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嘉秀商初字第44号
原告：杨国华。
原告：杨阿龙。
被告：徐富林。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郑菲。
原告杨国华、杨阿龙与被告徐富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3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江平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梅永根、人民陪审员蔡祖尧参加评议。本院于2015年2月4日、3月26日、5月22日三次公��开庭审理本案，又于2015年7月30日就相关证据组织双方质证，原告杨国华、杨阿龙，被告徐富林及其委托代理人郑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国华、杨阿龙起诉称：两原告与被告于2010年1月23日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成为嘉兴市秀洲区洪合摇钱马全电脑横机设备厂（以下简称洪合摇钱马厂）合伙经营人，同年该厂搬迁至秀洲区高照街道美盾路188号，成立嘉兴市秀洲区高照街道欣富马电脑横机一厂（以下简称高照欣富马厂），之后在洪合镇嘉洪大道北侧又成立了嘉兴市秀洲区洪合欣富马电脑横机厂（以下简称洪合欣富马厂）。2011年6月4日、6月5日，杨国华、徐玲珍（系杨国华妻子，徐富林女儿）、杨阿龙分别将洪合欣富马厂、高照欣富马厂个人份额以2743764元转让给徐富林（不含杨阿龙2011年6月5日后的股份），徐富林在2011年6月4日《转让协��书》中从洪合欣富马厂、高照欣富马厂总资产中扣除应付款5333088.60元，其中包括嘉兴市秀洲区洪合信用社（现已变更为浙江禾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合支行，以下简称禾城银行洪合支行）贷款200万元。在（2013）嘉秀商初字第232号案件诉讼过程中，原告发现洪合摇钱马厂、洪合欣富马厂、高照欣富马厂、杨国华、徐富林、杨阿龙、徐玲珍在2010年1月23日至2011年6月5日间并无向禾城银行洪合支行贷款200万元的事实。因此，原告认为徐富林在签订2011年6月4日《转让协议》时虚报了200万元债务。（2013）嘉秀商初字第232号案件判决：“6月4日协议和6月5日协议体现了原被告（指杨阿龙与徐富林）及杨国华、徐玲珍四人各占欣富马厂四分之一份额”，因此，徐富林从欣富马厂总资产中扣除200万元的四分之一（50万元）应分别归还给杨阿龙与杨国华。请求判决：1.被告徐富林将已扣除洪合欣富马厂、高照欣富马厂资产200万元的四分之一（50万元）分别归还给原告杨阿龙与杨国华；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第二次庭审法庭辩论终结后，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自2011年6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
被告徐富林答辩称：1.从程序上讲，杨阿龙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有待（2013）嘉秀商初字第232号案件二审处理结果，因为2011年6月5日的协议是否独立存在、是否有效仅有初审结果，二审尚未确认；2.从实体上看，截止2011年6月，徐富林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在禾城银行洪合支行贷款200万元，目前仍有本金200余万元未归还，利息也一直由被告支付；3.200万元贷款作为资产转让中应付款扣除的明细清单，杨国华当时明确认可，杨国华作为欣富马厂实际经营人对企业负债情况非常清楚，没有充分证据予以推翻。综上，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后予以驳回。
在诉讼中，原被告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原告杨国华、杨阿龙提交以下证据：
一、第一次庭审提交
1.2010年1月23日原被告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1份，记载：三方各持洪合摇钱马厂33.33%的股份，盈余按比例分配；徐富林只对合同生效后洪合摇钱马厂的债权债务负责；洪合摇钱马厂日常经营、生产由杨国华负责，等。原告用以证明杨国华同意徐富林、杨阿龙在未出资情况下成为洪合摇钱马厂合伙经营人。
被告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实原告所述情况，洪合摇钱马厂已于2010年2月25日注销，三方签约目的是要到洪合邮政储蓄银行办理贷款（因为银行认为徐富林有资产，而摇钱马厂资金并不多），并非要让徐富林作为合伙人加入，且该协议未���行，嗣后进行了变更。
2.2011年6月4日转让方杨国华、徐玲珍与受让方徐富林签订的《转让协议书》1份，内容为：洪合欣富马厂工商登记经营者为杨国华，三方确认：1.截止2011年6月4日，欣富马厂净资产（应收款加库存机器及设备等资产减应付款的余额）为5487528元；2.上述净资产，杨国华与徐玲珍以5487528元转让给徐富林；3.转让款由杨国华、徐玲珍各得50%；4.协议签订后，本协议第1条所涉欣富马厂所有债权、债务及库存机器、设备等资产归徐富林享有和承担，徐富林仅对明细单中的债务负责，明细单外有关转让方及欣富马厂所有债务与徐富林无关；5.协议签订后，杨国华负责注销欣富马厂工商登记，等。该协议所附《应付款明细》中列具了欠杭州赛亚传动设备有限公司等19项应付款，计5333088.60元，其中包括“洪合信用社贷款200万元，洪合工商银行贷款120万元”，明细单并表述“应收款及机器设备叁方已明确”。
3.2011年6月5日徐富林、杨阿龙及“利害关系人杨国华”三方签订的《协议》1份，内容为：徐富林、杨阿龙在合伙经营洪合欣富马厂（双方各执50%股份）期间，截止2011年6月4日（此前应收款抵扣掉所有的应付款与贷款）共产生利润5487528元（坏账收不回的由双方共同承担），次日起由徐富林全权负责管理企业的采购、生产经营、销售、售后业务，必要时杨国华协助，等。
证据2、3，原告用以证明杨国华、徐玲珍、杨阿龙分别将洪合欣富马厂、高照欣富马厂个人份额以2743746元转让给徐富林，徐富林从欣富马厂总资产中扣除5333088.60元支付应付款，其中洪合信用社贷款200万元。
被告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2011年6月4日协议与本案关系可以确认，因为该200万元贷款经杨国华、徐玲珍确认；2011年6月5日协议书与本案应付款无关，杨阿龙在质证时称6月5日协议未涉及应付款。
4.本院审理（2013）嘉秀商初字第232号案件中于2013年6月24日对徐富林的询问笔录9页，徐富林陈述“欣富马我个人贷款投资320万元，是在签订转让协议之前投资的”，但实际上徐富林对欣富马厂没有投资。
被告质证后称：对徐富林该陈述予以认可，证据证明徐富林贷款用于厂里资金。
5.原告制作的“从原始创办摇钱马厂到两个欣富马厂的发展到徐富林是如何收购了两个欣富马厂的过程还原真相过程前言”、本院（2013）嘉秀商初字第232号案件庭审笔录复印件各1份，徐富林认可其与杨国华、徐玲珍、杨阿龙四人是从摇钱马厂到两个欣富马厂的合伙经营人，徐富林质证中称“原告陈述的欣富马如何从摇钱马演变过来的我们是认可的”，并认可摇��马厂是欣富马厂的前身。
被告质证后称：证据无法与原件核对，即使证据真实也与本案无关，当时讲到收购两个欣富马厂的过程，至于应付款与本案无关。
6.本院（2013）嘉秀商初字第232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本院判决认定“6月4日协议和6月5日协议体现了原告杨阿龙、被告徐富林及杨国华、徐玲珍四人各占欣富马厂四分之一的份额。”
被告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所要证明事实有待二审最终确认。
7.用以证明杨国华依据2011年6月4日《转让协议书》起诉徐富林，在该案中徐富林对6月4日协议予以确认，也承认从6月4日协议中扣款500多万元事实的证据，包括：
（1）本院（2012）嘉秀王商初字9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定《转让协议书》及之后签订的《还款计划书》依法成立，判决徐富林支付转让款1533764元���违约金987.29元。
（2）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嘉商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徐富林提起的上诉，维持97号原判。
被告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两份证据恰恰证明原告一直认可200万元贷款，从未提出异议，该事实确实存在。
二、第二次庭审提交
8.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惠惠针织机械经营部（以下简称惠惠经营部）个体工商登记情况1份，记载经营者为徐金英，经营范围为针织机及配件零售，火车票代售，成立日期为2004年3月15日。原告用以证明该经营部所有收入均由徐富林掌控，徐金英在本院（2013）嘉秀王商初字第211号、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嘉民终字第656号案件中均称该经营部系徐金英与徐富林夫妻共同所有，与他人无关。
被告质证后称：惠惠经营部实际经营已有20余年，��商信息显示2004年成立与事实不符；该个体户在杨国华入赘前已成立，与两原告无关，且经营范围为针织机配件而非电脑横机，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
9.惠惠经营部（乙方）与东阳市精科针织机械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东阳精科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090726001的《关于委托生产单系统电脑横机合同》1份，约定乙方授权、委托甲方生产的“摇钱大王”牌全电脑针织横机在嘉兴等地区总销售，合同期间为2009年7月26日至2019年7月26日。原告用以证明徐富林支付张飞跃的款项基于惠惠经营部与张飞跃合作产生，与原告及两个欣富马厂无关。原告称证据来源于（2012）嘉秀王民初字第123号徐玲珍诉杨国华离婚案卷，由杨国华递交。
被告质证后称：该合同上的惠惠经营部印章系杨国华在被告及徐金英不知情情况下所盖；该合同未生效，因为合同第11条第二款规定须负责人签字才生效，而杨国华非经营部负责人；再者，该合同未实际履行，惠惠经营部从未生产、销售电脑横机。
10.徐富林手写的通讯录11页，证明徐富林在1999年已记载崔长平联系电话。原告称，证据来源于（2012）嘉秀王民初字第123号徐玲珍诉杨国华离婚案卷，证据由谁提交现已记不起来。
被告质证后称：被告只是认识崔长平，不能否认崔长平与摇钱马厂的业务关系。
11.2015年3月5日杨国华与肖潮标谈话录音光盘1份（附文字整理稿），肖潮标陈述：肖给徐富林供配件10多年了，徐富林叫徐培华来拿针；徐富林原来欠款一万多元，后肖到徐富林处拿了配件抵配件款，现还欠五六千元，后面的欠款就算了。原告称肖潮标并未向杨国华讨要货款，充分证实徐富林支付给肖潮标的款项与原告及两个欣富马厂无关。原告并称，肖潮标在桐乡市濮院镇辅料市场（濮院镇凯旋路）开配件经营部，录音地址在肖潮标的经营地，录音原始载体为杨国华手机。
被告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该录音中未明确称对方为肖潮标，且内容有删改；该证据是原告对被告第一次庭审提供证据所作反证，如杨国华与肖潮标当面对话，应将被告提供的书证让肖潮标说明是否与摇钱马厂有业务；即使证据为真，只能证明原告在回避肖潮流标与摇钱马厂有业务关系。
12.（2015）浙嘉商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维持本院（2013）嘉秀商初字第232号判决，驳回徐富林上诉。原审认定徐富林是摇钱马厂及两个欣富马厂合伙经营人之一，2010年6月5日协议依法成立，并判决徐富林支付杨阿龙相关款项。
被告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杨阿龙在232号案件的质证中明确2011年6月5日协议不涉及应付款，且该案判决是资产转让，不涉及利润。故已生效判决不能查明杨阿龙如何与这200万元贷款有关系，甚至未查明与杨国华有关的5487825元转让款与200万元贷款有精准的关系。
三、第三次庭审提交
13.2014年10月29日浙江省农村信用社《收贷收息凭证》之“借款人收账通知联”与“信贷员回单联”（流水号87150950062）复印件各1份，内容为徐惠红还贷33000元。原告用以证明禾城银行洪合支行向本院王店法庭提起（2015）嘉秀王商初字第106号案件诉讼，请求偿还170万贷款中的尚欠款1331742.92元，被告将该证据提交于本案，属张冠李戴，蒙骗法院与原告，被告及其代理律师涉嫌提交虚假证据。
被告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当时举证目的是至今的欠贷数额，被告还将举证证明170万元贷款与欣富马厂及被告的贷款有关系。
14.2010年8月3日至9月30日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取款、转账凭证复印件4份，记载徐惠红取款两笔计78000元，转给潘碎凤一笔53400元，转给徐玲珍一笔10万元（前三笔客户栏签章为徐惠红，后一笔签章为徐富林）。原告用以证明对200万元贷款，徐惠红取款、转账共计131400元，徐富林转账给徐玲珍10万元（徐玲珍并非供货商），况且，徐富林的经营取款明细超过1亿元，在无证据情况下，不能认定徐富林的取款进入摇钱马厂，徐富林帮徐惠红取款属父女双方自愿，与他人无关。
被告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事实上徐惠红的签名由被告代签，贷款用途与徐惠红无关。
15.禾城银行洪合支行诉徐惠红、徐富林的民事起诉状2份（内容分别为：1.徐惠红于2012年8月2日借款200万元，请求归还尚欠本金377276.45元及利息等；2.徐惠红于2013年1月23日借款170万元，请求归还尚欠本金1286963.06元及利息等），及该两案中银行提交的证据（借款申请书、个人最高抵押借款合同、借款借据、收贷收息凭证、房产信息资料），用以证明除本案所涉200万元贷款外，徐惠红个人另向该银行贷款370万元。原告称，上述诉讼由本院王店法庭受理，案件已经调解结案。
被告质证后称：该200万元是原被告转让协议所载借款的转贷；另170万元是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后的贷款，与工商银行贷款120万元有一定关系，用于之前120万元投资，另50万元与被告之后的经营有关。
16.汤建东（系徐惠红丈夫）诉徐富林的（2015）嘉秀王商初字第98号民事起诉状1份（内容为徐富林于2013年1月2日向汤建东借款120万元，请求归还），证明徐惠红用徐富林房产担保贷款570万元，徐惠红夫妻现金借款120万元给徐富林，说明徐惠红夫妻与��富林存在密切经济往来。原告称，证据来源于本院王店法庭，该案已经开庭，判决是否作出需要核实。
被告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也与200万元贷款无关。对于汤建东是徐惠红丈夫的事实有无异议。
17.本院（2015）嘉秀商初字第257号，（2015）嘉秀王商初字第95号、99号、92号案件民事诉状及相应证据（内容分别为：1.徐富林于2012年6月2日、2013年4月14日向杨福官借款共200万，出借人请求归还；2.徐富林、徐金英、徐玲珍于2014年3月20日向杨国华借款95万元，出借人请求归还；3.徐富林于2012年12月28日向徐雪平借款40万元，出借人请求归还；4.徐富林于2013年2月向杨国华借款107万元，出借人请求归还），证明徐富林另有经营项目需要巨额资金，故数年来多次向他人巨额借款。原告称证据来源于本院王店法庭案件材料。
被���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这是徐富林与案外人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200万元贷款无关。
18．杨国华答辩状1份（本院作出（2012）嘉秀王商初字第97号判决后，徐富林提起上诉，杨国华请求维持原判所作答辩），证明原告在2011年6与4日转让协议书纠纷案件中对徐富林扣款320万元已提出异议，并主张保留追讨的权利。原告称证据来源于（2013）浙嘉商终字第15号案件。
被告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案不涉及诉讼时效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19.（2015）浙嘉商终字第13号案件庭审笔录1份，证明徐富林对摇钱马厂或欣富马厂未投资，徐富林所谓徐惠红200万元贷款投资到摇钱马或欣富马厂不是事实。
被告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事实证明摇钱马厂的投资款包括工商银行贷款120万元��共320万元，对此徐富林一直是确认的。如果不是贷款投资收不回来，徐富林不可能接手该厂，原告也不可能明确应付款320万元。
2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单位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单位结算账户对账服务协议》、《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各1份，摇钱马厂向李进国等三人出售货物而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各一份，李敬国出具的欠条、借条共三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转账凭证及收账通知七份，用以证明李敬国等人于2009年11月6日向摇钱厂购买电脑横机时向洪合镇邮政银行贷款，由摇钱马厂担保，李敬国欠摇钱马厂货款及借款69.90万元，最终由摇钱马厂承担连带责任替李敬国等人还贷271200元，证明摇钱马厂为多家客户担保巨额贷款，摇钱马厂经济实力强大，自身无需贷款。
被告质证后称：证据虽盖有法院档案证明专用章，但该案���提供的证据是原件还是复印件不清楚，故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摇钱马厂是否有实力与本案无关。
21.（2013）浙嘉民终字第656号返还原物纠纷案件证据交换笔录1份，证明杨国华参与了家庭共同经营的惠惠经营部活动；惠惠经营部与东阳精科公司、常熟市国盛针织机械厂签订的委托生产合同各一份，徐金英在质证中称杨国华代签合同合情合理，经营部与杨国华无关。
被告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据中不能证明参与经营，相反当时代理人否认了这些证据。针对原告当时提交的单系统的质证意见相同，并非被告真实意思，该合同印章被告及其妻子不知情，涉及电脑横机合同没有生效并实际履行。
22.2015年5月17日杨国华与潘碎凤、王平、钟强、肖潮标通话录音整理稿各1份（原告称原始录音载体为其所持手机），证明潘碎凤（其丈夫为陈景添）、王平、钟强、肖潮标均未向杨国华讨要钱款，以上主体徐富林均拖欠货款未还清，徐富林所付货款、欠货款与本案无关。
被告质证后称：潘碎凤录音证据中是否其本人无法核实，如其本人，说明她认识杨国华，与杨国华有生意往来，至于潘碎凤是否与摇钱马厂有业务往来被告将举证证实；王平的录音无法确认是否王平本人，王平做的是针板，惠惠经营部做过针板，至于摇钱马厂与王平的交易被告将举证证明；对肖潮标录音真实性无法确认，之前肖潮标也向原告提供相关录音，被告提交了质证意见，但原告迟迟未核实，相反予以回避，被告将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对钟强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钟强是杭州明德系统的人，该笔欠款在2011年6月4日应付明细确认后转让过来，应付明细中明确欠杭州明德50万元，并非被告自行与明德系统发生债权债务关系。
23.嘉兴市秀洲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10）第180号仲裁裁决书（复印件）1份，仲裁委员会于2011年1月11日以申请人韩雷无证据证明其与摇钱马厂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裁决驳回请求支付二倍工资等请求。原告用以证明韩雷并非摇钱马厂工作人员。
被告质证后称：该裁决书并非最后生效文书，原告未提供已生效的证据，至少韩雷是摇钱马厂售后服务经理。原告称，该裁决书已生效，裁决后当事人未提起诉讼。
24.本院（2014）嘉秀商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在该案答辩中称“欣富马厂在2011年7月4日已不再营业”，被告的答辩说明其数年中借款数百万元并非用于欣富马厂，而是“因经营所需”用于与东阳精科公司委托生产电脑横机的合作中。
被告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贷款的归还主��是因为原告将厂转让给被告后厂的经营状况，应收款收不回，应付款要付，库存机器真正销售不到半价、质量不好来不及维修等。
四、质证中提交
25.本院（2015）嘉秀王商初字第105号民事调解书及调解笔录各1份。
26.本院（2015）嘉秀王商初字第106号民事调解书及调解笔录各1份。
证据25、26即原告证据15之两起诉状对应的法院处理结果，用以证明徐惠红个人向银行贷款，及其愿意归还借款的事实，与本案无关。被告质证后称：对证据无异议，该证据证明徐富林以徐惠红的名义贷款，真正的还款责任在徐富林。
27.徐富林与王平的货款结算单2份，用以证明截止2007年10月30日徐富林欠王平90650元，至2008年2月4日尚欠47360元，同时证明徐富林在加入摇钱马厂前已向王平提货多年，徐富林对王平的付款与本案无关。
被告���证后称：该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
28.发证日期为1977年5月7日的工作证1份，记载徐富林为红光五七学校教师。
29.发证日期为1988年4月1日的工作证1份，记载徐富林任泰磊羊毛衫厂出纳。
证据28、29，原告用以证明徐富林是有文化知识的人，曾任出纳，但未向法院提交流水账本以证明徐惠红贷款与摇钱马厂有关，证明徐惠红的贷款与本案无关。
被告质证后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
被告徐富林提交以下证据：
一、第一次庭审提交
1.2010年7月徐惠红向禾城银行洪合支行贷款的相关证据（复印件，加盖“与原件核对一致”章），包括：
（1）2010年7月29日借款申请书一份，申请借款200万元，借款用途为“电脑横机配件”，借款期限2010年7月29日至2012年7月28日��抵押人为徐富林；
（2）2010年7月30日徐富林与禾城银行洪合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徐富林为徐惠红2010年7月30日至2012年7月28日间最高限额为200万元的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
（3）《抵（质）押品代保管凭证》一份，载明的抵押物为00068356、00068358号房产。被告用以证明其作为担保人将房产向银行抵押贷款，最高额抵押200万元。
被告说明：徐富林原想作为借款人借款，但因年过60周岁，故借用女儿徐惠红名义贷款，并由徐富林用房产担保，贷款用于摇钱马厂经营，贷款打到徐惠红账户后全部由徐富林领取，徐惠红分文未用。
两原告质证后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显示借款人是徐惠红，徐富林是贷款担保人，双方是父女关系，这是父女自愿的事情，与本案无关。
2.禾城银行洪合支行出具的《说���》一份（加盖合同专用章），载明徐惠红于2010年7月30日至2010年11月12日贷款7次共计200万元，并记载“在2011年6月，贷款余额本金200万元，情况属实”。被告用以证明：本案涉及禾城银行洪合支行贷款余额情况，经向银行核实，与当时扣减200万元相互吻合。
两原告质证后称：银行账单不可能手写，即使该证据属实，贷款人仍然是徐惠红；记载的文字有涂改，且并未加盖银行公章；证据所写“余家本金200万元”，但徐富林姓“徐”并不是“余额”，即使贷款余额本金200万元，也与本案无关，要求被告提供实际记录清单。
3.2014年10月29日、12月25日禾城银行洪合支行《收贷收息凭证》各一份，记载徐惠红对8711120120001383号合同还贷33000元，贷款余额1646963.06元；对8711120120008807号合同还息9451.72元（表外利息9441.34元、复利10.38元），贷款余额377276.45元。被告��以证明截止2014年12月，以被告作为担保人的贷款余额还有200多万元，被告一直在支付利息，原件也在被告处。
两原告质证后称：证据显示的客户名称是徐惠红，以上证据是徐惠红贷款、还款过程，无论真实与否，都与本案无关。
4.嘉兴市秀洲区洪合建东针织机修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记载该个体工商户成立于2009年7月17日，经营者为汤建东，经营范围为针织机修理。被告用以证明借款人（汤建东系徐惠红丈夫）家庭经营针织机修理而非电脑横机，并无任何实力借款，也未将款用于横机经营，说明徐富林确实借用女儿名义贷款。
两原告质证后称：无论该证据真实与否，与本案无关；汤建东与徐惠红是夫妻，该证据恰恰证实徐惠红将该贷款用于夫妻共同经营的修理部，而不是投入到欣富马厂或者摇钱马厂。
5.户号为008014047的户籍本（户主徐婷婷，住址为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泰旗路322号泰旗苑1幢302室）复印件一份，记载徐玲珍于2010年10月8日从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普里桥下叶塘村委会251号迁来。被告用以证明因徐玲珍当时户籍在外地，故不能作为借款人；徐玲珍为了生女儿迁移户口，在贷款之后迁回洪合。
两原告质证后称：对证据显示的身份信息予以认可，但徐玲珍与徐惠红户口独立，徐惠红贷款与徐玲珍户口所在地无关。另外，徐惠红与杨国华相互视为仇人，双方从不交往。如果说徐惠红贷款与原告有关联，应该出示原告的委托书，并要出具原告承担徐惠红还200万元贷款的担保书。
6.杨国华与徐玲珍于2011年2月2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合伙经营项目和范围为电脑横机加工生产、销售及维修等，杨国华、徐玲珍各占50%份额，协议第六条第（八）项内容为：“在徐玲珍名义开立的公司账户内资金扣除一切贷款、应付款、企业周转资金超过贰佰万元，多余的资金双方可以按股份比例分配。待公司有资金需求时，双方必须无条件提供所分配额内资金。无法提供方直接以所持该企业股份折价提供”。该协议列有“合伙企业名称”栏，但未填写企业名称。被告用以证明双方确认200万元贷款，也即徐富林借徐惠红名义贷款200万元给杨国华和徐玲珍使用，但该款至今未归还。
两原告质证后称：该协议是杨国华与徐玲珍虚拟的合作协议，双方准备设立公司，但协议签订后并未开办公司，故协议约定无效，与本案无关。另，协议中注明，要求账户开在徐玲珍名下，最主要是杨国华对徐玲珍账户管理制度约定，要求徐玲珍管理账户过程中“企业收支不可以重复报账……，杨国华可以从公司里领取10000元作为该月不能报销的支出费用”，同时协议第八条还作了约定。
二、第二次庭审提交
7.禾城银行洪合支行出具的徐惠红10×××15账户《存款分户明细查询》三页及徐惠红账户于2010年8月3日至11月18日的转账、取款凭证21页（客户签单均为徐富林，总计金额702837元，其中包括转账给徐玲珍一笔10万元，转账给钟强、肖潮标三笔计150900元，其余均为取现）。被告用以证明本案所涉200万元款项虽以徐惠红名义所贷，但均由被告取款汇给摇钱马厂客户，部分取现给徐玲珍用于摇钱马厂。
两原告质证后称：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被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显示：1.徐惠红账户从2010年7月30日至2010年11月13日共转入200万元；2.从2010年7月30日到2010年12月26日交易共计78笔，余额为1404.72元；3.2010年8月3日至2010年11月18日徐富林帮徐惠红签名基本都是取款，交易共计21笔，���额为702837元（其中含转账给徐玲珍10万元），并不是200万元；3.2010年9月21日现存1000元、3000元，11月13日现存11100元，12月26日现存25000元，合计40100元，如果摇钱马厂要存款，肯定存入自己账户，不会往徐惠红200万元贷款账户多次小额存款；5.该证据充分证实了徐惠红自己或他人从该账户交易57笔，直接支配130万元，并多次往该账户小额存入现金；6.禾城银行洪合支行确认徐惠红在该行贷款370万元，徐惠红用房产作抵押，其余由徐富林以房产担保，至今未还清；7.本案无任何证据显示该200万元贷款进入摇钱马厂账户，充分证实徐惠红的370万元贷款与本案无任何关系。
8.发生于2010年7月30日至11月11日间的原始凭证24笔（被告称收款收据来源于徐玲珍，由徐玲珍提供给徐富林再提供给禾城银行洪合支行，现原始凭证均存于该银行），包括：
（1）2010年10月30��现金转入潘碎凤卡36600元的银行凭证1份（未标明存款人），及该日潘碎凤收到摇钱马厂货款36600元的收款收据1份。
（2）2010年10月30日徐惠红卡转入张琪卡144000元的银行凭证1份，及该日张琪出具的收到摇钱马厂货款144000元的收款收据1份。
（3）2010年11月3日徐惠红卡取款65000元的银行凭证1份，及该日杨云兴、谭益春出具的收到摇钱马厂货款50000元、15000元的收款收据各1份。
（4）2010年11月5日徐惠红卡转入潘碎凤卡41816元的银行凭证1份，及该日潘碎凤出具的收到摇钱马厂货款41816元的收款收据1份。
（5）2010年11月5日徐惠红卡取款27500元的银行凭证1份，及该日郝孝宇出具的收到摇钱马厂货款27500元的收款收据1份。
（6）2010年11月11日徐惠红卡取款12500元的银行凭证1份，及该日王方出具的收到摇钱马厂货款12500元的收款收据1份���
（7）2010年11月11日徐惠红卡取款102700元的银行凭证1份，及该日徐云和、陈良煌出具的收到摇钱马厂货款368500元、65850元的收款收据各1份。
（8）2010年9月25日徐惠红卡取款68000元的银行凭证1份，及该日孙永明出具的收到摇钱马厂货款68000元的收款收据1份。
（9）2010年9月21日徐惠红卡取款10000元的银行凭证1份。
（10）2010年9月26日徐惠红卡取款12800元的银行凭证1份，及该日严家育出具的收到摇钱马厂货款12800元的收款收据1份。
（11）2010年9月28日徐惠红卡取款30000元的银行凭证1份。
（12）2010年9月29日徐惠红卡取款19800元的银行凭证1份。
（13）2010年9月30日徐惠红卡转入潘碎凤卡53400元的银行凭证1份，及该日陈景添出具的收到摇钱马厂货款53400元的收款收据1份。
（14）2010年10月8日徐惠红卡取款26340元的银行凭证1份，及该日尹桂莲等二人出具的收到摇钱马厂货款23840元、2500元的收款收据各1份。
（15）2010年10月8日徐惠红卡转入钟强卡104000元的银行凭证1份，及该日钟强（明德系统）出具的收到摇钱马厂货款104000元的收款收据1份。
（16）2010年10月9日徐惠红卡取款72000元的银行凭证1份，及该日张琪出具的收到摇钱马厂货款72000元的收款收据1份。
（17）2010年10月10日徐惠红卡取款11000元的银行凭证1份，及该日崔长平出具的收到摇钱马厂货款11000元的收款收据1份。
（18）2010年10月12日徐惠红卡取款30000元的银行凭证1份，及该日王平出具的收到摇钱马厂货款30000元的收款收据1份。
（19）2010年8月28日徐惠红卡取款30000元的银行凭证1份，及该日张琪出具的收到摇钱马厂货款30000元的收款收据1份。
（20）2010年8月5日��惠红卡取款80000元的银行凭证1份，及该日张飞跃出具的收到摇钱马厂货款80000元的收款收据1份。
（21）2010年8月5日徐惠红卡取款15840元的银行凭证1份，及该日尹桂莲出具的收到货款15840元的收款收据1份。
（22）2010年8月4日徐惠红卡取款10000元的银行凭证1份。
（23）2010年7月30日徐惠红卡取款70000元的银行凭证1份。
（24）2010年9月1日徐惠红卡取款19000元的银行凭证1份，及该日张飞跃出具的收到摇钱马厂货款19000元的收款收据1份。
经本院审核，以上凭证除证据（1）未表明存款来源外，其余23笔均出自徐惠红10×××15账户，计1055696元，其中没有收款人收据的取款5笔（9、11、12、22、23）计139800元。以上证据，被告用以证明相关贷款的去向，也即本案争议200万元贷款应当在资产总额中扣除。
两原告质证后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收款收据共27份，手写记载的金额为1290036元，收款人不是摇钱马厂的供货商。1.收款收据注明付款单位为摇钱马厂，付款时间段为2010年10月至11月，而摇钱马厂是欣富马厂的前身，成立欣富马厂后摇钱马厂已不存在，徐富林说在份额转让前其个人贷款320万元投入欣富马厂，那么与摇钱马厂不发生关系，徐富林不可能提前1年以摇钱马厂名义贷款再投资到欣富马厂，与贷款及逻辑不符；2.收款收据基本连号，位于天南地北的收款人不可能开具连号收据；3.收据中没有收款方盖章，没有开票人签名，无法确定谁开具了收据；4.收款收据中手写的所有笔迹与27个收款人签字笔迹出自于同一人（可鉴定笔迹作进一步确定）；5.2011年6月4日转让协议应付款明细中并未载明该19人名字，可见以上收款人不是摇钱马厂或欣富马厂的供货商；6.收款收据中张飞跃的签名与惠惠经营部关于委托生产单系统电脑横机合同中的签名作比照，笔迹完全不同；7.张飞跃与肖潮标、崔长平本身是徐富林经营部多年的供货商；8.收款收据中陈景添与欣富马厂的供货商陈均添同姓不同名，闻志明与杨志明同名不同姓；9.徐富林及徐惠红夫妻从事针织机械行业10多年，徐富林或徐惠红与杨云兴有合作关系，支付单笔款项完全有可能，事实与证据证实该组收款收据系同一人制造的伪证，就算徐惠红、徐富林支付了收款收据中款项为真，该组收款收据没有合伙人签字确认，其真实性与合法性没有收款人及相关证据印证，原告不予认可；10.转账凭证显示徐惠红个人账户转入他人账户，说明徐惠红与他人有合作或债务关系，原告和摇钱马厂或欣富马厂没有义务替徐惠红承担债务；11.徐富林帮徐惠红取款不能说明该取款已经进入欣富马厂账户��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12.为便于法院审理案件，被告应申请徐惠红出庭向法院递交与本案有关的相关证据，并应申请收款收据中的19个收款人携带其与摇钱马厂的供货结算清单出庭证实与摇钱马厂的合作关系，况且，该19个收款人从未向摇钱马厂或向原告讨要钱款，说明他们不是摇钱马厂的供货商，摇钱马厂无需向他们支付钱款，更不需要200万元的贷款，被告提交的收款收据、取款及转账凭与本案毫无关联；13.收款收据中有些不全面，只看到一半，无法证实收款人是谁。
三、第三次庭审提交
9.用以证明摇钱马厂与潘碎凤发生业务往来的证据，包括：（1）2010年8月11日至11月2日的送货单4份（其中2份分金额别为36600元、41816元），送货单载明的顾客为杨国华，发货人“潘”；（2）徐惠红账户于2010年10月30日、11月5日的银行凭证2份，其中取款36600元，转入潘碎凤账户41816元。被告称两张送货单金额与从徐惠红账户取款、汇款金额一致，证明双方有业务关系。
10.证明张琪（东能电机）系摇钱马厂客户的证据，包括：（1）被告称徐玲珍手写的张琪在农村合作银行账号及交易金额144000元字条1份；（2）杨国华、徐玲珍在中国邮政银行转账凭证各1份，禾城银行洪合支行汇款转账凭证1份（记载徐惠红账户于2010年10月25日转入张琪账户144000元。
11.证明杨云兴、谭益春系摇钱马厂客户的证据，包括：（1）徐富林、徐玲珍、韩雷在中国邮政银行转账凭证5份；（2）徐惠红禾城银行洪合支行账户取款65000元的凭证1份；（3）记载谭益春账号及15000元，杨云兴账号及50000元的字条1张；（4）记载杨云兴针板8000元的字条1张。被告说明：在原被告及徐玲珍所签6月4日应付款明细中，谭益春与谭卫明是父子，也作为摇钱马���客户确认，证明徐富林从徐惠红账户取出款项支付；同时证明杨云兴款项的转出账户是韩雷，因韩雷与摇钱马厂有关系，所以才有仲裁裁决，杨云兴也是应付款明细中摇钱马厂确认的客户。
12.证明常熟郝孝宇系摇钱马厂客户的证据，包括：（1）要货单位为杨国华、金额为700元的销货清单1份；（2）徐玲珍账户转出8600元的凭单1份；（3）杨长明、韩雷向郝孝宇汇款的凭证各1份；（4）货物清单1份，金额为28000元（嗣后记载减500元，计27500元）；（5）徐惠红账户取款27500元的凭证1份。被告称汇款金额与取款金额一致。
13.证明王方、金孝军系摇钱马厂客户的证据，包括：（1）送货人为金孝军的送货单1份，金额1750元；（2）徐玲珍、杨长明账户转款凭证3份。
14.证明陈良煌、徐云和（凤凰铝业）系摇钱马厂客户的证据，包括：（1）张家港市良皇针织厂送货单1份；（2）凤凰铝业致杨国华的货物清单1份；（3）杨国华汇入徐玲珍账户7400元，徐玲珍账户汇出30000元的凭证各1份，被告称徐玲珍款汇入徐云和账户。
15.证明孙永明系摇钱马厂客户的证据，包括：（1）杨国华出具的货款明细1份；（2）徐玲珍账户汇出90000元的凭证1份。
16.证明陈均添（陈景添）是摇钱马厂客户的证据，包括：（1）陈均添出具的机架及配件清单1份（杨国华在清单上签名）；（2）徐玲珍账户转出36600元的转账凭单1份。被告称，原告提交录音也认可陈均添存在，与应付款明细相印证。
17.证明闻志明系摇钱马厂客户的证据，包括：（1）闻志明出具的货物清单2页；（2）2010年5月9日徐玲珍取款凭单及闻志明存款凭单各1份，金额均为12540元。
18.证明常熟陈益明系摇钱马厂客户的证据，包括：（1）进货��条1份；（2）徐玲珍汇款16000元的转账凭单1份。
19.证明广东金荣公司系摇钱马厂客户的证据，包括：（1）货物凭条2份；（2）金龙电子厂送货单2份；（3）尹桂莲存款15840元的银行存款回单1份。
20.证明钟强（明德系统）系摇钱马厂客户的证据，包括：（1）2010年10月21日收货人为杨长明的明行德系统配置清单1份；（2）徐玲珍、杨国华的转账凭单4份，转入账号为62×××96；（3）记载钟强合作银行账号为62×××87元，贷款104000元的凭条1份；（4）徐惠红账户汇入62×××87钟强账户104000元的银行汇款凭证1份。被告称以上两汇入账号户主均为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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