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吉24行再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再审申请人）：关晓峰，男，1964年11月2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敦化市。
委托代理人：马卿，男，1949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延吉市天池路海关小区1号楼，延边求是调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被申请人）：敦化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孙燕成，局长。
委托代理人：尹铁秋，敦化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员。
委托代理人：李俭，敦化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干警。
上诉人关晓峰诉被上诉人敦化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理一案，前由敦化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日作出（2012）敦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维持敦化市公安局2012年4月27日作出的敦公（巡）追缴字【2012】第39号《追缴物品清单》。关晓峰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3月28日作出（2013）延中行终字第9号行政判决，撤销了敦化市人民法院（2012）敦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驳回关晓峰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关晓峰于2015年1月8日，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于2015年3月11日作出（2015）延中行监字第5号行政裁定，决定再审本案。本院于2015年5月28日作出（2015）延中行再字第3号行政裁定，撤销了本院（2013）延中行终字第9号行政判决和敦化市人民法院（2012）敦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发回敦化市人民法院重审。敦化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2015）敦行再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驳回关晓峰的诉讼请求。关晓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根据本案有效证据认定以下事实：2005年5月，敦化市贤儒镇贤儒村牡丹组南山红松果实采集权欲对外竞拍。解士强想要得到该红松果实采集权，并从中牟取非法利益，初次准备竞拍时，解士强等人在现场以恐吓、威胁他人的手段扰乱拍卖秩序，造成此次竞拍未能正常进行。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四人也想得到该红松果实采集权，认为通过正常竞拍很难得到，于是这四人经商量后，达成一致意见，决定让中间人赵维生联系解士强，希望解士强帮助竞拍林地，许诺给解士强好处费，解士强答应了。2005年6月17日，再次组织竞拍时，底价调整为70万元。解士强团伙以村民王振国名义（户籍在本村，解士强团伙成员）以底价70万元竞拍到了该红松果实采集权，关晓峰等四人按照竞拍开始之前事先商定的条件，拿出5万元好处费，交给解士强等团伙成员，又以底价70万元从王振国处受让了该红松果实采集权。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延中刑初字第51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了“2005年6月17日解士强带领王振国等人在敦化市贤儒镇贤儒村牡丹组再次竞拍林地承包经营权时，以70万元底价拍得，后按事先商定以高出拍卖价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炳宝”的事实（该刑事判决书第85页），并且对解士强、王振国等人所犯有的寻衅滋事罪依法进行了相应的判决。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四人借解士强团伙等人黑恶势力，采取非法手段取得该红松果实采集权，经营6年，从2005年6月始至2010年10月止（邵立江和孙丙宝于2008年8月将自己在合伙中的份额转让给关晓峰）。2010年3月5日，敦化市公安局在办理解士强团伙寻衅滋事案件时，发现解士强等人受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等人雇佣，以威胁、恐吓等手段，非法控制林地竞拍，使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等人以底价70万元拍到该红松果实采集权，给解士强5万元好处费，遂以涉嫌串通投标罪予以立案。2011年6月10日，经敦化市公安局委托有关部门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等人经营林地的违法所得进行评估，结论为1397800元。2011年6月22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出具《撤回移送起诉意见建议书》，以原审原告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等人的行为均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建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撤回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依法作其他处理。因此，2011年6月25日，敦化市公安局巡逻大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作出了《呈请撤销案件报告书》，呈请对关晓峰等人串通投标案撤销案件；同日，敦化市公安局对关晓峰等人作出了敦公撤案字[2011]018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撤销案件。2011年6月27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刑警支队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出具《撤卷函》，认为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等人的行为属一般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故将起诉意见撤回。2011年11月17日，敦化市公安局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分别作出《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敦公（巡）决定2011第20号、21号、22号、24号），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分别追缴8万元、20万元、4万元、4万元（2012年1月6日实际签收），并开具收据。同日，敦化市公安局打黑专案组向敦化市财政局出具《解士强涉黑案件没收非法所得情况说明》，将包括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四人已扣押需追缴的36万元在内的共计1099300元上缴国库，敦化市财政局于次日出具包括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四人已扣押需追缴的36万元在内的记账凭证。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不服，于2012年1月17日向敦化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2012年3月7日敦化市人民政府做出《敦化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敦公（巡）决定2011第20号、21号、22号、24号）。2012年3月19日，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不服敦化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2年4月24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向该局出具《行政复议建议函》，认为该局用行政处罚决定的格式处理追缴决定于法无据，建议该局根据有关规定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因此，该局于2012年4月26日作出了《呈请撤销行政处罚报告书》，认为：该局于2011年11月17日作出的追缴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使用行政处罚文书明显不当，呈请撤销敦公（巡）决定[2011]第20号、21号、22号、24号四份公安行政处罚决定文书，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并于2012年4月27日作出《撤销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通知办案单位敦化市公安局巡逻大队，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四人分别作出《敦化市公安局撤销行政处罚告知书》及敦公（巡）追缴字[2012]第39号、40号、42号、41号《追缴物品清单》，向这四人告知了违法行为的事实和理由，对违法所得作出追缴决定时所使用的“行政处罚决定”法律文书不当，决定对敦公（巡）决定[2011]第20号、21号、22号、24号四份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撤销，并于当日将相应《追缴物品清单》送达，并告知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2012年5月15日，关晓峰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撤回复议申请。2012年8月9日，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等四人不服，分别诉敦化市公安局公安行政强制四案，经本院于2012年11月2日分别作出了（2012）敦行初字第10、11、12、13号行政判决书，分别维持敦化市公安局作出的四份追缴原审原告物品清单。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等四人不服，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8日分别作出了（2013）延中行终字第9、7、10、8号行政判决书，分别撤销了本院的（2012）敦行初字第10、11、12、13号行政判决，并分别驳回了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等四人的诉讼请求。2014年1月28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出具《关于变更《撤回移送起诉意见书》的函》，撤销了2011年6月22日《撤回移送起诉意见建议书》中“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等人的行为均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部分的建议，认为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等人“没有犯罪事实，不构成犯罪，建议撤回移送起诉意见”。因此，敦化市公安局巡逻大队于2014年3月7日作出了《呈请变更原撤销案件决定书报告书》。敦化市公安局于2014年3月17日作出《关于变更《撤销案件决定书》部分内容的决定书》，将其2011年6月25日作出的敦公撤案字[2011]018号《撤销案件决定书》中部分内容变更为：根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2014年8月6日，敦化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敦检赔决[2014]1号刑事赔偿决定书，认为，该院对关晓峰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该院应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决定：赔偿关晓峰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0211.6元。
原审法院认为，敦化市公安局，作为法定的行使敦化市区域范围内治安管理的职权机关，负有依法维护敦化市区域范围内的社会治安的法定职责，有权依法定程序对涉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作出相应的处理。敦化市公安局依职权按照法定程序对与关晓峰和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等四人违法行为相关的事实进行了调查取证，这些证据间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这四人确实存在着利用解士强等黑恶势力团伙采取恐吓、威胁等非法手段竞拍红松果实采集权，实际上排除了其他合法竞拍参与人的正常参加，得以以底价取得红松果实采集权的违法行为的事实。虽然这四人的行为，在终审判决生效后，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不构成犯罪，但这只是表明这四人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而这四人在主观上具有利用解士强团伙以非法手段取得红松果实采集权的意愿，这四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及结果是清楚的，该行为危害了正常的国家管理秩序，已构成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故应受相关行政管理法律规范的调整，并接受相应的处理。经敦化市公安局调查取证对上述事实已经查明，并且该违法行为在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前一直处于继续状态；关晓峰等人对此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加以证明。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危害的客体系正常的国家行政管理秩序。按相关规定，刑事案件转为行政案件处理的，应当撤销刑事案件，不用再另行办行政案件登记手续。行为人客观存在的行政违法性并不依附于刑事案件，不因刑事案件的撤销而消灭。终审判决生效后，关晓峰等人是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出具《关于变更《撤回移送起诉意见书》的函》，撤销了2011年6月22日《撤回移送起诉意见建议书》中“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等人的行为均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部分的建议，认为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等人“没有犯罪事实，不构成犯罪，建议撤回移送起诉意见”提出申请再审的，但并不足以影响敦化市公安局作为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相关法律规定，对关晓峰等四人的行政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理。关晓峰等人的行为是发生在2005年6月，当时所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了对寻衅滋事行为应当治安处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规定违法所得财物应收缴。敦化市公安局于2012年4月对该案作出治安行政处理行为，诉讼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有同样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违法所得，应予追缴。经敦化市公安局委托有关部门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等人经营林地的违法所得进行评估，结论为1397800元。该局依据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则，并考虑关晓峰的实际情况，对其追缴8万元。关晓峰等人的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2006年8月26日开始施行的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施行之前，但该行为在敦化市公安局作出处理前始终处于继续状态，违法行为发生当时施行的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对寻衅滋事的治安处罚及违法所得的处理，均有相应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具体规定，与现行的法律及规章对此所作的规定总体上是一致的。虽然邵立江和孙丙宝于2008年8月将自己在合伙中的份额转让给关晓峰了，但相关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定追缴违法所得的追诉时效，故不存在超过追诉时效问题。因此，敦化市公安局依照诉讼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处理此案，适用法律正确。敦化市公安局对关晓峰等人寻衅滋事违法行为本身因超过六个月的追诉时效，没有进行治安处罚，但并不影响其对关晓峰等人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敦化市公安局在作出行政处理行为过程中存在的瑕疵，不影响其行为的合法性。因此，关晓峰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再审请求不予支持。故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关晓峰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关晓峰上诉称：被告敦化市公安局于2012年4月27日作出的敦公（巡）追缴字{2012}第39号《追缴物品清单》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上诉人没有直接参与竞拍，没有致使解士强等人扰乱竞拍秩序，没有致使他们强拿硬要。当时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四上诉人跟解士强等人打招呼，等他们参加竞拍成功，从他们那里转包过来，可以给他们支付一些费用，我们不存在雇佣涉黑团伙。被告作出敦公（巡）追缴字{2012}第39号《追缴物品清单》以前没有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确认原告行为是违法。被告追缴原告的款项不应当认定违法所得。原告等四人取得林地的经营权以后，用心管理，投资大量的资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难道说这些所有的付出也是违法吗？一审判决认为，原告等四人在主观上具有利用解士强团伙以非法手段取得红松果实采集权的意愿，这四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及结果是清楚的，该行为危害了正常的国家管理秩序，已构成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故应受相关行政法律规范的调整，并接受相应的处理。但认定是否构成寻衅滋事行为，给予何种处罚是属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不是人民法院的职权，人民法院只能审理公安机关认定的寻衅滋事行为是否准确，作出的处罚决定是否妥当等问题。因此，一审判决中认定原告等四人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其程序违法。综上，请求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被上诉人敦化市公安局辩称：上诉人关晓峰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与客观事实相悖，其上诉事由不成立，人民法院应予驳回。
1、上诉人以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取得林地承包权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四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相关证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足以证明。2、上诉人诉称“敦公（巡）追缴字{2012}第39号《追缴物品清单》以前没有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确认原告行为是违法”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寻衅滋事行政违法行为发生时间是2005年6月，而公安机关侦查发现是2010年3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由此可见，四上诉人通过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取得竞拍林地至签订林地承包合同开始到六个月后，其违法行为发现后依法不再处罚，而通过违法行为取得的财物，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依法予以追缴，《公安机关管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条也明确了“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违法所得，应予追缴，从四上诉人违法所得的时间上看，违法所得在被上诉人作出处理前，始终处于继续状态中。关于上诉人诉称“对其违法行为没有一份有效法律文书确认其行为违法”的意见实属于法无据。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对不再处罚的违法行为没有规定需向违法行为人出具确认违法行为的相关程序。又因《追缴物品清单》具有决定书的功能，不需要单独制作追缴决定书，正因为此，2012年4月24日，延边州政府为被上诉人下发了《行政复议建议函》认为被上诉人用行政处罚决定的格式处理追缴决定于法无据，建议被上诉人根据有关规定重新作出。2012年4月26日，被上诉人作出了撤销2011年11月1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这种不当律法文书格式，同时依法制作了《追缴物品清单》及《撤销行政处罚告知书》，并分别送达了四位上诉人，并告知了收缴的事实及理由及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值得说明的是：被上诉人虽然撤销了2011年11月1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这种不当法律文书，但并非是撤销了违法所得追缴决定的事实理由和内容。而仅仅是撤销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法律文书格式而已。由此可见，上述这一过程均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所规定的程序所作出的，均按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所办理，并无不当之处。3、上诉人诉称追缴其款项不应当认定违法所得，并以用心管理投入大量资金等为由，辩称并非是违法所得，这种理由显然不成立。4、上诉人诉称一审法院“认定原告等四人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其程序违法”的诉称无理。因为《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一审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有权予以审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原则，是人民法院行政司法审查权的内容和程序，《行政诉讼法》不仅规定了人民法院具有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原则的职能，同时也明确了人民法院必须对行政是否依法进行审查。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依法不成立，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公平严肃性。
原审被告敦化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卷宗(卷一)第1页《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一份、第2页《立案决定书》一份。证明：2010年3月，敦化市公安局巡逻大队在办理社会黑恶势力头目解士强寻衅滋事案件时，发现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等人为了能够非法控制贤儒镇牡丹屯林地竞拍，给解士强5万元好处费，以涉嫌寻衅滋事予以依法审批立案。能证明案件来源及立案程序合法。
2．敦化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卷宗（副卷）第3-6页：2011年6月22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撤回移送起诉意见建议书》、第10页：2011年6月27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刑警支队《撤卷函》一份。证明：（1）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的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等人涉嫌串通投标案，经审查认为，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建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撤回移送起诉意见。（2）2011年6月27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刑警支队依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撤回移送起诉意见，认为关晓峰等四人行为属一般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故撤回起诉。
3．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卷宗（卷一）第141-145页：2014年1月28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变更《撤回移送起诉意见书》的函》一份、2014年3月7日敦化市公安局巡逻大队的《呈请变更原撤销案件决定书报告书》一份、2011年6月25日敦化市公安局巡逻大队《呈请撤销案件报告书》一份、2011年6月25日敦化市公安局《撤销案件决定书》一份。证明：敦化市公安局依据2011年6月22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撤回移送起诉意见建议书》，依照法律程序对关晓峰刑事案件作出了撤销案件报告和决定。2014年1月28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撤销了2011年6月22日《撤回移送起诉意见建议书》中“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部分，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不构成犯罪。敦化市公安局依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变更函，于2014年3月7日作出了《呈请变更原撤销案件决定书报告书》。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关晓峰等四人刑事案件撤销，转行政案件，符合法律程序。
4．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卷宗（卷一）第7-12页：《呈请追缴报告书》一份、敦公（巡）决定2011第20、21、22、2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经查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涉嫌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其违法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不再处罚。对这四人违反治安管理所得的财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做出追缴决定、上缴国库。其中追缴关晓峰8万元、关晓君20万，孙丙宝4万元，邵立江4万元。敦化市公安局审批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作出的追缴决定，依法告知了违法事实和追缴的法律依据，同时告知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权利。
5．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卷宗（卷一）第13-28页：《吉林省罚没扣押财物清单》6份、《罚没款收据》4张、敦化市财政局记帐凭证4张、敦化市财政局《缴款书》（收据）1张。证明：敦化市公安局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涉案财物依法予以扣押，开具了扣押清单；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的违法收入款项，依法追缴，上缴了国库。追缴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的违法所得，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
6．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卷宗（卷一）第47-53页：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及收费许可证各一份，《案件鉴定报告》一份。证明：对解士强涉黑一案中，对寻衅滋事，扰乱乡镇林地承包竞拍，所涉及的林地违法所得，依法进行了司法鉴定，其中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承包的贤儒镇牡丹组红松果产量进行了评估鉴定，评估时间段为自2005年10月至2010年10月止，即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承包期间内，评估结论为5年非法所得为1397800元。敦化市公安局追缴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违法所得额的鉴定程序合法，追缴数额依法有据。
7．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卷宗（卷一）第37-42页：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简介两页、涉案委托鉴定表一份、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承包林相图一份。证明：敦化市公安局委托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承包的牡丹组南山红松果林在五年承包期内的收益做出评估，鉴定单位主体合法，内容准确。
8．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卷宗（卷一）第43-46页《牡丹组南山红松果实采集合同书》一份。证明：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因不具有承包牡丹组南山红松果林的资格，故以牡丹组村民王振国的名义与牡丹组签订了六年承包期合同，承包期为自2005年至2010年10月。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承包牡丹组红松果林六年是客观事实，敦化市公安局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的寻衅滋事行为本身的行政处罚，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但追缴他们违法犯罪所得事实清楚，没过追诉时效期限。
9．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卷宗（卷一）第54-59页：敦化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一份。证明：关晓峰不服敦化市公安局作出的《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敦公（巡）决定2011第20号）对其追缴的8万元，于2012年1月17日向敦化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2012年3月7日敦化市人民政府做出复议决定，维持《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敦公（巡）决定2011第20号）。
10．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卷宗（卷一）第60-71页：2012年4月24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复议建议函》一份、敦化市公安局《呈请撤销行政处罚报告书》一份、敦化市公安局《撤销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一份、敦化市公安局《撤销行政处罚告知书》四份、敦化市公安局《追缴物品清单》四份。证明：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于2012年3月19日不服敦化市公安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2年4月24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给敦化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建议函》，认为敦化市公安局用行政处罚决定的格式处理追缴决定于法无据。建议敦化市公安局根据有关规定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根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建议函，敦化市公安局于2012年4月26日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了《呈请撤销行政处罚报告书》，并将《撤销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给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2012年4月27日，敦化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的款项作出了追缴，并送达给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同时告知了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违法行为的事实和理由，并在《追缴物品清单》中告知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能够证明：敦化市公安局依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的建议函，依照法律监督程序依法依规重新作出了处理决定，其程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11．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卷宗（卷一）第72页：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一份。证明：关晓峰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复议期间，撤回行政复议请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作出复议终止决定。
12．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卷宗（卷一）第73-116页：敦化市人民法院（2012）敦行初字第10号、11号、12号、13号行政判决书四份。证明：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对敦化市公安局作出的《追缴物品清单》不服，向敦化市人民法院起诉，本院分别做出了行政判决，判决敦化市公安局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的追缴强制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维持敦化市公安局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作出的四个《追缴物品清单》。能够证明敦化市公安局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违法所得作出追缴，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
13．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卷宗（卷一）第117-140页：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3）延中行终字第9号、7号、10号、8号行政判决书四份。证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足以证明，敦化市公安局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作出的追缴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这四人诉求与事实不符，与法相悖。
14．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卷宗（卷一）第148-178页：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延中行再字第3号、4号、1号、2号行政裁定书四份。证明：再审的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原来的一审、二审行政判决，裁定理由并非是敦化市公安局追缴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的违反治安管理所得违法，而是因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月28日的《关于变更《撤回移送起诉意见建议书》的函》及2014年3月7日敦化市公安局据此作出《呈请变更原撤销案件决定书报告书》，均是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生效后作出，故裁定发回重审。因此，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定发回重审的事实和理由看，发回重审的原因与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请求返还的追缴款没有任何关系，能够证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3）延中行终字第7、8号、9号、10号行政判决书中认定的本案事实并没有改变，是正确的。见敦化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卷宗（卷一）第153页即（2015）延中行再字第3号行政裁定书的第6页倒数第二行“经再审审理，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15．敦化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卷宗第23册第6-14页：2010年3月11日关晓峰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一份、第15-25页：2010年3月24日关晓峰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一份（其陈述：2005年5月，我弟弟关晓君想承包贤儒镇牡丹组的林地，就找我和邵立江、孙丙宝、李玉福想一起竞拍林地。竞拍那天，我和关晓君夫妇、邵立江、孙丙宝、李玉福、赵维生一起到的竞拍现场，到了之后我们听说解士强来了，来了好几十人，有的手中还拿着砍刀、镐把。过了一会，村民小组公布今天不竞拍了。关晓君说他听隋立杰（隋立友的弟弟）说是解士强来了，没有人敢竞拍，所以就取消了。李玉福一听说是解士强来了，就害怕了，他退股不参加竞拍了。之后我和关晓君夫妇、邵立江、孙丙宝、赵维生一起在我家商量如何竞拍。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必须找解士强，只有通过解士强，我们才能竞拍到这块林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他们三个人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就是想通过赵维生联系到解士强，利用解士强在社会上的名气、他的势力和他现在已经控制了林地竞拍的局面，把林地竞拍下来给我们承包。解士强参与竞拍也就是为了挣钱，只要他收费合理，我们又愿意给，我想他是会帮我们的。因为当时有好多人想要竞拍，如果凭我们自己的能力，不可能把这块林地竞拍下来。只有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通过解士强帮我们，才能竞拍下来这块林地。我说让解士强帮我们竞拍林地，给他钱，就让赵维生帮我们联系解士强，解士强答应了。过了3、4天，我们得知林地又要竞拍了，底价是70万元。当天我和关晓君夫妇、邵立江、孙丙宝、赵维生一起到达竞拍现场，在竞拍开始之前，解士强来了，告诉我们要5万元好处费，我和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商量好了，都同意。这5万元好处费，我们是愿意给的，因为我们如果不找解士强，我们就不可能竞拍到这块林地，我们借着解士强的社会势力就很轻松的竞拍下来了。如果没有解士强的话，就算我们有多少钱也拍不下来。王振国是牡丹组的村民，他有竞拍的资格，他是解士强的小弟，是解士强安排他到竞拍现场参加竞拍的。竞拍时，就有一个人和王振国入场了，但是还没敢和王振国竞争，王振国以底价拍了下来，实际上他没出资，也没参与经营。但在合同上必须得有王振国的名字，否则村里不让签合同。关晓君的妻子拿出5万元钱好处费给了赵维生，赵维生把钱给了解士强。当天竞拍之后，我们还给吴光春3000元钱，不想让他竞争了。这六年，我们所承包的林地一共能挣115万元）、第37-46页：2010年3月30日关晓君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一份（其陈述：2005年5月，我听隋立杰告诉我，贤儒镇牡丹组有一片人工果林要对外承包，我相中了这片林地，我找到我哥关晓峰，及邵立江、孙丙宝、李玉福、赵维生想一起承包。初次竞拍当天，我们来到现场后，知道是解士强找赵维生说这山（林地）他买了。解士强是社会上混的“大哥”，有一帮小弟，老百姓都怕他。李玉福害怕了，就退出了。这次竞拍取消了。隋立杰告诉我，是解士强给搅和的。之后我和关晓峰、邵立江、孙丙宝、赵维生，还有我媳妇金丽娟在关晓峰家里商量，要如何竞拍，关晓峰就让我找赵维生与解士强联系，让解士强帮我们竞拍林地。目的就是想通过解士强的威力把林地以底价竞拍下来给我们。赵维生给解士强打了电话，说明我们的意图，并许诺肯定给好处费，解士强说行。再次竞拍当天，我们一起到竞拍现场，在竞拍开始之前，解士强去了，要5万元好处费，我和关晓峰、邵立江、孙丙宝都同意。王振国是本村村民，又是解士强的小弟，他听解士强的，是解士强让他去竞拍的，之后王振国以底价70万元拍下来。签合同时，是关晓峰和王振国在上面签的字，如果王振国不签字，我们的合同就不生效。按照我们事先就和解士强商量好的，他要是能以底价将林地竞拍下来给我们，我们就给他5万元好处费。我媳妇拿出5万元好处费给了赵维生，赵维生把钱给了解士强。要是没有解士强，我们就不能竞拍到林地，就是我们能竞拍下来，那价格也会很高的，80万元也拿不下来。当天竞拍之后，我们还给吴光春3000元钱，当时和我们一起参与竞拍的人，还有一个与吴光春一起来的庄利民，是吴光春的姐夫，他在竞拍的现场竞拍时，没敢举牌，是因为怕解士强。要是没有解士强去给我们竞拍，这林地说不定是谁的了。吴光春的意思就是他的人也参与竞拍了，因为不和我们竞争，才向我们要钱的。这六年，我们所承包的林地一共能挣115万元）、第47-60页：2010年3月24日赵维生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一份（其陈述：解士强是在敦化混的“大哥”，身边有一帮小弟，谁要是得罪他们，肯定会受到欺负的，不是挨骂，就是挨打，要不就是经济上受到损失。他们这些人经常在社会上替人“办事、摆事”。一旦有林地拍卖，他们就组织二三十个小弟去“震场子”，威胁吓唬、吓跑前去竞拍的人，最后剩下解士强的人，就能以底价拍下来林地。解士强垄断林地竞拍，扰乱竞拍秩序，强行为他人竞拍林地从中获取钱财。指使他们竞拍的人就会给解士强钱，解士强他们就能得到好处了，这样国家、村民的利益就受到损失了。2005年5月份，关晓君给我打电话说，他想承包贤儒镇牡丹组有一块林地（红松果林）。他当时想到牡丹组直接承包，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想竞拍这块林地。6月份的一天，村里的竞拍小组就决定公开竞标，初次竞标当天，我和关晓峰、关晓君夫妇、邵立江、孙丙宝、李玉福来到牡丹组的村部。解士强领着一帮人来了，李玉福当时就害怕了，他退出了。因为没有人敢买竞标的标牌，竞标活动就取消了。之后我们就回到关晓峰家里，他们商量决定要竞拍这个林地，就让我帮他们联系解士强，答应给解士强好处。我给解士强打电话，解士强说行。过了3、4天左右，林地要竞拍了，底价是70万元。当天我们一起去竞拍现场，竞拍开始之前，解士强领着人来的，我领着关晓君夫妇、关晓峰过去问解士强‘你要是以底价70万元拍下来林地、你要多少钱’，解士强说‘要5万元钱’。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他们研究之后都同意。关晓君的妻子拿出10万元抵押金交给解士强。王振国户口是牡丹组的村民，他是解士强的小弟，解士强拿着钱给王振国，让他去竞拍。没过多长时间，王振国以底价拍下来林地。关晓君的妻子拿出5万元钱，我把钱递给了解士强。之后王振国领着关晓峰去签的合同。当天竞拍之后，吴光春想要5000元-6000元钱，我说给3000元钱得了，关晓君同意给吴光春3000元钱。）、第61-69页：2010年3月31日孙丙宝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一份（其陈述：2005年5月，贤儒镇牡丹组的红松果林要对外承包，关晓君想承包，钱不够，就找到关晓峰、邵立江、李玉福，还有我。要合伙承包。初次竞拍当天，我和关晓君、关晓峰、邵立江、赵维生、李玉福、关晓君的妻子金丽娟一起去的牡丹组竞拍现场，解士强领着二三十人来了，这次竞拍林地就搅黄了。李玉福就害怕了，他退出了。我和关晓君、关晓峰、邵立江、还有赵维生一起研究，让赵维生帮我们联系解士强，让解士强帮我们竞拍林地，给解士强好处费，解士强答应了。再次竞拍当天，我们一起到竞拍现场，在竞拍开始之前，解士强领着一帮小弟去了，要5万元好处费，我和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商量后都同意。当时大概有二三十个参与竞标的人，解士强指挥手下的小弟尾随、恐吓参与竞标的人，再加上他们放风说解士强要竞拍林地，都知道解士强是社会上的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大家怕惹麻烦就不敢和解士强抢标，解士强就能以底价将林地竟拍下来。金丽娟拿出10万元竞拍的抵押金，给了赵维生，赵维生把钱交给王振国。因为王振国是本村村民，他有林地的竞拍权，又是解士强的小弟，让他去竞拍，王振国再把标号给我们。没过多长时间，王振国以底价拍下来林地。是关晓峰和王振国一起去签的合同。赵维生让金丽娟拿出5万元钱给了解士强。当天竞拍之后，吴光春跟我们说，他也想要竞拍这块林地，让我们拍下来了，得给他点钱算补偿费，关晓君同意给吴光春3000元钱。如果解士强不帮我们，按正常竞拍，谁出的钱多就给谁，我们自己肯定不会以70万的底价拍得这片林地的。如果解士强帮别人，我们肯定不敢和他抢标。）、第74-78页：2010年4月30日孙丙宝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一份（其陈述：我们四个人，后来因为雇人工钱的事没有达成一致，我和邵立江就同关晓君发生了矛盾，所以我和邵立江在2008年8月就退出了，把我俩手中的承包权每人分别以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关晓峰了，我这几年的纯利润58000元）、第79-90页：2010年4月1日邵立江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一份（其陈述：2005年5月的时候，关晓君找我和孙丙宝说，贤儒镇牡丹组的林地要对外承包，他的钱不够，问我们合伙不，我们说合伙，当时说还有关晓峰，后来李玉福也找到我们要一起合伙。在初次竞拍当天，我和关晓峰、关晓君、孙丙宝、赵维生、李玉福、金丽娟一起来到竞拍现场，解士强领着好几十人来了，我看见解士强领着小弟到处的晃悠，到了一个车的旁边，骂骂咧咧的说：‘谁的车，赶快开走，要不给他掫翻了！’还领着小弟到处吓唬威胁其他前来竞拍的人，告诉他们不要参与竞拍林地了，说解士强要竞拍，我还看见冷建华和解士强站在一起。后来没有人敢到村部去买竞拍林地的标牌，竞拍取消了。后来李玉福说要退股了，因为竞拍林地再得罪解士强，再被解士强打一顿犯不上。解士强他们就是想通过人多势众，以他在社会上的名气吓唬威胁人，使前来竞拍的人害怕他们，不敢和他们竞拍林地。解士强先找到想要通过他来承包林地的人，商量好给他多少好处，解士强就以威胁吓唬的方法，把林地以底价竞拍下来，给事先约定好的人，他从中挣钱。我听说李洪波、何俊国、刘喜春就是害怕解士强，就退出竞拍了。后来我和关晓峰、关晓君、孙丙宝、金丽娟、赵维生就在关晓峰家里一起商量，关晓峰跟关晓君说‘解士强也不是真的要竞拍林地，也就是赚点钱，咱们给他点钱’，这话的意思，因为我知道解士强不是为了自己承包经营林地，就是在竞拍的过程中插一杠子，帮事先商量好的想承包林地的人，去以底价竞拍林地，竞拍下来之后，想承包林地的人会给解士强好处的。我们商量好让赵维生找解士强，给他点钱，赵维生就给解士强打电话了，解士强也同意了。再次竞拍当天，我们一起到竞拍现场，在竞拍开始之前，解士强领着一帮小弟去了，解士强与赵维生商谈好要5万元好处费，我和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都同意。当时解士强没带竞拍的抵押金钱，就让赵维生向我们要。金丽娟拿出10万元，给了赵维生，赵维生把钱交给了解士强，解士强把钱交给了王振国。王振国是牡丹组的村民，他有资格参与林地的竞拍，他是解士强的小弟，听解士强的话，是解士强让他到竞拍现场里去举牌竞拍的。除王振国之外，当时竞拍现场就有一个人买了标牌，是庄利民（吴光春的姐夫），但是没有举牌喊价，没过多长时间，王振国以底价将林地竟拍下来了。金丽娟拿出5万元钱给了赵维生，赵维生把5万元钱给了解士强。当天竞拍之后，吴光春跟我们说，庄利民没和我们竞争，要5000元钱，经商量，我们同意给吴光春3000元钱。解士强帮我们非法竞拍到了林地，牡丹组的村民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不是公平的，因为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肯定不能以底价70万元的价格竟拍下来，由于没有人往上竞价，所以村民们分到的钱就少了。还有其他的竟拍者受到了损失，因为他们失去了竟拍的机会，也就没有经营的权利了，也就没有挣钱的机会了。我们四个人，后来因为合伙内部费用问题，还有雇人工钱的事，吵架了，在2008年8月，关晓峰就给我和孙丙宝每人8万元钱，把我俩的股份都买去了，我就退出了。）、第100-104页：2010年8月4日贤儒镇牡丹屯村村民隋立杰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一份、第105-108页：2010年4月9日竞拍人张景新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一份、第109-113页：2010年3月12日李凤山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一份、第114-118页：2010年3月13日李洪波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一份、第119-122页：2010年3月12日刘喜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一份、第123-128页：2010年3月11日隋立友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一份、第129-132页：2010年7月13日隋立友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一份、第142-145页：2010年7月12日杜廷山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一份、第146-154页：贤儒镇牡丹屯村村民徐桂兰、赵永庆、朱传仁分别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各一份、第155-160页：2010年3月14日村民代表张国君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一份、第161-165页：2010年3月14日牡丹屯林地竞拍小组长组长范长林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一份、第166-169页：《牡丹组南山红松果实采集合同书》一份、敦化市公安局判决书卷（卷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1）延中刑初字第5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一份（其中第85页、解士强供述：2005年春天左右，通过邢佰良知道贤儒镇牡丹组有林地要竞拍，我让王振国打听情况，运作一下，我要竞拍这个林地，我想拍下来高价卖给别人，从中获利。第一次王振国告诉我在某一天要竞拍了，我给于维河打电话，让他多找人，意思是到现场造声势，让竞拍者恐惧从而退出，这样我能底价拍高价卖。我让带家伙，就是刀、镐把等。我还联系了邢佰良，如果真有人不服的话，就动手揍。当天，我联系温健，他开车拉着我、李海龙，我们有七八台车到了村部。我让于维河告诉兄弟们吓唬竞拍人，都别买了，这个林地我要了。赵维生跟我说如果底价拍下来，他朋友要，给我好处。过一会，王振国说今天不拍了，可能和我们去有关系。在现场有几个小弟拿镐把在车附近站着。过了几天，王振国说要竞拍，我正准备领人去的时候，王振国打电话说又黄了。又过了几天，王振国说竞拍要开始了，我让王振国、邢佰良、冷建华先去，王振国给我打电话说底价涨到70万元了。我给赵维生打电话问要不要了，他说行，如果70万元拍下来，给我5万元。我让于维河领人去了，我带着李海龙、温健开车去的。到现场，王振国说没人竞争了，都是我们的人，赵维生看我们底价拍下来了，就领一个男的过来，那男的给我5万元。钱我给王振国1万元，给邢佰良5000元，给于维河3000元。第87页、王振国供述：2005年7月，邢佰良给我打电话说贤儒镇牡丹组有林地要竞拍，让我打听一下。之后解士强来找我说他要竞拍，让看着点，打听消息。过了十多天要开始竞拍，我就跟解士强说了。我先到了村部，解士强之后领着冷建华、邢佰良、双子、小六他们过来了，冷建华、邢佰良就领着人在现场附近晃悠，后来村部公布说今天不拍了。之后我们就都走了。大约过了半个月左右，村民代表们贴告示说，这个林地底价是70万元，面向村民公开竞拍，我就跟解士强说了情况。竞拍当天，我又先到的村部，之后解士强又领着冷建华他们20来人，坐了3、4辆车过来了，邹邦军找到我说：‘一会竞拍你帮忙拍去吧，关晓峰说出75万元要这个林地’。我就跟解士强说了这个事，解士强说‘行，你拍去吧’。我以70万元的底价把这个林地给拍下来了。出了村部之后，我跟他们说70万元底价拍下来了，关晓君从车里拿出来了5万元钱给了我，我接过钱就给解士强了。解士强给我1万元钱，我事后给二力5000元。）。证明：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共同商量给解士强5万元，让解士强这一黑恶势力帮助参与竞拍，导致其他竞拍人不敢竞拍，让赵维生联系解士强帮助竞拍林地，当时解士强要5万元，这四人同意了，并给付解士强5万元，竞拍时，解士强领着黑恶势力，导致其他竞拍人不敢竞拍，只有王振国一人举牌竞拍并成功。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十分明显。这四人不构成犯罪，但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敦化市公安局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16．2014年3月17日敦化市公安局《关于变更《撤销案件决定书》部分内容的决定书》一份。证明：只是撤销对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刑事案件的起诉意见，而不是《追缴物品清单》，不等于这四人没有行政违法行为。
原审被告敦化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供其对关晓峰进行行政处理适用的法律法规依据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原审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隋立友、徐明良的证人证言一份、刘喜春的证人证言一份、李洪波的证人证言一份、徐明斗、邹邦俊、隋立杰的证人证言一份。证明：原告方的竞拍行为没有侵犯股民的合法权益，在公安局做的笔录是刑讯逼供。
2．敦化市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敦检赔决[2014]1号一份。证明：关晓峰没有涉嫌犯罪，检察机关的批捕是错误的，对关晓峰进行了赔偿。
3．《牡丹组南山红松果实采集合同书》一份（复印件）。证明：股民同意与我们签订合同，他们是自愿的，我们是正当、合法的签订合同，不存在违法行为。
4．2014年3月17日敦化市公安局《关于变更《撤销案件决定书》部分内容的决定书》一份。证明：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不存在犯罪和违法行为。
5．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关于变更《撤回移送起诉意见建议书》的函》一份。证明：关晓峰、关晓君、邵立江、孙丙宝没有犯罪和违法行为。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双方当事人在本院二审审理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月28日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发出的“关于变更《撤回移送起诉意见建议书》的函”，认为上诉人没有犯罪事实，不构成犯罪。后被上诉人敦化市公安局据此于2014年3月17日作出“关于变更《撤销案件决定书》部分内容的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将上诉人涉嫌犯串通投标罪案件，以没有犯罪事实，不构成犯罪为由予以撤销。本院因上述文书系本案及“解士强等人涉黑案件”发生法律效率后作出的，原审判决依据的证据发生变化，故本院启动再审并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上诉人没有犯罪事实，不构成犯罪，是表明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上诉人主观上具有利用解士强团伙以非法手段取得红松果实采集权的意愿，上诉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及结果是清楚的，该行为危害了正常的国家管理秩序，已构成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应受相关行政管理法律规范的调整，并接受相应的处理的事实理由并无不当。上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上诉人没有直接参与竞拍，也没有致使解士强等人扰乱竞拍秩序，没有致使他们强拿硬要，在竞拍激烈的情况下，上诉人跟解士强等人打招呼，等解士强他们竞拍林地承包经营权成功，再从他们手中转包过来，并支付解士强等人一些费用，不存在雇佣涉黑团伙的意见，经查，上诉人提供的《牡丹组南山红松果实采集合同书》能够证明，2005年6月17日，上诉人与贤儒村牡丹组股民代表签订了红松果实采集合同，并非与解士强等人签订，且解士强等人也没有发包权，更没有获得5万元所谓转包费的权利。本院（2011）延中刑初字第5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及上诉人关晓峰等人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能够证实，上诉人为获得牡丹组红松果实采集权，不是通过正常竞拍程序，而是上诉人经与他人协商后让中间人联系解士强，借助解士强的势力帮助竞拍林地，获得红松果实采集全，并许诺给解士强好处费。能够认定上诉人利用了解士强等人的黑恶势力，扰乱正常竞拍秩序，破坏其他合法竞拍人在竞拍中行使权力，以非法手段，以底价70万元获得红松果实采集权，并在事后给予解士强团伙5万元好处费的事实。虽然上诉人辩解其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系遭到刑讯逼供形成，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上诉人的行为是发生在2005年6月，当时所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了对寻衅滋事行为应当治安处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规定违法所得财物应收缴。上诉人的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发生在被上诉人作出处理前始终处于继续状态，违法行为发生当时施行的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对寻衅滋事的治安处罚及违法所得的处理，均有相应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具体规定，与现行的法律及规章对此所作的规定总体上','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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