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2504民初31号
原告：周丽芬，女，196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弥勒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伟，云南宏泓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富，云南宏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周红伟，男，197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
被告：周红喜，男，1971年9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弥勒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顺明（系周红喜堂爷爷），男，1965年5月29日出生，傣族，居民，住弥勒市。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第三人：弥勒市弥阳镇牛背社区居民委员会牛背五居民小组，住所地弥勒市弥阳镇牛背社区居民委员会牛背五居民小组。
负责人：陈树坤，系该居民小组组长。
原告周丽芬与被告周红伟、第三人弥勒市弥阳镇牛背社区居民委员会牛背五居民小组（以下简称：牛背五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追加周红喜为本案被告，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丽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伟、杨智富，被告周红伟，被告周红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顺明，第三人牛背五组的负责人陈树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丽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周红伟返还我被征收土地的补偿款67000元。二、由被告周红伟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我和二被告系孃侄关系，二被告之父周兴荣系我的二哥。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我与父母作为一个承包户头在牛背五组分得三个人的承包土地。1984年，我出嫁到弥勒市弥阳镇吉山村委会吉山一村没有分得承包土地。1986年，我父亲周凤舞将位于牛背五组的门前田两块总面积1.23亩分给我耕种。后因不方便管理使用，我便将该土地交由二哥周兴荣家代为耕种管理。2017年9月20日，该土地被国家征用，我应得土地补偿款6700O元。被告周红伟以土地补偿款应归其所有为由，拒不给我领取。经居委会及居民小组调解，被告周红伟仅同意给我10000元。牛背五组因周家家庭内部争议，至今未兑付该块土地的补偿款。无奈之下，我只好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审理中，因承包地征收补偿款在第三人处，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依法确认涉案被征收土地的补偿款67000元归原告所有，并由第三人将该补偿款给付原告。
被告周红伟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首先，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具有社区性和集体成员的特殊性，因土地获得的收益分配基础是基于成员的特殊身份。土地承包是以本村村民为基本户而承包本村的承包土地。原告出嫁后，户口已迁出牛背五组，其已不是牛背五组的人，依法不再享有牛背五组的土地补偿款。其次，我耕种的土地是我母亲承包土地的份额，是从我家庭内部协商后分得。2010年7月2日，在原告及其丈夫的主持下，我与被告周红喜签订《协议书》，两兄弟对房产、养老、田地进行了协商处理。经过抽签，我父亲由周红喜赡养、母亲由我赡养，家中承包的土地也进行了协商处理。原告是上一辈人，原告的土地在80年代其出嫁后就改变了，由我的父辈、大伯、大姑妈、二姨等五兄妹处理了。原告户口迁出后，根本没有履行一名牛背五组村民的职责，比如出义务工、交公余粮、出工出劳，水费电费卫生费等，其无权再享有本村的土地补偿款。原来的公余粮，也是我的父母去上交。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首先，原告提供的证据2足可证实，其自己也认可，原告是承包方周红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共有人；其提供的申请书上也可知，周红喜的《土地承包情况登记表》上，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也有原告。原告要讨回土地补偿款，应找周红喜，而非找我。我的承包经营权证上，只有我母亲陈桂芳，还有姐姐周红琼，且承包经营权证上的承包方代表是我母亲陈桂芳，就算起诉，也应该是起诉陈桂芳。其次，牛背五组的组长陈树坤出具的证明，并不真实。1986年原告父亲周凤舞分田时，陈树坤并不是时任的小组长，他怎么知道周凤舞家中内部分田的事。200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也不是牛背五组的村民，怎么单独办理本村的承包户头？2010年开始，在原告夫妇主持下，我和被告周红喜分家，土地已由我耕种。村小组长出具证明证实原告1.23亩的门前田被国家征用，与事实不符。原告的家门是在弥阳镇吉山居民委员会吉山一组，而不在牛背五组，她吉山一组的门前1.23亩田，牛背五组组长怎么知道？1.23亩从2010年到现在都是我实际在耕种，我依法有权享受该补偿款。而且，该土地在2007年7月12日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是登记在弥证办农地承包权证(2006)第109号上，承包方代表姓名为陈桂芳，共有人是我及周红琼。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无事实依据，其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周红喜辩称：被告周红伟在答辩状中所说纯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被告周红伟和父亲没有分得土地，只有我和爷爷、奶奶、母亲、妹妹周红琼、原告共6个人的土地。原告的两块水田，系坐落在牛背五组的门前田，大这块田的四至界线为东至陈树华家田埂，南至徐吉祥家田埂，西至万本荣家土埂，北至放水的小沟；小这块田的四至界线为东至杨保云家田埂，南至放水的小沟，西至万本昌家田埂，北至杨保云家田埂。这在本村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实。2010年7月2日，我和周红伟分家时我只耕种爷爷、奶奶及本人三个人的土地。被告周红伟耕种着母亲陈桂芳，妹妹周红琼的土地，要加上原告才有三个人的土地，实际上原告的两块门前田多年来一直是周红伟耕种管理，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在本案中我不是适格的被告。虽然原告的名字登记在我的承包土地经营权证上，但是在承包土地登记表上就没有原告两块水田的亩积和四至界线。在村委会及村小组调解时，被告周红伟亲口答应分给原告10000元，这就说明周红伟想侵吞原告的征地补偿款，该款应当返还原告。2007年第二轮土地重新登记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上继续延包，并没有进行更换，所有人都是这样包括原告及被告家的土地。
第三人牛背五组述称：我组负责人陈树坤自1997年至今一直是牛背五组的组长。200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只是说嫁出去的妇女的名字也是要在的。承包土地系通过打分来决定，若分数为满分30分就承包土地，周凤舞家有3个人即周凤舞及其妻子、原告周丽芬，共得到30分。周红喜家有陈桂芳、周红喜、周红琼3人。第二轮土地承包后就将上述6个人的土地并在陈桂芳的户头下。后来周红喜与周红伟分土地，具体如何分陈树坤不清楚。村上的做法是嫁出去的妇女的承包地不收回，属于家庭耕管。牛背五组未收回原告周丽芬的承包土地。本案由法院依法判决。
原告周丽芬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欲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
2.农村土地承包权证申请书、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弥勒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补换发入户调查表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原告是承包方周红喜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共有人，该土地位于牛背五组，承包土地的总面积为2.1亩，承包地块总数为6块，其中包含旱子田三块、坡脚一块、门前田两块，承包期限为200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止。
3.证明1份，欲证明牛背五组的门前田1.23亩承包土地系原告父亲分给原告耕种管理，该土地现被国家征用，应得土地补偿费67000元。
经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二被告及第三人无异议；对证据3，被告周红喜、第三人无异议。被告周红伟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1986年时陈树坤不是牛背五组的组长，其不可能知道周凤舞家分土地的情况，且200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的户口已迁出牛背五组，原告不是牛背五组的村民，门前田两块不是原告的，而是归在陈桂芳户头下，由周红琼、周红伟共有。
被告周红伟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和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协议书1份，欲证明被告周红伟现耕管的5块土地是与被告周红喜协商田地、养老人等问题所分得。
2.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份，欲证明门前田两块是属于被告周红伟的，已登记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
经质证，对被告周红伟提交的证据1，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二被告将原告的土地处理了，交给二被告管理并不是归其所有，二被告对承包地的处理无效。被告周红喜无异议。第三人认为不清楚。证据2，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承包经营权证上的门前田两块不是原告主张的那两块土地。被告周红喜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周红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门前田是周红喜在耕管，周红伟现耕管的是原告的承包地。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现周红伟耕管的门前田两块是原告主张的那2块，而不是经营权证上的2块，总的门前田有4块，河边那块的地的补偿款已经被周红喜领取，现在只有3块门前田未领取，其中周红伟耕管着2块（1块0.25亩，1块0.978亩），这2块是属于原告，另1块1.088亩由被告周红喜耕管。
被告周红喜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份，欲证明登记在经营权证上的承包地周红喜没有耕管，实际是由周红伟耕管。
经质证，对被告周红喜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其主张的门前田两块没有登记在周红喜的经营权证上，也没有由周红喜耕管。被告周红伟及第三人无异议。
第三人牛背五组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3与证据2及庭审中二被告认可的事实相印证，能证明原告欲证明的事实，予以采信。对被告周红伟提交的证据1，能证明被告周红伟欲证明的事实，予以采信；对证据2，与庭审中被告周红伟认可周红喜耕管的门前田两块是周红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门前田两块的事实相矛盾，不能证明其欲证明的事实，不予采信。对被告周红喜提交的证据，被告周红伟无异议，且与庭审中二被告认可的事实相印证，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二被告的孃孃，二被告系兄弟关系。被告周红喜是周红伟的哥哥。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周丽芬与其父亲周凤舞、母亲3人共同在牛背五组承包了土地。被告周红喜及其母亲陈桂芳、妹妹周红琼3人共同在牛背五组承包了土地。土地承包时被告周红伟系幼儿，未分得土地份额。1984年，原告出嫁，未参与新居住地的土地承包，户口迁出牛背五组，第三人牛背五组未将原告的承包土地收回。办理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在2007年6月30日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书》上，被告周红喜为承包方代表，共有人为原告。2007年7月12日制发的，被告周红喜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承包方代表为周红喜，共有人为原告，承包土地总面积为2.1亩，土地共6块，其中包含门前田两块，面积为0.6亩。被告周红喜及第三人均认可该门前田两块系原告周丽芬的土地份额。在被告周红伟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承包方代表为陈桂芳，共有人为周红琼、周红伟，承包土地总面积为3.98亩，共有土地7块，其中门前田两块，面积为1.18亩。2010年7月2日，二被告对赡养父母、房产、承包土地进行协商处理。经二被告协商，被告周红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门前田两块由周红喜耕管，周红喜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门前田两块由周红伟耕管。审理中，原告主张的承包地，即门前田两块，大一块田的四至界限为东至陈树华，南至徐吉祥家田埂，西至万本荣家田埂，北至放水小沟；小一块田的四至界限为东及北均至杨保云家田埂，南至放水小沟，西至万本昌家田埂。两块土地登记的面积为0.6亩，实际面积有1.23亩。被告周红伟认可上述两块土地现由其耕管。现上述两块承包地已被政府征用，此次兑给农户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包含土地补偿费每亩按75000元计算，青苗补偿费每亩按2000元计算，不含安置补助费。第三人牛背五组决定将土地补偿费的70%以承包土地面积为标准一次性兑现给农户。被告周红伟将该争议土地出租他人，第三人表示承租人的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已兑现给承租人，上述每亩2000元的青苗补偿费系兑现给农户所有，故该争议土地实际应兑现给农户的补偿费为67035元。现该款未向农户发放，仍在第三人处。
本院认为：侵占他人财产的，应当承担返还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土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土地；……。”本案原告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参与了牛背五组的土地承包，出嫁到外村后，在新居住地没有承包得土地。第二轮土地承包是在第一轮基础上的延包。现二被告耕管的土地系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及其父亲、母亲的土地与被告周红喜、陈桂芳、周红琼6个人土地的延包。审理中，二被告认可被告周红喜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门前田两块系被告周红伟耕管，作为承包方代表的周红喜及第三人均认可该经营权证上的门前田两块系共有人周丽芬的土地承包份额，故原告在牛背五组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所承包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后，应获得相应补偿。原告周丽芬承包的土地登记面积为0.6亩的门前田两块，实际面积为1.23亩，土地征收补偿费67035元。但由于土地征收补偿费的范围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不同的补偿费只能由相应的主体享有，村集体以土地面积为标准发放土地征收补偿费仅仅是一种分配方式，此次补偿费包括了土地补偿费及青苗补偿费。原告虽在牛背五组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在其出嫁后，实际已不在牛背五组居住生活，未对其家庭承包的土地履行管理义务，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对村集体发放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原告仅应适当分享，以享有67035元的40%为宜，合计26814元，款由第三人牛背五组给付。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项、第三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由第三人弥勒市弥阳镇牛背社区居民委员会牛背五居民小组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周丽芬承包地征收补偿费26814元。
驳回原告周丽芬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38元，由原告周丽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解雯璇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黄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