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07行终9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灵山县平南镇可任废旧塑料粒加工厂，住所地灵山县平南镇杨梅村。
负责人李可任，男，1965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灵山县。
委托代理人陈存江，广西劦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钦州市永福西大街东泉大厦5楼。
法定代表人李祖华，局长。
委托代理人包永胜，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陈琳，灵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管理股股长。
一审第三人黄庆旭，男，1975年11月20日出生，农民，住广西灵山县。
委托代理人黄升庆，广西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基业，广西公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灵山县平南镇可任废旧塑料粒加工厂(以下简称塑料厂)因工伤认定一案，不服灵山县人民法院（2017）桂07行初24号行政判决，于2017年12月25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收到上诉状的同日立案受理了上诉人的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塑料厂的委托代理人陈存江，被上诉人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包永胜、陈琳，一审第三人黄庆旭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升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黄庆旭于2015年3月与塑料厂（于2012年6月12日成立，经济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李可任）建立劳动关系，从事包装、投料、碎粒、清洗、装卸等工作。上班时间为上午7点至12点，下午2点至5点。2016年6月12日7点30分左右，黄庆旭在塑料厂的一车间工作过程中，因塑料粒的堵塞造成脱水机不能正常运作，黄庆旭在掏塑料过程中被突然运转的脱水机器绞伤右手。事故发生后，塑料厂的经营者即负责人李可任及同事把黄庆旭送往灵山县人民医院入院治疗。根据灵山县人民医院于2016年6月12日出具黄庆旭的《病人入院卡》联系人空白栏登记记载为“李可任”，《医患双向承诺书》的患者亲属签名栏签有“李可任”字样并按捺手指模，《患者知情同意征求书》的患者代理人签字栏签有“李可任”字样并按捺手指模，《灵山县人民医院外科标准健康教育实施单》的家属签名栏有多处签有“李可任”字样并按捺手指模。经医院诊断，第三人的伤情为：1．右手软组织挫裂伤；2．右正中神经断裂；3．右尺动脉断裂并缺损；4．右尺神经断裂并缺损；5．右尺桡骨远端骨折；6．右拇指展肌对掌肌断裂；7．右小指展肌对掌肌断裂；8．右掌长肌断裂。第三人于2016年9月2日出院，塑料厂支付了黄庆旭的部分治疗费用。黄庆旭受伤住院期间，黄庆旭的妻子与李可任曾于2016年7月间到灵山平南司法所协商黄庆旭右手受伤赔偿事宜未果。2016年11月21日，经灵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灵劳人仲案字〔2016〕第54号仲裁裁决书确认，黄庆旭与塑料厂自2015年3月至2016年6月存在劳动关系。2016年12月28日，黄庆旭向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并领取工伤认定申请表，人社局于2016年12月30日正式受理，并于2017年1月5日向黄庆旭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于2017年1月10日向塑料厂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人社局随后向相关知情人进行调查，并于2017年2月3日作出钦人社工伤认(四)字〔2017〕0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工伤认定），认定黄庆旭为工伤。工伤认定于2017年2月9日送达黄庆旭，于2017年2月13日送达塑料厂。塑料厂不服，于2017年8月1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塑料厂对其与黄庆旭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无异议，并经已发生法律效力灵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灵劳人仲案字〔2016〕第54号仲裁裁决书予以确认。人社局以生效仲裁裁决书所确认的事实，认定塑料厂与黄庆旭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庆旭右手受到损伤事实是在塑料厂处工作时被脱水机绞伤还是黄庆旭帮助他人收割庄稼时被打谷机绞伤的问题。综合人社局及黄庆旭提交的证据，均能证实黄庆旭是于2016年6月12日早上7点半左右在塑料厂处工作时，在掏塑料粒过程中被脱水机器绞伤右手，且首次发现黄庆旭受伤的地点也是在塑料厂处的车间内，塑料厂的经营者李可任送黄庆旭去医院治疗时也是从塑料厂处用车送黄庆旭出发的，黄庆旭受到的伤害属于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人社局依据上述规定，认定黄庆旭属于工伤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塑料厂仅以黄庆旭的《入院记录》及《出院记录》记载“患者自述约于2小时前帮他人收割庄稼时被农机绞伤，致伤右手”而辩解黄庆旭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但不能进一步提交证据证实黄庆旭是帮谁收割何种庄稼，且又是塑料厂的经营者李可任及其儿子从塑料厂处用车送黄庆旭去医院治疗的，即黄庆旭受到的伤害属于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事实优于塑料厂主张的黄庆旭是帮助他人收割庄稼时被打谷机绞伤的事实，塑料厂的辩解主张与本案事实不符。综上，人社局认定黄庆旭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了塑料厂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塑料厂诉称，2016年6月12日，一审第三人并非是在上诉人处工作时受伤。根据第三人受伤当天入住灵山县人民医院的《入院记录》和2016年9月2日的《出院记录》记述，第三人是帮助他人收割庄稼时被农机绞伤的。《入院记录》和《出院记录》均记述，第三人自述其受伤是帮助他人收割庄稼时被农机绞伤的，这就证明了第三人并不是在上诉人处为上诉人工作受的伤。对于第三人自认的这一事实，被上诉人在对第三人进行工伤认定时并没有认真加以调查，而是采信其它事实对第三人的受伤认定为工伤。其实，本案除了第三人的辩称之外，所有的证据包括被上诉人制作的调查笔录和第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录音光盘等均没有说谁亲眼见到第三人是在上诉人处工作时受伤。可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被上诉人不能充分举证直接证明第三人属于工伤。而上诉人根据《入院记录》和《出院记录》等证据主张第三人是帮助他人收割庄稼时被农机绞伤的，无需再举出其他证据加以证明，因为这是作为当事人的第三人自认的事实。一审判决采用证据优势原则，采信第三人受到的伤害属于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的事实优于上诉人主张的第三人是帮助他人收割庄稼时被打谷机绞伤的事实，从这一点来说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为这样适用并没有直接证据加以支持，没有达到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要求。
综上所述，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和一审判决均是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及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人社局辩称，一、答辩人对黄庆旭认定为工伤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第三人黄庆旭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灵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书》（灵劳人仲案字【2016】第54号），裁决确认自2015年3月至2016年6月黄庆旭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工作岗位为投料、碎粒、清洗、包装、卸装等。《仲裁裁决书》送达当事人后，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起诉，目前该《仲裁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二）我局认定黄庆旭在上诉人单位工作过程中受伤的事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上诉人单位的上下班时间为：上午：7:00-12:00；下午：14：00-17:00。2016年6月12日7时30分左右，黄庆旭在上诉人单位的一车间（地址：原灵山杨梅造纸厂内）工作过程中，因塑料粒的堵塞造成脱水机不能正常运作，黄庆旭在掏塑料粒过程中被突然运转的脱水机器绞伤右手。经医院诊断为：1、右手软组织挫裂伤；2、右正中神经断裂；3、右尺动脉断裂并缺损4、右尺神经断裂并缺损；5、右尺桡骨远端骨折；6、右拇指展肌对掌肌断裂；7、右小指展肌对掌肌断裂；8、右掌长肌断裂。上诉人认为2016年6月12日黄庆旭受伤是因帮助他人收割庄稼时被农机绞伤的，并非是在上诉人单位工作时受的伤，而根据我局的办案人员调查并非如此，从以下几方面证实：1、在我局办案人员向上诉人的经营者（负责人）李可任调查了解情况时，李可任亲口承认是他的员工跟他讲黄庆旭是在上诉人单位做工时受伤，并由李可任和他的儿子及另外一名员工一起护送黄庆旭去医院治疗。2、灵山县人民医院的《入院记录》和《出院记录》记录黄庆旭帮助他人收割庄稼时被农机绞伤是有原因的，在我局办案人员向黄庆旭主治医师处了解到，黄庆旭当天入院时，是陪同黄庆旭一起到医院其中一名男的说黄庆旭是自己收庄稼时被打谷机绞伤的，而在后来的住院治疗当中，黄庆旭向主治医师说出实情是他帮别人做工时受伤，并非自己收庄稼受伤的，要求更改入院受伤原因，而主治医师的理解为黄庆旭所说的“帮别人做工时受伤”是“帮助别人收庄稼时受伤”而没有更改记录。因用人单位不再支付其剩余的医疗费的情况下，黄庆旭想从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基金报销部分医疗费，黄庆旭再次要求主治医师更改“因自己收庄稼受伤原因”，主治医师认为黄庆旭反复修改受伤原因，所说的话不可信，没有更改。根据新型农村医疗保险规定如果是自己的原因受伤而非第三方原因受伤的可按比例报销医疗费，否则不予报销，所以医院没有给黄庆旭报销医疗费。3、在黄庆旭住院期间，上诉人的经营者（负责人）李可任与黄庆旭爱人曾到灵山平南镇司法所就黄庆旭受伤的医疗费进行协商调解，因意见达不到一致，调解没有成功。这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黄庆旭在上诉人单位工作中受伤的事实，试想，如果黄庆旭不是在上诉人单位做工受伤，李可任没有必要与黄庆旭的爱人在司法所进行协商。4、2016年6月12日黄庆旭受伤时也没有什么庄稼成熟可收割，上诉人没有相关证据材料证明。因此上诉人关于黄庆旭是帮人收割庄稼被农机绞伤右手的主张，没有证据证实。二、审批程序合法。黄庆旭与2016年12月28日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局对其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后于2016年12月30日正式受理，按规定进行了补正材料、单位举证、调查取证、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程序符合有关的规定。三、认定黄庆旭所受伤害为工伤的决定适用法律正确。黄庆旭的事故伤害既是在工作时间内也是在其的工作岗位上，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的规定。因此我局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认定黄庆旭所受伤害为工伤，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的支持，上诉的理由也不成立。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第三人黄庆旭述称，2016年6月12日上午7:30左右，答辩人在被答辩人灵山平南镇可任废旧塑料粒加工厂自己工作的车间工作过程中，因塑料粒堵塞造成脱水机不能正常工作，答辩人在掏塑料过程中被突然运转的脱水机器绞伤右手，事故发生后李可任和他的儿子李盛用自己的小车将黄庆旭送到医院住疗，并帮黄庆旭办理入院的相关手续，2016年9月2日答辩人出院，被答辩人交了答辩人的部分医疗费。出院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就余下的医疗费及其他费用的赔偿问题进行协商，由于分歧较大，没有达成协议。2016年12月28日答辩人向钦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简称人力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人力局受理后依法对答辩人受伤的事实进行了调查取证：1.证人黄某1证实，他亲眼看到答辩人受伤后从车间出来，并由李可任和他的儿子将受伤的黄庆旭扶上小车并送医院治疗；2、证人黄某2证实，2016年6月12日上午7点半后，接到李可任的儿子李盛打来电话，说黄庆旭上班时在车间被脱水机打断了右手，他们正在送黄庆旭去灵山县医院抢救，并叫她立即赶到灵山县人民医院；3、平南司法所覃观业证实，黄庆旭受伤后李可任与黄庆旭的爱人到司法所协商黄庆旭受伤赔偿问题，通过以上的事实证明黄庆旭的受伤属于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因此，人社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于2017年9月20日作出工伤认定，确认黄庆旭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是正确的。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审第三人黄庆旭是否在工作的场所（塑料厂）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经二审审理，本院基本认可一审法院对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另查明，塑料厂租用了厂大门对面原杨梅纸厂的厂房作为工作车间，黄庆旭就在该车间工作。黄庆旭于2016年6月12日上午在入院记录上记载的“患者自述约于2小时前帮他人收割庄稼时被农机绞伤右手”不属于黄庆旭的自述，而是他人的陈述，黄庆旭事后也否认该自述。
本院认为，一审第三人黄庆旭属上诉人塑料厂的工人，于2016年6月12日上午7:30时左右（属塑料厂的上班时间）被机器绞伤右手，该事实各方当事人是没有争议的，而争议较大的是一审第三人黄庆旭是否在工作的场所（塑料厂）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事实。上诉人塑料厂主张一审第三人黄庆旭是在帮他人收割庄稼时被机器绞伤的，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一审第三人黄庆旭受伤的时间正好是塑料厂上班的时段内，受伤的地点也是在上诉人塑料厂的工作场所内，也是上诉人塑料厂的负责人李可任亲自用小轿车将在塑料厂大门口受伤等候的一审第三人黄庆旭送到灵山县人民医院入院治疗的。虽然灵山县人民医院的入院记录记载是“患者自述约于2小时前帮他人收割庄稼时被农机绞伤右手”，但根据被上诉人人社局在受理一审第三人黄庆旭工伤认定申请后向当时接诊的医师宁金帅的调查询问笔录已证实，该记录的内容不属一审第三人黄庆旭的自述，是他人未经一审第三人黄庆旭授权同意的情况下作出的，非一审第三人黄庆旭的真实意思表示，事后也未得到追认，不能作为否定一审第三人黄庆旭不在工作的场所（塑料厂）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依据。即一审第三人黄庆旭的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因此，上诉人塑料厂的上诉主张不能举证证明，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灵山县平南镇可任废旧塑料粒加工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宁 盛
审判员 韦乐熙
审判员 钟凌意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谢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