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高民四（海）终字第14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中远集装箱综合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某某。
委托代理人：梁琪，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柯某。
委托代理人：王宁，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宜亭，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上海大翔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某。
委托代理人：彭晓璐，上海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中远集装箱综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集发）因与被上诉人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港务）、一审第三人上海大翔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翔货代）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中远集发委托代理人梁琪，厦门港务委托代理人王宁、李宜亭，大翔货代委托代理人彭晓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厦门港务一审诉称：其与中远集发曾签订服务协议，约定就厦门港务存放于上海外高桥港普货仓库内的货物，由中远集发提供仓库操作、保管等服务；中远集发收货时应做好书面记录并通知厦门港务，厦门港务提货时应出具书面仓单，由中远集发见单放货，相关收货凭证及货物出仓通知单样本亦作为服务协议组成部分；中远集发还承诺对因货物在其掌管期间灭失而引起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协议签订后，厦门港务陆续将草甘膦、双甘膦等货物存放于上述仓库，由中远集发提供保管服务。2013年10月29日，厦门港务接到中远集发通知称，存放于仓库的货物已部分灭失，其中包括草甘膦267.80吨，双甘膦108吨。经厦门港务核算，上述货物灭失导致货损为13023200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厦门港务虽与中远集发多次协商，但中远集发均未予赔偿。为此，厦门港务请求判令中远集发赔偿因货物灭失导致的货值损失130232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息，自2013年10月29日起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另厦门港务亦当庭明确，其在本案中的诉请不及于大翔货代。
中远集发一审辩称：1、涉案货物系案外人杭州醒治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醒治）购买，其中草甘膦系向案外人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沙隆达）所购买，双甘膦系向案外人湖北汇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汇达）所购买，货物所有权人为杭州醒治，而厦门港务对涉案货物并无所有权或其他物权，无权主张赔偿；2、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长期进行托盘融资业务，双方间的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违规资金拆借，故合同应属无效，厦门港务亦无权获取违法收益；3、杭州醒治已通过自偿及他人代偿方式将拆借资金全部偿还厦门港务，故厦门港务并无实际损失；4、根据厦门港务和中远集发之间的服务协议约定，双方间为委托合同关系，厦门港务从未向中远集发支付过任何费用，且涉案货物缺失系大翔货代无指令放货的过错所致，故中远集发在无重大过错的情况下不应承担责任；5、厦门港务不能证明实际入库的双甘膦总数，且其中有72吨双甘膦单据缺失，另厦门港务已收取杭州醒治15%保证金，应从厦门港务损失中予以扣除。为此，中远集发请求依法判决。
大翔货代一审陈述：其对厦门港务和中远集发之间的合同关系及履行情况并不清楚，亦与其无关；大翔货代经营范围并不包括仓储业务，就涉案货物与厦门港务间无仓储合同关系，亦未实际参与涉案货物的仓储，也不存在中远集发所指称的无指令放货行为。
一审法院查明：
一、关于厦门港务与中远集发之间货代合同约定及履行的相关事实。
2013年初，厦门港务与中远集发签订编号为JFZH-
XXXX-627的服务协议，约定由厦门港务委托中远集发办理进出口操作、仓库操作管理、集装箱装拆箱、货物装卸、堆场堆存、报关、集卡运输及相应配套服务等业务，由厦门港务支付相应的费用，另在协议附件一服务定价协议（费率表）中约定了洋山、外高桥两港普货仓库包括内装费、进出库费、仓储费、附加费等在内的相关收费标准，所有须由厦门港务支付的费用，均可由厦门港务指定的第三方如期支付；中远集发应对货物在其掌管期间发生的灭失、损坏、错漏短装引起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以厦门港务提供的有效进口清关完税价格单据为准，且需在责任确认后一个月内赔付；中远集发在收货时，应根据厦门港务货物进仓通知对货物数量、品名、规格等进行验收，做好书面记录并及时录入系统，通过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厦门港务，如有不符应立即通知厦门港务；厦门港务提货时需执盖有厦门港务出库用章及授权签字人签名的正本提货单提货，中远集发见单放货；经厦门港务书面确认，中远集发也可凭厦门港务指定传真机传真的出仓单放货；就协议或其履行发生争议，双方经协商无法解决的，厦门港务和中远集发均有权起诉至上海海事法院；协议有效期自同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到期双方无异议，协议有效期自动顺延一年。
另根据双方约定，由中远集发出具的收货凭证样本载明每批货物的进仓编号、车牌号、送货地、货物品名、件数及毛重，并明确货物的货权归厦门港务所有；由厦门港务出具的货物出仓通知单样本载明每票货物的出仓日期、出仓单编号、提货单位、仓库名称、提货车号（人）、仓库联系人、入库单编号、货物品名、规格、数量，并加盖放行印鉴（厦门港务财务部、贸易管理部印章），并注明仓库在发货前必须收到厦门港务传真的货物出仓通知单并与厦门港务指定联系人电话确认后才可办理出仓手续。
在2013年1-9月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厦门港务陆续将各批次货物运送入库，中远集发亦按照样本出具收货凭证，注明各批次货物信息并盖章确认。同期，厦门港务亦按照样本出具货物出仓通知单并盖章确认，以指示中远集发放行各批次货物出库。同年10月29日，中远集发向厦门港务出具库存表载明，截止至当日，未经厦门港务许可已放行给杭州醒治的货物包括267.80吨草甘膦（湖北沙隆达），108吨双甘膦（湖北汇达）；尚余140.60吨草甘膦（其中湖北沙隆达18.60吨；其他货源122吨，其中0.20吨货权已转让杭州醒治，余库未提），108吨双甘膦（湖北汇达）。
一审过程中，厦门港务和中远集发确认，涉案货物仓储费用均由杭州醒治向中远集发支付。2013年10月29日货物缺仓事发后，因厦门港务向中远集发直接提取剩余货物，故由厦门港务向中远集发支付了相应的仓储费52808.82元。
二、关于涉案货物缺仓的相关事实。
中远集发获悉涉案货物缺仓事故后，曾向上海市公安局水上公安局（以下简称水上公安局）进行报案，水上公安局亦在立案后针对陶某某（杭州醒治股东，实际控制人）、奚某（涉案货物仓库管理人员）涉嫌诈骗的犯罪情况进行了调查。
2014年1月10日，水上公安局刑侦大队对奚某进行了询问。该询问笔录记载，奚某称，2013年3、4月，其在大翔货代的介绍下接下了涉案仓储业务；涉案仓储业务系与杭州醒治及厦门港务合作，货物为草甘膦、双甘膦两种化工原料；中远集发工作人员告知其，出货时将传真告知放货给何单位，并强调出货指令发出前货物属于厦门港务所有，出货指令发出后货权一般都会转移至杭州醒治名下，实际操作中亦基本由杭州醒治派车提货；约至同年4月，杭州醒治私下告知其急于出货，希望其先放行约36吨草甘膦，货权转移手续正在办理中，其遂在中远集发未发出货指令的情况下将该批草甘膦放行给了杭州醒治，但杭州醒治一直未能补办该批货物的货权转移手续；此后杭州醒治又多次要求“借货”（即先由仓库安排杭州醒治提货，再由杭州醒治向厦门港务支付货款并补办货权转移手续），其中虽有个别批次杭州醒治“借货”后补办了货权转移手续，但一直未能将全部“借货”补全；上述“借货”情况并未告知中远集发，而厦门港务曾于同年7、8月间及10月两次进仓检查，虽然当时货物已发生缺仓，但厦门港务并未察觉；经其统计，杭州醒治向其“借货”，除个别批次事后补办了货权转移手续的货物外，尚余375.80吨货物未能补上，其中包括草甘膦267.80吨、双甘膦108吨，价值约1000万元左右；由于同年10月底厦门港务要将货物转出仓库，其曾要求陶某某补上货权转移手续，陶某某虽承诺但仍未办到，其遂将“借货”情况告知了厦门港务和中远集发；同年11月，其与中远集发从陶某某处讨要了2560000元的承兑汇票。另就上述事实，奚某作为证人出庭时所陈述的证言，与询问笔录记载一致。
2014年7月3日，水上公安局刑侦大队对陶某某进行了询问。该询问笔录记载，陶某某称，在案外人浙江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介绍下，杭州醒治与中远集发开始合作；中远集发仓库中存放的货物都是厦门港务垫资购买的，而进仓费、堆存费均由杭州醒治支付；正常合作流程为：货物直接从生产厂商处发出，到达仓库后由厦门港务与中远集发确认到货，随后等杭州醒治将货款支付给厦门港务后，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办理好货权转移手续，杭州醒治再安排货物出口；大约从2013年4、5月起，由于生产厂商发货速度无法跟上购买方的要求，杭州醒治曾多次私下向奚某“借货”；杭州醒治知道“借货”不符合约定，故未告知厦门港务和中远集发实情；同年5、6月，草甘膦、双甘膦市场价格大涨，杭州醒治遂囤货以牟利，在向仓库“借货”出售后，将所获资金与厦门方面三家公司合作继续补货；未料随后草甘膦、双甘膦市场价格大跌，囤货出售受阻，至同年9月，杭州醒治资金链断裂，导致对原先“借货”无法及时补付货款；至同年10月，由于仓库内存货数量已无法满足正常调货要求，于是奚某通知了中远集发，而厦门港务亦知晓情况，导致东窗事发；杭州醒治确认尚未向厦门港务补付货款的“借货”总数为：草甘膦267.80吨、双甘膦108吨；事发后，中远集发曾向杭州醒治交涉，陶某某的朋友钱某曾将金额约2600000元（实为2560000元）的承兑汇票交给中远集发，以帮杭州醒治承担部分债务。
三、关于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间合作及关联交易的相关事实。
1、涉案1602吨草甘膦（湖北沙隆达）的合作及关联交易。
2013年1、2月间，杭州醒治与湖北沙隆达签订了编号为2013Y-XX-04-2、2013Y-XX-21-2、2013Y-XX-16-1三份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分别购买612吨（31800元／吨）、1080吨（30500元／吨）、612吨（30300元／吨）草甘膦（共计2304吨，总价70955200元）。同年3月26日，杭州醒治向湖北沙隆达致函称，前述三份合同项下尚未履行的草甘膦为1602吨，其将委托厦门港务代为付款，并请湖北沙隆达向后者开具发票；同日，湖北沙隆达致函厦门港务称，在收到货款49183200元后，其将按厦门港务指令于同年7月31日前将1602吨草甘膦发往指定仓库。同年3月28日，厦门港务向湖北沙隆达发出发货通知称，前述三份合同项下由杭州醒治委托其付款的草甘膦，请发至其指定的中远集发仓库。随后，厦门港务通过网银及银行承兑汇票向湖北沙隆达支付了上述全部货款。一审过程中，厦门港务与中远集发双方确认，上述草甘膦中实际放入中远集发仓库仓储的数量为736吨，其余866吨则放入中海洋山、象屿速传仓库（厦门港务确认中海洋山进仓776吨，象屿速传进仓90吨）。
2013年3月29日，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补签编号为XMPT04XXXX3D的销售协议，约定由厦门港务代杭州醒治向湖北沙隆达支付前述三份合同项下1602吨草甘膦的货款共计49183200元，货物将存放于厦门港务指定仓库；杭州醒治按付款进度提取相应货物，双方约定了相应的代理费（1-1.60%）、利息（0.6-0.8%／月）、收益（500元／吨）及违约金标准，并约定由签约地（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管辖合同项下争议。同年7月29日，杭州醒治与湖北沙隆达签订补充协议，确认前述三份合同项下未履行的草甘膦为938吨，并约定其中编号为2013Y-XX-16-1的合同项下未履行的528吨草甘膦单价作相应调整（30300元／吨涨至41600元／吨）。
（1）关于厦门港务指示中远集发放货385吨草甘膦的事实。
就前述1602吨购自湖北沙隆达的草甘膦，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分别于2013年4月1日、5月5日、6月1日、7月1日陆续签订了编号分别为XMPT04XXXX3-1、XMPT04XXXX4-1、XMPT04XXXX3D-2、XMPT04XXXX3D-3、XMPT04XXXX3D-4的五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由杭州醒治分别向厦门港务购买72吨（2590016.81元）、18吨（626753.95元）、147吨（4894325.97元）、40吨（1312720元）及36吨（1205556.30元）草甘膦（共计313吨，合同总价10629373.03元）在杭州醒治陆续支付货款并办理相应货权转移手续后，厦门港务亦陆续出具货物出仓通知单，分别于同年4月1日（18吨）、4月2日（36吨）、4月18日（36吨）、5月10日（147吨）、6月19日（40吨）、7月4日（36吨）指示中远集发作相应放货，共计313吨。就上述指示放货，厦门港务共向杭州醒治开票10734259.79元。另在同年9月23日，厦门港务还指示中远集发向杭州醒治放货47吨、25吨（共计72吨）。厦门港务自认因杭州醒治前期履约较好，故未签署相应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而指示放行了该72吨货物。上述指示放货总计385吨。
（2）关于厦门港务向厦门航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航开发）转售954吨草甘膦的事实。
2013年7月12日、杭州醒治分别向厦门港务及厦航开发发出委托函、委托书，委托厦门港务销售／厦航开发采购504吨草甘膦（40000元／吨），总价20160000元。厦门港务与厦航开发于同日签订了编号为XMGWXXX2的产品购销合同。同年9月10日、10月12日，厦门港务指示中海洋山向厦航开发分别放货126吨、378吨，厦航开发亦分别于同日出具收货收据，确认收到上述两批共504吨草甘膦。就该504吨草甘膦厦门港务收取厦航开发20160000元。
2013年7月26日，杭州醒治分别向厦门港务及厦航开发发出委托函、委托书，委托厦门港务销售／厦航开发采购450吨草甘膦（34000元／吨），总价15300000元。厦门港务与厦航开发于同日签订了编号为XMGWXXX6的产品购销合同。同年10月25日，厦门港务指示象屿速传、中海洋山，分别向厦航开发放货72吨、70.80吨（当日放货后象屿速传、中海洋山两仓库草甘膦已无库存）；同日厦航开发出具收货收据，确认收到142.80吨草甘膦。同年10月28日，厦门港务指示中远集发向厦航开发放货64.80吨，两日后厦航开发出具收货收据，确认收到64.80吨草甘膦。同年11月1日，厦门港务指示中海洋山（后有新货进仓）向厦航开发放货242.40吨。同年11月8日，厦航开发出具收货收据，确认收到剩余242.40吨草甘膦。同年11月19日，厦门港务又与厦航开发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因厦航开发对部分货物质量存异议而下调价格，故厦门港务应退还货款484800元。故就该450吨草甘膦厦门港务最终收取厦航开发14815200元。
上述交付厦航开发的954吨草甘膦中，与涉案1602吨湖北沙隆达草甘膦有关的为685.20吨（其中进出中远集发仓库64.80吨，其余均进出中海洋山、象屿速传仓库）；其余268.80吨为厦门港务购自许昌东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昌东方）、浙江三阳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三阳）的草甘膦（均进出中海洋山、象屿速传仓库）。
2、同期案外草甘膦的合作及关联交易。
除涉案购自湖北沙隆达的1602吨草甘膦外，同一时期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间的资金拆解合作还先后涉及其他货源的草甘膦。2013年6月5日，厦门港务与许昌东方签订编号为XMPT0XXXX19的购销合同，约定由厦门港务向许昌东方购买279吨（9765000元）草甘膦，货物放入厦门港务指定的上海仓库（中海洋山）。2013年8月20日，厦门港务与浙江三阳签订编号为XMPT0XXXX46的购销合同，约定由厦门港务向浙江三阳购买72吨（3240000元）草甘膦，货物放入象屿速传仓库。
3、涉案216吨双甘膦（湖北汇达）的合作及关联交易。
2013年6月19日，厦门港务与湖北汇达签订编号为XMPT04XXXX1B的购销合同，约定由厦门港务向其购买216吨双甘膦（18200元／吨），总价3931200元。同日，厦门港务又与杭州醒治签订编号为XMPT04XXXX1D-B的代理采购合同（对应前述编号为XMPT04XXXX1B的购销合同），约定由厦门港务代理杭州醒治向湖北汇达采购216吨双甘膦（18200元／吨），总价3931200元，货物将存放于厦门港务指定仓库；杭州醒治按付款进度提取相应货物，双方约定了相应的代理费、保证金及违约金标准，并约定由厦门当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合同项下争议；其中关于保证金，合同约定杭州醒治需保持保证金余额不低于合同项下货值的15%，合同履行完毕前最后一批提货时保证金可冲抵当批货款，若遇货物行情下跌，杭州醒治应按贬值幅度追加保证金，否则厦门港务有权没收保证金并自行处置货物。一审程序中，厦门港务和中远集发均确认，上述216吨双甘膦全部放入中远集发仓库仓储，且厦门港务已收取杭州醒治支付的15%货款保证金589680元。
四、关于厦门港务向杭州醒治发出询证函的相关事实。
2015年1月19日，厦门港务向杭州醒治发出询证函称，其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载明截止2014年12月31日双方间往来账项显示，厦门港务尚欠杭州醒治2847665.43元（备注为预收款项）。杭州醒治于同年1月23日回复，并在询证函结论“信息证明无误”栏加盖公章，并由陶某某签字，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另查明，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厦门港务已在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里区法院）起诉杭州醒治，案号为（2015）湖民初字第6480号。
一审法院认为：
业已查明的事实显示，涉案失控货物未曾实际出口，纠纷仅发生在上海仓储阶段，故仅能认定案由为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厦门港务和中远集发通过签订涉案服务协议，有效建立起了以仓储为主要内容的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约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
一、关于涉案货物缺仓的责任归属。
本案中，作为货运代理人的中远集发在涉案纠纷中主要依约向厦门港务提供货物仓储服务，其在2013年10月29日向厦门港务出具的库存表中已确认未经厦门港务许可将涉案草甘膦、双甘膦放行给了杭州醒治，其履约过错明显，并直接导致厦门港务在未收回货款情况下对相关货物失去控制；事实上，涉案合同亦明确约定，中远集发应对货物在其掌管期间发生的灭失、损坏、错漏短装引起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中远集发虽抗辩称货物实际由大翔货代控制，擅自放货亦由大翔货代所为，但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就厦门港务和中远集发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中，违约责任仅应由合同相对方承担。故中远集发该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其应向责任方另行追偿。中远集发曾抗辩称，厦门港务从未向其支付过任何费用，进而主张在其无重大过错的情况下不应承担责任。事实上，先期货物仓储费均由厦门港务依约指示杭州醒治向中远集发支付，在涉案货物缺仓事发后，厦门港务为提取剩余货物亦直接向中远集发支付了相应的仓储费用，故中远集发提供涉案仓储服务并非无偿，该抗辩理由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远集发还抗辩称，涉案货物所有权人为杭州醒治，厦门港务对涉案货物并无所有权或其他物权，无权主张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在涉案合同项下认定中远集发所需承担的违约责任时，本无需考虑涉案货物的权利归属，事实上这亦并非本案审理内容。故中远集发该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由此，中远集发理应向厦门港务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
二、关于厦门港务的损失认定。
中远集发依据厦门港务向杭州醒治发出的询证函，认为截止至2014年底，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间所有交易结算的结果显示，杭州醒治并不欠厦门港务债务，相反厦门港务尚欠杭州醒治2847665.43元。对此，厦门港务解释称，询证函系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结果，其依据的是现有的财务凭证，故仅针对已完成、已开票部分的业务，而涉案货物系杭州醒治擅自提走，并未与厦门港务办理签订批次合同等货权转移手续，厦门港务亦未开具发票，故并未显示在询证函中。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涉案案情来看，厦门港务所作解释合乎会计准则。在案其他证据亦显示，水上公安局所作陶某某、奚某询问笔录中，二人均表示“借货”后杭州醒治无力补上货款；奚某曾确认就涉案“借货”，陶某某未支付的货款约1000万元；而涉案纠纷发生后，中远集发找到陶某某追究责任时，陶某某还曾向中远集发交付了2560000元的承兑汇票。综合分析上述证据，显示厦门港务就涉案纠纷存在实际损失。
中远集发在2013年10月29日向厦门港务出具的库存表中已明确，在与涉案纠纷相关的货物中，未经厦门港务许可已放行给杭州醒治的货物包括267.80吨草甘膦（湖北沙隆达），108吨双甘膦（湖北汇达）。中远集发在库存表中提及另有0.20吨草甘膦货权已转让杭州醒治，余库未提。经核实，该0.20吨应包含在385吨厦门港务指示放行给杭州醒治的货物中，而杭州醒治尚未实际提取，故同时亦包含在余库未提的18.60吨中。考虑到中远集发在库存表中未作抵扣的明确表述，该0.20吨草甘膦应认定为与涉案纠纷无关。由此，涉案纠纷中缺仓货物数量仍应认定为草甘膦267.80吨，双甘膦108吨。按照厦门港务购入草甘膦30701.12元／吨、双甘膦18200元／吨的平均单价计，厦门港务损失为10187359.94元。厦门港务关于作为法定孳息的利息损失主张，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亦予支持。
中远集发曾抗辩称，杭州醒治已通过自偿及他人代偿方式将货款全部偿还厦门港务，故厦门港务并无实际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就在案现有证据而言，中远集发并未有效举证证明厦门港务的上述损失已通过杭州醒治偿还的方式得到弥补，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但这不妨碍其在发现确实有效新证据的情况下，据以另案主张权利。中远集发还抗辩称，询证函所显示的厦门港务对杭州醒治的欠款，包括厦门港务已收取杭州醒治15%的保证金，均应从厦门港务损失中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为，询证函中所载挂账预收款项2847665.43元，其中除保证金589680元系与涉案双甘膦交易相关外，其余均系案外以往业务中杭州醒治所支付的保证金等款项，与涉案纠纷并无关联，故不应抵扣本案中厦门港务的损失。关于双甘膦保证金，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明确约定需在合同履行完毕前最后一批提货时，可冲抵当批货款，故依涉案情形，并非厦门港务对于杭州醒治的到期债权，该保证金如何处理应由湖里区法院另案审理决定，不宜在本案中直接作损失抵扣。中远集发还抗辩称，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长期进行托盘融资业务，双方间的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违规资金拆借，故双方间合同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在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该合同属无效。事实上，对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间法律关系亦应由湖里区法院另案审理认定。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1、中远集发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厦门港务赔偿损失10187359.94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息，自2013年10月29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对厦门港务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案件受理费101506元，由厦门港务负担22103元，由中远集发负担79403元。
中远集发上诉认为：1、厦门港务不是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人，其无权请求不当放货造成的货值损失的赔偿；2、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湖北沙隆达之间就涉案货物所从事的交易性质属于资金拆借，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的规定，以买卖合同形式来为借贷行为提供担保，厦门港务所享有的是让与担保权利，不但无权主张货值损失，且其应当先向杭州醒治主张债权，中远集发具有先诉抗辩权；3、杭州醒治就涉案货物提供让与担保向厦门港务所借款项已经偿还，厦门港务的借款主债权未遭受损失；4、杭州醒治应依法被追加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未追加属于程序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者裁定驳回厦门港务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厦门港务的诉讼请求，并判决厦门港务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厦门港务答辩认为：1、法律并没有规定在仓储合同项下认定保管人违约责任需要审查存货人与货物的法律关系；2、厦门港务对涉案货物享有所有权，而非让与担保权利；3、厦门港务就涉案纠纷存在实际损失，杭州醒治并未弥补该损失，中远集发应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4、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之间不存在让与担保关系，故中远集发并不具有先诉抗辩权；5、本案系仓储合同纠纷，无需追加杭州醒治为第三人，一审程序并无不当。综上，厦门港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大翔货代陈述：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之间的仓储合同关系与大翔货代没有关联性，大翔货代对案件处理没有意见。
厦门港务在二审中提交了三份证据：1、浙江三阳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2013年8月厦门港务向浙江三阳购买72吨草甘膦，货物放入了象屿速传仓库；2、厦航开发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厦门港务受杭州醒治委托向厦航开发转售954吨草甘膦的事实；3、（2015）湖民初字第6480号民事判决书及法律文书生效通知书，用以证明生效判决已认定：（1）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签订的代理采购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2）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之间的询证函仅为复核账目，款项性质是预收，并非用于结算，不应作为最终结算依据；（3）判决确认因杭州醒治违约，合同项下保证金2404700元归厦门港务所有。
中远集发质证认为：1、浙江三阳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对厦航开发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只能证明转售的事实，而这种转售实际是借款的代偿；3、对判决书及生效通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厦门港务主张的证明目的。
大翔货代质证认为：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均与大翔货代没有关系。
本院认证认为：两份情况说明系原件，系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的补充证明，本院予以确认；判决书系原件，且系法院生效判决，其认定的事实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
中远集发和大翔货代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查明：
中远集发虽然对一审查明的313吨草甘膦的开票金额等事实提出异议，但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
湖里区法院作出的（2015）湖民初字第6480号判决书记载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之间签订的代理采购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之间的询证函的目的仅为复核账目，内容源自账簿记录，其中所列款项备注为预收款项，且已注明该函非用于催款结算，故不应作为双方真实往来款项最终结算的依据。
本院认为：
本案系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1、厦门港务是否有权主张货值损失；2、厦门港务是否存在损失及损失的具体金额；3、一审法院没有追加杭州醒治为本案第三人是否程序不当。
关于厦门港务是否有权主张货值损失。中远集发上诉认为，厦门港务并非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人，而是让与担保人，应当先向杭州醒治主张债权，故中远集发在本案中具有先诉抗辩权。本院认为，湖里区法院作出的（2015）湖民初字第6480号判决已经确认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之间签订的代理采购合同合法有效，厦门港务通过与杭州醒治签订此类代理采购合同的方式合法取得了对涉案货物的控制权。中远集发向厦门港务提供仓储服务，由于中远集发未按约定放货，导致厦门港务失去了对涉案货物的控制，且无法收回货款，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中远集发主张的先诉抗辩权的依据是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但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系用于规范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之间的合同关系，而非厦门港务与中远集发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故本院对中远集发关于先诉抗辩权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厦门港务是否存在损失及损失的具体金额。本院认为，询证函的目的仅为复核账目，不能作为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之间真实往来款项最终结算的依据。而现有证据显示中远集发未经厦门港务同意，擅自放货，包括267.80吨草甘膦和108吨双甘膦。一审法院根据厦门港务购入上述货物的平均价格计算货值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一审法院没有追加杭州醒治为本案第三人是否程序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中，杭州醒治并非涉案货代合同的当事人，其也未申请参加本案诉讼，且厦门港务与杭州醒治之间的合同纠纷已经在湖里区法院进行审理，一审法院未追加杭州醒治为第三人于法不悖，本院对中远集发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中远集发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2924元人民币，由上诉人上海中远集装箱综合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辰旻
审 判 员 周 燡
代理审判员 张 雯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罗 罡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