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川民终字第5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顾川蓉，女，汉族，1959年4月20日出生，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委托代理人谭其智，四川蜀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桂华，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伯林，男，汉族，1960年5月29日出生，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委托代理人谭其智，四川蜀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桂华，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正华，男，汉族，1971年1月30日出生，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委托代理人刁红，北京市竞天公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正弘，四川宏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介平，男，汉族，1975年11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委托代理人刁红，北京市竞天公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正弘，四川宏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梁建国，男，汉族，1959年9月30日出生，住四川宜宾市翠屏区。
委托代理人祝远容，四川平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北京恒利致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
法定代表人刘红杰，经理。
上诉人顾川蓉、上诉人李伯林因与被上诉人段正华、被上诉人龙介平、原审被告梁建国、原审被告北京恒利致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利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宜民初字第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顾川蓉、上诉人李伯林的委托代理人谭其智、李桂华，被上诉人段正华、被上诉人龙介平的委托代理人刁红、张正弘，原审被告梁建国的委托代理人祝远容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恒利公司经本院依法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庭外和解期间依法不计入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9月23日，梁建国作为甲方、段正华作为乙方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该协议约定：“就乙方所持有的一宗工业划拨土地达成联合开发协议，该宗土地位于宜宾市翠屏区××桷××队（××玻璃厂××桷××厂区），共计约40亩，土地用途系工业划拨，合计作价1200万元。其中有约14亩土地因历史原因乙方暂未办理工业土地证手续（该手续由甲方垫付资金，乙方负责完善手续），剩余面积17627.6平方米（26.4亩）具备工业划拨土地所有权手续。甲方就该地块设立相关合法房地产开发机构项目部，该项目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由甲方按85%、乙方按15%的股权比例进行利润分配。甲方承诺乙方该项目15%的税前收益不低于600万元，即甲方保证乙方在该项目土地款加股权收益最终税前收益总额不低于1800万元，因开发利润增加导致乙方15%股权分配超过600万元时，按实际利润分配……。办理该宗地块转化成为商住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费用由甲方垫付并列入开发成本，乙方保证之前没有拖欠有关契税等税收及规费，也没有其他任何影响本项目土地开发的其他负债，即便有也应由乙方独立负责。乙方应保证该宗开发土地无任何产权争议和纠纷，协议签订后甲方支付乙方300万元整，乙方同时协助办理由甲方申请的司法机关查封、冻结，进行对该宗土地的资产保全……”。甲方、乙方分别在该协议上签字，北京格利斯特科技有限公司也在甲方梁建国签字处加盖了合同专用章。
2009年10月18日，北京格利斯特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宜宾市江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江吉玻璃公司）签订《北京格利斯特科技有限公司兼并宜宾江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协议》（以下简称《兼并协议》）。该协议约定：“鉴于乙方因长期拖欠甲方巨额债务，自2000年前企业改制后长期经营困难，已无力偿还拖欠甲方债务和支付职工工资，为努力扭转企业经营局面确保甲方债权回收，全力保护乙方职工权益。甲方决定兼并乙方企业，并实行企业救活措施。兼并方式：甲方以承担债务的方式兼并江吉玻璃公司，即甲方以承担与资产评估报告基准日当日江吉玻璃公司的经营性资产所对应的全部债务所应支付的对价作为本次兼并的价格。本次兼并的资产评估报告，应由甲、乙双方共同聘请的宜宾普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甲方在兼并江吉玻璃公司后，其有关业务由甲方经营管理，并由甲方享有和承担相关的权利及义务……”。协议签订后，双方均未履行该协议。顾川蓉、李伯林提交一份2009年10月15日，由宜宾普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反映江吉玻璃公司2009年9月30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00年5月至2009年9月经营成果的审计报告和2009年10月22日成都政通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江吉玻璃公司资产重组整体评估的资产评估报告，成都政通资产评估事务所的评估结论为“江吉玻璃公司资产净资产于评估基准日2009年9月30日公允的市场价值为负234.93万元”。
2009年10月26日，段正华与顾川蓉签订了江吉玻璃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根据《公司法》和江吉玻璃公司的有关规定，经双方平等协商，段正华自愿将本人所持有的江吉玻璃公司的51%（45.9万元）股权转让给顾川蓉。其在公司的相应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同日，龙介平、顾川蓉签订了江吉玻璃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根据《公司法》和江吉玻璃公司的有关规定，经双方平等协商，龙介平自愿将本人所持有的江吉玻璃公司的48%（43.2万元）股权转让给顾川蓉。其在公司的相应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同日，龙介平、李伯林签订了江吉玻璃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根据《公司法》和江吉玻璃公司的有关规定，经双方平等协商，龙介平自愿将本人所持有的江吉玻璃公司的1%（0.9万元）股权转让给李伯林。其在公司的相应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同日，经过原股东会决议与新股东会决议，通过了同意转让股份与解散原股东会、成立新股东会等事项。2009年11月23日，四川省宜宾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江吉玻璃公司变更股东为顾川蓉、李伯林，法定代表人由段正华变更为顾川蓉，并颁发了新的营业执照。2010年6月28日，江吉玻璃公司经工商批准变更公司名称为宜宾禾贵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贵公司）。另根据顾川蓉、李伯林提交的2010年、2011年、2012年禾贵公司的纳税申报表，其每年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资产负债中各对应项数据均无变化。
2009年8月28日，江吉玻璃公司与北京格利斯特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另一份土地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将江吉玻璃公司所有的位于翠屏区白沙湾吴桥2社12824平方米工业出让土地转让给北京格利斯特科技有限公司，土地证号为宜市北国用（2008）第351**号，合同总价款为380万元，合同签订之日支付定金15万元。”该土地系江吉玻璃公司所有的另一块土地。
顾川蓉、李伯林向原审法院出示了段正华出具的共计12张收条、借条，其内容分别如下：2009年8月28日，段正华出具一张收条注明“今收到北京格利斯特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土地款15万元，收款单位江吉玻璃公司，经手人段正华”。2009年9月23日，段正华出具一张收条注明“今收到北京格利斯特科技有限公司土地转让金380万元，收款单位江吉玻璃公司，经手人段正华”。2009年9月29日，段正华出具一张收条注明“今收到北京格利斯特土地转出金50万元，收款江吉玻璃公司，经手人段正华，江吉玻璃公司在收条上加盖公章”。2009年10月23日，段正华出具一张收条注明“今收到北京格利斯特科技有限公司梁婷土地转让金220万元，收款人江吉公司，经手人段正华，江吉玻璃公司在收条上加盖公章”。2009年10月29日，段正华出具一张借条注明“今收到顾川蓉土地转让金130万元，此款在土地转让金中扣除（注：用于归还启正公司欠款），借款人段正华”。2009年11月25日，段正华出具借条一张注明“今借到顾川蓉现金10万元，此款用于转贷，12月5日前归还，借款人段正华”。2009年12月16日，段正华出具收条一张注明“今收到顾川蓉现金30万元正，在土地转让金中扣除，收款人江吉公司段正华”。2010年2月23日，段正华出具借条一张注明“今借到顾川蓉现金10万元，此款在土地转让金中扣除，借款人段正华，此款用于办理12队土地遗留问题及农行补贷”。2010年7月26日，段正华出具一张借条，注明“今借到顾川蓉现金31万元，此款用于还街道办事处企业转让费。”2010年9月16日，段正华出具一张借条注明“今借到梁建国现金30万元，此款在15%中扣除，借款人段正华。”2010年10月16日，段正华出具一张借条注明“今借到顾川蓉现金30万元，此款在15%中扣除。”2012年8月31日，段正华出具一张收条注明“今收到梁建国支付人民币98万元正，其中95万元支付白沙湾信用社贷款及利息，另3万元长庆厂梁建国支付民工工资及其他占台费用”。顾川蓉、李伯林、梁建国对于上述收条、借条中涉及土地转让款的表述称其系基于2009年8月28日出让土地证号为宜市北国用（2008）第351**号土地所支付的对价款，虽该协议后未实际履行，但基于股权转让取得的本案诉争土地的升值预期，也未让段正华、龙介平归还。
另查明，梁婷系顾川蓉、梁建国之女。2005年6月，北京格利斯特科技有限公司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批准设立，股东为梁建国、梁婷，注册资本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梁婷。2010年11月9日，北京格利斯特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梁婷、梁建国将北京格利斯特科技有限公司转让给现股东刘红杰、张宏伟，北京格利斯特科技有限公司更名为恒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红杰。还查明，李伯林系梁建国亲戚，李伯林自认未实际出资，为江吉玻璃公司名义上的股东。
段正华、龙介平诉请原审法院判令：1.确认段正华与梁建国、恒利公司于2009年9月23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联合开发协议》无效并判令梁建国、恒利公司立即返还段正华所有的宜国用（97）字第006183号土地使用权证；2.顾川蓉将其依据《联合开发协议》而无偿取得的段正华在禾贵公司51%的股权退还给段正华；3.顾川蓉将其依据该《联合开发协议》而无偿取得龙介平在禾贵公司48%的股权退还给龙介平；4.李伯林将其依据该《联合开发协议》而无偿取得的龙介平在禾贵公司1%的股权退还给龙介平。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关于2009年9月23日签订《联合开发协议》的效力问题。
梁建国一审答辩称《联合开发协议》未履行，顾川蓉、李伯林一审答辩称《联合开发协议》无效，且未实际履行。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订立合同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已经办理批准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现无证据证明协议中的划拨土地已被政府批准可以进行房地产开发，因此，应确认《联合开发协议》无效。
二、关于顾川蓉、李伯林是否应该返还段正华、龙介平持有的禾贵公司股权的问题。
段正华、龙介平诉称梁建国利用其妻顾川蓉、其亲戚李伯林无偿受让段正华、龙介平所持有的江吉玻璃公司股份的方式实际取得《联合开发协议》中作价1200万元土地的控制权，而段正华、龙介平也获得了《联合开发协议》中约定的部分土地对价，《联合开发协议》无效，顾川蓉、李伯林应该返还段正华、龙介平禾贵公司股权。梁建国、顾川蓉、李伯林则辩称股权转让与《联合开发协议》无任何关联，顾川蓉、李伯林系用承担江吉玻璃公司债务盘活公司的方式受让当时已呈现负资产的江吉玻璃公司，该公司名下的工业划拨土地使用权也随股权转让转移，因基于土地的升值预期故未让段正华、龙介平归还原基于宜市北国用（2008）第35112号土地转让协议给予段正华、龙介平的土地转让款等费用。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段正华出具的收条记载，其中涉及土地转让款的收条金额远远超过梁建国、顾川蓉、李伯林主张的基于宜市北国用（2008）第35112号土地转让协议所约定的380万元对价款，因此，梁建国、顾川蓉、李伯林辩称涉及土地出让款的收条均为支付宜市北国用（2008）第35112号土地转让协议中土地出让款的理由不能成立；而大量段正华书写的收条、借条显示为收到“土地出让款”，段正华书写的2010年的借条中还注明“此款在15%中扣除”，原审法院确认段正华、龙介平取得了《联合开发协议》中约定的部分土地价款及预支的利润。梁建国、顾川蓉、李伯林提供的2010年、2011年、2012年禾贵公司的纳税申报表显示其每年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资产负债中各对应项数据均无变化，也不能看出其盘活公司的经营状况。综上，梁建国、顾川蓉、李伯林辩称没有履行2009年9月23日的《联合开发协议》，履行的是2009年10月2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梁建国、顾川蓉、李伯林通过受让江吉玻璃公司股权的方式实际取得了《联合开发协议》中约定的划拨土地的控制权，《联合开发协议》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段正华、龙介平要求梁建国、顾川蓉、李伯林返还基于《联合开发协议》无效，而退还从股权转让协议中获得的股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段正华、龙介平要求判令梁建国、顾川蓉、李伯林返还宜国用（97）字第006183号土地使用权证，因段正华、龙介平证明该土地使用权证在梁建国、顾川蓉、李伯林处的依据不充分，故对段正华、龙介平诉请返还土地使用权证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订立合同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已经办理批准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的规定，认定段正华、龙介平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双方于2009年9月23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联合开发协议》无效；二、顾川蓉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段正华在禾贵公司51%的股权；三、顾川蓉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龙介平在禾贵公司48%的股权；四、李伯林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龙介平在禾贵公司1%的股权；五、驳回段正华、龙介平的其他诉讼请求。第一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由段正华、龙介平负担13560元，由梁建国负担54240元。
宣判后，顾川蓉、李伯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判以先发生的《联合开发协议》来否定后发生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而认定顾川蓉、李伯林是依据《联合开发协议》而取得的股权，该认定违背案涉事实，应依法改判。1.《股权转让协议》是对之前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兼并协议》的变更，是双方自愿协商的民事行为，因此，原判以《联合开发协议》来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2.段正华出具给顾川蓉的收条、借条中的款项，是基于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的协商行为，顾川蓉、李伯林基于对相关知识的欠缺或大意，没有对段正华、龙介平书写的借条收据内容进行审查，只重视金额的真实性，不能认定顾川蓉、李伯林是支付《联合开发协议》中的转让款，应认定为《股权转让协议》中对段正华、龙介平股权转让的补偿支付费用；3.工商部门登记的股权转让的金额不是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真实价格,原审法院以此判断顾川蓉、李伯林支付的金额大大超过江吉玻璃公司股东原出资90万元,并就此否定顾川蓉、李伯林与段正华、龙介平之间履行的不是股权转让行为，而是履行《联合开发协议》的行为显然错误。顾川蓉、李伯林实际支付金额达到754万元，还承担了其他债务，就是基于对涉及的26.4亩土地增值预期的考虑及段正华、龙介平多次骗取而支付的费用。二、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段正华、龙介平已丧失胜诉权。《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是2009年10月26日。2009年11月20日，江吉玻璃公司在段正华、龙介平的协助下变更为顾川蓉、李伯林所有的禾贵公司。段正华、龙介平的权利如存在被损害,其是明知的，因此，诉讼时效最迟应从2009年11月21日起算在二年内主张权利。但段正华、龙介平在2013年7月22日才主张权利，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三、按照原判结果，顾川蓉、李伯林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顾川蓉、李伯林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及对段正华、龙介平所支付的754万元中有大部分款项是高利息借款，从2009年至今已近5年的时间，借款本息已超过1500万元。如按原判判决顾川蓉、李伯林不仅无法收回成本，还有许多借款人对此要受到重大损失。四、原判明显偏袒之处有如下：1.假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定《联合开发协议》无效的法律适用正确，对此只判决顾川蓉、李伯林返还股权，而对段正华、龙介平就没有认定要返还款项，该判决明显不公；2.宜市北国用(2008)第35112号土地系江吉玻璃公司另一块土地,原判却将其转让款380万元的支付描述在段正华、龙介平支付的12张收条、借条中，将该土地列入《联合开发协议》项下,间接地否定了《联合开发协议》之前的《协议》，侵犯了案外人梁婷及梁建国的合法权益。梁婷及梁建国实际取得该土地后，在该土地上添建了10处房屋,这不是段正华、龙介平的财产。五、原判主文中判项第一项的“双方”指向不明。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段正华、龙介平的诉讼请求。
针对顾川蓉、李伯林的上诉理由，段正华、龙介平答辩意见为：一、《联合开发协议》、《兼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具有因果关系及主从关系，目的和本质均为履行《联合开发协议》，合作开发划拨工业用地。1.《联合开发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当事方的目的是联合开发划拨工业用地并约定分配开发利润。自始至终，当事方没有约定该协议失效或作废。《联合开发协议》约定案涉土地为工业划拨土地，至今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因该协议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因此,应当认定为无效；2.依据顾川蓉、李伯林的一审庭审答辩及上诉状称，当事方签署《联合开发协议》后，认为主体不合法不能履行，顾川蓉、李伯林也确认该协议的无效性。为达到形式合法目的,当事方又签订《兼并协议》，目的是换种方式履行《联合开发协议》，《兼并协议》项下的主要资产即为联合开发协议项下约定的40亩划拨工业用地（以下简称《案涉土地》）。虽《兼并协议》签约主体与《联合开发协议》主体表面上不同，但实际控制人都是顾川蓉、李伯林及梁建国，其目的是实际控制案涉土地进行开发。《兼并协议》的签署并未将《联合开发协议》作废，两份协议均针对案涉土地，案涉当事人不可能进行两次处置和安排，实质只是案涉当事人为防止《联合开发协议》被认定为无效、规避不能继续履行的法律风险，客观上顾川蓉、李伯林和梁建国亦确认未履行该《兼并协议》，真实履行的仍是《联合开发协议》；3.《股权转让协议》是依据所谓《兼并协议》约定而衍生的协议，顾川蓉、李伯林作为股权受让人是梁建国依据《兼并协议》约定而指定的人员，是为了履行《兼并协议》进而达到履行《联合开发协议》目的而炮制的协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约定股权转让的对价，股权受让方顾川蓉是联合开发协议一方梁建国的妻子，另外一方李伯林自述是为其朋友代持，没有支付任何费用。因此，股权受让方实际由梁建国控制。《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时未约定《联合开发协议》的作废或终止，正常商事行为中，如《联合开发协议》不再履行，当事方均会有意思表示，而本案当事方在《联合开发协议》签署后又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是因为两者是主从关系，《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达到履行《联合开发协议》而设计，目的是让顾川蓉、李伯林和梁建国实际控制案涉土地，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约定交易对价，且从实际履约中足以证明交易发生款项从未涉及股权转让款的性质；4.顾川蓉、李伯林上诉称《股权转让协议》是对之前《联合开发协议》、《兼并协议》的变更，其观点不能成立。第一，案涉《联合开发协议》、《兼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各自独立无关联；第二，《联合开发协议》、《兼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目的是合作开发划拨用地；第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是当事方认为《联合开发协议》、《兼并协议》不能履行，但均没有废止或终止《联合开发协议》，案涉土地在利害关系之间做了三次不同形式的安排和交易设计，最终目的是履行《联合开发协议》，实际也是按照该协议履行的。如顾川蓉、李伯林所称是变更《联合开发协议》或《兼并协议》，则需要约定变更的具体内容，更需要对股权转让对价进行交待和补充，否则在没有因果关系情况下不可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而不约定对价。而客观事实是，当事方实际按《联合开发协议》履行需要合法形式，根本未考虑股权转让对价，《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是依据《兼并协议》，而《兼并协议》签署本质是为履行《联合开发协议》。因此，《股权转让协议》是名为股权转让，实质是为履行《联合开发协议》而创设的表面合法形式，试图以合法形式掩盖联合开发划拨土地的违法目的，《股权转让协议》当属无效；5.顾川蓉、李伯林上诉称支付给段正华的款项是基于《股权转让协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中，顾川蓉、李伯林称是基于宜市北国用（2008）第35112号项下土地款而支付；其上诉称是垫付对外欠款及对26.4亩土地增值预期考虑；又称是段正华、龙介平骗取；还称是股权转让补偿支付费用，但其不能对所谓股权转让款对价的约定予以证明。依据《联合开发协议》及顾川蓉、李伯林支付款项的凭据可证明段正华、李伯林以案涉土地作价1200万元及15%保底收益600万元，共计应收取顾川蓉、李伯林和梁建国1800万元，顾川蓉、李伯林及梁建国等支付段正华的款项中部分具有土地出让款的性质，部分具有15%的保底收益预支的性质，从未有“兼并款”或“股权转让金”的性质。因此，《兼并协议》或《股权转让协议》均作为一种形式，本质是履行《联合开发协议》，且《联合开发协议》已经部分履行，顾川蓉、李伯林是基于《联合开发协议》而无偿获得股权；6.顾川蓉、李伯林除了形式上将股权进行变更登记，并未实际履行股东权利义务和管理公司。顾川蓉、李伯林与段正华、龙介平未办理债权债务清点、财务资料交接及江吉玻璃公司土地、厂房、设备等资产移交，顾川蓉、李伯林未向职工发放工资，至今财务资料和资产均由段正华、龙介平保管和管理并继续经营和获取收益，顾川蓉、李伯林没有实际经营管理公司。其一审中提供的2010年、2011年、2012年纳税申报表反映的事实是股权转让后原江吉玻璃公司的经营数据均无变化，反证顾川蓉、李伯林未对江吉玻璃公司实施任何经营管理活动；7.顾川蓉、李伯林上诉称为段正华、龙介平垫付对外欠款654万元及同意支付原江吉玻璃公司在宜宾市国家税务局欠税、确认宜宾市临港区地税局欠税属于实际管理公司及履行股东义务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所谓《股权转让协议》中未有顾川蓉、李伯林承接江吉玻璃公司债务的约定，段正华、龙介平出示的证据足以证明江吉玻璃公司债务均由段正华、龙介平自行偿还，顾川蓉、李伯林没有承担债务。顾川蓉、李伯林支付段正华、龙介平的654万元均是为履行《联合开发协议》项下的款项，如是顾川蓉、李伯林垫付或承担，段正华、龙介平完全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出具借条或收条以借款方式、以冲抵自身收益方式来偿还公司债务。而对税款的确认是江吉玻璃公司的法人行为，不能证明是顾川蓉、李伯林履行股东义务，税款未实际缴纳，顾川蓉、李伯林未承担任何债务；8.顾川蓉、李伯林称所谓新建26处房屋并非事实，所谓新的房屋产权证实际为江吉公司原有房屋老证换发的新证,并非新建，段正华、龙介平提供的公证书足以证明江吉玻璃公司现状是没有任何新建房屋，均为陈旧的老房。二、《联合开发协议》无效，顾川蓉、李伯林获得的股权应当返还。１.《联合开发协议》的履行是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的目的，否则，段正华、龙介平不会将股权无偿转让给顾川蓉、李伯林；２.《股权转让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当属无效。顾川蓉、李伯林基于梁建国为履行《联合开发协议》而无偿获得的股权，在《联合开发协议》认定无效的情况下，应该返还段正华、龙介平。三、本案诉讼时效未丧失，段正华、龙介平股东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1.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因诉讼时效的客体限于债权请求权，无效合同的确认请求权不属债权请求权，而属于形成权的行使，不能适用诉讼时效；2.无效合同属于违法，自始无效，如果存在诉讼时效，则会出现违法行为超过二年变为有效；3.退一步讲，顾川蓉、李伯林向段正华、龙介平支付款项最后一次是2012年8月31日，即当事方最后履行《联合开发协议》时间是2012年8月31日，即便无效合同存在诉讼时效限制，应从2012年9月1日起算，段正华、龙介平于2013年7月22日主张权利并未超过二年诉讼时效。四、顾川蓉、李伯林所称的损失不能成为合同无效返还股权的抗辩。顾川蓉、李伯林明知《联合开发协议》无效，为达到履行的目的，从形式上用《股权转让协议》予以掩盖的非法行为，导致法律上无效的后果，对无效合同造成的损失，法律赋于各自承担的义务，不能作为不予返还股权的抗辩。五、顾川蓉、李伯林上诉称一审判决偏袒并非事实。1.顾川蓉、李伯林要求返还的上诉请求不能在本案中得到支持。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是相互返还，但顾川蓉、李伯林并未在一审提起款项的返还之诉，人民法院无权判决顾川蓉、李伯林返还；2.原判对380万元金额认定为案外土地款，并未纳入本案土地款范畴。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维持原判。
针对顾川蓉、李伯林的上诉理由，梁建国口头答辩意见为：一、同意顾川蓉、李伯林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顾川蓉、李伯林所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其上诉理由亦符合法律规定。《股权转让协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梁建国与段正华不是履行《联合开发协议》。二、梁建国与段正华签订《联合开发协议》、《兼并协议》实际未履行，才存在与梁建国的妻子顾川蓉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取得江吉玻璃公司的股份，同时对协议进行一系列的变更。如将《股权转让协议》认定无效将导致严重的连锁反应。三、虽《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只有9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审计报告中显示江吉玻璃公司的资产为负债200多万元，基于顾川蓉、梁建国夫妻关系的身份，梁建国支付借条、收条的费用实际是顾川蓉取得股权的对价，顾川蓉要承担大量的江吉玻璃公司的债务。李伯林持有1%股权只是名义上持股人，实际持股人是顾川蓉。四、《联合开发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无任何关联。顾川蓉的股权在工商机关进行股东变更登记，是基于2009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段正华、龙介平起诉时间为2013年，从这个时间来看，段正华、龙介平并不是基于《联合开发协议》，实际是基于家庭纠纷引起的本案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对顾川蓉、李伯林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充分核实，支持顾川蓉、李伯林的上诉请求，驳回段正华、龙介平诉请。
恒利公司未出庭，对此未有答辩意见。
顾川蓉、李伯林在二审期间依法向本院新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2010年9月7日收据、江吉玻璃公司印章。拟证明2010年6月20日，禾贵公司已成立并对外开展业务；2010年9月7日，段正华私刻江吉玻璃公司印章收取原承租户的租金26000元，该行为是侵权行为，不是管理公司资产的行为。
第二组证据：2009年9月29日，宜宾市翠屏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下渡口分社存款回单。拟证明30万元应认定为顾川蓉、李伯林给段正华、龙介平的款项，《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共计支付784万元的对价。
第三组证据：2011年7月21日承诺书。拟证明1.段正华私刻印章并提供原江吉玻璃公司资产的虚假材料作抵押于2009年12月31日以江吉玻璃公司名义贷款91.8万元后无力偿还。宜宾市翠屏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白沙信用社、段正华、梁建国及顾川蓉三方确认该贷款由段正华个人偿还的事实；2.段正华承认江吉玻璃公司已于2010年6月被梁建国、顾川蓉收购，段正华对江吉玻璃公司无任何权利的事实;3.梁建国、顾川蓉以个人名义自愿担保该贷款的偿还,该贷款是由梁建国、顾川蓉借款给段正华偿还的事实。
第四组证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载明：刘海兵（刘自强代）签字确认“收到此原件”。拟证明宜宾市翠屏区白沙湾街道办事处黄桷平的房屋产权证由刘海兵收到，说明禾贵公司的宜国用（97）字第006183号土地使用权证是真实的。
第五组证据：原江吉玻璃公司拖欠职工工资表15份，1994年6月1日至1999年7月2日期间，宜宾市翠屏区白沙湾街道办事处收款凭证，1993年10月29日的现金收入单据、收据、领条等证据。拟证明顾川蓉、李伯林收购段正华、龙介平股份获得江吉玻璃公司所有权后，顾川蓉、李伯林管理公司业务并支付原江吉玻璃公司拖欠工人工资的事实。
第六组证据：禾贵公司2011年至2014年期间的《工资表》55份。拟证明顾川蓉、李伯林实际掌控禾贵公司并在开展正常的管理活动、禾贵公司聘请了专门的工人管理公司并向工人支付工资，行使公司所有权的事实。
第七组证据：2014年4月9日《纳税证明》，2011年10月16日《临港区地方税务局纳税人欠税确认书》，2009年《四川省政府非税收入通用票据》，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通用完税证》，2010年《国家税务局系统行政性收费专用收据》，2010年至2011年《四川省政府非税收入通用票据》，2011年《四川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通用定额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通用缴款书》及收据，《增值税纳税申报（一般纳税人适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一、表二）》，固定资产进项金额抵扣情况表，2013年资产负债表（小企业），2013年利润表月报（小企业），四川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地方税务局税（费、基金、附加）申报表等共计101页。拟证明顾川蓉为禾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掌控禾贵公司亦已承担原江吉玻璃公司、禾贵公司欠缴而今补缴的缴税义务。顾川蓉对禾贵公司进行了经营管理，行使了所有权权利，聘请专职会计管理公司财务的事实。
第八组证据：宜宾市房权证临港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宜宾市房权证临港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宜宾市房权证临港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拟证明2010年1月至12月期间，禾贵公司股东顾川蓉出资修缮增加了位于宜国用（97）第006183号地块上26处房产，并办理了26本房产证（包含案外吴桥有10本），以上修缮房屋并办理房产证的行为是顾川蓉、李伯林经营管理禾贵公司重大的民商事活动。
第九组证据：2013年5月23日，禾贵公司与宜宾宜必思酒店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2013年5月23日，禾贵公司与宜宾宜必思酒店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四川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图。拟证明顾川蓉、李伯林以禾贵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重大的民商事经济活动，顾川蓉、李伯林行使所有权权利。如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势必会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映，导致更多的诉讼纠纷，给禾贵公司和其他合作单位和个人带来巨大损失；还证明禾贵公司现在土地范围已进入四川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规划。
段正华、龙介平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第四组、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二组证据是在一审中已提交的证据，且该30万元已包含在654万元款项中；《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09年10月26日，该款项支付时间为2009年9月29日，不能证明支付的是股权转让款。第三组证据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证明力有异议。第六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第七组证据税务登记费的收据是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把江吉玻璃公司变更为禾贵公司正常的工商变更行为，不是顾川蓉的经营活动，对纳税单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所纳税均是固定资产税，和经营税无关。税费是《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顾川蓉以公司名义缴纳的，不能证明股权转让后，禾贵公司经营活动发生任何变化。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第八组证据中，对宜宾市房权证临港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其余的《房屋所有权证》，因顾川蓉、李伯林没有提供原件，不予质证。第九组证据具有真实性，但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
梁建国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至第七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顾川蓉、李伯林一致。另对税务的相关证据材料，认为完税凭证能证明顾川蓉在股权转让后对禾贵公司进行管理，禾贵公司的印章掌握在顾川蓉处，顾川蓉为江吉玻璃公司实际控股人。第八组证据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第九组证据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因顾川蓉、李伯林未对江吉玻璃公司印章申请司法鉴定，同时当事人亦提交证据证明江吉玻璃公司印章的移交情况，因此不能充分证明该枚印章是段正华私刻的。第二组证据顾川蓉、李伯林仅提供户名为龙介平的存款回单，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30万元为支付给龙介平的股权转让款，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承诺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四组证据是否与本案有关将结合其它证据综合认定。第五组证据显示时间均在2009年10月2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不能证明与《联合开发协议》有关，本院不予采信。第六组、第七组证据在一审中已提交，不是本案新证据。第八组证据中宜宾市房权证临港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因双方当事人认可为另一块土地的相关证照，与本案诉争无关。宜宾市房权证临港字第××号，宜宾市房权证临港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是否具有证明力将结合本案其它证据综合认定。第九组证据，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31日作出（2014）宜民初字第60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四川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不能证明顾川蓉、李伯林对公司进行了经营管理，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段正华、龙介平在二审举证期限内依法向本院新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2014年10月13日以（2014）宜市合证字第2532号公证书、现场笔录、照片。拟证明顾川蓉、李伯林未在案涉土地上新修建筑物，是旧证换新证。照片显示均为原构筑物，顾川蓉、李伯林没有进行任何经营活动及投入，《股权转让协议》仅是形式。
第二组证据：2014年11月3日，宜宾市合力公证处出具的（2014）宜市合证字第2720号公证书、现场笔录、光盘。拟证明顾川蓉、李伯林与段正华、龙介平并未进行财务资料交接，历年财务资料仍由段正华、龙介平及原会计保管；顾川蓉、李伯林与段正华、龙介平履行的是《联合开发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一种形式，双方并没有交接公司财产。
第三组证据：2014年4月25日合同解除通知、授权委托书。拟证明顾川蓉、李伯林在段正华、龙介平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联合开发协议》项下案涉土地以《合作协议》授权委托的形式转让给案外人宜宾宜必思酒店有限公司，并与宜宾市临港区人民政府协商征收补偿事宜，企图私自获取不当利益；顾川蓉、李伯林上述行为不属于正常经营活动，且侵犯了段正华、龙介平合同权益，宜宾宜必思酒店有限公司已解除《合作协议书》。
第四组证据：江吉玻璃公司会计报表批注（注只有一页），2009年9月23日收条、附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取款回单、进账单。拟证明《审计报告》不真实，江吉玻璃公司在偿还中国农业银行白沙营业所380万元后，不再拖欠该行款项，但会计报表仍保留600多万元的债务；进一步证明履行《联合开发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仅是形式；段正华系用北京格利斯特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360万元偿还中国农业银行白沙营业所借款。
第五组证据：2014年11月3日，宜宾市国土资源局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说明》。拟证明《联合开发协议》项下土地至今未纳入宜宾市经济开发区的供地计划。
第六组证据：2011年7月21日《承诺书》。拟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后，梁建国、顾川蓉没有代偿任何债务，当事方仍按《联合开发协议》履行，由段正华承担公司债务。
顾川蓉、李伯林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第六组证据不是本案新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对第四组证据的证明力不能确认。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关联性不发表意见。
梁建国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第六组证据与顾川蓉、李伯林质证意见相同。第三组证据具有真实性，但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因各方提交相应证据来证明各自观点，本院认为将结合其它证据综合认定。对第三组证据，原审法院作出的（2014）宜民初字第6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宜宾宜必思酒店有限公司与禾贵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已解除，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第四组证据不能证明江吉玻璃公司偿还中国农业银行白沙营业所借款后的情况以及审计报告载明保留600余万元是虚假债务。第五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六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对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段正华、龙介平、梁建国、顾川蓉、李伯林认可双方签订的证号为宜市北国用（2008）第35112号，合同总价款为380万元的土地转让协议与本案《联合开发协议》无关。
2011年7月21日《承诺书》。载明：“（宜宾）翠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沙支行：江吉玻璃公司于2009年12月31日用公司合法所有的3、4号熔炉（含烟囱）作抵押向贵行申请借新还旧借款91.8万元，截止于2011年7月21日尚欠借款本金85.615686万元,利息约21万元，本息合计约106.615686万元,江吉玻璃公司已于2010年6月被梁建国、顾川蓉夫妻合法经营的禾贵公司所收购、为落实你行债务，经江吉玻璃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段正华、梁建国、顾川蓉夫妻、翠屏农村商业银行白沙支行三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江吉玻璃公司原在贵行的借款本金91.8万元，尚欠借款本金85.615686万元，现落实给原江吉玻璃公司法定代表人段正华，尚结欠的利息约21万元在办理借款借新还旧当日全额，该借款由梁建国、顾川蓉夫妻保证担保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担保期限12个月，重新办理借款的贷款利息段正华承诺保证按月支付，如段正华未能在一年内归还该借款，梁建国、顾川蓉夫妻郑重承诺在2012年12月31日前将该借款全额归还。借款人：段正华，承诺人：梁建国、顾川蓉，债权人：曾伍全”。
2014年11月3日，宜宾市国土资源局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说明》。载明“顾川蓉申请调取的第一项资料：宜临港国土[2012]57号请示主送管委会后，因管委会未批准视为无效。顾川蓉申请调取的第二项资料：临港开发区2012年供地计划，因宜宾市本级（含翠屏区、临港开发区）每年供地计划由宜宾市国土资源局统一制定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在市国土资源局的门户网站公布，我局未单独制定每年供地计划”。
根据上诉人顾川蓉、上诉人李伯林的上诉理由及被上诉人段正华、被上诉人龙介平、原审被告梁建国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关于《联合开发协议》效力的问题；二、《股权转让协议》与《联合开发协议》的关系问题；三、关于顾川蓉、李伯林所持江吉玻璃公司股权是否返还的问题；四、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一、关于《联合开发协议》的效力问题。
本院认为，梁建国与段正华于2009年9月23日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目的是联合开发划拨工业用地并按照约定分配开发利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订立合同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已经办理批准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之规定，本案中，《联合开发协议》约定的土地为工业划拨土地，且至今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其合作开发，该协议应当认定无效。
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与《联合开发协议》的关系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对本案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兼并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仅是基于规避《联合开发协议》而订立的合同，目的是实现《联合开发协议》的履行。首先，联合开发江吉玻璃公司40亩工业划拨用地是双方合作的根本动因和目的。江吉玻璃公司名下除了40亩工业划拨用地外，没有其他资产，双方交易的目的是利用该土地获取利益。段正华除了获得固定回报1800万元以外，还要分得超过固定利润以上收益的15%。其次，《联合开发协议》、《兼并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过程及内容，表明《股权转让协议》是为履行《联合开发协议》而制定的合同。各方既未在《兼并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中，也未以其他方式约定之前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失效或作废，而在《联合开发协议》已约定段正华可获得至少1800万元利益的前提下，段正华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对价签订无对价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有是为实现《联合开发协议》而虚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另外，《兼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与《联合开发协议》签约主体之间有特殊关系，即《兼并协议》兼并方北京格利斯特科技有限公司(现名为恒利公司)系梁建国与其女梁婷出资设立，而《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受让方顾川蓉系《联合开发协议》出资方梁建国之妻，另一受让方李伯林代持少量股份，这种关系说明了三份协议有紧密联系，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第三，段正华继续承担江吉玻璃公司债务的事实证明各方实际是按《联合开发协议》履行的。在江吉玻璃公司股权形式上过户后，如各方实际履行的是《股权转让协议》，则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段正华由于已转让股权就不可能再出面借款为公司偿还债务，而大量证据却证明股权转让后，段正华仍在出面解决江吉玻璃公司债务，如从2010年2月23日直至2012年8月31日，段正华多次从顾川蓉、梁建国处以冲抵自身收益方式借款为公司偿还银行债务或支付其他应付款。顾川蓉、李伯林既没有以江吉玻璃公司股东或管理人的名义解决江吉玻璃公司的对外债务，也未以任何形式承担江吉玻璃公司债务。这种情况表明各方履行的是《联合开发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办理股权过户仅是形式而已。第四，梁建国、顾川蓉及北京格利斯特科技有限公司(现名为恒利公司)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付款的性质进一步证明双方履行的是《联合开发协议》。顾川蓉、李伯林在一审中提交了段正华出具的收条或借条，其内容一是2009年9月29日至2009年10月29日顾川蓉、梁建国及北京格利斯特科技有限公司(现名为恒利公司)付江吉玻璃公司“土地转让金”，二是2009年11月25日到2012年8月31日由段正华出具借条向梁建国、顾川蓉借款，但均注明借款在土地转让金或者15%的土地开发分成利润中扣除的内容。《兼并','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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