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刑终1008号
抗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单位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住所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法定代表人王相民。
诉讼代表人王相民，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总经理。
原审被告人黄洁生，男，1962年4月22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中专，住深圳市福田区，原系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进出口部经理。因本案于2011年10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7日被逮捕。2012年12月28日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郑强彬、林茜，均系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以下简称“金属回收公司”）、原审被告人黄洁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2012年12月19日作出（2012）深中法刑二初字第355号判决，宣判后，抗诉机关即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本院开庭审理后于2014年2月19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后，于2016年1月29日作出（2014）深中法刑二重字第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易健成、杨张翼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单位金属回收公司的诉讼代表人王相民、原审被告人黄洁生及辩护人郑强彬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
一、2003年1月至2006年1月，被告人黄洁生在被告单位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进出口部担任经理期间，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将代理进口业务在账务上做成自营业务，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非委托单位，具体如下：
⒈2003年1月至2006年1月，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向深圳凌某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45份，金额合计23874375．46元人民币，税额合计4058643．84元人民币。
⒉2005年7月至10月，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向潮州市和某造纸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金额合计1255934．11元人民币，税额合计213508．78元人民币。
⒊2005年1月，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向汕头市澄海区溪某东社造纸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金额合计768500．88元人民币，税额合计130645．19元人民币。
⒋2004年11月，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向福建省南安市志某纸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份，金额合计680402．64元人民币，税额合计115668．45元人民币。
二、2003年1月至2006年1月，被告人黄洁生在被告单位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进出口部担任经理期间，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将代理出口业务在账务上做成自营出口业务，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办理出口退税。具体如下：
⒈2003年1月至2006年1月，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为凌某公司代理出口货物，将代理出口业务在账务上做成自营出口业务，从凌某公司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433份，金额合计130610610．36元人民币，税额合计22203803．51元人民币。
⒉2003年1月至2005年12月，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为深圳市大某洋焊接材料有限公司代理出口货物，将代理出口业务在账务上做成自营出口业务，从深圳市大某洋焊接材料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68份，金额合计5170589．35元人民币，税额合计879000．19元人民币。
⒊2004年4月至2005年12月，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为东莞新某伦纸业有限公司代理出口货物，将代理出口业务在账务上做成自营出口业务，从东莞新某伦纸业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49份，金额合计6436506．74元人民币，税额合计1094206．19元人民币。
⒋2003年11月，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为深圳爱某科微电子有限公司代理出口货物，将代理出口业务在账务上做成自营出口业务，从深圳市爱思科微电子有限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金额32136.75元人民币，税额5463.25元人民币。
三、2004年1月至2004年12月，黄某河通过向黄洁生支付手续费的方式，在凌某公司与深圳市东某奇实业有限公司（东某奇公司）没有实际货物购销的情况下，经黄洁生介绍从深圳市东某奇实业有限公司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8份，金额合计5158213.05元人民币，税额合计876896.25元人民币。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
原审判决认为，被告单位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黄洁生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被告人黄洁生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其行为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黄洁生准备投案自首时被抓获，可认定为自首，依法对其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单位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二）被告人黄洁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抗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黄洁生有自首情节错误。本案被告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一审判决判处原审被告人黄洁生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量刑畸轻，应予纠正。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意见，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黄洁生有自首情节错误且判处原审被告人黄洁生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属量刑畸轻，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正确，应予支持。
原审被告单位金属回收公司称其系国有企业，为完成主管部门创汇指标争取业务量将代理进出口业务作为自营业务，账面能直接增加公司进出口业务量，提高公司业绩，当时这种现象也很普遍，亦无政策法律予以禁止，公司没有从中获利，仅收取相当于成本的少量代理费，退税所得款项均返还委托代理进出口的客户单位。现深圳税务机关已对公司进行处罚，公司以自有资金和拍卖地款全部返纳税款，现已无力继续履行罚金。人民法院判处罚金必将导致公司无法继续存续。
原审被告人黄洁生称：公司在案发时属于国有企业，为保证公司的利益所以对外签订代理的协议书，代理出口是正常的业务，目的是为完成业绩指标，当时也有很多公司将代理做成自营。涉案行为是为企业，是按照正规的程序操作，不是为自己做这样的事情。
原审被告人黄洁生的辩护人提出：黄洁生不应当作为被告单位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主要责任人员承担责任，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系统性制度性错误不应当由中层管理人员承担法律责任。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进出口代理出口业务不具有刑事危害性，不应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行为。黄洁生在司法机关开展“清网行动”活动中从外地返回深圳投案的行为应认定为自首。指控黄洁生介绍深圳市东某奇实业有限公司给深圳凌某陶瓷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证据不足。一审判决系综合考虑本案黄洁生不应当作为被告单位主要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作出的折衷处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抗诉，维持一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
一、2003年1月至2006年1月，原审被告人黄洁生在原审被告单位金属回收公司进出口部担任经理期间，金属回收公司将代理进口业务在账务上做成自营业务，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具体事实有：
（一）2003年1月至2006年1月，原审被告人黄洁生在被告单位金属回收公司进出口部担任经理期间，金属回收公司将代理进口业务在账务上做成自营业务，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非委托单位深圳凌某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45份，金额合计23874375．46元人民币，税额合计4058643．84元人民币。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
⒈金属回收公司与凌某公司签订的工矿销售合同、合同，证明金属回收公司与凌某公司签订合同，由金属回收公司向凌某公司销售废铜、废铝、废钢等物品。
⒉金属回收公司与恒某物流贸易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证明回收公司接受恒某委托，代理进口废铜、废铝、废钢，双方签订合同均按该协议执行；恒某支付金属回收公司进口代理费，恒某负责进口货物的销售，销售后回笼资金汇入金属回收公司账户后，回收公司按银行牌价在三个工作日内向恒某办理付汇，付汇费用由恒某承担。货物进口后，恒某要及时将进口的报关单、缴税单交给金属回收公司。如需回收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则回收公司按货物总值加收1.2%的差价，在收齐一批销售款后开票。
⒊金属回收公司开给凌某陶瓷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表及金属回收公司开给凌某陶瓷公司的废旧物资销售发票明细表，证明金属回收公司给凌某陶瓷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废旧物资销售发票的具体情况。
⒋金属回收公司销货给凌某公司的账簿、记账凭证、发票、出仓单、发票开票申请、银行单据等书证，证明金属回收公司贸易部销售废旧物资给凌某公司，开具废旧物资销售发票，开票申请表由业务部门经理蔡某波、财务部经理钟某雄签名；进出口部销售废灯饰座、废电箱等物品给凌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申请表由业务部门经理黄洁生、财务部经理钟某雄、公司领导王相民签名。
⒌同案人黄某河的供述：黄洁生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是按照百分之三给他手续费，金属回收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是他经手的。金属回收公司写有废钢铁、废铝片和废塑料内容的票是虚假的。
⒍原审被告人黄洁生的供述：金属回收公司将代理进口业务作成自营业务，开给凌某等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应该有业务，具体我记不清了，货是代揭阳一个公司进口的，之后卖给凌某公司，我公司开增值税发票给凌某。公司开票时，加上千分之三的代理费开出，凌某付款也是加上千分之三代理费。
（二）2005年7月至10月，原审被告人黄洁生在被告单位金属回收公司进出口部担任经理期间，金属回收公司将代理进口业务在账务上做成自营业务，向潮州市和某造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金额合计1255934．11元人民币，税额合计213508．78元人民币。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
⒈合同，证明金属回收公司与和某公司分别于2005年7月27日、9月21日、10月20日签订三份合同，约定金属回收公司向和某公司销售废纸的情况。
⒉和某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和某公司相关情况。
⒊和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结果清单，证明和某公司确认金属回收公司开具的1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相符的相关情况。
⒋电汇凭证、增值税发票、出仓单、收料报告单、会记账簿，证明金属回收公司2005年与和某公司间累计收货款1469442.92元，金属回收公司开具的1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1385866.5元人民币，税额合计235776.24元人民币。
⒌证人林某强的证言：我是和某公司总经理，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许拱祥。2005年7月至10月，公司与深圳金属回收公司签订三份合同，总金额140多万元，是我公司向回收公司购买美国废纸。回收公司按合同发给我公司971吨废纸，我公司也将货款汇给了金属回收公司，回收公司开具了15份增值税发票给我公司，我公司已抵扣税款。
⒍原审被告人黄洁生供述：以进出口部名义从美国进口纸张，实际销售是金属回收公司在布吉的一家废品收购站负责人张某鹏。纸张进口后由张某鹏负责销售，公司财务开增值税发票给买方。办手续时我们进出口部、财务部、企管部、办公室、主管副总经理等要审批。和某公司等三家我没有参与作业务。
（三）2005年1月，黄洁生在被告单位金属回收公司进出口部担任经理期间，金属回收公司将代理进口业务在账务上做成自营业务，向汕头市澄海区溪某东社造纸厂（以下简称“东社造纸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金额合计768500．88元人民币，税额合计130645．19元人民币。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
⒈东社造纸厂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证明东社造纸厂的基本情况。
⒉金属回收公司给东社造纸厂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入库单、记账凭证、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银行对账单，证明金属回收公司给东社造纸厂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
⒊金属回收公司相关账簿、凭证等，证明2005年2月28日金属公司收取东社造纸厂货款899146.07元。
⒋汕头市澄海区国家税务局东里税务分局关于抵扣税款的证明，证明东社造纸厂于2005年1月向回收公司购进废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发票号码00605098-105），不含税销售额768500.88，销项税额130645.19元，分别于2005年1、2月抵扣。
⒌汕头市澄海区国家税务局东里税务分局证明书，由东里税务分局2006年8月16日出具，证明东社造纸厂于2003年9月22日至2005年6月28日向回收公司购入废纸、仿卡纸及牛卡纸等货物共37单，合计价款3044923.99元，税额517637.12，价税合计3562561.11元，上述进项税额已于2003年10至2005年6申报并抵扣。
⒍证人陈某波的证言：我是东社造纸厂厂长兼采购。2005年1月，一个自称是深圳金属回收公司纸业经营部及深圳市鹏某纸业有限公司经理的“张某鹏”知道我们需要废纸，他提供的样品符合我们要求，价钱合理，我们订购600吨左右，此外他们按要求陆续发柜，并带齐发票，共8单，我们于次月办理了抵扣。总额（含税）899146元，税额是130645。因为不好确定数量，就没有订合同，口头协议，他们从香港能收到多少就发多少给我们。不存在无货交易和虚开发票。我们收购原料（废纸）时，当然存在一些零散客户是不能开发票，这也确实使我们效益受损。
⒎证人林某鹤的证言：我是东社造纸厂会计，2005年东社造纸厂曾向金属回收公司收购废纸，两家公司有货物交易。
⒏证人林某六的证言：我是东社造纸厂仓管员。金属回收公司是用货柜运来废纸，600吨左右，随车带来8单发票，发票及入库单由我交会计处理。我公司每月废纸用量为4-5千吨。
⒐原审被告人黄洁生供述：以进出口部名义从美国进口纸张，实际销售是金属回收公司在布吉的一家废品收购站负责人张某鹏。纸张进口后由张某鹏负责销售，公司财务开增值税发票给买方。办手续时我们进出口部、财务部、企管部、办公室、主管副总经理等要审批。溪南东社造纸厂等公司我没有参与做业务。
（四）2004年11月，原审被告人黄洁生在被告单位金属回收公司进出口部担任经理期间，金属回收公司将代理进口业务在账务上做成自营业务，向福建省南安市志某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份，金额合计680402．64元人民币，税额合计115668．45元人民币。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
⒈志某公司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志某公司的基本情况。
⒉金属回收公司账簿凭证，证明金属回收公司2004年11月28日销售废纸548.615吨，12月收货款796071.09元，结转销售收入680402.64元，增值税销项税115668.45元。
⒊志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现股东林某面于2010年3月从原公司拥有人处转让来该公司，原法人王某刘系香港人，不知其联系方式。该公司2004年与金属回收公司业务往来的相关资料原公司经营人没有交予现公司。
⒋证人蔡某波的证言：我是金属回收公司贸易部经理。志某公司曾经有进口废纸，主要是进出口部张某鹏同他们谈的业务，开出的是增值税发票。
⒌原审被告人黄洁生供述：以进出口部名义从美国进口纸张，实际销售是金属回收公司在布吉的一家废品收购站负责人张某鹏。纸张进口后由张某鹏负责销售，公司财务开增值税发票给买方。办手续时我们进出口部、财务部、企管部、办公室、主管副总经理等要审批。志某公司等公司我没有参与做业务。
二、2003年1月至2006年1月，原审被告人黄洁生在原审被告单位金属回收公司进出口部担任经理期间，金属回收公司为凌某公司代理出口货物，将代理出口业务在账务上做成自营出口业务，从凌某公司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433份，金额合计130610610．36元人民币，税额合计22203803．51元人民币。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
⒈金属回收公司与凌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证明金属回收公司代表签名为“黄洁生”，约定凌某公司负责组织生产出口的陶瓷产品，金属回收公司提供办理报关、报运、商检等出口所需资料。金属回收公司在收到凌某公司提供的出口退税所需单证增值税发票及专用缴款书后，将余款付给凌某公司。
⒉深圳市国税局进出口税收管理处出具的证明及凌某公司已定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清单，证明金属回收公司接受凌某公司开具的1260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合计退税15,814,683.57元。另183张中已有137张取得退税款1,910,982.35元。
⒊证人钟某雄的证言：我是金属回收公司财务部经理，我调至公司时，公司主要业务有凌某公司的出口业务，具体是在2000年开始出口陶瓷业务，主要是黄洁生经手，并由黄洁生代表公司与凌某签订合同，每年约有几百万美元的业务量，主要销往香港锦兴公司。凌某公司的陶瓷没有在公司仓库存储过，公司也没有存储陶瓷的仓库。凌某公司开给回收公司增值税发票，2003-2005年公司出口凌某陶瓷申请出口退税约1500万元，具体以财务账为准。
⒋证人江某军的证言：我是回收公司进出口部业务员。凌某公司是我们的客户，主要是代理出口陶瓷。我去过凌某公司送过核销单、合同、发票、装箱单、委托书，都是空白的，我在我们进出口部办公室见过凌某公司老板黄某河和黄某珍夫妻。我们外贸公司根据代理客户的要求将核销单等一套资料提供报关行委托报关、货物出口后，报关行将核销单给回我们公司，我们代理出口的工厂提供增值税发票给我公司，我公司财务部门负责转账、接收发票及办理出口退税等业务。不清楚凌某公司是否有陶瓷出口。业务都是经理黄洁生经手的，2006年2月他突然离开公司了。
⒌证人黄某刚的证言：我是原金属回收公司法定代表人，2000年将黄洁生调入金属回收公司。经黄洁生介绍，金属公司于2000年开始与凌某公司作贸易，主要是出口陶瓷业务，记不起来金属公司与凌某公司签的代理合同还是购销合同，但从公司账上反应出来是购销业务，由凌某公司开增值税发票给金属公司，金属公司申请退税。我公司只是取得一点外汇差价。
⒍证人王相民的证言：我是金属回收公司法定代表人，我公司主要代理凌某公司出口陶瓷业务，以及废旧物资卖给凌某公司，具体业务要问业务部门。
⒎证人蔡某波的证言：我是金属回收公司贸易部经理，金属回收公司从2001年开始同凌某公司做贸易，由当时进出口部副经理黄洁生负责。我们贸易部总共与凌某公司的业务量有1000多万。金属回收公司开给凌某公司的废旧物资销售发票都有真实的贸易。金属回收公司贸易部的主要客户有凌某公司、南京光电仪器配件厂等公司，都有真实货物交易。销售合同不用公司开会决定，但要层层审核。
⒏同案人黄某河的供述：凌某开出的增值税发票40%是公司的货委托外贸公司出口，60%是公司业务员利用外贸公司提供的单证，找货代公司货源以外贸公司名义出口，公司从外贸公司出口退税中获取一小部分利益。金属回收公司2004-2005年的发票都是虚开的（抄单），联系人是黄洁生。其他外贸公司是否清楚出口的货物不是凌某自营的我不清楚，但黄洁生肯定是知道的。
⒐原审被告人黄洁生供述：我在深圳金属回收公司作进出口部经理期间，业务上涉及到增值税发票，当时公安和税务部门去查处，后来我知道公安要抓我，我就回老家了。金属回收公司是深圳物资集团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是国有公司，2006年公司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法人代表是黄某刚。公司下设办公室、财务部、进出口部、贸易部等。我于1999年底，经当时任总经理的黄某刚介绍调入金属回收公司。2004年进出口部经理吴莉调走前，我任该部副经理，之后任经理。我2006年离开时公司有2000多人。公司进出口部开始是杨有志负责，后来是陈武贤负责。进出口部主要业务是代理出口业务，先同客户协议书或购销合同，我们公司要经过业务员、部门经理、财务部、主管副总经理、总经理同意审核后由部门经理签字后，办公室盖章再交到客户。同时交给客户的资料还有核销单、商业发票、装箱单、报关委托书、商检委托书等资料。我们公司要看客户的工厂是否有货，至于客户将产品出口给谁、质量问题我们公司不管。客户将产品出口后，将外汇核销单，报送单及增值税发票拿给我们公司，公司财务部门向税务局申请出口退税。1998年我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凌某老板黄某河，约在2003年初，经商谈及多次考察，公司决定代理凌某公司出口贸易，并签订购销合同和协议书。代理凌某公司出口陶瓷制品，货物出口是一定有的，但我公司没有跟进，我们公司领导及业务员有去凌某公司参观，后来量大了，就将回收公司的出口报关资料交给凌某公司。凌某公司主要是黄某河和黄某珍，还有另外一个叫阿珍的女人负责和我公司开展业务。深圳国税局认定金属回收公司从2003年1月至2006年1月取得凌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443份，金额为130610610.36，税额为22203803.51元，价税合计152814413.87元。公司按凌某公司开的发票上的金额收取代理费，按一美元收取人民币约8分钱算。税务局退税款下来后，我公司扣除8分钱的代理费，其余的给凌某公司。三年来我公司共收取凌某公司的代理费有100万元人民币左右。
三、2004年1月至2004年12月，黄某河通过向原审被告人黄洁生支付手续费的方式，在凌某公司与深圳市东某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某奇公司”）没有实际货物购销的情况下，经黄洁生介绍从东某奇公司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8份，金额合计5158213.05元人民币，税额合计876896.25元人民币。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
东某奇公司开给凌某公司的28份增值税发票及深圳国税局布吉分局出具的抵扣明细单，证明黄某河签认该28份税票为黄洁生提供，手续费约3%。
刑事判决书，证明人民法院认定黄某河通过向黄洁生支付手续费的方式从东某奇公司取得2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
证人陈某展的证言：我通过深圳诚某安公司的黄洁生介绍与凌某公司的黄某河联系，在2003年底及2004年9月份左右各介绍东某奇公司为凌某公司进口废塑料一次，共计约600万元。东某奇公司主要负责办理进口废塑料批文，由黄洁生给其具体资料，具体进口事宜由黄某河或黄洁生联系，凌某支付货款是通过诚达安公司，由黄洁生负责处理，东某奇公司开出增值税发票，我因刚入行为拉好关系，未收取手续费。
同案人黄某河供述：2003年，黄洁生到我公司，得知我公司在采购PPC塑料，就说有同学经营，可以以低于市价的每吨4800元卖给凌某公司，我就签了一份空白合同给黄洁生，黄洁生拿回来是盖了东某奇公司的章，后至2004年间该业务共做了三次，黄洁生提供了东某奇公司的28份增值税发票，至于货物是否真是东科奇所有不清楚。
原审被告人黄洁生供述：陈某展是我老乡，我介绍陈某展给黄某河认识，后陈某展卖废塑料PPC给黄某河，具体金额记不清了，陈某展提供什么公司的发票我也记不清了。
另查，2011年10月12日，原审被告人黄洁生在准备到深圳准备自首，10月13日上午约原物资集团保卫部蔡某在深圳市罗湖区锦城酒店咨询投案自首的具体程序时被深圳市公安局民警抓获。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
⒈抓获经过，证明深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三大队民警于2011年10月13日在罗湖区锦城酒店一楼将黄洁生抓获。
⒉证人蔡某的证言：我是原物资集团保卫部干部。2011年10月13日黄洁生在罗湖区锦城酒店向其咨询投案自首的程序时被警察抓获。2011年10月12日下午，黄洁生打电话给我询问关于投案自首一事的程序，他表达了要去公安局把情况说明，然后约好明天上午到锦湖酒店喝早茶详细了解情况。喝茶过程中他明确表示要去公安局说明情况，他说整天逃避也不是办法。我表示赞同他去公安局说明情况，有事就尽快的积极解决，并安慰他公司其他领导也没有问题，你的问题也应该不大。这个时候公安局就来人把我们两人一起带到公安局去了。
⒊原审被告人黄洁生的供述：我2001年5月至2006年2月在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出口部副经理、经理，2006年3月至今在深圳、潮州等地，没作事。我知道自己是“网上追逃”的犯罪嫌疑人。因我在金属回收公司作出进出口部期间，业务上涉及到增值税发票，当时公安和税务部门在查处，后来我知道公安在抓我，我就回老家了。我是昨天从老家潮州回到深圳的，今天约了我公司原来的同事蔡某吃早茶，就是想到公安局投案自首，因为蔡某是我们集团公司保卫部工作过，对公安情况熟悉一些，想请他陪我一起投案自首，你们就找到我了。
本案尚有以下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的综合证据证明相关涉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⒈工商登记资料及企业档案情况、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书，证明金属回收公司的基本情况，案发时系国有企业。
⒉户籍证明、金属回收公司任职文件，证明黄洁生的身份户籍情况，案发时任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进出口部经理。
⒊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涉税案件调查情况、税务稽查报告，证明金属回收公司将代理进口等业务在账务上做成自营业务，对外虚开发票，涉及8家公司。
⒋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深国税稽处〔2008〕0033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证明金属回收公司将代理进口等业务在账务上做成自营业务，将发票开给非委托方，涉及凌某、溪南东社、和瑞、志兴、华新等8家公司，价税合计87830631.25元，已申请抵扣567份，合计抵扣税额8600236.58元，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按实际抵扣额处以50%的罚款，共计4300113.79元。
⒌协议书：由金属回收公司与张某鹏签订，约定金属回收公司受张某鹏委托代理进口废纸。内容为回收公司接受张某鹏的委托，代理进口废纸，回收公司负责办理废纸的进口许可证，提供进口报关所需的手续，按张某鹏指定的客户签订进口合同，并根据合同要求对外开立信用证。张某鹏负责对外联系供货商，保证产品质量，承担废纸到深圳港口船上交货后所发生一切费用，在海关出税单前将应缴关税、增值税款项汇入甲方账上，及时将进口报关单、缴税单交给甲方。回收公司按每吨5元定额和按开出的销售发票金额的0.8%收取营业利润，增值税款由张某鹏承担。
⒍金属回收公司账簿、记账凭证等资料，证明金属回收公司相关经营情况。
⒎深圳市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金属回收公司涉税案件有关情况说明》：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涉税案件发生在2003-2005年间，当时该公司是市属国家企业深圳市物资集团公司的下属公司，2006年7月，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深圳市物资集团公司整体改制为员工持股公司，回收公司成为改制后的物资集团的下属公司。回收公司涉税案件（2006年3月），物资集团也组织专人进行了调查：回收公司自1984年成立以来，主要经营废旧物资的回收再生利用业务。据回收公司称，2003年后回收公司为了追求创汇效益，盲目跟风开展进出口代理经营业务，由于对业务不熟悉，又没认真学习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导致被凌某公司等企业欺骗，不知情的用这些企业非法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向税务局申报办理了出口退税，案发前回收公司并不知道用于退税的增值税发票是虚开的，在主观上没有骗税的意图。回收公司在税务部门作出处理意见后，立即停止了出口代理业务，对公司进行了整改。同时，不仅用公司流动资金200多万元人民币缴纳税款，并且积极变卖资产返纳税款，拍卖了赖以生存的废旧物资回收基地用地4000平方米，得款1600万元，用于缴纳税款。回收公司因涉税案件丧失了流动资金和业务基地，向凌某追讨税款也因该公司负责人被判刑而无法进行，目前回收公司正常经营难以为继，三十几名员工生活困难，依赖物资集团借款维持。2006年3月税务局对回收公司财务状况进行稽查，公司进出口部经理黄洁生即逃匿，但物资集团配合税务机关和公安机关开展调查，现得知黄洁生被抓捕归案，物资集团将继续配合调查，敦促回收公司努力经营，继续补缴剩余的税款。
⒏金属回收公司关于交纳税款的情况说明：深圳市国税局于2008年下达《税务处理决定书》，要求交纳税款23488941.04元。公司积极筹款，目前已交纳10146818.88元，尚欠13342122.16元。其中2008年交1970000元，2010年交8077818.88元（出让公司土地收入），2011年交99000。现公司资金紧张，但仍积极筹措资金，尽快把税款交清。
⒐金属回收公司情况说明，证明公司于1984年成立，是深圳市物资集团公司的二级国有企业。每年国家要给集团公司下达创汇任务，然后集团公司就要将创汇任务下达到我公司，这是硬指标，和利润指标一起考核，若没有完成任务，就要对企业及个人给予“黄牌”警告及免职处分。为了完成创汇指标任务的完成，盲目跟风开展进出口代理业务。公司从2003.1-2005.12在经营出口的计算上，概算收入为150万元，这些收入全部进入公司账上，到每年年度所形成的利润，上缴到上级用于完成上级下达给公司的年度任务，这些收入都是公司的收入，没有归个人所得。过去公司对进出口经营不熟悉，导致被凌某公司等企业欺骗，不知情用这些企业非法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向税务局申报办理出口退税。公司的涉税行为是受到深圳凌某公司等企业欺骗的结果。案发前公司并不知道用于退税的增值税发票是虚开的，在主观上没有骗税的意图。公司是国家企业，从企业来讲，本意无意去弄虚作假，欺骗国家；从个人来说，个人也没有为了企业与国家创汇指标用于牺牲个人前途去换取。所以公司在整个经营活动中，都是按程序、按规定去办的。公司领导对于在经营过程中虚开发票是不知情的，同时也决不会允许这种虚开行为的发生，决不会参与这些违法行为，在主观上没有骗税的意图。
⒑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关于对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一案有关情况的说明》，内容主要为“我局2008年9月24日出具了对深圳金属回收公司议案的（2008）004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2008）0033号《税务行政行为处罚决定书》。经查询，案卷中未有东莞新某伦纸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大某洋电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深圳市爱某科微电子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相关虚开情况的材料证据。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与上述三家公司业务往来是将代理出口货物，在账务上做成自营业务，我局根据《国家税务局经贸部关于出口企业以“四自三不见”方式成交出口的产品不予退税的通知》规定，追缴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已退税款。深圳市金属回收公司与上述三家公司的业务往来未发现有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证明金属回收公司与东莞新某伦纸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大某洋电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深圳市爱某科微电子有限公司的业务往来未发现有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关于检察机关所提抗诉意见、原审被告单位金属回收公司、原审被告人黄洁生及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综合评析如下：
⒈关于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黄洁生有自首情节不当的意见，经查，原审被告人黄洁生在深圳市公安局第一次供述即表示其向原物资集团保卫部干部蔡某了解情况，准备让蔡某陪其到公安局投案自首，与证人蔡某的证言所证明事实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原审被告人黄洁生准备向侦查机关说明情况的主观意愿以及向蔡某咨询投案自首相关程序时被抓获的客观事实。原审判决认为黄洁生在司法机关开展“清网行动”活动时，从外地返回深圳准备投案的行为符合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准备去投案”情形于法有据。原审被告人黄洁生归案后能如实供述本案事实，其行为符合刑法及司法解释中关于认定自首的法律规定。故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前述抗诉意见不成立。
⒉关于原审被告单位金属回收公司认为其没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和犯罪故意，其公司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其公司判处罚金将导致公司难以为继的意见，经查，第一，原审被告单位金属回收公司将代理进口、出口业务在账务上做成自营进、出口业务，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第二，尽管金属回收公司通过除赚取汇率差额以及代理费用之外，其他货款、退税款项均退回委托企业，同时税务机关已对金属回收公司作出追缴巨额退税、罚金的行政处罚，但原审被告单位金属回收公司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侵犯了发票管理和税收征管制度，原审判决依法对其公司的犯罪行为科处相应罚金刑并无不当。第三，关于原审判决认定东莞新某伦纸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大某洋电焊接材料有限公司、深圳市爱某科微电子有限公司向金属回收公司开出的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构成','2018-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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