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1民终91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华林，男，197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序言，四川路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柯健，男，1961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煜，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思，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志琼，女，196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煜，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思，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致蓉，女，197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现被羁押于四川省女子监狱。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雨辰，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钟华林因与被上诉人柯健、黄志琼、黄致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7民初字第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钟华林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柯健、黄志琼偿还钟华林借款本金570万元及支付借款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从2014年6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由柯健、黄志琼从2014年6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借款本金57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三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主要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柯健已通过黄致蓉账户转账履行部分还款义务错误。1、柯健作为借款人应向钟华林归还全部借款，其与黄致蓉之间的转款往来，与钟华林无关。黄致蓉在收到570万元后将部分款项转付柯健，系黄致蓉与柯健两人之间另一法律关系，与钟华林无关。柯健之后向黄致蓉转账200万元，钟华林并不知晓，也属两人之间的内部约定，与钟华林无关，不能据此认定柯健通过黄致蓉履行了还款义务。2、一审判决认定柯健、黄志琼主观不可能实现对钟华林账户转账无事实根据。柯健如要履行还款义务，可直接与钟华林联系归还借款或从第三人黄致蓉处取得钟华林的账户信息，根本无需通过第三人黄致蓉账户履行还款义务。柯健对黄致蓉与钟华林之间存在多笔借款且尚未归还的事实应当清楚，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3、从柯健向黄致蓉账户转款这一事实来看，仅证明柯健与黄致蓉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但两人之间的款项往来及往来原因与钟华林无关。4、钟华林与柯健在本案借款前并不认识，柯健与黄致蓉串通意图将柯健的债务转移至黄致蓉名下。二、一审判决对黄致蓉作为保证人已履行保证责任的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以2014年6月23日作为钟华林与黄致蓉之间借款往来统计的时间节点错误。2、黄致蓉实际归还的金额超过钟华林出借的金额，仅证明黄致蓉的还款中包含了其支付的部分借款利息。对于该部分利息约定是否过高，是否应当返还或冲抵债务，属于钟华林与黄致蓉之间的法律关系，黄致蓉可另行诉讼主张。一审法院混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不因黄致蓉依据其与钟华林之间的借款利息约定支付超出了法律规定标准的利息就将黄致蓉所多支付的利息改变性质认定为黄致蓉履行了本案的保证担保责任。3、即使黄致蓉向钟华林所支付的利息属高息，部分不受法律保护，但其已实际履行完毕。4、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钟华林已提交清单、转款记录等证据，尽到自身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应由柯健、黄致蓉对其否认的事实提交反证予以证明，而不应再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钟华林。5、2014年6月17日，黄致蓉还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向钟华林转账400万元，该金额与本案借款金额600万元不符。如按一审法院的裁判逻辑，在当日黄致蓉就还清了本案全部款项。由此也能证明黄致蓉所述其在6月23日才清偿本案借款的内容矛盾。6、一审判决一方面对钟华林所列清单上客观记录的还款事实提出质疑，另一方面有意回避柯健、黄致蓉所述的还款事实也是建立在将还款分拆的基础之上。黄致蓉在6月17日、21日、23日的转账中没有一笔或其他相加等于300万元的，一审判决认定黄致蓉承担的本案的300万元保证责任，是如何从上述转款金额中分拆出另外300万元还款的。7、一审遗漏重要事实未查明。黄致蓉在2014年6月17日所转700万元系归还其2014年3月18日的700万元借款，6月21日所转700万元系归还2014年5月21日的700万元借款，6月22日所转的200万元、6月23日所转的400万元分别系归还2014年5月22日的500万元借款和5月23日的100万元借款，均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认定柯健、黄致蓉已归还了本案所涉借款，那么必然该笔钟华林认可并主张的上述黄致蓉已还款的事实。
柯健、黄志琼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致蓉辩称，1、本案是黄致蓉和柯健共同向钟华林借款各300万元，黄致蓉作为本案的担保人向钟华林还款并无不妥。钟华林和柯健都是黄致蓉的朋友，钟华林与柯健在借款前不认识，钟华林只认黄致蓉还款。2、钟华林和黄致蓉的交易流水显示双方的债权债务高达上亿的资金往来且转账频繁，双方系资金拆借关系。钟华林、柯健与黄致蓉都是朋友，不存在与哪方关系更密切，也不存在串通的情形。本案借款时通过黄致蓉的账户向钟华林还款有明确的转款记录，该还款是得到了钟华林的认可的。3、黄致蓉还款具有明确的还款指向，在代柯健还款时，黄致蓉不欠钟华林其他的合法债务。在还款时间节点上，钟华林对黄致蓉没有依法认定的合法债权，钟华林认为黄致蓉所欠其他款项在法律上是不受保护的非法债务。4、本案中，钟华林收取黄致蓉的高利贷部分大部分超出法律规定，是不受保护的，黄致蓉目前已被羁押，不能起诉，在一审中请求予以依法认定合法合理，一审法院认定符合公平正义。5、根据钟华林持有的借款合同，到期日是在黄致蓉归还涉案款项之后，反证了黄致蓉在还款时间节点上不欠钟华林其他款项。
钟华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柯健、黄志琼共同偿还借款本金570万元，支付该款从2014年6月20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及按日千分之三计算的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0日，钟华林与柯健及第三人黄致蓉签订《民间借款合同》一份，主要约定：钟华林出借给柯健600万元（以实际到款金额和到款时间为准），借款期限自2014年5月20日起至2014年6月19日止，利率按月计算收取，每30日支付一次；黄致蓉为柯健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律师费）；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柯健还款时必须将钱打到钟华林指定的个人账户；柯健未按约定还款、付息，从违约之日起，除继续支付原约定利息外，还应每日按借款金额的3‰支付违约金等。合同签订时，柯健在合同中备注“此款转入黄致蓉账户上”，黄致蓉在合同中备注“此款转入建行账户”。合同签订当日，钟华林扣除当月利息、即“砍头息”30万元后，通过其妻子张某英的平安银行账户于16时04分18秒、16时05分03秒分别向黄致蓉建行账户（卡号尾数9323）转款270万元、300万元，共计570万元。黄致蓉收款后于2014年5月22日向柯健转款285万元，并告知钟华林扣除“砍头息”30万元。合同履行伊始，直至合同期限届满，钟华林未告知柯健合同约定由其指定接收还款的个人账户。借款期限届满前，柯健于2014年6月17日15时19分15秒、15时41分35秒分别向黄致蓉农行账户（卡号尾数1817）转款194万元、6万元，共计200万元，黄致蓉收款后随即于15时44分47秒向钟华林银行账户（卡号尾数3889）转款300万元。2014年7月9日，柯健向黄致蓉建行账户（卡号尾数9323）转款55万元、30万元、5万元，同时，黄志琼账户取款10万元支付给黄致蓉，共计100万元。
另查明，1、柯健、黄志琼系夫妻关系；2、钟华林与柯健不相识，借款合同的签订是通过第三人黄致蓉的介绍；3、第三人黄致蓉与钟华林自2014年1月21日起建立借贷关系，共有借款46期。除本案讼争的这一期外，截止2014年6月23日，共有27期借款到期，约定的借款本金为12260万元，实际支付的借款本金为11375.6万元，借款期限从7天至4个月不等；除2014年3月20日、5月20日、27日三期借款未扣“砍头息”外，其余24期借款在支付本金时均扣有“砍头息”，借款期限是1个月及以内的，所扣“砍头息”为借款期间的利息，借款期限是2个月及以上的，所扣“砍头息”为第一个月的利息；依据钟华林扣除“砍头息”的数额及其陈述的未扣“砍头息”的三期借款到期后所收取的利息，该27期借款的利率为月利率5%至日利率2%不等；借款期限届满后，该27期借款均已清偿。（详见表一。1、表一的“对应序号”与“自认还款日期”为钟华林于2016年3月25日庭审结束后提交的《2014年黄致蓉借款明细暨金额—6月23日前发生到期的借款》表中的自编序号与载明的还款日期。2、表一序号20、对应的自编序号24，借款时间为2014年5月8日，原约定借款600万元、借款期限1个月，其中300万元记录展期1个月、于2014年7月7日到期，故表一统计该期借款的“约定借款本金”与“实际支付借款本金”均为减半统计。）
表一钟华林与黄致蓉之间截止2014年6月23日
已到期借款的履行明细（单位：万元，日期：均为2014年）
4、黄致蓉在与钟华林建立借贷关系期间，一直是滚动借款、滚动还款，每期约定的借款都是“百万”位的整数，只有2014年5月20日这一期的借款是60万元（本节以下未注明年份的日期均为2014年）；每次还款都是“百万”位的款项通过银行转账，只有6月9日与19日这两次转账分别是1003万元与40万元（均为建行账户、卡号尾数9323）；每笔转账的款项都是以“万”为单位的整数，甚至大多数是“百万”位的整数，只有6月3日这一笔的转账有一位小数，金额为301.8万元（建行账户、卡号尾数9323）。钟华林每次收到还款后，在其自己记录的《2014年黄致蓉借款明细暨金额》上，根据账面记录的情况与每期借款到期时间，在对应的借款上分别记录何时何卡收到本金多少、利息多少等。钟华林于2016年3月25日庭审结束后提交的、根据《2014年黄致蓉借款明细暨金额》原始记录整理的《2014年黄致蓉借款明细暨金额—6月23日前发生到期的借款》表中载明：①利息记录。收到利息36次（包含原告自己统计为到期、实际上未到期的借款，以下类同），从0.6万元至82.4万元不等，其中：16次利息有以“万”为单位的小数（如该表中自编序号1、3等，以下类同）；18次提前收取当时尚未产生的利息（共计526.2万元），即载明所收利息是未到期的借款利息、是收到此款后才会产生的借款利息（如自编序号1、2、6、7等，以自编序号17为例，6月11日卡8317收到的款项中提前收取了该期借款6月10日至7月9日的利息）；有的利息重复收取（如自编序号7，5月16日平安卡4360收到的款项中已提前收取了该期借款截止6月17日的利息，自认借款已于6月17日归还，又在6月19日卡9018收到的款项中重复收取该期借款6月16日至17日的利息）；有的利息收取混乱（如自编序号15，5月7日卡8660收到的款项中已提前按月利率5%收取了该期借款截止6月7日的利息，在6月9日卡4360收到的款项中收取归还该期约定的借款本金，同时按月利率5%收取了该期借款按原告的记录本应为2天、实收成了3天的利息3万元，又在6月12日按日利率0.3%收取该期借款2天的利息3.6万元，再扣减已收取的3万元利息）;有的利息记收时间错乱（如自编序号24，约定借款本金600万元，扣除“砍头息”的利率为月利率5%，借款于6月7日到期，在5月30日卡4360收到的款项中按月利率5%提前收取了其中300万元自6月8日至7月7日的利息，在6月9日卡3889收到的款项348万元中收取300万元借款本金，未收取按其记录到期2天的还款利息，之后在6月19日卡9018收到的款项中按日利率0.3%收取按其记录本应为2天、实收成了3天的到期利息）；有的利息未在同一笔还款中全额收取，几天后从另一笔还款中补齐（如自编序号25，借款到期时间为6月14日，原告记录的还款时间为6月16日，6月19日卡9018收到的40万元中记录收取利息5.2万元，之后在6月27日卡9018收到的款项中再收利息2万元，记录两次利息总和的收取利率不是“砍头息”的月利率5.5%而是日利率0.3%，计收利息的时间不是按其记录本应为2天而是实收成了3天）；同一期借款的利息按两种利率收取（如自编序号7、15、24、25）；有的借款多收取了1天的利息（如自编序号15、24、25）；有的利息收取在其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中无对应收款记录（如自编序号1中3月21日与4月20日的卡8660、自编序号6中4月16日卡8660、自编序号15中5月7日卡8660等）；另有扣进利息一次、2万元（自编序号6、7）、扣出利息一次、3万元（自编序号15）；②约定的借款本金归还记录。2期约定的借款本金归还是同一卡、同一天的还款叠加（自编序号19、21），1期约定的借款本金归还是同一卡、不同日期的还款叠加（自编序号24），2期约定的借款本金归还是同一笔还款的本息叠加（如自编序号13、15）；有的约定的借款本金收取在其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中无对应收款记录（如自编序号2中3月21日卡8660、自编序号3中3月4日卡9064、自编序号14中5月7日卡8660等）；③同一银行卡同一笔还款的记录。有的是收取某一期约定的借款本金和提前收取另一期借款利息（如5月7日卡8660收到的130万元，在自编序号14收取约定的借款本金100万元，在自编序号15提前收取该期借款1个月的利息30万元）；有的是收取某两期约定的借款本金和错收其中一期借款的利息（如6月9日卡4360收到的1003万元，在自编序号15收取约定的借款本金600万元、错收利息3万元，在自编序号16收取约定的借款本金400万元）；有的是不足额收取同一期借款到期本息和提前收取另一期借款的利息（如6月9日卡3889收到的348万元，在约定的借款本金600万元的自编序号24中收取部分借款本金300万元，未收取该部分借款本金到期2天的利息，剩余48万元在自编序号18提前收取该期借款1个月的利息）；有的按日利率而非原月利率重复收取或多1天收取某三期借款的利息，剩余的款项无对应去向记录（如6月19日卡9018的银行交易流水载明收到的40万元，在自编序号7中按日利率0.3%而非原月利率5%重复收取了该期借款2天的利息2.1万、在自编序号24中按日利率0.3%而非原月利率5%收取了该期借款本应为2天、实收成了3天的利息2.7万元，在自编序号25中收取利息5.2万元、再由另一笔还款收取利息2万元，共计收取的7.2万元利息是按日利率0.3%而非原月利率5%计收、时间本应为2天实收成了3天，剩余30万元无相应去向记录）；④同一期借款记录。有的在本金归还、利息收取等出现重复、交叉、错乱等（如自编序号7、15、24、25等）；有的本金归还或收取的利息在其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中无对应收款记录（如自编序号1、2、3、6、14、15等）；本案讼争的借款亦有利息收取记录（见自编序号26，6月19日卡4360收到的款项中按原月利率5%收取该期借款6月20日至7月19日的利息30万元，该收款在其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中无对应记录；6月27日卡9018按日利率0.4%收取该期借款7月19日至7月22日共计4天的利息9.6万元，其中7月19日当天的利息重复收取了一次）。诉讼中，钟华林确认，截止2014年6月23日，共计从第三人黄致蓉处收到款项13215万元（详见表二。1、表二的“对应序号”与“收款金额”为钟华林于2016年3月25日庭审结束后提交的《2014年黄致蓉借款明细暨金额—6月23日前发生到期的借款》表中的自编序号与相应序号内载明的收款金额之和。2、表二统计的“对应序号”的“收款金额”，包含钟华林自己统计为到期、实际上未到期借款中记录的于2014年6月23日前收到的款项。）
表二钟华林从黄致蓉处截止2014年6月23日收到款项的明细（单位：万元，日期：均为2014年）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合同的效力。钟华林与柯健及第三人黄致蓉于2014年5月20日签订的《民间借款合同》，首先，从签订的主体来看，钟华林是出借人，柯健是借款人，黄致蓉是连带责任担保人。柯健辩称是钟华林要求其为借款人才签订合同，其因用款心切才为之，从而冤枉地从债权人变成了债务人。该辩称的言下之意是其签订此借款合同有被胁迫之嫌，尽管黄致蓉也如是陈述，但诉讼中均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且柯健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应当知道签订借款合同的法律后果，合同签订后也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撤销之诉，同时，其相对于黄致蓉是债权人的身份与其相对于钟华林是债务人的身份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必然冲突，故柯健的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民间借款合同》的签订是各方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从约定的内容来看，虽然合同只约定了“借款利率按月计算收取，每30日支付一次”，未约定具体的利率标准，但根据查明的约定借款600万元、实际支付借款本金570万、扣除“砍头息”30万元为当月利息的事实，本案《民间借款合同》实际约定的借款月利率为5%，即年利率为60%，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该实际约定的借款年利率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上限，故超过部分的利率约定无效；在违约金方面，合同约定逾期归还借款、支付付息的，“从违约之日起，除继续支付原约定利息外，还应每日按借款金额的3‰支付违约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因《民间借款合同》实际约定的借款年利率已经超过了24%，在约定继续支付原利息后，再约定支付违约金则属无效约定，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主张权利；合同约定的其他主要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本案《民间借款合同》除在利率超出部分与违约金的约定无效外，其余主要条款的约定均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应依照合同约定及时行使权利和主动履行义务。
二、关于合同的期限。《民间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借款期限自2014年5月20日起至2014年6月19日止”，庭审中，钟华林主张该期借款已展期一个月至2014年7月19日止，除提交了自己记录的借款明细账上有标注外，还在庭审中陈述，借款到期前柯健打电话说再用几天、黄致蓉继续支付利息、后来二人一起到其公司表示希望借款延期一个月。柯健、黄志琼与黄致蓉质证称借款明细账是钟华林自己标注、不具有证明力，也从未打电话更未到其公司要求延期一个月，而是及时清偿了债务。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经审查，钟华林为证明借款已展期一个月至2014年7月19日期满的主张，除提交了借款明细账上的标注与作出庭审陈述外，未再提交其他证据，而借款明细账是其自己的做账记录，上面的标注也是其自己所写，无柯健与黄致蓉的签字确认，且柯健、黄志琼与黄致蓉不认可此标注；所作的庭审陈述在柯健、黄志琼与黄致蓉明确否定之情形下，未提交通讯部门出具的双方通话记录流水或三方达成展期合意的直接证据予以佐证，同时，若柯健与黄致蓉一起到其公司请求延期、自己也同意，却没有签订任何合意性的协议，也没有要求柯健与黄致蓉在合同上备注等，不符合情理与签订合同时的备注借款支付账户的交易习惯；因此，钟华林提交的借款明细账的标注与所作庭审陈述对其主张的待证事实不具有证明力，一审法院对柯健、黄志琼与黄致蓉的质证意见予以采纳。基于上述分析与理由，钟华林主张借款期限已展期一个月的证据不足，且该主张与其起诉时在诉状中明确的借款于2014年6月19日到期的诉求事实及主张此日起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等相矛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对钟华林的借款期限已展期一个月的主张不予支持，并确认本案讼争的借款之期限于2014年6月19日届满。
三、关于责任的划分。《民间借款合同》签订的主体是钟华林、柯健与黄致蓉，其中钟华林是出借人、柯健是借款人、黄致蓉是连带责任担保人，根据合同的约定与相对性原则，柯健是主债务人，应对合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合同约定借款600万元，履行中，钟华林在扣除当月“砍头息”30万元后，将剩余的570万元于签订合同的当日依约支付到指定的黄致蓉的建行账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与三方签订的《民间借款合同》中“以实际到款金额和到款时间为准”的约定，本案讼争的《民间借款合同》的借款本金为570万元。柯健、黄志琼辩称签订合同时已向钟华林明确所借款项是与黄致蓉各借一半，进而主张只对收到的285万元借款承担清偿责任；尽管该抗辩意见得到黄致蓉的印证，但与合同的约定及载明的主体地位相矛盾，作为债权人的钟华林对此也不予认可，况且，即使柯健与黄致蓉就所借款项如何使用达成某种协议，也不能抗衡钟华林依照合同约定主张权利，依据公平原则，一审法院对柯健、黄志琼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为此，依据合同约定，柯健应对该570万元的合同之债承担清偿借款本金、支付借款期内利息与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等民事责任。黄志琼与柯健系夫妻关系，本案的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二人辩称借款未用于家庭生活，但未举证证明借款收到后的去向、用途、所得收益与家庭生活无关联等事实，故该借款属夫妻共同债务，黄志琼应承担共同清偿的民事责任。黄致蓉虽是担保人，但钟华林没有向其主张权利，故对黄致蓉于本案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依法不作认定。
四、关于柯健、黄志琼的义务。《民间借款合同》签订后，钟华林于签订合同的当日将570万元借款依约支付到指定的黄致蓉的建行账户，则其出借义务履行完毕，柯健、黄志琼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于借款期限届满的2014年6月19日共同清偿借款本息。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黄致蓉在收到钟华林依合同约定转账的570万元出借款后，将其中的285万元转账给了柯健，并告知了“砍头息”的扣除情况；柯健在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前的2014年6月17日分两次共计转款200万元至黄致蓉的农行账户，黄致蓉收款后当即通过其建行账户再垫款100万元、共计转款300万元至钟华林的银行账户，7月9日，柯健、黄志琼又通过转账和付现的形式分四次共支付给黄致蓉100万元。虽然钟华林称柯健与黄致蓉之间本身就存有借贷关系，不能证明此300万元是归还借款，但这是柯健与黄致蓉之间的关系；尽管柯健转款200万元的收款账户不是黄致蓉的建行账户，另100万元迟延了10天支付，但第三人黄致蓉对此不持异议，庭审中确认此300万元是归还案涉合同项下的债务；据此，可认定，柯健、黄志琼于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前后，按照资金流向、以自己实收的借款向黄致蓉履行了清偿债务的义务。钟华林以柯健、黄志琼履行义务对象错误、自己没有收到还款为由，主张柯健、黄志琼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民间借款合同》明确约定，“乙方（柯健）还款时必须将钱打到甲方（钟华林）指定的个人账户”，从该约定来看，柯健、黄志琼按资金流向的还款行为似乎不是履行合同义务，然自合同履行伊始、直至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钟华林并未依合同约定向柯健、黄志琼告知这个“指定的个人账户”，致使柯健、黄志琼依合同向其履行还款义务而不能，在此情形下，柯健、黄志琼为主动依约清偿债务、按资金取得的流向履行还款义务情有可原；另一方面，钟华林与柯健不相识，借款合同的签订是通过黄致蓉的介绍，在钟华林未告知指定接收还款的个人账户之前提下，柯健、黄志琼于主观上也不可能实现向钟华林的账户转款之目标，故其按资金取得的流向履行还款义务也符合常理；由此可见，造成柯健、黄志琼未按合同相对性原则履行还款义务，过错在钟华林未按合同约定告知“指定的个人账户”，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钟华林承担。黄致蓉收到柯健、黄志琼转账的200万元还款后，当即再垫付100万元通过其建行账户转款300万元至钟华林的银行账户，虽然这100万元是黄致蓉所垫付，但其作为合同的连带责任担保人，先行垫付100万元还款也符合情理与合同约定，况且柯健、黄志琼之后又向其支付了这100万元，因此，黄致蓉的该转账行为是柯健、黄志琼按资金取得的流向履行还款义务的延续。钟华林称黄致蓉于2014年6月17日所转款的300万元不是清偿《民间借款合同》之债务，而是归还其他借款，但这是钟华林与黄致蓉之间的关系，不影响对柯健、黄志琼通过黄致蓉转款履行合同义务的认定。基于上述理由与论证分析，钟华林主张柯健、黄志琼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认定柯健、黄志琼通过黄致蓉转款300万元至钟华林账户的行为是履行借款合同义务的行为。借款合同的债务是570万元，而柯健、黄志琼所转款项只有300万元，故柯健、黄志琼只是部分履行了合同义务。
五、关于合同的义务。就合同之债而言，合同义务的全面履行将导致债的消灭，对于有主债务人、连带责任担保人的借款合同，合同义务的全面履行有三种形式：一是主债务人清偿了全部债务；二是主债务人部分清偿债务，担保人承担了清偿剩余债务的连带责任；三是担保人承担了清偿全部债务的连带责任。诉讼中，黄致蓉称其在2014年6月17日（本节以下未注明年份的日期均为2014年）将柯健、黄志琼的300万元转给钟华林后，又于6月21日、22日、23日共计转款800万元给钟华林，并提交了转款凭证，继而主张全部清偿了案涉合同的债务。钟华林称每期债务清偿后，黄致蓉都收走了合同原件，而其至今还持有案涉合同的原件，并提交《民间借款合同》的原件以主张讼争债务没有清偿。诚然，《民间借款合同》是合同主体之间建立借贷关系的基础证据，但单独作为证据只能证明合同的签订与约定，基于此点本院已予以了采信，对于合同的履行还应结合合同签订后的账款往来情况进行综合认定，因此，在已认定柯健、黄志琼已清偿了部分债务后，若要查明案涉合同的义务是否履行完毕，还需进一步查证黄致蓉称已主动履行连带清偿剩余债务的担保义务是否属实，即需查清钟华林与黄致蓉之间的账款往来。钟华林为证明案涉合同债务没有清偿，黄致蓉未履行担保义务，其每一笔还款都有对应的债权且与案涉合同无关，提交了根据自己对双方账款往来的做账原始记录所整理的《2014年黄致蓉借款明细暨金额—6月23日前发生到期的借款》。柯健、黄志琼与黄致蓉质证认为，这些记录都是钟华林自己的单方行为，是将每次收到的还款根据自己所需进行分拆、组合到各债权中，不具有真实性，也不是双方的合意，对其主张的事实不具有证明力。一审庭审查明，黄致蓉每次向钟华林还款都是“百万”位的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每笔转账的款项都是以“万”为单位的整数，钟华林每次收到还款后，在其自己记录的《2014年黄致蓉借款明细暨金额》上，根据账面记录的情况与每期借款到期时间，在对应的借款上分别记录何时何卡收到本金多少、利息多少，依该记录所整理的《2014年黄致蓉借款明细暨金额—6月23日前发生到期的借款》，在利息记录上收取的36次利息都非“百万位”、其中16次有以“万”为单位的小数，在本金记录上有的是同一银行卡同一天的还款叠加、有的是同一银行卡不同日期的还款叠加。根据该查明的事实与记录的内容，钟华林在收到黄致蓉的还款后，在自己做账记录冲抵本金与收取利息时，的确存在大量分拆组合的行为，所有利息或同日到期的利息总和都没有单一的还款与之对应，也有单一还款金额与单一到期债权金额之间不是唯一的对应关系，但基于双方的借贷关系中，黄致蓉一直是滚动借款、滚动还款，所还款项包含有借款的本息等事实，存在上述行为与不是单一对应的结果在客观上有一定的可能性，并非绝对不合常理，不能据此简单地否定这些记录在债权冲抵上的真实性与证明力，而应从对应的客观性、准则的同一性、冲抵的合理性、利息的合法性、逻辑的正确性上，对钟华林的做账原始记录与据此整理的《2014年黄致蓉借款明细暨金额—6月23日前发生到期的借款》进行全面审查后综合认定。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转账凭证、银行交易流水等，结合举证、质证的意见，经审查：其一、对应的合理性。记录的利息收取虽然按载明的收款日期与银行卡能够对应，但有大量的提前收取、或重复收取、或错误收取、或多一天收取等，还有无原由的扣进、扣出利息；在同一银行卡、同一笔还款的分拆记录中，有的分拆为收取某一期约定的借款本金和提前收取另一期借款利息，有的分拆为收取或提前收取几期借款的利息而剩余的收款没有对应的去向记录，有的是分拆为收取某两期约定的借款本金和错收其中一期借款的利息。如6月9日卡4360收到的1003万元，在自编序号16收取约定的借款本金400万元，在自编序号15收取约定的借款本金600万元和按月利率5%收取了该期借款按记录本应为2天、实收成了3天的利息3万元，之后又在6月12日从其他处收取该期借款2天的利息，再扣减已收取的3万元利息，反映出该笔还款与债权的对应上随意分拆组合，还有倒扣做账之赚。由此可见，还款的分拆组合与到期债权之间的对应不具有客观性；其二、准则的同一性。利息收取的记录上，有的利率混乱，有的期间错乱，有的同一笔利息本可在一笔还款中全额收取而只部分收取、又在几天后的另一笔还款中补收。如6月19日卡9018的银行交易流水载明收到的40万元，在自编序号7中按日利率0.3%而非原月利率5%重复收取了该期借款2天的利息2.1万、在自编序号24中按日利率0.3%而非原月利率5%收取了该期借款本应为2天、实收成了3天的利息2.7万元，在自编序号25中收取利息5.2万元、再在几天后收到的另一笔还款中收取利息2万元，共计收取的7.2万元利息是按日利率0.3%而非原月利率5%计收、时间本应为2天实收成了3天，剩余30万元无分拆到何处的相应记录。所有这些与“对应的客观性”一节之情形，说明某一笔还款具体记录到哪一期借款、记录多少、是本是息等没有一定的规则与标准，即分拆组合后计收本息的准则不具有同一性；其三、冲抵的合理性。债权人收到债务人的还款后，依常理应按到期利息、到期借款的顺序冲抵债权，且冲抵时利随本清。记录显示，收到的还款有18次、共计526.2万元用于收取其他借款下月的应付利息，而非先行冲抵到期借款；在冲抵到期借款本息时，有的在收到还款足额之情形下没有利随本清，或没按收款的先后顺序。如自编序号24中，借款于6月7日到期，在6月9日卡3889收到348万元后，只冲抵300万元到期债权，未利随本清，将剩余的48万元挪到其他借款中提前收取下月应收利息，之后在6月19日卡9018收到的款项再冲抵该到期利息，而自编序号17的记录显示，在此之前的6月11日卡8317就收到款项，没有先行冲抵该到期利息。如此种种，说明收到的还款在分拆组合冲抵债权时有悖常理，即债权的冲抵不具有合理性；其四、利息的合法性。相当大的还款被记录到收取利息上，而收取这些利息的年利率均超过了24%的法律规定，即便当事人自愿履行，也超过了年利率36%的法律规定；与此同时，有18次利息是提前收取，金额为526.2万元，还多次出现同一期借款的利息按两种超高利率收取等。依据法律规定，绝大部份收取的利息不具有合法性；其五、逻辑的正确性。依照常理与正常的逻辑推论，收到还款应是先行冲抵借款本金，只有在借款到期之际无还款时才会出现展期的商榷与合意。钟华林提交的记录中，有的记录与债务的展期存在逻辑上的冲突，如自编序号24中，约定借款本金600万元，于6月7日到期，记录5月30日卡4360收到的款项提前以部分展期的形式收取其中300万元自6月8日至7月7日的利息，即收到的还款本可用于先行冲抵本金而没有冲抵，借款尚未到期就已展期，将还款提前计收为展期利息；有的记录与权利的行使存在逻辑上的冲突，如本案讼争的债务，在自编序号26中的记录显示，6月19日卡4360收到的款项中按月利率收取了该期借款6月20日至7月19日的利息30万元、6月27日卡9018收到的款项中按日利率0.4%收取了该期借款7月19日至22日4天的利息9.6万元，即在内容上与其主张该期借款从6月20日起的利息与违约金的诉请相冲突，在事实上与其在整个记录中隐含的对以“月”为还款期限单位的借款、收取利息时都是按月利率收取、只有在债务清偿后对逾期还款时间的利息才是按日利率收取的记录习惯和默认事实相冲突，在结果上若采纳前述的记录习惯和默认事实又与其提起诉讼的行为相冲突。由此可见，记录的逻辑不具有正确性。基于以上审查分析与论证，说明钟华林与黄致蓉之间就每次还款具体还的是哪一期借款的本金或利息无明确约定，故柯健、黄志琼与黄致蓉针对钟华林提交的记录对其主张的待证事实之证明力所提异议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另一方面，钟华林的做账原始记录与据此整理的《2014年黄致蓉借款明细暨金额—6月23日前发生到期的借款》，真实客观地载明了每期借款的支付情况与第三人黄致蓉的还款情况，所反映出的事实经各方当事人质证无异议后一审法院已予以确认，并将该两部分事实在审理查明中予以了表述，基于事实的表述，一审法院对钟华林的做账原始记录与据此整理的《2014年黄致蓉借款明细暨金额—6月23日前发生到期的借款》予以了采信。因此，若要查清钟华林与黄致蓉之间的账款往来，就必须从他们建立借贷关系时起的所有账款往来进行全面审查。由于在双方的借贷关系期间，一直是滚动借款、滚动还款，且数额巨大、次数密集、来往账目频繁，故审查时应确定一个统计的时间节点。钟华林认为确定时间节点对其不公平，要求整体拉通统计。其实，确不确定时间节点，是否整体拉通，都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应将所有债权按到期的先后进行排序、将所有的还款按转账的时间进行排序、统计的时间区间应包含案涉合同履行期限的届满时间，只要满足了这三个条件，无论确不确定时间节点，或确定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节点，都与整体拉通进行统计分析没有实质上的差别，确定一个时间节点只不过是为了统计上的方便与数据上不至于过于庞大臃肿，故一审法院对于钟华林要求整体拉通进行统计分析的意见不予采纳。鉴于案涉合同于6月19日到期，第三人黄致蓉主张债务于6月23日清偿，本案统计的时间节点以确定在6月23日为宜。根据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建立、约定、履行与确定的时间节点，钟华林对黄致蓉享有的到期债权应包含两部分，即借款本金与利息。⑴关于本金。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黄致蓉与钟华林自1月21日起建立借贷关系时起，截止6月23日，共有27期借款到期并已清偿，约定的借款本金为12260万元，扣除“砍头息”后实际支付的借款本金为11375.6万元，加上本案讼争的约定借款本金600万元、实际支付借款本金570万元，则截止6月23日应共有28期借款到期，约定的借款本金为12860万元，扣除“砍头息”后实际支付的借款本金为11945.6万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与前文的论证分析，该28期到期借款的本金总额应为11945.6万元；⑵关于利息。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钟华林与黄致蓉对该28期借款实际约定的履行利率为月利率5%至日利率2%不等，即年利率为60%至720%不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与前文的论证分析，超出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应按年利率24%计算到期利息，若第三人黄致蓉已按原实际约定的利率履行了义务，根据本条的规定在计算利息时可按年利率36%进行计算；该28期借款除本案讼争的这一期外，其余27期借款到期后的还款时间各方当事人都没有提交证据，钟华林自认的还款时间经柯健、黄志琼与黄致蓉质证都不持异议，故该27期借款在计算利息时均计算至钟华林自认的还款时间止（即审理查明中表一上载明的时间），至于本案讼争的借款，依据黄致蓉陈述的清偿债务的时间，暂计算至6月23日止；基于以上确定的计息截止时间，有几期借款属逾期归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与前文的论证分析，因利息已按年利率24%或36%计算，就不应再计算违约金。为此，根据上述关于本金、利率与还款时间的认定，经计算，该28期借款至归还时止的利息为445.188万元（全部按年利率36%计算，详见判决书后的附表）。将上述两项总和计算，钟华林对黄致蓉享有的到期债权为11945.6万元+445.188万元=12390.788万元。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银行转款凭证、银行取款凭证、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单、银行账户清单明细、银行交易流水等，与钟华林的做账原始记录及提交的《2014年黄致蓉借款明细暨金额—6月23日前发生到期的借款》进行对应查询，《2014年黄致蓉借款明细暨金额—6月23日前发生到期的借款》载明的收款记录仍有在银行交易流水中查不到记载，说明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还款证据不全，但依据钟华林提交的《2014年黄致蓉借款明细暨金额—6月23日前发生到期的借款》统计的收款金额，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一审法院已予以确认，并将结果在审理查明中予以了表述；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截止至6月23日，黄致蓉共向钟华林归还的款项为13215万元。由于黄致蓉向钟华林还款的金额，大于钟华林对黄致蓉享有的12390.788万元的债权，且该债权已经覆盖了案涉合同的标的（即本案讼争标的），证明黄致蓉在收到柯健、黄志琼归还的借款后确实转付给了钟华林，也证明在柯健、黄志琼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后，第三人黄致蓉依约履行了连带责任的担保，从而证实案涉合同的全部义务已履行完毕、
综上所述，钟华林据以起诉的《民间借款合同》的义务，柯健、黄志琼与黄致蓉依约已共同全部履行完毕，则该合同之债已归于消灭，故柯健、黄志琼与黄致蓉辩称与陈述的债务已经清偿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因此，钟华林提起本案之诉缺乏事实依据，其主张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钟华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1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52150元，由钟华林负担。
二审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钟华林申请本院调取柯健与黄致蓉之间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账户资金往来流水明细。本院经审查认为，柯健与黄致蓉之间的相互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且柯健与黄致蓉均认可二人除本案的案涉款项外还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故对钟华林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柯健、黄志琼是否应当向钟华林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对此，本院做如下评述：
一、厘清借贷各方的的权利义务关系。1、黄致蓉是否系本案共同债务人。本案中所涉的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债权人为钟华林，债务人为柯健，担保人为黄致蓉。在三方签订合同的当日，钟华林依照约定通过其妻子张某英向黄致蓉建行账户（卡号尾数9323）转账共计570万元（扣除“砍头息”30万元）。虽然柯健、黄致蓉均辩称借款600万元由二人各借300万元，但《民间借款合同》中明确黄致蓉为担保人，而非共同债务人，且二人均无证据证明钟华林知晓黄致蓉为共同债务人。黄致蓉主张其将该事实告知了钟华林，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即使柯健、黄致蓉约定对所借款项各用一半，也是二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不能对抗钟华林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债权人向柯健、黄志琼主张权利。故黄致蓉在本案的借贷关系中仅为担保人，而非债务人。2、还款义务人的还款方式。《民间借款合同》第三条第1）款的约定：“甲方从个人账户向乙方支付借款，乙方还款时必须将钱打到甲方指定的个人账户”。虽然钟华林并未在签订合同后向柯健告知其指定还款账户，但根据2014年6月17日柯健向黄致蓉的农行账户转账及当日黄致蓉向钟华林的账户转账的事实可知，柯健至少能与黄致蓉取得联系，而黄致蓉能与钟华林取得联系并知晓钟华林的银行账号。那么柯健完全能够通过黄致蓉与钟华林取得联系，并取得钟华林的还款账号。柯健作为本案民间借贷关系的债务人，在借款期限届满前，是借贷关系当然的还款人，其应向钟华林履行本案的还款义务。3、柯健称因不知道钟华林的账户而只能钱从哪来就还回哪，故只能向黄致蓉转账还款的陈述不符合常理。首先，《民间借款合同》中仅约定了钟华林将出借款项转入黄致蓉的建行账户，并未约定柯健将还款也转入黄致蓉的账户。其次，即使柯健不知道钟华林的银行账号，其将还款转入黄致蓉的账户也不合常理。2014年5月20日，借款本金转入的是黄致蓉建行账户（卡号尾数9323），但柯健在2014年6月17日所称是还款的200万元转入的是黄致蓉农行账户（卡号尾数1817）。故柯健的行为也不是按照其说法是钱从哪来就还回哪里。
二、关于借款期限到期前的还款问题。柯健、黄致蓉主张柯健在2014年6月17日向黄致蓉转款200万元，由黄致蓉先行垫100万元后向钟华林归还了300万元的借款本金，对此，本院认为柯健、黄致蓉的说法不符合常理。
首先，借款期限届满前，柯健作为当然的还款人，应向钟华林履行还款义务。若柯健请黄致蓉帮其向钟华林还款，应向钟华林进行告知和明确，以区分是黄致蓉代柯健向钟华林的还款还是黄致蓉自己与钟华林之间的经济往来。但除柯健、黄致蓉的口头陈述外，二人无其他证据证明黄致蓉在2014年6月17日向钟华林转款时，钟华林明知该300万元系黄致蓉代柯健归还的借款本金。
其次，柯健与黄致蓉均认可二人之间除本案的款项外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黄致蓉还明确认可到目前仍尚欠柯健100万元的借款。那么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柯健无法证明其在2014年6月17日向黄致蓉转款的200万元即是要求黄致蓉代其向钟华林还款的款项，而非二人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柯健在一审中辩称，黄致蓉在2014年5月之前就已欠柯健300万元以上的借款未能归还，从而产生的本案向钟华林借款的事实。2014年6月17日，黄致蓉在收到柯健转的200万元后，自行垫了100万元，代柯健向钟华林还款300万元。如果按照柯健的上述说法，黄致蓉代柯健垫付的100万元理应与黄致蓉尚欠柯健的款项相抵扣，柯健就无需归还黄致蓉为其垫付的100万元。但柯健、黄致蓉又都陈述柯健在2014年7月9日又通过转账90万元、现金支付10万元的方式将黄致蓉垫付的100万元向其归还。故柯健、黄致蓉的说法和行为均不符合客观事实和一般常理。本院认为，既然柯健、黄致蓉都认可双方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那么双方之间究竟哪些转账是二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哪些转账是与钟华林相关的，应当由二人进行举证证明，而不是单凭二人的一致陈述就能加以认定。
最后，本案仅审理钟华林与柯健之间的600万元民间借贷关系。在黄致蓉不能证明其与钟华林之间的几十笔多达上亿的资金往来当然包含其代柯健的还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黄致蓉与钟华林之间的资金往来的审查不具有关联性。从2014年6月17日黄致蓉转款300万元给钟华林的事实看，银行流水只能反映黄致蓉向钟华林转款，至于柯健、黄致蓉主张该款项是黄致蓉代柯健向钟华林还款，应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现无证据证明柯健、黄致蓉告知了钟华林代为还款的事实，也无证据证明柯健、黄致蓉对于代为还款进行了约定，柯健、黄致蓉应对其主张代为还款的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证明责任。人民法院不能仅以柯健在当天向黄致蓉有200万元的转账就认定黄致蓉向钟华林转账300万元系代柯健还款。
即便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将钟华林与黄致蓉之间的借款关系在本案中一并审查，黄致蓉的陈述和其转账行为也不能自圆其说。黄致蓉在2014年6月17日除了通过农行账户（卡号尾数1817）向钟华林账户转账300万元外，还通过建行账户（卡号尾数9323）向钟华林转账400万元。对此，钟华林主张黄致蓉在当天向其转款共计700万元是用于偿还2014年3月18日的700万元借款，该借款的到期日即为2014年6月17日。黄致蓉一方面称其中300万元是代柯健归还的借款，另一方面又称已清偿了与钟华林之间的27笔借款。对于如何向钟华林清偿2014年3月18日发生的700万元债务，黄致蓉无法解释。
综上，由于钟华林与黄致蓉之间从2014年1月21日至6月23日共有27笔借款到期，约定借款本金高达12260万元。二人之间相互转账的金额巨大，转账频率高，仅从二人之间的转账，无法区分哪些是二人之间的转账，哪些是黄致蓉代柯健进行的转款。对此，举证责任在黄致蓉、柯健。在黄致蓉自己都无法区分和举证证明时，本院无法依职权对转账的性质加以断定和区分，而仅应以行为发生的外部表象加以判断和分析。黄致蓉没有证据证明其对柯健有代为履行债务的行为和意思表示，故本院认定柯健在借款期限到期前未偿还钟华林300万元。
三、关于借款期限到期后的还款问题。对于剩余300万元，黄致蓉主张是在2016年6月23日向钟华林进行偿还，但黄致蓉自己无法明确是哪一笔或哪几笔款项系偿还本案600万元本金中的300万元。其从黄致蓉的转账流水看，也无单笔转账或几笔转账金额相加为300万元的流水记录。一审法院认为黄致蓉向钟华林的还款包含了借款本息而导致行为不是单一对应的结果存在可能性，应当整体冲抵计算，不符合常理，也无法律依据。
首先，如前所述，钟华林与黄致蓉存在多笔、大额的民间借贷关系，黄致蓉作为柯健的担保人代柯健在借款期限到期后履行担保责任，应向债权人钟华林进行明示，以区分履行担保责任还是自己的还款义务。黄致蓉无证据证明其向钟华林进行了告知，或钟华林知晓其转账的哪几笔款项中的哪部分资金系履行担保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证明责任。
其次，一审法院在拉通计算黄致蓉向钟华林偿还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时，对于利息的计算是以年利率36%为限，但这与钟华林、黄致蓉之间的约定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黄致蓉在偿还钟华林借款利息时虽然超过了年利率36%的法律规定，但因为该部分利息已经支付，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黄致蓉可以请求钟华林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但本案审理的是钟华林与柯健的民间借贷关系，黄致蓉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借款期限届满后代柯健行使担保责任，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将黄致蓉在与钟华林之间的其他民间借贷关系中超出年利率36%支付的利息部分认定为黄致蓉履行本案中担保责任而偿还的借款本金。一审法院的认定超越了人民法院一事一案的审理范围，将与本案无关的黄致蓉与钟华林的借贷关系一并进行了审查。同时，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黄致蓉对于其已支付超过法律规定的利息部分可以另案主张要求钟华林返还，而非直接在本案钟华林与柯健的民间借贷纠纷中直接认定和处理。黄致蓉以其目前被羁押无法提起诉讼为由，认为一审法院处理得当。对此，本院认为，在押的黄致蓉并未因被羁押而丧失诉讼的权利，故黄致蓉与钟华林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应另案进行主张和审查。故黄致蓉没有证据证明','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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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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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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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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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三条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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