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3民终74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百钢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中山南路（徐州市建筑资产经营公司院内）。
诉讼代表人：董正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友洲，江苏它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献立，江苏它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镭，男，1975年3月29日生，汉族，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员工，住徐州市泉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友洲，江苏它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献立，江苏它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娟，女，1976年11月7日生，汉族，质监局职工，住徐州市泉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友洲，江苏它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献立，江苏它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董正环，男，1949年1月21日生，汉族，徐州百钢物资有限公司职工，住徐州市云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忠豫，江苏它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石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泉山区中山南路50号（原建管局内）。
法定代表人：张冬玲，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茂灵，江苏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江苏盛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州百钢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钢公司）、上诉人徐镭、上诉人徐娟、上诉人董正环因与被上诉人徐州石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钢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311民初3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百钢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正环、上诉人徐镭、上诉人徐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友洲、葛献立，上诉人董正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忠豫，被上诉人石钢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冬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汤茂灵、张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百钢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石钢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石钢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不存在代持股约定或代持股合意。依据最高院关于股权代持关系的认定要求，被上诉人已无权主张股权代持关系的存在；但一审判决却以代持股合意代替司法解释对代持股合同的硬性要求，主观认为应当结合百钢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股东权利的行使等方面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上的代持股关系作出认定。一审判决认为，从百钢公司的运营情况来看，百钢公司成立后，接收了石钢公司所有职工和所有资产业务，办公地点也与石钢公司一致；而石钢公司所有人员均按原职务在百钢公司任职，说明石钢公司实际控制着百钢公司的人员选任和日常经营管理，因此认定被上诉人石钢公司与徐敬成、董正环之间通过实际行为形成了合意错误。百钢公司成立之后，承接了全体职工的内债，也接收了部分未被法院查封的资产，但这是改制企业的共同特点，与股权代持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一审以原石钢公司的人员进入百钢公司担任原职务来证明石钢公司在行使股东权利，更是逻辑混乱。百钢公司是全建制地接收了石钢公司的人员，不仅有这些高管人员、还有内退人员（被上诉人一审时还亲自举证说明百钢公司成立之初就有内退人员），这些人员由百钢公司接收是百钢公司具体承担职工内债的体现。所有这些人员，无论是高管还是内退人员，均需听命于徐敬成的领导。而这些人员包括高管董事在内，到了退休年龄就退休回家不再任职了，更是作为百钢公司员工服从安排的外在客观反映。
一审认为徐敬成原系石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参加了3月3日的董事会，其对石钢公司欲新设公司明知，从而推断徐敬成是以石钢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在行使权力错误。石钢公司是在严重负债无法生存、且无人愿意担负职工安置的重担的情况下，徐敬成以一已之力，和董正环共同组建新设公司，董事会决议只是徐敬成要求石钢公司为其出具的政治背书，是为了避免日后各种流言蜚语恶意中伤而进行的自我保护措施，而非石钢公司的对外投资的证据，更不是所谓代持股的证据。
二、本案亦不存在石钢公司借用徐敬成和董正环名义出资的行为。
1、石钢公司在一审中所举证的8份现金凭据仅系其现金帐册的一部分，与出资款不存在对应关系。依据一审中石钢公司提供的8份现金凭证，其中有现金支取、货款回笼来源、差费用途的三种不同表述，系石钢公司为了满足在百钢公司成立之前的时间段的要求，凑齐注册资金60万元的数额。也说明这些凭证的用途并非用于出资，否则就应该明确记载用途是出资；石钢公司实际控制百钢公司，掌握全部会计账册原始凭证，包括徐敬成突然去世之后办公室内的资料，均被其掌控。因为有徐敬成和董正环的出资款证据，所以石钢公司不愿举证。
2、即使徐敬成和董正环未实际出资，也并不影响其系百钢公司的股东。股东身份的取得并不以出资作为必要条件。本案中，即使徐敬成、董正环二人未实际出资，也只是二人需要承担补足出资的法律责任，而不能据此否定二人的实际股东身份。再退一步说，即使二人为了公司注册的需要，而将石钢公司转移过来的资产当中的一部分用于验资，也只是二人的注册资金来源于转移资产的一部分，而注册资金的来源无论是借款、垫资等，均不影响二人的实际股东身份。何况资产转移到百钢公司之后，徐敬成即有完全的支配权。徐敬成对人（承担内债到其退休）的指挥权、对物的支配权，完全是其个人决定，包括不要求董正环实际出资并赠予其25%的股份，均反映了徐敬成作为百钢公司股东的个人色彩。
3、借用徐敬成和董正环名义出资不符合客观事实。石钢公司如果是实际股东，按照张冬玲在一审法庭询问阶段的陈述，为了规避债权人的追索，需要借用他人名义出资，那么也应该借用两个无法与石钢公司相关联的自然人，徐敬成作为石钢公司的董事长，目标最大，无疑是最不合适当代持股东。如果石钢公司是实际股东，从实际控制方便运营的角度，股东会也不会借用董正环这样一个已经退休的外单位过来的聘用人员，而应该也选择董事会成员和徐敬成一起作为挂名股东。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董事会成员全部到场形成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也没有片言只语提及代持股的股权结构。
三、石钢公司与百钢公司的真实关系。石钢公司早已是无资产、无人员、无经营的三无公司，百钢公司系石钢公司在事实已经死亡的基础上，再次改制后的新设公司，百钢公司与石钢公司之间存在的是再次改制、股权重组后的新老公司关于接受资产承担内债的合同关系，而非投资与被投资关系。
2003年3月3日石钢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客观反映如下事实：因无力偿还债务，为了全体股东和职工的生存，董事会决议“新设公司”。这一事实反映的核心内容“新设公司”就是“二次改制”的表述，而决非对外投资，这也是本案真正的核心所在，因为股东意志才是股权投资的根本出发点。
1、一审判决认定该决议的“新设公司”是石钢公司对外投资设立100%股权控制的百钢公司的意思表示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1）如果是对外投资，在全体职工都是股东的情况下，在当时历史语境中，抛开职工大会表决程序是不可能的，因为领导都会担心群众举报，何况私吞侵占其罪不小。但在本案中，石钢公司在实际控制百钢公司和石钢公司的情况下，未举出任何这方面的文件材料，足可说明并不存在所谓的对外投资；
（2）如果是对外投资，其股权结构就应当是石钢公司的高管作为自然人股东来实际控制公司，而不是找一个已经退休的董正环来作为自然人股东。
（3）如果是对外投资，石钢公司的高管就应是股东代表，代表石钢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但除了徐敬成和董正环之外，其他的公司高管和普通职工一样，到点就退休回家，不再任职。
2、“新设公司”的实质是“二次改制”，改制的核心是股权结构重组为徐敬成和董正环为股东的管理高效的民营公司，同时承接已经名存实亡的石钢公司的有效资产资源，承担起石钢公司的职工的生存问题即安置职工。
（1）从历史语境来看，在2003年，因为国企改制不彻底导致股权结构不清晰、全员持股的现象，改制后的企业缺乏有效的决策机制和激励机制，从而诞生了很多“二次改制”的公司。二次改制的核心就是股权结构重组，将原来分散的股权结构转变为核心人员持股的有限公司，决策机制高效灵活，从而摆脱一次改制不彻底造成的决策困境。百钢公司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在从原来的国企改制过来后，就因无法真正独立决策而陷入南方网架公司的担保纠纷，致使无法生存下去。这是董事会决议明确说明的“新设公司”的原因，为摆脱这一困境，就必须要进行“二次改制”，就是“新设公司”。
（2）“新设公司”需要有人承担起解决职工生存的重担。但只有徐敬成一人辞职出来，和董正环组建新公司即百钢公司。
（3）从百钢公司成立十三年的履行事实来看，百钢公司实际承担了石钢公司全部的职工内债，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企业经营必然需要雇佣员工并发放工资承担社保义务。百钢公司成立之初，就负担起石钢公司职工安置事宜，既有在职的，也有不在职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到点就退休，包括其高管。
综上，石钢公司所有职工由百钢公司全建制地转移安置、其资产同时转移由百钢公司占用，完全符合“二次改制”的特征，而不符合对外投资的本质特征，一审判决对此定性为管理控制权的体现错误。
徐镭、徐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石钢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石钢公司以徐敬成、董正环名义对百钢公司实际出资属认定事实错误。石钢公司一审提供的财务凭证、董正环的说明、董事会决议不具有高度盖然性，无法证实石钢公司已向百钢公司进行出资，更不能否定徐敬成出资的事实。
石钢公司一审提供证明其出资的证据系2003年2月25日至2003年3月3日期间的取款凭证8张、收据1张、中南商场便签2份。但是该组凭证中，收据和便签系石钢公司收取其他单位的货款凭证、一张取款凭证中明确载明用途为“差费”，由此直接说明这些款项系石钢公司自身经营而产生，而并非为出资用途。
一审判决认为董正环签字的说明系当事人陈述并作为认定石钢公司向百钢公司实际出资的证据之一，属认定错误。首先，该份说明是在董正环不了解实际出资情况、不清楚“出资”与“出钱”之间的概念、张冬玲等人威逼欺骗的情况下签署，是石钢公司为本次诉讼而后补的材料，并非历史形成的证据。其次，对于百钢公司的股权及徐敬成的出资问题，董正环签字的说明仅是证人证言，并非当事人陈述。而证人证言应当以证人当庭陈述为准，董正环在庭审中已经明确百钢公司的出资系由徐敬成负责筹集，而上述说明上的内容是由张冬玲所述，董正环本人并未实际参与出资款筹备事宜。再次，一审判决忽视徐敬成作为百钢公司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事实，董正环作为百钢公司的小股东，其仅负责公司业务，未参与出资款筹备和公司经营管理，并不能够证实大股东徐敬成是否出资的问题。
关于一审提交的董事会决议。根据董事会决议内容：“为了全体股东和职工的生存，也为企业能够得到生存和发展，2003年3月3日经董事会研究决议一致同意成立新公司”，该决议并未明确是由石钢公司设立新公司还是由个人设立新公司，更没有体现石钢公司同意出资或已经出资的事实。但结合历史事实不难推论：百钢公司工商核名登记于董事会决议之前，但董事会决议中却未显示新公司的名称；徐敬成在董事会决议之后辞去石钢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百钢公司接收石钢公司资产、承担石钢公司职工债务；董事会决议上没有董正环签字。以上事实反映董事会决议的真实目的是由个人设立新公司接收石钢公司的资产和债务，明确新公司接收石钢公司资产后的责任问题，即石钢公司与新公司通过该董事会决议达成了接收资产、承担债务的合意，而并非由石钢公司以徐敬成、董正环名义出资设立百钢公司。
综上，石钢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效力低于上诉人提供的出资协议、验资报告、现金缴款单、银行询证函等徐敬成、董正环实际出资的书面证据。即使石钢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对徐敬成、董正环的出资产生合理性怀疑，无论是徐敬成、董正环是否举证出资来源问题，也不必然否定二人的股东身份，更不能因此免除石钢公司证明自己向百钢公司实际出资的举证责任，更不能将应由石钢公司承担的举证出资的责任错误分配于上诉人，石钢公司一审举证不足以证实其实际向百钢公司进行了出资。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据以认定石钢公司向百钢公司实际出资错误，应予纠正。
二、一审判决认定石钢公司与徐敬成存在代持股合意错误。
首先，徐敬成作为百钢公司的大股东，实际控制经营百钢公司。一审判决所述百钢公司成立后没有召开过任何会议任免人事，恰恰印证了百钢公司系由徐敬成实际控制的事实，所有职工完全听命于徐敬成一人，无需通过召开会议作出决策。事实上，自石钢公司的资产和职工基于接收资产、承接债务的约定转移至百钢公司至今，一直是一个无资产、无人员、无经营的僵尸企业。
其次，仅有徐敬成和董正环二人在百钢公司享有股东身份和股东权利。根据百钢公司工作编号（徐敬成001号、董正环002号）可以证实徐敬成、董正环在百钢公司的地位绝对高于其他人，尤其是董正环的身份，如果其仅是挂名股东身份，百钢公司的高管和股东绝不会让其地位位列他们之前。且，百钢公司和石钢公司其他职工在达到退休年龄后均退休离职，仅有徐敬成和董正环二人在退休后仍在百钢公司任职，这完全是股东身份的体现。石钢公司职工和高管过渡至百钢公司后仅是各司工作职责，不存在决策权和管理权，公司所有的事务管理和决策完全听从于徐敬成一人的意志。
再次，徐敬成与董正环两位股东之间如何约定出资、是否进行分红、如何分配公司经营管理权完全由股东之间自行决定，百钢公司两位股东如何处理上述事项并非上诉人与两位股东之间存在代持股合意的必然条件。
最后，董正环未参加2003年3月3日石钢公司的董事会，也未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庭审中亦明确否认与石钢公司达成过股权代持约定。
综上，股东内部之间关于出资、分红、经营管理的约定与股东外部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合意完全不具有关联性，一审判决以此论证股权代持事实合意明显违背客观事实，不能成立。
三、百钢公司与石钢公司仅系接收资产、承接债务的合同关系，而非出资关系。
如上所述，在石钢公司债务缠身、经营无法持续的情况下，徐敬成和董正环新设公司接收石钢公司有效资产、承担职工内债，符合老公司职工生存和新公司发展经营的共同需求，2003年3月3日董事会决议正式基于两个公司的共同利益需求而达成的合意，目的在于明确新公司接收资产后需承担石钢公司的职工生存问题。事实上，百钢公司在接收石钢公司有效资产后，也已承担了相应的对价。根据上诉人一审所举证据，成立仅4个月的百钢公司在工资汇总表中出现离退人员、下岗人员、内退人员工资，至今石钢公司的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仍由百钢公司负担，事实说明百钢公司接收石钢公司的职工并非完全系企业经营所必需，而是因接收资产相应承担的对价和义务。正是基于两公司之间的这一合意，石钢公司的人员和资产转入百钢公司、百钢公司与石钢公司办公地点均是同一，接收资产、承担职工内债的应有之义。这一现象在当时的国有企业二次改制的背景下不一而足，新公司与老公司之间相互独立，新公司股东的资格和权益完全受法律保护。
董正环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石钢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石钢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董正环与石钢公司存在代持股合意没有事实依据。1、董正环于2016年4月8日签字的说明，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该份说明是董正环当时受张冬玲欺骗所签，该份说明系张冬玲事先打印内容，既非依据本人真实意思而形成，亦非历史形成的文件资料，而是为诉讼预先准备的材料，且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审法院既已认定该证据应属本人陈述，就应当以本人当庭陈述事实为准，不能再将该份说明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2、董正环设立百钢公司在前，石钢公司提供的董事会决议在后，董正环与石钢公司既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委托代理事实。石钢公司提供的董事会决议与董正环没有关系，没有证据证明董正环知晓并执行石钢公司董事会决议。
3、董正环一直行使股东的权利，石钢公司从未管理和控制过百钢公司。董正环作为百钢公司的股东，与大股东徐敬成合作经营公司，公司事务均由二人决策形成，仅是基于二人分工，分别由具体人员执行而已。百钢公司聘用原石钢公司员工既是基于董正环同意和对徐敬成的信任，也是基于当时时代背景而自然形成。徐敬成当时将其曾带领过团队吸收进百钢公司，既有利于百钢公司当时的发展，更有利于董正环等股东的利益，董正环没有理由反对。
至于一审判决认为百钢公司员工的社会保险仍在石钢公司缴纳，并与石钢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即推定百钢公司员工系石钢人员更于法无据。其一、石钢公司的员工工资均是百钢公司发放；其二，石钢公司员工均是向百钢公司提供劳动，接受百钢公司管理；其三，石钢公司员工社会保险费用均是百钢公司实际交付，所谓劳动合同也仅是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之一，本身并不形成劳动关系的确定。在现行劳动法规及相关判例中，也从未出现将借用社保账户缴费作为认定劳动关系依据的情形。
4、基于民营企业的特点，管理上的灵活性和简便化本就是有别于国企规范化的优势。百钢公司仅董正环与徐敬成两位自然人股东，二人之间基于多年合作的默契和信任共同管理公司，二人商议的事项，除需经工商局备案资料外，本就不需要必须通过股东会决议形式予以记载，这也是股东意志自由的体现，在二人合意后即可及时有效执行，这正是百钢公司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公司的利润分配亦是如此，基于二人合意即可分配，至于何种形式，如何分配，只要不损害公司以外债权人的利益，他人无权干涉，更与石钢公司无关，而且在石钢公司提供的徐百钢（2004）1号文件中已经得以体现二人对利益分配的决定权。
5、徐敬成基于百钢公司股东和董事长身份长期管理公司的事实不存在异议。徐敬成虽与石钢公司存在历史瓜葛，但徐敬成与董正环自合意设立公司伊始，一切利益出发点均是以百钢公司为中心，其本身就是百钢公司的股东之一。石钢公司至今未能举证证明徐敬成系代表石钢公司行使管理权，这本身就是石钢公司应尽的举证责任，其未能举证证明，就应承担不利的后果。
二、一审判决石钢公司系百钢公司实际出资人亦无事实依据。1、一审认定，2003年2月25日至3月3日期间石钢公司曾支取了款项603894.3元，支取数额与百钢公司注册资本“高度一致”。“数额高度一致”不代表就可以证明石钢公司的数笔款项就是百钢公司的出资款，这几笔款项显然是有意选取，明显不具备“高度一致”性。其中一笔凭证，更是明确记载支取用途是“差费”，董正环在一审质证意见中，已明确提出异议。而且石钢公司作为国有企业，财务制度严格规范，每笔款项出处、去向、用途必须详细记载。如该款项就是百钢公司出资款，石钢公司财务凭证上必有相应记载，一分一毫均需分毫不差，甚至对于余款3894.3元也应所记载。因为财务管理上根本就不容许任何“高度一致”的发生，否则就违反了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构成违法行为。
一审认定支取款项的时间“高度吻合”更不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首先，该款项时间跨度长达一周之久，其次，金额也是数笔金额累加，至于在此期间是否就这几笔款项？是否还存在支出？一审判决中均未查明。况且石钢公司款项往来频繁，石钢公司注册资金仅60万元，任何一家公司、任何一段时期都可能存在一审判决所谓的“高度一致”和“高度吻合”的可能。一审判决仅凭此就论证石钢公司系实际出资人显然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董正环亲自办理公司设立手续，并与孟玉兰一同到银行缴纳出资款，在此期间均是董正环在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孟玉兰也是受徐敬成个人的委托，陪同董正环办理上述事务，石钢公司有何证据证明与其有关。
2、石钢公司需证明百钢公司的出资款60万元系其出资，这是证明其主张的举证责任，董正环并无此举证责任。一审判决却将举证责任分配至董正环处，并在查明董正环办理设立及出资手续后，仍以董正环等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徐敬成对百钢公司进行了实际的投资为由，判决董正环承担不利责任，显属错误。
3、董正环是否实际出资，不影响董正环的股东资格。董正环虽未实际出资，但徐敬成已经代董正环实际出资，有验资报告等证据为证。至于徐敬成资金来源于何处，系徐敬成的个人问题，不影响董正环的股东资格。
石钢公司针对以上上述主张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
本案的案由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即百钢公司股权的归属问题，故有必要还原百钢公司设立时的相关事实。
一、百钢公司的成立。1、石钢公司的相关情况。一审时石钢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显示：2001年9月29日，徐州市体改委批复同意徐州市建筑物资供销公司改制为石钢公司，2001年11月13日，石钢公司登记设立，注册资本318.3万元，股东由职工持股会和徐敬成、孔凡俊、张冬玲、李惠捷四位自然人股东，广大职工通过持股会持股额为255.84万元，占股本总额80.13%，四位自然人股东持股额为63.46万元，注册资本由工龄股、岗位股以及现金股三部分组成。2、百钢公司设立的原因。根据（2002）鼓经初字第620号民事判决，2001年5月31日，南方网架公司向建行借款175万元，由石钢公司前身徐州市建筑物资供销公司提供担保，同时查明该案借款人南方公司没有偿还借款。2002年11月7日，建设银行起诉，并于2003年2月初查封了改制后石钢公司的账户。石钢公司需对该笔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且南方公司因经营困难无力偿还。因账户被查封直接影响石钢公司的经营，公司领导就决定成立新公司继续经营，并由法定代表人徐敬成和分管财务副总张冬玲等人亲自安排财务人员为成立新公司准备资金，现金会计孟玉兰从2003年2月25日开始至2003年3月3日通过银行取款、收取应收账款等方式筹集资金603894.3万元。2003年2月28日，公司安排办公室主任赵卫民和董正环到工商局办理了公司预核名。
徐镭、徐娟抗辩石钢公司一审提交的自行办理企业授权委托书并非石钢公司出具，而且董正环作为经办人而不是石钢公司办公室人员作为经办人就说明百钢公司的设立与石钢公司没有关系。如果董正环只是挂名股东，那只需签字就行了，董正环坚称是其本人和孟玉兰一起去办理，没有其他人，庭审时在证据面前又称办公室主任赵卫民在场并填写表格。
2003年3月3日，石钢公司召开了由四位自然人股东及持股会法定代表人、理事长苏光全，监事会主席、办公室主任赵卫民等参加的成立新公司的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同时，财务人员主管会计王汉和、现金会计孟玉兰携带60万元现金由公司派车到银行分三次缴纳了60万元出资，而投资人处签名均系孟玉兰所签，验资手续也于当日完成。
60余万元的提款及收款的证据证明了资金来源，而向百钢公司预留账户打款及申请验资均由孟玉兰、王汉和完成，二人身份是石钢公司现金会计和主管会计。石钢公司所举“董事会决议”、银行取款凭证、收据、现金账册、缴纳出资款等证据，证明石钢公司为设立百钢公司出资6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徐敬成、董正环为名义股东，经办人为石钢公司原会计孟玉兰与石钢公司、百钢公司财务科副科长王汉和的质证意见及法院2017年1月20日所做的调查笔录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百钢公司成立后，在石钢公司的办公地点开展经营活动，石钢公司将资产、人员等均转移至百钢公司，其后不再实际经营。
二、关于徐敬成、董正环及石钢公司其他股东在百钢公司的身份问题。董正环原系铜山金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1998年该公司破产，董正环在该公司办理正式退休手续，退休时49岁。由于其本人和徐敬成系老三届同学，石钢公司前身徐州市建筑物资供销公司与铜山金属公司有业务往来。后石钢公司成立，石钢公司鉴于董正环有一定的客户资源，于是在2012年聘请其到石钢公司跑业务。2003年1月15日，董正环被任命为石钢公司副总经理，这与董正环庭审中自认的“徐州百钢公司成立前，在徐州石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工作6个月”相互印证。
百钢公司成立后，董正环随石钢公司其他人员一起到百钢公司工作，仍担任副总职务。因其系退过休人员，不是正式员工，无需缴纳养老保险，无需另行开工资，因此其收入另行规定。董正环的收入是按照“我的业绩兑现拿钱，我的分红就是每个月付清”，“公司明确规定徐州百钢物资公司成立后我负责业务，徐敬成负责管理，管理我无权过问。”上诉人在上诉状及代理词中一再强调董正环“收入另行规定”就是地位高系股东的观点显然不能成立。董正环在石钢公司、百钢公司的身份是退休后被外聘的不参与公司管理仅仅按照业务提成获取收入的高级业务人员（副总经理）。
董正环参与了百钢公司设立的全过程。他参与了2003年2月28日核名预申请，缴纳出资也是其本人和石钢公司会计孟玉兰一起去的。2017年1月19日询问笔录记载了董正环对缴纳出资过程的陈述，结合王汉和的质证，可以证明董正环知悉出资的相关事实。董正环在庭审中称其股份是徐敬成所赠与，他并不清楚徐敬成是否出资，该陈述显然是其在徐镭等人承诺给予的巨大利益面前的虚假陈述。董正环出具的说明是真实可信的。2016年4月8日，徐镭尚未到百钢公司要求“收回股权”，结合董正环的身份，其不可能将在一家经营良好的企业中所占的25%的股权说成是他人的，故其辩称该说明系受张冬玲欺骗所作的虚假陈述并不成立。
综上，石钢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百钢公司注册出资系石钢公司以徐敬成、董正环名义对百钢公司的出资，故权利、义务均归属于石钢公司。
董正环称所有高管人员都是从石钢公司过渡而来，其不干预人员任用，公司事务均由徐敬成负责。依董正环陈述，其未行使过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徐敬成身份较为特殊，其既是百钢公司法定代表人，又是石钢公司股东，且其劳动关系一直在石钢公司，并长期担任石钢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实际负责人，履行石钢公司法定代表人职责，故徐敬成作出的决定既可以是以百钢公司股东身份作出，亦可以是以石钢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作出。而且其他副总如张冬玲、李惠捷、孔凡俊等人同样既是石钢公司的股东，也是百钢公司的副总，各司其职，均直接参与百钢公司的经营管理。百钢公司成立后，接收了石钢公司所有职工，石钢公司所有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均按原职务在百钢公司任职，所有资产转入百钢公司，原有房屋出租、钢材租赁等业务均由百钢公司继受，办公地点也与石钢公司一致。
2003年3月3日，徐敬成参加并形成了石钢公司董事会决议，决定石钢公司投资设立新公司，且石钢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均在百钢公司担任相应职务，而百钢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就任免管理人员另行召开过任何形式的会议或者发布过相关任免决定。在资产收益方面，第三人徐镭、徐娟、董正环未提供徐敬成和董正环对百钢公司分红的证据。董正环在法庭关于分红也描述“百钢公司是按照我的业绩兑现拿钱，至于徐敬成是否分红我不知道。我的分红就是每个月付清”。综上，应当认定石钢公司全面控制了百钢公司的经营管理，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
三、上诉人的抗辩理由均不成立。1、徐敬成、董正环二人没有出资，显然不享有股东权益。石钢公司所举证据充分说明百钢公司所有出资均来源于石钢公司，上诉人在一审答辩状和上诉状中反复强调“注册资金来源无论是借款还是垫资等均不影响二人实际股东身份”，这说明上诉人承认徐敬成、董正环二人没有出资，本案是确权纠纷案件，是关于百钢公司的归属的案件，因系石钢公司出资，故百钢公司的股东权益应归属于石钢公司。考量一个人是否为有限公司适格股东，不但要看其姓名或名称是否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等，更要看股东是否向公司履行了出资的实质要件。2、所谓“二次改制”和“对价”根本不存在。徐镭、徐娟在一审中提供了一份“徐委发（1999）47号文件”来证明成立百钢公司是“二次改制”。该文件系1999年12月31日中共徐州市委、徐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政策意见，所针对的是徐州市的国有企业，徐州市建筑物资供销公司就是基于这一政策改制为石钢公司。该文件中根本未涉及民企二次改制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况且，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百钢公司进行了二次改制。“对价”，按照上诉人的说法是：我们没有支付现金，是以承接石钢公司职工内债的形式，安置职工接收未被法院查封的资产。董正环的回答是“没有签订协议，如果签过早拿出来了”。而石钢公司2002-2014年度的财务报表显示石钢公司在2002年是一家运营良好的公司，仅钢材收入一项就高达4000万元。系因改制前的担保问题，出于规避债务的目的出资成立百钢公司。
四、关于石钢公司借用徐敬成、董正环的名义出资的效力问题。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石钢公司借用徐敬成和董正环的名义出资，作为百钢公司的发起人，提供注册资金，在百钢公司内部享有股权、履行股东义务，该行为没有违反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对投资领域、投资主体、投资比例等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如果损害第三人利益，可以通过第三人主张权利方式予以解决，但不能成为他人侵吞石钢公司股权的理由。
石钢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徐镭、徐娟、董正环持有的百钢公司所有股权均为石钢公司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百钢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石钢公司原系徐州市建管委下属国有公司，于2001年改制为全体职工持股的民营公司。2002年底，因改制中遗留问题产生诉讼，2003年3月3日，为了全体股东和职工的生存，石钢公司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形成决议决定成立新公司。2003年3月3日石钢公司出资60万元，以石钢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徐敬成和董正环个人名义成立百钢公司，该公司自成立以来的经营、管理等均为石钢公司所实际控制。2016年4月1日，徐敬成先生不幸因病去世，其后徐敬成之子徐镭找到公司要求收回公司，事实上徐敬成并未出资，只是公司的名义股东，故诉至法院。后石钢公司将第一项诉请变更为：请求确认石钢公司为百钢公司股东，并享有该公司100%股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1年徐州市建筑物资供销公司向徐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请示，拟将徐州市建筑物资供销公司改制为石钢公司。2001年9月29日徐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作出徐体改办发（2001）11号批复，同意徐州市建筑物资供销公司改制为石钢公司。
2001年11月13日，石钢公司在徐州市工商局登记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18.3万元，经营范围为钢材、建筑材料、建筑机械等，股东为徐州市建筑物资供销公司工会（职工持股会）、徐敬成、孔凡俊、张冬玲及李惠捷，法定代表人为徐敬成。其中，职工持股会持股额为人民币255.84万元，占注册资金总额的80.13%，徐敬成、孔凡俊、张冬玲及李惠捷持股额共计为人民币63.46万元，占注册资金总额的19.87%。董事会成员为徐敬成、孔凡俊、张冬玲、李惠捷，徐敬成为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赵卫民、杨刚、宋海、李作明、吕萍任公司监事。2003年1月15日，石钢公司经董事会研究决定聘董正环为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3月3日，石钢公司形成董事会决议一份，内容为：根据上级领导的要求、批示，我公司为“南方网架公司”贷款进行了担保。由于“南方公司”经营状况极差，已无力偿还贷款，我公司作为第二被告被诉至鼓楼法院，目前我公司账户已被查封，致使经营工作已无法运转。为了全体股东和职工的生存，也为了企业能够得到生存和发展，2003年3月3日经董事会研究决议一致同意成立新的公司。股东徐敬成、孔凡俊、李惠捷、张冬玲、职工持股会代表苏光全及赵卫民、王兵均在该董事会决议中签字。2003年2月25日，石钢公司支取12.5万元，2月26日分别支取4.8万元、4.9万元、4.9万元，27日分别支取4.9万元、4.9万元、4.9万元，28日分别支取4.9万元、4.9万元、5678.3元，3月3日分别支取4277.5元、77938.5元，以上合计603894.3元。
2003年10月20日，石钢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免去徐敬成石钢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聘任乔敏为石钢公司法定代表人。石钢公司于2003年10月22日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手续。
徐敬成、董正环于2003年2月28日委托董正环全权办理新设公司的名称预核、设立（开业）、变更、备案、注销等事宜，董正环向徐州市工商局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徐州市郊联社现金缴款单显示：同年3月3日百钢公司账户分别转入25万元、20万元、15万元。徐州天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徐天勤验字（2003）第30号验资报告，载明百钢公司已收到注册资本60万元。百钢公司于2003年3月5日正式设立，法定代表人为徐敬成，注册资本60万元，登记股东为徐敬成、董正环，其中徐敬成出资45万元，董正环出资15万元。
百钢公司成立后，在原石钢公司办公地点开展经营活动，石钢公司不再实际经营。石钢公司所有职工转入百钢公司，工资由百钢公司发放，至2016年1月，职工社保仍由石钢公司缴纳。石钢公司股东张冬玲、孔凡俊、李惠捷担任百钢公司的副总经理，张冬玲同时兼任百钢公司财务科长，石钢公司监事赵卫民任百钢公司办公室主任。石钢公司所有的房产交由百钢公司对外租赁并获取收益，石钢公司与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供销公司签订的代理销售合同也由百钢公司继续履行，石钢公司和百钢公司的相关付款、收款等签批手续均由徐敬成、董正环履行。
2014年5月20日，石钢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将法定代表人乔敏变更为徐敬成，并至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手续。
2016年4月1日徐敬成因病死亡，徐敬成妻子亦于2010年11月24日因病死亡，二人育有子女徐镭、徐娟。
2016年4月5日，石钢公司召开董事会，作出董事会决议，决定由张冬玲任石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2016年4月8日，百钢公司发布徐百钢（2016）第3号文件，任命张冬玲为百钢公司法定代表人。
同日，董正环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徐州百钢物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3月5日，注册资本陆拾万元整，徐敬成的肆拾伍万元和董正环的壹拾伍万元整，仅仅是以其两人的名义出资，实际出资人系徐州石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特此说明。
2016年5月7日，董正环、徐镭、徐娟召开百钢公司临时股东会，作出临时股东会决议，决定徐小民为百钢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6年8月4日，石钢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冬玲。
一审法院认为：通常情况下，作为一名适格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是向公司出资并记载于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中的主体。从实质要件看，股东资格的取得必然基于股东的投资，因此股东资格的认定首先要看该股东是否实际向公司出资。从形式方面看，投资人因向公司出资而成为股东必须借助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包括股东姓名或名称被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当中。因此从形式上讲，凡是股东名称被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者，即可推定其具有股东资格。但现实中存在实际出资人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中的股东信息并不一致的情况，即股东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相分离，代持股关系就属于此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法律允许代持股这一形式，但对实际出资人股东资格的确认应符合下列条件：1、隐名股东已依约实际履行出资义务；2、双方存在关于实际出资或代持股的合同约定或事实合意；3、代持股合意不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4、隐名股东若要主张显名化，还需经过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
就本案而言，从形式上看，百钢公司的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东为徐敬成、董正环，石钢公司并不符合作为百钢公司股东的形式要件。
从实质上看，首先，石钢公司提供的银行取款凭证、收据、现金账册等证据证明，2003年2月25日至3月3日期间石钢公司共支取款项603894.3元，该数额与百钢公司注册资本高度一致；其次，百钢公司账户收到注册资本60万元的时间是3月3日，与石钢公司支取款项的时间区间高度吻合。再次，百钢公司、徐镭、徐娟、董正环对石钢公司提供的董事会决议、银行凭证等出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虽然徐镭、徐娟称百钢公司注册资金60万元系其父亲徐敬成出资，董正环称百钢公司注册资金由徐敬成操办、其不知道资金来源、徐敬成给其25%股权，但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徐敬成对百钢公司进行了实际的投资。最后，董正环于2016年4月8日向石钢公司出具说明，明确认可百钢公司注册资本中徐敬成的45万元和董正环的15万元，“仅仅是以其两人的名义出资，实际出资人系徐州石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该说明与石钢公司提供的董事会决议和出资证据相互印证。
综上，石钢公司提供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能够使人产生内心确信，应当确认百钢公司注册出资系石钢公司以徐敬成、董正环名义对百钢公司的出资。该注册出资就石钢公司和徐敬成、董正环而言，权利和义务均归属于石钢公司。在此认定的基础上，百钢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工商登记、公司章程中记载的股东不一致，股东的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出现了分离，应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来确定石钢公司是否有权要求成为显名股东。
第一、关于双方是否存在代持股约定或事实合意的问题。
庭审已查明，石钢公司与徐敬成、董正环之间未签订书面代持股协议，董正环对代持股合意亦持否定态度，在此种情况下，应当结合百钢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股东权利的行使等方面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上的代持股关系作出认定。
从百钢公司的运营情况来看，百钢公司成立后，接收了石钢公司所有职工，石钢公司所有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均按原职务在百钢公司任职，所有资产转入百钢公司，原有房屋出租、钢材租赁等业务均由百钢公司继受，百钢公司办公地点也与石钢公司一致。
从股东权利的行使来看，《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具体到本案，首先，在资产收益方面，石钢公司及徐镭、徐娟、董正环均未提供参与过分红的证据。其次，在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方面，对于百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是如何选任，石钢公司陈述称因百钢公司为石钢公司设立，所以所有人员均按原职务在百钢公司任职，董正环陈述称所有高管人员都是从石钢公司过渡而来，自己并不干预人员任用，公司事务均由徐敬成负责。依董正环陈述，其并未行使过选择管','201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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