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南一中刑初字第89号
公诉机关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陈卓尔。
辩护人王光色，海南宝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琼检一分公诉一刑诉（2014）7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卓尔犯受贿罪，于2014年9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遵照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受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检察员张释、代理检察员吴坤国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卓尔及其辩护人王光色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陈卓尔于2006年至2011年在担任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党组书记和临高县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贿赂共计450.0114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收受深圳华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华油公司）、海南深海网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深海网箱公司）255.64万元
2008年至2010年期间，中央先后拨款3000多万元给海南省临高县，用于扶持该县深海养殖产业。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决定在临高海域分三批建造664口深海网箱补助给养殖户。其中，第一批网箱200口拟采用“以物代资”方式补助，第二批、第三批网箱64口和400口拟采用“先建后补”的方式补助。
2009年，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作为业主单位，对外招标建设第一批网箱200口。被告人陈卓尔将招标信息透露给深圳华油公司。该公司指派销售经理田某生与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联系、对接。为争取中标，该公司总经理张某和田某生等人商定，许诺按每口网箱3850元给陈卓尔好处费。后该公司中标，并与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下属单位临高县水产推广站签订了《网箱制造安装合同》，制造��装了200口深海网箱。经陈卓尔等人同意，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及时将工程款拨付给了深圳华油公司。
在制造安装第一批网箱过程中，深圳华油公司上级单位不允许深圳华油公司再做深海网箱项目，而深圳华油公司总经理张某和田某生等六人想继续做第二批、第三批网箱项目，便成立了海南深海网箱公司。为保证海南深海网箱公司顺利承领第二批、第三批网箱项目，被告人陈卓尔向有关专业合作社与渔民要求，第二批、第三批网箱必须达到第一批网箱的质量标准。之后，临高思远深海网箱养殖合作社（以下简称临高思远合作社）及有关渔民与海南深海网箱公司签订了《网箱制造安装合同》，让该公司制造安装第二批64口、第三批400口（共计464口）网箱。期间，被告人陈卓尔积极协调渔民与银行、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意支付补助款给各专业合作社，用于支付海南深海��箱公司制造安装网箱的工程款。
为了送给陈卓尔好处费，田某生等人制作了虚假的《深海抗风网箱海上固定安装合同书》，将深圳华油公司的100万元分三次转至海南深海网箱公司账户。之后，在2009年至2010年间，田某生从海南深海网箱公司账户以及其个人账户取出大量款项，先后分多次在海口椰海大酒店等地送给陈卓尔共计255.64万元。
二、收受临高海鲟深海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临高海鲟合作社）19万元
2009年期间，临高海鲟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王某庭得知临高县拟建造200口网箱补助给养殖户的信息后，找到时任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的被告人陈卓尔，表示希望能给其安排补助一些网箱。之后，临高县财政局、海洋与渔业局于2009年向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请示，拟建造200口网箱，以“以物代资”的方式补助给临高海鲟合作社和临高海丰合���社各100口网箱。同年6月11日，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批复，原则上同意该意见。同年8月，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将深圳华油公司为其建造的200口网箱，分别补助给了上述两家合作社各100口。为了表示感谢，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王某庭在临高县临美路路路通加油站附近送给陈卓尔19万元。
三、收受临高思远合作社40万元
2009年，养殖户郑某钢得知中央下拨一批资金给临高县用于补助深海养殖的信息后，找到时任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的被告人陈卓尔，表示想得到补助。陈卓尔向郑某钢提出要以专业合作社的名义申请。之后，郑某钢成立临高思远合作社，并以该合作社名义向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深海网箱补助。其间，养殖户王某宇、王某群等七人也向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网箱补助。后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同意给临高思远合作社补助10组40口网箱��给王某宇等七人补助8组32口网箱。因王某宇等人不具备深海网箱养殖条件，王某宇等人申请的网箱并入临高思远合作社，以“公司加渔民”的形式合作养殖。之后，临高思远合作社与海南深海网箱公司签订《网箱制造安装合同》，由海南深海网箱公司为该合作社制造安装了18组72口深海网箱。期间，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将补助款拨给临高思远合作社支付给了海南深海网箱公司。为了表示感谢，2011年11月某日，郑某钢在临高县临美路路路通加油站附近送给陈卓尔40万元。
四、收受临高义丰南海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高义丰公司）15万元
2007年间，临高义丰公司向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25艘渔船船网工具指标。期间，被告人陈卓尔让时任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捕捞股股长邓朝林（另案处理）叫方某路（系陈卓尔表弟）把方某路、方某等四个人的身份证交给邓朝林，由邓制作船网工具指标申请材料进行申报。之后，在陈卓尔、邓朝林的帮忙下，临高义丰公司得到21艘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方某路等四人的4艘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也挂在临高义丰公司名下，后该4艘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由临高义丰公司使用。而后，临高义丰公司向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25艘渔船的柴油补贴。在陈卓尔和邓朝林的帮忙下，临高义丰公司得到柴油补贴款。为了表示感谢，2008年至2012年期间，临高义丰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德分多次送给邓朝林巨额款项，并叫邓朝林将其中一部分钱转送给陈卓尔。2009年的一天，邓朝林从其收受陈某德的款项中拿出15万元，在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大院停车场内送给了陈卓尔。
五、收受福建渔民陈某各90.3714万元
2005年间，被告人陈卓尔让陈某各引进两艘渔船到临高县从事海洋捕捞。之后，陈某各建造两艘渔船开到临高��。在陈卓尔的帮助下，陈某各为该两艘渔船办理了捕捞许可证书、船检证书和船舶登记证书等手续，并挂靠在陈卓尔实际控制的海南澜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澜江公司）名下，船号为琼蓝江6＊＊＊8和琼蓝江6＊＊＊9。陈卓尔与陈某各商定，该两艘渔船向政府申请取得柴油补贴后，要分一部分补贴款给陈卓尔。2006年至2009年期间，方某路以澜江公司名义多次向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陈某各挂靠的两艘渔船的柴油补贴和南沙专项补贴。经陈卓尔等人审批，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批准该两艘渔船的柴油补贴、南沙专项补贴各179.079万元和67.8933万元（合计246.9723万元），并把补贴款拨付到澜江公司尾号为3＊＊＊8的账户上。陈某各数次让方某路把部分补贴款转账给其。方某路请示陈卓尔或者陈卓尔妻子李某后，先后分三次从澜江公司尾号为3＊＊＊8的账户转账给陈某各共���95.1973万元。李某从澜江公司尾号为3＊＊＊8账户上分二笔取出61.4036万元，存入陈某各尾号为9＊＊＊9的银行卡给了陈某各。陈某各将澜江公司尾号为3＊＊＊8账户上剩余的补贴款共计90.3714万元送给了陈卓尔。2011年5月27日，陈卓尔因担心出事，叫方某路将澜江公司尾号为3＊＊＊8账户上的97万元转给了陈某各。
六、收受建筑工程承包商陈某俏30万元
2011年前后，陈某俏得知临高县财政局拟以议标形式招标建设临高县和舍财政所、博厚财政所和波莲财政所的办公楼，遂找时任临高县财政局局长的被告人陈卓尔帮忙，表示想要承建该三个办公楼建设工程项目。陈卓尔表示同意，并让陈某俏挂靠公司参加议标。之后，陈某俏告知陈卓尔其挂靠海南冠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参加议标。因参加议标的本地建筑公司只有陈某俏挂靠的海南冠盛建筑工程公司一家。为了让陈某俏中标��陈卓尔向分管此项工作的县财政局副局长黄某暗示，尽量选择本地建筑公司承建。黄某领会陈卓尔意图，在议标会上，首先提议该三个办公楼建设项目应由本地建筑公司承建，被告人陈卓尔和其他参会人员一致同意，确定海南冠盛建筑工程公司中标。之后，陈某俏以海南冠盛建筑工程公司的名义与临高县财政局签订合同，承建该三栋财政所办公楼。该三项工程结算总金额合计400余万元，均经陈卓尔审核同意后及时拨付。为了表示感谢，2011年10月份某天，陈某俏在海口市海垦路农垦总局附近送给陈卓尔30万元。
案发后，陈卓尔通过其家属退缴赃款250万元。
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陈卓尔的供述和辩解等相关证据材料。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陈卓尔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450.0114万元，为他人��取利益，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据此，公诉机关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陈卓尔在庭审中部分翻供，辩解称其没有收受临高义丰公司的贿赂15万元，并称陈某各存留于澜江公司账户上的补贴款90.3714万元不属于送给他的贿赂款；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他主要犯罪事实不持异议。
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卓尔收受临高义丰公司贿赂15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陈某各存留于澜江公司账户上的补贴款90.3714万元不应认定为被告人陈卓尔的受贿款；3、被告人陈卓尔归案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其收受贿赂的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
经审理查明：2006年至2011年，被告人陈卓尔在���任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党组书记和临高县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建设深海网箱工程项目、发放网箱补助、渔船柴油补贴、承建建筑工程项目等方面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贿赂共计450.0114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收受深圳华油公司、海南深海网箱公司贿赂255.64万元
2008年至2010年期间，中央先后拨款3000多万元给海南省临高县，用于扶持该县深海养殖产业。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决定在临高海域分三批建造664口深海网箱补助给养殖户。其中，第一批网箱200口拟采用“以物代资”方式补助，第二批、第三批网箱64口和400口拟采用“先建后补”的方式补助。
2009年，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作为业主单位，对外招标建设第一批网箱200口。被告人陈卓尔将招标信息透露给深圳华油公司。该公��指派销售经理田某生与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联系、对接。为争取中标，该公司总经理张某和田某生等人商定，许诺按每口网箱3850元给陈卓尔好处费。后该公司中标，并与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下属单位临高县水产推广站签订了《网箱制造安装合同》，制造安装了200口深海网箱。经陈卓尔等人同意，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及时将工程款拨付给了深圳华油公司。
在制造安装第一批网箱过程中，深圳华油公司上级单位不允许深圳华油公司再做深海网箱项目，而深圳华油公司总经理张某和田某生等六人想继续做第二批、第三批网箱项目，便成立了海南深海网箱公司。为保证海南深海网箱公司顺利承领第二批、第三批网箱项目，被告人陈卓尔向有关专业合作社与渔民要求，第二批、第三批网箱必须达到第一批网箱的质量标准。之后，临高思远合作社及有关渔民与海南深海网箱公司签订了《网箱制造安装合同》，让该公司制造安装第二批64口、第三批400口（共计464口）网箱。期间，被告人陈卓尔积极协调渔民与银行、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意支付补助款给各专业合作社，用于支付海南深海网箱公司制造安装网箱的工程款。
为了送给陈卓尔好处费，田某生等人制作了虚假的《深海抗风网箱海上固定安装合同书》，将深圳华油公司的100万元分三次转至海南深海网箱公司账户。之后，在2009年至2010年间，田某生从海南深海网箱公司账户以及其个人账户取出大量款项，先后分多次在海口椰海大酒店等地送给陈卓尔共计255.64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证明：
1、书证
（1）关于下达中央财政现代农业发展资金的通知、临高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相关请示报告及批复、银行相关凭证等书证材料证实：2008年至2010年间，中央先后给临高县拨款3500万元，用于深海网箱建设，扶持临高县的深海养殖产业。
（2）海南省财政厅2008年水产养殖项目实施方案、海南省财政厅2008年水产养殖项目实施批复、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有关网箱养殖会议纪录、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有关网箱养殖方案及政府采购材料、网箱制造安装合同书、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200口网箱分配收条、200口网箱支付转账材料等书证证实：2009年期间，深圳华油公司与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下属单位临高县水产推广站签订《网箱制造安装合同》，由深圳华油公司制造安装200口深海网箱。深圳华油公司授权委托田某生办理该公司的相关业务。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将该200口深海网箱分配给临高海鲟合作社和临高海丰合作社各100口。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已将工程款拨付给深圳华油公司。
（3）临高海洋与渔业局关于临高县2008年现代��业项目深水网箱新建财政资金直补的请示、临高县2008年现代农业项目16组（64口）深水抗风浪网箱直补实施方案、会议纪要、网箱制造安装合同书、补助表、银行凭证、验收人员签名表、验收意见等书证证实：2009年下半年期间，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采用“先建后补”方式建设16组（64口）深水抗风浪网箱补助给渔民及合作社。之后，海南深海网箱公司与相关专业合作社签订《网箱制造安装合同》，由海南深海网箱公司制造安装16组（64口）深海网箱。验收合格后，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已将补助款发放给相关专业合作社。
（4）临高县财政局和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关于2009年临高现代农业发展项目深水网箱新建财政资金直补的请示、2009年现代农业发展资金项目海南临高近海抗风浪网箱养殖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实施方案、海南省财政厅和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2009��中央财政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现代水产养殖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网箱制造安装合同书、相关银行凭证等书证证实：2009年下半年期间，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采用“先建后补”方式建设400口深水抗风浪网箱补助给渔民及合作社。2010年1月份，海南深海网箱公司与临高思远合作社等相关专业合作社及渔民签订《网箱制造安装合同》，由海南深海网箱公司制造安装400口深海网箱。验收合格后，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已将补助款发放给相关专业合作社及渔民，工程款已付给海南深海网箱公司。
（5）深圳华油公司员工登记表、证明材料等书证证实：张某、田某生、冯某明、胡某、沈某明、王某运均是深圳华油公司员工，其中，张某是深圳华油公司总经理，田某生先后担任深圳华油公司生产部部长、总经理助理。
（6）海南深海网箱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等书证证实���海南深海网箱公司于2009年5月份成立，鲍某军、李某花挂名为股东。
（7）深海抗风网箱海上固定安装合同书、深圳华油公司记账凭证、海南深海网箱公司账户流水账、存款对账单等书证材料证实：深圳华油公司分三次转入100万到海南深海网箱公司账户，以及相关账户的取款情况。
2、证人证言
（1）田某生的证言证实：2008年下半年期间，国家有扶持深海网箱养殖政策，他所在的深圳华油公司能够从事深海网箱制造和安装业务，时任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陈卓尔告诉他们，说是临高县有深海网箱业务，邀请深圳华油公司来做该项目。他们给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制造安装的网箱有三批合计664口，其中，第一批200口网箱，安装协议是由深圳华油公司与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签订。后来，深圳华油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深圳石油公司叫停网箱安装业务，他和张某、冯某明��胡某、沈某明、王某运成立海南深海网箱公司，继续承接临高县的网箱安装业务。不久，陈卓尔告诉他说以后的网箱安装协议要直接跟渔民签订。第二批64口网箱和第三批400口网箱的安装协议都是以海南深海网箱公司的名义与渔民签订。在确定第一批网箱安装业务由深圳华油公司来做之前，张某来到临高县和陈卓尔见面，张某之后告诉他说陈卓尔索要费用。几个星期后，陈卓尔告诉他说每口网箱其要收5000元费用，说是要打点上下关系。他转告张某后，张某以开发票要纳税的名义还价到每口网箱给3850元，并让他按这个标准来支付回扣给陈卓尔。他付回扣给陈卓尔时，也告诉过陈卓尔按每口5000元的标准支付回扣，但要从中扣除公司缴纳的23%税费。因此，他们实际按每口3850元的标准支付回扣给陈卓尔。按664口网箱计算，他们应该付给陈卓尔255.64万元。2009年期间，他大��支付过七、八次回扣款给陈卓尔，大部分都是在他住宿的海口市玉沙路椰海酒店送给陈卓尔。钱是从海南深海网箱公司账户及个人账户中取出，其中，他分别与胡某、冯某明从深圳带40万元和50万元钱到海南来送给陈卓尔。他与张某等六人凑了40万元现金，没有作为注册资本注入公司账户，而是送给了陈卓尔。该40万元现金是他和胡某一起带到海口椰海大酒店某房间送给陈卓尔的。
（2）胡某（时任深圳华油公司办公室主任）的证言证实：2005年，深圳华油公司开始做网箱业务，主要销往海南等地。2009年上半年，深圳华油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深圳石油实业有限公司通知要求深圳华油公司逐步退出网箱业务。因海南还有很多网箱业务，他和田某生、张某、冯某明、沈某明、王某运等6人成立海南深海网箱公司来运作海南的网箱业务。陈卓尔是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也���临高县网箱业务业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因此送钱给陈卓尔。按照田某生与陈卓尔的约定，每口网箱送给陈卓尔3850元。后来，他们六人凑足40万元钱，由他和田某生将钱带到海南，田某生将钱送给了陈卓尔。
（3）冯某明（时任深圳华油公司工程部经理）的证言证实：深圳华油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不允许做网箱业务后，他和田某生、张某、胡某、沈某明、王某运共同成立海南深海网箱公司，想要承接临高县剩下的400多口深海网箱业务。2009年4月份，陈卓尔向他们提出要点钱打点关系，当时，他们与陈卓尔约定按每口网箱付给陈卓尔好处费3850元。为了和陈卓尔搞好关系，让陈卓尔将余下的网箱业务交给他们来做，他们六人凑了40万现金，由田某生送给陈卓尔。他们还虚构一份标的为100万元的《深海抗风浪网箱海上固定安装合同书》，让深圳华油公司将该100万元转入海南深海网箱公司账户。他曾经与田某生一起带50万元现金来到海口，由田某生在海口椰海大酒店送给陈卓尔。
（4）张某（时任深圳华油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实：2008年底，陈卓尔告诉他说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要安装200口深海养殖网箱，准备进行项目招标。他来到海口与陈卓尔了解项目情况，希望陈卓尔从中帮忙让他们的公司中标，并表示说以后会感谢陈卓尔。之后，因仅有深圳华油公司报名，招标方式变更为议标，深圳华油公司顺利中标，取得200口网箱制作订单。之后，负责网箱销售业务的田某生跟他汇报说，陈卓尔提出要钱打点关系，费用标准是每口网箱5000元。他征求财务总监王抒的意见后表态说可以给，但不能直接给陈卓尔，可以用其他方式解决。2009年5月份期间，深圳华油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通知要求深圳华油公司逐步停止网箱业务。他和田某生、胡某、冯某明、沈某明、王某运等人参加运作成立海南深海网箱公司，并且出资用来运作海南的网箱业务，其中，他将12万元现金交给田某生。陈卓尔被立案后，他问田某生送给了陈卓尔多少钱，田某生用笔写个数字给他看，这时，他才知道田某生按照每口网箱3850元的标准给陈卓尔送钱。
（5）方某光（时任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捕捞股副股长）的证言证实：2008年至2010年期间，中央多次下拨给临高县总计3000多万元现代农业发展资金，用于扶持临高县的深海网箱养殖，补助的资金先后采用“以物代资”和“先建后补”的方式发放，第一批资金采用“以物代资”的方式扶持，由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从深圳华油公司购置200口深海网箱，直接发放给临高县的养殖专业合作社；后分两批搞共计464口深海网箱，以“先建后补”方式，由渔民个人或者合作社直接��海南深海网箱公司签订制造安装网箱合同，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提供付款担保，网箱验收合格后，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将网箱补贴款转账给渔民个人或者合作社以支付网箱制造安装工程款。上述工程业务都是业务经理田某生来联系和承建，第一批是通过政府招标形式取得，第二、三批是通过陈卓尔的帮忙取得，陈卓尔在以下三个方面给田某生提供方便，一是给田某生提供相关网箱补贴指标的名单；二是在第二、三批网箱制造安装合同签订之前有意放话出来，说是制造安装网箱的质量不能低于田某生所在公司制作的标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田某生提供方便；三是在渔民或者合作社到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签订合同时，有意向渔民或者合作社推荐田某生所在公司。于是，为了能顺利通过验收，渔民或者合作社都找田某生所在公司签订网箱制造安装合同。
（6）符某（现任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的证言证实：他主持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期间，田某生所在公司制造安装400口网箱的工程快完工，田某生时常来到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催办网箱补贴款。后期的工作，他是按照陈卓尔在任期间制定的网箱补贴实施方案去做。
（7）文某（时任深圳石油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管）证言证实：深圳华油公司是国有公司，早期主营业务是生产钢角线和PE管等业务，后来增加网箱业务。2009年前后，中石油公司曾要求下属公司深圳华油公司停止网箱业务。
（8）王某运（时任深圳华油公司装备部副部长）的证言证实：海南深海网箱公司是他和田某生、张某、胡某、冯某明、沈某明共同成立，要继续做临高县的网箱业务，六人共出资40万元，其中他出资4万元，把现金交给了田某生，海南深海网箱公司的业务由田某生负责。该公司名义上的股东是���某明妻子鲍某军和他妻子李某花。后来，冯某明分给他15万元利润。
（9）沈某明（时任深圳华油公司生产部经理）证言证实：2009年5月，他和田某生、张某、胡某、冯某明、王某运商量共同成立海南深海网箱公司，继续做临高县的网箱业务。他们六人共出资40万元，其中他与胡某、王某运各出资4万元，将现金交给了田某生，由田某生去操作公司业务。该公司以鲍某军、李某花的名义注册成立。后来，冯某明分给他15万元利润。
（10）鲍某军、李某花的证言证实：海南深海网箱公司不是她们成立的公司，她们的身份证分别由沈某明、王某运保管、使用。
（11）黄某杨、王某群、毛某强、辛某贤（均系临高县养殖户）的证言证实：2009年至2010年期间，他们的合作社找田某生的海南深海网箱公司制作网箱，由政府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给他们补贴，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和���某生将合同相关细节商谈后，再叫他们去签订合同。
3、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被告人陈卓尔供称：2008年期间，为了发展深水抗风浪海洋养殖，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下拨1000多万元专项资金给临高县。资金到位后，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计划采购200口网箱，他作为业主单位领导，将项目情况告诉给田某生、张某等人，要他们参与投标。后来，在他的帮助下，田某生所在的公司中标。网箱安装完工后，田某生等人要拿到工程款，也需要他的审批和帮助。他还将田某生等人安装的网箱列为临高县网箱的安装标准，要求临高县内的网箱只有达到该标准才能拿到补贴款。田某生将网箱卖给渔民，要顺利拿到工程款，也需要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协助。因此，田某生为了感谢他，分八、九次送给他250万元左右，送钱的地点大多数在海口市玉沙路椰海大酒店。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密切关联，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确认。
二、收受临高海鲟合作社贿赂19万元
2009年期间，临高海鲟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王某庭得知临高县拟建造200口网箱补助给养殖户的信息后，找到时任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的被告人陈卓尔，表示希望能给其安排补助一些网箱。之后，临高县财政局、海洋与渔业局于2009年向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请示，拟建造200口网箱，以“以物代资”的方式补助给临高海鲟合作社和临高海丰合作社各100口网箱。同年6月11日，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批复，原则上同意该意见。同年8月，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将深圳华油公司为其建造的200口网箱，分别补助给了上述两家合作社各100口。为了表示感谢，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王某庭在临高县临美路路路通加油站附近送给陈卓尔19万元。
上���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证明：
1、书证
（1）《网箱制造安装合同》等书证材料证实：2009年3月5日，深圳华油公司与临高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签订网箱制造安装合同，由深圳华油公司为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制造、运输和安装200口深海网箱。
（2）临高县财政局、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海南临高近海抗风浪网箱养殖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实施方案》和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的相关批复以及收条等书证材料证实：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同意临高县财政局、海洋与渔业局将200口深水网箱补助给临高海鲟合作社和临高海丰合作社各100口。2009年8月18日和26日，临高海鲟合作社和临高海丰合作社已分别收到网箱各100口。
（3）临高海鲟合作社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等书证证实：临高海鲟合作社于2008年期间登记设立，王某庭担任法���代表人。
2、证人证言
（1）王某庭的证言证实：他在临高县投资设立临高海鲟公司和临高海鲟合作社，设立合作社是为了向政府申领各种补助，形式上属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由他和王东新等人出资设立，其中，王东新等人仅出资3万元，大部分资金是他出资，因此，临高海鲟合作社的事情由他个人决定。2009年前后，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养殖股工作人员到他公司，跟他说上面给临高县下拨专门用于扶持深海抗风浪网箱养殖的资金，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将用该资金购买200口网箱，准备无偿发放给各养殖户和养殖公司。听到信息后，他也想得到无偿补助的网箱。后来，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给临高海鲟合作社发放了100口网箱。得到网箱后，为了感谢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陈卓尔的照顾，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他在临高县临美路路路通加油站附近送给陈卓尔19万元现金。
（2）谢某东、王某新、黄某世（均系临高海鲟合作社股东）的证言证实：2008年期间，临高海鲟合作社由王某庭发起设立，他们均出资3万元参股临高海鲟合作社，王某庭是临高海鲟合作社的最大股东，合作社的事务由王某庭管理。2008年前后，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给临高海鲟合作社补助了100口深海网箱。
3、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被告人陈卓尔供称：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给临高县下拨现代农业发展资金，用于扶持发展深海网箱养殖。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利用该资金购买200口网箱。王某庭得知信息后找他，表示希望能给其安排一些网箱。当时，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考虑到王某庭所在的公司具有深海养殖能力，于是，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做方案并经省厅批复同意。在他的帮助下，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安排100口网箱补贴给王某庭。王某庭为了感谢他���帮助，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王某庭在临高县临美路路路通加油站附近送给他19万元。后来，他收受的19万元钱用于个人生活开销。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密切关联，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确认。
三、收受临高思远合作社贿赂40万元
2009年，养殖户郑某钢得知中央下拨一批资金给临高县用于补助深海养殖的信息后，找到时任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的被告人陈卓尔，表示想得到补助。陈卓尔向郑某钢提出要以专业合作社的名义申请。之后，郑某钢成立临高思远合作社，并以该合作社名义向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深海网箱补助。其间，养殖户王某宇、王某群等七人也向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网箱补助。后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同意给临高思远合作社补助10组40口网箱，给王某宇等七人补助8组32口网箱。因王某宇等人不具备深海网箱养殖��件，王某宇等人申请的网箱并入临高思远合作社，以“公司加渔民”的形式合作养殖。之后，临高思远合作社与海南深海网箱公司签订《网箱制造安装合同》，由海南深海网箱公司为该合作社制造安装了18组72口深海网箱。期间，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将补助款拨给临高思远合作社支付给了海南深海网箱公司。为了表示感谢，2009年11月某日，郑某钢在临高县临美路路路通加油站附近送给陈卓尔40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证明：
1、书证
（1）临高思远合作社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等书证证实：临高思远合作社于2009年期间登记设立，郑某钢担任法定代表人。
（2）《网箱制造安装合同》和一口浮式网箱框架材料清单、相关银行凭证等书证证实：海南深海网箱公司与临高思远合作社、王某宇等一批渔民签订网箱制造安装合同。临高���远合作社以及其他渔民已将工程款支付给海南深海网箱公司。
（3）财政资金补助表、记账凭证、银行凭证等书证材料证实：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已将财政资金补助款拨付给临高思远合作社等单位及渔民。
2、证人证言。郑某钢的证言证实：2009年期间，他听到时任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陈卓尔说，中央下拨了一批现代农业发展资金给临高县用于扶持深海网箱养殖，如果他想要申请补助的话，就成立一个专业合作社，以专业合作社的名义才能申请深海网箱补助。为了得到深海网箱补助，他设立了临高思远合作社。临高思远合作社主要是他个人投资，由他担任法定代表人，另外还有二十三名渔民出资参与，都是他公司的员工，每人仅占1%的股份，合作社的事务由他个人负责管理和决定。之后，他以临高思远合作社的名义向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了18组72口深海网箱���助。网箱制造安装款是由网箱安装公司先行垫付，安装完成后，经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验收合格后，再由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将补助款转给临高思远合作社的账户，然后再由临高思远合作社将网箱制造安装款转给网箱安装公司。领到深海网箱后，为了表示感谢。2009年的一天，他在临高县临美路路路通加油站附近送给陈卓尔40万元现金。
3、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被告人陈卓尔供称：2009年期间，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给临高县下拨2000多万现代农业发展资金，用于扶持渔民发展深海抗风浪网箱。郑某钢得知信息后找他，希望能得到政府拨付的资金。后来，在他的帮助下，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安排了10口网箱指标，共计网箱补贴180万元给郑某钢。为了感谢他的帮助，2009年11月前后的一天，郑立刚在临高县路路通加油站附近送给他40万元现金。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密切关联，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确认。
四、收受临高义丰公司贿赂15万元
2007年间，临高义丰公司向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25艘渔船船网工具指标。期间，被告人陈卓尔让时任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捕捞股股长邓朝林（另案处理）叫方某路（系陈卓尔表弟）把方某路、方某等四个人的身份证交给邓朝林，由邓制作船网工具指标申请材料进行申报。之后，在陈卓尔、邓朝林的帮忙下，临高义丰公司得到21艘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方某路等四人的4艘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也挂在临高义丰公司名下，后该4艘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由临高义丰公司使用。而后，临高义丰公司向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25艘渔船的柴油补贴。在陈卓尔和邓朝林的帮忙下，临高义丰公司得到柴油补贴款。为了表示感谢，2008年至2012年期间，临高义丰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德分多次��给邓朝林巨额款项，并叫邓朝林将其中一部分钱转送给陈卓尔。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邓朝林从其收受陈某德的款项中拿出15万元，在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大院停车场内送给了陈卓尔。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证明：
1、书证
（1）临高义丰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等书证证实：临高义丰公司于2005年期间登记设立，陈某德担任法定代表人。
（2）公务员登记表和职务任免通知等书证材料证实：邓朝林曾经担任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捕捞股股长职务。
2、证人证言
（1）邓朝林分别于2014年4月9日、15日、18日和29日述称：2007年始，陈某德的临高义丰公司向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领取25艘渔船柴油补贴，他们按正常审批手续给临高义丰公司办理后，陈某德很快领取到大额柴油补贴，他作为县渔业局捕捞股股长，按程序对所有申请材料进行把关审核，经过他审核签字后，交由县渔业局局长陈卓尔审批同意，局长审批签字同意后，通过转账的方式把柴油补贴发放给陈某德的临高义丰公司。2006或2007年时，陈某德以渔民的名义向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办理船网工具指标，申请材料交由他上报省海洋与渔业厅审批。办理过程中，陈卓尔跟他说要争取拿到一些船网工具指标，他就叫方某路把四个人的申报材料交给他一并办理。后来，这四个人的船网工具指标都批下来，因为没有造船能力，陈卓尔就说先把这四个指标交给陈某德的临高义丰公司用，等到需要使用时，再从临高义丰公司拿回来。他跟陈某德说先把方某路等四人的船网工具指标给临高义丰公司用，相关的船检证、捕捞证和船舶登记证等手续由陈某德去办理。另外，他与陈卓尔作为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的职能部门领导，平时对陈某德的公司有所照顾和支持。为了表示感谢，陈某德送钱给他和陈卓尔。他曾经收受陈某德共计123万元钱，但将其中的46万元分两次转送给了陈卓尔。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20时许，他在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大院停车场将27万元现金交给陈卓尔，并跟陈卓尔说钱是陈某德让他转送的。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他又在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大院停车场将19万元现金转交给陈卓尔。
（2）陈某德的证言证实：他在临高县设立临高义丰公司，利用成立的公司向海洋与渔业局申请渔船柴油补贴，在申请渔船柴油补贴过程中，主要和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捕捞股股长邓朝林、局长陈卓尔打交道。在办理申请临高义丰公司名下的25艘渔船船网工具指标时，邓朝林找来了5张身份证，说是局长陈卓尔的关系，让他将该船网工具指标挂在临高义丰公司名下。2007年期间，他向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25艘渔船的柴���补贴，递交申请材料后，他找邓朝林和陈卓尔帮忙，希望办理的手续能快一些。在邓朝林和陈卓尔的帮助下，他很快拿到了渔船的柴油补贴。另外，邓朝林和陈卓尔平时对临高义丰公司也提供很多业务上的方便，并给予大力支持，他因此先后送钱给邓朝林和陈卓尔。他曾经五六次送了共计60万元钱给邓朝林，并明确要求邓朝林把其中一部分好处费转送给陈卓尔。其中，20万元是他送给邓朝林的4艘渔船船网工具指标费，40万元是他送给邓朝林和陈卓尔的好处费，该40万元好处费不是送给邓朝林一个人的，他送钱给邓朝林时曾明示过，要把其中一部分钱转送给陈卓尔。
（3）方某路的证言证实：2007年前后，他没有向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办理渔网工具指标，也没有申领过柴油补贴。陈某德曾经让他帮忙找几个身份证，并说会给他一定的好处费，他就把他以及方某、张���超的身份证借给陈某德使用，但不清楚陈某德使用他们身份证的用途，事后，陈某德也没有给他好处费。
（4）方某、张建超的证言证实：他们没有向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办理渔网工具指标，也没有申领过柴油补贴。2007年前后，方某路曾经借用他们的身份证。
4、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被告人陈卓尔在侦查阶段做了七次有罪供述，供述内容基本一致，均供认了陈某德获得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的柴油补贴后通过邓朝林转送给其15万元的事实。陈卓尔还于2014年3月12日亲笔书写自书材料称其在发放渔船柴油补贴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牟取私利，收受邓朝林转交的好处费15万元。陈卓尔供称：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陈某德的临高义丰公司向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申请25艘渔船造船指标，经过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初审后报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审核，最后批复同意陈某德公司的申��指标，办理了船检、捕捞许可证、船舶证书等手续。办完手续后，陈某德将该25艘船登记在临高义丰公司名下，并申报渔船柴油补贴款。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邓朝林在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大院停车场交给他15万元现金，邓朝林还说陈某德的柴油补贴已办好，是陈某德送给他的好处费。后来，他收受的15万元钱用于个人生活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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