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岩民终字第11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鸿灶，男，住漳平市。
委托代理人刘东猛（系刘鸿灶之子），男，，住漳平市。
委托代理人刘新策，福建正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土金，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世坤，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世标，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世章，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世富，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才盛，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仁伟，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水柏，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天赐，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天明，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天成，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天堆，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天鸿（曾用名黄天鹏），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天梅，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聚光，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聚令，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金石，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世祯，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聚吉，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英侨，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曰通，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曰道，男，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冬桂，女，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玉妹，女，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香蕉（曾用名曾香焦），女，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玉珠（曾用名陈玉珠），女，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美莲（曾用名黄美连），女，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美秀，女，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妹珠（曾用名黄美珠），女，住漳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阿桂，女，住漳平市。
上述被上诉人的共同诉讼代表人黄聚光、黄聚令，基本情况（略，同上）。
上述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海汀，福建博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鸿灶因与被上诉人黄土金、黄世坤、黄世标、黄世章、黄世富、黄才盛、黄仁伟、黄水柏、黄天赐、黄天明、黄天成、黄天堆、黄天鸿（曾用名黄天鹏）、黄天海、黄天梅、黄聚光、黄聚令、黄金石、黄世祯、黄聚吉、黄英侨、黄曰通、黄曰道、曾冬桂、曾玉妹、曾香蕉、程玉珠、黄美莲、黄美秀、黄妹珠、陈阿桂（以下简称黄土金等30人）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漳平市人民法院（2013）漳民初字第2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鸿灶的委托代理人刘东猛、刘新策，被上诉人推荐的诉讼代表人黄聚光、黄聚令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海汀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一、本案讼争房产（名称为“黄云墩试馆”）位于漳平市菁城街道团结巷24号，是原告方祖上遗留的房产。该房产由被告刘鸿灶及其父刘元煌从1947年起一直无偿居住至今，被告刘鸿灶在居住期间对本案讼争房产进行了部分修缮。1953年8月30日，由漳平市新桥云墩黄姓千一公后裔黄水湧代理契税申请并办理契税登记，黄水湧向漳平县人民政府提交了收件契字第540号《契税申请书》，漳平县人民政府财粮科也填写了收件编号为540号的《送印簿》（该送印簿经原当时政府经办人员、科长、县长、监印的人盖章确认）。该《契税申请书》载明：祠堂名称为黄云墩试馆，房屋坐落为洪厝坪，房屋路别为团结路第2号，房屋四至为东至林陈治、南至郑氏宗祠、西至路、北至林陈治，权利来历为祖上遗管，附记栏注明共有人为黄佳日、黄火盛、黄灶日、黄土金、黄灶益、黄万世、黄曰枨、黄升峯、黄水湧等九人，房间为三间（正房左右二间、边房一间）。《漳平县人民政府财粮科办理所有权登记契税来件登记送印簿》载明：申请人代理人为黄水湧，契税别为补契，产别为房屋全座，备注栏填写为：祖遗物业补契换证。1989年5月12日，被告刘鸿灶向漳平县人民政府提交了漳平县房屋四面墙界申报表，该申报表记载：房屋座落为漳平县菁城镇南门居委会团结巷26号，房屋四邻为东邻林光水厝、南邻郑厝菜园、西邻路、北邻林光水厝。1989年6月2日，漳平市人民政府派人到被告刘鸿灶居住的房屋实地测绘，并绘制了房产平面图。1989年7月10日，被告刘鸿灶向当时的漳平县房地产管理所提交报告，请求给予房屋登记。1989年12月8日，被告刘鸿灶再次向漳平市人民政府提交报告，申请颁发房屋所有权证。2001年7月10日，被告刘鸿灶向漳平市人民政府提交漳平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并提交了相关材料。2001年7月30日，漳平市人民政府颁发给被告刘鸿灶漳房字第059**号《房屋所有权证》，后经原告黄土金提起行政诉讼，经审理，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25日作出（2008）漳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漳房字第059**号《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在该判决书认定，“黄云墩试馆”房屋与漳平市菁城街道团结巷24号房屋系同一房产及被告提供的漳国用（92）字第1-0445《国有土地使用证》里体现的四至与本案讼争房产四至不一致，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定。被告刘鸿灶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经审理，本院于2009年11月3日作出（2009）岩行终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本案讼争房产被漳平市人民政府列入征收拆迁范围，为明确权属，原告方于2013年12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漳平市菁城街道团结巷24号房屋归原告方所有。漳平市人民政府职能部门漳平市国土资源局和漳平市城乡规划建设局于2013年10月根据被告提供的漳国用（92）字第1-0445《国有土地使用证》共同对本案讼争房产作出《产权及用途认定表》，对讼争房产的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归属被告进行了确认，同时对讼争房产的建筑面积、结构其及土地使用证面积也进行了确认。原告黄聚令不服漳平市国土资源局和漳平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共同作出的《产权及用途认定表》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诉讼，并于2014年9月2日申请中止审理本案。本院同意原告的申请，于当日作出（2013）漳民初字第244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在该行政诉讼过程中，漳平市国土资源局和漳平市城乡规划建设局分别于2014年11月7日、14日各自主动作出漳国土资（2014）254号、漳建（2014）222号文，各自撤销在《产权及用途认定表》里有关讼争房产及讼争房产所使用的土地的相关认定。2015年3月16日，本院恢复审理本案。因本案讼争房屋在本案庭审过程中，被漳平市人民政府征收拆迁灭失，为此，原告方于2015年4月30日，向本院提出变更诉讼，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原位于漳平市菁城街道团结巷24号的“黄云墩试馆”房屋被拆迁所产生的拆迁权益归原告方所有。
二、林光水系林陈治孙子。黄佳日、黄火盛、黄灶日、黄土金、黄灶益、黄万世、黄曰棖、黄升峯、黄水湧均已去世，除黄万世的妻子曾玉妹在世外，其他7人的妻子均去世。黄佳日生有子女黄观阳（已故）、黄才盛。黄观阳娶妻陈玉珠，生一孩子黄仁伟。黄火盛生有子女黄水柏、黄水良（已故，无娶妻生子）。黄灶日生有子女黄天赐、黄天明、黄天福（已故）、黄天成、黄天堆、黄天鹏、黄天梅。黄天福娶妻曾香焦，生一孩子黄聚光。黄灶益收养一子女黄聚令。黄万世娶妻曾玉妹，生有子女黄世福（已故）、黄金石、黄世祯。黄世福娶妻曾冬桂，生有子女黄曰道、黄曰通。黄曰棖生有子女黄聚吉。黄升峯生有子女黄英侨、黄桂香。黄水湧收养一子黄万添（已故）。黄万添娶妻陈阿桂，生有子女黄世标、黄世坤、黄世章、黄世富、黄美连、黄美珠、黄美秀。
三、被告刘鸿灶在1989年12月8日的《申请领取房屋所有权证的报告》中称，本案讼争房产“是我父刘元煌于四五年九月与新桥云墩人黄世善先生借居的…至1988年11月，（经过）44年3个月从未向我方索取租金，属黄世善先生无偿赠予我父刘元煌…”。在被告刘鸿灶于2001年7月10日所提交的《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里的“产权来源”一栏填写的内容为“典租”。被告刘鸿灶父亲刘元煌参加了我国50年代的土改，但刘元煌在土改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上未有任何房产登记。
四、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告刘鸿灶未能提供讼争房产产权来源依据，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祖上对讼争房屋享有权利的事实，对其提出的讼争房产在土改时被告方未登记是因其父亲重病而漏登记的主张，也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来支持该主张。本案讼争房屋原房屋权利人去世后其合法的继承人亦无将讼争房屋让渡于被告方的意思表示。
原告认为，坐落在漳平市菁城街道团结巷24号的“黄云墩试馆”房屋应属原告所有，为明确权属，确认上述房屋属原告所有，原告请求判令：确认位于漳平市菁城街道团结巷24号的“黄云墩试馆”房屋属原告所有。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因讼争的“漳平市菁城街道团结巷24号的“黄云墩试馆”房屋”被漳平市政府征用拆迁，原告于2015年4月30日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位于漳平市菁城街道团结巷24号的“黄云墩试馆”房屋因被拆迁所产生的拆迁权益归原告所有。
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有：1、原告等30人是否是本案讼争房产的共有人及原告主张的“黄云墩试馆”房屋与漳平市菁城街道团结巷24号房屋是否是同一房产；2、原告提供的《契税申请书》及《漳平县人民政府财粮科办理所有权登记契税来件登记送印簿》【以下简称《送印簿》】是否能作为本案讼争房产（漳平市菁城街道团结巷24号的“黄云墩试馆”房屋）的确权直接依据；3、被告从1947年起居住在本案讼争房产至今，是否有进行过重建或是修缮；4、原告在本案第三次庭审中将本案的诉讼请求进行变更，能否准许。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原告认为根据发生法律效力的（2008）漳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书和（2009）岩行终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原告等30人是本案讼争房产的共有人及“黄云墩试馆”房屋与漳平市菁城街道团结巷24号房屋是属同一房产。被告认为根据陈有佳、陈宝金、杨凤阳、张菊花的证言，可认定原告等30人不是本案讼争房产的共有人及“黄云墩试馆”房屋与漳平市菁城街道团结巷24号房屋不是属同一房产。原审判决认为，根据发生法律效力的（2008）漳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书和（2009）岩行终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原告等30人是本案讼争房产的共有人及“黄云墩试馆”房屋与漳平市菁城街道团结巷24号房屋是属同一房产。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原告认为，针对本案讼争的房产，原告方亲属黄水湧等人于1953年向漳平县人民政府申请办理的契税登记，漳平县人民政府相关部门作出《送印簿》对本案讼争房产所记载的内容详实，程序完整，其效力相当于现在不动产登记簿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规定，《送印簿》足以证明本案讼争房产属于原告方所有。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契税申请书》及《送印簿》不能作为讼争房产的确权直接依据，理由是：1、土改时期，申请房产土地补契，申请人除提交契税申请书外，是否确权还需要政府经审查核实无误后发给申请人“公定契纸”为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取得当时政府发给的“公定契纸”以此确认讼争房产所有权归其所有的事实。因此，该“契税申请书”不能作为房屋产权的确认依据；2、原告主张《契税申请书》、《送印簿》的性质属于《物权法》第17条规定的“不动产登记簿”，是完全错误的。根据土改政策法律，当时不动产权属证书是《土地房产所有证》，不动产登记簿是《土地清册》。《契税申请书》、《送印簿》只能说明原告认为本案争议房产属其所有，有在1953年向当地政府申请补契，政府同意受理这样一个程序的事实，但是最终是否同意原告申请补契，还需政府审查认定，发给公定草契纸、公定契纸来进行确权，原告不能提供政府颁发的相关契证，说明当时政府没有同意原告补契申请。“契税申请书”和《送印簿》只有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私人印鉴，并无象征政府权利公章认可，该契税申请书是原告的申请书，而《送印簿》只是政府确权过程中产生的其中一份工作过程记录而已。同时，原告于1953年的申请行为属于政府确权行为而非登记行为。原审判决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契税申请书》、《送印簿》的真实性无异议，《送印簿》是当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依职权审查并报经当时政府负责人认可盖章作出的，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在《契税申请书》权利来历栏上已明确本案讼争房产产权来源为原告方“祖上遗管”，同时《送印簿》备注栏上也写明为“祖遗物业补契换证”，为此《契税申请书》和《送印簿》能相互印证本案讼争的房产为原告方祖上遗留的房产。在本案中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讼争房产是其父从原告方祖上转让得来的，且被告提供证明本案讼争房产归其所有的证据即漳房字第05961《房屋所有权证》、漳国用（92）字第1-0445《国有土地使用证》不具有合法性、关联性，同时本院调取的当地政府拆迁本案讼争房产过程中作出的《产权及用途认定表》也已被依法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规定，被告提出的证据不足以反驳原告方提出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原告提供的《契税申请书》及《送印簿》可作为本案讼争房产（即漳平市菁城街道团结巷24号的“黄云墩试馆”房屋）的确权直接依据。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原告认为，被告在居住本案讼争房产期间没有对讼争房产进行改建、重建，只是有修补过。理由是：1、被告方在对讼争房产厅往北两间房修缮时使用的是砖头材料，表面上看是砖木结构，但实际上地基还是原来的地基，仍属土木结构，且现讼争房产的高度与原来一样，讼争房屋主体结构基本上也没有改变，建筑面积也没有改变；2、被告方在与征收单位签订拆迁协议时是将讼争房屋的围墙一并测绘进去，所以建筑面积就变大。且拆迁前征收单位请人测绘制作的平面图纸，与法院组织双方看的现场不符，同时征收单位对讼争房屋拆迁前认定讼争房屋现场程序违法，政府相关部门所作出的《产权及用途认定表》也被依法撤销。被告认为，被告方对本案讼争房屋有重建过，理由是：1、1972年上半年，被告有对本案讼争房屋靠南面的一间房屋进行重建，于1997年7月1日有对本案讼争房屋的大厅、天井及靠北面的2间进行重建，且在讼争房屋东面与林某界址有协商，协商后讼争房屋往西退40公分。重建、改建的时侯是重新挖地基，建筑面积发生改变，由原来的86.59平方米变为现在的121.88平方米，同时讼争房屋高度也加高，讼争房屋房间的长度和宽度改变了。2、根据1989年6月2日的平面图【即房权证漳房字第05961《房屋所有权证》里的所附的平面图】与讼争房屋被拆迁前征收单位请人制作的平面图可以看出本案讼争房屋是经过重建的，理由是：现存本案讼争房产无论从每间房屋长、宽度，房屋平面结构及分布情况与1989年6月2日的的平面图有重大区别，足以证明现存讼争房产形成于1989年6月以后，原告主张确权的土改时期房屋三间的房产已经不存在。原审判决认为，双方在本案庭审中都一致认可本案讼争房屋原是土木结构及房间间数为三间，土改时房屋的厅一般不作为房间进行登记，经原审法院在第一次庭审后至第二次庭审之前组织双方到现场察看出本案讼争房屋靠北面的二间房屋为砖木结构，靠南面的一间房屋及中间的厅（厅无门）仍然是土木结构，讼争房屋布局与房权证漳房字第05961《房屋所有权证》里的所附的平面图基本一致（厅不计，房间间数也还是三间），同时，被告主张其有于1972年、1997年对讼争房屋进行重建、改建，但无证据证明该事实，也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重建、改建行为有经过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结合被告在（2008）漳行初字第15号案中也自认曾有对讼争房屋翻修以及无偿居住期间居住人有对居住的房屋有进行修缮的义务，原审法院认定被告在居住期间只是对本案讼争房屋进行部分修缮，而不是重建。
第四个争议焦点问题。原告认为，法院在开第三次庭审活动前几天，原告才发现讼争房屋被拆迁，经询问别人才知讼争房屋是在2014年年底被拆除，讼争房屋的物权已实际转化为被拆迁所产生的利益，所以原告才于本案第三次庭庭审前几天提出变更诉讼请求，法院应予支持。被告认为，本案庭审前法院已向本案双方当事人发送《举证通知书》，该通知书第三条已明确告知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因此，根据《证据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原告于2015年4月30日才向法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明显超过法定期限，不应当得到支持。原审判决认为，原告于2013年12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时，是据于讼争房产还未被拆迁前客观存在的事实提出不动产所有权确权诉请，本案讼争房产是在本案庭审过程中被当地政府拆迁，该拆迁行为不是基于原告的原因实施的，而是当地政府征收行为造成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的规定，本案讼争房屋所有权因拆迁这一事实行为而消灭，由此产生的是被拆迁房屋的拆迁权益，故在该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已经消灭情形下，原告要求确认讼争房屋为其所有在事实上已经是不可能，应允许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主张确认讼争房屋被拆迁所产生的拆迁权益归属，否则明显违反诉讼程序公正原则。
综上，原审判决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应予保护。从原告提供的土改时期的《契税申请书》和《送印簿》可证实本案讼争的房产系原告祖上遗留的合法财产，属黄佳日、黄火盛、黄灶日、黄灶益、黄万世、黄曰棖、黄升峯、黄水湧、原告黄土金共同所有，现黄佳日、黄火盛、黄灶日、黄灶益、黄万世、黄曰棖、黄升峯、黄水湧均已去逝，其对本案讼争房产所应享有部分产权应由其法定继承人原告黄世坤、黄世标、黄世章、黄世富、黄才盛、黄仁伟、黄水柏、黄天赐、黄天明、黄天成、黄天堆、黄天鸿（曾用名黄天鹏）、黄天梅、黄聚光、黄聚令、黄金石、黄世祯、黄聚吉、黄英侨、黄曰通、黄曰道、曾冬桂、曾玉妹、曾香蕉、程玉珠（又名陈玉珠）、黄美莲、黄美秀、黄妹珠、陈阿桂继受取得，因此本案讼争房产应归原告方所有。本案讼争房产在本案庭审过程中被当地政府征收拆迁灭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本案讼争房产物权消灭，但因本案讼争房产被拆迁所产生的权益，应归原告亨有。对原告要求确认本案讼争房屋被拆迁而产生的拆迁权益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鉴于被告在本案中未提供讼争房产产权来源依据、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祖上对讼争房产享有权利、被告的父亲刘元煌土改时未有任何房产登记、也没有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提出的土改时未对本案讼争房产确权登记属于漏登记的主张、讼争房屋原房屋权利人去世后其合法的继承人亦无将房屋让渡于被告方的意思表示、被告在讼争房屋居住期间只是对讼争房屋部分修缮等情况，可认定被告既无法律事实上的依据，也无法律行为上的依据而取得本案讼争房产所有权，不能作为民法上的合法权利人获得本案讼争房产被拆迁而产生的权益。为此，被告认为其对本案讼争房产享有所有权，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原位于漳平市菁城街道团结巷24号的“黄云墩试馆”房屋被拆迁所产生的拆迁权益归原告黄土金、黄世坤、黄世标、黄世章、黄世富、黄才盛、黄仁伟、黄水柏、黄天赐、黄天明、黄天成、黄天堆、黄天鸿（曾用名黄天鹏）、黄天梅、黄聚光、黄聚令、黄金石、黄世祯、黄聚吉、黄英侨、黄曰通、黄曰道、曾冬桂、曾玉妹、曾香蕉、程玉珠（又名陈玉珠）、黄美莲、黄美秀、黄妹珠、陈阿桂所有。一审案件受理费人5050元，由被告刘鸿灶负担，
宣判后，原审被告刘鸿灶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刘鸿灶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为“《契税申请书》和《送印簿》能相互印证本案讼争的房产为原告方祖上遗留的房产”，“本院认定原告提供的《契税申请书》及《送印簿》可作为本案讼争的房产的确权直接依据”是完全错误的。（一）一审法院没有对1953年漳平县政府对房产补契发证的基本程序进行查实。由于本案讼争的房产至今年代己久，是否由当时政府确权，涉及到当时房产所在地的漳平县政府对房产补契发证的基本程序的认识。上诉人提供了两份当时向政府申请补契发证确权的《契税申请书》和相应的《公定草契纸》、《公定契纸》来证明当时政府对房产补契发证的基本程序，并提供漳平市财政局册籍室的说明来进一步佐证。但是一审法院对政府房产补契发证的基本程序这一法律事实没有查清，以至于错误地认定只要有《契税申请书》及《送印簿》就可作为房产确权的直接依据。根据上诉人的代理人向漳平市档案馆查询档案时了解的情况，如被上诉人1953年向政府补契发证，除提出《契税申请书》，政府收件后送相关部门盖章确定受理外，被上诉人还应当提供房产来源依据并经房产所在地的区政府出具证明（该证明盖有区政府印鉴及区长杨金山名字的印章），并缴纳契税，最后才颁发盖有漳平县政府的《公定草契纸》（上贴有税花）和《公定契纸》。（二）一审法院认为《送印簿》备注栏填写的“祖遗物业补契换证”与《契税申请书》的产权来源填写为“祖上管业”能够相互印证争议房产就是被上诉人祖遗房产的推定完全错误。首先，《契税申请书》中的产权来源是申请人自己填写的，是否为其祖上遗管业，还应当提供相关依据。而《送印簿》是政府收件部门根据规定收件后文件流程的记录文书之一，主体和内容根本不同。其次，《送印簿》备注栏填写的“祖遗物业补契换证”应当认为是当时财政科注明该件申请目的为“祖遗物业补契换证”，至于是否能够补契换证还应当依照程序审查后才能决定。再次，从《契税申请书》中的“因将检送有关契证遵章投税以凭管业并填写下列各栏随文送请查收办理”的开文来看，申请人除填写申请书外，还应提供祖遗房产来源依据，由收件部门送请各部门查收，最后由政府统一办理登记发证。因此，足以说明《送印簿》只是申请补契换证的前沿程序之一。（三）被上诉人提供《契税申请书》和《送印簿》根本就没有政府公章确认，说明政府没有对被上诉人申请补契换证要求的确认。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争议房产被拆迁前的状态只是对原有房产部分修缮是错误的。从1972年上诉人对争议房产进行部分改建开始到房产被拆迁前，上诉人对该房产进行改建后原来的土木结构的房产已不存在，房屋高度也提高了，房产格局都完全变化，这些有相应的时期的平面图、照片和拆迁时拆迁部门对房产评估的成新率可以证实；拆迁时的房产是上诉人重建取得的。被上诉人抗辩主张的房屋地基和高度没有变化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支持，却反而得到一审法院错误支持。3.一审法院对争议房产是否存在其他利害关系人的事实没有查清。首先，一审庭审中对于上诉人在抗辩被上诉人提出“自认”借居争议房产的事实时，上诉人明确表明是受黄大创等人误导造成的认为是1945年向“黄世善”借居的。如一审法院认为借居属实，也应当查明黄世善是否在世，追加为本案当事人，毕竞黄世善是作为出借人借居给上诉人。其次，在一审法院判决作出前，争议房产是属于上诉人与妻子、子女共有，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一审法院并没有对上诉人妻子及子女情况进行查明。上诉人妻子1998年农历七月死亡，上诉人的子女作为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母亲的遗产，依法应当参加本案诉讼。第三，在庭审过程中发现上诉人已经实际处分了房产后，没有依职权通知与本案争议标的有利害关系的儿子、媳妇参加诉讼，属于遗漏当事人。4.一审法院对争议房产是否为上诉人土改时漏登记的事实没有查清。首先，上诉人提供的土地清册，相邻房屋产权人林苏光、郑加钟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土地清册，陈有佳等证人证言，以及上诉人家庭成员居住七十多年的事实这一系列证据充分可以证明争议房产是上诉人土改时漏登记的事实。然而，一审法院对这些事实却没有依法给予认定。其次，在（2014）漳行初字第14号行政案件漳平市国土资源局提供的漳平市菁城街道团结巷24号房产所占土地的《漳平市地籍调查表》中的调查记事及调查员意见，《土地登记审批表》中的审查人员初审意见中记录可以证明上诉人当时有提供房产证来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结合一审法院调取的上诉人父亲刘元煌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为何被当时县政府收回并注销的事实可以证明，就是因为被上诉人当时申请争议房产补契时县政府发现上诉人提供漏登记房产的事实，才没有批准被上诉人的补契申请，收回上诉人父亲刘元煌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并注销，重新颁发新的房产证给上诉人父亲的事实。5.一审法院不顾案件事实简单地认为漳国用（92）字第l－0445号《国有士地使用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是错误的。上诉人提供的漳国用（92）字第1-0445《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足以证明团结巷24号已办理土地使用证的事实。虽然该土地证存在瑕疵，但在相关有权部门撤销前该土地证还是合法有效的，这也是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公定性的体现。况且该土地证附图（宗地图）体现的四至相邻与讼争房产四至相完全吻合，也与被上诉人契税申请书中申请补契换证的房产四至相邻相同，都体现团结巷24号房产的实际位置。原法院行政判决认为土地证与房产不具有关联性是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对另案具体应用该证据的个案判断，不能当然地直接应用到本案。因为这不属于原判决确认的事实，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的情形，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椐。6.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首先，一审法院在没有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行为违法。其次，上诉人在第二次开庭前向法庭书面提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争议房是否为砖木结构，但是法庭没有依法给予批准，剥夺了上诉人举证抗辩的权利，属于违法剥夺当事人辩沦权利。第三，在被上诉人变变诉讼请求后，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对上诉人有权要求延期审理进行必要准备的释明，更没有给上诉人延长举证和答辩的期限。第四，根据一审庭审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争议实质是争议房产在土改过程中是上诉人被漏登记的还是被上诉人向县政府中请补办契税登记的争议。因此，该争议是属于当时政策是否落实的争议，应当由政府部门作出认定而不属于法院爱理范围。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清求。
被上诉人黄土金等30人答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契税申请书》和《送印簿》（指《漳平县人民政府所有权登记契税来件登记送印簿》，下同）能够相互印证讼争的房产为答辩人祖上遗留的房产、答辩人提供的《契税申请书》和《送印簿》可作为讼争房产的确权直接依据是正确的。首先，原审法院不须对1953年漳平县人民政府办理讼争房屋的所有权登记（补契登记）程序进行审查。因为，本案是民事诉讼，不是针对1953年漳平县人民政府办理讼争房屋的所有权登记（补契登记）行为是否合法正确的行政诉讼，不须对讼争房屋的所有权登记（补契登记）程序进行审查。而且从答辩人提供的《契税申请书》、《送印簿》来看，答辩人黄土金、其他答辩人的亲属黄水湧等九人申请办理的所有权登记及相关契税登记已获核准并登记（《送印簿》已明确记载体现了从受理、复核、核准到监印整个流程，均有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县长盖印确认，程序完整），漳平县人民政府所有权登记契税来件登记簿完全可以作为确认房屋权属的依据。其次，原审法院认定《送印簿》各注栏填写的“祖遗物业补契换证”与《契税申请书》的权利来历栏填写的“祖上遗管”能够相互印证是正确的。《送印簿》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办理所有权登记契税的书面审批记载，备注栏填写的“祖遗物业补契换证”是漳平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审查后确认的事实，两者一致，能相互印证。第三，没有规定《契税申请书》、《送印簿》应当加盖公章，《送印簿》就是不动产登记簿，已明确记载体现了从受理、复核、核准到监印流程，均有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县长盖印确认。而且上诉人提供的土地清册也是没盖公章的。2.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居住讼争房屋期间只是对讼争房屋进行部分修缮是正确的。首先，上诉人对讼争房屋北面两间修缮时上部分墙体使用的材料是砖头，但基础墙还是原来的基础墙，房顶依然是木料和瓦片，建筑面积没有改变，主体结构基本没有改变；南面的一间房屋和中间的厅依然是土木结构，没有变动，双方在庭审中一致确认讼争房屋原是土木结构、房间间数为三间（不包括无门的厅堂），原审法院组织双方到现场察看的情况与上述所述的房屋情况一致，与被撤销的漳房字第059**号《房屋所有权证》所附的平面图基本一致，上诉人在（2008）漳行初字第15号案中也自认是修缮，上诉人主张其重建、改建讼争房屋，没有依据。其次，至于拆迁人委托他人对讼争房屋进行测绘所得的面积较多，原因是：从绘制的平面图上看，拆迁测绘时将围墙及围墙以内的面积均测绘进去（结构与法院组织察看的不一致），在具体操作上，拆迁测绘建筑面积的依据和计算方法与办理权属登记的建筑面积测绘依据和计算方法不完全―样，通常前者比较宽松，没有那么细致、严格，测算的面积会比较大，而且政府相关部门据拆迁测绘结果作出的《产权及用途认定表》也被撤销。第三，房屋结构及成新率应由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评定。《漳平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产权调换）协议书》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协商的结果，不是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评定结论或法院判决结果，协商认定的房屋结构及成新率不能作为认定房屋结构及成新率的科学有效依据。3.原审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问题。因为，与答辩人之间对讼争房屋的所有权（未被拆迁之前）有争议的人，只有上诉人。曾想获得讼争房屋所有权，后又作为所谓的房屋所有权人（实际不是所有人，只是使用人）与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试图享有讼争房屋拆迁权益的人是上诉人。上诉人的妻子、儿子、儿媳及黄世善的后人均没有主张其是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人，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对讼争房屋的所有权有争议，他们不须作为当事人参讼。上诉人的儿子刘东猛、儿媳王娜虽然与拆迁人签订《漳平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产权调换）协议书》，但那是显名代理（代理上诉人），这从办理拆迁事宜时向拆迁人提供的承诺书、委托书可以证明，从多次诉讼（包括本次诉讼），知情的刘东猛、王娜从未提出其是讼争房屋的所有人的事实也可说明。4.上诉人是否在土改时对讼争房产遗漏登记，不是本案应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认为其父刘元煌在土改时遗漏登记讼争房屋所有权，也没有依据。首先，讼争房屋原本就不是上诉人所有（其在1989年提交的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上明确讼争房屋是向云墩黄氏借用的），不存在遗漏登记产权问题。其次，上诉人提供的林苏光、郑加钟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上的四至栏上虽有刘元煌（上诉人之父）的姓名，但该栏不是确认房屋权属的依据，填在该栏上的人既可以是所有权人也可以是使用权人。5.原审法院认定漳国用（92）字第l－0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是正确的。首先，漳国用（92）字第l－0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土地四至为“东至团结巷、南至刘桂花厝、西至刘桂花厝、北到本厝坪”。但该土地证所标注、登记的四至方向与实际不符，即土地使用证上记载的土地方位﹤在团结巷西边﹥与上述房屋所占用的土地方位（在团结巷东边﹥不相符，故上诉人提供的漳国用（92）字第l－0445号国有土地使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次，上诉人认为是宗地图搞错方向造成的，没有依据。且漳国用（92）字第l－0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土地四至文字记载为“东至团结”，与宗地图所标的位置均在团结巷西边相符，不仅仅是宗地图搞错方向问题。土地证记载的内容有错误，必须是登记和颁证机关更正才有效，持证人自行解释是没有效力的。6.原审判决不存在违反程序问题。首先，原审法院调取证据应该是基于案件可能涉及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拆迁人是漳平市土地收储中心，是政府的办事机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对象搞错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或可能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等程序性事项的问题（如对确定与讼争房屋的所有权有争议的人），没有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其次，对于讼争房产是否为砖木结构问题，因法院组织双方到现场勘查过讼争房屋的具体情况，结合其他证据，就足以认定，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没有比上述证据更强，且上诉人逾期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可以不予支持。第三，答辩人变更诉讼请求（将原诉讼请求“请求判决确认位于漳平市菁城街道团结巷24号的‘黄云墩试馆’房屋属原告所有”变更为“请求判决确认位于漳平市菁城街道团结巷24号的‘黄云墩试馆’房屋因被拆迁所产生的拆迁权益归原告所有”），是基于在起诉后讼争房屋被拆迁的事实，表面上看，内容有变化，但实质上是争议还是被拆迁前的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不需要再给举证期限和答辩期。第四，本案争议的实质是拆迁前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而不是上诉人在土改是否遗漏登记房产问题。房屋所有权纠纷（房屋被拆迁后的拆迁权益归属纠纷）属于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有如下异议：1.不是原告方祖上遗留的房产。2.上诉人是居住至今，不是无偿居住，对讼争房屋是进行改建，不是修缮。3.不是借居，而是由于他人误导写成借居。4、原审查明第4点应是原审法院的认为，而不是事实。被上诉人则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另上诉人要求补充认定：1989年有收回刘鸿灶的一份房产证。经审查上诉人要求补充认定的事实无任何证据证明，不予补充认定。
在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照片三张，证明讼争房屋是土木结构，在改建前拍的照片。2.漳平市土地登记档案、土地登记审批表、平面图各一份，证明讼争房屋经上诉人家人重建，已改变原房屋结构，土地证还没有撤销，说明：宗地图的朝向标错了，东要调为西，南要调为北。3.漳平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产权调换）协议书二份（一份是刘东猛，另一份是王娜，也是刘东猛的妻子），证明被拆迁人是刘东猛、王娜，一审法院没有追加刘东猛、王娜为案件当事人，属遗漏当事人，存在程序违法；另该协议明确写明被拆房屋是砖木结构，成新率90%，而被上诉人主张房屋是土木结构，可以说明讼争房屋是经上诉人家人改建。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附条件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是什么时间、地点拍的不清楚；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土地档案与土地登记审批表与本案无关，土地档案与土地登记审批表记载的土地位置是在团结巷的西边，不是团结巷东边；宗地图是不准确的，与实际房屋布置情况是不相符的，与办理房产证的平面图是不一样的，房产证的图才是正确的，拆迁是测绘图不准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一审法院调取相应的档案材料，从刘东猛代刘鸿灶写的承诺书与刘鸿灶的委托授权书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刘鸿灶是讼争房屋的所有人（实际不是），上诉人的儿子与儿媳有承诺并认可是刘鸿灶的，所以刘鸿灶的儿子与儿媳没有份，砖木结构也不属实，实际上房屋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
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的照片在（2009）岩行终字第5号行政判决中有提供，注明该照片拍摄于1997年春天，该照片真实、合法，能够证实当时房屋的状况，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2的漳平市土地登记档案、土地登记审批表、平面图各一份系漳国用（92）字第1－0445《国有土地使用证》中的材料，无法证实讼争房屋的所有权的归属，不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3，结合刘东猛代刘鸿灶所写的承诺书，有产权纠纷的是上诉人刘鸿灶，与刘东猛、王娜无关，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不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另查明，在（2008）漳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书中，上诉人在答辩时陈述称，其分别于1953年、1972年、1989年、1997年对讼争房产进行了彻底翻修。
再查明，1992年，漳平市人民政府向刘鸿灶颁发了漳国用（92）字第1－04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其四至为“东至团结巷、南至刘桂花厝、西至刘桂花厝、北到本厝坪”。但该土地证所标注、登记的四至方向与实际不符。上诉人在1989年12月8日的《申请领取房屋所有权证的报告》中称，该房“是我父刘元煌于四五年九月与新桥云墩人黄世善先生借居的…至1988年11月，（经过）44年3个月从未向我方索取租金，属黄世善先生无偿赠予我父刘元煌…”，在2001年7月10日的《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的“产权来源”一栏填写的内容为“典租”。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物权的归属应由当事人举证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本案中针对讼争的房产，被上诉人方亲属黄水湧等人于1953年向漳平县人民政府申请办理的契税登记，漳平县人民政府相关部门作出的《送印簿》是当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依职权审查并报经当时政府负责人认可盖章作出的，其明确体现了从受理、复核、核准至监印的整个过程，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在《契税申请书》权利来历栏上已明确本案讼争房产产权来源为被上诉人方','2018-10-02
15:25:07',0,'web',NULL),(35766849,'ec99c041-6d5a-4ea6-8406-a85601272b6b','$(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132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552\",\"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审判程序\":\"\",\"案号\":\"（2017）辽0703执556号\",\"不公开理由\":\"\",\"法院地市\":\"锦州市\",\"法院省份\":\"辽宁\",\"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ec99c041-6d5a-4ea6-8406-a85601272b6b\",\"案件名称\":\"申请执行人王某与被执行人邢某民间借贷纠纷执行裁定书\",\"法院名称\":\"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凌河区\",\"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1\",\"诉讼记录段原文\":\"申请执行人王某与被执行人邢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514390400000)\\\/\",\"案件类型\":\"5\",\"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申请执行人王某与被执行人邢某民间借贷纠纷执行裁定书\");$(\"#tdSource\").html(\"申请执行人王某与被执行人邢某民间借贷纠纷执行裁定书
（2017）辽0703执556号\");$(\"#hidDocID\").val(\"ec99c041-6d5a-4ea6-8406-a85601272b6b\");$(\"#hidCaseName\").val(\"申请执行人王某与被执行人邢某民间借贷纠纷执行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7）辽0703执556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5\");$(\"#HidCourtID\").val(\"552\");$(\"#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执行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7-11-21\"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王某,邢某\"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Items:[{法条名称:\'第二百五十七条\',法条内容:\'第二百五十七条
系统尚未收录或引用有误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申请执行人王某与被执行人邢某民间借贷纠纷执行裁定书\\\\\",\\\\\"PubDate\\\\\":\\\\\"2017-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