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珠中法刑二初字第2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苏某，男，汉族，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高中文化，住所地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号码×××5（7）。因本案于2013年10月16日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范慧军，广东诚迅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肖某甲，男，汉族，广东省普宁市人，高中文化，系深圳市福田区华发南路66号通天地通讯市场FC468号铺位经营者，户籍地深圳市福田区，居住地深圳市福田区，身份证号码×××4330。因本案于2013年10月16日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王爱铭，广东加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肖某乙，男，汉族，广东省普宁市人，高中文化，系深圳市福田区华发南路66号通天地通讯市场FB138号铺位经营者，户籍地广东省普宁市，居住地深圳市福田区，身份证号码×××4358。因本案于2013年10月16日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伍亚秋，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石艳梅，广东华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苏某甲，女，汉族，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文盲，住所地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号码×××6（8）。因本案于2013年10月16日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赖伟光，广东诚迅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苏某乙，女，汉族，福建省泉州市人，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居住地福建省南安市，身份证号码×××9246。因本案于2013年10月16日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冯业英，广东诚迅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以珠检公诉刑诉（2014）9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苏某、肖某甲、肖某乙、苏某甲、苏某乙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4年5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何文苑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苏某及其辩护人范慧军、被告人肖某甲及其辩护人王爱铭、被告人肖某乙及其辩护人伍亚秋、被告人苏某甲及其辩护人赖伟光、被告人苏某乙及其辩护人冯业英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3年5月至10月，被告人肖某甲、肖某乙两兄弟向台湾供货商订购旧手机、旧IPAD（平板电脑）等旧电子产品后，台湾供货商将货物发送到澳门，由被告人苏某负责在澳门提货并组织水客经拱北口岸将旧电子产品偷带到珠海，由被告人苏某甲在珠海市拱北口岸市场附近收集后，交由被告人苏某乙带回住处珠海市夏湾华苑新村12栋2单元103房存放。之后，被告人苏某、苏某乙重新整理、包装后，由苏某乙负责将上述旧电子产品送到深圳交由被告人肖某甲、肖某乙销售牟利。被告人肖某甲、肖某乙收取货物后再向被告人苏某支付相应的带工费。2013年10月16日，侦查机关在珠海市夏湾华苑新村12栋2单元103房查获走私进境的旧手机一批，共计141台，经拱北海关关税处核定，该批旧手机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15，677.06元。
经查，自2013年5月至2013年10月期间，被告人肖某甲通过被告人苏某走私旧手机6426台、旧IPAD3台进境，经拱北海关关税处核定，上述旧手机、旧IPAD等电子产品共计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827，918.21元；被告人肖某乙通过被告人苏某走私旧手机7562台、旧IPAD64台进境，经拱北海关关税处核定，上述旧手机、旧IPAD等电子产品共计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716，690.78元。被告人苏某、苏某甲、苏某乙参与了上述旧电子产品的全部走私活动，共计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3，560，286.05元。
为支持以上指控，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搜查、辨认笔录等证据材料。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苏某、肖某甲、肖某乙、苏某甲、苏某乙为牟取非法利益，走私普通货物入境，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款的规定，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苏某辩称：1.对认定其走私货物偷逃应缴税款的数额有异议。从华苑查获的旧手机141台的偷逃应缴税款为人民币15，000余元，而其为肖某甲、肖某乙走私旧手机、旧IPAD共计13，995台，海关认定该部分货物偷逃应缴税款为354万余元，大大高于前者的计税标准，该部分货物计税过高；2.不应认定其为主犯。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苏某偷逃应缴税款的数额不当，非现货部分旧手机偷逃税款的均价远远超过现货部分旧手机偷逃税款的均价；2.被告人肖某甲与台湾台大数位有限公司（林某甲）的旧手机交易，属单位犯罪，对被告人苏某所涉该部分偷逃应缴税款人民币38万余元，在对被告人苏某全案的偷逃应缴税款量刑时酌予从轻处罚；3.被告人苏某为获取少量报酬，为他人偷运货物入境并在境内交货，应认定为从犯；4.被告人苏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5.被告人苏某向侦查机关退缴的人民币180万元为家庭合法财产，并非走私货物价款，应视为被告人苏某与苏某甲夫妻预缴的罚金。综上，请求法庭对被告人苏某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辩护人在庭审中出示以下证据材料：1.林某甲的《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2.台大数位有限公司设立登记表；3.台北市政府致台大数位有限公司的准予登记函；4.林某甲的《起诉意见书》。以上材料均系复印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苏某所涉林某甲出售手机部分应认定为单位犯罪，涉案偷逃税款为人民币384，545.09元。
被告人肖某甲辩称：1.其并未向台湾供货商订货，其系按照供货商的指示汇款给苏某，其不清楚款项性质；2.即使认定其购买旧手机，也应认定货物运到深圳、其结算后才是其的；3.其没有参与走私，也没有指使他人走私，其不知道苏某交付的旧手机是走私入境的。庭审后，被告人肖某甲提交了书面悔过书，表示认罪、悔罪。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肖某甲于2013年11月6日所作笔录应予排除；2.涉案电子数据违反关于该类证据的收集、保全要求，应予排除；3.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肖某甲走私旧电子产品的数量证据不足，侦查机关并未与被告人肖某甲就记账本逐一核对；4.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肖某甲偷逃应缴税款的数额不当，非现货部分旧手机偷逃税款的均价远远超过现货部分旧手机偷逃税款的均价；5.被告人肖某甲不具备走私犯罪故意，其系在深圳向台湾供货商购买手机，交易地点并非台湾，其无需关心旧手机的运输渠道；6.即使认定被告人肖某甲的行为构成走私货物罪，也应认定为从犯；7.被告人肖某甲系初犯，且已退赃人民币140万元。综上，请求法庭对被告人肖某甲适用缓刑。
被告人肖某乙辩称：1.其是为台湾供货商代售旧手机，并代为支付带工费，其并非向对方订货；2.其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涉嫌走私犯罪，其是在2013年8月收到海关的罚没单才知道涉案货物是水客从澳门偷带到珠海的；3.公诉机关认定其走私的部分货物是根据肖某甲的记录计算的，该部分记录很多不属实。综上，请求法庭对其适用缓刑。庭审后，被告人肖某乙提交了书面悔过书，表示认罪、悔罪。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对被告人肖某乙于2013年10月17日所作第二次笔录及关于“苏某安排水客将旧手机带入境内”的相关供述，均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2.被告人肖某乙在2013年8月7日才知道涉案货物通过水客带入珠海，即此时才形成走私犯罪故意，肖某乙对之前的走私行为不应承担刑事责任；3.应认定被告人肖某乙参与走私偷逃应缴税款低于人民币649，876元。指控“阿志”名下的货款部分认定证据不足，2013年8月7日之前的货款亦应扣除；4.被告人肖某乙仅实施了代收代付代销售行为，并非货主，应认定为从犯；5.被告人肖某乙是初犯，归案后认罪态度良好；6.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肖某乙获得违法所得人民币97.3万元，缺乏充分证据。综上，请求法庭对被告人肖某乙减轻处罚。此外，被告人肖某乙及其辩护人还提出如下意见：1.被告人肖某乙被扣押的电脑主机是家庭生活用品，请求判决返还；2.被告人肖某乙的父母身体不好，并有三名幼子需要其抚养，请求量刑时酌情考虑。
被告人苏某甲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不持异议，唯提出苏某向海关退缴的走私货物价款180万元中部分是其儿女的存款。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苏某甲起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2.被告人苏某甲系初犯，归案后认罪态度好，且其丈夫苏某已主动退缴走私价款人民币180万元，有悔罪表现。综上，建议法庭对被告人苏某甲减轻处罚，宣告缓刑。
被告人苏某乙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不持异议。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苏某乙起辅助作用，是从犯；2.被告人苏某乙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综上，建议法庭对被告人苏某乙减轻处罚，宣告缓刑。
经审理查明，从2013年5月至10月，被告人肖某甲、肖某乙两兄弟向台湾供货商订购旧手机、旧IPAD（平板电脑）等旧电子产品后，台湾供货商将货物发送到澳门，由被告人苏某负责提货并组织水客经拱北口岸将旧电子产品偷带到珠海市。被告人苏某的妻子被告人苏某甲负责在珠海市拱北口岸市场附近收集旧电子产品，并将货物交由被告人苏某乙带回住处珠海市夏湾华苑新村12栋2单元103房存放。之后，被告人苏某、苏某乙重新整理、包装，由苏某乙将上述旧电子产品送到深圳市交由被告人肖某甲、肖某乙销售牟利。被告人肖某甲、肖某乙收取货物后再向被告人苏某支付相应的带工费。
2013年10月16日下午，根据线索，侦查机关先后在珠海市××××区拱北口岸市场门口抓获被告人苏某甲；在珠海市香洲区夏湾华苑新村12栋2单元103房抓获被告人苏某、苏某乙，当场查获走私的旧手机141台；在深圳市福田区振中路玮鹏花园5栋5A房抓获被告人肖某乙，当场查扣现金人民币5万元；在深圳市福田区下步庙北区25栋604房抓获被告人肖某甲，当场查获走私的旧手机5台。经拱北海关关税处核定，在103房查获的140台旧手机（其中1台因型号不详无法计核）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15，677.06元。
经查，从2013年5月至2013年10月，被告人肖某甲通过被告人苏某走私旧手机6426台、旧IPAD3台进境，经拱北海关关税处核定，上述旧电子产品共计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827，918.21元；被告人肖某乙通过被告人苏某走私旧手机7562台、旧IPAD64台进境，经拱北海关关税处核定，上述旧电子产品共计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716，690.78元。被告人苏某、苏某甲、苏某乙参与了上述旧电子产品的走私活动，并走私141台旧手机存放于103房，故三被告人偷逃应缴税额均为人民币3，560，286.05元。
另查明，2014年1月14日，被告人苏某、肖某甲分别向九洲海关缉私分局退缴走私货物价款人民币180万元、140万元。侦查机关还在交通银行深圳业务处理中心冻结户名为肖某乙的账户62×××88内余额人民币816，935.39元，港币5100.37元；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爱华支行冻结户名为肖某乙的账户51×××68内余额人民币30303.34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人在庭审中举证，经各被告人及辩护人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抓获经过证实，2013年10月16日，侦查机关对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苏某等人展开抓捕行动。当天16时30分许，侦查人员在珠海市××××区拱北口岸市场门口抓获被告人苏某甲；16时40分许，在珠海市香洲区夏湾华苑新村12栋2单元103房抓获被告人苏某、苏某乙；17时40分许，在深圳市福田区振中路玮鹏花园5栋5A房抓获被告人肖某乙；17时45分许，在深圳市福田区下步庙北区25栋604房抓获被告人肖某甲。
2.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发还清单
（1）2013年10月16日，侦查机关对被告人苏某、苏某乙的住处珠海市香洲区夏湾华苑新村12栋2单元103房进行搜查，在房间地板上查获旧“苹果”、“三星”等品牌手机共计141台；在小饭桌上查获记录有数字、人名的小纸片66片；
（2）2013年10月16日，侦查机关对被告人肖某乙的住处深圳市福田区振中路玮鹏花园5栋5A房进行搜查，查获电脑主机1台，被告人肖某乙使用的“三星”手机1台及现金人民币5万元；
（3）2013年10月16日，侦查机关对被告人肖某甲的住处深圳市福田区下步庙北区25栋604房进行搜查，查获旧“苹果”手机5台，纸质笔记本3本。
对查获的上述物品均予扣押。
（4）2014年1月14日，被告人苏某、肖某甲分别向九洲海关缉私分局退缴走私货物价款人民币180万元、140万元。
3.《冻结财产通知书》（回执）证实，侦查机关在交通银行深圳业务处理中心冻结户名为肖某乙的账户62×××88内余额人民币816，935.39元、港币5100.37元；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爱华支行冻结户名为肖某乙的账户51×××68内余额人民币30303.34元。
4.被告人苏某在交通银行珠海分行信用卡中心办理的个人业务证明及账户金额明细、户名为苏立新的交通银行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其中，苏立新的账户显示2013年10月12日转入人民币63，234元。
5.被告人肖某甲通过其本人的交通银行账号汇带工费给苏某的交易记录单6页，时间从2013年6月至9月，6笔款项共计人民币377，670元。
以上两项证据，被告人苏某予以签字确认。
6.被告人肖某甲向苏某支付带工费明细表证实，经统计，从2013年5月15日至10月3日，带工费加保费分7次计算，共计人民币441，904元。其中，最后一次款项为人民币63，234元。涉案旧手机、旧IPAD共计18，622台。
7.被告人肖某甲向台湾客户购买旧手机货款明细表证实，经统计，从2013年5月18日至10月13日，肖某甲共计向客户“伍”、“许”、“轩”等12人购买旧手机6426台、旧平板电脑3台；总货款：1，0752，460元。
8.被告人肖某乙向台湾客户购买旧手机货款明细表证实，经统计，从2013年5月19日至10月5日，肖某乙向客户“志”、“黄”共计购买旧手机7562台，旧IPAD64台；总货款人民币10，098，181元。
9.被告人肖某甲通过其交通银行账号汇给苏某带工费的银行转款记录7笔（与证据4、5转款一致）。
被告人肖某甲予以签字确认。
10.从肖某乙电脑中提取的由其本人制作的记录与台湾黄老板合作销售旧手机的对账记录。上述账目记载了手机单价、运费，以及因手机瑕疵扣款的情况等。
11.标题为“志给肖生”的手写交易货物清单。
12.手写的交易物品及款项记录，其中有项目为运费。
以上三项证据，被告人肖某乙予以签字确认。
13.在部分日期处标注一些数字的贰零壹叁年年历一本。
被告人苏某乙予以签字确认。
14.民警根据被告人肖某甲记录的黑色塑胶封面的活页账本，制作的肖某甲在深圳收到台湾伍先生从台湾发来经澳门进境的旧手机数量统计表证实，被告人肖某甲合计收旧手机945台，收购金额1，342，920元。
15.民警根据被告人肖某甲记录的黑色塑胶封面的活页账本，制作的被告人肖某甲在深圳收到台湾许先生从台湾发来经澳门进境的旧手机数量统计表证实，被告人肖某甲合计收旧手机547台，收购金额800，450元。
16.被告人肖某甲记录交易对象、物品数量、金额及汇款等事项的账本复印件。
以上三项证据，被告人肖某甲予以签字确认。
17.标注姓名简称、数字的小纸片，系水客带机凭证。
被告人苏某甲、苏某、证人黄某甲予以签字确认。
18.行政处罚决定书、检查人身记录证实，2013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闸口海关对林某乙、林美凉偷带电子产品进境予以行政处罚。
19.交通银行深圳业务处理中心出具的刘彦峯、张日欣、庄涵凯、林某甲、张某乙、郭某的交行银联个人借记卡账户信息及刘彦峯、张日欣、庄涵凯、张某乙的账户详细交易信息。其中，张某乙的多笔款项转入肖某乙尾数为“888888”的交通银行账户。
20.郭某向肖某乙购买旧手机支付货款明细；交通银行出具的郭某交行账户交易明细，多笔款项转入肖某乙尾数为“888888”的交通银行账户。
证人郭某确认系向肖某乙购买台湾旧手机的付款记录，其中有28万元是归还肖某乙的借款。
21.林某甲出售给被告人肖某甲的旧手机明细表。
22.林某甲出售给被告人肖某甲旧手机的手写货款记录复印件。
以上两项证据，证人林某甲予以签字确认。
23.九洲海关缉私分局出具的《关于被告人苏某乙六份笔录的签名确认问题的情况说明》证实，侦查机关对侦查阶段苏某乙所作笔录中有3份是苏某乙自行阅读后签名，另外3份笔录，是侦查人员应苏某乙的要求宣读并说明。
24.九洲海关缉私分局出具的《关于苏某等人走私旧电子产品进境案的计税说明》证实，（1）被告人苏某走私旧电子产品偷逃应缴税款的计核包括两部分：一是依据肖某甲记录的向台湾供货商购买旧电子产品的数量和货款的账本及记录支付给苏某带工费、旧电子产品的数量的账本进行统计的数量；二是在被告人苏某租住的珠海市夏湾华苑新村住所查获的141台旧手机（其中1台手机因型号不详，无法计核偷逃税款）；（2）被告人苏某甲、苏某乙偷逃税款的计核与苏某一致；（3）被告人肖某甲走私旧电子产品偷逃税款的计核是依据肖某甲记录的其本人向台湾供货商购买旧电子产品的数量和货款的账本及记录支付给苏某带工费、旧电子产品的数量的账本进行统计的数量。在被告人肖某甲家中查扣的5台旧手机已计入前述数量，不再单独计核偷逃税款；（4）被告人肖某乙走私旧电子产品偷逃税款的计核是依据肖某甲帮其记录向台湾供货商支付货款的对数账本，该账本记录有肖某乙购买旧电子产品的数量和货款。
25.五被告人的户籍证明、身份资料复印件证实其身份情况。
26.证人张某甲（珠海市香洲区拱北世普手机广场一楼B7柜台经营者）的证言：2013年春节后，一名叫“阿杰”的男性客人给我提供过两次共8台旧手机。后来，“苏先生”（即苏某）直接打电话给我说是“阿杰”的朋友，有旧手机要卖给我，我同意了。第一次，苏某卖给我8台手机，我支付货款人民币3000多元。后来，苏某又出售过几次旧手机给我，一共大概60多台。苏某出售给我的大部分是苹果4，还有一些杂牌机。
证人张某甲经对一组混杂照片进行辨认，辨认出苏某就是出售手机给其的澳门人“苏先生”。
27.证人刘某（“水客”）的证言：2013年8月初，经黄某乙介绍，我帮“海滨”（即被告人苏某）从澳门带旧手机到珠海，也就是将从苏某处拿到的旧手机从澳门带过关到珠海，然后在拱北口岸市场门口交货给苏某的妻子，同时将苏某书写的记录手机数量、我的姓名代称（“刘”）的纸条交给她。我帮苏某带过8次共8部旧手机，苏某每次给我澳门币5元的带工费。
我携带的旧手机没被海关查过，如果被查到被没收了，损失由苏某承担，我只用把处罚决定书交给他就算交货。
证人刘某经对两组混杂照片进行辨认，辨认出苏某就是在澳门派旧手机的“水客头”；苏某甲就是在珠海口岸市场收取旧手机的女子。
28.证人林某乙、陈某、黄某乙（均系“水客”）的证言证实，从2013年8、9月开始，其帮苏某从澳门带旧手机、IPAD到珠海交给苏某的妻子、收取带工费的情况，与证人刘某的证言基本一致。
证人林某乙并证实，其于2013年8月13日偷带一部旧IPAD经拱北口岸进境时被闸口海关查获处罚。货物损失由苏某承担，其把处罚决定书交给他就算交货。
证人林某乙、黄某乙、陈某经分别对两组混杂照片进行辨认，辨认出苏某就是把手机交给自己从澳门带到珠海的男子；苏某甲就是在珠海口岸市场收取旧手机的阿姨。
29.证人林某甲（台湾供货商）的证言：2009年左右，经“阿南”介绍，我到深圳华强北找肖氏两兄弟，他俩都是做旧手机生意的。我是跟哥哥（即肖某甲）洽谈，半年后开始交易旧手机，直到2013年10月。肖某甲每周通过电子邮件发报价单给我，我觉得好做就将货通过快递寄给澳门苏某，并将货物情况告知肖。肖某甲收货后，根据手机情况通过电子邮件确定最终价格，如果价格谈不妥就退货。我没跟苏某联系过。听肖某甲讲，苏某在澳门找“水客”将旧手机带入境。
货款结算前，肖某甲会打电话告诉我汇多少钱。之后我查询台湾银行账户确定货款是否入帐，但汇款人不是肖某甲。有时，我也会让肖某甲把货款汇入我及朋友在内地银行开设的账户。从台湾快递到澳门的旧手机运费由我支付，另外，我还要向肖某甲支付每部手机人民币10元的带工费，即苏某通过“水客”带旧手机进内地的部分费用，该款从货款里扣除。
偶尔有旧手机被海关查扣，肖某甲提出让我帮他承担一点损失，即一般只赔我旧手机一半的价钱，约500元。除了旧手机，我还出售过少量旧IPAD给他。
经我确认，肖某甲账本上记录的旧手机中共有1466台是我卖给他的，已全部交付货物，货款也已付清。
证人林某甲经对一组混杂照片进行辨认，辨认出肖某甲就是向其购买旧手机的肖姓潮州人。
30.证人郭某（深圳市福田区华发南路通天地通讯市场D148号铺位经营者）的证言：我经营的商铺从事旧手机购销。从2012年4月开始，我有向肖某乙购买旧手机。因为肖氏兄弟是通天地通讯市场唯一做“台湾机”的（即原本在台湾销售的旧手机），因此，一旦到货，会有十多个人围着肖氏兄弟的商铺抢购“台湾机”。我跟肖某乙关系比较好，他才会卖货给我。
我和肖某乙结算货款是通过我们在交通银行的账户转账完成。我转账给肖某乙的钱绝大部分是货款，一共有一百多万元，不过转账明细中有一笔28万元是我归还肖某乙的借款。此外，我向肖某乙转账的金额都是整数，欠点尾数。
31.证人张致旭（深圳市华强北远望数码城B196号铺位经营者）的证言：我经营的商铺从事手机购销。我曾向肖某乙和肖某甲购买过几十台台湾版旧手机，买来给家人或朋友亲戚使用。
我是通过儿子张某乙的交通银行账户将货款转到肖某乙在交通银行的账户。
32.被告人苏某的供述和辩解。其在侦查阶段供称：2012年7月，经老乡介绍，台湾黄老板找我谈组织水客偷带旧电子产品进境的事。黄老板告诉我，他在台湾有一些旧手机要卖给深圳客户，想让我帮忙找“水客”将旧手机经澳门带进大陆。我答应了，并商定运作方式和带工费，即由黄老板将旧手机从台湾发快递到澳门，我收货后组织“水客”偷带进境，在珠海收集、整理和包装后，送到深圳交给黄的客户。我收取的带工费是每台旧手机18元。后来经黄老板介绍认识了肖某甲、肖某乙两兄弟，我与肖氏兄弟在深圳见过面，商谈旧手机如何对数、交接和支付代工费等事宜。
具体运作过程是：肖氏兄弟向台湾人订购旧电子产品后，台湾人就会将旧电子产品通过快递寄到我家楼下。接货后，我拿回家清点、拆包，然后将旧电子产品拿到“水货街”路边派给熟悉的“水客”并支付带工费，同时还交给“水客”一张简要记录带货信息的小纸条，让“水客”将旧手机带到珠海拱北口岸市场门口交给我妻子苏某甲。苏某甲收集到二三十台旧电子产品时，就会打电话叫苏某乙来将货物拿到我租赁的珠海市香洲区夏湾华苑新村的住处暂存。我在澳门派完旧电子产品后，一般会到夏湾住处，和苏某乙一起点数，分好分别给肖某甲、肖某乙的货，包装后送苏某乙去乘坐到深圳的大巴车。肖氏兄弟收货确认后，就会按之前报的数量和带工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带工费汇入我在珠海交行开设的账户，大概三四周结算一次。我们是通过电话对数。
我在澳门收货后会点数记录，但在结算完带工费后，就将记录单丢弃。具体带货数量，以肖氏兄弟的记录为准。
我是根据旧电子产品的体积来确定带工费。带工费有涨过几次价，最后一次涨价是2013年8月。
2013年8月，我组织“水客”帮肖氏兄弟偷带的旧电子产品被海关查过三次。之前我们已商定，如果海关查了，我赔一点，从带工费里抵扣。旧手机赔500元多，旧IPAD赔700元多。我将罚单交苏某乙带给肖氏兄弟了。
此外，我还向肖氏兄弟收取保费。我们商定，对一些比较好和比较新的手机，在带工费基础上加保费，我保证把货完整的送到他们手上。之后，我给“水客”也加了带工费，要求他们不能拿走或损坏手机，否则要高价赔偿。
经核对银行记录，肖某甲最后一次跟我结算带工费是2013年10月12日，转账到我女儿苏立新名下的珠海交通银行账户。
2013年10月16日，民警在我租住的房间查获旧“苹果”等品牌手机141台，都是肖氏兄弟向台湾供货商订购后发到澳门，由我组织“水客”偷带进境，还没给肖氏兄弟的。这批旧手机的带工费还没有结算。
我现在很后悔，愿意主动向海关退缴部分走私货物价款人民币180万元。
33.被告人肖某甲的供述和辩解。其在侦查阶段供称：经苏某介绍，我向台湾客户收购旧手机。刚开始，由我将收购旧手机的报价单传真给苏某，苏某再跟台湾客户联系。后来苏某觉得中转报价单太麻烦，就让我直接发报价单给台湾客户。
我和台湾伍先生在深圳旧手机市场相识。从2013年4月开始，我们进行合作。具体操作流程是：我将收购旧手机的品牌、型号和收购价格传真给伍先生，如果他认为可以，就会把在台湾收到的旧手机发给苏某，由苏某负责把旧手机从澳门通关到珠海并送到深圳交给我。
上述收购价格是货到深圳的价格，包括旧手机货款、旧手机从台湾到澳门的运费、从澳门到珠海费用及从珠海运至深圳交货的运费等。
我的报价单是指货到深圳并可以正常使用的旧手机价格。所以交货后，我首先对机子进行检测，如果手机良好可以使用，价格按报价单计算，如果手机有问题，就相应扣钱。由于将手机从澳门运到深圳的费用要支付给苏某，该部分费用由伍先生负责委托和支付，伍先生要求该部分费用由我在应付货款里扣除并直接转账给苏某或将现金交给带货给我的“阿华”（即苏某乙），余下的货款由我存入伍先生的女儿伍雅慧的账户。我的笔记本上记录“苏加保费”实际上就是给他的运费。每台手机的运费是人民币18至23元。伍先生会根据手机状况投保，如果手机价值较高，他会加买保险费，价格也会高一些。
每次交易后，我都汇款给伍先生，并记录在笔记本里。账本记录有不同姓的标签，代表不同客户。台湾客户除伍先生外，还有标注“许”的许先生。我和许先生的合作方式与上述方式一致，也是通过苏某认识的许先生，但没见过他本人。扣除给苏某的运费后，许先生会让人到我的铺头收取货款。
我不清楚如何将旧手机从澳门运到深圳，也不清楚旧手机进境是否需要支付关税。
“嘉峰通讯最新报价单”是我制作的。每周都要更新，此单通过传真发给伍先生和许先生，给他们作为参考价格。
黑色间棕色笔记本主要记录我和肖某乙向台湾客户购买旧手机后，应台湾客户要求汇给苏某的带工费明细。上述笔记本记录总共向苏某支付了七笔带工费，时间从2013年6月9日至10月11日。其中，记录的8月16日“没收手机1×550，IPAD1×750”是指：苏某告诉我手机和IPAD被没收了，他要赔给台湾客户，要从带工费里扣钱。
我是通过本人名下交通银行的账户汇款给苏某交通银行账户。前六笔是汇入苏某尾号为4166的账户，第七笔是汇入尾号为9444的账户。上述带工费包括我和肖某乙的。肖某乙的台湾客户主要有“志”和“黄”，还有交易较少的“陈”和“张”。
封面有空洞的黑色塑胶封面活页笔记本里是我记录的，记录的是我和肖某乙向台湾客户购买旧手机的货款明细。其中，记录“轩”（即带工费笔记本上称林），就是姓名为林某甲的客户。
封面有“Diary”字样的黑色笔记本是我的。该本记录的是我帮肖某乙向台湾客户支付旧手机货款往来账目明细。
根据账本记录，从2013年4月至10月，我共计向伍先生购买945台旧手机，货值人民币1，342，920元。从2013年3月至10月，我共计向许先生购买547台旧手机，货值人民币800，450元。
2013年10月16日，民警在我家扣押的5部手机都是是苏某让苏某乙带到深圳交给我的旧机，我已支付带工费，准备用来拆配件。
我愿意主动退缴走私货物价款人民币一百四十万元。
被告人肖某甲经对两组混杂照片进行辨认，辨认出苏某乙就是其所购买手机的带货人“阿华”；苏某就是在澳门发货人。
34.被告人肖某乙的供述和辩解。其在侦查阶段供称：我销售的二手手机主要是向深圳通天地飞扬大厦三楼某些商铺的老板收购的，少量是通过澳门的苏某从台湾收购的。具体经过是：我和苏某电话联系确定交易后，苏某从台湾收购二手手机并运输至澳门，接着安排水客将二手手机零散带进境，然后安排苏某乙把货带到深圳玮鹏花园交给我，我收货时将货款交予苏某乙带给苏某。我共2次从台湾收购二手手机，约100台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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