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26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海洋，男，汉族，1988年1月20日出生，住重庆市涪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帅林利，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廖弟荣，男，汉族，1956年1月1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振英，女，汉族，1957年11月9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四川君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海洋因与被上诉人廖弟荣、黄振英抵押权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8民初3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海洋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廖弟荣、黄振英的诉讼请求；二、确认作为【成房他证他权字第X】他项权证书项下的他项权利人黄海洋对属于廖弟荣、黄振英共有、位于成华区的房产享有抵押权，有以拍卖或变卖抵押房产所得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三、由廖弟荣、黄振英承担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一、2014年3月19日，黄海洋与廖弟荣、黄振英在房管局提供的《房地产抵押登记申请书》《房地产抵押合同》上签名，并提交二方《借款合同》（贷款人为黄海洋，借款人为廖弟荣、黄振英）给房管局备案。该二方《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500万元，但无付款方式、收款人及收款人账号约定，且仅有一份存至房管局。同日黄振英、廖弟荣将案涉房产的房产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原件交由黄海洋，至一审诉讼期间，黄振英、廖弟荣从未要求黄海洋履行出借款500万元的义务，若黄振英、廖弟荣与黄海洋有真实的借款合意，并以自己房屋为该借款合意提供担保，上述行为显然与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经验相悖。在二方《借款合同》签订的同日，黄海洋作为出借人与作为借款人的四川辉川电力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川公司）、作为保证担保人的自贡市贡井区中昊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昊担保公司）、作为抵押担保人的廖弟荣、黄振英签订了一份四方《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500万元，廖弟荣、黄振英以案涉房屋提供抵押担保。2014年6月18日，上述四方当事人又签订第二份四方《借款合同》，除借款期限为2014年6月18日至2014年9月17日外，其余内容不变，故一审法院认定廖弟荣、黄振英以其自有房屋为自己所借款项提供担保属事实认定错误。客观上，廖弟荣、黄振英是以案涉房屋为黄海洋债权提供抵押担保，且已办理抵押登记，黄海洋享有对案涉房屋的抵押权；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完全可以推定出的事实”无需举证证明，前述二方《借款合同》仅为应付登记而签订的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且并非登记人的过错所致，请二审法院据实认定。
被上诉人廖弟荣、黄振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1、关于黄海洋提到未向其主张返还房产证等原件不是事实。黄海洋怠于按照生效的成都仲裁委（2014）成仲案字478号仲裁裁决书确认的事实及案涉房屋抵押权未设立的结论，拖延办理案涉房产抵押权的注销解除，迫使廖弟荣、黄振英不得已提起本案诉讼；2、对黄海洋上诉理由中反复提到抵押权是否生效问题，在生效的成都仲裁委员会（2014）成仲案字第478号裁决书中已经查明，无需赘述。
廖弟荣、黄振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廖弟荣、黄振英名下位于成都市成华区房屋抵押权登记，解除廖弟荣、黄振英与黄海洋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合同》及相关协议；2、判令黄海洋立即配合廖弟荣、黄振英到成都市房管局办理房屋抵押解除手续、注销抵押权登记；3、本案诉讼费由黄海洋承担。
黄海洋反诉请求：1、确认黄海洋对依法登记在【成房他证权字第X】他项权证书项下、属于黄振英和廖弟荣共有、位于成华区的房产--
有抵押权、有以拍卖或变卖抵押房产所得的价款的优先受偿权；2、由廖弟荣、黄振英承担本案本、反诉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9日，廖弟荣、黄振英与黄海洋一起到成都市房屋产权登记中心办理抵押登记，并于当日在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签订《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二方《借款合同》）及《房地产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抵押合同》）。二方《借款合同》中贷款人（甲方）黄海洋，借款人黄振英、廖弟荣（乙方）。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人民币5000000元整；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借款期限6个月，即从2014年3月19日至2014年9月18日；借款息率为月利率2%，于应付当月18号前支付；合同项下担保方式为抵押或质押；抵押物为成华区（房权证鉴证字第××号）房屋。二方《借款合同》签订时双方又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对案涉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二方《借款合同》签订后，黄海洋未实际支付借款。
一审另查明，同日，廖弟荣、黄振英与黄海洋、案外人辉川公司、中昊担保公司四方签订《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四方《借款合同》），黄海洋为甲方（出借人）、辉川公司为乙方（借款人），黄振英、廖弟荣为丁方（担保人），合同约定：辉川公司向黄海洋借款人民币50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三个月，自2014年3月19日起到2014年6月18日止；借款利率为借款期限内月利率2%；还款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利随本清；出借方应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向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以转账的形式发放借款；中昊担保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廖弟荣、黄振英提供抵押担保。2014年3月20日，黄海洋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案外人辉川公司指定的开户名为黎文根的账户转款500万元整。借款到期后，因债务人未按约定还款，各方于2014年6月18日又签订了一份四方《借款合同》，除借款期限改变为2014年6月18日至2014年9月17日外，其余内容同2014年3月19日签订的四方《借款合同》。
2014年10月31日，黄海洋向成都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辉川公司向黄海洋偿还借款5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及损失、中昊公司及廖弟荣、黄振英承担连带担保支付责任等。2015年4月20日，成都仲裁委员会作出（2014）成仲案字第478号裁决书，裁决书中认定四方《借款合同》签订后，未办理抵押登记，因此认定黄海洋与黄振英、廖弟荣之间的抵押权未设立，但《抵押合同》有效，黄振英及廖弟荣的担保责任不免除。裁决：1、辉川公司向黄海洋偿还借款500万元；2、辉川公司向黄海洋支付利息（本金500万元，从2014年6月19日到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3、中昊担保公司对以上1、2项裁决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4、黄振英、廖弟荣以其共同共有的成都市成华区的房屋价值为限对以上1、2项裁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仲裁裁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廖弟荣、黄振英、黄海洋身份信息、二方《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四方《借款合同》、个人汇款凭证、房产证、国土证、成都仲裁委员会（2014）成仲案字第478号裁决书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2014年3月19日，廖弟荣、黄振英与黄海洋到房屋管理部门办理的案涉房屋抵押登记是否为辉川公司向黄海洋借款，黄振英及廖弟荣为辉川公司提供的抵押担保。一审法院认为，抵押权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务履行向债权人不转移财产占有，将担保财产抵押给债权人设立的担保物权。即存在债务人为担保自己债务履行而以自己所有的财产向债权人提供担保，也存在第三人为债务人提供担保而将其所有的财产抵押给债权人情形。本案中，2014年3月19日，廖弟荣、黄振英与黄海洋办理的房屋抵押登记，债务人为黄振英、廖弟荣，债权人为黄海洋，黄振英、廖弟荣以其自有房屋为自己所借款项提供担保。黄海洋辩称二方《借款合同》不是双方合意，其真实意思为四方《借款合同》提供抵押。但黄海洋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合意的虚假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抵押与四方《借款合同》存在牵连。黄海洋反诉称四方《借款合同》约定黄振英、廖弟荣提供抵押担保，因此该抵押登记即为辉川公司提供抵押担保。但该述称事实经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成都仲裁委员会（2014）成仲案字第478号裁决书认定，在签订四方《借款合同》后，因黄海洋与黄振英、廖弟荣未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未设立。并且裁决黄振英、廖弟荣因违反《抵押合同》约定未进行抵押登记承担了相应的违约责任。故黄海洋主张因辉川公司的借款故对案涉房屋享有抵押权、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不予以支持。廖弟荣、黄振英与黄海洋依据二方《借款合同》所办理的抵押登记，因黄海洋未实际向黄振英、廖弟荣出借资金，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为实践合同，即以出借资金为生效要件，因此双方所签订的二方《借款合同》未生效。《抵押合同》所依附的债权基础不成立，因此担保物权已无设立之必要，黄海洋应当与廖弟荣、黄振英解除抵押合同及抵押登记。一审法院对廖弟荣、黄振英主张的解除抵押合同、解除抵押登记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廖弟荣、黄振英与黄海洋之间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合同》；二、黄海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黄振英及廖弟荣到成都市房屋产权登记中心办理成都市成华区房屋抵押解除手续、注销其抵押登记。三、驳回黄海洋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共计100元，由黄海洋负担。
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上诉人黄海洋的上诉理由及廖弟荣、黄振英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抵押合同》解除的条件是否成就，廖弟荣、黄振英有关解除《抵押合同》的主张是否成立；二、黄海洋对案涉抵押物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上述焦点来自于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诉讼请求，本质上具有互相抵销与吞并的内在逻辑联系，结合本案诉讼之前，仲裁机构已对有关借款及抵押担保的核心争议事实及法律适用作出在先裁决的客观实际，故对本案争议焦点，需在厘清事实及不违反有关约定管辖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分析认定：
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仲裁机构及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黄海洋作为《借款合同》的出借方，为保障借款资金安全，于2014年3月19日，作为一方主体，先与廖弟荣、黄振英签订了借款金额为500万元的二方《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并在廖弟荣、黄振英将二方《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后，于同日与廖弟荣、黄振英、辉川公司、中昊担保公司签订借款金额同为500万元的四方《借款合同》。相较于二方《借款合同》，四方《借款合同》除多出二方主体，借款人不同一，借款期限为2014年3月19日至同年6月18日以外，其余内容基本相同。上述合同签订后，黄海洋在收取抵押登记房屋的产权证后，于次日向辉川公司指定账户履行了转款500万元的出借义务。嗣后，在该笔借款到期的情况下，各方将四方《借款合同》展期至2014年9月17日。综合上述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需对各方签订二方《借款合同》及四方《借款合同》的真实意思进行辨析。本案中，二方《借款合同》对于高达500万元的借款，未约定还款方式、还款账户等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双方在签订合同后对文本亦未持有，除配合办理抵押登记外，黄振英、廖弟荣在合同签订并向对方交付产权证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从未向黄海洋提出放款请求，其行为与日常生活经验相悖。对此，结合二方《借款合同》签订同一日，黄振英、廖弟荣参与四方《借款合同》的签订，在合同中对黄振英、廖弟荣的抵押人身份及抵押物的情况进行了再一次的明确，且二人在四方《借款合同》签订后更进一步向黄海洋交付权证，在取得上述保障的情况下，黄海洋才于次日履行了出借义务。综合合同的签订及履行的过程，本院认为，黄振英、廖弟荣等与黄海洋于2014年3月19日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均系为黄海洋向辉川公司出借500万元进行的预备及配合，上述行为相互关联，互为因果，不应予以割裂认定。黄振英、廖弟荣为四方《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真实，在黄海洋实际履行出借义务的情况下，黄振英、廖弟荣要求单独解除二方《借款合同》的相关诉讼请求，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交易各方有关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亦不符合该法有关法定解除及约定解除的相关规定。对此，成都仲裁委员会（2014）成仲案字第478号裁决书亦明确认定，黄振英、廖弟荣为四方《借款合同》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真实，《抵押合同》有效，担保责任不免除。故在解除条件不成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有关支持解除的认定系对相关法律事实机械判断后作出的不当处理，应予纠正。黄振英、廖弟荣有关注销抵押权登记的请求属于抵押合同无效或解除后的自然结果，黄振英、廖弟荣可在注销条件成就后，自行向登记机构提出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
与此同时，本院亦注意到上诉人黄海洋在一、二审中提出的有关确认其对依法登记在【成房他证权字第X】他项权证书项下的案涉房屋享有抵押权、并主张以其拍卖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请求与四方《借款合同》有关“因本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四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成都仲裁委员会仲裁”的约定相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黄海洋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违反当事人对纠纷管辖的约定，对其反诉，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海洋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8民初308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廖弟荣、黄振英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反诉原告黄海洋的起诉。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廖弟荣、黄振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邱寒
审判员 胡瑜
审判员 谢芳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折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