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7101民初1369号
原告：北京国恒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8号办一22层04室。
法定代表人：刘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富，男，198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北京国恒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职员，住本单位。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亚楠，女，1984年12月22日出生，满族，北京国恒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职员，住本单位。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7号。
主要负责人：郭少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北京市闻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国恒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恒公司）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责任��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恒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亚楠、被告人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国恒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保险金659948.5元、（2015）京铁民（商）初字第826号案件受理费9594元、执行费8999元、（2017）京04民终39号案件受理费10399元，以上共计688940.5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8月10日，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信泰公司）因与原告就双方签署的《保险代理协议》产生纠纷，向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原告向信泰公司返还继续率补偿金659948.5元，并返还信泰公司向原告支付的报酬177433.18元。该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5）京铁民（商）初字第82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原告向信泰公司返还继续率补偿金659948.5元，判令原告负担案件受理费9594元。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8日作出（2017）京04民终39号生效判决，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判令原告支付案件受理费10399元。原告在人保公司处投保了保险代理人职业责任保险，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根据《保险代理人职业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保险期限或追溯期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办理保险代理业务时，因疏忽或过失未能履行代理合同约定的义务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失，在本保险期限内，由被代理人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原告经与被告多次沟通��被告于2017年8月4日向原告出具了拒赔通知书。原告认为，上述条款约定的办理保险代理业务不仅包括原告与客户签订保险合同，还包括与信泰公司签订保险代理合同，原告股东签署《保险代理协议》时对继续率补偿金的条款内容及法律后果并不清楚，而涉案继续率补偿金条款与其他公司的不同，故原告签订保险代理合同时存在疏忽，信泰公司诉原告保险代理合同纠纷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属于被告的理赔范围，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人保公司辩称：根据（2015）京铁民（商）初字第826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认定：国恒公司在2013年代理信泰公司销售了13笔保险业务，投保人分别为张晓博等13人，首期规模保费共计1095305元。信泰公司按照约定向国恒公司支付了佣金及报酬。其中，2013年1月，张元敬投保人身险，保费975200元，2013年7月23日，张元敬退保，原因是“急需用钱”，信泰公司退还其现金价294430.07元，保险合同解除。2013年1月，安颖投保人身险，保费分别为4400元、8940元。2013年12月27日，投保人安颖退保，原因是“不想上保险了”，信泰公司退还其现金价2916.83元，保险合同解除。（2017）京04民终39号民事判决书与一审判决书查明的事实一致。人保公司认为，
法院生效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足以认定国恒公司向信泰公司返还继续率补偿金是因为投保人张元敬和安颖自愿退保，导致保单继续率指标未达到国恒公司和信泰公司协议约定的考核标准，进而导致国恒公司根据约定向信泰公司返还继续率补偿金。上述事实非因国恒公司疏忽或过失等国恒公司自身原因导致，不属于保险代理人职业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另，《保险代理人职业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表述的办理保险代理业务不应包括代��合同的签订，国恒公司陈述与信泰公司签订代理合同时存在疏忽，但根据生效的（2016）京7101民初71号民事判决书，关于继续率补偿金的条款效力已经经法院确定有效，故不存在疏忽情形。原告的诉讼主张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应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2012年12月，信泰公司与国恒公司签订了《保险代理协议》。信泰公司委托国恒公司在协议约定的代理期限和代理范围内代理信泰公司办理人身保险业务，国恒公司在协议约定的代理期限和代理范围内从事代理活动所产生的保险合同责任由信泰公司承担。国恒公司接受信泰公司委托，应保证自身代理资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同时指定专人为信泰公司代办保险业务，信泰公司按照协议规定向国恒公司交付代理手续费；国恒公司协助信泰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收取���保人的保险费及向投保人支付与保险合同相关的款项。《保险代理协议》的代理期限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协议第八条约定：本协议代理期限届满前30日内，信泰公司或国恒公司均未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则本协议自动延展一年。
《保险代理协议》签订后，信泰公司与国恒公司签订了《报酬协议》，作为《保险代理协议》的补充协议。双方根据日常的代理业务台账记录核对保险费收付金额及代理手续费给付金额。代理手续费根据所代理的产品、缴费情况按照双方签署的《报酬协议》约定的标准计算。《报酬协议》第三条第七项对继续率奖金（PB）和继续率补偿金进行了约定：国恒公司达不到信泰公司要求的继续率指标，国恒公司承诺返还继续率补偿金。继续率补偿金=（70%-13个月继续率实际达成指标）×1.0×上一年度长期险及其附加险的第���保单年度期交应收保费。
二、2013年度，国恒公司代理信泰公司销售了13笔保险业务，首期规模保费共计1095305元，信泰公司按照约定向国恒公司支付了佣金及报酬。其中，2013年1月，张元敬投保人身险，保费975200元，2013年7月23日，张元敬因“急需用钱”退保，信泰公司退还其现金价值294430.07元，保险合同解除。2013年1月，安颖投保人身险，保费分别为4400元、8940元，2013年12月27日，安颖因“不想上保险了”退保，信泰公司退还其现金价值2916.83元，保险合同解除。
三、2014年8月14日，国恒公司向人保公司投保了保险代理人职业责任保险，投保单记载投保人声明：保险人已向本人提供并详细介绍了《保险代理人职业责任保险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其他事项等），以及本保险���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自愿投保本保险。国恒公司在投保单上投保人签章处盖章并在庭审中确认人保公司就本案涉案条款及免责条款向其进行了明确提示及说明。
人保公司同意承保并签发了保险代理人职业责任保险保险单及保险条款。保险单记载：1、被保险人为国恒公司；2、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0000元，累及赔偿限额5000000元，每次事故免赔额1000元；3、追溯期：共12个月，自2013年8月15日零时起至2014年8月14日二十四时止；4、保险期间自2014年8月15日零时起至2015年8月14日二十四时止；5、特别约定：每次事故免赔额为1000元或损失金额5%，二者以高者为准。《保险代理人职业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为保险责任，约定：在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保险期限或��溯期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办理保险代理业务时，因疏忽或过失未能履行代理合同约定的义务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失，在本保险期限内，由被代理人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保险代理业务：指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根据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相关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
四、信泰公司曾在本院起诉国恒公司，请求法院判令国恒公司返还其继续率补偿金659948.5元、返还信泰公司支付国恒公司报酬的超出部分177433.18元。本院作出（2015）京铁民（商）初字第826号民事判决：国恒公司向信泰公司返还继续率补偿金659948.5元；驳回信泰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国恒公司负担9594元。双方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该一审判决。经信泰公司申请执行，本院向国恒公司作出（2017）京7101执134号执行通知：支付补偿金659948.5元；支付案件受理费9594元、执行费8999元。国恒公司已支付了上述款项。
五、国恒公司曾在本院起诉信泰公司，请求法院认定信泰公司提供的《保险代理协议》第八条关于自动续期的格式条款以及《报酬协议》第三条第七项关于继续率补偿金的格式条款无效。本院作出（2016）京7101民初71号民事判决：驳回国恒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国恒公司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4民终73号民事判决：国恒公司与信泰公司签订的《保险代理协议》、《报酬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述协议的内容均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该合同中所有的权利义务均系双方意思自治的整体安排，因此双方经过协��约定一个概括性的继续率奖金和继续率补偿金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国恒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六、国恒公司向人保公司提出索赔，人保公司于2017年8月4日作出拒赔/拒付通知书，以不属于保险责任为由拒绝赔偿。
上述事实有（2015）京铁民（商）初字第826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04民终39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7101执134号执行通知书、投保单、保险单、《保险代理人职业责任保险条款》、支付凭证、（2016）京7101民初71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4民终73号民事判决书、拒赔/拒付通知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国恒公司与人保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国恒公司在办理保险代理业务时是否存在疏忽或过��行为，人保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第一，国恒公司在投保单上盖章确认人保公司已向其提供并详细介绍了《保险代理人职业责任保险条款》，并对其中免责条款的内容做了明确说明，国恒公司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因此本案所涉保险条款包括免责条款均对国恒公司产生法律效力。保险条款第三条对“保险代理业务”作出了释义：指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根据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相关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本案中，国恒公司主张办理保险代理业务应包括与信泰公司签订《保险代理协议》，不符合保险条款对于“保险代理业务”的释义，故国恒公司股东在签订《保险代理协议》时是否存在疏忽或过失均不能成为人保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2016）京04民终73号民事判决确认国恒公司与信泰公司签订的《保险代理协议》中所有的权利义务均系双方意思自治的整体安排，现国恒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上述事实，故本院认定国恒公司与信泰公司约定的继续率补偿金条款系自愿行为，原告就此不存在疏忽或过失。
第二，国恒公司于2013年度代理信泰公司销售了13笔保险业务，其中，2013年7月23日，张元敬因“急需用钱”退保，信泰公司退还其现金价值294430.07元，保险合同解除。2013年12月27日，安颖因“不想上保险了”退保，信泰公司退还其现金价值2916.83元，保险合同解除。通过上述事实，本院认定国恒公司向信泰公司返还继续率补偿金是因为投保人自愿退保而产生，而非国恒公司在办理保险代理业务时存在疏忽或过失，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范围，故人保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国恒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千三百四十五元，由原告北京国恒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磊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