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高民（商）终字第11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军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开阳里六区15号楼。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慧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冬平，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栋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黄栋之女儿）：黄安琪，女，1999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栋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黄栋之母亲）：刘长兰，女，193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海军，男，1969年12月20日出生，西安军安王朝大酒店有限公司股东，住陕西省府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玲，北京市中兆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宁，北京市中兆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军，男，1971年12月26日出生，西安军安王朝大酒店有限公司股东，住陕西省府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玲，北京市中兆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宁，北京市中兆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律师。
上诉人军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安集团）、上诉人黄栋因与被上诉人余海军、被上诉人张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初字第4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范士卿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赵红英、审判员龚晓娓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5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军安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慧媛、韩冬平，上诉人黄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慧媛、张溦，被上诉人余海军、被上诉人张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玲、赵宁到庭参加了诉讼。2015年8月5日，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十六里河派出所出具书面《证明》，载明：“黄栋，男，身份证号码为：×××，原户口所在地：济南市市中区，于2015年6月19日因死亡注销户口。仅证明此人户口已注销。”在黄栋死亡后，鉴于黄栋既是军安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又是持有军安集团90%股权的股东，还是本案的直接当事人，在黄栋的继承人未表明是否参加本案二审诉讼前，本案依法应当中止诉讼，待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故本院于2015年9月1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本案中止诉讼。期间，经向公安机关和民政主管部门查询获悉黄栋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名单、住所。据此，本院于2016年12月15日依法通过法院专递方式分别向黄栋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黄安琪、刘长兰户籍所在地邮寄送达到庭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一审民事判决书、黄栋的上诉状，并限定其在30日内表明是否参加本案诉讼，未表示意见视为黄栋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不参加本案二审诉讼，本院将依法对本案作出处理。本院依法向黄栋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送达的上述诉讼文件，因黄安琪的户籍所在地查无此人，被邮局退回；本院向刘长兰送达的上述诉讼文件被他人签收。故本院对上述诉讼文件，未能依法有效送达黄栋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黄安琪、刘长兰本人。为依法充分保障黄栋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黄安琪、刘长兰在本案中的诉讼权利，本院于2017年3月7日依法向黄栋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黄安琪、刘长兰公告送达到庭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一审民事判决书、黄栋的上诉状，并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名单，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黄栋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黄安琪、刘长兰须向本院书面表明是否参加本案二审诉讼。在上述期限届满后未向本院表明意见的，视为黄栋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黄安琪、刘长兰不参加本案二审诉讼，本院将依法裁定终结黄栋的上诉程序，并对本案依法作出处理，以保障本案相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上述公告期届满前，黄栋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黄安琪、刘长兰于2017年5月3日向本院邮寄书面信函表示：1、参加黄栋上诉一案的二审诉讼；2、不再继续委托黄栋生前委托的二审委托诉讼代理人；3、继续坚持黄栋的上诉。黄栋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黄安琪、刘长兰参加本案二审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本院于2017年5月8日恢复本案的二审诉讼程序。黄安琪、刘长兰依法承继黄栋在本案二审中的诉讼主体地位，依法享有当事人（原属于黄栋）的诉讼权利并依法承担当事人（原属于黄栋）的诉讼义务。黄栋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慧媛、张溦在本案二审程序中的全部诉讼行为合法有效，对黄安琪、刘长兰具有法律约束力。在黄栋死亡后，军安集团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鉴于军安集团、黄栋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黄栋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黄安琪、刘长兰承继黄栋在本案二审中的诉讼主体地位并坚持黄栋的上诉，故本院依法裁定驳回军安集团的撤诉申请。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军安集团和黄栋上诉请求：一、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初字第420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余海军和张军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遗漏必要的诉讼参加人，审判程序错误；二、余海军和张军行使解除权已超出合理的除斥期间，其解除权应失效；三、一审判决在军安集团和黄栋是否构成根本违约、西安瑞祥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祥公司）、西安军安王朝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安王朝酒店）的估值、违约金是否过高等方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或发回重审；四、一审判决黄栋承担返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错误，黄栋不是涉案合同的当事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五、一审判决显失公平，判决结果导致余海军和张军仅以4800万元即可获取3亿多元的资产，严重损害军安集团和黄栋的合法权益。
余海军和张军辩称：一、瑞祥公司、军安王朝酒店和赵乐不是本案必要的诉讼参加人，不属于本案法律意义上的第三人，无需参加本案诉讼；二、余海军和张军在得知涉案标的物设置巨额抵押担保的根本性违约行为之后，立即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解除合同之诉并未超过除斥期间；三、黄栋既是实际收款人，又是瑞祥公司、军安王朝酒店的实际控制人，因此，黄栋为本案适格被告，应与军安集团共同承担相应责任；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余海军和张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余海军和张军与军安集团和黄栋于2011年5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2011年7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军安集团和黄栋向余海军和张军连带返还股权转让款3.1亿元；三、军安集团和黄栋向余海军和张军连带支付违约金（自2011年8月1日起至2014年1月30日止，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九条第3款的约定计算，违约金为13650万元，并要求军安集团和黄栋继续按照上述标准支付至股权转让款本金付清之日）；四、本案诉讼费用由军安集团和黄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1年5月19日，军安集团作为甲方，余海军和张军作为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双方就甲方拥有的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的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甲方承诺甲方及甲方的法定代表人对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拥有100%的实际控制权和股权处置权。如若因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的股权纠纷影响本次转让，甲方承担完全责任；双方确认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的股权总价值为6亿元，该价值包括属于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名下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价值；甲方保留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各10%的股权，折合资产价值6000万元，乙方支付5.4亿元购买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各90%的股权；乙方承诺另行捐赠1000万元给甲方负责修建的位于陕西省扶风县的观音寺，用于该寺的建设，甲方将武财神继续保留在军安王朝酒店；签订本协议书当日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2000万元，2011年6月6日前乙方分批向甲方支付转让款2.8亿元，2011年7月6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款1亿元，同时乙方向观音寺捐款1000万元，甲方组织安排捐赠仪式，在此期间，甲方积极协助乙方办理不低于1.4亿元的银行贷款，该贷款中的1.4亿元用于支付剩余转让款，因办理该贷款发生的所有费用经乙方确认并由乙方另行承担，如若在2011年9月底前贷款未办理完毕，乙方承诺于2011年10月6日前自筹资金以现款方式向甲方支付转让款1.4亿元；双方确认自甲方累计收到3亿元转让款之次日，正式着手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关法律手续，在甲方于7月6日前收到乙方支付的另外1亿元转让款后的30日内，办理完毕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90%股权转让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登记事宜，同时提供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的各种有效证件；在甲方累计收到3亿元转让款的次日，乙方选派人员进驻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开始实施对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的管理控制权，甲方协助乙方对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经营活动进行管理；自乙方支付3亿元转让款的次日起，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的经营净利润，由双方按照约定的持股比例分享或分担；在2011年6月6日乙方支付甲方3亿元的转让款前，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的债权、债务、或有负债等，由甲方负责于乙方应付的转让款全部到位前追缴和清偿完毕，乙方对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的上述债权债务不承担清偿责任；乙方支付甲方的股权转让定金，直接划入甲方银行账户，并由甲方出具收款收据，此后乙方的付款，由甲方指定收款人和收款账户并由收款人出具收款收据，甲方或甲方法定代表人予以书面确认；签订本协议后，双方将就股权转让、资产移交等具体事宜，另行商定具体的处理办法并以补充协议的方式予以确认；本协议生效后至首付款到账前，若甲方违约，双倍返还定金，若乙方违约，所交定金甲方不予返还；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转让款，乙方承担向甲方支付延期付款期间延期付款额的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甲方不能按期办理股权和法人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甲方承担向乙方支付延期期间按照乙方已付款额的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在以后的经营管理期间，如需整体转让，需经过拥有80%以上股权的股东通过，但转让价格不得低于本次转让总价；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于甲方收到定金之日生效；双方在本协议的基础上签署的补充协议，是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协议上加盖了军安集团的公章，并有黄栋、余海军、张军的签字。
2011年5月19日，军安集团出具了收到余海军2000万元押金的收据；2011年6月3日，黄栋出具了收到余海军、张军转让款2.8亿元的收据，该2.8亿元系分别由余海军、张军账户支付至单庆模账户。
2011年7月11日，余海军和张军致函军安集团和黄栋，表示因煤矿遇到了困难，无力支付2011年5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后续款项，希望予以理解并尽快召开董事会研究予以答复。
2011年7月31日，军安集团作为甲方，余海军和张军作为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已于2011年5月19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现由于乙方资金原因，使该协议履行出现了困难，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补充协议；双方同意甲方保留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各51%股权（该股权甲方可以委托其子公司或个人持有），乙方已付转让款3亿元购买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各49%的股权，其中余海军持有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各29%的股权，张军持有各20%的股权；乙方在原协议中承诺的捐赠1000万元给甲方负责复建的位于陕西省扶风县观音寺的承诺不变，并于本协议签订前捐款到位；双方确认自本协议签字生效之次日开始，委托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的相关人员，正式着手办理股权转让相关法律手续，甲方将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各49%的股权分别按照上述比例转让给余海军和张军；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股权转让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修改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后，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组建新的董事会，新董事会由五人组成，其中甲方三人，乙方二人，黄栋担任董事长，余海军担任副董事长，张军担任董事，甲方另委派二人担任董事；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的法定代表人由甲方委派人员担任，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设监事会，由三人组成，其中甲方委派二人，乙方委派一人，甲方人员担任监事长；本次股权转让前，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的全部债权债务由甲方享有和承担，鉴于乙方不按原股权转让协议条款内容履行义务，致使甲方无法按原计划处理前期债权债务，乙方同意甲方有步骤、有计划的清理前期债权债务，甲方原有贷款在清偿前的利息由甲方承担，乙方及变更后的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不承担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前期债务清偿责任；自2011年6月1日起，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的经营盈亏，由双方按照各50%的比例分享或分担；本协议是2011年5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修改补充协议，本协议与原股权转让协议有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的约定为准；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该协议上加盖了军安集团的公章，并有黄栋、余海军、张军的签字。
2011年8月1日，余海军通过刘厚晓账户向陕西省扶风县城关镇观音寺账户汇款1000万元。
一审庭审中，军安集团和黄栋认可余海军和张军支付了3.1亿元，主张其中1000万元是捐赠给陕西省扶风县城关镇观音寺的，与军安集团和黄栋无关，《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武财神”仍在军安王朝酒店，其余3亿元是支付给军安集团的，其中的2.8亿元付到单庆模账户的原因是单庆模是军安王朝酒店的另一股东陕西圣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黄栋系作为军安集团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余海军和张军出具收据。
军安王朝酒店于2006年2月16日成立，成立时的股东为军安集团和瑞祥公司；于2007年12月6日变更为瑞祥公司持有1.67%股权，赵乐持有98.33%股权；于2011年7月11日变更为余海军持有29%股权，张军持有20%股权，圣翔公司持有51%股权，并于同日变更余海军和张军为董事；赵乐自2006年5月17日起担任军安王朝酒店的法定代表人。军安集团提交的军安王朝酒店2012年1月8日关于该酒店1850万元贷款展期事宜的董事会决议内容显示，余海军和张军作为董事在该决议上签字。
瑞祥公司于2000年1月21日成立，于2002年4月5日变更黄栋为股东之一；于2006年3月23日变更军安集团为股东之一，持有80%股权；于2010年12月17日股东变更为军安王朝酒店持有90%股权，圣翔公司持有10%股权。
圣翔公司于2001年4月4日成立，于2010年2月26日股东变更为黄栋持有42.08%股权，军安集团持有57.92%股权。
军安集团提交的军安王朝酒店和瑞祥公司资产负债表分别显示，军安王朝酒店2011年6月资产合计68301665.68元，负债合计90846387.36元，所有者权益合计-22544721.68元，2014年4月的资产合计69344921.05元，负债合计105601538.18元，所有者权益合计-36256617.13元；瑞祥公司2011年6月资产合计360193719.51元，负债合计336459557.38元，所有者权益合计23734162.13元，2014年4月资产合计285178473.32元，负债合计277151375.23元，所有者权益合计8027098.09元。此外，军安集团提出军安王朝酒店2011年6月资产负债表中的长期借款为22946274.36元，2014年4月资产负债表中的长期借款为0元，瑞祥公司2011年6月资产负债表中的长期借款为123530000元，2014年4月资产负债表中的长期借款为50909714.39元，欲以此证明其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有步骤、有计划的清理了前期债务。
军安集团提交的抵押合同显示，截止至2011年6月6日，瑞祥公司以其名下的军安王朝酒店所用房产对外提供抵押担保的金额总计为2.17亿元。一审法院调取的瑞祥公司房产档案清册、房产登记簿显示，截止至2014年10月16日，瑞祥公司在2011年7月以后，以其名下的军安王朝酒店所用房产对外提供抵押担保的金额累计约为3.7亿元。
一审法院调取的瑞祥公司企业信用报告显示，截止至2014年10月17日，瑞祥公司未结清信贷信息如下：欠息汇总1618848.27元，贷款合计4835.62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合计300万元，对外担保汇总合计29849万元。
一审庭审中，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总价值6亿元的计算依据，余海军和张军主张是按军安王朝酒店所用房产面积5万平方米，每平方米12000元的价格核算得出的；军安集团先主张6亿元包括军安王朝酒店所用房产、设施、器具以及军安集团在西安的无形资产含客户资源、品牌等，后又主张按照签订协议当时军安王朝酒店月利润300万元，净收入250万元，20年收回成本计算得出6亿元的价格。但双方当事人对各自的上述主张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军安集团在一审庭审中认可余海军和张军没有享受过瑞祥公司的股东权利，并称股权转让后，军安集团是圣翔公司的股东，圣翔公司是军安王朝酒店和瑞祥公司的股东，因此军安集团仍是军安王朝酒店和瑞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对于军安王朝酒店工商登记的股东为赵乐和瑞祥公司，而《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军安集团和黄栋对军安王朝酒店和瑞祥公司拥有100%的实际控制权和股权处置权的问题，军安集团先主张是赵乐委托其转让股权，后又主张军安集团和赵乐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赵乐的股权是从军安集团受让的，但赵乐并未付清股权转让款，赵乐同意军安集团和黄栋对军安王朝酒店股权进行转让。余海军和张军主张军安集团和黄栋是军安王朝酒店的实际控制人，故要求在《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后，将其名下的军安王朝酒店股权退还给军安集团和黄栋，并主张股权转让款为余海军和张军共同共有，要求军安集团和黄栋承担连带返还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2011年5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2011年7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一）关于黄栋是否为《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合同主体，是否应与军安集团共同承担合同责任问题。
本案中，上述两份合同上不仅加盖有军安集团的公章，也有黄栋的签字，而黄栋称其仅是作为军安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合同上签字，并非合同主体。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上述两份合同首部所列的甲方为军安集团，没有包括黄栋，但是《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主文部分明确写明军安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黄栋对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拥有100%的实际控制权和股权处置权，并且在事实上，军安集团和黄栋合计持有瑞祥公司的股东圣翔公司的全部股权，表明股权转让事宜需经军安集团和黄栋两个主体的同意和确认，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履行过程中，余海军和张军将转让款支付至圣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单庆模的账户后，黄栋还向余海军、张军出具了确认收到转让款的收据，表明其以个人名义确认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履行内容。因此，黄栋关于其仅是以军安集团法定代表人身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出具收据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应为上述两份合同的合同主体，应与军安集团共同承担上述两份合同中关于甲方的合同责任。
（二）关于余海军和张军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
军安集团主张余海军和张军的起诉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并认为解除权的行使期间属于除斥期间，应为一年。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请求撤销合同的，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一年除斥期间的规定，但本案余海军和张军并非主张行使撤销权，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亦未规定股权转让合同的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间为一年，故军安集团关于本案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间为一年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而本案中，余海军和张军主张行使的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并非债权请求权，因此不适用上述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第三，即使按照二年的诉讼时效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余海军和张军系以其最近得知军安集团和黄栋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处置目标公司瑞祥公司的财产造成高额负债，构成根本违约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而军安集团和黄栋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余海军和张军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诉称的违约事由已满二年，故军安集团关于余海军和张军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三）关于余海军和张军是否可未经通知军安集团和黄栋直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的问题。
军安集团和黄栋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余海军和张军应先通知其解除合同，方可起诉。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应当通知对方”是指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不通过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仲裁，自行向对方当事人主张行使解除权时，应当将其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通知对方，而在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时，应视为其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通过诉讼的方式通知了对方。军安集团和黄栋关于通知其解除合同是余海军和张军起诉的前置程序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四）关于军安集团和黄栋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问题。
余海军和张军主张其从未享受过军安王朝酒店和瑞祥公司的股东权益及知情权，军安集团和黄栋不仅未按约办理瑞祥公司的股权转让变更手续，且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以瑞祥公司房产对外提供大量抵押担保，造成负债高额增加，使其斥巨资购买军安王朝酒店所用房产以及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股权的合同目的落空，构成根本违约。而军安集团和黄栋主张双方未约定瑞祥公司股权变更期限，余海军和张军怠于行使权利且已经实际参与经营管理，未完成瑞祥公司减少债务和瑞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并不构成违约。
首先，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合同目的及两份合同的关系。余海军和张军主张其签订上述两份合同的目的是购买军安王朝酒店所用房产以及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股权。一审法院认为，上述两份合同的名称和内容均约定的是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的股权转让，而未约定目标公司名下的房产权属转让，余海军和张军所主张的购买房产的目的在上述两份合同内容中并未体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述两份合同的名称和内容，余海军和张军作为受让方的合同目的仅应认定为通过股权转让取得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的股权以行使股东权益。军安集团和黄栋主张《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修改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没有约定的内容如违约金条款，不能作为余海军和张军主张权利的依据,并主张《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对赵乐与余海军和张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出资协议的认可和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终止履行的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本协议是2011年5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修改补充协议，本协议与原股权转让协议有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的约定为准。”的约定，《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应理解为《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协议，是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未提及该协议是基于对赵乐与余海军和张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出资协议的认可而签订，亦未约定之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予以解除或终止履行，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没有被《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予以修改的内容，对双方当事人仍具有约束力。军安集团和黄栋关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对赵乐与余海军和张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出资协议的认可和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终止履行的确认，《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没有约定的内容如违约金条款，不能作为余海军和张军主张权利依据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其次，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自军安集团和黄栋累计收到3亿元转让款的次日开始着手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并在7月6日前收到余海军和张军另外1亿元转让款后的30日内办理完毕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故在余海军和张军于2011年6月3日付清3亿元转让款后，军安集团和黄栋应于2011年6月4日起开始着手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后余海军和张军于2011年7月11日发函告知军安集团和黄栋其出现资金困难无力支付后续款项，双方又于2011年7月31日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按照余海军和张军已支付的3亿元转让款数额按比例将其购买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的股权份额由90%变更为49%，并约定自该补充协议签字生效的次日开始正式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该补充协议的签订应视为双方同意变更了股权转让款的数额及所转让的股权份额，按照变更后的内容，余海军和张军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军安集团和黄栋依约应自2011年8月1日起正式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虽然《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并未另行约定何时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但军安集团和黄栋应在合理时间内予以完成。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关于30日内办理完毕的约定，表明双方均认可30日系办理完毕股权转让手续所需的合理时间，该约定期间也与办理此类股权转让手续的实际需要时间相符。自2011年8月1日至余海军和张军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已长达2年有余，军安集团和黄栋仍未办理完毕，已远超出办理此类股权转让手续的合理时间。军安集团和黄栋主张余海军和张军怠于行使权利，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系因对方不配合的原因造成股权转让手续无法在合理期间内办理完毕，因此，对余海军和张军关于军安集团和黄栋未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变更手续构成违约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第三，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军安集团和黄栋并未将瑞祥公司的股权变更至余海军和张军名下，余海军和张军未在瑞祥公司担任或委派他人担任任何职务，军安集团在庭审中亦认可余海军和张军未享受过瑞祥公司的任何股东权利，军安集团和黄栋认为余海军和张军已经实际参与瑞祥公司的经营管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第四，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约定，2011年6月6日前军安王朝酒店和瑞祥公司的债权债务、或有负债，均由军安集团和黄栋负责追缴和清偿，余海军和张军同意军安集团和黄栋有步骤、有计划的清理前期债权债务。因此，军安集团和黄栋应在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后按约清理前期债务。但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截止至2011年6月6日，瑞祥公司以其名下的军安王朝酒店所用房产对外提供抵押担保的金额总计为2.17亿元，而在2011年7月至2014年10月16日期间，瑞祥公司又以上述房产对外提供抵押担保的金额累计约3.7亿元，截止至2014年10月17日，该对外担保余额尚有合计29849万元，表明在《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签订后，瑞祥公司的对外担保债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明显增加，增加了公司的风险；即使是根据军安集团提交的军安王朝酒店和瑞祥公司资产负债表内容，军安王朝酒店2011年6月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22544721.68元，2014年4月所有者权益合计为-36256617.13元，瑞祥公司2011年6月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23734162.13元，2014年4月的所有者权益合计8027098.09元，表明在余海军和张军提起本案诉讼时，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的所有者权益比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时，均出现大幅降低。军安集团仅以上述资产负债表中的长期借款数额的变化主张其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有步骤、有计划的清理了前期债务，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基于军安集团、黄栋未按约履行瑞祥公司的股权转让义务，且瑞祥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对外担保债务情况现已发生上述重大变化，对余海军和张军关于军安集团和黄栋构成根本违约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军安集团和黄栋关于未完成瑞祥公司减少债务和瑞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并不构成违约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五）关于余海军和张军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
根据上述分析，军安集团和黄栋未按约履行股权转让义务，现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的对外担保负债、风险等情况已显著增加，所有者权益显著降低，《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与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的资产负债情况已不相当，余海军和张军以对方构成根本违约使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行使合同解除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解除情形，应予支持。
关于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处理。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解除后，因瑞祥公司的股权转让尚未履行，应终止履行。但军安王朝酒店的股权转让已履行完毕，对该已履行部分是否恢复原状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约定的目标公司军安王朝酒店和瑞祥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故两个公司的股权转让可以区分、独立对待。虽然军安集团和黄栋在履行瑞祥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义务中构成根本违约，但是其在履行军安王朝酒店股权转让合同义务中并未违约。余海军和张军已取得军安王朝酒店的股权，并担任了军安王朝酒店的董事，参与了军安王朝酒店的经营管理，现军安王朝酒店的资产负债情况与股权转让时相比，已发生较大变化，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该已履行的部分不宜恢复原状。在军安王朝酒店的股权转让不恢复原状的情况下，赵乐与余海军和张军的股权转让出资协议是否解除，与本案无关。关于余海军和张军向陕西省扶风县观音寺支付的1000万元，因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为捐赠性质，且所约定的“武财神”继续保留在军安王朝酒店，余海军和张军作为军安王朝酒店的股东，也是1000万元的受益人，故该1000万元也不宜恢复原状。除此之外，军安集团和黄栋应向余海军和张军返还瑞祥公司股权所对应的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对军安王朝酒店和瑞祥公司各自的股权转让价款没有单独约定，双方当事人对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股权总价值6亿元的作价依据各执一词，故一审法院参照军安集团提交的军安王朝酒店和瑞祥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的军安王朝酒店2011年6月的资产合计68301665.68元，以及瑞祥公司2011年6月的资产合计360193719.51元，计算2011年6月即《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时瑞祥公司资产占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总资产的比例，并以其作为瑞祥公司股权转让价款应占股权转让总价款的比例，酌情确定军安集团和黄栋向余海军和张军返还瑞祥公司的股权转让款25200万元。
（六）关于余海军和张军要求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如前所述，《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没有被《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予以修改的内容，对双方当事人仍具有约束力。余海军和张军有权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关于违约金的约定要求军安集团和黄栋承担违约责任。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一审法院认为，因军安集团和黄栋关于军安王朝酒店股权转让部分并未违约，故该部分股权对应的股权转让款不应作为计算违约金的基础，违约金计算的基础应为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的瑞祥公司股权对应的转让款25200万元，计算标准应为《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期间应为军安集团和黄栋依约应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30天合理期间届满的次日即2011年8月31日起至上述股权转让款25200万元付清之日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余海军和张军与军安集团和黄栋于2011年5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2011年7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解除；二、军安集团和黄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余海军和张军股权转让款25200万元；三、军安集团和黄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余海军和张军支付违约金（以股权转让款25200万元的未偿还部分为基数，自2011年8月3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四、驳回余海军和张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企业名称：军安集团；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黄栋；注册资本：8000万元；成立日期：2004年6月24日；营业期限自2004年6月24日至2024年6月23日；登记机关：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开阳里六区15号楼；股东：黄栋（董事长）出资7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0%；西安奇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出资8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诉讼主体和责任主体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黄栋、军安集团对转让股权的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拥有100%的实际控制权和股权处置权。根据本案现已查明事实，黄栋持有军安集团90%的股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黄栋以军安集团名义与余海军和张军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向余海军和张军转让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各90%的股权。尽管在签订合同时军安王朝酒店的股东是瑞祥公司（持股1.67%）和赵乐（持股98.33%）、瑞祥公司的股东是军安王朝酒店（持股90%）和圣翔公司（持股10%）、圣翔公司的股东是黄栋（持股42.08%）和军安集团（持股57.92%），但具体实施并完成向余海军和张军转让军安王朝酒店49%股权的是军安王朝酒店的实际控制人黄栋。在军安王朝酒店49%的股权转让给余海军和张军之后，军安王朝酒店的股东为圣翔公司（持股51%）、余海军（持股29%）和张军（持股20%）。黄栋通过上述持股形式，对军安集团、瑞祥公司、军安王朝酒店、圣翔公司分别进行实际控制，是上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余海军和张军支付的股权转让款3亿元，其中2000万元作为定金交付给了军安集团，其余2.8亿元收据的出具人是黄栋并由余海军和张军按指令支付到其他个人账户。黄栋作为军安集团的绝对控股大股东（持股90%）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军安集团旗下的瑞祥公司、军安王朝酒店、圣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黄栋以军安集团名义与余海军和张军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后，其不仅收取了余海军和张军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而且还进行了处置。黄栋作为军安集团的控股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军安集团旗下的瑞祥公司、军安王朝酒店、圣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签约人和履行人，股权转让款的实际收取人和处置人，其与军安集团未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和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因此，一审判决支持余海军和张军关于军安集团和黄栋向余海军和张军连带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正确。瑞祥公司、军安王朝酒店、赵乐，均不是本案必要的法律意义上的诉讼参加人，一审判决未遗漏本案必要的诉讼当事人，一审审判程序合法。
二、关于涉案合同应否解除
根据本案现已查明事实，军安王朝酒店所用房屋的所有权人为瑞祥公司、管理使用人为军安王朝酒店。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瑞祥公司、军安王朝酒店的股权总价值为6亿元（未审计评估），余海军和张军支付5.4亿元购买瑞祥公司、军安王朝酒店各90%的股权；自军安集团和黄栋累计收到3亿元转让款的次日开始着手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并在7月6日前收到余海军和张军另外1亿元转让款后的30日内办理完毕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故在余海军和张军于2011年6月3日付清3亿元转让款后，军安集团和黄栋应于2011年6月4日起开始着手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后余海军和张军因资金困难无力支付后续款项，双方又于2011年7月31日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按照余海军和张军已支付的3亿元转让款数额，按比例将余海军和张军受让的瑞祥公司、军安王朝酒店的股权份额由90%变更为49%，并约定自该补充协议签字生效的次日开始正式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军安集团和黄栋依约应自2011年8月1日起正式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但自2011年8月1日至2014年余海军和张军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已长达2年有余，军安集团和黄栋仍未办理完毕，已远超出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合理期间。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约定，余海军和张军已付股权转让款3亿元是用于购买瑞祥公司、军安王朝酒店各49%的股权，其中余海军持有瑞祥公司、军安王朝酒店各29%的股权，张军持有瑞祥公司、军安王朝酒店各20%的股权。但拥有对瑞祥公司和军安王朝酒店100%的实际控制权和股权处置权的黄栋和军安集团，其仅向余海军和张军履行了军安王朝酒店房屋管理使用人军安王朝酒店49%股权的转让，而始终未向余海军和张军履行转让军安王朝酒店房屋所有权人瑞祥公司49%股权的义务。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2011年6月6日前军安王朝酒店和瑞祥公司的债权债务、或有负债，均由军安集团和黄栋负责追缴和清偿，余海军和张军同意军安集团和黄栋有步骤、有计划的清理前期债权债务。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显示，截止至2011年6月6日，瑞祥公司以其所有的军安王朝酒店房屋对外提供抵押担保的金额总计为2.17亿元；自2011年7月至2014年10月16日期间，瑞祥公司又以上述房屋对外提供抵押担保金额累计约3.7亿元，截止至2014年10月17日，该对外担保余额合计29849万元。余海军、张军从中并未获取任何利益。在《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签订后，瑞祥公司对外担保的债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明显增加。基于军安集团、黄栋未履行瑞祥公司的股权转让义务，现瑞祥公司对外担保的负债金额、风险已明显增加，所有者权益显著降低。鉴于余海军、张军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军安集团和黄栋对余海军和张军已构成根本性违约，故余海军、张军诉请解除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且未超出合理的解除合同的除斥期间。一审判决确认余海军、张军与军安集团、黄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解除，符合法律规定，正确。
三、关于合同解除后的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处理。在《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解除后，因瑞祥公司的股权转让尚未履行，应终止履行。但军安王朝酒店的股权转让已履行完毕，对该已履行部分是否恢复原状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约定的目标公司军安王朝酒店和瑞祥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故两个公司的股权转让可以区分、独立对待。虽然军安集团和黄栋在履行瑞祥公司的股权转','2018-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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