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3民终9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遵义市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桐梓县娄山关街道河滨南路少帅桥旁。
法定代表人：杨国培，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国洪，桐梓县花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令狐世珍，女，x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同生，男，xxxx年xx月xx日出生，苗族，贵州省桐梓县人，住址，系令狐世珍之夫。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平，贵州与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遵义市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令狐世珍、陈同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2017)黔0322民初3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乾豪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2017)黔0322民初345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令狐世珍、陈同生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乾豪公司举证不能，对其主张的2014年8月22日前在令狐世珍处实际借款92.75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2.一审法院对乾豪公司主张的2013年12月18日出具的陈同生50万元借条没有真实的借款关系不予采纳错误；3.2015年6月16日，乾豪公司被迫与令狐世珍、陈同生达成《债务清偿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乾豪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2014年8月22日之前原告在被告处借款的本金共计为92.75万元；2.判决确认2013年12月18日杨国培出具给陈同生50万元的“借条”、2015年6月16日原告与陈同生签订的借款《债务清偿合同》无效；3.由二被告负担本案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1月1日，被告令狐世珍之女陈小娟在原告处领“银行存款未到帐补贴款”1万元，次日，陈小娟在原告处分别领“利息（借款25万元之）”、“借款100元之一个月利息”1.25万元、5万元。同日，令狐世珍从其建行账户转款40万元到原告法人代表杨国培之妻范正芬账户，范正芬于同日在农行存入现金27.75万元。2012年4月24日和7月19日，陈泽娟（陈小娟）代令狐世珍从原告处领“还款”7万元、3万元。2012年10月13日陈同生在原告处领“利息”5万元。2012年11月3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还款现金壹拾万元正”的收条。2013年元月15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捌万元正”的收条。2013年3月11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伍万元正”的收条。2013年4月2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伍拾伍万元正，此款系两笔①2012年11月2日至2013年4月2日利息共250,000.00元，②2013年3月30日领现金300,000.00元，2013年4月2日前账务已扎清2013年4月2日后按新的借条计算。”的收条。同日，杨国培、范正芬签名，原告加盖印章向令狐世珍出具借条，内容“今借到令狐世珍现金壹佰万元正（￥1,000,000.00元），月息5%，即每月伍万元正，按月支付，如果六个月未付，利息转为本金，复利计算。借款一年。此借款用阳光水岸二期工程临街门面作抵押”。同日，杨国培、范正芬签名，原告加盖印章，还向令狐世珍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今欠到令狐世珍现金壹拾叁万元正（￥130,000.00元），一个月付清。”，该欠条左下方空白处由原告财务人员马永琴备注“已于2013年4月12日支付款30,000.00（叁万元正），已打收条。付款人马永琴2013年4月12日”。2013年4月12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叁万元正，此款在欠款中扣除”的收条。2013年8月20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壹拾万元正”的收条。2013年10月25日，陈同生出具“领借款利息伍万元正”的领条。2013年12月16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捌万元正，此款在借款利息中扣除”的收条。2013年12月18日，原告的法人代表杨国培签名捺印出具内容“今借到陈同生现金伍拾万元（500,000元）借款在2014年12月30日前一次还清（不计息）”的借条给陈同生。2014年元月28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贰万元正”的收条。2014年4月9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贰万元正”的收条。2014年12月18日，陈同生代令狐世珍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伍万元正”的收条。2015年2月6日，陈同生代令狐世珍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伍万元正”的收条。2015年6月5日，原告分别与陈同生、谢杭吕、令狐世珍签订购房补充协议，约定原告用其位于本县××镇阳光水岸分别价值34.536万元、20.922万元、34.536万元的三套房屋抵除陈同生借款50万元和令狐世珍借款39.994万元；还约定原告可从陈同生、谢杭吕、令狐世珍处回购，从购房之日至回购之日以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利息。前述购房合同载明的房屋在协议后并未向陈同生、谢杭吕、令狐世珍实际交付。2015年6月16日，陈同生为甲方、原告为乙方签订《债务清偿合同》，主要约定“第一条甲乙双方确认，乙方于2013年12月18日以前在甲方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00）未偿还。从签订本合同之日起，甲乙双方之间在签订本合同之前的《借条》、《借据》、《欠条》、《借款合同》等全部借款凭据不得再作为甲方向乙方以及乙方的股东杨国培、范正芬、杨国刚个人主张债权及利息的证据。第二条双方确定：乙方于2015年12月31日之前分2期偿还所欠甲方借款，第一期于2015年10月30日之前归还甲方人民币25万元，第二期于2015年12月31日之前归还甲方人民币25万元。甲方不得再要求乙方从借款之日起至清偿完毕期间承担利息。”。同日，陈同生出具“收款人陈同生今收到遵义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杨国培个人共支付收款人陈同生与遵义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16日签订的《债务清偿合同》约定的（第期）款项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00元）”的收条。2016年的元月29日和2月5日，陈同生代令狐世珍分别出具“收到杨国培现金贰万元”、“现金壹万元”的领款单。2017年元月25日，陈同生出具“杨国培还款叁万元”的领款单。2017年6月13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还借款贰拾万元整（￥200,000元）此款在2017年5月28日调解补充协议还款中扣除。”的收条。
另查明，2014年8月22日，原告为乙方、令狐世珍为甲方签订有《债务清偿合同》，该合同中，双方确认原告于2013年12月31日以前在令狐世珍处的借款105万元未偿还，利息已支付完毕；确定2015年6月30日前分3期还清令狐世珍的借款；令狐世珍不得要求原告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的利息；2015年6月30日前未实际支付的借款本金，从2015年7月1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息。2015年6月6日，令狐世珍出具“收款人令狐世珍今收到遵义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杨国培个人共支付收款人令狐世珍与遵义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22日签订的《债务清偿合同》约定的（第期）款项人民币叁拾玖万玖仟玖佰肆拾元（￥399,940.00元）”的收条。2017年5月27日，原被告为借贷发生纠纷并向桐梓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报警。随后，原告的法人代表杨国培与二被告在城南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约定“1、双方对债权债务清算，令狐世珍债权壹佰零伍万扣除还款和抵押房款后，乙方尚欠甲方本息合计陆拾肆万叁仟元整（￥643,000元），乙方承诺于2017年6月10日前付贰拾万元（200,000元）；2、所抵押的三套房屋按原购房协议和补充协议执行，有关处理程序协商解决。3、债权债务清算不明确，需走司法程序，所有程序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起诉时在乙方领取费用。”。次日，二被告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杨国培签订《调解补充协议》，约定将前日签订的《调解协议》第一条变更为“双方对债权债务清算，令狐世珍债权壹佰零伍万扣除还款和抵押房款后，乙方尚欠甲方本息合计柒拾肆万叁仟元整（￥743,000元），乙方承诺于2017年6月10日前付贰拾万元（200,000元），利息按年百分之二十四计算。”。原告所举的便条，系原告单方制作，虽其上面有署名陈同生的签名，但该签名已被划掉，且被告陈同生不认可是其所签，原告也不申请对该签名真实性作鉴定，故本案中不予采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2014年8月22日前，原告在令狐世珍处的借款是否实际只有92.75万元；二、2013年12月18日原告法人代表杨国培出具给陈同生的借条所载明金额50万元是否真实存在，是否交付；三、2013年12月18日原告法人代表杨国培出具给陈同生的借条与2015年6月16日原告与陈同生对借款签订的《债务清偿合同》是否无效。一、关于2014年8月22日前，原告在令狐世珍处的实际借款是否只有92.75万元问题。按原被告的陈述和举证，能够确认原告与令狐世珍于2014年8月22日签订《债务清偿合同》之前，双方仅于2011年11月2日当日和之前有过借款行为，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的是借款数额，原告诉称当时实际借款为92.75万元，其由2011年10月向令狐世珍的25万元借款和2011年11月2日的实际借款67.75万元组成；当时将向令狐世珍的借款金额确定为100万元，是将下列款项加在一起计算，一是2011年10月向令狐世珍的借款25万元，二是前述25万元按月息5%计算的一个月利息1.25万元，三是原告补偿令狐世珍为借款给原告而提前支付存款的利息损失1万元，四是前述100万元按5%计算的一个月利息5万元；至2013年4月2日双方结算重新出具100万元借条和13万元欠条给令狐世珍时，令狐世珍在原告处已领款93万元。被告则抗辩称原告所述2011年11月2日时的100万元组成以及被告在原告处领款93万元均不属实；2011年11月2日之前，原告在令狐世珍处借款有两笔，一笔是10万元，另一笔是25万元；2011年11月2日时，原告在令狐世珍处借款是72.75万元，三笔借款加起来共107.75万元出具的借条；因应支付令狐世珍之前借款的5万元利息，令狐世珍之女陈泽娟便出具了领款事由处是空白的5万元领款单，而现此领款单领款事由处的“借款100万元之一个月利息”是后来原告加上去的，还包括一张同日形成的1.25万元领款单上的领款事由“利息（借款25万元之）”也是后来原告自行加上去的；当时重新书写有借条，并在双方之后的结算中，由原告收回，原告应出示该借条；从2012年4月24日至2014年4月2日期间，令狐世珍并未实际收取到原告的付款93万元，2013年3月30日时，原被告结算了之前借款的利息，原告应付令狐世珍的借款利息约55万元，2013年4月2日双方完善了结算手续，陈同生代令狐世珍将之前已收取的利息25万元和原告还应付的利息30元汇总出具了55万元的收条，其中25万元在收条中已备注“①2012年11月2日至2013年4月2日利息共25,000.00元”，即是2012年4月24日领的7万元、2012年7月19日领的3万元、2012年10月13日领的5万元、2012年11月3日领的10万元共25万元；另30万元是原告应付利息，由于之前陈同生的朋友代陈同生于2013年1月15日和3月11日在原告处代领了8万元、5万元共13万元，就由陈同生出具了收条；结算时，就用应付利息30万元减去该13万元后，原告本应出具17万元欠条给令狐世珍，但当时原告法人代表杨国培提出被告之女陈小娟2011年11月2日领了5万元应减去，陈同生同意减除，但提出原答应给的利息损失1万元未真正支付，应加上，原告的法人代表杨国培也同意，这样，在2013年4月2日这天，原告重新出具了100万元的借条，同时出具了13万元的利息欠条；因此，才有55万元收条上备注的“2014年4月2日前账务已扎清，2013年4月2日后按新的借条计算。”。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对于自己的主张，虽提供了系列由陈同生、陈泽娟出具的领款单、收条，但这些收条、领款单只能显示被告方领取款项的情况，并不能证明2011年11月2日时，原被告只有92.75万元借款的事实成立；从被告的陈述以及2013年4月2日的55万元收条和2011年11月2日1.25万元的领款单看，2011年11月2日之前以及当天的借款，原告均有出具有借条给令狐世珍，而双方在庭审中已认可原有借条在双方结算后，已由原告收回，原告即应举出这些借条来印证，原告现未举出，而提供的证据又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原告属举证不能，故对原告主张2014年8月22日前，原告在令狐世珍处的借款实际仅92.75元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二、2013年12月18日原告法人代表杨国培出具给陈同生的借条所载明金额50万元是否真实存在，是否交付问题，原告主张该借款并不存在，是之前令狐世珍的借款以高利息计算而来；而陈同生则抗辩该50万元的借款是原告单独向其所借，与令狐世珍借款没有联系，具体借款时间为2012年11月12日借款5万元、2012年12月28日借款5万元、2013年5月20日借款20万元、2013年10月9日借款10万元以及原告自愿补偿该40万元借款本金从2013年12月18日至2014年12月3日期间的利息10万元组成，均为现金向原告进行交付。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2013年4月2日陈同生出具的55万元收条，其内容结合同日原告向令狐世珍出具的100万元借条和13万元欠条的事实看，实际至2013年4月2日，原告与被告方对之前向令狐世珍的借款利息已结算清楚，从此日起，双方是重新计算利息的。而此时至原告出具50万元借条给陈同生的2013年12月18日，时间约8个月，如按100万元借条中约定的月息5%计算，其利息不过约40万元，加之2013年8月20日、10月25日、12月16日，陈同生还分别在原告处领款10万元、5万元、8万元共23万元，几项相减，至2013年12月18日时，令狐世珍100万元借款的利息也只剩17万元未付；即使再按100万元借条中的复息约定计算，至2013年12月18日，其利息也不过约43元，减去陈同生已领款23万元，剩下利息款也只有约20万元；在此种情况下，原告仍向陈同生出具50万元利息的借条，这与原告的陈述明显不符，更违背常理；而结合原告与陈同生之间后来对该50万元的结算、以房抵款、原告与令狐世珍间对借款的结算、陈同生与原告于2015年6月16日的《债务清偿合同》第一条约定内容“甲乙双方确认，乙方于2013年12月18日以前在甲方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00）未偿还。”来看，原告于2013年12月18日出具给陈同生的50万元借条载明的借贷关系是真实发生的，且从陈同生、令狐世珍夫妇的经济能力看，陈同生也具备支付能力，陈同生对该50万元借条来由叙说也符合常理。因此，原告主张该50万元借条对应的借款未真实发生，亦未交付，仅是令狐世珍借款按高息计算而来的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三、2013年12月18日原告法人代表杨国培出具给陈同生的50万元借条与2015年6月16日原告与陈同生对借款签订的《债务清偿合同》是否无效问题。本院在对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进行论证时，已认定原告主张2013年12月18日50万元借条对应的借款未真实发生，亦未交付，仅是令狐世珍借款按高息计算而来的意见不能成立，故原告以该理由主张2013年12月18日50万元借条无效，即无事实依据；2015年6月16日原告与陈同生对前述50万元借款签订的《债务清偿合同》，其是由2013年12月18日的50万元借款而来，由于该50万元借贷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且经审查，50万元借条以及前述《债务清偿合同》，均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因此，原告要求确认该50万元借条以及《债务清偿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遵义市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60元，由遵义市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查明：2017年6月15日，乾豪公司就本案借款向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2014年8月22日原告与被告陈同生、令狐世珍“债务清偿合同”本金至2017年6月13日止为477,023元；2、撤销原被告2017年5月27日“调解协议”和2017年5月28日“调解补充协议”；3、由被告负担本案受理费。2017年8月14日，乾豪公司向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申请撤诉；该院于次日以（2017）黔0322民初2504号裁定准许其撤诉。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双方当事人二审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2014年8月22日前，乾豪公司在令狐世珍处借款是否能够认定为92.75万元；二、2013年12月18日，乾豪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国培出具给陈同生的借条所载明金额50万元是否真实存在，是否交付及2015年6月16日，乾豪公司与陈同生对借款签订的《债务清偿合同》是否无效。
对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第一，按照双方的陈述和举证情况分析，能够确认乾豪公司与令狐世珍于2014年8月22日签订《债务清偿合同》之前，双方仅于2011年11月2日当日和之前有过借款行为。第二，2013年4月2日，陈同生出具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杨国培现金伍拾伍万元正，此款系两笔①2012年11月2日至2013年4月2日利息共250,000.00元，②2013年3月30日领现金300,000.00元，2013年4月2日前账务已扎清,2013年4月2日后按新的借条计算。”；同日，杨国培、范正芬签名，乾豪公司加盖印章向令狐世珍出具一张借条载明“今借到令狐世珍现金壹佰万元正（￥1,000,000.00元），月息5%，即每月伍万元正，按月支付，如果六个月未付，利息转为本金，复利计算。借款一年。此借款用阳光水岸二期工程临街门面作抵押。”；同日，杨国培、范正芬签名，乾豪公司加盖印章，还向令狐世珍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令狐世珍现金壹拾叁万元正（￥130000.00元），一个月付清。”。2014年8月22日，乾豪公司为乙方、令狐世珍为甲方签订《债务清偿合同》约定“甲乙双方确认：乙方于2013年12月31日以前在甲方处共同借款本金105万元没有偿还，乙方欠甲方2013年12月31日以前的利息已经支付完毕。确定乙方于2015年6月30日前分3期偿还所欠甲方借款本金。”。2017年5月27日，双方因借贷发生纠纷并向桐梓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报警；同日，乾豪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国培（乙方）与陈同生、令狐世珍（甲方）在城南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双方对债权债务清算，令狐世珍债权105万元扣除还款和抵押房款后，乙方尚欠甲方本息合计64.3万元，乙方承诺于2017年6月10日前付20万元。”；次日，双方签订《调解补充协议》，约定将2017年5月27日签订的《调解协议》第一条变更为“双方对债权债务清算，令狐世珍债权105万元扣除还款和抵押房款后，乙方尚欠甲方本息合计74.3万元，乙方承诺于2017年6月10日前付20万元，利息按年百分之二十四计算。”。第三，乾豪公司在（2017）黔0322民初2504号案件中请求确认本金为477,023元，而在本案中请求确认本金为92.75万元。第四，2011年11月2日之前以及当天的借款，乾豪公司均出具有借条给令狐世珍，而双方在一审庭审中已认可原有借条在双方结算后，已由乾豪公司收回，乾豪公司即应举出这些借条来印证，但乾豪公司在一审及二审中均未举出。第五，乾豪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乾豪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乾豪公司所提其在令狐世珍处借款仅有92.75万元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认定。
对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第一，根据乾豪公司提供的2013年4月2日陈同生出具的55万元收条内容，结合同日乾豪公司向令狐世珍出具的100万元借条和13万元欠条的事实看，实际至2013年4月2日，双方对之前向令狐世珍的借款利息已结算清楚；从此日起，双方是重新计算利息。而此时至乾豪公司出具50万元借条给陈同生的2013年12月18日，时间约8个月，如按100万元借条中约定的月息5%计算，其利息不过约40万元，加之2013年8月20日、10月25日、12月16日，陈同生还分别在乾豪公司处领款10万元、5万元、8万元共23万元，几项相减，至2013年12月18日时，令狐世珍100万元借款的利息也只剩17万元未付；即使再按100万元借条中的复息约定计算，至2013年12月18日，其利息也不过约43元，减去陈同生已领款23万元，剩下利息款也只有约20万元；在此种情况下，乾豪公司仍向陈同生出具50万元利息的借条，有背常理。第二，结合乾豪公司与陈同生之后对该50万元的结算、以房抵款、乾豪公司与令狐世珍间对借款的结算、陈同生（甲方）与乾豪公司（乙方）于2015年6月16日的《债务清偿合同》第一条约定内容“甲乙双方确认，乙方于2013年12月18日以前在甲方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00）未偿还。”来看，乾豪公司于2013年12月18日出具给陈同生的50万元借条载明的借贷关系是真实发生，且从陈同生、令狐世珍夫妇的经济能力看，陈同生也具备支付能力，陈同生对该50万元借条来由叙说也符合常理。第三，乾豪公司在（2017）黔0322民初2504号案件中也未主张争议焦点二的诉讼请求。第四，2015年6月16日，乾豪公司与陈同生对借款签订的《债务清偿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乾豪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规定之情形，故该合同应为有效。
综上所述，遵义市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元，由遵义市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雨
审 判 员 李宗洪
审 判 员 何 亮
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 王 薇
书 记 员 张 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