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长刑终字第022号
抗诉机关长治市郊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广增，又名孙晓亮，男，汉族，初中文化，无业。2010年3月15日因犯妨害公务罪被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2012年9月19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长治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治市郊区看守所。
辩护人李静，山西维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玉琴，又名李育琴，女，汉族，大专文化，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工人。2012年8月14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长治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治市看守所。
辩护人曹太平，山西诚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张保花，女，汉族，初中文化，原任长治市双玉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4月24日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长治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取保候审。
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审理长治市郊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孙广增、李玉琴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3年11月8日作出（2013）郊刑初字第91号刑事判决，判后，原审被告人孙广增、李玉琴均不服，提起上诉。在审理中，长治市郊区人民检察院以郊检刑诉（2014）18号起诉书又指控原审被告人李玉琴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被告人张保花犯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薄罪，本院于2014年3月21日作出（2014）长刑终字第022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6日又作出（2014）郊刑初字第60号刑事判决。判后，长治市郊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原审被告人孙广增、李玉琴均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长治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艳平、焦秀文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孙广增及其辩护人李静，原审被告人李玉琴及其辩护人曹太平，原审被告人张保花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1、2011年7月，同案犯李强（已被判刑）主动到首钢集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找到被告人李玉琴，让李玉琴帮忙买钢材增值税专用发票，李答应问问。过了一段时间，李强又到首钢集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澡堂门口找到事先联系好的李玉琴，并许诺以票价款4.5%—5%支付费用，让李为其购买增值税发票，并提供该公司全套手续复印件（包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工业品买卖合同、购货委托书）2011年9月23日，被告人李玉琴拿李强为其提供的全套手续，到长治市傲森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森公司）开具山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11支，票号为01515933至01515943，价税合计1286760.26元，税额：186965.17元。后李玉琴在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澡堂门口以开票金额4%（约5万余元）的价格将该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售给李强。2011年10月30日凯世隆公司在没有从傲森公司购进任何货物的情况下，将该11支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抵扣。
2、2011年6月至8月份，被告人孙广增在长钢过磅房碰上李玉琴，李问能否找到增值税发票想购买。后被告人孙广增便让李保庆、王新奇、孙敬海（上述三人已不诉）垫资代其购买钢材，后三人分别在长治市宝英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英公司）、长治市金海玉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玉公司）、长治市旭耀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耀公司）购买共计5271.09吨钢材交由孙广增销售，孙广增将钢材全部销售至河南。后孙广增于2011年8月15日、11月10日拿被告人李玉琴交给他的凯世隆公司的开票手续在上述三公司开具购买钢材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孙广增在宝英公司开具13支山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票号为00452642-00452648、01595329-01595334，吨数：3104.58吨，货款金额：11880708.56元，价税合计13900429元，税额：2019720.44元），在旭耀公司开具49支山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票号为00006125-00006173，吨数：1187.48吨，货款金额：4876784.4元，价税合计5705837.6元，税额：829053.2元），在金海玉公司开具了4支山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票号为00467561-00467564，吨数：979.03吨，货款金额：3999797.78元，价税合计4679763.4元，税额：679965.62元），上述三公司共开具66支山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金额24286030元，税额3528740元。后孙广增在长钢以价税合计金额24286030元的4.7%-4.8%（约110余万元）卖给被告人李玉琴，后李玉琴又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卖给凯世隆公司的李强（另案处理），然后李强以凯世隆公司的名义将该66支山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晋城市税务局全部抵扣。
3、2011年7月至10月期间，被告人李玉琴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购得长治市双玉物资有限公司向晋城市凯世隆工贸有限公司开具的13支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4060047.47元，税款2042912.89元。李强得到税票后以凯世隆公司的名义在晋城市国税局开发区分局全部抵扣。
4、2012年，被告人张保花将依法应当保存的本公司2011年度开具的票号为00415128-00415130、01592982—01592991共计13支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对应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隐匿、销毁，涉及金额14060047.47元，导致有关部门无法核查该笔业务。
综上，被告人李玉琴参与三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共卖给同案犯李强增值税专用发票90支，价税合计共39632837.73元，税款5758617.32元。被告人孙广增参与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共虚开并买给李玉琴66支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金额为24286030元，税款额3528740元。被告人张保花销毁应当保存的会计账薄、凭证涉及金额14060047.47元。
被告人孙广增在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五年之内重新犯应判处有期徒刑之罪，系累犯。
上述事实，原审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证人栗庭章、栗相蕊、徐爱强、武小兰、王明英、郭俊生的证言；中国农业银行的查询明细、李玉琴银行卡取款凭条等；储蓄取款凭条和储蓄存款凭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表等；发票领取记录、专用发票统计表和十一支增值税专用发票；1416931号收据；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和工业品买卖合同等；购货委托书；增值税发票网上认证结果清单；同案犯李强的供述；被告人李玉琴在侦查机关的供述；长治市商业银行李玉琴账号62296200000366020存取款明细和晋城银行晋城分行李强账号6225326666800016398分账户明细单；被告人孙广增的辩认笔录；证人李保庆的证言；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6228481361327250812明细对账单、6228492370009554513账户查询明细和李保庆的情况说明；三份授权委托书和工业品买卖合同；证人孙敬海的证言；中国农业银行账号28481361910376115的银行卡明细；证人王新奇的证言；中国农业银行综合应用系统交易单、账号1704022101103844255的交易明细和情况说明；两份授权委托书和工业品买卖合同；证人王保国、韩慧丽、许娜娜、韩秀英的证言；记账凭证、13支增值税专用发票、库存明细商品分类账和收据复印件、宝英公司两份情况说明；银行卡复印件、6228461680002548412、6212804630000206851、6222020505003288477银行卡明细和宝英公司情况说明等；宝英公司的车号记录，证实王新奇、孙敬海、李保庆在宝英公司购买钢材的总吨数；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和发票领购记录等；授权委托书，工业品买卖合同；证人张双贵、徐飞、宋爱英的证言；记账凭证、49支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分类账、银行账、库存账和收据复印件等；中国农业银行账号6228481680393265119、牡丹卡6222020505005701105明细和旭耀公司情况说明等；旭耀公司的车号记录；授权委托书，工业品买卖合同；证人杨炳海田润、许玉清的证言；记账凭证、4支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分类账、现金账和收据等；中国农业银行账号9559981681002612618、理财账户6222080505000196407明细和金海玉公司情况说明等；金海玉公司的车号记录；授权委托书，工业品买卖合同；发票领取记录；66支增值税专用发票；证人王铮、朱止营、岳明利、郭金海、范家锋证言；山西省晋公经[2012]469号文件；晋城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证明、凯世隆公司110201201020547783明细、凯世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凯卡62253221356300033759明细和企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网上认证结果清单；辉县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干警邵明岢、闫东升的抓获证明；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2010）郊刑初字第57号刑事判决书；被告人孙广增的供述；长治市双玉物资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凭证、出库单。晋城市凯世隆公司开票资料；被告人李玉琴在侦查阶段交待；被告人李玉琴在2014年8月14日补充侦查阶段和庭审中供述；被告人张保花供述；证人张延鑫（双玉公司销售经理）、路路、王书平（长治市双玉公司会计）、薛燕（长钢销售处职工）、张秉旭（双玉公司保管员）、郭娜（双玉公司开票员）、卫新荣（双玉公司员工）的证言。
原审认为，被告人李玉琴介绍并参与同案犯李强实施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活动，虚开税款数额巨大。被告人孙广增，在明知没有业务往来的情况下，虚开增值税发票，虚开税款数额巨大，此二被告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被告人张保花的行为已构成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薄罪。被告人孙广增自愿认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李玉琴第一起自愿认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傲森公司的栗庭章和栗相蕊证实给李玉琴128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虚开的，但傲森公司没有李玉琴购买钢材的付款凭证和拉钢材车号等证据，李玉琴自己供述傲森公司开给凯世隆公司的128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用五万余元钱在傲森公司购买的，故对栗庭章和栗相蕊的证言不予采信，同案犯李强的供述也证实有一次通过李玉琴用五万余元钱购买过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与李玉琴的供述相一致，故本院对李玉琴的第一起犯罪事实予以认定。关于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第三起犯罪，被告人李玉琴辩称不是事实。经查，一是被告人孙广增的供述证实李玉琴给了他凯世隆公司的手续，他用凯世隆公司的名义在宝英公司、旭耀公司、金海玉公司虚开的66支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卖给了李玉琴；二是同案人李强的供述也证实他在长治又不认识其他人，长治的钢材增值税发票都是通过长钢的李玉琴买到的；三是被告人李玉琴的银行卡和李强的银行卡能同时证实李强给李玉琴转款12笔，共计2962750元；四是李玉琴的供述和李强的供述都证实李强把购买增值税发票的款全部打到李玉琴长治商业银行的卡上了。综上，有在案证据予以佐证，应认定被告人李玉琴第二起、第三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事实。本院对被告人李玉琴关于第二起、第三起犯罪不是事实的辩解及辩护人关于指控被告人李玉琴第二起、第三起犯罪证据不足，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对李玉琴的辩护人提出李玉琴系本案从犯的辩解意见予以采信。
被告人李玉琴、孙广增与同案犯李强在犯罪中，共同造成了犯罪后果的发生，系共同犯罪。二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起次要作用，均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孙广增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张保花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预缴罚金，有悔罪表现，适用缓刑对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的不良影响可适用缓刑。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为：一、被告人孙广增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一二年九月十九日起至二○二二年九月十八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李玉琴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一二年八月十四日起至二○二二年八月十三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三、被告人张保花犯隐匿、故意销毁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薄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并处罚金40000元（已缴纳）。四、被告人李玉琴、孙广增非法所得赃款，继续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判后，长治市郊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其理由是：本案中，李玉琴与李强（另案处理）共谋由李玉琴在长钢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由李强在税务机关抵扣，后李玉琴在从事钢材经营业务的客户中积极联系并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由李强公司抵扣。李玉琴、孙广增对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实施与完成起到决定性作用，故李玉琴、孙广增在本案中起主要作用，一审判决认定李玉琴、孙广增系从犯不当。
原审被告人孙广增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是：上诉人对因法制观念淡薄触犯刑律后悔不已，真诚悔罪认罪，上诉人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上诉人如实代开的行为与恶意虚开的犯罪行为有本质区别，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不大，原判量刑过重。上诉人实际获利低，原审判决并处罚金过重，请求予以改判。
原审被告人李玉琴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上诉人在第二、第三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构成犯罪的证据不足。同案被告人孙广增在公安机关侦查的多次笔录中都供述他把增值税发票卖给了李玉琴，同时，也供述李玉琴是大部分通过银行汇款和少部分现金给他支付的票款。但是，公安机关查遍孙广增所有的银行卡都没有与李玉琴一分钱银行转账。在补充侦查材料中，孙广增又改口说李玉琴给的他全部是现金。另上诉人根本不认识张爱民，在整个案件材料中，没有一个证据能证明张爱民把在长治市双玉物资有限公司开的13支增值税发票给了李玉琴。对此，应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改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
1、2011年7月，同案犯李强（已被判刑）主动到首钢集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找到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玉琴，让李玉琴帮忙买钢材增值税专用发票，李答应问问。过了一段时间，李强又到首钢集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澡堂门口找到事先联系好的李玉琴，并许诺以票价款4.5%—5%支付费用，让李为其购买增值税发票，并提供该公司全套手续复印件（包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工业品买卖合同、购货委托书）2011年9月23日，原审被告人李玉琴拿李强为其提供的全套手续，到长治市傲森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森公司）开具山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11支，票号为01515933至01515943，价税合计1286760.26元，税额：186965.17元。后李玉琴在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澡堂门口以开票金额4%（约5万余元）的价格将该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售给李强。2011年10月30日凯世隆公司在没有从傲森公司购进任何货物的情况下，将该11支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抵扣。
2、2011年6月至8月份，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广增在长钢过磅房碰上李玉琴，李问能否找到增值税发票想购买。后原审被告人孙广增便让李保庆、王新奇、孙敬海（上述三人已不诉）垫资代其购买钢材，后三人分别在长治市宝英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英公司）、长治市金海玉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玉公司）、长治市旭耀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耀公司）购买共计5271.09吨钢材交由孙广增销售，孙广增将钢材全部销售至河南。后孙广增于2011年8月15日、11月10日拿原审被告人李玉琴交给他的凯世隆公司的开票手续在上述三公司开具购买钢材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孙广增在宝英公司开具13支山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票号为00452642-00452648、01595329-01595334，吨数：3104.58吨，货款金额：11880708.56元，价税合计13900429元，税额：2019720.44元），在旭耀公司开具49支山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票号为00006125-00006173，吨数：1187.48吨，货款金额：4876784.4元，价税合计5705837.6元，税额：829053.2元），在金海玉公司开具了4支山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票号为00467561-00467564，吨数：979.03吨，货款金额：3999797.78元，价税合计4679763.4元，税额：679965.62元），上述三公司共开具66支山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金额24286030元，税额3528740元。后孙广增在长钢以价税合计金额24286030元的4.7%-4.8%（约110余万元）卖给原审被告人李玉琴，后李玉琴又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卖给凯世隆公司的李强（另案处理），然后李强以凯世隆公司的名义将该66支山西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晋城市税务局全部抵扣。
3、2011年7月至10月期间，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玉琴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购得长治市双玉物资有限公司向晋城市凯世隆工贸有限公司开具的13支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4060047.47元，税款2042912.89元。李强得到税票后以凯世隆公司的名义在晋城市国税局开发区分局全部抵扣。
4、2012年，原审被告人张保花将依法应当保存的本公司2011年度开具的票号为00415128-00415130、01592982—01592991共计13支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对应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隐匿、销毁，涉及金额14060047.47元，导致有关部门无法核查该笔业务。
综上，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玉琴参与三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共卖给同案犯李强增值税专用发票90支，价税合计共39632837.73元，税款5758617.32元。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广增参与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共虚开并买给李玉琴66支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金额为24286030元，税款额3528740元。原审被告人张保花销毁应当保存的会计账薄、凭证涉及金额14060047.47元。
另查，2010年3月15日，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以孙广增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现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广增在刑满释放后五年之内重新犯应判处有期徒刑之罪，系累犯。
原审又查明，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4日作出（2013）晋市法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该判决表明，2011年6月，同案犯李强（已被判刑）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伙同他人杨凯共同成立晋城市凯世隆工贸公司，公司成立后，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通过李玉琴购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此外，李强通过王建华的介绍，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向洛阳市裕龙矿业设备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该生效判决认定李强犯有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事实，即本案以上三起的犯罪事实，同时还认定李强犯有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事实。该判决认定李强系主犯，杨凯、王建华系从犯，最终判处李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二十五万元。杨凯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万元。王建华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二万元。
在二审庭审中，李玉琴当庭向法庭递交了认罪悔过书。
上述事实，原审及二审中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证人栗庭章的证言，证实凯世隆公司委托李玉琴带着该公司的全套手续到他的傲森公司签订了螺纹钢买卖合同，金额一共是1309830元，这些说明同李玉琴发生过实际货物往来，货款都是李玉琴支付的，后李玉琴陆续把钢材提走了，钢材是从他公司的仓库拉走的，发货时他打电话告诉徐爱强发多少货，没有说过具体给谁发多少货，仓库也不保留这个记录，当时提货过完磅后有一个过磅单随车走了，傲森公司现在没有保留其他手续；李玉琴属于钱付的少，货拉的多这样的情况，公司当时没有挂账，只是记了一个便条，便条结算完以后就不保存了；2011年9月23日，他安排他女儿栗相蕊给李玉琴开具1416931号收据和增值税专用发票11支，票号为01515933至01515943，价税合计1286760.26元，税票开好后，李玉琴拿走了；李玉琴说是给晋城的亲戚代办这些业务，李玉琴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159758元货款，其余货款全部是用现金支付的；李玉琴说的只从傲森公司购买了十多万元的钢材不是事实，购买的就是增值税票开具的这些钢材，不是李玉琴花五万元从傲森公司购买了1286760.26元的增值税发票，也不知道李玉琴购货后有没有销售给凯世隆公司，如果知道就不会按李玉琴的要求将增值税票开到凯世隆公司。
2、证人栗相蕊的证言，证实2011年9月份，李玉琴带着凯世隆公司的合同和委托书在长钢和傲森公司签订了合同，李玉琴从傲森公司购买253.946吨螺纹钢，支付货款1286760.26元，一次是转账，转到个人账户159758元，其余的都是现金，159758元是因李玉琴欠傲森公司的货款，在开具增值税票后补上的，李玉琴提货是从傲森公司的库房中提走的，没有开出库单，他父亲给库房的徐爱强打个电话就让李玉琴的司机把货提走了，这些是真实的交易；增值税专用发票11支，票号为01515933至01515943，价税合计1286760.26元全是她开具的；不是李玉琴花五万元从傲森公司购买了1286760.26元的增值税发票；公司账目上是一个总账，看不出李玉琴付款的记录，不知道李玉琴在傲森公司给一人姓范的人联系过业务。
3、证人徐爱强的证言，证实客户提货的时候，只要栗庭章给他打个电话告诉车号他就让把货拉走了，过磅单随货车走了，2011年9月份从库房提200多吨螺纹钢的情形想不起来了，他不知道李玉琴是否在傲森公司购买过钢材。
4、证人武小兰、王明英和郭俊生的证言，均证实在傲森公司提货的时候，就给傲森公司打个电话，告诉傲森公司车号就把货提走了，没有什么手续，过磅单随货车走了，在傲森公司先开增值税票再结账和先结账再开增值税票的情况都有。
5、书证中国农业银行的查询明细、李玉琴银行卡取款凭条等，证实2011年9月26日李玉琴给傲森公司账号04-739000460007394转款159758元。
6、书证储蓄取款凭条和储蓄存款凭证，证实2011年10月26日李玉琴给栗相蕊转款90000元。
7、书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表等，证实傲森公司具有钢材经营范围，系依法确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8、书证发票领取记录、专用发票统计表和十一支增值税专用发票，证实傲森公司2011年9月23日给凯世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1支，票号为01515933至01515943，价税合计1286760.26元。
9、书证1416931号收据，证实傲森公司给凯世隆公司开具收到货款1286760.26元的收据。
10、书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和工业品买卖合同等，证实凯世隆公司同傲森公司签订了价值1308930元的钢材买卖合同。
11、书证购货委托书，证实凯世隆公司委托李玉琴与傲森公司签订钢材买卖合同。
12、书证增值税发票网上认证结果清单，证实票号为01515933至0151594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1支，价税合计1286760.26元，税额186965.17元全部在税务机关抵扣。
13、同案犯李强的供述，证实他是凯世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他的这个企业就是从一些企业低价买进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从中赚取差价，除了晋城的进项增值税发票是他自己通过人买的，其他的增值税发票都是通过长钢的李玉琴买到的，他一般以开票款的5%左右结账；2011年7月份左右，他想低价买增值税发票，听说他的老乡李玉琴在长钢工作，并打听到李玉琴的电话，问李玉琴如果认识卖钢材的，其他公司如果不要发票，可以写成凯世隆公司卖给他，过了一段时间李玉琴问他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否有钢材，他说有，李玉琴让他把凯世隆公司的手续送到长钢，他复印了凯世隆公司的手续在长钢澡堂门口给了李玉琴并交了5万元定金，过了一段时间，李玉琴把开好的增值税发票给了他，以4%的价款结的账，后还补给李玉琴几千元；他在长治又不认识其他人，长治的钢材增值税发票都是通过长钢的李玉琴买到的，开始是以4%购买的，后来增加到5%以上，他曾让李玉琴刻了一套凯世隆公司的章备用；他在长治购买的增值税发票已全部在税务机关抵扣。
14、原审被告人李玉琴在侦查机关的供述，证实她不认识孙广增，她与李强是老乡关系，2011年李强突然给她打电话说同她商量点事，过了几天，李强开车来到长钢在长钢澡堂门口同她见了面，说想买点增值税发票，后她就联系了栗相蕊，问栗相蕊傲森公司有没有卖了钢材不要增值税发票的，栗相蕊还问李强的公司经营的范围中是否有钢材，她又打电话问了李强，李强说经营的有钢材，过了一段时间到了9月份，栗相蕊给她打电话说有一百多万的增值税发票并说好按开票款的4%多一点结账，要求把李强公司的经营手续拿过来，她给李强打电话，李强就来到长钢把凯世隆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和50000元钱给了她，她把凯世隆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材料给了栗相蕊，过了一段时间，栗相蕊给凯世隆开了11份128多万增值税发票给了她，按4%点多算下来，她还垫了几千元，随后她给李强打电话，李强就来到了长钢，还在澡堂门口见到了她，从她手中拿上了增值税发票，把她垫的几千元补上，还给了她500元的好处费；2011年9月份，是她给一个姓范的人联系在傲森公司购买过钢材，共转过24万多元钱，与128万增值税票没有关系；李强把购买增值税发票的款等全部给她打到长治商业银行的卡上了。
15、书证长治市商业银行李玉琴账号62296200000366020存取款明细和晋城银行晋城分行李强账号6225326666800016398分账户明细单，证实李强共给李玉琴转款12笔，共计2962750元。
16、原审被告人孙广增的辩认笔录，证实经孙广增辩认是李玉琴购买了他开具的66支增值税专用发票。
17、同案犯李强的供述，证实杨凯是凯世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实际负责人是他；他没有见过宝英公司、金海玉公司和旭耀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和购货合同复印件，李玉琴曾拿过他公司印章，不知是李玉琴刻的他公司的章盖的以上手续，还是拿他公司章时盖的以上手续，但这些手续都不是他给的以上三公司；他给李玉琴的购买增值税款只有6万余元现金，他用卡打给李玉琴296万多元全部是购买增值税的票款，他曾用银行卡还过双玉公司200多万元，但这200多万元没有通过李玉琴的卡转过。
18、证人李保庆的证言，证实2011年5、6月份，孙广增找他说要山西常平钢厂的钢材，让他在山西找公司购买，于是他在7、8月份就同宝英公司、金海玉公司和旭耀公司的负责人王保国、杨炳海和张双贵联系好钢材价格和数量购买，因孙广增没有资金，以上三家公司先付款才能提货，所以他通过网银和信用社转款方式将货款陆续汇到以上三家公司，之后派车到常平拉线材，线材到了河南新乡和获嘉后，由孙广增以每吨比山西高出5元钱的价格接收，并由孙广增付运费，孙广增收到货后销到了新乡等地的拔丝厂，接着孙广增陆续将货款通过银行转款或现金付给他，之后孙广增索要购买钢材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他就给以上三家公司的负责人说了让孙广增去拿购买钢材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家公司把增值税发票开给了孙广增，他之前没有同三家公司签过合同，也没有提供过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和工业品买卖合同是2011年1月底三家公司让他同王新奇一块到长治补办的，他们不是凯世隆公司委托的，当时杨炳海也说钢材卖到凯世隆公司了，让他补手续，是因为税务局要查，他就同意了，签合同和委托书时是拿的盖有凯世隆公司章的空白合同和委托书，他收到了三家公司的委托书和合同复印件；凯世隆公司的营业执照等手续不是他提供的，他没有见过这些手续；他不清楚孙广增将增值税票开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孙广增把增值税票如何处理了。
19、书证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6228481361327250812明细对账单、6228492370009554513账户查询明细和李保庆的情况说明，证实李保庆往宝英公司、金海玉公司和旭耀公司打款的事实。
20、书证三份授权委托书和工业品买卖合同，证实李保庆在2011年1月底与宝英公司、金海玉公司和旭耀公司补办了凯世隆公司委托他在宝英公司、金海玉公司和旭耀公司提货、支付货款和开具增值税发票业务的委托书以及线材购销合同。
21、证人孙敬海的证言，证实2011年6、7月份，孙广增找他说要购买钢材，因孙广增没有资金，让他先垫资在长治购买钢材，他就同意了，他就联系王保国，商定好钢材的价格和数量，按照王保国提供的账号，通过网银方式将货款陆续汇到宝英公司，之后联系孙广增派车到常平拉线材，由孙广增以每吨加价5元钱的价格接收，并由孙广增付运费，孙广增收到货后销到了新乡和辉县等地的拔丝厂，接着孙广增陆续将货款通过银行转款付给他，11月份孙广增索要购买钢材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他就给宝英公司的王保国打电话说他委派孙广增去开购买钢材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王保国说开票的话要补一个合同和委托书，他说随后补给他，让宝英公司把增值税发票开到凯世隆公司，宝英公司把增值税发票开给了孙广增；2012年正月他到宝英公司与王保国补签了工业品买卖合同，是在空白的合同上签了字，当时是王保国要了他的身份证号码后办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上的公章如何来的，他不清楚；他没有去过凯世隆公司，因他把钢材卖给孙广增了，所以孙广增让把增值税票开到什么地方就开到什么地方，增值税票全让孙广增拿走了，孙广增怎么处理发票他不清楚，凯世隆公司的手续是孙广增提供的。
22、中国农业银行账号28481361910376115的银行卡明细，证实孙敬海给宝英公司转款的事实。
23、证人王新奇的证言，证实2011年7、8月份，孙广增找他说钢材有销路，但没有资金，让他先垫资在长治购买钢材，他就同意了，由孙广增以每吨加价5元钱的价格接收，并由孙广增付运费，他就联系宝英公司的王保国，旭耀公司的张双贵，商定好钢材的价格和数量，按照王保国提供的账号，通过网银方式将货款陆续汇到宝英公司和旭耀公司，之后联系孙广增派车到常平拉线材，接着孙广增陆续将货款通过银行转款付给他，8月份和11月份孙广增索要购买钢材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他就给宝英公司的王保国和旭耀公司的张双贵打电话说他委派孙广增去开购买钢材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让王保国和张双贵按孙广增提供的开票手续开票，把增值税发票开到凯世隆公司；2012年1月底王保国和张双贵让他到宝英公司和旭耀公司把开增值税票的手续补全，他同李保庆一块到了金海玉公司，按李保庆委托书的格式打印了两份委托书，王保国和张双贵又让他在工业品买卖合同上填了内容，但因没有要求他在合同上签字，他没有在合同上签字，凯世隆的章是如何盖在合同上的，他不清楚；孙广增收到货后销到了新乡和辉县等地的拔丝厂，因他把钢材卖给孙广增了，所以孙广增让把增值税票开到什么地方就开到什么地方，增值税票开到了凯世隆公司，凯世隆公司的手续应该是孙广增提供的，孙广增怎么处理发票他不清楚。
24、书证中国农业银行综合应用系统交易单、账号1704022101103844255的交易明细和情况说明，证实王新奇向宝英公司和旭耀公司付款的事实。
25、书证两份授权委托书和工业品买卖合同，证实王新奇在2011年1月底与宝英公司和旭耀公司补办了凯世隆公司委托他在宝英公司和旭耀公司提货、支付货款和开具增值税发票业务的委托书以及线材购销合同。
26、证人王保国的证言，证实他的宝英公司销售给了王新奇、孙敬海、李保庆三人钢材，他们三人的钢材大部分都是河南的车从常平直接将钢材拉走了，他收到货款后，于2011年8月15日和2011年11月10日分别给王新奇开具了4支和3支增值税专用发票；于2011年8月15日给李保庆开具了3支增值税专用发票；于2011年10月11日给孙敬海开具了3支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上13支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在开票的当天，王新奇、孙敬海、李保庆委托孙广增全部取走了，2012年1月底，王新奇、李保庆在宝英公司补签的销售合同和委托书，2012年3月底，孙敬海让孙广增来宝英公司补签的销售合同和委托书，补签委托书前，孙广增送来了凯世隆公司空白合同和空白委托书；开增值税票的当天，他不给孙广增开票，王新奇、孙敬海、李保庆打过来了电话说让开给凯世隆公司，孙广增是他们委托的，他就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孙广增签字领走。
27、证人韩慧丽的证言，证实宝英公司的13支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王保国让她开的，凯世隆公司是拿了空白合同过来的，凯世隆公司的合同是王新奇、孙敬海、李保庆同王保国签订的，13支增值税专用发票全由孙广增领走了。
28、证人许娜娜的证言，证实她根据宝英公司销售给凯世隆公司的钢材数额和韩慧丽开具的1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宝英公司记了账；根据金海玉公司销售给凯世隆公司的钢材数额和田润开具的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金海玉公司记了账。
29、证人韩秀英的证言，证实她是宝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她有病，该公司的日常经营由她丈夫王保国负责。
30、书证记账凭证、13支增值税专用发票、库存明细商品分类账和收据复印件、宝英公司两份情况说明，证实宝英公司在2011年8月15日和2011年11月10日给凯世隆公司开具了13支增值税专用发票。
31、书证银行卡复印件、6228461680002548412、6212804630000206851、6222020505003288477银行卡明细和宝英公司情况说明等，证实王新奇、孙敬海、李保庆购买钢材给宝英公司付款的事实。
32、书证宝英公司的车号记录，证实王新奇、孙敬海、李保庆在宝英公司购买钢材的总吨数。
33、书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和发票领购记录等，证实宝英公司、旭耀公司和金海玉公司具有钢材经营范围，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34、书证授权委托书，工业品买卖合同，证实王新奇、孙敬海、李保庆以凯世隆公司名义与宝英公司补签了钢材买卖合同。
35、证人张双贵的证言，证实他的旭耀公司销售给了王新奇、李保庆二人钢材，王新奇、李保庆二人自己找车从常平直接将钢材拉走了，王新奇、李保庆的货款是陆续打到银行卡上的，旭耀公司于2011年8月16日至23日分别给王新奇、李保庆开具了49支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上49支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开票的当天，王新奇、李保庆委托孙广增全部取走了，2012年1月底，王新奇、李保庆到旭耀公司补签的销售合同和委托书，补签委托书前，孙广增送来了凯世隆公司空白合同和空白委托书；开增值税票的当天，他不给孙广增开票，王新奇、李保庆打过来了电话说让开给凯世隆公司，孙广增是他们委托的，他就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孙广增签字领走。
36、证人徐飞的证言，证实旭耀开给凯世隆公司的49支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根据张双贵的安排开具的。
37、证人宋爱英的证言，证实她是旭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她不经常去旭耀公司，旭耀公司的事全由她丈夫张双贵负责。
38、书证记账凭证、49支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分类账、银行账、库存账和收据复印件等，证实旭耀公司在2011年8月16日至23日给凯世隆公司开具了49支增值税专用发票。
39、中国农业银行账号6228481680393265119、牡丹卡6222020505005701105明细和旭耀公司情况说明等，证实王新奇、李保庆购买钢材给旭耀公司付款的事实。
40、书证旭耀公司的车号记录，证实王新奇、李保庆在宝英公司购买钢材的总吨数。
41、书证授权委托书，工业品买卖合同，证实王新奇、李保庆以凯世隆公司名义与旭耀公司补签了钢材买卖合同。
42、证人杨炳海的证言，证实他的金海玉公司销售给了李保庆钢材，李保庆自己找新乡的车从常平直接钢材拉走了，李保庆的货款是打到银行卡上的，他于2011年8月15日给李保庆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开票的当天，李保庆委托孙广增全部取走了，2012年1月底，李保庆到旭耀公司补签的销售合同和委托书，补签委托书前，孙广增送来了凯世隆公司空白合同和空白委托书；开增值税票的当天，他不给孙广增开票，李保庆打过来了电话说让开给凯世隆公司，孙广增是李保庆委托的，他就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孙广增签字领走。
43、证人田润的证言，证实金海玉公司开给凯世隆公司的4支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根据杨炳海的安排开具的，她受杨炳海的安排，还在盖有公章的空白纸上打印过王新奇、李保庆的委托书。
44、证人许玉清的证言，证实她是金海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她不去金海玉公司，金海玉公司的事全由她丈夫杨炳海负责。
45、书证记账凭证、4支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分类账、现金账和收据等，证实金海玉公司在2011年8月15日给凯世隆公司开具了4支增值税专用发票。
46、中国农业银行账号9559981681002612618、理财账户6222080505000196407明细和金海玉公司情况说明等，证实李保庆购买钢材给旭耀公司付款的事实。
47、书证金海玉公司的车号记录，证实李保庆在金海玉公司购买钢材的总吨数。
48、书证授权委托书，工业品买卖合同，证实李保庆以凯世隆公司名义与金海玉公司补签了钢材买卖合同。
49、书证发票领取记录，证实宝英公司、旭耀公司、金海玉公司开具给凯世隆公司的66支增值税专用发票全由孙广增领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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