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9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江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邵阳县，现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代理人：于定勇，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俊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振彬，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代理人：谢海阳，广东木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志华，广东木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校艺，住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玉花，住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
委托代理人：李校艺（龙玉花之夫）。
袁江生因与雷振彬、李校艺、龙玉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学民初字第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6月9日，袁江生向原审法院起诉称：袁江生与雷振彬于2014年10月11日在广州市番禺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雷振彬向袁江生借款68784元（68000元＋784元，其中784元为袁江生之前帮雷振彬购物垫付的费用），借款期限为2014年10月11日至2014年12月30止，若雷振彬到期未履行债务，将向袁江生支付欠款金额10%每日的违约金直至清偿为止，袁江生有权追索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另外合同中约定李校艺为担保人。合同签订后，袁江生支付现金68000元给雷振彬，加上之前垫付的784元，借款本金为68784元。雷振彬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出具了一张金额为68784元的《借据》给袁江生，并承诺于2014年12月30日前归还借款。借款到期后，雷振彬并未按时还款，李校艺作为担保人也并未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雷振彬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并给袁江生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李校艺作为担保人，理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龙玉花基于与李校艺之间的夫妻关系，龙玉花理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袁江生聘请律师提起诉讼，支付了律师费5000元。请求判令：一、雷振彬、李校艺、龙玉花支付袁江生欠款68784元；二、雷振彬、李校艺、龙玉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支付从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期间的违约金给袁江生；三、雷振彬、李校艺、龙玉花支付袁江生已付律师费5000元；四、雷振彬、李校艺、龙玉花承担本案受理费。
雷振彬答辩称：双方之间的借款数额并非68784元，而是50000元，该50000元是2014年6月袁江生通过银行转账借出的，双方并没有约定利息。袁江生提出的《借款合同》是2014年10月11日袁江生带着社会人员强迫其签署的，当时其和李校艺都在西安，不可能在广州市番禺区签订。2014年10月11日，袁江生胁迫其签订《借款合同》后，实际当天没有支付款项，因此本案的借款本金应该按照50000元来计算，利息是以50000元为本金计算银行贷款利息。袁江生诉请的律师费5000元没有法律依据。
李校艺答辩称：第一，同意雷振彬对有关事实的陈述，其同意作为担保人是因为袁江生带社会人员在其和雷振彬在西安出差期间进入其房间内，以胁迫的形式要求其和雷振彬签署了借据，该行为按照我国法律应属无效行为；第二，即便该《借款合同》成立，《借款合同》对于担保期限没有明确约定，涉案的担保行为不符合连带担保的法律规定，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第三，对于相关的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行为，违约金远远超于法律规定的利息，因此不应获得法院的支持，实现债权的费用方面由于袁江生并非金融机构其借贷中利息部分已经包括了实现债权的费用，不应重复计算实现债权的费用；第四，关于利息部分，同意雷振彬所提出的答辩意见。
龙玉花答辩称：其对于整个借款是完全不知情。该借款也不是用于家庭婚姻生活，是李校艺的私人债务，与其无关。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11日，袁江生作为出借人，雷振彬作为借款人，李校艺作为保证人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雷振彬向袁江生借款68784元，借款期限至2014年12月30日止，如雷振彬未到期履行债务，则向袁江生支付借款金额10%每日的违约金直至清偿为止。李校艺同意为雷振彬在其到期未履行债务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日，雷振彬签下《借据》，表示借到袁江生68784元，并承诺于2014年12月30日前偿还。袁江生表示合同是在广州市番禺区签订的，合同签订后，袁江生当即支付现金68000元给雷振彬，另784元为袁江生之前帮雷振彬购物垫付的费用。雷振彬和李校艺否认了袁江生该说法，表示该合同是袁江生带领社会人员强迫签的，且签订地点在西安，2014年10月11日，雷振彬和李校艺都在西安出差，袁江生带领社会人员找到他们并强迫他们签订《借款合同》。雷振彬表示没有向袁江生借款68784元，袁江生之所以逼迫他签订该68784元的《借款合同》，是因为袁江生于2014年6月向雷振彬通过银行转账借款50000元。袁江生在第二次庭审时同意了雷振彬该说法，表示其于2014年6月15日在广州借款50000元给雷振彬用于买车，但雷振彬并没有用该笔款项买车，且从2014年8月起雷振彬不知所踪，袁江生遂于2014年10月11日在西安找到雷振彬，让其签下68784元的《借款合同》，且表示该68784元中除本金50000元外，其余18784元由三部分费用构成，其中一部分是误工费2000元，第二部分为袁江生为追讨债务支付的交通、住宿、餐饮费用17000元，第三部分为约定的违约费用及利息5000元左右，以上实际花费共计24000元以上，借款人和担保人均认可此68784元金额计。2014年10月11日签订《借款合同》后，原来的借款合同由雷振彬收回。
另查明：2014年6月14日，袁江生为贷款人，雷振彬为借款人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约定袁江生给雷振彬借款50000元，于2014年6月15日前电汇交付给雷振彬。借款期限为2014年6月15日至2015年6月14日，在借款期限内一次性全额还款，则不计息，如超出还款期限，以及包括在约定日期到期后未按要求全额一次性付清全部借款金额的情况下，则按所借金额从实际借款日期起以年利息24%计算利息。该借款合同签订后，2014年6月15日，袁江生的银行帐号向雷振彬的账号转账50000元。
另查明：李校艺与龙玉花为夫妻关系，二人于2013年登记结婚。
另查明：袁江生为本案聘请律师，支付律师费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诉争借款的数额和李校艺、龙玉花是否应该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问题。袁江生在诉状和第一次庭审时主张于2014年10月11日通过现金在广州借款68784元给雷振彬，但雷振彬不予确认，表示该欠款实际并不存在。从查明的事实来看，2014年10月11日，雷振彬并不在广州，而在西安，袁江生也没有该借款已经交付的证据。在第二次庭审中，袁江生、雷振彬双方均确认该笔欠款实际是2014年6月15日袁江生借给雷振彬的，欠款数额为50000元，是袁江生转账支付给雷振彬的，且有银行的交易明细为证，故原审法院确认该笔借款的数额本金为50000元，借款时间为2014年6月15日。而对于袁江生主张除了50000元借款外，另外由误工费、交通、住宿、餐饮、违约金及利息共计18784元，合计借款金额为68784元。对于68784元的构成，袁江生本身的陈述就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袁江生在诉状中陈述向雷振彬现金交付60000元，另外784元为袁江生之前帮雷振彬购物垫付的费用，而在第二次庭审中，袁江生又陈述转账50000元，其余18784元由误工费等构成，对此，袁江生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实，雷振彬对此亦不予确认。故对于袁江生主张借款本金为68784元的主张不予采纳。2014年10月11日，袁江生、雷振彬双方再次就此项50000元的借款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12月30日，现借款已然到期，袁江生要求雷振彬归还借款，予以支持。对于袁江生主张雷振彬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支付从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期间的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在2014年10月11日，袁江生、雷振彬就该笔50000元的借款签订的协议中约定借款期限至2014年12月30日止，如雷振彬未到期履行债务，则向袁江生支付借款金额10%每日的违约金直至清偿为止，该借款合同对于借款违约金的约定明显过高，现袁江生主张雷振彬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关于李校艺是否应该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虽李校艺表示《借款合同》是袁江生带领人员胁迫其签署的，但对于该主张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2014年10月1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李校艺作为该笔借款的担保人签订了《借款合同》，故对于袁江生要求李校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请求，予以支持。关于龙玉花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李校艺与龙玉花两人于2013年登记结婚，即李校艺签订《借款合同》时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李校艺并非《借款合同》的主债务人，李校艺作为担保人并未得到该笔借款，亦没有证据证实李校艺将该笔借款用于其与龙玉花的共同家庭生活开支，龙玉花对该笔借款也并不知情，亦没有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故对于袁江生主张龙玉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袁江生主张律师费5000元，在2014年10月1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双方已经对违约金进行了约定，袁江生也对违约金提出了主张，双方也没有关于律师费的约定，故对于袁江生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雷振彬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偿借款人民币500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5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从2015年1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日止）给袁江生；二、李校艺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李校艺在承担该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即雷振彬追偿；四、驳回袁江生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792元，由袁江生负担492元，雷振彬、李校艺共同负担1300元。
袁江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对袁江生的债权金额认定有误，实际上该债权金额是68784元，而非50000元。2.原审法院无视袁江生和雷振彬之间的合同明确约定了“实现债权的费用”属于守约方可索赔的范围和担保人担保的范围的这一事实，驳回袁江生要求雷振彬、李校艺支付律师费的请求明显存在错误。3.原审法院对违约金计算的起算时间存在明显错误。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雷振彬应清偿借款68784元及违约金（以68784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从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给袁江生。3.改判雷振彬向袁江生支付5000元律师费损失。4.改判李校艺对上述两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依法改判原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雷振彬、李校艺、龙玉花承担。
雷振彬答辩称：不同意袁江生的上诉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原审判决。袁江生称68784元的构成在原审时经过两次庭审，袁江生对债权的构成陈述前后不一，雷振彬在原审中认可借款50000元，原审法院认定债权数额为50000元并无不当。
李校艺、龙玉花答辩称：原审法院宣判后李校艺打算上诉其不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袁江生先一步上诉所以李校艺没有上诉。50000元的借款是雷振彬签订的，68784元的《借款合同》是在西安签订但不生效。至于李校艺为何在2014年10月11日签订68784元的《借款合同》，是因为袁江生拿出李校艺给雷振彬的欠条，袁江生带人来李校艺工作的地方逼迫李校艺，所以李校艺在《借款合同》上作了担保。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院庭询中，各方当事人均表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故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袁江生依据其与雷振彬、李校艺于2014年10月1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雷振彬同日签名的《借据》主张雷振彬向其借款68784元，但雷振彬抗辩实际发生借款为50000元，对雷振彬的抗辩意见，原审中袁江生亦予以承认，故原审法院以该事实认定涉案争议的借款本金为5000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袁江生主张68784元是前期借款50000元并加上追讨债务支付的有关费用及利息等理由，与袁江生、雷振彬于2014年6月14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50000元的借款期限至2015年6月14日的内容即该借款期限尚未届满的事实并不一致，故原审法院未采纳袁江生提出的借款本金为68784元的主张，并无不当，袁江生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李校艺主张其对2014年10月11日的《借款合同》作保证人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对李校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袁江生与雷振彬、李校艺于2014年10月1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除借款应以50000元认定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予以调整外，其余关于还款期限、保证人责任的内容对各方当事人有约束力，原审法院据此作出相应的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院审理期间李校艺仍坚持其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不充分且未提出上诉，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袁江生主张律师费5000元一节，鉴于该项费用并未在《借款合同》中予以明确约定，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并无不当。综上，袁江生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5元，由袁江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叶惠莲
审判员 林 娟
审判员 汤 琼
二〇一六年三月××日
书记员 周夏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