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皖01行终3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巢湖水利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巢湖世纪大道东侧富达花园1号楼。
法定代表人：宋国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锋，安徽巢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ＸＸ祥，安徽原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巢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巢湖市巢湖中路192号。
法定代表人：钱泽林，局长。
委托代理人：程孝兵，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言达，安徽福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巢湖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巢湖市姥山路1号。
法定代表人：张生，市长。
委托代理人：陈望舒，巢湖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遵芝，女，1970年3月出生，住庐江县。
委托代理人：黄忠，庐江县罗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巢湖水利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巢湖水建公司）因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巢湖市人民法院（2016）皖0181行初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巢湖水建公司委托代理人周锋、ＸＸ祥，被上诉人巢湖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陈望舒、被上诉人巢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巢湖市人社局）委托代理人程孝兵、张言达，被上诉人张遵芝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第三人张遵芝系刘同林配偶。2011年6月，巢湖水建公司承建西藏境内送变电工程，袁先富为该工程现场负责人，6月1日，袁先富代表巢湖水建公司与刘同林签订《劳务合同》，合同约定了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及报酬等。6月10日，袁先富又与刘同林等人签订分包协议，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刘同林等人施工。2011年9月9日21时14分许，刘同林驾车从西藏曲水县的建设工地前往山南县的项目部返程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其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刘同林无责任。2011年10月，刘同林直系亲属就交通事故赔偿向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2年3月22日作出（2011）城民一初字第593号民事判决。2012年8月20日，第三人张遵芝以巢湖水建公司为用人单位，向被告巢湖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2013年11月6日，巢湖市人社局以刘同林与巢湖水建公司的劳动关系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以刘同林是因公外出发生事故为由，作出巢湖工认（2013）384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刘同林为工伤。巢湖水建公司不服，向巢湖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巢湖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5日作出（2014）巢行初字第00032号行政判决，认为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1）城民一初字第593号民事判决，并未对刘同林与巢湖水建公司劳动关系进行确认，巢湖市人社局作出的巢湖工认（2013）384号认定工伤决定证据不足，判决撤销了该认定工伤决定。2014年12月31日，巢湖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巢湖工认（2014）46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同林系巢湖水建公司承建的西藏境内送变电工程（格尔木至拉萨400KV送电线路十标段和乃琼至多林220KV）一标段部分业务实际承包人，同时负责工程管理，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011年9月9日，刘同林自行驾驶皖Q×××××轻型货车从曲水县工地前往位于山南县的工程项目部讨要劳务费后返程途中，于21时14分左右在国道318线4705KM＋500M处发生交通事故，致刘同林死亡。刘同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予以认定为工伤。巢湖水建公司不服，向巢湖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15年11月24日，巢湖市人民政府作出巢政复决字（2015）第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巢湖市人社局作出的巢湖工认（2014）46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巢湖水建公司仍不服，于2016日1月4日，向巢湖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巢湖市人社局作出的巢湖工认（2014）46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和巢湖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巢政复决字（2015）第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刘同林与巢湖水建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刘同林是否为因公外出发生的交通事故；三、巢湖市人社局作出的巢湖工认（2014）46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关于焦点一，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巢湖水建公司举证的分包协议，旨在证明巢湖水建公司与刘同林间是工程分包关系，该分包协议书是由袁先富与刘同林等人签订，巢湖水建公司未加盖公章，巢湖水电公司以袁先富是其承建的西藏境内送变电工程现场负责人为由，对袁先富与刘同林等人签订的分包协议予以确认。巢湖市人社局提供的巢湖水建公司与刘同林签订的《劳务合同》及工资表，巢湖水建公司仅对加盖的公章真实性提出异议，对袁先富的签名并无异议。袁先富既然能代表巢湖水建公司与他人签订分包协议，同样，袁先富也能代表巢湖水建公司与刘同林签订《劳务合同》。其次，即使袁先富与刘同林签订的《劳务合同》，属无权代理，巢湖水建公司不予追认，按照巢湖水建公司的陈述，巢湖水建公司与刘同林间也存在违法分包关系，根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巢湖水建公司也应当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故被告巢湖市人社局认定刘同林与巢湖水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原审法院认为，巢湖水建公司虽对沈某、刘某乙的证言提出异议，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巢湖水建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刘同林的外出不是因公，结合刘同林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是在刘同林工作的工地与工程项目部之间，被告确认刘同林系因公外出发生的交通事故，亦无不当。关于焦点三，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巢湖市人社局作出的巢湖工认（2013）38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同林与巢湖水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是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1）城民一初字第593号民事判决，而重新作出的巢湖工认（2014）46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同林与巢湖水电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是《劳务合同》和分包协议，依据的事实发生了变化，其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关于被告巢湖市人社局在本起认定工伤过程中，曾作出过不予受理和中止决定问题。被告作出的不予受理和中止决定，是因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时，提供的材料不符合受理条件，和在以后的认定过程中出现应当中止认定的情形，故而作出不予受理和中止决定，但在不予受理和中止认定情形消除后，被告决定受理和恢复认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巢湖市人社局作出的巢湖工认（2014）46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巢湖市人民政府复议予以维持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巢湖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巢湖水建公司上诉称：一、原审查明事实有误，对双方提供的证据分析认证错误，错误地将劳务合同书复印件、工资表复印件、证明复印件认证为定案依据，从而对巢湖人社局违法认定刘同林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予以确认。（一）张遵芝提交的《劳务合同书》不是原审所认定的2011年6月1日形成的，上面的刘同林签名和上诉人印章均是虚假的。2011年10月份，张遵芝向西藏拉萨城关区法院提起的交通事故赔偿诉讼案件中，为了刘同林能够按照相关城镇标准获得赔偿，违法制作了劳务合同书、工资表、证明等书面材料并提供给城关区法院，对此上诉人均不知情更不认可,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劳动关系的合意和事实。（二）张遵芝认可、巢湖市人社局作为证据使用的《分包协议》、《施工进度记录》、《借支费用登记表》、《2010年度结算单》等材料中存有大量刘同林生前签名，均能够证明张遵芝提供的材料中刘同林签名是虚假的。另外，张遵芝提供的上述材料中所涉及上诉人的相关印章上诉人均予以否认，且在原审当中已经书面申请要求司法鉴定，原审不予理睬直接认证显然错误。（三）巢湖市人社局和复议机关巢湖市人民政府均已经意识到双方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存在很大争议，有关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据真实性有争议，认定法律事实的证据不充分，也曾作出了不予受理和中止工伤认定的决定，待劳动关系通过仲裁程序确定后再进行工伤认定，原审不顾此事实，以张遵芝提供的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的劳务合同书复印件、工资表复印件、证明复印件来认定劳动关系，显然不符合行政诉讼证据的认定标准。二、沈某、刘某乙的陈述不能证明刘同林在2011年9月9日21时14分左右是因工外出期间，属于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情形。沈某、刘某乙并不是上诉人的职工，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劳动关系或工程分包关系，不属于刘同林工友范畴。除了沈某、刘某乙自己陈述外，没有其它证据能够证明他们在该工程中的具体身份情况。沈某、刘某乙的陈述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证人刘某甲和的证言相互矛盾，其陈述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具体体现在：（一）证人证言的内容除了其单方陈述外，没有其它任何证据能够加以证明。认定工伤过程中，巢湖市人社局、复议机关巢湖市人民政府也没有向上诉人核实或通过其它途径来对证人证言加以印证。（二）证人称“刘同林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在西藏曲水县干送变电工程，要我去跟他一起干。…我到曲水县主要是帮刘同林在工地上开车，砸钢筋，拌砂浆。”按照证人的陈述，其是受刘同林雇请的，他的报酬是由刘同林支付。按照张遵芝提供的材料，刘同林是工地上的一名施工队员，刘同林是按每月4600元领取上诉人固定工资的，果真如此的话刘同林怎么可能雇请沈某从庐江到西藏来为其打工呢？结合上诉人提供的分包协议和刘某甲和等证据材料，显然刘同林与上诉人之间只有承包关系而无劳动关系。（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人在2011年9月9日晚上八、九点左右并没有和刘同林在一起，证人没有和刘同林在一起又怎么证明其独自开车去了项目部呢？证人又是如何证明刘同林在项目部签字发放藏民工钱这一事实呢？又是如何证明刘同林是在返回工地的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呢？证人所作的证言均不是其亲历的具体事实，属于其主观推测的结果。刘同林的交通事故是2011年9月9日晚上9点14分左右发生的，而当时工地上早已不再施工，刘同林还返回工地干什么？根据与刘同林同样承包工程的刘某甲和等分包老板的证明，事发当天刘同林是和徐某、李先亮、刘某甲和一起到黄国道住处打牌的（详见刘某甲和出庭记录），这些事实沈某、刘某乙都没有参加，是不知道的，沈某、刘某乙在没有亲身经历的情况下所作的陈述属于主观推测，巢湖市人社局、复议机关巢湖市人民政府不应以此作为认定刘同林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四）原审不予采信刘某甲和的证言依据不足。刘某甲和是和刘同林及其他四人一起与上诉人签订分包协议承包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刘某甲和经常与刘同林在一起，对承包工程和刘同林的情况也很熟悉，其出庭作证并提交的书面证言已经足以推翻张遵芝提供的劳务合同书、工资表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刘某甲和作出对张遵芝明显不利的证言是基于对客观事实的真实陈述，另外四位承包人也可以积极配合二审法院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三、原审认为“巢湖水建公司与刘同林间也存在违法分包关系，根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巢湖水建公司也应当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是对《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错误理解。（一）该通知中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本案中刘同林是上诉人建设工程的发包对象，并不是发包对象招用的劳动者，该条规定显然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公司与刘同林存在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二）准确适用法律是法律适用的基本要求之一，将适用于实际施工人刘同林招用的劳动者的规定张冠李戴地适用于刘同林本人，显然与这一要求相背离，也可以说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刘同林是通过工程承建获取利润的承包人，而不是属于通过建立劳动关系获取固定工资的普通劳动者。工伤认定是一种行政行为，不能套用前述规定来类推认定实际施工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进而认定工伤。（三）《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办[2011]442号）第五十九条明确规定：“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承包人，承包人又非法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给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招用的劳动者请求确认与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4月11日发布的《对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九条作出进一步释明的答复》更是进一步指出：“《通知》第4条之所以规定可认定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用意是惩罚那些违反《建筑法》的相关规定任意分包、转包的建筑施工企业。我们认为，承包人、分包人或转包人违反了《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不能为了达到制裁这种违法发包、分包或者转包行为的目的，就可以任意超越《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强行认定本来不存在的劳动关系。”显然，原审将《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作为认定刘同林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四、原审对巢湖市人社局在工伤认定过程中的程序错误未予纠正。整个工伤认定过程系由张遵芝提交的2012年8月20日的工伤认定申请表而来，而巢湖市人社局于2012年11月9日曾对该工伤认定申请作出关于撤销巢人社工伤认定（2012）30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决定，经向张遵芝通知要求补充证据后最终于2013年2月1日对该工伤认定申请书作出巢湖不受（2013）002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到目前为止该决定书并没有被依法撤销，巢湖市人社局、巢湖市人民政府再根据张遵芝提交的2012年8月20日的工伤认定申请表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程序上显然违法。况且，针对第三人张遵芝2012年8月20日的工伤认定申请，2015年7月7日，巢湖人社局作出巢湖中（2015）004号《工伤认定中止决定书》，决定中止工伤认定决定，这是行政机关关于刘同林认定工伤过程中一个书面决定，其时间是在巢湖工认（2014）46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之后作出的，目前并没有被撤销，显然被上诉人在工伤认定程序上是存在错误的。综上，上诉人认为，（2014）46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不当，原审在没有查清案件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法规的情形下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对上诉人不公平的裁决，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判决撤销巢湖市人社局（2014）46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巢湖市人社局答辩称，一、本案所涉工伤事故发生及认定经过。上诉人于2011年6月承建西藏境内送变电工程，袁先富为现场施工负责人。同年6月1日，袁先富代表上诉人与刘同林签订劳务合同，对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及劳动报酬等事项进行了约定。6月10日，袁先富又与刘同林签订分包协议，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刘同林等人施工。2011年9月9日21时14分许，刘同林驾车从西藏曲水县的建设工地前往山南县的项目部返程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刘同林无责任。2011年10月，刘同林直系亲属就交通事故赔偿向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2年3月22日作出（2011）城民一初字第593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审理期间，张遵芝向人民法院提供了上诉人与刘同林签订的劳务合同书、工资表、证明等证据，以证明刘同林在城镇居住、工作、生活，相关赔偿标准应参照城镇标准执行。张遵芝获得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赔偿后，先后多次向巢湖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期间，因张遵芝提交申请时提供的材料不符合受理条件和在以后的认定过程中出现应当中止认定的情形，巢湖市人社局曾作出过不予受理和中止认定的决定。在不予受理和中止认定情形消除后，巢湖市人社局决定受理和恢复认定。后巢湖市人社局依据事实，结合法律作出巢湖工认（2014）46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二、巢湖市人社局所作出的巢湖工认（2014）46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一）工亡职工刘同林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袁先富是上诉人所属西藏工程项目部现场负责人，其有权代表上诉人对外签订合同。在西藏工程施工过程中，袁先富的行为是代表上诉人的职务行为。原审时，上诉人举证的分包协议足以证明，上诉人对袁先富所签订的已予以确认。故巢湖市人社局有理由相信与刘同林签订劳务合同时，袁先富的行为是代表上诉人的职务行为。刘同林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二）即使袁先富的行为非代表上诉人的职务行为，那么上诉人与刘同林之间也存在违法分包关系，根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上诉人也应当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三）刘同林系在因工外出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客观事实是，刘同林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是在其工作的地点与工程项目部之间，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应当认定刘同林是因公外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职工或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时，上诉人未提供任何刘同林非因公外出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上诉人所提出的上诉请求及所依事实、理由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一）关于劳务合同书、工资表、证明等复印件证据的采信问题。如前所言，上述证据是在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赔偿案件过程中形成的，原件存放在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卷宗内。尽管该部分证据为复印件，但各方当事人已说明了原件存放处，且证据内容已被民事判决书所采信，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二）证人沈某、刘某乙的证言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证据锁链，为客观真实。西藏地广人稀，刘同林是因上诉人工程施工需要，应上诉人要求去工程所在地工作的。根据日常最基本的生活规则，在西藏这一特殊区域，刘同林不可能无故外出。唯一的原因是因工作需要往返于项目部与实际工作地点之间。（三）原判适用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完全正确。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是涉案工程的施工单位，并将该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袁先富实际施工。再由袁先富将部分工程违法分包给刘同林。由于存在层层违法转包、违法分包关系，本案完全符合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适用条件。请求二审法院维持本案工伤认定。
被上诉人巢湖市政府答辩称，一、关于巢湖市人社局所作出的巢湖工认（2014）46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问题。巢湖市人民政府对于该行政复议案件曾作出过撤销工伤认定的决定，其理由是存在有关印章真伪、笔迹不明的问题，但该问题已在法庭审理中被否定，且在认定劳动关系方面并无必然联系，故巢湖市人民政府撤销原决定，并重新作出维持决定。二、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巢湖市人社局提供的刘同林与水电建设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书》、《工资证明》、刘同林工友的证人证言等材料，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刘同林与巢湖水建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及刘同林系因公死亡的基本事实。巢湖市人社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作出了巢湖工认（2014）46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其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予支持。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诉请。
原审被告巢湖市社保局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拉萨市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曲水大队交通事故认定书（[2011]第011号），证明受害人刘同林在本起交通事故中死亡，其不承担事故责任。2、拉萨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法医学死亡证书，证明刘同林死亡原因。3、劳务合同书复印件、工资表复印件、证明复印件各一份。该组证据是第三人在交通事故案件中提供，证据原件保存在拉萨市当地法院卷宗内，证明刘同林与巢湖水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证据4、巢湖水建公司提交的证据一组，该组证据证明刘同林与巢湖水建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证据5、沈某、刘某乙工伤认定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刘同林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地点及原因。证据6、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回证及特快专递邮件查询单各一份，证明被告履行了送达义务。
原审被告巢湖市人民政府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同上述被告巢湖市人社局所举证据。
原审原告巢湖水建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2011年6月10日刘同林及其他五人与本公司项目部签订的分包协议。证明双方约定了承包范围、工程款的计算方式等，双方之间是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关系，而不是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3、2011年8月31日刘同林及其他五人签字认可的施工进度记录。证明双方是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关系，双方按照分包协议履行合同的情况。4、刘同林借支费用登记表（部分）。证明双方在签订分包协议后，刘同林在履行承包合同过程中借支的工程款，该款显然不是支付劳动工资，双方之间是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5、2011年1月25日刘同林在青海承包工程的结算单。证明刘同林在青海省承包建设工程情况，刘同林是工程的承包人，刘同林与本公司之间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不存在劳动关系，且刘同林不是本公司的固定职工。上述2～5组证据中有刘同林本人签名，上述材料是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的材料，其它材料中涉及刘同林的签字与之不同的均不是其本人签名。6、2013年2月1日被告人社局作出的巢湖不受（2013）002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证明被告已经对第三人2012年8月20日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该决定书至今未被撤销，应为有效。7、2015年7月7日巢湖中（2015）004号工伤认定中止决定书。证明人社局对刘同林工伤案作出了中止工伤认定决定，双方应首先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进行劳动仲裁。8、刘某甲和的证明（原件在2014巢行初字第00032号案件卷宗中）。证明包括刘某甲和、刘同林在内的分包人与原告之间没有劳动合同关系，只是分包关系，所谓工资表等材料中涉及刘某甲和的签名都是虚假的，刘同林事发当日不是因工作原因遭受交通事故的。9、米玛身份证及其自书材料。证明刘同林虽曾经雇请米玛干活，但其没有出具过任何证明材料。复议机关提供的米玛证据不真实。10、（2014）巢行初字第00032号行政判决书（已生效）。证明人民法院在依法撤销了人社局2013年11月6日作出的巢湖工认（2013）38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后，被告在基本事实和证据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完全相同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律规定。
原审第三人张遵芝在原审未提交证据。
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二审期间，上诉人巢湖水建公司向本院提交证人徐某证言。本院经审查，上诉人巢湖水建公司提交的证人徐某证言系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本院不予接纳。
经审理查明，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上诉人巢湖水建公司在二审庭审时陈述袁先富是其在西藏送变电工程的现场施工负责人。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认定为工伤。本案刘同林所从事的工作系巢湖水建公司在西藏承建的送变电工程。巢湖水建公司在原审所举证据之“分包协议”注明：主持人为袁先富，参加签字人为刘同林等人，无巢湖水电公司公章。因该协议中袁先富仅为主持人身份，且该协议仅表明刘同林等人应完成巢湖水建公司的部分工程量，故巢湖水电公司认为此即为“2011年6月10日刘同林等人与本公司项目部签订的分包协议”，本院不予采信。同理，巢湖水建公司在原审提供的“施工进度记录”（主持人为袁先富，参加签字人为刘同林等人，且无巢湖水电公司公章）等证据，亦不能佐证刘同林等人与巢湖水电公司签订了工程分包协议。巢湖市人社局在原审提供的拉萨市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曲水大队交通事故认定书（[2011]第011号）、拉萨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法医学死亡证书、劳务合同书复印件、工资表复印件、证明、沈某、刘某乙工伤认定询问笔录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刘同林与巢湖水建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刘同林因工外出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巢湖水建公司所举证据不能抗辩巢湖市人社局对刘同林工伤的认定，巢湖水建公司此节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巢湖市人社局在巢湖市人民法院撤销其所作的巢湖工认（2013）38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后，依据新的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涉案巢湖工认[2014]46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不违反法律规定。巢湖市人民政府复议程序合法。上诉人巢湖水建公司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巢湖水利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成
审判员 应道荣
审判员 李进学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胡 健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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