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闵行初字第93号
原告府亦民。
委托代理人黄一伟，上海市名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刘海生。
被告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庄少勤。
两被告委托代理人方知渊，男，上海市闵行区房地产登记处工作人员。
两被告委托代理人刘光慧，女，上海市闵行区房地产登记处工作人员。
第三人周理。
第三人潘永章。
第三人潘旭东。
原告府亦民诉被告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管局）、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以下简称市规土局）房地产行政登记及行政赔偿一案，本院经审查于2013年9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周理、潘永章、潘旭东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于2013年9月22日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府亦民及其代理人黄一伟，被告市房管局、市规土局的委托代理人方知渊、刘光慧以及第三人周理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潘永章、潘旭东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应申请，于2002年8月10日核准上海市益文路XXX弄XXX号XXX室的房地产权利人由府亦民、周理登记至潘永章、潘旭东名下。
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一、职权依据为：1996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五条规定。
二、适用法律依据和执法程序依据：1996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规定。
三、认定事实方面证据：
1、上海市房地产转让、过户、登记申请书以及闵行区房地产交易中心收件收据，证明府亦民、周理与潘永章、潘旭东于2002年8月7日向被告申请益文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的转移登记。
2、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证明房屋买卖双方约定将本市益文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产权转让给潘永章、潘旭东。
3、府亦民、周理、潘永章、潘旭东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系争房屋登记申请人的身份。
4、契税完税证，证明房屋受让人潘永章、潘旭东已按照规定缴纳了房屋契税。
5、上海市房地产权证，证明系争房屋权利人在办理房屋转让登记申请时向房地产登记机构提交了房地产权证原件。
6、房屋平面图、宗地图，证明系争房屋具体状况。
四、程序方面证据：闵行区房地产交易中心收件收据、上海市房地产登记信息，证明被告于2002年8月7日受理讼争房屋的转移登记申请，经审查申请材料，于同年8月10日核准登记。
原告府亦民诉称：原告前妻周理于1999年2月1日购买了闵行区益文路XXX弄XXX号XXX室（锦鸿公寓）房屋，建筑面积为98.09平方米。因当时买房时，原告在国外工作，未见过该房的产权证。2010年底至2013年期间，原告因与周理离婚诉讼涉及房产分割，在闵行房屋交易中心查阅时，发现该房屋系原告与周理共同共有，但周理在不与原告商量的情况下，伪造原告身份证和签名，于2002年7月20日将买入价383，977元的锦鸿公寓房屋以310，000元出售给他人，而此时原告在日本工作，未在国内，对此并不知情。原告认为，房屋权利的转移和买卖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办理登记时权利人必须同时到场，核实身份证件，并由本人当场签名，但被告却未对此进行审查，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曾于2011年底至2012年2月期间就上述房屋的登记行为向法院递交过起诉状，法院告知原告先提起民事诉讼，再提起行政诉讼。现原告的离婚案件已审结，故重新起诉，要求确认被告于2002年8月10日核准益文路XXX弄XXX号XXX室的房地产权利人由原告府亦民、第三人周理登记至第三人潘永章、潘旭东名下的房屋登记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82.59万元。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系争房屋买入时的上海市房地产转让、登记申请书、上海市内销商品房出售合同、发票、契税完税证、上海市房地产登记信息，证明系争房屋是原告与周理共同共有的，当时买入的价格是41万元（含税）。
2、原告护照复印件，证明周理在系争房屋交易期间原告不在国内。
3、2002年7月16日房地产时报，证明2002年系争房屋的价值。
4、系争房屋出售时的上海市房地产转让、过户、登记申请书、契税完税证、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身份证信息，证明出售房屋时原告不在场，出售的价格低于买进的价格，严重损害了原告利益，被告的登记行为不适当。
5、府亦民身份证原件，证明原告的身份证原件与第三人提供的复印件不一致，第三人伪造原告的身份证。
6、离婚起诉状（2010年10月），证明原告当时提出离婚诉讼时不知道益文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登记情况。
被告市房管局、市规土局辩称：2002年7月，原告府亦民、第三人周理与第三人潘永章、潘旭东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将益文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产权转让给第三人潘永章、潘旭东所有。同年8月7日，买卖双方向被告申请转移登记，并提供了房屋买卖合同、身份证明、产证原件等材料，被告经审核于8月10日核准登记。2005年，第三人潘永章、潘旭东又将上述房屋转让给他人。周理与府亦民离婚案件的判决已确认益文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买卖合法有效，周理对上述房屋有处分权。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诉称其于2010年底起与周理离婚诉讼过程中涉及本案涉诉的房产分割，且已调阅了相关房产登记凭证，据此可以确认原告在2010年离婚诉讼时已对本案涉诉登记行为知晓，而原告于2013年7月提起诉讼，显然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第三人周理述称：法院在其与府亦民离婚判决书中就周理出售益文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的行为予以了确认，原告府亦民就出售上述房屋出具了委托书，周理对上述房屋有处分权。该案经上诉二审维持原判，二审判决书也确认了上述事实。益文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买进卖出原告都知晓。2002年8月13日其与府亦民的传真可以证明，原告当时在日本，其在电话中告知了原告。当时原告对出售益文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没有争议的，之后因房价上涨原告才有意见。2010年6月6日，其又将售房合同等给原告看并告知原告用于还贷的相关情况，当时女儿也在场，故原告并不是在离婚诉讼时才知道本案系争行政行为，原告一直是知晓房屋出售的情况的。
第三人周理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12）长民四（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2013）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608号民事判决书、委托书、传真件（2002年8月13日），证明买卖系争房屋原告一直知晓，买卖系争房屋过程中原告的签名均由周理代签。
2、视听资料（光盘一张），其内容为2010年6月6日周理与府亦民、府一帆对话录音，证明讼争房屋买卖府亦民都知晓，讼争房屋出售款用于嘉瑞花苑房屋还贷及装修等。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职权依据、法律依据以及认定事实方面证据4、5、6无异议，对于认定事实方面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海市房地产转让、过户、登记申请书上签名不是原告所签，若当事人本人没有到场，应当有公证的委托书；对于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原告提出买卖合同签约期间其在日本，合同上的签名不是原告本人所签，合同上所盖的章也不是原告的，系周理私刻，要求对房地产买卖合同中府亦民的印章进行鉴定；对于被告提供的府亦民身份证复印件，原告提出该身份证是假的，与原告持有的身份证原件不一致，要求鉴定。原告对于被告提供的程序方面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周理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依据无异议。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但认为讼争房屋当初买入价与本案无关；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2表示无法确认；对于证据3，被告认为房屋合理的交易价格取决于很多因素，如装修与否、楼层等，不能凭报纸上挂牌的广告判断房屋市场价值，从登记资料显示，系争房屋1999年买入价是38万元，2002年是以31万元出售，2002年的房价是最低的时期，该证据不能证明周理以低价出售系争房屋；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5，被告认为该身份证与档案内留存的身份证一致；对于证据6，被告认为结合第三人的陈述原告应在2010年离婚诉讼之前，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后就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第三人周理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无异议，周理对原告提供证据3的质证意见同被告一致；对于证据4，周理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并表示讼争房屋出售时原告确实不在国内，故原告当时出具了委托书，出售的价格原告是知道的，只是之后房价上涨，原告不满意了。出售系争房屋过程中原告的签名均由其代签。对于证据5，周理提出原告已报过案，但公安机关没有立案，对于证据6，周理提出系争房屋1999年买入后原告在2000年回国探亲时，其将系争房屋的产权证给原告看过，之后系争房屋出售后原告就知道了被诉行政行为。周理同时表示其将府亦民的委托书给第三人潘永章、潘旭东阅看后，潘永章、潘旭东才在房地产买卖合同上签名。
经质证，原告对第三人周理提供的一审和二审民事判决书表示已向高院申诉；原告对委托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委托书没有大使馆的见证；原告对传真件有异议，认为周理不能以自己的传真件来证明向原告发过传真；对于周理提供的光盘，原告表示这是周理私自录音，不予认可，该录音只提到借钱的事，与本案无关。被告对第三人周理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表示讼争房屋申请转移登记时周理出示了委托书。
经审理查明：原告府亦民、第三人周理原系夫妻。上海市益文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的原权利人为府亦民、周理。
2002年7月22日，原告府亦民出具委托书，内容：“关于上海市闵行区益文路XXX弄XXX号XXX室锦鸿公寓一套的售房事宜全权委托我的妻子周理办理。”该委托书由原告从日本邮寄给在上海的第三人周理。
2002年8月7日，原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受理了上海市益文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的转移登记申请，经审核第三人提供的房地产买卖合同、身份证明、委托书、房地产权证原件等材料，于同年8月10日核准登记，登记第三人潘永章、潘旭东为上述房屋的权利人。但该房屋转移登记档案中未留存府亦民出具的委托书。
2002年7月20日至2002年8月7日期间，原告府亦民不在国内。
2012年3月，第三人周理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该院经审理，于2013年1月21日作出（2012）长民四（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准予周理与府亦民离婚，并对双方财产进行了处理。该判决确认，锦鸿公寓（即益文路XXX弄XXX号XXX室）出售价格虽然低于购买价格，出售合同由周理一人签订，但府亦民出具了委托书授权认可，应当视为周理有合法的处分权。周理关于锦鸿公寓售房款用于嘉瑞花苑房屋还贷、装修的陈述，结合周理提供的银行还贷凭证及本案实际，具有合理性，法院予以采信。嘉瑞花苑房屋登记的权利人为周理、府亦民、府一帆（周理、府亦民之女）。之后，周理与府亦民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理于2013年5月16日作出（2013）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608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该生效判决同时确认，对于锦鸿公寓的处理问题，根据在案证据，能证明对锦鸿公寓房屋在处理时得到府亦民的认可，现府亦民认为周理擅自出售，以及相关款项并非用于购买嘉瑞花苑房屋，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另查明：原告府亦民就被诉行政行为曾于2011年12月向本院递交过起诉状，本院告知原告先行解决民事争议。
本院认为：被告市房管局、市规土局认为原告府亦民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有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故被告的上述观点本院难以采纳。
原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是上海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房地产登记管理工作，依法具有作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职责。由于机构改革，现由被告市房管局、市规土局承担原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的职责。
本案系因房地产买卖而产生的房地产转移登记，原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在受理第三人提交的本市益文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后，经审核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准予登记要件，据此在法定期限内核准了涉案房地产的转移登记，向第三人潘永章、潘旭东颁发房地产权证，该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当。因房屋买卖系作出本案讼争具体行政行为的民事基础，而法院生效民事判决已确认该房屋出售行为得到原告府亦民认可，且益文路XXX弄XXX号XXX室售房款亦用于府亦民为权利人之一的嘉瑞花苑房屋还贷、装修，故原告要求确认本案讼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原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在本案讼争房屋转移登记档案中未留存府亦民的委托书，存在瑕疵，应引起重视。至于原告提出要求对被告提供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上印章以及府亦民身份证复印件进行鉴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因生效的民事判决已经确认房地产买卖合同由周理一人签订，府亦民出具了委托书授权认可，周理有合法的处分权，故原告要求对被告提供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上府亦民印章以及府亦民身份证复印件进行鉴定已无必要。对于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基于被诉行政行为未被确认违法，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的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府亦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
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蔡 云
代理审判员 莫 燕
人民陪审员 王志云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岳 峰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十九条
……
第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