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民终27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1197号中远大厦四层。
负责人：胡宝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帅，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秀兰，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东岗村。
法定代表人：薄世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丽敏，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大理鸿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大理经济开发区满江红山路。
法定代表人：舒江鸿，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与被上诉人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久集团）、第三人大理鸿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理鸿迪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6）吉01民初428号民事判决，信达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帅、陈秀兰，被上诉人长久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丽敏到庭参加诉讼。大理鸿迪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信达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要求长久集团赔偿全部经济损失21440703.01元；2.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律师代理费由长久集团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委托合同最相类似是错误的，根据《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车辆委托监管协议》及《车辆及合格证监管确认书清单》，双方构成保管合同法律关系；2.一审判决遗漏重要案件事实，长久集团与大理鸿迪公司签订的《车辆监管仓库（或场地）租赁及保管安全协议》第7条第1款约定，长久集团将质押车辆保管工作转给了大理鸿迪公司，未经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一条，长久集团应当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3.一审法院认为质押车辆的灭失不是长久集团自身原因造成的，并据此认定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且责任限额不超过30%是错误的。根据《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车辆委托监管协议》鉴于部分的约定，长久集团作为质押车辆的保管人作出监管不善的违约行为给浦发银行长春分行造成损失时，应承担直接赔偿责任。长久集团没有尽到每日盘库，对账、车、证相符情况进行核对的合同义务，未经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同意将质押车辆转交给大理鸿迪公司保管，在车辆缺失后没有及时通知浦发银行长春分行进行止损，长久集团的违约行为直接导致车辆损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在本案中没有过错，大理鸿迪公司的私售行为应归责于长久集团监管不力；4.一审法院在未判决大理鸿迪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下，即判决长久集团承担大理鸿迪公司的补充赔偿责任，违反法定程序。
长久集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证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1.《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车辆委托监管协议》包含了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与长久集团之间的委托事项，不同于保管合同，双方形成的法律关系与委托合同相似。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一条，根据协议约定，车辆的存放地点由大理鸿迪公司指定，由长久集团与大理鸿迪公司或第三方签署融资车辆仓储合同，是三方明确约定的，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是明知且同意车辆的存放地点为大理鸿迪公司处的；2.长久集团并未将质押车辆的监管工作转交给大理鸿迪公司；3.长久集团收取的监管费用每月仅为3000元，属于无偿的委托合同，应承担与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而非欠款代付责任；4.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在一审时对大理鸿迪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况。
大理鸿迪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陈述意见。
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一审诉称：2015年5月，大理鸿迪公司与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签订《融资额度协议》、《融资额度补充协议》以及《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协议》、《动产最高额质押合同（汽车金融专用）》，上述协议约定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为大理鸿迪公司提供汽车融资贷款专项授信，额度为5000万元，垫款罚息为日万分之五，额度使用期限自2015年5月8日至2016年5月8日，大理鸿迪公司将融资汽车质押给浦发银行长春分行，被担保的主债权期间为自2015年5月8日至2018年5月8日。同时，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与长久集团以及大理鸿迪公司签订了编号为JG20150508001的《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车辆委托监管协议》，三方约定：长久集团负责接收车辆（含商品车、汽车合格证、钥匙）以及日常监管工作，发生影响监管或可能损害浦发银行长春分行质权事项时即时同时浦发银行长春分行；长久集团依据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在其网上信息系统下达的电子指令、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传真给长久集团的《商品车释放通知书》以及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的电话通知释放质押车辆；因长久集团原因造成质物毁损缺失、给浦发银行长春分行造成经济损失的，长久集团应向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承担赔偿责任。上述协议签订后，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依约向大理鸿迪公司发放贷款，其中自2015年8月17日，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为大理鸿迪公司开具七张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共计3680万元，大理鸿迪公司用上述贷款购买了97台融资车辆，长久集团接收了上述融资车辆（含商品车、汽车合格证、钥匙），并向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出具了《车辆及合格证监管确认清单》及《车辆及合格证监管确认书》，后大理鸿迪公司陆续将销售回款12519795元交给给了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依约释放了对应价值的融资车辆，但据长久集团提供的最近一次2016年3月14日《日查库汇总表》显示并经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现场核实，剩余59台质押车辆全部脱离监管导致缺失，对应缺失额质押车辆财产价值损失共计23162022元。因无法取得缺失质押车辆销售回款，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垫款金额已达20535145.73元（已扣除大理鸿迪公司保证金及结算账户金额），截止到2016年5月11日，已产生罚息907131.23元。依据《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车辆委托监管协议》，大理鸿迪公司将涉案车辆作为质物出质给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其与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共同同意将质物交由长久集团监管。该协议“鉴于”部分明确约定该协议中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与长久集团形成委托监管关系，长久集团因监管不善导致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受损，需直接向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承担全部监管责任，不得因任何合同关系对抗浦发银行长春分行；该协议第三条“车辆监管”部分第（一）款第二项明确约定，在监管期间，如因长久集团责任出现车辆数量、品种不符或车辆表观破损影响产品质量，长久集团应向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承担相应价值的赔偿责任；该协议第六条“违约责任及处理”部分第（三）款明确约定，因长久集团原因造成质物毁损缺失、给浦发银行长春分行造成经济损失的，长久集团应向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承担赔偿责任。在协议履行过程中，质押车辆在未得到浦发银行长春分行释放指示的情况下脱离监管导致缺失，长久集团未尽到协议约定的监管责任。因长久集团监管失职导致质物缺失，使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的质权受到严重损害，长久集团应当在缺失质物相应价值的限额内就质物缺失给浦发银行长春分行质权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长久集团应当赔偿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的垫款金额及罚息。浦发银行长春分行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长久集团向浦发银行长春分行赔偿经济损失21440703.01元（垫款金额20533571.78元，罚息907131.23元，罚息计算至长久集团清偿之日，现暂计算至2016年5月11日）；2.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律师代理费用由长久集团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5月，大理鸿迪公司与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签订《融资额度协议》、《融资额度补充协议》以及《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协议》、《动产最高额质押合同（汽车金融专用）》。
2015年5月8日签订的《融资额度协议》中约定：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为大理鸿迪公司提供融资额度，融资品种和额度为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1000万元，开立银行承兑汇票额度为5000万元，额度使用期限自2015年5月8日至2016年5月8日，由案外人张亚辉提供保证，由大理鸿迪公司提供质押担保，保证金比例为10%。
2015年5月8日签订的《融资额度补充协议》中第一条约定：“经乙方（指大理鸿迪公司）申请，甲方（指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同意上述《融资额度协议》项下授信额度可作为乙方办理电子汇票承兑业务的授信额度。在授信期间内，乙方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以下简称ECDS）逐笔提起票据承兑申请，甲方逐笔审批、办理。”第二条约定：“本协议中'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的定义依照中国人民银行电子商业汇票制度的有关规定，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无纸质形式，电子票据的状态和内容以ECDS中记载的为准，持票人可以通过浦发银行网上'企业银行'进行查询并进行操作处理。”第四条约定：“授信期间，乙方须在甲方开立承兑汇票保证金账户，并在提出每笔票据承兑申请前，将相当于每笔承兑票据金额10%的资金存入该保证金账户，作为每一笔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保证金，银行有权对客户结算账户资金按照回款金额扣划至保证金账户中作为银行承兑汇票解付资金，左右保证金均作为我行债权担保。”第六条第三项约定；“每笔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的期限最长为6个月，承兑发生日应当发生在授信期间到期前，承兑票据到期日可以晚于授信期限到期日，但不能超过授信额度到期日6个月。”第七条约定：“承兑手续费按票面金额0.5‰计算，乙方在甲方（指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办理每笔票据承兑时一次付清，甲方亦有权在承兑前从乙方账户中扣收。”第九条约定：“在每笔承兑票据到期日，甲方凭票无条件支付票款。如票据到期日前乙方未能足额交付票款时，甲方有权从乙方在甲方开立的任何存款账户上扣款以作支付。因乙方不足交付及其账户余额不足扣收而致乙方垫付的票款，由甲方按有关规定按垫款金额日万分之五向乙方计收罚息。”
《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协议》中第一条第一款约定：“本协议中，甲方（指大理鸿迪公司）为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申请人和法人账户透支或流动资金贷款业务的借款人，乙方（指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为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行和法人账户透支或流动资金贷款业务的贷款人。甲方向乙方提出关于购买大众或奥迪品牌车辆项下银行承兑汇票和法人账户透支或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专项授信的申请，乙方经审查合格后对甲方提供银行承兑汇票和法人账户透支或流动资金贷款专项授信额度，此专项授信额度只限于甲方在一汽-
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大众或奥迪品牌汽车。在专项授信额度期限内，乙方向甲方提供期限6个月以内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业务（电子商业汇票不受6个月期限限制）、法人账户透支、流动资金贷款业务中的一项或几项。”第一条第二款约定：“甲方同意将银行承兑汇票和法人账户透支或流动资金贷款项下对应的融资汽车抵押或质押给乙方，其合格证交由乙方或其委托监管人监管。乙方根据甲方在乙方保证金账户中销售回款或补充资金情况，释放所对应汽车合格证。本协议下有关甲方、乙方以及乙方委托的监管方之间有关车辆的交接监管、汽车合格证的监管以及有关车辆保险、补充保证金、融资车辆凭证释放等内容以甲方、乙方以及乙方委托的监管方之间签订的相关从属协议为准。”第五条约定：“甲方将承兑汇票、法人账户透支或流动资金贷款款项所购车辆抵押或质押给乙方，甲方同意将相应汽车合格证交乙方监管，乙方向甲方释放汽车合格证视同解除对该合格证对应车辆的抵押或质押。”
《动产最高额质押合同（汽车金融专用）》中约定：大理鸿迪公司将融资汽车质押给浦发银行长春分行，被担保的主债权期间为自2015年5月8日至2018年5月8日，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8000万元整为限。
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甲方、质权人）、大理鸿迪公司（乙方、出质人）、长久集团（丙方、监管人）签订了编号为JG20150508001的《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车辆委托监管协议》，其中“鉴于”部分记载：“丙方受甲方委托对质押的融资车（包含融资车辆及钥匙）及汽车合格证（本协议所称汽车合格证是指：国产车的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进口车的货物进口证明书和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进行监管。本协议中甲、丙方形成委托监管关系，丙方因监管不善导致甲方受损，需直接向甲方承担全部监管责任，不得因任何合同关系对抗甲方。”第二条“车辆运送及交接”部分约定：“（一）……如乙方存在二级网点且需向二级网点运送融资项下车辆，需提前报经甲方书面审核。甲方审核同意后，授权丙方为乙方办理车辆出库手续。车辆出库后，丙方不爱在监管融资车，但仍需监管融资车合格证。……（三）融资车辆到达后，乙方负责车辆验收，丙方负责接收车辆。……（四）车辆及合格证监管确认书应视为甲方收到车辆和汽车合格证的不可撤销凭证，同时也作为乙方向甲方融资所提供质押的车辆交付甲方的凭证。”第三条“车辆监管”部分约定：（一）丙方应指派专门人员在车辆存储地点现场监管车辆及车辆合格证，并按照本协议的要求履行监管责任，丙方应确保指派人员具备应有的素质、责任心和工作能力；乙方应对丙方的监管工作给予必要的配合，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丙方的监管工作。在监管期间，如因丙方责任出现车辆数量、品种不符或车辆表观破损影响产品质量，丙方应向甲方承担相应价值的赔偿责任；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进行现场检查、对账等操作，按照甲方要求提供监管资料。在监管期间，丙方应做到每日盘库，对账、车、证相符情况进行核对，并每月向甲方提供库存盘点明细表。……（三）乙方向甲方申请释放质押车辆时，应向甲方传真《融资车辆申请书》并电话通知，原件留存在丙方；甲方审核同意后，通过丙方的网上信息系统将电子发货指令下达给丙方，并将《商品车释放通知书》传真给丙方，同时电话通知丙方。丙方在收到甲方网上电子发货指令集书面传真形式确认（附指定经办人员签字和预留印鉴）的《商品车释放通知书》后为乙方办理车辆出库手续，并将《商品车释放通知书回执》回传至甲方。丙方对《融资车辆申请书》、《商品车释放通知书》的审查确认，以对比甲方、乙方留在丙方的印鉴和签字的方式进行。丙方对收到的传真件确认后，应向甲方、乙方核对相关信息，丙方为确保回传传真的真实送达，须在此与甲方指定经办人确认，甲方应予以配合。（四）乙方如需将被监管车辆转移至二级网点，应向甲方传真《车辆移存二级网点申请书》，将原件交丙方监管，并电话通知甲方。甲方审核同意后向丙方传真《车辆移存二级网点审批书》，并电话通知丙方。丙方在收到甲方的传真和电话通知后，为乙方办理车辆出库，并将《车辆移存二级网点审批书回执》回传甲方。但相应汽车合格证不在移交范围内，仍由丙方进行监管。乙方申请释放存放于二级网点的车辆及相对应的汽车合格证时，应按照本协议三、（三）款的规定办理。第四条约定：“丙方的监管费由乙方承担。收费标准为每月5000元，监管费的缴纳方式为半年缴纳一次。”第五条第（三）款约定：“丙方的权利义务：1.作为甲方的代理人代为接收、监管质押车辆及相对应的汽车合格证，直接向甲方负责。2.按照本协议及甲方的通知及时向乙方释放融资车及汽车合格证；3.每日进行一次盘库，并认真做好统计工作；4.发生影响监管或可能损害甲方对质押车辆的权益事项时，即时通知甲方；5.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保证从业人员具有应有的工作能力和素质；6.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事项。”第六条第三项约定：因丙方原因造成质物毁损缺失、给甲、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的，丙方应向甲、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协议签订后，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依约向大理鸿迪公司发放贷款，其中自2015年8月17日，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为大理鸿迪公司开具七张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共计3680万元，大理鸿迪公司用上述贷款购买了97台融资车辆，长久集团接收了上述融资车辆（含商品车、汽车合格证、钥匙），并向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出具了《车辆及合格证监管确认清单》及《车辆及合格证监管确认书》，后大理鸿迪公司陆续将销售回款12519795元交给了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依约释放了对应价值的融资车辆。后长久集团监管下的59台车辆发生缺失，长久集团亦认可其对本案争议的59台车辆均不占有。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主张本案所涉的59台车辆由大理鸿迪公司私自出售。长久集团则主张是大理鸿迪公司为长久集团提供保险柜的时候预留了密码和钥匙，取走真正的合格证和钥匙后，使用伪造合格证和钥匙的犯罪手段偷走的。长久集团主张本案所涉的59辆车中有5辆车移动到二级网点，但未能对此提供经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同意移动至二级网点的相关手续。长久集团主张另有1辆车被案外人拖走，但未能对此提供证据。（2016）吉01民初682号案件的庭审中，长久集团雇佣的本案所涉车辆的监管人员杨松出庭作证，并陈述其应“负责清点库存车辆的数量，有时一个星期左右清点，查库是其工作职责，每周至少要2次”。本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本案所涉的59台车辆已经设立质权并无争议。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主张本案所涉的59台车应以2016年3月14日的日查库汇总表为准，长久集团主张59台车辆应以2016年1月25日臧延彦与李娜签订的交接单为准，长久集团所举交接单中共记载了58辆车的信息，双方所举出的表中共有53辆车的信息一致。长久集团对2016年3月14日的日查库汇总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长久集团承认其手中只有55辆车的合格证和51把车钥匙，并主张其中22张合格证是假的，对车钥匙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主张缺失的59台车辆总价值为23162022元，其依据为双方签字的车辆及合格证监管确认书清单中记载的车辆价值，长久集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浦发银行长春分行陈述其已经扣除了368万元保证金、12519795.59元的车辆销售回款和大理鸿迪公司其他账户内的资金66632.63元，总计16266428.22元，长久集团对该相关财务手续中的公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其对相关情况并不了解。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上述还款均冲抵本金，同时提供了扣划的具体时间。长久集团对此并未提供反证。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实际履行的监管费用为每月3000元。浦发银行长春分行认可本案所涉的59辆车已经依合同约定购买了保险，但主张本案情况不属于理赔范围。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为本案诉讼向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给付了律师代理费10万元。《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车辆委托监管协议》中对于律师代理费的负担没有约定。现浦发银行长春分行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长久集团向浦发银行长春分行赔偿经济损失21440703.01元（垫款金额20533571.78元，罚息907131.23元，罚息计算至长久集团清偿之日，现暂计算至2016年5月11日）；2.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律师代理费用由长久集团承担。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明确其诉讼请求中罚息的计算方式为：罚息分五部分计算：以1367183.28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日0.5‰的利率标准计算；以1166388.50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日0.5‰的利率标准计算；以720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日0.5‰的利率标准计算；以900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2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日0.5‰的利率标准计算；以180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日0.5‰的利率标准计算。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应进行实体审理的问题。长久集团主张本案具有经济犯罪嫌疑不属于经济纠纷，应当裁定驳回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的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大理鸿迪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私售质押车辆的行为侵犯了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对质押车辆的占有，亦因此涉嫌经济犯罪，公安机关已经对该案进行侦查。本案中，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系依据其与长久集团之间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提起的违约之诉，与经济犯罪案件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进行实体审理。
二、关于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是否已向大理鸿迪公司发放贷款3680万元的问题。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主张其向大理鸿迪公司通过电子承兑汇票的方式贷款3680万元，上述贷款均已实际发放。长久集团则主张其对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与大理鸿迪公司之间的贷款情况并不清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与大理鸿迪公司之间的多份融资协议均显示双方存在贷款关系，且互相印证了贷款方式为电子承兑汇票，现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提供了电子承兑汇票已经申请、审批、发放等程序的相关电子凭证，且融资协议及质押协议中约定的质押车辆已经由车辆经销商实际交付给大理鸿迪公司并随后交由长久集团监管以为浦发银行长春分行设定质权。故应认定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已经实际向大理鸿迪公司发放贷款3680万元。
三、关于长久集团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长久集团是否应对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长久集团对《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车辆委托监管协议》及其应承担质押监管责任无异议，但主张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所受到的损失是因为大理鸿迪公司的犯罪行为所导致的，且其已尽到监管义务，并无违约之处，对于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所受损失亦无过错。关于长久集团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作如下评判：1.关于长久集团是否应对大理鸿迪公司私售车辆的行为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车辆委托监管协议》虽为浦发银行长春分行、长久集团及大理鸿迪公司共同签订的三方协议，但依据该合同“鉴于”部分的说明和关于三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及具体监管流程的约定，可以认定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与长久集团之间形成了委托监管关系，其性质与委托合同关系最相类似。大理鸿迪公司虽参与订立了《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车辆委托监管协议》，但当评判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与长久集团之间的合同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时，其显然处于合同相对方以外的第三人的法律地位。故若长久集团确有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则大理鸿迪公司私售车辆的行为亦不影响长久集团基于合同关系向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2.关于长久集团在履行监管义务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车辆委托监管协议》的“鉴于”部分显示长久集团的监管范围包括车辆本身、钥匙及合格证。该合同第三条第（一）项亦明确约定长久集团有“每日盘库，对账、车、证相符情况进行核对”的监管义务。故长久集团有义务对质押车辆本身进行监管，车辆的缺失和车辆钥匙、合格证不足清单数量的事实足以认定长久集团存在违约行为。同时，浦发银行长春分行认可长久集团对于大理鸿迪公司的私售行为的最早反馈日期为2015年11月30日，但杨松在（2016）吉01民初682号案件的证言中证实，其于2015年11月27日已经发现大理鸿迪公司的私售行为。因此，长久集团亦违反了《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车辆委托监管协议》第五条第（三）项的约定：“4.发生影响监管或可能损害甲方对质押车辆的权利事项时，即时通知甲方”的义务。3.关于长久集团对于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的损失是否存有过错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车辆委托监管协议》的第三条第（一）项和第六条第（三）项亦约定了因长久集团的原因或是责任给浦发银行长春分行造成损失的，长久集团应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故评判长久集团是否应对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应以长久集团是否对其违约行为存在过错为前提。依据（2016）吉01民初682号案件中证人杨松的证言，足以认定长久集团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履行每日盘库的监管义务，车辆钥匙、合格证不足清单数量的事实亦足以认定长久集团并没有履行于每日盘库后核对账、车、证相符情况的义务。同时，长久集团未能就大理鸿迪公司的私售行为即时通知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的行为亦对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损失的产生及补救有所影响。故长久集团对于其违约行为的产生确有过错。因此，无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还是依据《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车辆委托监管协议》第三条第（一）项和第六条第（三）项之约定，长久集团均因其有过错的违约行为应向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另外，长久集团主张在大理鸿迪公司的债权人强行取走车辆时，已采取向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报告、报警、阻止等措施，已尽到监管职责，但这些措施均未起到保护质押物的作用，不能构成对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的免责，一审法院对长久集团的上述抗辩主张不予支持。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质物缺失即损失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大理鸿迪公司的私售行为；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履行该义务的方式系委托长久集团进行质物监管，浦发银行长春分行、长久集团、大理鸿迪公司之间约定的监管内容包括车辆、钥匙和合格证，监管方式则采用大理鸿迪公司的仓储场地、使用大理鸿迪公司提供的办公条件及保险柜，上述关于监管内容和监管方式的设计和约定亦难以保证切实、实际的控制质押物，换言之，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依据委托关系而对案涉质押物的占有并不完整。因此，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对于上述法定义务的履行存在一定轻忽。在大理鸿迪公司存有恶意的情况下，及时监管人完全尽到勤勉、忠诚义务亦难以完全避免损失的发生。另外，长久集团虽收取监管费用，但仅为每月3000元，与其所承担的风险和义务相比，《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车辆委托监管协议》中约定的监管人的权利义务不构成对价关系。长久集团每月收取的3000元实际仅为必要的费用，而不宜认定为报酬。因此，由于质押人大理鸿迪公司、质权人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监管人长久集团均对质物的缺失存在过错，三方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且作为质押人的大理鸿迪公司为主要责任，一审法院酌定监管人长久集团对案涉质物缺失的损失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以不超过30%为宜。
四、关于长久集团应承担本责任的性质与方式的问题。在债权债务及担保法律关系中，债务人是终局性义务人，担保人在替代债务人清偿债权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属于从义务人，二者依法或依约而产生，都是债权人的直接义务人。相对于债务人与担保人而言，担保物监管人仅是帮助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辅助人，而不是债权实现的直接义务人，其责任虽有一定的独立性，但除因自身原因造成监管担保物灭失外，其责任需依附于债务人的直接责任，如果直接责任因清偿而消灭。所以其只可能是前述直接义务人后的辅助性补充义务人。本案中，监管人的赔偿责任应为补充责任和违约责任。即只有在债务人不能依约清偿债务时，监管人才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为即使质物灭失导致质权人无法行使优先受偿权，但债务人仍能清偿全部债务时，质权人并无实际损失，也就谈不上监管人的赔偿责任问题，债务人仍能清偿部分债务时，监管人的赔偿责任应以债务人不能清偿的债务数额为限。同时，应以因监管人过错导致的质物灭失或短少的价值为限，概因超过的损失与监管人的违约行为之间缺乏因果关系。因此，长久集团应在人民法院对债务人大理鸿迪公司及其他担保人强制执行后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债权仍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不超过30%的补充赔偿责任，同时责任限额亦应以质押财产价值23162022元的30%即6948606.60元为限。另外，本案中浦发银行长春分行起诉并未对第三人大理鸿迪公司提出诉讼请求，其虽于诉讼中对大理鸿迪公司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但其提出申请时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且庭审辩论亦已结束，故一审法院对该项申请不予准许。必须指出的是，因为监管人长久集团应承担责任的性质为补充赔偿责任，故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应于本案审结后另行起诉第三人大理鸿迪公司及其他担保人，并于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后以其实际不能受到清偿的部分在上述限额范围内再就本案实际执行。
五、关于律师代理费是否应予保护的问题。浦发银行长春分行虽与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签有委托代理合同，并给付了10万元代理费，但《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车辆委托监管协议》中并未约定在长久集团违约时，应承担由此给浦发银行长春分行造成的律师费损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提出其主张律师费的依据还包括《长春分行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协议》，但因长久集团并非该合同的一方主体，该合同中的约定不能约束长久集团。因本案中的律师服务系依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的选择而发生的有偿服务，并非必然发生，在双方就此无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提出的本案律师代理费由长久集团承担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长久集团在人民法院对债务人大理鸿迪公司及其他担保人强制执行后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债权仍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不超过30%的补充赔偿责任，该补充赔偿责任限额不超过6948606.60元；二、驳回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信达公司提交了新的证据，即长久集团与大理鸿迪公司签订的《场地使用协议》，欲证明长久集团与大理鸿迪公司私下签订的《车辆监管仓库（或场地）租赁及保管安全协议》，与《场地使用协议》是阴阳合同，《车辆监管仓库（或场地）租赁及保管安全协议》未经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同意，将对质押车辆的监管职责尤其是保管义务私自转给了大理鸿迪公司，使大理鸿迪公司具备了监守自盗的条件。长久集团对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有效性及来源均提出异议，并认为该《场地使用协议》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履行的是《车辆监管仓库（或场地）租赁及保管安全协议》，该证据不能证明与本案所涉及的三方监管协议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信达公司主张《场地使用协议》能够证明长久集团以另行签订《车辆监管仓库（或场地）租赁及保管安全协议》的形式私自将监管责任转移给了大理鸿迪公司，但信达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车辆监管仓库（或场地）租赁及保管安全协议》约定的事项违反了三方签订的《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车辆委托监管协议》的内容，亦无法证明长久集团存在将监管责任转移给大理鸿迪公司的情形。因此该份《场地使用协议》无法证明信达公司的上述主张。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1.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甲方，质押权人）与大理鸿迪公司（乙方，质押人）、长久集团（丙方、监管人）签订编号为JG20150508001的《汽车经销商网络融资车辆委托监管协议》，其中“鉴于”部分约定：“丙方受甲方委托对质押的融资车（包含融资车辆及钥匙）及汽车合格证进行监管。本协议中甲、丙方形成委托监管关系……”第一条基本要求约定：“（一）融资车辆需存放在指定地点，具体地点由乙方指定。……（三）丙方需派专职监管员进行驻店监管。乙方负责无偿提供办公区域和必备办公条件（含存放融资车合格证及钥匙的保险柜），乙方保证向丙方交付保险柜的全套钥匙。”上述约定证明，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是通过委托监管关系将质押物交由长久集团进行监管，且质押物存放于质押人、债务人大理鸿迪公司指定的仓储场地、使用大理鸿迪公司提供的场所、办公条件及保险柜等。在这种委托监管关系中，长久集团接受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的委托，指派工作人员对质押车辆进行监管。根据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中受托人为委托人办理委托事务的特点，本案双方形成的法律关系类似于委托关系。而保管合同法律关系是指保管人为寄存人保管物品，并按约定返还保管物品的合同。显然，本案中浦发银行与长久集团并未形成这种法律关系，信达公司主张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与长久集团形成保管关系，系对法律关系理解错误。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浦发银行长春分行与长久集团之间合同关系的性质认定为类似于委托关系，并无不当。
2.上述三方协议第一条基本要求（二）约定：“丙方需与乙方或第三方签署融资车辆仓储合同……”根据该项约定，长久集团需与大理鸿迪公司或第三方签署车辆仓储保管合同。该项约定能够证明，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在签署该上述三方协议时对长久集团与大理鸿迪公司形成保管关系是明知并认可的。现信达公司主张长久集团对浦发银行长春分行隐瞒了与大理鸿迪公司的保管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3.在本案委托监管合同履行过程中，质押物的实际占有和控制均发生在质押人大理鸿迪公司的场地和域所内，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对质押物的占有和控制并不充分亦不完全，使得质押物监管和保存均存在较大风险，对此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应是明知或轻信能够避免的。因此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在设立质押物委托监管的过程中存在过错，其对自身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而且，本案质押车辆的丢失主要原因系由于大理鸿迪公司采用违约、违法手段私售车辆造成，不是因为长久集团的监管行为直接导致的。根据上述三方协议第六条（二）关于“因乙方原因造成质物毁损缺失、影响甲方质押权利的，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并应及时补足（补充现金或置换甲方同意的车辆）”的约定，大理鸿迪公司因自身原因造成质物毁损缺失、影响浦发银行长春分行质押权利的，应由大理鸿迪公司自行承担责任，补充现金或置换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同意的车辆。因此，本案大理鸿迪公司应对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的损失承担直接的、主要的赔偿责任，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债权转移后主体变更为信达公司）应该另行向大理鸿迪公司及其他担保人主张权利。同时，根据上述三方协议“鉴于”部分中关于“丙方因监管不善导致甲方受损，需直接向甲方承担全部监管责任”的约定，长久集团因监管质押物不善需向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承担责任的性质为监管责任，而非质押人的担保责任。而在债权债务及担保法律关系中，相对于债务人与担保人而言，担保物监管人仅是帮助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辅助义务人，债务人和担保人是债权人实现债权直接的主要义务人，长久集团的责任依附于大理鸿迪公司的直接责任而存在。如果大理鸿迪公司的直接责任因履行债务或提供符合条件的担保物而消灭后，长久集团的责任亦随之消灭；而且，即使长久集团完全且周延地履行了每日盘库、对账、车、证相符情况进行核对等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亦无法避免大理鸿迪公司采用违约、违法手段私售车辆等恶意严重违约行为或直接故意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害结果发生。因此，本案长久集团的这种监管责任与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相类似，即相对于债务人、质押人及恶意违约人或侵权人大理鸿迪公司的直接责任而言，监管人长久集团虽存在违约行为和监管过失，但其只应在担保物价值一定范围及过错或违约程度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另外，双方在庭审过程中均对长久集团每月仅收取3000元的监管费没有异议，而该笔每月3000元的监管费与长久集团所承担的风险和义务不能形成正比，因此上述三方协议中约定的监管人的权利义务不能构成对价关系。根据民法权利义务责任相适应原则，长久集团承担的责任范围不应明显超过其监管义务的对价。因此，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一审法院酌定监管人长久集团对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大理鸿迪公司并穷尽一切执行措施后仍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不超过30%的补充赔偿责任，同时以质押财产价值的30%为限，并无不当。故本院对信达公司上诉称长久集团应对其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本案浦发银行长春分行在一审起诉时并未对大理鸿迪公司提出诉讼请求，其要求变更诉讼请求时已超过举证期限，且庭审辩论已经结束，故一审法院对其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不予准许，程序并无违法之处。
综上，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753元，由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斓
审 判 员 程 杰
代理审判员 国伟杰
二〇一八年六月八日
书 记 员 齐小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