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罗法民二初字第4864号
原告李少清，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曹某某。
委托代理人姚某某。
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1099号平安银行大厦18、20楼，组织机构代码89224531-X。
法定代表人陈鸿鹰。
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组织机构代码19227844-4。
法定代表人何如。
委托代理人ＸＸＸ，系该公司员工。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汤某某。
上列原告诉两被告证券欺诈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曹某某、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ＸＸＸ、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汤某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2001年在被告处开立了普通证券账户（资金账号：13000xx****x），其手续费收取比率为交易金额的2.3‰。2011年11月至2012年5月，原告在该账户内陆续投入现金94万元，加上原有股票，总资产近120万元。2012年5月，被告见原告账户有大量资金投入，便极力引诱原告开立融资融券业务。被告反复、多次向原告强调融资融券业务的手续费收取比率与普通证券账户的手续费收取比率完全相同。考虑到手续费收取比率不变，原告于2012年5月底开立了融资融券业务（信用资金账号：130088x****x），在办理融资融券业务开户手续现场，原告没有看到收费标准公示，除邓婷重复以往谈过的费用、风险问题外，被告没有任何人向原告讲解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其它内容与收费标准，办完手续后也没有把合同给予原告留存。在开通融资融券业务时，被告要求原告在《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上单方面签字；被告也没有向原告就该记录内容进行任何交流。因被告是大型证券单位，多年来一直是全国少有的AA级信用单位（证券业无AA级以上的信用单位），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原告当时没有通读原文，未注意被告在文中隐藏了手续费的收费标准。2012年5月30日，原告把资金全部转入到信用账户后至2013年11月28日，被告按2.5‰的标准向原告收取了手续费人民币159670.59元；该期间，原告虽交易频繁，但仅进行了极少量的融资融券操作（产生利息），被告也仅提供了最基本的、大众化的服务。按手续费收取比率为万分之四计算，原告遭受经济损失人民币134123.30元。2013年11月底，原告偶然了解到，原告开通融资融券业务前，深圳普通账户证券交易手续费收取平均比率下降到近万分之五，当时拥有100多万资产的原告所付手续费比率远高于该平均值；同时，原告还发现被告向原告收取手续费的比率实际为2.5‰，高于被告承诺的2.3‰；并且，当原告把资产从普通证券账户转入信用账户后，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立即把原告原普通证券账户的手续费收取比率下调到1‰。在发现被骗后，原告多次与被告交涉，并向证券监管部门投诉。2014年7月，被告曾向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申请调解，被告虽然在《调解申请书》中愿意退回其非法所得，但又捏造事实，且拒不承认存在欺诈行为，调解未果。2014年7月，原告调查了被告在深圳各营业部对一百万资产的手续费收取比率，调查的结果显示被告的手续费（包括规费）收取比率平均值为万分之四。基于上述事实，被告在签订融资融券业务合同时，没有公示手续费收费标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六条，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在签订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前，被告故意隐瞒了原告手续费收取比率远远高于当时深圳该平均值五倍以上这一重要事实，严重侵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赋予原告的公平交易权利，实际上在签订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前被告就应当降低手续费收取比率。被告隐瞒手续费实际收取比率，诱骗原告签订融资融券合同的行为是《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工商总局令第51号）第六条第5项中明令禁止的欺诈行为。被告不但在签订融资融券业务合同时违法，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更是公然违反“手续费收取比率完全相同”的承诺私自多收手续费。被告故意利用《融资融券业务风险谈话记录》标题来淡化原告对该内容的注意，插入收费条款，以骗取原告签字；被告特别强调该记录条款应以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为准，但在融资融券合同中唯独不设置收费条款，却把该谈话记录作为其收费“合法”的唯一依据。同时，被告又故意向原告隐瞒普通证券账户的手续费比率已下调的事实。至此，被告处心积虑欺骗原告多收取巨额手续费的事实昭然若揭！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必须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现特诉至法院。综上，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被告因欺诈向原告双倍赔偿多收取的手续费共人民币268246.60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两被共同辩称：一、被告不存在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双方的合同行为有效，应受到法律保护，被告无需承担双倍赔偿的责任。1、手续费的收费比例是双方达成的合意，原告一直在使用信用账户，多次向被告借款或借券，已按2.5‰手续费标准形成了事实上的融资融券业务关系，并享受了被告提供的各项相关服务。《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已经逐条告知并取得原告确认和同意；该记录经双方自由协商确定，其中就手续费按2.5‰标准收取双方已达成合意。该记录是双方的民事合同之一。随后双方签署的《融资融券业务合同》未明确收费标准，因此，该记录约定继续有效。合同中未约定是行业习惯，各家证券公司均采取类似方式，这是便于针对不同资质、信用、资金额的客户作出区分处理。双方已经按2.5‰手续费标准形成了事实上的融资融券法律服务关系，原告在信用账户开户后的第一笔交易（即2012年5月30日）起就已知晓具体的手续费收费标准，原告是为了方便随时使用融资融券功能而一直频繁使用其信用账户近2年。原告同时使用了普通账户和信用账户交易，从交易清单能明显计算出手续费的收费标准。2、被告收取的手续费费率标准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首先，依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2011修订版）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等规定，原告完全符合融资融券开通条件，被告依法为原告开立信用账户，为原告提供了便利的融资融券服务，被告的行为不存在任何违规或过错。其次，依据《关于调整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的通知》第一条规定，A股、B股、证券投资基金的交易佣金实行最高上限向下浮动制度，证券公司向客户收取的佣金（包括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和证券交易所手续费等）不得高于证券交易金额的3‰。被告的信用账户手续费按2.5‰收取并不违规。再次，按0.8‰收费的佣金行业水平是对普通证券交易收费的状态，对融资融券业务按2.5‰收取手续费并不存在明显偏高的情形。众所周知，融资融券交易与普通证券交易相比，证券公司对投资者除了委托代理事务外，还承担了借贷、特定财产信托管理等责任。在信用账户里，被告借款或借券给原告、承担了更大的风险、付出了更多的资金成本和管理成本，其手续费高于普通账户是合情合理的。2012年时，具备融资融券资格的券商极少，因具备行业领先地位被告是其中优先拿到该资格的一家券商，被告信用账户按2.5‰收费并不存在高于市场的情况。因行业发展原因导致普通账户手续费逐年下降，但手续费多少是双方自由协商的结果。0.8‰手续费是激烈竞争下普通交易账户最近一两年来的情况，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有些中小型急于发展业务的券商，为了承接客户以低价吸收客户，这是市场自由竞争的局面，并非融资融券交易的佣金状况。3、佣金由双方自由协商确定是行业习惯，如果因佣金费率高了而判退赔，则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导致整个证券行业秩序大乱。佣金是证券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之一。佣金在一定幅度内自由协商是整个证券行业的行业习惯，不同人同样资金都可能佣金费率不一样。同一个人同样资金也可能签收佣金费率不一样，完全由投资者与券商自由协商确定。如果因佣金费率高了而判退赔，则可能无数投资者都会效仿来告券商，会造成整个证券行业秩序大乱。被告是上市公司且是国有企业，本案如若判退赔，还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审计问题，还涉及广大持有券商股股民的利益损失可能股民会向法院讨说法。二、被告对原告不构成欺诈，原告无权要求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索赔。1、本案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是消法保护的范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消费行为仅限于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购买股票不属于生活消费。2、被告的融资融券交易手续费收费不存在欺诈。首先，《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中关于手续费已取得原告同意；且原告一直在使用信用账户，且进行了多次融资融券业务操作。尽管其融资融券相对操作较少，只是其自身考虑风险所致。其次，原告在主观上不可能被欺骗，原告作为老股民，完全知晓这种证券交易佣金可协商、可自由选择的状况；原告是早年的大学生、在华为工作，是有高学历、高智商的人，从其认真学画画、对本案处理的认真和执着可知其做事认真，其有能力识别和知晓融资融券交易手续费问题。原告的欺诈之说纯属恶意的个人臆断，没有任何证据。被告主观上不可能实施欺诈行为，对原告收取手续费是国有上市公司行为，所有收益归国家和股民所有，被告不具备欺诈的牟利动机。且国有上市企业管理更规范、服务更周到、业务更充足，其不会也无需采用欺诈手段揽客。3、原告向被告63次借款或借券，原告一直在享受融资融券的便利服务。原告使用信用账户进行普通证券交易，其也是享受了该信用账户可随时融资融券的便利服务和权利。如果原告的普通证券交易在普通账户，则当其需要融资融券买卖股票时，只能采取担保品划转或将普通账户内的股票卖出后再将资金转入信用账户用于作为担保资产，至少有一个工作日的时差需要等待。这样，投资者可能会错过很多投资机会。从投资者心理分析，为了能随时可融资融券进行投资，通常大家会不在乎信用账户交易高出的那一点点手续费，因为买入一支股票的盈利随时可能远高于手续费，这种投资的机会利益原告一直在享有。现原告因为炒股有亏损，就将其怪到被告头上，企图以此挽回其部分损失。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国信证券股票明细对帐单，证明原告普通交易投入资金及交易状况，在2011年11月到2012年5月，原告先后投入资金90多万元，在明细表的名称部分显示的是银行转证券，表明原告是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炒股，客观上没有进行融资的必要，同时显示在2011年底之前该帐户的相关股票的操作交易量很少，并且是由原告的妻子周元华操作，这一点从被告提供的相关开户记录的签名可以印证，同时，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25、26也表明原告在2010年6月内退学习油画，一直到2011年底，在此之前，原告从来没有炒股，当然在原告提供的录音里面也有反映，证明原告实际从2011年11月左右才开始炒股，所以到2012年5月开立所谓的融资融券业务的时候，原告只是一个新股民，不是被告所称的老股民。2、国信证券融资融券明细对帐单及手续费统计表，证明原告在信用帐户（融资融券）交易情况及被告收取原告手续费的金额人民币159670.59元，通过该交易明细可以显示原告在信用帐户里面绝大多数都是用自有资金进行交易，涉及融资交易仅仅有四次，融券交易仅仅有一次，第一次融资操作是发生在2012年12月6日，融券操作发生在2013年5月23日，表明原告在开立信用帐户以后，实际上只用了极少数的融资融券业务，却要交付比普通帐户更高的手续费用，这显然不符合一个正常人做事的逻辑，所以，原告也是客观上不需要融资融券。统计的时间是2012年5月31日到2013年11月28日，被告在信用帐户中一共收取了原告手续费人民币159670.59元。3、原告信用帐户交易天数-362天，证明从2012年5月31日到2013年11月28日股市开市天数（图中的总个数），也为原告在信用帐户中的操作总天数。该数据确定原告的交易额度。4、客户信用帐户手续费统计，证明被告确认已收取的信用帐户手续费总金额及提出的所谓手续费返还方案，为调解申请书之附件。5、客户佣金及利率设置审批表，这个审批表显示的时间是2012年6月10日，而开通融资融券业务的时间是2012年5月17日，表明被告在原告开通融资融券业务之后私自调低原告普通帐户的收费标准，同时也证明了原告帐户的原收费标准是2.3‰，调低之后是1‰，同时也显示了原告的有效市值为107万元，已经超过了100万元，为调解申请书之附件。6、调解申请书，证明被告申请调解及狡辩理由，在该调解申请书里面第一页被告所称的在2012年6月13日通过电话协商将原告帐户手续费调整为1‰，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个是被告私自调低了原告普通帐户的佣金率，因为当时普通帐户2.3‰的佣金收取比率是远远高于市场的合理收取水平，如果说被告把调低普通帐户佣金率的情况告诉原告，给予原告不需要进行很多的融资融券业务，原告正常的反映肯定是把投入信用帐户的资金转入普通帐户，所以，被告隐瞒了调低的事实。7、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题目显示的是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但是实际上被告的工作人员没有和原告面谈，更没有当面签名，该风险面谈记录在形式上仅仅是单方面的告知书但是却隐藏了作为客户最为关注的佣金收取标准2.5‰，反而在面谈记录最后最容易引起注意的地方强调，涉及融资融券业务的所有事项，要以合同条款为准，实际上纵观被告的融资融券合同，里面是根本没有关于收费标准的任何内容，在其要求仔细约定的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中也没有相关的收费标准的内容，被告在该风险面谈记录中偷偷隐藏相关收费标准的说法，违反了证券法以及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中有关收费必须合理公开的相关规定，应当是无效的。同时，经原告仔细回忆，在风险面谈记录的中部显示的“李少清”三字，原告没有记忆签字过，所以原告申请了笔迹鉴定。证明被告申请调解及狡辩理由，进行价格欺诈的证据，被告收费依据。8、融资融券业务合同，证明被告进行欺诈的背景，本案虽然涉及了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但原告起诉被告的欺诈侵权行为涉及签订合同前、签订合同时、签订合同后的一系列行为，本案并非是融资融券业务合同的合同纠纷，合同本身也没有约定手续费的收费标准。在签订合同时，被告没有把合同的原件给原告一份，原告至今没有涉案融资融券业务合同。9、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证明被告进行欺诈的背景，揭示书没有约定手续费的收费标准。10、（1）2010年证券公司分类结果-
国信为AA级、（2）2011年证券公司分类结果-国信为AA级、（3）2012年证券公司分类结果-国信为AA级、（4）2013年证券公司分类结果-
国信为AA级、（5）2014年证券公司分类结果-国信为AA级、（6）国信固定收益事业部业务-
国信2007-2011年为AA级，证明从2007年证监会开展证券公司分类评级以来，国信公司一直都是行业AA级单位（行业仅有两个单位），国信多年来有显赫的社会声望与头衔，这些都是原告受骗上当的重要原因，2007年-2014年国信证券的信用等级均为AA级（到目前为止为证券业的最高级），所以，原告在签署相关的合同和所谓的面谈记录的时候才会上当并且被欺骗。11、（1）中国证券协会网站报道2010年证监会首次公开证券行业分类评价结果、（2）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
公开证券公司分类、（3）2014年中国证券行业分析报告，证明（1）证监会2010年首次公开证券公司分类结果。（2）证监会2009、2010颁布的证券公司分类的评级规定。（3）证监会2007年开始进行证券公司分类工作（非公开）。12、国信官网-
公司概况页-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证明国信证券为中国证券行业协会中任副会长单位，深圳证券行业协会中任会长单位。13、（1）宝安-林丽华录音摘录-
佣金万4，（2）布吉-周接新录音摘录-佣金万3.22，（3）福中一路-邱奇良录音摘录-佣金万4，（4）振华路-蔡峻岭录音摘录-佣金万5，（5）红岭中路-
陈卫灵录音摘录-佣金万5，（6）龙岗-邱晓英录音摘录-佣金万4，（7）龙华-张汉玖录音摘录-佣金万3，（8）罗湖-包靓录音摘录-佣金万3，（9）沙头角-
邓贵来录音摘录-佣金万4.02，（1O）松岗-刘良福录音摘录-佣金万3，（11）泰然九路-刘刚录音摘录-佣金万4，（12）海德三道-谢玉斌录音摘录-
佣金万4.02，（13）深南中路-肖冬梅录音摘录-
佣金万5，证明国信各网点对百万资金投资者所给定的佣金率，为原告确定开通信用账户前合理的普通账户佣金率提供支撑。14、（1）招商-龙岗-周富录音摘录-
佣金万3，（2）海通-景田-洪美婉录音摘录-佣金万3，（3）中信-中信大厦-潘蕗屹录音摘录-
佣金万3，证明2014年7月原告调查国内几个大型证券公司对100万资所给定的佣金率原始录音文件，以确定各大证券公司的佣金率差别。15、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客户通话清单，证明2014年7、8月份原告调查佣金率时的电话清单。16、周盛程-
服务产品套餐签约表申请表，证明周盛程在国信深南中路营业部开户时的佣金率申请表，该表格的中下部显示验资后佣金率为万分之5。17、（1）深圳证券交易市场交易类业务收费标准-
佣金包括规费，（2）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交易费用页面-佣金包含规费，（3）国信交易软件中的交易查询界面-
无规费项，证明E类证据用来测算原告开通信用账户前普通账户的合理佣金率。（1）手续费（佣金）包括规费，见表格最后面：备注第4项（来源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官网）。（2）见行业协会对佣金的解释，佣金包括规费。（3）界面没有经手费、监管费和规费项，也表明相关的规费用包括在佣金费当中。18、（1）深交所2012年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
佣金率万8，（2）深交所2014年个人投资者状况调查报告-
佣金率万7，证明2012、2014年证券业行业平均佣金率为万分之8和万分之7。19、（1）深圳证券协会否认券商设下限传闻，（2）期货交易手续费下调后，证监会正在研究降低股票交易费用，证明（1）从该报道，可推算出深圳市2011年的平均佣金率为万分之7.4；（2）在该报道中指出2011年深圳最低佣金率为万分之3。20、（1）国信2011年报-
经纪业务收入为32.63亿，（2）国信2012年报-经纪业务收入为23.84亿，（3）国信2013年报-经纪业务收入为36.51亿，（4）国信2014年报-
经纪业务收入为54.04亿，证明通过比较各证券公司证券经纪业务收入变化趋势与大盘的关系，证明国信的佣金收入与大盘同步变化。21、（1）中投2011年报-
经纪业务收入为16.3亿，（2）中投2012年报-经纪业务收入为12.26亿，（3）中投2013年报-
经纪业务收入为18.66亿，（4）中投2014年经纪业务收入为24.88亿，证明通过比较各证券公司证券经纪业务收入变化趋势与大盘的关系，证明国信的佣金收入与大盘同步变化。22、（1）招商2011年报-
经纪业务收入为20.71亿，（2）招商2012年报-经纪业务收入为12.26亿，（3）招商2013年报-经纪业务收入为18.66亿，（4）招商2014年报-
经纪业务收入为40.56亿，证明通过比较各证券公司证券经纪业务收入变化趋势与大盘的关系，证明国信的佣金收入与大盘同步变化。23、（1）中信2011年报-
经纪业务收入为15.7亿，（2）中信2012年报-经纪业务收入为13.27亿，（3）中信2013年报-经纪业务收入为22.2亿，（4）中信2014年报-
经纪业务收入为32.0亿，证明通过比较各证券公司证券经纪业务收入变化趋势与大盘的关系，证明国信的佣金收入与大盘同步变化。24、（1）东方财富行情软件-
区域统计-2010年沪市A股交易金额30.7万亿，（2）东方财富行情软件-区域统计-2011年沪市A股交易金额23.8万亿，（3）东方财富行情软件-
区域统计-2012年沪市A股交易金额16.3万亿，（4）东方财富行情软件-区域统计-2013年沪市A股交易金额22.8万亿，（5）东方财富行情软件-
区域统计-2014年沪市A股交易金额37.37万亿，（6）东方财富行情软件-区域统计-2010年深市A股交易金额24.0万亿，（7）东方财富行情软件-
区域统计-2011年深市A股交易金额18.3万亿，（8）东方财富行情软件-区域统计-2012年深市A股交易金额14.9万亿，（9）东方财富行情软件-
区域统计-2013年深市A股交易金额23.6万亿，（10）东方财富行情软件-
区域统计-2014年深市A股交易金额-36.4万亿，证明2010-2014年沪市A股与深市A股交易金额。25、原告内退后学油画的证人证言，证明原告在2010年6月到2011年底这段时间没有炒过股。26、原告社保清单，证明社保清单数据显示原告于2010年6月内部退休。27、（1）原告妻子与肖兴宇谈原告为新股民录音摘录，（2）原告妻子与陈鸿鹰谈原告为新股民录音摘录，证明原告从公司内部退休前从没有炒股。28、（1）陈鸿鹰等承认手续费没有明码示价录音摘录，（2）陈鸿鹰等认为价格公示就是写在文件中的价格条款录音摘录，证明国信深圳中路营业部对交易收费情况没有明码示价。29、（1）陈鸿鹰等承认“融资融券风险面谈记录”内容没和原告当面进行沟通和签字录音摘录，（2）陈鸿鹰等默认“融资融券风险面谈记录”内容没和原告当面进行沟通和签字录音摘录，证明被告出示的“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有错误，被告并没有与原告就面谈记录中的内容逐项与原告沟通，更没有在原告面前当面签字。30、苏毅忠等默认在明码示价与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上有错录音摘录，证明国信苏忠毅等在原告的提问前长时间无应答，默认有错。31、周盛程在国信深南中路营业部开户没有签订主合同录音摘录，证明国信习惯浑水摸鱼，开户时不与投资者签订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或不给合同客户联为其常态。32、（1）邓婷通话录音-20131211，（2）肖兴宇在关键当事人邓婷对质问题上撒谎录音摘录以及苏毅忠在关键当事人邓婷对质问题上撒谎录音摘录，（3）中国电信话单-
邓婷通话记录，证明原告与关键当事人的电话录音，该录音证明（1）被告对原告要求寻找关键当事人邓婷对质的问题上撒谎，（2）被告在原告要求寻找关键当事人邓婷对质问题上撒谎录音摘录，（3）邓婷电话：158xx****xx。33、中国证券协会《证券公司营业部投资者教育工作业务规范》-客服电话要有录音功能，证明被告违反中国证券协会的规定，没有使用录音电话。34、部分证据网站链接，证明证据来源。35、光盘，证明部分电子证据（含录音）当庭提交证据。36、光盘证据目录，说明了光盘的具体内容。37、佣金计算目录，通过该目录和相关的说明，证明在原告2012年5月开设融资融券业务前，普通帐户合理的佣金收取比例应当是万分之4以下。
两被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真实性予以确认，这个刚好证明了原告是从2001年便开立帐户开始进行股票交易，自原告申请信用帐户开展融资融券业务之前，原告已经有超过10年以上的股票投资经验，同时还证明了原告的融资融券帐户至2012年5月30日开始进行担保品划入，5月31日开始进行融资融券业务，一直到2013年11月28日有大量的交易记录，其中仅融资融券交易业务在2012年6月就发生了5笔，并不是原告所说的一共才开展了3、4次业务，同时明细单也反映了交易的成交金额和手续费等具体金额，可以明确看出被告所收取的手续费的标准是2.5‰，在2012年5月31日第一笔融资融券业务就可以看出这点。从证据2中抬头部分可以看出授信总额度55万元，这个55万元是基于原告提供了100多万元的股票或资金在信用帐户而折算出来的信用额度，开通这个帐户的目的就是原告可以向被告以买入担保品的方式来进行融资融券55万元，也就是说可以向被告借款55万元。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是真实的也说明了从2012年5月31日至2013年11月28日一共产生了300多次交易，第一笔交易就能知道交易的手续费，而原告为何在进行了300多次交易以后才提出手续费的问题？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以确认，原告基于调解的目的出具过类似的方案，并不能证明原告所说的内容，被告当时在调解期间出具过类似方案，但是因为该方案已经给了仲裁，所以不清楚该方案是否是当时的方案。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想要证明的内容，该证据反映了被告为了原告利益着想，而调低了普通帐户的收费标准，这是降低了原告的负担，不存在原告陈述的私自调低的问题，因为从审批流程上可以看出，佣金调低是需要多层审批的，而且从行业习惯可以看出，可以通过电话申请再走内部审批的方式进行申请，并没有法定的程序进行要求。对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该证据的内容和原告所证明的内容不认可，当时这个调解书的目的是因为原告多次向证监部门投诉，因为疲于协调和为了和谐，被告申请这个调解是为了维护稳定才作出让步，接到了证监会电话以后被告进行了自查，证监会在调查以后也发现被告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形，所以，原告以该证据想证明其所说的内容，被告不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也提交了该证据。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不认可，因为这个面谈记录的第四条明确表达了收费标准和信用帐户内发生的普通交易和信用交易一律按照2.5‰收取手续费，而原告签署了表示理解和同意，该面谈记录通篇签署的理解、同意、知道等字样，均是原告签署，原告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其完全可以识别这些文字的含义，因此，原告说用这个证据来证明被告存在欺诈，显然是狡辩，即便这个面谈记录提到以合同条款为准，但是合同条款没有约定的部分，面谈记录的内容就可以视为双方就合同以外的事项达成的合意。对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原告说的内容，融资融券业务合同是一份标准型合同，是对常规性事项等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定对双方有约束力，只是在该合同里面，被告按照行业惯例没有把佣金手续费列入，不能因为该合同就认定被告存在欺诈。对证据9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揭示书的下半部分明确描述了“本人已经详细阅读融资融券合同及以上风险详细书，并且愿意自行承担造成的损失”，从该描述可以看出原告说他是新股民和事实不符，如果原告说他是新股民，也是他对被告进行了欺诈，隐瞒了该事实。对证据10、11、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所证明的内容的前面部分被告予以确认，被告确实是行业的龙头企业，排序的结果不是被告对外的营销手段，恰恰相反的是被告正是因为是大企业，所以不会因为一点小小的利益，而去作违规和欺瞒的事情，因为行业的信誉口碑是依靠信誉服务积累的，如果是按照原告说的因为欺诈而造成的，那么被告怎么会有那么好的声誉。对证据13与证据14，（1）被告对所有的录音证据不予确认，无法确认对方的身份是谁，也无法排除说话双方的当事人是否是原告设计出来的对话；（2）原告取证的17份录音证据，可以知道原告一直知晓证券公司的佣金是双方自由协商的结果；（3）即便这些证据部分真实，也只可以反映这些佣金针对不同客户收费不一致，大小公司收费不一致，佣金是自由协商的结果，原告一直知情。因为不能用各自各个企业的不同的收费标准来衡量或者否认原告和被告的合同效力；（4）涉案录音的双方当事人多非原告本人或者非被告工作人员，所以，无法证明原告想证明的内容，没有直接关联性，因为无法确认双方的身份。对证据1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无法说明被告想要说明的内容，这份清单不能产生其想证明内容的唯一推断的证明效力。证据16没有原件，相关内容不够清晰，被告不予认可，同时，其说周盛程是他朋友，也可以印证证据13、14里面涉及的录音是他朋友为了帮助他而提供的，也利害关系的相关证据，因为他和原告有朋友的利害关系，这种证据的真实性更加值得怀疑。对证据17中第1项证据、第2项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认为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对其中第3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被告认为不能证明原告说的内容，这个界面没有相关收费内容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查询，可以通过电话或者到营业部查询。对证据18无法确认，即便是网站的调查，也不代表最真实的状况，里面描述的2012年、2014年的标准，证券公司有120多家，被告系里面的龙头，这个里面当然有一些低价公司，以这个陈述被告的收费过高，被告不予认可。证据19里面提到一些公司有万分之3、万分之5的，用最低的价格作为参考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对证据20、21、22、23、24真实性无法考证，而且认为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对于证据25和本案关联性不予以确认，形式上这是证人证言，但是原告没有让证人出庭作证，只是书面证据，以被告无法查证该证据的真假，而且这个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显然会为了维护原告的利益作出与事实不符的证词。这个证据里面提到原告2010年6月开始退休，但是该证言内容与证据26相互矛盾，证据26显示原告是2014开始退休。对证据2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对清单里面写的内退事实无法确认。即使2010年6月社保变成个人缴纳也不能证明其已经内退。对证据27、28的三性均不予以确认，如果录音本身真实存在的话，原告妻子是代表原告的利益，所以他说的话不能作为证据，证据27、28、29、30、31、32可能是被告在多次与原告和解协商产生的录音，因为被告想和解解决问题，所以，被告很多问题没有回应，并没有一份证据或者录音明确表明原告存在诱导或者欺诈，原告罗列的大量证据都是原告的主观臆断。对证据33文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认为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关于被告的行为是否存在违规的问题，原告已经通过了证监会、证监局投诉反映，但是相关部门经过核实已经确认被告没有违规行为，所以，这些录音问题不能证明其诉讼请求，被告也不认为自己存在违规行为。证据34、35、36是原告对前面证据的整理，被告已经发表了质证意见不再单独质证。对证据37的三性不予认可，被告认为这个证据是原告的主观判断，这个来源是来自哪里对本案没有参考意见。
两被告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的如下证据：1、开户证明，2、指定交易协议书，3、开户申请表（个人），4、客户须知、风险揭示书，证据1-4共同证明原告自行主动于2001年向被告申请开户，是有经验的投资者，且文化程度较高，具备足够的认知识别能力。5、信用资金帐户开户申请表（自然人），6、融资融券业务申请表（个人），证据6与证据5共同证明原告自行主动向被告申请开信用资金帐户并开通融资融券业务。7、融资融券综合测试题，证明原告完全了解融资融券的投资知识，具备正常的投资辨别能力。8、开户照片，证明原告本人来申请开通的融资融券业务。9、融资融券业务合同，证明双方签署了融资融券业务合同，被告为原告提供融资融券服务；融资融券业务中被告承担了更多的风险责任和管理责任，手续费收费高于普通帐户属于正常情况；合同不注明手续费是行业习惯。10、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11、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与证据10共同证明被告对于融资融券交易进行了充分的风险说明和手续费收费说明，被告理解并且同意了手续费收费标准。12、网易新闻，证明被告是国有大券商，综合实力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不是靠低价竞争的小券商。13、关于国信的网页介绍，证明被告已务实、专业为企业精神，给投资者提供的服务相比小券商更务实更专业。14、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证明是2001年颁布，办理了的开户手续。15、帐户密码管理申请表，证明帐户是由原告操作该帐户并知晓该帐户的密码，原告是老股民。16、公司的融资融券业务简介，证明被告公示了融资融券的介绍和收费标准，由此证明融资融券交易的手续费收费标准会高于普通证券交易的收费标准是正常情况。
原告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2、3、4、14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关联性不予以确认，原告提起法庭注意，2001年12月最早开立股东帐户的是原告的妻子周元华，这个上面有原告妻子周元华本人的签名，同时根据开户申请表（个人）显示在2011年11月原告本人才签名填写开户申请表，表明原告本人说的原告本人在2011年底才炒股，原告实际上是一个新股民，原告的文化程度是大学，并不能因此推断原告在证券投资交易各方面具有相关的较高能力，因为不同专业隔行如隔山。对证据5、6表格这些所谓的表格是每个开户的客户都要填写的，所以不能得出原告主动向被告申请开立信用帐户，实际上本案原告是在被告的工作人员邓婷向原告说明了信用帐户的佣金率和普通帐户的佣金率是一致的，不然的话原告作为一个炒股的新手是不可能开立费用、风险均较高的信用帐户，后来原告在信用帐户中的操作都是运用自有资金进行交易，可以表明原告没有主动要求开立帐户的基础和必要。对证据7所谓的综合测试题，签名确实是原告本人签名但是不能由此认为原告完全了解融资融券的相关知识，且该测试题与本案争议的核心相关的收费标准没有关联性。对证据8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这是被诱导开立信用帐户中的一个具体的环节。对证据9该合同原告手中至今是没有原件，同时该合同内容为融资融券，但是实际上被告并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给予融资融券合同，具体为原告提供了什么特别的服务，只是签订了一个这样的书面合同，并且是在原告不需要该融资融券合同下签署的，同时被告所称的合同不注明手续费是行业规定不符合情理和法律规定，因为收取手续费的标准实际上是双方最关注的核心内容，必须经过双方真实意思的协商一致，并在合同予以注明，才能作为履行的依据，但是被告却故意不在合同中表明，而是偷偷隐藏在所谓的面谈记录中，这是在人为的设置收费陷阱，如果说这是客观存在的“行业惯例”，这也是行业的霸权。对证据10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不代表按照2.5‰收取手续费是双方真是的意思表示。证据11表面看来仅仅是风险面谈的单方通知，其中隐藏了2.5‰的收费标准，这个做法根据消法第24条规定应当是无效的，在涉案收费标准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原告认为根据合同法第62条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来履行，本案的原告正是依据市场调查情况计算得出2012年手续费的收取标准应当是万分之四以下，详见原告的佣金计算目录，同时，本案中原告投入的资金量超过100万元，而被告虽然签了融资合同，但是却没有提供特殊的服务，同时给予原告交易的频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本案的被告按所谓的2.5‰对原告收取费用明显不合理不公平。证据12、13证明被告是国有大券商这些宣传确实存在，原告也是因为被告的社会地位才被诱骗上当，所以说不能给予所谓的地位是否领先来推断自己是不是有欺诈行为，实际上原告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正是由于被告为了敛财不择手段才获取了巨额的经济收入，在此基础上才获取了相关的社会地位评价。对证据15因为密码更改就推断原告系老股民这个逻辑不成立，没有一点逻辑必然性。对证据16所谓的融资融券业务介绍以及相关的标准，这个真实性完全不予确认，在原告签订合同当时，被告根本没有进行相关的公示，被告的所谓的公示的证据涉嫌事后伪造，因为类似于被告提交的证据16完全可以事后制作，不能表明在原告签订合同当时已经进行了公示。
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上原告签名进行笔迹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2015）司鉴字第366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第6条“李少清”署名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能等同于说被告利用《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隐藏关键的收费标准不构成对原告的欺诈。被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原告在《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上逐条写明了“理解并同意”的字样，原告不可能在没有阅读的情况下就随便签署理解并同意字样，约定2.5‰与备注栏下的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并不冲突。
经审理查明：原告系大学学历，在深圳华为公司工作，2014年正式退休。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9月21日，为国内大型证券公司，2007年至2014年，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为国内AA级券商。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系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办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
2001年12月5日，原告在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开立普通账户，双方签署《指定交易协议书》，手续费为2.3‰。2012年6月13日，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佣金及利率设置审批表》注明，原告有效市值人民币107万元，“应客户要求，申请费率标准由2.3‰调到1‰”，原告普通账户的手续费降低至1‰。
2012年5月17日，原告向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申请开立信用资金账户，用于融资融券交易，开户时填写了《信用资金账户开户申请表》、《融资融券业务申请表》，完成了《融资融券综合测试题》的测试，并签署了《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和《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其中《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第4条注明“我公司的融资融券业务的收费标准是：信用账户内发生的普通交易和信用交易，一律按照2.5‰的标准收取手续费；我公司将暂免收客户担保品提交／返还，以及还卷划转的20元手续费用；目前融资利率与融券费率均为9.1%，您是否理解并同意？”原告在下面签署了“理解并同意”。在《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最下方注明“以上访谈内容只作为我们认为需要向你提醒的重要事项，涉及融资融券业务的所有事项要以合同条款为准，请你务必仔细阅读《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与《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2012年5月21日，双方签订了《融资融券业务合同》，约定由原告以资金和证券为担保，向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借入资金供其买入上市证券或借入上市证券供其卖出，从而进行证券交易，但未在该合同中另行约定交易手续费的收取标准。《融资融券业务合同》签订及信用账户开通后，原告于2012年5月30日从银行向信用账户转入资金，并于次日开始融资开仓等交易，截止至2013年11月28日，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确认使用该信用账户交易总次数651次、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6386万元，其中开展融资融券开仓、平仓交易大概110次，涉及交易手续费大约2.5万元。被告在《调解申请书》中确认其按2.5‰标准收取了原告交易手续费合计人民币159670.59元（含规费），其中信用交易手续费人民币27767.31元，普通交易手续费人民币131903.28元。
2014年7月18日，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向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申请调解，《调解申请书》的主要内容包括：2013年12月6日，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接到证监局通知，原告投诉被告证券交易收费偏高，存在价格欺诈行为。至2014年4月，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对原告反映的情况进行核实，并对原告佣金收费标准及公示情况进行了自查，还与原告进行了多次沟通，提出了和解方案。原告对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提出的和解方案予以认可，但认为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仍然存在不诚信、欺骗客户的行为，双方当事人和解未成，没有达成和解协议。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秉承维护社会稳定，共同建和谐的态度，同意向原告支付和解金人民币101460.03元，并希望原告在收取和解金后不再就此事提出投诉。原告向本院申请调取该中心留存的《调解申请书》、客户信用账户手续费统计、客户佣金及利率设置审批表等5份证据，该中心回复本院，鉴于原告不同意由该中心调解，该中心未予立案，对相关材料未予留存。
在第一次庭审中，原告否认《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中第6条处“李少清”签名非本人签名，也非同一时间签名，并向本院申请笔迹鉴定。经原、被告共同选定，由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李少清”签名笔迹进行了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2015）司鉴字第366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第6条“李少清”署名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
本院认为，本案为证券欺诈责任纠纷。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包括：1、本案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2、被告是否实施了欺诈行为；3、被告收取原告2.5‰的交易手续费是否过高；4、被告是否公示交易收费标准。
关于第一个焦点，本院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显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消费行为仅限于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原告购买股票是一种投资行为，不属于为生活消费而接受被告的服务。同时，我国证券法律、法规等也未规定购买股票是消费行为，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证券公司存在欺诈行为须承担双倍赔偿交易手续费的责任。因此，本案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范围，不存在双倍赔偿多收取交易手续费的问题。
关于第二个焦点，原告认为，在签署《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时将交易手续费标准隐藏其中，之后签订的《融资融券业务合同》未再约定交易手续费收取标准对原告构成欺诈。本院认为，无论原告是新股民还是老股民，无论是自己亲自操作还是其妻子帮助操作，在交易手续费收费标准上，被告对原告是否构成欺诈都应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规定进行判断，该条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原告是一个成年人，且文化水平较高，如果认为自己缺乏证券知识，就更应该仔细阅读《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的内容后再签字，但是，原告在第4条下面签署了“理解并同意”，证明其阅读并知晓交易收费标准，并不是随便或者被骗签字。其次，原告诉称其当时没有通读原文，未注意被告在文中隐藏了手续费的收费标准。这说明不是被告偷偷隐藏交易手续收费标准，人为设置收费陷阱，故意对其实施欺诈行为，而是原告自己阅读条文内容所致。第三，原告认为，2007年-2014年，被告国信证券的信用等级均为AA级（到目前为止为证券业的最高级），原告在签署相关的合同和所谓的面谈记录的时才会上当并且被欺骗，被告国信证券多年来显赫的社会声望与头衔都是原告受骗上当的重要原因。本院认为，原告对被告的信任不能证明被告对其实施了欺诈的故意和行为。第四，原告认为被告故意利用《融资融券业务风险谈话记录》标题来淡化原告对该文内容的注意，插入收费条款，以骗取原告签字。本院认为，该《融资融券业务风险谈话记录》共8条，内容简单，原告对8条均逐条作出不同的意思表示，并有三处本人签名。而《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共69条，内容复杂，与之相比，《融资融券业务风险谈话记录》条文更少，更加容易阅读和理解。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有骗取其签字的行为。第五，原告认为，被告私自将其普通账户的手续费降低至1‰就证明被告存在欺诈行为。被告抗辩称是根据原告的要求申请费率标准由2.3‰调到1‰。本院认为，不论原告申请调低还是被告私自调低普通账户的交易费标准，都不能证明被告有欺诈行为及故意。第六，原告与被告在《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约定信用账户内发生的普通交易和信用交易一律按照2.5‰的标准收取手续费，而没有在随后签订《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中约定交易手续费标准，该做法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虽然《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中约定有“涉及融资融券业务的所有事项要以要以合同条款为准”，但是，在《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中没有约定交易手续费标准就意味着《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就是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合同之一，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原告与被告先约定交易手续费，再签订《融资融券业务合同》的做法并不能被认定构成欺诈，更不能因此否定《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的法律效力。最后，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申请在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对争议进行调解，目的是为了解决纷争，不能因此认定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存在欺诈行为。综上，原告提交的书面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有告知原告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原告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被告不予认可，且没有其他证据能佐证被告在接收被告融资融券服务时有被欺诈的行为；原告的一系列推论没有相应的证据佐证或者缺乏证明力，不能证明被告存在欺诈行为，包括原告既不能以其他证券公司的交易手续费收费标准低来判断被告的收费是否存在欺诈，又不能以证券协会等公布的平均收费标准判断被告是否存在欺诈，更不能以其他股民与被告达成的收费协议判断被告存在欺诈行为等。此外，原告提交的被告、中投证券、招商证券、中信证券2011年至2014年经纪业务收入以及沪市A股、深市A股2010年至2014年交易金额也不能直接证明被告在交易手续收费标准上存在欺诈。
关于第三个焦点，本院认为，原、被告作为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法律地位平等，经过协商，被告签署了《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该《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第4条明确约定信用账户内发生的普通交易和信用交易一律按照2.5‰的标准收取手续费，该约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在诉讼中，原告并未提交政府主管部门认定和查处被告违规收取交易手续费的证据，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收取2.5‰的交易手续费违反了有关规定。而被告提交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计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的通知》，该通知第一条规定，A股、B股、证券投资基金的交易佣金实行最高上限向下浮动制度，证券公司向客户收取的佣金（包括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和证券交易所手续费等）不得高于证券交易金额的3‰，也不得低于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和证券交易所手续费等。A股、证券投资基金每笔交易佣金不足5元的，按5元收取；B股每笔交易佣金不足1美元或5港元的，按1美元或5港元收取。被告收取原告2.5‰的交易手续费并未超过上述通知规定的标准上限，故不能认为收费标准过高。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被告不予认可，且没有其他证据能佐证，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交易手续收费标准违法的证据。原告既不能以其他证券公司的交易手续费收费标准低来判断被告的收费标准过高，又不能以深交所、深圳证券协会等公布的平均或者最低佣金率判断被告被告的收费标准过高，更不能以其他股民与被告达成的收费协议判断被告的收费标准过高。
关于第四个焦点，本院认为，我国《证券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证券交易的收费必须合理，并公开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证券交易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统一规定。《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证券公司向客户收取证券交易费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在营业场所的显著位置予以公示。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明其公示收费标准的证据不予认可。对于被告有没有在其营业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收费标准或者公示是否符合规定不是法院审理的范围。原告如果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六条、《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原告应该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由政府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此外，原告认为被告违反中国证券协会《证券公司营业部投资者教育工作业务规范》的有关规定，没有使用录音电话。本院认为，被告的行为是否存在违规，原告应该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投诉反映，由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范围，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两被告对其实施了欺诈行为，被告收取原告交易手续费标准没有超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计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的上限，交易手续费标','201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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