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0112民初7050号
原告：梁满义，男，1970年4月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河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晓华，女，1964年4月2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河西区。
被告：天津丰年恒裕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工业园区（普惠道3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5Ｌ。
法定代表人：赵年坤，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雅楠，天津星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梁满义与被告天津丰年恒裕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满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晓华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牛雅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满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伤待遇人民币10万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2年10月1日被录用为被告的员工，从事法律顾问兼合同管理工作。双方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由被告保管。原告于2015年4月17日下午15点30分左右受被告指派到天津大港油田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谈业务时头晕，后到大港油田总医院和天津环湖医院、中国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2015年7月11日被诊断为中风、偏瘫、说话不清楚等。原告认为应属于工伤，但被告不认可工伤，故呈讼法院，提出如上诉请。
被告天津丰年恒裕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双方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没有事实上的用工关系，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也没有其他任何法律关系。第二，被告与大港油田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均没有业务上的往来，被告也未指派原告到上述公司进行洽谈业务。第三，原告为被告出借营业执照的挂靠方代理过诉讼，但实际不是被告委托原告而是挂靠方委托的原告，被告只是配合办理了相关手续。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1、介绍信2张（内容不知道谁填写的，应该是单位填写的），以此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2、收据2张，证明目的不清楚。
3、仲裁裁决书1份，以此证明原告为被告代理过诉讼案件。
4、调解书和判决书各1份，以此证明原告为被告代理过诉讼案件。
5、授权委托书1份，以此证明被告委托原告办理相关事项。
6、住院病历3份，以此证明原告的伤情。
7、行政诉讼答辩书1份，以此证明相关事实。
8、检查报告单2张，以此证明原告的病情。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不认可，因为该介绍信就大港油田及其下属公司指向不明确，且被告与大港油田及下属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该介绍信书写的内容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两份介绍信均系同一日期，一份的日期进行了修改，两份介绍信明显是事发后为了认定工伤后补的。公章需要回去核实一下。对证据2中29000元的收据不认可，因为我方有原件，日期和收款人签字均与原件不符。对两份收据的公章需要回去核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双方系委托服务关系，且系挂靠方委托的原告，被告配合出具的委托手续。对证据5不认可，公章需要回去核实一下。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根据该住院记录可知，原告是4月18日下午3时饮酒后突发疾病，而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显示是4月17日下午到大港油田谈业务时发病。对证据7不认可，因为是复印件，劳动局根本没有调查基本事实。对证据8不认可。经被告核实，被告认可原告提交的证据1、2、5中的公章系被告公司的，认为公司对公章管理存在疏漏。
被告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
1、2012年10月份至2016年9月份工资表及发放记录1份，以此证明被告公司没有原告这名职工。
2、施工合同（合同编号为109）及补充协议1份、施工合同1份（合同编号为102）、进账单（汇兑来账凭证）和现金付款凭证1份、还款协议书1份、民事起诉状1份、（2015）丽民初第165号民事调解书1份、进账单和天津市企业专业往来收据1份、现金付款凭单1份，以此证明原告代理被告的案件实际由挂靠方委托的原告，被告只是配合出具相关的委托手续。
3、专业分包合同1份、委托合同书1份（附市场主体基本信息）、（2014）新民初字第794号民事判决书1份、收据1份、（2016）津0103民初4487号民事判决书1份，以此证明原告代理被告的案件实际由挂靠方委托的原告，被告只是配合出具相关的委托手续。
4、证人赵某出庭做证，其当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认识原告梁满义。我自己干点小工程，挂靠在被告公司。我自己揽活后，用丰年公司的营业执照，最后我自己赚点钱，工程款的千分之零点五归挂靠单位。我和化工十三建设公司打过官司，打这个官司前我不认识原告，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原告，当时原告说这个官司不用打，沧州中院的副院长是原告的同班同学，走调解就可以把钱要回来，我支付了3万元现金给原告作为代理费。我以个人名义聘请原告为代理人，支付了3万元的代理费。诉讼过程中的手续走的被告公司的（因为我借用被告的执照），被告公司出具的委托手续，我本人聘请的原告。委托手续，是我和原告一起去被告公司盖的章。最后沧州这个官司我赢了，主张了38万元，法院最后判决了11万多元。后面涉及领款，由于我委托了原告，执行款项被原告领走了，没有给我。原告领完钱之后，我就和原告联系不上了，我去河西法院起诉的原告（手续用的还是被告的），判决结果我赢了，我申请了执行，现在这个案子在执行过程中，现在就执行了1400多元钱。
5、证人张某出庭做证，其当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认识原告，通过朋友介绍，坐在一起喝酒认识的。我不知道被告公司。我和赵某不错，喝酒的时候提起了赵某打官司这么回事，我和赵某系朋友关系且是一个村的，一起长大的，当时赵某和我说他有个官司，我们喝着酒，我知道梁满义是律师，我问梁满义沧州有认识人吗，梁满义回答：“什么事情”，我说具体的事情我不清楚，我就介绍赵某和梁满义认识了，具体他们怎么谈的，我不清楚。他们之间写的什么协议我不知道。我和梁满义去过沧州一个法院，具体去的哪我不清楚。
6、证人李某出庭做证，其当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和赵某同村，他经常用我的出租车。2014年5月份，赵某租用我的车去沧州法院，我到河西区××苑路接的原告，在路上，赵某在车上将30000元代理费给了原告。
7、本院对证人尚某的询问笔录1份，其陈述的主要事实为：我通过亲属王瑞认识了原告，我和王瑞一起吃饭时提到了要打官司，问他有没有认识的律师，他推荐了原告，后来我和原告直接联系了，我诉的对方是盈得气体公司，他欠我钱，我干工程时用的被告的照和对方签订的合同，我让原告代理我打官司，但走的手续是被告公司的，是我和原告一起到被告公司盖的章，原告主张先走仲裁，仲裁之后给了一部分钱，还差一部分，后原告得病了，法院联系了被告，被告通知我到东丽法院领取了29000元。实际我委托的原告打官司，被告给出的手续，我给了原告25000元左右，其他的小钱就不算了。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不认可，认为系被告公司自己做的。对证据2中东丽区法院的调解书没有意见，对其他不认可；对证据3中分包合同不认可，认可委托书是原告本人签字，但与本案没有关系，所以不认可，对市场基本信息没有意见，对794号判决书没有意见，收据是我本人签字，对河西法院的判决书不认可，因为我没有收到。对证据4-7均不认可，认为赵某系被告的项目经理，有利害关系，河西法院的判决书不认可，没有收到该判决书。沧州法院判决书写明赵某是被告公司的项目经理。沧州的官司是我和赵年坤谈的，是被告公司的官司，我和赵某的委托合同是另外一个官司，具体哪个官司我不清楚了。我不认识张某这个人，一起喝过酒，我和张某不熟悉，所以不认可。我也不认识李某这个人，所以不认可。尚某应该出庭作证，所以不认可，尚某是被告公司的项目经理。我没有给尚某打过官司，东丽法院的官司是我代理被告公司出庭的。
现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
被告认可原告提交的证据1、2、5中的公章系被告公司的，本院对上述证据中公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上述证据中的内容，两份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的日期均为2015年4月17日，但其内容均非被告介绍或者授权原告办理具体的相关事项（无具体的办理事项内容），而大部分内容均系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签订过劳动合同）、原告在该地区发生任何事情（发病、生病、喝酒等）均属于工伤、如单位未申报工伤被告进行赔偿等事项。上述证据的书写内容明显不符合日常的行为逻辑，而更像是事发后为了认定工伤而书写的内容，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在2015年4月17日被告曾委托原告办理过相关事宜，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5的内容证明的事实不予确认。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4、6-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1系该公司的原始记账凭证，该证据能真实反应被告公司的人员状况，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2-7系一组证据，用以证明原告曾为被告代理过的诉讼案件均实际由挂靠于被告公司的个人委托原告，被告公司只是配合出具相关手续作为诉讼当事人，上述书面证据和证人证言均相互印证，足以形成一条证据链，故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7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就赵某的证言，原告称其和赵某个人之间签订的委托书系用于另一纠纷案件而非化工十三建设公司纠纷，但该委托书显示的委托内容系赵某个人委托原告与化工十三建设公司进行诉讼，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委托书系用于另一纠纷诉讼案件，故本院认定赵某和原告个人之间签订的委托书的委托事项就是原告作为被告代理人和化工十三建设公司进行诉讼的事项，该证据进一步佐证了被告陈述的事实即原告作为被告代理人进行诉讼实际为挂靠方(个人)进行诉讼，而非为被告公司进行诉讼。
根据本院认定的证据，结合庭审情况认定如下事实：
2004年原告申请注册了天津市志超法律事务咨询服务中心，经营者为原告，性质为个体工商户。2007年10月原告注册的上述企业被吊销。案外人赵某、尚某均借用被告的营业执照对外承揽工程，期间两人均和发包方产生经济纠纷，后通过他人介绍和原告相识，两人均以个人名义委托原告和发包方进行诉讼，由于两人系以被告名义签订的工程合同，故被告配合两人为原告出具了委托书并作为当事人进行诉讼。就上述两案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和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出具了相应的判决书和调解书。原告作为案件代理人在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领取了判决案件的执行款未给付案外人赵某，后赵某以被告名义向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归还执行款115318元，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判令原告将代收的工程款115318元归还被告，现该判决已进入执行程序。后原告申请工伤认定，天津市津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6月13日出具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再次申请劳动仲裁，天津市津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0月10日出具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对该通知书不服，故呈讼本院，提出如上诉请。
本院认为，原、被告的争议之处为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依据法律规定，认定劳动关系应从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制度约束、劳动者是否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进行综合认定。现对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分析、认定如下：首先，原告称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向法庭提交了1份裁决书、1份调解书和1份判决书，从上述法律文书可知看出原告作为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被告进行过诉讼，但被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在被告涉及的诉讼案件中实际是挂靠于被告的个人委托原告进行诉讼而非被告委托原告，被告作为挂靠单位只是配合出具了委托手续及作为当事人进行诉讼，且代理诉讼案件双方系委托服务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故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其次，原告提交了两张介绍信和1份委托书，以此证明2015年4月17日被告委托原告办理相关事宜，但该证据因不符合日常行为逻辑未被本院采信。庭审中，本院在核实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情况时，原告当庭称其基本上每天均到被告处上班，但不清楚有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原告认可其每天工作有考勤记录，但不清楚是打卡记录考勤还是人工记录考勤，如果原告确系在被告处工作过，其应知道自己的办公地点和记录考勤情况，故本院认定原告所述其在被告处工作过不属实。原告称在2015年4月17日其根本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病，但其病历显示原告系饮酒后发病，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之处，说明原告诉状陈述的其在办理被告委托事项时发病不属实。最后，被告提交的原始记账凭证显示被告的职工中没有原告的名字，而依据原告提交的病历显示，原告入院时向医生陈述的职业为个体经营者而非被告的职工，进一步说明原告并非被告的职工。综上，原告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工伤待遇10万元的诉请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梁满义的诉讼请求。
减半交纳的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魏丽彤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王梓璇
速录员 张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