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杭建民初字第428号
原告（反诉被告）建德广元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新安路223号。
法定代表人吴永祥，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吴志林，浙江贤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潘旭鹏。
委托代理人夏湧（特别授权），上海东方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正贵（特别授权），男，195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
原告建德广元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元公司）诉被告潘旭鹏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4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沈小明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无法直接向被告潘旭鹏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故本院采取公告送达。本院为此将本案转换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被告潘旭鹏于2012年6月17日提出管辖权异议，但未依法交纳管辖权异议申请费，本院于2012年7月6日裁定按被告潘旭鹏自动撤回管辖权异议处理。2012年7月18日，本院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志林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潘旭鹏经本院合法传唤，以其已就管辖权异议之裁定提起上诉为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向其释明本院对本案管辖权所作之裁定依法不能上诉，并再次通知被告潘旭鹏于2012年9月19日开庭审理。被告潘旭鹏收到开庭传票后，再次书面表示对管辖权裁定之上诉未经二审审理前不会到庭参加诉讼。2012年9月25日，原告广元公司向本院递交书面申请，称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审查潘旭鹏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浙民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的再审申请，而本案的审理必须以该案的处理结果为依据，故申请中止本案之诉讼。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广元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法裁定中止本案的审理。2014年6月11日，本院恢复本案的审理。于2014年7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志林、被告潘旭鹏的委托代理人夏湧到庭参加诉讼。庭审中，被告潘旭鹏要求审判长沈小明回避。本院院长经审查认为被告潘旭鹏的回避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当庭驳回了被告潘旭鹏的回避申请。由于原告广元公司当庭变更诉讼请求，被告潘旭鹏因此要求延期举证，本院予以准许。此后，被告潘旭鹏提出反诉。本院经审查，认为该反诉符合受理条件，故决定予以受理。2014年9月15日，本院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志林、被告潘旭鹏的委托代理人夏湧和余正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广元公司诉称，2004年1月18日，建德市人武部五个一工程指挥部与我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人武部的办公楼工程承包给我司建设施工。2004年2月5日，我司与潘旭鹏签订《企业内部项目承包管理责任制》，约定人武部的办公楼施工工程由潘旭鹏内部承包。2005年3月1日，建德市人武部五个一工程指挥部与我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人武部1、2、3号住宅楼承包给我司建设施工。2005年4月8日，我司与潘旭鹏签订《项目承包内部责任制》，约定人武部1、2、3号住宅楼施工工程由潘旭鹏内部承包。实际施工管理中，除被告身份非我司职工外，其余按公司项目一样管理。我司职能科室对项目作日常管理监督，由公司组织核算。2006年1月29日，被告突然从工地逃走，我司派副经理马建国管理工地，后由公司职能部门配合工程验收。
2007年9月10日，被告潘旭鹏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起诉。杭州中院经审理以（2007）杭民一初字第123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潘旭鹏的起诉。被告不服该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上诉，浙江高院以（2009）浙民终字第23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杭州中院立案重审后作出（2009）浙杭民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我司与被告均不服该判决，各提起上诉，浙江高院经审理作出（2011）浙民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被告后又向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申诉，最高院作出（2013）民提字第211号民事判决。最高法院判决确认案涉二项目工程造价为17588580元。
根据上列生效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浙民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第22页认定：“五、广元公司主张的垫付款、潘旭鹏应负担的税费及因讼争工程产生的权利义务能否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广元公司在一审中主张其代为潘旭鹏垫付的款项应计入其支付潘旭鹏的工程款中，并认为其与潘旭鹏共同建造了讼争工程，其在上诉中提出潘旭鹏应承担讼争工程的税费并以已与潘旭鹏签订的《企业内部项目承包管理责任制》的约定，主张讼争工程的权利。本院认为，广元公司的前述主张，其目的是为了抵销和吞并潘旭鹏要求广元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属于一个独立之诉，其应当依法提起反诉，……故广元公司就此提出主张，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广元公司可另行主张。”所以，我司提起诉讼。我司账目显示为被告承包的案涉二项目支付工程款13499671.66元，最高院判决确定数是12766652.41元，尚有733009.25元未确认。我司认为该款应由被告支付。按照最高院（2013）民提字第211号民事判决，案涉人武部“办公楼”、“住宅1、2、3号楼”工程价款（即造价）为17，588，580.00元。故我司应提供面额17，588，580.00元《建筑业统一发票》给人武部，该发票相应税费702017.18元，应由被告承担。被告未交付案涉工程水电费。水电费是工程成本的组成部分，工程中标价中已含水电费，故承担支付施工用水电费系被告义务。我司已向被告支付工程款13499671.66元，被告尚应向我司提供面额为4088908.34元的建筑业材料发票，根据税法规定如被告不能提供上述材料发票，由我司向税务机关代开同类发票，当前应交4.136%的税费，即169114.07元。被告潘旭鹏在工程后期逃离工地，由我司派员组织施工和验收工作。另整个工程我司直接参与管理。故被告应向我司支付相应报酬及管理费60万元。原告广元公司起诉时的诉讼请求如下：
1、请求确认原告代被告支付工程款人民币733019.25元。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工程款人民币4481914.25元。
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2014年6月9日，原告广元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如下：
1、请求确认原告代被告支付工程款733019.25元，并由被告向原告支付733019.25元；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面额17588580.00元的《建筑业统一发票》相应的税费867116.99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施工用水电费155175.15元；
4、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提供面额为4088908.34元的建筑材料发票，被告不能提供的由被告向原告支付按4.136%比例计算的税费即152088元；
5、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后期原告直接管理施工报酬及工程管理费60万元。（以上1-5项合计2507399.39元）
6、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2014年7月7日的审理中，原告广元公司最终将诉讼请求变更为：
1、请求确认原告代被告支付工程款733009.25元，并由被告向原告支付733009.25元；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面额17588580.00元的《建筑业统一发票》相应的税费702017.95元；
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施工用水电费155175.15元；
4、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提供面额为4088908.34元的建筑材料发票，被告不能提供的由被告向原告支付按4.136%比例计算的税费即169114.07元；
5、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后期原告直接管理施工报酬及工程管理费60万元。（以上1-5项合计2，359，325.65元）
6、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潘旭鹏答辩称：2012年4月10日，被答辩人以浙江高院（2011）浙民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为依据向贵院起诉，要求确认其代我支付工程款733019.25元和返还所谓工程款4481914.25元。2013年11月25日，最高院作出了（2013）民提字第211号终审判决，撤销浙江高院（2011）浙民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由此被答辩人所向贵院提出的起诉依据已不复存在，同样贵院以浙江高院（2011）浙民终字第42号判决审理本案的依据也不存在。被答辩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
1、关于被答辩人提出确认代付工程款733009.25元问题。
被答辩人在之前的几审诉讼中都提出其为答辩人代付工程款总额为13499671.66元，而法院经审理判决的金额均为12766652.41元，其差额733009.25元都未被几审法院认定，现其仍然重提此事并作为诉讼主张，显然理由不能成立，更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答辩人认为其提出的差异金额与答辩人无关，因为其中592023.30元与答辩人承建的工程项目无关；还有204397.00元系被答辩人多付或重复计算的款项；另外61571.95元是答辩人工程结束竣工验收后，房屋移交给人武部实际使用，人武部在项目备案验收或实际使用中需要新增的，委托被答辩人施工的工程造价，应由被答辩人向人武部另行主张计入被答辩人的工程造价，该部分造价不包括在最高院判决的被答辩人应付答辩人工程造价中，不应由答辩人承担。
2、关于被答辩人提出要求支付工程税金702017.95元问题。
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按照工程款17588580元计算，要求答辩人支付税金702017.95元，其主张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首先，其提出的税金诉请主张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因为纳税的主体错误。工程项目纳税人应该是企业法人而不是个人，答辩人个人并不存在缴纳企业营业税问题。如果真的要纳税也是缴纳个人所得税，然而该工程总造价中，材料款占70%以上、工人劳务费及答辩人用于工程管理的费用约占30%，均非答辩人所得，且该工程实际亏损严重，也谈不上缴纳个人所得税问题。其次，被答辩人提出的税金主张已被最高院的判决否定。再次，被答辩人提供的三张自开发票不能证明已经缴税事实，即使缴纳也与答辩人无关。被答辩人提出还应向人武部出具2076906元面额的建筑业发票，但是否出具或要不要出具不确定。最后，被答辩人提供的从2004年6月到2008年11月的缴纳税金凭证所显示的金额和预收款明细表，只是其自制的用于诉讼主张的材料，毫无证据作用。因此，该诉讼请求应依法驳回。
3、关于被答辩人提出要求支付施工用水电费155175.15元问题。
答辩人认为这是被答辩人的违法主张，应依法驳回。首先，施工用的水电是建德市人武部的，被答辩人广元公司无权主张。其次，被答辩人未提交证据证明答辩人未交工程水电费。再次，被答辩人在人武部工程中直接承包了水电安装项目，其在施工中所用水电都是来自答辩人的工地，被答辩人使用的水电费也未支付。
4、关于被答辩人要求提供4088908.34元发票或承担169114.07元税费问题。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提出的上述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
5、关于被答辩人提出支付项目后期施工报酬及工程管理费60万元问题。
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提出的主张和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首先，其提出收取工程管理费的主张是违法的，也无事实根据。其次，被答辩人提出工程后期直接派员施工管理所产生的费用与答辩人无关。因为答辩人承建的人武部办公楼和住宅楼两项工程最晚于2006年5月20日通过竣工验收并实际移交人武部使用，而工程结算书先后于2006年1月16和1月19日上交被答辩人再交给建设方人武部，对此事实与证据已经几审法院审判确认。既然答辩人已经实际移交了工程项目且通过竣工验收，那么还有什么后期工程管理的问题，显然如有也是与答辩人已经施工完成并经竣工验收的工程无关，被答辩人应直接向人武部主张。再次，被答辩人提出的工程后期施工报酬与工程管理费概念不清，既无依据又无证据，明显是非法主张。最后，被答辩人提出的工程后期答辩人逃离工地，而由其派员组织施工和验收问题，完全是捏造事实，颠倒是非。
反诉原告潘旭鹏诉称，2012年4月10日，被反诉人以浙江高院（2011）浙民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为依据向贵院起诉，要求答辩人确认代付工程款733019.25元和返还工程款4481914.25元。被反诉人申请财产保全，超标的冻结了我应得的执行款，造成我利息损失，特提起反诉。反诉原告潘旭鹏变更后的反诉请求如下：
1、请求依法驳回被反诉人提出的返还2359325.65元的全部诉讼请求；
2、判令被反诉人赔偿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790937.26元；
3、判令本案本诉与反诉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
反诉被告广元公司答辩称，1、反诉原告反诉要求驳回我司的诉请，我司认为我司的诉讼请求有证据能够证明；2、关于利息，反诉人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司认为利息是应当在前案的执行内容，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在执行过程中对于利息计算，跟反诉人主张的内容存在冲突，由于最高院于2013年8月15日作出（2012）民申字第1285号民事裁定，决定再审并在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3年11月25日，最高院作出再审的判决，确定将跟本案相关的我司应承担的支付义务，也就是说我司承担支付利息的义务是在2013年11月25日以后。在此之前的保全、未及时支付都是根据最高院的指令，我们之间的利息怎么计算应当根据最高院的判决。而且，本案我司申请保全的数额，与法院最后实体处理的数额未确定的情况下，反诉人的主张在程序上是不合法的。故反诉人的反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与事实不符，请求驳回。
原告广元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及辩解，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
1、被告潘旭鹏在杭州中院（2007）杭民一初字第123号案件中提交的收到工程款确认情况函（共6页），证明被告自认收到工程款情况。
2、杭州中院（2007）杭民一初字第12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原告广元公司向被告潘旭鹏支付工程款12283327.41元等事实。
3、浙江高院（2009）浙民终字第23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浙江高院认为“对案涉工程的造价应参照五个一工程指挥部与广元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广元公司与潘旭鹏签订的《企业内部项目承包管理责任制》、《项目承包内部责任制》有关工程款结算条款的约定及潘旭鹏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综合予以认定；从而结合潘旭鹏实际已收工程款数额，对其诉讼请求予以判定”。
4、杭州中院（2009）浙杭民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原告广元公司向被告潘旭鹏支付工程款12441300.41元等事实。
5、浙江高院（2011）浙民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1）、原告广元公司向被告潘旭鹏支付工程款12766652.41元；（2）、根据该判决第22页至23页内容，本案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不属该案的审理范围，可另案解决。
6、最高院（2013）民提字第21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本案所涉工程的造价为17588580元。
以上证据，还证明原告广元公司代被告潘旭鹏对外支付工程款733009.25元的组成。
第二组
1、2004年1月8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证明原告广元公司承包施工建德市人武部综合楼的事实。
2、2004年3月5日《企业内部项目承包管理责任制》、《补充协议》各一份，证明被告潘旭鹏向原告内部承包本案所涉工程的事实。
3、2005年3月1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证明原告广元公司承包施工建德市人武部1-3号宿舍楼工程的事实。
4、2005年4月8日《建德广元建设有限公司项目承包内部责任制》一份，证明被告潘旭鹏向原告内部承包本案所涉工程的事实。
5、2006年8月9日《国家建设项目工程造价审定表》一份，证明综合楼土建工程行政审计造价为10195760元。
6、2007年5月9日《工程结算审计比较表》一份，证明1-3号住宅楼决算审计“审定造价”5162501元。
7、2007年9月24日《审计基本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被告潘旭鹏作为项目经理不配合审计的事实。
第三组
1、原告广元公司代被告潘旭鹏支付的733009.25元工程款的付款凭证及付款报告单（共116页）、《原告尚有支付工程款733009.25元组成及证据分布情况》，证明原告广元公司代被告潘旭鹏支付733009.25元工程款。
2、2006年被告潘旭鹏向原告广元公司传送的欠款清单一份（2页），证明原告广元公司代付相关款项的依据。
3、2004年3月23日，被告潘旭鹏及委托代理人杨炳权与余雪刚签订的《买卖合同》以及产品入库单、送货单等（共21页），证明第153笔和177笔付款的依据。
4、2005年3月20日，木工班罗来仁与被告潘旭鹏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书》以及《工程量清单地》及《点工单》等（共20页），证明第104笔付款依据。
5、2005年4月16日，被告潘旭鹏与建德市新安江新叶花岗石制品厂（委托代理人周慧红）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2页）以及产品出库单（5份），证明第132笔付款依据。
6、2005年9月3日，被告潘旭鹏与何建国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书》及杨炳权、江春华确认的结算单（共5页），证明第122笔付款的依据。
7、《工程量清单》一组（共6页），证明第146笔付款的依据。
8、被告潘旭鹏与朱启发签订的合同及工程量清单（共11页），证明第131笔、157笔、185笔付款的依据。
9、整改、修理证据一组（共25页），证明12笔整改、修理费共计70020.50元的支付依据。
10、潘旭鹏雇员的证明材料（共15页），证明江春华、杨炳权、刘活虎、朱玮印、杨燕、杨锡林、张林永均系被告雇员，其对外结算代表被告。
11、付款凭证45份，书证上所标的号数与付款笔数（笔序）对应，佐证付款系案涉项目付款。
第四组
1、2004年5月14日《关于更换项目经理的报告》一份，证明2004年5月13日前，本案所涉工程的项目经理并非被告潘旭鹏。
2、建设方和监理方于2009年7月24日出具《证明》一份，证明2006年1月29日被告潘旭鹏离开施工现场，此后由原告接管现场管理以及审计过程被告潘旭鹏下落不明的事实。
3、《安全生产责任书》、《安全技术交底》、《会议签到单》、工程现场检查记录及处理材料（共53页），证明案涉工程项目，原告履行了承包方的职责。
第五组
1、税收缴款书、纳税综合申报表、计征金额明细表（各17页）及《建筑业统一发票（自开）》3份，证明广元公司向建德市人武部开具15511674元建筑业发票，缴纳的营业税及附加、统筹四项基金（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共计536440.26元的事实。
2、2005年、2006年、2007年、2808年建德市地税局的《关于社会保险费征缴若干问题补充通知》（共6页），证明广元公司向人武部开具15511674元建筑业发票，缴纳社会保险费金额93716.74元。
3、原告广元公司2014年5月营业税及附加申报及缴纳凭证，即纳税综合申报表、发票明细表、杭州银行一户通凭证（共6页），证明当前建筑业营业税税率3%、城市维护建设税7%、教育费附加5%、水利建设专项资金0.10%。原告尚需向建德市人武部提供面额2076906元的建筑业发票，应缴纳营业税及附加71860.95元。
第六组
吴志泉2014年7月1日向建德市国税局开具面额6万元建筑材料发票和税收缴款书（共3页），证明：1、当前向税务机关开具建筑材料发票需缴纳的增值税及附加、个人所得税比例。2、原告广元公司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提供面额为4088908.34元的建筑材料发票，如被告不能提供发票，则应按4.136%比例向原告支付169114.07元税费的相关证据。
第七组
最高院（2012）民申字第1285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裁定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反诉人的利息计算与裁定书不符。
被告潘旭鹏为证明其主张及辩解，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最高院判决书一份，证明原告本诉的诉请已经最高院审理。
2、情况说明及附件一份（1-47页）、竣工报告及附件一份（48页至最后），证明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工程当时已经移交了。
3、关于人武部施工水电情况附监理单位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主张的水电费不属实，实际拖欠的水电费是很少的，而且主张的主体是人武部而不是原告。
当事人的质证意见：
被告潘旭鹏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提出如下质证意见：
1、对第一组证据材料的“三性”均无异议，但是对其中浙江高院42号判决部分主文不予认可，且最高院已经撤销。
2、对第二组证据材料中的第1、3份无异议，但对2、4、5、6、7最后的数额有异议，最后以司法鉴定为准。
3、对第三组证据材料无异议，但是所证明的争议事实已经经过最高院裁判。
4、对第四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所证明的事实予以认可，但是原告应当向建德市人武部主张权利，而不是向本案被告主张权利。
5、对第五组证据材料中的三张发票无异议，但是对汇总表不予认可，因为是原告自行制作的。
6、对第六组证据材料三张发票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
7、对第七组证据材料无异议。
原告广元公司对被告潘旭鹏提交的证据材料提出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有异议，没有看到原件。
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
被告潘旭鹏对原告广元公司提交的第一、三、四、七组以及第二组中的1、3份、第五组中的三张发票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潘旭鹏对原告提交的第二组中的2、4、5、6、7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第五组证据材料中的汇总表，因为是原告自行制作材料，不具备证据形式要件，被告亦不予认可，本院不予认定。原告第五组证据材料中除此以外的部分，被告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第六组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潘旭鹏提交的三组证据，均系复印件，原告所提真实性异议成立，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以及当事人的一致陈述，本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如下：
2004年1月18日，原告广元公司与建德市人武部五个一工程指挥部（系由建德市人武部成立的临时机构）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由广元公司承包施工人武部办公楼建设工程。开工日期为2003年12月3日，工期240天。合同价款采用固定价格，总价为人民币9743398元（其中土建价7600199元）。2004年2月5日，广元公司与潘旭鹏（系曙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而非广元公司职工）签订《企业内部项目承包管理责任制》，约定：乙方（潘旭鹏）接受甲方（广元公司）委托，主持人武部综合楼工程施工；责任制承包经济考核目标，土建部分按土建部分直接费（632.4941万元）一次性包干承包，装饰部分和新增部分按建设方审定的该部分决算总额的85.2%承包，除税金外一切规费及该工程的所有费用均计入乙方成本，合同价款的结算和调整及合同价款包括的风险均按甲方与建设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第23.2条第（1）款和23.2款执行；款项往来及结算，乙方按照甲方和建设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内容负责催讨工程进度款及结算款，款项一律汇入甲方指定账户；乙方支取工程款的方法，建设方每次工程款到达甲方指定账户后，甲方在扣除相应的税金和管理费及预留值（按暂到款的18%比例扣）后，余款按乙方实际完成施工产值情况并经甲方主管领导审核签字确认后支付；乙方凭人工费劳务发票及材料发票支付款项；乙方每月月底向甲方报送本项目当月完成工程量，经甲方职能部门审核后，在建设方资金到位后支付，竣工结算审定前，累计支付工程款不得超过应付承包款的90%；合同还对违约责任、纠纷处理等其他事项作了约定。
2005年3月1日，广元公司与建德市人武部五个一工程指挥部再次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人武部住宅1、2、3号楼承包给广元公司建设施工。工期180天，开工日期以开工报告确定日为准。合同价款采用固定总价合同，总价为人民币4815914元。2005年4月8日，广元公司与潘旭鹏签订《项目承包内部责任制》，约定：乙方（潘旭鹏）接受甲方（广元公司）委托，主持管理人武部1号、2号、3号宿舍楼工程施工；责任制承包经济考核目标，乙方按建设方审定的直接费总额的96%承包，建设方直接分包项目收取的配合费甲方和乙方各受益50%，款项往来及结算，乙方按照甲方和建设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内容负责催讨工程进度款及结算款，款项一律汇入甲方指定账户；乙方支取工程款的方法，建设方每次工程款到达甲方指定账户后，甲方在扣除相应的税费（约3.63%）及应上缴甲方利润（按暂到款13.47%的比例上缴）和预留金3%后，余款按财务有关规定并结合乙方实际完成产值情况经总经理审核签字确认后支付，竣工结算审定前累计支付工程款不得超过建设方工程款到位额的79.9%；合同还对违约责任、纠纷处理等其他事项作了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潘旭鹏按约进行了工程项目的施工。2005年12月16日，广元公司向人武部移交了人武部办公楼，并由人武部投入使用，但该办公楼由于存在设计上的原因未通过竣工验收。2006年1月16日，广元公司向五个一工程指挥部提交了人武部办公楼的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2006年1月19日，广元公司又向五个一工程指挥部提交了人武部1、2、3号住宅楼的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2006年4月20日，广元公司向五个一工程指挥部移交了2号住宅楼的一层。2006年8月8日，人武部与广元公司对人武部办公楼的造价一致确认为10195760元，但对人武部1号、2号、3号住宅楼的工程决算造价，由于潘旭鹏的原因至今尚未达成一致。2006年12月30日人武部1号、2号、3号住宅楼通过了竣工验收。人武部办公楼和1号、2号、3号住宅楼最迟在2006年底前均已投入使用。期间，人武部已向广元公司支付工程款1412万元（其中办公楼的工程款为969万元、住宅1、2、3号楼的工程款为443万元），并退还了保证金50万元。潘旭鹏与广元公司之间未对应付款项的金额进行结算，广元公司为上述两个合同共计已向潘旭鹏支付工程款12766825.41元。
潘旭鹏于2007年9月10日就案涉合同向杭州中院提起民事诉讼。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经广元公司申请，杭州中院委托浙江天健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公司）对人武部办公大楼、1号、2号、3号住宅楼土建工程造价进行了鉴定。杭州中院于2011年7月8日作出（2009）浙杭民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一、建德广元建设有限公司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给潘旭鹏工程款5147279.59元并从2007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支付工程款的利息给潘旭鹏；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武装部在欠付建德广元建设有限公司工程价款1238175元范围内对潘旭鹏承担责任；三、潘旭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武装部应承担的1238175元范围内对所承建的涉案工程的折价或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鉴定费69977元（已由广元公司预付），由潘旭鹏和建德广元建设有限公司各承担34988.50元，潘旭鹏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给建德广元建设有限公司34988.50元；五、驳回潘旭鹏的其余诉讼请求。
潘旭鹏、广元公司均不服杭州中院的民事判决，分别向浙江高院提起上诉。浙江高院经审理于2012年1月5日作出（2011）浙民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杭民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五）项及诉讼费用负担部分。二、变更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杭民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元公司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给潘旭鹏工程款2591522.59元并从2007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支付工程款的利息给潘旭鹏。
潘旭鹏不服浙江高院（2011）浙民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向最高院申请再审，最高院于2013年8月15日作出（2012）民申字第1285号民事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3年11月25日，最高院作出（2013）民提字第211号民事判决。认定本案所涉工程土建造价为人民币17588580元。最高院经审理认为广元公司与人武部设立的临时机构五个一工程指挥部签订案涉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承包了人武部的办公楼及1、2、3号住宅楼的建设施工后，又与潘旭鹏分别签订了《企业内部项目承包管理责任制》和《项目承包内部责任制》，从《企业内部项目承包管理责任制》和《项目承包内部责任制》约定的内容及潘旭鹏与广元公司对该两份内部承包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潘旭鹏当时并非广元公司职工，广元公司将其从人武部承包的案涉工程又以“内部承包”的形式非法转包给了潘旭鹏。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前述“内部承包合同”依法应认定为无效；且鉴于各方当事人对潘旭鹏实际完成案涉工程施工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故确定潘旭鹏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潘旭鹏已完成案涉工程的施工，且作为工程建设方的人武部也已实际使用，故人武部支付工程款的客观条件已经成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据此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浙民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杭民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五项。三、变更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杭民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建德广元建设有限公司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给潘旭鹏工程款4821754.59元，并从2007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支付工程款的利息给潘旭鹏。
另查明，原告广元公司已向建德市人武部开具了三份建筑业统一发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5011674元。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计算，原告广元公司为此缴纳了税款如下：3%的营业税计450350.22元、7%的城市维护建设税计31524.52元、4%的教育费附加计18014元、0.12%的水利建设专项资金计18014元、0.8%的社会保险费计120093.40元，合计人民币637996.14元。
另还查明，原告在本案中申请对被告潘旭鹏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为此提供了担保，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广元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故于2012年4月13日发出（2012）杭建民初字第428号民事裁定，冻结被告潘旭鹏在建德市人武部的债权人民币1238175元。由于杭州中院立案执行浙江高院（2011）浙民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案件号码为（2012）浙杭执民字第155号。原告广元公司为此要求变更保全，本院按照原告的申请，于2012年7月9日作出民事裁定，解除对被告潘旭鹏在建德市人武部的债权人民币1238175元的冻结。同日，本院作出（2012）杭建民初字第428-3号民事裁定，冻结被告潘旭鹏在杭州中院（2012）浙杭执民字第155号执行案件中的执行款人民币3838175元。2014年6月11日，本院按照原告广元公司的申请，发出（2012）杭建民初字第428-4号民事裁定：解除对被告潘旭鹏在杭州中院（2012）浙杭执民字第155号执行案件中的执行款人民币1330775.61元的冻结。对被告潘旭鹏在该案中的执行款人民币2507399.39元继续冻结。
本院认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广元公司与被告潘旭鹏之间的《企业内部项目承包管理责任制》和《项目承包内部责任制》，名为内部责任制承包，实为转包，因为被告潘旭鹏并非原告广元公司的职工。该两份合同违反了法律禁止转包的强制性规定，因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如下六个方面：一、原告有无代被告对外支付工程款733009.25元；二、被告应否向原告支付面额17588580.00元的《建筑业统一发票》相应的税费702017.95元；三、被告是否拖欠原告施工用水电费155175.15元；四、被告应否向原告提供面额为4088908.34元的建筑材料发票或支付按4.136%比例计算的税费即169114.07元；五、被告应否向原告支付后期原告直接管理施工报酬及工程管理费60万元；六、原告的财产保全是否造成被告财产损失并应予赔偿。
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本案所涉工程，经司法鉴定和人民法院审核，最终认定工程价款为人民币17588580元。最高院（2013）民提字第211号民事判决判令上述工程款由广元公司向潘旭鹏支付。原告广元公司在潘旭鹏诉其与建德市人武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已经向被告潘旭鹏支付了工程款总额为13499671.66元，并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材料，但经杭州中院、浙江高院、最高院三级法院审理，最高院最终认定广元公司已向潘旭鹏支付的工程款的数额为12766825.41元，余额732846.25元（原告广元公司误算为733009.25元）未予认定。现原告广元公司就该733009.25元再次提起诉讼，不符合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而且，虽然浙江高院（2011）浙民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称广元公司主张的垫付款，属于一个独立之诉，其应当依法提起反诉，不属该案审理范围，广元公司可另行主张。但现如今浙江高院的该份民事判决已被撤销。故原告广元公司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本案中，原告广元公司因向建德市人武部提供建筑业劳务而收取款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原告因此而向税务机关缴纳了城市维护建设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水利建设专项资金、社会保险费等税费款。由于本案所涉项目系原告广元公司承包后，转包给被告潘旭鹏施工，故上述税费属潘旭鹏借用广元公司名义对外施工给广元公司带来的额外费用。而且，根据最高院的判决，本案所涉工程的全部工程款17588580元判决给被告潘旭鹏享有，就公平原则而言，原告广元公司已缴纳的上列税费依法应由被告潘旭鹏承担。但原告主张按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造价人民币17588580元计算代缴税费损失缺乏依据，','2018-09-28
23:00:45',0,'web',NULL),(29772710,'28c997bd-d369-415d-9a9b-a8a1010d36bd','$(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115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1849\",\"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审判程序\":\"二审\",\"案号\":\"（2018）豫17民终429号\",\"不公开理由\":\"\",\"法院地市\":\"驻马店市\",\"法院省份\":\"河南\",\"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28c997bd-d369-415d-9a9b-a8a1010d36bd\",\"案件名称\":\"赵文山、赵文立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法院名称\":\"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1\",\"诉讼记录段原文\":\"上诉人赵文山因与被上诉人赵文立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泌阳县人民法院（2017）豫1726民初4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520784000000)\\\/\",\"案件类型\":\"2\",\"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赵文山、赵文立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tdSource\").html(\"赵文山、赵文立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2018）豫17民终429号\");$(\"#hidDocID\").val(\"28c997bd-d369-415d-9a9b-a8a1010d36bd\");$(\"#hidCaseName\").val(\"赵文山、赵文立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8）豫17民终429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1849\");$(\"#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确认合同效力纠纷\"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二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8-02-28\"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赵文山,赵文立\"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七十条\',法条内容:\'第一百七十条
系统尚未收录或引用有误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赵文山、赵文立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PubDate\\\\\":\\\\\"2018-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