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兵08民终4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金阳，男，1970年10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韦会英，新疆七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河子市天河水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石河子市13小区西环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雪玲，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曹文斌，新疆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长福，男，1966年1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代军，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泽玮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发德，男，1973年3月1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石河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三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陈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鲍江，新疆天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金阳、石河子市天河水利工程有限责任��司（以下简称天河公司）为与被上诉人蔡长福、蔡发德、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业节水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15）石民初字第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朱万利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张小萍主审、代理审判员林丽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6年7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金阳及其委托代理人韦会英、上诉人天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曹文斌、被上诉人蔡长福的委托代理人王代军、被上诉人天业节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鲍江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蔡发德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4月14日，被告天河公司与第八师石河子市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处（以下简称饮水处）签订承包合同，约定由天河公司承建兵团八师“十二五”下野地农村饮水安全一期工程。时为天河公司员工的被告刘金阳从天河公司处分包了其中一段工程的部分劳务工作。被告蔡发德受被告刘金阳安排组织人员施工，原告由被告蔡发德招募进入天河公司的工地从事管道施工等工作。2013年4月22日，第三人天业节水公司与饮水处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第三人天业节水公司出售PVC管材等物品给饮水处，运输方式为汽车运输，“运费及到货卸车费用由出卖人承担”。合同签订后，天业节水公司将PVC管材直接运输至天河公司的工地，卸货工作由天河公司副总经理常某某安排给原告所在施工队，卸货费每车260元，由天业节水公司分批支付给天河公司的工作人员王某某，王某某再支付给施工队。
2013年7月8日，原告等人卸PVC管材时，部分工人自车上将管材推下，原告站在车下负责将推落的管材搬运至挖掘好的管沟旁，在此过程中，原告被推落的管材砸中，跌入管沟受伤。事故发生后，原告被天河公司送至第八师一四二团医院救治，因病情严重，又转至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经诊断为：“胸椎脱位T10/T11、急性完全性截瘫。”2013年7月30日，原告转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进行治疗，该院诊断为：“脊髓损伤术后（T11）、平衡功能障碍、神经源性膀胱、神经原性直肠、ADL不能自理、社会工作能力丧失、右12肋骨骨折、急性胃炎。”2013年9月6日，原告出院，住院病案记载住院期间“教会患者轮椅使用方法。”在此期间，被告刘金阳自被告天河公司���取84000余元，将该款陆续支付给被告蔡发德用于原告治疗（本次诉讼中，原告未主张该部分医疗费）。
后，原、被告双方就赔偿问题发生争议，原告将被告天河公司、被告刘金阳诉至该院。2015年6月10日，被告天河公司申请追加蔡发德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该院审核后予以准许。但之后庭审中原告多次明确表示仅要求被告刘金阳与被告天河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要求蔡发德承担责任。
原审诉讼过程中，经原告申请，该院委托甘肃科信司法医学鉴定所对原告的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程度、误工期、护理期、残疾器具（使用年限、更换次数）进行了评定。经评定，原告的伤残等级为二级（截瘫、双下肢肌力均为0级）、三级（大小便失禁，难以恢复）、四级（阴茎勃起功能完全丧失），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理依赖，误工期为180日、护理期为90日，该护理期截止后，与原告的“完全护理依赖”期限自动接续，原告因本次损伤造成双下肢截瘫，需使用1000元/辆的轮椅为宜，该轮椅的使用年限为3-5年，截瘫患者专用床5000元/张，使用年限为7年，残疾护理用具每年需花费4377元。原告为鉴定花费鉴定费12000元，交通费、差旅费4400元。诸被告及第三人对该鉴定意见均无异议，对原告根据该鉴定意见所主张的误工费24493.81元、护理费204246.90元、残疾护理用具费35016元、轮椅费2000元、截瘫床费5714.29元均无异议，但被告天河公司、刘金阳、第三人对原告据此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41790元不认可，认为应当按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连队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2659元/年的标准，并参照原告的伤残等级进行核算，对残疾赔偿金292530元的计算方式不认可，认为原告在计算赔偿系数时总数已经超过100%。对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诸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
2015年4月28日，原告门诊治疗花费105.42元，2015年7月6日至2015年7月24日，原告在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藏医院进行了治疗，诸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主张的在此期间的医疗费7695元均无异议。
原审庭审中，原告提交案外人火某某的驾驶证复印件及其出具的800元交通费收条各一份，安某某的驾驶证复印件及其出具的收条各一份，蔡长福之女蔡某某630元、450元的飞机票各一份，证明原告因鉴定、治疗及其女儿参加诉讼花费交通费3000元。被告蔡发德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其他被告及第三人认为火某某及安某某出具的收条均非正规发票，且均为手写，本人也未到庭，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蔡某某并非必须到庭的人��，其产生的交通费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亦不同意承担。
就原告所在施工队人员工资发放方式，蔡发德陈述为，工作期间，刘金阳将预支的工资发放给蔡发德，蔡发德再发给工人，发放方式为首先扣除生活费，然后蔡发德多拿一份，再发给其他工人，对其多拿一份的原因，蔡发德第一次陈述为因为其是带班的，在之后的庭审中陈述是因为其有一辆车也参与了劳动，所以多拿一份。蔡发德同时陈述称原告如何工作是由其安排。
就刘金阳的身份问题，原告提交了该院对石河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子午路派出所民警黄某某所作调查笔录，证明被告刘金阳从被告天河公司处分包工程，原告是受被告刘金阳雇佣。笔录中黄某某陈述，2013年9月6日，原告家人与被告天河公司及刘金阳发生冲突，黄某某进行了处理，处理过程中，了解到被告刘金阳从被告天河公司处分包了一段工程，原告在刘金阳承包的工程中从事劳务。经质证，被告蔡发德对黄某某的陈述无异议，被告刘金阳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天河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刘金阳是被告天河公司的员工，也不能证明事发时原告从事的是被告天河公司的工程。第三人表示对该情况不清楚，不发表意见。原告还提交了2014年3月12日，原告委托代理人王代军给天河公司副总常某某之间的电话录音，录音中，常某某称听说过一个姓蔡的出了事故，这个姓蔡的是“刘金阳的人”。2014年7月24日，原告委托代理人陆春玲在天河公司的录音，录音中，陆春玲询问周围的人刘金阳在不在办公室，有人说刘金阳是在录音所在楼里工作，但没有办公室。原告用该组证据证明原告受伤所在工地是被告天河���司承包，分包给被告刘金阳。经质证，被告天河公司对常某某的电话录音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及合法性不认可，对陆春玲的电话录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被告刘金阳、蔡发德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被告天河公司第一次庭审中陈述被告刘金阳并非该公司员工，第二次庭审中陈述被告刘金阳原是该公司员工，是给公司领导开车的，从天河公司分包工程后公司就不再给其发放工资。为证明刘金阳与天河公司是分包关系，天河公司提交了2013年10月12日，刘金阳签字的领款凭单及相应的支票存根，注明该款为：“142团人饮一期刘金阳民工预借工资。”2013年11月7日，刘金阳签字的领款凭单及相应的支票存根，注明该款为“民工工资（142人饮一期）。”原告表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被告蔡发德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告刘金阳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领款行为系受领导安排所为，其是天河公司员工，也不认识原告。该院为查明刘金阳身份调取了刘金阳的社保缴费记录，记录显示2013年1月至6月期间，被告刘金阳的社保由天河公司缴纳，之前之后均是刘金阳以个人名义缴纳。原、被告及第三人对该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天河公司陈述，因刘金阳欲承包天河公司的工程，所以2013年6月25日之后天河公司就不再为刘金阳发放工资、缴纳社保。被告刘金阳陈述其一直在天河公司工作至2014年11月份，工作内容是为公司领导开车，出事后天河公司以现金方式为其发放工资至2014年11月份，但对此未提交证据。
另查明：一、原告之母蒋某某出生于1947年5月5日，系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什斯镇大滩村居民，无劳动能力，有扶养义务人四人（含原告）；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连队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2659元/年，连队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930元/年。
原告蔡长福于2015年1月12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3年7月8日，原告蔡长福在天河公司承包的一四二团十九连与二十二连之间自来水管道安装工程施工过程中（施工过程中，由被告刘金阳具体带班指挥蔡长福等人施工），蔡长福和其他工人在卸管子时，管子掉头时将蔡长福碰到坑中，从车上卸下的管子滚落下来将蔡长福砸伤。天河公司的工作人员将蔡长福送往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治疗，住院21天，之后蔡长福转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住院37天，经诊断为胸11椎体脱位并截瘫。天河公司只为原告支付了80000余元医疗费，其余费用均拒绝支付。原告要求被���刘金阳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天河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求法院判令：一、被告支付原告医疗费7695元、法医鉴定费12025元、交通费3000元、鉴定中花费的交通费、差旅费4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25元/天48天）、误工费24493.81元（49668元/年÷365天180天）、残疾赔偿金292530元［13930元/年20年（90%+8%+7%）］、护理费204246.90元［护理期护理费12246.90元（49668元/年÷365天90天），完全护理依赖护理费192000元（2000元/月12个月8年）］、残疾护理用具费35016元（4377元/年8年）、轮椅费2000元［1000元/辆8年（57岁-49岁）÷4年（使用年限3～5年）］、截瘫床费5714.29元［5000元/张8（57岁-49岁）÷7年（使用期限7年）］、被扶养人生活费41790元［13930元/年12年÷4人］、精神抚慰金20000元，合��654111元；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刘金阳辩称：一、原告的损失应由被告蔡发德承担，被告蔡发德从被告天河公司处承揽的工程，被告蔡发德又雇佣的原告；二、被告刘金阳是被告天河公司的职员，其在事发后向原告支付医疗费80000余元系在被告天河公司安排下所为，不能证明被告刘金阳雇佣的原告。
被告天河公司辩称：一、被告天河公司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原告受伤时所从事的卸管子工作不属于被告天河公司所承包的工程内容，卸管子属于销售方第三人天业节水公司的义务，天河公司的工作人员从第三人处拿到的钱也全部转付给卸管子的工头，天河公司从未支配过该笔费用，更未从中获利。原告是被告刘金阳雇佣的工人，刘金阳从被告天河公司分包了安装管道的部分劳务，而卸管子不在分包内容之中。因此，原告的受伤与被告天河公司承包的工程无关，天河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的其他被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过错：1、原告违反了基本的安全常识，在卸管子过程中未与下落的管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应当预见而未能预见下落的管子会对周围的人员造成伤害，而根据原告的自述，原告是站在近处无意识中受到的伤害，因此原告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一部分责任。2、被告蔡发德作为现场卸管子的负责人、包工头，没有尽到现场指挥的责任，应当提醒工人注意安全而没有做到，也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3、被告刘金阳作为雇主，把部分劳务分包给被告蔡发德，一方面从天河公司领取安装管子的工程款，另一方面利用工人干私活，获取卸车费，但未能组织管理好现场人员，理应承担一部分责任。4、第三人作为涉案管材的所有权人，对管子的性能、装卸方法都比较熟悉，应当派人在现场指挥装卸，而不仅仅是付钱了事，伤人事故发生在管材交付过程中，交付尚未完成，仍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也应当对原告受伤承担一部分责任。5、天河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在未分辨责任主体的情况下，积极安排人员对原告给予救治、垫付医疗费用，已经尽到了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不应当再承担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天河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蔡发德辩称：被告蔡发德与原告蔡长福均属于被告刘金阳的雇员。被告刘金阳从被告天河公司处分包了一部分工程，又雇佣了蔡发德、蔡长福等人。被告蔡发德只是被告刘金阳手下组织人员的小组长，与原告蔡长福等人共同工作，共同分钱，只是因为被告蔡发德有一辆车来回拉人，因此在分钱时多拿一份工资，而非蔡长福的雇主。原告蔡长福在被告天河公司的工地工作时受伤，应当由被告天河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第三人天业节水公司述称：一、第三人与原告之间无法律上的直接关系。第三人天业节水公司将管子运到被告天河公司的工地后，按每车260元将卸车费支付给被告天河公司的工作人员王某某，十车一结。王某某与被告蔡发德等人协商后将此劳务承揽给了各劳务队，原告的劳务队也在其中。因此，王某某与原告的劳务队之间是承揽关系，与第三人无关。二、原告蔡长福与被告蔡发德之间是合伙关系。卸车的活对劳务队来说是额外收入，王某某将钱交给劳务队后，如何分配由劳务队自行决定。被告蔡发德提出将该费用共同分配，原告并无异议，因此原告与被告蔡发德之间是合伙关系，共同完成承揽工作。三、共同���成劳动过程中受伤，应当由其他合伙人一同承担赔偿责任。在卸管子过程中，被告蔡发德作为带班班长，和其他劳务队成员及原告都有安全注意义务，但均未采取安全措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危险有注意预防义务，卸重型管材应当用绳子捆住后再从车上往下放，但原告并未如此做，对损害的发生应当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被告天河公司应当负责工地现场的安全管理，制定安全规章制度，配备安全防护工具。但被告天河公司未履行上述义务，对工地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管理，负有监管责任，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六、第三人虽然在支付卸车费，但并非原告的雇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买卖合同中虽约定由第三人支付卸车费用，但并没有具体卸车的义务。第三人与被告��河公司的工作人员王某某建立劳务关系，口头约定由王某某负责组织卸车工作，相应的安全管理和注意义务均由王某某负责。第三人运输管子的车辆在卸车时也是停稳的，并无操作不当的过错。综上，请求法院驳回相关当事人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的主张。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及第三人是否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应当先确定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综合全案事实及证据，该院认为原告与蔡发德之间是雇佣关系，蔡发德与刘金阳之间是分包关系，刘金阳与天河公司之间亦是分包关系，天业节水公司与原、被告之间无法律上的关系，具体分述如下：
一、原告与蔡发德、蔡发德与刘金阳之间的关系。首先，原告系受蔡发德招募进入工地工作，且根据蔡发德自述，原告如何工作由其具体指挥。其次，施工队其他人员的工资发放由蔡发德自刘金阳处领取后发放。最后，根据蔡发德的自述，其发放工资过程中，扣除生活成本后，其多领取一份，剩余款项分给其他工人，且其自有的一辆车也投入了工作。综上，施工队的其他工人受蔡发德直接指挥，工资由蔡发德发放，蔡发德亦在发放过程中获取了相应的利益，可以认定蔡发德从刘金阳处分包了劳务，原告系受蔡发德雇佣。
二、刘金阳与天河公司的关系。本案中，原告、被告蔡发德、被告天河公司均陈述被告刘金阳从被告天河公司处分包了事发工地的工程，上述陈述有天河公司副总常某某电话录音、刘金阳自天河公司领取预支民工工资的收据、支票存单、石河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子午路派出所民警黄某某的陈述等诸多证据相互印证，加之事故发生后，刘金阳多次向原告支付医疗费，���种行为远非作为天河公司司机受领导安排所能解释，故该院对刘金阳与天河公司之间是分包关系予以认定。至于刘金阳2013年1月至6月期间的社保由天河公司缴纳，因该行为仅能证明刘金阳2013年1月至6月期间是天河公司员工，且刘金阳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事发时其仍系天河公司员工，加之事发后2013年10月12日、11月6日，刘金阳仍然以分包人身份自天河公司预支了民工工资，故该院对事发时刘金阳系天河公司员工，从事的是职务行为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三、天业节水公司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天业节水公司的PVC管材买受方是饮水处，而非天河公司，而其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仅约定运费及到货卸车费用由天业节水公司承担，并未约定由天业节水公司负责卸货。原告所在施工队卸车也是由被告天河公司安排，相应的费用也是由天业节水公司支付给天河公司，再由天河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发放，与天业节水公司无关。综上，天业节水公司与原、被告之间无法律上的直接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蔡发德作为原告蔡长福的雇主，在卸PVC管材时，未采取安全的卸车方式，存在过错。原告蔡长福作为成年人，明知PVC管材从车上滚下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未与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亦存在一定的过错。该院综合实际情况，确定被告蔡发德对原告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原告自负30%的责任。被告刘金阳、蔡发德作为个人，不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被告天河公司、刘金阳对此应当明知，仍然分别实施了分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天河公司、刘金阳应当与被告蔡发德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在诉讼中多次表示仅要求被告刘金阳与被告天河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要求蔡发德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原告作为被侵权人选择连带责任人天河公司、刘金阳承担赔偿��任，是对其自身权利的行使，该院尊重其选择。
对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该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对诸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的医疗费7695元、鉴定中花费的交通费和差旅费4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误工费24493.81元、护理费204246.90元、残疾护理用具费35016元、轮椅费2000元、截瘫床费5714.29元，该院予以确认。
二、法医鉴定费12025元，该院查明的事实为12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三、交通费，因原告所举的两张收条均非正规发票，出具人亦未出庭接受质证，故该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两张飞机票为原告之女参加诉讼的费用，因原告之女并非必须出庭人员，故该院对其花费亦不予认定，但考虑原告受伤后截瘫，自石河子返还甘肃，进行鉴��等均需花费交通费，故该院对原告的该项费用酌定为2000元。
四、被扶养人生活费4179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原告受伤后，截瘫、大小便失禁、且终生需要完全护理，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故该院综合原告受伤时，其被扶养人蒋某某为66周岁，有四个扶养义务人的情况，将其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44306.50元（12659元/年14年÷4人），原告仅主张41790元，是对其自身权利的处理，该院不持异议，予以确认。
五、残疾赔偿金292530元，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该院根据原告的伤残等级，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连队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930元/年的标准将其残疾赔偿金核算为274978.20元（13930元/年20年98.7%）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六、精神抚慰金20000元，本案中原告受伤后截瘫、大小便失禁、且终生需要完全护理，必然给其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综合本地的生活水准及侵权人和原告各自的过错因素，该院认为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20000元并无不当，��院予以支持。
上述损失中，除精神抚慰金外，其余损失应由被告天河公司、刘金阳按照责任比例承担70%，即430873.94元［（7695元+4400元+1200元+24493.81元+204246.90元+35016元+2000元+5714.29元+12000元+41790元+274978.20元+2000元）70%］，精神抚慰金20000元，由于该院在确定数额时已经考虑原告自身的过错，故不再划分比例，由被告天河公司、刘金阳全额赔偿，故两被告的赔偿总额为450873.94元（430873.94元+2000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一、被告刘金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蔡长福各项损失450873.94元；
二、被告石河子市天河水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本判项及于诉讼费用的负担）；
三、驳回原告蔡长福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341元，邮寄送达费90元，合计10431元（原告已预交2946元），由被告刘金阳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2946元，余款7485元交纳至原审法院。
上诉人刘金阳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刘金阳系天��公司员工，其在工地上的管理行为为职务行为，产生的后果应由天河公司承担，且并无证据证明刘金阳与天河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原判认定刘金阳在本案中与天河公司是分包关系缺乏法律依据。2、刘金阳的履职行为与蔡长福的伤情没有必然因果关系，发生事故的卸货工作并非刘金阳的履职内容范围，卸货工作由天河公司安排，相应费用由天业节水公司付给天河公司，再由天河公司员工负责发放，刘金阳与此无关且未因卸货工作获益。3、原判决认定蔡长福与蔡发德是雇佣关系，雇主蔡发德应当是本案侵权事故的直接赔偿责任人，蔡长福放弃对直接赔偿责任人的诉求，就丧失了向其他侵权人主张连带责任的基础。4、原判决认定蔡长福自负30％的责任，上诉人刘金阳已经支付的86420元也应按比例划分，原判决以蔡长福未主张而未做处理显失公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决第一项，依法改判刘金阳不承担赔偿责任，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送达费。
上诉人天河公司辩称：1、刘金阳2013年7月前曾是天河公司员工，后因刘金阳在该公司分包了劳务工作，该公司已经与刘金阳解除了劳动关系，刘金阳应当承担本案法律责任。2、天业节水公司是工业品买卖合同的出卖人，根据合同约定应当承担卸货费用，也具有卸货义务，天业节水公司应当是本案的责任人之一。3、天河公司不会承揽没有利润的工作，该公司员工出于好心帮助天业节水公司解决卸货人手问题，并转交卸货费，蔡发德与蔡长福等人共同卸货，最终的法律关系主体应当是天业节水公司和蔡长福、蔡发德等卸货人。4、本案事故发生在卸货过程中，而不是安装管道过程中，故不应适用雇佣和违反发包关系的法律规定。故天河公司在本案中无责任。
被上诉人蔡长福辩称：1、蔡长福是在刘金阳分包的工程中受伤，按照法律规定刘金阳应当承担法律责任。2、蔡长福收到刘金阳支付的医疗费84000元和生活费2420元属实（合计86420元），但该款不是二审法院直接受理范围，不同意在本案中冲减。原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蔡发德既未作出答辩，亦未参加本院二审庭审。
被上诉人天业节水公司辩称：1、天业节水公司在原审中为第三人，在二审中应当仍是第三人。2、天业节水公司无力组织工人卸货，经协商，由天河公司具体找人卸货，天业节水公司已经支付费用，卸货工人之间形成合伙关系。请求驳回上诉。
上诉人天河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起上诉称：1、原判决认定事实有误。（1）天河公司未订购和运输PVC管材，无卸货义务，只是由于该管材有不同规格，安装上有技术要求，天河公司安排工作人员是在管材的卸货地点上对卸车人有要求，卸货费由天业节水公司另外支付，卸货工作是由现场工人自发组合。（2）卸货工作不是劳务分包项目，是蔡长福、蔡发德自己承揽的私活。天河公司未安排公司员工接收卸货费用，天业节水公司把卸货费用交给天河公司员工，该员工再把卸货费如数转交给卸货工人，该行为不具有分包性质，卸货工作是卸货工人与天业节水公司之间劳务关系的内容。2、原判决法律适用错误。本案是合伙人在承揽过程中发生的人身损害纠纷，不应适用雇员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蔡发德与蔡长福等人在卸货劳务中共同劳动，分摊成本分享报酬，应认定为合伙关系，卸货费用由天河公司员���全部转交卸货人员，天业节水公司与天河公司员工形成委托关系，卸货人员与天业节水公司之间形成承揽法律关系。故蔡长福的受伤与天河公司无关，天河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上诉人天河公司不承担责任，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上诉人刘金阳辩称：涉案卸货工作是天河公司领导常某某与天业节水公司协商，由天河公司员工管理现场卸货，是蔡发德与蔡长福等人之间的私活，均与刘金阳无关。
被上诉人蔡长福辩称：天河公司将工作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刘金阳，天河公司就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蔡发德既未作出答辩，亦未参加本院二审庭审。
被上诉人天业节水公司辩称：《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运费和到货卸车费用由天业节水公司承担，但天业节水公司无力组织卸货，天业节水公司找到天河公司的副总常某某，常某某将此事安排给天河公司员工王某某。双方口头约定，卸货劳务由天河公司完成，劳务费由天业节水公司承担。现场卸货工作实际上由天河公司员工安排，将卸货任务分摊给各劳务队，劳务队工人合伙进行卸货，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不应由天业节水公司承担。本案中卸货费用由天业节水公司承担，并不能由此认定该公司有卸货义务，扩大合同责任。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上诉人刘金阳对原审认定“刘金阳从天河公司处分包劳务”及“刘金阳自天河公司领取84000余元支付给蔡发���用于蔡长福治疗”的事实提出异议，刘金阳认为其是天河公司员工，未从该公司分包劳务，其是按天河公司领导的安排垫付了86420元。上诉人天河公司对原审认定“卸货工作由天河公司副总常某某安排给蔡长福施工队”及“刘金阳自天河公司领取84000余元”的事实提出异议，天河公司认为是天业节水公司联系现场工人组织卸货，刘金阳领取的款项超过84000元，领的是工程款，是否用于支付医疗费不清楚。被上诉人蔡长福对原审认定“蔡长福由蔡发德招募进入天河公司工地”的事实提出异议，蔡长福认为其是由蔡发德介绍进入天河公司工地，不是招募。除上述异议外，各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原审事实与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本院将根据引发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查明的事实及一、二审证据和举证责任规则综合分析认定。
各方在二审中提交证据的举证、质证、认证情况如下：
1、上诉人刘金阳提交修理车辆、购买物品的发票，加油充值凭证，餐饮收据，差旅费报销单等证据，上述证据均形成于2014年，用以证明刘金阳从事发后到2014年年底都在天河公司上班，双方未解除劳动合同，天河公司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
经质证，上诉人天河公司认为该证据形成于私人分包工程时期，不能证明刘金阳与该公司在2013年7月后存在劳动关系，刘金阳凭借其与公司某高管的亲戚关系，骗取法人签字报销，但被财务发现止付，原件才在刘金阳处；刘金阳偶尔为公司帮忙，但不能认为其��公司员工。被上诉人蔡发德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刘金阳与天河公司是分包关系。被上诉人天业节水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该证据与卸PVC管材导致的后果没有直接联系，本院不予确认。
2、上诉人刘金阳提交收条原件一份。主要内容为“收条今收到刘金阳支付蔡长福受伤所用医疗费生活费共计捌万陆仟肆佰贰拾元整（86420元）由蔡长福妻子周某某收取。2013.9.3打收条予以认可。收款人：周某某见证人：火某”。用以证明刘金阳向蔡长福支付了86420元。
经质证，上诉人天河公司认可该证据，是否扣减由法院决定。被上诉人蔡发德认可该证据中周某某签字的真实性，但不同意在本案中冲减86420元，认为该款不是二审法院直��受理范围，其中除医疗费84000元外的生活费2420元进行折抵没有依据。被上诉人天业节水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认为应当扣减。
各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除此之外，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其他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如何确定；二、上诉人刘金阳已经支付给被上诉人蔡长福的86420元如何处理。
关于焦点一，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
首先，关于天业节水公司在本案二审中的诉讼地位：天业节水公司认为其在原审中为第三人，在二审中应为原审第三人，而不是被上诉人。本院认为，本案中刘金阳上诉时将天业节水公司列为被上诉人，天河公司上诉时将天业节水公司列为原审第三人，因刘金阳对蔡发德和天河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分担有意见，天河公司对其与蔡发德等人和天业节水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承担有意见，故天业节水公司在本案二审中应当为被上诉人，该公司关于其二审诉讼地位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关于引发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本案涉及两个基础法律关系，一是饮水处与天河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由天河公司承建饮水处的“兵团八师'十二五'下野地农村饮水安全一期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管网铺设及交叉建筑物；二是饮水处与天业节水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由天业节水公司出售PVC管材等物品给饮水处，运输方式为汽车运输，“运费及到货卸车费用由出卖人承担”。本院认为，蔡长福、蔡发德等人虽在承包合同涉及的工地从事管道施工等工作，但本案事故发生在蔡长福、蔡发德等人卸PVC管材的过程中，涉及的是《工业品买卖合同》，卸PVC管材义务明显不是承包合同的内容，因承包合同所引发的各方法律关系不是本案评判的对象，引发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约定卸PVC管材费用由出卖人天业节水公司承担，该公司又未与其他主体有关于卸PVC管材义务承担的明确约定，买卖合同中卸车费用的负担与卸车义务有必然联系，不可分割，该义务应当由天业节水公司承担。
第三，关于赔偿责任主体：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以及天河公司与天业节水公司在一、二审中的答辩和陈述，应当认定天业节水公司对天河工地不熟悉，无力组织人力卸PVC管材，因而与天��公司的常某某和王某某联系卸PVC管材事宜，天业节水公司将PVC管材运输至天河公司工地后，常某某安排蔡发德、蔡长福等人所在施工队卸PVC管材，王某某负责签收PVC管材，天业节水公司再将卸PVC管材费用分批支付给王某某，由王某某支付给卸PVC管材工人所在施工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二款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六十四条规定：“代理包括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理权，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指定代理人按照人民法院或者指定单位的指定行使代理权”；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相关事实，本院认为，天河公司是涉案工地的承包方，其在工地人员调配上具有便利条件，常某某时任天河公司副总、王某某为天河公司员工，两人对卸PVC管材事宜的处理为履行职务行为，天河公司是卸PVC管材的实际组织方，且并无证据证明该公司因该事项直接获利，天业节水公司是卸PVC管材义务的承担方和直接受益方，两公司之间就卸PVC管材事项（包括卸货人员的组织及卸货费用的转交等事宜）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天业节水公司是委托方，天河公司是受托方，天业节水公司应当承担其委托事项及相关法律后果的民事责任。蔡长福与蔡发德等人在受托人天河公司的组织和安排下共同卸PVC管材，卸PVC管材工人与委托人天业节水公司之间就卸PVC管材事宜形成雇佣关系，天业节水公司作为雇主，天河公司作为受托人，两方在卸PVC管材时，未采取安全的卸货方式，存在过错，蔡长福在卸PVC管材过程中受伤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天业节水公司承担，天业节水公司与天河公司因委托事项所产生的纠纷可另行处理。因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刘','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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