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28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荣华，男,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景稳，山东垠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锋，男，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梅喜，山东公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荣华因与被上诉人高锋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4民初5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荣华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人民币37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1月口头约定，由被上诉人代为办理出租车营运手续，当时约定需要支付38000元给出租车公司，上诉人实际支付给被上诉人37000元，其中30000元被上诉人出具了收条。直到与出租车公司签订运营合同时，上诉人才知道37000元被上诉人并没有交到出租车公司，而是被上诉人占为己有，被上诉人收取37000元没有法律上依据亦没有合同的约定，被上诉人收取的37000元属于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一审法院仅凭刘某厚的当庭证言就认定上诉人所交款项系请客送礼的费用不能成立，属于孤证，上诉人是通过证人刘某厚的介绍才认识的被上诉人，证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默契的利害关系，所以该证据依法不应当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一审法院认定如果被上诉人取得的款项是建立在双方合同基础上，就不构成不当得利的论述是错误的。双方是存在正当的合同基础，但是根据双方约定该款项是用于向出租车公司缴纳的与车辆运营有关的费用，并非不正当的请托费用，出租车公司出具证明，除了5万元外，没有收取上诉人的任何费用，是严格依据有关管理部门的收费标准收费，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并没有将约定交纳给出租车公司的费用交到公司，而是非法占为自己所有。所以被上诉人取得上述费用没有任何法律与合同依据，属于不当得利，依法应予以退还。综上，上诉人认为，二审法院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依法返还所收取的不当费用。
刘荣华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纯属凭空编造，自相矛盾，无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且与事实不符，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已陈述“2014年1月份原告想要办理济南市出租车承包手续，因当时营运资格相对紧张”。实际上当时开出租车的指标非常紧张，上诉人通过中间人刘某厚找到被上诉人，让被上诉人帮助为其办理出租车指标，对于3万元款项的用途（用于找人托关系办理出租车指标的费用）上诉人一开始是明知的。理由：1、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的陈述内涵意思是找人托关系，找人办理出租车指标；2、上诉人申请中间人刘某厚在一审中出庭作证，刘某厚当庭表示上诉人让其向被上诉人转交的2万元款项的目的是为了想请客、送礼等手段为上诉人获取出租车运营资质，刘某厚作为中间人的陈述足以证实上诉人让刘某厚转交第一笔款时已非常明确该款项的用途；3、在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录音中刘某厚也向上诉人明确了钱已经用于打理关系、走门路了，无法退还，上诉人并未对款项用于走关系提出异议，也未提出关于交给出租车公司作为承租保证金的说法；4、被上诉人已经找人打理关系、请客送礼，为上诉人办理了出租车资质，现在上诉人所开的出租车指标就是被上诉人为其办理的，按照出租车行业规则向出租车公司交纳运营费用应由出租车司机本人交纳，即本案的上诉人交纳，上诉人与出租车公司之间关于运营费用的多少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最终从XX出租车公司提车，说明其自己已经认可出租车公司关于运营费用等相关规定。总之上诉人在其获取出租车运营资格后故意混淆交付给被上诉人款项的用途，但是其陈述自相矛盾，其提供的录音证据和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均可反应出该款项的用途就是找人托关系办理出租车指标的费用。三、从法律来讲上诉人上诉状中的陈述，结合本案的证据证明的事实，上诉人的上诉诉求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四、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办理出租车运营指标找人托关系花费了大量的费用，这些费用已超出了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费用，相关证据：1、2014年8月8日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的3.8万元欠条一张；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出示的请客、送礼所花费的票据；3、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已经证人刘某厚通话录音中均承诺签完合同后将拖欠的欠款交付给被上诉人，这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的内容及被上诉人所出具的票据相互印证，上诉人认可拖欠被上诉人的费用，并承诺与出租车公司签订合同后偿还被上诉人的欠款，该欠款上诉人至今仍没有偿还，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明确另行起诉上诉人，追回欠款。四、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办理出租车指标，被上诉人垫付了费用，且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而在上诉人与XX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后，其开出租车挣钱，至今既没有按照其欠条的约定偿还被上诉人的欠款，更没有向被上诉人支付为其垫付的费用，也没有向被上诉人支付一分钱的劳务费，所以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为最大的受害者。
刘荣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锋向其返还人民币37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高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荣华曾分别于2014年1月21日及8月9日向高锋支付2万元及1万元款项。其称，当时其欲在济南运营出租车，但当时出租车运营指标较为紧张，其在同乡刘某厚的介绍下，找到了高锋，高锋当时向其承诺可以帮其获得出租车运营指标，但称需要向出租车公司提前交纳定金和承租费。在此情况下，其向高锋交付了上述款项。后高锋称出租车公司还要再交纳7000元费用，其就在2014年8月22日又向高锋支付了7000元现金。其称当时高锋说明该款项中4493元为一个月的承租费，剩余的2507元为租车押金。其另说明，高锋当时向其承诺，其所交纳的37000元将在签订合同后将转为出租车承租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按合同约定的承租费标准按月扣减，直至扣完为止，扣完后再按月向出租车公司交纳承租费。但当其与出租车公司签订运营合同时，出租车公司又让其交了50000元保证金，此时其得知高锋并未将向其收取的费用交给出租车公司，其认为高锋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故要求高锋向其返还不当得利款37000元。
为证明上述主张，其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其名下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一份，显示其2014年8月22日分三次共计取款9000元，其称其取款后将7000元交给了高锋，但高锋当时没有向其出具收条。证据二、其（乙方）和刘某明（丙方）与济南XX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XX公司）签订的《济南市客运出租汽车承租运营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乙（丙）方承租甲方备运营证照齐全、设备完好的客运出租车一辆，车型为吉利美日（手改为帝豪），车号鲁AT**99，合同期限乙方自2014年8月22日至2020年8月21日，丙方自2014年11月7日至2020年8月21日。乙方、丙方需向甲方一次性交纳保证金35000元、5000元。乙方每月承租费4093元，丙方每月承租费200元。上述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合同甲方落款处XX公司盖章，日期手签为2014年8月22日，乙方、丙方签字处落款手写时间为2014年11月7日。刘荣华称，刘某明为其找的夜班司机，上述合同中约定的刘某明应当交纳的保证金和承租费均由其自己交纳。证据三、XX公司出具的《收据》三份，显示该公司分别于2014年8月22日、10月30日收取了刘荣华合同履约保证金40000元、代管协议保证金7000元及车辆风险押金3000元。刘荣华称上述40000元即合同约定的其与刘某明的保证金。剩余10000元虽然合同没有约定，但是XX公司要求交纳的。证据四、XX公司2016年8月31日出具的《XX公司关于鲁AT**99收费情况的说明》一份，载明：“XX公司对于鲁AT66**收费严格按照行业及物价部门文件执行，所收费用均开据并加盖公司公章。凡是未盖公司公章的收据及白条均非公司行为。同时重申公司并未收取，也没有委托任何人收取驾驶员其他费用。特此声明。”证据五、刘某厚2016年8月4日出具的证人证言一份，载明：“2014年1月高锋介绍刘荣华承租XX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刘某厚拿着刘荣华的承租费，第一次给了高锋20000元整，高锋给刘荣华打了个20000元的收条，2014年8月9号，刘荣华又给了高锋10000元整，打了个收条，停了没几天，高锋说钱不够了，又给刘荣华要了7000元整，这次没打收条，提车时刘荣华又向XX出租车公司交了50000元整（XX出租车承租费50000元整），刘某厚证明给了高锋37000元，没有交到XX出租车公司，到现在刘荣华向高锋索要没交到出租车公司37000元，一直杳无音信。证明：高锋在给刘荣华承租出租车期间，高锋怕刘荣华不租出租车，于是高锋让刘荣华打了个38000元的一个欠条，以防刘荣华不承租出租车。刘某厚，2016.8.4。”经刘荣华申请，一审法院通知刘某厚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刘某厚称上述书面证人证言为其本人书写。其进一步说明与刘荣华老家为同一村庄，刘荣华想通过其找出租车公司运营出租车，其又找到了其朋友高锋，想委托高锋帮刘荣华办理出租车承租的事宜。但承租出租车需要支出一定的好处费，需要托关系请客送礼才能办到。当时刘荣华给了其2万元款项用于请客送礼，其将该款项转交给了高锋，之后刘荣华称又给了高锋17000元，但该费用其并未经手。其之所以在书面的证人证言中称刘荣华还给了高锋17000元，是根据刘荣华的陈述所写。刘荣华委托其转交20000元时应当知道是用于请客送礼的钱，但高锋收钱后具体怎么使用的上述款项其不清楚。证据六、电话录音七段，其中第2段为刘荣华与高锋之间的通话记录，其余的则为与刘某厚间的通话，录制时间为2014年8月7日（1-3段）、8月9日、8月20日、8月21日、8月22日。通话内容主要为，高锋为刘荣华获得了出租车运营指标，车型为帝豪，单班份子钱为每月4293元，但刘荣华以高锋当时承诺份子钱为4030元为由，认为价格太高，不想承租。高锋称：“4030为志俊的价格，帝豪就是4293元，是客运处定的价格，你到底要不要这个指标，不要就给别人了。钱退不回来。”刘荣华称：“当时二哥（刘某厚）说了，弄不到钱就退回来……但他后来又不承认说过。”刘某厚在第1段通话中称：“高锋说了，都打理好了，钱退不回来。”第3段通话中称：“高锋给你一天时间考虑，钱都走门路了，退不回来了。”第7段通过中称：“今天签合同，你带着高锋那个钱了吗，高锋也过去，高锋的那个钱怎么弄？”刘荣华在第7段录音中称：“没有带高锋那个钱，还得给公司交5万押金，到银行转账，签合同后再给他。”
高锋认可其收取了刘荣华30000元款项，但称该款项系刘荣华委托其办理出租车运营指标的请托费用，其为刘荣华联系了多家出租车公司，但刘荣华都不满意，最后办成了XX公司的运营手续。在托关系的过程中上述款项已经消费完毕。其并对刘荣华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其又收取了刘荣华7000元款项的事实。对证据二、三、四的真实性认可，该三份证据可以证明刘荣华已经与XX公司建立出租车的承租运营关系，但刘荣华向其支付的款项是用于请客送礼，其按照合同约定向XX公司交纳费用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关系。对证据五书面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认可是刘某厚委托其为刘荣华办理出租车运营手续，刘某厚当庭陈述也证明了请客送礼的事实，刘某厚没有看到刘荣华另行支付7000元，不能证明该款项支付的事实。对证据六的录音证据的证明内容及目的均有异议，但上述录音恰恰可以证明是其为刘荣华办理了出租车的指标，所支出的钱也是用于请客送礼，刘某厚在通话中明确表示钱已经请客送礼，退不回来了，该录音可以与庭审中刘某厚的证言相印证。录音中还提到刘荣华承诺在签完合同后再支付给其一部分钱，这个钱就是其垫付请客送礼花超的钱，刘荣华为其打了欠条，该欠款至今未偿还，其将另行起诉刘荣华。
高锋为证明涉案款项为请托送礼的费用及已经支出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4年2月至8月期间的餐费发票、用餐结账单，购买烟、酒、茶叶等礼品的收据、清单，加油票等票据若干及手写记账单一本。手写记账本中零散记载有“请客”、“送礼”若干元等的内容。其称上述单据为其为刘荣华送礼请客吃饭的请托的部分花费票据，其请客吃饭花费5528元，买茶叶12798元，买烟酒15310元，加油1900元，打车120元，购买笔记本电脑4760元，剩余没有票据的约500元，上述费用中送给了XX公司七、八千元。以上单据可以证明涉案款项的用途及消费完毕的事实。记账本为其自己平时记账的材料，但仅记载了部分送礼的事实。证据二、刘荣华2014年8月8日向其出具的欠条一份，载明：“今欠高锋38000元，叁万捌仟元整，刘荣华以（已）付2000元，贰万元整，签完合同刘荣华付剩余18000元，壹万捌仟元整，此条有法律效应，以条为证。”其说明在刘荣华向其支付的20000元已经花完的情况下，其为刘荣华垫付了部分费用，经双方对账已经支出了38000元，故让刘荣华书写了上述欠条。
刘荣华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中的费用用于请客送礼的事实不予认可，有些费用如购买茶叶10000多元明显不合常理。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称该欠条是在高锋的强迫下出具的。其称其最初通过刘某厚找到高锋时，高锋向其承诺交20000元后，一个月左右就能从“某运出租车公司”提车，车型为大众志俊，但结果其等了7个多月，签了XX公司，车型还变成了吉利帝豪，而且当时高锋承诺的只用交单班的承租费，但后来XX公司要求一定要有夜班司机。出现这种情况后，刘某厚称其不要帝豪车了可以把钱退回来，但高锋称钱不能退，而且强行让其出具了上述欠条，并称不写欠条，钱就不退，车也没有。
一审法院认为，经刘荣华、高锋双方提交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双方举证、质证后，一审法院归纳刘荣华、高锋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有二：一是刘荣华向高锋支付款项的具体金额及性质；二是上述款项应当如何处理。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现双方对但高锋收到了30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刘荣华称其还另向高锋支付了7000元，其应当就此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为此，其提交了刘某厚的证人证言及银行交易记录以证明该事实。但经当庭质证，刘某厚称其仅是听刘荣华说一共给了高锋37000元，刘荣华又给了高锋7000元并非亲眼所见而系听刘荣华本人所言，故该证人证言为传来证言，仅凭该孤立的言辞证据，无法证实刘荣华另行向高锋支付了7000元的事实。2014年8月22日的银行的交易记录虽然显示刘荣华取款9000元，但取款之后该款项如何处理，刘荣华无其他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将其中的7000元交给了高锋。故刘荣华主张在30000元之外，其另向高锋支付了7000元的事实，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30000元款项的性质，刘荣华称系高锋向其承诺代为向出租车公司交纳的办理出租车运营指标的定金，待其与出租车公司签订合同后转为承租费，再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费标准按月扣减。但之后XX公司又向其收取了50000元费用，故其认为高锋未将该30000元交予XX公司，构成不当得利。高锋则称该款项为刘荣华向其支付的用于请托送礼找关系，用于获得出租车运营指标的钱，不存在承诺该费用为定金的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由该规定可知，刘荣华主张30000元为高锋的不当得利，其应当举证证明高锋获得了不当利益，且利益的获得没有合法或合同依据，并造成了其损失。但按刘荣华的主张，其向高锋交付上述款项并非没有合同依据，其所表示出的意思表示为高锋代其向出租车公司交付定金，故按其意思表示，高锋收取其款项的行为系建立在双方委托关系的基础之上，即高锋获取款项的行为具有合同依据，并非不当得利。其诉讼请求与其自己所主张的双方的基础法律行为相互矛盾。高锋虽认可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但对被委托之事与刘荣华主张不同，刘荣华主张代为交付出租车定金，高锋则主张为请托行为，即代为通过不正当的请客送礼等手段为刘荣华获取运营出租车的指标。
由上可知，刘荣华、高锋双方对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事实是没有异议，关键在于上述关系为合法正当的委托代理关系还是非法的不正当的请托关系。刘荣华主张为合法的委托代交出租车定金的关系，并申请刘某厚出庭作证以证明该事实，但证人刘某厚在出庭作证时却明确表示，刘荣华让其向高锋转交20000元款项的目的为通过请客送礼等手段以获取出租车运营资格。刘某厚作为刘荣华自己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其所陈述的事实与刘荣华主张相互矛盾，刘荣华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且刘荣华所提交的录音中，刘某厚也明确提到：“高锋说了，都打理好了，钱退不回来”、“高锋给你一天时间考虑，钱都走门路了，退不回来了。”在提到该内容时，刘荣华仅提到事办不成钱应当退回，并未对上述费用用以请托提出异议，也未提出上述费用为交给出租车公司定金的事实。由上述分析可知，刘荣华对其支付给高锋的费用用于请托的事实应当予以知晓。结合上述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刘荣华向高锋支付30000元，系为获取出租车运营指标而支出的请托等不正当费用。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即上述费用应当如何处理。依以上查明事实，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上述费用的性质为不正当的请托费用，具有非法性，即刘荣华、高锋双方在交付上述费用时已经对该费用的不正当用途进行了约定，形成了合意。出租车行业作为与公民日常出行生活息息相关的客运服务行业，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驾驶员资格的准入、审查及管理是否严格，关系每一位出行乘客的安全。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对从事客运经营的驾驶员的条件进行了规定。而按照规定条件能否择优选择合格的驾驶员，有赖于出租车管理部门及出租车经营者的廉洁性。刘荣华、高锋双方恶意串通，企图利用贿赂的方式获取出租车运营指标的行为，有违所有社会成员均应洁身自好、诚信为本、维护自身职业道德的公序良俗，也破坏了所有欲从事出租车驾驶员工作人员公平竞争的环境，破坏了国家对客运行业的管理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按照上述规定，刘荣华、高锋之间恶意串通进行请托以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对涉案30000元款项，应当予以收缴。待本判决生效后，一审法院将另行制作处罚决定书，对高锋收取的刘荣华用于请托的30000元款项予以追缴，收归国家。基于上述理由，刘荣华要求高锋返还37000元不当得利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荣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5元，减半收取计362.50元，由原告刘荣华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双方当事人对高锋收取30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刘荣华主张其还向高锋交付了7000元，高锋对此不予认可，刘荣华亦未就此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应为:（1）取得不当利益;（2）造成他人损失;（3）得利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首先，刘荣华作为本案原告应对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即刘荣华应举证证实高锋取得涉案30000元系不当利益，并无合法根据。其次，基于特定基础法律关系而产生的纠纷,当事人必须就其基础法律关系展开诉讼,而不能避开基础法律关系直接提起不当得利诉讼。本案刘荣华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请高锋还款,并未证明高锋收取涉案30000元款项无合法根据。本案中，刘荣华的主张，其向高锋交付涉案款项系委托高锋代其向出租车公司交付承包费，而高锋则主张涉案30000元款项系受刘荣华委托通过不正当的请客送礼等手段为刘荣华获取运营出租车的指标。据此，本院认为，刘荣华虽以不当得利提起本案诉讼,但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及理由均认为双方存在委托关系的基础法律关系。虽然双方当事人就委托事项存有争议，但就涉案款项用途而言，刘荣华与高锋之间是存在基础法律关系的,非属不当得利。因此，本案刘荣华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请高锋返还37000元,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5元，由上诉人刘荣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松成
审判员 翟 勇
审判员 王立强
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李 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