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p t ” >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宁0502刑初197号
公诉机关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治全，男，1968年10月2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河北省邯郸市人，初中文化，农民，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2015年7月2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8日被取保候审，2016年3月31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6月22日本院决定取保候审，同年8月16日本院决定逮捕，8月18日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中卫市看守所。
辩护人朱玉成，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全喜，男，1981年9月3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河北省邯郸市人，小学文化，农民，住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2015年7月2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8日被取保候审，2016年3月31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6月22日本院决定取保候审，同年8月16日本院决定逮捕，8月18日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中卫市看守所。
辩护人管洁，宁夏辅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会方，女，1973年9月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河北省邯郸市人，小学文化，农民，住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2015年7月2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8日被取保候审，2016年3月31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6月22日本院决定取保候审。
被告人韩利平，男，1967年9月2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河北省邯郸市人，初中文化，农民，住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2015年7月2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1日被取保候审，2016年3月31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6月22日本院决定取保候审，同年8月16日本院决定逮捕，8月18日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沙坡头区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中卫市看守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以卫沙检公诉刑诉[2016]19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治全、李全喜、刘会方、韩利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6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张庚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治全及其辩护人朱玉成、被告人李全喜及其辩护人管洁、被告人刘会方、韩利平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自2012年以来，被告人李治全、李全喜、刘会方、韩利平先后到中卫市沙坡头区加入非法传销组织后，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传销体系。该传销组织以”西部大开发、纯资本运作”为诱饵，以从事经营活动为名，诱骗参加者交纳3800元取得加入资格、每份交纳3300元占一个空点，并实行五级三晋制管理模式，按照交纳的份额由低到高依次排列为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共五个层次，以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的数量和缴纳的份额作为计酬和返利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加入该非法传销组织。至案发时，李治全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205人（实际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180人），李全喜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91人（实际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82人），刘会方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111人（实际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89人），韩利平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72人（实际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54人），四被告人均达到传销组织的高级业务员级别。同时，李治全、李全喜虽然形式上脱离原传销组织，但继续通过其他方式操纵、管理原传销组织，并从原传销组织获取报酬和返利。该传销组织在中卫市沙坡头区进行非法传销活动，给他人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
据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治全、李全喜、刘会方、韩利平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骗取他人财物，扰乱经济与社会秩序，李治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达到情节严重，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李治全、李全喜、刘会方、韩利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提供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电子数据等证据支持公诉。
被告人李治全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不表异议。被告人李治全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表异议。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治全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人数不属实、不应认定为情节严重。被告人李治全当庭认罪悔罪，具有坦白情节，主观恶性小，可以从轻处罚，对被告人李治全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
被告人李全喜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不表异议。被告人李全喜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事实没有异议，提出被告人李全喜发展的下线人员存在空名额。被告人李全喜具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悔罪，主观恶性，社会危险性较低，对被告人李全喜从轻处罚，判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
被告人李治全、李全喜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出示的从被告人韩利平处扣押的结构图来源不清，不能证明传销组织的人员情况。出示的电子数据证据不合法，没有从现场提取信息的提取笔录，检材仅仅辅助了照片，没有经过被告人的辨认、确认，检材来源也不清楚；检验意见书没有附检验人的身份信息及检验资格证明，不宜作为证据适用的质证意见。
被告人刘会方、韩利平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不表异议。二被告人提出对其判处缓刑的量刑意见。
经审理查明：自2012年以来，被告人李治全、李全喜、刘会方、韩利平先后到中卫市沙坡头区加入非法传销组织后，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传销体系。该传销组织以”西部大开发、纯资本运作”为诱饵，以从事经营活动为名，诱骗参加者交纳3800元取得加入资格、每份交纳3300元占一个空点，并实行五级三晋制管理模式，按照交纳的份额由低到高依次排列为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共五个层次，以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的数量和缴纳的份额作为计酬和返利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加入该非法传销组织。至案发时，李治全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205人（实际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180人），李全喜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91人（实际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82人），刘会方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111人（实际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89人），韩利平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72人（实际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54人），四被告人均达到传销组织的高级业务员级别。同时，李治全、李全喜虽然形式上脱离原传销组织，但继续通过其他方式操纵、管理原传销组织，并从原传销组织获取报酬和返利。该传销组织在中卫市沙坡头区进行非法传销活动，给他人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当庭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明：
（一）物证
扣押清单、随案移交物品文件清单，证明2015年7月1日，办案民警从李治全处扣押现金6550元、黄色戒指1枚（”福”字样）、建设银行号码为×××银行卡一张、建设银行号码为×××银行卡一张(账户名称李贝贝)、建设银行号码为×××银行卡一张、农业银行号码为×××银行卡一张、火车票3张、手写纸张2张、手机1部、牛皮纸信封7个、皮筋1塑料袋。2015年7月1日，办案民警从李全喜处扣押手机1部、现金1800元、建设银行号码为×××银行卡一张、建设银行号码为×××银行卡一张、工商银行号码为×××银行卡一张、黄色戒指一枚（”一帆风顺”字样）、火车票2张。2015年7月1日，办案民警从刘会方处扣押现金200元、石嘴山银行号码为×××银行卡一张、中国银行号码为×××银行卡一张、黄色项链l条（带花）、手机2部、手写纸张7张、银行凭证8张。2015年7月1日，办案民警从韩利平处扣押手机1部、现金2059元、黄色戒指1枚（”福”字样）、建设银行号码为×××银行卡1张、产品订购单2册、银行凭证9张、结构图50张。2015年7月1日，办案民警从王某某处扣押黄河农村商业银行号码为×××银行卡l张、田路杰照片1张、手写纸2张（结构图和工作安排）、暖气费收据1张、火车票l张。
（二）书证
1.常住人口详细信息，证明被告人李治全、李全喜、刘会方、韩利平均已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2.抓获经过，证明中卫市公安局于2015年7月1日在侦办王碧容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中，发现被告人李治全、李全喜、刘会方、韩利平均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该局民警同日在银川市兴庆区南门广场西侧星程宾馆客房内将以上人员抓获归案；
3.汉庭酒店连锁星程银川天一酒店临时住宿登记单，证明李治全、刘会方于2015年6月30日，李全喜于2015年7月1日入住该酒店；
4.昊源宾馆入住信息，证明李治全分别于2015年2月28日、2015年3月31日入住昊源宾馆；
5.从李治全处扣押手写纸，证明2015年6月份，赵永强、张丰景、张士行、李春秀、王书芹、侯龙的6个经理新上份；
6.火车票，证明李治全购买了2015年6月28日邯郸到石家庄北，石家庄北到中卫，2015年6月30日中卫到银川的火车票；
7.从李全喜处扣押的火车票，证明李全喜购买了2015年6月30日从邯郸东到石家庄，石家庄北至银川的火车票；
8.从刘会方处扣押的银行回单，证明2015年6月26日至2015年6月29日，刘会方向李治全上交下线份额款共计91900元；
9.手写纸，证明记录的人员中，韩利平至赵士有这部分人员均为刘会方的下线；
10.从韩利平处扣押的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银行回单，证明韩利平于2015年6月份分别向李治全尾号为1027和李全喜尾号为3788的银行卡号多次转账，款项为下线交纳的份额钱；
11.手写人员信息、销售清单等，证明该传销组织体系中部分人员认购份额、联系方式、发放鸡和鱼的房间、费用，新老经理人员情况、传销组织内部人员分布小区、租住小区等信息；
12.传销结构图，证明该传销组织中的上、下线情况；
13.产品订购单上、下册、产品申购单，证明该传销组织中人员交纳的购货数额，特许人和B级人员的信息情况；
14.从王某某处扣押的手绘结构图，证明王某某的直接下线为王乾和王亚；
15.工作安排，证明关于工作分工安排的记录；
16.暖气费收据，证明王某某交纳官桥7号楼321室2014年至2015年停暖费624元；
17.火车票，证明王某某购买2015年7月1日中卫至青铜峡火车票；
18.调取被告人银行卡账号开户信息、账户明细、交易明细，证明公安机关调取的李治全、李全喜、刘会方、韩利平、王某某银行账户，及交易明细，内含有与部分上线或下线的基本账目往来；
19.情况说明，证明本案中涉及到的下线人员，因未能查到准确的联系方式并加上部分传销人员不肯出面配合，无法调取到证言。
（三）电子数据
中卫市公安局卫公电检字（2015）53号、67号、77号、51号电子数据勘验／检验意见书（附光盘1张），证明从李治全、李全喜、刘会方、韩利平手机中提取的内容与传销组织活动相关。
（四）证人证言
1.证人王某某的证言（附其绘制的结构图），证明2014年8月份的一天，我在韩利平的劝导下来到中卫，随后在李治全、刘会方、韩利平等人的劝说下，购买了10份份额加入了传销组织。之后我开始发展下线人员，我的直接下线是我女儿王亚和我儿子王乾。到2015年6月份我份额达到600份，下线人员60人左右，晋升为高级业务员。王亚下线是王现书，王现书下面没人，王乾下线是张召芳和杜飞，杜飞下线是王蒙和王相其，王蒙下线是赵某甲和李海春，赵某甲下线是李大伟和田路杰，李大伟下线是张霞和张丰景，张霞下线是王排民，王排民下线没有人，张召芳、王相其、田路杰下线都没有人，李海春下线是石美芳和高洪生，高洪生下线没有人，张丰景下线是张士行和张朋娥，张朋娥下线是张彦芳，张彦芳下线是刘现礼和王彩霞，张士行下线是李春秀和乔麦风，乔麦风下线是张希，张希下面没有人，李春秀下线是张发质和张月平，张发质下线是李召阳，李召阳下线是张现质，张现质下面没有人，张月平下线是李换敏和张士伟，李换敏下面是教英民，教英民下面没有人，张士伟下线是吴雪，吴雪下线是李博，李博下线是李春荣，李春荣下线是刘双印，刘双印下线是李台的，李台的下线是张空军，张空军下线是张庆芳和刘花书，张庆芳下线是乔太行和张印科，乔太行下线是张海江，张海江下线是易秀兰，易秀兰下线是白春香，白春香下面不清楚，刘花书下线是韩书芹，韩书芹下线我不清楚了。王乾、王亚，王现书、杜飞飞、张召芳、赵某甲、王相奇、王蒙、李大伟、李海春、张霞、石美芳、王排民是13个空户，人都没有来过中卫，购买份额的钱都是我自己出的，身份证复印件是我拿来的。团队有事情我们下线就给韩利平及其他高级人员打电话汇报，通过微信聊天了解近期团队发展状况。这次到银川，听他们说是聚会、召开会议、发放工资、考察团队和新人，了解网络结构图绘制情况等等。发放工资都是由经理室的高级人员运作，我们这条线上是李治全和刘会方、韩利平等人将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打给下线高级人员手里，或者他们通过下线提交的人员结构图和份额情况来核算分配下线的人员工资，待工资核算后每月月底赶到银川开会的时候，将工资交给在中卫的高级人员，通过这些高级人员将工资发到下线人员手里。因我刚成为高级业务员，还没有戴上标志，好多事情我也只是听上面安排，起个上下传达的作用。我目前还没有发过工资，只是领取和代领过别人的工资，发工资都是韩利平及以上高级人员的权力，我没有这个资格。我只负责组织管理我的下线人员，其他都是听上面安排。现在我们体系中的高级业务员李治全、刘会方、程会芹、韩利平，王亚、王乾、王蒙都很少来中卫，儿媳杜飞飞、妻子赵某甲、女婿田路杰、李大伟都很少来中卫，这些我的直系亲属有的知道我拿他们的身份证在做人力资源，有的不清楚。开会聚会的时候我们一起聊天吃饭，对违反生活管理二十条的人进行经济处罚，对自己体系人员提出严格要求。从我处扣押的一张工作安排，内容是我参与传销时的工作安排，是我写的，一张我的下线人员结构图，也是由我绘制的。直接经理收取新人交的钱后，一层一层交给高级业务员，我们体系主要是我和韩利平等人收取，我们再交给李治全；
2.证人赵某乙的证言，证明我与韩利平系夫妻。2014年9月份，韩利平告诉我他在中卫做地板砖生意，生意很好，让我到中卫帮忙。我到中卫后发现韩利平跟着刘会方在做西部大开发项目，韩利平还用我的身份证帮我交了3800元，并让我也发展人员，因我在中卫一个人也不认识，待了一周后就离开中卫。期间，韩利平回过几趟老家，但过一两天又会回到中卫，直到2015年7月份韩利平被抓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传销。我的上下线是谁我不知道，都是韩利平一手操办的，我只知道韩利平的上线是刘会方和李治全。我儿子韩森飞没有去过中卫，韩利平将韩森飞的身份证带到中卫去购买了份额，具体情况我不知道；
3.证人赵某甲的证言，证明我与王某某系夫妻。王某某于2014年八九月份到宁夏中卫做生意，王某某带了我和儿子王乾、大女儿王亚、二女儿王蒙、女婿李大伟、田路杰的身份证，听说他还找了几个老乡也一起过去做生意。2015年7月份王某某被抓之后我才知道是在搞传销。杜飞飞没有去过中卫；
4.证人杨某某的证言（附其绘制的结构图），证明我与李全喜系夫妻。2012年11月份，李全喜被他堂哥李治全打电话叫到中卫说是去做生意。2012年12月份，李全喜让我到中卫帮他看超市，我就带着孩子一起到了中卫，后来才知道是搞人力资源开发，发展人头。李全喜用我的身份证给我交了10份，具体怎么办的我不知道，李全喜只让我看好家，带好孩子。后李全喜将我妹妹杨丽英和妹夫王志丰叫到了中卫，也发展为下线。2013年10月份，我就回到河北老家了，李全喜也回了老家，但是李全喜有时候还去宁夏，具体干什么不清楚。李全喜的下线人员有我，我的下线是刘福顺和王志丰，刘福顺的下线是郭瑞玲，王志丰的下线是杨丽英。其中我和杨丽英、王志丰、赵爱民都去过中卫，也参与了传销，但都是李全喜安排的，具体的我不清楚。我没有发展下线。
（五）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李治全的供述（附其绘制的结构图），证明我是2012年8月由王存良骗到中卫市加入传销组织的。当时他说他在中卫市开超市，生意好，叫我过来发展。我到中卫市后，他领着我到高庙、市政府、黄河、体育馆和二三个别人的租房，王存良和其他的三四个人一块和我”聊天”，说他在中卫市没有开超市，实际从事的是西部大开发的扶贫项目，公司总部在深圳市，是纯资本运作，是以人流带动物流，以物流带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实行五级三晋制，交1份3800元就有加入的资格，3300元是一个空点，其中的500元是交给残联的扶贫基金；1-2份是实习业务员，3-9份是业务组长，10-64份是业务主任，65-599份是业务经理，达到600份晋升为高级业务员，就可以出局了，能够坐飞机到公司总部所在地的深圳市戴标志。一个人可以发展1-2个扶贫名额（即下线），实行的是”三大奖金”月工资，工资有直接提成（从自己交的份额中按比例返利）、间接提成（从下线交的份额中按比例返利）、业务经理的销售补助（从下线所交的份额中按比例返利，最多可以提成三代）和高级业务员的效益分红（是直接提成、间接提成和经理的销售补助剩余部分）。在他们的”聊天”下，为了赚钱，我决定交纳份额加入。我先后提供了我和妻子王艳梅、女儿李贝贝的身份证，由王存良带我到一个”房间”，以我家3个人名义各自交了10份33500元，填写了《产品订购单》，我得到了30份产品编码、3份6460元的直接提成和4940元的间接提成，我家人都成为主任级别，王存良、王艳梅、李贝贝和我依次成为上下线，我不知道王存良的上线。我的下线是我堂弟李全喜和张东敏，李全喜的下线是他妻子杨某某，杨某某的下线是李全喜的连襟王志丰和刘福顺，王志丰的下线是他妻子杨丽英，刘福顺的下线是赵爱民，张东敏（张孟其、刘会方夫妇的大女儿）、张孟其的儿媳赵雪青，赵雪青的丈夫张培、刘会方、张孟其依次成为上下线，张孟其的下线是他二女儿张东寒和李振奎，张东寒的下线是张岁岁和侯玉粉，侯玉粉、刘晓辉、韩利平、韩森飞、王某某依次成为上下线。因为我们体系的人多，我不知道其他人的姓名和位置。我现在画的我们体系的结构图都是真实的，都和实际相符。自从我加入传销组织后，我先后叫来了李全喜和张孟其，都是我用善意的谎言骗他们到中卫市的（我们的术语是”叫人”），由我和其他人一块向他俩”聊天”，劝说他俩交钱加入了，使他俩从”新人”（刚到中卫市还没有交钱的人）变成”老人”（交钱加入的人），然后我们不断地发展下线。我于2014年1月份达到600份晋升为高级业务员，由王存良垫付4000多元在银川市给我购买了金戒指标志，以后又从我自己的工资中扣回去了，这时我才知道这是个骗局。按照规定，戴标志男的是从戒指和项链中二选一，女的是从戒指、项链、手链、耳环中四选二，我选择了金戒指。截止今年7月1日，我的份额有1500多份，按照每人最多交纳10份计算，我至少有150个下线。我们体系中高级业务员有王存良、我、李全喜、张东敏，赵雪青、张培、刘会方、张孟其、张东寒、侯玉粉、刘晓辉、韩利平、韩森飞、王某某。王艳梅、李贝贝、张东敏，赵雪青、张培、张春寒因为不在中卫市常住，有些只是借用了身份证，所以没有戴标志，以上其他人员戴了黄金标志（我不知道侯玉粉和刘晓辉是否戴了标志）。李全喜、韩利平分别是2014年6月或者7月、今年5月或者6月成为高级的，王某某是今年7月1日刚成为高级，我准备垫钱给他戴标志时就被抓了。我们将所有组织体系中业务员、经理和高级住的租房叫做”房间”。王存良的”房间”在瑞丰小区，我刚到中卫市就和他一块住着。我交钱以后，租住××区西户，这是我的”房间”，我住到2014年9月份就离开中卫市回老家了，以后我到中卫市就住在宾馆或者刘会方的”房间”。在我”房间”住的有我、王艳梅、李贝贝、李全喜、张孟其。李全喜的”房间”在宜居家园24号楼2单元4楼西户，住的有李全喜、杨某某夫妇和王志丰，张孟其租住在××区西户，住的有张孟其、他妻子刘会方，我没有见张东敏、张东寒、张培、赵雪青住过。以上我们三个”房间”如果叫来新人，就在这儿，由我们这些”老人”一块向他们”聊天”劝说他们交钱加入。为了增加可信程度，不使他们怀疑，我们还找来其他体系的”老人”向他们”聊天”。”房间”费用承担的原则是：没有交钱以前，谁叫来的人谁承担，交过钱一块住的，一块承担。我们每月在关桥幸福里大酒店、新海酒楼开一至二次经理会，参加的有不同体系的经理和高级，以下级别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我、李全喜、张孟其、刘会方都一块多次参加了，我不认识其他体系的人。我成为高级以前，由王存良通知我参加，以后就由我通知了李全喜、张孟其几次。会上，每个人都要背诵生活管理二十条、有人讲解提成、补助、分红的”三大奖金”、”四大特色”（无业绩压力等内容）以及心态、素质、弊端，对违反二十条的弊端进行罚款，最后一块吃饭。王存良从今年春节前后正式出局，再不管理我们的体系了，他交给我一人管理。我只管理我和李全喜下面的二个体系。在王存良出局以前，我体系中收到的新”上份”的钱，由”申购人”先交给”推荐人”，再一层一层转交给上面的”直接经理”，再由几层高级按照排位转交给我，最后由我转交给王存良。属于李全喜体系的，也是按照这样的顺序，转交给我，最后由我转交给王存良，由王存良将工资发给我和李全喜，由我俩发掉。王存良出局以后，我和李全喜分别收取我俩二个体系的钱，由我发给李全喜、刘会方、韩利平，最后由他们发掉了。我收取的份额钱，全部放在我名下的一张建设银行卡上。我们体系每月26日-28日要在我和其他体系的”房间””画图”，参加的有王存良、我、李全喜、刘会方等人，我最后一次参加是2014年8月份。”画图”时，先由不同体系的经理交出自己体系当月新”上份”的《产品订购单》、制作出当月的《销售清单》、画出新”上份”结构图、计算出需要发的工资，接着统计出当月的月底清单，最后核对以上资料，用黑色塑料袋和胶带封好，由王存良、我、刘会方、韩利平保管。参加”画图”的是经理和高级，以下没有资格参加。只要交钱就是”上份”或者叫”排队”。今年6月下旬，是我和李全喜通知刘会方和韩利平一块”画图”，一块到银川市聚会的。同时，刘会方在6月底告诉我说王某某已经达到高级了，需要戴标志。资料中，只要交钱占资格或者占空点都要提供”申购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照片、填写《产品订购单》，上面的号码就是申购人的产品编码，一份一个编码；”特许人”就是”推荐人”，也就是申购人的直接上线，”B”就是申购人的”直接经理”。在《销售清单》上，交3800元是一个资格，3300元是一个空点，以前没有交够10份，现在补交一个空点就是”补空点”。《工资表》是向业务员和经理返利发放的直接提成和间接提成，不包括经理补助和高级分红。《月底清单》上面有当月产生的新经理和主任、下发和使用的《产品销售清单》份数、资格和空点的总数，为了改善生活，每月以鸡鱼和烟钱名义向”房间”发放的补助费用。”画图”后的下个月1日，我们不同体系的高级业务员都要到银川市的昊源宾馆和星程宾馆开房一块聚会。我到场见过参加的有王存良、我、李全喜、张孟其、刘会方、韩利平、郜志文、孙天瑞、冯光拥。我接管体系以后每次银川市聚会时，大家一块吃饭后，由李全喜、韩利平、刘会方将产品订购单、月底清单、经理新上份的结构图和工资表上交给我，我核对图画的对不对，钱算的对不对，再发给他们空白的《产品订购单》，用于排队、新上份时填写、使用，接着到银行从收取份额钱的银行卡中取现，用皮筋捆上、用信封装好，分发给刘会方和韩利平，再给刚晋升为高级的买标志。属于李全喜分发的工资，就由他自己取现、分发掉，最后住一晚，其他人于2日都返回中卫市，我则返回老家。我们要求：返回中卫市以后不能露面，必须在3日才能出现，对下面的人只能撒谎，说到公司总部所在地的深圳市聚会、戴标志去了，不能说出在银川市聚会、戴标志的真相，因为我们一直说是坐飞机去公司总部戴标志的。我收取的资料在发放了工资以后不保存，就地烧掉了。我以前交给王存良的资料，每次都被他全部扔了。银川市聚会后，于下个月的4-8日在其他体系的”房间”发工资，这是为了防止被工商局、公安局发现。发工资时，由高级业务员将工资交给直接经理，再由直接经理发给业务员，高级在场监督。在我离开中卫市以后，由李全喜、刘会方通过电话向我汇报体系的事情。我只管理李全喜和刘会方，体系下面的事情由他们自己管理，各管各的线。由我垫资给别人购买高级标志以后，我再从他们的效益分红中一次或者几次扣回来。高级的黄金标志，是成功的身份象征。高级业务员戴上这种标志，再向”新人””聊天”、参加经理会和聚会时，可以被下面的人认出来这是高级，另外还可以影响、刺激下面的人。我以我妻子王艳梅和我女儿李贝贝的身份证交钱加入了，她俩都来过一次中卫市，但没有参加传销活动。我加入传销组织活动后，除去我投入的100500元本金和这几年的花销，截止现在我净赚了30多万元。我所有的银行卡上共计有50多万元，其中就包括这30多万元，另外的20万多万元都是今年6月份收取的我体系下面由我直接管理的份额钱，准备要发给业务员和经理的工资共计12万多元，剩余的由所有的高级平分的，但是还没有分钱时，银行卡就被扣押了。扣押的有我随身携带的4张银行卡，其中1张建设银行卡是专门用来收取新上份的份额钱的，还有我的6550元现金、1部手机、1枚由王存良为我购买的高级标志金戒指，火车票是我从老家到中卫市买的，皮筋和信封是我从银川市购买的用来捆工资、装钱的。另外有2张手写纸张，是我这次从老家到中卫市后，刘会方交给我的，纸张显示6月份有赵永强、张丰景、张士行、李春秀、王书芹、侯龙的共计6个经理新上份了。
2014年1月份我出局后，每月都有拿到返利分红。截止被查获时，我已经领取了很多次，具体每月拿多少记不清了。除王某某外，李全喜、刘会方、韩利平都是高级业务员，而且都已经出局了，他们和我在组织中发挥的作用和所干的事情大体都是一致的；
2.被告人李全喜的供述（附其绘制的结构图），证明2012年11月的一天，李治全在河北老家给我说他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做生意开超市，利润多，好赚钱，让我和他一起去看看，我在家也没事就答应了，跟着他来到了宁夏中卫市。当时是李治全带我到大河向阳小区的一个出租屋安排我住下，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李治全的父母、老婆，我们五个人到了房间之后我发现里面还有一个河北老乡叫陈会芹。之后陈会芹和李治全就领着我在中卫转，又找了老乡给我讲课，说是西部大开发，是国家级的扶贫项目，纯资本运作，每人交1份3300元后就有加入资格，500元是交给残联的资金，从第二份开始每份3300元，一个人最多10份。组织内实行的是五级三晋制，其中1-2份是实习业务员，3-9份是业务组长，10-64份是业务主任，65-599份是业务经理，600份以上是高级业务员，晋升为高级业务员以后再继续管理组织体系，等自己下面有四个高级业务员产生后才能够出局。每一个人可以发展一至二个扶贫名额，实行的是月工资，工资有直接提成、间接提成和业务经理补助和高级业务员的效益分红，日常实行的是生活二十条管理制度。教会我怎么去发展下线，怎么去拉人头，如何与新来的老乡见面、聊天，让他们跟着我们一起搞人力资源。在他们的劝说下，我凑了两个资格，一个是我妻子杨某某，另一个是刘福顺的身份证，还有二十份的金额（67000元）。办完手续之后，我填了几张申购的订单，他们给我了两个申购编码，然后说就等着将来挣到几百万元开车回家报喜。到了次月月初，我就拿到17000元的提成，之后我就发展了下线人员赵爱民和王志峰，接着我不断发展下线，2014年6月我就成了高级业务员。我的直接下线是杨某某，杨某某的下线是刘福顺和王志峰，刘福顺的下线是赵爱民，赵爱民的下线是赵楠楠和岳爱兰，赵楠楠的下线是王美丽和李红庆，李红庆的下线是李喜顺，李喜顺的下线是岳兰珍，王美丽的下线是郭鹏秀和张建飞，张建飞的下线是褚红霞，褚红霞的下线是张建星，郭鹏秀的下线是王小婷，王小婷的下线是王海林，王海林的下线是任蓓蓓，任蓓蓓的下线是段少杰，段少杰的下线是段晨钟，段晨钟的下线是马乘亮和刘书清，刘书清的下线是孙远岭，孙远岭的下线是李保清，李保清的下线是王艳玲，王艳玲的下线是尚帅，王志峰的下线是杨丽英，杨丽英的下线是任海根，任海根的下线是任海波，任海波的下线是王小兵，王小兵的下线是贾红亮，贾红亮的下线是顾景秀，顾景秀的下线是顾文豪，顾文豪的下线是顾文强。从排队人员上看我的名字在李治全上面，是因为李治全拿我的身份证和他老婆王艳梅、女儿李贝贝及他的身份证共购买40份，我的身份证被李治全用了之后，我只能用杨某某和刘福顺的身份证办理购买。截至目前，我发展的份额有1000份左右，至少有100个下线。2015年1月，刘福顺、赵爱民、赵楠楠、王美丽晋升为高级业务员，我成功出局。2015年2月，郭鹏秀、王小婷、王海林晋升为高级业务员，任蓓蓓、段少杰、段晨钟于2015年三四月份晋升为高级业务员。我出局时拿到11万元的返利，是李治全通过银行转账打到我的建行尾号为3788的储蓄卡上的。自从我出局以后，我就很少在中卫，平常在河北家里，团队有事情下线就给我打电话，主要还是下线管理下线，各管各的线。我们经理室的高级人员到了每月月初或月底就要到银川去聚会、集会、召开会议、发放工资、考察团队和新人，了解网络结构图绘制情况等。通过经理室的高级商量确定地点和时间，去宾馆或外面饭店吃饭、游玩、召开会议。开会的议程很简单，除了吃饭、游玩，再就是在中卫的没有出局的高级人员带着新人来看看吃喝玩乐的场面，让下线人员见识一下发展成为高级人员后是多么的有钱，出手有多阔绰，其实都是拿着下面人的钱在外面挥霍。目的还是想通过这些现象蒙蔽下线人员，让他们相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从而获取下线的信任，让他们心服口服跟着上线人员干。发放工资都是由经理室的高级人员来运作，我们这条线上是杨希平、张扶顺等人将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打给我，我通过下线提交的人员结构图及份额情况来核算分配下线人员工资，待工资核算后每月月底赶到银川开会时，将这些工资交给在中卫的高级人员，再通过这些高级人员将工资发放到下面下线人员手里。出局后，我负责收取下线人员的份额资金有两个月，收到资金10万余元，是赵爱民、王海林，段晨钟提交上来的，都是打到我的尾号为3788的账号上。现在，我们体系中戴高级业务员标志的有李治全、我、刘会方、程会芹、王海林、郭鹏秀、王小婷、王美丽。按照规定，晋升为高级业务员以后，男的从项链和戒指中二选一，女的从项链、手链、戒指、手镯中四选二，我选择的是戒指和项链。我们的高级业务员标志都是在银川市中福珠宝购买的，购买时是我出的钱，到后面都会从提成中扣除，实质上也是成为高级后自己购买的，戴上高级业务员的标志，高级业务员在聊天时就可以给被叫到中卫市的”新人”讲交钱加入资本运作、事业成功的好处，就可以影响他们。”叫人”就是用善意的谎言将同学、亲戚、朋友骗到中卫来，”新人”就是刚被叫到中卫市，还没有交钱加入的人。在我从主任、经理晋升到高级的这段时间里，杨某某、刘福顺都很少来中卫市，这几个人全是我的直系亲属，他们从加入到现在大部分时间是在老家生活，很少来中卫，他们也知道我拿着他们的身份证做人力资源，我为了尽快成功，都是让家里人给我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然后我拿着身份证复印件给他们办理的加入组织的手续，而份额和资金都是我一个人支付的，我前后共投入近67000元。我在大街上、公共场所向”新人”和”老人”多次”聊天”。”老人”就是已经交过钱加入了传销组织的人，并且还有一定的级别。赵爱民、王美丽、郭鹏秀、王小婷、王海林、段晨钟这些高级业务员也都聊过天讲过课。我和赵爱民、王美丽、郭鹏秀、王小婷、王海林、段晨钟还参加每月一次的经理会。经理会一般都是在中卫市官桥大酒店、红星酒楼、郑家楼、星海酒店等地方举行。聚会时我们互相聊天，一块吃饭，对违反生活管理二十条的人员存在的弊端进行经济罚款，对自己体系的人员要提出严格的管理要求，对提高心态、素质、勇气做出安排。自从我晋升为高级业务员到现在，我们高级业务员在每个月的月底，都由我、李治全、刘会方等人通知赵爱民、王美丽、郭鹏秀、王小婷、王海林、段晨钟等所有的高级业务员在中卫的出租屋里，由我们各自画出自己体系的人员结构图、统计出已经收取的份额和需要返还的月工资制作成工资表，形成各自体系的一套资料，然后交给其中的一个人集中汇总，统计出全部体系的金额，绘制成图，通知我们带上汇总的资料到银川市的某个宾馆聚会。聚会时，由我和李治全、刘会方通知我们所有高级业务员对账，核实图画的对不对，钱收的对不对，计算的工资对不对，接着从银行取现，用皮筋捆钱，装进信封，最后在下个月的上旬（一般是3日-4日，也不固定时间）发掉工资。发工资时，没有出局的高级业务员都在中卫市沙坡头区一个人的租房，通知领钱的人到场领取，本人不在场的，由他的上线或者直接经理代领。在我们没有成为高级以前听说都是在深圳聚会开会的，后来又转移到银川市，我们选择在银川市聚会，是想让下面的人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同时为刚晋升的高级业务员戴标志。7月份召开会议时，公安机关当场查获了我随身带去的戒指和银行卡等。建行的两张卡中，尾号为3788的卡是在银川办的，用于收取下线人员的份额和发放工资。现金1800元、一部手机都是我自己的钱，车票是由我购买的，戒指是李治全给我买的。收取份额是由直接经理收取新人交纳的资格和空点的钱后，逐级按照自己的体系转交给高级业务员，然后一层一层转交高级业务员，主要是我和刘会方、李治全、程会芹等人收取资金，我给程会芹、李治全也交过资金，因为上线居所不定，所以就用转账，直接把钱给他们。我尾号为3788的建行卡中有204806.07元是我收取的下线的份额和我返利分红得到的资金，尾号为5916的建行卡中有45809.08元也是收上来的资金，是用来给下面已经形成四个高级人员的提成和奖励。
刘福顺、郭瑞玲、张建飞、褚红霞、张建星、李喜顺、岳兰珍、任海波、孙远岭是用身份证办理了申购，本人没有来过中卫，是空资格。杨某某是我妻子，来过中卫，帮我看孩子、做饭，但是没有参与传销。王美丽、郭鹏秀和王小婷实际参与了传销组织。其他人员基本上都来过中卫，也参与了传销；
3.被告人刘会方的供述(附其绘制的结构图)，证明我于2013年2月份被我的网友李治全叫到中卫参加传销组织，他安排我住到中卫市沙坡头区官桥幸福里小区，之后李治全就安排人来房间里给我讲西部大开发投资、资本运作的事情，又带我去高庙公园见老乡聊天，后来我就决定加入。回到老家拿了钱我到中卫交了33500元，买了十份产品加入了这个传销组织。我加入传销组织之后叫来了林振奎和张岁岁，还有我丈夫张孟其、女儿张东敏、张东寒、儿子张培、儿媳赵雪青，都是我买了十份，他们都来过中卫。我加入传销组织之后负责管理我的人是李治全，他给我讲了生活管理二十条，安排我给新人讲西部大开发和资本运作的事情。我每个月的返利有时是李治全交给我，有时是别人通知我去一个租房里领的。我忘记了我是什么时候达到高级的。我是韩利平的上线，韩利平于2015年2月份达到高级，我肯定要比他早。我被扣押的金项链是李治全带我在银川买的，目前为止，除了我家里6个人投资的20.10万元，我实际挣了10万元左右，我说不清我下面有多少份额多少人。我成为高级之后，下线新人加入我就负责收取份额钱，我收到钱后就交给李治全。李治全给我提供账号，我在银行以现金存款的方式存入他的账号中，从我这里扣押的8张银行存款回单是我今年6月底给李治全上交下线交来的份额钱的银行回单。从我这里扣押的7张写有人名、电话的纸张，上面备注”高级”的是这一体系的高级人员，备注”一班”的是给新人讲西部大开发和资本运作的人，备注”区分”的是给新人讲传销与西部大开发资本运作不同的人，备注”解决问题”的是给新人提供帮助的人，备注”地标”的是给新人讲解文化广场建筑含义的人员，备注”电脑”的是给新人讲解网络、新闻中关于西部大开发内容的人员，备注”图”的是画体系中结构图的人员，这些纸上面写的都是还在中卫传销组织中的人，是2015年6月份的。在这些纸面上面记载的编号为第6页的这张纸上面，我在最前面，往下数到赵士有这些人都是我的下线人员，其他都是别人的下线。韩利平和我同一个月成为高级，我文化程度不高，有些管理上的工作是韩利平帮我做的。王某某在6月份也达到600份成为了高级，我丈夫张孟其、女儿张东敏、张东寒、儿子张培、儿媳赵雪青虽然都是高级，但加入来中卫待了一段时间后都回老家了，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来办。我的上线是李治全，他的上线是王存良，李治全还有一个下线是李全喜。体系里的高级业务员每个月都向新人收取份额钱，每个月底开始画图，集中到银川市让其他高级帮忙看看，然后在银川市取款，最后返回中卫市沙坡头区，在下个月的4-6日发工资，这是多年流传下的规矩。
我在传销组织中一方面是不断发展下线和新人，另一方面组织下线人员参加集会活动，召集发放工资、提成，给下线人员晋升高级的配发首饰，收取下线的分额钱。成为高级后，管理业务经理。我的下线中，张孟其，张东寒、侯玉粉，都是我用他们的身份证办理的，他们都来过中卫找过我，但是都没有参与传销活动。刘晓辉没有来过中卫，我用了她的身份证。韩利平、林振奎、张岁岁参与了传销活动，也发展了人，张岁岁和林振奎还没有达到高级。上线中，张东敏、张培、赵雪青都来过中卫，是来叫我回去的，没有实际参与传销；
4.被告人韩利平的供述（附其绘制的结构图），证明2014年4月底5月初我来到中卫，得知老乡刘会方在搞传销，我就主动联系到刘会方，经她介绍，老乡宣传，先后三次来中卫实地考察，我决定加入这个组织。2014年8月中下旬，我以我及我儿子韩森飞的名义各购买10份，交纳67000元正式加入传销组织。9月1日，因我要在中卫长期发展，就在高庙小康楼3单元502室租了一套房独自一人住下至今。我加入传销组织之后叫来我儿子韩森飞、妻子赵某乙、王某某、赵先霞、战友尤现芳、女儿韩月星、王雄伟、儿媳施鑫鑫、弟媳崔东芝、大舅子赵士有、马巧凤、赵征等人，他们都各购买了10份，钱都是我出的。2015年6月底，我告诉王某某已达到600份份额，还告诉他刘会方通知到银川给他戴黄金标志，搞庆祝，庆祝还没搞就被抓了。我的直接下线是我儿子韩森飞和妻子赵某乙，韩森飞下线是王某某、赵先霞，赵某乙的下线是我战友尤现芳和我女儿韩月星，韩月星下线是我女婿王雄伟，王雄伟下线是我儿媳施鑫鑫，还有崔东芝、赵士有、马巧风、赵征等人，其他的我说不上了。2015年2月份，刘会方告诉我说我达到600份份额了，要到公司戴标志。我们在银川搞的庆祝，当时参加庆祝的有刘会方、孙天瑞、孙燕民等四五个人，参加庆祝的都是高级业务员级别。我自己花了11000多元在银川中福金店购买了一枚”福”字图案的黄金标志。截止目前，我名下拥有700多份份额，至少70个人，我的下线中达到高级业务员级别的有2个人，分别是韩森飞和王某某。我们体系内达到经理级别的人基本上每个月10号前都会在沙坡头区官桥大酒店开经理会，我参加过2次，刘会方是组织者。我加入传销组织后负责管理我的人是刘会方，她安排人给我讲生活管理二十条，我每月的返利都是刘会方以现金的形式代领并转交给我。我没有管理过我的下线，我也没有收取过下线人的份额钱。从我处扣押的9张银行回单是今年6月份，刘会方把下线收来的份额钱让我通过银行打给李治全和李全喜的回单。从我处扣押的有小区、人员分配及经理主任人员配置的表，第一张我不知道是哪个体系的也不知道是谁绘制的，只是今年6月30晚上有人让我把这张表带给刘会方，第二张表是我们体系的，我不知道是谁画的，也是这个人交给我的，标明我们体系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分住的17个房间，此表便于联系和分发鸡鱼，下半部分标明我们体系86个经理级别的人员名单和27个主任级别人员名单。从我处扣押的标有经理88人、新经理2个、主任32个、房间17个等的表，意思是我们体系内有新老经理90人，主任32人，房间17个是我们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有17个固定住所，17个房间内标注的人都来过中卫。
我的下线中，韩森飞、赵某乙、施鑫鑫、王雄伟、韩月星是韩利平用他们的身份证申购的，这些人是空资格，其余人员都来过中卫，也参与了传销。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治全、李全喜、刘会方、韩利平组织、领导以要求参加者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中，被告人李治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达到情节严重，四被告人的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治全、李全喜、刘会方、韩利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被告人李治全、李全喜、刘会方、韩利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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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王世波诉丛宝生等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PubDate\\\\\":\\\\\"2018-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