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92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叶健明，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蔡骏、刘惠萍，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绍康，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代理人：简涛，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华深，住址同上。
原审原告：蔡某某。
法定代理人：蔡某甲，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巫某某，住址同上。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广州分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5）穗增法少民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3日13时15分许，黎绍康驾驶粤A×××××号小型轿车沿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西山村村道由南往北行驶至东境村路段时，遇蔡某某骑自行车在同方向前方行驶，黎绍康驾车超越蔡某某时，两车发生碰撞，造成蔡某某受伤，车辆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黎绍康下车查看，见到蔡某某眼角处受伤流血，将蔡某某带到路边，并递给蔡某某50元，蔡某某拒收，后黎绍康驾车离开现场。2014年10月10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编号4401832014012147《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为黎绍康在村道没有避让自行车，造成两车相撞，致蔡某某受伤，受伤人员伤势轻微，各方当事人对交通事故事实和成因无争议，为此，认定黎绍康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蔡某某无责任。后因交通事故当事人双方未履行协议，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于2015年9月25日撤销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启用道路交通事故一般程序调查认定，并于同日作出穗公交增认字[2014]第A014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黎绍康驾驶机动车未按照操作规范确保安全行驶，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其过错行为是导致事故的全部原因，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蔡某某不承担事故责任。
事故发生后，蔡某某即被送往增城区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至2014年10月7日，住院34天；出院诊断为左眼内侧壁骨折、左侧上颌窦前壁及外侧壁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钝挫伤、左眼神经损伤；出院医嘱转眼科专科医院进一步检查。2014年10月8日，蔡某某遵医嘱到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住院治疗至同年11月14日，共住院37天；出院诊断为左眼外伤性瞳孔散大、左眼视神经挫伤、左眼内侧壁骨折、左侧上颌窦前壁及外侧壁骨折；出院医嘱注意休息及营养，带药继续营养神经治疗等。蔡某某上述住院期间及出院后，曾多次到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门诊检查。根据双方提交的医疗费收费收据，蔡某某在上述期间共产生医疗费35275.17元。事发后，黎绍康为蔡某某垫付（支付）医疗费共计39689.56元。
2015年3月4日，蔡某某父亲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蔡某某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3月19日作出中大法鉴中心[2015]临鉴字第L515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蔡某某左眼最佳矫正视力0.03（属盲目3级）及左眼视野极度缺损，分别符合九级伤残，故评定蔡某某伤残等级符合道路交通事故二处九级伤残。为此，蔡某某支付了鉴定费980元。
事故发生后，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提取了蔡某某驾驶的无号牌自行车车上的附着物和提取了粤A×××××号小轿车的油漆，并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提取物的同一性比对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南方医大司鉴中心[2015]物鉴字第43号检验报告，检验结果为：经检验，检材1（在无号牌自行车车上提取的附着物）与检材2（在粤A×××××号轿车提取的油漆）在显微红外光谱图主要特征一致，成分相同，具有同一性。
另查明，蔡某某的户口性质为居民户口。事故车辆粤A×××××号小型轿车的登记车主和实际使用人均为黎华深，黎绍康与黎华深是父子关系。该车在人保广州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其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为300000元，不计免赔率），保险期限均自2014年2月27日至2015年2月26日。另外，事故车辆粤A×××××号小型轿车投保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均是黎华深通过电话销售的渠道向广州振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保险代理人）购买。庭审中，人保广州分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保险投保单（正本）、保险条款等证据，拟证明已指定驾驶人为黎华深且其已对保险相关条款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黎华深质证时指出人保广州分公司提交的保险投保单（正本）上投保单投保人签名栏的签名为“黎华琛”，黎华深当庭否认上述投保单上的投保人签名是其本人签署，认为系保险代理人冒签的，而且其提出投保后，保险公司一直没有向其寄送保险条例或告知其保险条款的内容。对此，人保广州分公司称其不清楚投保单的签名是否黎华深本人签名，并且在法庭规定时间内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公司向黎华深送达或告知了保险条款。另外，根据人保广州分公司提交的《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记载，黎绍康曾于2014年9月10日通过电话向人保广州分公司报案出险，出险时间为2014年9月3日13时，出险原因为碰撞，出险地点为增城荔城西山村，出险经过为“非现场，碰到单车，对方1人伤，已报警”。
庭审期间，由于双方对黎绍康驾驶的车辆是否碰撞了蔡某某骑行的自行车的分歧较大，原审法院依法调取了交警部门处理本案交通事故的卷宗材料。具体如下：
蔡某某的陈述：2014年9月3日13时20分左右，我骑自行车从西山村的一商场买作业本返回家，当时我骑车沿西山村东境村村道由南往北行驶至出事地点时，有一辆小轿车在我同方向左边超车时碰撞到我的自行车，造成我连人带自行车倒地，我受伤，当时有一名年纪大一点的男司机停车下来，给我50元，我讲我不要他的钱，接着他就扶起我坐在路上，那男司机就上车开车走了，我坐在路感觉头痛头晕，之后我就不知道了。
黎绍康的陈述：2014年9月3日12时左右，我驾驶粤A×××××号轿车（搭载我姨子）途径西山村的村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驶时，同方向行驶的右边有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小朋友在我车前方行驶，事发路段没有分隔车道，我靠右边车道行驶，当时同一条路上有一辆三轮车由北往南行驶。我在自行车后方30米左右的看见对方，开始减速，避让留足位置给自行车行驶。当我车超过自行车后，自行车就开始左转弯，同一时间，三轮车也到达我车左边位置，我在倒后镜看见那个骑自行车的小朋友距我车4-5米左右的马路中间倒地，我就下车查看，由于当天天气很热，我就把骑车的小朋友扶到路边阴凉处坐下，看到对方眼角有一点流血（皮外伤），我当时身上没有零钱，出于好心就给了50元对方买止血贴。对方没有拿我的钱，因当时我车完全没有碰到对方（当时我也问过我姨子是否有碰到对方，她说没有），我还赶着去人民医院，就驾车离开去人民医院了。另外，黎绍康于2014年9月10日，在交警部门自己书写的《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陈述材料》中陈述：“我在2014年9月3日13时10分从西山村往化肥厂方向行驶同一自行车在西山村碰了”。
证人汤远筹的证言：当时大约是中午2点钟左右，我姐夫黎绍康驾驶一辆小轿车（车牌不知道），载着我由我家出发，准备去增城人民医院，当行至出事地点是，我姐夫突然停了车，并下车走向车后，我在车里没有下车，通过车玻璃看见小轿车后面有一个男孩跟一辆自行车倒在路上，过了一会，我姐夫就过来驾车离开了。停车的位置与小男孩摔倒的位置距离大约10米，当时我没有下车，不清楚小男孩的伤情。
证人蔡何水的证言：我与黎绍康是连襟关系，黎绍康是我老婆汤远筹的姐夫。2014年9月的一天，我打电话给蔡某甲，得知他儿子被小轿车撞伤后对方逃逸了。大约我打完电话十天后，蔡某甲打电话给我，说小轿车找到了，司机是我老婆的姐夫。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我老婆当时坐在小车的副驾驶位上，我问过我老婆，她说当时不知道是小车碰撞了自行车还是自行车没有刹车撞上了小车，小车超车后自行车就倒地了，黎绍康下车想给50元骑自行车的小孩，但小孩没有要，我老婆在车上看了一下不认识骑自行车的小孩，就没有理，然后黎绍康就上车驾车离开了。黎绍康后来找到我，问我认不认识蔡某甲，他得知我与蔡某甲的关系后，就叫我做中间人协商。于是我就做中间人帮他们协商放了车，黎绍康当时支付了伤者的部分医疗费，关于事故认定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后期双方就赔偿问题没协商好，我就不参与该事故的协调了。黎绍康没有跟我说有无碰撞自行车，但他跟我说当时以为能通过的，可能吓到了骑自行车的。当时黎绍康超车后，发现自行车倒地了，但不确定小车是否碰刮到自行车，他下车见到骑车的小孩眼角有血于是拿出50元给小孩买止血贴，但小孩没要，然后他就将小孩扶到路边后就上车走了，他说当时没有报警。
证人蔡某甲的证言：2014年9月3日13时许，我儿子蔡某某在增江街西山村东境村道发生交通事故。据我儿子说，他在骑自行车的时候，被一辆小车撞伤，小车停车一会后，就离开了现场。我妻子发现后，打电话告诉我。我赶到现场后，见我儿子脸部及全身多处有外伤，鼻子流血，我就马上把我儿子送到增城妇幼保健院，后来在医院打电话报警。
证人巫某某的证言：2014年9月3日13时许，我儿子蔡某某在增江街西山村东境村道发生交通事故。当天我在家里，见儿子出去了一段时间没有回家，于是我便驾驶电动车出去找他，当我到出事地点时看见我儿子扶着自行车，好像站不稳的样子，脸部受伤肿起来，鼻子在流血，而且身体多处有外伤。我便询问儿子发生什么事，他说刚被一辆小轿车撞伤了，小车司机下车说给50元他，他没有要，然后那小车司机就开车走了。我当时顺着儿子指的方向看去，隐约看见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小轿车车速很快，一下子就看不见了。我当时马上开电动车去追那辆小轿车，追了大约50米没追上，我就返回出事地点照看我儿子，我见儿子伤情越来越严重，马上叫来我家母，并打电话通知我丈夫，然后我驾驶另一辆摩托车送我儿子去医院，先是送到荔城医院，医生见我儿子伤情严重没有接收，我就将儿子送到妇幼保健院治疗。后来我丈夫打电话报了警。
本案交通事故的经办民警出具的《关于2014.9.3交通事故物证提取情况说明》记载：2014年9月10日下午，通知粤A×××××号小型轿车车主黎华深将该车开来我队接受调查，同时通知受伤蔡某某的父亲蔡某甲再次将出事的自行车送到我队进行痕迹检验。检验过程中，从自行车的左前刹车胶的镙丝凹印处发现了银灰色漆油小碎片，粤A×××××号小型轿车的右后侧轮胎侧边有明显新鲜的碰刮痕迹，拿自行车碰撞点与小型轿车刮处对比，其高度碰刮痕迹都高度吻合，对比现场黎华深、黎绍康、蔡某某的父母都在场，检验现场粤A×××××号小型轿车车主黎华深讲事发当天是他父亲黎绍康驾该车的，对比出来后，我们就拿了物证胶盒提取了自行车左刹车胶镙丝凹印的银灰色油漆小碎片。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黎绍康显十分紧张，并在交警面前主动讲，我们和对方协商，保健医院的医疗费由他们去交，再交一点钱给蔡某某的父亲，住院保证不缺钱，还有他们有个亲戚和小孩蔡某某的父亲是很好的朋友，他们自己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就这样，我们看黎绍康自己都承认了，并立即去交医药费，就未对小型轿车提取漆油物证，也未及时送检。后经多次通知，黎绍康于2015年7月15日才将肇事车辆粤A×××××号小型轿车开至我队提取油漆（提取时黎绍康、黎华深在场）送检。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关于黎绍康驾驶的粤A×××××号小型轿车与蔡某某骑的自行车是否发生碰撞以及黎绍康是否事后逃逸的问题。虽然黎绍康一直辩解其驾驶的小型轿车未与蔡某某的自行车发生碰撞，亦不存在逃逸行为，但根据其于2014年9月10日在交警部门自己书写的《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陈述材料》中确实承认其与一自行车“碰了”，且根据人保广州分公司提交的《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代抄单）》记载黎绍康曾于2014年9月10日通过电话向中国人保广州分公司报案出险，出险时间为2014年9月3日13时，出险原因为碰撞，出险地点为增城荔城西山村，出险经过为“非现场，碰到单车，对方1人伤，已报警”。事发后，黎绍康与蔡某某双方自行协商于2014年10月10日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向交警部门申请结案，交警部门启用简易程序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亦认定黎绍康驾驶的小型轿车与蔡某某骑的自行车发生碰撞，黎绍康当时亦未提异议，只是后来因双方为履行协议产生分歧，黎绍康开始否认发生碰撞事实。为此，交警部门还提取了蔡某某驾驶的无号牌自行车车上的附着物和粤A×××××号小型轿车的油漆，并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提取物的同一性比对进行鉴定，经检验，两车的提取物成分相同，具有同一性。综合本案证据，原审法院认为已经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黎绍康驾驶的粤A×××××号小型轿车与蔡某某骑的自行车确实发生碰撞，黎绍康下车查看发现蔡某某受伤后，仍驾车离开事发现场。因此，交警部门认定黎绍康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蔡某某无责任，理据充分。至于黎绍康提出交警部门提取的两车物证鉴定程序上存在问题，但是该程序问题并不能直接否定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性，且综合本案其他证据可以充分证明黎绍康驾驶的粤A×××××号小型轿车与蔡某某骑的自行车确实发生碰撞，因此，对于黎绍康提出的辩解意见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
另外，对于黎绍康提出案发时蔡某某年仅8周岁独自骑自行车上路，蔡某某监护人存在监护过错，应减轻黎绍康赔偿责任的辩解意见。由于案发路段为村道，事发时蔡某某年仅8周岁，蔡某某监护人放任蔡某某独自骑自行车在该道路上行驶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的规定，故蔡某某监护人存在监护不力的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可以减轻黎绍康的赔偿责任。因此，综合事故双方的责任大小，原审法院认为蔡某某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黎绍康承担90%的赔偿责任，蔡某某自行承担10%的责任。
根据蔡某某的诉讼请求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蔡某某的损失有：医疗费35275.1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100元、护理费13920.69元、营养费3000元、交通费2000元、残疾赔偿金144925.92元、鉴定费9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2000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229201.78元。
由于事故车辆粤A×××××号小型轿车向人保广州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故蔡某某的损失应先由人保广州分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蔡某某属于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的损失有医疗费35275.17元，故人保广州分公司应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向蔡某某赔偿10000元。蔡某某属于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的损失有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193926.61元，超过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为此，人保广州分公司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蔡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2000元和残疾赔偿金88000元。综上，人保广州分公司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蔡某某各项损失合计120000元（10000元+110000元）。至于蔡某某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其余损失109201.78元（229201.78元－120000元），由黎绍康承担90%的赔偿责任，即98281.60元，扣减其已为蔡某某垫付（支付）的医疗费39689.56元，其仍应赔偿58592.04元。
由于事故车辆粤A×××××号小型轿车向人保广州分公司投保了保额为3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故黎绍康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由人保广州分公司依商业三者险合同承担。对于人保广州分公司提出黎绍康事故发生后逃逸属于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的责任免除事由，投保时指定的驾驶人为黎华深，事发时为非指定驾驶人驾驶被保险车辆粤A×××××号小型轿车，应增加免赔率10%的答辩意见的问题。人保广州分公司虽然提交了投保单和保险条款拟证明已指定驾驶人为黎华深且已就免责条款向黎华深做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但黎华深认为该投保单投保人签名栏的签名为“黎华琛”，且当庭否认该投保单上的投保人签名是其本人签署，而人保广州分公司则表示不清楚是否黎华深本人签名。黎华深同时提出投保后人保广州分公司一直没有向其寄送保险条例或告知其保险条款的内容，对此人保广州分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黎华深履行了保险条款的提示或告知义务。因此，对于人保广州分公司提出上述免责抗辩意见，理据不充分。人保广州分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蔡某某各项损失共58592.04元。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于2016年3月28日判决:一、人保广州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蔡某某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共计120000元；二、人保广州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赔偿蔡某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共计58592.04元；三、驳回蔡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后，上诉人人保广州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黎绍康事故后逃逸，属于法律禁止性行为，根据相关规定和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的约定，人保广州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中不承担赔偿责任。黎绍康、黎华深为肇事车辆连续几年在人保广州分公司处投保，黎绍康、黎华深对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是知晓的，且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对于法律禁止性行为，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只要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由于黎绍康逃逸行为属于法律禁止性行为，人保广州分公司通过采用黑体加粗字体在第三者保险条款中加以标识，人保广州分公司对第三者责任保险免责条款已经尽到提示义务，应依据三者险第六条第（六）项的规定予以免责。据此，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人保广州分公司无需在商业三者险中承担赔偿责任58592.04元；2.人保广州分公司无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黎绍康答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人保广州分公司的全部请求，维持原判。2.人保广州分公司在原审时向法庭提交了有关的投保单，但显示的投保人签名并非是黎华深本人的亲笔签名，也就是说人保广州分公司并没有将保险条款当中关于责任免除的条款向黎华深作出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免责条款由于没尽告知的义务，对黎绍康没有约束力。
被上诉人黎华深答辩称：同意被上诉人黎绍康的答辩意见。
原审原告蔡某某未到庭参与答辩。
经审查，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人保广州分公司认为根据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项的规定，黎绍康在发生涉案交通事故后逃离现场，构成逃逸，根据该条款，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述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投保人黎华深不确认在其购买保险时人保广州分公司已对上述条款进行提示，投保单上黎华深的签名亦非其本人签名，人保广州分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黎华深出示过上述条款并作出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人保广州分公司上诉主张其不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65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文劲
审判员 苗玉红
审判员 钟淑敏
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
书记员 刘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