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11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张漕公路236号。
法定代表人：王贵，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铣，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送炜，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中山路62号。
法定代表人：杨海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志强，广东潮之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凌达交通设施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436号A区202房。
法定代表人：庄宏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泽云，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小敏，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罗良坤，男，1964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臣，广东鸿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波，广东鸿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新谷，男，1964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山县。
上诉人上海申谊教卫绿化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谊公司”）、汕头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汕头建筑公司”）与被上诉人广州凌达交通设施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达公司”）、原审被告罗良坤、杨新谷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2民初2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谊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判项中与申谊公司有关的全部内容，改判为驳回凌达公司对申谊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凌达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与事实不符。本案的真实情况为，申谊公司在中标案涉工程后，将全部工程转给广州市北林风景园林设计有限公司（下称“北林公司”），双方就案涉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协议》。经申谊公司向北林公司核实，北林公司将全部工程转包给了广州市黄埔区华发土石方工程部（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曾顺华，下称“华发工程部”），双方就案涉工程签订了《建设工程承包协议》。在工程款的支付方面，申谊公司已经依据与北林公司签订的协议，足额向北林公司支付了案涉工程的全部工程款。根据北林公司的反馈消息，该公司也已经向华发工程部支付了案涉工程的全部工程款。另，华发工程部就工程款支付情况向北林公司出具的有罗良坤、曾顺华签名的《证明》也可以充分表明，北林公司与华发工程部之间进行了工程款结算，北林公司已经足额支付了全部工程款。罗良坤、杨新谷与申谊公司之间不存在挂靠关系，否则不会向北林公司出具该《证明》。申谊公司既没有与凌达公司、罗良坤、杨新谷签订过合同，没有向这三个主体支付过工程款，更没有向罗良坤、杨新谷收取过管理费。申谊公司没有对案涉工程进行实际施工，而是将工程全部转给北林公司并足额支付工程款。罗良坤、杨新谷是通过转包或其他方式从案外人处获得案涉工程后，又转包给凌达公司，申谊公司与罗良坤、杨新谷之间不存在挂靠或别的法律关系，申谊公司与凌达公司之间没有关系，无须对本案承担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申谊公司与罗良坤、杨新谷之间是挂靠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书第13页“关于焦点一：涉案工程款的支付主体问题”这一部分，该部分认定挂靠关系的理由和依据存在错误，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一审判决仅凭申谊公司一审代理人的庭审笔录和询问笔录中关于案涉工程由罗良坤、杨新谷内部承包等陈述，就认定挂靠关系的存在是错误的。首先，申谊公司一审代理人的庭审笔录和询问笔录中关于案涉工程由罗良坤、杨新谷内部承包等与认定挂靠关系可能存在关联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挂靠关系存在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现申谊公司已经通过举出申谊公司与北林公司间的《建设工程承包协议》、收款收据和付款确认书，以及北林公司与华发工程部间的《建设工程承包协议》、收款收据、《证明》等证据证明申谊公司只是案涉工程多次转包中的转包人，申谊公司与罗良坤、杨新谷之间没有关系，更不可能是挂靠关系。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申谊公司一审代理人的权限仅为一般代理，其陈述不能构成法院认定挂靠关系存在的依据。第二、一审判决以《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在发包方处盖有案涉工程项目部的技术专用章就认定罗良坤、杨新谷以上诉人的名义对外开展活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申谊公司没有就案涉工程设立项目部，该项目部是罗良坤自己设立，项目部技术专用章是罗良坤私刻，该印章不能够代表申谊公司。申谊公司不但对此不知情，而且对于罗良坤与凌达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一事也不知情。此外，申谊公司从来没有授权给罗良坤、杨新谷以申谊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活动。该印章的内容清晰载明“（仅限作技术资料专用，其他无效）”。凌达公司在能够直接看到印章内容的情况下，仍与罗良坤签订承包合同，主观上具有过错。在上述情况下，凌达公司没有理由据此认为罗良坤有资格代表申谊公司与其签订合同或者成立别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不应当认定罗良坤、杨新谷与申谊公司存在挂靠关系，更不应当认定罗良坤、杨新谷能以申谊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活动。第三，一审判决在仅仅依据申谊公司一审代理人关于罗良坤、杨新谷属于内部承包案涉工程的陈述的基础上，又以各被告无法举证证明罗良坤、杨新谷与申谊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隶属管理关系为由，认定挂靠关系的成立（判决书第13页第5行），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为罗良坤、杨新谷是通过转包、其他方式从案外人处获得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其与申谊公司之间没有关系，申谊公司不可能举证证明罗良坤、杨新谷与申谊公司之间存在劳动或隶属管理关系，一审判决作为认定罗良坤、杨新谷与申谊公司属挂靠关系的理由之一，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述三点能够充分表明，罗良坤、杨新谷与申谊公司之间不存在挂靠关系以及其它关系。申谊公司在承接工程以后，将全部工程转包给北林公司，申谊公司没有参与工程的实际施工工作。案涉工程是由罗良坤、杨新谷是从案外人处通过工程转包或提取方式获得，然后二人自己设立项目部、私刻项目部技术专用章、单独与凌达公司就案涉工程签订承包合同，申谊公司对上述情况不知情，不应当对此二人欠付凌达公司的工程款承担责任。三、挂靠关系是相对较为复杂的法律关系，法院在挂靠关系的认定上不能仅仅依据申谊公司一审代理人的陈述，而应当详细审查是否存在其它能够证明挂靠关系存在的必要证据，一审判决忽略审查是否存在这些证据，就认定申谊公司与罗良坤、杨新谷之间为挂靠关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在建设工程领域，如果出现挂靠的情形，那么必然存在着与挂靠相关的证据，具体包括如下四种：1、被挂靠人与实际施工人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2、被挂靠人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的证据；3、被挂靠人向挂靠人支付工程款、挂靠人向被挂靠人支付管理费的证据；4、被挂靠人与实际施工人就工程款进行结算的证据。就本案而言，不存在上述任何一项证据可以证明申谊公司与罗良坤、杨新谷之间为挂靠关系，以下针对上述四种证据予以逐一说明，第一，申谊公司与凌达公司之间没有签订过工程承包合同。本案中仅有罗良坤与凌达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该合同中没有申谊公司的盖章或法定代表人的签名等能够反映申谊公司意思表示的痕迹，仅有罗良坤、杨新谷私刻的项目部技术专用章。如前所述，不论是设立案涉工程项目部、制作项目部技术专用章、与凌达公司签订该合同，都是罗良坤、杨新谷自己的行为，没有证据表明申谊公司参与其中。第二，根据一审庭审笔录和证据所示，工程款的实际支付仅发生于罗良坤、杨新谷与凌达公司之间，申谊公司从未向凌达公司支付过工程款。第三，申谊公司从未向罗良坤、杨新谷支付过工程款，罗良坤、杨新谷也没有向申谊公司支付过管理费。一审判决第13页第8行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认定罗良坤、杨新谷向申谊公司支付过管理费，属于事实认定不清。第四，案涉工程的结算仅发生于罗良坤、杨新谷和凌达公司之间，申谊公司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其中。一审判决中作为工程款认定依据的《分部分项工程量结算表》、《丰乐路(港前路．广园快速路)道路升级改造工程交通、照明分包工程结算确认表》均没有申谊公司的盖章，而只有罗良坤、杨新谷的签字和凌达公司的签字、盖章。综合上述四点可知，本案中不存在认定挂靠关系存在的必要证据，而一审判决却仅仅依据申谊公司一审代理人的陈述，和一份罗良坤私下与凌达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就认定申谊公司与罗良坤、杨新谷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四、一审判决在错误认定申谊公司与罗良坤、杨新谷之间属挂靠关系的基础上，判令申谊公司应当对罗良坤、杨新谷欠付的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申谊公司在本案中只是与罗良坤、杨新谷、凌达公司没有关系的工程多次转包中的转包人，不应当对罗良坤、杨新谷欠付凌达公司的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具体的法律依据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规定，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况下，只有发包人须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申谊公司不是工程的发包人，而是转包人，不应当对罗良坤、杨新谷欠付凌达公司的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1年)》第28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时，不能随意扩大《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适用范围，要严格控制实际施工人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总承包人、发包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且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进一步明确在实际施工人根据《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追讨工程款的情况下，仅有发包人须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申谊公司作为与实际施工人(凌达公司)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不应当对罗良坤、杨新谷欠付凌达公司的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25点关于“工程项目多次分包或转包的诉讼主体应如何确定”中规定“对于工程项目多次分包或转包的，实际施工人起诉合同相对方、发包人支付工程款的，为查明发包人欠付工程款的数额，应追加总承包人作为第三人。其余违法分包人、转包人如未参与实际施工，不影响案件事实查明的，可以不追加为案件诉讼主体”，在转包人没有参与实际施工的情况下，是可以不作为案件诉讼主体的，更不要说让转包人就欠付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本案中，申谊公司没有与凌达公司签订合同，没有参与实际施工，而只是工程多次转包中的转包人，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被告，更不应当对罗良坤、杨新谷欠付凌达公司的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五、申谊公司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向北林公司足额支付工程款，不应当就罗良坤、杨新谷欠付凌达公司的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六、对于罗良坤与杨新谷的结算不清楚，对于一审的证据，凌达公司在起诉状中认定收到的款是100万，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的是93万元。七、关于30万元支票的问题，罗良坤在一审中已经举证证明25万元的收款收据和证明单，庄宏斌现金返还罗良坤5万元，凌达公司辩称没有收到工程款的理由不成立，没有收到凌达公司不可能出具收款证明单，一审中否认收据上庄宏斌的签名，并且辩称没有出具该收据，对此不知情，后来罗良坤向法院出具庄宏斌签名的支付证明单以后才承认收款收据和证明单上的签名是庄宏斌签署，而且应该是为了避免罗良坤拿两个单据向凌达公司主张已经支付两笔款项的不利结果，到后续开庭才承认收款收据是真实的，且至承认两笔单据指向一笔款项，且没有实际付款，凌达公司在一审的陈述前后矛盾，其辩称没有收到25万元工程款的陈述不予采信。八、一审判决不采信罗良坤的三份证据的裁判依据和理由过于单薄。
汕头建筑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凌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凌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对凌达公司证据不足的事实予以认定，回避汕头建筑公司及原审其他被告提供的充足证据，错误适用证据规则，偏袒凌达公司，将本属于凌达公司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无理施加在汕头建筑公司身上。一、汕头建筑公司不是适格主体，相应的债务应由罗良坤和杨新谷承担。1、凌达公司提供的证据《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第一页发包方一栏写明“罗良坤”，作为甲方直接与乙方凌达公司签订合同，合同第三页也是“罗良坤”签名。2、合同上加盖的印章为方形印章，从内容或形式上都不规范，是他人私刻的印章，汕头建筑公司没有授权他人刻制这样的印章，该印章没有法律效力。3、印章中载明“仅限作技术资料专用，其他无效”，已明确该私刻印章的用途及效力，凌达公司明知印章不具有签订合同法律效力的情况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故该合同无效，相应的债务应由承包人罗良坤和杨新谷承担。4、涉案工程的结算文件、付款单据、工程款的支付行为等，均以罗良坤、杨新谷的名义实施，并非以汕头建筑公司的名义实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疑难问题解答》(粤高法[2017]151号)第22条规定：挂靠人以被挂靠人的名义承接工程后，又将工程进行分包或转包，实际施工人主张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欠付工程款连带责任的，应区分情形处理：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对外签订分包或转包合同的，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挂靠人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分包或转包合同的，挂靠人承担付款责任。可见，本案事实是罗良坤、杨新谷以自身名义对外签订涉案合同、签署结算文件、自行支付工程款，应依法改判汕头建筑公司不承担付款责任。二、原审法院对于罗良坤通过支票委托付款25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原审法院回避汕头建筑公司提供的充足证据，错误适用证据规则，将属于凌达公司的举证责任无理施加在汕头建筑公司身上。2010年11月20日，罗良坤委托广州市黄埔区昌盟工程机械租赁服务部开出30万元支票，该支票收款人抬头为空白，其中25万元用于支付工程款，另5万元是其他用途。受委托付款单位出具《说明》证明上述事实。2011年1月1日，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收款收据》(编号0093472号)；同日，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庄宏斌向罗良坤出具收款收据及支付证明单各一份，并签名确认收到罗良坤25万元工程款。上述证据证明付款经过并经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庄宏斌书面确认，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但原审法院无视上述事实，判决书中第15页称“对该笔款项不予确认”，明显错误。三、原审法院对于罗良坤以现金支付10万元，不予认定为支付本案工程款错误。凌达公司承认收到上述10万元现金，否认该款涉案工程款，但凌达公司无法提交相关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罗良坤以现金支付10万元，应认定为支付涉案的工程款并予以抵除。四、涉及到杨新谷的十万元应予认定，凌达公司的起诉状中是100万元，庭审中是减为90万元，凌达公司在一审中陈述这10万元是杨新谷的借款，但是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根据我方的证据凌达公司的员工是已经收到10万元，所以，该10万元应当抵扣。凌达公司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
凌达公司答辩称：焦点一，涉案工程款的支付主体问题。一审法院认定罗良坤、杨新谷系挂靠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并以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的名义对外与凌达公司签订分包施工合同的事实，判决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支付凌达公司未付工程款920188.78元。(一)关于挂靠关系是否成立的争议。申谊公司抗辩首先否认其在一审庭审中承认“罗良坤、杨新谷与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系内部承包关系”的事实；其次，提出新证据1-6试图证明申谊公司早已将涉案全部工程转包给广州市北林风景园林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林公司”)，再由北林公司转包给黄埔区华发土石方工程部(以下简称“华发工程部”)，再由华发工程部转包给罗良坤，并且均已结算全部工程款。因此，申谊公司想凭借这两个事由抗辩称涉案工程早已转包给第三人，绝非罗良坤、杨新谷等人，罗良坤、杨新谷内部承包和挂靠关系均不成立。申谊公司提出上述两个理由均违背一审已有证据以及申谊公司二审提交新证据所反映的事实本身。第一，虽然申谊公司在二审庭询中否认其曾承认的“涉案工程由罗良坤、杨新谷内部承包”事实，但该承认并非直接导致法院判决确认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与罗良坤的挂靠关系，相反，一审中申谊公司和汕头建筑公司承认这一事实恰恰是为了以内部承包之名反驳挂靠关系的成立，想借之否认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因此，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的代理人对涉案工程由罗良坤、杨新谷内部承包的事实陈述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证据》第八条第三款关于“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条款。其次，申谊公司提供新证据1-6所反映的事实与申谊公司想待证的事实相去甚远。根据申谊公司二审提供的新证据1-6，申谊公司分包给北林公司、北林公司接着转包给华发工程部的工程无论从合同约定还是工程结算，范围只是申谊公司在总承包合同中负责的绿化部分工程而已，不包括涉案工程范围，即道路、交通、路灯等部分。因此，申谊公司抗辩称早已将涉案全部工程转包给北林公司，而非罗良坤、杨新谷，违背案件事实。第二、综合各当事人关于挂靠认定所涉事实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成立挂靠关系。l、根据中标总承包合同，罗良坤作为汕头建筑公司签约代表与业主单位签订中标的总承包施工合同。罗良坤并非汕头建筑公司的员工，因此，罗良坤代表该公司签约，属于典型的挂靠行为。2、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罗良坤一审均承认，涉案工程系由罗良坤与杨新谷内部承包，并只收取管理费和税费。根据罗良坤一审陈述，联合体中标后，申谊公司和汕头建筑公司共同成立项目部，并交给罗良坤、杨新谷内部承包，其中罗良坤负责丰乐路北边的工程范围，杨新谷负责丰乐路南边的工程范围。项目部成立后，将涉案的交通、照明、道路等专业性施工工程分包给凌达公司。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在扣除管理费及税费后分别支付工程款给罗良坤、杨新谷。鉴于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与罗良坤无劳动关系，他们之间是挂靠关系。3、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在二审中表示他们根本不参与实际施工，罗良坤、杨新谷和凌达公司均确认罗良坤在现场管理项目。4、根据建筑部《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释义(建市施函[2014]163号)第十条“本办法所称挂靠指单位或个人以其他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行为，承揽工程包括参与投标、订立合同、办理有关施工手续、从事施工等活动”、第十一条“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挂靠：(一)没有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借用其他施工单位的资质承揽工程的；(五)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中一人以上与施工单位没有订立劳动合同、或没有建立劳动工资或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综上，罗良坤既无施工资质，又非申谊公司或汕头建筑公司的员工，却以汕头建筑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承揽总承包工程。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一审承认罗良坤是内部承包关系，若属于内部承包关系罗良坤、杨新谷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申谊公司或汕头建筑公司却又承认罗良坤、杨新谷只交纳管理费和税费，并在施工现场管理项目工程，符合上述规定情形以及司法实践中对挂靠认定的适用情形。因此，应认定罗良坤、杨新谷与申谊公司或汕头建筑公司之间构成挂靠关系。(二)挂靠人罗良坤对外以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的名义将联合中标的改造工程包括交通、道路、路灯、监控、绿化部分分包给凌达公司，签订分包施工合同、竣工验收和结算工程款，一审判决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承担支付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根据罗良坤并非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与凌达公司签订合同，而是通过盖汕头建筑公司、申谊公司共同成立项目部的公章，明显是以汕头建筑公司、申谊公司的名义发包给凌达公司。根据申谊公司一审提出中标总承包合同，罗良坤在分包给凌达公司之前，就已经作为汕头建筑公司签约代表与业主单位签订中标的总承包施工合同。凌达公司的涉案承包合同尾部落款签章处显示，1、发包方处盖有汕头建筑公司、申谊公司丰乐路升级改造工程项目部方形公章；2、罗良坤在代表人处签字盖。可见，为何罗良坤不直接在落款处只签自己的名字，而是选择盖项目部公章。显然，罗良坤需要借助被挂靠人的公司资质和财力保障，即需要以被挂靠人的名义签约，以便与承包施工人凌达公司顺利签约合作。即便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提出该方形公章是罗良坤私刻，且公章上注明“仅限技术资料专用，其它无效”，但这并不影响认定罗良坤确实意图以汕头建筑公司、申谊公司为名义对外签订分包或转包合同。第二，杨新谷、罗良坤在结算时以汕头建筑公司、申谊公司作为甲方，而自己是作为结算代表与凌达公司签署工程量结算。在2015年9月，杨新谷、罗良坤与凌达公司签署《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结算表》时，甲方南北段结算落款处分别写的是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而杨新谷、罗良坤则是在项目负责人处签署。由此可见，杨新谷、罗良坤结算时并非仅以自己名义结算。虽然没有甲方公章，但并不影响认定杨新谷、罗良坤是以汕头建筑、申谊公司名义对外向凌达公司履行涉案工程合同义务。第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粤高法[2017]151号)第22条关于“实际施工人主张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欠付工程款连带责任的如何处理”的解答意见(以下简称解答意见第22条)“挂靠人以被挂靠人的名义承接工程后，又将工程进行分包或转包，实际施工人主张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欠付工程款连带责任的，应区分情形处理：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对外签订分包或转包合同的，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挂靠人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分包或转包合同的，挂靠人承担付款责任”。因此，挂靠人罗良坤、杨新谷对外以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的名义与凌达公司签订分包施工合同、竣工验收和结算工程款，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应对罗良坤、杨新谷未支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焦点二，争议未支付工程款金额。关于罗良坤未支付工程款10万元和25万元工程款的事实是否成立的问题。罗良坤因未缴纳诉讼费视为对上述事实的判决不予上诉，对判决认定事实的认可。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没有权利就罗良坤是否支付该10万和另外的25万元工程款进行抗辩。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仅有权就他们与罗良坤是否存在挂靠关系及是否对罗良坤欠凌达公司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进行抗辩。因此，罗良坤支付工程款的金额问题因其未按时缴纳上诉费视为没有上诉，一审判决认定的罗良坤欠付的工程款金额发生法律效力，应在二审直接认定。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至于有变更的10万元，我方公司的行政人员核对合同的数据，在开庭前再要求校对查账核实才发现是没有收到的，而且是在开庭前就变更了，当事人有权利变更诉讼请求；2、关于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提出的其跟罗良坤之间不存在挂靠关系，而是把工程分包给广州市北林风景园林设计有限公司，再者北林公司转包给了罗良坤的工程部，这个事实跟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的陈述是不一致的。申谊公司一审说其与罗良坤存在内部承包关系，一、二审的陈述截然不同，我方对其上诉理由全部不予认可；3、关于25万元的问题，支付证明单和收据是我方代理人在庭上陈述不是庄宏斌签字，代理人跟行政人员核实说是没有签字，后来法官要求庄宏斌亲自出庭对此核实，庄宏斌在法庭上就认可了是其本人签的，所以才在一审中作出了前后不一致的陈述。但是不管是谁的陈述，这25万元的款项实际上没有支付，这是没有改变的事实。这么大笔款项肯定有相应的银行凭证，至于这个钱最终是否最终到我方账户，应当由申谊公司举证。一审中申谊公司曾提交《广州市黄埔区待建项目管理中心工程专用合同》，这个证据表明申谊公司与广州市黄埔区待建项目管理中心签订了承包合同，该合同最后一页签字有汕头公司签字，代表是罗良坤。这个证据足以说明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联合承包工程。如果没有关系罗良坤为何要在协议中签字。一审中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的代理人都承认向罗良坤收取了管理费，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挂靠关系是有依据的。事实上罗良坤也多次向我陈述这个工程他是以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的名义来投标的。
罗良坤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罗良坤对其中的222552.28元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罗良坤对其中欠付222552.28元工程款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代理利率的标准，从2016年1月9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承担连带责任。一、原审法院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本案处理结果与广州市黄埔区景晖货运服务部、唐世坚及广州市黄埔区昌盟工程机械租赁服务部有利害关系，在未将广州市黄埔区景晖货运服务部、唐世坚及广州市黄埔区昌盟工程机械租赁服务部列为本案第三人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便认定罗良坤未向凌达公司支付25万元的工程款，至事实不顾，应当将案件发回重审。（一）原审法院应将广州市黄埔区景晖货运服务部、唐世坚及广州市黄埔区昌盟工程机械租赁服务部列为第三人，以便查明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向凌达公司支付25万元工程款的事实。广州市黄埔区昌盟工程机械租赁服务部接受罗良坤的委托，开出一张空白支票，后由罗良坤将该支票交给凌达公司。凌达公司在收到该支票后又将该支票转给广州市黄埔区景晖货运服务部及唐世坚，由广州市黄埔区景晖货运服务部及唐世坚向凌达公司支付30万元现金，后凌达公司以现金的形式返还给罗良坤5万元，余下25万元便是罗良坤支付给凌达公司的工程款。对于支付情况，广州市黄埔区景晖货运服务部及唐世坚最为清楚，在没有将广州市黄埔区景晖货运服务部、唐世坚、广州市黄埔区昌盟工程机械租赁服务部作为案件第三人以及罗良坤尚有收据以及支付证明单证明凌达公司收到25万元工程款的情况下，便认定罗良坤未向凌达公司支付25万元的工程款，属于对事实的认定错误，应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广州市黄埔区景晖货运服务部、唐世坚及广州市黄埔区昌盟工程机械租赁服务部有利害关系，应当将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广州市黄埔区景晖货运服务部、唐世坚及广州市黄埔区昌盟工程机械租赁服务部列为本案的第三人。若本案最终认定为罗良坤未通过该支票已向凌达公司支付25万元工程款，则产生如下法律后果，在广州市黄埔区昌盟工程机械租赁服务部与广州市黄埔区景晖货运服务部、唐世坚没有业务往来以及欠付其款项的情况下，广州市黄埔区昌盟工程机械租赁服务部没有向广州市黄埔区景晖货运服务部、唐世坚付款的义务，因此对于广州市黄埔区景晖货运服务部、唐世坚已经向银行承诺的30万元应当返还给广州市黄埔区昌盟工程机械租赁服务部。因此原审认定罗良坤未通过该支票已向凌达公司支付25万元工程款，损害广州市黄埔区昌盟工程机械租赁服务部的合法权利。原审法院在未追加上述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为本案第三人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应发回重审。二、原审判决未能认定罗良坤通过支票付款25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罗良坤通过广州市黄埔区昌盟工程机械租赁服务部开出30万元支票是真实存在的，罗良坤已经提交开票行提供的银行流水为证，其中25万元是工程款付款，另5万元由凌达公司通过现金的形式返还给罗良坤。有关事实，罗良坤已在开庭如实陈述。代付人广州市黄埔区昌盟工程机械租赁服务部也出具情况说明，证实有关付款是受罗良坤委托所开具支票，且支票项下的款项已经兑付完成。凌达公司实际指示的收款人广州市黄埔区景晖货运代理服务部收款成功后，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在2011年1月1日向罗良坤出具收款收据（编号0093472号）一份，同日，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庄宏斌向罗良坤提交支付证明单一份，并在受款人一栏签名确认。可见，虽然罗良坤对该笔25万元的款项并非直接汇入凌达公司账户，但代付人出具书面说明，罗良坤合理说明，凌达公司收款后出具了收据、支付证明单，有关付款、收款事实形成完成的证据链，足以证实该25万元是支付给凌达公司的案涉工程款，且款项已经支付完成。（二）凌达公司辩称该笔25万元未实际收到，其理由根本不成立。1、第一次开庭时，罗良坤提交收款收据（编号0093472号），但凌达公司以该单据上的签名“庄宏斌”并非庄宏斌本人签署为由，不认可该收据的真实性，辩称未出具过该收据，对其不知情。罗良坤在庭后提交庄宏斌亲笔签名的支付证明单后，被迫承认支付证明单为凌达公司庄宏斌亲笔签名，且为了避免罗良坤持两个单据向凌达公司主张已付两笔款的这一对其不利的后果，在后续开庭时改口承认收款收据（编号0093472号）是真实的，且认为两个单据均指向同一笔付款，并改口称单据签了但未实际付款。可见，凌达公司的陈述前后有矛盾，其陈述的可信性具有疑点。2、凌达公司辩称签了单据但未实际付款，但凌达公司不仅改口确认签署了收款收据，还同时签署了支付证明单。如果没有真实付款，为何签署了收款收据的同时，还要签署支付证明单，并在受款人一栏签名，这有悖于生活常理。对此，凌达公司并没有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应由凌达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关于以现金方式支付10万元工程款，原审判决未确认为已付工程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一）双方均确认，罗良坤有实际支付10万元现金给凌达公司。（二）按罗良坤的陈述，如果南沙项目合作成功则作为合作款，合作项目不成功则作为本案工程款。凌达公司是合作项目的主导、实施的一方，罗良坤未有过参与，合作项目是否成功，应由凌达公司承担举证责任而非罗良坤举证。原审判决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罗良坤违反法律规定，不公平不合法。（三）按凌达公司庭审时陈述“项目至今仍未有任何进展”。10万元现金的付款日已经过去数年时间，且凌达公司没有提供项目进展、信息的情况下，合作项目显然是已经终止，罗良坤将已付给凌达公司的10万元现金定性为付款凌达公司的工程款合情合理。综上所述，罗良坤已付的工程款中，应包括通过支票支付的25万元和现金10万元，实际已向凌达公司付款85万元，尚欠本金222552.28元。
杨新谷没有提出答辩意见。
凌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罗良坤、杨新谷共同向凌达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327424.8元；2、判决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罗良坤、杨新谷共同向凌达公司支付工程款利息87454元（以1327424.8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第一次结算次日即2015年9月26日起计至付清为止）；3、本案诉讼费由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罗良坤、杨新谷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申谊公司（主体单位）、汕头建筑公司经过招投标程序于2010年3月8日被确定为迎亚运市政道路大中修工程-丰乐路（港前路-
广园快速路）道路、绿化升级改造工程的中标单位。
2010年3月26日，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乙方、承包人）与广州市黄埔区代建项目管理中心（甲方、发包人）签订《工程专用合同》，工程名称为迎亚运市政道路大中修工程-
丰乐路（港前路-广园快速路）道路、绿化升级改造工程，工程地点在广州市黄埔区，工程内容为丰乐路（港前路-
广园快速路）道路大中修改造工程全长约2.044公里、绿化工程全长约2.6公里，包括道路、交通、路灯、园林给排水、绿化等工程项目。合同暂定价款49590005.22元，其中申谊公司总暂定价为20189480.16元，负责园林给排水部分、绿化部分;汕头建筑公司总暂定价为24822766.05元，负责道路部分、交通部分、路灯部分。
2010年3月26日，申谊公司（主体单位）与汕头建筑公司（联合体成员）签订《联合体协议书》，约定：双方自愿组成联合体，在迎亚运市政道路大中修工程-
丰乐路（港前路-
广园快速路）道路、绿化升级改造工程共同施工，联合体内部有关事项约定如下：申谊公司负责园林给排水、绿化工程，汕头建筑公司负责道路、交通、路灯部分。
2010年3月16日，罗良坤作为发包人（甲方）与凌达公司（承包人、乙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双方约定：工程名称为丰乐路（港前路-
广园东路）道路大中修改造工程，工程地点在黄埔区××路、××路，承包范围为按施工设计图承建，范围第三册交通工程、第四册照明工程、包工包料、包安全、包工程的税管费等。合同总价按甲方中标书（第三册交通工程、第四册照明工程）的交通部分及照明部分的分项工程清单与计价表中所列的中标单价交通及路灯部分下浮20%、监控部分下浮25%付予甲方，其余80%和75%属于乙方。工程款结算：根据中标单位收到财政部门工程款，按合同项目结算比例的工程款，并在7个工作日付予承包方。合同落款的发包人处盖有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丰乐路（港前路-
广园快速路）道路、绿化升级改造工程项目部的印章。
涉案工程于2010年3月12日开工，于2011年6月20日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
2015年9月25日，凌达公司与杨新谷、罗良坤签订丰乐路（港前路-
广园快速路）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结算表》，确认改造工程包括交通、道路、路灯、绿化部分，工程分包总价为2227424.8元，其中南边工程分包合价为952490.28元，北边工程分包合价为1274934.53元。杨新谷在甲方申谊公司项目负责人处签名，并括号备注“南段”，罗良坤在甲方汕头建筑公司项目负责人处签名，并括号备注“丰乐北段”。
2016年1月9日，凌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庄宏斌与罗良坤签订《丰乐路（港前路-
广园快速路）道路升级改造工程交通、照明分包工程结算确认表》，双方确认丰乐路北边分包结算金额为1226833.09元，扣除税费、管理费后结算金额为1072552.28元。同日，庄宏斌与杨辉（杨新谷的曾用名）签订《丰乐路（港前路-
广园快速路）道路升级改造工程交通、照明分包工程结算确认表》，双方确认丰乐路南边分包结算金额为904520.76元，扣除税费、管理费后结算金额为777636.5元。
罗良坤主张涉案项目部由罗良坤与杨新谷内部承包，责任人应为两人，并提交2010年6月12日罗良坤与杨新谷签订的《联合承包工程施工协议》，双方约定：杨新谷施工范围为港前路至黄埔东中线段所有设计图纸工程内容，罗良坤施工范围为黄埔东中线至丰乐立交所有设计图纸工程内容，结算按各自施工部位实际完成工程量计算工程价款，其它联合费用按实际工程价款比例分摊。
罗良坤主张已向凌达公司支付工程款85万元，其中25万元是委托广州市黄埔区昌盟工程机械租赁服务部以支票方式开出的，罗良坤提交以下证据：1、支票，支票载明的金额为30万元，收款人为广州市黄埔景晖货运代理服务部;2、2011年1月1日（因笔误写成2010年1月1日）庄宏斌出具的编号为0093472的《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丰乐路交通工程款250000元”;3、2011年1月1日庄宏斌出具的《支付证明单》，载明“丰乐路交通部分250000元工程款”，罗良坤在《支付证明单》中“未能取得单据原因”处签名。罗良坤称《支付证明单》及《收款收据》载明的都是同一笔款项，即通过支票支付的25万元，支票开具时收款人处是空白的，其所提交的载明收款人信息的是其从银行调取的，罗良坤主张其将30万元的支票给庄宏斌，庄宏斌将5万现金返还。庄宏斌确认收款收据及《支付证明单》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但其表示罗良坤实际没有支付该笔款项，其没有收到过罗良坤给的支票，也不认识支票的出票人和收款人。罗良坤还主张通过现金支付10万元工程款，但没有要求凌达公司出具收据，庄宏斌确认收到罗良坤交来的10万元现金，但其表示该款项与本案工程款无关，是双方协商好去拿一个南沙的交通工程项目，10万元已经给了南沙项目需要挂靠的北京华凯公司，所以10万元是双方合作的款项。罗良坤称凌达公司找到其，说可以接到南沙的一个工程，凌达公司找罗良坤先垫付，罗良坤当时表示如果拿到该项目再谈合作条件，如果能合作成功就作为合作款，如果不能合作成功则作为工程款，但后来该项目没有下文。另外，罗良坤提交2011年5月12日的凌达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丰乐路（罗良坤）交通设施工程款50000元”;2016年1月21日庄宏斌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丰乐北路（罗良坤）交通设施工程款450000元”，凌达公司对该上述两份收据予以确认。
杨新谷主张已向凌达公司支付工程款80多万元，提交了以下证据：1、《收条》，载明“收到杨老板丰乐南路工程款100000元。凌达交通设施公司收款人钟济祥2010.12.01”;2、凌达公司出具的编号为2018343的《收据》，出具时间为2011年3月12日，载明“今收到丰乐南路交通设施工程款150000元。支票号工行：03143617号”；3、庄宏斌出具的编号为0009993的《收据》，出具时间为2016年2月5日，载明“今收到丰乐路杨辉工程款200000元”；4、盖有凌达公司印章的编号为2929294的《收据》，载明收到工程款30000元；5、广州市建筑材料研究所肖生出具的编号为1052871的《收据》，载明“今收到丰乐路改造项目的杨老板补交通设施的检测费68000元”；6、杨新谷、苏锦新与曾桓雄签订的《协议》，约定杨新谷、苏锦新向曾桓雄借款本金及利息120万元。另外，杨新谷还主张通过两张支票分别支付15万元、20万元，支票号分别为03143617、03143625。对于第1份证据，凌达公司确认曾有钟济祥这个员工，但称钟济祥否认收过杨新谷的10万元，凌达公司也没有委托钟济祥收款。对于第2、3份证据，凌达公司予以确认。对于第4份证据，凌达公司确认盖有其印章，且所载金额为30000元；对于第5、6份证据，凌达公司不予确认，凌达公司表示检测费收据显示收款人并非凌达公司或凌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内容本身与工程款无关联，借款协议的当事人并非凌达公司，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对于杨新谷称通过支票支付35万元，凌达公司表示03143617号支票的15万元与编号2018343号收据中的15万元为同一笔款项，编号2018343号收据中记载“支票号工行：03143617号”，03143625号支票凌达公司不予确认，其表示该支票的收款人并非凌达公司，凌达公司不存在该支票的入账信息。
2017年8月1日开庭时凌达公司确认共收到罗良坤、杨新谷的工程款共计90万元，2017年11月21日凌达公司到庭说明其当庭表示收到罗良坤、杨新谷的工程款共计90万元是因为其以为罗良坤支付了55万元，杨新谷支付了35万元，但经庭后其财务核实罗良坤只支付了50万元。
各被告主张罗良坤、杨新谷与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系内部承包关系，但未提交证据证明罗良坤、杨新谷与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存在劳动或隶属管理关系。罗良坤、杨新谷表示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扣掉管理费后再支付工程款给罗良坤、杨新谷。
还查明，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应在双方结算后再支付工程款。庭审中，凌达公司陈述“我方就整个工程签了施工合同后，工程快完工时，罗良坤告知我方，杨新谷也加入这个项目，罗良坤、杨新谷要分开结算费用，所以我方就与罗良坤、杨新谷分别结算了。我方提出了异议，我方要求与罗良坤、杨新谷就北边和南边分别签订合同，罗良坤说没必要。”
凌达公司主张其具有涉案工程的施工资质，凌达公司的《营业执照信息》显示经营范围包括交通标志施工、交通安全、管制及类似专用设备制造、各种交通信号灯及系统安装等。
凌达公司主张涉案合同有效。一审法院向凌达公司释明如果认定的涉案合同的效力与凌达公司主张的不一致，凌达公司是否要变更请求，凌达公司表示坚持诉请。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公路标志、标线、护栏、隔离栅、防眩板等公路安全设施的施工及安装应具有相应的资质，但凌达公司未取得相关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不具备相关的施工资质，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因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归于无效。但由于涉案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凌达公司请求支付工程款应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涉案工程款的支付主体问题；二是欠付工程款的金额认定问题；三是工程款利息的计算问题。
关于焦点一：涉案工程款的支付主体问题。各被告主张涉案工程项目部由罗良坤、杨新谷内部承包，但各被告均未提交证据证明罗良坤、杨新谷与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存在劳动或隶属管理关系，罗良坤、杨新谷不具备建筑资质，其以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项目部的名义对外开展活动，并向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支付管理费，结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罗良坤、杨新谷系挂靠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在发包人处盖有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涉案工程项目部的印章，罗良坤是以被挂靠人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名义对外与凌达公司签订的合同，凌达公司请求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依法有据，予以支持。申谊公司主张凌达公司施工的不是其负责范围，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工程专用合同》及《联合体协议书》对申谊公司与汕头建筑公司的负责范围进行分工，由申谊公司负责园林给排水部分和绿化部分，汕头建筑公司负责道路、交通、路灯部分，但凌达公司并不是上述合同的当事人，合同条款对凌达公司不产生约束力，不能对抗凌达公司，且根据《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结算表》，凌达公司完成的部分亦包括申谊公司负责的绿化部分，因此对申谊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罗良坤、杨新谷的承责范围问题。虽然罗良坤是作为发包人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签名，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凌达公司就丰乐路北边的工程、丰乐路南边的工程分别与罗良坤、杨新谷进行结算并收取工程款，且凌达公司在庭审中陈述“我方要求与罗良坤、杨新谷就北边和南边分别签订合同，罗良坤说没必要”，以上事实均表明凌达公司与罗良坤、杨新谷达成了丰乐路北边的工程款由罗良坤支付，丰乐路南边的工程款由杨新谷支付的意思表示，因此，丰乐北路的工程欠款应由罗良坤与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丰乐路南边的工程欠款应由杨新谷与申谊公司、汕头建筑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
关于焦点二：欠付工程款的金额认定问题。虽然凌达公司曾于2015年9月与罗良坤、杨新谷就丰乐路（港前路-
广园快速路）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签订《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结算表》，但2016年1月9日，凌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庄宏斌分别与罗良坤、杨新谷签订《丰乐路（港前路-
广园快速路）道路升级改造工程交通、照明分包工程结算确认表》，对丰乐路南边、北边的工程款进行了确认，结算款应以最终作出的结算确认表为依据，即工程结算款应为1850188.78元（1072552.28元+777636.5元），其中丰乐路北边结算款为1072552.28元，丰乐路南边结算款为777636.5元。
关于罗良坤的付款金额。罗良坤主张已向凌达公司支付工程款85万元，凌达公司不予确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1、罗良坤主张通过支票支付25万元，但是支票的金额为30万元，与罗良坤主张的付款金额不一致，支票的收款人也并非凌达公司，《支付证明单》中“未能取得单据原因”处有罗良坤的签名，其对此亦未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虽然《收款收据》及《支付证明单》上有庄宏斌的签名，但是罗良坤提交的上述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通过支票支付了25万元的工程款，对罗良坤的主张不予采信，对该笔款项不予确认。2、关于现金支付的10万元，根据庄宏斌及罗良坤所述，庄宏斌确因南沙的项目找过罗良坤垫付款项，罗良坤主张双方曾达成“如果合作成功就作为合作款，合作不成功就作为工程款”的意见，应承担举证责任，由于罗良坤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双方曾达成上述约定，因此，该款项无法认定为涉案工程款；3、编号为2018344、0168533的金额为50000元、450000元的收款收据，凌达公司无异议。鉴于开庭时凌达公司确认共收到罗良坤、杨新谷的工程款共计90万元，凌达公司陈述其当时以为罗良坤支付了55万元，杨新谷支付了35万元，但经庭后凌达公司财务核实罗良坤只支付了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凌达公司在庭审时已确认收到罗良坤工程款55万元，并据此明确其诉讼请求，凌达公司在庭审时的陈述应视为其自认，在凌达公司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其自认的情况下，认定罗良坤向凌达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为55万元。
关于杨新谷的付款金额。杨新谷主张已向凌达公司支付工程款80万元，凌达公司对编号2018343的金额为150000元的《收据》及编号0009993的金额为200000元的《收据》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杨新谷提交的《收条》显示收款人为钟济祥，杨新谷无证据证明凌达公司授权钟济祥收取款项；广州市建筑材料研究所肖生出具的编号为1052871的《收据》，该检测费的收款人并非凌达公司，款项的性质也不是工程款；杨新谷、苏锦新与曾桓雄签订的《协议》，凌达公司并非该协议的当事人，因此，对杨新谷提交的《收条》、编号1052871的《收据》、《协议》，不予采纳。杨新谷提交的编号为2929294的《收据》，载明收到工程款30000元，该收据有凌达公司的盖章，予以采纳。对于杨新谷称通过两张票号为03143617、03143625的支票分别支付15万元、20万元，因编号2018343号收据中记载“支票号工行：03143617号”，故认定03143617号支票款与编号2018343号收据所涉款项是同一笔款项，不应重复计算。0','201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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