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惠中法民二终字第1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惠州市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雄贤。
委托代理人：郑永南，广东法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荣健，广东法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李某。
委托代理人：高中明，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侯德民，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深圳市涵凯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则坤。
原审第三人：曾庆沐，男。
上述二原审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孙楠。
上诉人惠州市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科技公司）、上诉人李某因与原审第三人深圳市涵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涵凯公司）、曾庆沐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2）惠城法民二初字第594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郭志文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沈巍、陈金升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12年7月20日，本诉原告惠州科技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判令黄某向惠州科技公司退回股权转让款共计90万元及滞纳金（从收款日起至清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07年4月26日暂计至2012年7月30日约为100000元，此后计算至清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鑫科贤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贤公司）是惠州科技公司与惠州市庆中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庆中公司）、黄某、李某、钟某投资设立的公司，其中惠州科技公司占该公司60%股份、惠州庆中公司占10%股份、黄某占10%股份、李某占10%股份、钟某占10%股份。
2006年12月22日，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黄某、李某、钟某（以下简称共同甲方）与涵凯公司、曾庆沐签署一份《鑫科贤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由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黄某、李某、钟某将持有鑫科贤公司的股权作价15888万元转让给涵凯公司和曾庆沐。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为：共同甲方将鑫科贤公司60%股权（其中包括惠州科技公司持有的40%股份、惠州庆中公司、黄某、李某、钟某分别持有的各占5%股份）经工商登记过户到涵凯公司和曾庆沐的名下后，由深圳市公证处将提存的3500万元转让款支付给共同甲方；在共同甲方将持有鑫科贤公司的20%股份（其中包括惠州科技公司持有10%股份、惠州庆中公司持有5%股份、钟某持有5%股份）经工商登记过户到涵凯公司和曾庆沐的名下后，由深圳市公证处将提存的10000万元转让款支付给共同甲方。在共同甲方将持有鑫科贤公司的剩余20%股份（其中包括惠州科技公司持有10%股份、李某持有5%股份、黄某持有5%股份）经工商登记过户到涵凯公司和曾庆沐的名下后，由涵凯公司和曾庆沐经深圳市公证处将剩余转让款支付给共同甲方。
股权转让合同签署后，惠州科技公司将持有鑫科贤公司40%股份、惠州庆中公司持有5%股份、李某持有5%股份、黄某持有5%股份、钟某持有5%股份经工商过户登记到涵凯公司和曾庆沐指定的单位名下，惠州科技公司剩余持有鑫科贤公司20%股份、惠州庆中公司还剩余持有5%股份、黄某还剩余持有5%股份、李某还剩余持有5%股份、钟某还剩余持有5%股份。被告李某分别在2007年2月6日从原告中支取20万元、2月9日支取10万元、2月26日支取30万元、4月13日支取10万元、4月24日支取15万元、9月24日支取5万元股权转让款，以上款项共90万元人民币。
因涵凯公司和曾庆沐没有履行股权转让合同，2007年12月11日，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和钟某作为原告、以涵凯公司和曾庆沐为被告、以李某和黄某为第三人，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法院主持下，各方达成和解协议，确认本案黄某和李某转让他们各5%股权、共同收到涵凯公司和曾庆沐的转让款1860万元。因此，惠州科技公司从涵凯公司和曾庆沐收取的573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没有包含黄某的股权转让款，黄某从惠州科技公司处取得的75万元属于惠州科技公司的权益，应当把本金及利息返还给惠州科技公司。
本诉被告李某答辩称：一、惠州科技公司收取的5700万元中明显包含应属于李某的股权转让款，该股权转让款与李某在涵凯公司处取得的930万元，分别都是李某转让鑫科贤公司10％股权所应获取的股权转让款的组成部分，惠州科技公司主张李某返还90万元及滞纳金不存在任何依据。
2006年12月22日，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黄某、李某、钟某(下简称“共同甲方”)与涵凯公司、曾庆沐签订了一份《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共同甲方”统一将鑫科贤公司全部股权及深圳港宝安综合港区有限公司股权(包括李某所持有的l0％股权)以总价人民币33888万元转让给涵凯公司和曾庆沐。涵凯公司和曾庆沐将支付给“共同甲方”的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5700万元统一支付给了惠州科技公司(按照股权比例，黄某占其中的10％)。
由于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就股权转让问题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为保证李某和黄某总共20％股权转让的顺利履行，涵凯公司与李某、黄某之间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书》，根据该《补充协议书》，涵凯公司又直接向李某支付了一笔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930万元，还约定原由惠州科技公司收取的5700万元中应属李某的款项由李某自行与惠州科技公司协商解决。惠州科技公司取得的上述5700万元款项中明显包含了应属于李某的股权转让款，该股权转让款与李某另外在涵凯公司处取得的930万元并不冲突，两者分别都是李某转让其鑫科贤公司10％股权所应获取的股权转让款的组成部分，惠州科技公司主张返还90万元及滞纳金根本不存在任何依据。
二、本案惠州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惠州科技公司在(2008)粤高法民二初字第2号案中得知“黄某与李某共同收到涵凯公司和曾庆沐股权转让款l860万元”这一事实，并以此为由在本案中提出李某应当向其返还9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然而，《(2008)粤高法民二初字第2号案民事调解书》系于2009年3月13日作出的，据此，惠州科技公司最迟在2009年3月13日便应已经知道黄某与李某共同在涵凯公司处收到l86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那么相应的诉讼时效也应开始起算，但惠州科技公司于2012年7月才以该事实为由提起本次诉讼，明显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惠州科技公司主张李某返还90万元及滞纳金不存在任何依据，即便存在返还之说，其诉讼请求也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惠州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均应予以驳回。
反诉原告李某于2012年8月9日提起反诉，请求法院判令：1、请求判令惠州科技公司向李某支付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48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提起反诉之日起算，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2、请求判令惠州科技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2006年12月22日，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黄某、李某、钟某(以下简称“共同甲方”)与涵凯公司、曾庆沐签订了一份《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共同甲方”统一将鑫科贤公司全部股权及深圳港宝安综合港区有限公司股权(包括李某所持有的10％股权)以总价人民币33888万元转让给涵凯公司和曾庆沐。涵凯公司和曾庆沐将支付给“共同甲方”的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5700万元统一转给了惠州科技公司(按照股权比例，李某占其中的10％)，然后，再由惠州科技公司按照股权比例分配给“共同甲方”的股东。李某占鑫科贤公司股权的l0％，惠州科技公司取得的上述5700万元中有570万元应属李某所有，然而，惠州科技公司仅向李某支付了其中的90万元，尚欠李某人民币480万元没有支付。
针对李某的反诉，惠州科技公司答辩称：李某的反诉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粤高法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第9页第三段确定的内容，涵凯公司和曾庆沐将其中1860万元转让款直接支付给黄某和李某，黄某与李某各取得了930万元，并由各方签收了该民事调解书。因此，李某已经足额取得了其转让鑫科贤公司5％股权的转让款，而惠州科技公司先前已经支付给李某的90万元，理应由李某退回给惠州科技公司。
李某的反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既然李某已经足额取得了转让鑫科贤公司5％的股权转让款930万元(1860万元的二分之一)，说明了李某转让鑫科贤公司5％股权的全部转让款已经全部收回，李某原先从惠州科技公司取得90万元股权转让款属于惠州科技公司所有，其取得9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应该返还给惠州科技公司。综上所述，李某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李某的反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涵凯公司、曾庆沐共同陈述称：一、本案中第三人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所支付的5730万元系涉案60％股权转让对价款，包括黄某、李某所转让股权的对价款。2006年12月22日，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黄某、李某(以下简称：共同甲方)，与第三人共同签订了《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共同甲方将鑫科贤公司及深圳港宝安综合港区有限公司股权以总价款人民币33888万元转让给第三人。
合同签订后，共同甲方按照约定将鑫科贤公司共60％的股权转让给了第三人。第三人向共同甲方支付了5730万元股权转让款，按照合同约定，该款项己支付至惠州科技公司帐户内，应当由惠州科技公司按约定将该笔股权对价款分配给共同甲方。因此，第三人所支付的5730万元股权转让款，包括了黄某、李某已转让股权所应得的股权转让款。
第三人支付的l86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除前述5730万元以外，另外给本案黄某、李某的股权对价款。2007年11月16日，第三人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查封裁定书等司法文书，而得知惠州科技公司与惠州庆中公司、钟某为共同原告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之诉，要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合同，还要求第三人返还股权及鑫科贤公司公章等一切资料，并没收定金。但黄某、李某则愿意与第三人继续履行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在此背景下，于2007年11月20日，签订补充协议书。该协议书中约定为保证黄某及李某与第三人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合同，除第三人已向共同甲方支付的5730万元股权转让款外，另外向黄某及李某支付l860万元股权转让款(此部分款项仅支付给黄某及李某)。综上，一、第三人所支付的5730万元股权转让款包括黄某及李某所转让股权的对价款在内；二、第三人另外支付的1860万元是全部给黄某及李某的股权转让款项。第三人依法参加本案诉讼，特向法院对本案事实作出陈述，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惠州科技公司与黄某、惠州庆中公司、李某、钟某共同投资设立“鑫科贤公司”，惠州科技公司占鑫科贤公司60%股份、惠州庆中公司占10%股份、黄某占10%股份、李某占10%股份、钟某占10%股份。
2006年12月22日，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黄某、李某、钟某为“共同甲方”与涵凯公司、曾庆沐为乙方签署一份《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鉴于鑫科贤公司与涵凯公司分别持有深圳港宝安综合港区有限公司（下简称港区公司）的51%和49%股权。鑫科贤公司与涵凯公司在2006年3月12日签订港区公司49%股权转让合同（下称“前转让合同”）。合同第二条第一款约定：鑫科贤公司股东同意将鑫科贤公司持有港区公司51%股权全部转让给涵凯公司。甲方所有股东（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黄某、李某、钟某）将持有“鑫科贤公司”的100%股权溢价1.5888亿元，及“前转让合同”转让价格1.8亿元，甲方同意本转让合同和“前转让合同”将所持“鑫科贤公司”的100%股权及整个深圳港宝安综合港区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管理权以总价3.3888亿元转让给乙方（涵凯公司、曾庆沐）。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为：⑴“共同甲方”将鑫科贤公司60%股权（其中包括惠州科技公司持有的40%股份、惠州庆中公司、黄某、李某、钟某分别持有的各占5%股份）经工商登记过户到涵凯公司和曾庆沐或其指定的名下后，由深圳市公证处将提存的3500万元转让款支付给“共同甲方”。⑵“共同甲方”将持有鑫科贤公司的20%股份（其中包括惠州科技公司持有10%股份、惠州庆中公司持有5%股份、钟某持有5%股份）经工商登记过户到涵凯公司和曾庆沐的名下后，由深圳市公证处将提存的1亿元转让款支付给共同甲方。……等等。
合同签订后，惠州科技公司将其持有鑫科贤公司40%股份、惠州庆中公司5%股份、李某5%股份、黄某5%股份、钟某5%股份合共60%股份转让过户至涵凯公司、曾庆沐名下，涵凯公司、曾庆沐向惠州科技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共5730万元，惠州科技公司转付9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李某。
2007年11月20日，涵凯公司与黄某、李某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1）无论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与涵凯公司的诉讼结果如何，黄某、李某同意仍按原股权转让合同完成相应20%股权转让。（2）涵凯公司、黄某、李某三方之间涉及“鑫科贤公司”20%的股权转让交易总价款仍按原合同第二条第一款约定的价格执行。（3）涵凯公司已支付57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属于黄某、李某应得的款项（合计为20%）由黄某、李某与惠州科技公司协商解决，与涵凯公司无关。（4）涵凯公司在签订协议后三日内各支付人民币930万元给黄某、李某为20%股权交易价款一部分。（5）三方有关20%股权转让余款的结付问题同意根据履行情况由三方具体协商。…等等。
2007年12月11日，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因涵凯公司、曾庆沐未履行股权转让合同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省高院调解，各方于2009年3月13日达成（2008）粤高法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内容大概：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与涵凯公司同意终止《股权转让合同》。涵凯公司将受让持有的“鑫科贤公司”60%和深圳港区公司49%股权整体返还给惠州科技公司，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支付1.7亿元给涵凯公司，该款项包括惠州科技公司退还给涵凯公司已支付的5730万元股权转让款），调解书第六条约定，1.7亿元包括涵凯公司已经支付给黄某、李某（各5%）合计10%“鑫科贤公司”股权的转让对价计人民币1860万元，涵凯公司将黄某、李某186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凭证及相关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惠州科技公司，有关黄某、李某和鑫科贤公司股权的一切事宜（包括他们仍然各自持有的5%股权处理事宜）由惠州科技公司负责解决，与涵凯公司无关。同时，调解书第十条约定，协议第一条所约定之终止原股东转让合同的履行，须征得第三人黄某和李某的同意，如第三人黄某和李某不同意，则仅终止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与涵凯公司、曾庆沐之间的转让，由涵凯公司、曾庆沐将原股权转让合同中的相应权利义务按本协议第六条之规定转让给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由其负责处理与第三人黄某和李某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涵凯公司、曾庆沐因惠州科技公司等三股东未履行（2008）粤高法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2年4月15日，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将所持“鑫科贤公司”剩余股权（分别为20%、5%、5%）以8000万元价款转给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涵凯公司、曾庆沐与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相互间因《深圳宝安港综合港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而发生的、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粤高法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全面终结。已过户的鑫科贤实业投资有限公司60%的股权不再返还归涵凯公司、曾庆沐所有，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不得再主张任何权利，深圳港区公司的股权结构维持现状不变，（2008）粤高法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中约定的股权返还亦不再执行，各方均不得基于上述《民事调解书》而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
2012年6月22日，涵凯公司与黄某、李某因2012年4月15日执行《和解协议》确定股权返还不再执行，在2007年11月20日《补充协议》基础上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涵凯公司与黄某、李某三方之间就“鑫科贤公司”20%股权的转让事宜仍按原合同及2007年11月20日《补充协议》执行。（2）涵凯公司同意在2012年6月26日前分别支付人民币40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黄某、李某。（3）鑫科贤公司因项目开发需要而增资及股东改变，即将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至2.1亿元，在保持黄某、李某各占5%股权比例不变的情况下，黄某、李某各需增资800万元，黄某、李某各需增资人民币800万元由涵凯公司或指定第三方代黄某、李某垫付，代黄某、李某垫付的增资款不在应付给黄某、李某的股权转让款中扣减。⑷涵凯公司向黄某、李某支付完全部余款时，黄某、李某须按约将剩余股权（各5%）办理过户至涵凯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名下。
至庭审时，“鑫科贤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及股东出资比例为涵凯公司60%、联建公司30%、黄某5%、李某5%。至目前，李某认可收到惠州科技公司转付股权转让款90万元、收到第三人涵凯公司、曾庆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930万元、400万元。
此外，根据惠州科技公司的申请，原审法院依法作出（2012）惠城法民二初字第593-1号民事查封裁定，冻结了李某在鑫科贤公司剩余的5%股权，以及惠州科技公司的担保房产。
原审法院裁判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黄某、李某、钟某因转让鑫科贤公司股权与第三人涵凯公司、曾庆沐的一系列《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均是合法有效合同。
本案双方争议焦点是：原告惠州科技公司是否需向被告李某支付480万元股权转让款，和被告李某应否返还90万元股权转让款。针对争议的焦点，原审法院作如下评判：第一，已转让60%股权其中5%属于被告李某，被告李某与第三人涵凯公司、曾庆沐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原告惠州科技公司收到第三人涵凯公司、曾庆沐573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支付9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被告李某。原告惠州科技公司的行为属于转付股权转让款行为。第二，第三人涵凯公司、曾庆沐与原告惠州科技公司没有确定已支付5730万元股权转让款其中多少属于被告李某股权转让款，多少属于原告惠州科技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原告惠州科技公司称5730万元股权转让款全部属于其所有，以及被告李某称股权转让款的10%属于其所有，没有依据。第三，2007年11月20日《补充协议》，系黄某、李某与第三人涵凯公司签订，未经原告惠州科技公司签字认可，补充协议关于已支付57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合共20%属于黄某、李某应得款项的约定，对原告惠州科技公司不产生效力。
第四，黄某、李某与第三人涵凯公司的二份《补充协议》，第三人涵凯公司、曾庆沐直接与黄某、李某约定20%股权转让的相关事项，并直接向黄某、李某股权转让款，黄某、李某与第三人涵凯公司已单独形成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李某10%股权转让相关权利义务应在第三人涵凯公司与被告李某之间履行。第三人涵凯公司、曾庆沐支付给原告惠州科技公司的5730万元股权款，在执行和解时与原告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约定不再返还，也未确定5730万元股权款其中10%属于被告李某的股权款。被告李某反诉主张原告惠州科技公司支付5%股权转让款480万元及相应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五，原告惠州科技公司转付第三人涵凯公司9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被告李某前提下，与第三人涵凯公司执行和解协议约定，60%股权和5730万元股权转让款双方不再返还，不再主张任何权利，应包含被告李某5%股权和原告惠州科技公司已转付给被告李某90万元第三人涵凯公司、曾庆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原告惠州科技公司诉讼主张被告李某返还90万元股权转让款，违背执行和解协议不再主张任何权利的约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惠州科技公司根据执行和解协议以及省院民事调解书第六条“因本协议约定的1.7亿元包括涵凯公司已经支付给李某、黄某（各5%）合计10%鑫科贤公司股权的转让对价计人民币1860万元，涵凯公司将支付给李某、黄某186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凭证及相关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原告”约定，认为被告李某收取930万元即足额收取了其5%股权应得的股权转让款，5730万元股权款全部属于其三股东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至于被告李某抗辩称原告惠州科技公司的主张超过二年诉讼时效问题，原告惠州科技公司因股权转让与第三人涵凯公司的诉讼至2012年4月15日才最终完结，本案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被告李某超过二年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驳回本诉原告惠州市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980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18980元，由原告惠州市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反诉费22600元由反诉原告李某负担。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宣判后，上诉人惠州科技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2)惠城法民二初字第59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判项，准许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费用。
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一审法院认为“2012年4月15日惠州科技公司与涵凯公司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将持有鑫科贤公司剩余股权(分别为20%、5%、5%)以8000万元转给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涵凯公司、曾庆沐与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之间因《深圳宝安港综合港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而发生的、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粤高法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全面终结。已过户的鑫科贤实业投资有限公司60%股权不再返还，归涵凯公司、曾庆沐所有，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不得再主张任何权利，深圳港区公司的股权结构维持现状不变，(2008)粤高法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中约定的股权返还也不再执行，各方均不得基于上述《民事调解书》而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据此认为惠州科技公司违背执行和解协议不再主张任何权利的约定，是对本案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认定错误。2012年4月15日惠州科技公司与涵凯公司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是惠州科技公司与涵凯公司和曾庆沐就解决股权纠纷作出的约定，约定的当事人主体只有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与深圳涵凯公司、曾庆沐之间，但没有对李某放弃任何的权利主张。因此，本案一审法院对各当事人主体的资格认定错误，也导致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错误。
二、一审法院对李某转让鑫科贤公司5%股权所收取的相对应股权转让款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认定，也导致本案在事实认定上的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根据执行和解协议以及省院民事调解书第六条“因本协议约定的1.7亿元包括涵凯公司已经支付给李某、黄某(各5%)合计鑫科贤公司10%股权的转让对价计人民币1860万元，涵凯公司将支付给李某、黄某186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凭证及相关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原告”约定，认为李某收取930万元即足额收取了其5%股权应得的股权转让款，5730万元股权款全部属于其三股东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粤高法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已经明确涵凯公司支付给李某、黄某(各5%)合计10%鑫科贤公司股权的转让对价计人民币1860万元，就是李某、黄某在转让鑫科贤公司(各5%)合计10%股权的转让款，这是法院确认的已经生效调解书，一审法院却予以否定，说明了一审法院在此事实上的错误认定。
三、本案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情况，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错误认定，必然导致适用法律法规的缺失。根据上面的基本事实，本案应该适用《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判令李某履行相应的义务，把本属于惠州科技公司的90万元转让款及相应的滞纳金归还给惠州科技公司。综上所述，惠州科技公司的权利主张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实用法律错误，作出错误的判决，故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的第一判项，准许惠州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李某答辩称，关于原审判决所认定的执行和解的相关事实，惠州科技公司所讲的观点不成立，原来的权利转让给惠州科技公司的说法不诚实，不存在惠州科技公司所说的主体资格问题。关于的股权转让款没有实际认定的问题，一审之所以驳回惠州科技公司的请求，实际上明确认定了支付给李某的股权转让款是属于转让款大合同项下的部分，只是由于惠州科技公司单方面提出要解除合同，所以李某因为与本案第三人有明确的约定，所以才有合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股权转让款本来不是本案争议的问题。惠州科技公司错误理解了省高院调解书的一句话，省高院并没有认定李某、黄某各5%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就是1860万元。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方面，在驳回惠州科技公司本诉的请求的时候适用法律正确。
原审第三人涵凯公司、曾庆沐共同答辩称，惠州科技公司收取的5730万元是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第3点第1项约定支付的，属于转让方共同所有，支付给李某的930万元是在上述5730万元之外另行支付的。
上诉人李某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2）惠城法民二初字第59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判决，重新做出公正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惠州科技公司收取的5700万元中明显包含应属于李某的股权转让款，该股权转让款与李某在原审第三人涵凯公司处取得的930万元，分别都是李某转让鑫科贤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贤公司)1O%股权所应获取的股权转让款的组成部分。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570O万元股权转让款不全部属于惠州科技公司所有，另一方面又认定股权转让款的10%也不属于李某所有，该认定不但不符合事实，也不合乎逻辑。
关于5700万元涉案股权转让款的分配问题，《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已经作了明确约定，约定“共同甲方”统一将鑫科贤公司全部股权及深圳港宝安综合港区有限公司股权(包括李某所持有的10%股权)以总价人民币33888万元转让给涵凯公司和曾庆沐;同时约定了，涵凯公司及曾庆沐将股权转让款支付至惠州科技公司在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设立的银行账户，由惠州科技公司再分配给包括李某在内的各股东。交易过程中，根据合同约定，涵凯公司和曾庆沐将支付给“共同甲方”的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5700万元统一转给了惠州科技公司(按照股权比例，李某占其中的10%)，然后，再由惠州科技公司按照股权比例分配给“共同甲方”的股东。李某占鑫科贤公司股权的10%，惠州科技公司取得的上述5700万元中有570万元应属李某所有，然而，惠州科技公司仅向李某支付了其中的90万元，尚欠李某人民币480万元没有支付。
由于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就股权转让问题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为保证黄某和李某总共20%股权转让的顺利履行，涵凯公司与李某、黄某之间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书》，根据该《补充协议书》，涵凯公司又直接向李某支付了一笔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930万元，三方还约定原由惠州科技公司收取的5700万元中应属李某的款项由李某自行与惠州科技公司协商解决。
不难看出，惠州科技公司取得的上述5700万元款项中明显包含了应属于李某的股权转让款，该股权转让款与李某另外在涵凯公司处取得的930万元并不冲突，两者分别都是李某转让其鑫科贤公司10%股权所应获取的股权转让款的组成部分，绝不能因为涵凯公司向李某支付了另一笔股权转让款，就荒谬的认为惠州科技公司可以侵吞上述5700万元中本属于李某的股权转让款。惠州科技公司负有将57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应属于李某的部分支付给李某的义务，李某也正是据此才在惠州科技公司处先行收取了90万元的部分股权转让款。
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57OO万元股权转让款不全部属于惠州科技公司所有，另一方面又认定股权转让款的10%也不属于李某所有，该说法岂不是间接认定涉案57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分配问题成了一笔糊涂账，明显不符合事实，也不合乎逻辑。
既然一审法院认定了惠州科技公司向李某支付90万元的行为属于转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那么也就说明惠州科技公司负有向李某转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但是惠州科技公司到底按照什么标准向李某转付股权转让款，涉案57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惠州科技公司占多少、李某占多少，一审法院均没有做出认定，导致涉案股权转让款的分配问题成了一笔糊涂账，这明显说不过去。
按照《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涵凯公司和曾庆沐已经将支付给“共同甲方”的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5700万元统一转给了惠州科技公司，按照持股比例，李某占其中的1O%，惠州科技公司应当将其收取的涉案股权转让款按比例转付给李某。而且，2007年11月20日，黄某、李某与涵凯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亦明确约定涉案57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合共20%属于黄某与李某应得款项。
李某并非涉案《执行和解协议》的当事人，该协议并不免除惠州科技公司按照《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向李某按比例转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2007年11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对惠州科技公司不产生效力，另一方面又利用与李某无关的涉案《执行和解协议》，作为驳回李某反诉请求的依据，完全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等对待，明显显示公平。
一审法院认为，2007年11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黄某、李某以及原审第三人涵凯公司签订，未经惠州科技公司签字认可，遂即认定该《补充协议》关于已支付57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合共20%属于黄某、李某应得款项的约定对惠州科技公司不产生效力。但是，当涉及到与李某无关的涉案《执行和解协议》时，一审法院又毫无理由的将该协议作为处理涉案股权转让款分配事宜的依据，这不但严重违背了《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也充分显现了一审法院在处理涉案股权转让款的分配问题时明显是偏袒惠州科技公司，其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等对待的做法显而易见。
李某并非涉案《执行和解协议》的当事人，该协议各相关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对李某不产生法律效力。虽然，《执行和解协议》未确认5700万元股权转让款其中10%属于李某，但是，该协议也没有排除李某依据《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按比例获得相应股权转让款的权利，李某的权利和惠州科技公司的义务是《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确定的。虽然《执行和解协议》约定，6O%股权和5730万元股权转让款双方不再返还，但这并不想当然的就免除惠州科技公司按照《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依比例向李某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
2007年11月20日《补充协议》的签订以及2012年6月20日《补充协议》的签订是建立在李某按照《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按比例获得57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基础之上的，否则，李某不可能按照上述《补充协议》约定的价格将股权转让于涵凯公司。一审法院的认定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而且严重违背案件事实，完全系其为了达到某种审判效果而主观臆断出来的。
本案惠州科技公司的原审诉求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以惠州科技公司因股权转让与第三人涵凯公司的诉讼至2012年4月15日才最终完结为由即认定惠州科技公司的诉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明显错误。
本案的争议系李某与惠州科技公司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争议，惠州科技公司并未向第三人涵凯公司主张任何权利，第三人涵凯公司之所以加入诉讼，完全是一审法院为了查明事实依职权将第三人追加进来而已。本案的诉讼与惠州科技公司与第三人涵凯公司之间诉讼毫无关系，一审法院将惠州科技公司与第三人涵凯公司之间的诉讼终结日作为本案诉讼时效的起诉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惠州科技公司在(2008)粤高法民二初字第2号案中才得知“黄某与李某共同收到涵凯公司和曾庆沐股权转让款1860万元”这一事实，并以此为由在本案中提出李某应当向其返还9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然而，(2008)粤高法民二初字第2号案民事调解系于2009年3月13日作出的，据此，惠州科技公司至迟在2009年3月13日便应已经知道黄某与李某共同在涵凯公司处收到186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退一万步讲，即便李某从惠州科技公司处取得的90万元股权转让款存在所谓返还之说，那么相应的诉讼时效也应开始起算，但惠州科技公司于2012年7月才以该事实为由提起本次诉讼，明显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偷梁换柱，明显存在偏袒惠州科技公司之嫌。综上所述，李某认为，惠州科技公司应当依约向李某转付股权转让款差额共计人民币480万元，恳请二审法院客观认定本案事实，依法判如所求。
上诉人惠州科技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对李某反诉部分的事实认定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根据各方提交的资料，至今为止，李某只将其享有鑫科贤公司5%的股份(即价值794.4万元转让款)转让过户到受让方的名下，其他股权并没有转让给受让人，而李某又从涵凯公司和曾庆沐处收取了930万元转让款，超过其享有鑫科贤公司5%股权的转让价款794.4万元，那么李某从惠州科技公司处先行取得的90万元转让款属于答辩人所有，应该归还给答辩人。
李某的反诉没有事实依据。2006年12月22日《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鑫科贤公司股权转让给涵凯公司和曾庆沐。后因黄某与李某各自将其持有鑫科贤公司5%股权转让给受让人涵凯公司和曾庆沐指定的单位。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粤高法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第9页第二段确定的内容，涵凯公司和曾庆沐将其中1860元转让款直接支付给黄某和李某，黄某与李某各取得了930万元，并由各方签收了该民事调解书。因此，李某已经足额取得了其转让鑫科贤公司5%股权的转让款，而惠州科技公司先前已经支付给李某的90万元，理应由李某退回给惠州科技公司。
李某的反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既然李某已经私下领取了涵凯公司和曾庆沐支付的鑫科贤公司5%的股权转让款930万元(1860万元的二分之一)，说明了李某转让鑫科贤公司5%股权的全部转让款己经全部收回，而涵凯公司和曾庆沐却把惠州科技公司的转让款予以扣除，惠州科技公司减少了从涵凯公司和曾庆沐支付的转让款。李某原先从惠州科技公司取得90万元股权转让款属于惠州科技公司所有，其取得9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应该返还给惠州科技公司。
原审第三人涵凯公司、曾庆沐共同答辩称，认可李某的上诉请求以及理由。
本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08)粤高法民二初字第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与涵凯公司、曾庆沐达成一份和解协议，据此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调解结案，黄某、李某未在和解协议文本上签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制作(2008)粤高法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后，各方当事人包括第三人黄某、李某均签收了民事调解书，至今为止均未提出异议或再审申请。
二审中，惠州科技公司于2014年5月23日书面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
本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惠州科技公司收取的570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否包含李某应得部分及比例。
关于惠州科技公司收取的570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否包含李某应得部分的问题。首先，《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应按照协议约定行使权力、履行义务。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与涵凯公司、曾庆沐发生争议，导致民事诉讼，最终签订了和解协议，并以省高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的方式结案，各方当事人签收了调解书。除此之外，还有黄某、李某与涵凯公司为保证己方名下股权转让的继续，另行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以及(2008)粤高法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执行过程中，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与涵凯公司、曾庆沐、案外人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由于本案属于惠州科技公司与李某之间的股权转让款分配引起的纠纷，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协议或是法律文书只有《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和(2008)粤高法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故本案应根据《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和(2008)粤高法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来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
在民事调解书的执行过程中，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与涵凯公司、曾庆沐以及案外人联建公司达成执行和解，约定8000万元转让剩余股权，黄某、李某未在执行和解协议上签名，对黄某、李某没有约束力。黄某、李某在（2008）粤高法民二初字第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另外单独与涵凯公司、曾庆沐达成协议，约定如何处理转让事宜，并且在该案的执行和解的过程中，再次与涵凯公司、曾庆沐达成协议，约定按照原转让合同履行，因此，黄某、李某与涵凯公司、曾庆沐之间形成了新的转让合同关系。由于黄某、李某与涵凯公司、曾庆沐两次签订协议中关于惠州科技公司事宜的约定，惠州科技公司没有参与，对惠州科技公司没有约束力。
《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总价款是3.3888亿元，由惠州科技公司收取转让款再向各股东分配，但未约定分配的时间、比例。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第三人涵凯公司、曾庆沐支付5730万元之后，转让合同双方发生争议，惠州科技公司等向省高院提起诉讼，最终达成和解，由省高院制作（2008）粤高法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按照最终的民事调解书的约定，终止了《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双方相互返还。黄某、李某作为该案的第三人，虽然未参与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与涵凯公司、曾庆沐的和解过程当中，但二人签收调解书之后并未提出异议或是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诉，属于对民事调解书的认可，应按照调解书的约定履行。（2008）粤高法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第六条约定，1.7亿元包括涵凯公司已经支付给黄某、李某（各5%）合计10%“鑫科贤公司”股权的转让对价计人民币1860万元，涵凯公司将黄某、李某186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凭证及相关权利义务全部转移给惠州科技公司，有关黄某、李某和鑫科贤公司股权的一切事宜（包括他们仍然各自持有的5%股权处理事宜）由惠州科技公司负责解决，与涵凯公司无关。同时，调解书第十条约定，协议第一条所约定之终止原股东转让合同的履行，须征得第三人黄某和李某的同意，如第三人黄某和李某不同意，则仅终止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与涵凯公司、曾庆沐之间的转让，由涵凯公司、曾庆沐将原股权转让合同中的相应权利义务按本协议第六条之规定转让给惠州科技公司、惠州庆中公司、钟某，由其负责处理与第三人黄某和李某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换言之，如第三人黄某和李某同意按调解协议第一条所约定之终止原股东转让合同的履行，则其各自5%合计10%“鑫科贤公司”股权由涵凯公司返回给惠州科技公司，惠州科技公司从涵凯公司处取得黄某、李某收取186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凭证作为其支付该各5%股权的凭证。可见，惠州科技公司、涵凯公司等各方当事人对第三人自5%合计10%“鑫科贤公司”股权的处分是明确的。第三人签收了调解书，应视其对调解书内容的认可。基于（2008）粤高法民二初字第2号调解书属于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按照该调解书的约定，《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已经终止履行，且调解书对黄某、李某各自5%合计10%“鑫科贤公司”股权已经作了处分。黄某、李某现诉请按照《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要求惠州科技公司支付剩余转让款没有合同以及法律依据。
另外，从已经收取的款项数额上来看，惠州科技公司已经转让了60%的股权，加上惠州庆中公司、钟某的共计80%的股权，按照《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价值2.704亿，实际收取了5730万加上执行和解的8000万元，只有1.373亿元，远远低于《鑫科贤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价值。而黄某、李某的各10%的股权，已经转让的是5%，按最早的约定价值是1694.4万元，而实际分别已经收取了1405万元、1420万元。从股权转让行为最终获得的价款相比较，惠州科技公司实际收取转让款的比例，远低于黄某、李某，从公平角度出发，原审判决驳回双方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再次，从当事人最终权利保护的角度看，黄某、李某两次与涵凯公司、曾庆沐签订补充协议，形成了新的转让合同关系，黄某、李某的股权权益可依据该两份补充协议得到保障。
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惠州科技公司向本院书面申请撤回上诉，属于当事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依法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不在另行制作准许撤诉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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