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兵06民终2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泰电节能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兴市新庄街道震泽路西。
法定代表人：谈军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静，新疆巨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昌吉市旭电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屯河路5号（57区）。
法定代表人：许才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苏红，新疆瑞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昌吉市鑫龙建筑设备延安南路租赁站，住所地：昌吉市延安南路1路车终点站旁。
经营者：黄树金，男，汉族，1962年10月10日出生,住五家渠市。
上诉人江苏泰电节能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泰电公司）、上诉人昌吉市旭电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吉旭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昌吉市鑫龙建筑设备延安南路租赁站（以下简称鑫龙租赁站）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2016）兵0601民初1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苏泰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静、上诉人昌吉旭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苏红，被上诉人鑫龙租赁站的经营者黄树金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苏泰电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证据《设备结算清单》系鑫龙租赁站单方制作，承租人江苏泰电公司仅在2011年8月至11月的结算单上签字；2.本案已过一年的诉讼时效。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支付方式为“每月底结算支付”，法律规定的延付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而鑫龙租赁站长达5年没有主张，已过诉讼时效保护期；3.涉案租赁设备用于昌吉市玛纳斯富鑫电厂工程，该电厂因未取得环评、土地使用权、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原因被下马，从2012年8月停工至2016年。鑫龙租赁站明知江苏泰电公司所租设备在富鑫电厂工程中未获得利益，不应承担租赁费。
鑫龙租赁站答辩称：江苏泰电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租赁合同上签字盖章的既有昌吉旭电公司还有江苏泰电公司，两公司均应当承担责任；租赁合同自2011年签订后一直履行至2016年，期间每月按承租人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的租赁设备出库单和入库单为依据，并按租赁合同的约定计算租赁费；上诉人拖欠租赁费迟迟不付，鑫龙租赁站为了早日收到租赁费，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不仅在江苏泰电公司没有提交冬休期间免收租赁费申请的情况下免收了冬休期间的租赁费，而且按80%主张权利已放弃了44万余元的租赁费，两上诉人应当及时付款；本案未过诉讼时效，鑫龙租赁站靠收取租赁费生存，没有理由不要租赁费，租赁站的会计、出纳通过电话的方式一直在不间断的索要租赁费，诉讼时效并未超过。
昌吉旭电公司答辩称：同意江苏泰电公司的上诉意见。
昌吉旭电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昌吉旭电公司不承担责任，不向鑫龙租赁站支付租赁费1925860.91元、违约金374682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本案鑫龙租赁站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支付方式为“每月底结算支付”，该约定对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鑫龙租赁站应当于每月月底前结算并催讨债权。自2011年8月至2016年9月，鑫龙租赁站未能主张权利，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2.本案与昌吉旭电公司无关。昌吉旭电公司虽然在合同上盖章，但仅是合同签订时名义上的盖章，并没有参与和实际履行租赁合同，昌吉旭电公司不是本案实际当事人，不应当承担任何支付责任；3.一审判决违约金374682元错误。既然鑫龙租赁站请求支付租赁费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就不存在违约金的问题。且鑫龙租赁站主张的违约金过高，一审法院未予区分错误。
鑫龙租赁站答辩称：昌吉旭电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涉案合同自2011年8月签订直至2016年6月21日才履行完毕，在此期间鑫龙租赁站的会计和出纳一直打电话向昌吉旭电公司催收租赁费，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因此诉讼时效并未超过；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在涉案租赁合同上盖章的是昌吉旭电公司与江苏泰电公司，昌吉旭电公司理应承担责任，昌吉旭电公司认为自已不应当承担责任是为了逃避执行，因为江苏泰电公司只是一个空壳公司，并无财产可供执行；违约金是按照法律规定计算得出的，合理合法，两上诉人理应支付。
江苏泰电公司辩称：同意昌吉旭电公司的上诉意见。
鑫龙租赁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江苏泰电公司与昌吉旭电公司支付租赁费1925860.91元、违约金374682元，合计2300542.91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3日，江苏泰电公司、昌吉旭电公司授权委托吴伟良办理与鑫龙租赁站租赁事宜。2011年8月6日，江苏泰电公司、昌吉旭电公司与鑫龙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书》，合同约定：鑫龙租赁站给江苏泰电公司、昌吉旭电公司出租建筑设备，出租设备名称、价格、数量以出库单或承租方收货收条为准，承租方在合同签订后不能一次提货，需分批提货的，可用合同附件“鑫龙租赁站出库单”或承租方收货收条结算，上述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租金支付及违约责任，双方约定承租方租金每月底结算支付；所租设备到期归还之日，按所租设备实际发生额计算租金，应交租金与押金相抵，多退少补，一次交清，承租方不能在设备归还之日付清租金，或不按双方约定支付租金的，出租方按应收金额的50%收取违约金。双方还对丢失及损坏建筑配件的责任进行了约定。昌吉旭电公司、江苏泰电公司在该合同尾部加盖公章，吴伟良作为江苏泰电公司和昌吉旭电公司的共同委托人在合同尾部签字，卞顺华作为江苏泰电公司委托人在尾部签字。合同签订后，江苏泰电公司预付了50000元租金。
上述合同签订后，鑫龙租赁站按照约定以江苏泰电公司自提方式，将所租赁的建筑设备交付江苏泰电公司使用。根据鑫龙租赁站出、入库单显示，至2016年6月，江苏泰电公司将租赁设备全部归还给鑫龙租赁站，共产生租赁费用2368123.75元，其中2011年度租赁费156810元，2012年度租赁费610025.12元，2013年度租赁费512689.61元，2014年度租赁费491153.49元，2015年度租赁费491153.49元，2016年度租赁费106292.04元。以上租赁设备出、入库单均有江苏泰电公司、昌吉旭电公司委托人吴伟良签字确认。江苏泰电公司、昌吉旭电公司使用租赁物期间，鑫龙租赁站多次要求结算租赁费用或归还租赁物无果，引发诉争。
一审法院认为，鑫龙租赁站与江苏泰电公司、昌吉旭电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鑫龙租赁站以工商登记的字号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对于昌吉旭电公司提出鑫龙租赁站主体不适格的辩称，不予采纳。对于江苏泰电公司提出鑫龙租赁站按照合同未及时主张租赁费用，租赁费诉讼时效已过，江苏泰电公司不应支付2011年至2015年8月间租赁费的辩称，因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本案中，鑫龙租赁站出示的有江苏泰电公司、昌吉旭电公司委托人吴伟良签字的出、入库，可以认定鑫龙租赁站按照约定向江苏泰电公司、昌吉旭电公司交付租赁设备的事实，江苏泰电公司、昌吉旭电公司在接收使用后，应当按照约定及时支付鑫龙租赁站的租赁费用。江苏泰电公司、昌吉旭电公司尚欠鑫龙租赁站租赁费2368123.75元，鑫龙租赁站自愿将2012年度至2016年度租赁费按照80%收取，即1925860.91元【156810元＋（610025.12元+512689.61元+491153.49元+491153.49元+106292.04元）×80%】，是行使处分权的表现，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鑫龙租赁站要求江苏泰电公司、昌吉旭电公司支付租赁费1925860.91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江苏泰电公司、昌吉旭电公司未按照约定及时支付租赁费，鑫龙租赁站要求支付违约金374682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昌吉旭电公司、江苏泰电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鑫龙租赁站租赁费1925860.91元、违约金374682元，合计2300542.91元。案件受理费25204元，保全费5000元，邮寄送达费177.6元，公告费500元，合计30881.6元，由昌吉旭电公司、江苏泰电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鑫龙租赁站提供的《租赁合同》、出入库单、承诺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
本院二审中，上诉人江苏泰电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新疆富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情况说明，欲证明新疆富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因小火电产业调整政策原因，被政府叫停下马，准备结算和申请破产，故江苏泰电公司租赁被上诉人的设备在富鑫能源项目上并没有获得收益，租赁费不应当支付。鑫龙租赁站认为，即使富鑫能源公司在2012年停工，但二上诉人未将租赁物归还，合同仍然履行直至2016年，江苏泰电公司能否从承建的工程项目中获益与支付租赁费无关，对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昌吉旭电公司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鑫龙租赁站向本院提交了2014年5月6日号码为189××××0139（户主为吴伟良）的手机通话记录一份，欲证明鑫龙租赁站的会计给时任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伟良打电话催收租赁费的事实。江苏泰电公司认为该通话记录没有电信公司的盖章，对其三性均不认可。昌吉旭电公司认为吴伟良不是昌吉旭电公司的员工，该通话记录也无法证明是鑫龙租赁站工作人员向吴伟良催讨租赁费的事实，对三性不认可。本院认为，该通话记录并无通讯机构的盖章，且无法证实系鑫龙租赁站工作人员向吴伟良催收租赁费，对三性均不予确认。被上诉人鑫龙租赁站申请证人金某、马某、冯某出庭，欲证实会计金某、出纳马某的工作职责为计算租赁费并向承租人索要租赁费，并在合同履行期间，每月向二上诉人打电话催要租赁费，冯某亦是去过富鑫电厂向江苏泰电公司索要租赁费。昌吉旭电公司认为鑫龙租赁站未向昌吉旭电公司主张过债权，且2012年以后的结算单是鑫龙租赁站单方制作，没有昌吉旭电公司的盖章，冯某是陪同黄树金的弟弟黄继雄一同前往，充当的是司机的角色，实际情况其并不清楚，对金某、马某、冯某的证言不认可。江苏泰电公司的质证意见与昌吉旭电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证人金某、马某系鑫龙租赁站的会计和出纳，其职责为计算租赁费并向承租人索要租赁费，两人的证言可以相至印证，对其证言，本院予以确认，对证人冯某的证言，不予确认。
上诉人昌吉旭电公司在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自2012年租赁合同签订后，鑫龙租赁站按照约定以江苏泰电公司自提方式，将所租赁的建筑设备交付江苏泰电公司使用，鑫龙租赁站会计金某、出纳马某每月计算租赁费，并不间断地给二上诉人打电话催讨租赁费。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鑫龙租赁站与江苏泰电公司、昌吉旭电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鑫龙租赁站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给了江苏泰电公司和昌吉旭电公司，鑫龙租赁站履行了合同义务，江苏泰电公司、昌吉旭电公司理应按照约定及时支付租赁费。关于上诉人江苏泰电公司上诉称租赁费系鑫龙租赁站单方制作其不予认可的请求能否成立，因租赁物系鑫龙租赁站依据合同约定，以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人吴伟良签字确认的租赁物出、入库单为依据，计算出相应的租赁费共计2368123.75元，符合合同约定及本案事实，鑫龙租赁站自愿按照80%即1925860.91元主张租赁费，属处分自己的权利。因此，上诉人江苏泰电公司上诉主张租赁费系鑫龙租赁站单方制作其不予认可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昌吉市旭电公司上诉称其没有实际使用租赁物，不应当承担租赁费的请求能否成立，因昌吉旭电公司在租赁合同上签字盖章，昌吉旭电公司是合同当然的相对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昌吉旭电公司理应承担支付租赁费的合同责任，故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违约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二上诉人未按约定及时支付租赁费，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当事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明确约定违约责任按应收金额的50%收取，应属违约金约定过高，但本案中鑫龙租赁站并没有以合同约定主张违约金，而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按延期付款的天数为标准主张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上诉人关于违约金无依据且计算标准过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本案中鑫龙租赁站的工作人员不间断的向二上诉人索要租赁费，诉讼时效已经中断，故二上诉人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江苏泰电节能工程有限公司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5204元，由上诉人江苏泰电节能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昌吉市旭电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5204元，由上诉人昌吉市旭电保温材料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群
审判员 刘新建
审判员 李 霞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秀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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