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民终44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牛山地区环岛南侧。
法定代表人：胡代英，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虎，男，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浡，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牛国军，男，1953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吉林国鼎粮食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住址吉林省公主岭市，现羁押于吉林省松原市看守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生久，吉林海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上海灵姿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惠荣，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作成，吉林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牛栏山库）因与被上诉人牛国军、一审第三人上海灵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姿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3民初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牛栏山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虎、李浡，被上诉人牛国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生久，一审第三人灵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作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牛栏山库上诉请求：确认吉林国鼎粮食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鼎粮库）库房内约为12000吨玉米的转化物即提存款2331万元归牛栏山库所有；撤销（2013）四执异字第21号执行裁定，终止对国鼎粮库的执行行为；全部诉讼费用由牛国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关于2013年2月26日涉案玉米由灵姿公司交付给牛栏山库的事实。原判认定本案涉案玉米于一审法院执行前的占有人仍为灵姿公司，该认定是基于对事实和证据错误而产生的。潘惠荣在刑事案件中的供述并无证据可以推翻，且与本案出庭作证的三名证人证言可以互相印证；三名证人中的孙剑并非牛栏山库的员工，其证据单独可以证明涉案玉米交接的事实，且与潘惠荣供述、另两位证人证言相印证；商品所有权确认单也可以证明2013年2月26日涉案玉米交付的事实。2.关于北京顺义区人民法院查封涉案玉米对交付事实的佐证。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确定牛栏山为保管人，固然有限制被保全人处分所保全的财产的目的，也确定了保管人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能处分所保管的财物，但这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向牛栏山库所提要求，不能以此来否认其已经接受涉案玉米、具有所有权人的事实。故顺义法院查封涉案玉米并交由牛栏山库保管的事实，能证明此时灵姿公司已经将涉案玉米交付给了牛栏山库，牛栏山库已经取得了涉案玉米所有权。3.关于牛栏山库是否取得涉案玉米质权的事实。牛国军与灵姿公司没有关于以涉案玉米为潘惠荣对牛国军债务设定质押担保的意思。即使牛国军关于担保的证据确实存在，但该等《补充协议书》是国鼎粮库与灵姿公司签订的，内容上也并非牛国军和潘惠荣的债权债务设定担保，将其认定为具有质权性质存在事实和法律的认识错误；牛国军所举证据中灵姿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的内容未表述涉案玉米交接的事实；即使《补充协议书》为真，其签署时间也晚于牛栏山库与牛国军间以涉案玉米抵债协议签署和牛栏山库控制涉案玉米的时间，故属于无权处分，其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4.国鼎粮库与灵姿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租赁关系，并不是保管法律关系，国鼎粮库没有占有涉案玉米，因此牛国军并未取得对涉案玉米的质权。5.国鼎粮库与牛国军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一审判决将国鼎粮库和牛国军混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可以完全无视顺义法院的查封，对涉案玉米进行执行处置，其法律上的理由是认为顺义法院的查封裁定已经不具有对抗其他人民法院的查封、执行的效力。但顺义法院对涉案玉米的查封并未解除，一审法院就认为该查封无法对抗该院的执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且，一审法院也没有任何权力对顺义法院的查封效力作出评判。此外，一审判决认为，顺义法院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后，即使认为所作出的查封裁定仍有效，亦应解除对涉案玉米的查封，根本是对对法律的曲解。
牛国军辩称，牛栏山库的上诉请求无事实根据，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驳回其上诉请求。（一）不存在涉案玉米由灵姿公司交付牛栏山库的事实。牛栏山库提到的证人证言无法证明玉米物权转移，商品所有权确认单不是玉米所有权转移，即完成交付的证据，而是意向性、没有实际履行的文书，一审法院评判符合实际、正确。（二）不存在北京顺义法院查封涉案玉米的事实。顺义法院查封行为没有实际实施，涉案的库房即没有看到查封的封条、公告，仓库也没有收到协助执行通知。其所谓查封，所依据的民事诉讼已被撤销，一审法院认为该查封不具有对抗其他执行效力正确。（三）牛国军于2012年12月11日已经取得涉案玉米的质权，牛栏山库所谓案涉玉米转移交付的时间是2013年2月26日之后，即使协议有效，也不能对抗我方2012年取得的权利。我方及公司、潘惠荣及公司存在资产混同，我方与潘惠荣作为法定代表人，行为后果由其本人及公司承担责任是有法律依据的，不涉及主体错误问题。关于承诺书，与2012年12月11日的协议内容重复以及承诺书的时间，形成于2013年2月25日，牛栏山库表示异议，没有事实及法律根据。对此，牛栏山库所谓商品所有权确认单、提货单，均能证明其主张错误，没有事实根据。（四）原判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灵姿公司述称，牛栏山库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牛栏山库与灵姿公司是债权债务关系，与灵姿公司收储存放在国鼎粮库内约1.2吨玉米转化物即提存款2331万元没有任何关系。牛国军以及国鼎粮库也无权主张灵姿公司收储存放在国鼎粮库内约1.2吨玉米所有权的权属，灵姿公司与牛国军以及国鼎粮库是租赁关系、借款未还清的债权债务关系。2013年4月15日灵姿公司与吉林省环宇粮食收储有限公司签订货权转移协议书，约定灵姿公司将其收购并存储于国鼎粮库的1.3吨玉米粮权转移给环宇公司，并将价值9421762.5元的4187.45吨玉米收储粮的原始凭证交给了环宇公司，完成了粮权转移，该部分玉米的权属应为环宇公司。
牛栏山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确认吉林国鼎粮食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鼎粮库）库房内约12000吨玉米的转化物即提存款2331万元为牛栏山库所有。（二）撤销（2013）四执异字第21号执行裁定，终止对国鼎粮库粮食的执行行为。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12日，牛栏山库与群发公司签订《玉米销售合同》，牛栏山库按照合同约定向群发公司交付玉米近4万吨，群发公司应给付牛栏山库货款9500余万元，但群发公司仅支付部分货款。2013年2月26日，牛栏山库与灵姿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约定：灵姿公司就群发公司未付货款82612695.65元及利息向牛栏山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3年2月26日，牛栏山库与群发公司、灵姿公司及潘惠荣签署《<玉米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三》，约定：群发公司、灵姿公司及潘惠荣将存放在国鼎粮库内的17000吨玉米的所有权转移给牛栏山库，按照牛栏山库实际收到的货值折抵相应的欠款；群发公司、灵姿公司及潘惠荣同意将上述玉米交由牛栏山库人员实际控制，牛栏山库自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享有对上述玉米的所有权，有权自行处置上述玉米；牛栏山库处置上述玉米时，群发公司、灵姿公司及潘惠荣须无条件配合；群发公司、灵姿公司及潘惠荣不得销售上述玉米，保证租金已付清并无条件配合牛栏山库有效行使对上述玉米的所有权和实际控制权；未经牛栏山库书面同意，群发公司、灵姿公司及潘惠荣不得擅自将货物出库；上述玉米保管责任和保管费用由群发公司、灵姿公司及潘惠荣承担等。2012年9月23日，灵姿公司与国鼎粮库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自2012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灵姿公司租赁国鼎粮库建筑面积19301.24平方米的房屋（不含国鼎粮库办公楼）及总面积52000平方米的场地，使用国鼎粮库粮食收购许可证及相关手续收储和加工粮食。2012年12月11日，牛国军与灵姿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乙方（灵姿公司）向甲方（牛国军）借款2000万元，用于在甲方（国鼎粮食物流仓储有限公司）院内收购潮玉米使用，借款期限三个月，月息百分之二点六；乙方所收购的玉米出库时需支付甲方款项，按实际出库的数量，双方确定的价格支付玉米款。2012年12月27日，国鼎粮库（作为甲方）与灵姿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灵姿公司借用甲方（牛国军）的资金在甲方院内收购的玉米，其物权在没有还清甲方的本金和利息前归甲方所有，乙方无权擅自自主处理；乙方使用甲方资金在甲方院内收购的玉米须经甲方确认（签字、盖章），除此以外乙方的任何经营活动与甲方无关；乙方出库玉米前，必须征得甲方同意，并按乙方要出库的玉米数量先支付粮款3000万元（按实际发生结算）方可出库，直至还清甲方的全部借款和利息后，剩余的玉米归乙方所有；乙方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甲方有权按当地市场价格出售库存玉米，直到还清甲方本金和利息为止等内容。2013年2月25日，灵姿公司向国鼎粮库出具《承诺函》，承诺：以该公司自行收购并存放于所租赁的国鼎粮库仓库内的15000吨玉米作为向国鼎粮库借款3000万元的抵押物；未经国鼎粮库书面同意，灵姿公司无权处分上述抵押物；逾期未能支付所欠国鼎粮库的借款本金和利息，国鼎粮库有权处分上述抵押物，优先归还灵姿公司所欠国鼎粮库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抵押期间及国鼎粮库实现债权的费用由灵姿公司承担。2013年3月8日，牛栏山库以群发公司、灵姿公司、惠星公司为被告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群发公司向牛栏山库支付货款2100万元，要求灵姿公司、惠星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3年3月9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应牛栏山库申请，作出（2013）顺民初字第3688号民事裁定，于同日查封群发公司、惠星公司、灵姿公司存储于国鼎粮库库房内的干玉米12000吨，并指定牛栏山库负责保管所查封的玉米。2013年6月21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书面通知牛栏山库，告知因公主岭市公安局以潘惠荣涉嫌刑事犯罪致函该院，该院已将受理的（2013）顺民初字第3688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移交公主岭市公安局。后该院以牛栏山库于提起民事诉讼后向北京市顺义区侦查机关报案，侦查机关已经受理牛栏山库报案并立案为由，裁定驳回牛栏山库的起诉。2013年6月7日，牛国军以灵姿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灵姿公司给付借款3000万元，给付借款利息258万元。2013年7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四民二初字第46号民事判决，判决灵姿公司给付牛国军借款及利息共计30122772元。判决生效后，灵姿公司未履行一审法院作出的上述判决，牛国军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牛栏山库在一审法院执行国鼎粮库库房内存储的（约）12000吨玉米的转化物即2300万元提存款的过程中以对上述玉米具有所有权为由提出执行异议。2014年2月27日，一审法院以牛国军与灵姿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具有质押性质，且先于牛栏山库与灵姿公司签订协议，牛栏山库以在后签订的协议不能对抗牛国军在先签订的协议等为由，驳回牛栏山库所提执行异议。牛栏山库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另查，2016年5月13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3刑初44号刑事判决，确认：2012年10月至2013年3月间，潘惠荣隐瞒其任法定代表人及一人股东的群发公司欠有巨额外债、无合同履行能力的事实，采取先付定金、部分履行合同的方式，与牛栏山库签订玉米销售合同，将从牛栏山库采购的近4万吨、价值9500余万元玉米中的大部分，直接或销售后用于偿还其个人及控制公司债务。截至案发时，尚欠牛栏山库货款74420451元未归还。认为：潘惠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判决：一、被告人潘惠荣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与前罪判处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责令被告人潘惠荣退赔人民币74420451元，发还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粮食收储库；三、在案冻结的潘惠荣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28460440007231311、朱仁江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228480550691119717内钱款用于执行本判决主文第二项内容。再查，2017年12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吉03刑初61号刑事判决，确认：2012年12月至2013年5月，吉林公主岭国鼎玉米收购基地实际掌控人、灵姿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惠荣，在隐瞒巨额外债，没有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况下，采取高于市场价格收购，先履行部分合同及用储存在吉林公主岭国鼎玉米收购基地15000吨的玉米作抵押，采取“一女多嫁”等手段先后与吉林环宇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及贩粮人邵会利、张建辉、张秀英等人签订玉米购销合同来骗取玉米；与周弈签订借款合同骗取周弈借款。所得款项用于清偿公司及个人债务，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29686180.4元。认为：潘惠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判决：一、被告人潘惠荣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与前罪判处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责令被告人潘惠荣退赔因犯罪行为给各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综合评判认为，一、群发公司对牛栏山库负有债务，牛栏山库与群发公司、灵姿公司、潘惠荣等进行协商，拟以存放于国鼎粮库库房内的12000吨（约）玉米抵偿该债务的事实清楚。牛栏山库提交的《玉米销售合同》、《<玉米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三》，能够证明牛栏山库销售近4万吨玉米，群发公司尚欠牛栏山库玉米款8000余万元；灵姿公司对上述债务向牛栏山库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群发公司、灵姿公司、潘惠荣以存放于国鼎粮库内的约12000吨玉米抵偿上述部分债务的事实，应予认定。虽然灵姿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惠荣曾否定将案涉玉米抵债给牛栏山库的约定的意思表示真实性，但因潘惠荣对于本案相关协议真实性作出相互矛盾的不同陈述，对潘惠荣所作的陈述无法采纳。虽然潘惠荣以群发公司名义与牛栏山库从事交易行为被确认为刑事犯罪，但于犯罪后对于诈骗款项的偿还作出安排，该安排是否合法、是否有效是关于抵债约定的法律评价，但不影响对潘惠荣、灵姿公司等拟以案涉玉米抵债的事实的认定。被告牛国军以潘惠荣否认上述相关合同、协议等约定内容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上述相关合同、协议等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潘惠荣合同诈骗犯罪事实的组成部分等为由，主张原告所提供上述证据无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二、牛栏山库虽主张灵姿公司已向其交付约定抵债的玉米（约）12000吨，其已经实际控制该玉米，并取得该玉米的所有权，但牛栏山库所举证据尚不充分，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本案所涉玉米于法院执行前的占有人仍为灵姿公司。牛栏山库为支持其主张，提请三位证人到庭作证，所提请的三位证人亦陈述牛栏山库派人至国鼎粮库于2013年2月开始接管灵姿公司存放于国鼎粮库库房内的玉米，具体实施更换库房锁具、看管粮食等行为；提交北京市顺义区侦查机关书面证明材料，说明侦查人员在提审灵姿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惠荣时，潘惠荣供述存放于国鼎粮库库房内的玉米所有权于2013年2月26日已经转移给牛栏山库；提交《玉米销售合同》、《<玉米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三》、《担保合同》、《商品所有权确认单》，拟证明、佐证牛栏山库于2013年2月底派人入住国鼎粮库，实际占有、处分案涉粮食，其对本案争议粮食享有所有权。上述证人证言及潘惠荣的供述，均为主观性证据，且与本案当事人或者本案有利害关系，除此，牛栏山库未能提交其他能够证明案涉玉米移交占有的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上述主观性证据均不能予以采信；上述补充协议、担保合同、确认单，仅为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即债务发生根据、同意以案涉玉米抵债的约定，不是移交案涉玉米占有的证据，不能证明牛栏山库已经占有案涉玉米的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牛栏山库欲取得本案所涉玉米的所有权，必须实施灵姿公司向其交付玉米，其实际控制玉米等能够产生交付效果的交付法律行为，牛栏山库对本案所涉玉米才能从债权请求权人转变为所有权人。现牛栏山库虽与灵姿公司等签订了涉案玉米所有权转移的债权合同，但未能提供涉案玉米已经交付的充分的证据，尚不能认定牛栏山库是本案所涉玉米的所有权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案所涉玉米的占有人仍为灵姿公司。三、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依法查封本案所涉玉米的事实清楚，该保全行为不能产生物权法意义上的交付的法律效果。牛栏山库提交复制于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卷宗的相关法律文书，能够证明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牛栏山库诉群发公司、灵姿公司、惠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后，于2013年3月9日查封群发公司、惠星公司、灵姿公司存储于国鼎粮库库房内的干玉米12000吨，指定牛栏山库负责保管所查封玉米的事实。牛国军虽以其未收到查封裁定，潘惠荣于查封当时不在场，上述民事案件已作为刑事案件移交侦查机关等为由，主张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的财产保全裁定实际未生效或自动失效，但因其不是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所受理案件的当事人，亦不是本案所涉玉米的所有权人，该院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给灵姿公司等当事人，相关当事人已在法律文书上签字、签章，该院作出的财产保全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院未向牛国军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不违反法律规定，诉讼程序正当，牛国军是否收到上述财产保全裁定不能阻却上述财产保全裁定发生效力。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对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保全的对象限于被保全人的财产或者当事人争议的财产，保全的目的在于限制被保全人处分所保全的财产，尽管人民法院亦应当指定保全财产的保管人，但被指定的保管人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能处分所保管的财产，与以转移财产所有权为目的交付行为具有本质差别。财产保全申请人、被指定的财产保管人不会因保全行为而获得被保全财产的所有权、处分权，亦不能取得对被保全财产的占有的全部权利。牛栏山库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指定其为保全财产保管人为依据，主张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的财产保全措施强化其对涉案玉米的占有，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四、牛栏山库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否定牛国军与灵姿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国鼎粮库与灵姿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及灵姿公司向国鼎粮库出具《承诺函》的真实性。牛栏山库、牛国军对牛国军与灵姿公司，国鼎粮库与灵姿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及灵姿公司向国鼎粮库出具承诺函的真实性分歧巨大，牛栏山库曾于本案开庭审理的法庭辩论阶段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该文书上灵姿公司及潘惠荣签名、签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符合本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申请鉴定的除外。……”，根据该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本案原告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并未提出鉴定申请，于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提出该请求，已经超过举证时限，对该鉴定请求，依法不予许可。灵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惠荣虽对《补充协议书》及承诺函的签订前提、实际签订时间的供述、陈述不够稳定，但其从未否定在《补充协议书》及承诺函上签字、签章的真实性，原告提出对上述书证进行鉴定，不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不予支持。牛栏山库提出《借款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承诺函不具有客观性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上述《借款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承诺函，予以采纳，对该证据能够证明的本案事实予以确认。五、牛国军依据与灵姿公司的约定，通过国鼎粮库对案涉玉米进行控制，对案涉玉米享有的权利具有质权性质，该权利形成时间早于牛栏山库与灵姿公司以案涉玉米抵债协议签订时间，牛栏山库不能以其以物抵债债权对抗牛国军所享有的该项权利。牛国军与灵姿公司、国鼎粮库与灵姿公司关于案涉玉米出库的约定，均系为控制灵姿公司处分案涉玉米而设定，即存放于国鼎粮库内的案涉玉米于出库前，灵姿公司需先行向牛国军给付与拟出库玉米价款相当的借款债务。国鼎粮库与灵姿公司虽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但双方在《补充协议书》中所作的约定能够体现，灵姿公司于对牛国军所负担借款债务清偿前，未经国鼎粮库同意无权自主处分案涉玉米，即牛国军通过国鼎粮库实现对案涉玉米的控制，实现其与灵姿公司关于《借款协议书》5项约定的对灵姿公司处分玉米的控制。上述《借款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均发生在2012年12月，牛栏山库与灵姿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玉米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三》均签订于2013年2月26日，牛国军、国鼎粮库与灵姿公司的签约时间均早于牛栏山库与灵姿公司订约时间，鉴于牛国军实际控制案涉玉米的本案实际情形，对于案涉玉米，牛国军享有在先权利，该权利优于牛栏山库。牛栏山库不能以其对案涉玉米享有的债权对抗牛国军。六、牛栏山库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已经查封案涉玉米为依据，主张一审法院对案涉玉米执行违法，请求一审法院停止执行案涉玉米，不能成立。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受理牛栏山库提起的与群发公司、灵姿公司、惠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民事案件并查封案涉玉米后，应公主岭市侦查机关要求，将所受理的该案移交给侦查机关；侦查机关对案涉玉米作为物证予以扣押并变卖，属于案件受理机关、诉讼程序的转换和案涉财产控制措施的变更，即由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依民事诉讼程序查封案涉玉米变更为侦查机关受理刑事案件、按刑事诉讼程序扣押案涉玉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就案涉玉米的查封裁定虽未被撤销、解除，但事实上已被侦查机关的扣押措施所取代而失去法律约束力。公主岭市侦查机关于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向其移送上述案件后，虽又将该案件退回该法院，但并未解除对案涉玉米的扣押，案涉玉米的控制主体仍为公主岭市侦查机关，故不能因公主岭市侦查机关的退回案件行为当然的认为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恢复对案涉玉米的查封效力，且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作出驳回牛栏山库的起诉后，即使认为所作出的查封案涉玉米的裁定仍有效，依法亦应当解除对案涉玉米的查封，故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虽未裁定解除对案涉玉米的查封，但该查封裁定已不具有对抗其他人民法院查封、执行案涉玉米的效力。牛栏山库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所作出的查封裁定未被解除，法院执行案涉玉米违反法律规定为由，主张一审法院终止执行案涉玉米，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牛栏山库以其于一审法院执行案涉玉米前对案涉玉米实际占有、处分，其对案涉玉米享有所有权；案涉玉米已被牛栏山库作为原告的另案查封，原告被另案法院指定为案涉玉米保管人，一审法院对案涉玉米实施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为由，请求确认其为案涉玉米所有权人，请求停止执行案涉玉米，应当向法院提交能够证明其实际接受灵姿公司移交、占有、处分案涉玉米，其应当被确认为案涉玉米所有权人的证据，但牛栏山库未能提交足以证明其于一审法院执行案涉玉米前已经接收、占有案涉玉米的证据；未能提交证明一审法院实施执行案涉玉米违反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牛栏山库请求确认其对案涉玉米具有所有权，请求一审法院停止对案涉玉米转化物的执行，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粮食收储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8350元，由原告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粮食收储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焦点为牛栏山库对案涉玉米及其转化物是否具有所有权，是否具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关于牛栏山库是否取得案涉玉米所有权。牛栏山库虽然主张灵姿公司已向其交付约定抵债的玉米（约）12000吨，其已经实际控制该玉米，已取得该玉米的所有权，并提交《玉米销售合同》、《<玉米销售合同>之补充协议三》、《担保合同》、《商品所有权确认单》、北京市顺义区侦查机关书面证明材料以及提请证人到庭作证等证据佐证该主张，但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及证据情况，上述补充协议、担保合同、确认单，仅为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即债务发生根据、同意以案涉玉米抵债的约定，并不是移交案涉玉米占有的证据，不能证明牛栏山库主张成立。证人证言及潘惠荣的供述，均为主观性证据，且与本案当事人或者本案有利害关系，原判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正确。因牛栏山库未能提供涉案玉米已经交付的证据及法院对案涉玉米执行前已经接收、占有、处分案涉玉米的证据，其主张已经占有案涉玉米并为案涉玉米的所有权人缺乏事实及法律根据，本案所涉玉米的占有人仍为灵姿公司，故原判对其停止对案涉玉米转化物的执行的请求不予支持并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二）关于吉林国鼎粮食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与牛国军主体问题。牛栏山库主张国鼎粮库与牛国军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原判将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相混同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本案中，牛国军与灵姿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书，国鼎粮库与灵姿公司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虽然《补充协议书》签订方为国鼎粮库与灵姿公司，且潘惠荣在给国鼎粮库《承诺函》中称拟向国鼎粮库暂借款项，但补充协议约定为乙方（灵姿公司）借用甲方（牛国军）资金，该约定已明确了款项出借人为牛国军，其有权对其享有的权益主张权利。故牛栏山库关于原判将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相混同的主张不成立。（三）关于原判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问题。牛栏山库主张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对案涉玉米的查封未被解除，原判认定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查封裁定已经不具有对抗其他人民法院查封执行的效力，该认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执行案涉玉米违法。但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查封案涉玉米后，应公主岭市侦查机关要求，将所受理的该案移交给侦查机关。侦查机关对案涉玉米作为物证予以扣押并变卖，属于案件受理机关、诉讼程序的转换和案涉财产控制措施的变更。虽然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就案涉玉米的查封裁定虽未被撤销、解除，但事实上已被侦查机关的扣押措施所取代而失去法律约束力。公主岭市侦查机关于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向其移送上述案件后，虽又将该案件退回该法院，但并未解除对案涉玉米的扣押，案涉玉米的控制主体仍为公主岭市侦查机关，且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已作出裁定驳回牛栏山库的起诉，依法亦应当解除对案涉玉米的查封。故原判认定牛栏山库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已经查封案涉玉米为依据，主张法院对案涉玉米执行违法，请求停止执行案涉玉米的诉请不能成立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粮食收储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8350元，由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粮食收储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鹏才
代理审判员 侯 佳
代理审判员 寇承魁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崔桂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