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6民终15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康长海，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桂华，女。系康长海之妻。
上诉人（原审原告）：康某某，男。系康长海之孙。
上诉人（原审原告、暨康某某法定代理人）：梁珍珍，女。系康鑫源之母。
以上四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道，湖北君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正国，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涛，男。系万正国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毅，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庆丰，男。
以上四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卫东，湖北米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康长海、周桂华、康某某、梁珍珍因与被上诉人万正国、万涛、谢毅、曾庆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市人民法院（2015）鄂襄城民一初字第00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长海、周桂华、康某某、梁珍珍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5）鄂襄城民一初字第0095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人民币60000元或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2年12月8日晚19时30分许，被上诉人要求康亮到被上诉人万正国家吃饭，在吃饭过程中，被上诉人万正国拿出一瓶白酒，四被上诉人劝康亮喝完白酒后又喝啤酒，致康亮大醉。当晚8时20分许，四被上诉人在明知康亮醉酒并对当地路况不熟的情况下，仍不劝阻，依然让康亮一人骑摩托车回家，致康亮撞到七号公路上的土堆摔伤致死。事发后，被上诉人不闻不问，在上诉人数次找的情况下，以丧葬费名誉给了一点钱，上诉人亲戚朋友又每年数次找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总是一推再推。本案系因醉酒和路面施工等多个原因导致的损害，被上诉人依法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本次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原告在起诉道路施工方武汉江腾公司赔偿案中，因不是一个案由，不能在一个案件中起诉，再者上诉人和亲戚多次找万正国、万涛、要求赔偿损失，没说不给，每年多次找被上诉人已经引起了诉讼时效的中止或中断，原审认定超过诉讼时效错误。
万正国、万涛、谢毅、曾庆丰答辩称：上诉人一审诉讼超过了一年诉讼时效。上诉人称多次找四被上诉人要求赔偿，无证据证实。2013年4月3日在与江腾公司的诉讼中，上诉人已说明康亮的死亡与醉酒没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康长海、周桂华、康某某、梁珍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四被告赔偿因康亮死亡造成的多项损失150000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康亮系襄城区欧庙镇村民，生前从事铝型材加工，与从事铝型材成品销售的万涛系客户关系。2012年12月8日晚19时30分许，康亮来到万正国、万涛家吃晚饭，期间饮用了白酒。谢毅、曾庆丰自认康亮在万正国、万涛家吃晚饭时在场。当晚21时许，康亮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由西向东在前，万涛为其送货骑三轮摩托车在后。康亮行驶至襄城经济开发区七号路时与该路中间的土堆相撞，导致康亮受伤，万涛发现后通过其亲属拨打了求救及报警电话，后康亮经抢救无效于当晚死亡。襄阳市中心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显示：康亮死亡日期为2012年12月8日，死亡原因是急性颅脑损伤。2012年12月24日，襄阳市交警支队一大队出具第20121208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记载：事故现场位于襄城区经济开发区七号路，机动车道路宽15米，水泥路面，路面干燥，机动车道内设有土堆障碍长15米，宽2米，高1米，道路走向为东西向，直道。夜间无路灯，视线不良，路障土堆处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禁止通行标志。
原审另查明：襄城经济开发区七号路由武汉江腾铁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江腾公司）承建施工，工程发包方系襄阳市襄城区城投公司，该工程于2012年1月开工，2013年1月完工，截止至本案事故发生之时该七号路修建工程未办理验收交付手续。七号公路两侧未完全封闭，人员可以从两侧进入公路路面。该公路中间一长约15米，宽约2米，高约1米的土堆，呈南北走向（道路呈东西走向），系由武汉江腾公司堆放，主要用途系防止其他人进入该路段，土堆处无夜间照明设备，无安全警示标志和禁止通行标志以及相应的安全措施。死者康亮家所在的欧庙镇康湾村与襄城经济开发区相邻，发生事故的七号路段系死者康亮从襄阳市区返回康湾村自己家中较近的路径。本案事故发生后，武汉江腾公司向原告支付赔偿款15000元。四原告于2013年1月23日以物件损害责任纠纷为由将武汉江腾公司诉至襄城区法院，襄城区法院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于2013年12月19日作出（2013）鄂襄城民一初字第0014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武汉江腾公司作为施工人应当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即加强施工设施的管理、消除安全隐患等。本案事故发生路段虽未完全交工，不具备通行条件，但由于武汉江腾公司未对路面实行完全封闭，行人可以从两侧纵向进入该路段。武汉江腾公司在未完工未封闭的路段堆放土堆应当知道或者应当预见路面障碍物可能对进入该路段的人员造成伤害，本应积极采取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禁止通行标志或配备夜间照明设备以及其他安全措施，而且设置的标志必须具有鲜明性和警惕性，能警示车辆和行人，达到足以预防事故发生的程度，但武汉江腾公司却未能善尽行之，导致本案事故发生，被告具有一定的过错，应当对原告近亲属康亮的死亡后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死者康亮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醉酒且证驾不符驾驶摩托车夜间行驶，本身处于极度危险状态，其与被告堆放的土堆发生碰撞并最终死亡，死者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且此种过错相对武汉江腾公司未尽到警示义务及采取安全措施的过错而言责任比例更大，应当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结合案情，酌定由武汉江腾公司对原告近亲属康亮的死亡后果承担40％的赔偿责任，康亮自己承担60％的责任。关于四原告主张的损失，作如下分析认定：四原告按2012年湖北省城镇居民标准主张的死亡赔偿金367480元，虽然死者康亮生前从事不锈钢加工，但其未办理营业执照，生产经营处于无经营资格状态，且经法院调查取证，死者康亮生前名下分配有土地，原告未提供康亮生前未从事农业生产的相关证据，被告对原告按城镇标准主张损失提出异议，故原审法院对其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按农村居民标准支持137960元（2012年湖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898元／年×20年）；原告主张的康长海的被抚养人生活费83372元，因原告康长海提供了其双眼高度近视及右眼视网膜脱离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且截止康亮死亡之日康长海年满61周岁，康长海生活于农村，其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31736.33元（2012年湖北省农村居民年消费支出5011元／年×19年÷3个子女）；原告主张的周桂华的被抚养人生活费78984元和康某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105312元，因截止康亮死亡之日原告周桂华年满62周岁且肢体构成四级残疾，原告康某某年满2周岁，二人均生活于农村，周桂华和康某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分别应为30066元和40088元［（周桂华：2012年湖北省农村居民年消费支出5011元／年×18年÷3）＋（康某某：2012年湖北省农村居民年消费支出5011元／年×16年÷2）］；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原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支持88527.67元［三原告共同生活费：（2012年湖北省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5011元／年×16年）＋周桂华单独2年的生活费：（2012年湖北省农村居民年消费支出5011元／年×2年÷3个子女）＋康长海单独3年的生活费：（2012年湖北省农村居民年消费支出5011元／年×3年÷3个子女）］；原告主张的丧葬费16025元，符合规定，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酌定支持30000元。综上，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核定后支持如下：死亡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226487.67元（137960元＋88527.67）、丧葬费160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除去精神抚慰金外原告损失合计242512.67元，应当由武汉江腾公司赔偿40％，即97005.07元，连同精神抚慰金30000元，武汉江腾公司共计应赔偿原告127005.07元，扣减武汉江腾公司诉前已支付原告的15000元赔偿款，武汉江腾公司实际还应赔偿四原告112005.07元。据此判决如下：一、武汉江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四原告康长海、周桂华、梁珍珍、康某某各项损失共计112005.07元；二、驳回四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四原告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于2014年9月17日作出（2014）鄂襄阳中民二终字第00312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为：一、武汉江腾公司于协议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赔偿四原告147000元（不含已支付的15000元）；逾期履行，武汉江腾公司另行支付违约金20000元。二、双方纠纷就此终结。该调解协议现已履行完毕。2015年7月31日，四原告以康亮之死被告万正国、万涛亦应担责为由，诉至原审法院。但经传票传唤原告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于2015年9月30日，作出（2015）鄂襄城民一初字第007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后原告再次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一般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而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作为一类特殊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是受害人因生命、健康遭受损害以财产利益为内容要求事故责任方进行经济赔偿的给付之诉，根据我国法律适用1年的诉讼时效。本案中，康亮死因系多因一果，原告可以向侵权相对人主张权利。原告于2013年1月23日以物件损害责任纠纷为由将武汉江腾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该案开庭审理期间，武汉江腾公司明确提出应当将劝酒及宴请的人都列为被告，表明原告此时知道或应当知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距其首次起诉已超出一年以上，且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情形，故原告此次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我国法律还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被告辩称原告此次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其意见符合客观事实，故四原告主张被告进行赔偿的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康长海、周桂华、梁珍珍、康某某对被告万正国、万涛、谢毅、曾庆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5元，由原告康长海、周桂华、梁珍珍、康某某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二审中，上诉人为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情形，申请康长海之女康俊翠、外甥陈荣然出庭作证。康俊翠陈述，事故发生后，“我和我兄弟媳妇一起去找他们，他们说等他们几个人商量商量给点钱，后来又说让我们走法律程序”，最后一次找他们是去年（2015年）7、8月份；陈荣然陈述，“我不认识万正国、万涛，我去过几次，找张晓芳，张晓芳说康亮在她家喝点酒，后来出了事，出了事法院该咋判就咋判，我们也不推脱责任。我去年去找过他们，和我大姐康俊翠一起去的。”被上诉人对二证人的证言不予认可，并称二人均与上诉人系亲戚关系，且并不是新证据，不应该采纳。本院审查认为，依照法律规定，作为涉案事实的证人，应与案件当事人无厉害关系，有厉害关系的证人所作证言应有其他证据佐证，否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上诉人所申请作证的证人均与上诉人具有亲戚关系，且所作证言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故对该二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情形，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是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焦点。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人身损害的诉讼时效为1年，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从本案事实看，事故发生于2012年12月8日晚，2013年1月23日，上诉人以物件损害责任纠纷将道路施工人武汉江腾公司起诉至襄城区法院，2013年4月3日上午，襄城区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武汉江腾公司已提出死者康亮和劝其喝酒及宴请的人都应为被告，武汉江腾公司只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而上诉人则称“醉酒与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一审庭审后，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1日分别对上诉人要求出庭作证的证人（亦为二审证人）康俊翠、陈荣然进行询问，康俊翠称，大概是2013年10月，其跟梁珍珍去卖铝合金老板那儿找他们赔钱，他们没有任何表示；陈荣然陈述，大概在2013年秋天跟梁珍珍一起去找张晓芳让他们赔偿，张晓芳说你去起诉，判多少赔多少。2015年4月15日（诉状时间）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上述事实表明，最迟到2013年秋，上诉人已经知道康亮事故前在万正国家喝酒，且在此前其起诉武汉江腾公司案庭审中江腾公司已提出被上诉人应作为被告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既不申请追加被告，也无证据证明此后其曾找有关基层组织解决，直到2015年4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明显已超过法律规定的1年诉讼时效时间，且无其他充分证据证明存在时效中止、中断情形，故原审认定上诉人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上诉人称，本案与其要求武汉江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是一个案由，不能在一个案件中起诉。本院认为，在两个案件中，上诉人均委托同一个执业律师代理诉讼，作为执业律师，对多因一果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应当知道所有加害主体均应作为被告参加诉讼，除非权利人放弃权利。再者，当事人对诉讼选择的错误认知不属引起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情形，故上诉人的此项主张亦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因上诉人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对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是否有过错，有多大过错本院不再评价。
综上所述，康长海、周桂华、康某某、梁珍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康长海、周桂华、康某某、梁珍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正臣
审判员 柳 莉
审判员 王定强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
书记员 余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