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05民初3202号
原告：喻丽君，女，汉族，1938年1月1日出生，住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玉欣，湖南湘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喻志伟，男，汉族，1954年7月13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丽云，湖南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喻丽君诉被告喻志伟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1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李双临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代理书记员彭小波担任庭审记录。原告喻丽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玉欣，被告喻志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丽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喻丽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坐落于长沙市××北正街社区××街房屋产权（原权证号：（55）0××3号，现权证号：（79）1989号）归原告喻丽君所有；2、判令被告喻志伟迁出坐落于长沙市××北正街社区××街房屋（原权证号：（55）0××3号，现权证号：（79）1989号）；3、判令被告喻志伟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喻丽君于1955年从父母处继承取得位于长沙市××街的房屋两间，权证号为（55）0××3号，房屋面积为36.26平方米。同年，喻丽君离开长沙，之后一直在外地生活至今。喻丽君将房屋交由叔叔喻汉云（喻志伟父亲）代为管理并收取租金。1979年喻汉云去世，该房屋由婶婶居住。婶婶于1998年去世，该房屋就由喻志伟长期非法占有。在婶婶去世后第三年，喻丽君多次向喻志伟提出要求收回房屋自己管理，但喻志伟均置之不理，直到喻丽君提起诉讼时，该房屋仍由喻志伟非法占有。喻丽君自从1955年依法取得该房屋产权后，该房屋产权就没有发生过任何变更与转让，也没有到相关房屋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一直就是喻丽君。喻志伟长期非法侵占喻丽君的房屋，损害了喻丽君对该房屋享有的直接支配权以及排他权利。喻丽君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
原告喻丽君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递呈如下证据：
证据一、权证号为（55）统字第0××3号房地产所有证。拟证明原长沙市××号房屋所权人为喻丽君。
证据二、长沙市私有房屋登记卡。拟证明该房屋登记卡记录错误，注明的喻丽君的房屋由叔父喻汉云继承与事实不符。喻丽君一直在世，不可能发生继承行为，产权所有人没有发生过变更。该登记卡中也注明要按原名登记，所谓原名登记即还是按喻丽君的名字进行产权登记。
被告喻志伟辩称，一、本案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已由原所有权人喻丽君在1955年期间赠与其叔叔喻汉云所有，喻丽君的赠与行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1955年喻丽君因工作原因离开长沙去成都工作，临行前考虑喻汉云一家无房屋居住，自己离开长沙后该房屋对自己已无用处，正好赠与喻汉云一家居住，决定将房屋赠与喻汉云，遂将房屋以及房产权证一并交付给喻汉云。喻汉云接受喻丽君的赠与后，全家搬入该房屋居住。喻汉云于1979年去世，该房屋由喻志伟继承并继续居住至今。所以，喻丽君当年已经将房屋赠与喻汉云，就应当尊重已经赠与的事实，在赠与行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不应该要求撤销赠与，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二、喻丽君在将房屋赠与给喻汉云时，仅为口头赠与，并未形成书面赠与协议。喻汉云为弄清时隔多年后喻丽君是否还同意将房屋赠与自己并办理过户手续，于是向喻丽君寄去书信进行询问。1963年12月11日喻丽君亲笔回信给喻汉云，表示自己在1955年已将房屋赠与给喻汉云，赠与意思没有改变并同意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此外，喻丽君还向长沙市房产公司提出了书面申请，要求为赠与房屋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长沙市房产公司根据喻丽君的申请于1979年2月22日为赠与的房屋办理了过户登记，并在《长沙市私有房屋登记卡》上登记了房主已变更为喻汉云。产权证号也由原来的（55）统字第0××3号变更为现在的（79）1989号。至此，该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办结，喻丽君的赠与行为已经全部完成并生效。三、本案房屋赠与发生时，我国对于城市私有房屋赠与的法律制度尚处于空白时期，当事人只能遵循当时人们普遍认可的交易习惯进行处理。因此，本案赠与行为的法律效力只能根据当时的政策和法律进行处理。喻丽君按照当时的交付习惯将出赠房屋交付给喻汉云，喻汉云亦表示接受，其与喻汉云之间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赠与关系。现喻丽君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要求返还赠与财产，依法不应支持。四、在喻汉云去世后，该房屋由喻汉云的儿子喻志伟依法继承，应为喻志伟所有的财产，不存在喻丽君诉称的非法占有的事实，更没有腾退房屋的义务，喻丽君的起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本案喻丽君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不应定性为所有权确认纠纷，而应确定为赠与合同纠纷。喻丽君名义上是确认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实质上是请求撤销赠与行为，返还赠与的房屋。从诉的类别分析，喻丽君的诉讼请求属于变更之诉，行使的是请求权，因此，应当适用我国诉讼时效的规定。喻丽君在1955年已将房屋赠与给喻汉云，在过去这么长时间里从未提出过要求撤销赠与的行为，其诉讼请求明显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喻丽君提起的诉讼理由与事实情况严重不符，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喻志伟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递呈如下证据：
证据一、权证号为（55）统字第0××3号房地产所有证。拟证明：自1955年以前原长沙市××号房屋所权人为喻丽君。
证据二、书信。拟证明1963年12月11日喻丽君写给喻汉云的亲笔书信，将房屋赠送给喻汉云的事实。
证据三、书信。拟证明1963年12月11日喻丽君写给房产部门的亲笔书信，请求房产部门办理房屋产权手续给喻汉云的事实。
证据四、房产部门的批复。拟证明房产部门在喻丽君请求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给喻汉云的原始书信上的批复意见。
证据五、信封。拟证明1963年12月11日喻丽君写给喻汉云，将房屋赠送给喻汉云亲笔书信的真实性。
证据六、照片。拟证明1963年12月11日喻丽君写给喻汉云，将房屋赠送给喻汉云亲笔书信的真实性，同时向喻汉云邮寄喻丽君与儿子的照片。
证据七、长沙市私有房屋登记卡。拟证明本案争议房屋经由房产部门登记注明为喻汉云，因其他原因未办理过户手续；该登记卡明确批注为喻丽君打报告要求将房屋转给喻汉云，不存在喻汉云继承喻丽君房产一说。
被告喻志伟对原告喻丽君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的目的有异议。
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的目的有异议。该登记卡不存在登记错误，这是长沙市房产公司于1979年2月22日根据喻丽君申请将赠与房屋过户给喻汉云所登记的原始资料，该登记卡中注明要按原名登记，但事实上登记卡上的产权人已经是受赠人喻汉云了，所以本案房屋已经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
原告喻丽君对被告喻志伟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喻志伟认为该房屋在1955年以前归喻丽君所有，与事实不符。
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在1963年喻丽君确实有意将房屋赠与给喻汉云，但当时喻汉云没有接受赠与，双方也没有到房产登记部门办理赠与手续，该赠与行为没有实际履行，不发生法律效力。
3、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这封信是喻丽君对房产公司写的。
4、对证据四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确定不了是哪个部门作出的批复。
5、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从信封上无法证实喻丽君将房屋赠与给喻汉云。
6、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喻丽君1963年将房屋赠送给喻汉云。照片背后写的时间是1964年5月1日，而喻志伟举证这张照片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该照片是与1963年12月11日与书信一道寄过来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7、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登记卡明确注明该房产是由喻丽君转喻汉云继承，但时至今日喻丽君仍在世，从法律上讲没有发生继承行为。该登记卡要求按原名登记，即是按产权人喻丽君的名字登记。同时该登记卡无法证明喻志伟所称喻丽君已将房屋赠与给喻汉云的情况。
对于原告喻丽君、被告喻志伟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1、对喻丽君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以及喻志伟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七，系相同的证据，能够客观反映出1955年本案争议房屋的登记情况和1979年2月22日房屋变更登记的情况，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2、对喻志伟提交的证据二、证据三、证据五、证据六，系喻丽君于1963年12月11日寄给喻汉云的书信及照片，其书信系喻丽君亲笔所写，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定。对照片背后所写的日期，喻丽君未举证证明为何人何时所写，故本院对喻丽君的此项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对喻志伟提交的证据四，因无法确定该批复的批注主体，故本院认定该份证据与本案纠纷没有关联性。
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并经双方庭审质证，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依据长沙市人民政府于1955年3月1日颁发的《房地产所有证》（55统字第0××3号），登记位于长沙市××号房屋所有权人喻丽君，该房屋建成于1946年，为上下两层共两间房屋，房屋面积为一方丈四四方尺。同年，喻丽君因到外地参加工作，将该房屋交给其叔叔喻汉云一家居住使用。1963年12月11日喻丽君亲笔向喻汉云邮寄了一封家书，该家书内容为:“叔叔，您好！房子的事我已知道了，换契之事我早已同意。我现在远离家乡，根本不需要那房子，况且用我的房契不恰当。我身为国家干部，根本不能有私有财产，您快去换了您的吧。其实根本谈不上占不占，姪不能在生活上给您帮助，您不弃收下这两间破房子住下，这就是对我最看重了，所以我根本不会想到别的上面去。至于房产公司一面，我这里另写了一页信给他们，您交去即可。时间太紧，收您的信马上抽上班时写的回信，恕我不详写，我和妈、孩子都好，请勿念。祝您健康。附小杰照片一张，让您们看看外孙长的怎么样，这是在五个多月时照的，现已六个多月比这更大了。”该封家书中，喻丽君另对房产公司写了一封信，内容为：“房产公司负责同志：我系成都新都子弟学校教员，今特来信请您们将原××喻丽君之房契转为喻汉云。这间房子早在父亲死时已交给叔父的，本早该转契，只因我工作忙又离家太远，故未办理。趁这次请您们一定给予办理转契手续为盼。”喻汉云在收到喻丽君的来信后，向房产公司提交了喻丽君请求转契的信件。依据长沙市房地产档案馆出具的1979年2月22日登记的《长沙市私有房屋登记卡》显示:本案诉争房屋的户主姓名为喻汉云，原名喻丽君；房屋地址变更为六堆子15号；产权证字号由原来的（55）0××3号变更为（79）1989号；房屋结构类型为砖木（丙）；房屋层数为2层，正房2间、杂屋1间；建筑面积36.26平方米。在该登记卡备注栏还注明：“侄女喻丽君1963.12.11打报告转叔父喻汉云继承,按原名登记。”该登记卡上盖有喻汉云的私章。
另查明，喻汉云于1979年去世，生前共生育6名子女，喻志伟为喻汉云最小的儿子。喻丽君在1955年将房屋交付给喻汉云一家居住使用时，喻志伟亦随父母共同居住。在喻汉云去世后，该房屋由喻汉云的其他亲属继续居住使用，现该房屋由喻志伟居住使用。本案诉争房屋1955年登记的门牌号码为××，1979年变更为××，现在该房屋的门牌号码为××。
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本案有如下争议焦点：一、本案诉争房屋的法律适用问题；二、本案诉争房屋是否存在喻丽君赠与给喻汉云的问题以及赠与行为是否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三、喻丽君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现分述如下：
第一、本案诉争房屋的法律适用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规定“十八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以上系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民事行为能力以及赠与合同效力的基本规定。本案争议房屋发生赠与事件的时间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法通则》、《合同法》尚未颁布施行，当时我国也没有相应的民事法律规定调整此类纠纷，故本案涉及我国现行此类民事法律是否溯及既往的问题。我国《立法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我国民法通则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曾于1987年5月22日对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对在审判工作中有关适用民法通则时效的几个问题的批复》，该批复指出“人民法院审理民法通则施行前发生的民事案件，无论是已经受理尚未审结，还是今后受理的，凡民法通则施行前法律、政策已有规定的，则适用原来的法律、政策；民法通则施行前法律、政策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根据以上法律、司法解释、批复的规定，本案争议行为发生在《民法通则》、《合同法》颁布施行前，而当时对此类纠纷法律、政策缺失，故本院认为解决此类纠纷应适用现行的法律规定。
第二、本案诉争房屋是否存在喻丽君赠与给喻汉云的问题以及赠与行为是否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本案中，依据1955年长沙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房地产所有证》，本案争议房屋当时的所有权人为喻丽君。喻丽君在起诉状中以及在庭审中均承认其在1955年离开长沙去外地工作前已将该诉争房屋交付给喻汉云居住使用。喻丽君在1963年12月11日写给喻汉云的书信中也明确表示自己不需要该房屋，自愿将诉争房屋转契给喻汉云。此外，喻丽君为了能让诉争房屋顺利转契给喻汉云，还向当时的房产公司亲笔书写了一封书信，请求房产公司为其办理房屋转契手续至喻汉云名下。根据1979年2月22日《长沙市私有房屋登记卡》显示，该登记卡上户主姓名记载为喻汉云，原名喻丽君，由此本院推断，喻丽君转契房屋给喻汉云，喻汉云是表示接受的。因此，本院结合喻丽君写给喻汉云的书信以及写给房产公司的信函内容分析，可以认定喻丽君将房屋转契给喻汉云的行为实际上是将房屋无偿赠与给喻汉云的意思表示行为。
根据我国民法原理，赠与合同是当事人一方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他方的意思表示，经他方接受而生效的协议。赠与合同具有单务、无偿的法律特征，还是诺成性合同，即赠与合同自受赠人表示接受该赠与时生效。我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本案中，喻丽君有赠与房屋的意思表示，受赠人喻汉云亦表示接受，并实际占住了该受赠房屋，因此，本院认定喻丽君将本案诉争房屋赠与给喻汉云的法律行为合法、有效。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喻丽君已在1963年12月11日作出了将房屋赠与给喻汉云的意思表示，并书面请求房产部门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因喻丽君未亲自前往房产部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以致该房屋至今仍登记在喻丽君名下。依据物权法原理，物权登记具有对外公示效力，但不具有绝对的证据力，只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本案中，喻志伟已提供证据证明喻丽君将房屋赠与给喻汉云，其赠与行为已发生法律效力，喻丽君已经丧失了对该房屋的所有权，虽然喻汉云未取得房产权证，但在长沙市私有房屋登记卡上已登记了喻汉云为本案争议房屋的户主，事实上喻汉云在同意接受赠与并实际占有该房屋时已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能。故本院对喻丽君要求确认本案诉争房屋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三、喻丽君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属于物权确认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本院对喻志伟提出喻丽君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喻丽君已将本案诉争房屋赠与给喻汉云，在赠与行为发生法律效力时，丧失了对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能，故本院认定喻丽君请求确认诉争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并要求喻志伟腾退诉争房屋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喻丽君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8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540元，由原告喻丽君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李双临
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
代理书记员 彭小波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八十四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十一条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第一百八十七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一条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八条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
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