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邵民初字第3532号
原告卢德古，男，汉族，邵武市吴家塘镇居民。
原告薛加凤，女，汉族，邵武市吴家塘镇居民。
原告朱晓芳，女，汉族，邵武市吴家塘镇居民。
原告卢静，女，汉族，邵武市吴家塘镇居民。
原告卢晨超，男，汉族，邵武市吴家塘镇居民。
法定代理人朱晓芳（系原告卢晨超母亲），女，邵武市吴家塘镇居民。
以上五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龚登青、朱立斌，福建齐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邵武市城郊镇卫生院。
法定代表人傅立忠，院长。
委托代理人杨仁江、曾颖勤，福建欣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邵武市立医院。
法定代表人肖银生，院长。
委托代理人余德庆，福建维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卢德古、薛加凤、朱晓芳、卢静、卢晨超与被告邵武市城郊镇卫生院（以下简称城郊卫生院）、邵武市立医院（以下简称市立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晓芳及五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龚登青、被告城郊卫生院的委托代理人杨仁江、曾颖勤、被告邵武市立医院的委托代理人余德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卢德古、薛加凤、朱晓芳、卢静、卢晨超共同诉称：原告卢德古、薛加凤系患者卢长生的父母，原告朱晓芳系患者卢长生妻子，原告卢静、卢晨超系患者卢长生的子女。2013年6月2日，原告亲人卢长生在商贸街工地做工，午饭后约14时许上班时略感不适，便到第一被告城郊卫生院五四门诊部就诊，被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接诊医生建议输液治疗，卢长生认为输液会耽误工作，故医生为其肌注柴胡并服用泰诺、先锋、吗啉瓜和散列通感冒药品。卢长生服药后又去工地劳动，约30余分钟后感觉身体更加难受，返回门诊部同意输液，医生为其静脉滴注头孢呋辛、地塞米松、病毒唑，约16时许卢长生输液完回家，当卢长生行至三楼时，面显痛苦，行走不稳，原告朱晓芳见状问怎么回事，卢长生抬头看了一眼便昏迷倒地，神志不清，口吐白沫，四肢抽搐。朱晓芳急忙找人将卢长生抬进家中，叫人立即到门诊部请医生过来，但医生拒不出诊，叫其送至市立医院。朱晓芳只得拨打“120”，将卢长生送往第二被告市立医院处治疗。市立医院急诊室医生询问卢长生之前用过什么药品，朱晓芳急忙让儿子去城郊卫生院门诊部索要处方，门诊部却称处方找不到。急诊室对卢长生拟“癫痫”收住神经内科住院。一个多小时后，门诊部才将处方送到市立医院，原告交于急诊医生，住院部医生看过后将处方收起。卢长生入院后高烧持续不退，6月3日医生告诉原告卢长生病情严重。6月4日告知病情危重，亲属须做好思想准备，先后发出两次病危通知。6月5日上午又告知病情更加恶化，双肺已烧坏，且脑梗塞、积水等，又发出病危通知。6月6日医生再次发出病危通知，并告知治愈无望，继续治疗只能是人财两空，建议原告放弃治疗。原告遂于下午16时30分出院，6月7日晚11时许，卢长生在家逝世。医疗损害发生后，由邵武市医患调解中心委托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对卢长生的死因及二被告是否存在诊疗过错及过错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认为：卢长生系双肺细菌性（大叶性）肺炎继发化脓性脑膜炎致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对卢长生的死亡后果，被告城郊卫生院过错参与度为5%，被告市立医院为20%。原告认为，由于被告城郊卫生院未向鉴定机构提供原始处方，鉴定机构仅依据虚假处方及工作日志进行鉴定，该鉴定意见缺乏科学依据，两被告的诊疗过错的参与度与客观不符。卢长生在6月2日患病前每天都在做工劳动，体格健壮，6月2日下午偶患感冒体温才37.2度，感冒并非绝症，病不致死。但由于被告城郊卫生院让卢长生同时服用泰诺、散列通，并注射了地塞米松，在输液不到半小时，就出现神志不清，四肢抽搐，昏迷倒地的重症，体温即上升到38.5度，致使病情突然加剧，由感冒小病迅速发展为重症肺炎，被告城郊卫生院存在漏诊和违规使用药品以及篡改处方的诊疗过错。被告市立医院因未能尽到与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未能诊出卢长生继发性化脓性脑膜炎及重症肺炎病因，存在误诊、漏诊的诊疗过错，贻误最佳治疗时机，造成卢长生最终不治身亡。因此，两被告对卢长生的死亡后果存在共同过错。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一、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747，300.93元。具体赔偿项目为：1、医疗、药品费：10，094.65元；2、护理费：1，290元；［其中朱晓芳553.32元（92.22／天＊6天），王礼高736.68元（122.78元／天＊6天）］，3、住院伙食补助费：75元（15元／天＊5），4、误工费：859元［（44，814元／年）122.78元／天＊7天］，5、交通费：1，551元（120急救车160元，护理以上二人200元，原告及代理人三人至上海开鉴定会车费1191元），6、死亡赔偿金：616，328元；（30，816.40元／年＊20年），7、丧葬费：24，664元；（49，328元／年＊6个月），8、停尸费：2，020元；9：被抚养人生活费：35，161元；（20，092.70元／年＊3年6个月／2），卢静：厦门海洋学院大二学生，毕业时间：2014年7月，抚养时间一年。卢晨超：1997年12月11日出生，15周岁另6个月，抚养时间二年6个月。两人合计三年另6个月。10、亲属为办理丧葬事宜支出交通费和误工损失鞥其他合理费用：5，257.82元；（2013年6月7日晚11时死亡-6月15日出葬共8天），卢静：交通费368元；（火车往返）284元＋（市内交通费）84元。朱晓芳：误工费737.76元；，卢二妹：误工费1，258.64元；卢玉妹：误工费935.04元；丈夫王礼高：982.24元；卢冬妹：709.92元；丈夫欧阳坤亮：误工费266.22元；［88.59元／天（农业）＊8天］；丈夫欧阳坤亮：误工费265.77元；11、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以上合计747，300.93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城郊卫生院辩称：一、答辩人的医务人员在对卢长生的诊疗过程中已经尽到了与卫生院门诊部医疗水平相适应的诊疗责任。答辩人属于公益性集体性质的医疗机构，答辩人设在五四路的门诊部位于居民聚集区，其性质就是为了方便周边群众诊治一些常见病以及初级的疾病防治，只要有病人来问诊，门诊医生就有义务为其进行初步的诊治。卢长生于2013年6月2日下午14时许以感冒导致头痛、发烧为主诉至答辩人下属的五四路门诊就诊，答辩人门诊部的医生经诊断后认为卢长生系“上呼吸道感染”建议其输液进行抗感染治疗，但卢长生本人以其还要工作没时间为由拒绝输液，当班医生遂对症开出以口服药为主的第一张处方，包括了柴胡、泰诺等治疗上呼吸道感染的常用药物，不久之后，卢长生又再次来到门诊进行复诊，要求医生给他输液，医生按照其当时的症状开出了头孢呋辛钠、地塞米松、病毒唑等用于治疗呼吸道感染的药物。医生对其进行静脉注射，卢输完液后自行离开门诊所。答辩人五四门诊部的医生按照卢长生本人的主诉及当时医生初步诊察表现出的症状对症下药，已经尽到了与其医疗水平相适应的诊疗责任。二、答辩人开出的药品系根据卢长生前来就诊时的病症对症下药，答辩人不存在原告所称的违规用药的情形。答辩人门诊部的当班医生根据对卢长生的问诊时表现出的病症诊断其为上呼吸道感染，给予抗菌、抗病毒的相应治疗。答辩人两次处方开出的药物，包括柴胡注射液、泰诺、散列通、头孢呋辛钠、地塞米松等药物，均属于目前医生门诊过程中用于抗病毒、抗菌、消炎镇痛的常用药。原告诉称，卢长生系因为同时服用了泰诺和散列通且静脉滴注地塞米松等相互禁忌的药物，导致小病迅速发展成为重症肺炎，这缺乏事实和药理科学上的依据。依据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意见，卢长生的死亡原因系双肺细菌性（大叶性）肺炎继发化脓性脑膜炎致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可见其大叶性肺炎属于原发疾病，答辩人门诊医生的用药对卢长生的病情亦不会起负面作用。三、大叶性肺炎具有特殊性，并不是夏季的常见病，且答辩人确实没有确诊该病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条件。大叶性肺炎是又肺炎双球菌引起的急性肺实质肺炎，常见诱因有受寒、淋雨、醉酒等，约有半数病例先有上呼吸道病毒感染等前驱表现，好发于冬春季节，该病并不是夏季的常见病。2013年6月2日当天卢长生到答辩人处就诊时，其主诉病症为体热、头痛、体痛，这并不是明显的肺炎症状。而且就卫生院门诊有限的医疗条件而言，当时的门诊医生确实没有能力马上诊断出卢长生所患的病症是大叶性肺炎，更无法预见该炎症会导致卢长生继发化脓性脑膜炎致中枢神经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对于答辩人门诊医生在门诊时未诊断出卢长生的上述病症并无过错。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卫生院门诊部的门诊医生只能解决常见病患者的小病，因为门诊没有诊疗检验设备；二是卢长生在门诊部的诊疗时间很短，两次的诊疗时间加上挂瓶注射的时间约为两个小时；三是医生的职业道德不能拒绝患者就诊。另外，该医生虽没有书写病历，但卢长生家属需要处方时，门诊部立即将上述二张处方送给卢家属，弥补了未填写病历的不足之处。卢长生患的病是起病急骤的大叶性肺炎而不是普通感冒，这是事实。原告在诉状中诉称卢长生的病是因为答辩人违规用药导致小病迅速发展成重症肺炎，这是违背客观事实的。卢长生就诊的医疗机构系本身医疗条件有限的卫生院门诊，对于大叶性肺炎一般卫生所门诊部的医务人员确实没有诊断的能力和水平。四、答辩人未向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提供原始处方的原因。2013年6月2日傍晚，卢长生被送往邵武市立医院急救，因市立医院急需答辩人提供卢长生之前在答辩人门诊处看病的输液处方，五四门诊药房的药士在已经下班的情况下，急忙回到门诊直接将原始处方的原件交给了卢长生的家属，而来不及留下复印件（此后，该原件一直由原告方保留）。之后，因为需要门诊进行财务结算，当天的接诊医生凭记忆写出处方以便进行用药结算。正因如此，答辩人后来提供给鉴定中心的处方是接诊医生凭记忆写出来的处方。综上，生老病死系自然规律，对于不少的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医学理论和实践领域，即使在设备齐全、人才济济的高端医院尚存在难以及时诊查和治愈的困难。答辩人开设的门诊部门疏于最基层的医疗机构，更难以诊查出卢长生的大叶性肺炎病情。因此，原告要求答辩人于邵武市立医院共同承担卢长生因病死亡的全部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市立医院辩称：一、答辩人对卢长生的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南方司法鉴定中心（2013）病鉴字第25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及鉴定分析观点不客观、不科学，与实际临床诊断不相符，不足以采信。理由如下：1、答辩人在患者入院时即告知患者家属有脑部病变和肺部感染，必须进行腰穿检查确诊。但被患者家属要求观察再定而延误。卢长生入院时，经向送入院的家人了解及查卢长生体，发现患者除有继发性癫痫外，还有持续的神志不清，呼吸急促及不典型的脑膜刺激症（仅有颈部轻度抵抗，无克氏征、布氏征阳性），答辩人的接诊医师即告知其家人，患者有脑部病变和肺部感染，患者住院当晚及第二天，医生向其妻子说明腰穿检查确诊的必要。但其妻要求观察后再定。第二天患者肺部情况严重，呼吸困难突出，请了二次呼吸内科急会诊，一次感染科和心内科院内会诊，均认为存在重症肺炎，要做好上呼吸机准备，并告知患者家人病情危重。第三天上午因高流量面罩给氧仍存在低氧气症，医师将患者安排到了ICU进行呼吸机辅助通气，此后因病情危重无法进行腰穿检查，亦未再向患方提出这个问题。2、答辩人针对患者出现的重症肺炎和脑部病变情况，提出需对患者气管切开的对症治疗手段。但被患者家属要求出院而未果。患者在治疗的第三天血压稳定，机械通气下低氧血症得到纠正。住院期间使用抗生素在6月7日送回的血培养显示药物敏感，入院起即开始给患者使用降颅压脱水药物，故答辩人对患者的治疗无过错。同时，患者在住院期间做了二次头颅CT及肺部CT检查，说明其存在重症肺炎和脑部病变的情况，我们所进行的治疗即是针对此进行的。住院的第五天，当我们想其妻说明病情仍严重，一则气管插管使用一般不超过3天，要进行气管切开的必要，二则气切后排痰更容易，促使肺部感染好转更有利。其全家人商量后认为家庭经济困难，患者病情严重，怕人财两空，不愿继续治疗，要求自动出院。主观医生向其说明此时回去十分危险，不利于患者，但其妻仍听从患者父母的意见要求出院，并书面签字承担放弃治疗的后果。3、尸体检验证实患者卢长生死于不使用呼吸机造成的低氧血症引起周围性呼吸衰竭，非死于继发性化脓性脑膜炎致中枢神经呼吸循环衰竭。患者出院后死亡，这是答辩人早已预料到的结果。但鉴定意见书认为被鉴定人卢长生系死于继发性化脓性脑膜炎致中枢神经呼吸循环衰竭的鉴定结论不客观、不科学。患者应诉因为不使用呼吸机造成的低氧血症引起的周围性呼吸衰竭死亡的。中枢神经呼吸循环衰竭是指因脑疝或脑干本身病变引起的延髓的呼吸中枢、循环中枢衰竭而死亡，本病例脑干完好。从尸检解剖可以得出二个客观事实：（1）患者的重症肺炎十分严重，双肺由海绵样物体辩称肝脏样物体，大叶性肺炎四个病理分期：充血期、红色肝变期、灰色肝变期、消散期，该病例处于第三期，再努力一把就可以度过，但可惜被放弃治疗了。（2）化脓性脑膜炎处于早期，仅有脑肿胀和闹表面脑膜大量的脓性分泌物，无脑积水、脑肿胀、硬膜下积液或积脓等后期表现，更无造成患者死亡的脑疝表现。重症肺炎十分凶险，死亡率高这是一个常识，而化脓性脑膜炎要造成颅内压很高引起脑疝或休克才会死亡，且需要一定时间才能造成。从尸检上看二个部位的严重程度完全不同，十分明了。因此，患者卢长生的死亡是其家人放弃治疗导致的结果，与答辩人的前期医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综上，答辩人在患者治疗的短短四天时间里尽职尽责，而因患者家人对医学知识的缺乏，不够配合后期又放弃治疗，才导致患者出现这种后果。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五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1：户口登记簿，证明原告与受害人之间的身份情况，原告与受害人均系吴家塘农场职工，系非农业户居民。
证2：被告城郊卫生院的门诊医疗工作日志以及原始处方，证明卢长生于2013年6月2日患上呼吸道感染就诊于被告城郊卫生院五四门诊部，被告城郊卫生院采用肌注：胡柴；口服：泰诺、先锋、吗林瓜和散列通；经脉滴注：头孢呋辛、地塞米松及病毒唑等药物治疗方案。卢长生因同时服用了泰诺和散列通且静脉滴注地塞米松等相互禁忌的药物，导致小病迅速发展为重症肺炎。
证3：（1）立医院门诊病历；（2）被告市立医院病案；（3）日用药清单，证明被告市立医院未尽到与其医疗水平相应诊疗义务，即未诊出卢长生重症肺炎的病因，又未诊出继发化脓性脑膜炎，贻误最佳治疗时机，导致卢长生最终不治身亡，存在重大诊疗过错。
证4：被告城郊卫生院篡改的处方，证明被告城郊卫生院提供给南方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材料中的处方笺，系刘金诚医生事发后篡改的、隐瞒了“散通列”药品的虚假处方。
证5：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证明（1）卢长生系双肺细菌性（大叶性）肺炎继发化脓性脑膜炎致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2）因鉴定中心所依据检材系被告城郊卫生院提供的虚假处方，导致出具的鉴定意见缺乏真实性和科学性，两被告的诊疗过错参与度与客观不符。
证6：（1）医疗费、药品费票据；（2）停尸费票据，证明卢长生住院期间自费医疗、药品费8，534.65元；因待检支出停尸费2，020元。
证7：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出具的证明，证明卢静系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在校生，因父亲死亡，为奔丧开支交通费共计368元。
证8：票据一组，证明原告及其代理人代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作鉴定时支出交通费、差旅费1，191元。
以上证据经被告城郊卫生院质证认为，对证1没有异议。对证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患者卢长生是大叶性肺炎而不是普通肺炎，可能导致严重病症。泰诺、散列通因二者成分、药效相同，一起使用会超过一般剂量，因此禁忌，但二者一起使用后不会引发大叶性肺炎。地塞米松是抗菌药，对治疗肺炎是起证明的疗效，不存在药物中毒的情况。证3与被告城郊卫生院无关。对证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城郊卫生院不存在篡改行为，漏写散列通是记忆不足。对证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中认定“卫生院没有充分履行告知义务有异议。对证6、7没有异议。对证8没有异议，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被告市立医院质证认为，对证1没有异议，证2、4认为与被告市立医院没有关系。对证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可以证实被告市立医院已经尽到了与其医疗水平相应的治疗。且市立医院已经诊断出卢长生患有重症肺炎、继发性脑膜炎，不存在贻误最佳治疗时机以及漏诊的情况。对证5的鉴定结论有异议，认为卢长生不是死于脑膜炎，而是死于不使用呼吸机造成的低氧血症而引起的呼吸衰竭，市立医院对卢长生的死亡不存在过错。对证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停尸费应包含在丧葬费中。对证7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卢静有368元的交通费支出。对证8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本院认为，两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所举证6医疗费票据中，9.3元病历复印费不属于医疗费损失，本院不予采纳。2013年10月8日、10月9日两张外购药发票既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病历，开票时间又在患者卢长生死亡之后，无法证实是否系卢长生住院期间的花费，被告亦予以否认，因此本院不予采纳。两张收款收据没有加盖公章，没有出具单位，出具人“ICU何医生”身份不明，无法证实该费用支出的真实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两被告质证称自己的诊疗行为没有过错，本院将在下文中结合其他证据认证。
被告城郊卫生院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原告方提交给邵武市医患调解中心的事实经过陈述、城郊卫生院提交给邵武市医患调解中心的处理意见以及调解中心给朱建新、城郊卫生院院长所做的询问笔录，上述证据证实：1、原告的陈述与诉状有出入，事情经过应当已陈述意见为准，城郊卫生院将处方交到医患调解中心的时间为半个小时；2、城郊卫生院表态不同意调解；3、双方同意到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做司法鉴定。
以上证据经原告质证认为，双方同意到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做鉴定是事实，但被告城郊卫生院提供了虚假的检材，违法法定程序。原告认为被告城郊卫生院是知道不能同时使用泰诺和散列通而故意隐瞒散列通的用药。
被告市立医院认为，对原告自行提交的事实经过陈述无法确认其陈述的真实性，对陈述中涉及市立医院告知其放弃治疗的的部分不属实。
本院认为，原告及被告市立医院对被告城郊卫生院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市立医院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患者卢长生的病程记录一份，证明：1、患者卢长生入院时，表现为神志不清、四肢抽搐、双眼上翻、口吐白沫，病情已十分严重；2、患者在2013年6月2日入院当天，市立医院已诊断为肺部感染、颅内感染；第二天肺部CT扫描已确诊为重症肺炎；3、自患者住院后，市立医院一直都在对症使用消炎药、降颅压药；4、市立医院经治医生在患者入院第二天，即建议患者作腰穿检查，但被患者家属已观察后再定而拒绝；5、在患者病情进展快、病情极为严重时，患者家属又拒绝做气管切开手术，并在市立医院告知出院的风险及后果后坚持出院；6、被告市立医院在接诊患者四天时间中，对患者的诊断不存在漏诊的责任。
以上证据经原告质证认为，病程记录是医院保密的部分，原告方不得复制。因发生纠纷后没有立即封存病程记录，故该病程记录是否是原始资料原告方不能确认；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市立医院称在6月2日已经诊断出肺部感染、颅内感染，但从病案中看入院诊断没有记载肺部感染、颅内感染，只有出院时有记载。病程中也记载6月4日11点主任医生考虑重症肺炎，并建议用药，这些均证明入院时有漏诊是事实。被告市立医院称是原告方拒绝作腰穿检查、气管切开并放弃治疗，全部都是虚假陈述，病程不能证明这些内容，医嘱也没有这些内容的记载。患者家属放弃治疗出院不是事实，
本院认为，被告市立医院拟以该证据证明其诊疗行为无过错，不存在漏诊的情况。该问题本院在下文中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诉讼中，被告市立医院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本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鉴定事项为：两被告对卢长生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医疗过错与卢长生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因力的大小。2014年8月6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华政（2014）法医医鉴字第6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邵武市城郊卫生院对被鉴定人卢长生的诊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该过错与被鉴定人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地（原因力）酌情为5%。2、邵武市立医院对被鉴定人卢长生的诊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该过错与被鉴定人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原因力）酌情为20%-30%。
五原告对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鉴定书中分析两被告存在的过错十分严重，但最后确定的过错参与度过低，因此该份鉴定结论不公正。
被告城郊卫生院对该鉴定意见书无异议。
被告邵武市立医院对该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1、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不符合客观事实，被告市立医院在患者入院24小时内即考虑到肺部感染的可能，不存在体检欠细致的问题；2、鉴定结论中载明被告市立医院“对病情的考虑欠周密，诊疗方案欠完善”不正确，被告市立医院在患者进院后考虑到了严重肺炎的可能，但是患者家属拒绝做腰穿手术，所以无法确认病情；3、华东政法大学鉴定中心鉴定时只有三名鉴定人员，程序上有瑕疵；4、鉴定结果对被告市立医院的过错参与度酌情为20-30%，结论不严谨。
本院认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的鉴定程序符合规范，鉴定人员3人并未违反鉴定程序，且鉴定人具备鉴定资格，鉴定意见中对两被告诊疗行为过程中存在的过错进行了详细地分析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因此，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华政（2014）法医医鉴字第6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说明充分，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故对鉴定意见应予采信并作为定案的依据。
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及原、被告在法庭上的陈述，可以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如下：
原告卢德古、薛加凤系患者卢长生的父母，原告朱晓芳系患者卢长生妻子，原告卢静、卢晨超系患者卢长生的子女。
2013年6月2日约14时许，卢长生至被告城郊卫生院处就诊，门诊拟上呼吸道感染，予以“柴胡4mlim、泰诺1粒、先锋IV0。375、吗啉胍0.2、维生素C0.2、散列通1粒”口服、肌注。原告服药后仍觉不适遂要求输液治疗，被告城郊卫生院予以“5%GNS250ml＋头孢呋辛2.0＋地塞米松10mg及5%GS250ml＋病毒唑”静脉滴注。卢长生回家时出现四肢抽搐、人事不省等症状，被家属送至被告市立医院门诊急诊，门诊诊断为：癫痫，发热待查。同日19时卢长生以“突发神志不清，四肢抽搐2小时”为主诉入住被告市立医院，初步诊断为：1、癫痫，2、脑梗塞、浅昏迷、右侧偏瘫、左下肢瘫，3、上呼吸道感染，4、低钾血症，5、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6、鼻窦炎，7、脑出血术后，8、右肱骨中段骨折术后，9、右胫骨骨折术后。6月6日，患者卢长生出院，被诊断为：1、继发性癫痫；2、重症肺炎、Ⅰ型呼吸衰竭；3、脑梗塞、浅昏迷、右侧偏瘫、左下肢瘫；4、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5、低钾血症；6、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7、低白蛋白血症；8、高脂血症；9、低钠血症；10、鼻窦炎；11、脑出血术后；12、右股骨中段骨折术后；13、右胫骨骨折术后。出院医嘱：院外继续治疗，转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为此，原告支出门诊费用1，218.68元，住院费用15，856.11元（其中自付部分为3，934.66元）。
2013年6月9日，原告方亲属朱剑新与被告城郊卫生院在邵武市医患调解中心的主持下共同选择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鉴定。2013年6月13日，邵武市医患调解中心委托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对以下事项进行鉴定：1、卢长生的死亡原因；2、邵武市城郊卫生院何邵武市立医院对卢长生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卢长生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2013年7月9日，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南方司鉴中心（2013）病鉴字第25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书认为：（一）被鉴定人卢长生的死亡原因分析。根据尸体解剖及法医病理检验所见被鉴定人卢长生双肺见大量中性白细胞浸润及纤维素渗出（灰色肝变样期，发病后5-6天出现），双肺重度水肿。同时，蛛网膜下腔也见大量脓细胞及纤维素渗出。据此可认定，卢长生系双肺细菌性（大叶性）肺炎继发性化脓性脑膜炎致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二）关于邵武市城郊卫生院及邵武市立医院医院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分析：1、从肺炎的病理演变过程分析，不排除患者到卫生院就诊时已经出现了肺炎症状及体征，但邵武市城郊卫生院缺乏相应的病历记录，也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因此，其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与不足，在卢长生死亡后果中的参与度约5%；2、根据邵武市立医院的病历记录，患者到该院就诊时病情较危重，院方也进行了相关检查及院内会诊。但院方在临床诊断中未考虑到细菌性肺炎继发化脓性脑膜炎的可能，存在漏诊的过错。由于漏诊而造成的院方在抗感染、降颅压防治脑水肿等方面的措施不力。其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与卢长生的死亡后果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其过错参与度约20%。
诉讼中，被告市立医院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经双方当事人选择，本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鉴定事项为：两被告对卢长生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医疗过错与卢长生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因力的大小。2014年8月6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华政（2014）法医医鉴字第6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1、该意见书记载如下：分析说明：根据委托单位提供的被鉴定人病史、摄片等资料，经鉴定人员讨论综合听证情况，综合分析认为：1、被鉴定人卢长生2013年6月2日下午到邵武市城郊卫生院诊治，当晚又到邵武市立医院诊治，后救治无效死亡。后经尸体解剖发现：被鉴定人双下肺及左上肺实变，切面呈片状暗红色，病灶有大量中性白细胞浸润及纤维素渗出，其余部位肺泡内有大量水肿液；脑部蛛网膜血管高度扩张、充血，脑表面见黄绿色脓液覆盖，镜检见蛛网膜下腔明显增宽，可见大量坏死的中性白细胞（脓细胞）聚集及纤维素渗出，脑实质细胞间隙及血管间隙显著增宽。结合被鉴定人病史、症状、诊疗过程及病情转归可以发现，被鉴定人生前患大叶性肺炎及化脓性脑膜炎明确。2、被鉴定人卢长生到邵武市城郊卫生院诊治，依据被鉴定人就诊时的病史、症状，结合邵武市城郊卫生院的诊疗水平、医生的实践能力，以及被鉴定人死亡后的尸体解剖结果，医院给予“上呼吸道感染”的诊断，判定其“误诊”依据不足。但该卫生院在对被鉴定人的诊疗过程中，并未对被鉴定人进行必要的体格检查，且存在一定程度的用药不合理之处。因此难以排除邵武市城郊卫生院的诊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由于城郊卫生院的过错，导致之后的针对性治疗发生一定程度的延误，并对病情转归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故难以排除城郊卫生院的过错与被鉴定人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但被鉴定人病情严重，在该卫生院就诊时间短暂，且卫生院诊疗水平有限，故邵武市城郊卫生院的过错参与度酌情为5%。3、被鉴定人卢长生2013年6月2日晚到邵武市立医院救治，依据被鉴定人当时病情，邵武市立医院对其诊断为“癫痫”有明确依据。但是，被鉴定人当时所表现的癫痫应是其原发疾病的一种临床表现，是大叶性肺炎并发化脓性脑膜炎后客观转归。结合2013年6月3日的胸部及头颅CT检查结果及尸体解剖结果，也可以证实被鉴定人到邵武市立医院就诊时不仅存在严重的肺部感染，且存在化脓性脑膜炎的病理基础。但是，邵武市立医院在对被鉴定人的诊疗过程中，病历记载“心肺听诊无异常”，说明该院对被鉴定人体检欠细致，未能充分考虑分析被鉴定人病史、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结果，以致对肺部病变诊断欠及时；同时，被鉴定人就诊时已客观存在化脓性脑膜炎，邵武市立医院也未考虑到大叶性肺炎继发化脓性脑膜炎的可能，以致对被鉴定人的整个诊疗过程中对病情考虑欠周密、诊疗方案欠完善、具体诊疗措施不到位。因此，难以排除邵武市立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虽然被鉴定人生前患大叶性肺炎和化脓性脑膜炎明确，且病情严重，其自身疾病是发生死亡后果的主要原因。但是医院的过错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良后果的发生。因此难以排除邵武市立医院的过错与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医院的过错参与度酌情为20%-30%。因做此次鉴定，原告花费交通费1，176元、住宿费400元，被告市立医院花费鉴定费8，000元。
另查明，事故发生后，原告支出停尸费2，020元。
本院认为，关于五原告所主张的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根据上述规定，结合两原告的诉请，对两原告的各项损失确认如下：1、医疗费。两被告对五原告主张的卢长生门诊费用1，218.68元、住院费用自付部分3，934.66元、输氧费112.01元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以上合计5，265.35元。五原告主张的其他医疗费用，应没有能够佐证的病历或证明，本院不予采信。2、护理费。因卢长生病情严重，从入院开始即处于昏迷状态，故原告方主张两人护理并无不当。护理天数可计算6天（自2013年6月2日起至2013年6月7日止），护理费标准可参照2013年福建省居民服务业平均工资39512元／年计算，故五原告的护理费损失为1，299.02元（39512元／年÷365天×6天×2人），五原告主张护理费1，290元未超过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3、住院伙食补助费。卢长生住院5天，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75元。4、卢长生误工费。卢长生的病情为重症肺炎，误工系其自身疾病原因，两被告的过错行为并未加重卢长生的误工费损失，故该项费用，本院不予支持。5、交通费。五原告主张的交通费1，551元，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支持。6、死亡赔偿金。五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616，328元，两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7、丧葬费。两被告对无原告主张的丧葬费24，664元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8、停尸费。停尸费应包含在丧葬费中，属于重复计算，本院不予支持。9、被抚养人生活费。原告卢静虽年满18周岁，但其尚在大学就读，没有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其父母抚养教育。故五原告主张卢静的生活费损失并无不当。抚养时间可计算42个月（卢静计算至大学毕业时间2014年7月为12个月；卢晨超计算至年满18周岁为30个月），抚养费标准可依照2013年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092.7元／年计算，五原告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损失应为35，161元。10、亲属办理丧葬事误工费、交通费。根据邵武当地办理丧葬事的风俗，并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即卢长生死亡时间为2013年6月7日，被火化日为2013年6月15日），本院酌情认定4，000元。11、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五原告痛失亲人，精神上必然遭受极大损害，故五原告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根据两被告的过错程度以及所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客观因素，结合本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支持五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4，000元（其中被告城郊卫生院应赔偿4，000元，被告市立医院应赔偿20，000元）。
关于两原告的损失如何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五原告的亲人卢长生到两被告处就诊，双方形成了医疗服务关系。由于两被告的医疗过错与卢长生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侵害了卢长生依法享有的生命权。两被告应根据其过错的大小就卢长生死亡而给五原告所造成的损害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两被告的上述诊疗过错行为，经福建南方司法鉴定所鉴定，被告城郊卫生院应对卢长生的死亡承担5%责任，被告市立医院应对卢长生的死亡承担20%责任；经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城郊卫生院应对卢长生的死亡承担5%责任，被告市立医院应对卢长生的死亡承担20%-30%责任。福建南方司法鉴定所和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均是具有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虽五原告以及被告市立医院对上述两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均有异议，但没有提供证据反驳。基于上述事由，本院认定被告城郊卫生院应对卢长生的死亡承担5%的责任，被告市立医院应当卢长生的死亡承担25%的责任。故被告城郊卫生院应赔偿五原告物质损失688，334.35元（即医疗费5，265.35元、护理费1，29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5元、交通费1，551元、死亡赔偿金616，328元、丧葬费24，664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5，161元、办理丧事误工、交通费4，000元）的5%计34，416.72元，并赔偿五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合计38，416.72元。被告市立医院应赔偿五原告物质损失172，083.58元（688，334.35元×25%），并赔偿五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合计192，083.58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邵武市城郊卫生院赔偿原告卢德古、薛加凤、朱晓芳、卢静、卢晨超各项损失共计38，416.72元，该款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
二、被告邵武市立医院应赔偿原告卢德古、薛加凤、朱晓芳、卢静、卢晨超各项损失共计192，083.58元，该款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
二、驳回原告卢德古、薛加凤、朱晓芳、卢静、卢晨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642元，由原告卢德古、薛加凤、朱晓芳、卢静、卢晨超负担7，450元，被告邵武市城郊卫生院负担530元，被告邵武市立医院负担2，66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2018-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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