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355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洲洲，男，1964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广东省龙川县，文化程度大学，原是深圳海关稽查处副处长，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因本案于2014年10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3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张宪忠、唐福胜，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甄信超，男，1967年4月13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广东省佛山市，文化程度大专，原是深圳海关稽查处机动稽查一科科长，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4年10月2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3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刘月潭，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国宁，男，1960年8月28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广东省阳春市，文化程度大专，原是深圳海关稽查处机动稽查一科主任科员，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4年10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3日被逮捕。现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林昌炽、刁林丰，广东守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黄洲洲、甄信超、黄国宁犯受贿罪一案，于2015年9月25日作出（2015）深中法刑二初字第202号判决。宣判后，被告人黄洲洲、甄信超、黄国宁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听取上诉人、辩护人的意见，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深圳海关按照海关总署的部署，于2011年间对石材进出口企业进行专项稽查行动。2011年9月，时任深圳海关稽查处稽查一科科长的被告人甄信超带时任深圳海关稽查处稽查一科主任科员的被告人黄国宁等人，对深圳康利工艺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利公司”）和深圳市广盛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盛行公司”）进行稽查，发现两家公司均存在严重的偷税漏税问题。康利公司执行董事郑某和广盛行公司总经理李某为逃避偷税漏税的责任与处罚，由李某出面替两家公司找到时任深圳海关稽查处副处长的被告人黄洲洲以及甄信超，请托黄洲洲和甄信超对两家公司进行关照，并表示愿意给予好处费。被告人黄洲洲、甄信超向李某提出两家公司必须给予380万元人民币的好处费，李某与郑某商议后，同意由康利公司拿出350万元，广盛行公司拿出30万元交给黄洲洲和甄信超，由黄洲洲、甄信超协调操作康利公司和广盛行公司避免被处罚或减轻处罚。后两家公司通过李某陆续将现金380万元人民币交给黄洲洲和甄信超，黄洲洲直接收取了80万元人民币，甄信超收到300万元人民币后，按照黄洲洲的指示，将其中的120万元人民币又送给黄洲洲，将其中的50万元人民币分给参与两家公司稽查的经办人黄国宁，自己分得剩余的130万元人民币。2012年初，被告人甄信超、黄国宁等人按照黄洲洲的要求，在未对两家公司进行全面稽查的情况下，对康利公司作出未发现问题的稽查结论，对广盛行公司仅作出补缴少量税款和滞纳金的处理。2014年8月28日，中共深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人员将被告人黄洲洲带走调查。2014年9月4日，被告人甄信超向深圳海关监察室投案。2014年9月4日，被告人黄国宁经深圳海关监察室通知后到案。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洲洲、甄信超、黄国宁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收受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均构成受贿罪。被告人黄洲洲、甄信超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黄国宁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对被告人黄国宁减轻处罚。被告人甄信超、黄国宁主动投案且如实供述，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对甄信超减轻处罚，对黄国宁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黄洲洲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二）被告人甄信超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三）被告人黄国宁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扣押在案的被告人甄信超受贿款130万元、被告人黄国宁受贿款50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黄洲洲尚未缴纳的受贿款，上缴国库。
上诉人黄洲洲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其受贿数额错误，其受贿金额为90万元，其在案发后主动配合调查，具有自首情节，其一贯表现良好，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对其从轻处罚。
上诉人黄洲洲的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黄洲洲、甄信超、黄国宁共同收受380万元的事实错误，黄洲洲在办案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前已主动交代，具有自首情节，一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二审结合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对黄洲洲从轻处罚。
上诉人甄信超上诉称其只是听从黄洲洲的指示，是从犯，其主动投案自首并积极退缴非法所得，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上诉人甄信超的辩护人提出甄信超具有自首情节，始终认罪悔罪，是初犯、偶犯，没有前科，积极退缴全部赃款，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性较小，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对甄信超从轻处罚。
上诉人黄国宁上诉称其只是执行上级指示，系被动接受甄信超转交的贿款，作为从犯所起作用较小，主观恶性小，如实供述且真诚悔罪，认罪态度好，原判认定其具有自首和从犯两个从宽情节，但在量刑未体现出明显区别，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上诉人黄国宁辩护人提出黄国宁不是受贿犯意的提出者，未参与贿款金额的确定及收取过程，没有接触行贿人，只是被动接受甄信超转交的贿款50万元，黄国宁并未与同案人形成共同受贿380万元的主观故意，黄国宁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自首和从犯量刑情节，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对黄国宁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1年间深圳海关按照海关总署的部署对石材进出口企业进行专项稽查行动。同年9月，时任深圳海关稽查处稽查一科科长的上诉人甄信超与时任深圳海关稽查处稽查一科主任科员的上诉人黄国宁及王某等人，对康利公司和广盛行公司进行稽查，发现上述两家公司均存在严重的偷税漏税问题。康利公司执行董事郑某和广盛行公司总经理李某为逃避偷税漏税的责任与处罚，由李某找到时任深圳海关稽查处副处长的上诉人黄洲洲以及甄信超，请黄洲洲和甄信超对上述两家公司进行关照，并表示愿意给予好处费。黄洲洲、甄信超向李某提出两家公司给付380万元人民币的好处费。李某、郑某商议后，同意由康利公司给付350万元，广盛行公司给付30万元交给黄洲洲和甄信超，由黄洲洲、甄信超协调操作康利公司和广盛行公司避免被处罚或减轻处罚。后上述两家公司通过李某给付黄洲洲和甄信超现金380万元人民币，其中黄洲洲直接收取80万元人民币，甄信超收取300万元人民币。甄信超按照黄洲洲的指示将收取现金中的120万元人民币送给黄洲洲，将其中的50万元人民币分给黄国宁，甄信超分得剩余130万元人民币。2012年初，甄信超、黄国宁等人按照黄洲洲的要求，在未对上述两家公司进行全面稽查的情况下，对康利公司作出未发现问题的稽查结论，对广盛行公司作出补缴少量税款和滞纳金的处理。2014年8月28日，中共深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人员将黄洲洲带走调查。2014年9月4日，甄信超向深圳海关监察室投案并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黄国宁经深圳海关监察室通知后到案并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甄信超、黄国宁已退缴全部赃款。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予以证明：
（一）书证
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立案决定书，证明2014年9月24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甄信超涉嫌受贿一案立案侦查，2014年10月20日，对黄洲洲、黄国宁涉嫌受贿案立案侦查。
⒉户籍资料，证明黄洲洲、甄信超、黄国宁的身份、户籍情况。
⒊深圳海关任免文件，证明黄洲洲、甄信超、黄国宁任职等相关情况。
⒋海关稽查工作要求及操作规范，证明深圳海关稽查处负责组织、推动、协调、监督关区稽查业务等工作及稽查工作的具体流程和规定。
⒌深圳市广盛行实业有限公司会计凭证及银行凭证、提取现金、转账记录、陈某与黄洲洲往来款明细等，经陈某、李某等人确认，证明陈某提取现金或通过转账等，代康利公司行贿，康利公司分别于2011年9月19日、2012年5月11日、2012年9月6日转账给广盛行公司100万元、50万元、50万元等情况。
⒍深圳海关关于对深圳市康利工艺石材有限公司开展稽查的情况报告、稽查结论、海关稽查报告，证明稽查终结报告认为未发现违反海关规定的情况、建议正常终结，王某、黄国宁在报告上签名，甄信超审签，黄洲洲审批，后出具康利公司未发现进口大理石材存在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情况的稽查结论。
⒎深圳海关对广盛行公司作出的稽查结论、稽查通知书、稽查征求意见书、海关稽查报告、补税联系单、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海关滞纳金专用缴款书，证明对广盛行公司稽查存在漏报境外代理费等运营成本杂费情况，要求广盛行公司补缴上述运营成本杂费的增值税和滞纳金，黄国宁、甄信超、王某签名。广盛行公司于2012年2月10日补缴增值税和滞纳金共计212918.36元。
⒏退赃收据，证明黄国宁于2014年9月5日上缴受贿款50万元；甄信超于2014年9月5日上缴受贿款52万元，2014年9月9日上缴受贿款48万元，2014年12月16日侦查机关扣押甄信超30万元。
⒐黄国宁、蓝某银行账户明细、存取款凭条，证明黄国宁相关钱款存取情况。
⒑深圳纪委派驻市检察院纪检组出具的《关于黄洲洲在组织调查期间的表现的情况说明》、深圳海关纪检组出具的《关于甄信超在我关主动交待情况的说明》、《关于黄国宁在我关交代情况的说明》、《深圳海关关于黄国宁到案经过的补充说明》以及相关谈话材料，证明2014年8月28日，深圳纪委工作人员在深圳海关黄洲洲的办公室将其带回市纪委工作基地，接受调查期间，黄洲洲能认识错误，交代了组织已掌握的其收受深圳康利工艺石材有限公司、深圳市广盛行实业有限公司的贿赂问题，并表示愿意积极配合退赃。2014年9月4日下午，在海关尚未发现甄信超的违纪问题之前，甄信超自行来海关监察室主动交代了受贿问题，并将受贿款100万元上缴海关；2014年9月4日晚在海关调查组向黄国宁了解情况时，其主动交代了收受甄信超转交的人民币50万元的问题，并将有关受贿款上缴海关；2014年9月4日下午3时左右，甄信超自行前来海关监察室主动交代其受贿问题经过时，提及与其一同开展稽查工作的黄国宁同样有受贿的情况，海关监察室随即通知黄国宁前来配合调查。当晚8时许，黄国宁前来配合调查，主动交代了受贿问题。
⒒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立案决定书，证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9月24日依法对深圳康利工艺石材有限公司、郑某单位行贿一案立案侦查，于2014年10月20日依法对深圳市广盛行实业有限公司、李某单位行贿案立案侦查。
（二）证人证言
⒈证人郑某的证言：我是康利公司执行董事。2011年9月，深圳海关稽查人员到康利公司进行稽查。我看到海关稽查通知书知道是甄信超、黄国宁和王某来稽查，就打电话给合作单位广盛行公司的李某让他帮忙了解情况。李某答复我说这是一个石材专项稽查，他认识深圳海关稽查处副处长黄洲洲，并说情况比较严重，如果要补税和罚款可能都要700万元或800万元。我让他打听并找人帮忙出钱解决。李某回复我称海关稽查人员可以帮忙，但要支付现金。面谈时李某说对方要400万元人民币，说如果补税加5倍罚款要700万元至800万元。另外李某还说如果偷税漏税25万元以上，我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是要负刑事责任。考虑到我们公司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海运费没有报全关税，还有产品价格低瞒报，为此制作了虚假合同报关，还涉及到黑市结汇等，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如果彻查，康利公司可能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李某来我家当面给海关稽查人员打电话，对方说最多可以少50万元。我和我的妻子商量后，同意给海关稽查人员350万元以搞定此事。经过商定，我们先转250万元给李某，剩下的100万元由李某先垫付，李某也同意。我交代公司财务转给李某，分三笔一共给200万元。后来李某找我要过几次钱，但由于工作繁忙，做事比较拖拉，所以100万元一直没还给李某。过了几天，我到深圳海关稽查处办公室接受处理，我去找经办人王某，当时黄国宁也在，他们带我到甄信超的办公室。甄信超科长让我和王某、黄国宁去具体办理。他们给我讲解了表格、内容，还有要附带的资料。我回去康利公司后把一些没问题的资料整理后交给他们。在深圳海关稽查人员的帮助下，大概到了2012年初，深圳海关对康利公司做出未发现问题的稽查结论。我只知道李某把钱送给黄洲洲、甄信超和具体经办人等稽查人员，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分配的。这些钱不是交给海关补税的。
⒉证人李某的证言：我是广盛行公司总经理。我曾经因深圳康利工艺石材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广盛行实业有限公司偷税漏税被深圳海关稽查的事，与康利公司一共送给深圳海关工作人员人民币380万元现金，其中350万元是郑某出的钱，30万元是我的钱，这380万元都是经我手送给海关人员的。其中有人民币300万元现金交给机动稽查一科科长甄信超，另外的80万元交给了稽查处的副处长黄洲洲，对于他们具体如何分配我并不知道。后来深圳海关稽查处对康利公司作出未发现问题的稽查结论，对我们广盛行公司是要求补缴税款二十几万元，两家公司都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2011年我妻子说有个在汕头做酒生意的朋友需要钱，问我有没有人能借几十万元，会支付2分的利息。我就问了黄洲洲，黄洲洲说有，后来黄洲洲把钱打给我的妻子，我不知道具体数额，有借款凭据，也支付他利息，我们就赚个利息的差价，本金和利息也都跟黄洲洲结清了。这个借款跟上述380万元的事没有关系。
⒊证人陈某的证言：我是广盛行公司财务，李某的妻子。2011年9月份左右，深圳海关稽查处对全市从事大理石进口业务的企业进行税后稽查活动，我们广盛行公司也是接受税后稽查的对象之一。我丈夫告诉我说康利公司也被稽查，现在康利公司已经和海关谈好了，要花钱把这个事情私了，康利公司让我们先把钱垫着，康利公司会把钱还给我们的。我丈夫李某跟稽查处副处长黄洲洲很熟，他也告诉了黄洲洲我们公司是康利公司进口报关的代理人。后来李某告诉我，黄洲洲和康利公司谈好给他们海关的人人民币350万元，他们帮康利公司摆平此事，我只知道黄洲洲是有参与的。因为黄洲洲要求350万元必须以现金方式送给他，故李某就让我准备现金。因现金量很大，从一个人的账户难以一下取那么多现金，我就先从自己的工行、农行、建行个人账户转了一部分款项到李某的农业银行、工商银行账户，沈英伟的建行、工行账户，然后我再从这些个人账户上提取现金，每次提完钱后我都是把钱交给李某。我记得有一次提款是在周末，我跟李某去银行提款，但是银行没有这么多现金，客户经理跟我们说布吉农批市场那边网点的现金比较多，还帮我们预约了。我们到了农批市场那家农行提了现金后，我把之前提的所有现金都给了李某，他把钱放在一个环保布袋装着，但是我不清楚袋子里有多少钱，因为钱是由李某放进去的。后我们坐着李某的车到了翠华花园路边，李某打电话给一个人，那个人从楼上下来走到我们的车旁正要打开我们的车门，他看到我在车上，他就不上我们的车，而是把李某叫下车到旁边去抽烟聊天。我后来去旁边一个超市去买菜。过了大概二十分钟左右，李某打电话叫我上车回家，李某说那个人上了他的车，把车开到那个人的小区楼下把钱放到他的车上去后就走了。后来我又提了一部分现金交给李某，后面我就没有再跟他去送钱了，都是李某经办的。因为康利公司被稽查的事，李某几次加起来总共帮康利公司送给他们350万元。郑某是这样把350万元给我们的，2011年9月，康利公司通过快递寄给我一张转账支票100万元，2012年5月，康利公司快递给我一张50万元的支票，2012年9月，康利公司快递给我一张50万元的支票，三张支票我都入到广盛行公司的账户上了。第一次给100万元的支票的时候，康利公司的财务还让我给他开发票，我说这个钱怎么开发票，就给他开了一张收据，写的是清关费，我还在公司做了账，做的是“清关费”科目，后面的两次50万元的我忘记有没有开收据给康利公司了。对于剩下的余款康利公司到现在还没有结清。我们和黄洲洲之间有一些借贷和港币兑换往来。黄洲洲一共借给我们67.2万元，我们连本带利息一共还给黄洲洲人民币76.8万元。这笔账已经结清了，跟上述康利公司送给黄洲洲的财物是无关。黄洲洲的事情在媒体曝光后，有一天晚上黄洲洲来到我们位于星河丹堤的家里，黄洲洲说如果有人来调查，就说没有这个事。
⒋证人王某的证言：我是深圳海关稽查处机动科主任科员兼副科长。2011年9月中旬一天上午，根据海关大理石专项稽查的工作安排，甄信超、黄国宁和我三人组成稽查组对康利公司进行稽查。当时，该公司的老板郑某不在现场，公司副总于某便签收了稽查通知书。后该公司的老板郑某回到公司，稽查组开展稽查，科长甄信超负责向企业了解贸易情况，我作为主办人负责查阅进口单证和财务资料，黄国宁作为协办人负责协助我查阅进口单证和财务资料。工作开始后才不久，甄信超就要求收队回单位。由于工作没做完，我们就只调取了公司的部分进口报关单、随附的贸易合同、发票、一年的财务账册和财务凭证等资料。回单位的路上，甄新超告诉我和黄国宁说是黄洲洲打电话过来通知收队的。从康利公司回来后，我将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查，发现康利公司报关单、随附合同、发票上的品名、价格等信息不一致、对应不上，发票不全，还打印得歪歪斜斜，质量很差，可能存在单证做假、低瞒报价格的嫌疑，另外还发现公司财务有船运费记录，且金额很大，其报税却存在漏报。当时我查阅康利公司一年的财务资料，发现康利公司的船运费金额很大，当时的稽查因为领导打招呼被中断了，我就没有深入去计算，事后我估算康利公司需要结算的超过一千万元。根据稽查企业三年情况的规定，如果按每年一千万元来估算，三年下来就可能有四、五千万元，涉税按综合税率25％计算，涉税漏缴额可能要上千万元，具体涉税漏缴数额以调查为准。如果查实上述行为，康利公司低瞒报价格要移送缉私部门处理，漏报船运费可能需要集体审议决定移交缉私部门或作补税处理。随后我到甄新超的办公室把发现的情况全部向他汇报清楚，甄新超当时跟我说先放一放，不要急着跟进，等他向黄洲洲汇报完再说。2011年9月下旬的某天，甄信超、黄国宁和我三人组成稽查组去广盛行公司稽查，甄信超是带队科长，黄国宁是主办，我是协办。过了一段时间，在某个周末，甄信超开车到我所住的小区，打电话让我出来一下。我和他见面后，他从车尾箱拿出一袋东西给我，说是大理石企业送的。我摸到袋子里装的是钱，而且袋子很沉，因为当时我在办的大理石企业就康利公司一家，我觉得该企业有很大问题，所以我不肯收下，当时甄信超没有强求。上班后甄信超又找我，跟我说康利公司和广盛行公司两家公司都是黄洲洲打了招呼的，因为广盛行公司的老板李某是黄洲洲的朋友，李某已经找黄洲洲疏通过了，钱是一人一份，如果别人收了我不收的话大家不放心，我问黄国宁收了没有，他说黄国宁也收了。我认为康利公司的问题比较严重，所以最后还是拒绝收钱。但我同时也向甄信超表示，钱不收但领导交办的事我跟着办就是了，于是甄信超没有再让我收钱。又过了一段时间，甄信超跟我说黄洲洲交代把康利公司的事情尽快处理，让企业补齐材料按未发现问题正常办结。后来，我通知郑某到海关，告知他提供匹配、齐全、规范的资料。于是，郑某就回去重新准备并提供资料，我比对资料没有发现问题，就根据他提供的资料装卷结案，并把原来调取的资料退还给康利公司，船运费的问题也没有再继续追查。我按未发现问题写完终结报告后，甄信超、黄国宁在报告上签名，黄洲洲进行审批，后出具未发现问题的稽查结论。
⒌证人蓝某的证言：我是黄国宁的妻子。黄国宁涉嫌受贿刚开始时我并不知情，后来他说要去自首我才知道情况。我记得他在2012年6、7月份的时候给我过一笔20多万元的人民币现金。因为当时家里装修，他拿这笔钱给家里用于装修和买家私，所以我对时间记得清楚。我不知道20万元现金从哪里来的。我把这笔钱存入我在建设银行的活期账户，过几天就分批提取出来用于支付家里房子装修、买家私和小孩上学等开销了。2012年6月20日我存入建设银行的203300元人民币现金就是我的丈夫黄国宁交给我的。
（三）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⒈上诉人黄洲洲的供述：2011年9月，深圳海关稽查处机动稽查一科先后对深圳康利工艺石材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广盛行实业有限公司进行石材行业专项稽查。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广盛行公司的老板李某给我打电话，说康利公司是他们的大客户，康利公司的老板郑某想了解一下稽查有多大问题，如果有问题，郑某想花钱解决并请我帮忙。于是我给甄信超打电话问康利公司的稽查情况，甄信超说李某也给他打过电话，说康利公司偷逃税问题比较严重。当天下午，甄信超到我办公室讲了一下具体情况，说康利公司存在低瞒报价格以及漏报费用等违规行为，大概核算了一下涉及的金额可能在600万元左右。我们俩商量如何处理，考虑到参与稽查的还有黄国宁和王某两个人，康利公司不能出钱太少，你、我每人一份，黄国宁他们两人一份，甄信超提出康利公司出300多万元比较合适，我同意了他的建议，另外还得多给我20万元以应付别的地方，一份是100万元人民币，康利公司想要摆平这事至少要出350万元人民币。我将此事交给甄信超和李某联系处理。因为事先安排的稽查对象中就有广盛行公司，但我没有告诉李某。他给我打电话，说甄信超怎么又带队去查他的广盛行公司。我说是稽查专项行动，还有其他公司是要被查的。他听后说晚上叫上甄信超到益田路的天成酒楼吃饭再谈。吃饭快结束的时候，李某把我和甄信超叫到一个没人的包房，问他的公司怎么处理，甄信超说康利公司除了需要三百多万元来摆平，广盛行公司也有漏报、瞒报费用违规问题，起码也要出八十万元。后面经过一番讨论，决定让李某出30万元，康利公司出350万元，总共给我们380万元，李某表示分几次给。2011年9月20多号，应该是周末，我正在南山一家洗脚城按摩，甄信超打电话给我说李某的钱拿到了，把我的那份送过来。他开车过来，在我的按摩房找到我，我把车钥匙给他，说要多给我20万元做机动，可能需要打点的时候用，让他把钱放在我使用的本田汽车的后尾箱。等我按摩完下来，打开后尾箱，发现有个环保袋，10万元一捆，一共12捆，全是面额为100元的人民币。对于剩下的钱如何分配的具体过程和金额我不是太清楚，只记得有次甄信超告诉我黄国宁和王某把钱都收下了。李某也很快将80万元人民币分两次给了我，一次是在国庆节前的一天，当时我在上班，他把我叫到深圳海关办公楼北面的停车场，交给我人民币50万元，钱也是用一个环保袋装着，10万元一捆，一共5捆，全是面额为100元的人民币。一次是在国庆节前后的一天，我约李某在新大洲阿峰酒楼吃饭打牌，李某到后，让我去停车场，交给我人民币30万元，钱也是用一个环保袋装着，10万元一捆，一共3捆，全是面额为100元的人民币。经我手加起来共200万元，我记得当天下午下班后，在海关大楼北面停车场我将收的那50万元钱放到甄信超的海南马自达车上，但我不是很肯定，以调查为准。我收的钱大部分逐步存进银行，用于炒股，2011年底我将67万元借给李某的妻子用来做红酒投资，2012年7月她将钱和利息共76.8万元还给我，我用于炒股，还留了20多万元用于购买汽车，将部分钱用于打麻将和日常消费。后来我授意甄信超对康利公司做未发现处理，对广盛行公司作补税处理，补税二十多万元。我没有将收受的钱退还给公司或送给其他人。另外，我虽说留点钱做机动，但后面也没有送给其他人。
⒉上诉人甄信超的供述：2011年9月，我任深圳海关稽查处机动稽查一科科长期间，与深圳海关稽查处分管副处长黄洲洲等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深圳康利工艺石材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广盛行实业有限公司共计380万元，我个人分得130万元。2011年9月下旬，我带队先后对康利公司和广盛行公司进行稽查。上述两家公司为了免除和减轻处罚，通过李某两次分别送给我人民币180万元和120万元，送给黄洲洲人民币80万元。我将李某送给我的300万元当中的50万元分给黄国宁，120万元分给黄洲洲，50万元分给王某，但王某没有要。我分到80万元，但由于分给王某的50万元他没要，我就把钱自己留下了，所以我最后分得130万元。上述送给我们的这380万元中康利公司出了350万元，广盛行公司出了30万元。因为康利公司没有和我们直接打交道，所以钱都是通过广盛行公司的老板李某送给我们的。康利公司和广盛行公司是合作代理关系，广盛行公司代理康利公司报关、运输等业务，康利公司是广盛行公司的大客户，所以康利公司被稽查后，老板郑某便通过李某出面找我们帮忙，并给予我们好处费350万元。9月15日上午，我与王某、黄国宁组成稽查组，由我带队对康利公司进行稽查。到康利公司后，我们稽查公司近三年的情况，通过现场抽查的方式，初步发现该公司存在涉嫌低报产品价格和少报运保费等偷逃税行为。在现场稽查过程中，黄洲洲打电话给我说康利公司是李某的大客户，李某已经找过他了，要关照一下，并问我康利公司的稽查情况。我回复他说情况比较严重，回到办公室再当面汇报，黄洲洲说好，让我们收队回去。在此期间，李某也打电话给我说，康利公司是他们公司的大客户，康利公司的老板希望出钱摆平。我们调取了公司的部分资料，后在回单位的路上，我告诉王某和黄国宁是黄洲洲要求收队的，康利公司得关照。回单位后，我让王某具体核查康利公司存在的问题及涉税数额，王某即对相关资料进行了全面审查，我和黄国宁协助配合。后来王某向我汇报具体情况，我们发现康利公司存在低报产品价格和少报海运费保险费的行为。该公司将虚假的、比真实价格低的价格向海关进行申请，这种低报价格的行为性质比较严重恶劣，按规定要移交缉私局处理。此外，该公司将石材成交方式FOB申报成CIF，这种未将海运费、保险费向海关申报的行为同样也造成了国家少征税款。我让王某把事情先放一放，然后我到黄洲洲的办公室，向他汇报情况。黄洲洲问我康利公司涉及税款多少，我说还没有具体核算，粗略估算可能涉税上千万元，相关行为根据规定可能还要移交缉私部门处理。黄洲洲说李某是他的好朋友，已经找他帮忙了，而且康利公司愿意给好处费，一定要关照一下。我也把李某找过我说康利公司愿意出钱摆平此事的情况告诉黄洲洲，当时我还提出事情这么大，怎么帮，这么多人知道，于是黄洲洲就交代说反正李某说康利公司的老板愿意给钱，如果他再提出给好处费，就跟他要人民币350万元。黄洲洲确定数额后，我没有意见，黄洲洲当即让我负责与李某联系处理，有情况再向他汇报，他还说李某会联系我的。要350万元是由黄洲洲提出并确定的，他还对350万元初定了分配方案，他和我各分1份100万元，王某和黄国宁共分1份各分50万元，另留50万元作为机动使用。当天下午，李某打电话约我见面。见面后我上了李某的车，我跟他说问题比较严重，初步估计少交税款上千万元，可能要移交缉私部门，追究刑事责任。李某说康利的老板愿意出钱摆平，我告诉他黄洲洲定下来要350万元的好处费，李某说金额太大他决定不了，要去找康利公司的老板才能决定，后我就离开了。当晚李某打电话给我说康利公司的老板问钱能否少点，我说这个数是由黄洲洲定的，不能少。在稽查康利公司后的那个周末，李某到我住的罗湖区翠华花园。李某在小区停车场将人民币180万元送给我，说这是康利公司给的好处费，是由他先行垫付的，还说他的妻子在等他，催我快点收下。我就把钱收下带回家存放起来，并打电话告诉黄洲洲我收到180万元了，黄洲洲让我把钱先放好，到时再分配。2011年9月21日，按工作安排，我带队对广盛行公司进行稽查，我安排王某、黄国宁对公司的账册、单证进行审查，我就在李某的办公室喝茶谈话。王某和黄国宁现场查询资料后向我汇报，广盛行公司进口大理石没有将运杂费纳入完税价格，按规定要补交税款。李某知道后当场向我们求情。当天下午，我回到办公室，把广盛行公司的情况向黄洲洲做了汇报，黄洲洲交代广盛行公司也要关照，我就把他的指示传达给黄国宁和王某。当天晚上，黄洲洲让我一起到福田区益田南路天成酒楼与李某吃饭。李某问他的公司怎么处理，当时黄洲洲提出让李某给70万元。谈了一段时间后，黄洲洲最后拍板决定，让李某出30万元，再加上康利公司之前已经定好的350万元，总共给380万元，把两家公司的事情都摆平。黄洲洲交代李某300万元直接交给我处理，剩下的80万元交给黄洲洲本人。过了几天后，李某到我家翠华花园后把120万元给了我，说是余款。等李某离开后，我把钱拿回家清点。确认数额后，我打电话告诉黄洲洲，告诉他李某已经把钱给齐我了，总共是300万元。黄洲洲说好，赶紧把钱分出去。黄洲洲初定的分配方案是将康利公司的350万元扣除50万元作为机动费用后平均分为3份，但后来他决定要多留些机动费用，所以最后他要我给他120万元，我自己拿80万元，其余100万元平分给王某和黄国宁。2011年9月底的一天，我拿给黄国宁人民币现金30万元，隔了几天，又给他人民币现金20万元，两次都是在华强北海馨苑小区黄国宁家的楼下给的。我第一次不敢拿太多钱给黄国宁，怕他不收，但可能是因为之前我就跟他说过康利公司和广盛行公司都会给好处费，所以他没有推脱。收下第一笔钱后，我就按照黄洲洲分配给他50万元的方案，再给他20万元。我把钱拿给黄国宁时，跟他说钱是李某给的，是黄洲洲让我拿给他们的。黄国宁把这50万元都收下了。过后我到王某位于彩田北路的小区的住处拿给他50万元，王某连说了几次不要，我看他的态度比较坚决，就没有强求，把这50万元带回家自己留下来了。2011年9月底的一天，我把黄洲洲的那份钱送到他当时所在的南山洗浴中心，他把车钥匙给我，交代我放到他的车尾箱。我把人民币120万元放到他的车尾箱。黄洲洲不知道王某没有收钱。除去上述300万元的好处费，剩下的80万元好处费被黄洲洲拿了。因为之前黄洲洲在天成酒家就交代李某把300万元给我，80万元给他，所以李某就将这80万元好处费给黄洲洲了。这80万元中可能有30万元是广盛行公司出的好处费，有50万元是康利公司出的350万元好处费中我们初定作为机动使用的费用。但对于这80万元到底是康利公司还是广盛行公司的钱我们分不清，也不理会。2011年底，黄洲洲交代我说康利公司要按未发现问题处理，对广盛行公司作补税从轻处理。我就把他的指示告知王某和黄国宁，让他们具体操作。2012年初，我们根据康利公司和广盛行公司自行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查，王某和黄国宁分别拟定康利公司和广盛行公司的稽查报告，他俩作为承办人签名确认，黄洲洲和我作为领导均在报告上签字审批。最后对康利公司作未发现问题处理，广盛行公司补交税款21万多元。我分到的80万元，其中26万元换成港币存放在家，约20万元左右用于购车，剩下的大部分存在银行，小部分用于日常消费；我将王某不收的50万元留作自用，并放在我朋友处做理财。我之前多次向检察机关表达过要退清赃款的意愿，目前我已经把130万元赃款全部退清了。2014年9月4日，我自行前往深圳海关监察部门自首，如实交代受贿问题，并上缴受贿款人民币100万元，同时检举了康利公司、黄洲洲、黄国宁的犯罪行为，还劝服黄国宁向深圳海关监察室交代问题。
⒊上诉人黄国宁的供述：我处安排先后对康利公司和广盛行公司进行专项稽查。甄信超任带队组长，我担任对广盛行公司稽查工作的主办人、对康利公司稽查工作的协办人；王某担任对康利公司稽查工作的主办人、对广盛行公司稽查工作的协办人。2011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稽查一科科长甄信超带领我和王某先对康利公司进行稽查，到达康利公司后，我们重点对报关部、财务部、对外采购部进行检查，我们调阅了该公司的报关单、报关随附单证、财务账册以及该公司与国外供货商签订的购买大理石的有关合同、协议、购货发票等相关资料。按照当时甄信超的安排，由我负责查阅该公司的报关单等资料，由甄信超负责和该公司领导人员进行谈话，由王某负责和该公司采购人员的谈话，并收集其他资料。但一个小时左右甄信超就下令收队，我们只调取了公司的部分进口报关单、随附的贸易合同、发票、一部分的财务账册和财务凭证等资料。后来甄信超告诉我和王某说是稽查处分管副处长黄洲洲打了招呼，要关照康利公司。王某把调取的资料带回办公室并进行审查，最后，王某作为主办人拟写了康利公司的稽查报告，稽查报告的结论是未发现问题，我作为协办人协助审查康利公司，王某拿该报告给我签名，我通过甄信超知道康利公司存在问题，但甄信超说分管副处长黄洲洲要求关照，我就没对稽查报告结论提出异议并签名确认，后来该报告经科长甄信超审批签名再上报黄洲洲审批通过。稽查康利公司的几天后某天上午九点多，我们三人稽查小组又到广盛行公司进行稽查。因为我是主办人，我通过查看该公司的往来账目、记账凭证及付款记录，发现该公司存在有漏报大理石海运费的情况，我将该情况向科长甄信超汇报，并叫广盛行公司将我发现问题的有关记账凭证及付款记录复印给我带回办公室。还没有全部稽查完甄信超就说接到黄洲洲的话让收队，说黄洲洲交待广盛行公司也要关照。过了几天，甄信超告诉我广盛行公司有人过来交资料，我将广盛行公司交来的资料进行核查计算，并与之前在广盛行公司稽查时复印带回的资料进行对比，发现有一些出入，按照广盛行公司提交的资料处罚会少一些，我将此情况汇报给了甄信超。甄信超指示我就按广盛行公司提交的材料为准进行核算，明确要求我写稽查报告的时候要我按照企业少报海运费问题来下稽查结论，同时还让我提出要求企业补缴税款和滞纳金的处理意见。后来我是按照甄信超的指示作出稽查结论。经核算，按照广盛行公司提交的材料漏报海运杂费应补税人民币18万多元，加补缴滞纳金共计人民币21万多元。按照海关规定，如果企业偷漏税涉税额超过一定额度要移送缉私局查处，并要追究相关责任人员及法人代表的刑事责任。我们没有依法处理，因为一是甄信超告诉我和王某说黄洲洲打招呼要求我们关照康利公司和广盛行公司，甄信超又指示我那样做；二是我在作出稽查报告及签名之前还通过甄信超收受了广盛行公司总计人民币现金50万元的好处费。大概在2011年11月初，在对上述两家公司作出稽查报告结论之前，甄信超先后2次给了我总计人民币50万元，第一次是人民币30万元，第二次是人民币20万元。两次都是甄信超打电话给我叫我到我住的海馨苑l栋的楼下，他从车上拿出一个装有现金的购物袋交给我，里面的钱是用报纸包住的，都是100元面额的，1万元l扎，第一次一共30扎，第二次一共20扎，两次相隔几天左右。甄信超给我钱的时候说钱是广盛行公司的李某给的，两次我都收下了。当时我觉得是由广盛行公司的李某给的，我并不知道康利公司到底有多大问题，康利公司之所以送钱给我，是因为我对该公司进行稽查和作稽查处理时，我对该公司给予了关照和帮忙，否则该公司可能要移交缉私局查处，会面临更严厉的处罚。我收下该人民币现金50万元后一直放在家里不敢用，隔了一些日子，分批存入我在深圳平安银行和建设银行的个人账户里。其中我存入建设银行个人定期账户人民币现金11万元，存入平安银行个人定期账户人民币现金30万元，9万元人民币现金被我用于个人平时开支和家庭开销了。我存入平安银行的30万元人民币现金中有20万元定期存款到期后我取现出来连同利息一起交给我的妻子蓝某，让她再存入她在建设银行的活期账户用于家庭开销，有10万元定期存款到期后我取现出来也用于家庭开销了。我没有告诉我的妻子20万元是从哪里来的，只是让她存入她的银行账户用于家庭开销。上述50万元贿赂款我在2014年9月5日上缴到海关监察室。
关于上诉人黄洲洲、甄信超、黄国宁所提上诉意见及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综合评析如下：
⒈关于上诉人黄洲洲及其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黄洲洲受贿数额错误的意见，以及上诉人黄国宁的辩护人提出黄国宁并未与同案人形成共同受贿380万元的主观故意的意见。经查，第一，上诉人甄信超在侦查机关稳定供述其伙同黄洲洲等人收受郑某、李某贿送380万元的事实，与上诉人黄洲洲在侦查阶段所做供述吻合一致，且与证人郑某、李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并有证人陈某、王某的证言以及相关会计凭证、银行凭证、提取现金、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黄洲洲、甄信超等人共同收受郑某、李某贿送380万元的事实足以认定，其中黄洲洲从李某处获取80万元，由甄信超转交受贿款120万元，其受贿数额为200万元，上述事实足以认定。第二，黄国宁供述明确甄信超告知其广盛行公司李某给其送钱、黄洲洲指示在稽查康利公司和广盛行公司过程中予以关照、其明知在对康利公司和广盛行公司的稽查过程中为他人提供关照和帮忙，否则康利公司和广盛行公司可能要移交缉私局查处并面临更严厉的处罚。甄信超亦供述向黄国宁明确系黄洲洲指示对康利公司和广盛行公司予以关照、康利公司和广盛行公司会给好处费所以黄国宁没有推脱。因此，黄国宁对伙同甄黄洲洲、甄信超在稽查过程中对康利公司和广盛行公司予以关照并收取好处系明知，黄国宁应对共同受贿的事实承担相应的责任。故上诉人黄洲洲及黄洲洲、黄国宁辩护人所提前述意见不成立。
⒉关于上诉人黄洲洲及其辩护人提出黄洲洲具有自首情节的意见。经查，根据深圳纪委书证材料“2014年8月28日，深圳纪委工作人员在深圳海关黄洲洲的办公室将其带回市纪委工作基地。接受调查期间，黄洲洲能认识错误，交代了组织已掌握的其收受深圳康利工艺石材有限公司、深圳市广盛行实业有限公司的贿赂问题”，即黄洲洲在接受办案机关调查谈话前其涉嫌受贿的线索已被办案机关掌握，且其系被办案人员带走调查，无自动投案的行为，故黄洲洲不具有自首情节。上诉人黄洲洲及其辩护人所提前述意见不成立。
⒊关于上诉人甄信超上诉称其是从犯的意见。经查，上诉人甄信超伙同黄洲洲在稽查过程中对康利公司和广盛行公司予以关照并收取好处，积极实施了与行贿人联系、协商确定受贿金额及收取受贿款等行为，甄信超在共同犯罪中积极主动，起主要作用，并非从犯，故上诉人甄信超所提前述意见不成立。
⒋关于上诉人黄洲洲、甄信超以及辩护人关于量刑方面的意见。经查，上诉人黄洲洲、甄信超共同受贿38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一审法院结合甄信超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积极退缴赃款等法定的量刑情节，根据黄洲洲、甄信超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及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案发后的认罪、悔罪情况，对上诉人黄洲洲、甄信超在法定幅度内科处相应刑罚适当。虽二审审理期间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予以修订，但对黄洲洲、甄信超的犯罪行为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没有影响。故上诉人黄洲洲、甄信超以及辩护人相关意见均不成立。
⒌关于上诉人黄国宁及其辩护人提出黄国宁具有自首和从犯量刑情节，犯罪情节轻微，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对黄国宁从轻处罚的意见。经查，根据深圳海关纪检组出具的到案经过、谈话笔录等相关书证，证明2014年9月4日甄信超主动到海关监察室投案并交代伙同黄洲洲、黄国宁相关受贿事实后，黄国宁接纪委机关通知后才到案交代受贿问题。黄国宁并非自动投案，故不应认定黄国宁具有自首情节。根据黄国宁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及其系从犯、积极退赃等量刑情节，一审对上诉人黄国宁处刑适当。故上诉人黄国宁及其辩护人前述所提意见均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黄洲洲、甄信超、黄国宁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上诉人黄洲洲、甄信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上诉人黄国宁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可予减轻处罚。上诉人甄信超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予减轻处罚。上诉人甄信超、黄国宁退缴全部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黄洲洲、甄信超、黄国宁及辩护人所提上诉、辩护意见均不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一、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吴铭泽
代理审判员 邓敏波
代理审判员 吴 俊
二〇一六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 张奕富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2018-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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