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1403民初900号之一
原告：傅光华，男，1960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上杭县。
原告：傅炳华，男，196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上杭县。
原告：傅利华，男，1969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上杭县。
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纪光，福建龙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宏章，男，1950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惠珍，系被告杨宏章的妻子。
原告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与被告杨宏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8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傅光华、傅利华、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纪光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惠珍到庭参加诉讼。经审理发现本案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本院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7年11月9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傅光华、傅利华、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纪光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惠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将座落在梅县××××下村义安围杨屋“绍德堂”西南侧厨房一间归还原告。事实和理由：三原告之祖父杨振先原籍梅县松口镇，1935年间为躲避战乱离开家乡至印度尼西亚谋生，留下祖母和时年7岁的父亲杨昌发。同年，祖母又将杨昌发送给了福建省上杭县才溪镇岭和村的王盛隆家做养子，取名王其祥。1959年王其祥结婚后，举家迁至上杭县白砂镇朋新村，改名傅其贤，并生下三原告。座落在梅县××××下村义安围“绍德堂”的房屋，是杨振先的上祖遗留的财产，其中的五间在土地改革期间经人民政府登记确认归杨振先、杨炎先等七人所有，讼争房屋则分归杨振先所有并由其管理和使用。1975年，原告的祖父到松口探亲时，被告见讼争房屋闲置，于是向原告的祖父提出借用该房屋的请求，原告的祖父同意后，被告向原告的祖父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载明向杨振先借用东至杨绍安、南至厅子、西至花头、北至天井的厨房一间（即“绍德堂”西南侧厨房）。1982年，原告的祖父从印尼将借条寄回给原告的父亲，并嘱咐原告的父亲“一切由你办理”。近年来，原告的祖父和父母相继离世。讼争房屋是原告的祖遗房产且已由原告继承。被告杨宏章借用原告房屋后拒不归还是违约行为，应承担限期归还的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原告特具状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杨宏章辩称，原告所述并不属实。1.杨振先是在南洋出生，是印度尼西亚华侨，一直没有回过松口镇。2.杨振先没有生育子女，杨振先的继母曾抱养一个男孩，取名杨昌发，抚养一年后卖给他人。被告不清楚王其祥是不是被抱养的杨昌发，但王其祥绝不可能是杨振先的亲生儿子。3.原告提交的信件、借条，均是王其祥欺骗得来的。综上所述，原告并未证实王其祥与杨振先的父子关系，原告的身份还未确认清楚，原告并无资格收回讼争房屋。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系福建省××县××镇××新村上城路村民，三原告的父亲为王其祥（1935年10月27日出生，于2009年3月3日因死亡注销户口），母亲为邱兰珍（1937年7月19日出生，于2010年4月4日死亡）。被告杨宏章系广东省梅州市××区××下村义安围村民。
三原告认为其父王其祥是杨振先（原籍梅县松口镇南下村义安围的印度尼西亚华侨）的亲生儿子，其祖父在梅州市××区××下村义安围“绍德堂”西南侧有厨房一间借给被告使用，近年来原告的祖父杨振先和父母相继离世，上述房屋是原告的祖遗房产且已由原告继承，被告应将上述房屋返还给原告。经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未果，原告于2017年6月22日诉至本院，请求本院支持其上述诉请。被告则作出上述答辩。
另，福建省上杭县公安局白砂派出所于2015年7月25日出具《证明》：“兹有原本辖区上杭县白砂镇朋新村上城路村民王其祥（男，身份证编号：，2009年3月3日死亡注销），经核实查询，其儿子傅光华（男，身份证编号：，户籍地址：福建省××县××镇××新村××）、傅炳华（男，身份证编号：，户籍地址：福建省××县××镇××新村××）、傅利华（男，身份证编号：，户籍地址：福建省××县××镇××新村××）。特此证明。”该所于2015年8月18日出具《调查报告》：“兹有原本辖区上杭县白砂镇朋新村上城路22-1号村民王其祥，男，1935年10月27日出生，身份证编号：，该居民于2009年3月3日因死亡注销户口。经查询1974年白砂户口原始底册显示王其祥原籍梅县松口，1965年6月才溪公社迁入，妻子系邱兰珍，长子王新东（又名傅光华），次子傅炳华，女儿傅丽梅，小儿子傅利华。经前往朋新村调查，王其祥1965年迁入白砂后入户傅凤章户，成为傅凤章养子。经询问了解该村村民称，周围村民及王其祥家属自王其祥迁入后均叫王其祥姓名为‘傅其贤’，而查询白砂派出所户籍资料显示王其祥姓名从1965年迁入以后一直沿用至死亡。”
另，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于2015年7月23日出具杭外侨函﹝2015﹞3号《关于杨昌发是侨眷的证明》：“上杭县公证处：兹有原白砂镇朋新村上城组村民傅其贤曾用名杨昌发系侨眷，其父杨振先系侨居印尼的华侨。杨昌发于1935年生于广东省梅州市××区××下村义安围，1942年被卖到上杭才溪员竹山，1965年移民到白砂朋新村上城组。其父杨振先于1937年到国外讨生活到了印尼定居。”经本院于2017年9月6日向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征询，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于2017年11月13日出具了杭外侨综﹝2017﹞2号《关于杨昌发身份征询函的答复函》：“梅县区人民法院：2015年7月23日发出的杭外侨函﹝2015﹞3号函《关于杨昌发是侨眷的证明》确实由我办出具。证明杨昌发是侨眷的依据是侨情调查的历史档案资料，杨昌发与杨振先的历史海外通信资料、回乡探亲图片等，村乡及侨联组织证明。关于杨昌发的迁徙经历请法院让杨本人提供户籍迁徙证明。”
另，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于2017年2月4日出具《证明》：“经查，原我辖区松南南下村义安围旅印度尼西亚华侨杨振先（男，已故，于1935年前后往印度尼西亚）在前往印度尼西亚前已生育一个儿子取名杨昌发，杨昌发后被其生母送给福建省上杭县才溪镇人王盛隆做养子，取名王其祥，即户籍登记的姓名；王其祥成家生子后因当地生活条件差，搬迁到福建省××县××镇××新村认傅凤章为养父，取名傅其贤。现经我所对南下村相关知情人及南下村村委干部的调查询问，证明王其祥与杨昌发系同一个人，王其祥（杨昌发）与杨振先系亲生父子关系。”经本院于2017年6月30日向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征询，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于2017年7月24日出具《复函》：“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我所于二0一七年二月四日出具一份《证明》，内容涉及认定一名中国公民王其祥与一名印度尼西亚华侨杨振先的亲子关系。现就贵单位的征询答复如下：一、杨振先系松口籍印度尼西亚华侨，我所依据其近亲属杨悦权及南下村委会知情人丘祥陈述认定其已死亡；但因杨振先系印度尼西亚华侨，长期旅居国外，我所无法对其具体情况进行核实。二、杨振先户籍不在我辖区，其在我辖区无亲属。三、王其祥的户籍不在我辖区，《证明》中对其户籍、姓名变更及收养等的证明依据王其祥的子女提供的一份由上杭县公安局白砂派出所核实的《报告》，对王其祥与杨振先父子关系认定的依据系我辖区南下村义安围居民杨悦权、许辉增的证人证言。”
另，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向梅州市××区××下村义安围村民小组长丘祥调查了解本案的相关情况，丘祥述称，其从1979年开始一直担任南下村义安围村民小组长至今，其没有见过杨振先、王其祥，只是听老一辈人讲过杨振先这个人，杨振先的户籍不在该村，听说杨振先是新中国成立前去的印度尼西亚，一直在印度尼西亚生活，杨振先在印度尼西亚没有成家，也没有回来过。该村没有名为“杨昌发”的户籍人口，其不清楚杨振先是否收养过一个名为“杨昌发”的小孩，也不清楚王其祥是否为“杨昌发”。杨振先在本地无亲属，人也一直在印度尼西亚没有回来，其不知道杨振先是否还在世，也不清楚杨振先与“杨昌发”是否为父子关系，他们双方的关系无从考证。其亦不清楚原、被告讼争房屋的权属和情况。
另，三原告的姐妹傅丽梅向本院提交声明表示，其决定不参与本案诉讼，自愿放弃本案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户籍证明原件、福建省上杭县公安局白砂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及《调查报告》、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杭出具的外侨函﹝2015﹞3号《关于杨昌发是侨眷的证明》及杭外侨综﹝2017﹞2号《关于杨昌发身份征询函的答复函》、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及《复函》、梅州市××区××下村义安围村民小组长丘祥询问调查笔录、傅丽梅的身份证复印件、声明以及开庭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可见，“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是作为原告起诉的首要条件，故原告应对其作为讼争房屋的权利人负举证责任。首先，关于杨振先的身份关系及其是否已死亡。原告提交了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出具的杭外侨函﹝2015﹞3号《关于杨昌发是侨眷的证明》用于证明杨振先是侨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傅其贤（曾用名杨昌发）是其儿子；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用于证明杨振先（已故）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王其祥（杨昌发）与杨振先是亲生父子关系。经本院向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和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征询，上述两个单位均予以回复，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认定的依据是“侨情调查的历史档案资料，杨昌发与杨振先的历史海外通信资料、回乡探亲图片等，村乡及侨联组织证明”，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答复“杨振先系松口籍印度尼西亚华侨，我所依据其近亲属杨悦权及南下村委会知情人丘祥陈述认定其已死亡；但因杨振先系印度尼西亚华侨，长期旅居国外，我所无法对其具体情况进行核实。杨振先户籍不在我辖区，其在我辖区无亲属”。本院认为，杨振先的华侨身份证明，应提供其居住国护照及居留证、我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能证明华侨在国外定居的证明或居留公证（认证）书等资料到户籍所在地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而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和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既不是杨振先的户籍管理部门，也不是确认杨振先华侨身份的主管部门，其所作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杨振先为印度尼西亚华侨的依据，其更不能仅凭信件、图片、言词等间接证据，未经杨振先本人或我国驻其居住国使领馆的核实，认定杨振先与傅其贤（曾用名杨昌发）或王其祥（杨昌发）的父子关系。关于杨振先是否已死亡，原告提供的证据是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所作证明的依据是“其近亲属杨悦权及南下村委会知情人丘祥陈述认定其已死亡”，经本院向丘祥调查了解，丘祥表示杨振先在本地无亲属，其亦不知道杨振先是否还在世，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也回复称“杨振先户籍不在我辖区，其在我辖区无亲属”，亦未就杨振先的具体情况向我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领馆核实，因此，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杨振先已死亡的依据。其次，关于王其祥的身份关系。原告提交了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出具的杭外侨函﹝2015﹞3号《关于杨昌发是侨眷的证明》和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来证明“王其祥与杨昌发系同一人”、“傅其贤曾用名杨昌发”，经本院向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和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征询，福建省上杭县外事侨务办公室答复“关于杨昌发的迁徙经历请法院让杨本人提供户籍迁徙证明”，可见其所作证明并不能证实王其祥与“傅其贤（曾用名杨昌发）”是否为同一人，而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松口派出所答复“王其祥的户籍不在我辖区，《证明》中对其户籍、姓名变更及收养等的证明依据王其祥的子女提供的一份由上杭县公安局白砂派出所核实的《报告》”，而从王其祥的户籍管理部门福建省上杭县公安局白砂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和《调查报告》来看，只证明了三原告与王其祥是父子关系，王其祥于1965年迁入白砂镇朋新村后当地村民会叫王其祥姓名为“傅其贤”，王其祥姓名从1965年迁入以后一直沿用至死亡，并未证明王其祥曾用名为“杨昌发”，因此，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王其祥与“杨昌发”、“傅其贤”是同一人，王其祥与杨振先是亲生父子关系。再次，原告认为讼争房屋为杨振先所有，并提交房产所有证存根复印件、借条、信件等证据证实，从原告提交的房产所有证存根复印件来看，并未显示讼争房屋为杨振先所有，并且该存根为复印件，原告亦未提供原件核实其真实性，而我国不动产物权实行登记公示、公信原则，即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杨振先对讼争房屋享有所有权。
综上所述，原告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是讼争房产的权利人，与讼争房产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三原告不是适格的原告，对其起诉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的起诉。
原告傅光华、傅炳华、傅利华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00元，本院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锦辉
人民陪审员 徐大平
人民陪审员 麦 健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李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