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20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永军，男，1975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绍桐，河北思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刚，河北思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支行，住所地济南市。
负责人：杨峻，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伟，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自广，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永军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济南市中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2民初2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永军上诉请求：1、请求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2民初2130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兑付存款;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未查明案件事实，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存款转走一事上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系经人介绍到被上诉人处进行存款，在上诉人在办完存款业务后，本人再未在柜台办理其他任何业务。而根据庭审中被上诉人出具的流水号为082006181的国内汇款付款通知单也就是上诉人存款被转走的交易单、汇款申请书以及防范金融诈骗安全提示单来看，上面三处的客户等字“郑永军”明显与其本人在被上诉人处开立账户时的签字完全不同，系他人伪造，且在汇款申请书上的联系电话也与上诉人开户时预留的电话完全不同，也没有留存上诉人的身份证件，可见被上诉人对此根本没进行审核。对此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对于大额存款的支取，办理业务的银行应当严格审核存款与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并留存存款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或者影印件，这是银行应当履行的义务。而从被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来看，其均未按照规定要求进行办理，被上诉人显然未按照规定履行义务，对上诉人存款被转走存在过错。其次，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存款被人转走系依上诉人意愿所做，是基于推断而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作此认定是由于“根据济南市中支行提供的由电脑生成的照片显示，在济南市中支行核对上诉人转款的时间点、上诉人出现在转款的柜台中”，关于现场照片问题，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曾明确说明没有当时的影像资料，更为重要的是该照片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从未出示，是被上诉人在庭下所提交，未经过上诉人质证，依法该照片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一审法院却以此认定上诉人出现在柜台，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违法。依据《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定》等相关法律规定，证据应在庭审中出示，并经过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一审判决书中所称的“照片”并未在法庭上出示，也未经过质证，而一审法院却以该照片认定转款“系根据郑永军意愿所做”不符合法律规定，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认定证据的程序，据此而作出的判决显然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关于本案案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在使用银行卡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将本案案由定为银行卡纠纷。但是本案不仅是他人伪造上诉人签字，冒用上诉人身份进行转款，且与被上诉人存在没有进行审查，未尽安全防范义务有关，因此本案案由属储蓄存款合同纠纷。综上，对于在银行内发生的金融交易，银行更有条件防范各种风险，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相应的业务规范，而被上诉人却未严格遵守，未保证上诉人的存款安全，对于此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案件事实，且程序违法，认定上诉人存款被转出系本人意愿与事实不符。因此，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中行济南市中支行辩称，上诉人与答辩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上诉状中描述与事实不符，本案的事实应该是：上诉人于2014年8月23日上午10:52分左右在答辩人处开立活期交易类长城电子借记卡及活期交易类对账簿，随后由其本人以“卡卡转账”的方式从北京账户转入在答辩人处新开立的借记卡账户人民币50万元，当天下午2点左右，上诉人又来到柜台办理了转账业务，将该借记卡中的50万元以货款的名义转入第三人徐俊岭的账户中，并不是上诉人所说办理完存款业务后再未在柜台办理其他业务。2、答辩人在一审中已说明，《国内汇款付款通知单》一般在答辩人大堂的填单台形成，是谁填写，不是答辩人审查的范围。答辩人已完全按照人民银行及银监会的相关监管规定（一审证据九）履行了审核义务，答辩人的审核义务仅是在办理现金取款超过5万的业务时，应审核经办人的身份证件，审核是指取款人提供的身份证件姓名是否和存单、存折姓名一致，并无必须是取款人本人签名的规定。相关监管规定并没有办理转款业务要留存取款人身份证复印件或影印件的规定。一审证据5《银行客户身份认证系统》已证明答辩人在为上诉人办理转款业务时进行了身份核查，所以，答辩人的业务操作完全符合监管规定，不存在任何过错。3、从上诉人认可的一审证据一《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申请表》中也可以看出，上诉人对银行卡的支取方式选择是：凭密码支取。《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账户开户及综合服务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即上诉人）应妥善保管资金凭证和各类交易密码，以甲方资金凭证和交易密码所进行的一切交易，均视为甲方亲自办理。所以，从上诉人与答辩人的约定来看，也没有必须是本人亲自签名的约定。4、答辩人提交的照片只是对办理转款业务时上诉人在现场的一个补强证据。该组照片是上诉人办理转款业务时答辩人远程授权系统所拍摄，存放于答辩人省级分行的信息科技部。并非答辩人在一审中所说的大厅及柜台处的录音录像。该组照片并不影响一审法院根据答辩人当庭提交的9份证据，依法认定答辩人为上诉人办理转款业务的流程符合相关监管规定及与上诉人的约定。所以，答辩人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资金凭证（即银行卡）、身份证，并通过密码验证后办理了转款业务，符合监管规定及双方约定，答辩人的业务操作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郑永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行济南市中支行支付郑永军款项50万元及利息（从2014年8月23日起到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中行济南市中支行承担本案诉讼费及相关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永军因理财需要，根据理财人洪玲的要求与洪玲等人于2014年8月23日上午在中行济南市中支行处开户后，中行济南市中支行工作人员办理业务后从柜台领取卡号为6217856000028043643的银行卡、对账薄交给了郑永军后，郑永军通过转帐将自己的款50万元汇入该卡号账户中，2014年8月23日下午，郑永军在中行济南市中支行营业厅门口处收到了一份承诺函，该承诺函承诺郑永军存入的50万元期限一年至2015年8月22日，存款到期日银行承付该笔存款全部资金，如果银行不付该款，存款人可向上级行投诉解决；2014年8月23日下午两点零五分四十六秒，郑永军已出现在中行济南市中支行柜台处办理业务，中行济南市中支行于2014年8月23日下午两点零七分将款50万转走，转入徐俊岭621788600000025011卡号（帐号209122925334）内，随后郑永军依与洪玲的约定取得了9万元的利息，该利息系自徐俊岭上述账户汇入郑永军账户内；诉讼中，对于中行济南市中支行提供的汇款申请书中郑永军签名，郑永军否认系自己所写，中行济南市中支行在法院指定的期间内未提出鉴定申请。对于郑永军称在中行济南市中支行营业厅门口处收到的的承诺函，郑永军未提供证据证明系中行济南市中支行及其工作人员所提供。
一审法院认为，郑永军在中行济南市中支行处开户领取银行卡后，在使用银行卡的过程中与中行济南市中支行银行产生纠纷，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银行卡纠纷，本案应按因银行卡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处理；从郑永军在中行济南市中支行开户来看，郑永军在中行济南市中支行处开户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存款而是为理财之需要，对于郑永军提供的承诺函，由于郑永军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函系中行济南市中支行工作人员所出，且郑永军所称接收承诺函的场所系在中行济南市中支行处的公众场所，在公众场所的行为法院无法认定该承诺函系中行济南市中支行所为，如郑永军认为受骗，可到有关部门报案解决；本案中，郑永军在银行卡中的款项只须当事人持卡凭密码即可使用，无须发卡行的核对，但是对于一次性超过五万元的取款，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银行审核后方能支付；本案中，根据中行济南市中支行提供的照片显示，在中行济南市中支行核对郑永军转款的时间点，郑永军出现在转款的柜台中，由于郑永军不能说明其出现在转款现场的原因，无论郑永军是否在转款申请上签名，法院认定中行济南市中支行为其转款系根据郑永军的意愿所作，郑永军要求中行济南市中支行支付银行卡中50万元，法院不予支持；如郑永军认为该款项系被他人盗取了自己的款项，郑永军可向有关机关报案解决，待有关机关处理后向骗取该款项的人员追偿后以弥补自己的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郑永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郑永军负担。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郑永军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5年1月2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一加一栏目“丢失的存款”光盘一张，欲证明该节目对同类案件存款的丢失以及银行存在的过错均做了报道，用以佐证本案中中行济南市中支行存在相应过错。证据二、两份鉴定结论，一份是烟台富运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是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是该案原告同意转款的签字均是伪造的，该案被告也是中国银行，欲证明本案上诉人的签名也是假的，证明银行在转款上的过错，对郑永军没有尽到审查转款的义务。证据三、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2民初2126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目的同证据二，欲证明银行在郑永军存款被转走一事上存在重大过错。经质证，中行济南市中支行认为：证据一、只是一个新闻调查，没有统一性结论，不具有普遍意义，节目中的观点只是个人观点，与本案无关。因此该光盘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达不到郑永军的证明目的。证据二、是其他案件进行的签名鉴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该鉴定意见是否能影响法院的最终判决也无法确定。因此该鉴定意见与本案无关。证据三、系复印件，且不完整，没有相关的生效证明，无法作为证据使用；中行济南市中支行提交照片一组，共计五张，该组证据来源于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的信息科技部，是中行济南市中支行在为郑永军办理转款业务时，系统远程授权所拍摄。欲证明在办理该业务时，严格审核了郑永军的身份信息，以及资金凭证（银行卡）办理的转款业务，符合相关监管规定。经质证，郑永军认为：第一张照片不能证实是其在转款时所留的影像，同时照片内并未反映出任何涉及转款的内容。第二张照片同样也是属性中的时间与使用银行卡的时间并不能反映是使用银行卡的时间。第三、四张照片，因为银行在办理业务时会审核身份证，但是审核身份证并不能证明是转款时候的审核，也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同意转款，同时根据相关规定中，办理大额转款业务银行不仅要审核存款人或代理人的身份证件，还要留存存款人或代理人的身份证件，而照片三、四只是审核时的资料，并不是银行留存的身份证件。第五张照片，其从未委托他人进行办理业务，更不认识徐俊岭这个人。关于徐俊岭的身份认证，也可能是徐俊岭本人办理其他业务时办理的，无法证实是转款时徐俊岭的身份认证。照片是后来电子合成的，不能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更不能反映其同意或自己将这50万元转走的，且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系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银行卡纠纷不当，应予纠正。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中行济南市中支行是否应对郑永军账户向徐俊岭账户转账的50万元承担赔偿责任。而对此作出认定的关键是济南市中支行的转账行为是否符合银行操作规定。根据人民银行及银监会的相关监管操作规定，在办理个人现金业务的金融机构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账户提取现金5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该审核是指取款人提供的身份证件姓名是否和存单、存折姓名一致。本案中，涉案款项向徐俊岭账户完成转款的时间为14:07。根据中行济南市中支行提供的证据显示，中行济南市中支行将郑永军的身份证影印件上传至后台审核系统，13：59系统核查了郑永军的身份证。在涉案款项转出时，银行系统亦验证了郑永军设置的银行卡密码，而郑永军未举证证明银行操作人员知晓其设置的密码。上述事实可以证明中行济南市中支行在办理涉案转款业务时的操作符合上述银行监管规定。关于郑永军提交的《承诺函》的证明力问题，该《承诺函》上加盖的公章与中行济南市中支行提交的样章明显不符，其未有证据证明《承诺函》中的印章系中行济南市中支行曾经使用过的印章，亦未能证实该《承诺函》系中行济南市中支行向其交付的，故该《承诺函》并非中行济南市中支行的民事行为，对其不具有法律效力。关于郑永军主张的汇款申请书、付款通知单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的问题，如前所述，中行济南市中支行在办理涉案转款业务时的操作符合银行监管规定，即使郑永军该主张成立，并不能据此否定上述转账行为系其所为。
综上，郑永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中行济南市中支行在操作过程中未尽到监管责任，具有过错，故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郑永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梅
审判员 郎家涛
审判员 宋海东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书记员 王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