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泰开商初字第00260号
原告华东医疗投资泰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州市海陵区鼓楼南路355号。
法定代表人黄森孙，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春树，江苏运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泰州市新康医用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吴洲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汤玉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姚曙琴、曹加权，江苏君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华东医疗投资泰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公司）与被告泰州市新康医用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28日作出裁定后，当事人不服提起上诉，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6月29日作出裁定撤销原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5年8月5日予以立案，于2015年9月16日、2015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王春树、被告委托代理人姚曙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华东公司诉称，原、被告于2012年4月20日签订采购合同1份，约定由被告向原告提供医疗器材，但双方签订上述合同实作原告向银行贷款之用，合同应为无效。原告取得银行贷款1000万元后，于2012年7月向被告支付货款1000万元，上述款项被告应当返还原告。但被告将1000万元错误汇至三个自然人名下，分别为钱某450万元、薛某450万元、张志铭100万元。后钱某将450万元交还原告，但薛某、张志铭未将取得的合计550万元款项交还。原告向被告等多次催要未果，致原告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550万元及利息。
被告新康公司辩称，被告签订合同并非真实地买卖医用器材，而是为配合原告公司向银行贷款。2012年，被告法定代表人汤玉君的朋友韩某甲找到汤玉君，称其朋友黄森孙经营华东公司需向银行申请贷款1000万元，银行要求借款人出具贷款用途的相关证据。因被告公司系从事医疗器材经营活动，故原告公司请求与被告公司订立采购合同，以证明向银行贷款系用于支付货款。后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森孙与韩某甲等共同到被告单位，被告公司在采购合同上盖章。2012年7月9日，贷款到账后，原告公司为了向银行证明贷款已作约定用途，将1000万元转账给被告公司。当日，被告公司即将款项全部返还给了原告。还款时，为了不致银行怀疑涉案采购合同系虚假合同、被告公司原款返还的情况，且因原告公司尚欠巨龙公司借款，故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及会计要求将1000万元分成三部分，其中450万元给付薛某，由其转付给原告，另有450万元给付钱某，100万元给付张志铭，将该550万元给付巨龙公司以偿还原告之借款。被告公司同意后，原告公司会计王敏与巨龙公司的工作人员、被告公司会计宫某一起去银行经办转款。被告公司并不结欠原告公司任何款项。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华东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2012年4月20日原、被告签订的采购合同1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2、2012年7月9日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1份，证明原告已支付被告1000万元。
3、2011年10月12日华东公司与泰州市巨龙染整化工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龙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2011年10月13日韩某乙用章申请表借款合同，用章申请表证明韩某乙未经股东会决议，擅自使用印章加盖到借款合同上，故该份合同的签订属违反公司法禁止性规定的交易行为。因此，新康公司辩称550万元系向巨龙公司的还款不是事实。
4、2014年5月21日巨龙公司与韩某乙签订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巨龙公司向华东公司发出的催款通知书各1份，证明巨龙公司认为其与华东公司的债务持续存在，故二者之间的纠纷应由其自行处理，被告主张其已通过向巨龙公司给付550万元以发生向原告的还款效果没有事实依据，且事实上原告并不欠巨龙公司款项。
5、泰州市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商终字第0022号案件中提交的黄森孙于2012年11月9日出具的承诺书1份，该案中泰州市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交该份证据以证明原告公司原股东韩某乙并不参与原告的实际经营，故本案中其不可能存在职务行为、代理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
6、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2014）泰海民初字第111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韩某乙侵占原告公司的款项，原告公司并不欠韩某乙债务。
被告新康公司质证意见：
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双方并无买卖的真实意思，该合同系原告公司为取得银行贷款而作银行审查之用。
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同日原告公司即派会计取走了全部款项。
对证据3中借款合同，被告亦有举证；关于借款合同效力，被告认为涉及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具关联性。
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实现华东公司的证明目的，该通知是在华东公司起诉新康公司后，巨龙公司因华东公司在先否认已用本案所涉550万元款项偿还向其借款的前提下发出的。
对证据5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内容不真实。根据被告举证，原告公司所有的财务凭证均由韩某乙签字，韩某乙亦参与了华东公司的实际经营，系华东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再者，韩某乙有无参与公司经营与被告公司无关，被告公司只知道其持有华东公司50%的股权，其行为是代表华东公司的职务行为。
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新康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回执3份，证明原告公司转款当日，被告公司即返还了全部款项，该款项由王敏以开具本票的方式，给付原告公司指定的3人。
2、王敏填写的工商银行进帐单，证明原告公司系以被告公司的名义办理的转帐。
3、中国工商银行现金存款凭证2份、收费回单1份，证明王敏在办理转帐手续时以被告的名义，但却自行出资向银行购买业务委托书和本票，说明被告公司已将1000万元全部给付原告公司。
4、借款合同1份，证明2012年7月9日原告要求被告付款给巨龙公司时向被告出具的，原告欠巨龙公司借款，550万元付给巨龙公司的原因。
5、巨龙公司于2012年7月9日出具给原告华东公司的550万元收据1份，系被告公司转账付款当日，原告公司与巨龙公司经结算后巨龙公司向原告公司出具的收据，证明被告公司支付550万元的用途。
6、原告公司在另案中提交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证据目录、收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商终字第0022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证明原告公司在另案审理中认可其于2012年7月9日转款550万元给巨龙公司。
7、原告公司于2014年4月12日的催款通知书1份及现金交款单7份，证明原告公司认可被告公司已于2012年7月9日退还450万元。
8、韩某乙、王敏间电话录音1份，证明被告公司已返还原告公司1000万元的事实。
9、证人韩某甲、韩某乙、钱某、薛某、宫某证言。
证人韩某甲陈述：2012年韩某乙、黄森孙一起到其厂里，对其称公司需贷款，希望找一个对口单位出账，经其介绍原、被告签订了一份“空合同”，后来贷款到被告公司账上后，被告公司即转至原告公司指定的几个账户上，分三笔转出。
证人韩某乙陈述：其为巨龙公司法定代表人，与黄森孙曾是合作关系，2011年9月至2012年11月期间其与黄森孙分别持有华东公司50%的股份，但无具体分工，公司印章需由二人同意方能使用。因华东公司贷款需要一个经营医疗器械的公司过账，其通过朋友韩某甲介绍黄森孙与被告公司的汤总认识，双方安排把账转了一下。2012年7月9日放的贷款，当天被告公司为原告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特地开设账户，原告公司汇了1000万元到被告公司账户，被告公司又通过3个个人，转回450万元到原告公司账上，还有550万元支付巨龙公司用于偿还原告公司向巨龙公司的500万元借款本息。巨龙公司当天开了550万元的收据给华东公司，且系黄森孙接受。550万元的转账黄森孙和韩某乙二人的共同意思，但二人并未形成书面合意材料。
证人钱某陈述：其为巨龙公司的会计。2012年7月9日，华东公司会计通知其到银行取本票还款给巨龙公司，其收到新康公司开出的一张450万元的本票，还有一张开给张志铭的100万元的本票，巨龙公司开了一张收据给华东公司，承认收到了550万元的还款。之所以办个人本票，是因为这1000万元是银行贷款，新康公司与巨龙公司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新康公司不能直接开本票给巨龙公司，也不能把钱再回到华东公司，必须以现金形式取出来。其收到450万元本票后，先存入其个人卡中，再转存入国汇机械制造（泰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汇公司），因为国汇公司与巨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父子关系，也有业务往来。550万元是国汇公司借给巨龙公司的，开给张志铭的100万元本票，其交给了韩某乙，后还给张志铭，因为巨龙公司向张志铭借款100万元。
证人薛某陈述：其为国汇公司的驾驶员。2012年7月9日，其与钱某一起去银行，因为少一个人开本票，就以其名义开了一张450万元的本票，钱未入其账户，直接背书转让给了华东公司。
证人宫某陈述：其为新康公司的会计。2012年7月9日，汤总说华东公司有一笔贷款要从新康公司账上转一下，因为新康公司此前没有在中国工商银行开户，其专门去开了户。当天，华东公司转了一笔1000万元的资金到新康公司账上，其和王敏、薛某一起把1000万元转走了，是以新康公司名义向银行购买本票以及业务委托书的，但实际由华东公司的人经办并付款，所有转账手续也均由华东公司办理。至于转给了几个人，其不清楚，也未写任何手续。
10、经被告公司申请，本院于2014年7月1日向王敏调查形成的笔录1份，王敏陈述：其是2012年6、7月份到华东公司当会计的。原先国汇公司招聘会计，其应聘后，韩某乙让其到华东公司工作，并且要求其一切听从韩某乙安排。在原告公司工作不久，贷款就放下来了。当时是韩某乙让其去办理银行业务的，先把1000万元进新康公司的账户，再从新康公司全部转出去，具体转给谁，记不清了。实际就是借了新康公司的账户用了一下。被告对王敏陈述之真实性没有异议，其证实了1000万元到被告帐户后系韩某乙要求转到被告帐户，再从被告帐户转出去的，双方之间是借帐过款而非货物买卖，上述款项已返还。
11、泰州市社会保险缴费明细表，证明王敏系原告公司的员工，其去银行转款的行为系职务行为。
12、原告华东公司在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泰中商初字第0051号案件中提交的用款申请单、借款单、公司明细表、费用报销审批单，证明韩某乙系华东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也是华东公司认可的实际控制人。
原告华东公司质证意见：
对证据1的关联性有异议，所涉款项不是打给原告的，而是给薛某、钱某、张志铭的。
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说明原告给付货款的事实，进帐单是何人书写，王敏是什么人原告不清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对证据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真实性也无法确认。
证据5系复印件，由巨龙公司出具，故与本案无关联。经法庭询问，原告确认该收据系2012年韩某乙退出原告公司后，相关财务账册移交黄森孙时发现的，其后原告公司即向韩某乙及其关联公司、新康公司及三个自然人追讨；至于追讨该债的相关证据与本案无关，但原告公司已经在诉讼时效届满前提起诉讼。原告公司否认收到该550万元，且未就该550万元收据之由来予以合理说明或举证证明。
对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并无经办人签名。
对证据7催款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450万元并非被告支付，原告也未主张被告支付，故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现金交款单系复印件，不予质证。
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确认通话人之一是否为王敏，也无法确认是和谁通话，且通话内容也不能证明被告归还原告货款的事实。
对证据9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对证据10的合法性不予认可，部分证言系主观评价，而非反映客观事实。王敏系国汇公司招聘，其听从韩某乙的指示，故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对证据1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认定王敏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或代理行为。
对证据12，不予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韩某乙虽为公司股东，但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偶有几次签名也系应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要求而为，且被告代理人在另案中亦提交了承诺书以证明韩某乙并未参与原告公司经营，故该份证据不具有证明力，韩某乙的指示不构成职务行为。另，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森孙认为，原告公司日常财务报批的重大事项系由其负责，而小额事项则由韩某乙负责。关于如何区分该额度之大小，其与韩某乙间存有内部决定，但其记不清楚了。至于1000万元的用款申请单，其认为因其参与了合同签订，故清楚该笔款项可以支付给被告新康公司，其亦口头授权韩某乙签字。
审理中，本院依职权调取了2012年7月9日从新康公司开出的1000万元本票的资金流向记录，华东公司、国汇公司、巨龙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泰州市公安局医药高新区分局对韩某乙、王敏所作的询问笔录，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商终字第0022号案中泰州市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答辩状、案卷中2014年1月14日一审庭审笔录及2014年2月27日二审庭审笔录。其中：
资金流向记录载明：开具给张志铭的100万元，于2012年7月11日存入张志铭在中信银行的个人账户；开具给薛某的450万元，于2012年7月9日存入钱某账户，同日，分七次取现金（金额分别为49.6万元、64.9万元、68.2万元、65万元、67.4万元、66.4万元、68.5万元）交入华东公司在建设银行的账户；开具给钱某的450万元，于当日由钱某取现金交入国汇公司在农业银行的账户。
工商登记资料载明：2011年9月26日，黄森孙将其在华东公司持有的100%股权中的50%以人民币1000万元转让给韩某乙，2012年11月13日，韩某乙将其在华东公司持有的50%股权以人民币1000万元转让给黄森孙。
韩某乙在公安机关陈述：“我是国汇公司、巨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1年9月至2012年11月期间与黄森孙合作投资华东公司，各占50%股份。2012年初，华东公司谈了安徽蒙城第二人民医院的核磁共振项目，需要投资800万元左右，当时以华东公司名义向工商银行泰州新区支行申请贷款1000万元，以国汇公司的资产作抵押，这笔贷款是2012年7月份发放的，是经过第三方的账户到账的。过账的那家单位叫新康公司，是我通过朋友介绍的。1000万元到新康公司账户上之后，450万元通过钱某的个人账户转到国汇公司账户上，100万元是转给张志铭的，因为我欠张志铭100万元，也就是说巨龙公司借给华东公司500万元，在1000万元贷款发放后，还了550万元给巨龙公司，我跟黄森孙当初约定，在1000万元贷款到账后，500万元的贷款要连本带息都还掉，我还打了550万元的收据交给华东公司的。至于我后来又给华东公司发催款通知书，是因为黄森孙不承认550万元已经通过新康公司账户还给巨龙公司，而起诉新康公司，所以我就说华东公司没有还巨龙公司550万元，一气之下发了个催款通知书给华东公司，目的是让他尊重事实”。
王敏在公安机关陈述：“2012年，我通过泰州人才网应聘到国汇公司做会计，应聘当天，公司人事部的人要我到华东公司做会计，说好后即带我到韩某乙办公室，韩某乙告诉我，他和黄森孙两人是华东公司的股东，公司财务上的事情要听他的，当时我就同意到华东公司做会计了。韩某乙和黄森孙两人有时为公司的资金使用意见不一致，当时公司有个1000万元贷款到账，黄森孙要从公司账上转几十万元出去，但是韩某乙不同意，黄森孙老是打电话跟我要钱，我请示韩某乙，他不同意，并且讲他管财务，没有主动叫我出账，我就不要问。我想，黄森孙虽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财务上又是韩某乙说了算，我作为会计很为难，后来没过几天就离职了。我到华东公司不久，华东公司的1000万元贷款就下来了，韩某乙写了一张条子给我，上面写的是这1000万元从新康公司账户上进到几个个人的账户上，我记得写了几个人的名字和所对应的账号，具体哪几个人记不得了，后来，我就和新康公司的会计一起到工商银行新区支行办理进出账的。这1000万元，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全进华东公司账上，会计账好像是以短期借款1000万元的形式记的账”。
2014年11月13日，王敏向本院邮寄《情况说明》1份，补充陈述：“2012年7月9日，韩某乙让我到工商银行新区支行帮忙办理相关手续，我和新康公司会计等人都到了营业厅。按照常规，新康公司办理1000万元转账给薛某、钱某和张志铭的事宜，银行都要求经办的新康公司会计提供身份证，当时新康公司会计说没有带身份证，要借我的身份证使用一下，我也同意了，后来就以我的名义作为新康公司转账汇款的经办人通过银行审核的，但所有盖章都是新康公司会计确认的。2014年7月1日，我到法院做调查笔录后，韩某乙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出庭作证，我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同意出庭。后来便收到新康公司发给我的函，内容大致是2012年7月9日办理1000万元转账汇款时，是我擅自私盖新康公司的印章，导致1000万元汇给三个自然人，要追究我的法律责任。我一分钱都没有拿，更没有私盖新康公司的印章，我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
对上述证据，原告华东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资金流向记录，证明被告辩称巨龙公司收到550万元不成立；对工商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韩某乙的询问笔录，没有签字。韩某乙承诺投资华东公司500万元，其个人向巨龙公司借款500万元并不涉及华东公司的债务，该借款合同系虚假、非法的；对王敏的询问笔录，没有陈述汇款的过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省高院二审的材料，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巨龙公司出具的550万元收据，华东公司当时确实向省高院提交过，这笔款项进入了国汇公司帐户，与巨龙公司无关；对王敏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认可，证明转账并非华东公司安排的工作任务，属于韩某乙的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
对上述证据，被告新康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资金流向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支出的550万元已抵算了巨龙公司的借款；对工商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韩某乙的询问笔录，本人没有签字，不能确定其真实性，但其陈述涉及华东公司对颖上项目投资，黄森孙没有钱要其出500万元，就产生了500万元的借款合同。关于巨龙公司的催款通知书，系因原告公司不认可550万元是对巨龙公司的还款，所以巨龙公司才出具催款通知；对王敏的询问笔录，证明其转款行为是原告公司行为；对省高院二审的材料，真实性没有异议，巨龙公司收到550万元是事实；对王敏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确认是否为王敏所寄，所作的陈述是虚假陈述。
经原、被告举证、质证，本院认证意见：
原告华东公司的证据1、2、5，客观真实，与本案有一定关联，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但证据5不能完全实现华东公司的证明目的，应根据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3、4、6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关联。
被告新康公司的证据1、2、3、5、6、证据7中的现金交款单7份及证据10、11、12，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证据4及证据7中的催款通知书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9中与华东公司向新康公司借户过款、1000万从新康公司帐户转出以及韩某乙安排王敏办理1000万元转帐的相关证言，客观真实，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具有较强的可采性，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
关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公安部门调取的工商资料，客观真实，与本案有一定联系，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公安部门对韩某乙的询问笔录，虽无被询问人签字，但已经两名办案人员签名并在笔录中记载“当事人拒绝签字”，该次询问程序应为合法、正当，该询问笔录与对王敏的询问笔录中有关华东公司向新康公司借户过款、1000万从新康公司帐户转出以及韩某乙安排王敏办理1000万元转帐的陈述，客观真实，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可资采信；省高院二审过程中的诉讼材料，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对于王敏的情况说明，因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2012年，韩某乙和黄森孙找到韩某甲，称华东公司为向银行贷款，需要对口单位的账户过帐，遂请韩某甲介绍其与新康公司签订空白合同，将银行贷款发放到新康公司的帐户上过一下。后韩某甲找到新康公司法定代表人汤玉君，汤玉君表示同意。在韩某甲的协助下，华东公司与新康公司签订了一份日期标注为“2012年4月20日”的采购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价值1913.07万元的医疗器材，约定了结算方式及期限：人民币转账一年分两次付清；违约责任：按经济合同法，供货期限三年：2012年4月25日至2012年4月24日等条款。
华东公司2012年7月10日内部关于该1000万元用款申请单申批手续体现：“结算单位为新康公司，收款单位为新康公司，结算方式为转帐，总经理批示一栏中：同意付韩”。新康公司为配合本次过帐行为，于2012年7月9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开设了11×××86帐户。开户同日，华东公司将1000万元银行贷款转入新康公司上述帐户中。
款项汇入后，华东公司股东韩某乙随即与新康公司联系，安排华东公司会计王敏负责处理该1000万元。王敏、薛某（国汇公司的驾驶员）、钱某（巨龙公司的会计）与新康公司会计宫某去中国工商银行泰州新区支行，华东公司会计王敏以新康公司的名义向该帐户交纳了4.5元和3元，用于购买业务委托书和本票，由王敏本人填写了以薛某、钱某、张志铭为收款人的业务委托书，中国工商银行向三人开具了3张本票，将1000万元分别转给薛某、钱某、张志铭。其中开具给薛某的450万元，于同日存入钱某账户，当日分七次取现金（金额分别为49.6万元、64.9万元、68.2万元、65万元、67.4万元、66.4万元、68.5万元）交入华东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开具给钱某的450万元，于当日由钱某取现金交入国汇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开给张志铭的100万元，由钱某该本票交给了韩某乙，于2012年7月11日存入张志铭在中信银行的个人账户。
2012年7月9日，韩某乙指示巨龙公司向华东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华东公司550万元，付款方式为现金。
其后，华东公司向银行偿还了贷款1000万元。
另查明，2011年9月26日，黄森孙与韩某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森孙将在华东公司持有100%股权（出资额计人民币2000万元）中的50%转让给韩某乙，双方商定转让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韩某乙于2011年10月1日前一次性支付给黄森孙。当日，双方到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2012年11月13日，韩某乙与黄森孙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韩某乙将持有华东公司50%股权（出资额计人民币1000万元）转让给黄森孙，双方商定转让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黄森孙于2012年11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给韩某乙。2012年11月27日，双方到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
黄森孙自原告公司设立始，即登记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韩某乙系巨龙公司、泰州市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再查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华东公司于2013年4月7日诉泰州市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案（2013）泰中商初字第0051号民事判决中查明，泰州市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审理中陈述：“2012年7月6日华东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新区支行贷款发放下来后，陆续偿还巨龙公司及国汇公司部分款项”。
该案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过程中，华东公司向法庭提交了550万元收据，用以证明黄森孙及华东公司转入韩某乙及其关联企业的资金已超出泰州市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主张的欠款。泰州市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质证否认收到550万元现金。该案已于2014年4月1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2014年4月12日，华东公司向新康公司发出催款通知书，载明“你公司于2014年4月20日与我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总价共计壹仟九百壹拾叁万零柒百元整，我公司于2012年7月9日在工商银行汇入你公司账号（11×××86）壹仟万元整。由于取消供货合同，你公司于2012年7月9日退还我公司7笔共计450万元整。剩余550万元至今未退还给我公司。公司要求你公司在2014年4月16日前将550万元本金及利息150万元共计700万元汇入我公司账号，工行新区支行（1115020919008566059），不得延误。”
2014年5月21日，巨龙公司向华东公司发出催款通知书及债权转让通知书，催款通知书记载：“2011年10月12日华东公司向其借款500万元，借款期限至2012年4月11日，月利率1%。此后巨龙公司又陆续借款给华东公司。2012年5月31日，华东公司偿还利息15万元，后再未还款付息。迄今为止，华东公司欠巨龙公司借款本金688.5万元、利息82.56万元，要求华东公司于2014年6月30日前偿还欠款本息”。另外，2011年10月12日，华东公司与巨龙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华东公司向巨龙公司借款500万元。
庭审中，原告华东公司提交泰州市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商终字第0022号华东公司与泰州市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案件中向法庭提交2012年11月9日黄森孙出具的承诺书，称：“韩某乙在2011年9月26日至2012年11月20日期间是华东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50%的股份，但韩某乙并没有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泰州市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当时在庭审中举证用以证明韩某乙在华东公司不参与公司经营。
被告新康公司提交华东公司在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泰中商初字第0051号华东公司与泰州市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案中提供的2012年7月9日至2012年9月21日期间韩某乙进行财务审批签字的相关借款单、用款申请单、费用报销审批单，如2012年7月9日黄森孙借款100万元、7月10日向新康公司转帐支付1000万元、向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转帐支付249.5万元、7月16日的招待费、住宿费8469.7元、7月25日黄森孙6月份工资3509.7元、8月3日向黄森孙转帐支付的6.75万元、8月4日向蒋沈军转帐支付的9.4万元、8月8日黄森孙借款100万元、8月8日的招待费、住宿费9379元、8月14日向国汇公司转帐支付的10万元、9月21日的招待费、礼品8856元，均有韩某乙作为领导进行了审批。华东公司当时举证证明华东公司的各项事务特别是公司的财务公章都是由韩某乙一人掌握控制，财务由韩某乙一人决定，华东公司的其它日常管理等都由韩某乙决定。现新康公司据此认为韩某乙是华东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采购合同是否有效；2、若1000万元应予返还，则被告公司依韩某乙指示支出1000万元是否构成债的清偿；3、被告公司是否应返还550万元。
关于焦点1，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涉案合同系为配合原告贷款之用，双方均无履行该份合同之意思，而系以通谋虚伪之表示欺诈第三人即贷款银行，但鉴于原告公司已将1000万元贷款返还银行，故银行欠缺因受欺诈订立借款合同并发放贷款而再行主张撤销该借款合同之客观利益，故本案只需在合同相对方即原、被告之内部审查采购合同效力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当事人之真实意思。本案中，原、被告虽具有文本上之意思合致并使采购合同产生了形式拘束力，但双方并不期待合同权利与义务之履行及合同目的的实现，而系隐藏了非正当之其他目的，明显欠缺对合同权利与义务约定之真实意思，故该合同应予确认无效。其次，原告公司向被告公司给付1000万元及被告之受领行为，亦非履行给付价款义务之真实意思，而系与骗取贷款具有牵连关系的行为；上述交付与受领行为应属以金钱所有权变动为标的的处分行为，亦应具备当事人之真实意思，故依前述分析，该行为亦应无效。至此，被告新康公司应当向原告华东公司足额返还1000万元及利息。
关于焦点2，债务之消灭方式，包括债之清偿。债的清偿，应以债务人向债权人适当履行给付义务为必要。现宜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厘清被告新康公司转出1000万元行为之性质及其法律效果。
根据已查明事实，新康公司在转出1000万元之前，对该款项享有独立的控制与支配，故无论该款系由何人经手或以何种方式向外流出，一旦新康公司基于自己的真实意思支付全部或一部款项并为他人所受领，即可认定对财产作出了处分。现被告公司给付钱款之对象显非1000万元债务之债权人，即本案原告华东公司，但被告辩称其所为给付系接受原告公司财务负责人、实际控制人、股东韩某乙之指示，而将上述款项处分至三个自然人名下，故应考察韩某乙之意思是否能代表原告公司意思，该指示债务人向第三人交付金钱之行为是否发生债的清偿效果。
一、关于韩某乙之行为是否为有权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
被告公司认为韩某乙具有公司股东、财务负责人、实际控制人之身份，并依据他案中韩某乙签字审批付款的材料主张韩某乙具有处分1000万元之权限，从而其行为构成职务行为。
首先，现代公司制度下，股东权利与公司经营管理权相对分离，单个股东并不因其股东身份即可随意支配公司资产或对公司实施经营管理行为。韩某乙显然不得因其股东身份，即有权作出变更债务给付方式之指示。
其次，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实际控制，体现为一种通过资本、人事等安排形成的对公司行为的实际支配；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之规定，实际控制人并非公司股东。本案中韩某乙对1000万元之处分授意发生于2012年7月9日，此时华东公司的股权结构为黄森孙、韩某乙各持50%的出资。根据原、被告双方之举证及前述二人之当庭陈述，均未反映出任何一方具有对公司行为予以单独支配的客观能力，故被告认为韩某乙系原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实际控制公司之主张，欠缺事实依据，本院不予确认。
再次，关于财务负责人的权限问题。根据黄森孙、韩某乙关于二人如何处理与执行原告公司事务之陈述，黄森孙认为公司小额支出可由韩某乙处理，大额支出应由其本人负责；韩某乙则认为二人在公司内部无具体分工。根据黄森孙之自认，结合被告提交的韩某乙签名审批的用款资料，可以确认韩某乙具有一定的处理公司财务之权限。但被告所举韩某乙审批支出中，除黄森孙认可的向被告新康公司支付1000万元的审批事项外，最大额的一笔支付即向安徽时代物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转账仅有249.5万元，与被告新康公司后续向三个自然人处分的1000万元在数额上存在重大差别，不可据此判断韩某乙具有处分1000万元公司资产之权限；且结合日常经验法则与交易习惯判断，1000万元之处理已涉属公司内部重大处分行为，非依法或章程规定并经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实施。再者，韩某乙陈述对该1000万元之处理系经与黄森孙协商，在取得其同意后进行，系否定其以个人意思或依据公司对其个人职务上之授权而实施的行为。然而，黄森孙对此予以否认，认为其对该处分并不知情。现仅以韩某乙陈述不足以证明黄森孙、韩某乙之间就该1000万元之后续处理确形成合意并发生与股东会有效决议相同之效果。综上，被告关于韩某乙系公司的股东、财务负责人、实际控制人，故指示被告公司处分1000万元之行为系职务行为之主张，欠缺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韩某乙是否构成对原告公司表见代理或表见代表
本案中，被告主要援用的韩某乙构成职务行为之抗辩理由不成立。关于韩某乙之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本院在此予以一并处理：民事法律行为中的表见代理与表见代表，均以相对人之误信为要件。表见代表与表见代理之误信基础虽不一致，但其他要件得参照表见代理之规定。表见代理之要件主要包括：无权代理、相对人之善意无过失及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导致代理人误信之客观事实。如前所述，被告公司支付1000万元并不具有发生新债之效果意思，而系通过转移金钱物权从而达到消灭债务目的之处分行为，该行为具有实践性，在交付之时成立并生效。被告公司现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在交付时对韩某乙之职务权限或代理权限具有何种认识，而1000万元之往来实属重大交易事项，被告公司在欠缺可靠认识之情形下作出处理，应认定存在过失；被告公司所提交的在其后诉讼中韩某乙之财务审批资料，亦不得作为其在交付时对韩某乙产生误信之有效证据，故韩某乙之行为不应构成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
关于焦点3，被告公司将涉案1000万元分三部分汇入三个自然人名下，其后三个自然人又就受领的资金进行了不同处理，450万元回返至原告公司，450万元转入国汇公司，余100万元由张志铭保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交付行为系处分行为，亦得参照我国法律关于负担行为中承诺方式之规定。被告新康公司现未提交充分之证据证明原告对实际交付的方式具有明确的要约（指示），但仍需考察原告华东公司对被告新康公司实际交付方式及效果之具体态度以评判是否可能构成承诺。
一、关于原告公司对550万元收据之处理行为
1、该收据指向资金与本案中1000万元中流向国汇公司、张志铭共计550万元之款项是否同一：从资金数额来看，两项金额一致；从收据记载时间来看，与550万元的到位时间相近，均为2012年7月9日；结合被告关于550万元收据的形成所提交的证人证言等证据，450万元转入国汇公司（巨龙公司的关联企业），100万元交付张志铭用于清偿巨龙公司向其借款，该借款之真实性在本案中虽无法确认，但被告就此所作解释并不违反常理。因此，巨龙公司出具550万元的收据符合逻辑，该收据指向的550万元与本案550万元的资金流动应当吻合。原告公司虽否认收到550万元，亦否定收据与本案中550万元资金流动之关联性，但经法庭释明，其未就550万元之收据的形成原由与具体往来予以举证证明，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2、自2012年11月韩某乙将其持有出资转让予黄森孙后，原告华东公司由黄森孙个人持有100%的出资。原告华东公司的治理意思与黄森孙的个人意思发生混同，故可直接判断黄森孙个人意思以确定股权转让后原告华东公司之意思。
现双方一致确认黄森孙与韩某乙共同经手1000万元之放贷及该款向被告新康公司的流动，故黄森孙作为理性人，应当对该笔涉及公司利益的重大交易保持高度关注，但审理中原告公司对1000万元之流向表示不清楚，在起诉时甚至对已经返至原告公司账户上的450万元保留追索权，显然不符合常理。
此外，在华东公司与泰州市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案中，泰州市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审理中陈述：“2012年7月6日华东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新区支行贷款发放下来后，陆续偿还巨龙公司……部分款项”。由此，该中国工商银行放款与涉案1000万元应为同一笔贷款，故华东公司在该案一审审理中即知道或应当知道1000万元之去向。
再者，原告自认其于2012年韩某乙退出后发现550万元之收据，且认为其后即向韩某乙、新康公司、三个自然人等追讨，亦可知原告公司此时应当清楚450万元入账的情况，从一个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其亦应知悉该款入账方式、余外550万元的资金去向及550万元收据的往来原因。
3、现原告公司在2014年2月27日华东公司与泰州市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案二审庭审中，向法庭提交了该550万元收据，用以证明黄森孙及华东公司转入韩某乙及其关联企业的资金已超出泰州市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主张的欠款。从该举证与待证内容分析，无论是否为质证人所认可或为人民法院所最终采纳，原告公司已自行采纳该份证据之真实性与证明力。经本院释明，原告公司未能就该550万元之收据在诉讼中作证据使用之原因或目的进行其他说明。因此，可以确认原告公司认可巨龙公司向其支付550万元这一客观事实。至于该案中，泰州市国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否认收到550万元现金，与该550万元入账方式并不矛盾；而巨龙公司事后又向原告主张500万元借款本息，否定该债务已经550万元清偿一节，并不影响原告举证时的真实意思；此外，原告公司与巨龙公司间500万元借贷债务是否客观真实、有无清偿，原告公司付款550万元是否具有合法、有效之法律原因，至今未有定论，原告公司可另案主张权利。
二、关于原告公司的不作为
如前所述，原告公司认为其在2012年当年发现550万元收据不实，即开始主张权利。但经本院释明，其未能提交任何向有关主体主张权利的证据，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原告公司直至诉讼前一月，于2014年4月12日方才发出催款通知书，明显超出对重大债权积极追索的合理期限。
综上，原告公司在知晓1000万元流向及550万元收据之由来后，既有将该收据在诉讼中作证据使用之行为以确认该收款事实，亦未在合理期限追索550万元之债务，结合交易习惯与日常生活常理，原告公司系以沉默的行为代替了直接意思表示，对被告公司1000万元之给付方式予以确认。现原告公司再行主张被告公司给付550万元及利息，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华东医疗投资泰州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300元，保全费用5000元，合计55300元，由原告华东医疗投资泰州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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