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118号
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范健，湖北省教育技术装备处招标采购办公室主任。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2年12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看守所。
辩护人吴宏敏、王峻，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范健犯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受贿罪一案，于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作出（2013）鄂新洲刑初字第0033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范健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菲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范健及辩护人吴宏敏、王峻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
（一）受贿的事实
被告人范健在任湖北省教育技术装备处（以下简称省教育技术装备处）招标采购办公室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他人请托，多次收受他人现金共计人民币264000元及价值人民币19000元的购物卡，为他人谋取利益。具体事实分述如下：
1、收受武汉楚育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某人民币180000元和价值人民币5000元的购物卡。
范某于2003年在武汉注册成立了楚育公司，后又借用亲友名义注册登记成立武汉博育源科教有限公司、武汉万高达科技设备有限公司、武汉正德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喜得奥科学器材有限公司。此外，其控制的公司还有上海亿源教具有限公司。在湖北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试验县（市、区）实验室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均衡项目）实施时，范某控制的公司共中标实验室设备、教学仪器项目金额人民币8690342元。在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项目（以下简称特教项目）试点以及正式实施时，范某控制的公司承接了部分特教学校的项目，并中标应城市、仙桃市等特教学校特教设备的供应项目，合同总额为人民币4933070元。在农村薄弱学校改造项目（以下简称薄改项目）第一批项目实施时，范某控制的公司共中标人民币25427152元；在第二批项目中，中标人民币10151739元。
为了感谢被告人范健在上述项目及省属高校采购项目中的支持和帮助，范某三次开车至武汉市洪山区桂元路被告人范健家附近，在车上送给被告人范健人民币180000元。其中，被告人范健于2010年1月的一天收受范某人民币30000元，于2011年1月的一天收受范某人民币50000元，于2012年1月的一天收受范某人民币100000元。
2010年初至2012年初，范某为了让其表弟陈某乙（亦为范某关联公司工作人员）和被告人范健拉近关系，分别于2010年、2011年的春节和中秋节以及2012年春节安排陈某乙五次送给被告人范健价值人民币5000元的购物卡。
2、收受武汉广仪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某贿赂款人民币18000元。
2009年底，杜某为了参与湖北市场的特教项目，以其母亲的名义在武汉注册成立湖北启德科教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后以其本人的名义注册成立武汉广仪科技有限公司。在特教项目中，杜某关联的两家公司中标特教仪器设备项目12440435元。在薄改第一批项目中，其两家公司中标教学仪器项目1866490元。在薄改第二批项目中，其两家公司中标体育卫生器材、教学仪器等项目3343686元。
为了感谢被告人范健在上述项目及省属高校采购项目中的支持和帮助，杜某四次送给被告人范健人民币18000元。其中，被告人范健分别于2011年5月份的一天、2012年1月的一天、2012年中秋节前的一天在其办公室内收受杜某人民币10000元、5000元、1000元；被告人范健还于2011年1月受邀参加杜某公司的年会后打牌时，收受了杜某送的“底子钱”人民币2000元。
3、收受武汉英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鲁某价值人民币3000元的购物卡。
武汉英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薄改项目中中标金额为人民币487075.90元。为感谢被告人范健在该项目中的支持和帮助，鲁某分别于2010年、2011年、2012年春节前在被告人范健家附近送给其价值人民币1000元的购物卡共三张，价值人民币3000元。
4、收受湖北鑫炬诚招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乙人民币10000元。
2012年9月份的一天，张某乙为感谢被告人范健在相关教学设备采购招标代理业务上的关照和帮助，在被告人范健办公室内送给被告人范健人民币10000元。
5、收受武汉科龙教学仪器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卢某人民币4000元。
在均衡项目中，卢某的公司中标教学专用设备、教学仪器项目人民币964276元。在特教项目中，卢某关联的公司以及其借用武汉科贝科技有限公司名义中标特教仪器设备项目共计人民币3971013元。在薄改第一批项目中，卢某的关联公司共中标教学设备、教学仪器等项目共计人民币3306503元。在薄改第二批项目中，卢某的公司共中标美术器材、教学仪器等项目共计人民币8490651元。2011年10月，被告人范健购买的新房需要装修，得知卢某正在装修新房后，便让卢某帮助自己装修房屋并垫付费用。同年12月，卢某代被告人范健支付房屋装修款人民币34000元。卢某为了感谢被告人范健对其在上述工作中的支持和帮助，仅让被告人范健支付装修款人民币30000元，余款人民币4000元作为好处费送给被告人范健。
6、收受湖北省武穴市科创天平仪器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丙人民币2000元。
2011年，张某丙的公司在薄改第一批项目中中标文体器材、教学仪器等项目共计人民币3665693元，在薄改第二批项目中中标体育卫生器材、音乐美术器材等项目共计人民币3011213元。2012年6月份的一天，为了感谢被告人范健在上述项目中的支持和帮助，张某丙邀请被告人范健等人到武汉市洪山区君宜王朝大饭店打牌，并送给被告人范健“底子钱”人民币2000元。
7、收受武汉尚洲科教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丙面值1000元购物卡两张，共计价值人民币2000元。
在薄改第一批、第二批项目中，王某丙公司分别中标标的为人民币300万余元、615万余元的项目。2011年、2012年元月春节前，王某丙为感谢并希望继续得到被告人范健对其业务的关照，在被告人范健办公室，分两次送给被告人范健面值人民币1000元的购物卡各一张，共计价值人民币2000元。
8、收受湖北世安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万某人民币15000元。
2011年10月的一天，万某为了和被告人范健拉近关系，以便得到被告人范健在业务上的关照，在被告人范健的办公室内送给被告人范健人民币5000元。2012年7月的一天，万某为了和被告人范健拉近关系及感谢其在业务上的关照，在被告人范健的办公室送其人民币10000元。
9、收受武汉爱育科技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丁价值人民币5000元的购物卡。
2010年初至2012年初，张某丁为了和被告人范健拉近关系及感谢被告人范健在业务上的关照，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春节、中秋节以及2012年春节期间，在被告人范健办公室内五次送给被告人范健面值1000元的购物卡各一张，共计价值人民币5000元。
10、收受河北海兴红旗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业务员陈某丙人民币5000元。
在薄改第三批项目中，陈某丙所在公司中标普通类体育器材项目。2011年10月的一天，为了和被告人范健拉近关系，以便在业务中得到被告人范健的关照，陈某丙在省教育装备处一楼的楼梯口，送给被告人范健人民币5000元。
11、收受襄阳慧学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乙人民币5000元。
2012年元宵节后，为了和被告人范健搞好关系，以便在业务中得到被告人范健的关照，朱某乙在被告人范健办公室送给被告人范健人民币5000元。
12、收受河北沧州鑫星体育器材有限公司业务员王某丁人民币5000元。
为了能和被告人范健搞好关系，在业务中得到被告人范健的照顾，使公司能在第三批薄改项目招标中中标，鑫星公司业务员王某丁于2012年4月的一天，在被告人范健的办公室送给被告人范健人民币5000元。
13、收受武汉万众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丁人民币2000元。
2011年8月的一天下午，陈某丁为了感谢被告人范健在第一批薄改项目中提前向其透露招标信息，使其公司能够顺利中标，在被告人范健办公室送给被告人范健人民币2000元。
14、收受武汉同兴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价值人民币3000元的购物卡。
黄某为了和被告人范健维持和拉近关系，从而在业务中得到关照，三次在被告人范健办公室送给被告人范健面值人民币1000元的购物卡各一张，共计价值人民币3000元。
15、收受武汉科瑞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人民币2000元及价值人民币1000元的购物卡。
刘某以浙江先锋教学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先锋公司）的名义在均衡项目中中标合同金额为人民币5564626元的理化生实验室建设项目。在薄改项目中中标部分设备供应项目。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刘某为与被告人范健搞好关系，并希望在以后的招投标过程中获得帮助，在华中师范大学东门一酒店内，送给被告人范健人民币1000元。2012年春节前及中秋节前，刘某为了和被告人范健保持和拉近关系，以便在业务中得到被告人范健的照顾，在被告人范健办公室，分别送给被告人范健人民币1000元、面值1000元的购物卡一张。
16、收受广东广视通科教设备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经理伍某人民币3000元。
该公司在均衡项目中中标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839746元的理化生实验室建设项目。在薄改项目中中标合同金额为人民币225万余元的设备供应项目。2012年6月的一天，为了和被告人范健搞好关系并感谢被告人范健在业务中的帮助，伍某邀请被告人范健等人到武汉体育学院旁银湖酒店打牌，送给被告人范健“底子钱”人民币3000元。
17、收受武汉科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翟某人民币13000元。
该公司在均衡项目中中标合同金额为人民币5553684元的理化生实验室建设项目。在湖北医药学校生化仪器设备采购项目中中标了合同金额为人民币60万余元的项目。2010年11月的一天上午，翟某为了感谢被告人范健在上述项目中的关照，在被告人范健的办公室送给被告人范健人民币10000元。
2011年至2012年上半年，翟某为了和被告人范健拉近关系，以便得到被告人范健在业务中关照，在三次打牌时，各送给被告人范健“底子钱”共计人民币3000元。
另查明，1992年11月，湖北省编制委员会以鄂机编办函（1992）096号发文，将原湖北省教育局教学仪器设备供应站批准更名为湖北省教育技术装备处，为财政全额预算拨款的事业法人，由省教育厅直属管理。1998年12月，湖北省教育委员会批准成立湖北省教育委员会政府采购中心，2000年更名为湖北省教育厅政府采购中心。2003年10月，湖北省教育厅政府采购中心停止对外使用，其业务职能划转省教育技术装备处，该处随后增设招标采购办公室，具体负责政府采购日常工作。2006年，湖北省人事厅、财政厅批准省教育技术装备处参照公务员制度进行工资改革。被告人范健于2004年3月任省教育技术装备处主任科员，2008年3月任该处招标采购办公室主任。
2012年12月，经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范健涉嫌职务犯罪线索展开侦查。同年12月14日，检察机关对被告人范健下达询问通知书，通知其到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询问。经询问后，发现被告人范健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等行为。次日，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被告人范健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立案侦查，并对被告人范健下达传唤通知书。检察机关前期仅掌握被告人范健涉嫌滥用职权罪造成国家损失的部分犯罪事实，被告人范健到案后主动坦白了其他大部分同种犯罪事实及受贿犯罪事实。同年12月16日，检察机关依法决定对被告人范健刑事拘留。
（二）滥用职权的事实
2009年2月，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保障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的顺利实施，下发了《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项目实施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明确省级教育部门会同发展改革部门编制并实施本省特校建设规划项目方案，由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按照要求统一组织招标采购。同年6月22日，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文，明确了特教项目设备配置指导目录，同时制定下发了特教项目设备采购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采购的组织形式为集中采购。2009年7月，省教育技术装备处制作了特教项目招标采购活动工作方案，明确特教项目采购工作由省教育技术装备处招标采购办公室具体负责，采购主体为省发改委、省教育厅下达专项经费的特殊教育学校（以下简称特校），并制定了具体工作程序。
2010年3月16日，省教育技术装备处向湖北启德科教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一份《成交通知书》，通知启德公司以单一来源的采购方式成为特教项目中宜昌特校的设备供应商。当月24日，该公司与宜昌特校签订了标的金额为人民币799900元的买卖合同。同年4月15日，范某关联的正德公司与咸丰县特校签订了合同标的为人民币800000元的特教项目，采购方式为询价采购。
2010年4月27日，国家发改委以发改投资（2010）870号文件，下达了中西部地区特校建设201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湖北省19个特校建设项目经费为人民币5720万元，并且明确各省（区、市）有关部门统一组织设备招标采购（即实行省级采购）。
此后，启德公司以单一来源的采购方式中标了襄阳市特校和十堰市特校的特教项目，并分别于同年5月24日、6月28日与上述两市特校签订了标的金额分别为人民币795200元、795400元的买卖合同。范某关联的正德公司、喜得奥公司以询价采购方式分别中标了咸宁市特校和黄冈市特校的特教项目，并分别于同年6月3日、7月27日与上述两市特校签订了标的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14230元、390220元的买卖合同。上述五市特校特教项目的采购组织形式和采购方式均未按照省教育厅、省发改委鄂教发（2009）3号文件的要求，将全省特校上报的采购计划进行分包汇总，报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审定，实行集中采购和招投标采购。
2010年10月21日至22日，省教育技术装备处组织特教项目中项目学校行政隶属教育局计财科科长、项目学校校长、杜某、卢某、范某及武汉中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峰力听力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力公司）、泰亿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亿格公司）、江苏常州建本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建本公司）的经理及相关工作人员，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了特教项目推进会，主要部署基本建设工作、设备招标采购工作、讲解、展示、观摩部分教学、康复训练仪器设备等工作，同时参观宜昌市特校，会议经费由杜某、范某、卢某各赞助人民币5000元至8000元。会议期间，杜某、范某、卢某一起商量如何做湖北特教项目，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后杜某、范某、卢某到吴某办公室，向吴某提出配合做特教项目的请求。吴某即通知被告人范健到其办公室，然后提出让杜某、范某、卢某配合做特教项目，被告人范健随即提出按区域划分的想法。后杜某、范某、卢某在吴某办公室达成瓜分特教项目的一致意见，并当场拟了一份《划分协议》，由杜某负责宜昌、恩师、襄阳、荆门等地区特校，范某负责孝感、荆州、十堰、随州、鄂州等地区特校，卢某负责黄冈、咸宁、潜江、黄石等地区特校。范某等三人按照区域划分的约定，各自联系对应特校，制作实施方案，并报备到峰力公司、泰亿格公司、常州建本公司（均为特教项目指定产品生产商），要求上述三家公司不得再向其他公司授权。
此后，为配合杜某、范某、卢某按以上垄断分配协议供应设备，被告人范健及吴某一方面以各项目学校校舍建设进展不一致，集中招标不能满足部分学校的需求为由，未将全省特校上报的采购计划进行分包汇总，报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审定，未履行政府采购审批手续，而直接决定按项目学校分散采购；另一方面，被告人范健和吴某在制定询价文件时，按事先与范某等人商量办法，将投标人必须取得设备生产商授权书原件作为投标条件，否则作为废标处理，排除其他潜在投标人参与投标，以确保范某等三人顺利中标，获取非法利益。
范某、杜某、卢某为了达到中标目的，相互利用自己的关联公司进行陪标，以满足招标需三家以上公司的要求。被告人范健及吴某明知范某等人围标、陪标，不予制止，采取默许方式同意违规操作。
宜昌推进会后，杜某关联的公司进行供货并已结算的特校包括其垄断区域内的利川、远安、枣阳等13县、市特校，合同标的总额为人民币10049935元。范某关联的公司进行供货并已结算的特校包括其垄断区域内的应城市、仙桃市、咸丰县等6县市特校，合同标的总额为人民币3628620元。卢某关联的公司共中标通城县、通山县、赤壁市等7县、市特校，合同标的总额为人民币3971013元。上述采购方式除杜某的启德公司供货远安县特校系单一来源方式外，其余均为询价采购方式，且询价文件均由被告人范健制定后报吴某审批执行。
在履行特校供货合同时，范某、卢某为获取更大利润，在安装黄冈、应城、郧县等15所特校产品时，采用无产品标识、无生产许可证的价值人民币1161213元的产品，假冒招标文件规定的常州建本公司产品进行安装，进入特教项目市场。经司法鉴定，范某关联公司采购常州建本公司、泰亿格公司、峰力公司特教设备金额为人民币1295684元，中标价格为人民币2427040元，毛利润为人民币1131356元，成本利润率为87.32%；卢某关联公司采购特教设备金额为人民币912447.50元，中标价格为人民币1810529元，毛利润为人民币898081.50元，成本利润率为98.43%；杜某关联公司采购特教设备金额为人民币2746246.30元，中标价格为人民币4160900元，毛利润为人民币1414653.70元，成本利润率为51.51%。经计算，杜某、范某、卢某在供应峰力公司、泰亿格公司、常州建本公司（卢某在武穴特校供应常州建本产品中标价为人民币272953元，进货价为人民币218362.40元，该货未供应，货款已付）的产品时，给国家增加采购成本人民币2817620.20元。
（三）玩忽职守的事实
2010年1月22日，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教育厅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改善学校办学条件，以鄂财教发（2010）5号文件联合下发《关于下达2009年地方教育附加项目支出预算的通知》，明确湖北省财政厅一次性下达湖北省2009年地方教育附加项目支出预算人民币4450万元，其中均衡项目专项补助资金为人民币2590万元，为湖北省阳新县、襄阳区、洪湖市、监利县、夷陵区、丹江口市、孝南区、掇刀区、华容区、黄州区、崇阳县、曾都区、鹤峰县、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神农架林区等17个县（市、区）各配备15个理化实验室（每个实验室按人民币10万元包干建设），此外，还为江汉油田教育集团补助资金人民币40万元，用于配备理化实验室。该项目由省教育厅统一进行政府采购，实验室设备发到相关县市。2010年3月18日，省财政厅以鄂财采计（2010）486号文下达《湖北省政府采购计划下达函》，指定该项目由湖北省政府采购中心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采购。
根据招投标工作流程，2010年3月29日，省教育技术装备处作为采购人，根据均衡发展实验室项目招标采购工作的投标人资质条件、投标样品、时间要求等问题致函湖北省政府采购中心，同时附送了吴某起草的招标文件（草稿），其中招标邀请书中明确投标人必须是其投标货物的制造商（以营业执照为主），必须在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前取得其所在省（市）教育装备部门或者教育部教学仪器研究所出具的产品鉴定报告，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必须在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前有地市级或以上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或教育部教学仪器研究所教学仪器设备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同月31日，湖北省政府采购中心就均衡发展实验室项目招标采购工作的采购内容、供应商资格条件、资格预审、评分办法、分包及定标办法、时间安排等内容编制了招标工作方案，报告至湖北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同年4月2日，湖北省政府采购中心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均衡发展实验室项目招标公告，后又针对投标人的条件、招投标工作的时间及评分标准等内容分别于同月6日、9日、15日、19日、23日在网上进行公告修改，将公告中投标人资格要求修改为投标人必须取得其所在省（市）教育装备部门或者教育部教学仪器研究所出具的产品鉴定报告，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必须取得地市级或以上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或教育部教学仪器研究所教学仪器设备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2010年4月7日，省教育技术装备处就修改投标人的条件违背了采购人的权益为由，致函省政府采购中心，要求恢复省教育技术装备处招标文件（草稿）中招标人的条件要求，但未被采纳。
武汉科瑞公司未取得省教学仪器行业协会评定的产品鉴定报告证书，不具备均衡发展实验室项目的投标资格。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得知浙江先锋公司具备均衡发展实验室项目投标资格条件后，即与浙江先锋公司业务员滕见成协商，并经浙江先锋公司负责人林某同意，由刘某以浙江先锋公司名义投标均衡发展实验室项目。浙江先锋公司随后设立武汉分公司，取得湖北省政府采购中心公告的招标文件中的相关条件。
2010年5月5日开标当天，省教育技术装备处向省政府采购中心递交了《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理化生实验室项目投标样品主要材料检测的说明》、《实验室项目侧板用材差价估算及样品制造工艺比较》、《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试点县（市、区）学校理化生实验室项目投标样品主要材料检测情况登记表》各一份，向省政府采购中心及评标专家出具“浙江先锋公司侧板厚度仅为15.1mm，大大低于16mm的要求”的说明，同时认定东莞广视通科教设备有限公司制造工艺、质量最好，浙江先锋公司等次之，并对侧板用材差价进行了估算，请求评标委员会根据省教育技术装备处招标文件（草稿）中“技术（指标、性能）有重大偏离”等要求作出科学、合理的决定。评标委员会经评审汇总后，浙江先锋公司以专家评标第一名被推荐中标。次日，省政府采购中心向省教育厅发函，将浙江先锋公司作为第一名推荐中标，并请省教育厅按有关规定确认中标供应商。同年5月12日，省教育厅对浙江先锋公司中标均衡项目的结果予以确认。刘某以浙江先锋公司名义中标六个项目县，中标金额为人民币5564626元。
同月16日，投标人江苏锡光科教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锡光公司）在网上得知均衡项目的中标结果后，对浙江先锋公司中标资格提出质疑，理由是：招标文件规定，投标商所提供的投标样品与招标技术要求不符，其投标将被拒绝，浙江先锋公司投标样品板材厚度为15mm，而招标文件要求的是16mm，故该公司中标不公平、不公正。同月21日，省政府采购中心答复江苏锡光公司，认为样品侧板厚度有一定偏差，但偏差范围小，不属于重大偏离，因此评标委员会认定浙江先锋公司的样品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刘某以浙江先锋公司名义中标后，于同年6月7日代表武汉科瑞公司与浙江先锋公司委托代理人滕见成签订了《委托加工协议书》，约定：由浙江先锋公司提供电源产品，开具项目款税票，并代缴应缴税款，以上金额合计人民币912146元；其他产品均由武汉科瑞公司购买原材料加工、生产并组织人员运输、安装，金额共计人民币4651280元。该项目实施时，吴某及被告人范健等人明知浙江先锋公司所供产品系武汉科瑞公司生产，设备安装人员系武汉科瑞公司工作人员，但未制止。
合同履行后，吴某带领被告人范健及周某等人进行检查时，发现刘某以浙江先锋公司的名义供应的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吴某及被告人范健等人发现上述问题后，决定对刘某罚款人民币100000元，同时决定将该罚款定向捐赠给崇阳县教育局。2010年12月10日，刘某以浙江先锋公司名义向省教育技术装备处写了一份书面承诺，同意从保证金中扣款人民币100000元，但该罚款最终未支付。合同履行后，刘某凭浙江先锋公司供货的六个项目县（市、区）教育局出具验收合格的证明、供货发票、供货合同、中标通知书，到省教育技术装备处办理结算手续。被告人范健等人明知六个项目县（市、区）教育局出具验收合格证明与事实不符，仍为刘某办理了支付手续，刘某以浙江先锋公司名义共领取货款人民币5563426元（因部分项目学校调整了产品，导致结算金额与中标金额不一致）。其中，洪湖市、鹤峰县理化生实验室供货合同标的金额为人民币1810990元，监利县、崇阳县、阳新县、随州曾都区四个县（市、区）理化生实验室供货合同标的金额为人民币3752436元。
经武汉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家具站对刘某以浙江先锋公司名义供货的六个项目县（市、区）随机抽取一所学校进行产品质量检验，结果为：1、洪湖市、鹤峰县（合同标的金额为人民币1810990元）所抽取的样品检测：板材厚度不达标，封边PVC不达标，甲醛释放量符合国家标准；2、监利县、崇阳县、阳新县、随州曾都区四个县（市、区）（合同标的金额为人民币3752436元）抽取样品检测：板材厚度不达标，封边PVC没达标，且甲醛释放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检验结论为不合格产品。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范健身为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830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范健在负责特教项目采购工作期间，违反项目采购计划须报相关部门审定，并实行政府统一集中采购的规定，擅自决定实行单一来源和询价的采购方式进行，设置投标条件为特定对象输送利益，明知他人围标、陪标不予制止，授意、支持他人划分区域、垄断瓜分市场，既增加国家采购成本，又致使伪劣产品进入项目学校，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3978833.20元，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范健在负责均衡项目采购工作期间，严重不负责任，明知他人供应的产品质量不合格，仍办理了结算支付手续，致使国家遭受经济损失人民币3752436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已构成玩忽职守罪。被告人范健如实供述受贿犯罪的行为以自首论，对其犯受贿罪依法减轻处罚。对被告人范健犯滥用职权罪，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范健在案发后退清了全部赃款，且在庭审中对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自愿认罪，有悔罪表现，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范健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已缴纳）；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已缴纳）。对被告人范健犯罪所得人民币2830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上诉人范健提出其不构成玩忽职守罪，原审法院判决对其滥用职权犯罪量刑过重。辩护人还提出：1、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范健犯滥用职权罪，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量刑过重。（1）特教项目改变采购方式的决策者是吴某，并非上诉人范健擅自决定，范健只是执行上级领导决议，系从事事务性工作，只应当承担次要责任。（2）原审法院判决认定造成国家397万余元的经济损失中，价值116万余元的产品虽然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但仍然有使用价值，且侦查机关并未对造成的经济损失作出鉴定，按照供货金额认定损失的依据不足；将供应商中标价减去进货价的差价280余万元，作为增加的采购成本，没有考虑企业的正常利润，也没有计算企业的经营成本，继而认定国家资金损失，依据不足。（3）上诉人范健的行为并不是造成损失的唯一原因和必然原因。上诉人到案后交代了其他大部分侦查机关并未掌握的滥用职权犯罪事实，为侦破案件起到重要作用，应当从轻处罚。2、上诉人范健不构成玩忽职守犯罪。在均衡项目中，上诉人范健并未实质性参与，只是负责项目完工结算中将付款金额做登记，供货发票、供货合同、验收合格证明等均由副主任王新国审核办理，最后核准的是吴某。范健在供应商手续齐全的情况下，办理了结算手续中的一个环节，与最后损失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如构成玩忽职守罪，也应认定上诉人范健具有自首情节，予以减轻处罚。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认为：1、上诉人范健犯滥用职权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自愿认罪，原审法院判决对其依法从轻处罚，量刑适当。2、在均衡项目中，上诉人范健作为省教育技术装备处招标采购办公室主任，在全面负责招标采购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在明知刘某以浙江先锋公司名义供货的产品质量不合格、项目县装备站出具的验收合格证明不真实、刘某承诺的罚款未履行等情况下，仍为浙江先锋公司办理了结算支付手续。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范健有义务监督刘某按照要求履行合同，因其未正确履行监管职责，给国家造成375万余元的经济损失。上诉人范健的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符合玩忽职守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并充分考虑上诉人范健具有自首、如实供述、自愿认罪、全额退赃等量刑情节，对其裁量刑罚适当。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1992年11月，湖北省编制委员会发文将原湖北省教育局教学仪器设备供应站批准更名为湖北省教育技术装备处，为财政全额预算拨款的事业法人，由湖北省教育厅直属管理。2003年10月，湖北省教育厅政府采购中心的业务职能划转湖北省教育技术装备处，该处随后增设招标采购办公室，具体负责相关政府采购的日常工作。2006年，湖北省人事厅、财政厅批准湖北省教育技术装备处参照公务员制度进行工资改革。上诉人范健于2004年3月任湖北省教育技术装备处主任科员，2008年3月开始担任该处招标采购办公室主任，负责湖北省教育厅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管理工作至案发。
（一）滥用职权的事实
2009年2月，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保障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的顺利实施，下发《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项目实施管理办法》。同年6月22日，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发改委联合下发鄂教发（2009）3号文件，明确规定全省特殊教育学校教学康复训练设备项目（以下简称特教项目）总投资人民币6000万元，实行省级采购，由省教育技术装备处具体负责。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上诉人范健伙同上级领导省教育技术装备处副处长吴某（另案处理）违反上述政府文件规定，不正确履行职责，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978833.20元。具体表现为：
一是擅自改变采购方式，为特定供应商输送经济利益，增加政府采购成本。根据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发改委联合下发的鄂教发（2009）3号文件规定，特教项目按设备类别进行分包并实行集中采购，省教育技术装备处应将全省特殊教育学校上报的采购计划进行分包汇总，报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审定。上诉人范健以及吴某等人违反上述规定，以各项目学校校舍建设进展不一致，集中招标不能满足部分学校的需求为由，擅自决定按项目学校分散招标的方式，通过范某、卢某、杜某三人所属的关联公司向特教项目指定产品生产商采购。经鉴定，范某、卢某、杜某的关联公司向泰亿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亿格公司）、峰力听力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力公司）、江苏常州建本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建本公司）采购特教设备，共计支付人民币4954377.80元。而上述三人的关联公司在省教育技术装备处的中标价格共计人民币8398469元，由此获得毛利润共计人民币3444091.20元。其中，范某、卢某的关联公司采购常州建本公司的毛利润共计人民币681061.60元，除卢某的关联公司向武穴特校供应常州建本公司特教设备的过程中，货未供应但货款已付（毛利润为人民币54590.60元）外，二人的关联公司实际并未向常州建本公司采购特教设备。上诉人范健伙同他人擅自改变采购方式，致使国家采购成本增加共计人民币2817620.20元。
二是与供应商合谋订立垄断协议，帮助瓜分特教项目供应市场。2010年10月下旬，范某、卢某、杜某三人商量共同垄断湖北特教项目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在吴某办公室提出配合做特教项目的请求，吴某通知上诉人范健到办公室后，范健提出按区域划分的想法。随后，杜某、范某、卢某三人达成协议，由杜某负责宜昌、恩施、襄阳、荆门等地区特校，范某负责孝感、荆州、十堰、随州、鄂州等地区特校，卢某负责黄冈、咸宁、潜江、黄石等地区特校。三人按照区域划分，各自联系对应特校，制作实施方案，并报备到特教项目指定产品生产商泰亿格公司、峰力公司、常州建本公司，要求三家公司不得再向其他公司授权。上诉人范健与吴某在制定询价文件时，按事先与范某等人商量的办法，将投标人必须取得设备生产商授权书原件作为投标条件，以期排除其他潜在投标人参与投标。在招标过程中，上诉人范健及吴某等人明知范某、杜某、卢某三人相互利用各自关联公司为对方陪标、围标，而未予制止，致使三人的关联公司相继顺利中标，从而获取利益。
三是未履行监管职责，放任供应商提供假冒伪劣产品进入特教项目市场。范某、卢某为了各自关联公司获取更多利润，在向黄冈、应城、郧县等地区的15所特殊学校供应特教设备时，将无产品标识、无生产许可证的产品冒充常州建本公司的产品进行安装。其中，范某的关联公司采购常州建本公司特教设备的中标价为人民币747600元，卢某的关联公司采购常州建本公司特教设备的中标价为人民币686566元（包括货未供应，货款已付的向武穴特校供应常州建本公司特教设备的中标价人民币272953元）。因此，采购上述假冒伪劣产品，国家支付价款共计人民币1161213元。
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发（2009）5号《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项目实施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发改投资（2010）87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201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
上述文件规定：教学、康复训练设备的配置，由各省有关部门统一组织设备招标采购，并参照《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项目教学、康复训练仪器配置指导目录》要求执行。
2、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鄂教发（2009）3号文件及附件1《湖北省特殊教育学校建设项目教学、康复训练仪器设备采购实施方案》、附件2《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项目教学、康复训练仪器配置指导目录》。
上述文件规定：省教育厅、省发改委成立湖北省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工程仪器设备采购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具体采购事务性工作由省教育技术装备处负责。省教育技术装备处收集汇总各项目学校报送的采购计划，按照设备类别进行分包汇总，报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审定后，按照审定设备清单办理相关手续，于每年5月集中组织采购招标。同时，湖北省教育技术装备处文件处理单，证明上诉人范健及吴某均阅处上述文件并签字。
3、湖北省教育技术装备处于2009年7月制定《湖北省特殊教育学校建设项目教学及康复训练仪器设备招标采购活动工作方案》，证明：（1）省教育技术装备处以各项目学校校舍建设进展不一致，对教学及康复训练仪器设备进行集中招标不能满足部分学校的需求为由，将特教项目确定为按项目学校分别进行招标采购的方式进行，参照货物和服务项目招标的有关规定，主要采取公开招标、询价、竞争性谈判方式进行；（2）装备处采购办公室负责依据项目学校申报的采购需求，编制采购文件。供应商完成合同任务后，项目学校组织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装备处采购办公室以供应商出具的验收报告、合同文本、发票等为依据，负责办理资金支付手续。
4、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湖北省特殊教育学校建设计划表以及杜某、范某、卢某在特教项目中的划分协议，证明杜某、范某、卢某三人达成协议，按照区域划分湖北特教市场，进行垄断经营。
5、湖北省教育技术装备处公告《2009年特殊教育学校教学康复训练仪器设备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湖北省各特校特教项目投标文件、评标资料、验收报告、结算资料等书证，证明省教育技术装备处在制定询价文件中设置了“必须取得相关设备制造商对本项目的授权书”的有利杜某、范某、卢某三人关联公司中标的条款，以及三人的关联公司相互陪标，按垄断协议分区中标的事实。
6、中标通知书、供应合同、验收报告、产品清单及结算资料等书证，证明：杜某、范某、卢某三人的关联公司在特教项目中分别中标人民币12440435元、4933070元、3971013元，且已结算。其中，卢某中标的武穴特校尚有价值人民币570929元的特教设备未供货。
7、杜某、范某、卢某的关联公司购买峰力公司、泰亿格公司、常州建本公司产品的合同、财务凭证、结算发票及常州建本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司关于收取杜某关联公司现金货款使用情况说明等书证，证明杜某、范某、卢某的关联公司购买峰力公司、泰亿格公司、常州建本公司特教设备实际支付的采购价款。
8、湖北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二条和省政府采购办公厅印发的“年度湖北省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规定，教学专用设备、专用仪器应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并属于集中部门、集中采购目录货物种类，应当办理政府采购相关手续。省教育厅“湖北省特殊教育学校建设项目教学及康复训练仪器设备采购”项目未在该处办理政府采购相关手续。
9、常州市建本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常州市建本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司常价证认字（2003）150号价目表，证明：该公司自注册成立以来从未与卢某、范某二人及其关联企业有过业务往来。盖有该公司公章的购销合同均系公司业务经理彭某的个人行为，其私自加盖公司公章，与卢、范二人及其关联企业开展业务，所涉产品均非该公司产品。
10、湖北众信司法会计司法鉴定所鄂众会鉴字（2013）第001号鉴定意见，认定：范某关联公司采购常州建本、泰亿格、峰力特教设备共计人民币1295684.00元，中标价格为2427040.00元，毛利润1131356.00元，成本利润率87.32%。卢某关联公司采购常州建本、泰亿格、峰力特教设备共计人民币912447.50元，中标价格为1810529.00元，毛利润898081.50元，成本利润率98.43%。杜某关联公司采购常州建本、泰亿格、峰力特教设备共计人民币2746246.30元，中标价格为4160900.00元，毛利润1414653.70元，成本利润率51.51%。
11、证人杜某、范某、卢某的证言，分别证明：特教项目是中央拨款项目，主要内容是针对湖北省各地市县72所特殊教育学校（聋哑学校）适用中央预算资金进行教学及康复训练仪器设备采购。采购工作由省教育厅统一组织，具体采购事宜由省教育技术装备处负责。该项目从2010年开始到2012年完成，湖北特教项目主要采取询价方式采购。范某、卢某、杜某的公司在湖北特教项目招标中，为了争取更多业务，赚取更多利润，采取划分区域垄断瓜分特教市场、围标串标、贿赂等不正当手段，为湖北多所特校提供部分康复、训练设备。其中，范某根据划分的协议共实施十所项目学校，中标金额总共有490多万元；卢某的相关公司中七个项目单位，中标金额400万元左右；杜某实施的十六个特教项目中有六个项目学校是以单一来源的方式进行采购。吴某、范健等人在其中为三人公司中标特教项目帮忙：一是范某、卢某、杜某在特教项目中划片分区，进行垄断经营，得到了吴某、范健的同意；二是吴某、范健知道范某、卢某、杜某的公司能够取得峰力公司、泰亿格公司、常州建本公司授权书原件，只要是范某、卢某、杜某三人报备的项目，产品授权书原件就以其报备单位为主，其他公司要想取得授权书必须征得报备单位的同意。吴某、范健在制作询价文件时，就明确要求供应商取得相关设备制造商对本项目的授权书原件，从而排除其他潜在投标人的竞争；三是吴某、范健明知范某、卢某、杜某的关联公司在特教项目的招投标过程中相互陪标，没有采取措施予以制止，保证了三人的利益。
证人范某、卢某还证明：为了获取更多利益，在履行供应合同中，没有供应常州建本公司的运动康复设备，是和常州建本公司的业务员彭某在市场采购的一些劣质产品，即以没有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及产品检测报告和注册商标的次品替代了常州建本公司的产品。对此，项目学校、吴某、范健等人都不知道。
12、证人吴某、石某、朱某甲、王某甲、袁某、彭某、畅毅祥、王某乙、黄某、于某、周某等人的证言，分别证明上述事实经过，并与前述书证、证人证言及上诉人某
13、上诉人范健供述：我处招标采购工作由副处长吴某分管，省教育厅系统的政府采购工作具体由采购办公室负责，我作为采购办公室主任全面负责办公室的工作。特教项目的经费来源是中央财政拨付的专项资金，根据省发改委和省教育厅联合发文要求，已经拨付到每一个项目学校的设备采购款，要全部上缴到省教育厅指定账户，由装备处根据各个项目学校上缴的资金情况统一组织招标采购。装备处组织的特教项目由项目学校的设备采购款上缴到装备处指定的账户，项目学校向装备处上报采购计划后，采购办进行审核汇总，并进行分类，然后采购办制定招标文件。特教项目的所有询价文件都是我制定的，并报吴某','2019-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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