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常商终字第5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怡。
委托代理人韩华刚，江苏九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科达斯特恩（常州）汽车塑件系统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钟楼经济开发区枫林路39号。
法定代表人石建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文伯、徐鹏，江苏开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红芬。
上诉人陈怡因与被上诉人科达斯特恩（常州）汽车塑件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5）钟商初字第0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怡一审诉称：常州德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达公司）系由陈怡和史红芬于2013年8月13日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后经股权变更，至本案发生前股权结构为陈怡出资60万，占公司30%股份，科达斯特恩公司出资140万，占公司70%股份。2015年春节前后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要求陈怡主动退出德达公司，并不支付任何费用，陈怡对此要求予以拒绝并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在此情况下，2015年3月5日，史红芬作为德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在事先未告知、突然临时通知陈怡召开公司股东会，会议主要内容为吸收史红芬为公司新股东和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210万元，新增的10万元由新股东史红芬于2016年3月5日缴足。因该决议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内容上均侵害了陈怡作为小股东的利益，因此陈怡对决议明确投了反对意见。同年3月12日（即完成增加和股东变更工商登记的次日），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以德达公司内部股东的身份在陈怡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即科达斯特恩公司将其持有的德达公司70%股权以人民币1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史红芬，股权转让款于2016年10月30日付清，但股权受让方自签订协议之日起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2015年3月起，德达公司已实际停止经营。另获悉，德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史红芬与法人股东科达斯特恩公司法定代表人石建新系夫妻关系，因此德达公司的人、财、物和经营权均由史和石夫妻两人实际控制，公司民主管理制度形同虚设，德达公司俨然是史和石的家族公司，在此情况下不仅作为小股东的陈怡利益被剥夺殆尽，德达公司利益在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的实际控制下也被肆意侵害。陈怡认为，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在欲将陈怡赶走不能的情况下，虚构制造了一起本案所谓的“内部股权转让”，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为此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事先恶意串通，利用绝对控股地位和职务便利，通过先以小额增资和股东变更为手段，实质引进新股东，而后再以“合法形式”进行所谓的“内部”股权转让，达到绕过陈怡实际进行外部股权转让的目的，以规避公司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对公司股权外部转让的限制。因此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协议，双方整个股权转让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陈怡利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系无效行为，依法应予确认。基于此，为维护陈怡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基于2015年3月5日《股东会决议》和3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为依据进行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斯特恩公司、史红芬承担。
被告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辩称：1、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的股权转让行为已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行政行为确认，已发生法律效力，其行为合法有效，陈怡对该行为的异议，是行政权的管辖范围，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陈怡应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来解决；2、从民事程序上讲，陈怡诉讼请求因对两个事实所产生的股权转让行为产生异议，一是关于《股东会决议》，按照公司法规定，若对股东会决议有异议，应当列德达公司为被告，而非答辩人，故本案主体不适格。二是关于《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系公司内部股东进行的股权转让，与陈怡无法律上的关系，更无事实上的关系，陈怡起诉答辩人不符合法律规定，应驳回陈怡的起诉；3、本案所涉《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完全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存在无效的情形；4、陈怡称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和“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系陈怡主观臆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的股权转让行为有合法形式，但无非法目的（所谓非法目的，就是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而自己获利，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的股权转让行为既没有损害国家利益，也没有损害他人包括陈怡的利益，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也没有任何非法利益可得）。另陈怡作为德达公司股东，享有60万元的股东出资权，至今陈怡的该权利并未受侵害；5、德达公司现在处在停产状态，但该公司从开业至停产前，所有行为均由陈怡一人掌控，作为大股东的史红芬或科达斯特恩公司从未参与德达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这是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信任，但作为小股东的陈怡在一年多时间内就将德达公司经营至停业，若存在损害，也是小股东损害大股东的权益。综上，请求依法驳回陈怡起诉或诉讼请求。
一审审理中，陈怡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2015年3月5日德达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和2015年3月12日史红芬、科达斯特恩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陈怡并申请追加德达公司为本案被告。科达斯特恩公司称因陈怡追加德达公司作为本案被告，本案包含两个法律关系，一是陈怡与德达公司就《股东会决议》效力的法律关系，二是陈怡与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之间就《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法律关系，上述系不同法律关系，不能在本案中合并审理；此外，陈怡不能申请追加德达公司为本案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追加被告存在两种情形，一是被告申请追加，二是法院依职权追加，不存在陈怡申请追加的情形，陈怡若要起诉德达公司应另案起诉。后陈怡申请撤回追加德达公司为被告的申请，并变更其诉讼请求为：确认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于2015年3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德达公司系设立于2013年8月13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股东为陈怡及科达斯特恩公司，陈怡认缴及实缴出资额为60万元，科达斯特恩公司认缴及实缴出资额为140万元，由史红芬担任法定代表人，由陈怡担任总经理。科达斯特恩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石建新，系史红芬配偶。2015年3月5日，德达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内容为：1、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210万元，新增的10万元由新股东史红芬于2016年3月5日前缴足，增资后公司股权结构为：史红芬认缴注册资本额10万元，股权比例4.67%，科达斯特恩公司认缴注册资本额140万元，股权比例66.67%，陈怡认缴注册资本额60万元，股权比例28.57%。2、同意就上述增资事项修改《公司章程》……史红芬、科达斯特恩公司及石建新均在《股东会决议》上股东签字处签名、盖章，并书写了“同意”两字，陈怡签名并书写“不同意”。2015年3月11日，德达公司就上述变更事项在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2015年3月12日，史红芬与科达斯特恩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科达斯特恩公司将其持有的德达公司的股权中的140万元（其中实缴140万元，未缴0万元）以人民币1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史红芬，史红芬于2016年10月30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交付给科达斯特恩公司，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史红芬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德达公司根据上述协议对公司章程中记录的股东名册信息进行了变更。2015年3月18日，德达公司就上述事项在工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陈怡认为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的股权转让行为损害了德达公司及其本人利益，遂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史红芬与科达斯特恩公司作为德达公司的股东，依法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于2015年3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德达公司章程约定，应依法认定有效。陈怡称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的股权转让行为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应依法认定为无效。因陈怡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该院对其陈述不予采信。另陈怡称德达公司作出的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吸收史红芬为公司股东的《股东会决议》无效，科达斯特恩公司将股权转让给史红芬实际是转让给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该院认为，德达公司所作《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问题并非本案审查范围，该院不予理涉。且根据陈怡在本案中所提交的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在进行股权转让行为前德达公司的工商资料显示，德达公司的股东为陈怡及史红芬、科达斯特恩公司，故史红芬与科达斯特恩公司均为德达公司的股东，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之间的股权转让系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综上，陈怡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陈怡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7400元（陈怡已预交），该院减半收取8700元，由陈怡承担。
陈怡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适用程序错误。1、本案案情复杂，应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范围的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而本案所涉《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效力问题和两被上诉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主观故意等情形，显然在事实认定方面还是法律关系上均较为复杂，且双方又存在很大分歧，因此，本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范围。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以书面形式请求本案以合议庭形式进行审理，但原审法院未予答复，仍按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没有对上诉人请求进行审查和答复。即使该案一开始上诉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但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也应主动裁定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变更。本案中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2015年3月5日德达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和2015年3月12日两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没有变更为仅要求确认2015年3月12日两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上诉人认为，《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虽是由不同当事人作出，但实际上均是两被上诉人股权转让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股权转让行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3、原审法院受案外因素干扰，以结果定案，不顾双方有调解意愿和调解成功可能，丧失了公正性和独立性。二、原审判决对关键事实未进行审查。1、原审判决对两被上诉人实施股权转让的主观意图未进行审查。本案中，科达斯特恩公司为达到脱离德达公司以尽快上市的目的，不惜损害小股东利益和置众多债权人利益于不顾，利用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夫妻关系的职务便利和控股地位，通过先以小额增资和股东变更为手段，实质引进新股东，而后再以“合法形式”进行所谓的“内部”股权转让，达到绕过上诉人进行外部股权转让的目的，以规避公司章程和公司法对公司股权外部转让的限制，两被上诉人在上述主观恶意情况下，实施了股权转让。该股权转让这一民事行为在主观上是恶意串通还是正常商业活动直接决定两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是否合法和有效问题，是本案焦点问题，必须予以查明。2、原审判决未对科达斯特恩公司是否存在滥用控股权的事实进行审查。因科达斯特恩公司是否存在滥用，直接影响或决定此后的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而原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所列举的证明科达斯特恩公司滥用控股权的诸多证据如两被上诉人之间的关联关系、科达斯特恩公司与德达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等证据不予任何评价和说明。3、《股东会决议》是本案股权转让行为组成部分，其效力问题是本案首先应当查明的事实，原审判决对该决议效力未予审查。两被上诉人以让科达斯特恩公司尽快从德达公司抽身为目的，分三阶段，一是以小额增资为手段吸引史红芬为新股东；二是进行内部转让，将科达斯特恩公司股权转让给史红芬；三是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完成科达斯特恩公司从德达公司脱身目的。《股东会决议》是第一步，是原因，故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效力时，不能脱离《股东会决议》效力问题进行审理。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股东会决议》是无效决议，是科达斯特恩公司滥用控股权、将其个人意志转化为公司意志；增资是虚假的，实质是为其后的“内部”股权转让作准备；《股东会决议》通过程序和实体内容均违法，有违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信义义务，侵害了上诉人利益。科达斯特恩公司在没有增资必要的情况下，事先未与小股东商量，即要求对德达公司进行增资，而增资款直到一年后的2016年3月5日才交付，增资时未对公司资产进行审计或评估，以低于公司净资产的注册资本进行增资，侵害了小股东利益；即使德达公司需要增资，上诉人享有增资优先认购权，《股东会决议》实际上剥夺了上诉人该法定权利；并且《股东会决议》召开程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没有提前15日通知，是突然通知的；而科达斯特恩公司是股权转让直接当事人，与德达公司增资事宜上应回避；基于《股东会决议》上述违法行为，上诉人明确在《股东会决议》落款签署“不同意”意见。2、《股东转让协议》系两上诉人恶意串通签订的协议，名为内部股权转让，实质是一份外部股权转让协议，侵害了上诉人权利，系无效协议。从该协议的签订时间看，是2015年3月12日，而史红芬变更为公司股东是2015年3月11日，两者仅相隔一天，这些事实表明增资是假，实为进行股权转让；史红芬与科达斯特恩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尚未支付增资款项，不具备公司股东身份。股权转让款也未支付。两被上诉人主观恶意明显。四、两上诉人股权转让行为已实际损害公司利益。史红芬在未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直接取得一个年业务量达千万元以上企业的绝对控股权，违反公司法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和精神以及公平原则，并且两被上诉人的行为导致严重后果，原先一直与德达公司进行正常业务的众多业务单位和供货单位在得知事实后纷纷要求解除合作合同并向法院起诉，公司面临倒闭和清算。上诉人以借款取得的资本金血本无归，上诉人因缺乏经济来源陷入困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确认2015年3月5日德达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和2015年3月12日两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
被上诉人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一审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史红芬与科达斯特恩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上诉人陈怡已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作了明确，因此，原审判决只能针对该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原审判决已就该诉讼请求的需要查明的事实即史红芬、科达斯特恩公司系德达公司股东身份和双方之间转让协议的事实进行了查明，其余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法律适用，公司法对公司股东之间股份转让并无禁止性规定，因此，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依法应当驳回。二、上诉人上诉状中陈述的内容，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况且所陈述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本案不应理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在二审时提供一份现金存款回单，用以证明史红芬于2015年3月10日向德达公司增资10万元。
上诉人陈怡质证称：该证据仅仅是一份现金单据，不能证明是增资款。
经本院要求，上诉人陈怡提供一份德达公司的章程，该章程载明增资必须由股东会决议并且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被上诉人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对该章程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本院经审理查明：德达公司设立时股东为陈怡及史红芬。注册资本200万元，陈怡认缴及实缴出资额为60万元，占股30%；史红芬认缴及实缴出资额为140万元，占股70%。2014年11月27日，史红芬将德达公司70%股权转让给科达斯特恩公司。德达公司设立时的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2015年3月5日，德达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210万元，新增的10万元由新股东史红芬于2016年3月5日前缴足，陈怡签署意见“不同意”，但未明确要求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增资。2015年3月10日，史红芬向德达公司缴纳增资款10万元。
另查明，陈怡一审起诉时的诉讼请求为确认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基于2015年3月5日《股东会决议》和3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为依据进行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后要求追加德达公司为被告，经原审法院释明，其撤回对德达公司追加为被告的请求，并明确其诉请为要求确认科达斯特恩公司、史红芬于2015年3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除上述事实外，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5年3月12日科达斯特恩公司与史红芬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本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依法转让其持有的股权的权利。本案中，科达斯特恩公司将德达公司70%股权转让给史红芬时，史红芬已经是德达公司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因此，科达斯特恩公司有权将其在德达公司的全部70%股权转让给史红芬。关于2015年3月5日德达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问题，陈怡在一审庭审时最后明确的诉讼请求中并未主张，但基于其诉请的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牵涉到该决议的效力，即史红芬取得股东身份的合法性问题，本案中对此问题作一评判。德达公司设立时的章程规定增资必须股东会决议并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015年3月5日德达公司关于增资的《股东会决议》经占股70%的科达斯特恩公司同意通过，已经符合章程规定的条件，虽然陈怡签署意见“不同意”，但其所占股份为30%，其反对并不影响该决议的通过。陈怡主张该决议的通过违反公司法规定的程序及损害其小股东的利益，并无充分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主张德达公司面临经营困境与科达斯特恩公司退股有关联，并无充分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另外，上诉人陈怡提出的一审适用简易程序不当的问题，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在一审庭审前或一审庭审时提出不应适用简易程序的异议，并且已经实际参与完一审全部诉讼活动，故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上诉人陈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红娥
审 判 员 张 梅
代理审判员 龙海阳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 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