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朝民初字第22064号
原告（被告）黄玲，女，1965年9月28日出生。
被告（原告）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号院北京国际中心*号楼安联大厦*********室。
负责人崔炳全，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邓继军，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金龙，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被告）黄玲与被告（原告）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银律师事务所）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黄玲，中银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邓继军、唐金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黄玲诉称：2008年4月初，我经人介绍到阜新振隆土特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三人）处就其改制上市一事开始商谈，并随后开始为其提供相关的法律服务，经过8个月的无偿法律服务，第三人的负责人对我的工作表示认可。于是，第三人派其总经理吴凯到中银律师事务所办公地签订了《委托协议》，同意由中银律师事务所委派我作为第三人改制上市项目的负责人。我在为第三人改制上市项目提供法律服务期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第三人解除了大量复杂问题，起草了大量协议和文件，如果需要我会将所做的全部工作向法庭公示，从始至终，无论从工作能力还是责任心等各个方面，我均尽到了一位律师应尽的义务。我严格履行了《委托协议》约定的义务，并且一直是得到了第三人的认可。2011年4月18日至2011年4月23日，我到第三人处作尽职调查并参加由第三人及券商、会计师及律师三方中介机构组成的协调会。其中，有我、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李文涛、谷晶两位经理、深圳鹏程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肖杰，还有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黄跃、证券部丘根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吴凯、黄江天、孙立群等参会。在该次会上，我就尽职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向公司及中介机构做了汇报，并提出整改意见，鉴于所提出的企业存在问题不是第一次提出而且非常严重，若不改会严重影响其上市，为了区分责任，我在正式开会之前向全体参会人员宣布此次开会我会全程录音，并请求参会人员会后在会议记录上签字。2011年4月23日，我从第三人处回来后，回程机票860元至今中银律师事务所及第三人没有支付给我。我按照第三人的要求完成了其香港子公司的文件，然后为第三人起草股改文件，正当我起草的文件基本完成时，在2011年5月5日，我突然收到第三人的证券部负责人丘根发来的短信告诉我9日不要去第三人处了，接着中银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唐金龙助理温丽琴告诉我第三人要求换掉我，由唐金龙接任，且有企业发来的传真件。之后，我要求看企业发来的要求换人的传真件，第三人向中银律师事务所发送了《关于请求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更换阜新振隆土特产有限公司上市项目律师的函》，在收到此函后我要求本人与第三人谈变更委托协议事宜，但被唐金龙律师阻止。接下来唐金龙律师现提出方案说给我20%要我同意退出该项目，我认为唐金龙律师想用我这20%去换取他获得那80%的合法性。在《委托协议》中，中银律师事务所已经授权我为其代表，这份委托协议中约定的律师费与我的工资直接挂钩，变更或终止该委托协议对我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这个项目即便终止也应该由我代表中银律师事务所签订终止协议，但中银律师事务所在没有弄清事实也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违反《委托协议》规定，委派唐金龙律师与第三人签订了另一份关于代理第三人上市的聘用律师合同。而在履行该《委托协议》过程中我没有任何失职之处，这件事情由第三人及中银律师事务所的唐金龙律师共同策划，他们没有任何我不称职的事实依据，凭空捏造事实，污蔑我，其目的就是想利用唐金龙在证监会的关系在申报上市材料后攻关。根据《委托协议》，委托方擅自变更协议应当支付全额费用，即余款60万元第三人应当作为违约金支付。这个案源是我的，按中银律师事务所及相关约定，案源奖励为案子标的额的30%，即案源奖励按80万元算为24万元，加上之前我付出劳动的报酬，我税后至少应得39万元。在没有经过我对原委托协议正式终止的情况下，第三人与中银律师事务所就上市项目重新签订了聘用律师合同，约定律师费为160万元，据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黄跃讲，黄跃在签订这份合同时已经与唐金龙交待这160万元包括给我再支付的报酬40万元。另，中银律师事务所还应支付我被冒领的工资798430元。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时效问题，由于中银律师事务所不是按月向我发放工资，而是按照客户款项到账时支付，至我起诉时，中银律师事务所支付给我的工资未超过12次，因此未超过时效。我在中银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中银律师事务所未给我缴纳社会保险，且未及时足额向我支付工资，我提交的辞职申请上没有任何负责人的签名，这也证明我并非正式提交的，我正式提交的那份辞职申请上有唐金龙、葛友山及崔炳全的签字，而且离职原因也更全面，故中银律师事务所应当支付我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故我诉至法院除坚持仲裁裁决的二项外还要求：1、判令中银律师事务所支付振隆项目工资80万元及差旅费860元；2、判令中银律师事务所支付我被冒领的工资798430元；3、判令中银律师事务所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308500元；4、判令中银律师事务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6716.88元；5、判令中银律师事务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额外经济补偿金28358.44元；6、判令中银律师事务所支付拖欠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264433.58元。
中银律师事务所辩称并诉称：我单位与黄玲不存在劳动关系，请求驳回黄玲诉讼请求。从法律上讲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我们之间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我方证据26显示黄玲只是挂靠、没有底薪、不坐班的提成律师。从事实上讲，从调取的参保四险明细显示黄玲的社保关系挂靠在其他单位，她与其他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在仲裁申请书中黄玲提到自己寻找案源，与其他律师合作承办，再缴纳费用，她没有案源就没有收入，我单位与黄玲没有人身隶属关系，黄玲的律师注册费、年费都是她自己缴纳的，我单位不管。假设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黄玲属于自动离职，也不应该支持黄玲要求的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黄玲主张的振隆项目的80万元和差旅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09年振隆项目只到账20万元，由于黄玲的水平有限，当事人对她不满意，我单位不能按80万元给她提成，根据合同约定差旅费是黄玲本人负担的。我们已经足额支付了黄玲工资，黄玲称冒领工资70多万元没有依据，不存在冒领，是内部走账，大部分钱是从唐金龙律师的卡打过去的。我单位亦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法院。本案中，按照我单位与松江股份签订的行政复议项目《委托代理合同》，我单位从松江股份处共收到松江股份行政复议项目全部律师费90万元。在该项目中，唐金龙律师作为主要承办人，与黄玲共同承办了该案。就松江股份行政复议项目而言，黄玲应获得的总劳动报酬为366675元。我单位已通过唐金龙律师向黄玲实际支付了2011年松江股份法律顾问项目其应得的劳动报酬121125元和松江股份行政复议项目劳动报酬363375元，而仲裁裁决根本未予支持。故我单位亦诉至法院要求：不支付黄玲2011年松江股份法律顾问项目劳动报酬210984.3元及松江股份行政复议项目劳动报酬456750元。
黄玲辩称：不同意中银律师事务所诉讼请求，坚持我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黄玲于2007年7月2日入职中银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双方无底薪约定，黄玲的劳动报酬系业务提成。
黄玲主张其于2011年7月15日因中银律师事务所不按时足额支付工资、未缴纳社会保险、责任合伙人不正当竞争抢案子，提出与中银律师事务所解除劳动关系。中银律师事务所主张黄玲办案表现差，客户提出改换律师，其本人申请解除。中银律师事务所就其主张提交了：1、黄玲于2011年7月1日填写的内容为：“本人黄玲，原系公司证券部门专职律师岗位。现因业务需要等原因，申请辞去现有工作，离职时间暂定2011年7月办完转所日。恳请批准。”的《辞职申请书》，2、中银律师事务所于2011年7月15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黄玲于2011年7月15日在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办理离职手续，与本执业机构已解除了劳动聘用关系，合伙关系，并已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手续”。黄玲对辞职申请书上其本人签字认可，但表示是行政主管给其的格式文本让其填写的，不是正式提交的辞职申请。对证明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双方的财务没有结清。黄玲主张因中银律师事务所未按时支付工资、未缴纳社会保险及责任合伙人不正当竞争故与中银律师事务所解除劳动关系，就其主张亦提交了辞职申请书。中银律师事务所以该申请书为复印件为由，不认可真实性。且主张该申请书中“现因拖欠工资、工作需要、未缴社保等原因”字样中“拖欠工资、未缴社保”的字样明显与“工作需要”的字样不一致。
关于松江股份法律顾问项目的提成，黄玲主张中银律师事务所应支付其2010年松江股份法律顾问项目提成366500元及2011年松江股份法律顾问项目提成366500元，再加上168000元共计901000元。黄玲就其主张提交了：1、唐金龙（甲方）与黄玲（乙方）于2009年9月5日签订的关于为ST天香（松江股份）提供法律服务的内部合作协议，协议约定：项目名称为“ST天香”（将更名为“松江股份”）上市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及定向增发专项法律顾问；项目团队由四人组成：即唐金龙、李志强、柏平亮、黄玲；项目总负责、协调证监会：首席合伙人唐金龙律师；项目客户协调：黄玲律师。黄玲主张该协议是在中银律师事务所与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正式常年法律顾问协议前自己与唐金龙之间的约定，后来的提成比例基本上是按照该协议进行的；2、2010年1月25日，中银律师事务所（乙方）与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甲方）签订的《常年法律顾问协议（法顾100017）》，该协议中约定中银律师事务所委派首席合伙人唐金龙、黄玲及其他专业律师组成的专门律师工作组负责处理甲方委托的有关法律服务，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常年法律顾问费人民币陆拾万元整（含差旅费壹拾万元整）；本协议期限为壹年，自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该合同期满前一个月，甲、乙双方可以协商续签事宜；3、2010年12月29日中银律师事务所（乙方）与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甲方）签订的《常年法律顾问协议（法顾110001）》，协议约定：乙方委派由黄玲律师组成的专门律师工作组负责处理甲方委托的有关法律事务，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常年法律顾问费人民币陆拾万元整（含差旅费壹拾万元整）；在本协议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甲方须向乙方支付法律顾问费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即人民币叁拾陆万元整，在本协议签订后满六个月时，支付法律顾问费用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即人民币贰拾肆万元整；3、关于天津松江常年法律顾问项目差旅费用分配办法。黄玲称2010年松江股份法律顾问项目提成计算方法为400000元的律师费首先自己应净得200000元，之后100000元的差旅费按85.75%提成应得85750元（100000元×85.75%），还有100000元的律师费按80.75%提成应得80750元（100000元×80.75%），共计366500元，中银律师事务所已经支付其两笔提成共计34265.7元（18508元＋15757.7元）；2011年松江股份法律顾问项目提成计算方法和2010年的一致，且数额也一样，再加上之前的168000元，松江股份法律顾问项目应得款项应为901000元。中银律师事务所对于关于为ST天香（松江股份）提供法律服务的内部合作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主张项目没有履行；对于两份《常年法律顾问协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于天津松江常年法律顾问项目差旅费用分配办法的真实性认可，但表示不能证明提成比例是85%。中银律师事务所主张2010年应支付黄玲的提成数额为272625元（400000元×62.5%×80.75%＋100000×80.75%-10000（律师年费）］；差旅费31166.67元（100000元×（1-14.25%）×2／3＋1000-27000），中银律师事务所称差旅费本应是58166.67元，扣除了原已预支给黄玲的27000元，故应支付其31166.67元。中银律师事务所主张2011年应支付黄玲的提成数额为121125元（600000元×50%×1／2×80.75%），此费用已经包括差旅费。因为黄玲只工作到7月15日，所以是按照半年计算的。
关于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的行政复议项目，黄玲主张该项目提成应为456750元（900000元×50.75%），中银律师事务所没有支付该项目提成。黄玲就其主张提交了：2010年4月，中银律师事务所（乙方）与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甲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合同内容为：甲方聘请乙方作为其委托代理人，代为其提出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乙方委派唐金龙律师、黄玲律师作为上述案件中甲方的委托代理人；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玖拾万元人民币。中银律师事务所对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认可，主张行政复议项目应支付黄玲提成363375元（900000元×50%×80.75%）。
关于阜新振隆项目的提成，黄玲主张该项目应支付提成800000元（160万×50%）及差旅费860元，黄玲就其主张提交了：1、阜新振隆土特产有限公司（甲方）与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乙方）于2008年12月2日签订的委托协议，协议约定：甲方聘请乙方担任甲方的专项法律顾问，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黄玲等律师为甲方提供股份公司设立、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有关法律事务；乙方的律师费用共计捌拾万元，乙方为完成本协议项下法律服务在北京地区以外所实际发生的差旅、住宿等费用由甲方另行即时支付；2、电汇凭证，显示金额为200000元。中银律师事务所对委托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因黄玲业务能力问题，阜新振隆土特产有限公司要求撤换黄玲，之后中银律师事务所与阜新振隆土特产有限公司重新签订的聘用协议，因此黄玲的要求没有事实依据。关于差旅费，根据之前的委托协议，差旅费应当由阜新振隆土特产有限公司承担。中银律师事务所主张阜新振隆项目应支付黄玲提成155000元（200000元×100%×（72%＋3%）＋（200000元-100000元）］。
关于黄玲主张中银律师事务所提交的支付凭单中的提成款均没有支付，有的支付凭单中的领款人是自己签字，但是先签的字，中银律师事务所并没有支付。中银律师事务所主张自2008年12月1日黄玲挂在唐金龙律师名下所承接的案件或项目（特别是松江股份法律顾问项目、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的行政复议项目及阜新振隆项目）应支付给黄玲的提成均已经通过其所责任合伙人唐金龙律师足额支付了。唐金龙亦作为中银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人出庭陈述从其帐户中汇给黄玲的款项均为中银律师事务所支付给黄玲的。中银律师事务所就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1年7月12日，唐金龙（甲方）与黄玲（乙方）签订协议书，内容为：“鉴于：1、甲方曾是中银所首席合伙人（截止到2011年5月29日），现为中银所高级合伙人，是乙方的挂名责任合伙人，甲乙双方曾就合作相关事宜签订了相关协议。2、甲乙双方曾就松江公司常年法律顾问项目和行政复议项目进行了合作。3、乙方因个人原因拟调离中银所。为此，甲乙双方就乙方调离中银所有关善后事宜的处理，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原则同意乙方在满足以下条件情况下调离中银所：1、乙方向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律师办理好松江公司常年法律顾问项目资料移交，以便中银所进一步做好客户服务工作。该项目所收取律师费由甲乙双方各按百分之五十划分创收。如果该项目由乙方或乙方以后所在律师事务所承办，则2011年至2012年度常年法律顾问费用，仍应由甲乙双方各按百分之五十共享。2、乙方承办的振隆公司改制与上市项目，因委托方要求，有关善后问题由甲方与中银所负责处理。甲方和中银所维护乙方声誉，乙方不再承担该项目的法律责任，也即，乙方不再参与该项目。一切后果和责任概由甲方和中银所承担。二、乙方调离中银所前必须结清财务手续，了结与甲方及中银所的债权债务关系。三、甲方必须协助乙方办理调离相关手续。在乙方履行本协议相关义务后，甲方必须无条件同意乙方调离，并在乙方办清相关工作移交和财务手续后7日内办妥一切调离手续。四、本协议一式两份，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中银律师事务所主张黄玲因个人原因离职，其已与唐金龙律师就相关善后事宜达成协议，其中特别约定黄玲离职前必须与中银律师事务所结清财务，了结与中银律师事务所和责任合伙人唐金龙律师的债权债务关系；2、显示黄玲签字的内容为：“本人自2010年1月1日起的个人收案创收按（A）类办法计算”的确认函；3、《普通律师收入分配计算办法》；4、支出凭单，共计22张，共计979599.17元；5、网上银行客户回单，付款人为唐金龙，收款人为黄玲；6、公证书，其中显示2010年8月5日“黄玲×××发送给tjl1015”给唐律师的第二封信，中银律师事务所主张在这封信中黄玲列举了提成的计算方法及数额，与其填写的支付凭单的数额一致。黄玲对2011年7月12日与唐金龙签订的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协议是其被迫签订的；对于确认函、《普通律师收入分配计算办法》的真实性认可；对于支出凭单，黄玲认可支出凭单上的内容是其本人填写的，但不认可领款人处系其本人签字，不认可领取了支出凭单上的款项，并称即使有个别的支出凭单上领款人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也只是先签字，未能领取到提成款，而且认为支出凭单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的；对于网上银行客户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收到了唐金龙汇款近1020000元，但主张是唐金龙个人给其汇的款，和中银律师事务所无关；对于公证书不认可，黄玲认可×××邮箱是其本人使用，但不认可发送了“给唐律师的第二封信”的邮件，表示该邮箱别人也可以使用，自己不可控制。
中银律师事务所主张黄玲已经在其他单位缴纳了社会保险，黄玲称是因为中银律师事务所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才委托其他单位缴纳的保险，但费用均为自己支付。
2011年8月11日，黄玲以中银律师事务所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变更与中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唐金龙签订的《协议书》；2、支付2010年1月至2011年7月拖欠工资1057734.3元；3、支付2008年2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308500元；4、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6716.88元；5、支付解除劳动合同额外经济补偿金28358.44元；6、支付拖欠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264433.58元。2012年6月18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仲字（2011）第08410号裁决书，裁决：一、中银律师事务所支付黄玲2011年松江股份法律顾问项目劳动报酬210984.3元、松江股份行政复议项目劳动报酬456750元；二、驳回黄玲的其他仲裁请求，黄玲和中银律师事务所均不服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常年法律顾问协议》、协议书、支出凭单、网上银行客户回单、辞职申请书、京朝劳仲字（2011）第08410号裁决书等证据材料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关于双方是劳动关系本案中，中银律师事务所为证明已足额支付黄玲相关案件及项目提成款向法庭提交了有黄玲签字的计算提成的确认函、《普通律师收入分配计算办法》、黄玲填写的支出凭单、付款人为唐金龙的网上银行客户回单。黄玲自行填写的支出凭单总计提成款为979599.17元，黄玲虽主张中银律师事务所提交的支出凭单不全，但就此未提交相应证据。庭审中，黄玲自认收到了唐金龙向其汇款1020000元左右。唐金龙作为中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本案中亦作为中银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人出庭陈述从其帐户中汇给黄玲的款项均为其代表中银律师事务所支付给黄玲的，黄玲虽主张是唐金龙个人与其有往来业务款项，与中银律师事务所无关，但据此未能举证证明。故本院对于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通过其合伙人唐金龙律师向黄玲支付提成的陈述予以采信。中银律师事务所主张在黄玲给唐金龙律师发放的邮件“给唐律师的第二封信”中明确了相关项目的提成数额，虽然黄玲对该邮件不予认可，但认可发放邮件的邮箱系其本人使用，且该邮件中的提成数额与其自行填写的支付凭单中的项目提成数额相一致，结合中银律师事务所提交的计算提成的确认函、《普通律师收入分配计算办法》、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银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常年法律顾问协议》、阜新振隆土特产有限公司与中银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协议、唐金龙与黄玲签订的协议，经核算，本院认可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黄玲所承办的案件及项目的提成计算方式，现中银律师事务所已足额支付黄玲提成款项，故黄玲要求中银律师事务所支付松江股份法律顾问项目、行政复议项目、阜新振隆项目的提成及差旅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黄玲要求中银律师事务所支付冒领的提成一节，中银律师事务所及其合伙人唐金龙均主张由唐金龙账上支付给黄玲的款项就是黄玲应得的提成款，黄玲虽不予认可，主张系唐金龙个人向其汇款，但未能举证证明其本人与唐金龙个人存在何种业务往来，以及所汇款项的具体名目，故本院对于黄玲的主张不予采信。现中银律师事务所提交的网上银行客户回单已显示足额支付了黄玲的提成款，故，对黄玲要求中银律师事务所支付冒领的提成款，本院不予支持。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黄玲要求中银律师事务所支付2008年2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但其于2011年8月11日才提出仲裁申请，已经超过法律规定时效期间，故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黄玲主张因中银律师事务所未按时支付工资、未缴纳社会保险及责任合伙人不正当竞争故与中银律师事务所解除劳动关系，但其提交的辞职申请书为复印件，且该申请书中“现因拖欠工资、工作需要、未缴社保等原因”字样中“拖欠工资、未缴社保”的字样明显与“工作需要”的字样不一致，且中银律师事务所亦不认可黄玲的主张。另，黄玲亦认可自己没有底薪，劳动报酬系业务提成，亦认可在其他单位缴纳了社会保险。中银律师事务所提交的辞职申请书、黄玲与唐金龙签署的协议中均有因“业务需要、个人原因”等字样，故本院对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黄玲系自行离职的主张予以采信，对黄玲要求中银律师事务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黄玲要求中银律师事务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额外经济补偿金及拖欠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原告）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无需支付原告（被告）黄玲二〇一一年松江股份法律顾问项目劳动报酬二十一万零九百八十四元三角、松江股份行政复议项目劳动报酬四十五万六千七百五十元；
二、驳回原告（被告）黄玲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被告）黄玲负担5元（已交纳），由被告（原告）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负担5元（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书，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巍
人民陪审员 闫月琴
人民陪审员 肖书军
二〇一四年一月××日
书 记 员 姚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