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10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林宇基，住福建省连江县。
委托代理人：谷洪涛，广东华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翁岳涛，住广东��汕头市潮南区，系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华连泰货运部经营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华连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原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华连泰货运部），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翁岳涛，该公司总经理。
翁岳涛、华连泰公司共同委托代理人：姚润丰，广东雄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宇基、翁岳涛、广州华连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连泰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关于涉案货物的订单情况及其与被告之间的关系情况。
关于货物的订单情况。原审诉讼中，林宇基提供编号分别为0027269、0022200、0022199的订货单三张（均为第一联存根，对应货号分别为912#、909#、908#，金额分别为21710元、15300元、17309元），订货单抬头显示有“HLTCARGO订货单/泰文”。订货单表格中显示的购货方55/J、供应商小林J、货号、货品名、颜色、码数、数量、单价、金额等均以中文和某文两种文字标示，还显示有农业银行账号62×××10，户名林宇基。订货单表格下方的“郑重声明”内容显示：1.购货方委托HLT物流代购货方收取并保管本单据项下货，HLT物流不对供应商承担任何责任，HLT物流与订货及货款无关。2.HLT物流仅为购货方提供咨询服务，HLT物流不收取供应商提供的回扣，投诉电话135××××2260。3.款号、颜色、质量、数量等与订单不同，一切责任由供货方负责，如货不对版，HLT物流有权代购货方拒收货物，并要求全部退货，由供应商承担来回国际运费。订货单下方的“送货必知”内容显���：供应商送货须拿有出货清单（写清楚每包的数量、款号及对应的订单号）及HLT物流订单，请在外包装写上客户代号、订单号、款号、数量及与出货清单所对应的包号。若供应商不按此要求送货，HLT物流要考虑是否签收货。送货地点：广州市瑞康路中大银岭轻纺综合广场D区2231档，联系电话158××××3026/159××××9692龙先生，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石潭西路132号正对面（石井美食城A幢首层HLT仓库A3），另显示有接货电话、货款咨询电话、货物咨询电话及泰国电话。翻译员电话：罗S130××××1987，供应商代表签名/(泰文)：钟S，购货商签名/(泰文)：FIFA。另外，购货单下方还显示有以中文和某文两种文字标示的下列内容：1.该订单以HLT物流验货为准。2.包装要求、纸箱和塑料袋。3.违禁品，购货方及供应商自己要承担法律责任，与HLT物流无关。4.供应商一旦在订单上签名就表示他已确认和接受订单所有要求和条款并严格遵守。5.电话和签名必须填写，否则此单作废。上述三张订货单显示的订货日期均为2012年11月18日，交货日期均为同年12月12日。具体货号908#对应的货品名称为女式长裙（网跟色腰拉筋下摆加大），黑、白、粉、西瓜红、黄色、绿色，数量共计911，标注：来了两包；货号909#对应的货品名称为女式上衣（圆点、圆领花边一圈），西红配白、黄色配白，绿色配白、白色配黑、卡其配黑、黑色配黑，数量共计1020，标注：来了两包；货号912#对应的货品名称为女式长裤（百褶里布在关节上方总长90cm），黑色、兰色、绿色、浅粉、深粉、白色，数量共计835，标注：来了三包。
经过原审庭审质证，被告确认订单编号分别为0027269、00222000、0022199的三张订货单的真实性，确认实际签收该三张订单的货物，且该三张订货单的货物实际送到华某公司仓库中。但是主张该三张订货单是其提供的空白文本，内容不是翁岳涛、华某公司填写的，林宇基未提供证据证实“FIFA”是华某公司员工，故该订货单不能证明翁岳涛、华某公司与林宇基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同时，根据该订货单表格外约定的内容可以证明林宇基与翁岳涛、华某公司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
二、关于林宇基主张的与翁岳涛、华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情况。
原审诉讼中，林宇基另提交：1.订货单四张（订货单约定内容和上述三张订货单内容一致，均为第四联回单），其中订货日期分别为2012年11月16日、11月18日、11月23日、11月23日，对应货号分别为903#、910#、1229#、904#，其中货号为910#的订货单与货号为904#的订货单加盖有“华泰物流有限公司HT”字样的印章；2.提交“HT收货单”复印件三张，显示的订单号码分别为22196-22198���，对应的货号分别为905#、906#、907#，均加盖有“华泰物流有限公司HT”字样的印章。林宇基陈述上述四张订货单和送货单的对应货款翁岳涛、华某公司已经支付，该送货单和订货单可以证明其与翁岳涛、华某公司之间存在的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及根据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林宇基根据订货单的约定向翁岳涛、华某公司提供货物的事实。
经过原审庭审质证，翁岳涛、华某公司对订货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不确认订货单上的印章是翁岳涛、华某公司加盖的，对于收货单主张没有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
原审另查明，林宇基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对账单及银行流水明细显示，“HLT”在2012年9月20日至2013年1月27日，多次向林宇基农业银行账号62×××10汇入资金款项，“HLT”的账号为62×××14，户名为翁岳涛。林宇基主张上述事实可以证明翁岳涛向林宇基履行了���付货款的义务，双方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经过原审庭审质证，翁岳涛、华某公司确认上述付款事实，但是主张上述付款是其代泰国客户支付的款项，HLT是翁岳涛经营的华联泰公司的缩写，华某公司作为运输企业接受林宇基的委托在货物送达后代泰国客户转账给林宇基，货物货款由泰国客户在国外以现金方式支付至翁岳涛、华某公司在国外的账户，原审诉讼中，翁岳涛、华某公司明确表示泰国客户支付货款的证据无法提交。
原审诉讼中，翁岳涛、华某公司提交圆通速递、顺风速递网页打印件，拟证明物流行业有代收货款的行业惯例。提交照片一组，照片上显示有：22200,909-1#，上衣500件，55/J；908/480件；27269,280件，55/J，裤子；拟证明涉案的三张订货单项下货物由于产品不合格，泰国客户将货物退回，现在翁岳涛、华某公司处存放。举证期限内，翁岳涛、华某公司对涉案三张订单下的货物实际运至泰国，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泰国客户拒收货物，货物退回的情况均未提交证据证实。经翁岳涛、华某公司当庭出示产品实物，林宇基主张该产品上没有任何标签、标识，不是林宇基生产的产品，林宇基生产的产品上有标签、且有林宇基设计的LOGO。举证期限内，林宇基亦未提交上述三个货号下对应的产品实物。
翁岳涛、华某公司申请的证人罗某在原审出庭作证时陈述：当时其带泰国客户（代号55/J，客户是泰国那边的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去市场，然后到林宇基的档口去订货，订单是泰国客户交给其的，订单上的手写产品信息部分是其写的，落款是泰国客户自己签名的；后泰国客户带其到翁岳涛、华某公司处委托托运；后来货物到了泰国又退回，货物退回后，泰国客户回来有叫林宇基去看货，是打电话叫林宇基去的，是林宇基本人去的，货物是不对版的，其一直以翻译人员的身份在场，但是林宇基及泰国客户均没有处理该问题。其翻译费用是泰国客户支付的。经过原审庭审质证，林宇基主张证人是华某公司的员工，泰国客户是证人带过去订货的，不认识泰国客户，没有直接与泰国客户打交道，也从未收到翁岳涛、华某公司或证人的电话谈及退货退款的事情，林宇基多次到华某公司的仓库催过款。翁岳涛、华某公司主张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华某公司只是物流公司，如果翁岳涛、华某公司自己购买货物，不需要找外国人，再找翻译人员。林宇基也从未到仓库催过款项。举证期限内，林宇基、翁岳涛、华某公司对上述各自陈述内容均未提交证据证实。
三、其他查明的事实。
林宇基于2013年4月18日曾起诉案外人广州华泰物流有限公司，要求其支付本案货款及利息。��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6日作出（2013）穗云法从民二初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广州华泰物流有限公司清偿林宇基货款及利息。2015年6月1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民申字第348号民事裁定，提审上述案件。林宇基在该案再审中陈述，林宇基与对方没有签订买卖合同，当时与其签订订货单的人自称是广州市华泰物流有限公司的翻译、员工，对方是先拿货再给钱，签订了订货单后其把货送到对方指定的地址，就是订货单上的地址，其没有对合同主体进行过核实，只是在起诉时发现了广州华泰物流有限公司的存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林宇基提交的订货单不能证明购货方为广州华泰物流有限公司，订货单回单上加盖的“华泰物流有限公司”的公章，不能说明收货单位即为买卖合同相对方，收货地址与广州华泰物流有限公司的经营地址不一致，无证据证实付款主体与广州华泰物流有限公司存在关联性，故撤销了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3）穗云法从民二初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林宇基的全部诉讼请求。
华某公司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其前身是广州市白云区华某货运部，法定代表人翁岳涛，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石槎路693号自编3号，经营范围：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经原审法院去华某公司仓库调查取证，该司使用的“收货单”和“订货单”与本案林宇基提供的该两种单据的内容基本一致。华某公司主张共有七包货物为泰国客户退回的林宇基的货品，经勘查：外包装显示“222000/909#”有两包；外包装显示“27269/912#”有两包；外包装显示“22199/908#”有两包；另外外包装破损内装货品显示为“912#”的一包。华某公司另提交物业租赁合同、收据及往返泰国货运代理的运价表拟证明其实际缴纳仓储费及往返运费的情况。举证期限内，华某公司未提交泰国客户主张涉案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证据及涉案货品实际往返泰国的具体情况。
2016年1月5日，林宇基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翁岳涛、华某公司赔偿原告货款54319元及利息10140.84元；翁岳涛、华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及（2013）穗云法从民二初字第149号的案件受理费1185元，再审受理费1185元。对于翁岳涛、华某公司的反诉，林宇基发出的货物已经由翁岳涛、华某公司发往泰国，不存在仓储费，翁岳涛、华某公司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没有合同约定，不同意翁岳涛、华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2016年1月5日，翁岳涛、华某公司向原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林宇基支付华某公司2012年12月12日起按照每天每立方20���的标准计算的仓储费，至2016年1月31日共计1145天为22900元；林宇基支付华某公司装卸费、货物管理费400元，往返泰国运输费用9600元（每公斤24元，共计400公斤）；林宇基立即搬走存放在华某公司仓库的货物；本案诉讼费用由林宇基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与林宇基发生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翁岳涛经营的华某公司，还是在订货商处签名的FIFA。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说，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存在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案中，林宇基主张其与华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虽然林宇基提供的部分“订货单”项下货款的付款主体是显示为华某公司，实际支付人显示为翁岳涛，实际收货单位为华某公司。但是其提供的“订货单”中关于买卖合同具体约定的条款及关于订单的验货等约定内容均以中泰两种文字标示，不符合合同主体双方都是中方主体的常规惯例；且“订货单”下方在订货商处显示的签名为FIFA，无其它证据证明该签名人FIFA为华某公司的员工；同时根据“订货单”表格下方的“郑重声明”部分的内容显示：“购货方委托HLT物流代购货方保管单据项下货物，HLT物流不对供应商承担任何责任，HLT物流与订货和货款无关，HLT物流仅为购货方提供咨询服务”等内容；结合在“订货单”上签名的翻译人员的证人证言，原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以形成一个证据链证明与林宇基发生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该指向在订货商处签名的泰国客户FIFA。翁岳涛称其是代购货方支付汇款的抗辩，符合物流行业代收货款的行业惯例，原审法院予以采信。林宇基主张翁岳涛及华某公司为买卖合同关系中的购买方，应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无证据证实林宇基（2013）穗云法从民二初字第149号的案件及该案的再审与华某公司及翁岳涛有关联，林宇基主张华某公司和翁岳涛承担上述案件的原审受理费和再审受理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华某公司反诉要求林宇基支付装卸费、货物管理费、运输费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实际委托华某公司货运的为泰国客户，即与华某公司存在货物运输关系的另一方合同主体为泰国客户，货物的运输与仓储均是由泰国客户委托的，林宇基并不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主体。虽然根据现场勘查结果，华某仓库中货品的种类和数量均与林宇基主张的涉案货品相吻合，但举证期限内，华某公司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泰国客户主张的涉案货品存在质量问题，涉案货品的退货及仓储是基于林宇基的过错造成的，故翁岳涛、华某公司的反诉请求要求林宇基支付仓储及运费，搬走存放货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之规定，于2016年6月23日作出判决：一、驳回林宇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翁岳涛、广州市华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471元，由林宇基负担，反诉费311元，由翁岳涛、广州市华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判后，林宇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实际买卖合同相对人就是翁岳涛、华某公司，翁岳涛、华某公司应支付货款或对林宇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从林宇基和翁岳涛、华某公司以及原审法院调取的订货单显示，本案的订货单是由翁岳涛提供的，订货单上的联系电话、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信息均显示为翁岳涛，特别是经过广州中院调取的证据，“HLT”的显示开户名就翁岳涛，在与林宇基交易过程中，每次都是翁岳涛支付货款。实际上的买卖过程就是翁岳涛、华某公司派人到林宇基铺位采购货物，并出示华某公司的订单，林宇基按照订单的意思进行生产，待货物生产好后，林宇基直接将货物送到翁岳涛、华某公司处，由翁岳涛、华某公司检查款号、颜色、质量等问题无误后，收取货物，然后一个礼拜后，由翁岳涛支付货款。很显然��本案林宇基对应的所谓买方就是翁岳涛、华某公司，翁岳涛、华某公司应对林宇基支付货款或因翁岳涛、华某公司过错给林宇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二）翁岳涛、华某公司所称泰国客人“FIFA”根本就不存在，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为“FIFA”完全与事实不符。首先，本案的所谓泰国客人“FIFA”是否真实存在就是一个很大疑问？虽然在订货单上有FIFA这么一个签名，在签名过程中所谓的“FIFA”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或证件显示其真正的姓名就是“FIFA”，最重要的订货单上也没显示“FIFA”的任何联系地址和联系方式。特别是林宇基到法院起诉后，翁岳涛、华某公司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FIFA”真实身份的存在，也没有“FIFA”本人出庭或用其他证据显示证明林宇基交易的对象是“FIFA”，与翁岳涛、华某公司无任何关联性。如果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是“FIFA���，为什么每一次支付货款的人不是“FIFA”而是翁岳涛？同时翁岳涛、华某公司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货款是“FIFA”先行支付给翁岳涛、华某公司，然后再由翁岳涛、华某公司转支付给林宇基的。最后，即使按照翁岳涛、华某公司的说法“FIFA”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翁岳涛、华某公司完全可以提供“FIFA”的货运地址和货运单等证据显示“FIFA”确实存在，并多次送货给“FIFA”的货运单等证据。但翁岳涛、华某公司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FIFA”真实存在，并多次有发货给他。很显然，本案的“FIFA”根本不存在，这个“FIFA”完全是翁岳涛、华某公司公司和翻译也就是本案证人罗某人为编造的假名，实际买卖方就是翁岳涛、华某公司而非“FIFA”。（三）翁岳涛、华某公司主张林宇基货物有质量问题客人拒绝收货，翁岳涛、华某公司不应承担责任的说法完全没有依据。翁岳涛、华某公司多次声称：“林宇基提供的货物款号、颜色、质量与订单不符，所以泰国客人‘FIFA’拒绝收货”，却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显示林宇基提供的货物有款号、颜色、质量与订单不符的证据，更没有提供所谓“FIFA”拒绝收货的证据。本案最为关键的是按照翁岳涛、华某公司说法货物被送到泰国客人“FIFA”处，泰国客人“FIFA”发现货不对板，拒绝收货，也拒绝付款，并由翁岳涛、华某公司将货物拉回广州。如果上述说法属实，翁岳涛、华某公司作为物流公司完全可以拿出将货物送到泰国，并又将货物拉回广州的凭证，即货运单据。但翁岳涛、华某公司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现在翁岳涛、华某公司说货物由他们保管要收取保管费用，翁岳涛、华某公司却没有提供证据有力证明货物就是林宇基的，况且这些货物上没有任何林宇基的签名，翁岳涛、华某公司也没有提供货物单上有林宇基的签名。退一步讲，即使翁岳涛、华某公司的说法完全属实，货物被客人拒收，但翁岳涛、华某公司完全可以在第一时间通知林宇基换货再发货，或直接把货物拉回来，也不会造成今天这些损失。但翁岳涛、华某公司却一直不说，也不通知林宇基，直到林宇基2013年4月18目起诉华泰物流有限公司(因翁岳涛、华某公司提供的订货单盖的章就是华泰物流公司)法院作出（2013）穗云法民二初字第149号民事判决，到这次起诉翁岳涛、华某公司已经长达三年之久，翁岳涛、华某公司才说货物因质量问题被客人拒收，所以要林宇基承担国际货运费用和货物保管费用。翁岳涛、华某公司对自己的说法却又没有证据支持，很显然其目的就是不想支付货款而已。（四）原审法院判决不公正。原审法院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偏袒翁岳涛、华某公司。1.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但原审法院未经林宇基和翁岳涛、华某公司申请，在没有林宇基到场的情况下擅自到翁岳涛、华某公司处取证，并直接询问翁岳涛，作出完全有利于翁岳涛的书面调查证据并采信。2.翁岳涛、华某公司聘请的证人罗某与翁岳涛、华某公司有重大利害关系，现在发生争议，原审法院却完全采信罗某的证言。3.原审法院完全应该要求翁岳涛、华某公司和证人罗某提供证据证实“FIFA”真有其人，并有证据证明货物确实送到泰国“FIFA”处，并被“FIFA”退回的货运单证据，否则应认定翁岳涛、华某公司举证不能并应承担败诉的法律责任。但原审法院并没要求翁岳涛、华某公司举证。4.翁岳涛、华某公司实为“华某物流公司”却私刻造假公章为“华泰物流公司”，订货单为“華泰物流”这等行为已经说明翁岳涛、华某公司存在逃��法律责任行为。因此翁岳涛、华某公司所说的内容真实性都让人质疑。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公正裁决，支持林宇基原审全部诉求。
翁岳涛、华某公司对林宇基的上诉答辩称：原审判决关于货款的认定，翁岳涛、华某公司没有异议。对于林宇基的上诉状，翁岳涛、华某公司回应如下：翁岳涛、华某公司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林宇基提交的订货单，声明部分说明：翁岳涛、华某公司只负责物流与订货、货款无关，该订货单说明购货商委托翁岳涛、华某公司代为运输货物，原审法院已经就该关系进行阐述。另泰国客户向林宇基购买货物的过程在原审庭审中证人罗某已经做了说明，是证人带泰国客户到林宇基的档口进行购买货物。购货商处有签名，也可证明泰国客户的存在。订货回单不能认为双方有买卖合同关系。翁岳涛、华某公司作为物流企业代为支付���款，是行业惯例，在本案结合订货单，翁岳涛、华某公司是运输企业，支付货款的行为不应认定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其他意见，与翁岳涛、华某公司原审的代理意见一致。
翁岳涛、华某公司上诉称：因林宇基提供的产品不符合泰国客户的要求，货物已经实际退货，泰国客户也未付款给林宇基，货物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而林宇基作为货物的所有权人，自2012年12月12日至今一直占用翁岳涛、华某公司的仓储资源，翁岳涛、华某公司要求林宇基支付仓储费合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翁岳涛、华某公司的原审反诉请求。
林宇基对翁岳涛、华某公司的上诉答辩称：林宇基没有对翁岳涛、华某公司就装卸费、仓储保管费的约定，故林宇基不应就该部分承担责任。同时，翁岳涛、华某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批货物有运输到泰国��根据本案事实及翁岳涛、华某公司的上诉，林宇基是将货物出卖给翁岳涛、华某公司，只是翁岳涛、华某公司没有销售出去，翁岳涛、华某公司应该支付货款给林宇基。这批货物，林宇基是直接交付给翁岳涛、华某公司，翁岳涛、华某公司也有验货验收，当时没有提出异议，按照我们的交易习惯，林宇基的货物直接交付给翁岳涛、华某公司后，翁岳涛、华某公司一周后就会支付货款给林宇基，这种交易付款有十多次了。翁岳涛、华某公司称这批货物运到泰国后又运回中国，对此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泰国客户这个人，林宇基不认识，也没有往来，该泰国客户也没有付款给林宇基。泰国客人与翁岳涛、华某公司的委托手续及付款情况，翁岳涛、华某公司应该提供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认为，二审中，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与林宇基确立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华某公司、还是FIFA？二、翁岳涛、华某公司主张林宇基立刻搬走涉案货物、并支付涉案货物的仓储费、装卸费、货物管理费及往返运输费是否成立？
关于上述第一点争议，林宇基为证实其与华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交的主要依据为一系列订货单，包括据以主张本案货款的编号为0027269、0022200、0022199的订货单、及部分已实际履行的订货单。经审查，首先，上述订货单中记载的“购货方委托HLT物流代购货方保管单据项下货物，HLT物流仅为购货方提供咨询服务。”等内容，不符合买卖合同的文字表述特征。从其文意判断，华某公司在订货单所涉交易中的角色并非购货方，而是受购货方委托代为保管订货单项下货物的货运方。第二，订货单所涉主要条款均以中泰两种文字标示，不符合合同双方均为中方主体的交易惯例，亦无确切证据证实在“订货商”处签名的“FIFA”即为华某公司的员工。第三，翁岳涛、华某公司在交易中代客户收取货物及付款的行为，符合订货单的约定及物流行业的行业惯例。由此可见，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林宇基提出的、与其确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即为华某公司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林宇基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要求翁岳涛、华某公司支付编号为0027269、0022200、0022199订货单项下货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林宇基提起另案诉讼所指向的“广州华泰物流有限公司”，与本案华某公司非同一主体，故其要求翁岳涛、华某公司承担因另案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上述第二点争议，本院认为，根据订货单，华某公司实为受泰国客户的委托为其进行涉案货物的运输与仓储，林宇基并非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主体，翁岳涛、华某公司对其主张的泰国客户以涉案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而退货、以及因退货产生的往返运输情况，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因此，其要求林宇基立刻搬走涉案货物、及支付因此而产生的货物仓储费、装卸费、管理费、往返运输费等，均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上诉人林宇基、翁岳涛、华某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93.5元，由上诉人林宇基负担1471元，上诉人翁岳涛、广州市华连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62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国平平
审判员 徐 艳
审判员 张纯金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陶智斌
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