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3民终73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遵义市红城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深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3587265488C。
法定代表人：殷丙波，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平,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虎，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永生，男，汉族，1981年6月26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蕴智，男，汉族，1944年8月18日出生，户籍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现住遵义市汇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旭，男，汉族，1969年1月1日出生，户籍地：贵州省绥阳县，
上诉人遵义市红城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永生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3民初3016号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红城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7)黔0303民初3016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支付上诉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10158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将租赁车辆交回上诉人时间为双方《出租汽车租赁合同》的解除时间系事实认定错误。因此，上诉人出具验车标准及要求被上诉人在收车单上签字的行为并非双方达成合意解除《出租汽车租赁合同》，而只是确认被上诉人单方将租赁车辆停回上诉人处的时间及车辆是否有损坏的事实。而本案一审法院却以收车依据、结算清单、原告的申请等证据来确认双方解除《出租汽车租赁合同》的时间为被申请人交车时间。事实上双方并未就合同的解除与变更达成合意，单方交车只是双方产生矛盾的开始。双方真正解除《出租汽车租赁合同》的合意应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暂扣每台车4000元后将剩余风险金退还给被上诉人时。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单方将租赁车辆停回上诉人时为双方合同解除的时间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将租赁车辆重新发包的时间和被上诉人单方将车辆停回被上诉人处的时间，上诉人该段时间的停运损失客观存在。再结合被上诉人起诉状中所述上诉人是2013年1月开始对外发包（实际上为2012年11月份）租赁汽车，其2013年2月才签的《出租汽车租赁合同》，可以看出车辆重新承包需要2-3个月，加之现在租赁车辆已老旧及行业整体市场疲软的事实。一审法院仅仅支持停运时间为10天并不合理，按照行业习惯，2个月的重新承包期限较为合适，因此，每辆租赁车辆的停运损失应当为6300/月x2月+2=6300元，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的停运损失为1辆车X6300元=6300元。2、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被上诉人每辆车承担逾期支付承租费的违约金为50元并不合理。3、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车辆维修费（或让渡给下一承包业主的维修费）系事实认定错误。针对所产生的车辆维修费（或让渡给下一承包业主的维修费），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交车时上诉人进行了车辆检查，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所交车辆存在问题。但在被上诉人提交的《交车单》中均载明了租赁车辆存在问题，被上诉人辩称已将损坏部位修好，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被上诉人单方退回的租赁车辆存在问题是客观事实。从上诉人提交的两台车辆维修票据可以看出，上诉人曾试图将退回车辆修理完好后出租，但费用均高达五千元左右。据此，上诉人将维修费以让渡给下一承租人的方式从而减少维修费用并无不妥。另，被上诉人提交了其将出租车辆打包交由维修企业修理所支付的修理费为每车每月一千余元，且只针对车辆几个部位的损坏进行维修，也能证明修理租赁车辆需要高额修理费。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让渡给下一承租人的修理费与被上诉人无关系事实认定错误。综合被上诉人提供的日常修理费用和上诉人已经让渡的修理费，上诉人认可按照每车3000元予以补偿。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的修理费用应为3000元/辆xl辆车=3000元。
杨永生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杨永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被其扣留的安全保证金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红城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决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被告（反诉原告）违约损失19101元；2、反诉费用由原告（反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红城公司从事出租车租赁业务，在2013年1月面向社会发包出租汽车。2013年7月1日，杨永生与红城公司签订了《出租汽车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红城公司将贵Ｃ×××××号出租车租赁给原告经营，杨永生每月缴纳承包费8320元，在每月15日、30日分两次缴纳车辆承包费。租期为2013年7月2日至2018年3月30日，并向红城公司缴纳风险保证金45000元。租赁期届满后，杨永生结清因车辆产生的费用后，红城公司才向杨永生退还风险保险金。如果杨永生逾期缴纳租赁费，其必须向红城公司缴纳滞纳金每天50元，逾期超过5天视为其违约，责任自负。如果杨永生违反合同约定，单方交回车辆，红城公司可以扣除全额风险金作为违约金进行车辆的维修。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双方不能履行本合同的，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双方还约定了其他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签订后，杨永生向红城公司缴纳了45000元风险保证金，并获得红城公司提交车辆的营运权利。合同履行初期，双方均能满足各自的合同目的，达到预期收益。随着网约车的推广，使巡游出租车经营效益出现极大的下滑。2016年10月28日，贵州省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出租车经营权的收费制度，实行经营权无偿使用制度。我市从2016年11月1日开始执行，同时要求出租车企业降低承包费，减轻驾驶员经营负担。为此，杨永生等承租人纷纷向红城公司提出降低承包费的要求，并于2016年11月7日向红城公司提交了书面申请。遵义市汇川区出租汽车行业协会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及承包人的要求出台了出租汽车企业收取承包费的指导性文件，红城公司按照相关文件精神降低了承包费用并告知杨永生等人，但杨永生认为变更后的合同条件仍然不能接受。经双方协商后，红城公司同意杨永生交回车辆，但需对车辆进行检验，并出台了《出租汽车退车检验（修理）标准》，由其专人进行检验，发现问题后再由杨永生自行维修，直至符合其收车条件。杨永生于2016年11月21日将租赁车辆交还红城公司，红城公司按照与其他承租人解除合同的方式，扣除了杨永生应当支付的承包费，扣留原告4000元保证金。对此，杨永生认可红城公司扣除承包费，但不认可扣留4000元保证金。双方产生纠纷并达成协议通过法院裁决。
另查，按照合同约定，杨永生2016年10月前每月应当缴纳红城公司承包费为7150元。双方解除合同后，杨永生已经结清应当支付红城公司2016年10月、11月的承包费。红城公司接收杨永生车辆后，于2017年3月4日已经申请报废。2016年11月1日起，红城公司面向社会发包车辆的承包费为每月63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出租汽车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相关职能部门取消出租车有偿使用经营权制度，使红城公司出租车辆的经营成本发生变化，这一重大改变不是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的，也不是双方主观意志造成，但是客观上动摇了双方的合同基础，继续履行原合同显失公平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允许双方对《出租汽车租赁合同》的内容进行变更或者解除。由于双方在商议变更合同内容时未达成一致意见，双方选择协商终止合同权利和义务的方式，有红城公司收车依据、结算清单、杨永生的申请等证据证明。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红城公司于2016年11月21日收回杨永生车辆，杨永生丧失履行合同的权利，故，双方解除合同的时间应当认定为2016年11月2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双方在解除合同后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结算相关费用，由于红城公司扣留杨永生保证金4000元用于抵扣解除合同的损失，双方产生争议，对此，分析如下：1、杨永生是否迟延缴纳承包费？庭审中查明杨永生在2016年11月21日交车时，尚欠2016年10月的承包费7150元和11月部分承包费。虽然双方在结算时杨永生补交了承包费，但根据合同约定的缴纳时间，其存在迟延支付承包费的事实。杨永生主张其迟延缴纳承包费是经红城公司同意，但无相应证据证明，对此反驳理由不予采信，故，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双方约定的逾期滞纳金每天为50元，明显过分高于红城公司的损失，杨永生申请适当减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准许。因杨永生迟延缴纳承包费的时间正是双方协商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期间，经营极不正常，杨永生主观故意迟延交付的过错不明显，酌情调整杨永生支付违约金50元。2、车辆停运损失是否应当支持？双方协议解除合同后，红城公司出租车辆停运，需要一定的时间再次发布广告、签订出租车辆合同，客观上产生了停运损失。但红城公司将杨永生交车时至其再次申请报废期间计算的损失要求杨永生承担，理由不充分。因杨永生交车后，红城公司是否再次出租或者经营，取决于红城公司的意愿，其主张的停运时间和损失不是合同解除的必然结果。且双方协商解除合同系为了各自的损失最小化，又均无过错，由此产生的合理损失，可以要求受益人承担，本案解除合同双方均是受益者，应当分别承担合理费用，原审法院酌情考虑十天停运损失，每天以210元计算（发包费每月为6300元），共计损失2100元，双方各承担50%，即1050元。3、红城公司主张其发包车辆时的维修费或者车辆维修补偿费是否应当支持？庭审中查明，杨永生交车时红城公司进行了车辆检查，没有证据证明杨永生所交车辆存在问题。红城公司再次发包时对车辆进行维修产生的费用或者让渡新承包人车辆维修的优惠补贴，与杨永生无关，其请求不予支持。综上理由，根据双方约定，杨永生在结清出租车辆的相关费用后，红城公司应当返还杨永生保证金。红城公司单方扣留杨永生4000元，于法无据，应当在扣除杨永生承担的滞纳金50元及损失1050元后返还杨永生其余保证金2900元。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遵义市红城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永生保证金2900元；二、驳回遵义市红城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依法减半收取25元，反诉费25元，共计50元，由杨永生负担15元，遵义市红城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5元。
二审中，红城公司提供了一份（2016）黔03民终1930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其上诉状中提到的相关事实。杨永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杨永生未提交新证据。
一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双方合同解除时间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考虑车辆在2016年10月21日被红城公司收回，且红城公司第三分公司于当日向杨永生发出《关于终止出租汽车租赁合同的告知书》，原审法院根据红城公司收回车辆的行为，确定双方合同于2016年10月21日红城公司收回车辆时解除，并无不当。
关于停运损失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按照行业习惯，2个月的重新承包期限较为合适，但上诉人的该理由并没有证据证明，在现实生活中又没有该方面确切的参考，一审法院酌情支持停运时间为10天，并无不当。
关于违约金的问题。双方约定的逾期滞纳金每天为50元，明显过高，杨永生申请适当减少，在红城公司没有提供其损失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违约原因，酌情调整杨永生支付违约金50元，并无不当。由于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上诉人要求按照月息2%计算，违约金858元，没有法律依据。
关于红城公司主张的车辆修理费问题。杨永生交车时红城公司进行了车辆检查，并出具收车单，该收车单未载明车辆存在问题，原审法院认定红城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杨永生所交车辆存在问题，并无不当。红城公司上诉称收车单中载明了车辆存在问题，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遵义市红城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洪
审判员 康 龙
审判员 胡晓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金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