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一终字第017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芝，农民。
委托代理人：李丰奇。
委托代理人：吴晓敏，辽宁建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芝，农民。
原审原告李红芝与原审被告李文芝不当得利纠纷一案，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8日作出（2015）瓦民初字第1989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李文芝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文芝的委托代理人李丰奇、吴晓敏，被上诉人李红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李红芝一审诉称：原告婚前和父母一起分得果园一直由被告管理。2013年经村委会调解处理，确认原告果园地为0.98亩，并由被告管理受益。2014年未经原告同意，包括原告的0.98亩果园共3.6936亩转包给姜峰，每亩约3万元，被告获得110809元。原告果园地为0.98亩，应得29400元，后被告只给原告5000元，扣除已付5000元，被告还应支付给原告24400元。故请求被告一次性给付原告24400元；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被告李文芝一审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争议的果园地里，包括原、被告父亲的份额占0.52亩，另一块2.43亩是在别处分的。争议的这块果园土地转让后所得钱款被告已将地价、地的面积及相应所得钱款很详细的叙述给原告，原告同意接受这种分配方案，也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画押了。调解协议书上写的李红芝婚前分得的果树0.98亩，土地0.69亩，其分得的果树0.98亩包含在北大园的，但这0.98亩有争议，当时分果树不是按亩数分的，是以产量为单位，所以她的计算结果是不对的。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和原告系亲兄妹关系，其父母已于2010年死亡，婚前共生育7名子女。1983年，原、被告所在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原告和其父母共同生活。原告家庭4人份（原告、父母、三哥李仁芝）果园地共计3.93亩，并签订了《农业承包合同》。2013年7月4日，经原、被告所在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认可原告有0.98亩“北大园”果园由被告管理耕种。2014年4月21日，被告将包括原告在内的0.98亩“北大园”果园共3.6936亩转包给案外人姜峰，被告得到转包费110809元。2015年4月17日，原、被告所在村村委会出具证明，其中，所在村委会证明原告家庭三人份分得“北大园”果园为2.94亩。且原告的果园与被告的果园相邻。被告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北大园”果园转包后，被告已支付给原告5000元。庭审时被告称，转包的3.6936亩果园地有0.52亩是原告和其父母二人共三人份，剩下的3.1736亩是被告家三人份的，但未提供相关证据。另查，根据被告提供的书面证人证言，1983年原告家庭4人份先分得3人份（原告、母亲、三哥李仁芝）果园，当时原告的父亲由于历史问题，暂时未分。后来原告父亲的一人份分在别处（南山）。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转包给案外人姜峰“北大园”果园地3.6936亩中是否有原告0.98亩，如果有，应该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反之，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本案案情，本院认为，被告转包给案外人姜峰“北大园”果园地3.6936亩中有原告0.98亩。其理由如下：首先，被告认可原告的0.98亩“北大园”果园地在被告处管理耕种。2013年7月4日，经原、被告所在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原、被告自愿达成协议。其中，被告认可有0.98亩原告婚前分得“北大园”果园由被告管理耕种。其次，在被告处管理耕种的原告0.98亩在“北大园”，而不是别处（南山）。2015年4月17日，原、被告所在村村委会出具证明，其中证明原告家庭三人份分得“北大园”果园为2.94亩，且原告的果园与被告的果园相邻。被告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据此可以推定，原告在“北大园”处有果园，且与被告果园相邻。那么，在别处原告还有果园吗？根据被告提供的书面证人证言，1983年原告家庭4人份先分得3人份（原告、母亲、三哥李仁芝）果园，当时原告的父亲由于历史问题，暂时未分。后来原告父亲的一人份分在别处（南山）。这充分说明了原告分得果园就在“北大园”，在别处（南山）没有。第三，被告认可在其处管理耕种原告的0.98亩“北大园”果园地与原告家庭《农业承包合同》和村委会证明相吻合。1983年原告家庭4人份（原告、父母、三哥李仁芝），《农业承包合同》上记载，原告家庭分得果园地共计3.93亩，人均0.9825亩（3.93亩÷4）。与被告认可的原告有0.98亩果园相吻合。如上所述，村委会出具证明原告家庭三人份分得“北大园”果园为2.94亩，人均为0.98亩（2.94亩÷3）。与村委会证明也一致。最后，被告称转包的3.6936亩果园地有0.52亩是原告和其父母二人共三人份的，剩下的3.1736亩是被告家三人份的。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可。综上所述，被告转包给案外人姜峰“北大园”果园地3.6936亩中有原告0.98亩，原告应得29400元（110809元÷3.6936亩×0.98亩），扣除被告已付原告5000元，被告应支付原告244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李文芝支付给原告李红芝24400元；案件受理费410元，由被告李文芝承担。
上诉人李文芝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两份承包合同的承包人均系上诉人李文芝，调解意见书中的0.98亩果园地是以果树产量为依据进行分配，并非实际占地面积。被上诉人未提供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自己推算被上诉人的果园面积，无事实依据。故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红芝的答辩意见为：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理由是两份合同我方均认可，我及父母的合同在一起，在北大园，北大园的地我方占0.98亩。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另查明，编号为祝八9字第40号农业承包合同书右上角记载“李英年”字样，编号为祝八9字第33号农业承包合同右上角记载“李文芝”字样，本案二审审理期间，瓦房店市祝华八里村村民委员会对被上诉人所承包的果园土地面积及位置作出说明：编号为祝八9字第40号农业承包合同右上角记载“李英年”字样表明该合同系以李英年为1户的承包人，李英年为户主。被上诉人系依据编号祝八9字第40号农业承包合同取得了承包果树土地。编号祝八9字第40号农业承包合同中北大园果树占地面积3.93亩，由四人分配，人均0.98亩，被上诉人依据该数值与上诉人达成了案涉调解协议。瓦房店市祝华八里村村民委员会亦认可该承包合同书标注的土地面积系依照果树产量进行的分配。上述事实有编号为祝八9字第33号农业承包合同书、祝八9字第40号农业承包合同书、本院对瓦房店市祝华八里村村民委员会做的调查笔录、二审审理笔录为证，对该节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依照编号为祝八9字第33号农业承包合同承包南山的果树土地，并非案涉北大园的土地，且并非0.98亩。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向案外人姜峰转包的北大园的土地归自己承包，其因此出具编号为祝八9字第40号农业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对此各执己见，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在瓦房店市祝华八里村承包的果园土地位置及面积。
瓦房店市祝华八里村村民委员会对被上诉人所承包的果园土地面积及位置作出说明：编号为祝八9字第40号农业承包合同右上角记载“李英年”字样表明该合同系以李英年为1户的承包人，李英年为户主。被上诉人系依据编号祝八9字第40号农业承包合同取得了承包果树土地。本院认为，瓦房店市祝华八里村村民委员会作为当地村民自治组织，其出具的证明意见，证明力较强，本院予以采信。瓦房店市祝华八里村村民委员会于本案二审审理期间明确说明被上诉人系依照编号为祝八9字第40号农业承包合同取得了承包果树土地，因编号为祝八9字第40号农业承包合同的承包土地范围为北大园，故上诉人主张自己承包的果树土地位置在北大园，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3年7月4日在瓦房店市祝华八里村村民委员会组织调解下达成案涉《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中明确被上诉人的承包果树面积0.98亩，对于该调解协议的达成，因瓦房店市祝华八里村村民委员会因参与调解，故其证明效力较强，其于本案二审审理期间证明编号祝八9字第40号农业承包合同中北大园果树占地面积3.93亩，由四人分配，人均0.98亩，被上诉人依据该数值与上诉人达成了案涉调解协议，该节事实与编号为祝八9字第40号农业承包合同能够相互印证被上诉人个人承包果树面积0.98亩的事实，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案外人姜峰转包的北大园的土地，其中0.98亩归被上诉人承包，并据此计算被上诉人应得的转包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承包的0.98亩并非纯占地面积的上诉理由，上诉人应当对被上诉人实际取得的土地面积少于案涉农业承包合同中标明的土地面积的事实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虽瓦房店市祝华八里村村民委员会认可案涉承包合同书标注的土地面积系依照果树产量进行的分配，并非纯占地面积，但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实际承包的土地面积少于案涉祝八9字第40号农业承包合同中标注的土地面积，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上诉人的此项上诉理由，本院无法支持。
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0元，由上诉人李文芝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 君
审 判 员 陈 薇
代理审判员 于长江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郑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