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徐民终字第5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平心，男，1965年8月2日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薛拥军，江苏凤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华邦塑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帮汉，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刚，江苏运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平心因与被上诉人徐州华邦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2013）沛民初字第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赵平心的委托代理人薛拥军，被上诉人华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赵平心与种法英系夫妻关系。种法英生前自2007年开始在徐州市三环北路57号刘湾编织袋厂工作。刘湾编织袋厂于2010年12月22日注册为徐州清丰编织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丰公司）。
2010年4月21日7时50分许，汪永超驾驶重型自卸货车沿三环北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三环北路飞机环岛西200米时，遇种法英乘骑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由东向西左转弯发生交通事故，致种法英受伤。经徐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鼓楼大队认定，种法英负此事故同等责任。种法英于2011年死亡。
因本次交通事故，种法英以徐州飞达运输有限公司为被告向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在交通事故案件中，种法英提供一份加盖有华邦公司公章的证明，内容为“兹有我公司员工种法英，在徐州华邦塑业有限公司工作，岗位：成筒机，月工资在1300元左右。特此证明徐州华邦塑业有限公司（加盖公章）2010年7月28日”该枚公章未刻有注册码。在华邦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中，2010年5月同时使用了刻有注册码和未刻有注册码的公章。
因上述“证明”的问题，华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叶帮汉在2012年11月14日向沛县公安局鹿楼派出所报案，认为这份证明是刘湾编织袋厂负责人张春娥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偷盖的公章。同日，张春娥及赵林对此事实均予以认可。张春娥和赵林在公安机关陈述，种法英及其家人为了能在交通事故案件中获得误工费的赔偿，再三要求张春娥出具工资证明。因刘湾编织袋厂没有注册也没有公章，就想让华邦公司帮个忙。后来趁华邦公司财务室无人时直接在证明上加盖了公章，交给种法英丈夫。同时，叶帮汉、张春娥、赵林均陈述刘湾编织袋厂起初由刘艳伟（李新。下同）经营，后由张春娥接手经营，华邦公司经常委托刘湾编织袋厂加工编织袋，但并没有隶属关系。
2010年，徐州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国税局）查处刘湾编织袋厂偷税漏税问题。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张春娥、李新、王娟、王思雯均陈述刘湾编织袋厂与华邦公司无隶属关系，只是来料加工的业务关系，负责人先后为李新、张春娥。张春娥陈述，张春娥从2010年7月从李新手中接手位于三环北路57号的编织袋厂。编织袋厂与沛县华邦塑业有限公司无隶属关系，只是来料加工业务关系，租赁厂房800平方米，租金为每年20000元。2010年10月开始办理营业执照，注册企业名称为清丰公司。李新陈述，李新因病无法管理经营编织袋厂，于2010年6月转让给张春娥，有效期自2010年7月1日开始。王娟陈述，王娟于2006年下岗后到李新在刘湾开办的作坊工作，从事缝纫设备维修工作。2010年7月李新将作坊转让给张春娥。王思雯陈述，王思雯于2009年3月至2010年6月在刘湾跟李新工作，从事来料加工水泥袋的质检工作，于2010年7月份跟张春娥干到至今。同时，张春娥向国税局提交了刘艳伟与任永英的房屋租赁协议，刘艳伟与张春娥的转让协议，并在刘艳伟后面备注曾用名李新。
在徐州经济开发区东环办事处刘湾社区2010年企业安全生产告知承诺书以及2010春节值班表中均加盖了徐州华邦塑业有限公司质检专用章。
在种法英工伤认定案件中，2011年5月27日，王娟在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陈述，王娟与种法英是同事关系，王娟在厂里负责缝纫设备维修工作，种法英是成筒机的接袋工。两人的工资由李新发放，均不是徐州华邦塑业有限公司的员工。
2012年，王娟曾以清丰公司、华邦公司为被告，向徐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刘湾编织袋厂为华邦公司的分厂，华邦公司应对其承担劳动法上的相关责任。徐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2）开民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王娟主张的刘湾编织袋厂为华邦公司分厂证据不足，判决：清丰公司给付王娟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赔偿金、经济补偿金、基本养老保险费损失、医疗保险费损失、加班费、病假工资等合计43784.7元，驳回王娟的其他诉讼请求。王娟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3）徐民终字第104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王娟要求华邦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春娥在徐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上述案件中陈述其持有的华邦公司质检章为其自行制作，并承认种法英证明上的印章为其未经华邦公司同意私自加盖。
华邦公司于2009年、2010年为单位员工投保了团体人身险，两份团体人身险被保险人中均无种法英。
赵平心于2012年向沛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本案相同请求提起仲裁，该委以“申请人不同意本委继续审理”为由决定终结审理。赵平心对该裁决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起诉。经调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刘湾编织袋厂是否为华邦公司分厂的问题。赵平心提供的2010年度企业安全生产告知承诺书及值班表，虽然盖有“徐州华邦塑业有限公司公司质检专用章”印章，但是张春娥在王娟案件中明确表示该印章为其私自制作，赵平心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系华邦公司印制或经华邦公司授权印制，故不能以此推断两者具有实质的法律隶属关系。同时，张春娥、赵林、王娟、王思雯、李新在派出所、国税局、人社局均陈述，刘湾编织袋厂先后由李新、张春娥经营，与华邦公司无隶属关系，只是来料加工的业务关系。厂房也是由李新租赁，后来转让给张春娥。因此，赵平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湾编织袋厂为华邦公司的分厂。二、关于种法英与华邦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
种法英生前自2007年开始一直在刘湾编织袋厂工作，并没有在华邦公司工作过。华邦公司为员工投保的人身险中被保险人也无种法英。虽然赵平心持有加盖有华邦公司公章的证明，证明内容为种法英为被告单位职工。但是张春娥在不同场合均承认该证明的公章为其私自加盖，华邦公司对此不知情，目的是为了种法英在交通事故案件中能得到误工费的赔偿。与种法英在一起工作的王娟、王思雯均陈述老板先后为李新和张春娥，王娟明确说明王娟与种法英的的工资从李新处领取。因此，仅凭证明不足以证实种法英与华邦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对赵平心主张的种法英与华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遂判决：驳回赵平心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赵平心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在原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曾申请原审法院调取种法英同事徐大亮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证明，该证明是被上诉人出具的同时期与徐大亮存在劳动关系的工资证明，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调取。2、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的书面答复中明确承认刘湾编织袋厂使用的是被上诉人私刻的质检章。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华邦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未在被上诉人处工作，也未从被上诉人处领取工资，刘湾编织袋厂与被上诉人之间无隶属关系，且经（2013）徐民终字104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上诉人没有新证据证实刘湾编织袋厂与被上诉人存在隶属关系，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种法英与华邦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案二审期间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认定种法英与华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关键在于刘湾编织袋厂与华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隶属关系。从双方在一审提供的证据来看，刘湾编织袋厂在2010年12月22日注册为徐州清丰编织袋有限公司之前，并未进行工商登记，不能显示刘湾编织袋厂系华邦公司登记在册的分公司，亦未显示华邦公司的资产包含刘湾编织袋厂的资产，故不能认定刘湾编织袋厂与华邦公司存在法律上的隶属关系。上诉人在一审中虽提供由华邦公司盖章的工资证明等证据，但从后来刘湾编织袋厂负责人张春娥等人在沛县公安局鹿楼派出所的陈述来看，该证明并非华邦公司所为。同时，在徐州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2010年查处刘湾编织袋厂偷税漏税问题时，张春娥等人陈述刘湾编织袋厂与华邦公司并无隶属关系，只是来料加工的业务关系。该陈述与本案劳动争议纠纷无关联性，可信度较高。故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审对此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赵平心关于种法英与华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秦国渠
代理审判员 陈 颖
代理审判员 程 叶
二〇一四年四月八日
书 记 员 鲁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