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4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林伯良，住广州市花都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惠颜，住广州市花都区。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方明，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梁妙英，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蓝燕山，住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代理人：钟建春，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邝肖霞，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伯良、徐惠颜因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蓝燕山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3)穗花法民二初字第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合作体及相关企业情况。（一）合作体成立及经营情况。2012年4月3日，蓝燕山与林伯良签订《合作协议》，就合作投资经营卡拉OK（夜总会）等事宜进行约定，蓝燕山为协议甲方，林伯良为协议乙方。《合作协议》约定：1.地点：广州花都区狮岭镇杨一村（新华镇建设北路花都区皮具人才市场旁）现利某得乐水疗场所二层部分，约2500平方米；2.合作经营。双方共同承租上述场所作经营卡拉OK用途，租期、租金按利某得乐与黄某、杨某乙签订租赁合同收费标准执行；3.双方合作经营的卡拉OK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4.资金投入及股权分配：甲、乙双方各投入人民币200万元，各占股权50%。如超出投资金额由甲方出面借贷（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收取），卡拉OK双方股东共同承担借贷债务及借贷费用；……6.财务管理：甲、乙双方各安排一名财务人员负责财务工作，严格按照企业财务管理方法执行；7.费用摊分：A.卡拉OK经营场所产生耗电（空调用电除外）、税费自行负担。B.需增加停车场及保安人员按实际费用约定摊分。C.公共通道、大堂……空调用电、用水等，卡拉OK按每月23800元支付给利某得乐，作为卡拉OK全包摊分费用。D.卡拉OK一次性支付80000元给利某得乐，作为消防前期投入补偿。上述协议签订后，蓝燕山与林伯良以“广州至尊会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尊会KTV）、“广州宝藏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藏娱乐）的名义对外经营。2012年4月10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花都分局预先核准，住所地设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北路的企业名称为“广州宝藏娱乐有限公司”，投资人为蓝某甲，预先核准的企业名称保留期至2012年10月7日，保留期内名称不得用于经营活动，经设立登记并颁发营业执照后企业名称正式生效，许可经营项目为经营卡拉OK。2013年7月12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花都分局电脑检索，至尊会KTV与宝藏娱乐均未查到有开业登记资料。合作体从2012年7月开始试营业，没有设立合作体专门银行帐户用于合作体的流动资金往来，部分款项通过广州市君利乐休闲沐足有限公司的账号进行收支往来。肖某、蒋某等是合作体聘请的工作人员。2012年8月30日，蓝燕山与林伯良就KTV投入进行对帐结算，双方并在结算凭证《KTV投入（2012年8月30日止）》签名确认，该结算凭证确认KTV投入的内容包括：（1）2012年5月、6月份分别向酒店缴租金39996元；（2）2012年7月份向酒店缴租金52170元；（3）2012年8月份向酒店缴租金132789元；（4）工程款（原林借）350000元；（5）2012年5/6/7月份员工工资114117元；（6）一次性补偿428260元，上述为蓝燕山的投入；此外蓝燕山另投入2849373元。双方确认：蓝燕山投入共计4006701元，林伯良投入合计1171024元，蓝燕山比林伯良多投入2835677元。另2012年9月份起每月应向酒店缴交141189元。蓝燕山与林伯良均在结算凭证上签名确认同，肖某作为证明人在该结算凭证上签名。该结算凭证中所指的“酒店”指的是君利乐公司。结算后即自2012年9月1日起，林伯良认为其没有再参与合作体的经营事务，蓝燕山对此事实不予确认。合作体于2013年2月底结束营业，但相关的设备仍存放于经营场所内。诉讼中，经原审法院释明，经蓝燕山与林伯良双方协议对合作体留存资产进行清点处理，双方均于2015年1月份向原审法院书面确认合作体的全部财产已处理完毕，并确认不需要原审法院就合作体剩余的财产再进行处理。（二）广州市君利乐休闲沐足有限公司相关情况。广州市君利乐休闲沐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利乐公司，对外经营也称利某得乐水疗）于2011年8月18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蓝某甲，股东包括匡某、蓝某甲、蓝某乙。经营地址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杨一村建设北路218号2-3楼。君利乐公司股东匡某、蓝某乙向原审法院出具书面证明，拟证明蓝燕山与林伯良合作经营利某得乐至尊会KTV夜总会期间，合伙体应付给君利乐公司的全部款项为蓝燕山以君利乐公司名义出资，款项属于蓝燕山所有。匡某、蓝某乙没有到庭作证，林伯良对其书面证言不予认可。蓝燕山向原审法院申请蓝某甲出庭作证。经原审法院准许，证人蓝某甲出庭作证，证明：蓝某甲为蓝燕山侄子，利某得乐公司指的就是君利乐公司，实为蓝燕山出资设立，以蓝某甲名义申办营业执照，蓝某甲没有参与至尊会KTV及君利乐公司的经营。蓝燕山向原审法院申请王某乙出庭作证。经原审法院准许，证人王某乙出庭作证，证明：王某乙曾于2012年9月至2014年3月在君利乐公司任出纳，至尊会KTV与君利乐公司的账目均由王某乙管理，期间所有的支出均由蓝燕山支出，至尊会KTV的款项支出多由君利乐公司出资。
二、审计情况。诉讼中，2013年7月10日，蓝燕山向原审法院提交《清算申请书》，申请原审法院指定相关人员对蓝燕山、林伯良在合作经营期间的全部投资、支出等各项费用进行审计。为此原审法院给双方当事人重新指定举证时间，并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供双方合作期间的经营材料供审计。2013年9月10日，原审法院通过摇珠选定广东新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案审计机构，并于9月17日告知双方当事人，再次要求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9月30日前向原审法院提交审计所需的相关材料。2013年10月8日，广东新华会计师事务所向原审法院提交《审计资料清单》要求双方当事人按照清单所列项目提交审计所需材料。2013年10月12日，原审法院就双方提交审计的材料进行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交的材料分别发表质证意见。2014年1月6日，应审计机构的要求，原审法院组织审计机构及蓝燕山、林伯良双方到涉案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查勘，经审计机构查勘，确认利某得乐水疗OK夜总会投入共包括广告牌、空调、音箱设备、星网视易系统、装修等，双方当事人对审计机构的查勘予以确认。2014年1月6日至8日，原审法院组织蓝燕山、林伯良双方以及审计人员共同对双方提交的审计材料原件进行核对，审计人员还听取了蓝燕山、林伯良双方对资料的意见。2014年1月21日，蓝燕山、林伯良双方与审计人员再次前往涉案经营场所进行查勘。审计过程中，审计机构针对蓝燕山、林伯良对鉴定事项的意见，向原审法院提交《鉴定事项异议情况表》，就鉴定相关事项向蓝燕山、林伯良回复。其中，《鉴定事项异议情况表》第二大类成某费用支出中包括：2012年支出第7项08月工资、第17项09月工资、第35项10月份工资、第36项11月份工资、第65项12月份工资，2013年期间的第7项1月份工资、第39项01、02月员工工资等多项支出，审计机构在备注栏备注“提供明细表后确认”或“提供签名表后确认”，确认将该部分支出列入审计范围。此外，《鉴定事项异议情况表》出现多项“月缴费”，2013年3月至7月的月缴费53789元/月审计机构以“02月已停业经营”为由不予列入审计范围；治安罚款以没有原件为由没有列入审计范围。另，经广东省财政厅批准，广东新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另外两间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改组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2014年9月23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就本案合伙事务作出《专项审计报告》，对蓝燕山与林伯良合作经营KTV夜总会期间，双方各自的出资、经营期间的盈亏状况、对外产生的债权、债务进行司法审计。审计结论：（一）利某得乐KTV合作经营期间，蓝燕山出资3850934元，林伯良出资1112811元；（二）利某得乐KTV合作经营期间，合作体收入为3879407元，成某费用总额为5198343.52元，利润总额为-1318936.52元；（三）合作体经营期间工程合同项目产生的债务余额为246724元；（四）合作体经营期间与供应商产生的债务总额为556917元。此外，合作体产生的其他债务还包括：KTV客户挂账消费产生的应收款余额133129元、应收花都区建设路押金18000元、应收小姐房宿舍押金20000元及应付“利某得乐公司”往来款1406463.52元。其中，专项审计报告附件一蓝燕山出资情况审核表第12、14、28、44项曙之光装修工程款四项共计145万元为蓝燕山出资；附件五当中第4-8项为曙之光装修工程款（邹某河），列明已付款共计335万元，其中4-7项已作为蓝燕山出资计入附件一，另外190万元未作为蓝燕山或林伯良出资，同时备注2013年4月23日邹某河已书面确认装修工程款已付清。针对审计结论，蓝燕山与林伯良分别就相关事项再提出异议。2014年11月17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针对蓝燕山与林伯良的异议事项，作出了相关书面说明。其中第三部分针对林伯良异议事项的具体说明第一项明确：“合作体其他债务-
应付利某得乐公司往来款1406463.52元的确认依据：利某得乐KTV与原告方经营的利某得乐公司帐项未严格划分，根据我们审核后的报表数据及会计的基本原理计算得出”。另，审计报告当中的“利某得乐KTV”为蓝燕山与林伯良经营的合作体，“利某得乐公司”为君利乐公司。
三、合作体经营场所的租赁情况。2010年9月1日，蓝燕山与案外人杨某乙签订《租赁合同》，就租赁花都区建设北路黄岭经济社旧庄的三层半商业楼（合兴酒店对面）首层505㎡，二三四楼约7673㎡达成相关租赁事宜：租金自2011年3月1日起计至2021年2月28日止；约定的租赁及付款方式为：首层每月第平方米70元正，二、三、四楼每月每平方米13元正，合计租金每年160万元。每三年递增10%，按季度交租……2011年1月1日，蓝燕山与案外人杨庆波签订《黄岭商业楼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在原租赁商业楼三层结构的基础上，加建第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层，加建面积为2000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租金13元正，每月租金为26000元正……蓝燕山向原审法院提交《租铺合同》一份，拟证明：2011年6月1日，君利乐公司股东匡某与案外人杨某乙签订《租铺合同》，约定杨某乙将座落于狮岭镇杨赤线杨一小学对面11商铺租赁给匡某使用，租赁期限自2011年7月8日至2014年7月7日，租金每月7200元。2011年8月9日，花都区狮岭镇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芙蓉办事处出具证明，证实：“根据出租屋综合指挥部对出租房屋进行门牌编订的规定及要求，我中心对原无门牌编号的‘花都区建设北路东（合兴酒店对面）’以及‘花都区新华街建设北路狮岭镇杨一村黄岭经济社旧庄（合兴酒店对面）’统一编订出租屋门牌为‘杨一村建设北路218号2-3楼’，三个地址实为同一建筑物”。君利乐公司及合作体的经营场所均位于前述地址的商业楼内。
蓝燕山在庭审中陈述称，除支付合作体营业期间租金外，蓝燕山向出租方也支付了2013年3月至2014年4月共13个月的租金。蓝燕山提交一份杨某乙签名的证明：证实自2012年6月起，蓝燕山、林伯良向杨庆波租赁位于广州市花都区建设北路的商业楼（即合兴酒店对面）二楼开办宝藏娱乐有限公司，其租金一直支付至2014年3月31日，租金在2014年2月份之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出租方的收款人为卢某，收款账号为：09×××44。另，蓝燕山、林伯良合作期间还租赁11号商铺，商铺租金也一直支付至2014年3月，收款人及收款方式与上述相同。并提供卢某收款帐户明细，其中记录蓝燕山分别于2012年12月6日、2013年3月11日、2013年6月7日、2013年9月11日通过其个人帐户向卢某收款帐户转帐支付租金，每次支付数额为509847元，共计支付2039388元；另，案外人蓝某丙于2013年12月11日向卢某收款帐户转账509847元，蓝燕山主张该款为其委托蓝某丙代为支付的租金。经原审法院向案外人杨某乙、黄某就合作体的租赁场地进行调查，查明：合作体经营所在房屋由杨某乙与黄某整体租赁给蓝燕山使用，具体的租赁事宜按照杨某乙与蓝燕山于2010年9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执行。租金按整幢收取，没有区分至尊会KTV还是君利乐公司租金。租金支付至2014年3月份，已全部收齐，出租方委托卢某收取租金。
四、林伯良与徐惠颜关系。林伯良与徐惠颜于1993年2月23日登记结婚，现夫妻婚姻关系存续。
五、蓝燕山本诉部分各项构成及相关证据及与审计相关情况。除双方确认的结算凭证及审计报告确认的出资，蓝燕山认为其额外出资包括：（一）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4月23日，通过蓝燕山和蓝某甲个人银行转账支付工人工资以及工程款还有治安大队的罚款共计3427429元。其中工资是1547429元，在9、10、11、12月、2013年1、2月的财务报表中显示；罚款80000元于2012年12月28日产生，在2013年2月的报表显示，也是由蓝燕山支出；装修工程款180万。（二）2013年3月之后至2014年3月的租金792857元，因为双方发生纠纷，停止经营，租赁合同没有解除而产生的租赁费用。（三）应该付给君利乐公司的款项实际是蓝燕山的出资，该笔款项是1406463.52元。针对上述蓝燕山主张的额外出资，查明以下事实：1.2012年9月至2013年2月期间工资：2012年9月至2013年2月工资共计1547429元，通过蓝某甲帐户向合作体的员工转帐支付。审计机构通过《鉴定事项异议情况表》确认将该部分支出列入已审计范围，专项审计报告没有将该期间工资列为蓝燕山个人出资。2.关于罚款8万元。2012年12月19日，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花公（消）决字[2012]第8176号，查明“由蓝某甲投资的广州宝藏娱乐有限公司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擅自营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五有的规定”，决定“责令广州宝藏娱乐有限公司停产停业并处罚款捌万元”。蓝燕山在被处罚人栏签名。2012年12月28日，蓝金财向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治安大队缴交罚款8万元，并取得相应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经调查，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5日、9日分别向本案当事人送达从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治安大队调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林伯良对于《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80000元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否认合作体因此停产停业。审计过程中，当事人未提供罚款凭证原件，专项审计报告未将罚款80000元列入审计范围。3.关于工程款180万元。蓝燕山陈述，该款为蓝燕山已支付但为合作体应付给案外人邹某河的工程款，即《专项审计报告》所指的曙之光装修工程款。《专项审计报告》附件五中记载的曙之光装修工程项目总价款为365万元，已付款335万元，其中145万元在附件一中列为蓝燕山个人出资，余下已付款项未作为蓝燕山或林伯良出资。另，从蓝燕山提交审计的有邹某河签收的收款凭条反映，邹某河签名确认收到工程款共计335万元，其中在2012年5月至2013年2月期间收到款项213万元，于2013年4月23日收款122万元。蓝燕山提交一张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凭证》，该《业务凭证》记载：2013年4月23日，蓝燕山从其个人帐户62×××06向邹某河收款帐户62×××17转帐122万元。4.关于合作体停业后的租金。至尊会KTV营业时间至2013年2月。在蓝燕山提交供审计用的材料中：１.材料《至尊会KTV2012年9月份费用及营业外收入》（二）第265页KTV2012年9月缴费说明，右下角有肖某字样的签名，记载有：2012年9月应缴交给君利乐公司的费用合计113889元，包括一楼副电梯铺费用6806元、一至三楼KTV费用、公共分摊费用23800元及其它公共用电及清洁承包费等费用；２.材料《至尊会KTV2012年10月份费用及营业外收入》（一）第73页KTV2012年10月缴费说明，右下角有肖某、蒋某字样的签名，记载有：2012年10月应缴交给君利乐公司的费用合计110889元，包括一楼副电梯铺费用6806元、一至三楼KTV费用、公共分摊费用23800元及其它公共用电及清洁承包费等费用；3.材料《至尊会KTV2012年11月份费用及营业外收入》第266页KTV2011年11月缴费说明，右下角有肖某字样的签名，记载有：2012年11月应缴交给君利乐公司的费用合计110889元，包括一楼副电梯铺费用6806元、一至三楼KTV费用、公共分摊费用23800元及其它公共用电及清洁承包费等费用；4.材料《至尊会KTV2013年1月份费用及营业外收入》第147页记录了当月的应缴给君利乐公司费用为104389元；5.材料《至尊会KTV2013年2月份费用及营业外收入》：第88页KTV2013年02月缴费说明记载当月应缴交给君利乐公司费用合计82139元，包括一楼副电梯铺费用6806元、一至三楼KTV费用、公共分摊费用23800元及其它公共用电费用，没有清洁承包费；第96页KTV2013年3月缴费说明记载的费用合计53789元，包括一楼副电梯铺费用6806元、一至三楼KTV费用，没有公共分摊费用及公共用电费用，也没有清洁承包费；同样，第98页、102页分别记载2013年4月、5月的应缴费用，每月缴交的金额与缴费内容与2013年3月一致。2013年2月至5月的缴费说明右下角均有肖某字样的签名。审计机构没有将2013年2月后产生的每月月缴费53789元列入审计范围，理由是合作体已于2013年2月停止经营。在合作体停业后，蓝燕山仍就合作体及君利乐公司占用的场所向出租方支付租金，支付至2014年3月止，共计13个月。6.关于应付给君利乐公司的出资1406463.52元。《专项审计报告》第七页第四、第五行内容为：“2、截止到2013年2月28日，合作体产生的其他债务情况如下：应付利某得乐公司往来款1406463.52元”。后审计机构针对蓝燕山与林伯良提出的异议事项，作出说明，针对该往来款的说明为：“利某得乐KTV与原告方经营的利某得乐公司账项未严格划分，根据我们审核后的报表数据及会计的基本原理计算得出”。另，蓝燕山不是君利乐公司登记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君利乐公司的股东或提交书面证言或出庭作证，证实该往来款为蓝燕山个人出资，但对此未提供证据。诉讼中，林伯良提起反诉，认为蓝燕山欺骗其投资，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要求蓝燕山向其返还1171024元投资款及利息。
七、保全情况。诉讼中，蓝燕山向原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林伯良、徐惠颜价值186万元的财产，并提供房产为申请财产保全作担保。原审法院依法作出（2013）穗花法民二初字第589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担保房产及林伯良的房产；林伯良向原审法院提出证据保全申请，请求查封蓝燕山与林伯良合伙组织的相关财务会计凭证，徐惠颜提供号牌号码为粤A×××××轿车为申请证据保全作担保，原审法院依法作出（2013）穗花法民二初字第589-2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担保车辆及电脑主机五台。
蓝燕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林伯良支付蓝燕山投资款4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3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暂计至2014年9月30日，约282596.58元；2.徐惠颜对上述欠款及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3.由林伯良、徐惠颜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林伯良原审反诉请求：1.蓝燕山向某良返还1171024元及利息10000元（暂计，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反诉费用由蓝燕山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蓝燕山与林伯良经协商，基于合作投资经营卡拉OK等事宜签订的书面《合作协议》，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依此开展商事经营。《合作协议》约定由蓝燕山与林伯良两人提供资金，合作经营卡拉OK，并约定各自出资数额、比例分担、财务管理、合伙份额转让等，双方均予以认可。而事实上，合作体已开展具体经营业务，经营期间持续一年有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蓝燕山与林伯良之间签有书面合伙协议，虽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分核准登记，但已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原审法院认定蓝燕山与林伯良之间合作经营卡拉OK的关系为合伙关系，其合伙关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进行调整。（一）关于蓝燕山与林伯良合伙约定的出资比例及债务承担比例。蓝燕山与林伯良合伙经营卡拉OK,按双方约定开展经营业务，现经营中产生亏损，当事人内部之间对合伙事务的出资比例及出资数额、债务承担比例等产生争议。为解决本案纠纷，应先行确定蓝燕山与林伯良各自的出资比例及债务承担比例。本案蓝燕山与林伯良签有《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的出资比例为：“甲、乙双方各投入人民币200万元，各占股权50%。如超出投资金额由甲方出面借贷（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收取），卡拉OK双方股东共同承担借贷债务及借贷费用”。甲方为蓝燕山，乙方为林伯良，通过该约定可以认定：1.蓝燕山出资比例为合作体总出资的50%，林伯良出资比例为合作体总出资的50%，两人出资比例相等；2.蓝燕山与林伯良两人约定对合作体经营进行前期资金投入，各投入200万元，合计400万元；3.如蓝燕山与林伯良合计400万元前期资金投入不足以支撑合作体运营，则由蓝燕山对外筹集资金，并支付相应利息；4.蓝燕山对外筹集并用于合作体运营的资金属于蓝燕山、林伯良的共同债务，由蓝燕山、林伯良两人共同承担。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47条规定：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据此，蓝燕山与林伯良的出资比例均为50%，对外债务承担比例也为50%。（二）关于蓝燕山与林伯良实际的出资数额。蓝燕山与林伯良两人对于合作体的资金投入，原于2013年8月30日进行结算，双方签订《KTV投入（2012年8月30日止）》，确认蓝燕山投入数额为4006701元，林伯良投入数额为1171024元，蓝燕山比林伯良多投入2835677元。由于合作体经营自2012年7月持续至2013年2月，该结算并不能全面反映经营过程的全部出资数据。根据蓝燕山的申请，也为了全面查清合伙双方各自的出资、经营期间盈亏及对外的债权债务等，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广州分所进行司法审计，出具审计报告。审计机构自2013年9月接受司法委托后，给予双方当事人充足提交审计材料的时间，通过核查会计凭证、现场查验，并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历时一年，作出《专项审计报告》。该《专项审计报告》是审计机构依法进行的司法审计，除部分事实经审计因未提交原件及不属经营期间投入等原因不予认定外，审计报告披露合作体股东各自出资、合作经营期间收支、成某、利润、债权、债务等情况，详细具体，于法有据。原审法院对合作体经营期间的出资、债务等数据以审计报告为基础结合相关事实进行认定，超出经营期间外的投入、债务等结合相关证据及事实进行认定，并据此确定蓝燕山与林伯良各自的出资。
审计报告确认蓝燕山经营期间的出资为3850934元，除此之外，蓝燕山还主张存在其它额外出资，对其主张额外出资的部分，原审法院逐一进行分析：1.关于2012年9月至2013年2月工资1547429元。该工资支出在2012年9月至2013年2月期间，属于经营期间的成某费用支出，审计报告已将该部分支出列入审计范围，但并未作为蓝燕山支出。鉴于合伙体经营期间的所有款项收支，均未使用专用帐户，多笔经营所需款项使用君利乐公司帐户、蓝某甲帐户及蓝燕山帐户等不同帐户支出，所有经营收入亦未使用专用帐户运转，财务管理极不严谨规范。因该工资支出为经营期间的工资支出、并非蓝燕山个人帐户开出，同时已列入审计范围内且经审计认定并非蓝燕山个人出支，原审法院认为蓝燕山主张该工资支出为其审计外的额外支出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2.关于罚款8万元。因当事人未提交相关原件导致审计机构不确认该8万元为合作体经营期间的支出，但合作体经营期间因“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擅自营业”被公安机关处罚并缴纳罚款的事实经核实后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而蓝燕山委托蓝某甲已缴交该罚款并取得凭证，该罚款为合作体经营期间的支出，应由合伙当事人共同承担。蓝燕山主张公安机关罚款8万元为其审计外的支出，原审法院予以认定；3.关于工程款180万元。该工程款属于案外人邹某河应收的“曙之光工程款”一部分。合作体经营期间共向邹某河支付工程款合计213万元，其中145万元经审计作为蓝燕山出资。此后，2013年4月23日，蓝燕山从其个人帐户向邹某河支付工程款122万元。该122万元为合作体停止经营后由蓝燕山个人支付的合作体债务，应由合伙当事人共同承担。据此，蓝燕山主张其就工程款额外支出180万元，其中仅有122万元有支付凭证支持，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其余58万元没有提交支付凭证，不能证明为蓝燕山个人支出，原审法院不予认定；4.关于合作体停业后的租金。合作体停业经营后的租金，审计机构没有列入审计范围。首先应确定是否存在蓝燕山支付租金的事实，结合庭审查明认定：合作体与君利乐公司的经营场所处于同一商业楼，该商业楼由蓝燕山向案外人杨某乙整体承租，一部分用于君利乐公司的经营，另一部分用于合作体的经营。通过蓝燕山与林伯良签订的《合作协议》，合作体需要向君利乐公司缴交两部分费用，一部分为租金，按蓝燕山与黄某、杨某乙签订的租赁合同收费标准执行，一部分为包括月缴费23800在内的用电、税费、停车、保安等分摊费用。合作体经营期间，每月均制作相应缴费说明，确认合作体应向蓝燕山或君利乐公司缴纳费用，与蓝燕山与林伯良确认的《KTV投入（2012年8月30日止）》中的内容“2012年9月份起每月应向酒店缴交141189元”相对应。合作体停业经营后，从2013年3月起，由于合伙双方存在纠纷，未能及时处理合作体停业事务及清理剩余财产，对于合作体使用的经营场地，仍需要承担必要场地租赁费用。通过向出租方杨某乙、黄某调查，也可印证蓝燕山向其交纳租金至2014年3月。因此，对于合作体停业后蓝燕山继续支付租金至2014年3月份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其次，应确定合作体应分摊的租金数额。蓝燕山主张合作体停业后应分摊的租金为53789元，2013年3月至5月的缴费说明记载该分摊数额。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蓝燕山每季度向出租方交纳整幢出租楼租金509847元，每月租金为169949元，蓝燕山承租的出租楼约8000㎡,而合作体所占用的场地约2500㎡。将合作体经营场地面积占全部出租楼面积的比例与两租的租金比例进行比较，合作体每月租金53789元属于合理范围，原审法院予以认定。蓝燕山通过个人或委托他人支付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共13个月的租金共计200多万元，合作体应承担的租金为699257元（53789元/月×13月）。该699257元为蓝燕山已付但为合作体应承担的费用，应由合伙当事人共同承担。蓝燕山主张额外已付租金792857元，原审法院认定699257元，超出部分没有证据支付，原审法院不予认定。5.关于应付给君利乐公司的出资1406463.52元。审计机构通过审计，因合作体通过君利乐公司的帐户进行部分资金收支，合作体与君利乐公司的账项混淆，审计机构通过报表数据及会计基本原理计算出合作体应付君利乐公司往来款1406463.52元。蓝燕山主张该款项为其个人支出。该款项反映的是合伙体与君利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债的相对性规则，能向合伙体主张该款项的适格主体应为君利乐公司。而蓝燕山与君利乐公司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民事主体，蓝燕山不能代表君利乐公司向合伙体主张该笔款项。且本案不宜将君利乐公司与合作体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并处理。对蓝燕山主张的该部分出资，原审法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有证据证明的蓝燕山对合作体的出资为5850191元（3850934+80000+1220000+699257）。根据审计结论，林伯良对合作体的出资为1112811元。
根据合伙约定，蓝燕山与林伯良的出资比例均为50%，对外债务承担比例也为50%，原审法院据此确定合伙人之间内部债务的分担。蓝燕山与林伯良共向合作体出资6963002元，蓝燕山出资5850191元，林伯良出资1112811元，蓝燕山比林伯良多出资4737380元。蓝燕山多出资部分资金，无论蓝燕山是通过借贷取得还是以其他方式取得，均用于合作体经营所需，或支付合作体行政罚款，或支付合作体场地租金，或支付合作体对外工程款等。按照签订《合作协议》第四条的约定，由蓝燕山“出面借贷”的债务及费用，由蓝燕山与林伯良共同承担。《民法通则》意见第47条规定：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因此，林伯良应对蓝燕山多出资部分按约定的50%比例分担，即林伯良应向蓝燕山支付投资款2368690元（4737380元×50%）。对蓝燕山请求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当部分，予以驳回。因该投资款通过诉讼中的司法审计查明后才确定分担比例，蓝燕山请求自2013年3月1日起计算利息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涉案债务为林伯良与徐惠颜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以林伯良名义所负的债务，没有证据证明该债务明确约定为林伯良的个人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上述债务为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蓝燕山请求林伯良与徐惠颜对上述欠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林伯良的反诉请求，因双方《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蓝燕山与林伯良均参与合作体的经营并经结算，林伯良主张蓝燕山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欺骗其投资，但没有提供证据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林伯良对其反诉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林伯良反诉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为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7条、第5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5年1月29日作出判决：一、林伯良、徐惠颜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蓝燕山（反诉被告）付款2368690元；二、驳回蓝燕山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林伯良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本诉案件受理费41060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6060元，由蓝燕山负担20584元，林伯良负担25476元；原审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715元及证据保全费100元，合计7815元由林伯良负担。
判后，林伯良、徐惠颜不服原审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合法，蓝燕山的投入款不应由林伯良承担，林伯良并没有从合作体获得收益，自2012年8月30日离开后再无参与合作体的经营管理，原审法院判令林伯良承担其离开后的蓝燕山的投资风险，显失公平，于法无据，请求二审法院判令发回重审或查明本案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一)原审法院审理本案的程序不合法。蓝燕山多次变更本诉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提前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但蓝燕山最终的本诉诉讼请求是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届满后变更的，原审法院却根据该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作出原审判决，违反了法律规定。(二)原审法院遗漏了与本案审理结果有重大关联的《KTV投入(2012年8月30日止)》的查明和认定，导致认定事实不清。《KTV投入(20l2年8月30日止)》内含三个重要的事实：1.也是最重要一点，该表为林伯良与蓝燕山合伙经营期间的对账结算，确认双方的投入；2.该表为双方对合作体责任承担比例的重新约定；3.对账结算后，双方的合伙关系终止，林伯良自2013年月30日起退出合作体。具体分析如下：（1）该表为林伯良与蓝燕山合伙经营期间的对账结算，对双方投入的确认，蓝燕山投入4006701元，林伯良投入1171024元。既然确认对KTV的投入，就不需要由林伯良向其另外支付。这份投入确认表的签订比原合作合同迟，已经对原合作合同作了修改，并且被上诉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原合作合同约定的各200万投入只是暂时约定，以具体的为准。所以，《KTV投入(2012年8月30日止)》确认了双方的投资额，对原合作合同对200万投入到约定作了修改，因此，双方对约定不足部分应当补足，而不应当双方再分摊。所以，原审判决要求分摊236869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该表为林伯良与蓝燕山对合作体责任比例的重新约定。因该表为对账结算，如果按照原《合伙协议》中双方各占50％的约定，理应注明林伯良欠(补偿)蓝燕山多少钱或林伯良欠KTV多少投资款，但该表却记载为蓝燕山比林伯良多投入2835677元，因此，该表应为《合伙协议》的变更，即根据双方的实际投入来确定各方对合作体的责任承担比例，即蓝燕山承担77％，林伯良承担23％，原审法院认定蓝燕山与林伯良的出资比例为50％，对外债务承担比例为50％显然是在没有查明《KTV投入(2012年8月30目止)》的事实基础下，作出的错误认定。（3）对账结算后，林伯良与蓝燕山的合伙关系终止，林伯良自2013年8月30日起退出合作体，本案的诸多证据都可以证明该事实，2013年8月30日后合作体变成了蓝燕山的个人财产，一直由蓝燕山掌控和管理。（4）2012年8月30日后林伯良就没有在记账本及相关合同上签过字，所有的账单都是由蓝燕山签字确认的；（5）《合伙协议》约定由林伯良全面负责合作体的经营管理，但是本案的所有经营管理证据都由蓝燕山持有；（6）蓝燕山是君利乐公司的老板，蓝燕山将君利乐公司与合作体混同经营，两个主体的账目混淆在一起，账目混乱，很多属于广州市君利乐休闲沐足有限公司的支出被列入合作体的支出；（7）蓝某甲是蓝燕山的侄子，是合作体的持牌人，同时也是广州市君利乐休闲沐足有限公司的主管和法定代表人。合作体的很多账目由“蓝某甲”签字确认，《8月费用和营业外支出二》最后五页，工人工资，也是从蓝某甲的账户支付。《合作协议》约定持牌人只作为挂名形式出现，不占有任何股权，不参与任何管理工作，蓝某甲作为持牌人，却在主管合作体，明显与《合作协议》的约定相违背。如果合作体属于林伯良与蓝燕山共同经营的，不可能出现一个主管同时管理两个公司，只有两个公司同属一个老板才会有这种情况；如果林伯良作为合伙人并全面负责合作体的经营管理，根本不可能把君利乐公司不属于自己的公司)的支出计入合作体的支出，这与常理不符。（8）合作体的财务经营管理决策全部由蓝燕山单方决定，并未经过林伯良的同意，甚至未告知林伯良，其擅自关闭合作体，停止营业，转租合作体，处分合伙企业动产和不动产，假如林伯良与蓝燕山合伙关系持续，蓝燕山应当与林伯良共同商量决定，但是直到蓝燕山提起诉讼，林伯良才直到合作体己经停止营业。(三)原审法院对投入款的认定是错误的，蓝燕山的投入款不应由不知情的林伯良承担。《KTV投入(2012年8月30日止)》注明是KTV投入，并没有说是借款、欠款，也没有任何借款合同、借款收据，并且，从蓝燕山提交的证据显示是“蓝总投资款”，既然是投资所用的款项，投资人应当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假设林伯良还是合伙人，林伯良也只对合作体的亏损承担法律责任，对蓝燕山的投资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更重要的是，2012年月30日以后，合作体的投资决策及行为全部告知林伯良，更没有获得林伯良的同意，按照原审法院所认为的投入款应由投资共同承担，假设蓝燕山肆意投入l亿元并最终亏损，难道林伯良也要返还5000万元给蓝燕山吗？蓝燕山的个人投资风险转嫁到不知情的林伯良身上，原审法院强行判令林伯良承担风险责任是不公平的。(四)原审法院并没有对《专项审计报告》的审计材料进行审查，只是笼统采信该报告的最终数据，而审计机构更没有对审计材料进行客观筛别，将没有原始凭证的不真实支出都全部列入蓝燕山的投入，但事实是，蓝燕山只向审计机构提交对自身有利的审计材料，故意隐瞒不利的审计材料，甚至提交虚假材料，致使审计机构作出蓝燕山的投入远高于林伯良，合作体经营亏损的《专项审计报告》，因此，该《专项审计报告》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客观性，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因林伯良自2012年8月30日离开合作体后，合作体由蓝燕山掌控，蓝燕山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大量的不真实的审计材料，对此，林伯良多次提出异议，但原审法院并没有对审计材料进行客观审查或筛别，原审判决书只是简单采信《专项审计报告》的最终数据，对审计材料只字不提。2.《专项审计报告》的原始审计材料是不全面的，蓝燕山故意隐瞒了合作体的真实收入，人为减少合作体的收入。合作体由始至终在蓝燕山的掌控中，合作体经营期间的财务资料也也蓝燕山的控制中，蓝燕山故意抽取金额较大的至尊会KTV消费账单，不提交审计机关审计，减少审计收入。至尊会KTV消费账单是按照日期连续的，但是蓝燕山提交的消费账单是不连续的。例如账单号：K120811001，l2是年份，指2012年，08是月份，指8月，11是日期，指11日，00l是当天的编号，每一张消费账单一个号，按顺序排列。该收银系统每天结束营业后，会自动生成一份报表，该报表显示了当天的营业明细及总额。但是蓝燕山没有提交该报表。蓝燕山并没有提供连续的账本，只提供了断断续续的至尊会KTV消费账单，而且所提供的消费账单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消费账单蓝燕山都没有提供。而且，至尊会KTV的实际开业时间是2012年7月16日(蓝燕山在原审开庭时确认至尊会KTV是在2012年7月中旬开始营业)，而蓝燕山提交的至尊会KTV消费账单是从20l2年8月11日开始的，并没有提交2012年8月11日之前的消费账单给审计机构。据林伯良和证人蒋某所统计，2012年7月的收入就达到188万元。所以合作体经营期间是不可能存在亏损的。蓝燕山没有提交审计的消费账单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20l2年7月16日至20l2年8月10日的消费账单，全部没有提交，另一部分是在2012年8月11日后，每天抽取金额较大的消费账单。另外，至尊会KTV的营业支出为5198343.52元。(营业支出分为酒、食物、工人工资、水电费、租金等，将酒、食物列为原材料支出，工人工资等列为其他支出)，KTV的支出主要是原材料支出，从常理来说，KTV的营业收入一般是成某的3倍左右，即收入卖出去的酒和食物是进货价格的3倍左右，那么KTV的收入也有1500万元左右，但是蓝燕山提供的证据却只有3879407元，显然不符合常理，所以，从这可推算出蓝燕山提交的至尊会KTV的消费账单是不完整的，而且KTV没有销售的酒水可以退货退款，蓝燕山只提供原材料支出，却隐瞒了退款收入。由于消费账单不完整，导致审计机构无法审计出合作体的真正收入，所以，审计机构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是不全面的。3.《专项审计报告》的原审审计材料是不真实的，不客观的。(1)利某得乐沐足与合作体均在蓝燕山的掌控中，财务混同管理，极不规范，经审计，审计机构也认为“利某得乐KTV与原告方经营的利某得乐公司账项未严格划分”；(2)《专项审计报告》中的审计支出很多是没有原始凭证的，无法判断究竟由哪方支出，但审计机构却将该支出全部列入蓝燕山的支出，对此，林伯良提出了异议，但审计机构并没有听取或进行修改。(3)蓝燕山将自己的花销及利某得乐沐足等不属于合作体的支出材料交给审计机构，人为夸大了合作体的支出，减少合作体收入，制造合作体经营亏损的假象，但是，审计机构并没有认真筛选出来，而且简单地将没有原始凭证的全部支出列入合作体的支出，以蓝燕山的个人债务由合作体承担，例如：1.很多单据的抬头为“利某得乐”；2.《改造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改造一楼大厅沐足房”，“工程费用已计入KTV装饰工程总价内”，蓝燕山将自己经营的沐足城的实际成某计入KTV的成某中……综上，原审法院简单地采信了不客观、真实、全面的《专项审计报告》的数据，并没有对《专项审计报告》的审计材料进行审查、辩证，其作出的林伯良返还蓝燕山投资款是错误的。(五)对于原审法院认定的蓝燕山主张的额外出资部分，林伯良持有异议，具体如下：1.关于罚款8万元行政罚款产生于2012年8月30日之后，即林伯良退出合作体经营后，蓝燕山掌控合作体，其经营管理不善，导致行政罚款的产生，应由蓝燕山自行承担。而且，8万元罚款已经纳入审计，在支出那部分，不应再重复计算。2.关于工程款l80万元中的122万元原审法院只是简单地将工程款l80万元认定为“曙之光工程款”，并没有结合对应的合同及收款收据等相关资料。事实上，该工程绝大部分用于利某得乐沐足，《君利乐KTV装饰工程合同书》签订的主体是广州市君利乐休闲沐足有限公司、蓝燕山和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曙之光装饰工程部及法人代表邹某河，并没有广州至尊会娱乐有限公司及林伯良的签章，而装修的费用，只有一份合同，没有相应的费用明细清单，未能证实装修事宜真实发生，并且，《君利乐KTV装饰工程合同书》中约定工程竣工日期为20l2年7月10日，KTV也于2012年7月份开始营业，在《KTV投入(20l2年8月30日)》中，蓝燕山、林伯良也签字确认该工程的工程款为350000元，由此可见，20l2年8月30日以后产生的工程款是蓝燕山虚构的，也与林伯良无关。而且，《业务凭证》、《协议》发生的日期都是2013年4月23日，即邹某河收取了蓝燕山122万元后向蓝燕山出具《协议》，且蓝燕山在付款期到的情况下，未经林伯良同意，擅自支付122万元给邹某河，该款更是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为合作体的工程款，而且，所有合作体的收入都由蓝燕山掌握、控制，122万元虽由蓝燕山的账户支出，但该款无法确认是蓝燕山的个人财产还是合作体的财产，虽然审计结果是合作体亏损，但从合作体的原始收入凭证来看，蓝燕山隐瞒了部分收入，所以，林伯良认为，该122万元是合作体的收入，并非蓝燕山的个人财产。该二人恶意串通，制造虚假合同和支付凭证，增加对KTV的投资成某，假设蓝燕山未经林伯良同意擅自转账1000万元给邹某河，按照原审法院的判法，林伯良也要补偿其中的500万元给蓝燕山，原审法院并没有客观、公正地审理本案。3.关于合作体停业后的租金首先，原审法院按照整幢租赁的全部租金折算出每平方的租赁单价，进而计算合作体每月租金的方法违背公平原则，因该租赁物包含首层商铺，商铺的租金明显高于二三层，该计算方法是人为地拉高了合作体的实际租金，而且，原审法院计算的每月租金53789元只是估算，并投有实际进行实地测量；其次，合作体所在的物业是蓝燕山整体承租的，合作体或林伯良并没有另行与蓝燕山签订租赁合同，因此，应视为不定期的租赁关系，可随时解除；在林伯良离开合伙体后，蓝燕山全权掌控合作体，获取经营收益，合作体停业后，蓝燕山负有终止租赁关系，及时收回场地，防止合作体损失扩大的责任，但是，在合作体停业后，蓝燕山因整栋承租，其沐足、旅游业务还在持续，更将场地用于沐足业务及旅业，没有及时退租的责任在于蓝燕山，因此，林伯良离开合作体后，该租金应由蓝燕山承担，与林伯良无关。最后，蓝燕山是基于与出租方杨某乙、黄某的租赁合同关系支付整幢物业的租金，承租用途是自己经营的沐足、旅业、KTV获利，由始至终并没有因合作体占用场地而产生租金损失，因此，原审法院判令林伯良承担合作体停业后的租金缺乏客观事实依据，也不公平。(六)原审法院只审理了合作体的债务，却遗漏了对合作体的应收帐、债权的处理。建设路11号商铺押金、小姐房押金、利某得乐往来款属于债权，算入蓝燕山出资，列入KTV的债权，属于合伙体的应收债务，并且退租等相关事宜由蓝燕山一手处理，退租时已经收回，蓝燕山应当将属于林伯良的那部分返还给林伯良。(七)林伯良与蓝燕山一致同意合作体财产折算为l万元，最终由蓝燕山回购该财物，因该财物属共有财产，蓝燕山理应支付林伯良享有的财产份额价值，但蓝燕山至今分文未付且原审法院也没有将该价款在本案中扣减。(八)在案件整个原审阶段，蓝燕山提供虚假证据，隐瞒案件重要证据，与本案相关人员恶意串通，以达到自身诉讼目的，损害了林伯良、徐惠颜的合法权益，严重干扰司法公正审判。l.合作体的全部证据都是由蓝燕山持有，并由蓝燕山申请审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蓝燕山应承担审计资料不完整、不客观、不真实的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2.林伯良始终处于举证弱势一方，为查明合作体的真实收入，林伯良向原审法院申请证据保全，封存KTV收银系统(该收银系统一旦形成在短时间内不能修改)所在的电脑，但后来，该电脑却在蓝燕山处被偷了，当时KTV内很多贵重的物品(如钢琴、音响、空调)都没有被偷，偏偏只有法院查封的存有收银系统的电脑被偷，因该电脑存有的资料对蓝燕山不利，其中的隐情显而易见。蓝山保管证据不当，导致证据灭失，理应承担相应的证据责任，法院应作出不利于蓝燕山的判决。3.邹某河(为合作体的债权人)和某骁(为合作体的经理)都是本案的重要人员，但诸多证据显示，蓝燕山与该二人恶意串通，损害林伯良的权益。关于邹某河，蓝燕山擅自将120万元装饰款支付给邹某河，并且部分工程款还没到期，而且《业务凭证》《协议》发生的日期都是2013年4月23日，即邹某河收取了被上诉人122万元后向蓝燕山出具《协议》显然是蓝燕山与邹某河恶意串通，制造虚假合同和支付凭证，以增加自己对合作体的投资成某。对于肖某，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很多依据于肖某签名的审计材料，但从蓝燕山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早于肖某入职合作体前，被上诉人便与肖某有金钱往来(见蓝燕山广州农商行建设北支行流水)，因此，林伯良、徐惠颜有充分理由相信，蓝燕山与肖某恶意串通，制作虚假审计材料。(九)合作体的债务不属于林伯良与徐惠颜的夫妻共同债务，原审法院认定徐惠颜对欠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是错误的。虽然林伯良与徐惠颜于1993年2月23日登记结婚，但根据本案的证据资料显示，林伯良为个人投资行为，为《合伙协议》所产生的债务，徐惠颜并非合同相对方及履行方，也没有参与合作体的运营，而且，林伯良由始至终没有从合作体处分得利润，更没有用于家庭，家庭并没有因《合伙协议》或从合作体处而获得任何收益，原审法院判令徐惠颜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有违公平原则。
综上所述，林伯良、徐惠颜认为，原审法院遗漏查明案件诸多重要事实，继而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合法。故，上诉人林伯良、徐惠颜上诉请求：l.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蓝燕山的诉讼请求；2.案件全部诉讼费由蓝燕山承担。
蓝燕山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另查，林伯良曾向蒋某出具《授权书》，委托蒋某代为执行至尊会日常经营业务，代理签署经营各项费用报销，日期由2012年10月1日-2012年12月31日止。另，蒋某在2012年8月30日之后仍有履行上述职责的行为。
本院认为：蓝燕山与林伯良于2012年4月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出自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依约恪守履行。经审查，蓝燕山与林伯良虽未成立合伙企业从事经营活动，但已各自提供资金，按约定开展了具体的卡拉OK经营业务，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合伙关系，并以合伙体名义对外实施经营行为，双方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二审中的主要争议为：1.蓝燕山与林伯良订立的《KTV投入（2012年8月30日止）》能否作为林伯良退出合伙关系、或变更其对合伙债务承担比例的依据？2.蓝燕山的出资情况、合伙体经营期间的盈亏及对外的债权债务等情况。3.徐惠颜应否对林伯良须承担的本案债务负共同清偿责任？4.原审程序是否得当？
关于上述第一点争议，本院认为，从《合作协议》中“甲、乙双方各投入人民币200万元，各占股权50%。如超出投资金额由甲方出面借贷（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收取），卡拉OK双方股东共同承担借贷债务及借贷费用。”的约定可见，蓝燕山与林伯良在出资比例、占股比例上均各占50%，与之对应的，双方对外承担债务的比例，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47条“全部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的规定，亦各为50%。林伯良认为在双方签订《KTV投入（2012年8月30日止）》时其已退出合伙关系，且按双方确定的实际出资数额，其应按23%的比例对合伙债务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审查双方于2012年8月30日签订的《KTV投入（2012年8月30日止）》，包括了卡拉OK经营场地的缴租情况，工程款、员工工资的支出情况及双方的出资情况等内容，但其中并无林伯良退出合伙关系、终止合伙关系或变更债务承担比例之意，故该结算单应视为双方所进行的阶段性结算事宜；其次，从该结算单中“2012年9月份起每月应向酒店缴交141189元”等约定可以判断，双方在阶段性结算的同时对下一步经营可能产生的费用作出了确认，这与林伯良所述此时已退出合伙关系存在明显冲突。第三，根据林伯良向蒋某出具的授权书，蒋某代为执行卡拉OK日常经营业务，代理签署经营各项费用报销，期限由2012年10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经审查，蒋某在2012年8月30日之后仍有履行上述职责的行为，且现无证据显示林伯良提前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故林伯良所称蒋某在2012年8月30日之后的行为已不能代表其个人，理据','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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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原告自接到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次日起7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反诉案件由提起反诉的当事人自提起反诉次日起7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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