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8刑初15号
公诉机关湖北省荆门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和平，男，1956年11月7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系武汉市江夏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2001年12月任武汉市江夏区委常委、庙山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兼区总工会主席；2006年11月任江夏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2009年1月任江夏区委副书记;2010年1月至2011年11月任江夏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1年11月至案发任江夏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住武汉市江夏区。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5年10月10日被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同年10月15日由湖北省公安厅执行，同年10月30日经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同年11月1日由湖北省公安厅执行。现羁押于荆门市看守所。
辩护人张用江，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李晓泉，湖北兴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省荆门市人民检察院以荆检公诉刑诉[2016]1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和平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遵照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于2016年10月11日立案受理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湖北省荆门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剑、代理检察员张举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和平及其辩护人张用江、李晓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
一、滥用职权罪
被告人王和平在担任武汉市江夏区委常委、庙山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常务副区长期间，明知武汉远鹏钢铁物资有限公司（私营企业，以下简称远鹏公司）未履行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无经济损失，故意隐瞒真相，虚假汇报，致使江夏区政府决策失误，违法补偿和减免武汉鸿信世纪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信公司）土地出让金及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项规费，造成国家经济损失6021.28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2005年8月，武汉通仕达公司员工黄某1（另案处理）介绍朋友李某1实际控制的远鹏公司到江夏区投资。经过考察，同年8月8日，远鹏公司与江夏区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书》（以下简称“8.8”协议），约定江夏区国土局将江夏区庙山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简称庙山管委会）辖区内邬树村480亩土地出让给远鹏公司作为工业用地。协议签订后，远鹏公司未依协议缴纳定金和土地出让金。2005年底，武汉江夏武船重型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船重工）拟在同一地块投资建厂，被告人王和平派员询问李某1是否愿意履约，李某1明确表示不履约。2006年9月，江夏区国土局将该地块出让给武船重工。
2007年10月15日，黄某1以其表兄许某1、许某3的名义注册设立鸿信公司。之后，黄某1找到已升任江夏区委常委、副区长的王和平，提出鸿信公司打算获取江夏区大桥新区大花岭村229.07亩（G[2008]012号地块）住宅及商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被告人王和平提出鸿信公司想要获得优惠政策需区委书记张卫国（另案处理）和区长郭胜伟（另案处理）决定，被告人王和平授意黄某1以远鹏公司曾“让地”给武船重工遭受损失、属历史遗留问题为由，书面报告江夏区政府要求给予鸿信公司优惠。王和平表态会全力配合，但需得到时任江夏区委书记张某9、区长郭某3支持。不久，王和平先后介绍黄某1认识了郭某3、张某9。
2008年2月15日，黄某1按照被告人王和平的建议，以远鹏公司名义分别向郭某3、张某9递交了《关于优先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报告》，声称远鹏公司为武船重工落户江夏遭受直接经济损失达7000万元，现远鹏公司子公司鸿信公司（实际上远鹏公司与鸿信公司无母子公司关系）有意参与大花岭村230亩住宅用地开发，希望区委、区政府考虑历史遗留问题和原先承诺对该地块给予优惠照顾。
郭某3因不清楚“8.8”协议的真实情况，便安排被告人王和平调查了解、提出意见。王和平明知远鹏公司未履约、无损失，江夏区政府未违约、无过错，仍要求不知晓“8.8”协议真实情况的时任庙山管委会主任陈某1签署“情况属实，请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企业一定的优惠”的意见，自己随后也签署了“该项目是历史遗留问题，为武船项目落户庙山做出了让步。建议按区内处理相同项目的方式，对该企业的土地实行定向招标妥善解决”的意见。根据王和平意见，郭某3在未深入调查的情况下，签批请时任江夏区分管土地工作的副区长刘某1“给予支持”。张某9也要求刘某1尽可能让鸿信公司中标并给予补偿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2008年4月，江夏区国土局以公开招标方式出让G[2008]012号地块，黄某1以鸿信公司名义中标，成交价2.45亿元。
鸿信公司中标后，黄某1分别找到被告人王和平与张某9、郭某3，以中标价过高为由要求补偿。张某9、郭某3安排江夏区国土局拟定补偿方案，后统一了国土局提出的3000万补偿方案。之后，黄某1认为3000万补偿仍然不够，再次找到张某9、郭某3。根据张某9安排，2008年8月22日，江夏区国土局纪委书记王某清、江夏区国土局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主任谭某以江夏区国土局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名义拟定《关于解除武汉鸿信世纪置业有限公司征地协议的报告》，建议解除2005年8月签订的480亩土地出让协议，补偿3000万人民币，从鸿信公司已经揭牌的G[2008]012号地块2.45亿元成交价中扣减；并违反有关规定对该地块按照武汉市“一费制”精神收费，免除土地交易费，“三通一平”费用由大桥新区负责。王和平、郭某3、张某9均签批同意。2008年10月15日，江夏区政府与鸿信公司依据该报告签订了《补充协议》。经湖北安华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江夏区政府依据《补充协议》共计减免鸿信公司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项“一费制”、“三通一平”费用3021.28万元。
案发后，该案已挽回经济损失5000万元。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有：1、户籍证明、任职文件、相关协议、会议纪要、报告、请示等书证；2、证人黄某1、李某1、刘某1等人证言；3、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4、被告人王和平及同案犯张某9、郭某3的供述和辩解。
二、受贿罪
2003年至2015年，被告人王和平在担任武汉市江夏区委常委、庙山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江夏区常务副区长、江夏区委副书记、江夏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武汉振新混凝土有限公司、湖北长城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6家单位和个人在项目建设、产品销售、土地购置、纠纷解决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57.6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2007年初，武汉振新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新公司）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街道办事处拟拆迁区域内新建混凝土搅拌站，被该办事处要求停止施工。为此，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能（另案处理）请求被告人王和平向佛祖岭街道办事处领导打招呼，要求同意其建搅拌站，并允诺王和平搅拌站建成后可入股。后经王和平协调，佛祖岭街道办事处同意振新公司在该区域内新建搅拌站。2007年春节前后，为继续得到王和平的关照，张某能在搅拌站筹建资金充足的情况下邀请王和平“入股”，王和平同意并以其妻覃绍和（另案处理）的名义出资20万元，振新公司随后将此款以借款名义入账。
2007年上半年，因搅拌站混凝土产品没有销路，张某能请被告人王和平帮忙推荐业务，王和平遂向在庙山注册登记的湖北长城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董事长涂某1打招呼，要求该公司使用振新公司混凝土，涂同意。2007年至2012年，振新公司先后承接了长城公司“锦绣龙城”、“坐标城”房地产项目中1700余万元的混凝土业务。2010年10月至2011年5月，王和平帮助振新公司承接了由其引进庙山的中铁科工集团机械成套分公司庙山厂房基建项目中35余万元的混凝土业务。2011年12月，王和平帮助振新公司协调结清了武船建筑工程公司拖欠的196万余元混凝土款。
此外，2009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王和平还多次应张某能之托，利用其担任江夏区常务副区长、区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为张某能亲属在获取事业编制、工作调动、职级提升、违章搭建活动板房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2010年至2013年春节期间，被告人王和平在其位于纸坊街干部宿舍住处和区总工会宿舍住处，3次通过其妻、1次由其本人共收受张某能以分红为名给予的人民币450万元。经鉴定：振新公司实收注册资本1000万元；2007年8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利润总额为1605.1345万元。
（二）2002年至2004年，被告人王和平利用其担任江夏区委常委、庙山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职务上的便利，接受长城公司董事长涂某1的请托，出面协调解决长城公司水蓝郡别墅小区项目地界纠纷，向时任江夏区国土局长程某1批示，要求国土局帮助长城公司在水蓝郡项目超面积用地手续申报批前，先行对审批的用地范围内土地予以登记。2004年至2007年，王和平在其位于庙山开发区管委会的办公室及区政府办公室先后5次共计收受长城公司办公室主任杨某所送总面值为1.5万元的购物卡。
（三）2002年上半年，被告人王和平利用其担任江夏区委常委、庙山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职务上的便利，接受湖北广运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某3的请托，帮助其公司协调区水产、水利、国土等部门，解决了用地纠纷并办理土地过户手续。2005年至2011年，王和平在区政府办公室等地，先后5次共计收受胡某3给予的人民币1.7万元。
（四）2009年，被告人王和平利用其担任江夏区委常委、庙山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职务上的便利，接受武汉怡恒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恒公司）总经理王某1的请托，向时任江夏区五里界街道办事处书记、主任樊某1打招呼，要求对怡恒公司承包中洲村土地一事给予关照。后在樊某1协调下，怡恒公司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中洲村100余亩土地经营农家乐。2013年至2015年，王和平在其位于江夏区总工会宿舍住处及王某1经营的农家乐等地，先后5次共计收受王某1给予的人民币1.7万元。
（五）2002年，被告人王和平利用其担任江夏区委常委、庙山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职务上的便利，接受武汉东湖科技创业农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业农庄）总经理张某8的请托，出面协调创业农庄与斯米克美加集团因征地范围重叠发生的用地纠纷，帮助创业农庄获得了更优地段的土地开发权。2003年至2011年，王和平在其位于庙山管委会的办公室和区人大办公室先后4次收受张某8给予的人民币1.2万元。
（六）2002年，被告人王和平利用其担任江夏区委常委、庙山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职务上的便利，接受斯米克美加集团总裁萧某的请托，为其公司解决红线重叠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3年至2007年，王和平在其位于庙山管委会办公室，先后5次收受萧某及其公司行政经理陈某2所送总面值为1.5万元的购物卡。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有：1、银行交易明细、财务凭证等书证；2、证人张某能。张某慧、张某2等人的证言；3、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书；4、被告人王和平的供述和辩解。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和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6021.28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和平利用职权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57.6万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和平犯数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应当数罪并罚。
被告人王和平未提出实质性辩护意见。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王和平在滥用职权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应当从轻处罚，主要理由是：（1）对鸿信公司给予减免土地出让金的补偿方案是区委书记张某9决定的；（2）被告人王和平在“2·15报告”上签批的“对该企业的土地实行定向招标，妥善解决。报请郭区长审定”意见并没有得到落实；（3）涉案土地的招投标方案以及鸿信公司中标是张某9、郭某3安排的，被告人王和平没有参与：（4）3000万元的补偿方案是张某9、郭某3安排刘某1和王某清拟定的，被告人王和平并不知情；（5）“一费制”补偿方案与被告人王和平无关；（6）被告人王和平在“8·22报告”上签署“拟同意”是应张某9和郭某3的要求而签字的。2、被告人王和平在滥用职权犯罪中有坦白情节，案发后已经挽回经济损失6000万元。3、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和平犯受贿罪的部分事实不成立。被告人王和平收受的张某能450万元中应扣除20万元的投资收益。4、被告人王和平在受贿犯罪中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5、被告人王和平已退清全部受贿所得赃款，自愿认罪、悔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滥用职权
被告人王和平在担任中共武汉市江夏区委常委、庙山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常务副区长期间，明知远鹏公司未履行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无经济损失，故意隐瞒真相，虚假汇报，致使江夏区政府决策失误，违法补偿和减免鸿信公司土地出让金及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项规费，造成国家经济损失6021.28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2005年8月，武汉通仕达公司员工黄某1（另案处理）介绍朋友李某1实际控制的远鹏公司到江夏区投资。经过考察，同年8月8日，远鹏公司与江夏区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书》（以下简称“8.8”协议），约定江夏区国土局将江夏区庙山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简称庙山管委会）辖区内邬树村480亩土地出让给远鹏公司作为工业用地。协议签订后，远鹏公司未依协议缴纳定金和土地出让金。2005年底，武汉江夏武船重型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船重工）拟在同一地块投资建厂，被告人王和平派员询问李某1是否愿意履约，李某1明确表示不履约。2006年9月，江夏区国土局将该地块出让给武船重工。
2007年10月15日，黄某1以其表兄许某1、许某3的名义注册设立鸿信公司。之后，黄某1找到已升任江夏区委常委、副区长的王和平，提出鸿信公司打算获取江夏区大桥新区大花岭村229.07亩（G[2008]012号地块）住宅及商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被告人王和平提出鸿信公司想要获得优惠政策需区委书记张卫国（另案处理）和区长郭胜伟（另案处理）决定，被告人王和平授意黄某1以远鹏公司曾“让地”给武船重工遭受损失、属历史遗留问题为由，书面报告江夏区政府要求给予鸿信公司优惠。王和平表态会全力配合，但需得到时任江夏区委书记张某9、区长郭某3支持。不久，王和平先后介绍黄某1认识了郭某3、张某9。
2008年2月15日，黄某1按照被告人王和平的建议，以远鹏公司名义分别向郭某3、张某9递交了《关于优先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报告》，声称远鹏公司为武船重工落户江夏遭受直接经济损失达7000万元，现远鹏公司子公司鸿信公司（实际上远鹏公司与鸿信公司无母子公司关系）有意参与大花岭村230亩住宅用地开发，希望区委、区政府考虑历史遗留问题和原先承诺对该地块给予优惠照顾。郭某3因不清楚“8.8”协议的真实情况，便安排被告人王和平调查了解、提出意见。王和平明知远鹏公司未履约、无损失，江夏区政府未违约、无过错，仍要求不知晓“8.8”协议真实情况的时任庙山管委会主任陈某1签署“情况属实，请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企业一定的优惠”的意见，自己随后也签署了“该项目是历史遗留问题，为武船项目落户庙山做出了让步。建议按区内处理相同项目的方式，对该企业的土地实行定向招标妥善解决”的意见。根据王和平意见，郭某3在未深入调查的情况下，签批请时任江夏区分管土地工作的副区长刘某1“给予支持”。张某9也要求刘某1尽可能让鸿信公司中标并给予补偿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2008年4月，江夏区国土局以公开招标方式出让G[2008]012号地块，黄某1以鸿信公司名义中标，成交价2.45亿元。
鸿信公司中标后，黄某1分别找到被告人王和平与张某9、郭某3，以中标价过高为由要求补偿。张某9、郭某3安排江夏区国土局拟定补偿方案，后统一了国土局提出的3000万补偿方案。之后，黄某1认为3000万补偿仍然不够，再次找到张某9、郭某3。根据张某9安排，2008年8月22日，江夏区国土局纪委书记王某清、江夏区国土局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主任谭某以江夏区国土局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名义拟定《关于解除武汉鸿信世纪置业有限公司征地协议的报告》，建议解除2005年8月签订的480亩土地出让协议，补偿3000万人民币，从鸿信公司已经揭牌的G[2008]012号地块2.45亿元成交价中扣减；并违反有关规定对该地块按照武汉市“一费制”精神收费，免除土地交易费，“三通一平”费用由大桥新区负责。王和平、郭某3、张某9均签批同意。2008年10月15日，江夏区政府与鸿信公司依据该报告签订了《补充协议》。经湖北安华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江夏区政府依据《补充协议》共计减免鸿信公司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项“一费制”、“三通一平”费用3021.28万元。
案发后，已挽回经济损失6000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相关任免职文件（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批表及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武汉市江夏区委组织部、武汉市江夏区委员会、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出具的王和平工作变动及职务任免的文件、人大公告等）证实：被告人王和平于2001年12月任武汉市江夏区委常委、庙山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兼区总工会主席；2006年11月任江夏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2009年1月任江夏区委副书记；2010年1月至2011年11月任江夏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1年11月至案发任江夏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2、证人付某（2005年5月至2010年12月任庙山办事处副主任，现任江夏区湖泗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的证言证实：我在2005年5月至2006年1月分管庙山辖区招商引资工作。引进招商项目首先由我们招商处的同志或分管领导先对企业、项目进行考察、论证，然后向开发区管委会、江夏区委区政府汇报，再与企业就用地、优惠条件等进行初步协商，并签订意向性协议，企业按协议交付定金、确定落户后，有关政府部门为企业办理相关手续，企业交付土地出让金后，国土局再与企业签订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以协议方式出让土地，都会签订一份意向性协议和一份正式土地出让合同。2005年8月上旬，时任武汉市江夏区委常委、庙山办事处主任王和平安排我以庙山办事处法人代表名义在关于远鹏公司受让庙山办事处邬树村一块土地的使用权出让协议书（8.8协议）上签了字，协议内容是王和平和黄某1商议后得到国土局领导认可，是在一天内商量、签订，连供地位置、面积等也都是当场确定的，没有作任何项目考察和可行性论证等前期工作。庙山管理处在签订这份土地出让协议时没有就此事专门进行过研究或者班子成员进行通气，也没有形成过会议纪要。这份协议只是意向性协议，不是正式土地出让协议书。由于该协议的签订严重违反江夏区招商引资正常程序，远鹏公司也始终未履行协议所约定的义务，因此该协议不具备任何效力。2008年上半年，原江夏区国土局土地储备中心主任谭绍启让我在一份有关远鹏公司的报告上签“情况属实”，我拒绝了，2014年审计部门找我核实相关情况时，我才知道是江夏区庙山开发区主任陈某1签了“情况属实”的字。远鹏公司签订“8.8协议”没有受到任何损失，一是远鹏公司未履行该协议的任何义务，协议自动失效的责任完全在远鹏公司，二是远鹏公司未在协议书所确定的邬树村这块地上进行任何投资，远鹏公司也就谈不上有任何损失。由于江夏区政府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所以鸿信公司要求江夏区政府就该协议向鸿信公司提供3000万元补偿款和减免“一费制”费用的优惠条件没有任何根据。后来武船重工拿的地就是这块地，之前已经告知过远鹏公司，远鹏公司说不要这块地了，我们才决定将这块地供给武船重工。2005年与远鹏公司签订意向性协议时，只是划了大致范围，后来给武船重工供地时，按规定将其中的未拆迁地、公共绿化、水面剔除了，所以实际面积小一些。
3、证人林某（江夏经济开发区庙山办事处副主任）的证言及其笔记证实：我于2003年3月至2008年4月担任庙山开发区招商处处长。2005年8月8日，江夏区国土局和远鹏公司签订了一个土地出让的意向性协议，协议大致内容是远鹏公司以7.5万元/亩购买庙山开发区邬树村480亩国有建设用地用于工业项目建设，我们开发区没有对远鹏公司的项目进行考察和可行性论证。由于远鹏公司没有按照协议缴纳定金，违约方是远鹏公司，庙山开发区没有责任，不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江夏区政府给远鹏公司返还3000万元土地出让金没有理由。2005年底的时候，武船重工要到我们开发区落户，看中了远鹏公司的这块地，我向王和平汇报后，王和平要我联系远鹏公司，问他们到底还搞不搞，并给了一个叫李某1的人的电话给我。我给李某1打电话后，李某1明确表示不要地，我就向付某、王和平作了汇报。经过大半年的洽谈，在2006年9月初签订协议，这块地就给武船重工了。去年审计署调查期间的一天晚上，王和平和远鹏公司的一个人对我说，如果审计署找我调查，就说在询问远鹏公司是否愿意放弃邬树村的这块地时，对方不同意放弃。当时，我不清楚他们的意思，也没当回事。后来审计署找我调查，我才意识到，王和平是想让我证明远鹏公司没拿地是因为政府违约将地供给了武船重工，我感觉事态严重，就没有按王和平的交代对审计、检察机关说谎。实际情况是远鹏公司明确表示放弃这块地后，我们才将地供给武船重工的，不存在政府违约。江夏区为应对审计署审计开过会。2014年10月21日，当时参会的有张某9、郭某3、王和平、黄某3、区财政局局长张某4、郭某1、付某、黄某4和我，在会上，张某9说：“现在正在进行土地审计，时间也比较长了，大家仔细回忆一下远鹏公司进入和鸿信公司挂牌的经过，看合同是否有效，武船重工是什么时间进来的，决策的过程、依据、返款的依据和程序，鸿信公司土地证转成联发投也是区相关领导集体决策的结果。”付某当时介绍了远鹏公司项目的来源，说“远鹏公司项目是区国土局2005年程某1、黄某4带来的，8月8日下午5点，王和平、付某、招商处处长及工作人员在庙山管委会三楼会议室都参加了的，当时定的价格是每亩7.5万元”，张某9就问是怎么决策的，付某说“当时没有好的项目，感觉远鹏公司这个项目应该不错，又是国土局介绍的，所以就定了，当时都现场签字了，但都没有盖章，由远鹏公司先拿回去盖章”，接着由我发言“按照正常流程，远鹏公司没有交定金，也没有划红线，合同也一直没有返给管委会，没有详细说明，也没有登记”，之后，大家就算了一下鸿信公司该出的费用，最后张卫国说“区委区政府之所以对鸿信公司进行补偿，主要是土地中心与企业谈判的结果，一是历史遗留问题，承诺给一定的优惠；二是比周边同期地价要高；三是“一费制”。
4、证人汪某1（庙山办事处原招商处副处长）的证言证实：2005年庙山管委会与远鹏公司签订“8.8协议”过程中没有对远鹏公司的项目进行考察和可行性论证。协议签订后，远鹏公司没有按约定交定金或土地出让金，这份协议最终没有落实，违约方是远鹏公司，不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不应该给远鹏公司补偿或赔偿。那块地后来就给武船重工了。
5、武汉江夏经济开发区庙山办事处、武汉市江夏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武汉市江夏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与远鹏公司签订“8.8协议”后，远鹏公司一直没有缴纳土地费等任何费用。
6、证人李某1的证言及武汉天利鑫投资有限公司（前身为武汉远鹏公司）出具的《关于我公司与江夏国土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书>情况的说明》证实：2004年，我们远鹏公司在黄石投资的业正公司已经建成投产，为解决业正公司的原材料即冷轧薄板的供应问题，我们正在筹备成立同大公司生产冷轧薄板，但在筹备过程中，众银公司与我们有些合作上的矛盾（主要是李某2当法人代表，他儿子负责采购原材料，管理不规范；他们技术上比较在行，但缺乏市场意识；尽管我们是控股方，但实际经营由李某2他们负责，这些问题我们却没有办法解决，双方产生矛盾），黄石政府不了解这些情况，也没有帮我们解决矛盾，当时我感到很烦恼、灰心，当时江夏区也在搞招商引资活动。有一天，我和朋友黄某1一起吃饭时，谈到自己的苦恼。黄某1说“干脆搬到武汉，我来帮你找块地”。后来，黄某1就跟我说在江夏找了一块地。过了几天，黄某1就和我到江夏庙山管委会，当时我和黄某1、项某一起去的，后来签了一个协议。我记得我们签协议前后我还曾到江夏看了一下，但没到签协议的这块地上看。但黄石市政府尽力挽留我们，也帮我们解决了与众银公司的矛盾，由我们远鹏公司独资建设业正公司和同大公司。冷静下来一想：一是如果同大公司搬迁到武汉，其生产的冷轧薄板供应给黄石的业正公司会增加我们总体的运输成本、管理成本；二是待建的同大公司前期已经做了一部分投入，如果把业务搬到武汉来要造成损失；三是待建的同大公司和已建的业正公司是上下游关系，两个公司在同一个地方更有利于经营；四是同大公司的技术骨干和中坚力量都是黄石人，不愿意到武汉来工作等。综合评价，我们认为不适合搬迁到江夏区，这样出于有利于公司的建设经营，最终决定还是在黄石建厂，没有搬迁到江夏。黄某1与远鹏公司没有关系，不是公司职工，也没有投资入股。远鹏公司与鸿信公司并非母子公司关系，远鹏公司也没有在黄某1及其控制的公司持股、占股。我没有委托黄某1帮我拿地，也没有委托他帮我签定协议，但黄某1很热心，主动提出的，他可能也是为了帮江夏区招商引资。2005年8月8日，我们公司与江夏区国土资源管理局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只是意向性协议，合同上约定的定金和土地费我们都没有支付过，这份协议我们远鹏公司没有实际履行。大约2005年底、2006年初，庙山管委会负责招商的一个工作人员曾给我打过电话问我们要不要地的，如果不要，就给武船重工，当时我本来就不打算搬迁公司，所以回复不要地了，当时我还说过以后如果我们想到江夏发展，再找你们拿地。那是说的是客气话，当时我们已在黄石建设同大公司了，不可能再到江夏投资建设。按规定，签订意向性协议后，如果我们不按约付定金，即表示我们放弃协议，政府即可以另行处置。江夏区政府将地供给武船重工其实并不需要征求我们公司的意见。我们从未向江夏区政府要求过补偿。远鹏公司在2008年2月签发的《关于优先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报告》不是我们公司发的，这是黄某1他们公司拟定的报告。大约2007年黄某1对我讲，他想到江夏拿一块商业用地，开发房产，为了能低价拿地，他以远鹏公司的名义拟定了这份报告，请我盖章。当时，我只是想给黄某1帮忙，所以盖了远鹏公司的公章，签发人许某1我根本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黄某1公司的人。我们总共借了9000万元给黄某1购地，后来黄某1通过公开招拍挂的方式，以约130余万元/亩的价格拿到地，这个地价太高，我认为没有利润空间，没有将借款转成投资，目前黄某1已归还借款本息约7000余万元。直到今年黄某1被司法机关调查，并被刑事拘留后，我才知道2007年，黄某1的鸿信公司在江夏拿了一块商业用地，并向江夏区提出过补偿。《关于对我公司合同解除进行补偿的申请》中提出的三项经济损失是没有依据的。首先，直接土地损失3744万元，是按2008年与2005年工业用地的差价计算的，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搬迁公司，也未实际购地，所以这不是实际发生的损失；其次，搬迁公司只是意向性的，并没有实际执行，也没有对外签订的设备改造合同，没有拆迁设备准备转运，所以没有发生搬迁费用造成的经济损失约近1000万元；最后，业正公司是从黄石钢铁厂购进钢材生产热轧板，同大公司是用业正公司生产的执轧板生产镀锌冷轧板，并不是从武钢购进原材料，所以不存在运输成本增加的费用，将同大公司搬迁到江夏，反而会增加运输成本。这些都是鸿信公司自己编的。2014年，审计署正调查黄某1，黄某1担心他在长投公司的股份受损失，也考虑到还欠我2000多万元借款，所以跟我商量，将他在长投公司的股权暂时交由我保管，考虑到我们的借款和利息的资金安全，我就答应了。后来我安排项某办理了相关股权手续，将长江投资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转移到我控制的武汉天利鑫公司。黄某1从未提出过将江夏区政府的赔偿款给我，我也不知道有赔偿款，我只是帮黄某1保管股份。
7、证人刘某2（黄石同大冷轧薄板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实：黄某1未在远鹏公司持有股权，也未在远鹏公司任职，也没有听说过远鹏公司持有鸿信公司的股份。2005年，出于公司经营考虑，加上黄石市政府也给予了同大公司建设很大的支持等原因，远鹏公司最终决定还是将同大公司建在黄石，不再搬迁到武汉。远鹏公司没有在庙山买土地进行实际搬迁，所以报告中所说的远鹏公司、同大公司巨额损失的问题不存在；黄石同大冷轧薄板有限公司《关于黄石同大公司搬迁的情况说明》证实，同大公司没有执行搬迁计划，没有为拟搬迁计划发生任何开支、费用等。
8、证人项某（湖北白云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武汉天利鑫投资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证言证实：2005年8月，我在江夏区庙山开发区管委会代表远鹏公司签订了一份《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书》，这份协议只是份意向书，我们远鹏公司没有实际履行过，合同上约定的征地定金720万元也没有支付过。2006年初，庙山开发区通知公司这块地被武船看中了，是个大项目，希望我们公司重新再选块地进行投资，李某1当时就同意了。远鹏公司前期并没有对这块地进行过实际投资，也就没有对远鹏公司造成损失。鸿信公司并不是远鹏公司的子公司，远鹏公司只是参与了鸿信公司开发江夏大花岭房地产项目的财务投资，只是个投资合作开发项目的关系，远鹏公司拿固定收益和分红，不参与经营开发，实际上可以说就是借钱给鸿信公司搞开发，这样能保证我们远鹏公司资金不会亏损和有一定的利润。远鹏公司出具《关于优先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报告》这个文件，是碍于黄某1情面，只是想帮鸿信公司在江夏拿地开发项目时能从江夏区政府争取到优惠或补偿。鸿信公司《关于对我公司合同解除进行补偿的申请》中提出的造成经济损失的三点原因是没有依据的，都是鸿信公司自己编的。从2007年2月5日至2008年4月14日，我们远鹏公司和众联公司向黄某1控制或者指定的公司打入10笔共计9000多万元借款，黄某1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共向众联公司和远鹏公司归还本息7000多万元。2014年10月，审计署武汉特派办对鸿信公司在江夏区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获得的政府补偿款进行审计，黄某1为应付审计署的检查，就编造了一份虚假代持股协议书，我按照黄某1要求在该协议书上加盖了我们远鹏公司公章。这份协议书签署的真实时间是2014年10月，为应付检查，协议书上签署的时间是2007年7月16日。这份代持股协议书内容是不真实的，是为了应付审计署的检查而编造的虚假协议。
9、武汉天利鑫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付款明细表、记账凭证、银行票据等书证证实：武汉天利鑫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远鹏公司和湖北众联公司两个公司账户与黄某1控制的武汉福盛投资有限公司、鸿信公司、武汉奇辉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借款10笔和还款的情况；武汉鸿信世纪置业有限公司与湖北众联商贸有限公司合作备忘录（2007年9月10日）证实，鸿信公司和众联公司合作参加江夏区大桥新区大花岭村约230亩土地竞标，众联公司先行支付项目投资款4000万元，如项目能顺利投标成功，众联公司因国家政策的影响或者经营上的原因不想继续投资该项目，可以将投资款转为借款，鸿信公司需向众联公司支付本金以及占用期间的同期银行利息并给予一定的补偿；代持股协议书证实，武汉远鹏公司与许某1、许某3于2007年7月16日签订代持股协议，远鹏公司将所持有的鸿信公司所有股权在工商登记中以许某1、许某3名义代持；股权变动协议证实，武汉远鹏钢铁物资有限公司（甲方）于2015年2月5日与武汉天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乙方）、武汉瀚福投资有限公司（丙方）签订股权变动协议，丙方将100%股权在工商登记中变更为甲方，甲方达成对丙方的完全控股后，将实际持有长投实业40%的股权份额和乙方现在实际控制长投实业9.9%的股权份额；相关书证证实武汉远鹏钢铁物资有限公司工商信息资料。2005年1月28日，远鹏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项某。2007年1月22日，远鹏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某1。2015年3月31日，武汉远鹏钢铁物资有限公司变更为武汉天利鑫投资有限公司。
10、证人黄某1的证言证实：2005年8月8日下午，我陪同远鹏公司负责人李某1、项某一起到庙山管委会商量购地，在看了庙山管委会规划图纸后，在图纸上确定了江夏区邬树村的一块近500亩的地。当天，项某代表远鹏公司以7.5万元/亩的价格与庙山管委会签订了购地协议。过了几个月，王和平多次打电话给我，说武船公司也看上了邬树村这块地，区政府十分重视，希望远鹏能够退出来，并承诺以后远鹏公司看中了庙山任何一块地，都可以优先优惠供给。我后来多次把这件事情转告了李某1、项某，他们没以任何书面形式同意或回告。在与李某1沟通时，我才知道远鹏公司签订协议后一直没有按约付款。2006年，考虑到王和平曾答应过，可以另外给一块地到远鹏公司，我和远鹏公司合作计划在江夏区拿地开发商业，远鹏公司只做财务投资人，由我负责项目的全部运作。后来，我选中了江夏区大花岭村的一块地，我向王和平提出优先优惠购地申请，王和平说这块地不是庙山管委会的，必须由江夏区主导，王和平让我以远鹏公司曾签订“8.8协议”，后来政府将地供给武船重工，远鹏公司为江夏区招商引资作出了贡献，受到损失为由，以远鹏公司名义出具一份正式报告。为方便购地，远鹏公司出具了一份“优先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报告”。远鹏公司没有进行过任何前期投资、开发等，所以没有任何实际损失，至于报告中所讲的7000万元损失，只是一种因为土地增值，分析可能产生的一种预期、可期待利益损失。约2007年底，我带着这份报告到王和平的办公室向他提出，希望政府兑现承诺，将大花岭的这块地卖给远鹏公司搞商业开发。随后在王和平引荐下，我到江夏区见了时任江夏区委书记张某9和时任江夏区长郭某3，我表达了想以70万元/亩的价格购大花岭这块地从事地产开发的想法，张某9、郭某3、王和平均表示同意。2007年10月，我以亲戚许某1等人名义成立了鸿信公司。2008年4月，我以每亩130万元的价格中标。中标后，我以保证金5000万元抵交了土地出让金。2008年爆发了金融危机，全国房地产市场普遍下滑，出现了房价打折等现象，如果按当时的行情，我开发房地产会亏损6000万元至1亿元。约2008年6月，我找王和平商量能否以减免土地出让金的方式，对鸿信公司给予支持，王和平提出：减免土地出让金要有合理理由，以前政府将拟供给远鹏公司的地供给了武船公司，政府承诺过给予优先优惠的，可以此为由，申请政府减免土地出让金。随后，我以鸿信公司名义先后出具了“关于尽快解决我公司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关于对我公司合同解除进行补偿的申请”等文件，并先后找王和平、郭某3、张某9申请，对我们公司进行补偿、减免。经过漫长的申请，我最终于2008年10月与江夏区政府签订了“补充协议”，确定了江夏区政府从两个方面对鸿信公司补偿：一是减免3000万元的土地出让金，并且直接抵扣；二是按武汉市“一费制”的政策，对鸿信公司实行“一费制”减免规费的政策。我找王和平、郭某3、张某9申请时，只是要求政府对我们公司进行支持，至于怎么支持，我不清楚政府的操作程序、方式，不可能首先提出方案。我记得是江夏国土局储备中心具体操作的，但后来是王和平告诉我，政府打算从这两方面给我们补偿，这样，我才按这套方案向政府提出申请的。鸿信公司补偿申请中三项损失应该说是偏重于机会成本毛估的损失，是一种可期待收入的损失，但不是实际发生的。补充协议中约定的3000万元土地出让金、“一费制”规费后来都减免了。“一费制”的具体规定我不清楚，大体就是为了保证规费的缴纳，在招投标时，确定该土地实行“一费制”同时，提高招标价格，将各项规费包含在土地出让金中，企业中标后，即不需要缴','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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