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浙民申字第313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小米。
委托代理人：徐楠芬，系徐小米之姐。
委托代理人：潘继红，浙江越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徐楠芬。
委托代理人：潘继红，浙江越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徐锦强。
再审申请人徐小米、徐楠芬因与被申请人徐锦强物权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绍民终字第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徐小米、徐楠芬申请再审称：（一）原判认定讼争房屋已由徐小米以700元的价格出售给徐锦强的父亲徐国成，缺乏证据证明。1．徐锦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均是传来证据，而非直接证据，不能支持其主张。其中，就房屋买卖过程、在场人员、送契还是卖契、契约上是否有签字等事实，证人徐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与其本人、徐国成分别在诸暨市城东派出所和一审法院调查时所陈述的内容不吻合；徐月芬、徐天伟等证人均是徐国成的邻居，并未参与所谓讼争房屋买卖的过程，相应证言不能证明徐国成向徐小米购买房屋的事实；诸暨市暨阳街道碑亭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两份证明，内容主要涉及讼争房屋存在扩建、翻建的事实及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情况，即使属实，也无法证明所谓讼争房屋买卖的事实。2．徐国成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且一直旁听本案一审庭审，其证言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徐某与徐国成家渊源颇深，不排除与之串通作伪证的可能性，且其有关证明房屋买卖的证言为孤证，无其他相关书证佐证，数次证言之间也存在矛盾。此外，一审法院对徐某所作的调查笔录形成于最后一次庭审结束之后，并未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一审法院将该调查笔录作为有效证据使用，程序违法。二审法院虽然组织双方当事人对徐某的该调查笔录进行了质证并确认其合法性，但本案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所谓讼争房屋买卖的事实。3．徐小米早已出嫁，徐楠芬也一直生活在北京，二人的母亲张夏珍自1975年始也一直居住在北京，讼争房屋是老房子且一直借给徐国成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徐小米、徐楠芬二人没有必要回老家，并对讼争房屋进行土地使用权登记。且即便二人放任徐国成对讼争房屋扩建、翻建，也不能推出徐小米已将房屋出卖给徐国成的结论。（二）徐小米出卖讼争房屋的行为即使属实，也无效。徐小米、徐楠芬及张夏珍系讼争房屋的共有权人。因此，即使徐小米在1981年将讼争房屋出卖给徐国成，因未取得徐楠芬、张夏珍等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或追认，该出卖行为也系无权处分，应为无效。（三）讼争房屋应归徐小米、徐楠芬所有。徐国成系基于送契取得讼争房屋土地使用权，徐锦强系基于分家取得讼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徐小米、徐楠芬原审中提交的相关民事和行政判决已确认送契无效，并撤销了将讼争房屋下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徐锦强名下的具体行政行为，故徐锦强缺乏证据证明其为讼争房屋的合法所有人，亦即不能享有讼争房屋相应拆迁利益。相反，徐小米、徐楠芬提供的安平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足以证明二人为讼争房屋合法所有人，讼争房屋相应拆迁利益应由二人享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请求依法再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主要涉及徐小米是否已将讼争房屋出卖给徐国成？如果已出卖，则徐小米出卖讼争房屋行为的效力如何？以及相关民事和行政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的影响等问题。
（一）关于原判认定徐小米已将讼争房屋出卖给徐国成，依据是否充分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徐锦强为证明讼争房屋已由徐小米于1981年出卖给其父亲徐国成的事实，提供了徐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徐某作为证人在（2013）绍诸民初字第1173号案件（徐小米、徐楠芬与徐国成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庭审中所作证言、一审法院2014年10月20日对徐国成所作询问笔录及2014年11月24日对徐某所作谈话笔录、徐月芬、徐天伟等证人证言，以及诸暨市暨阳街道碑亭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两份证明等证据。该些证人系本案双方当事人所在村的村民或村民委员会，没有证据证明与徐锦强存在明显的密切关系或利害关系，故相关证言内容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所证事实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故包括徐某、徐国成在内，上述证人在某些细节事实方面的陈述存在出入亦属正常。作为讼争房屋买卖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徐某、徐国成的证言能够直接证明房屋买卖的事实，主要内容之间相互可以印证；其他证人证言虽多为传来证据，但均证实徐小米已将讼争房屋出卖给徐国成的事实，因此，上述证人证言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且能够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一审法院对徐某所作的调查是对徐某相关证言证明力的审查核实，且二审法院已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该次调查形成的笔录进行了质证，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原判采信上述证据，并结合徐小米、徐楠芬主张系讼争房屋所有权人，但对徐国成、徐锦强长期占用房屋一直未提出异议等有违常理事实，认定徐小米于上世纪80年代已将讼争房屋出卖给徐国成，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认证规则，理据充分，并无不当。
（二）关于徐小米出卖讼争房屋行为的效力，以及相关民事、行政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的影响问题
虽然讼争房屋原为张夏珍、徐小米、徐楠芬家庭共有财产，但徐小米已于上世纪80年代将房屋出卖给徐国成，相关证人证言亦证实张夏珍、徐楠芬当时均为知晓，且张夏珍直至1990年去世之前，徐小米、徐楠芬直至讼争房屋2012年被征迁之前，对于徐国成、徐锦强自上世纪80年代起长期实际占用讼争房屋的事实均一直未提出异议。1988年4月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比照该规定，即便徐小米出卖房屋的行为当时未得到张夏珍、徐楠芬的同意或追认，因本案无证据证明徐国成系恶意无偿取得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徐锦强继而取得的对讼争房屋的合法权益也应当予以维护。
双方当事人就讼争房屋权属问题曾发生多起行政和民事诉讼。其中徐小米、徐楠芬诉徐国成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的生效判决，只是基于落款日期为1981年10月8日的《送契》中，“徐桂芬”、“戚培根”字样签名倾向不是二人书写的司法鉴定意见，确认徐国成为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而向诸暨市国土资源局提供的该《送契》无效；徐小米、徐楠芬诉诸暨市人民政府、徐国成土地行政登记案，以及二人诉诸暨市人民政府、徐国成、徐锦强土地行政登记案的生效判决，也只是基于作为土地登记行为事实依据的上述《送契》被法院确认无效，确认将所涉土地登记在徐国成名下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撤销将所涉土地登记在徐锦强名下的具体行政行为。上述民事和行政判决并未对讼争房屋的权属作出认定，故不影响原判根据在案事实和证据，认定徐小米已将讼争房屋出卖给徐国成的事实。徐小米、徐楠芬一审提供的安平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只能证明讼争房屋户主曾为二人哥哥徐砚根的原始登记情况，亦不能否定原判对在此之后房屋买卖事实的认定。
综上，徐小米、徐楠芬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徐小米、徐楠芬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骆苏英
代理审判员 肖建光
代理审判员 赵恩勰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来益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