益的义务，已构成违约，且被告鞠兴周无意继续履行协议，并已经同意解除协议，故原告于招军请求：一、判令解除原、被告2009年3月1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二、判令被告鞠兴周向原告于招军支付合作期间原告于招军应得的合作收益14，642，766.75元。
案件审理中，原告于招军称，2012年4、5月，原、被告双方就协议解除后被告鞠兴周应向原告于招军赔偿的金额进行多次磋商，最终，被告鞠兴周通过电子邮件明确表示同意赔偿原告于招军700万元，故原告于招军调整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鞠兴周向原告于招军支付合作期间原告于招军应得的合作收益700万元。
被告鞠兴周辩称，1、原告于招���请求解除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鞠兴周认可原告于招军自2009年1月1日起成为其名下诸多公司股东，持有被告鞠兴周名下所拥有股权的40%，并任命原告于招军为标的公司总经理。2009年至2011年期间，原告于招军不仅实质上获得了股东权利和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同时也享有由此带来的各种收益。但原告于招军从未依约向被告鞠兴周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于2012年提出辞职。原告于招军作为标的公司股东和管理者，在管理公司3年后解除协议，将经营公司的相关风险转嫁给被告鞠兴周，是不合法、不公平的。且被告鞠兴周未就解除协议与原告于招军达成一致。2、原告于招军要求被告鞠兴周支付2009年至2011年期间的收益无依据。原告于招军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出股利分配，不能越过公司要求同是股东的被告鞠兴周直接向其支付公司��利。原告于招军所提出的要求被告鞠兴周支付公司利润的诉讼，主体不适格，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于招军的起诉。而且，原告于招军虽举证双方就其退出公司事宜进行过讨论，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且原告于招军最初的诉讼请求并未依照协商内容提出，这也说明了原告于招军对于协商结果的不认同。综上，被告鞠兴周不同意原告于招军的诉讼请求。
针对被告鞠兴周的辩称，原告于招军解释称，原、被告双方已就协议解除达成一致，此后，原告于招军不再享有股东权利。现原告于招军基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向协议相对方，即被告鞠兴周主张原告于招军在合作期间应得的收益，有事实及合同依据。
原告于招军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1、《合作协议书》，证明双方权利义务关系；
2、上海励达公司、厦门励达��司、苏州励达公司、太仓市启星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仓启星公司”）企业登记档案材料，证明《合作协议书》所涉公司工商登记情况及股东情况；
3、电子邮件、通知两份，证明原告于招军曾担任上海励达公司、厦门励达公司、苏州励达公司总经理一职；
4、电子邮件，证明励达物流内部发文通知，自2012年1月1日起，原告于招军不再担任总经理一职，各公司总经理由被告鞠兴周兼任；
5、原、被告合作期间各公司财务数据、报表及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证明《合作协议书》所涉公司2009年、2010年、2011年利润总额为27，302，228.79元，另有9，304，713.08元现金收入未计入利润总额；
6、公证书，证明原、被告已就解除《合作协议书》达成一致，且被告鞠兴周同意补偿原告于招军700万元，原告于招军迫于无奈接受该金额。虽解除《合作协议书》的协议由于被告鞠兴周原因未签署，但被告鞠兴周补偿原告于招军700万元的意思是明确的。
被告鞠兴周对原告于招军所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3能够证明被告鞠兴周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原告于招军作为总经理享有上海励达公司、苏州励达公司及厦门励达公司的经营管理权，证据4能够证明原告于招军系基于自身原因辞职离开公司；对证据5不予认可，《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所依据的数据不真实、不准确，数据计算不符合会计准则的一般原则要求；对证据6中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存异议，经查询，被告鞠兴周仅查找到原告于招军于2012年4月17日下午向其发送的邮件，未查找到其他邮件，且该证据中被告鞠兴周于2012年5月4日向原告于招军所发送邮件的内容与事实不���，无法确定是被告鞠兴周所发送。
被告鞠兴周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1、《合作协议书》，证明双方权利义务关系；
2、上海励达公司档案机读材料；
3、苏州励达公司设立登记核定情况表；
4、厦门励达公司设立登记核定情况表，证据2－4证明被告鞠兴周2009年1月1日在上述三公司的持股情况；
5、《合营协议》、对账通启，证明《合作协议书》所约定的“华兴公司”的情况；
6、启星公司注册证明，证明《合作协议书》所约定的“香港公司”（即启星公司）的股权情况；
7、台湾励达公司变更登记表；
8、《股权转让协议》，证据7、8证明《合作协议书》所约定的“台湾公司”（即台湾励达公司）的股权情况；
9、苏州励达公司工商材料，证明被告鞠兴周依约将苏��励达公司40%股权转让给原告于招军；
10、太仓启星公司工商材料，证明被告鞠兴周依约履行协议，原、被告协商一致进行投资；
11、关于上海（苏州）励达公司组织结构的通知；
12、关于厦门励达公司组织结构的通知，证据11、12证明被告鞠兴周依约履行义务；
13、2011年10月30日、11月28日、11月30日电子邮件，证明原告于招军放弃受让厦门励达公司股权；
14、2011年11月21日、11月23日电子邮件，证明原告于招军作为股东要求向公司借款美元8万元，被告鞠兴周同意；
15、2012年2月2日电子邮件，证明原告于招军因自身原因辞职，而非与被告鞠兴周发生股权转让及收益分配的分歧；
16、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完税凭证、电脑发票，证明原告于招军至今占用公司车辆和电脑；
17、太仓启星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证明太仓启星公司股东任命原告于招军为公司监事，2012年2月以后，双方无原告于招军所述分歧；
18、上海励达公司2009年、2010年、2011年度年检报告；
19、厦门励达公司2009年、2010年、2011年度年检报告；
20、苏州励达公司2009年、2010年、2011年度年检报告，证据18-20证明三公司2008年底公司净资产额以及2009年至2011年度公司净利润；
21、上海励达公司、厦门励达公司、苏州励达公司、启星公司的公司章程，证明各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约定。
原告于招军对被告鞠兴周所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6不予确认，请求法院认定，但对被告鞠兴周所述启星公司股权状况无异议；对证据7、8无法确认；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0，原告于招军对其被任命为��仓启星公司监事一事不清楚；对证据11、1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因张漳松与被告鞠兴周就股权转让价格未达成一致，故当时未签署协议；对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原、被告对美元20万元利润进行分配，原告于招军获得美元8万元，被告鞠兴周获得美元12万元，该利润分配是在原告于招军一再要求下进行，仅是被告鞠兴周对《合作协议书》的部分履行，与原告于招军所提供的证据6中所反映的原告于招军已获得分红50万元相印证；对证据15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不认可，系被告鞠兴周回避与原告于招军见面，原告于招军以身体原因委婉提出辞职；证据16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7意见同证据10；对证据18-21真实性无异议。
案件审理中，本院于2013年12月9日根据原告于招军申请委托上海申洲大通会计师事务所有���公司对启星公司2009年度、2010年度和2011年度盈利情况进行司法审计，此后，被告鞠兴周亦申请对启星公司截至2008年12月31日的所有者权益进行司法审计。上海申洲大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5日出具申洲大通司法鉴定中心（2015）鉴字第0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
针对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于招军认为，1、“华冈款项美元81，699.21元”应付款系被告鞠兴周伪造，被告鞠兴周对此并未提供充分证据；2、“台湾滞箱费”根本不存在，被告鞠兴周针对该费用提供的证据均系虚假证据。此外，原告于招军还表示，被告鞠兴周提供的启星公司财务电子账簿均系事后制作，未提供账簿应附的原始记账凭证，原告于招军均不认可，但出于缩短诉讼时间、节约司法资源的考虑，原告于招军仅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以上两点异议，其他意见均认可。被告鞠兴周认为，其���为“华冈款项”、“台湾滞箱费”提供充分证据，两笔应付款系真实存在，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无其他异议。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于招军所提供的证据1－4、被告鞠兴周所提供的证据1-4、9、11-15、17-2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于招军所提供的证据6，本院认为，被告鞠兴周确认xzju@ld-
logistics.com系其所使用的邮箱，而根据被告鞠兴周提供的证据13-15，可以认定yuzj@ld-
logistics.com系原告于招军所使用的邮箱，在被告鞠兴周未提供反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份公证书所反映的邮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上述证据关联性以及其他证据的认定，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一并予以阐述。
根据本院认定的上述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2009年3月16日，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一、关于股权安排的协议。1、鞠兴周先生将原在其名下的上海励达、苏州励达、厦门励达、华兴公司、香港公司、台湾公司等诸企业的股权均出让40%予于招军先生，具体出让方式另行协商。2、双方商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形成合作关系，并视同为事实完成股权转让，以此时点起由双方按上述股比承担上述企业的股权损益。此条款不受股权转让的法律手续完成时间限制，但必须以于招军先生于2009年上半年到位为前提。3、上述股份包含2008年投入于华兴公司的美元60万元。二、关于股权购置的协议。1、股权价格由双方协商议定，原则上以上述公司2008年年底的净资产为依据。2、股权购置的方式：一旦确定股权价格之后，企业股权总价的40%为鞠兴周先生借予于招军先生的投资款。每年于招军先生分得之股利须首先用于归还鞠兴周先生之借款。三、关于股权转让的协议。1、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方持有的股权如欲转让第三人，需征得对方同意，对方有优先收购的权利。2、本条款所述之优先收购不适用于本次特定的股权购置方式。四、关于收益分配的协议。1、确定双方日常薪资标准，以月薪2至3万元为宜。具体薪资标准的确定以股权比例为依据。2、其余收益应在次年年初财务决算或审计完成后作为股利进行分配。五、关于财务管理模式的协议。双方商讨建立新的财务管理模式，并在双方同意的合适时点启用新的财务管理模式。六、关于分工合作的协议。1、合作范围内，如有特别重大事项（如投资、公司结构变化等），双方应达成一致意见后实施。2、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一般事项如有异议，以大股东意见为主。3、因特定原因，在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中，于招军先生可回避与原企业的接触。七、关于保密的协议。在于招军先生到位之前，双方应对本合作事项保密；一旦合作未果，双方应对本事项过程及企业所有情况保密。八、本协议的生效。1、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2、如双方合作组建合资公司，则可以合资公司合同章程的形式替代本协议。3、如于招军先生于2009年6月31日前未到位，则本协议（除保密条款）自动失效。
《合作协议书》所涉及的“上海励达、苏州励达、厦门励达、华兴公司、香港公司、台湾公司”情况如下：（1）“上海励达”即上海励达公司，上海励达公司系设立于2002年4月29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发起人股东及股权比例为：被告鞠兴周90%、案外人冯国英10%。（2）“苏州励达”即苏州励达公司，苏州励达公司系设立于2006年5月25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发起人股东为被告鞠兴周一人。（3）“厦门励达”即厦门励达公司，厦门励达公司系设立于2006年8��14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50万元，发起人股东及股权比例为：被告鞠兴周70%、案外人张漳松30%。（4）对于协议约定的“华兴公司”，被告鞠兴周解释称，华浩海运（香港）有限公司（设立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华浩香港公司”）与上海励达公司原准备设立华兴公司，后实际设立的为苏州华航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华航公司”）。苏州华航公司设立于2009年6月26日，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发起人股东及股权比例为：太仓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49%、华浩香港公司49%、福建华荣海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其中，启星公司通过华浩香港公司隐名持有苏州华航公司7.65%的股权。原告于招军对苏州华航公司的设立情况无异议，但认为是上海励达公司通过华浩香港公司隐名持有苏州华航公司7.65%的股权。（5）“香港公司”即设立于英属维京群岛的启星公司（KARSTARLIMITED），发起人股东为被告鞠兴周一人，被告鞠兴周担任董事。被告鞠兴周称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系被告鞠兴周妻子余平，原告于招军则认为余平并非启星公司实际控制人。（6）“台湾公司”系设立于台湾地区的台湾励达公司，台湾地区注册机构登记的公司股东为华浩船务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于台湾地区，以下简称“台湾华浩公司”），持有100%股权。被告鞠兴周称，台湾华浩公司确认其名下60%股权系代上海励达公司持有，原告于招军对此无异议。另，太仓启星公司系设立于2010年7月7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发起人股东及股权比例为：苏州励达公司70%、案外人韩郭斌30%。目前，苏州励达公司持有太仓启星公司100%股权。
2009年9月23日，“励达物流有限公司”内部发布“关于上海（苏州）励达��司组织结构的通知”，载明：上海（苏州）励达公司董事长为被告鞠兴周，总经理为原告于招军。2009年10月8日，“励达物流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厦门励达公司组织结构的通知”，载明：厦门励达公司董事长为被告鞠兴周，总经理为原告于招军。
2010年3月26日，被告鞠兴周办理将其名下苏州励达公司40%股权转让至原告于招军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变更后，苏州励达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及股权比例为：被告鞠兴周60%、原告于招军40%。
2011年10月30日、11月28日，原告于招军先后通过电子邮件向被告鞠兴周、张漳松发送其起草的厦门励达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此后，张漳松电子邮件回复原告于招军，表示同意协议。2012年9月12日，厦门励达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及股权比例变更为：被告鞠兴周70%、上海励达公司30%。
2011年11月20日，原告于招军向被告鞠兴周、余平发送电子邮件，称：上星期与鞠先生商量，由香港账户上提取美元20万元，按美元12万元：美元8万元分配。11月22日，余平电子邮件回复原告于招军，称：美元8万元今天汇出美元5万元，还有美元3万元明天支付。我们的美元12万元，加上未支取的工资……，我共汇了美元20万元，余额到时用人民币结给鞠先生就可以。
2012年2月2日，原告于招军向被告鞠兴周发送电子邮件，称因身体原因，提交辞职报告，辞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2012年4月17日，原告于招军向被告鞠兴周发送电子邮件，邮件附件为《协议书》一份，协议甲、乙双方分别为被告鞠兴周、原告于招军，载明：因乙方将退出甲方控制并运营的励达物流企业系统内各公司，甲、乙双方就如何兑现乙方加盟励达物流企业系统时，甲方向乙方承诺的各项条件进行了友好���商，现双方达成如下协议，本协议一经签署，立即生效：1、乙方自2012年5月份起退出励达物流系统各公司，不再担任各项职务，也不再拥有股东身份；2、甲方同意以个人名义补偿乙方900万元整；3、因2011年乙方已经获付50万元，故甲方实际应付乙方850万元。……。2014年4月21日，被告鞠兴周电子邮件回复原告于招军，邮件附件为修改过的《协议书》一份，载明：因乙方原因将退出甲方控制并运营的励达物流企业系统内各公司，甲、乙双方进行了友好协商，现双方达成如下协议，本协议一经签署，立即生效，2009年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书》将自动失效：1、乙方自2011年12月份起退出励达物流系统各公司，不再担任各项职务，也不再拥有股东身份；2、甲方同意每年按300万元总收入支付乙方。或按其原公司标准每年50万元以十年为限支付；3、因2011年乙方已经获付……，故���方实际应付乙方……，上述款项由甲方分三期支付……；4、为避免因违约对乙方造成损失，甲方同意，如甲方就上述三期付款的任何一期违约（未如期支付或未足额支付等），乙方即可要求甲方立即支付所有剩余未支付的款项；5、乙方在收到第一笔款项应积极配合甲方完成有关股权转让，如乙方原因不能完成，甲方有权停付剩余款项，并退还甲方付给乙方的所有款项；……7、乙方在其任总经理期间2009年6月至2011年12月，在甲方不知情况下所处理事项并对甲方控制并运营的励达物流企业系统内各公司造成影响及经济损失，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索赔……。2012年5月6日，原告于招军再次向被告鞠兴周发送电子邮件，称根据讨论的精神，其将协议进行了修改与简化，邮件附件《协议书》载明：因乙方原因将退出甲方控制并运营的励达物流企业系统内各公司，甲、乙双方进行了友好协商，现双方达成如下协议，本协议一经签署，立即生效，2009年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书》将自动失效：1、乙方自2012年5月份起退出励达物流系统各公司，不再担任各项职务，也不再拥有股东身份；2、甲方同意支付乙方700万元；3、因2011年乙方已经获付50万元，故甲方实际应付乙方700万元，上述700万元按如下方式支付：2012年5月支付500万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一个月内支付200万元；4、乙方在收到第一笔500万元款项后应立即出让其所持有的苏州励达公司股权，配合甲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如乙方原因而不能完成股权转让的，甲方有权停付剩余费用；……。次日，被告鞠兴周邮件回复原告于招军，称：“有关协议我看一下再给你回复，其中700万元我确认，现账户共美元168.20万元，本月上海和厦门各需20万元，张总80万元要从香港支付，由于运费条件改了，明基12月份还未收到，友达1月也没收到，所以你的款项只能分两次付，今年400万元，明年300万元。”
2012年6月4日，“励达物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向原告于招军等发送“关于励达公司人事调整的通知”的邮件，通知载明：“公司原经理于招军先生，因身体原因，自2012年1月1日起，不再担任励达公司总经理一职，总经理各项工作由公司董事长鞠兴周先生兼任。”通知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5月2日。
另，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材料以及被告鞠兴周的确认，上海励达公司2009年所有者权益合计初期余额为1，050，844.84元，2009年、2010年、2011年度净利润分别为：23，904.14元、24，830.20元、33，323.54元。苏州励达公司2009年所有者权益合计初期余额为4，486，539.69元，2009年、2010年、2011年度净利润分别为：0元、-344，522.89元、-609，918.29元。厦门励达公司2009年所有者���益合计初期余额为1，207，133.66元，2009年、2010年、2011年度净利润分别为：316，830.51元、-16，904.50元、41，277.01元。
上海申洲大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4年12月5日出具申洲大通司法鉴定中心（2015）鉴字第0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针对“华冈款项”，审计报告说明如下：“根据被告鞠兴周提供的资料（附件七），启星公司已经支付华冈款项50%，即514，705元，在本次鉴定中我们无法确定其余支付款项所属期间为2011年度成本，因此调减该款项50%即美元81，699.21元应付款和主营业务成本。”针对“台湾滞箱费”，审计报告说明如下：“根据被告鞠兴周提供的资料，滞箱费（超期用箱费用）系台湾华浩公司向上海励达公司收取的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度太仓-
台湾航线和厦门-
台湾航线在台湾超过期限使用集装箱货柜的费用。我们根据被告鞠兴周提供的联系方式向台湾华浩公司副总经理陈坚举先生（同时是苏州华航公司总经理）询证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超期用箱费用以及支付情况。我们收到台湾华浩公司关于超期用箱费用的回函，回函确认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度太仓-
台湾航线和厦门-
台湾航线累计超期用箱费用美元1，905，000元，其中美元500，000元已于2012年通过启星公司开设在HSBC的账户支付，其余美元1，405，000元尚未支付。询证函见附件十台湾华浩公司关于超期使用箱费的询证回函。同时被告鞠兴周提供了每次航线的集装箱使用费用和相应的超期使用费用的计算单据。鉴于，被告鞠兴周提供的台湾华浩公司与上海励达公司《台湾航线超期使用费结算协议》未注明签署日期、作为《台湾航线超期使用费结算协议》付款主体的上海励达公司是否在自身财务账册中对超期使用费进行列支或实际支付、实际支付美元50万元是由华浩香港公司出具相应发票而不是协议主体台湾华浩公司、滞箱费首次发生于2009年度支付时为2012年度、2010年和2011年度滞箱费至今尚未支付以及大量业务存在超期（计费超期天数远远超过免费使用期限）等诸多我们并不掌握的因素，因此台湾滞箱费作为特殊事项影响鉴定意见。”
对于启星公司的净利润，鉴定意见书具体说明如下：根据上述对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度利润相关项目的梳理，同时台湾滞箱费作为特殊事项，如果启星公司无法确认此项成本，我们认为此款项将对鉴定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调整后盈利情况，分两种情况列示：
事项金额金额
2009、2010和2011年度调整前净利润USD546，566.46USD546，566.46
华荣海运费减少主营业务成本增加长期投资额USD100，000.00USD100，000.00
应付华冈款减少主营业务成本USD81，699.21USD81，699.21
其他应付款软件费减少管理费用USD166，666.67USD166，666.67
应付台湾滞箱费减少主营业务成本USD1，905，000.00
调整后利润USD2，799，932.34USD894，932.34
按照2011／12／31汇率6.3折合成人民币RMB17，639，573.74RMB5，638，073.74
调整对苏州华航投资收益RMB-831，714.00RMB-831，714.00
2009、2010和2011年度调整后净利润RMB16，807，859.74RMB4，806，359.74
另，对于净利润，鉴定意见书分年度列示如下：
事项不确认台湾滞箱费确认台湾滞箱费
2009年度净利润RMB6，706，591.95RMB3，556，591.95
2010年度净利润RMB3，658，246.38RMB4，246.38
2011年度净利润RMB6，443，021.41RMB1，245，521.41
合计RMB16，807，859.74RMB4，806，359.74
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1、启星公司2008年12月31日所有者权益为2，465，134.62元；2、启星公司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度净利润（确认台湾滞箱费）为4，806，359.74元；3、启星公司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度净利润（不确认台湾滞箱费）为16，807，859.74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原告于招军基于其与被告鞠兴周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以被告鞠兴周违反协议约定的义务、造成其可得利益损失为由提起的合同之诉。原告于招军以鞠兴周为被告提起的本案诉讼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被告鞠兴周系本案适格诉讼主体。被告鞠兴周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于招军的起诉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争议集中于：一、鉴定意见书中的“华冈款项”及“台湾滞箱费”是否应列为启星公司应付款；二、原告于招军请求解除《合作协议书》的诉请是否应当支持；三、被告鞠兴周是否应向原告于招军支付700万元。
关于争议焦点一。对“华冈款项”，被告鞠兴周解释称，厦门市华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冈公司”）开发客户“明基材料”后，由于资质原因，相关业务由上海励达公司投标、操作，业务完成后，上海励达公司需向华冈公司支付利润佣金。上述业务发生于2011年7月至12月，上海励达公司于2012年3月、5月向华冈公司支付利润佣金50余万元，于2013年支付剩余利润佣金50余万元。针对该笔费用，被告鞠兴周在审计过程中向审计单位提供以下材料：1、明基华冈结算毛利表；2、华冈公司苏州分公司向上海励达公司开具的总金额为514，705元的发票4份；3、付款人为上海励达公司、收款人为华冈公司、总金额为960，902元的银行凭证3份。原告于招军认为，被告鞠兴周所称的业务其并不知晓，不认可其真实性，且司法审计的事项是启星公司利润，以上海励达公司的发票作为启星公司应付款的依据与财务规定不符。本院认为，根据被告鞠兴周的解释，上述费用系基于上海励达公司与华冈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所发生，但被告鞠兴周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所称业务的具体情况包括实际发生时间以及利润佣金的计算依据，且上海励达公司与启星公司系各自独立的法人，在上海励达公司已于2012年对外支付该笔款项的情况下，被告鞠兴周认为该款项系启星公司2011年应付款缺乏依据，本院难以认定，该笔费用不应列为启星公司2011年的应付款。
对“台湾滞箱费”，被告鞠兴周解释称，滞箱费系台湾华浩公司向上海励达公司收取的2009年、2010年、2011年度太仓-台湾航线和厦门-
台湾航线在台湾超过期限使用集装箱货柜的费用。根据台湾华浩公司与上海励达公司签订的《台湾航线超期使用费结算协议》以及《华浩船务-
台湾货柜延迟费计价表》，台湾华浩公司于2009年、2010年、2011年底分别就航线使用集装箱超期费用向启星公司结算，结算金额分别：2009年美元50万元、2010年美元58万元、2011年美元82.5万元。2012年7月，启星公司向台湾华浩公司支付2009年滞箱费美元50万元。针对该笔费用，被告鞠兴周在审计过程中向审计单位提供以下材料：1、《台湾航线超期使用费结算协议》；2、《华浩船务-
台湾货柜延迟费计价表》；3、超期用箱费通知单三份；4、汇丰银行理财账户结单；5、华浩香港公司出具的发票。原告于招军认为，被告鞠兴周提供的上述材料均系虚假。本院认为，被告鞠兴周提供的台湾华浩公司与上海励达公司签订的《台湾航线超期使用费结算协议》中，既未约定协议期限，亦无注明协议签署日，本院对其形成时间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难以认定。被告鞠兴周称其提供��三份“超期用箱费通知单”均为台湾华浩公司向其发送的传真，但三份通知单均系复印件，被告鞠兴周并未提供证明三份通知单来源的证据，且无其他证据证明三份通知单所载明的滞箱费金额的收费依据，本院对三份通知单亦难以认定。而“汇丰银行理财账户结单”并无反映美元50万元具体收款人的内容，无法证明该笔款项的支付对象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至于审计单位所收到的询证函回复，审计单位系在根据被告鞠兴周提供的台湾华浩公司联系方式向其发送询证函后，收到该回复函件，鉴于被告鞠兴周未举证证明该联系方式的准确性，亦难以确定该函件的形成地点，本院对该回复函件的真实性难以认定。而且，根据被告鞠兴周的陈述，被告鞠兴周担任股东的上海励达公司与台湾华浩公司具有合作关系，在此情况下，即便台湾华浩公司确认上海励达公司或启星公司尚欠其滞箱费，仅凭其确认亦不足以到达被告鞠兴周的证明目的。综上，对于被告鞠兴周所主张的启星公司应向台湾华浩公司支付的滞箱费，本院亦难以认定，该笔费用不应列为启星公司的应付款。
综上，结合原、被告对鉴定意见书的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启星公司2008年12月31日所有者权益为2，465，134.62元，启星公司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度净利润为17，322，564.74元，其中2009年、2010年、2011年度净利润分别为6，706，591.95元、3，658，246.38元、6，957，726.41元。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原、被告签署的《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遵守。根据协议的约定，双方系以六家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及原告于招军担任公司总经理的形式进行合作，被告鞠兴周将六家标的公司40%的股权转让��原告于招军，原告于招军受让上述股权并负责管理公司后，除了日常薪资，自2009年1月1日起每年按照40%的比例获取股利，并在获取股利后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对原告于招军而言，其签订《合作协议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受让股权以及负责管理公司的工作，获得相应股权收益。
对于协议所约定的股权收益，本院认为，标的公司利润应当由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向股东发放。对于被告鞠兴周在协议签订时持有全部股权的公司，如苏州励达公司、启星公司，被告鞠兴周有能力基于协议约定，履行其义务，促成公司利润的发放。而对于被告鞠兴周未持有全部股权的公司，被告鞠兴周无权直接对公司利润分配作出决定，但仍应依协议约定促成公司利润的发放，进而确保原告于招军利益的实现。在原告于招军依约履行协议的2009年至2011年间，虽上海励达公司、厦门励达公司净利润较少，但启星公司每年均有较大金额的净利润，即便扣除苏州励达公司的亏损，原告于招军在2009年至2011年间按照40%的持股比例仍可获得较大金额的收益，该收益远高于按照2008年底上海励达公司、苏州励达公司、厦门励达公司及启星公司所有者权益40%计算的股权转让款。但上述有净利润的公司均未向股东发放利润，被告鞠兴周作为上海励达公司、厦门励达公司的股东，作为启星公司的唯一股东，亦未促成公司利润的发放。对于台湾励达公司及苏州华航公司，被告鞠兴周并未直接持有其股权，而是通过上海励达公司或启星公司间接、隐名持有股权，本案中，被告鞠兴周无证据证明其已依约促使或有能力促成原告于招军成为直接持有台湾励达公司、苏州华航公司40%股权的股东，故两公司净利润不在上述可分配利润考虑范畴。作为���合作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被告鞠兴周的行为致使原告于招军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在此情况下，原告于招军有权通知被告鞠兴周解除协议。案件审理中，被告鞠兴周称，原、被告2012年并无矛盾，原告于招军系基于身体原因辞去总经理职务。对被告鞠兴周的上述陈述，原告于招军不予认可，并称因被告鞠兴周不履行协议义务，且回避与原告于招军见面，原告于招军认为协议目的难以实现，无意合作，故以身体原因委婉提出辞职。本院认为，根据本院上述认定，原告于招军于2009年至2011年依约履行协议而未获得协议所约定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原告于招军的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而且，被告鞠兴周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即便原告于招军系自行辞去总经理职务，其辞职行为亦不影响对被告鞠兴周根本违约的认定。
根据本院分析，原、被告双方系以六家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及原告于招军担任公司总经理的形式进行合作，原告于招军在其于2012年4月17日向被告鞠兴周发送的邮件中明确提出“不再担任各项职务，不再享有股东身份”，其结束双方合作、解除《合作协议书》的意愿明确，根据被告鞠兴周2012年4月21日所回复的邮件内容，被告鞠兴周亦知晓原告于招军该意愿。据此，本院认为，原告于招军2012年4月17日发送的邮件可认定为其向被告鞠兴周提出的解除协议的通知。在被告鞠兴周未提供相应反证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原告于招军所发送的上述邮件系于邮件发送当日到达被告鞠兴周的邮件系统。被告鞠兴周在收到原告于招军上述邮件后，未对协议解除提出异议，仅就支付金额等问题与原告于招军磋商，且于2012年6月4日在公司内部发送通知，罢免原告于招军总经理职务。鉴于《合作协议书》未对协议解除异议���作出约定，而被告鞠兴周在原告于招军解除协议的通知到达其邮箱系统后三个月内未提出异议，本院确认，《合作协议书》于原告于招军所发送的上述邮件到达被告鞠兴周邮件系统时，即2012年4月17日解除。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被告鞠兴周在《合作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存在根本违约的情形，对因此所造成的原告于招军的可得利益损失，被告鞠兴周应予以赔偿。针对原告于招军2012年5月6日向被告鞠兴周发送的协商补偿金额的邮件，被告鞠兴周次日通过回复邮件明确认可向原告于招军支付700万元并承诺付款的时间，该邮件系被告鞠兴周真实意思表示，自邮件到达原告于招军邮件系统时即对双方发生约束力。尽管原告于招军提起本案诉讼时的诉请金额系根据其自行统计的各标的公司的收益金额计算所得，但案件审理中，原告于招军依据被告鞠兴周上述��复邮件的内容，自行调整其诉讼请求，原告于招军的行为并不影响被告鞠兴周向原告于招军所作出的承诺的效力以及双方就补偿金额协商一致的效力。而且，根据本院上述认定的启星公司2009年至2011年度净利润以及上海励达公司、厦门励达公司、苏州励达公司年检报告所反映的三公司2009年至2011年度净利润，被告鞠兴周应向原告于招军支付的700万元金额与上述四公司2009年至2011年净利润的40%基本相符，并未过分高于被告鞠兴周所造成的原告于招军的损失。《合作协议书》解除后，原告于招军不再担任总经理职务，未行使股东权利、享受股东利益，且在本案中，原告于招军亦同意配合办理将其名下苏州励达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鞠兴周名下的手续，在此情况下，原告于招军要求被告鞠兴周向其支付700万元的诉请，与法无悖，本院可予支持。
被告鞠兴周��为，原告于招军作为公司股东和管理者，在管理公司三年后解除协议，将经营公司的相关风险转嫁给被告鞠兴周不合法、不公平。对于被告鞠兴周的上述观点，本院认为，若被告鞠兴周认为原告于招军作为公司高管期间，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违反高管忠实义务及勤勉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进而损害被告鞠兴周的利益，被告鞠兴周可另行向原告于招军主张权利。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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