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8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黄伟良，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身份证号码：×××4694（）。
委托代理人：许光玉，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晓冰，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蔡亚栋，男，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公民身份证号码：×××2019。
委托代理人：颜辉灿，福建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伟良因与上诉人蔡亚栋涉港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海事法院（2013）广海法初字第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黄伟良的委托代理人许光玉、许晓冰，上诉人蔡亚栋的委托代理人颜辉灿参加了二审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伟良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11年10月3日，黄伟良将其所有的“珠湾××19”船出卖并交付给陈树带，但是未办理过户手续。黄伟良收到船舶租购款港币1438000元。2013年1月17日，“珠湾××19”船从万山群岛出发拖网捕虾。本船配员6名，由船长陈树带驾驶船舶。当时天气状况良好，轻雾，能见度一般，东风5-6级，海浪2-3米，流向向西，流速约1节。本船显示航行灯、尾灯、捕捞灯、桅灯，左红右绿舷灯。1月18日0155时，本船正在起网捕虾，向东航行，航向90度，航速约1.80节。此时本船船员通过雷达、肉眼发现“闽狮渔×××37”船在本船的左前方2海里，闪红色环照灯，灯火通明，航向是230度至240度，并逐渐靠近本船。双拖渔船的另一条船在我船右前方。本船认为有碰撞危险，鸣笛一短声，亮射灯，向右改变航向。他船没有转向，航速约6节。由于还有20张渔网在水中，本船转向缓慢。他船没有减速，驶向本船。本船认为碰撞危险加剧，在慢车、停车后，两船于0210时在万山群岛附近海域北纬21°27′、东经113°31′发生碰撞。他船的右舷船头碰撞本船左舷船头，角度约90度。本船拖网左臂触碰他船右舷船员房间，该左臂断裂。本船在他船的撞击下，船头向右偏转，船头向西，他船右舷与本船左舷靠拢在一起西行约7-8分钟。本船主机停机，船头进水，快速下沉。本船通知附近船舶救助，“闽狮渔×××37”船没有采取救助措施逃离现场，半小时后本船沉没，船舶沉没的地点与碰撞的地点距离在500米之内。碰撞造成黄伟良损失人民币2015429元，包括：1.船舶损失人民币1150400元。2.修理船舶损失人民币227500元，其中德明船上机器维修厂修理费人民币124000元，坦洲大冲口船厂修理费人民币60500元，明记电器维修部修理费人民币43000元。3.船上设备损失人民币150526元，其中GPS绘图仪人民币6800元，AISGPS绘图仪人民币5200元，自动驾驶仪人民币10800元，VHF对讲机人民币2400元，雷达人民币17200元，手机、电视机及电视线等人民币10040元，雪机人民币9000元，冻水机人民币9000元，虾笼、铁链等渔网渔具人民币79726元。4.油料损失人民币182080元，其中柴油34000升人民币174080元，机油2桶人民币6080元，压力油6罐人民币1920元。5.鱼货损失人民币13834.40元。6.船期损失人民币82112元。7.船员遣返费损失人民币5万元。8.救助费损失人民币24000元。9.差旅费损失人民币11467元。10.柴油补贴损失人民币123510元。碰撞事故是由于“闽狮渔×××37”船无证驾驶、疏忽了望、避碰措施不当、不履行救助义务造成，蔡亚栋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案外人陈树带确认由黄伟良行使包括船舶所有权等一切索赔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请求判令蔡亚栋赔偿黄伟良损失人民币2015429元及利息（自2013年3月19日起至实际赔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蔡亚栋在一审中答辩称：一、陈树带是“珠湾××19”船所有权人，黄伟良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二、“闽狮渔×××37”船与“闽狮渔×××36”船是双船拖网作业，“闽狮渔×××36”船是主船。本船配员15人，庄海文是船长，康进法是轮机长。碰撞发生时由康进法驾驶，其余船员在休息。2013年1月18日0240时许，本船位于北纬21°25′，东经113°20′，由东北向西南航行，航向245度，航速约4节，正在进行拖网捕鱼作业。本船显示航行灯、上下作业灯、左右舷灯、作业照明灯、红闪灯。本船船员通过目测发现“珠湾××19”船距离本船2-3海里，由北向南航行，航向180度，航速7-8节。他船没有鸣笛闪灯。两船相距0.50海里时，本船感觉有碰撞危险，左舵转向避让，发动机空转减速。他船没有减速，没有转向。由于本船正在进行拖网作业，避让不及，两船于0257时在北纬21°24′，东经113°16′发生碰撞。对方船头呈90度撞击我船驾驶台中部栏杆处船艏船名处，造成本船渔灯全部熄灭。碰撞后，本船采取侧推左转使两船分离。经检修后本船照明恢复正常，对方船舶已驶离现场。本船受损不大，没有逃离现场，继续作业，于1月19日到达漳州卸货。三、“珠湾××19”船沉没是黄伟良自身过失造成，船长陈树带、轮机长黄添有超限驾驶、管理船舶，应由黄伟良承担责任。黄伟良请求的赔偿项目、数额没有依据。不认可租购合同中的价款，船舶价值应当折旧，应扣除渔网指标价值。综上，请求驳回黄伟良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查明：
船舶规范
香港海事处签发的拥有权证明书载明“珠湾××19”船系木质渔船，船东是黄伟良，拥有权证明书号码CM64938A，总长25.30米，最大宽度6.70米，总吨位156.80，净吨位109.76。渔业捕捞许可证记载该船入会港湾仔，主作业类型拖网，主作业方式拖虾，建造完工日期1997年3月5日，主机功率298.40千瓦。2011年10月，黄伟良将该船出租给案外人陈树带使用。
蔡亚栋所有的“闽狮渔×××37”船系钢质双拖渔船，船籍港石狮，建造完工日期2010年7月12日。船长37.32米，型宽7.45米，型深3.70米，总吨278，净吨97，主机总功率350千瓦。
二、碰撞事故经过
2013年1月17日至18日，两船经过的海域天气状况良好，东北风5到6级，浪高2-3米。
2013年1月17日，“珠湾××19”船从珠海万山渔港开往约30海里外的海域拖虾。1月18日0155时许，船长陈树带驾驶该船，船员陈德明、陈正、何康超、余海云、黄添有等5名船员进行起网作业。
陈树带在接受××渔政总队××支队询问时称，“珠湾××19”船航向约90度，航速1.80节，显示航行灯、桅灯。其通过雷达发现“闽狮渔×××37”船在前方约2海里处，距离1海里时看到对方船显示红色闪灯。距离100米时，陈树带鸣笛，用电筒照射示意，并右转舵改变航向。
2013年1月18日0230时许，“闽狮渔×××37”船与“闽狮渔×××36”船进行双船拖网作业，“闽狮渔×××36”船是主船，“闽狮渔×××37”是副船。
“闽狮渔×××37”船轮机长康进法（未持有适任证书）在接受石狮渔港监督询问时称，事发时其驾驶该船，船长庄海文等其他14名船员在睡觉。航向约245度，航速约4节，开启AIS和雷达。其通过肉眼观测到右前方2-3海里处有船，航向约180度，航速约7-8节。距离约0.50海里时，采取向左转向，到两船即将相撞时让主机空转。“闽狮渔×××37”船显示多盏灯。“珠湾××19”船显示桅灯、舷灯、作业灯。“闽狮渔×××37”船船长庄海文在接受询问时称其开启所有航行信号灯、上绿下白作业灯、照明灯。
0230时许，“珠湾××19”船船艏左舷与“闽狮渔×××37”船船艏右舷驾驶室及栏杆碰撞，两船约呈90度角连接。碰撞发生地点位于北纬21°27′，东经113°31′附近。“珠湾××19”船左虾撑被撞断，“闽狮渔×××37”船驾驶室受损，栏杆内陷。随后两船分开。
“珠湾××19”船随后沉没。陈德明、何康超被香港直升机救起，陈树带、陈正、余海云、黄添有被“中国渔政44198”轮救起。
珠海海事局指挥中心值班记录记载，2013年1月18日0238时，“珠万××13”船船员报告称“珠湾××19”船于1月18日0225时在北纬21°27.90′，东经113°30.07′与他船发生碰撞，船舶进水，船上有8人。0806时，“渔政44198”轮救起4人，被救船长称船上有6人，船已沉。1255时，根据“珠湾××19”船所有人称，“闽狮渔×××37”船正面撞向“珠湾××19”船左舷，逃逸。撞船时间是在早上2点30分左右，约半小时后“珠湾××19”船沉没。
陈树带持有船长的本地合格证明书，能够胜任十五/六十/三百吨以下机动船船主，适用操作长度不超过15米及总长度不超过16.50米的非游乐船只之本地船只。出海船舶户口簿记载了黄伟良、黄添有、余海云、符赵兴、陈正、何康超的信息。黄添有的渔业船舶职务船员证书记载其职务为轮机长，等级未满45千瓦。
蔡亚栋没有提供康进法的渔业船舶职务船员证书，康进法在接受福建省石狮渔港监督时称其未持有适任证书，渔业船舶职务船员证书记载庄海文职务为大副。
2011年10月3日，黄伟良与陈树带订立船舶租购合同约定：1.黄伟良将其所有的“珠湾××19”渔船出租给陈树带，租赁期间自2011年9月1日起至2013年8月31日止。2.陈树带须在双方签订本合约时同时支付黄伟良2年租购费港币1438000元，陈树带须于2013年8月31日在租期届满船舶交接时支付船东港币1元。3.陈树带在租用本轮期间内拥有使用权，负担占有、使用和营运本轮引起的维修、保养、保险及纳税等费用。4.在租期2013年8月31日租期届满之前，船舶及属于船舶的一切财产的所有权归于出租人，占有、使用和营运风险由黄伟良承担。一经承租人按照约定向出租人付清租购费于2013年8月31日在租期届满及船舶交接时之支付1港币后，船舶及属于船舶的财产的所有权即归于承租人。陈树带分别于2011年9月9日、9月16日、10月3日支付了租购费港币338000元、港币100万元、港币10万元，合计港币1438000元。
蔡亚栋提供的渔业捕捞许可证核准“闽狮渔×××37”船作业场所为福建省向东延伸的C2类渔区（但不超过渔业船舶安全证书准许航行与作业区域），作业时限为2010年11月26日到2015年11月25日非禁（休）渔期，该船通过2012年年审。渔业船舶安全证书记载准许该船从事拖网作业及装运散装鱼货，准许该船航行与作业区域为近海航区。
对船舶及船上财产损失认定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三条规定：“船舶损害赔偿分为全损赔偿和部分损害赔偿。（一）船舶全损的赔偿包括：船舶价值损失；未包括在船舶价值内的船舶上的燃料、物料、备件、供应品，渔船上的捕捞设备、网具、渔具等损失；船员工资、遣返费及其他合理费用。……（三）船舶损害赔偿还包括：合理的救助费，沉船的勘查、打捞和清除费用，设置沉船标志费用；拖航费用，本航次的租金或者运费损失，共同海损分摊；合理的船期损失；其他合理的费用。”
（一）船舶价值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船舶价值损失的计算，以船舶碰撞发生地当时类似船舶的市价确定；碰撞发生地无类似船舶市价的，以船舶船籍港类似船舶的市价确定，或者以其他地区类似船舶市价的平均价确定；没有市价的，以原船舶的造价或者购置价，扣除折旧（折旧率按年4－10％）计算；折旧后没有价值的按残值计算。”
蔡亚栋申请对“珠湾××19”船价值以事故发生地珠海市当时类似船舶的市场价进行评估，一审法院摇珠选定的评估机构广东华南海事司法鉴定中心认为，根据“珠湾××19”船有关技术参数、常规设备的配备情况，参考同类型船的二手船舶市场价值情况，并考虑国家有关渔船油补的政策规定等因素，该船在2013年1月时船舶自身的市场价值大约为人民币75至90万元。鉴定人在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时称，船舶中间价为人民币825000元。据此，认定2013年该渔船的价值为人民币825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和以其他形式转让。”因此，蔡亚栋关于船舶价值应扣除船网工具控制指标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未包括在船舶价值内的船舶上的燃料、物料、备件、供应品，渔船上的捕捞设备、网具、渔具等损失
黄伟良提供的柴油、机油送货单是原件，履行了证明手续，应予采信，但燃料均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消耗，损失余额应予以扣减。根据本案情况，酌情认定该项损失包括机油1.50桶计人民币4560元，压力油4.50罐计人民币1440元，船用柴油31966升计人民币163666元，合计人民币169666元。
黄伟良提供的购买物料、供应品的收据是原件，应予采信。其中50千瓦电球1个人民币11000元、马达5个共人民币5000元，属于物料损失。光管40套共人民币6000元、维修电线1套，属于供应品损失。上述损失合计人民币43000元，予以认定。
黄伟良提交的购买雪机、冻水机的收据是原件，予以采信。两项费用合计人民币18000元，属于物料损失，予以认定。
船上设备一般包括在船舶价值中，不应重复计算，除非黄伟良证明不在船价中。GPS绘图仪人民币6800元、AISGPS绘图仪人民币5200元、自动驾驶仪人民币10800元、VHF对讲机人民币2400元、雷达人民币17200元等费用是为保证船舶适航的船舶属具支出，已经包含在船舶价值之内，不予认定。
黄伟良提交的购买虾笼、铁链等财物的单据是原件，履行了证明手续，送货单是原件，予以采信。虾笼、铁链等属于网具、渔具。虾笼、铁链等费用人民币79726元合理，予以认定。黄伟良已经购买虾笼、铁链等一个月至十一个月的时间，应当进行折旧。根据本案情况，按黄伟良主张价值的70%计算，酌情认定为人民币55808元（计算方法：79726×70%）。
综上，认定燃料损失人民币169666元、物料和供应品损失人民币61000元（计算方法：43000＋18000）、网具渔具损失人民币55808元，合计人民币286474元。
（三）遣返费及其他合理费用
根据陈树带在接受调查时的陈述，碰撞发生时黄祥根不在船上。黄伟良没有提交何康超、余海云、陈正收取遣返费的证据，认定陈树带支付黄添有遣返费人民币1万元。
（四）合理的救助费
根据陈树带的陈述及珠海海事局指挥中心的记录，“渔政44198”轮救起了4名船员，香港方面救起2人。“珠湾××19”船船员陈正在接受询问时称周边渔船没有进行施救，黄伟良没有提交“珠万××13”船等3艘渔船停止作业进行施救的证据，因此，陈树带支付救助费人民币24000元的事实主张，不予认定。
（五）合理的船期损失
黄伟良、蔡亚栋在庭审时确认“珠湾××19”船船期损失为人民币4万元，予以确定。
（六）鱼货损失
船上捕捞的鱼货，以实际的鱼货价值计算。黄伟良提供的陈树带出具的13张收货单据均系原件，履行了证明手续，可以采信，其中日期为2013年1月10日、1月13日、1月16日的收货单载明的鱼货价值分别为港币11274.50元、港币41259.50元、港币35581元。比照该三天的鱼货价值，参照事故发生时当地市价，扣除可节省的费用，认定鱼货损失人民币12462元。
（七）船员个人生活必需品损失
船员个人生活必需品损失，按实际损失适当予以赔偿。黄伟良提供的销售发票是原件，履行了证明手续，可以采信。手机、电视机及电视线等属于船员的个人生活必需品。手机、电视机及电视线等损失13838.40元（计算方法：7982.40＋5856）属于船员个人生活必需品损失。黄伟良已经购买上述物品约三个月至四个月的时间，应当进行折旧。根据本案情况，按黄伟良主张价值的70%计算，酌情认定为人民币7280元（计算方法：10400×70%）。
（八）差旅费、柴油补贴
黄伟良主张事故处理差旅费人民币11467元、2012年下半年柴油补贴损失人民币123510元。差旅费、柴油补贴不属于船舶碰撞的财产损害，不属于赔偿范围。黄伟良将该渔船出让给陈树带，其自身并不从事捕捞作业。
本案船舶属于全损，黄伟良请求船舶修理费用人民币227500元，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损失认定为人民币1181216元，其中黄伟良船舶、船期损失合计人民币865000元（计算方法：825000＋40000）。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本案侵权行为地在中国大陆，本案的审理适用中国大陆法律。
根据黄伟良、蔡亚栋船舶租购合同的约定，黄伟良在碰撞事故发生时仍然拥有船舶及其财产的所有权，并承担占有、使用和营运该船舶的风险。因此，在碰撞事故发生时，黄伟良是“珠湾××19”船的所有人，黄伟良所有的船舶因与“闽狮渔×××37”船发生碰撞受到损害，有权向“闽狮渔×××37”船所有人请求赔偿有关船舶价值及船期损失。
黄伟良将船舶出租并交付给陈树带，除船舶之外的物料、备件、供应品、捕捞设备等均非黄伟良所有，船舶也不是由黄伟良经营，黄伟良请求蔡亚栋赔偿燃料、物料、供应品损失、网具渔具损失、遣返费、鱼货损失等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闽狮渔×××37”船在夜间由不具备驾驶船舶资格的船员驾驶船舶，没有其他合格、称职的值班人员进行了望，没有使用雷达和AIS进行了望，未能保持正规了望，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以下简称避碰规则）第五条关于“每一船舶应经常用视觉、听觉以及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下一切有效的手段保持正规的了望，以便对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的规定。“闽狮渔×××37”船从发现两船相距2至3海里减小至0.5海里前，没有采取鸣号、闪灯等措施，在两船相距0.5海里才采取避碰行动，违反了避碰规则第八条第一款关于“为避免碰撞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如当时环境许可，应是积极地，并应及早地进行和注意运用良好的船艺”的规定。“闽狮渔×××37”船自初见时至紧迫危险形成时，没有减速，违反避碰规则第八条第五款关于“如须避免碰撞或须留有更多时间来估计局面，船舶应当减速或者停止或倒转推进器把船停住”的规定。在两船构成交叉相遇局面时，“闽狮渔×××37”船作为让路船向左转向的行动违反了避碰规则第十五条关于“当两艘机动船交叉相遇致有构成碰撞危险时，有他船在本船右舷的船舶应给他船让路，如当时环境许可，还应避免横越他船的前方”的规定，也违反了第十六条关于“须给他船让路的船舶，应尽可能及早采取大幅度的行动，宽裕地让清他船”的规定，没有细心核查避让行动的有效性。“闽狮渔×××37”船在向左转向时没有鸣号，违反了避碰规则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船舶在互见中，在航机动船按本规则准许或要求进行操纵时，应用号笛发出下列声号表明之：……--二短声表示‘我船正在向左转向’……”的规定。
“珠湾××19”船未能保持正规了望，违反了避碰规则第五条关于“每一船舶应经常用视觉、听觉以及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下一切有效的手段保持正规的了望，以便对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的规定。“珠湾××19”船从发现两船相距2海里减小至1海里直至100米时，在对方为双拖渔船的情况下，没有按照规定减速直至把船停住，违反了避碰规则第六条第一款关于“并能在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的距离以内把船停住”的规定。“珠湾××19”船在两船相距约100米时才采取避碰行动，违反了避碰规则第八条第四款关于“为避免与他船碰撞而采取的行动，应能导致在安全的距离驶过。应细心查核避让行动的有效性，直到最后驶过让清他船为止”的规定，致使两船没有在安全的距离驶过，存在过错。
根据两船的过错，认定“闽狮渔×××37”船与“珠湾××19”船的过失程度比例为70︰3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第二款规定，黄伟良、蔡亚栋应按两船上述过失责任比例对碰撞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蔡亚栋赔偿黄伟良损失人民币605500元（计算方法：825000×70%＋40000×70%）及利息。船舶价值损失利息的计算，从船期损失停止计算之日即2013年3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船期损失利息的计算，从损失发生之日即2013年1月1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黄伟良请求的上述利息起算时间晚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时间，因此，利息起算时间根据黄伟良请求的时间确定。黄伟良损失的款项利息从2013年3月1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依照避碰规则第五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五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蔡亚栋赔偿黄伟良船舶损失人民币577500元、船期损失人民币28000元及利息（以人民币605500元为本金自2013年3月1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黄伟良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923元，由黄伟良负担人民币16036元，蔡亚栋负担人民币6887元。
上诉人蔡亚栋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伟良对蔡亚栋的全部诉讼请求，改判黄伟良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上诉理由具体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故责任比例错误。（一）“珠湾××19”船沉没与蔡亚栋无关，蔡亚栋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珠湾××19”船与“闽狮渔×××37”船的受损部位说明是“珠湾××19”船艏正面撞击“闽狮渔×××37”船右舷一侧，施救记录和GPS截图可以证明“闽狮渔×××37”船未经过“珠湾××19”船的沉没地点，这证明“珠湾××19”船在事故发生后逃离现场，并在离开一段距离后因其他原因沉没。现经渔业、渔港监督及海事部门调查，至今未能查明“珠湾××19”船的沉没原因。根据《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七条关于“船舶发生碰撞，是由于无法查明的原因造成的，碰撞各方互相不负赔偿责任”的规定，因“珠湾××19”船沉没原因不明，相关事故调查部门未能出具合法有效的调查报告，双方当事人应互相不负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蔡亚栋承担70％的责任错误。（二）涉案船舶碰撞事故由黄伟良一方的过失造成，黄伟良应承担全部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前“闽狮渔×××37”船显示了作业灯，“珠湾××19”船未显示作业灯，应视为正常航行状态。根据避碰规则第十八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闽狮渔×××37”船为正在从事捕鱼的船舶，“珠湾××19”船视为正常航行的船舶，应给前者让路。根据避碰规则第十七条，“闽狮渔×××37”船作为直航船保持航向和航速正确，“珠湾××19”船作为让路船则未能采取有效的避碰措施，应承担全部责任。“珠湾××19”船另存在未能保持正规了望、未能以安全航速行驶的情况，陈树带驾驶“珠湾××19”船超出了其资质范围，轮机长黄添有在该船上工作也超过了其资质范围，属无证驾驶，这些情况均是造成涉案事故的原因。从“闽狮渔×××37”船的受损部位及受损情况来看，“闽狮渔×××37”船属于被撞方，“珠湾××19”船应承担全部责任。二、一审判决对黄伟良损失的认定不符合事实。（一）关于“珠湾××19”船的价值。因沉没船舶的牌照、证件、执照等仍然可以使用，故计算沉没船舶的价值时应扣除船舶的“减船补助资金”。“珠湾××19”船因沉没灭失，黄伟良可以获得船网工具指标对应的减船补助，补助金额为74.6万元（298.4千瓦×2500元／千瓦），扣除该补助金额后，“珠湾××19”船的剩余价值中间价应为人民币7.9万元。且从黄伟良提供的《渔业捕捞许可证》中的记载可以看到，至事故发生时，“珠湾××19”船已有16年船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八条关于折旧计算船舶价值的规定，如按折旧率中间值年7％计算，“珠湾××19”船折旧后已经没有价值，故认定“珠湾××19”船船值为人民币7.9万元合情合理。（二）一审认定“珠湾××19”船上的燃料、渔具等损失错误。关于船用柴油损失，一审按31966升(约26吨)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珠湾××19”船属港澳流动渔船，进行拖虾作业，无须带26吨柴油进行作业，因此黄伟良应证明票据上记载的燃油全部用在“珠湾××19”船上。黄伟良提供的单据上显示其购买了电球、马达、光管、维修电线等材料，该等材料属于灯光诱捕渔船的捕捞工具，而“珠湾××19”渔船是拖网(拖虾)渔船，该等材料与该船的捕捞方式完全不同，故与本案无关，其价值不能计入黄伟良的损失。雪机、冻水机属于渔船能正常使用的设备，已包括在船舶价值之中，不应再重复计算为船舶价值之外的损失。渔网损失应按照“珠湾××19”船《渔业捕捞许可证》中核准的渔网数量40个来计算，送货单上记载的渔网数量不能作为计算渔网损失的依据。三、为查明“珠湾××19”船价值，蔡亚栋缴纳鉴定费2万元，由于鉴定结论与黄伟良主张的船舶价值存在巨大差额，故应由黄伟良承担鉴定费用。四、如最终认定蔡亚栋承担赔偿责任，蔡亚栋有权享受《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根据交通部《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第三条及第四条的规定，“闽狮渔×××37”船总吨为278吨，蔡亚栋在涉案事故中的赔偿责任限额为78000计算单位[(278-21)×500+27500]×50％。
上诉人黄伟良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将一审判决第二判项改判为蔡亚栋赔偿黄伟良燃料、物料、供应品、网具渔具、遣返费、鱼货、船员个人必需品损失共人民币221351元及利息(自2013年3月l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改判蔡亚栋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上诉理由如下：黄伟良是索赔燃料、物料、供应品、网具渔具、遣返费、鱼货、船员个人必需品损失的适格主体。根据船舶物权公示原则，黄伟良是“珠湾××19”船所有人，有权就碰撞损失向蔡亚栋提出索赔，且陈树带在一审中确认由黄伟良行使“珠湾××19”船在涉案事故中各项损失的索赔权，陈树带不会再另行索赔，陈树带该项处分行为依法有效。为避免当事人的讼累，一审法院应支持黄伟良关于燃料、渔具等船舶价值之外其他损失的赔偿请求。上诉人黄伟良对上诉人蔡亚栋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另提出如下答辩意见：一、本案碰撞事故因“闽狮渔×××37”船方的原因造成，一审判决其承担70%的责任并无不当。根据避碰规则，“珠湾××19”船在“闽狮渔×××37”船右前方，“珠湾××19”船是直航船，“闽狮渔×××37”船是让路船，但其未履行让路义务。此外，“闽狮渔×××37”船值班人员康进法未持有船舶适任证书，不懂航海技术，疏忽了望、采取避碰措施不当，应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闽狮渔×××37”船逃离现场，未尽救助义务，对“珠湾××19”船的沉没应负主要责任。二、“珠湾××19”船是港澳渔船，不享受减半的赔偿责任限制，故“闽狮渔×××37”船也不应享受减半的赔偿责任限制。且蔡亚栋如要申请赔偿责任限制应于一审判决作出前申请，不能在二审期间申请赔偿责任限制。综上，请求驳回蔡亚栋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蔡亚栋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珠湾××19”船的船舶价值损失及各项船上财产损失提出异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除“珠湾××19”船舶价值损失及船上财产损失之外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
一审开庭时，“珠湾××19”船承租人陈树带出庭作证。黄伟良的委托代理人询问陈树带是否确认所有的诉讼权利由黄伟良主张，陈树带回答：“是的，我方不主张权利，由黄伟良主张”。
2015年5月25日，蔡亚栋向一审法院申请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本院认为：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黄伟良以“闽狮渔×××37”船和“珠湾××19”船相互碰撞、请求蔡亚栋赔偿其在碰撞事故中的各项损失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为涉港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一致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律解决本案争议，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处理本案正确。
根据当事人二审期间的诉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闽狮渔×××37”船和“珠湾××19”船在涉案船舶碰撞事故中的责任比例是否恰当、一审法院认定黄伟良在涉案事故中的船舶损失是否正确、黄伟良主张蔡亚栋应向其赔付船舶损失之外的其他损失是否成立，以及蔡亚栋是否有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本案争议的四个焦点问题。
关于一审法院认定“闽狮渔×××37”船和“珠湾××19”船在涉案碰撞事故中的责任比例是否恰当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闽狮渔×××37”船和“珠湾××19”船在碰撞事故中的过错，认定两者对事故的责任比例为7:3。蔡亚栋上诉称涉案事故由黄伟良一方的过失造成，“珠湾××19”船沉没与“闽狮渔×××37”船无关，蔡亚栋无须承担赔偿责任。黄伟良则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故责任比例正确。经查，关于涉案碰撞事故发生的原因，“闽狮渔×××37”船和“珠湾××19”船均存在过错，“闽狮渔×××37”船在事故发生时由不具备渔船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未能保持正规了望，未能及时发现紧迫局面，在两船相距0.5海里才采取避碰行动，且未能有效采取避碰措施。“珠湾××19”船也存在未能及时发现紧迫局面，未能及时、有效采取避碰措施的问题。但就两船的责任比例而言，事故发生前“闽狮渔×××37”船驾驶人康进法称其已目测到右前方2至3海里处的“珠湾××19”船，根据避碰规则第十五条关于“（交叉相遇局面）当两艘机动船交叉相遇致有构成碰撞危险时，有他船在本船右舷的船舶应给他船让路，如当时环境许可，还应避免横越他船的前方”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闽狮渔×××37”船为让路船正确。“闽狮渔×××37”船违反避碰规则第十六条关于“（让路船的行动）须给他船让路的船舶，应尽可能及早采取大幅度的行动，宽裕地让清他船”的规定，在2至3海里处目测到“珠湾××19”船后，未及时采取让路措施，对两船紧迫局面的形成应负主要责任。紧迫局面发生后，“闽狮渔×××37”船采取避碰措施不力，一审法院认定该船对涉案事故承担70%的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蔡亚栋称“珠湾××19”船并非因涉案碰撞事故所受损害沉没，而是在涉案事故发生后因其他原因沉没，但蔡亚栋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本院对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关于一审法院认定黄伟良在涉案事故中的船舶损失是否正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船舶价值损失的计算，以船舶碰撞发生地当时类似船舶的市价确定；碰撞发生地无类似船舶市价的，以船舶船籍港类似船舶的市价确定，或者以其他地区类似船舶市价的平均价确定；没有市价的，以原船舶的造价或者购置价，扣除折旧（折旧率按年4－10％）计算；折旧后没有价值的按残值计算。”为查明涉案碰撞事故发生地“珠湾××19”船类似船舶的市场价格，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事故发生时“珠湾××19”船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并以鉴定结论及鉴定人员关于该船市场中间价为82.5万元的意见作为认定“珠湾××19”船船舶损失的依据。该鉴定结论由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出具，且鉴定人员依法出庭作证，在双方当事人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事故发生地“珠湾××19”船类似船舶市场价格与该鉴定结论不符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该鉴定结论并无不当。蔡亚栋上诉称“珠湾××19”船的船舶损失应从上述评估价格82.5万元中扣除船东黄伟良可以获得的减船补助金74.6万元，蔡亚栋主张的该等计算船舶碰撞中船舶损失的方法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中蔡亚栋一方申请对碰撞事故发生时事故发生地“珠湾××19”船类似船舶的市场价格进行司法鉴定，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二条关于“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公告、勘验、翻译、评估、拍卖、变卖、仓储、保管、运输、船舶监管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人民法院不得代收代付”的规定，由此产生的鉴定费用应当由申请鉴定的一方蔡亚栋承担，蔡亚栋上诉请求由黄伟良承担该笔鉴定费用没有法律依据。
关于黄伟良主张蔡亚栋应向其赔付船舶损失之外的其他损失是否成立的问题。鉴于蔡亚栋诉称的船舶之外的其他损失均系“珠湾××19”船燃料、渔具、船员生活用品等的损失，因该等受损物品的所有人并非蔡亚栋，尽管一审时陈树带确认所有诉讼权利由黄伟良行使，但陈树带并未办理前述受损物品求偿权转让予黄伟良的法律手续，故一审法院未支持黄伟良请求蔡亚栋赔偿船舶燃料、渔具、船员生活用品等损失的诉讼请求正确，予以维持。因黄伟良不是“珠湾××19”船船舶燃料、渔具、船员生活用品等损失的适格求偿主体，故本院不再对该等损失的具体金额进行审查。
关于蔡亚栋是否有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问题。蔡亚栋在一审判决作出后方向一审法院提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责任人在一审判决作出前未提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抗辩，在二审、再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蔡亚栋在二审期间提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应予维持。黄伟良和蔡亚栋上诉理据不足，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543元，由上诉人黄伟良承担4620元，上诉人蔡亚栋承担2292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杜以星
代理审判员 辜恩臻
代理审判员 王 晶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潘万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