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四初字第8号
原告：香港忠联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30号新港中心2座5楼503室。
法定代表人：杜淑华，董事。
委托代理人：车奎，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达波尔物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DOUBLEWINP.I.M，INC.），住所地美国托伦斯市枫叶大街*****号C90505（23128Mpleve.TorrnceC90505）。
法定代表人：张军涛（JunToZhng），执行长。
委托代理人：孙平，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晶辉，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达波尔酒店物业管理（大连）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同兴街25号49—11。
法定代表人：宋连港（LINNALIANGANGSONG），董事长。
原告香港忠联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香港忠联公司）诉被告达波尔物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美国达波尔集团）、第三人达波尔酒店物业管理（大连）有限公司（简称大连达波尔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5月26日收案，2014年1月14日做出（2011）大民四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原告不服，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该上诉案件后，于2014年11月24日做出（2014）辽民三终字第113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香港忠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车奎，被告达波尔集团的委托代理人孙平、张晶辉，第三人达波尔物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连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香港忠联公司诉称：大连达波尔公司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被告美国达波尔集团为股东之一，其持大连达波尔公司70%的股权；香港中联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30%的股权。2011年3月7日，被告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出资合同》，协议约定被告美国达波尔集团将其持有的大连达波尔公司70%股权中的30%转让于原告，股权转让价款为13.5万美元。协议签订后，原告多次催告被告美国达波尔集团及第三人大连达波尔公司履行股权转让的报批及工商变更义务，但被告与第三人拒不履行，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与第三人在本案生效判决下达后十日内共同向外经贸委履行股权转让的报批义务及向工商行政管理局履行工商登记变更义务；2、被告与第三人在生效判决确定的期限内不履行股权转让报批及工商登记变更义务的，由原告自行报批及变更。
被告及第三人共同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1、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委托公司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办理股份转让登记”，美国达波尔集团并非合同约定的报批义务主体。2、本案已符合法定合同解除要件，达波尔投资集团也提起了解除合同之诉，股权转让协议应当解除���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2011年3月7日由美国达波尔集团、香港艾斯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香港忠联公司、香港中联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四方签订。证明：协议约定由被告向原告转让其所持有的第三人30%的股权；转让价款为13.5万美元；协议生效之日，受让方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被告应依约履行股权转让的报批义务。
证据2为一组证据，由证据2-1至证据2-6组成，用以证明：原告已支付了13.5万美元的股权转让价款。具体包括：
证据2—1：境内汇款申请书，证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杜淑华于2008年7月17日汇款822000元人民币给何岩江。
证据2—2、2—3、2—4：汇丰银行外币户口柜位提款单、银行对账单、经香港廖国辉律师事务所公证的声明书各一份，证明：何岩江于2008年7月17日向张军涛汇丰银行账户（61×××88）汇款12万美元，并且其声明该款项是股权转让款。
证据2-5：工商银行大连分行的个人业务凭证三份，时间分别为2008年12月26日、29、30日，证明：宋连港收到杜淑华支付的1.5万美元。
证据2—6：由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军涛之妻宋连港于2009年11月5日出具的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香港忠联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达波尔酒店物业管理（大连）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余款1.5万美元。加上2008年7月在香港支付的12万美元。至此，股权转让费全部付清。”，证明：原告应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已全部付清。
证据3：股东会决议一份。2008年7月25日由大连达波尔公司召开了股东会，确认股权转让的款项已支付及公司增资计划完成的事实，证明：原告已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并在事实上成为了大连达波尔公司的股东。
证据4为一组证据，由证据4-1至证据4-4组成，用以证明：杜淑华并未侵占大连达波尔公司的款项，大连达波尔公司向其转款为物业管理分公司的分红款。
证据4-1：三方协议书，2006年8月22日由大连达波尔公司与宋滨、汪军三方签订，三方约定共同经营世贸大楼的物业管理，并且约定了利润分配的情况。
证据：4-2：授权书，2006年8月22日大连达波尔公司决定成立物业管理分公司，分管世贸大厦的物业管理。利益分配按三方协议书的约定处理。
证据4-3：授权委托书，由汪军出具，委托杜淑华在其不在时行使股东权利。
证据4-4：协议书，2008年1月16日，汪军将其持有的32.5%的物业管理分公司的股权无偿转给杜淑华。
证据5为一组证据，由证据5-1、5-2、和证据5-3组成，分别为：中国银行进账单、民事起诉状、和（2011）西民���字第1947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大连达波尔公司帐户向杜淑华转过款，同时也向张军涛、陈某转过款，说明在那段时间内，张、陈、杜三个人获得的款项是物业管理分公司的分红款，并非是大连达波尔公司所称的侵占。
证据6：高某证言，来源于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1）西民初字第1947号案件卷宗，高某作为大连达波尔公司财务经理，证实杜淑华作为香港忠联公司的股东代表，从2008年起已拿到大连达波尔公司的分红款。证明：原告从2008年之后就已经实际成为大连达波尔公司的股东并领取公司分红款了。
证据7：证人陈某出庭接受质询的证人证言，通过其叙述原告与被告就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协商以及履行的过程，拟证明：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过程，是原告先付了股权转让款，然后其在事实上成为了大连达波尔公司的股东，再与被告补签股权转让协议，最后原、被告在行政报批阶段产生了纠纷。
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共同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双方对证据1、证据2-1至2-3、证据2-5、证据4-1、4-2，和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待证事项有异议，认为：证据2-1至2-3这三份证据仅截取了资金流转链条的一部分，掩盖了该笔资金系大连达波尔公司的经营收入，非杜淑华个人所有的资金，而且这12万美元是大连达波尔公司的增资款的事实。证据2-5仅能表明大连达波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连港支取本公司款项，而非取得杜淑华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证据4-1、4-2仅是协议三方对世贸大厦项目的管理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物业管理分公司没有股份一说，此证据不能成为杜淑华获得分红款的依据。第5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4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容的实质真实性有异议，何岩江与被告、第三人均无关系，且该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何岩江应出庭接受质询。
双方对证据2-6、证据3、证据4-3、4-4、证据6，和证据7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对证据2-6认为，该收条的收款人、收款时间等均与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不符，且被告有足够证据证明该收条内容是虚假的。对证据3认为，此股东决议形成的时间是2008年7月25日，内容显示“公司股权转让支付和增资计划已完成”，这与原告提供的证据2-5所要证明的事项相矛盾。另外，在（2011）大民四初字第39号案件庭审时，原告称此份决议的原件在大连达波尔公司处，本次庭审又出示了原件，自相矛盾。因此，该股东会决议是虚假的。对证据4-3、4-4认为，杜淑华与汪军签订的协议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杜淑华如何基于32.5%的股份获得案涉13.5万元美金的分红的。对证据6认���，证人高某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另外，其证言显示，从2009年11月起才从大连达波尔公司直接给杜淑华账户打款，可见2008年7月17日从公司账户转到杜淑华的钱并非杜淑华要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对证据7认为，证人陈某与本案各方当事人均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可信。另外，陈某称杜淑华获得分红是在2008年7月25日股东会决议之后，可见2008年7月17日的12万美元并不是杜淑华的股权转让款，而是大连达波尔公司的增资款。
被告及第三人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及支持自己的答辩意见提交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由证据1-1《股权转让协议》和证据1-2《出资合同》组成。《股权转让协议》第3.1条和《出资合同》第五条均明确规定《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才付款。如果原告已于2008年、2009年支付了转让款，则协议中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约定，由此证明香港��联公司提交的何岩江的声明书及收条内容是虚假的。
第二组证据，由证据2-1至证据2-7组成：
证据2-1：第三人营业执照，2008年2月20日，大连达波尔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1万美元；
证据2-2：董事会决议，2008年7月3日，大连达波尔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从21万美元增至45万美元；
证据2-3：大连市中山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关于大连达波尔公司增加投资的批复，2008年6月2日，大连市中山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同意大连达波尔公司的增资计划；
证据2-4：验资报告书及附件，2008年8月11日由大连万隆天信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证据2-5：中国建设银行进帐单两份；
证据2-6：美国达波尔集团、张军涛、大连达波尔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三份（2008.7.18，2009.7.17，2008.7.21），说明美国达波尔集团委托��军涛从其个人账户向大连达波尔公司汇款12万美元，作为美国投资方向大连达波尔公司的投资资本，以及张军涛接受委托和大连达波尔公司收到该款项的事实；
证据2-7：银行询证函（2008.8.7）。
该组证据用以证明：1、原告诉称的12万美元的股权转让款系大连达波尔公司的增资款。2008年7月17日，大连达波尔公司的注册资本是21万美元，即使香港忠联公司当时要支付股权转让款，也应按21万美元的30%计算，即6.3万美元，而不可能按现在注册资本45万美元的30%计算13.5万美元。2、即使杜淑华在2008年7月17日知道第三人有增资的意向，在未实际办理增资手续之前杜淑华也不可能按增资后的45万美元为基数准确计算出三年后才发生的股权转让款是13.5万美元，而且立即实际支付了12万美元，这不合常理。
证据3：大连市中山区商务局关于第三人股权转让的批复（2010年12月21日），证明：2008年7月17日，被告持有第三人100%股权。到2010年12月，第三人才成为由被告持股70%，案外人香港中联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0%的状态，这是大连达波尔公司的第一次股权变动。原告不可能在2008年、2009年就知道2010年底要发生这次股权变动，在2011年又要发生本案案涉的第二次股权变动，并提前按预测的事实支付了13.5万的转让款。
第四组证据，由证据4-1至证据4-4组成：
证据4-1：唯一董事书面决议；
证据4-2：证明书；
证据4-3：秘书及董事辞职通知书；
证据4-4：秘书及董事更改通知书。
该组证据用以证明：1、2010年11月18日以前，原告的唯一董事叫张冰，杜淑华与原告没有关系。2、2011年1月17日，原告才做出收购被告持有的大连达波尔公司30%股权的决议，不可能在2008年7月17日及2009年5月19日支付股权转让款。
第五组证据，由证据5-1至证据5-4组成：
证据5-1：大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有组织犯罪案件侦查大队出具的《关于对杜淑华投资资金来源的调查情况说明》、大连达波尔公司前出纳员吕妍的询问笔录，及杜淑华在中国银行开立的全部帐户的资金往来明细；
证据5-2：宋滨发给大连达波尔公司公司的解除《协议书》通知；
证据5-3：大连达波尔公司给宋滨的回函；
证据5-4：《关于达波尔酒店物业管理（大连）有限公司股东利润分配情况说明》。
该组证据用以证明：1、杜淑华名下开立的帐户中的资金是大连达波尔公司的帐外款，其从中转走的12万美元并非购买股份的资金，杜淑华也不具备股东资格。2、原告提交证据4-1和证据4-4，拟证明杜淑华帐户内的资金是分红���。但是，本组证据中的证据5-2和证据5-3显示，三方协议书从未履行过，因为宋滨早在2006年12月9日就已通知各方解除了三方协议，大连达波尔公司从未向宋滨、汪军支付过任何费用。因此，杜淑华也不可能从汪军处取得任何所谓的分红，而且汪军与杜淑华于2008年1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也是虚假的。3、证据5-4来源于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在该证据中杜淑华自述，2009年前，杜淑华的分红都是从张军涛帐户中支付给她，既然这样，2008年7月17日杜淑华帐户中的钱是来自于大连达波尔公司，并非来自于张军涛帐户，则不可能是分红款。
第六组证据，由证据6-1原告向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起诉时的起诉状和证据6-2原告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时的起诉状组成。在后一份起诉状中，原告将“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字样删除。证明其主张已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不存在���
第七组证据，有证据7-1至证据7-6组成：
证据7-1：招商银行“金葵花卡”（卡号：41×××99）对账单；
证据7-2：张军涛查询招商银行“金葵花卡”消费记录的说明；
证据7-3：大连达波尔公司章程；
证据7-4：2008年5月大连宏进世界贸易大厦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名单；
证据7-5：2008年8月大连宏进世界贸易大厦有限公司关于减少公司经营范围的董事会决议；
证据7-6：廖国辉律师公证的香港中联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决议证明》、股东名单、董事名单、董事会会议记录。
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3（即2008年7月25日大连达波尔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是不真实的，具体来说：1、证据7-1、7-2显示，2008年7月25日，张军涛在北京出差，当日在北京小南国饭店有刷卡记录，不可能在大���参加股东会。2、证据7-3的章程内容显示大连达波尔公司没有股东会，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故不可能存在股东会决议。3、证据7-4、7-5显示：原告提交的《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字人之一陈某于2008年7月是大连宏进世界贸易大厦有限公司的董事，即委托大连达波尔公司对该大厦进行物业管理的委托方，在这种存在直接利益冲突的前提下，陈某不可能成为合同相对方的大连达波尔公司的股东。4、证据7-6显示，案外人香港中联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2010年11月20日才召开董事会并决议收购美国达波尔集团持有的大连达波尔公司30%的股权，而原告提交的《股东会决议》显示2008年香港中联国际发展集团就享有30%的股权，是不可能的。另外，陈某既非该公司股东也非董事，亦不可能做为代表在所谓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
上述七组证据充分证明了原告伪造证据、谎称付款的事实，其以实际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符合合同法第94条第2款的法定合同解除要件，股权转让协议应予解除。
第八组证据，由证据8-1至证据8-3组成：：
证据8-1：大连宏进世界贸易大厦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书，其中第11条规定，负责收取电信公司代理费，即网络返点；
证据8-2：2011年8月22日大连中兴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
证据8-3：2011年7月1日报案记录、医疗费收据，大连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决定书。
该组证据用以证明：杜淑华擅自将属于大连达波尔公司的网络返点款转给案外人，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经审计报告审计杜淑华存在犯罪嫌疑。杜淑华因2011年7月1日组织、策划对大连达波尔公司的打砸抢事件，已涉嫌犯罪并被取保候审。鉴于此，本案的原、被告双方已失去了合作基础，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在事实上已无法履行。
第九组证据，由证据9-1至9-4组成：
证据9-1：大连达波尔公司董事会成员名单；
证据9-2：大连达波尔公司的董事会决议；
证据9-3：香港艾斯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函；
证据9-4：（2012）大证经字第903号公证书。
该组证据用以证明：鉴于杜淑华存在诸多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第三人已做出不同意转股的董事会决议，并且美国达波尔集团曾于2012年9月13日当庭向原告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在事实上已无法履行，依据合同法第110条规定应予解除。
原告对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的证明事项和证明力有异议。对第一组证据认为，本案是先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的。协议是由大连达波尔公司起草的，其中关于付款时间的约定原告没有修改。对第二组证据认为，原告认可大连达波尔公司增资的事实，但这并不能直接认定杜淑华代表原告支付的款项为增资款而非股权转让款。杜淑华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是否由被告用于对大连达波尔公司的增资，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认为，双方在商谈股权转让价款时，实际就已涉及到大连达波尔公司的增资问题。在2008年3月份时，大连达波尔公司就开过董事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45万美元。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原、被告才商定股权转让的价款。原告也是基于对被告的信任、相信被告一定会增资的，被告也确实做到了增资，原告才会按照45万美元来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对第四组证据认为，1、原告在2008年的唯一董事是张冰，但她只是信托人，公司是杜淑华出资设立的；2、原告事后作出董事会决议同意案涉股权收购是常有的，不影响本案的付款和合同履行。对第五组证据认为，1、对于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的合法性，原告有异议；2、关于账目往来的问题，实际上这笔款是大连达波尔公司向杜淑华支付的分红款。而且这些分红款不仅支付给杜淑华个人，同时也支付给张军涛、陈某。同时，认为证据5-2、5-3与本案无关。对第六组证据认为，因为我方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报批与支付股权转让款没有必然联系，为迅速完成报批程序，故做此修改。对第七组证据认为，证据7-1只能证明这张卡在某地有消费，由于人和卡可以分离，因此不能证明张军涛当时不在大连；证据7-2是张军涛的单方陈述，不具有证明力；证据7-3至证据7-6旨在证明陈某的身份问题，陈某是香港中联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在大连达波尔公司的一个代表，他不是股东。其该身份不影响他在大连达波尔公司成为股东代表或董事。对第八组证据认为，证据8-1与本案无关；证据8-2杜淑华是否存在犯罪行为，仅凭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是无法认定的，也不能构成本案合同应解除的理由；证据8-3所证明的是公司交接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但是否与杜淑华有关尚无定论，且本案原告是香港忠联公司而非杜淑华个人。对于第九组证据认为，1、关于证据9-1和证据9-2，大连达波尔公司是被转让的目标公司，其没有权利来决定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得到履行；2、关于证据9-3，香港艾斯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否履行该《股权转让协议》与本案无关；3、关于证据9-4，这份解除协议通知书是我方要求履行合同时，被告提出的，杜淑华并没有收到。通知书所提出的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这个理由恰恰是本案目前正在审理的问题。原告也不同意解除合同。
综合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原告对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及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做如下认定：被告和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1至2-3、证据2-5、证据4-1、4-2，和第5组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4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非经证人出庭接受质询不具有证明力。由于该份证据证明的杜淑华汇款给何岩江及何岩江向张军涛汇款的事实与被告提交的证据及认可的事实相互吻合，因此本院对该份证据所证明的资金流向部分事实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该声明书涉及的其他内容不予采信。被告和第三人虽然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6、证据3、证据4-3、4-4，和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原告提交了这些证据的原件，而被告未提交足以推翻上述证据真实存在的相反证据，且经本庭当庭询问，��告明确表示对证据2-6收条和证据3股东会决议（2008年7月25日）不申请鉴定。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高某的证言和证据7陈某的证言，由于此二位证人与本案各方当事人均存在利害关系，且高某没有出庭接受质询，故对这两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鉴于原告对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综合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及各方的质证意见及本院对证据的审查认定，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一、美国达波尔集团的相关情况
美国达波尔集团（DOUBLEWINP.I.M，INC.）于2001年8月9日成立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三名董事分别为张军涛（JunTaoZhang）、宋连港（LianGangSong）、CoCoZhang。该公司章程第五条规定，公司董事会可以代表公司（包括子公司）执行所有变更、转让、出售股权事宜，但是必须取得董事会成员的一致同意。
二、大连达波尔公司的相关情况
大连达波尔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5日，股东为美国达波尔集团，法定代表人为宋连港，注册资本为21万美元，为外商独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酒店管理、物业管理、培训咨询等。经过大连市中山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批准，决定增资至45万美元。2008年7月18日、8月5日，达波尔投资集团通过张军涛分别向大连达波尔公司汇款12万美元；大连万隆天信会计师事务所的银行询证函及其出具的验资报告表明，2008年7月21日、8月5日，大连达波尔公司共收到美国达波尔集团24万美元出资，截至2008年8月5日，累计实收注册资本45万美元。
2010年12月21日，经大连市中山区商务局批准（大中商发（2010）241号），美国达波尔集团将其持有的大连达波��公司全部股权中的30%转让给香港中联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13.5万美元。
另查明：2006年8月22日，大连达波尔公司（甲方）与宋滨（乙方）、汪军（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1、甲方负责物业管理团队的组织和运营，提供物业管理技术及管理软件；乙方和丙方负责在资金调配、硬件改善以及协调大厦业主的关系等方面向甲方提供经常性支持，保证甲方有一个良好的管理环境。2、为加强物业管理的领导，叁方同意设立物业领导小组，作为处理大厦物业管理重大问题的最高决策机构。领导小组由宋滨、汪军、李春东组成。3、根据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原则，三方同意实际收取的物业费在扣除所有物业成本及税金后的余额按以下比例分配：其中35%归甲方；其中32.5%归乙方，其中32.5%归丙方。同日，达波尔物业公司出具授��书，经公司研究决定，组建物业管理分公司，并对分公司的职能职责进行了授权，其中第四条约定：分公司对大厦实行物业管理中收取的物业费在扣除所有物业成本及税金后的余额，同意按照2006年8月22日与宋滨、汪军签订的协议书第三条的规定处理。同日，汪军出具委托书，其不在大连期间，委托杜淑华作为指定代表人，履行其在达波尔物业公司分公司的职责。2008年1月16日，汪军与杜淑华签订协议书，汪军同意将其在达波尔物业公司分公司所拥有的32.5%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杜淑华。
三、香港忠联公司的情况
香港忠联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22日，唯一董事为张冰。2010年11月18日，张冰辞职，并将股份转让给杜淑华，杜淑华成为该公司唯一董事。
四、案涉股权转让的有关情况
2011年3月7日，美国达波尔集团（甲方）、香港艾斯汀投���控股有限公司（乙方）、香港忠联公司（丙方）、香港中联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同意转让方）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大连达波尔公司是由甲方投资兴办的外商独资企业，注册资本为45万美元。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甲方将其在中国境内拥有的大连达波尔公司70%股权中40%转让给乙方，30%转让给丙方；丙方同意受让甲方所持有的公司30%的股权；甲、乙、丙三方同意甲方转让之股权价格为31.5万美元；甲方保证其向乙方、丙方转让之股权享有完全的独立权益，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第三条约定：本协议生效之日，乙方、丙方应按照协议的约定，一次性足额支付给甲方约定的转让款；乙方、丙方所支付的转让款应存入甲方指定的账户；协议第四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共同签署后，委托公司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办理股份转让登记；协议第五条约定：本次转让价格为同等价格，转让交割时间为6个月；协议第八条约定：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协议第九条约定：本协议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美国达波尔集团、香港艾斯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张军涛，香港忠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杜淑华，香港中联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丁伟。上述法定代表人均在协议上签字。
五、关于13.5万美元的账目往来情况。
2008年3月11日，大连达波尔公司出纳吕妍在中国银行开立尾号为9407的个人帐户，从开户之日至2008年6月25日，吕妍陆续向9407帐户转款金额1012970.56元；2008年6月25日，吕妍又在中国银行开立了尾号为9891的个人帐户，同日，其将尾号为9407帐户中的全部款项即1012970.56元转入新开设的帐户；2008年7月15日，杜淑华在中国银行开立了一个借记卡，尾号为1220，吕妍与杜淑华一起将吕妍尾号为9891帐号中的款项，全部转入杜淑华尾号为1220的借记卡中，全部资金金额为1013716.15元；2008年7月17日，杜淑华在深圳的中国银行开立了尾号为8602的借记卡，杜淑华从其尾号1220的卡中取出822100元，存入其在深圳开立的尾号为8602的卡中；在同一天，杜淑华从其尾号8602的卡中取走822000元，汇入何岩江的帐户中。何岩江于当日在香港汇丰银行将该款转至张军涛个人账户。2008年7月21日，张军涛向大连达波尔公司汇款12万美元。
吕研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上述101万余元的款项系大连达波尔公司的物业费、电费、材料费等，系公司的收入。
2008年12月26日、29日和30日，宋连港收到杜淑华支付的1.5万美元。杜淑华持有一张落款时间为2009年5月11日，落款人为宋连港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香港忠联集团��限公司支付的达波尔酒店物业管理（大连）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1.5万美元。加上2008年7月在香港支付的12万美元。至此股权转让费全部付清”。
本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原告香港忠联公司系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被告美国达波尔集团系在美国注册的公司，因此本案属于涉外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因原告香港忠联公司与被告达波尔投资集团公司、第三人达波尔物业公司之间的纠纷是因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而产生，而《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故应以��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作为处理该股权转让纠纷的准据法。
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外资企业的分立、合并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导致资本发生重大变动，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应当聘请中国的注册会计师验证和出具验资报告；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该条规定，因股权转让属于导致公司资本发生重大变动的事项，所以案涉《股权转让协议》须经审批机关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等过程中订立的合同，依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后才生效的，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根据以上规定，由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经审批机关批准，故该《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
《股权转让协议》第九条约定：“本协议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由于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是须经审批机关批准才生效的，该协议何时生效不能由当事人约定��故该条款关于“生效”的约定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除该条款“生效”的约定外，《股权转让协议》其他条款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股权转让协议》（生效约定除外）属于成立而未生效的合同。
三、关于原告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述合同因未经批准而被认定未生效的，不影响合同中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条款及因该报批义务而设定的相关条款的效力。”根据该条规定，合同报批条款的效力独立于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本案《股权转让协议》虽然未约定报批条款，但是报批是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条件下应当履行的义务。
另外，由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报批条款，因此也就无法确定履行报批手续和给付股权转让款的先后顺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九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受让方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亦未履行报批义务，转让方请求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指令转让方在一定期限内办理报批手续。该股权转让合同获得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的，对转让方关于支付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股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即便是在股权转让款未交付的情况下，转让方也可以先履行报批义务，后要求受让方交付股权转让款。但是，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原告诉称其已经完成了交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而非诉请被告先履行报批义务，后交付股权转让款。这就意味着，如果本案原���的诉请得到支持，判令被告即股权转让方在一定期限内办理报批手续，待该报批申请获得批准后，被告方仍无法诉请原告交付股权转让款。
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是否已交付了股权转让款，以及如果交付了，股权转让款的交付时间。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商业交易习惯，及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应认定原告主张已交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理由如下：
首先，原告主张其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直接证据是其提交的证据2-6，2009年11月5日，由宋连港署名的收条一张；以及证据3，2008年7月25日，大连达波尔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一份。虽然被告和第三人以现有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推翻以上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为由，明示放弃对上述证据原件申请鉴定，从而使该两份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得以确认，但审查这两份证据后，确���现其不合逻辑的矛盾点。先就收条分析：1、按原告的陈述，其13.5万美元的股权转让款是分两笔支付的，第一笔是2008年7月17日支付的12万美元，第二笔是分三次支付的1.5万美元（2008年12月26日、29日、30日每次5000美元）。而收条记载的内容是“今收到……股权转让款1.5万美元”，结合收条的落款时间，表明收到1.5万美元的时间为2009年11月5日，而非2008年底，近一年之差，不合情理。2、收条的署名人宋连港是大连达波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该公司董事长。而股权转让款的接收人应是美国达波尔集团，宋连港并没有权限代表美国达波尔集团确认收取股权转让款。再分析2008年7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1、该股东会决议既已载明“公司股权转让支付和增资计划已完成……相互均无债务关系。”，何来2008年12月底杜淑华支付的1.5万美元？该内容与事实不符。2、从被告提交的证据7-1、7-2看，该股东会决议签署人之一的张军涛于2008年7月25日有在北京的刷卡消费记录。虽然如原告对该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中所说，有可能存在人卡分离的情况，但这不符合信用卡使用的交易习惯，原告应对其该质疑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就现有证据看，不能排除张军涛本人确实不在大连的可能。因此，上述两份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难以得到确认。
其次，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本身来说，也无法认定股权转让款已支付的事实。本协议第3.1条规定，香港忠联公司应按本协议约定一次性足额支付给美国达波尔集团股权转让款。再结合本协议第九条的规定，可以得出“本协议生效之日即本协议签署之日”的结论。另外，依据经原告认可的被告提交的证据1-2《出资合同》第五条的规定，香港忠联公司应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3日内，将股权转让款存入美国达波尔集团指定的账户。因此，香港忠联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应在2011年3月7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而非在原告主张的2008年7月和12月底。虽然原告主张，案涉股权转让的特殊性正是在于，其是先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后与美国达波尔集团补签了《股权转让协议》的，但作为一个商主体，先支付了13.5万美元的股权转让款，而后补签《股权转让协议》、《出资合同》，均对该付款事实毫无体现，反而明确约定付款事项，是不合逻辑的。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原告主张已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也无法得以确认。
第三，虽然原告主张，杜淑华所支配的案涉款项来源与本案无关，其只要能证明美国达波尔集团收到了香港忠联公司支付的13.5万美元，以及该笔款项系香港忠联公司用于购买美国达波尔集团持有的大连达波尔公司30%的股权即可。即原告认为，案涉款项的来源不应是本案审查的要点，而案涉款项的性质是股权转让款还是大连达波尔公司的增资款才是应定性的问题。但是，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来看，由于案涉款项均来自大连达波尔公司的账外账，是属于大连达波尔公司的财产；且被告主张案涉12万美元是大连达波尔公司的增资款，另1.5万美元是大连达波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连港支取的其他商务差旅费用，这些款项之所以由杜淑华经手，是因为杜淑华是大连达波尔公司财务总监的缘故。因此，如果原告不能证明案涉款项是基于某种事实杜淑华应从大连达波尔公司获取的个人所得，那么，其主张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本案不能回避审查案涉款项来源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影响案涉款项是股权转让款还是增资款的性质认定。庭审中，原告明确认可：2008年7月25日股东会决议之后，原���才因其事实上已成为了大连达波尔公司的股东而获得分红。并且，该分红在2009年11月之前，是由大连达波尔公司的账户汇款给张军涛个人账户，再由张军涛分别汇款给其他各股东；2009年12月之后，分红款才直接由大连达波尔公司账户直接打款给各股东。可见，发生在2008年7月17日和同年12月底的案涉款项，由于是从大连达波尔公司的账外账，也即大连达波','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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