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陕0502行初31号
原告李平安，男，汉族，1970年1月23日出生，居民。
委托代理人段晓梅、周彦涛，陕西哲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王志斌，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晓斌，男，1978年10月2日出生，系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杨焜，男，1988年2月19日出生，系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干部。
第三人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风来，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刚庆、杨鹤，陕西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平安与被告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第三人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不服工商登记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平安及其委托代理人段晓梅到庭参加了诉讼，其代理人周彦涛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法定代表人王志斌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委代理人李晓斌、杨焜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凤来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刚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3月6日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向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企业资本从150万元变更为600万元和股权变更由8人变更为3人的变更登记；2015年1月9日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向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册资本由600万元变更为2100万元，股东人数没变化，持股比例有变化的变更登记，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了该变更行为。
原告李平安诉称，2003年11月7日，原告与武凤来、张渭安、王毅鑫、吴兆龙开始共同经营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原告出资五万元，公司第三次股东会会议将原告增加为股东，出资比例为10%。2005年5月25日，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第六次股东会研究决定公司增资，原告再次出资10万元，股份比例仍然为10%。此后原告一直参与公司正常经营，从事销售业务，在经营期间公司从未进行结算和分红，公司法定代表人声称公司盈利全部作为投资，成为公司资产的一部分。2016年初，原告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武风来因公司账务清算发生纠纷，公司法定代表人武风来拒绝清算。原告从工商局调取了工商登记，发现该公司在2012年进行了变更登记，将原告原10%股份稀释为2.5%，登记机关留存的股权变更登记相关资料均为虚假资料，根本未进行签字确认。2015年1月，被告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再次给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进行了变更登记。原告知情后，要求武凤来对该虚假登记进行解释，武凤来回避不理。原告认为，作为工商登记机关，对于公司的变更登记材料应进行谨慎审查，该公司登记资料中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签名笔迹均为一人所为，显然登记资料虚假，在真实性存在疑义的情况下，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该公司进行变更登记，严重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为维护合法权益，现请求：1、撤销被告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2年3月及2015年1月作出的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股权及章程的变更登记。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供了下列证据：2012年股东会决议、2012年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2015年股东会决议，证明两次公司登记提供的材料虚假，依法应予以撤销。
被告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辩称，一、原告之起诉时间已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经查证，原告在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第三人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股权变更资料的时间是2016年3月4日，由此证明原告自2016年3月4日起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就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之股权所作出的变更登记行为。此后，原告并未向被告就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申诉或举报，也未向有关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而是在一年多以后的2017年4月12才提起行政诉讼，已明显超出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二、本案涉诉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分别于2012年3月12日、2015年1月23日就股权及章程的变更登记行为，其成立和生效符合现行有效的公司登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有合法性。具体理由为：1、符合《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一条第二款“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三条“企业登记机关依法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该规定第九条“登记机关收到登记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是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依照企业登记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公布的要求申请人提交的全部材料。申请材料符合法定形式是记载事项符合法定要求、文书格式符合规范。”在登记过程中，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意到，申请人(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按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提供的文件材料(该部分文件材料即《条例》第二条第二款所指由申请人负责真实性的文件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同时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对《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上的申请人及代理人签章签字及身份真实性进行了谨慎审查，申请人签章真实完整清晰、代理人授权明确有效，身份真实可考，符合法定形式。除此文件外，根据前面列举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其他文件材料的真实性由申请人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负责，被告依法不具有实质审查义务，也不具有实质审查之权利，法无规定不可为，尤其不可在简化商事登记手续的制度下，增加申请人的义务。2、符合工商企字(2001)第67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登记主管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真实性是否承担相应责任问题的答复》：“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和证明文件是否真实的责任应由申请人承担。登记主管机关的责任是对申请人提交的有关申请材料和证明文件是否齐全，以及申请材料和证明文件及其所记载的事项是否符合有关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审查。因申请材料和证明文件不真实所引起的后果，登记主管机关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作为登记主管机关，其只就申请人提供的文件的形式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负责其真实性审查。至于该公司就股权问题存在内部争议，属于民事争议之范畴，不属于公司登记机关职权解决的范围，公司登记机关不应介入审查。3、符合国发(2014)7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即行政法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第三条(三)的规定：“尊重市场主体民事权利，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工商登记环节中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被告认为，本案涉及两次变更登记的全部申请文件材料形式审查合法且无过错。三、原告的诉求实质上是确认民事合同无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请求依法驳回起诉，由原告通过民事诉讼解决。首先，本案原告并未向被告就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涉嫌提供虚假登记材料骗取工商登记的违法行为提出申请、申诉或举报。被告因之而不具有发现、查处的作为条件，因此而不具有对形式审查合法的工商登记不经调查处理而撤销的权利和义务。原告“发现公司登记资料中股权转让协议股东签名笔迹均为一人所为”即认定“登记资料虚假”而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变更登记。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难看出，诉讼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并非审查工商登记形式审查是否合法，其真正目的是要审查《股东会决议》、《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章程修正案》、《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等4份合同性文件是否有效，这才是本案的诉讼标的和争议焦点所在。然该诉讼标的确定的是原告和公司、原告和其他股东之间的民事纠纷性质，故应属民事诉讼范围。其次，国务院实行商事登记登记制度改革，颁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其中第三条（三）明确规定：“尊重市场主体民事权利，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工商登记环节中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股东与公司、股东与股东之间因工商登记争议引发民事纠纷时，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寻求司法救济。”国务院《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系行政法规，适用于行政诉讼。据此已完全明确，本案原告想要解决股权争议问题应提起民事诉讼。目前，仍想通过行政诉讼让法院直接行使行政权的做法和思路，已不符合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之精神。最后，关于撤销公司变更登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这里规定的当事人要求登记机关撤销登记是行政申请权，而且申请权行使的前提是人民法院宣告《股东会决议》无效，对应的正是本案的诉讼标的。所以，原告要达到撤销变更登记之诉求，其合法途径是通过民事诉讼予以解决。综上事实理由、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并晓之应以民事诉讼处理股权纠纷。被告认为，被告于2012年3月12日，2015年1月23日实施的工商变更登记程序合法，实体上准确履行了形式审查的法定义务，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成立，没有违法性或过错。本案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建立在民事合同关系基础上的，要撤销公司股权变更登记，需当事股东首先撤销或确认《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等基础的民事合同无效，逻辑顺序上才能撤销变更登记行为。而在此过程中，被告依照工商登记形式审查原则和权限，没有义务介入股东之间、原告与申请人(公司)之间就申请文件材料真实性的司法鉴定、民事合同效力等实质审查所引发的民事纠纷当中。
被告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供了下列证据：1、原告李平安在2016年3月4日查阅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变更登记资料时提交的申请和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于2016年3月4日起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就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之股权所作出的变更登记行为；2、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2年3月12日受理的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变更登记档案的复印件，包括变更登记审核表、变更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2012年2月26日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验资报告报送确认函、陕西金鹏会计师事务所陕金会验（2012）017号验资报告、2012年2月26日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姚国潘将股权转让给武凤来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潘玉玲将股权转让给武凤来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周莉将股权转让给武凤来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许海英将股权转让给武凤来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程玉梅将股权转让给武凤来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各自转让人和受让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承诺书、武凤来股权股权转让承诺书、杨友杰监事信息、变更登记前营业执照、领照清单，以上证据证明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2012年3月12日受理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变更登记时，当事人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审核符合法律规定；3、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1月23日受理的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变更登记档案的复印件，包括变更登记审核表、变更登记（备案）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2015年1月4日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2015年1月4日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2年3月12日营业执照、2015年2月3日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领照清单，以上证据证明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2015年1月23日受理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变更登记时，当事人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经审核符合法律规定。
第三人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庭审时述称，1、原告起诉超过时效期限，应依法驳回，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2012年、2015年两次变更召开股东会，原告虽未到会但是对内容是知晓的，原告知悉时间应是在股东会之前，所以超过了诉讼时限。2、变更登记合法，股东会的股东以比例行使表决权，原告实际占股按照章程登记10%，实际不到10%，武凤来作为法定代表人申请变更登记符合法律程序，对原告的起诉应予以驳回。
第三人提供了如下证据：1、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章程，证明李平安是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股东，出资额为15万元；2、2012年2月26日股东会决议，证明2012年2月26日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召开第十三次股东会，同意股东变更、增加注册资本等会议决议；3、2012年2月26日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李平安出资额为15万元，2012年2月26日修改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章程后，李平安变更前的投资比例为10%，变更后为2.5%；4、股东吴兆龙身份证明及证言（调查笔录），证明2012年及2015年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转让股权是经过了合法股东会作出的决议和股权变更，其变更合法有效；5、股东闵红利身份证明及证言（调查笔录），证明闵红利离开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是召开股东会，经过其他股东同意，决议将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了武凤来，其转让是合法有效的；6、股东潘玉玲身份证明及证言（调查笔录），证明潘玉玲离开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是召开股东会，经过其他股东同意，决议将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了武凤来，其转让是合法有效的；7、股东许海英身份证明及证言，证明徐海英离开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是召开股东会，经过其他股东同意，决议将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了武凤来，其转让是合法有效的；8、股东程玉梅身份证明及证言（调查笔录），证明其离开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是召开股东会，经过其他股东同意，决议将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了武凤来，其转让是合法有效的；9、股东师亲红身份证明及证言（调查笔录），证明师亲红以其同学周莉的名义入股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其离开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时召开股东会，经过其他股东同意，决议将其同学周莉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了武凤来，其转让是合法有效的；10、周莉的身份证明及证言，11、2015年1月4日股东会决议，证明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1月4日召开的股东会符合条件，属于合法有效的决议；12、2015年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李平安在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出资额为15万元；13、2016年5月9日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供证据质证认为，2016年2月李平安查询的申请和复印件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公司变更分别发生在2012年和2015年，应适用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41条规定，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行政诉讼，即应当从2016年3月起计算。2012年3月12日的变更登记档案中的章程修正案、股东会决议以及多份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上李平安的签字均非李平安本人签字，2015年1月的档案中股东会决议上李平安签字也不是本人签字，章程修正案上无股东签名，足以证明这个公司变更登记材料从内容上不真实，从形式上不符合法定要件，依法应予以撤销。其他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对被告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原告证据质证认为，原告提供的均是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供的证据，但是是否原告签字，工商登记机关没有权利去审核，履行的是形式审查。
第三人对原告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第三人有证据可以证明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上的签字有原告给武凤来的授权。
原告对第三人证据质证认为，2015年章程修正案不是被告提供登记资料内的章程修正案，被告提供的章程修正案无吴兆龙的签字，显然该章程修正案是伪造的，提供的2012年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恰好证明该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并非原告签字，系虚假材料，第三人提供的李平安印章无法证明李平安就股权转让等重大事件授权武凤来随意签章和变更，潘玉玲和程玉梅的证人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达不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恰好证明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非本人签字，材料虚假，证人吴兆龙出庭作证，其证言明显陈述不符合事实，而且无法证明原告授权武凤来签字进行股权变更，但吴兆龙证明公司根本没有召开股东会议，所谓的股东会决议显然系虚假的。
被告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第三人证据质证认为，第三人的出庭和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原告和第三人的股权纠纷与被告行为没有直接关系。
本院对原、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和其他有异议的证据的证明力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平安系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股东之一，2012年2月26日，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召开第十三次股东会，将公司章程第二章第三条，第三章第四条，第四章第五条，第五章第六条修正如下：一、公司住所由开发区万国商城十字东变更为高新区万国商城十字东；二、公司经营范围由原低压电器、电子产品、矿用电器、矿用设备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变更为低压电器、电子产品、矿用电器、矿用安全仪器、仪表、矿用设备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三、公司注册资本由原1,500,000元变更为6,000,000元。四、原股东由8人变更为3人，其中，原股东许海英、程玉梅、周莉、姚国藩、潘玉玲等5人将持有公司股权共计230,000元转让给原股东武风来，增加杨友杰为新股东1人。2012年3月6日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申请对公司住所地、注册资本、经营范围、股东等情况进行变更，并提交了变更登记审核表、变更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2012年2月26日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验资报告报送确认函、陕西金鹏会计师事务所陕金会验（2012）017号验资报告、2012年2月26日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姚国潘将股权转让给武凤来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潘玉玲将股权转让给武凤来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周莉将股权转让给武凤来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许海英将股权转让给武凤来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程玉梅将股权转让给武凤来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各自转让人和受让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承诺书、武凤来股权股权转让承诺书、杨友杰监事信息等材料，被告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审核于2012年3月12日对该公司进行了变更登记。
2015年01月04日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又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对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五条、第五章第六条修正如下：一、将公司原章程第四章第五条由原来的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600万元人民币修正为：公司注册资本2100万元人民币，认缴的实收资本于2025年01月03日前缴足。二、将公司原章程第五章第六条股东姓名、出资方式以及出资额进行了修正。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9日向被告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对公司注册资本由600万元变更为2100万元进行变更登记，并提交了变更登记审核表、变更登记（备案）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2015年1月4日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2015年1月4日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等申请材料。经审核，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1月23日核准变更登记。后原告与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凤来发生纠纷，认为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两次变更登记均提供的是虚假材料，其本人未进行签字确认，诉至本院请求对变更登记予以撤销。
审理中，原告李平安主张2012年章程修正案、股东会决议以及多份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上李平安的签字均非其本人签字；2015年1月的股东决议上李平安签字也不是其本人签字，章程修正案上无股东签名，足以证明这个公司变更登记材料从内容上不真实，从形式上不符合法定要件，依法应予以撤销。
庭审中，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凤来陈述2012年2月26日股东会决议上李平安的签名是李平安出差在外，由其代签。2005年6月变更李平安股份为15万元的时候李平安刻了私章，将私章交给了武凤来，作为对武凤来的授权，委托其办理相关业务。在2015年的时候，李平安经公司多次通知也不到公司来，对上述主张，原告李平安予以否认，武凤来也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主张原告对公司变更登记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对此，被告向本院提供了2016年2月原告向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查询2002年至申请之日的股权变更情况，证明原告起诉已经超过了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上述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原告起诉应按两年计算，应推定从2016年3月开始计算两年，故其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被告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受理公司登记的行政行为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履行其法定职责。该条例第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设立、变更、终止，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本案中，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申请两次变更登记时，虽然向工商局提交了公司变更登记的有关文件，但通过庭审查明，两次变更登记中应当由公司股东即本案原告签名的文件（2012年2月26日章程修正案和2015年1月4日章程修正案）均不是原告本人签名，且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凤来认为原告刻了私章委托其办理业务，但其并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加之原告对委托关系并不认可，另外结合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庭审时述称：“原告起诉超过时效期限，应依法驳回，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2012年、2015年两次变更召开股东会，原告虽未到会但是对内容是知晓的，原告知悉时间应是在股东会之前，所以超过了诉讼时限”的内容，能够形成证据链，故应认定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变更登记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变更登记时提供的材料明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和二十七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规定，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登记机关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登记机关依法予以更正且在登记时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原告不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对错误登记无过错的，应当退还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登记机关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撤销登记行为、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但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本案审理中，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未根据上述纪要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原告已知变更登记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从事了经营。被告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判决前一直未对其登记行为进行更正。
综上，被告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变更登记时，对公司设立登记的文件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其依据不真实的材料进行工商登记的行政行为，属主要证据不足，应当予以撤销。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2年3月和2015年1月作出的对渭南恒达电子有限公司的变更登记。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邓卫民
审判员 刘 莎
审判员 刘雪姣
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
书记员 麻天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