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京01行初643号
原告张海光，男，1966年7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代理人周志武，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军利，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
法定代表人刘士余，主席。
委托代理人邹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锐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原告张海光因不服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于2016年7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9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海光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志武、许军利，被告证监会的委托代理人邹明、陈锐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月20日，被告证监会作出〔201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查明两部分事实：
一、内幕信息的形成和公开过程
2013年下半年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任子行）董事长景某军开始考虑并购以推动公司发展，并委托国信证券马某锋以及任子行证券部工作人员寻找并购标的。2014年1月15日，景某军、任子行董秘王某强等人到深圳市天拓立方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拓立方）与该公司执行董事黎某宇、史某珲进行沟通，了解公司经营情况；2月12日和21日，任子行董事景某东（景某军弟弟）受景某军委托，与王某强等人再次考察了天拓立方；3月12日，景某军、景某东、马某锋等人与黎某宇、史某珲进行了洽谈，沟通了天拓立方的财务、经营、技术等情况；3月20日，天拓立方刘某明通知马某锋，天拓立方已与其他公司达成并购意向，双方洽谈终止。
2014年4月17日，马某锋将苏州唐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人数码）资料发给景某军、景某东等人；4月24日，景某东、马某锋与唐人数码总经理丁某国进行洽谈；5月13日，景某军、马某锋与丁某国等人在深圳进行会谈，讨论了并购方式、股票和现金支付比例、股份锁定等内容；5月14日，双方再次会谈并初步确定了交易方案；5月15日,任子行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临时停牌；9月2日,任子行发布公告称拟通过现金及非公开发行股份相结合方式购买唐人数码100%股权，并于当天复牌。
二、张海光内幕交易“任子行”股票情况
张海光姐夫张某曾的账户于2007年10月12日开立于广发证券梅州大浦营业部，该账户自2014年3月14日至5月9日，共买入“任子行”股票52,900股，2014年4月10日至9月9日，卖出29,060股，获利603,355.34元。
张海光母亲周某英的账户于2008年3月12日开立于广发证券梅州大浦营业部，该账户自2014年3月14日至19日，共买入“任子行”股票172,896股，2014年9月19日和25日，周某英账户卖出“任子行”股票86,600股，获利1,905,123.02元。
被告据上述事实作出如下认定：一、任子行并购重组的事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依照证券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构成内幕信息，景某军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内幕信息敏感期为2014年1月15日至5月15日。二、张某曾账户及周某英账户由张海光实际控制和使用，资金来源于张海光，由张海光或张海光委托其姐张某玲下单交易“任子行”股票。张海光与景某军是多年生意伙伴，双方关系密切，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两人有联络。两个账户交易时点与内幕信息形成过程及张海光、景某军通讯时间高度吻合，交易金额明显放大，买入态度坚决，交易特征异常。三、张海光交易“任子行”股票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内幕交易行为。四、被告根据张海光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决定责令张海光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股票，没收张海光内幕交易违法所得2,508,478.36元，并处以7,525,435.08元罚款。
原告不服，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经审查后，于2016年6月24日作出〔2016〕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决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
原告张海光诉称：一、被告对内幕信息及敏感期的认定不合法。构成内幕信息的重大事件须要达到向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应予以公告即达到证券法意义上“公开”的程度和条件，任子行与天拓立方的并购前期工作并未满足证监会及交易所对上市公司披露重大事件的条件，亦未达到公开条件，属于未达成实质性合作意向的企业内部正常企划行为，不会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影响，不构成重大事件，不属于内幕信息；从3月21日至4月16日，任子行并无任何并购行为，该期间不应认定为内幕信息敏感期。二、被诉处罚决定认定张海光知悉内幕信息并进行内幕交易行为不合法。被告认定张某曾与周某英账户交易时点与内幕信息形成过程及张海光与景某军通讯时间高度吻合不符合事实；张某曾与周某英账户开户至汇总之日，频繁有大额资金进出，在被告认定的敏感期内仍有大量资金余额，且持有大量股票，两账户交易“任子行”股票行为并无异常，原告的交易行为是基于任子行的高送转预期作出的正常理性投资行为，符合原告以往重仓交易习惯，是调仓换股行为；三、被诉处罚决定对违法所得的计算错误。由于被告将内幕交易敏感期认定错误导致计算错误，被告也未将股票正常盈利排除在外；四、被诉处罚决定程序违法。听证程序仅告知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的权利，对其他权利未明确进行告知；听证前原告未查阅到全部案卷证据材料，被告剥夺了原告对有关证据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综上，原告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
原告张海光于法定期间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证监会辩称：一、被告对内幕信息及敏感期的认定合法。本案认定的内幕信息为任子行进行并购重组事项，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任子行的重组商谈对象始于天拓立方终于唐人数码，期间还有上海游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吴某丰投资的游戏企业等。由于上述并购重组商谈均出于同一目的，统一筹谋，且行动连贯，因此，只要任子行与天拓立方的具体商谈情形符合内幕信息的形成条件，则本案内幕信息即已形成，商谈的成功与否或与其他重组对象的商谈情况均不再是本案内幕信息形成的认定因素，而只能视为内幕信息的进展；并购重组型内幕信息并不需要并购重组核心条件达成一致才认定为内幕信息形成，景某军、黎某宇分别为任子行和天拓立方的重要决策人员，2014年1月15日双方商谈并购事宜已表明任子行并购行为已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并具有很大的实现可能性。二、张海光控制张某曾、周某英账户交易“任子行”股票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两账户持仓量合计占总仓位达90%以上，大量亏损卖出其他股票，利用回笼资金买入“任子行”股票，交易金额明显放大、买入态度坚决，交易特征异常，且资金进入时点、账户买入时点与内幕信息形成过程及张海光、景某军的联络时点高度吻合；张海光提出有关其交易“任子行”股票系正常投资行为的理由不能合理解释其交易“任子行”股票的行为异常等情况。三、被告认定内幕信息敏感期正确，基于此所计算的违法所得合法。原告内幕交易行为具有违法性，因违法行为而收到分红、派息及其他市场因素产生的收益同样具有违法性，该部分收益应当计入违法所得予以罚没。四、被诉处罚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证监会于答辩期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1-1.景某军2013年年终总结讲话稿、景某军工作笔记本复印件，用以证明自2013年下半年起，任子行逐渐形成并购重组促进公司发展的想法；1-2.《关于并购洽谈情况的说明》，用以证明任子行拟收购天拓立方、唐人数码等8个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任子行拟收购天拓立方项目的内幕信息敏感期起点为2014年1月15日；1-3.天拓立方工商登记及变更资料，用以证明任子行拟收购对象天拓立方的基本情况；1-4.《关于与任子行洽谈并购事项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任子行于2014年1月中旬开始筹划收购天拓立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1-5.《关于筹划与任子行收购事项的过程说明》，用以证明任子行于2014年4月24日至5月19日筹划收购唐人数码，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1-6.任子行与唐人数码洽谈并购事项的相关备忘录和任子行与唐人数码签订的投资意向协议，用以证明任子行与唐人数码商谈并购过程并确定合作意向；1-7.《关于筹划5月15日停牌事项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内幕信息敏感期终止时点为2014年5月15日；1-8.马某锋询问笔录，1-9.景某东询问笔录，用以证明马某锋协助景某军寻找并购标的；1-10.王某强提供的重大项目参与情况、周星的工作总结材料，用以证明内幕信息敏感期起点不晚于2014年1月15日；
第二组：2-1.张某曾证券账户开户资料及交易流水等相关附表，用以证明张某曾证券账户于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交易“任子行”股票；2-2.周某英证券账户开户资料及交易流水等相关附表，用以证明周某英证券账户于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交易“任子行”股票；2-3.张某曾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资料，用以证明张某曾证券账户的实际控制人为张海光；2-4.周某英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资料，用以证明周某英证券账户的实际控制人为张海光；2-5.张海光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资料，用以证明张海光为张某曾证券账户的实际控制人；2-6.张某玲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资料，用以证明张某玲与张海光、张某曾存在密切关系；2-7.张某瑞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资料，用以证明张某瑞与张海光、张某曾存在密切关系；2-8.张海光中国工商银行×××、×××、×××和5240470700031150账户资料，用以证明张海光实际控制周某英证券账户；
第三组：3-1.《购买任子行股票情况说明》、3-2.《情况说明》、3-3.张某曾、周某英证券账户下单交易电脑MAC地址截图，上述证据用以证明张海光实际控制张某曾、周某英证券账户交易“任子行”股票并委托张某玲代为操作；3-4.景某军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张海光与景某军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存在频繁通话联系；3-5.张海光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张海光与景某军关系密切且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交易“任子行”股票；3-6.东莞天鑫工商登记及变更资料，用以证明张海光与景某军曾存在商业合作关系，两人关系密切；3-7.涉案账户获利情况计算，用以证明张海光涉嫌内幕交易获利2,508,478.36元；3-8.调查取证法律文书，用以证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依法履行了行政调查程序；
第四组：4-1.张海光通讯记录、4-2.景某军通讯记录，上述证据用以证明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张海光与景某军138XXXX****手机号码、张某玲138XXXX****手机号码联络情况；4-3.马某锋电子邮件记录，用以证明2014年3月至5月间，马某锋协助任子行寻找并购标的，多次向景某军、景某东等人推送目标公司资料。
第五组：5-1.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回执、送达回证及当事人身份证明，用以证明行政处罚程序合法，被告依法履行了事先告知程序；5-2.听证通知书、送达回证、听证会参加人员确认书及当事人身份证明，用以证明被告依法履行了听证通知程序；5-3.查阅案件材料确认书、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被告依法为当事人阅卷提供了便利；5-4.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及提交的证据材料，用以证明被告依法保障了当事人陈述申辩的权利；5-5.听证笔录，用以证明被告依法保障了当事人听证的权利；5-6.被诉处罚决定送达回证及当事人身份证明，用以证明被诉处罚决定送达程序合法；5-7.张海光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法律部文件处理单、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邮寄单据及张海光补充提交的材料，5-8.被诉复议决定送达回证及邮寄单据，上述证据用以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被告证监会向本院提交了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第二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等作为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的法律依据。
本院于2016年8月26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3、2-7、3-7的关联性有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均有异议，对被告其余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提交的原告无异议的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关证据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的要求，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证据1-3，原告主张天拓立方企业的变更情况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合法、真实，可以证明天拓立方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及股东情况，与本案内幕信息的认定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证据2-7，本院认为该证据真实、合法，可以证明涉案张某曾账户的部分资金来源，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证据3-7，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监察部，可以证明涉案账户账面盈亏情况，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第四组证据中的张海光通讯记录，本院认为该证据有原告签字，其真实性可以认可，结合本案景某军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与景某军联系情况，本院予以采纳。关于第四组证据中马某锋电子邮件记录，本院认为，该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证明马某锋协助任子行寻找并购标的并向景某军等人推送目标公司资料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关于第四组证据中景某军的通讯记录，本院认为，因该证据未在行政程序中向原告出示，原告未对此发表意见，故该证据不应作为行政诉讼证据采纳。
根据已采纳之证据及当事人无争议之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下半年任子行公司董事长景某军开始考虑并购以推动公司发展，并委托国信证券马某锋以及任子行证券部工作人员寻找并购标的。2014年1月15日，景某军、任子行董秘王某强等人到天拓立方与该公司执行董事黎某宇、史某珲进行沟通，了解公司经营情况；2月12日和21日，任子行董事景某东（景某军弟弟）受景某军委托，与王某强等人再次考察了天拓立方；3月12日，景某军、景某东、马某锋等人与黎某宇、史某珲进行了洽谈，沟通了天拓立方的财务、经营、技术等情况；3月20日，天拓立方刘某明通知马某锋，天拓立方已与其他公司达成并购意向，双方洽谈终止。
2014年4月17日，马某锋将唐人数码资料发给景某军、景某东等人；4月24日，景某东、马某锋与唐人数码总经理丁某国进行洽谈；5月13日，景某军、马某锋与丁某国等人在深圳进行会谈，讨论了并购方式、股票和现金支付比例、股份锁定等内容；5月14日，双方再次会谈并初步确定了交易方案；5月15日，任子行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临时停牌；9月2日，任子行发布公告称拟通过现金及非公开发行股份相结合方式购买唐人数码100%股权，并于当天复牌。
张海光姐夫张某曾的账户于2007年10月12日开立于广发证券梅州大浦营业部，该账户自2014年3月14日至5月9日，共买入“任子行”股票52,900股，2014年4月10日至9月9日卖出29,060股，获利603,355.34元。
张海光母亲周某英的账户于2008年3月12日开立于广发证券梅州大浦营业部，该账户自2014年3月14日至19日，共买入“任子行”股票172，896股，2014年9月19日和25日，周某英账户卖出“任子行”股票86,600股，获利1,905,123.02元。
2015年10月13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被告拟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以及处罚所依据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原告所享有的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原告于10月21日收到该告知书；11月3日，被告作出听证通知书并于11月4日向原告送达；10月27日、11月16日，原告及其代理人向被告提交陈述申辩意见及证据材料；11月12日、11月19日，被告组织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查阅卷宗材料；11月16日，被告组织听证，听取原告申辩意见；2016年1月20日，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并于2月18日向原告送达；4月11日，被告收到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4月13日，被告作出证监复补字〔2016〕10号《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通知原告于收到通知书10日内补正申请材料；4月26日，原告补正。6月24日，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并于27日向原告邮寄，7月1日，原告代理人签收被诉复议决定。
本院认为：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违反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根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之规定，被告对于内幕交易行为具有查处并予以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被告对内幕信息及内幕信息敏感期的认定是否合法；二、被告认定张海光知悉内幕信息并进行内幕交易行为是否合法；三、被告对原告违法所得的认定是否合法；四、被诉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
一、关于争议焦点一
（一）被告对内幕信息的认定合法。依据证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为内幕信息。本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所列重大事件属于内幕信息。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为前款所称重大事件。本案中，被告认定的内幕信息为“任子行进行并购重组的事项”，该事项具备重大性和非公开性，属上述法律规定的内幕信息。
原告认为基于任子行公开的信息，其最终并购的是唐人数码而非天拓立方，故任子行并购天拓立方所形成的信息不应构成内幕信息。本院认为，原告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本案的内幕信息是“任子行进行并购重组的事项”，而不限于并购重组的对象或者方式。“任子行进行并购重组”这一信息的外延大于且包含任子行“拟通过现金及非公开发行股份相结合方式购买唐人数码100%股权”这一事后公开的信息。由于并购重组是一个过程，最终公开的信息中必然包含已经确定的所有信息要素，但在并购重组的过程中，并购的对象、方式等具体信息均可能不断发生变化，而这些具体信息内容的变化，不影响被告对“任子行进行并购重组”构成内幕信息的认定。
（二）被告对内幕信息敏感期的认定不违法
1.一般而言，内幕信息敏感期是指内幕信息自形成至公开的期间。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所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应当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时。影响内幕信息形成的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人员，其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初始时间，应当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时。内幕信息的公开，是指内幕信息在国务院证券、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报刊、网站等媒体披露。由于案情的多样化、复杂性，不同案件内幕信息形成之时的认定必然存在差异。并购重组型内幕信息从形成到公开，是一个动态、连续、有机关联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针对不同对象所展开的商谈事项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并非均能构成内幕信息。当某事实的发生能够表明相关重大事项已经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并具有很大的实现可能性时，即便该事项最终结果以失败告终，该事实的发生时点亦为内幕信息的形成时点。当内幕信息在国务院证券、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报刊、网站等媒体披露的时点，则为内幕信息的公开时点。
2.本案中，自2014年1月15日景某军一行亲自考察天拓立方至2014年5月15日任子行申请临时停牌进行公告期间，任子行作为主动发起一方，基于相同的并购方向与自天拓立方至唐人数码等多个对象进行多轮商谈的过程均可归入内幕信息敏感期。
第一，被告以2014年1月15日景某军一行亲自考察天拓立方作为内幕信息的形成日并无不当。首先，天拓立方之前的有关并购谈判事项未取得实质进展，尚不具备实现可能性。其次，任子行的并购方向缘起于2013年下半年已明确的拟收购网络安全相关公司和互联网增值业务相关公司的计划，而天拓立方主营业务是通讯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信息技术等，符合任子行的并购方向。再次，2014年1月15日，任子行主要决策人景某军等与天拓立方主要决策人见面商谈，其与天拓立方进行的商谈活动已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并具有较大的实现可能性。
第二，任子行与不同对象进行商谈期间的间隔期亦可归入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幕信息自形成至公开，是一个动态、连续的期间。本案中，并购重组型内幕信息形成后，任子行并未改变其并购方向，亦未放弃并购计划，故该期间亦可归入内幕信息敏感期。原告有关该问题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争议焦点二
本院认为，被告认定原告知悉内幕信息并进行内幕交易行为合法。
本案中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原告知悉内幕信息并实施内幕交易行为，需要结合内幕信息敏感期内有关账户的实际控制人、交易特征、资金进出情况、涉案人员的通讯时点、人员关系等综合分析，并与内幕信息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吻合度比对。
首先，原告为张某曾、周某英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原告与张某曾、周某英存在亲属关系，两账户资金来源于原告，股票买卖决策由原告作出；其次，原告买入“任子行”股票的时点与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景某军联络时点高度吻合。比如，2014年3月12日，景某军等人赴天拓立方，与天拓立方沟通了天拓立方的财务、经营、技术等情况，任子行并购事项取得实质进展。当天景某军与原告有过电话及短信联系，同月14日，张某曾、周某英账户大量买入任子行股票；再次，涉案账户交易行为异常。比如，周某英账户在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13日无交易操作，2014年3月14日，该账户卖出原持有的杉杉股份等股票，转入资金250万元，买入“任子行”股票17万余股。结合上述分析，可以认定涉案账户在内幕交易敏感期内的交易行为呈现出交易金额明显放大、买入态度坚决等特征，且资金进入时点、买入时点与内幕信息形成过程、原告和景某军联络时点高度吻合。
本案中，原告有关其资金账户存在余额、调仓换股、重仓操作习惯及任子行高送转预期等有关主张并不足以解释其于内幕交易敏感期内交易行为出现的明显异常情形。对其有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于内幕交易敏感期内知悉相关内幕信息并实施了明显异常的交易行为，原告对此作出的解释不足以推翻上述认定。被告认定其知悉内幕信息并进行内幕交易行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争议焦点三
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开前，买卖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本案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监察部向被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张某曾账户于2014年3月14日至2014年5月9日期间共买入52,900股“任子行”股票，余股市值为1,390,000元，账面盈利为603,355.34元。周某英账户于2014年3月14日至2014年3月19日期间共买入“任子行”股票172,896股，至2015年1月28日余股市值5，282，917.40元，账面盈利为1905,123.02元。盈利金额具体计算方法为：盈利金额＝对应卖出金额＋余股市值－期间买入金额＋派息金额－交易费用（印花税、手续费等）。其中对应卖出金额无论基于先进先出法或后进先出法，张某曾账户均为825,557.54元，周某英账户均为2,318,239.28元。余股市值按照2015年1月28日收盘价27.8元计算，印花税按照实际发生金额计算，张某曾账户手续费率为0.1%，周某英为0.09%。被告以此为依据认定原告的违法所得数额并不违反证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亦不侵害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有关因内幕交易敏感期计算错误导致违法所得数额错误及股票正常盈利应予以排除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争议焦点四
本院认为，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依法履行了听证程序义务，其处罚程序并无不当。
证监法律字〔2007〕8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第七条规定，案件经行政处罚委员会审理，在作出本规则第二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认定当事人违法的基本事实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并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被告证据5-1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回执、证据5-2听证通知书可以证明被告已经依照上述规定的要求，告知原告陈述、申辩、要求及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等权利，上述告知程序并无违法之处。原告有关该问题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所述被告剥夺了其对未查阅到的证据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之主张。被告证据5-3中的查阅案件材料确认书及证据5-4中的代理意见可以证明被告于听证结束后已经提供有关证据供原告查阅，且原告已就有关证据向被告提出了申辩意见，而在行政复议阶段，原告并未对通讯记录提出意见。鉴此，原告有关该问题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另经审查，本院对被告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的行政程序的合法性予以确认。
综上，原告的相关诉讼理由均不能成立，故对其要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海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海光负担（已交纳）。
如对本判决不服，可于收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龙 非
审 判 员 魏浩锋
代理审判员 张美红
二〇一七年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易 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