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25民初7001号
原告：宁波恒大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象山县爵溪街道兴港路*号。
法定代表人：郑建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旦峰，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贞均，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婉，女，197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象山县。
被告：杨梁建，男，197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企业职工，住象山县。
被告：郑海滨，男，197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企业职工，住象山县。
被告杨梁建、郑海滨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国锋，浙ＸＸ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恒大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与被告王婉、杨梁建、郑海滨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原告于2017年9月6日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登记在被告杨梁建名下的车牌号为浙Ｂ×××××号别克牌小型轿车一辆以及坐落于象山县爵溪街道巨鹰碧海园10幢202室的房地产（房屋所有权证号：2010-030046，土地使用权证号：象国用2010第01256号）、登记在被告郑海滨名下的车牌号为浙Ｂ×××××号丰田牌小型轿车一辆以及坐落于象山县丹东街道龙泽名园220号的房地产（房屋所有权证号：2014-0106571，土地使用权证号：象国用2014第05064号）进行保全，保全金额为420万元。本院于同日裁定予以准许，并采取了相应的财产保全措施。后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恒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旦峰，被告杨梁建、郑海滨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国锋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因案情复杂，本案经批准延长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恒大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对象山星利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利公司）应支付原告的反担保追偿款
3173492.68元、利息损失（以3173492.68元为基数自2012年6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暂算至2017年8月30日为967161.38元）以及案件受理费32588元的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负担，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庭审中，原告明确诉请1为：三被告对（2012）甬象商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中所确定的星利公司应向原告履行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星利公司于2007年3月15日成立，于2008年7月9日经核准登记，三被告作为该公司的股东分别70%、20%、10%的股权。2012年11月22日，星利公司因未参加年检致被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原告与星利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业经象山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象山法院）审理，于2013年3月5日依法作出（2012）甬象定商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判令星利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支付原告反担保追偿款3173492.68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3173492.68元为基数自2012年6月3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该案受理费32588元由星利公司承担。案件生效后，原告依法向象山法院申请执行，该案在执行过程中，因星利公司无适当财产可供执行于2013年12月19日由象山法院依法作出（2013）甬象执民字第4002号民事裁定裁定该案终结执行。鉴于星利公司在吊销营业执照后未依法进行清算，原告于2016年8月10日向象山法院提起清算申请。案经申请，宁波安全三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会计师事务所）受托于2017年4月22日作出宁安会专审[2017]098号《象山星利制衣有限公司财务状况审计报告》。据该审计报告记载，2011年12月19日星利公司向交通银行象山支行开立了DCZF600201100318号信用证项下单据一套金额4300000元，该款项直接转入关联方宁波恒通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账户，该款项在星利公司会计账册中以短期借款名义记账在册。除此之外，该审计报告还显示星利公司有大量与其主营业务无关且非正常的往来资金。另查明，星利公司于2011年12月15日与交通银行象山支行签订一份编号为1131B20038有关开立信用证合同，由宁波华翔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翔公司）为星利公司提供担保，原告作为星利公司的担保人向华翔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金额为3000000元。合同签订后，交通银行象山支行向星利公司开立DCZF600201100318号金额为4300000元的信用证，该信用证到期日为2012年6月12日，并于2011年12月19日代付该国内信用证。后因星利公司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华翔公司向交通银行象山支行为星利公司代偿3173492.68元，原告作为反担保人在华翔公司主张担保权利之下为星利公司代偿3173492.68元。原告认为，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合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本案三被告作为星利公司的股东滥用公司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致使原告代偿的债务无法得到追偿，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依法应对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王婉未作答辩。
被告杨梁建、郑海滨一致答辩称：原告以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为依据，要求被告承担股东损害赔偿责任没有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原则性笼统抽象的规定，股东在怎样的情形下承担责任是由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的，司法解释是公司法第二十条的细化和具体化，而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已经由（2015）甬象商初字第111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请，该判决生效后，原告申请强制清算，资不抵债转为破产清算程序，程序还未结束，公司法解释二股东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没有变化，本案系属一案两诉，应当等破产宣告程序结束后，经查明确实存在公司法第二十条情形才可以另行主张。即使从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规定的要件角度，原告主张也不能成立。首先，原告必须举证两被告作为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的情形，原告没有举证；其次，必须有存在被告作为股东逃避债务的行为，原告未举证有股东存在前述情形导致原告利益受损的事实，且原告现在的权益可通过星利公司申报债权来实现。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鉴于双方对对方举证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双方对于证据的不同解读，不影响证据本身所承载的事实，至于双方围绕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力问题所抱持的各项争议，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一并阐述，在此不予赘述。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1年12月15日，星利公司向交通银行象山支行申请国内信用证开证，金额为4300000元，受益人为恒通公司，货物描述为棉纱（172T，25000元/T）。同日，双方签订了《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合同》一份，约定：星利公司押汇4300000元，信用证编号为DCZF600201100318，期限为180天，放款日为2011年12月19日，到期日为2012年6月12日；以及其他权利义务内容。另华翔公司为该信用证合同提供担保，并与交通银行象山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一份。原告作为反担保人与华翔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协议书一份，约定华翔公司在其与交通银行象山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中的担保责任由原告提供反担保，金额为3000000元。12月19日，交通银行象山支行收到星利公司开立的DCZF600201100318号信用证项下单据一套，并于同日入账恒通公司。
2012年6月13日，因星利公司无力清偿到期债务，交通银行象山支行从华翔公司账户扣划3173492.68元用以偿还债务。华翔公司在偿还上述担保债务后，遂向原告主张反担保权利，原告于6月29日依据反担保协议向华翔公司支付担保款项
3173492.68元。10月23日，本院立案受理了（2012）甬象定商初字第145号原告与星利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案经审理，本院于2013年3月5日作出民事判决，判决星利公司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原告反担保追偿款3173492.68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3173492.68元为计算基数自2012年6月30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2013年11月25日，原告就（2012）甬象定商初字第145号生效判决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执行过程中星利公司无适当财产可供执行，原告在指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本院于2013年12月19日裁定该案终结执行。
2015年5月25日，原告与三被告就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对星利公司应支付原告的反担保追偿权3173492.68元、利息损失（以3173492.68元为基数自2012年6月30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及案件受理费32588元的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案经审理，本院认为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三被告怠于履行清算义务造成了公司财产或债权人利益的直接损失以及损失与三被告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告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难以支持，遂于2016年7月20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请。
2016年8月10日，因三被告在星利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以后未依法进行清算，原告向本院提出对星利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本院于2016年10月10日裁定受理原告对星利公司的清算申请，并指定三江会计师事务所、被告杨梁建、郑海滨为该公司的清算组成员。
2017年4月22日，三江会计师事务所受托对星利公司截止2013年9月30日财务状况进行审计作出宁安会专审[2017]098号《财务状况审计报告》一份，记载：公司尚有其他应收款审定数为3910050.36元；期末账面余额为4300000元，系2011年12月19日向交通银行象山支行开立DCZF600201100318号信用证项下单据一套金额4300000元，该款项直接转入关联方恒通公司账户，根据交通银行信用证来单通知书，交通银行应于2012年6月12日对外付款，本次审计向交通银行象山支行函证，因移交给清算组的公章与银行预留公章不一致，银行拒绝受理函证，本次审计按账面确认；上年营业收入为1675359.16元；以及其他内容。6月19日，星利公司清算组向本院提出申请，认为星利公司经申请人清算发现其财产不足清偿债务，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和企业破产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应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请求本院终结星利公司强制清算程序。本院于6月22日裁定终结星利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
另查明：星利公司于2007年3月15日成立，现有股东为三被告，因未参加2011年度企业年检于2012年11月22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1.本案是否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属于一案两诉情形；2.本案三被告应否对星利公司的债务承担股东连带清偿责任。
对于争议焦点1，原告认为本案不属于一案两诉，（2015）甬象商初字第1111号民事判决所基于的事实因为当时的原告没有经过清算直接要求星利公司的三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而原告举证已经证明判决书依据事实不复存在，原告在清算过程中发现很多星利公司滥用法人独立地位以及三被告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被告杨梁建、郑海滨则认为（2015）甬象商初字第111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原告申请强制清算资不抵债转为破产清算程序，程序还未结束，公司法解释二有关股东应该承担责任的情形并未发生变化，故本案属于一案两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对此，本院认为，（2015）甬象商初字第1111号案件判决当时并未启动清算程序，现原告已向本院提出对星利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依据清算过程中经审计发现的线索作为新证据再次起诉，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至于原告的主张能否成立，将在以下争议焦点2部分予以阐述。
对于争议焦点2，原告认为三被告利用了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公司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证据已经体现，非正常往来资金和非主营业务往来资金没法查清，很多现象表明与主营业务并不相关，从这个表象看也是利用了公司独立法人地位，清算报告和相应证据也能予以反映，即使两被告对此不知情，原告更加不了解，故两被告是否知情的抗辩不能成立。被告杨梁建、郑海滨认为原告主张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法解释只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导致公司无法清算，但是星利公司已经完成清算，只是资不抵债而被终结，二是未在法定期间清算，导致给债权人造成损失，这种情形在（2015）甬象初字第1111号案件已经作出判决，新的情形尚未发生，原告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主张权利没有事实依据，按照该款之规定必须具备三个构成要件，一是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的情形，原告未提供两被告存在滥用情形；二是也不存在逃避债务的行为，星利公司的破产还在进行过程中，是否存在逃避债务情形不得而知；三是股东存在滥用权利情形导致原告权利无法实现存在因果关系尚不明确，原告仅是依据清算报告的表面记载以及文字推定没有事实依据，本案如果不构成刑事犯罪也应当通过星利公司破产程序由原告申报破产债权，两被告对案涉款项并不知情，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的情形，包括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而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等情形,债权人可直接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的赔偿或连带责任。就本案而言，虽然原告与被告杨梁建、郑海滨在庭审中一致确认星利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证据以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实际上并不存在系虚构，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郑建范与被告王婉的丈夫夏崧益（被告杨梁建、郑海滨主张其为星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告认为星利公司可能由其操控）系表兄弟关系，原告主张的案涉债权本身系为星利公司就案涉信用证所涉款项提供反担保而承担反担保责任偿付的款项，作为反担保人应对其所担保的债务有一定的了解，而从星利公司的审计报告来看案涉款项在财务账目上被记载为短期借款，并未显示出与股东即三被告存在资产的混同，也不符合逃避债务从而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故本院难以据此认定为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另根据原告提起的清算申请，本院在清算过程中并未认定三被告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中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故亦不符合三被告需直接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需满足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据上争议焦点部分的阐述，原告起诉虽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属于一案两诉，但原告现有举证尚不足以充分证明三被告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或者公司法解释中有关需直接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故原告的诉请，鉴于其未能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佐证其主张，本院难以支持。被告王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宁波恒大针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018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5186元，由原告宁波恒大针织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瑛
审 判 员 张文芝
人民陪审员 陆传凤
二〇一八年八月一日
代书 记员 黄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