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民终17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郎耀，男，1960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同庆，山东华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凤，山东华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国际服装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仲村社区。
法定代表人：李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超，山东名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京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座***室。
法定代表人：李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超，山东名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郎耀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国际服装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服装城公司）、深圳市京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申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民二商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郎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同庆、孙金凤，被上诉人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郎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向郎耀支付投资款4340.99万元及利息（自2007年7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本息合计7105.06万元）。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实质争议为债权的具体数额，确定债权数额的方式在《服装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有明确约定。郎耀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一审程序中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拒不同意审计账目，一审法院应支持郎耀的诉讼请求。1、郎耀对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享有巨额债权的事实确定无疑。收款收据、《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载明，郎耀对服装城公司的投资款为4113.51万元，侯放鸣对服装城公司的投资款为227.48万元。《服装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也明确约定，2007年8月31日前，京申公司向服装城公司原股东首付投资款2000万元，这说明服装城公司原股东的投资数额远超过2000万元。服装城公司2006年审计报告明确记载，郎耀、周琳评、吴小林三人对服装城公司的债权额为31235200元。以上可以看出郎耀对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享有巨额债权确定无疑。2、郎耀现有证据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达到了民事诉讼程序认定案件事实高度盖然性要求，足以证明郎耀主张的债权真实且金额准确。《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系对各股东投资情况的集中汇总，服装城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各股东及苏伟均签字，服装城公司也盖章，一审法院仅因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提出所谓疑点不予采信，没有依据。郎耀提供的2006年4月至2006年6月期间的部分原始收款收据，可以证明郎耀投资款均以现金形式，零散不定期投入服装城公司，郎耀不可能提供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上记载的郎耀、周琳评、吴小林三人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的合计投资数额738.22万元，只是制作该表时，三人持有的2016年日期的收据体现的数额，2016年的其他投资数额包含在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之后日期的其他汇总收据之中。而审计报告采用的是权责发生制的财务记账原则，反映的是截至2016年12月31日郎耀、周琳评、吴小林对服装城公司实际发生的债权数额，《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与审计报告并不存在矛盾。3、即使不能直接采信《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和收款收据作为定案依据，确定郎耀债权数额的方式在《服装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也已明确约定，即按凭证账目确认后结算。无论依据该约定，还是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之前在诉讼中的主张，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负有提供服装城公司财务账目进行审计，否则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二、本案原一、二审案由一直是股权转让纠纷，重审开庭案由也是股权转让纠纷，判决无端改为民间借贷纠纷，与郎耀诉讼请求和案件事实不符，法律关系认识错误。郎耀与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之间系因签订、履行《服装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产生纠纷从而诉至法院，本案应为股权转让纠纷。三、基于一审法院对法律关系的错误认识，导致其认定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郎耀据以主张诉讼请求的基础证据是《服装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却认为该证据与郎耀的主张无关联性不予采信，使案件审理发生偏离。一审法院还以无关联性的理由排除了2007年11月27日服装城公司股东会决议、服装城公司财务报表、2006年6月16日股东会纪要等重要证据，并对《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审计报告等证据做出不恰当的解释和错误认定。上述证据均可证实郎耀对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投资款债权存在的事实。2、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本案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按一般的民间借贷纠纷处理本案错误。相对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郎耀的举证明显处理优势地位，其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即使出于慎重因素，也不应驳回郎耀诉讼请求，应责令双方对账或对服装城公司账目进行审计以确定郎耀债权数额。3、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本案系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审法院适用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作为举证责任分配依据，明显适用法律不当。四、一审法院仅仅因为收款收据形成于侯放鸣移交印章之前，即认为收款收据是否是服装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存疑不成立。股权转让前，服装城公司的股东有五个，郎耀单独弄虚作假，其他股东不会同意。股权转让后，只有郎耀和侯放鸣真正离开公司，其他股东继续留在服装城公司，马茂生至今还是服装城公司的股东。
被上诉人服装城公司辩称：一、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1、本案争议款项性质为借款，郎耀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作出了明确的确认。2、确定案由的依据是法律关系的性质而非证据形式，不能因为本案涉及的借款关系在《服装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出现，就认定本案的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二、本案明显系郎耀一方利用其为服装城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便利条件，捏造了巨额虚假债务，一审法院不予以认定，符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1、郎耀主张的借款金额达4340.99万元，但是对如此巨额的借款主张却不能提供银行凭证等已经实际付款的证据和资金来源的证据。2、《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2007年6月30日收款收据所记载款项虚假，郎耀主张的借款是虚假债权。服装城公司的银行账户流水账目中，没有《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记载的款项，服装城公司未收到该款项，《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收款收据记载的款项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郎耀借款主张的证据。并且所涉款项巨大，郎耀却不能提供已经实际付款的证据和资金来源的证据。再者《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与其它证据严重相互矛盾，显然与客观事实相悖，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虽然有苏伟的签字，但是该签字存在诸多疑点。3、郎耀提交的青振会内审字[2007]第07-215号审计报告不能证明其主张借款的存在。审计报告记载为其他应付款，且与郎耀主张的借款时间、金额相互矛盾。无法分清郎耀、周琳评、吴小林三人的具体金额，无法确定所记载的应付款用途。该报告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报告的具体用途不明。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京申公司辩称：京申公司与郎耀等签订的《服装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虽然约定由京申公司返还涉案争议款项，但是该款项系郎耀与服装城公司之间的借款，当时京申公司并不清楚借款是否存在或借款具体金额，所以仅约定借款由京申公司返还，而没有确定借款金额。但经过本案查明事实确定，郎耀主张的借款仅有167万元且已偿还。虽然《服装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由京申公司承担，但是已经没有需要返还的借款。综上，重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
郎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支付郎耀投资款4340.99万元；二、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承担迟延支付投资款的利息损失5528.14万元（自2007年10月15日至2012年7月5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计算）；三、本案诉讼费由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承担。在本案重审期间，郎耀变更其所诉利息的计算时间为自2007年7月1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所诉利息损失金额仍为5528.14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服装城公司成立于2005年12月15日，股东为郎耀、李翔、马茂生、吴小林、周琳评。2005年12月14日，全体股东决定由马茂生担任服装城公司法定代表人。2007年7月9日，服装城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马茂生不再担任服装城公司法定代表人，聘任苏伟为总经理担任服装城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于当日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2007年7月1日，服装城公司召开董事会，决定将服装城项目100%股权转让，董事会决议第二条即转让条件和投资款转让费收付约定为:1、董事会对项目的投资款按时结清，分别计入各股东名下（见投资汇总附件）。项目受让方在2007年8月30日前归还出让方投资款2000万元；余额在2007年10月15日前全部付清。受让方按出让方项目投资总额月息3%计算利息，计息时间从2007年7月1日起至受让方全部付清出让方投资款之日止。2、服装城项目转让费（投资收益）4,000万元（税后）。受让方在2007年10月15日前，最迟在2008年春节前15天全部付清给出让方。为确保出让方项目转让费的如期收回，受让方同意将服装城项目中的A1区块（建筑面积约19500㎡）作为转让费的抵押物。A1区块的售房款全部用于支付转让费，并设立A1区块售房款收取专门账户。如受让方在2008年春节前15天未能付清转让费，受让方同意A1区块全部房产权归转让方所有，用以抵付项目转让费。3、项目转让协议由仲村社区实业公司和李孝义出面担保。
2007年7月5日，马茂生、郎耀、李翔、周琳评、吴小林5人作为甲方，与京申公司作为乙方签订《服装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持有100%股权转让给乙方，双方约定的转让条件及支付为：1、双方约定的转让条件为：①乙方偿付甲方所投全部投资款按凭证账目确认后结算。②乙方偿付甲方约定收益4000万元（税后）。2、支付日期和方式：（一）2007年8月31日前，乙方向甲方首付投资款2000万元。利息自2007年7月1日起计算，月息百分之三结付。（二）2007年10月15日前，乙方付清甲方全部投资款（含利息）。（三）2007年10月15日前，最迟在2008年春节前，乙方向甲方支付约定收益4000万元。3、乙方承诺以服装城项目“A1”区块房产作为双方约定的收益抵押给甲方，同时在约定时间内“A1”区块的全部销售收入划到甲方新指定账户。如乙方在2008年春节前15天未能付清项目收益4000万元，“A1”区块的全部产权归甲方所有。三、有关股权资产和债权债务：1、乙方付清全部投资款之日起，该项目范围内所有股权资产（后附清单）均归乙方所有，并同时由甲方负责办理好工商股权变更手续给乙方。2、该项目现有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如甲方有意向乙方隐瞒债务，则由甲方承担责任，甲方同时承担由此带来的各种损失。3、交接和转让手续办理：双方自签订协议之日起，三日内完成交接。六、违约责任：对本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如因一方责任未能履行，造成毁约和无效，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如部分违约，则应向对方赔偿损失。
2007年11月27日，服装城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郎耀、周琳评、吴小林、李翔四人股权变更给京申公司，马茂生的股权不变，转让合同执行后办理变更。各股东决议接收新股东京申公司，同意郎耀投入服装城公司150万元、李翔150万元、周琳评150万元、吴小林100万元股权转让给京申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变更后股东出资情况为：京申公司出资550万元，占注册资本55%，马茂生货币出资450万元占注册资本45%，苏伟继续担任服装城公司法定代表人。郎耀、李翔、周琳评、吴小林分别与京申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在工商管理部门备案。
2007年11月27日，服装城公司申请股东变更为京申公司和马茂生，持股比例分别为55%和45%。2007年12月12日，服装城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其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资为5000万元，由京申公司以货币增加出资4000万元，同日通过章程修正案，修改公司章程为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00万元，京申公司货币出资4550万元，占服装城公司注册资本的91%，马茂生货币出资450万元，占服装城公司注册资本的9%，并办理相应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2009年9月19日，服装城公司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加到14750万元，其中马茂生增加出资877.5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9%，京申公司增加出资8872.5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为91%。同日修改服装城公司章程，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4750万元。京申公司货币出资4550万元，资本公积转增资本8872.5万元，合计出资13422.5万元，参股比例91%，马茂生货币出资450万元，资本公积转增资本877.5万元，合计出资1327.5万元，参股比例9%，并进行工商了登记变更。
2007年6月30日，服装城公司向郎耀出具收据，载明收到郎耀项目投资款4113.51万元（此前所开收据无效，此款为准），收据加盖服装城公司财务专用章。
2007年8月4日，马茂生、郎耀、李翔、周琳评、吴小林及服装城公司出具《股东注册投资款清单》，对截至2006年1月12日各股东注册投资款进行确认：马茂生为450万元、郎耀为150万元、李翔为150万元、周琳评150万元、吴小林150万元。同日形成《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对截至2007年6月30日马茂生、郎耀、侯放鸣、周琳评、吴小林出资进行确认，其中郎耀投资4113.15万元，投资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06年11月27日470.2万元、2007年1月31日3237.09万元、2007年4月9日203.84万元，2007年4月12日202.38万元；侯放鸣出资227.48万元，投资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07年3月1日18.92万元、2007年1月31日123.2万元、2007年2月15日69.38万元、2007年3月26日15.98万元。各出资人及苏伟在记录表中签字。各方均认可苏伟系服装城公司及京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李明。侯放鸣称其已将本案所涉债权转让给郎耀。
上述《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记载郎耀、周琳评、吴小林在2016年12月31日以前分别向服装城公司投资470.2万元、18.48万元、249.54万元，合计738.22万元。
再查明，郎耀在本案初审时曾主张其向服装城公司投入的4113.51万元中有部分款项是从案外人账户直接汇入服装城公司账户，其余款项是由郎耀直接投入服装城公司，并称侯放鸣向服装城公司投入的227.48万元均系以现金形式予以交付。
服装城公司和京申公司在本案初审时自认服装城公司曾收到郎耀向其出借的款项167万元和侯放鸣向其出借的款项200万元。
2007年1月至2013年1月期间，服装城公司曾向郎耀付款544.8万元，其中30万元郎耀注明为收取苏伟偿还娄建华的借款，剩余514.8万元为服装城公司返还郎耀的款项。
还查明，服装城公司在本案初审和省高院二审期间均申请对其公司账目进行审计，而服装城公司在本案重审期间则明确表示不再申请对其公司账目进行审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郎耀和侯放鸣是否确曾向服装城公司实际出借过4340.99万元。
由于郎耀在本案重审时明确主张其在本案中诉请的4340.99万元均系借款，因此，郎耀应就其与服装城公司存在借贷关系和其向服装城公司的出借金额负有举证义务。而综合审查郎耀就其诉讼主张所举证据，一审法院认为，郎耀所举证据并不能有效证明其事实主张，理由如下：
首先，因郎耀所提交服装城公司于2007年6月30日向其出具的收款收据系载明收到郎耀项目“投资款”4113.51万元而非“借款”4113.51万元，且郎耀所提交《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亦记载郎耀和侯放鸣分别向服装城公司“投资”而非“出借”4113.51万元和227.53万元，故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郎耀和侯放鸣与服装城公司成立借贷关系。
其次，因郎耀所提交收款收据记载的收款时间与其所提交《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记载的投资时间相矛盾；郎耀所提交由青岛振青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07]第07-215号审计报告记载的郎耀、周琳评、吴小林三人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合计向服装城公司投入的资金数额31235200元与上述《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记载的郎耀、周琳评、吴小林三人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合计向服装城公司投资数额738.22万元相互矛盾，且上述审计报告亦未明确郎耀个人的投入资金数额，故上述相互矛盾的证据并不能充分有效证明郎耀的诉讼主张。
再次，即使郎耀因对“投资”和“出借”法律含义的理解有偏误而将其和侯放鸣向服装城公司的“借款”记载为“投资款”，但根据郎耀诉讼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郎耀也必须就其和侯放鸣向服装城公司出借款项的金额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郎耀不但未提交诸如借贷合同或借据等证明其和侯放鸣与服装城公司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且其提交的金额为4113.51万元的收款收据系形成于侯放鸣在将其保管的服装城公司财务专用章交接给朱传香之前，故上述加盖有服装城公司财务专用章的金额为4113.51万元的收款收据是否系服装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存疑。而郎耀在本案中诉请主张的出借金额巨大，仅凭“苏伟”于2007年8月5日签字的且与郎耀所提交由青岛振青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07]第07-215号审计报告记载的投资额相矛盾的涉案《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不能确切证明郎耀和侯放鸣已实际向服装城公司出借了4340.99万元。
最后，郎耀虽主张其和侯放鸣或通过直接汇款或通过案外人账户汇款或直接向服装城公司交付现金的形式向服装城公司出借资金，但郎耀既未能说清其和侯放鸣分别通过汇款和现金形式向服装城公司出借的资金数额，也未能陈述其是通过何人或何单位账户向服装城公司转款，还未提交其和侯放鸣直接或通过案外人向服装城公司汇款的凭证或记录以及其和侯放鸣直接或通过案外人提取现金的记录，故在郎耀所提交收款收据、《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青岛振青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07]第07-215号审计报告不能有效证明其与服装城公司存在借贷关系且上述证据记载内容相互矛盾的情形下，郎耀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和侯放鸣确曾向服装城公司出借过4340.99万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郎耀应就其事实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对郎耀关于其和侯放鸣曾向服装城公司出借4340.99万元的诉讼主张不予采纳。
虽然郎耀就其诉讼主张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但因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在本案初审时自认服装城公司曾收到郎耀向其出借的款项167万元和侯放鸣向其出借的款项200万元，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一审法院确认郎耀和侯放鸣曾向服装城公司出借367万元的事实。而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主张服装城公司已向郎耀归还544.8万元，郎耀认可其曾收到服装城公司向其支付的544.8万元，但主张其中部分款项系苏伟支付娄建华的借款，对此郎耀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上述服装城公司向郎耀支付的544.8万元中，除涉案2008年2月5日记账凭证中记载30万元并非郎耀收到服装城公司返还的款项外，均系服装城公司向郎耀偿还的欠款，扣除30万元后，一审法院对服装城公司已偿还郎耀514.8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由于郎耀并未就上述367万元借款的具体出借时间予以举证证明，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和侯放鸣曾经同服装城公司就上述367万元借款约定利息和借款期限，故在服装城公司已向郎耀偿还514.8万元的情形下，郎耀诉请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向其偿还借款及利息，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对郎耀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郎耀的诉讼主张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郎耀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25357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530357元，由原告郎耀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郎耀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一，侯放鸣项目投资款收据，编号5438483，该收据与郎耀的项目投资款收据编号5438482相连，该收据特别注明“此前所开收据无效，此据为准”。证明：此前服装城公司对于侯放鸣的项目投资开具过多份收据，自该收据开具之日起，此前投入的所有投资款或暂借款，均成为股东的项目投资款，金额以该收据为准。证据二，郎耀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侯放鸣所做的调查笔录，证明：1、本案转让协议签订时，服装城项目的工程主体已经完工，在协议上写明了完工面积28万平方米；2、《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中所载各股东投资时间与金额不是一一对应关系，每个金额都是一个汇总数，其中还包含了投资款自投入之日至2007年6月30日产生的利息；3、吴小林负责项目投资款的收支保管，服装城公司决定项目整体转让后，由吴小林负责制作了《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该表上的款项不走银行流水，由吴小林在多家银行开立了银行账户用来收支股东的投资款，“郎周吴”是服装城公司的一个会计科目；4、转让协议约定的全部投资款包括股东注册投资和项目投资；5、股东对于项目建设的投资分多笔投入，公司也开具了多份收据，2007年6月30日的收据是截至该日股东投入的项目投资款的收据，收据上的数额已经扣除了已归还股东的款项数额；6、服装城公司主张2007年1月10日侯放鸣投入服装城公司的200万元不是侯放鸣的投资，一审认定该200万元是侯放鸣投资款错误。证据三，长城工程预付款清单，证明：2007年1月25日，长城公司工程部要求预付工程款5809.84万元，为此全体股东都有大量投资，这是《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中2007年1月31日记录在郎耀等五人名下的投资合计5155.06万元的主要原因，有关工程款的支付服装城公司应当有账可查。证据四，青岛仲裁委员会青仲裁字（2011）第494号裁决书，证明：服装城公司与青岛崇杰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1100万元债务实际发生时间为2007年8月31日，与本案争议无关。证据五、郎耀在招商银行山东路支行的账户信息，证明：2005年12月13日，从郎耀账户中分五笔共转出资金1000万元，反映各股东对服装城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万的出资情况。
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收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从证据本身来看，开具时间为2007年6月30日，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07年7月5日，在股权转让前夕，股东和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连续为自己开具如此大额的收款收据，其目的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该收据没有实际支付款项的证据加以支持。证据二调查笔录，属证人证言，应当出庭接受质询,侯放鸣与郎耀及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与郎耀系利益共同体，其证言真实性不足采信。证据三长城预付工程款真实性无法确认，且看不出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属于新证据。证据四裁决书证明了前期工程建设主要是以对外欠账形式进行，服装城公司后期积累的资产是后期股东的投入积累。证据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不属于新证据。本院认为,对证据一的采信情况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论述；证据二属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且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调查笔录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三长城工程预付款明细没有单位盖单，真实性无法确定，且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五证明的是注册资本金的投入情况，而本案争议的是项目投资款是否投资到位，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一审提交证据，本院认为如下事实：2006年4月25日服装城公司向郎耀出具的收据编号为5932918，2006年4月27日收据编号为5932920，2006年5月28日收据编号为5932365。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界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是否恰当；（二）郎耀及侯放鸣是否向服装城公司投入了项目投资款4340.99万元。
（一）关于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界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是否恰当的问题
本院认为，案由的确定应以当事人之间基础法律关系确定。本案郎耀依据其向服装城公司投入了投资款，将服装城公司列为第一被告，要求服装城公司承担偿付责任，且郎耀在之前的诉讼中已明确确认本案投资款的性质为借款，所以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借款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界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服装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仅是对郎耀与服装城公司借款债权及承担义务主体的的再次约定，郎耀在本案中提交该股权转让协议，并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要求京申公司与服装城公司一并承担偿还责任，并不改变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所以郎耀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法律关系认识错误，本案案由应为股权转让纠纷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郎耀及侯放鸣是否向服装城公司投入了项目投资款4340.99万元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郎耀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充分证实其和侯放鸣已向服装城公司投入了4340.99万元的项目投资款。
第一，郎耀主张其和侯放鸣已向服装城公司投入了项目投资款4340.99万元，对此郎耀应承担举证责任。郎耀提供的2007年6月30日服装城公司向郎耀、侯放鸣出具的收据，系在《服装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和侯放鸣将保管的服装城公司财务专用章交接给朱传香之前形成，且因出具2007年6月30日总收据而作废的之前收据存在矛盾和疑点，如2006年4月25日收据编号为5932918、2006年4月27日收据编号为5932920，而之后2006年5月28日收据编号却为5932365，后出具收据的编号反而小于在前出具收据编号。郎耀提供的《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和青岛振青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青振会内审字[2007]第07-215号审计报告。首先，审计报告载明其他应付款“郎耀周琳评吴小林”31235200元，二审中郎耀、侯放鸣也主张“郎耀周琳评吴小林”是公司一个会计科目，该科目是否包含郎耀等股东代服装城公司的对外借款不能确定，郎耀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科目项下的应付款即为服装城公司应付郎耀周琳评吴小林等股东的投资款。其次，即使该科目项下的应付款即为服装城公司应付郎耀周琳评吴小林等股东的投资款，审计报告与《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也存在矛盾，审计报告记载的郎耀、周琳评、吴小林等五股东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合计向服装城公司投入的资金数额为31235200元，而《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记载的郎耀、周琳评、吴小林等五人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合计向服装城公司投资数额为738.22万元，两者相互矛盾。郎耀主张2016年的其他投资款数额包含在之后的汇总收据之中，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而服装城公司提交的银行账户流水明细及一审法院调取的吴小林银行账户流水明细中，除服装城公司认可的367万元之外，并没有《股东项目投资记录表》所记载的款项。以上可以看出，郎耀所举证据存有疑点和矛盾，服装城公司、京申公司不予认可。所以郎耀的举证责任尚未完成，应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
第二，2007年7月5日，郎耀、李翔等五股东与京申公司签订的《服装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京申公司偿付郎耀、李翔等五股东所投全部投资款按凭证账目确认后结算。该约定表明京申公司偿付郎耀、李翔等五股东的投资款数额应按投资凭证确定。所以即使按照《服装城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本案郎耀也应提供投资凭证等相关证据，以证实其和侯放鸣投入服装城公司的项目投资款数额。
第三，在本案庭审中，郎耀主张项目投资款大部分直接交现金给服装城公司或吴小林，但郎耀未能说明其和侯放鸣以现金形式分别交付服装城公司和吴小林投资款的具体数额，未能提供提取现金的相关记录，也未能提供交付给吴小林的款项又转给服装城公司或已用于服装城公司的经营建设。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郎耀应就其事实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郎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7053元，由上诉人郎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邝 斌
代理审判员 王爱华
代理审判员 李 彤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路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