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嘉桐濮民初字第20号
原告：董明根。（系死者董礼之父）
原告：林菊花。（系死者董礼之母）
原告：陈艳君。（系死者董礼之妻）
原告：董书涛（曾用名董书辰）。（系死者董礼长子）
法定代理人：陈艳君，身份情况同上。（系原告董书涛之母）
原告：董书豪（曾用名董帆）。（系死者董礼次子）
法定代理人：陈艳君，身份情况同上。（系原告董书豪之母）
上述五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华。
被告：陈金林。
委托代理人：刘宇平、何飞飞。
被告：叶仁兴。
被告：濮院镇新濮村王介汇村民组。
负责人：叶仁兴，该村民组组长。
上述二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谢云华、范晓辉（实习）。
被告：国网浙江桐乡市供电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祖光。
委托代理人：詹国良。
委托代理人：祝丹华。
原告董明根、林菊花、陈艳君、董书涛、董书豪与被告陈金林、叶仁兴、濮院镇新濮村王家汇村民小组、国网浙江桐乡市供电公司（以下简称桐乡供电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原告方于2015年1月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亮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3月3日、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中，原告方申请变更被告濮院镇新濮村王家汇村民小组为濮院镇新濮村王介汇村民组（以下简称新濮村村民组），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后因案情复杂，故本院于2015年5月8日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5日、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明根、林菊花，原告董书涛、董书豪的法定代理人暨原告陈艳君，五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华，被告陈金林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宇平、何飞飞，被告叶仁兴，被告叶仁兴、新濮村村民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谢云华、范晓辉，被告桐乡供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詹国良、祝丹华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因被告桐乡供电公司申请调取新的证据，故本院依法决定延期1个月审理。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共同申请给予1个月的庭外和解期，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案经审批，延长审理期限3个月。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共同起诉称，2014年6月18日凌晨，董礼和同伴前往位于桐乡市濮院镇新濮村王家汇刘介圩由被告陈金林和被告叶仁兴经营钓鱼活动的鱼塘钓鱼，后董礼因触碰鱼塘上方的高压线而触电身亡。该鱼塘系被告陈金林出面向被告新濮村村民组租赁，被告陈金林和被告叶仁兴是合伙关系，也是钓鱼活动的经营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被告新濮村村民组作为钓鱼场所的出租人，明知在鱼塘经营钓鱼会有触及高压电的危险而未采取相应措施；被告桐乡供电公司作为高压电力线路的经营者，四被告均应对董礼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现原告方诉请判令：被告陈金林、叶仁兴、新濮村村民组、桐乡供电公司互负连带责任，向原告方赔偿因董礼死亡造成的损失1414318.5元。审理中，原告方以其已与被告新濮村村民组、桐乡供电公司达成和解协议为由而自愿放弃对被告新濮村村民组、桐乡供电公司的相应诉请。
被告陈金林答辩称，在本次事故中，其已尽到劝阻责任，且鱼塘有警示标志，故其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叶仁兴、新濮村村民组共同答辩称，被告叶仁兴并非鱼塘承包者，不需承担责任；被告新濮村村民组作为出租者，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原告方对被告叶仁兴、新濮村村民组的诉请。
被告桐乡供电公司答辩称，责任承担主体应为鱼塘经营者及死者董礼本人，被告桐乡供电公司在事件中没有责任。
针对自己的主张，原告方提供了下列证据：
一、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各1份，证明董礼因电击致死，并排除安眠药等致死的可能性。
二、租地协议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陈金林向被告新濮村村民组租用事发鱼塘的土地。
三、调查笔录1份、现场照片打印件2份、车辆登记信息打印件2份，证明被告叶仁兴与被告陈金林为共同经营，被告叶仁兴分享鱼塘经营利润的10%，同时照片中显示的钓鱼电话为被告叶仁兴的手机号码，因此被告叶仁兴为鱼塘经营的实际参与人，与被告陈金林为合伙关系。
四、个体工商户登记材料、公司基本登记情况、股东会决议各1份，证明死者董礼自2011年9月28日起在桐乡市及嘉兴市洪合镇分别登记设立个体工商户和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羊毛衫加工的业务，因此其死亡赔偿费用的计算标准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
五、证明1份，证明被扶养人董明根、林菊花的身份及生育子女情况，两人现无劳动能力，也无其他收入来源。
六、居民户口簿1份，证明被扶养人董书涛、董书豪的身份关系情况。
七、儿童预防接种证1份、证明2份，证明原告董书涛自2012年2月起至今一直在桐乡市上学，原告董书豪出生后随父母在桐乡市濮院镇生活居住。
八、鉴定费发票1份，证明原告方因董礼死亡支出鉴定费用12000元。
九、证明1份，证明董礼自2012年8月至其死亡时，一直居住在桐乡市濮院镇工贸大道1709号，该情况与证据四中的个体工商户登记材料一致。
被告陈金林质证意见：证据一、证据八，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八的证明目的有异议，鉴定费用是原告自行决定支出，被告不予负担。证据二，为复印件，不予质证。证据三，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调查笔录是原告代理人作为律师身份调查，其中张兴强为司法所所长，调查主体有矛盾，被告叶仁兴并非合伙人；对照片打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董礼开设工厂，不能证明其居住在农村或城镇。证据六，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只能证明董礼为农村户口。证据七，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其户籍情况。证据九，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明仅为临时居住信息，且时间上有间断，常住时间未满一年。
被告叶仁兴、新濮村村民组质证意见：同意被告陈金林的以上质证意见。另外，证据三中调查笔录反映的情况与被告陈金林向代理人陈述的事实不一致，被告叶仁兴没有得到鱼塘的利润，是原告方根据被告陈金林的叙述计算出来，属于主观臆断；证据五，证明无法证实原告董明根、林菊花没有劳动能力，原告方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
被告桐乡供电公司质证意见：证据一中，对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没有异议；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因为鉴定最后结论为排除毒物中毒等致死的可能性、因自身疾病死亡的可能性，来确定不慎接触较高压电流造成心脏衰竭而死亡，但前面两个可能性的排除，无法推定必然是触电死亡，也不排除触电后溺水死亡的可能性。证据二，不了解，无法质证。证据三，调查笔录将责任指向被告桐乡供电公司，但法律并未规定高压线下不能开鱼塘，而高压线下不能钓鱼是常识，钓鱼和鱼塘不同。证据四，没有异议。证据五、七、八、九，同意被告陈金林、叶仁兴、新濮村村民组的质证意见。证据六，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以户籍为准，应按农村标准计算。
针对自己的答辩理由，被告桐乡供电公司提供了下列证据：
一、桐乡市人民政府批复1份（附事故调查报告1份）、工矿企业职工死亡事故结案审批表1份，证明经桐乡市政府批准，市安监局牵头对本案事故成立调查小组，调查结论为被告陈金林负事故主要责任，死者董礼负事故次要责任，桐乡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已对被告陈金林罚款20000元。
二、照片2份，证明被告桐乡供电公司在事发地点设有警示牌。
三、照片1份，证明事故现场南面架空线（东边线）高压线离地面距离为7.57米，符合电力架空线与地面距离6米的要求。
四、询问笔录2份（陈金林），证明鱼塘上方高压线在挖鱼塘之前已存在，禁止钓鱼的警示牌在鱼塘挖完开业之前已设立，且垂钓中心有钓鱼须知，其中载明可以使用5.4米以内的鱼竿，并且告知董礼，但董礼所使用的是自带的7.2米的鱼竿，同时，后半夜鱼塘不允许钓鱼，董礼等四人经催促后不肯离去，因此其存在严重过错，另外，董礼等人自带足够照明设备，可以看到高压电线和警示牌。
五、询问笔录1份（叶仁兴），证明鱼塘上方高压线于鱼塘开挖之前已存在。
六、询问笔录2份（赵林根），证明后半夜不允许钓鱼，董礼等人要求钓鱼，被告陈金林阻拦不住，并且董礼等人经催赶后仍不离去，因此董礼存在严重过错。
七、询问笔录1份（邵定智），证明董礼钓鱼在后半夜，使用鱼竿为7.2米。
八、询问笔录1份（张林丰），证明董礼钓鱼在后半夜，使用鱼竿为7.2米，且董礼自带照明设备。
九、电力线路保护区安全隐患告知书1份，证明被告桐乡供电公司发现电力线路保护区内有垂钓行为后，已对鱼塘安全隐患及危害结果进行告知，已尽到告知义务。
十、现场照片14份，证明被告桐乡供电公司发现电力线路保护区内有垂钓行为后，在鱼塘南北两头的高压线下方均设有警示标志，且鱼塘垂钓须知中也写明应使用5.4米以内的鱼竿。
十一、询问笔录1份（邵定智），证明董礼本人在钓鱼前曾在鱼塘周围选取钓鱼地点，而鱼塘进口门在北侧，董礼钓鱼位置则在鱼塘南侧中间，因此，董礼必然沿着鱼塘从北侧走到南侧，选取钓鱼位置的过程必然熟悉鱼塘环境，同事有一条高压线贯穿鱼塘南北，应该是明显能够看到。
原告方质证意见：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调查行为亦无异议，但对调查结论中关于董礼的责任部分有异议，事发时为深夜两、三点，根本无法看清周围环境，在此情况下，认为董礼未看清环境，忽视自身安全，显然增加了董礼的责任；垂钓规则中5.4米的规定与本案无关，只要允许钓鱼便可能出现事故，将鱼竿长度与责任认定联系起来，也增加了董礼的责任；而该证据也证明被告陈金林确实收取了费用，应当尽到安全保护义务；在电力部门明令禁止的情况下开展钓鱼活动，应由各被告承担相应责任。证据二、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说明被告桐乡供电公司的警示标志未能起到足以警示的作用。证据四，对部分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陈金林所称不要400元的情况与调查结果不符；被告陈金林明知鱼塘上方有高压线仍开展钓鱼经营活动，且其只告知后半夜不准钓鱼，并未告知鱼塘上方有高压线；而被告陈金林6月18日所作笔录中，说明鱼塘有另一人承包，可以认定被告叶仁兴就是其合伙人。证据五，真实性有异议，该笔录是在事发后两个半月才做，被告叶仁兴作出的对其有利的陈述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结合被告陈金林的调查笔录及被告叶仁兴在钓鱼鱼塘上留有电话等细节，可以认定被告叶仁兴在推脱责任。证据六，真实性有异议，赵林根与被告陈金林、叶仁兴为利害关系人，是为被告叶仁兴开脱责任。证据七、证据八，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同时证明事发时董礼及邵定智、张林丰都是第一次去钓鱼，不可能了解鱼塘环境，三人均未看到安全警示标志，说明被告桐乡供电公司所设警示牌不足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被告桐乡供电公司存在过错；被告陈金林确实收了400元费用，但未告知鱼塘上方有高压线；钓鱼所用照明器材的亮度仅为观察钓鱼活动，无法查看周围环境及上空高压线，故董礼确无过错。证据九，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被告桐乡供电公司早在2011年底就发现事发鱼塘存在钓鱼活动，却未采取有效措施，是造成本案事故的重要原因；告知书的告知对象为被告叶仁兴鱼塘，说明被告叶仁兴与被告陈金林合伙经营；被告陈金林、叶仁兴、新濮村村民组对被告桐乡供电公司的告知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均有重大过错，均应承担相应责任。证据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钓鱼须知本身存在未告知重大风险的过错，没有明确说明鱼塘上方存在高压线，也未明确告知禁止半夜钓鱼；其中注明可以使用5.4米钓鱼竿的内容无法免除其责任，且钓鱼须知中未说明为何限制鱼竿长度，无法让钓鱼者知晓高压线的存在。证据十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事发时为深夜，警示牌不可能被看到，董礼在确定钓鱼位置的过程中不可能发现有相应的警示标志，无法证明董礼存在过错。
被告陈金林质证意见：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其中仅认定其与董礼的责任，并未指明被告桐乡供电公司无责。证据二、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桐乡供电公司知道鱼塘存在钓鱼行为，但未尽到管理义务。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被告陈金林的陈述以庭审陈述为准。证据五，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六，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七、八、十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被告陈金林的陈述以庭审陈述为准。证据九、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陈金林经营的鱼塘名称为水天阁鱼塘而非陈金林鱼塘，被告桐乡供电公司连名称都不清楚，可见其疏于管理，且其在知晓鱼塘经营的情况下仍默许，显然有责任；被告叶仁兴是否在告知书上签名也未通知被告陈金林。
被告叶仁兴、新濮村村民组质证意见：证据一、二、三，其均非当事人，不作质证。证据四，真实性有异议，无法说明被告叶仁兴与被告陈金林为合伙关系。证据五、六，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鱼塘与被告叶仁兴无关。证据七、八，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询问人为董礼的朋友。证据九，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告知被告叶仁兴并不能推定被告叶仁兴为合伙人。证据十、十一，同意被告陈金林的质证意见。
被告陈金林、叶仁兴、新濮村村民组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认证意见：原告方提供的证据一、八，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确认；被告桐乡供电公司虽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但未提供证据足以反驳，故本院对该异议不予采信。证据二，虽系复印件，但能与被告桐乡供电公司提供的证据一相互印证，结合被告陈金林、叶仁兴、新濮村村民组的庭审陈述，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证据三中，1、照片打印件、车辆登记信息打印件中所示被告叶仁兴的手机号码能够相互印证，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该二份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叶仁兴与被告陈金林合伙经营案涉鱼塘；2、调查笔录中调查人的身份情况均无相应证据佐证，且笔录中仅有其中一位调查人及被告陈金林的签名，而被告陈金林在庭审中已明确否认其与被告叶仁兴在共同经营案涉鱼塘，故对该份笔录本院不予确认。证据四、六、七、九，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且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被告方虽对证明的合法性等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足以反驳，故本院对该四组证据均予确认。证据五，证明中所载原告董明根、林菊花的生育情况，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该二人的劳动能力及收入来源情况，原告方并未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且被告方均提出异议，故本院不予确认。
被告桐乡供电公司提供的证据一至十一，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且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原告方及被告陈金林、叶仁兴、新濮村村民组虽对部分证据的真实性等有异议，但均未提供相关证据足以反驳，故对以上证据本院均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被告叶仁兴系被告新濮村村民组组长。2011年4月1日，被告陈金林与被告新濮村村民组签订《租地协议》1份，其中约定：被告陈金林租用被告新濮村村民组约25亩左右的土地，租期10年，自2011年4月1日起至2021年3月31日止，租金为每年10000元。2011年12月12日，因被告陈金林将上述荒地改建成鱼塘并对外经营，被告桐乡供电公司遂向被告叶仁兴发出《电力线路保护区安全隐患告知书》。2014年6月17日晚，董礼与案外人张林丰、邵定智、李三华共四人在被告陈金林开设的前述鱼塘钓鱼，邵定智付给被告陈金林400元钓鱼费（即每人100元）。董礼随即在鱼塘南边堤岸处选择了一个位置钓鱼。次日凌晨3时许，董礼在钓鱼时手持鱼竿不慎触及鱼塘上方的高压线，被高压电电击后跌入鱼塘。随后张林丰等人将董礼从鱼塘中拉上岸，并拨打急救电话；急救医生到达现场检查后，确认董礼已无生命体征，并宣布董礼死亡。另查明，事发鱼塘上方有一条20KV的高压线贯穿南北，该高压线系被告桐乡供电公司在鱼塘开挖前所架设并负责经营维护；事发时董礼所处鱼塘南堤位置的高压线与鱼塘南堤走道楼板面之间的实际距离为7.57米；鱼塘南北高压线下面，被告桐乡供电公司均立有“注意：上方有高压线线路禁止钓鱼”的警示标志；事发时董礼使用的鱼竿长约7.2米。2014年7月15日，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1份，其中载明：董礼系生前不慎触电造成电击损伤致心脏骤停，循环衰竭而死亡。原告方支付鉴定费12000元。其后，桐乡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本案事故牵头组织调查，并形成《桐乡市濮院新濮村天水阁垂钓中心“6.18”触电死亡事故调查报告》1份，其中载明：本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系董礼在垂钓时使用的钓鱼手竿不慎触到上方的高压线，被高压电电击伤害致死；间接原因为鱼塘经营者即被告陈金林未办理经营证照就开设钓鱼收费项目对外经营，且未尽到提醒告知垂钓者在高压线下方严禁钓鱼及有垂钓者在场时巡视的义务；同时，董礼安全意识淡薄，疏忽大意，不注意观察鱼塘的周边环境，忽视自身安全，未遵守鱼塘关于“可以使用包括5.4米以内的手竿”的规定，故董礼对本起事故负次要责任，被告陈金林对本起事故负主要责任。该调查报告并经桐乡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又查，死者董礼于1982年10月26日出生，其与妻子即原告陈艳君于2007年7月2日生育长子即原告董书涛，于2011年11月6日生育次子董书豪；董礼父亲即原告董明根于1957年8月15日出生，母亲即原告林菊花于1959年7月16日出生，二人仅生育一子即董礼；自2011年9月起，董礼先后在桐乡市濮院镇、嘉兴市秀洲区设立企业，从事服装制售业务；自2012年8月起至本案事故发生时止，董礼均在桐乡市濮院镇居住，且原告董书涛、董书豪均随其在桐乡市濮院镇生活、上学。再查，事故发生后，被告陈金林已支付原告方30000元。
本院认为，一方面，关于本案赔偿责任问题，其一，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陈金林作为案涉鱼塘的经营人，并且提供有偿的垂钓服务，理应采取充分、必要的措施切实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但是，被告陈金林既未在事发前提醒、告知董礼等垂钓者有关鱼塘上方架有高压电线的情况，也未在董礼等垂钓者钓鱼时进行巡视，明显存在重大过错，在本案事故中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陈金林以其尽到了劝阻责任，且鱼塘有警示标志为由而主张其不负事故责任的答辩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其二，原告方虽主张被告叶仁兴与被告陈金林合伙经营案涉鱼塘，但其未能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足以证实；同时，被告陈金林与被告新濮村村民组签订的《租地协议》合法有效，被告新濮村村民组作为出租方，并无权利或职责对被告陈金林将荒地改建鱼塘的行为采取措施，因此，原告方要求被告叶仁兴、新濮村村民组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叶仁兴、新濮村村民组的相关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其三，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本案中，被告桐乡供电公司系案涉高压线路的经营者，虽然其辩称已尽到合理的安全警示义务且高压线的架设符合电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安全技术标准，但此非其免责的法定事由，故对被告桐乡供电公司该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现被告桐乡供电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董礼触电死亡是因其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故其在本案事故中应承担无过错责任。
其四，《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董礼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具有钓鱼经验，其在夜间进行钓鱼活动前应该充分观察鱼塘周边环境，确保自身安全，但其却疏忽大意，缺乏安全防范意识，未能注意到水塘上空存在高压危险，以致在垂钓过程中不慎触碰到高压线，遭受电击身亡，所以，董礼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可相应减轻各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关于原告方损失的项目和数额问题，被告方虽辩称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费用，但据本院已认定的证据和事实，董礼之经常居住地及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故原告方主张的死亡赔偿金757020元（37851元／年×20年）、丧葬费22256.50元（44513元／年÷2），计算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方该辩论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扶养人生活费465140元（23257元／年×20年），因原告方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原告董明根、林菊花确已丧失劳动能力，故本院确定为325598元（长子23257元／年×12年÷2＋次子23257元／年×16年÷2），被告方对原告董明根、林菊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所提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家属误工费2902元（35302元／年÷365天×10天×3人），参照本省司法实践掌握的标准，该费用偏高，本院酌定为2031.07元（35302元／年÷365天×7天×3人）。交通费5000元，原告方虽未提供证据证明，但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为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0元，原告方该项主张理由正当，但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及方式、本地生活水平、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后果的发生的过错等因素，该数额过高，本院酌定为50000元。鉴定费12000元，结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民事诉讼鉴定相关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第十条中关于“诉前单方委托鉴定的费用一般应由委托方自行负担”之意见，本院确定该项费用应由原告方自行负担；被告陈金林等对此所提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本院确定原告方因其亲属董礼死亡所受损失共计1157905.57元；结合前述分析意见，本院酌情确定由被告陈金林赔偿50%计578952.79元，扣除其已支付的30000元，尚应赔偿548952.79元；由被告桐乡供电公司赔偿30%，但因原告方在审理期间已自愿放弃对被告桐乡供电公司的诉请，且未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亦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该部分费用应由原告方自行承担；同时，因董礼在本案事故中亦有过错，故其余20%均由原告方自行承担。另，原告方虽诉请由各被告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其并未提供相应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并参照浙江省统计局《2013年度浙江省人民生活等相关统计数据公报》、《2013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统计结果》、《2013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分行业年平均工资》之标准，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金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董明根、林菊花、陈艳君、董书涛、董书豪548952.79元；
二、驳回原告董明根、林菊花、陈艳君、董书涛、董书豪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7472元，由原告董明根、林菊花、陈艳君、董书涛、董书豪负担4408元，由被告陈金林负担306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2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赵建华
审 判 员 张 亮
人民陪审员 孙祖兴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金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