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民终字第60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春玲，女，汉族，1966年6月20日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少军，男，汉族，1977年8月31日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先安，男，汉族，1963年12月21日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卓，男，汉族，1971年10月9日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审计学院，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北圩路**号。
法定代表人晏维龙，南京审计学院院长。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崔勇，江苏东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姚纪光，江苏东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春玲因与被上诉人陈少军、李先安、李卓、南京审计学院（以下简称审计学院）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3）鼓民初字第47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春玲，被上诉人陈少军、李先安、李卓、审计学院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姚纪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张春玲原系审计学院所属后勤集团公司在编工人，2002年12月被安排到维修部派工员岗位工作。2003年3月下旬，张春玲所在后勤集团公司实行企业化改革，要求所有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张春玲以后勤集团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而拒签，2009年10月9日被审计学院辞退。张春玲不服提起劳动争议诉讼，2012年11月20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审计学院对张春玲作出的辞退决定。
另查明，审计学院浦口校区的物业管理服务，由南京星汉大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汉物管公司）按双方合同提供，陈少军、李先安、李卓均系星汉物管公司驻审计学院浦口校区工作人员。2009年5月7日，张春玲得悉江苏省教育厅主要领导视察审计学院，于当天下午14时多，在审计学院浦口校区二道门附近以期反映和审计学院之间的劳动纠纷等问题。李卓、陈少军、李先安对张春玲劝离，审计学院领导并承诺次日上午专门对其约谈。对此，张春玲坚持要在现场见江苏省教育厅领导解决问题。李卓、陈少军、李先安见状，在审计学院保卫处在场人员协助下，将张春玲带上车至审计学院保卫处103办公室。张春玲随后打电话报警，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珠江派出所赶赴现场调查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珠江派出所询问笔录记载：2009年5月7日15时37分，张春玲陈述，因被审计学院几名男子拖拽到电教综合楼103室，不让离开而报警。当天下午14时20分，其站在审计学院第二道大门左侧的人行道上，对面站的全是审计学院的领导。这时有审计学院保安处的两位负责人走过来称“今天省里有领导来，你不要站在这，你走吧。”张春玲称“我知道是省教育厅厅长过来，站在这是我的人身自由。”然后，张某书记又到自己面前说“张春玲，明天上午找你谈”。见其站着没动，张书记一句“给我动手”之后，就有三名男子，其中一高一矮两名男子分别抓住我的左右臂，强行向前拖拽，还有一男子在我的左后侧推我，而保卫处的另两人也动手帮忙，将我弄上车，最后强行带到电教综合楼103室，把门关起来。那名高个子拿板凳坐在门前不让我出去。我说“你们这是侵权、限制人身自由，你们没有这个权利”，但对方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是学院领导叫的。”我用手敲玻璃门好长时间责问“凭什么关我？”后面警察来了。自己手臂有3道血印，血印下方有2块淤血，左肘关节下方呈3厘米青肿，右边膝盖有3块大小不一的青紫肿，右膝的左上方有1块呈6厘米的青紫。自己所穿皮鞋、西裤、西服上装多处损坏。
李先安于2009年5月7日20时20分在珠江派出所陈述：当天下午14时50分许，学院几位主要领导，包括自己所在保卫处的人员在大门口，准备迎接省教育厅领导来院视察。这时，学院的职工张春玲也来到大门口，在第二道门要找教育厅厅长。学院书记看到就劝张春玲“今天学校要迎接教育厅领导的视察，你有问题明天上午9点到我办公室谈，不要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张春玲说：“不行，我就是要现在找教育厅领导，不然我不走！”并坐在地上，引起学生的围观。为不影响学校正常公务活动和秩序，其和陈少军就上前，一人架张春玲一只胳膊把她带到以前二道门边上的面包车上带至保卫处103室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让她休息，并劝她不要喊叫影响学校的学生正常上课。张春玲喊着要打“110”，不一会，民警就来到了保卫处处理此事。
陈少军于2012年12月11日19时34分在珠江派出所陈述：2009年5月7日当天下午，陈少军和李先安站在审计学院第二道大门旁边的人行道上，陪学院领导准备迎接省教育厅厅长来视察。这时，张春玲也走到第二道大门门口，学院书记看到就答复张春玲说“你有什么事明天上午9点再到我办公室谈，今天我们学校要迎接教育厅的视察。”但是张春玲不理会，站在原地扬言“要见教育厅厅长，不见不会走的。”后来，看到教育厅厅长的车子进入校园时，张春玲准备走到路中间拦车子，于是自己就和李先安上前制止，把她拉到旁边的人行道上，张春玲就坐在地上并大喊大叫，引起好多学生和职工的围观。于是，陈少军和李先安就上前，一人架张春玲一个胳膊架到旁边一辆的面包车上，将其带到保卫处103室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还劝她不要乱来，什么事情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解决，但张春玲仍然大喊大叫，并打了报警电话。
李卓于2012年12月12日10时28分在珠江派出所陈述：自己是星汉物业驻审计学院安保部主任。2009年5月7日下午14时许，其和手下的几个保安队长，陈少军、李先安、马国礼站在审计学院第二道大门那里，准备和学院领导一道迎接省教育厅领导视察。这时，张春玲走到第二道大门门口站着，学院书记也看到了，就跟张春玲说“今天学校有事情，你有事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去谈，今天学校要迎接教育厅视察。”张春玲没理睬，还是站在那里，而且说不见到厅长不会走。后来，教育厅厅长的车子进入校园，张春玲准备走到路中间拦车，陈少军和李先安两个就上前制止，把她拉到旁边的人行道上，张春玲之后就往地上一坐大喊大叫，引起周围好多学生、职工的围观。于是，陈少军和李先安就各架张春玲一只胳膊到旁边一辆的面包车上，三人将其带到保卫处103室办公室。给她倒水，并劝她有事和书记单独沟通，通过正常渠道解决，但张春玲不肯听，大喊大叫。
又查明，2009年5月8日起，张春玲先后前往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南京鼓楼医院等就诊。张春玲的江苏省人民医院病历记载：5月8日，主诉：全身多处外伤1日余。5月7日下午被人打伤，主要击打部位为双上肢和双下肢。经检查：（张春玲）神清，右上臂见三处各3厘米皮下浅红色瘀斑，腋下见大片皮下桔黄色瘀斑伴针点状出血点，左前臂中段见6厘米×4厘米浅红色瘀斑，局部肿胀，右膝关节肿胀，伴三处约2厘米紫色瘀斑，膝关节内上方见6厘米×4厘米青紫色皮下瘀斑，左膝关节下胫前皮肤浅红色。双上肢外展活动受限和旋内受限伴弹响（右侧2处）。RX：右膝关节正侧位片。印象：全身多处外伤。5月12日病史同上。X片示稍增宽，但关节活动受限，有弹响。RX：右上肢悬吊，双侧对比。5月12日病史同上。右肩上举受限，有弹响。右肩锁关节间隙无压痛，X片示：双侧肩锁关节无见明显不对称。2011年4月28日外伤致右肩疼痛2年。当时“肩锁关节”损伤，肩胛骨损伤。PE：右肩锁关节压痛（＋），肩关节Neer（＋），Hamkins（＋），肩胛骨内缘压痛（＋）。RX：右肩MR，右肩X-
ray，左肩摄片对照。同日X线检查报告单：右侧肩关节在位，骨结构完整，右侧肩锁关节间隙约3.5厘米，左侧肩关节约3.1厘米。印象：右肩未见骨质异常。2011年4月29日MRI检查报告单：右侧肱二头肌长腱腱鞘炎，右肩锁关节炎，右肩关节腔少量积液。2011年5月5日病史同上，MR少量积液，肩锁关节炎。Lmp：右肩锁关节炎，陈旧性脱位。RX：减少右肩活动量，康复科会诊。
江苏省中医院门诊病历记载：2009年5月15日（张春玲）双肩关节外伤后疼痛1周。曾在外院摄片提示右肩锁关节半脱位？PE：右肩稍肿，右肩峰处压痛（＋），右肩锁关节处有弹性感，右肩外展稍受限，肩胛部压痛（＋）。Lmp：右肩锁关节半脱位。RX：摄双肩平片（双手持物摄片）。6月12日病史同前，症状稍减，左右肩、右膝仍压痛。7月3日病史同前，右肩肿稍减，双肩仍有酸痛。9月2日病史同前，右肩锁关节半脱位3月，现右肩胛骨及右肩锁关节活动不利，有弹响。
南京鼓楼医院病历记载：2009年9月14日（张春玲）右肩肩胛部外伤痛4月余。今来院要求做右肩、右肩肩胛骨CT三维重建。PE：右肩背部压痛，活动时有弹响。
事发后，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先后委托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和江苏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对张春玲就同一纠纷引起的损害进行医学人体损害程度鉴定，鉴定结论均为：张春玲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其中江苏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分析意见指出，张春玲伤后多次影像学检查，无法确证其右肩关节存在骨折、错位等损伤表现。
张春玲诉至法院要求陈少军、李先安、李卓、审计学院承担全部责任，赔偿其所有损失和诉讼费。张春玲所称损失如下：1、医药费25917.80元；2、护理费11500元；3、误工损失1725125.67元；4、交通、复印打印和通讯费合计10000元；5、后续治疗费514800元；6、西装上衣、裤子以及皮鞋原物。经张春玲申请，法院于2013年10月18日委托江苏国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衡公司）进行评估。国衡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书》，结论为上述衣物在2013年10月18日的评估基准日的在用价值为人民币1610元。张春玲不予认可。陈少军、李先安、李卓、审计学院对国衡公司的评估结论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与本案纠纷存在关联性。
另，本案审理过程中，张春玲一再要求重新进行伤情程度鉴定，并与伤残等级、误工、营养期限和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一并进行。后法院反复释明，要求张春玲仅就涉及民事赔偿方面的鉴定进行申请。张春玲在法院限定的期限届满后，未提交相关鉴定申请。本案因双方各执己见，调解无效。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珠江派出所的调查、询问笔录，张春玲就诊病历、检查报告单据、费用票据，审计学院与星汉物管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资产评估报告书》，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宁民终字第449号判决书等证据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陈少军、李先安、李卓、审计学院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其行为具有过错且违法性质。2009年5月7日，张春玲在审计学院浦口校区，欲趁省教育厅领导视察工作之机，反映和解决自己和审计学院之间的问题，在审计学院领导要求其离开，明确对其表示另专门约谈，张春玲对此予以拒绝。作为负有安保职责的陈少军、李先安、李卓在尽力劝导做工作无效情况下，为避免对审计学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和日常管理造成影响，将张春玲带离现场。该处置行为在正常履行管理职责限度内，正当、合理。因此，尽管张春玲客观上存在四肢瘀斑和局部肿胀等伤情和随身穿着衣物损坏的情况，但该后果系张春玲实施干扰审计学院正常的工作管理秩序的过错行为所引发，不应由陈少军、李先安、李卓、审计学院承担责任。
综上，张春玲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张春玲对陈少军、李先安、李卓、南京审计学院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00元，由张春玲负担。
宣判后，张春玲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为：一、请求撤销（2013）鼓民初第4730号判决，判决四被上诉人承担一审诉讼费400元；二、请求重审（请求中院重审），重新进行伤情鉴定、劳动能力丧失鉴定、伤残等级鉴定、误工期限、营养期限鉴定、请求向张某副书记、熊某书记、吴某书记，王某院长、王某副院长等调查，查明事实真相，方可认定判决（在一审都已经向法院提交了申请）；三、请求判决四个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看伤治疗费用25917.8元；四、请求判决四个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被打伤造成的误工损失（待鉴定＋37959元）（误工损失中包含赔偿工龄、五险一金，在一审已提交书面意见，见工资薪酬、工龄、保险等计算表）、因被打伤导致暑假不能打工损失9000元（早已签了打工协议）、护理费11500元、营养费待鉴定；五、请求判决四个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由此人身侵权案发生的交通费10948.5元、打印复印费170元、通讯费700元，三项合计11818.5元；六、请求判决四个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后续治疗费514800元（江苏省人民医院出具了后续治疗费证明，该证明具有法律效力）；七、请求判决四个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损坏文胸96元及损坏具有纪念价值的品牌西装、品牌裤子、品牌皮鞋元（对评估报告提出十五点异议，并提交了鉴定人员到庭接受质询申请）；八、请求判决四个被上诉人支付鉴定费3000元；九、请求判决四个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劳动能力丧失赔偿金待鉴定；十、请求判决四个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伤残赔偿金待鉴定；十一、请求判决四个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精神损害赔偿金待鉴定；十二、请求判决四个被上诉人支付本次上诉费400元；十三、请求判决被上诉人审计学院赔偿上诉人2009年5月至定残之日7年工龄（两种方法，见增加请求事项10），一是由审计学院开视同交费证明至定残之日，一是由审计学院补交上诉人2009年5月至定残之日养老保险并支付每日万分之0.5的滞纳金。这两种方法都要求法院在判决书中载明。省、市、区人社部门依据判决书办理，否则不办理。这是上诉人在2015年5月20日开庭之后，不停地在省、市、区人社部门来回跑了一个半月，是由省、市、区人社部门领导提出的解决方案。在此之前，他们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省、市、区人社部门提供了一种开视同交费证明，是人事关系赔偿工龄办法，一种是按照劳动关系赔偿7年工龄办法，具体数额见计算表；十四、请求判决四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09年5月至定残之日的9%医疗保险金、1.5%失业保险金、1.2%工伤保险金、0.8%生育保险金、12%公积金（具体数额见计算表）；十五、请求判决被上诉人审计学院支付上诉人三年的9%医疗保险金。南京市人社部门要求要一次性支付10年医疗保险金，方可享受医疗保险，为此，上诉人走访了省医保处，朱处长答复“国家医疗保险款项已按人头编制下拨给学校，学校未交医疗保险，钱都在学校，10年医疗保险应当由学校支付”（具体数额见计算表）。说明一下，这个地方的三年是补足十年。
其上诉理由为：一、案由不正确，直接影响案件审理。本案案由应为人身自由权纠纷及身体权、健康权纠纷叁个并列案由。本案是由被上诉人侵犯上诉人人身自由权即要将上诉人关起来，而引发的侵害上诉人的身体权、健康权纠纷，被上诉人要实现将上诉人关起来的目的（为了达到不让其向省教育厅沈某厅长反映学校党政一把手党风政风问题），就要对上诉人实施一系列的暴力侵权行为，这就侵犯了上诉人的身体权、健康权。虽然没有关于人身自由权的诉请（因已被放出来），但是，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人身自由权是毋庸置疑的，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人身自由权、身体权，继而侵犯了上诉人健康权。所以，案由应为人身自由权及身体权、健康权纠纷。
二、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仅凭四个被上诉人的虚假陈述，怎么对被上诉人有利，就怎么篡改事实、捏造事实，颠倒黑白；原审判决认定凭臆想、猜测，违反法律法规；从原审判决书看出，法官没有看前面法官审理的开庭笔录，没有认真全面看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等，将违法的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侵权行为，认定为正当、合理的、限度内的履行岗位职责，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1、2009年5月7日14点15分（公安卷宗中记载的是14点20分是因为当时上诉人的手机是14点20分，忘了减去上诉人拨快的5分钟），三被上诉人在南京审计学院张某副书记的指使下，对上诉人实施一系列的暴力侵权行为，将其打伤、将其关起来，侵犯上诉人人身自由权、身体权、健康权的事实经过见起诉状。从学校二道门门口到关上诉人的103房间，经过两条马路，三个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拖拽拉拎了一条半马路的路程，加半条马路是面包车开的，只用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14时15分至14时25分），时间及路程及要在14点30分省厅领导来之前将上诉人关起来的目的可证明，三个被上诉人暴力侵权行为之猛、力度之大、速度之快，这是上诉人被打的如此严重的原因。原审判决书第2页所写“经过”和第4页倒数第1段至第5页正数第1段的“另查明”，原审法官篡改了事实，起诉状、公安讯问笔录、报警时间、病历，可证明原审法官篡改了事实。
2、原审判决书第3页倒数第1段至第4页正数第1段“经审理查明…张春玲提起劳动争议诉讼”等错误。上诉人系南京审计学院事业编制固定工作人员（非劳动合同制），与审计学院之间是人事关系，不是劳动关系，是人事争议，不是劳动争议。
3、原审判决书第4页正数第2段“另查明”，基本事实全部捏造，无证据证明，原审法官仅凭三个被上诉人的虚假陈述来认定，违反法律法规。作为审计学院事业编制工作人员的上诉人，站在学院行人道上，想等省教育厅沈某厅长党风廉政建设调研结束后，请求厅长接待5分钟，反映审计学院党政一把手党风政风问题，这是宪法赋予上诉人的权利。2009年5月7日，上诉人未被辞退，不存在反映劳动纠纷问题，反映学院党政一把手党风政风问题，怎存在向审计学院领导反映？其他更是无中生有、捏造。
4、原审判决书第5页正数第2段、倒数第1段至第6页正数第1段、第6页正数第2段至第7页正数第1段的“另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仅凭三个被上诉人的虚假陈述（见原审判决书：李先安陈述、陈少军陈述、李卓陈述），违反法律法规。而且，这三个被上诉人各自的陈述未经法庭质证，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7条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为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审法官开庭审理的笔录可以证明。
5、原审判决书第7页第2段至第8页倒数第2段的“又查明”，医生看到我（张春玲）全身的伤，写下“全身多处外伤1日余”，不是我（张春玲）主诉，却认定我（张春玲）主诉，2009年5月8日的病历可以证明。2009年5月8日的病历上，载明“双肩关节正侧位片”和“骨科继续治疗”这两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原审判决书却有意不反映。这两个事实能够证明，2009年5月8日早晨拍了“双肩关节正侧位片”及“双肩关节正侧位片”显示“右肩肩锁关节脱位”，医生才开到“骨科继续治疗”的医嘱；这两个事实能够证明，放射科博士以及临床医生以及骨科6、7位主任专家、3位康复科主任专家都诊断，上诉人“右肩肩锁关节脱位”、“外伤性右肩肩锁关节陈旧性脱位”、“外伤性右肩肩锁关节炎”、“外伤性右肩肩周炎”，但这些重要事实，原审判决书都没有如实反映，这些证明被上诉人侵权，原审法官要掩盖上诉人伤情严重的事实，要掩盖三个被上诉人的暴力侵权行为，这是明目张胆地袒护四个被上诉人；报告单载明“右肩肩锁关节增宽”即脱位，原审判决书却认定“稍增宽”等等；这些证明，原审法官千方百计袒护被上诉人。骨科主任认为，X片能清楚反映出“右肩肩锁关节半脱位”，不需要再做CT；伤情鉴定的依据是当时被打伤时拍的X片，不是经过治疗后的影像学检查；肩关节是脱位，不存在骨折、不存在错位，原审判决书却认定“无法确证其右肩关节存在骨折、错位等损伤表现”。
6、原审判决书第9页“另”不是事实。自2012年12月27日上诉人起诉到2015年5月11日，上诉人一直在医院治疗“外伤性右肩肩锁关节陈旧性脱位”、“外伤性右肩肩锁关节炎”、“外伤性右肩肩周炎”，2015年5月20日开庭时，上诉人增加变更诉请，并提交伤残等级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从没有限定过提交期限，怎存在过期限，可以查证；根据伤残等级鉴定规定，要等伤情治疗相对稳定，才能做伤残鉴定；三期也不让鉴定；重新伤情鉴定，法官同意，领导不同意，市中院同意，鼓楼法院不同意，拖了近3年。种种迹象证明，鼓楼法院袒护被上诉人。
7、原审判决书第9页正数第4段所列证据，鼓楼法院故意删除了对上诉人有利、对被上诉人不利、且经过法庭质证、被上诉人提交并认可的证据，这些证据，对本案案件事实有直接影响、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删除的证据如下：（1）被上诉人提交的日期为2013年4月22日的答辩状中，清楚载明“原告（张春玲）没有侵权行为”，该证据经过法庭质证，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4条规定，法院应当予以认定“原告（张春玲）没有侵权行为”。（2）被上诉人提交的（2009）浦民一初字第841号，经过法庭质证，被上诉人用该证据来证明，案涉侵权行为是履行职务中的侵权行为，应由审计学院来承担赔偿，原审法院应当予以认定“三个被上诉人的行为是侵权行为”，法官偏袒四个被上诉人到无视证据、无视法律的程度，还谈何公正？相反，原审法院却把与本案无关联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却认定作为事实的依据。如（1）被上诉人提交的2010年《协议书》与2009年5月7日的本案件无关联，为无效证据；（2）被上诉人提交的（2012）宁民终字第449号判决书，在庭审质证时，被上诉人南京审计学院是用来证明，南京审计学院不应当作为原审被告，所以，也是无效证据。另外，李卓、陈少军、李先安提交的日期为2013年3月26日的“关于张春玲事件的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本案发生的时间是2009年5月7日14点40分许，而上诉人2009年5月7日14时30分许，就已经被三个被上诉人关在103房间，不是105房间，从时间上，就可证明全是捏造的；原审法庭质证时，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相关证据来证明其主张，被上诉人提供不出证据，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6条规定，法院对三个被上诉人所陈述的上诉人有过错及三个被上诉人没有动手打上诉人的侵权行为的主张，应当不予支持。但是原审法官却无事实、无证据认定上诉人有过错；无事实、无证据认定三个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关起来、将上诉人打伤不是侵权、而是在正常履行管理职责限度内，正当、合理。原审法院竟然将被上诉人侵犯上诉人的人身自由权、身体权、健康权的违法侵权行为，认定为正常履行管理职责，违反《宪法》第37条第1、3款之规定。从上述四个被上诉人提交且经过质证的证据可证明，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有过错行为，因此，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的一系列暴力行为是履行管理职责。
8、原审判决书第9页第1段“本院认为”，颠倒黑白、全部错误、缺乏证据证明、违反法律法规。（1）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实施干扰被上诉人审计学院正常的工作管理秩序的过错行为，无事实依据，缺乏证据证明，无证据认定，违法，违反《宪法》第41条第1、2款之规定。被上诉人南京审计学院应当拿出摄像监控等证据，来证明上诉人实施干扰被上诉人审计学院正常的工作管理秩序的过错行为，该摄像监控证据是由南京审计学院持有，从前面第7点可知，南京审计学院对自己的主张，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证明，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6条规定，法院不应当支持其主张的“上诉人实施干扰被上诉人审计学院正常的工作管理秩序的过错行为”，所以，法院认定上诉人有过错违法。作为南京审计学院事业编制工作人员的上诉人以及学院所有教工，站在学院的二道门门口的行人道上，正当、合理、合法；想等省教育厅沈某厅长党风廉政建设调研结束后，请求厅长接待5分钟，反映审计学院党政一把手党风政风问题，这是《宪法》第41条第1款赋予上诉人的权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违反了《宪法》第41条第1、2款之规定。所以，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实施干扰被上诉人审计学院正常的工作管理秩序的过错行为，无事实依据、无法律依据，是无证据认定、违法。（2）原审法院认定陈少军、李先安、李卓对上诉人实施的一系列暴力行为，将上诉人关起来、侵犯上诉人的人身自由权、身体权及健康权，是在正常履行岗位职责限度内，违法。这不是三个被上诉人的正常岗位职责，不在岗位职责限度内。三个被上诉人违反《宪法》第37条第1、3款规定，是违法行为。在上诉人无过错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侵犯上诉人的人身自由权、身体权及健康权。所以，三个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的一系列暴力行为，是违法侵权行为，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全部错误，全是法官臆想、猜测、捏造的，具体见前所述。
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和《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了2009年5月7日下午被三个被上诉人打伤的事实及损坏的西装、裤子、皮鞋的事实且这些事实都一一给警察看过才做的笔录，该询问笔录第4页第10行“以上的身体上的伤以及损坏的鞋和衣服都给民警一一看过了”，这句话是警察写的，作为我方证据，这个证据很重要，这个证据证明上诉人身体的伤以及损坏的西装、裤子、皮鞋的事实已经给警察一一看过后，警察才亲自手写增加了这句话作为我方证据，该证据经过法庭质证，法官当庭予以确认（见开庭笔录），上诉人提供了2009年5月8日的医院病历共8本及治疗费发票、公安轻微伤鉴定结论、证明其被三个被上诉人打伤治疗的事实即上诉人的损害与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此案发生的其他费用，且这些都经过法庭质证。这些证据，证明了上诉人提出的各项主张和各项诉请所依据的事实。但是，原审法官对于这些能够证明上诉人主张和诉请的证据，全部不予认定。相反，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和《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四个被上诉人提出的主张和诉请，都没有提供证据来加以证明，原审法官却全部予以认定（见前面第7点），明显违反法律法规。因上诉人治疗一直到2015年5月11日，所以，5月20日开庭，那么多交通费票据根本来不及贴和计算，但当庭质证了该费用；因伤残等级、三期等鉴定还没有做，鉴定人员还没有到庭接受质询，原审法官也没有要求其交通费什么时候交，所以，上诉人打算下次开庭时提交，后来看病的病历复印件（原件法官已经审核过了）（原审法官在2015年5月20日当庭拿回了上诉人的8本病历等原件，一直不给上诉人复印，上诉人多次要求，直到约2015年7月15日，上诉人才拿到病历原件等），并提交按审计学院计算的工资薪酬表及五险一金表，原审法院却剥夺了上诉人各项鉴定权利，不让鉴定，直接下判决，违法。
四、依据《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第1、2、71条规定，三个被上诉人侵害他人身体，应当承担侵权法律责任，审计学院应当承担侵权法律责任。
五、三个打人的被上诉人已经构成了《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的侵权责任的实质要件，侵权责任成立；依据《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第71条、《侵权责任法》第2、6、8、9、16条规定，四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侵权法律责任，应当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误工费（误工费中包括赔偿工龄、五险一金等）、伤残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等。
六、上诉人提交（2009）浦民一初字第841号及（2009）宁民一终字第1195号（向高院申诉，请求打人者和学校共同承担侵权法律责任），这两份材料证明一审、二审法院都认定，打人保安是履行职务引起侵权行为的发生（见二审5页、一审3页），那么，本案打人的保安不仅是履行岗位职责的打人行为，更应是侵权行为，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原审判决书没有明确双方争议的焦点，违反《民诉法》第133条第4款规定。
八、程序违法。上诉人于2012年12月27日起诉到2015年8月20日判决，近3年可证明，程序违法。法官同意重新鉴定，领导不同意；上诉人起诉时向立案庭提出对轻微伤鉴定结论不服，要刑事附带民事，要求重新鉴定，法官说“只能先按民事起诉，到业务庭后，你申请重新鉴定，会同意的”，前面张法官都同意上诉人重新鉴定，因上诉人在2013年5月20日开庭前找张法官，再次提出“先进行伤情鉴定，根据鉴定结论是轻伤还是轻微伤，然后再开庭”，张法官答复“同意你重新鉴定，开庭和重新鉴定不矛盾，同时进行，我们都是这样审案的，我是主审法官，到法院听我的，同意你鉴定，又不是不同意你鉴定”，但是在2013年5月23日开庭时，张法官又说“我同意，领导不同意”，我问他“是哪位领导”，她说“领导名字我不好说，反正是领导，我一直同意你重新鉴定”，这就是法官同意重新鉴定，领导不同意重新鉴定；上诉人起诉时，向立案庭提出“对轻微伤鉴定结论不服，要刑事附带民事，要求先进行重新鉴定”，法官说“只能先按民事起诉，到业务庭后，你申请重新鉴定会同意的”，前面张法官同意重新鉴定，后来是领导不同意，又不告诉上诉人领导的姓名，叫上诉人自己去找，后来上诉人找了鼓楼法院摇号的杨某法官，杨法官说“你去问市中院司法鉴定处，市中院司法鉴定处说同意，鼓楼就同意”；我找了市中院司法鉴定处郑某处长，中院司法鉴定处郑某处长说“重新鉴定是你的权利，鼓楼法院没有理由不让你鉴定的”，上诉人在市中院就打电话给鼓楼法院杨某法官，鼓楼法院又说“可以重新鉴定”，但后来又不同意了；再后来上诉人又找了立案庭副院长，副院长叫立案庭李某庭长接待我，上诉人向李庭长反映情况后，李庭长答复“你所说的郑某处长、俞处长，他们同意，我向市中院郑处长、俞处长证实后，他们同意鼓楼就同意”，李庭长这个证实的时间花了1年半，都没有证实，上诉人到法院找李庭长，找不到人，打电话找不到李庭长，请接电话的法官代口信请李庭长回电话也没有音讯，最后开庭前在市中院打电话找到李庭长，请问他“你向郑处长、俞处长证实他们同意，到现在有无结果，我到鼓楼法院找你找不到，打电话找人找不到，我请人带口信给你也无音讯，现在究竟你向两处长询问证实了没有”，李庭长说“我马上去告诉戎某法官，我马上找戎法官”，就这样又无音讯了。关于重新伤情鉴定问题，我向市中院司法鉴定处郑某处长、俞某处长都反映，郑处长明确答复“重新鉴定是你的权利，鼓楼法院没有理由不让你鉴定的”，俞某处长答复“郑某处长答复的没有错，我同意郑某处长的意见”，市中院司法鉴定处其他法官也说“郑某处长答复没有错，重新鉴定是你的权利，鼓楼法院没有理由不让你鉴定的，该鉴定什么伤就什么伤”，鼓楼法院不同意重新鉴定的理由是“轻伤，与张春玲被打的人身侵权损害赔偿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不同意重新鉴定”，上诉人认为“如果鉴定轻伤，直接影响上诉人人身侵权赔偿的各项诉讼请求，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直接的关联关系”，所以鼓楼法院不让上诉人重新鉴定的理由是不成立的，而且鼓楼法院摇号处的杨某法官以及分管立案庭的副院长以及立案庭的李某法官以及主审张法官以及立案庭的立案法官以及鼓楼法院监察室的张法官都明确“1、到法院听法官的，法官叫先以民事立案就以民事立案，不可以刑事附带民事。2、立案以后，你申请重新鉴定我们告知你会同意的，不会不同意的，所以你听法院立案庭的，先按民事立案。3、我法官同意领导不同意，我法官（张某说的）没办法，你去找领导。4、你去问市中院司法鉴定处，市中院司法鉴定处同意，我们鼓楼法院就同意”。但是市中院司法鉴定处同意后，鼓楼法院又不同意了。从上诉人写的以上过程，鼓楼法院作为司法部门很不诚信，说话出尔反尔，不同意上诉人重新鉴定，没有法律依据，所说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在这样情况下，上诉人又打电话找徐某副院长，徐某副院长说“这样，你听我的，等判决了，判决赔你的钱，你看了判决赔你的钱以后，再谈要不要重新伤情鉴定的事”，意思就是叫我等判决结果，对判决数额看了以后，再看是否要求重新伤情鉴定，“你不就要赔偿钱嘛，能不能调解”，我说“我的人事争议辞退纠纷都没有同意调解，这个他们是故意将我打伤，而且将我无数次打成轻微伤、轻伤……，我不同意调解”，徐院长就说“就等判决后看赔偿数额你是否满意，再谈重新伤情鉴定的事”，你先进行伤残等级鉴定、三期鉴定，她又说“重新伤情鉴定是立案庭分管，不是我分管”，我说“我找过立案庭副院长，副院长叫李某庭长接待，李庭长说他要向市中院司法鉴定处郑处长、俞处长证实，如果市中院同意我们鼓楼就同意，但是李法官证实这件事证实了一年半都没有音讯，我到法院找他找不到，我打电话找不到，请接电话的法官带口信请他回话他也没有音讯”，徐院长说“我知道了，就等判决赔偿的数额你满意不满意，再谈重新伤情鉴定的事”，我当时说“那就先按你徐院长的”，徐院长当时在电话里说“你先进行伤残等级三期鉴定”，2015年5月20日的开庭笔录上也写明全部“待鉴定”。（二审法院合议庭可以向徐院长证实，我是在鼓楼法院一楼大厅打的电话，2015年8月22日上诉人收到特快专递的判决书后，多次打电话给徐某副院长，但是徐某副院长都没有接，我打电话的目的是为了请问徐某副院长，我向她反映该案件的情况，她叫我听她的，看判决赔偿的数额以后再谈重新伤情鉴定，并告知她伤残等级三期鉴定等等都还没有鉴定就下判决书的事实，我打电话给她的第二个目的是告知她你徐院长叫我先进行伤残等级及三期等鉴定，但法官没让鉴定就下判决书）。综上，一审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7、8条、第64条第3款、第63条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等规定，并违反《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19条第2款、第47条、第51条、第59条第1款、第63、72、74、75、76条之规定，认定基本事实错误，缺乏证据证明，直接导致判决错误，应当依法撤销。依据法发（2010）23号最高院关于适用《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侵权责任法实施前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2009年5月7日发生的本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应当适用《民法通则》，不适用《侵权责任法》。依据《民法通则》第98、119、130条，《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3、17、18、19、20、24、25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误工费（误工损失中包含赔偿工龄、五险一金）、伤残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等。无论是适用《侵权责任法》，还是适用《民法通则》，四个被上诉人都构成侵权行为，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应当依法适用当时的法律即适用《民法通则》。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依法重审、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各项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陈少军、李先安、李卓、审计学院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2009年5月7日，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珠江派出所对张春玲所作询问笔录记载，张某书记让张春玲离开，让其明天再来，张春玲站在那没有走。警官询问张春玲为何不离开，张春玲回答，其想站在那，其站在那不违法，这是其的人身自由。警官询问张春玲是否是南京审计学院浦口校区的职工，其回答其是南京审计学院的职工。
二审中，张春玲提交原审法院张某法官于2013年1月30日写的收条，内容主要为“今收到张春玲交来证据材料共计5份，按证据目录所列已核对，已收到”，张春玲称该收条证据结合原审庭审笔录的相关记载可以证明鼓楼法院将“2011.5.13省中医院、2011.5.5省人民医院2013.4.12013.4.29省人民医院出具的外伤性右肩肩锁关节陈旧性脱位、外伤性右肩肩锁关节炎、外伤性右肩肩周炎的诊断证明，继续长期治疗证明、每天治疗费用及每月治疗费用证明”上面特意加盖两个鼓楼法院长方形印章日期为“2015年5月20日”收到，是违背事实的。
另张春玲在二审中申请市中院调取本案原审庭审监控录像，以证明如下事实：第一，到庭的一个自然人原审被告承认三个被上诉人是执行领导指示对其动手，并将其关在105房间，不让出来（实际关在103房间，但在庭上说的是关在105房间）。第二，审计学院代理人提交（2009）浦民一初字第841号浦口法院判决书，来证明三个被上诉人是执行学校领导指示，对其动手，将其关在房间里不让出来，应由审计学院承担责任，不应由个人承担，浦口区法院就是判由学校承担责任，这次还是要求法院判学校承担责任（上诉人在上诉查阅卷宗时，发现这些在开庭笔录中一个字没有反映），其当庭反对，坚持应由三个被上诉人和审计学院共同承担侵权责任。第三，2013年3月26日，陈少军、李先安、李卓的情况说明，捏造上诉人大喊大叫、躺在马路中间、拦着沈某轿车等，上诉人要求其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三个原审被告提供不出证据，且三个自然人原审被告没有签名，只是电脑打印的三个人名字，根据证据规则应为无效证据，从而证明原审法院仅凭三个原审被告虚假陈述，且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虚假声明作出原审判决是违法的。第四，张某法官在庭上给上诉人看公安卷宗时，没有两张日期为2009年5月8日，且盖有“南京审计学院保卫处”和“南京星汉大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公章的书面材料（开庭笔录可证明），但这次上诉人查阅原审卷宗时却冒出来这两张书面材料，开庭笔录和开庭录像可证明法院、公安、审计学院、星汉大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联合起来造假。第五，张某法官当庭确认了其被打伤及造成的财产损失，只是只确认了一个损坏的文胸，后来治疗伤被腐蚀坏的三个文胸不确认，上诉人当庭反驳“那么按此逻辑，被打伤的第一次医疗费确认，以后的治疗费就不确认了？”，从而证明原审判决书是违背事实、违反法律的，损坏的布文胸、裤子、西装、皮鞋、伤情鉴定报告以及病历原件共同证明三个被上诉人实施一系列暴力行为的强度之强，力度之大，速度之猛，这也是上诉人被打的如此严重的原因。第六，原审第一次开庭，对方代理律师在庭上说他是审计学院代理人，第三次开庭，对方代理律师又说他是四个原审被告代理人（两次都是上诉人问“你是谁的代理律师”），按程序，该律师不能作为三个自然人原审被告的代理律师（见卷宗、出庭函、接受审计学院委托书），证明原审判决违法。第七，书记员都说“你把被告代理律师辩的哑口无言”。不是其能说，而是其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四个原审被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却赢了官司。以上所要证明的事实，原审庭审笔录没有记载，因签字时法官只让其看自己的陈述、不让其看原审被告的陈述，其在上诉后阅卷的时候才发现没有记载。
张春玲二审中另提交一份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通知书，受文对象是民事第一审判庭。张春玲称原审法院把该通知书给其，告知其“故该案不予受理”，其提交该通知书，证明该通知书受文对象错误，故原审法院不应给其受理通知书来证明告知上诉人该案不予受理。该通知书载明“但原告张春玲每次坚持要将伤情鉴定与伤残鉴定一并鉴定，不同意分开做鉴定。承办人经与市中院司法鉴定处相关人员联系咨询，认为不能在民事案件中做伤情鉴定，只能做法医临床鉴定。故该案不予受理。……二○一三年九月廿四日”等内容。
二审中，张春玲提交了重新伤情鉴定、伤残等级鉴定、劳动能力丧失程度鉴定及误工期、营养期鉴定申请。另其申请法院向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某、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洪某调查本案事实，用以证明三个被上诉人所作询问笔录是虚假陈述。上诉人亦申请法院向审计学院熊某书记、张某副书记、吴某副书记、王某院长、王某副院长调查本案事实。张春玲陈述其在一审中，已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调查申请，原审法院以“上述人员并非全是事件发生现场人员，所以不予调查”为由，没有调查，原审庭审中确认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某、副厅长洪某不在案涉事件发生现场，但是原审判决书又认定相关人员在案涉事件发生现场，自相矛盾。
张春玲在二审中另提交了鉴定费3000元收据和麒麟草女裤1388元票据合并复印在一起的复印件、2013年1月30日和2013年5月20日其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目录以及五份伤情鉴定的最后一页复印件。二审中，张春玲亦结合其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对原审法院卷宗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了意见，如认为原审卷宗中缺少部分材料，未经质证的材料放入卷宗等。张春玲在原审法院庭审后整理提交了2009—2015及定残日工资薪酬、奖金福利、工龄、保险、公积金计算表、交通费票据等证据材料。张春玲认为相关证据材料原审中已经质证并核对过原件（除部分后来发生的交通费），计算表是根据原审法院的要求分年分月详细计算的。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张春玲在二审中提交的相关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
另张春玲在庭审中补充上诉意见认为，原审审计学院的代理人只代理审计学院，原审法院不应认定两个自然人被上诉人到庭，原审应当为缺席判决，且因原审中两个自然人被上诉人未到庭，其在原审中对于公安卷宗里的三个自然人被上诉人发表的意见不属于质证，其申请调取的证据系作为其的证据，不作为被上诉人的证据。原审判决书第9页“本院认为，为避免…造成影响”中的“为避免”一词就证明了原审法院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认为审计学院领导叫上诉人走，上诉人不走，上诉人就是实施干扰被上诉人审计学院正常工作秩序是违法的。原审法院未将其与四个被上诉人视为平等民事诉讼主体，原审法院没有审理其作为原审原告起诉的内容，判决驳回其对于原审被告陈少军、李先安、李卓、审计学院的诉讼请求，实际是驳回其作为原审原告的起诉权。四被上诉人未对此发表新的答辩意见。
经查阅原审法院卷宗，被上诉人陈少军、李卓、李先安于2013年3月本案原审开庭前均委托了两位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两位诉讼代理人亦是审计学院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原审法院于2013年5月20日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在该次开庭审理中，系陈少军、李卓、李先安及审计学院共同委托的两位诉讼代理人及张春玲到庭，陈少军、李卓、李先安并未到庭，在原审法院2013年5月23日、2014年3月18日、2015年5月20日进行的开庭审理中，系陈少军、李卓、李先安及审计学院共同委托的一位诉讼代理人及张春玲到庭。
2013年5月20日的庭审笔录记载，交由当事人质证的证据材料中包含有张春玲申请原审法院调取的珠江派出所公安卷宗，其中有张春玲及陈少军、李卓、李先安的询问笔录及事情经过的说明，张春玲及四原审被告均对上述证据材料发表了质证意见。
2013年8月26日原审法院谈话笔录记载了原审法院告知张春玲不予重新进行伤情鉴定的理由，但张春玲坚持认为如重新伤情鉴定的鉴定结论为轻伤，应当是刑事附带民事。
2014年3月18日的庭审笔录记载，张春玲表示对于案涉评估报告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一的陈述，是否请鉴定人到庭接受质询，由法院决定。
在2015年5月20日原审法院庭审中，张春玲陈述其基于伤情鉴定、劳动能力丧失程度鉴定，误工期和营养期鉴定所需的鉴定材料是相同的原审材料，并且原审法院司法鉴定处杨某法官称如果本院司法鉴定处同意，原审法院就同意鉴定这两个原因及其向司法鉴定部门询问得到的答复（上述鉴定可以由法院委托一起进行），其才向原审法院提出将上述四项鉴定一起进行。原审法院在该次庭审结束前要求张春玲在七天之内就伤残等级和三期鉴定提出申请，并再次告知其不同意伤情鉴定、劳动能力丧失程度鉴定的理由。
另在原审法院2015年5月20日的庭审笔录中记载关于张春玲后续治疗费514800元的主张，其已提供给原审法院五份疾病诊断书复印件，提交的复印件就是5月20日上午原审法院法官复印的五份疾病诊断书，张春玲当庭提交原件供法院核对。原审四被告在阅看原件后发表了质证意见。
以上事实，由当事人陈述，收条、不予受理通知书等证据材料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四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如果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如何赔偿上诉人的各项损失？二、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及适用法律有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张春玲认为四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应当对于四被上诉人的行为存在过错、其存在损害后果及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张春玲称其在事发当日出现在审计学院浦口校区第二道门附近是想在江苏省教育厅沈某厅长党风廉政建设调研结束后，请求厅长接待5分钟，反映审计学院党政一把手党风政风问题，张春玲虽有反映相关问题','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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