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民终43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海忠，男，197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富斌，广东敬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新凤，广东敬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人（一审被告）：阿斯特克有限公司（ＡＳＴＫＣＯ，ＬＴＤ）。住所地：大韩民国釜山东区中央大路***号（＃244，ＪＵＮＧＡＮＧ-ＤＡＥＲＯ，ＤＯＮＧ-
ＧＵ,ＢＵＳＡＮ,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ＫＯＲＥＡ）。代表人
代表人：金贤普（KIMHYUNBO），该公司代表理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才荣，上海瀛泰（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龙杰，上海瀛泰（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海忠因与上诉人阿斯特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斯特克公司）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4）津海法事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海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富斌、闫新凤，上诉人阿斯特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才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海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阿斯特克公司赔偿刘海忠扇贝苗损失4838400元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及上述款项自2014年6月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两审案件受理费由阿斯特克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刘海忠养殖类型认定存在严重错误。刘海忠属于从事扇贝苗培育、出售扇贝苗并预留部分扇贝苗进行扇贝养殖的养殖户。主要理由：第一，刘海忠提交的起诉状可以证明其诉请的损失主要是扇贝苗损失，而非扇贝损失。第二，刘海忠提交的《公证书》是针对其养殖区内的扇贝苗受损情况进行的公证；《昌黎县扇贝养殖情况说明》记载，刘海忠除每年销售大量的扇贝苗外，还预留一些扇贝苗从事养殖，该记载内容对刘海忠的养殖类型进行了明确说明；胶南市大场镇海丰盛福育苗场（以下简称扇贝育苗场）出具的《收款凭证》《证明》记载刘海忠于每年3月开始育苗，而普通扇贝养殖户会在每年5月、6月间购买扇贝苗养殖，故刘海忠系从事扇贝苗和扇贝养殖的养殖户。第三，阿斯特克公司的专家证人介绍在每年5月底从事扇贝苗培育、出售扇贝苗并进行养殖的养殖户每袋扇贝苗密度在3000粒至4000粒，而从事扇贝养殖的养殖户每袋扇贝苗密度在800粒至1200粒。一审判决认定刘海忠“6月中旬的放苗密度取为800粒/袋”，是对刘海忠养殖类型的错误认定。（二）一审判决对刘海忠损失认定存在严重错误。扇贝苗/扇贝损失计算公式为：全损筏架台数*每台吊数*每吊袋数*每袋粒数*每粒价格，一审判决对其中部分参数确定有误。第一，错误认定受损筏架台数。其一，受损筏架台数的基本计算公式应为受损养殖区长度/筏架间距加1，一审判决确定台数的《调查评估报告》中没有加1，存在错误。其二，涉案船舶穿越养殖筏架时，会造成主梗绳断裂的筏架数比单纯一列筏架数量多，主梗绳断裂后，漂浮的主梗绳缠绕在附近筏架上，故刘海忠共受损筏架38台，经尽力抢救14台，全损24台。其三，一审判决直接引用30%回收利用率缺乏事实依据，与真实受损情况严重不符。第二，错误认定每袋粒数。昌黎县海产品养殖加工协会已明确说明每袋粒数为3500粒左右，与阿斯特克公司专家证人陈述的每袋粒数3000粒至4000粒相符，故每袋粒数为3500粒在合理范围内，符合实际情况。第三，错误认定扇贝苗价格。《昌黎县扇贝养殖情况说明》记载的扇贝苗价格为每粒0.02元至0.025元之间，一审判决酌定为每粒0.015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在刘海忠主要证据认定上适用法律错误。第一，对《公证书》认定错误。河北省昌黎县公证处在现场调查并确认的基础上出具《公证书》，并附随现场调查的照片和录像，清晰记载了公证员现场勘查的情形。阿斯特克公司对《公证书》内容存在争议时，依法应诉请法院撤销或认定无效。一审法院在阿斯特克公司未能提交证据推翻《公证书》记载内容，公证机关或法院未对《公证书》效力作出裁判的情形下，直接对《公证书》内容不予认定，违反法律规定。第二，对《收款凭证》认定存在错误。《收款凭证》属于书证，刘海忠已提交证据原件，出具书证的管某未出庭作证不影响证据的证明力。刘海忠陆续以现金方式支付125万元扇贝苗款符合常理，一审判决未认定《收款凭证》的真实性，适用法律错误。
阿斯特克公司辩称，刘海忠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进行了扇贝养殖以及损失数量，请求驳回刘海忠的上诉请求。
阿斯特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刘海忠全部诉讼请求；2.两审案件受理费由刘海忠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刘海忠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遭受了养殖损失及损失数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以《调查评估报告》确定的理论最大损失养殖物数量认定刘海忠的实际损失，存在错误。第一，刘海忠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存在养殖损失及损失数量。其一，昌黎县海洋局未进行现场勘验，直接在《关于“SAARAON”轮触损郭金武、刘海忠等二户渔民扇贝养殖区的证明》（以下简称《昌黎县海洋局证明》）中认为“艾侬”轮给当地渔民的扇贝养殖造成破坏，无法作为证实刘海忠损失的依据。其二，经一审法院调查，河北省昌黎县公证处公证员焦某承认《公证书》记载的受损筏架台数是通过询问证人确定，未进行现场清点，故《公证书》无法作为证明刘海忠存在损失及损失数量的依据。其三，《昌黎县扇贝养殖情况说明》系针对特定养殖户出具，未经现场调查，认定扇贝苗价格缺乏依据，无法作为证明刘海忠受损情况的证据。其四，《收款凭证》《证明》的记载内容不符合常理，一审判决未采信两份证据，并无不当。第二，《调查评估报告》确定的理论最大损失养殖物数量，仅是为推翻刘海忠提交相关证据的证明力及作为申请法院调查《公证书》真实性的依据，并非为证明刘海忠实际损失，一审法院依据《调查评估报告》中最大损失养殖物数量要求阿斯特克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存在错误。其一，依照养殖实践，河北省养殖户于每年5月中旬从外省进苗，每袋粒数2500粒至3000粒，回到本省立即分袋，或在海水中养殖5日至7日分袋，最晚至每年5月27日分袋完毕，分袋后每袋粒数为数百粒。如果不及时分苗，将严重影响扇贝的存活率和成品扇贝的尺寸。《调查评估报告》估为800粒已是较高粒数。其二，刘海忠主张筏架间距小于20米，缺乏依据。通过对“艾侬”轮载重线、养殖区水深、船舶航行轨迹等数据的科学分析可知，船舶穿行时无法同时触碰两列筏架或梗绳。《调查评估报告》认定的船舶穿过最多筏架台数合理。其三，“艾侬”轮系在数分钟内直线穿过养殖区，刘海忠事后及时组织抢救，故一审判决认定30%左右回收率属于理论最低回收率。（二）一审判决认定阿斯特克公司对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错系属错误。刘海忠未证明进行了实际养殖，故阿斯特克公司不存在过错。即使刘海忠实际养殖，也属于船舶驾驶员过错，而非阿斯特克公司重大过错，其应享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三）刘海忠未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和养殖许可证书，属于无证非法养殖。
刘海忠辩称，刘海忠养殖行为合法，养殖损失真实存在，阿斯特克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阿斯特克公司的上诉请求。
刘海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阿斯特克公司赔偿刘海忠扇贝苗损失4838400元及上述款项自2014年6月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阿斯特克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等所有法律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海忠经昌黎县海洋局认可，在以下点为坐标的海域内从事扇贝养殖：东经119o30\'24.780”，北纬39o27\'32.460”；东经119o30\'06.180”，北纬39o27\'38.880”；东经119o30\'09.000”,北纬39o27\'45.720”；东经119o30\'28.320”,北纬39o27\'39.600”。2014年11月4日，刘海忠向昌黎县海洋局缴纳海域使用金3372元。2014年12月3日，刘海忠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
2014年6月5日，阿斯特克公司所属韩国籍“艾侬”轮在从秦皇岛港驶往天津港的航行途中，进入刘海忠所属的扇贝养殖区，导致刘海忠所属扇贝苗及设施损坏。2014年6月6日上午，依刘海忠申请，昌黎县公证处公证员焦某、白某到养殖区域对养殖现场进行了现场取证、摄像、照相，但公证员对扇贝苗损失的台数、每台悬挂的吊数、每吊的袋数及每袋的扇贝苗尾数未予以清点计数。山东大洋海事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大洋鉴定所）的《调查评估报告》根据“艾侬”轮在2014年6月5日12:45至12:53时间段的航迹图及刘海忠所属养殖区的区域范围计算“艾侬”轮穿越刘海忠养殖区距离为0.1324海里，合245.2米。按照筏架东西走向东偏南约5度与“艾侬”轮的航向夹角计算，“艾侬”轮穿越范围内垂直于筏架方向的养殖区的间距为222.22米。该海域养殖筏架台间距布置一般在20米,在该穿越范围内至多可容纳的损坏筏架只可能是222.22÷20≈11台。《调查评估报告》将5月上旬购买规格为3mm商品苗的苗源成本单价取为0.009元/粒，六月中旬的放苗密度取为800粒/袋。河北省乐亭县扇贝养殖协会会长杨基珍所述的扇贝苗进苗分苗情况为每年5月10号到20号为进苗期，进苗每袋2500粒到3000粒，分袋暂养每袋300粒至500粒不等，最多不超过每袋700粒。昌黎当地有用白袋子养殖的，每袋一般情况下不超过700粒。2014年买苗0.008元/粒。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本案阿斯特克公司为大韩民国注册的公司，本案属涉外民事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本案阿斯特克公司所属船舶进入刘海忠养殖区，侵权行为地在中国海域，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争议。本案争议焦点为：1.刘海忠的损失应该如何计算；2.阿斯特克公司应否向刘海忠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刘海忠虽然在事故发生当时没有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但刘海忠对该海域的使用被昌黎县海洋局认可，有确权登记，应视为刘海忠的养殖行为获得海洋局的许可。阿斯特克公司认为刘海忠没有海域使用权证和养殖许可证属非法养殖的理由不能成立。
阿斯特克公司所属船舶在航行途中进入刘海忠养殖海域，造成刘海忠养殖的扇贝苗及养殖设施受损，对于某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阿斯特克公司作为“艾侬”轮的船舶所有人应对“艾侬”轮穿行养殖区给刘海忠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对于刘海忠的损失问题。刘海忠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扇贝苗损失的扇贝苗台筏数量，每台悬挂的吊数、每吊的袋数及每袋的扇贝苗尾数，鉴于阿斯特克公司对刘海忠主张的每台悬挂120吊、每吊24袋没有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可按照每台1**吊、每吊24袋的数量予以计算刘海忠损失。按照刘海忠养殖海域的四至点位，经计算其养殖区域长度在489.8米至514.7米之间，宽度在238.7米至254.4米之间，从长度上看，只能容纳3排至4排养殖筏架，从宽度上考虑，按筏架间距20米计算至多容纳12台筏架左右。大洋鉴定所的《调查评估报告》根据“艾侬”轮航迹图及刘海忠所属养殖区的区域范围计算“艾侬”轮穿越刘海忠养殖区的距离，进而评估“艾侬”轮穿越范围内垂直于筏架方向的养殖区的间距为222.22米，得出依该海域养殖筏架台间距布置20米计算在该穿越范围内至多可容纳的损坏筏架可能是222.22÷20≈11台，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此筏架数量的计算具有合理性，在酌定本次养殖事故的可回收利用率为30%的基础上，一审法院认为可以将刘海忠损失台数确定为8台。对于某发生时扇贝苗的价格，5月上旬购买商品苗的苗源成本单价一般为0.008元至0.009元/粒，考虑到事故发生时扇贝苗处于中间培育生产阶段，可将此事故发生时扇贝苗的价格酌定为0.015元/粒。六月中旬的放苗密度取为800粒/袋。按照刘海忠主张损失的计算方式，刘海忠本次事故的损失为24×120×800×8×0.015＝276480元。同时，对于刘海忠主张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可按照人民币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予以计算，利息起算日可确定为2014年6月5日。
综上，刘海忠在本次事故中的扇贝苗损失可认定为276480元，阿斯特克公司作为“艾侬”轮的船舶所有人应对“艾侬”轮穿行养殖区给刘海忠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阿斯特克公司应向刘海忠赔偿扇贝苗损失276480元及该款自2014年6月5日起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刘海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阿斯特克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海忠养殖扇贝苗损失276480元；二、阿斯特克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海忠上述款项自2014年6月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内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刘海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5507元，由刘海忠负担40060元，阿斯特克公司负担544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补充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刘海忠补充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焦某证人证言，主要内容为一审法院编造对焦某的调查笔录，欺骗焦某签字，调查笔录的全部内容系属虚构，与事实不符。拟证明一审法院向焦某调查取证违反法定程序，所作的调查笔录不具有真实性，亦不能推翻《公证书》的证明力。证据二、管某证人证言，主要内容为其与刘海忠系买卖关系，刘海忠采取现金方式付款，共分两次，第一次支付总价款60%，第二次支付剩余价款。拟证明育苗风险很高，采取现金方式付款符合养殖规律。本案二审期间，焦某、管某出庭作证。此外，依据刘海忠申请，本院前往昌黎县农林畜牧水产局调查刘海忠获得养殖许可情况，形成一份调查笔录，同时调取了相关纸质档案。刘海忠认为，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刘海忠养殖权利得到了行政主管部门认可，其具有合法养殖权利。
阿斯特克公司对刘海忠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焦某作为公证员应某晓在调查笔录上签字的法律效力，其签字行为构成自认。证据一不能推翻调查笔录的证明力。对证据二，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管某与刘海忠具有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管某向刘海忠收取大额现金。对法院调取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刘海忠缴纳海域使用金日期晚于某发生日期，阿斯特克公司有理由怀疑刘海忠系在事故发生后，为了获得合法养殖资格而补交海域使用金。该组证据无法证实刘海忠在事故发生时具有合法养殖资格。
阿斯特克公司补充提交“艾侬”轮的吨位证书及船舶明细，主要内容为船舶吃水线为5.5米，夏季吃水线为5.507米，拟证明“艾侬”轮通过养殖区时不会同时触碰两列筏架。
刘海忠对阿斯特克公司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份证据无中文译本，未进行公证认证，故对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艾侬”轮能否触碰两列筏架，取决于船舶长宽，与吃水线无关。
本院审查了双方当事人补充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
关于刘海忠补充提交的证据，对证据一、焦某证人证言，依据调查笔录的记载，一审法院采取问答方式，就《公证书》确定受损养殖筏架数、吊数、袋数、粒数的方法进行调查，焦某在笔录中逐一作答并签字确认。二审出庭作证时，焦某仅主张一审法院非法取证，未指出调查笔录具体错误之处，亦拒绝回答二审法院围绕调查笔录所涉如何确定养殖损失数量内容提出的全部问题。此外，焦某对其在笔录上签字的原因解释为其受到欺骗以及其认为笔录不具有法律效力、可随意签字。基于此，本院认定，焦某证言缺乏事实依据，其对签字问题的认识有悖于法律从业人员的认知水平，该证言不足以证明调查笔录内容系属虚构或与焦某接受询问的陈述不符，故对证据一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对证据二、刘海忠采取何种方式支付扇贝苗款，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且，即使双方采取现金方式交易，证据二与刘海忠一审提交证据亦无法证明管某收取刘海忠125万元款项的事实。就法院依据刘海忠申请调取证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刘海忠养殖行为得到了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
关于阿斯特克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该份证据系域外形成，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亦不能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昌黎县海洋局证明》记载，2014年6月5日中午，一艘大型货轮盲目航行，由北向南航行途中闯入昌黎县辖区沿海海域的郭金武、刘海忠二户渔民扇贝养殖区，给当地渔民的扇贝养殖造成损坏……经多方查询，确认进入渔民养殖区的该肇事船舶即为从秦皇岛港去天津港的韩国籍“艾侬”轮。我局接到渔民的事故报告后，由工作人员对相关海域进行了权属确认，经查，货轮航道经过的郭金武、刘海忠两处扇贝养殖用海在我局均有确权登记，两户都是有多年养殖历史的养殖户，特此证明。
另案（2017）津民终174-309号民事判决认定部分事实如下：（一）河北省乐亭县、昌黎县海域海湾扇贝养殖，其养殖方式方法和基本养殖规范及规律为：养殖采取筏吊式，即在海底打上根桩，在根桩上系上根绳，两根根绳之间用绠绳连接，绠绳的长度为120米左右，扇贝养殖笼悬挂在绠绳上……5月中下旬为扇贝苗购买期，每袋扇贝苗为3000粒至5000粒，每粒壳高约3毫米至5毫米。购买扇贝苗3日至5日后，要将扇贝苗进行疏散，按照每个养殖袋约300粒至500粒进行养殖，此时在近海暂养区进行养殖。半个月后（约6月20日左右）进行第一次分苗，将扇贝放入到暂养笼养殖，每层约200粒至500粒，每粒扇贝壳高约10毫米左右。因此时须占用较大养殖面积，大多数养殖户要将暂养笼放置到养殖区进行养殖（此时为商品苗时期）……（二）赵玉志等136名养殖户（即另案所涉全部养殖户）购买海湾扇贝苗单价约为0.009元/粒。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经查，（2017）津民终174-309号案件当事人之一为刘海忠，刘海忠在另案提交的《买苗证明》中，自述2013年5月购买海湾扇贝苗单价约为0.009元/粒。
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因阿斯特克公司系在大韩民国注册的法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本案为涉外民事案件。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之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于法有据，应当予以确认。
关于刘海忠养殖权利问题。依据昌黎县海洋局出具的有关确权《证明》及《昌黎县海洋局证明》记载，昌黎县海洋局已对刘海忠养殖用海进行确权登记，该局亦认可刘海忠系昌黎海域有多年养殖历史的养殖户，故应认定刘海忠养殖海域使用行为取得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依据本院向昌黎县农林畜牧水产养殖局调取证据，昌黎县农林畜牧水产养殖局收取了刘海忠2014年养殖申请，认可刘海忠2014年养殖行为，故应认定刘海忠养殖行为取得了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刘海忠具有合法的养殖权利，系属正确，应予确认。
本案为一般侵权纠纷，双方当事人对阿斯特克公司所属“艾侬”轮航行时错误驶入刘海忠养殖区行为不持异议，主要争议为刘海忠是否存在养殖损失及损失数量。据此，本院将此确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并在确认养殖损失数量的基础上，对阿斯特克公司是否存在过错及侵权行为与刘海忠扇贝养殖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分析。
（一）关于刘海忠是否存在养殖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刘海忠证明存在养殖损失的主要证据为《公证书》和《昌黎县海洋局证明》。涉案《公证书》公证事项为保全行为，包括公证员协同郭金武、刘海忠对遭破坏的养殖区进行现场取证、摄像及对养殖损害数量进行证明两部分内容。由于《公证书》所附影像资料能够反映公证员于某发生次日至事故现场调查、刘海忠养殖区遭受实际损害等情况，故《公证书》有关公证员协同郭金武、刘海忠对遭破坏的养殖区进行现场取证、摄像的内容，即证明存在养殖损失的内容，具有证明力。该部分内容与《昌黎县海洋局证明》相互佐证，能够证明刘海忠养殖区遭受损害、存在养殖损失的客观事实。阿斯特克公司提出刘海忠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存在养殖损失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刘海忠养殖损失数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海忠证明养殖损失数量的主要证据为《公证书》及公证员焦某证言、扇贝育苗场出具的《收款凭证》《证明》及育苗场场主管某证言。就《公证书》及公证员焦某证言，涉案《公证书》对刘海忠养殖受损筏架台数、吊数、袋数及粒数进行证明。在一审法院调查笔录中，公证员焦某表示:上述证明系通过询问证人以及查阅刘海忠等养殖户台账、工作记录进行核实确认；公证员未进行现场清点，现场亦无法清点。本院开庭审理时，焦某虽否定其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但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亦未能对其确定养殖损失数量的方法作出新的说明。据此，可以认定《公证书》确定的损失数量并非公证员在事故现场实际清点测算得出，其结论欠缺真实性，并不能客观反映事故现场的实际受损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之规定，《公证书》有关养殖损失数量的证明，依法不具有证明力，本院对该部分内容不予采信。此外，扇贝育苗场出具的《收款凭证》《证明》及场主管某证言亦无法实现证明刘海忠扇贝养殖成本，进而佐证其养殖损失数量的证明目的。故而，刘海忠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养殖损失数量，鉴于养殖损失客观存在，且审理过程中已不具备评估、鉴定损失的条件，故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案件事实、扇贝养殖规律等对损失数量予以综合认定。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吊数、袋数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受损筏架数。刘海忠提交《公证书》不具有证实受损筏架数的证明力。就阿斯特克公司提交的《调查评估报告》，出具报告的大洋鉴定所鉴定业务范围包含海事司法鉴定，三位鉴定人均具有相应鉴定资质，鉴定人虞某于一审期间出庭作证，故应对其证据能力予以认定。《调查评估报告》认定“艾侬”轮穿越养殖区范围内垂直于筏架方向间距为222.22米，系依据“艾侬”轮航迹图及刘海忠养殖区的区域范围测算得出。刘海忠虽主张《调查评估报告》确定的角度有误，应依据“艾侬”轮穿越刘海忠养殖区的距离245.2米计算，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调查评估报告》该项认定予以确认。《调查评估报告》认定筏架间距为20米，刘海忠虽主张应为17米至20米之间，亦未能予以充分证明，故该数据对本案具有参考价值。在此基础上，《调查评估报告》假设“艾侬”轮穿越范围内铺设满养殖筏架，得出穿越范围内至多可容纳损坏筏架可能为222.22÷20≈11台，具有合理性，可以作为酌定“艾侬”轮穿越养殖筏架数的依据。《调查评估报告》认定可回收利用率为32.5%，系参照《公证书》记载的损坏筏架数、抢救回收筏架数计算得出，因《公证书》记载数据欠缺客观性，故一审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存在抢救回收筏架的情况下，结合“艾侬”轮穿越养殖区时间及航行轨迹，将可回收利用率酌情降低为30%，并无明显不当。由此得出刘海忠损失筏架数为8台的结论，应当予以确认。刘海忠主张“艾侬”轮存在同时触损两列筏架的情形，未能提交充分证据或数据予以说明；其另主张“艾侬”轮穿越南北一列养殖筏架数应为受损养殖区长度/筏架间距加1台，但因《调查评估报告》认定的11台已系养殖区理论至多可容纳筏架数，故一审法院酌定时未在此基础上加1，并无不妥；刘海忠上述两项主张均不能成立。
对于扇贝苗粒数。刘海忠提交《公证书》《昌黎县扇贝养殖情况说明》记载事故发生时每袋扇贝苗粒数约为3500粒，情况说明记载事故发生时扇贝苗仍处于幼苗生长期，尚未分苗。证人管某陈述，刘海忠于2014年5月20日左右将所购扇贝苗运回昌黎县。阿斯特克公司提交《调查评估报告》认定事故发生时每袋扇贝苗粒数为800粒；鉴定人虞某陈述，养殖户于每年5月中旬进苗，用于养殖成品的扇贝苗放置于近海2日至3日后分袋，每袋约为600粒，其后放置于远海养殖；用于出售的扇贝苗放置于近海，每袋约为3000粒至4000粒；若以每袋3000多粒密度养殖，扇贝苗将发生滞长及死亡；正常情况下，刘海忠不会以每袋3000多粒密度将扇贝苗放置于远海养殖这么长时间。一审法院依阿斯特克公司申请，向河北省乐亭县扇贝养殖协会会长杨基珍进行调查，杨基珍在调查笔录中陈述，每年5月10日至20日属于进苗期，进苗每袋2500粒至3000粒，到乐亭后就分袋，每袋300粒至500粒不等，最多不超过700粒，不能立即分袋就在海水暂养5日至7日再分装；昌黎县养殖规律与乐亭县相似，采取暂养笼或白袋子方式养殖，每袋一般情况不超过600粒至700粒。另案（2017）津民终174-309号民事判决认定乐亭县、昌黎县扇贝养殖规律为：每年5月中下旬为扇贝苗购买期，每袋扇贝苗为3000粒至5000粒；购买扇贝苗3日至5日后，要将扇贝苗进行疏散，按照每袋约300粒至500粒进行养殖。依据上述证据和事实可知，昌黎县扇贝养殖户于每年5月中下旬购买扇贝苗，每袋扇贝苗约为2500粒至5000粒，至迟于购买扇贝苗7日后进行疏散，按照每袋300粒至700粒进行养殖。本案中，依据管某的陈述，刘海忠于2014年5月20日左右将所购扇贝苗运回昌黎县，其作为具有多年育苗、养殖经验的养殖户，无论养殖目的为扇贝苗养殖或扇贝成品养殖，均应至迟于同年5月27日左右将未售出的扇贝苗或用于成品养殖的扇贝苗进行分袋，以避免因养殖袋内扇贝苗密度过大而发生滞长或死亡。刘海忠主张其所购扇贝苗在6月5日仍未进行分袋，每袋扇贝苗粒数为3500粒，有悖于上述扇贝养殖规律，其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实际采取的育苗、养殖方式与一般养殖规律不同，故其该项主张不应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将事故发生时每袋扇贝苗粒数酌定为800粒，与昌黎县扇贝养殖规律基本相当，阿斯特克公司亦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扇贝苗单价。刘海忠提交《昌黎县扇贝养殖情况说明》记载扇贝苗单价为0.02元至0.025元之间。阿斯特克公司提交《调查分析报告》认定扇贝苗单价为0.009元。虞某陈述2014年6月上旬扇贝苗单价为0.0155元左右。杨基珍陈述购苗价格为0.008元。（2017）津民终174-309号民事判决中，包括刘海忠在内的全部养殖户主张2013年5月购买扇贝苗单价约为0.009元，该单价虽为乐亭县养殖户在涉案事故发生的上一年度的购苗单价，但因乐亭县与昌黎县地理距离较近、养殖规律相似，且购苗年份与本案仅相差一年，故可以作为确定本案扇贝苗单价的参考。据此，刘海忠提交《昌黎县扇贝养殖情况说明》记载的扇贝苗单价与本案其他证据和事实记载单价相差较大，欠缺客观性，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参考虞某陈述，未区分受损扇贝苗养殖类型，将扇贝苗单价统一酌定为0.015元，虽高于除《昌黎县扇贝养殖情况说明》以外在案其他证据和事实记载的单价，但阿斯特克公司予以认可，故本院亦予确认。
对于刘海忠养殖损失金额。一审法院以“受损台筏数*每台吊数*每吊袋数*每袋粒数*扇贝苗单价”作为涉案养殖损失金额计算公式，与刘海忠主张的计算公式及阿斯特克公司提交《调查分析报告》中确定的计算公式一致，阿斯特克公司亦未持异议，故可以作为确定涉案刘海忠养殖损失金额的依据。一审法院依据该公式计算得出刘海忠养殖损失金额为276480元，依据合理，数额相当，应当予以确认。刘海忠主张损失金额应为4838400元，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三）阿斯特克公司是否存在过错及侵权行为与刘海忠扇贝养殖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艾侬”轮航行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未合理注意11710号海图列明的养殖区标示，错误驶入刘海忠养殖区，存在过错。“艾侬”轮驶入刘海忠养殖区的行为，直接导致刘海忠所有的扇贝苗及养殖设施损坏，故应认定侵权行为与养殖损失存在因果关系。阿斯特克公司作为“艾侬”轮所有人，应对船舶航行行为承担责任。
故而，一审法院判令阿斯特克公司赔偿刘海忠养殖损失276480元，并支付该款项自2014年6月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内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刘海忠、阿斯特克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507元，由刘海忠负担40060元，由阿斯特克有限公司负担544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彤
代理审判员 张 昕
代理审判员 李善川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孙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