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民终1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南奥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费书宝，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强，北京千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乐视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表人：高飞，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珊、蓝青，均为广东晟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南奥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下称南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乐视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下称乐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民二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于2017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南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强律师、被上诉人乐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珊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奥公司上诉请求：请求判决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原协议已经自动解除；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在原判决门票款12946998元的基础上，判决增加8465558元门票款对应的税金（税率3%）246569.65元，并增加门票款148960元，本项请求金额小计395529.65元；变更原审判决第三项，判决乐视公司增加支付代垫款5802020元；撤销原审判决第五项，判决乐视公司支付占用三地总冠名返款1500万元、支付占用现场LED大屏宣传资源及球童、啦啦队等周边赞助资源返款400万元、支付额外工作费用400万元，本项合计2300万元；以上请求总计29197549.65元。由乐视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违反域外证据认定规则，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认定乐视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已于2015年4月6日前将出席赛事的书面材料提供给南奥公司，但认定乐视公司在约定日期之前取得书面材料，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公证书不能证明文件署名签署人和签署日期的真实性，更不能证明其有权签署该等文件。上述材料并没有确认比赛地点、比赛日期、与谁比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凡在国外形成的证据，没有经过公证、认证或者没有履行按照双边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的，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审法院明显违反了域外证据认定规则。（二）原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应为附解除条件，并且条件已成就。原审法院将其认定为附生效条件属法律适用错误。《2015年国际冠军杯中国赛承办人协议》（下称《承办人协议》）第1.1条明确，协议的先决条件是公司于2015年4月6日或之前向承办人证实：（a）有3家俱乐部将参加赛事活动，并提供来自这些俱乐部关于上述事项的书面证明；以及（b）将举行这些赛事活动的体育场馆，并提供来自相关体育馆关于上述事项的书面证明。第1.2条明确，如果未于指定日期满足上述先决条件，则应当被视为协议的执行条款未生效，并且应当被视为双方已同意终止协议，除双方另有书面或邮件约定外。双方清楚在规定时间之前得到球队和场馆的书面证明作为协议存在附解除条件的先决条件约定。但在2015年4月6日前乐视公司未能履行该义务。原审法院将所附条件认定为附生效条件为法律适用错误。该约定应认定为所附解除条件，且该附解除条件有效并已经成就，协议已经自动解除，乐视公司无权要求南奥公司支付7000万元承办人费用。（三）原审判决无视南奥公司提交证据，擅自将南奥公司两笔代垫款按照实际支付金额的10%进行认定，属事实认定错误。南奥公司按照其与广州可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可依公司）签署的针对不同地点发布赛事推广的两份《广告投放协议》，金额总计570000元，其中分6次通过现金累计支付330000元，球票支付240000元。原审法院无视南奥公司提交的证据，将其中的99000元认定为9900元、将78000元认定为7800元，导致现金支付金额减少了159300元。（四）南奥公司应乐视公司要求，为扩大赛事在广深两地影响、提高赛事筹办效率，代乐视公司支付了700多万元费用，但原审法院仅认定其中的1197980元，对其余的5802020元未予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协议第3.6条约定，相关宣传推广费用由公司承担。协议第3.8条约定，公司承担（除协议规定承办人之义务外）2015国际冠军杯中国赛举办及运营的其他所有责任、义务和所需的费用。乐视公司基于自身能力和效率等自身原因，在赛事媒体推广、地面推广、场馆租赁洽谈等诸多方面不能及时与有关合作方沟通和跟踪落实，为避免影响赛事的公众传播效果及赛事能够顺利举办，为乐视公司利益最大化，南奥公司根据乐视公司的请求，垫付700多万元的费用。上述费用包括广州场馆租赁、两地安保费用、媒体及地面的赛事相关推广费用等。原审中已提供部分合同和支付凭证，部分费用没有合同和支付凭证，部分费用系由现金直接支出和球赛门票冲抵费用。但已得到乐视公司的书面认可，证据为《2015年国际冠军杯中国赛<承办人协议>之补充协议》(下称《补充协议》)第一项。（五）原审法院对部分门票款的税金未予支持，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协议第4.2（a）明确规定南奥公司有权保留深圳和广州两场比赛的所有票房。现有证据显示，乐视公司通过其工作人员从南奥公司累计领取14166张，金额合计13193567.65元[12946998元+其中8465558元票款对应的税金（税率3%）246569.65元(8465558/1.03*0.03)]。在2015年6月27日和28日的署名刘某杰的《收条》中，明确记载“未计入税费，结算时需加税费”。原审庭审中，乐视公司对于领票人的身份、收条内容予以确认。（六）乐视公司隐瞒其从南奥公司领走门票数量，导致金额漏计。原审判决后，南奥公司找到乐视公司工作人员徐某娟于2015年7月27日签名确认的《领票单》，涉及1680元面值门票46张、1280元面值门票56张，金额合计148960元。（七）南奥公司应乐视公司要求，额外完成大量艰巨工作，如足协报批、公安报批、政府报批、场馆租赁、媒体及地面推广、按照国内反恐及安防要求现场组织等巨大工作量，极大增加南奥公司的运营成本，为此实际支出了巨额费用。广州、深圳每一站的费用不低于500万元，合计至少1000万元。其请求支付400万元有依据，属合理要求。依据协议第4.1条约定，乐视公司应提供2015年国际冠军杯中国赛所需全部合法材料，包括国家、省、市体育主管部门赛事批复文件、比赛场地使用合同、公安批文等等，庭审已经确认上述工作实为南奥公司额外完成。（八）乐视公司因使用总冠名赞助权益而应支付南奥公司1500万元，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属事实认定错误。协议第6.2条明确约定，承办人已获得乐视公司授权，可向第三方出售赞助权，使之于协议期在（广州、深圳区域内）排他性地行使赞助权的售卖权。出售包括“国际冠军杯中国赛——由—呈现”总冠名赞助在内的赞助权，是南奥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乐视公司将总冠名赞助权据为己有，在赛场及电视直播等全部场合均以“国际冠军杯中国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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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体育为您呈现”的形式确认乐视公司实际使用主赞的权益。依据上述约定，南奥公司有权从直接支付给乐视公司的商务购买款项的最后一期尾款中扣除1500万元。（九）乐视公司占用现场LED宣传资源以及球童、啦啦队等商业资源，并将有关商业机会授予三星公司、绿源公司使用，隐瞒商业赞助收入，其应当向南奥公司支付相应费用400万元。根据协议4.2、6.1、6.2、6.3.f约定，乐视公司拥有的赞助权已转为南奥公司所有。现场LED宣传资源以及球童、啦啦队等均为南奥公司策划创意的赛事周边业务，均为南奥公司的收入来源。乐视公司占用本应归南奥公司享有的出售赞助权收益，造成南奥公司的预期收益至少损失400万元。综上，《承办人协议》作为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解除条件已成就。依据约定，协议已自动解除，应视为双方同意终止协议，双方不因该等终止互相承担责任。后来，虽然两站冠军杯比赛如期勉强举办，但双方履行的是新的口头协议，而非原协议。故乐视公司依据协议起诉请求承办费无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
乐视公司辩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南奥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结合翻译公证的俱乐部参赛确认函内容、政府批复及涉案赛事如期举行、南奥公司自认等事实，认定乐视公司依约提供俱乐部参加涉案赛事的书面说明，没有违反域外证据原则。确认函虽然是境外形成的证据，根据证据举证规则，需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后方可证明其真实性，但在本案中，该确认函最终经过政府职能部门审批且赛事如期举行等事实来看，该确认函是真实的。而关于参赛确认函的形成时间，确认函原始件是从乐视公司的活动经办人邮箱中提取，且原审庭审中南奥公司对此事实没有异议。故虽然确认函未经认证，但原审法院结合涉案赛事之后的履行及南奥公司的自认从而最终认定乐视公司依约提供了俱乐部参赛证明文件的事实清楚。（二）原审法院认定《承办人协议》为附生效条件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承办人协议》第1.1条约定，“公司和承办人已同意协议的先决条件是公司于2015年4月6日或之前向承办人正式：…。”“先决条件”，是指在满足该条件后发生法律效力的意思表示。第1.2条约定，“如果未于置顶日期满足上述先决条件的，则应当被视为协议的执行条款未生效。”先决条件未满足的后果，就是合同条款未生效。进一步说明涉案《承办人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最后，虽然第1.2条约定“应当视为双方已同意终止协议”，但结合该条款的约定，协议设置先决条件，若未满足生效条件的，则未生效。合同未生效的，视为终止并无矛盾之处。（三）原审法院认定《承办人协议》虽然未满足提供场地证明的先决条件，但双方用实际行动履行了协议且赛事如期举行，南奥公司依照协议的约定应向乐视公司支付承办费用适用法律正确。虽然乐视公司延迟提供场地证明，但赛事如期进行，即乐视公司以实际行动继续履行了协议，南奥公司也予接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虽未依约提供场地证明且未经双方书面或邮件约定变更场地证明时间，但双方实际履行涉案协议的行为表明协议双方均认可原承办人协议成立且现已履行完毕。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南奥公司应支付的费用从原来的七千万元调整到五千万元。《补充协议》自乐视公司收到南奥公司支付的第一笔款项贰仟万元之日起生效，否则双方仍按原协议执行。退一步来说，原审庭审中，南奥公司虽认为协议已终止，双方已达成新的口头协议，但至原审庭审结束时，南奥公司无法提交相关证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原审法院认定南奥公司不能以未生效的《补充协议》约定主张乐视公司应支付南奥公司代垫700万元费用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补充协议》约定原协议中约定的承办人费用调整到5000万元，以冲抵《补充协议》中南奥公司代垫的费用。虽然乐视公司在《补充协议》签字盖章，但协议明确约定自南奥公司支付2000万元后生效，即《补充协议》至今尚未生效。对于代垫款项的约定，是双方在承办人费用的支付产生纠纷后双方妥协的一个协商过程，不能作为主张代垫费用的事实依据。（五）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南奥公司主张的票务推广费用和总冠名费、啦啦队资源等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协议4.7条的规定：承办人将支付在区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因票务推广活动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因此，就乐视公司主张的票务推广费用是没有合同依据的。根据协议6.2.C条规定：如出现乐视公司承揽的三地总冠名商，乐视公司获得三地总冠名赞助全部收入和相关权益，承办人从支付给乐视公司的商务购买款项（见4.1条）的最后一期尾款中扣除1500万。由于南奥公司至始至终都没有支付任何款项，其主张的总冠名费1500万没有合法依据。至于球童、啦啦队资源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协议的约定，该相关资源归乐视公司所有，南奥公司使用也应乐视公司书面许可。二审庭审中补充意见如下：针对上诉意见第六点，系原审庭审结束后二审庭审前新增加的反诉请求，南奥公司可另行起诉解决。
乐视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南奥公司支付合同款7000万元；2、南奥公司向乐视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35万元(以7000万元为基数按3％的年率计算，暂从2015年l0月28日起至12月28日止)，以上两项合计7035万元；3、由南奥公司承担诉讼费。
南奥公司反诉请求：1、乐视公司支付代为垫付的各项费用700万元；2、乐视公司支付门票款1300万元；3、乐视公司支付工作费用400万元；4、乐视公司支付总冠名返款1500万元；5、占用现场LED宣传资源及球童、啦啦队等资源返款400万元，以上1-5项合计4300万元；6、乐视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日，乐视公司与南奥公司签订《承办人协议》约定：1、先决条件和附加协议。
1.1双方已同意协议的先决条件是乐视公司于2015年4月6日或之前向南奥公司证实：（a）有3家俱乐部将参加赛事活动，并提供来自这些俱乐部关于上述事项的书面证明；以及（b）将举行这些赛事活动的体育场馆，并提供来自相关体育馆关于上述事项的书面证明。
1.2如果未于指定日期（除双方另有书面或邮件约定外）满足上述先决条件，则应当被视为协议的执行条款（为免生疑问，不包括诸如第11.1款及第12款之类的非执行条款）未生效，并且（除双方另有书面或邮件约定外）应当被视为双方已同意终止协议，以及：（i）双方将不因该等终止互相承担责任（不影响诸如第11.1款及第12款的规定）；（ii）对于已从南奥公司处收到的任何款项，将由乐视公司立即予以退还；以及（iii）对于乐视公司所接收的任何保证将予以归还。
2.3乐视公司将筹划俱乐部参赛事宜，负责与俱乐部签订相关赛事协议，并确保俱乐部履行与赛事活动相关的所有义务和支付有关的俱乐部参赛费用。乐视公司将承担（或促使俱乐部安排）与俱乐部参加任何赛事活动有关的：(a)各个俱乐部往返区域的机票；(b)各个俱乐部的签证；(c)各个俱乐部下榻的酒店；(d)各个俱乐部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例如食物和饮料）。前提条件是南奥公司应向乐视公司提供与这些责任有关的一切合理协助。
3赛事活动。3.1南奥公司应根据协议条款和附件B宣传赛事活动和提供其他服务。赛事活动宣传所有重要方面应以乐视公司事先书面批转（不得无理拒绝或延迟给予）为准，例如现场参观。
3.2乐视公司负责确定赛事活动的日程安排，当前安排如下：日期：2015年7月25日，地点：深圳，参赛球队：AC米兰对国际米兰；日期：2015年7月27日，地点：广州，参赛球队：国际米兰对皇马。
3.5南奥公司将协助乐视公司获得在区域内举办赛事活动的任何所需的同意和批准，其中包括来自于相关中国足球队管理当局的同意和批准。
3.6南奥公司将实施一项全面的市场营销和推广计划，以在区域内宣传赛事活动，其他包括线上和线下宣传活动、综合性的社交媒体活动。在协议签订后的30天之内，南奥公司将向乐视公司提交一份书面的市场营销与推广计划，以寻求获得乐视公司的事先书面批准，相关宣传推广费用由乐视公司承担。南奥公司将与乐视公司协调与赛事活动有关的所有市场营销、宣传和公关活动。
3.8乐视公司承担（除合同规定南奥公司之义务外）2015国际冠军杯中国赛举办及运营的其他所有责任、义务和所需的费用，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4.1作为授予南奥公司在区域内组织、宣传和筹办赛事活动之权利的报酬，南奥公司承诺根据协议条款提供服务，并向乐视公司支付如下所述承办人费用：南奥公司在收到乐视公司提供2015国际冠军杯中国赛所需的全部合法材料（包括国家、省、市体育主管部门赛事批复文件、比赛场地使用合同、公安批文、承办人授权书等）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支付1000万元（壹仟万元人民币）。2015年7月10日或之前支付2500万元（贰仟伍佰万元人民币）2015年8月13日或之前支付3500万元（叁仟伍佰万元人民币）。
4.2南奥公司将受益于与赛事活动有关的以下收入机会，将有权保留以下来源的收入：（a）深圳和广州两场比赛的所有票房（扣除乐视公司及俱乐部赠票）（b）根据第6款的规定出售赞助权（c）深圳和广州两次比赛的赛事周边业务收入（包括：ICC纪念品、文化衫、比赛用品拍卖等等，未免疑义，南奥公司开展任何赛事周边业务前需要得到乐视公司的事先许可）。
4.3第4.1款所属的承办人费用为含税金额（不影响上述第4.7款的规定）。
4.4南奥公司应在到期日或之前将所有应付项目（以人民币计）电汇至乐视公司的银行账户。
4.5对于任何逾期付款，南奥公司应按3%的年利率支付逾期利息，但前提条件是乐视公司已向南奥公司发送以10个工作日作为补救期的逾期付款通知。如果乐视公司未能在该补救期届满之际收到付款，在不影响乐视公司所享有的其他权利和补救措施的情况下，应按实际天数以上述利率支付逾期利息，直到实际支付为止。
4.6南奥公司应履行第4款项下的付款义务，南奥公司不享有抵消、扣减或其他类似权利。
4.7南奥公司将支付在区域内因票务推广活动而产生的费用。
6赞助权。6.1南奥公司承认和接受乐视公司独家享有的赞助权。
6.2南奥公司已获得乐视公司授权，可向第三方出售赞助权，使之于协议其在（广州、深圳区域内）排他性地行使该赞助权的售卖权：（c）如出现乐视公司承揽的三地总冠名赞助商，乐视公司获得三地总冠名赞助商的全部收入和相关权益，南奥公司从支付给乐视公司的商务购买款项（见4.1条）的最后一期尾款中扣除1500万。
6.3南奥公司承认和接受乐视公司也有权在区域内（以及区域外）出售赞助权，因此，南奥公司和乐视公司商定：（a）他们将向第三方提供基于独家产品/服务类别的赞助权，乐视公司将向第三方提供以下产品类别的赞助权：（i）航空公司；（ii）饮料（包括含酒精的饮料）；（iii）电子产品（硬件和软件）；(iv)体育活动博彩；(v)酒店；(vi)移动手机和平板电脑；(vii)药品；(viii)体育用品和服装；以及(ix)轮胎；（b）可提供给第三方的赞助权应受限于俱乐部参赛协议所授予俱乐部或由其保留的权利（例如训练场周边的广告牌）；（C）在任何实体提供任何赞助权的一揽子计划之前，该等实体应同意赞助权一揽子计划将受限于协议所使用的条款和条件；以及（d）它们应是对方充分了解与赞助商相关的实际和计划赞助活动（其中包括潜在的赞助商和产品/服务类别），并作出合理努力来协调该活动；并且（e）如果乐视公司能够代表南奥公司安排以上第6.2（a）款和/或(b)款所述赞助商一揽子计划的销售活动，基于实际情况和双方本着诚信善意原则所商定的费率，乐视公司将获得除应付权利费之外的佣金。（f）乐视公司所开发的第6.3（a）款和6.3（b）款客户，涉及到占有承办人权益及资源者，基于实际情况和双方本着诚信善意原则，乐视公司将向南奥公司支付相关资源使用费。
7.5对于南奥公司为提供服务所雇用的所有工作人员，南奥公司应负责遵守所有适用的社会保险、劳动法、签证、许可证和认证要求、保险、税收和类似义务。乐视公司负责承担与其自身工作人员有关的所有该等费用和义务，南奥公司将为乐视公司提供合理支持，以在区域内确认该等要求。
9.1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于2015年9月30日到期，根据第九条规定提前终止的情况除外。
协议的附表A中，关于“服务”的定义：“服务”指承办人根据协议提供的所有服务，包括赛事的组织、推广和举办以及根据协议条款，包括附表B的内容提供所有所需的服务和设施。协议附表B中约定，关于赛事举办的一般要求，安全方面：在保证俱乐部代表团在机场、酒店、体育场馆、训练场地的安全和俱乐部交通安全（包括警察护送）方面提供援助。
2015年5月14日，广州市足球协会出具《关于南奥公司在国际俱乐部冠军杯中国赛广州站赛事身份与职能的函》，其中明确南奥公司在涉案赛事中的包括但不限于：1、广州站比赛的商务开发；2、广州站比赛的票务支持；3、广州站比赛的地面推广；4、广州站比赛的公关宣传；5、广州站比赛的安全保障支持；6、广州站比赛的赛事报批。
根据乐视公司提交的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处理表、广州市公安局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决定书、乐视公司与深圳市足球协会签订的《关于2015年国际俱乐部冠军杯“深圳站”赛事承办协议书》等证据显示，比赛前乐视公司取得了相关部门的审批。
国际米兰俱乐部参赛确认函出具的时间为2015年3月23日；AC米兰出具足球俱乐部参赛确认函出具时间为2015年3月18日；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参赛确认函出具时间为2015年3月9日。
乐视公司在约定的2015年4月6日之前，未落实比赛场地情况。其中，乐视公司与佳兆业文化体育（深圳）有限公司签订《深圳大运中心文化活动场地使用合同》的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签订《补充协议》的时间是2015年6月18日及2015年7月22日。乐视公司与深圳市体育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体育场地租用合同》显示，使用时间为2015年7月24日00时至24时，用途为举办AC米兰足球训练赛，但该份协议显示签订时间为2015年12月23日。同日，双方还就费用问题签订了《补充协议》。广州区赛事使用场地由南奥公司与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签订，落款时间显示为2015年7月9日。
协议约定的2015年国际冠军杯中国赛最终如期在2015年7月25日、2015年7月27日分别在深圳和广州举行。
为追讨约定的款项，乐视公司在2015年10月13日曾通过顺丰快递向南奥公司发出以10个工作日作为补救期的逾期付款通知书，该份通知书被退回。
2015年10月26日，乐视公司出具《补充协议》给南奥公司。第一条约定，广州赛及深圳赛就该项目的回购票款、保安费用、场地租赁费用、安保费用、及市场及媒体推广费用等所有应由乐视公司支付的费用，双方已在《补充协议》中进行折抵。第二条约定，双方确认将南奥公司原应支付的7000万元调整为5000万元。第四条约定，该《补充协议》自乐视公司收到南奥公司支付的第一笔2000万元之日其生效，否则双方仍按原协议执行。
南奥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乐视公司员工签收门票款的金额为12946998元，其中2015年6月27日、28日两次领取门票的收条均注明，未计入税费，结算时需加税费。南奥公司认为对已领取的门票，乐视公司应当支付税费，按照最低的税率3%计算，门票款总额应为1300万元。
此外，南奥公司就其主张的工作费用等提交的证据分为两类，第一类即证据13项中的24份由南奥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多数附有支付凭证，少数仅有合同。第二类证据无合同，仅有单方出具的证据，如收条、用车费用打印件、费用报销单、收款收据、餐饮配送单、现金支出证明单等。经南奥公司统计，总计金额为79111356.20元。对上述证据的效力，双方存在争议。
南奥公司还提交了涉案赛事的项目总结报告，其中有关广告广播媒体、地面硬广的地址、类型与其提交的证据13项中的合同有对应性。如与可依文化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围墙广告位地址：天河北路中信广场对面、天河北路与天河东路口交界等均在该项目总结报告里有记载。
原审法院认为，乐视公司与南奥公司签订的《承办人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条款无悖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
关于《承办人协议》是否得到实际履行的问题。诉讼中，乐视公司认为，《承办人协议》约定的赛事活动已经分别在2015年7月25日以及2015年7月27日如期举行，因此依照《承办人协议》第4.1条的约定，乐视公司有权要求南奥公司依约支付7000万元。南奥公司则认为，该份《承办人协议》所附生效条件并无成就，该份协议并未得到实际履行。经查，《承办人协议》约定的两场赛事已经分别在2015年7月25日以及2015年7月27日如期举行，且均由南奥公司承办。该事实可以印证《承办人协议》得到了履行。庭审中，南奥公司认可赛事举行的事实，但认为履行的是双方另行达成的口头协议，但南奥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所称的口头协议，因此对于南奥公司该抗辩，不予采纳。
至于南奥公司所主张的《承办人协议》所附生效条件并无生效的问题。根据《承办人协议》第1.1、1.2条约定，2015年4月6日之前，乐视公司应当履行以下义务：1.确认有3家俱乐部将参加赛事活动，并提供来自这些俱乐部关于上述事项的书面证明；2.确认将举行这些赛事活动的体育场馆，并提供来自相关体育馆关于上述事项的书面证明。乐视公司认可并无在2015年4月6日前全部落实前述工作。根据乐视公司提交的材料显示，其中，国际米兰俱乐部参赛确认函出具的时间为2015年3月23日；AC米兰出具足球俱乐部参赛确认函出具时间为2015年3月18日；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参赛确认函出具时间为2015年3月9日。以上3家俱乐部都在约定的时间之前确认参加涉案的两场比赛。虽然乐视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在2015年4月6日之前将该些出席赛事的书面材料提供给南奥公司，但是从履行情况来看。既然在约定时间之前已经取得了书面材料，乐视公司恶意不向南奥公司提供不合常理。且两场赛事如期举行，能够印证南奥公司对于乐视公司已经取得了前述参赛的确认书理应知情。亦无证据显示乐视公司怠于提交书面确认书给南奥公司造成了何等损失。
关于证实体育场馆以及出具体育馆书面证明的问题。乐视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与佳兆业文化体育（深圳）有限公司签订《深圳大运中心文化活动场地使用合同》的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签订《补充协议》的时间是2015年6月18日及2015年7月22日。此外，乐视公司与深圳市体育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体育场地租用合同》显示，使用时间为2015年7月24日00时至24时，用途为举办AC米兰足球训练赛，但该份协议显示签订时间为2015年12月23日。同日，双方还就费用问题签订了《补充协议》。而有关广州区赛事使用场地，是南奥公司与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签订的，落款时间显示为2015年7月9日。以上证据足以证明，乐视公司并未在约定的2015年4月6日之前落实举行这些赛事活动的体育场馆，更未提供来自相关体育馆的书面证明。乐视公司就此约定存在违约行为。虽然场地落实的问题乐视公司未能完成合同约定义务，但并无影响两场赛事如期举行。乐视公司与深圳市体育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体育场地租用合同》时间虽然显示是12月份，但约定的使用日期为7月24日，且南奥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该期足球训练赛未能如期举行。因此，该份合同可能存在倒签的情形。但该日期存在的问题并不能否认该份协议与该案的关联性。原审法院认为，乐视公司在比赛正式开始前已经确认了参赛俱乐部以及体育场馆的问题，主要义务履行完毕。而从涉案的两场赛事的举行情况来看，比赛的名称、比赛是基于乐视公司与ReleventSports公司签订的协议而举办、参赛的队伍、比赛的时间地点等细节均是依照《承办人协议》的约定而履行的。合同约定在2015年4月6日前，乐视公司应证实有3家俱乐部参加涉案赛事活动的义务乐视公司已经完成。因此，结合实际履行的情况，应认定双方仍履行的是《承办人协议》。
基于双方签订的《承办人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且双方均依约履行了该份协议，则根据协议的约定，乐视公司有权依照《承办人协议》第4.1条的约定向南奥公司收取7000万元的款项。该4.1条约定了支付的期限，其中第一条约定的全部合法材料，乐视公司均提交证据显示已经提供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处理表、广州市公安局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决定书、乐视公司与深圳市足球协会签订的《关于2015年国际俱乐部冠军杯“深圳站”赛事承办协议书》、比赛场地使用合同等材料，足以证明该付款条件成立。同时，该条款还约定了第二期、第三期的付款时间。自赛事如期举行，合同得到履行，南奥公司即应当履行付款义务。但是南奥公司并无支付任何款项，显属违约，因此，乐视公司有权要求其除了支付约定款项之外，还应当依约支付逾期利息。
关于利息计算方式的问题。《承办人协议》第4.5条约定，南奥公司逾期付款，应按3%的年利率支付逾期利息。该逾期利息计算标准的约定属合理范围，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有关逾期利息计算时间的问题，合同约定，依照3%的年利率支付利息的前提条件是乐视公司已向南奥公司发送以10个工作日作为补救期的逾期付款通知书。乐视公司主张自2015年10月28日起计逾期利息之依据是，乐视公司在2015年10月13日曾通过顺丰快递向南奥公司发出以10个工作日作为补救期的逾期付款通知书，该份通知书被退回。但乐视公司并无证据显示该份邮件在2015年10月13日当日即到达南奥公司并被拒收。另，根据南奥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在该份快递被拒收之后，2015年10月26日乐视公司还出具过关于结算的《补充协议》给南奥公司。可见，在乐视公司发出逾期付款通知书后，双方继续就付款情况进行磋商，但直至诉讼前，双方仍未就付款期限最终达成一致约定。同时，亦应考虑乐视公司在履行《承办人协议》过程中，存在迟延证实赛事场地等违约行为，原审法院酌情将利息计算的起算时间定为起诉之日，即乐视公司有权要求南奥公司支付7000万元，并自2015年11月6日起依照年利率3%的标准计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关于南奥公司反诉诉请能否成立的问题。
法庭辩论结束前，南奥公司最终确认其反诉请求为：1、乐视公司支付代为垫付的各项费用700万元；2、乐视公司支付门票款1300万元；3、乐视公司支付工作费用400万元；4、乐视公司支付总冠名返还1500万元；5、乐视公司支付占用现场LED宣传资料及球童、啦啦队等赞助资源返款400万元。以上五项共计4300万元。6、乐视公司负担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根据南奥公司的反诉请求进行分析。
南奥公司就其反诉请求作出进一步解释如下：第1、2项反诉请求依据为《补充协议》。第3-5项依据为双方另行达成的口头协议。
关于南奥公司要求乐视公司支付代为垫付的各项费用700万元以及乐视公司支付门票款1300万元的问题。南奥公司认为该项请求主要依据的是其提交的《补充协议》。经查，该份协议第一条约定，广州赛及深圳赛就该项目的回购票款、广州赛事保安费用、广州赛事场地租赁费用、深圳赛安保费用、广州赛及深圳赛市场及媒体推广费用等所有应由乐视公司支付的费用，双方已在《补充协议》中进行折抵。第二条双方确认将南奥公司原应支付的7000万元调整为5000万元。南奥公司认为，根据以上两条约定，一则可以认定乐视公司在涉案合同关系中，应承担的费用范围包括：回购票款、保安费用、场地租赁费、市场及媒体推广费用等。二则可以认定该些费用的金额为2000万元，其中门票款1300万元，其余款项为700万元。因此，南奥公司亦提交了南奥公司与广告公司、保安服务公司、酒店等案外人签订的合同以及付款凭证，拟证明所产生的场地租赁、住宿、交通、广告发布、货款、安检器材、安保、监控等700余万元费用。根据南奥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门票款金额为12946998元。其他费用为79111356.20元。
关于《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南奥公司认为因为公司内部的因素，无法全额提供相关费用的票据，但是依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应对该些费用予以支持。经查，南奥公司提交的该份《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该《补充协议》自乐视公司收到南奥公司支付的第一笔2000万元之日起生效，否则双方仍按原协议执行。且该些《补充协议》仅加盖了乐视公司的印章，并无南奥公司的签章。可见，南奥公司虽持有该份协议，但其并没有在该份协议上盖章，该份协议并无成立。而该协议第四条也约定了协议生效的条件。根据查明的事实，南奥公司并没有依照约定支付2000万元，即该协议生效条件并未成就。因此，南奥公司无权依据该份协议要求乐视公司支付2000万元。
此外，基于南奥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另行订立了其他口头协议，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仍履行的是《承办人协议》。因此，南奥公司提出的所有反诉请求仍应依照双方订立的《承办人协议》进行认定。
关于门票款的问题。根据《承办人协议》第4.2条第（a）款的约定，南奥公司有权保留深圳和广州两场比赛的所有票房。因此，南奥公司要求乐视公司支付其领取的门票款项符合双方的约定。南奥公司提交了数份收条、收据以证明该项主张。乐视公司亦确认签收门票人员的身份，并认可一共领取了球票12946998元。但提出其中徐某娟领取的3045840元是用于赛事报批所需，根据约定应由南奥公司自行解决。但乐视公司就此主张并无证据证实，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有关乐视公司领取的票款金额，根据南奥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为12946998元，并非1300万元。南奥公司仅从两份收条的内容推定乐视公司应对全部门票款承担税费，理据并不充分。同时，南奥公司认为乐视公司应支付的含税票款，但并无提交双方认可的税款计算方法。诉讼中，南奥公司亦无证据证实其就该部分门票向税务机关缴纳了税费以及金额。因此，原审法院支持南奥公司提交证据证明由乐视公司领取的门票款金额共计为12946998元。
关于南奥公司主张的代垫的其他费用700万元以及工作费用400万元的问题。所谓垫付费用，应理解为根据《承办人协议》，应当由乐视公司负担的费用由南奥公司支付，南奥公司在诉讼中要求返还的费用。而关于要求乐视公司支付工作费用400万元的反诉请求，南奥公司解释称是其额外替乐视公司完成了赛事审批、现场组织等工作产生的款项，并提出其提交证据中2000万元之外的款项即为工作款项。庭审中，南奥公司未能清晰区分两种款项的种类。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仅签订《承办人协议》，各自应负担的所有费用应以之为判断标准。
经查，根据《承办人协议》第2.3条约定乐视公司应负担：各个俱乐部往返区域的机票；各个俱乐部的签证；各个俱乐部下榻的酒店；各个俱乐部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包括食品和饮料）。根据第3.6条约定，南奥公司将实施一项全面的市场营销和推广计划，以在区域内宣传赛事活动，其他包括线上和线下宣传活动、综合性的社交媒体活动。在协议签订后的30天之内，南奥公司将向乐视公司提交一份书面的市场营销和推广计划，以寻求获得公司的事先书面批准，相关宣传推广费用由公司承担。南奥公司与乐视协调与赛事活动有关的市场营销，宣传和公关活动。乐视公司认为《承办人协议》第3.6条约定的费用包括赛事推广和广告推广费用，南奥公司对此并无异议。《承办人协议》第3.8条约定，乐视公司承担（除合同规定承办人之义务外）涉案赛事举办及运营的所有其他责任、义务和所需费用。以上合同约定应认定为南奥公司要求乐视公司承责的合同依据。
有关费用支出的问题，南奥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提交相关合同证明该合同订立与涉案赛事有关，且符合《承办人协议》的约定。同时应有有关该些合同已实际履行并已支付相关款项等证据予以证实。南奥公司提交的证据分为两类，第一类有南奥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并有支付凭证，或者仅有合同。第二类证据无合同，仅有其单方面出具的证据，如收条、用车费用打印件、费用报销单、收款收据、餐饮配送单、现金支出证明单等。第二类证据由于缺乏相关合同证实，相关款项是否实际支出等均无证据证明，原审法院均不予采信。南奥公司解释称无法找到齐全的材料，并非有效解释。因此，原审法院根据南奥公司的证据清单顺序对第一类证据进行分析。
证据13.4，合作协议〔太古汇（广州）发展有限公司文华东方酒店〕，费用为安保费用。根据《承办人协议》第7.5条的约定，对于南奥公司为提供服务所雇用的所有工作人员，南奥公司应支付相关的款项。附表A中有关“服务”的解释为：指承办人（南奥公司）根据协议提供的所有服务，包括与赛事的组织、推广和举办以及根据协议条款，包括附表B的内容提供所有所需的服务和设施。而附表B中明确了安全服务项目内容为：在保证俱乐部代表团在机场、酒店、体育场馆、训练场地的安全和俱乐部交通安全（包括警察护送）方面提供援助。可见，在俱乐部成员起居、交通方面提供安全服务是南奥公司的义务，因此，有关安保费用应由南奥公司自行负担，其要求乐视公司负担有违《承办人协议》的约定。
证据13.5，电视广告发布合同（广州星漾广告有限公司），南奥公司认为该广告费为55000元，但其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也没有证据证明交付了约定数额的门票给案外人，该笔费用本院不予支持。
证据13.6，合作协议（广州中懋广告有限公司），费用为广告费55000元；南奥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支出了该些费用，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证据13.7，合作协议（广东南都安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费用为赛事营销推广保底费30万元，以及公关票价值628000元；该合同约定合作内容为赛事营销推广及门票销售。具体包括：1.保底费用，是为该赛事提供票务营销推广服务。2.票房分成。3.公关票务。从合同内容来看，该合同的目的即为推广赛事票务。则乐视公司认为根据《承办人协议》第4.7条约定，承办人将支付在区域内因票务推广活动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因此，该证据13.7项下的费用不应由乐视公司负担符合合同约定，原审法院对乐视公司的该项主张予以采纳。
证据13.8，宣传推广合作协议（广东腾南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赛事营销推广保底费50000元；该合同亦是约定广东腾南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赛事提供票务营销推广服务。同时，广东腾南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可以获得门票销售总额的8%。可见，南奥公司与广东腾南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该份合同的目的亦是为了推广赛事票务，南奥公司认为该合同项下的款项实为广告费用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证据13.9，广告投放协议（广州可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时间2015年6月10日，费用为广告费45万元；
证据13.10，广告投放协议（广州可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时间2015年6月17日，费用为广告费12万元；两份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为2015年6月11日-2015年8月6日前。根据南奥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南奥公司分别在2015年6月11日、6月17日、7月2日、7月14日，8月10日分别向广州可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支付90000元、17500元、31500元、9900元、14000元，7800元，共计240900元。同时，在南奥公司提交的2015国际冠军杯中国赛项目将总结报告彩色印本中亦有前述两份合同中罗列的广告发布大围墙的记载，可以佐证两份广告合同得到了履行。乐视公司认为虽广告费用经双方约定由乐视公司负担，但未有证据证明上述合同项下的项目经过了乐视公司的事先书面批准，并不符合应由乐视公司支付的条件。原审法院认为，基于南奥公司提交的前述广告合同内容显示，确实用于宣传涉案赛事。乐视公司作为涉案赛事参与承办人之一，对于该些广告的履行应当是知情的。诉讼中，乐视公司亦并无证据证明其就该些广告的发布提出过异议。因此，并不能以未能提交书面批准文件作为拒付广告费用的理据。此外，依常理，乐视公司在涉案赛事中亦为合作承办者，其就该些广告的发布亦有受益。则即使南奥公司无证据证明得到了事先书面批准，但该些广告发布亦是为履行《承办人协议》而签订和履行，该些费用根据协议的约定应由乐视公司负担。关于负担金额的问题。经查，与可依文化签订的两份协议中，签订时间为2015年6月10日的协议约定南奥公司应向广州可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另支付广州站门票225000元。但南奥公司并无提交该条款得到实际履行的证据，因此南奥公司与广州可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之间的广告发布合同项目，原审法院认定南奥公司因此支出的费用为240900元，应由乐视公司负担。
证据13.11，合同书（广州天龙实业总公司），费用为监控系统费10000元；约定租赁时间为2015年7月27日，恰为涉案赛事广州赛的举办时间。乐视公司并无证据推翻该份合同的真实性。此外，南奥公司亦提交了于2015年9月15日支付10000元的银行转账凭证。虽然时间上与约定的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之内支付有差距，但是金额与合同约定一致，支付对象亦为广州天龙实业总公司，该款项应认定为是为涉案赛事而支出的费用。但是租用监控系统应属于安全服务项目的内容，应由南奥公司自行负担。
证据13.12，影视制作协议（广州艾诺思品牌策划有限公司），费用为宣传片费10000元。南奥公司并无提交该份协议的原件，亦无提交相关支付的凭证，该笔费用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证据13.13，赞助合作合同（广东外商活动中心），费用为酒店优惠合同，约定了优惠后的房价。该份合同约定，外商活动中心为涉案赛事提供住宿、总票房售票点、新闻发布会活动、晚宴等赞助，相应的，南奥公司亦要授予外商活动中心以涉案赛事广州站总票房的荣誉以及提供门票等。从合同内容来看，应属于赞助权的范围。根据《承办人协议》第6.2条的约定，南奥公司获得乐视公司授权，可向第三方出售赞助权。而南奥公司授权外商活动中心为广州站总票房，该重大事项理应得到了乐视公司的同意。在获得他方赞助之时向赞助方有所回报亦为获得赞助的等价条件。南奥公司一方面获得了该些赞助，一方面又要求乐视公司承担获得赞助支付的对价，缺乏合同和法律基础，原审法院对此主张不予支持。
证据13.14，安保服务协议书（深圳站，深圳市君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费用为安保费用60000元；证据13.15，安保服务合同（深圳站，龙岗区保安），费用为安保费用135000元+13500元；证据13.16，保安服务合作协议书（深圳站，福田区保安），费用为安保费用75000元；以上安保费用与前述证据13.4一样，基于《承办人协议》第7.5条、附表B、附表A的内容，应当由南奥公司自行负担。
证据13.17，广告投放协议（深圳市海豚天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费用为广告费545000元。该协议乐视公司确认其效力，亦认可相关费用应由其承担。但是乐视公司相应提交了反证，合同审批表、转账凭证。从该些证据看，乐视公司另行向深圳市海豚天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支付了545000元，南奥公司从深圳市海豚天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实际已经退回了所支付的款项。南奥公司亦认可退回了该笔545000元，但提出又追加了一份投放协议。原审法院认为，就该笔款项，乐视公司、南奥公司均认可南奥公司支付的款项已经实际退回，南奥公司认为有另一份投放协议并无提交，因此该笔款项南奥公司要求乐视公司负担缺乏理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证据13.18，社交平台推广合作合同、费用确认函（深圳果多互动广告有限公司），费用为赛事平台推广费85000元（银行转账）+85000元（门票价值）。根据该份协议的约定，深圳果多互动广告有限公司提供的是涉案赛事社交平台推广项目服务，应属于《承办人协议》第3.6条约定赛事宣传，相关费用应由乐视公司负担。该笔费用同证据13.9一样，尽管南奥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获得乐视公司的事先书面批准，但是乐视公司对该次社交平台推广理应知晓，但其并无提出异议，且并无证据证明未能从中获益，因此该合同项下的费用应由乐视公司负担。经查，南奥公司转账向深圳果多互动广告有限公司支付了85000元。而根据费用确认函的内容，深圳果多互动广告有限公司与南奥公司的费总已进行其他相关资源置换沟通，价值85000元。南奥公司称该相关资源即为门票，但其并无证据证明。从费用确认函的内容亦无法认定所谓相关资源与《承办人协议》的关联性。据此，原审法院支持南奥公司转账支付的85000元部分应由乐视公司负担。
证据13.19，户外广告发布合同（深圳市大汉风广告有限公司），费用为广告费20万元。该份协议约定的是为涉案赛事租用广告牌用于广告发布。该笔费用属于《承办人协议》第3.6条约定赛事宣传的范围，与证据13.9、证据13.','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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