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13行终1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宗懿，男，汉族，公民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江北33号小区。
法定代表人魏蔚，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飞杰，该局法规科科长。
原审第三人邓小安，男，住湖南省平江县，
原审第三人博罗县龙溪华森涂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博罗县龙溪镇深湖村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阳卫兵。
原审第三人阳卫兵，男，住湖南省衡南县，
原审第三人欧阳颖佳，男，住湖南省衡南县，
上诉人潘宗懿与被上诉人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因工商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行初10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博罗法院作出的（2012）惠博法民二初字第578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作为案件的胜诉方广州闽和贸易有限公司向博罗法院申请执行。2013年1月18日，博罗法院作出（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2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第三人华森公司名下位于博罗县××××村深湖小组大园（地名）的24165.87平方米[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龙溪地字第4413222009-0084号]，开发工业项目合同，博罗县国土资源局的证明]的工业用地使用权。2013年5月8日，博罗法院作出（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4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第三人华森公司的工商登记。在同一天，博罗法院作出（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博罗工商局协助查封第三人华森公司的工商登记。上述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均送达给了博罗工商局。2013年6月19日，博罗法院作出（2013）惠博法执字第835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第三人华森公司的6栋厂房及保安亭1栋（共计6006.44㎡）、办公楼1栋（733.53㎡）、宿舍楼1栋（961.58㎡）、办公设备等财产一批。2013年11月15日，博罗法院依法委托拍卖行对第三人华森公司被查封的上述财产及2年的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2013年12月18日，拍卖会举行，第三人邓小安最终以人民币12253969元价格竞得第三人华森公司的上述财产及2年经营权。2014年1月7日，博罗法院作出（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6号《执行裁定书》，确认第三人华森公司“上述财产的所有权自拍卖成交时起转移给买受人邓小安”。也在当天，博罗法院作出（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博罗国土局协助执行相关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手续。2014年1月17日，博罗法院作出（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博罗工商局将第三人华森公司2年经营权过户到买受人邓小安名下。2014年1月20日，第三人邓小安持相关文件到博罗工商局要求办理第三人华森公司的过户手续，被告知第三人华森公司已在博罗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第三人邓小安当即向博罗工商局提出撤销该股权出质登记的主张。博罗工商局发现问题后，一方面劝说邓小安耐心等候工商局的处理，另一方面就华森公司股权出质与博罗法院查封问题专门致函博罗法院。博罗法院于2014年5月4日作出回复。第三人邓小安认为：华森公司隐瞒其工商登记已经被博罗法院于2013年5月8日依法查封的事实，以出质人阳卫兵与质权人潘宗懿2013年7月20日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作为出质依据，骗取了博罗工商局的出质登记，明显违法，该股权出质登记行为无效，应依法撤销。2014年5月12日，第三人邓小安在博罗工商局未有处理结果的情况下向被告市工商局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该股权出质登记。2014年5月27日，被告市工商局在《惠州日报》刊登公告，通知第三人阳卫兵、欧阳颖佳、华森公司：市工商局已在2014年5月12日受理了邓小安的行政复议申请，请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市工商局提交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材料，逾期则视为放弃抗辩。被告市工商局受理了第三人邓小安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查，追加原告潘宗懿作为行政复议案件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2014年6月17日，被告工商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惠工商复决字[2014]第33-37号}，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决定：“1、确认被申请人（博罗工商局）于2013年7月20日作出准予华森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无效；2、责令被申请人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规定撤销华森公司2013年7月20日的股权出质登记。”2014年6月23日，被告在《惠州日报》上刊登公告，公告告知第三人华森公司、阳卫兵、欧阳颖佳，行政复议决定已在2014年6月17日作出，因无法直接送达，要求该三个第三人到被告市工商局的法规科领取《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潘宗懿不服，于2014年6月27日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审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口头裁定此案应由惠城区人民法院受理。2014年8月12日，原告潘宗懿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市工商局作出的惠工商复决字[2014]第33-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责令被告市工商局重新作出复议决定并驳回第三人邓小安的全部复议请求”等。本院受理后，经依法审理，于2014年11月27日作出判决[（2014）惠城法行初字第34号]：维持被告市工商局2014年6月17日作出的惠工商复决字[2014]第33-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潘宗懿不服本院第34号行政判决，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经审理，于2016年4月27日作出（2015）惠中法行终字第86号行政判决，以“被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邓小安超过申请复议期限受理并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复议决定适用法律不当”为由，判决：一、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4）惠城法行初字第34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惠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惠工商复决字[2014]第33-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被上诉人惠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重新作出复议决定等。被告市工商局收到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第86号《行政判决书》后，要求博罗市场局作出关于阳卫兵、华森公司出质登记情况说明。博罗市场局于2016年6月12日向被告市工商局提交了《关于邓小安申请办理过户登记和法院查封华森公司工商登记的本意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有：1、邓小安要求办理华森公司经营权过户登记，但经营权与股权不一样，无法办理经营权的过户登记；2、当时窗口工作人员不清楚华森公司在2013年5月8日已被博罗法院查封了工商登记，导致同年7月20日给予华森公司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3、邓小安情绪激动，当即要求该局撤销华森公司2013年7月20日的股权出质登记并给予办理（经营权）过户登记。该局承诺先发函给博罗法院征询经营权、股权已经出质登记问题，然后再作处理；4、2014年3月17日，该局向博罗法院发函，博罗法院于5月4日复函，请该局依法办理；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担保法》、《物权法》、《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股权出质登记办法》、《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包括股权出质、动产抵押在内的登记均属工商登记范畴；6、从博罗法院查封本意角度出发，博罗法院对华森公司工商登记的查封实际包括股权登记问题。该局与博罗法院多次沟通，从博罗法院的多份法律文件及答复也是明确查封工商登记包括股权。博罗法院在2015年1月19日的（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号《函》中注明对华森公司的工商登记（包括股权）继续查封。博罗法院在2015年6月12日的（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也注明继续查封华森公司的工商登记（包括股权）等等。被告市场局于2016年6月12日对博罗市场局的黄xx进行调查，黄xx确认：邓小安当时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时，黄xx分管登记注册工作，邓小安没有在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是听从了黄xx劝说，即先与博罗法院沟通听取意见。黄xx代表博罗工商局多次与博罗法院沟通，法院方面明确阐述查封工商登记包括股权。2016年6月12日，被告市工商局对博罗市场局在邓小安办理经营权过户登记时担任登记注册股股长的谭木生进行调查，谭木生陈述：邓小案在2014年1月20日到该局办理经营权过户登记时，发现该局在2013年7月20日给华森公司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而情绪激动，经窗口工作人员劝说，同意先由该局与博罗法院沟通后再作处理。法院复函后，该局在5月8日告知了邓小安，邓小安当即表示要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6月13日，被告市工商局对博罗市场局经办华森公司出质登记工作人员陈涓涓进行了调查，陈涓涓表示：法院查封华森公司工商登记不是她办理，她在办理华森公司出质登记时，在电脑中没有查到法院查封华森公司工商登记的信息。根据原有证据、依据及重新取得的证据材料，被告市工商局于2016年7月4日重新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惠工商复决字[2016]第16号}，认为：被申请人于2013年7月20日作出准予华森公司股权出质登记决定因违反了《担保法》、《物权法》、《股权出质登记办法》规定的“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情形，以及第三人华森公司、阳卫兵隐瞒公司的工商登记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的事实而无效。为此，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一）项的规定，决定：1、确认被申请人于2013年7月20日作出准予华森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无效；2、维持被申请人2014年7月2日作出的博罗工商撤决字[2014]第1号《行政撤销登记决定书》。原告潘宗懿不服被告市工商局重新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本次诉讼，请求判如所请。本院受理后，因第三人邓小安、华森公司、阳卫兵、欧阳颖佳现住址不详，本院无法向此四个第三人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件，于2016年11月19日在《人民法院报》上以公告方式向上述第三人送达相关法律文件。上述第三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诉讼材料，也未到庭参加诉讼，未向本院说明不到庭参加诉讼的理由。再查明，2013年7月20日，第三人阳卫兵与原告潘宗懿签订协议，将其在第三人华森公司的股权质押给原告。2013年7月20日，第三人华森公司及原告潘宗懿到博罗工商局要求办理股权出质登记，并提交了出质人和质权人签字及加盖华森公司公章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出质人和质权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股东会决议[华森公司有阳卫兵（占90%股份）和欧阳颖佳（占10%股份）两个股东，两个股东的签字时间是2013年7月18日]、阳卫兵与原告潘宗懿在2013年7月20日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申请人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等材料。博罗工商局受理股权出质登记申请后，经形式审查，认为华森公司提交的股权出质登记申请材料符合《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的要求，便在当日给予办理了华森公司的股权出质登记。三查明，博罗法院于2015年6月12日作出（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0号执行裁定，裁定书内容：一、撤销（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5号执行裁定对被执行人华森公司资产[工业用地使用权24165.87平方米、厂房6栋及保安亭1栋（面积6006.44平方米）、办公楼1栋（面积733.53平方米）、宿舍楼1栋（面积961.58平方米）、办公设备等一批、2年的经营权]的拍卖；二、撤销（2012）惠博执字第1134-6号执行裁定对被执行人华森公司的拍卖确认；三、撤销（2012）惠博执字第1134-11号和（2012）惠博执字第1134-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四、继续查封被执行人华森公司的资产等。同日，博罗法院向博罗工商局送达了（2012）惠博执字第1134-17号协助执行通知，协助执行事项：一、撤销（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2号协助执行通知；二、继续查封被执行人华森公司的工商登记（包括股权等）；三、查封期限为二年等内容。四查明，被告市工商局对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5）惠中法行终字第86号行政判决不服，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2016年6月22日向被告市工商局发出（2016）粤行申931号《受理通知书》。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主要有如下几个：一、原告潘宗懿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二、原告潘宗懿以行政诉讼进行救济是否错误？三、第三人邓小安是否有权申请行政复议？四、原告要求本院追究行政复议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问题，五、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关于原告潘宗懿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问题。《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博罗工商局为原告、第三人阳卫兵、华森公司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原告是质权人），被告市工商局（重新）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第16号）确认博罗工商局的案涉股权出质登记无效。很明显，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第16号复议决定）与原告不单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更有切身利益关系。所以，原告潘宗懿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认为潘宗懿不具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的观点，与法相悖，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潘宗懿以行政诉讼进行救济是否错误的问题。第三人阳卫兵与原告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将其在第三人华森公司的全部股权质押给原告，这确实是民事合同关系，合同当事人如果认为相对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欺诈等损害自己合法权益行为的，有权依照民事法律的规定进行救济，但这不是本案应审查的范围。被告工商局确认案涉股权出质登记无效，并撤销博罗工商局此次股权出质登记，原告作为利害关系人依照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进行救济。在这种存在民事、行政法律关系交叉的情形下，现行法律、法规并无规定只能选择那一种方式进行救济。本案中，是以民事诉讼方式进行救济还是以行政诉讼方式进行救济，原告有权选择。无论是行政机关，或者是司法机关，都无权干预。关于第三人邓小安是否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问题。2013年5月8日，博罗法院依法查封了第三人华森公司的工商登记。2013年12月18日，第三人邓小安竞得华森公司位于博罗县××××村深湖小组大园（地名）的土地使用权、厂房、保安亭、办公楼、宿舍楼、办公设备、2年的经营期等。然而，2013年7月20日，博罗工商局却为第三人阳卫兵在第三人华森公司的股权办理了出质登记，这一登记行为直接关系到第三人邓小安对上述财产权益能否实现的重大利益问题。《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根据上述事实，第三人邓小安向被告市工商局申请行政复议，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其提起行政复议的资格不容质疑；第三人邓小安竞得第三人华森公司的财产是2013年12月18日，要求博罗工商局给予办理华森公司经营权过户、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是2014年1月20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的时间是2014年5月12日，而博罗法院作出（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0号执行裁定撤销对第三人华森公司财产及经营权的拍卖、拍卖确认等是2015年6月12日。由上可知，第三人邓小安申请行政复议在前，法院撤销拍卖在后，原告以拍卖已被博罗法院撤销为由，从而认定第三人邓小安不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资格，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查明的事实，第三人邓小安之所以未在知道博罗工商局给予第三人阳卫兵、华森公司、原告办理股权出质登记行政行为后的六十日内向被告市工商局申请行政复议，是因第三人邓小安听从博罗工商局的劝说，相信博罗工商局与博罗法院能处理好案涉股权出质登记问题。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二款“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的规定，博罗法院于2014年5月4日向博罗工商局作出复函，第三人邓小安在博罗工商局得知信息后，便在2014年5月12日向被告工商局申请行政复议，理由正当，于法有据。关于原告要求法院追究行政复议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的问题。二审法院的86号判决中的第三判项是判令本案被告市工商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重新作出复议决定。被告市工商局在接到二审法院的86号判决后，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16号），是执行二审法院生效裁判的具体体现。如果相关当事人对被告工商局重新作出的复议决定不服，依法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原告有证据证明被告市工商局在重新复议行政行为中，有关工作人员存在违法违纪的情形，有权向被告市工商局或者相关纪律监察部门进行投诉、举报。被告市工商局在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在诉讼过程中均不存在严重违反程序法以至影响案件审理的情形，所以，原告要求本院追究被告市工商局行政复议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被告市工商局在接到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行政判决（第86号）后，要求博罗市场局就当时的股权出质登记情况出具一个“情况说明”，然后对博罗市场局当时经办该股权出质登记的相关领导、工作人员作了调查等，重新调查所取得的证据与原有证据关联紧密，是证明当时博罗市场局具体行政行为的重要证据材料。在形成新的证据材料的情形下，被告市工商局重新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并不违反上述法律的“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五条第（二）项规定：“下列权利可以质押：（二）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出资，无论是现金出资，还是实物出资，或者是“技术“出资等，投入公司之后，均转化为公司的有形或者是无形资产，股东要对其所占公司的股份进行处置，肯定要受相关法律约束。第三人华森公司的财产、工商登记已为博罗法院查封，在此情形下，非经博罗法院的允许，不得对公司财产、工商登记作任何处理。国家工商总局的《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五条规定：“申请出质登记的股权应当是依法可以转让和出质的股权。对于已经被人民法院冻结、查封的股权，在解除冻结之前，不得申请办理股权出质登记。……。”股权出质登记是工商登记的其中之一，博罗市场局在第三人华森公司的财产、工商登记已被博罗法院查封的情况下，仍然给予办理案涉股权出质登记当然违法，且给第三人邓小安的权利实现造成重大影响，所以，被告市工商局重新作出的复议决定中的“确认被申请人于2013年7月20日作出准予华森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无效”的决定合法有据；第三人邓小安于2014年5月12日向被告市工商局申请行政复议，是要求撤销博罗工商局于2013年7月20日作出的准予华森公司股权出质登记行为，其时，博罗工商局尚未作出博罗工商撤决字[2014]第1号行政撤销登记决定。因此，被告市工商局在重新作出的复议决定中，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项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2014年7月2日作出的博罗工商撤决字[2014]第1号《行政撤销登记决定书》”，与申请人（第三人邓小安）的复议请求不符，是明显不当的；对于第三人阳卫兵、华森公司与原告的股权质押行为是否有效，作为公司登记机关的博罗市场局、被告市工商局无权进行评判。本诉讼是行政诉讼，亦不能进行审查，因为股权质押双方所发生的是民事法律关系；第三人邓小安、阳卫兵、欧阳颖佳、华森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件，无正当理由却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综上所述，被告市工商局被诉行政行为，部分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有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及上述引用的法律、司法解释、规章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惠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6年7月4日作出的惠工商复决字[2016]第16号行政复议决定的第2项{“维持被申请人2014年7月2日作出的博罗工商撤决字[2014]第1号《行政撤销登记决定书》”}。驳回原告潘宗懿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潘宗懿上诉称：一、邓小安据以提出行政复议的执行申请人资格已不存在，其已无权提出行政复议，被上诉人受理行政复议违法。1、邓小安提出行政复议的权利来源于两个法律文件，分别为（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6号执行裁定书和（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该两份文件赋予了邓小安作为涉案华森涂料公司“资产拍卖买受人”的资格和“2年经营权过户”执行申请人的资格，邓小安据此提出了涉案行政复议（在此暂且不讨论经营权过户是否合法和执行的问题）。2、但是，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5和证据6，上述两个文件已经在2015年6月12日被（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0号文件撤销，邓小安涉作为涉案华森涂料公司资产拍卖买受人的资格和“要求进行2年经营权过户”执行申请人的资格已经完全丧失。3、以上事实意味着，邓小安与涉案股权质押不再存在着任何利害关系，邓小安不再具有提出涉案行政复议权利，其撤销股权质押登记的请求权已经完全丧失；如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受理邓小安的行政复议申请显然违法。4、在此，上诉人请二审法院特别注意，证明邓小安的“2年经营权过户”执行申请人资格丧失的两份法律文件，均为被上诉人提交，事实上就是被诉人确认了邓小安根本不具备提出行政复议的资格。如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却不仅受理邓小安的复议申请，而且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再次作出同样的复议决定；如此荒谬的行政行为，公然藐视法律尊严，世间罕见！5、一审法官对邓小安的执行申请人资格已经丧失的事实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目的何在?二、退一万步，即使邓小安的执行申请人资格没有被撤销，但是邓小安与股权质押登记行为并没有利害关系，邓小安无权提出行政复议。1、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方提供的证据表明，邓小安通过司法拍卖获的是华森公司的“两年公司建议权”，而不是股权；被上诉人庭审中确认，邓小安确实不拥有华森公司的股权权益。2、一个法律常识：股权和公司经营权是两个不同的权益范畴，在本案中，两个权益没有交叉关联，股权上的任何权利负担对公司经营权的行使并没有构成障碍。3、博罗法院并没有要求博罗工商局进行股权过户，而仅仅是要求经营权过户；且不说博罗法院裁定将华森公司的经营权过户给邓小安是一个非常可笑的笑话，即使可以经营权过户，如上所述，股权和经营权是两个不同的权益范畴，两者互不相干（惠州中院在之前的（2015）惠中法行终字第86号案件审理中予以确认）。4、因此，华森公司的股权质押登记，对邓小安行使2年公司经营权并不构成障碍，也不违背博罗法院要求“两年经营权过户”的裁定。5、一审庭审查明，上诉人拥有华森公司的股权质押份额仅仅为华森公司全部股权份额的45％，这样比例之下的股权质押对邓小安行使华森公司经营权没有构成任何障碍。6、综上，博罗县工商局对上诉人的股权质押登记行为与邓小安没有利害关系，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邓小安无权提出要求撤销博罗县工商局对上诉人的股权质押登记行为，被上诉人受理邓小安的复议申请没有法律依据。7、对上述情况，一审判决拒绝回应公司经营权和股权的区别，径直认定股权质押影响了邓小安财产权的实施，影响邓小安的合法权益，但股权登记行为如何、在哪一个方面影响了邓小安对华森公司经营权，判决书中并无相应阐述。与之前的（2014）惠城法行初字第34号案件一审判决一样，本案一审判决对此同样拒绝回应，鉴于原先审理此案的一审审判长和本案审判长均为同一法官，这令人强烈怀疑背后原因，一审法官的审判立场值得怀疑。三。再退一万步，即使认定邓小安与涉案股权质押登记有利害关系，但提出复议申请的时间已经超出了60天的法定期间，其已经丧失了提出行政复议的权利。l、被上诉人的证据和庭审中均自认邓小安在2014年1月20日获知股权质押事实，但直到2014年5月12日才提出行政法复议，超出了法律规定的60天法定期间，具体理由详见起诉状和庭审笔录，在此不再赘述。2、由被上诉人提交的“关于邓小安申请办理过户变更登记和法院查封华森公司工商登记的本意的情况说明“以及”三份询问（调查）笔录”，试图证明邓小安在2014年5月12日提出行政复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情形。就此，上诉人认为：（1）鉴于这些证据与博罗县工商局及其工作人员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也就是与被上诉人惠州市工商局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这些证据的证据效力存在问题，不能作为判案依据。（2）退一万步，即使这些证据阐述的事实存在，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博罗县工商局与博罗县法院之间的沟通、交涉对邓小安行政复议权利的行使构成阻碍或者影响，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法定期间豁免情形在本案中并不存在。综上，邓小安在2014年5月12日才提出行政诉讼，已经超出了法定的60天期间，其已经丧失了提出行政复议的权利。3、但是，一审判决，竟然认定博罗县工商局博罗县法院之间的协调程序属于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法定期间豁免情形，公然如此罔顾事实、枉法裁判，如何令人信服。三、退一万步，即使邓小安还有权提出行政复议，且有权要求进行“2年公司要求过户”，但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股权质押对邓小安行使公司经营权构成障碍的事实。1、股权和公司经营权属于两个不同权益范畴，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主体，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是公司本身，股权的权利主体是公司股东，彼此不关联，在此不再赘述。2、在之前的（2015）惠中法行终字第86号行政诉讼中，被上诉人均承认公司经营权与股权没有关联，彼此是两码事，但又抗辩宣称股权质押妨碍了邓小安对华森公司经营权的行使。3、因此，退一万步，即使邓小安还拥有“2年经营权过户”执行申请人的资格，但涉案股权质押在哪一方面对邓小安行使经营权构成妨碍，又如何妨碍?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被上诉人一直未能提供证据，鉴于被上诉人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上述情况，进一步证明了邓小安无权提出案涉行政复议。4、但是，一审法官对上述事实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目的何在?四、被上诉人否认上诉人股权质押权的合法性没有依据，上诉人合法拥有华森涂料公司股份质押权。（一）被上诉人提交的多份证据，均“自认”案涉股权在进行质押登记时，华森公司的股权并未处于被查封状态，涉案股权质押登记合法有效。1、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博罗县局情况说明（关于邓小安申请办理过户变更登记和法院查封华森公司工商登记的本意的情况说明）”中有表述“我局窗口人员不清楚华森公司在2013年5月8日已被博罗县人民法院查封了工商登记”。2、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7“相关人员的调查询问材料”中对陈涓涓的调查笔录中，有表述“因法院到窗口查封华森公司工商登记的事情不是我办的，而且电脑没有查封华森同时工商登记的记录，如果有，借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会给华森公司办理股权出质登记的”。3,、被上诉人在（2014）惠城法行初字第34号原行政诉讼审理期间提交的《关于博罗县龙溪华森涂料有限公司股份出质等情况说明的函》（博工商函[2014]42号），其中有表述“2013年7月24日，博罗县龙溪华森涂料有限公司前来我局办理股权出质业务，鉴于该企业股权无冻结记录，我局依据国家工商总局颁发实施的<动产抵押登记办法>规定，依法给其予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二）在之前的诉讼中，上诉人一再质疑在2013年7月24日办理质押登记手续办理时，案涉股权是否处于有效地查封状态中：1、当时，上诉人质疑，博罗法院要求对华森涂料公司进行工商查封的法律文件是否有效送达了博罗县工商局，博罗县工商局是否已经启用了股权冻结程序，并完成了华森公司股权处于冻结的法律状态的手续办理。2、与此关联，上述情况印证了上诉人的怀疑，被上诉人自己承认了博罗县工商局在2013年7月24日在涉案股权质押手续办理时，涉案股权并没有处于查封或者冻结状态中，如此情况下，涉案股权质押显然合法有效。（三）就上述事实，一审判决好搞笑：1、一方面陈述“我局窗口人员不清楚华森公司在2013年5月8日已被博罗县人民法院查封了工商登记”和“因法院到窗口查封华森公司工商登记的事情不是我办的，而且电脑没有查封华森公司工商登记的记录，如果有，借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会给华森公司办理股权出质登记的”。2、另外一方面却认定涉案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办理时股权质押处于查封状态中。如此昭然若揭的事实，在原一审庭审中、本案一审庭审中和庭后的代理词中，上诉人反复提出，但是，一审法官就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如此阿权弄法，上诉人只能概叹。五、本案诉讼中，不能割裂邓小安提出行政复议而引发行政诉讼的原始肇因，单独对案涉股权质押登记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1、上诉人认为，工商局在发生登记行为违法后，有权、也是义务对登记行为进行更正；工商局更正行为可以通过两个程序，一个是自我依据职权进行更正，另外一个程序是依据利害关系人提出请求进行更正；但是，无论走何种程序，必须首先遵循法律程序。2、具体到本案，案件的原始肇因来源于邓小安提出的行政复议，案由是上诉人不服被上诉人以同样事实和理由作出相同的复议决定而提出行政诉讼，本案的一切审判活动均应该围绕这个中心而展开。3、具体而言，案件的审理应该是，针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法庭在邓小安是否有权提出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是否是在法定期间提出，涉案股权质押登记是否合法等方面，在程序、实体上对被上诉人的行政复议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4、也就是说，在本案中，工商局对涉案股权质押是否合法进行判断，是基于邓小安提出行政复议而进行，而不是工商局依据职权而进行；因此，法庭对工商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应当首先审查工商局的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5、因此，法庭不能撇开邓小安是否有权提出行政复议这个案件的原始肇因，撇开上诉人不服被上诉人作出的复议决定而提出行政诉讼的案由，割裂其他关联事由，单独对涉案股权质押登记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否则，违反行政诉讼法律规定。6、被上诉人企图撇开案件的原始肇因和案件诉讼案由，要求法庭单独对涉案股权质押合法性审查，系属业务不熟，法律不通，滥权狡辩而已。7、与此相关，如上述第四条所述，被上诉人在自己提交的三份证据中，不打自招，反复确认2013年7月24日在涉案股权质押登记时，涉案华森公司的股权并没有处于法院查封或者冻结状态中。如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却一再质疑涉案股权质押的合法有效性，不顾自己不打自招确认涉案股权没有被查封的事实，简直就是自扇耳光，不可理喻。六、本案一审杨XX和黄X两名法官应该回避本案的审理。1、惠州中院2016年4月27日作出的（2015）惠中法行终字第86号行政判决书（下称“原二审判决”），判决撤销（2014）惠城法行初字第34号行政诉讼案件（以下简称“原一审判决”）判决，同时撤销原复议决定，并判令惠州市工商局重新作出复议决定。2、案涉惠工商复决字[2016]第16号行政复议决定，惠州市工商局以相同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复议决定（惠工商复决字[2016]第33-37号）（以下简称“原复议决定”）相同的复议决定，导致案件重新回到原点，被上诉人违法行为昭然若揭。3、上诉人在获悉本案一审合议庭组成人员中有杨xx和黄xx两名法官后，于2017年1月7日向惠城区法院提出要求杨xx和黄xx法官回避本案审理；但是，惠城区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回避申请。4、如前所述，本案一审存在着一审法官丧失公平、公正立场，事实认定不清，歪曲理解法律，判决严重错误，事实证明，惠城区驳回批准上诉人的回避申请是完全错误的。七、与本行政诉讼有关的情况。1、本行政诉讼关联博罗县龙溪华森涂料有限公司的资产处置。自2012年以来，华森公司涉及多项债务诉讼，就此，博罗县有人企图非法吞吃华森公司资产，于是，有人内外勾结，设计套路，非法拍卖华森公司资产。具体的体现有，拍卖公告没有“2年经营权”，但在拍卖成交确认书中却列明“2年经营权”是成交内容；此外，竟然将“经营权过户”这样司法笑话列入（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执行内容中；更荒唐是，在对该协助通知书的具体执行中，执法法官竟然要求工商局配合进行“股权过户”，如此胆大妄为的枉法执行，令人瞠目结舌。2、就博罗法院对华森公司的资产处置中存在的违法问题，上诉人等有关利害关系人一直依法向有关机构提出执行异议、举报、投诉；最终，在纪委、检察院等有关法律监督机构的督促下，博罗法院终于撤销了与本案有关的拍卖行为和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号函和[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0号执行裁定书，详见被上诉人证据5和6）。上诉人热烈欢迎博罗法院知错就改的积极行为，相信尊重事实、尊重法律是所有惠州司法人员的主流，依法治国进一步深入民心。3、本项诉讼，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法律争议其实就是行政诉讼中“1+1=2”的基本法律问题，一清二楚；但是，如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始终拒绝纠正自己的错误，反而公器私用，阿权弄法，反复无端浪费国家司法资源，非常令人遗憾，法院应当发出司法函，要求追究爱被上诉人本案主办人的法律责任。4、不仅如此，被上诉人的出庭代理人肆意歪曲理解法律、罔顾事实的同时，在原先的行政诉讼二审庭审中公然威胁，宣称如果二审法院改判，将号召全部惠州区域的工商管理机构抵制法院的执行裁定，这更令人遗憾。5、本案第三人邓小安在2013年9月份与华森公司股东阳卫兵签订协议书，意向以2500万元价格收购华森公司资产，但后来听信中间人唆使，参与对华森公司资产的拍卖，最终以1200多万元的拍卖底价获得华森公司资产。邓小安以为捡了一个便宜，但料想不到自己陷入了别人设置的一个陷阱，最终由于华森公司的资产非法拍卖被撤销，便宜没捡上，自己也因与购买拍卖资产有关的诈骗行为身陷囹圄，被判刑入狱，多年积攒财产鸡飞蛋打，真正人财两空。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官丧失公平、公正审判立场，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特依法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判，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故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2016）粤1302行初字第104号判决第2项；2、改判认定被上诉人作出的“惠工商复决字（2016）第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责令被上诉人撤销该项复议决定，责令被上诉人作出新的复议决定并驳回第三人邓小安的全部复议请求；3、法院向被上诉人出具《司法建议函》，要求追究出具惠工商复决字[2016]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直接责任人的违法行政、滥用职权责任；4、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惠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答辩称：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粤13**行初104号《行政判决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依法应当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13**行初104号《行政判决书》的主要依据是答辩人2016年7月4日作出的惠市工商复决字[2016]第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而被答辩人的诉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于法无据。为此，被答辩人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尊重事实、尊重法律和公正司法的具体体现，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二、原告行政起诉主体资格问题已被原二审法院2016年4月27日作出的（2015）惠中法行终字第86号《行政判决书》所确认。而被答辩人在其一审的《行政起诉状》和本次《行政上诉状》中的起诉和上诉理由主要以行政复议申请人邓小安不具有提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作为抗辩依据，无疑证明被答辩人一是在狡辩，企图混沌混淆黑白；二是无事由可抗辩，唯有“黔驴技穷”进行诉讼一搏，看有无侥幸的机会。三、答辩人重新作出复议决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也符合二审法院要求重新作出复议决定的判决要求（一）符合法律规定要求。答辩人重新作出的这次行政复议决定与第一次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存在截然不同点。就事实部分而言：一是事实部分主要根据二审法院确立的两个判项进行重新调查取证，除申请人复议期限与答辩人和一审法院认定没有超过外，其他均有不同；二是增加工商登记范畴调查并予以认定。（二）二审法院判决属于程序范畴。行政复议时效是行政复议申请的第二道程序，二审法院判决撤销答辩人行政复议决定的主要依据是申请人邓小安超过行政复议期限。因此，答辩人重新作出的行政复议即使完全相同，也没有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三）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是根据二审法院要求作出的。二审法院判决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没有要求答辩人一定要按照二审判决重新作出符合二审判决的意思，而是要求答辩人在30日内再次查证重新作出复议决定罢了。否则，二审法院直接撤销不就一了百了吗？由此可见。答辩人重新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并没有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并符合二审法院要求重新作出复议决定的判决意图。四、被答辩人避而不谈原二审法院认为博罗县人民法院查封工商登记不包括股权登记问题是被答辩人清楚这一项判决是错误的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和答辩人行政复议决定，除上述复议期限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定博罗县人民法院查封工商登记并不包括股权登记。而确认工商登记涵盖什么内容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看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即什么事项才须要工商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第八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三条、《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第二条等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工商登记包括公司登记中的8大事项和抵押登记中的股权出质、动产抵押登记在内的所有登记均属工商登记范畴。股权出质登记只是工商登记10大项中的其中一项。因博罗县法院没有明确股权登记排除工商登记之外。据此，可以确认博罗县法院查封华森公司的工商登记包含所有须要在被申请人登记之列。第二，看博罗县法院对查封华森公司工商登记有无包括股权登记。经查证，就博罗县法院查封华森公司工商登记实际上有无包含股权登记问题，被申请人曾多次与博罗县法院沟通。博罗县法院均回答包含。而确认包括股权登记有博罗县法院2015年1月19日的专门致函（见[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号函）、[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0号《执行裁定书》文书为证，上述函件和文件均明确阐明查封华森公司工商登记包括股权登记。第三，根据“依特适普”原则，股权登记不包括在工商登记内必须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或规章的明确规定。纵观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规章并无此规定。综上可见，被答辩人不将“查封工商登记并不包括股权登记”作为起诉观点就充分说明二审法院上述撤销依据的错误性。也正因为如此，被答辩人才不敢就上述查封问题进行抗辩。此外，原二审法院2016年4月27日作出的（2015）惠中法行终字第86号《行政判决书》已经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程序中裁定中止。理由：（一）再审法院确认答辩人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众所周知，再审法院审理再审案件是非常严格的，如不是证据、理由非常充分，不会轻易作出受理决定，一旦作出受理，基本上已经认定二审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违法，提审只是一个程序而已（注：提审的概念是指上级法院依法将下级法院受理的或作了错误判决的案件提归自己审判的一种审判方式）。特别是因本案的二审法院枉法裁判和偏袒原告的事实明显，省高院一改过去发回重的“惯例”，决定由高院亲自提审本案。可见，原二审法院此次作出的判决让再审法院对其的“公平正义”表示质的怀疑和不“放心”。（二）认定答辩人提供原审第三人邓小安没有超过行政复议申请期限和博罗县人民法院查封工商登记包括股权登记的证据可以推翻原二审法院违法作出的判决的事实成立。（三）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由行政复议机关根据具体事实予以认定1、法律规定。《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超过行政复议期限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的情形。本案第三人邓小安之所以在2014年5月12日才提起行政复议是因博罗县工商局要向博罗人民法院查证经营权与股权质押关系所致，并非是邓小安故意超过行政复议期限问题。而且，《行政复议法》的第九条规定，必须服从《行政复议法》第四条确立的总原则规定。2、有错必纠。本案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华森涂料公司的工商登记在2013年5月8日已经被博罗县人民法院查封，在未经人民法院解除工商登记前，任何擅自解除查封行为均为违法，而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自始自终没有法律效办。被答辩人的股权质押登记是在人民法院查封工商登记后，即2013年7月20日才登记的。答辩人在查清事实后，依法作出责令博罗县工商局撤销这次股权质押登记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条确立的有错必纠的原则规定。3、答辩人有权纠错。排除行政复议申请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有权申诉、控告或者检举违法行为，而上一级行政机关和本级行政机关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规章规定均有权纠正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行为。本案假设就算第三人邓小安超过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但本次股权质押登记的违法性是显而易见的，答辩人给予纠正是合法的行政行为，并没有任何过错？况且，这次纠错是在维护人民法院的查封权威，不让法院今后的查封“难堪”。综上所述，答辩人于2016年7月4日依法作出惠市工商复决字[2016]第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证据确凿，适法得当，程序合法。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粤13**行初104号《行政判决书》并支持答辩人的行政复议决定的裁决是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依法作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决。
经二审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因此确认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另查明，2013年7月24日，原博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惠）股质登记设字[2013]第1300310280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内容如下：“根据申请，我局于二0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质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现将登记事项情况通知如下：质权登记编号：A1300310280;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博罗县龙溪华森涂料有限公司；出质股权数额：225万元（出质股权所在公司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出质股权占所在公司50%股权）；出质人阳卫兵；质权人潘宗懿。”2014年7月2日，原博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博罗工商撤决字[2014]第1号《行政撤销登记决定书》，以惠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的惠工商复决字[2014]第33-37号行政复议已经确认涉案股权出质登记无效，并责令其撤销涉案股权出质登记为由，决定自行撤销涉案股权出质登记。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惠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6年7月4日作出的惠工商复决字[2016]第16号行政复议决定（下称被诉16号复议决定），有两项内容：一是确认博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3年7月20日作出准予华森公司股权出质登记无效；二是维持博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4年7月2日作出的博罗工商撤决字[2014]第1号《行政撤销登记决定书》。从被诉16号复议决定的内容来看，复议机关已经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的规定，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被上诉人惠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被诉16号复议决定的行为。综合各方当事人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材料，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原审第三人邓小安是否有权向被上诉人惠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二是被上诉人惠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被诉16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以及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原审第三人邓小安是否有权向被上诉人惠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本案中，博罗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8日作出执行裁定，查封了原审第三人博罗县龙溪华森涂料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上诉人潘宗懿与原审第三人阳卫兵于2013年7月20日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原审第三人阳卫兵将其所持原审第三人博罗县龙溪华森涂料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质押给了上诉人潘宗懿。博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3年7月22日为原审第三人阳卫兵（出质人）与上诉人潘宗懿（质权人）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原审第三人邓小安于2013年12月18日通过资产拍卖方式竞得了原审第三人博罗县龙溪华森涂料有限公司资产。从办理股权出质登记的时间上看，博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系在人民法院查封工商登记期间，为原审第三人阳卫兵办理的涉案股权出质登记，该股权出质登记严重影响了原审第三人邓小安财产权益的实现，因此，原审第三人邓小安与博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权出质登记的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第三人邓小安认为该股权出质登记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被上诉人惠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上诉人潘宗懿上诉称，原审第三人邓小安据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6号执行裁定（确认第三人华森公司财产所有权自拍卖成交时起转移给原审第三人邓小安）和（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2号协助执行通知（要求博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第三人华森公司的2年经营权过后到原审第三人邓小安名下）已被依法撤销，以及原审第三人邓小安与涉案股权出质登记行为没有利害关系，原审第三人邓小安没有申请行政复议资格和无权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审第三人邓小安于2014年5月12日向被上诉人惠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6号执行裁定和（2012）惠博法执字第1134-12号协助执行通知被依法撤销的时间是2015年6月12日。也就是说，原审第三人邓小安不服博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涉案股权质押登记的行为，向被上诉人惠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之时，上述博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并未被依法撤销，且博罗县人民法院在撤销上述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的同时，又继续查封了原审第三人华森公司的工商登记（包括股权等）。因此，上诉人潘宗懿以上述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被依法撤销，以及原审第三人邓小安与涉案股权质押登记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为由，否认原审第三人邓小安享有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惠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被诉16号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以及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本院认为，《工商行政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2008年9月1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32号公布，2016年4月29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86号修订）第五条规定：“申请出质登记的股权应当是依法可以转让和出质的股权。对于已经被人民法院冻结的股权，在解除冻结之前，不得申请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本案中，博罗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8日已经作出查封原审第三人博罗县龙溪华森涂料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2015年6月12日，博罗县人民法院再次作出协助执行通知，继续查封原审第三人博罗县龙溪华森涂料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包括股权等），并送达给了博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博罗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8日作出的查封工商登记执行裁定是否包含查封股权登记事项，经博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博罗县人民法院多次沟通，博罗县人民法院多次确认此次查封原审第三人博罗县龙溪华森涂料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包含股权登记。因此，博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为原审第三人阳卫兵办理涉案股权质押登记的行为，发生在人民法院查封期间，该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撤销。在博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迟迟未能纠正错误登记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惠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以行政复议决定的形式，确认涉案股权登记无效，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和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潘宗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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