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205民初1729号
原告：廖善奇，男，1964年3月13日生，壮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
原告：覃福华，男，1949年10月14日生，壮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鹏五，广西万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黎远仕，男，1971年9月11日生，瑶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崇勋，广西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常新磊,男，1974年3月5日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第三人：贺州市宁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达西路739号。
法定代表人：黎远仕。
原告廖善奇、覃福华诉被告黎远仕、第三人常新磊、贺州市宁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本院于2016年5月4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善奇、覃福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杨鹏五，被告黎远仕委托代理人王崇勋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常新磊、贺州市宁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贺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庭外和解的时间依法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黎远仕、第三人常新磊将其持有的贺州市宁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各计31％、69％返还给原告廖善奇、覃福华(转让后原告廖善奇、覃福华的股权比例为91％、9％)。事实与理由：贺州市宁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贺公司)成立于2004年6月8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万元，经营范围为矿产品探、选、加工及销售；露天锰矿开采。2012年4月，二原告受让宁贺公司100％股权，其中廖善奇的出资比例为91％，覃福华的出资比例为9％。2012年末，黎远仕称如果将宁贺公司的股权转让到他的名下就可以在银行办理采矿权质押，可以帮助宁贺公司获得银行2个亿左右的质押贷款支持。之后，宁贺公司股东在没有收到任何股权转让对价的情况下，将公司的股东、法人代表均变更为黎远仕，并在工商局办理了变更手续。办理完工商变更手续后，宁贺公司并未获得银行的质押贷款，黎远仕既没有按照约定向原股东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也没有将公司的股东变更到原告名下、法人代表变更为廖善奇。原告多次向黎远仕表明态度，要求他归还公司的股权、变更法人代表，黎远仕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归还股权。2013年11月15日，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黎远仕等股东将宁贺公司69％的股权转让给了常新磊，公司股东登记变更为黎远仕与常新磊，持股比例为31％与69％。黎远仕和常新磊均承认该股权转让行为只是为了保障广州市中油澳润石化有限公司转入宁贺公司预付款的资金安全，并没有受让公司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价金。故引纠纷成讼。
被告黎远仕答辩称：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和第三人的诉请；1、原告是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根据股东会决议将其所有贺州市宁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本案被告黎远仕，而且双方在经过股东会议决议后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2、被告黎远仕已经按照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转让价300万元全部支付给原告，除此之外还向原告支付了2000多万元的转让款；3、在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双方已经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工商登记，从而被告黎远仕取得了该公司合法的股权，也成为贺州市宁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第三人常新磊是在经过工商变更后才成为公司股东，也支付了对价，并办理了工商登记。
第三人常新磊书面答辩称：1、自己是宁贺公司的合法股东，2013年4月至10月期间，自己与黎远仕就股权投资事宜达成一致并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自己与黎远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实际履行，自己在整个股权转让期间均不知黎远仕与廖善奇、覃福华存在股权及债权纠纷，自己与黎远仕的股权转让关系和黎远仕与廖善奇、覃福华的股权纠纷非同一法律关系，根据工商公示的数据显示，黎远仕系宁贺公司的合法股东，自己是善意第三人，自己取得股东资格合法有效。3、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宁贺公司未作答辩。
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第三人常新磊及宁贺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已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争议焦点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于原告提供的2013年1月5日《承诺函》、首行记载着“宁贺矿业公司股东投资及债务情况如下”的手写材料、2014年11月2日《承诺函》、2014年9月20日股权投资确认书等证据的认定：被告黎远仕认可签名及手印的真实性，但认为是被告被胁迫签字的，当时考虑双方还有很多联系被告就没有报警。对此本院认为，被告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和后果有充分的认知能力，假如确实存在被告所述的胁迫行为，则被告在获得行动自由后应当会通过报警等方式予以自救，但被告既未能提供遭受胁迫的证据，也未能提供任何被胁迫后寻求相关救助的证据，故对被告所称被胁迫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上述证据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可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以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2、对于宁贺公司于2012年4月前后股权转让时各实际出资人、名义出资人资金流动情况的认定：虽然原告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刘武燕和李刚的身份情况，但是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银行转款凭条、前述被告签字确认的投资确认书等相关书面文件，以及被告黎远仕、原告廖善奇签署的收条，案外人樊超勇出具的证明材料等系列证据，时间、金额及资金流动方向等方面，均能形成比较完整的证据链，与原告方主张的资金给付情况相互印证，可以证明2012年3月、4月期间相关当事人向宁贺公司原股东购买公司股权时的资金流动情况。3、对于2012年4月宁贺公司股权转让实际转让价格事实的认定：根据股权投资确认书、樊超勇出具的证明材料、相关人员的转款凭证以及本案当事人2016年2月25日在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时的自述，可以认定2012年4月股权转让的实际转让价格为2000万元，与股权转让金一并流转支付的其余款项为其他的债权债务。
经审理，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宁贺公司成立于2004年6月8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万元，经营范围为矿产品探、选、加工及销售，露天锰矿开采。2012年3月，宁贺公司原股东樊超勇、廖善奇、石红兵、王锡林、许则锋、郑新明协商一致后，将宁贺公司百分之百股权作价2000万元转让给曾世华、叶文生、陈玉和、廖忠建，曾世华等人委托廖善奇、覃福华作为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名义股东。2012年3月23日至2012年4月17日期间：廖忠建通过其尾号7919银行卡先后向黎远仕转账904万元，李刚通过其尾号1318银行卡、尾号4488银行卡先后向黎远仕转账1100万元，黎远仕通过其尾号1311银行卡先后向廖善奇转账2104万元，廖善奇通过其尾号0412银行卡、尾号5111银行卡先后向樊超勇转款2054万元。上述转账中，廖忠建向黎远仕所转的904万元均由叶文生处转来。李刚向黎远仕所转的款项中，有800万元为刘武燕受曾世华委托从其尾号2813银行卡转给李刚后再转给黎远仕，有300万元为李刚受廖忠建委托转给黎远仕。2012年4月10日，廖善奇向黎远仕出具收条一张，书明收到黎远仕付给贺州宁贺公司投资款1915万元，2012年4月17日，廖善奇向黎远仕出具收条一张书明收到黎远仕付给买贺州矿山款189万元。2012年4月17日黎远仕向廖忠建出具收条一张，书明收到廖忠建付给贺州市宁贺公司投资款2104万元，并注明“叶文生104万”字样。
2012年12月30日，宁贺公司召开股东会议，王志军、廖善奇、廖忠建、陈玉和、覃福华参会，会议形成决议，决定将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黎远仕、谭歆两人，并将公司法人变更为黎远仕。后上述人员作为甲方与乙方黎远仕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持有该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叁佰万元，同时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2013年1月5日，黎远仕向宁贺公司全体股东出具一份承诺函，承诺“自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股权转让完成之日起，30天内由本人支付贰仟伍佰万元给原股东（其中优先支付公司并购后原股东所追加的投资款和利息），若30天内本人无法支付贰仟伍佰万元给原股东，本人则无条件地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廖善奇同志，无条件地将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原股东；若30天内本人能够支付贰仟伍佰万元给原股东，60天内由本人支付原股东余下的所有投资款和利息约壹仟万元（以公司的账册为准）……”，2014年9月20日黎远仕再次在该承诺函上签字确认“以上内容属实，本人仍是该公司股东和法人代表，股权转让款还未支付”。2013年1月5日，廖善奇、覃福华、黎远仕、谭歆在宁贺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书明出席会议的股东4人代表了100%的股份，决议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廖善奇转让91%股权（273万元）给黎远仕，覃福华转让9%股权（27万元）给谭歆，黎远仕、谭歆同意接受上述股权。根据2013年1月5日的股东会决议，2013年1月7日，宁贺公司进行了变更登记，登记股东、发起人由廖善奇、覃福华变更为黎远仕、谭歆。2013年4月18日，曾世华、叶文生、陈玉和、许则锋、廖忠建、廖善奇、黎远仕、覃福华共同签字确认，宁贺公司股东投资及债务情况如下：公司股东投资款2000万元，公司向股东借款1250万元，廖善奇投资款约300万元，覃福华、廖善奇钩机、铲车、租金等70万元，覃福华劳务费20万元，以上共计3640万元（最终由公司财务确认数字），2014年9月20日黎远仕再次在该承诺函上签字确认“以上内容属实，本人仍是该公司股东和法人代表，股权转让款还未支付”。
2013年7月2日，黎远仕、谭歆、卓韦声在宁贺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书明出席会议的股东2人，代表了100%的股份，决议公司股东一致同意谭歆转让9%股权（27万元）给卓韦声，卓韦声同意接受上述股权。2013年7月3日，宁贺公司进行了变更登记，登记股东、发起人由黎远仕、谭歆变更为黎远仕、卓韦声。2013年11月14日，黎远仕、常新磊、卓韦声在宁贺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书明出席会议的股东3人，代表了100%的股份，决议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卓韦声转让9%股权（27万元）、黎远仕转让60%股权（180万元）给常新磊，常新磊同意接受上述共69%（共207万元）股权。2013年11月15日，宁贺公司进行了变更登记，登记股东、发起人由黎远仕、卓韦声变更为黎远仕、常新磊。
2014年9月18日，曾世华、叶文生、陈玉和、廖忠建作为甲方，廖善奇、覃福华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委托持股协议约定：鉴于曾世华、叶文生、陈玉和、廖忠建共同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受让宁贺公司100%股权，其中曾世华、廖忠建所占股比均为30%，叶文生、陈玉和所占股比均为20%，经甲方协商一致，同意由乙方代表甲方办理工商注册手续，作为甲方代持股人参与公司管理，其中廖善奇代表公司注册资本的91%，覃福华代表公司注册资本的9%。协议还约定了其他相关权利义务。除廖忠建外，其余人员均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2014年9月20日，黎远仕作为确认人签署一份股权投资确认书，确认经宁贺公司原始股东协商一致，将宁贺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曾世华、叶文生、陈玉和、廖忠建，股权转让价款共计2000万元，其中曾世华支付股权转让对价600万元，占股比30%，叶文生支付股权转让对价400万元，占股比20%，陈玉和支付股权转让对价400万元，占股比20%，廖忠建支付股权转让对价600万元，占股比30%，上述投资人委托廖善奇、覃福华作为名义股东对公司进行日常管理，其中廖善奇股权为91%，覃福华股权为9%，上述股权投资款先行转给廖忠建，由廖忠建统一转给黎远仕，再由黎远仕转给廖善奇，再由廖善奇转给公司原股东。廖忠建于2014年11月23日在该份股权投资确认书上签字确认付款情况属实。2014年11月2日，黎远仕再次出具一份承诺函，书明2013年1月黎远仕受让宁贺公司100%股权，约定股权转让价金为人民币3500万元，为方便工商登记，由卓韦声代持股9%，股权变更后，黎远仕至今未付股权转让价金；2013年11月常新磊为保证其所在公司广州市中油润澳石化有限公司转入宁贺公司的预付款，提出股权质押要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黎远仕名下60%的股权、卓韦声名下9%的股权直接转让到了常新磊名下用于担保，实际上常新磊并未支付股权转让价；黎远仕认可宁贺公司实际股东为廖善奇和覃福华，如实际股东起诉要求返还股权，黎远仕愿意无条件将股权转让给实际股东并将法人代表变更到廖善奇名下。
另查明：1、2013年7月19日至10月10日期间，广州市中油润澳石化有限公司先后分8次以预收货款、预定货款或预付货款的名义向宁贺公司共转款580万元，广州益溢贸易有限公司分3以预定货款名义向宁贺公司共转款160万元。2、廖善奇尾号5111银行卡分两次向王锡林尾号1516银行卡转账共计120万元。黎远仕于2012年4月17日、2013年4月10日向廖善奇转账共25万元，摘要备注均为货款。2012年4月28日廖善奇尾号5111银行卡向黎远仕尾号1311银行卡转账40万元。2013年7月10日覃福华尾号8216银行卡被现金存款存入5万元。2013年10月17日黎远仕尾号1696银行卡向廖善奇尾号7157银行卡转账100万元。3、2012年3月份起被告黎远仕已经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2014年底原告廖善奇、覃福华将公司公章收回，此后被告黎远仕离开了公司。
本院认为：民事活动中的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根据原、被告的诉辩及各方当事人陈述，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是否依约按时足额支付了转让价款；二、两原告与被告的股权转让是否合法有效；三、被告与第三人的股权转让是否合法有效。
一、对于被告是否依约按时足额支付了转让款的问题：
第一，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查实，2012年3月23日至2012年4月17日期间，黎远仕先后收到廖忠建和李刚转入的人民币2004万元，又向廖忠建出具收条一张，书明收到廖忠建付给贺州市宁贺公司投资款2104万元，并注明“叶文生104万”字样。黎远仕辩称上述款项系与廖忠建、曾世华、李刚有其他法律关系，但其对上述巨额款项流动系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或是作出合理说明，且上述资金的流动时间，均在黎远仕向廖善奇转款的同一日或前一日，此后廖善奇又在同日或次日向樊超勇转款，各笔资金流动的时间、金额均能一一对应。故据此可认定，2012年4月10日廖善奇收到的黎远仕“贺州宁贺公司投资款”1915万元以及2012年4月17日廖善奇收到的黎远仕“买贺州矿山款”189万元，合计2104万元投资款（转让金），实际均系来源于2012年3、4月份宁贺公司股权转让时新的实际出资人叶文生、曾世华、廖忠建，而并非被告黎远仕向廖善奇购买宁贺公司股权的转让金。上述资金经黎远仕之手转给廖善奇后，廖善奇又支付给了樊超勇等宁贺公司2012年4月16日变更登记前的股东及实际出资人。
第二，虽然最早的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上记载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叁佰万元”，但首先，宁贺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万元，2012年4月廖善奇等股东从宁贺公司此前的股东处受让该公司股权的价格为2000万元，此后至2013年1月期间，未有证据证明发生了导致宁贺公司股权价值严重贬值的事实；其次，黎远仕于2013年1月5日向宁贺公司出具承诺函，确认需支付的对价总共为约3500万元，同日廖善奇、覃福华、黎远仕、谭歆在宁贺公司再次形成了股东会决议转让宁贺公司100%股权（共300万元），并据此决议于2013年1月7日办理了变更登记，因此，2013年1月5日黎远仕对宁贺公司原股东作出的承诺以及同日宁贺公司作出的决议，是对此前双方关于宁贺公司股权转让权利义务的修订与再确认，且此后黎远仕也多次确认承诺函的真实性以及股权转让的对价为约3500万元；再次，在2016年2月25日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时黎远仕承认2013年1月5日承诺函内容与当时双方协商的内容一致，对承诺函约定需转让后30天内支付的2500万元也未予否认，只是提出双方后来重新进行了协商，商定不要被告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金，只需要支付300万元并给对方开一年的矿，但黎远仕对这一说法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也未获原告认可。因此，可以认定，2013年1月股权转让双方约定的实际股权转让对价，并非股权转让协议上所书写的300万元，而是总计需支付约3500万元（具体金额双方约定以公司财务的账册为准）。
第三，2012年4月17日至2013年10月，黎远仕与廖善奇之间可以查实的还有4笔资金往来，黎远仕与覃福华之间可以查实的有1笔资金往来，资金互有进出，其中黎远仕转给廖善奇的2笔共计25万元明确备注为货款，廖善奇转给黎远仕的40万元、黎远仕转给廖善奇的100万元和黎远仕转给覃福华的5万元均未作标注。因此期间黎远仕在宁贺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活动，廖善奇、覃福华也未获得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并从公司完全退出，现有证据无法确定上述款项的性质与用途，且即便认为差额部分为黎远仕所支付的转让金，此数额和黎远仕应支付的3500万转让金数额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不能认为黎远仕已尽付款义务。
综上，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材料，黎远仕并未按时足额支付转让款。
二、对于两原告与被告的股权转让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
原、被告及相关权利人经协商，通过书面及口头的系列约定，对股权转让相关问题达成了合意，整体构成了一份较为完整的股权转让合同，这一系列的约定也经宁贺公司原股东或有权代表人签字确认，是股权转让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在原、被告间通过书面约定及可确认的口头约定确立的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并生效，此转让合同对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依法依约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合同生效后，原告方已依约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权登记变更到被告名下，但被告未能依约按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依据双方关于宁贺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约定，被告应当将其持有的宁贺公司股权转让给原股东廖善奇、覃福华。
三、对于被告黎远仕与第三人常新磊的股权转让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
虽然2013年11月15日，宁贺公司进行了变更登记，第三人常新磊成为宁贺公司股东并登记持有69%的公司股权，但首先，黎远仕未履行自己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且其逾期付款的行为已经触发了原、被告股权转让合同中需将股权转回给原告的条款，故其处分宁贺公司股权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的行为，损害了宁贺公司真实股东的合法利益；其次，根据被告黎远仕在2014年11月2日向原告出具的承诺函中所作陈述，黎远仕名下60%的股权、卓韦声名下9%的股权直接转让到常新磊名下，只是用于对2013年11月常新磊所在公司广州市中油润澳石化有限公司转入宁贺公司预付款的担保，实际上常新磊并未支付股权转让价；再次，第三人常新磊虽主张自己与黎远仕就股权投资事宜达成一致并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但常新磊在举证期限内未能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黎远仕的缔约情况，亦未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并善意取得宁贺公司股权；第四，广州市中油润澳石化有限公司、广州益溢贸易有限公司向宁贺公司的转款，在财务记账凭证中转款事由均为货款，不能以此认定常新磊或上述公司是在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因此，本院认为，目前登记在常新磊名下的宁贺公司69%的股权，被告黎远仕及案外人卓韦声无权对此部分股权进行处分，第三人常新磊并非善意取得上述股权且也未实际支付转让对价，原告有权主张第三人常新磊返还上述股权。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黎远仕将其持有的贺州市宁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31%股权返还给原告廖善奇、覃福华；
二、第三人常新磊将其持有的贺州市宁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69%股权返还给原告廖善奇、覃福华；
三、上述股权返还后，原告廖善奇持有的贺州市宁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为91%，覃福华持有的贺州市宁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为9%。
上述义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216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21800元，由被告黎远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收款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为：20×××09；款交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柳南支行潭中分理处；联系电话为：0772－269****）。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覃可基
人民陪审员 韦柳婵
人民陪审员 郑 颖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韦 羽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