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14民初5098号
原告：温岭市九洲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空压机园区。
法定代表人：钟治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晓莉，四川拓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成都皇竹车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工业东区永达路。
法定代表人：刘生杨，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涛春，四川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小莉，成都市新都区新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刘生杨，男，195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涛春，四川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益利，四川勤证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成都民思达电动车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二环路东一段28号香木林路1号附149号。
法定代表人：李勋，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军，四川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佩汶，四川勤证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孔丽萍，女，1959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军，四川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温岭市九洲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电机公司”）与被告成都皇竹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竹公司”）、被告刘生杨、被告成都民思达电动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民思达公司”）、被告孔丽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9月5日、2017年10月30日在本院泰兴法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九洲电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晓莉、被告皇竹公司和被告刘生杨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涛春、被告民思达公司和被告孔丽萍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军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九洲电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晓莉、被告皇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小莉、被告刘生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益利、被告民思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佩汶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孔丽萍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提交了答辩状。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九洲电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四被告连带支付九洲电机公司欠款共计1164431元，并以欠款金额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九洲电机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从2016年7月27日起至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暂计5000元）；2、四被告连带承担本案的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事实与理由：皇竹公司和民思达公司为共同生产、销售“民思达”品牌电动车的主体，九洲电机公司长期为民思达电动车（即皇竹公司和民思达公司）供应电机。2016年7月26日和27日，九洲电机公司和皇竹公司、民思达公司对2016年6月至7月的货款进行对账，双方确认皇竹公司和民思达公司应付货款为1164431元。2016年7月29日，皇竹公司、民思达公司、刘生杨向九洲电机公司出具《欠条》，明确“截止2016年7月27日，皇竹公司、民思达公司、刘生杨欠九洲电机公司1164431元”。九洲电机公司与皇竹公司、民思达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九洲电机公司根据双方的约定供应了符合要求的货物，皇竹公司、民思达公司理应支付货款。刘生杨作为皇竹公司和民思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自愿作为欠款人共同承担责任，因此，刘生杨也应当与皇竹公司和民思达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在刘生杨欠款期间，孔丽萍与刘生杨为合法夫妻关系，孔丽萍应当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对账后，九洲电机公司再三要求四被告支付欠款，四被告均不支付，故九洲电机公司诉至人民法院。
皇竹公司、刘生杨共同辩称，1、皇竹公司和民思达公司并没有共同生产销售民思达电动车；2、向九洲电机公司购买电机是事实，但购买主体是皇竹公司，刘生杨与皇竹公司是委托关系，刘生杨的行为不代表民思达的行为；3、欠款金额不属实，双方没有认真核实，出具欠条后存在一批货物退给九洲电机公司，欠款金额应为80余万元。
民思达公司、孔丽萍共同辩称，民思达公司与九洲电机公司没有直接经济往来，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民思达公司不应承担欠款的责任，孔丽萍与本案无关。
孔丽萍另书面辩称，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标的物为电机，实际买受人为皇竹公司，应当由皇竹公司负责清偿货款；《欠条》上刘生杨是作自愿共同还款的意思表示，该债务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开支，故应属刘生杨个人债务。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现有证据及双方陈述，查明如下事实：
民思达公司于1999年2月2日成立，股东为刘生杨和孔丽萍，二股东系夫妻关系，刘生杨自民思达公司成立之初至2016年10月12日一直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0年3月24日，民思达公司申请工商信息变更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由“研制、开发、制造、销售：电机、电动车（不含汽车）、电子产品及相关技术服务（不含中介服务）；销售：电机配件、电动车配件；电动车维修。”变更为“销售：电机、电动车（不含汽车）、电机配件、电动车配件、电子产品及相关技术服务（不含中介服务）；电动车维修。”皇竹公司于2011年3月15日成立，成立之初股东为一人有限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均为刘华杰（刘生杨和孔丽萍之子）。经营范围为：“电动车（不含汽车）、电机、电子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销售：电机配件、电动车配件；电动车维修；普通货运。”2016年11月8日，皇竹公司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为刘生杨。2016年11月25日，皇竹公司申请变更股东为刘生杨和苏璟。民思达公司与皇竹公司之间存在厂房租赁合同关系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关系，其中，皇竹公司向民思达公司支付的租赁费有通用机打发票，而就民思达公司申请注册的中文为“民思达”的商标（注册号3015436），民思达公司与皇竹公司达成过商标使用许可合同（2013年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备案），皇竹公司可以使用“民思达”商标生产电动车。
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九洲电机公司陆续向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工业东区永达路由民思达公司所有的厂房（该厂房亦为皇竹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供应电机，但未与合同相对方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6年7月29日，皇竹公司（欠款单位）、刘生杨（欠款人）出具一张《欠条》，欠条内容为：“截止2016年7月27日止，成都皇竹车业有限公司，民思达电动车，刘生杨，先生，欠温岭市九洲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人民币）共计金额为1164431元，大写：（壹佰壹拾陆万肆仟肆佰叁拾壹元，整）。备注：（含质保金：陆万元）。”该欠条打下以后，九洲电机公司于2016年9月17日、2016年10月10日、2017年2月25日进行了部分退货，有编号为0008419、0008420、0008422、0009635号入库单为证，入库单上载明了产品名称和数量，但未载明金额。
经本院要求，九洲电机公司对案涉整个交易过程提交了书面详细说明，其陈述：民思达公司是由刘生杨、孔丽萍夫妇创立，主要经营电动车的生产、销售，刘生杨一直担任民思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1年民思达公司注册“民思达”商标，并一直在使用该商标。“民思达”电动车品牌经民思达公司多年经营，在电动车行业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民思达”商标、民思达公司、刘生杨三者对于外部交易对象来说形成了唯一的指向性。九洲电机公司是基于对刘生杨经营的民思达公司长期以来积累的市场口碑而与其合同，长期向民思达公司供应电动车电机，按照行业习惯，民思达公司需要货就通过电话等方式发出订单，九洲电机公司备货后发货到民思达公司厂部，每月对一次账，对完账后30天内付款。民思达公司支付的货款中有的是通过皇竹公司账户支付，还有大部分是通过民思达公司的股东孔丽萍的私人账户支付。在收到皇竹公司的款项时，九洲电机公司曾提出过疑问，刘生杨答复说皇竹公司是儿子的公司，用来过账。就这样九洲公司一直以民思达公司为买方向其发货，货物送到民思达公司的厂部也是由刘生杨一套班子的人马在和九洲公司接触。况且，九洲电机公司向民思达公司送货的地址厂房与四川川奇机电有限责任公司的厂房在一个院落内，大门标识为“川奇机电*民思达电动车”，送货员工称从未见过悬挂有皇竹公司的执照或者标识。九洲电机公司与民思达公司合作近三年，到了2016年年初，民思达公司累计欠的货款越来越多，于是找刘生杨多次协商货款支付事宜，刘生杨每次都拍着胸口保证：“其他人的我不管，但是你们的钱我咋个都要付给你们。”基于对刘生杨的信任，九洲电机公司迟迟没有对民思达公司采取措施。到了2016年7月，民思达公司和刘生杨一系列规避债务的动作让九洲公司感觉到不能相信刘生杨所谓的口头保证，2017年7月26日，九洲电机公司找到民思达公司的业务负责人刘朝富对账，刘朝富在名为“成都民思达电动车公司对账单”上签字确认，但是民思达公司不肯盖章，只肯盖皇竹公司的章。2017年7月29日，九洲电机公司成都办事处的负责人罗雄晟在位于的厂房内当着刘生杨和刘朝富的面要求出具《欠条》。《欠条》的内容是罗雄晟与刘生杨、刘朝富协商好后，由罗雄晟和刘朝富一起拟定打印后让刘生杨盖章签字。在罗雄晟要求加盖民思达公司的公章时，刘生杨找各种借口推脱，并称他是法定代表人他认账就可以了。九洲电机公司是无奈之下提起诉讼的。九洲电机公司认为民思达公司和皇竹公司共同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且民思达公司与皇竹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况。而刘生杨一再向九洲电机公司承诺以个人财产支付欠款，且在《欠条》上签字确认，应当承担付款责任。刘生杨在《欠条》上签字时尚未与孔丽萍办理离婚登记手续，该欠款是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刘生杨和孔丽萍共同偿还。
本院要求九洲电机公司和皇竹公司、刘生杨庭后分别整理出《欠条》出具以后的退货《入库单》所列退货金额，九洲电机公司庭后核实这四张入库单的总额为23068元，而皇竹公司、刘生杨庭后未予提交。
此外，九洲电机公司认可整个交易过程中合同相对方所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皇竹公司出具的。
另查，刘生杨和孔丽萍于2016年8月30日在成都市成华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在二人离婚协议书附件载明：“经双方协商，双方其名下共有民思达有限公司将银行贷款还完后，剩余资产，平均分配一人一半。如双方任何一方各自将公司股权资产抵押，担保转移挪用将自动放弃其共有民思达有限公司所有股权和资产将归另一方所有。”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皇竹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的主体地位无争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本案其他被告民事责任，本院逐一论述：
首先，归纳九洲电机公司的观点，其要求民思达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理由有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刘生杨的行为已使其对民思达公司构成了表见代理、二是民思达公司与皇竹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在主要管理人员、办公场所、主要业务、财务等重大方面），本院对上述理由均不予采纳，因为：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和《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规定，适用表见代理须同时符合两项要件，一是权利外观要件，二是主观因素要件。从权利外观要件来看，刘生杨虽作为民思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无证据证明其在是以民思达公司的名义与九洲电机公司进行交易，刘生杨虽在《欠条》上签字，但整个《欠条》对于逗号的运用是非常不合常理的，例如“刘生杨，先生，”、“……叁拾壹元，整）。”，因此欠条上的逗号不意味着逗号之间的对象是并列关系，而皇竹公司一直在生产“民思达”牌的电动车，因此欠条上“成都皇竹车业有限公司，民思达电动车，刘生杨，先生”中的“民思达电动车”的意思并不一定是指向民思达公司；整个交易过程中所出现的送货单、对账单、《欠条》等也从未加盖过民思达公司的有效印章，而众所周知印章才是公司意志表达的外在推定形式；还有，民思达公司在本案双方合作前，就已经办理完毕关于经营范围的工商信息变更登记，民思达公司的工商信息能够反映其并不生产电动车，因此民思达公司并不具有大批量购买电机的外观事实。从主观因素要件来看，九洲电机公司在交易过程中，不难发现付款方是皇竹公司、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方也是皇竹公司，九洲电机公司对于合同相对方已存疑问之时仍然在继续送货，主观上存在明显的疏忽和懈怠，其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商业风险。2.按照公司人格否认的理论，多个公司法人表面上彼此独立，但实质上构成人格混同，因此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在判断公司法人人格混同方面，本院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判断:表征因素（人员、业务、财务方面均混同）、实质因素（财产混同）、结果因素（人格混同程度达到“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后果），上述因素应由债权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本案中，九洲电机公司所举证据仅能反映民思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生杨在为皇竹公司联系、洽谈业务，民思达的股东孔丽萍个人账户有支付案涉货款的行为，而未证明涉及公司法人人格混同的其他因素（特别是实质因素），仅两点因素尚不足以使本院作出民思达公司与皇竹公司二公司人格混同的认定。目前，也无证据显示民思达公司与皇竹公司是共同购买人。综上，本院认为九洲电机公司主张民思达公司与皇竹公司连带承担合同责任的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刘生杨个人并非合同相对方，但从《欠条》的内容来看，刘生杨有作为“欠款人”加入《欠条》所列债务的意思表示，故可以认定刘生杨与皇竹公司同为《欠条》所列债务的承担人，应共同向九洲电机公司清偿欠款。
其三，夫妻共同债务，是指为满足夫妻共同家庭生活的需要所负的债务，而不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债务。就本案而言，刘生杨在《欠条》上签字表明其个人加入该债务的承担，但孔丽萍显然并不能获得该债务的利益，在无证据证明孔丽萍对刘生杨的签字行为予以同意的情况下，本院认为孔丽萍应不承担《欠条》所列债务。
《欠条》载明的欠款金额为1164431元，皇竹公司和刘生杨庭后未提交关于退货金额的明细，应视为其放弃关于退货的陈述，本院对于九州电机公司所认可的退货金额23068元予以采纳，确认皇竹公司欠九洲电机公司的货款为1141363元（1164431元-23068元）。鉴于上述货款至今未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之规定，皇竹公司与刘生杨应连带向九洲电机支付上述欠款。双方对于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未作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本院认定：皇竹公司与刘生杨应连带向九洲电机公司支付逾期付款的资金占用费（以114136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6年7月27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另外，关于九洲电机公司所提出的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的诉请，因既无法律法规之规定也无合同约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皇竹车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刘生杨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连带给付原告温岭市九洲电机制造有限公司1141363元及资金占用费（以1141363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6年7月27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温岭市九洲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37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20370元，由原告温岭市九洲电机制造有限公司负担253元，由被告成都皇竹车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刘生杨负担20117元（此款由原告温岭市九洲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全额预交，由被告成都皇竹车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刘生杨应负担部分由其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一并连带向原告温岭市九洲电机制造有限公司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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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李向东
审 判 员 唐 韵
人民陪审员 张 恩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唐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