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多民二初字第10号
原告刘福玲，女，1969年8月10日出生，满族。
被告多伦县安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诺尔镇上都郭勒街**号。
法定代表人梁志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宏印，内蒙古大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飞，男，197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
被告朱宗川，男，197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
原告刘福玲与被告鄂尔多斯市广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恒公司）、鄂尔多斯市广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多伦万辉花园项目部（以下简称广恒公司万辉花园项目部）、多伦县安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泰公司）、张飞、朱宗川之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董向群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张丽文、人民陪审员全小敏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3月10日依据原告的申请，口头裁定准许原告刘福玲撤回对被告广恒公司、被告广恒公司万辉花园项目部的起诉。本院于2015年3月26日、2015年3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福玲，被告安泰公司委托代理人何宏印，被告张飞和朱宗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福玲诉称，鄂尔多斯广恒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多伦县开发的万辉花园A区项目工程，该项目安泰公司承建，在该工程建设过程中被告安泰公司张飞项目部、朱宗川从原告处购买材料，材料款206800元未给付，经原告催要，被告一直推脱未给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刘福玲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所欠材料款206800元及违约金（按日发生额千分之五自2013年11月30日计算到起诉立案时）。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产品购销合同》1份，欲证明该合同是与安泰公司签订的，是合法有效的。经质证，被告安泰公司认为其没有给朱宗川任何授权，朱宗川是冒用安泰公司的名义签署的合同，这份合同并未构成表见代理，该合同只对朱宗川个人具有法律效力，对安泰公司不具有效力；被告张飞认为其没有权利授权别人刻印章，所以这份合同及合同上的印章与其没有关系；被告朱宗川对合同的内容和公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2、出库单6份，欲证明朱宗川从原告处购买的材料都用在万辉花园工程上了。经质证，被告安泰公司提出要求对原告与朱宗川签订的购销合同上的签订时间及公章进行鉴定，以辨别合同的真伪；被告张飞认为该证据与张飞无关；被告朱宗川认为是真实的，出库单上的签名是朱宗川签的，材料用在万辉花园小区；3、欠条1份，欲证明安泰公司张飞项目部在原告处购买了材料，材料款未付。经质证，被告安泰公司认为欠条是否真实，安泰公司不清楚，并且这份欠条并不能说明安泰公司应该对该材料款承担责任；被告张飞认为该欠条与张飞无关；被告朱宗川认为欠条是真实的；4、原告申请本院向多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调取的授权委托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系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安泰公司是万辉花园小区工程的承包方，朱宗川在原告处购买的材料用在万辉花园小区，所以所欠材料款与安泰公司有直接关系。经质证，安泰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授权委托书上写明给张飞的授权是办理相应的施工手续，并且该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2年9月1日，而朱宗川提交的施工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2年8月4日，该时间早于城建备案合同的签订时间，只能说明该合同只是在城建备案，并未实施，所以该授权委托书和施工合同对原告要求安泰公司承担给付材料款之间没有关联性，该款应由广恒公司和朱宗川承担；张飞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朱宗川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份授权委托书是2012年8月2日签订的，其与张飞签订的补充协议及授权委托书均是在2012年8月4日，在安泰公司对张飞的授权之后，时间顺序上是对的，所以其提供的补充协议和授权委托书都是真实的。
被告安泰公司庭审答辩称，朱宗川在万辉花园小区工程建设中并非安泰公司的工作人员，安泰公司也从未授权朱宗川向原告购买建筑材料，朱宗川向原告购买材料是在他与万辉花园项目部签订合同后独立建设工程中发生的，安泰公司对朱宗川的行为不予认可。该款不应由安泰公司承担，应由朱宗川和万辉花园项目部承担。安泰公司认为原告请求给付其材料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按千分之五计算过高，请求法院依法予以调整。
被告安泰公司未提交证据，其当庭口头提出申请并在2015年6月3日向本院提交书面鉴定申请，申请对原告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的真伪及朱宗川提供的张飞给其的授权委托书中安泰公司印章的真伪进行鉴定。
被告张飞庭审答辩称，其不认识原告，也从未从原告处购买材料，合同是怎样形成的不清楚，该欠款与张飞无关。
被告朱宗川庭审答辩称，材料是其从原告处购买的，但认为所欠材料款不是朱宗川个人欠的，是广恒房地产公司万辉花园项目部欠的款，应由万辉花园项目部承担偿还责任。
被告朱宗川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建设工程补充协议、授权委托书各1份，欲证明朱宗川是代表安泰公司在万辉花园工程现场负责施工，来完成这个项目，在现场主管材料，安泰公司使用了原告的提供的材料。经质证，原告刘福玲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能证明安泰公司使用了原告提供的材料，公章是真实的，材料款应该由安泰公司给付；被告安泰公司认为，补充协议是张飞与朱宗川签订的，安泰公司并不清楚，朱宗川承认公章是自己私刻的，所以协议中的公章是虚假的。另外，安泰公司与万辉花园的施工合同是2012年9月11日签署并在建设局备案，该授权委托书是在工程备案之前签定的，与挂靠时间不符，所以朱宗川的行为不能代表安泰公司；被告张飞对补充协议和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补充协议其只是代表广恒万辉花园项目部与朱宗川签的协议，不同的是其持有的补充协议中没有安泰公司张飞项目部的印章，其亦不知该公章是怎么回事，而且其个人没有权利授权朱宗川，至于安泰是否委托朱宗川，其也不清楚。对于授权委托书上的安泰公司的印章是怎样加盖上的，其亦不记得；
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结合双方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
1、原告提供的证据1、2、3，因本案中的《产品购销合同》是由朱宗川与原告签订的，出库单与欠条也是由朱宗川向原告出具的，庭审中各被告均认可案涉工程实际是由朱宗川施工，而朱宗川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且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
2、原告提供的证据4，系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向多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调取，各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
3、对被告朱宗川提供的证据《建设工程补充协议》，因该协议是张飞与朱宗川签订的，张飞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其手中持有的协议的不同之处是其手中的协议没有安泰公司张飞项目部的印章，故本院对其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朱宗川以该份证据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对于授权委托书，各方当事人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授权委托书中名称为安泰公司的印章的真实性，因该授权委托书的出具人张飞及持有人朱宗川均不能证明该印章的合法来源，故对该印章是否为安泰公司的印章，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8日，被告朱宗川以安泰公司张飞项目部的名义与刘福玲签订一份《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刘福玲向被告供应廊坊清水板1500块，每块78元；4米木方3000根，每根23元；步步紧2000根，每根8.5元；穿墙螺丝317根，每根12元，运费由被告负担，付款方式为主体封顶一次付清，到期不付，按日发生额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合同落款处有朱宗川签字并加盖名称为安泰公司张飞项目部的印章。
2013年7月8日至7月24日，原告分6次开具出库单，出库单上载明出库的是《产品购销合同》上出售的建筑材料，在该6份出款单上朱宗川均签名。2014年10月23日，朱宗川以安泰公司张飞项目部经手人的名义向原告出具欠条，欠条载明欠刘福玲材料款206800元。欠款落款处有朱宗川的签字及名称为安泰公司张飞项目部的印章。
另查明，2012年8月2日，安泰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张飞为安泰公司张飞项目部的代理人，办理多伦县万辉花园4、5、6、7号住宅楼施工过程中的一切事宜，并注明代理人无转委托权。2012年9月20日，该委托书在多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
2012年8月4日，张飞以广恒公司万辉花园项目部的名义与朱宗川签订《建设工程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朱宗川承建多伦县万辉花园小区4、5、6、7号住宅楼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程总价款12140800元。协议对工程款结算及支付方式亦进行了约定。张飞在该协议落款发包方处签字，并盖有广恒公司万辉花园项目部印章，朱宗川在承包人处签字。
2012年8月4日，张飞以安泰公司的名义给朱宗川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书载明“多伦县安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承包鄂尔多斯广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多伦县万辉花园项目建筑工程，安泰公司项目部法人代表张飞全权委托朱宗川办理”，张飞在委托人处签字，并盖有名称为：“多伦县安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1枚；朱宗川在被委托人处签名。
2012年9月11日，安泰公司经过招投标承建广恒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位于多伦县北二环南侧的多伦县万辉花园小区4、5、6、7号住宅楼工程，张飞代表安泰公司与广恒公司就该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承包人为安泰公司，开工日期为2012年9月11日，竣工日期为2013年10月1日，合同价款为13058172元。合同落款处有双方公司印章，并于2012年9月20日在多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
另查明，安泰公司与张飞之间就多伦县万辉花园小区4、5、6、7号住宅楼工程的承建关系系挂靠关系，安泰公司张飞项目部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该工程由朱宗川实际施工。
上述事实，有《产品购销合同》、出库单、欠条、安泰公司给张飞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补充协议》、张飞给朱宗川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本案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庭审查明事实，安泰公司是多伦县万辉花园小区4、5、6、7号住宅楼工程的承包人，而该工程实际由朱宗川施工；朱宗川以安泰公司张飞项目部的名义与刘福玲签订《产品购销合同》，采购案涉工程施工所需要的清水板、步步紧等工程材料。庭审中，各被告对朱宗川从刘福玲处购买清水板、步步紧等工程材料的事实并未提出异议，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谁是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付款责任应由谁承担的问题。因此，解决本案纠纷的关键在于准确认定朱宗川采购行为的性质，从而正确认定该《产品购销合同》的当事人。1、朱宗川的采购行为是否属于有权代理。对此，安泰公司否认对其进行过授权。在朱宗川所提交的由张飞向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并未明确授权朱宗川对外有代表安泰公司签订合同采购的权利，且安泰公司否认该授权出自安泰公司，张飞、朱宗川二人均不能证明该授权委托书中名称为安泰公司的印章的合法来源，故朱宗川的采购行为不能认定为安泰公司的授权行为；2、朱宗川的采购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八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依据该条规定，行为人是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是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的基本前提。本案中，朱宗川先主张其是安泰公司驻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安泰公司之间存在职务上的隶属关系，故朱宗川的采购行为，不能认定为其是在履行安泰公司职务的行为；3、朱宗川的采购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该条规定，表见代理的基本构成要件有：一、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二、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有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有效要件和代理行为的表面特征，即无权代理人具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三，相对人主观上为善意无过失。具体到本案，案涉工程是安泰公司经招投标中标后承建的；在安泰公司承建该工程之后，原告与朱宗川签订了案涉《工程材料购销合同》，在合同落款处盖有名称为安泰公司张飞项目部的印章。虽然无证据证明朱宗川刻制该印章系经过安泰公司授权，但在安泰公司给张飞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已明确载明委托张飞为安泰公司张飞项目部的代理人，并声明对其办理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的一切事宜手续均予以承认，结合安泰公司与张飞就案涉工程的承建实际系挂靠关系的事实，表明该张飞项目部的名称并非朱宗川自己编造的，而是安泰公司同意由张飞以安泰公司张飞项目部的名义对外从事与施工相关的一切活动。而张飞在取得该授权后，在以广恒公司万辉花园项目部名义与朱宗川签订《建设工程补充协议》的同时，又以安泰公司项目部负责人的身份委托朱宗川办理施工事宜，在其向朱宗川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落款处还盖有名称为安泰公司的印章，表明张飞是同意朱宗川对外以安泰公司张飞项目部的名义进行施工的。朱宗川为使相对人相信自己有权代表安泰公司采购工程材料，在其施工过程中以安泰公司张飞项目部的名义对外进行采购活动。至于张飞给朱宗川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安泰公司印章的真假，据二人所讲其二人在当时都不知道该印章与安泰公司备案的印章存在区别，至庭审时尚不清楚该印章的真假，那么对于相对人刘福玲来讲，在签订案涉《产品购销合同》时更无理由怀疑该印章的真伪。因此，刘福玲在签订该合同时，主观上是善意无过失的。根据原告所提供出库单，原告刘福玲在合同签订后，从2013年7月8日至7月24日陆续向案涉工程工地供应材料，而安泰公司作为该工程备案的承建方在该过程中并未对此提出异议，使得刘福玲更加有理由相信朱宗川有权代表安泰公司对外采购涉案工程的材料，其是在向安泰公司供货。所以，本案所涉《产品购销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朱宗川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安泰公司承担。至于朱宗川是否私刻印章，属于是否侵犯安泰公司权益的问题，不影响安泰公司就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
本案自2015年1月12日立案受理后至2015年3月27日开庭近3个月的时间内，被告安泰公司未对案涉《产品购销合同》及朱宗川提供的补充协议、授权委托书上的印章的真伪向本院提出书面的鉴定申请，而是在庭审后提出，有故意拖延诉讼之嫌。如上所述，朱宗川在取得张飞以安泰公司名义向其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后，对外以安泰公司张飞项目部的名义赊购工程材料符合常理，在安泰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所提出的怀疑具有合理性的前提下，对其提出的该项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另外，安泰公司在鉴定申请中一并提出对张飞向朱宗川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名称为安泰公司的印章的真伪进行鉴定。因授权委托书中安泰公司的印章的真伪，涉及的是安泰公司与张飞、朱宗川之间的关系，不影响本案关于朱宗川的采购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认定以及安泰公司责任的承担，故安泰公司在本案中提出该项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关于原告刘福玲主张的材料款，在其提供的出库单上有朱宗川的签字，朱宗川亦为原告出具了欠条，确认欠款数额为206800元，安泰公司应当按照确认的数额向原告刘福玲支付价款。关于违约金，原告供应材料是在2013年7月8日至24日期间，原告主张违约金从2013年11月30日起计算至立案之日，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出造成损失的30%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因原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实际损失数额，本院认为该损失应为被告逾期付款造成的利息损失，依据上述法律的规定，该损失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
如前所述，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告主张的付款责任应由案涉《产品购销合同》的相对方安泰公司承担。至于张飞、朱宗川对于该合同的签订是否存在过错，属于安泰公司对外承担责任后其内部责任划分的问题，与本案原告无关。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和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多伦县安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福玲支付材料款206800元并支付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3倍自2013年11月30日起计算至2015年1月12日止）;
二、驳回原告刘福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700元，由被告多伦县安泰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董向群
审 判 员 张丽文
人民陪审员 全晓敏
二〇一五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黄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