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鄂1224行初22号
原告：李家怀，男，1964年4月1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通山县人。
被告：通山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下称“县城管局”），所在地通山县通羊镇老国土局里。
法定代表人：徐良路，系该单位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木相，湖北名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云华，男，1990年6月1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通山县人。系通山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工作人员。
原告李家怀与被告县城管局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7年5月22日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家怀，被告县城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木相、阮云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以因被告县城管局于2014年4月8日向原告送达限期拆除通知书，于2014年4月16日强拆了原告经营的，系16年前原通山大酒店（国营）安置下岗职工的占地各7平方米的售货亭，原告单独申请被告履行行政赔偿义务，而被告却于2017年5月8日作出通城管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将具体执行强拆责任强推给了通山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下称“县征收办”），并决定自己不予赔偿。原告不服，现将县城管局列为单独行政赔偿被申请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决确认被告委托了民间房屋拆迁公司强拆了原告的原通山大酒店旁边的售货亭，被告通应负行政赔偿责任；2、请求判决被告在被拆货亭原地还建原告原经营管理的7平方米的售货亭，或者判决被告将“通山购物公园”在这里建成的相等面积的门店同原告置换这被强拆的货亭；再或者判决被告以被拆货亭旁边门店的市价计算被拆售货亭的赔偿金给原告。价格比照：“咸宁市安居房地产估价与测量有限责任公司安居房评第20XXXX91号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报告”评定的，被拆售货亭旁边的门店市价22066.20元/平方米进行计算，请求判决赔偿金额154463.40元；3、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自这售货亭被强拆之日起至赔偿损失完毕之日止的，每天200元的货亭应得营业收入（被拆后租用他人门店的租金损失）233000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经法庭释明，原告对第二项诉讼请求固定为“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54463.40元”。
事实与理由：前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省高院”）（2016）鄂行终586号行政判决书，已审理查明被告强拆的原告的售货亭，是原告合法占有已达16年的，原国营通山大酒店安置下岗职工的通山大酒店整体建筑物的专有部分。还有（2009年5月14日法释[2009]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基于建设单位之间的商品房买卖民事法律行为，已经合法占有建筑物专有部分，但尚未依法办理所有权登记的人，可以认定为物权法第六章所称的业主”之规定可依，但被告却用“限期拆除通知书”的形式，就擅自执行强拆了原告诉这合法占有16年之久的售货亭。所以，最终被法院和通山县政府法制办（下称“县法制办”）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对这一《限期拆除通知书》予以了撤销。通山县人民法院（下称“县法院”）（2017）鄂1224行初1号之一行政裁定书，也确认了本案是原告与被告间行政赔偿纠纷一案。所以，原告单独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这本是程序合法、形式合法的行政赔偿申请行为，依法有效！但被告却作出了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自称这上述的《限期拆除通知书》不具强制力，这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原告没有收到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关于要强拆这售货亭的文书。唯一就是收到了被告送达的《限期拆除通知书》，也真的是限期刚满但被强拆了。被告又怎能说这《限期拆除通知书》不具强制力呢？若直是这种逻辑，那么，被告今后执法所需下达的责令停工通知书、限期拆迁通知书、限期整改通知书……等等之类的城建执法行为，岂不是都不具强制力吗？都将会成为儿戏吗？试问：被告的这一单位编制将还要其何用？通山县人民政府（下称“县政府”）岂不是白养了被告这单位的几十号人？被告的这一说法，只有法盲才有可能赞同，这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错误主张，依法应予否定！
关于被告在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中，主张执行强制拆除原告售货亭是由县征收办负责进行，故被告并非该案的赔偿义务主体，还为此提供了2017年4月25日县征收办作出的《关于李家怀临时建筑拆除的说明》，提供了2014年6月9日县政府作出的《关于李家怀、徐赐平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这两份书面证据，企图证明本案强折原告售货的行政赔偿义务主体是“通山县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而不是被告。原告认为，这是被告在枉法推卸行政过错责任！理由如下：
1、《关于李家怀临时建筑拆除的说明》，实与被告主张证明的“整个拆迁工作由通山县征收办负责进行，故本行政机关（被告）并非该案的赔偿义务主体”的证明对象毫无联系，反是用文字证明了：“经通山县城市管理执法局（被告）和通山县市政设施管理所认定李家怀之货亭为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2014年4月8日，通山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下达了限期拆除通知书，于当月16日进行了拆除。”这一书面说明，完全没有证明县征收办对原告售货亭被强拆的“整个拆迁工作负责进行”的事实。显系没有被告主张的证明作用！请法庭对其予以驳回。
2、根据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作出了对原告售货亭的《限期拆除通知书》之后，再也不可自行去收集这“2014年4月25日的说明”，用作为其2014年4月的具体行政行为为这事实根据的证据。所以说，这一证据的来源也显系违法，显系无效证据。
3、原告至今还没有同县征收办打过任何交道，更不知其有什么相关拆除原告本案售货亭的文件，被告对此也不能举证否认。
4、被告提供的《关于李家怀、徐赐平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是早已被咸宁市人民政府（下称“市政府”）复核取消并责成进入行政复议程序而自行失效的文件。也是县法制办已通过了两次行政复议，并且是经本案最后一次（2016年12月17日作出的）通政复[2015]23号（实为[2016]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了被告本案的限期拆除通知书违法，被作废了的无效文件，法定是不能用作证明县政府确认了本案行政违法主体的事实证据的。
再说，省高院的（2016）鄂行终586号行政判决书，也确认了被告系违法拆除原告售货亭的行政主体，但被告又不能提供确实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没有参与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中来。至于被告主张是某民间拆迁公司实施的具体拆除业务，则证明了这公司只不过是在执行被告的《限期拆除通知书》的委托事务。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四款的规定，作为委托的行政机关——被告为赔偿义务机关。这是法律强规。
综上所述事实和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十条、第七条第四款、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1997]10号）第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现向法院提出这一行政赔偿诉讼，以保护原告的财产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原告身份的事实。
证据2、《不予赔偿行政决定书》，以证明被告向原告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被确认违法后，却以县政府作出的《关于李家怀、徐赐平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和县征收办作出的《关于李家怀临时建筑拆除的说明》为据，作出通城管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对原告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不予赔偿的事实。
证据3、《行政赔偿申请书》，以证明被告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被确认违法后，原告及时向被告提出了行政赔偿申请的事实。
证据4、通政复[2016]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证明县政府于2016年12月17日作出该《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被告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并确认被告拆除货亭的行为违法的事实。
证据5、《评估测量报告书》，以证明原告被拆除的7平方米货亭应按货亭旁边的门店市价22066.20元/平方米进行计算，损失为154463.40元，要求被告赔偿的事实。
证据6、县法院（2017）鄂1224行初2号之一《行政裁定书》，以证明原告向被告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需先向被告申请，由被告先行处理的事实。
证据7、省高院（2016）鄂行终586号《行政判决书》，以证明该省高院确认县城管局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违法；推定县城管强制拆除了徐赐平的货亭，并作出撤销判决的事实。
证据8、原告的当庭陈述：提交法庭的《行政赔偿申请书》中的落款时间应为2017年3月17日，误写为2017年5月17日；李家怀及其妻子阮金花均与原通山大酒店没有任何人事、劳动和劳务关系；袁美春是原通山大酒店的职工，李家怀是袁美春丈夫谭兵（音）的表兄；1998年，原通山大酒店为安置下岗职工袁美春，同意袁美春建造现已被拆除的7平方米货亭；之后李家怀借给袁美春10000元用于建筑货亭所用；货亭建成后，袁美春经营了一年，接着以年租金6000元租给李家怀夫妻继续经营，李家怀夫妻用部分租金扣抵了袁美春的借款，并经营了4年；2003年上半年，袁美春以80000元价格将该货亭卖给了李家怀夫妻；该货亭没有产权证件；被告认为该货亭为临时建筑，需提交该货亭为临时建筑的证明文件，不然不予以认可。
被告辩称：1.李家怀存在原告主体资格问题，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与审理查明的事实，李家怀不具有成为原告的主体资格。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属该货亭的所有权人。通过查明的事实，该货亭的权益人要么是原通山大酒店或者是袁美春，而不应当是李家怀。
2.原告诉求中的第一项提出确认之诉，漏列了拆迁公司为第三人；第二项诉求有多种主张，系诉求不明，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4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驳回其的起诉；第三项诉求中的损失无证据证明，既不能证明其所谓的收入是合法的，也不能证明其收入是必然的。
3、所诉的主要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答辩人并不是侵权人，也未委托其他组织或个人对货亭组织拆除。答辩人只是发了《限期拆除通知书》，该通知书并不能必然导致徐赐平所诉的货亭被拆除。现实中有证据证明，是拆迁公司拆除的，拆迁公司是与县征收办直接接洽的。省高院的行政判决书，也并没有直接认定是答辩人拆除的，只是推定为答辩人拆除的，该判决书同时释明：“除非县城管局有证据证明强制拆除行为确属其他相关部门或组织所为。”现答辩人有证据证明是县征收办委托拆迁公司拆除的。同时，原告之前的行政诉讼并没有通知答辩人参加，县政府在行政复议中也曾确认了拆除行为并非答辩人所为。
4、县政府于2016年12月17日作出的通政复[2016]23号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了这样的事实：被拆除的货亭位于原通山大酒店靠河边处，该货亭是原通山大酒店为安置下岗职工而搭建的临时货亭，未办理城乡规划和其他合法手续，属于违章构建物。原告和答辩人对该复议决定书均不持异议，说明原告和答辩人对该复议决定书确认的事实亦不持异议。
综上，答辩人根据本案事实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合法有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或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证明其反驳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不予赔偿决定书》，以证明答辩人对原告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依法作出了不予赔偿的事实。
证据2、《关于李家怀、徐赐平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以证明所诉的货亭没有任何的合法手续及证件，同时证明对该货亭的拆除并非县城管局所为的事实。
证据3、《关于李家怀临时建筑拆除的说明》，以证明被拆货亭位于政府房屋征收所在范围内，是违章建筑，而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是不予补偿的；同时证明是因为安全问题拆除的，是平安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拆除的。这就涉及到本案是否漏列第三人平安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不利于案件事实查明的事实。
证据4、通政复[201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证明所诉被拆货亭经过了本次行政复议和与原告提交的通政复[2016]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行政复议，共两次的事实。
证据5、《房屋征收公告》，以证明2013年11月12日，县征收办根据县城市规划原新堤市场已整体搬迁，改造成为市民娱乐休闲的滨河大道的需要，发出房屋征收公告。本案中被拆除的货亭属于规划拆迁的范围，拆除的货亭是临时构筑物，征收的主体是县政府，征收单位是县征收办，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是不予补偿的事实。
证据6、被告的当庭陈述：2016年12月17日通政复[2016]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原、被告双方都没有异议的证据，其中认定了被拆除的货亭是临时构筑物，而原告也并非是产权人；因为拆除的两个货亭位于一处，故县政府只出具了李家怀一人的《关于李家怀临时建筑拆除的说明》。
诉讼中，原、被告对对方所举证据进行了如下质证：
（一）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身份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李家怀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主体；
对证据2、3、4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合法性无异议。
对证据5，对《评估测量报告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没有看见原件，没有写明复印件的出处，没有相关证据能证明该报告是客观真实有效的，同时该评估报告是对原新堤市场2户有产权证件的合法房地产进行的价值评估，与本案被拆除的临时建筑——货亭无可比性。
对证据6、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省高院的《行政判决书》同时认定“在县城管局已经作出《限期拆除通知书》，并明确逾期将强制拆除的情形下，可以推定就是县城管强制拆除了李家怀的货亭，除非县城管局有证据证明强制拆除行为确属其他相关部门或组织所为”，现在被告有证据证明对货亭的强拆行为非被告所为，因此县城管局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对证据8，根据原告自认的事实，同时原告又无证据证明被拆货亭系袁美春出售给他的事实，因此原告李家怀不是被拆货亭的产权人，不能成为本案的适格原告。
（二）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2、3、4、5的真实性无异议。《房屋征收公告》确实张贴了，但是政府没有说要把原告的货亭强拆。《限期拆除通知书》是县城管局在调查清楚之后出具的，上面写的都是原告李家怀的名字，所以应该向原告作出赔偿。被告和县政府都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的货亭是临时建筑。该货亭存在了16年，怎么可能是临时建筑。
对当事人对证据真实性无争议的证据，法庭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信；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庭认证如下：
（一）对原告所举证据的认证过程如下：
对证据1、2、3、4、5、6、7，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法庭作为定案依据；
对证据8，原告自认其及妻子均非原通山大酒店的下岗职工，与原通山大酒店无人事、劳动、劳务关系，和被拆货亭无产权证件，对此事实法庭予以确认。原告陈述被拆货亭系从原通山大酒店下岗职工袁美春处购买所得，无证据证明，不能采信。被拆货亭至被强拆前，已存在16年之久，系客观存在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对被告所举证据的认证过程如下：
对证据1、2、3、4、5，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法庭作为定案依据；
对证据6，虽然县征收办只出具了《关于李家怀临时建筑拆除的说明》，但是原告和徐赐平的两个，各7平方米货亭，位于一处，同时县政府针对其两家作出了《关于李家怀、徐赐平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因此，《关于李家怀临时建筑拆除的说明》可作为定案依据，并可以推定该说明对徐赐平亦有效。
根据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及法庭确认的有效证据和事实，可以认定案件如下事实：
1998年度，原通山大酒店进行企业改制。该大酒店为了安置下岗职工，在原新堤市场滨河边准许兴建两个货亭，各7平方米，其中之一由下岗职工袁美春建设并作安置所用，另一个由原通山县食品公司职员徐赐平建设并占用。
2013年11月12日，县征收办根据县城市规划，原新堤市场已整体搬迁，改造成为市民娱乐休闲的滨河大道的需要，向规划范围的住房、商户发出了《房屋征收公告》（附：征收规划图）。公告中明确：征收的主体是县政府，征收单位是县征收办，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根据规划，上述两个货亭属于征收拆迁的范围。
2014年4月8日，县城管局向原告送达了《限期拆除通知书》，认定未办理城乡规划相关手续建设临时货亭的行为违法，限原告在7日内自行拆除，如未按期拆除，将强制拆除。2014年4月16日，原告未主动拆除所占用的7平方米货亭，被强制拆除。
2014年11月13日，原告向县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县城管局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责令县城管局恢复属于原告的货亭并赔偿原告的损失。2015年11月18日，县政府作出通政复[201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申请人的货亭位于通山县原通山大酒店靠河边，该货亭是原通山大酒店为安置下岗职工而搭建的临时货亭，并未办理城乡规划或其他合法手续，且已经严重妨碍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的落实推行，属于违章构建物。”同时作出如下决定：县城管局在未取得合法执法主体资格的时候作出该通知书的行政决定，存在执法主体不适格；同时未告知原告送达该行政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也未告知原告享受听证、陈述和请求听证的权利，属于程序违法；货亭的强制拆除并非县城管局所为，且货亭所在地早已列入县政府的征收改造范围，原告无权要求县城管局赔偿损失；同时释明：对违章构建物的拆除，应由做出拆除决定的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请强制执行或由县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除。
2015年11月30日，原告对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对县政府向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咸宁市中院”）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赔偿诉讼，要求撤销上述行政复议决定，由县政府赔偿损失。咸宁市中院经审理，并作出（2016）鄂12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上述行政复议决定的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同时认定强拆行为非县政府所为，原告要求县政府赔偿于法无据，驳回了原告的诉求。
原告对上述咸宁市中院的行政判决不服，向省高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和县政府行政复议认定县城管局非强拆单位，不予赔偿损失的内容，改判县政府赔偿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
2016年11月25日，省高院作出（2016）鄂行终586号《行政判决书》，确认：“李家怀的货亭位于通山县原通山大酒店靠河边，是原通山大酒店为安置下岗职工而搭建的临时货亭，并未办理城乡规划或其他合法手续。……”等事实。同时认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通山县政府虽拟将该县城市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到县城管局，但仍在等待省政府审批过程中，县城管局尚未依法取得该权力。本案中，县城管局不具有行政处罚实施主体资格，且未告知行政相对人处罚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相关权利，程序违法，其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依法应确认违法。在货亭被拆除后，李家怀请求赔偿，其应当对强制拆除货亭的拆除方即其所诉称的县城管局承担初步证明责任，但是在县城管局已经作出《限期拆除通知书》，并明确逾期将强制拆除的情形下，可以推定就是县城管强制拆除了李家怀的货亭，除非县城管局有证据证明强制拆除行为确属其他相关部门或组织所为。县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认为货亭的强制拆除并非县城管局所为，且货亭所在地早已列入县政府的征收改造范围，李家怀无权要求县城管局赔偿损失的认定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并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12行初6号行政判决；二、撤销通山县人民政府2015年11月18日通政复[2015]6号行政复议决定；三、责令通山县人民政府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在法定期限内对李家怀的申请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2016年12月17日，县政府根据上述省高院的行政判决要求，作出通政复[2016]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县政府作出通政复[201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继续予以认定，并作出发下复议决定：一、撤销被申请人（指县城管局）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确认被申请人拆除货亭的行为违法；二、申请人（指原告）赔偿损失的请求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本机关不予支持；申请人可以单独就赔偿损失的请求另案向被申请人提出或提起诉讼。
通政复[2016]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生效后，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2017年2月23日，本院作出（2017）鄂1224行初1号之一《行政裁定书》，以“原告就被告通山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先向通山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提出赔偿申请，由通山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先行处理，但原告没有向通山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提出赔偿请求，通山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也未先行处理。因此，原告的请求不符合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起诉条件”为由，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2017年3月17日，原告向被告提起行政赔偿申请，要求：一、请求赔偿被违法强拆的，位于通山购物公园旁边的7平方米面积的售货亭，赔偿方案是：重建恢复原状；或以同地段的“通山购物公园”的同面积门店置换；或以同地段的“通山购物公园”门店的市价计算现金赔偿；二、请求赔偿自售货亭被拆除之日起至赔偿损失之日止的，每天200元的货亭应得经营收入，一次性现金给付。
2017年5月8日，被告作出通城管赔字（2017）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认为：1、2014年4月8日本行政机关向李家怀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不具有强制力，并未侵犯赔偿请求人李家怀的合法权益而造成损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故李家怀不具有向本行政机关提起国家赔偿的主体资格。2、本行政机关未参与、也未委托其他单位2014年4月16日对通山购物公园旁边的7平方米面积售货亭进行强制拆除行为，整个拆迁工作由通山县拆迁办负责进行，故本行政机关并非该案的赔偿义务主体。综上，作出“对赔偿请求人李家怀提出的国家赔偿请求不予赔偿”的决定。
2017年5月17日，原告诉至本院，再次对被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同年5月22日，本院立案受理。
另查明：原告李家怀对被拆除货亭的直接损失未向法庭提供证据。原、被告在诉讼中均不能提交被拆除货亭的原始图片等资料用于被拆除货亭实际价值的司法鉴定。
原告李家怀及其妻与原通山大酒店无人事、劳动、劳务关系，原告李家怀系原通山县食品公司的临时工。
2014年6月9日，县政府针对原告和徐赐平因被拆除货亭多次信访事件，作出了《关于李家怀、徐赐平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认为：“经复查，随着通山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县委、县政府根据消防安全和老城区群众生活要求，决定在原新堤家贸市场至通羊大桥头段建设消防安全通道和居民休闲通道。为了推进项目建设实施，县征收办根据城市建设规划，对周边涉及的部分门档和货亭进行拆除，在拆除门档和货亭之前，张贴了公告，向拆迁户发放了《限期拆除通知书》，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做工作，县领导也对此多次开会协调，但李家怀和徐赐平仍不配合，为此，县征收办于今年初对李家怀、徐赐平货亭依法进行了拆除。
鉴于其货亭属临时建筑，且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和证件，县征收办按照《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作出不予补偿的意见。
经复查，通山县征收办对李家怀、徐赐平货亭的拆除处理意见符合有关法规，是正确的，维持原处理意见。
李家怀、徐赐平如对复查意见不服，请在收到复查意见之日起30日内向咸宁市人民政府请求复核。”
再查明：在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后，被告向县征收办咨询诉争货亭拆除过程时，县征收办于2017年4月25日向被告出具了《关于李家怀临时建筑拆除的说明》，内容如下：“根据通山县城市规划的要求，原新堤市场已整体搬迁，改造成为市民娱乐休闲的滨河大道，由于历史原因，通山大酒店北侧的附属建筑一直阻碍了此沿河路的畅通，应广大市民的要求和县委、县政府二0一三年度工作安排，依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通山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于2013年11月12日公布房屋征收公告（通房征2013第04号）。
依据房屋征收公告之内容，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经通山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和通山县市政设施管理所认定李家怀之货亭为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2014年4月8日通山县城市管理执法局下达了限期拆除通知书，于当月16日通山县平安房屋拆迁代理安置有限公司在拆除大酒店房屋过程中因安全问题经当事人同意对临时货亭进行了拆除。”
本院认为：生效的省高院（2016）鄂行终586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了这样的事实：“李家怀的货亭位于通山县原通山大酒店靠河边，是原通山大酒店为安置下岗职工而搭建的临时货亭，并未办理城乡规划或其他合法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的规定，现没有新的生效裁判文书认定该事实存在重大问题，因此，该事实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原告提出“被告不能证明被拆货亭属于违章建筑或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主张，不能支持。
上述生效的省高院（2016）鄂行终586号《行政判决书》，同时还作出了这样的认定：“本案中，县城管局不具有行政处罚实施主体资格，且未告知行政相对人处罚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相关权利，程序违法，其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依法应确认违法。在货亭被拆除后，李家怀请求赔偿，其应当对强制拆除货亭的拆除方即其所诉称的县城管局承担初步证明责任，但是在县城管局已经作出《限期拆除通知书》，并明确逾期将强制拆除的情形下，可以推定就是县城管强制拆除了李家怀的货亭，除非县城管局有证据证明强制拆除行为确属其他相关部门或组织所为。”即：省高院认定县城管局作出的《限期拆除通知书》违法，同时认定其强拆了李家怀的货亭，是“推定”的事实，但赋予了县城管局进一步救济的途径，即：县城管局如有证据证明该强拆非其所为，那么前述“推定”的事实就不能成立。
虽然被告县城管局在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中，举出了：县征收办于2013年11月12日发布的《房屋征收公告》、于2017年4月25日出具的《关于李家怀临时建筑拆除的说明》和县政府于2014年6月9日作出的《关于李家怀、徐赐平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等证据，证明了被拆货亭在县政府确定的征收范围内，由县征收办对被征收货亭予以了拆除的事实，但县政府根据前述省高院的行政判决书作出，且已生效的通政复[2016]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被告拆除货亭的行为违法，所以在县政府通政复[2016]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未被依法撤销之前，被告应当按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的违法事实对被拆除货亭的直接损失予以赔偿。
原告提出“被告在行政行为作出后收集的《关于李家怀临时建筑拆除的说明》和《房屋征收公告》等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的主张，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的规定不符，不予以采纳。
原告现无证据证明被拆除货亭的直接损失，且原、被告双方均不能提交可用于被拆除货亭价值鉴定的资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及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的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能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六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七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家怀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冷绪昌
人民陪审员 成崇喜
人民陪审员 徐丽莉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沈 维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九条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第十一条赔偿请求人根据受到的不同损害，可以同时提出数项赔偿要求。
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
第三十二条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
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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