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27刑初73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陈炳先，男，1962年5月29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高中，农民，户籍地浙江省淳安县，现住浙江省淳安县。1991年6月1日，因犯盗窃罪被淳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因本案于2016年5月25日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6月2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淳安县看守所。
辩护人王昌华，浙江千岛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慧兰，女，196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农民，户籍地浙江省淳安县，现住浙江省淳安县。因本案于2016年5月25日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变更为取保候审。2017年6月21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辩护人刘克，浙江聚点律师事所务律师。
被告人陈红，男，1966年8月5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职工，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因本案于2016年7月31日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9月6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淳安县看守所。
辩护人钱文中，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余新华，女，1983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高中，农民，户籍地浙江省淳安县，现住浙江省淳安县。因本案于2016年9月22日由淳安县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辩护人方小飞，浙江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何宇芳，男，1960年4月7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农民，住浙江省淳安县。因本案于2016年9月21日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3日变更为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辩护人孟令丽，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陶美兰，女，1977年3月14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农民，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因本案于2016年7月13日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9日变更为取保候审，2017年8月9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辩护人何姗，浙江智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峰（曾用名陈沨），男，198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高中，农民，户籍地浙江省淳安县，现住浙江省淳安县。因本案于2016年5月25日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6月2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淳安县看守所。
辩护人廖枝君，浙江千岛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侯家欢，浙江聚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叶玉鸿，男，1985年8月21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高中，农民，户籍地浙江省淳安县，现住浙江省淳安县。因本案于2016年5月31日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3日变更为取保候审，2017年6月3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辩护人任宜华，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强，男，1972年1月4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高中，职工，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因本案于2016年10月21日由淳安县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辩护人季宏岩，浙江信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叶玉娟，女，1980年9月25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农民，户籍地浙江省淳安县，现住浙江省淳安县。因本案于2016年5月30日由淳安县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2017年5月30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辩护人徐园园，浙江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勇，男，196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高中，职工，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因本案于2016年11月2日由淳安县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7年8月11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淳安县看守所。
辩护人马超群，浙江信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跃飞，男，198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高中，农民，住浙江省淳安县。2008年6月20日，因犯抢劫罪被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因本案于2017年1月20日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2月13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淳安县看守所。
辩护人周珊，浙江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淳安县人民检察院以淳检公诉刑诉（2017）7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炳先、吴慧兰、陈红、余新华、何宇芳、陶美兰、陈峰、叶玉鸿、叶玉娟、陈强、陈勇、王跃飞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3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建议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受理后，发现本案存在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7年5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淳安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余云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炳先及其辩护人王昌华、被告人吴慧兰及其辩护人刘克、被告人陈红及其辩护人钱文中、被告人余新华及其辩护人方小飞、被告人何宇芳及其辩护人孟令丽、被告人陶美兰及其辩护人何姗、被告人陈峰及其辩护人廖枝君、侯家欢、被告人叶玉鸿及其辩护人任宜华、被告人叶玉娟及其辩护人徐园园、被告人陈强及其辩护人季宏岩、被告人陈勇及其辩护人马超群、被告人王跃飞及其辩护人周珊到庭参加了诉讼。其间，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淳安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4月份以来，被告人何宇芳、陈炳先、吴慧兰、陈峰、叶玉鸿、叶玉娟、余新华、陶美兰、陈红、陈强、陈勇、王跃飞等人在安徽省合肥市、滁州市的居民小区租赁房屋落脚，先后加入虚拟股份模式的连锁经营业（又名1040阳光工程、纯资本运作等）传销组织，随后上述被告人逐步成为该传销组织的主干力量，参与组织、领导“自愿连锁经营业”传销活动，对该传销组织的壮大起关键作用。该传销组织要求成员以“谎言邀约”的方式将亲戚、朋友邀约到安徽合肥、滁州等地进行轮番洗脑，以投资国家秘密项目获取高额利益为诱饵，要求参加者以认购第1份3800元（人民币，下同），之后每份3300元获得加入资格，并规定必须申购21份共69800元才能“拉人头”发展下线。以发展的下线所申购的虚拟股份累计数确定级别，由低到高分为业务员、主任、经理和高级经理（老总），以“五级三晋制”为奖金分配制度，根据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和缴纳的份额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该传销组织。由高级经理人员组成核心管理层，按参与人员所在体系划分经理室，并在经理室内任命大总管、自律总管、能力总管、经晨总管、申购总管进行严格管理。至案发时各被告人均已达到高级经理级别，进入了该传销组织的核心管理层，起到了组织、领导作用，且参与组织、领导该传销组织期间，发展人员30人以上且三层级以上，其中被告人何宇芳直接或间接吸收传销资金数额达391万余元、被告人陈炳先直接或间接吸收传销资金数额达629万余元、被告人吴慧兰直接或间接吸收传销资金数额达474余万元、被告人陈峰直接或间接吸收传销资金数额达355余万元、被告人叶玉鸿直接或间接吸收传销资金数额达256余万元、被告人叶玉娟直接或间接吸收传销资金数额达249余万元、被告人余新华直接或间接吸收传销资金数额达398余万元、被告人陶美兰直接或间接吸收传销资金数额达377余万元、被告人陈红直接或间接吸收传销资金数额达427余万元、被告人陈强直接或间接吸收传销资金数额达258余万元，被告人陈勇直接或间接吸收传销资金数额达224余万元，被告人王跃飞直接或间接吸收传销资金数额221万余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何宇芳、陈炳先、吴慧兰、陈峰、叶玉鸿、叶玉娟、余新华、陶美兰、陈红、陈强、陈勇、王跃飞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其中何宇芳、陈炳先、吴慧兰、陈峰、叶玉鸿、余新华、陶美兰、陈红、陈强的犯罪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被告人何宇芳、余新华、陈勇、叶玉鸿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系自首，被告人何宇芳、陈强、叶玉娟有规劝同案犯投案的立功表现。公诉机关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上述12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对此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举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
被告人陈炳先对指控的其退出传销组织的时间、金额、人数均有异议。其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陈炳先于2015年3月13日回淳安开设了公司，公司设立前的准备工作需要时间，其妻、子均在传销组织里，此后其多次前往系基于探望妻和子，并非继续参与传销活动，微信内容虽涉及传销业务，仅仅是出于帮助家人所为，非给传销组织安排工作，故应认定其于2014年10月已脱离传销组织，此后的人员和金额不应计算为陈炳先的犯罪数额。2．参与传销人员交纳的69800元及不等数额，一个星期后均予返还19000元及相应比例数额，返还款不是返利分配，不应作为犯罪数额。3．陈炳先仅系组织活动的参与者，在整个组织活动中所起作用小，系从犯，应对其减轻处罚。4．陈炳先在2014年10月脱离传销组织，属犯罪中止，应对其减轻处罚。5．陈炳先如实供述，自愿认罪悔罪，可予从轻处罚。综上，建议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吴慧兰对指控的人数、金额有异议。其辩护人提出意见如下：1．本案所有被告人均非发起者、策划者、操纵者，参与的仅是组织中的几个层级，犯罪金额也只能按被告人的实际获利来计算，下线缴纳的费用应扣除19000元等返利部分，被告人垫付的费用亦应扣除。吴慧兰只是参与该组织中的某一个层级，收取的传销资金全交上级，其只能向三代以内的人收取，人数应按三代以内的计算。所以，公诉机关指控吴慧兰的犯罪数额250万元以上是错误的。2．吴慧兰在组织中所起作用小，系从犯，应减轻处罚。3．吴慧兰在2015年10月脱离了传销组织，系犯罪中止，应减轻处罚。4．吴慧兰向公安机关检举何宇芳的上线何某1、何某2等人，系立功。5．吴慧兰系初犯，偶犯，如实供述，认罪悔罪态度好，可予从轻处罚。6．吴慧兰也系被引诱、欺骗参与的受害者，主观恶性明显区别于积极追求犯罪后果的其他犯罪行为，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也较小，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应对其从轻处罚。综上，建议对被告人吴慧兰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陈红对指控的人数、金额均有异议，提出其在2014年12月即已脱离组织，其存在规劝陈勇、陈强到案的立功表现。其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公诉机关对本案被告人的排名未充分考虑陈红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请法庭在量刑时考虑该情节。2．对人数、金额的认定，要考虑本案仅是在三代以内分红，结合实际参与的层级，获得分红进行认定。3．陈红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应予减轻处罚。4．陈红有规劝陈强、陈勇自首的立功表现，应予减轻处罚。5．陈红如实供述，自愿认罪，且其犯罪情节较轻，应予从轻处罚。综上，建议对被告人陈红在三年以下量刑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余新华对指控的金额有异议。其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余新华在2014年9月脱离组织，以后的人数、金额应予扣除。2．余新华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应予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3．余新华主动退出传销组织，对该组织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可参照犯罪中止的规定对其减轻或免除处罚。4．余新华有自首情节，且其本身也系受引诱、欺骗参与，主观恶性较小，情节一般。综上，建议对其减轻处罚，并考虑其怀孕的客观事实，对其适用缓刑。
被告人何宇芳对指控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以下意见：1．本案传销组织采取自愿加入模式，未造成人身伤害等恶劣影响，且何宇芳本人也系受害者，其在组织中系从犯，应予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2．指控何宇芳发展下线57人、金额391余万元，证据不足。其于2013年11月脱离组织，剔除2013年12月后加入的人员，其线下发展人员仅40余人，金额265万左右。3．何宇芳有立功、自首、退赔下线经济损失情节，应对其减轻处罚。4．何宇芳一贯表现良好又系家庭的经济支柱，对其宣告缓刑，能够起到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被告人陶美兰对指控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陶美兰系从犯，应予从轻、减轻处罚。2．陶美兰规劝何宇芳自首，系立功，应予从轻、减轻处罚。3．陶美兰系初犯，主观恶性小，自愿认罪。建议对其在三年以下量刑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陈峰对指控的金额、人数有异议，认为三代以外的线下人数应予剔除。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公诉机关指控陈峰发展人员59人、涉案金额355万余元，证据不足。本案被告人参与的是组织中的几个层级，涉案金额应当按实际获利计算，应扣除返还给加入者的成本金额，且只能在其发展的三代以内的下线中实际获取的利益计算，故陈峰的金额只有12万元。2．陈峰非犯意的发起者，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应予减轻处罚。3．陈峰在2015年年底已脱离组织，系犯罪中止，应予减轻处罚。4．陈峰也系受引诱欺骗加入的受害者，加入后也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归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系初犯，偶犯。综上，建议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叶玉鸿对指控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本案传销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以所谓的犯罪涉及的金额作为定罪量刑基础。超出三代不能收取费用，故人数应在三代以内计算，不超过40人，扣除垫付的和返利的费用，叶玉鸿的涉案金额在250万元以下。2．叶玉鸿在整个组织中所起作用小，系从犯，应予从轻处罚。3．叶玉鸿有自首情节，又系初犯，偶犯。综上，建议对其在三年以下量刑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叶玉娟对指控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叶玉娟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2．叶玉娟规劝叶玉鸿自首，系立功。3．叶玉娟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态度好，且其自身也系受引诱欺骗加入的受害者。综上，建议法庭结合其系正在哺乳婴儿的妇女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陈强对指控的人数有异议，提出其在2013年年底即已脱离组织。其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加入者退取的费用不能计入涉案金额。人员活动轨迹仅系间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2．陈强在整个团伙中处于较低层级，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3．陈强有自首情节，并有规劝他人投案自首的立功表现。4．陈强一贯表现良好，其自身也系受引诱欺骗加入的受害者，犯罪行为也未给他人造成严重后果。综上，建议对其宽缓处理。
被告人陈勇对指控的人数有异议，金额方面认为应扣除返利的19000元等部分。其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加入者退取的费用不能计入涉案金额。2．陈勇在整个团伙中处于较低层级，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3．陈勇有自首情节。4．陈勇于2015年11月退出组织，其负责的小组也就此解散，是犯罪中止。5．陈勇一贯表现良好，其自身也系受引诱欺骗加入的受害者，犯罪行为也未给他人造成严重后果，并和陈红一起积极主动退掉价值4万余元的金手链。综上，建议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王跃飞对指控的金额有异议。其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其在整个团伙中处于较低层级，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2．其在受骗加入前有固定的收入，升任高级经理了解真相后也未介绍他人加入，主观恶性小。3．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态度好，有争取立功的表现。综上，建议对其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1年4月份，被告人何宇芳被其堂弟何某1、堂妹何某2以做绿化工程为由邀至安徽省合肥市加入名为自愿连锁经营业（又名1040阳光工程、纯资本运作）的传销组织。该组织要求成员编造承揽绿化工程、服装生意等各式谎言将亲戚、朋友骗至安徽合肥、滁州等地，由专人讲解经营模式，以投资国家秘密项目可获取高额利益为诱饵，让参加者以认购股份（第一份3800元，之后每份3300元）获得加入资格，实质上不提供产品或服务，并规定须申购21份共69800元才有资格发展下线。该组织采取五级三晋制的模式进行管理，以申购的股份累计数由低至高分为初级业务员、业务员、主任、经理和高级经理五个级别，以发展的下线人数及销售的份数作为晋升依据，分业务员至主任、主任至经理、经理至老总三个晋升阶段，其中，参加者升任主任，其累计申购份额为21份，升任经理，其直接或间接下线累计申购份额为65份至599份，升任高级经理，其直接或间接下线累计申购份额需至600份以上且下线中有三条线上产生经理，或者是累计份额800份以上且下线中有二条线上产生经理。由高级经理组成核心管理层，并按参与人员所在体系划分经理室，在经理室中任命大总管、自律总管、能力总管、经晨总管、申购总管进行严格管理。该组织根据级别以及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和销售的份额作为计酬或返利的依据。被告人何宇芳加入后，发展被告人余新华、陈炳先加入，各成为何宇芳的其中一条下线成员。余新华加入后，发展被告人陶美兰成为自己其中的一条下线成员，陶美兰又发展被告人陈红成为自己其中的一条下线成员，陈红发展了被告人陈强成为自己其中的一条下线成员，陈强发展了被告人陈勇成为自己其中的一条下线成员。陈炳先加入后，发展了被告人吴慧兰成为自己其中的一条下线成员，吴慧兰发展被告人陈峰成为自己的一条下线成员，陈峰发展被告人叶玉鸿成为自己其中的一条下线成员，叶玉鸿发展了被告人叶玉娟加入，叶玉娟发展被告人王跃飞成为自己其中的一条下线成员。前述各被告人加入后，在安徽省合肥市、滁州市积极参与传销活动，逐步成为该组织的主干力量，在传销活动中担负管理、协调等重要职责，对该组织发展壮大起关键作用。其中：
被告人陈炳先加入后于2012年年底晋升为高级经理，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担任高层管理人员当中的自律老总和组长，并于2015年10月底彻底脱离该传销组织，其直接、间接发展线下人员101人，直接、间接收取线下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629余万元。
被告人吴慧兰加入后于2013年8月晋升为高级经理，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担任高层管理人员当中的申购老总，并于2015年10月底彻底脱离该传销组织，其直接、间接发展线下人员76人，直接、间接收取线下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466余万元。
被告人陈红加入后于2013年6月晋升为高级经理，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配合有职务的老总开展工作，于2015年10月底彻底脱离该传销组织，其直接、间接发展线下人员64人，直接、间接收取线下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427余万元。
被告人何宇芳加入后于2012年下半年晋升为高级经理，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担任高层管理人员当中的自律老总，于2013年12月底彻底脱离该传销组织，其直接、间接发展线下人员57人，直接、间接收取线下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391余万元。
被告人余新华加入后于2012年年底晋升为高级经理，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担任高层管理人员当中的申购老总，于2014年9月底彻底脱离该传销组织，其直接、间接发展线下人员58人，直接、间接收取线下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398余万元。
被告人陶美兰加入后于2013年3月晋升为高级经理，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配合有职务的老总开展工作，于2014年7月底彻底脱离该传销组织，其直接、间接发展线下人员56人，直接、间接收取线下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377余万元。
被告人陈峰加入后于2013年12月晋升为高级经理，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担任高层管理人员当中的能力老总和组长，于团队解散后彻底脱离该传销组织，其直接、间接发展线下人员58人，直接、间接收取线下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340余万元。
被告人叶玉鸿加入后于2014年8月晋升为高级经理，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担任高层管理人员当中的自律老总，于2015年12月底彻底脱离该传销组织，其直接、间接发展线下人员43人，直接、间接收取线下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42余万元。
被告人陈强加入后于2013年7月晋升为高级经理，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担任高层管理人员当中的能力老总，于2015年10月底彻底脱离该传销组织，其直接、间接发展线下人员38人，直接、间接收取线下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58余万元。
被告人叶玉娟加入后于2013年12月晋升为高级经理，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配合有职务的老总开展工作，于2015年10月底彻底脱离该传销组织，其直接、间接发展线下人员42人，直接、间接收取线下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35余万元。
被告人陈勇加入后于2013年12月晋升为高级经理，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担任高层管理人员当中的能力老总，于2015年11月底彻底脱离该传销组织，其直接、间接发展线下人员33人，直接、间接收取线下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24余万元。
被告人王跃飞加入后于2015年8月晋升为高级经理，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于2015年年底脱离该传销组织，其直接、间接发展线下人员39人，直接、间接收取线下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21余万元。
另查，被告人叶玉娟被抓获归案后，其规劝被告人叶玉鸿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并如实交代罪行。被告人陶美兰被抓获归案后，其规劝何宇芳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并如实交代主要罪行，何宇芳自首后规劝被告人余新华主动投案并如实交代罪行。2016年9月底，侦查人员通过电话通知陈强到案，其于2016年10月20日到案后，于2016年11月2日规劝、陪同被告人陈勇投案并如实交代主要罪行。被告人何宇芳、陈红、陈勇向个别下线人员退赔过钱款。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1）户籍证明，证明本案12名被告人的自然人身份情况。（2）（2008）杭西刑初字第242号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人王跃飞因犯抢劫罪被处刑罚情况。（1991）淳法刑初第32号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人陈炳先因犯盗窃罪被处刑罚情况。
2.抓获经过、证人方某1、何宇芳的证言、关于被告人叶玉娟、何宇芳、陈强立功的情况说明证明，本案12名被告人的归案情况以及叶玉娟、何宇芳、陈强、陶美兰规劝同案犯投案的事实。
3.辨认笔录证实证人祝某,4通过照片辨认了本案被告人陈强、陈勇、陈红、陶美兰。
4.（1）各被告人银行账户明细等材料、传销参与人讯（询）问笔录情况汇总表、下线人员情况表、淳安县公安局出具的关于本案各被告人加入至脱离传销组织时间的情况说明、从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调取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电子数据证实，本案各被告人加入传销组织至脱离传销组织的时间认定依据，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数、收取的传销资金情况，各被告人的下线人员、申购份额、金额、介绍人、直接上线、直接下线、级别、担任过的职务、见总时见到的老总，以及参加传销组织人员在安徽合肥、滁州当地的四大国有银行办理银行卡，犯罪资金基本上通过银行交易，以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为主，本案中部分高级经理和申购总管在安徽开设的个人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交易对手信息。另证实，经查实的被告人何宇芳、陈炳先、吴慧兰、陈峰、叶玉鸿、叶玉娟、王跃飞、余新华、陶美兰、陈红、陈强、陈勇各自直接、间接发展线下人员分别为57人、101人、76人、58人、43人、42人、39人、58人、56人、64人、38人、33人，各自直接、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391余万元、629余万元、466余万元、340余万元、242余万元、235余万元、221余万元、398余万元、377余万元、427余万元、258余万元、224余万元。（2）申购总管在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的账户现金存入凭证汇总表及相应的银行业务凭证，证实参与传销人员以现金存款的方式存入本案申购总管账户等情况。
5.侦查机关出具的关于对部分参与人员取调查取证的情况说明证实，公安机关根据调查确定本案参与人员有500余人，调查时参与人均己离开安徽合肥、滁州，人员遍至全国各地，侦查员利用微信群联系了一批参与人在杭州进行调查取证，但部分人员不愿意配合，本案只取得180余名参与人的相关证据。
6.查扣的笔记本、信件等证实本案传销活动的主要活动内容。
7.证人方某2、周某4，提供的人员结构图、培训资料、传销参与人名单以及各被告人提供的人员结构图证实，参与传销的人员情况及上下线的层级组成情况。
8.证人邬某,4、万某,4、余某3、张某1、方某3、罗某4、张某2、姚某1、王某3、江某2、王某4、余某2、章某2、顾某、辛某,4、严某、方某4、叶某2、毛某,4、李某2、姚某2、祝某,4、蒋某,4、王某1、周某,王某5、姜某2、巫某,4、江某3、何某3等168名证人证言、各证人所绘的人员结构图证实，各位证人系被亲友以投资国家秘密项目可获取高额利益为由邀约至安徽合肥、滁州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业，认购第1份3800元，之后每份3300元获得加入资格，并须申购21份计69800元才能有资格发展下线，以下线所申购的虚拟股份累计数确定级别，由低至高分为初级业务员、业务员、主任、经理和高级经理（老总）五个级别，以五级三晋制为经营管理模式，并按下线申购份额获相应比例回报，只要按该组织规定做事即可赚1040万元，各参加人为此均按规定缴纳了一定费用并发展了下线等事实。
9．被告人何宇芳的供述和辩解、同案犯陈炳先的供述、人员活动轨迹证实，何宇芳被何某1、何某2谎言邀约后于2011年4月加入连锁经营业的经过，申购了21份计69800元，其加入后不久就发展了余新华加入成为自己的一条下线，加入后大半年至一年左右其发展陈炳先加入成为其一条下线，至2012年下半年任高级经理，曾任经理室自律总管、高层管理人员中的自律老总，2013年下半年在李某1被抓后，其偶尔去团队参加些活动但不参与管理，同时证明所加入的传销组织的名称、组织结构、经营模式、计酬方式、实际运行、其上线和其所发展的下线等事实。
10.被告人陈炳先的供述和辩解、人员活动轨迹、其与吴慧兰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陈炳先被何宇芳以谎言邀约后加入连锁经营业的经过，后直接发展吴慧兰、陈峰、李某1等人加入，至2013年底晋升高级经理，曾任经理室自律总管、高层管理人员中的自律老总和组长，脱离组织时间在2015年10月底，同时证明所加入的传销组织的名称、组织结构、经营模式、计酬方式、实际运行、其上线和其所发展的下线等事实。
11.被告人吴慧兰的供述和辩解、同案犯陈炳先、陈峰的供述、人员活动轨迹、（2014）蜀刑初字第00272号刑事判决书、陈炳先、吴慧兰、陈峰银行开户情况、银行交易情况证实，李某1经陈炳先介绍于2012年10月加入，吴慧兰于2012年7月早于李某1加入该组织，吴慧兰加入后申购了21份计69800元，并直接发展陈峰、陈兰琴等人加入，至2013年7、8月任高级经理，担任申购总管，至2015年10月底离开传销组织，同时证明所加入的传销组织的名称、组织结构、经营模式、计酬方式、实际运行、其担任的职务、其上线和其所发展的下线等事实。
12.被告人陈峰的供述和辩解、同案犯陈炳先、吴慧兰、叶玉鸿、叶玉娟、王跃飞的供述在案、人员活动轨迹证实，被告人陈峰经由其父陈炳先介绍后于2012年7月加入该组织，并挂在其母吴慧兰的线下，后直接、间接发展了叶玉鸿、叶玉娟、王跃飞加入，担任过经理室能力总管、大总管、高层管理人员中的能力老总和组长，直至团队解散等事实，同时证明所加入的传销组织的名称、组织结构、经营模式、计酬方式、实际运行、其上线和其所发展的下线等事实。
13.被告人叶玉鸿的供述和辩解、同案犯陈峰、叶玉娟、王跃飞的供述、人员活动轨迹证实，叶玉鸿自2012年10月份加入后申购了21份计69800元，并直接发展叶玉娟等人加入，至2014年7、8月任高级经理，曾任经理室自配总管、自律老总等职，2015年12月份离开了传销组织，同时证明所加入的传销组织的名称、组织结构、经营模式、计酬方式、实际运行、其上线和其所发展的下线等事实。
14.被告人叶玉娟的供述和辩解、人员活动轨迹、同案犯叶玉鸿、王跃飞的供述证实，叶玉娟自2012年10月份加入后申购了21份计69800元，并直接发展王跃飞、项某等人加入，至2013年12月任高级经理，2015年9月份离开传销组织等事实，同时证明所加入的传销组织的名称、组织结构、经营模式、计酬方式、实际运行、其上线和其所发展的下线等事实。
15.被告人余新华的供述和辩解、人员活动轨迹、同案犯陶美兰、陈红、陈强、陈勇等的供述证实，余新华自2011年7、8月份加入后申购了21份计69800元，并直接发展陶美兰、何某2等人加入，至2012年年底任高级经理，曾任经理室大总管、高层管理人员中的申购老总，于2015年9、10月份离开传销组织，同时证明所加入的传销组织的名称、组织结构、经营模式、计酬方式、实际运行、其上线和其所发展的下线等事实。
16.被告人陶美兰的供述和辩解、人员活动轨迹、同案犯陈红，陈强、陈勇等人的供述证实，陶美兰自2011年6、7月份加入后申购了21份计69800元，并直接发展余某2等人加入，至2013年3月份任高级经理，曾任经理室申购老总，配合有职务的老总开展工作，于2014年7月份离开传销组织，同时证明所加入的传销组织的名称、组织结构、经营模式、计酬方式、实际运行、其上线和其所发展的下线等事实。
17.被告人陈红的供述和辩解、人员轨迹、同案犯陶美兰、陈强、陈勇等人的供述在案证实，陈红自2012年2月份加入后申购了21份计69800元，并直接发展陈强、顾某等人加入，至2013年5、6月份任高级经理，曾任经理室能力总管，以及配合有职务的老总开展工作，于2016年年初离开传销组织，同时证明所加入的传销组织的名称、组织结构、经营模式、计酬方式、实际运行、其上线和其所发展的下线等事实。
18.被告人陈强的供述和辩解、人员轨迹、同案犯陶美兰、陈红、陈勇等人的供述在案证实，陈强自2012年2月份加入后申购了21份计69800元，并直接发展陈勇、严某等人加入，至2013年7月份任高级经理，曾任经理室大总管、能力总管、自律总管、高层管理人员中的能力老总，2015年10月离开传销组织，同时证明所加入的传销组织的名称、组织结构、经营模式、计酬方式、实际运行、其上线和其所发展的下线等事实。
19.被告人陈勇的供述和辩解、人员活动轨迹、同案犯陶美兰、陈红、陈强等人的供述证实，陈勇自2012年4月份加入后申购了21份计69800元，并直接发展陈某、叶某1等人加入，至2013年12月份任高级经理，曾任经理室大总管、高层管理人员中的能力老总，2015年11、12月份离开传销组织，同时证明所加入的传销组织的名称、组织结构、经营模式、计酬方式、实际运行、其上线和其所发展的下线等事实。
20.被告人王跃飞的供述和辩解、人员活动轨迹、同案犯叶玉鸿、叶玉娟等人的供述证实，王跃飞于2013年10月经叶玉娟介绍后加入，申购了21份总计69800元，并直接发展了王某1等人加入，至2015年8月升至高级经理，曾任体系大总管和自律总管，2015年底脱离该传销组织，同时证明所加入的传销组织的名称、组织结构、经营模式、计酬方式、实际运行、其上线和其所发展的下线等事实。
21.证人方某5的证言及其出具的手书材料、证人顾某的证言证实，被告人何宇芳、陈红、陈勇退赔过个别下线人员钱款。
在本案审理期间，被告人何宇芳、吴慧兰、余新华、陶美兰、叶玉鸿、叶玉娟、陈强分别退出犯罪所得人民币10万元、12万元、10万元、9万元、8万元、7万元、7万元。另，根据该组织的返利方式，结合被告人各自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理阶段分别多次供述的违法所得，就低认定被告人陈炳先犯罪所得人民币20万元，被告人陈峰犯罪所得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王跃飞犯罪所得人民币6万元，被告人陈红犯罪所得人民币11万元，被告人陈勇犯罪所得人民币6万元。
关于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分别针对起诉指控所提意见，本院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评判如下：
1.关于部分被告人、辩护人提出入会后退还的19000元不等金额不应计入传销资金额的意见。
经审理认为，根据本案传销组织的运作模式，参加者需申购21份计69800元才有资格发展下线，以发展的下线人数、下线申购的累计份额确定级别，并据此计付报酬或返利，参加者申购未满21份者均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申购的份数获得相应比例返利，该传销组织对参加者依前述方式计酬或返利，由此不断引诱人员参加并申购份额，故传销组织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不应扣除参与者获得的返利额，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2.关于部分被告人、辩护人提出应当以被告人实际获利计算犯罪金额的意见。
根据法律规定，对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追究组织者、领导者刑事责任，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到250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辩方所提以实际获利计算犯罪金额的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纳。
3.关于部分被告人、辩护人提出超出三代以外的不能计入被告人犯罪数额以及公诉机关指控的数额依据不足的意见。
经审理认为，（1）参与者的申购款项只需交给离自己最近的申购总管，无需交给最高级别的人员，三代以内的高级经理虽不能从三代','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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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罪情节较轻；[ly] （二）有悔罪表现；[ly]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ly]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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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ly]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ly]\'},{法条名称:\'第七十三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三条
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ly]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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