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5民终21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聊城市隆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关街*号。
法定代表人：李兴才，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勇，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庆宏，男，1932年10月8日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延清，男，1963年4月27日生，汉族，聊城市中医院医生，住聊城市，系被上诉人杨庆宏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寇丽，女，1980年9月1号生，汉族，聊城市人社局职员，住址同上，系杨延清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印丽，女，1982年1月1日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立玉，女，1963年3月31日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冯永浩，山东豪才（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振，山东鲁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卫昌，男，1955年2月4日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原审第三人：张敬中，男，1970年1月1日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
上述二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郭延宽，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聊城市隆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昌投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庆宏、印丽、王立玉，原审第三人李卫昌、张敬中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16）鲁1521民初49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隆昌投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勇,被上诉人杨庆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延清、寇丽，被上诉人印丽、王立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永浩、杨振，原审第三人李卫昌及原审第三人李卫昌、张敬中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延宽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隆昌投资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公司股东会增资决议上不是被上诉人本人签字，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进而认定三次增次股东会决议未达到法定生效条件，明显属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成立于2010年3月30日，工商登记股东为三被上诉人及二原审第三人，但实际经营过程中一直由杨延清代理杨庆宏、王立强代理王立玉、李庆霞代理印丽在上诉人处参与经营，签署文件，领取登记股东名下的利息等具体事务，上诉人一直认为杨延清、王立强、李庆霞系三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的全权代理人，所以杨延清、王立强、李庆霞在上诉人经营过程中答署的所有文件效力应对三被上诉人具有约束力，故三次公司股东会增资决议合法有效，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第一，2010年1月22日注册资本增资到2000万元的公司增资决议由杨延清代理杨庆宏在公司股东决议签署了姓名，同时也有二原审第三人，以及王立玉、印丽当时临时指定的代理人签署的姓名。根据法律规定，本次股东会增资决议是合法有效的增资决议。退一步讲，如果王立玉、印丽不认可当时临时指定的代理人签字效力，那么本次增资决议上有杨延清代理杨庆宏，加上二原审第三人，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也是合法有效的。第二、2010年12月16日、2011年1月6日分别增资到3800万元，5000万元的公司股东会增资决议中的签名虽然不是登记股东本人所签，但也是三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当时临时指定的代理人签署的，三被上诉人对公司注册资本增资到5000万元的事实是认可的，这一点通过由三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与二原审第三人签署的“第三次股东会决议”中可以证实，该第三次股东会决议前述部分明确写明“公司增资到5000万元”，而三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杨延清、玉立强分别代理杨庆宏、玉立玉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署了姓名，加上二原审第三人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该股东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第三、三被上诉人诉称三次增资股东会决议不是本人签名，对增资的事实不知情，也不认可，与己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相符，根据另案三被上诉人作为原告起诉的(2013)聊商初字66民事判决书，(2014)鲁商终字135号民事判决书有关增资的事实的认定，三被上诉人认可将应得的分红56万元转为增资的股本金，通过三被上诉人对该增加股本金事实的陈述足可以证明，三被上诉人是知道增资的事实，并认可增资，只是认可没有实际交纳工商登记中的股本金，但每次增加公司注册资本金三被上诉人是知情的，也是同意的。因为每次增资时均需要登记股东的身份证原件，每次增资时都是由三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持各股东的身份证原件办理，这一点可以通过原审法院对银行有关工作人员所做调查笔录可以证实。结合本案有关事实，三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上诉人处的各种行为明显符合表见代理的表现形式，特别是署相关文件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可以得出在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中，表见代理表现形态有三种，即授权表示型表见代理，权限逾越型表见代理和权限延续型表见代理。授权表示型的表见代理，又称由于本人之明示或默示的表见代理，即本人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授予他人代理权而实际上并未授权，或者明知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造成第三人误以为行为人有代理权时，本人要对相对人承担实际授权人的责任。所以本案三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签署的有关增资股东决议的效力对三被上诉人具有约束力，案涉股东会增资决议表决形式符合《公司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增资决议是合法有效的。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故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望贵院查明事实后，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杨庆宏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一审庭前会议时答辩陈述的是杨庆宏、印丽、王立玉为名义股东，实际股东杨延清、李庆霞、王立君，股东会决议并不是实际股东签字或名义股东签字。而在2017年4月6日第一次开庭时再次陈述答辩三答辩人不是真实股东，相应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均是实际股东签署，或指定别人签署。但也仅仅是上诉人的一面之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所谓的名义股东、实际股东之说。在一审法院判决后，上诉人提起的上诉状中又突然变成了杨延清、王立强、李庆霞为三答辩人的全权代理人，其辩解理由根本不能自圆其说，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二、2010年11月22日增资到两千万的股东会决议，上诉人陈述杨延清代理杨庆宏签署了姓名，却不能提供杨庆宏进行委托的证据，而另外两答辩人的签字上诉人根本就不能说明是何人所签，股东会决议不会是合法有效的。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上诉人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增资股东会召开前履行了通知义务，三答辩人从来没有接到过增资股东会召开的通知，其决议如何形成三答辩人无从知晓。公司未履行股东会召开的通知义务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其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当然无效。三、关于第二次增资和第三次增资上诉人认可不是三答辩人签字，却以三答辩人的代理人临时指定的代理人签署即是对股东会决议进行的认可作为理由根本不能成立。三答辩人根本没有委托代理人参加所谓的增资决议，更不存在委托代理人转委托签字，上诉人召集股东会，却连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的人是何人都说不清楚，决议无效。四、（2013）聊商初字66号民事判决书、（2014）鲁商终字135号民事判决书审理的是股权转让纠纷，该案中三答辩人每人的股本金是根据2012年1月14日的关于公司变更有关问题的协议中确定的，三答辩人认可的也仅仅是256万股本金，根本没有涉及公司股本金增加至五千万的事实，涉案的256万股本金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上诉人以此来推断三次增资三答辩人知情系逻辑错误，不能成立。相反正如一审法院认定的2012年1月14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间晚于三次增资时间，如果三答辩人知情的话，上诉人怎么可能不注明增资事宜，按照工商登记信息，每人1000万的股本金在存在营利的情况下以256万转让，明显不合常理。五、上诉人主张存在表见代理的除应当举证证明行为人的代理行为存在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还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的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上诉人根本无法证明召开增资股东会履行了通知义务，其本身存在过错，因此上诉人主张的表见代理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陈述的所谓表见代理既无证据支持，也不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印丽、王立玉辩称：同杨庆宏的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李卫昌、张敬中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隆昌投资公司自2010年3月设立以来，公司记名股东杨庆宏、王立玉、印丽，从没有参加公司的股东会议和对公司进行管理。都是分别由代理人杨延清、王立强、李庆霞代为参加公司会议决策和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其中包括2012年1月份股权转让协议三被上诉人的签字，均是由上述代理人签字。三名代理人从未向公司提交三被上诉人的书面授权委托，所以，三代理人代理三被上诉人的行为足以构成表见代理。二、隆昌投资公司自2011年1月增资5000万后，三被上诉人及代理人在合作经营期间，没有对该事实提出异议，并且在出资5000万变更登记后，召开股东会议，布置公司的相关工作事宜，该股东会议三被上诉人的签字也是由三名代理人代签，三被上诉人退出公司后，在与公司历时几年的诉讼过程中多次提及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的事，但从未在诉讼中对增资5000万元提出异议。这也说明三被上诉人对增资5000万是认可的。三、因三被上诉人从未参与过公司经营，现在提及公司决议效力之诉的原因是公司债权人于立杰在冠县法院要求三被上诉人对隆昌投资公司的债务承担出资不实的补充责任，三被上诉人才提出了本案之诉。为查明公司的股东身份和公司的实际经营运作情况，请求二审法院要求三被上诉人本人到庭参加诉讼，核实相关情况。
杨庆宏、印丽、王立玉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请求依法确认被告2010年11月22日、2010年12月16日、2011年1月6日作出增资的三次《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0年3月30日，股东杨庆宏、印丽、王立玉、李卫昌、张敬中作为发起人成立了聊城市隆昌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五名股东均出资200万元，持股比例同为20%。2010年11月22日、2010年12月16日、2011年1月6日，被告分三次分别增资至2000万元、3800万元、5000万元，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五位股东均出资1000万元，持股比例同为20%。上述三次增资的《股东会决议》签字，均非原告本人所签，原、被告及第三人均对该事实不持异议。三次《股东会决议》分别对应三次《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公司注册资本及五名股东的出资变化情况。2015年7月11日，聊城市隆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更名为隆昌投资公司。
另查明，2012年1月14日，杨庆宏、印丽、王立玉、李卫昌、张敬中五名股东签订了《关于公司变更有关问题的协议》，约定：自2012年1月1日起，公司部分股东张敬中、杨庆宏、印丽、王立玉股权转让，人均256万元股权转让给李卫昌，李卫昌应尽快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确保半年内即2012年6月30日前付清。后杨庆宏、印丽、王立玉诉至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李卫昌履行该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3）聊商初字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卫昌支付给杨庆宏、印丽、王立玉股权转让款每人256万元，并赔偿每人该款的逾期利息损失。李卫昌不服该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4年6月26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4）鲁商终字第1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判决书中载明，本案涉案的五位股东实际股权金额为256万元，而非工商登记中显示的每位股东出资1000万元。
2014年7月21日，杨庆宏、印丽、王立玉诉至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隆昌投资公司支付利润分红1106.8万元及逾期利息，并要求李卫昌承担连带责任。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三原告要求隆昌投资公司分红的诉求，驳回要求李卫昌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后杨庆宏、印丽、王立玉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5月15日出具（2017）鲁民终字479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院改判为：隆昌投资公司向三原告支付利润分红及逾期利息；李卫昌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判决中载明：隆昌投资公司的真实股东为杨庆宏、印丽、王立玉与张敬中、李卫昌。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三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本案中，涉案的三次《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形成时，三原告均为隆昌投资公司的股东，三次决议的效力与三原告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故三原告可就《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的效力提起诉讼，依法具备本案的主体资格。
关于涉案决议及章程修正案的效力问题。2012年1月14日，杨庆宏、印丽、王立玉、李卫昌、张敬中五名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时间晚于三次增资时间。在协议中，五名股东协商的股权转让金额为256万元，并未提及公司注册资本变更情况，即本案中的三次增资情况。另外，《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由股东会行使职权，并且需经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本案中的三次增资决议，并未经过时任股东的三原告签名、盖章，亦未由其本人书面授权。《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本案中，隆昌投资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即属于重要表决事项，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而涉案的《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并未经过三原告通过，即未达到法定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明显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应属无效。
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因三原告选择起诉的是确认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无效，而未选择行使撤销权，涉案的《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应自作出之日起自始无效，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被告及第三人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经审委会研究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聊城市隆昌投资有限公司于2010年11月22日、2010年12月16日、2011年1月6日的《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聊城市隆昌投资有限公司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提交一份2010年2月19日隆昌投资公司设立时的工商登记材料一宗（共14页），其中五名登记股东为李卫昌出具的“指定代表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中各股东签字亦分别是三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所签，该卷宗中也没有三被上诉人的书面授权委托。可以证明自隆昌投资公司成立，到后续经营，均是没有三被上诉人书面授权委托，但实际签署文件均是由其代理人所签。所以，三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所行使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效力应及于三被上诉人。另外，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2010年11月22日（增资到2000万元时）的杨庆宏、王立玉在中国银行账户信息显示当天分别汇入验资账户200万元，该银行明细足可证明三被上诉人对增资、出资是认可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所以三被上诉人否认该次股东会决议及增资决议的理由不成立。根据2011年5月14日名为“第三次股东会决议事项”书面显示（原审卷宗309-310页），股东签名处有李卫昌、杨庆宏（代理人杨延清所签）、王立玉（王立强所签）、张敬中签字，该股东会决议事项中明确记载了公司增资到5000万，为了规范公司资金运作进行了其他事项的决议，该证据可以证明无论三次增资三被上诉人是否实际参与股东会决议签字，但本次股东会决议签名应视为三被上诉人对原有增资事实的追认。所以三被上诉人否认三次股东会决议及增资决议的理由不成立。
三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工商登记材料，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因此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另外，该证据中“指定代表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中三被上诉人的签字，并非三被上诉人本人或上诉人所称的三被上诉人的三位代理人所签，但三被上诉人对公司设立行为已实际交纳出资的行为予以认可，上诉人由此作为以后三被上诉人均系委托他人实施股东权利的理由是没有依据的，也是不能成立的。根据刚才上诉人陈述的2010年11月22日第一次增资到2000万的银行账户明细，显示的是杨庆宏、王立玉账户开户时均为尾号555的账户转入1元开户，其中杨庆宏名下尾号2653账户于2010年11月22日通过尾号3370的账户转入200万元，同日，由同一柜员又将200万元及开户的1元转入尾号666的账户，通过另案的证据材料可知，尾号为3370的账户持有人是钟静，明显该笔款项系上诉人指派钟静办理，钟静是公司的现金会计，被上诉人对该项增资、验资并不知情，也没有实际出资，不能证明对该次增资行为的认可。王立玉和印丽的情况同前述陈述。对上诉人陈述的第三次股东会决议，三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明确否认了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该文中的签字并非三被上诉人的真实签字，对决议内容不认可，也不知情。
原审第三人张敬中、李卫昌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对于上诉人提交的2010年2月19日隆昌投资公司设立时的工商登记材料一宗，因其是在隆昌投资公司设立时形成，早于本案中三次股东会决议及公司修正案的形成时间，且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中办理的是隆昌投资公司的设立、变更、注销、备案等事项，故上述证据无法证明隆昌投资公司成立之后三被上诉人实际签署文件均是由其代理人所签。
二审查明：原审第三人李卫昌称在隆昌投资公司增资时，均是由张敬中通知的实际股东。关于2010年11月22日、2010年12月16日、2011年1月6日的三次股东会决议上印丽和王立玉的签字是由谁所签，上诉人表示不清楚。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三被上诉人要求确认2010年11月22日、2010年12月16日、2011年1月6日做出增资的三次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无效。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对于上述三次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上三被上诉人的签字均非本人所签并无异议。上诉人主张2010年11月22日、2011年1月6日的股东会决议上杨庆宏的签名系本案中杨庆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延清所签，杨延清称记不清是否系其本人所签，并表示即使是其签字，也代替不了其父亲。由原审第三人李卫昌的陈述可知，上诉人在增资时并未通知三被上诉人。对于三次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上印丽和王立玉的签字是由谁签订，上诉人一直未予明确，故本院无法据此确认被上诉人印丽和王立玉对于三次增资的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是认可的。依据《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增加注册资本的决议，必须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综上，隆昌投资公司当时的股东为杨庆宏、印丽、王立玉、李卫昌、张敬中，即使杨延清代替杨庆宏在股东会议上签名经过杨庆宏的同意，也仅能认定该股东会协议系经有代表五分之三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三次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仍然未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故原审判决确认隆昌投资公司2010年11月22日、2010年12月16日、2011年1月6日的《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无效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隆昌投资公司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聊城市隆昌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家勇
审 判 员 刘 颖
审 判 员 吴艳锋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赵廷玮
书 记 员 田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