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新2325行初3号
原告：魏中华,男,汉族,1973年4月12日出生，昌吉市人,大学文化，现住昌吉市，无业。
被告:昌吉市公安局。
住所地：昌吉市世纪大道***号。
组织机构代码：01024XXXX。
法定代表人:谢斌,系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钧，系昌吉市公安局北京南路派出所副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胜，系昌吉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
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
住所地：昌吉市建国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郑敏，系昌吉市人民政府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艮生，系昌吉市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米敦，系昌吉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
原告魏中华不服被告昌吉市公安局、昌吉市人民政府治安管理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原告魏中华于2016年7月4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1日作出（2016）新23行辖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该案由奇台县人民法院管辖。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后，于2017年1月14日向分别向被告昌吉市公安局、昌吉市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魏中华，被告昌吉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李钧、杨国胜，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艮生、米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昌吉市公安局2016年4月2日作出的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第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违法行为人：魏中华，男，42岁，1973年4月12日出生，公民居民身份证号码：×××，户籍所在地：新疆昌吉市建国西路122号工行家属院3幢1单元101室，现住新疆昌吉市建国西路122号工行家属院3幢1单元101室。违法经历：2014年7月19人因涉嫌敲诈勒索，被昌吉市公安局北京南路派出所行政拘留十日。现查明：2016年3月24日18时许，违法行为人魏中华在北京上访期间在北京中南海周边滞留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后被传唤至府右街派出所并向其出具了训诫书，后被新疆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副书记杨洪远接回昌吉。其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秩序。上述事实有：违法行为人魏中华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训诫书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决定给予魏中华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执行方式和期限：由昌吉市公安局北京南路派出所民警送昌吉市行政拘留所执行；期限2016年4月2日至2016年4月12日。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州公安局或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奇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昌吉市公安局。二O一六年四月二日...”
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2016年6月20日作出昌市政复【201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上访。申请人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到北京上访，滞留中南海周边扰乱公共秩序，被申请人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申请人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并无不当，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维持被申请人昌吉市公安局作出的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第25号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魏中华诉称：2016年4月1日，昌吉市公安局以原告具有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作出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将原告行政拘留10天，现已执行完毕。原告认为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作出上述处罚决定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原告认为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昌市政复（201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明显的行政不作为行为，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精神，上下级相互包庇，是以地方保护主义对抗中央依法治国方针和国策。一、被告昌吉市公安局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告至今举证不出原告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直接证据。首先，昌吉市公安局办案民警不在北京现场，既没有执法记录仪的录音录像，也没有原告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任何违法记录，更没有北京市公安局的移交手续，证明被告昌吉市公安局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认定原告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一款的规定行为。其次昌吉市公安局对原告的《询问笔录》案卷材料，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只是一般办案过程记录，没有原告违法的直接法定事实依据。1、驻京办的接领单不能说明原告违法。2、所谓接访证人证言也是和其有利害关系的政府工作人员一般性陈述，且所谓证人是昌吉市居委会工作人员事后去北京接领人，其本人也不在现场，陈述内容本身也不能作为事实证据。3、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2016年4月1日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以原告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把原告从乌鲁木齐住处强制传唤至昌吉，深夜审讯，被告办案人员强迫本人意志让原告陈述一星期前在北京有无违法事实，原告无所适从，因原告没有在北京的违法事实，只能当面控告公安干警及其领导违法乱纪，别无其它事实陈述，所以原告拒绝在被告公安局不真实的询问笔录上签字。再次，（1）根据被告提供的训诫书，原告上访地点在中南海周边，但众所周知中南海周边，系首都公共场所，并非国家机关。再说原告从不知情，也没签收过训诫书。（2）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规定原告被北京市公安局训诫，不属于治安处罚的种类分类（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不是行政处罚，这一点在原告提起行政复议后，被告在昌吉市人民政府昌市政复（201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也认定”训诫书不属于处罚”，故被告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属自相矛盾，适用法律错误，依法无据。（3）被告行政处罚原告行政拘留10日幅度超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原告一没有扰乱公共秩序，二没有情节较重之行为，被告明显是违规处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5条规定。二、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程序违法。1、原告在被昌吉市公安人员带回昌吉的路上陈述要求被告昌吉市公安局回避被拒绝，因为被告昌吉市公安局是本人控告单位，按《治安管理处罚法》81条规定和公安部”严格依法办案程序要求”，被告和原告有利害关系应该主动回避，在昌吉市公安局办案民警宣读行政处罚结果时，原告要求以《治安管理处罚法》94条规定，依法开听证会申辩，这权力也被被告昌吉市公安局办案人员违法剥夺。明显被告公安局在还没有经过调查了解事实情况下，已经提前做好了对原告的处罚结论。这说明，被告没有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就在处罚决定中认定原告违法，被告公安局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93条的规定。2、2012年2月《中央政法委关于处理上访人员的要求规定》明确规定：个地方没有北京市案发地派出所移交地方处罚的移交手续，各地方就无权进行处罚处理。同时规定不能一事两罚，治安案件应当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北京市公安局管辖，被告昌吉市公安局无权管辖。3、被告公安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在市医院作了体检，在明知道原告有胆结石和强直脊柱炎、支气管疾病有处罚风险，而且原告是残疾人由国家民政部颁发的《残疾证》，仍然惨无人道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和《治安拘留所条例》规定打击报复上访人，利用刑侦手段强制抓捕把原告执行了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在拘留所被告还违反规定把原告和吸毒人员关在一起，支气管炎复发也不给药物治疗，被告的处罚决定及违反了法律规定还违反了人道主义精神。三、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违反国家宪法法律公平正义精神，既不依法接收群众监督举报，又不履行人民政府对公安机关的监督义务，不实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方针国策，是地方保护主义表现。原告向昌吉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后，被告没有独立调查取证，在没有调取北京市公安局有关原告扰乱公共秩序的直接证据的前提下，偏听偏信被告昌吉市公安局的案卷流水记录，不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相反却维持公安局错误处罚决定，公开包庇下级公安部门违反乱纪，构成行政”不作为”行为，实际就是官官相护、地方保护主义的具体体现，昌市政复（201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完全是违反法律逻辑规则。被告在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事实认定中自相矛盾，一方面以所谓北京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书为依据对原告行政处罚，认定原告扰乱了公共秩序，另一方面被告又在昌市政复（201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认定”训诫书不属于处罚”，被告以此规避自己的一事二罚违法行为，既然北京市公安局的”训诫书不属于处罚”，为什么被告又以此作为处罚原告的事实依据，认定原告扰乱了公共秩序？被告昌吉市政府维持被告昌吉市公安局的治安处罚决定是明显的偷换概念，其复议决定书是错误的，法院应该撤销。综上所述，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昌吉市公安局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37条、41条；《刑法》第188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5条、60、62、81、93条，《人民警察法》22条第五项，第44条、46条、48条、50条，《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等法律条款，应该依法撤销。请求法院依法撤销昌吉市公安局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撤销昌吉市人民政府昌市政复（201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其行为是行政不作为，并赔偿原告各项损失费23123元。
被告昌吉市公安局辩称：1、行政处罚主体适格，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职责，昌吉市公安局是负责其行政区域内治安管理的法定授权机关，具有合法的行政主体资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25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魏中华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2、训诫书不属于处罚，不存在因上访一事两罚的情况；2016年3月24日原告魏中华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滞留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下发训诫书一份，训诫书注明训诫书内容已通过广播、展板等形式向请求人宣读，原告魏中华无异议，训诫书上盖有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公章。原告提出的一事不得双罚无法律依据，训诫书不属于处罚，因此不存在申请人所说的一事双罚。3、违法行为人魏中华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昌吉市公安局具有管辖权。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之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但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被告遂将该案受理为行政案件，并在法定职权范围内，经过调查取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魏中华进行处罚，并不是原告所说的违反治安案件属地管理原则。被告认为2016年4月2日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处罚适当。原告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后，昌吉市人民政府维持了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现请法院维持被告作出的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关于昌吉市公安局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第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1、2016年3月24日18时许，被答辩人在北京上访期间，在北京中南海周边滞留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被传唤至该所并向其出具了训诫书，后原告被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办接回昌吉。上述事实由原告申辩、证人证言、训诫书等证据佐证。故被告认为昌吉市公安局作出的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第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昌吉市公安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根据原告的违法行为，有针对性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法律规定，体现了行政处罚主体法定、职责法定、处罚依据法定，依据处罚与违法行为相适应的原则，法律依据充分。二、原告”一事二罚”的诉讼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训诫不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向原告出具了训诫书，不属于对原告进行的行政处罚，昌吉市公安局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第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不构成对原告的重复处罚。三、被告做出的昌市政复（201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被告接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后，按照《行政复议法》第三条规定的程序，依法履行了相应的职责，并依据相关事实和法律规定，依法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基于以上理由，被告认为昌吉市公安局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第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告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依法维持昌吉市公安局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第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完全正确的。原告起诉的事实与理由及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于2017年1月18日及2017年2月20日开庭时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1、受案登记表一份、传唤审批表一份、传唤证一份、被传唤人家属通知单一份、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一份、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一份、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第25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执行回执一份、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一份。拟证实：昌吉市公安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原告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了训诫书，有违法事实。
原告魏中华认为处罚告知时没有给原告告知及申辩的机会。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杨洪远”与证据目录中的”杨宏源”书写不一致；该案没有北京现场直接的证据，证人也没有出庭作证，原告当时没有看到笔录，原告也忘记是否做了笔录，原告没有签过字，被告也没有让原告签字，被告问的都是无关的事，原告只是陈述到北京信访部门举报的事情，被告应当提出直接证据。
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认可。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由争议的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2、原告的询问笔录一份、杨宏源询问笔录一份。拟证实：案发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结果。昌吉市公安局北京南路派出所依法对杨宏源提供的证据予以收取。原告赴北京上访违法滞留中南海的违法事实。
原告魏中华认为”杨宏源”与”杨洪远”两个名字不一致，不知是否前后都是同一个人，杨宏源称原告没有闹访缠访的事实原告认可，其余的不认可。被告是强制让原告做的笔录，原告拒绝陈述，原告只说了不知道以及属地管辖不合法，其余的都没说。
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对该组证据三性均认可。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3、接收证据材料清单一份、接领通知书一份、训诫书一份、户籍资料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拟证实：原告的身份及原告在北京中南海滞留的事实，原告在2014年7月曾被北京是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过，以及因敲诈勒索接访人员被行政处罚过，以及原告被被告昌吉市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接领回昌吉的事实。
原告魏中华认为接领通知书没有公章，训诫书没有原告本人签字，原告没有见过训诫书，不清楚内容，当时只是说把原告送到接济中心，真实性、合法性都不认可；对户籍资料基本信息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认可。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在于2017年1月18日及2017年2月20日开庭时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案件登记表、行政复议立案表各一份。拟证实：被告经过法定的程序对案件进行登记立案的事实。
原告魏中华认为该组证据是案卷材料与本案无关，真实性部分认可，合法性不认可。
被告昌吉市公安局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认可。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一份、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答复书一份。拟证实：被告按照法定的程序在履行行政复议职责。
原告魏中华对该组证据真实性部分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
被告昌吉市公安局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认可。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3、昌吉市公安局案卷材料一份。拟证实：昌吉市公安局是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处罚，行政复议的程序及适用法律都是正确的。
原告魏中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部分认可，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认为不属于直接证据。
被告昌吉市公安局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认可。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4、行政复议决定书一份、送达回执两份。拟证实：被告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后向原告及被告昌吉市公安局进行送达的事实。
原告魏中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昌吉市公安局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认可。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原告魏中华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驻京办告知书两份。拟证实：原告自行前往驻京办，没有要求昌吉市街道办来北京，昌吉市街道办的人怎么来的原告不清楚。
被告昌吉市公安局认为其作出的行政处罚是2016年4月，告知书是2015年的，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处罚没有关联性，复印件真实性也无法确认。
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做的行政复议是2016年，行政告知即便是真实的也和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对该组证据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2、北京市公安局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一份及登记回执一份。拟证实：原告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在北京市没有任何违法记录。
被告昌吉市公安局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违法滞留被训诫，被告依据训诫书以及相关材料进行查处；按照正常的办案程序，北京市不需要遣返手续，被告是根据具体的办案程序，根据公安局办理行政案件具体规定第九条，对于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由被告进行处理更为适宜。政府信息答复中提到了两份训诫书，原告对被训诫的事情是知晓的。
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这两份证据与被告昌吉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材料相符，提到了对原告进行两次训诫，原告存在违法事实的依据。
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3、住宿费票据一张、交通费票据一张。拟证实：原告花费交通费及住宿费。
被告昌吉市公安局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经审理查明：原告魏中华因其民事财产纠纷案件多次在北京市中南海（中央国家机关）周边上访，并因此受到训诫。原告魏中华于2016年3月3日去北京市上访，在滞留北京期间，于2016年3月24日因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滞留，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挡获并予以训诫。经劝解后送至北京市马家楼子接济服务中心，后原告魏中华自行前往昌吉州驻京办事处，于2016年3月26日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杨宏源将原告魏中华接领，后共同回到昌吉市。2016年3月31日昌吉市公安局北京南路派出所就此予以立案调查，2016年4月1日对原告魏中华进行传唤，次日（2016年4月2日）对原告进行询问，被告昌吉市公安局对原告魏中华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其涉嫌违法的事实，拟作出处罚的依据和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原告拒绝在该笔录上签字。同日，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作出并向原告魏中华送达了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第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魏中华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于同日至4月12日对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第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执行。原告魏中华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于2016年4月29日向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昌市政复【201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作出的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第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维持。
另查明，原告魏中华曾于2014年7月14日因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
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关于”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和第九十一条关于”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伍佰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的规定，以及国务院公安部门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关于”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授权指定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关于”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的规定，被告昌吉市公安局具有对于本案原告是否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处理的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作为本级人民政府，有对本案原告不服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作出复议的职权。
关于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问题。本院认为，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作出的昌公（南）行罚决字【2016】第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违法事实的证据确凿。被告昌吉市公安局提交的在案证据表明，原告曾多次到中南海周边进行信访，并因此受到训诫。虽原告在庭审中称2016年3月24日去中南海不是信访，但被告昌吉市公安局提交对原告的询问笔录以及其当庭陈述表明，原告去中南海周边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民警查获，并发现其包内装有信访的材料，并且派出所将其带到了北京市马家楼子接济中心，这些都能证实其去信访的事实。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关于”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和第二十条第六项关于”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的规定，原告到非经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接待场所的中南海周边信访的行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伍佰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的规定，扰乱中南海周边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当予以处罚。根据庭审查明，原告魏中华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两次在中南海周边被训诫，故被告昌吉市公安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扰乱公共秩序违法事实的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故应当对原告魏中华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复议决定的证据和所依据的法律规定。被告昌吉市人民政府依据原告魏中华的复议申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对被告昌吉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审查后作出了复议决定，其作出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故本院对原告魏中华要求撤销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魏中华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费用23123元并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的请求，因本院认为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故原告的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事实和理由，经合议庭评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魏中华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魏中华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邓长青
审 判 员 杨磊柯
人民陪审员 许明辉
二〇一七年三月四日
书 记 员 樊玉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