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辽民一终字第003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江鹏产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桂芝，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志宇，辽宁才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洪锁，北京市世纪（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开发区泰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金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宝华，北京市联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负责人：李献运，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璐，辽宁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大连江鹏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鹏公司）与原审被告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大连开发区泰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7日作出（2015）大民二初字第00005号民事判决，江鹏公司、泰乐公司均不服该判决，于2015年8月10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鹏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志宇、郑洪锁，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璐，泰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金祥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宝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00年2月18日，泰乐公司与江鹏公司签订《协议书》，泰乐公司将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丽娇湾A36号、A37号别墅出售给江鹏公司。2014年8月19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转让丽娇湾A36号、A37号别墅的约定合法有效，泰乐公司协助江鹏公司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承担过户费用等，并确认江鹏公司已经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在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与泰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案涉房屋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江鹏公司就此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4）大执审字第119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江鹏公司的异议，认为在2000年2月9日至2006年9月18日长达六年多的时间内，江鹏公司没有向房地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或依法采取其他措施，存在过错。该认定与事实不符，案涉房屋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过错在于泰乐公司，江鹏公司并无过错。案涉房屋的产权证号为115779、115780，一直登记在泰乐公司名下。自2000年2月18日泰乐公司与江鹏公司签订《协议书》转让案涉房屋后，泰乐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将案涉房屋的产权证、土地证等相关手续转交给江鹏公司，也未在60日内办理完转让手续及交纳过户费用。2000年5月10日，泰乐公司擅自将案涉房屋抵押给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信用合作社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泰乐公司于2003年3月1日签署的《备忘录》中确认，其对未按协议约定办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三套别墅的产权过户手续向江鹏公司承担违约责任。2003年大连开发区董家沟农村信用合作社将泰乐公司起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申请法院将案涉房屋查封。2006年4月、7月，泰乐公司两次将江鹏公司诉至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案涉房屋的买卖协议并要求江鹏公司予以腾退，该房屋又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2006年9月18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申请，将案涉房屋查封至今。综上，泰乐公司擅自将案涉房屋抵押并多次被法院查封，致使无法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江鹏公司对此不存在过错。泰乐公司向江鹏公司出售案涉房屋在先（2000年2月18日出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6年之后（2006年9月18日）依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申请查封案涉房屋。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查封不能对抗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之规定，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停止执行，并解除查封。故请求判令江鹏公司根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民事判决对丽娇湾A36号、A37号别墅享有所有权；请求停止对丽娇湾A36号、A37号别墅进行执行并解除查封。
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一审辩称：一、江鹏公司主张案涉房屋已被其实际占有使用与事实不符。1、根据（2008）开民初字第1890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在庭审中的陈述可知，泰乐公司并未履行案涉37号别墅的交付义务，该事实已被（2011）大审民终再字第94号、（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民事判决以维持的方式予以反复认定。2、泰乐公司曾多次起诉、反诉江鹏公司，要求解除《协议书》并腾退案涉36号别墅，却未提及37号别墅。3、综合庭审中江鹏公司、泰乐公司、证人郑大伟的陈述可知，37号别墅始终没有交付。虽然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曾就案涉房屋签订过《交接书》，但是约定的仅是交付房屋钥匙，且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并未将“交钥匙”作为交付房屋的标志，因此，即便泰乐公司交付了房屋钥匙，也不能等同于其已经交付了案涉房屋。二、江鹏公司提交的视听资料系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非法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庭审中，江鹏公司提交的视听资料用以支持其实际占有37号别墅的主张，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应认定为非法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江鹏公司主张对案涉房屋未能办理所有权转让手续无过错与事实不符。1、泰乐公司多次起诉、反诉江鹏公司要求解除《协议书》并腾退36号别墅所依据的理由均为江鹏公司未按协议约定以供应材料方式支付购房款，且该违约事实亦被（2008）大民二终字第1394号民事判决予以认定。由此可见，江鹏公司怠于履行合同义务是导致案涉房屋未办理所有权转让手续的直接原因。2、江鹏公司在泰乐公司未依约履行交付证件义务的情况下怠于行使向泰乐公司索要证件的权利，其后泰乐公司将案涉房屋抵押给他人，江鹏公司对此后果的发生有主观过错。3、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于2000年2月18日签订《协议书》，泰乐公司于同年5月10日将案涉房屋抵押给他人，在这中间的3个多月的时间，江鹏公司怠于行使权利，怠于采取任何救济措施，存在过错。4、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签订《协议书》后的六年中，既未到房屋登记主管部门核实案涉房屋状况，亦未在知道案涉房屋已被泰乐公司抵押后及时主张权利，却直至2008年6月5日才提起相关诉讼，其应当为其怠于行使权利这一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四、泰乐公司始终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申请查封案涉房屋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即使泰乐公司擅自将案涉房屋转移给江鹏公司，也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中建八局。五、江鹏公司有关（2014）大执审字第119号执行裁定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民事判决矛盾的主张于法无据。（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解决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协议书》履行中的实体问题；（2014）大执审字第119号案件系执行异议纠纷，解决江鹏公司对人民法院依法执行案涉房屋中的程序问题，是对江鹏公司针对案涉房屋提出的执行异议的程序性审查，两案无论在案由、诉讼主体、法律关系上都是不同且无交叉的。六、江鹏公司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要求停止执行、解除查封，系为其与泰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对案涉房屋轮候查封的顺序提前排名。七、本案执行依据充分，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据此依法申请执行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依法驳回江鹏公司的诉讼请求。
泰乐公司一审辩称：不同意江鹏公司的诉讼请求。江鹏公司请求确认对案涉房屋拥有所有权的依据是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民事判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大审民终再字第94号民事判决，以及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08）开民初字第1890号民事判决。前两份判决均是对（2008）开民初字第1890号民事判决内容的维持。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08）开民初字第189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江鹏公司伪造证据的事实并未确认，对泰乐公司在一审过程中提出的答辩理由拒不认可，而这恰恰是该案判决所依据的重要事实。一、江鹏公司一直以生效判决作为本案确权之诉的依据，对此，泰乐公司认为，本案系确权之诉，人民法院应独立审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须举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泰乐公司提供的新证据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二、江鹏公司未支付购房款，不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本案的核心问题是江鹏公司是否支付购房款，泰乐公司提供的证据法院调取的印章加工单足以证明江鹏公司伪造了一系列证据。泰乐公司于2002年5月23日刻制了公章，但盖有该印章的协议书落款时期是2000年，此时印章还未刻制，江鹏公司现有企业名称也未启用。由此可见，江鹏公司提供协议书是伪造的。江鹏公司提供的三份收款收据并不是泰乐公司出具的，该三份收款收据中的财务专用章与泰乐公司同时期使用的财务专用章不是同一印章印文，三份收据亦是虚假的。江鹏公司提供的发票是泰乐公司声明作废的，发票格式也存在瑕疵。江鹏公司至今也未提供任何有关施工、材料加工的证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伪造的证据不能作为判决依据。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支付房款是购房人的主要义务，而江鹏公司并未向法庭提供付款的有效证据，即未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主要合同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案涉房屋并未交付使用。江鹏公司要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的依据不足，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三、江鹏公司混淆了江鹏公司作为法人、徐桂芝作为法定代表人与徐桂芝作为自然人的地位。徐桂芝以江鹏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泰乐公司签订协议，但2002年之前徐桂芝并不是江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案中，江鹏公司一方面主张其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另一方面又将徐桂芝作为执行异议申请人针对案涉房屋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书作为证据，主张江鹏公司曾就案涉房屋主张权利，不存在过错，这显然是矛盾的，法院通过几次庭审，可以证明原生效判决的依据存在错误，泰乐公司要求法院启动院长发现程序，纠正原再审判决。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泰乐公司于1996年12月17日成立，法定代表人系武金祥。江鹏公司前身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江鹏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于2000年9月26日成立。2002年6月18日，企业名称由“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江鹏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变更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江鹏产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徐春友”变更为“徐桂芝”。2003年10月17日，企业名称由“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江鹏产业有限公司”变更为“大连江鹏产业有限公司”。2005年6月3日，法定代表人由“徐桂芝”变更为“解震”。2006年12月7日，法定代表人由“解震”变更为“徐桂芝”。现江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徐桂芝。
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与泰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4日做出（2005）大民房初重字第94号民事判决，一、解除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与泰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二、泰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工程款18,179,769.66元；逾期履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执行；三、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对上列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双方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8,380.00元，保全费150,520.00元，总计358,900.00元，由中建八局负担190,000.00元，由泰乐公司负担168,900.00元。鉴定费150,000.00元，由双方各负担75,000.00元。该判决查明事实部分载明：“1996年12月25日，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与泰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为泰乐公司施工国际公寓工程，工程地点位于大连开发区南陀，工程内容为建筑、结构、安装（高级装修另议）”“1997年8月3日，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与泰乐公司签订《高丽花园工程施工补充条款》……高丽花园项目就是国际公寓项目”。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与泰乐公司均不服该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5日作出（2012）辽民一终字第00151号民事判决，二审查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大民房初重字第94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属实，遂判决：一、维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大民房初重字第94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二、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大民房初重字第94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变更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大民房初重字第9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大连开发区泰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大连分公司工程款25,132,387.64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该款自2002年12月17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大连分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大连开发区泰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8,38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8,380.00元，合计416,760.00元，由大连开发区泰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58,391.00元，由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大连分公司负担158,369.00元；保全费150,520.00元，由大连开发区泰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一审鉴定费150,000.00元，二审工程造价鉴定费20,000.00元，文件鉴定费75,800.00元，合计245,800.00元，由双方各负担122,900.00元。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于2005年8月29日作出（2005）大民房初重字第94-2号民事裁定书，冻结泰乐公司的银行存款人民币30,000,000.00元或查封其相应等值的财产。2006年9月18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了包括案涉36号、37号别墅在内的泰乐公司所有的17套房屋。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直查封案涉房屋至今。
2006年4月20日，泰乐公司将江鹏公司诉至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要求与江鹏公司解除案涉买卖协议书；同年7月24日，泰乐公司将江鹏公司诉至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要求江鹏公司腾退36号别墅。上述两案，泰乐公司均撤回起诉。2008年6月5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江鹏公司诉泰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并于2008年10月20日作出（2008）开民初字第1890号民事判决，一、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于2000年2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丽娇湾36号、37号单体别墅的约定合法有效；二、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泰乐公司向江鹏公司交付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丽娇湾37号单体别墅，并协助江鹏公司办理36号、37号单体别墅的产权过户手续，过户产生的费用由泰乐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21,000.00元、保全费5,000.00元，均由泰乐公司负担。该案审理过程中，泰乐公司向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并递交反诉状，要求确认解除买卖协议书的效力，但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未预交反诉费。根据江鹏公司的申请，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12日作出（2008）开民初字第1890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泰乐公司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丽娇湾36号、37号别墅。2008年6月13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房产管理中心向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发出（2008）开民初字第189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载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你院（2008）开民初字第189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于2008年6月13日收到。泰乐公司丽娇湾A36号、A37号查封受理。查封：大连市中院2006.9.14；辽宁省高院2008.1.8；大开法院2008.3.31。此次为第三轮候查封。”
泰乐公司不服（2008）开民初字第1890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18日作出（2008）大民二终字第139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08）开民初字第189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江鹏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000.00元，保全费5,0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00元，合计47,000.00元，由江鹏公司负担。江鹏公司不服（2008）大民二终字第1394号民事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27日作出（2010）辽审三民审字第337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于2012年7月22日作出（2011）大审民终再字第9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大民二终字第1394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08）开民初字第1890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00元，由泰乐公司负担。该判决查明事实部分载明：“2000年1月15日，作为卖方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三维高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作为买方的泰乐公司签订了买卖丽娇湾A36号、A37号、A38号别墅的三份《房地产买卖契约》。2000年3月，泰乐公司在房屋登记机关办理了产权转移手续。武金祥系泰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桂芝系江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0年2月18日，作为甲方的泰乐公司与作为乙方的江鹏公司签订《协议书》。在该协议书的落款处有武金祥和徐桂芝的签字，并盖有泰乐公司和江鹏公司的印章。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甲方同意将大开丽娇湾36#、37#、38#单体别墅，东南角（含地上售楼处）土地约750平方米转让给乙方所有。甲方分别以每栋90万元价格转让给乙方，合计人民币270万元，东南角（含地上售楼处建筑物）以50万元价格转让给乙方，合计人民币320万元。乙方付款方式，乙方继续供甲方材料款190万元，甲方欠工程款78万元抵顶，支付现金12万（已支付），合计：人民币280万元。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10万元，同时甲方将房屋产权证、土地证等相关手续转交给乙方。甲方负责在60日内办理完转让手续及费用。全部手续办理完后，转交给乙方，乙方在三十日之内交清全部余款’。同日，作为甲方的泰乐公司与作为乙方的徐桂芝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在该合同的法定代表人落款处有武金祥的印章和徐桂芝的签字及印章，并盖有泰乐公司和江鹏公司的印章。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一、商品房基本情况，1、甲方…将座落在大连市开发区丽娇湾(小区)36#、37#、38#楼…三层的商品房出售给乙方…’另外，作为甲方的泰乐公司与作为乙方的徐桂芝还签订了一份《商品房销售合同》。在该合同首页‘签订日期’处写明日期为‘2000年2月19日’。在该合同的落款处有武金祥和徐桂芝的签字，并盖有泰乐公司和江鹏公司的印章。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一、商品房基本情况，1、甲方…将座落在大连市开发区丽娇湾小区(路)A区里（街）36#…三层…的商品房出售给乙方。2、乙方购买的商品房壹套，建筑面积大写约叁佰伍拾伍平方米，小写355平方米…4、甲方于2003年元月30日前将上述所列房屋交付乙方使用…二、总价款及付款方式，1、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同意将该商品房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000元（人民币）销售给乙方，房屋总价款小写1060000元（人民币），大写约壹佰陆拾万（人民币）。2、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乙方应向甲方交付购房定金（大写）壹拾贰万圆整（人民币）。’双方当事人并约定具体的付款日期和金额：2003年元月30日付定金12万元，2003年元月30日给付一期房款78万元（在78万元后特别注明‘抵顶工程款’五个字），2003年12月31日给付二期房款16万元（在16万元后特别注明‘两证办理完毕’六个字）。该合同第十八条约定：‘本合同于2003年2月9日执行’第二十条约定：‘三十日内办理产权完毕’。同时，作为甲方的泰乐公司与作为乙方的徐桂芝还签订了一份没有标注日期的买卖丽娇湾37号楼的《商品房销售契约》，在该契约落款处有武金祥和徐桂芝的签字，并盖有泰乐公司和江鹏公司的印章。2000年2月18日、2月20日和4月26日，泰乐公司先后向徐桂芝出具三张《专用收款收据》，金额分别为90万元、10万元和170万元，合计270万元。在90万元的《专用收款收据》上注明收款事由为：‘房款’。2003年3月1日，泰乐公司向徐桂芝出具《辽宁省大连市商品房预收款专用发票》，金额为270万元，并在该发票上注明丽娇湾36#、37#、38#、建筑面积及单价等……在该案再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确认丽娇湾36号别墅与A36号别墅、37号别墅与A37号别墅、38号别墅与A38号别墅为同一栋别墅。现江鹏公司占有丽娇湾36号别墅，泰乐公司占有丽娇湾37号别墅。
泰乐公司不服（2011）大审民终再字第94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4月3日作出辽检民抗（2013）46号民事抗诉书，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8日作出（2013）辽立一民抗字第5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2014年8月19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民事判决，再审查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大审民终再字第9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认为“2000年2月18日，泰乐公司与江鹏公司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的泰乐公司以270万元将位于大开丽娇湾36、37、38号三栋单体别墅转让给江鹏公司等内容，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根据江鹏公司提交的泰乐公司分别于2000年2月18日、2月20日和4月26日向徐桂芝出具的三张《专用收款收据》以及泰乐公司于2003年3月1日向徐桂芝出具的《辽宁省大连市商品房预收款专用发票》等证据，能够证明江鹏公司已将上述《协议书》中约定的支付270万元购房款义务履行完毕。泰乐公司虽提出江鹏公司提交的以上证据系虚假和伪造的，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故对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江鹏公司还提交了泰乐公司于2003年1月30日出具的受托人郑大伟的《授权委托书》、同日郑大伟与徐桂芝签订的《房屋交接书》以及2003年3月1日徐桂芝代表江鹏公司与郑大伟代表泰乐公司签订的《备忘录》等证据，进一步证明了江鹏公司已依约履行完毕270万元付款义务和泰乐公司已将案涉三栋别墅钥匙移交给江鹏公司的事实。因此，原再审法院基于以上事实，依据江鹏公司的诉请，判决泰乐公司履行交付37号别墅以及协助办理36、37号别墅的产权过户手续等义务并无不当……”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维持了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大审民终再字第94号民事判决书。
江鹏公司就申请执行人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与被执行人泰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10月28日对执行标的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12日作出（2014）大执审字第119号执行裁定书，“本院认为，在本案中，因案涉36号、37号别墅一直登记在被执行人泰乐公司名下，本院于2006年9月18日查封了案涉36号、37号别墅。从2000年2月9日至2006年9月18日长达六年多的时间，案外人江鹏公司没有向房地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或依法采取其他措施，直至2008年6月5日案外人江鹏公司才向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泰乐公司交付案涉37号房屋并协助办理36、37号别墅的产权过户手续。现案外人江鹏公司在异议审查期间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对案涉房屋未能办理过户手续无过错，因此，案外人江鹏公司提出的解除36号、37号别墅查封的申请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案外人江鹏公司的异议。
2014年12月25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江鹏公司诉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泰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当日，江鹏公司预交保全费5,000.00元，提出诉讼保全申请。后江鹏公司撤回保全申请。
一审审理过程中，泰乐公司对江鹏公司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00年2月18日的《协议书》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协议书》落款日期系伪造，称其持有的协议书是没有落款日期的，但其未能提供该份《协议书》。泰乐公司对江鹏公司于双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提供的36号别墅《商品房销售合同》有异议，认为江鹏公司对付款日期进行了篡改，并于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供了一份标号为NO.0000478,泰乐公司作为卖方，徐桂芝作为买方的《商品房销售合同》，约定“甲方…将座落在大连市开发区丽娇湾小区(路)A区里（街）36#单体号（栋）楼…三层…的商品房出售给乙方。”“第十九条、本合同于2003年2月9日签订”。合同落款处有徐桂芝和武金祥的签字，盖有泰乐公司的印章。
关于案涉房屋占有情况，江鹏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庭审中陈述，“现在这两套房屋（36号、37号）由江鹏公司全部占有。36号是自2003年交付给我们占有至今，37号房屋是在2003年交付给我们占有的，2003年以后我们开了超市，2006年超市不开之后我们于2007年将37号房屋借给泰乐公司使用，泰乐公司一直不归还，后来生效判决下发后我们向泰乐公司索要37号房屋，2008年10月底的时候泰乐公司将37号房屋返还，我们又重新占有了37号房屋”。泰乐公司于2015年4月1日、2015年5月20日庭审中确认于2003年向江鹏公司交付了36号别墅，称37号别墅一直由泰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金祥占有使用。
2015年5月13日，一审法院依职权向大连金州新区房屋登记管理中心调取了案涉36号、37号别墅抵押权设定、注销及司法限制情况，大连金州新区房屋登记管理中心向一审法院出具了相关材料，载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丽娇湾A36号、A37号两套别墅于2000年4月11日设定抵押权，抵押人系泰乐公司，抵押权人系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信用社，该权利于2006年3月24日注销，2006年9月13日大连金州新区房屋登记管理中心收到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查封的通知；同日，收到一审法院对案涉房屋解除查封的通知；自2006年9月起，案涉房屋一直处于被查封状态。2015年5月19日，一审法院依泰乐公司申请，向大连声鹭印章研究制作有限公司调取《加工单》一份。根据该份《加工单》的内容记载，2002年该单位为泰乐公司加工两枚印章，印章名称、编码分别为：“名称：大连开发区泰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码：2102210031803”“名称：大连开发区泰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编码：2102210031802”。
一审法院同时调取了（2008）大民二终字第1394号案件卷宗和（2011）大审民终再字第94号案件卷宗。（2008）大民二终字第1394号案件卷宗中，2008年12月1日询问笔录第5页记载，江鹏公司陈述“……上诉人（泰乐公司）向我们提供了一处空地，我们建了房子做超市，但上诉人隐瞒了真实情况，该房屋是违章建筑拆除了……”该卷宗中2009年2月24日询问笔录第2页记载，江鹏公司陈述“……我们在售楼处干了一个超市，但后因是违法建筑被拆除了……”泰乐公司陈述“……因此在2000年上诉人（泰乐公司）与被上诉人（江鹏公司）签订了《协议书》……”第3页记载，泰乐公司陈述“双方于2000年2月18日签订协议书后，被上诉人（江鹏公司）并未履行供材料义务……”。
一审审理过程中，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与泰乐公司均予以确认案涉房屋不在双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涉案工程范围内。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根据上述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人民法院不得查封需同时满足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已经支付全部价款；二是实际占有；三是第三人没有过错。本案中，江鹏公司主张其与泰乐公司达成的买卖案涉房屋的协议内容合法有效，要求确认其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并要求停止执行，解除查封。结合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与泰乐公司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泰乐公司是否将案涉36号、37号别墅出卖给江鹏公司，江鹏公司要求停止执行的主张是否同时满足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三个前提条件，能否认定江鹏公司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泰乐公司是否将案涉房屋出卖给江鹏公司，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江鹏公司诉泰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业经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生效判决，已对此问题作出认定，判决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案涉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丽娇湾36号、37号单体别墅的约定合法有效。根据该生效判决，可以认定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就案涉房屋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江鹏公司是否已付清案涉房屋购房款。一审法院认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判决依据江鹏公司提交的泰乐公司分别于2000年2月18日、2月20日、4月26日向徐桂芝出具的三张《专用收款收据》、泰乐公司于2003年3月1日向徐桂芝出具的《辽宁省大连市商品房预收款专用发票》以及泰乐公司于2013年1月30日出具的受托人为郑大伟的《授权委托书》、2003年3月1日徐桂芝代表江鹏公司与郑大伟代表泰乐公司签订的《备忘录》等证据，认定江鹏公司已将《协议书》中约定的支付包括案涉36号、37号别墅购房款的义务履行完毕。根据该生效判决，可以认定江鹏公司已付请案涉购房款。
关于泰乐公司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的其与江鹏公司未签订合同及江鹏公司未支付案涉房屋购房款一节，因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生效判决已对此作出明确认定。泰乐公司如对生效判决有异议，应按照法律规定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行使权利。
关于第三个问题，即江鹏公司是否实际占有案涉房屋。泰乐公司认可于2003年向江鹏公司交付案涉36号别墅，并有泰乐公司起诉江鹏公司要求腾退36号别墅这一事实予以佐证，由此可以认定，案涉房屋于一审法院根据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申请查封即2006年9月18日前，已由江鹏公司实际占有。关于江鹏公司主张2003年至2006年已实际占有案涉37号别墅一节，江鹏公司于庭审中关于此问题的陈述如下：“37号房屋是在2003年交付给我们占有的，2003年以后我们开了超市，2006年超市不在开后我们于2007年将37号房屋借给泰乐公司使用……”为证明其主张，江鹏公司提供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个体）、《授权委托书》、《房屋交接书》、大连开发区丽娇湾别墅业主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泰乐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个体）三份证据所载内容来看，江鹏公司所称的“超市”经营场所为“大连开发区丽娇湾三角地”，而非案涉房屋，拟证明的事实与江鹏公司于本院（2008）大民二终字第1394号案件中的陈述相矛盾，因此，对三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江鹏公司提交的泰乐公司于2013年1月30日出具的受托人为郑大伟的《授权委托书》、郑大伟与徐桂芝签署的《房屋交接书》，根据两份证据所载明的内容，双方在办理房屋交接时系“将开发区丽娇湾36#、37#、38#别墅和售楼处的钥匙移交给徐桂芝”，并不能以此推论出江鹏公司已实际占有案涉37号别墅。关于大连开发区丽娇湾别墅业主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虽然业主委员会系由业主选举产生，但从其职能来看，主要负责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事项、监督物业公司管理等，并不负有登记和管理区域内房屋使用情况的职能，因此，业主委员会作为证明主体，在证明资格上存在瑕疵。从该份证明所属的证据种类来看，并不是伴随着客观事实的发生过程而客观形成的书证，而是对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的追忆性陈述。故该证明应为证人证言，业主委员会主任或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应出庭接受当事人及本院的质询。但从该份证明证据形式来看，仅加盖了印章，并没有相关人员签名或盖章，江鹏公司亦未申请该业主委员会相关人员出庭作证，因此，对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在双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历次审理过程中，均未确认泰乐公司于2003年向江鹏公司交付案涉37号别墅这一事实，相反，该份证明关于37号别墅的内容“2008年11月至今一直由江鹏公司产业有限公司出租给刘文超使用”与本院于2012年7月2日作出的（2011）大审民终再字第94号民事判决查明的“现江鹏公司占有丽娇湾36号别墅，泰乐公司占有丽娇湾37号别墅”这一事实是不相符的。对该份证明的证据效力，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江鹏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足以支持其实际占有案涉37号别墅的主张。关于江鹏公司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录像光盘，拟证明江鹏公司于2008年10月收回37号别墅并实际占有。中建八局、泰乐公司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房屋租赁合同无租金收据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录像光盘仅能显示录制时的状态，两份证据无法证明待证事项。且无论江鹏公司是否于2008年10月后占有案涉37号别墅，对一审法院此前于2006年9月18日依中建八局申请查封此别墅的效力均不能产生影响。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江鹏公司提供的《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拟证明2004年4月江鹏公司已经实际占有案涉36号、37号别墅以及售楼处和售楼处所在的土地。泰乐公司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中建八局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从该份证据的内容来看，仅涉及“丽娇湾国际公寓售楼处”，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亦无法证明待证事项，对该份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四个问题，即江鹏公司对案涉房屋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是否存在过错。一审法院认为，作为房屋买受人，为实现合同权益，应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促使合同履行，合同目的的实现。在出现出卖人一方怠于行使或明确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时，买受人应及时主张权利。本案中，江鹏公司主张其与泰乐公司达成的案涉房屋的《协议书》签订于2000年，并已完成付款义务，此情况下，江鹏公司为实现自身的合同权利，理应积极行使权利，查询案涉房屋权属等状况，要求泰乐公司按照协议约定交付房屋产权证、土地证等相关证件，督促泰乐公司出具过户所需的购房发票、要求泰乐公司共同办理产权过户等事宜。在江鹏公司知晓泰乐公司开具的《辽宁省大连市商品房预收款专用发票》无法用于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应积极要求泰乐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为其开具发票。在江鹏公司知晓一审法院于（2003）大民合初字第498号案件审理中，依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董家沟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申请查封案涉房屋后，应依法采取相关措施及时向泰乐公司主张权利。江鹏公司虽提供了徐桂芝的执行异议申请书，拟证明其曾就案涉两套别墅主张过权利，但徐桂芝系以个人名义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并主张其系案涉房屋的权利人，而本案原告为江鹏公司，二者非同一主体，该份证据无法证明待证事项，对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在2006年4月6日泰乐公司诉江鹏公司解除买卖协议纠纷一案时，江鹏公司应明确知晓泰乐公司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此情况下，江鹏公司亦未依法采取相关措施维护自身权益。根据双方关于买卖案涉房屋的历次诉讼情况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双方关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争议由来已久，而江鹏公司直至2008年6月5日才将泰乐公司诉至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双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大审民终再字第94号再审判决的时间是2012年7月2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再审判决的时间是2014年8月19日，两级法院再审判决始终确定江鹏公司已将《协议书》中约定的支付包括案涉36号、37号别墅购房款义务履行完毕。综合上述情况，自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签订协议书至2006年9月18日一审法院依中建八局申请查封案涉房屋期间，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就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一直存在争议，江鹏公司怠于行使权利，其对案涉房屋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不无过错。江鹏公司主张其无过错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合上述四点意见，江鹏公司要求对案涉房屋停止执行、解除查封的主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不得查封的情形，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江鹏公司根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判决主张对案涉两套别墅享有所有权一节，一审法院认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判决被执行人应交付房屋、限期过户的执行案件，从性质上讲是债权请求权的执行案件，与没有优先受偿权的金钱债权的执行案件属于同一类性质的执行案件。因此，对这两个在同一房屋上竞合的执行案件，原则上应依据人民法院对房屋采取查封措施的先后顺序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取得以登记为生效要件。自2000年3月至今，案涉房屋一直登记在泰乐公司名下，泰乐公司系房屋所有权人。江鹏公司根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判决享有债权请求权，有权要求泰乐公司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但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同样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享有债权请求权，此情况下，应根据人民法院对房屋采取查封措施的先后顺序执行。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提起诉讼时，案涉两套别墅已被一审法院依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的申请予以查封，如前所述，江鹏公司提供的证据又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不得查封的情形，其对案涉房屋并不享有足以排除查封在先案件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因此，江鹏公司要求确认其对案涉36号、37号别墅享有所有权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判决：驳回大连江鹏产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大连江鹏产业有限公司负担。
江鹏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对丽娇湾36号、37号别墅停止执行并解除查封。一、2008年10月20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2008）开民初字第18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2000年2月18日签订《协议书》有效，二、判决生效后20日内被上诉人泰乐公司交付37号别墅，协助办理案涉的36号、37号别墅产权过户手续。该判决经历了再审、抗诉再审等程序，历时6年后已生效。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法律文书，导致物权变动，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效力。江鹏公司享有36号、37号别墅物权。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对丽娇湾36号、37号别墅停止执行并解除查封。1、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于2006年9月13日申请将案涉房屋查封，而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于2000年2月18日签订的关于36号、37号别墅出售给江鹏公司的《协议书》，该协议已经被（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确认合法有效。2、江鹏公司于2003年已经占有36号别墅。虽然关于37号别墅有争议，但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已经于2003年1月30日签订《房屋交接书》，泰乐公司并将案涉的36号、37号别墅钥匙移交给江鹏公司。签订《房屋交接书》和移交钥匙是房屋交付转移占有的显著标志和通常交付手段，提交了相关证据佐证。至于交付后该房屋由泰乐公司或其他人如何使用（或租、或借乃至被抢占等），那是另一法律关系问题，不能改变江鹏公司已经完成从泰乐公司合法转移占有该不动产的事实。3、（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上诉人交付了全额房款。4、《物权法》是2007年10月1日颁布实施的，也就是说在2007年10月1日前物权的取得不受过户登记的约束，相反有效的合同（房契）才是物权变更转移的标志性要件，房屋买卖《协议书》合法有效，江鹏公司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利问题；2000年2月18日，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关于36号、37号别墅买卖《协议书》签订后，该不动产连续不间断的被设定抵押和查封，生效判决已进行了充分认定，因此不能办理过户登记不归责于江鹏公司，是泰乐公司和中建八局造成的；《物权法》颁布后，上诉人第一时间通过诉讼维权，耗时6年，历经再审直至检察院抗诉，最终法律维护了江鹏公司的权益，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江鹏公司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存在过错是错误的。即使江鹏公司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存在过错。综上，根据该《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上述四项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法院应予支持江鹏公司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主张不符合《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规定》第17条规定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法理混淆，适用法律错误，剥夺上诉人依据（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享有案涉房屋的财产权利。一审法院认定“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基于工程款债权请求权形成的执行案件与江鹏公司基于房屋买卖协议的债权请求权形成的执行案件，两个执行案件在同一房屋上竞合，应按先后查封的顺序执行”，这种认定法理混淆，适用法律错误。理由是：1、就执行依据即生效判决而言，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的生效判决是纯正的给付工程款债权的判决；而江鹏公司的（2014）辽审一民抗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是集债权请求权与物权确认请求权的竞合判决。2、就执行标的房屋而言，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是基于工程款债权请求权申请执行，执行了案外人的财产；而江鹏公司是基于房屋买卖协议，行使物权确认请求权，依据《物权法》第28条的规定，自判决发生效力时产生物权变动效力，江鹏公司已经对案涉的房产享有财产权。3、就执行行为而言，中建八局执行的是金钱债权，是在案外人的财产上设定的查封权，而江鹏公司的执行是依据生效判决履行登记变更程序，是在自己的财产上设定保护性的查封权，其性质各不相同。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两个执行案件在同一房屋上竞合，应按先后查封的顺序执行，这种认定法理混淆，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泰乐公司承担。
中建八局大连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泰乐公司辩称：一、请求驳回江鹏公司上诉请求，江鹏公司没有交付房款，对案涉36号、37号别墅没有合法物权，没有资格主张权利。二、（1）房屋买卖《协议书》上泰乐公司公章系2002年刻制，江鹏公司公章在2003年后刻制，不可能在2000年时加盖在协议上，收款收据的印章也与泰乐公司财务章不同。《协议书》是江鹏公司伪造。泰乐公司保存的房屋发票1、3联为空白并向税务机关申请了作废，江鹏公司伪造了收款收据和发票等买卖文件，是有预谋的伪造的案件，现在侦查阶段。（2）17号再审判决，有法官的渎职行为，已向纪检反映，正在办理中；（3）买卖合同是否存在，合同是否有效、是否付款是需要查明的事实，现有证据完全可证明江鹏公司未付款。
泰乐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已经向法院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17号判决书的认定，一审法院依据17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确认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就涉案房屋存在买卖关系是错误的。一审中泰乐公司提供了江鹏公司伪造了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的2000年2月18日的《协议书》及《商品房销售合同》的证据。1、江鹏公司伪造协议书的行为。根据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局档案查询，2004年2月10日，江鹏公司的名称才第一次注册登记使用。2、江鹏公司向法院提供证明其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的依据是2000年2月18日，江鹏公司与泰乐公司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显示的签订时间为2000年2月18日，该时间江鹏公司没有成立，还没有公章，怎么可能对外签订合同呢，显然江鹏公司伪造了该份证据。3、《协议书》下面所盖“大连开发区泰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2000年，泰乐公司还没有制作出来该印章，泰乐公司领取该印章的时间为2002年5月23日。进一步说明江鹏公司伪造了该份协议书。4、江鹏公司伪造了《商品房销售合同》（编号：0000479）（以下简称购房合同）。江鹏公司将《商品房销售合同》中于2003年2月9日“签订”两字篡改为执行，以证明合同不是2003年签订的。第一、泰乐公司提供的购房合同中第19条约定本合同于2003年2月9日签订。但是江鹏公司提供的也为同一编号为0000478的购房合同，却将第19条“签订”两个字划掉，改为执行，修改处没有泰乐公司签章确认。泰乐公司当事人同时签订的两份一样的合同，一份没有修改过，一份修改过却没有当事人的确认，从合同的效力上来看，没有修改过的合同应为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江鹏公司编造了该份购房合同，以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00年。第二、从商品房买卖合同付款时间来看，该份合同签订的日期应为2003年。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条第三项规定，购房款分三次支付，支付时间分别为2003年元月30日支付定金及首期房款、2003年12月31日支付第二期房款。而江鹏公司提供的收据的日期都是为2000年的，从交易习惯来','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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