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湘高法刑再终字第1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检察院
原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德利（又名郑利），男，1950年5月8日出生于山东省诸诚县，汉族，原澳门大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原广州大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原广州大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原广州大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住广州市竹丝岗二马路39号大院二楼。因犯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脱逃罪于2004年4月3日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判决，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罚金十万元，并处没收财产。经减刑，现已刑满释放。
辩护人沈志耕、张腾，北京市纵横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郑德利犯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脱逃罪，原审被告人徐议群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原审被告单位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供销企业集团、原审被告人关成扬、陈柱辉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于二○○四年四月三日作出（2003）南刑初字第1036号刑事判决。郑德利、关成扬、徐议群不服，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四年七月五日作出（2004）佛刑终字第31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郑德利仍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29日作出（2006）粤高法刑二申字第39号再审决定书，指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七年六月十五日作出（2007）佛刑再字第2号刑事裁定：驳回申诉，维持原判。郑德利仍不服，继续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1月16日以（2007）粤高立刑申字第107号再审决定书，决定对本案进行提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后，于二○○八年六月十八日作出（2008）粤高法审监刑再字第5号刑事裁定：驳回申诉，维持原判。郑德利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3日作出（2012）刑监字第203号再审决定书，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再审期间，不停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上诉人，听取辩护人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一审、二审、再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诈骗
1991年5月2日，被告人陈柱辉和罗炳焜分别代表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供销企业集团（原为南海市九江供销社，后变更为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供销企业集团，属集体所有制企业，以下简称九江集团）、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企业集团公司（原为南海市黄竹岐工业产品物资供销公司，后变更为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企业集团公司，属集体所有制企业，以下简称黄岐集团）与被告人郑德利和澳门人姚国光、杨灿麟夫妇共同在澳门成立丽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后变更为澳门大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门大明公司】，罗炳焜、陈柱辉各占35%股份，郑德利和姚国光、杨灿麟各占10%股份（郑、姚、杨三人均为红股，即所占股份只作为分配利润的依据，三人无需出资，公司亏损时亦无需承担责任），同时制定《丽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财务管理及费用支付的有关规定》和《关于公司人员分工及责任制》，约定由陈柱辉和罗炳焜负责组织资金投入（澳门大明公司前期日常运作资金和经营各项目的资金完全由陈、罗负责，后期澳门大明公司将经营所得利润截留部分用于日常运作），郑德利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具体负责公司的日常运作。1992年12月，澳门大明公司支付100万澳门元（实际上属陈柱辉和罗炳焜投入的资金）收回了姚国光、杨灿麟的股份。为了提高郑德利的积极性，增加他的利润分配，罗、陈将其中10%股份分给郑德利（即陈柱辉和罗炳焜各占40%股份，郑德利占20%股份）。1992年至1993年间，澳门大明公司先后与广州东建实业公司、广州市城镇建设开发总公司、中国房地产开发广州公司合作，在广州市成立了广州大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大明公司）、广州大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大成公司）、广州大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大中公司）等三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均属中外合作企业，郑德利分别兼任上述公司的董事长或副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上述公司的资金均来源于澳门大明公司、黄岐集团、九江集团），并在广州设立澳门丽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广州办事处（以下简称丽明广州办事处），主要负责将澳门大明公司和九江集团、黄岐集团调入的资金投入到广州各公司。黄岐集团和九江集团的大部分资金投入到广州大明公司经营的广州市东晓路东晓新村地段商品楼宇，即“明珠花园”项目。1995年7月，郑德利向陈柱辉、罗炳焜提出，把澳门大明公司部分股份（以下涉及到的“股份”均指澳门大明公司股份）转到其名下，使其股份超过75%，成为公司大股东，方便其拓展业务和对外融资。陈柱辉、罗炳焜表示同意。同月26日，陈柱辉和罗炳焜到澳门律师楼办理股份转让手续，分别把各自拥有的28%股份无偿转让给郑德利（即郑德利占76%股份，陈柱辉和罗炳焜各占12%股份）。当日，为保证项目投资利益分配不受股份限制，郑德利、陈柱辉和罗炳焜签订了一份《声明书》，约定“澳门大明公司之投资均按各股东之实际注资为依据，而在澳门政府登记之股本不作为实际分配依据”。1998年5月，黄岐集团委托审计师事务所审计发现澳门大明公司和广州大明公司均被郑德利一人操控，公司管理混乱，且发现郑德利有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的犯罪嫌疑，便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郑德利退还股份。之后，郑德利同意退还股份并办理了相关手续（澳门大明公司股东股份比例变更为郑德利占10%，陈柱辉、罗炳焜各占45%）。1999年，郑德利因涉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被原南海市公安局移交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00年3月9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穗海检不诉字（2000）第2号不起诉决定书，以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决定对郑德利不起诉。2000年初，郑德利、陈柱辉和罗炳焜三人互不信任，澳门大明公司和广州大明公司的运作陷于停顿。因任何一位股东的股份都没有超过51%，故任何一方都无法独立启动公司运作，致使九江集团投入广州大明公司“明珠花园”项目的巨额资金无法回笼。此时，郑德利向时任九江集团法定代表人的被告人关成扬和陈柱辉提出，由他集中管理权并启动公司，要求将陈柱辉拥有的45%股份授权给他行使。2000年6月7日，陈柱辉签署委托书，将其在澳门大明公司股东和副总经理的权力委托给郑德利。同年7月25日，陈柱辉又签下授权书，将45%股份授权给郑德利。九江集团上级主管部门发现此事后介入处理。同年8月3日，陈柱辉到澳门律师楼撤销了对郑德利的上述两份授权，并将45%股份转由九江集团某部门经理冯标文持有，但不久后发现郑德利已先于同年7月29日持陈柱辉的授权到澳门律师楼虚构了陈柱辉向其借款澳门币5000万元的事实，设立了一份以上述45%股份作为债务担保的“股份之押当”契约。有了该契约，即使陈柱辉撤销授权，如不经郑德利同意，冯标文亦无法行使45%股份的权利。之后，郑德利采取不合作态度，使澳门大明公司、广州大明公司陷于瘫痪。2001年3月，由于九江集团无法收回资金归还巨额非法集资款，关成扬、陈柱辉等人非常着急，找到郑德利商议解决，郑德利提出除非将股份授权给他，否则不会合作，并答应若关成扬、陈柱辉把冯标文持有的45%股份授权给他，他就会在启动广州大明公司后，优先回笼资金归还九江集团。为尽快回笼资金，关成扬、陈柱辉经九江集团党支部委员会讨论，同意通过授权给郑德利的方式集中管理权。同年5月26日，陈柱辉、郑德利和冯标文在澳门安玛利律师楼签下授权文书，先由冯标文将其持有的45%股份授予陈柱辉，再由陈柱辉转授权给郑德利。为进一步骗取陈柱辉等人信任，郑德利制造了九江集团开始有资金回笼的假象，与陈柱辉等人到银行提取澳门大明公司帐户上的165万港元（该款属澳门大明公司“大明阁”项目收益，郑德利、陈柱辉在该项目中没有投资）交给陈柱辉。同年6月11日，郑德利把上述45%股份转授权给被告人徐议群和郑凌专门为接管股份设立的澳门永泰发展有限公司（徐议群按照郑德利授意，于2001年5月22日设立，徐议群占80%股份，郑凌占20%股份，并于当日将公司授权给郑德利管理，同年10月5日更名为澳门永安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门永泰公司）。股份转授权给澳门永泰公司后，陈柱辉和冯标文已无法通过撤销授权重新拥有该股份。当陈柱辉发现这一情况后，担心利益得不到保障，便与关成扬找到郑德利，要求郑德利保证九江集团的利益不受损害。郑德利为了消除陈柱辉等人的疑虑，于2001年7月给陈柱辉写下书面保证，承认澳门永泰公司以合法程序作价1.8亿元买入冯标文在澳门大明公司的股份，陈柱辉在澳门大明公司的副董事总经理职务不可撤销，承诺优先退回九江集团注资（实际上这种保证或承诺没有效力，不能保障陈柱辉拥有这种保证或承诺的权利）。2001年8月，九江集团的上级主管部门发现郑德利的上述行为，派关成扬、冯标文等人到澳门要求郑德利退还股份，被郑德利拒绝。同年9月25日，郑德利在其脱逃期间使用被告人徐议群授予的自行交易的权力，收购徐议群在澳门永泰公司的股份。经过上述一系列行为后，郑德利已实际占有冯标文（依照澳门法律，冯标文已经不能再通过撤销授权取回股份）在澳门大明公司的45%股份以及对广州大明等公司的管理控制、资产处分等权利。2001年，澳门大明公司45%股份所包含的价值不低于人民币240.41万元。至案发时，郑德利仍未退还九江集团45%的澳门大明公司股份。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单位九江集团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有关工商登记资料，证实被告单位原称南海市九江供销社，1993年5月14日经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更名为南海市九江供销企业集团，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法定代表人是关成扬。
2、陈柱辉的干部履历表及任职情况证明，证实陈柱辉从1994年3月至2001年10月，历任九江集团副主任、业务副经理、副总经理、党支部副书记等职务。
3、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人民政府向佛山市南海区公安局报案的材料，证实其下属企业九江集团于1991年委派陈柱辉到澳门与罗炳焜、郑德利开设澳门大明公司；2000年8月，原由陈柱辉持有的45%股份转让给九江集团部门经理冯标文；2001年6月，冯持有的45%股份被郑德利骗走，致使该集团失去澳门大明公司的股东地位，集体资产严重失控；2001年8月，九江镇人民政府有关人员会同九江集团的傅万邦、冯标文与郑德利协商取回股份，但被郑德利拒绝。
4、证人罗炳焜的证言，证实澳门大明公司成立时，姚国光、杨灿麟、郑德利各占10%红股（因三人没有出资），罗炳焜、陈柱辉负责组织资金投入，郑德利负责开发经营。1992年底在澳门大明公司帐上支出澳门币100万元收回姚国光、杨灿麟夫妇的20%股份，其中10%分给郑德利。1995年，郑德利提出其公司小股东的身份不利于对外联系项目和融资。之后，罗、陈各无偿转让了28%股份给郑德利（郑共占公司股份76%）。为保证收回投资，罗炳焜、陈柱辉、郑德利还签署了以实际投资作为分配依据的声明书。1998年5月，郑德利自愿退还66%的公司股份。2000年5月（书证反映6、7月），郑德利获得陈柱辉的45%股份授权后撤销了罗炳焜的职务。2000年8月，陈柱辉撤销对郑的股份授权，但发现郑德利在7月29日以股份授权做了虚假抵押。之后，罗炳焜托人查询，发现郑德利在6月通过授权将股份转移到澳门永泰公司，回澳门大明公司查帐又发现郑德利从“大明阁”项目（该项目属南海南信实业公司、华兰德公司、中山古镇和黄岐集团共同出资，郑德利和陈柱辉没有出资）的帐户中划走250万元港币，郑德利拿了85万元，陈柱辉拿了165万元。澳门大明公司的物业由公司帐上支出现金购买，均属公司所有。2000年3月22日，罗炳焜和陈柱辉、郑德利开会后制作了一份“澳门大明集团股东会议纪要”，郑德利在纪要中要求“确认郑德利在澳门大明公司的股东身份，罗炳焜、陈柱辉没有参与公司经营和郑德利以其利润收入购买了公司物业”，罗炳焜对上述三点均不同意，在会议记录后签下“以上股东会议记录不能作为任何法律用途，本人保留有补充意见”的字句。在澳门大明公司成立初期，罗炳焜、陈柱辉、郑德利都有私人帐户作为公司的备用资金调整帐户，目的是方便公司运作。事实上，竹湾豪园项目是黄岐集团独资，所得本金和利润亦是先划入郑德利的私人帐户，之后才划出。罗炳焜还先后三次通过林桂棋兑换美元汇入郑德利在澳门或香港的私人帐户作为广州大明公司的注册资金。2000年3月，郑德利被海珠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后，向澳门初级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罗炳焜、陈柱辉和澳门大明公司返还其76%的股份。
5、证人陈柱辉的证言，证实澳门大明公司的成立时间和股份变更情况及原因与罗炳焜所证一致。当时约定由九江集团、黄岐集团组织资金，另三名股东管理公司，拓展业务。2000年，由于澳门大明公司股东三方意见不统一，公司运作停顿，郑德利提出，只要公司一方股东占有超过51%股份，便有权运作公司。考虑到巨额投资回笼问题，九江集团同意郑德利的提议，由陈柱辉将45%股份授权给郑德利。同年8月，陈柱辉撤销授权，但发现郑德利已将该45%股份设了虚假借款抵押，实际上陈并没有向郑借款。该事件后，九江集团主管部门决定将45%股份转由冯标文代表九江集团持有。2001年3月，郑德利再次向九江集团提出将45%股份授权给其行使，重新启动公司，考虑到郑德利设定了股份抵押，不与郑合作无法启动公司运作，经九江集团支委开会决定将45%股份再次授权给郑，之后由陈柱辉与冯标文一起到澳门办理了有关手续。第二次授权后，陈柱辉发现郑德利将股份转给澳门永泰公司，便与关成扬找到郑德利要求保证九江方的利益。2001年7月底，郑以书面形式对陈柱辉作出保证和承诺。因当时有求于郑德利回笼九江集团投入广州大明公司“明珠花园”项目的资金，2000年3月22日在签署“澳门大明集团股东会议纪要”时对郑提出的公司物业由其出钱购买的说法没有深究，实际上是澳门大明公司帐上支出购买物业。
6、证人关成扬的证言，证实的情况与陈柱辉所证一致，另外补充说明九江集团是基于对郑德利的信任，认为他能够帮助九江集团回笼资金才将股份授权给郑。
7、证人冯标文的证言，证实其按照九江集团的意思，先将股份授权给陈柱辉，再由陈柱辉授权给郑德利的经过。
8、证人李耀志（原澳门大明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实澳门大明公司成立时，姚国光、杨灿麟夫妇和郑德利所持股份为红股。澳门大明公司前期的竹湾豪园等项目分别是罗炳焜、陈柱辉等人投资，郑德利没有投资。澳门大明公司的物业、汽车都是公司出资购买，记在公司名下。澳门大明公司、香港大明公司的钱一部分是罗炳焜汇入，一部分是澳门大明公司自有资金，一部分是竹湾豪园的投资收益（该收益是先划入郑德利的私人账户，然后才划出，实际是公司的收益）。
9、证人杨灿麟的证言，证实澳门大明公司成立时，她和姚国光、郑德利都没有投资，所持股份是红股。公司成立后经营了德群大厦等几个项目，均由罗炳焜和陈柱辉负责找钱回来投资，而郑德利就负责各个项目的管理。公司早期的经营运作，尤其是日常开支，都是罗炳焜直接出资。
10、证人杨蔚萱（原广州大明公司出纳、结算中心会计主任）的证言，证实广州大明公司的资金来源有三方面，分别是罗炳焜、陈柱辉的投入和银行贷款，帐面上没有反映广州东建实业公司和郑德利有出资。1997年，股东清算，郑德利要求将帐上反映陈柱辉、罗炳焜投入的往来款列为借款。
11、证人曹绍棋（原澳门大明公司及辖下公司的财务主管）的证言，证实广州大明公司的注册资金2000万美元源于澳门大明公司，根据澳门大明公司的帐上反映，这笔资金又源于罗炳焜和陈柱辉的投资。“明珠花园”项目运作资金源于澳门大明公司和黄岐集团、九江集团的直接投入，除了这三个单位外，再没有其他单位和个人投入资金。1998年初，郑德利要求将黄岐集团和九江集团的所有投资款视作是郑向黄岐集团和九江集团的借款，他予以拒绝并按照真实的帐目进行了核对。
12、证人徐议群的证言，证实其根据郑德利的提议于2001年初与郑凌在澳门成立了永泰公司并委托郑德利全权管理。
13、证人林桂棋的证言及其提交的书证，证实他在1992年应罗炳焜要求，先后三次帮罗联系将人民币1613.8万元兑换成242万美元，按照罗的指示分别汇入郑德利在澳门和香港的私人帐户。
14、郑德利于1998年4月23日、25日分别在接受原南海市公安局、原南海市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讯问时供述，澳门大明公司成立初期由姚国光负责对外签约，杨灿麟负责记帐，罗炳焜、陈柱辉负责重大问题决策和组织项目资金，他负责公司日常运作。姚、杨二人20%的股份由罗炳焜、陈柱辉出资100万元收回后，由他负责寻找项目和洽谈业务。他在与新加坡博意财务顾问公司洽谈融资时，对方提出只有在他占澳门大明公司75%以上股份的情况下才对他有信心。于是，他要求陈柱辉、罗炳焜无偿授权部分股份。他在澳门大明公司没有投资，占有罗炳焜、陈柱辉的股份不合法，现愿意退还股份。
15、郑德利于1994年3月29日写给罗炳焜的亲笔信，主要内容是承认竹湾豪园项目澳门大明公司一方的投资者为罗炳焜。
16、广州大明公司于2000年12月19日写给广州市对外经济委员会的《关于广州大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进行清算的报告》，反映罗炳焜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00）0194号裁决书为依据向广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提出对广州大明公司进行清算，在主体上、程序上都存在违法行为。
17、原南海市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5份审计报告（南审事查字99—028、98—258、98—262、98—235、98—236），证实九江集团和黄岐集团曾经通过南海市审计师事务所对澳门大明公司、广州大明公司等公司进行审计。
18、钟思思（原广州大明公司职员）署名的落款时间为
1993年9月30日的资金流向表，反映丽明广州办事处实收资本由黄岐集团、九江集团、南海外经委和澳门大明公司投入。
19、侦查机关赴澳门调查取证协查文书、翻译、委托书等法律文书。
20、《丽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财务管理及费用支付的有关规定》和《关于公司人员分工及责任制》共3份书证，主要内容为各股东的具体分工。
21、郑德利、陈柱辉和罗炳焜在1996年7月26日联合签署的《声明书》，记载“兹澳门大明集团有限公司之唯一股东罗炳焜、郑德利、陈柱辉就三方在上述公司之注册资本共同作出如下声明：一切澳门大明集团有限公司之投资均按各股东之实际注资为依据，而在澳门政府登记之股本不作为实际分配依据”。
22、澳门大明公司的商业登记及有关授权书等书证，证实澳门大明公司成立的时间、股份变更等情况。
23、澳门永泰公司的商业登记及有关文书，证实澳门永泰公司成立、股份登记和名称变更等情况。
24、澳门大明公司不动产登记资料、2001年不动产价值证明、澳门大明公司支付有关费用的帐册及澳门币汇率证明，证实澳门大明公司的不动产包括上海街182号海冠中心7楼C座，广州街56号怡安阁18楼A座，罗理基博士大马路298号澳门中华总商会大厦1楼A座停车场内2个车位，友谊大马路1051、1055号南方大厦地下F座停车场内2个车位，友谊大马路1023号南方大厦1楼AP座，贾伯乐提督街99号群威大厦3楼03座，海洋花园大马路726A及810G号桃苑地下G座停车场内1个车位，海洋花园大马路810D号桃苑、李苑21楼A座。上述不动产在2001年的价值为澳门币5134620元，折合人民币5342440元。
25、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99】深国仲结字第70号裁决书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00）贸仲裁字第0194号裁决书各一份，反映1999年至2000年间，澳门大明公司与广州东建实业公司发生纠纷，先后两次申请仲裁，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终止双方合作合同和解除双方签订的有关补充协议。
26、郑德利申请调取的证据，包括陈柱辉和罗炳焜被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调查时的询问笔录各一份，广州大明公司的验资报告3份（反映广州大明公司的注册资金由澳门大明出资）和郑德利美元、港币的私人帐户存折（反映郑的私人存折有资金出入）、澳门大明公司为广州大明公司支付“明珠花园”在香港销售代理费用969万元港币的说明及收据和《声明书》等书证。
综合上述证据，原审确认以下事实：
1、澳门大明公司现有全部资产属于九江集团和黄岐集团的集体资产。
2、郑德利获取九江集团在澳门大明公司的45%股份不仅仅获得了对公司的管理权，同时还获得九江集团45%股份在澳门大明公司的相关财产利益和对澳门大明公司辖下公司的管理控制、资产处分等权利。
3、陈柱辉没有向郑德利借款1.8亿至2.2亿元，郑德利至今没有退还股份的原因并不是陈柱辉从来没有向其要回股份，而是其根本不想退还。
据此，可认为郑德利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九江集团45%股份的目的，客观上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九江集团的陈柱辉、冯标文等人“自愿”交出股份，其行为符合诈骗犯罪的主要特征。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1992年8月，澳门大明公司与广州市东建实业公司合作，成立广州大明公司，共同开发经营“明珠花园”项目，由澳门大明公司负责资金投入。1994年初，随着“明珠花园”建筑面积的不断扩大，所需资金大量增加，作为澳门大明公司股东的被告人郑德利、陈柱辉及罗炳焜等人便多次碰头，商讨如何加大资金的投入。被告人关成扬（时任被告单位九江集团总经理、党支部书记）、陈柱辉（时任九江集团副主任、业务副经理）提出，九江集团自有资金不足，也难以向银行贷款，只能通过集资的途径解决，并提出集资的利息很高，恐怕难以承受。郑德利当即表示就算是集资也要搞，吸纳再多资金也不怕，利息再高点也没问题，并多次表示“明珠花园”的前景很好，在集资利息高的前提下，公司也能赚取利润，但如果资金跟不上，项目“烂尾”，到时候想走就难了。与此同时，郑德利还专门制作了“明珠花园”的成本、利润估算报告，报告中以20厘利息计算，预期仍有9亿元的利润。据此，被告单位九江集团召开支委扩大会议，通过讨论研究，决定向社会募集资金。1995年7月1日到1998年间，被告单位以高于同期银行利率的利息，先后吸收874名群众的存款合计人民币11604.5万元、港币63.5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关成扬的干部履历表及任职情况证明，证实关成扬从1989年4月至2001年10月，历任九江集团总经理、党支部书记等职务，是九江集团的法定代表人。
2、关成扬供述，九江集团从1990年开始搞职工内部集资，1994年明珠花园建筑面积扩大后，郑德利要求两个投资者（黄岐集团和九江集团）必须加大投入，陈柱辉当时表示要加大投入就必须加大集资，郑德利讲不用怕，现在楼价很贵，没问题。1994年11月左右，郑德利叫广州大明公司出了一份成本、利润估算报告，说明利润是可观的；在多次会议上，其都提到投资是集资回来的，叫郑德利审慎投资，郑德利每次都叫其放心，不用怕，现在楼市贵，肯定赚钱，叫九江和黄岐尽管加大投入。于是九江集团的集资者越来越多，变成了非职工内部集资。关成扬还供述，九江集团与广州大明公司所签订的落款时间为“一九九三年四月六日”的资金使用协议，实际上是2000年3月份签订的，目的是为保障九江集团投入“明珠花园”项目资金的回笼。
3、陈柱辉供述，在广州大明公司成立后，九江集团投入资金到广州大明公司开发明珠花园，随着明珠花园建筑面积的不断增大，所需资金大量增加，在多次的股东（指澳门大明公司的股东）会议或会面时，郑德利都叫九江和黄岐想办法加大资金投入。九江和黄岐提出只有通过集资来解决，不过利息很高，郑德利讲就是集资也要搞，明珠花园项目不能够停，一定要保证资金的投入，再讲明珠花园前景这么好，楼价这么高，就算利息高点也一样有钱赚，并叫广州大明公司的综合计划部出了一份明珠花园的成本、利润估算报告，当时估算是按明珠花园卖到1万元／平方米计的，郑德利讲按实际情况可以卖到这个价，就算降到8000元或6000元／平方米也有钱赚，九江和黄岐就相信郑德利所讲而通过对社会公众集资加大投入。陈柱辉还当庭供称，九江集团投入到明珠花园的资金是投资款，与广州大明公司所签订的落款时间为“一九九三年四月六日”的资金使用协议，是2000年3月份签订的，是因当时郑德利被作出不起诉决定，称广州大明公司系其个人所有，九江集团为保障投入广州大明公司的资金回笼，才将投资款当作借款（公27p197—209）。
4、证人罗炳焜的证言，证实明珠花园项目开始运作后，管理由郑德利负责，其与陈柱辉负责组织资金投入。明珠花园扩大了准建面积后，资金需求量增大，依靠银行借贷及向外公司拆借无法满足明珠花园的资金需求，澳门大明公司的三家股东（指九江集团、黄岐集团和郑德利）一起商量如何解决，九江、黄岐提出可能要集资吸存才能解决，郑德利当时明确指出“集资都要搞，就算利息高也没问题”，陈柱辉就提出“集资利息很高，很难承受”，郑德利就讲“怕什么，我们现在才4000元／平方米，而楼价就卖到近万元／平方米，怎样计算都不怕，你们尽管去搞，如果资金跟不上，明珠花园变成烂尾楼，我们大家损失更惨”，郑德利还专门出了一份明珠花园的成本、利润估算报告，报告中以20厘利息计算，明珠花园仍有9亿元的利润，这才坚定了九江、黄岐集资的信心。1994年5月，黄岐成立农村基金会进行集资，九江以九江供销社进行集资。
5、证人傅万邦、陈金爱、江鉴成（九江集团党支部支委成员）、彭桂强（黄岐村委会书记、主任）的证言，证实郑德利、关成扬、陈柱辉及罗炳焜等人谈论过集资问题，时间大约是94年春节期间，澳门大明公司的三家股东在九江聚会，谈到明珠花园所遇到的问题时，郑德利就讲现在明珠花园的工程建设进展顺利，但随着项目的扩大，所需资金亦同时不断增大，资金方面就靠黄岐集团和九江集团多想办法，当时陈柱辉讲集资利息太高承受不了，郑德利听后就讲“不怕，现在楼市那么好，而我们的成本低，一定大有赚头的，如果资金跟不上，造成烂尾楼，到时想走就难了”、“现在靠你们了，无论多高利息都要想尽办法找钱回来”。
6、证人杨蔚萱（广州大明公司会计）的证言，证实帐面上反映广州大明公司有两个股东，一是中方的广州市东建实业公司，二是澳门大明公司；资金来源有三方面，一是黄岐罗炳焜的投入，二是九江陈柱辉的投入，三是银行贷款。郑德利作为总经理只是广州大明公司的管理者，帐上一直无反映郑德利在广州大明公司有投资。公司成立时注册资金是从澳门大明公司划过来的，之后的投入都是直接在国内划入广州大明公司，黄岐、九江的投入是股东再投入，资金来源有集资、有贷款。1997年股东清算，郑德利要求将陈柱辉、罗炳焜的投资作为借款，按银行利率返还给他们。
7、证人薛丹（广州大明公司出纳员）的证言，证实广州大明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澳门大明公司、黄岐集团、九江集团；1996年之前，黄岐集团、九江集团划给广州大明公司的资金基本上都是以投资款的名义开具收据；1996年之后基本上都是以往来款的名义开具收据；其听说黄岐集团和九江集团的资金是集资款，其任出纳员期间未收过郑德利本人投入广州大明公司的投资款。
8、证人廖秀华（广州大明公司员工）的证言，证实其负责制定过明珠花园住宅小区成本、利润估算的报告，是根据郑德利的指示，按照郑的要求和提供的数据进行估算的。
9、区伟利、岑咏娥、李瑞等集资群众的证言及相关的存款凭证，证实1995年7月1日之后参与九江集团集资的群众共874名，存款共计人民币11604.5万元、港币63.5万元。
10、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银行利率证明和九江集团的集资利息证明，证实九江集团向公众吸收存款的利息高于同期银行利率。
11、九江集团提供的资金对账表、有关集资贷款去向的转账支票和广州大明公司开出的收款收据，证实九江集团的大量资金投入广州大明公司。
12、佛山市南海区公安局出具的鉴定书，证实九江集团与广州大明公司所签订的落款时间为“一九九三年四月六日”的资金使用协议上所盖的“广州大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鉴，与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存底的“广州大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鉴不是同一印章盖印。
13、原南海市公安局印鉴存底册，证实了九江集团的公章是1993年5月才领取的。
14、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关成扬、陈柱辉的经过证明。
（三）职务侵占、挪用资金
被告人郑德利身为澳门大明公司、广州大明公司、广州大成公司、广州大中公司、丽明广州办事处等单位的董事长或副董事长、总经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同被告人徐议群侵占上述公司财物及挪用上述公司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超过三个月未还，或进行营利活动，其中，郑德利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均属数额巨大，徐议群职务侵占数额较大，挪用资金数额巨大。具体分述如下：
1、1994年10月8日，被告人郑德利指示公司工作人员曹绍棋从丽明广州办事处划款人民币274470元，以被告人徐议群和郑凌的名义，在广州市海珠区沥滘村购买一幅土地的使用权作为其建造私人别墅之用。该款以“营业外支出”入账，记入丽明广州办事处成本，并未记为郑德利的借款。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商登记资料，证实丽明广州办事处是澳门大明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2）证人陈柱辉的证言，证实丽明广州办事处是澳门大明公司在国内的一个机构，没有经营权。
（3）被告人郑德利供述：①澳门丽明广州办事处是澳门大明公司在广州设立的一个办事处，不能从事经营活动，只作为一个联络点；②从公司划款购买沥滘村的住宅用地，用了20多万元。
（4）证人薛丹的证言，证实郑德利别墅早期的很多费用都在澳门丽明广州办事处支出，是郑德利吩咐的，如别墅用地的青苗补偿款274470元。
（5）证人曹绍棋的证言，证实郑德利购买别墅用地的款项是郑德利叫其在澳门丽明广州办事处支出的。
（6）证人袁满发的证言，证实1994年郑德利向新滘镇沥滘村买了宅基地，地价款274470元。
（7）支付购地款的有关帐册及支票、收据。
2、1994至1995年，被告人郑德利在其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沥滘村的私人别墅装修期间，从澳门大明公司开出支票支付别墅装修费用230万港元给澳门恒益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恒益公司）。该笔230万港元中的150万港元，在澳门大明公司账中记为“股东借款”，其余80万港元则以“明珠花园工程顾问费”名义入账，记入公司成本。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吴树勋（恒益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实恒益公司为郑德利装修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沥滘的别墅，共收取装修费约530万元；恒益公司开具的收据的存根联均注明是装修工程款，交款人联有的应郑德利要求写“澳门大明公司咨询费”，凡注明“澳门大明公司咨询费”的应该均是由澳门大明公司付款。
（2）证人郭加愚（澳门大明公司出纳）的证言，证实以广州明珠花园工程顾问费的名义付给恒益公司的款项是按照郑德利的吩咐开支票的。
（3）证人黄瑞兰（澳门大明公司会计）证言，证实1995年6月1日澳门大明公司开出的号码为566877、付给恒益公司的100万元港币的支票是其经手记帐的，郭加愚小姐注明该款是“代广州大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明珠花园﹥的策划及工程监管费用”，其据此入帐，所挂科目为“广州大明”“代广州大明付恒益建筑”。
（4）证人陈柱辉的证言，证实澳门大明公司资金使用时，支票须由两位股东联署方为有效，一般的处理办法是其或罗炳焜预先在支票上签一个名，留下另一个名给郑德利签，故有些支票虽有陈或罗签名，但陈、罗并不知道资金的实际用途。
（5）证人罗炳焜的证言，证实其没有同意澳门大明公司支付郑德利广州私人别墅的装修费，支票上有其签名，是因为澳门大明公司的支票必须两个股东联署，其因在内地筹集资金，很少到澳门大明公司，为了方便公司运作，便在公司联名帐户的支票上预先签上名字，在需要开支票时，郑德利直接签名即可，故虽然支票上有其签名，并不代表其同意由澳门大明公司支付郑德利私人别墅的装修费。
（6）被告人郑德利供述：①其在广州市海珠区沥滘的住宅是恒益公司装修的，装修费一共400万元左右，大部分在其私人帐户支付，有部分是向公司借支的；②恒益公司开出的“收到广州大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壹佰万元正广州明珠花园策划及工程费用”的收据（号码为0331，日期为1995年6月1日）中提及的100万元款项是由澳门大明公司支付给恒益公司的，是其要求支付的，其本意是占用或借用公司的100万元支付其别墅的装修费用，也对恒益公司讲明是其私人别墅的工程款。
（7）恒益工程公司出具的“广州郑生别墅装修工程收入总结表”。
（8）上述装修费的有关帐册、付款支票及恒益公司开出的收据。
3、1994年6月至1998年4月间，被告人郑德利请广州市海珠区新滘镇建设办工作人员袁满发等人将水管、电缆线接到其位于沥滘村的私人别墅，并指示广州大明公司工作人员从公司账户支付相关费用共计人民币174973.7元，均记入广州大明公司成本。包括水管安装费15000元，专设用电线路安装费43350元，用电增容费40000元，水电费38623.7元，工人工资3800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广州大明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章程、合作合同书、补充合作合同书，证实广州大明公司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登记成立的合作经营企业，合作双方是广州市东建实业公司（全民所有制企业）、澳门丽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澳门丽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负责投入，郑德利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2）广州大明公司的验资报告，证实广州大明公司的注册资金由澳门大明公司注入。
（3）证人罗炳焜、陈柱辉的证言，证实广州大明公司是澳门大明公司投资广州，与广州东建公司合作开发“明珠花园”项目而成立的公司，九江集团与黄岐集团是该项目的实际投资者，日常运作委托郑德利进行，郑德利没有向澳门大明公司、广州大明公司、大成公司、大中公','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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