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朝民初字第56244号
原告：宋某，女，1979年3月19日出生，北京康庄兴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职员，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自旺，男，1949年4月6日出生，现住北京市平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桂芬，女，1952年10月18日出生，现住北京市平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某，女，2015年1月9日出生，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法定代理人：宋某（原告刘某之母），女，1979年3月19日出生，北京康庄兴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职员，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某，男，1988年12月1日出生，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告：北京市风火轮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南十里居28号东润枫景3号楼1层3-7号。
法定代表人：吴彦海，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磊，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宋某、刘自旺、刘桂芬、刘某（以下同时表述时简称四原告，分别表述时简称各自姓名）与被告陈某、北京市风火轮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同时表述时简称二被告，分别表述时简称姓名、风火轮公司）生命权、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宋某及四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李萍，陈某，风火轮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二被告向四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1057180元；丧葬费3877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89772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事实和理由：宋某系刘守强之妻，刘自旺系刘守强之父，刘桂芬系刘守强之母，刘某系刘守强之女。2015年6月18日，刘守强从风火轮公司购买“哈雷戴维森”牌二轮摩托车。2015年6月21日，刘守强报名参加了风火轮公司的哈雷骑行学院，并加入了名为“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的微信群，陈某系风火轮公司的销售兼骑行教练，也是“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微信群的群主。2015年8月13日，陈某在取得了风火轮公司的同意后，在前述微信群中组织发起了骑行活动，并将时间定为2015年8月15日，目的地为北京市密云区，具体路线由陈某设定，集合地点为风火轮公司。刘守强报名并驾驶二轮摩托车（×××）参加了此次活动。2015年8月15日下午13时50分，骑行车队行驶至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黄土梁村，由于此处地形极其险要，均为下坡和急转弯路段，上下行各有一条非混合车道，刘守强不慎发生意外，跌至路下山谷，经抢救无效死亡。刘守强取得二轮摩托车驾照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二被告组织骑行活动，应首先了解参加者的驾驶技术和水平，据此选择和设定路线，并应尽全面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此类危险指数极高的活动，二被告居然在未尽安全保障措施且未告知风险和难度的前提下，带领经验不足的骑行者行驶险峻陡峭的山路，导致悲剧发生，给刘守强的家人造成了巨大的伤痛和损失。现四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之规定，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陈某是本案涉案活动的组织发起执行人，风火轮公司是陈某的工作单位，陈某是职务行为。刘守强购买摩托车及参加哈雷骑行学院学习活动的报名都在风火轮公司。四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将二被告诉至法院。
陈某辩称：刘守强参加的活动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活动参加资格就是上过骑行学院的课程并交过学费的微信成员。对于四原告所述的事发时间以及地点等基本情况均认可，但对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我建立的微信群是经过风火轮公司授权的，而且组织此类活动也是经过风火轮公司授权同意的，我是风火轮公司的销售兼教练，风火轮公司要求我定期组织学员进行此类活动，目的是为了更好的销售。涉案骑行活动的时间、地点、路线是我推荐的，但都是经过风火轮公司确认的。
风火轮公司辩称：四原告所述的事发的时间、地点等基本情况都认可，但不认可四原告的诉请，四原告诉请的事实与真实事实不符。我公司与刘守强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2015年6月我公司已经将刘守强购买的两轮摩托车交付给刘守强，刘守强参加了哈雷骑行学院，该学院活动是在2015年6月27日到28日进行培训，培训也已经结束。刘守强曾经在我公司处留有承诺书，保证遵守交通规则并自担风险。事发时陈某是我公司的员工，但我公司没有授权陈某组织本案所涉活动，涉案活动是微信群车友自行发起的活动，不是我公司与陈某发起组织的，与我公司及陈某无关；而且陈某在事发时已选取了适当的天气、时间及路段，在发现刘守强受伤后及时的进行了救助，随同医院进行了配合救助工作及公安机关的笔录工作，我公司认为陈某也没有责任。我公司在事发后也派出了几名员工去了现场救助，并进行辅助工作，还配合了医疗过程。综上所述，我公司不同意四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中，四原告及二被告均确认如下事实：宋某系刘守强之妻，刘自旺系刘守强之父，刘桂芬系刘守强之母，刘某系刘守强与宋某所生之女。刘自旺的出生日期为1949年4月6日；刘桂芬的出生日期为1952年10月18日；刘某的出生日期为2015年1月9日。刘自旺与刘桂芬生育有一子刘守强，一女刘春华。刘春华的出生日期为1977年5月24日。刘桂芬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刘春华亦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2015年6月18日，刘守强从风火轮公司购买“哈雷戴维森”牌普通二轮摩托车（车牌号为×××，车辆识别代号为：×××）1辆，该车核定载人数2人，总质量454公斤，整备质量为255公斤，外廓尺寸为2255×820×1065毫米。2015年6月21日，刘守强报名参加了风火轮公司的哈雷骑行学院，并加入了名为“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的微信群，陈某系风火轮公司的销售人员兼骑行教练，也是“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微信群的群主。2015年8月13日，陈某在“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微信群中组织发起了骑行活动，并将时间定为2015年8月15日，目的地为北京市密云区，具体路线由陈某设定，集合地点为哈雷戴维森北京东润展厅，即风火轮公司大贸店。2015年8月15日下午13时50分，骑行车队行驶至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黄土梁村西侧，刘守强驾驶“哈雷戴维森”牌普通两轮摩托车（车牌号为×××）由西向东行驶，刘守强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前部与标志杆接触，造成刘守强受伤，后刘守强被送至北京市密云县医院抢救。因抢救无效，刘守强于2015年8月15日17:19死亡，临床死亡诊断为：1、失血性休克；2、胸部闭合伤：右侧多发肋骨骨折并血气胸，右肺挫伤，右侧胸壁皮下积气；3、腹部闭合伤：肝脾损伤？腹腔积液，左膈下积气；4、盆骨骨折。事发时，刘守强所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所载准驾车型为C1E，驾驶证状态正常，车辆已按规定期限进行检验。增驾E的实习期至2016年6月16日，即事发时刘守强系在实习期内驾驶二轮摩托车。此次事故发生后，北京市密云县公安局交通大队作出了京公交（密）认字【2015】第1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此次事故成因及责任的认定为：“刘守强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未确保安全的违法行为，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的规定，认定：刘守强为全部责任。”四原告及二被告对该责任认定均无异议。另，四原告及风火轮公司、陈某均当庭确认，驾驶两辆摩托车属于高风险的行为或活动，此次事故的事发地点为连续转弯的山路，路旁有连续转弯的提示。此外，风火轮公司称此次事故发生的地点是在山路，而非在高速路上。陈某当庭表示，连续转弯的路段对于初学者来说确实比在普通道路上驾驶要难，但是也没有那么难，当时只是连续转弯加下坡。
庭审中，四原告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京公交（密）认字【2015】第1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3、公安机关2015年8月15日的询问/讯问笔录；4、事故发生地点的照片；5、收据、销售单以及签购单；6、刘守强的机动车驾驶证及机动车行驶证；7、户主为刘守强的户口本1册以及刘某的出生医学证明1份；8、刘桂芬的残疾证；9、住院病案首页及抢救记录与诊断证明书。
风火轮公司对四原告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并称已经说明了事故是单方事故，死者刘守强为全责；对证据2和3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该证据可以证明陈某系个人组织了此次骑行活动，在活动中发生事故，与风火轮公司无关；此外“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的微信群是陈某自行建立的，并非风火轮公司授权的，同时证据3还可以证明是陈某提议的，其他群友认可的，另外，陈某也尽到了最大的安保义务；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并称照片表明路况良好，适合骑行，实习期只是标明不能上高速路，但不禁止上山路；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刘守强购买摩托车及参加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的培训服务均已经结束，风火轮公司与刘守强的买卖关系及其他服务关系都已经结束；对证据6至8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驾驶证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上未显示实习期的驾驶员禁止上山路；对证据9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称该证据虽然显示入院时间是当日17时19分，但在事故发生后陈某马上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并开始施救，只是因为抢救条件有限才送至医院。
陈某对四原告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和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询问笔录里面的第三页第八行的内容不认可，并称其当时比较慌乱，实际上其当时是风火轮公司的员工，是为了更好的推销风火轮公司的产品，微信群是在风火轮公司的要求下由其作为群主建立的；对证据4至8的真实性都认可，并称当时路况良好，但是连续转弯，当时曾要求各成员按照自己的安全速度行进，要求不能超过国道限速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在出发前也口头告知了参加骑行的成员；对证据9的质证意见与风火轮公司一致。
四原告还向本院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北京市公安局金海湖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1页、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黄草洼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份、刘自旺与刘桂芬所生之女刘春华的残疾人证复印件1份、刘桂芬的诊断证明复印件、刘桂芬的户口本复印件。
风火轮公司以及陈某对上述补充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
风火轮公司为了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哈雷戴维森摩托车销售合同》、北京哈雷戴维森发货单、哈雷摩托车交车单、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记账联，欲证明刘守强在风火轮公司购买摩托车的情况，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刘守强死亡与风火轮公司无关；2、《哈雷戴维森骑乘者承诺协议》，欲证明刘守强在购买摩托车时进行承诺，刘守强参加的任何骑行活动都必须遵守相应的法规，安全驾驶摩托车，并明确同意因本人参加的任何活动造成的任何伤害均自行承担；3、委托收款协议，欲证明风火轮公司委托北京花津浦商贸中心代为收取骑行学院服务费用；4、黄万杰书写的说明以及微信记录，欲证明发起此次骑行活动的微信群是由陈某建立，并非风火轮公司的官方微信群，风火轮公司从未在此微信群中发起或组织任何骑行活动，也未在此群中发布过任何广告宣传，此次活动是微信群中的车友自发组织的；5、事故发生地点的路况图以及事故发生当天的天气状况表，欲证明活动开始前陈某已经对此次骑行活动的天气状况以及路况进行查询，陈某已经尽到了充分的注意义务；6、公安机关2015年8月15日的询问/讯问笔录，欲证明陈某在活动中进行了合理必要的安排，发现刘守强受伤后进行了及时的救助；7、京公交（密）认字【2015】第1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欲证明刘守强的死亡结果是由其自身原因造成的；8、证人王某出具的说明1份，欲证明风火轮公司在听说刘守强受伤后，派员到现场进行救助；9、陈某与风火轮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书》、陈某的辞职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离职交接表，欲证明陈某于2016年3月辞职。
四原告对风火轮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均无法确定，但是四原告对刘守强与风火轮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予以认可，并称是风火轮公司为了维护客户关系组织了各种活动，刘守强在参加骑行学院的培训后还购买了高额的配套装备，这也是风火轮公司组建骑友群的原因，本活动不是陈某个人的微信群，而是报名参加风火轮公司活动的微信群；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无法确认是否是刘守强本人的签字，而且上面没有落款日期，只有一个打印的日期，风火轮公司称这是购买摩托车时签署的协议，故也与本案无关，此外，该协议内容都是免责条款，应该是无效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4的合法性以及证据形式均不予认可，不符合证据合法形式，真实性不认可，微信有删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与本案无关，此外，根据该微信记录显示骑行路线有高速，而二被告事先未确定路线，也没有对参与的学员有条件的限制；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认可，都是随机打印的，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并称根据该证据内容显示二被告对骑行活动没有进行合理必要的事前安排，二被告没有尽到安保责任，没有风险告知；对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8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证人未到庭；对证据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陈某的职务主要是售后，在离职交接表中显示有“与骑行学院”交接完毕的内容，可以证明陈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陈某对风火轮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
风火轮公司还向本院提交了陈某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3日的考勤记录，欲证明陈某事发当天没有打卡。四原告对考勤记录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并称不知道该记录的来源，也没有陈某本人的签字确认，只是表格打印件，而且陈某在8月份所有的周末都是打卡上班，但是唯独事发当天没有打卡，所以对此不予认可。陈某对考勤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并称风火轮公司想要修改信息是很容易的，事发当天其是正常上班的，公司内是有视频的，但是视频也掌握在风火轮公司手中。另，陈某还表示，其是每周四休息，事发当天是周六，一线员工都是周一到周五休息，没有周末休息的情况，其在2015年7月至9月期间都是每周四休息，每周只休息一天，如果周末休息是需要提交请假条的。风火轮公司还称陈某在事发当日确实去公司了，但是没有打卡上班，而是进行调休；此外，即使陈某之前周六日上班可能是加班或者调休，陈某事发当日到公司并不代表其就是正常上班，应当以考勤记录为准；另，风火轮公司对于员工调休是有手续要求的，但不一定是书面的，可能一个电话就行，周六日是可以休息的。风火轮公司未向本院提供陈某在事发当日系调休的证据。
陈某的证人张某出庭作证，欲证明其参加了风火轮公司的“哈雷骑行学院”课程后，教练陈某将其拉入了名为“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的微信群，其看见群里有骑行通知，但没有具体的报名程序，就于第二天在风火轮公司的销售店面处集合，参加活动的人员在那里吃完早饭，人员到齐就出发了，当时大部分都不认识，但是在骑行学院上课的时候认识的几个人都去了，之前在群里也组织过这种活动，当时刚学完，就找了陈某和风火轮公司店里的其他员工来帮助出去骑行。此外，在事发时其参加了对刘守强的救援工作，车队在骑行过程中队伍拉的很长，其和陈某骑行在车队的后面，到了事发路段，发现路上有一辆摩托车，但是没有人，陈某打电话给医院及警察，还告诉了陈某工作的店里，将哈雷车拖回了风火轮公司的店里，事发当天天气良好，路上车辆不多，当天参加活动的时候，并没有安排保障车辆，也没有安排相关的保障人员。证人张某还称，其认为当时微信群的名字叫“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就应该是陈某供职的风火轮公司店里的微信群，而且其作为个人不在意是个人组织还是风火轮公司组织的，因摩托车是在风火轮公司购买的，当时也让骑行人员到风火轮公司的店里集合，所以理解上应该是风火轮公司组织的活动，其还在风火轮公司购买过衣服和鞋子。此外，张某还表示骑行学院的培训已经结束，所以此次活动应该与骑行学院的培训无关，但其是由风火轮公司的教练陈某拉入群的，其主观上认为这就是风火轮公司组织的活动。当时店里的另一位教练黄万杰也想参加这个活动，黄万杰经过与风火轮公司申请，风火轮公司同意其也参加此次骑行活动。在骑行出发前，都告知了大家需要佩戴相关头盔、护肘等等的保护措施，也口头告知了参加人员安全措施、路线、怎样保持车队、车速不超过60公里每小时、遇见突发情况如何处置，车队应该上了一小段京承高速公路，但是当天没有告诉其实习期间不能上高速公路的规定，跟别人说没说不清楚。四原告对证人张某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陈某告知的安全事项与本次活动危险性不符，本活动有山路，有高速公路，很危险，简单的告知安全驾驶不能证明尽到了安保义务。风火轮公司对证人张某证言的真实性亦予以认可，并称证人因为陈某拉入群，并且群名为哈雷，其误认为是官方群，陈某是倡议者，本次活动是AA制的自发性活动，陈某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陈某对证人张某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称当时参加活动的人员都是有意向购买风火轮公司产品的人，证人不可能认识所有的参加人员，风火轮公司在我离职后，还跟我要旧群的群主权限，当时我没有给，之前的店里员工就将原来“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的微信群里的客户转移到新群了，风火轮公司店里的新群名字叫“骑行学院2016”。
陈某的证人武某到庭，欲证明其参加2015年8月15日的骑行活动，并表示骑行路线是在微信群里提前通知了一下，但是没有书面的，其没太注意是谁通知的时间和地点，只是看见大家议论在风火轮公司的店里集合，其到达风火轮公司店里时其他人员已经吃过早饭，在出发前陈某告知了大家一些安全事项，其和参加活动的其他人不熟悉，也不知道有哪些是店里的保障人员，当时其看见微信群里说想参加就在风火轮公司的店里集合，就没有多想，但是认为这就是风火轮公司组织的活动，其也是在风火轮公司购买的哈雷摩托车，并在风火轮公司参加了骑行学院的培训，此后被拉入微信群。证人武某还表述，其在参加此次骑行活动时持有摩托车驾驶本尚在实习期，并称因为活动在风火轮公司的店内集合，故认为应当是风火轮公司组织的活动。
四原告对证人武某的证言表示与证人张某证言之间存在矛盾，而且告知安全注意事项的时间也不一致，简单的提醒也不足以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风火轮公司对证人武某的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并称陈某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证人只是因为在风火轮公司的店里集合误认为这是风火轮公司组织的活动。陈某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庭审中，陈某表示其是在经风火轮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在工作时间安排“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微信群中的人员外出骑行的，同时本次活动的集合地点是风火轮公司的销售展厅，风火轮公司提供了饮料及早餐，陈某垫付费用后再由风火轮公司报销；事发当天陈某是工作时间，当日其正常打卡上班，骑行活动不需要再请假，但需要提前几天和公司领导说安排，骑行所使用的车辆也是公司提供的，事发后陈某报警并向风火轮公司进行汇报，风火轮公司派员到达事故现场协助施救，活动组织的目的是为了销售风火轮公司的产品以及进行产品推广。四原告对此表示并不知情，但称陈某所述事件的基本情况属实，但是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风火轮公司则表示骑行活动的集合地点确实在风火轮公司的展厅，但当日的早餐是陈某自费购买，并非风火轮公司提供，而且风火轮公司也没有相关餐饮费用的报销和进出帐，事发当天陈某并未上班，应当是调休，陈某所驾驶的摩托车确系风火轮公司提供，但这是公司给员工的福利，员工可以骑公司的试驾车，目的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宣传效果；另外，风火轮公司还当庭表示其官方组织的活动都会有救援车跟着，但此次活动，没有相关救援的车辆和安保人员，因此不是风火轮公司组织的此次活动。
另，陈某当庭表示其组织骑行活动系职务行为，且其已经尽到了安保义务，其不应当承担责任。陈某还称，“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微信群开始只是参加风火轮公司骑行学院培训的学员，但是后来为了招入一些可能成为风火轮公司客户的人进入该群，在建立该微信群时，风火轮公司是知道的，而且风火轮公司的两个管理人员以及市场部的主管也在群中，此外，公司要求定期组织活动，促进销售。另外，陈某还称组织骑行活动是风火轮公司骑行学院培训活动的一部分，两天培训后教会了客户骑车，但是风火轮公司要求我在内的职员定期组织活动增加客户粘性，起初风火轮公司骑行学院的培训是有实际上路骑行的，后来取消了，就以微信群组织骑行活动来进行实际练习的。风火轮公司对陈某的上述主张不认可，并称没有委托陈某组织骑行活动，同时表示知道陈某组织活动也没有告知参加者该活动不是风火轮公司组织的，因为毕竟都是潜在的客户，告知会伤害到潜在的客户。
另，庭审中，陈某称王某作为风火轮公司的经理、黄万杰作为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的教练，都在该微信群中，如果该微信群是其个人群的话，不可能将他们加进来。风火轮公司称王某和黄万杰的身份属实，确实也在该微信群里，但是活动的组织者还有公司员工、陈某的朋友及其他人，不能认定是风火轮公司的官方群，另外，王某和黄万杰没有在微信群中发布任何风火轮公司的广告信息，陈某离职后就将该二人清除出该微信群了。陈某针对风火轮公司的意见称王某和黄万杰不需要在群内发布消息，但公司要求其发布相关消息和广告。
陈某称根据公司相关工作要求，自行创建了名为“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的微信群，并将参加了风火轮公司骑行培训的学院加入群中。风火轮公司称从未在工作中要求陈某创建该微信群。根据双方提供的微信记录显示，2015年7月2日，王某将群名改为“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
北京”。2015年7月3日，王某在群中发布了“哈雷车主会北京分会7月骑行计划”的链接。2015年7月10日，王某又在该群中发布了“哈雷车主会北京分会周末围场草原骑行
--报名火热进行中”的链接。2015年7月24日，陈某将群名修改为“骑行学院--
北京”。2015年8月15日14时45分，陈某又将群名修改为“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
庭审中，陈某称刘守强从风火轮公司购买哈雷摩托车后，报名参加了风火轮公司组织的骑行培训，培训班的名称为“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黄万杰是主教练，我是新教练，风火轮公司提供水、食物、车辆，培训内容是基本的骑行，方式为两天封闭培训，地点是在顺义区的一个停车场内，此前骑行学院有上路实习的内容，现在也有。四原告对陈某的上述陈述予以认可，并称根据微信内容显示，微信群中的群友大多数都是已经参加过培训的学员。风火轮公司对陈某的上述陈述亦予以认可，但称在2015年6月27日和28日就已经完成了对刘守强的全部培训内容。
关于在该微信群里是否存在进行产品广告推销一节。四原告称根据微信记录显示，陈某在群里进行了产品的推销，也对购买产品后的学员给予了回应。风火轮公司则称，群成员刘学科曾经将群名改成哈雷骑行学院，说明该群名是任何群友都能修改的，此外，陈某也介绍过其他品牌的其他产品，群里其他人也发布过销售和购买信息，谁都可以在群里发信息及广告，不能因为群里陈某发言多就认定是风火轮公司的官方网站，没有官方发过的信息；陈某在2015年6月19日21时11分在群内发了一个阿尔山草原骑行活动，陈某还称“有救援车”，这是我公司的官方活动，每次有官方活动都会有救援车。陈某称存在对产品进行广告推销的情况，学员关于配置有什么疑问，作为教练都会有推荐产品，产品也是风火轮公司提供的，我发布的其他品牌的产品在风火轮公司也是有出售的。
风火轮公司当庭明确表示，其公司工作人员未在该微信群里明确表述过该微信群内的活动以及相关广告发布与风火轮公司没有关系，并称其公司不可能在该微信群里做出如此表述。
关于风火轮公司提交的《哈雷戴维森骑乘者承诺协议》签订时间、签订目的一节。风火轮公司称该协议是刘守强向风火轮公司购买涉事摩托车时签署的，用于告知购买人骑行有危险，所有购买人在购买摩托车时都要签署该协议，用以提醒谨慎驾驶；此外，风火轮公司称不论此次活动是否是风火轮公司组织的，风火轮公司均应当免责。
庭审中，风火轮公司还称其公司有7辆试驾车，其中4台教练车，剩余3台摩托车在平时上下班都是可以用的，包括公司教练及高管人员，使用车辆不需要填写申请单，只要没有客户预约就可以用。陈某对此不予认可，并称其是公司基层员工，从未上下班使用过公司车辆，公司不可能将一辆价值30多万元的车辆交给基层员工用于上下班使用，其每次需要外出骑行时需要跟总经理说明理由和时间，经过公司确认并同意后才能驾驶车辆，毕竟车辆价值不菲。风火轮公司则称因为陈某是骑行教练，技术最好，所以公司允许其使用车辆。
另，2016年3月4日，陈某以个人原因为由向风火轮公司提交了辞职申请，同日，风火轮公司与陈某签署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及《离职交接表》。庭审中，陈某称当时风火轮公司表示签了协议就给钱，所以就签字了，但离职后，风火轮公司并未按照协议中约定的数额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及代通知金6000元。风火轮公司称未向陈某支付补偿金的原因是当时陈某拿着客户的钱没有交给公司，有一些没有说明的钱款。在风火轮公司提供的《离职交接表》的工作任务移交情况一览，显示有：“骑行学院交接完毕”，以及黄万杰和王某的签名。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京公交（密）认字【2015】第1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询问/讯问笔录、照片、收据、销售单以及签购单、机动车驾驶证、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残疾证、住院病案首页及抢救记录与诊断证明书、证明信、证明、诊断证明复印件、《哈雷戴维森摩托车销售合同》、发货单、交车单、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记账联、《哈雷戴维森骑乘者承诺协议》、委托收款协议、说明、微信记录、路况图、天气状况表、《劳动合同书》、辞职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离职交接表》、考勤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经审理，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陈某组织涉案骑行活动的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职务行为。二、二被告对涉案骑行活动是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二被告是否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三、刘守强的死亡结果与二被告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二被告是否应当对刘守强的死亡结果承担责任。四、刘守强对其死亡的结果是否具有过错，如果具有过错是否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以及责任比例的确定。五、《哈雷戴维森骑乘者承诺协议》是否可以成为风火轮公司免责的依据。
一、陈某组织涉案骑行活动的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职务行为。
首先，我们应确定的是陈某所组织的涉案骑行活动是陈某的个人行为，还是陈某在履行风火轮公司工作职务的行为，亦或是微信群中群友自发组织的活动。庭审中，风火轮公司主张该微信群并非其公司注册的公司微信群，也没有委托或授权陈某成立该微信群。本院认为，该微信群是否为风火轮公司注册的公司微信群并非本案的争议焦点，该微信群只是发布或组织活动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而非确认陈某组织此次骑行活动是否为职务行为的充分条件。我们应当从陈某组织此次活动行为的本身来对其行为性质进行考量。
庭审中，对于陈某组织骑行活动的性质，四原告、陈某与风火轮公司各执一词，陈某就此向本院提交了参加骑行活动人员的证言，风火轮公司向本院提交了黄万杰书写的说明以及微信记录、询问/讯问笔录、证人王某出具的说明，而四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微信记录。综合四原告、陈某与风火轮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当庭的陈述，可以确认如下事实，陈某系风火轮公司的销售人员兼骑行学院的骑行教练，刘守强报名参加了风火轮公司组织的骑行培训，陈某系刘守强在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学习时的教练；陈某所建立的微信群名称为“哈雷戴维森骑行学院”，并通过该微信群发布了活动的具体时间及相关信息，风火轮公司对陈某此前所组织的骑行活动以及涉案的骑行活动是明知的，且风火轮公司未在一定的范围内对陈某所组织活动的性质以及非风火轮公司安排的情况进行告知及说明；另外，此次骑行活动的集合地点在风火轮公司的经营场所范围内；陈某所组织的此次骑行活动也与其所从事的风火轮公司安排的工作具有极其紧密的联系；陈某参加此次骑行活动所使用的车辆系风火轮公司提供，风火轮公司未就其为陈某提供骑行车辆作出合理的解释，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此外，风火轮公司当庭明确表示因为参加骑行的人员均系其公司的潜在客户，故公司未以明示的方式告知参加者此次活动并非风火轮公司所组织，而且此类的骑行活动在客观上也会对风火轮公司的销售具有一定的宣传效果。庭审中，风火轮公司提交了陈某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的考勤打卡记录，但陈某及四原告对此均不予认可，并称该考勤记录没有陈某的签字确认，虽然陈某和四原告均未能就其质证意见提供相反的证据，但本院认为，无论该考勤记录是否真实，只能说明陈某是否进行了考勤签到行为，而不足以导致认定陈某组织此次骑行活动并非职务行为的结果，此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陈某在事发前和事发后的考勤均显示陈某在周末均存在上班的情况，且在此前陈某组织类似涉案骑行活动时考勤记录上显示有考勤打卡的信息，而事发当日陈某到达了风火轮公司的办公地点的事实各方均予以确认。风火轮公司就陈某当日考勤情况解释称，事发当日陈某系调休，但风火轮公司对此并未提供相关的调休申请记录和公司相关的休假规定，且陈某对风火轮公司该主张不予认可，因此，本院对风火轮公司所主张的事发当日陈某调休的主张不予采信。综合全案的证据以及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陈某组织此次骑行活动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尽管风火轮公司称其公司并未授权陈某组织此次骑行活动，且陈某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风火轮公司曾授权其组织此次骑行活动，但从此次骑行活动的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活动参加者有理由相信，陈某是代表风火轮公司组织的此次骑行活动，且此次活动的参加者刘守强对此在主观上是善意且无过失的。
二、二被告对涉案骑行活动是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二被告是否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是指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群众性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应尽的合理限度范围内的使他人免受人身及财产损害的义务。也就是说，安全保障义务通常是在当事人之间并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形下而产生的一种要求一方为了另一方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而积极作为的义务，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产生的责任是不作为责任。安全保障义务是一种侵权责任法层面的法定义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受害人请求损害赔偿时，应当基于其所受损害的事实，提出赔偿义务人负有符合社会一般价值判断所认同的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人则应就其已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进行抗辩，这样才能兼顾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与利益平衡。
对于安全保障义务法律关系的主体界定。第一，安全保障义务的受保护人为顾客或活动参加者，至于是否与义务人有合同关系在所不问；第二，义务主体主要是经营活动的经营者或其他社会活动的组织者或管理者。前者主要是指那些从事向公众提供公开服务的人，而后者主要是指，虽非公共服务场所的经营者或管理者，但是因其所从事的活动而对他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如：大规模集体活动的组织者负有对参加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第三，安全保障义务所保护的人与义务人之间常常存在较为紧密的关系。正是因为由于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受保护人之间存在一种较陌生人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才产生了安全保障的义务。在现实生活中，此种密切关系的主要形成原因包括：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形成的密切关系；基于缔约关系而形成的紧密关系；基于责任的自愿承担而形成的紧密关系；基于先行行为而形成的紧密关系；亦或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而形成的密切关系。
就安全保障义务的判断标准问题，本身安全保障义务并未对注意的内容和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以及确定的规则，判断是否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还需要从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中予以借鉴适用，如：法定的注意义务和理性人（审慎管理人）的判断标准。通常首先以行为人是否尽到了同类交易情形下通行的注意义务作为衡量的尺度，即是否符合法定的安全保障标准，其次是对于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安全保障标准的适用，此外，还有作为善良管理人的标准和一般标准。
本案中，刘守强与风火轮公司之间形成的密切关系是基于先行行为而产生，即风火轮公司通过其员工陈某组织的骑行活动这一先行行为，而产生了对参加骑行人员安全的保障义务。因此，风火轮公司对此次骑行活动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二被告主张其已经尽到了安全的保障义务，但风火轮公司作为从事经营销售摩托车的专业连锁企业，其在组织本案所涉的骑行活动过程中，所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的程度不同于一般的活动。摩托车骑行活动，较普通四轮车辆的行驶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对驾驶员的驾驶资格和驾驶技术有更高的要求，对驾驶人员的人身保护措施的要求也更为严格。虽然，庭审中陈某的证人到庭作证证明陈某对参加此次骑行活动的人员进行了风险提示和告知，但通过微信内容显示陈某及风火轮公司未能对此次骑行活动的危险性进行合理的预估（例如，陈某在微信中表示此次骑行活动属于休闲型），也未对骑行的线路进行考察和合理的选择（例如，选择的路段系多弯山路、进入高速公路行驶），亦未对骑行过程中的安全保障进行合理的部署和安排（例如，未安排救援车辆及人员、未制定应急预案），特别是对刘守强的驾驶资格未进行严格的审查，即安排刘守强驾驶摩托车进入高速公路行驶，未能考虑到刘守强持有的驾驶证尚在实习期，即安排有连续转弯的山路，而事发地点正是连续转弯且下坡的山路地段。据此，本院依法认定风火轮公司在此次骑行活动中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三、刘守强的死亡结果与二被告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二被告是否应当对刘守强的死亡结果承担责任。
纵观本案，由于二被告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二被告在主观上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刘守强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活动的组织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陈某与风火轮公司之间系劳动关系，即风火轮公司系用人单位，陈某系受风火轮公司之聘用，陈某组织此次骑行活动的行为经本院认定系职务行为，故由陈某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当由风火轮公司承担，因此，风火轮公司应当对刘守强死亡的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关于四原告要求陈某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陈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且其过错不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四原告的该主张依据不足，故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风火轮公司称刘守强发生事故的地点不在高速公路，因此选择高速公路驾驶与刘守强死亡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的主张一节。虽然刘守强死亡地点并非在高速公路上，但由于组织者选择了高速公路以及多弯山路，由此可以看出二被告未能就活动路线进行合理的安排，亦未能对参加活动人员的资格进行必要的审查并尽到审慎的提醒义务，而且此次骑行活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摩托车的技术要求比在普通公路上更高，所投入的精力和体力也要更多，因此，无论刘守强的死亡是否发生在高速公路上，均可以认定二被告在骑行活动道路的选择上存在过错。
四、刘守强对其死亡的结果是否具有过错，如果具有','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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