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6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席伟科。
委托代理人王某甲，广东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源丰润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某乙，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某丙，广东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某，广东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胡颖，女。
委托代理人王某甲，广东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席伟科为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源丰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丰润公司）、原审被告胡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1）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2006年3月16日，被告席伟科致信原告法定代表人王某乙，称结案办事需要钱，先从公司借支30万元。信中明确要求将借款汇到小胡账号上。2006年3月20日，杨某丽通过本人招商银行账户（账号×××8168）向被告胡颖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ＸＸ支行账户（账号972500006＊＊＊）转账汇款30万元。原告向法院出具落款借款人席伟科、胡颖的借条一张，从字迹看，借条内容系同一人笔迹的可能性大。落款处两人的签名笔迹属于同一人书写可能性较大。借条内容为：“今借深圳源丰润实业有限公司叁十万元整，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ＸＸ支行，账号972500006＊＊＊，落款时间为2006年3月20日”。再查明：源丰润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原股东为王某乙、朱某、杨某丽，2005年3月15日变更为王某乙，杨某丽、朱某和本案被告席伟科，其中席伟科出资210万元占有公司股权21%。王某乙与杨某丽系夫妻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出具的证据“借条”的落款签名中两被告的签名具有笔迹同一性的可能，但是席伟科的名字书写明显与席伟科信件中的签名书写不一致。至于借条落款是否胡颖所签，目前无法确证。原告对此也未作出说明。因此，原审法院对借条的真实性存疑。在本案中不应作为证据予以采信。被告对此要求鉴定已经不必要。
关于席伟科是否与原告形成借贷关系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席伟科作为公司股东于2006年3月16日亲笔致信原告法定代表人要求借钱“办事”，信中明确要求向公司借支30万元，并要求汇入小胡账号。此后，原告股东杨某丽向被告胡颖账户汇款30万元。杨某丽自认汇款是应公司要求汇出，原告对此也予以明确。应当视为公司和杨某丽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原审法院予以采信。被告席伟科向原告法定代表人致信的意思表示明确，结合原告实际进行的委托汇款，该信件可作为借款凭证认定。原审法院确认原告与被告席伟科的借贷关系成立，被告席伟科应当向原告偿还借款。被告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写信要求借款时并未承诺支付利息，因此，借款利息应从原告起诉之日起计算。被告关于有借款意思但公司实际并未出借款项的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还辩称该30万元汇款系购买股权的退款，但是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对此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另，被告胡颖的账户仅仅是用于代收款，不能据此认定胡颖为债务人，原告要求胡颖承担债务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席伟科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源丰润公司偿还借款本金3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1年3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源丰润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69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席伟科负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席伟科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为：一、在原审程序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绝大部分属于被上诉人伪造，均不能作为定案证据，本案是被上诉人进行的恶意诉讼。首先，据以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钱的直接证据是上诉人写的一封求助信，是写给一个叫“王总”的人。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这个王总就是指王某乙。实际上，信件是写给上诉人的一个姓王的朋友的，信件通过传真发送给他，原件后来带回被上诉人所在的办公室，之后遗失，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王某乙一点关系也没有。信件下方的字迹和借条，也是事后伪造的。其次，被上诉人提交的汇款记录，也只是杨某丽的私人帐户转给原审被告胡颖的私人帐户，是胡颖当初计划入股被上诉人未成而退回的入股资金，根本不是借款。二、被上诉人为了让信件和汇款单两个完全不相关的证据形成证据链，伪造了一系列的证据。首先，在上诉人的信件下方，以上诉人的口吻，让被上诉人把钱汇入胡颖的帐号，从信件上很清楚看到，这些内容根本就不是出自上诉人一人之手，明显是有人事后故意添加的。其次，伪造了以上诉人和胡颖的名义出具的借条，并且在法庭中表示，这是上诉人当着被上诉人的面亲笔书写的。事实上，借条伪造痕迹明显，凡是识字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该借条的字迹，与上诉人信件上的字迹相差甚远，根本不可能是一个人书写的。正是由于这两个伪造的证据，把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文件联系起来，形成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的假像。一审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对于这些情况没有进行认真审查，认为该信是写给“王总”的就理所当然认为“王总”就是“王某乙”，很明显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把上诉人明确质疑的在信件下方伪造的内容予以认定，并作为查明内容，明显与事实不符。信件上下所载的内容，明显不是一个人所写，伪造痕迹明显，一审法官如此认定，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被上诉人的财务报表显示，根本没有向上诉人出借过30万元，也没有证据证明源丰润公司将30万转入杨某丽的帐户。一审法院认定杨某丽帐户上转出给胡颖的钱是被上诉人的钱缺乏依据。被上诉人根本没有资格起诉上诉人。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被上诉人2006年起到2008年的财务报表，均未显示被上诉人有30万的应收帐款，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钱时，是通过杨某丽的帐户进行的委托付款。也没有被上诉人将此笔款项汇入杨某丽私人帐户的记录。原审法院认定杨某丽私人帐户中汇出的钱是被上诉人的缺乏依据。根据法律规定公司的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直接汇入股东私人帐号。所以从杨某丽私人帐户中转给胡颖的钱不可能是被上诉人借给上诉人的借款。被上诉人的公司中，王某乙和杨某丽是控股大股东，且实际经营公司，公司的公章和财务章均由他们实际控制，如果需要，他们可以制作出任何以被上诉人名义出具的文件，根本不具有真实性。至于杨某丽的出具的证明，同样不具有证明作用，因为他本人就是制造这些假证据的人之一。该笔款项是2006年发生的，被上诉人并没有任何委托付款或者转帐代持的记录和证明，2011年3月，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的时候才补出该证明。被上诉人为了达到适格主体的目的与杨某丽合伙伪造证据，是严重违法的。四、原审法院对于关键事实没有查明：根据一审判决，原审法官对于被上诉人伪造借条的事实已经认定，该借条的真实性没有采信。但却没有查明被上诉人伪造借条的动机，而这与本案有直接的关系。既然上诉人没有书写借条，那被上诉人为何要伪造借条并且还在法庭上信誓旦旦的表示“是上诉人在借款后几日，回到公司后当着被上诉人的面写的”，有证据证明这个借条落款的时间，上诉人根本不在深圳。对于这一环节和对于上诉人所写信件下方伪造内容，一审法院没有查明，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五、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存在重大错误，可能影响判决结果。一审开庭前法庭通过书面方式通知了当事人合议庭组成人员，但在开庭当日开庭时间到后却久等不至。经办记录人员在楼道内临时安排刚开完另一个庭的审判人员临时改变合议庭成员，匆匆开庭，又匆匆闭庭，没有深入调查。所以出现了上述关键事实漏查的情况。同时，上诉人认为临时改变合议庭组成人员，而没有提前以法定方式通知当事人属于程序上的严重错误，也存在损害当事人其他程序方面权利的可能。一审程序中，应参加诉的人没有诉讼，违反法定程序。另外，本案中汇款单是以杨某丽帐户汇款给胡颖，又以公司的名义出具《证明》，称该笔款项是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和胡颖的，对于这一事实的查明，必须由杨某丽作为本案的诉讼人参与诉讼，查明其名下的款项为何变成了被上诉人的款项。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单方的《证明》，就认定杨某丽名下的款项是被上诉人的，明显存在重大的缺漏。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对于本案的证据认定错误，关键事实没有查明，程序存在严重瑕疵，直接导致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源丰润公司答辩称：一、杨某丽在一审时出具了证人证言并出庭作证。二、原审查明事实清楚，所依据的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三、席伟科所签署的借据和信件均是其本人签署，上诉人在一审时没有提出笔迹鉴定的申请，应当承担后果。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被上诉人源丰润公司提交的借款信内容为：“…有两个事想麻烦你。…第二件事是我结案办事需要钱，先从公司借支30万元，汇到小胡账号上”。上诉人席伟科二审调查时明确，借款信中的“小胡”指本案原审被告胡颖。
上诉人席伟科二审时提交一份案外人王大鸣出具的《关于席伟科求助信的情况说明》以及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一份。情况说明的内容为：2006年初，席伟科写信请求王大鸣借款30万元救急，王大鸣于当年3月中旬将30万元现金在上海交给了胡颖，5月初，席伟科即将30万元现金还给了王大鸣，王大鸣将借条亦还给了胡颖。公证书证明案外人王大鸣在公证员面前，在上述情况说明上签名并按手印。被上诉人源丰润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上诉人席伟科在一审庭审中认可该借款信表达了其向被上诉人源丰润公司借款的要求，但被上诉人源丰润公司并未实际支付该借款。
被上诉人源丰润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为：判令上诉人席伟科、原审被告胡颖偿还借款3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06年3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完毕为止）。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案外人杨某丽向原审被告胡颖账户转账30万元的事实均予以确认，但争议的焦点是该30万元是借款还是退股款。被上诉人源丰润公司主张该30万元系借款，为此提交了上诉人席伟科书写的借款信、落款为“席伟科、胡颖”的《借条》一张。上诉人席伟科二审中称借款信中的“王总”并非被上诉人源丰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乙，并提交了案外人王大鸣出具的情况说明，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但案外人王大鸣未出庭作证，且上诉人席伟科上述主张与其在一审中认可其通过借款信向被上诉人源丰润公司表达借款要求的陈述不符，故本院对上诉人席伟科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根据上诉人席伟科书写的借款信主文，其明确表达了向被上诉人源丰润公司借款的意图，且所涉借款的时间、数额、收款人均与案外人杨某丽向原审被告胡颖转账30万元的事实吻合，杨某丽亦认可其系应被上诉人源丰润公司要求汇出，而上诉人席伟科虽主张杨某丽向胡颖账户转账的30万元系退回的入股资金，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相对于上诉人席伟科关于该30万元款项系退股款的主张，被上诉人源丰润公司关于该30万元款项系借款的主张更具高度盖然性。本院对上诉人席伟科关于本案所涉30万元为其退股款的主张，不予采信。至于上诉人席伟科提出借款信下方的备注与主文的笔迹明显不是同一人书写，署名为“席伟科、胡颖”的《借条》与借款信主文的笔迹亦明显不同，故对被上诉人源丰润公司的上述证据不应采信的问题，因上述证据并未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对上诉人席伟科该项主张不再审查。另外，上诉人席伟科上诉称一审开庭时临时变更合议庭成员，程序违法，对此，一审法院已在开庭前告知双方当事人因工作安排需临时变更合议庭成员，双方当事人亦表示对此没有异议，故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亦不成立。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169元，由上诉人席伟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 墨
代理审判员 李 东 慧
代理审判员 谢 佳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付璐奇（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