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1民再10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贵州顺发化工厂，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东风镇。
法定代表人：郭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贵州元朗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199810506788。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阳乌当供电局（原乌当供电局），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温泉路。
法定代表人：罗运国，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鹏，贵州浅山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010661899。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谊欣，贵州浅山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010661899。
再审申请人贵州顺发化工厂（以下简称顺发化工厂）因与被申请人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阳乌当供电局（以下简称乌当供电局）供用电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黔01民终187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2017）黔民申33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顺发化工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陈华，被申请人乌当供电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谊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顺发化工厂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双方是供用电合同关系，应适用《合同法》，不应适用《民法通则》的不当得利处理。2、乌当供电局因自己工作失误，少收电费的行为，二审认定“系合同履行中重大误解”，但应通过合同法中“重大误解”条款予以救济，不应适用“不当得利”；同时乌当供电局自称其2013年11月就发现收费错误，知道“重大误解”的事实，在2015年4月30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过《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行使撤销权期间，撤销权已消灭。故请求撤销一审、二审判决，驳回乌当供电局的诉讼请求，由乌当供电局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
乌当供电局辩称，1、电能系国家（政府）定价的特殊商品，供用电合同关系的双方依法不得对电费计收标准进行约定，所应交纳的电费是法定的。2、申请人客观上少交电费获利313004.848元，被申请人就损失313004.848元，但申请人获取该项利益系通过不合法的行为（少交电费），其行为并无法定或约定的合法依据，申请人的获利行为构成《民法通则》的不当得利。3、双方之间系事实供用电合同关系，在履行期间乌当供电局并未行使合同撤销权。4、被申请人乌当供电局的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乌当供电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被告向原告补交2011年4月至2013年11月间少交的电费313004.848元；２、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双方于1996年起建立供用电合同关系，由原告乌当供电局向被告顺发化工厂供电延续至今。2009年贵州省物价局下发文件《贵州省销售电价分类说明（试行）》，该文件对电价分类的适用范围、电价构成、基本电费计算等进行了说明。其中受电变压器总容量在315ＫＶＡ以下的工业生产用电为普通工业电价，按非居民照明电价计收电费，受电变压器总容量在315KVA及以上的工业生产用电为大工业电价，大工业电价包括电度电价和基本电价，电度电价按用户用电度数计算，基本电价按用电容量或需量计算。该文件从2009年7月执行。2011年4月至2013年11月期间，被告受电变压器总容量为315KVA。原告乌当供电局以普通工业用电标准对被告进行计费，被告依原告乌当供电局发出的《本月电费交纳通知书》和《电费清单》进行电费交纳，共计交纳电费357683.37元。2013年11月９日及16日，被告顺发化工厂分别向原告乌当供电局及乌当区东风镇供电所提出申请，请求把变压器容量315KVA降容为160KVA。同年11月26日原告乌当供电局向被告顺发化工厂发出《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告知被告顺发化工厂对原变压器容量315KVA按大工业电价进行追补电费。2013年12月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供用电合同》（合同编号Ａ140××××1634），确定用电容量为１×160KVA。2014年9月16日，原告再次向被告发出《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要求尽快补交电费。因被告未按大工业电价补交2011年4月至2013年11月期间的电费313004.848元，原告遂诉至法院诉请如前。一审法院认为，供用电合同的内容应以国家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合同条款不得与它相抵触。对于合同内容之一的电价，是由政府部门根据各类别用电的特性和成本确定，实行统一定价原则，供电企业无权自行定价及议价。本案中，原告虽未提交2011年4月至2013年11月期间的《供用电合同》，但原告向被告供应电力，被告每月按期交纳电费，双方存在事实上的供用电合同关系。上述时间段的电价是按普通工业电价计费的，而按物价部门规定，受电变压器总容量为315KVA及以上的应按大工业电价计费。因此原、被告双方在电价的计算和执行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约定应属无效，被告因此占有了本应交纳的大工业电价与普通工业电价的差价部分，该差价部分是被告获得的利益，实质上也是原告遭受的损失，应当予以返还。经庭审中核实，被告应补交的电费为313004.848元。故原告的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于被告关于原告行使撤销权已过一年诉讼时效的辩称，因原告诉请是要求被告补交电费，而非行使撤销权，原告是在被告于2013年11月份提交《减容申请》时才知道电费计算有误的，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犯时至起诉时诉讼时效并未满2年，故对被告的该辩称不予认可。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三十五条、《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贵州顺发化工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乌当区供电局电费313004.848元。案件受理费6000元，由被告贵州顺发化工厂负担。
顺发化工厂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乌当供电局的诉讼请求。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二审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关于一审判决以双方之间的供用电合同关系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是否妥当的问题。本案中，2011年4月至2013年11月期间，乌当供电局供应电力，顺发化工厂按照本月电费交纳通知书交纳电费。双方之间成立事实上的供用电合同关系。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三十五条“…电价实行统一政策，统一定价原则，分级管理”及《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五条“供电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分类电价、分时电价”之规定，对电价应当采取统一定价、分类电价。但该规定为管理性规范。一审判决以双方之间的供用电合同关系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系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予以纠正。双方之间成立的供用电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关于撤销权的问题，上诉人顺发化工厂提交的减容申请、申请报告足以证明在2011年4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受电变压器总容量为315KVA，按照贵州省物价部门的规定，受电变压器总容量为315KVA及以上的应当按照大工业电价计费。乌当供电局因按照普通工业用电的标准造成电费计价错误，系属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重大误解，对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乌当供电局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行使撤销权。上诉人顺发化工厂对使用的电度数并无异议，其作为电力的使用人且为被上诉人乌当供电局计价错误的实际获益方，该获益行为造成了被上诉人乌当供电局的收交费用的损失，因此，一方当事人没有合法依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应负返还的义务，因此，上诉人顺发化工厂应当补交所欠的电费313004.848元。一审判决由上诉人顺发化工厂应当补交该期间所欠的电费313004.848元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顺发化工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二审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二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00元，由贵州顺发化工厂负担。
再审查明，乌当供电局在起诉状中陈述，双方于1996年起建立供用电合同关系，由乌当供电局向顺发化工厂供电延续至今，2011年4月至2013年11月期间顺发化工厂一直按普通工业用电标准向原告交纳电费，但根据《贵州省销售电价分类说明（试行）》之规定，顺发化工厂受电总容量为315KVA应按大工业电价标准交纳电费。2011年4月至2013年11月被告应交纳电费应为670688.2178元，被告已交纳357683.37，欠交313004.848元。2009年6月4日，贵州省物价局向各市、县物价局、各供电局、贵州电网公司发出《贵州省物价局关于印发<贵州省销售电价分类说明（试行）>的通知》，该通知明确：根据国家关于销售电价分类的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我局制定了《贵州省销售电价分类说明（试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贵州省销售电价分类说明（试行）》第十一条“本说明从2009年7月1日起的抄见电量执行。今后如遇政策调整，按新规定执行”。
同时查明，根据乌当供电局出具的电费交纳发票载明内容，顺发化工厂在2011年4月至2013年11月用电期间，其中2011年期间涉及2011年9月28日载明该月用电量较高为33980千瓦时，2011年7月28日载明该月用电量较低为14960千瓦时；其中2012年期间涉及2012年1月19日载明该月用电量较高为29570千瓦时，2012年11月30日载明该月用电量较底为2491千瓦时；其中2013年期间涉及2013年7月22日载明该月用电量较高为16448千瓦时，2013年3月22日载明该月用电量较低为3541千瓦时。
另查明，因公司改制，原“乌当供电局”被撤销，其资产（债权、债务）、业务和人员无偿划转至2017年8月27日新成立的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阳乌当供电局。
其余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双方当事人之间供用电合同关系的效力问题；二是对本案乌当供电局给付之诉的审理是否适用重大误解行使撤销权的问题；三是顺发化工厂少交电费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
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供用电合同关系的效力问题。2011年4月至2013年11月期间，乌当供电局向顺发化工厂供应电力，并向顺发化工厂发出每个月的电费交纳通知书，顺发化工厂已按照本月电费交纳通知书交纳电费，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供用电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供用电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审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供用电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正确。
关于对本案乌当供电局给付之诉的审理是否适用重大误解行使撤销权问题。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对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可以自行决定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但本案乌当供电局作为原告在一审诉讼时，并未诉请行使合同的撤销权，同时乌当供电局再审中也明确并未诉请行使合同的撤销权。因此本案不涉及对双方供用电合同行使撤销权的审理，顺发化工厂主张本案应对是否适用撤销权以及是否已过撤销权除斥期间进行审理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顺发化工厂的该再审理由不予采纳。
关于顺发化工厂少交电费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乌当供电局主张申请人顺发化工厂客观上少交电费获利313004.848元，被申请人乌当供电局就损失313004.848元，顺发化工厂获取该项利益系通过不合法的行为（少交电费），其行为并无法定或约定的合法依据，顺发化工厂的获利行为构成不当得利行为；顺发化工厂主张双方之间是供用电合同关系，应适用合同法，不能适用民法通则的不当得利予以处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规定了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具体到本案，顺发化工厂的行为并不构成不当得利。
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自1996年起建立变压器容量为315KVA的供用电合同关系，双方按照普通工业电价收费标准进行每月通知与交纳，延续至顺发化工厂于2013年11月申请降容为160KVA时才发生争议，乌当供电局主张顺发化工厂少交电费的依据是贵州省物价局于2009年6月下发，并于2009年7月执行的《贵州省销售电价分类说明（试行）》，该文件明确电费收取标准为受电变压器总容量在315KVA以下的工业生产用电为普通工业电价，受电变压器总容量在315KVA及以上的工业生产用电为大工业电价。即顺发化工厂315KVA变压器容量依照文件不再按照原来的普通工业电价标准收取电费，将按照大工业电价标准调高收费，而变压器容量如为315KVA以下的仍将按照原来的普通工业电价标准收取电费。但乌当供电局明知从2009年7月开始以受电变压器总容量315KVA为临界点指标，实行分类电价收费标准，但并未告知顺发化工厂315KVA变压器将调高收费标准，仍以未分类的原普通工业电价标准向顺发化工厂发出每月的电费交纳通知书，直至顺发化工厂于2013年11月９日向乌当供电局提出降容申请，请求将变压器容量315KVA降容为160KVA时，乌当供电局才向顺发化工厂告知变压器容量315KVA应按大工业电价收费标准调高收费，应补交之前的电费。因此，乌当供电局主张顺发化工厂在2011年4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少交电费的依据，是贵州省物价局2009年6月下发，并于2009年7月执行的《贵州省销售电价分类说明（试行）》，该物价局文件的形成时间明显早于乌当供电局于2011年4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向顺发化工厂发出每月电费交纳通知书的时间，因此在双方成立供用电合同关系时，物价局文件涉及的分类电价标准已存在，所存在顺发化工厂315KVA应按大工业电价收费标准调高收费情况，并非双方合同成立时不可预见的事实；2009年7月执行的物价局文件涉及的分类电价标准明显不是双方2011年4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在合同履行中所发生的新规定。故在双方于2011年4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形成供用电合同关系后，乌当供电局在2013年11月已发现电费收取标准问题时，如认为供用电合同因重大误解形成，或认为在成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继续履行双方的供用电合同将损害其利益，其完全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双方的供用电合同，但乌当供电局并未选择行使合同撤销权，而在本案主张因履行双方的供用电合同损害其利益，其主张不符合诚信原则，不应得到支持。
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等义务。如乌当供电局及时告知电价收费标准发生变化，顺发化工厂已安装的315KVA变压器容量是大工业电价或普通工业电价收费的界限标准，即在变压器容量为315KVA以及以上时均按照大工业电价调高收费标准，不再按照以前的普通工业电价进行收取；变压器容量在315KVA以下，仍将按照普通工业电价收取电费时。顺发化工厂从自身利益及生产实际出发，必将及时申请对315KVA变压器降容至315KVA以下，以便仍按照普通工业电价收取标准交纳电费，而不是等到2013年11月才申请变压器大幅度降容，将避免本案纠纷的产生。因本案乌当供电局并未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向顺发化工厂及时通知新文件明确315KVA变压器容量将是分类电价的界限标准义务，同时本案乌当供电局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所主张在2011年4月至2013年11月少交电费期间，顺发化工厂基于工厂生产所需用电量，并不具备将315KVA变压器降容至315KVA以下的事实，相反，供电局的每月电费交纳通知单及交费后发票上载明的每月用电量显示，顺发化工厂在2011年4月至2013年11月期间的用电量呈现明显下降状态。故乌当供电局主张顺发化工厂因少交电费获取收益的依据不充分，本院对乌当供电局主张顺发化工厂少交电费获利构成不当得利行为的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顺发化工厂履行交纳电费的行为是基于双方供用电合同关系中的约定，乌当供电局未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通知义务，乌当供电局据此主张顺发化工厂少交电费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不能成立，本院对其该项理由不予采纳，对顺发化工厂的再审请求予以支持。二审判决认定构成不当得利适用法律不当，再审予以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6）黔01民终187号民事判决与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15）乌当民初字第0048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阳乌当供电局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6000元，均由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阳乌当供电局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 艳
审判员 赵 曜
审判员 刘 梅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熊唯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