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4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东方船舶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徐弘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吴进君，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栾建平，上海市功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东方海外货柜航运（英国）有限公司［OrientOverseasContainerLine（U.K.）Limited］。设立登记地：开曼群岛大开曼岛乔治亚镇思科缇亚中心4楼，2804号信箱（ScotiaCentre，4thFloor，P.O.Box2804，GeorgeTown，GrandCayman，CaymanIslands）。营业登记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代表人：戴圣坚，该公司董事。
委托代理人：陈向勇，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曹阳辉，广东敬海（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海鸿海船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
法定代表人：陈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玉生，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思律，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东方船舶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物资公司”）、东方海外货柜航运（英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海外英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海鸿海船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海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海事法院（2009）广海法初字第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合议庭原由王建平、张怡音、莫菲组成，王建平担任审判长；后因工作需要，合议庭组成人员变更为杜以星、张怡音、莫菲，杜以星担任审判长。上诉人东方物资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栾建平、吴进君，上诉人东方海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向勇、曹阳辉，被上诉人鸿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玉生参加了2013年3月26日的法庭调查；其后，栾建平、曹阳辉、陈玉生参加了2013年6月27日的补充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方物资公司于一审起诉称：2008年8月6日，东方物资公司与上海海联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联公司”）签订运输协议，委托海联公司将6421.981吨钢板从张家港分船分批运输至广州中船龙穴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穴公司”）码头。10月16日，鸿海公司签发了水路货物运单，确认由其所属的“兴海668”轮承运其中209件、共计1780.704吨钢板。10月21日，“兴海668”轮在前往广州港途中与东方海外英国公司光船租赁的“东方海外欧洲”（OOCLEurope）轮发生碰撞，导致“兴海668”轮及东方物资公司托运的货物沉没，造成东方物资公司经济损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在涉案船舶碰撞事故中，鸿海公司应承担40%的责任、东方海外英国公司应承担60%的责任。请求判令东方海外英国公司、鸿海公司按各自的责任比例对东方物资公司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6260865.40元（包括购买涉案货物的货款15958497.24元、运费293816.16元及保险费8552元）及其利息（自2008年10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债权登记申请费等费用由东方海外英国公司、鸿海公司承担。
东方海外英国公司于一审答辩称：一、东方物资公司未提供其向卖方支付货款的凭证，不能证明其存在实际损失，故无权提出索赔。二、两船之间的事故责任比例虽在另案中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作出认定，但因鸿海公司未提供真实的证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亦未能准确查明事故的真正原因，导致对“兴海668”轮的责任认定错误。涉案碰撞事故发生的根本、直接原因是“兴海668”轮在船员配备方面的严重过失，故鸿海公司应对事故所致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三、东方物资公司提出16260865.40元的索赔，但鸿海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打捞涉案货物只需5000000元，东方物资公司未尽减少损失的义务，其无权索赔货物全部损失，至多只能索赔5000000元。
鸿海公司于一审答辩称：一、东方物资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涉案货物损失具有诉权，故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二、东方物资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损失，据此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三、关于货物的价值，东方物资公司提交了购入货物的增值税发票，如果该价款真实，则东方物资公司的货物损失应为增值税发票金额扣减17%的税款。四、在不影响上述观点的情况下，鸿海公司有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责任限额为2642925.24元。鸿海公司为探摸、打捞沉船及涉案货物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应从上述责任限额中按比例扣除。
一审法院查明：
一、涉案货物的买卖情况
2008年的6月6日、7月7日，东方物资公司作为需方，与作为供方的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公司”）签订了编号分别为D080608、K0808I2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东方物资公司向沙钢公司购买钢材，数量分别为1296.291吨、1656.225吨，金额分别为11295653.15元、14653695.90元；东方物资公司在沙钢公司自提货物。2份产品购销合同各自附有产品购销清单，详细记载了钢材的规格型号、块数、重量、单价、金额等。10月19日，沙钢公司向东方物资公司开具金额为7146815.38元的增值税发票，其中包括涉案的7块（件）钢材，共计37.694吨，金额为342891.25元。2008年的8月28日、10月8日，东方物资公司作为需方，与作为供方的中国船舶工业物资华东有限公司签订2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东方物资公司向中国船舶工业物资华东有限公司购买钢材，数量分别为2021.013吨、1448.452吨，金额分别为18097982.30元、13385130.40元；东方物资公司在沙钢公司自提货物。2份产品购销合同各自附有产品购销清单，详细记载钢材的规格型号、块数、重量、单价、金额等，分别包括涉案钢材195块、7块。2008年11月18日、2009年3月17日，中国船舶工业物资华东有限公司向东方物资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号码为01615967—01615979的13份发票为涉案的195块钢材，共计1673.779吨，金额为14973626.93元；号码为00199267的发票为涉案的7块钢材，共计69.231吨，金额为641979.06元。上述209块、共计1780.704吨钢材的金额合计15958497.24元。
2008年的6月6日、7月3日、8月7日、9月18日，东方物资公司作为供方，与作为需方的龙穴公司签订4份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07GLS230—01C155、07GLS230—01C158、07GLS230—01C163、07GLS230—01C172，对应的钢材重量分别为1296.291吨、1656.225吨、2106.578吨、1443.452吨，对应的金额分别为11691021.91元、14993222.05元、19446850.57元、13803142.22元。4份产品购销合同均附有订货清单，详细记载钢材的规格型号、重量、块数、单价、金额等。其中，涉案209件钢材销售给龙穴公司的价款为16458186.83元。
2012年4月20日，龙穴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确认：该公司与东方物资公司于2008年签订的编号分别为07GLS230—01C155、07GLS230—01C158、07GLS230—01C163、07GLS230—01C172的4份产品购销合同的第三条“交（提）货地点、方式为需方指定码头”指的是龙穴公司码头；上述4份产品购销合同双方均已履行完毕，对于装载于“兴海668”轮上的209件、共1780.704吨钢板与该公司无关。东方物资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称，涉案碰撞事故发生后，东方物资公司重新组织了货源并向龙穴公司提供。
二、涉案货物的运输情况
2008年8月6日，东方物资公司与海联公司签订运输协议，约定由东方物资公司委托海联公司分船分批将包括涉案货物在内的6421.981吨钢板从张家港运至龙穴公司码头，全程水运费按每吨165元计算（包括引航费、保险费、运费），东方物资公司于货物运抵龙穴公司码头后一个月内将运费支付给海联公司。
2008年10月15日，涉案货物于沙钢公司码头开始装上“兴海668”轮。沙钢公司开具的产品提货单记载了货物的规格、重量，其中6880号提货单为钢板4件，共19.349吨；6882号提货单为钢板3件，共18.300吨；6860号提货单为钢板195件，共1637.779吨；6887号提货单为钢板7件，共69.231吨。4份提货单记载钢板数量为209件，共计1780.704吨。其中1份产品提货单上有“实收共209块钢板，钢板无擦伤，无飘曲，高华强”的手写内容。鸿海公司确认高华强为其员工。沙钢公司出具码单30份，当中所记载的货物品名、规格、数量、重量等内容与上述产品提货单所记载的内容一致。
2008年10月16日，鸿海公司作为承运人签发了水路货物运单，该运单记载的托运人为东方物资公司，收货人为龙穴公司，货物为209件、共1780.704吨钢板，目的地为龙穴公司码头。该份运单上有“宽厚板规格见码单”的手写内容，鸿海公司在承运人处加盖了“兴海668”轮船章。
2008年11月21日，鸿海公司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太保上海分公司”）发出出险通知书，称“兴海668”轮于2008年10月17日自张家港装载1780吨钢材运往广州龙穴造船厂，于10月21日0600时左右在香港附近水域被外籍船舶碰撞而沉没，请保险公司受理并派员检验。
三、涉案货物的保险情况
东方物资公司提供的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凭证记载：2008年10月17日，东方物资公司作为被保险人、海联公司作为投保人，就涉案货物运输向太保上海分公司投保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1995年2月2日）的综合险，保险金额为10690000元，保险费为8552元。
涉案事故发生后，因涉案货物的具体损失金额无法确定，而东方物资公司购买替代货物已发生额外费用，故东方物资公司要求太保上海分公司预付保险赔款，双方为此签订了《预付保险赔款协议书》、《第二次预付保险赔款协议书》，约定：（一）太保上海分公司分别于协议生效后10日内向东方物资公司预付保险赔款2000000元、2500000元。（二）双方共同确认，就涉案货物的损失，东方物资公司首先应向事故责任方诉讼索赔，太保上海分公司预付保险赔款不影响东方物资公司对责任方行使货损索赔权利。东方物资公司于涉案事故中的损失金额按法院生效的判决认定或双方商议认可的金额，并根据第ASHH101043080001015N号保险单的规定来确定；由于东方物资公司未足额投保，若其在本次事故中的损失最终不能从事故责任方处得到全部赔偿，就其未获赔偿的部分，太保上海分公司按保险单约定及保险金额与货物价值的比例来承担保险责任；若因东方物资公司的过错造成损失扩大或不能向事故责任方追偿的，则太保上海分公司有权扣除相应赔款。（三）东方物资公司在收到事故责任方应付的全部赔款后30日内，双方进行保险赔款结算，并根据结算结果按多退少补原则进行处理。（四）东方物资公司确认和承诺将进一步与香港海事处联系，力求取得单独打捞货物的许可，在取得香港海事处许可后将积极推进货物的打捞评估和实际打捞事宜，以减少损失。太保上海分公司分别于2009年的5月4日、10月26日付款2000000元、2500000元。东方物资公司确认，在与太保上海分公司签订上述2份协议书后，其已收到太保上海分公司的付款4500000元。
四、相关船舶碰撞责任案件的审理情况
就“兴海668”轮与“东方海外欧洲”轮之间的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鸿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东方海外欧洲”轮的光船承租人东方海外英国公司等承担赔偿责任，案号为（2009）广海法初字第4号；东方海外英国公司等则针对鸿海公司的起诉提起反诉，案号为（2009）广海法初字第292号。一审法院对上述两案合并审理并作出判决，认定鸿海公司对涉案船舶碰撞事故承担40%的责任、东方海外英国公司对事故承担60%的责任。东方海外英国公司不服该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案二审期间，东方海外英国公司为证明鸿海公司提供的部分证据不真实、造成法院认定事故责任错误，申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前往广东海事局调取证据材料。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东方海外英国公司已在一审法院出具举证完毕确认书为由，对上述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2011年12月2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粤高法民四终字第86、8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鸿海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及东方物资公司申请财产保全等情况
2009年2月11日，鸿海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一审法院受理后，于同年5月19日作出（2009）广海法初字第116号民事裁定，准许鸿海公司按照249832特别提款权的限额设立责任限制基金，以事故发生之日即2008年10月21日特别提款权对美元的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2642925.24元。东方海外英国公司不服该裁定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09）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67号民事裁定予以驳回。鸿海公司未按上述生效裁定的规定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在一审法院发布鸿海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公告期间，东方物资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登记债权，并交纳债权登记申请费1000元。因鸿海公司未按生效裁定的要求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东方物资公司于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先后4次向一审法院申请对鸿海公司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一审法院经审查，均予准许并作出相应裁定。东方物资公司为此向一审法院交纳财产保全申请费共20000元。
六、“兴海668”轮及涉案货物打捞的有关情况
“兴海668”轮沉没后，鸿海公司于2008年12月1日与深圳市鑫隆潜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隆公司”）签订《沉船探摸协议书》，委托鑫隆公司对沉没于香港东博寮水道附近的“兴海668”轮进行探摸，确定沉船与货物的状态并出具探摸报告，双方约定探摸费为85000元。同年12月11日，香港友利工程有限公司出具《“兴海668”轮探摸报告》。
2009年2月8日，鸿海公司与鑫隆公司签订《打捞沉船与货物协议书》，委托鑫隆公司对“兴海668”轮及涉案货物进行打捞，沉船打捞包干费为2900000元，货物打捞、淡水冲洗、运送到龙穴公司码头的总包干费为5000000元。鸿海公司提供的其与香港海事处的多份往来传真函件显示，鸿海公司在委托鑫隆公司打捞沉船及涉案货物的过程中，多次向香港海事处申请延期打捞。鸿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一审庭审中称，由于鑫隆公司对在香港水域进行打捞所需相关许可证办理的程序不熟悉、对打捞工作的困难估计不足，最终未能实际对沉船及货物进行打捞。其后，鸿海公司向广州打捞局询问沉船及涉案货物打捞的费用。广州打捞局报价称：于2009年1月25日前进场打捞所需的费用为9180000元，于2009年3月以后进场打捞所需的费用为8380000元。鸿海公司因无力支付有关费用，故未与广州打捞局签订打捞合同。
鸿海公司确认，“兴海668”轮及涉案货物至今未进行打捞。
此外，东方物资公司于一审中主张：鸿海公司名下有数艘船舶，并非没有能力支付打捞费；鸿海公司未及时打捞造成涉案货物全部灭失，故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且无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是一宗涉港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第1条的规定，本案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涉案碰撞事故发生地位于广州与香港水域交界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正）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处理实体争议。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东方物资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鸿海公司能否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太保上海分公司预付给东方物资公司的保险赔款是否应从东方物资公司的诉讼请求中予以扣除。
关于东方物资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本案已查明事实表明，东方物资公司为涉案货物的卖方和托运人，货物于运输途中受损，其依法有权对货物损失提出索赔；龙穴公司作为收货人，明确表示其并非涉案货物的权利人。因此，东方海外英国公司、鸿海公司关于东方物资公司并非涉案货物的权利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两船的责任比例问题。涉案货物因“兴海668”轮与“东方海外欧洲”轮发生碰撞而随“兴海668”轮沉没，由此造成货物损失。（2010）粤高法民四终字第86、87号民事判决认定“兴海668”轮与“东方海外欧洲”轮在碰撞事故中互有过失，分别应承担40%、60%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船舶发生碰撞，碰撞的船舶互有过失的，各船按照过失程度的比例负赔偿责任”、第二款关于“互有过失的船舶，对碰撞造成的船舶以及船上货物和其他财产的损失，依照前款规定的比例负赔偿责任。碰撞造成第三人财产损失的，各船的赔偿责任均不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比例”的规定，鸿海公司作为“兴海668”轮的所有人、东方海外英国公司作为“东方海外欧洲”轮的光船承租人，应分别按照40%、60%的比例，对涉案船舶碰撞事故造成东方物资公司的货物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关于鸿海公司能否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十一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有关规定，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主体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要求，有关海事请求应属于该法第二百零七条所规定的限制性债权且不存在第二百零九条所规定的情形。事故发生时，“兴海668”轮正装载涉案货物从张家港驶往广州，故涉案运输属于国内沿海港口之间的货物运输。《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所列明的属于限制性债权的海事赔偿请求包括在船上发生的或者与船舶营运、救助作业直接相关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的灭失、损坏等，以及由此引起的相应损失的赔偿请求，涉案货物因船舶营运过程中发生碰撞事故而随船沉没，由此产生的索赔符合上述规定，故东方物资公司在本案的赔偿请求属于限制性债权。鸿海公司作为“兴海668”轮的所有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条所规定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主体资格要求，只要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的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而造成涉案货物损失的行为，其就有权就涉案货损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利。涉案货物受损系因两船互有过失碰撞造成，本案并无证据证明鸿海公司对损失的发生存在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故鸿海公司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因是否对涉案货物进行打捞与鸿海公司有否履行减少损失义务有关，属于损失认定范畴和性质的问题，与鸿海公司能否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无关。若有充分证据证明鸿海公司因过错而使货损范围扩大，则该部分扩大损失不属于船舶碰撞所造成的损失，亦不存在限制赔偿责任的情况。虽然鸿海公司与打捞方所签订的打捞协议中约定的打捞费用低于涉案货物的购买价格，但因未实际打捞，打捞能否成功及最终费用无法确定，本案亦无证据证明货物受损贬值程度及残值金额，故未对货物进行打捞是否导致损失扩大及损失扩大的具体金额等均难以确定。东方物资公司主张鸿海公司的行为导致损失扩大，但未提供足够证据予以证明，故应认定涉案货物的损失均由碰撞事故造成。因此，东方物资公司以鸿海公司未履行货物打捞义务为由，主张鸿海公司不能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此缺乏依据，不予支持，鸿海公司有权就涉案货损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关于太保上海分公司预付给东方物资公司的保险赔款是否应从东方物资公司的诉讼请求中予以扣除的问题。本案为侵权纠纷，东方物资公司作为船载货物的权利人，有权就碰撞事故造成的涉案货物损失向作为责任人的东方海外英国公司、鸿海公司提出索赔。本案一审审理期间，太保上海分公司其与东方物资公司之间的预付保险赔款协议向东方物资公司付款4500000元，依照协议的约定，太保上海分公司的付款不影响东方物资公司对责任方行使涉案货损索赔权利，东方物资公司将于收到事故责任方应付的全部赔款后30天内，按多退少补的原则与太保上海分公司进行保险赔款结算。因此，太保上海分公司向东方物资公司支付的4500000元在性质上属于预付保险赔款，并非对保险事故确定的最终理赔款。且东方海外英国公司、鸿海公司作为侵权责任人，并未因东方物资公司与保险人之间的预付保险赔款协议而加重责任。东方物资公司在收到预付保险赔款后仍以其自身名义向责任人提出涉案货物全部损失的索赔，此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东方海外英国公司、鸿海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二条关于自保险人支付赔偿之日起，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相应转移给保险人的规定，认为太保上海分公司在其已支付的4500000元的范围内取得代位求偿权，该部分赔偿应自东方物资公司就涉案货物损失的可得赔偿中予以扣除，此项抗辩理据不足，不能成立。
关于赔偿金额计算问题。东方物资公司关于按涉案货物的购入价计算货物损失的请求合理，且其已提供产品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等证据予以证明，据此可认定涉案货物价值为15958497.24元。鸿海公司关于货物损失中应扣除17%增值税的抗辩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按照东方物资公司与海联公司之间运输协议的约定，涉案运费应于货物运抵目的港后1个月内支付，因涉案货物于运输途中受损，东方物资公司并未实际支付运费，故其关于赔偿运费损失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东方物资公司与海联公司的运输协议还约定，运费中包含保险费，且涉案运输保险的投保人为海联公司，东方物资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支付了保险费，故其关于赔偿保险费损失的请求亦缺乏事实依据。根据（2010）粤高法民四终字第86、87号民事判决的认定，鸿海公司应对涉案碰撞事故承担40%的责任、东方海外英国公司应承担60%的责任，据此计算，鸿海公司应向东方物资公司赔偿损失6383398.90元，东方海外英国公司应向东方物资公司赔偿损失9575098.34元。鸿海公司有权限制其赔偿责任，根据有关生效裁定的认定，鸿海公司对涉案船舶碰撞事故所造成损失的海事赔偿责任限额为2642925.24元，故鸿海公司只需在该责任限额范围内向东方物资公司履行赔偿责任，超出部分则无需赔偿，即鸿海公司的赔偿金额以2642925.24元为限。鸿海公司关于其为探摸、打捞沉船及涉案货物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应自责任限额中按比例扣除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东方物资公司关于东方海外英国公司、鸿海公司偿付自船舶碰撞事故发生之日即2008年10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请求合理，应予支持。东方物资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针对的是鸿海公司的财产，由于鸿海公司需对东方物资公司的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相应保全申请费20000元亦属鸿海公司所造成的损失，鸿海公司对此应予赔偿。鸿海公司在准许其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的裁定生效后未实际设立基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未依法设立的，海事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债权登记程序。债权人已经交纳的申请费由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人负担”的规定，东方物资公司所交纳的债权登记申请费1000元应由鸿海公司负担。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鸿海公司赔偿东方物资公司2642925.24元及其利息（自2008年10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二、东方海外英国公司赔偿东方物资公司9575098.40元及其利息（自2008年10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三、鸿海公司向东方物资公司支付财产保全申请费20000元；四、鸿海公司向东方物资公司支付债权登记申请费1000元；五、驳回东方物资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9365.19元，由东方物资公司负担29841.30元，鸿海公司负担19098.43元，东方海外英国公司负担70425.46元。以上给付金钱义务，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东方物资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鸿海公司向其赔偿货物损失6383398.90元。其理由是：一、涉案船舶违反《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以下简称“《避碰规则》”）的有关规定，对碰撞事故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根据《避碰规则》第十条的规定，船舶在分道通航制区域端部附近行驶时应特别谨慎，本案中，“东方海外欧洲”轮与“兴海668”轮在两分航道交叉的警戒区即东博寮水道的端部附近会遇时均处于高速航行状态，在初见之后均未按照《避碰规则》第六条、第八条的规定保持安全航速并积极、及早地运用良好船艺避免碰撞，其过失是明显的。当两船呈交叉相遇局面时，“东方海外欧洲”轮位于“兴海668”轮右舷，故“东方海外欧洲”轮为直航船、“兴海668”轮为让路船。“兴海668”轮于两船初见6分钟内未采取任何行动，违反了《避碰规则》第十六条关于让路船应尽可能及早采取大幅度的行为、宽裕地向直航船让路的规定；在转向时未按《避碰规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鸣放号笛或使用灯号，致使“东方海外欧洲”轮无法清楚其转向意图——“兴海668”轮未履行其作为让路船的责任，是造成两船紧迫局面、进而发生碰撞的主要原因。“兴海668”轮船长未按照《避碰规则》的要求采取正确、规范的驾驶措施，在充裕时间内明知可能造成事故却先是不作为、后又轻率地作为（向左转向）并导致船沉货损的严重后果。此外，“兴海668”轮还存在严重不适航的情况，如船员配备不足、大部分船员未持有适任证书，鸿海公司明知船员不具备相应资质仍加以聘用，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兴海668”轮违规航行，与涉案碰撞事故的发生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鸿海公司作为该轮的所有人，对事故所致的船沉、货损有明显过错。二、鸿海公司仅以“缺乏资金”为由拒不履行其作为打捞责任主体的义务，至今未对货物进行实际打捞，导致损失扩大。据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九条关于引起赔偿请求的损失是由于责任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责任人无权限制赔偿责任的规定，鸿海公司无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针对东方物资公司的上诉，东方海外英国公司以东方物资公司于二审未对其提出上诉请求为由，不发表答辩意见。
针对东方物资公司的上诉，鸿海公司于二审答辩称：一、涉案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东方海外欧洲”轮作为穿越航道的船舶，在横越担杆水道时未履行避让在航道总流方向的船舶的义务，在担杆水道的进港航道外侧逆向航行。东方物资公司上诉所称的理由并非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且“交叉相遇格局”在分道通航制水域中并不适用。就两船的事故责任比例问题，另案的生效判决已作出认定，故不宜在本案中重新进行审查或作出其他不同认定。东方物资公司虽主张“兴海668”轮配员不足、鸿海公司知晓该轮配员不足的情况，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导致责任人无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情形限于责任人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不作为，即使东方物资公司所称理由与涉案碰撞事故存在因果关系，但此类轻微航行过失不属于上述法律所规定的情形，不足以影响鸿海公司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权利。二、事故发生后，负有减少损失义务者为货主自身，若认定涉案货物的权利人为东方物资公司，则应由东方物资公司对货物进行打捞。鸿海公司及时联系打捞事宜并进行了探摸，因鑫隆公司不具备事故水域的打捞作业资质、广州打捞局所要求的费用金额超出鸿海公司的能力范围，故打捞工作最终未能实际开展。然而鸿海公司将有关情况告知了东方物资公司，已尽合理通知义务，系东方物资公司未履行减损义务才导致损失扩大。东方物资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东方海外英国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东方物资公司对东方海外英国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由鸿海公司对涉案事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东方物资公司、鸿海公司承担。其理由是：一、东方物资公司并非本案适格的索赔主体。本案为船舶碰撞所致货损赔偿纠纷，属侵权之诉，只有货物所有权人或自货物所有权人处受让权利者才可能遭受损失，方有权提出索赔。东方物资公司将其向沙钢公司订购的钢材转售给龙穴公司，其作为中间商，仅向沙钢公司支付部分定金、向龙穴公司收取部分定金，并无证据证明已支付全部货款，故其未取得涉案货物的所有权。相应地，作为买方的龙穴公司亦未取得货物的所有权，龙穴公司出具的关于其“并非货物权利人”的声明毫无意义。一审判决未查明东方物资公司是否支付货款、取得货物的所有权，仅凭收货人龙穴公司的声明就认定东方物资公司有权提出索赔，此显属不当。二、一审判决对东方物资公司的损失认定错误。东方物资公司仅提供发票而未提供付款凭证，不足以证明其实际支付了货款。依照其与龙穴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其已从龙穴公司处预收50％的货款，而按照其与沙钢公司签署的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其只向沙钢公司支付30％的货款，由此可见东方物资公司并未实际遭受损失。依照鸿海公司分别与鑫隆公司、广州打捞局签订的协议，打捞费用低于货物价值，东方物资公司、鸿海公司对船、货打捞事宜相互推诿责任，涉案货物虽随船沉没，但若两公司能彼此配合，则仍可通过及时打捞大幅减少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东方物资公司对因未采取合理措施而导致的扩大损失无权提出索赔，涉案货损金额应以合理的货物打捞费用5000000元为限，超出部分属扩大损失，不应由船方承担。三、东方物资公司收到部分保险赔款后无权再索赔全部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9年修订）第二十五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赔付请求和有关资料后，对赔付金额不能确定的，应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金额先予支付，最终赔付金额确定后再支付相应的差额。即使保险人暂时难以确定确切的赔付金额，亦应先支付一定的赔付款项，此类“先行支付”属于保险赔款的一部分。根据《中','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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