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06民再终3号
上诉人（原审一审原告、原某1、再某、重某1：王南英，女，1963年4月26日生，汉族，江西省鄱阳县人，住鹰潭市，。
委托代理人：何锡明，男，1960年6月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县人，系王南英丈夫，住址同上，。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一审被告、原某2、被某、重某2：王秀英，女，1960年12月20日生，汉族，江西省鄱阳县人，鹰潭市，。
委托代理人：余晶，江西盛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一审被告、原某2、被某、重某2:周玉，女，1988年7月27日生，汉族，江西省鄱阳县人，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
委托代理人：周显，男，196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鄱阳县人，住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系周玉之父，特别授权代理。。
王南英诉王秀英、周玉继承纠纷一案，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3日作出（2012）月民一初字第232号民事判决,王南英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9月2日作出（2013）鹰民一终字第66号民事判决；王南英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4日作出（2014）赣民申字第4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于2014年11月3日作出（2014）鹰民再终字第2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和二审判决，发回重审。2016年9月31日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月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王南英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南英及其委托代理人何锡明，被上诉人王秀英的委托代理人江西盛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余晶，被上诉人周玉的委托代理人周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南英的上诉请求：1、撤销（2015）月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2、座落于鹰潭市军民路××房产证号为鹰房权证湖字第××号的房屋是王道君、方田秀的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分割，由三个子女各自分得该房产三分之一的份额。请求继承房产份额43.3%。3、被上诉人王秀英从事协议遗嘱公证欺诈，承担赔偿造成上诉人往返路费，精神损失费6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8000元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1、王秀英采取不开家庭会，与父母王道君、方田秀于1993年11月18日签订的《购房协议书》无效。1995年公证是协议书公证也是无中生有，目前没有看到证据证明。1994年国务院规定优惠房产每户城镇居民只能享受一次和优惠房产居住满五年买卖出售。以声明书公证程序掩盖非法取得协议书优惠房产权利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生前我父亲没有办理过户，父母过后不可能履行该项义务。2、1995年遗嘱公证是无中生有的，缺少公证机关出具遗嘱公证的公证证明，应该撤销（95）鹰内证字第1562号公证声明书的法律效力，其公证声明书中的所有内容均不能作为遗嘱公证的法律依据。1992年家庭会议当事人父母附义务遗嘱，是本案唯一合法遗嘱。1995证明王道君发表声明书申请办理声明书公证书，没有涉及所有权和死后遗嘱意思表示。3、（95）鹰内证字1562号公证书，严重违反申请、受理、出证法定程序。《公证申请表》虽然日期有涂改现象，但明显可以看出，填写时间是1995年11月20日。公证书是在公证结束二个月后再提出公证申请并填写《公证申请表》。公证声明书是在只有一名公证员、又无见证人的情况下办理的、而且又是代书的声明书及谈话笔录，没有其他公证员或见证人签名。公证声明书没有遗嘱公证的法律效力，违反了以下国家颁布的法律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关于公证遗嘱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2）《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五十二条规定“遗嘱公证应由两名公证人员共同办理，由其中一名公证员在公证书上署名。特殊情况由一名公证员办理时，应有一名见证人在场，见证人应在遗嘱和笔录上签名”。（3）《遗嘱公证细则》第六条规定：“遗嘱公证应当由两名公证人员共同办理，由其中一名公证员在公证书上署名”。（4）《遗嘱公证细则》第十二条规定：“谈话笔录应当当场向遗嘱人宣读或者遗嘱人阅读，遗嘱人无异议后，遗嘱人、公证人员、见证人应当在笔录上签名”。（5）王道君总共向公证处要了三份公证书，而这三份公证书一直是王秀英夫妇强行保管。《公证书》第16页附有一份《协议书》，这份《协议书》是由被上诉人王秀英亲笔书写。根据法律规定，为了确保合同签订后不被一方篡改或任意添加内容，合同双方必须各有一份，而被上诉人王秀英在准备做笔迹鉴定的时候居然可以拿出二份来，父母却一份都没有。（95）鹰内证字1562号公证书在办理过程中，除当事人王道君外，只有公证员周某和利害关系人王秀英胡向明夫妇在现场，对于这样在违反公证制度、违反法定程序的前提下制作出来的内容荒谬的“谈话笔录”及其他所有内容及材料等等，客观上无法保证是当事人王道君此次公证的真实意图和真实表达。由于公证员周某既然知法违法进行公证，可见此人根本就不讲职业道德，因此该公证书根本就不应该具有法律效力。4、一审判决书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只是根据（95）鹰内证字1562号公证书“谈话笔录”和“声明书”中有遗嘱内容的表示，就直接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在毫无法律根据的前提下把声明书公证变相为事实上的遗嘱公证，认定该公证书具有遗嘱公证的法律效力。5、鹰潭市肉联厂的所谓《证明》，是被上诉人王秀英的丈夫胡向明书写，由被上诉人王秀英偷盖单位公章而伪造出来的（王秀英长年在肉联厂办公室工作，专门保管公用图章）。要求王秀英当庭提供所陈述三项证据：即我们违约不履行义务、表态放弃出资购买的证据、遗嘱公证合法有效。如果不能提供证据，则要承担毁谤的民事责任。
被上诉人周玉的代理人的意见：1、王南英和周玉实际上已经取得各三分之一的房屋所有权。（1）依据《物权法》的规定，该房屋是父母生前的财产。（2）《继承法》第2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由于父母生前均没有立下遗嘱，房屋是王道君夫妇生前的的财产，父母去世后，该房屋必定是父母的遗产。因此四个子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由于儿子王小平已放弃继承权，该房屋已经是王秀英、王南英、周玉三个人的共同财产，由三个女儿共同继承。2、《协议书》没有法律效力。（1）王秀英拿出《协议书》是用来证明1993年王秀英夫妇已经取得了房屋所有权的，但是1995年胡向明填写的肉联厂《证明》和《公证申请表》用“百年之后”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彻底否定了《协议书》。当事人王道君发表的《声明书》以及公证处制作的《谈话笔录》也彻底否定了1993年王秀英夫妇已经取得了房屋所有权，从而也就彻底否定了《协议书》。（2）《协议书》没有进行公证，公证处也不可能对《协议书》进行公证。公证卷宗材料的第4页的公证事由：写着《声明书公证》，并非是《协议书公证》。从《公证申请表》也可以证明当事人是申请发表声明书，没有申请对《协议书》进行公证。从公证的当事人也可以证明没有对《协议书》进行公证，若是对《协议书》进行公证，签约双方的当事人是王道君夫妇和王秀英夫妇共计有四个人，而事实上此次公证的当事人只有王道君一人，完全可以证明没有对《协议书》进行公证。由于声明书公证系单方法律行为，所以只有一个当事人。在王道君发表的《声明书》以及公证处制作的《谈话笔录》中找不到“协议书”三字或“协议”二字。当时方田秀已经去世，公证处不可能对《协议书》进行公证。（3）王秀英和胡向明对签订《协议书》经过的说法，自相矛盾，相互否定。在一审的法庭上，王秀英说他们夫妻二人是背着所有人与父母签订了《协议书》，既没有召开过家庭会议，也就有见证人。但在二审的法庭上，胡向明却彻底否定了王秀英的说法，在《代理词》中写到“多次召开家庭会议，郑重其事地商量这些家庭大事，老两口真实意愿是十分明确的，是始终连贯的，也是兄妹们全部认可的”。在省高院的法庭上，王秀英又再一次否定了胡向明的说法，承认确实没有召开过家庭会议，没有见证人。（4）《协议书》没有法律效力，与本案无关。父母生前王秀英夫妇不能凭着《协议书》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父母百年之后王秀英夫妇还是不能凭着《协议书》办理过户登记，这足以证明《协议书》是一个“已履行不能”的东西。3、本案与《合同法》无关。（1）1995年王道君办理公证的时候，由于母亲方田秀已经去世，所以1995年的公证与方田秀毫无关系。（2）假如王道君与王秀英夫妇签订了合同及合同公证，也是违反《继承法》的无效合同。由于房屋是父母婚姻存续期间所得，依据《继承法》规定，对于产权人及其配偶一方死亡，在世的另一方及死亡方的父母、子女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在1995年办理公证的时候，该房屋不是王道君的个人财产，而是王道君与四个子女的共同财产。所以，如王道君个人要出售该房屋，必须由该房屋的所有权利人一致同意，一起去公证处办理协议公证，并得到公证书确权后，父亲王道君才有权对外出售和处理。从《声明书》和《谈话笔录》中可以看出，王道君并不是对自己名下的财产进行处理，而是对与包括四个子女在内的所有财产进行处理。显然，即使与王秀英夫妇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也因为违反了《合同法》而成为一个无效合同。（3）父母的房屋是优惠房，不是商品房。该房屋出售价格之所以远远低于商品房的市场价格，是因为优惠占了房产实际价值的绝大部分，优惠是一种财产权益。王秀英夫妇如果以优惠价格与父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实就是侵占政府给予王道君的优惠，其本质就是侵占王道君夫妇的财产权益。《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无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4）《合同法》第110条规定，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的合同，不可以再要求履行。由于签订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已经去世，违约毁约的责任又无法认定是谁的责任，所以该合同实际上成了一个不能履行的合同。4、《声明书》早已失去了法律效力。（1）《声明书》违反《继承法》。依据《继承法》第10条规定，对于产权人及其配偶一方死亡，在世的另一方及死亡方的父母、子女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也就是说，在1995年办理公证的时候，该房屋不是王道君的个人财产，而是王道君与四个子女的共同财产。显然，王道君个人没有权力出售该房屋，当事人王道君发表的《声明书》是严重违反国家法律的。（2）《声明书》内容不真实。王道君在《声明书》中声称征求了四个子女的意见，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谈话笔录》内容更是虚假，不仅把本来表现最差的王秀英夫妇说成了完美无缺的尊老敬老的楷模，而且对其他子女进行诬蔑诽谤、栽赃陷害。我们夫妻结婚后，住在父母家照顾瘫痪老娘有二年多，可《谈话笔录》偏偏说只照顾了一年。由于该公证书内容不真实且违反法律，依据《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2条、第57条规定，该《公证声明书》显然没有法律效力。（3）声明书公证系单方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声明人自行承担，对第三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声明是单方法律行为，可以赋予他人相应的权利，但不能赋予他人任何的义务。法律对公证当事人有约束力，对没有参加公证的第三人没有法律约束力，所以公证声明书对我们没有法律约束力，我们对王秀英夫妇也根本不存在任何义务。王秀英及代理人认为，王道君坚决不肯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是欠王秀英夫妇的“债务”，要由我们来继承这个“债务”，帮助王秀英夫妇办理过户手续。王道君生前不肯给王秀英夫妇办理过户登记，在声明书中也没有要求我们替他帮助王秀英办理过登记。所以，王秀英没有权力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我们不可能违背王道君的意愿帮助王秀英夫妇办理过户登记。（4）声明书已经履行不能，无效的民事行为是不须要撤销的。王道君发表声明书，纯粹是单方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只是一方做出意思表示并付之于实际行动才能生效的行为，效力不仅是取决于个人的意思，而是最终是取决于个人的行为。不管王道君在声明书中做出怎么样的意思表示，只要他老人家不付之于实际行动，而王秀英夫妇又不能单方面凭着《公证声明书》办理过户登记。这样的公证就是一个无效公证。事实上，《声明书》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是一个履行不能的东西。法院依法径行认定其无效就可以了。（5）王秀英没有将王道君起诉到法院请求民事保护，王道君与王秀英夫妇剩下的只是金钱债权债务关系。按照内容虚假的《声明书》和《谈话笔录》，王道君应该在1998年6月取得房屋所有权后给王秀英夫妇办理过户登记，如王道君不肯给王秀英夫妇办理过户登记，王秀英完全可以将王道君起诉到法院请求民事保护。《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也就是说王秀英应该在2000年7月以前将王道君起诉到法院。可是，直到王道君2010年3月去世，王秀英并没将王道君起诉到法院。随着当事人王道君的去世，内容虚假的《声明书》和《谈话笔录》也就彻底失去了法律效力。由于王道君夫妇生前均没有立下遗嘱，也没有给任何人签订合同及合同公证，显然，他们的法定继承者，除了偿还父母欠下王秀英夫妇的购房款外，再也没任何义务要承担。5、父母的房屋，是王道君夫妇买的，不是王秀英夫妇买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开放的决定》（国发【1994】43号）明确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由于王秀英夫妇已经以优惠价格购买了自己住用的公有住房，所以再也没权力以优惠价格继续购买公有住房，更无权以优惠价格购买别人住用的公有住房。当然，父母住用的公有住房，也只有王道君夫妇有权以优惠价格购买，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无权购买。王秀英拿着写有交款人为王道君名字的收款收据，拿着写有王道君名字的房屋所有权证、房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等，来证明父母的房屋不是王道君夫妇的，而是王秀英夫妇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大笑话。父母的房屋就是王道君夫妇买的，不可能是王秀英夫妇买的，因为王秀英夫妇根本就没有购买的资格。6、债权永远不可能优先于所有权。王秀英夫妇虽然替父母支付购房款，但只要没有办理过户登记，这就是一种金钱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王秀英及代理人认为，债是一种请求权，因此要我们协助王秀英夫妇共同办理过户登记。王秀英夫妇替父母出资支付的购房款，我们当然有义务替父母偿还，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消灭我已经取得的房屋所有权。7、本案与遗嘱无关。我国《继承法》规定的遗嘱形式中就不包括声明书。遗嘱有着严格的法定形式要件，这些法定形式要件是不可或缺的，而声明书公证仅证明声明人的签字属实，对声明内容是不予证明的。声明书不可替代遗嘱。如果法庭一定要认定与遗嘱公证无关的声明书具有遗嘱公证的法定效力，那么，强烈要求在判决书上写上继承法第十七条，公证程序规则第二十五条，遗嘱公证细则第六条、第十二条等法律条文。并说明依据哪一条法律，声明书可以违反继承法和遗嘱公证程序，反而具有遗嘱公证的法律效力。
被上诉人王秀英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1、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992年月3月23日，王道君、方田秀夫妇与子女王小平、王秀英、王南英及王火英就抚养及房屋继承问题召开了家庭会议，会议商定有王南英夫妇照顾父母，并取得父母房屋的购买和继承权，但王南英并没有履行家庭会议的义务。至1993年11月18日，王道君、方田秀夫妇与王秀英、胡向明夫妇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王道君居住的房屋由王秀英夫妻出资购买，买后仍由父母免费居住，其产权归大女儿及大女婿所有，其他兄妹不得享有。该协议签订后，分别于1993年11月、1998年6月，王秀英以王道君名义分别交纳了购房款9757.28元和4589.27元，还支付了王道君购房补贴1808.4元，产权交易费231.32元，办证费110.78元。协议签订后，因王道君夫妇一直在此房屋居住，便以王道君名义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为防止日后权属纠纷，王道君在王秀英夫妇陪同下到鹰潭市公证处作了公证声明，内容大致为“1993年11月房改时，就谁出资购买今后产权就属于谁而征求4个子女意见，儿子王小平夫妇、次女王南英、小女王火英都表态不出资购买该房屋，全部购房费用由长女王秀英夫妇出资……”该公证表明1993年协议是双方自愿、真实意思表示。上述事实，王秀英均提交了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案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证据充分，请法院依法确认。2、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及对王秀英证据的质疑，不足以推翻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王秀英在庭审向法院提交了1993年协议、公证书等资料，相互印证，证明购房款确由王秀英夫妇所交，且该房产应归王秀英夫妇所有。上诉人王南英虽然提出各种质疑和主张，但均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证实，其提出的质疑也不足以推翻王秀英提交的证据证明的事实。例如王南英提及的关于公证申请表内容非王道君本人签写因而使整个公证无效的观点，该申请表依照老人意志填写，且经过老人确认，由其签名，程序合法得当，王南英的质疑不足以推翻整个事实的认定。3、声明公证书虽未明确为“遗嘱公证”，但具有遗嘱公证效力。本案中的声明公证中载明“当时我征求了四个子女的意见，哪个子女愿意出资购买，今后产权就属于谁，但我们夫妻二老需在该房屋内居住至死亡止……为了避免今后我的子女间因该房屋权属问题发生纠纷，今特发表声明：座落在鹰潭市月湖区军民路××号（鹰房证私字第××号）的一套房屋是以我的名义购买的，我和我的其他子女等人未出分文。如今后该房屋还需要交纳其他费用等，均由王秀英、胡向明夫妻支付”。可见，声明的内容具有明确地处分房产购买权及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公证处根据王道君的申请，对其声明行为即“当着公证人员面在声明书上签字捺印”进行公证，以证明王道君声明处分财产的意思表示是自愿的、真实的、合法的。该声明公证虽然未载明“遗嘱公证”字样，但不能否认其遗嘱公证的效力。首先，遗嘱公证是公民生前对自己的财产作出安排，并经国家公证机关公证，于死亡时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本案声明公证中的声明内容就有明确对财产作出安排的意思，通过公证机关对财产安排意思的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公证确认，符合遗嘱公证的概念。因该公证发生在1995年，没有严格按照现在的遗嘱公证格式，但并不能以此否认公证效力。其次，遗嘱本质上是公民生前对其死后遗产所作的处分。“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亲自作出的单方面财产处分意思表示”是遗嘱的法律特征。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自书、代书、录音、口头、公证等形式只要体现这一特征都属于遗嘱，本案体现王道君真实意思是通过公证其财产处分意思方式表现出来的，形式上是采取公证的方式，因此与遗嘱公证具有相同效力。再次，王道君申请公证的目的，就是明确房屋的所有权和继承权。公证申请表中申请内容记载“我现居住的房屋是由大女儿王秀英及大女婿胡向明出钱购买的，现申请公证，发表声明书，待我百年归后，其房屋产权属于王秀英、胡向明夫妻所有，任何人不得干涉”，及公证处人员对王道君单独作出谈话笔录内容有“……购买此房屋时全部费用都是王秀英出资的……此房屋所有权证上的产权人写了我的名字，今后要将该房屋产权人的名字更换给王秀英。但我要在该房屋中居住到死。现在我要求办理声明书公证的目的，是怕待我死后，子女之间因争该套房屋产权发生纠纷。为了避免纠纷，在我身体还健康，头脑清醒时向公证处讲明购房屋支付款的情况，以及房屋过户给王秀英作事实依据。”从上述两份材料可知，王道君已明确表示了财产是归王秀英夫妇所有，其作公证的目的就是为了明确该房屋所有权为王秀英夫妇，并再三确定在其死后王秀英夫妇享有该房屋所有权。最后，该声明公证的声明内容是对93年协议内容及效力的再一次确认。1993年11月18日，王道君夫妇与王秀英夫妇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内容为“……买后房屋仍由其父母免费居住，其房产权及其他所有权归大女儿及大女婿所有，其兄妹不得享受。”可知，在1993年，王道君夫妇已对房产所有权作了处分，后又通过公证形式再一次确认，公证声明的内容与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均是王道君本人的真实意愿。王道君早已预料到子女间将来必为房屋发生争执，在公证处多份材料中都提及到“为避免子女间因该房屋产权发生纠纷”，意欲通过一种高于协议效力的法律形式即公证形式再次对房屋所有权进行确认，然而老人一去，担心的事仍然发生了。但法律是公证的，相信老人所作的一切都会有所价值的！综上可见，对于1992年协议因申请人不履行义务导致两老人仍然处于“无人交购房款”和“无人进来照顾”的状态，迫使两老人签订1993年协议，由被上诉人履行相关义务，两老人通过民事行为，在事实上对1992年协议作了否定。之后，老人进行公证行为，实际上是对1993年协议进一步确定与认可，因此，被上诉人按1993年协议取得房屋所有权合法有效。综上事实，依据《继承法》规定，王道君在生前已采用公证形式作出了房产所有权处分，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全部诉求，维持原判。一审判决将全部属于王秀英房产进行分割，已经照顾了王南英。王秀英念及姐妹感情，不想过多纠缠，既然王南英提请上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2012年3月8日原审原告王南英在原审一审的起诉请求：1、判令由其继承父母房屋遗产。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原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王道君、方田秀夫妻生有一子三女：儿子王小平（本案一审期间去世，生前与妻子生有一子二女）、长女王秀英（本案被告）、次女王南英（本案原告）、小女王火英（1997年去世，有一女为本案被告周玉）。1992年3月23日，王道君、方田秀夫妻与上述子女就由原告进来照顾父母同时享受父母所住房屋购买与继承事项开了家庭会，由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何锡明执笔制作了王道君、方田秀、王南英各自发言及最终形成的条约和补充条约，王道君、方田秀夫妻发言的内容相同，主要内容为，由原告进来照顾父母到后一个过世，同时享受父母所住房屋的购买与继承权；原告发言的主要内容为，同意父母的决定，同意前去父母身边进行照顾；条约的主要内容为，原告应履行照顾父母晚年生活到后一位过世的职责，中途自行退出以违约论处，购房款和五年房贴的本息均转为父母的财产，由此造成原告的住房困难和其他经济损失其他人不担责。今后谁要原告搬出自已购买的房产、放弃继承权，以违约论处，应退还原告购房款和五年房贴的本息，外加为原告在市区购买一套100平方米以上的商品房作为违约赔偿。父母遗嘱指定新的房产继承人，新继承人接受的应退还原告购房款和五年房贴的本息，为原告在市区购买一套100平方米以上的商品房，否则父母新房产遗嘱无效。条约补充的主要内容为，父母过世大家共同承担，父亲的五年房贴给进来照顾父母的人以优惠。王道君、方田秀夫妇及全部子女均签了字，王小平注明同意原告享受父母购房优惠全部金额。但此后原告始终未进父母家来照顾父母，王道君、方田秀也未依照条约的约定由原告出资购买其所住房屋并对该房屋享受继承权。1993年11月、1998年6月，被告王秀英以王道君的名义分别交纳了购房款9757.28元和4589.27元，还支付了王道君购房补贴1808.4元、产权交易费231.32元、办证费110.78元。1994年1月王道君取得该房屋的鹰房证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房产证注明户名为王道君，房屋座落本市军民路17号。方田秀于1995年1月14日去世。同年9月20日，王道君到鹰潭市公证处对自己的声明书进行了公证，次日，鹰潭市公证处向王道君出具了（95）鹰内证字第1562号公证书。公证书中王道君的声明书主要内容为：座落于鹰潭市军民路××套房屋（鹰房证字第××号），1993年11月房改时就谁出资购买今后产权就属于谁而征求4个子女意见，儿子王小平夫妇、次女王南英、小女王火英都表态不出资购买该房屋，全部购房费用由长女王秀英夫妇出资的。为避免今后子女间因该房屋权属发生纠纷特发表声明。为办理该公证，王道君向鹰潭公证处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其中有一份落款时间为1993年11月18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经协议我（王道君）现居住其老干部房让长女王秀英夫妇购买，所有购房款由长女王秀英夫妇支付，买后房屋仍由王道君、方田秀免费居住，其房产权及所有权归长女王秀英夫妇所有，其兄妹不得享受。王道君及王秀英夫妇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协议书上还签有“方田秀”，但是否为方田秀所写不详。2001年1月换发新的房屋所有权证，号码为：鹰房权证月湖字第××号。王道君于2010年3月15日去世。现该房屋由被告占有使用。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由其继承父母房屋遗产，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一审法院认为，座落于鹰潭市军民路××房产证号为鹰房权证月湖字第××号的房屋是王道君、方田秀夫妇的遗产。王道君、方田秀夫妇于1992年3月23日在家庭会议记录中的自己发言和原告发言及条约上的签名实际上是针对原告所立下的附义务的遗嘱，是对其所住房屋今后购买的出资及购买后房屋的处分，原告作为该附义务的遗嘱的继承人，应当按约定履行进来照顾被继承人义务而始终未履行，原告称是因为被继承人未得到购房权后行使等待购房条件成就权利而未履行义务，不是不履行义务的正当理由，被告王秀英在答辩中已明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故依法可以取消原告按王道君、方田秀夫妇于1992年3月23日所立附义务的遗嘱继承坐落于鹰潭市军民路××房产证号为鹰房权证月湖字第××号的房屋的权利。王道君、方田秀可以依法立遗嘱处分自己的个人财产，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因此，原告要求判令被告与父亲（父母亲）签订的购房协议书（1993年11月18日的协议书）民事行为无效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原告不能提供被告王秀英取得非法利益的相关证据，故其要求追缴非法取得利益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被告王秀英要求原告赔偿精神损失的请求，因未提出反诉且没有法律依据，故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原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王南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0元，由原告王南英负担。
王南英不服原审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2012)月民一初字第232号民事判决；2、被诉人上秀英与父母王道君、方田秀于1993年11月18日签订的《购房协议书》无效；3、由上诉人继承父母房屋遗产；4、对王秀英与父母签订的《购房协议书》，母亲签名进行真假鉴定；5、请法院调取查看(95)鹰内证字第1562号公证书原始档案；6、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原审二审认定事实：王南英、王秀英及周玉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依据上诉人王南英的申请，原审二审向鹰潭市公证处调取了（95）鹰内证字第1562号公证卷宗材料中的第四、第五页，第四页为鹰潭市公证处发文稿纸，第五页为鹰潭市公证处公证申请表。经各方当事人质证，原审二审认为，本院调取的鹰潭市公证处（95）鹰内证字第1562号公证卷宗材料中的第四、第五页系公证处公证工作程序，能够证明该声明书的公证履行了相关的程序。王南英于2013年5月16日向本院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书，申请对1993年11月18日《协议书》中王道君及方田秀二人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2013年7月10日，上诉人王南英向本院撤回了笔迹鉴定申请，本院予以准许。经审理，原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原审二审认为，1992年3月23日，王道君、方田秀夫妇与子女王小平、王秀英、王南英及王火英就抚养及房屋继承问题召开了家庭会议，会议商定由王南英夫妇照顾父母，并取得父母房屋的购买和继承权。该家庭会议应当认定为是附条件的遗嘱继承，即王南英要先履行照顾父母终老的义务，才能够取得房屋的购买和继承权。该家庭会议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但上诉人王南英没有履行了家庭会议约定的义务，因此上诉人王南英请求按照家庭会议的约定取得父母房屋的购买和继承权不符合上述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是正确的。1993年11月18日，王道君、方田秀夫妇与王秀英、胡向明夫妻之间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王道君居住的房屋由王秀英夫妻出资购买，买后仍由父母免费居住，其产权归大女儿及大女婿所有，其他兄妹不得享有。方田秀于1995年1月14日去世，王道君于2010年3月15日去世。该不动产没有办理过户手续。由于作为协议一方当事人的王道君夫妇均已去世，本案涉案房产仍登记在王道君名下，作为法定继承人的王南英及周玉均不认可该协议，王秀英无法办理该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故该协议中的产权变更约定实际上已履行不能。鹰潭市月湖区军民路××号房屋（鹰房权证月湖字第××号）为王道君和方田秀的夫妻共同财产。方田秀和王道君先后死亡后，该套房产在法律上属于方田秀及王道君的遗产。作为遗产，该不动产的继承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方田秀于1995年1月14日去世之后。王道君作为夫妻一方拥有该套房产一半份额，方田秀拥有另一半份额。方田秀死亡后，其份额应由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即丈夫王道君、子女王小平、王秀英、王南英、王火英五人共同继承，每人能够继承该房产的10%。继承后王道君拥有该房产60%的份额，王小平、王秀英、王南英、王火英每人继承该房产10%的份额。王火英于1997年去世，其继承的份额由其女儿周玉继承。王道君于1995年9月21日到鹰潭市公证处作了（95）鹰内证字第1562号公证声明书。声明书中称：当时我征求了四个子女的意见，哪个子女愿出资购买，今后产权就属于谁，但我们夫妻二老需在该房屋内居住至死亡止。……为了避免今后我的子女间因该房屋权属问题发生纠纷，今特发表声明：座落在鹰潭市月湖区军民路××号（鹰房证私字第××号）的一套房屋是以我的名义购买的，全部购房费用是由我的大女儿王秀英、胡向明夫妻出资购买的，我和我的其他子女等人未出分文。如今后该房屋还需要交纳其他费用等，均由王秀英、胡向明夫妻支付。还有，从办理公证声明的谈话笔录等材料中，可知王道君处分该房产意思表示是比较明确的，即该房产由哪个子女出资购买今后产权就属于谁；购买房子的费用都是王秀英夫妇出资的；进行声明公证是为了避免以后子女因房屋产权问题发生纠纷等，故该公证声明书形式上虽然是声明，但有比较明确的处分房产购买权及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实质上具有遗嘱公证的法律特征，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因此，该公证声明能够代表王道君处分该房产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所作处分的法律效力只能及于其所拥有的该套房产60%的份额。第二个阶段是王道君于2010年3月15日去世之后。购买该房产的所有费用由王秀英夫妻支付，王道君拥有的该套房产60%的份额按其公证声明处分的意思表示应归王秀英所有。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王小平去世，其妻子及子女均放弃继承权，故王秀英、王南英及周玉能够继承的份额为该套房产40%，每人可以继承13.33%的份额。因此，王秀英共可以继承该房产73.33%的份额，王南英及周玉可以继承该套房产13.33%的份额。另外，1993年11月、1998年6月，王秀英以王道君的名义分别交纳了购房款9757.28元和4589.27元，还支付了王道君购房补贴1808.4元、产权交易费231.32元、办证费110.78元，共计16497.05元。王秀英夫妻为购房所支付的购房款16497.05元，应当在该套房产分割之前先行扣除。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处理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院于2013年9月2日作出如下二审判决：一、撤销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2012）月民一初字第232号民事判决；二、座落于鹰潭市军民路××号的房产（房产证号为鹰房权证月湖字第××号）由王秀英、王南英及周玉共同继承；该房产分割之前先行扣除王秀英已交纳的购房款16497.05元，之后王秀英分得该房产73.33%的份额、王南英及周玉各分得该房产13.33%的份额；三、驳回上诉人王南英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00元，共计8000元，由上诉人王南英负担3000元，被上诉人王秀英负担2000元，被上诉人周玉负担3000元。
王南英不服本院（2013）鹰民一终字第66号民事二审判决，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4年4月4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王南英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作出（2014）赣民申字第4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经再审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2014年11月3日裁定撤销本院（2013）鹰民一终字第66号民事判决和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2012）月民一初字第232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重审。
鹰潭市月湖区法院一审重审过程中，原审原告王南英诉讼请求：1、座落于鹰潭市军民路××王道君、方田秀房屋遗产（原房产证号为鹰房证私字第××号，现房产证号为鹰房权证月湖字第××号）由原告继承其中40%的份额。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王南英认为，1992年3月23日，原、被告及父母召开了家庭会议，对父母在家庭会上的发言做了记录，就如何照顾父母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了《条约》，父母及全体继承人均予以了签字认可，合法有效。1993年11月18日，被告王秀英夫妇隐瞒事实争夺遗产，与父母签订的《协议书》是虚假的，是无效的，依照《继承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四条及第五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被告王秀英应该少分遗产。原告比被告王秀英照顾父母多，因此原告应多继承遗产的6.7%份额。
原审被告王秀英答辩称，1992年3月23日，父母召集4个子女召开家庭会议，并达成了《条约》，但原告王南英并未按协议规定照顾老人，也没有出钱购买父母居住的房屋，原告诉请多分遗产的诉请不成立。1993年底父母居住的房屋被告知房改，同年11月18日我们夫妻与父母签订了《协议书》，本人也以父亲的名义付清了全部房款，并以父亲的名义办理了产权证，该《协议书》合法有效。1995年9月，父亲还就此事在公证处进行了声明公证。王道君生前已经作了财产的处置，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处置个人财产，可以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数人继承。1995年王道君通过公证再次肯定并强调了房屋的所有权为王秀英夫妇，同时也强调了1993年的协议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争议的房屋所有权已经明确，其他子女无继承权，《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的房屋王道君生前已作处分，王秀英为房屋的实际所有人，因此该房屋并非遗产。综上，房屋的产权归本人所有合法有据，原告以该房屋主张继承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周玉的委托代理人周显辩称，1993年11月18日被告王秀英夫妇与父母签订的《协议书》是虚假的，是不真实的，不具有法律效力。（95）鹰内证字第1562号公证书违反了《继承法》、《公证程序规则》试行、《遗嘱公证细则》等法律法规，没有法律效力。我妻子王火英长时间照顾瘫痪母亲，为了瘫痪母亲宁愿辍学，为了瘫痪母亲失去了房屋，父母在世时承诺给我们补回房屋的诺言并没有兑现，不仅使我们在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也使我们在精神上遭受严重打击。对于1992年的协议真实性我认可，我同意王南英照顾父母比王秀英照顾的多，我比王南英照顾父母的比较多，对于王南英要求继承遗产40%份额不支持也不反对。为此，要求法庭在判决时，充分考虑到我照顾父母最多且把自己的购房权让给王秀英的小叔子胡小龙，在父母的该套房产分割之前先行扣除10%给予经济补偿，同时依法继承作为子女应该享有的三分之一份额的遗产。
重审一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该院重审认为，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1992年3月23日，王道君、方田秀夫妇与子女王小平、王秀英、王南英及王火英就抚养及房屋继承问题召开了家庭会议，会议商定由王南英夫妇照顾父母，并取得父母房屋的购买和继承权。该家庭会议应当认定为附条件的遗嘱继承，即王南英要先履行照顾父母终老的义务，才能够取得房屋的购买和继承权。该家庭会议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但王南英没有履行家庭会议约定的义务，因此王南英请求按照家庭会议的约定取得父母房屋的购买和继承权不符合上述约定，法院应不予支持。1993年11月18日，王道君、方田秀夫妇与王秀英、胡向明夫妻之间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王道君居住的房屋由王秀英夫妻出资购买，买后仍由父母免费居住，其产权归大女儿及大女婿所有，其他兄妹不得享有。方田秀于1995年1月14日去世，王道君于2010年3月15日去世。该不动产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至此，该协议中产权变更的履行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该不动产物权登记在谁的名下；二是其他法定继承人是否认可该协议；三是房产登记部门能否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由于作为协议一方当事人的王道君夫妇均已去世，本案涉案房产仍登记在王道君名下，作为法定继承人的王南英及周玉均不认可该协议，王秀英无法办理该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故该协议中的产权变更约定实际上已履行不能。鹰潭市月湖区军民路××号房屋（鹰房权证月湖字第××号）为王道君和方田秀的夫妻共同财产。方田秀和王道君先后死亡后，该套房产在法律上属于方田秀及王道君的遗产。作为遗产，该不动产的继承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方田秀于1995年1月14日去世之后，王道君作为夫妻一方拥有该套房产一半份额，方田秀拥有另一半份额。方田秀死亡后，其份额应由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即丈夫王道君、子女王小平、王秀英、王南英、王火英五人共同继承，每人能够继承该房产的10%。继承后王道君拥有该房产60%的份额，王小平、王秀英、王南英、王火英每人继承该房产10%的份额。王火英于1997年去世，其继承的份额由其女儿周玉继承。王道君于1995年9月21日到鹰潭市公证处作了（95）鹰内证字第1562号公证声明，声明书中称：当时我征求了四个子女的意见，哪个子女愿出资购买，今后产权就属于谁，但我们夫妻二老需在该房屋内居住至死亡止……为了避免今后我的子女间因该房屋权属问题发生纠纷，今特发表声明：座落在鹰潭市月湖区军民路××号（鹰房证私字第××号）的一套房屋是以我的名义购买的，全部购房费用是我的大女儿王秀英、胡向明夫妻出资购买的，我和我的其他子女等人未出分文。如今后该房屋还需要交纳其他费用等，均由王秀英、胡向明夫妻支付。还有，从办理公证声明的谈话笔录等材料中，可知王道君处分该房产意思表示是比较明确的，即该房产由哪个子女出资购买今后产权就属于谁；购买房子的费用都是王秀英夫妇出资的；进行声明公证是为了避免以后子女因房屋产权问题发生纠纷等，故该公证声明书形式上虽然是声明，但有比较明确的处分房产购买权及所有权的意思表示，实质上具有遗嘱公证的法律特征，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因此，该公证声明能够代表王道君处分该房产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其所作处分的法律效力只能及于其所拥有的该套房产60%的份额。第二个阶段是王道君于2010年3月15日去世之后。购买该房产的所有费用由王秀英夫妻支付，王道君拥有的该套房产60%的份额按其公证声明处分的意思表示应归王秀英所有。在原审及再审诉讼过程中，王小平（原审时去世）的妻子及子女均放弃继承权，故王秀英、王南英及周玉能够继承的份额为该套房产40%，每人可以继承13.33%的份额。因此，王秀英共可以继承该房产73.33%的份额，王南英及周玉能够继承的份额为该套房产13.33%的份额。另外，1993年11月、1998年6月，王秀英以王道君的名义分别交纳了购房款9757.28元和4589.27元，还支付了王道君购房补贴1808.4元、产权交易费231.32元、办证费110.78元，共计16497.05元。王秀英为购房所支付的购房费用16497.05元，应当由王秀英、王南英及周玉按继承房产的份额的比例各自承担，即王秀英承担其中的73.33%（即12097.83元），王南英及周玉各承担其中的13.33%（2199.61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座落于鹰潭市月湖区军民路××号房屋（鹰房权证月湖字第××号）由王秀英、王南英及周玉共同继承，其中王秀英分得该房产73.33%的份额，王南英及周玉各分得该房产13.33%的份额；由王南英及周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各支付王秀英购房费用计人民币2199.61元；驳回原审原告王南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00元，由原审原告王南英负担1000元，由原审被告王秀英负担2000元，由原审被告周玉负担1000元。上诉人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
在本院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有：1、《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开放的决定》（国发【1994】43号），证明王秀英没有资格购买父亲优惠房产，违反了国务院每户城镇居民只能购买一次优惠房产的规定和优惠房产满五年买卖行政强制性规定。2、省高级法院立案二庭询问笔录。证明王秀英认可其丈夫胡向明事实代理王道君发表公证申请声明书，缺少见证人，不是王道君父亲的真实意思表示。3、鹰潭市公证处案件讨论登记表23页，证明声明书未履行遗嘱公证程序完整的遗嘱公证法定程序，即公证申请表代书遗嘱只履行了申请受理程序，而未履行开会讨论领导审批出证程序，不具有遗嘱公证的法律效力。证明被上诉人以声明书公证从事遗嘱公证欺诈，欺骗法庭，依法承担民事责任。4、江西省鹰潭市公证处申请表。证明王秀英以行为暗示丈夫胡向明，伪造王道君自书处分死后房产，填写申请表不能排除先签名后填表的可能性。王道君也没有注明叫胡向明填表，不能证明是当着老人家面填的。违反继承法第七条规定，应承担丧失和少分继承父亲王道君房屋遗产权利。5、2000年11月15日签发的户口，证明王秀英1993年与父母签订协议时未与父母同租同住，所以不具有取得该房产的权利身份。
被上诉人王秀英代理人质证意见：对证据一和证据五关联性有异议，本案购买房屋是以王道君的名义购买，在购买房屋之前王秀英与王道君已经达成协议，协议约定王秀英为该房屋的实际所有人，因此该两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材料已经报领导审批通过，符合法律程序。对证据二、四，两份材料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老人当时在公证处的时候已经书写不便，故王秀英夫妇带着老人当着公证处工作人员的面前填写了该表，并不影响整个公证书的效力。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在书写不便的情况下不允许其他人代签。
被上诉人王秀英和周玉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
经各方当事人质证，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都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各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需要具体分析认定。
根据各方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重审对于九二《条约》、九三《协议书》和九五《声明书》及（95）鹰内证字第1562号《公证书》的效力认定和处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现围绕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九二《条约》的效力认定问题。一审重审认定1992年3月23日家庭会议签订的条约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同时认定《条约》为附条件的继承遗嘱，即王南英要先履行照顾父母终老的义务，才能够取得房屋的购买和继承权。但王南英没有履行附条件约定的义务，因此王南英请求按照条约约定取得父母房屋的购买和继承权不符合约定，不予支持。本院认为一审重审的认定和处理符合法律规定。
（二）关于九三《协议书》的效力认定问题。1993年11月18日王道君、方田秀夫妻与其大女儿王秀英、胡向明夫妻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王道君优惠房屋由王秀英夫妻出资购买，买后仍由父母免费居住，其房产权及其它所有权归王秀英夫妻所有，其他兄妹不得享有。原审二审期间，2013年5月16日王南英向本院申请对《协议书》中王道君及方田秀两人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并提交申请书。但在7月10日王南英向本院撤回了笔迹鉴定申请。按照《协议书》约定，王秀英夫妻以王道君的名义交纳了购房款9757.28元和4589.27元，以及产权交易费231.32元、办证费110.78元，还支付了王道君购房补贴1808.4元。但由于协议的一方当事人的王道君夫妻均已去世，该不动产没有办理过户手续，房产仍登记在王道君名下，作为法定继承人的王南英及周玉均不认可该协议，王秀英无法按照协议办理该房产的过户。
（三）关于九五《声明书》以及（95）鹰内证字第1562号《公证书》的效力认定问题。1995年9月20日，王道君到鹰潭市公证处申请公证声明书。次日鹰潭市公证处出具了（95）鹰内证字第1562号公证书。王南英不认可（95）鹰内证字第1562号声明书公证效力，提出《声明书》中“当时我征求了四个子女的意见，儿子王小平夫妇、次女王南英、小女王火英都表态不出资购买该房屋”内容是虚假的，且处分了属于其母亲的遗产。经王南英申请，鹰潭市公证处经审查出具的《关于对（95）鹰内证字第1562号公证书的情况说明》认定该声明书公证是由王道君本人亲自来办理的，王道君的声明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并认定该《公证书》是按照当时规定出具的，程序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14】6号）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起诉请求变更、撤销公证书或者确认公证书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关于（95）鹰内证字第1562号《公证书》的效力认定问题，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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