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4民终7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金英，女，1957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磁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敏，女，1980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磁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玲，女，1983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磁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娇，女，1987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磁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德权，男，1992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磁县。
上述五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金明，河北匡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芬，男，1971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海蛙，男，1979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友军，磁县岳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王金英、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王德权因与被上诉人刘海芬、宋海蛙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磁县人民法院（2016）冀0427民初2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金英、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王德权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死者王希善与刘海芬之间是雇佣关系而不是劳务关系，刘海芬应承担全部责任。在本案一审查明事实中，刘海芬不仅组织了具体的施工人员，还负责发放工资，并在具体施工中负责派活和计工，与实际干活的人员（包括死者）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死者王希善等人必须按刘海芬的指示范围进行劳务活动，服从刘海芬的指挥和管理；刘海芬不管是否实际干活，都要按照大工的标准领取报酬，从而从其他的实际施工人的劳务报酬中获取利益；刘海芬负责提供施工设备等劳动条件。刘海芬与王希善等施工人员之间更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依据法律，应由刘海芬对死者王希善承担无过错的全部赔偿责任。二、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并不知道，也不同意调解结果。1、一审开庭中，在上诉人代理人询问证人刘某，是谁让其调解的，该证人明确回答是刘海芬，而不是本案五上诉人；该证人明确回答其从未见过五上诉人。该证人既未见过死者女儿，未征询她们的意见，又未见她们在调解书上签名，其作证证明死者女儿在调解时知道调解结果，是根据主观推测的，不足为信。一审法院仅根据这一份有瑕疵的证人证言，就认定王志玲等上诉人在调解时知道调解结果，显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即使上诉人知道调解结果，还要看他们什么时候知道的。调解当时他们根本没参与调解，不可能知道调解结果。调解结果出来以后，他们知道了结果也没用。因此一审法院含含糊糊得以他们知道调解结果，就推定他们同意调解结果，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调解书没有王志玲、王志敏、王志娇三人的签名或手印，仅有王德权、王金英的签名，不能推定王志玲、王志敏、王志娇知道并同意调解书的内容。三、上诉人王德权、王金英的签名不能代表其他上诉人。上诉人王金英、王德权在调解书上签名的行为不构成家事代理权，不能代表其他上诉人。家事代理权是作为身份权的配偶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非夫妻关系不具有家事代理权。四、王金英，王德权与刘海芬达成的调解协议无效。l、刘海芬在签订调解协议时，存在恶意欺诈的情形。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是“被上诉人刘海芬在给付上诉人王金英、王德权赔偿款时包括被上诉人宋海蛙的10000元”，而当时签订调解书的王金英，王德权毫不知情，所以刘海芬存在欺诈行为，该调解书应为无效。2、一审查明的事实表明：诉争调解是在王喜善死亡7天后，刘海芬迟迟不予调解赔偿，死者王希善的尸体如果再予存放，花费巨大，且有腐化危险，刘海芬利用上诉人王金英、王德权处于劣势的情况，签订调解书，具有胁迫的故意，依法不发生法律效力。3.刘海芬对王德权、王金英、王志敏、王志娇、王志玲构成侵权，该侵权之债对王志玲等上诉人来说是共同之债，也是共同财产，在其他共同权利人王志玲、王志娇、王志敏未签名同意的情况下，上诉人王德权、王金英与刘海芬达成该调解书，显属私自处分共有财产，依据我国《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应属无效。同时一审开庭，刘海芬也未举证证明上诉人王志玲、王志娇、王志敏对上述调解书的效力进行追认，依据《合同法》第51条规定，诉争调解书也不发生法律效力。五、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属程序违法。依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对责任的承担无争议，而本案上诉人认为诉争的调解书无效，刘海芬认为其有效；上诉人要求刘海芬承担全责，刘海芬则认为不再承担责任。本案不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
刘海芬辩称，1.刘海芬与王希善之间不是雇佣关系，只是在一起干活的。2.调解是上诉人找到韩志国，韩志国找的刘某，刘某又找到我进行调解。3.调解时，王希善三个女儿是知情的，有韩志国的录音为证。我先给了上诉人20000元埋葬费，当天并签订调解协议，他们第二天才从医院太平间把人拉到家里，后来我又给了80000元，其三个女儿不可能不知道。4.上诉人所述调解协议存在欺诈、胁迫情形不符合事实，太平间费用及王希善身上穿的寿衣也是我出的钱。5.我是从宋海蛙处拿了10000元，但这10000元中有我干活的工钱，我从宋海蛙处拿了10000元，但我对宋海蛙的口，不能对王希善的口。
宋海蛙答辩称，上诉人上诉理由要求改判刘海芬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宋海蛙已经履行了合理的赔偿义务，故应驳回五上诉人对宋海蛙的诉讼请求。
王金英、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王德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刘海芬、宋海蛙连带给付王金英、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王德权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失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08057.15元；2.诉讼费用由刘海芬、宋海蛙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宋海蛙因建房需要装修，2016年5月经口头协商，由刘海芬负责组织工人给宋海蛙房屋进行抹墙工作，刘海芬负责提供施工设备和召集人员，宋海蛙按刘海芬组织的人数每人每天130元的标准向刘海芬支付报酬。刘海芬根据用工分工不同，按每天90元至150元的标准分发给工人，王金英丈夫，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王德权父亲王希善即是刘海芬召集的工人之一，刘海芬和王希善约定的工资为每日120元。2016年5月22日，王希善在架板上进行抹墙施工过程中，从架板上不慎摔下，经抢救无效死亡。王希善在磁县人民医院抢救时，刘海芬、宋海蛙共同支付了王希善的各项抢救医疗费用。2016年5月29日，经调解，刘海芬和王金英、王德权就王希善死亡事宜达成调解书，由刘海芬给付王金英、王德权100000元作为死亡补偿。刘海芬通过和宋海蛙协商，让宋海蛙支付10000元。达成调解协议后，刘海芬通过调解人韩志国支付王金英、王德权共计100000元。另查明，刘海芬组织的施工队无建筑资质。2015年河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051元，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2409元。一审法院认为，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宋海蛙因建房装修需要，由刘海芬提供设备组织人员进行施工，宋海蛙按照每人每天130元标准支付刘海芬施工费用，刘海芬根据用工分工不同，分别支付工人工资，双方的行为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形成承揽合同关系。刘海芬组织王希善在内的若干工人进行施工，按照用工分工不同，分别支付工人相应报酬，刘海芬与王希善之间应为劳务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刘海芬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在未提供安全防护措施，组织人员进行高空作业，导致在施工过程中王希善从架板上摔下死亡，对王希善的死亡结果发生，具有明显过错；王希善作为一个成年人，在未安装防护网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在架板上进行高空作业，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对其死亡结果，亦有一定过错；宋海蛙作为定作人，选任没有建设施工资质的刘海芬组织施工，存在选任过失，对王希善的死亡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和过失情况，以刘海芬承担60%、宋海蛙承担10%、王希善自己承担30%为宜。《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王金英、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王德权因王希善死亡造成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11051元×20年=221020元、丧葬费52409元÷2＝26204.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过错责任酌定为35000元，合计282224.5元，刘海芬应赔偿王金英、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王德权282224.5元×60%=169334.7元，宋海蛙应赔偿王金英、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王德权282224.5元×10%=28222.45元，剩余损失王金英、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王德权自行负担。因刘海芬已经与王金英、王德权达成调解协议，系双方对王希善死亡事宜的解决，并已实际履行，王金英、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王德权诉称调解书没有经过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的同意，但作为调解人的刘某作为证人证明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知晓调解的结果，结合当时实际情况，王金英作为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的母亲和其儿子的王德权二人签字，可以认定为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王金英、王德权均同意的情况下，代表家庭其他成员签订调解书的行为，故对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王金英、王德权要求刘海芬予以赔偿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刘海芬支付的100000元中包含有宋海蛙支付的10000元，故刘海芬应再赔偿其不足的10000元。因宋海蛙已经通过刘海芬支付王金英、王德权10000元，故宋海蛙需再赔偿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王金英、王德权28222.45元－10000元＝18222.45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宋海蛙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王金英、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王德权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18222.45元；二、限被告刘海芬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王金英、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王德权调解协议确定的赔偿款不足的部分10000元；三、驳回原告王金英、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王德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61元，由原告王金英、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王德权负担6000元，由被告宋海蛙负担1000元，由被告刘海芬负担461元。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刘海芬与死者王希善之间系何关系的问题。刘海芬组织王希善在内的工人进行施工，并由其按照分工的不同支付工资，双方之间符合劳务关系的构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侵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故一审认定刘海芬与王希善系劳务关系，并根据双方各自过错大小确定责任比例并无不当，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对刘海芬与王金英、王德权签订的调解协议是否知情的问题。根据刘某出庭证言，并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可以证明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知晓调解结果，亦并未在协议签订前提出异议，应视为其三人同意王金英、王德权代为签订调解书的行为，且该调解协议双方已履行。故对于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上诉称其三人对调解协议不知情，该调解协议应为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五上诉人上诉称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程序违法的问题。根据《简易程序规定》第3条的规定“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认为异议成立的，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对此五上诉人并未提出异议，故其上诉称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五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因刘海芬、宋海蛙未提起上诉，故一审判决其二人应承担的赔偿数额，本院不再变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王金英、王志敏、王志玲、王志娇、王德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 莉
审判员 王双振
审判员 王一民
二〇一六年三月七日
书记员 温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