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豫14民再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文辉,男,196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商丘市睢阳区。
委托代理人:郭新河,河南梁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李玉梅,女,1973年7月14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12322197307140927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
委托代理人:刘慧敏,河南梁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慧丽,女,1973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商丘市。
委托代理人:王昱森,河南旷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赫来运,男,1975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商丘市。
再审申请人刘文辉、李玉梅因与被申请人刘慧丽、赫来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豫14民终1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2017)豫14民申312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文辉及其委托代理人郭新河、再审申请人李玉梅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慧敏、被申请人刘慧丽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昱森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赫来运经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1月2日,一审原告刘慧丽起诉至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称,2014年9月26日,原告经被告赫来运介绍,借给被告刘文辉现金300万元,期限三个月,从2014年9月26日起至12月26日止,月息3分。被告刘文辉给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其中原告将299万元借款通过银行转账交付,1万元现金支付。被告赫来运为该借款的担保人。借款到期后,被告刘文辉既不支付借款本金,也不支付借款利息。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仍不还款。被告刘文辉与李玉梅系夫妻关系,应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刘文辉、李玉梅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150万元(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至2016年10月26日,以后利息另行计算),被告赫来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承担诉讼费、保全费。
被告刘文辉辩称,虽然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但没有收到借款,借款合同没有实际履行,被告刘文辉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在借款协议中约定利息3分过高。
被告李玉梅辩称,不知道该笔借款是否存在,也没有任何签字,且借款数额巨大,不是用于家庭生活,所以即便借款成立也是个人债务,被告李玉梅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请求驳回对李玉梅的诉讼请求。
被告赫来运辩称,原告与被告刘文辉不认识,是我介绍认识的,刘文辉虽给原告出具了借条,但原告的借款汇给了我,是我实际使用了原告的款项,我愿意偿还原告。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4年9月26日,被告刘文辉给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向原告借款本金300万元,其中299万元通过银行转账至担保人赫来运账户上,下余1万元以现金方式交付,约定借款期限3个月,期限至2014年12月25日,借款利息为月息3分,被告赫来运作为保证人在借条上签名。被告李玉梅与被告刘文辉系夫妻关系,借款发生在被告刘文辉与被告李玉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到期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没有偿还,原告起诉至法院。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与被告刘文辉之间是一种民间借贷纠纷,该法律关系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受法律保护。被告刘文辉给原告出具借条后,原告将借款通过银行转账至担保人赫来运账户上,符合交易习惯和常理,且被告刘文辉在与原告的通话录音中承诺先偿还原告本金150万元,说明原告已与被告刘文辉就借款款项完成了交付义务,被告刘文辉抗辩没有实际收到原告的借款,原告没有完成实际交付义务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被告赫来运虽在答辩中承认实际使用了原告的款项,但原告与被告刘文辉是通过被告赫来运介绍认识,原告将款汇给被告赫来运符合常理,且被告刘文辉在录音中承诺先偿还原告150万元借款,原告将款通过银行转账汇给被告赫来运后,被告刘文辉和被告赫来运之间如何使用原告的借款,被告赫来运是否将该款交付给被告刘文辉及采取何种方式交付,原告无从知晓,被告赫来运的辩称理由不予采纳,免除不了被告刘文辉应付偿还借款责任的义务。借款到期后,原告向被告刘文辉催要借款本金及利息,被告刘文辉不予偿还的行为是一种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刘文辉偿还借款本金及合法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被告在借条中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3分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利息应按照月息2分计算,从借款之日即2014年9月26日起至全部本金付清之日止。被告李玉梅与被告刘文辉系夫妻关系,被告刘文辉的借款行为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刘文辉借款后是否用于家庭生活或生产,原告无权过问和知晓,对于被告刘文辉在与被告李玉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应视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被告李玉梅应负共同偿还责任。被告赫来运在被告刘文辉出具的借条上作为保证人签名,且没有约定保证责任和保证期间,应视为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刘文辉借款时间为2014年9月26日,约定的借款期限为三个月，依照担保法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依据该规定被告赫来运免除保证责任。对于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ー条、第三十一条规定,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6日作出(2016)豫1403民初5494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刘文辉、李玉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刘慧丽借款本金30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息2分计算,自2014年9月2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慧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6400元,由被告刘文辉、李玉梅负担。
上诉人刘文辉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刘慧丽擅自将借款转给担保人赫来运,赫来运未将借款转给刘文辉,该借款并未实际完成交付,应认定借贷关系未实际发生,上诉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且赫来运实际使用该笔借款,并愿意承担还款责任。一审认定刘慧丽将借款通过银行转账到担保人赫来运账户上,符合交易习惯和常理是错误的;二、证据采信错误。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既未提出合法来源,亦未确切内容证实真实性,一审予以采信,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三、无法排除刘慧丽、赫来运二人合伙欺诈刘文辉。本案中重要的当事人赫来运应当出庭而未出庭,导致无法查清案件真相。刘慧丽、赫来运二人合伙采用欺诈的方式由赫来运接受借款,刘文辉作为合同的借款人在未收到借款的情况下不应承担巨额还款义务。
被上诉人刘慧丽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刘慧丽在与刘文辉、赫来运共同协商借款事宜后,三人共同到银行支付的借款,因当时刘文辉是某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不愿在其账户上出现大额的资金,而让刘慧丽把款项打给赫来运的账户，刘慧丽是按照刘文辉的指示支付的该借款,刘慧丽已经完成了借款的交付义务。可见,将款汇入赫来运的账户是刘文辉指定,并同意的。刘文辉与刘慧丽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借款关系发生后,本案提起诉讼之前,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刘文辉从未提出将款打给赫来运是错误的,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向刘慧丽借款的事实。事后,刘慧丽向刘文辉主张归还借款时,刘文辉是同意归还的,一审时向法庭提供了录音资料,能够充分证明刘文辉对此是认可的,并同意分批归还借款，充分印证了刘文辉对该笔借款汇给赫来运是追认的。刘文辉从未透露过该款是如何使用的,赫来运是否使用了该款,是刘文辉与赫来运之间的法律关系。刘文辉与赫来运互相推脱责任和还款义务,刘文辉反而在上诉状中诬陷刘慧丽与赫来运合伙欺诈,其目的是为了逃避还款责任。二、一审法院证据采信正确。一审法院采信刘慧丽提交的录音资料是完全正确的,不存在采信虚假证据的问题。一审中刘慧丽提交的录音资料是刘文辉与刘慧丽之间的录音,一审法院在开庭后对刘文辉进行询问，刘文辉承认是自己说的,一审采信该证据并无不当。三、李玉梅在二审中应列为原审被告,不能在二审中列为上诉人。二审法院应围绕刘文辉的上诉理由进行审理,庭审中,李玉梅的辩解不能算李玉梅上诉理由,一审法院给刘慧丽发的上诉状,只有刘文辉的签字,并未有李玉梅的签字,且李玉梅没有提出任何的上诉理由,亦未缴纳任何上诉费用，李玉梅不能在二审中列为上诉人,二审应该将其列为原审被告。本案债务发生在刘文辉和李玉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认定是夫妻之间的共同债务,李玉梅如何使用该款，刘慧丽是不能知晓的。本案一审审理期间,李玉梅和刘文辉为了逃避债务,办理了离婚手续,不再是夫妻。从一审保全情况来看,刘文辉、李玉梅的共同财产全部转移至李玉梅的名下,刘文辉,李玉梅是不能以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来逃避还款责任,李玉梅应当承担本案的还款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处适当,请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赫来运未提交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李玉梅述称,该300万元的借款明显超出夫妻之间家事的范国,300万元的借款并未用于夫妻生活中,刘慧丽并不认识李玉梅,且刘慧丽把款项打给了赫来运,仅仅因刘文辉、李玉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就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该300万元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债务,李玉梅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刘文辉向刘慧丽借款出具有借条,由赫来运担保,刘慧丽将借款按刘文辉指定通过银行转账至担保人赫来运账户上,并有原审中刘文辉与刘慧丽的通话录音相佐证，刘慧丽已完成了借款交付义务。刘文辉主张没有实际收到借款,刘慧丽未完成实际交付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中,刘慧丽提供的借条、银行个人业务转账回单、刘文辉与李玉梅结婚登记信息、刘文辉与刘慧丽之间的通话录音资料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原审对以上证据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刘文辉主张原审证据采信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上诉状虽显示有李玉梅但未签名确认,且未提出上诉请求及理由。二审中,李玉梅应列为原审被告,对李玉梅庭审中主张不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其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不予审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处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2017)豫14民终116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400元,由上诉人刘文辉负担。
再审申请人李玉梅申请再审称,一、原一、二审审判程序违法。再审申请人与刘文辉感情破裂,于2013年分居生活,再审申请人带着孩子到天津市××区工作生活至今，2015年12月17日,再审申请人与刘文辉离婚,不再有任何联系,再审申请人对本案300万元借款完全不知情。直到再审申请人发现银行卡被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冻结,打电话向刘文辉询问,刘文辉才告知因他一个案件可能影响到再审申请人。经了解本案二审已经开过庭,再审申请人与二审承办法官取得电话联系，说明没有接到法院送达的各项通知,对案件不知情且没有委托代理人的情况,请求重新开庭或者发回重审。二审法官答复要研究一下再通知再审申请人。但再审申请人没有收到二审法官任何通知,也没有收到二审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却于2017年5月12日收到了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邮寄送达的执行通知书、传票、被执行人告知书、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报告财产令等。再审申请人对本案一审、二审根本不知情,也未委托代理人代为诉讼,但一、二审卷宗中均显示有再审申请人委托有代理人代为诉讼,再审申请人不认识所谓的委托代理人，更没有与其签订过授权委托书，一、二审卷宗中授权委托书均不是再审申请人所签。再审申请人于2015年10月份将户籍迁到天津市时重新办理了身份证,老身份证同时交回公安机关不再使用,也没有向法庭提供过身份证复印件。本案2016年11月2日立案,而一,二审卷宗中再审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仍是2015年10月之前的身份证复印件。因此也可以证明,再审申请人没有向所谓的委托代理人提交过身份证复印件,没有与他们办理过委托手续。一、二审再审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不合法,代理人是无权代理,其代理行为应为无效。再审申请人与刘文辉于2015年12月17日离婚,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7日将应向再审申请人送达的民事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送达给刘文辉,刘文辉非再审申请人同住的成年家属,无权代再审申请人领取法律文书,该送达无效。一审民事判决书送达给无代理权的代理人,民事判决书的送达也是无效的。二审法院未向再审申请人送达上诉状,再审申请人和刘文辉的开庭传票送达给赫来运,民事判决书送达给赵亚男。赵亚男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所谓的委托代理人,送达程序违法,侵犯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一审法院没有向再审申请人送达起诉状,没有通知开庭时间、地点,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审判,利夺了再审申请人的辩论权利,程序违法。二审法院接到再审中请人的电话后,对再审申请人反映一审程序违法的情况说明及请求置之不理,对违法之处不加以纠正和弥补，径行判决,更是严重程序违法。二审卷宗中的送达回证显示刘慧丽收到二审民事判决书的日期为2017年4月27日,赫来运收到二审民事判决书日期为2017年4月28日,刘文辉、李玉梅收到二审民事判决书的日期为2017年4月27日。民事判决书于送达之日起生效,扣除一审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十天履行期限,刘慧丽申请执行的最早时间应该在2017年5月8日，再审申请人收到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书是在2017年4月27日，也可证明程序违法的严重性。一审法院查封了再审申请人的房产,冻结了再审申请人的银行账户后,未通知再审申请人,程序也违法。二、刘文辉向刘慧丽出具的《借条》并未生效。二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刘文辉不具有还款责任。原审认定二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刘慧丽没有将借款转账至刘文辉的账户,而是私自将借款转至赫来运的账户,刘慧丽主张是刘文辉让其将款项打给赫来运的账户,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赫来运出具的情况说明,是自己需要用钱让刘慧丽把这300万元汇给他,计划周转几天再转给刘文辉,结果资金周转不畅,一直没有将该款转给刘文辉。由此证明该300万元并没有交付给刘文辉,刘文辉出具的借条并没有生效,刘文辉与刘慧丽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慧丽私自将借款交给赫来运,赫来运自己使用该借款至今,刘慧丽与赫来运之间产生实际的民间借贷关系,应有赫来运承担还款责任。刘慧丽与刘文辉的电话录音可以证明刘慧丽没有向刘文辉交付300万元借款,刘慧丽明知是借给赫来运的,一直在找赫来运要钱,赫来运没有超过担保期限,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刘文辉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刘慧丽没有刘文辉的联系方式,没有与刘文辉联系过,更没有与李玉梅联系过，刘慧丽庭审中主张多次向李玉梅催要的主张是虚假的。刘文辉在电话中说如果赫来运还不了,一个月以后他还150万元,是为赫来运的借款担保的意思表示,刘文辉仅应对自己承诺还款的150万元承担还款责任。2014年9月26日的所谓借款刘文辉没有收到,即便认定赫来运收到视为刘文辉收到,该借款刘文辉没有实际占有使用,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夫妻共同利益,该借款也应当认定为刘文辉的个人债务,再审申请人李玉梅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三、原一、二审判决免除赫来运的还款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刘文辉向刘慧丽出具的借条因未实际履行并未生效,赫来运自愿承担担保责任也未生效,赫来运不是担保人,而是实际借款人,刘慧丽的电话录音可以证明一直找赫来运要钱,无论是按照诉讼时效还是按照担保期限计算,均不应免除赫来运的还款责任。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民事判决，改判李玉梅不承担还款责任及诉讼费、保全费用。
再审申请人刘文辉申请再审称,一、原一、二审没有查明案件事实,判决认定的事实依据不足。再审申请人刘文辉于2014年9月26日经赫来运介绍意向刘慧丽借款300万元并约定利息3分。为表示诚意,当即给刘慧丽出具借条,赫来运为担保人,刘慧丽承诺一周之内将300万元汇入刘文辉账户,后来赫来运又与刘慧丽协商先将该款交付赫来运使用,一周之内等赫来运还钱后,再借给刘文辉,因赫来运一直未归还刘慧丽,刘慧丽也一直没有将借款交付给刘文辉。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必须以履行合同义务为生效要件。刘文辉向刘慧丽出具借条的行为为要约,刘慧丽答应一周之内汇款属附期限的民事行为，刘慧丽没有证据证明是刘文辉指令刘慧丽转账至赫来运账户，同时刘慧丽也没有证据证明1万元现金实际交付,所以在刘文辉没有收到刘慧丽借款的情况下借条并未生效,刘文辉与刘慧丽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文辉不应负还款责任。原审认定二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错误，应由赫来运承担还款责任。刘慧丽与刘文辉的电话录音不能证明刘慧丽已经向刘文辉交付300万元借款,刘文辉在没有收到借款,与刘慧丽不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情况下,在刘慧丽向赫来运催要借款过程中,请求刘文辉告知赫来运给刘慧丽回电话,刘文辉接受赫来运的委托在电话中承诺先偿还刘慧丽本金150万元,实际上是将赫来运的表示传达给刘慧丽,已经尽到义务,刘文辉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二、一审代理人的委托代理不合法,其所谓代理行为对再审申请人没有法律效力,刘文辉没有参加一、二审庭审,实为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剥夺了刘文辉的辩论权利。一审时，再审申请人刘文辉没有委托代理人代为诉讼,不认识也没有见过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不是刘文辉本人所签名、按手印,刘文辉与李玉梅于2015年12月17日离婚后再无联系,更不可能与李玉梅一直在同一张授权委托书上签名。且该委托书中刘文辉和李玉梅的签名和指印都完全一样,签名下面还有一个“代”字,是谁代签,一审法庭对此没有尽到法定的审查义务,导致无效代理发生。刘文辉没有收到一审的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一审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也不是刘文辉签字和指印,各项送达文书签署空白,后来有人填写的内容,正是由于签署空白的送达回证,才会出现送达地址确认书自相矛盾的情形,才会出现涂改的痕迹,程序明显违法,剥夺了刘文辉、李玉梅的辩论权利。三、原一、二审免除赫来运的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错误。刘文辉向刘慧丽出具的借条因未实际履行并未生效,赫来运自愿承担还款责任也未生效,赫来运与刘慧丽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所以本案不存在因未在保证期限内主张权利免除赫来运担保责任的问题。赫来运作为实际借款人,应当承担全部还款责任。刘慧丽与刘文辉的电话录音可以证明刘慧丽将借款交付赫来运,没有向刘文辉交付是明知的,刘慧丽没有刘文辉的联系方式,一直是在找赫来运要账,等赫来运还钱,起诉刘文辉仅仅是刘文辉打的借条。刘慧丽与赫来运之间的借款关系与刘文辉无关,刘文辉出具的借条是300万元,刘慧丽借给赫来运的数额是299万元,原审法院依据刘慧丽与赫来运之间的汇款凭证认定是刘文辉与刘慧丽的借贷关系明显是错误的。刘慧丽与刘文辉借款期限届满后,刘文辉多次催促刘慧丽履行借款义务并告知如不履行借款义务,要求将出具的借条收回被拒绝。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本案借款不是刘文辉的借款,更不是李玉梅与刘文辉的夫妻共同债务,二人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民事判决,驳回刘慧丽对刘文辉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刘慧丽答辩称,一、原一、二审程序合法,不存在剥夺再审申请人辩论权利的事实,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依法对当事人提供的委托代理手续进行形式性审查。如果二再审申请人认为他们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手续存在问题,属于二再审申请人与委托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合同纠纷,应当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不属于人民法院再审立案范围,本案立案再审无法律依据。一、二审李玉梅委托的都是专业律师,如果不交费、不委托,律师不可能代理。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再审申请人恶意串通,拖延诉讼。事实上二诉讼代理人在一、二审庭审中已充分为二再审申请人行使了代理权、辩论权,充分表达了代理意见,尽到了代理义务,再审申请人认为一,二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原一、二审判决认定刘文辉与刘慧丽之间借款关系成立是正确的,刘慧丽根据刘文辉的指令将借款汇给赫来运符合法律规定,刘慧丽实际履行了交付义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二再审申请人归还借款本息是完全正确的。刘文辉与赫来运一同到刘慧丽处借款,并由刘文辉当场出具借条,因刘文辉是某金融机构的负责人,说其账户上不便出现大笔资金,让刘慧丽将借款汇入赫来运的账户上,于是刘慧丽与刘文辉、赫来运一起到银行将款汇入赫来运的账户。此后刘文辉将其书写好的,并由赫来运作为担保人签字的借条交给了刘慧丽,可见双方的借贷关系,不仅有借款凭证,还有支付凭证，充分说明了双方借款关系的真实存在。二再审申请人否认借款关系的存在是完全错误的。刘慧丽与刘文辉发生民间借贷关系时,是在刘文辉与李玉梅夫妻关系存续期期间,二再审申请人为逃避债务于2015年12月17日办理了离婚手续,并不影响共同承担夫妻共同债务,李玉梅认为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不能成立。三、在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是借款人,赫来运是担保人,根据法律规定,刘慧丽作为债权人既可以向再审申请人主张权利,也可以向担保人赫来运主张权利,不能认为刘慧丽向赫来运主张了权利,就认为刘慧丽与赫来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与再审申请人之间没有借贷关系。因此,再审申请人以刘慧丽在电话录音证据中认可曾向赫来运主张权利为由,认为刘慧丽与其不存在借贷关系，而与赫来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不适用于本案,因本案已经过一、二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对本案无溯及力,李玉梅要求免除其还款责任无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维持原审判决。
再审申请人刘文辉庭审中向法庭提交了商丘市律师协会于2017年10月26日作出的商律协惩字(2017)第1号处理决定书1份,用以证明原一、二审程序违法。
再审申请人李玉梅庭审中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李玉梅与刘文辉离婚证1份;2、李玉梅天津市户口本1份;3、李玉梅的天津市身份证1份。4、天津市××区杨村第十小学于2017年5月13日出具的工作证明1份。用以证明李玉梅自2013年8月份到天津市工作生活,与刘文辉离婚后分居生活,该笔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
经庭审质证,对刘文辉提交的证据刘慧丽质证认为,对商丘市律师协会处理决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处理决定书仅认定李玉梅与委托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手续不合法,并没有认定与刘文辉的委托代理手续不合法,并不涉及到剥夺刘文辉的辩论权问题,刘文辉以侵犯其辩论权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且刘慧丽提起诉讼后,一审法官不仅向刘文辉送达了诉状和开庭传票等文书,刘文辉还到法庭接受了问话。只是在委托代理人时转了委托,为以后拖延诉讼埋下伏笔。对李玉梅提交的离婚证有异议,发证机关为天津市××区民政局。一审时向法庭提交了李玉梅与刘文辉的婚姻登记表,登记机关是商丘市睢阳区民政局,结婚登记机关与离婚登记机关不一致,真实性有异议。且离婚证仅能证明二人办理了离婚事由,并未涉及子女抚养及家庭财产状况等情况,存在借离婚恶意逃避债务之嫌。对户口本,身份证真实性无异议。但迁走的原因是为了孩子上学,不是夫妻感情破裂。对工作证明有异议,形式不合法。根据法律规定,单位出具证明不仅加盖单位印章,还应有出证人签字,这个证据上没有出证人签字,出证人也未出庭接受法庭的询问。即便工作证明是真实的,李玉梅从事的是小学教育工作,收入是固定的,是有限的,能否在天津市买起价值几百万元的房产是有疑问的,我们认为天津市的房产是夫妻共同购买,入户到李玉梅的名下。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反而证明以程序违法进入再审是不当的。再审申请人将家庭财产过户到李玉梅名下,是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李玉梅对刘文辉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刘文辉对李玉梅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认为离婚证证实二人于2015年12月17日离婚,一审将李玉梅的有关法律文书让刘文辉代收不合法。单位证明能证明自2013年8月李玉梅离开商丘市到天津市××区工作,期间二人因感情不和,于2015年办理了离婚手续。足以证明涉案的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及共同经营、非夫妻共同债务。无论在哪办理离婚手续均合法,至于孩子抚养、财产分割与本案无关。
本院经审查认为,刘文辉向法庭提交的《商丘市律师协会的处理决定书》能证明《授权委托书》中“李玉梅”的签字不是李玉梅本人所签。其委托代理手续不符合相关规定，但并不能证明与刘文辉的代理关系不成立。也达不到一、二审程序违法的证明目的。对李玉梅提交的证据,综合分析认为，上述证据能证明李玉梅于2013年8月到天津市工作生活,并将户口从商丘市迁至天津市××区,并办理了天津市身份证。刘文辉与李玉梅于2015年12月17日在天津市××区办理了离婚手续，但达不到涉案借款非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明目的。刘慧丽虽对工作证明等证据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但户口本、身份证能证明李玉梅的户口自2013年8月迁至天津市××区,在天津市工作生活,应予采信。
本院经再审查明的事实除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同外,另查明,李玉梅与刘文辉于1997年9月16日在商丘市睢阳区民政局登记结婚,因原结婚证遗失,于2011年1月19日申请补办了结婚证。李玉梅于2013年8月到天津市工作生活,并将户口从商丘市迁至天津市××区,并办理了天津市身份证。刘文辉与李玉梅于2015年12月17日在天津市××区办理了离婚手续，涉案借款发生在刘文辉与李玉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再审申请人李玉梅一、二审的委托代理人,分别为宁春勇系上海光大律师事务所商丘分所律师;闫素梅,系商丘华豫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人均为专业律师。但李玉梅于2017年8月15日向商丘市律师协会投诉称,本人并不知道案件的存在，也没有委托二位律师代理,由于二位律师违规代理,导致本人没有参加诉讼,剥夺了本人的诉讼权利,请求商丘市律师协会依法惩处。经商丘市律师协会调查,一审2016年12月15日《授权委托书》中“李玉梅”的签字并非李玉梅本人所签。二审2017年4月5日《委托书》中“李玉梅”的签字亦非李玉梅本人所签。李玉梅在两审中开庭审理时均未参加诉讼。商丘市律师协会认为,宁春勇、闫素梅在分别代理一审、二审案件过程中,没有按照规定与委托人李玉梅办理委托手续,李玉梅不认可二位律师代理行为,违反了《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试行第二十七条第(二)项,“不按规定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的规定。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商丘市律师协会于2017年10月26日作出商律协惩字(2017)第1号处分决定书,对宁春勇、闫素梅二位律师予以训诚。另外，一审中，再审申请人刘文辉缴纳案件代理费5000元，并且委托手续有刘文辉和李玉梅的身份证复印件。二审是赫来运给刘文辉聘请的代理律师，刘文辉签有委托书，并且委托手续中有李玉梅的身份证复印件。
本院再审认为,关于原一、二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律师作为一种有偿服务的主体,除法律援助不收取代理费用外,当事人不支付委托代理费用,作为律师是不会出庭提供法律服务。且原一、二审中,刘文辉与李玉梅是同一个律师为二人代理,刘文辉在一审中缴纳案件代理费，并向代理律师递交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二审中虽系郝来运为其聘请的代理律师，但其签有委托代理手续，应认定刘文辉对一、二审律师的代理行为是明知且认可的，代理律师也为其充分发表了代理意见，其诉称一、二审程序违法、剥夺其辩论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一、二审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剥夺李玉梅的辩论权问题。首先，刘慧丽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文辉与李玉梅夫妻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向刘文辉、李玉梅一并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等相关文书，刘文辉并没有证据证明向一审法院说明其与李玉梅已离婚，而予以签收，且开庭时又是同一个律师为双方代理，现有证据只能证明，李玉梅的代理律师违反律协相关规定，不按规定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合同，并不能证明一、二审违反法律规定，剥夺李玉梅辩论权。李玉梅不能参加一、二审诉讼，是因为委托代理行为存在瑕疵，过错不在法院，法院对委托代理手续仅做形式上的审查；更不在被申请人，倘若因此而发回重审，诉累由被申请人承担，对被申请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一、二审的委托代理手续中均有李玉梅的身份证复印件，倘若李玉梅认为自己在一、二审中未能参加诉讼，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其可向在代理行为中存在过错的第三人主张权利，要求赔偿。其次，从原一、二审中二位律师的代理意见来看,李玉梅虽未参加原一、二审诉讼,但其二位律师从涉案借款没有用于家庭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等理由,从维护李玉梅的合法权益出发,充分行使了辩论权。本案系李玉梅、刘文辉向本院申请再审,再审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李玉梅委托了诉讼代理人,并共同到庭参加了诉讼,再审庭审中让其充分行使了辩论权。且再审辩论观点与一、二审基本相同，并不矛盾。综上，刘文辉、李玉梅的委托代理手续虽存在一定瑕疵，但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其辩论权，更不足以导致案件发回重审。刘文辉、李玉梅申请再审称一、二审程序违法，剥夺其辩论权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刘文辉与刘慧丽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刘慧丽与刘文辉借款前并不认识,是通过赫来运介绍认识。刘文辉向刘慧丽借款出具有借条,由赫来运担保,刘慧丽当天将借款通过银行转账至担保人赫来运账户上,刘文辉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提出过异议。刘文辉作为信用社工作人员,其职业要求更应当知道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在刘文辉向刘慧丽出具过借条之后至刘慧丽提起诉讼两年多的时间里,如果刘慧丽未经刘文辉同意将借款汇入赫来运账户,刘文辉既不向刘慧丽主张借款未到账,要求刘慧丽给付借款,又不向刘慧丽要回借条,或者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借条无效,且借款数额巨大,不符合常理。原审中刘慧丽提供有2015年6月5日与刘文辉的通话录音,刘文辉在该通话中承诺“一个月后,我至少给你偿还150万元”,证明刘慧丽将借款汇入赫来运账户,事后,刘慧丽向刘文辉主张归还借款,刘文辉认可并同意归还,刘慧丽已完成了借款交付义务。从刘文辉出具的借条本身来看,刘文辉是借款人,赫来运是担保人,刘文辉所借之款虽是汇给了赫来运,但刘文辉与赫来运之间如何使用借款,不影响刘文辉是借款人,赫来运是担保人的身份成立。因此,原审认定刘慧丽与刘文辉借贷关系成立,刘文辉应偿还借款并无不当。因双方在借条中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3分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利息按照月息2分计算,从借款之日即2014年9月26日起至全部本金付清之日止亦并无不当。因此,刘文辉再审诉称没有实际收到刘慧丽借款,刘慧丽未完成实际交付义务,其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再审不予支持。
关于李玉梅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情形的除外。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按照上述司法解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一方名义所欠债务,原则上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夫妻共同偿还。但是,如果夫妻一方能够证明该债务确为欠债人个人债务,那么未欠债婚姻关系当事人可以对抗债权人的请求。属于个人债务的情形有两种,一种是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该项债务属于个人债务;另一种是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虽于2018年1月8日作出了《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自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但该司法解释不适用本案。刘文辉的借款行为发生在与李玉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二人办理离婚时,债务没有清偿。根据婚姻法第四十ー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商清偿,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刘文辉与李玉梅在借款发生后虽办理了离婚手续,但未提供二人离婚时对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的相关证据,这种离婚明显有逃债之嫌。对刘文辉与李玉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在对共同财产二人无证据证明进行分割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认定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并判决李玉梅应负共同偿还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赫来运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赫来运是涉案借款的担保人,原审依据《担保法》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保证责任已超过6个月的保证期限,担保责任已免除,判决赫来运不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诉称,一、二审免除赫来运的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错误的理由亦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原审判决应予维持。再审申请人刘文辉、李玉梅的再审理由,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7)豫14民终1166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白中哲
审判员 龚延华
审判员 肖玉学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杜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