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421民初498号
原告：长治市郊区建筑工程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红则，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延魁龙、冯壮壮，山西大路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国网山西供电工程承装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如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晓晨，国网山西供电工程承装公司员工，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高红，山西瀛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长治市郊区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郊区建筑公司）与被告国网山西供电工程承装公司（以下简称：国网山西工程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晋0421民初38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郊区建筑公司不服，向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2017）晋04民终2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法院(2016)晋0421民初387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5月16日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长治市郊区建筑工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延魁龙、冯壮壮，被告国网山西供电工程承装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晓晨、蔡高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长治市郊区建筑工程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762823元及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942316.56元及利息。事实与理由：长治市供电公司于2000年3月25日与被告国网山西供电工程承装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被告承建长治县八义110KV变电站工程，约定工程价款为98.69万元，该合同的签订及履行系被告委托其公司职员刘大伟全权负责。事后被告将该工程转包给原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刘大伟与原告在原告公司里达成了口头“工程施工协议”，事后因一些客观原因及疏忽一直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原告按照口头约定全面履行了合同，八义变电站已交付长治市供电公司使用至今。原告在履行合同期间，因工程地点地质原因，变迁施工地点，迁址工程花费616453元，在迁址工程中原告承担了63万元费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支付了三次工程款，共计60万元，余款762823元到工程竣工至今一直拖欠，原告按约定已于2000年竣工，全面履行了合同。现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法庭辩论过程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补充陈述：总决算金额是1542316.56元，被告支付了原告60万元尚欠942316.56元，没有决算我们也不知道项目上要扣多少钱，被告认为该扣除的就扣除，我们要求变更诉讼请求为942316.56元。
被告国网山西供电工程承装公司辩称，1、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所诉的长治县八义110KV变电站工程已早在16年前的2000年11月24日竣工验收，如果答辩人欠付原告工程款高达诉状中所请求的76万元时，原告不可能在收悉最后一笔工程款后催要无果时不起诉答辩人。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起诉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根据，是否存在欠付工程款原告应予以证实，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首先，原告实际参与了工程施工，但并不是原告所说的转包，因为发包方山西电力公司长治供电分公司及监理方山西省建通电力监理有限公司的代表均在现场，对工程质量等要求甚高，答辩人在土建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事前经发包方认可的施工组织设计等技术要求及规范组织原告进行施工，答辩人在此土建工程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施工进程、质量进行现场管理，对现场施工的资料交接以及技术的指导等；其次，原告诉请支付剩余工程款没有事实依据，因为原告参与土建施工，仅与答辩人的负责该项目的代表进行了口头协商，足以说明双方对工程款支付是没有异议的且数额不大，否则不可能不签署书面的合同，原告在诉状中也认可在2000年至2001年7月期间共收悉答辩人支付的工程款60万元，答辩人认为已付清，原告现诉请支付欠付工程款，认为还存在欠付的事实应由原告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3、原告此次诉讼属于重复起诉，2015年原告以相同的诉讼标的、诉讼理由向贵院起诉，后贵院作出（2015）长民初字第01392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现原告本次起诉构成重复起诉，应驳回原告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分析认证如下：
1、对于原告提交的《关于长治八义变电站承包与建设说明》、牛晋太证明材料，以及被告提交的刘大伟书面证言。原、被告双方均对对方的该部分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均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实质上均为证人证言，且刘大伟的证言相互并不一致，在证人没有法定不出庭理由的情况下，上述证据均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但综合原、被告双方上述证据的内容，结合原、被告庭审中的陈述，就原告对本案涉案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表述一致，故本院认定原告在本案涉案工程中实际进行了施工，对于其他证明内容不予认定。
2、对于原告提交的侯合增与刘大伟谈话视频、录音以及书面证据材料，被告认为该视频及语音为刘大伟在酒桌上的话，作为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而非用推断评论的语言，不符合证人证言的要求。本院认为，原告的该证据实为视听资料形式的证人证言，对该证据应当结合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的特点和法律规定来认证，首先，刘大伟在本次庭审中仍未出庭作证；其次，该视听资料录制于饭店，谈话的双方仅有刘大伟和原告方人员，且谈话对于原告的施工、催要工程款、在原告打印的《关于长治八义变电站承包与建设说明》上的签字等表述并不明确具体，而对于原告施工是否与其进行过约定，以及如何进行约定的，为何在原告提交的《关于长治八义变电站承包与建设说明》上的签名和其在与长治市供电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其向被告出具的证明上的签名不一致等细节问题均不表述，故在没有其他证据对该证人陈述的内容进行佐证的情况下，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存疑，本院对于该证据不予认证。
3、对于原告提交的侯合增与刘如星的谈话视频及视频证据书面材料，被告并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仅对原告的主张提出了否定，故本院对于原告的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4、对于原告提交的长治县人民法院（2016）晋0421民初38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认为该判决书并未生效，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的正是该判决，且该判决已经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故对于原告的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0年3月25日，被告公司委托代理人刘大伟与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长治供电分公司签订了《长治县八义110KV变电站土建施工合同》，约定合同价款为98.69万元。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为2000年4月1日，竣工日期为2000年6月15日。合同履行过程中，工程站址发生变更。2000年11月24日，该工程经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经审计，建设单位以工程价款925863.46元，变电站站址迁移工程价款215062元，变电站土建工程设计变更价款401391元，共计1542316.56元予以结算。
另查明，原告在本案涉案工程中进行了施工，被告共向原告支付过60万元，其中2000年7月7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原告汇付工程款20万元。现原告主张涉案工程价款共计1542316.56元，扣除被告已经支付原告60万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剩余工程款942316.56元。
本院认为，民事诉讼应当遵循民事法律及民事诉讼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实为：原告是否能够证明原告的诉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和被告尚欠其工程款942316.56元。
首先，对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告主张：1、《关于长治八义变电站承包与建设说明》上有“合同约定我不在场，工程施工过程经过属实，刘大伟，2015.1.28”的内容，还有“刘大伟，2016.3.25”的字样，该证据是原告的代理人侯合增多次找被告公司领导反映问题后，安排刘大伟核实情况，在复印原件后，刘大伟才在复印件上签字确认的，且证据原件就保存在被告公司的档案中，这一情况在原告提供的刘大伟的录音录像中，也承认该证据的来源及真实性，可以证明原告在2015年1月28日、2016年3月25日原告都去被告公司索要工程款的事实，印证了原告的说法，原告的追讨行为产生了诉讼时效的中断的法律效果；2、原告代理人侯合增找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商讨工程款事宜时，被告法定代表人承诺在核实情况后，该多少钱付多少钱，证明了被告做出了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并允诺核实后就给原告付款，诉讼时效计算中断，应重新起算；3、原、被告就工程款并未进行过结算，账目金额尚不明确，也就没有起算时间，就更谈不上权利被侵害的发生，所以原告要求的工程款的诉讼时效尚未发生。被告认为：1、如果真的像原告所说被告尚有欠款没有支付，在2001年之后原告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已经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在2003年7月6日之前不行使，就已超过法律的规定；2、原告在找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时，始终是要求原告完善资料，因为是否存在欠付是有争议的，让其诉讼足以证实对其反映主张的要求是不认可的。对此本院认为，法律规定诉讼时效的制度，目的在于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义务，以有利于证据的保存及案件事实的查明。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本案涉案工程已于2000年11月24日竣工并交付使用，而原告陈述被告共向其支付过60万元，最后一次付款为工程验收后次年即2001年，据此在2001年后的2年内，被告如果没有与原告就该工程进行结算或继续向其支付工程款，原告就应当知道其合法的权利可能已经受到侵害，从诉讼时效制度来讲，原告应当在2001年后2年内行使相应的权利，以固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否则超出诉讼时效期间将可能导致丧失胜诉权。而本案中，原告仅依据存有疑义的刘大伟的证言证明其在十几年内一直追要欠款，从而并不超诉讼时效，显然证据不足。同时，从原告代理人侯合增与刘如星的谈话视频来看，原告在2015年6月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催要涉案工程款过程中，被告法定代表人刘如星表示需要查清事实或建议原告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原告反映的问题，由此来看被告法定代表人对债务是否存在都不能确认，所以并不构成原告所主张的认诺，也就不构成原告主张的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问题，故原告的主张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其次，关于被告是否尚欠原告工程款942316.56元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公司员工刘大伟与其达成口头的工程施工协议，后因一些客观原因及疏忽一直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原告按照口头约定全面履行了合同，然后又主张为原告系实际施工人，对于工程款原、被告始终没有结算过，所以应以总决算金额1542316.56元扣除被告支付原告的60万元，尚欠942316.56元没有决算。而被告认为，原告所举证据均系被告与山西省电力公司长治分公司之间的合同、决算，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欠付原告工程款的事实，原告的诉请是自己单方认为，属于原告的单方陈述。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依据本案被告和长治供电公司之间的合同以及决算书等证据虽能证明本案涉案工程的工程款，但对于其是否与刘大伟进行过约定，双方约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原告并没有举证证明，对于其在工程中的成本、支出等必要的证据也未提供，同时原告也不能排除被告对该涉案工程合同的履行，据此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尚欠其工程款942316.56元的主张，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长治市郊区建筑工程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223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代表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韶伟
人民陪审员 王宇宏
人民陪审员 连树宏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赵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