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3民终8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蔡灵，男，1973年9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巴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天顺，重庆德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婧颖，重庆德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钟甜，女，1987年9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巴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天顺，重庆德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婧颖，重庆德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昌，男，196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但盛刚，重庆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灵、钟甜与被上诉人李春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16)渝0230民初1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由审判长宋丹丹，审判员郭玉梅、项江陵组成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蔡灵、钟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天顺、被上诉人李春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但盛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蔡灵、钟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李春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李春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的“李春昌与蔡灵已于2015年11月17日协商解除《灵响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的事实，以及“2015年11月17日蔡灵出具的承诺书真实有效，其应当按照承诺书的内容履行义务”的事实均系错误。2015年11月17日，蔡灵与李春昌根本没有就《转让协议》进行过协商，而且李春昌在2015年11月17日后仍然在行使其股东权。李春昌是“发现项目可行性渺茫后”，多次要求退还投资款的；李春昌要求退款的前提，并不是“解除原协议”；而是“发现项目可行性渺茫”。2015年11月17日产生了两份《承诺书》，李春昌承诺“2015年11月17日之后，我李春昌及与我相关的任何人，绝对保证不再找蔡灵的麻烦、闹事、让蔡灵回重庆”。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李春昌及其相关人员多次找蔡灵麻烦、闹事、恐吓。所以，蔡灵出具的《承诺书》根本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这样的《承诺书》怎么会“真实有效”。原审认定这是一个“股权纠纷”，就应该进一步分析理清股权关系。蔡灵在2015年11月17日的调解中仅就李春昌承诺不找麻烦、不闹事进行了协商，并未就解除《灵响公司股份转让协议》进行协商，且蔡灵与李春昌也未在各自出具的承诺书中约定解除《灵响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因此，该股份转让协议仍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蔡灵和李春昌已于2015年11月17日解除了该股份转让协议。
李春昌答辩称：蔡灵出具的《承诺书》是其亲笔书写，出具后，蔡灵并未在法定期间行使撤销权。且蔡灵在出具承诺书后履行了部分承诺。承诺书是基于解除股份转让协议产生的，蔡灵出具承诺书的行为是承诺行为，我接受承诺，这就是协商达成一致，双方应受承诺书的约束。承诺书中的60万元已经明确是退还投资款，蔡灵、钟甜的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蔡灵、钟甜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李春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解除其与蔡灵之间退还投资款期限的约定；蔡灵、钟甜支付其55.1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5月18日起至偿清之日止，按照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计算）；蔡灵、钟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重庆灵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11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蔡灵，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0万元。
2015年1月5日，蔡灵（甲方）与新增股东李春昌（乙方）签订《灵响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通过重庆灵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讨论决定，同意蔡灵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李春昌，同意李春昌作为新增股东进入公司。李春昌接管灵响乐器城的运营管理，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蔡灵新任公司董事长。一、灵响公司概述：……经营范围：灵响乐器城、中国艺术家协会重庆秘书处、灵响艺术中心……公司现状：独家拥有“中国艺术家协会”重庆的使用权；成熟的综合文化产业结构（协会、杂志、网络电视媒体……等项目都是持续盈利中）……公司现有资产评估：中国艺术家协会重庆秘书处——协会品牌、使用权、知识产权以及四年的申办成本——150万元；灵响乐器城——库存商品、市场开拓、品牌代理权等——150万元；整体办公场地（包括卖场、艺术中心、办公室等）——品牌打造、前期运营、装修成本、办公家具家电等——150万元；乐博城项目、老年全托艺术大学、民办教育文化产业项目等——策划、寻找场地、前期开辟及关系维系等成本——50万元；总额500万元。乙方出资额及股份占比：乙方一次性支付200万元给股东蔡灵，从蔡灵手中购买公司49%的股权。财务管理：从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一个星期之内，蔡灵和李春昌两位股东分别出资30万元，作为公司新增运营资本，存入公司账户……等内容。甲方蔡灵，乙方李春昌。协议签订后，李春昌分数次共计支付蔡灵股权转让款60万元，重庆灵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没有进行股东变更登记，但李春昌参与了该公司（灵响茶楼）的管理。后因李春昌认为股份转让协议中所列项目不真实，要求蔡灵退还其支付的转让款，双方为此多次发生纠纷。
2015年11月16日，李春昌与蔡灵协商，达成协议，载明：关于南国丽景二楼遗留费用问题协商内容如下。总费用60000元，具体分为……合计59000元，按60000元计账；以上费用暂时由蔡灵垫付转账给李春昌，因为这些工人都是李春昌请的，由他负责支付；至于蔡灵和李春昌之间的账，明天回丰都，找余亚波、罗福平等亲戚出面协调。次日，经调解，蔡灵出具“承诺书”，载明：蔡灵承诺在今年春节前退还李春昌投资款23万元，其中包括2015年11月16日协商的工人工资60000元。明年春节前退还43万元，合计66万元。如果不按时履行，愿意以车子作抵押，车牌号为渝A71P**。承诺人：蔡灵。2015年11月17日。在场人敖伟权、余亚波、罗福平、李余洪签名。同时，李春昌亦出具“承诺书”，载明：经协商，李春昌承诺于2015年11月17日后，李春昌及与其相关的任何人，绝对保证不再去找蔡灵的麻烦、闹事，如再去闹事，李春昌自动承认投资款放弃。承诺人：李春昌。在场人敖伟权、余亚波、罗福平、李余洪签名。后，蔡灵支付了人工工资60000元，并在春节前退还了转让款49000元。由于蔡灵未按承诺书支付，双方又产生纠纷。
2016年5月1日，甲方蔡灵与乙方蔡永荣签订《灵响公司法人变更协议》，约定：鉴于甲方于2015年2月—8月在经营南国丽景二楼新店期间，以灵响公司的名义多次向乙方借款共计180万元整，用于公司运作经费，原约定半年内还清，否则将用灵响公司作为抵押。至今，约定期限已届满，双方协商同意按借款协议执行，将灵响公司抵押给乙方。具体内容如下：甲方自愿将灵响公司转给乙方，作价180万元，抵冲甲方向乙方的借款180万元，乙方同意；在此之前灵响公司的法人是蔡灵，股东和待定正式股东分别是蔡灵和李春昌，蔡灵只有权支配51%的股权，全部转让，另49%的股权，暂时由乙方代管代收，待李春昌将购买股权的款付清后，由蔡灵告知公司，公司即在章程里添加李春昌作为正式股东，并申请登记；蔡灵不再担任灵响公司的法人，新的灵响公司法人由蔡永荣担任……等内容。协议签订后，灵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蔡永荣，现在灵响公司的股东为蔡灵、蔡永荣。
另，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蔡灵依据其与李春昌签订的《灵响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李春昌继续履行该协议，并支付蔡灵股权转让款140万元。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尚在审理中。
原审原告李春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解除其与蔡灵之间退还投资款期限的约定；蔡灵、钟甜支付其55.1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5月18日起至偿清之日止，按照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计算）；蔡灵、钟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李春昌与蔡灵于2015年1月5日签订的《灵响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重庆灵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时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蔡灵作为公司唯一股东有权决定转让其股份。李春昌所举示的重庆灵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是2016年登记变更后的材料，不能据此证明蔡灵2015年1月无权转让该公司股份。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李春昌陆续支付了股权转让款60万元，其也参与了该公司（灵响茶楼）的管理，该协议已经部分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股份转让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双方产生纠纷，经他人调解，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该股份转让协议，蔡灵承诺退还李春昌支付的投资款60万元。协商解除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故《灵响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已于2015年11月17日解除，蔡灵所出具的承诺书即为协议解除后的事项处理。关于蔡灵辩称，双方协商退还李春昌的投资款时并未涉及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应当继续履行。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11月17日，经他人参与调解，蔡灵出具承诺书，同意分两次退还李春昌的投资款，并且愿意以其车辆作为履行的担保。虽然在承诺书中没有明确载明解除重庆灵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的词句，但从日常生活经验判断，退还投资款当然应当是以解除原协议为前提，否则不存在退还投资款的情形。据此可以推定，2015年11月17日，经调解，李春昌与蔡灵就解除原协议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且蔡灵按照协议履行了部分义务，退还了投资款49000元。蔡灵还辩称，该承诺书是在被胁迫的情形下出具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举示了双方发生纠纷的证据材料，拟证明其主张。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李春昌与蔡灵因股份转让协议产生纠纷，双方曾多次发生纠纷属实，但蔡灵未举证证明在出具承诺书时其自由意思受到了强力限制，导致其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出具了承诺书。故蔡灵出具的承诺书真实有效，其应当按照承诺书的内容履行义务。蔡灵还辩称，其出具承诺书附有条件，李春昌违反了自己的承诺，继续闹事、找麻烦，故承诺书未生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因蔡灵在作出承诺后，未按照其承诺履行义务，李春昌为追索欠款而又产生纠纷并不构成对其承诺的违反。综上，蔡灵的辩解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
对于李春昌请求解除退还投资款的期限约定的事项。由于本案承诺书是双方在达成解除原股份转让协议的合意后，由蔡灵单方向李春昌出具的承诺书，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不属于合同的范畴，而解除只存在于双方法律行为的情形，故不能解除承诺的内容。再则，蔡灵承诺分期履行，李春昌予以接受，蔡灵即享有履行期限上的利益，李春昌不能强制蔡灵履行未到期的义务，故李春昌的该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根据蔡灵的承诺，其退还李春昌投资款17万元的履行期已经届满，而其仅退还了49000元，尚有121000元未履行，其应当向李春昌支付。钟甜与蔡灵系夫妻关系，本案债务形成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钟甜亦应共同承担责任。对于其余43万元，根据蔡灵的承诺，履行期限为2017年春节前，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但由于蔡灵对于前期应当支付的款项未完全履行，违反了其承诺，李春昌有理由相信蔡灵可能不会自愿履行其余的款项支付义务，为减少当事人讼累，可以一并判决蔡灵在履行期限届满时支付余下款项。
对于李春昌请求判决蔡灵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事项。因蔡灵在承诺书中明确了退还李春昌投资款的期限，在期限届满后，蔡灵未按照其承诺履行支付义务，李春昌可以要求蔡灵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李春昌的该请求事项成立，予以支持。但李春昌请求按商业银行贷款利息计算不符合规定，依法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息计算。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蔡灵、钟甜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共同退还李春昌投资款121000元及从2016年5月18日起至付清本金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二、蔡灵、钟甜在2017年1月28日前共同退还李春昌投资款43万元；若逾期则从2017年1月29日起至付清本金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三、驳回李春昌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9310元，诉讼保全费3270元，共计12580元，由蔡灵、钟甜负担。
二审过程中，因双方均未举示足以推翻一审认定事实的新证据，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春昌与蔡灵签订《灵响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履行合同中双方发生争议，合同未能履行完毕。现双方争议的是该协议是否已经解除。
从2015年11月17日蔡灵出具的《承诺书》的内容看，首先，有明确的退还李春昌投资款的意思表示，且给予了明确的履行期限。本案中，在该函件发出之前，双方已经多次协商，对公司经营管理做调整。在前一天双方签字的协商记录中亦明确“至于蔡和李之间的账，明天回丰都找余亚波、罗福平等亲戚出面协调”。且在蔡灵出具的《承诺书》中敖伟权、余亚波、罗福平、李余洪也在在场人处签名。因此，双方多次协商是事实，且有众多亲属在场，蔡灵出具的《承诺书》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蔡灵认为受到了胁迫才出具的，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并未举证予以证明，还未在法律规定期间请求撤销。再次，出具《承诺书》后，双方未再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也未就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问题进行协商。蔡灵支付了部分款项；且主动变更了重庆灵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股东，还未登记李春昌为股东。最后，蔡灵在巴南区法院起诉要求继续履行《灵响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后又主动撤诉。上述分析表明，蔡灵对《灵响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实际未再履行是认可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2015年11月17日蔡灵出具的《承诺书》是蔡灵发出的要约，李春昌予以接受，双方达成了合意，符合解除合同通知的法律特征，原审法院认定该函件是解除合同的通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蔡灵钟甜认为合同没有解除，没有履行解除合同的法定程序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且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蔡灵、钟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10元，由蔡灵、钟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丹丹
审判员 项江陵
审判员 郭玉梅
二〇一七年七月七日
书记员 余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