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冀0828行初22号
原告河北省木兰国有林场管理局山湾子林场（以下简称山湾子林场），住所地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山湾子林场半壁山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828402126909Q。
法定代表人凌继华，职务场长。
委托代理人吴迪，河北承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围场县政府），住所地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木兰中路263号。组织机构代码00097695-1。
法定代表人甄毓敏，职务县长。
委托代理人张文雷，男，1987年7月20日生，满族，围场林业局工作人员，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王海涛，河北泓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承德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承德市政府），住所地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承德市行政中心南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8000005143438。
法定代表人常丽虹，职务市长。
委托代理人宋岩磊，男，1987年1月15日生，满族，承德市政府工作人员，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
委托代理人曹立春，河北意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林业局（以下简称围场林业局），住所地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组织机构代码证00097818-8
法定代表人谭赋，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云飞，男，1979年5月12日生，满族，围场林业局工作人员，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苏雅男，女，1987年1月12日生，汉族，围场林业局工作人员，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
第三人王凤芝，女，1957年6月22日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第三人关福奎，男，1955年3月14日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关春，北京市京德律师事务所。
第三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三义永乡二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二地村委会），住所地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三义永乡二地村。
法定代表人董国民，职务村主任。
原告山湾子林场诉被告围场县政府、承德市政府、第三人围场林业局、王凤芝、关福奎、二地村委会不服林权行政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4日受理后，于2017年7月19日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湾子林场的委托代理人吴迪，被告围场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文雷、王海涛，被告承德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宋岩磊、曹立春，第三人围场林业局的委托代理人李云飞、苏雅男，第三人关福奎及其委托代理人关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凤芝及二地村委会法定代表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围场县政府于2017年3月17日作出围政行（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1984年山湾子林场虽对恶沁沟南曼甸的林地申请了林权登记……该林权登记属错误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决定如下：一、关福奎持有的林证个字NO.0043378号《个人林木所有证》登记的四至范围内的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关福奎所有和使用，林地所有权归三义××地村集体所有，林地使用权在承包合同约定期内归关福奎使用；二、王凤芝持有的林证个字NO.0043373号《个人林木所有证》登记的四至范围内的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王凤芝所有和使用，林地所有权归三义××地村集体所有，林地使用权在承包合同约定期内归王凤芝使用；三、县林业局持有的围林证字（2004）第0000000246号《林权证》登记的四至范围内的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县林业局所有和使用，林地所有权归三义××地村集体所有；四、注销山湾子林场1984年和1992年对恶沁沟南曼甸的林权登记，撤销1984年和1992年为其颁发的围国山湾子林证字第032号《林木所有证》和林证国字NO.0000339号《国有林权证》。其在恶沁沟南曼甸的约110亩林木林地的权属依法予以申请登记。”
被告承德市政府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承政复决字【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被告围场县政府于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维持被告围场县政府于2017年3月17日作出围政行（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
原告山湾子林场诉称，被告围场县政府作出的围政行[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我单位于1984年12月26日取得的围国山湾子林证字第032号《林木所有证》合法有效，据此我单位对恶沁沟南曼甸林地已经享有使用权。该林地的权属性质为国有，确定权属的依据是林业“三定”，依据1982年8月9日[82]林办字77号林业部《关于抓紧做好林业三定工作的报告》第三条的规定。我单位无法提供林业“三定”的档案资料，该资料在围场档案局保存，被告围场县政府应依职权查阅并正确确定权属，而其却未尽到审查义务。我单位取得的围国山湾子林证字第032号《林木所有证》不存在发证错误的问题，且我单位在1992年取得林证国字NO.0000339号《国有林权证》在领取林木所有证申请表时，也有二地村委会、乡林业站、乡政府、北三岔口村委会四方盖章确认林地无争议，明确了恶沁沟南曼甸林地应为国有林地，以上均充分证明了我单位是争议林地的合法使用权人，争议林地应为国有。二地村委会没有证据证明其对争议林地有所有权，该村在1985年将争议地发包给关福奎缺乏合法主体资格。虽然争议林地上林木是关福奎家庭栽植，但不能因其栽植了树木就认定林地由国有转变为集体所有。实际上，依据1982年8月9日[82]林办字77号林业部《关于抓紧做好林业三定工作的报告》第二条第三款第二项“在集体没有荒山荒地，而国有荒山较多的地方，可以划出一部分，在地权不变的条件下，长期固定给社员植树造林”，根据此规定，当时荒山的所有权为国有没有任何异议，我单位取得国有荒山的使用权也是无误的。国有荒山可以由社员植树造林，但地权不变。本案中，争议林地上林木的所有权可以为第三人关福奎、王凤芝所有，我单位也认可，但林地所有权仍为国有。我单位作为国有林场管理使用单位，对争议林地当然享有使用权。综上所述，被告围场县人民政府对林地所有权的确认错误，其所作出的围政行[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已严重侵害了国家权益。被告承德市政府对该处理决定书予以维持也是错误的，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围场县政府作出的围政行[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和被告承德市政府作出的承政复决字【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限期作出正确的处理决定。
原告山湾子林场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1.围国山湾子林证字第032号林木所有证；2.领取林木所有证申请表；3.林证国字0000339号国有林权证。以上证据，拟证明山湾子林场已取得争议林地即南曼甸面积为1140亩林地的所有权，争议林地权属为国有，且于1993年4月1日办理了国有林权证，进一步明确二地村南曼甸1100亩林地的所有权是国有；4.林业部下发的《关于抓紧做好林业三定工作的报告》，拟证明围场县政府在处理决定中提出林业“三定”的档案资料应由原告举证是错误的。
被告围场县政府辩称，虽然原告取得围国山湾子林证字第032号《林木所有证》，但该证登记为荒山，证明当时该地块没有原告山湾子林场树木，并且原告也没提供在林业“三定”时已将争议林地归原告使用，原告对林地使用权无合法来源。原告持有的林权证当时标注的地址是三义永乡三岔口生产大队，在坐标图中能显示争议林地是在二地村。该林权证属于登记错误。1992年复核验证时虽然换发了新证，但经勘验在该地块大部分林木均是第三人关福奎、王凤芝栽植，所以换发的林权证也是错误的。原告山湾子林场以林业部下发的《关于抓紧做好林业三定工作的报告》中的相关规定来证明涉案争议地块所有权为国有非二地村集体所有，属于对此文件的断章取义；至于对第三人关福奎、围场林业局之间争议，我方认为：1993年关福奎与王凤芝经围场县法院作出（1993）围民初字第767号民事判决书准予离婚，对于涉及的承包村荒山各分得总面积50%。1994年11月15日围场县法院委托围场林业局绘制林地分界图，并附说明一份，约定围场林业局330亩、王凤芝和关福奎各710亩。1997年关福奎、王凤芝再次离婚时，法院判决对关福奎承包荒山中人工落叶松2300亩，二人各得1150亩。因关福奎、王凤芝欠围场林业局育林周转金27762.00元，以330亩林木抵顶此款及执行费。在2001年关福奎、王凤芝和围场林业局对分割的面积均申请了林权登记，取得相应林权证，各方对此均予以认可。在2001年围场林业局对330亩落叶松林木申请林权登记表中，毗邻方有王凤芝签字，且经二地村委会及三义永乡政府、林业站确认了树木来源和使用的林地合法，当时所填写上报的《领取林木所有证、集体林权证申请审批表》也符合林权登记的相关要求。综上,本案争议林木林地权属明确，围场县政府作出的围政行（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结果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围场县政府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以下证据：程序部分证据：1.二地村委会关于南曼甸林地与林场边界纠纷意见；2.确权申请；3.林权争议报告；4.山湾子林场的组织机构代码证；5.围政行（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6.送达回证五份。上述1-6号证据，拟证实我方对该案的立案受理及裁决和送达程序合法；实体部分证据：7.二地村委会与关福奎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及公证书；8.林木采伐所有证；9.《个人林木所有证》、《领取林木所有证、集体林权证申请审批表》；10.第三人围场林业局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及林权证（围林证字（2004）第0000000246号）；11.山湾子林场林木所有证及林地示意图；12.山湾子林场领取林木所有证；13.山湾子林场国有林权证；14.八九年地形图；15.旧小班图、新小班图；16.对王凤芝调查笔录；17.对关福奎调查笔录及关福奎身份证复印件；18.对王凤芝调查笔录；19.对二地村委会村主任董国民调查笔录；20.二地村委会给围场林业局出具证明；21.王凤芝出具的保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22.关于以林木还款说明、还款协议书及收据；23.围场县法院作出的（1993）围民初字第767号民事判决书；24.围场县法院作出的（1997）围民初字第1008号民事判决书及执行协议；25.（2000）围执字第1008号民事裁定书；26.围场县法院作出的（2005）围民初字第571号民事判决书；27.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函；28.围场县林业局关于三义永乡二地村关福奎起诉撤销林权证的说明；29.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冀08行初字第56号行政判决书；30.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冀行终517号行政裁定书；31.围场县法院作出的（2017）冀0828民初1235号民事裁定书；32.行政许可卷宗2016年度林木采伐第125号；33.林木林地勘查报告及图片。上述1-32号证据，拟证明认定事实证据充分；依据的法律法规：3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35.《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36.《林木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
被告承德市政府辩称，山湾子林场于2017年5月9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市政府于当日受理后，依法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2017年5月11日，向围场县政府送达了复议申请书副本、提出答复通知书，向第三人围场林业局以及二地村委会、关福奎、王凤芝送达了参加复议通知书。围场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答辩状及相关案卷。经书面审查，查明的事实与围场县政府查明事实基本一致。市政府认为围场县政府作出的围政行【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故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承政复决字【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该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于2017年7月4日送达了该复议决定。综上，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承德市政府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3.承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送达回证；4.提出答复通知书；5.承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送达回证；6.行政复议答复意见；7.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8.承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送达回证及EMS特快专递存单；9.行政复议决定书；10.承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送达回证及EMS特快专递存单。以上1-10号证据，拟证明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第三人王凤芝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述称，被告围场县政府作出的（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结论正确。理由是：1、山湾子林场认为争议林地所有权为国有而非集体，唯一的依据就是林场经营规划图，而该图根本起不到证明作用；2、林证国字NO.0000339号国有林权证是在原围国山湾子林证字第032号林木所有证的基础上办理的，虽然可能二地村委会和北三岔口村委会签署了意见，但因村领导的更换，其签署的意见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且未经民主议定即使签署了意见也是无效的。三义永乡林业站、乡政府并不是林地的权利人，其在申请表中所签署的意见只是办理林权证的审批意见，并不是确认林地无争议的意见。因而不能作为认定确认林地的依据；3、二地村委会自1985年就将争议荒山承包给关福奎植树造林，双方合同经过了公证，关福奎也确实在该地进行了植树，这就说明自1985年以来二地村就实际占有、使用和处分着该荒地，这完全是行使所有权的标志，而山湾子林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因此，事实证明该荒地一直是二地村委会的，二地村委会也在实际行使着所有人的权利。第三人王凤芝未提供证据。
第三人围场林业局述称意见同被告围场县政府意见。庭审中未提供证据。
第三人关福奎述称，被告围场县政府作出的围政行（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属滥用职权，程序违法，应予以撤销。理由是：1、双方所争议的林地使用权，在2016年我向承德中院提起行政诉讼时，第三人围场林业局并没有《林权证》，开庭时被告也没有提供出来，所以承德中院才驳回我要求撤证的诉求。现在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书上又出现了围场林业局持有的围林证字（2004）第0000000246号《林权证》，前后矛盾，并且关福奎与王凤芝对该证的核发没有同意和签字，四至也没有四邻签字，该《林权证》的取得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属于滥用职权，应予以撤销。第三人围场林业局应归还属于我使用的165亩林地林木；2、我与第三人王凤芝离婚时所欠围场林业局育林周转金，已在1998年4月15日与林业局签订了《以林木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明确约定关福奎划给围场林业局人工林75亩，王凤芝划给95亩，我们两人共计应划给围场林业局170亩，而根本不是330亩。围场林业局以法院的判决为依据是错误的，因为法院的判决是关福奎与王凤芝的离婚诉讼判决，围场林业局并不是当事人，对林业局没有约束力。围场林业局与关福奎、王凤芝关于偿还育林周转金问题应该以三方签订的《以林木还款协议书》为准，围场林业局以法院判决为准滥用职权办证，取得的330亩林地林木没有任何依据；3、2004年围场林业局已经采伐过一次林木，卖给了围场林业局的魏东，魏东又卖给了徐国春，共计拉走57卡车木材，将近400立方米的木材，每立方米500.00元，价款近20万元，而关福奎与王凤芝在离婚时只是欠围场林业局17000.00元，围场林业局仅砍伐一次所卖出的林木款就已经足够偿还其欠款，现在还继续占有原告的林地林木没有法律依据，纯属侵权行为。被告围场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继续维持围场林业局的围林证字（2004）第0000000246号《林权证》是错误的，故应该撤销。综上所述，被告围场县政府作出的围政行（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滥用职权，程序违法。被告承德市政府对该处理决定却予以维持，也是错误的，因此应判决撤销二被告分别作出的围政行（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承政复决字【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第三人围场林业局持有的围林证字（2004）第0000000246号《林权证》；判决被告围场县政府重新确认第三人围场林业局使用的林地330亩中的165亩归关福奎使用。
第三人关福奎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1.执行和解协议书，拟证明欠林业局的育林周转金及执行费是17000.00元；2.以林木还款协议书，拟证明关福奎、王凤芝用170亩的林木偿还欠围场林业局的17000.00元；3.借据3张，拟证明欠围场林业局育林周转金数额是10000.00元不是27762.00元；4.王亚森的说明，拟证明当时签订协议的经过，划拨330亩是多划拨了160亩；5.二地村委会给围场林业局写的说明，拟证明2004年林业局间伐过一次，收入五万多元；6.被告围场县政府证据卷宗中第15-17页，拟证实此林地是关福奎承包的，承包期为50年。
第三人二地村委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和证据。
本院依法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质证意见如下：
对原告山湾子林场提交的证据，第三人关福奎质证意见：提供的证据与我方无关，不予质证；被告围场县政府质证意见：对1-3号证据，第032号林木所有证当时标注的地址是三义永乡三岔口生产大队，我方提交的坐标图中能显示争议林地是在二地村，我方不认可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4号证据，山湾子林场对此文件的使用是断章取义，行政裁决中当事人双方都负有举证责任；被告承德市政府、第三人围场林业局质证意见同被告围场县政府质证意见。
对被告围场县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山湾子林场质证意见：对1号证据所反映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我方认可其中关于林木权属的问题，但是争议林地的权属应确定为国有，原告仅享有使用权。对2-4号证据没有异议。对5号应撤销，事实不清。对6号没有异议。对7号承包合同，我方认为此合同存在部分无效问题，该合同是在1985年6月1日签订的，而我方于1984年12月26日已经取得了争议地南曼甸1140亩林地的所有权，该承包合同已经损害了我方合法权益，侵害了国有林地权。如果被告围场县政府不能提供二地村委会相应的土地台账，证明在1985年之前争议的林地权属为二地村委会，那么被告围场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就没有事实依据。对8号证据没有异议，林木所有权归关福奎和王凤芝。对9号证据，能证明王凤芝享有争议林地上的林木所有权，林地所有权是国有不是集体所有。对10号证据，该申请是2004年进行的，与原告持有的1984年林权证存在矛盾，该申请也没有其他合法依据，不认可其真实性。对11号-15号证据真实性认可，能够反映出原告于1984年12月26日已经取得了林木所有权，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二地村在1984年12月26日前享有林地所有权。对16号证据，该笔录中关于争议林地上林木权属我方没有异议，但争议林地应为国有。对17-19号证据，同对16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对20号证据，只能反映出关福奎夫妇享有林木的所有权。对21号没有异议。对22号证据，关于还款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对二地村委会的证明不认可，与事实不符。对23号没有异议。对24-28号证据，同23号的质证意见，与本案涉及的争议林地纠纷没有关联。对29号证据，因在裁决过程，原告没有作为当事方参与，且法院并未了解到关于争议林地曾在1984年12月26日发证给我方的事实，针对该证据我方认可其中关于林木权属确定的事项，但对争议林地权属的认定，因缺乏必要的决定性的证据，对林地权属部分的认定不认可。对30号证据同29号证据质证意见。对31号不发表质证意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32号认可。对33号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该图片中与我方重叠部分应该由我方管理使用。对34-36号证据认可;第三人关福奎质证意见：1、从这些证据中看不出争议的林地是归二地村所有还是归关福奎。双方争议的林地在1984年都办理了林权证，究竟林地的原始使用人是谁，从这些证据不能证实，围场县政府的处理决定是没有依据的。2、关福奎在林业局颁发了林权证后，多年来一直到林业部门、信访部门等主张权利。《领取林木所有证、集体林权证申请审批表》上签字不是王凤芝本人所签，虽然给关福奎颁发了证照，但是关福奎是不同意的。1993年民事判决书认定欠围场林业局育林周转金27762.00元是错误的，1997年民事判决书认定是10000.00元是正确的。1998年4月15日关福奎、王凤芝与围场林业局签订的《以林木还款协议书》，证实欠围场林业局17000.00元，包括欠育林周转金10000.00元、法院执行费5000.00元、王凤芝为治病从围场林业局借款2000.00元，林木是每亩100.00元，应划给林业局170亩，但划330亩就多划拨了。3二地村委会的证明已证实围场林业局在2004年间伐过一次收入50000.00元，与关福奎调查笔录中相符，是属实的。对1-7号、10-28号、32-36号证据没有异议。对8-9号有异议，不是林木采伐证书，是林木所有权证的封面。对关福奎的林权证有异议，对王凤芝的林权证有异议，还应有165亩。对29号证据，关福奎要求撤销围场林业局330亩林权证的判决书，承德中级法院通过开庭审理，被告围场县政府和围场林业局均拿不出林权证，才驳回关福奎起诉。对31号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被告承德市政府、第三人围场林业局对围场县政府证据质证均无异议；
对承德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山湾子林场质证意见：对1-10号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被告围场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部分缺乏证据，但市政府在处理行政复议时没有进行正确审查。第三人关福奎质证意见为：对行政复议决定书有异议，查明部分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没有事实证据予以说明。对其它程序性证据予以认可；被告围场县政府、围场林业局质证无异议。
对第三人关福奎提交的证据，被告围场县政府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330亩林木的划出是因双方之间有债务和资金往来形成的。对以林木抵顶育林周转金问题，协议之内是17000.00元，但协议以外还有其他资金往来。在1994年调解书中有记载，该调解书是发生法律效力的，330亩是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与后期的采伐盈余是无关的。关福奎和王凤芝在1993年10月22日第一次离婚之后，都未向围场林业局偿还过欠款27762.00元，所以协商划出330亩进行债务抵顶，证实围场林业局的林木林地所有权是有合法来源的；被告承德市政府质证意见：与关福奎的诉求没有关联性；第三人围场林业局质证意见：同市政府质证意见；原告山湾子林场质证意见：认可关福奎对林木的所有权，但林地应属于国有。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山湾子林场提交的1-4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对第三人关福奎提交的证据，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且与案件关联，予以采信；对被告围场县政府提交的证据，1号证据是第三人二地村委会在林权发生纠纷后自己所持的处理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对2、3、4、6号证据各方无异议，予以采信。对5号证据，系被告围场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虽然关福奎及山湾子林场均不服该处理决定，但该处理决定在本案中作为证据，仅证明县政府对争议林木林地权属的处理过程及处理结果，故应予采信。对7号证据，系经过公证的合同，予以采信。对8号证据中，关福奎《个人林木登记表》以及关福奎、王凤芝《领取林木所有权、集体林权证申请审批表》，予以采信。对《林木采伐所有权证》仅是封面，且复印有重叠，不予采信。对9号证据中王凤芝的《个人林木登记表》予以采信，但对林主为第三人围场林业局的《领取林木所有权、集体林权证申请审批表》，因该审批表中关于关福奎欠围场林业局周转金27762.00元的审批意见，与本院相应的（1997）围民初字第1008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数额不符，且该审批表中对面积一栏中有明显改动，被告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缺乏真实性，故不予采信。对第10号证据，虽然证据来源合法、与案件关联，但对林权登记面积330亩的核定，系依据9号证据中围场林业局关于关福奎欠林业局周转金27762.00元的审批意见而来，真实性欠缺其它有效证据佐证，故不予采信。对22号证据中刘桂才的证明，证明内容与该组证据中王亚森的证明内容相矛盾，刘桂才的证明欠缺其它证据佐证，其本人亦未出庭作证，无法印证其真实性，故不予采信。对11-33号证据中除22号证据之外，其余证据来源合法、真实，与案件关联，应予采信；被告承德市政府提交的1-10证据，具有真实、合法、关联性质，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上述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关于原告山湾子林场在争议地取得林权证及栽植情况的事实
1984年12月16日，被告围场县政府为原告山湾子林场颁发了围国山湾子林证字第032号《林木所有证》，该证对坐落在恶沁沟南曼甸处的林木四至载明，东至大道、南至北沟分水、西至梁顶、北至菜树台子，林种荒山，面积1140亩；在1992年复核验证时，山湾子林场在1992年9月29日取得《领取林木所有证申请表》，该表对恶沁沟南曼甸处的林木四至载明：东至梁沿、南至北沟分水、西至大道、北至分水，林种落叶松，树龄5年，起源人工，面积1100亩。该表村委会意见一栏中，签有“无争议，村长姜占武”字样，并加盖“围场县三义永乡二地村村民委员会”公章。在该表的毗邻单位意见一栏中，签有“无争议”字样，并加盖“围场县三义永乡三岔口村村民委员会”公章。就上述恶沁沟南曼甸处的林木，被告围场县政府于1993年4月1日给原告山湾子林场颁发了林证国字NO.0000339号《国有林权证》。该证载明四至为：东至梁沿、南至北沟分水、西至大道、北至分水，种落叶松，树龄5年，起源人工，面积1100亩。发生争议后，2015年8月26日，第三人围场林业局委派技术人员对争议林地进行了实地勘查，原告山湾子林场持有林权证登记面积为1100亩，该场栽植林木面积为110亩，该部分林木无争议。但原告山湾子林场的林权证范围内部分林木系原来关福奎、王凤芝承包后栽植。根据被告围场县政府提供的第19号证据即现任二地村委会村主任董国民的调查笔录证实，本案争议的林地名称有不同的称谓，即西曼甸、南曼甸、恶沁沟南曼甸、大岗，但均指的同一地块。
（二）关于关福奎承包涉案林地及原始取得林权证的事实
1985年6月1日，第三人关福奎与第三人二地村委会签订《荒山绿化承包合同》，合同约定二地村委会将村有坐落于该村西曼甸的四千亩荒山发包给关福奎绿化造林，四至为东至大黄榆茬、西至西曼甸梁分水岭、南至北沟村界、北至三岔口林场界。1992年8月1日，关福奎对其所承包的荒山栽植的落叶松林木申请了林权登记，被告围场县政府给关福奎颁发了林证个字NO.0013330号《个人林木所有证》。该证记载关福奎的林木有三处：西曼甸一处，东至天然林边、南至防火线、西至大岗子防火线界、北至罗圈石线，树种落叶松，树龄8年，起源人工，面积2000亩；黄榆茬一处，东至敖包、南至北沟分水界、西至房前阳坡界、北至天然林边界，树种落叶松，树龄8年，起源人工，面积1300亩；二台子一处，东至水泉子、南至二台子里阳坡、西至大道边阴坡界、北至小罗圈上下道，树种落叶松、杏树、榆树，树龄8年，起源人工、天然，面积700亩，总计面积4000亩。
（三）关于关福奎与王凤芝离婚纠纷案件中，法院对关福奎家庭承包山林和所欠围场林业局育林周转金的认定及分割的事实
1993年第三人王凤芝因与第三人关福奎离婚纠纷一案诉至法院，同年10月22日，本院作出（1993）围民初字第767号民事判决准予双方离婚。该判决认定双方共同财产有上述关福奎从二地村委会承包的荒山4000亩（其中有林面积2300亩）、共同外债中有欠本案第三人围场林业局育林周转金27762.00元，并判决双方对荒山各分得总面积50%，对所欠育林周转金27762.00元双方各自偿还13881.00元。1995年关、王二人复婚，共同生活至1997年11月。1997年第三人王凤芝再次起诉要求与关福奎离婚。同年11月5日，本院作出（1997）围民初字第1008号民事判决准予双方离婚。该判决书亦认定双方共同财产有上述荒山4000亩（其中有林面积2300亩），但对共同外债中欠本案原告围场林业局育林周转金的数额则认定为10000.00元，并判决双方对荒山中人工落叶松2300亩各分得1150亩，其中北至山湾子国营林场边界至关福奎房前50米处归王凤芝所有，房前50米处至董庆合承包荒山边界归关福奎所有。对所欠育林周转金10000.00元各自偿还5000.00元。
（四）关于关福奎承包的山林权属变更的事实
1994年，第三人王凤芝向本院申请对（1993）围民初字第767号民事判决强制执行。经查阅1994年关于此案的执行卷宗【（1994）围法民字第767号】，第三人关福奎与第三人王凤芝在法院主持执行和解笔录中，承认所承包的荒山有林面积为1750亩，并同意从西边王国良界划280亩用以抵顶所欠围场林业局育林周转金27762.00元，从董庆合边界开始分别划710亩给关福奎、王凤芝，剩余50亩抵顶所欠法院执行费，由法院与围场林业局协商处理。同年，第三人围场林业局对上述山林绘制了林地分界图，并附说明一份，载明林业局330亩、王凤芝710亩、关福奎710亩，勘察时间为1994年11月15日。但当时对所分割的林木未办理林权变更登记。1997年，第三人关福奎与第三人王凤芝再次离婚后，第三人王凤芝又向本院申请对（1997）围民初字第1008号民事判决强制执行。1998年4月15日，当时在山湾子人民法庭工作人员主持下，关福奎、王凤芝达成和解协议，关于涉及林权财产部分，双方同意对落叶松人工林2300亩，每人分得1150亩。对王凤芝在围场林业局借款2000.00元由王凤芝偿还。所欠执行费及勘测费5000.00元各清偿2500.00元，所欠围场林业局育林周转金和受理费按判决书执行。当时双方对所分割的林木亦未办理林权变更登记。2000年5月24日，本院又作出（2000）围执字第100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第三人关福奎名下的NO.0013330号林权证内人工落叶松给王凤芝1150亩，由林业部门给予办理过户手续。2001年3月27日，被告围场县政府分别给关福奎、王凤芝颁发了编号分别为林证个字NO.0043378号、林证个字NO.0043373号的《个人林木所有证》，林权证登记的面积各为710亩。在王凤芝的《个人林木登记表》中载明，坐落于西曼甸处的林地四至为东至梁沿、南至房前50米处水泉、西至大道、北至防火线，树种落叶松，树龄15年，起源人工，面积710亩。该表备注中载明“以法院制定面积发证”。在2001年3月27日关福奎、王凤芝的《领取林木所有证、集体林权证申请审批表》中空白处均注明“从原证0013330号中分开”，在县林业局审批意见一栏中均注明“按（1997）围民初字第1008号法院民事判决书划分面积，王凤芝（关福奎）面积710亩”，在关福奎的审批表中四邻签字一栏，北邻处签有“王凤枝”字样，而在王凤芝的审批表中四邻签字一栏为空白。
在被告围场县政府庭审中提交的第9号证据《领取林木所有证、集体林权证申请审批表》中载明，林主为第三人围场林业局，林木坐落三义永二地村1组南曼甸大沟，东至曼甸沿、南至王凤芝界、西至跺石界，北至林场界，面积330亩（注：该面积有明显改动），起源人工，树种落叶松，树龄9年。在该审批表县林业局审批意见一栏注明“从原证013330中分开，按围场法院1997围民初字第1003（注：实际应为1008）号民事判决书，关福奎欠林业局周转金27762.00元，划有林地面积280亩，法院受理费以50亩林地抵顶，由林业局购买管理，总计330亩。”2004年11月25日，被告围场县政府给本案第三人围场林业局核发了围林证字（2004）第0000000246号《林权证》，该证载明“林地所有权人二地村委会，林地使用权人林业局，坐落于三××组，小地名南曼甸，面积330亩，主要树种落叶松。四至：东至本户林界、南至王凤芝界、西至大道、北至本户林界。注记：此林地系王凤芝与关福奎用以抵顶欠款和法院执行费用，南与王凤芝毗邻”。
（五）关于关福奎、王凤芝与围场林业局就所欠育林周转金签订协议的事实
1998年4月15日，本案第三人围场林业局（作为甲方）与关福奎、王凤芝（作为乙方）签订《以林木还款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经县人民法院判决，关福奎、王凤芝于一九九七年一月五日离婚，原欠林业局壹万柒千元，关福奎承担7500.00元，王凤芝承担9500.00元，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以现有落叶松人工林偿还，每亩作价100.00元，关福奎划给林业局75亩，王凤芝划给林业局95亩，经实地测量逐级签署意见后，办理林木所有权证，林木权属归林业局所有。”该协议上，甲方由时任围场林业局副局长的刘桂才签字并加盖林业局公章，乙方关福奎、王凤芝签字。本次庭审中，就上述协议中载明所欠第三人围场林业局育林周转金17000.00元的问题，第三人关福奎当庭陈述为实欠金额为10000.00元，另外7000.00元，有王凤芝为治病向林业局借款2000.00元，法院执行离婚诉讼案件执行费5000.00元，并当庭提交总金额为10000.00元的借据三张证实。庭审中，第三人关福奎又提供第4号证据即王亚森的说明，对当时签订上述《以林木还款协议书》过程进行了详细说明，其主要证实在1998年4月15日，在围场林业局局长办公室由时任副局长刘桂才主持，林业局的薛广民、二地村村支部书记关守奎以及关福奎、王凤芝参加进行协商偿还育林周转金一事，育林周转金数额为17000.00元，包括王凤芝为治病从林业局借款2000.00元，双方协商以关福奎、王凤芝落叶人工林偿还，关福奎划给林业局75亩，王凤芝划给林业局95亩，共计170亩。
（六）关于对争议林木采伐中发生纠纷的事实
2004年至2015年期间，本案第三人王凤芝将离婚分割给其的林木分批出卖他人实施采伐时，本案第三人关福奎以王凤芝将其林木采伐为由起诉至法院，本院作出（2005）围民初字第57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关福奎的诉讼请求。2010年王凤芝采伐时，本案原告山湾子林场亦提出异议。根据第三人关福奎庭审中提供的二地村委会给本案第三人围场县林业局写的说明证实，2004年第三人围场林业局间伐过一次，收入五万多元。
（七）涉案争议的林木林地经过行政诉讼以及行政处理、行政复议的事实
2015年8月11日，本案第三人二地村委会向被告围场县政府递交申请，要求对争议林木、林地予以确权。同年8月26日，本案原告山湾子林场向围场林业局递交申请，要求对争议的林地裁决。在被告围场县政府确权调查过程中，第三人关福奎于2016年3月18日向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围场县政府为本案第三人围场林业局颁发的林权证。该案在审理期间，涉案当事人未能向法院提交要求撤销的林权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4日向第三人围场林业局发出调取被告围场县政府为其颁发330亩林权证的《调取函》。第三人围场林业局向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书面说明，称只查到2001年对南曼甸大岗330亩人工落叶松的《领取林木所有证、集体林权证申请审批表》，未查到《林权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1日作出（2016）冀08行初字56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关福奎的起诉。关福奎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裁定驳回关福奎起诉的结果正确，遂于2016年11月1日作出（2016）冀行终517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关福奎的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2017年3月17日，被告围场县政府作出围政行（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决定：一、关福奎持有的林证个字NO.0043378号《个人林木所有证》登记的四至范围内的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关福奎所有和使用，林地所有权归三义××地村集体所有，林地使用权在承包合同约定期内归关福奎使用；二、王凤芝持有的林证个字NO.0043373号《个人林木所有证》登记的四至范围内的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王凤芝所有和使用，林地所有权归三义××地村集体所有，林地使用权在承包合同约定期内归王凤芝使用；三、县林业局持有的围林证字（2004）第0000000246号《林权证》登记的四至范围内的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县林业局所有和使用，林地所有权归三义××地村集体所有；四、注销山湾子林场1984年和1992年对恶沁沟南曼甸的林权登记，撤销1984年和1992年为其颁发的围国山湾子林证字第032号《林木所有证》和林证国字NO.0000339号《国有林权证》。其在恶沁沟南曼甸的约110亩林木林地的权属依法予以申请登记。原告山湾子林场不服，向被告承德市政府提出复议，被告承德市政府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承政复决字【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围场县政府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书。后本案关福奎及山湾子林场均不服，在法定期间内均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以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被告围场县人民政府对辖区内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使用权争议，有权作出处理决定。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被告围场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对以下几方面问题未能查清，主要证据不足：一、2001年3月27日被告围场县政府给第三人关福奎和第三人王凤芝分别颁发的林证个字NO.0043378号、林证个字NO.0043373号《个人林木所有证》，记载的面积均为710亩，该面积核定的来源，在同日关、王二人的《领取林木所有证、集体林权证申请审批表》中，第三人围场林业局均注明“按（1997）围民初字第1008号法院民事判决书划分面积，王凤芝（关福奎）面积710亩”，而（1997）围民初字第1008号民事判决书对此项共同财产的分割面积却是对人工落叶松2300亩各分得1150亩，并非710亩，且本院在执行（1997）围民初字第1008号民事判决书时作出（2000）围执字第1008号执行裁定，将关福奎名下的NO.0013330号林权证内人工落叶松给王凤芝1150亩，由林业部门给予办理过户手续。据此，2001年第三人围场林业局按照710亩分别给关福奎、王凤芝登记林权面积依据是否充分？二、第三人关福奎和王凤芝欠围场林业局育林周转金是27762.00元还是10000.00元？在关福奎与王凤芝两次离婚判决中以及1998年的《以林木还款协议书》中，认定欠款的数额均不相同，而该欠款数额直接影响以林抵债应划给围场林业局林木的面积；三、围林证字（2004）第0000000246号《林权证》记载的面积330亩，核定该面积的依据究竟是什么？1998年4月15日第三人围场林业局与关福奎、王凤芝签订的《以林木还款协议书》中，已约定用关福奎、王凤芝落叶松人工林偿还欠围场林业局的17000.00元，关福奎划给林业局75亩，王凤芝划给林业局95亩，共计170亩，为什么在2004年11月25日被告围场县政府给围场林业局核发的围林证字（2004）第0000000246号《林权证》记载的面积为330亩？且该林权证明确记载“此林地系王凤芝与关福奎用以抵顶欠款和法院执行费用”。如果该330亩面积核定的依据是第三人围场林业局2001年的《领取林木所有证、集体林权证申请审批表》，那么虽然在该审批表中围场林业局审批意见一栏注明“从原证013330中分开，按围场法院1997围民初字第1008号民事判决书，关福奎欠林业局周转金27762.00元，划有林地面积280亩，法院受理费以50亩林地抵顶，由林业局购买管理，总计330亩。”但是本院（1997）围民初字第100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关福奎欠围场林业局育林周转金数额为10000.00元，并非27762.00元。如果该330亩面积核定的依据是1994年本院在执行（1993）围民初字第767号民事判决书中，关福奎与王凤芝达成执行和解时认可的欠款数额及抵债林木的面积，等于在此时关、王二人对围场林业局的债务已清偿完毕，那么就上述同一笔债务为什么围场林业局在1998年4月15日又与关福奎、王凤芝签订《以林木还款协议书》，并且该协议对欠款数额及抵债林木面积与前面均不一致？同时，第三人围场林业局在2016年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撤销林权证诉讼案件中不能提供上述林权证，而在本案诉讼中却提供了，对此庭审中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因此被告围场县政府以此林权证为根据，确定该证四至范围内330亩林木及林地权属，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四、原告山湾子林场于1984年取得的围国山湾子林证字第032号《林木所有证》所记载的林地四至与其在复核验证时于1993年取得的林证国字NO.0000339号《国有林权证》四至并不完全相符，林业“三定”时原告山湾子林场对争议林地合法的林权四至究竟在哪？面积多少？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围场县政府于2017年3月17日作出围政行（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被告承德市政府复议程序虽然合法，但对被告围场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错误未予纠正，亦应一并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3月17日作出的围政行（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二、撤销被告承德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的承政复决字【2017】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责令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国会
代理审判员 张 岩
人民陪审员 王怀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 颖
适用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一）项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2018-10-01
19:21:17',0,'web',NULL),(33930483,'caa35d9c-4c1a-4eee-a3c9-a8b7009c13f6','$(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104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2170\",\"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审判程序\":\"一审\",\"案号\":\"（2017）粤0604民初11647号\",\"法院省份\":\"广东\",\"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案件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与徐培荣信用卡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文书ID\":\"caa35d9c-4c1a-4eee-a3c9-a8b7009c13f6\",\"法院名称\":\"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DocContent\":\"\",\"补正文书\":\"2\",\"诉讼记录段原文\":\"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诉被告徐培荣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522684800000)\\\/\",\"案件类型\":\"2\",\"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法院地市\":\"佛山市\",\"法院区县\":\"禅城区\",\"文书类型\":null,\"文书全文类型\":\"1\",\"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不公开理由\":\"\"});$(document).attr(\"title\",\"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与徐培荣信用卡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与徐培荣信用卡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7）粤0604民初11647号\");$(\"#hidDocID\").val(\"caa35d9c-4c1a-4eee-a3c9-a8b7009c13f6\");$(\"#hidCaseName\").val(\"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与徐培荣信用卡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hidCaseNumber\").val(\"（2017）粤0604民初11647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2170\");$(\"#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信用卡纠纷\"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7-11-24\"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徐培荣\" }],LegalBase: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与徐培荣信用卡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8-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