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1002民初457号
原告徐来红。
委托代理人马蓉，江苏擎天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在扬州市文昌中路388号。
负责人杨玉宏，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进华，该单位法律顾问。
原告徐来红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市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中院发回，本院于2016年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马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陈进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12月6日，原告为自己所有的苏K×××××号起重车在被告处购买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商业保险各一份，其中商业三者险50万元、不计免赔，保险期限自2013年12月28日至2014年12月27日止。2014年12月1日15时许，原告雇佣驾驶员杨红兵驾驶、操作苏K×××××起重机在南通市长江××西××段施工过程中，因操作不慎碰到了正在高架桥面施工的镇江市方志桥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志公司）的雇员胡同玉，致胡同玉抢救无效死亡。事后，方志公司与胡同玉家属达成协议，赔偿其100万元。因杨红兵在事故中的过错，经法院调解，徐来红返还方志公司垫付的赔偿款55.25万元。徐来红实际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给付方志公司70.5万元。原告向被告理赔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第三者保险赔偿金50万元。
原告提供的证据有：
1.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保险单原件、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公司）出具的说明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车辆投保、原告已经偿还车辆贷款等事实。
2、南通市公安机关出具的接处警证明、驾驶员杨红兵的驾驶证和操作证，用以证明事故的发生、人员死亡以及达成赔偿的事实，原告雇佣的驾驶人员具有操作资格。
3、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15）扬江小民初字00493号民事调解书，证明调解书确定由原告应支付死者损失559400元（含诉讼费6900元）。
4、江都区公安局出具的被害人胡同玉家庭关系证明、火化证以及户口注销证明，用以证明被害人胡同玉死亡的事实。
5、南通市人民政府通政复【2015】6号文、南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通安监【2015】9号文及附件《南通市长江西路西延工程I标段工地“12.1”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用以证明直接赔付人方志公司在该事故中的赔偿的主体地位和享有的追偿权。
6、方志公司出具的管理费用账册单页，证明原告徐来红2014年12月份分多次将赔偿款项以现金形式交给方志公司。
7、2015年5月29日的中国建设银行转帐凭条，证明徐来红将尾款25万元汇入方志公司法定代表人竺后勤账户。原告将协议约定的赔偿款项共计70.5万元汇给方志公司。
被告辩称：对原告在被告处投保特种车辆商业险50万元并附加不计免赔的事实无异议。为证明已支付赔偿款的事实，原告在原审中提供了2014年12月5日与方志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方志公司出具的收条，在本案中原告又提供了民事调解书，足以证实上述协议及收条为伪证。法院应对方志公司及原告依法予以制裁。本案的原告不是该事故中的车辆的实际使用人，其已将车辆租赁给第三方江苏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交通工程公司），原告提供的车辆及操作人员符合法律和合同的约定，租赁期间因使用车辆发生的侵权行为与原告无关。死者在工作过程中所受损害，构成工伤，方志公司无权要求他人赔偿。本起事故的发生系高空作业，由此导致的损害应由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原告并不是该作业的经营者，对高空作业损害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南通市安监局事故责任认定及南通市人民政府对该认定进行的确认，死者为起重指挥，事故发生时为无证指挥。故死者属于特种车辆的操作人员，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操作人员自身的伤亡，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死者没有起重指挥的操作证，由此导致的第三方损失保险公司也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提供的证据有：
1、保险条款，其中特种车辆保险条款第六条载明“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或操作人员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负责赔偿。”第八条以加黑字体载明“被保险机动车造成下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不论在法律上是否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被保险机动车本车驾驶人或操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所有或代管的财产的损失；……”第十条以加黑字体载明“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或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七）驾驶人或操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5、使用被保险机动车的人员无国家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操作证；……”
2、投保单，用以证明原告在投保单上签字确认，保险条款中的保险责任免除项字体均套黑加粗，被告已经履行提示说明义务。
3、南通市安监局事故调查材料，（1）2014年12月1日对原告所做的笔录，证明原告将涉案起重机和驾驶员一起承包给了方志公司的老板，原告与事发工程没有法律关系。（2）2014年12月1日对起重机驾驶员杨红兵所做的笔录，证明死者是在桥上进行捆绑，且进行指挥，事发时该桥面上没有任何保护装置，施工方在事故中也存在过错没有采取安全保护措施。（3）2014年12月5日对徐云龙（方志公司现场负责人）所作笔录，证明只有徐云龙有司索工的操作证，但是其并未进行起重指挥，而是由死者等人进行指挥的，事发时桥面上没有安全网等保护设施。（4）2014年12月9日对胡德广（方志公司杂工）做的询问笔录，证明事故发生时死者多次进行起吊指挥。（5）2014年12月9日对原告、严卓辉（项目业主代表）的询问笔录、2014年12月24日对竺后勤（又名鲍方志，方志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春华（工程承包方的副总裁）的询问笔录、2014年12月9日及2015年1月5日对黄大鹏（项目经理）的询问笔录，证明工程的承包方及方志公司和原告以及相关的监理人员都明知在进行起吊时起吊指挥必须具有操作证，但是没有人核查起吊时的指挥状况，事发时现场没有保护措施。（6）南通市城市建设工程管理中心与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签订的施工合同，证明江苏交通工程集团是该工程的承包方。（7）江苏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与方志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书，证明方志公司承包项目用工，证明死者是方志公司的用工人员其事发时是职务行为。（8）工程的项目经理部与方志公司签订的用工协议，证明协议要求方志公司安全生产，且要编制人员花名册交甲方存档备查。（9）原告与交通工程公司签订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该合同的真伪无法确定，因为原告在公安机关陈述时将车辆承包给方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明原告所有的车辆在2014年6月15日已经出租给了交通工程公司，其对该车辆的运营使用并不具有控制权。事发时其对该车辆并不具有保险利益。（10）方志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的赔偿协议书，证明赔偿的项目是工伤赔偿，且方志公司赔偿后获得了死者的保险赔偿权利。也就是方志公司的合法损失已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方志公司无权再向原告进行主张。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23日，原告为其所有的苏K×××××起重车在被告处投保特种车商业三者险50万元、不计免赔及机动车损失险等商业保险，保险期间自2013年12月28日至2014年12月27日止，保险第一受益人为中联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特种车保险条款》（以下简称特种车保险条款）第三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人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本车上的人员。2015年6月22日，中联公司出具赔款意见函，表示该起重车已结清款项。
2014年12月1日，被保险机动车苏K×××××起重车由驾驶员杨红兵在南通市长江西路西延工程I标段工地进行吊装作业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胡同玉从高空坠落伤重不治。该起事故经南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调查报告确认：南通市长江西路西延工程施工单位为交通工程公司，方志公司为工程零星劳务用工单位；涉事故苏K×××××起重车在安检有效期内，由交通工程公司于2014年6月15日向原告承租，租赁期限自2014年6月20日至工程结束；苏K×××××起重车驾驶员杨红兵，系原告雇佣，持有有效期内《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死者胡同玉系方志公司杂工，无起重信号司索工证；事故直接原因为胡同玉无证违章指挥起重作业，在起吊过程中被吊物碰倒，从桥面边缘坠落地面，导致事故发生；胡同玉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杨红兵在无规范信号指挥的情况下进行起吊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方志公司、交通工程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宁波交通监理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
在原审中，原告提供了与方志公司于2015年12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原告承担致胡同玉死亡合法赔偿部分705417元（其中丧葬费25639.5元、死亡赔偿金6507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4017.5元、交通费住宿费5000元）及次日方志公司出具的收到原告705000元赔偿款的收条。
在重审中，另查明，方志公司于2015年12月23日诉至江都区法院，以杨红兵系徐来红雇员，对于胡同玉的死亡负有一定过错，而方志公司并无过错，要求徐来红返还方志公司代为赔偿的部分。双方于2016年1月20日经法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一、关于因胡同玉死亡所产生的赔偿事宜，双方确认，除胡同玉因自身过错承担的部分外，徐来红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徐来红于2016年1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方志公司垫付的赔偿款55.25万元（含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并由徐来红负担受理费6900元。
又查，方志公司与胡同玉亲属于2014年12月4日签订赔偿协议书，赔偿其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计100万元，胡同玉保险赔偿由方志公司所有。胡同玉（居民身份证号码××，户籍在扬州市江都区武坚镇花庄村南沟组100号，兄弟二人。其所在村委会出具证明，胡同玉生前一直在外打工，靠打工收入维持家庭生计，并负责赡养父亲胡德元（1930年10月出生）。
经当事人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胡同玉死亡是否属讼争保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2、方志公司是否有权向徐来红追偿。3、徐来红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应承担的赔偿范围。
本院认为，原告向被告投保商业三者险等，双方应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特种车保险条款》（以下简称《特种车保险条款》）的约定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特种车保险条款》针对的对象是被保险的特种车。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是为了加强对特种设备的安全监察，防止和减少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针对的对象是危险性、涉及生命安全的特种设备。特种车辆并不等于特种设备，《特种车保险条款》中规定的操作人员与《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中规定的作业人员，其范围不同。原告虽然在投保单特别约定和投保人声明处签字，称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条款、并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但因为保险条款中对操作人员的范围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一般投保人仅能理解操作人员是具体操作特种车辆的人员，很难理解保险人所解释的操作起重车的人员还包括司索工、信号指挥工、安装维修工，故不能以原告在投保单特别约定处和投保人声明处签字，就认定原告对操作人员的范围包括信号指挥工等是明知的。故胡同玉所受损失，应属讼争的保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被告以胡同玉系操作人员、违章指挥，应免除保险责任的辩驳，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根据南通市安监局的事故调查报告，胡同玉系无证违章指挥起重作业，在起吊过程中被吊物碰到致坠地死亡，从侵权角度出发，起重车辆的驾驶员是侵权人，胡同玉对其所受伤害亦有责任；虽然调查报告认定方志公司、交通工程公司、监理公司对事故发生也负有责任，但系属行政责任；起重车辆虽由原告租赁给交通工程公司，但驾驶员系原告雇员，故应由原告对胡同玉所受损害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故被告认为租赁期间因使用车辆发生的侵权行为与原告无关的辩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胡同玉死亡后，其用人单位方志公司向胡同玉亲属支付了工伤保险赔偿后，可以向承担侵权责任的第三人（即原告）在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内进行追偿。胡同玉死亡后，原告虽与方志公司在江都区法院按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另行确定赔偿额，因原告于2014年12月即与方志公司签订协议并陆续履行，故方志公司向原告追偿的损失应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标准（即2013年度）并结合2014年12月5日协议中的项目确定，即胡同玉遭受的人身损害损失为705000元，根据胡同玉与原告驾驶员应承担的责任比例，方志公司可向原告追偿的赔偿金为493500元。原告提供的方志公司的帐页及转帐凭条，可以认定原告已向方志公司给付了向被告申请理赔的金额，故被告应按保险合同约定赔付原告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金。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徐来红保险金493500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8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200元，被告负担8600元，被告负担之款于履行本判决时一并交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商银行扬州分行汶河支行，户名：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1×××57）。
审 判 长 李 卫
人民陪审员 鲍菊萍
人民陪审员 吴国鼎
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
书 记 员 袁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