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14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东华一路61号908室。
主要负责人：张文才，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银仙，女，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铭达，男，1973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台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女庭，广东雄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铭达财产保险合同、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台山市人民法院（2015）江台法民二初字第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黄铭达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黄铭达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是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约定及本案事故的事实，本案不属于保险责任。1、合同约定：根据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供证据中的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第8条明确规定××本保单保险车辆在作业过程中，由于油缸及附梁等连接部位发生损坏造成的损失，以及保险车辆在车厢举升状态下行驶操作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均不承担赔偿责任”。2、事故事实：从现场照片显示，以及由广东洋盛痕迹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报告证实：本案的肇事车辆赣Ｃ×××××翻车自卸货车翻车是在车厢举升状态中（自卸举升油缸液压杆完全举升状态下）卸货发生，该事实已得到原审法院认可。
二、原审法院将特别约定视为格式条款，以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没有向黄铭达履行明确说明为由，认定本案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特别约定并非格式条款，只有重复使用，预先印制的保险条款才属于格式条款，而此特别约定条款并非为重复使用而预先印制的内容，故不属于格式条款，合同法、保险法只规定对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要求明确说明。特别约定是双方协商自愿订立的，而且在保单上有明确注明，作为合同的一部分。在一审时，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均提供了2013年-2014年、2014年-2015年两个年度的投保单及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两个年度的保险单均载明上述免责约定，但黄铭达续保时均没对该免责约定提出异议。而且黄铭达在一审时也将该保险合同（注有该免责特别约定）作为证据提供。可见，黄铭达是知道该特别约定的。
三、根据法律规定，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向黄铭达明确说明。退一步讲，即使《投保单》、《声明及确认书》不是黄铭达亲笔签名，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黄铭达在一审时提供了保险发票、保险合同及条款作为证据提交，其交纳保险费是铁一般的事实，应视为对代理人签名的追认，就是应视为对所有免责条款尽了明确说明的义务。
被上诉人黄铭达辩称：一、本案事故属于保险事故，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按保险合同赔偿黄铭达的损失。1、根据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与黄铭达的《车辆损失险的保险条款》第四条××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碰撞、倾覆、坠落”，赣Ｃ×××××号货车坠落码头导致其车辆损坏属于保险事故。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依约应向黄铭达赔偿赣Ｃ×××××号货车损坏的相关损失，包括车损130350元、车损评估费6500元以及吊拖车费4200元。2、根据双方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四条××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负责赔偿”，本案事故中，赣Ｃ×××××号货车坠落码头损坏码头、损坏粤德庆货8028船，因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依约应向黄铭达赔偿码头损失24750元、码头评估费5000元。3、根据双方的《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第四条××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赣Ｃ×××××号货车坠落引致黄铭达受伤，因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依约应向黄铭达赔偿医疗费391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0元、护理费160元、交通费100元、误工费1057元。综上，因本次保险事故造成黄铭达的各项损失均属于保险理赔范围，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当依法承担理赔责任，赔偿黄铭达的各项损失。
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主张的免责条款依法不产生效力。保险单特别约定第8条免责条款没有履行明确说明的义务，依法不产生效力，理由如下：第一，保险单特别约定第8条的内容与××明示告知”的内容打印重合，根本无法清楚知悉特别约定第8条的内容。第二，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已自认其提交的《投保单》、《声明及确认书》等资料中黄铭达的签名并非黄铭达本人签名，只是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代为签名的。可见，本保险合同订立时，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确实没有对保险单特别约定第8条免责条款的内容进行明确说明。第三，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依法不能作为黄铭达的代理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代黄铭达签名是无权代理，黄铭达对其签名不予追认，其签名对黄铭达无效。第四，参照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江中法民二终字第100号民事判决可知，黄铭达交纳保险费的行为仅代表黄铭达同意投保本案有关保险险种，不代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没有向黄铭达明确说明保险单特别约定第8条，该免责条款依法不产生效力。
综上所述，赣Ｃ×××××号货车发生保险事故引致本案有关损失是客观真实的，而赣Ｃ×××××号货车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购买交强险和商业险，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依约应赔偿黄铭达的全部损失。因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无理上诉，维持一审的正确判决。
黄铭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178284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度及2014年度黄铭达所有的赣Ｃ×××××重型自卸货车均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其中案涉2014年度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包括车辆损失险及不计免赔险（保险金额／赔偿限额为280500元）、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及不计免赔险（保险金额／赔偿限额为100000元）、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险（保险金额／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4年10月20日至2015年10月19日止。另外，在2013年度及2014年度的《投保单》底面及2014年度的《保险单》正面特别约定一栏第8条均载明：××本保单保险车辆在作业过程中，由于车辆油缸及附梁等连接部位发生损坏造成的损失，以及保险车辆在车厢举升状态下行驶，操作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均不承担赔偿责任。”（以下简称××讼争条款”）上述《投保单》底面上的特别约定内容为印刷字体，《保险单》正面上的特别约定内容为打印字体，覆盖在该保险单的印刷字体上。
2014年12月16日，台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事故处理中队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载明：××黄铭达于2014年12月13日14时左右驾驶赣Ｃ×××××重型自卸货车在台山市台城镇水西码头倒车时坠下码头河边。该事故发生在码头工地，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管辖范畴。有关损害赔偿问题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事故发生后，黄铭达于当天被送到台山市人民医院检查治疗，并产生检查费、诊查费合计696.5元，经检查，黄铭达于当天住院治疗至2014年12月15日出院，住院2天，产生医疗费用3463元，上述医疗费用共计3917元，黄铭达已全部支付。该医院出具的医政字NO0091779《疾病证明书》上记录诊疗意见为：××患者因车祸致头痛，左耳及右手流血2小时入院；住院期间留陪人1名；建议休息两周。”
之后，因黄铭达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未能就保险赔偿事宜达成一致，黄铭达便先后委托江门市南方价格鉴证有限公司对案涉事故致台山市台城镇水西码头的损失价值进行评估，委托恩平市价格认证中心对事故车辆的损失价格进行鉴定。为此，黄铭达分别向江门市南方价格鉴证有限公司支付××车损鉴定认证费”6500元、向恩平市价格认证中心支付××价格鉴定费”5000元。
2015年1月23日，江门市南方价格鉴证有限公司出具南方鉴字2015年第HL2015600024号《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物品损失价格鉴定报告》，报告主要内容为：××价格鉴定标的‘事故发生时间2014年12月13日；肇事车牌：赣Ｃ×××××；物品类型：码头’；价格鉴定基准日为2014年12月13日；价格鉴定结论‘物品或相关建筑物损失共10项；损失价值为24750元’；价格鉴定作业日期为2015年1月21日至2015年1月21日”。2015年3月15日，黄铭达与案外人黄新养达成《赔偿协议》一份，其主要内容为：××……由赣Ｃ×××××车主黄铭达赔付水西码头（代理人黄新养）损失24750元，一次性赔付，以后互不追究。”
2015年2月16日，恩平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其主要内容为：××经鉴定，损失价格结论如下：1、更换零配件35项，价格为108750元；2、修理项目14项，价格为21600元；车辆损失价格合计为130350元。”之后，赣Ｃ×××××车辆由恩平市程锋汽车服务站进行维修，并已修理完毕。2015年4月15日，恩平市程锋汽车服务站出具《证明》一份，其主要内容为：×赣Ｃ×××××事故车在恩平市程锋汽车服务站维修更换零配件共35项，价格为108750元。修理项目共14项，价格为21600元。车辆维修及配件合计金额为130350元。”
另查明：案涉事故发生后，黄铭达与案外人梁勇达成《赔偿协议》一份，其主要内容为：×赣Ｃ×××××于2014年12月13日由驾驶人黄铭达驾驶至台山市水西码头时因倒车操作不当致标的侧翻压到粤德庆货8028船，现三方协商，由赣Ｃ×××××司机黄铭达赔付粤德庆货8028船（代理人梁勇）损失2000元，一次性赔付，以后互不追究。”庭审中，黄铭达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梁勇实际赔付上述2000元。此外，案涉事故还产生吊、拖车费4200元，该费用已由黄铭达向台山市台城安畅道路拖车服务中心支付。
又查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庭审中确认案涉《声明及确认书》中黄铭达的签名由保险代理人代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保险纠纷。黄铭达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黄铭达已按照合同约定足额缴纳了保费，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亦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对属于理赔范围的损失对黄铭达予以理赔。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黄铭达主张的损失是否属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理赔范围，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抗辩主张在案涉保险合同中特别约定第8条××本保单保险车辆在作业过程中，由于车辆油缸及附梁等连接部位发生损坏造成的损失，以及保险车辆在车厢举升状态下行驶，操作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均不承担赔偿责任”，并因此拒绝向黄铭达赔偿。诉讼中，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供案涉2014年度的《投保单》、《声明及确认书》拟证明其免责主张，并提供黄铭达在2013年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公司投保时的《投保单》、《声明及确认书》，拟佐证黄铭达清楚知道上述特别约定。本案中，虽然案涉2014年度《保险单》正面上的特别约定内容为打印字体。但《投保单》底面上的特别约定内容为印刷字体，符合重复使用、预先拟定、未与对方协商的格式条款构成要件。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无证据证明上述特别约定内容是投保人黄铭达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与其协商确定的结果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特别约定内容是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合同条款，故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合同中的上述特别约定内容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尽管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认为特别条款已约定其不承担责任，但该特别条款作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当向黄铭达明确说明黄铭达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处购买保险的风险以及特别条款中免责事由的法律后果。庭审中，黄铭达否认案涉2014年度《投保单》、《声明及确认书》上黄铭达的签名为其本人签名。对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确认该《声明及确认书》上黄铭达的签名为保险代理人代签。而对于《投保单》上黄铭达的签名是否为保险代理人代签，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虽未确认，但也未否认。因此，原审法院认为黄铭达关于案涉2014年度《投保单》、《声明及确认书》上黄铭达的签名均非其本人签名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应予采信。退一步说，即使《投保单》上的签名为黄铭达本人签名，但特别约定的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在《投保单》中没有明确的提示或说明，用小而拥挤的字体附在《投保单》后面。而投保险别、保险金额／赔偿限额确定、保险费及各种险别后面的不计免赔等一些条款却一目了然，这样易造成投保人的误解，容易致使黄铭达理解为：××购买了不计免赔的保险，就是投保人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损害，保险人均应全额赔偿投保人的损失；购买了不计免赔的车辆损失险，该车受到损失就应该全部由保险人全额赔偿”。另一方面，虽然黄铭达在2013年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时的《投保单》、《声明及确认书》中也有该特别约定内容，但案涉事故发生于2014保险年度，其不足以证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已向黄铭达就免责条款的内容进行明确说明。综上，鉴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对相关术语和免责条款的告知和明确说明的义务，黄铭达又否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曾就相关条款进行了告知、说明。因此，原审法院认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未履行告知及明确说明义务，故虽然保险条款中有免责的特别约定，但不能因此免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保险赔偿责任，因此，对黄铭达的赔偿请求，对其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赔偿数额，原审法院核定如下：
医疗费，黄铭达请求赔偿3917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庭审中，黄铭达分别提供了台山市人民医院出具的金额为454元、3333.5元、110.5元及19元的《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四张证明黄铭达因案涉事故共产生医疗费用3917元，××证明书》、台山市人民医院《出院记录》、《门（急）诊病历》佐证，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故黄铭达因案涉事故共产生医疗费用3917元，证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此黄铭达请求赔偿医疗费3917元，事实清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护理费，黄铭达请求赔偿住院期间护理费160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本案中，黄铭达请求按80元／天×2天=160元赔偿，没有超出江门地区一般护工人员100元／天计算标准，以及原审法院核定的住院天数，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住院伙食补助费，黄铭达请求按100元／天×2天=200元赔偿，符合《广东省2015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并且没有超出原审法院核定的住院天数，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交通费，黄铭达请求赔偿2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本案中，黄铭达虽未提供交通费发票，但根据黄铭达治疗情况，黄铭达及其陪护人员在黄铭达就医期间必然会产生交通费，故原审法院根据本地的乘车习惯酌情支持黄铭达交通费100元，黄铭达请求赔偿200元，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误工费，黄铭达请求按24105.6元／年÷365天的计算标准计算16天，共赔偿1057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黄铭达因伤于2014年12月13日入院治疗至同年12月15日出院，在黄铭达出院当天台山市中医院出具《疾病证明书》一份，建议黄铭达休息二周，故黄铭达因伤持续误工时间应从2014年12月13日计算至同年12月29日，共16天。黄铭达请求按16天计算，没有超出原审法院核定天数，应予以照准。关于黄铭达要求按24105.6元／年的计算标准计算的问题，黄铭达是城镇户口，其没有提供任何工作收入的书面证据，故应参照《广东省2015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规定，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192.9元／年的标准计算，黄铭达请求按24105.6元／年计算，没有超出上述规定的计算标准，是黄铭达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的行为，原审法院予以照准。因此，黄铭达请求误工费按24105.6元／年÷365天的计算标准计算16天，共赔偿1057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事故车辆维修费用及其他损失，黄铭达请求赔偿车辆维修费用130350元、码头损失24750元、船只损失2000元。本案事故发生于2014年12月13日，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接到出险通知以后，其应当及时勘查现场、定损核损，并在合理期间内提供车辆修复方案，但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已履行上述的义务。鉴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怠于履行其义务，故原审法院认为黄铭达单方委托有资质的机构鉴定车损和评估因该事故造成相关物品的价格损失合法有效，可作为赔偿的依据。本案事故车辆已由恩平市程锋汽车服务站修复并出具《证明》，其证实事故车辆维修及配件合计金额为130350元，经对比恩平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和恩平市程锋汽车服务站出具的《证明》，受损车辆零部件更换及维修的项目基本一致，故原审法院对上述的车辆维修费用予以认可。至于码头损失24750元，其为案涉事故所造成的直接损毁，属于直接损失，且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已与码头的所有人黄新养达成《赔偿协议》，其赔偿金额与江门市南方价格鉴证有限公司出具的南方鉴字2015年第HL2015600024号《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物品损失价格鉴定报告》鉴定的码头损失价值24750元相符，原审法院予以认可。庭审中，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案涉事故造成的上述损失虽持异议，但没有提供反驳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原审法院确认上述费用是黄铭达车辆因本次交通事故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对黄铭达的赔偿请求予以支持。至于船只损失2000元，由于该损失未经有资质的机构评估，且黄铭达与案外人协商确定的该2000元赔付数额，黄铭达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经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书面同意，故黄铭达主张按照协商确定的赔付数额认定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不予认可的情况，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事故车辆的吊、拖车费4200元，有施救费发票证实，应予认定。该费是黄铭达处理事故车辆所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的规定，应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承担。至于车损鉴定认证费6500元、价格鉴定费5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的规定，本案的鉴定费应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承担。关于诉讼费的承担的问题。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诉讼费用的负担，应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故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主张鉴定费、诉讼费和吊、拖车费不属保险责任，其不应承担该费用，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赔偿黄铭达以下损失：1、赣Ｃ×××××重型自卸货车的损失134550元（维修费130350元＋吊、拖车费4200元＝134550元）。该款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车辆损失险及不计免赔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2、黄铭达的医疗费3917元＋护理费1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0元＋交通费100元＋误工费1057元＝5434元。该款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及不计免赔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3、码头损失24750元。该款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4、车损鉴定认证费6500元＋价格鉴定费5000元＝11500，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之外予以赔偿。以上四项合计176234元。据此，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民事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及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黄铭达保险金176234元；二、驳回黄铭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66元，由黄铭达负担20元、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负担3846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黄铭达提交的2015年至2016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以及《机动车辆保险单》仅说明2015年至2016年度的保险合同签署情况，涉案事故发生于2014年12月13日，上述保险单据与本案审理的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双方当事人因《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的履行而产生的纠纷，而涉案《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不仅包括了机动车等财产利益，还包括人的身体，涉案保险合同具备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的双重属性，因此本案案由应认定为财产保险合同、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讼争条款对黄铭达是否产生法律效力。
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以讼争条款属于合同中的特别约定内容，经双方协商自愿订立，黄铭达从未对该条款提出异议并且黄铭达已交纳保险费为由，主张讼争条款对黄铭达产生法律效力，其无须对涉案事故承担保险责任。黄铭达则抗辩称2014年度的《投保单》中的签名并非其本人签署，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从未对讼争条款作出明确说明，认为讼争条款不产生效力。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讼争条款属于免责条款，本院对此亦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关于××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理应就讼争条款向黄铭达履行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虽然讼争条款载于2014年度《投保单》的特别约定中并且《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处有××黄铭达”的签名，但黄铭达否认《投保单》中的××黄铭达”签名为其本人所签。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于2014年度的《投保单》中的签名是否为黄铭达本人签署的情况并表示承认也未否认，二审庭审中，经本院充分说明、询问并要求其在指定期限内予以回复的情况下，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仍未作出任何回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的规定，以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曾在一审庭审中承认案涉《声明及确认书》系由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代签的情况，本院依法可认定2014年度的《投保单》中的签名并非黄铭达本人签署。由此可见，黄铭达并未在2014年度《投保单》中签名确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双方曾就讼争条款进行协商且黄铭达表示同意，因此，讼争条款载于2014年度《投保单》的特别约定一栏的形式并不能免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该《投保单》亦无法证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已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此外，现有证据显示，在2014年度《保险单》（由被保险人留存联）的内容中，讼争条款的具体内容与该保险单的印刷字体完全重叠，即使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向黄铭达送达该《保险单》，黄铭达亦难以通过《保险单》获知讼争条款的具体内容并提出相关异议。因此，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以讼争条款经双方协商订立并且黄铭达从未提出异议为由主张视为黄铭达同意讼争条款的抗辩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认为即使2014年度《投保单》并非黄铭达本人签名，黄铭达交纳保险费的行为应视为对保险代理人代签名的追认，并应视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对所有免责条款尽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对此本院认为，黄铭达交纳保险费仅表明其愿意订立涉案保险合同，是对代签保险合同行为的追认，但该追认不应及于保险代理人在《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栏处代签名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即不能据此认定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已就讼争条款向黄铭达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且黄铭达已理解并认可相关免责条款。因此，黄铭达交纳保险费的行为不宜视为黄铭达已认可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对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就讼争的免责条款作出明确说明，故该条款对黄铭达不产生法律效力，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理应对涉案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
综上所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66元，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