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3民终6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文虎，男，196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甄友平，四川希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文芬，女，197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甄友平，四川希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克彬，男，1969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四川中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伟，四川中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文虎、董文芬因与被上诉人张克彬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2018）川0302民初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4日受理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文虎、董文芬的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川0302民初第974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判决董文芬不承担任何责任；3.判决董文虎不应当再支付张克彬任何费用；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张克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认定董文虎未能举示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张克彬应当承担税款，也未能举示廖富有出具收到张克彬税款40万元的收条，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的认定系对基本事实的认定错误，应当依法改判。因该项目被终止履行，公司对其投资的回收必须依法纳税，张克彬对该纳税的事情是完全清楚的，否则不可能在《协议书》中明确注明扣除40万的税收事情，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票据因在另一诉讼中交付给了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且在该审理过程中张克彬已经认可了该票据的真实性，因此，原审法院再次要求董文虎提供该票据，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系对基本的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形。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的规定的前提条件是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对出借行为系明知，在本案中，董文芬系董文虎的妹妹，是一名残疾人员，对董文虎借用其本人的银行账户一事其完全不知情，因其本人系一名残疾人员，行动极为不便，就连出门的机会都极少。董文虎借用董文芬的银行账户进行转账，全部事宜均由董文虎操作，因此，对于不知情的董文芬来说，原审法院认定董文虎借用董文芬的银行账户办理转账事宜系违法行为，判决出借人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认定显然系法律适用错误。
张克彬答辩称：一、双方约定扣减40万元款项的前提是开具税票和廖富有的收条，但董文虎没有提供开具的税票，也未提供廖富有出具的收条，所以不应当扣减40万元；二、董文芬全程参与整个转款过程，从董文芬账户转出154万元给我，是董文芬亲自到银行签字转款，董文芬行动自如，有行动的能力，所以，董文芬应当承担补充责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克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为：1.董文虎给付张克彬剩余代收的工程款42万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为止的资金占用利息；2.董文芬对上述董文虎应给付给张克彬的42万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3民终1116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张克彬与自贡富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有公司”）合伙投资巴中市巴州区一政府项目，该项目完成后，张克彬委托董文虎与富有公司一并前往巴中办理工程款收款事宜。2016年3月25日、2016年4月10日，董文虎向张克彬出具《收条》，载明收到480万元的相关票据及相关合同原件。2016年8月16日，张克彬出具《收条》一份，载明480万元款项转入董文芬在四川省农村信用社的621457028003xxxxxxx号账户。2016年8月17日，张克彬又在该《收条》上注明收到廖富有200万元整，以董文芬收到钱为准。2016年8月16日，董文虎向张克彬出具《承诺》，承诺“廖富有将200万元汇入董文芬账户后，两日内董文芬汇入张克彬账户200万元，委托代理费未清算”。
2017年2月6日，张克彬与董文虎签订《协议书》，约定：张克彬委托董文虎收取的廖富有投资本金280万元整（-40万元，但是要见税票和廖富有的收条为准）。全部费用含杂费由董文虎承担。张克彬按照收到款的30%给董文虎作为报酬。
上述生效判决查明事实与本院查明一致，本院对上述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6年8月17日、2016年10月24日、2017年2月8日、2017年4月28日，富有公司分别向董文芬账户转入200万元、40万元、100万元、133万元，合计473万元。第一笔200万元已由（2017）川03民终1116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处理，本案不再涉及。
2017年2月6日，张克彬与董文虎签订的《协议书》除上述内容外，还约定：董文虎要保证将全部款项收到位，否则承担赔偿责任，最终金额以张克彬收到款项为准。
因董文虎未支付张克彬余下款项，也未能交付税票及廖富有的收条，致张克彬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张克彬委托董文虎收款，双方的委托关系成立。庭审中，董文虎先自认480万元款项已全部收回，尔后又称余有20余万元其答应富有公司不再支付故未能收回，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多次庭审情况，对董文虎收回480万元款项予以确认。《协议书》中约定扣减40万元的前提是要见税票和廖富有的收条，而董文虎未能举示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张克彬应当承担税款，也未能举示廖富有出具的收到张克彬税款40万元的收条，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董文芬的银行流水显示，富有公司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的金额已达473万元，故对董文虎所称应当扣减张克彬应负税款40万元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张克彬按照收到款的30%给董文虎作为报酬，所有杂费由董文虎承担。但董文虎要保证将全部款项收到位，否则承担赔偿责任。故案涉280万元款项，董文虎应当支付张克彬的金额为280万元-280万元×30%=196万元，张克彬认可董文虎实际支付154万元予以确认，故董文虎尚欠张克彬42万元未支付。综上，张克彬主张要求董文虎支付42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董文芬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在本案中，董文虎代张克彬收取的工程款划入董文芬账户，再从董文芬的账户转入张克彬及其指定的账户，董文芬的行为已构成出借银行账户，案涉剩余工程款在董文芬账户内，故董文芬应对案涉42万元以及该款产生的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张克彬的诉讼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董文虎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克彬42万元及自2018年4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二、董文芬对董文虎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800.00元，由董文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董文虎、董文芬与张克彬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张克彬与董文虎签订《协议书》，约定：张克彬委托董文虎收取的廖富有投资本金280万元整（-40万元，但是要见税票和廖富有的收条为准）。全部费用含杂费由董文虎承担。张克彬按照收到款的30%给董文虎作为报酬。根据该条约定，扣减40万元款项的本意是要扣减相应的税款，但有两个条件，其一是见税票，即已经开具相应的税票；其二是廖富有收条，即廖富有开具收到40万元税款的收据。上述条件中虽然税票已经开具，但董文虎并未提交廖富有或是富有公司开具的收条，故扣减40万元款项的条件并不成就，董文虎主张支付张克彬款项当中应扣减40万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款项系通过董文芬账户转入、转出，如非董文芬亲自操作，则说明董文芬至少将账号、密码交予董文虎，委托其使用。故董文芬对自己账户被借用是明知的；其次，现已经生效的（2017）川03民终1116号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董文芬出借账户的行为已构成出借账户，应当承担补充责任。故董文虎、董文芬主张董文芬不知其账户被借用，不应当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董文虎、董文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董文虎、董文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宁川
审判员 邓 伟
审判员 马 超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黄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