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4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彦，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公民身份号码×××0310。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红穗，女，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公民身份号码×××0325。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怡婧，广东华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明亮，广东华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义根，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6318。
委托代理人黄芳，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子欣，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彦、任红穗因与被上诉人杨义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5）佛顺法民一初字第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杨义根分别于2012年6月18日、12月6日和2013年1月4日、1月21日、3月21日、5月21日、5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向黄彦支付100万元、138万元、41万元、80万元、192.45万元、98.65万元、145万元，共计759.10万元。杨义根又于2013年6月21日和7月1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黄彦支付294万元、500万元，另以现金支付方式给付6万元。2013年7月1日，杨义根与黄彦、任红穗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黄彦向杨义根借款80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从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7月1日止，还款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款。黄彦以其名下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员岗村广州雅居乐花园雅湖居503号房屋作为抵押物向杨义根提供担保。如逾期还款，黄彦须根据逾期天数，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收罚息。黄彦违约而造成杨义根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黄彦全部承担。合同的下部黄彦作为乙方签名，任红穗作为房产权属共有人签名。2012年8月25日至2015年2月5日黄彦通过银行帐户分多次向杨义根支付合共1502.46万元。另据杨义根与黄彦的谈话记录反映，双方就案涉借款曾口头约定利息，利率为每月2%。2015年6月29日杨义根与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一份，杨义根就本案纠纷聘请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杨义根同意签订合同起十日内向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服务费50000元。2015年7月1日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向杨义根出具收取律师费的发票，金额50000元。另查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员岗村广州雅居乐花园雅湖居503号房屋为黄彦与任红穗共有，现该房屋的产权证由杨义根持有。
2015年7月1日，杨义根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黄彦立即向杨义根归还借款本金4851000元及利息869065.54元（暂计至2015年6月30日，自2015年7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2.黄彦向杨义根支付律师费50000元；3.任红穗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员岗村房屋的价值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黄彦、任红穗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案涉的借款是否真实；二、黄彦、任红穗对案涉债务应否承担责任。围绕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案涉的借款是否真实。在诉讼中，杨义根提供了借款合同、银行转款单据等证据证明杨义根已向黄彦借出款项，杨义根提供的证据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查明借款事实，原审法院对杨义根与黄彦之间的借贷关系予以确认。二、黄彦对案涉债务应承担的责任。1.关于借款本金。根据杨义根提供的银行转款凭据及黄彦确认收到杨义根借出的款项，杨义根在2012年6月18日至2013年7月1日期间合共借给黄彦1595.10万元。2.关于利息的计算。杨义根、黄彦虽没有在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间的利息，但根据杨义根提供的谈话录音，可见杨义根、黄彦曾就案涉借款约定利息，利率为月2%。另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为一年后一次性清还，但在借款后黄彦随即于每月向杨义根归还款项，黄彦辩称没有约定利息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合本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原审法院确认杨义根、黄彦曾就案涉借款约定利息，利率为月2%。黄彦在2012年8月25日至2015年2月5日期间通过银行帐户分多次向杨义根付款合共1502.46万元。原审法院按照黄彦还款每月先扣减利息再扣减本金计算，杨义根起诉主张黄彦尚欠本金4851000元及利息869065.54元（从2014年7月2日即借款合同期满第二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至2015年6月30日金额是1494065.54元，扣减黄彦已支付的利息625000元）均没有超出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故杨义根主张的本金及利息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黄彦认为通过其妻子向杨义根归还了部分借款，杨义根不确认曾委托黄彦妻子（即杨义根女儿）收取案涉借款。因黄彦与其妻子为夫妻关系，其财产为共有财产，无法确认其向其妻子给付的款项即为归还杨义根款项。黄彦就其主张并无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黄彦至今尚欠杨义根本金4851000元，利息至2015年6月30日869065.54元，2015年7月1日后的利息按欠款额依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至清偿之日。3.关于律师费的计算。借款合同约定，黄彦违约而造成杨义根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黄彦全部承担。因黄彦逾期还款，杨义根要求黄彦支付因起诉该借款所支出的律师费，合法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杨义根支付律师服务费50000元，没有超出法律规定，且杨义根已提供付款发票。杨义根要求黄彦承担律师费，合法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三、任红穗对案涉债务应承担的责任。杨义根、黄彦在借款合同中约定，黄彦以其名下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员岗村房屋作为抵押物向杨义根提供担保。合同的下部黄彦作为乙方签名，任红穗作为房产权属共有人签名。黄彦向杨义根借款时，任红穗作为产权共有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名，同意以登记在其名下的上述共有房屋为黄彦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将相关房屋产权证件交给杨义根保管。黄彦、任红穗以共有房产为案涉借款作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清楚明确。黄彦、任红穗以上述房产为案涉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双方之间的抵押担保合同成立且有效，因该抵押未办理登记，致使抵押物权尚未设立，但双方的抵押合同成立，黄彦、任红穗应依法承担合同责任，因签订抵押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债务偿还，故具体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应为任红穗在提供抵押担保的房产价值范围内承担债务补充清偿责任。任红穗认为其不是担保人且抵押物未登记，不产生法律效力的抗辩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以采纳。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黄彦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杨义根偿还借款本金4851000元、律师费50000元及利息（计算方式：至2015年6月30日利息为869065.54元；从2015年7月1日至欠款清偿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二、任红穗对黄彦的上述债务在其享有的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员岗村房屋的份额价值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杨义根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2046.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67046.60元，由杨义根负担17046.60元，由黄彦、任红穗负担50000元。
上诉人黄彦、任红穗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黄彦已直接向杨义根偿还1502.46万元，原审法院认定黄彦仍拖欠485.10万元缺乏依据，属认定事实不清。（一）原审法院忽视杨义根不合理变更诉讼请求的动机和原因，错误认定黄彦已偿还的本金金额，作出与事实不符之判决。杨义根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多次变更借款本金，从610万元变更为785.10万元，后又变更为485.10万元，变更幅度大。实际上是杨义根随意将黄彦已偿还的本金解释为利息。原审法院在未查明黄彦支付的款项为本金还是利息的情况下，就按杨义根的请求认定黄彦仍拖欠本金485.10万元，明显错误。更何况在庭审过程中，法官曾对黄彦于2012年6月18日借款100万元，而利息却高达41.50万元提出质疑，最后在判决中对此却未作任何论述。（二）黄彦向杨义根支付的所有款项均为偿还本金，不存在支付利息的情况，黄彦仅欠借款本金92.64万元。二、由于杨义根与黄彦之间为翁婿关系，双方并未约定借款利息，杨义根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两人之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原审法院仅以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的谈话录音即确认双方之间有约定借款利息，显属错误。（一）杨义根与黄彦之间是翁婿关系，约定高达2%的月息与生活常理不符。如此紧密的亲属关系之间的平常往来款一般都很少约定利息，更何况高达2%的月息。月息2%是国家法律保护的最高利率，家庭内部往来约定如此高的利息与常理严重不符。（二）黄彦向杨义根所借款项分为两部分，一是2013年6月前未签订借款合同的借款，二是签订了借款合同的借款。黄彦对借款本金予以确认，但双方未约定需支付利息及利率。1.杨义根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未签订借款合同的部分借款有约定借款利息。原审法院没有对该部分借款是否约定利息加以论证，笼统的依据录音内容认定借款合同记载的借款约定月息为2%，就推定签订借款合同前的借款同样约定了利息，缺乏理据。根据杨义根提供的偿还本息明细，黄彦还款的情况根本无法对应月息2%的利息，结合杨义根在偿还本息明细的说明，其认为自2014年1月始双方才约定利息，即此前双方未约定利息。黄彦对杨义根提供的录音的内容不予确认，即使法院认定其真实性，录音内容虽提及“两个点”，但针对双方之间多笔借款中的哪一笔无法确认。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原审法院认定没有签订借款合同的部分借款有约定利息错误。2.杨义根提供的证据同样无法证明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息。借款合同没有约定利息，却约定逾期还款罚息，若双方一直有口头约定利息，为何在借款合同中未记载。而杨义根提供的录音内容虽提到“两个点”、“24%”或“利息”，其他内容却无法与本案对应，无法确定上述内容与本案有关。且录音内容经节选，只是杨义根突然提出支付利息并要求办理抵押后双方磋商的对话，不能视为黄彦同意支付利息的依据。如上所述，杨义根认为双方2014年1月起计付利息，则偿还本息明细中，此前计算为利息的部分应计算为偿还本金，黄彦欠款金额应大额减少，而实际上的还款情况无法与杨义根提供的偿还本息明细中的记载相对应。另，黄彦需要向杨义根支付自己配偶的生活费亦不符合常理，因此，杨义根的陈述错漏百出，亦与事实不符。（三）原审法院仅依据录音内容认定双方之间约定利息明显错误，虽然借款合同约定到期一次性归还借款，但双方以实际行动变更合同约定并无不妥，原审法院将黄彦提前归还本金的行为认定为支付利息缺乏理据。三、原审法院未查明杨义根主张的已还利息如何计算，是否合法，就根据杨义根的主张作出判决。实际上，签订借款合同后，黄彦为尽快还清借款，于2014年7月1日前已陆续还款共计667.05万元，即使要计算利息也不足869065.54元。四、黄彦于2013年7月后已向杨义根支付11095500元，已超出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800万元，即借款合同已履行完毕，黄彦不需要支付逾期利息，任红穗亦不需要承担清偿责任。而签订借款合同前的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即黄彦、任红穗在本案中均不需要承担还款责任。五、任红穗作为抵押房产的共有人，虽在借款合同上签名，但并未明确表示对借款行为提供担保，未同意就其房产份额设立抵押，仅表示其知悉黄彦的抵押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不能认定其保证责任。本案中，任红穗从未确认承担保证责任，不能要求其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六、黄彦曾以查明事实及承担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原审法院追加杨凌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法院得知无法找到杨凌智本人后，即以无法送达为由拒绝追加，程序不当。综上，上诉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杨义根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杨义根负担。
被上诉人杨义根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黄彦仍拖欠借款本金485.1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杨义根在一审期间变更诉讼请求，属合理行使诉讼权利，而黄彦质疑的41.50万元利息不存在异常。首先，黄彦借款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杨义根的两个银行账户还款，而杨义根基于双方之间的亲属关系没有设立管理台账，也没有细致整理还款明细，故杨义根在起诉时未能准确统计黄彦的还款情况。此外，杨义根在一审庭审前收到黄彦提供的其于2014年12月15日偿还300万元的证据，并向银行核实后当庭变更诉讼请求，将请求黄彦偿还借款本金785.10万元减少为485.1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因此，此属杨义根正常变更诉讼请求，不存在任何不良动机，更未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恰相反，杨义根正是为了法院更准确地认定事实才变更诉讼请求，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减少借款本金，减轻黄彦的还款责任。其次，一审诉讼中，法官询问为何2012年9月28日黄彦于同一日共向杨义根转账7笔共计32.20万元的问题，杨义根已当庭给予了合理的解释。黄彦于2012年9月28日支付的32.20万元是其转汇案外人黄德安（福建人，黄彦的朋友，公民身份号码××）向杨义根偿还的借款本息，黄彦仅作为借款介绍人代为转账还款，并非偿还本案债务。事实上，黄德安与杨义根之间的借款发生于2012年2月17日，经黄彦介绍，黄德安以其粤y×××××号牌奔驰车作抵押，向杨义根借款45万元，杨义根当日即转账向黄德安之子黄文龙付款40.50万元，另4.50万元以现金支付。后黄彦于2012年4月20日、同年6月12日将黄德安偿还的利息两笔各22500元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给杨义根。因此，黄彦在本案第一笔借款发生前转付利息的行为足以证实其代他人转付借款本息的事实，即黄彦于2012年9月28日偿还的32.20万元是替黄德安向杨义根还款本金30万元、利息2.20万元，其于2012年9月期间针对本案借款仅偿还1.10万元，并未高于应付利息，而黄彦上诉称其偿还41.5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原审诉讼中，杨义根为简化案情，将上述32.20万元视为黄彦偿还本案借款利息处理，而根据双方约定的月息2%，每月还款应先扣减利息，再扣减本金，即使将32.20万元算作偿还本案借款利息，仍不足以清偿2012年6月18日起至2013年7月1日止未足额支付的利息。杨义根将在此期间偿还的3929100元中的310万元视为偿还借款本金，且放弃追究未足额计付的利息，已是作出最大的让步，黄彦却仍认为利息过高。2.杨义根提供的证据及黄彦的行为，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借款存在利息，且月息为2%，黄彦仍拖欠借款本金485.10万元。根据谈话录音，黄彦已明确表述其向杨义根借款的月息为2%，年息24%。杨义根提供的手机短信记录亦显示黄彦多次确认已支付利息，拖欠利息稍后支付。同时，黄彦于2014年1月30日支付利息8万元，同年2月7日支付利息10.50万元，10月22日支付利息12.50万元，11月7日支付利息2万元，均与短信内容相符，再结合黄彦从第一笔借款开始，每月定期支付利息的时间具有连贯性、规律性，足以证明杨义根所述关于利息的约定属实。3.原审法院认定黄彦仍拖欠借款本金485.1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黄彦于2012年8月25日至2015年2月5日期间多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杨义根支付1502.46万元，因黄彦每月按月息2%向杨义根支付利息，按还款先扣减每月利息再扣减本金计算，杨义根主张黄彦的上述还款中，1110万元用于偿还借款本金，3924600元用于偿还利息，符合双方之间关于利息的约定，故原审判决认定黄彦尚欠借款本金485.10万元理据充分。二、原审法院认定借款期间存在利息且月息为2%既未违反常理，也不存在判决不当。1.双方之间约定月息2%合法、合理。正如黄彦所述，月息2%是国家法律允许并保护的借款利率范围，双方之间的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虽然黄彦一直声称月息2%与常理不符，但根据黄彦在一审时及谈话录音中的陈述，黄彦的所有借款均用于收益丰厚的投资，因此，借款时，黄彦为答谢杨义根的支助而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2%并未违背常理。相反，虽然黄彦一再强调翁婿之间借款不会约定利息，但这样的情况只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小额借款中，而本案中黄彦的借款金额巨大，还款期限长，加之回报丰厚，双方之间约定月息2%更能反映出两人之间的关系及女婿对岳父的孝敬。此外，录音中提到，其中800万元借款是从一个叫“鄢叔叔”（案外人鄢坚）的朋友处借来的，而杨义根向其朋友借该笔款项时需要按年息20%支付利息，在此情况下，杨义根与在黄彦约定年息24%更是无可厚非。相反，黄彦一直声称本案巨额借款属无息借款更为荒唐。2.杨义根的举证真实、合法、有效，结合黄彦的还款行为，足以证明所有借款均约定利息，且月息为2%。首先，杨义根提供的谈话录音及短信内容与黄彦的还款行为，一致证明借款利息为月息2%，谈话录音是在所有借款发生并到期后录制的，其内容显然是针对涉案所有借款的全面陈述。本案自起诉起至一审审理过程中，杨义根始终坚持陈述双方之间的借款利息从发生第一笔借款时起就口头约定为月息2%计算，从未称2014年1月才开始约定利息。另，杨义根提交的黄彦在录音当天亲自书写的自2013年7月22日起至2014年7月9日的还款情况，也可印证双方的谈话是对所有借款的整体描述，故黄彦在谈话录音中表述的2分息和年息24%系针对所有借款。其次，黄彦声称其偿还的利息并不能与月息2%相对应，且认为杨义根陈述利息从2014年1月开始计算，明显与事实不符。事实上，自第一笔借出100万元开始，双方就约定月息2%，但因黄彦是杨义根的女婿，且除800万元借款来自鄢坚外，其余借款均为杨义根的自有资金，故杨义根并未认真追究借款之初黄彦应付之利息。可见已偿还的部分利息未能与月息2%对应是因为黄彦未能足额支付所导致，并不能以此否定双方之间约定月息为2%。另，杨义根在一审时提交的偿还本息明细记载“2013年12月5日，黄彦欠借款本金余额1000万元，双方约定从2014年1月起，除其中100万元的借款利息付给杨凌智母亲外，黄彦应付杨义根900万元借款每月的利息18万元以及杨凌智每月的生活费5000元”，是杨义根为了说明2014年1月后黄彦的还款行为与月息2%的约定一致，而具体陈述的黄彦支付利息的情况，而并非双方利息自2014年1月开始计算。最后，谈话录音真实、合法，具有法律效力，且有手机短信记录及黄彦的还款行为予以印证，应作为本案判案依据。虽然黄彦一再否认该录音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却未对该录音陈述的内容作合理解释，亦未申请鉴定或要求双方对质予以辨认，其质疑明显不成立。相反，上述谈话录音是在黄彦人身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且完全自主、自愿的情况下在杨义根的办公室谈话时录制的，杨义根也是出于善意并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将谈话录制下来，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另，一个半小时的录音完全未经剪辑或修改，录音内容清晰明了，具有客观性、连贯性，可分辨出杨义根和黄彦的身份，故录音内容不存在任何疑点，黄彦在录音中关于利息的陈述真实有效。三、任红穗理应在其享有的涉案抵押房屋份额的价值范围内对黄彦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借款合同明确约定，黄彦以其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员岗村的房屋作为本案借款抵押物，任红穗作为该房屋的共同共有权人也签名同意以该房屋作为抵押，并将其自身的房屋产权证（证号：粤房地证字第c355xxx号）及黄彦的共有权证（证号：粤房地共证字第c1078xxx号）一并交付给杨义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据此，黄彦、任红穗与杨义根之间的抵押合同已成立并生效，任红穗和黄彦已将其共同共有的上述房屋用于抵押，黄彦上诉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针对的是人的担保，与本案中物的担保有明显区别，对黄彦的该项上诉主张应不予采纳。另，根据录音内容，该房产未办理抵押登记是黄彦自身原因造成的，杨义根并无过错。因此，任红穗理应在其房屋份额价值范围内对黄彦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四、原审法院驳回追加杨凌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正当，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只有自行申请及法院依职权追加两种途径。本案中，案外人杨凌智作为黄彦的配偶，杨义根作为债权人未要求追加，杨凌智是否参加诉讼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没有利害关系，原审法院驳回黄彦关于追加的申请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彦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黄彦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杨义根在二审期间提交如下证据：1.顺德农商银行特种转账凭证、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明细信息各1份，拟证明杨义根于2012年2月17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黄文龙（黄彦介绍的朋友黄德安之子）转账支付借款405000元，另现金支付45000元，共计向黄德安借款45万元；黄彦分别于2012年4月20日、同年6月12日代黄德安向杨义根转账偿还该45万元借款的利息各22500元，因此，黄彦于2012年9月28日向杨义根转账支付的32.20万元系替黄德安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利息2.20万元，与本案借款无关。2.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明细信息、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各1组，拟证明杨义根分别于2013年6月17日、同年7月1日收到鄢坚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300万元、500万元，随后杨义根分别于6月21日、7月1日将上述款项转借给黄彦；杨义根于2013年7月15日、8月16日、9月13日按年息20%向鄢坚支付800万元借款的每月利息133600元，可见杨义根借给黄彦的800万元来源于鄢坚的借款，杨义根需要向鄢坚支付利息。3.黄彦手写的还款情况1份，拟证明黄彦于2014年7月10日即录音当天书写2013年7月22日起至2014年7月9日还本付息的情况及2013年8月至2014年6月支付利息的统计，可与录音内容中关于月息2%的约定相互印证，同时证明录音内容系对涉案所有借款的综合陈述。上诉人黄彦、任红穗质证认为，杨义根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在一审诉讼中已形成，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证据1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杨义根与黄德安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银行账户明细信息中的转账账户未能反映是黄彦的账户，即使是黄彦的账户，也不能证明黄彦在本案中的部分还款是替黄德安还款；证据2中杨义根是否向鄢坚借款800万元与本案无关，黄彦仅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还款，至于款项来源黄彦并不清楚，若该800万元确属向鄢坚转借，杨义根在黄彦尚未还清借款的情况下就停止向鄢坚支付利息亦不符合常理，每月133600元亦未能对应800万元的利息；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没有证据证明该材料由黄彦书写，且材料内容无法与黄彦还款的情况完全对应，无法证明杨义根的证明内容。
二审诉讼中，上诉人黄彦、任红穗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审查认为，杨义根提供的证据1能反映其于2012年2月17日向黄文龙的账户转账405000元，黄彦分别于2012年4月20日、同年6月12日各向杨义根转账支付22500元，黄彦虽认为银行账户明细未能反映转款入杨义根账户的是黄彦名下账户，但该尾号为9869的账户与杨义根于一审诉讼中提供的个人业务凭证中反映的黄彦的银行账户账号一致。上述两笔转账各22500元发生于本案第一笔借款发生前，在黄彦未能解释并举证证明上述两笔款项的性质的情况下，本院对杨义根主张黄彦上述转账用于替案外人偿还借款利息予以确认。证据2能反映杨义根于2013年6月17日、同年7月1日分别收到同一银行账户转账的300万元、500万元后，分别于6月21日、7月1日向黄彦的银行账户转入294万元、500万元，又分别于7月15日、8月16日、9月13日向鄢坚的银行账户各转账133600元，上述情况与杨义根关于其向案外人鄢坚借款800万元后转借给黄彦，并每月按年息20%的标准向鄢坚支付利息的证明内容相符，本院对证据2予以采信。证据3是一张白纸上记载的一些月份与数据，没有出具人签名确认，黄彦对此亦不予确认，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查，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2012年2月17日，杨义根向黄文龙的账户转账405000元，黄彦分别于2012年4月20日、同年6月12日各向杨义根转账支付22500元。杨义根于2013年6月17日、同年7月1日分别收到鄢坚转账的300万元、500万元后，分别于6月21日、7月1日向黄彦的银行账户转入294万元、500万元，又分别于7月15日、8月16日、9月13日向鄢坚各支付利息1336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围绕黄彦、任红穗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借款是否约定借款期限内利息；二、任红穗是否应在其房屋份额价值范围内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述如下：
一、关于本案借款是否约定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首先，2012年6月18日（杨义根在本案中第一次通过转账的方式向黄彦出借款项）至2015年2月（黄彦最后一次还款）期间，黄彦每月（2015年1月除外）均通过其银行账户向杨义根还款。而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为1年（到期一次性还款），签订借款合同前发生的借款的还款期限，双方的陈述虽不一致（杨义根称1年，黄彦称未约定借款期限），但黄彦明显没有每月偿还本金之必要，且还款金额中不乏几千元或尾数为百元的还款（每次转账后账户仍有余额）。结合上述还款情况，在双方均确认不存在借贷关系以外的交易往来的情况下，黄彦称双方之间没有约定利息，每次还款均偿还借款本金明显不符合常理。另，退一步说，假如黄彦关于签订借款合同前的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且双方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内利息的陈述属实，结合黄彦还款的情况，即其于2013年12月5日已还清签订借款合同前发生的借款，而借款合同约定800万元的借款期限为1年，借款期限届满后一次性偿还借款，黄彦在签订借款合同前的债务已还清的情况下，在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下，每月偿还借款本金，亦明显不符合常理及借款合同的约定。其次，杨义根在二审期间提供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鄢坚分两次共向杨义根转账800万元，杨义根收款后几日或当日即将800万元转给黄彦，且此后每月向鄢坚支付固定金额的款项（133600元），与杨义根述称其向鄢坚带息（年息20%）借款800万元后转借予黄彦相符，故杨义根主张其向黄彦出借的款项同样约定了相应的利息，符合常理。另，黄彦向杨义根借款用于投资获利，杨义根向其收取一定的利息亦符合常理。再次，杨义根提供的录音内容显示，除谈话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抵押房产的情况与本案相符外，其中一方还确认其与杨凌智之间为夫妻关系，并谈及其与杨凌智之间的家庭生活，符合杨义根与黄彦之间的翁婿关系。原审诉讼中，经法庭询问，黄彦明确表示不需要对录音中谈话人的身份进行鉴定。鉴于该录音中的谈话内容、逻辑清晰、连贯，未见明显剪辑，虽未经被录制人同意，但谈话内容并未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及社会公德，原审法院据此对该录音予以采信并无不当。黄彦在谈话中并未否认双方之间约定利息，并主动提及“鄢叔叔”、“24%”、“两个点”，谈话内容总体可印证杨义根关于双方之间约定月息为2%的主张，且从谈话内容涉及黄彦于2014年6月30日还款90万元可见，谈话发生于2014年6月30日之后，谈话内容中涉及的利息应涵括本案全部借款。最后，关于黄彦认为其于2012年9月28日的还款不能对应杨义根主张的利息，故双方之间不存在利息的约定的主张。虽然，黄彦提供的还款情况显示，杨义根于2012年6月18日首次出借100万元后，黄彦于2012年9月28日当日分多次共还款32.20万元，但如认证部分所述，杨义根在二审诉讼中提供的证据显示，杨义根于2012年2月17日向黄文龙的账户转账405000元，黄彦分别于2012年4月20日、同年6月12日各向杨义根转账支付22500元，上述款项往来发生于杨义根向黄彦支付的第一笔借款前，双方亦确认双方之间没有其他性质的交易往来，因此，在黄彦未能就其于2012年4月20日、同年6月12日各支付的22500元予以合理解释并提供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排除确实存在杨义根通过黄彦介绍向案外人出借款项，黄彦作为介绍人代为转付利息的情况，因此，也不能排除2012年9月28日黄彦转账的32.20万元，是黄彦代他人支付借款本息，不能仅以此否定双方之间没有约定借款利息。而杨义根将上述款项作为黄彦针对本案借款偿还的借款利息，属其对自身权利作出的处分，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黄彦关于双方之间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利息的主张存在明显不合常理之处，亦不符合借款合同的约定，且与黄彦实际还款的情况不相符，杨义根主张本案所有借款均约定月息为2%，理据充分，符合民事诉讼高达盖然性标准，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院对黄彦的关于没有约定利息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虽然黄彦等未对原审法院支持的借款本息的具体金额提出异议，但其上诉主张其归还的款项均为本金，现仅欠92.64万元未付，本案仍需结合黄彦还款的情况及本院确认的借款利息审查杨义根主张的借款本息应否予以支持。黄彦偿还的款项，应按先抵扣还款时的应付利息，仍有剩余则抵扣借款本金的方式计算，但结合杨义根在原审诉讼中提供的黄彦偿还本息明细表，其并未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尚欠借款本息，故其在一审诉讼中的主张未能正确反映黄彦尚欠借款本息的情况，原审法院直接予以支持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本院按上述方式重新计算得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黄彦尚欠的借款本金5219657元、利息508047元（详见附表），杨义根主张截至2015年6月30日，黄彦尚欠的借款本金为4851000元，属其对自己权利作出的处分，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杨义根主张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的利息为869065.54元，已超出本院核算的黄彦实际尚欠之利息，本院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截至2015年6月30日，黄彦尚欠借款本金4851000元，利息508047元，杨义根主张从2015年7月1日起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院对此予以支持。
二、关于任红穗是否应在其房屋份额价值范围内承担责任
本案中，虽然借款合同并未明确任红穗为“抵押人”或明确约定任红穗以其名下房产份额提供抵押，但任红穗作为房产共有人，以房产权属人的身份在借款合同上签名，而借款合同明确约定了黄彦以该房产作为借款的抵押，且签订借款合同后，任红穗将其房产共有权证交给杨义根，应视为任红穗知悉黄彦提供该房产作为本案借款的抵押，并同意以其名下房产份额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原审法院据此判令任红穗其房产份额价值范围内在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并无不当。至于任红穗上诉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关于“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任红穗在本案中不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上述司法解释针对的是能否认定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提供保证责任的规定，即认定人的担保而非物的担保，与本案提供房产即物作为担保的情况不符，本院对任红穗依据该条规定主张其在本案中不承担清偿责任不予支持。
至于黄彦、任红穗上诉主张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应追加杨凌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黄彦、任红穗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事实的查明与杨凌智有关，且杨义根作为原审原告，在本案中并未主张黄彦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杨凌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黄彦、任红穗要求追加杨凌智作为原审第三人缺乏理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允许并无不当，本院对黄彦、任红穗的相关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黄彦、任红穗关于本案借款未约定借款期限内利息、任红穗不承担担保责任等上诉理由均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但关于黄彦尚欠借款利息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5）佛顺法民一初字第4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5）佛顺法民一初字第4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黄彦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杨义根支付借款本金4851000元、律师费5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至2015年6月30日为508047元；从2015年7月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2046.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67046.60元，由杨义根负担4231.60元，由黄彦、任红穗负担628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190.45元（黄彦、任红穗已预交62046.60元），由上诉人黄彦、任红穗负担48896.45元，由被上诉人杨义根负担3294元，黄彦、任红穗多预交的受理费，经其书面申请后，由本院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林彬
代理审判员 何美健
代理审判员 唐铭焕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汤晓霖
黄彦还本付息统计表
序号
本金（元）
起息日
截止日
计息天数
年利率
利息（元、取整）
还款金额（元）
还款时间
尚欠本金（元）
尚欠利息（元）
统计说明
1
1000000
2012.6.18
2012.8.24
68
24%
45333
12000
2012.8.25
1000000
33333
2
1000000
2012.8.25
2012.8.27
3
同上
2000
5000
2012.8.28
1000000
30333
3
1000000
2012.8.28
2012.8.31
4
同上
2667
5000
2012.9.1
1000000
28000
4
1000000
2012.9.1
2012.9.10
10
同上
6667
6000
2012.9.11
1000000
28667
5
1000000
2012.9.11
2012.9.27
17
同上
11333
322000
2012.9.28
718000
0
剩余还款抵作本金
6
718000
2012.9.28
2012.11.7
41
同上
19625
7500
2012.11.8
718000
12125
7
718000
2012.11.8
2012.11.29
22
同上
10531
7500
2012.11.30
718000
15156
8
718000
201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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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ly]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ly]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增设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收费项目，提高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ly]\'},{法条名称:\'第四条\',法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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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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