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豫15民终336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固始县通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始通健公司），住所地固始县城关幸福小区蓼城大道爱民路交叉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25050867075N。
法定代表人：孙俊刚，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波，河南蓼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汪行林，男，1976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南省固始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魏欣，女，198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南省固始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艺强，男，1974年1月20日出生，住址河南省固始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俊，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高长山，男，1963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南省固始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中彬，固始县锐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一审第三人：祁进革，男，1975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南省固始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志力，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固始通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行林、魏欣、王艺强、高长山、一审第三人祁进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2018）豫1525民初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固始通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波，被上诉人王艺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俊，被上诉人高长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中彬，一审第三人祁进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志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汪行林、魏欣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固始通健公司上诉请求:一、要求依法撤销（2018）豫1525民初55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汪行林、魏欣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被上诉人王艺强、高长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在（2018）豫1525民初55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本案中无法查明双方对第一次实际支付的借款本金是否约定利息”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要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汪行林、魏欣按照月利率2%支付借款相应利息，担保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1、上诉人是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正规注册的、专业办理各项贷款业务的公司，发放贷款收取相应利息系公司的主要盈利手段。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放贷款势必会约定相应的贷款利息，双方在担保借款合同中存在约定利息之事实也同样无需多言。而一审在一审判决中却认定“本案中无法查明双方对第一次实际支付的借款本金是否约定利息”则明显与事实不符，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汪行林、魏欣于2014年11月26日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中，并未显示双方约定有贷款利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该合同第一条第五项已经明确载明“借款月利率为24‰”，且被上诉人于2014年11月27日为我公司出具的借款借据上也明确载明借款月息为24‰，结合我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付息清单，上诉人认为依照现有证据已足以认定双方在第一次借款过程中存在约定利息之事实。一审认定“本案中无法查明双方对第一次实际支付的借款本金是否约定利息”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要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按照月利率2%支付借款相应利息。二、一审判决认定借款本金为1389000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借款本金应依法认定为150万元，故上诉人要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借款本金为150万元。本案中，上诉人虽然在第一次借款时实际出借1389000元，但是该笔借款中约定了借款月利率为24‰，后因借款人到期未能偿还本息，被上诉人又于2015年5月30日和2015年12月3日两次采用新贷偿还旧贷。新贷中的借款本金150万元在原一审中已被上诉人汪行林认可，在二审及发回重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汪行林、魏欣有意不到庭参加诉讼。刻意给庭审查明事实制造困难。所以一审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认定本金为1389000元与事实不符。三、一审判决免除被上诉人王艺强、高长山的连带担保责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故上诉人要求二审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王艺强、高长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1、一审认定2015年5月3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系拼凑而成的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该份担保合同虽然出现担保人前后不一致、且未显示合同日期之情形，因担保人是被上诉人汪行林所提供，初定的担保人祁进革没有到公司签字，但并不影响该合同真实性。该担保借款合同有借款人及担保人的亲笔签名，且有借款申请表及保证担保承诺书上的借款人及担保人签名予以印证，因此，对于该份担保合同，一审以担保人前后不一致、且未显示合同日期为由，认定该担保借款合同系拼凑而成的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被上诉人王艺强、高长山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对其民事行为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王艺强、高长山作为原审被告汪行林、魏欣第二次和第三次新贷的担保人，出具了担保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相关担保材料为其二人在上诉人处贷款1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分别于2015年5月30日和2015年12月3日，两次向上诉人出具了担保人亲手书写的《保证担保承诺书》，同时也两次在《担保借款合同》及《借款申请表》保证人栏中签字确认。因此，可以据此认定二担保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是为汪行林、魏欣偿还旧贷之借款进行担保，其二人担保行为也应认定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上诉人认为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被上诉人王艺强、高长山依法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免除被上诉人担保责任证据不足，要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王艺强辩称，一、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事实部分已经完全查清，固始通健公司在提交第一次汪行林借款合同原件中，第一条第5项明明没有约定利息，却说在合同中约定的有利息，这可以反证固始通健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有很强的随意性，并且借助借款人和担保人没有手续，只有自己有借款手续的优势，根据有利于自己的原则，更改或伪造合同。二、本案第一次借款，据上诉人自己说是发生在2014年11月26日，并于2014年11月27日由“揭玉珍”的账户打给汪行林1389000元。而在一审中，即上诉人拿2015年5月30日那个借贷合同起诉的庭审中，汪行林出庭并说确实借150万元，当时就扣了10万元利息，当时的原告即本案上诉人认可汪行林的说法，而后在一审重审中又说2015年5月30日的借贷是新贷还旧贷，并说在2014年11月26日的真实发生的借贷中，借款了1389000元，当时扣了108000元利息。上诉人前后说法自相矛盾。且上诉人提供的单方身份证明想证明揭玉珍为其工作人员，其打款是履行职务行为，而上诉人的单方证明本身就不足为信，该笔债务完全有可能是上诉人关联方的个人债权，当发现汪行林偿债能力有问题，索性与汪行林勾结，伪造成上诉人的债权，直接意图就是让两个有偿还能力的担保人承担偿债责任。所以自身说法和合同才会出现这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三、固始通健公司在提供的第二份合同中，即2015年5月30日的担保借款合同首页载明的担保人，为第一次借款的担保人，即李敬科、胡永华、吴永才，而合同第十条中担保人为祁进革、高长山、王艺强，该份合同前后不一致，且最后一页没有签订日期。很显然是固始通健公司利用只有自己手中有借款手续和借款人及担保人签有多份空白手续的可能，掐头去尾拼凑而成，在重审中，一审已经查清了该部分事实，因此第二份签有“高长山、王艺强”为担保人的合同不具备真实性。四、借款人的借款，据上诉人自己说是2014年11月27日，也是借款人第一次向固始通健公司借款。后来在2015年12月3日，高长山和王艺强担任担保人的借款实际上是新贷偿还旧贷，而高长山和王艺强对此毫不知情，根据担保法的相关司法解释，担保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综上，本案经过一审、二审、重审，已经查清了本案事实，（2018）豫1525民初558号民事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要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高长山辩称，一、一审重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答辩人不承担担保偿还责任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第一、原一、二审开庭审理时，上诉人固始通健公司自始至终没有承认其与汪行林和魏欣夫妇、王艺强、答辩人签订的日期为2015年12月3日的《担保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150万元实际没有发生，其当天付了10万元利息。直到二审发回重审时，上诉人才被迫当庭亲口承认其与汪行林和魏欣夫妇、王艺强、答辩人签订的日期为2015年12月3日的《担保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150万元实际没有发生，是新贷还旧贷，用于偿还2014年11月26日向其所借的150万元借款，是第一次借款，还有第二次的2015年5月30日的借款150万元实际也没有发生。由此可以清楚证明，答辩人和王艺强对2015年12月3日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150万元实际没有发生，并不知情，更不知道该笔借款是用于新贷还旧贷，上诉人认可的第二次借款仍是如此，都以为是上诉人多次借款给汪行林。第二、上诉人固始通健公司在其一审开庭审理时提供的日期为2015年12月3日的《担保借款合同》原件上，作为担保人之一的“祁进革”名字并没有被划掉，与法院存档的上诉人固始通健公司提交的日期为2015年12月3日的《担保借款合同》复印件上被划去“祁进革”名字的合同，显然不是同一份合同，是骗取答辩人提供担保的伪造合同。第三、上诉人提供的借款期限自2015年5月30日起至2015年11月30日的《担保借款合同》的首页上显示借款人为汪行林和魏欣夫妇；担保人分别为李敬科、胡永华、吴永才三人，而该合同第十页显示的借款人为汪行林和魏欣夫妇，担保人分别变更为祁进革、王艺强、答辩人，该合同前后不一致，且没有签订时间，祁进革也到庭指认名字不是本人所签，对此不知情，显然第二次的《担保借款合同》是伪造的合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作为上诉人单方提供的格式合同，出现如此明显的多处不能合理解释的地方，显然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进而不能证明答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二次借款是新贷还旧贷。第四、答辩人作为上诉人的客户，至今仍欠上诉人的借款未还，为此，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填写了多份《保证担保承诺书》、《借款申请表》等文书。在《保证担保承诺书》、《借款申请表》等文书上签字按指印，与本案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人汪行林和魏欣用于新贷还旧贷又不存在必然联系，上诉人单方向法庭提供的借款文书上的借款用途上，从来没有体现新贷还旧贷的字样或意思，要么是流资或绿化工程或扩建基地等，根本证明不了答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是新贷还旧贷借款提供担保。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认可的两次签字都成立，也证实不了答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是新贷还旧贷。二、重申法院认定“汪行林和魏欣夫妇与上诉人是否在第一次借款本金中约定利息无法查明”属于事实认定清楚。第一、2014年11月26日，汪行林和魏欣夫妇与上诉人及担保人吴永才、胡荣华、李敬科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中的第五项并没有约定借款月利率为24‰，而是空白，没有填写。第二次和第三次借款都实际没有发生，是新贷还旧贷，都是基于第一次借贷发生的，既然是第一次都没有约定利息，第二次和第三次即使约定了利息，也是不好查明的。第二、本案借款人汪行林和魏欣夫妇在二审和重审开庭时，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导致重审法院确实无法查明利息到底有没有。若有，是按月利率24‰支付的，还是按什么标准支付的，支付了多少，作为担保人的答辩人不知道，上诉人、汪行林和魏欣夫妇都没有告知。第三、上诉人认为汪行林和魏欣夫妇向其出具的借款借据上也明确载明月息为24‰，与答辩人无关，对作为担保人的答辩人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三、关于重审法院认定1389000元借款本金的问题。重审法院依据一审开庭笔录借款人汪行林的自认，结合相关证据，在借款人汪行林和魏欣夫妇未到庭的情况下，认定借款本金为1389000元，已经尽最大可能照顾到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应该就此息诉，但上诉人为了达到让答辩人承担担保的责任，不惜伪造证据和借款人汪行林和魏欣夫妇串通，严重侵犯了答辩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实际上固始通健公司于2018年1月26日提供的三张打款凭证，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曾于2014年11月27日借款150万元给出借人汪行林和魏欣夫妇。一张138.9万元的银行打款凭证显示的信息既不是出借人（上诉人），也不是借款人汪行林和魏欣夫妇，与本案毫无关联性，达不到证明上诉人主张的150万元借款已实际发生的事实。至于上诉人认可其收取的10.8万元保证金和3000元工本费的两张收款收据，根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所以上诉人固始通健公司提供的三张打款凭证，仍旧证明不了第一次借款150万元给出借人汪行林和魏欣夫妇的客观事实。即使重审后补充了《业务委托书》和《证明》也无济于事。对此，答辩人保留追究其伪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的刑事责任。要求二审驳回上诉请求。
一审第三人祁进革述称，祁进革没有给涉案的各方当事人提供担保，也没有在借款担保合同上签过名字。本案出现祁进革的名字是他人冒签的，祁进革不知情，不应当承担责任。
上诉人固始通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要求四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5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二、由四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汪行林、魏欣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0年3月10日办理结婚证；二被告于2014年11月26日与原告固始通健公司签订“担保借款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自2014年11月26日至2015年5月26日止，吴永才、胡荣华、李敬科在该借款合同的“担保人”一栏签字，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原告固始通健公司于2014年11月27日通过揭玉珍的账户60×××55转入被告汪行林的账户1389000元，被告汪行林在（2017）豫1525民初3667号案件的开庭笔录称借款属实，原告固始通健公司于支付借款之日扣除了108000元的利息，并收取汪行林工本费3000元，以上款项合计1500000元。到期后，被告汪行林、魏欣未能按时还款；被告高长山、王艺强认为原告未按合同约定实际履行提供出借款的义务，该借款未实际支付给汪行林、魏欣。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被告汪行林、魏欣又于2015年5月30日向原告固始通健公司提出借款申请，申请借款1500000元，借款申请表显示借款用途为流资，借款期限自2015年5月30日起至2015年11月30日止，祁进革、高长山、王艺强在该借款申请表的担保人一栏签名；同日被告汪行林向原告固始通健公司提交借款申请书（担保类）一份，该申请书显示“本次申请贷款由1.李敬科（划去）、祁进革2.胡永华（划去）、王艺强3.吴永才（划去）、高长山联合担保”，该申请书中的“祁进革、王艺强、高长山”均不是本人签字，显示借款用途为扩建基地；后被告汪行林、魏欣与原告固始通健公司签订“担保借款合同”一份（合同尾页中显示签订日期空白），合同首页约定借款期限自2015年5月30日起至2015年11月30日止，借款月利率为24‰，按季结息；在该借款合同的首页中显示借款人为汪行林、魏欣；担保人（1）为李敬科、担保人（2）为胡永华、担保人（3）为吴永才；在该合同第十条中显示借款人为汪行林、魏欣，担保人（1）为祁进革，担保人（2）为王艺强，担保人（3）为高长山；庭审中原告认可该次借款未实际支付，系用于偿还被告汪行林、魏欣的第一次借款（2014年11月26日签订借款合同，2014年11月27日实际支付）1500000元。诉讼过程中，被告高长山、王艺强均辩称，2015年5月30日的担保借款合同首页载明的担保人为第一次借款的担保人，即李敬科、胡永华、吴永才，而该合同第十条中的担保人为祁进革、高长山、王艺强，该份合同前后不一致，系掐头去尾拼凑而成的伪造合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另查明，被告汪行林、魏欣于2015年12月3日再次向原告固始通健公司提出借款申请，向原告借款1500000元，借款申请表显示借款用途为流资，借款期限自2015年12月3日起至2016年6月3日止，高长山、王艺强在该借款申请表的担保人一栏签名；同日被告汪行林向原告固始通健公司提交借款申请书（担保类）一份，该申请书显示“本次申请贷款由1.祁进革（划去）、2.王艺强3.高常山（划去）、高长山联合担保”，该申请书中的“祁进革、王艺强、高长山”均不是本人签字，显示借款用途用于绿化工程施工；被告汪行林、魏欣与原告固始通健公司于2015年12月3日签订“担保借款合同”一份，合同首页约定借款期限自2015年12月3日起至2016年6月3日止，借款月利率为24‰；在该借款合同的首页中显示借款人为汪行林、魏欣；担保人（1）为高长山、担保人（2）为王艺强、担保人（3）为祁进革；在该合同第十条中显示借款人为汪行林、魏欣，担保人（1）为高长山，担保人（2）为王艺强；该借款亦未实际支付，系用于偿还第一次实际发生的借款（即2014年11月27日实际支付的借款）。以上事实有担保借款合同三份、借款申请表、借款申请书（担保类）、保证担保承诺书、当事人的陈述、业务委托书、业务凭证等在卷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如下：一、原告固始通健公司是否实际出借1500000元给被告汪行林、魏欣？二、被告高长山、王艺强提供担保的借款是否用于偿还旧贷？三、原告的诉求是否应予以支持？对此，本院评析如下：一、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提交了业务委托书、业务凭证、收据存根两张，2014年11月26日的担保借款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原件一份，以证明揭玉珍系原告公司会计，按照公司要求从其个人账户转账至汪行林的账户1389000元，扣除保证金108000元（原告在庭审中陈述该款实际为扣除的利息）、工本费3000元，以上款项合计1500000元。被告王艺强质证后辩称，对业务委托书、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系法人组织，其应从对公账户转账给被告汪行林，其随意出具一张证明以证实揭玉珍系其公司的会计不具备真实性，贷款付息清单系原告自己制作，无法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业务凭证与本案无关联性，只能显示揭玉珍转账给汪行林1389000元，无法证明原告出借给汪行林1500000元。被告高长山质证后称，质证意见同王艺强质证意见，另补充意见为，原告第一次庭审中陈述108000元为保证金，后称该款为利息，自相矛盾，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担保借款合同中的借款用途为流资，借款申请书载明借款用途为绿化工程施工，说明原告的填写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故以上证据不能证实原告于2014年11月27日将借款实际支付给被告汪行林。一审审查以上证据后认为，原告出借款给被告汪行林、魏欣，并不必然需要通过对公账户转账，其出具了证明以证实揭玉珍系其公司会计，被告王艺强、高长山亦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对该事实予以推翻，故一审认定揭玉珍系原告方的会计；原告提交的业务委托书、业务凭证均可以证明揭玉珍向汪行林的账户转账1389000元；另经查阅（2017）豫1525民初3667号案件的开庭笔录，该笔录显示被告汪行林对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可；原告在本案庭审中认可扣除的108000元系利息，一审对此予以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故一审认定本案所涉108000元为原告预先扣除的借款利息，不应计入借款本金；原告诉称其在出借款时收取被告汪行林、魏欣工本费3000元，因被告汪行林、魏欣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在本案中对该款的性质是否系工本费无法查明，原告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故一审认定原告于2017年11月26日实际出借给被告汪行林、魏欣1389000元。二、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高长山、王艺强认为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汪行林、魏欣签订的2015年5月30日的借款合同系拼凑而成的合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审查后认为，2015年5月30日的担保借款合同首页载明的担保人为第一次借款（2014年11月26日的借款担保合同）的担保人，即李敬科、胡永华、吴永才，而该合同第十条中的担保人为祁进革、高长山、王艺强，该份合同前后不一致；原告作为出借方，应对其提供的借款担保合同文本的严谨性、真实性予以注意，该合同首页载明了借款期限、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利率等主要内容，且出现担保人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合同亦未显示签订的日期，被告高长山、王艺强均对此提出异议，原告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一审认定该合同系拼凑而成的合同，真实性依据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在庭审中认可其于2015年12月3日与被告汪行林、魏欣签订（被告高长山、王艺强提供担保）的借款合同中的借款未实际支付，用于偿还2014年11月2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的借款，故一审认定本案所涉的原告于2015年12月3日与被告汪行林、魏欣签订（被告高长山、王艺强提供担保）的借款合同中的借款系用于新贷偿还旧贷。三、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实际出借被告汪行林、魏欣1389000元的事实已被一审确认，不再赘述；原告与被告汪行林、魏欣于2014年12月26日签订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依法成立；法律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借款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原告固始通健公司与被告汪行林、魏欣于2015年12月3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系用于新贷偿还旧贷，该合同约定了借款期限为自2015年12月3日起至2016年6月3日止，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汪行林、魏欣未按期还款，故一审认定被告汪行林、魏欣应按约定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389000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高长山、王艺强连带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主张，一审已认定2015年5月30日的担保借款合同系拼凑而成的合同，其真实性依据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一审不作证据使用；被告王艺强、高长山在2015年12月3日的借款合同中提供了担保，在本次借款过程中，借款申请书（担保类）显示借款用途为绿化工程施工，而该借款未实际支付，被用于偿还2014年11月26日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的借款（该款于2016年11月27日实际支付1389000元），该款系新贷偿还旧贷。被告高长山、王艺强辩称，其对该款用于偿还旧贷不知情，原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高长山、王艺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款系新贷偿还旧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本案中，被告汪行林、魏欣于2014年11月26日第一次向原告固始通健公司借款（实际支付日为2014年1月27日）的担保人为吴永才、胡荣华、李敬科；被告汪行林、魏欣于2015年5月30日向原告借款的合同的真实性未被一审确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汪行林、魏欣于2015年12月3日向原告借款系用于偿还第一次的借款，该次借款的担保人系本案被告王艺强、高长山；由此可知，本案被告高长山、王艺强与旧贷的保证人并非同一保证人；故一审认定被告高长山、王艺强不应对本案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的主张；一审审查原告提交的证据后认为，本案所涉借款基于原告固始通健公司、被告汪行林、魏欣于2014年11月26日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而实际发生，该合同中并未显示双方约定借款利息，虽然原告在庭审中提交了付息清单，但该清单系原告一方单独制作，且被告汪行林、魏欣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中无法查明双方对第一次实际支付的借款本金是否约定利息，故原告诉求的利息可待其提供新的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被告汪行林、魏欣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一审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汪行林、魏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固始县通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出借款本金1389000元；被告高长山、王艺强对本案所涉借款本金不承担清偿责任。二、驳回原告固始县通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固始县通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1318元，由被告汪行林负担8491元，由被告魏欣负担8491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结合本案现有证据，虽然固始通健公司以汪行林、魏欣与固始通健公司于2014年11月26日签订了担保借款合同，主张借款金额为150万元，但是固始通健公司预先在借款150万元中扣除108000元及工本费3000元后，实际通过转账出借给汪行林、魏欣的借款为1389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之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固始通健公司关于案涉借款本金为150万元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汪行林、魏欣与固始通健公司于2014年11月26日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并未明确约定利息，固始通健公司主张支付利息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2014年11月26日的担保借款合同与2015年5月30日的担保借款合同以及2015年12月3日的担保借款合同，无论从借款用途、担保人等合同主要条款内容，还是从合同文本的形式上，均出现三份担保借款合同内容前后矛盾，随意涂改合同关键内容的情况。固始通健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2015年5月30日担保借款合同中王艺强、高长山作为担保人的真实性；固始通健公司提供的证据亦不能充分证明，王艺强、高长山对2015年12月3日以担保人身份签字的用途为绿化工程施工的担保借款合同，实为新贷还旧贷用途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固始通健公司主张王艺强、高长山有为借款人的案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之规定，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固始通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固始县通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孔玉
审判员 吴 斌
审判员 王道新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刘 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