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01民终81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霞，女，1969年3月9日出生，回族，住郑州市，现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贵，河南怡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玉冰，河南怡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留根，男，194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新年，河南良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雨民，河南天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美秀，女，1945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新年，河南良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雨民，河南天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霞与上诉人孙留根、曹美秀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均不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16）豫0104民初6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贵，被上诉人孙留根、曹美秀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新年、赵雨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霞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16)豫0104民初6575号民事判决书，作出支持李霞一审诉讼请求的判决。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孙留根、曹美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认为李霞不能合理解释和说明13万款项的来源，同时又认定孙留根、曹美秀对其主张的13万元购房款系由孙某3给孙建新的说法相关证据不力，也不能认定。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审判决均未采信双方所举证据，貌似公平。一审法院由此作出将涉案房屋认定双方各享有50%的份额的判决。一审判决上述对事实的认定明显错误。现李霞分别说明:1.李霞在一审中，已对转账支出的13万元购房款及下余购房款和税费系由李霞出资做了充分举证。一审判决己查明，却拒不认定，明显错误。本案购房款及其他相关税费共约17万元，李霞在一审中对此已做了充分的举证，对上述款项中的每一笔款项，李霞都做了充分举证，并提交了所付款项的相关票据。特别是李霞对转账支出的13万元款项的来源已经举证说明该款系李霞将自己的存款13万元转存到自己的银行卡上，然后又将13万元从银行卡上转账支付到房管局的监管账户上。对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却拒不认定，明显错误。2.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李霞将自己所有的款项从自己银行卡上支付到市房管局的监管账户上，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首先假设、认定李霞银行卡上的该13万元款不是李霞的款项，由此认定李霞对该13万元款仍有举证义务。一审判决如此认定事实和举证责任，明显存在先入为主的偏见。在本案一审中，李霞就向一审法院反应:本案的审理中，有一审法院的相关人员插手干预本案的审理。本案实际上并不复杂，案件基本事实也十分清楚。本案中不能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李霞转账支付的13万元款项的来龙去脉是李霞先将款项以存单形式存入银行，再将存单上的款转存到李霞的银行卡上，再由银行卡上转到市房管局的监管账户上。上述事实本身已经证明了款项是李霞支付的。一审中，李霞已经说明，一审法院对此仍坚持让李霞举证，实际上等于让李霞证明“李霞是李霞”、“李霞支付的款项是李霞支付的款项”。实际上，本案的基本事实已经证实了13万元款项及其他相关款项是李霞支付的。如果孙留根、曹美秀对此有异议，那么孙留根、曹美秀对此就有举证义务，也就是说本案的举证责任在孙留根、曹美秀。如果孙留根、曹美秀所举证据能证明该13万元款是孙建新支付给李霞的，那么一审法院就应当认该款系由孙建新支付。如果孙留根、曹美秀不能证明李霞收到了孙建新的13万元款，那么就应当认定该13万元款是李霞支付的。本案一审中已经否定了孙留根、曹美秀举证证明该13万元款是孙建新支付给李霞的，认为孙留根、曹美秀在一审中，就13万元购房款系由孙建新支付的相关证据，作证的人均与孙建新有利害关系，其效力存在问题。既然一审判决否定了孙留根、曹美秀的证据效力，那么一审判决理应认定购房款系由李霞支付。一审判决对已查明的事实拒不认定，明显错误。3.本案购房款的支付绝对不会是案外其他人支付的，这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也就是说，本案的购房款的支付人在李霞和孙建新之间。一审判决在已经查明款项是从李霞卡上支付到市房管局的监管账户，和没有证据证明孙建新向李霞支付过13万元款项的事实的情况下，却对李霞实际支付了13万元购房款和其他款项的事实拒不认定，明显错误。4.下列事实和情况证明和说明13万元款项和下余购房款及其他款项系李霞支付。(1)孙建新己吸毒多年，李霞付购房款时，孙建新已到了吸毒后期，长期吸毒早已使孙建新耗尽了所有钱款。孙建新根本没有能力来支付购房款。(2)吸毒人员到了生命的后期，其在心理表现上的普遍规律是:哪怕有一分钱都恨不得用来购买毒品和吸毒上，他绝无可能把钱用在购房上。(3)吸毒人员常常为了购买毒品偷父母的钱，变卖家中的财产，不惜以偷抢的方式筹集毒资。甚至用暴力方法抢父母的钱去买毒品。孙建新也不例外，到生命后期的孙建新绝无可能在买毒品都没有钱的情况下，去拿钱购房。(4)孙建新未结过婚，没有子女，他不可能去购一套房作为遗产来留给他根本不存在的子女。(5)购买房屋的所有票据及房产证均由李霞保管，此证明按一般交易习惯，该房款系由李霞支付的事实。(6)如果购房款系孙建新支付，孙建新不可能就其出资购房没有留给其父母任何证据。孙建新与李霞并没有领取结婚证，在法律上和感情上，其最亲近的人仍然是他的父母。如果孙建新能从自己吸毒的牙缝中节约出毒资购房，其绝对应该把如此“节约”出的吸毒款购得的房屋的相关证据交给其父母妥善保管。(7)李霞已在一审中说明自己之所以没有以自己的名义购买该房屋，是因为自己当时正享受政府的廉租房补贴。所以，未以自己的名义购房。(8)一审判决对我先以借款名义提起诉讼，后以确权名义提起诉讼，在一审判决书中的相关表述不公正，明显有断章取义的情况。我文化程度不高，尽管如此，我在一审中已经以李霞补充陈述的方式说明了我两次诉讼的原因及真实情况，现摘录以下两段:“……三、我为何打借贷诉讼。当时我为啥先按借贷起诉问题，这是因为受律师误导。当时律师告诉我房子登记的是孙建新，说产权是以登记为准的，说房子不好要回来，鼓动我要钱不要房;从我心理上来说，对涉案房屋也有恐惧，经常做噩梦，因为孙建新一直与我住在这，也死在这里，所以我想干脆要回钱算了。加上当时我的资金占用时间也短，房价也上涨少，我的损失少，要房要钱差别不算太大。而现在我的资金占用时间越来越长，货币贬值很大，房价也涨很多，要钱我吃亏太多。再者，法院驳回了我的借贷请求，反复要求没有结果，也逼我没有退路。综合以上原因，以及我对法律的学习，我决心主张房屋权利。……四、所谓的虚假诉讼问题我认为虚假诉讼这一说法不准确，对方律师庭上问我借贷、确权两个诉讼哪一个是真实的，哪一个是虚假的，我认为两个诉讼都是真实的，所不同的是我选择要钱或是要房的问题。最初在我错误的认为要房很难，选择借贷诉讼并没有错。不存在事实虚假的情形，最多是以前法律关系弄错了，之后才回到确权的正确轨道上来。通过这件事也使我明白了法律，即房屋登记在别人名下也能依法要回来。”以上是我写给法庭的真心话，同时也是真实情况。凭良心讲，我认为购房款是我出的，法院不应该对我这个没有法律知识的人，认为提了两次不同的诉讼，就把全部购房款由我出，把我买的房分给孙建新的父母一半。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明显认定事实错误。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一审判决没有适用相关法律将涉案房屋全部确权给我，其在一审判决中适用的法律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明显错误，严重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孙留根、曹美秀辩称：1、本案应该是借名转账，13万元虽然是由李霞账户中出的，但李霞不能说明该款项的来源。该款项是孙建新的。2、本案不应是所有权确认纠纷，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并无争议，对房产证无争议。李霞诉请不成立。3、李霞主张的借名买房不成立，其称李霞出钱登记在我方名下是不成立的。
李霞孙留根、曹美秀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撤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16)豫0104民初657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李霞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李霞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同居期间错误，争议房屋不是在原房屋所有人孙建新与李霞同居期间购买，不应认定为同居期间的财产。一审法院认定孙建新与李霞于2010年4月份开始同居是根据李霞诉称的时间，并没有相关证据证明该同居期间，不能仅凭李霞单方的言词认定。一审法院认定的孙留根、曹美秀对孙建新与李霞同居知情，实际是李霞知道他们二人在争议房屋中同居，在购买争议房屋之前，他们二人并未开始同居，孙建新是与其父母共同生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同居期间错误，不能认定争议房屋为同居期间的财产。二、一审法院对购买争议房屋的资金来源认定不清。李霞在一审过程中已经提交了有力证据证明孙建新在购买争议房屋时完全拥有该笔资金，该笔资金是其将从父母处得到的35平方米房产卖给了其弟，并从其弟处得到卖房款现金23万元。相关证据也证明了孙建新卖房是为了购买争议房屋。另外，李霞亦不能对其转账凭证中的13万元来源做出合理解释，因为该款就是孙建新将卖房所得的部分款项通过其银行账户支付购房款的，根本不是李霞所有。因此，争议房屋是孙建新个人出资购买，与李霞无关。三、一审法院判决所依据的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决李霞与孙留根、曹美秀对争议房屋各享有50%的份额，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认定孙建新与李霞对争议房屋为一般共有，但是，争议房屋并不是孙建新与李霞在同居期间购买的，不应适用该《意见》的规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只是司法政策而不属于司法解释，且该政策颁布于1989年，距今已有二十多年，新的婚姻法及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后，“同居”一词已不是合法的法律概念，该司法政策的适用不应当与现行法律法规所冲突。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所依据的法律错误，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依法判决孙留根、曹美秀对争议房屋为合法所有，驳回李霞的诉讼请求。
李霞辩称：一、孙留根、曹美秀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为由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孙留根、曹美秀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李霞与孙建新于2010年4月至孙建新去世期间同居，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一审判决对上述事实的认定是完全正确的，并不存在错误。在上述时间内李霞与孙建新同居的事实是已经发生过的客观事实，这一事实对争议房屋的确权不应该有什么影响，因为争议房屋是李霞用自己所有的款项借用孙建新的名义购买的，李霞认为争议房屋虽系李霞与孙建新同居期间购买，但该房屋是李霞独自出资购买的财产，不属于二人的共同财产，所以孙留根和曹美秀以上述理由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孙留根、曹美秀以一审法院对购买争议房屋的资金来源认定不清为由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争议房屋的资金来源不是认定不清的问题，而是故意对系李霞全部出资的故意回避，拒不认定的问题。既然该房屋是李霞自己购买的，孙建新对购买资金未出一分钱，所以孙留根、曹美秀的上诉理由自然不能成立。孙留根、曹美秀为了故意把水搅浑，以李霞不能对从自己卡中转出的13万元的来源作出合理解释为由，从而借此将购房款说成是孙建新借用李霞的银行卡由孙建新付的13万元购房款。为了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在此，李霞再次对相关事实予以说明和澄清，在本案一审中，并不存在李霞对自己出资购买涉案房屋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问题，在此应当说明的是，李霞并非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所以在回答法官和律师的问话中，总想着把全部事实都说出，在这种想法下，李霞说明了自己在与前夫离婚时，前夫支付给李霞4万元，加上李霞的其他款项，李霞有10万元款项，后李霞的母亲因李霞购房借给李霞13万元款，李霞当时想自己所有的款项都说出，证明的效力更充分有力，没想到李霞这一做法竟被孙留根、曹美秀借此作出别有用心的解读，孙留根、曹美秀这种对待诉讼的方法是不足取的，对待诉讼应当坚持实话实说，不能以说假话的方式故意把事实搞混、搞乱。实际上，孙留根、曹美秀心里对购买涉案的争议房屋孙建新根本未出一分钱这一事实十分清楚，他们对自己的儿子吸毒每天需要多少花费以及孙建新每天的生活来源是十分清楚的。孙建新在世时，他们都躲着孙建新，他们与孙建新虽为父母子女关系，但因孙建新吸毒历史过长，毒瘾过大且无法戒掉毒瘾，从而几乎全部断绝了日常生活往来。吸毒人员的所有家人对染上毒瘾的亲属持续吸毒，因吸毒向家人、亲友借钱、骗钱用以购买毒品都是深恶痛绝和无可奈何的。人染上毒瘾后，有听说吸毒人员耗光全部钱财而从没有听说任何吸毒人员节省下毒资去进行置业的。孙建新生前连因生病看病所需的1000元都要向他人借，孙建新哪儿里有钱去购房置业。
另外，一审中为孙留根、曹美秀作证证明孙建新收到孙某323万元事的全都是其家人，这些证人明显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而且即便是这些证据也不能证明孙建新拿着23万元中的13万元款给了李霞。李霞再次要特别指出的是，孙留根、曹美秀主张从李霞的银行卡中支出的13万元不是李霞的是孙建新的，他们就有义务举证证明孙建新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给了李霞13万元款，如果其不能就此举证，不论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都应当按照其举证不能认定该13万元款就是李霞的款项，而不能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法，对明明属于李霞银行卡中汇出的钱而拒不认定，从李霞卡中汇出的钱归李霞所有。如果公民的银行卡中的钱在没有相反证据的证明下可以认定不是公民的钱，那么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还有什么用，谁还敢到银行去办银行卡，谁还敢使用银行卡。
另外，李霞还要指出的是，孙留根、曹美秀在一审中所述的孙建新是因享受低保待遇，所以其银行卡中不能有过多的钱以免失去低保待遇，孙留根、曹美秀的说法纯系假话。首先，孙建新的低保待遇是在购房后才取得的，根本不存在其银行卡中存钱多少影响其享受低保待遇的问题。其次，低保人员的经济状况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律法规也不禁止低保人员诸如经商等涉及钱款的经济活动，所以即便是低保人员的卡中有数额相对较大的款数也不影响其低保待遇。根据《2016年河南低保户标准及申请条件规定》，其中没有享受低保的人员银行卡中存款额受限制的问题。以上事实说明孙留根、曹美秀以一审法院对购买争议房屋的资金来源认定不清为由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三、孙留根、曹美秀以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李霞的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李霞与孙建新同居期间所购的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后街41号楼7单元2层5号的房屋归李霞所有；2、诉讼费由孙留根、曹美秀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李霞与孙建新系同居关系，孙建新系孙留根、曹美秀之子。2011年9月29日，孙建新与习心利在郑州百合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以180000元的价格购买了涉案房屋，2011年10月9日，孙建新与郑州住房置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郑州市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监管协议》一份，购买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后街41号楼7单元2层5号的房屋一套。同日，通过户名为李霞卡号为62×××78的工商银行卡向郑州市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监管账户专用账号支付13万元。郑州市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监管存款凭证、郑州市中原区地方税务局出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郑州市地方税务局契税征收管理所出具的契税完税证、郑州市房屋交易和登记中心出具的交易手续费发票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花路支行出具的房屋所有权登记费缴费票据均显示付款方为孙建新。2011年10月10日，该房产登记在孙建新名下。2014年3月29日，孙建新死亡，孙建新本人没有结过婚，无子女，对于孙建新本人有吸毒的前科双方均知情。2014年6月6日，该房产过户登记在孙留根、曹美秀名下。
关于购买涉案房屋的13万元的来源，李霞提交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街道淮北街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兴华南街支行的个人业务凭证复印件及银行卡流水复印件各一份、郑州市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监管存款凭证复印件一份，称购买涉案房屋的13万元全部由其一人用其与孙建新同居之前的个人财产支付，仅因在购买涉案房屋时，其正在享受政府的廉租房补贴，才以孙建新的名义购买涉案房屋。孙留根、曹美秀称涉案房屋原登记在孙建新名下，且郑州市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监管存款凭证等均使用孙建新的姓名，并提交2011年9月20日孙建新与孙留根、曹美秀、孙某3、孙惠芳签订的协议一份及孙建新出具的23万元收条一份，证明孙建新具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涉案房屋，因孙建新本人有前科，不敢将现金存在自己的银行卡上，才借用李霞的银行卡购买涉案房屋。庭审中，孙留根、曹美秀申请出庭的证人孙某1、孙某2、曹某、李某1、李某2、孙某3均证明孙建新把房子卖给了其弟孙某3，孙某3向孙建新支付了23万元，孙某3称23万元的款项中有孙某3自己的15万元，其余的8万元是向李某2借的钱；上述证人之间均系亲属或亲戚关系；庭审后，孙留根、曹美秀向该院提交了证人李某2于2011年9月20日在银行分两次取款共计8万元的凭证，经过质证，李霞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李霞对于13万元款项来源在民间借贷一案（2014管民初字第1147号）中陈述“离婚时我前夫给我的，还有我打工挣的钱，离婚协议当时说给我4、5万，但实际我手里有10万左右，”在本案中的陈述“1997年底，我与前夫离婚，他支付我4万。2011年5月1日，我母亲给我13万元，”两次陈述前后不一致，未对款项来源作出合理解释和说明。
关于孙建新购房的过程，李霞在民间借贷一案（2014管民初字第1147号）中的陈述：“他(孙建新)只说要借我的钱，具体用途没有给我说。我给他的银行卡。”、“后来知道13万是买房子的。”、“买房过程参与了一点，具体忘记了，可能是取房本时我和他一起去的，也可能是孙建新把房本在我面前出示了一下。借款不知道借的13万是买房子，好像是孙建新把房本让我看的时候，给我说过我借给他的13万用于买房子了。”在本案中的陈述：“2011年9月份我自己去的百合地产中介公司谈的买房的事，签合同时是孙建新签的。”两次陈述前后不一致。
另查明，2014年6月4日，李霞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诉至该院，请求判令孙留根、曹美秀偿还其借款13万元，2014年9月1日，该院作出（2014）管民初字第1147号民事裁定，驳回李霞的起诉。李霞不服，上诉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11月10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郑民三终字第1508号民事裁定，驳回李霞的上诉，维持原裁定。李霞不服，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5年11月25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郑民申字第461号民事裁定，驳回李霞的再审申请。李霞、孙留根、曹美秀对该院及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述生效法律裁定所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2015年3月30日，孙留根、曹美秀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李霞腾出占有的涉案房屋，现该案正在审理中。
再查明，2017年3月27日，孙留根、曹美秀提出要求对李霞13万的款项来源进行测谎，李霞不同意。另李霞也不同意调解，不同意变更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涉案房屋的交易结算资金监管存款凭证、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契税完税证、交易手续费发票等均显示付款方为孙建新，房屋产权原登记在孙建新名下。李霞称涉案房屋系借用孙建新的名义购买，实际由李霞出资，但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约定借名买房的事实。关于购买涉案房屋的过程，李霞的陈述亦前后不一致，亦不能证明李霞购买了涉案房屋。关于李霞与孙留根、曹美秀之子孙建新的关系问题，李霞认可2010年4月份与孙建新同居，孙留根、曹美秀对于孙建新与李霞同居的事实也知情，故该院认定自2010年4月份起至2014年3月29日孙建新死亡时止，双方为同居关系。关于13万元款项的来源，李霞的陈述亦前后不一致，不能对款项来源作出合理解释和说明，该院对李霞称该13万元款项为其个人财产及涉案房屋为借名买房的诉称不予认可。
对于房屋所有权的确认归属问题，该院认为，李霞主张的涉案房屋虽然是在双方同居期间购买，但对于13万款项的来源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与说明，应当认定为同居期间的一般共同财产；孙留根、曹美秀虽然提交了协议、银行凭证等证据，但该证据均系间接证据，不能证明协议中的23万元已经支付给了孙建新，对于其提出的借名转账的辩称，该院亦不予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同财产处理，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本案中的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应当等额均分，李霞与孙建新各占50％的份额，因孙建新已经死亡，且其没有子女，其财产应当由其父母即孙留根、曹美秀继承，现涉案房屋已经过户至孙留根、曹美秀名下，据此，对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李霞享有50％的份额，孙留根、曹美秀共同享有50％的份额，对此该院予以确认。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0条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李霞与孙留根、曹美秀对位于管城回族区法院后街41号楼7单元2层5号房屋（郑房权证字第××号）的所有权各享有50％的份额。二、驳回李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李霞负担2300元，孙留根、曹美秀负担2300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李霞与孙建新的关系问题。孙留根、曹美秀上诉称一审认定李霞与孙建新同居期间错误，因李霞认可2010年4月份与孙建新开始同居，且孙留根、曹美秀对于孙建新与李霞同居的事实也知情，孙建新已故，对于李霞与孙建新关系的认定，一审法院未采信孙留根、曹美秀的辩称意见，认定自2010年4月份起至2014年3月29日孙建新死亡时止，李霞与孙建新为同居关系，该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涉案购房出资的性质。同居期间各方所得收入若无特别约定应为双方共同所得收入。李霞与孙留根、曹美秀双方均上诉称涉案购房资金系自己一方出资，结合双方的称述和举证进行分析：支付购房款13万元虽系从李霞的银行卡支出，但当时孙建新和李霞已经系同居关系，李霞称涉案房屋系借用孙建新的名义购买，但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约定借名买房的事实；对于购买涉案房屋的过程及款项来源解释和说明，李霞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孙留根、曹美秀虽然提交了协议、银行凭证等证据，但该证据均系间接证据，对于其提出的借名转账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故一审法院依据双方的陈述和举证，均不予认定涉案房屋的购房款系李霞或孙建新其中一方个人出资，该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房屋所有权的确认归属问题。因均不能认定涉案房屋的购房款系李霞或孙建新其中一方个人出资，涉案房屋应认定系双方同居期间共同所得收入购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同财产处理，一审法院结合案情、根据公平原则，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等额均分，处理适当。
综上，上诉人李霞与上诉人孙留根、曹美秀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实体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00元，由上诉人李霞负担4600元，上诉人孙留根、曹美秀负担46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怡
审判员 马常有
审判员 邢彦堂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朱 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