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永丰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永行初字第14号
原告永丰县恩江镇大山村大山组。
诉讼代表人肖枧保，男，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刘桂英，江西阳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永丰县新城区。
法定代表人钟义山，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帅小平，男，永丰县林改办副主任，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杨家强，男，永丰县林权管理服务中心干部，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吉安市吉州区城南新区市行政中心。
法定代表人王少玄，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曾传侣，吉安市政府法制办干部，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宋帅，吉安市政府法制办干部，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第三人永丰县恩江镇洋陂坑村洋陂坑组。
诉讼代表人张强之，男，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邱德可，江西白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于2006年依第三人永丰县恩江镇洋陂坑村洋陂坑组（以下简称洋陂坑组）申请，为其颁发了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5号、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8号林权证。原告永丰县恩江镇大山村大山组（以下简称大山组）于2014年10月29日向永丰县林业部门提交了复核申请，要求对第三人洋陂坑组林改期间申领的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5号、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8号林权证进行复核。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受理复核申请后，于2015年5月19日作出了永府林复字（2015）6号《关于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5号林权证中0362425310901JDS00015号宗地、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8号林权证0362425310901JDYMSY00014号宗地林权复核决定》，在该决定中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维持了两证的确权登记。原告大山组不服该决定，于2015年7月17日向吉安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受理后，于2015年9月16日作出了吉府复字（2015）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第三人洋陂坑组的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5号林权证中0362425310901JDS00015号宗地、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8号林权证中0362425310901JDYMSY00014号宗地林权登记。原告大山组不服，于2015年10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罗雪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本案，人民陪审员李长根、刘克冰共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大山组诉讼代表人肖枧保及委托代理人刘桂英，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帅小平、杨家强，第三人洋陂坑组的诉讼代表人张强之、委托代理人邱德可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第一、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永府林复字（2015）6号林权复核决定和吉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吉府复字（2015）51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原告对争议山场进行了合法登证，原告能提供充分权属证据和管业事实,证明争议山场归原告所有。1982年林业“三定”时，原告的第十、十一生产队对争议山场申领了山林所有权证。第十生产队申领的（永）权证字第NO：0020300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第四栏“塘坑仔”山场四至界址为：东为十一队岺分水，南为十一队岺界，西为洋北（陂）坑岺，北为田。第十一队申领的（永）权证字第NO：0021114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第一栏“塘坑仔”山场四至界址为：东为本队岺上路，南为石陂顶，西为十队顶，北为陂田止。从两队山场证载四至界址可知申请人两队山场相连，且界址清晰。争议山场包括在原告的“塘坑仔”山场范围内。同时，原告第十一队于1982年“林业三定”时申领了（永）权证字第NO：0021115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第五栏“华田森内”山场四至界址为：东石坡岺分水，南石陂岺分水，西路，北石陂田。该山场与争议山场“塘坑仔”相接，且实地现场相符。2、争议山场历年来一直归原告管业，第三人从未提出任何权属争执，原告对争议山场有长期以来的管业事实证据证明。①1987年11月23日原告与原桥南乡林场签订了合作造林协议书，该协议书明确了原告将塘坑内一带山岭与桥南乡林场合作造杉林，四至界址：东边与石陂村山脊为界，南与乡林场为界，西与乡林场山嘴为界，北与田堪为界，共计254亩。争议山场包括在该协议造林山场范围内。这一事实可由当时在协议书上签字的原桥南乡林场场长钟家绍、原桥南乡政府代表、副乡长夏惠广、执笔人即原乡政府干部杨积海予以证实。②2004年原告从永丰县恩江镇政府领取了原桥南乡林场（原桥南乡政府并入恩江镇政府，原桥南乡林场亦并入恩江林场）关于争议山场“塘坑仔”山岭合作造杉木林的山价分成款3000元，有领款收据为证。③争议山场西边的猪婆岭上是原告的祖坟地，山场上现仍有原告村民的祖坟墓，且西边与第三人的山场相邻，第三人一直以来对原告的葬坟事宜从未提出任何异议。3、第三人对争议山场申领登证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权属证据，第三人提供的山林权证等证据亦与争议山场没有任何关联性。第三人提供的1982年“林业三定”时原佐龙公社申领的（永）权证字第NO：0020313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飞马投天岺”山场四至界址：东山栋分水，南以长坑交界山栋分水，西洋陂坑垅到老水下,北茶子排老头。该山场四至界址与实地现场完全不符，与争议山场没有任何关联性。且该山场系大范围登证，完全不包括争议山场。4、第三人历年来都对争议山场没有任何管业事实依据。第三人提供的永政办（82）93号批转《关于国营官山林场退回部分山林地给佐龙公社有关大队的报告》的通知、《佐龙公社有关大队赠送官山林场现要求退回部分山地面积表》、1976年10月25日与佐龙公社塘边大队签订的《协议书》以及1991年、1992年部分山场山价分成依据、2005年12月30日与恩江镇政府签订《国乡合作造林分成协议》等都没有提到包括争议山场，争议山场不包括在上述山场范围内。第二、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林改时对第三人的林权颁证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明显程序违法。1、从争议山场实地看，第三人山场的东边与原告山场的西边是相接界的，但从被告处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反映却没有原告方的任何人签字确认界址。在2006年林改确权时，第三人要求对争议山场申领登证时，原告就曾向当时恩江镇政府林改人员提出争议山场系原告所有，第三人不能对争议山场进行登证的异议，林改人员知晓这一情况后也回复有争议的山场不会对其登证，但被告却违背事实与法律依据在未经原告签字确认的情况下私自错误地将争议山场登证给第三人。可见，被告的登证行为明显程序违法。2、2006年林改时，第三人向被告提交的《林权登记申请表》中载明的主要权利依据系根据小组方案和第一榜公示，明显缺乏合法登证的基础和依据。但被告却依然将争议山场错误登证并颁发给第三人。综上所述，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永府林复字（2015）6号林权复核决定和吉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吉府复字（2015）51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撤销。原告现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依法判令：1、撤销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永府林复字（2015）6号林权复核决定和吉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吉府复字（2015）51号行政复议决定；2、撤销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的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5号林权证中0362425310901JDS00015号宗地、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8号林权证中0362425310901JDYMSY00014号宗地林权登记；3、本案诉讼费由第三人承担。
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辩称，1、复核山场小地名，第三人称“坑涵丛高坑仔舍坑”，原告称“塘坑仔”，复核面积约50亩，山场主要植被为人工杉木林。2、“林改”期间第三人向林改办对复核山场提出申请登证，林改办依照《江西省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操作规范》（2004年）第三条之规定确权登证。登证程序合理合法，不存在颁证错误。3、原告提供1982年林业“三定”时申领的（永）权证字第NO：0021114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第一栏所载四至范围（东：本队岺上路；南石陂岺顶；西十队岺顶；北陂田止）与复核山场没有关联。4、原告提供1982年林业“三定”时申领的（永）权证字第NO：0020300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第四栏所在四至范围（东十一队岺分水为界；南十一队岺界；西洋陂坑岺；北田），其西面界址不具体，难以认定包含复核山场。5、原告提供的1987年11月23日与桥南乡林场签订的造林协议书，不能作为主张提出复核山场林地所有权的权属依据。6、原告在诉讼中称复核山场上有原告的祖坟，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有关问题解释的通知》第九条之规定“某姓人祖业山、某姓人坟山不能作为现在确定山林权属的依据”。综前所述，永丰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永府林复字（2015）6号《关于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5号0362425310901JDS00015号宗地、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8号林权证0362425310901JDYMSY00014号宗地林权复核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敬请法院予以维持。
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辩称，1、复议程序到位,吉安市人民政府在受理原告大山组申请行政复议后，依法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有关行政复议法律文书并在法定期限内结案；2、认定事实清楚。①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的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5号0362425310901JDS00015号宗地、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8号林权证0362425310901JDYMSY00014号宗地主要权利依据为（永）权证字NO：0020313号山林所有权证。②第三人解放后将“飞马朝天”山场赠送给官山林场，后依据永政办（82）93号“批转《关于国营官山林场退回部分山林地给佐龙公社有关大队的报告》的通知”将“飞马朝天”山场退回给佐龙公社。③原告大山组的（永）权证字第NO：0021114号山林所有权证“塘坑仔”山场所载四至范围与争议山场（0362425310901JDSMSY00014号宗地）无关联。④原告大山组的（永）权证字第NO：0020300号山林所有权证所载“圹坑仔”山场西面界址不具体，难以认定包含争议山场。原告与桥南乡林场签订的合作造林协议书不能作为争议山场权属依据，祖坟地亦不能作为争议山场权属依据。3、适用法律正确。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吉安市人民政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依法作出了吉府复字﹝2015﹞51号行政复议决定。综前所述，吉府复字﹝2015﹞51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大山组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答辩称，1、原告大山组提供的（永）权证字第NO：0020300山林所有权证证载第四栏四至界址为（东十一队岺分水分界；南十一队岺界；西洋陂坑岺；北田），西面界址为洋陂坑岺没有明显的地标物，不具体，不能认定包含了争议山场。而且西面界址若为洋陂坑岺那就应以第三人洋陂坑组对洋陂坑岺的认定为准。第三人提供的（永）权证字第NO：0021114山林所有权证，证载第一栏山场四至界址为（东为本队岺上路，南为石陂顶，西为十队顶，北为陂田止），其四至范围与争议山场无关联。原告大山组持有的（永）权证字第NO：0021115山林所有权证第五栏山场四至界址为（东为石陂岺分水，南为石陂岺分水，西路，北石陂田）其四至界址与争议山场不相接，也与原告提交的（永）权证字第NO：0020300山林所有权证证载第四栏山场没有任何相接。永丰县人民政府在复核程序中，多次组织双方到争议山场踏山，根据踏山情况可以确定原告提供的山林所有权证四至范围与争议山场根本没有任何关联。2、原告提交的1987年11月23日与桥南乡林场签订的造林协议书山场四至与争议山场不符，造林协议书不能作为权属依据。坟墓也不能作为权属依据。3、争议山场自古以来为第三人所有，第三人进行了长期管业，永丰县人民政府“林改”期间将林地所有权、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均确认给了第三人。争议山场所属山场大地名为飞马朝天（北以茶子排脑头为界），解放后一直为第三人所有，后赠送给了官山林场，官山林场后来又返还给了第三人。“林改”期间，第三人将飞马朝天山场分为小块山场进行登证。林改确定界址时，相邻人签字，原告村里村干部也在场，但没有提出异议。“林改”颁发新证时，将山场北面界址名称改为北至本村田石陂内头到塘坑仔打老分水为界，该北面界址名是原飞马朝天山场北面茶子排脑头，复核程序中永丰县人民政府对此也予以确认了。第三人几十年来一直对争议山场进行了管业，原告从没有提出异议。1976年10月25日第三人与佐龙公社塘边大队签订了《协议书》，1991年、1992年领取了部分山场的山价分成，2005年12月30日第三人与恩江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国乡合作造林分成协议书》。第三人几十年来一直在争议山场收割松油，原告也从未提出过阻拦和异议。为此，第三人对争议山场拥有合法权属，原告要求撤销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5号0362425310901JDS00015号宗地、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8号林权证0362425310901JDYMSY00014号宗地林权登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给予维持争议山场林改期间的确权。
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为证明其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原告的林权复核申请表，拟证明原告大山组根据相关规定，按照合法程序通过书面向永丰县人民政府提出了复核申请；2、原告大山组提供的（永）权证字第NO：0020300号山林权证和（永）权证字第NO：0021114号山林权证，拟证明提交的两份山林权证是原告作为复核确权的主要证据，合法性及有效性可以确认，但与争议山场没有关联性；3、第三人洋陂坑组提供的（永）权证字第NO：0020313号山林权证，该证合法、有效并有关联性，因该证持有者是恩江镇人民政府，而恩江镇人民政府认可该证所载山场为第三人所有，并签订了联营造林协议，拟证明相关权属为第三人拥有，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依据该权属依据给予第三人颁发新证，权属依据充分正确；4、原告大山村委会出具的身份证明，证明肖枧保为大山村大山组的组长身份；5、相关山场“林改”期间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拟证明第三人在林改期间是通过合法程序申领的山林权证；6、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委派县林业部门对第三人和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拟证明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组织过原告及第三人到争议山场实地勘察；7、原告与第三人的协商座谈会议记录，拟证明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委派县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组织过原告与第三人一起协商调解；8、第三人提供的材料一组（1976年10月25日佐龙公社塘边大队与第三人洋陂坑大队、营前签订的造林协议、1982年10月16日永政办（82）93号批转《关于国营官山林场退回部分山林地给佐龙公社有关大队的报告》及附件（佐龙公社有关大队赠送官山林场现要求退回部分山地面积表、2005年12月30日第三人洋陂坑组与恩江镇政府签订的国乡合作造林分成协议及附件），拟证明第三人在复核山场进行过长时间连续管业经营活动。
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提交的以上证据经原告大山组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但其认为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相反这组证据可以证明争议山场应该归原告所有，原告对争议山场进行了确权登证；对证据3三性均有异议，从字面上来看，“飞马投天岭”山场是属于佐龙公社林场所有，权属名称与第三人无关，从证载的四至界址来看完全与争议山场不相符，且该证是属于大范围登证无法确认它的四至界址；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申请表反映第三人对争议山场登证是单方登证行为，未经原告接界人的签字确认，其申领登证的权属依据错误；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询问笔录不能证明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的主张，询问笔录的格式也不合法，没有具体的询问地点；对证据7无异议；对证据8三性均有异议，都是复印件，要原件核实，提供的协议反应出“飞马投天岭”或是“飞马朝天岭”，或者提供的协议没有反应出山场的具体名称，所以不能确定第三人对争议山场的管业事实情况，协议中反应的飞马投天岭并不包括争议山场。
第三人洋陂坑组对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提交的以上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其认为0020300号山林所有权证中第四栏“塘坑仔”西面界址是洋陂坑岭，没有具体的地标物，无法认定包含复核山场，0021114号山林所有权证与复核山场没有关联；对证据3无异议，复核山场只是0020313号山林所有权证中山场的一小块，林业三定时“飞马投天岭”由佐龙林场申领了山林所有权证，后来佐龙林场又返还给了第三人；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无异议，复核山场的东面目前是恩江镇政府与第三人的合作造林山场，东面界址根本无需原告签字确认；对证据6、7、8无异议，其中“国乡合作造林协议”所涉山场有一块是在复核山场的东面，对该山场第三人尚未登证，1973年10月25日的协议证明了第三人对山场进行了管业，领条证明第三人领取了山价分成款，永丰县人民政府关于国营官山林场退回部分林场的报告证明飞马投天岭在1982年时退还了第三人，而且四至范围与佐龙公社领取的山林所有权证四至是一致的，送山协议证明在1965年第三人将飞马投天岭赠送给了官山林场，四至范围与退还的四至山场是一致的，至于原告所说的飞马投天岭与飞马朝天岭名字上表述的差异是地方方言差异所导致的，当时写山场名字是根据谐音的。
本院认为，以上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提交的8组证据经过庭审质证情况查明，对8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可予以认可。该8组证据从客观性角度来讲，都属于客观存在的书面档案材料，但所证明的目的，到庭的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原告大山组、第三人洋陂坑组所称各不相同。这8组证据可以证实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对原告与第三人因争议山场发生争议的过程以及调查核实情况的事实，但就证据本身所能证明的法律事实，本院综合本案庭审查明情况及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未到庭，但其为支持其辩称提供了以下证据：吉府复字（2015）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立案审批表、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复议案件，及时发出相关法律文书，在法定时限结案，复议程序合法。对于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提交的以上证据经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原告大山组、第三人洋陂坑组质证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永府林复字（2015）6号林权复核决定书和吉府复字（2015）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各一份，拟证明因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先后向被告提起了林权行政复核和行政复议申请，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2、（永）权证字第NO：0020300号山林所有权证存根一份，拟证明原告第十队于1982年林业三定时对争议山场进行了权属登记，证载第四栏山场为“塘坑仔”，山场四至为：东十一队岺分水为介，南十一队岺界，西洋比坑岺，北田，该山场明显包括了现争议的山场；3、（永）权证字第NO：0021114号山林所有权证存根和（永）权证字的NO：0021115号山林所有权证存根各一份，拟证明原告第十一队于1982年林业三定时“塘坑仔”和“华天森内”山场进行了权属登记；（永）权证字第NO：0021114号山林所有权证第一栏“塘坑仔”山场四至为：东为本队岺上路，南为石陂岺顶，西为十队岺顶，北为陂田止；永权证字第NO：0021115号山林所有权证第五栏“华田森内”山场四至为：东石陂岺分水，南为石陂岺分水，西为路，北为石陂田；原告第十队和十一队“塘坑仔”山场是相连，第十一队“塘坑仔”山场在第十队“塘坑仔”山场的东南面，与实地现场相符；原告的“华田森内”山场与“塘坑仔”山场是归属于塘坑内山一带，争议山场包含在塘坑内山场一带内；4、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两份，拟证明林改期间，第三人洋陂坑组对争议山场登记程序违法，单方登证，未经原告实际接界人签字确认，且登证主要权利依据错误；5、协议书一份，拟证明1987年11月23日原告与原桥南乡林场签订的合作造林协议书，该协议书明确了原告将塘坑内一带山岭与桥南乡林场合作造杉林，造林界址：东与石陂村山脊为界，南与乡林山场为界，西与乡林山场山嘴为界，北与田堪为界，面积共计254亩，争议山场包括在该协议造林山场范围内，原告对争议山场存在管业的事实；6、领条一份，拟证明2004年原告依造林协议约定向恩江镇政府领取了争议山场“塘坑内”造林分成款3000元，原告对争议山场存在管业的事实；7、大山村委会证明一份，拟证明争议山场为原告所有，第三人林改时系单方登证；8、林权登记信息数据表一份，拟证明原告林改后对塘坑仔、九石内山场申领登记的面积仅71.1亩，尚有182.9亩未申领登证，未申领登证的面积明显包括争议山场，否则原告“塘坑仔”山场的实际面积严重不符，明显减少很多；9、调查笔录、身份证复印件各两份，钟家绍的证人证言，拟证明1987年原告与原桥南乡林场签订合作造林协议，将包括争议山场在内的塘坑内一带山岭与原桥南乡林场造林，其当时担任该场场长在协议上签字，并到山场实地踏界、测量面积，原桥南乡政府还在协议上盖章确认并有代表签字，现争议山场确实归原告所有；罗华香的证人证言，拟证明林改时是他负责对洋陂坑和大山村的林改构图，第三人洋陂坑组队争议山场登证时是单方指认和确定界址，大山村组未派代表到争议山场指认界址和签字，后原告对第三人登证曾提出过异议。
原告提交的以上证据经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但对其所要证明的目的有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其西面界址不具体；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5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6关联性有异议，该领条没有写明是哪一块山场的分成协议；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8的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与复核山场无关联；对证据9证明目的有异议。
第三人洋陂坑组对原告提交以上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三性有异议，原告提供的是复印件，而且与复核山场无关联；对证据3三性有异议，与复核山场无关联；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复核山场的东面是第三人与恩江镇政府合作造林的山场，无需原告签字；对证据5三性都有异议，四至范围不能反应出包含了复核山场；对证据6、7三性都有异议；对证据8，该证据说明了原告持有的0020300号、0021114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塘坑仔”山场在林改时已经进行了登证，而且不包含复核山场，关于原告提供的协议书中的山场面积是254亩，但是该协议书中的山场并不与原告持有的0020300号、0021114号山林所有权证完全一致，即使完全一致由于“塘坑仔”山场只是上述山林所有权证中几块山场中的一块，所以林改时原告登领的“塘坑仔”山场面积小于254亩也是合理的；对于证据9三性都有异议。
对于原告提交的以上证据，结合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第三人洋陂坑组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第1组证据:永府林复字（2015）6号林权复核决定书和吉府复字（2015）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第2组证据：（永）权证字第NO：0020300号山林所有权证存根、第3组证据：（永）权证字第NO：0021114号山林所有权证存根和（永）权证字的NO：0021115号山林所有权证存根、第5组证据：原告与原桥南乡林场签订的合作造林协议书、第6组证据：原告依造林协议约定向恩江镇政府领取了争议山场“塘坑内”造林分成款3000元的领条、第8组证据：林权登记信息数据表，这6组证据是关于争议山场实质归属的重要证据，本院会另行阐述。关于第4组证据：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两份，第7组证据：大山村委会证明一份、第9组证据：证人钟家绍、罗华香调查笔录、身份证复印件各两份，这三组证据不予采信，理由有：第4组证据证明第三人洋陂坑组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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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林改”期间单方登证没有原告方的签字接界，因第三人申领办证时认为没有与原告的山地相接，故不需原告的接界签字，该证内表中除因自然地势不需签字接界外，其他方位均有接界人签字，故对于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第7组证据原告大山村大山组与第三人洋陂坑组争夺争议山场的权属，大山组本就属于大山村委会，大山村委会为大山组证明争议山场归大山组所有以及第三人洋陂坑组错误登证等内容，本院认为，林地、林权的归属问题大山村委会无权证明，且其与原告大山组系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对其证明主体资格、证明内容效力，本院均不予认可；对于第9组证据两证人的书面证言，根据法律规定除特殊情况下证人应到庭作证，本案两证人钟家绍、罗华香均到庭作证，故对这两份书面证言没有考证必要，应以庭审回答为准。
另外，对于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钟家绍以及罗华香的庭审回答，本院结合各方发问及证人庭审陈述，综合以下内容：钟家绍在庭审中陈述1987年桥南乡林场与大山村委会大山村小组签订的造林协议，其代表的是桥南乡林场一方。协议中第一条：“造林地点：是华田山、圹坑内山、九石内山、其山界址：东边与石陂村山脊为界、南与乡林场山为界、西与乡林场山为界、北以田堪为界，共计254亩。”其认为争议山场范围在该协议的造林山场范围内，但当时签订协议时没有核实大山村的山场权属依据，也没有对造林山场进行测量面积。证人钟家绍称判断争议山场是大山村的依据是当时大山村人会在争议山场种树、砍树。对于争议山场的地名，证人钟家绍称只记得有个叫华田森内的山场名称，其余记不清楚。本院认为，证人钟家绍虽在1987年作为桥南乡林场的代表与大山村大山组签订造林协议，约定造林地点为华田山、圹坑内山、九石内山、其山界址：东边与石陂村山脊为界、南与乡林场山为界、西与乡林场山为界、北以田堪为界，共计254亩。但该协议没有附当时的山场的权属依据或者相应的地形图，对于造林地点的山场范围中只有北为田堪与争议山场吻合，其余方位东边石陂村山脊，与实地界址不吻合，南、西两方位界址不具体，对这两方位现在也无法核实。且钟家绍本为大山村委会人，其证明力与无关联的证人证言相比，相对较低。故对于证人钟家绍作证证明1987年的造林协议包含争议山场以及争议山场属于大山村的证言不予采信。证人罗华香系争议山场颁证过程中的勾图人员，其陈述当时根据洋陂坑组的申请到现场勾图，当时没有人提出权属异议，之后是7、8年之后才有人与我说有异议的。罗华香陈述不看山勾图的程序对于所有申请办证人的流程均是一样的，不管是大山还是洋陂坑组，有争执的就要双方在场。本院认为，证人罗华香只陈述了其勾图的过程，证人当时也不记得当时勾图时大山村是否有人员在场，其证言内容与案件关联性不大，无法达到原告提出的证明第三人洋陂坑组单方申请办证的目的。
第三人洋陂坑组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已由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提交的没有重复提交）：1、国营官山林场退回部分地报告原件、国乡合作造林协议原件，拟证明飞马投天岭是第三人的山场；2、合同一份，拟证明第三人都对争议山场进行了管业。
原告大山组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协议把归属于原告的山场划归给了恩江镇政府与第三人合作造林，这种行为就是一种侵权行为，原告当时并不知情，所以这份协议不能对抗原告，协议中约定的“飞马投天岭”不包含争议山场，四至界址明显与争议山场不相符；对证据2三性都有异议，不能证明第三人的主张，也没有明确山场的地点，不包含争议山场，不在争议山场内。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认为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为,证据1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在证据中已经提交，本院不再重复阐述分析该组证据;对证据2第三人洋陂坑组与他人签订的割松油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也无法证明本案争议山场权属归属的目的，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以上证据中，本院未对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提交原告和第三人所提供的权属依据以及原告和第三人在庭审中单独提交的权属证据进行分析。这是为了将双方的权属证据进行比对分析，这样有助于更客观分析双方证据，以免单方认定证据造成证据认定的片面性。我们总结出双方的权属依据，首先，原告大山村大山组的权属依据证据主要有：1982年山权证（永）权证字第NO：0020300、NO：0021114、NO：0021115号山林所有权证，原告与原桥南乡林场签订的合作造林协议书，原告依造林协议约定向恩江镇政府领取了争议山场“塘坑内”造林分成款3000元的领条。经法院组织原告、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第三人共同踏山勘察现场确认，争议山场范围部分尚未确权，部分已经确权登记在第三人洋陂坑组的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5号、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8号林权证山权证范围内。原告的（永）权证字第NO：0020300号山林权所有权证证载第四栏山场为“圹坑仔”，山场四至为：东十一队岺分水为介，南十一队岺界，西洋比坑岺，北田；（永）权证字第NO：0021114号山林所有权证第一栏“塘坑仔”山场四至为：东为本队岺上路，南为石陂岺顶，西为十队岺顶，北为陂田止；永权证字第NO：0021115号山林所有权证第五栏“华田森内”山场四至为：东石陂岺分水，南为石陂岺分水，西为路，北为石陂田；原告主张三张证所载的“圹坑仔”、“塘坑仔”、“华田森内”是连成一片，证载三个地名的北边均为田可以连成一线，但是南、西、北三个方位的界址无法相接且界址没有在现场，现场没有石陂村的山场，故几个地名界址中的石陂岺、路都是不存在的，且0021114、0021115号山权证为大山村十一组的山权证，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称十一组的山权证均已颁证即这两证已作为发证权属依据颁发了新的林权证，但所登载山场并不在争议山场范围。故原告主张三个地名连成一片构成争议山场的说法不能成立。至于0020300号山权证单独包含争议山场范围的说法也与实地不符，该证的四至东十一队岺分水为介，南十一队岺界，西洋比坑岺，北田。该证的南十一队岺界不存在，西洋陂坑岺也不确定。故0020300号山权证单独包含争议山场范围的说法也无法成立。反观第三人的（永）权证字第NO：0020313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飞马投天岺”山场四至界址：东山栋分水，南以长坑交界山栋分水，西洋陂坑垅到老水下,北茶子排老头。该证与现场四至范围相符，若将已确权的部分除去则该山权证的西界址洋陂坑田垄到老屋下的界址则将变成与原告的山场相接。这是从双方的登证权属依据进行的比较。对于双方的管业依据，原告提供的原告与原桥南乡林场1987年11月23日签订的合作造林协议书一份和2004年2月2日的恩江镇政府给予大山村山价分成款收条一张。该协议本院认为无法与争议山场实地吻合，难以证实造林协议的造林地点即为争议山场，故本院对该协议不予认可，理由本院在对原告申请的证人钟家绍的庭审证词分析认定时已经作出阐述，现不再赘述；对于山价分成收条，收条中表明山价分成款为“圹坑仔”杉木款，本院认为，该收条没有附件，无法证明收条中的“圹坑仔”山场的位置，原告提交的第8组证据中林权登记信息表中的“塘坑仔”就有6处，这6处的“塘坑仔”均不在争议山场范围，再者争议山场都尚在权属争议中，恩江镇政府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对一块尚在争议中的山场给予大山村山价分成。故该收条与争议山场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反观第三人洋陂坑组对争议山场的管业依据，有1976年10月25日佐龙公社塘边大队与第三人洋陂坑大队、营前签订的造林协议、1982年10月16日永政办（82）93号批转《关于国营官山林场退回部分山林地给佐龙公社有关大队的报告》及附件（佐龙公社有关大队赠送官山林场现要求退回部分山地面积表）、2005年12月30日第三人洋陂坑组与恩江镇政府签订的国乡合作造林分成协议及附件，这三份证据历史沿袭清楚，尤其是《关于国营官山林场退回部分山林地给佐龙公社有关大队的报告》的附件（佐龙公社有关大队赠送官山林场现要求退回部分山地面积表）中“飞马投天岺”的界址清楚（东山栋分水、南长坑交界山栋分水、西洋陂坑田垅到老屋下、北茶子排老头），与第三人1982年的（永）权证字第NO：0020313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飞马投天岺”山场四至界址（东山栋分水，南以长坑交界山栋分水，西洋陂坑垅到老水下,北茶子排老头），两者高度吻合。综合以上比较，原告的权属依据和管业依据证据在历史沿袭上以及山场界址确定性都不如第三人洋陂坑组提供的权属依据证据、管业依据证据。故对原告提供的争议山场的权属依据证据、管业依据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综合以上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的事实如下：
第三人洋陂坑组在2005-2006年林改期间，依据1982年的（永）权证字第NO：0020313号山权证向永丰县人民政府申领了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5号、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8号林权证，分别确认了0362425310901JDS00015号宗地的林地所有权、0362425310901JDYMSY00014号宗地的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林木使用权。原告大山组于2014年10月29日向县林业部门提交了复核申请，要求对洋陂坑组林改期间申领的（2006）第11925号、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8号林权证进行复核。经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核实，争议的复核山场小地名，第三人洋陂坑组称之为“坑涵丛高坑仔舍坑”，原告大山组称之为“塘坑仔”，复核山场面积约50亩，山场主要植被为人工杉木林。原告大山组主张争议山场应包含在其永权证字第NO：0020300、NO：0021114、NO：0021115号山林所有权证三证所载的“圹坑仔”、“塘坑仔”、“华田森内”组成的山场片区，而第三人洋陂坑组认为争议复核山场应属于其1982年的（永）权证字第NO：0020313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地名“飞马投天岺”范围内。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受理复核申请后，于2015年5月19日作出了永府林复字（2015）6号《关于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5号林权证中0362425310901JDS00015号宗地、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8号林权证0362425310901JDYMSY00014号宗地林权复核决定》，在该决定中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维持了两证的确权登记。原告大山组不服该决定，于2015年7月17日向吉安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受理后，于2015年9月16日作出了吉府复字（2015）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书维持第三人洋陂坑组的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5号林权证中0362425310901JDS00015号宗地、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8号林权证中0362425310901JDYMSY00014号宗地林权登记。原告大山组不服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的林权复核决定、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以及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给第三人洋陂坑组颁发的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5号、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8号林权证，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具有颁发林地所有权证、使用权证、林木所有权证和使用权证的法定职责，上述四项权利除林地所有权单独登证，其余三项林权统一登记在一林权证中。林权复核是林权证发证机关依申请对发证行为进行重新审查，以确定发证是否错误。由于林改工作任务重、时间紧等原因，在颁发林权证的过程中存在对象错误、重复发证、界址不清等问题，为维护林权人的合法权益，降低相关权利人寻求救济、解决问题的成本而设立了林权复核制度。林权复核只是对原发证行为的重新审查，如果经过复核维持原发证行为，复核并非作出一项新的行政行为，其不应成为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只能以原登记发证行为作为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如果经过复核后撤销原林权证，则视为行政机关以新的行政行为撤销了原行政行为。本案中复核结果维持了原林权证，那么只需对原告原发证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在行政诉讼中，应当由行政机关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供证据证明，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仅包括行政行为的实体处理合法，还包括作出行政行为应当符合相应的程序规定。本案中原告主要对被告的行政行为的实体处理提出异议。
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纠纷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未确定权属的，参照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处理……”，原告与第三人在1982年林业三定时均取得了国家颁发的山林权证，原告的（永）权证字第NO：0020300、0021114、0021115号山林所有权证三证所载的“圹坑仔”、“塘坑仔”、“华田森内”三个证载小地名无法连成一片，原告称争议山场在该三证连成的片区范围内的说法不能成立。原告关于（永）权证字第NO：0020300号山权证单独包含争议山场范围的说法，因该证载的四至范围（东十一队岺分水为介，南十一队岺界，西洋比坑岺，北田）与实地不符合，本院亦不予支持。第三人洋陂坑组的（永）权证字第NO：0020313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飞马投天岺”山场四至界址：东山栋分水，南以长坑交界山栋分水，西洋陂坑垅到老水下,北茶子排老头，该证证载与实地相符。原告的权属依据和管业依据证据在历史沿袭上以及山场界址确定性都不如第三人洋陂坑组提供的权属依据证据、管业依据证据，具体分析认定本院已经在证据分析认定中详细阐述。综前所述，原告大山组要求本院撤销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在林改期间给第三人颁发的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5号、永府林证字（2006）第11928号林权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以原告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为由作出的驳回原告要求的复核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本院不予撤销，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所做的复核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足，本院亦不予撤销。
就程序规定来说，根据《江西省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操作规范》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确权发证工作流程按照“摸底造册->第一榜公示->制定、通过林改方案->勘查->第二榜公示->签订(完善)合同->审核->输机->发证前公示->颁证->建档”十一个步骤实施”，其中发证前公示规定，集体经济组织申请林地所有权或其他单位申请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或林木使用权的，在相关的乡镇、村、组公示，公示应包括反映问题的渠道，即时间、地点和联系方式，公示内容必须存档，并对公示榜进行拍照存底。该规范是颁发林权证必须遵守的程序规定，林改期间原告亦参与并办理了部分山权证，对于林改政策应当知晓，原告在2014年才提出复核，在公示期间以及异议期间未提出异议，其应承担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原告主张争议山场属于己方要求撤销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给第三人林改期间颁发的相关林权证，因其所提交证据不足，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和要求，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永丰县恩江镇大山村大山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永丰县恩江镇大山村大山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 雪
人民审判员 李长根
人民陪审员 刘克冰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袁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