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105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1，男，1957年5月3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欣，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秀云，女，1957年10月3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1，女，1930年5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娜，北京市冠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2，女，1949年10月29日出生。
原审被告刘×3（兼刘×6委托代理人），女，1953年10月3日出生。
原审被告刘×4，女，1959年5月8日出生。
原审被告刘×5，男，1961年5月2日出生。
原审被告刘×6，女，1964年1月8日出生。
原审被告刘×7，男，1965年11月21日出生。
原审被告刘×8（兼刘×9委托代理人），男，1983年12月3日出生。
原审被告刘×9，男，1983年12月3日出生。
上诉人刘×1因与被上诉人潘×1、原审被告刘×2、刘×3、刘×4、刘×5、刘×6、刘×7、刘×9、刘×8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2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2月，潘×1起诉至一审法院称：刘×1系潘×1之子。位于北京市东城区11号房屋6间系潘×1与丈夫刘进华的共有财产。刘进华于2009年12月4日去世。2002年5月28日，刘进华与刘×1在未征得潘×1同意的情况下签订《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刘进华将上述房屋6间中的3间房屋出售给刘×1，后刘×1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刘进华无权出售夫妻共同财产。潘×1曾立下公证遗嘱，在其去世后房屋归刘×1所有。刘进华与刘×1明知潘×1立有公证遗嘱，但恶意串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侵害了潘×1的合法权益。现潘×1请求法院确认刘×1与刘进华于2002年5月28日签订的《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诉讼费由刘×1承担。
刘×1辩称：2001年1月25日，刘进华书写内容具有买卖性质的字条，表示将北房2间出售给刘×1；潘×1对此表示同意，同时在字条上捺印。因当时房屋所在地在修建铁路，房管部门停止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刘进华提出办理公证遗嘱，将房屋6间分别遗留给刘×1与刘×6。此后，房管部门重新开始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刘进华与刘×1即于2002年5月到房管部门，按照房管部门的要求填写了《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目的是履行2001年1月25日的买卖合同。刘×6亦同样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刘×1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合法，没有与刘进华恶意串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实。刘×1不同意潘×1的诉讼请求。
刘×2、刘×3、刘×5、刘×6辩称：潘×1所述属实。刘×2、刘×3、刘×5、刘×6不知晓刘进华与刘×1签订《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的情况，同意潘×1的诉讼请求。
刘×4、刘×7辩称：潘×1所述属实，同意潘×1的诉讼请求。
刘×8、刘×9辩称：服从法院的判决。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11号房屋6间原系潘×1与刘进华的夫妻共同财产。2001年1月25日，刘进华书写字条，表示将房屋6间中的北房2间以90000元的价格售予刘×1，潘×1同时在字条上捺印。刘×1主张潘×1同意刘进华将北房2间向其出售，潘×1虽对此不予认可，但所提理由并不充分，该院不予采信。刘×1主张其在收到刘进华的字条后，同意购买该北房2间，其与刘进华之间即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但此后，潘×1与刘进华又分别于2002年1月17日立下公证《遗嘱》，表示在二人去世后，涉诉房屋归刘×1所有。该《遗嘱》表明潘×1与刘进华改变了将涉诉房屋出售给刘×1的意思表示，刘×1对该《遗嘱》并无异议。2002年5月28日，刘进华与刘×1在明知潘×1立有公证遗嘱及未通知潘×1的情况下，仍签订《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该房屋买卖行为与潘×1所立遗嘱相悖，且潘×1对该买卖行为并未认可。此外，刘×1现并无证据证明其已将合同约定的房价款支付给刘进华。在此情况下，该院不能认定刘×1系善意购房。潘×1现关于刘进华与刘×1所签《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有法律依据，该院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确认刘进华生前与刘×1签订的《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刘×1不服一审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潘×1的诉讼请求。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错误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刘进华与潘×1通过立遗嘱的形式可以变更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授予潘×1对房屋买卖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是错误的。2002年刘进华与刘×1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2001年房屋买卖协议的组成部分，不能脱离最初的协议进行评判。就房款是否给付，合同的相对方有权追究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不能将其作为衡量合同是否有效的标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刘×1与刘进华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首先，后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是应房屋管理部门的要求，为了履行第一份房屋买卖协议而签订，不存在二人恶意串通的情形。其次，潘×1与刘进华是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并非第三人，其无权以第三人的身份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本案合同没有损害第三人的利益。最后，即使将涉案房屋作为遗产，刘进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对自己的财产份额进行处分亦应有效，不应当确认整个合同无效。三、一审法院片面审查案件，有违司法公正。本案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涉案房屋买卖发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家庭的亲情与信任，导致整个交易手续简单，但是刘×1关于整个交易过程的陈述合情合理，符合家庭内部交易传统。当年购买父母北房2间，付房款9万元是用于给刘×5返还赃款，当时刘×6、刘×3动员刘×1买房以解决刘×5的问题，刘×5对此明知。立遗嘱是为了保障刘×1购买和受赠房屋的权益，第一份字条及遗嘱、房屋买卖合同三个形式是为了达到一个结果，即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变更为刘×1所有。而潘×1在涉诉房屋变更所有权十余年后起诉，称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恶意串通，并采用虚假陈述否认自己的手印，对于前述情形，一审法院未予合理置疑，未通过证据、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全面地审理案件事实，影响了判决结果的公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刘×1的上诉请求。
潘×1在二审中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对于2001年的字条，虽经鉴定，其上的手印系潘×1按捺，由于潘×1不识字，所以对字条上的内容不能理解也不认可。2002年刘进华与潘×1立下遗嘱，以遗嘱的方式变更了之前卖房给刘×1的意思表示，改为在去世之后房子归刘×1所有。再者，潘×1没有拿到售房款。
刘×2在二审中答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刘×1在二审中陈述的购房情况属实，当时刘×1是为了救助刘×5买的房，母亲潘×1对此明知，父亲刘进华做事都会征求潘×1的认可。刘进华与刘×1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
刘×3与刘×6在二审中共同答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刘进华有权处分属于自己的50%的房产份额。当年北房2间是以9万元卖给刘×1了，但是对房款的交接不清楚，我认为房款应该支付了，否则解决不了当时刘×5的问题。南房是父母给刘×1的。
刘×4在二审中答辩称：南房是父亲给刘×1的。对于北房，父母应各占50%的产权份额，潘×1应该有个住处。我知道当年父母把北房2间以9万元卖给刘×1。
刘×5在二审中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知道刘×1所述的情况。
刘×7在二审中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对涉案房屋过户到刘×1名下不知情，刘×1的过户行为侵犯了刘×7的拆迁利益。
刘×9、刘×8在二审中共同答辩称：服从法院的判决。
经查：潘×1与夫刘进华于解放前结婚，婚后生育8个子女，即刘×1、刘俊成、刘×5、刘×4、刘×6、刘×3、刘×2、刘×7。刘进华于2009年12月4日去世。刘俊成于2007年1月12日去世。刘俊成与妻生育有刘×9、刘×8二人。
坐落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11号房屋6间的所有权原登记在刘进华名下。
2002年1月17日，潘×1立下《遗嘱》。潘×1在《遗嘱》中表示，潘×1与刘进华共有上述房屋；潘×1去世后，将上述房产中的1号南房西数第一间属于潘×1所有的份额遗留给刘俊成所有；将2号北房2间、5号南房1间中属于潘×1的份额遗留给刘×1所有，将1号南房西数第二、三间属于潘×1的份额遗留给女儿刘×6所有。同日，刘进华立下与潘×1所立《遗嘱》同样内容的《遗嘱》。北京市公证处为潘×1及刘进华所立《遗嘱》进行了公证。
2002年5月28日，刘进华与刘×1签订《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刘进华将前述房屋6间中的南房1间、北房2间出售给刘×1，房价款共计150000元。此后，刘×1取得该房屋3间的所有权证。
一审中，潘×1与刘×1一致陈述，潘×1与刘进华将南房赠与刘×1。刘×1称，刘进华于2001年1月25日书写的买卖合同约定出售北房2间，房价款为90000元；在2002年5月28日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时，将潘×1与刘进华赠与的南房一并办理了过户手续，故房价款增加至150000元；合同签订后，其已将房价款90000元支付给刘进华。潘×1对刘×1所称支付房价款一节不予认可，刘×1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
关于刘×1所称刘进华于2001年1月25日书写内容具有房屋买卖性质的字条、潘×1在字条上捺印表示同意一节，该字条有以下内容：“我同意把北房两间卖给刘×1玖万圆正自两千Ｏ一年2月1日起刘进华2001.1.25”。刘×1称潘×1当时在场，同意刘进华的行为，并在字条上捺印。潘×1对此不予认可，否认在字条上捺印。刘×1遂申请对捺印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经审查，一审法院准予了刘×1的申请，报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确定鉴定机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确定由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2014年7月，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上述字条上的指印为潘×1右手食指捺印。潘×1对该鉴定结论虽无异议，但称字条的内容均系刘进华书写，潘×1当时并不知此事；潘×1是文盲，虽然现鉴定出潘×1曾在字条上捺印，但此并不能说明潘×1理解刘进华的意思表示；字条内容并非房屋买卖合同，只是刘进华个人的意思表示；此外，潘×1与刘进华所立《遗嘱》的行为已经否定了字条上的内容，潘×1的意思是在去世后房屋归刘×1所有。刘×1对此提出，潘×1虽然是文盲，但并无证据能够推翻字条内容；字条内容具有房屋买卖的性质，刘×1接受刘进华的字条，双方之间已然成立房屋买卖合同；虽然潘×1与刘进华在此后又分别立下公证《遗嘱》，但此行为并不能撤销之前的房屋买卖合同；涉诉的《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是为过户而按照服务部门的要求填写形成，不是确定房屋买卖合同成立的直接依据；字条是确定房屋买卖合同的直接依据，不能将《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与字条割裂，单独认定《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潘×1对此提出，字条并不具有房屋买卖合同性质，不同意刘×1的主张。刘×1为进行鉴定，支付鉴定费2400元。
另，刘×1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录音证据作为新证据，用以证明潘×1与刘进华将北房2间以9万元卖给刘×1，刘×1支付了购房款9万元用于为刘×5返还赃款等。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意见、2001年1月25日字条、《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遗嘱》及公证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上述规定，虽然刘进华向刘×1出售的涉案房屋系刘进华与潘×1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并不因此导致本案《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潘×1以刘进华无权处分涉案房屋为由主张该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二、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2001年1月25日，刘进华与潘×1均同意将北房2间卖给刘×1，潘×1在诉讼中亦认可将南房赠与刘×1，后刘进华与潘×1立下遗嘱，表示日后3间涉案房屋由刘×1继承，2002年5月28日，刘进华与刘×1签订《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将3间涉案房屋卖给刘×1。鉴于最初刘进华与潘×1同意将北房2间出售给刘×1，亦愿意将南房赠与刘×1，所以刘进华与刘×1签订《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有一定的背景基础，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故潘×1以刘进华与刘×1恶意串通，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主张《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三、刘×1在二审中提交的录音证据不影响本案的实体认定，本院不作为新证据采纳。综上，潘×1主张确认2002年5月28日《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271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潘×1确认2002年5月28日《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及一审案件鉴定费2400元均由潘×1负担（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潘×1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妍
审 判 员 姚 颖
代理审判员 窦江涛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史天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