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绍商终字第5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鉴湖支行。
负责人叶寅。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陈显明。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昌丽家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尉岳昌。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胡祥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菲飞羽绒制品厂。
负责人毛建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建明。
上述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金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根夫，现服刑于浙江省第二监狱。
绍兴昌丽家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丽公司）诉绍兴市菲飞羽绒制品厂（以下简称菲飞厂）、毛建明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3日作出（2010）绍越商初字第157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昌丽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2年3月24日作出（2012）浙绍民申字第2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经审理，本院于2012年9月4日作出（2012）浙绍商提字第3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中，原告昌丽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并申请追加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鉴湖支行（以下简称绍兴银行）、顾根夫为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予以准许并于2014年4月2日作出（2012）绍越商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绍兴银行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10年6月中旬，被告菲飞厂负责人毛建明向时任原告财务总监顾根夫提出，由顾根夫帮助菲飞厂向原告借款200万元，用于偿还债务。6月下旬，顾根夫因赌博输钱，欠下大额债务，即产生由菲飞厂向原告借款1000万元，将200万元以外部分用于其赌博翻本的想法。顾根夫遂向毛建明谎称200万元太少，原告不同意出借，要求菲飞厂借款1000万元。毛建明同意向原告借款1000万元，两人同时商定由菲飞厂借用其中的250万元，其余的750万元顾根夫谎称将用于帮助朋友向银行转贷。为取得原告信任，顾根夫与毛建明经商量，以菲飞厂仅将该款用于向银行转贷时提供资信证明，无需将该款从帐户中转出为由，向原告借款，并由顾根夫事先刻制两枚“顾根夫印”名章，其中一枚作为银行预留印鉴（事先已由毛建明前往绍兴银行办理了新预留印鉴启用手续）交给原告方沈美丽保管，另一枚则由毛建明和顾根夫用于取款。2010年7月1日，原告与菲飞厂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菲飞厂向原告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0年7月1日至2010年7月4日，书面协议未约定利息，顾根夫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上签字。毛建明同时口头承诺该笔借款只用于为其工厂向银行转贷提供资信证明，存放于其银行帐户不动用。毛建明还将已预留在绍兴银行的“顾根夫印”名章交由沈美丽保管。同日，在菲飞厂向原告出具1000万元借条，并由毛建明支付给原告利息10万元（该款由顾根夫和毛建明事先商定先各出5万元，毛建明支出的5万元将由顾根夫事后支付给毛建明）后，原告通过本票形式向菲飞厂交付借款1000万元。当日下午，毛建明利用事先刻制的另一枚“顾根夫印”名章，将该1000万元中的250万元从菲飞厂的银行帐户中转账用于归还欠款，另750万元顾根夫按照事先约定以帮助朋友转贷为由，要求毛建明转入其个人银行帐户。毛建明通过其朋友公司帐户，将该750万元经其个人丰收卡帐户转划至顾根夫个人丰收卡帐户。当晚，顾根夫即携款经由深圳、泰国转赴澳门赌博，后在二日内将该750万元款项挥霍殆尽。2010年7月13日，顾根夫被公安机关抓获。公安机关从顾根夫处扣押现金36500元，并于2010年10月22日发还给原告，其余赃款未追回。2011年6月22日，本院作出（2011）浙绍刑初字第31号刑事判决书，判处顾根夫无期徒刑。2011年9月2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另菲飞厂已归还给原告250万元，其中2010年7月6日200万元，2011年1月24日归还470009.51元。
原审另认定，经绍兴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原告保管的“顾根夫印”印章与毛建明所持的“顾根夫印”印章，两者内容基本一致，但相互间规格不同，边框宽窄、文字笔画粗细、笔画边棱光洁度等均不相符，“根”、“夫”、“印”等字的笔画与印边框之间的搭配不一致，“顾”、“印”等字的写法有差异。经比较两枚印文的规格特征和细节特征存在明显差异，重叠比对两者不能重合。
原审认为，顾根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欺骗手段，通过事先刻制两枚印章，与菲飞厂的负责人毛建明商定以菲飞厂的名义向原告借款1000万元，其中菲飞厂使用250万元，其余750万元由顾根夫使用。讼争款项的借款人是被告菲飞厂，其违背仅将款项用作资信担保，不作其他用途的约定，已实际使用其中的250万元，而毛建明作为菲飞厂的负责人，实际参与并操作了整个借款过程及银行取款的过程，其将事先预留在银行印鉴的印章交付给原告保管，而后又通过另一枚印章取得款项。而这种违约行为的意思，菲飞厂、毛建明及顾根夫在借款合同成立之前已经产生，且是菲飞厂的负责人毛建明与顾根夫商定好的。同时，毛建明作为个人独资企业菲飞厂的投资人及实际负责人，菲飞厂由其实际控制并运作，其个人意志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行为，故原审认为被告菲飞厂、毛建明及顾根夫具有共同的欺诈故意，采取欺骗手段，致原告交付借款，导致款项至今未能全部追回，因此，被告菲飞厂、毛建明与顾根夫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之一是被告绍兴银行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原审法院认为虽然绍兴银行与被告菲飞厂、毛建明、顾根夫不存在共同欺骗转移使用1000万元款项的故意，即不存在共同的故意。但是银行对储户资金的安全有保障责任，不但对储户有安全保障义务，也关系到社会公众对银行业的整体认同。如储户认为存入银行的款项是不安全的，将动摇整体金融体系，损害整体的经济利益。正因如此，原告以持有了预留的“顾根夫印”印章，而认为存入绍兴银行帐户的款项是安全的，作为银行应当充分且完全的依据法律规定保障该资金的安全。绍兴银行经办讼争1000万元款项的工作人员在公安部门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如果没有三颗印签，1000万元银行本票是无法转入菲飞厂的账户，银行也不会给他操作的。换言之，绍兴银行并不以款项的所有人作为能够办理支取业务的判断标准，而是以款项支取时是否符合存款时的约定为标准，并以此作为规则确定款项是否可以被支取。这种规则的设定，不但是银行履行与储户之间合同的需要，也是建立一个完全、可信赖的金融体系的需要。绍兴银行未完全依据该规则进行业务结算，对印签审查不严，存在过错，为被告菲飞厂、毛建明及顾根夫实施侵权行为提供了条件，致使1000万元款项被转移，客观上造成了原告款项至今无法全部收回的损失。虽然绍兴银行与被告菲飞厂、毛建明、顾根夫无共同的故意，但绍兴银行的过失行为与被告菲飞厂、毛建明、顾根夫的故意行为直接结合，共同造成了原告的损失。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以折角核对印签应否承担客户存款被骗取的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规定，“折角核对虽是现行《银行结算会计核算手续》规定的方法，但该规定属于银行内部规章，只对银行工作人员有约束作用，以此核对方法核对印鉴未发现存在的问题而造成客户存款被骗取的，银行有过错，应当对不能追回的被骗款项承担民事责任。”综上，该院认为被告绍兴银行应对原告的损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的另一个争议焦点是原告对被告绍兴银行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绍兴银行的工作人员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办理银行预留印鉴卡时，是毛建明一个人来办理的。即原告并不在场，原告是后来拿到“顾根夫印”的，并不是在绍兴银行预留完毕后当场拿到的。虽然原告在2010年7月就发现了款项被取走并提起了借贷纠纷诉讼，但是原告抗辩其当时并不清楚款项被取走的真正原因，是在2011年4月26日绍兴晚报报道后，原告才知道顾根夫同时刻了两个印章，但留在银行的印签是哪个原告还不能确定，到本院对顾根夫的刑事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后，原告才知道其保管的印签是银行预留的印签，是银行对印签审查不严。该院认为原告的上述抗辩存在可信性，因为存在两枚“顾根夫印”的情况下，还有一种可能是毛建明交给原告方的是私刻的“顾根夫印”，而不是银行预留的“顾根夫印”，这种情况下，毛建明在银行取款时使用的就是预留的印鉴，银行审查过程中就没有问题。而银行预留印鉴与实际取款使用的印签不一致是在顾根夫的刑事案件中查明的，一般情况下刑事案件调查的过程中，原告也无法知道案件的具体情况，原告抗辩其根据刑事判决书才知晓款项被取走的真正原因，也符合常理。同时绍兴银行也未举证证明原告方在款项被取走时已知晓预留印签与取款使用的印签不一致的情况。故该院认为原告于2012年10月12日向法院书面申请追加绍兴银行为本案共同被告并对其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原告主张的损失本金及利息损失，该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在向被告菲飞厂交付借款本金1000万元之前，已先收取了10万元的借款利息，而利息按规定应该是在借款交付之后支付的，故原告实际交付给被告菲飞厂的借款本金只有990万元。而在2010年7月1日借款的当日，被告毛建明即将款项从银行账户全部取出，即从该日起，原告的权利已实际被侵害，故原告从2010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理由正当，但应按本金990万元为基数计算。被告菲飞厂于2010年7月6日归还给原告200万元，故自2010年7月6日起应按本金790万元计算利息损失。后公安机关在抓获顾根夫时扣押现金36500元，并于2010年10月22日发还给原告方，故自2010年10月22日起应按本金7863500元计算利息损失。被告菲飞厂于2011年1月24日归还原告470009.51元，而刑事判决书中载明案发后非飞厂归还的金额一共为250万元，故该院按归还50万元计算，从2011年1月24日起应按本金7363500元计算利息损失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且原告最终的本金损失应为73635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绍兴市菲飞羽绒制品厂、毛建明、顾根夫、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鉴湖支行应连带赔偿给原告绍兴昌丽家私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7363500元，并赔偿自2010年7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0年7月5日止按本金990万元计算；自2010年7月6日起至2010年10月21日止，按本金790万元计算；自2010年10月22日起至2011年1月23日止，按本金7863500元计算；自2011年1月2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本金7363500元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绍兴昌丽家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绍兴银行不服原审判决，提出上诉称：1.一审认定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昌丽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银行应对储户资金的安全有保障责任……原告以持有了预留的“顾根夫印”印章，而认为存入绍兴银行帐户的款项是安全的，作为银行应当充分且完全的依据法律规定保障该资金的安全”，对此，上诉人认为，银行的确需对储户资金的安全依法负有保障责任，但在绍兴银行开设银行结算帐户的是菲飞厂，并非是昌丽公司，1000万元汇入菲飞厂在绍兴银行开设的帐户后，则归菲飞厂支配，上诉人提供银行结算服务，不存在侵害昌丽公司资金安全的情形，上诉人不知道被上诉人持有预留“顾根夫印”印章的事实，也不知道昌丽公司与菲飞厂之间是否有私下的承诺，绍兴银行与昌丽公司之间更无关于资金监管的约定；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以帐户款项支取时是否符合存款时的约定为标准，并以此作为规则确定款项是否可以被支取，认定上诉人未完全依据该规则进行结算，对印鉴审查不严，存在过错，为被告菲飞厂、毛建明及顾根夫实施侵权行为提供了条件。上诉人认为，被告菲飞厂、毛建明及顾根夫共同实施的侵权行为实施成功应该是以原告交付借款为判断标准的，此后1000万元进入菲飞厂帐户，自然不可能会存在侵犯昌丽公司资金所有权的情形，因此，在侵权行为已实施完毕之后办理银行结算的行为，何来为侵权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条件。其次，上诉人是依据支付结算办法等规定办理银行结算业务，具体凭开户企业预留银行印签办理，上诉人在办理菲飞厂委托的支付业务过程中，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上“顾根夫印”印签与银行预留的“顾根夫印”印签无异，肉眼核对及用折角法辨认，仍无法识别，上诉人已尽到了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如果要将对印签审查义务扩大到印章真伪的认定，将银行应尽的注意义务扩大到运用刑事侦查技术方能鉴别出的专业责任，则是有违《票据法》和行业惯例的，退一步说，即使银行在审查时主观上有过错，但是银行的过错并不必然导致其承担侵权责任，因为毕竟银行是票据付款人，非票据的债务人，银行在出票人存款范围之内承担付款的义务，银行作为委托付款人，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仅是对委托人开户单位的损失承担责任，在本案中，上诉人办理的是菲飞厂负责人毛建明亲自经办的银行结算业务，上诉人对印签核对行为是否存在过失，均不可能对菲飞厂产生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绍兴银行的过失行为与被告菲飞厂、毛建明、顾根夫的故意行为直接结合，共同造成了原告的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以折角核对印签应否承担客户存款被骗取的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规定认定上诉人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缺乏依据。昌丽公司不是上诉人的存款客户，菲飞厂办理相关的银行结算业务不可能产生其帐户内资金被骗取的结果，根据“谁的钱进谁的帐，归谁支配”的原则，显然，昌丽公司的1000万元一旦汇入即发生资金所有权的转移，获得是依据借款合同享有的债权，菲飞厂有权支配并使用其帐户内资金，至于菲飞厂与昌丽公司是否有承诺，是否违反承诺，则与上诉人无关，更不构成对上诉人的约束；2.一审法院认定昌丽公司主张权利不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事实上，昌丽公司在2010年7月公安机关进行印签鉴定及下达鉴定结论后实际已知晓毛建明在办理银行业务结算申请时使用的不是预留的“顾根夫印”，在（2010）绍越商初字第1579号案件起诉时就应当知道1000万元是如何对外支付的，现一审法院认定昌丽公司对上诉人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是有意偏离事实所作的错误认定；3.一审法院在确定责任分担时不考虑原告的过错及适用连带赔偿责任是错误的。即使昌丽公司的主张成立也应当考虑昌丽公司自身的过错因素，判令其自行承担一定份额的损失，同时，一审判令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也不符合法律规定；4.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根据（2012）浙绍商提字第3号民事裁定启动了重审程序，在重审期间，昌丽公司改变了请求权的行使方式，以侵权纠纷提起诉讼，但仍然是基于借款合同改变行使请求权，一审法院追加上诉人作为本案被告缺乏依据，程序违法，同时，一审判决未对上诉人在庭审答辩中提出的意见作出任何裁判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驳回原审原告昌丽公司对上诉人的起诉。
被上诉人昌丽公司辩称，1.昌丽公司通过持有菲飞厂银行留底印签的方式，保留了本案1000万元资金的处分权，处分权是所有权的核心，所以昌丽公司实际上对该1000万元资金保留所有权，昌丽公司为了控制该项资金，使用了必要且合理的安全手段，如不发生绍兴银行审查失误，足以保障所有权属于昌丽公司的前述资金的安全，昌丽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2.绍兴银行在审查印签时的过失行为与菲飞厂、毛建明、顾根夫骗取、转移款项的故意侵权行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对昌丽公司1000万元资金所有权的侵权，在法律上属于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该侵权行为与昌丽公司财产受到损害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绍兴银行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绍兴银行作为提供结算服务的金融机构，无论从契约关系还是从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均明确要求其对结算服务过程中的资金入出帐承担审慎、勤勉的审核义务，以确保客户的资金安全，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然而，在本案中，对于如此明显的与预留印签不相一致的顾根夫名章，绍兴银行没有在审核中发现，却根据非预留印鉴的顾根夫名章办理银行划款业务，显然存在疏忽大意的过错；3.绍兴银行关于办理该1000万元资金划转手续的毛建明与资金账户开户人菲飞厂的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人，该划转行为是菲飞厂的真实意思，绍兴银行并不负有侵权责任的辩称意见，并无法律依据。根据票据的无因性及文义性，菲飞厂法定代表人毛建明办理存款划转不应当成为绍兴银行办理资金划转的合法理由，绍兴银行应当在审核票据及预留印签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办理票据业务，而正是由于绍兴银行未能审核出印签的明显不同，导致昌丽公司的资金所有权被侵犯；4.本案未超出诉讼时效。本案中昌丽公司是看到2011年4月26日《绍兴晚报》关于顾根夫澳门赌博输光了750万元的报道具体内容后才知晓涉案款项是由于绍兴银行未尽审核业务才被毛建明划转的，并非是绍兴银行所称2010年9月19日《鉴定文书》结论通知之日，从越公刑鉴通字（2010）1989号《鉴定结论通知书》来看，上面签署的受通知人是毛建明，且昌丽公司是在2012年2月25日向绍兴中院提起再审时已经明确要求绍兴银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其诉请不存在超过时效的问题；5.一审法院依照昌丽公司的申请，追加绍兴银行参加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菲飞厂、毛建明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顾根夫辩称，当时借钱的时候，我的两枚印章全部在毛建明手上，但那时毛建明的主要目的是到银行去冒领这个钱的，而不是为了欺骗昌丽公司。同时，刑事案件已经将本案定性为诈骗，刑事判决要求追缴赃款，现在一审判决又让我承担民事责任，这两者可能存在矛盾。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本院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四个：1.上诉人绍兴银行应否对被上诉人昌丽公司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2.原审确定的责任承担方式是否正确？3.被上诉人昌丽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有否超出法定的诉讼时效？4.原审追加绍兴银行参加本案诉讼，是否构成程序违法？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绍兴银行应否对昌丽公司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绍兴银行应对昌丽公司的损失承担35%的赔偿责任。具体理由是：1.本案侵权客体应为昌丽公司的资金所有权。本案中，顾根夫、毛建明合谋商定，以菲飞厂仅将借款用于向银行转贷时提供资信证明，无需将该款从帐户中转出为由，向原告昌丽公司借款，并由顾根夫事先刻制两枚印章，其中一枚银行预留印鉴交由昌丽公司的沈美丽保管，在将昌丽公司的1000万元的银行本票入帐后用另一枚印章将款项取出，顾根夫、毛建明对原告昌丽公司实施欺诈行为的事实是明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之规定，顾根夫、毛建明系以欺诈手段取得该银行本票，故菲飞厂不享有该1000万元银行本票的票据权利，也不享有相应的资金所有权。另外，从顾根夫案的刑事判决来看，该刑事判决也认定顾根夫诈骗案的受害人为昌丽公司。故本案1000万元银行本票虽已进入菲飞厂的帐户，但其所有权仍然归属于昌丽公司。本案侵权责任纠纷的侵权客体应为昌丽公司所有的1000万元资金所有权，昌丽公司对于该笔资金损失有权向相关责任主体主张侵权责任；2.绍兴银行在办理案涉资金结算业务中存有过错，且过错与昌丽公司的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毛建明使用事先刻制的与银行预留印鉴卡上不一致的“顾根夫印”名章，将划入菲飞厂银行帐户内的上述1000万元资金转出，绍兴银行在经办上述业务过程中，采用折角核对方式予以审核但未能有效识别出规格特征和细节特征明显差异、重叠比对两者不能重合的伪造“顾根夫印”印章，其过错明显，银行的这一过失行为客观上给顾根夫的诈骗犯罪行为开了方便之门，如果银行审查把关严格，犯罪也就不能得逞，银行的过失行为与昌丽公司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因果联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以折角核对印鉴应否承担客户存款被骗取的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规定，“折角核对虽是现行《银行结算会计核算手续》规定的方法，但该规定属于银行内部规章，只对银行工作人员有约束作用，以此核对方法核对印签未发现存在的问题而造成客户存款被骗取的，银行有过错，应当对不能追回的被骗款项承担民事责任”，故上诉人绍兴银行不能以已尽折角核对审核义务为由主张免除自身责任，其应对昌丽公司不能追回的款项承担赔偿责任；3.绍兴银行应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适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顾根夫、毛建明的欺诈行为与绍兴银行的过失行为相结合造成了昌丽公司的损失，顾根夫、毛建明与绍兴银行没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其欺诈行为及过失行为分别构成损害结果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故本案属无意思联络的数人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并结合绍兴银行的过错程度及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由被告绍兴银行对原告昌丽公司未能追回的损失承担35%的赔偿责任，被告毛建明、顾根夫承担65%的赔偿责任。由于被告毛建明作为个人独资企业菲飞厂的投资人及实际负责人，其意志影响到公司的行为，故菲飞厂应与毛建明、顾根夫对原告昌丽公司的损失在65%的赔偿责任范围内互负连带责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原审确定的责任承担方式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不符合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中加害行为直接结合的情形。对于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加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的情形，其构成要件为：各行为人的行为均为积极的加害行为、各行为人的行为相互直接结合，各行为人的行为均为发生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损害结果具有同一性。所谓直接结合是指数个行为结合程度非常紧密，凝结为一个共同的加害行为，共同对受害人产生了损害，对加害后果而言，各自的原因力和加害后果无法区分。而本案中，绍兴银行在经办涉案资金结算业务上的过失行为并非积极加害行为，该行为与顾根夫、毛建明的侵权行为亦不具有关联共同性，而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且该行为亦并非损害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故本案不符合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直接结合构成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绍兴银行没有与顾根夫、毛建明、菲飞厂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基础，故原审确定由绍兴银行与菲飞厂、顾根夫、毛建明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当，依法应予纠正。关于上诉人提出原告昌丽公司自身存有过错，应承担部分责任的意见，本院认为，在案事实不能表明昌丽公司对其财产损失存有过错，上诉人的该项上诉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关于被上诉人顾根夫提出刑事判决已判令对其追赃，现判令其承担民事责任，两者相互冲突的辩称意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根据上述规定精神，本案中，在依法对顾根夫追缴赃款后仍不能弥补损失的，昌丽公司可以有权向人民法院就未退赔部分提起损害赔偿民事诉讼。本案中，顾根夫主观上存在占有他人合法财产的故意，事实上已侵犯了昌丽公司的财产权利，造成了相应的财产损失，其行为同时构成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其承担刑事责任不影响其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昌丽公司以绍兴银行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有否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虽昌丽公司于2010年7月在发现款项被取走后以菲飞厂、毛建明为被告提起了借贷纠纷诉讼，但并无证据证明其于当时就知晓款项被取走所涉绍兴银行方面的因素，而顾根夫案刑事一审判决直至2011年6月22日方才作出，昌丽公司称其于2011年4月26日绍兴晚报报道后才了解到顾根夫同时刻制了两枚印鉴，毛建明以非银行预留印鉴从绍兴银行取出案涉款项的事实符合客观实际，较为可信。其在（2010）绍越商初字第157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后于2012年10月12日向原审法院书面申请追加绍兴银行为被告并对其主张权利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即原审追加绍兴银行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是否构成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案件经再审发回重审的，当事人的诉讼争端重新回到一审宣判前的状况，当事人可以按照一审程序的规定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中，昌丽公司系在其与菲飞厂、毛建明企业借贷纠纷被本院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后变更诉讼请求并申请追加绍兴银行为被告的，原审准许昌丽公司的申请并追加绍兴银行为被告，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2）绍越商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绍兴市菲飞羽绒制品厂、毛建明、顾根夫应赔偿被上诉人绍兴昌丽家私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4786275元（7363500×65%），并赔偿该款自2010年7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被上诉人绍兴市菲飞羽绒制品厂、毛建明、顾根夫互负连带赔偿责任；
三、上诉人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鉴湖支行应赔偿被上诉人绍兴昌丽家私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2577225元（7363500×35%），并赔偿该款自2010年7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
四、驳回被上诉人绍兴昌丽家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261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7614元，由绍兴昌丽家私有限公司负担1505元，绍兴市菲飞羽绒制品厂、毛建明、顾根夫连带负担49471元，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鉴湖支行负担266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2614元（已由上诉人绍兴银行预交），由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鉴湖支行负担25415元，绍兴昌丽家私有限公司负担4719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单卫东
审 判 员 刘 艳
代理审判员 赵启龙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