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03民初4102号
原告（被告）：厦门广融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57号第四层411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75163571X4。
法定代表人：柯丽观，总经理。
原告（被告）：厦门城际快捷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57号4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769295135W。
法定代表人：柯丽观，总经理。
两原告（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金、张晓莉，福建志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告）：高丹，女，1976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振涛、常楠，福建道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厦门广融投资有限公司、厦门城际快捷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高丹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已于2017年2月28日立案受理，原告高丹与被告厦门广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融公司”）、厦门城际快捷商务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际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3日收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将后案并入前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广融公司、城际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金、张晓莉，高丹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振涛、常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融公司、城际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广融公司、城际公司与高丹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9月5日解除；2.判令广融投资有限公司向高丹支付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10月11日的工资29120元；城际公司无需向高丹支付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10月11日的工资6100元；3.判令广融公司无需向高丹支付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10月11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77120元；4.判令高丹立即向广融公司、城际公司移交厦门广融投资有限公司七星路酒店、厦门城际快捷商务管理有限公司的公章、法人章、营业执照和汽车一部（品牌丰田凯美瑞、车牌号DX****2）；5.判令高丹向广融公司返还虚报的费用40000元和向城际公司返还借款3000元；6.判令高丹向广融公司返还2011年2月-2014年2月工资255300元和2014年4月-2015年5月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13742.50元。
事实和理由：2001年1月19日案外人厦门凤凰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投公司)成立。高丹系该公司的股东，占股3%并任职副总经理。2004年3月19日，凤投公司与案外人柯孝梭、厦门东方兴业商贸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本案广融公司，凤投公司占股50%。2005年5月27日，凤投公司和广融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城际公司，并任命高丹任职城际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2006年初因凤投公司已无实际经营，基于高丹股东身份，高丹自2006年2月1日起任职广融公司执行董事，与广融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高丹仍继续在城际公司任职董事长。之后的2011年3月1日至2015年4月期间，高丹在案外人福建联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裕公司)任职。2014年广融公司发现高丹隐瞒了其与联裕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并在联裕公司领取工资的情况后，即于2014年2月起不再发放高丹工资并实际解除了与高丹的劳动关系。2015年5月联裕公司解除了与高丹的劳动关系，高丹还因此获得联裕公司经济补偿。2015年5月因公司相关人员涉及到刑事犯罪问题，广融公司管理一度发生混乱正缺乏管理人员，而高丹自称其是凤投公司的股东代表，熟悉公司情况要参与广融公司善后事宜，故当时广融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柯孝梭便同意高丹去城际公司处任职董事长的请求，工资由城际公司发放，广融公司发放股东补贴。但高丹在此后的工作中出现多起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如违反《车辆管理规定》公车私用拒不归还借用的车辆；如拒不移交代为保管的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等资料；如违反考勤管理制度不按时上下班不考勤且无故旷工；如利用职务之便租用原告场所用于其丈夫经营的办公室，但拒绝支付租金且拒绝搬离；如利用原告负责人柯孝梭不熟悉公司情况的机会虚构事实、虚开票据报销40000元。如2016年7月26日至8月5日期间，在没有办理任何请假手续的情况下无故旷工9日(事后获知为外出旅游)。基于高丹上述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广融公司于2016年9月5日做出解除与高丹劳动关系的决定，并于2016年9月6日、9月7日、9月9日分别以特快专递、短信、邮件方式将解除通知函的内容送达高丹。2016年10月11日高丹向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中请劳动仲裁，2017年1月24日仲裁庭作出了厦劳仲案[2016]1858号裁决书，共七项裁决。基于上述事实，原告认为厦劳仲案[2016]1858号裁决书第一、二、三、四、五、七项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理由如下：
一、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函已于2016年9月6日送达高丹，劳动关系已于2016年9月5日解除，而非2016年10月11日。
广融公司2016年9月5日做出即日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后，于9月6日、9月7日、9月9日通过多种方式如EMS、短信、邮件向高丹送达解除通知函。通知函寄不但寄往高丹住处，也寄往高丹的工作地点，并且在详情单上注明了快递文件内容。退回的快递上注明的是“拒收”，即快递人员并没有送错地址或收件人，高丹是在知晓邮寄内容的情况下拒收快件的。因此，解除通知内容2016年9月6日已合法送达高丹、劳动关系已于2015年9月5日解除的事实是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裁决书认为原告未举证证明显然是错误的。
2因高丹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广融公司停止发放股东补贴和城际公司停止发放工资符合规章制度的规定。
广融公司向高丹发放的是股东补贴而非劳动报酬。因高丹作为公司股东做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诸多行为，损害广融公司合法利益在先，广融公司自2016年7月起停止发放股东补贴，该行为符合公司规章制度规定，是维护公司利益的合法行为。
基于高丹在城际公司任职期间不服从公司安排、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的行为，城际公司不予发放高丹2016年8月份起的工资符合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6年9月5日合法解除，而且高丹自2016年9月后亦未考勤上班，广融公司自然更无须发放2016年9月和10月的工资。
三、广融公司与高丹的劳动关系在2006年2月1日至2016年9月5日期间并非一直存续，在2014年2月至2015年5月期间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高丹不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原告无须向其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即使应支付亦应按照实际用人单位城际公司发放的工资待遇标准计算。
1.2015年5月起双方重新建立劳动关系，高丹不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
广融公司虽然与高丹自2006年2月1日起以两年为一劳动合同期限签订过五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在2011年3月1日一2015年5月期间，高丹是在案外人联裕公司处任职，与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接受该公司规章制度的管理、领取工资薪资。2014年2月原告发现后立即停发工资并解除与高丹的劳动关系。即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2月1月-2016年1月31日的劳动合同事实已解除。双方是在2015年5月高丹再次回城际公司处任职后才重新建立劳动关系，故高丹并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三种情形。”
2.高丹的实际用人单位和用工主体为城际公司。本案中的劳动法律责任应由城际公司承担，并应以城际公司发放的劳动报酬做为计算赔偿金或补偿金的标准。
2015年5月广融公司基于高丹股东代表身份同意其任职城际公司的董事长，并依照广融公司发放给其他个人股东股东补贴的做法，同样向高丹发放股东补贴，广融公司与高丹并不存在劳动用工的事实。广融公司对城际公司在人事、财务等方面的审批管理，只是基于双方投资关系而进行的内部管理。此种管理并不具有劳动法意义上的“用工”条件，更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对公司员工的管理和用工行为。实际的用工情况是高丹任职城际公司的董事长，负责城际公司的具体管理工作，工作地点在城际公司位于城际商务中心的办公室，并按月领取城际公司发放的工资。因此，城际公司才是高丹的实际用工单位，应由城际公司单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以广融公司发放的工资标准计算赔偿金或补偿金。
四、广融公司提交的如录音资料、车位产权信息、车辆停放照片、车辆保养维修单等已足以证明高丹拒不移交由其保管的二家公司的公章等财产，证明高丹拒不归还车辆。裁决书认为广融公司证据不足显然是错误的。
五、高丹向城际公司借款叁仟元有高丹书写的借款单予以证明，高丹应予返还。而向广融公司报销的40000元是高丹利用广融公司负责人柯孝梭2015年5月初刚接手公司，不熟悉公司情况而虚构出的中介事实，并虚开票据报销40000元归其所有，该费用应予返还。
六、高丹未经广融公司同意与案外人签订劳动合同、重复领取工资、造成双重劳动关系的行为，给广融公司造成损失。此期问广融公司支付的工资报酬应予返还。
2011年3月至2015年5月期间，高丹在案外人联裕公司工作。其不但与联裕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领取工资报酬。广融公司对此情况并不知晓，仍继续向高丹支付工资直至2014年2月。高丹在与广融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同时，未经广融公司同意与案外人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严重损害广融公司的合法利益，造成广融公司损失。而且联裕公司2015年5月解除与高丹劳动关系时向其支付了经济补偿。高丹同时与广融公司、案外人建立双重劳动法律关系，是严重违反劳动法规的行为，应予返还2011年2月至2014年2月期间从广融公司处领取的工资。社会保险和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高丹依法返还给广融公司。
综上，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6年9月5日合法解除。高丹的实际用人单位为城际公司，应由城际公司承担相应的劳动法律责任。双方系于2015年5月后再次建立劳动关系，不符合劳动法规规定的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广融公司不应支付赔偿金。为维护广融公司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判如所请。
高丹辩称：一、关于第一项请求：广融公司、城际公司要求确认与高丹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16年9月5日合法解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是高丹于2016年10月11日（处理劳动仲裁时）才获知广融公司违法解除了与高丹的劳动关系。
1.首先，高丹没有在2016年9月5日收到广融公司、城际公司所送达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
2.所谓的《通知函》的内容均不符实，亦无法构成广融公司、城际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条件；
3.所谓的《通知函》落款主体仅是广融公司、城际公司从未向高丹送达过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通知。
4.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工会。广融公司、城际公司并未履行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程序。
二、关于第二项、第三项请求：高丹于2016年9月时突然发现自己的社保卡被冻结无法使用，才发现广融公司未按时支付原告2016年7月、8月的工资，才发现城际公司未支付原告2016年8月的报酬。
高丹于2016年10月11日收到广融公司向劳动仲裁提交的证据材料，才获知广融公司向高丹发送过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广融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违法解除，且送达到高丹的时间是2016年10月11日。在仲裁过程中，广融公司自认从2014年2月起就未向原告支付工资。
三、关于第四项、第五项请求：依法该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应驳回该请求。且广融公司、城际公司的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关于第六项请求：1.关于返还工资部分，依法该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且广融公司未提供充分合法证据证明其在2011年2月至2014年2月期间实际向高丹支付了255300元工资，2011年2月至2014年2月高丹与广融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作为用人单位的广融公司负有向高丹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定义务。退一步，即使广融公司证明了其向高丹支付了2011年2月至2014年2月期间的工资255300元，广融公司的该部分请求，也已经超过劳动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应驳回其该请求。
2.关于返还2014年4月至2015年4月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应由个人缴交的款项，依法该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且广融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为广融公司、城际公司代缴该款项，未证明款项数额。退一步，即使是广融公司确实代缴该款项，那也是广融公司当时的自愿行为，现要求返还没有任何依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广融公司、城际公司的诉讼请求。
高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高丹与广融公司自2016年2月1日起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确认高丹与广融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自2016年10月11日解除；2.判令广融公司支付拖欠高丹2014年2月至2016年9月期间的工资307200元及2016年10月1日至11日工资3200元（按每个月平均9600元计），小计310400元；3.判令城际公司支付拖欠高丹2016年8月工资3000元、2016年9月工资3000元及10月1日至11日工资1000元，小计7000元；4.判令广融公司支付高丹自2016年2月1日起至2016年10月11日期间应与高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签订的二倍工资差额80000元（按每月工资9600元）；5.广融公司支付高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600*12.5*2=240000元（自2004年5月至2016年10月，计12.5个月）；6.广融公司为高丹出具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协助高丹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手续。
事实与理由：高丹与广融公司曾签订多份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止2016年1月31日。该合同到期后，高丹继续在广融公司工作，但广融公司却迟迟不与高丹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城际公司为广融公司对外设立的公司，广融公司持有城际公司92.5%的股份。高丹获广融公司授权，经选举担任城际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每月报酬3000元。
高丹于2016年9月时突然发现自己的社保卡被冻结无法使用，才发现广融公司未按时支付原告2016年7月、8月的工资，才发现城际公司未支付高丹2016年8月的报酬。
高丹于2016年10月11日收到广融公司向劳动仲裁提交的证据材料，才获知广融公司向高丹发送过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广融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违法解除，且送达到高丹的时间是2016年10月11日。在仲裁过程中，广融公司自认从2014年2月起就未向原告支付工资。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告特向贵院起诉，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广融公司、城际公司辩称：
一、高丹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三种情形”。
（一）、高丹不符合第一种即“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情形。广融公司、城际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高丹在2011年3月1日至2015年4月期间是在案外人联裕公司任职，接受该公司规章制度的管理、领取该公司的工资薪资。在此期间，高丹并未在广融公司、城际公司处任职，也未向广融公司、城际公司提供劳动。广融公司、城际公司与高丹之间的劳动关系，实际上自2014年2月广融公司、城际公司停止发放原告薪资后即已解除。2015年5月后原告才再次在城际公司任职建立劳动关系。高丹在广融公司、城际公司处并没有连续工作满十年。
（二）、高丹不符合第二种即“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或国企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形。
（三）、高丹不符合第三种即“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情形。
如前所述，双方2015年5月后才再次建立劳动关系，此后直至2016年9月5日解除合同期间并未签订有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退一万步讲，即使2015年5月后双方连续订立过二次劳动合同，高丹在职期间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即2016年7月26日至8月5日期间无故旷工等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行为。广融公司、城际公司亦无与其续签劳动合同的意愿。因此本案高丹不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三种法定情形。
二、双方劳动合同系于2016年9月5日解除，并非高丹陈述的2016年10月11日。
（一）、广融公司、城际公司系因高丹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公司规章制度而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解除劳动关系。
广融公司、城际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2015年5月起高丹在城际公司任职董事长期间，存在诸多违反劳动纪律和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特别是通过公证保全证据之方式确认高丹2016年7月26日至8月5日期间无故旷工的事实。事后获知其是外出游玩。还有如长期占用车辆拒不返还，虚假报账等，广融公司、城际公司是在多次劝说和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方做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该决定是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二）、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函已于2016年9月6日送达高丹。
广融公司、城际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广融公司、城际公司是通过多种方式如EMS特快专递、手机短信、E-Mail送达解除通知函的。不但将通知函寄往高丹住处，也寄往工作地点（即城际公司经营场所），详情单上详细注明快递文件内容。2016年9月6日快件因高丹拒收而退回。高丹称其2016年10月11日方获知广融公司、城际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有违诚信。
三、高丹诉求2014年2月-2016年9月期间的工资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广融公司、城际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高丹2011年3月至2015年5月期间在案外人联裕公司处上班，与联裕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并领取联裕公司的工资报酬。2015年5月后其再次到城际公司任职，与城际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已领取城际公司的工资报酬。劳动者享有劳动报酬的前提是劳动者依法履行劳动义务，而高丹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此期间有向广融公司、城际公司广融公司提供过劳动。其要求广融公司、城际公司广融公司支付2014年2月至2016年9月的工资，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四、高丹在职期间存在旷工等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行为，且广融公司、城际公司已于2016年9月5日合法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广融公司、城际公司相应地不予发放工资、股东补贴符合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
五、广融公司、城际公司系合法解除劳动合同依法无须支付赔偿金。退一万步讲，假设依法应支付赔偿金，亦应按照城际公司的工资标准计算。
（一）、广融公司、城际公司是合法解除劳动合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合法。
如前所述，广融公司、城际公司系因高丹在职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特别是2016年7月26日至8月5日期间无故旷工，而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解除劳动关系。并通过合法途径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函和内容送达高丹。广融公司、城际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有事实依据，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系合法解除，无须支付高丹赔偿金。
（二）、高丹的实际用人单位为城际公司，应以城际公司发放的劳动报酬为标准计算用人单位应承担的补偿金或赔偿金。
广融公司、城际公司提交的证据可证明高丹任职城际公司的董事长，在城际公司从事经营管理工作。高丹提交的工资发放记录和个人所得税申报记录证据可证明高丹从城际工资领取工资报酬。以上可证，高丹的实际用人单位为城际公司，其为城际公司提供劳动，从城际公司领取工资。因此，如在本案中存在因解除合同而需支付赔偿金或补偿金的，应以高丹领取的城际公司的工资报酬作为计算标准。
六、高丹完成工作交接包括酒店公章资料的移交、占用车辆的返还、有关欠款的退还后，广融公司、城际公司将依法为其办理诉讼请求第6项的事宜。
综上，高丹之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高丹于2006年3月2日与广融公司签署了第一份《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06年2月1日至2008年1月31日止，高丹的工作岗位为执行董事。此后，高丹与广融公司又连续签署了合同期限分别为2008年2月1日至2010年1月31日、2010年2月1日至2012年1月31日、2012年2月1日至2014年1月31日、2014年2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的四份《劳动合同》。广融公司为高丹缴纳了2014年1月至2016年8月的社会保险，为高丹向厦门市地方税务局提交了期限为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止、税目为”个人所得税-
工资薪金所得”等的收入申报。城际公司确认自2015年5月起至2016年9月5日与高丹存在劳动关系并实际为高丹发放工资，城际公司为高丹向厦门市地方税务局提交了期限为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止、税目为“个人所得税一工资薪金所得”等的收入申报。广融公司制作一份《通知函》，以高丹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于2016年9月5日与高丹解除劳动关系，落款时间为2016年9月5日。高丹确认于2016年10月11日知悉《通知函》的内容。
2016年9月20日，高丹作为申请人以广融公司、城际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请求：1.广融公司支付2014年2月至2016年9月期间的工资307200元及2016年10月1日至2016年10月11日的工资3200元(按每个月平均9600元计)，合计310400元；2.城际公司支付2016年8月的工资3000元、2016年9月的工资3000元及2016年10月1日至10月11日的工资1000元，合计7000元；3.广融公司支付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10月11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80000元(按每月工资9600元)；4.广融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9600×12.5×2=240000元(自2004年5月至2016年10月止，计12.5个月)；5.广融公司出具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协助高丹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6.确认高丹与广融公司自2016年2月1日起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7.确认高丹与广融公司的劳动关系自2016年10月11日解除。
广融公司、城际公司于2016年10月14日提出仲裁反申请，请求：1.高丹立即向广融公司、城际公司移交广融公司七星路酒店、城际公司的公章、法人章、营业执照和汽车一部（品牌丰田凯美瑞、车牌号DX**72）；2.高丹向广融公司返还虚报的费用40000元和城际公司返还借款3000元；3.高丹向广融公司返还2011年2月-2014年2月工资255300元和2014年4月-2015年5月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13742.50元。
2017年1月24日，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厦劳仲案[2016]1858号裁决：一、确认高丹与广融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10月11日解除；二、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广融公司应一次性交付给高丹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10月11日的工资29120元(尚未扣除高丹需承担的税费)；三、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城际公司应一次性支付给高丹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10月11日的工资6100元(尚未扣除高丹需承担的税费)；四、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广融公司应一次性支付给高丹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10月11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77120元；五、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广融公司应为高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协助高丹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手续；六、驳回高丹的其他仲裁请求；七、驳回广融公司、城际公司的仲裁反请求。
广融公司、城际公司和高丹均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
广融公司、城际公司提供一份高丹与福建联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其中劳动期限约定自2011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1日，工作地点为漳州市芗城区，月工资5000元，并提交一份加盖福建联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的高丹2011年至2015年4月的工资单复印件，高丹在仲裁及本案审理期间，对劳动合同及工资单三性均不予确认。
2016年8月24日，广融公司寄送两份告知函给高丹，被拒收。2016年8月26日，广融公司曾以EMS寄送一份关于缴纳租金及搬离租赁物的通知函，高丹签收该邮件。广融公司于2016年8月30日，广融公司曾通过微信发送归还收回车辆等的通知函，并于同日寄送通知函给高丹，并以EMS寄送该通知函，但被拒收。2016年9月6日，广融公司寄送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函给高丹，高丹拒收。广融公司寄送函件的地址为同一地址。
高丹提供中国建设银行帐户工资明细及个人所得税明细申报记录，其中个人所得税明细申报记录中，2016年3月、4月、5月中载明，广融公司、城际公司分别支付给高丹（含税）3000元、10242.52元（3月），3000元、8942.52元（4月），3000元、9642.52元（5月），两公司分别纳税。自2015年7月至2016年8月，广融公司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5061元为标准为高丹缴纳社会保险费。高丹据此主张其在广融公司的工资平均为每月9600元。
关于闽Ｄ×××××丰田凯美瑞车辆一部，高丹主张是广融公司配给高丹使用，是基于高丹是广融公司高管以及高丹是广融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凤凰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总经理的职位，自2016年1月1日起到开庭的时间止，是由高丹保管。广融公司违法解除了与高丹的劳动关系，但高丹作为广融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凤凰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总经理的职位并没有变，其仍有权继续保管该车辆。
根据广融公司提供的管理制度，无故旷工半日以上扣发当日工资，并罚款50元。连续旷工三天或年度累积旷工三天，视为自动离职并解除劳动合同。
本院认为：一、关于高丹是否存在旷工的事实。
高丹虽对《厦门广融投资有限公司管理制度汇编》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但由广融公司、城际公司提供的传阅单体现有高丹签字，另公司在《管理制度》中增加《车辆管理制度》时，高丹于2011年12月21日也在员工签阅单上签名，该员工签阅单显示，公司确有制订相关的管理制度，高丹作为公司执行董事，确有掌握相关管理制度的条件，尤其双方出现争议时段较长，高丹未能提供证据反驳证据，故本院确认《厦门广融投资有限公司管理制度汇编》及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及确认高丹知晓该管理制度的内容。
2016年8月24日、2016年8月26日、2016年8月30日、2016年9月6日，广融公司以同一地址（非办公室）通过EMS寄送通知函给高丹，除一份由高丹签收其余拒收，从寄送函件的方式及结果可以看出，该段期间，高丹与广融公司系通过函件联系，结合高丹对广融公司在仲裁期间提出其2016年7月26日至8月5日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外出旅游无故旷工并未提供反驳证据证明，故本院采信广融公司主张的高丹旷工且超过3天的事实。广融公司对高丹外出旅游的天数未能举证予以证明，故广融公司主张高丹连续旷工9天不予采信。
二、关于劳动合同解除时间。
广融公司及高丹在本案中均提出请求，要求确认与对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即双方共同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广融公司于2016年9月5日制作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函》，并以EMS寄送，以微信通知，高丹拒收邮件，鉴于该邮件已标注品名为解除函，高丹拒收邮件之日的2016年9月6日可作为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日。城际公司要求确认与高丹的劳动于2016年9月5日解除的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处理。
三、关于解除劳动关系前高丹的月工资标准。
根据高丹提供中国建设银行帐户工资明细及个人所得税明细申报记录，2016年3月、4月、5月广融公司支付给高丹10242.52元、8942.52元、9642.52元，广融公司主张该款系股东补贴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结合广融公司确认与高丹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广融公司以其发放的款项为股东补贴不予采信，该款项应为广融公司发放给高丹的工资。
广融公司与城际公司系关联公司，本案审理中，广融公司及城际公司均承认高丹与城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高丹月工资也由两家公司分别发放，其中城际公司每月发放的金额为3000元，结合高丹提供的证据，高丹主张的广融公司支付的月平均工资为9600元可予采信。
四、关于高丹与广融公司、城际公司主张的工资支付及返还问题。
1.广融公司承认自2014年2月发现高丹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故停发高丹工资，但广融公司并未主张权利，至2016年9月高丹提起仲裁才提出返还2011年2月至2014年2月的工资255300元，超过法定仲裁时效，故其诉求不予支持。
2.高丹对广融公司、城际公司提交的与福建联裕房产地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工资单三性均不予确认，但未提供反驳证据，结合一年多时间高丹未收到广融公司支付的工资未提出异议的事实，本院采信广融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及工资单的真实性，确认2011年3月1日至2015年4月期间，高丹与福建联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享有劳动报酬的主要依据系履行劳动义务，高丹未提供证据证明2014年2月至2015年4月期间其有向广融公司提供劳动，故高丹要求广融公司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不予支持。
3.根据广融公司提供的管理制度，旷工未达解除条件扣发工资及罚款，与达到离职并解除劳动合同系并列处罚条款，广融公司已按高丹自动离职解除与高丹劳动合同，故不再适用扣发工资条款。
广融公司确认2015年5月让高丹参与公司管理，高丹已按广融公司、城际公司要求提供劳动，广融公司、城际公司未依约支付工资，故高丹要求广融公司依约支付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5日工资可予支持，工资标准可按月工资9600元计算。城际公司未举证证明发放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9月5日的工资，高丹要求城际公司支付该段期间的工资可予支持，工资标准按月工资3000元计算。即广融公司应支付给高丹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6日工资21120元（9600元×2个月+9600元÷30天×6天），城际公司应支付给高丹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9月6日工资3600元（3000元+3000元÷30天×6天），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4.2016年9月6日高丹与广融公司、城际公司的劳动关系已解除，广融公司无需支付高丹2016年9月7日至2016年10月11日的工资。
五、高丹要求广融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是否应予支持。
高丹虽对《厦门广融投资有限公司管理制度汇编》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但由广融公司、城际公司提供的传阅单体现有高丹签字，另公司在《管理制度》中增加《车辆管理制度》时，高丹于2011年12月21日也在员工签阅单上签名，该员工签阅单显示，公司确有制订相关的管理制度，高丹作为公司执行董事，确有掌握相关管理制度的条件，尤其双方出现争议时段较长，高丹未能提供证据反驳证据，故本院确认《厦门广融投资有限公司管理制度汇编》及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及确认高丹知晓该管理制度的内容。
2016年8月24日、2016年8月26日、2016年8月30日、2016年9月6日，广融公司以同一地址（非办公场所）通过EMS寄送通知函给高丹，除一份由高丹签收其余拒收，从寄送函件的方式及结果可以看出，该段期间，高丹与广融公司系通过函件联系，高丹对广融公司在仲裁期间提出其2016年7月26日至8月5日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出国旅游无故旷工并未提供反驳证据证明，庭审中，高丹抗辩其签收邮件系到邮局领取与常理不符，在无证据证明时，对高丹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本院采信广融公司主张的高丹旷工超过3天的事实，广融公司解除与高丹的劳动合同没有违反法律及规章制度的规定，高丹要求广融公司支付赔偿金不予支持。
六、关于高丹是否与广融公司自2016年2月1日起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及广融公司是否应支付高丹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或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http:?/??/?law.lawtime.cn?/?lifadongtai?/?35173.html?)和第四十条(?http:?/??/?law.lawtime.cn?/?lifadongtai?/?35170.html?)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案中，高丹自2006年2月1日起即与广融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双方已连续订立两次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高丹与广融公司所签订的最后一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2016年1月31日期满后，广融公司本应自2016年2月1日起与高丹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广融公司未与高丹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正是基于广融公司未与高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高丹才有权依法要求广融公司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故高丹请求确认双方自2016年2月1日起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事实不符，依法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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