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72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亚琴，女，1967年12月1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成良，男，1966年3月19日出生。
二上诉人共同之委托代理人赵宏伟，北京市圆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慧丰园苗木种植基地，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查家马房村委会北500米。
投资人王中会，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中会，女，1970年9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希，北京兴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杜亚琴、上诉人张成良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慧丰园苗木种植基地（以下简称慧丰园基地）、被上诉人王中会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36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3月，杜亚琴、张成良起诉至原审法院称：张成良与杜亚琴为夫妻关系（一审期间已离婚），王中会是慧丰园基地（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人。2010年，我方与案外人张凤杰共同承租慧丰园基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查家马坊村20亩土地，用于种植花卉苗木。2011年1月1日，慧丰园基地将其中12亩土地（白地）单独与我方签订租赁合同，将剩余相邻8亩土地单独与张凤杰签订租赁合同。土地租赁期限为20年，从201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0日止。2015年12月，我方租赁土地其中的3.6亩遇政府拆迁。2015年12月24日，王中会与我方协商解除《土地租赁合同》，因合同还有15年到期双方就此协商赔偿。王中会同意支付我方退租费27万元。而且，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拆迁补偿款的70%，即25.2万元应归我方所有。另外，我方在尚未涉及拆迁的8.4亩土地上种植的观赏树苗现由王中会控制，拒不返还。我方多次催促王中会给付退租费27万元及拆迁补偿款25.2万元，王中会却推脱至今，侵犯了我方的合法权益，现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王中会、慧丰园基地：1、支付退租费人民币27万元整；2、退还租赁土地3.65亩地上物补偿款人民币28万元整；3、返还剩余8.35亩租赁土地的地上物（暂估30万元）；4、以支付我方所有款项总和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5年12月29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的利息；5、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慧丰园基地、王中会辩称：对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提出异议，起诉状上列明的原告杜亚琴由于和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慧丰园基地与本案亦没有法律关系，不是本案被告；不同意第一项诉讼请求，并没有租赁给张成良8.35亩土地；不同意第二项，所涉及的3.65亩地上物补偿款，双方已达成协议，约定27万一次性补偿给张成良，且实际履行，已支付其中的1万元；不同意第三项，张成良不享有8.35亩土地的使用权，无权对该土地上的地上物主张权利；亦不同意第四项关于利息的请求，无法律依据。本案纠纷是基于土地租赁合同，合同已于2015年底已经终结，合同的权利义务通过撕毁合同达成由我方一次性补偿张成良的形式予以终结。基于该合同项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已全部结束，且我方已按双方达成新的协议，按欠条的约定，实际支付了1万元给张成良，目前尚余26万元未支付；如果法院认为该合同权利义务仍未终结，那么根据该合同第三条第三款之约定，由于张成良没有缴纳2015年全年的年份租金，视为2014年年底之前张成良即单方解除合同，即双方在2014年年底之前便已终结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终结，之后的拆迁占地行为与对方没有关系。我方认为慧丰园基地与本案无关，因双方达成新的协议，权利义务已变更，由王中会个人承担债务，因此与慧丰园基地无关。本案杜亚琴的主体不适格，因合同解除，达成新的协议，将杜亚琴的债权已让与张成良，因此本案的法律关系应为欠款纠纷而不应当为土地租赁合同纠纷。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王中会与查家马房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了涉诉土地。虽然2011年1月1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标有“费”字）没有第三页，但参考张凤杰所签订的同期《土地租赁合同》的落款、查家马坊村村委会所出具实际承租情况的证明、张成良与杜亚琴签合同时的婚姻状况、派出所询问笔录，《土地租赁合同》（标有“费”字）应系慧丰园基地、王中会与杜亚琴、张成良共同签订的。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据土地租赁合同的约定履行己方义务。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2015年12月24日，王中会与张成良达成新的协议，内容如下，“今欠张成良退租费27万正（整），贰拾柒万元正（整）”。后，王中会在张成良家中将上述合同写“费”字后撕毁，顺手将撕毁的合同扔进张成良家的垃圾桶中，期间，张成良、杜亚琴并没有提出异议。虽然王中会、慧丰园基地与杜亚琴、张成良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租赁期限未到，但上述一系列的行为反映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土地租赁合同，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所达成的新协议为“今欠张成良退租费27万”，本案争议焦点为“退租费27万”具体是指什么。王中会、慧丰园基地称“退租费27万”包括地上苗木、房屋等地上物补偿款及欠款（经双方清算折抵后）、退租费，一共50多万元的补偿款，折抵欠款后，一共欠张成良27万元。杜亚琴、张成良则主张退租费27万是指3.65亩之外的8.35亩土地提前15年退还即提前解除合同给杜亚琴、张成良可能造成的预期损失，以及杜亚琴、张成良出资在租赁的12亩土地上建设的包括活动房五间、钢结构大棚三个、机井两口、接电线、灌溉水管、修路等设施损失；其中关于杜亚琴、张成良主张的“预期损失”，杜亚琴、张成良在庭审过程中主张是王中会先提出解除合同，但张成良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称“租期20年，还有15年期限，因为经营不下去了，又卖给了王中会”，杜亚琴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称“有3.6亩因国家占地收回，剩下的8亩，因为总是赔本，我就卖给王中会了，还有15年的年限。王中会跟我口头达成协议，补偿我27万元”，经过对比，可以看出张成良、杜亚琴在派出所及庭审关于解除合同的原由的回答有出入，根据其派出所的笔录，系因经营状况不佳，故向王中会提出解除合同，而不能推论提前解除合同将会给杜亚琴、张成良可能造成的预期损失。根据张成良与杜亚琴达成的离婚协议，其中关于“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共同的债权债务”之约定，“（1）王中会所欠退租费贰拾柒万元归女方所有。（2）男方个人所借债务全部由男方承担。”亦能佐证3.65亩地上物补偿款、8.35亩地上物折价款与欠款相折抵后，张成良与杜亚琴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共同的债权只是退租费27万元。又，结合王中会提交的三张四份借款人为张成良的借条、派出所询问笔录、王中会于2015年12月24日在张成良家中与杜亚琴、张成良协商一致所达成的新协议以及王中会随即撕毁土地租赁合同的行为，法院认为现有证据可以证明王中会与杜亚琴、张成良所达成的协议中“退租费27万元”是指在折抵张成良所欠王中会的钱款的基础上，双方就王中会尚欠杜亚琴、张成良原土地租赁合同中所承包的12亩土地的地上物补偿款、退租费总计27万元协商一致。王中会主张其已偿还杜亚琴、张成良1万元，因未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法院对杜亚琴、张成良主张的王中会、慧丰园基地支付退租费人民币27万元整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法院对杜亚琴、张成良主张王中会、慧丰园基地退还租赁土地3.65亩地上物补偿款人民币28万元整以及返还剩余8.35亩租赁土地的地上物（暂估3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杜亚琴、张成良要求王中会、慧丰园基地支付利息，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6年6月判决：一、王中会、北京慧丰园苗木种植基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张成良、杜亚琴之前承包的十二亩土地的地上物补偿款、退租费共计二十七万元；二、驳回张成良、杜亚琴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杜亚琴、张成良不服，上诉至本院称：退租费27万仅是预期损失，并不包括3.65亩已占地的补偿款25.2万元，也不包括8亩土地地上苗木的价值，因为3.65亩地上种植的苗木价值就达到了334825元；张成良不欠王中会任何钱款，王中会并不是借条上的出借人，还对借条进行过变造，杜亚琴与张成良分居多年，即使张成良向他人借款，杜亚琴也不知情，与杜亚琴无关；张成良与杜亚琴之间的离婚协议不能成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关键证据；王中会于2015年12月24日书写的欠条是单方法律行为，不是新协议；王中会撕毁土地租赁合同的行为仅为事实行为，不能认定双方实体权利义务的变更。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我方原审全部诉讼请求。王中会、慧丰园基地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1991年1月16日，张成良与杜亚琴在浙江省绍兴市棠棣乡人民政府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1993年生育一女，名张瑜，1998年生育一子，名张航。2016年3月16日，张成良与杜亚琴在绍兴市柯桥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达成离婚协议书，双方自愿达成一致协议，具体如下：“一、男女双方自愿离婚。二、婚生一女张瑜、婚生一子张航都已成年跟随女方生活。三、双方婚后共同财产分割：房产归属：位于漓渚镇堂一村三社20号三间三楼归女方和儿子张航所有。其他财产分割：无。四、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共同的债权债务：（1）王中会所欠退租费贰拾柒万元归女方所有。（2）男方个人所借债务全部由男方承担。”
2011年1月1日，出租方（甲方）北京慧丰园苗木种植基地与承租方（乙方）杜亚琴签订《土地租赁合同》（撕毁成多片后拼凑粘贴一起，首页显示一个大字“费”，共两页），合同有关租赁土地的位置、数量、用途的规定，“甲方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查家马房村，号地12亩的土地，号棚的使用权出租给乙方使用，作用种植苗木、花卉、蔬菜（但不能种植草坪）”，有关租赁期限的约定，“租赁期限为20年，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30年12月30日止，期满合同自动终止”，其中关于土地租赁费用的交纳办法约定，“乙方在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甲方第一年租金元，以后每年的12月30日之前一次性支付下一年度的租金。过期未交齐的，视同乙方单方面解除合同，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关于免责之约定，“1、在租赁期间，遇有国家、市政府和甲方主管征地或规划土地，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不视为违约，双方均不付（负）违约责任。2、遇国家征占，若有补偿，土地及原有建筑和设施的补偿归甲方，但国家给予的其他地上物的补偿，甲方取得全部补偿款的30%，乙方取得全部补偿款的……”。原审中上述缺失剩余内容，本院审理中，杜亚琴提交该合同第三页复印件，第三页接第二页的内容“乙方取得全部补偿款的70%。若无补偿损失自负”。甲方落款处有“王慧”签字及“北京慧丰园苗木种植基地”合同专用章盖章，落款时间为2011年1月1日，乙方落款处有“杜亚琴”签字。
2011年8月31日，出租方（甲方）大兴区魏善庄镇查家马房村经济合作社与租赁方（乙方）王中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408亩土地出租给乙方使用，承租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至2031年12月31日止，共计20年。其中，有关土地被国家征收、征用的规定，“1、如遇国家征收、征用土地的，本合同自动终止。2、承租土地被依法征收、征用获得补偿款归属的约定：出租土地被征收、征用，土地征占款归集体所有，地上物补偿归投资者所有……”
杜亚琴、张成良向法庭提交欠条一份，欠条显示，“今欠张成良退租费27万元正（整），贰拾柒万元正（整）”，落款处有“王中会”签字，时间为2015年12月24日。
2016年1月11日，魏善庄派出所出具工作说明一份，“2015年12月29日事主杜亚琴，……报警，称在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查家马坊村北有人要打架，我所民警赶赴现场后经了解，周天河称，杜亚琴丈夫张成良于2012年7月3日向周天河借款15万元，至今未还。杜亚琴在大兴区魏善庄镇查家马坊村北承租王会土地种植树苗，因占地拆迁，王会将土地收回，并与杜亚琴协议，杜亚琴将地上物清理干净后给予杜亚琴补偿款27万元人民币，并给杜亚琴打了一张27万元的欠条。周天河因一直找不到张成良遂找到杜亚琴索要欠款，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周天河遂将杜亚琴的27万元欠条及协议拿走。杜亚琴再次报警，民警将双方当事人约到派出所，双方始终未能达成协议，遂告知双方到法院解决。特此说明”。
为证明杜亚琴实际承租该12亩土地，杜亚琴向法庭提交证明三份。2016年2月3日，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查家马坊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我村曾将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查家马坊村的一部分土地承包给王中会，2011年以后，杜亚琴和张凤杰一直在上述承包地中实际种植苗木。情况属实。特此证明。”同日，张凤杰及张孝国各出具一份证明，分别为“2011年我张凤杰与杜亚琴同时与王中会分别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王中会将自有的20亩土地其中的8亩租给我，剩余的租给杜亚琴，2份土地租赁合同内容一致，仅乙方签字不一致”，“张孝国给杜亚琴打工，我的工作是天天在查家马坊村负责打理杜亚琴种植的12亩地的树苗等直到2015年11月20号止。”
杜亚琴、张成良主张其证人张凤杰与王中会存在土地租赁关系，受其制约，无法出庭，故向法院提出向张凤杰调查案件事实的申请，原审法院与张凤杰进行电话联系，张凤杰称其与杜亚琴两家合租王中会20亩地，后来张凤杰承租其中8亩，杜亚琴承租其中12亩，当时两家分别签合同，张凤杰只签了自己的合同，其没有看杜亚琴的合同，签完后张凤杰与杜亚琴一起出来的。
为证明王中会将土地转租给张成良，王中会向法庭提交一份2016年3月10日由查家马坊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我村曾将查家马坊村的一部分土地承包给王中会。2011年以后，王中会曾将承包的土地中部分转包给张成良种植树苗。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为证明王中会与张成良只存在第一项诉讼请求的经济纠纷，对其他的诉讼请求并不存在纠纷，王中会向法庭提交2016年2月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王中会称该聊天记录系张成良同王中会及王中会的丈夫赵建华的微信聊天往来，其中，2016年2月1日，记录显示“王会、我们叫（交）了这么多年的朋友了、为了这件事、你一定要跟我闹下去了对不对、我看这样闹下去大家都不好、我的意思跟我们上次说的办好了、你把27万打给我、我保正（证）不叫我老婆去告你、看在交了这么多年的朋友上、把这件事了了、你看咋样”，2016年2月2日，记录显示“建华、我跟你交了这么多年的朋友了……你们把27万打给我这件事就了结了、建华我向你保正（证）以后我老婆决（绝）不会去搞了……”，“那你们一定要这样闹下去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了、我老婆去闹我也管不了、以后别说我做的不对”，2月3日，“建华、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上、我不想闹大这件事、如果你们不想解决这件事的话那我没有办法说通我老婆了、我跟你说实话、我老婆去过拆迁班（办）了、一亩地倍（赔）多少钱她都知道了、她下午去司法局去了、她要说出来我现在还不让她去说、我想不要闹大、我话以进（已经）说到这个分（份）上了、你们看着办”。张成良庭后提交质证意见，称其没有和王中会及其丈夫进行过照片中的微信聊天，且微信记录的内容只显示为协商经过，与本案事实无关。
为证明王中会代替张成良偿还相关借款，双方就该笔欠款与地上物补偿款、退租费折抵后达成清算，即王中会一次性支付张成良27万元，王中会向法庭提交三张共计四份借条原件，分别为2012年5月14日，“今借杜春光拾万元因做树苗生意，利息为壹万元，还款日期2013年6月13日，还款日期所返金额为110000元。借款人：张成良×××担保人：赵建华王中会”；2012年7月10日，“今借赵建华现金50000.00元，大写：伍万元整担保人：王中会借款人：张成良”；2014年12月31日，“张成良于2014年12月31日借谢维现金计：叁万元正（整）证明人：王中会借款人签字：张成良”；2015年3月26日，“张成良于2015年3月26日借查家马房村谢磊现金计：叁万元正（整）证明人：王中会借款人签字：张成良”。张成良称该四份借条均不是张成良本人书写，系他人仿冒，上述出借人中，除赵建华，张成良均不认识，张成良也没有向赵建华借过钱，且四张借条显示的出借人均不是王中会，用对他人的债务来抵扣对王中会的债权，既不合理亦不合情。另，张成良主张王中会所提交的该四份借条与2016年3月王中会在魏善庄镇政府做调解时所提交的证据不一致，除出借人为谢维的借条中王中会作为证明人签字，其他的借条在2016年3月王中会提交给镇政府时均没有显示其为担保人或证明人。王中会承认其余三张借条的担保人或证明人为其后添加上的，虽然有的借条上写的其为证明人，但其实际履行担保人的义务，借钱方因为王中会才借钱给张成良的，张成良不还钱，便已由王中会一并将其还清。
原审法院依杜亚琴的申请，前往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人民政府调取王中会承租的位于大兴区魏善庄镇查家马坊村相关的征地补偿资料，根据调取的相关资料，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人民政府共向王中会支付地上物补偿款6510735元，其中，根据张成良占地面积3.65亩的地上物作价计算，3.65亩土地上地上物补偿款总计397425元。
庭审过程中，杜亚琴提出调取证据申请，原审法院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魏善庄派出所调取杜亚琴一案的相关卷宗，与本案相关的分别为：1、2016年1月14日，对张成良的询问笔录；2、2016年1月14日，对杜亚琴的询问笔录；3、2016年1月25日，对杜亚琴的询问笔录；4、2015年12月30日，对杜亚琴的询问笔录；5、2016年1月26日，对王中会的询问笔录；6、2015年12月24日，王中会出具的欠条（复印件）；7、写有“费”字的2011年土地租赁合同。双方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1、对张成良的询问笔录，张成良答：“苗木基地是我妻子租王中良的妹妹王中会的地，租期20年，还有15年期限，因为经营不下去了，又卖给了王中会，王中会跟我妻子口头协议补偿退租费27万元，因为王中会的钱没到位，给我妻子打了一张欠条”；2、对杜亚琴的询问笔录，杜亚琴答：“……我在大兴区魏善庄镇查家马坊村北租了王中会的12亩地，租期20年。种的绿化树苗。有3.6亩因国家占地收回，剩下的8亩，因为总是赔本，我就卖给王中会了，还有15年的年限。王中会跟我口头达成协议，补偿我27万元。因为她的钱还没有到位，所以她先给我打了一张欠条”；3、对杜亚琴的询问笔录，问：“王中会为何要把之前的合同撕掉？”杜亚琴答：“我在2015年12月24日又把拆迁剩下的8.4亩地卖回给王中会了，价格是人民币27万元，她给我打的欠条，欠条上是王中会和我老公张成良的名字，她打完欠条后说我们之前签的合同没用了，就在之前的合同上写了一个字，是什么字我也不认识，然后就把合同撕掉了，后来我觉得没准有用，我就又捡回来粘上了，后来又被周天河拿走不给我了”；4、对杜亚琴的询问笔录，答：“我的想法是她把我应得的补偿款给我我就让她把树拔了，但是王慧的亲戚说我丈夫因为赌博欠他的15万元人民币，王慧的亲戚不让王慧拔树”，“因为国家占地王慧要把我租的12亩地收回来当时我地上种满了树，当时我们是约定她给我27万元人民币我把地还给她，当时没给我钱就给我打了一个欠条”；5、对王中会的询问笔录，“在2011年她和她老公张成良把我的地租走了12亩地，当时我们签有协议；后来到了2015年11月份的时候，后查路占地，正好占到我租给杜亚琴的这12亩地中的3亩地，因为我是地主，所以地上的补偿款就给我了，总共是25.2万元；但是2012年的时候，杜亚琴去拉货做生意，当时没有钱了，就管我借过3笔钱，第一笔5万元，第二笔10万元，第三笔5万元，总共20万元，而且2015年4月份的时候，我还帮她担保过一个7.4万元；所以，2015年12月补偿款打给我的时候，我给张成良打电话让他来找我，后来张成良一个人就过来了，我们双方协商决定，之前我借给他们家的20万元加上我帮他们担保的7.4万就直接从这25.2万元的补偿款中扣了，剩下他们家还欠我的2.2万元当时因为他家没钱，所以我们也没提；后来过了几天杜亚琴给我打电话，说不想包我的地了，然后让我去他们家，我就去他们家了，到了他家后，杜亚琴和张成良都在家，我们双方协商，他们把地退给我，然后我补给他们27万元，然后我就给他们俩打了一个27万元欠条，欠条上写的是张成良的名字，因为我们双方取消了之前的租地合同，我当时就当着他们的面把之前的合同上写了一个‘费’字，然后撕掉了扔到他家的垃圾筐了，然后我就回家了……”，问：“杜亚琴是否知道张成良欠你的钱？”王中会答：“知道，因为是他们两口子一起做的生意，张成良管我借的钱都是他们做生意用了”，问：“你用占地补偿款抵张成良欠你的钱，此事杜亚琴是否知道？”答：“知道，我去杜亚琴和张成良家的时候当着他们两个人的面说清的”；6、2015年12月24日由王中会出具的欠条一张，“今欠张成良退还王中会：12亩地，补偿费27万元正，大写：贰拾柒万元正”。杜亚琴认为该欠条与杜亚琴所持有的原件不一致，应以原件为准。
原审中，杜亚琴认可2011年所签订的合同（写有“费”），但主张2015年12月24日王中会打好欠条后就把原合同撕掉了，但是没有写“费”字，因为案外人周天河和王中会有亲戚关系，所以杜亚琴认为周天河抢合同也是和王中会串通好的。在抢走并占有该土地租赁合同期间，为掩盖将12亩土地租赁给杜亚琴的事实，王中会等人有充分的动机和条件在合同上添加“费”字，并私藏有双方签字的合同第三页，不交给派出所。以上关于“费”字书写时间，杜亚琴在庭审中与其在派出所所做的询问笔录有出入，在2016年1月25日派出所对杜亚琴的询问笔录中，杜亚琴称王中会当场在合同上写了一个字，后撕毁扔到垃圾筐中。
王中会主张其以个人身份与张成良签订的上述土地租赁合同，慧丰园基地及杜亚琴均不是该合同的相对方，故两者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因张成良所租赁的土地涉及青吴路拆迁项目，2015年12月21日，王中会曾与张成良达成协议，内容如下，“张成良12亩地退还给王中会。所有债务全部清理（占地款、欠款），应付250000.00元（贰拾伍万元整）”，落款处签有“张成良2015年12月21日”，后因张成良回家与杜亚琴协商后反悔，于是双方便将原协议划掉作废，并写有“费”字；2015年12月24日，王中会与张成良达成新的协议，内容如下，“今欠张成良退租费27万正（整），贰拾柒万元正（整）”。落款处有“王中会”的签字。王中会在张成良家中将上述合同写“费”字后撕毁，顺手将撕毁的合同扔进张成良家的垃圾桶中，王中会认为原土地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通过撕毁合同达成由王中会一次性补偿张成良的形式予以终结，新协议中的“退租款27万”包括地上苗木、房屋等地上物补偿款及欠款（经双方清算折抵后）、租金，一共50多万元的补偿款，折抵欠款后，一共欠张成良27万元。
本院审理中，杜亚琴提交现场照片，欲证明涉案土地地上物的情况，王中会对照片显示的地上物情况并无异议；杜亚琴另提交2011年1月1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第三页，显示乙方签字为“杜亚琴”，欲证明该合同是其个人与王中会、慧丰园基地签订的，而非和张成良一起签订，王中会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合同是与杜亚琴和张成良夫妻二人共同签订的，协商的过程也是与夫妻二人共同协商。另，王中会提交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欲证明其于2015年12月25日向张成良转账1万元，应从27万元欠款中扣除，张成良认可转账事实，但不认可与欠款相关，王中会亦未就此向本院提出上诉。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魏善庄镇查家马坊村村委会证明、《土地租赁合同》、张凤杰出具的证明、魏善庄派出所出具的工作说明、张孝国出具的证明、北京慧丰园苗木种植基地工商信息、户口薄、离婚协议书、北京市集体土地地上物拆迁评估报告、地上物腾退补偿协议、支出凭单、地上附属物登记清单表、欠条、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借条、询问笔录、照片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尽管杜亚琴提交的2011年1月1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第三页乙方为杜亚琴一人签字，但综合考量查家马坊村村委会出具的实际承租情况证明、派出所询问笔录等因素，且签订合同时张成良与杜亚琴处于婚姻存续期间，王中会书写欠条的债权一方为张成良，可以认定上述《土地租赁合同》为王中会、慧丰园基地与杜亚琴、张成良共同签订。杜亚琴以婚姻存续期间已与张成良分居多年、对于张成良是否向他人借款并不知情、自己因不识字而对欠条内容不了解、离婚协议中债权债务分配明确为由，上诉主张《土地租赁合同》仅为杜亚琴一人与王中会、慧丰园基地签订且应由其一人享有该合同相关权益、与张成良无关，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实难采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有关退租费所包含内容一项的理解，参考各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第六条第2款约定：“遇国家征占，若有补偿，土地及原有建筑和设施的补偿归甲方，但国家给予的地上物的赔偿，甲方取得全部赔偿款的30%，乙方取得全部赔偿款的70%，若无补偿损失自负”，若8.35亩土地亦面临拆迁，杜亚琴、张成良仅能获得自建建筑和设施的补偿以及地上物补偿的70%，并无所谓的“预期损失”，且《土地租赁合同》的解除乃双方合意，亦不存在单独的预期利益补偿问题。因8.35亩土地尚未涉及拆迁，杜亚琴比照3.65亩已拆迁土地上的苗木价值和设备设施价值大于27万元，由此推论主张27万元退租费仅指预期损失，并无合理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2015年12月24日，王中会就《土地租赁合同》解除一事与杜亚琴、张成良进行协商，进而各方在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合同之后，王中会在张成良、杜亚琴家中将《土地租赁合同》第一页书写“费”字并撕毁丢弃合同，并由王中会向张成良出具内容为“今欠张成良退租费27万元正（整）”，贰拾柒万元正（整）”的欠条一张，该欠条所反映的内容为解除合同时各方重新达成的一致意见，应视为新的协议。据派出所询问笔录所记载，杜亚琴当时对王中会书写“费”字并撕毁合同的行为知晓且并未提出异议。新的协议即上述欠条导致了原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另结合派出所询问笔录、2015年12月21日写有“费”字的欠条等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双方在原合同解除的基础上仅发生了一笔27万元退租费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当包含对涉诉12亩土地的退租事宜以及双方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整体处理，杜亚琴、张成良主张该欠条并不包含对原合同中12亩土地地上苗木及设备设施的补偿，但未提供确凿有效的证据加以证实，二人要求王中会、慧丰园基地另给付3.65亩租赁土地地上物补偿款28万元以及返还8.35亩租赁土地地上物（暂估30万元）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杜亚琴、张成良上诉要求王中会、慧丰园基地支付利息的主张，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6010元，由张成良、杜亚琴负担403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由王中会、北京慧丰园苗木种植基地负担197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9600元，由张成良、杜亚琴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明磊
审 判 员 王军华
代理审判员 胡珊珊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