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 n 民 事 判 决 书
＼n（2014）朝民初字第5158号＼n原告王春雷，男，1982年12月8日出生。＼n被告国册文化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65弄3号2088室。＼n法定代表人富晓强，执行董事。＼n委托代理人徐忠辉，上海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n委托代理人徐飚，男，1980年6月23日出生，上海金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n被告上海星盟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65弄3号2151室。＼n法定代表人钱荣根，执行董事。＼n委托代理人徐忠辉，上海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n委托代理人徐飚，男，1980年6月23日出生，上海金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n被告北京歌华时代桥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住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西街乙2号院5号楼三层302号。＼n法定代表人石海燕，董事长。＼n委托代理人张健，女，1980年9月9日出生，北京歌华时代桥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职员。＼n原告王春雷（下称姓名）与被告国册文化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册公司）、上海星盟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盟公司）、北京歌华时代桥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华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3年7月2日作出（2012）朝民初字第32007号民事判决，王春雷、国册公司、星盟公司均提出上诉。2013年12月1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16752号民事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春雷，国册公司、星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忠辉、徐飚，歌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健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n王春雷诉称：2003年7月18日，我进入国册公司法定代表人富晓强的公司，当时名为上海鸿吉印刷有限公司。至2011年12月27日我提起劳动仲裁时止，我分别在富晓强的公司担任网络管理员、北京办事处业务专员、业务经理、生产技术部经理、生产部经理、运营部助理总监、生产总监等职务。为逃避国家税收，富晓强频繁注册使用新公司，共计七家，他本人均为实际控制人，我一直为其工作。工作期间，我经常加班，但从对方从未发放加班工资，因公支出的相关费用也未履行报销手续。2011年10月开始，对方无故拖欠我工资、年终奖。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国册公司、星盟公司支付：1、2011年10月1日至2011年12月27日三个月工资计28736元，2011年2月至2011年9月共8个月扣发工资每月2000元计16000元，并支付25%的赔偿金11184元；2、2010年度奖金50000元及赔偿同期银行利息1750元；3、2011年2月1日至2011年12月27日加班费27097元及支付25%的赔偿金6774元；4、因公发生的费用至今未履行报销手续应支付的报销款20000余元；5、2003年至2011年2月未缴纳的社保30000元；6、解除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双倍经济补偿170000元；7、2011年2月1日至9月30日工资64000元及25%的经济补偿16000元。＼n国册公司、星盟公司辩称：王春雷与国册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其与星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王春雷所述加班情况不属实，奖金情况也不存在，报销款其均已经领取，2011年10月1日以后的工资应按考勤记录发放，故不同意其诉讼请求。＼n歌华公司辩称：2011年3月1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王春雷被派遣至星盟公司工作，工作由星盟公司安排，我公司只是代缴社保。＼n经审理查明：2010年6月1日，王春雷（乙方）与星盟公司（甲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双方合同为期壹年，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甲方根据公司工作经营情况，安排乙方到生产部门工作，乙方基本工资为1200元，考核奖金为4800元。＼n2011年3月15日，王春雷与国册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11年2月1日至2012年1月31日，甲方聘请乙方担任助理总监，乙方实行不定时工作制，试用期满后乙方薪金为8000元／月，其中工资3200元／月，效益奖金4800元／月，国册公司授权人处签字人为高山。＼n2011年5月1日，星盟公司（甲方）与歌华公司签订了《人才派遣协议书》，约定：本协议自2011年5月1日起生效，至乙方派遣到甲方的最后一名派遣员工劳动合同终止日期而终止……＼n2011年5月9日，王春雷（乙方）与歌华公司（甲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本合同于2011年3月1日生效，2013年2月28日终止，甲方派遣乙方工作的单位名称为星盟公司，派遣期限自2011年3月1日至2012年2月29日……＼n关于签订合同情况，经询，王春雷称：国册公司与星盟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都是富晓强，富晓明是他弟弟。2010年6月，因为有部分员工起诉公司，公司为避免再产生纠纷，要求与在职的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我作为老员工表示同意，并在一份空白的劳动合同上签了名，就是2010年6月1日的那份。其中的工资标准我认可，但是合同期限是矛盾的。2011年3月，公司要为在北京工作的人统一缴纳社保，由国册公司出面，与我们签订了劳动合同，同时也与歌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走劳务派遣的形式，用歌华公司的名来缴纳社保，实际与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2011年3月15日的合同是高山代表国册公司与我们员工签订的，大概有10人左右都是这个情况。高山于2011年入职，是公司副总，7月底因为拖欠工资她自己离职了；国册公司、星盟公司称：我们只认可2010年6月1日的劳动合同，合同中的壹年是格式的，王春雷是老员工，所以签了两年，没有试用期。2011年3月，公司要为在北京工作的人缴纳社保，所以星盟公司与歌华公司签订了派遣协议，由该公司负责代缴社保。2011年3月15日的合同上的章是国册公司的，但这是高山的个人行为，她为什么这么做不清楚。高山2011年2月左右入职国册公司，7月左右离职，与公司之间有过诉讼。星盟公司在北京的负责人是富晓明，国册公司在北京的负责人是富晓强，二人是兄弟关系；歌华公司称：国册公司、星盟公司与我公司都有派遣协议，王春雷是被派遣到星盟公司的，高山是被派遣到国册公司的。＼n关于加班费。王春雷就此提供了加班申请单32张，日期从2011年4月至11月，其中部分有原件上副总签字为高山，均标注有加班事由，日常延时加班38小时，周末加班50小时，其余申请单无原件，亦无负责人签字。＼n关于考勤。星盟公司提供了经过公证的考勤记录一份，其中显示部门为“星盟文化产业”，王春雷的考勤日期从2011年4月27日至12月26日，其中8月底之前的考勤记录基本完整（但上、下班时间不固定，有多次半夜及凌晨签到记录），9月1日以后考勤次数仅为24次。王春雷对考勤记录予以认可，但表示从记录中可以看出，其上班是不需要打卡的。星盟公司称其实行标准工时制度，王春雷称2011年3月以后才实行，之前都不正规。＼n关于工资发放情况。2010年8月至2011年2月，星盟公司向王春雷发放工资均为5850元／月。2011年3月，星盟公司向王春雷发放工资5850元，4月发放2979元（歌华公司另向王春雷支付2269.40元，下同不再说明），5月发放3699元（2229.50元），6月发放3249元（2229.50元），7月发放3375元（2096.50元）、8月发放5003.10元（2101.58元），9月发放3970.45元（3598.53元），10月歌华公司向王春雷发放1401.58元。上述歌华公司所发款项均系每月星盟公司向该公司转账后再行发放。星盟公司称8月工资中有一个1600元的奖励，9月工资中有中秋800元、国庆1000元的费用，还补发过一个485元补贴。经本院询问后，王春雷表示不要求歌华公司承担责任，星盟公司亦表示如果承担责任，与歌华公司无关，由其公司承担。＼n关于报销费用情况。王春雷提供了票据若干，其中部分发票付款人显示为星盟公司、部分无付款人、部分为白条收据、部分为出租车发票、加油费票据，并称：我提供的票据约250000元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款项我都从公司领取了，但大部分票据未交给公司，没有报销的费用大概20000元左右，具体数额无法确定，需要对方配合我领钱记录核实；星盟公司提供了王春雷签字领款及汇款票据，显示王春雷实际领款160000余元，并称：王春雷领款后一直未将相关票据交回公司，其提供的票据大部分不是有效报销票据，我公司不予认可，公司不欠其此项费用。王春雷对其中两张共计100000元的领款记录不予认可，并称相关票据多为2010、2011年的，与本案无关。＼n王春雷系外省市农业户口。2011年3月前，星盟公司未为王春雷缴纳社保。王春雷另提供了2011年8、9月份的付款申请单四份，上面有部门主管高山签字，公司负责人处有同意支付，刘妮红签字。国册公司、星盟公司表示无法确认上述付款单真实性。＼n王春雷工作至2011年12月26日，王春雷于12月27日向国册公司邮寄了离职申请，国册公司认可收到。＼n另，国册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富晓强，成立日期为2009年12月15日，股东为富晓强、刘妮红。星盟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钱荣根，成立日期为2009年11月30日，股东为钱荣根、富晓明。＼n2011年12月27日，王春雷以国册公司为被申请人提起劳动仲裁，2012年8月，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驳回了王春雷的仲裁请求。＼n上述事实，有相应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n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查认为仲裁裁决遗漏了必须共同参加仲裁的当事人的，应当依法追加遗漏的人为诉讼当事人。被追加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处理。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国册公司、星盟公司系关联方，故二者应一并承担责任。＼n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争议焦点主要在于王春雷工资标准如何认定。王春雷与星盟公司的劳动合同约定工资为6000元，该合同签订时间最早，王春雷的工资亦由该公司实际发放，发放标准一直为6000元。同时，根据王春雷与歌华公司之间的合同，应该确认，王春雷的工资为6000元／月。至于王春雷与国册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该合同签订日期为2011年3月15日，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该合同系为上社保所签，故其中相关约定（包括工资标准）不应作为本案审理的依据。＼n在此基础上，对于王春雷的各项诉请，2011年10月1日至12月26日期间工资，扣除已发的1401.58元外，应发数额为15564.42元。每月扣除2000元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010年年度奖金及利息一项，王春雷未就此举证，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加班费一项，王春雷提供了加班申请单，其中载有加班事项、时间，且有国册公司副总签字确认，故本院对其中有原件及副总签字的部分予以认定，其余部分，不予认定；报销款一项，根据王春雷自述，其中绝大部分款项其已经实际领取，而其提供的票据，星盟公司不予认可，本院亦无法确认其全部属于应由公司报销范围，且王春雷也无法明确未报销数额，故本院对其此项请求，难以支持；2010年1月至2011年2月，星盟公司未为王春雷缴纳社保，故应赔偿此期间的养老及失业保险损失；星盟公司未按时支付王春雷工资及加班费，在王春雷提出离职后，其应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王春雷要求支付64000元工资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5%经济补偿金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定。鉴于王春雷及星盟公司均表示不需要歌华公司承担责任，本院不再判处。＼n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n一、被告国册文化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星盟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王春雷二0一一年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期间工资一万五千五百六十四元四角二分；＼n二、被告国册文化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星盟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王春雷加班费五千四百一十四元；＼n三、被告国册文化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星盟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王春雷二0一0年一月至二0一一年二月期间养老保险损失二千二百四十元、失业保险损失五百八十八元；＼n四、被告国册文化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星盟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王春雷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一万二千元；＼n五、驳回原告王春雷的其他诉讼请求。＼n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n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国册文化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星盟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n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n审判长吴岩人民陪审员杨凯萍人民陪审员贾玉淑＼n二〇一四年七月二日＼n书记员张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