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37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三亚香山金玉观音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迎滨路聚鑫园G栋五层。
法定代表人：曾一兵，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志耕，北京市纵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薇，北京市纵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市聚信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号**层*单元2201。
负责人兼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晓军，主任。
原审第三人：蒋晓军，男，1970年10月23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上诉人三亚香山金玉观音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聚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聚信律所）、原审第三人蒋晓军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259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香山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香山公司一审诉讼请求，驳回聚信律所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诉争合同约定“上述代理费用全部转化为乙方律师代理费用与事实不符”；2.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5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就该案举行听证会前，香山公司撤销对刘一粟的委托，另行委托北京市纵横律师事务所沈志耕作为代理人参加了该听证会”与事实不符；3.原判决认定“香山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委托书上‘刘一粟’系聚信律所未经香山公司同意自行添加”似是而非；4.原判决认定“香山公司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聚信律所或刘一粟此前曾明示或者以自己行为表明不履行义务”与事实不符；5.原判决认定“香山公司无故中止委托”与事实不符；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判决驳回香山公司一审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2.原判决判令香山公司支付聚信律所70万元适用法律错误。3.判决香山公司支付聚信律所370万元律师费显失公平。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三自然段，“香山公司主张2013年11月8日的《授权委托书》上“刘一粟”系聚信律所自行添加”。聚信律所答辩状第四页承认将打印好的授权委托书上签上刘一粟的名字。第11页第二自然段“另查明，香山公司称已经支付律师费”。香山公司并非只是说交了律师费，一审提供了很多证据证明已经交了律师费。
聚信律所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香山公司上诉陈述与事实不符，没有证据支持。2.经过原审质证，香山公司自始至终都是知道并认可刘一粟的代理人身份，并进行了代理工作。3.我方给对方及最高院的函件都是指出香山公司单方无故解除协议，撤销蒋晓军律师和刘一粟律师的代理人资格是违法、违规、违信的行为。4.我方工作是否勤勉、尽责、是否有违律师道德，经过市、区司法局，已经得到答案。市、区司法局均驳回了香山公司的投诉。5.蒋晓军律师及刘一粟独立自主完成了代理工作。双方签订委托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严格按照协议履行。对方无故单方解除协议，给我方造成损失，应当赔偿。6.对方对于法律理解是错误的，一审适用法律正确。
蒋晓军述称：同意一审判决。
香山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聚信律所返还香山公司办案费300万元；2.聚信律所赔偿香山公司资金占用损失（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聚信律所赔偿香山公司因其滥用诉讼权利、拖延诉讼等明显不当行为给香山公司造成的直接损失424600元（律师费424000元、公证费600元）。
聚信律所在一审法院反诉请求：法院判令香山公司支付代理费1000万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26日，香山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聚信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就甲方与金南华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甲方不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琼民二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事项，委托乙方律师代理。双方协商一致，约定：乙方接受甲方之委托，特指派聚信律所蒋晓军为再审案件之委托代理人；乙方的代理事项及代理权限为：代为提起再审申请，并代理立案审查、再审审理和执行回转程序等全部诉讼工作，代理权限见授权委托书；甲方按照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用及各项差旅费用；乙方应积极、尽责地从事协议约定的各项代理事项，尽快递交再审申请，并尽一切努力争取立案再审和取得胜诉；乙方变更诉讼请求、达成和解协议必须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为甲方保守本案所产生的以及将来可能产生的一切商业秘密。甲方同意就案件就上述委托事项共向乙方支付代理费以及办案费用共计1000万元，具体支付方式和支付条件为：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办案费用100万元；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办案费用200万元；在该案件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裁定再审并正式启动再审程序（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或指定其他法院再审），上述代理费用全部转化为乙方律师代理费用，无论本案经过再审结果如何，上述代理费用乙方不存在任何退还义务；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则乙方应在收到裁定书后三日内退还办案费用200万元，其余办案费用不予退还；该案经再审审理改判甲方拥有金裕观世音的所有权或/和收益权，或者法院终审判决剥夺了金南华公司对该金玉观世音大佛的实际控制权的，在收到上述内容的终审判决书当日，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案件代理费用700万元；甲方承担乙方因从事与上述受托事项有关的一切差旅或鉴定费用。乙方于协议生效后开始从事受托事项，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从事受托事项。若甲方逾期不支付相关上述费用，乙方有权终止并解除协议，且乙方不承担因此对甲方造成的损失及其他不利后果。若甲方无故终止委托，乙方除不退换全部已收取的费用之外，对应付而未付的代理费用，有权予以足额追偿。乙方承诺，不得无故终止所进行的受托事项，否则，退还代理费用。
合同签订后，聚信律所指派蒋晓军、刘一粟为香山公司提供诉讼代理服务，准备和提交申诉状、证据材料等工作，蒋晓军、刘一粟为办案出差三亚。2013年11月8日，聚信律所刘一粟以香山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申诉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出具《民事申请再审诉讼材料收取清单》，收取的材料包括：再审申请书、一审裁判文书、二审裁判文书、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律师执业证、2003版word电子文档（光盘）、申请人提交的其他材料（包括与申请再审有关的裁判文书、原诉讼过程中提交的主要证据、支持申请再审事由的有关证据）。其中，授权委托书为香山公司于2013年11月8日出具，受托人蒋晓军、刘一粟（其中“刘一粟”为手写，其余部分为打印），委托事宜：对于香山公司与金南华公司及第三人深圳皇族珠宝艺术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在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申诉一案，现香山公司特委托受委托人进行上述相关的系列工作，包括准备文件、参与再审提起审查、听证、争取提起再审程序，并参与之后的一系列法律事项委托事宜，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刘一粟另向法院填写了《采用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诉讼文书确认书》并签名。
2013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具（2013）民申字第2452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通知香山公司该案法院已立案审查。2014年5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就该案举行听证会前，香山公司撤销对刘一粟的委托，另行委托北京市纵横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纵横律所）沈志耕律师作为代理人参加了该听证会。蒋晓军、刘一粟未参加听证会。
2014年5月20日，聚信律所向香山公司发出《严正声明》，称聚信律所接受香山公司委托作为（2013）民申字第2452号案件再审诉讼委托代理人，该授权为特别授权，该委托为唯一委托，即香山公司就该案仅委托聚信律所律师代理。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将召开听证会的时间通知香山公司或有关人员，并要求香山公司告知聚信律所的律师，但香山公司故意隐瞒召开听证会的事实，未口头或者书面通知聚信律所，导致聚信律所指派的两位律师对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听证会的事实不知情。沈志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供新的授权委托书，并出具香山公司以传真形式送达的撤销对聚信律所律师委托代理权的文件，该行为造成聚信律所律师的重大声誉影响及潜在重大经济损失。聚信律所另称，该所在接受委托后，认真完成了多项工作，香山公司擅自和变更案件委托代理人的行为给聚信律所造成恶劣影响。香山公司无故撤销聚信律所某一委托律师的行为是对全体律师的撤销，聚信律所不能接受。此外，香山公司没有如实将涉案的整体情况告知聚信律所，严重影响了申诉案件今后的审理和结果。香山公司及其他律师的恶意、无故违约行为，造成的案件无法达到预期结果的情形，聚信律所及其委托律师不承担任何责任。特提出严重声明。
同日，聚信律所向最高人民法院寄出《紧急情况反映》，说明聚信律所律师从未收到过召开听证会的通知，聚信律所在毫无过错的情况下，被剥夺正常代理权限，请求法院责令香山公司、沈志耕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014年5月22日，香山公司股东张明娟向蒋晓军发短信称，“收悉声明，敬请息怒，文中表述可能存在许多误会”，对香山公司未收到听证会通知表示诧异，且不会对蒋晓军、刘一粟恶意隐瞒、拆自己的台，望蒋晓军多方了解，消除误会。
2014年5月23日，香山公司函复聚信律所，称：香山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委托聚信律所蒋晓军和纵横律所沈志耕共同代理案件，以蒋晓军为主，因此委托代理合同中写明的代理人才是蒋晓军一人，刘一粟的名字不知是被谁手写添加上去的，香山公司直至召开听证会时才知此事；香山公司未接到召开听证会通知，而是在5月14日才得知法院于5月16日召开另一案件的听证会，沈志耕对蒋晓军所代理的案件是否召开听证会亦不清楚，并让香山公司向蒋晓军核实，并转告蒋晓军称沈志耕准备向法院递交手续和阅卷，在沈志耕递交委托代理手续时发现原向蒋晓军出具的委托书上有两位代理人，香山公司传真撤销其中一位代理人刘一粟的委托的通知书。听证会之后，香山公司没有责怪蒋晓军，只希望蒋晓军把没有出庭听证的事情写个书面说明，律师应当把当事人利益放在首位，但蒋晓军在听证会前一天向香山公司法定代表人曾一兵的妻子高云燕电话告知未接到听证通知，又不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核实，工作上不认真、负责，蒋晓军编造事实，指责香山公司和沈志耕等行为太过分。此外，希望蒋晓军以当事人利益为重，向沈志耕道歉，求得谅解，配合沈志耕做好今后的工作，如果蒋晓军坚持己见，应向香山公司退还300万元律师费，此事了结，香山公司考虑是到蒋晓军毕竟做了一些工作，尽管有不满，但仍愿意支付10万元律师费，化解此事。
2014年5月29日，聚信律所再次向香山公司寄出《再次严正声明》，否认存在共同委托蒋晓军与沈志耕两位律师的事实，且认为所有前期代理工作都是聚信律所完成的，香山公司撤销刘一粟委托代理权，沈志耕强行参加诉讼，系香山公司寻找借口以终止委托关系。
2014年6月1日，香山公司函复称，鉴于聚信律所和蒋晓军在上述《再次严正声明》中，坚持错误观点等原因，兹决定从即日起解除香山公司与聚信律所于2013年8月24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同时撤销对蒋晓军的委托。请聚信律所在接到本函件后五个工作日内将香山公司曾山总经理付到蒋晓军个人账户的300万元办案费退还到香山公司指定高云燕的账户。考虑到聚信律所前期做了一些工作，尽管不如人意，但同意付给聚信律所10万元，此笔费用聚信律所可以从应退还的办案费用中扣除，但须开具正式发票给香山公司。其后，香山公司撤销对蒋晓军委托代理权。香山公司称上述复函系香山公司股东曾一山的妻子高云燕发出的，高云燕在公司没有职务，但负责经营公司。聚信律所否认收到香山公司发出的电子邮件，否认合同已解除，但认为双方发生争议无法继续代理工作。
2015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具（2013）民申字第24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
诉讼中，香山公司主张2013年11月8日的《授权委托书》上“刘一粟”系聚信律所自行添加。聚信律所予以否认，并主张刘一粟一直参与处理案件，香山公司知情并未提异议。香山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委托书上“刘一粟”系聚信律所未经香山公司同意自行添加，庭审中，香山公司认可刘一粟参与了案件办理工作。
诉讼中，香山公司提供蒋晓军制作《民事申诉状（再审申请）》，认为内容缺乏专业素养，证明聚信律所不能胜任香山公司之委托。香山公司已经另行制作并提交新的民事申诉状。
诉讼中，香山公司提交了2014年3月30日电子邮件，内容为“蒋律师、钟律师（即刘一粟），做了少许修改，请阅，并望及时提出意见，我拟明日寄交”。
另查明，2013年8月26日，蒋晓军向香山公司总经理曾山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请将款项汇至这个账号蒋晓军工行苏州街支行6222×××”。同日，蒋晓军上述银行账户收到付款人为“孙亚男”的汇款100万元；2013年9月24日，蒋晓军收到付款人为“李秋扬”的汇款200万元。诉讼中，香山公司提供《情况说明》、《劳动合同》、社保查询单，证明孙亚男、李秋杨为香山公司员工，其于2013年8月26日汇付至蒋晓军个人账号的款项为香山公司向聚信律所支付办案费300万元。聚信律所否认收到律师费；第三人蒋晓军不认可上述证据真实性，但认可其个人账户收到两笔汇款共计300万元，且称与曾山核实，但曾山未明确说明汇款与香山公司有关。香山公司另提供了两份三亚市公证处的《公证书》，证明两份证言为孙亚男和李秋扬本人陈述，但表示因为经费问题两人不能到庭作证。在该两份证人证言中，孙亚男和李秋扬陈述称所汇款系代香山公司支付律师费。聚信律所表示不能确认证据真实性，且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孙亚男和李秋扬代香山公司付款的事实予以否认。
另查明，香山公司与纵横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纵横律所指定律师沈志耕、赵薇代理本案，香山公司称已向该所支付律师费424600元。
另查明，香山公司对孙亚男和李秋扬的证人证言申请三亚市公证处进行公证，香山公司支付了600元公证费。
一审法院认为，香山公司与聚信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香山公司是否向聚信律所支付了代理费300万元；二、聚信律所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三、香山公司是否应当继续向聚信律所支付合同款。
一、香山公司是否向聚信律所支付了律师代理费300万元。
香山公司主张已付款并提供付款凭证等证据以证明付款事实，付款凭证上付款人和收款人非香山公司和聚信律所。聚信律所否认收到香山公司支付的300万元律师费。对此，法院认为：首先，蒋晓军系香山公司案件的具体承办人和聚信律所的负责人，在合同签订的当日，其要求香山公司将款项支付到指定账户上，同日即收到了100万元汇款，其后又收到另外的200万元汇款，两笔款项总金额与双方约定的前期办案费金额一致。蒋晓军在收到该两笔款项后，未及时了解款项的来源，不符合常理。其次，香山公司虽未直接付款给聚信律所并及时书面通知，存在未规范付款的瑕疵履行行为，但香山公司已解释称因账户被冻结故未通过公司账户付款。最后，香山公司在诉讼中已提供付款人证人证言的《公证书》，《公证书》内容反映出两付款人认可代香山公司付款的事实。综上，香山公司已经支付前期款项300万元。同理，对蒋晓军关于其提供账户系要求香山公司支付代垫差旅费等款项且收款后不知道付款方、款项性质的答辩，法院不予采信。
二、聚信律所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包括返还律师代理费，赔偿利息损失和其他损失。
（一）聚信律所在案件代理过程中有无违约行为。本案中，聚信律所接受委托后，着手办理案件并完成一定工作。香山公司未证明聚信律所在代理申诉案件中存在不尽职责、违反勤勉义务的事实。香山公司主张的聚信律所擅自在授权委托书上增加刘一粟作为代理人导致其不能另行委托代理人。对此，法院认为，首先，香山公司未充分证明刘一粟系聚信律所未经香山公司同意擅自添加的代理人，此外，申请再审的手续是刘一粟以诉讼代理人身份递交；庭审中香山公司认可刘一粟在前期为香山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的事实。以上表明香山公司是认可刘一粟作为诉讼代理人的。香山公司主张对刘一粟作为代理人的事实不知情，法院不予采纳。香山公司亦未证明刘一粟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存在具体过错行为并损害其利益。其次，香山公司系以聚信律所指派蒋晓军和刘一粟为香山公司代理行为构成违约，无事实和合同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再次，香山公司主张蒋晓军未及时向承办法官询问听证情况，聚信律所未尽到勤勉义务。法院认为，香山公司未证明蒋晓军及预留的联系人刘一粟收到听证会通知而未参加听证会，香山公司于听证会当日撤销刘一粟代理权，另行委托其他委托代理人，香山公司现以未及时询问听证情况并据此主张蒋晓军未尽到勤勉义务，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采纳。最后，香山公司主张聚信律所提供的材料缺乏专业素养，该主张显属认识问题，香山公司不能据此主张聚信律所存在违约行为。综上，香山公司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聚信律所存在违约行为。
（二）香山公司解除合同的事实和根据。香山公司向蒋晓军通知解除合同，蒋晓军认可收到相关函件但对解除合同的函件存疑，法院认为，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对方生效，故双方当事人的委托代理协议已解除。香山公司主张其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解除合同。法院认为，第一，关于香山公司主张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解除合同问题。根据该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香山公司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聚信律所或刘一粟此前曾明示或者以自己行为表明不履行义务，香山公司系主动撤销聚信律所委托代理人刘一粟的委托并另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通过双方其后沟通的内容可以看出，聚信律所因香山公司撤销刘一粟的代理权而与香山公司发生争议，其目的仍然是继续独家代理香山公司的案件。基于香山公司单方撤销刘一粟代理权后双方发生争议，进而导致香山公司撤销聚信律所另一指派代理律师蒋晓军的委托，对此不能认定系聚信律所主动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故香山公司主张其解除合同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采信。第二，香山公司主张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解除合同问题。该条款系对委托人任意解除权的规定，香山公司作为委托人，有权行使合同的任意解除权，香山公司该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香山公司通知聚信律所解除合同，即行使任意解除权的结果。
（三）合同解除后，香山公司能否要求聚信律所返还300万元、赔付利息损害和其他损失。法院认为，首先，如上认定，聚信律所不存在明显违约行为，香山公司认可聚信律所在履行合同中确实完成一定的工作，香山公司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双方委托代理合同，应当依据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处理。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在该案件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裁定再审并正式启动再审程序（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或指定其他法院再审），上述代理费用全部转化为乙方律师代理费用，无论本案经过再审结果如何，上述代理费用乙方不存在任何退还义务。该约定表明双方认可香山公司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该300万元前期办案费不予退还。该案现已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香山公司解除合同并要求聚信律所返还已支付的该前期费用，违反合同约定，亦有违诚信原则，对香山公司要求聚信律所返还300万元并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香山公司要求聚信律所赔付公证费和律师费的损失，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三、香山公司应否继续支付全额律师费。
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双方《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香山公司无故终止委托，聚信律所除不退还全部已收取的费用之外，对应付而未付的代理费，有权予以足额追偿。该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香山公司单方解除合同剥夺聚信律所通过继续代理案件最多获得最高1000万元利益的机会，故香山公司解除合同后，应依约承担责任，聚信律所有权依约获得相应合同利益。聚信律所要求香山公司支付1000万元的反诉请求，有合同依据，但聚信律所不能证明该利益为其实际损失，故法院本着维护诚信交易和兼顾公平的原则，综合考虑双方约定款项金额、该案诉讼进程、合同履行和解除情况，以及该案件处理结果的不确定性（即便是蒋晓军、刘一粟作为诉讼代理人）等因素，酌情确定香山公司在已支付300万元之外另补偿聚信律所70万元。
香山公司关于聚信律所未实质完成更多的工作任务，不同意支付约定律师代理费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香山公司关于聚信律所反诉以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再审申请被驳回的，聚信律所需退还200万元办案费用；案件进入再审程序的，聚信律所依约无需退还该200万元，还依据案件处理结果决定是否获得700万元利益。故香山公司再审案件的立案与否是判断香山公司支付费用的依据，也是确定费用支付条件是否成就、聚信律所是否有权提出给付请求和判断费用支付条件是否成立和诉讼时效是否已经过的依据。香山公司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对于已支付的300万元前期费用，不需退还，亦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而对于聚信律所要求的700万元律师代理费，该费用的支付以案件进入再审程序为基本前提，否则香山公司支付条件不成就，聚信律所无权要求香山公司继续支付律师代理费。鉴于本案合同在最高人民法院提审之前已解除，聚信律所要求香山公司支付余款的诉讼时效不自合同解除时间起算，应以案件提审之日开始起算。香山公司的案件于2015年12月16日被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香山公司有关诉讼时效的抗辩，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三亚香山金玉观音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三亚香山金玉观音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北京市聚信律师事务所支付七十万元。三、驳回北京市聚信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反诉请求。
二审中，香山公司向本院提交：1.沈志耕给蒋晓军、钟薇（刘一粟）发的邮件，证明双方从最初谈的就是共同代理；2.刘一粟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一审时提交的是电子送达法律文书的确认书，拟进一步说明刘一粟留的是聚信律所的地址，电话是刘一粟的手机，法院是不可能通知香山公司的。3.香山公司与北京市纵横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案外人执行异议再审案的委托代理协议、付款凭证及给沈志耕的委托书，拟证明香山公司与北京市纵横律师事务所2010年签订的代理合同就包括了再审阶段，系一开始就委托了聚信律所和北京市纵横律师事务所共同代理案件，而不是聚信律所独家代理。
聚信律所和蒋晓军针对香山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对方有能力提交而不提交，二审不应当作为新证据进行质证。另外，地址确认书恰恰可以证明对方认可刘一粟代理人的身份。沈志耕还代理了另外一件案件，当事人可能是一致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可能是给沈志耕打了电话，要求合并听证。法院要求沈志耕通知聚信律所，但是沈志耕没有通知。2010年9月1日的委托代理协议，真实性不认可，有可能事后补造。虽然写了一二审，但是沈志耕没有代理再审，发票上没有章，不认可真实性，300万的性质及用途不能证明。授权委托书是2014年的，与委托代理协议相隔四年，真实性不认可。
北京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司复（2016）16号]记载的2014年7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黄年到海南就相关事项询问香山公司法定代理人曾一兵的笔录内容为：黄年在笔录中问“金玉观音所有权一案是谁代理的？交材料时是蒋晓军开庭时二案一起听证，我们通知沈志耕时让他转告香山公司，但来的时候沈志耕来了，蒋晓军未来，我让沈志耕叫蒋晓军一起来，沈打电话给蒋夫妇均未接电话，沈说他也有香山公司的委托材料，因法律规定不能超过两人代理，沈说蒋的妻子刘一粟只是为了交材料方便可取消她的代理。我要求香山公司撤销一个代理，保留两个即可，于是香山公司传真了一份取消刘一粟的代理，我们就开始听证了。中午蒋晓军说沈志耕无权代理所有权一案并提出听证无效，还提交了一份要求调查的文件，并后来沈志耕提交撤销蒋晓军的代理，蒋晓军认为沈志耕的撤销是假的，我们找你核实下是撤销蒋晓军的委托并委托沈志耕的事，你知道吗？”曾一兵在笔录中称“知道，都是我签字的，金玉观音权属争议一案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当初委托的是沈志耕和蒋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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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对蒋晓军不太满意，5月份时我就自己写了书面的东西撤销蒋晓军的委托，交给沈志耕了。”对此，香山公司主张谈话笔录是真实的，但黄年法官说他打电话通知我的内容是不真实的。聚信律所和蒋晓军主张因此时双方已发生矛盾，曾一兵的表述与当初签订委托代理书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第一，本案中，香山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刘一粟系聚信律所未经香山公司同意擅自添加的代理人，庭审中，香山公司认可刘一粟在前期为香山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的事实，结合黄年法官谈话笔录中“沈说蒋的妻子刘一粟只是为了交材料方便可取消她的代理”等内容，至少在听证之前，香山公司对于刘一粟作为代理人的事实是知情并认可的。因此，即使香山公司的初衷为“从一开始就是委托聚信律所蒋晓军和纵横律所沈志耕共同代理案件”，但同时认可和接受刘一粟的代理工作成果后，又随意撤销刘一粟代理人资格的行为，有悖于诚信原则和法律规定，香山公司该种处理方式，是引起本案纠纷的根本原因；第二，黄年法官谈话笔录中有关“我们通知沈志耕时让他转告香山公司，但来的时候沈志耕来了，蒋晓军未来”等内容，结合香山公司未举证证明蒋晓军及预留的联系人刘一粟收到听证会通知而未参加听证会的情形，香山公司提出的蒋晓军未及时向承办法官询问听证情况，未及时到庭参加听证，聚信律所未尽到勤勉义务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香山公司虽主张黄年法官的相关谈话内容不真实，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第三，从聚信律所发出的“严正声明”等形式函件的主要内容来看，聚信律所因香山公司撤销刘一粟的代理权而与香山公司发生争议，其目的仍然是继续独家代理香山公司的案件。基于香山公司单方撤销刘一粟代理权后双方发生争议，进而导致香山公司撤销聚信律所另一指派代理律师蒋晓军的委托，对此不能认定系聚信律所主动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
综上，香山公司未举证证明蒋晓军、刘一粟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存在具体过错行为并损害其利益，亦未举证证明聚信律所存在履行期限届满前，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反而在其本身存在诸多不当行为的情形下，欲行使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解除权，于法无据。
关于聚信律所是否应返还前期300万元办案费用以及给付后续全额律师费的问题。双方在委托代理合同中明确约定“在本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裁定再审并正式启动再审程序（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或指定其他法院再审），上述办案费用全部转化为聚信律所律师代理费用，无论本案经过再审结果如何，上述代理费用聚信律所不存在任何退还义务。”现相关案件已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且聚信律所在履行合同中确实完成一定工作，在香山公司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聚信律所存在违约行为和未尽勤勉义务的情形下，香山公司行使任意解除权，请求返还已支付的300万元前期办案费用，违反合同约定。聚信律所虽有权依据合同中有关“香山公司无故终止委托，聚信律所除不退还全部已收取的费用之外，对应付而未付的代理费，有权予以足额追偿。”的约定，反诉请求给付后续全额律师费，但毕竟其未参加后续委托代理工作，因此，一审法院本着维护诚信交易和兼顾公平的原则，综合考虑双方约定款项金额、该案诉讼进程、合同履行和解除情况，以及该案件处理结果的不确定性等因素，酌情确定香山公司在已支付300万元之外另补偿聚信律所70万元，并无不当。一审法院驳回香山公司有关时效的抗辩，理由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亦予以维持。
综上，香山公司的相关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219元，由三亚香山金玉观音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黎
审 判 员 玄明虎
审 判 员 陈 静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胡震霄
书 记 员 高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