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乌中民一终字第8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蒲某某，男，1958年出生，汉族，农民，住本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某，女，1963年出生，汉族，农民，住本市。
以上二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董某某，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莫某某，女，1937年出生，汉族，农民，住甘肃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莫甲，女，1972年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原住址甘肃省，现暂住本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甲，男，1996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原住址甘肃省，现暂住本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乙，女，2004年2月1日出生，汉族，学生，住甘肃省。
法定代理人：莫甲（赵乙母亲），基本情况同上。
以上四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赵某，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蒲某某、陈某某因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14）新民一初字第2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蒲某某、陈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董某某，被上诉人莫甲、赵甲及其与被上诉人莫某某、赵乙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赵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4年5月，赵某某经其同乡莫某联系，为被告蒲某某、陈某某私人住宅的翻建、增建工程提供劳务。同年5月17日，赵某某在作业中，因墙体倒塌被砸，遂被送至位于铁路局的某医院抢救，被告支付该院医疗费2，725.08元，因伤者病情危重，该院建议转院。当日，伤者转入甲医院，入院时，赵某某神志已深度昏迷，病情危重。同年5月21日，赵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在甲医院抢救期间，发生医疗费34，031.45元。被告向甲医院预付3，450元医疗费，并给付原告9，600元作为救治费用（其中3000元支付的是在同一事故中受伤的赵甲的医疗费），并支付丧葬费4，195元。发生事故后，莫丁（死者岳父）、赵某某（死者弟弟）、莫一（死者表亲），乘坐火车至本市处理事故，火车票价为426元／人，住宿发生费用4，200元（3人）。
莫某某为死者赵某某之母，莫甲为死者赵某某之妻，赵甲为死者赵某某之子，赵乙为死者赵某某之女。死者赵某某的父亲赵某出生于1920年，于1996年11月8日去世。莫某某1937年出生，至起诉时已年满76周岁。赵乙生于2004年，至起诉时年满10岁。
原判认为，赵某某在为二被告私有房屋翻建、增建工程提供劳务中，因墙体倒塌致伤抢救无效死亡，二被告作为雇佣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被告认为其与莫某成立承揽关系，实际雇佣赵某某的是莫某，是其二人共同过错造成死亡后果发生，但根据公安机关在事发后于2014年5月24日对蒲某某的询问笔录，蒲某某明确否认将建房工程向他人承包，是由其自己实际承建，这与2014年5月18日事发次日公安机关对莫某的询问笔录相互映证，在该份笔录中，莫某明确工地没有包工头，其与同乡做钟点工，工资一天一结。上述情形表明，莫某实际是介绍其他同乡一起提供劳务，并非实际雇佣人，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死者赵某某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故对二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一、死亡赔偿金，法律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原告按照2013年城镇居民标准主张死亡赔偿金397，480元，二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考虑到死者赵某某为农村户口，在诉讼期间，原告也未提供赵某某至起诉时已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证据，故无法确认赵某某经常居住地在城镇，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应按2013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7，296元乘以20年计算，为145，920元。二、丧葬费，原告按照201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49，843元／12个月），以6个月总额计算丧葬费24，921.5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二被告认为其已支付的丧葬费4，195元，应当从24，921.5元中予以扣除，原告不持异议，确属已支付的丧葬费，故对二被告的该部分抗辩意见，予以采纳，故二被告应向原告偿付的丧葬费为20，726.5元（24，921.5元-4，195元）。三、扶养费，原告按照受诉法院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即15，206元主张死者赵某某的母亲及未成年女儿扶养费共76，030元的诉讼主张，因赵某某母亲莫某某已过75周岁，原告按5年主张扶养费符合法律规定，但被扶养人莫某某为农村户口，原告未提供其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证据，故应按照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即5，520元计算，莫某某自认其育有5个子女，在赵某某去世之前，另有1子已经去世，故应按3人计算，为9，200元（5，520元／年＊5年／3人）；被扶养人赵乙出生于2004年2月1日，已满10周岁，需抚养到十八岁，原告按照2013年城镇居民消费年均支出15，206元乘以10年（其计算有误，应为8年）除以2（其母亲也有赡养义务）计算，因被扶养人赵乙为农村户口，原告亦未提供其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证据，赵乙扶养费亦应按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标准，即5，520元乘以8年除以2（其母亲也有抚养义务）计算，为22，080元，则原告莫某某、赵乙扶养费合计31，280元。四、原告主张医疗费50，716元，其提供34，031.45元甲医院医疗费票据，庭审中，二被告提供三张甲医院医疗费预交收据计3，450元（1700元＋1300元＋450元）、六张某医院门诊票据计2，725.08元及三张蒲某某支付医疗费9，600元的收条，合计金额15，775.08元。经庭审核实，上述费用中2，725.08元，是发生在死者初次就诊的某医院的医疗费，而原告主张的是转院后的甲医院发生的医疗费，上述款项，不包含在原告起诉标的内，不应在原告主张的医疗费金额中扣除；另有3，000元支付的是赵甲的医疗费，不是死者赵某某的医疗费，不应在原告主张的医疗费中扣减；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医疗费为34，031.45元，扣除二被告已付金额10，050元（15，775.08元-3，000元-2，725.08元），二被告应偿付原告医疗费23，981.45元（34，031.45元-10，050元）。五、原告主张交通费1，878元，其提供3人从甘肃天水至乌鲁木齐市的火车票1，278元（426元／人＊3人），在赵某某死亡后，其三名亲属乘坐火车来疆处理丧事符合情理，予以支持；原告另主张600元在乌鲁木齐市发生的交通费，虽未提供票据，但考虑到原告为处理医疗、丧葬事宜必然会产生交通费，且事故地距离市区较远，故对原告的该部分主张，酌情支持400元；综上，对原告主张交通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1，678元。六、原告主张住宿费7，200元，并提供5月22日至6月12日的死者亲属三人的住宿票据，共4，200元（200元／天＊21天），予以支持；因该事故没有处理完，原告另主张15天的住宿费3，000元的诉请合理，亦予以支持。七、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5万元，因赵某某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不幸死亡，其亲属遭受较大的精神痛苦，对其该部分诉求，酌情考支持4万元。遂判决：一、被告蒲某某、陈某某赔偿原告莫某某、莫甲、赵甲、赵乙死亡赔偿金145，920元；二、被告蒲某某、陈某某赔偿原告莫某某、莫甲、赵甲、赵乙丧葬费20，726.5元；三、被告蒲某某、陈某某赔偿原告莫某某、莫甲、赵甲、赵乙被扶养人生活费31，280元；四、被告蒲某某、陈某某赔偿原告莫某某、莫甲、赵甲、赵乙医疗费23，981.45元；五、被告蒲某某、陈某某赔偿原告莫某某、莫甲、赵甲、赵乙交通费1，678元；六、被告蒲某某、陈某某赔偿原告莫某某、莫甲、赵甲、赵乙住宿费7，200元；七、被告蒲某某、陈某某偿付原告莫某某、莫甲、赵甲、金艳精神抚慰金4万元。
宣判后，上诉人蒲某某、陈某某不服原审判决共同上诉称，我方在翻建、增建私人住宅时，莫某作为包工头主动承揽模板安装，当时我方与莫某口头约定工程款为7，500元，并由莫某组织专业人员在30天内完工。在施工中，我方先行支付莫某部分工程款。之后，由莫某组织工人到我方私人住宅工地施工，受害人赵某某也是莫某雇佣的工人，故我方与赵某某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我方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另赵某某是在从事雇佣工作中，雇主莫某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违章作业致墙体倒塌，赵某某本人也缺乏安全防范意识，故莫某也应作为雇主对赵某某死亡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审法院仅要求我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事实认定有误，被上诉人未起诉雇主莫某诉讼主体有误。原审法院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4万元过高，根据事发的原因、事发地的实际生活状况，本案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不超过2万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莫某某、莫甲、赵甲、赵乙共同答辩称，莫某在本案中不是承揽人，莫某与死者赵某某不存在雇佣关系，根据事发后公安局所作的询问笔录，证实莫某与赵某某是上诉人蒲某某临时雇佣的工人，上诉人蒲某某本人陈述的证明力大于其他人的证明力。赵某某是在施工过程中墙体倒塌造成死亡结果，其家人即本案四名被上诉人精神遭受打击，故被上诉人主张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且原审法院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标准并未超过相关规定，故上诉人蒲某某、陈某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案在一、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赵某某是由莫某雇佣、还是由上诉人蒲某某、陈某某雇佣的事实说法不一，就雇佣的事实双方均未提供书面证据。本案事发后，某镇派出所曾分别于2014年5月18日对莫某、2014年5月24日对蒲某某做了询问笔录，莫某在公安机关陈述“给蒲某某、陈某某私宅翻建、增建工程中支模板的活是我找的，因赵某某与我是老乡，故我也将赵某某叫上一起去干活。工地上没有包工头，我们都是干一天活，从房东蒲某某处结一天的工资，房东本人也在工地上干活，施工过程中因楼梯间的一面墙上半截倒塌，将正在干活的赵某某、赵甲父子砸中”。蒲某某在公安机关陈述“我的房子是我自己在建，没有将建房工程向他人承包。我请的挖掘机挖的地基，用商品混凝土现浇筑的圈梁，我请了几个大工砌的墙，墙砌的过程中，我就看墙直不直，水泥标号是否达到标准，砌墙的工人干完活后就离开了。制模工人是自己来到我建房的工地上找活干的，是莫某来找的，干活时由莫某指挥。”
以上认定事实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常住人口登记卡、户籍证明、私有房屋所有权证、医院门诊统一票据、住院费用结算统一票据、医疗诊断证明书、出院证明、火车票、住宿费发票、收据、原审法院调取的公安询问笔录及一、二审法庭审理笔录附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对原审法院认定赵某某在为上诉人蒲某某、陈某某私有房屋翻建、增建工程提供劳务中，因墙体倒塌致伤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以及死亡赔偿金、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方式及数额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蒲某某、陈某某提出赵某某与案外第三人莫某存在雇佣关系，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所诉诉讼主体有误，故其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书面证据，根据原审法院调取公安机关分别对莫某、蒲某某所做询问笔录证实，赵某某是由莫某找来为上诉人蒲某某、陈某某私有房屋翻建、增建工程进行制模作业，不能证实莫某与赵某某之间具有雇佣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本案中，上诉人蒲某某认可砌墙是其找的工人进行施工，其房屋建设未对外发包，由于上诉人蒲某某、陈某某疏于管理，在施工中未发现墙体存在的潜在危险，致墙体倒塌造成赵某某受伤医治无效死亡的后果。上诉人蒲某某、陈某某作为墙体的所有人和管理人，依法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受害人赵某某对损害的发生无过错。原审判决上诉人蒲某某、陈某某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蒲某某、陈某某提出不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为此提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蒲某某、陈某某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对上诉人蒲某某、陈某某提出被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的上诉请求，考虑到赵某某死亡后，其配偶、母亲及子女受到伤害较大，最需要给予补偿及安慰，故原审法院按某地区考虑支持4万元，符合相关规定，故对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61.79元（上诉人蒲某某、陈某某已预交），由上诉人蒲某某、陈某某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春
审判员 马骏
审判员 邓颖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书记员 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