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2民初2255号
原告：劳勤琴，女，1962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现住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东升（系原告丈夫）。
被告：杭州市望江地区改造建设指挥部，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秋涛路256号秋涛发展大厦3号楼21层。
法定代表人：冯来友，常务副总指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成，浙江禾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静，浙江禾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劳荣荣，男，1960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第三人：李月芬，女，196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第三人：劳顺伟，男，1998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兰，浙江顺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宾，浙江顺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劳勤琴与被告杭州市望江地区改造建设指挥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郭淑婷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追加劳荣荣、李月芬、劳顺伟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于2017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劳勤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东升，被告杭州市望江地区改造建设指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静，第三人劳荣荣、李月芬、劳顺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劳勤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照《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协议书》的第一条内容履行，将安置人口纠正为劳建辉、顾凤仙、劳荣荣、劳顺伟；2、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父母劳建辉、顾凤仙生育两个子女为劳勤琴、劳荣荣。李月芬为劳荣荣的妻子，后育有一子起名劳顺伟。2007年8月28日，因坐落于三多弄30-7号房屋面临拆迁，原告父亲劳建辉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被告签订《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协议书》，协议第一条明确“乙方房屋坐落三多弄30-7#，产权性质私，房屋用途住宅。乙方常住在册户口人数4人，无户口人数人，合计人数4人，其中：独生子女人数1人；拆迁建筑面积公158.47平方米”。当时坐落于三多弄30-7号房屋的常住在册户口人数为劳建辉、顾凤仙、劳荣荣、劳顺伟，独生子女为劳顺伟。后原告父母劳建辉、顾凤仙分别于2010年12月24日、2015年3月17日去世。劳建辉去世后，被告在房屋安置时，并未按照《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协议书》的约定安置原告母亲顾凤仙（房屋安置时，顾凤仙在世），而是安置了户口至今不在三多弄30-7号房屋内的原告哥哥劳荣荣的妻子李月芬。原告认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协议书》系劳建辉与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应当切实履行，顾凤仙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户口在拆迁房屋内，根据《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安置人口按照被拆迁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数确定”和《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实施办法》第六条“入住农转居多层公寓的人口数，原则按入住公寓时在册农转居户籍人口计算”的规定，安置人口首先应具有被拆迁户的在册常住人口户籍。故安置人口应当为劳建辉、顾凤仙、劳荣荣、劳顺伟，而被告将安置人口确定为劳建辉、劳荣荣、劳顺伟、李月芬是错误的，并且不符合有关文件的规定。被告的错误安置将直接影响原告所能继承的安置房屋份额，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杭州市望江地区改造建设指挥部辩称，一、就三多弄30-7号拆迁房屋，被告已经履行了有关安置义务，且被告的履行并无不当。被告为涉案三多弄30-7号房屋的拆迁人，涉案房屋拆迁前被告对该拆迁房屋情况进行调查，发现该房屋产权人（批地申请人）为劳建辉，其系居民身份，该房屋上在册人员户口均为2005年5月始迁入，依据杭州市集体土地有关搬迁政策规定，本着照顾被拆迁人的原则，被告明确该户在册可安置人口为3人，其中劳顺伟为独生子，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因此安置人口为3+1。劳荣荣的妻子李月芬户口虽然不在涉案拆迁房屋上，但其户口为农业户口，且与劳荣荣结婚三年以上，符合有关政策规定，因此将其作为拆迁安置对象进行安置。2007年8月28日，被告与劳建辉户就前述事宜签订《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协议书》，2011年被告完成对该户的安置，安置人口4+1，安置面积332.05平方米。二、原告劳勤琴没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原告劳勤琴非《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协议书》的相对人，亦非涉案拆迁房屋上的安置对象，因此其不是本案适格原告；被告与劳建辉户于2007年8月签署《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协议书》，2011年2月完成对劳建辉户的安置事宜，劳建辉户包括顾凤仙本人在内对《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调换协议书》及安置补偿方案均予以认可，从始至终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故原告无权就《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调换协议书》及安置方案提出异议，原告的主张不符合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三、原告所主张的权利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被告与劳建辉户的调换协议书签订至今已经10年，安置完成也已经5年，原告就本案所提出的有关诉讼主张，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
第三人劳荣荣、李月芬、劳顺伟共同辩称，一、原告劳勤琴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其非拆迁安置协议的主体，且原告以被告错误安置影响其继承份额为由诉至法院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继承的标的为遗产，而遗产是以财产利益为内容，不包括身份利益；2011年2月拆迁安置表中安置人口为劳建辉、劳荣荣、劳顺伟、李月芬四人，并不包括顾凤仙，顾凤仙直至其去世并未对安置人口提出异议，被告因此按照拆迁安置表中的安置人口顺利完成安置工作；综上，在三多弄30-7户安置过程中没有顾凤仙的份额，原告也不具备继承顾凤仙在该户的安置份额的情况下，原告以错误安置影响其继承份额为诉请理由无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起诉。二、原告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被告在2011年2月即确定三多弄30-7户的安置人口，顾凤仙和劳勤琴对此均是知情的，二人当时均未提出异议，原告于2017年3月31日以影响其继承份额为由诉至法院，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三、被告对李月芬的安置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李月芬与劳荣荣于1997年3月20日登记结婚，李月芬的户口虽在结婚后未迁到三多弄30-7户内，但在2011年2月进行拆迁安置时，二人结婚已近14年之久，根据《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拆迁人家庭成员在本市市区虽无常住户口，但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可计入安置人口。四、被告对三多弄30-7户进行安置时选择劳建辉，未选择顾凤仙系该户家庭成员与拆迁指挥部协商的结果，劳建辉与顾凤仙除了三多弄30-7号房屋外，还有老刮浆坊27号房屋，基于不能重复安置的政策考虑，经该户家庭成员协商一致，拆迁指挥部同意之后在三多弄30-7号安置劳建辉，在老刮浆坊27号安置顾凤仙，故即使未在三多弄30-7号对顾凤仙进行安置，也未侵犯顾凤仙被安置的权利。综上，被告对顾凤仙和李月芬的安置均是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及政策进行，并无不当之处，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安置房权属信息确认单的三性均无异议，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户籍证明的三性均无异议，原告及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结婚证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常住人口登记表，拟证明原告系劳建辉与顾凤仙的女儿，属于法定继承人之一，被告未安置顾凤仙直接影响原告继承份额的事实；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认为原告非案涉合同相对人，继承份额应为现有的财产标的，原告无权就顾凤仙生前已确认的事实提出异议；第三人认为顾凤仙不享受拆迁份额，被告未安置顾凤仙不影响原告的继承份额；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能证明劳勤琴、劳荣荣系劳建辉与顾凤仙子女的事实，对该事实予以认定；2.原告提交死亡证明（顾凤仙），拟证明顾凤仙与劳建辉的户口均在三多弄30-7号，应当包含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协议书》的常住册户口人数4人之中的事实；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认为顾凤仙的户口在三多弄30-7号，调换协议载明的在册人口是4人，系在表述事实，安置人口以安置表认定为准，被安置人亦已认可；第三人认为常住人口与安置人口是两个概念；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能证明顾凤仙户籍地，其于2015年3月17日死亡的事实；3.原告提交《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协议书》、《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表》，拟证明坐落于三多弄30-7号的常住在册户口人数为4人，无户口人数为0人，被告未按照协议书安置顾凤仙，而安置李月芬，属于安置错误的事实；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认为劳建辉等人户口均自2005年5月开始迁入三多弄30-7号，农转居户口实际为3人，故与劳建辉户协商后，明确在册人口安置劳建辉、劳荣荣、劳顺伟；第三人认为能证明安置人口应为劳建辉、劳顺伟、李月芬、劳荣荣，常住人口与安置人口是两个概念；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能证明劳建辉与被告于2007年8月28日签订《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协议书》，被告于2011年2月26日确认安置人口的事实，对该事实予以认定；4.原告提交死亡证明（劳建辉）、《杭州市望江地区改造建设指挥部集体土地回迁安置资金结算表》，拟证明劳建辉已于2010年12月24日去世，2011年2月26日由“劳建辉”签字的结算表并非劳建辉所写，被告的安置存在严重问题的事实；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认为已按照结算表履行完毕，可以由家人代签；第三人认为劳建辉在2010年已经去世，不能签字，由家庭成员签字没有问题；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能证明劳建辉于2010年12月24日死亡的事实；5.原告提交职工登记表，拟证明位于三多弄30-7号的房屋原属于顾凤仙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不能证明该房屋产权原属于顾凤仙，该拆迁房屋的产权人为劳建辉；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该房屋的宅基地属于顾凤仙所有的事实；本院综合全案予以认定；6.被告提交《望江启动区块（集体土地）安置人口与补偿调整表》，拟证明劳建辉户的安置情况，内测安置人口为“3+1独”，及另行照顾一人安置50平方米的事实；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需附本人报告，但被告未一并提交；第三人对其三性均无异议；本院综合全案予以认定；7.被告提交《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表》，拟证明劳建辉户的安置人口为劳建辉、劳荣荣、劳顺伟及李月芬的事实；原告对其内容有异议；第三人对其三性均无异议；结合原告提交的安置表，本院对一致部分予以认定；8.第三人提交现金存款凭证，拟证明原告在2011年3月已知拆迁情况，其现在主张已过诉讼时效；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当时原告只知道缴款数额，不清楚安置人口情况；被告对其三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待证事实综合全案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劳建辉（于2011年8月18日死亡）与顾凤仙（于2015年3月17日死亡）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生育原告劳勤琴、第三人劳荣荣二个子女。劳荣荣与李月芬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7年3月20日登记结婚，于1998年生育儿子劳顺伟。原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登记在劳建辉名下，劳建辉、顾凤仙的户口于2005年5月10日迁入该房屋内，2007年该房屋户口内登记人口为户主劳建辉、妻顾凤仙、子劳荣荣、孙子劳顺伟。2007年8月28日，被告杭州市望江地区改造建设指挥部（作为甲方）与劳建辉（作为乙方）签订《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协议书》一份，载明：“一、乙方房屋座落三多弄30-7#，产权性质私，房屋用途住宅。乙方常住在册户口人数4人，无户口人数人，合计人数4人，其中独生子女人数1人；拆迁建筑面积共158.47平方米……”。2011年2月《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表》记载的安置人口为户主劳建辉，有正式户口劳荣荣、劳顺伟、李月芬，协议安置人口4+1，实际安置人口4+1；《杭州市望江地区改造建设指挥部集体土地回迁安置资金结算表》记载协议安置面积275㎡，实际安置总面积332.01㎡，安置房源位于杭州市；望江新园二园2幢1303室、望江新园二园6幢2单元704室。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均确认劳建辉一直为居民户籍。
本院认为，《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安置人口按照被补偿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数确定。被拆迁人家庭成员在本市市区虽无常住户口，但属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可以计入安置人口：（一）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系拆迁当事人就该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事宜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杭州市望江地区改造建设指挥部作为拆迁人，劳建辉作为被拆迁房屋的户主，双方签订《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调换产权协议书》对安置事项进行约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中，根据《集体土地回迁安置资金结算表》，被告已按约履行拆迁调换产权协议，按人口数4人安置面积，安置人口为劳建辉、劳荣荣、劳顺伟、李月芬，现原告要求将安置人口纠正为劳建辉、顾凤仙、劳荣荣、劳顺伟，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对拆迁调换产权协议并无异议，认可安置人口为4人，对劳建辉、劳荣荣、劳顺伟的安置亦无异议，其主张实质系要求将安置人口李月芬变更为顾凤仙，而李月芬作为与劳荣荣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依法可以计入安置人口。退一步讲，原告认为根据拆迁调换产权协议书应该安置顾凤仙，案涉协议签订于2007年，根据撤村建居的相关规定，原则上按入住公寓时在册农转居户籍人口计算人口数，被告未安置顾凤仙，而将劳建辉作为安置人口，事实上并不影响劳建辉户的安置面积，劳建辉户对安置方案一直无异议，且安置方案已履行完毕，故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劳勤琴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原告劳勤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郭淑婷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无
书 记 员 马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