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56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曹磊，男，1974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阎付克，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民璐，上海江三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成都汇合乾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高朋东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王烁，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红，四川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汇和乾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回龙观西大街***号*幢*层907。
法定代表人：王进者。
上诉人曹磊因与上诉人成都汇合乾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汇合公司），被上诉人北京汇和乾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汇和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川0191民初13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曹磊及其委托代理人阎付克、谭民璐，成都汇合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蒋红到庭参加诉讼，北京汇和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2.成都汇合公司与北京汇和公司向曹磊支付2015年、2016年提成工资共计1090155元；3.成都汇合公司与北京汇和公司向曹磊支付垫付的2016年出差费用65177元。事实和理由：（一）曹磊提交了销售提成比例的证据。首先，曹磊提交的成都银行《活期账户明细账页》、2014年度提成工资发放统计表、2015年度提成工资发放统计表以及证人证言能够证明曹磊与成都汇合公司达成了销售提成比例的约定。同时，曹磊提交了其作为签约代表签字的《柜外清设备入围协议》《盛京银行交互式平板电脑采购合同》、中标通知书及订单等证据，足以证明曹磊的销售业绩是客观事实。其次，销售人员根据销售业绩获得销售提成是行业惯例，销售业绩、销售提成计算标准及发放的有关财务资料由公司掌握和保管也是客观事实，成都汇合公司与北京汇和公司不能提交，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最后，依照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认定原则，曹磊提成工资的主张应当得到支持。（二）报销差旅费争议属于劳动争议的处理范围。销售人员垫付的差旅费由用人单位报销是行业惯例，曹磊作为成都汇合公司的销售人员，双方达成曹磊垫付差旅费由成都汇合公司的合意，该合意的基础是双方建立的劳动关系，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差旅费报销争议应当属于劳动争议处理范围。
成都汇合公司上诉请求及辩称：1.成都汇合公司无需向曹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5200元；2.成都汇合公司无需向曹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0248元。事实和理由：（一）成都汇合公司基于曹磊违反法定保密义务且收受贿赂等行为解除与曹磊的劳动关系。曹磊在成都汇合公司任职期间，利用工作便利故意泄露成都汇合公司商业秘密，导致成都汇合公司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成都汇合公司合作公司于2016年11月向成都汇合公司举报曹磊向其索贿，且已支付该款项。因此，曹磊侵犯公司商业秘密及索贿在先，成都汇合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关系在后，成都汇合公司因曹磊违法违纪解除劳动合同系合法解除。（二）成都汇合公司及北京汇和公司未与曹磊轮流签订劳动合同。北京汇和公司从未安排曹磊到成都汇合公司工作，成都汇合公司与北京汇和公司之间无意思联络，曹磊是自己跳槽到成都汇合公司，成都汇合公司独立自主招聘曹磊，并非同北京汇和公司轮流与曹磊签订劳动合同。即便是轮流签订劳动合同，曹磊也无证据证明何时与北京汇和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其工作年限应从2014年双方建立劳动关系起算。（三）成都汇合公司不应当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曹磊于2014年入职担任销售管理，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于2016年1月13日到期。合同到期后成都汇合公司通过各种方式通知曹磊续签合同，曹磊以各种理由推托并拒绝续签合同，因此曹磊应自行承担未签劳动合同的责任。
曹磊辩称：1、成都汇合公司单方解除与曹磊的劳动关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构成违法解除。曹磊是否泄漏商业秘密、索贿与本案无关。成都汇合公司的《员工手册》、《保密制度》未进行民主协商与公示告知程序，对曹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且成都汇合公司未举证证明曹磊具体造成了何种恶劣影响；2、曹磊工作年限应连续计算；3、成都汇合公司未与曹磊签订劳动合同，应向曹磊支付双倍工资差额。
曹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成都汇合公司与北京汇和公司向曹磊支付2016年11月、12月工资14400元；2.成都汇合公司与北京汇和公司向曹磊支付2016年1月14日至2016年12月期间未续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79200元；3.成都汇合公司与北京汇和公司向曹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15200元；4.成都汇合公司与北京汇和公司向曹磊支付2015年、2016年提成工资1090155元；5.成都汇合公司与北京汇和公司向曹磊支付垫付的2016年出差费用65177元。
成都汇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成都汇合公司无需向曹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3200元；2.成都汇合公司向曹磊支付2016年11月1日至2016年12月26日期间的工资6279元；3.成都汇合公司无需向曹磊支付2016年4月14日至2016年12月26日的双倍工资60579元。
北京汇和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亦未向法庭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材料，应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的权利。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曹磊于2008年10月入职北京汇和公司工作。2012年6月起，成都汇合公司为曹磊缴纳社会保险。对于上述事实，曹磊主张其于2012年6月起从北京汇和公司调入成都汇合公司；成都汇合公司则主张，其系受北京汇和公司的安排，为曹磊缴纳社会保险。成都汇合公司自2012年6月起为曹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6年7月。
曹磊为证明其于2008年10月就入职北京汇和公司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09年1月9日形成的《呈批文件》，载明曹磊作为呈批人就“关于汇和乾元科技产品彩页资料的订购”问题进行呈批。
2.2010年3月31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载明曹磊、肖长明作为发明人，北京汇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专利权人。
3.2011年7月7日，曹磊作为报价人，代表北京汇和乾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出的《最终报价确认单》。
4.从曹磊提交的社保缴纳记录来看，其于2008年1-10月的社会保险系由案外公司缴纳，自2008年11月起为自己缴纳。
结合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于本案中，从曹磊提交的证据来看，曹磊于2009年1月9日就已入职北京汇和公司工作，加之北京汇和公司未举证证明曹磊的入职时间和工作年限，故一审法院结合曹磊提交的上述证据确认曹磊于2009年1月9日起入职北京汇和公司。
2014年1月14日，曹磊与成都汇合公司签订了固定期限自2014年1月14日起至2016年1月13日止的书面劳动合同。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6年1月13日到期后，未再续订书面劳动合同。
于一审庭审中，成都汇合公司认可其与北京汇和公司系关联公司。同时，从成都汇合公司另陈述其受北京汇和公司委托为曹磊缴纳社会保险的行为，以及成都汇合公司在解除与曹磊劳动关系的文件上同时载明北京汇和公司的行为来看，双方确系关联公司。
2015年1月1日，经成都汇合公司“夏彬”编制，“肖长明”审核，“刘金明”批准，颁布了《员工手册》，该《员工手册》第三条关于“岗位管理”第二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本公司有权立即解除与员工的劳动合同而无任何经济补偿：……；F、泄露公司机密，致使公司蒙受重大损失者。但成都汇合公司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该《员工手册》向曹磊进行了送达或告知。
从曹磊与成都汇合公司双方提交的《工资表》来看，曹磊的自2016年1月-12月期间的月应发工资(不含非常规性补贴)为7200元(基本工资2150元+职务津贴1500元+绩效工资1400元+保密津贴1950元+交通补助200元)，工资表中显示的“中餐补贴”时有时无且金额不一，属于非常规性补助，故一审法院未将其计入应发工资的范围。
2016年12月24日，北京汇和公司与成都汇合公司共同作出总经办(2016)22号文件，载明：鉴于曹磊的行为、言论给公司带来恶劣的影响，经公司研究决定，给予曹磊除名的处理决定。同时保留追究曹磊法律责任的权利。该文件于2016年12月26日送达给曹磊。但该文件仅有成都汇合公司加盖公章。
于一审庭审中，成都汇合公司承认尚未发放曹磊2016年11月、12月期间的工资，但认为该二个月不应再发放保密津贴的部分金额。
一审法院另查明，就本案所涉劳动争议事项，曹磊作为申请人于2017年4月14日向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8月8日作出(2017)成劳人仲委裁字10418号仲裁裁决，裁决成都汇合公司向曹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3200元、2016年11月1日至2016年12月26日期间的工资13159、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60579元，并驳回了曹磊的其他仲裁请求。曹磊与成都汇合公司均不服该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各自诉请如前。曹磊起诉在前。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之规定，就曹磊与成都汇合公司双方的诉讼请求予以并案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成都汇合公司与北京汇和公司是否系关联公司的争议焦点。成都汇合公司于一审庭审中已认可与北京汇和公司系关联公司，且从双方存在相同股东，成都汇合公司受北京汇和公司委托为曹磊缴纳社会保险的行为以及成都汇合公司在解除与曹磊劳动关系的文件上同时载明北京汇和公司的行为来看，一审法院确认成都汇合公司与北京汇和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关于曹磊要求支付2016年11月、12月工资14400元的主张以及成都汇合公司认为其仅需支付2016年11月1日至12月26日工资6279元的主张。从曹磊与成都汇合公司双方均提交的《工资表》来看，成都汇合公司于2016年11月份应支付曹磊的实发工资应为5878元(扣除社保、公积金和个税后)，于2016年12月应支付曹磊的实发工资为4301元(扣除社保、公积金和个税后)。由于双方均认可并提交了该《工资表》，故成都汇合公司合计应支付曹磊工资10179元(5878元+4301元)。
关于曹磊要求支付2016年1月14日至2016年12月期间未续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79200元的主张以及成都汇合公司要求不支付二倍工资60579元的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由上述法条可见，只有拖欠劳动报酬的仲裁时效期间才是从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算。因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部分之性质属于“惩罚性赔偿金”，并非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而应得之劳动报酬，应以劳动者“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开始计算仲裁时效。对于“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的理解应为用人单位未履行签订劳动合同行为的发生之日，而非终结之日。于本案中，曹磊与成都汇合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2016年1月13日到期，在双方继续保持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成都汇合公司至迟应于2016年2月13日与曹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曹磊也应于此时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故曹磊至迟应于2017年2月12日就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申请仲裁，但曹磊于2017年4月14日才就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申请仲裁，即，曹磊关于二倍工资之主张期间于2016年4月15日之前的部分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故一审法院对于曹磊所主张的2016年4月15日之前的二倍工资差额部分不予支持。结合曹磊申请仲裁的时间以及曹磊的月平均工资标准。成都汇合公司应支付曹磊2016年4月15日至2016年12月26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部分60248元(7200元/月×8个月+7200元/月÷21.75天×8天)。另，对于成都汇合公司提出“双方劳动合同到期后，成都汇合公司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告知曹磊及时续签书面劳动合同，但曹磊拒绝续签劳动合同，故成都汇合公司无需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支付双倍工资”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成都汇合公司并无证据证明上述事实，故一审法院对成都汇合公司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
关于曹磊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5200元的主张以及成都汇合公司要求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3200元的主张。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于本案中，成都汇合公司于2016年12月24日以“曹磊的行为、言论给公司带来恶劣的影响”为由，解除了与曹磊的劳动关系。而成都汇合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曹磊具体为何种行为与言论为公司带来何种恶劣的影响。当然，成都汇合公司于庭审中主张曹磊违反了保密义务，并提交了一份形成于2017年2月22日的《公证书》拟证明曹磊原在职期间使用的企业工作邮箱有泄露成都汇合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还提交了一份由成都汇合公司“夏彬”编制，“肖长明”审核，“刘金明”批准，颁布了《员工手册》，该《员工手册》第三条关于“岗位管理”第二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本公司有权立即解除与员工的劳动合同而无任何经济补偿：……；F、泄露公司机密，致使公司蒙受重大损失者。结合成都汇合公司于一审庭审中重新明确的解除理由，一审法院经审核成都汇合公司提交的证据后认为，首先，成都汇合公司提交的公证书系形成于2016年12月24日其单方面作出解除与曹磊劳动关系的决定并收回了曹磊使用的企业邮箱之后2个月。其掌控企业邮箱2个月之后再行公证取证的证据存在不属于曹磊使用记录的可能。其次，从成都汇合公司提交的员工手册来看，该《员工手册》明确载明其颁布过程为“夏彬”编制，“肖长明”审核，“刘金明”批准后颁布，由此可见该《员工手册》明显未经过民主程序，且成都汇合公司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该《员工手册》向曹磊进行了送达或告知。故该《员工手册》不能作为成都汇合公司解除与曹磊劳动关系的依据。同时，曹磊提出，该《员工手册》系成都汇合公司事后为解除理由而自行制作，如果成都汇合公司系因曹磊存在“泄露公司机密，致使公司蒙受重大损失者”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完全可以写明，但成都汇合公司却在解除通知上载明系因“曹磊的行为、言论给公司带来恶劣的影响”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结合上述分析及双方的辩论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对于用人单位以员工违纪为由解除与员工的劳动关系，应当先有员工的违纪事实及规章制度的依据，并明确员工的违反单位规章制度的具体条款，据此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但成都汇合公司一方面是在解除劳动关系之后又变更解除事实理由，且变更后的解除事实理由所依据的《员工手册》又无任何证据证明向曹磊进行了送达或告知，无法作为本案的审理依据。综上，成都汇合公司系违法解除与曹磊的劳动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故成都汇合公司应当向曹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关于赔偿金的具体金额问题。首先，关于赔偿金计算基数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上述法条可见，作为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的计算基数应将曹磊的工资及各项津贴、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均包括在内，经审核双方均认可的工资表，曹磊的应得工资为7200元/月，故一审法院按此计算曹磊的赔偿金。关于工作年限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五）其他合理情形。于本案中，成都汇合公司与北京汇和公司系关联公司，北京汇和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其与曹磊办理了离职手续或支付过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故成都汇合公司向曹磊支付赔偿金的年限应当从曹磊于2009年1月入职北京汇和公司时计算。即，成都汇合公司应支付曹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15200元(7200元/月×8个月×2倍)。另，关于曹磊要求北京汇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曹磊确有足够证据证明成都汇合公司与北京汇和公司系关联公司，但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文件上确只加盖有成都汇合公司的公章，尚不能认定为混同用工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为，违法解除赔偿金的给付责任应由成都汇合公司承担，曹磊要求北京汇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曹磊要求支付2015年、2016年提成工资1090155元的主张。从现有证据来看，曹磊并无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提成工资或销售提成比例，曹磊提交了以往的部分提成发放记录，但不能以此推定双方有明确的提成比例约定。也即，在双方并无提成相关约定的情况下，不能以部分业务有提成奖励而倒推所有业务均需按该提成奖励的比例全部计算提成，故曹磊主张的提成工资并无相应的约定以及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曹磊要求支付垫付的2016年出差费用65177元的主张。该项诉讼请求是要求用人单位为其报销差旅费的主张。因差旅费的报销事宜涉及单位内部财务制度，曹磊要求报销的费用是否属于单位报销范围，票据是否符合报销规范，报销流程是否达到报销标准等一系列事宜均是单位内部财务管理制度调整的范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执行公司在单位借款长期挂帐发生纠纷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之规定，该报销差旅费的争议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评判。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成都汇合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曹磊工资10179元；二、成都汇合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曹磊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部分60248元；三、成都汇合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曹磊赔偿金115200元；四、驳回曹磊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成都汇合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各5元，共计10元，由成都汇合公司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曹磊向本院提交一份电子邮件截图，系发件人“caolei”于2016年1月26日向收件人“刘金明”发送的“2015年提成表”，拟证明其与成都汇合公司存在销售提成的约定，且约定提成比例为1.5%。成都汇合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且刘金明未及时回复，不能说明曹磊与成都汇合公司就销售提成和提成比例达成了合意。本院认为，该证据是曹磊单方发送的电子邮件，邮件未得到回应，不能证明双方就销售提成达成合意，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成都汇合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成都汇合公司是否应当向曹磊支付2015年、2016年提成工资1090155元；2.成都汇合公司是否应当向曹磊支付2016年出差费用65177元；3.成都汇合公司是否应当向曹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5200元；4.成都汇合公司是否应当向曹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0248元。对此，本院做如下评述：
关于成都汇合公司是否应当向曹磊支付2015年、2016年提成工资1090155元的问题。销售提成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达成的特别约定，劳动者主张销售提成的，应当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由劳动者承担举证责任。劳动者不能证明与用人单位达成了销售提成的约定，以及按照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劳动者应当享受提成的，劳动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销售提成的约定并非专门由用人单位掌握和保管，不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曹磊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与成都汇合公司就销售提成达成了合意，双方未就销售提成进行特别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曹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曹磊销售提成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成都汇合公司是否应当向曹磊支付2016年出差费用65177元的问题。曹磊要求报销的费用是成都汇合公司内部财会管理制度调整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执行公务在单位借款长期挂帐发生纠纷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差旅费的报销涉及单位内部财会制度，应由单位按其内部财会制度处理，故一审法院对曹磊报销差旅费的主张不予处理并无不当。
关于成都汇合公司是否应当向曹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5200元的问题。首先，成都汇合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成都汇合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是，“曹磊的行为、言论给公司带来恶劣的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故成都汇合公司应当证明曹磊存在哪些具体行为、哪些言论给公司带来了什么影响、影响的程度如何等违规违纪事实，以及据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章制度具体是如何规定的。但是，成都汇合公司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并未指明曹磊具体有何种行为和言论给公司带来何种恶劣影响，也没有告知曹磊是因为泄露商业秘密和索贿才解除其劳动合同。而且，成都汇合公司的规章制度没有关于“劳动者的行为、言论给公司带来恶劣的影响，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换言之，成都汇合公司在没有事实依据和制度依据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故成都汇合公司应当向曹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其次，支付曹磊赔偿金的年限应从2009年1月开始计算。曹磊提交证据证明其于2009年1月9日已经入职北京汇和公司，而北京汇和公司未举证证明曹磊的入职时间和工作年限，成都汇合公司自认与北京汇和公司系关联公司，成都汇合公司也未证明曹磊入职北京汇和公司的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曹磊于2009年1月9日起入职北京汇和公司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的，应当认定为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因北京汇和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成都汇合公司均未举证证明与曹磊办理了离职手续或支付过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故成都汇合公司向曹磊支付赔偿金的年限应当从曹磊于2009年1月入职北京汇和公司时计算。据此，一审法院依据双方均认可的曹磊7200元月工资标准，以及曹磊的工作年限，判决确定成都汇合公司应支付曹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15200元并无不当。
关于成都汇合公司是否应当向曹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0248元的问题。成都汇合公司与曹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6年1月13日到期，成都汇合公司主张双方劳动合同到期后，成都汇合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告知曹磊续签书面劳动合同均遭拒绝，但成都汇合公司并无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成都汇合公司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一审法院依据曹磊的月平均工资标准，结合曹磊申请仲裁的时间和仲裁时效的规定，判决成都汇合公司向曹磊支付2016年4月15日至2016年12月26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60248元，并无不当。
关于曹磊要求北京汇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北京汇和公司与成都汇合公司虽为关联公司，但二者均为独立法人，曹磊先后与北京汇和公司和成都汇合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北京汇和公司与成都汇合公司未混同用工，故曹磊要求北京汇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曹磊与成都汇合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0元，由上诉人曹磊与上诉人成都汇合乾元科技有限公司各负担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荣文
审判员 夏旭东
审判员 范艾玓
二〇一八年六月七日
书记员 罗爱妮
书记员 吴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