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69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百实晨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办事处高峰社区。
法定代表人：陈弟桂。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弟桂，男，1981年7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湖南省浏阳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汪红梅，女，1982年4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翠香，广东深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纯清，广东深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宝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九龙观塘。
法定代表人：李瑞杰，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玮，男，198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薇，女，1976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公司员工。
上诉人深圳百实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实晨公司）、上诉人陈弟桂、上诉人汪红梅因与被上诉人宝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5）深前法涉外初字第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百实晨公司、陈弟桂、汪红梅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依法改判：百实晨公司只需向宝通公司支付20247.18美元，一、二审诉讼费由宝通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百实晨公司仅欠宝通公司20247.18美元。宝通公司发给百实晨公司以对账为目的的《往来询证函》显示，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百实晨公司仅欠宝通公司74118.18美元。第二，百实晨公司通过汪红梅、陈弟桂、覃华昌的银行账户共付款了人民币46000多元给宝通公司指定的周利勤国内账户，折合美金为7431美元。第三，宝通公司的区总张某私人挂单了46440美元的货物在百实晨公司名下，该部分款项应由张某承担，应在百实晨公司的欠款中予以扣除。二、宝通公司并没有与百实晨公司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宝通公司请求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宝通公司明知百实晨公司是偷税走私的情况下，宝通公司与百实晨公司所订立的买卖合同损害了国家利益，应属无效，百实晨公司因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其法定代表人陈弟桂被抓，百实晨公司的所有货物也被海关扣押，因而在货物被扣押的情况下，宝通公司不应再要求百实晨公司支付货款。四、汪红梅无需承担连带责任。陈弟桂是基于担保人责任而承担债务，并非是在夫妻共同生活中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所以其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被上诉人宝通公司口头辩称,原审事实查明正确、法律适用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宝通公司原审诉请:1、百实晨公司、陈弟桂、汪红梅支付宝通公司货款193057.46美元（折合人民币1196956元）和逾期付款违约金10135.5美元（折合人民币62840元），其中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应付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5年9月28日）；2、百实晨公司、陈弟桂、汪红梅支付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查明：1、宝通公司与百实晨公司在2014年2月至2014年5月期间签订了十二份《采购订单》，约定的付款方式为账期30天。宝通公司最后一批发货期2014年5月20日。2、百实晨公司在收到货物后有支付部分货款，但未付清。陈弟桂涉嫌走私被刑事拘留。3、汪红梅于2015年1月31日受百实晨公司委托向宝通公司支付本案债务人民币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百实晨公司对宝通公司合同欠款金额的问题。首先，从证据上看，宝通公司提供了证明双方交易过程的初始资料采购订单、收货签收单，这些采购订单和签收单能够相互印证和对应，货物数量、品名上也相互吻合，被告也未否认其真实性，故原审法院对这些证据予以采信，进而对宝通公司依据这些证据核算出百实晨公司的欠款金额是193057.46美元的事实也予以认定。百实晨公司辩称其中有46440美元的货款是属于百实晨公司高管张某“挂单”，故应由张某自行承担责任，这个观点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理由之一是百实晨公司所称的张某本人并没有到庭证明此事真伪，理由之二是即使张某到庭作证，订单是以百实晨公司名义所下，订单上也加盖了百实晨公司的公章，所以宝通公司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交易的相对方是百实晨公司而非张某，基于保护交易秩序和安全的考虑，原审法院仍然应当优先保护宝通公司的利益。当然，宝通公司自己承认张某是自己的真实交易者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一点则另当别论。其次，宝通公司主张百实晨公司尚拖欠其货款193057.46美元，百实晨公司主张其仅欠百实晨公司74118.18美元，并提供了2015年1月31日宝通公司发给百实晨公司的《往来询证函》予以证明。宝通公司确认该函真实性，但认为该函是用于满足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管进行的审计，不反映双方真实债权债务，而且百实晨公司也没有回复确认，所以该函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审法院认为，宝通公司向百实晨公司发出的《往来询证函》，从里面记载的内容看，确有对账之目的，“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但是百实晨公司在收到该函之后，没有回复，应视为双方没有就账目问题达成一致。譬如一方发出要约，但另一方没有作出承诺，双方之约自然没有达成。那么，宝通公司的这一行为能否看作单方的承诺呢，因为如果构成单方承诺则可能是有效的。根据合同法理论通说，承诺是指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要约和承诺是合同的相辅相成的不同阶段，没有要约，承诺因没有对象自然也就没有意义。在生意场上，对账行为是双方行为，而且常常是多回合谈判磋商过程，对账结果的效力取决于双方的一致认可。但是，权利的拥有者放弃权利是个例外，如果一方明确声明放弃权利，且声明此承诺不可撤销，那么这就极有可能构成了有效的单方承诺。回到本案中这个询证函，该函虽由宝通公司发出，但因没有百实晨公司的确认性回复，故没有构成双方的一致性认可，而且该函也没有包含不可撤销地放弃权利的意思表示，因此也无法成立有效约束宝通公司自己的单方承诺。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往来询证函》不能产生约束宝通公司的效力。第三，百实晨公司、陈弟桂、汪红梅提出的汪红梅曾代付款5000元人民币，经宝通公司确认属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百实晨公司还提出案外人覃华昌于2015年1月18日向宝通公司代付款31000元人民币，并提供了覃华昌转账付款的部分记录。但宝通公司予以否认，称该笔款是覃华昌支付另一份订单下的货款，不是本案的货款。原审法院认为，百实晨公司提供的该转账记录仅证明了覃华昌向宝通公司支付过货款31000元人民币，在宝通公司否认的情况下，百实晨公司的举证不够充分，证明力没有达到高度盖然性，原审法院无法采信。综上，宝通公司与百实晨公司的未付合同款项金额为193057.46美元，再减去5000元人民币。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标准，宝通公司主张以起诉之日为准，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经换算，百实晨公司拖欠宝通公司货款的金额为人民币1191956元。因百实晨公司违约拖欠货款，宝通公司主张银行利息，符合法律规定。百实晨公司、陈弟桂、汪红梅辩称违约未付款系陈弟桂被抓，导致公司经营处于瘫痪状态，账号被查封无法付款所致，原审法院认为该理由有合理成分，但终究给宝通公司造成了损失，且该损失不可归责于宝通公司，故百实晨公司不能免去支付利息之责。
（二）关于陈弟桂、汪红梅对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陈弟桂出具了亲书的担保书，对百实晨公司与宝通公司的债务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注明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宝通公司起诉时间为2015年9月28日，没有超出担保期限，故陈弟桂应对所担保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汪红梅主张陈弟桂是基于担保人责任而承担债务，并非是在夫妻共同生活中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揭示了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要素为“夫妻一方或双方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之所以将是否用于共同生活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要素，最核心的理由在于我国实行的法定夫妻财产制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婚姻关系既是利益共同体，又是一个责任共同体。夫妻双方对任何一方在共同生活期间取得的财产享有平等的权利，对于因婚姻共同生活负担的债务，在享受此债务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也应当共同承担。理论上，认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的债务是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主要考虑两个因素：1、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即如果夫妻有共同举债之合意，则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共享，该债务均视为共同债务；2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尽管夫妻事先或事后均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但该债务发生后，夫妻双方共同分享了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则同样视为共同债务。从共同债务的类型看，夫妻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或者一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经营收入用于家庭生活，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陈弟桂与汪红梅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但陈弟桂作为百实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占40%股份的股东，其与公司存在利益上的高度的正向关联。陈弟桂为公司在开展生产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债务出具个人担保，客观上为百实晨公司与宝通公司交易的顺利达成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而作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陈弟桂，自然也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顺利开展而获益，虽然这种获益存在一定的间接性。《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2014）民一他字第10号]中指出，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本案中汪红梅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陈弟桂作为百实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从公司所得收益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而可以推定夫妻双方共同分享了相关利益。又因该担保之债发生在陈弟桂与汪红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综上，汪红梅对陈弟桂所负担保之债应共同承担责任。
原审法院判决：一、百实晨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宝通公司偿还欠款人民币1191956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6月20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二、陈弟桂对百实晨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汪红梅对陈弟桂的上述债务共同承担责任；四、驳回宝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百实晨公司、陈弟桂、汪红梅于二审调查期间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据1、2为陈弟桂与宝通公司张某的QQ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宝通公司的张某在百实晨公司有挂单，百实晨公司主张金额当中的46440美元的货物均属于张某私人挂单，该部分款项应由张某个人承担及支付，应在百实晨公司应付的欠款中予以扣除，双方聊天当中所提及的50片因特尔800G的SSD与宝通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可以印证。证据3为向周利勤转帐的银行明细及宝通公司指定收款账号的一份《通知》，拟证明一审判决后，陈弟桂又代百实晨公司向宝通公司指定的周利勤账号汇款人民币3万元，折合美金4846.3美元，该款项应当予以扣除。宝通公司对百实晨公司、陈弟桂、汪红梅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转帐记录、交易明细真实性予以确认，确认收到了该人民币30000元。对证据3中《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上面的印章也不是宝通公司的公章。
本院认为，宝通公司于原审阶段提交了采购订单及收货签收单，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证明宝通公司与百实晨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百实晨公司应当支付宝通公司货款193057.46美元。百实晨公司上诉主张宝通公司明知百实晨公司涉嫌违法犯罪，合同因损害国家利益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采购订单及收货签收单上显示宝通公司的送货地址是香港荃湾某商业楼中，凭“华通贸易公司”的公章签收。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百实晨公司向供货商订购硬盘等电子产品，案外人在香港仓库收货、提货，随后转运到越南，在越南边界走私。本案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宝通公司知道百实晨公司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因此，百实晨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百实晨公司上诉主张根据《往来询证函》，百实晨公司仅欠货款74118.18美元。对此，本院认为，《往来询证函》记载为该函件为复核账目之用，无论百实晨公司对该账目是否有异议，均应当在表格中签章证明，但百实晨公司并未对该函件作出回复，亦无盖章。可见百实晨公司对该函件的内容并不认可。原审认定该函件不具有约束力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百实晨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百实晨公司上诉主张通过汪红梅、陈弟桂、覃华昌已付款人民币46000元给宝通公司指定的账户，对此，本院认为，因汪红梅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代付5000元人民币，宝通公司予以认可，原审予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百实晨公司提交的覃华昌的转账记录显示，覃华昌一共转账8次，共计228400元人民币，百实晨公司主张其中一次转账31000元为代付款，宝通公司不予认可，主张为其他货款，因百实晨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31000元确实为本案涉及的货款，原审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至于百实晨公司于原审时主张的其他付款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百实晨公司的相关主张，不予支持。因百实晨公司主张本案一审判决后通过陈弟桂的账号转账支付了30000元人民币，宝通公司予以认可，因此，百实晨公司仍应支付宝通公司货款1161956元。
百实晨公司上诉主张宝通公司的张某私人挂单在百实晨公司名下，应将该部分款项予以扣减。对此，本院认为，百实晨公司于本院二审调查阶段提交了QQ聊天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宝通公司对两份证据均不予认可，且上述证据无法确认记录的完整性，也无法确认对话双方的真实身份，因此，本院对百实晨公司的该两份证据均不予采信。因订单是在百实晨公司名下，并加盖了百实晨公司公章，本案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宝通公司知道并且应当知道张某私人挂单在本案订单中，因此，本院对百实晨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百实晨公司上诉主张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原审认定百实晨公司应当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百实晨公司上诉主张汪红梅无需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汪红梅未提交证据证明陈弟桂作为百实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从百实晨公司所得收益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认定汪红梅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上诉人百实晨公司、陈弟桂、汪红梅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5）深前法涉外初字第3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
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5）深前法涉外初字第3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深圳百实晨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宝通集团有限公司偿还欠款人民币1161956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6月20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上诉人深圳百实晨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535.81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上诉人深圳百实晨科技有限公司、陈弟桂、汪红梅连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 婷
审判员 何 万 阳
审判员 罗 巧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马瑞琳(兼)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