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高民（商）提字第4865号
抗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黑龙江省双峰农场（原名称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双峰农场），住所地黑龙江省鸡西市。
法定代表人：隋文成，场长。
委托代理人：吕牧红，北京市曙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戴勇，北京市曙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地种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张建设，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开展，男，中地种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代理人：韦丽，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黑龙江省双峰农场（简称双峰农场）因与中地种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地种业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民终字第4136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9月26日作出京检民（行）监（2014）11000000067号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4年10月30日作出（2014）高民（商）抗字第481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齐伯霖、贾振兴出庭。双峰农场的法定代表人隋文成、委托代理人吕牧红，中地种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开展、韦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7月25日，中地种业公司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称：2009年4月17日，中地种业公司与双峰农场签订合同（编号ZD-0910-B），合同约定双峰农场委托中地种业公司进口新西兰纯种荷斯坦青年母牛1000头，每头牛的单价为13500元，最终结算以运至双峰农场指定牛厂的实际数量为准，如货物抵达口岸时未办妥相关免税手续，双峰农场应遵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税款或保证金。合同签订后，中地种业公司于2009年12月11日将双峰农场所购进口母牛900头运至指定牧场，按合同约定，该部分进口母牛的货款总额为12150000元。此外，进口母牛抵达口岸时因不享受免税政策，故按合同约定双峰农场应支付税款1078498.39元。上述两笔款项合计13228498.39元。双峰农场于2009年5月11日、2009年6月10日、2009年8月7日分3次向中地种业公司支付了12720000元。现双峰农场尚欠中地种业公司508498.39元未付，故中地种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双峰农场支付欠款508498.39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双峰农场答辩称：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但双峰农场已付清全部货款。按照合同约定900头母牛的价款为1215万元，双峰农场实际支付了1272万元，已经多支付了57万元。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中地种业公司承诺保证双峰农场优先享受国家免税政策，并负责办理免税手续，如未能办理，中地种业公司承担所有税费，当年国家有进口种畜免税政策，但中地种业公司未能帮助双峰农场办理免税手续，中地种业公司在合同履行中怠于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双峰农场不能享受免税政策，故相应税款应由中地种业公司承担，故不同意中���种业公司诉讼请求。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9年4月17日，中地种业公司与双峰农场签订合同（编号ZD-0910-B），双方约定：根据原外经贸部《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双方友好协商，就双峰农场委托中地种业公司从新西兰进口纯种荷斯坦青年母牛事宜签订合同；品种为新西兰纯种荷斯坦青年母牛，数量为1000头，单价为13500元；以上价格为奶牛运至双峰农场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分局指定的牛场的交货价，价格包括种牛到岸价、国家兽医官员出国费、双峰农场两名选牛专家出国费、代理费、银行手续费、到达中国口岸后的报检报验报关费、港杂费、短途运费、隔离场使用费、检疫费、场地消毒费、草料熏蒸费、饲草饲料费、兽药费、从隔离场运至双峰农场牛场的运费及全程保险费；如国家出台进��奶牛免增值税配额政策，中地种业公司必须保证双峰农场优先享受该政策，进口环节增值税免税手续由中地种业公司负责办理，并承担费用；交货数量以奶牛运至指定牛场的实际数量为准，以此数量进行结算；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内双峰农场应支付合同总价的30%即405万元，出国选牛前10个工作日内双峰农场应支付合同总价的30%即540万元，在国外选牛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双峰农场应支付合同总价的25%即337.5万元，奶牛运至双峰农场指定牧场1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5%款项即67.5万元；如货物抵达口岸时，仍未办妥“农业部动植物苗种进（出）口审批表”和／或“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双峰农场应遵循国家有关规定照章纳税或缴纳保证金，税款或保证金应在奶牛到岸前五个工作日内汇入中地种业公司账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如国家对进口种畜的税收政策进行调整而免��收进口环节增值税，中地种业公司未能帮助双峰农场办理并享受该项优惠，由中地种业公司承担全部税费。
合同签订后，2009年6月13日，双方委派的人员共同赴新西兰选牛。2009年6月16日，农业部批准了双峰农场进口1000头荷斯坦种牛的申请并出具动植物苗种进（出）口审批表，审批编号为20090013439号，进（出）口代理单位为中地种业公司。2009年7月，双方完成选牛工作。2009年9月23日，中地种业公司协助双峰农场办理了《海关准予办理减免税货物税款担保证明》，证明载明双峰农场持有编号为20090013439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动植物苗种进（出）口审批表向海关申请减免税。2009年10月21日，中地种业公司代双峰农场向海关交纳了保证金1106060.02元。2009年10月24日，实际交运的923头牛以CIF方式自新西兰内皮尔港运抵天津新港。2009年12月1日，农业部另行向双峰农场出具了编号为200090013666的动植物苗种进（出）口审批表，该审批表注明“本表仅作为种用物资证明”。2009年12月11日，中地种业公司向双峰农场完成交货，实际交货数额为900头。2010年4月，中地种业公司为双峰农场办理了保证金转为税款手续，缴纳进口增值税1106060.02元。
另查一，双峰农场分别于2009年5月11日、2009年6月10日、2009年8月7日向中地种业公司支付405万元、540万元、327万元。合计1272万元。
另查二，2009年3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下发《海关总署办公厅关于暂停办理进口种子（苗）种畜（禽）鱼种（苗）和种用野生动植物种源减免税审批手续的通知》，通知载明：各海关对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2009年出具的免税审批表暂停办理减免税审批手续。对进口的种子（苗）种畜（禽）鱼种（苗）和种用野生动植物种源可办理凭保放行手续，税款担保期限到期的，准予延期��待国家有关部门研究明确相关问题后，总署将另行通知办理减免税审批手续和退保核销手续。2009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下发《关税征管司关于恢复办理进口种子（苗）种畜（禽）鱼种（苗）和种用野生动植物种源减免税审批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载明：由于此前农业部签发的2009年度进口种畜（禽）免税审批表的免税数量已超出今年核定的免税计划额度，经与农业部协商，对于进口种畜（禽）的免税审批申请，除已按照总署个案批准同意直接办理免税审批手续的以外，各关一律凭农业部在2009年11月16日以后签发（包括重新签发）的免税审批表办理海关减免税审批和退保核销手续。对于农业部在11月16日以后签发的免税审批表“备注”栏中注明“本表仅作为种用物资证明”的，表明该项进口种畜（禽）属于超出免税额度进口，各关不得受理减免税审批申请，现场海关可根据该免税审批表直接办理种用动物的进口通关手续。
另查三，2009年9月23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业部2009年度种子（苗）种畜（禽）鱼种（苗）和种用野生动植物种源免税进口计划的通知》，确定2009年的改良种用的牛的免税进口计划额为28000头。
另查四，2011年5月23日，中地种业公司致函农业部畜牧业司，询问双峰农场2009年进口种牛为何未能享受免税政策，已签发的免税审批表为何重新签发并加注“本表仅作为种用物资证明”。2011年5月30日，农业部畜牧业司回函称：因在年度免税计划下达前，海关总署已要求各地海关暂停办理当年度的减免税审批手续，可办理凭保放行手续，故2009年6月16日农业部向双峰农场发放的进口审批表，只作为种牛办理凭保的证明。2009年9月23日种牛进口免税计划额度下达，当年额度为28000头，农业部对前期发放的审批表进行核定，遵循实际进关顺序先后和达到28000头免税额度为限的原则，对符合要求的种牛纳入免税范围，重新发放免税审批表。2009年享受种牛进口免税政策的最后一家企业是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奶牛进口通关时间为2009年9月25日。对免税额度之外进口的种牛，依照保证金转为税款的办理手续要求，重新发放“仅作为种用物资证明”的审批表，双峰农场从新西兰进口的种牛于2009年10月24日抵天津港，所以不享受2009年的免税政策。因此，农业部对双峰农场重新核发了“仅作为种用物资证明”的审批表，以便办理抵押保证金转为税款的手续。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中地种业公司与双峰农场之间的合同，系出于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一）关于涉案合同的性质，中地种业公司认为双方的合同性质为委托合同，双峰农场认为合同性质为买卖合同。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所载“根据原外经贸部《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双方友好协商，就双峰农场委托中地种业公司从新西兰进口纯种荷斯坦青年母牛事宜签订合同”，综合合同履行情况，本案涉案合同的性质为进出口代理合同，属于特殊的委托合同，双峰农场系委托人，中地种业公司系受托人。
（二）关于中地种业公司是否存在怠于履行合同义务导致到港日期迟延以致不能享受免税政策。法院认为，双方在合同中并未就交货时间作出具体约定，双方均确认2009年7月选牛结束，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要求向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报检时，应当填写报检单，并提交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政府动植物检疫机关出具的检疫证书、产地证书和贸易合同、信用证、发票等单证；依法应当办理检疫审批手续的，还应当提交检疫审批单。无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政府动植物检疫机关出具的有效检疫证书，或者未依法办理检疫审批手续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退回或者销毁处理。中地种业公司在选牛结束后经出口国检疫机关检疫，装运并于2009年10月24日经海运运抵天津港并未有显著迟延。另一方面，报关单显示进口货物采取CIF方式，此种国际贸易方式运输合同签订及运费承担均由出口国的出口商负责，实际装船发运日期并非由中地种业公司决定。双峰农场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中地种业公司有怠于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综上，法院对双峰农场关于中地种业公司存在怠于履��合同义务导致到港日期迟延以致进口货物不能享受免税政策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三）关于进口增值税应由谁负担。合同中约定：如国家出台进口奶牛免增值税配额政策，中地种业公司必须保证双峰农场优先享受该政策，进口环节增值税免税手续由中地种业公司负责办理，并承担费用……如货物抵达口岸时，仍未办妥“农业部动植物苗种进（出）口审批表”和／或“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双峰农场应遵循国家有关规定照章纳税或缴纳保证金，税款或保证金应在奶牛到岸前五个工作日内汇入中地种业公司账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如国家对进口种畜的税收政策进行调整而免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中地种业公司未能帮助双峰农场办理并享受该项优惠，由中地种业公司承担全部税费。法院认为，双方合同签订时，进口种畜免税政策处于暂停办理阶段，双方均无法���知国家政策变动情况，至2009年10月24日种牛到港时，免税政策因额度已满实际已经结束，故进口奶牛通关时国家并无免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政策，中地种业公司对于双峰农场未能享受进口免税政策并无过错，故双峰农场应按合同约定缴纳进口增值税。
（四）关于双峰农场的欠款数额。法院认为，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中地种业公司已依约完成了委托事务，并为双峰农场代垫了900头种牛的进口增值税。双峰农场应当依约支付报酬并返还代垫的费用。实际通关的923头种牛的进口增值税为1106060.02元，按比例计算，实际交付的900头种牛的进口增值税应为1078498.39元。双峰农场应就每头种牛向中地种业公司支付货款13500元，900头合计12150000元，前述两���双峰农场共应向中地种业公司支付13228498.39元。现双峰农场已向中地种业公司支付12720000元，还需支付欠款508498.39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9日作出（2011）朝民初字第23039号民事判决：双峰农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内给付中地种业公司欠款508498.39元。案件受理费8885元，由双峰农场负担。
双峰农场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中地种业公司与双峰农场于2009年4月17日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双方签订合同时，海关部门已暂停办理进口种畜免税审批手续，财政部与国家税务部总局亦未下发2009年进口种畜免税计划，2009年进口种畜免税政策并不明确。���方在合同中约定：如货物抵达口岸时，仍未办妥“农业部动植物苗种进（出）口审批表”和／或“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双峰农场应遵循国家有关规定照章纳税或缴纳保证金，税款或保证金应在奶牛到岸前5个工作日内汇入中地种业公司账户，上述约定表明双方已经预见进口奶牛有可能不能享受免增值税优惠。双峰农场主张合同签订时国家有关于进口种畜免增值税政策，没有事实依据。双峰农场从新西兰进口奶牛系国际种畜贸易，中地种业公司在双方于2009年7月选牛结束后，经过检疫、办理出关手续等，将奶牛以海运方式于2009年10月24日运至天津港，未有证据表明奶牛到达天津港时间显著延迟。国家在2009年遵循实际进关顺序先后和达到28000头免税额度为限的原则对符合要求的种牛纳入免税范围，现双峰农场进口的奶牛因进关时免税额度已满、优惠政策已结束未能享受免增值税政策，并非中地种业公司的原因所致，双峰农场应按合同约定缴纳进口增值税。综上，双峰农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7日作出（2012）二中民终字第413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8885元，由双峰农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85元，由双峰农场负担。
双峰农场不服二审判决，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2年12月20日驳回了其再审申请。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一）双方在合同第9条第4款关于中地种业公司的“责任与义务”条款载明：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如国家对进口种畜的税收政策进行调整而免征收，乙方（中地种业公司）未能帮助甲方（双峰农场）办理并享受该项优惠，由乙方承担全部税费。基于上述合同约定，首先，中地种业公司保证双峰农场享受进口环节增值税免收政策是双方签订合同的价格条件之一，是中地种业公司应该履行的合同义务；其次，中地种业公司保证双峰农场享受进口环节增值税免收政策的期间是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即从2009年4月17日签订合同起直至合同履行完毕。合同约定的由中地种业公司承担进口环节增值税的条件已成就，终审判决以未能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并非中地种业公司的原因所致，免除中地种业公司的合同责任，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中地种业公司与黑龙江省鹤山农场代理合同纠纷案与本案合同均为格式合同，合同条款大致相同，合同履行时间一致，纠纷均是围绕合同性质及进口环节增值税的承担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中地种业公司承担进口环节增值税的条件已成就，为维护司法统一及权威，本案应再审改判。
双峰农场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对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双峰农场优先享受进口奶牛免增值税政策的期间条款含义作了缩小、限制性的解释，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判在责任认定上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三）中地种业公司与黑龙江省鹤山农场代理合同纠纷案与本案案情基本相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均认定中地种业公司应承担进口环节增值税，为维护司法统一，本案应再审改判。
中地种业公司辩称：（一）双方合同第9条第3款约定：如货物抵达口岸时，仍未办妥“农业部动植物苗种进（出）口审批表”和／或“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双峰农场应遵循国家有关规定照章纳税或缴纳保证金，税款或保证金应在奶牛到岸前5个工作日内汇入中地种业公司账户。双峰农场未能享受减免税政策是由于奶牛到岸时国家当年减免税政策已经结束。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已预见到国家政策随时在调整，中地种业公司并非任何情况下都保证双峰农场享受减免税政策，否则合同第9条第3款的特别约定就没有任何意义，原判对合同条款没有作缩小及限制性的解释，而是按照合同约定判令双峰农场承担有关税费。（二）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类似案件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不具有指导意义，我公司准备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本院再审查明，双方合同第5条约定：如国家出台进口奶牛免增值税配额政策，乙方（中地种业公司）必须保证甲方（双峰农场）优先享受该政策，进口环节增值税免税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并承担费用。第9条甲方的责任与义务（3）约定：如货物抵达口岸时，仍未办妥“农业部动植物苗种进（出）口审批表”和／或“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甲方应遵循国家有关规定照章纳税或缴纳保证金，税款或保证金应在奶牛到岸前5个工作日内汇入乙方账户。（4）约定：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如国家对进口种畜的税收政策进行调整而免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费，乙方未能帮助甲方办理并享该项优惠，由乙方承担全部税费。
另，2013年4月26日，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国资委出具批复，同意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双峰农场更名为黑龙江省双峰农场。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合同、进（出）口审批表、税款担保证明、海关保证金专用收据、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总署文件、财政部及国税总局文件、中地种业公司致农业部畜牧业司函、农业部畜牧业司回函、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本案中，双峰农场与中地种业公司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判认定合法有效是正确的。涉案合同系2009年4月17日订立，而在此之前，2009年3月27日，海关总署即已下发《海关总署办公厅关于暂停办理进口种子（苗）种畜（禽）鱼种（苗）和种用野生动物种源减免税审批手续的通知》，本案合同第5条、第9条的内容显示双方均已预见到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存在国家调整、出台相关免税政策的可能，且案涉进口奶牛能够享受及不能够享受免税政策的可能性均存在，双方签订合同时，均无法预知国家政策变动情况。如果在合同的整个履行过程中不论国家免税政策是否出台，中地种业公司均要��担增值税费，那么双方合同第9条第3款的约定就没有任何意义。合同第9条第4款约定的是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费，中地种业公司未能帮助双峰农场办理并享该项优惠，由中地种业公司承担全部税费。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国家在2009年遵循实际进关顺序先后和达到28000头免税额度为限的原则对符合要求的种牛纳入免税范围，2009年10月24日双峰农场进口的奶牛到港时，免税额度已满、当年优惠政策已结束，双方对此情况的出现在订立合同时已预见到并在合同第9条第3款进行了特别约定，原判依据此条款判令双峰农场承担相关税费并无不当。每个个案的客观情形未必相同，双峰农场有关其他类似案件判决结果与本案不同，本案应改判的再审理由，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民终字第4136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晓
审 判 员 范 宏
代理审判员 韩君贵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陈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