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甬刑二终字第585号
原公诉机关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利华。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2年12月18日被余姚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经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3年1月1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浙江省余姚市看守所。
辩护人朱明勇。
辩护人喻志明。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理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孙利华犯受贿罪一案，于2013年11月20日作出（2013）甬余刑初字第69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孙利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施卫红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利华及辩护人朱明勇、喻志明到庭参加诉讼。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限二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一、2004年年底至2005年年底，被告人孙利华利用担任余姚市西南（兰江）街道党委书记的职务之便，先后2次收受宁波金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某为求得其关照而送的欧元5000元（折合人民币53000余元）及现金人民币20000元。
二、2004年年底至2005年年底，被告人孙利华利用担任上述职务之便，先后2次收受宁波神通汽车饰件有限公司负责人方某为求得其关照而送的合计面额人民币20000元的中国农业银行华联联名购物卡。
三、2004年年底至2005年年底，被告人孙利华利用担任上述职务之便，先后2次收受宁波大华电器有限公司负责人罗某为求得其关照而送的合计面额人民币6000元的华联购物卡。
四、2005年6月至同年年底，被告人孙利华利用担任上述职务之便，先后2次收受余姚市宝马印刷器材有限公司负责人沈某为求得其关照而送的合计面额人民币6000元的华联购物卡。
五、2005年年底至2011年年底，被告人孙利华利用担任余姚市兰江街道党委书记、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之便，先后7次收受浙东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孙某为感谢和求得其关照而送的合计面额人民币21000元的华联购物卡。
六、2006年年底至2010年年底，被告人孙利华利用担任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之便，先后5次收受浙江新长城进出口有限公司负责人陶某为感谢和求得其关照而送的合计面额人民币38000元的华联购物卡。
七、2006年年底至2010年年底，被告人孙利华利用担任上述职务之便，先后5次收受宁波晶圆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蒋某为求得其关照而送的合计面额人民币25000元的华联购物卡。
八、2006年年底至2010年年底，被告人孙利华利用担任上述职务之便，先后5次收受余姚市天一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石某为求得其关照而送的合计面额人民币14000元的华联购物卡。
九、2006年年底至2010年年底，被告人孙利华利用担任上述职务之便，先后5次收受宁波市中达石化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建立为求得其关照而送的合计面额人民币15000元的华联购物卡。
十、2006年年底至2010年年底，被告人孙利华利用担任上述职务之便，先后5次收受浙江中塑在线有限公司负责人戴某为求得其关照而送的合计面额人民币25000元的华联购物卡。
十一、2006年年底至2011年年底，被告人孙利华利用担任上述职务之便，先后6次收受宁波新大东化工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某为求得其关照而送的合计面额人民币30000元的华联购物卡。
十二、2006年年底至2011年年底，被告人孙利华利用担任上述职务之便，先后6次收受余姚市中宇经贸有限公司负责人项某为求得其关照而送的合计面额人民币30000元的华联购物卡。
十三、2006年年底至2011年8月，被告人孙利华担任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理委员会主任期间，余姚市金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某为感谢被告人孙利华对其企业的帮助，先后5次送给被告人孙利华现金合计人民币114万元及承兑汇票96万元。其中，被告人孙利华于2006年年底和2007年年底各收受人民币2万元，2010年12月收受人民币100万元，2011年春节期间收受人民币10万元，2011年8月收受承兑汇票人民币96万元。
十四、2011年4月，被告人孙利华利用上述职务之便，为成都联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参与投资经营成都中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帮助，收受杨某甲送的现金人民币52万元，用于购买奥迪Q5私家车。同年11月，被告人孙利华再次收受杨某甲送的现金人民币46.6万元（共人民币50万元，其中人民币3.4万元为杨某甲曾向被告人孙利华借款人民币100万元的利息，予以扣除）。
2012年12月17日，被告人孙利华被余姚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工作人员抓获归案。归案后，被告人孙利华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孙利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85.7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又索取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52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孙利华到案后，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孙利华部分受贿行为系索贿，依法从重处罚。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孙利华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财产十万元；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三百三十七万七千元，上缴国库。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利华上诉称：一、一审法院未对侦查机关违法取得的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判决采用的证据不合法。主要理由：1.办案人员没有办案资格，多名法警、书记员参与办案；2.办案人员采用诱供、威胁、欺骗、私下交易、长期精神肉体折磨、冻、疲劳审讯、强迫认罪等非法手段索取证据；3.2012年12月17日15时至18日21时，余姚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未出具任何手续就限制其人身自由；4.对其执行拘留和逮捕的是办案人员，而不是公安人员；5.其被刑事拘留、逮捕时的家属通知书告知的关押地点与实际地点不符；6.多名办案人员在笔录中代为签名；7.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的相关权利和法律规定；8.询问证人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证人有关作证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规定；9.笔录内容与审讯录像存在重大的实质性差异。二、一审法院的其他违法情形。1.未依法处理回避申请。其当庭要求公诉人回避，理由是根据侦查与公诉相分离原则，公诉人进行了补充侦查不合法。公诉人未依法报告检察长，由检察长作出决定，审判长直接以合议庭名义作出决定，超越职权。2.辩护人申请调取证据，法庭未予调取也未答复结果。其与辩护人提交的部分证据，在庭审中被法庭阻止出示，不予进行质证。三、起诉指控的受贿事实不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1.对原判认定的第二节至第十二节收受购物卡，其只收过罗某购物卡3000元、沈某购物卡3000元、陶某购物卡5000元、石某购物卡2000元、周建立购物卡3000元、戴某购物卡2000元、徐某购物卡3000元、项某购物卡3000元，孙某购物卡收过几次，具体金额忘记了，其余部分均不是事实，另外送礼卡的人员没有具体的请托事项，不构成受贿。2.对原判认定的第一节和第十三节收受金某钱财，其没有收受过金某所送欧元和现金人民币，其儿子因购房和成立公司分别向金某借款100万元和96万元（承兑汇票）。其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金某谋取利益，没有以借为名收受金某贿赂。3.对原判认定的第十四节收受杨某甲贿赂，其没有收受过杨某甲贿赂，也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杨某甲谋取利益，其分别向杨某甲借款52万元和50万元用于购车和购房是正常的经济往来，其也借款给杨某甲，另外杨某甲还需要支付给其100万元的借款利息，其与杨某甲之间仅有2万元的经济往来差额。
辩护人朱明勇提出：一、1.关于孙利华收受购物卡，孙利华在二审庭审中详细陈述了其收受了45000元购物卡，但所谓的行贿人均未讲到送购物卡的目的是为了谋取利益，是因为有具体事项要请托孙利华去办，送的目的只是为了与孙利华搞好关系。因此该部分礼卡在性质上不属于受贿。2.关于孙利华与金某的经济往来。金某多次强调目的是为了搞好关系，得到照顾。所谓照顾包括两部分，一个是在余姚市塑料城买房子，一个是成都项目的股权转让。关于在余姚市塑料城买房子，是金某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民事行为；关于股权转让，是金某与其他股东之间的民事行为，孙利华在成都公司作为股东代表，与其他股东是平等主体的关系，不存在以自己的职权帮助另外一个股东获得利益。另外金某与孙利华还有一笔10万元的钱款，该笔钱款金某确实送过，但孙利华又还掉了，显然不能认定为受贿。因此，孙利华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为金某谋取利益，孙利华与金某之间借款是事实。3.关于孙利华与杨某甲的经济往来。孙利华与杨某甲之间是相互的借款往来，都有公司账目记载，如果把双方借款的差额算出来，也只有2万元，而且到案发，借款时间也并不长。孙利华与杨某甲是在成都项目的合作过程中相互熟悉后才有了经济上的往来。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委会与杨某甲不是管理关系，而是平等主体的股东关系。孙利华为杨某甲谋取了什么利益没有证据证实，事实上孙利华也无法利用自己的主体身份去为一个和他具有平等主体关系的股东谋利。况且即便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帮别人办了事，离职以后收了钱，如果事先没有约定，也不构成受贿。同时本案也没有斡旋受贿情形。因此，孙利华与杨某甲之间的借款不能认定为受贿。二、本案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问题，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都是非法取得，不能用非法证据给孙利华定罪。证人证言有矛盾，与上诉人供述也有矛盾，上诉人供述也并不一致。上述证据来源于非法的办案程序，大量笔录由非法定的工作人员制作，笔录相互代签，提审人、记录的讯问人、实际讯问人均不一致。因此，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慎重地作出公正的判决。
辩护人喻志明除对非法证据提出异议外，另提出：一、孙利华与金某、杨某甲之间是借款，不是受贿。1.孙利华虽是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委会委派到成都公司的董事长，但实际上不管事。金某与杨某甲等人的股权转让协议上，孙利华即代表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委会作为见证人签字，又代表其个人担保签字。作为股东代表见证股权转让很正常，作为担保人签字，说明孙利华与金某、杨某甲私交好。杨某甲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500万元，均不是成都公司的钱款，因此杨某甲的付款行为与孙利华的董事长职务没有关系。2.孙利华所谓收受杨某甲52万元购车款，该款发生在2011年4月26日，但孙利华于2011年4月7日即调离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委会，不再担任管委会主任的职务，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为杨某甲谋取利益。因此杨某甲借给孙利华的两笔钱款不是受贿款。3.金某笔录和孙利华笔录中都提到金某说过成都项目挣到的钱要与孙利华对半分，但孙利华没有同意。2011年春节之前，金某成都项目已到款3500万元，如果金某要分一半盈利给孙利华，送礼不会只送10万元，说明金某与孙利华并没有事先约定要送钱。故孙利华向金某借款不是先利用职务便利为金某谋取利益，后收受贿赂的情形。二、孙利华收受其他人的购物卡，如果没有请托事项，也不构成受贿，只能作为违纪处理。
辩护人向法庭提供了下列证据：
1.2009年12月至2010年6月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纪要七份，拟证明从2010年5月份起，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委会不再把成都项目作为工作内容，实质上从那时起，余姚市中国塑料城已退出成都项目。
2.毛慧娟（孙利华妻子）与金某的通话录音，拟证明孙利华与金某之间是借款，不是受贿。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出庭意见认为：1.2004年年底至2011年8月，孙利华利用担任余姚市西南街道党委书记、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85.7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又索取他人钱财合计52万元。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经过一审庭审质证、认证，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孙利华构成受贿罪，且部分受贿行为系索贿。孙利华在侦查阶段所作的多次有罪供述、证人金某、杨某甲、方某等大量证人证言、相关书证，均系侦查人员依法取得，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一审认定的犯罪事实。2.本案中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并非通过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不属于非法证据，只是在取证程序和方式上因不符合法律的某些规定而存在瑕疵，属于可以经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证据，可作为定案证据。对于辩护人在一审庭审中提出公诉人回避，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补充侦查可以由公诉人进行，故辩护人的回避申请被合议庭当庭驳回符合法律规定。3.上诉人孙利华提出其接受金某、杨某甲钱款的时间是在离开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委会之后。受贿犯罪有事前、事中和事后之分，金某、杨某甲行贿与孙利华在余姚市中国塑料城任职期间给予他们帮助有直接因果联系，事后感谢完全可以发生在离开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委会之后。孙利华提出金某的100万元和96万元承兑汇票、杨某甲的52万元购车款、46.6万元系借款，但孙利华利用职务便利向业务单位借款本身就是非正常行为，孙利华在取得该款时未出具借条，未约定借期、利息，且在很长时间内有归还能力而根本没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因此其提出所谓借款的辩解不能成立。综上，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建议二审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
经审理查明：
一、2004年年底至2011年年底，上诉人孙利华先后利用担任余姚市西南（兰江）街道党委书记、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主任的职务便利，收受方某、罗某、沈某、孙某、陶某、蒋某、石某、周建立、戴某、徐某、项某等十一人为他们所经营的企业求得或感谢孙利华的关照而送的购物卡合计23万元（扣除孙利华上交给组织的1.2万元，实际收受21.8万元。）
二、2004年年底至2005年年底，上诉人孙利华利用担任余姚市西南（兰江）街道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先后二次收受金某为他所经营的企业求得孙利华的关照而送的欧元5000元（折合人民币5.3万元）及现金人民币2万元。2006年年底至2011年8月，上诉人孙利华先后利用担任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主任、成都中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四次收受金某为他所经营的企业感谢孙利华的帮助而送的现金人民币14万元及承兑汇票96万元。其中，孙利华于2006年年底和2007年年底各收受人民币2万元；2011年春节期间收受人民币10万元；2011年8月收受承兑汇票人民币96万元。
三、上诉人孙利华利用担任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主任、成都中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职务便利，为杨某甲经营的企业参与投资、经营成都中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帮助，并于2011年4月向杨某甲索取人民币52万元；于同年11月，收受杨某甲送的现金人民币46.6万元。
上诉人孙利华归案后，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
上述事实，有证人方某、罗某、沈某、孙某、陶某、蒋某、石某、周建立、戴某、徐某、项某、金某、杨某甲、韩某、杨某乙、王某、杨某丙、杨芳等人证言，书证余姚市金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记账凭证、领款凭证、收条、银行承兑汇票及粘单、宁波银行网上银行电子转账凭证、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宁波银行交易明细、中国工商银行现金存款凭证、宁波银行对账单、个人活期账户明细、记账凭证、宁波市电子清单补充凭证、宁波银行电汇凭证、金某经营的企业工商登记信息、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汇率证明、中国塑料城成都项目公司股东投资协议书、成都中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股东会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往来款凭证、宁波市电子清算贷方补充凭证、对账单、恒丰银行网银电汇回单、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会计账目、车辆登记信息、余姚市西南街道礼券上交财政档案记录、户籍证明、孙利华任职文件、案发经过及立功材料等证据证实。上诉人孙利华在侦查阶段对相关事实亦作了供述，所供与上述证据反映的情况相符。
关于上诉、辩护意见及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概述和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上诉人孙利华及辩护人就非法证据提出的上诉、辩护意见。
1.关于孙利华在余姚市人民检察院所作笔录的合法性问题。经查，侦查机关于2012年12月17日对孙利华以受贿罪立案侦查，并于同日21时许以询问通知书的方式，要孙利华到余姚市人民检察院接受询问，后于次日20时45时许对孙利华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孙利华因受贿罪被立案侦查之后，其作为犯罪嫌疑人，对其进行调查、讯问时应当出示传唤手续或采取其他强制措施。本案中，侦查机关在对孙利华立案之后，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之前，对其采用询问通知书的方式进行调查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在2012年12月17日21时许至19日15时许，孙利华在余姚市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时，侦查机关未保证孙利华必要的休息时间。故在上述期间取得的孙利华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2.关于法警、书记员参与办案问题。经查，根据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应当由检察人员负责进行。讯问、询问的时候，检察人员不得少于二人。本案中，讯问孙利华和询问证人的部分笔录中存在仅有一名检察人员参与，其余为法警或书记员的情形，该部分笔录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对于由二名以上检察人员参与讯问、询问的笔录符合法律规定，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3.关于笔录中侦查人员的签名存在代签问题。经查，本案笔录中，确有部分侦查人员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名，存在由他人代签情形，但侦查机关对此已作出解释且经审查，侦查机关所作的解释合理，相应笔录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4.关于侦查机关采用诱供、威胁、欺骗、交易、强迫认罪等方式取得证据问题。经查，上诉人孙利华所提的该上诉意见，并无事实依据。
5.关于侦查机关采用“冻”的方式取得证据。经查，孙利华被羁押在合法的羁押场所，其必要的生活条件由羁押场所保障。侦查机关不具有让孙利华受“冻”的客观条件。
6.关于孙利华的讯问笔录与讯问孙利华的录像内容有重大实质性差异问题。经查，侦查机关对孙利华讯问时制作的笔录，内容在忠于孙利华原话的基础上进行了概括归纳，或将口语、方言用书面语言表达，所制作的笔录全部交由孙利华核对并由孙利华签名确认。侦查机关对孙利华制作的讯问笔录与孙利华实际供述的内容并没有重大的实质性差异。
7.关于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孙利华相关权利和法律规定。经查，侦查机关首次讯问笔录中记录了告知孙利华可以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和回避权利。2013年1月1日对孙利华执行逮捕时，已书面告知孙利华作为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法律规定，孙利华签字确认。故2013年1月1日之后的孙利华笔录，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8.关于询问证人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证人有关作证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规定。经查，侦查机关在对本案证人的询问笔录中，确有未记录告知证人有关作证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规定，或者告知的事项不全面的情形，但公诉机关已对相关证人在告知有关作证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规定后进行了重新询问，经重新询问后的相关证人的询问笔录，符合法律规定，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9.关于对孙利华执行拘留、逮捕的不是公安人员，而是侦查人员及告知家属的羁押地点与实际地点不符。经查，上述情况属实，但该情形不对孙利华的实体、诉讼权利和案件公正性造成实质损害。
二、关于上诉人孙利华就一审庭审程序提出的其他上诉意见。
1.关于回避问题。经查，根据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对于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审查后，认为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自行侦查。因此，由公诉人进行补充侦查符合法律规定，不属于回避事项。对于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所规定的回避情形，合议庭可以当庭驳回。
2.关于辩护人申请调取证据、申请出示证据问题。经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于辩护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及在庭审中出示证据，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或准许。因此，人民法院认为不是必要的、与本案无关联的证据，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不予调取或者不在庭审中组织质证。
三、关于辩护人在二审中所提交的证据及其证明力。
1.辩护人提交的2009年12月至2010年6月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纪要七份。经查，关于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委会是否退出成都项目，应当以股权转让、股权变更登记为准。辩护人提供的该证据，不具有相应的证明力。
2.辩护人提交的孙利华家属与金某的通话录音。经查，金某已提供书面的“情况说明”，表示其在侦查机关所作的笔录属实，其在其他非正式场合关于此事的言论，系碍于孙利华亲友的情面及其本人的面子所作出，不代表其真实意思及事实真相。辩护人所提交的该份证据不能否定金某在侦查机关所作笔录的真实性。
四、关于上诉人孙利华及其辩护人就犯罪事实和定性提出的上诉、辩护意见。
1.关于原判认定的孙利华收受方某等十一人所送购物卡合计23万元的事实。经查：（1）该部分事实孙利华在侦查阶段作过多次供述，所供与上述行贿人的证言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2）上述行贿人送孙利华购物卡的目的，是因为他们在孙利华担任主要领导的辖区内有企业经营，为了求得或感谢孙利华对其企业的关照而送，孙利华亦明知上述行贿人的行贿目的。故孙利华收受上述行贿人的购物卡，除了扣除上交组织的1.2万元外，其余21.8万元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受贿行为。
2.关于原判认定的孙利华收受金某于2004年年底至2007年年底所送合计欧元5000元、现金人民币6万元，2011年春节期间所送现金人民币10万元的事实。经查，上述事实孙利华在侦查阶段作过多次供述，所供与行贿人金某的证言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至于2011春节期间的10万元贿赂，孙利华虽在金某第一次送予后，有归还行为，但在金某再次送予后，孙利华予以了收受，故不影响受贿事实的认定。
3.关于原判认定孙利华于2010年12月收受金某人民币100万元的事实。经查，该节事实仅有行贿人金某的证言，而孙利华始终供述该笔100万元钱款系其儿子因购买房子需要而向金某的借款，孙利华亦对该笔钱款未归还的原因作了合理解释。故原判将该笔钱款认定为受贿款的证据不足。
4.关于原判认定孙利华于2011年8月收受金某承兑汇票人民币96万元的事实。经查：（1）该节事实孙利华在侦查阶段作过多次供述，其供述因儿子开公司需要注册资金而向金某借款，金某提供资金后向其表示不用归还了，其因此就没有归还给金某。行贿人金某的证言与孙利华的供述能相互印证。况且孙利华在该笔资金的用途消失，有归还能力后并没有归还给金某，而是将该款借给他人；孙利华在侦查阶段前期，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又编造该笔钱款已归还给金某的谎言。上述证据和事实足以证实该节受贿事实。（2）关于行贿理由，金某、孙利华均提到金某经营的公司从成都中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退股，将股份转让给该公司的其他股东，金某要求时任成都中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孙利华进行协调，并约定将部分获利送给孙利华。孙利华作为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理委员会委派到成都中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便利为金某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进行协调，从而使金某顺利退股并获得高额溢价款。孙利华的行为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受贿行为。
5.关于原判认定的孙利华于2011年4月向杨某甲索取人民币52万元及2011年11月收受46.6万元的事实。经查：（1）该节事实，孙利华在侦查阶段作过多次供述，其供述2011年4月因买车要杨某甲给其解决资金，杨某甲同意后给其52万元。2011年11月因买房要杨某甲还其借款，杨某甲除了还其100万元外，还另外送给其50万元。孙利华的供述与行贿人杨某甲的证言能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该节事实。（2）成都中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需要支付给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委会职工（含孙利华）集资款的补偿利息与杨某甲向孙利华的行贿款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钱款。因此，孙利华认为其与杨某甲之间的经济往来差额仅有2万元不符合事实。（3）杨某甲之所以送给孙利华钱财，是因为孙利华在成都中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立项、成立及通过余姚市中国塑料城管委会给该公司融资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从而使得成都中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能够顺利发展。作为投资该公司实际受益人的杨某甲为感谢孙利华从而送钱给孙利华。孙利华的行为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受贿行为。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利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人民币52万元，又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185.7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上诉人孙利华的部分受贿行为系索贿，依法从重处罚。案发后，上诉人孙利华有立功表现，依法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上诉人孙利华于2010年12月收受金某100万元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为受贿，该款应从原判认定的受贿数额中予以扣除，但鉴于原判对上诉人孙利华的量刑过轻，故对上诉人孙利华的量刑不再变动。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2013）甬余刑初字第691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即被告人孙利华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财产十万元；
二、撤销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2013）甬余刑初字第691号刑事判决的第二项，即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三百三十七万七千元，上缴国库；
三、追缴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利华违法所得人民币二百三十七万七千元，上缴国库。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奇辉
审 判 员 吴旭峰
审 判 员 李雨水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代书记员 王焕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