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3民终7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惠刚，男，1975年11月8日出生，彝族，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皓蓝，四川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婵，女，1979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皓蓝，四川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元，男，196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阆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云，四川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蓬安县华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蓬安县金甲乡十四村七社。
法定代表人：母宇。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鳍，男，生于1980年10月27日，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邢绍勇，男，197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阆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开文，阆中市河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王志元诉马惠刚、王婵、蓬安华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玲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阆中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4日作出（2013）阆民初字第571号民事判决书后，马惠刚、王婵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审理后作出（2014）南中法民终字第1451号民事判决书。马惠刚、王婵仍然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以（2015）川民申字第997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后，认定原一、二审判决审判程序违法，裁定撤销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2013）阆民初字第571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4）南中法民终字第1451号民事判决，发回阆中市人民法院重审。在阆中法院重审过程中，经王志元申请，阆中市人民法院依法追加邢绍勇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阆中市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2016）川1381民初5880号民事判决。马惠刚、王婵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惠刚、王婵上诉请求：1.撤销阆中市人民法院(2016)川1381民初5880号民事判决书；2.驳回被上诉人王志元对上诉人马惠刚、王婵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关于“瑶溪公司委托邢绍勇保管公章”和“瑶溪公司的事务由邢绍勇在管理”的事实认定事实错误，该认定并无事实和证据依据。事实上是安雪琴、邢绍勇原系夫妻关系，安雪琴是上诉人王婵的小姨,瑶溪公司成立后,涉及公司的管理事务上诉人是委托安雪琴在管理，并非委托邢绍勇管理和保管公章；(2)一审判决关于“2009年初,邢绍勇代表瑶溪公司与王志元协商在王婵承租的土地上合伙栽种树木,同年2月5日,邢绍勇代表瑶溪公司与王志元签订了《合作开发速生杨树速生桉树工业用材林合同》”和“瑶溪公司实际向王志元提供的土地约300亩用于栽种树木”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是由于上诉人从不认识王志元,更没有在2009年2月5日授权邢绍勇代表瑶溪公司与王志元签署上述合同,一审认定邢绍勇代表瑶溪公司没有事实依据；其次,上诉人自至始至终对邢绍勇与王志元合伙栽种树木的事实不知情,亦不知晓具体的树木面积；再次,一审认定瑶溪公司向王志元提供约300亩土地用于栽种树木并无相关事实和证据依据。重审前的那次一审时，法院曾经对案涉土地面积进行过现场勘验,该现场勘验并未认定具体面积。邢绍勇在本次一审开庭当庭的自认面积为130亩，邢绍勇在本案重审前的一审、二审后以上诉人夫妻名义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上诉和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申诉中均否认300亩栽种树木土地面积的事实，故本案至关重要的事实即王志元到底栽种了多少面积的树木一直未查清；最后,最为重要的是，在本案重审前的那次二审时的2014年7月3日庭审笔录中第7页王志元自认邢绍勇才是实际控制人，王志元自至始至终与是与邢绍勇发生的交易而非是与马惠刚、王婵或者瑶溪公司；(3)一审判决关于“2012年11月1日,在王志元未在场且不知情的情况下,邢绍勇以王婵(甲方)的名义将王婵2007年承租的420亩土地上的全部附作物转让给蓬安华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对于该次转让自始至终不知情,且从未授权邢绍勇以上诉人名义实施该行为,转让所得127万元均是由蓬安华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给邢绍勇的,上诉人未获分文；(4)一审判决关于“邢绍勇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在127万元转让款中支付给张品国的14万元和支付给农民的土地承包费50多万元的证据”的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是支付给张品国的14万元和支付给农民的50多万元土地承包费的证据，邢绍勇在原审中就出示了的,重审的一审法院忽略了该项事实。2.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关于“邢绍勇代表瑶溪公司与王志元签署的合作开发种树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应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的认定错误。首先,王志元并不认识上诉人,上诉人从未以书面或口头方式授权邢绍勇代表上诉人及瑶溪公司与王志元签署合伙合同,上诉人并无与王志元合伙的意思表示,何以认定合同成立且有效？其次,王志元自始至终均是与邢绍勇联系并发生交易,有王志元在原审的二审庭审中的自认为据,王志元也从未和上诉人联系,王志元作为从商多年的经营者,拥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但从未审查过邢绍勇是不是有权代表上诉人或瑶溪公司,是否有相关的授权。基于本案并无任何证据证明邢绍勇是受上诉人或瑶溪公司委托与王志元签署合伙合同,邢绍勇的行为既不是有权代理,又不具有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而是非常明显的无权代理,故结合王志元的自认和邢绍勇关于承担责任的自认,应当认定邢绍勇与王志元之间形成合伙关系,而并非是瑶溪公司与王志元之间形成合伙关系；(2)一审判决关于“涉案的127万元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在扣减丁厚俊承包的苗圃树苗移出费用12万元,扣减张品国栽种的部分树木价值2万元,扣减王婵和马惠刚自建的临时房屋和鸡舍的价值32万元,余下的81万元应当认定王志元在约300亩土地上栽种的树木所产生的收益”的认定错误。邢绍勇在本案原审一审中提供了其支付给张品国14万元和支付农民土地承包款50余万元的证据,一审对此证据视而不见是错误的,若按照一审的裁判思路,即从127万元中扣除其他开支,剩余部分作为认定合伙的收益,也应当从81万元中扣减上述金额,以余下的约17万元作为认定收益的依据；(3)一审判决关于“瑶溪公司注销后,其相应的民事权利义务应由股东王婵、马惠刚享有和承担”的认定错误，该认定没有法律依据。瑶溪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7月5日经清算而注销,并在清算中依法发布了清算公告,公告了债权申报期,王志元并未在申报期内申报债权,上诉人的清算行为没有过错；因此,一审认定瑶溪公司注销后,应当由上诉人承继承瑶溪公司的权利义务没有法律上的依据；(4)一审判决关于“邢绍勇受马惠刚、王婵委托管理瑶溪公司,其行为的结果应当由马惠刚、王婵承担,邢绍勇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认定错误。本案并无证据证明邢绍勇受马惠刚、王婵委托管理瑶溪公司的事实,且结合王志元的自认和邢绍勇在一审答辩中自认瑶溪公司注销后的行为均与王婵、马惠刚无关,民事责任应当由邢绍勇承担的事实，证明了王志元与邢绍勇之间形成了合伙关系，邢绍勇擅自处置瑶溪公司和王志元的财产，与蓬安华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转让协议，以及占有127万元转让款的行为均是邢绍勇自己的行为,均不是受马惠刚、王婵的委托行为。3.本案来源于阆中法院对本案讼争的事实作出一审判决，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后，邢绍勇以上诉人名义向在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高级人民法院在认为一审、二审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指定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的案件，但是原审法院在本次的一审审理中，仍然按照原来一审、二审所认定的事实做出裁判，这与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案事实的认定矛盾。4.王志元在提出诉讼的时候，经王志元申请对华玲公司下欠的40万元转让款进行了保全，但华玲公司仍然将该40万元支付给了邢绍勇个人，华玲公司和邢绍勇擅自处分了冻结款项，其和邢绍勇应当承担责任。
王志元答辩称，1.本案虽然经过了一审、二审、再审、重审，但我们认为本案的基本事实均已被人民法院查明，其案件事实是清楚的。马惠刚、王婵与被上诉人邢绍勇在涉案事实发生之时存在姻亲关系，邢绍勇的前妻是王婵的小姨，马惠刚、王婵作为股东的瑶溪公司在黑山岩村承包流转土地400余亩后，邢绍勇代为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管理，在前期种西瓜、土豆效益欠佳的情况下，2009年邢绍勇代表瑶溪公司与王志元签订了合作协议，应当认定是瑶溪公司与王志元的合作关系，是由瑶溪公司提供流转的土地，由王志元栽种金果林；因此我们认为一审法院查明的以上事实是清楚的。2.流转土地在面积问题，在重审前的一、二审中均确认了流转土地的范围，涉案的转让款127万是对王志元、张品国、丁厚俊所种的树林和瑶溪公司在地面上构筑物的折价，不包括土地流转的费用，事实上应支付给农民的土地流转费应该由瑶溪公司承担，故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主要事实的内容清楚。3.关于适用法律的问题，在重审前的一审、二审审理期间和本次一审中，均未否认邢绍勇在控制瑶溪公司，但是王婵、马惠刚是出资人，其称对于涉案的承包土地再次流转不知情在情理上讲是不成立的。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邢绍勇答辩称，1.2009年2月5日，瑶溪公司与王志元签订的合同协议均加盖了公司印章，王婵作为法定代表人，华玲公司是授权邢绍勇在管理公司，理应由瑶溪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由瑶溪公司已被注销，当然应由于瑶溪公司的原股东马惠刚、王婵个人承担责任。2.一审在林木收益款的认定事实错误，对于2012年11月1日的转让款127万的组成问题，在重审前的一、二审中，华玲公司的何先忠说得很清楚，其中包括了12万丁厚俊种植的苗圃款，张品国树木折价2万，李建养鸡和瑶溪公司房屋折价32万，2007年到2012年土地租金补偿60万元，王志元的树木栽种价值10万元，剩余11万元是合伙期间的利润；同时，2012年转让款127万包括的是土地面积是430亩，而王志元的实际栽种树林的面积是135亩，对其树林的折价是20万元；因此，根据涉案的合作协议的约定，不论取何种计算方式，王志元也只应当获得16万余元的补偿。
华玲公司答辩称，华玲公司已经付清了127万元转让款，至于该127万元应当由其他人如何分配与我们无关。
王志元一审诉讼请求：1.被告马惠刚、王婵、邢绍勇共同赔偿原告投资款及收益76万元；2.被告马惠刚、王婵、邢绍勇从2012年11月1日起以76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资金利息；3.被告马惠刚、王婵、邢绍勇共同赔偿原告损失10万元；4.被告华玲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2009年2月，原告与被告王婵签订了合伙种树的协议，约定由王婵一方提供土地，由原告负责提供苗木、肥料、农药、人工并负责管理，所卖的木材收益原告得60%，王婵一方得40%。协议签订后，王婵一方向原告提供的净土地约300亩，原告在该土地上栽种了杨树和桉树。2012年11月，王婵瞒着原告擅自将该土地上的树木等附作物以127万元转让给被告华玲公司，此款按协议约定的比例原告应得的款项经与被告协商无果。
一审查明：2007年被告王婵从阆中市河溪镇黑山岩村共租赁六个社的土地约420亩用于种蔬菜。王婵将该土地承租后，在该土地上修建了临时性的房屋并建有鸡舍。为了种植业的需要，马惠刚、王婵夫妇二人于2008年9月成立了“阆中市瑶溪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瑶溪公司”），该公司已于2011年7月15日注销。瑶溪公司成立后其公章存放于安雪琴、邢绍勇二人处。安雪琴系王婵的姨妈，安雪琴与邢绍勇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4年10月27日登记离婚。马惠刚、王婵称瑶溪公司成立后公司事物委托安雪琴管理，事实上瑶溪公司的事物由邢绍勇在管理。因种植蔬菜收益不高，2009年初，邢绍勇代表瑶溪公司与王志元协商在王婵承租的土地上合伙栽种树木。同年2月5日，邢绍勇代表瑶溪公司与王志元签订了《合作开发速生杨树、速生桉树工业用材林合同》，约定由瑶溪公司出土地，由王志元负责提供苗木、肥料、农药、人工并负责管理，所出售的木材收益由瑶溪公司得40%，王志元得60%。合同签订后，瑶溪公司实际向王志元提供的土地约300亩用于栽种树木，王志元自己出资购买树苗在该片土地上栽种杨树和桉树，请人工、施肥、购买农药以及管理均是王志元全部负责。2012年11月1日，在王志元未在场且不知情的情况下，邢绍勇以王婵（甲方）的名义将王婵2007年承租的420亩土地上的全部附作物转让给被告华玲公司（乙方），双方签订《地面附作物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一、王婵自愿终止与黑山岩村2、3、4、5、16社（约420亩）承租土地合同，合同终止后，甲方将房屋（其中含李健的住房、鸡舍建房及设施）及土地附作物（即种植的树苗）转让给乙方，其中苗圃地约100亩由甲方留20亩给乙方作补植（4社、5社交界处），原房屋与树木所有权归乙方所有（其中含张品国约20亩林木）；二、全部转让费共计127万元；三、款项支付方式：1.双方签订协议时，乙方支付6万元作为定金。2.第二次付款为61万元（待乙方与老百姓签合同之后）。3.第三次付款为40万元（12月20号前）。4.下余部分20万元（2013年6月30日前付清）。合同签订后，华玲公司按照约定将127万元已全部支付给了邢绍勇。420亩土地上的附作物，有丁厚俊承包的苗圃地约100亩、有张品国栽种的部分树木、有马惠刚和王婵在2009年以前自建的临时性房屋和鸡舍、有王志元栽种的树木约300亩。华玲公司与邢绍勇在协商地面上附作物转让价值时，对丁厚俊约100亩的苗木需移除估价12万元、对张品国栽种的部分树木估价2万元、对王婵和马惠刚自建的临时性房屋和鸡舍估价32万元。邢绍勇主张对张品国栽种的树木虽估价是2万元，但实际向张品国支付了14万元；127万元中还包括应支付给农民的土地承包费50多万元。对此主张，邢绍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审理中，原告主张邢绍勇低价转让附作物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原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华玲公司接受转让后，与当地村社又重新建立了土地租赁合同，而且还在该片土地上又栽种有其他树木，并对王志元栽种的部分树木进行移栽。该片土地上的所有附作物均是华玲公司在控制与管理。现华玲公司又将该片土地转让他人。
一审法院认为，邢绍勇代表瑶溪公司与原告王志元签订的合作开发种树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应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合同签订后，王志元在土地上种植了桉树、杨树等树木，王志元应当按双方合同中约定的分配比例享有其收益。邢绍勇将地面上的附作物以127万元转让给华玲公司时原告虽不知情，但在诉讼中王志元对该地面上的附作物转让价为127万元并不持异议，故该费用应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根据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127万元中应当扣减丁厚俊承包的苗圃树苗移出费用12万元、扣减张品国栽种的部分树木价值2万元、扣减王婵和马惠刚自建的临时房屋和鸡舍的价值32万元，余下81万元应认定是王志元在约300亩土地上栽种的树木所产生的收益。对该价款应按照原告与瑶溪公司签订的协议中关于收益分配之约定进行分配。王志元是与瑶溪公司签订的合同，瑶溪公司现已注销，瑶溪公司注销后，其相应的民事权利和义务应由其股东王婵和马惠刚享有和承担。同时被告王婵、马惠刚亦应承担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向原告支付其应得收益的民事责任。转让费127万元华玲公司已按转让协议约定全部支付给了邢绍勇，现原告主张的利息可从2013年7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华玲公司已将转让款全部支付给了邢绍勇，原告要求华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原告主张邢绍勇低价转让附作物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原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原告要求被告马惠刚、王婵、邢绍勇赔偿损失10万元的请求应不予支持。邢绍勇主张127万元中还包含支付给张品国栽的树木14万元、支付给农民的土地承包费50多万元，对此主张，邢绍勇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与地面附作物转让协议内容不符，邢绍勇的该项主张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采信。邢绍勇受马惠刚、王婵委托管理瑶溪公司，其行为的结果应由马惠刚、王婵承担，邢绍勇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判决：1.被告马惠刚、王婵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十日内向原告王志元偿付转让树木的收益款共计人民币486,000元；并从2013年7月1日起至偿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付资金利息。2.驳回原告王志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00元，诉讼保全费2,520元，由原告王志元负担1,520元，被告马惠刚和王婵负担6,000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马惠刚、王婵申请证人安雪琴作证，拟证实王婵、马惠刚设立公司后，是委托王婵的小姨安雪琴在管理瑶溪公司和保管公司印章，并没有委托王婵的小姨安雪琴的前夫邢绍勇管理公司；2008年下半年安雪琴是由于自身被查出乳腺癌需要治疗，公司属于亏损状态，在该过程中的2009年邢绍勇使用了公司印章与王志元签订了合作合同，在2011年7月公司注销后，邢绍勇在2012年11月份将土地和建筑物等全部流转给了华玲公司；同时，马惠刚、王婵还出示了王婵、马惠刚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民事再审申请书》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申字第997号民事裁定书，拟证实省高院认定本案重审前的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
二审查明，邢绍勇以瑶溪公司的名义与华玲公司签订的《地面附作物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土地上的附作物，有丁厚俊承包的苗圃地约100亩、有张品国栽种的部分树木、有马惠刚和王婵在2009年以前自建的临时性房屋和鸡舍、有王志元栽种的树木。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邢绍勇于2009年2月5日以瑶溪公司的名义与王志元签订《合作开发速生杨树、速生桉树工业用材林合同》，因现有证据表明，瑶溪公司在阆中市河溪镇黑山岩村租赁土地上的经营活动主要是由邢绍勇在实施，且该合同上盖有瑶溪公司的印章，故王志元完全有理由相信邢绍勇有权代表瑶溪公司与其签订该合同，且该合同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对王志元和瑶溪公司均应产生约束力；从合同当事人双方关于由瑶溪公司提供土地给王志元，由王志元自己提供苗木、肥料、农药、人工种植相关林木，所产出的木材按王志元点60％，瑶溪公司占40％的比例进行分配的约定内容来看，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约定明确，对于所种植的木材的分配方式的约定简单明了，故一审法院据此从邢绍勇以瑶溪公司名义将其租赁土地上的附作物转让给华玲公司所获得的127万元中，扣除非王志元种植的树木和其他附作物的价值金额后，按照前述约定的分配比例，认定王志元应当获得的收入分配金额并无不当；同时，由于瑶溪公司虽然在其注销之前，予以了公告，但事实上并未对瑶溪公司进行依法彻底地清算，故作为负有清算责任义务股东的马惠刚、王婵依法应当对瑶溪公司的债权人存在相应的民事责任。上诉人马惠刚、王婵关于一审判决认定“邢绍勇代表瑶溪公司与王志元签署的合作开发种树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应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关系错误和一审判决认定“瑶溪公司委托邢绍勇保管公章，以及瑶溪公司的事务由邢绍勇在管理”的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经查，邢绍勇运用瑶溪公司租赁的阆中市河溪镇黑山岩村租赁土地以瑶溪公司的名义从事相关活动的事实客观存在，且瑶溪公司的印章为其长期使用，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中，瑶溪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上诉马惠刚、王婵关于其对于此事实不知情的辩解与常理不符；同时，无论瑶溪公司是否明确委托了邢绍勇对瑶溪公司进行管理，事实上邢绍勇基于当时其系瑶溪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婵的姨父的身份，以瑶溪公司的名义实施了相应的民事行为的事实客观存在。故应当认定瑶溪公司实际系邢绍勇在管理，对于涉案合作合同的签订，王志元完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邢绍勇有权代表瑶溪公司；至于上诉人马惠刚、王婵在上诉理由中提到的王志元在诉讼中承认过其是与邢绍勇发生法律的关系的问题，从王志元在整过诉讼过程中的全面意思表达来看，王志元的该种表达方式并不是对涉案法律关系主体的自认。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关于邢绍勇以瑶溪公司的名义与王志元签订的涉案合同合法有效，对作为合同当事人双方王志元和瑶溪公司产生约束力的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马惠刚、王婵提出的一审判决认定王志元栽种树林300亩的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以及邢绍勇提出的王志元栽种的树木只有135亩的抗辩意见。经查，虽然一审判决确实对于王志元栽种树木的面积作出了认定，但是从2012年11月1日王志元以瑶溪公司的名义与华玲公司签订的《地面附作物转让协议》来看，华玲公司出价127万元主要针对的是瑶溪公司租赁土地上的客观存在的“房屋及土地附作物（即种植的树苗）”，并非是按林木的亩数计价，该价格与林木的亩数没有必然联系；同时，在本次二审中，邢绍勇与王志元均称，在邢绍勇以瑶溪公司的名义与王志元签订涉案的合作合同时，在瑶溪公司租赁的土地上没有瑶溪公司栽种的任何林木。故一审判决对于涉案的王志元栽种林木的亩数的认定，不论其认定正确与否，或者该事实是否清楚均不会对于本案的判决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关于邢绍勇提出的“对于2012年11月1日的转让款127万的组成问题，在重审前的一、二审中华玲公司的何先忠说得很清楚，其中包括了12万丁厚俊种植的苗圃款，张品国树木折价2万，李建养鸡和瑶溪公司房屋折价32万，2007年到2012年土地租金补偿60万元，王志元的树木栽种价值10万元，剩余11万元是合伙期间的利润”的抗辩意见。经查，在本案重审前的一、二审中，华玲公司的何先忠确实有过这样的陈述，但其关于涉案的127万元的转让款中包括了土地承包费的描述，与华玲公司同邢绍勇以瑶溪公司名义于2012年11月1日签订的《地面附作物转让协议》这一书证记载内容反映出的该127万元所覆盖的范围仅是瑶溪公司所涉土地上的“房屋及土地附作物（即种植的树苗）”矛盾，故一审判决考虑到言词证据的可塑性较强的特点，对于该127万元所覆盖的补偿对象严格按照前述《地面附作物转让协议》书证的内容作出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马惠刚、王婵关于一审判决从涉案的127万元转让款中，扣减了丁厚俊承包的苗圃树苗移出费用12万元、张品国栽种的部份树木价值2万元和马惠刚、王婵自建的房屋、鸡舍价值32万元后，在邢绍勇在重审前的那次一审中出示了另外支付给了张品国14万元和支付了农民土地承包款50余万元的情况下，却视而不见，不予扣减错误的上诉理由。经查，在对本案的本次一、二审审理中，邢绍勇及上诉人马惠刚、王婵未能向法庭出示邢绍勇另外向张品国支付过费用和支付过农民土地承包款的证据；况且即使有支付过前述款项的事实存在，但其款项性质是什么？是否应当从涉案的127万中予以扣减？也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同时，从前述邢绍勇于2009年2月5日以瑶溪公司的名义与王志元签订《合作开发速生杨树、速生桉树工业用材林合同》中关于瑶溪公司提供土地给王志元，由王志元自己提供苗木、肥料、农药、人工种植相关林木的约定看，在王志元与瑶溪公司的合作中，为王志元栽种树木提供土地是瑶溪公司的义务，在现有证据只能认定涉案的127万元系“房屋及土地附作物（即种植的树苗）转让款”的情况下（前面已经阐明），上诉人马惠刚、王婵要求从中扣减本应由瑶溪公司承担的土地承包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马惠刚、王婵关于在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对本案重审之前的一、二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作出了否定裁决的情况下，而本案的一审判决仍然按重审之前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作出认定，这与高级人民法院的认定矛盾的上诉理由。经查，在本案本次重审前的一、二审判决作出之后，邢绍勇以马惠刚、王婵的名义向省法院进行了申诉，省法院确实在作出了（2015）川民申字第997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第第二项之规定，遂裁定指令对本案进行再审，但根据我国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再审的立案审查仅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是否符合进入再审的条件的立案性审查，其对相关事实的认定不必然产生既判力的法律效果，一审判决根据案件的证据情况，就案件事实从实体上进行重新审理后，根据重新查明的事实再次作出的认定，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作出的认定，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上诉人马惠刚、王婵关于王志元在提起诉讼的时候，经王志元申请对华玲公司下欠的40万元转让款进行了保全，但华玲公司仍然将该40万元支付给了邢绍勇个人，华玲公司和邢绍勇擅自处分了冻结款项，其和邢绍勇应当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经查，华玲公司的该行为是应当用财产保全及执行的相关法律条款进行调整，在本案的诉讼中并不产生华玲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上诉人马惠刚、王婵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马惠刚、王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勤阳
审判员 李卫东
审判员 董 行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王思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