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萧民初字第3533号
原告：朱运福，男，1947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有限公司，机构代码14346074-1，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梅林村。
法定代表人：王鑫炎，身份证号码3301211951********，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讯，男，194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公司行政部长。
被告：王鑫炎，男，1951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被告：魏来法，男，195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孔庆华，男，1962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淑斌，浙江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运福诉被告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迪尔公司）、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郑卜训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原告申请本案审判人员回避，本院于同年8月16日决定驳回其提出的回避申请。同年9月23日，因本案须以（2015）浙杭商终字第1543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故本院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后该案审结生效，本案恢复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16年9月26日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运福以及被告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汛、杨淑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运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方共同支付原告退养期间的比例工资68414元（退养期间自承诺书出具之日即2003年3月5日至退休之日即2007年3月8日，月平均工资按工资单上2002年12月及2003年1月的平均工资标准计算80%为1228.42元/月，且每年递增10%），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73595元（按民间借贷月利率1%暂计算至2014年10月，之后自2014年11月起至判决履行日止的利息亦按该利率标准计算），二项合计14200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事实与理由：1993年5月11日，原告由党山镇工业办公室调入杭州出口商品包装有限公司。在杭州出口商品包装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爱迪尔集团）之后，原告在爱迪尔集团下属子公司浙江爱迪尔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装公司）从事会计工作。2003年4月5日，原告经王鑫炎同意作为企业富余人员“提早退休”，养老保险金由企业缴至60周岁社保中心能领取退休金为止，原告的退养关系则保留在杭州爱迪尔文具礼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具公司），原告自1993年5月11日至退休都是在爱迪尔集团从事会计工作。2005年5月31日，爱迪尔集团进行了企业转制，经转制领导小组决定将资产中的部分由公司职工按工龄量化享受。2006年12月3日，原告用特快专递形式寄送了原告应得量化资金和提早退养期间最低生活费的享受报告，但未果。之后，原告向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主张由爱迪尔公司支付原告的股权量化资金以及退养期间的最低生活费待遇等，该委于2008年11月27日通知不予受理。后原告起诉来院，萧山法院作出（2010）杭萧民初字第3502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并上诉、向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申诉，该院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抗诉，省高院作出（2014）浙民再字第15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一、二审裁定并指令萧山法院进行审理。该院立案后经原告申请追加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在庭审中通知案涉退养期间的比例工资需另案处理，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一、关于原告被“提早退休”的事实。原告在2003年4月5日被文具公司“服从公司安排提早退休”，而原告从事的是爱迪尔集团另一家子公司即包装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但在文具公司领取工资，故文具公司安排提早退休。爱迪尔集团所谓“提早退休”的内部制度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原告在此之后虽未领取工资，但仍与公司维系社保、劳动关系以及从事财务管理的部分工作，故应认定原告仍系爱迪尔公司的职工。二、关于诉讼主体适格的事实。爱迪尔集团经转制后变更为爱迪尔公司，本案爱迪尔公司诉讼主体适格。虽然“提早退休”的承诺书系爱迪尔集团的子公司文具公司所出，但爱迪尔集团属包括文具公司、包装公司等子公司在内的整体转制，转制协议明确“转制前所发生的伤残职工处理费、转制时核定的职工一次性工龄费、提前退休职工的生活补助费…由乙方及乙方新组建的公司须合情合理予以处理”，转制后原告的用人单位已变为爱迪尔公司。三、关于时效的连续性。原告知悉应享受的生活费保障待遇被侵犯是在企业转制后，故于2006年12月3日函寄公司董事长王鑫炎及办公室主任沈讯，并要求享受股权量化资金及退养期间最低生活费待遇，但至今未果。之后因原告无法了解企业转制信息，直至2008年10月才打听到爱迪尔集团已整体转制为爱迪尔公司，原用人单位经转制后资产均已不存在，故于同年10月29日就享受股权量化资金及退养期间最低生活费待遇起诉来院，但法院却退回诉状并通知要求先予仲裁，区仲裁委因不属于仲裁范围而通知不予受理，原告遂于同年12月8日快递向省高院齐院长求助，但至今未果。根据相关规定，仲裁期间向有关部门请求救济，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四、关于原告应享受退养期间比例工资的法律依据及计算标准。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企业发生劳动争议，可参照《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处理。同时，被告方强迫安排原告退出岗位休养，剥夺原告正当劳动权利，且公司不属经营发生困难不能正常生产及濒临倒闭的企业，原告也不属于身体不适需离岗退养的富余职工，原告亦从未申请提早退养，故被告方应按劳动部劳险字［1988］3号文件的规定，连续计算离岗退养工作期间的工龄并按一定比例发放工资。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第14批指导性案例中的66号案例，即雷某某诉宋某某离婚纠纷案，旨在明确一方在离婚诉讼期间或之前，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少分或不分财产，该案例与本案有异曲同工的指导性。根据转制文件的约定，被告方就“提前退休职工的生活补助费”对原告隐藏并事实上侵占，对比前述惩戒性案例，被告方的违法行为也应予惩罚。关于计算标准，原告系财会人员且从事财务金融管理工作，与萧山党山信用社工作人员职业同类，党山信用社安排未到法定退休年龄职工提早退休是领取全额工资的，而被告企业利润比党山信用社高得多；结合前述文件以及指导性案例的规定，原告主张80%的比例工资系惩戒性的比例，且系合理合法。原告朱运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方共同支付原告退养期间的比例工资68414元（退养期间自承诺书出具之日即2003年3月5日至退休之日即2007年3月8日，月平均工资按工资单上2002年12月及2003年1月的平均工资标准计算80%为1228.42元/月，且每年递增10%），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73595元（按民间借贷月利率1%暂计算至2014年10月，之后自2014年11月起至判决履行日止的利息亦按该利率标准计算），二项合计14200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事实与理由：1993年5月11日，原告由党山镇工业办公室调入杭州出口商品包装有限公司。在杭州出口商品包装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爱迪尔集团）之后，原告在爱迪尔集团下属子公司浙江爱迪尔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装公司）从事会计工作。2003年4月5日，原告经王鑫炎同意作为企业富余人员“提早退休”，养老保险金由企业缴至60周岁社保中心能领取退休金为止，原告的退养关系则保留在杭州爱迪尔文具礼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具公司），原告自1993年5月11日至退休都是在爱迪尔集团从事会计工作。2005年5月31日，爱迪尔集团进行了企业转制，经转制领导小组决定将资产中的部分由公司职工按工龄量化享受。2006年12月3日，原告用特快专递形式寄送了原告应得量化资金和提早退养期间最低生活费的享受报告，但未果。之后，原告向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主张由爱迪尔公司支付原告的股权量化资金以及退养期间的最低生活费待遇等，该委于2008年11月27日通知不予受理。后原告起诉来院，萧山法院作出（2010）杭萧民初字第3502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并上诉、向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申诉，该院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抗诉，省高院作出（2014）浙民再字第15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一、二审裁定并指令萧山法院进行审理。该院立案后经原告申请追加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在庭审中通知案涉退养期间的比例工资需另案处理，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一、关于原告被“提早退休”的事实。原告在2003年4月5日被文具公司“服从公司安排提早退休”，而原告从事的是爱迪尔集团另一家子公司即包装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但在文具公司领取工资，故文具公司安排提早退休。爱迪尔集团所谓“提早退休”的内部制度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原告在此之后虽未领取工资，但仍与公司维系社保、劳动关系以及从事财务管理的部分工作，故应认定原告仍系爱迪尔公司的职工。二、关于诉讼主体适格的事实。爱迪尔集团经转制后变更为爱迪尔公司，本案爱迪尔公司诉讼主体适格。虽然“提早退休”的承诺书系爱迪尔集团的子公司文具公司所出，但爱迪尔集团属包括文具公司、包装公司等子公司在内的整体转制，转制协议明确“转制前所发生的伤残职工处理费、转制时核定的职工一次性工龄费、提前退休职工的生活补助费…由乙方及乙方新组建的公司须合情合理予以处理”，转制后原告的用人单位已变为爱迪尔公司。三、关于时效的连续性。原告知悉应享受的生活费保障待遇被侵犯是在企业转制后，故于2006年12月3日函寄公司董事长王鑫炎及办公室主任沈讯，并要求享受股权量化资金及退养期间最低生活费待遇，但至今未果。之后因原告无法了解企业转制信息，直至2008年10月才打听到爱迪尔集团已整体转制为爱迪尔公司，原用人单位经转制后资产均已不存在，故于同年10月29日就享受股权量化资金及退养期间最低生活费待遇起诉来院，但法院却退回诉状并通知要求先予仲裁，区仲裁委因不属于仲裁范围而通知不予受理，原告遂于同年12月8日快递向省高院齐院长求助，但至今未果。根据相关规定，仲裁期间向有关部门请求救济，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四、关于原告应享受退养期间比例工资的法律依据及计算标准。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企业发生劳动争议，可参照《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处理。同时，被告方强迫安排原告退出岗位休养，剥夺原告正当劳动权利，且公司不属经营发生困难不能正常生产及濒临倒闭的企业，原告也不属于身体不适需离岗退养的富余职工，原告亦从未申请提早退养，故被告方应按劳动部劳险字［1988］3号文件的规定，连续计算离岗退养工作期间的工龄并按一定比例发放工资。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第14批指导性案例中的66号案例，即雷某某诉宋某某离婚纠纷案，旨在明确一方在离婚诉讼期间或之前，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少分或不分财产，该案例与本案有异曲同工的指导性。根据转制文件的约定，被告方就“提前退休职工的生活补助费”对原告隐藏并事实上侵占，对比前述惩戒性案例，被告方的违法行为也应予惩罚。关于计算标准，原告系财会人员且从事财务金融管理工作，与萧山党山信用社工作人员职业同类，党山信用社安排未到法定退休年龄职工提早退休是领取全额工资的，而被告企业利润比党山信用社高得多；结合前述文件以及指导性案例的规定，原告主张80%的比例工资系惩戒性的比例，且系合理合法。
被告爱迪尔公司辩称：一、即使原告主张的劳动关系成立，其也是与文具公司在2003年4月5日之前发生，原告在此之后并未到文具公司上班，其社保关系由文具公司缴至2006年8月，自2006年8月至2007年3月则由浙江爱迪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装股份公司）缴纳，而文具公司及包装股份公司系至今存续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与爱迪尔集团、爱迪尔公司系完全独立的法人，故本案劳动争议对象应为文具公司或包装股份公司；即使文具公司及包装股份公司参与了爱迪尔集团的改制，而改制行为系集团公司的内部转产整合和改变集团公司的性质，且经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及公司职工大会决议通过，并由原党山镇政府全程指导参与，转制行为合理合法。但该转制行为并不当然剥夺文具公司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故原告无权向被告方主张权利。同时，（2014）浙民再字第15号民事裁定针对的是股权量化资金及工龄补贴二项事宜，其认为原告有权起诉的并非针对案涉退养工资及相应利息，原告在此前杭州中院作出（2011）浙杭民终字第698号民事裁定后无权就工资问题再行起诉。二、原告与文具公司的劳动关系已于2003年4月5日解除，鉴于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且原告作为曾从事会计工作的职工根本不具备提早退休和退养的条件，故被告方没有义务支付其退养工资。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规定，原告主张的退养关系是以职工在国有企业为前提，而不论是文具公司还是爱迪尔公司均非国有企业，该法律规定不适用本案情形，故不存在支付退养工资的前提。同时，原告于2003年4月5日向文具公司申请提早退休，本意是想从公司辞职并经营其设立的“萧山党山运利农包装厂”，因为提早退休和缴纳社保之间本身就存在矛盾，未缴社保员工不可能领取养老保险金，且之后的工资清单上就已没有原告的名字，原告在工龄补贴发放清单上签名并领取补贴的行为及其上显示的“22年工龄”恰可证实其工龄截至2003年，故可说明当年原告已与文具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三、原告主张的工资标准及计算方法均不具备相应的法律依据，其主张的工资标准是挑选最高的二个月工资平均计算，且被告方已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作为补偿，故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四、退一步讲，即便原告主张的劳动关系及退养工资均成立，其已于2007年3月16日办理了退休手续，即其与文具公司及包装股份公司的劳动关系已终止。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关于“提起仲裁要求的一方应自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书面申请仲裁”的规定，而原告于2008年11月申请劳动仲裁，其主张退养工资已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再退一步讲，即使仲裁时效为一年，原告也应于2008年3月16日前申请仲裁，按该标准也超出了仲裁时效。综上，原告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故请求依法在程序上驳回其起诉或在实体审查的基础上驳回其诉请。
被告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共同辩称：在前述爱迪尔公司的意见基础上再补充一点，原告与文具公司发生劳动关系，而三被告出具的承诺书系针对爱迪尔集团的债务，其继受主体应为爱迪尔公司，故原告要求三被告共同承担法律责任，于法无据。
原告朱运福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公司基本情况及企业改制登记申请书各1份，欲证明被告公司主体资格、股东信息以及爱迪尔公司名称由爱迪尔集团改制变更而来的事实。
2.《承诺书》1份，欲证明原告被提早退休的事实。
3.财务移交清单4份，欲证明原告被退养时从事包装公司的会计工作，并非文具公司的职工，应为爱迪尔公司的经营层骨干人员。
4.《协议》及民事裁定书[（1997）萧临经初字第30号]各1份，欲证明原告工作的包装公司因被告方二个违法经济行为导致倒闭的事实。
5.社保信息查询单及职工退休证各2份、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及工龄补贴发放清单各1份，欲证明原告于2003年被退养时的用人单位是文具公司，2007年3月退休时退休证上的用人单位是包装股份公司，而转制后于2006年9月领取集团公司所发工龄补贴的用人单位是爱迪尔公司的事实。
6.《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有限公司村属集体部分资产产权转让协议》1份，欲证明爱迪尔集团系整体转制，包括下属子公司包装股份公司及文具公司等；协议第6点明确提前退休人员归爱迪尔公司负责处理的事实。
7.“关于对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资产确认的通知”1份，欲证明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的资产调减后的净资产归爱迪尔集团，其中第一款第4点明确补提职工工龄一次性结算款、伤残职工处理等的款项为2391158.44元，该条款与前述转让协议第6点相符，不同的是提早退休（养）期间生活费处理条款被删除的事实。
8.《承诺书》1份，欲证明被告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对原爱迪尔集团的债务负清偿责任，本案款项应由其共同承担的事实。
9.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及请求报告各1份，欲证明原告于转制时才知道退养期间可享受生活费保障待遇的事实。
10.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退回诉状的通知书1份，欲证明原告第一次向萧山法院提起诉讼的事实。
11.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及说明各1份，欲证明原告就退养期间生活费保障待遇向萧山仲裁委申诉过，但该委未仲裁的失责事实。
12.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及求助救济信函各1份，欲证明本案仲裁时效依法延续至今的事实。
13.《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劳动部关于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办理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问题的通知》、《劳动部关于严格掌握企业职工退休条件的通知》及关于内部退养的案例（打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网）各1份，欲证明法律规定原告退养期间应得比例工资，特别是劳动部劳险字[1988]3号文规定离岗退养工作期间工龄连续计算，按一定比例发放工资的事实。
14.“关于对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资产处置的通知”1份，欲证明被告企业转制也是参照国有企业文件的事实。
15.原告于2014年12月16日给法院（2014）杭萧民初字第2904号案合议庭“再次陈述被告逼迫我服从公司按排提早退养的前因后果”信函及请求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各1份，欲证明原告请求调查核准的事实。
16.文具公司2002年12月及2003年1月的工资单各1份，欲证明原告退养期间比例工资的计算依据。
17.退养期间的比例工资计算方法1份，欲证明原告退养期间比例工资的计算方法。
经庭审质证，四被告对证据1的证据三性无异议，正好证明爱迪尔公司系改制而非转制行为。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就关联性而言，该证据系原告另行开办家庭包装厂而不愿在文具公司工作，于2003年3月5日向文具公司申请提前退休，即解除劳动关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当时承诺书的打印部分均由原告打印且于之后递交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提出经济补偿的要求是为其缴纳社会保险金至退休之日，公司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同意其要求。同时，王鑫炎签名后的落款日期应为2003年4月5日，该证据正好可证明其与文具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03年4月5日解除，缴纳养老保险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这只是一种变相的补偿，因此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对证据3，对其中手写的二份移交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而言，是原告于2003年4月5日将其接手的工作资料完全移交陶芬芳，正好可证明其与文具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对其中的二份收条，原告在之前的庭审中未提交原件，故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单就关联性而言，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是由陶芬芳向原告出具，退一步来讲，即使系陶芬芳出具，也仅能证明原告与文具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交接时间的延迟只能说明原告交接材料延误，但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此外，陶芬芳也是财会人员，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为爱迪尔公司的骨干人员。对证据4，鉴于该证据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故不能确认其真实性，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对其中的会计从业资格证的形式真实性有异议，该证书为原告所有，其上标注的单位为“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这只是原告单方向财政局的自述，财政局并不会核对原告与爱迪尔集团是否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对其中工龄补贴发放清单，正好可证明原告从2003年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其主张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80年，加上“22年工龄”正好为2002年，其在清单上签名的行为正好可证明其与文具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03年4月份；对其余二份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有异议，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劳动关系。就关联性而言，2003年4月5日之后的社保缴纳清单并不能当然证明原告与文具公司之间在此之后存在劳动关系，结合承诺书的内容，文具公司系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为原告代缴社保，而职工退休证是职工达到一定年龄应得的证书。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就关联性而言，双方是解除劳动关系而不是“提前退休”即内退的关系。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就关联性而言，原告主张与证据中提到的“职工工龄一次性结算款及伤残职工处理”没有关联。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而言，三被告签署的承诺书系针对爱迪尔公司，与文具公司无关，本案也不属于改制所产生的责任纠纷，因此与三被告无关。对证据9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同时表示快递虽已收到，但公司认为原告没有道理，故不予理睬。对证据10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诉状被退回的事实均无异议。对证据11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而言，该证据正好可证明原告主张的退养关系已超过仲裁时效。对证据12，鉴于该证据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故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13，不属于证据范围，且针对的是国有企业，并不适用本案。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而言，爱迪尔公司的转制参考国有企业，但不能推导出公司就是国有企业，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5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在证据形式上应属当事人陈述，并不具有证明力；至于调查申请，内容与本案之间缺乏关联性，且并不需要调取，被告方在之前的庭审中已经提交了文具公司2003年全部工资的发放情况。对证据1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就关联性而言，仅为二个月的工资，不能作为退养期间工资的计算依据。对证据17，形式上属于当事人陈述，不予认可。
经审查，本院认为，对证据1-2、6-8、10-11、13-16，被告方对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对证据3，被告方对其中的收条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在（2014）杭萧民初字第2904号案件（以下简称前案）中对该收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确认其真实性。对证据4、12，因证据系复印件，原告未提供原件予以核实，故不予认可。对证据5，其中会计资格从业证书虽然名字显示为“朱云福”，但结合前案中的派出所证明，可确认“朱云福”与原告系同一人，故确认该证书与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据9，虽然被告方对其三性均有异议，但认可已收到，只是因为公司认为原告无理而不予理睬，故确认其真实性以及原告向被告方寄送该请求报告的事实。对证据17，系原告单方制作，被告方不予认可，故不予确认。
四被告向本院提供了民事判决书2份，欲证明爱迪尔公司的改制行为由政府全程指导、参与，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自2003年4月5日开始不在文具公司上班且于2007年3月份退休的事实；结合原告证据11，本案其主张的诉请已超过仲裁时效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原告对其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判决书不涉及本案的争议范围，且原告对全部争议不认可，现该案尚在省检察院抗诉中。经审查，因原告对证据真实性并未提出实质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朱运福于1993年调入杭州出口商品包装有限公司工作。1994年6月28日，杭州出口商品包装有限公司更名为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经批准，组建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为集团核心，该集团紧密层为文具公司、包装公司、杭州亚洲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杭州爱迪尔商务印务公司及杭州爱迪尔傢俬工贸公司。
2003年3月5日，文具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兹有本公司员工朱运福服从公司安排提早退休，至于其尚须交纳的社会养老保险金，由公司继续统缴到能在社保领取退休金为止”，同年4月5日，王鑫炎在该承诺书上注明“根据本人要求退休，并根据公司规定同意退休，该人养老保险金公司同意缴到领取为止”。朱运福自同年4月5日后未在文具公司上班，文具公司也未向其发放工资。2006年8月前朱运福的社保缴费单位系文具公司，2006年8月至2007年3月的社保缴费单位系包装股份公司。2007年3月，朱运福领取职工退休证，退休证载明原工作单位为包装股份公司。
2005年4月28日，爱迪尔集团向杭州市萧山区党山镇人民政府提出“关于要求确定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转制方案的报告”。2006年6月9日，党山镇政府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报送“关于要求对浙江爱迪尔集团公司转制方案予以批复的请示”。2006年7月28日，王鑫炎与杭州萧山党山镇梅林村经济联合社签订《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有限公司村属集体部分资产产权转让协议》，约定“……为顺应形势发展，集团公司及下属的包装股份公司、文具公司、杭州萧山爱迪尔房地产有限公司、杭州爱迪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实行整体机制转换……对提前退休部分的职工，落实好原爱迪尔集团的相关文件的规定”等内容。其间，党山镇政府经杭州市萧山区经济发展局、杭州市萧山区乡镇企业局同意，向爱迪尔集团发出“关于对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资产确认的通知”以及“关于对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资产处置的通知”。2006年9月22日，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公司转制的有关问题并形成决议。2006年11月20日，爱迪尔集团形成四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1.爱迪尔集团评估及调整后的净资产144341855.13元，减去国家扶持资金61060274.97元，实际可量化的净资产为83281580.16元。2.净资产50%归梅林村，50%归公司职工集体所有，用于股权量化。3.职工股权量化后由公司收购，以现金支付到人；同意公司将收购后的职工股权全部转让给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2007年2月12日，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出具承诺书，承诺“原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转制后的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有限公司接收及偿还，并由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对债务负清偿责任”。2007年5月11日，爱迪尔集团经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爱迪尔公司，企业类型由集体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投资人为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王鑫炎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朱运福于2006年领取了22年的工龄补贴款共计4840元，并在“浙江爱迪尔包装集团公司退休职工工龄补贴发放清单”上签名确认。2006年12月3日，朱运福就“要求享受资产量化分配和最低生活费待遇”向爱迪尔集团发函。2008年10月底，朱运福就“要求爱迪尔公司支付工龄量化资金及最低生活费保障待遇”等向本院立案庭寄送起诉状，立案庭认为该请求属于双方之间的劳动争议而应首先提出仲裁申请，并退回其起诉状。2008年11月24日，朱运福就前述工龄量化资金及自2003年4月5日起至实际退休年龄止的最低生活费保障待遇等向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同年11月27日以“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为由通知不予受理。2010年9月1日，朱运福就“要求爱迪尔公司支付工龄量化资金及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起诉来院，本院于2011年2月10日裁定驳回其起诉，朱运福不服提起上诉，案经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朱运福不服一、二审裁定，向检察机关申诉。省检察院提出抗诉，省高院于2013年11月19日作出民事裁定，提审该案，并于2014年5月16日作出裁定，撤销前述一、二审裁定并指令本院对该案进行审理。本院于2014年5月30日立案后[案号为（2014）杭萧民初字第2904号]，依朱运福申请追加王鑫炎、魏来法、孔庆华为被告参加该案诉讼，审理中朱运福变更诉请，撤回“爱迪尔公司支付其退养期间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费13440元及相应利息”的请求，且该案案由变更为与企业有关的纠纷，后本院于2015年5月18日判决驳回朱运福的诉讼请求，朱运福不服提起上诉，案经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原告就“退养期间的比例工资及利息”起诉来院，案经调解无效。
本院认为：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点，一、案涉争议在二审法院作出（2011）浙杭民终字第698号民事裁定后，原告是否有权再行起诉。被告方认为，省高院（2014）浙民再字第15号民事裁定针对的是量化资金及工龄补贴二项事宜，故原告在此前二审法院作出裁定后无权就退养期间待遇问题再行起诉。本院认为，前述二审裁定已由省高院于2014年5月16日裁定撤销并指令本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并不涉及具体请求事项，系整体撤销；同时，本院受理后实体审查的范围仅限于原告主张的在公司转制过程中所产生职工权益纠纷中的股权量化资金及工龄补贴二项事宜，因案由问题，原告已于前案一审庭审中撤回案涉相关主张并变更诉请，故未予一并处理。综上，案涉争议未在前案中进行实体处理，本案原告起诉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故有权起诉。被告方的该项辩称于法无据，故不予采信。二、本案原告的主张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劳动争议范围以及争议对象、时效问题。原告认为根据文具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系公司强制违法安排原告“提早退休”，实际双方形成退养关系，并据此主张退养期间的比例工资。依其主张，因退养问题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就安置条件、费用等争议处理程序而言，双方之间发生的纠纷应属劳动争议范畴，且已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故本院依法予以受理并审查。至于争议对象，被告方认为因转制行为合理合法，且不当然剥夺文具公司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争议对象应为文具公司或包装股份公司，原告无权向爱迪尔公司主张权利。本院认为，爱迪尔集团以及包括文具公司、包装公司等在内的子公司经整体转制后变更为爱迪尔公司，转制协议亦明确“前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及乙方新组建的公司自行处理”、“对转制前所发生的伤残职工处理费、转制时核定的职工一次性工龄费、提前退休职工的生活补助费…由乙方及乙方新组建的公司须合情合理予以处理”，现协议乙方等已依法设立新的公司即爱迪尔公司，转制后涉及的债务及相应权利义务概括继受主体为爱迪尔公司，故本案爱迪尔公司的诉讼主体适格。被告方的前述辩称，与前述协议约定不符，且于法无据，故不予采信。关于双方争议的时效问题，原告认为“直至2008年10月才打听到爱迪尔集团已整体转制为爱迪尔公司，并曾于同年10月29日就股权量化资金及退养期间最低生活费待遇起诉来院，后法院退回诉状并通知要求先予仲裁，区仲裁委通知不予受理，原告遂于同年12月8日快递向省高院齐院长求助”等，并主张其于仲裁期间向有关部门请求救济，应认定为申请仲裁期间中断而时效连续。本院认为，先不论承诺书所涉“提早退休”是双方所争议的何种性质，即使原告主张的退养关系成立，其主张的“直至2008年10月才打听到爱迪尔集团已整体转制为爱迪尔公司”等并无相应依据，不合常理，且明显不足采信；同时，原告已于2007年3月8日正式退休并于同年3月16日办理了退休手续，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终止，且退休之日应认定为双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关于“提起仲裁要求的一方应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的规定，而本案原告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为2008年11月24日，已超过前述规定的仲裁申请期限；同时，原告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在该申请期限内已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等期间中断的情形，前述原告主张的向省高院救济即使属实，亦非在该仲裁申请期限内提出，故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方关于时效方面的相应合理辩称于法有据，故予以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本院认为：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点，一、案涉争议在二审法院作出（2011）浙杭民终字第698号民事裁定后，原告是否有权再行起诉。被告方认为，省高院（2014）浙民再字第15号民事裁定针对的是量化资金及工龄补贴二项事宜，故原告在此前二审法院作出裁定后无权就退养期间待遇问题再行起诉。本院认为，前述二审裁定已由省高院于2014年5月16日裁定撤销并指令本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并不涉及具体请求事项，系整体撤销；同时，本院受理后实体审查的范围仅限于原告主张的在公司转制过程中所产生职工权益纠纷中的股权量化资金及工龄补贴二项事宜，因案由问题，原告已于前案一审庭审中撤回案涉相关主张并变更诉请，故未予一并处理。综上，案涉争议未在前案中进行实体处理，本案原告起诉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故有权起诉。被告方的该项辩称于法无据，故不予采信。二、本案原告的主张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劳动争议范围以及争议对象、时效问题。原告认为根据文具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系公司强制违法安排原告“提早退休”，实际双方形成退养关系，并据此主张退养期间的比例工资。依其主张，因退养问题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就安置条件、费用等争议处理程序而言，双方之间发生的纠纷应属劳动争议范畴，且已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故本院依法予以受理并审查。至于争议对象，被告方认为因转制行为合理合法，且不当然剥夺文具公司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争议对象应为文具公司或包装股份公司，原告无权向爱迪尔公司主张权利。本院认为，爱迪尔集团以及包括文具公司、包装公司等在内的子公司经整体转制后变更为爱迪尔公司，转制协议亦明确“前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及乙方新组建的公司自行处理”、“对转制前所发生的伤残职工处理费、转制时核定的职工一次性工龄费、提前退休职工的生活补助费…由乙方及乙方新组建的公司须合情合理予以处理”，现协议乙方等已依法设立新的公司即爱迪尔公司，转制后涉及的债务及相应权利义务概括继受主体为爱迪尔公司，故本案爱迪尔公司的诉讼主体适格。被告方的前述辩称，与前述协议约定不符，且于法无据，故不予采信。关于双方争议的时效问题，原告认为“直至2008年10月才打听到爱迪尔集团已整体转制为爱迪尔公司，并曾于同年10月29日就股权量化资金及退养期间最低生活费待遇起诉来院，后法院退回诉状并通知要求先予仲裁，区仲裁委通知不予受理，原告遂于同年12月8日快递向省高院齐院长求助”等，并主张其于仲裁期间向有关部门请求救济，应认定为申请仲裁期间中断而时效连续。本院认为，先不论承诺书所涉“提早退休”是双方所争议的何种性质，即使原告主张的退养关系成立，其主张的“直至2008年10月才打听到爱迪尔集团已整体转制为爱迪尔公司”等并无相应依据，不合常理，且明显不足采信；同时，原告已于2007年3月8日正式退休并于同年3月16日办理了退休手续，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终止，且退休之日应认定为双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关于“提起仲裁要求的一方应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的规定，而本案原告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为2008年11月24日，已超过前述规定的仲裁申请期限；同时，原告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在该申请期限内已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等期间中断的情形，前述原告主张的向省高院救济即使属实，亦非在该仲裁申请期限内提出，故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方关于时效方面的相应合理辩称于法有据，故予以采信。
驳回朱运福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朱运福负担，予以免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卜训
审 判 员 宋晓敏
人民陪审员 徐玲仙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中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