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0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建军，男，1970年8月1日出生，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素琼，女，1972年6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卢卫国。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桐龄，男，1938年11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黄赞荣。
委托代理人周建森。
原审第三人刘维铭，男，1979年4月1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
委托代理人韩庆丰。
上诉人邹建军、刘素琼因与被上诉人张桐龄及原审第三人刘维铭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3）佛南法民一初字第4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邹建军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434087元予张桐龄；二、邹建军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0000元予张桐龄；三、刘素琼应对邹建军所负的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111.30元（张桐龄已预交4055.65元），由邹建军、刘素琼负担。
上诉人邹建军、刘素琼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邹建军从未同意张桐龄退伙，也没有与张桐龄签订任何退伙协议。2004年3月26日，邹建军与张桐龄、何仕清共同签订《联合投资办厂协议》，共同出资设立佛山市南海黄岐天聆电子器材厂（以下简称天聆厂），由张桐龄负责组织生产、财务管理和日常工作，而邹建军和何仕清负责用户开发、销售业务的联络工作。由于张桐龄负责合伙企业的资金、管理与人事，而合伙财务不透明，导致另一合伙人何仕清于2005年10月提前退伙。邹建军考虑到双方的朋友关系而继续合伙，但邹建军一直无法核对合伙经营数目。张桐龄于2011年1月突然说要退股，就自行列清单，也没有提交账册以核对经营利润。为此，邹建军不同意张桐龄退伙，也没有在其所起草的退伙协议上签名。但张桐龄却趁邹建军在外出差追款期间，欺骗邹建军的妻子刘素琼在其另外写的协议上签名。邹建军后来看到该协议，由于张桐龄没有交出相应的账册核对，且变压器厂的现金被张桐龄全部提走，故不同意在该协议上签名。张桐龄在未经双方一致达成退伙协议的前提下单方退伙，并拿走天聆厂所有的现金及账册，使合伙体无法继续经营。
二、刘素琼不具有邹建军的代理权，其所签订的协议书对邹建军及刘素琼不发生法律效力。首先，刘素琼作为邹建军的妻子，与张桐龄相识，但并非变压器厂的股东、合伙人。因此，刘素琼不清楚天聆厂的利润、债权债务等经营状况。其次，张桐龄于2011年1月让刘素琼签名确认收到该协议时，刘素琼只是在协议上签名，但并没有在所附的“成本＋利润”、“欠款清单”、“在途货款清单”、“支票、材料及成品、设备折旧”等文件上签名，而刘素琼是基于该协议上有张桐龄亲笔书写“此协议如有误可以更改”的内容，刘素琼才作为收件人签名表示收到该协议，并转交给丈夫即合伙人邹建军，由其审核是否同意。邹建军在不同意张桐龄单方退伙的前提下，而且还在厂里履行合伙人义务的过程中，不可能授权配偶刘素琼代表其在协议上签名，更不可能在事后进行追认。因此，刘素琼不具备邹建军任何形式的代理权，协议对邹建军自始至终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合伙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一条、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张桐龄违法退伙，不但没有结算合伙企业财产，更恶意取走其所掌握合伙企业的所有现金384097元，导致天聆厂无法继续经营。但原审法院却适用不相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邹建军、刘素琼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桐龄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张桐龄答辩称：一、关于邹建军、刘素琼上诉认为刘素琼在协议上签名是代收行为的主张，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从协议上看，刘素琼在协议书的第一、二页都有签名，但没有注明仅为代收，故刘素琼是作为协议的当事人在协议上签名确认。二、刘素琼在协议上签名，应视为代表邹建军的确认，因为双方是夫妻关系，且刘素琼一直都参与公司的经营，张桐龄在一审期间已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刘素琼参与公司经营的事实。而且，邹建军在合伙经营期间的债务应由夫妻共同偿还，刘素琼在协议上签字，对夫妻双方均有约束力。邹建军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张桐龄在邹建军出差期间欺骗刘素琼在协议上签名。三、协议上已经对合伙体的财产、债权债务等进行结算，并不是单方的终止协议，故该协议合法有效。
原审第三人刘维铭陈述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依法驳回张桐龄对邹建军、刘素琼的诉讼请求。
一、原审判决认定天聆厂登记的性质属于个人独资企业，登记投资人是刘维铭，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天聆厂自成立之日起，虽然名义上是个人独资企业，但实际上是合伙企业，合伙人是张桐龄、邹建军及案外人何仕清。该厂在成立当时以刘维铭的名义登记。自2005年何仕清退伙后，合伙人即为张桐龄、邹建军二人。张桐龄退出合伙后，邹建军才与刘维铭签署转让协议，该厂由刘维铭经营管理。
二、原审判决以邹建军在庭审中认定天聆厂在张桐龄退出后由刘维铭继续经营，但没有提供邹建军与刘维铭就天聆厂经营事项签订的协议等书面证据证明，不予采纳邹建军的辩解，存在错误。实际上，张桐龄携带合伙企业全部现金等离开天聆厂后，该厂无法继续经营。邹建军于2011年4月与刘维铭签署转让协议，将该厂的经营权及剩余的机械设备转让给刘维铭。其后，刘维铭接管天聆厂，但因为张桐龄转移所有现金导致天聆厂难有起色。由此，刘维铭希望与邹建军签署补充协议，故一直控制转让协议未交给邹建军。而刘维铭在一审审理期间未收到法院传票，故未参加一审庭审，导致刘维铭举证不能。
三、刘素琼的签字不构成表见代理。事实上，邹建军从未与张桐龄签署过任何退伙协议，张桐龄当时递交协议给刘素琼时表示“此协议如有误可以更改”，并要求刘素琼签字表示收到该协议，再转交给邹建军，才导致刘素琼作为邹建军的收件人在协议上签名。刘素琼并非合伙人，也不知道合伙企业的内部经营和管理事项，只是偶尔来厂帮邹建军干点活，也从未从天聆厂领取工资。当时刘素琼签名是以收件转交的意思表示而签。因此，张桐龄是以蒙骗的手段在违背刘素琼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让其签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刘素琼在协议上签字的行为归予无效。刘素琼基本不参与天聆厂的经营管理，也不是厂内职工，其签字时也未得到邹建军的授权，其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刘素琼的签字构成表见代理错误。
四、张桐龄构成严重违约。天聆厂自成立至今一直由张桐龄全权控制，财务不透明。张桐龄在天聆厂未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将合伙企业所有现金384097元全部抽出，致使合伙企业陷入瘫痪，严重损害合伙企业的利益，给合伙企业带来严重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第八十九条规定，应当依法承担责任。邹建军可另案起诉主张其合法权利。
五、本案涉及的7万元纠纷，是张桐龄与邹建军在2003年合伙经营元器厂所产生的纠纷，与天聆厂、刘维铭无关。该笔款项应当另案处理。原审判决将其与邹建军、张桐龄合伙协议纠纷一并处理错误。
上诉人邹建军、刘素琼与被上诉人张桐龄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原审第三人刘维铭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邹建军与刘维铭于2014年4月10日（刘维铭和邹建军解释称经营权转让协议书上落款时间打印有误，实为2011年4月10日）签订的经营权转让协议书一式两份，该两份协议均由刘维铭持有。邹建军与刘维铭在签订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后，没有将协议原件交予邹建军，但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刘维铭在签订协议后现在仍继续经营天聆厂。
上诉人邹建军、刘素琼质证认为：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该协议是邹建军与刘维铭签订，邹建军作价3万元将天聆厂转让予刘维铭，此后天聆厂的经营与邹建军无关。邹建军在一审期间已告知法院刘维铭的联系方式，由于刘维铭在一审期间没有到庭，导致邹建军举证不能。
被上诉人张桐龄质证认为：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刘维铭陈述签订上述协议的时间是2011年4月10日，但协议的落款日期是2014年4月10日，是在本案一审诉讼之后。本案是邹建军与张桐龄在2011年前关于合伙协议纠纷，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假设该份证据为真，可以证明在签订该协议前张桐龄已与邹建军解除合伙协议，否则不可能由邹建军单方与他人签订转让协议。
经审查，本院认证认为，该份证据有原件予以核对，且签订双方均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系张桐龄诉请邹建军、刘素琼支付投资及利润分成款43408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0000元能否得以支持。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天聆厂成立时实际由张桐龄、邹建军及案外人何仕清合伙经营，何仕清于2005年10月退出合伙，原审认定何仕清退伙后由张桐龄与邹建军继续合伙经营天聆厂，双方各占50%比例正确。邹建军在庭审中认为天聆厂在张桐龄退出后由刘维铭继续经营，刘维铭也于二审提供其与邹建军于2011年4月10日签订的经营权转让协议书，佐证张桐龄在此前已实际退出邹建军、张桐龄合伙经营的天聆厂。
张桐龄与刘素琼于2011年1月29日签订协议，其中载明张桐龄与邹建军合伙期间的成本利润、债权债务以及张桐龄退出合伙的相关事宜，该协议后还附了《成本＋利润》、《欠款清单》、《在途货款清单》等清单，内容具体明确，故该协议属于张桐龄与邹建军双方就张桐龄退伙事宜的约定。邹建军、刘素琼上诉主张刘素琼在上述协议的签名行为仅为代邹建军收取协议，并非代邹建军签署协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刘素琼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该协议的第一页下方及“甲方邹总”的落款处签名，应该清楚签名所带来的相应法律后果。若其本意为代收协议，则一般不可能在协议每页处签名，更不可能在“甲方邹总”的落款处签名，且其签名处亦未注明“代收”等相关字眼，故本院对邹建军、刘素琼提出刘素琼的签名为代收行为的主张不予采信。其次，从张桐龄提供的送货单、收据来看，上面的经手人处签有“刘”、“琼”的字样，邹建军、刘素琼虽然否认是刘素琼的签名，但其未能举证证明这是天聆厂其他员工的签名。可见，刘素琼参与天聆厂的日常经营事务，其对天聆厂的经营情况有所了解。再次，张桐龄在与刘素琼签订协议后即退出天聆厂的经营，天聆厂由邹建军继续经营，而邹建军、刘素琼从刘素琼于2011年1月29日在该协议上署名后至张桐龄起诉时均未对协议内容提出异议。故邹建军、刘素琼上诉主张张桐龄以蒙骗的手段在违背刘素琼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让其签名，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而且，刘素琼在上述协议中签名时与邹建军是夫妻关系。因此，原审认为张桐龄有理由相信刘素琼对邹建军有代理权，刘素琼在2011年1月29日的协议上签名的行为对邹建军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该代理行为有效，协议内容对张桐龄及邹建军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该协议约定履行。
依据上述2011年1月29日的协议约定，邹建军应支付合伙款项445587元予张桐龄，减去张桐龄同意扣除的邹建军应当收取的，张桐龄在（2011）佛南法刑初字第1427号刑事案所确认并收到的退还赃款23000元的50%即11500元，邹建军尚应支付合伙款项434087元（445587元-11500元）予张桐龄。因协议中约定邹建军应于2012年12月还清，故原审从2013年1月1日起计算逾期还款利息，并支持张桐龄在本案中诉请逾期付款利息为20000元，均处理恰当，本院亦予维持。
关于刘素琼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因本案债务发生在邹建军、刘素琼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刘素琼应对邹建军在本案中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邹建军、刘素琼上诉主张刘素琼无需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邹建军、刘素琼上诉认为张桐龄在合伙经营期间存在严重违约行为，鉴于其于本案中并未提起反诉，故本院对此不予审查。而刘维铭答辩认为原审对7万元的款项处理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本院对此亦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邹建军、刘素琼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111.3元，由上诉人邹建军、刘素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舒 琴
代理审判员 杨宏丽
代理审判员 曾慧元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黄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