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9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赛康德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中银大厦*座**楼***室。组织机构代码：279335659。
代表人：田伊，清算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鲁楷，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俐娜，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红星，男。
委托代理人：王利国，广东信达（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寇璇，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邱贵森，男。
委托代理人：ＸＸ，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大伟，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赛康德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康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红星、原审第三人邱贵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3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16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深福法民二清（预）字第6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邱贵森对赛康德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据查，赛康德公司于1997年5月9日设立，其中邱贵森出资237.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7.50%，贾X出资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郑红星出资242.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8.50%。
人民法院受理强制清算申请后，郑红星以债权人身份于2012年12月8日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经审查，作出赛康德强清债审字第001号债权审查结论通知书，并随后通知郑红星。郑红星对清算组审查确认的债权数额，即总额10326860.59元（包括本金6505177.23元、利息3821683.36元）不持异议。
后因邱贵森以债权人身份对清算组制作的债权表提出异议，清算组经复查，作出赛康德强清债复审字第001号债权复查结论通知书，对郑红星的债权数额重新进行确认，重新确认的债权总额为3525967.83元（包括本金2264466.51元、利息1261501.32元）。清算组核减的、与本案相关的五笔债权共计4240710.72元，核减原因为：“您（即郑红星）提交的证据资料，未能证明款项系由您本人账户汇给公司或您本人授权第三方代您付款给赛康德化工公司”。郑红星对该重新确认的债权数额持有异议，故而提起本案债权确认之诉。
清算组在前述债权复查结论通知书中核减的，且为郑红星在本案中请求确认的五笔债权均为借款本息债权，具体如下：
1、2001年5月11日的借款美元10万元（折合人民币826470元），与之相关的证据为收款收据、记账凭证、出口结账转帐通知书、明细分类账、新华银行存折、新华银行汇票客户存底、新华银行香港分行汇票、香港律师见证资料。其中，2001年5月11日的收款收据载明，兹收到郑红星借给赛康德公司款（因香港公司被冻）交来USD10万元，按1：8.2647结汇人民币826470元；另，据新华银行汇票客户存底显示，2011年5月11日从郑红星在新华银行的031xxxxxxx帐户向赛康德公司在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帐户汇入一笔款项美元10万元。
2、2001年8月21日的借款美元248841.54元（折合人民币2056526.02元），与之相关的证据为收款收据、记账凭证、出口结账转帐通知书、借款协议。其中，2001年8月21日的收款收据载明，兹收到郑红星交来借来款给公司付货款及周转用人民币2056526.02元；2001年8月15日的《借款协议》载明：“郑红星先生（以下称甲方）因自己公司的银行账户被合伙人恶意冻结，从而造成了公司资金周转的严重困难，甲方因此向郭xx先生（以下称乙方）提出借款要求，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了如下协定：1、乙方同意借款给甲方个人，借款金额为美元285000元，借款时间1年5个月；2、甲、乙双方同意，按年利率8.4%计算借款利息，乙方先扣除借款利息和相关银行费用后，将UDS248841按甲方要求开具以深圳市赛康德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为收款人的相关汇丰银行本票交予甲方……”。
3、2001年8月29日的借款美元84304元（折合人民币696721.98元），与之相关的证据为收款收据、记账凭证、出口结账转帐通知书、联系函以及借据、确认函及相应的翻译件。其中，2001年8月29日的收款收据载明，兹收到郑红星交来借款及公司付货款用UDS84304元，折人民币696721.98元；2001年8月23日的借款收据载明：“郑红星（中国身份证号440301196010037512）现向JurgenKrohn先生借款USD84500。该借款的时间为12个月（从2001年8月27日～2002年8月26日止），并按年利率10%计算利息；郑红星本人在借款期满时保证一次性偿还借款本息共计为USD92950”；而JurgenKrohn在其2001年8月25日发给郑红星的确认函中称：“我们已经收到您的借款借据，并于2001年8月25日电汇84500美金给您，此汇款扣除了银行手续费196美金，请注意查收，收到款项后请与我们通知确认……”。
4、2003年5月13日的借款美元6万元（折合人民币495876元），与之相关的证据为收据、记账凭证、招商银行水单及通知、明细分类账、银行进账单、赛康德（香港）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注册证书、股东证书、委托书、香港律师见证资料。其中2003年5月13日的收据载明，兹收到郑红星汇来公司USD6万元折人民币495876元；据2003年5月12日的银行进账单记载，赛康德公司该日收到了从名称为SKDPHARMA-
CHEMICALCO-LTD从渣打银行深圳分行汇入的款项美元6万元；赛康德（香港）医药化工有限公司（英文：SKDPHARMA-CHEMICALCO-
LIMITED）于2001年9月12日在香港注册成立，股东包括郑红星及吴X。
5、2004年11月30日的借款美元2万元（折合人民币165116.72元），与之相关的证据为收款收据、记账凭证、明细分类账、贷记通知、证明。其中2004年11月30日的收款收据载明，兹收到郑红星总经理交来借给公司USD2万元，汇率8.2558，人民币165116.72元；2004年11月26日的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贷款通知显示，赛康德公司在该日收到一笔金额为USD19980元，折合人民币165116.72元的汇款；2005年4月20日的证明载明：“我是郑红星的女儿姜XX，因我父亲与他人合伙经营公司的另一方股东司机冻结了公司的银行账户，他在2004年11月初向我借款用于该公司的资金周转，根据我父亲要求，我在2004年11月23日从美国给深圳市赛康德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电汇了两万美元，这一借款我父亲至今仍未还给我”。
2004年12月15日，郑红星与赛康德公司签订《公司的境外借款协议》，内容为：因乙方（即赛康德公司）公司的股东、副总经理邱贵森在2001年2月23日恶意离开了乙方公司并采用欺骗手段冻结了乙方公司的相关银行账户，导致乙方公司面临着无法继续经营的危急状况；为了乙方公司不因资金问题而关门停业，乙方公司经营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一致要求甲方（即郑红星）想办法为乙方筹借资金；甲方作为乙方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不得不从自己在香港的银行账户付款给乙方公司和以个人名义向境外的亲戚朋友借款转借给乙方公司来维持其正常经营活动，甲方已分别在2001年5月11日、2001年8月21日、2001年8月29日、2003年5月12日、2004年11月26日共五次借款给了乙方公司USD513146元；现根据乙方公司财务人员提出的相关建议，甲、乙双方经过认真协商讨论并达成了如下协议：1、甲方借给乙方公司的上述美元款项按乙方公司收到每笔借款的银行实际结汇汇率计算人民币借款金额，并由乙方财务部门对甲方出具借款收据；2、乙方公司的财务部门按其财务管理的规定对甲方的上述每笔借款按公司的往来账目做账处理，并在乙方公司偿还上述借款时按实际借款时间还清借款的本金与利息；3、乙方公司的上述借款时间为五年，即本协议正式签订之日起至2009年12月14日止；如果乙方公司到期不能还清甲方的上述借款本息，则甲方有权不受其它任何条件限制处置乙方公司的办公室房产予以优先抵偿上述借款本息；4、为了能立即使用甲方的上述美元借款，及有效利用这些外汇额度指标和防范产品出口业务的收汇风险，乙方公司财务部门已将上述美元借款按产品出口结汇方式统计申报外汇核销，根据目前国家实施的管控企业产品出口收汇和鼓励企业产品出口创汇的外汇管理政策，乙方公司愿意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与后果。
2010年12月30日，赛康德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议题为“关于公司与股东郑红星债务纠纷的处理办法”，与会人员包括股东郑红星、另一股东贾X的代表吴X、公司财务兼办公室负责人全昌辉。根据股东会决议内容，郑红星与赛康德公司在同日签订《协议书》，内容为：鉴于1、乙方（即郑红星）曾为甲方（即赛康德公司）垫付有关费用人民币6274236.72元，甲方因周转困难未按约定偿还上述费用，导致乙方遭受重大损失；2、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苏民二终字第0187号民事判决书，乙方应向甲方支付11130543元；为了方便甲乙双方互相履行上述债务，双方经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守：第一条考虑到乙方为甲方所做贡献和付出的心血，以及乙方实际遭受的损失，甲乙双方同意，甲方拖欠乙方的6274236.72元，自欠款实际发生之日起，按年利率10%计算利息，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利息计至2010年7月28日为人民币5124138元），具体利息总额由甲乙双方最终确认；第二条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应偿还乙方的费用和利息，等额抵销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金额，如甲方债权仍有余额，则待乙方就（2009）苏民二终字第0187号民事判决书申诉或抗诉结果确定后，由甲乙双方协商乙方还款期限；第三条甲方作为第0187民事判决确定的权利人，不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乙方因该判决被强制执行遭受损失，乙方应当予以赔偿。
郑红星的本案诉讼请求为：1、撤销赛康德公司2014年10月31日的债权复查结论和编制的债权表（赛康德强清债复审字第001号）；2、确认郑红星对赛康德公司的五项借款债权共计6800892.76元，其中本金4240710.72元、利息2560182.04元。一审过程中，郑红星申请撤回第1项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郑红星主张对赛康德公司享有贷款债权并请求确认，郑红星与赛康德公司之间应属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立案时确定的案由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有误，予以纠正。
本案中，郑红星主张其于2001年至2004年期间向赛康德公司提供了五笔外汇贷款，该事实有款项提供者出具的证明及签署的协议等可证明贷款来源的证据，以及收款收据、转款凭证等可证明款项实际发生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前述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郑红星所主张的、曾五次以自有或他人借贷资金出借给赛康德公司，用于解决其临时经营周转的事实。赛康德公司及邱贵森以郑红星提交的、用以证明款项流转的证据出口结账转帐通知书，主张郑红星诉请确认的五笔款项，实际是赛康德公司对外贸易而形成的外汇收入，但赛康德公司与邱贵森均未能提交与其主张的货款收入相对应的合同、货物交付凭证、发票等证据予以证明，故赛康德公司与邱贵森的抗辩理由，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郑红星请求确认其对赛康德公司享有贷款本息债权6800892.76元（其中本金4240710.72元、利息2560182.04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至于邱贵森提出的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且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请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本案中，根据郑红星与赛康德公司于2004年12月15日签订的《公司的境外借款协议》，郑红星主张的五笔贷款期限至2009年12月14日届满；后双方于2010年12月30日签订《协议书》，约定以生效民事判决所确定的郑红星对赛康德公司的赔偿债务与前述五笔贷款债务进行抵销，该协议虽未实际履行，但郑红星以抵销的方式主张权利，可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此后，郑红星于2012年12月8日申报债权，清算组于2014年11月2日向其送达不予确认债权的通知，郑红星于2015年1月12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邱贵森有关诉讼时效的抗辩，原审法院同样不予采纳。
综上，郑红星的诉讼请求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确认郑红星对赛康德公司享有贷款债权6800892.76元，其中本金4240710.72元、利息2560182.04元。案件受理费59406元（已由郑红星预交），由赛康德公司负担。
上诉人赛康德公司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争议焦点是：赛康德公司收到的五笔汇款，到底是郑红星提供给赛康德公司的借款，还是赛康德公司的出口外汇收入。原审法院就该争议焦点的审理，明显违背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1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11条、第77条的规定，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错误审核认定证据效力，最终作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一、加盖外管局核销章的《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可充分证明原审判决查明的第1、2、3笔款项系赛康德公司的出口外汇收入，在郑红星未能提供足以推翻该证据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应直接认定该三笔款项系赛康德公司的出口外汇收入，而不应要求赛康德公司为此继续举证。1、加盖外管局“核销章”的《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可证明该三笔境外汇款系赛康德公司的出口外汇收入。首先，仅从该《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中的“出口结账”的字面意义看，赛康德公司是以出口收汇结汇的名义办理该3笔款项的进帐手续，而不是以境外借款的名义办理结汇进帐手续，故该三笔款项应是赛康德公司的出口外汇收入，而不是郑红星提供给赛康德公司的借款。更重要的是，办理该三笔外汇结汇的《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均加盖了外管局的“核销章”。根据1997年的《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及1998年的《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六、十八、十九条的规定，境内出口单位向境外出口货物应当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而外汇管理局需在实质审核出口单位提供的商业发票、报关单及银行出具的出口收汇核销专用结汇水单和出口收汇核销专用收账通知单后，才能为出口单位办理核销手续。因此，外管局在《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上加盖“核销章”，就表明政府主管部门确认该三笔外汇系赛康德公司出口货物的外汇收入。也因此，该等加盖外管局核销章的《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可作为证明三笔款项性质的直接证据。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14条的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鉴于《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加盖了外管局的核销章，故该等加盖了外管局“核销章”的《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相当于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证明文书，且该文书记载的赛康德公司所收取的三笔外汇均系出口货物的外汇收入，故本案应依据加盖外管局“核销章”的《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直接推定上述三笔款项系赛康德公司的出口外汇收入，赛康德公司无需再为此提供其他证据。如郑红星对此有异议，原审法院应要求郑红星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记载的事实，而不应要求赛康德公司继续提交所谓的出口合同、货物交付凭证、发票等证据重复证明《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记载的事实。2、郑红星未能提供足以推翻《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所记载事实的相反证据。如前所述，加盖外管局核销章的《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可证明前述三笔款项系赛康德公司收取的出口外汇收入。如郑红星认为该三笔款项系其提供给赛康德公司的借款，则应提供足以推翻《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的证据。但郑红星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该证据。具体如下：(1)关于第1笔款项即2001年5月11日的10万美元。郑红星为证明该笔款项系其提供给赛康德公司的借款，提供了《收款收据》、财务凭证，以及其通过香港新华银行汇款给赛康德公司的相关文件。首先，郑红星提供的香港新华银行存折、汇票及汇票客户存底等文件，均形成于香港，故应按证据规定第11条的规定，就该等证据的真实性办理相关公证认证手续，但郑红星并未按规定办理相应证明手续。因此，该等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的文件显然不能成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审判决将该等存有明显瑕疵的文件作为认定事实的重要证据，违背民诉法及证据规则的规定。其次，在香港新华银行存折、汇票及汇票客户存底等文件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真实性无法确认的情况下，郑红星为推翻《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所提供的证据就只有《收款收据》及相应财务凭证这一类证据了。针对赛康德公司收取的该10万美元到底是郑红星提供的借款还是赛康德公司出口货物的外汇收入这一待证事实，在赛康德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及财务凭证和加盖外管局核销章的《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所证事实相矛盾的情况下，就应比较两者之间的证明力。如《收款收据》及财务凭证的证明力高于《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则其可成为足以推翻《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的相反证据。但答案是否定的：第一，根据证据规定第77条的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大于其他书证。《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加盖了外管局的核销章，属于外管局依职权出具的公文书证，故其证明力应高于赛康德公司自行制作的《收款收据》及财务凭证的证明力，《收款收据》及财务凭证不足以推翻《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所记载的事实。第二，鉴于郑红星系赛康德公司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故赛康德公司在完全为郑红星控制的情形下，所出具的《收款收据》及财务凭证的证明力更加低于加盖外管局核销章的《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的证明力，郑红星必须提交其实际出借款项的有效付款凭证佐证《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否则，《收款收据》记载的事实不能推翻《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记载的事实。(2)关于第2笔款项即2001年8月21日的248841.54美元。郑红星为证明该笔款项系其提供给赛康德公司的借款，提供了赛康德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财务凭证及一份其与案外人“郭xx”在香港签订的一份《借款协议》。首先从证据形式要件分析，由于郑红星提供的《借款协议》是在香港形成的，因其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故该《借款协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另，鉴于郑红星并未提供“郭xx”的身份证件，故是否存在“郭xx”亦存疑。因此，该等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真实性存疑的文件显然不能成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审判决将该等存有明显瑕疵的文件作为认定事实的重要证据，显然违背民诉法及证据规则的规定。退一步而言，即便该协议是真实的，但郑红星也没有向法院提交“郭泗浜”已实际出借钱款的证据。故该份《借款协议》显然不能推翻《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第二，鉴于上述《借款协议》不能成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郑红星提供的《收款收据》及财务凭证就成为孤证，不能推翻《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3)关于第3笔款项即2001年8月29日的84304美元。郑红星为证明该笔款项系郑红星提供给赛康德公司的借款，提交了《借款收据》及其与“JurgenKrohn”之间的联系函及确认函。首先，郑红星提供的上述证据中的其与“JurgenKrohn”之间的联系函及确认函均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其次，“JurgenKrohn”发给郑红星的确认函系在德国形成，未经过公证认证，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该等文件不能成为认定事实的有效证据。既然郑红星与“JurgenKrohn”之间的联系函及确认函不能成为认定事实的有效证据，那么郑红星用以推翻《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的证据又仅剩下《借款收据》及财务凭证。有关《借款收据》及财务凭证不足以推翻《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的意见同上文。综上，在郑红星未能提供足以推翻《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所记载事实的相反证据的情形下，赛康德公司无需承担继续举证的义务。原审判决无视国家机关出具的书证的公信力及证明力，不仅违背证据规则，而且是直接否定了外管局作出的外汇核销行政行为。二、郑红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第4笔款项2003年5月13日的6万美元系其提供给赛康德公司的借款。从郑红星提供的该组证据看，其核心证据是《收据》及赛康德（香港）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的汇款单据。关于《收据》的证明力，赛康德公司在上文中已阐述。关于汇款单据，该单据仅能证明赛康德（香港）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在当日汇给赛康德公司6万美元，并不能证明该笔款项系代郑红星支付给赛康德公司的借款。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该6万美元系郑红星提供给赛康德公司的借款，证据不足。三、郑红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第5笔款项即2004年11月30日的2万美元系其提供给赛康德公司的借款。郑红星为主张该2万美元系其委托女儿电汇给赛康德公司的，提供了赛康德公司的收据、记账凭证、明细分类账以及姜XX的《证明》。关于《收据》的证明力，赛康德公司的意见同上文。至于姜XX出具的《证明》，鉴于姜XX系郑红星的女儿，其为郑红星出具的说明，不具有证明力。另，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2万美元是姜XX电汇的。因此，郑红星提交的证据存在严重瑕疵，不足以证明该笔债权的真实性。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郑红星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郑红星辩称：一、关于郑红星借款给赛康德公司的背景和原因。邱贵森在2001年2月恶意离开赛康德公司之后，采用非法手段冻结了赛康德公司在香港开立的银行帐户。2001年2月邱贵森背着赛康德公司和郑红星，冒充公司董事会名义发函给香港的银行，冻结了赛康德公司在香港开立的银行帐户。2003年至2005年邱贵森采取非法手段窃取转走了赛康德公司在香港的全部银行资金共计927000美元和33000港币。邱贵森非法窃取转走赛康德公司的资金，其中一半资金是公司的应收货款，另一半资金是赛康德公司在上海投资公司的歇业清算款，造成赛康德公司经营十分困难，几乎到了破产边缘。在此情况下，郑红星作为赛康德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为了维持公司的运作，不得不自己想办法从外筹集款项借给公司，这就是郑红星和赛康德公司形成借款关系的背景和当时的真实情况。一审时赛康德公司党支部书记、财务总监全昌辉出庭作证并提供了书面证词。二、郑红星与赛康德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证据清楚，赛康德公司每一笔借款都向郑红星出具了借款收据，赛康德公司的财务帐册、财务凭证对郑红星的每笔借款都有详细记录。赛康德公司强制清算后，公司清算组核定了郑红星的这些债权。郑红星与赛康德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而且有股东会会议记录予以确认。郑红星与赛康德公司签订了境外借款协议，而且该协议规定所有境外借款的银行结汇和外汇处理责任由赛康德公司承担，这是当时郑红星借款给赛康德公司的前提条件。郑红星在一审时尽力提交了有关借款的来源证明，能够办理境外证据认证的郑红星尽力办理了。借款发生于2001年到2003年也就是邱贵森非法冻结窃取赛康德公司帐户资金期间，至今已经十多年时间了，要保留借款证据在客观上很难做到。郑红星有部分款项来源的证据在香港，但是款项进入境内，银行凭证和有关的借款协议在境内形成，境外的证据只是作为补充证据。我国实行外汇管制，外汇进到企业要么以投资名义要么以出口结汇名义。虽然赛康德公司和郑红星之间的借款规避了当时的外汇管制，但是这些款项确实是从郑红星帐上或者郑红星委托他人转到赛康德公司帐上。综上，郑红星向赛康德公司提供借款所形成的五笔债权有合法完整的证据链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邱贵森述称：同意赛康德公司的上诉意见。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郑红星的一审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所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本案一审期间2015年3月30日庭前证据交换时，全昌辉作证称：全昌辉于2000年7月1日入职赛康德公司，2013年11月30日离职，任职主管会计和财务经理；2001年2月邱贵森离开赛康德公司后勾结香港的何荣杰，取消郑红星在香港新华银行的签字权，后邱贵森转走赛康德公司在新华银行账户中的货款90多万美元和3.3万余港元，导致赛康德公司经营困难；因供应商催款急，郑红星就用自己的存款及从他人借来的款项支撑赛康德公司的经营，因此有了涉案5笔借款，5笔借款均有原始凭证作为做账依据，郑红星会先告知全昌辉转款及用途，全昌辉也向公司了解核实确认为借款；涉案的《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中的外汇收入实为郑红星提供的借款，赛康德公司有专门人员凭《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办理出口收汇核销及出口退税手续。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四条规定，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记帐凭证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编制。赛康德公司在2001年5月至2004年11月期间，在收到涉案5笔款项时开具收到郑红星借款的收款收据并制作了相应的记账凭证，上述证据可以证明赛康德公司已经认可与郑红星之间的借款关系。2010年12月30日，赛康德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确认赛康德公司拖欠郑红星包括涉案5笔借款在内的款项共计6274236.72元，赛康德公司另一股东贾X委托的代表吴X在股东会会议记录上签字确认。赛康德公司财务人员全昌辉在本案一审期间作证称，其根据核实的情况制作了本案5笔借款的会计凭证，赛康德公司因办理出口退税的需要将其中第1至3笔借款以出口收汇的名义办理了核销手续。另外，郑红星在一审时提交新华银行存折、新华银行香港分行汇票、借款协议、借款借据、招商银行水单及通知、银行进账单等证据，对借款的来源进行说明。原审判决认定赛康德公司与郑红星之间借款关系的真实性并无不当。
《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1998年修订）第三条规定：“境内出口单位向境外出口货物，均应当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第六条规定：“出口收汇核销单（以下简称核销单），系指由外汇局制发、出口单位凭以向海关出口报关、向外汇指定银行（以下简称银行）办理出口收汇、向外汇局办理出口收汇核销、向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税申报的有统一编号及使用期限的凭证。”第十八条规定：“出口单位应当自报关之日起６０天内，附商业发票及报关单，向外汇局送交核销单存根。对１０万美元以上（含１０万美元）以自寄单据方式出口的还需提供相应的批准件。外汇局对出口单位提供的单证，审核无误后，做收单登记。”第十九条规定：“出口收汇核销专用结汇水单和出口收汇核销专用收帐通知单（上述两种凭证以下简称“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是出口单位办理出口收汇核销的重要凭证。对出口单位的外汇收入，银行在确认其为直接从境外收入的出口货款后，办理结汇或者进入该单位的外汇结算帐户的入帐手续，并出具加盖‘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章’的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出口单位应当在收到外汇之日起的30天内凭核销单、银行出具的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到外汇局办理出口收汇核销。”第三十二条规定：“外汇局为出口单位办理完核销手续后，应当在核销单的出口退税专用联上签注净收汇额、币种、日期，并加盖‘已核销章’后，将出口退税专用联退出口单位。”第三十八条规定：“出口单位有下列行为的，由外汇局给以警告、通报批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５万元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5．用其它的外汇收入（如非贸易外汇收入或者资本项下的外汇收入）骗取核销的。”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上述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在为出口单位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时并不对出口单位申请核销的外汇收入的性质进行实质审查。本案第1至3笔借款的原始凭证中，各有1张《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国家外汇管理局在该3张《出口结账转账通知书》加盖核销章，可以说明赛康德公司将该3笔外汇收入以从境外收入的出口货款的名义办理了核销手续，但这并不足以推翻赛康德公司内部会计凭证对该3笔款项真实性质的证明效力。赛康德公司主张涉案5笔外汇收入均不应被认定为郑红星出借给赛康德公司的款项，但赛康德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赛康德公司收取该5笔外汇收入具有其它的依据，故赛康德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9406元，由上诉人深圳市赛康德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程 炜
审 判 员 王 勇
代理审判员 杨 芳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东静（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