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1521刑初299号
公诉机关罗山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陈永红，男，1967年12月26日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信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副主任，现为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检验学院教师，户籍地：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现住地：信阳市浉河区。因涉嫌犯受贿罪，经罗山县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7年4月20日被罗山县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5月10日被罗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信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于同年5月26日被罗山县公安局执行逮捕。
辩护人何效苇，河南银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罗山县人民检察院以罗检刑诉（2017）22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永红犯受贿罪，于2017年9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罗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愚华、张自主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永红及其辩护人何效苇，证人王某1到庭参加诉讼。期间，经罗山县人民检察院建议补充侦查，本院决定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罗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控：一、2009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陈永红利用其任信阳市中心医院（以下简称“信阳中心医院”）检验科副主任职务之便，在河南沃尔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尔特公司”）向该院供应检验试剂等产品的过程中，多次收受上述公司经理刘某给予的回扣款共计80万元人民币。二、2009年至2014年期间，陈永红利用其任信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副主任职务之便，在郑州三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叶公司”）向该院供应检验试剂等产品的过程中，多次收受该公司区域销售人员冯某给予的回扣款共计10.328万元人民币。三、2010年至2013年期间，陈永红利用其任信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副主任职务之便，在郑州安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图公司”）向该院供应检验试剂等产品的过程中，多次收受该公司区域销售人员秦某给予的回扣款共计12万元人民币。四、2010年至2014年期间,河南省百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泰公司”）销售人员杨某在向信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销售检验试剂的过程中，先后给予陈永红回扣款共计50万元。五、2011年至2015年期间，陈永红利用其任信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副主任职务之便，在将患者提取检验材料交由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以下简称“金域中心”）检验的过程中，多次收受该公司以“顾问费”的名义给予的回扣款共计16.294037万元人民币。六、2012年至2015年期间，陈永红利用其任信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副主任职务之便，在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普公司”）向该院供应检验试剂的过程中，多次收受该公司出纳朱某通过银行转账给予的回扣款共计27.9万元人民币。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陈永红的行为构成了受贿罪，请求依法判处。
被告人陈永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无异议，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二起（三叶公司冯某给予其回扣款10.328万元）、第六起事实（凯普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给予其回扣款27.9万元）无异议，但辩称其在侦查机关供述的第一起（沃尔特公司刘某）、第三起（安图公司秦某）、第四起（百泰公司杨某）受贿数额记忆有误，应按照信阳中心医院的销售记录来核对其受贿金额：其中对第一起其表示记不清受贿数额、第三起其认为是7万元，不是公诉机关指控的12万元、第四起其认为应是20万元左右而不是50万元；对第五起其认为系金域中心支付给其作为专家的个人讲课等劳务报酬，不属受贿款。其具有自首情节：其不是在家中被抓获，而是在书面传唤、立案前的2017年4月17日与侦查人员微信相约之后到达约定地点等待侦查人员将其带走，当日即口述了受贿事实，4月18日就犯罪事实书写了自书材料。综上，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其辩护人提出：1、公诉机关指控的部分事实不清或错误：第一起刘某行贿陈永红80万元、第四起杨某行贿50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两起指控存疑不应认定；第三起秦某的销售记录显示2012年、2013年没有和信阳市中心医院合作，没有销售亦没有提成，公诉机关指控秦某送给陈永红的回扣款12万元有误，应认定为秦某与陈永红共同认可的7万元；第五起应是金域中心支付给陈永红的劳务报酬，不属于受贿款。2、被告人陈永红在侦查人员立案、书面传唤前的2017年4月17日约其时，明知来人系办案人员仍在约定地点等候，侦查人员在现场对其口头传唤时，其在未受调查谈话或采取强制措施前自动归案；其到案后，在侦查人员尚未掌握其犯罪线索的情况下，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属于自首，依法应当减轻或从轻处罚；陈永红同时具有积极退赃，属于初犯的从轻处罚情节。综上，建议对陈永红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2010年、2011年、2013年、2014年期间，被告人陈永红利用其担任信阳中心医院检验科副主任职务之便，在河南沃尔特公司向该院供应检验试剂等产品的过程中，多次收受该公司销售人员刘某给予的回扣款共计人民币59万元。此款被其用于个人支出和投资。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当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刘某2017年7月7日证言:从2009年到2014年期间，因为信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一直在使用我销售的检验耗材，我在这个过程中，先后多次给了检验科副主任陈永红回扣钱，这几年一共给了陈永红80万元的回扣款。我印象中是在2009年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因为信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开始使用我销售的设备和耗材，我跟陈永红的关系也慢慢熟悉了，因为我经常要到信阳中心医院去回访、检查我销售的设备及耗材的使用情况，在这过程中，陈永红见到我之后就开始跟我说，他在外边请朋友吃饭，有一部分餐费、住宿费，问我能不能帮他解决一下。因为检验科一直在使用我销售的耗材、设备，陈永红又是检验科的副主任，我也不敢得罪他，我就答应了。最初陈永红都是以报销餐费的名义找我要钱，我给他的钱也比较少，每次都是几千块钱（具体金额我记不清了）。后来，陈永红都是跟我说，他要办个什么事，需要用点钱，问我能不能帮个忙，我也都答应了陈永红，每次给他都是几万元。我印象中，最多的一次是在2014年年底，给了陈永红9万元，因为2014年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去信阳中心医院，陈永红也没有见到我，2014年年底陈永红见到我之后，我就多给了陈永红一些钱，这一次给了陈永红9万元。我一般都是在陈永红提出要回扣钱的要求后，下次来信阳办事时提前把钱准备好，见到陈永红时再把钱给他。我这些年给陈永红的回扣钱都是现金。一开始几千几千给陈永红钱时，我都是用信封把钱装着，在陈永红住的小区门口把信封交给陈永红。后来给陈永红的钱多了之后，我都是用报纸把钱包着，也是在陈永红住的小区门口把钱给陈永红。2014年总共应该有20万元，2013年总共有18万元，2012年总共给了17万，2011年总共给了12万，2010年总共给了9万，2009年总共给了4万。我是分多次给陈永红的。我做耗材销售的利润只有10%，一般陈永红向我提的要求不超5%，我能赚一部分钱，我都尽量满足他了，我们没有商量过回扣比例。我给陈永红的钱都是我自己的利润。
其2017年4月28日证言：河南沃尔特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诊断仪器和检验试剂的销售，我在该公司负责产品推广和销售。这个公司现在已经注销了。因为陈永红是检验科副主任，他负责免疫检测，有权决定使用我公司的检验试剂，为了供货不中断，另外也为了多销售产品，我用公司给我的提成给陈永红钱。陈永红多次问我要钱，我为了公司业务的开展，基本上每次都给他送钱，最初是每次几千元钱，后来是每次几万元钱，最多一次是2014年左右，我给了他9万元，几年来加起来给了他有80万元钱。每次都是我把钱准备好，约在申碑路他家小区门口见面，给的都是现金，一般都用信封或者报纸包着将钱给他。我给陈永红的钱有的从银行取的，在郑州中国银行取的，没有在信阳取过钱，有的是手里保管的现金。我在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开有户。我给陈永红钱没有人知道。我给陈永红的钱他没有退给我。我跟陈永红之间没有借贷关系。
其2017年5月6日证言：我是从2008年8月到河南沃尔特科技有限公司工作的，2010年8月份任该公司经理，大约2009年开始负责信阳市产品的销售工作。该公司是2012年前后注销的，这个公司注销后，我以北京圣于兰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开展信阳市的业务，我的工资提成还是从河南沃尔特科技有限公司领取，给我的工资是每月6000元，提成按销售额的10%计提，提成都是给我个人的，由我自己支配，这其中包括我给陈永红的回扣。
2、被告人陈永红2017年4月20日供述:我2001年开始在信阳中心医院检验科任副主任，2016年8月份调到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检验学院任教师。信阳中心医院检验科有生化、免疫、微生物、血液、体液五项检验。检验试剂、耗材采购是先由科室根据需要写出申请，主任、主管院长、院长签字，院党委开会研究，由医院组织招标采购。2015年7月份以前，检验科的主任是王玉萍，副主任是我和徐进。2015年7月以后徐进是主任，副主任是我和邵永生。检验科的职责是为患者和临床医生提供检验报告和检验咨询。我负责检验科免疫室的检验工作及工作安排、人员值班，协助主任管理住院部的检验工作。我在任信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期间，收受了郑州康乃馨公司的试剂回扣。郑州康乃馨公司销售生化试剂和免疫试剂，我们医院与该公司从2008年开始有业务来往。2008年我们医院向该公司购买了一套罗氏血清工作站设备，其中我们免疫室使用他们公司的CEA、AFP、CA125、CA153、CA199、PSA等试剂。这几种试剂都是肿瘤检测试剂。该公司的生化试剂由生化室使用，生化室由王玉萍主任负责。刘某是该公司信阳地区的负责人。该公司产品进入到我们医院以后，2009年年初的一天，刘某到我的办公室，她说他们产品进入我们医院了，希望我们能够放心地使用她们公司的产品，并承诺按销售额的7%给我个人回扣。我同意了。她每次都是提前跟我电话联系，她在我住的小区附近等我，见面后她就把钱给我。她每次给我的钱都是用手提袋包着。刘某给我钱的时间不一定，每次都是医院付给她们钱以后，由她来安排时间。刘某最多一次给了我9万多一点儿，应该是2014年给的。刘某没有向我的账户上转过钱。刘某给我钱，我从来没有放在家里，大部分都通过ATM机存到我建行卡上，也有一部分通过银行柜台存到我的建行卡上了。刘某这几年先后给了我大约80万元的回扣，我用于投资和生活日常开支。她从2015年5月份以后就没再给我钱了。
其2017年6月15日供述：我印象中是在2009年的时候，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刘某找到我办公室里跟我说，使用她们公司销售的检验试剂有一部分回扣，在信阳中心医院跟她们公司结算之后，她会给我一部分回扣款，我也没有多说，就是点了点头。从这以后，刘某在结算之后，都会给我一部分回扣款，直到2014年年底，刘某总共给了我80万元的回扣钱。刘某给我的回扣钱都是直接给我现金，从来没有通过银行转账。刘某送我的钱有时候是一年一次，也有一年给过多次的，但具体是哪一年给几次，哪一天给的钱，时间太久我记不清，送我钱的地点都是在我们医院家属院附近递给我，因为刘某给我的都是现金，不方便，所以她从来没有在我办公室给过我钱。每次刘某送钱给我的时候，都是她到信阳来了，她提前跟我联系说见个面，我就跟她说在医院家属院附近见面，见面之后，刘某就把钱递给我，给我钱时都是我两个人在场，没有其他人。经我回忆，刘某2009年给了我6万元的回扣钱；2010年刘某给了我9万元的回扣钱；2011年刘某给了我12万元的回扣钱；2012年刘某给了我15万元的回扣钱；2013年刘某给了我18万元的回扣钱；2014年刘某给了我20万元的回扣钱，刘某送给我的回扣款数额比较大时，应该是分多次给我的。刘某总共给了我80万元的回扣钱。刘某没有跟我谈过回扣比例的事。
其2017年11月3日当庭供述：当时我在侦查机关写了一个70至80万元的数，然后侦查机关就去调查，回来说刘某不承认，后来我说80万元数说多了，还有杨某的部分，但侦查人员不认可我的说法，我迫于压力写了80万元。我记不清具体收了刘某多少钱。我所在的实验室使用的仅是六种糖类抗原等，刘某给我的仅是我们免疫室的回扣，不是全院的，全院用试剂的有我们免疫室，还有生化室，生化实验室使用的也有试剂，如肝功能、血糖、血脂、肾功能等检测试剂。刘某给我提成是按照试剂销售额即数量和价格。刘某每次都是当面给我现金，时间跨度为2010年至2014年底，2009年我与刘某还不认识。2010年至2014年，刘某每年送一次左右，因为医院回款一般会晚半年，具体金额我记不清，因为我只是管理，不具体领取试剂，他给我多少我就收多少，不存在谈价钱，我和刘某没谈过分成，大约给的5%是我猜的，我想她总要有个依据。刘某送钱次数不固定，有一次是几万元，一般是收到医院的款后才给我，时间地点均不固定。
3、信阳市中心医院专用账簿明细分类账在卷，证明2009年至2015年期间，河南沃尔特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圣于兰科技有限公司向信阳中心医院销售医疗器械的情况。
二、2012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陈永红利用其担任信阳中心医院检验科副主任职务之便，在三叶公司向该院供应检验产品的过程中，多次收受该公司销售人员冯某给予的回扣款共计人民币10.328万元。此款被其用于个人支出和投资。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当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冯某2017年4月26日证言：我是2008年至2014年在郑州三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任信阳区域销售。郑州三叶公司的主要产品是体外诊断试剂。我在信阳就和信阳中心医院有业务关系，每年的销售额大概是10万元上下。我们与信阳中心医院签订有合同。我给陈永红前后累计送过五六万元钱。我送给他钱绝大部分是以银行转账的方式给他的，我没有相应的记录，我印象中大致有五六万元，具体多少，银行应该有记录，以银行查询为准。我有通过现金方式送给陈永红钱，是分多次给的，每次给多少我现在记不清了，印象中前后累计有两万元。我给他的钱都是回扣。不是2009年就是2010年的一天，我到陈永红办公室找他谈我们公司的产品，请他采购我们公司的耗材，他说先经过正常的招标走个程序，然后再谈其他的。我说：“行，请你在里面帮帮忙，如果选用我们公司的产品后我会按照销售额的5%拿出来感谢你”。我提出给5%的回扣，陈永红也没反对，也没有书面协议，都是口头约定的。陈永红给我们提供帮助，对于采用哪家耗材他有建议权，在使用过程中也有建议权和话语权，我们希望陈永红继续采用我们的产品；在耗材的消耗上，我希望使用量逐年稳中有升。
其2017年6月5日证言:我印象中我前后累计送给陈永红的回扣款7万多元，其中以现金方式多次送给他2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他的回扣款有五万多元。我印象中是用工行卡将回扣款转给对方的，但不太确定，因为广发银行卡我使用的也比较多。我用62×××35工商银行卡和62×××74广发银行卡一共转给陈永红回扣款9笔，其中通过工商银行转给对方一笔（2012年1月12日6240元），通过广发银行卡转给对方8笔（2013年7月3日13800元，2013年9月4日5750元，2013年10月10日4600元，2013年11月12日4600元，2013年12月5日3450元，2014年1月7日3810元，2014年3月12日2640元，2014年5月6日8340元），以上共计53230元是我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付给陈永红的回扣款。加上我多次以现金送给陈永红的回扣款2万元，我前后一共付给陈永红回扣款73230元。
2、被告人陈永红2017年4月20日供述:信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与郑州三叶公司大约从2009年左右就有业务往来了。郑州三叶公司对信阳市中心医院销售自身免疫病检测试剂，冯某是该公司负责信阳地区的主管。2009年的一天，冯某在我的办公室里对我说，希望我们免疫室用她们的产品，并承诺我个人5%的回扣。我说你们只能经过医院正规招标程序以后，进入我们医院以后，我们才能使用你们的产品，她说她们公司的产品已经中标，已经可以进入我们医院了，我就答应了。她给我的回扣有给我转账的，有直接给我现金的。转账多一些，转账都转到我的建行账户上。我认可冯某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先后给我转的九笔钱：2012年1月12日转6240元;2013年7月9日转13800元;2013年9月4日转5750元;2013年10月10日转4600元;2013年12月5日转3450元;2014年1月9日转3810元;2014年3月12日转2640元;2014年5月6日转8340元，总计53230元。冯某给我的现金大约有2万元多一点儿。冯某给我的回扣，可以通过她们公司向我们医院销售产品的金额和回扣比例算出来。冯某给我的回扣钱我用于投资和生活日常开支。我就是保证与他们有关的设备正常运作，他们的试剂或耗材正常使用，如果他们的试剂或耗材不符合要求，我有权要求他们更换。如果他们产品质量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我向医院反应，建议医院不使用他们的产品。（见二卷14至18页）
其2017年7月17日供述：冯某转到我母亲虞某某62×××35的建行卡和我本人的43×××99、62×××83、62×××08、62×××82建行卡上的钱都是我自己得去了，和我母亲虞某某没有关系。其中，冯某转给我和我母亲卡上的钱是83280元，朱某转到我母亲和我卡上的钱是279000元。
3、信阳市中心医院专用账簿明细分类账在卷，证明2010年至2015年期间，郑州三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向信阳中心医院销售医疗器械的情况。
4、陈永红建行卡号43×××99、62×××83、62×××08、62×××82交易明细在卷。
5、陈永红母亲虞某某建行卡号62×××35交易明细在卷，证明2014年7月7日冯某向陈永红母亲虞某某卡上转款4530元、2014年8月21日冯某向陈永红母亲虞某某卡上转款4170元、2014年9月13日转款4170元、2014年10月24日转款4870元、2014年11月15日转款5410元、2015年3月19日转款6900元，以上款项共计30050元实际是冯某给陈永红的回扣款。
6、冯某广发银行卡号62×××74、工行银行卡号62×××35交易明细在卷，证明冯某分别于2012年1月12日向陈永红转款6240元、2013年7月3日转款13800元、2013年9月4日转款5750元、2013年10月10日转款4600元、2013年11月12日转款4600元、2013年12月5日转3450元;2014年1月7日转3810元;2014年3月12日转2640元;2014年5月6日转8340元，总计53230元。向陈永红转款九笔共计53230元。
三、2010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人陈永红利用其担任信阳中心医院检验科副主任职务之便，在安图公司向该院供应检验产品的过程中，多次收受该公司销售人员秦某给予的回扣共计7万元。此款被其用于个人支出和投资。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当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秦某2017年5月18日证言:2010年-2013年期间，为了将产品打入信阳市中心医院，我按照销售额的10%作为回扣给当时检验科的副主任陈永红送了12万元。2009年期间，陈永红那时虽然是检验科副主任，但同时负责免疫室工作，对开展项目有直接的建议权。我通过打听得知陈永红管事，所以我单独直接上陈永红办公室找到陈永红。当时就我二人在场，我对陈永红说：“我是郑州安图公司生物试剂的信阳区域销售，听说你们医院正在开展“由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的转变，我们的产品不错，请你多帮帮忙，关照一下使用我们的产品。”我继续说：“陈主任，这个事情你要帮完忙后，我不会让你白干，到时我按销售额10%好好感谢你”。陈永红说：“你这个牌子的生物试剂我也听说过，可以”我们谈好以后，我就离开了陈永红的办公室。经我回忆，我总共送了4次，第一次是在2010年期间，我送给陈永红现金20000元，第二次是在2011年期间，我通过网银转账的方式送给陈永红50000元，第三次是在2012年期间，我送给陈永红现金20000元，第四次是2013年期间，我送给陈永红现金30000元。除了银行转账的5万元以外，剩余7万元现金。转账的5万元是通过光大银行网银转账到陈永红的建设卡上。我印象中，2011年期间，我比较忙没空去信阳，就给陈永红联系让他提供账号给我，最后陈永红用短信将自己的建行卡号发给我，我再将钱打过去的。现金每次都是在陈永红的办公室给的，陈永红的办公室在中心医院病房楼一楼，他自己单独有一间办公室。我每次都是将钱用信封包着（我印象中都是100元票面用皮筋扎着），趁陈永红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时，见到陈永红先聊聊天聊一些医院使用我们试剂的一些情况，在临走时将信封塞在陈永红办公桌面书籍下面，陈永红每次收到钱时都没有吭声。2011年我印象中有一次跟陈永红闲聊中，我听陈永红委婉的跟我提及：最近手头有点紧，家里装修房子还缺点钱。我当时听后考虑：一是陈永红是主任不能得罪，二是在陈永红的关照下，2011年医院采购量比往年都大，效益还不错，那时我手里攒了一些钱，三是想继续维持这种关系，基于以上考虑，我回郑州后，就找陈永红要了建行卡号，给他打了50000元过去了。2011年期间，因开展了体检项目，信阳中心医院采购量比往年增大，所以效益比较好，那一年我印象中销售额在35万元左右。我没有按照销售额的10%作为好处送给陈永红，虽然当时口头约定的10%，但那时是想急于把产品打入医院，在后来交往过程中，陈永红也知道产品利润不高，对我没有按约定实际支付行为也表示理解。
其2017年11月21日证言：我是2009年至2012年3月任郑州安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信阳区域销售，2012年5月以后因为不允许和医院直接发生业务，所以就找了郑州科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张庆辉作为经销商继续代理我公司的产品与信阳中心医院发生业务。2009年期间，陈永红那时虽然是检验科副主任，但同时负责免疫室工作，对开展项目有直接的建议权，我通过打听得知陈永红管事，所以单独直接上陈永红办公室找他，当时只有我二人在场，我对陈永红说听说他们医院正在开展“由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的转变，我们的产品不错，请他多帮忙，关照一下使用我们的产品。并说不会让他白干，到时我按照销售额的10%好好感谢他。陈永红说听说过我们的牌子，可以。经我回忆，我前后总共给陈永红送了两次钱，第一次是在2010年期间，我送给陈永红现金2万元，第二次是在2011年期间，我通过网银转账的方式送给他5万元。现金2万元是2010年5月份的一天（具体哪一天时间太久我记不清了）在陈永红办公室给的。我临走时将信封塞在陈永红办公桌书籍先，陈永红每次收到钱都没有吭声。2011年期间，因我公司耗材老旧，不能被新设备兼容，信阳中心医院就终止了与我们公司的合作，改用其他牌子的。2011年3月份的一天，我到信阳见到陈永红，他委婉地提出手头有点紧，我提出说：“陈主任我回头回去后把账算一下，到时钱怎么给你？”陈永红说：“我把银行卡号给你，回头你给我打过来。”所以回到郑州后我把我对信阳中心医院的销售情况算了一下，前后销售有60多万元，我就大差不差的给陈永红通过银行打款5万元，连同原先给的2万元，总共给了7万元，打款以后我还给陈永红打了电话说感谢这几年的支持，我给你转款是一笔整数，以后有机会合作。2009年8月份我跟信阳中心医院才开始有业务，但业务量小，所以我当年没跟陈永红结算，直到2010年5月份销售量上来了，我才送给陈永红2万元，2011年8月份以后，因信阳中心医院跟我中断了合作关系，我再没有向信阳市中心医院供货，不存在给他钱了。我任信阳销售期间，每年向信阳中心医院的销售额都在20多万元上下，我算了一下，前后总共销售了60多万元的耗材。以前我讲的2010年至2013年前后分四次送给陈永红回扣款共计12万元，一是事发时间较早，我记忆有偏差；二是我确实送过回扣，心里比较害怕，在具体细节上有偏差；三是我被取保回公司后，在公司财务上认真梳理一遍，发现公司2011年下半年就与信阳中心医院解除合作关系，所以之后不存在给陈永红继续送钱了。2010年至2012年期间，为了将产品打入信阳中心医院，我按照销售额的10%作为回扣给当时检验科的副主任陈永红送了7万元，谈的是10%，实际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回扣比例执行，我印象中最后一次算账时，大差不差，我给个整数还多给了一点。我送给陈永红的7万元回扣款，是以我个人名义送的，是送给陈永红个人，因为他帮了忙，截止到目前这7万元陈永红没有退还给我。
2、被告人陈永红2017年4月20日供述:信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与郑州安图科技有限公司大约从2005年就有业务往来了，郑州安图科技有限公司对信阳市中心医院销售有血培养皿、酶标仪和各种免疫试剂等，他们的销售代表是秦某，他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是该公司负责信阳地区的主管。2010年的一天，秦某在我的办公室里，对我说，希望我们免疫室用他的乙肝检测新方法试剂，并承诺给我个人5%的回扣。我说，你们只能经过医院正规招标程序以后，进入我们医院以后，我们才能使用你们的产品。他说，这些方面我已经跟相关人员打了招呼了。我就答应了。他们公司的产品，经过招标进入我们医院以后，我们就用他们的产品。秦某给我的回扣有给我转账的，有直接给我现金的。我记得比较清楚的秦某转给我建行账户上一笔钱是2011年3月份，他给我转了5万元。第二天，我就把这5万元用于购买股票了。从2010年到2013年期间，秦某先后给了我大约12万元的回扣。秦某给我回扣的钱我用于投资和生活日常开支。我就是保证与他们有关的设备正常运作，他们的试剂或耗材正常使用，如果他们的试剂或耗材不符合要求，我有权要求他们更换。如果他们产品质量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我向医院反应，建议医院不使用他们的产品。
其于2017年5月15日供述：2010年-2013年期间前后4次收受秦某给我的回扣款12万元。我印象中第一次是在2010年期间，秦某送给我回扣款20000元，第二次是在2011年期间，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我收受秦某给我的回扣款50000元，第三次是在2012年期间，我收受秦某送给我的回扣款20000元，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收受秦某送给我的回扣款30000元。以上12万元，除了通过银行转账的5万元以外，剩余7万元都是送的现金。秦某送我的钱都是一年一次，但具体是哪一天一是时间太久我记不清，二是2013年以后，我们就没有使用安图公司的耗材，之后我与秦某之间就没有来往，三是送钱的时间一般是就业务员他们的时间，不固定。送我钱的地点都是在我办公室里。每次秦某送钱给我时都是我两个人在场，没有其他人，我在医院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送的钱都是100元票面的，一般都是用皮筋或银行扎带捆着，外面都用纸袋子或塑料袋包着送给我的。我印象中安图公司的试剂进入我们医院以后，在2010年的一天（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秦某单独上我办公室找我，就我两个人，当时秦某说的主要意思是:“陈主任，我是安图公司负责信阳这一块的业务员，请你在使用过程中多多关照，到时我会拿出销售额的10%付给你。”我说：“行，可以。”安图公司没有按约定足额给我钱，大差不差过得去就行。我跟秦某之间没有算过账，都是秦某自己算的，但我心里也有个谱，大差不差就行，没有去抠那么仔细。秦某送我回扣是因为一是我在这个位置上，是检验科的副主任，在开展检验项目上我有建议权，二是秦某希望我们正常使用他们公司的产品，三个这也是这个行业大部分企业的潜规则。
其2017年11月3日当庭供述：秦某给我转账5万元属实，但给我的现金没有7万元，他总共就给了我6万多元，因为按他的销售量，就算给我10%的提成也就6万元多元，具体多少，时间长了我记不清了。
其2017年11月29日当庭供述：秦某给了7万元，其中5万元是秦某凭感情给的整数。
3、信阳市中心医院专用账簿明细分类账在卷，证明2009年至2011年期间，河南安图科技有限公司向信阳中心医院销售医疗器械的情况。
4、陈永红建行卡号62×××82交易明细在卷。
5、秦某2011年3月15日在中国光大银行给陈永红汇款5万元的电汇凭证复印件在卷。
四、2012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陈永红利用其担任信阳中心医院检验科副主任职务之便，在百泰公司向该院供应检验产品的过程中，多次收受该公司销售人员杨某给予的回扣款共计人民币50万元。此款被其用于个人支出和投资。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当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杨某2017年5月12日证言：2012年至2015年期间，在销售试剂或耗材过程中，我前后分多次累计向信阳中心医院检验科的陈永红主任送过50万元回扣款。在我们销售试剂的过程中，一般大家都会给予医院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定比例的回扣，这也是我们这一行的潜规则，大家都在这样做。2012年期间，经苏某1引荐我认识了陈永红，我们是在一起吃吃饭慢慢地熟悉起来的，在我接手之初，我私下问过苏某1原来是怎么做的(指给陈永红好处)，苏某1当时跟我说：“是按10个点，但也没有抠那么仔细，大差不差过得去就行。”我心里有底以后，有一次我上陈永红办公室找陈永红闲聊时，我说：“现在我接手了，原来苏老师怎么给，我还是照原来的给（指回扣）。”陈永红听后说可以，我们就把这件事谈拢了。我前后给了多次，我有印象的第一次是阴历2012年年底时候，我给了陈永红现金80000元（都是100元票面，用皮筋扎着，用档案袋包着），是在陈永红办公室（陈永红是单独的一间办公室，在住院部一楼）给他的（因为那时和陈永红不太熟悉，还不知道陈永红的家在哪住）。因为那时业务量还比较小，我第一次是按照2012年销售量经过我计算大差不差的一次性给了80000元回扣。2013年开始，因为业务量增长，我开始按季度付给陈永红回扣，每次给的都是现金，每次我印象里面都在3-4万元不等（具体每次给多少因为时间太久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但全年一共了4次，全年付给陈永红回扣总数是14万元。这四次给钱里面有一次我印象比较深刻：陈永红嫌我老给现金好麻烦，有一次对我讲：“老给现金好麻烦不方便，我把银行卡号给你，你直接给我转过来。”我听后比较害怕出事就说：“还是给你现金稳妥些。”陈永红听我这样说以后就说：“要不我给我的银行卡给你，你自己去存到卡里面”。我就同意了。接着，陈永红将自己的建行卡和密码给我，我独自上医院附近一家建设银行往陈永红卡上存了40000元。我印象中当时柜台排队的人比较多，我先是在自动存款机上存了2次，但机器每次只能存一万，还有些钱币机器不能识别，我嫌麻烦，就转回去找陈永红要来身份证直接上柜台排队，把剩余的钱都存上了。我2014年期间给陈永红回扣款在18万元，也是按照季度给的，给了4次，我印象中大部分给钱都是采用我拿着陈永红的建行卡和身份证上医院附近建行网点去办理的，因为比较省事方便。我记得医院附近一共有两家建行网点，这两家网点我都替陈永红办理过存款业务。每次办完事后，我都及时将陈永红的银行卡等资料及时上医院还给了陈永红。这一年还有一次给陈永红回扣是在陈永红车库里给他的，给的是现金。当时我想约陈永红见个面，陈永红就说在他小区见面，陈永红居住的小区在中心医院旁边（叫什么名字我没在意），当时见面的地点在陈永红楼下的车库，我将用塑料袋包着的4万现金递给陈永红。2015年回扣没按季度给，那一年的年底我给陈永红最后一次10万块钱，给的全是现金，都是100元票面用皮筋扎着，用黑塑料袋包着，当时是陈永红独自开车到浉河公园附近，我们见面后在陈永红车上把钱给陈永红的。不是2014年年底就是2015年年初，我听说南阳那边出事了，一个医院的检验科主任收了回扣被检察院查了，因为害怕出事，就没敢按季度给。再加上那一年7月份，陈永红因为竞聘主任没竞聘上，所以我也没跟陈永红主动联系给回扣的事情，在阳历2015年年底的时候，陈永红主动联系我，见面闲聊时陈永红说：“南阳那边已经没事了，这次没竞聘上，我也不想在医院干了，你把咱们之间的账（指销售回扣）结一下。”我听后说：“行，回头我把钱给你。”2013年-2014年期间，我给陈永红回扣一般都在当季的季度末或下一季度第一个月的上旬给的。送给陈永红的钱都是我自己的钱，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公司对我们销售人员采取“底价包干”的方式，意思就是公司给我一个最底价，最底价与销售价格(开票价格)之间有个差价，差价在15%左右，我所有的费用、开支、利润、工资都从涵盖在这里面。我送陈永红是因为一是陈永红虽然是科副主任，但他具有开展项目的决定权，开展什么项目，用什么牌子的试剂，他说了算，二是我也想来了以后，拓展公司的业务，三是这是这个行业的潜规则，我要不照做的话，就有可能将我从医院踢出去，换别家做。
2、被告人陈永红2017年5月2日供述：在杨某向信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销售试剂的过程中，杨某给了我50万元左右的回扣，具体是多少钱，我现在记不清了，具体金额以调查的情况为准。杨某代理销售的产品是什么时候进入信阳市中心医院的我记不清了，我真正跟杨某打交道是在2010年左右（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们检验科用了他们的产品之后，有一天杨某到我办公室里找到我，当时办公室就我俩，他跟我说他们的产品有一部分回扣，希望工作上能多关照一下，这部分回扣给我，叫我放心用。杨某当时跟我说有5%左右的回扣。从2010年开始一直到2014年，杨某在收到医院的货款之后，都给我一部分钱，一般一年给我一两次钱，每次都给几万块钱，最多一次给了10万元钱。杨某有时候给我现金，给现金都是在我住的小区附近给我。有时候他直接把回扣钱存在我的建行卡上，我记不清是什么时间了，杨某嫌老是给我现金麻烦，找我要了我建行卡的账号，从那以后杨某再给我回扣就主要是通过往我建行卡上存钱这种方式了。杨某使用过我的身份证，他给我存钱超过5万元，就要使用我的身份证。他每次要用我的身份证时，都是他到医院来找拿身份证，存完钱之后再把身份证还给我。杨某每年给的钱不一样，他根据每年销售量大小来给，销售的多给我的回扣就多，销售量小给我的回扣就少，具体金额我现在也记不清了，以调查的情况为准。杨某在2015年以后就没有再给我回扣了，我们医院跟销售商付货款压款时间比较长，2015年7月份徐进当上检验科主任以后就没有再让我负责检验科免疫室了。医院廉政教育，我心里也害怕，也就没有敢再要销售代表的回扣了。所以杨某在2015年以后就没有再给我回扣了。杨某给我回扣是因为一是他往我们医院销售了一部分试剂，有一定的利润。二是我保证他们的试剂正常使用，如果他们的试剂不符合要求，我有权要求他们更换。如果他们产品质量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我可以向医院反应，建议医院不使用他们的产品。他们为了自己的产品正常使用，在我们医院正常销售，所以才给我回扣。
其于2017年5月15日供述：我在与杨某工作交往过程中，2012年-2015年期间前后多次收受杨某给我的回扣款50万元。第一次是在2012年年底的时候给的（具体哪一天我现在记不清了），一次性给了我80000元现金，给钱的地点不是在我小区附近就是在我办公室，全是100元票面，用皮筋或银行扎带捆着，外面用塑料袋或纸袋包着送给我的。2013年是按照季度给的，每季度给我一次，全年一共给我4次，一共140000元，每次给我的金额在3-4万元不等。给钱的方式我印象中直接给我现金3次，还有一次是杨某拿着我的银行卡去银行帮我存上的。2013年杨某送给我的现金，因为时间太长，我印象中给钱的地点不是在我小区附近就是在我办公室，全是100元票面，用皮筋或银行扎带捆着，外面用塑料袋或纸袋包着。我印象中2013年期间，有一次杨某给我钱时，当时我比较忙，我就对杨某说：“我把我的建行卡给你，你去给我存上，现金放办公室不安全，我单位附近就有一家建行网点。”杨某听我这样说以后，就拿着我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去建设银行替我把钱存上。办完事后，杨某就及时回到医院将银行卡和身份证归还给我。我的建设银行卡绑定有手机短信。2014年是按照季度给的，每季度给我一次，全年一共给我4次，一共180000元，每次给我的金额在4-5万元不等。因为以前杨某送我现金后，我怕放在办公室不安全，还要自己跑到建行网点去存，所以自从2013年我发现杨某拿我的银行卡给我存钱比较省事方便以后，2014年绝大部分都是杨某帮我去存上的，只有一次给的是现金，当时杨某在我小区我家车库里面给我现金40000元。给我现金40000元那一次是因为那天杨某给我打电话时，我已经下班在家里面，杨某等着还有其他事情要办，所以我们就约在我家车库见的面，在车库里杨某递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现金40000元。2015年年底的一天，我和杨某事先约好后，我独自开车去信阳市浉河公园附近，在我车上，杨某给我现金100000元（一共十捆，用塑料袋包着）。2015年，一是全国反腐越来越严，好多医院都出事了，二是那年我正在竞争科室主任，因为怕出事，我当时跟就杨某说不要再给我送钱了。这个事就停下来了，没按正常的季度给。2015年的年底一天，杨某电话说：“想约我在信阳浉河公园附近见个面。”然后我就独自开车上浉河公园附近见了一面，在我车上，杨某递给我一个塑料袋并说：“这有100000元，这是一些费用，与你结一下。”说完杨某就下车走了，我回家打开袋子查看了一下，是100000元现金，都是成扎的，一共10扎，每扎10000元。杨某送我的钱是回扣款。杨某是半路被公司派驻信阳任业务员的，他的前任叫苏某1，杨某来了以后，上我办公室找过我，杨某当时说的大概意思是：他才来，以后我们医院这一块由他负责，自己想把这块业务做好做大，希望我在中间多帮忙，到时会按销售额10%的给我回扣。我听后说：“可以，就按照你的意思办。”我们没有商量付款的方式、付款时间。
其2017年6月15日供述内容与上述供述内容基本一致。
其2017年11月3日当庭供述：送钱是事实，但公诉机关指控的金额不对。我对杨某到我医院的时间有异议，但记不清他何时到我们医院的。杨某送我的有部分存款，有部分现金，我们没有协商过回扣比例，我的级别，一般行规是5%。我记不住杨某给了我多少钱，按他的销售金额分成是20万元左右，他拿我的工资卡去银行存钱，存了两次，一次4万元，一次几万记不清了。我在今年的5月2日就说刘某的80万元有误，含有杨某的，后来这份材料被检察院的拿走了。我应该是2012年认识杨某的，我原来供述说是2010年错了。我供述收了杨某的50万元在先，侦查机关存在对数额的问题。
3、信阳市中心医院专用账簿明细分类账在卷，证明2010年至2015年5月31日期间，河南省百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向信阳中心医院销售医疗器械的情况。
4、陈永红建行卡号62×××82交易明细在卷。
五、2011年至2015年期间，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与被告人陈永红签订协议，聘请陈永红为该中心临床检验中心专家，并按照协议约定支付劳务报酬162940.37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当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谷某（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常务副总经理）
2017年4月18日证言：2011至2015年期间，我公司还以聘请信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主任陈永红作为我中心顾问的名义，给陈一定金额的金钱作为他对我们工作支持后的一种感谢。随着我们在信阳市中心医院及信阳市辖区内各医院业务范围的不断开展，营业额每年都在递增，在这中间，离不开陈永红主任在我们业务推介上一直对我们中心大力支持和关照，所以我们以顾问费的名义给其一部分钱。我们和陈永红另外签订有协议，我们公司财务部也是按照这个协议执行付的款，详细数字以我们财务部门提供的数字为准，这笔钱我们是给陈永红主任个人的，与陈永红主任单位无关。我们中心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由中心直接付给陈永红本人（银行卡）。
2、证人王某12017年11月27日当庭证言：我是金域中心的业务员，从2012年4月份开始负责信阳市地区销售，工作内容是开发医院。我是2014年进入中心医院的，具体工作内容是回馈医生意见。陈永红是该医院的检验室主任，他被聘到我公司后，为我们讲课、培训员工、指导平台建设，平台建设指的是专业知识指导。我们公司和陈永红签订有合同，我不清楚协议怎么约定报酬，陈永红的报酬一开始是按年发放，后来又变更为按月发放。陈永红个人没有直接送检过。
3、被告人陈永红2017年4月20日供述：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与信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是从2009年开始有业务往来的。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主要从事临床检验业务，他们是第三方检验机构。他们与我们业务上的合作，主要是检验信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没有开展的检验项目。我们按照规定的程序提取检验材料，交由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检验。该中心与信阳市中心医院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分成。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与信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直接打交道的人先是余育林，后来是王某1。从2011年到2015年上半年，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以“顾问费”的名义先后给了我16.7万元钱。其中2011年给了2万元，2012年给了2万元，2013年给了2万元，2014年（2014年7月份至2015年7月份）给了11.7万元。总共给了我17.7万元。2014年给我的“顾问费”比往年多，是因为2014年前后，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与我们医院之间的业务量比以往大，所以他们给的感谢钱也多些。他们按月给我转账。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以我的名字给我在郑州中行开了一个账户，他们给我的“顾问费”都转到那个账户上了。2015年7月份以后，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与信阳市中心医院检验科之间一直有业务往来。2015年7月份以后，因为反腐的风声很紧，我们医院纪检部门也专门开会告诉我们不要再收受回扣、劳务费等。我心里害怕出事儿，把那张中行卡给销户了，跟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的业务员王某1说不要再给我钱了，说了以后他们没有再给我钱了。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给我的钱用于投资和日常生活了。
其2017年11月3日当庭供述：金域中心与我们院是公对公的，受益方是我们医院和患者，该公司给我的顾问费是劳动报酬，按工资发放，是我的工资。我每年以专家的身份给金域中心指导工作，我给他们员工授课是我个人行为，不是单位指派。
4、金域中心2017年4月18日情况说明一份在卷，证明该中心自2011年7月至2015年7月期间，依据签订的专家顾问协议书共向陈永红支付顾问工资162940.37元。
5、金域中心2011年7月至2015年7月工资汇总表、该公司与陈永红签订的协议复印件（2013年7月3日、2014年7月12日、2014年8月22日签订的协议）三份在卷，证明该公司与陈永红签订协议，约定聘请陈永红为临床检验中心专家，该公司财务部按协议支付陈永红报酬。
6、金域中心2017年4月18日关于两份顾问协议丢失的情况说明一份在卷，证明该中心自2011年7月至2015年7月共与陈永红签过5次协议，由于公司档案信息保管不完善，其中2011年和2012年签订的两份协议丢失。现提供三份协议，其中2014年7月签订的协议只执行了两个月。
六、2012年，被告人陈永红与凯普公司驻信阳地区销售负责人王某2商定，信阳中心医院检验科每使用该公司产品检验一名患者，凯普公司给予陈永红15元的回扣。2012年至2015年期间，王某2先后安排其公司工作人员朱某给予被告人陈永红回扣款共计人民币27.9万元。被告人陈永红将此款用于个人支出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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