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39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负责人：刘子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超，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存恩，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芳，女，1972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付红，山东融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超，山东融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与被上诉人闫芳保险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3民初2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该案民事判决，驳回闫芳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闫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撤销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具体理由如下：一、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为无效保险合同。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三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法院应该审查该保险是否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一审中闫芳自认非被保险人亲自投保，但法院却未审查是否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该保险金额，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且该审查系法律强制规定的法院职权行为，不需要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举证分配不符合法律规定。二、被保险人死亡原因不明，交通事故非造成被保险人死亡的原因，该事故也不属于意外事故。1、事故发生时，肇事车辆鲁AK78**车速为11公里每小时，在病历死亡记录和入院记录中显示1、胸部损伤：左侧创伤性湿肺？左侧肋骨骨折？左侧气胸？2、肺部感染；3、颅脑损伤：脑震荡？上述显示的伤情均是疑似，并未最终确诊；即使确诊，根据基本医学常识可以判断，上述伤情也不足以导致伤者死亡，由此可以看出，被保险人死亡的原因并非系多发性损伤造成。2、医院在未作尸检，且存在家属不予抢救的情形下，判断死亡原因为多发性损伤缺乏病理支持，也不符合基本的医学常识，该结论极其不负责任。3、被保险人生前患有肺癌、脑梗死后遗症、T2DM等疾病，在受伤后“治疗过程中患者家属拒绝治疗。”伤者在治疗过程中，不予治疗的结果肯定会导致死亡，但死亡的原因并非意外事故直接导致，在综合考虑伤者的疾病，意外得出的结论明显与现实不符。同时也可以得出多发性损失并不是死亡的原因，一审法院认定被保险人死亡系意外损伤事实不清。三、本案存在骗保可能。1、一审法院调取的对司机即被保险人女婿的第一次询问笔录：“看见一个老太太倒在我车的右侧”，第二次询问笔录“在祝舜路血液病医院西边发生的我撞到行人了，一个老太太”“下车后看到一个老太太倒在我车后右侧，然后这时老太太的儿子跑过来，然后老太太的儿子跟着上医院了，”“到目前为止给对方八万多了，有收条还有发票”；对被保险人儿子的询问笔录“然后我和肇事司机都打120了然后司机下车给我送得5000元钱治疗”；上述陈述内容，被询问人刻意隐瞒亲属关系。2、被保险人女婿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从辛祝小区出来到济钢高中办事去”，被保险人儿子询问笔录“从祝甸小区出来沿着祝舜路由东向西”；再根据从交警队调取的录像可以发现：女婿刘德有驾驶车辆停在摄像头可拍摄范围边缘，车辆停下后，被保险人及其子从该车辆下车后向前走，车辆向后倒了一点，退到摄像头拍摄不到的位置停下，停在路边未动，待被保险人走到两个摄像头监控的盲区，车辆发动，发生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存在诸多疑点，保险赔偿存在较大道德风险，被上诉人认为车和人影影像模糊，无法判断具体的车和人，但该证据系从交警队调取，交警队不可能提供和事故无关影像；调取证据时，交警指着影像陈述了事故的发生经过。一审法院对该事实未查清。
闫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肖红苹与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成立且真实有效。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以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三条中“人民法院审理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时，应主动审查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是否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规定，认为该项审查为法律强制规定的法院职权行为，不需其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是混淆概念。首先，上述规定中的审查指的是法院必须要进行的程序性行为，而法院进行审查的依据和前提是双方的举证，并非是法院必须依职权调查取证代替诉辩双方进行举证，也不是免除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已进行了充分的审查和说理，事实清楚，说理充分。其次，诉争的保险合同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即激活卡，激活卡上明确记载了投保方式，即通过网络等互联网渠道投保，不需要到柜台投保。且激活卡上的保险基本条款里也明确记载，“本激活卡须由投保人本人完成激活流程，一切凭本激活卡密码完成的激活流程，本公司均视为投保人本人行为”。肖红苹文化水平低，无法独立完成激活行为，须有闫芳协助，且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也默认凭激活码完成的投保行为均视为投保人本人行为。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不能依据其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加重闫芳的举证义务。若对格式条款有争议，也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也不能举证对闫芳的主张和合同的约定予以推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保险合同成立且真实有效，是正确的，应当予以维持。二、肖红苹的死亡与涉案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应当予以赔偿。闫芳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肖红苹死亡系因车祸伤引起的多发性损伤。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仅依据主观推断认定交通事故并非导致肖红苹死亡的原因缺乏事实依据。退一步讲，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认为交通事故与肖红苹自身存在的疾病综合作用导致肖红苹的死亡后果。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在与肖红苹缔结保险合同关系时，得知肖红苹的年龄时就应当而且肯定能预见到肖红苹可能存在自身疾病的问题。但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并未要求肖红苹到其指定的医疗机构查体，由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体检报告决定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是否承保。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仅要求被保险人是6到65周岁，身体健康，能正常学习、生活、工作或劳动者。肖红苹之所以能拿到激活卡，完全是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告知其可以投保，也证明了肖红苹是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认可的能够正常生活工作劳动的被保险人。因此，即使肖红苹自身存在疾病，其因最终因交通事故导致多发性损伤而死亡，该自身疾病也是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应该预见到且已经接受的风险，这也是“保险”的应有之义。三、案涉交通事故，仅是意外，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称为骗保完全是拒赔的托词。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依据案涉交通事故肇事方和伤者的特殊关系即推断闫芳骗保，但该推断并不能构成其免赔的事由。归根结底，本案是一起保险合同纠纷，赔偿应当依据双方预先设定的合同，本案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并未预先在合同中约定意外事故中的第三人与被保险人存在亲属关系，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即免赔。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仅凭主观推断就指称闫芳恶意投保、恶意骗保，未免太过牵强。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中对“主观恶意”规定应当以刑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其他结论性意见为依据。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的主观推断显然不能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闫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向闫芳支付意外伤害保险赔偿金33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闫芳提交《国寿综合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温馨卡（100）5份、温馨卡（200）3份和中国人寿官方网站激活卡保单查询信息8份。该8张温馨卡均载有“温馨卡（100/200）采用《国寿综合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短期保险基本条款》”字样，并载明温馨卡（100）的保险费为每份100元、温馨卡（200）的保险费为每份200元，保险期间为一年，保险合同生效日可在投保（激活）时指定，但不能早于投保激活日的第4日，且不能晚于投保激活日之后30日。温馨卡（100）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为3万元/份，温馨卡（200）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为6万元/份。上述8份激活卡均载明《国寿综合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简介，其中保险责任载明“一、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公司按本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保险金额扣除已给付伤残保险金后的余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免责条款载明免责情形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故意杀害、故意伤害”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短期保险基本条款》请登录网站查询，明确提示：“1、本卡供您投保（激活）使用，您需要在本卡规定的最后投保（激活）日期之前根据本卡所提供的方式进行投保（激活），保险合同生效后方能享受保险保障……3、您投保（激活）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4、本激活卡须由投保人本人完成激活流程，一切凭本激活卡密码完成的激活流程，本公司均视为投保人本人行为，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投保人本人承担；投保人在投保（激活）时须确保‘投保人本人已阅读本激活卡内容和条款内容，保险公司已对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并对责任免除条款、特别约定条款、职业除外条款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投保人本人愿意并遵守相关内容，自愿投保’……报案电话：9****”。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系统显示上述8份激活卡保单查询信息，其中5份温馨卡（100）的激活日期均为2015年2月13日，生效日期为2015年2月16日，3份温馨卡（200）的激活日期均为2015年2月13日，生效日期为2015年2月14日。8份激活查询信息所记载的卡号与闫芳提交的8份激活卡卡号一致，激活方式均为“网络”，均载明投保人、被保险人为肖红苹，性别女，证件号码：370827194904211042，手机号码为：1856021****，受益人为闫芳，系被保险人“子女”。2015年11月14日，济南市中心医院对肖红苹X线检查报告单载明“影像学意见：可疑左侧第6、7肋骨骨折并左侧创伤性湿肺、左侧气胸不能排除，请结合临床，建议进一步CT检查。”鱼台县人民医院住院病案首页载明“出院诊断主要诊断胸部损伤其他诊断肺挫伤肋骨骨折肺部感染颅脑损伤”，“损伤中毒的外部原因：行人在与小汽车、轻型货车或篷车碰撞中交通事故的损伤”，“死亡患者的尸检：否”。鱼台县人民医院死亡记录记载“诊疗经过：患者入院后给予详细查体，给予醒脑、静脉补液、营养脑细胞、抗生素控制肺部感染、保护胃黏膜及对症支持治疗。治疗过程中患者家属拒绝治疗，如出现呼吸心跳停止，患者家属拒绝气管插管接呼吸机、拒绝心肺复苏等抢救措施。并签署拒绝抢救告知书。患者于2015-11-2214:02心电监护示直线，呼吸、心跳停止，家属看过人后，宣布临床死亡。死亡原因：多发性损伤死亡诊断：1．胸部损伤：左侧助骨骨折、左侧气胸。”2015年11月13日11点37分和13点43分，客户姓名为闫芳的18560219380号码两次拨打95519，通话时长分别为3分13秒和5秒，该号码在2015年11月15日22点44分再次拨打95519，通话时长为6分3秒。闫芳提交的短信记录记载，闫芳于2015年11月13日13:30和2015年11月15日22:50收到电话号码为1069800095519的短信息，内容为“3-1尊敬的客户，请您携带下列资料办理意外医疗理赔：合同原件；出险人身份证件原件和银行卡；门诊或住院病历[中国人寿]”“3-2疾病诊断证明和化验单等医疗文件；医疗费发票和费用清单/处方单；社保已报销单证；意外事故证明；[中国人寿]”“3-3其他可确认事故性质／原因、申请人与出险人亲属／监护关系关系的资料[中国人寿]。”2015年12月18日，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历城区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载明“交通事故时间：2015年l1月13日11时25分交通事故地点：济南市历城区祝舜路049号路灯杆处……当事人情况：刘德有，男，汉族……肖红苹，女，汉族”2016年3月24日，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向闫芳出具《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尊敬的闫芳女士：……经核实：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未及时通知我公司，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公司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同时，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其已患严重影响我公司承保决定的疾病，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我公司非常遗憾地通知您：我公司不承担本次事故的保险责任，八份保险合同效力终止。”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自认，在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和保险卡单上均没有关于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投保前所患疾病的条款。另查明，案外人刘德有与闫芳系夫妻关系，肖红苹与案外人刘得有系岳母与女婿的关系。以上事实，由闫芳提交的温馨卡、鱼台县人民医院死亡记录、济南市中心医院X线检查报告单、通话记录、短信记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对双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1、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系统显示的8张激活卡查询信息显示，该8张激活卡的激活的方式是网络，手机号码为1856021****。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主张，考虑到被保险人的年龄及知识水平其不可能通过网络在我公司投保，应是他人代为，手机号码为其女婿刘德有的手机号，即应为刘德有为其投保，因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的激活系统系电脑自动根据投保人所提供的信息默认为真实信息，故上面显示投保人为肖红苹。闫芳主张肖红苹投保行为系闫芳在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方工作人员的指导进行操作的，操作时肖红苹在场并同意投保，保险费系肖红苹以现金方式交予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工作人员。
一审法院认为，闫芳提交的8份激活卡记载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短期保险基本条款》明确约定“本激活卡须由投保人本人完成激活流程，一切凭本激活卡密码完成的激活流程，本公司均视为投保人本人行为，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投保人本人承担”，根据由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官网打印的激活查询信息可知，涉案的8张保险卡均已激活且生效，闫芳虽自认该网络投保行为并非肖红苹本人所为，但闫芳主张该投保行为系肖红苹真实意思表示。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在该8张保险卡激活生效后至闫芳起诉前亦未对合同相对人提出异议，现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仅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推断该合同并非肖红苹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对闫芳的主张和合同的约定予以推翻，依据我国《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故法院对肖红苹与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成立保险合同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2、肖红苹的死亡与涉案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认为被保险人的伤情并不严重，事故发生后未在济南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结合事故发生时的车速，被保险人的伤情不至于导致身故，闫芳不抢救及被保险人自身的疾病，是被保险人死亡的原因。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为证明肖红苹的死亡原因系患有肺癌等多种疾病，车祸不足以造成其死亡，死者家属亦故意隐瞒肇事司机和死者间的关系的事实，提交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意见书、鱼台县唐马卫生院住院病例、医院住院系统查询照片、交警询问笔录和监控录像。其中，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委托鉴定人为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历城大队，被鉴定对象为鲁AK78**小型轿车，鉴定意见为“3、鲁AK78**小型轿车事故时行驶速度约为11km/h……”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提交的鱼台县唐马卫生院住院病例、医院住院系统查询照片记载肖红苹入院时间2015年8月12日，出院时间为2015年8月22日，主要诊断带状疱疹、T2DM、肺癌、脑梗死后遗症。交警询问笔录记载，询问人为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历城区大队工作人员，被询问人分别为刘德有、闫成松，在上述两份询问笔录中，被询问人未陈述刘德有与肖红苹的亲属关系，询问人亦未询问刘德有与肖红苹的关系。闫芳对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意见书、交警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闫芳认为事发当时为积水路段，对车速的路段是根据录像及车身尺寸推断而得，其依据的录像未直观反映事发现场，不能作为对车速进行计算的直接依据。闫芳主张，在交警询问时刘德有和闫成松仅为对交警询问的陈述，陈述的内容与交警发问有关，是由交警发问，被询问人回答，内容依照交警部门内部格式，被询问人如此回答是为了区分肇事方和伤者，仅凭询问笔录无法得出被询问人存在主观恶意。闫芳对监控录像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录像未直接展示事故现场，首先不能仅凭对车和人的模糊的影像即推断该影像为肇事方及伤者。闫芳对鱼台县唐马卫生院住院病例及医院住院系统查询照片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均为复印件及照片的打印件，照片未显示出具该诊断的单位，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提供的三份卫生院证据，均未加盖卫生院公章，未有权力机构对该证据负责，闫芳不予认可。法院认为，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认定案外人刘德有驾驶机动车造成肖红萍受伤的事实，根据济南市中心医院、鱼台县人民医院出具的病历、报告等可知，肖红萍损伤的外部原因系行人在与小汽车、轻型货车或篷车碰撞中交通事故的损伤，肖红萍的死亡原因系多发性损伤，虽然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通过事故发生时车速不足以造成死亡和案外人刘德有、闫成松在交警部门做询问笔录时未陈述刘德有与肖红萍的亲属关系等情况推断肖红萍死亡并非由车祸造成，系患有肺癌等多种疾病及家属放弃治疗造成，但上述主观推断均无法推翻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即便家属放弃治疗也不是导致肖红萍死亡的根本原因，故法院对肖红萍死亡系由案外人刘德有驾车导致肖红萍受伤所致，肖红萍死亡与车祸间具有因果关系的事实予以认定。3、关于闫芳是否迟延报案的问题。认为首先该号码应该为闫芳的名字，但实际使用人为刘德有，交通事故认定书及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提交的录音均可以证实；2015年11月13日11点37分48秒显示的通话记录，虽然为95519，但是我公司的电话录音当中并没有该信息，肇事车辆所投保的车辆险是人寿财，其报案电话也为9****，该通话应向车辆商业险进行报警的记录，至于第二次95519的通话因显示的时间是5秒钟，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内容，2015年11月15日第三次通话记录是刘德有向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进行咨询，而不是报案。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提交刘德有2015年11月15日咨询电话录音及闫芳2016年2月份电话录音一份，证明闫芳亲属在事故后仅进行了一次电话咨询，未及时进行报案。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自认，双方未就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的报案时限进行明确的书面约定。法院认为，案外人刘德有与闫芳系夫妻关系，在事故发生后，夫妻一方使用另一方手机号码报案符合日常生活习惯；根据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向投保人提供的保险卡记载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方的报案电话为9****，对于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主张，其公司电话录音当中并没有闫芳于2015年11月13日11点37分48秒的报案信息其财险的报案电话也为9****的情况，法院认为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向闫芳提供的保险卡中记载的报案电话即为9****，无论是财险还是人身险均是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与闫芳无关。从闫芳提交的通过记录和短信记录可知，闫芳已经履行了向95519报案的义务。肖红苹发生事故的时间为2015年l1月13日11时25分，闫芳拨打95519报案电话的时间为2015年11月13日11点37分、13点43分和2015年11月15日22点44分，闫芳于2015年11月13日13:30和2015年11月15日22:50收到电话号码为1069800095519的短信息，内容为确认闫芳应提交的相关资料名称，且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亦自认，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方提供的保险条款中并未对报案时限明确约定，故法院对事故发生后闫芳依据合同约定及时向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进行了报案的事实予以确认。4、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提交案外人刘德有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加盖紫金财保和新华人寿保险济南公司理赔章的火化证明，证明被保险人亲属分别从紫金财险、新华人寿、中国人寿、中国人寿财险公司进行过理赔。闫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投保属于公民的权利，该紫金财险为肇事车投保的交强险，该新华人寿保险为闫芳母亲肖红苹投保的意外医疗保险，闫芳母亲肖红苹有家属在保险公司工作，投保多份保险为人之常情，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由此得出闫芳方存在主观恶意，太过草率。法院认为，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直接证明闫芳恶意投保、理赔的事实，亦不能推翻闫芳提交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故法院对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所提交的上述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定。综上所述，闫芳向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购买《国寿综合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温馨卡（100）5份、温馨卡（200）3份，双方保险合同成立，且因该合同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成立并生效。根据前文认定，案外人刘德有驾驶机动车造成肖红萍受伤，且该损伤造成肖红苹死亡，事故发生后，闫芳及时向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报案。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抗辩称肖红苹死亡并非由涉案交通事故造成，该交通事故存在诸多疑点、闫芳有恶意骗保的可能等，均是凭借主观推断得出，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但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并未提交充分的、能够推翻闫芳所证明的事实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的上述抗辩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主张的受益人未及时报案、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其所患疾病等，均未举证证明保险合同双方就受益人报案时限和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履行如实告知所患疾病义务进行了约定。且闫芳在事故发生当日即拨打了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提供的报案电话，应视为闫芳在事故发生后及时向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报案。投保人肖红苹的死亡原因为多发性损伤，与其生前所患疾病无关，即便投保人在投保时有如实告知的义务，该义务的是否履行与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是否应当向受益人赔付保险金亦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故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拒绝向闫芳理赔的抗辩事由均不成立，依据保险合同约定，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应当履行合同义务，依约应向受益人即闫芳赔付《国寿综合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温馨卡（100）保险金15万元（5万元/份乘以5份）和温馨卡（200）保险金18万元（6万元/份乘以3份），共计33万元。故闫芳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闫芳支付保险金33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50元，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负担。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1、合同效力问题；2、肖红苹死亡的原因及与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问题；3、本案是否存在骗保问题。对于焦点1，涉案保险合同系以激活卡的形式订立，合同中虽有激活卡须由投保人本人完成激活流程的约定，但并未对他人协助投保人办理网上激活流程作出禁止性规定，故闫芳有关经肖红苹同意，协助其办理网上激活流程的陈述并未违反双方合同约定。双方保单提示条款中另约定：一切凭本激活卡密码完成的激活流程，本公司均视为投保人本人行为。根据该约定，保险卡激活后，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即默认投保行为视为投保人本人行为。综上，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以不能证实经过投保人本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为由主张保险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焦点2，本院认为，肖红苹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经抢救无效死亡，鱼台县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推断书中确认肖红苹的死亡原因系多发性损伤。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肖红苹的死亡与涉案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并无不当。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对此提出异议，主张交通事故并非导致肖红苹死亡的原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焦点3，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主张本案存在骗保的可能，仅是其单方推断，其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人寿保险济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50元，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梅
审判员 宋海东
审判员 高 静
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
书记员 王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