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陕01民终141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延龙，男，198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上海雪橙互联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客户经理，住西安市灞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楚珺，女，1999年7月1日出生，汉族，陕西商贸学院学生，住西安市碑林区。
共同委托代理人任妮、翁婧，陕西大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中贝元儿童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西安市碑林区文艺路197号。
法定代表人李黎，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智虎，陕西宽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博一，陕西宽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李延龙、李楚珺与被上诉人陕西中贝元儿童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贝元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17）陕0103民初6904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延龙、李楚珺的委托代理人任妮，被上诉人中贝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智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某2与李彩霞于1987年4月登记结婚，1988年3月19日生一子李延龙。1989年6月李彩霞与李某2离婚，李延龙随其母生活。李某2与李瑞敏于1993年7月结婚，1999年7月1日生一女李楚珺。后李瑞敏与李某2离婚，李楚珺由其母抚养，但实际随其外祖母生活。2016年10月5日晚李某2在中贝元公司值夜班期间突发疾病，被中贝元公司员工送往西安市第一医院救治，于当晚死亡，死亡原因为猝死。2016年10月6日中贝元公司员工俞诗宝就李某2死亡一事向文艺路派出所报案。期间，经多方寻找，找到李某2的亲属及李延龙和李楚珺。李延龙和李楚珺就李某2死亡后的赔偿问题与中贝元公司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遂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请求确认李某2生前与中贝元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西安市碑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碑劳仲案字（2016）719号仲裁裁决书，驳回李延龙、李楚珺的申诉请求。李延龙和李楚珺不服，诉至原审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依李延龙和李楚珺的申请依法调取文艺路派出所关于李某2猝死一案的相关卷宗材料。因双方针对文艺路派出所对魏雷所做询问笔录中“（派出所）问：‘李某2的基本情况？’答：‘李某2是我们陕西中贝元儿童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员工，门卫，他刚来两个周，还在试用期，之后是从公司人事部得到他是1964年12月18日出生，身份号码：，户籍地：西安市新城区××街坊××楼2门3号。’”的内容存在争议，李延龙和李楚珺认为魏雷作为中贝元公司员工，陈述其从公司人事部得到李某2的信息，说明中贝元公司保存有李某2的基本信息资料，足以证明李某2生前与中贝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中贝元公司认为魏雷的陈述不能证明李某2生前与中贝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此，原审法院依法对魏雷进行了调查。魏雷称，其没有从公司人事部拿到过李某2的任何信息，派出所对其所做笔录上李某2的信息是民警拿了一张附有照片的人口信息表让其辨认是否为死者，其说是，民警就将李某2的信息打印到询问笔录上，其以为只是工作流程，遂在笔录上签字确认。因魏雷在原审法院所做陈述与文艺路派出所对其所做谈话笔录记载内容有出入，双方对此存在争议，中贝元公司申请原审法院就争议内容向文艺路派出所进行调查。为查明案件事实，原审法院依法向文艺路派出所送达协助调查通知书，要求其所说明相关情况。文艺路派出所回复为：“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文艺路派出所于2016年10月6日对魏雷所做的询问笔录中，涉及死亡人员李某2的人口信息中出生年月，身份号码，户籍地一处，是魏雷本人所述，派出所工作人员在全国人口信息库中所查，并通过魏雷进行比对，确认无误后，再记录的。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文艺路派出所2017-9-25”。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十五天，但未能达成一致。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双方对李某2生前与中贝元公司的关系存在争议，李延龙和李楚珺主张李某2生前与中贝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中贝元公司辩称李某2生前在其公司是替公司门卫李某1临时值夜班，李某2与其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均提供了相应证据。经审查，李延龙和李楚珺所提供的证据均是李某2死亡后形成，能够证明李某2死亡前十余天或不足十天时开始在中贝元公司处值夜班，于2016年10月5日晚值夜班期间突发疾病猝死的事实。但某人在某处从事某种工作，并非劳动关系的专属表现，劳务关系、雇佣关系、帮工关系、承揽关系等其他多种法律关系，亦可呈现此种状态。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李某2于2016年10月5日晚在中贝元公司值夜班期间突发疾病猝死确为事实，但以下事项李延龙和李楚珺并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1.李某2到中贝元公司值夜班的开始时间；2.李某2到中贝元公司值夜班的途径，是应聘、经人介绍、替班或是其他性质的关系？3.李某2在中贝元公司值夜班有无报酬及其数额，以及支付方式、支付主体？4.李某2值夜班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以及社会保险等事项，有无约定，如何约定，与谁约定？中贝元公司为反驳李延龙和李楚珺的主张所提供的证据中，劳务合同和银行交易明细虽客观属实，但李某1是否为中贝元公司聘用的值夜班人员，并不影响中贝元公司同时聘用其他人值夜班；而两位证人张某和李某1均与中贝元公司具有利害关系，两证人关于李某2是替李某1临时值夜班的陈述，缺乏其他有效证据佐证，证据效力不足。综上，李延龙、李楚珺与中贝元公司双方对争议事实均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致使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依法应当认定待证事实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李延龙和李楚珺主张李某2生前与中贝元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证据不足，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文艺路派出所接到李某2猝死一事报案后，依法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调查内容指向的是李某2死亡经过、原因等，属于行政职权范畴，并不包括应由民法调整的李某2生前与中贝元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或存在其他民事关系等法律问题，即使调查过程中涉及到该问题，相关笔录亦只是普通证据的一种，包括事后文艺路派出所出具的多个情况说明，均不具有优于其他证据的效力，李某2生前与中贝元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最终应由人民法院根据全部证据依法综合作出认定。因而，李延龙和李楚珺以文艺路派出所部分笔录涉及被询问人使用“单位职工”、“公司门卫”、“公司人事部”等用语为由，主张李某2生前与中贝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缺乏说服力。综上所述，李延龙和李楚珺要求确认李某2生前与中贝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驳回李延龙、李楚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延龙和李楚珺李延龙、李楚珺负担。
宣判后，李延龙、李楚珺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对碑林区文艺路派出所制作的案件卷宗材料、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以及对这些证据效力不予认定导致本案事实不清；二、依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证人证言以及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文艺路派出所的报案材料及相关《报案笔录》可以确认李某2与被上诉人之前存在劳动关系。三、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综上，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7）陕0103民初6904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中贝元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且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应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某2于2016年10月5日晚在该公司值夜班期间突发疾病猝死是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中贝元公司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主张因值班员工李某1生病，找到张某顶班，张某又找到李某2顶替值班，其提交了李某1的工资支付记录、张某、李某1的证言，但由于李某1和张某两位证人和单位均具有利害关系，且现李某2死无对证，仅根据中贝元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该单位主张李某2上班系顶班事实无法认定，而且李某1是否为该单位值班人员，不影响该单位同时聘用李某2。本案具有一定特殊性，客观上李某2在该单位工作时间较短，无工资发放记录，现在死无对证，关于李某2怎么进入单位、进入单位的具体时间确实缺乏直接的证据予以证明，但本案不能忽视的是有一个关键证据，即公安机关对李某2死亡现场目击者魏雷的询问笔录，魏雷系该单位导演助理，当场看到李某2突然倒地的情况，李某2当晚送医死亡后，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魏雷去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在询问笔录中问到李某2的基本情况，魏雷回答：李某2是我们陕西中贝元儿童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门卫，他刚来两个周，还在试用期，之后是从公司人事部门得到他是1964年12月18日出生，身份证号码：,户籍地：西安市新城区××街坊××楼2门3号。根据魏雷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魏雷在报案时明确陈述了死者李某2的入职时间、职务，且陈述在试用期，陈述的很清楚，而且称其是从公司人事部门的得知的具体情况，从该笔录描述内容来看，死者李某2和中贝元公司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成立特征。另外，中贝元公司现场目击李某2倒地员工余诗宝向公安报案，公安机关问：此人什么时间在你单位上班，具体负责什么工作？余诗宝回答：十几天前，我单位的副总赵宁的一个朋友张某介绍过来的，在我们单位上班也就十几天，主要负责看门。其当时在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并未陈述李某2系顶班的事实。但在原审审理过程中，中贝元公司称张某介绍李某2系顶班，魏雷称其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是公安机关将李某2的个人情况查出来打到笔录上，让其签字，系对其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的全面否认。为此，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出具调查函，调查魏雷笔录的形成问题，公安机关回函，关于死者个人信息是魏雷陈述所形成。就魏雷的询问笔录来看，这份笔录形成在事故发生第二天，而且是其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形成的笔录，公安机关不可能掌握李某2处于试用期或者两周前来该单位的情况，且这份笔录形成时间早，而且是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其效力要高于一般的证人证言，而且陈述的很具体，应予以采信。据此，综合考虑本案的特殊性，原审原告对劳动关系的主张已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在初步举证责任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中贝元公司应提供反证证明劳动关系不存在，故原审法院以原审原告举证不充分为由驳回诉请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17）陕0103民初6904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李正堂与陕西中贝元儿童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0元，由被上诉人陕西中贝元儿童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耀民
审判员 范水艳
审判员 姜 华
二〇一八年二月五日
书记员 陈玮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