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遵市法民一终字第154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维毅，男，194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贵阳花溪联办砖厂退休职工。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维志，女，195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退休教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徐兴忠，男，1947年3月26日出生，汉族，绥阳县建筑公司退休职工。
委托代理人朱应奎，绥阳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李维毅、李维志因与被上诉人徐兴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绥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绥民一初字第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中李维毅、李维志诉称：1959年我们的父亲李建雄生病，为了方便治疗，全家从绥阳县搬到贵阳居住，1964年李建雄将绥阳的自有房屋门面一间和住房出售给被告的父亲徐鹏，出售房屋的四至界限为：前抵街心，后至堂屋大门，上齐瓦角，下到基石。1986年被告徐兴忠改建房屋时，未经我家同意，擅自将我家的木结构烤火房和堂屋拆除，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后经洋川镇北街办事处调解，我家母亲与被告母亲李维华达成调解协议，李维华家新建砖房三楼一底，其二层楼房28平方米归我家所有，因我们家不在绥阳，所以暂由李维华使用，我们家人回来时，李维华让出归我们家居住。协议达成后，洋川镇北街调解委员会制作了（86）北调第11号调解书。后我母亲姜应先和被告母亲李维华相继去世。2012年10月，我退休后，想回乡生活，到绥阳要求被告徐兴忠按协议约定将二楼住房28平方米归还我使用，遭到拒绝。经过了解得知，被告徐兴忠骗房管局称我们家房屋是他母亲通过买卖取得的，绥阳县房管局因此为被告徐兴忠办理了房屋产权证，故请求确认位于绥阳县洋川镇红旗中路遵房权证绥阳县字第000060**号房屋二楼28平方米归我们所有，被告交出该房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徐兴忠辩称：首先，遵房权证绥阳县字第000060**号房屋是我修建的，1961年我父亲徐鹏从原告父母李建雄、姜应先手里购买了原中山路86号房屋一连两间，其中铺面和房圈前抵街心后至堂屋大门，上齐瓦角、下到基石，左与王姓连界、右与公共巷道相连，共同维修共同进出。有买卖契约为证。1986年由于该房已成危房，不能居住，父亲已去世，母亲李维华将家庭管理权交给我，由我与邻居彭希明协商，向绥阳县城镇规划办公室申请拆房联建，由我出资修房，房屋修好后房屋产权登记在我名下，1991年绥阳县房产局给我颁发了房屋产权证，2004年换为遵房权证绥阳县字第000060**号。因此该房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其次，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调解协议的诉讼时效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民法通则135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现在已过28年之久，已过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还称修房时非法拆除烤火房和堂屋侵权，侵权纠纷的时效也是两年。无论是用调解协议还是侵权来确认归属均超过诉讼时效。最后，（86）北调字第11号调解书没有法律效力。该调解书没有人签名或按手印，也未送达我家，当时我是当家人，没有通知我参加，调解书中所列的旁听人，经访问不存在参加调解一事，在修房时原告及其母亲均未干涉过，在我母亲生前原告没有提出过我修建的房屋他家有28平方米。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59年原告李维毅、李维志随其父母李建雄、姜应先迁居贵阳。1961年李建雄、姜应先将位于绥阳县洋川镇红旗中路4号（原中山路86号）房屋一连两间出售给被告父亲徐鹏，其中铺面和房圈前抵街心，后至堂屋大门，上齐瓦角，下到基石，左与王姓连界、右与公共巷道相连，共同维修共同进出，并签订了契约。1986年，因该房成危房不能居住。被告徐兴忠向绥阳县城镇规划办公室申请拆除联建。获批准后，被告修建了三楼一底房屋，1991年绥阳县城乡建设局房产办公室向被告徐兴忠颁发了绥房证字第北001号房屋产权证，2004年换为遵房权证绥阳县字第000060**号房屋所有权证。2012年10月原告李维毅退休回绥阳，向被告主张遵房权证绥阳县字第000060**号房屋二楼28平方米属原告所有发生争议。2013年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绥阳县住建局给被告颁发的房屋产权证，因超过诉讼时效撤诉。2014年6月8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对遵房权证绥阳县字第000060**号房屋二楼28平方米享有所有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留存一份。”的规定，人民调解书生效的要件是，各方当事人签名或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的印章。现原告主张（86）北调字第11号北办调委会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由于该调解书虽然加盖了北调委员会印章，但没有当事人双方和人民调解员的签名或捺印，也没有证据证明送达了被告家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86）北调字第11号北办调委会调解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以此调解书的内容请求确认对遵房权证绥阳县字第000060**号房屋二楼28平方米房屋享有所有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由于原告尚未取得物权，因此原告的请求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提交的调解书时间是86年，距今已有28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期间。”的规定，原告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维毅、李维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00.00元，已减半收取950.00元，由原告李维毅、李维志负担。
一审判决后，李维毅、李维志不服上诉至本院称：1、一审法院以（86）北调字第11号北办调委会调解书没有双方当事人和人民调解员签字和捺印为由，认为调解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为由，对该调解书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不予确认，但该法律颁布时间为2010年8月28日，不能约束该调解书。该调解书是在双方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达成的调解协议，将原件留存在北办调委会，各方领取的均是打印件，加盖了公章，证人也予以了证实。故一审法院以双方未签字为由不予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2、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超过诉讼时效不符合法律规定，按照物权法规定，本案无诉讼时效限制。上诉人无权在1986年达成调解协议时就已经确定，故本案主张不存在时效限制。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诉求。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除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外，本院在二审期间向绥阳县有关部门依职权进行了调查，查明以下事实：1978年前，绥阳县城关镇为城关公社革命委员会。1978年改为洋川镇革命委员会。1983年更名为洋川镇人民政府。辖东、西、南、北4个街道办事处，10个居民委员会。1992年又进行建镇并乡撤区，全县将原8区1镇所辖49个乡（镇）进行调整。后来北街办事处更名为北街居委会。因为原北街办事处机构名称、人员几经变迁，又时经几十年，所调查的机构均无法确认李维毅、李维志提供的（86）北调字第11号《北办调委会调解书》的真实性，也查找不到该调解书存档的相关资料。
本院认为，首先，因为本案系所有权确认纠纷，并且李维毅、李维志提供的（86）北调字第11号《北办调委会调解书》第三、四条显示双方约定了产权及管理责任，李维毅、李维志可随时主张权利，不存在超出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李维毅、李维志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其次，李维毅、李维志持（86）北调字第11号《北办调委会调解书》要求确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该调解书确实包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处分的相关内容，该调解书系李维毅、李维志诉求能否得到支持的直接证据。但该调解书仅系调解组织制作的书面材料，并非司法机关制作的法律文书，李维毅、李维志也不能提供原来参加调解人员亲笔签字的原始协议。无论依据哪一部法律，当事人签字捺印是调解书或协议书生效的基本要素。经过调查，人民法院也不能查证该《北办调委会调解书》的真实性，徐兴忠也不予认可，故其诉求难以得到人民法院支持，一审法院驳回李维毅、李维志诉讼请求结果正确。如果李维毅、李维志今后重新取得了在本案中因为客观原因不能取得的证据，仍然可以依法要求维护其合法权益。综上所述，虽然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部分错误，但其认定事实及判决结果正确，并且本院对错误部分予以了纠正，故其判决结果应当予以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00.00元，由李维毅、李维志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占雷
审 判 员 李露露
代理审判员 张辉云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杨恩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