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11民初425号
原告（反诉被告）：宁波镇海好董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30891022-X）。住所地：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金诚路158号7幢。
法定代表人：董启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友全，浙江雄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宁波东光五金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3211513-7）。住所地：宁波市镇海区经济开发区A区。
法定代表人：陈崇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世雄，上海市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昭，浙江素豪（象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宁波镇海好董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董氏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宁波东光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光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纪培福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6年3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被告东光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本院决定予以合并审理。因本案案情复杂，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好董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启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友全、被告东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浩忠、汪世雄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被告（被告）先后撤销了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浩忠、柴萍萍、邱茂波的代理资格，又委托徐昭作为诉讼代理人。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庭外和解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好董氏向本院提出本诉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东光公司支付原告管理咨询服务报酬费132万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2月9日，原、被告本着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经过友好均商，订立了一份《管理咨询合同书》。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企业管理及营业、生产流程、财务、税务等咨询服务。合同期限为5年，即自2015年3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管理咨询服务报酬费为每月22万元。合同订立后，原告即开始为被告提供上述服务，原告向被告单位派遣了总管及总管助理、财务主管、产品开发品质管理人员4名和营销人员3名（根据工作需要，略作调整）。上述人员的工资、奖金、福利费等均由原告承担。合同履行初期，被告尚能及时给付管理、咨询服务费，但自2015年8月起被告开始拖欠。原告多次向其催讨，被告以企业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经济困难等为由不予支付。原告认为，双方订立的合同合法有效，原告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条款，竭诚为被告提供服务，被告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管理、咨询服务费显属违约，遂产生本诉。
原告好董氏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被告于2015年2月9日订立的管理咨询合同书一份，欲证明原、被告双方权利义务，合同期限是五年，被告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但需提前一个月通知原告，每月的22万元被告需每月5日之前支付给原告。经质证，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2.2015年11月28日被告东光公司作出的董事会决议复印件、2015年12月15日的公告、2015年12月23日职工大会会议的内容记录各一份，欲证明截至2015年底，原告一直在为被告提供管理、咨询等服务。经质证，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有异议，称其并不能证明是原告作为单位主体为公司在服务，并不是叫原告以公司名义参与。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3.顺风快递面单一份，欲证明被告通过快递形式通知的方式要求原告腾退办公用房。经质证，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有异议，称2015年关于解除管理咨询合同的通知原告没有收到，所以被告第二次就以快递的形式通知原告。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4.原告给被告的复函一份，欲证明原告收到被告要求原告腾退办公用房的通知，关于解除管理咨询合同的通知是编造。经质证，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称，关于要求腾退的事实没有异议，关于解除管理咨询合同的通知是编造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5.函件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到2015年底，被告还是叫原告办理有关事务，原告已经尽到相关管理、咨询的服务。经质证，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函件为复印件，被告予以否认，本院不予认定。
6.被告向宁波市镇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保出具的报告一份，欲证明到2015年12月24日，作为原告还是为被告提供管理、咨询服务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7.公告一份，欲证明到2016年1月11日，被告通知原告的法人代表人到此为止，实际原、被告正式解除合同是2016年1月11日，公告是被告送给原告，经质证，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有异议，称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董启祥当时是与职工发生争议，致使公司事务无法推进。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8.经原告申请，本院予以准许的证人谢某的出庭作证证言一份，欲证明原告提供管理咨询服务的事实。该证人陈述，其在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底在被告东光公司任职，担任专案经理。生产根据台北订单安排，有关日常生产情况向原告好董氏公司汇报，2016年1月底，被告车间关闭，其他业务从外面采购。其在任职期间并未听说过原、被告之间在2015年7月解除管理咨询合同，当时双方关系很好，将近有十个多人，其中台湾人有四五个，这些人的工资由原告好董氏公司发放，通常原、被告之间通过现场或邮寄的方式告知相关事宜，2016年1月27日被告东光公司以快递邮寄的方式通知原告好董氏公司腾退办公用房。经质证，原告对该证人证言无异议，被告称该证人并不是原告的委派人，也不是被告的上层管理人，其陈述不真实，不可采信。本院结合原告好董氏公司员工工资汇整表等其他证据，对其陈述的基本事实予以认定。
9.经原告申请，本院予以准许的证人王某1的出庭作证证言一份，欲证明原告提供管理咨询服务的事实。该证人陈述，其在2011至2016年1月在被告东光公司负责电脑网络，后被裁员。原告好董氏公司在2015年与被告签订过管理咨询合同，被告委托原告进行管理咨询，其并未看到过和听说过双方关于解除管理咨询合同的通知，其离开公司时，原告好董氏公司还有董启祥顾问、谢某、单某等人还在工作。经质证，原告对该证人证言无异议。被告称该证人陈述不真实，其证言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结合原告好董氏公司员工工资汇整表等其他证据，对其陈述的基本事实予以认定。
被告东光公司答辩称，第一，原告要求被告付清2015年8月至2016年1月管理咨询服务费计132万元缺乏事实根据。原告履行《管理咨询合同书》项下的主要义务是向被告提供人员，原告在服务过程中向被告提供了7名工作人员，分别为王基盈、郭浩任、周益峰、王某2、魏某、沈某、单某（同时兼任原告的会计），自2015年8月开始，原告取消了除单某外的其他6名员工的提供，此行为足以表明原告已终止履行合同约定的咨询服务义务，因此管理合同在2015年7月31日已经解除。第二，2015年6月26日被告在原告的办公室门上张贴了《解除管理咨询合同书的通知》，2016年1月13日被告出具的《管理咨询合同调整修订》由被告工作人员王某2通过邮件方式发送给原告工作人员单某，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董启祥均委托单某处理该邮件，尽管双方未在《管理咨询合同调整修订》签字盖章，但至少可以证明被告已确信《管理咨询合同书》已经解除。2016年1月27日，被告出具并发放《要求腾退并交还办公室的通知》，原告认可收到过。上述事实足以互相印证《管理咨询合同书》在2015年7月31日解除。第三，被告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根据《管理咨询合同书》第二条第三款的约定：“甲方如欲解除合同关系，须于一个月前以书面通知乙方，并提供一个月报酬予乙方作为补偿”，《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被告解除《管理咨询合同书》符合法律规定。第五，被告《管理咨询合同书》具有正当理由。被告委托原告提供经营管理服务，但原告接收该管理服务以来，不但未帮助被告建立良好的经营管理秩序，改善经营业绩，而且导致公司亏损每月增加，原告未提供高质量的人员，也未形成相关咨询报告和咨询资料，不能完成被告交付其应完成委托任务。为避免被告经营状况继续恶化，被告才提出解除与原告签订的《管理咨询合同书》。
被告东光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2015年3-8月《资产负债表》打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参与被告经营管理咨询服务后亏损增加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事实有异议，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2.《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被告同在一个楼办公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3.2015年6月26日《解除管理咨询合同书的通知》及照片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被告具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并在原告办公室张贴解除通知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持有异议，称没有接到过此通知，也没有看到过通知。本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该通知被告以按合同约定的方式送达对方。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4.2016年1月27日《要求腾退并交还办公室的通知》复印件一份，欲证明《管理咨询合同书》于2015年7月31日解除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可收到过此份通知，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事实有异议，管理咨询合同并未在2015年7月31日解除，而且要求腾退办公室是2016年1月27日，相差半年之久，不符合常理。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5.2015年11月18日东光公司董事会决议2015年12月15日东光公司公告、2015年12月23日东光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管理咨询合同书》合同解除后的事务处理。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事实有异议。既然合同解除了，六个月以后还要处理被告事务是显然不符合常理。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6.经被告申请，本院依法准许证人单某的出庭作证证言一份，欲证明原告提供管理咨询服务过程的事实。该证人陈述，其在2013年到2015年2月在被告东光公司担任会计，其后林婉婷派其到原告好董氏公司担任会计。原告好董氏公司为被告东光公司提供咨询管理服务，原告好董氏的员工一部分原先是被告东光公司的职工（6人），一部分是从上海凡联阀门有限公司划过来的。到2015年11月、12月，被告东光公司有解除原先咨询管理合同，重新修订合同的意思，从2015年12月以后，新的管理咨询合同每月的咨询管理费为每月3万元，她收到过此修订合同，转交给了董启祥，但他并没有签字盖章。她没有看到过解除原管理咨询合同的通知，只是听说过，被告东光公司已经支付原告110万元咨询管理费。经质证，原告称该证人单某说解除的合同没有看到过，合同双方没有签章过，说明是此合同空白的，双方并未就关于修订咨询合同达成合意。被告称证人单某所说是真实的，合同经过她手，想证明后续是另外的事情，不是前面的延续。本院综合其他证据，对该证人证言所陈述的基本事实予以认定。
7.经被告申请，本院依法准许证人王某2的出庭作证证言一份，欲证明原告提供管理咨询服务过程的事实。该证人陈述，其在2015年3月到2015年7月在原告处工作，7月以后又到被告处工作。因为两家公司要解除咨询合同，但解除合同的公告并没看到过，他被林婉婷安排回到被告东光公司工作，其在2015年7月底离开原告时，尚有4人在办公。经质证，原告称证人没有亲眼看到合同解除。被告称证人所说客观真实，证明2015年7月已经解除合同。本院认为，该证人陈述其并未看到过解除管理咨询合同的公告，其在离开原告好董氏公司时，原告的部分员工尚在提供管理咨询服务，结合原告好董氏公司员工薪酬汇整表等其他证据，对其陈述的基本事实予以认定。
8.经被告申请，本院予以准许的证人沈某的出庭作证证言一份，欲证明原告提供管理咨询服务过程的事实。该证人陈述，2015年7月之前其在原告处工作，原告发工资，7月之后被林婉婷派到被告处工作，被告发工资。其离开原告处时王某2、魏某等在原告工作。关于被告要求原告腾退办公室的通知其看到过。经质证，原告称证人没有说实质性问题。被告称证人所说是真实的。结合原告好董氏公司员工工资汇整表等其他证据，对其陈述的基本事实予以认定。
9.经被告申请，本院予以准许的证人魏某的出庭作证证言一份，欲证明原告提供管理咨询服务过程的事实。该证人陈述，其原在被告处工作，后林婉婷安排其在原告处工作过，前后工资没有变动过。经质证，原告称证人并未谈及实质性问题，被告对该证人陈述无异议，本院结合其他证人的陈述，结合《好董氏各月薪资汇整表》中关于证人魏某薪酬发放情况，本院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诉讼期间，被告东光公司向本院提出了反诉请求：判令原告好董氏公司立即向被告东光公司返还管理咨询费38万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2月9日，原、被告签订《管理咨询合同书》，约定原告派员为被告的经营管理及税务财务等提供全方位的管理活动。在合同签订后，原告自2015年8月起停止向被告委派员工。2015年11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双方同意对合同进行调整修订，并约定原合同期限调整为2015年3月至8月，管理咨询费从每月22万元调整到每月12万元，被告已付110万元，故原告应向被告返还38万元。2016年1月，原、被告就此签订了协议。因双方经协商后已经终止了原合同的履行，并且双方就有关事宜达成一致，原告应按约定退还被告38万元管理咨询费。
反诉被告好董氏公司答辩称，管理咨询合同并未变更过，根本不存在管理咨询费的返还问题，应驳回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反诉原告）东光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民事起诉状（含公证书）一份，欲证明案外人林琬婷向法院提起诉讼、等待审判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反诉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2.2015年到2016年1月11日林琬婷与董启祥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和公证书一份，欲证明林琬婷是原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负责人，在原告经营过程中，董启祥都向林琬婷进行汇报并由林琬婷作出决定，董启祥是在林琬婷的领导下工作。经质证，原告对该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发票回冲的内容董启祥不予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该组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3.2015年1月22日至2016年1月11日期间原告与王某2等往来邮件计八份、单某向原告发送的邮件一份，欲证明原告公司成立后，林琬婷安排王某2管理公司印章并协助林琬婷的工作，安排单某负责会计工作，王某2在2015年8月4日离开公司后将公司印章交给董启祥保管，但王某2仍一直协助林琬婷落实有关公司的事务；王和单在邮件均称林琬婷为林董、林经理，有关邮件内容和工资表中反映出董启祥的职务为顾问；原告的业务指派、员工的劳动关系和薪资等均由王某2向林琬婷作出汇报和请示。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没有异议，但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该组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4.2015年1月20日至12月10日王某2与单某往来邮件计八份，欲证明往来邮件中单某称王某2为王经理，王某2称单某为单会计，两人称董启祥为董顾问，往来邮件内容中涉及原告公司的业务合同及结算、房屋租赁、人员工资等事项，反映了单某向王某2汇报工作，王某2安排有关工作给单某负责实施。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没有异议，但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该组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5.单某谈话笔录一份，欲证明单某证实林琬婷系原告公司的实际股东和投资人，公司的管理经营以及人员的录用和职务安排等都由林琬婷负责，单某也在林琬婷领导下工作，除后期盖章外，单某与董启祥没有工作上的关系。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没有异议，但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单某是被告单位的会计，与被告单位有利害关系，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该组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本院将结合其出庭作证证言予以论述。
6.《管理咨询合同调整修订》一份，欲证明2016年1月13日，双方签订管理咨询合同调整修订，约定2015年管理咨询期限调整为2015年3月至8月，调整管理咨询费从22万元调整到12万元。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有异议，称合同是伪造的，不合法，林琬婷并不是好董氏公司的法人代表，双方并未协商达成合意，好董氏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不清楚有此份合同。本院认为，该份合同双方并未签字盖章，本院不予认定。
7.会计人员单某整理的好董氏各月薪资汇整表一份，欲证明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期间好董事公司所有人员的工作岗位、工资金额以及参加或离开好董氏公司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截止到2015年8月4日，安排在被告单位工作的六名台籍人员均已经陆续离开好董氏公司，除安排在被告公司上述人员外，好董氏公司其余工作人员安排为上海凡联阀门有限公司提供服务，董启祥在原告公司任顾问职务，每月工资1万元。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称这些人都是在好董氏工作的，工资由法定代表人董启祥发放，期间六个人陆续转到宁波东光公司名下，工资由东光公司发放了。上海凡联阀门有限公司是东光公司在上海注册的一家公司，实质是东光公司的产品，我们也是替他做售后服务，但这些都是原告好董氏公司的内部管理，合同也没有明确约定到底要派多少人去东光公司，就算人员减少了，也不代表原告不为被告公司服务了，并不影响委托咨询管理合同的履行。本院结合相关证人的陈述，综合其他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8.上海凡联阀门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管理服务费凭证一组，欲证明在与被告合同履行期间，原告与上海凡联阀门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管理咨询服务合同关系，上海凡联阀门有限公司自2015年3月至9月期间每月向原告支付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费2万元，共计支付14万元，可以看出，原告也有部分人员安排为上海凡联公司提供服务活动。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有异议，称与本案无关。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该组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9.工资支付凭证和工资表等计四份，欲证明董启祥自2014年5月15日至2015年2月14日在被告公司担任顾问职务，每月工资1万元；原告公司成立后，董启祥根据林琬婷的安排到原告公司担任顾问工作，工资仍为1万元。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有异议，称与本案无关。原告好董氏公司的经营业务都是跟林琬婷、王某2商量的，2016年2月底与公司员工全部解除合同。结合原告好董氏公司的薪资汇整表，关于证实董启祥工资发放情况，本院予以认定，但对其他部分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10.原告公司基本情况一份，欲证明林琬婷在原告公司是监事。经质证，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11.银行帐户开户资料一组，欲证明林琬婷是公司实际负责人，开户的时候林琬婷用了私章。经质证，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与待证事实无关，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该组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12.经被告申请，本院依法准许证人单某出庭作证证言一份，该证人陈述，其在2013年到2015年2月在东光公司担任会计，后被林婉婷派到好董氏公司做会计，2016年2月被董启祥解除职务离开公司。关于在2015年12月与王某2之间往来邮件确实存在，东光公司按咨询管理合同和修订案共支付了110万元咨询管理服务费，从2015年12月以后东光公司要修订原合同，将咨询管理费改成每月3万元。关于调整修订的两份合同他收到过，交给了董启祥，但他并没有签字盖章。好董氏的员工原先是东光公司的员工，从东光公司划过来的，公司的办公室也是东光公司的，好董氏公司还有一部分是为上海凡联阀门有限公司提供服务的员工，原先是从上海凡联阀门有限公司划过来的。董启祥原先是东光公司的，划到好董氏公司担任顾问，林婉婷负责东光公司财务审计。2015年11月到12月，东光公司有解除合同重新修订的意思，但关于解除原咨询合同的通知并没有看到过，只是听说过，咨询管理合同关于补偿一个月的管理费也没履行过。他在2016年2月要离开好董氏公司时，公司还有董启祥顾问、金云芬、刘亚、吴锲华、单某、谢某六个人。转到好董氏公司的人员，其社保等由好董氏公司负责缴纳。经质证，被告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称该证人说明了本案合同的履行情况，6个人已经离开了，其他人是负责为上海凡联阀门有限公司提供管理服务，反映了2015年11月12月准备订立新的合同。原告称单某与东光公司有利害关系，但其作为东光公司的会计，陈述比较客观，双方要解除合同是2015年11月到12月之间的事情，但原告法定代表人没有签字、盖章。本院综合其他证据，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反诉被告好董氏公司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
为查明案情，本院依职权调取了（2016）浙0211民初2249号案件的审理笔录以及证人证言笔录，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调取的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认定本诉、反诉案件事实如下：
2015年2月9日，原告（反诉被告）好董氏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东光公司签订一份《管理咨询管理合同书》。合同约定，原告好董氏公司接受被告东光公司的委托，为被告东光公司提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同期限为5年，自2015年3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合同履行期间，原、被告都是独立企业单位，原告好董氏公司并不属于被告东光公司。原告承揽被告的工作内容：1.提供管理及事务性咨询服务；2.营业及生产流程等咨询服务；3.财务、账务、税务咨询服务（被告仍须聘请会计事务所、税务事务所），上述工作，原告提供人员到被告协助日常营运流程及协助审阅相关单据，相关经营决策仍应由原告好董氏公司自行决定。原告好董氏公司应以合同书的约定，派遣人员至被告东光公司工作地负责完成所管理、咨询服务之工作，对原告所派遣人员，被告应提供相关协助，其交通食宿等相关费用由被告负责。本合同期间，被告如欲解除合同关系，须于一个月前以书面通知原告，并提供一个月报酬予原告作为补偿。被告如需要而有调整被告服务工作地点或内容之必要时，原告不得任意或借故拒绝，被告应提供相关的协助，并全额提供交通食宿等相关费用补贴。原告管理、咨询服务费每月人民币22万元（含税），因承揽本协约所获得的报酬，原告应负之税捐应自行缴纳。被告于每月5日前给付承揽报酬给原告。本合约期间，原、被告都是独立企业单位，原告并不专属于被告，双方并无从属关系，故有关原告人员的薪资福利及社保税款等由原告自行负责。被告须提供原告人员因管理被告工作必要设备与信息，原告应严格遵行被告有关劳工安全卫生相关规定与其他各项管理规章制度的规定。
《管理咨询管理合同书》签订后，原告按约定为被告提供人员进行管理咨询活动。被告向原告支付管理咨询费合计5个月共110万元，原告对此予以认可。2015年11月18日被告召开董事会，形成一份董事会决议。决议内容为：1.同意被告东光公司调整经营模式，将厂房、设备等进行租赁；2.同意缩减现有被告东光公司的规模，缩减人员；3.同意委托原告好董氏公司管理被告的日常行政管理事务、法律合规事务、财务及租赁事务。被告的相关董事分别签名。
2015年12月15日，被告东光公司出具公告一份，内容为：“按宁波东光公司五金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由曾顺荣总经理授权管理公司，现授权宁波镇海好董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启祥先生，担任宁波东光五金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之最高执行权，执行与监督公司的日常事务，同时董启祥顾问负责向曾顺荣总经理报告日常经营管理情况的职责”。2015年12月23日中午由原告好董氏公司董启祥召开被告东光公司职工大会，内容为：1.“由于宁波东光五金有限公司受国际市场影响已连续两年巨额亏损，公司已处于经济困难状况，今年11月18日公司董事会决定压缩公司经营规模，缩减部分员工，执行裁员计划。按2015年12月1日公布的组织结构图进行压缩，终止时间于2016年1月31日止。车间的工作于1月31日前全部完成。2.部分压缩人员的赔偿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进行赔偿。3.压缩人员宿舍提供放宽至2016年2月底前必须办理，但需交押金500元。”2015年12月24日，被告制作关于企业压缩员工（备案报告），其中载明：“2015年12月23日上午11点宁波镇海好董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顾问董启祥先生与宁波东光五金有限公司委员（8位委员）召开会议（会议内容如附件）。2015年12月23日下午12点35分由宁波镇海好董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顾问董启祥先生代表宁波东光五金有限公司举行全场职工大会，讲清宁波东光目前经营困难实状，公司目前的销售是零订单的状况及董事会决定裁员计划。涉及裁员人数共计15人（裁员名单如下：张仲江、王正林、梁伯伟、周立峻、杜晓明、杨梅花、李小芝、吕放朝、高文、吴金位、张虎、徐小俏、廖胜良、刘影，王某1），裁减人员于2016年1月底前办理完所有解除合同手续，同时公司会依法足额支付经济补偿金。2016年1月11日，被告东光公司发布公告，其内容为：“主旨：终止董启祥先生管理本公司事务之授权。说明：本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授权董启祥先生为本公司日常经营之执行官，惟主客观条件已然改变，自即日起终止其授权，日常管理与一切事务均回归由本公司干部与员工处理，自公告之日起生效执行。”被告东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顺荣核准。
2016年1月13日被告出具一份《管理咨询合同调整修订》，由其工作人员王某2通过邮件方式发送给原告工作人员单某，但双方未在《管理咨询合同调整修订》签字盖章。2016年1月27日，被告东光公司以邮寄快递的方式向原告好董氏公司下发《要求腾退并交还办公室的通知》，其内容为：“宁波镇海好董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董启祥先生：贵司与我司于2014年12月签订了一份《办公室租赁合同》，惟我司经营状况丕变，为此，我司依据《办公室租赁合同》第八条约定，决定于2016年4月30日解除《办公室租赁合同》，并同意给予贵司三个月的违约金（可抵扣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租金）请贵司于2016年4月30日前腾退办公室，将办公室交还给我司。另，贵司与我司的《管理咨询合同书》经双方合意已于2015年7月31日解除，依照办公室租赁合同，我司并无提供伙食之义务，自2016年2月1日起不再提供贵司人员伙食。原告认可收到该《要求腾退并交还办公室的通知》。2016年2月1日，原告好董氏公司向被告东光公司复函一份，内容为：“宁波东光五金有限公司及曾顺荣先生：贵司送发的《要求腾退并交还办公室的通知》收阅。提醒贵司，我们在2015年2月9日签订的《管理咨询合同书》仍具法律效果，请按《管理咨询合同书》条款执行。《通知》中提到2015年7月31日解除《管理咨询合同书》纯属编造，我司保留追究司法责任之权利。贵司擅自中止《合同》文本中规定责任将视为违约”。
另查明，根据原告好董氏公司各月薪资汇整表，结合财会人员单某的等人的证言，可以确认：自2015年3月起至2016年1月止，陆续在原告好董氏公司名下工作的员工总共15名，即：董启祥、林婉婷、林资深、王基盈、郭浩任、周益锋、王某2、魏某、沈某、金云芬、刘亚、吴洁华、岳友龄、单某（兼任东光公司财会）、谢琴。四名职员金云芬、刘亚、吴洁华、岳友龄主要为上海凡联阀门有限公司提供服务。其中，金云芬、刘亚、吴洁华的薪资自2015年4月起发放至2016年1月，岳友龄的薪资自2015年3月起发放至2015年5月。原告好董氏公司向林资深发放了2015年3月的薪资，王基盈的薪资自2015年3月起发至2015年4月，郭浩任的薪资自2015年3月起发至2015年5月，周益锋、王某2、魏某、沈某四人的薪资自2015年3月起发至2015年7月，董启祥的薪资自2015年3月起发放至2016年1月，林婉婷的薪资自2015年3月起发放至2015年10月，单某的薪资自2015年4月发至2016年1月，谢某的薪资自2015年11月发至2016年1月。根据工商注册登记信息看，董启祥为原告好董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本院认为，本诉双方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涉案《管理咨询合同书》是否已于2015年7月31日解除。本院对此分析如下：原、被告签订的《管理咨询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依据合同约定主张解除合同时，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对方时解除。本案中，双方已经在《管理咨询合同书》中明确约定，本合同期间，被告如欲解除合同关系，须于一个月前以书面通知原告，并提供一个月报酬予原告作为补偿。现被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解除合同的通知送达原告。说明被告并未按合同约定履行通知义务，也未按合同约定补偿原告一个月的报酬，而且，原告在2016年8月后尚有董启祥、林婉婷、单某、谢琴等继续为被告东光公司提供管理咨询等服务，原告好董氏公司继续发放薪资。因此双方签订的《管理咨询合同书》并未在2015年7月31日解除。根据2015年11月18日被告东光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同意委托宁波镇海好董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管理宁波东光有限公司的日常行政事务、法律合规事务、财务及租赁事务”，被告东光公司在2015年12月15日按董事会的决议授权原告好董氏公司的法人代表董启祥担任被告东光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的最高执行官，执行与监督公司的日常事务，并予以公告，2016年1月11日，被告东光公司又以公告形式终止了关于对原告好董氏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启祥的授权，日常管理及一切事务均由被告东光公司自行管理。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好董氏公司认可《管理咨询合同书》实际是在2016年1月11日解除，原告好董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启祥也解散了公司员工，不再为被告提供管理咨询服务，结合相关证人证言及原告停发相关员工薪酬的实际情况，可以认定该《管理咨询合同书》实际在2016年1月11日解除。关于被告抗辩，自2015年8月开始，原告取消了除单某外的其他6名员工的提供，此行为足以表明原告已终止履行合同约定的咨询服务义务，因此管理合同在2015年7月31日已经解除。本院认为，该合同并未明确约定关于原告提供管理咨询服务的具体人数，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原告根据被告的实际经营情况可以调整服务人数。而且自2015年8月后原告的董启祥、林婉婷、单某、谢琴等继续为被告东光公司提供相关管理咨询等服务。因此，原告提供服务人员的数量减少并不能认定原告以实际行为终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故对此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辩称2015年6月26日其在原告的办公室门上张贴了《解除管理咨询合同书的通知》，已经履行了解除合同的通知义务，对此原告予以否认，被告也无其它证据佐证，其提供的证人证言也不能认定被告确实张贴过解除合同、原告已经对解除合同完全知情，故对此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抗辩，2016年1月13日被告出具的《管理咨询合同调整修订》由被告工作人员王某2通过邮件方式发送给原告工作人员单某，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董启祥均委托单某处理该邮件，尽管双方未在《管理咨询合同调整修订》签字盖章，但至少可以证明被告已确信《管理咨询合同书》已经解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虽然被告通过其工作人员向原告的工作人员发送了《管理咨询合同调整修订》，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董启祥并未同意签字盖章，该《管理咨询合同调整修订》并未发生合同效力，不能据此判断原告同意解除原合同。关于被告辩称，2016年1月27日，被告出具并发放《要求腾退并交还办公室的通知》，原告认可收到过。可以印证《管理咨询合同书》在2015年7月31日解除。本院认为，被告向原告发放的是要求原告腾退办公室，其在该通知中一并指出的涉案管理咨询合同在2015年7月31日已经解除，原告对此持有异议并复函否认，据此通知不能认定被告已经依照约定行使了合同解除权。被告的腾退通知亦可印证管理咨询合同于2016年1月11日解除的事实，故对此抗辩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关于被告辩称，原告提供的管理咨询服务质量较差，也未向被告提供相关咨询报告，公司实际经济状况并未好转，而是继续恶化，不应支付原告管理咨询费，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管理咨询合同书》并未明确约定原告须提供相关咨询报告，也未约定原告派员的数量以及原告服务的质量标准，原告对被告管理咨询服务是根据被告公司情况实行动态管理，并不以交付具体成果为结算依据。在原告派员参加被告公司管理咨询服务的情况下，在不可归责于原告的原因致使被告出现经营状况，被告应支付原告相应的报酬。故本院对此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本诉双方的争议焦点二是，原告的管理咨询费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双方《管理咨询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间，被告支付原告的管理、咨询服务费每月人民币22万元（含税），但考虑到被告在2015年8月后经营状况恶化，业务订单很少，公司裁员等情况，被告需要原告提供的管理咨询服务工作量会有大幅下降，而且自2015年8月起，原告向被告提供的人员数量较少，其在服务过程中所支出的企业成本（如员工薪资、福利待遇）也大幅降低。若仍按约定每月22万元的管理咨询费支付，对被告来说，显失公平。本院综合本案案情，酌情确定被告支付原告每月管理咨询服务费14万元，管理咨询费应支付至合同解除日。现原告好董氏仅起诉要求被告东光公司支付为期6个月整的管理咨询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故本院认定自2015年8月起至2016年1月止，被告应支付原告拖欠的6个月的管理咨询费84万元。
关于反诉的争议焦点：原告是否应向被告返还38万元的管理咨询费。被告称在2015年11月，双方同意对合同进行调整修订，并约定原合同期限调整为2015年3月至8月，管理咨询费从每月22万元调整到每月12万元，被告已付110万元，故原告应向被告返还38万元的管理咨询费。原告称管理咨询合同并未变更，不存在管理咨询费返还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从被告提供的填写日期为2015年11月1日《管理咨询合同书》和《管理咨询合同调整修订》来看，被告与原告均未签字盖章，对双方不具有合同约束力。被告提供的填写日期为2016年1月13日的《管理咨询合同调整修订》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董启祥并未签字，也未加盖公司印章。该文件上虽然加盖了林婉婷个人印章，尽管被告提出原告实际负责人为林婉婷，而且，林婉婷于2016年7月向本院另案起诉，请求确认林婉婷享有原告100%的股权，并要求原告和董启祥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但因林婉婷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原告并未授权或事后追认的情形下，林婉婷在该文件上签字对外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被告诉请双方签订的《管理咨询合同书》已经双方合意变更调整，原告应向被告返还38万元的管理咨询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诉中，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对于其他诉请，应予驳回；反诉中，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宁波东光五金有限公司向原告宁波镇海好董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支付管理咨询费84万元，该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宁波镇海好董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反诉原告宁波东光五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诉案件受理费16680元，由本诉原告宁波镇海好董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担6066元（已预付）；本诉被告宁波东光五金有限公司负担1061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反诉案件受理费7000元，由反诉原告宁波东光五金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纪 培 福
人民陪审员 石 伟 标
人民陪审员 王 恩 龙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徐立芯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