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36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尔森，男，1953年4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思源，女，1984年5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辉，男，1956年8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萍，北京京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凯，男，1991年12月8日出生，住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警通实业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16号（住宅）楼1层商业用房。
法定代表人：梁光彩。
委托诉讼代理人：才振宇，男，北京市警通实业总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F6层。
负责人：武博，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边伟，男，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员工。
上诉人曹尔森、曹思源因与被上诉人梁凯、北京市警通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警通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45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尔森、曹思源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三项中的赔偿金额由警通公司与梁凯承担连带责任。2.梁凯、警通公司、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承担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警通公司没有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梁凯提供的其与警通公司签订的租用车牌协议书真实性不应得到认可。警通公司作为登记车主对车辆未尽妥善保管义务，应与司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使双方确为借用车牌关系，借名购车仅是双方内部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2.警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光彩与梁凯之间可能存在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警通公司应清楚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且根据北京市相关规定，租用车牌系违法。
警通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警通公司是国有企业，现处于歇业状态，有闲置车辆指标。警通公司与梁凯的协议上明确车辆使用及肇事等费用由梁凯负责。
梁凯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未到庭，提交书面意见称：同意一审判决内容，不参加二审庭审。
曹尔森、曹思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医疗费856元、死亡赔偿金1030950元、丧葬费46238.5元、尸检费63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误工费3万元、交通费1.2万元、家属生活补助费96万元、财产损失2.3万元，共计2209394.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24日14时许，在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七彩市场路口东侧T型路口，梁凯驾驶警通公司名下的×××号车辆由西向东行驶中，车辆右前部将由南向北步行横过道路的马颐（1954年1月出生）撞到，马颐当场死亡，梁凯方车辆损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认为梁凯驾驶机动车未按规定安全驾驶，马颐步行横过道路未走人行横道，双方负事故的同等责任。曹思源以梁凯车辆涉嫌闯红灯、超速，且马颐所在的位置距离斑马线很近，应视同在斑马线区域范围内为由申请复核，获得批准。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出具交通事故证明，记载梁凯血液中未检测出酒精，梁凯所驾车辆制动合格，灯光亮度不合格，梁凯所驾车辆速度无法确定，因双方通过路口时信号灯状况无法查证，事故成因无法查清，未认定事故责任。梁凯提交邵爱萍出具的证言，邵爱萍称其在事发地旁某公寓的十一层打扫卫生，其看到马颐过马路时离斑马线有点远。邵爱萍未到庭，梁凯称就该事实邵爱萍已在交通队做过陈述。曹尔森、曹思源提交包括邵爱萍在内的交通队笔录，梁凯在交通队称事发地是一个小路口，但人流量大，事发前其在路口等红灯，信号灯变成绿灯其准备起步时，发现车辆左侧有其他行人，其按了一下喇叭，加油向前行驶，马颐突然出现，其躲避不及撞上马颐，其发现马颐时，马颐已距其很近了，其虽赶紧刹车，也未能避免，当时车速大概40-50公里。邵爱萍在交通队称，事发时其在路口边的一栋大厦的12层，靠着窗边打电话，其看到马颐斜着跑过马路时被梁凯撞出去了，当交警询问马颐是否走人行横道，当时的红绿灯情况时，邵爱萍称其没有注意信号灯，马颐应该是没走人行横道吧。梁凯、警通公司提交协议书，证明梁凯是×××号车辆的实际车主，只是登记在警通公司名下，梁凯在交通队做笔录时表示其是租用警通公司的车牌。
曹尔森、曹思源是马颐的丈夫、女儿，马颐是非农业户口，曹尔森、曹思源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马颐抢救发生638元。曹尔森、曹思源提交8950元发票，其中存尸费2100元，尸检辅助费6350元，殡葬服务费500元，据此要求尸检费用。曹尔森、曹思源提交出租车票、曹思源的飞机票存根，证明曹思源于2016年11月25日从温哥华飞回北京，2017年1月30日飞回温哥华，估算了交通费。曹尔森、曹思源提交曹尔森的诊断证明书，证明曹尔森患有脑梗死，需人照顾，马颐去世后，因女儿曹思源在国外，其按照每月5000元计算16年请保姆的费用。曹尔森、曹思源还按照每月1.3万元计算曹思源两个月的误工费，每月2000元计算马颐弟弟马辉的误工费，估算了精神损害抚慰金。曹尔森、曹思源称马颐的手机和玉镯受损，估算了财产损失，梁凯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和行人发生交通事故，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行人由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梁凯作为机动车一方，认为行人方马颐的过错为闯红灯和未走人行横道，但首先，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马颐是红灯通过路口，其次，虽梁凯提交的邵爱萍的证言称马颐不在人行横道上，但邵爱萍未到庭，邵爱萍对于其目击位置和在交通队陈述的不一致，且邵爱萍在交通队做的笔录，对该情节并不肯定，最终也未得到交通队采纳，综上，一审法院对梁凯关于行人马颐存在过错的陈述不予采纳，不能减轻梁凯作为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作为梁凯方车辆的保险公司，应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对曹尔森、曹思源的合理损失进行赔偿，超出部分由梁凯赔偿，警通公司作为车辆登记车主没有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医疗费，经一审法院审核为638元。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支持。丧葬费，按照法律规定计算为46236元。尸检费，一审法院支持。误工费，曹尔森、曹思源未提交收入扣减证明，考虑到此次交通事故处理时间较长，一审法院支持10000元。交通费，一审法院酌定。家属生活补助费，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对曹尔森患病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在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时予以考虑。财产损失，缺乏证据证明手机和玉镯的受损情况，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曹尔森、曹思源医疗费638元、死亡赔偿金11万元，以上共计110638元；二、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曹尔森、曹思源死亡赔偿金20万元；三、梁凯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曹尔森、曹思源死亡赔偿金720950元、丧葬费46236元、尸检费63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误工费1万元、交通费1万元，以上共计873536元；四、驳回曹尔森、曹思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审判决第三项中由梁凯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否由由警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
本案中，曹尔森、曹思源不认可梁凯提供的与警通公司签订的租用车牌协议书，主张警通公司对涉案车辆未尽妥善保管义务，但未能举证证明警通公司存有法律规定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故其要求警通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223元，由曹尔森、曹思源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咸海荣
审 判 员 程 磊
代理审判员 常洪雷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 助理 刘佳钰
书 记 员 蔡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