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1283民初7340号
原告：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金茂大厦3区18楼。
法定代表人：张增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语、何洁，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告：徐学平，男，1953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泰兴市。
被告：戴春生，男，194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泰兴市。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荣华、杨雅，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公司）与被告徐学平、戴春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8日立案受理后，于同年11月14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语、何洁，聂荣华、杨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化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徐学平、戴春生向原告交付475吨苯乙烯单体货物，价值人民币5111000元，并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53330元；2、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2年8月6日，原告与张家港保税区中茂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茂公司）以传真方式签订了编号为“120806中贸-
江苏”的《采购合同》，原告向被告采购500吨（+/-5%）苯乙烯单体，合同金额为人民币为5380000元（+/-5%）。合同约定交货时间为2012年8月10日前。2012年10月17日，原告通过银行向中茂公司转账支付了货款人民币5111000元。中茂公司并未按时交付货物。原告多次催要，至今一直未履行交货义务。根据合同约定，中茂公司逾期交货，应当支付合同标的总额3%的违约金，计人民币153330元。2015年3月23日，中茂公司的清算组成员（原股东）徐学平、戴春生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向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同时，被告徐学平、戴春生于2015年3月23日向登记机关提交了“公司清算如有遗留问题由股东承担全部责任”的书面承诺。根据法律规定，被告徐学平、戴春生应对中茂公司欠付原告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提供以下证据：
一、1、编号为“120806中贸-
江苏”的采购合同，证明2012年8月6日，原告向中茂公司采购500吨苯乙烯单体，金额为人民币5380000元。合同约定交货时间是2012年8月10日前。
2、中茂公司向原告开具的编号为“06372776”、“06372777”、“06372778”、“06372779”、“06372780”增值税专用发票5张，合计人民币5111000元；《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1张，证明原告于2012年10月17日向中茂公司支付了5111000元货款，中茂公司收到了该笔货款。
3、《受案回执》2份，证明原告分别于2013年12月17日、2014年3月26日向上海市浦东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
4、中茂公司的股东会决议（2014年12月26日、2015年3月23日）2份、清算报告（2015年3月23日）1份，中茂公司的基本信息及《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2015年3月24日）各1份，证明2015年3月23日，被告徐学平、戴春生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向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公司注销登记，违反了法律规定。在清算过程中，被告向公司登记机关做出“公司清算如有遗留问题由股东承担全部责任”的承诺。
5、常州泰岳化工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岳公司）、常州市同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乐公司）的工商信息资料，证明中茂公司与上述两公司系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戴永忠。
6、编号为120816中茂9月-江苏（以下简称120816号）的采购合同和编号为120801中茂9月-江苏（以下简称120801号）的合同，证明原告曾经向被告采购另外两单货物，与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发票汇总中第7-11项和17-21项的两单货相抵销。
二、1、罗一的《劳动合同》、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683号案件中罗一的谈话笔录、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二（商）初字第513号案件的庭审笔录，证明罗一系原告的员工，罗一承认其向中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戴永忠借得大额现金，戴永忠也承认，双方存在不正当的经济往来。
2、中茂公司、同乐公司、泰岳公司的工商信息资料，证明三家公司是由戴永忠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
三、2016年11月8日中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戴永忠与原告员工交流的录音及录音整理资料，证明戴永忠与原告进行沟通，并同意原告就沟通情况进行录音，录音内容明确以下事实：1、2013年12月，原告曾前往中茂公司希望将双方交易账目核对清楚，但因为中茂公司的原因，导致双方未能核对，中茂公司认可双方目前账目不清。2、戴永忠承认尚有本案的475吨的货未交付。3、戴永忠系中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四、常乐公司在（2016）沪0115民初41037、41038号两案中，向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的举证意见、函件及附件，证明被告提交的销售数量为475吨的销售发票，中化公司已经实际交货。被告所称的上述销售发票项下的同乐公司收货权利，与编号为“120801中茂9月-江苏”的采购合同项下的被告交货义务相抵销，与事实不符。
被告徐学平、戴春生辩称，1、从诉讼时效来看，原告的起诉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期间。原告在诉状中称交付时间为2012年8月10日前，且合同约定为货到付款，至原告2016年9月28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两年。2、从本案讼争的往来来看，本案的原告以及中茂公司均从事期货交易，双方长期发生业务往来，在本案原告付款期间，双方各有两笔475吨开票付款的往来，根据期货交易的特征，双方对该两笔货物均予以抵销。这两笔交易中茂公司稍有亏损，但这是期货交易的特征。3、从双方的交易往来来看，原告和中茂公司的账目都是单项列明的，截止2012年9月30日，原告尚有人民币6615000元在中茂公司帐上。后双方在交易中已结清货款。4、从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称罗一涉嫌职务侵占来看，职务侵占是公司员工对公司的财产进行侵占。原告也认为，包括本案货物的所有权及控制权在原告。据此，应当认定被告已经交付货物。5、从法律规定来看，若两被告要承担责任，也只应当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理由是：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对公司的终止进行了规定，本案中，两被告承诺公司清算如有遗留问题，则承担责任，不是原告所依据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五条、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另外，根据本案的证据，两被告在中茂公司清算时，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了公告通知债权人的义务，清算过程没有瑕疵。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为证实抗辩理由，被告提供以下证据：
一、1、《张家港保税区中茂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资产、负债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证明截至2014年6月30日，中茂公司账面资产总额761941.68元，负债总额0元。截止2015年3月23日，中茂公司已将货币资金761941.68元分配给股东及用于公司清算，其中支付徐学平722000元，支付戴春生38000元，其他1941.68元用于公司清算过程中的支出，公司除上述货币资金外，其他资产为0元。
2、证明，证明2012年10月16日原告向中茂公司传真往来余额询证函，原告确认截至2012年9月30日，原告尚有6615000元在中茂公司账上。
3、原告采购中茂公司货物的往来明细、发票及付款依据，证明截止2012年12月31日，原告与中茂公司之间的货、款全部结清。
4、中茂公司采购原告货物的往来明细、发票及付款依据，证明截至2013年1月31日，中茂公司与原告之间的货、款全部结清。
二、1、销售合同，在中茂公司的传真机中提取到原告诉争的买卖合同期间,双方另行签订一份由原告向中茂公司出卖一批500吨的苯乙烯的合同，与被告答辩中所陈述的两笔货物相互抵消。
2、付款申请单，与被告提交的证据三、四相印证，证明原告与中茂公司所有的款项已经结清。特别是中茂公司与原告之间尚有516元的差额（2012年7月份产生的余额），也已结清。
3、关于交易方式的证明，证明作为大宗买卖（期货买卖）的原告与中茂公司所采取的货物交付方式有几种，第一，提单交货；第二，回购（即货物抵销）；第三，卖方凭买方指令交货；第四，圈货。这几种交易方式均是该行业经常使用的交易方式，本案中即为回购（即货物的抵销）。关于交货方式的种类，在原告与泰岳公司交易中，原告也已确认。
三、付款单、资金汇划补充凭证、发票7张，证明同乐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11月20日向原告支付6150000元货款，用于购买500吨苯乙烯，其中25吨实际交货，475吨未向同乐公司交货。中化公司开具2张（总额为6150000元）发票给同乐公司。同乐公司开具5张发票（数量为475吨）给中茂公司。也就是说，中化公司于2012年11月27日向同乐公司开了475吨发票，同乐公司于2012年11月28日向中茂公司开了475吨发票，中茂公司又于2012年12月11日开了475吨发票给原告。475吨发票项下的货物均没有实际交付，交货义务予以抵销。另25吨是中化公司与同乐公司实际发生的往来。
经举证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中的1、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合同约定，货款支付方式为货到付款，交货时间为2012年8月10日前。诉讼时效应当从2012年8月10日开始起算。2、对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从原告账册中，可见有相关的制单人员、审核人员，相关人员对发票所载货物的收取或抵销进行了确认。3、对受案回执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员工罗一涉嫌职务侵占的前提是原告认为货物已归原告所有，才可能涉及到职务侵占。原告认为包括本案货物在内的罗一经手的货物所有权、控制权均已归原告所有。原告就员工的职业操守和犯罪行为进行的报案，与本案无关，没有关联性。4、对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中茂公司与原告的债权债务已经了结，不能认为双方发生往来就应当书面通知原告清算事宜，否则法律所规定的公告清算事宜则无存在的必要。2014年12月29日，中茂公司就清算问题在江苏经济报上发布了公告。中茂公司的清算程序以及过程符合法律规定。至于原告所称2015年3月23日股东会决议中的公司清算如有遗留问题由股东承担全部责任，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或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股东会决议中，仅仅是对清算事宜承担责任，没有突破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原则，司法解释对公司债务的承诺，是构成债务的加入，该公司股东会决议显然没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即使要承担责任，也仅在股东的出资额范围内予以承担。另外，中茂公司清算的原因在于无力经营，不存在错误或瑕疵。5、对工商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6、对120816号合同和120801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陈述120816号合同与中化公司采购中茂公司的另单货（发票汇总第18页7-11项）相抵销无异议，但120801号合同与中化公司采购中茂公司的另单货（发票汇总第18页12-16项）相抵销,中化公司采购中茂公司的这单货（发票汇总第18页12-16项），是因中化公司向中茂公司采购，中茂公司向同乐公司采购，后同乐公司直接与中化公司抵销。
对证据二中1、关于罗一的劳动合同等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其中罗一在法院的谈话笔录证明了原告方付款的操作流程ERP系统规定，是由商务人员建立付款申请单，由物流经理或授权人员审核签字，在原告的系统中确认收货后才可以打印付款单据，付款单据需要多位负责人当面手签后才可以付款。原告需要付款，就必须先确认收货。罗一与戴永忠室朋友，向戴永忠借款，双方不存在不正当往来不是事实。罗一非国家工作人员，经公安机关查证，不存在受贿事实。2、对工商信息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中茂公司、泰岳公司、同乐公司系独立法人，各自承担法律责任。
对证据三录音及录音资料，认为1、合法性不予认可。在录音的前一阶段（原告没有整理）显示原告工作人员是偷偷录音的；2、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录音以及录音资料不完整，而且存在剪辑、篡改的情况；3、无关联性。戴永忠没有承认尚有本案讼争的475吨苯乙烯未交货。原告确认原告与中茂公司存在互开发票、互相付款，但互不实际交货（即货物相抵销）的情况，本案就属于这种情形。
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证明原告中化公司与同乐公司（截止2012年）存在114.664吨的差异，并已经结清。该证据与同乐公司、中茂公司以及原告交货义务相互抵销并不矛盾。中化公司向同乐公司于2012年11月27日开具的编号为00458552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没有实际交货，是与本案中茂公司于2012年12月11日开具给中化公司的07122125号至07122129号的增值税发票（数量为475吨，单价为10350元的这单货）相互抵销的。该证据完全看不出原告向同乐公司实际交货，原告完全是主观臆想。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中1、对中茂公司的审计报告的三性均不认可。专项报告是第三方出具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中茂公司单方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清算，清算过程中没有通知原告申报债权，清算程序违法。审计报告反映的债务不属实，不具合法性，与本案不相关联。2、对广州先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不合法。该公司只是一家普通的企业，并不具有权威性，不是具有资质的网络供应商，其对传真服务器的工作原理及传真文件收发作出的证明，未经任何第三方机构的独立认证，存在篡改的可能性，不具有合法性。该公司与中茂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有利益牵扯，出具的证明不具证明力。且传真发出日期的记载没有证据证实，传真件中的传真号码并非本案合同中原告确认的有效的传真号码，与本案无关。同乐公司的函证与本案亦无关。中茂公司的函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函证非原件，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函证的日期是2002年，与本案无关。且函证记载“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该函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已经结算，无负责人签名，亦未加盖原告公章。3、对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原告付款凭证予以认可。被告提供的发票汇总中12-16项下的增值税发票是本案合同下的增值税发票，序号为1的付款是本案的付款，认可其相关性。其余发票与付款凭证均与本案无关。4、对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但该笔货款原告已经收到。原告向中茂公司退回72067元是认可的，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二中1、销售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非原件，且原告未加盖公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与本案争议无关，不能证明被告主张。2、中茂公司自行制作的付款申请单真实性无法核实，与本案无关。3、对易通公司出具的证明真实性不认可，署名的上海易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只是一家普通的企业，并非权威的具有资质的大宗交易平台，其对苯乙烯圈内交货方式作出的说明，不代表本案被告如此交货。该份证明不具有相关性。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三销售发票2张、付款证明3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关联性，上述证据属于原告与同乐公司的另案交易，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主张。对中茂公司开具给同乐公司的5张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中化公司、中茂公司、同乐公司三家形成圈内交易不是事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四以及被告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本院认为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相关联，可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三录音及录音资料，本院认为，原告工作人员对戴永忠进行录音，是在戴永忠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且内容不完整，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与中茂公司系业务往来单位，双方存在苯乙烯买卖合同关系。1、2012年8月16日，原告与中茂公司签订合同号为120816中茂9月-江苏的采购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向中茂公司购买苯乙烯单体500吨±5%，单价（含税价）10750元/吨，总价值为人民币5375000元±5%,交货时间为2012年9月10-20日（免仓期为一周），货到付款。该份合同实际履行的苯乙烯数量为475吨[500×（-5%）]，价值为5106250元。届时，中茂公司未向原告交货。双方又签订一份销售合同，中茂公司向原告回购475吨苯乙烯，单价为12800元/吨，价值为6080000元。原告中化公司亦未交货，双方认可两份合同应交货物相抵销。2012年10月17日，中茂公司分两次汇给原告中化公司货款234000元，5846000元，合计给付原告6080000元。原告收到货款后，于同年10月18日给付中茂公司5106250元，并于同年10月19日开具1张金额为608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中茂公司。中茂公司于同年11月22日开具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原告，总金额为5106250元。原被告对双方这种只存在货款、发票往来，两单货物相抵销，无实际交货的交易事实，均无异议。
2、2012年8月6日，原告与中茂公司签订合同号为120806中茂-
江苏的采购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向中茂公司购买苯乙烯单体500吨±5%，单价（含税价）10760元/吨，总价值为人民币5380000元±5%,交货时间为2012年8月10日前，货到付款，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的，应向另一方支付相当于本合同标的总额3%违约金，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损失高于违约金数额的，违约一方还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该份合同实际履行的交货数量为475吨[500×（-5%）]，总货款为5111000元。届时，中茂公司未供货给原告，双方又于2012年9月27日签订销售合同一份，由中茂公司向原告购买苯乙烯单体500吨±5%，单价12700元/吨，总价值为人民币6350000元±5%,中茂公司应于2012年10月30日前到原告指定的常州/江阴/张家港仓库提清全部货物。货款的支付方式为款到发货，货款的结算方式为2012年10月30日前支付全部货款。该单货物的实际数量为475吨，总货款为6032500元。同年10月9日，中茂公司给付原告4920000元、240000元，10月17日给付871984元，合计6031984元，加上积余在原告账面上的余额516元，合计6032500元。原告于同年10月19日开具给中茂公司1张金额为603250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收款后，于同年10月17日给付中茂公司5111000元，中茂公司于同年11月22日开具5张总金额为5111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原告。
3、2012年8月1日，原告与中茂公司签订合同号为120801中茂9月-江苏的采购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向中茂公司购买苯乙烯单体500吨，单价（含税价）10350元/吨，总价值为人民币5175000元,交货时间为2012年9月20日-30日，货到付款。其间，同乐公司向原告购买475吨苯乙烯，原告中化公司向中茂公司购买475吨苯乙烯，中茂公司向同乐公司购买475吨苯乙烯，三方形成圈货。同乐公司向原告中化公司购买500吨苯乙烯，同年11月19日给付原告500吨苯乙烯货款3570000元、450000元，2130000元，合计6150000元。其中，原告向同乐公司实际交付苯乙烯25吨，其余475吨苯乙烯原告中化公司未实际交货。原告中化公司于同年11月20日开具1张发票给同乐公司，数量为25吨，金额为307500元，11月27日开具给同乐公司1张发票，数量为475吨，金额为5842500元，2张发票的总额为6150000元。原告与中茂公司签订合同后，中茂公司也未实际供货，原告于2012年11月21日给付中茂公司人民币6250元，以及8张承兑汇票（总计4910000元），合计4916250元。中茂公司于同年12月11日开具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原告中化公司。中茂公司向同乐公司购买475吨苯乙烯，同乐公司亦未供货，中茂公司给付同乐公司5818750元，同乐公司于同年11月28日开具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中茂公司。同乐公司与原告，原告与中茂公司，中茂公司与同乐公司均未供货，均为货物相互抵销。
其间，原告中化公司曾向中茂公司发出往来余额函证，函证载明：截止2012年9月30日，拟付贵公司金额6615000元。
原被告当庭确认：实为中茂公司实欠原告金额为6615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茂公司已于同年10月16日开具了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中化公司，总金额为6615000元。
另查明，2013年12月17日、2014年3月26日，原告曾以罗一涉嫌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报案。罗一自2010年7月系原告中化公司的职工，2015年离职。其于2016年1月20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陈述：我在中化公司工作期间的职责是根据业务员的指令制作执行采购、销售合同，根据流程进行出入库申请以及付款申请。如果合同约定货到付款，没有收到货不可能对外付款，且付款前需要很多领导审批。商务人员建立申请单后，由物流经理根据实际单据情况审核签字，物流经理或其授权人员在ERP系统里收货，我再制作付款通知单。首先得在ERP系统里确认收货，否则付款单无法生成。付款通知单虽然是我申请的，但没有财务人员的审核我是根本不可能打印出来的，打印出来后还需要多位负责人的书面手签才可以付款。圈货情况在行业中是存在的。
中茂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学平，股东为徐学平、戴春生。同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戴春生，股东为商丽萍、戴菊生。常州泰岳化工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岳公司）法定代表人戴菊生，股东张杏凤、戴菊生。中茂公司、同乐公司、泰岳公司为关联企业。中茂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办理了税务注销登记，于2015年3月24日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于2015年3月25日办理了代码注销手续。2016年10月28日，常州中南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中茂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截止2015年3月23日，中茂公司已将货币资金761941.68元分配给股东及用于公司清算，其中支付给徐学平722000元，支付给戴春生38000元，其他1941.68元用于公司清算过程中的支出，公司除上述货币资金外，其他资产为0元。2015年3月23日中茂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一、通过清算组提交清算报告；二、公司清算如有遗留问题由股东承担全部责任。被告徐学平、戴春生签字确认。
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原告要求被告徐学平、戴春生交付475吨苯乙烯单体货物，并支付违约金15333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原告与中茂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和销售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本院认为，一、原告与中茂公司的交易习惯是：双方签订合同、给付货款、开具发票、货物相抵销。行业中称“回购或圈货”。苯乙烯是一种易燃危险化学品，通常状态下为无色透明油状液体，需要危险化学品储罐运输。原告与中茂公司以及同乐公司从事苯乙烯交易，主要是以各自对行情的近期及远期的价格来决定自己采购和销售意向及价格。如中茂公司对苯乙烯行情看空，就以市场价格先销售出自己的货物，如原告此时对苯乙烯的行情看涨，且认可中茂公司以及价格，就可直接向中茂公司采购。然后中茂公司在交货日期前参照市场价格向原告回购，在此单业务中，原告与中茂公司都没有实际货物的交付，也不可能有仓库留下任何的交货提单痕迹，双方仅以完成各自的付款和开票义务即视为合同执行完毕。在交易行业中，称卖方向买方“回购”。原被告双方当庭对原告、中茂公司于2012年8月16日签订的采购合同与此后中化公司又向中茂公司销售，就是采用的这种回购的交易模式，即不实际交货，货物相抵销的交易事实均予认可。原告与中茂公司2012年8月6日所签订的采购合同与2012年9月27日所签订的销售合同也如上述交易模式。
买卖双方根据货物的流向找出第一个卖家和最终的买家，在确认买卖双方为同一公司时，就形成了一个圈，行业中称“圈货”。如原告中化公司向同乐公司销售货物，同乐公司向中茂公司销售货物，中茂公司向原告中化公司销售货物，原告中化公司是第一个卖家，也是最后一个买家，买卖关系形成圈，中茂公司无货交付原告，只能委托同乐公司交货，同乐公司无货，只能要求中化公司交货，原告中化公司是最终的交货人和收货人，故三方应交货物均相抵销，仓库内也没有任何下单或提单的痕迹。原告与中茂公司于2012年8月1日签订的采购合同，以及双方与同乐公司发生的往来，就是这种圈货的交易模式。
二、原告与中茂公司2012年8月6日的采购合同项下的货物与2012年9月27日销售合同项下的货物相抵销。原告与中茂公司2012年8月6日的采购合同约定，中茂公司于2012年8月10日前交货，原告支付货款的方式为货到付款。届时，中茂公司无货，双方采取回购的交易模式，于2012年9月27日签订销售合同,苯乙烯的价格高于采购合同的价格，并约定原告中化公司于2012年10月30日前交货，中茂公司于同年10月30日前支付全部货款。中茂公司于同年10月9日、17日付清全部货款，原告中化公司收款后，于同年10月17日给付中茂公司5111000元。至此，原告和中茂公司在履行采购合同与销售合同过程中，名为未实际交货，实为两合同项下的货物相抵销。原告与中茂公司对2012年8月6日的采购合同以及2012年9月27日的销售合同，全面履行了各自的义务，该两份合同全部履行完毕。
原告与中茂公司2012年8月1日的采购合同项下的货物与原告与同乐公司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相抵销。原告中化公司销售475吨苯乙烯给同乐公司，同乐公司销售给中茂公司，中茂公司又销售给原告中化公司，475吨苯乙烯最终仍在原告中化公司，三方销售形成圈货，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交货行为，均为货物互相抵销。三方的付款行为和付款日期亦有证实。
三、原告诉称与中茂公司签订2012年8月6日的合同后，中茂公司未按时交货，故要求中茂公司的股东徐学平、戴春生向原告交付475吨苯乙烯，并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其理由：1、原告与中茂公司、同乐公司之间存在签订合同、给付货款、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相抵销的交易模式。原告认可的与中茂公司2012年8月16日的合同履行，就是这种交易模式。2、原被告2012年8月6日的采购合同与2012年9月27日的销售合同项下的货物相抵销。如原告所说，2012年9月27日的销售合同是与2012年8月1日的采购合同相抵销，那么双方给付货款的数额、期限、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间、价格、货款总额等均不相吻合，且两单货相抵销的时间相隔较长，买方给付的货款在卖方的账上亦会长时间滞留，使买方利益受损。因此，原告诉称不是事实。原告与中茂公司2012年8月6日采购合同项下的货物是与2012年9月27日销售合同项下的货物相抵销。3、采购合同约定原告（买方）货到付款，而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卖方）款到发货，在实际履行中，是由中茂公司先履行销售合同的付款义务，原告中化公司再履行采购合同的付款义务。4、根据原告提供的原职工罗一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谈话笔录，原告作为大型的上市公司，在给付货款前必须由商务人员（罗一）建立入库申请单、物流经理审核后在ERP系统里确认收货、再由财务人员审核，方可付款。由于原告与中茂公司存在多年的业务往来，根据以往的交易习惯和交易惯例，收到中茂公司回购款后，即在系统内确认“收货”。实际履行中双方的货物相抵销。再者，如果中茂公司确实没有货物与原告相抵销，或如原告诉称中茂公司未交货，则原告不可能在2013年1月10日将中茂公司积余在原告账上的货款72067元退给中茂公司；如果原告与中茂公司不存在货物相抵销的情形，那么，中茂公司在2012年10月17日收到原告巨额货款后不交货，原告不可能在此后继续与中茂公司发生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业务往来，更不会在几年后再向被告主张权利。据此，原告要求中茂公司的股东即本案的被告徐学平、戴春生履行交货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原告与中茂公司于2012年8月6日签订采购合同，约定2012年8月10日交货。原告于2012年10月17日给付中茂公司货款5111000元。如中茂公司仍未交货，原告理应在给付货款后及时向中茂公司催要货物，考虑到原告催要货物所需必要时间，则本案的诉讼时效可以从2012年11月17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限至2014年11月16日，而原告于2016年6月1日才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二、2013年12月14日、2014年3月26日，原告以罗一涉嫌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报案，并未有要求中茂公司交付475吨苯乙烯的意思表示。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限内曾向中茂公司催要货物或中茂公司明确同意向原告交货的意思表示，故而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据此，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8650元，由原告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泰州分行营业部；账号：47×××53；行号：104312800123）。
审 判 长 虞峰
审 判 员 季菲
人民陪审员 卢亮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