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杭上行初字第132号
原告汪杭中，男，1958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郭惕平，浙江风华利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郭东园路8号中闽大厦4楼。
法定代表人沈武洪，局长。
委托代理人梁伟建，浙江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钟徐丹，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陈文翔，女，1983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原告汪杭中诉被告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以下简称区住建局）房屋登记行政确认一案，于2015年10月1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月23日向被告区住建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陈文翔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同年12月11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汪杭中及其委托代理人郭惕平，被告区住建局的委托代理人梁伟建、钟徐丹，第三人陈文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区住建局于2015年7月21日就位于红门局65号10室、计租面积45.74平方米的公房向第三人陈文翔核发杭租更字第156745号《杭州市直管公有住房租赁证》（以下简称《公租证》）。
原告汪杭中诉称，一、劳动路红门局65号10室（三楼）的房屋原为原杭州制氧机厂（以下简称杭氧）党委办公楼，后改为职工宿舍，被原告母亲分得。后房屋管理移交原杭州市房管局，具体由上城房管站管理，向原告母亲核发租赁房卡。原告父母共有五位子女，从小均住在该房屋，户籍也均落于此处，后因读书、上山下乡、当兵等原因，户口陆续迁出，原告父母也迁出，仅有汪凌明为户主，并领取了租赁证。原告当兵到1987年转业回杭，未能将户口迁回该房。1990年汪凌明离婚，其女儿陈文翔随父亲及爷爷奶奶均迁出涉案房屋。1991年汪凌明出国定居（已于2008年前取得美国国籍），但隐瞒此事实，一直未办理销户手续，其后该房一直由原告管理并交纳租金至今。2005年原告搬入居住，汪凌明出国后对房屋由原告管理居住从未提出过异议。且汪凌明已取得美国国籍，依法已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且其已长年不居住在杭州，自然丧失杭州市的常住户口，根据《杭州市市区公有住房租赁管理试行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已丧失了该房屋的承租权。原告是该房屋的实际承租人，直到2015年8月20日，汪凌明女儿陈文翔向法院起诉，认为原告侵占该房屋要求腾退。原告才知道2015年7月21日，被告将该房承租权核发给陈文翔。二、根据2004年3月25日杭州市房产管理局、杭州市监察局、杭州市物价局、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规范杭州市直管公有住房变更户名有关规定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同住使用人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申请变更户名：1、原承租人已死亡或离异；2、与原承租人系父母子女、配偶或（外）祖父母（外）孙子女关系；3、与原承租人具有同一住址的户籍（同户籍二年以上）；4、与原承租人共同居住二年以上；5、受让人在本市无其它住房（或有住房但未达到住房标准）且未享受住房货币补贴的。陈文翔虽系汪凌明的女儿，但汪凌明已丧失中国国籍，且陈文翔与汪凌明同户籍之日起至变更申请之日并没有连续2年以上；陈文翔也没有户口迁入该房屋处并连续居住至申请之日满2年以上，故陈文翔并不具备上述规定变更条件。三、原告在得知该房屋的承租权已变更后，向被告提出获取变更登记的材料，被告最终不肯将材料交给原告，违背了行政行为公开、透明的原则。户名变更具结书与单身申明具结书中汪凌明的签字明显不一，原告认为被告在变更登记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的行为。四、望法院责令被告提交变更登记行为的有关证据材料。综上，被告将涉案房屋由汪凌明变更登记为陈文翔不具备法定条件，故原告要求判令：撤销被告向第三人陈文翔颁发的杭租更字第156745号《公租证》。
原告汪杭中在立案时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户口档案查询，拟证明原告从小就居住在红门局65号10室（以前称新开弄后3号）。
2、劳动路居委会的证明，拟证明原告自2005年至今一直居住在红门局65号3楼（即红门局65号10室）。
3、汪凌明的美国护照，拟证明汪凌明已于2008年取得美国国籍，已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且已长年不居住在杭州，自然丧失杭州市的常住户口。
4、个人划款授权书，拟证明陈文翔民事起诉之前，该房屋一直由原告在管理并交纳租金至今。
5、民事起诉状、陈文翔的《公租证》，拟证明直到2015年8月20日陈文翔起诉原告腾退，原告才得知被诉行政行为，户名变更未经实际居住人原告签字。
被告区住建局辩称，一、被告是人民政府的房产行政管理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工作。被告依法对本案所涉的公房租赁登记管理是履行其法定职责。二、2015年7月9日，被告受理了陈文翔要求将杭州市上城区红门局65号公房原承租人汪凌明变更为陈文翔的申请（系原承租人汪凌明之女），其提交了杭州市公有住房业务办理申请表、租赁、身份、地名、户籍、婚姻等证明、其他资料及户名变更具结书等资料。被告经审核后，认为汪凌明离异、陈文翔与其系母女关系，符合同户籍及共同居住两年以上、陈文翔在本市无其他住房且未享受住房货币补贴，陈文翔的申请符合《关于规范杭州市直管公有住房变更户名有关规定的通知》杭房局[2004]59号第一条第（一）项、《杭州市市区公有住房租赁管理试行办法》、《关于实施<关于规范杭州市直管公有住房变更户名有关规定的通知>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杭房局[2004]204号的规定，同意变更户名，于2015年7月29日核发《公租证》、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该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正当，合法有效。三、被告认为原告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因此案涉行政行为租赁变更与原告无利害关系，且原告在杭州另有住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八）项规定，原告向法院主张对租赁变更登记没有依据，要求依法驳回其起诉。综上，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区住建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申请表，拟证明第三人陈文翔要求变更租赁及房屋原承租情况和现承租情况、房屋坐落面积等。
2、租赁、身份、地名、户籍、婚姻等证明，拟证明第三人陈文翔符合条件。
3、受理单，拟证明被告受理申请的情况。
4、户名变更具结书、申请公房更名具结书、单身申明具结书，拟证明第三人陈文翔在变更户名以后对房屋的租赁情况及实际居住情况作出具结。
5、其他资料（包括民事判决书、住房调查情况），拟证明汪凌明的婚姻状态、子女抚养情况及对第三人的住房调查情况，第三人符合户名变更的基本条件。
6、公租证和租赁合同，拟证明被告向第三人核发租赁证，签订租赁合同，变更租赁合法有效。
被告区住建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为：《杭州市市区公有住房租赁管理试行办法》、《关于规范杭州市直管公有住房变更户名有关规定的通知》、《关于实施<关于规范杭州市直管公有住房变更户名有关规定的通知>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
第三人陈文翔述称，原承租人汪凌明系其母亲，于1991年与陈建中离婚，1992年出国。2005年至今系汪凌明借汪杭中暂住于涉案房产内。2015年3月31日，汪凌明和第三人申请案涉房产的公房户名变更，汪凌明按照被告要求办理了户口注销。申请表都是第三人按照被告的要求填写的，被告没有要求汪凌明签名。户名变更具结书中同户居住人均予以签名，陈建中因为可能涉及对公房的权利，也在此予以签名。汪凌明的单身申明具结书均系第三人陈文翔填写，是2015年3月31日后补的，当时汪凌明已经回美国了。汪凌明出国后已经与外籍人结婚，所以单身申明具结书的婚姻状况均不符合。第三人自1983年出生申报到1991年父母离婚一直居住在案涉房产内，其户籍也是在1991年才随父迁出。现其户口于2014年1月28日从江干区新江花园再次迁入该房内，其名下有房产登记，但其未参加过房改。被告是按照户口注销、变更给子女的依据办理的租赁证，没有违规。
第三人陈文翔未提交证据。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汪杭中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杭租更字第156745号《公租证》是否合法为争议焦点展开质证和辩论。
对被告区住建局提供的证据1－6，原告汪杭中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申请表中陈文翔代表甲乙双方签字应属违法无效；对证据2中的护照，认为案外人汪凌明自2008年即取得美国国籍并丧失中国国籍，对清波派出所的证明和户口簿，认为汪凌明于2015年3月30日已经注销杭州户口，至2015年7月第三人陈文翔申请变更公房户名时汪凌明已经丧失原承租人资格，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对证据3受理单，认为被告受理申请时汪凌明已经丧失原承租人资格，对变更公房户名的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4认为户名变更具结书和单身申明具结书上汪凌明的签字不一，对被告办理户名变更的程序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5、证据6均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被诉行为的合法性。第三人陈文翔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
对原告汪杭中提供的证据1－5，被告区住建局质证如下：对证据1均无异议，但认为可证明原告不是涉案房屋的在户人员；对证据2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被告实际审查是以户籍登记为准；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的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公租证》无异议。第三人陈文翔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区住建局提供的证据1能够证明第三人陈文翔向被告申请公房户名变更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2能够证明原承租人汪凌明和第三人陈文翔的身份、户籍等基本情况，予以认定；证据3能够证明被告受理陈文翔申请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4中的户名变更具结书、申请公房更名具结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单身申明具结书非依法出具，本院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定；证据5、证据6将结合全案事实综合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4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证据3、证据5中的公租证与被告提交的相关证据一致，认定意见同上；证据2、证据5中的民事起诉状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根据上述予以认定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7月9日，被告区住建局受理了第三人陈文翔就坐落于本市红门局65号10室的公有住房提出的更名登记申请，其提交了申请表、其母汪凌明的租赁证、汪凌明的护照及户籍注销证明、（1989）杭法民上字第460号民事判决书、户籍证明、陈文翔户口档案查询情况、结婚证、桂林市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黄健（陈文翔）夫妇住房调查情况”等材料，并填写了户名变更具结书、申请公房变更具结书、汪凌明的单身申明具结书等。区住建局经审核后，认为符合规定条件，于2015年7月21日向第三人陈文翔核发《公租证》。2015年7月27日，区住建局与陈文翔就红门局65号10室公房签订《杭州市直管公有住房租赁合同》。
另查明，本市红门局65号10室、计租面积45.74平方米的公房原承租人为汪凌明，其与案外人陈建中共同育有一女陈文翔。陈文翔于1983年12月16日出生，原住本市红门局65号。（1989）杭法民上字第460号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汪凌明与陈建中离婚，陈文翔由其父抚养，户籍于1991年1月29日迁往吴牙巷47号。汪凌明于2015年3月30日因出国定居注销杭州市户口。
再查明，自2005年至今，原告汪杭中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内。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汪杭中于2005年至今一直居住在涉案房产内，被告向第三人陈文翔核发公租证对汪杭中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故汪杭中应作为原告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
《杭州市市区公有住房租赁管理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杭州市市区公有住房的租赁行为，公有住房包括房管部门直接经租管理的住房和中央部属、省属、市属、区属和外地驻杭单位及军队企业化管理工厂自己管理的住房。”第三条规定：“市、区房地产管理局，是人民政府的房地产行政管理机关，负责本办法的实施和监督。”被告区住建局作为本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对其经租管理的公有住房负有监管职责。
《关于规范杭州市直管公有住房变更户名有关规定的通知》第一条“同住使用人之间变更户名及缴纳收益金的规定”第（一）项规定“同住使用人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申请变更户名：1、原承租人已死亡或离异；2、与原承租人系父母子女或配偶关系；3、与原承租人具有同一住址的户籍（同户籍两年以上）；4、与原承租人共同居住二年以上；5、受让人在本市无其他住房（或有住房但未达到住房标准）且未享受住房货币补贴的。”本案中，位于本市红门局65号10室、计租面积45.74平方米的公房原承租人为汪凌明，其与第三人陈文翔系母女关系。被告区住建局以《关于规范杭州市直管公有住房变更户名有关规定的通知》第一条第（一）项等文件的规定为依据，于2015年7月21日就上述公房向第三人陈文翔核发杭租更字第156745号《公租证》。经查，原承租人汪凌明的婚姻状况不明，其单身申明具结书未依法出具；陈文翔在本市有其他住房，被告未就其是否“有住房但未达到住房标准”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被告以《关于规范杭州市直管公有住房变更户名有关规定的通知》第一条第（一）项等文件的规定为依据作出案涉行政行为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被告区住建局于2015年7月9日受理了第三人陈文翔的申请及提交的相关材料，经审核于2015年7月21日就案涉房产向陈文翔核发了杭租更字第156745号《公租证》，并于同年7月27日与陈文翔签订《杭州市直管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原告对户名变更具结书与单身申明具结书中汪凌明的签字明显不一等提出异议，被告未就其已依法审查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程序合法性不予认定。
综上，被告区住建局核发的杭租更字第156745号《公租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于2015年7月21日核发的杭租更字第156745号《杭州市直管公有住房租赁证》。
二、责令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就第三人陈文翔的申请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 判 长 蒋 伟
人民陪审员 赵惠健
人民陪审员 郑芳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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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等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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