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4民终295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乔永新，男，1974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筱，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珠海市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吉大白莲路18号四、五层。
法定代表人：李巧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洪林，广东运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袁冬生，男，196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术，黑龙江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反诉原告：珠海联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虹阳路183号8栋1单元304房。
法定代表人：王小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筱，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珠海广联通用航空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海澄乡珠海机场集团公司办公楼第6层612室。
法定代表人：王增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晓育，男，1977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乔永新、上诉人珠海市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冬生、一审被告珠海联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祎公司）、一审被告珠海广联通用航空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5)珠金法民二初字第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乔永新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第一项判决，乔永新无须向袁冬生支付工程款11318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法：以12318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15年8月26日计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2.依法改判一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袁冬生负担；3.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袁冬生负担。
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乔永新已经超额支付了工程款，无需再额外支付工程款给袁冬生。2015年3月16日，联祎公司与广联公司（发包人）签订了一份《建安施工合同》，约定由联祎公司承包于珠海市××区金海中路南侧中航通联西侧的建筑工程（以下简称涉案工程）的总体建设。2015年3月25日，联祎公司与袁冬生签订了《劳务发包协议》，约定袁冬生以大清包的方式承包涉案工程，协议还约定了其他相关的权利义务等内容。协议签订以后，袁冬生于2015年3月28日进场施工。2015年7月，袁冬生组织工人罢工，施工全面停止。2015年7月14日，迫于停工压力，乔永新与袁冬生以及发包人签订了一份《三方协议》，协议约定由发包人垫付工人工资，三方于2015年8月31日前进行合理合法的结算。2015年8月18日，乔永新与袁冬生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乔永新除已付的人工费合计367万元外需再另行支付袁冬生材料款及其他等款项工程款150万元。2015年10月，乔永新委托广东宏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对涉案工程已经完成的实物工程量进行了评估鉴定。评估机构关于已完成工程量的造价评估仅为人民币1255779.07元。2015年3月25日后，按照约定以及工程的实际情况，乔永新已经支付了工人工资人民币367万、其他款项10万元、陆某误工费17100元、吴悦浓误工费14400元、租用塔式起重机费用288000元。乔永新暂时未付但已经被追索的材料款包括谢永彬的木方款14340元、新会区双水万顺木材加工厂的木方款260000元。综上，乔永新认为，其已经超额支付了工程款，无需再向袁冬生支付任何工程款项。二、2015年8月18日的《协议书》是在乔永新被胁迫的前提下签订的，不具有公平性和合法性；该协议签订后，袁冬生也没有按照协议要求履行相关的义务，乔永新不按照协议履行是在行使不安抗辩权。2015年8月18日的《协议书》，乔永新和袁冬生双方拟对涉案工程的相关协议关系进行解除，该协议的性质也并不是所谓的结算协议而是附条件的解除协议；而该协议签订时，袁冬生系以阻挠乔永新继续开工为要挟的。袁冬生开车堵住工地大门，袁冬生的妻子爬上高高的塔吊都是在威胁和逼迫乔永新签订不平等条约。在袁冬生多次罢工、停工导致工程项目一拖再拖的同时，双方并没有进行合理、合法的结算，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袁冬生还将所有的工程资料携带走，乔永新完全是在不知情和被胁迫下签订的《协议书》。协议签订后，乔永新得知袁冬生通过虚报工人名单和虚构用工事实来获得工程款（详见《代领工资协议》）。后，乔永新请相关鉴定单位工作人员核实袁冬生已经完成的工程量，才意识到已经支付的工程款早已远远超过了应该支付的数额。乔永新还通过报警的方式向机场派出所反应过相关事实。在2015年10月，乔永新委托鉴定机构对工程量进行鉴定。《协议书》第三条第1款约定：结清款后双方就本工程之前签订的合同及一切事务全部解除。这一约定足以说明，2015年8月18日时，双方并没有解除合同关系，袁冬生也还没有撤场，又何来所谓的结算呢？根据一审庭审几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表明，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袁冬生存在工期延误、质量不合格、严重违反合同条款等情形。袁冬生取得工程款收益的前提条件应遵循全面有效履行施工合同的原则，并且以履约状况享有相关权利义务。一审判决罔顾事实，将《协议书》武断地认定为结算协议，是对裁判权的滥用，对乔永新是极其不公平的。三、袁冬生要求《协议书》以外的其他人承担清偿责任的行为就是已经突破了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来主张权利。如果其所依据的是建设工程相关法律规定，则应当以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为依据主张款项，而不是乔永新的单一承诺。关于这一点的相关理由，乔永新同意市政公司的相关上诉理由。
市政公司的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驳回袁冬生对市政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袁冬生要求市政公司承担诉讼费的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对袁冬生所施工的工程量的认定明显错误。本案袁冬生所施工的工程量到底为多少，一审判决并未作出明确认定。关于工程量的多少，本案出现了三个结果，一是袁冬生与乔永新所签的所谓结算协议确定的数额，二是联祎公司单方委托有资质的机构作出的鉴定报告，三是法院委托专业机构作出的鉴定报告。但事实一定只有一个，应该以法院委托的专业机构作出的鉴定报告为准。至于所谓结算协议的效力，它并不能改变实际工程量是多少的客观事实。市政公司认为，法院既然委托专业机构对实际工程量作出了鉴定，就应当认定这一事实。至于这一鉴定结果能否对抗结算协议的效力，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市政公司要特别提请二审法院注意，法院如何判？是适用法律层面的问题，但对客观事实，要依法作出明确认定。（二）对袁冬生在施工期间对外所欠债务未作处理。一审庭审中，市政公司提交了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20民终367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显示，因袁冬生在施工期间对外欠下了70172元的债务，且有袁冬生出具的欠条为证。而袁冬生起诉时，又一次主张了这笔工程款，明显系重复主张，应该扣除。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混在了一起；本案存在两种法律关系，在乔永新与袁冬生间存在的是欠款法律关系，袁冬生一审也是基于所谓的结算协议来主张权利的，而在袁冬生与一审其他被告间存在的是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这两种法律关系不能在同一个案件中起诉。一审立案时采用的是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案由，根据这个案由，袁冬生当然可以同时起诉一审包括市政公司在内的四个被告。但袁冬生主张权利的基础采用的是所谓的结算协议，既将发生在袁冬生与乔永新间的欠款法律关系，强加到了其他被告身上，这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审理时，应该向袁冬生释明，让其选定法律关系，要么是欠款关系，要么是建筑施工合同关系。（二）一审判决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袁冬生与乔永新签订的所谓结算协议在未撤销前，只在签订的两个当事人间产生法律效力，其对市政公司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袁冬生向市政公司主张权利的基础是据实结算的工程量，本案，据实结算的工程量是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结算出的工程量。袁冬生从乔永新处拿走的工程款早就超过了实际工程量，他无权再要求市政公司向其支付原本就不存在的工程款。（三）一审判决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先做个假设。假定乔永新与袁冬生恶意串通，签订协议结算出的工程量有2千万，然后通过诉讼要求市政公司支付工程款，这也能得到支持吗？当然不行。除非市政公司在结算协议上签字确认了，否则，结算协议只在签订的主体间产生法律效力。三、在一审的时候法院委托中介做了鉴定，当时袁冬生极力反对，我方认为法院委托鉴定是合理的，我方是因为施工合同关系被拖到案件中来，按照司法解释对挂靠形成的施工合同关系本身是无效的，市政公司承担是过错责任，过错责任是有限度的，其限度就在于工程验收合格了要据实结算，只能在据实结算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同样的道理，一审的时候除了起诉乔永新还起诉了另外两个被告，与我方的法律地位是一样的，要市政公司和其他两个被告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必须是据实结算的结果。所以鉴于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是合理的，不委托鉴定就没有办法认定具体工程款数额。按照法院委托的中介结构的鉴定结论袁冬生已经多拿了工程款，而法院要认定再支付工程款，根本错误认定的原因是本案把不应该放在一起的法律关系全部放在一起，一个是欠款法律关系按照合同相对性只存在合同双方之间，还有一种是事实合同关系，这两个关系不能放在一起，我方认为一审法院在同意鉴定之前该行使释明权，问袁冬生按照协议起诉还是按照施工关系起诉，如果是按照协议起诉只能起诉乔永新一个人，按照合同相对性的话，如果本案维持一审判决就会出现法律上存在道德风险，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综上所述，市政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的基础，是袁冬生实际施工的工程量超出了其所收取的工程款的范围，对已实际施工而未收到的工程款，才能向市政公司主张补充清偿的责任。在袁冬生已实际超领工程款的情况下，不论因为什么原因，他都无权再要求市政公司向他支付工程款。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袁冬生对市政公司的诉讼请求。
针对乔永新、市政公司上诉，袁冬生答辩称：一、一审判决以2015年8月18日双方达成的书面《结算协议》为依据作为认定本案债权债务的基础完全正确合法。乔永新、联祎公司、市政公司认为应以法院委托的鉴定结果作为认定双方结算的依据于法无据，与事实不符，我方认为应以双方书面《结算协议》中价款150万元作为双方工程结算唯一依据。理由为：（一）本案重要事实。1、合同签订：2015年3月25日袁冬生与乔永新签订书面协议；2、合同履行：袁冬生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于3月28日进场施工。截止到2015年6月30日，几百万工程大部分已经完工，工程款基本没付。3、承诺人工费：2015年7月14日，广联公司、乔永新、袁冬生三方签订协议，约定广联公司垫付工人2015年3月28日至6月30日工资，垫付后三方按照乔永新、袁冬生签订的协议再进行合理合法的整体结算。同日，广联公司代表邢晓星出具承诺，承诺于2015年7月16日向袁冬生支付工人工资3674654元。4、给付人工费：2015年7月16日，乔永新、袁冬生与陆某、鄢丙清、吴悦浓等多个施工班组在珠海市××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下与袁冬生下属一百多位工人工资达成多份《人民调解协议书》，直接支付人工费367万元。5、对材料费、赔偿等达成结算协议：2015年8月18日，乔永新与袁冬生在见证人陆某、市政公司代表王某的见证下达成《协议书》简称《结算协议》，确认除已付的劳务费367万外另行支付袁冬生材料款及其他工程款150万元。150万中的材料费包括：搅拌机、模板、方子、切割机、弯曲机、伸缩机、调直机等钢筋工使用的所有机器设备以及按照施工全部工程购进的所有电缆电线钉子铁丝等70余万元的原材料。这些设备材料袁冬生投入了二百多万元，在签协议时价值至少150万元。《结算协议》第2条乙方除带走面包车、电脑、打印机及人员随身物品外，其余一切不得带走。结合陆某证言，上述这些袁冬生投入的全部设备及原材料均被乔永新、联祎公司等扣留在工地现场不让带走。150万中其他工程款包括：A、赔偿袁冬生一百多个工人窝工半个月工资；B、因乔永新、联祎公司不付工程款十多个滞留工人从6月30日-8月18日工资；C、搭建三百多平方米工人暂舍、一百多平方米伙房、四、五十米砖砌料场、一百多平方米库房、六百多平方米场地硬化、水电材料接通、进水管埋设等人工费；D、塔吊进场费3万元，袁冬生垫付；E、正负零设备基础以下部分300平方米，630元/平方米计算，工程款为189000元；F、因联祎公司无资质未办施工许可证致使塔吊不让立吊无法使用，现场几层楼包括钢筋、小青砖等所有材料运输全靠袁冬生手工搬运增加大量的人工费。所以，诉争工程款应该为700多万元。乔永新、联祎公司采用无赖手段雇佣社会人员到工地骚扰威胁袁冬生，袁冬生报案公安局不管，袁冬生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袁冬生妻子左晓华被逼爬了塔吊，袁冬生实在无法忍耐，才被迫接受了劳务费外再给付150万元工程款的条件，双方重新达成的该《结算协议》，明确了双方150万债权债务数额，并约定了还款期限和违约责任。这对于双方合同履行的全部权利义务及赔偿做了最后确认，并明确约定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理由扣减此款。6、联祎公司给付10万进一步确认了《结算协议》效力：2015年8月31日，联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小庆转账给袁冬生10万元，以付款的履行行为确认了《结算协议》的效力。根据该协议袁冬生退出了工地现场。上述六个重要的节点贯穿了本案签订履行结算和部分给付的全过程。（二）、《结算协议》合法有效。该《结算协议》主体合法，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具备《合同法》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属于已决事宜，是合法有效的。联祎公司认为劳务发包协议无效进而主张结算协议也无效违反了《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一审判决确认《结算协议》效力是完全正确、符合法律规定的。乔永新、联祎公司以发包协议无效不能对抗结算协议的效力，主张是不能得到二审法院支持。乔永新、联祎公司主张的《结算协议》受胁迫及重大误解情况下签订均没有证据认定，乔永新、联祎公司也没有行使法定撤销权，故《结算协议》当然合法有效。（三）、两份法院委托鉴定结果均对本案纠纷处理和债权债务确认没有指导意义。上诉认为应以法院委托的鉴定结论判决违背事实和“当事人意思自治”、“约定先于法定司法”原则。1、没有鉴定必要。《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六条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价款。双方已按照约定标准结合材料款及其他工程款等达成结算协议，没有必要鉴定。2、受理鉴定违法。《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不予支持。法院受理鉴定违法。3、鉴定范围难以确定。鉴定单位只是对于工程造价鉴定，该工程并非袁冬生一人完成，尚有其他单位强行进入施工现场，争议的已完工程范围确定不了，各证据之间关于工程量矛盾重重，连乔永新、联祎公司自己提供的工程范围证据都自相矛盾，即鉴定范围难以确定，无法操作鉴定事宜。4、鉴定范围依据虚假。鉴定依据的是生产厂房、研发厂房的图片等乔永新、联祎公司单方提出袁冬生不认可的影像资料来判断工程量。图片资料虚假，法庭未予确认效力，且与庭审陈述、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相违。根本不能作为认定工程量的依据，更不能作为鉴定范围的依据。5、鉴定适用标准不一，各项子项目金额出入极大。一个适用定额，一个适用约定，做出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对各子项目具体金额对比自相矛盾，相差甚远。6、两份鉴定确认的已完工程量自相矛盾。一份报告对测试综合楼三层半进行工程鉴定，另一份报告对测试综合楼二楼进行工程鉴定。7、鉴定越权。鉴定分别确认了合同有效及无效，取代了法院的审判职能。8、鉴定遗漏其他补偿项目袁冬生按照全部工程购买的材料以及全套设备，未使用的已经全部留在工地现场，鉴定出的数额肯定不包含留给工地现场未使用的材料以及全套设备款。袁冬生一百多个工人窝工损失、运输费等各项损失巨大。鉴定没有涵盖上述内容。袁冬生是按照全部施工目的投入的暂舍伙房料场库房正负零设备基础等其他工程，鉴定按照其认为完成工程量取费不公平。还有研发厂房倒塌的基础转模板、砌筑没有计入鉴定结论之中。所以，鉴定仅是依据未得到确认的虚假证据对一个模糊不确定的工程范围按照不同的标准做出了自相矛盾的结论，且遗漏了诸多补偿项目，根本做不到客观公允，无法反映双方真实的全部债权债务。约定先于法定，有双方书面结算，应依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法院再委托鉴定对本案定案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在一审期间袁冬生袁冬生就对一审法院原审理法官受理乔永新、联祎公司鉴定申请提出过书面异议。这不仅增加双方当事人诉累，还拖延了审判时间。且各乔永新、联祎公司也均不予认可两份鉴定协议的效力。后来原审理法官被申请回避后，新的合议庭果断拒绝采纳鉴定结论，认定《结算协议》有效是完全尊重本案基本事实和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二、乔永新主张结算书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达成的不符合事实，上诉状中提到的被胁迫事项均不存在，或袁冬生有合法理由。其一、提到工人罢工原因，在长达近4个月的施工期间，乔永新只支付了3万元的进场费，上千万的工程基本已经完工，但是工人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工资，工人要吃饭要获取报酬，合法权益被侵害，罢工停工是工人的正常维权行为，是乔永逼迫造成；其二、提及我方阻扰开工，我方阻扰开工是结算协议书第三条第4小条中双方约定的事实即甲方在未支付所欠乙方余款150万元，甲方不得开工，乙方有权在现场所以乙方在现场是合法主张合同权利。并不成为胁迫的事由；其三、袁冬生妻子爬上高高的塔吊是事实，并在烈日下呆了一个多小时，是因为乔永新结算后仍然不付款，动用黑社会去了两面包车人强制清场，抢夺现场的工程内业和袁冬生购置的票据，以及其他财产，威胁袁冬生及现场人员，袁冬生等报案公安局不予处理，被逼无赖的情况下走投无路了才爬了塔吊，是袁冬生夫妇被胁迫清场；其四、工程资料被我方带走，工程资料一直在现场，在我方被暴力清场时全乔永新抢走，所以上述上诉状中乔永新所称被胁迫的事实或者不存在或者袁冬生有合法理由。乔永新没有受到胁迫，出具结算协议完全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相反在结算协议中乔永新以强硬的条款胁迫我方签署150万元的余款结算协议，该工程袁冬生所完工的部分至少700多万元，在袁冬生被迫才做的让步，达成了517万元的价款约定，因此真正被胁迫的是袁冬生。乔永新上诉认为结算协议是附条件的，我方认为150万是不符任何条件的，是确凿的价款约定。
三、市政公司上诉称袁冬生施工期间对外所欠债务未作处理要求扣除与事实不符。根据判决书认定事实：《混凝土运输泵车合同》是市政公司所签，市政公司具有付款义务。袁冬生当时在工地现场出具欠条确认上述欠款视为自愿加入本案债务，因此判令市政公司、袁冬生付款70172元。截至目前，市政公司也未支付上述款项，袁冬生并没有重复主张。乔永新、联祎公司市政公司要求在所欠工程款中扣除于法无据。
四、市政公司上诉认为一审法律关系定性错误于法无据。上诉状称本案有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劳务发包关系，一个是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主张一审把两个法律关系混到一起。市政公司完全是法律关系定性错误。本案就只是一个层层发包、层层挂靠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主体虽众多，但只有一个法律关系。涉案工程即由广联公司发包给乔永新，乔永新挂靠在联祎公司名下，以联祎公司名义与广联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然而联祎公司没有资质，为完成竣工验收就又挂靠到市政建设公司名下，以市政建设公司名义又与广联公司签订了备案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袁冬生就是从乔永新手中以大包干形式承包的真正的实际施工人。本案就是实际施工人向层层发包人挂靠人索要工程欠款的案件，有施工事实，有书面结算，有各乔永新、联祎公司一审层层挂靠的事实承认，有两份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本案挂靠事实和法律关系清晰明了。由于挂靠属于一种规避法律的行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的事实。这一行为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后果理应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共同承担，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一审判决适用《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4条判令联祎公司和市政公司承担乔永新不足清偿的资产补充责任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
五、一审判决以结算协议作为认定本案债权债务数额的唯一依据不存在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存在层层挂靠关系。一审庭审答辩中，联祎公司即对乔永新在涉案工程中的所有法律行为予以确认。在质证阶段，联祎公司更对与袁冬生的协议效力和履行均无异议，予以认可是其履行。市政公司违法出借资质，允许乔永新和联祎公司使用其资质和营业执照，收取管理费，具有过错，就应当对乔永新、联祎公司所作出的一切法律行为承担责任。所以，《结算协议》对联祎公司和市政公司也有约束力。一审判决并未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
六、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全面正确、丝丝入扣，证据确实充分，完全符合逻辑。上诉状以假定方式认为乔永新与袁冬生达成《结算协议》是恶意串通，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能认定是恶意串通。另外，2015年8月18日达成《结算协议》是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在前面有7月14日三方协议及广联公司承诺、7月16日有367万工程款实际发放，之后才有的8月18日《结算协议》，之后又有联祎公司的王小庆支付10万元付款。从合同签订、履行、承诺、付劳务费到结算再到付款，过程清晰流畅，符合事实，符合逻辑。这么多公司参与，市政公司称恶意串通完全做不到。乔永新是第一还款义务人，也不可能与袁冬生串通为自己设置巨大不实的付款义务。况且本案建筑工程合同约定工程款3400万元，袁冬生施工了60%，最后结算只有517万元已经大大压榨了袁冬生的劳动成果，根本不存在恶意串通。本案就是因为层层挂靠，层层扒皮，才使得真正的实际施工人利润微薄，难以为继。而乔永新等在施工中一直拖欠工资，结算后未能如期支付工程价款。袁冬生无奈为追索工程欠款将各乔永新、联祎公司起诉到法院。乔永新与袁冬生签订《结算协议》，约定不得已任何理由扣减，将袁冬生逼出工地现场，之后诉讼就开始反悔，庭审中各乔永新、联祎公司全盘推翻，不仅否认业已审定并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人工费协议，更否认了设备材料费以及各项赔偿的结算价款，企图通过造价鉴定达到非法占用袁冬生遗留工地大量原材料及变相拒付各项其他工程款、赔偿费的险恶用心，不能得到法律支持。袁冬生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得当，是公正合法的判决。望二审查清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联祎公司答辩称：同意乔永新、市政公司上诉意见。
市政公司针对乔永新上诉不发表意见。广联公司针对乔永新上诉不发表意见，同意市政公司上诉意见。
袁冬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乔永新向袁冬生支付工程款140万元及违约金（以14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自2015年8月26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联祎公司、市政公司对乔永新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广联公司在未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乔永新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联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袁冬生向联祎公司返还超额支付的工程款3,139,660.9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25日，联祎公司作为发包人与袁冬生作为承包人签订《劳务发包协议》，约定：袁冬生以大清包的方式承包位于珠海市××区金海中路南侧中航联西侧的珠海广联通用航空设备有限公司项目建筑工程；工期：2015年3月27日开工，2015年9月27日竣工（如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延误工期，则工期顺延）；承包范围：主体结构、二次结构、内外抹灰、室内大白工程；工程所用的主材如钢材、混凝土、外墙保温材料、砖等由联祎公司负责提供，工程配套的大中小型机械设备、工机具、钢脚架材、扣件、配件、模板、跳板、木方等周转材料及耗材由袁冬生负责提供；工程款按施工建筑面积（基础部分按标准层的第一层建筑面积的50%计算，其它按蓝图计算）进行结算，每平方米630元；进场后，联祎公司即向袁冬生支付工程造价的30%作为袁冬生的生活费、消费材料购置及租金等费用，基础部分完工后，联祎公司须在三日内向袁冬生支付已完成工程量的75%工程款，主体封顶后，联祎公司须在一周内向袁冬生支付撤场木工、钢筋工及浇砼工主力工种，结算总完成的工程量的97%的劳务费；二次结构及装修工程施工的付款节点与主体节点同层次节点支付，付款数按完成量之和75%付款，其余到交工两周内全部付清至97%，其外3%工程全部完工后一次性付清；工程总款在工程完工后15天内一次性付清；如联祎公司不按合同约定付款，造成工程工期延误或工人停工的，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其承担责任，如停工时间过两周以上，联祎公司必须主动清算袁冬生的工程量并结清工程款；如因联祎公司原因，工程无法进行导致停工，袁冬生所产生的人工费、材料费、管理人员工资、机械费用及损失由联祎公司负担。协议尾部甲方一栏有乔永新的签名，注明了乔永新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并附上了乔永新的身份证复印件，乔永新的签名上加盖了联祎公司的公章。
协议签订后，袁冬生于2015年3月28日进场施工，2015年7月停工。
2015年7月14日，广联公司（甲方）、乔永新（乙方）与袁冬生（丙方）签订三方协议，与案有关内容为：三方协商，先由甲方垫付涉案工程工地工人2015年3月28日至2015年6月30日袁冬生班组的工人工资，垫付后，三方按乔永新、袁冬生签订的协议再进行合理合法的整体结算，按实支付，若超出工程结算部分的金额，不实额度，如实返还，如有虚假，并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结算期限于2015年8月31日前完成，本协议只约定本次民工工资事宜。该协议尾部有广联公司的代表邢晓星、袁冬生、乔永新的代表王洪涛的签名。
同日，邢晓星以广联公司的名义出具《承诺》，承诺于2015年7月16日向袁冬生支付工人工资3,674,654元。
2015年7月16日，乔永新（委托王洪涛参与调解）、袁冬生与陆某、鄢丙清、吴悦浓等多个施工组工人在珠海市××灶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就工人工资进行调解，并形成多份《人民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均载明乔永新代袁冬生向工人支付工资，工人确认工资是其在涉案工地的全部实得工资，收到工资后不得再向广联公司、乔永新及袁冬生追要任何费用。
2015年8月18日，乔永新与袁冬生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结算协议），确认：1.乔永新除之前已付的人工费367万元外需再另行支付袁冬生材料款及其他工程款150万元整，双方确认以上工程款总计517万元；2.袁冬生除带走面包车、电脑、打印机及人员随身物品外，其余一切不得带走；3.现场两台塔吊设备的一切费用由袁冬生承担，从2015年7月1日起，租赁费用由乔永新承担；4.现场脚手架及木工使用的笼扣架以及与架子相关的材料等，从2015年8月18日起由乔永新自行与架子租赁单位协商，2015年8月18日前之费用由袁冬生承担，之后由乔永新承担；5.乔永新需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周内将剩余款项150万元支付给袁冬生，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理由扣减此款，结清款后双方就本工程之前签订的合同及一切事务全部解除，双方不得再有任何经济纠纷，不再向对方提出任何主张；如乔永新延期支付，则按照每日5%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该协议尾部有乔永新、袁冬生的签名捺印，并标注了各自的身份证号码，另有作为中间方的王某、陆某的签名。
2015年8月25日，袁冬生向广联公司、乔永新发函，称广联公司、乔永新未按结算协议约定付款，需要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并停止一切施工。
2015年8月31日，袁冬生收到由联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小庆”转账的10万元。此后，联祎公司、广联公司、乔永新、市政公司均未向袁冬生支付任何款项，袁冬生遂诉至法院。
庭审过程中，联祎公司主张涉案劳务发包协议无效，而乔永新与袁冬生签订的结算协议是基于该无效的劳务发包协议而作出的，也应无效，且协议载明的工程款不是根据合法合规的工程资料以及已完成的工程量为基础来核实的。对此，袁冬生不予认可，并主张劳务发包协议无效，不能否认双方后续的结算协议。联祎公司主张袁冬生施工完成的工程造价应为1,255,779.07元，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广东宏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正咨询公司）于2015年10月作出的鉴定报告用以证明其主张。对于该鉴定报告，袁冬生不予认可，认为该报告系联祎公司单方委托第三方所作出的，不具有合法性，且袁冬生已与乔永新进行了结算，理应以结算的价款为准。
诉讼过程中，联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要对袁冬生所施工完成的工程进行造价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摇珠选定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创顾问公司）对涉案鉴定事项进行鉴定。合创顾问公司于2017年4月6日作出《鉴定报告》，载明：根据国家相关规范及双方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计量计价，鉴定结果金额为4,233,311.13元。后，因联祎公司认为其与袁冬生所签订的协议无效，不能根据合同价款来计量计价，合创顾问公司遂于2017年5月31日出具第二份《鉴定报告》，载明如涉案合同无效，则鉴定结果金额为3,132,042.24元。袁冬生对上述两份鉴定报告均不予认可，认为袁冬生与乔永新已结算，本案无造价鉴定的必要。联祎公司、广联公司、乔永新、市政公司认可第二份鉴定报告的鉴定方法，但认为鉴定机构所出具的鉴定报告载明的工程金额与联祎公司单方委托的造价公司审定的工程金额差距较大。
另查明，联祎公司主张，广联公司曾向袁冬生支付5000元生活费，而该费用，已由联祎公司返还给广联公司，对此，广联公司不持异议；联祎公司主张其出借30,000元给袁冬生购买材料，代袁冬生向陆某支付了误工费17,100元、向吴悦浓支付了误工费14,400元、向珠海市诚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租用塔式起重机费用288,000元；上述五笔费用理应在袁冬生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此外，联祎公司虽暂时未支付但已经被追索的材料款（谢永彬木方款140,340元、新会区双水万顺木材加工厂的木方款260,000元）亦应在工程款中予以扣除，联祎公司提交了收条、欠条、塔机租金支付协议书、结算书等用以证明其主张。上述证据载明：1.2015年7月20日，陆某收到乔永新误工费2015年7月18日到7月20日（三天）合计17,100元；2.2015年7月20日，吴悦浓收到珠海广联航空设备有限公司2015年7月18日到2015年7月20日三天架子班组误工费14,400元；3.2015年10月18日，袁冬生出具《结算单》，确认涉案工地的塔机两台，2015年4月18日至2015年10月18日，应收退场费6万元，租金25.8万元（2×2.15×6=25.8），已付3万元，余款28.8万元；4.2016年3月6日，乔永新（甲方）与珠海市诚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塔机租金支付协议书》，与案有关内容为：甲方所欠乙方有关塔吊租赁的一切费用到2016年3月15日付清359,000元，如超过3月15日里未付清则补齐欠款后，另加上2016年1月24日以后的合同约定的租赁费用按实收取；乙方收到全部款项后6日内将两台塔吊全部拆除并运出现场，否则甲方有权任意处理；2016年3月15日之前由甲方代替袁冬生支付乙方的有关支付票据284,000元，乙方需一并提供给甲方；5.2015年4月25日，袁冬生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现金3万元；6.2015年7月9日，袁冬生，陆某等人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广联航空设备有限公司邢总给付5000元生活费”。对于上述几笔费用，袁冬生均不予认可，并主张陆某、吴悦浓误工费的产生是因为广联公司未按承诺的时间付款所导致的，应由广联公司负担，5000元的生活费是广联公司支付的工人停工的伙食费，关于塔式起重机的费用，袁冬生去工地催讨工程款时受胁迫才签订的结算书，且袁冬生与乔永新签订的协议约定2015年7月1日后的费用由乔永新负担，与袁冬生无关。
关于上述所涉的误工费，证人陆某在2016年8月9日的庭审中作证称：“因为原定7月16日广联公司把所有的人工费付清，但到16日只支付了一部分，邢晓星承诺其他未支付的工人在这里等，由广联公司支付误工费及生活费”。
另查明，2015年1月5日，广联公司作为发包人与市政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约定：市政公司承包涉案工程，工程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为330天，拟从2015年1月5日起施工，至2015年12月5日竣工；工程总造价为2500万元。庭审过程中，市政公司称涉案工程的总承包人是联祎公司，因联祎公司没有施工资质，无法办理施工许可证，因此才找到市政公司与广联公司补签施工合同并进行备案，市政公司只参与了办理施工许可证的一些办证手续，并没有实际参与施工过程。对于市政公司的上述主张，联祎公司不持异议，并提交了签订时间为2015年3月16日的《建安施工合同》用以证明其为实际总承包人的身份。该份合同载明发包方为广联公司，承包方即为联祎公司，工程拟于2015年3月6日开工，2015年10月5日竣工，工程造价为3400万元，合同尾部承包单位一栏有乔永新的签名并加盖了联祎公司的公章。上述合同，联祎公司未能提供原件，袁冬生对该合同不予认可，其余联祎公司、广联公司、乔永新、市政公司对该合同均无异议。
袁冬生主张，乔永新挂靠在联祎公司名下承接涉案工程并与袁冬生签订涉案劳务发包协议，而联祎公司又挂靠在市政公司名下，联祎公司、乔永新、市政公司存在层层挂靠。对此，联祎公司不予认可，并主张乔永新是其公司员工，是涉案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对外是实际承包人的角色，至于市政公司，因联祎公司无施工资质，故以市政公司的名义与广联公司补签合同并办理施工许可证。联祎公司确认其与乔永新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乔永新是根据涉案工程盈利比例来拿工资的，目前未收取过任何工资。
再查明，庭审过程中，广联公司主张涉案工程总造价为3400万元，工程目前已封顶，尚未结算，广联公司目前已付至90%的工程款。
以上事实有劳务发包协议、人民调解书、三方协议、结算协议、承诺书、收条、结算书、塔机租金支付协议书等及开庭笔录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乔永新、联祎公司、市政公司的关系；二、涉案结算协议的效力问题；三、是否存在超额支付工程款；四、联祎公司、广联公司、乔永新、市政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现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情况，作以下分析：
一、关于乔永新、联祎公司、市政公司的关系问题
袁冬生主张，乔永新挂靠在联祎公司名下承接涉案工程并与袁冬生签订涉案劳务发包协议，而联祎公司又挂靠在市政公司名下，联祎公司、乔永新、市政公司之间是层层挂靠关系。对此，联祎公司主张乔永新为其项目负责人，涉案劳务发包协议的甲方是联祎公司，而联祎公司无施工资质，为办理施工许可证，遂以市政公司的名义与发包人补签书面合同并备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挂靠是指没有施工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合同、承接工程的行为，具体到本案，联祎公司确认其没有施工资质，为办理施工许可证，以市政公司的名义与发包人签订施工合同并进行备案，该行为符合挂靠的特征；联祎公司主张乔永新为其项目负责人，但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亦无工资、养老等社保统筹关系，涉案劳务发包协议从表面上看虽为乔永新代表联祎公司签订，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乔永新均以其个人名义履行，包括以其个人名义参与工人工资的协调、以个人名义与袁冬生签订结算协议，因此，联祎公司与乔永新之间的关系亦符合挂靠的特征；综上，一审法院对袁冬生所主张的层层挂靠关系予以采信，并认定涉案劳务发包协议的合同主体为乔永新和袁冬生。
二、关于涉案结算协议的效力问题
联祎公司主张涉案劳务发包协议无效，而乔永新与袁冬生于2015年8月18日签订的结算协议是基于该无效的劳务发包协议而作出的，也应无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劳务发包协议是基于违反了国家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协议无效不能否定袁冬生的施工投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承包人仍有权主张工程价款，而涉案结算协议正是基于袁冬生的实际施工行为而产生的，因此，联祎公司以其产生的基础关系无效来否认结算协议的效力，没有法律依据；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联祎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结算协议符合上述五种无效情形之一，应由联祎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联祎公司主张涉案结算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乔永新、联祎公司另主张结算协议不是根据合法合规的工程资料以及已完成的工程量为基础来核实的，应按照联祎公司单方委托第三方所作出的鉴定报告来结算，或者按照司法鉴定机构所作出的合理合法的鉴定报告来结算。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涉案结算协议不符合合同无效的情形，乔永新、联祎公司亦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撤销该结算协议，因此，联祎公司单方委托第三方所作出的鉴定报告及依法选定的合创顾问公司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报告均不能对抗涉案结算协议。
综上，涉案结算协议合法、有效，协议的双方均受其约束。
三、关于是否存在超额支付工程款问题
结算协议载明乔永新除已发放的工人工资外，还需向袁冬生支付150万元材料款及其他款项，结算协议签订后，乔永新仅支付了10万元，余款140万元未付。联祎公司主张其曾向袁冬生支付5000元生活费，出借3万元给袁冬生购买材料，代袁冬生袁冬生向陆某支付了误工费17,100元、向吴悦浓支付了误工费14,400元、租用塔式起重机费用288,000元，该五笔费用理应在袁冬生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此外，联祎公司虽暂时未支付但已经被追索的材料款（谢永彬木方款140,340元、新会区双水万顺木材加工厂的木方款260,000元）亦应在工程款中予以扣除，联祎公司提交了收条、欠条、塔机租金支付协议书、结算书等用以证明其主张。对于上述几笔款项，一审法院逐一分析如下：
1、关于生活费5000元、借款3万元能否抵销问题
涉案劳务发包协议约定袁冬生是以大清包的方式承接涉案工程的，工人工资及生活费理应由袁冬生自行负担，袁冬生与乔永新于2015年8月签订的结算协议载明“乔永新除之前已付的人工费367万元外需再另行支付袁冬生材料款及其他工程款150万元整，双方确认以上工程款总计517万元”，该协议并未涉及上述生活费5000元及借款3万元，因此，这两笔费用应视为袁冬生的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被告有权主张抵销，因此，联祎公司要求在工程款中扣减上述两笔费用，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2、关于陆某误工费17,100元、吴悦浓误工费14,400元能否抵销问题
乔永新、袁冬生与陆某、鄢丙清、吴悦浓等多个施工组工人于2015年7月16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均载明乔永新代袁冬生向工人支付工资，工人确认工资是其在涉案工地的全部实得工资，收到工资后不得再向广联公司、乔永新及袁冬生追要任何费用，而上述两笔误工费产生于2015年7月18日到7月20日期间，无证据证明各方当事人对工人工资进行了补充约定，亦无证据证明上述误工费得到了袁冬生的确认或追认，且证人陆某在2016年8月9日的庭审中作证称：“因为原定7月16日广联公司把所有的人工费付清，但到16日只支付了一部分，邢晓星承诺其他未支付的工人在这里等，由广联公司支付误工费及生活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两笔误工费不属于袁冬生应承担的范畴，乔永新、联祎公司主张在工程款中予以扣减，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3、关于租用塔式起重机费用288,000元能否抵销问题
袁冬生于2015年10月18日出具的《结算单》载明“确认涉案工地的塔机两台，2015年4月18日至2015年10月18日，应收退场费6万元，租金25.8万元（2×2.15×6=25.8），已付3万元，余款28.8万元”，根据乔永新与袁冬生签订的结算协议“现场两台塔吊设备的一切费用由袁冬生承担，从2015年7月1日起，租赁费用由乔永新承担”的约定，结算单上载明的2015年7月1日到2015年10月18日共计3个月零18天的租赁费用154,800元（3×21,500×2+21,500÷30×18×2=154,800）应由乔永新负担，余款133,200元（288,000-154,800=133,200）应由袁冬生负担，因此，乔永新要求扣减塔式起重机租金288,000元，一审法院对133,200元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4、关于乔永新、联祎公司所主张的虽暂时未支付但已经被追索的材料款包括谢永彬木方款140,340元、新会区双水万顺木材加工厂的木方款260,000元能否抵销问题
上述两笔费用是否应由袁冬生承担尚未有定论，且乔永新、联祎公司亦未实际支出，因此，乔永新、联祎公司要求扣减该两项费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乔永新、联祎公司可待费用实际产生后另行主张。
综上，应在工程款中予以扣减的费用共计168,200元（5000+30,000+133,200=168,200）。根据结算协议，乔永新应支付的工程款为150万元，扣除已付的10万元及应扣减的费用168,200元，乔永新仍欠袁冬生工程款1,231,800元（1,500,000-100,000-168,200=1,231,800），因此，联祎公司主张其已超额支付工程款，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联祎公司反诉要求袁冬生向其退还工程款3,269,060.93元，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联祎公司、广联公司、乔永新、市政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
1、关于乔永新的责任承担问题
如前所述，乔永新是涉案劳务发包协议的合同主体，其尚欠袁冬生工程款1,231,800元未付，因此，袁冬生要求乔永新支付工程款140万元，一审法院对1,231,800元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结算协议约定乔永新需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周内付清款项，乔永新迟延支付工程款，理应向袁冬生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起算时间为2015年8月26日。结算协议约定按每日5%计算违约金，袁冬生虽主动将标准调整为每日千分之一，但仍过分高于袁冬生因乔永新逾期付款而产生的损失，且乔永新明确表示违约金标准过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酌情予以调整，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为宜。
2、关于联祎公司、市政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
如前所述，乔永新、联祎公司、市政公司三者存在层层挂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袁冬生要求联祎公司、市政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但乔永新作为挂靠人应先以其所有的资产向袁冬生承担清偿责任，不足清偿的，以联祎公司、市政公司的资产补充清偿。
3、关于广联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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