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13刑终372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赖秀良，男，1971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案发前任惠东县园林管理局办公室主任（负责财务工作），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东县，因涉嫌贪污罪于2014年4月5日被惠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2日被依法逮捕，于2014年11月5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周雄辉，男，196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曾任惠东县园林局局长、并主管惠东县园林公司日常工作，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东县，因涉嫌贪污罪于2014年4月5日被惠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2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惠东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杜钢英，女，1961年8月12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原任惠东县园林管理局、惠东县园林公司出纳，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东县，因涉嫌贪污罪于2014年4月5日被惠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2日被依法逮捕，2016年7月3日因羁押期限届满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朱苏岸，女，1977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原任惠东县园林管理局、惠东县园林公司任会计，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东县，因涉嫌贪污罪于2014年4月5日被惠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2日被依法逮捕，2016年7月3日因羁押期限届满被取保候审。
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周雄辉、杜钢英、朱苏岸、赖秀良犯贪污罪一案，曾于2014年11月5日作出（2014）惠东法刑二初字第130号刑事判决，因被告人杜钢英、朱苏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2015）惠中法刑二终字第63号刑事裁定，撤销该院（2014）惠东法刑二初字第130号刑事判决，发回重审。经重审后，惠东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8日作出（2016）粤1323刑初171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赖秀良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3年4月，时任惠东县园林管理局(系事业单位，下称“局”)局长、主管惠东县园林公司(系国有企业、下称“公司”)日常工作的被告人周雄辉多次到局财务办公室，向时任局、公司出纳一职的被告人杜钢英和时任局、公司会计一职的被告人朱苏岸了解局和公司的资金情况，后周雄辉当着朱苏岸的面交待杜钢英从局、公司的账户中分别套出38万、28万来大家一起分，周雄辉还承诺自己会搞发票来冲账。之后，周雄辉从普宁市御锦苗木有限公司弄来4张金额合计38万元的虚假购买苗木的发票、从中山市古镇东晟苗圃场弄来3张金额合计28万元的虚假购买苗木的发票及一些相关的空白苗木送货清单。然后，周雄辉吩咐杜钢英和时任局办公室主任(分管财务工作)一职的被告人赖秀良在上述空白的苗木送货清单上虚列一批与发票金额对应的苗木数量，周雄辉许诺事后会给赖秀良一些钱。送货清单填好后，朱苏岸负责将虚假购买苗木的发票及送货清单入在局和公司的账上，杜钢英则于2013年4月24日从公司账户中取出28万元、于2013年4月25日从局账户中取出38万元并于取款当日存入以自己名义开设的公款私存账户(账户号：31×××91)。套出66万元后，杜钢英按照周雄辉的交代，通过转账方式分给朱苏岸15万元、给赖秀良6万元、给自己15万元，剩余30万则取现后交予周雄辉。四人得款后，均将上述款项用于个人生活。案发后，四名被告人主动投案，并退清所分得的赃款。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相关书证、证人证言及被告人的供述、辩解等证据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周雄辉、杜钢英、朱苏岸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分别利用各自职务上的便利，采用虚列财务支出的方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共计人民币66万元，属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赖秀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身职务上的便利，用虚列财务支出的方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共计人民币6万元，属数额较大，其行为也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四被告人犯贪污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周雄辉、杜钢英、朱苏岸、赖秀良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周雄辉是贪污犯意的提起者，并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杜钢英、朱苏岸、赖秀良在犯罪过程中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案发后，四被告人全额退回贪污的款项，具有自首情节，综合各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等因素，对被告人周雄辉、杜钢英、朱苏岸予以减轻处罚，对被告人赖秀良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赖秀良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只是参与填写苗木送货单的环节，积极性不高，相较于其他同案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小，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依法对其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作出一审判决：
一、被告人周雄辉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二、被告人杜钢英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
三、被告人朱苏岸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
四、被告人赖秀良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上诉人赖秀良上诉提出，上诉人没有贪污直接故意，是被动犯罪，主观恶性较小，周雄辉等人商量如何套取公款66万元时，上诉人不在场，没有参与商量，走上犯罪道路完全是听从周雄辉吩咐所致。上诉人获得的赃款是四个被告人中最少的。在共同犯罪中起次和辅助作用，是从犯。上诉人在惠东县纪委核查惠东县园林局账目及被带回惠东县人民检察院协助调查过程中，均能主动配合调查，如实交代贪污公款的事实，应以自首论。上诉人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当庭认罪。基于上诉人以上情节，依据《刑法》关于免除刑事处罚的相关规定，请求改判上诉人免予刑事处罚。即使不对上诉人免除刑事处罚，也不应对上诉人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应予纠正。
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时任惠东县园林管理局(系事业单位，下称“局”)局长、主管惠东县园林公司(系国有企业、下称“公司”)日常工作的原审被告人周雄辉多次到局财务办公室，向时任局、公司出纳一职的原审被告人杜钢英和时任局、公司会计一职的原审被告人朱苏岸了解局和公司的资金情况，后周雄辉当着朱苏岸的面交待杜钢英从局、公司的账户中分别取款38万元、28万元来大家一起分，周雄辉还承诺自己会弄来发票冲账。之后，周雄辉从普宁市御锦苗木有限公司弄来4张金额合计38万元的虚假购买苗木的发票、从中山市古镇东晟苗圃场弄来3张金额合计28万元的虚假购买苗木的发票及一些空白苗木送货单。然后，周雄辉吩咐杜钢英和时任局办公室主任(分管财务工作)一职的上诉人赖秀良在空白的苗木送货单上虚列与发票金额对应的苗木数量，周雄辉许诺事后会给赖秀良一些钱。送货单填好后，朱苏岸负责将虚假购买苗木的发票及送货单入在局和公司的账上，杜钢英则于2013年4月24日从公司账户中取出28万元、于2013年4月25日从局账户中取出38万元并于取款当日存入以自己名义开设的公款私存账户(账户号：31×××91)。套出66万元后，杜钢英按照周雄辉的交代，通过转账方式分给朱苏岸15万元、给赖秀良6万元、给自己15万元，剩余30万元则取现后交与周雄辉。四人得款后，均用于个人生活。案发后，四人在纪检部门初查时主动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退缴各自分得的赃款。
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原审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相关书证
（1）立案决定书，证实侦查机关启动侦查程序的过程。
（2）涉案66万元购买苗木的发票、送货单以及记账凭证，证实周雄辉等人利用发票套取公款的事实。经过原审被告人周雄辉、朱苏岸、上诉人赖秀良辨认，确认属实（发票背面均有周雄辉、朱苏岸、赖秀良的签名，其中赖秀良是证明人）。
送货单中三张总金额为280050元的送货单系上诉人赖秀良填写；另外四张总金额为380015元的送货单系原审被告人杜钢英填写。
（3）银行提供的客户交易流水清单、现金支票，证实惠东县园林管理局账户于2014年4月25日支取10万、15万、13万元；惠东县园林公司账户于2014年4月24日支取13万、15万元。经过杜钢英辨认，确认是被其支取后存入公款私存账户。
（4）银行提供的客户交易流水清单、转账凭条，证实由以杜钢英名义开设的公款私存账户向杜钢英、朱苏岸、赖秀良的个人账户划出款项的事实。
（5）取款凭条，证实以杜钢英名义开设的公款私存账户于2014年5月24日取出现金30万元。
（6）惠东县园林管理局出具的有关2001年11月至2013年4月园林管理局（园林公司）的情况说明及惠东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惠东编（2002）69号文件，证实惠东县园林管理局经惠东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于2002年4月29日批准（惠东编（2002）69号），将县园林公司、县园林管理局，直属公用事业管理局管理，保留正科级建制，保留惠东县园林公司（全民所有制、城市园林绿化三级资质）作为下属企业进行市场经营活动。公司经理至2007年一直由原局长周雄辉兼任，2007年后，公司法人进行了变更，但实际上仍由周雄辉负责日常工作。
（7）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实惠东县园林管理局属国有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为周雄辉，举办单位为惠东县人民政府，有效期至2011年3月31日。
（8）惠东县园林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实园林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为陈向奎。
（9）工商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证实惠东县园林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09年6月26日变更为陈向奎，主管部门以及投资者由惠东县建设委员会变更为惠东县园林管理局。
（10）惠东县园林管理局出具的文件，证实该单位各内设部门职责分工，其中办公室工作职责有负责财务工作。
（11）惠东县人事局关于周雄辉等同志任免的通知，证实2001年11月22日任命周雄辉为县园林公司经理；2002年9月5日任命周雄辉为县园林管理局局长。
（12）中共惠东县委组织部关于周雄辉等同志任职意见的通知，证实2002年6月25日同意周雄辉任县园林管理局局长。
（13）惠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周雄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证实经惠东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5月6日批准任命周雄辉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人民政府督促检查办公室主任，免去周雄辉的县园林管理局局长的职务。
（14）惠东县园林管理局关于杜钢英、朱苏岸、赖秀良的任职证明，证实杜钢英于2002年5月至2013年10月在惠东县园林管理局、惠东县园林公司任出纳；朱苏岸于1999年12月至2014年4月在惠东县园林管理局、惠东县园林公司任会计；赖秀良于2007年9月11日经县人事局任命为园林管理局办公室主任（负责财务工作）。
（15）户籍资料，证实原审被告人周雄辉、杜钢英、朱苏岸、上诉人赖秀良的身份情况，均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16）自述书，证实原审被告人周雄辉、杜钢英、朱苏岸、上诉人赖秀良到案后，均以自述的方式交代了贪污犯罪事实。
（17）广东省暂时扣留（或冻结）财物收据，证实原审被告人周雄辉、杜钢英、朱苏岸、上诉人赖秀良到案后已将各自分得的赃款全部退缴。
（18）到案经过，证实原审被告人周雄辉、杜钢英、朱苏岸、赖秀良的到案过程，系案件由惠东县纪律移送检察机关后，由检察机关派员将四人带回调查。
（19）情况说明，证实惠东县纪委于2014年4月1日收到有关单位转来反映惠东县园林管理局账目不清晰问题的线索。该委在核查过程中，原局长周雄辉及工作人员杜钢英、朱苏岸、赖秀良能主动配合调查、如实交代其涉嫌贪污公款的违纪违法事实。
（20）惠东县人民检察院的复函，证实惠东县人民检察院就查明事实作出说明：1、杜钢英、朱苏岸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2、周雄辉、杜钢英、朱苏岸共同贪污66万元，其中杜钢英和朱苏岸各分得15万元，周雄辉分得30万元。
2、证人证言
（1）证人陈某（惠东县园林公司经理，园林管理局科员）的证言：他（周雄辉）是我惠东县园林管理局的原局长。在周雄辉离开惠东县园林管理局之前，我没有负责园林公司的业务，应该是周雄辉负责，因为他是惠东县园林管理局的局长，园林公司又是园林局的下属企业。我个人的印章之前一直保管在杜钢英的手中，直到2014年春节期间，杜钢英才把我的个人章还给了我。园林公司的财务章也在财务手中。经我辨认，支票（支票号07061522，收款人：惠东县园林公司，出票日期：2012年4月23日，金额13万元；支票号07061523，收款人：惠东县园林公司，出票日期2013年4月23日，金额15万元）上的印章是我的印章，但这印不是我盖的，我的个人印章在2013年4月期间仍保管在杜钢英的手中。对于这二笔取款我不知情，我没有管园林公司的事情，也不知道园林公司的财务情况。
（2）证人欧某（中山市古镇东晟苗圃厂经营者）的证言：我认识周雄辉，是十年前周雄辉经朋友介绍来我这里买苗木认识的。2014年4月份，周雄辉联系我请求我提供28万元的苗木发票及一批空白的送货单给他。鉴于周雄辉是多年客户兼朋友，我也没有推辞，随后我就提供了28万元苗木发票及一批空白的送货单给周雄辉，但我没有提供28万元的苗木给周雄辉。（出示发票）经我辨认，上述三张发票是我提供给周雄辉的28万元苗木发票，三张送货单也是我提供给周雄辉的，但当时我提供的是空白送货单，送货单上的内容不是我填写的。
（3）证人方某（普宁市御锦苗木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的证言：因为惠东园林局的局长周雄辉跟我公司购买过五、六年的苗木，有生意往来，所以我认识周雄辉。记得是2013年3、4月份，当时周雄辉发信息给我，要求我提供之前送苗38万元的苗木发票和送货单，我回复说好，后来我开了四张金额合计为38万元的发票（盖有普宁市御锦苗木有限公司的印章），并连同一批送货单通过邮寄的方式寄给他了。
（4）证人汪某（原审被告人周雄辉的妻子）的证言：2013年，周雄辉离任惠东县园林管理局局长前后，他曾经给我现金5万元，但是没有跟我说这是什么钱，我也没有多问，这5万元被我存入农业银行的个人账户中。不过我不清楚这5万元是不是这笔钱里面的。
（5）证人何某（上诉人赖秀良的妻子）的证言：赖秀良的工资卡一直是我保管的，在2013年6月初的时候，我姐夫因为急需用钱，所以就跟我借，于是我到建设银行查看我和赖秀良的账户上有多少钱，发现赖秀良的账户上多了6万元，当时我也没问他是什么钱，就从他账户上取了6万元，从我自己的账户上取了4万元，凑够10万元借给我姐夫。回到家后我没有告诉赖秀良借了钱给我姐夫，只是跟他说从他的账户取了6万元去存定期，所以赖秀良一直以为我把这笔钱拿去存定期了。我已将赖秀良涉案款项6万元退到惠东县人民检察院的专门账户上。
3、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供述及辩解
（1）周雄辉的供述及辩解：2013年4月，我到局财务办公室问出纳杜钢英和会计朱苏岸现还剩多少钱？杜钢英就说园林管理局剩40多万，园林公司还剩30多万，一共还剩70多万。我就说要开发票把它套出来，你们跟我也很辛苦，就在园林管理局套取38万元，在园林公司套出28万元来发点补贴，并对他们说发票由我联系。后来，我联系普宁市御锦苗木有限公司老板方某和中山市古镇东晟苗圃场负责人开出28万元虚假发票。后来他们将相应金额的发票和空白送货单邮寄过来，我拿到上述发票和空白送货单就交给局财务杜钢英。过了段时间，因为送货单是空白的，我叫办公室主任赖秀良负责填写送货单，因为他之前是园林管理股出来的，对苗木价格比较清楚。叫杜钢英按照赖秀良拟写的草稿写一份送货单。在我交代赖秀良填写一套送货单的时候，我同赖秀良讲到时会给点钱他。接着我就交代财务尽快将66万元从对公账户当中取出。到了2013年5月中旬，下午下班以后，我到局财务室，杜刚英和朱苏岸都在财务室，我对他们提出说我过年花了一笔钱，审计可能会出问题，其中包括做账，到时用钱来处理，所以我要30万元，你们两人各15万元，另外给赖秀良6万元。当时赖秀良没有在场。他们两个当时也没说什么，应该是默认了这种分配方案。
商量好如何分配款项后一两天，我又交代杜钢英从局的公款私存账户里取出30万元现金到惠东县地质队门口交给我。我当天开银色的皇冠车到了惠东县地质队门口的时候，看到杜钢英和朱苏岸都在，接着杜钢英从她的车后备箱拿出一个黑色塑料袋放在我的车后备箱，并对我说这是30万元。我拿到这30万元就离开了。
赖秀良是不清楚我们具体套取了多少钱公款的，我们也没有告诉他，只有我、杜钢英、朱苏岸三人知道套取的金额是66万元。在具体商量分钱的环节，也只有我、杜钢英、朱苏岸参与商量。赖秀良只是在帮忙填写单据的时候知道我们用虚假发票套取了公款，并私得了我们分给其的6万元。
（2）杜钢英的供述及辩解：2013年4月中下旬，周雄辉准备离任惠东园林局局长一职，一天他到我和朱苏岸的财务室跟我们两个人说他准备要离任了，园林局和园林公司账户里的钱都是他在任时辛苦搞到的，干嘛要留给下一任局长，加上我和朱苏岸两个人跟了他那么久，要将两个公帐里的钱全部套取出来，大家都分一点。朱苏岸听后向周雄辉表示同意，我就没有出声，周雄辉再问我意见，我就很不情愿的说领导定了怎么做就怎么做。过了一两天，周雄辉又来到我和朱苏岸的办公室，当时朱苏岸也在场，问我园林局和园林公司的账户里还剩余多少钱，我就告诉他园林局还有40多万，园林公司还有约30万，于是他交代我从园林局的账户中取出38万元，从园林公司的账户中取出28万元存入以我名义开设的公款私存的账户中，并说他会联系其他公司虚开一些苗木发票拿回来冲账。又过了一两天，周雄辉来到我和朱苏岸的办公室，当着朱苏岸的面问我事情有没有办好，也就是有没有从两个公家账户中取出来存入以我名义开的账户，我说这两天没空，没有去办理，周雄辉就叫我要抓紧办，他离任的时间很快到了，我回答说好，我知道了。再过了一两天，周雄辉又过来财务室催我将钱取出来，于是我当天开具了一张金额为28万元现金支票，去建设银行城东支行从惠东县园林公司账户上支取了28万元转存到公款私存账户上去。第二天我又开具了一张38万元的现金支票，到惠东中医院旁边的建设银行总行从惠东园林管理局的账户中支取38万元转存到公款私存的账户中。
在我取出园林局38万元和园林公司28万元之前，具体时间记不清楚，周雄辉联系的中山和普宁两家公司，分别虚开的购买苗木款38万元和28万元的两张发票并配套空白的出货单寄了过来，当时在朱苏岸手上保管，周雄辉就叫了赖秀良到财务室帮忙填写空白的出货单，朱苏岸从她的抽屉里面拿出了那两张发票和配套的空白出货单，我和赖秀良各填写了一份配套空白出货单，我填写的那份是按照赖秀良事先写好的草稿填写的，朱苏岸就帮忙将出货单和发票对应并装订，全部弄好后再交由朱苏岸保管。大概隔了一两天，我才去银行将两笔公款28万和38万共66万元取出转存入我公款私存的账户。到了2014年4月底，财务结账的时候，朱苏岸将两张发票和相应的出货单拿给我冲账。
这66万元存入以我名义开设的公款私存账户后，我打电话给周雄辉告诉他事情已经办好，66万元已经取出来了。取出66万元的事朱苏岸事先也是知道的，因为要开现金支票必须从她那里拿财会的印章才能开具。第二天，周雄辉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去到后他对我说你跟了我十多年，那么辛苦，什么都没有得到，现在套出了这66万元，你就拿15万元，给朱苏岸15万，另外办公室主任赖秀良也很辛苦，分6万元给他，剩下的钱先不取出来，放在账上，但是不要那么快将钱分给他们，也包括我在内，免得不认真工作，我说好，并让周雄辉打电话告诉赖秀良分6万元给他这件事，周雄辉说好，他会给电话告诉赖秀良。接着我回到办公室，将周雄辉如何分配66万的情况说给朱苏岸听，告诉她可以分得15万元，朱苏岸听后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算是默认了。大概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周雄辉打电话告诉我可以将钱分给我、朱苏岸和赖秀良，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以银行流水为准，我在财务室跟朱苏岸说周雄辉说当时我们套取出来的那笔钱可以分给你们了，让她将账号告诉我，她当时没带银行卡，所以是第二天才将账号告诉我的。我又打电话给赖秀良也同样告诉他周雄辉答应给他的那笔钱可以分给他了，于是他将账号通过手机短信发给我。接着我到建设银行城东支行分别将15万元转入朱苏岸的个人账户，将6万元转入赖秀良的账户，将15万零400多元转入我的个人账户中。这多出的400多元是我办理公家事务后报账的钱，我就连同15万元一起转到我个人账户中。由于赖秀良将账号发错给我，所以转给他的钱没有转出去，过了几天我才将钱转到他的个人账户的。大概隔了一两天，周雄辉打电话叫我将剩余的30万元取出来拿给他，我说好。在当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我到中医院隔壁的建设银行取了30万元现金，回到单位我要求会计朱苏岸和我一起将钱送过去给周雄辉，让她帮我作证，证明我将钱给了周雄辉。接着我载着朱苏岸，按周雄辉的要求将钱拿到惠东地质队入口处左边等，不久周雄辉就来了。我下车将车后尾箱打开，里面放着用银行黑色塑料袋装着的三捆面额为100元，每捆10万元共30万元的现金人民币。我隔着塑料袋在周雄辉面前将三捆钱比划给他看，证明袋子里有三捆钱，周雄辉说不用数，可以了。朱苏岸当时在车里也转过头来看到我给钱周雄辉，周雄辉那时还说怎么两个人一起来，我没出声，然后他就走了。
（为什么周雄辉要分6万元给赖秀良）第一赖秀良是主管财务的，同时也跟了周雄辉很久，当时周雄辉跟我和朱苏岸商量虚开发票就说到赖秀良工作也辛苦了，钱套出来后要分一点给他；第二是赖秀良在填写虚假发票的配套出货单时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我和朱苏岸都不懂得苗木的价格那些业务方面的东西，赖秀良才知道，也是因为这样周雄辉才会让赖秀良写好出货单的草稿后再让我抄上去。
（3）朱苏岸的供述和辩解：我担任会计主要负责园林管理局、园林公司的日常财务核算、记账和预算结账报表等工作，承担记账员的角色。2013年4月份，在惠东县园林管理局局长周雄辉即将离任且对外欠款结算完成后，周雄辉就问出纳杜钢英局里剩余款项有多少，但当时我没听清楚出纳怎么回答周雄辉。过了两天，周雄辉又来问杜钢英局里剩余多少钱，杜钢英回答园林管理局和园林公司一共还剩66万元，之后周雄辉就离开了。在这之后的几天内，周雄辉反反复复来到财务室问杜钢英局里还有多少钱，并发牢骚说“这些钱都是我当局长辛苦找来的，现在快离任了，我要将它取出来，为什么要将这些钱留给下一任局长。”周雄辉当时还问我和杜钢英该取多少钱出来好，我和杜钢英起初不表态，后来杜钢英经不住周局的逼问，对他说让他自己看着办。
大概又过了几天，我看到杜钢英从周雄辉办公室出来，杜钢英告诉我周雄辉说那笔钱要尽快提出来，说要提66万元，并且杜钢英说我们二人每人大概分15万，赖秀良分6万，还说周局会自己找发票。2013年5月22日上午下班的时候，杜钢英问我建设银行的工资卡卡号，说要打一笔钱进我账户，还对我说是周局上次说给我们的那笔钱。我问她多少钱，她说十五万。当时我没有带卡所以不知道卡号，杜钢英就说明天记得把它带来。第二天，我把工资卡的账号写给了杜钢英，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一条银行短信提醒，告知我的账户已存进15万元。收到短信后我就问杜钢英“这15万元是不是上次周雄辉问的局里剩余的款项？”杜钢英点头说“是”。我还问杜钢英“你分了多少钱？”杜钢英说“我也分了15万元，办公室主任赖秀良分得6万元。”到第二天下午，杜钢英在财务室跟我说“岸，你跟我出去做个证，周雄辉叫我取那30万元现金交给他。”我当时不肯去，杜钢英就说“你不去，谁去，如果周雄辉反悔我找谁，你帮我做个证都不肯？”后来我才勉强答应了。之后我坐杜钢英的银色两厢别克车到地质队门口左侧等候周雄辉。约5分钟后，周雄辉开他的银色丰田皇冠车（来到）地质队门口，我和杜钢英就下车。周雄辉看到我也在场后很惊讶地说“怎么你也来了？”我说：“是英姐约我来的。”周雄辉也没再问什么。接着我站在车门旁边看到杜钢英打开后备箱拿出一个黑色塑料袋，并在黑色塑料袋上比划出三个手指（意思是黑色塑料袋里装有30万现金），周雄辉点头示意后接过杜钢英手上的黑色塑料袋，之后周雄辉就驾车离开了。
（4）赖秀良的供述和辩解：大概在局长周雄辉准备离任前一两天，在上班时间大约9点钟，周雄辉局长打电话叫我到财务室，我去到财务室后看到出纳杜钢英、会计朱苏岸、周雄辉都在，杜钢英就将一些发票和一本空白的出货单交给我，周雄辉叫我按照发票的金额填充相应金额的出货单，并说到时候会给我一笔钱。由于他是领导，又马上要离任了，碍于领导情面，我就答应帮他虚构送货单，再加上我当时自己也心存贪念，拒腐意识不强，所以我虽然知道周雄辉要我虚填送货单是用来套取公款（套取公款的数额和用途我并不知道），但还是按照他的要求根据数张发票的金额拟写了对应金额的出货单草稿，其中三张发票的出货单是由我正式填写的，剩余的送货单是杜钢英按照我拟写的草稿来填写的，因为苗木价格及业务我比较清楚。我填好三张出货单交给杜钢英。大概十几天之后，杜钢英找到我说，周雄辉局长说我在园林管理局工作那么久，工作比较辛苦，要给我一笔钱。杜钢英叫我给她个银行账号，说要打钱给我，具体打多少钱她也没有说。我将我的建行银行卡号给了她。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我到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发现账目上显示杜钢英给我汇了6万元进来，当时我并没有取出来，后来这笔钱被我老婆发现后取出存了定期。
因为有很多张发票，我没有去统计，周雄辉、杜钢英、朱苏岸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发票的总金额是多少，所以我不清楚虚假发票的具体数额，也不知道自己填写了多少金额的送货单，只知道自己正式填写了三张送货单。
以上证据确实、充分，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周雄辉、杜钢英、朱苏岸、赖秀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各自职务上的便利，采用虚列财务支出的方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共计人民币66万元，数额巨大，四人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原审被告人周雄辉、杜钢英、朱苏岸、上诉人赖秀良犯罪以后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前能主动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视为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原审被告人周雄辉提起贪污犯意，积极准备平账用发票、送货单，指使下属提款并主导分赃，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原审被告人杜钢英、朱苏岸、上诉人赖秀良听从周雄辉指挥，各自完成在发票上签名、填写供货单、取款等环节的事项，在犯罪过程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案发后，四人已全额退缴贪污的款项，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上诉人赖秀良未参与事前商议，仅参与草拟发票金额对应苗木送货清单，填写部分送货单等部分犯罪行为，实际获得的赃款数额相对较少，犯罪情节较轻，归案后有一定悔罪表现，依法可以适用缓刑。
对上诉人赖秀良就量刑提出的上诉意见，经查，赖秀良未参与事前商议，在共同犯罪中系起帮助作用的从犯，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有一定悔罪表现，并且全部退赃等均是事实，但其具有的前述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和酌定从轻情节，原判在量刑时均有充分考虑，且已减轻处罚，量刑并无不当，其在二审中要求得到进一步从轻处罚，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此外，根据周雄辉供述“我叫办公室主任赖秀良负责填写送货单，他之前是园林管理股出来的，对苗木价格比较清楚。在我交代赖秀良填写一套送货单的时候，我同赖秀良讲到时会给点钱他。”和杜钢英供述“我和赖秀良各填写了一份配套空白出货单，我填写的那份是按照赖秀良事先写好的草稿填写的”以及赖秀良自己供述“周雄辉叫我按照发票的金额填充相应金额的出货单，并说到时候会给我一笔钱。由于他是领导，又马上要离任了，碍于领导情面，我就答应帮他虚构送货单，再加上我当时自己也心存贪念，拒腐意识不强，所以我虽然知道周雄辉要我虚填送货单是用来套取公款（套取公款的数额和用途我并不知道），但还是按照他的要求根据数张发票的金额拟写了对应金额的出货单草稿，其中三张发票的出货单是由我正式填写的，剩余的送货单是杜钢英按照我拟写的草稿来填写的，因为苗木价格及业务我比较清楚。”等内容能够确认，虽然赖秀良没有参与事前商议，但当其以证明人身份在总额66万元的发票上逐张签名，并按每张发票票面金额，草拟出对应送货清单时，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是能够判断出在单位使用这些发票的目的，以及涉及的钱款数额，按照部分行为共同负责的共同犯罪理论，其应当对涉案全部犯罪数额负责，不能够按照其实际誊写的正式送货单涉及金额28万元负责，更不能按照其实际分得的赃款金额6万元负责。尽管如此，考虑到保持全案被告人量刑的基本平衡，以及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二审对其量刑不再变动。
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丁祥雄
代理审判员 张晓燕
代理审判员 冯丹宁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姚茂敏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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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查询、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在银行（含其分理处、营业所和储蓄所）、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以下简称金融机构）的存款，依照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查询、冻结、扣划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银行存款的通知》的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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