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18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常某1，女，1959年5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进，北京格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常某1之夫），1959年2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某2，男，1957年11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63年1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
上诉人常某1因与被上诉人常某2、王某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3民初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常某1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进、刘某，被上诉人常某2、王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常某1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确认常某2、王某继承吴某所欠常某1的222597元债务，并判令常某2、王某人给付常某1222597元；确认常某1为北京市卫戍区顺义干休所××1室的唯一居住权人；对拥军路5号院内××2室依法进行分割，确定常某1应享有的份额；常某2、王某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驳回常某1要求常某2、王某承担吴某所欠债务，又确认常某2、王某对××1室的使用权，相互矛盾。二、××1室系常某1所出资购买，常某2、王某并未出资，即常某2、王某无权对该房享有权益。
常某2、王某同意一审判决。
常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常某1与常某2系兄妹关系，常某2、王某系夫妻关系。常某1之父常某3与母亲吴某经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09）顺民初字第8589号民事判决离婚，后吴某不服该判决上诉，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0）二中民终字第01416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判决吴某给付常某3人民币222597元。2010年9月30日，常某3以书面遗嘱的方式指定由常某1继承该债权，并指定将位于顺义区拥军路五号院的××2室楼房中属于自己的份额由常某1继承，后常某3于2010年11月5日因病去世。后经顺义区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2）顺民初字第2086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常某1继承（2009）顺民初字第8589号民事判决书常某3对吴某享有的债权222597元。常某1之父常某3与母亲吴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购买位于顺义区拥军路五号院的××2室楼房一处，并取得京房权证军陆移私字第××号军队房改成本价售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常某3与吴某离婚后，双方再次诉讼离婚后财产纠纷，顺义区法院于2010年9月6日作出（2010）顺民初字第4379号民事判决，判决将位于顺义区拥军路五号院的××2室楼房，共同使用。其中东南侧居室归常某3使用、西南侧居室归吴某使用，其他设施共用；将位于顺义区拥军路五号院平房归二人共同使用。2009年6月7日，常某1与北京卫戍区第四（顺义）干休所签订《购房协议书》，独立出资购买位于顺义区干休所院内新编××1室房屋一套，该购房协议书明确约定“经甲方党委批准，无支付能力的购房户可以子女出资并以子女名义购房”。2010年，吴某将常某1诉至法院，要求析产继承，顺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0）顺民初字第4529号民事判决，判决涉诉房屋由吴某和常某1共同使用。吴某于2014年3月26日去世。吴某生前于2012年11月3日，在律师的见证下，订立书面遗嘱。遗嘱第一项内容是“我自愿在我去世后，将我与常某3共同享有使用权的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拥军路五号院干休所内××1室房产，其中属于我的份额（含卫生间的主卧室一间以及房内其他设施及空间）作为遗产在我去世后由我的儿子常某2和儿媳王某继承……”常某1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权依法应当受到保护，不受任何非法侵害。（2012）顺民初字第2086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常某1继承（2009）顺民初字第8589号民事判决书常某3对吴某享有的债权222597元，吴某生前于2012年11月3日，在律师的见证下，订立书面遗嘱，明确将自己的一切权益均由常某2、王某继承，故，该债权亦应由常某2、王某承担；（2010）顺民初字第4379号民事判决，判决将顺义区拥军路五号院的××2室楼房，共同使用。而吴某已经于2014年3月26日去世，继承已经开始，且该房屋2000年2月21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根据《继承法》第三条规定，对其应当依法予以分割；对于常某1出资购买的位于顺义区干休所院内新编××1室房屋，由于房屋特有的产权性质关系（系军产），以及吴某的去世，常某1依法应当成为该房屋唯一使用权人。又由于吴某于2012年11月3日，所立的见证遗嘱，涉及到对干休所院内××1室房屋的处分，根据继承法司法解释第38条规定，应当归于无效。故，常某1依法请求确认吴某2012年11月3日，所立的见证遗嘱中的第一项内容，因违法而无效。为维护常某1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确认常某2、王某继承被继承人吴某所欠常某1的222597元债务，并给付常某1；2.确认吴某2012年11月3日所立遗嘱内容第1项无效，常某1为北京市卫戍区顺义干休所××1室的唯一居住权人；3.对北京市顺义区拥军路5号院内××2室（即北京卫戍区顺义干休所4号楼××2室）依法进行分割，确定常某1应享有份额；4.案件受理费由常某2、王某负担。
常某2、王某在一审法院辩称：常某1提交的起诉书中案由是“遗嘱继承纠纷”，可根据2011年1月6日由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第四干休所出具的《关于我所离休干部常某3的住房情况“说明1-3”》所载明内容，北京市卫戍区顺义干休所××1室的性质、分配对象、房屋归属关系，以及法院多份判决及裁定书中确定的内容，可以明确常某1、常某2、王某间并不存在“遗嘱继承纠纷”，常某1、常某2、王某并不是利害关系人，常某1、常某2、王某诉讼主体错误。本案涉诉房屋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房屋权属属于解放军总后勤部和解放军66055部队，任何人无权处分。对此，常某1已经通过多次诉讼，均被驳回，目前这些判决书均已生效，常某1应当尊重和服从。另常某1、常某2、王某未从吴某处继承一分钱的财产，不应承担吴某的债务。故常某1的诉讼请求，无法可依，且与事实不符，请求法院驳回常某1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常某3、吴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三名子女，邓常民、常某2、常某1。邓常民已于1964年被他人收养。王某与常某2于2008年6月23日登记结婚。2009年10月26日，顺义区人民法院做出（2009）顺民初字第85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常某3与吴某离婚，同时判决吴某给付常某3夫妻共同存款222597元。吴某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24日做出（2010）二中民终字第01416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书。
常某3于2010年4月7日以离婚后财产纠纷起诉吴某，在该案中，常某3主张双方拥有夫妻共同财产位于顺义区拥军路5号院内××2室（即北京市顺义区拥军路××2室）楼房一套及平房一间，并要求确认上述房屋归常某3所有。吴某对上述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持异议。关于上述楼房以及平房的产权问题，经法院与顺义卫戍区干休所核实，干休所称虽部队已无楼房产权，但如果楼房流转，需经过部队审批；而平房是部队分配给常某3及家人使用的，产权归属部队，在常某3与吴某去世后，部队就会将平房收回。据此，法院于2010年9月6日判决上述楼房及平房均由吴某与常某3共同使用。
2010年4月12日，吴某又以离婚后财产纠纷起诉常某3，吴某主张双方还拥有夫妻共同财产即位于北京卫戍区第四干休所××1室住房一套以及共同存款。在该案审理期间，常某3于2010年11月5日去世，法院变更案由为析产继承纠纷，并依法追加常某1、常某2为被告。后常某1明确其诉讼请求为：1.判决北京市顺义区拥军路五号院内××2室楼房（即北京卫戍区顺义干休所4号楼××2室）归常某1所有；2.北京市顺义区拥军路五号院北京卫戍区顺义干休所内平房1间归常某1使用；3.常某3对吴某的债权222597元由常某1继承。该案庭审中，吴某主张北京卫戍区第四干休所××1室房屋是其与常某3的夫妻共同财产。常某1则认为该房屋应归其所有，因为购房协议是其与干休所签订的，而且房款都是其自己支付的，并非是常某3与吴某的共同存款所出。吴某与常某2对常某1的主张不予认可，称剩余房款是常某1用不正当手段将吴某的存款从银行中取出8万元，用其中的6万余元交纳的。吴某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了北京卫戍区第四干休所出具的《关于我所原离休干部常某3的住房情况说明》一份，内容如下：说明一：我所4号楼××2室为原离休干部常某3住房，该房为1999年8月由部队按成本价出售的房改房。说明二：根据2007年5月总后勤部《后营字〔2007〕248号文件关于干休所零星建房的通知》精神，我所于2009年5月建成干休所5号楼，该楼3单元201室为原离休干部常某3住房，此房是自筹资金建房，性质为周转性抵押金式公寓住房。说明三：据老干部一致要求，待办下5号楼《房产证》之后，腾退原住房。常某1的意见是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吴某主张的证明目的。常某1为证实其辩称意见提供了其（乙方）与北京市卫戍区第四干休所（甲方）签订的购房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一、甲方为改善提高干休所离退休干部、工作人员和现有住户的住房条件，经警卫三师、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各级的请示，于2007年5月，总后勤部正式批准甲方建5500平方米住宅楼一栋，并以《后营字（2007）第248号文件》“关于干休所零星建房的通知”下发至北京市建委。根据此批复，甲方于2008年5月开始集资建设住宅楼，至2009年5月正式竣工，并向甲方所有购房户出售。考虑部分离退休干部、工作人员和遗属无支付能力，经甲方建房工作小组研究，甲方党委批准，无支付能力的购房户可以子女出资并以子女名义购买。二、甲方将座落在顺义区干休所院内的新编××1号三室二卫一厅楼房一套总面积122.28平方米售给乙方，房屋价格为每建筑平方米2450元。三、乙方购房后，无房产证，但凭此协议与购房发票可永久居住、子女继承，不能对外出售、出租。另，该案审理中，常某1提交常某3于2010年9月30日在北京市玖典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见证下所立遗嘱1份，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常某3，身份证号×××，我叫常某3，今年81岁，因身患疾病，为防止我的遗产继承问题发生纠纷，特立此遗嘱。我现有的个人合法财产有：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拥军路××2室楼房（与吴某共同共有）、位于顺义区拥军路五号院干休所内平房一间的使用权（与吴某共同使用）、对吴某享有的债权222597元、存款现金及其他依法由我享有的一切权益。现我对我的个人合法财产作出如下处分：1.我与吴某共同所有的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拥军路五号院内××2室楼房，将属于我的份额由我女儿常某1继承；2.我与吴某共同使用的位于顺义区拥军路五号院干休所内平房一间归我女儿常某1使用；3.我的一切存款、现金归我女儿常某1继承；4.我对吴某享有的债权归我女儿常某1继承；5.丧葬费的支出与使用由我女儿常某1签字支配使用；6.丧事办理事宜由我女儿常某1负责；7.我的丧事活动及一切事宜常某2均不得参加；8.其他依法应由我享有的一切权益由我女儿常某1继承享有。以上处分是我的真实意思，他人不得干涉。”对该份遗嘱，吴某在庭审中的质证意见是表示认可，常某2亦表示无异议。关于该案涉诉楼房的相关问题，经法院与顺义区卫戍区干休所及营房科调查，部队的意见是5号楼的房就是给老干部盖的，该房屋是冲着常某3给的，但只有居住权没有产权，产权是部队的，老人去世了，子女的继承方式也只是居住。同时干休所提供了5号楼的建房实施方案一份，该方案中第六条关于4号楼南侧小平房拆除和遮阳光问题的解决办法第1项载明：因拆除了4号楼南侧的小平房，新建楼房距4号楼较近，对4号楼以后的采光造成了影响，所以给4号楼住户一定的补偿。方法是：从每户所购新楼房面积中扣除一定的面积给予一次性的补偿。标准是：原4号楼一层住户每户补75平方米，二层住户每户补69平方米，三层住户每户补64平方米。因该条规定中所提拆除的4号楼南侧小平房有常某3的住房且常某3是4号楼二层的住户，因此在购买5号楼的房屋时，给予69平方米的补偿。干休所亦提供了该房屋交纳房款的收据复印件两张，一张为2008年4月14日交纳房款7万元的收据，交款人记载为常某3，一张为2009年6月7日的房款收据，记载的数额是130536元，交款人记载为常某1。干休所工作人员解释称，第二次交的是剩余房款60536元，一次性开出的总房款的收据。该案审理后，法院于2011年6月8日认定该房屋系常某3、吴某及常某1的共有财产，并结合常某3通过遗嘱的方式将其享有的权益指定由常某1一人继承，最终确认争议房屋由吴某及常某1二人共同居住使用。吴某不服该判决结果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19日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结果。该案经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常某1提交的遗嘱是否真实。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可见，本案所涉遗嘱符合法律规定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同时，常某3立遗嘱过程有律师及工作人员见证，律师及工作人员均到庭接受核实，加之常某1提交录像加以证实，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常某3所立遗嘱内容与常某1提交遗嘱内容一致。常某2在庭审中虽主张常某3立有三份遗嘱，并对常某1提交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向法院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常某2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法院对常某1提交遗嘱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现常某1依据上述遗嘱起诉要求确认常某3对吴某享有的债权归其继承，其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应予支持。常某1要求确认北京市顺义区拥军路五号院内××2室楼房（即北京卫戍区顺义干休所××2号）归其所有，但该房产管理部门已出具意见明确该房屋所有权将会被收回，故法院对常某1之此项争议不予处理。另，常某1还要求确认北京市顺义区拥军路五号院北京卫戍区顺义干休所内平房1间归其使用，相关房产管理部门亦出具意见，在常某3、吴某去世后将收回平房使用权，法院对该项争议亦不予处理。据此判决：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09）顺民初字第858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常某3对吴某享有的债权二十二万二千五百九十七元由常某1继承；二、驳回常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吴某于2014年3月26日去世。吴某去世前，于2012年11月3日在北京市明宪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设立遗嘱一份，遗嘱内容为：1、我自愿在我去世后，将我与常某3共同享有使用权的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拥军路五号院干休所内××1室房产，其中属于我的份额（含卫生间的主卧室一间以及房内其他设施及空间）作为遗产在我去世后由我的儿子常某2（男，汉，1957年11月29日，身份证号码：×××）和儿媳王某（女，汉，1963年1月24日，身份证号码：×××）继承，其他人无权继承该遗产；2、我去世后，丧葬费的支取与使用由我儿子常某2继承；3、我去世后，丧事办理事宜由我儿子常某2负责；4.我的丧事活动及一切事宜常某1（吴某之女）均不得参加；5、其他依法应由我享有的一切权益均由我的儿子常某2和儿媳王某继承。
另查，坐落于北京市顺义区拥军路五号院内××1号房屋，于2000年2月21日由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京房权证军陆顺移私字第××号，显示为军队房改成本价售房。
一审庭审中，就常某1所主张的第三项诉讼请求，常某1明确要求确认对北京市顺义区拥军路五号院内××1号房屋所有权进行确认并分割。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常某1主张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即要求确认常某2、王某继承被继承人吴某所欠常某1的222597元债务，并给付常某1的请求。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遗产既包括积极遗产（如物权、债权），也包括消极财产（如债务），继承人在继承积极遗产时也必须继承消极遗产。继承人概括继承被继承人遗产，需偿还被继承人生前所遗的个人合法债务，但应以所得积极遗产为限负责清偿，超过继承人所继承遗产的价值总额，继承人可以不负清偿的责任。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常某2、王某虽从吴某处继承了遗产，但根据吴某遗嘱的内容，法院无法确认常某2、王某由吴某处继承了相应的财产权益，而常某1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常某2、王某继承了财产性权益。在此情况下，法院无法确认常某2、王某负有偿还吴某生前债务的义务，且常某2、王某拒绝偿还，故法院对常某1该项请求难以支持。
对于常某1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即要求确认吴某2012年11月3日所立遗嘱内容第1项无效，常某1为北京市卫戍区顺义干休所××1室的唯一居住权人的请求。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涉诉房屋可以以继承的方式确认居住使用的权利，而吴某在去世前所立遗嘱已明确其所享有居住使用权的部分由常某2、王某继承，故对于常某1该项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常某1的第三项诉讼请求，即对北京市顺义区拥军路5号院内××2室（即北京卫戍区顺义干休所4号楼××2室）依法进行分割，确定常某1应享有份额的请求。法院认为，常某1就该房屋产权确认问题曾诉至法院，法院对其该项请求经审理后也予以驳回，现常某1再次就相同问题要求法院处理，已违反一事不再理之原则，故法院对常某1该主张不再予以处理。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常某1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民事判决书、房屋所有权证、律师见证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常某1要求常某2、王某继承被继承人吴某所欠的222597元债务，并给付此款的诉请，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继承人概括继承被继承人遗产，需偿还被继承人生前所遗的个人合法债务，但应以所得遗产为限。现常某1并无证据证明常某2及王某实际继承了被继承人吴某的财产性权益，故常某1要求常某2及王某偿还吴某生前债务，本院实难支持；就常某1要求确认其为北京市卫戍区顺义干休所××1室的唯一居住权人问题，因吴某在去世前已立遗嘱明确其对该房屋的居住权利由常某2及王某继承，故常某1要求其为唯一居住权人并无事实依据，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常某1此请求并无不当；就常某1要求对北京市顺义区拥军路133幢2单元201房屋所有权进行确认并确定其应享有的份额问题，因常某1已就该房屋产权问题进行过诉讼并已有相关生效判决进行处理，故常某1现又提出相同请求，确已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不予处理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常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38元，由常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青菁
审 判 员 宫 淼
代理审判员 张 帆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法官 助理 胡震霄
书 记 员 刘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