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终156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春凤，女，198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覃仁芳，女，1965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先斌，男，196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某1，女，200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法定代理人：谢春凤（系罗某1之母），住四川省中江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某2，男，汉族，2011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法定代理人：谢春凤（系罗某2之母），住四川省中江县。
上列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永乐，四川合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强，男，196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阿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运海，四川西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林木种苗站。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金琴路**号。
法定代表人：夏正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运海，四川西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三段*号“汇日.央扩国际广场”**楼。
负责人：赵杨，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晨，女，1987年10月19日出生，彝族，住成都市锦江区。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谢春凤、罗某1、罗某2、覃仁芳、罗先斌因与被上诉人王强、成都市林木种苗站（以下简称种苗站）、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财保成都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18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春凤等五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改判被上诉人王强在交通事故中承担70%的责任；2、三被上诉人共同赔偿五上诉人各项损失共计648790.37元；3、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种苗站负责。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遗漏了需要认定的事实。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供的监控光盘和交警部门对当事人做的询问笔录等资料可以充分的证明事故发生前的瞬间，罗某3所驾驶的川Ａ×××××号码车辆和王强所驾驶的川Ａ×××××号车之间有一辆黄色的微型货车，罗某3所驾驶的车辆一直跟随在黄色微型货车的后面正常行驶，当黄色微型货车发现王强所驾驶的车辆停放在主道上时，黄色的微型货车瞬间顺利的避开了王强所驾驶的川Ａ×××××号车，而罗某3所驾驶的川Ａ×××××号车并未追尾黄色微型货车，充分说明了罗某3所驾驶的车辆与黄色微型货车之间是保持了足够的制动的距离。罗某3所驾驶的车辆一直正常行驶跟随在黄色微型货车后面，罗某3驾驶车辆判断是否追尾的参照物是黄色的微型货车，而不是王强所驾驶的停放在主道上的车辆，在事故发生前的瞬间，当黄色的微型货车避让开王强所驾驶的车辆后，罗某3所在车辆才处于王强所驾驶的车辆后面。这时，罗某3才能重新确定是否追尾的参照物为王强所驾驶的车辆，当正常行驶的车辆突然要重新确定参照物是需要时间和距离的，由于新的参照物的突然出现让罗某3无法正常及时作出判断王强所驾车辆的行驶状态；又因为三环路主道不同于普通道路，一般驾驶员在三环路主道上行驶时均不会判断出会有车辆在主道上停车并不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当罗某3发现并判断出王强所驾驶的川Ａ×××××号车停放在主干道上时，立即采取紧急制动和向右打方向盘等措施，但由于王强所驾驶车处于停滞状态，已经无法避免碰撞的发生。因此，发生碰撞的原因并不是纯粹的罗某3所驾车辆一直跟随在王强的车辆后面行驶，而是由于王强违法违规在非作业时间作业、在停车时在来车方向不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当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现有车辆停放在主道上时都无法及时采取避让措施。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罗某3的驾驶行为并不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理由是王强所驾驶的车辆早已经停放在主道上，罗某3所驾驶的车辆是正常行驶，当黄色微型货车顺利避让开王强所驾驶的车辆时，罗某3所驾驶的车辆和王强所驾驶的车辆才在瞬间确定了相对物和参照物。
王强和种苗站辩称，1、上诉人要求王强承担70%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既然黄色的微型货车都能够避开王强所驾驶的车辆，罗某3所驾驶的车辆却撞上了，足以说明罗强未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辩称，同意王强和种苗站的答辩意见。上诉人认为交警没有划分责任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本案一审中我方一直做的无责答辩。不应当以哪一方受到了人身损害就应当在责任划分上有所倾斜。我方已经尽了赔偿义务，不能因为上诉人经济上面没有能力赔偿就加重我方的赔偿责任。
谢春凤、罗某1、罗某2、覃仁芳、罗先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662406.7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21日中午，罗某3驾驶川Ａ×××××号小型普通客车搭载文智军由川藏立交沿三环路主道往武侯立交方向行驶。当日12时22分许，罗某3驾车行驶至武侯区三环路川藏立交至武侯立交内侧主道“西中0559”号灯杆处路段，遇王强驾驶川Ａ×××××号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在前方同向同车道对道路中心绿化隔离带进行洒水作业，罗某3所驾小型普通客车前部与王强所驾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尾部相撞，造成二车受损，罗某3当场死亡（经120医务人员确认），文智军及站在川Ａ×××××号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的朱思芳受伤。经鉴定，未发现两车存在安全隐患，川Ａ×××××号小型普通客车行驶速度为每小时54千米。2016年10月20日，四川西华机动车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西华鉴定所）受交管局第一分局委托出具川西华司鉴所【2016】车鉴字第300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川Ａ×××××专项作业车在事故发生时处于低速行驶状态可以成立。因罗某3家属不服上述鉴定意见，申请第二次鉴定。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鼎诚鉴定中心）受交管局第一分局委托出具鼎诚司鉴【2016】车痕鉴字第441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川Ａ×××××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处于停驶状态。根据上述情况，交管局第一分局在其出具的成公交认证字【2016】第00080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未划分过错。另查明：1、川Ａ×××××号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登记在种苗站名下，该车在太平财保成都分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50万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王强与种苗站均认为王强系代表林木种苗站的职务行为。川Ａ×××××号小型普通客车的登记车主为何高强，该车在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心支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为5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5万元的车上人员责任保险（驾驶员），限额1万元的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乘客），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2、罗先斌、覃仁芳系罗某3的父母；谢春凤系罗某3的配偶；罗某1系罗某3的长女，事故发生时8岁；罗某2系罗某3的次子，事故发生时4岁。死者罗某3于2010年起即在成都市武侯区工作，其子罗某1、罗某2就读于成都市武侯区星光学校。3、种苗站向谢春凤等支付了5万元。4、西华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载明所参照的鉴定标准为GA41-2014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物证勘验、GA/T1087-2013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该鉴定意见中作如下分析说明：散落物主要集中分布在事故客车前端下方路面及前下方路面内，事故作业车尾部下方未见集中分布的散落物，事故作业车前方未见散落物分布，事故客车后方也未见散落物分布。散落物的起始位置能够说明发生碰撞时车辆的位置，而事故客车后方未见散落物，因此，可以认为事故客车在碰撞后向前继续运动的距离非常短，同时也表明作为前车的事故作业车行驶速度较低。另外，事故作业车尾部下方未见集中分布的散落物，并且两车停止位置相对较近（15.2m），考虑到作业车是被撞车辆，在碰撞后会有一加速过程。因此，分析认为，事故作业车的停止位置符合低速行驶状态下被追尾后停车形成的特征。鼎诚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载明所参照的鉴定标准为GA41-2014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物证勘验、GA/T1087-2013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该鉴定意见中作如下分析说明：小客车前部受损痕迹及物质转换痕迹，与专用车后部右侧受损痕迹及物质转换痕迹相比对，两车受损部位痕迹在距地面高度上相当，两车交换物质相同，两车受损痕迹形态相吻合，两车的受力方向能相互印证，符合小客车前部与专用车后部右侧相碰撞及碰撞后物质转换所形成的痕迹特征。散落物集中分布于小客车前轮以及前车头附近路面，尤其是车架前横梁下部散落的大量泥土与车架呈垂直分布状态，其形态不符合处于运动状态的小客车前部与处于同方向运动状态的车辆相碰撞所形成的散落物分布痕迹特征，应是处于运动状态的小客车前部与固定物体或总质量远大于小客车的静止物体相碰撞所形成。在诉讼过程中，王强申请西华鉴定所的鉴定人张诗波、李平飞以及鼎诚鉴定中心的鉴定人顾某、郭某出庭作证。西华鉴定所的鉴定人称：现场小车车体的碎片及泥土均在小车附近，后车在与前车碰撞后有一定的回弹，本案两车距离为15.2米，根据上述距离可判断前车是低速行驶状态，前车有一个向前的力，被碰撞后又有一定的回弹；西华鉴定所考虑了散落物的分布情况以及车距，以上意见是根据交警部门提供的现场图及资料确定，资料中未显示现场有变动。鼎诚鉴定中心的鉴定人称：呈15.2米的车距的可能性有多种，比如空档状态，被碰撞时滑行；两车重量差距大，碰撞速度大于每时20公里时，车辆不可能有回弹，从散落物的分布状态就可以得出车的状态。5、监控视频中无事故发生路段的录像呈现，显示事故发生前，川Ａ×××××号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处于走走停停的状态并开启应急双闪灯。事故发生当日，王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称：12时20分左右，当其驾驶洒水车正在作业时，突然听到“砰”的一声，洒水车向前冲了一下，其通过后视镜看到车尾扬起很大灰尘，有人员受伤，其遂报警；事发时洒水车车速为5码左右，在一档档位；洒水车作业时有开双闪应急灯，车尾还有工程黄灯警示灯。洒水车上的作业人员朱思芳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事故发生时车辆在行驶，但其对车速没有概念。小客车上的伤者文智军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当时小客车在错车时撞上了洒水车。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中载明：川Ａ×××××号车因施救被卡驾驶座上人员被消防人员破拆过；川Ａ×××××号环卫作业车洒水管开关被撞坏，无法关闭储水罐的水，在民警勘查现场时，水还在向外不断溢出。6、《成都市中心城区道路环卫和园林绿化带冲洗养护作业流程》规定：“一、作业时间（一）城区绿化养护冲洗作业时间。行道树和分车带每年10月1日至次年4月1日每日21：00至次日5：00进行冲洗，其他季节22：00至次日5：00进行冲洗，白天禁止作业。……（四）特殊情况作业时间。重大活动线路保障的绿化养化冲洗与道路冲洗时间，以通知时间为准；重污染天气按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规定执行”。种苗站称事故发生时，正值为迎接G20峰会而调整绿化养护作业时间之际，故属于特殊情况作业时间。为此，种苗站向法院提交2016年4月30日成都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关于做好G20会议期间城市绿化养护工作的通知》以及成建委[2016]139号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关于先行启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城市氛围营造部分项目的请示》，谢春凤等对此不予认可。7、本次交通事故的伤者文智军已向本院起诉【案号：(2017)川0107民初3314号】，经核算，该案属于医疗费用范围的损失为237394.85元，属于死亡、残疾损失费用范围的损失为374916.78元,鉴定费2360元。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当事人陈述、身份信息、亲属关系证明、保单、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书、鉴定意见书、火化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证明、房屋租赁合同、银行卡流水、收据、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察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现场照片、询问笔录、监控光盘、驾驶证、酒精检测报告、成都市G20文件、派车单、施工养护分布图、城区园林绿化专用证、照片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争议焦点在于此次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以及过错划分问题。
西华鉴定所和鼎诚鉴定中心均参考了同一种鉴定标准即GA41-2014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物证勘验和GA/T1087-2013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根据上述文件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痕迹，是指道路交通事故中，在物体和人体上形成的能够证明道路交通事故事实的印痕或印迹，主要包括地面痕迹、车体痕迹和其他痕迹。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是指道路交通事故现场、车辆、人体及相关物体上的痕迹特征进行勘验、检查、比对、分析，判断其相互关系，并作出鉴定意见。较之西华鉴定所，鼎诚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综合考虑了事故车辆受损痕迹、散落物分布痕迹，符合鉴定标准中的鉴定要求；并且，鼎诚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考虑了造成15.2米车距的其他可能性，监控视频中显示川Ａ×××××号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在前期的确处于走走停停的状态，鼎诚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更具有说服力，予以采信，即认定川Ａ×××××号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处于停止状态。
结合本案证据可认定造成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在于驾驶人罗某3在驾驶过程中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在前车已开启车辆危险报警闪光灯的情况下处理不当，造成两车追尾，罗某3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之规定，应承担70%的主要责任；驾驶人王强在特殊情况下进行洒水车白天作业时，未在来车方向设置明显的危险警示标志，违反了《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进行道路日常维修、养护、保洁、绿化等作业时，应当避开道路交通流量高峰期。作业人员应当穿着醒目的安全防护服装，施工作业车辆应当设立明显的警示标志”之规定，应当承担30%的次要责任。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首先应当由保险公司根据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不足部分由事故责任方赔偿。因王强与种苗站共同确认王强系职务行为，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种苗站应作为责任方承担30%的责任，王强不承担赔偿责任。因川Ａ×××××号重型载货专项作业车在太平财保成都分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故太平财保成都分公司应首先在交通事故强制保险限额内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予以支付。
对谢春凤等因罗某3在交通事故死亡产生的费用认定如下：
1、死亡赔偿金814620元。谢春凤等举示的证据能够证明罗某3的生前经常居住地为城镇以及罗某1、罗某2的经常居住地为城镇，故本案的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均采用城镇标准。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案共有两被扶养人，共有两个获赔年限。罗某1的获赔年限为10年，其扶养人为2人；罗某2的获赔年限为14年，其扶养人为2人，二人的可获年赔偿额均为10330元（2016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660元/年÷扶养人2人）。因此，罗某1的生活费为103300元（10330元×10年），罗某2的生活费为144620元（10330元×14年），以上共计24792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之规定，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计入死亡赔偿金，故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共计814620元（28335元/年×20年+247920元）。2、丧葬费27212.5元（2016年四川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4425元÷2）。3、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酌情支持)。4、交通费800元（酌情支持）。5、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1000元（酌情支持）。
综上，本案无属于医疗费用范围的损失，属于死亡、残疾损失费用范围的损失为893632.50元（814620元+27212.5元+50000元+800元+1000元）。
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罗某3死亡和文智军受伤，故损失即893632.50元首先由太平财保成都分公司在交强险保险责任范围内按本案和文智军损失比例（除自费药外）赔偿。经计算，文智军属于残疾、死亡费用范围的金额与本案的赔偿金额比例为0.4195：1，故本案在交强险中属于残疾、死亡费用范围内的获赔数额为77492.07元（110000元÷1.4195）。在交强险范围的获赔金额为77492.07元，由太平财保成都分公司负责赔付。其余部分的30%即244842.13元[(893632.50元－77492.07元)×30%]由种苗站承担。因种苗站购买了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故该244842.13元赔偿款应由太平财保成都分公司承担。在种苗站所垫付的款项品迭后，太平财保成都分公司应当支付种苗站5万元，太平财保成都分公司应当支付272334.20元（77492.07元＋244842.13元－5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谢春凤、罗某1、罗某2、覃仁芳、罗先斌272334.20元；二、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成都市林木种苗站50000元；三、驳回谢春凤、罗某1、罗某2、覃仁芳、罗先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谢春凤、罗某1、罗某2、覃仁芳、罗先斌负担975元，成都市林木种苗站负担2525元。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1700元，由成都市林木种苗站负担。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事故责任比例的承担。针对焦点，本院评判如下：
本案事故交通管理部门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未对事故过错比例进行划分。在案证据显示，罗某3驾驶的机动车与王强驾驶的作业车同车道行驶，事故发生时并非道路交通流量高峰期，王强驾驶的作业车开启了车辆危险报警闪光灯。罗某3驾驶车辆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如果罗某3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法规，事故是可以避免的。中间行驶的黄色微型货车的干扰，不影响对罗某3的行为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的认定。一审法院综合全案案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认定罗某3承担70%的主要责任，王强承担30%的次要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王强应承担主要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谢春凤、罗某1、罗某2、覃仁芳、罗先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程序合法，本院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上诉人谢春凤、罗某1、罗某2、覃仁芳、罗先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赫耀文
审判员 何春梅
审判员 祝颖哲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温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