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76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1（兼盖×1、盖×2委托代理人），女，1953年5月1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盖×1，男，1979年4月2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盖×2，女，1982年4月1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1（兼盖×3委托代理人），女，1955年5月2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盖×3，男，1983年4月2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盖×4，男，1961年6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白×1（盖×4之妻），女，1962年10月7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盖×5，男，1966年5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盖×6，男，1976年2月2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2，男，1944年2月6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盖×7，女，1958年9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1（盖×7之夫），男，1961年1月6日出生。
上诉人王×1、盖×1、盖×2、郑×1、盖×3、盖×4、盖×5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057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上诉人王×1、郑×1、盖×4的委托代理人白×1、盖×5，被上诉人盖×6、王×2，原审第三人盖×7的委托代理人李×1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七上诉人在原审法院诉称：肖×1育有两个子女，一个是李×2，未成年就已去世，一个是李×3。李×3与盖×8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七个子女，分别是长子盖×9，二子盖×10，三子盖×4，四子盖×11，五子盖×12、六子盖×6，七女盖×7。李×3于2002年去世，后盖×9于2002年2月23日去世，盖×10于2008年9月6日去世，肖×1于2010年11月13日去世。肖×1生前在小红门村拆迁安置一套房产，2007年10月24日二被告在肖×1已经神智不清的情况下擅自处分给盖×6。二被告作为监护人而做出的擅自处分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作为被监护人肖×1的财产权，也严重损害了原告代位继承肖×1遗产的权利，属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且该协议有瑕疵，调解人徐×1不在现场，没有起到见证作用，也未向肖×1宣读。故七原告依法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二被告于2007年10月24日签订的关于约定肖×1房产归属的协议无效。
盖×6在原审法院辩称：不同意七原告的诉讼请求，肖×1签署该协议的时候是清醒的，该协议应该合法有效。
王×2在原审法院辩称：同意七原告的诉讼请求，当时签署协议的时候肖×1不能辨明是非神智不清，协议是打印后拿去现场让肖×1按手印的，当时也没有宣读。
盖×7在原审法院述称：协议应该是有效的。肖×1在敬老院的时候，一直都是盖×6在处理这些事情，其他人应该不清楚。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案外人肖×1共育有一子一女，分别是长女李×3、长子李×2。李×2幼年去世。李×3与盖×8系夫妻关系，共育有七个子女，分别是长子盖×9、次子盖×10（与盖×13、盖×14系同一人）、三子盖×4、四子盖×11（与盖×15、盖×16系同一人）、五子盖×5（与盖×12系同一人）、六子盖×6、长女盖×7。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盖×6已经过继给盖×8之三弟盖×17。
盖×9与王×1原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一子盖×1、一女盖×2。盖×10与郑×1原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一子盖×3。盖×8于2000年12月11日去世、李×3于2002年去世，盖×9于2002年2月23日去世，盖×10于2008年9月6日去世，肖×1于2010年11月13日去世的。
1995年10月10日，肖×1、李×3与王×2签订协议书，约定：小红门村第九村民小组村民肖×1（以下简称甲方）自愿将×1号的私宅卖给王×2（以下简称乙方），该宅东至胡同，西至李×4，南至李×5，北至陈×1，总面积南北14米，东西16米。该宅院作价壹万肆仟元整，自签字之日乙方将房款交与甲方，自此该宅归乙方所有。该宅归乙方所有以后，腾出房一间让甲方住到去世为止，乙方对甲方的食宿、生病平时给予适当照顾。甲方如有大的疾病归甲方的女儿李×3负责。为以后翻建、用水、用电等问题顺利解决，乙方特向村委会交纳精神文明赞助费两千元，村委会为乙方今后翻建、用水、用电、房产证户主变更等办理必要的手续。甲方所住的这间房，自甲方去世，该间房的产权归乙方所有。肖×1、李×3、王×2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同时村委会负责人闫×1、张×1签字，并加盖有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小红门村民委员会的公章。
2002年7月6日，二被告达成协议：经小红门村委会同意肖×1房卖给王×2，肖×1原有房卖给王×2，王×2翻建后肖×1活着有一间房住，死后归王×2所有。肖×1与王×2生活不便，自己申请去敬老院。肖×1现有西房一间，老太太去敬老院后，现有西房一间王×2不能使用、不能租，肖×1不能租，锁门。肖×1去敬老院后，如果想回去还继续住王×2院内现有西房一间，肖×1死后由王×2、盖×6负责埋葬。该协议由二被告签字，同时加盖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小红门村调解委员会公章。
2007年10月14日，被腾退人王×2作为乙方与腾退人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腾退拆迁安置办公室作为甲方签订《小红门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需对乙方朝阳区×2号居住的房屋进行腾退安置，腾退人口为6人，分别是户主王×2，之妻刘×1，之子王×3，户主肖×1，之儿媳周×1，之孙女王×4。就安置房屋，甲方按人均45平米安置位于小红门×3号二居室的现房一套及期房三套，其中一居室一套，两居室二套。就期房安置，在2008年11月27日签订的《房屋腾退安置协议书附件》中注明为×4号二居室、施工×5号二居室、施工×6号一居室等期房三套。
2007年10月24日，肖×1与二被告达成协议书，约定：小红门村9队村民肖×1与王×2因房产问题发生争议，委托外孙子盖×6，将本人应所得的房产要回，并把所得的房产归盖×6所有，经小红门村委会调解三方达成如下协议：王×2将肖×1原居住一间房屋经拆迁腾退后，所得房屋一居室，面积大约（50-55）平米，期房一居室回迁后归盖×6所有，一切费用由王×2负责，盖×6不承担费用，交房时如实际面积超出55平米以上部分的费用也由王×2一并承担。肖×12007年的房屋周转费13个月每月600元和奖励费1万元由王×2领取，自第14个月开始的周转费每月600元由盖×6领取，和拆迁公司签协议时盖×6的一居室由本人签订，房屋产权归盖×6所有。肖×1与二被告签字摁手印，调解人徐×1签字，并加盖有朝阳区小红门乡小红门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
同日，王×2、盖×6与肖×1签订变更肖×1监护人协议，约定：小红门9队村民肖×1，女，现年94岁，现住小红门敬老院，原监护人是小红门村委会，因买卖房产问题，经本人，村委会，王×2，外孙子盖×6同意，于2007年10月24日，肖×1的监护人变更王×2进行监护，自2007年10月24日开始执行，以前和今后肖×1的所有费用由王×2支付。为尽赡养义务，根据个人经济状况，自2007年10月24日起，盖×6每月交50元给敬老院为赡养费，直至肖×1去世。肖×1去世后的丧葬费用由盖×6和王×2共同承担。该变更肖×1监护人协议同时有小红门村委会徐×1的签字、朝阳区小红门乡小红门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及敬老院赵×1的签字。
庭审中，王×2提交书面证人证言四份，欲以证明肖×1在签订协议时神智不清，没有正常的识别能力。七原告认可证人证言，盖×6称不清楚证人证言，也不认识证人。第三人称不认识证人。
又，朝阳区小红门乡小红门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徐×1到庭称，2007年10月24日所涉协议是应盖×6及王×2的要求出面调解，并按照老人意愿出具了协议书及变更监护人协议，当时肖×1神智清楚。就协议书及变更监护人协议上所涉监护人一事，徐×1表示当时其对监护人的理解是谁赡养肖×1，谁就是监护人。小红门乡敬老院赵×1到庭陈述称，2007年10月24日肖×1意识很清醒，在敬老院期间盖×6对肖×1很好，经常探望；送敬老院的老人必须设定监护人，否则不收，设定监护人的目的是为在老人有情况的时候方便联系监护人，与老人意识清醒不清醒无关。七原告不认可徐×1及赵×1的陈述，称判断老人意识清醒不清醒需医院出诊断证明，他们无权判断，对监护的理解亦与事实和法律相违。王×2认可赵×1的陈述，不认可徐×1的陈述，称签订协议书时徐×1没有在现场。盖×6及第三人认可赵×1与徐×1的陈述。
另，王×2提交肖×12007年12月27日的门诊手册、急诊记录及诊断证明书，欲以证明肖×1当时已经出现意识模糊。七原告表示认可，称可以证明肖×1在签订协议时已经意识不清楚。盖×6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称签订协议时肖×1意识清醒。第三人称不清楚。
再，盖×16（盖×11）表示认可肖×1生前对自己房产的处置，没有异议，不要求参与诉讼。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陈述、相应书证等。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双方存在争议的焦点在于肖×1在与二被告签订2007年10月24日的协议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七原告主张肖×1意识不清，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王×2予以认可，就此王×2提交书面证人证言及肖×12007年12月27日的诊断证明书予以证明。因本案涉及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故各方当事人就肖×1签订协议当时是否意识不清，因牵涉利益关系，不能作为确定肖×1是否意识不清的定案依据。就王×2的举证，书面证人证言不满足法定证据条件，亦不具备法律上的证明力，本院难以采信，就肖×12007年12月27日的诊断证明书，虽然各方就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因为出现于签订协议之后，以签订协议后的精神状况反推签订协议当时的精神状况，逻辑性不严，不能作为评断的决定性标准，仅可作为参考。而就2007年12月27日签订当时的状况而言，协议书及变更监护人协议当时在场的徐×1、赵×1均陈述称肖×1意识清醒。虽七原告对于徐×1、赵×1能否认定肖×1意识清醒持有异议，但未举出反对证据。故七原告主张肖×1意识不清，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一事举证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就监护人一事，根据徐×1及赵×1的陈述，为肖×1设定监护人并非因为肖×1意识不清，仅为赡养及送往敬老院养老之便而设立。七原告虽辩称徐×1及赵×1关于监护人的定义与法律定义不一，因而不值得采信。但是考虑到徐×1、村委会、赵×1及敬老院非专业的法律人士，因而强行对本案中变更监护人协议中涉及的监护人做法律意义上的定义有所牵强。而且关于肖×1是否意识不清一事，七原告并无优势证据证明肖×1意识不清，故不能以设定监护人反推肖×1意识不清，没有民事行为能力。
就协议的瑕疵问题，七原告亦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七原告要求确认二被告于2007年10月24日签订的关于约定肖×1房产归属的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2014年3月10日，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王×1、盖×1、盖×2、郑×1、盖×3、盖×4、盖×5的诉讼请求。
王×1、盖×1、盖×2、郑×1、盖×3、盖×4、盖×5不服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上诉理由为原审认定小红门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徐×1、小红门乡敬老院赵×1到庭作证与事实不符，属认定事实不清，且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不当。
盖×6认可原审法院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2不认可原审法院判决，但未提起上诉。
原审第三人盖×7认可原审法院判决。
本院经审理，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作为被继承人肖×1的外孙或外孙媳、重外孙，因认为2007年10月27日盖×6与王×5订立的协议书侵犯其财产继承权利，于2013年11月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双方约定肖×1房产归属的协议无效。其主要诉讼理由为订立协议时肖×1神志不清，无民事行为能力。诉讼期间，作为对主张肖×1神志不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未对主张的事实提交相应证据，以证明其主张成立。而根据对方当事人王×2提交肖×1门诊手册，2007年12月底，其意识模糊，嗜睡状态的记载，但此时肖×1处于高烧期间。其意识模糊是因神智不清所致，还是因高烧所致原因不详。王×2提交的相应证人证言未到庭，依法不能被作为证据采信。况认定公民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应具备相应的条件且依法定程序进行。本案上诉人在肖×1生前怠于履行法律监护等职责，是其履职不当所致。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无法认定肖×1在2007年订立协议时神志不清，无民事行为能力。上诉人不认可小红门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徐×1、小红门乡敬老院赵×1的证人证言。经查，上述证人证言属人民法院依法收集，且原审法院庭审时经当事人质证，不属于原审法院审查事实不清。2007年10月24日，肖×1与盖×6、王×2达成的协议内容，是其各自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强制性法规。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王×1、盖×1、盖×2、郑×1、盖×3、盖×4、盖×5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王×1、盖×1、盖×2、郑×1、盖×3、盖×4、盖×5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伟
审 判 员 付 辉
代理审判员 李 丹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申峻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