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8民终18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霍步龙，男，1971年9月14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桂生，江西遂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义勇，男，1969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霍步龙因与上诉人郭义勇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2016）赣0802民初1520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霍步龙上诉请求：变更原判第一项，在一审判决金额的基础上增加赔偿金额1701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必须发生的拖运费3000元应当支持。事故发生后，雇请拖车将挖掘机拖回遂川维修花费拖运费3000元，当时拖运人出具了一张收据，后来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损害赔偿事宜没有谈妥拟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上诉人就要求拖运人补开拖运费正式发票，拖运人遂在2016年7月20日去税务部门补开了一张发票给上诉人。但一审却以发票系事故发生3个月后从税务部门购买，并无任何施求人身份信息为由不予认可。将大型挖掘机从井冈山运回遂川，是必须发生的费用，即使没有任何票据，法院也应当酌情予以认可。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的租金损失只认定了2个月，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明显不公平。一审这样判决的理由是：上诉人将挖掘机拖运回遂川，应当立即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即立即实施定损和维修，而无需等待7个月，且其亦并未举证证明其每个月均有租金收益。我方认为该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上诉人及时主张了权利，并未拖延。事故发生后，上诉人立即将受损的挖掘机拖回遂川，并联系修理厂将挖掘机交付给修理厂。此后双方多次协商损失赔偿事宜，由于双方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上诉人也不敢贸然行事。遂在当年的6月份起诉至一审法院，经过法定的程序后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在去年的10月13日对挖掘机进行了司法鉴定后，修理厂马上安排人员对挖掘机进行修理，光修理时间就花费了2个多月。如果上诉人单方定损和维修，破坏了挖掘机事故后的状态，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该如何处理。从事故发生之日到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大概6、7个月时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诉讼之中，让上诉人一人承担该损失明显不公。一审判决只认定2个月的损失明显太少。其次，至于举证证明挖掘机每个月均有租金收益一事，更是不合理。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明确了月租金为48000元，这是上诉人依约定应当直接取得的收益，上诉人根本无需举证证明挖掘机出租给被上诉人之前每个月租金的收益情况，个人经营的挖掘机也不可能有完备的收益证据。三、本次事故发生的责任在于被上诉人。装运挖掘机的拖车是被上诉人的，驾驶人也是被上诉人，这是单方事故，交通事故责任人当然是被上诉人。而且，事故发生的原因是：挖掘机是大型挖掘机，重量大，体积也大，应当使用大型拖车拖运。而被上诉人的拖车太小，装载不下挖掘机，所以挖掘机的大臂挖斗伸到拖车的车前去了，运载到事故地点时由于拐弯和上坡，挖掘机的长臂挖斗自然就顶到路面了，导致挖掘机侧滑到路面而毁损。所以，无论从租赁物交付后风险转移和妥善使用、保管之责的法律规定，还是从事故发生的原因来看，责任都在于被上诉人，上诉人的损失当然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基于一审对事故责任已经划分责任，我方也没有上诉，这点就不提了。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郭义勇辩称，未与被答辩人签过合同，当时是被答辩人自己把挖掘机开上车的，没有把挖掘机放好，是其驾驶员驾驶不当造成的事故。答辩人当时表示愿意承担3万元的费用。挖掘机没有到达答辩人的工地。挖掘机出事后也未征得答辩人的同意就运到遂川，被答辩人说放在修理厂，也未见修理厂营业执照，实际是放在路边无人看管。既然要索赔就要协商，被答辩人却单方面把挖掘机拖走，出事地点也不在遂川。
上诉人郭义勇上诉请求：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本人愿意赔偿原告3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够清楚，责任划分错误。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4月16日，郭义勇与案外人员邓飞通过微信联系协商租赁挖掘机事宜，并达成协议：由郭义勇承租神岗牌SK330-8型挖掘机（含司机），每月租金48000元并负担司机的住宿和伙食，同时约定在承租期间郭义勇需保证挖掘机和司机在安全情况下进行工作”。上诉人郭义勇并未与任何人约定，在承租期间上诉人需保证挖掘机和司机在安全情况下进行工作。在责任划分方面，原审法院只考虑了上诉人与司机邓飞的责任，而忽略了被上诉人的责任，因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司机邓飞因无证驾驶挖掘机，是导致本次事故的重要责任人之一，所以被上诉人作为管理者对司机未能严格审核，也存在相应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郭义勇应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毫无根据。故上诉人认为，本次事故责任应由上诉人、被上诉人、司机邓飞三人共同承担，三人负同等责任。二、原审法院认定的挖掘机租金损失为2个月损失即96000元过高，并且上诉人也不同意赔偿该挖掘机的间接损失。上诉人认为，挖掘机的修理时间无需1个月即可修理好。且上诉人租赁被上诉人挖掘机租金每月48000元中已包含司机的工资费用在内，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挖掘机租金每月在20000元左右。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或对一审判决直接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霍步龙辩称，双方的租赁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被答辩人在租赁期间需保证挖掘机和司机的安全，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被答辩人负责。由于挖掘机是对方在使用，司机是听从雇主的指挥。当时双方是通过微信协商挖掘机租赁事宜，答辩人根据双方的初步意见起草了一份合同初稿发给被答辩人，双方商议后再定稿。初稿和正式的租赁合同第三条都约定，被答辩人在租赁期间需保证挖掘机和司机的安全。被答辩人辩解说在微信协商时他提出因操作不当造成的安全问题由司机自己负责，这是磋商过程中说的，不是最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最后的正式电子文本合同在微信谈话中位于后面，显然位于后面的正式电子文本合同才是最后的定稿合同。双方通过微信协商租赁合同，答辩人将双方最后确定的租赁合同发给了被答辩人，被答辩人没有异议，且答辩人早已将租赁物交付给被答辩人使用，即租赁合同已经在履行，合同成立已确定无疑。且被答辩人在一审时也认可双方的车辆租赁合同关系。由于挖掘机价值巨大，如果承租人不正常使用和保养会给出租人带来巨大损失，而且通常承租人没有司机，所以挖掘机租赁通常也会带司机租赁，但司机是听从承租人的指挥和安排以及管理，且挖掘机工作的条件和环境也是承租人提供和掌握，因而挖掘机和司机的安全当然应当由承租人即被答辩人负责。司机邓飞2013年已取得了挖掘机司机的职业资格且无过错，答辩人不在现场亦无过错。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答辩人的挖掘机是大型挖掘机，体积大重量大，应当使用大型拖车拖运。而被答辩人的拖车太小，装载不下挖掘机，所以挖掘机的长臂挖斗伸到拖车的车前面，运载到事故地点时由于是拐弯和上坡，挖掘机的长臂挖斗自然就顶到坡路面了，导致挖掘机侧滑到路面而毁损。拖车是被答辩人自己私自改装的改装车，驾驶人也是被答辩人自己，这是单方事故，责任人当然是被答辩人。无论从租赁物交付后风险转移和妥善使用、保管之责的法律规定，还是从事故发生的原因来看，责任都在于被答辩人，答辩人的损失当然应当由被答辩人承担。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霍步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郭义勇赔偿各项损失合计435830.25元（含：挖掘机损失85630.25元、经营收入损失7个月×48000元/月=336000元、拖车费3000元、吊装费8000元、一箱柴油3200元）和司法鉴定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6日，郭义勇与案外人邓飞通过微信联系协商租赁挖掘机事宜，并达成协议：由郭义勇承租神岗牌SK330-8型挖掘机（含司机），每月租金48000元并负担司机的住宿和伙食，同时约定在承租期间郭义勇需保证挖掘机和司机在安全情况下进行工作，强行施工由矿山原因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郭义勇负责等内容。2016年4月19日，郭义勇欲将在井冈山长坪乡路口作业完的挖掘机运至长坪乡另一工地上作业。当日下午17时许，由郭义勇驾驶拖车，邓飞将挖掘机开上拖车后借他人摩托车在前面引路，自井冈山下七乡往长坪乡方向行驶。当郭义勇行驶至长坪公路长坪村弯道上坡路段时，因急弯上坡无法通行，便将车辆停在弯道中间道路上，后郭义勇和邓飞分别操作改装拖车和挖掘机试图通过该弯道时，挖掘机从改装车上滑落，造成挖掘机损坏。井冈山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接警后到现场勘查，因现场无监控视频设施又未取得其他证据证明事发时改装车行驶状态及挖掘机滑落原因，该大队未就该事故责任作出认定，仅出具了井公交证字【2016】第001号事故证明。另查明，神岗牌SK330-8型挖掘机系霍步龙从他人处购买，邓飞系霍步龙雇请的挖掘机司机，霍步龙授权邓飞以挖掘机管理者的名义租赁挖掘机给郭义勇。郭义勇驾驶的改装拖车系郭义勇所有。事故发生后，霍步龙支付施救费8000元。因挖掘机受损赔偿事宜，霍步龙与郭义勇协商不成，霍步龙遂诉至本院。诉讼过程中，霍步龙就挖掘机损失情况申请司法鉴定，江西赣江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后于2017年7月25日认定该挖掘机损失85630.25元，霍步龙支付鉴定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霍步龙授权邓飞将其所有的挖掘机租给郭义勇，邓飞与郭义勇达成的租赁协议合法有效。在郭义勇承租挖掘机期间，郭义勇违规使用其改装的拖车将挖掘机运送至另一工地，在拖运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挖掘机从拖车上滑落并受损，对于该损失，郭义勇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霍步龙授权的挖掘机管理者邓飞在明知郭义勇的改装拖车动力不足以拖运该挖掘机的情况下，仍与郭义勇一起参与改装拖车拖运该挖掘机，导致事故发生，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对于事故造成的损失原告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事发时的客观情况，本院认定郭义勇应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应当赔偿霍步龙挖掘机损失85630.25元和施救费损失8000元、鉴定费5000元共计98630.25元中的70%即69041元。霍步龙主张的一箱柴油损失，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霍步龙主张的3000元拖车费，其提交的发票系霍步龙于事故发生3个月后即2016年7月20日从税务部门购买，并无任何施救人身份信息，本院不予认定。霍步龙主张因挖掘机受损自2016年4月至2016年11月停运7个月的租金损失336000元，本院认为，事故发生后，霍步龙将挖掘机拖运回遂川，应当立即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即立即实施定损和维修，而无需等待7个月，且其亦并未举证证明其每月均有租金收益，故本院对其主张的该部分租金损失核减为2个月损失即96000元，郭义勇应根据其过错责任承担672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郭义勇赔偿原告霍步龙挖掘机损失、施救费、租金损失、鉴定费合计136241元，限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霍步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72元，由霍步龙负担5452元，郭义勇负担2420元。
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霍步龙授权邓飞与上诉人郭义勇所达成的挖掘机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在租赁期间，上诉人郭义勇使用其改装的动力不足的拖车装运挖掘机，是导致事故发生造成挖掘机损坏的直接原因，故上诉人郭义勇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上诉人霍步龙授权的挖掘机管理者邓飞在明知改装车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仍与上诉人郭义勇一起拖运挖掘机，故上诉人霍步龙应当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一审法院对挖掘机损坏产生的直接损失按责任划分的处理正确，对于挖掘机修理期间的租金损失，是综合考虑挖掘机的修理时间和月租金额的实际情况确定96000元，且按责任比例分担处理也并无不当。对于3000元拖运费，因双方在租赁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上诉人霍步龙也未提供本案挖掘机拖运费的有效证据，故其要求上诉人郭义勇承担拖运费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霍步龙、郭义勇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27元，由上诉人郭义勇负担2425元，由上诉人霍步龙负担370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欧阳骥
审判员 李爱平
审判员 龙 蓉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曾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