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97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民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番禺支公司（后更名为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番禺支公司）。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负责人：宫云龙，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江宏俊，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甲，住湖南省ＸＸ瑶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何锋，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袁彬，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党立志，住四川省阆中市。
上诉人民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番禺支公司（以下简称民安财产保险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六初字第9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查明：2015年7月29日02时20分许，党立志驾驶川R×××××号小型轿车沿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市莲路由西往东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石楼镇市莲路加油站对出路段，与同向行驶由黄某乙驾驶的无号牌两轮轻便摩托车（后载宋某甲）发生碰撞，造成黄某乙、宋某甲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后，党立志弃车逃逸。同年9月8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作出穗公交番认字［2015］第440126201500178＿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党立志驾车在同车道行驶中，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且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和《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四十五条之规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黄某乙、宋某甲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宋某甲于当日被送到广州市番禺区石碁人民医院门诊治疗，同日被转到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门诊作进一步治疗，并于当日转入该医院住院治疗，后于2015年9月8日出院，住院天数41日。住院期间宋某甲于2015年7月29日行“全身多处软组织挫裂伤清创缝合+左侧双踝骨折开放复位内固定+右内踝骨折闭合复位内固定+右腓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于2015年8月4日行“双侧耻骨上支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于2015年8月17日行“右大腿伤口清创缝合、局部皮瓣转移修复术”。出院诊断：1.全身多发车祸伤；2.双侧耻骨上下支骨折；3.右内踝骨折；4.右腓骨骨折；5.左内踝骨折；6.左外踝开放性骨折；7.右大腿皮肤撕脱伤；8.颈6椎体棘突骨折；9.全身多处皮肤挫擦伤。出院医嘱（建议）：1.定期门诊复诊复查X片，每月1次，观察骨折愈合情况，术后1年左右返院拆除内固定，费用约贰万元左右，具体视情况而定；2.全休叁月，双下肢近2月内勿负重剧烈活动。住院及全休期间陪人一名，出院后加强功能锻炼，营养支持及抗疤痕治疗；3.出院带药。前述治疗期间，宋某甲在广州市番禺区石碁人民医院产生门诊医疗费2596.80元，在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产生门诊医疗费223元、住院医疗费82183.18元，支付广州盛景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服务费410元，并于2015年9月5日购买医用康复弹力/上臂套、大腿套、足套支出1022元，以及购买进口疤痕贴支出598元，于2015年9月6日购买折叠轮椅支出360元。
2015年9月12日、同年9月23日、同年10月30日，宋某甲到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门诊复诊，产生门诊医疗费801元。
宋某甲提交广州市仁医药房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开具的药品费发票1张，主张其支出医疗费394元。保险公司对该药品费不予认可，认为没有医嘱，且为药房购买药品。宋某甲陈述称该药品费是购买祛疤贴产生的，但宋某甲未对此举证证明。
2015年10月30日，宋某甲到广东广大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程度鉴定。同年11月2日，该鉴定所出具广大司鉴所［2015］临鉴字第129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宋某甲双侧耻骨上下支骨折（骨盆骨折）畸形愈合评定为十级伤残，双侧踝关节活动功能部分丧失各评定为十级伤残。宋某甲支出鉴定费840元。
另查明：宋某甲是非农业家庭户口居民。上述交通事故发生时，党立志持有准驾车型相符且在有效期内机动车驾驶证，其是川R×××××号小型轿车登记所有人。
2015年1月26日，党立志就粤T×××××号小型轿车向民安财产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含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其中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30万元，保险期间均自2015年1月27日零时起至2016年1月26日二十四时止，交强险被保险人是党立志，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党立志，行驶证车主为案外人毛某。2015年3月22日，保险公司出具交强险批单，载明因车辆过户转移，兹由被保险人申请，并经本保险人同意，自2015年3月24日零时起对保险单做如下批改：“车辆基本信息修改如下：车主由‘毛某’变更为‘党立志’，车牌号码由‘粤T×××××’变更为‘川R×××××’，本地车由‘本地车’变更为‘外地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险种信息变更如下：删除特别约定：本保险车辆的行驶证车主为：毛某”。2015年3月25日，保险公司出具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批单，载明因过户转移，兹由被保险人申请，并经本保险人同意，自2015年3月27日零时起，对保险单做如下批改：“车辆基本信息修改如下：车主由‘毛某’变更为‘党立志’，车牌号码由‘粤T×××××’变更为‘川R×××××’，本地车由‘本地车’变更为‘外地车’，行驶区域由‘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变更为‘本省内’……机动车辆保险（2009版）险种信息变更如下：特别约定变更：删除特别约定：‘本保险车辆的行驶证车主为：毛某。’增加特别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车辆实际行驶区域超出保险单约定的行驶区域范围的，增加10%的绝对免赔率’”。交强险保单下方打印有：“投保人声明：本人已经收到并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部分的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上述所填写内容均属事实，同意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投保人签名（章）”字样，但投保人签名（章）处空白。机动车辆商业保险单下方打印有：“明示告知：……2.请详细阅读所附条款，特别是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部分。……”字样，以及“中介人：广州和众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字样。
民安财产保险公司提交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2009版），主张依第一章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第四条：“发生意外事故时，驾驶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八）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之约定，党立志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其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赔。前述免赔条款约定在“责任免除”章，并以黑色加粗字体标识。保险公司提交的商业车险投保单载明：“投保人申明：本人已经收到并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部分的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上述所填写内容均属事实，同意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投保人签名（章）‘党立志’”，商业车险批改申请单载明被保险人签名‘党立志’。党立志称前述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不是其签名，上述保险是车行代为购买，其缴交保费后只取得保险单，没有收到过保险条款，更不知道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从没有就免责条款向其进行过提示和说明。民安财产保险公司确认前述投保单中投保人和商业车险批改申请单中被保险人均不是党立志签名，其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之规定，党立志缴交了保险费，视为其对代签字或盖章行为的追认。此外，民安财产保险公司明确表示其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党立志交付了前述保险条款或以其他方式向党立志尽到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
宋某甲请求交强险优先赔偿精神损害。
事故发生后，党立志垫付了宋某甲住院医疗费70183.18元，并于2015年9月8日支付宋某甲营养费5000元。
案外人黄某乙已就其上述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以（2015）穗番法民六初字第1069号案立案受理。案外人黄某乙诉请损失包括医疗费65455.15元（不包括党立志垫付医疗费）、后续治疗费22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300元、营养费5000元、护理费18300元、交通费2000元、残疾赔偿金78501.5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鉴定费840元。
原判认为，党立志驾驶机动车与黄某乙驾驶机动车（后载宋某甲）发生碰撞，造成黄某乙、宋某甲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党立志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黄某乙、宋某甲无责任。该事故责任认定事实清楚，理据充分，且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采信。
本案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党立志驾驶的机动车事发时在民安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赔偿限额30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故宋某甲事故损失，依法应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各分项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再由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30万元范围内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党立志予以赔偿。民安财产保险公司辩称党立志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属于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四条第（八）项约定的免责事由，其不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责任；该免责事由是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情形，保险公司对该免责条款作出提示后，条款即可认定生效。虽然前述免责条款约定在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章，并以黑色加粗字体标识，但党立志否认收到保险条款，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公司是否已经将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送达给党立志或以其他方式就免责条款向党立志作出提示，保险公司对此负有举证责任。首先，虽然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商业保险单下方以黑色加粗字体载明“明示告知：……2.请详细阅读所附条款，特别是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部分。……”，但保险单也是保险公司为反复、重复使用印制的文本，其印制的上述内容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格式条款，且保险单上没有被保险人签章，故仅凭保险单不足以证明民安财产保险公司已将保险条款实际交付给党立志；其次，党立志缴纳保险费的行为仅视为对他人代其与民安财产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一般条款的追认。保险法律对保险人如何履行提示义务有特别规定，保险公司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应根据案件事实及相关规定，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定。本案中，民安财产保险公司提交的商业车险投保单和商业车险批改申请单均非党立志本人签字，不能证明民安财产保险公司已向党立志交付保险条款。在党立志没有就相关重要文件进行签名确认的情况下，民安财产保险公司亦未能进一步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通过其他方式向党立志履行了提示义务，故本案肇事车辆虽然在保险公司投保的事实存在，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民安财产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已就相关免责条款向党立志尽到了提示义务。因此，不能认定民安财产保险公司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前述免责条款依法不产生效力。民安财产保险公司主张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赔，理据不足，不予采纳。
根据宋某甲诉请的赔偿项目，结合事故责任及党立志垫付款项情况，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确定宋某甲本案事故损失的项目和数额如下:1.医疗费15620.80元。2.后续治疗费20000元。3.护理费10480元。4.交通费70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4100元。6.营养费2000元。7.残疾赔偿金78501.54元。8.鉴定费840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13000元。10.康复器具费1980元。综上，宋某甲上述10项损失共计147222.34元。
由于宋某甲和案外人黄某乙事故损失总额已经超出交强险各分项责任限额之和，故按照宋某甲和黄某乙的损失比例，酌情分配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给宋某甲3207元、56519元，分配给黄某乙6793元、53481元。因此，宋某甲上述第1至2项损失合计35620.80元，应先由民安财产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数额3207元范围内赔偿3207元，再由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30万元范围内赔偿余下32413.80元（35620.80元-3207元）；宋某甲上述第3至10项合计111601.54元，应先由保险公司在前述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数额56519元范围内赔偿56519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13000元优先赔偿），再由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30万元范围内赔偿余下55082.54元（111601.54元-56519元）。扣除党立志以营养费名义支付的5000元后，宋某甲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分别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30万元范围内赔偿59726元（3207元+56519元）、82496.34元（32413.80元+55082.54元-5000元）。宋某甲其他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于2016年5月10日判决:一、民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番禺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宋某甲59726元；二、民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番禺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30万元范围内赔偿宋某甲82496.34元；三、驳回宋某甲本案其他诉讼请求。
判后，上诉人民安财产保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党立志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根据我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总(2009版)第一部分第一章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第四条第八项规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责任。”《保险法》解释（二）第三条规定：“投保人或者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被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对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保险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交通肇事逃逸是我国《刑法》、《交通法》和《保险法》中均明令规定的禁止性情形，而原审法院以我司未能尽明确的提示义务为由认定免责条款不生效，不符合法律规定，我司在商业险责任赔偿限额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据此，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我司在商业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2.宋某甲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宋某甲答辩称：本案争议焦点是保险法解释（二）第三条的理解问题，这条解释是关于保险合同生效的规定，和保险条款的免责义务是不同的。本案已经查明，投保单上的签名不是党立志本人签名，所以即使保险已经生效，但是免责条款对党立志是否有效，需要看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该条款有明确规定，保险人必须按照该条款尽到相应责任。
原审被告党立志没有作答辩。
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点是民安财产保险公司应否承担商业第三者险的保险责任问题，对此原判已作充分的分析论证，理由充分，本院予以认同，在此不再赘述。固然，党立志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车逃逸，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禁止性情形，而且在商业第三者险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中约定有以上情形的，保险公司免赔，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民安财产保险公司有责任证明其已经将上述免责条款向党立志作出提示。本案已经查明，投保单上的签名并非党立志本人签名，同时党立志缴纳保险费的行为应理解为其对签约行为的追认，而非对保险公司已作提示的确认。因此，虽然在保险条款中列举了有关免责条款，并以黑色加粗字体标识，但是民安财产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在投保时其已就相关免责条款向党立志作出了提示，即未能履行提示义务，因此相关免责条款依法不产生法律效力。民安财产保险公司上诉要求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赔，事实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民安财产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862元由上诉人民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番禺支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文劲
审判员 苗玉红
审判员 钟淑敏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陈颖斯
邱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