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34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红(曾用名周雨欣)。
委托代理人吴庆有，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雯丽，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委托代理人曹晖，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云朋，广东圣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庆扬，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上诉人何红因与被上诉人王雯丽、张庆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4)深罗法民二初字第1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1、2012年8月2日，被告何红使用其曾用名“周雨欣”向原告出具《借条》。根据该《借条》：被告何红确认借到原告人民币3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2年8月2日至2013年8月1日，月利率为2%，每月10日付给原告6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何红应于2013年8月31日清偿原告借款本金90万元及利息6万元，于2013年9月30日清偿原告借款本金90万元及利息42000元，于2013年10月29日清偿原告借款本金120万元及利息24000元。
同日，被告何红以“周雨欣”名义与原告签订《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自2012年8月2日至2013年10月29日期间为被告何红提供服务；在此期间，前13个月，被告何红每月应付给原告服务费30000元，第14个月支付服务费21000元，第15个月支付服务费12000元。
2、2012年9月10日，被告何红使用其曾用名“周雨欣”向原告出具《借条》。根据该《借条》：被告何红确认借到原告人民币1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2年9月10日至2013年9月10日，月利率为2%，每月10日付给原告2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何红应于2013年10月10日清偿原告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2万元，于2013年11月10日清偿原告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14000元，于2013年12月10日清偿原告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8000元。
同日，被告何红以“周雨欣”名义与原告签订《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自2012年9月10日至2013年12月10日期间为被告何红提供服务；在此期间，前13个月，被告何红每月应付给原告服务费10000元，第14个月支付服务费7000元，第15个月支付服务费4000元。
3、2013年1月10日，被告何红使用其曾用名“周雨欣”向原告出具《借条》。根据该《借条》：被告何红确认借到原告人民币1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3年1月10日至2014年1月10日，月利率为2%，每月10日付给原告2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何红应于2014年2月10日清偿原告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2万元，于2014年3月10日清偿原告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14000元，于2014年4月10日清偿原告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8000元。
同日，被告何红以“周雨欣”名义与原告签订《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2013年1月10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为被告何红提供服务；在此期间，前13个月，被告何红每月应付给原告服务费10000元，第14个月支付服务费7000元，第15个月支付服务费4000元。
4、2013年7月11日23时许，原告与被告何红、被告张庆扬因债务问题发生纠纷。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原告与被告何红（以“周雨欣”名义）、被告张庆扬于2013年7月12日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三方当事人还签订有《还款协议》。根据该《还款协议》：被告何红承诺1个月内清偿原告利息10万元，4个月内清偿本金500万元及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被告张庆扬为担保人，担保责任为连带责任保证；原告“在此期间不妨碍担保人张庆扬的工作”。此外，被告何红以“周雨欣”名义与被告张庆扬签订《还款协议》。根据该《还款协议》：被告张庆扬（香港金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承诺1个月内清偿被告何红利息10万元，4个月内清偿被告何红500万元及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上述两份《还款协议》均为《人民调解协议书》附件。三方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中同意：按照附件还款协议内容履行；各方不得有打击报复行为。
5、原告与被告何红在庭审中确认：上述《还款协议》中载明的本金5000000元，原告实际向被告何红支付4819000元，剩余181000元为到期利息结转。
6、原告在庭审中主张其与被告何红在《借条》之外签订《协议书》的目的是规避法律有关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之规定。鉴于原告与被告何红均未举证原告实际向被告提供何种服务，且《协议书》中所谓“服务”与被告何红主张的代理关系明显不符，故法院认为原告的解释更为可信，予以采纳。
7、原告确认：被告何红自2012年9月3日起至2013年8月16日期间向原告支付利息共计677500元。
8、被告何红主张其代理原告与香港金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其所收取原告的款项均已付给香港金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告亦在《香港金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本黄金投资基金报酬说明》上签名领取投资收益。被告为证明上述事实向法院提交了两份《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该两份合同的当事人为原告及香港金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但原告未在该合同上签名，被告何红代理原告在上述两份协议上签名。
9、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何红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819000元及利息（截至2014年3月12日，该利息为1126687.35元；之后的利息，以4819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自2014年3月13日起计至清偿之日）；被告张庆扬对被告何红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认为，本案系涉港民间借贷纠纷。案涉合同签订地在中国内地，故中国内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双方当事人未约定解决案涉合同适用的法律，香港特别行政区法作为贷款人住所地法与本案有最密切联系，被告亦主张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但未能提供相应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故本案适用中国内地法律。
原告与被告何红对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争议：原告主张系借款合同并提交了相应的《借条》，《借条》中对借款的金额、期限、利率、还款方式等表述清晰完整；被告何红主张系委托合同并提交了相应的《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但该协议上并无原告签名，而被告何红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即使所谓《保本黄金投资基金报酬说明》上的原告签名系原告本人所签，亦不足以推翻原告所提供的《借条》所证明之借款合同关系。更重要的是，即使双方之前对法律关系的性质存在争议，2013年7月12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亦已明确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为借款合同。
上述《还款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何红声称其与被告张庆扬系受胁迫签订上述协议，但该协议系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签订，协议中有关“各方不得有打击报复行为”的表述亦不足以证明原告胁迫两被告签订协议的事实，故法院对被告何红的相关主张不予采信。
原告实际向被告提供借款4819000元，双方将利息181000元计入本金实系有关复利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不予准许；根据双方之前签订的《借条》和《协议书》，案涉借款月利率为3%，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对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还款协议》中约定的其他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各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照履行：被告何红应按合同约定清偿原告本金及利息（截至2013年7月12日，该利息为10万元，之后的利息以4819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13年7月13日计至清偿之日）；被告张庆扬应对被告何红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何红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清偿原告王雯丽借款本金人民币4819000元及利息（截至2013年7月12日，该利息为人民币10万元；之后的利息，以人民币4819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13年7月13日计至清偿之日）。二、被告张庆扬应对被告何红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王雯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3420元及公告费人民币850元，均由两被告负担。
上诉人何红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王雯丽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王雯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案根本不是民间借贷纠纷，而是一起基于代理行为产生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根据王雯丽提交的于2012年8月2日签订的《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在乙方签名处是何红受王雯丽的委托代王雯丽签名，并且在《香港金华投资有限公司保本黄金投资基金报酬说明》中的2012年9月2日至2013年2月2日处有6处王雯丽“王雯丽”的亲笔签名。在何红提交的2012年12月10日《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乙方同样受王雯丽的委托签名，并且在《香港金华投资有限公司保本黄金投资基金报酬说明》的2012年11月15日至2013年2月15日处有4此“王雯丽”的签名。二份《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共计有10处“王雯丽”的签名，王雯丽的代理人否认了“王雯丽”的签名，如果“王雯丽”的签名是属实的，就可以说明王雯丽已经用实际行动追认了《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的效力，那么根据《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第6条的约定，受诉法院为香港法院，并且合同的乙方为本案的王雯丽，何红仅系促使本《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的中间人，何红收到的全部款项已经全部转付给了香港金华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张庆扬，根据何红提交的张庆扬的《声明》，完全可以证明该案系王雯丽与香港金华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理财纠纷。所以在何红提交的《香港金华投资有限公司保本黄金投资基金报酬说明》上面“王雯丽的签名，是否为王雯丽本人所签，是确定本案案由的关键。由于是王雯丽当庭否认其亲笔签名，何红也是当庭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而原审法院对能确定本案关键的重要证据不予采信，对符合法律规定的何红的鉴定申请不予理睬。其实纵观全案双方提交的所有证据，特别是何红提交的双方的通话记录以及声明等一系列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体系，证明了何红与王雯丽之间是委托理财关系，受诉法院为香港法院。原审法院没有对涉及到本案定性的关键证据“王雯丽”的签名进行鉴定，从而导致案件定性错误，进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定性错误，受理与审理该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1、原审法院对涉及到案件定性的关键证据不予理睬，即未对何红提交的《香港金华投资有限公司保本黄金投资基金报酬说明》上面“王雯丽”的签名进行鉴定，因为如果该签名是王雯丽所签，那么就可以认定《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的法律效力，而根据该《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第六条之规定“双方如遇诉讼时，双方同意香港法院为司法管辖法院”，原审法院对这一重要证据不进行鉴定，没有查明案件事实，不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非法将该案受理，并进而作出判决，没有任何法律与事实依据。2、王雯丽提交的借条，并非《借款合同》，原审法院将王雯丽提交的借条认定为《借款合同》，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借款合同纠纷可以适用被告住所地及合同履行地管辖，而对公民的民间借贷纠纷应适用被告住所地管辖。退一万步讲，本案即便是民间借贷纠纷，也只能适用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本案的双方没有任何一方属于深圳市罗湖区常住居民，原审法院受理与审理此案，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及第三十六条之规定，是完全违反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
三、原审判决不客观采信与分析双方提交的证据，偏袒采信王雯丽的单方证据，显然有失司法公正。王雯丽提交的几份三份借条后面均附有一份协议书，该三份协议书里面的条款没有任何一条符合《借款合同》的特征，反而与何红提交的《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互相认证，互相吻合，恰恰证明了该案是“委托理财关系”。该三份协议书明显不是《借款合同》，王雯丽的代理人在庭审中辩解是为了规避利息过高进行了拆分，但是也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案王雯丽提交的借条是何红在受欺骗的情况下所签，根本不是借款。王雯丽提交的《还款协议》以及何红提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没有一份证据是《借款合同》，也没有对该案件的管辖作出约定，也不适用依据《借款合同》的规定确认法院管辖地。而原审法院对何红一方提交的《通话记录》及《声明》不予理睬，更不予采信，故意将民间借贷纠纷认定为借款合同纠纷。
四、何红有证据证明已转给王雯丽82万元没有从欠款本金中予以扣除，一审已经提交过银行转账凭证及其本人签字确认。具体见两份《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里面的附件《香港金华投资有限公司保本黄金投资基金报酬说明》，第一份有六处签名，每笔9万，共54万元，第二份有10处签名，头5笔签名每笔3万，共15万，每次7500元，共4次，共3万元，两次共领走72万元。另外10万元是何红陈述在2012月8月3日替张庆扬转了10万元的现金，包在94万元里（没有转账记录证明）。何红要求在一审时对其本人的签字予以确认，但一审对涉及到本案关键的证据没有采信何红要求笔迹鉴定的请求。
被上诉人王雯丽答辩称，一、何红据以上诉及抗辩的主要理由-
涉案的两份《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是一份虚假合同、并非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该《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并未得到真实履行。因此，何红主张以涉案的两份《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去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毫无根据的。1、首先，从涉案的两份《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内容看，该协议书是典型的“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性质。两份《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均约定：“甲方（所谓的“香港金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于账户操作过程中所发生亏损之情事皆与乙方（所谓的“王雯丽”）无涉，所有账户操作不论盈亏，甲方承诺按本协议书第五条约之规定，逐期将利益金及还本金额汇入乙方指定的账户”；同时，根据《香港金华投资有限公司保本黄金投资基金报酬说明》（以下简称：《报酬说明》），其保本开户获利明细显示的每月利益金额与答辩人和何红签署的《借条》、《协议书》约定的3%月息是吻合的。由此可见，涉案的两份《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并非根据市场风险、价格波动而由所谓的委托人承担实际盈利及亏损的委托投资关系，其本质是固定利息收益的借贷关系。
2、从何红所提供的涉案款项的银行流水账单看，王雯丽所支付给何红的借款本金，绝大部分并未流转到张庆扬及所谓的“香港金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账上，而实际上是由何红自己占用的。即便其中一小部分流转到了张庆扬账上，那也只能说明是何红与张庆扬之间内部的资金流转，与王雯丽无涉。具体如下：第一笔款项是2012年8月2日王雯丽向何红转账的3,000,000元。何红主张其于同日向张庆扬的委托收款人曾某转账2,000,000元、于次日向张庆扬转账940,000元。何红自己在银行流水账单上清楚标明：转账给张庆扬，其中200万转给张庆扬受托收款人曾某，扣除张庆扬应付6万元，给张庆扬94万元。在该笔资金流转中，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曾某”是张庆扬的委托收款人。
第二笔款项是2012年8月10日王雯丽向何红转账的200,000元，何红仅于2012年8月14日向案外人“高某”转账200,000元。在该笔资金流转中，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高某”是张庆扬的委托收款人。
第三笔款项是2012年9月10日王雯丽向何红转账的794,000元，何红于次日仅向张庆扬转账742,000元。何红自己在银行流水账单上清楚标明：支付给张庆扬79.4万，扣除张庆扬应付周雨欣投资款52000元后转账74.2万元。在该笔资金流转中，值得注意的是，何红终于承认扣除的52000元是张庆扬应付“周雨欣”（即何红）的“投资款”。
第四笔款项是2012年10月15日王雯丽向何红转账的300,000元，王雯丽在汇款时备注：王雯丽借给周雨欣的投资款。而何红提供的全部银行流水账单中，并不存在何红将该笔款项支付给张庆扬的转账记录。
第五笔款项是2012年12月10日王雯丽向何红转账的362,500元，王雯丽在汇款时备注：王雯丽借给周雨欣的钱。对此，何红在其自行制作的《代理收付款明细》中牵强解释为：“2012年11月12日代付362500元”、“加另外的投资款实际汇出628800，见单，其中362500是王雯丽的”。针对该笔款项，何红所主张的其向张庆扬付款的时间与金额均不能与王雯丽向何红付款的时间与金额对应，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何红将第五笔款项支付给了张庆扬。
第六笔款项是2013年1月9日王雯丽向何红转账的162,500元，王雯丽在汇款时备注：我借给周雨欣她用来做投资。对此，何红在其自行制作的《代理收付款明细》中牵强解释为：“2013年1月10日代付162500元”、“加另外投资款项，实际汇出380000元，其中162500是王雯丽的”。但何红的银行流水账单显示，2013年1月10日何红非但没有向张庆扬支付380,000元，反而收到张庆扬向其支付的380,000元。可见，何红的说法自相矛盾。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何红将第六笔款项支付给了张庆扬。
3、综合本案证据及案情来看，显然，何红与张庆扬及“香港金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有着非常密切的共同利益关系，本案一审经历了两次开庭、从原审法院受理案件到最后一次开庭大约跨越了一年时间，在这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何红及张庆扬始终未向法院提供任何关于所谓“黄金交易”的实际操作记录。姑且不论这种所谓的“黄金投资”是否合法，单纯从探究案件事实的角度出发，何红在没有任何所谓的“黄金投资”交易记录的情况下，仍然牵强主张所谓的“委托投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二、不论从各方当事人在建立涉案民事关系时的意思表示、还是从事后各方当事人对涉案民事关系的最终确认角度看，何红与王雯丽之间的民事关系属于民间借贷关系。1、首先，从各方当事人在建立涉案民事关系时的意思表示看，何红分别于2012年8月2日、2012年9月10日、2013年1月10日向王雯丽出具了《借条》，《借条》中对何红与王雯丽之间的借款金额、期限、利率、还款方式等表述清晰完整，这是双方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如前所述，涉案的两份《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是一份虚假合同，而且，该《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并未得到真实履行，不能作为认定当事人之间民事关系性质的依据。
2、最重要的是，从事后各方当事人对涉案民事关系的最终确认角度看，2013年7月12日，各方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签订了《还款协议》，《还款协议》关于“周雨欣承诺还清从王雯丽处借的本金人民币伍佰万元以及至还款之日止全部利息”的约定，更是进一步确认了何红与王雯丽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退一万步讲，即使何红在成立涉案民事关系之初、单方面把涉案民事关系理解为所谓的“委托投资”关系，那么，在2013年7月12日的《还款协议》中，何红及张庆扬已经通过书面方式明确地确认了案涉民事关系属于民间借贷性质、并构成了民法上的债务承担。
三、何红关于原审诉讼程序方面的两点上诉及抗辩理由均不能成立。1、在本案中确实没有必要对《报酬说明》上“王雯丽”的签名是否真实进行鉴定。如前所述，涉案的两份《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是一份虚假合同、并非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该《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并未得到真实履行，即使《报酬说明》上“王雯丽”的签名是真实的，也只能说明双方在履行民间借贷合同过程中，王雯丽出于回收借款利息、保障资金的考虑，不得不接受何红一方牵强附会的说法与做法。更何况，事后，在2013年7月12日的《还款协议》中，何红及张庆扬已经通过书面方式明确地确认了案涉民事关系属于民间借贷性质。因此，即便《报酬说明》上“王雯丽”的签名是真实的，也不足以改变王雯丽与何红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性质。
2、原审法院对本案的管辖合法有据。在本案中，王雯丽所有的借款本金均是通过在建设银行深圳东乐支行所开立的银行卡进行支付的，前述银行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罗湖区为案涉合同签订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而且，《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在本案中，何红并未在一审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在开庭时进行了实体答辩。因此，从这些情况看，本案亦已构成默示协议管辖，罗湖区法院具有管辖权。
四、值得参考的一个实际案例。在与本案情况类似的原告黄某诉被告何红（与本案何红为同一人）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认定该案件性质乃民间借贷纠纷，并判决何红向黄某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该案后经何红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9日依法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案号：（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1806号）。由于该案的基本情况与本案的基本情况基本相同，该案中被告的抗辩与本案何红的抗辩基本相同，因此，该案对本案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请二审法院予以关注。
五、关于82万元的问题，首先支付10万元现金是没有依据的。至于72万元，1、报酬说明中王雯丽的签名确实与其他证据中有效的王雯丽的签名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其真实性是不能确认的。2、原审最后一次开庭时，上诉人何红亲自参与了庭审，何红对原审法官所提出的问题，包括收取了多少借款本金、偿还了多少利息、偿还多少本金等核心问题亲口作了答复，这都体现在原审判决书的查明事实部分，而何红的代理人也明确确认对原审判决的查明事实部分没有异议。即便报酬说明中王雯丽的签名是真实的，所体现的72万元实际上就是对何红通过银行流水偿还利息的确认，实际上指向的是同一笔款，而不是不同的两笔款。需要指出的是72万元的统计是有误的，民间借贷是按照500万的利息计算利息，但是银行流水体现何红所偿还的利息仅仅是677500元，单纯从数据上看恰恰说明了《报酬说明》的真实性存疑，我方甚至怀疑《报酬说明》中王雯丽的签名是他人伪造的。
被上诉人张庆扬未作答辩。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关于管辖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何红未在原审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已应诉答辩，应视为原审法院有管辖权，现其上诉主张原审法院对本案无权管辖，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王雯丽与何红之间的法律关系。何红主张王雯丽提交的《借条》是何红在受欺骗情况下所签，但未能就此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该主张没有任何依据，不能成立。何红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清楚自己出具《借条》及签订《还款协议》的法律后果，该《借条》及《还款协议》应为何红的真实意思表示。《借条》及《还款协议》表意清晰，并无歧义，从其载明的内容可确定双方之间为借款关系。何红主张本案系基于代理行为产生的“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但其提交的《代理黄金买卖协议书》上并无王雯丽签名，其提交的《保本黄金投资基金报酬说明》上的虽有“王雯丽”的签名字样，但无论该签名是否为王雯丽本人所签，均不足以否定并推翻何红在《借条》中对双方为借款关系的确认。且即使双方之前对法律关系的性质存在争议，双方于2013年7月12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亦已再次明确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为借款合同。因此，王雯丽与何红之间应为借款关系。
关于何红主张其已归还82万元本金的问题，首先，何红关于2012年8月3日支付的10万元没有证据证明，不能成立，另72万元是何红根据《保本黄金投资基金报酬说明》上的“王雯丽”签名统计得出，与根据银行流水记载统计得出的数额并不一致，王雯丽根据银行流水的记载已确认何红自2012年9月3日起至2013年8月16日期间支付利息共计677500元；其次，何红出具的《借条》中均载明借款需支付利息，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先还本还是先还息的情况下，何红归还的款项应认定为先归还利息，在还清利息后所归还的款项才认定为归还本金；再次，何红在《还款协议》中承诺1个月内清偿王雯丽利息10万元，4个月内清偿王雯丽本金500万元及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可见，何红尚欠王雯丽利息未还清，何红之前向王雯丽的转款应认定为归还利息，何红关于其向王雯丽的转款应抵扣本金的主张，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综上，何红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3420元，由上诉人何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 康 养
审判员 刘 向 军
审判员 梁 媛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方佳娜(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