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思民初字第11795号
原告南靖万利达视听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万利达（南靖）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吴凯庭，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一鸣、黄红蔚，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2号莲富大厦17楼。
法定代表人ＸＸ，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吴昊，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陈莹，���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静，女，1975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第三人胡毅辉，男，1971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共同委托代理人万军、李逸桓，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南靖万利达视听有限公司（下称万利达公司）与被告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下称长城国瑞公司）、第三人李静、胡毅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利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一鸣、黄红蔚，被告长城国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昊、陈莹，第三人李静、胡毅辉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万军、李逸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万利达公司诉称，1999年7月9日，原告向被告的工行东区支行账户和中行开元支行账户分别汇入300万元，合��600万元，汇款用途为“投资款”。2012年5月15日，原告上述投资事项的经办人即原告前董事长吴惠天突发疾病去世，未能将该委托证券投资的有关事宜向原告公司其他人员进行交办。后原告曾多次与被告接洽，要求被告告知该投资款的运营情况，直至委托律师向被告发送律师函，但被告均未予回应。原告已向被告实际汇入了投资款，被告经原告催告却拒不向原告告知该笔投资款的受托运营情况，亦从未向原告支付过投资收益，可见双方继续合作的基础已经丧失，原告有权单方终止委托合同，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并支付投资收益。关于该笔投资款的投资收益，根据一般投资经验，被告作为一家专业的证券公司，其运营该投资款的收益必然高于银行存款利息，但原告自愿仅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被告应付的投资收益。原告诉请判令：1、解除原、被告双方于1999年7��9日形成的投资合同关系，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投资款600万元，并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年2.25%支付该投资款自1999年7月9日起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5年7月9日为2160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被告长城国瑞公司辩称：一、本案讼争款项系第三人李静在被告处开设的资金账户的进账，而非原告委托被告投资的投资款。在证监会推行第三方独立存管制度以前，一般都是由证券公司代理资金往来业务，并在投资者的资金账户记账。也就是说，进入某一投资者资金账户的款项形式上须先进入证券公司的账户，再由证券公司在该投资者的资金账户中记账。第三人李静在被告处开设资金账户及证券账户，并指示被告将其通过原告于1999年7月9日转入被告账户的600万元计入其资金账户。第三人李静及其丈夫第三人胡毅辉对本案讼争款项归其所有的事实均予以确认。因此，如原告就本案讼争款项与第三人存有争议，应当由其二者自行解决，与被告无关。二、就举证责任的承担而言，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委托投资合同关系，依法应就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举证予以证明。然而，综观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与被告就委托投资项目、委托投资期限、委托投资收益、风险承担等委托投资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达成一致，无法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投资合同关系。三、退一步而言，即便不论原告所述事实是否真实，本案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自1999年7月9日原告向被告账户转入讼争款项至其2013年10月16日向被告发出询证函询问该笔款项，期间长达14年之久，显然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综上所述，本案讼争款项系第三人李静及其丈夫第三人胡��辉在被告处开设的资金账户的进账，不是原告委托被告投资的款项，被告无须返还原告投资款项，更无须支付所谓的投资收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或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李静、胡毅辉共同陈述称，一、原告与被告之间、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均不存在投资合同关系或者任何其他合同关系。1999年，胡毅辉与李静系男女朋友关系，李静通过胡毅辉结识了原告董事长吴惠天。因特殊事务，吴惠天需向李静支付600万元。又因吴惠天需从原告账户中支出该笔款项，而原告账户系对公账户，无法直接向李静个人账户转款，李静遂通过胡毅辉商请被告代收代付该笔款项。被告收款后，已于1999年7月12日将该笔款项存入李静在被告处开立的证券资金专户。从以上事实可知，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在起诉状中诉称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托合同”关系；原告在其证据清单中述称，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投资合同”关系；庭审中原告进一步明确起诉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委托投资合同”关系。原告该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是：1、原告提交的1999年7月9日吴惠天致送“视听财务科”的汇款通知、同日工行和中行的电汇凭证，其上所载“用于投资股票”、“投资款”之表述，纯属吴惠天为了方便原告财务入账、方便经办银行办理汇款而假借的托辞，可谓有其名而无其实。而且，这些表述均系原告内部单方面书写，并未得到被告或者第三人确认。2、假设讼争款项系原告“用于投资股票”的“投资款”，那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自1999年7月1日起施行）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原告必须在被告处分别开立证券和��金账户，必须向被告提供中国法人资格的合法证件。本案中，无论是吴惠天，还是原告的任何其他人员，从未代表原告与被告打过任何交道，更遑论向被告提供原告的营业执照，在被告处申请开立证券和资金账户。3、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与被告签订过任何合同，或者达成过任何口头合同。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也不存在合同关系。李静收取讼争款项为吴惠天办理的特殊事务，系吴惠天生前的隐私。李静当时起誓永不对外披露，况且死者为大，故无法披露。二、第三人李静取得讼争款项就算是归为不当得利，原告行使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李静无法披露取得讼争款项的隐情，客观上亦无法举证证明吴惠天当初所作的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从在案证据来看，李静取得讼争款项，既无法律上的依据，亦无合同上的依据，依照该法条的规定，似可归为不当得利。本案中，从原告于1999年7月9日电汇讼争款项，到2012年5月15日吴惠天去世，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内，原告从未向被告或者第三人主张返还讼争款项。万利达集团有限公司系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的知名企业，原告作为其下属企业，当具有完备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原告之所以长期不向被告或者第三人主张返还讼争款项，是因为同时担任万利达集团有限公司和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吴惠天对于支出讼争款项的原委心知肚明，是因为吴惠天明知不应主张返还，而不是因为原告在其提交的2013年10月16日《咨询函》当中谎称的近期进行内部审计时才发现电汇过讼争款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原告在1999年7月9日电汇讼争款项时，就已经知道原告从未与被告签订合同，就已经知道原告从未在被告处申请开立证券和资金账户，就已经知道支出讼争款项没有合法根据。换言之，在该特定时点，原告就已经知道不当得利之事实。如果说原告此时尚误以为讼争款项系“用于投资股票”的“投资款”，那么，在接下来的年份，原告从未收到前述《证券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证券公司应当交付给客户的证券买卖成交报告单，从未收到投资回报，原告就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之事实。原告在1999年7月9日电汇讼争款项时，就已经知道被告是收款人。因被告系为李静代收代付讼争款项，故被告系李静的代理人。原告在任何时候向被告主张返还讼争款��，视同向李静本人主张返还讼争款项。因此，原告在汇款当时就已经知道对方当事人。原告迟至2015年8月7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被告向其返还讼争款项，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业已丧失胜诉权。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之间、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均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其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经审理查明，案外人吴惠天（2012年5月去世）原系原告万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1999年7月9日，根据吴惠天的指示，原告通过电汇的方式分别向原厦门证券有限公司（2015年1月23日更名为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账户各汇入300万元款项，合计600万元，汇款用途均备注为“投资款”。1999年7月12日，上述电汇款项到达被告账户，相应的收电通知单注明系“投资款”。1999年7月13日，被告将上述600万元款项转入��三人李静开设于被告处的证券资金账户内。后第三人李静、胡毅辉使用李静的上述证券资金账户进行股票交易，并于2014年销户。2013年10月16日、2014年11月19日，原告分别向被告发出《咨询函》、《沟通函》，均称因近期原告财务部门内部审计财务时发现其于1999年7月9日分两次向被告汇入600万元投资款项，其要求对上述投资款项目前的状态进行详细、系统了解。因双方就上述款项的处理协商未果，原告于2015年8月7日将被告诉至本院。
审理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系委托投资合同关系，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被告及第三人对此均不予认可，均主张：原告未举证证明其与被告就委托投资的项目、期限等委托投资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达成一致，双方并未成立委托投资合同关系；被告系根据原告及第三人的指示代收代付上述款项。
另查明，厦门证券有限公司于1997年2月28日成立。该公司2009年度的《公司年检报告书》载明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代理证券发行业务，自营、代理证券买卖业务，代理证券还本付息和红利的支付业务。
以上事实，有电汇凭证（回单）、补充报单（收款通知单）、证券资金专户存款凭条、咨询函、沟通函、公司年检报告书、授权书、交易大户申请表、指定交易协议书、资金变动流水情况表等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将讼争的600万元以投资款的名义电汇给被告，被告收到的收款通知单亦载明上述款项系“投资款”。被告未对讼争款项为“投资款”提出异议，并将讼争款项交由第三人进行股票交易。结合被告的经营范围包括���自营、代理证券买卖业务”等本案具体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的规定，虽然原、被告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原告举示的证据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其主张其与被告之间成立委托投资合同关系，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及第三人虽提出异议，主张被告仅系代收代付、被告将讼争款项交付给第三人已取得原告的同意，但并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委托投资合同已于1999年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作为委托人的原告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且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将���争款项交付第三人进行股票交易，而第三人已于2014年注销相关证券账户。因此，原告诉求解除其与被告之间的委托投资合同关系，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60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标准支付利息，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但是，因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在起诉前已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故利息可自起诉之日即2015年8月7日起计算。原告与被告的委托投资合同关系一直持续至今，被告及第三人辩称原告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南靖万利达视听有限公司与被告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于1999年7月9日成立的委托投资合同关系；
二、被告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南靖万利达视听有限公司投资款60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标准自2015年8月7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南靖万利达视听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34460元，由原告南靖万利达视听有限公司负担9122元，被告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负担25338元，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黄南清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曾国川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
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