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吉中民再字第52号
原审上诉人（一审原告）：赵传德，住吉林市昌邑区双吉街*******号。
委托代理人：肖仁昌，住吉林市。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朱浩铭（曾用名朱泽岷），住吉林市。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何延梅，住吉林市。
委托代理人：宫海茗，吉林北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何艳峰，住吉林市。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冯亚楠，住吉林市。
赵传德与朱浩铭、何延梅、何艳峰、冯亚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4月26日作出（2011）吉中民一终字第26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2年8月24日作出（2012）吉中民监字第7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赵传德及委托代理人肖仁昌，何延梅委托代理人宫海茗到庭参加诉讼，朱浩铭、何艳峰、冯亚楠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7月21日，一审原告赵传德起诉至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称，赵传德与朱浩铭通过朋友关系认识，朱浩铭说其内弟何艳峰在平安保险公司上班，可以代购内部股票。赵传德于2000年9月26日将28160元交给朱浩铭购买吉林市平安保险公司原始股票16000股，朱浩铭收到该款并约定，以后赔钱，朱浩铭不负担任何责任，如果平安保险公司上市成功，赵传德无偿给朱浩铭1500股的原始股股权。2000年9月26日至2004年12月31日期间，朱浩铭已给付股票红利，但2005年至今股票的红利始终没有给付。朱浩铭应当立即给付赵传德2005年－2009年股票红利款39040元。2010年股票红利暂未确定数额。赵传德从2005年1月1日至今多次找朱浩铭催要给付股票红利款，朱浩铭始终以种种理由拒绝给付。赵传德认为朱浩铭至今未能交付股票红利款，严重侵犯了其财产利益并给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由于何延梅与朱浩铭系夫妻关系，何艳峰、冯亚楠系股权持有人，故何延梅、何艳峰、冯亚楠应当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请求判令朱浩铭返还2005年－2009年16000股股票红利39040元；何延梅、何延峰、冯亚楠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朱浩铭（一审被告）辩称，我不同意返还红利。赵传德自己说了股票的持有人是何艳峰和冯亚楠，我不是股票的持有人，他们也没有给过我红利，我不同意返还。我和赵传德之间也不是委托合同关系，我们之间只有一个购买协议。当时是赵传德给我人民币28160元购买了16000股平安保险的股票。据我所了解，当时何艳峰跟我说的就是平安保险的股票。我现在才知道该股票叫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公司的股票，它是平安保险公司下属的子公司。我在购买股票时并不知道，当时何艳峰没有告诉我，他只说是平安保险公司的股票。我是在2000年9月26日收到赵传德钱的，我只是作为一个中间人，赵传德将钱给我后，我将钱给何艳峰、冯亚楠。现在赵传德也知道我是中间人，我并没有实际收取赵传德的钱，我只是将钱转交给何艳峰。我是在2004年给过赵传德红利，具体的时间我没有记清，因为当时是何艳峰将红利钱给我后，我就给了赵传德。我是通过我大姨夫于恒昌认识的赵传德，是赵传德主动找的我，并不是我主动找的他。
何延梅（一审被告）辩称，我不是本案适合的被告，不应承担连带责任。赵传德是以夫妻关系而提起的连带责任请求，但本案并不是以夫妻关系而产生的连带关系。
何艳峰（一审被告）辩称：我并不认识赵传德，本案与我无关。当时是我前任姐夫向我购买的股权，当时他说是替他父母买的，我当时也是认为亲属之间能获得利益，我才帮忙购买的，如果我知道他替赵传德买，我是不会帮这个忙的。
冯亚楠（一审被告）未到庭。
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0年9月25日，何艳峰收到朱浩铭现金33440元，双方约定：“由何艳峰代购平安保险公司的原始股票（每股1.76元），共计壹万玖仟股的原始股权，并（且）以上股权全归朱泽岷所有”。2009年9月26日，以冯亚楠名义交纳股票款52800元。同日，赵传德与朱浩铭签订委托合同约定：“（赵传德）现有贰万捌仟壹佰陆拾元整人民币托与朱泽岷购买平安保险公司的原始股票共壹万陆仟股整。”2000年至2004年间，朱浩铭一直给付赵传德股票红利款，自2005年以来，朱浩铭未给付赵传德股票红利款。故赵传德诉至法院请求被告支付2005年到2009年的股票红利款，并由四名被告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另查明，朱浩铭与何延梅于2005年4月4日解除婚姻关系，何延梅与何艳峰系姐弟关系。
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赵传德委托朱浩铭购买股票，故二者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而朱浩铭并未亲自履行购买股票的义务，而是委托给何艳峰处理该事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朱浩铭与何艳峰签订代购股票协议时，被告何艳峰并不知道赵传德与朱浩铭之间的代理关系，故朱浩铭与何艳峰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关于该委托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条之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一）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二）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的；（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设立证券公司，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证券业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第（二）款，严禁任何公司股东自行或委托他人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转让股票。向特定对象转让股票，未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的，转让后，公司股东累计不得超过200人。第（三）款，严禁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股票承销、经纪（代理买卖）、证券投资咨询等证券业务由证监会依法批准设立的证券机构经营，未经证监会批准，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经营证券业务。本案的被告均不具有经营证券业务的资质，因此赵传德与朱浩铭之间的委托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赵传德与朱浩铭之间的委托合同无效，朱浩铭与何艳峰之间的委托合同亦无效。股票红利系股票产生的孳息，赵传德要求返还股票红利属于继续履行合同的范畴，而该合同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故对赵传德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案纠纷系平等的公民之间因财产关系而产生纠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故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
2010年12月20日，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昌民一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驳回赵传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6元，由赵传德负担。
赵传德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赵传德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被上诉人具有证券业务的资质，赵传德与朱浩铭之间、朱浩铭与何艳峰之间的委托合同有效。因此请二审支持赵传德的上诉请求。朱浩铭、何延梅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何艳峰、冯亚楠二审未到庭。
本院二审查明，二审中何艳峰提供了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公司股份成员证，证实何艳峰持有该公司股票45000股。本院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本院审理查明何艳峰现持有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公司股票45000股。其他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
本院二审认为，赵传德委托朱浩铭为其购买平安保险公司原始股，朱浩铭又委托何艳峰完成上述购买行为，而何艳峰却用自己的钱款及赵传德的现金共同购买了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股份公司股票45000股并登记在自己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一）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二）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的；（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第三十九条规定：“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设立证券公司，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证券业务。”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06）99号文件《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严禁任何公司股东自行或委托他人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转让股票。向特定对象转让股票，未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的，转让后，公司股东累计不得超过200人。”第（三）款规定：“严禁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股票承销、经纪（代理买卖）、证券投资咨询等证券业务由证监会依法批准设立的证券机构经营，未经证监会批准，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经营证券业务。”本案的被上诉人均不具有经营证券业务的资质，因此赵传德与朱浩铭之间的委托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赵传德与朱浩铭之间的委托合同无效，朱浩铭与何艳峰之间的委托合同亦无效。股票红利系股票产生的孳息，赵传德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股票红利的上述请求属于继续履行合同的范畴，而该合同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故原审判决对赵传德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赵传德可向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股份公司、朱浩铭、何延梅、何延峰、冯亚楠另行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另外，赵传德在原审时请求朱浩铭返还2005年－2009年16000股平安保险公司股票红利39040元，并由何延梅、何延峰、冯亚楠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事实上，何艳峰却用自己的钱款及赵传德的现金共同购买了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股份公司股票45000股并登记在自己名下。且赵传德请求的2005年－2009年16000股平安保险公司股票红利39040元系依据平安保险公司公布的年报自行计算得出，其并未提供该时段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股份公司派发红利的相关证据。故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无法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本院作出（2011）吉中民一终字第26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6元，由赵传德负担。
本院再审过程中，原审上诉人赵传德称，一、二审认定“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没有事实根据，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庭审时何艳峰承认，在其和冯亚楠名下共购买平安保险公司原始股4.9万股，其中4000股是冯亚楠名下的，其余4.5万股是朱浩铭认购的，可以看出何艳峰名下的1.9万股全部由朱浩铭认购，赵传德出资是以冯亚楠的名义认购的。原审认定何艳峰用自己的钱款及赵传德的现金共购买4.5万股并登记在自己名下是错误的。2、平安保险公司没有发行股票，而是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把职工缴纳的购买平安保险公司原始股票款作为成立公司注册的资本金，申请登记成立了新豪时投资发展公司，公司成立后，用公司的资本金按每股1.76元的价格购买了平安保险公司的原始股权。新豪时公司既是平安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又是其股东之一，并于2001年6月向认购平安保险公司原始股票的职工颁发了新豪时公司的股份成员证。赵传德是实际出资人，通过朱浩铭以冯亚楠的名义认购了新豪时投资发展公司的法人股，冯亚楠为名义股东或显名股东，赵传德为隐名投资人或隐名股东。从过程看，是先交认购款，后成立公司，公司成立后颁发股份成员证，这本身就是投资入股的行为。2001年至2004年的红利已经通过朱浩铭转交给赵传德，只是从2005年以后朱浩铭与何延梅解除了婚姻关系，原审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付投资人应得的红利款。原审认为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进而把认购法人股混为上海、深圳上市交易的社会公众股，把他人实际出资以本人名义购买的法人股，认定为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将本应属于公司法调整的股权纠纷和民法调整的侵权行为，错误的适用了证券法及相关规定。3、赵传德与朱浩铭签订的委托协议不具备股票交易的特征。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一百三十二条、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本案的标的物开始是平安保险公司的原始股，后成为新豪时公司的法人股，出卖人都是公司，朱浩铭和冯亚楠都不是出卖人，赵传德和朱浩铭以及朱浩铭和冯亚楠之间不是买卖关系，而是信托关系，原审把该协议认定为非法经营股票的协议没有法律依据。4、二审庭审时，何艳峰和冯亚楠均未到庭，二审判决列明其二人到庭。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公正判决。原审被上诉人何延梅辩称，对二审判决没有意见。原审被上诉人朱浩铭、何艳峰、冯亚楠均未到庭。
本院再审查明，何艳峰、冯亚楠系夫妻关系，二人原均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吉林支公司职员。何艳峰在一审陈述（一审正卷第59页）：“朱浩铭认买的45000股在我名下也有，在我爱人名下也有，是混在一起的”。何艳峰在一审主张已将45000股的股本金款79200元（1.76元×45000股）退还给何延梅，并要求其姐姐何延梅退还给朱浩铭，因为何延梅已经与朱浩铭离婚，没有义务再为朱浩铭的亲属承担风险。何延梅主张已将该股本金79200元退还给朱浩铭并有收据为凭。朱浩铭主张于2008年收到了何延梅交付的79200元，但不是股本金，是其在履行离婚协议中给付何延梅10万元的约定，用以保全亲友的股票收益，后何延梅返还10万元的一部分（一审卷宗第72页）。经查明，何延梅与朱浩铭在2005年4月4日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经双方共同协商，双方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朱浩铭除了拥有电视机、电脑、现住房外其余一切物品由何延梅随意支配。双方离婚后何延梅需在最短时间内搬出现住房；朱浩铭承诺在2006年12月30日之前给何延梅人民币10万元整，如若朱浩铭没有履行承诺，何延梅可以在2006年12月30日之后自由支配在吉林平安保险的所有股票（共45000原始股）。在2006年12月30日之前吉林平安保险股票（共45000原始股）的所有权和其产生的所有收益等仍归朱浩铭所有。如朱浩铭兑现了2006年12月30日之前给何延梅人民币10万元整，吉林平安保险的所有股票（共45000原始股）的所有权以后仍归朱浩铭所有。以上约定离婚后即时生效。其他事实与原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赵传德基于对朱浩铭个人的信任，将28160元现金交由朱浩铭代购股票，并约定了给付报酬条件，朱浩铭也以自己的名义，利用自己与何艳峰、冯亚楠亲属关系及他们的职位身份，实际履行了代替赵传德投资购买股权的事项，故赵传德与朱浩铭间存在委托关系，合同内容并不违背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委托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在没有证据证明何艳峰、冯亚楠知道朱浩铭是受赵传德委托并愿意向赵传德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因赵传德与何艳峰、冯亚楠间不具有法律关系上的意思表示，故赵传德与何艳峰、冯亚楠间不存在合同关系。
赵传德与朱浩铭间实际履行的委托事项与约定的委托事项内容不符，事实上何艳峰代朱浩铭购买的是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股份公司的股权，而该股权又登记在何艳峰自己名下，何艳峰已经明确表示不能为朱浩铭履行受托事项，故赵传德与朱浩铭间委托合同因第三人的不履行，已经实际履行不能。赵传德并无证据证明委托事项处于持续发生状态中，故其要求朱浩铭等人履行委托合同并给付2005年－2009年16000股平安保险公司股票红利3904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再审亦无法支持。本院二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阐述判决理由方面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依法纠正后，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1）吉中民一终字第26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金龙
审 判 员 支建成
代理审判员 付婷婷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代理书记员 李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