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72民初711号
原告：上海至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号***楼***室。
法定代表人：汪永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汪淮江，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舒亮，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周巨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燕东，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泰发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号院*号楼**层1102。
法定代表人：邱瑞富。
被告：中国连云港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海棠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丰收，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仇蕾，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邵立波，江苏苍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新陆桥(连云港)码头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港开发区黄河路***号。
法定代表人：吴学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孔祥翔，江苏念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任，江苏念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至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公司)、被告北京泰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泰发)、被告连云港外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货代)、被告新陆桥(连云港)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陆桥公司)海事海商纠纷一案，于2017年5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因被告北京泰发下落不明，本院于2017年6月18日向其公告送达应诉材料和开庭传票。因被告连云港货代已于2017年4月25日办理工商注销登记，被告中国连云港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外代)作为连云港货代的全资股东，以便于查明相关案件事实为虑，愿意参加本案诉讼。为此，原告于2017年8月14日向本院提交了将被告连云港货代变更为连云港外代的申请，本院于2017年8月17日裁定准许。2017年9月20日，本案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汪淮江、舒亮，中基公司委托代理人徐燕东，连云港外代委托代理人仇蕾、邵立波，新陆桥公司委托代理人王任到庭参加诉讼，北京泰发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0年10月末，原告(原名上海大新华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以承运人身份承运一批铁矿砂，航程为巴西伊塔瓜伊港至中国连云港。提单托运人为ValeS.A.，收货人为中基公司，承运船为“繁荣”轮(M.V.BULKPROSPERITY)015航次。该航次载货总重160221吨，其中01号提单记载货物为烧结矿95618吨，02号提单记载货物为球团矿64603吨。货物运抵连云港后，02号提单下实际卸载货物68462吨，比提单记载数量多卸3859吨；01号提单下实际卸载货物91293吨，比提单记载数量短少4325吨。原告向中基公司签发的对应01号提单的《交货单》记载货物数量为95618吨，对应02号提单的《交货单》记载货物数量为64603吨。货物进入实际提货阶段后，新陆桥公司依据连云港货代签发的《港口作业委托单》向提货方交货。根据出库记录，02号提单下被提走的货物总计为67799.84吨，比提单和《交货单》记载数量多3196.84吨，另有多卸的662.16吨货物去向不明。由于01号提单下货物短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虹口公司)代位中基公司、江苏和沐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沐达公司)向原告方提出索赔，经法院终审判决，原告赔偿了平安保险虹口公司人民币XXXXXXX.28元。原告认为，被告方作为02号提单收货人、最终用户、相关卸货及收货单位，在01号提单短卸、02号提单溢卸同时出现的情况下，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将全部货物在两份提单最终用户之间合理分配、划拨，并应就02号提单货物溢卸情况及时通知承运人。被告方在不通知承运人的情况下擅自提取02号提单下溢卸货物，构成对承运人就该部分货物合法占有权的侵害，且导致了原告无法协调两份提单下货物的最终分配，也无法通过收回、出售02号提单下的溢卸货物以赔付、补偿01号提单下的短货损失。同时，中基公司和北京泰发就多提取的货物还构成了共同的不当得利。据此，请求判令各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XXXXXXX.28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企业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自2017年4月1日(原告向平安保险虹口公司作出赔付之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被告中基公司辩称：原告是涉案货物的承运人，本身对货物没有权利，故原告在02号提单下没有损失，所谓的占有权不能转化为索赔权。01号提单与02号提单系两个不同运输合同，原告在01号提单下遭受的损失与02号提单无关。中基公司向连云港货代发出的交货指令的数量与02号提单记载一致，即使原告对溢卸货物享有权利，中基公司也没有责任。此外，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
被告连云港外代辩称：连云港货代是接受中基公司委托并根据中基公司的指令发放货物，不具有任何过错。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赞同中基公司的抗辩意见。此外，连云港货代已经于2017年4月25日经依法清算后注销，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连云港外代作为连云港货代的股东，无需再承担相关债务清偿责任。
被告新陆桥公司辩称：新陆桥公司是与连云港货代签订的港口作业合同，新陆桥公司履行港口作业合同的行为与原告没有关系。根据装卸惯例，每次装卸的允差范围为0.25%，涉案货物至少经过了两次装卸，装卸允差为0.5%；水尺计量允差为0.5%，两者相加为1%，原告认为去向不明的662.16吨货物在此允差允耗范围内。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赞同中基公司的抗辩意见。
被告北京泰发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原告为证明其诉请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2012)沪海法商初字第265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海法一审265号判决”)、(2013)沪高民四海终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沪高二审105号判决”)、(2016)最高法民再18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最高再审18号判决”)，用以证明01号提单项下货物短少的事实。中基公司、连云港外代、新陆桥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02号提单下货物的争议没有关联性。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均为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经查属实，证据效力应予认定。
证据2、银行付款凭证以及收款方收据，用以证明原告已经按照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付款义务支付了赔款。中基公司、连云港外代、新陆桥公司均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且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有原件可供核对，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予以认定。
证据3、02号提单复印件以及翻译件，用以证明02号提单项下记载的涉案货物数量为64603吨。中基公司、连云港外代、新陆桥公司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证据4、从新陆桥公司处调取的提货单，用以证明原告方在02号提单下实际同意交货的数量为64603吨。中基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交货是承运人的义务，不存在同意与否的概念。连云港外代表示未曾见过该提货单，对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新陆桥公司对该提货单无异议。本院审查认为，该提货单上盖有新陆桥公司的印章，新陆桥公司已确认其真实性，并且作为收货人的中基公司也予以确认，连云港外代虽表示无法核实真实性，但也没有否定性的相反证据，故本院对该提货单予以认定。
证据5、01和02号提单项下货物保险单，用以证明02号提单货物单价高于01号提单货物，原告在02号提单下的损失高于在01号提单下对外赔款的数额，原告现仅按01号提单下对外赔款的数额向各被告主张权利。中基公司、连云港外代、新陆桥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01号提单与本案争议所涉及的02号提单无关。本院审查认为，鉴于中基公司、连云港外代、新陆桥公司对保险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效力可予认定，至于01号提单下货物对本案02号提单是否产生影响，本院将另作认定。
证据6、中基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02号提单货物是中基公司代理北京泰发进口。中基公司不持异议，连云港外代、新陆桥公司表示不清楚中基公司与北京泰发之间的关系。本院审查认为，中基公司作为该情况说明的出具人，已经确认其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证据7、新陆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02号提单项下实际卸船货物数量和进库数量均为68642吨，实际出库数量为67799.84吨。新陆桥公司和连云港外代对此均不持异议，连云港外代也确认新陆桥公司是根据连云港货代关于最后清场的指令完成全部放货任务。中基公司对该情况说明真实性无异议，具体数量依照连云港外代和新陆桥公司确认，但无论连云港外代和新陆桥公司实际发放货物多少，均与中基公司无关。本院审查认为，鉴于新陆桥公司、连云港外代对该情况说明所载内容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
证据8、起诉状及EMS寄送单，用以证明原告曾于2012年5月18日以中基公司、北京泰发、新陆桥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过诉讼，但未被立案受理。各被告对真实性均不予确认。本院审查认为，EMS寄送单系原件，其上注明了寄送内容，本院予以认定。
中基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委托进口代理协议》，用以证明02号提单下的货物是北京泰发委托其进口。原告对真实性不持异议。连云港外代、新陆桥公司均认为该协议系中基公司与北京泰发之间的关系，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审查认为，中基公司接受北京泰发委托进口02号提单下货物的事实已由另案生效判决所确认，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份《委托进口代理协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证据2、《仓储保管合同》，用以证明中基公司将涉案货物委托连云港货代保管。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合同签订时间晚于涉案02号提单下货物的卸货时间和开始提货时间，故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连云港外代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02号货物一直处于新陆桥公司掌管下，从未实际交付连云港货代，故该保管合同并未成立。新陆桥公司认为该合同与其无关。本院审查认为，中基公司和连云港外代均确认，中基公司和连云港货代除涉案业务外没有其他业务往来，也没有签署过其他合同，故可以认定该份《仓储保管合同》就是为涉案业务所签，本院对此予以认定。至于该合同的履行情况，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事实另作认定。
证据3、中基公司开具给连云港货代的提货单14份，用以证明中基公司指示向北京泰发交付货物的重量为64603吨，与02号提单记载一致。原告质证认为，部分提货单上记载的提单号为01、03、04，与讼争的02号提单不符，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连云港外代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指出其中编号为XXXXXXX的提货单上备注有“全部放清”，据此放货数量多于提单记载数量，连云港货代并无责任。新陆桥公司认为该组提货单与其无关。本院审查认为，虽然部分提货单将提单号记为01、03、04，但连云港外代对02号提单实际系根据该组提货单的指令放货并无异议，本院对该组提货单予以认定。
连云港外代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最高再审18号判决”，用以证明01和02号提单是两份独立的合同，01号提单货物短少造成的损失与02号提单下的货物无关。原告、中基公司、新陆桥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证据2、编号为XXXXXXXXXXXXXXX的《重量检验证书》，用以证明02号提单报检数量为64603吨，连云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水尺计重自船舱卸出的货物重量为68642吨，原告对02号提单项下货物溢量是明知的。原告、中基公司、新陆桥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证据3、中基公司的提货单及北京泰发的放货通知14组，用以证明连云港货代系根据中基公司和北京泰发的指令放货，并根据最后一份放货通知上关于“全部放清”、“堆场剩余数量(清底)”的要求，将全部货物放行，对此没有过错。原告质证认为，该组证据无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中基公司对其中由其签发的提货单无异议，但认为北京泰发出具的放货通知与其无关。新陆桥公司对该组证据未提出异议，并确认根据上述提货单和放货通知的“放清”要求，最终总计放货数量为67799.84吨。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中其他证据能够形成印证关系，本院予以认定。
证据4、连云港货代和连云港外代的开户许可证、2016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用以证明两者财产独立。原告、中基公司、新陆桥公司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认为不足以证明两者财产独立。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均为原件，证据效力可以认定。
新陆桥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港口货物作业合同》，用以证明新陆桥公司和连云港货代就涉案02号提单货物签订港口作业合同，双方对该批货物自卸船起进行共同监管、共同配载发运，直至货物全部发运完毕。原告、中基公司、连云港外代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连云港外代认为实际并不存在与新陆桥公司共同监管货物的情况。本院审查认为，原告、中基公司、连云港外代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证据2、编号为XXXXXXXXXXXXXXX的《重量检验证书》，证据3、连云港中联理货运输公司出具的《水尺计重证书》，用以证明连云港货代对02号提单下货物实际数量为68642吨是明知的。原告、连云港外代对该两份证据无异议。中基公司对《重量检验证书》无异议，对《水尺计重证书》表示不了解。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认定。
证据4、《铁矿石装卸中转损耗率行业推荐标准》，用以证明涉案货物每个装卸环节允耗为0.25%。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据系网络打印件，且并非法律法规或国家标准，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中基公司、连云港外代均认可装卸应有允耗，但具体标准由法院审定。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虽来源于网络，但各方当事人都没有相反证据推翻行业中存在此种允耗标准，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证据5、《港口作业委托单》，用以证明连云港货代对02号提单下货物的最后一批放货指令数量。原告、中基公司、连云港外代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证据6、涉案货物水份含量统计数据，用以证明扣除水份变化后的货物交付数量没有超过合理允耗。原告、中基公司、连云港外代对真实性均表示无法确认。本院审查认为，该份证据仅是一份新陆桥公司自行制作的电子表格，新陆桥公司未能举证其中的数据来源，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定。
本院查明：
2010年11月11日，北京泰发与中基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CBTFKY10001的《委托代理进口合同》，约定中基公司代理北京泰发进口60000湿吨(+/-10%)巴西铁矿，单价为每吨(干吨)196美元。装运期在2010年11月5日前，装运港巴西，目的港连云港。合同还约定，货物运输保险及通关由北京泰发委托中基公司代办；如发现进口货物有质量、数量等问题，根据商检报告，结合有关国际惯例，由北京泰发委托中基公司对外或向保险公司索赔；对外或保险索赔的一切费用均由北京泰发承担，索赔所得归北京泰发享有；进口货物所涉及的一切权益和责任均由北京泰发承担。该《委托代理进口合同》对应的进口合同编号为HMI-
CB-081010-14-02。
该批货物实际已于2010年10月27日在巴西伊塔瓜伊港装船。承运船舶为“BULKPROSPERITY”轮,船长签发了编号为02的提单，上海大新华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上海至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即本案原告)在提单签发栏中加盖了该司船章。提单记载，托运人为ValeS.A.，收货人凭指示，卸货港为中国主要港口，货物品名球团矿，“SAIDTOWEIGH”(重量据称)64603吨。该提单经托运人ValeS.A.背书转让给了中基公司。
2010年12月6日，涉案货物运抵连云港,12月8日开始卸货。根据连云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重量检验证书》记载，编号为HMI-
CB-081010-14-02合同下报检货物的品名为球团矿，报检重量为64603吨，水尺计重自船舱卸出货物实际重量68462吨。货物卸载后堆存于新陆桥公司码头。
为涉案货物的仓储保管和装卸作业，中基公司与连云港货代签订了一份编号为ZJCXXXXXXX的《仓储保管合同》，约定由连云港货代安排仓库或堆场保管中基公司的进口货物，并根据中基公司开具的提货单发放货物。连云港货代则与新陆桥公司就“BULKPROSPERITY”轮涉案航次的货物签订了一份《港口货物作业合同》，约定作业项目为卸船、堆存、装车(船)；连云港货代需凭提货单载明的提货人的指令方可办理提货委托；交接方式为原来、原转、原交；连云港货代和新陆桥公司对货物自卸船起进行共同监管，共同配载发运，直至该批货物全部发运完毕；货物交接数量在外贸卸船阶段以CIQ重量检验证书载明重量为准，汽车发运以新陆桥公司的汽车衡重数量为准；如货物装卸损耗率高于中国港口协会《铁矿石装卸中转损耗率行业推荐标准》，新陆桥公司对超出数量部分按货物到岸价格予以赔偿。
2010年12月16日，原告的代理连云港中外运船务代理公司签发了一份提货单(以下简称“小提单”)，“小提单”记载“凭收货人背书并于付清一切费用后交付下列货物”，收货人中基公司，提单号码02，货名铁矿砂，毛重64603吨。
2010年12月22日至2011年3月18日，中基公司陆续向连云港货代开具了14份提货单，指定的收货单位均为北京泰发，每份提货单在出库数重量栏中记明了放货数量，合计重量数为64603吨。其中最后一份编号为XXXXXXX的提货单除在出库数重量栏中记载了放货数量993吨外，在备注栏中还记载了“全部放清”。在中基公司每开出一份提货单后，北京泰发也相应地向连云港货代出具书面《放货通知》，《放货通知》上的受货人为案外人徐州泰发特钢科技有限公司或北京中铁工业有限公司，记载的放货数量与中基公司提货单相符，唯最后一份编号为BJTF-03-02的《放货通知》未写明具体放货数量，而是记载“堆场剩余数量(清底)”。
连云港货代根据中基公司和北京泰发的上述指令，陆续向新陆桥公司出具《港口作业委托单》，其中2011年3月19日出具的最后一份编号为XXXXXXX的《港口作业委托单》记载重量4852吨，附注栏记载“清场”。据此计算，2号提单下的货物累计委托出库数为68462吨，但新陆桥公司确认“清场”后累计实际出库数量为67799.84吨。
另查明：
1、“BULKPROSPERITY”轮涉案航次还装载了另一票货物。提单号01，提单记载货物品名烧结矿，“SAIDTOWEIGH”(重量据称)95618吨，其余记载与02号提单一致。01号提单后经托运人ValeS.A.背书，也转让给了中基公司。
01号、02号提单项下货物在装货港装船时采取分舱作业，其中01号提单项下货物装载于1、3、5、7、9舱，02号提单项下货物装载于2、4、6、8舱。整船水尺计重结果，全船货物总重量160221吨，未进行分舱水尺计重。货物运抵连云港后，01号提单下实际卸货91293吨，比提单记载重量短少4325吨。经中基公司同意且授权，实际收货人和沐达公司向保险人平安保险虹口公司提起诉讼进行索赔；同时，中基公司与和沐达公司作为共同原告于2011年12月5日向本案原告也提出了索赔诉讼，即“海法一审265号”案。平安保险虹口公司对和沐达公司进行赔偿后，“海法一审265号”案的原告于2013年2月13日变更为平安保险虹口公司，中基公司与和沐达公司退出“海法一审265号”案诉讼。该案件后经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12月1日再审判决(“最高再审18号判决”)，判令本案原告向平安保险虹口公司赔偿人民币XXXXXXX.95元及相应利息损失。2017年4月1日，本案原告向平安保险虹口公司履行了该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含利息损失实际支付人民币XXXXXXX.28元。
2、02号提单项下的球团矿为人造富矿，是可以直接加入高炉冶炼用的铁矿石；01号提单项下的货物是富矿粉，不能直接加入高炉冶炼，只能作为原料通过铁矿粉造块的烧结工艺生产出烧结矿后，再加入高炉冶炼。两者的化学属性酸碱度不同，外观上前者为球团状，后者为粉状，使用方法上也存在能否直接入高炉冶炼的区别。涉案02号提单项下的球团矿贸易单价为每干吨196美元；01号提单项下货物的贸易单价为每干吨170美元。
3、连云港货代系连云港外代全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两者具有独立的财务账册和银行账户。连云港货代于2016年10月12日成立清算组，于2016年10月14日书面通知已知债权人并在《江苏经济报》刊登了注销公告。2017年4月24日，连云港货代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尚有剩余资产人民币2432.30万元，由连云港外代接收。次日，连云港货代在连云港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注销登记。
4、原告曾于2012年5月18日向本院寄送过一次起诉材料，以中基公司、北京泰发、新陆桥公司为被告，要求连带赔偿原告在01号提单纠纷案中可能遭受的损失，但在未被立案受理的情况下，原告未再继续起诉。
本院认为：
原告以各被告擅自提取涉案02号提单下的溢卸货物为由，认为各被告侵犯了原告作为承运人对货物的占有权，要求各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该主张成立与否的实质在于，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当托运人向原告实际交运的货物数量多于提单记载的数量时，原告应当据实向中基公司交付货物还是只需按提单记载数量交付货物。若原告应当据实交付货物，则原告关于收货人中基公司及其他各被告承担侵犯其货物占有权的主张自不能成立，反之，原告的主张才有获得支持的可能性。
一、各被告对原告是否负有赔偿责任
将托运人交运的货物完好、如数运抵目的港并向收货人进行交付是原告作为承运人的基本义务。原告在“BULKPROSPERITY”轮涉案航次下仅签发了01、02两套提单，其中01号提单针对的是装载于1、3、5、7、9舱的烧结矿，02号提单项针对的是装载于2、4、6、8舱的球团矿。两份提单货物不同且分舱装载，不存在混同情形，由此可以认定，无论是原告还是托运人ValeS.A.，对02号提单代表的是ValeS.A.交付给原告的全部球团矿(亦即装载于2、4、6、8舱内的全部货物)应当具有明确的共识。换言之，02号提单代表的是装载于2、4、6、8舱内的全部球团矿货物的所有权，凭02号提单可以向原告提取的货物也应当是装载于2、4、6、8舱内的全部球团矿货物。虽然02号提单上记载了球团矿的重量为64603吨，但同时注明“重量据称”，原告也仅是对01、02号提单货物进行了整船计重，而没有进行分舱计重，由此产生的风险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此种风险后果包括如果在目的港发现货物少于提单记载数，原告仍需要按照提单记载数量向中基公司交货；如果在目的港发现货物多于提单记载数，则原告无权扣留多余货物而只向中基公司交付提单记载数。现已查明，“BULKPROSPERITY”轮涉案航次抵达连云港后，从2、4、6、8舱内卸出的球团矿为68462吨，故中基公司凭02号提单从原告处提取68462吨球团矿并无不当。
原告认为，其针对02号提单签发的“小提单”上记载的货物重量为64603吨，表明其只同意交付64603吨货物，对剩余货物原告作为承运人享有合法的占有权，中基公司在其他各被告的配合下提取剩余货物均属擅自行为，侵犯了原告对货物的占有权。本院认为，原告基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取得对涉案货物的占有确属依法有据，但原告同时也负有在目的港向提单持有人交付提单项下货物的合同义务。如前所述，02号提单所代表的货物所有权和提货权及于装载于“BULKPROSPERITY”轮涉案航次2、4、6、8舱内的货物之全部，故原告无权以其对该些货物的占有权来对抗中基公司的所有权和提货权。
原告提出，中基公司超出提单记载数量所获得的货物系不当得利，应予返还。本院认为，中基公司有权基于提单取得提单所代表的全部货物，故中基公司在涉案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并不构成不当得利。若中基公司在其与ValeS.A.的贸易合同下仅有权获得64603吨货物，则中基公司的不当得利应在贸易关系中解决，与原告无关。
原告在其诉请主张中还认为，其失去对02号提单下溢卸货物占有权的后果是导致其无法协调01、02两份提单下货物的最终分配，也无法通过收回、出售02号提单下的溢卸货物以赔付、补偿01号提单下的短货损失。本院认为，即便中基公司不能提取02号提单下的溢卸货物，原告也并不因此当然地成为溢卸货物的权利人，从而可以将02号提单下的溢卸货物用以赔付、补偿其在01号提单下因对外承担短货赔偿责任后所受到的损失。关于此节，在“最高再审18号判决”中已经明确。退而言之，假定原告在开具02号提单的“小提单”时的真实意思确实是明知货物溢卸但只同意交付64603吨，则其也应当及时将02号提单多装、溢卸的情况通知托运人ValeS.A.，并征询托运人ValeS.A.对货物的处置指示或向托运人ValeS.A.作出退还货物的意思表示，而非将溢卸货物视为己有。况且，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曾有过通知ValeS.A.的类似行动，故本院也无从认定原告拒绝交付溢卸货物的正当性。
北京泰发与中基公司之间是委托代理进口合同关系，在中基公司有权提取02号提单下包括溢卸货物在内的全部货物的情况下，北京泰发经中基公司认可实际提取货物或授权他人提取货物，不构成对原告权利的侵害，无需对原告承担责任。
同理，连云港货代基于与中基公司的《仓储保管合同》，根据中基公司开出的提货单向新陆桥公司发出放货指令；新陆桥公司基于与连云港货代的《港口货物作业合同》，根据连云港货代的作业委托向北京泰发或北京泰发指定的单位发货，也都具有相应的合同依据。此外，在当事人之间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原来、原转、原交是大宗散货港口作业应当符合的基本要求。因此，当中基公司提货单上有放货数量和“全部放清”并存时，应以“全部放清”的指令为准，连云港货代也正是按照“全部放清”的要求委托新陆桥公司“清场”，故连云港货代和新陆桥公司的放货行为并无不当和过错，无需对原告承担责任。
二、原告起诉各被告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时效期间的长短。本院认为，原告与中基公司之间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无论原告以合同还是侵权为由起诉中基公司，均应适用一年诉讼时效。原告与北京泰发、连云港货代、新陆桥公司之间并无直接合同关系，原告基于侵权关系向该三名被告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可为二年。
关于时效期间的起算。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原告作为承运人向收货人中基公司要求赔偿的请求权，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基于侵权对北京泰发、连云港货代、新陆桥公司的诉讼时效也应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涉案02号提单下最后一批货物于2011年3月19日提取完毕，倘原告主张的侵权成立，该日即为权利被侵害之日。若原告不知货物被提毕，则最晚在收到因01号提单纠纷被起诉的应诉材料之时，原告也应该知道02号提单下交货数量超过了提单记载数。原告在01号提单纠纷案中是否承担责任并不影响其就本案提起诉讼，其以“最高再审18号判决”确定其在01号提单纠纷案中承担责任作为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提出，本案应适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承运人向第三方的追偿时效，即原告向平安保险虹口公司支付赔款后的九十日。本院认为，01号提单和02号提单下的货物是不同的货物，01号提单货物短少并非各被告在02号提单下的提货、放货行为所造成，各被告不是01号提单货物短少的责任方，原告向各被告追偿01号提单下货物短少的损失或主张02号提单下多提货、多放货的责任，均不能适用九十日追偿时效的规定。
关于时效中断的争议。即便原告2012年5月18日向本院寄送起诉状可以构成一次时效中断，至2017年5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时隔也已远远超过一年和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告认为，其在01号提单短货纠纷案的诉讼中曾提出02号提单存在溢货，该主张“抵销”的行为可以构成时效中断；并且，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院认为，原告在01号提单纠纷案中确实提出02号提单存在溢货，但其主张的是02号提单项下的货物溢货，全船货物重量与装货港基本相当，可以推定货物并未短少；中基公司在货物总量没有短少的情况下，未对两个最终用户的货物进行调剂，从而造成了损失。原告的此种主张属于否认货物存在短少事实的抗辩，其并未明确提出过要求返还02号提单下的溢卸货物以对冲或免除其01号提单下赔偿责任，故不属于向被告方发出“抵销”主张。况且，自2013年2月13日起，01号提单纠纷案的原告变更为了平安保险虹口公司，中基公司退出了该案诉讼，故所谓的“抵销”主张对中基公司的时效中断效力至多也仅能持续至2013年2月13日。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还存在其他可以令时效发生中断或中止的事由，故各被告关于诉讼时效届满的抗辩成立。
三、连云港外代对已注销的连云港货代的债务是否需要继续承担清偿责任
本院认为，从连云港外代向工商部门提交的登记注销材料看，程序正当合法，可以认定连云港外代作为连云港货代的唯一股东，已经依法履行了对连云港货代的清算责任。连云港货代经清算尚有剩余资产人民币2432.30万元，该部分资产本当用于连云港货代对外承担债务，现实际由连云港外代所取得，故连云港外代对连云港货代的遗留债务仍需在其接受的剩余资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鉴于连云港外代接受的剩余资产数额足以覆盖原告的诉请主张，故连云港外代与连云港货代是否财产相互独立均不影响连云港外代在本案中成为责任主体。但如前所述，基于原告提出的赔偿主张不能成立以及诉讼时效届满，连云港外代实际上无需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原告在“BULKPROSPERITY”轮涉案航次运输中对外承担的赔偿责任和由此遭受的损失，源自于原告未对01、02号两份提单记载的货物重量分别进行水尺计重核实所产生的固有法律风险，该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并且，即便原告起诉各被告的理由成立，也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七条、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六十三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承运人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托运人、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八)项、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对原告上海至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9779元，由原告上海至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金晓峰
审 判 员 徐 玮
人民陪审员 高新华
二〇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周天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七十一条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第七十五条承运人或者代其签发提单的人，知道或者有合理的根据怀疑提单记载的货物的品名、标志、包数或者件数、重量或者体积与实际接收的货物不符，在签发己装船提单的情况下怀疑与已装船的货物不符，或者没有适当的方法核对提单记载的，可以在提单上批注，说明不符之处、怀疑的根据或者说明无法核对。
第七十七条除依照本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作出保留外，承运人或者代其签发提单的人签发的提单，是承运人已经按照提单所载状况收到货物或者货物已经装船的初步证据；承运人向善意受让提单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第三人提出的与提单所载状况不同的证据，不予承认。
第二百五十七条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在时效期间内或者时效期间届满后，被认定为负有责任的人向','201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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