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3民终8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长江中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电测村23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202801535G。
诉讼代表人：重庆学苑律师事务所，重庆长江中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懿，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卿召林，男，1968年7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岳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春，重庆剑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建国，男，195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忠县。
原审第三人:陶华忠（陶建国之子），198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忠县。
上诉人重庆长江中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中诚建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卿召林、陶建国，原审第三人陶华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2017)渝0232民初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缺席审理，上诉人长江中诚建设公司破产管理人的委托代理人张懿，被上诉人卿召林的委托代理人张玉春，被上诉人陶建国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陶华忠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长江中诚建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并依法改判长江中诚建设公司不承担连带支付卿召林劳务报酬的责任。其理由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对陶建国使用“项目部章”可能会产生之交易风险是明知的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陶建国签订了《承包（内部）经营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约定：“承包项目由乙方自筹资金和组织生产，并承担项目的经营责任和风险”。案涉项目的经营管理由陶建国负责的，劳务工人的组织、安排同样是陶建国负责。因此，被上诉人陶建国使用“项目章”是有协议作为约定的，上诉人对可能产生的交易风险不是明知的，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会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对陶建国使用功能“项目章”可能会产生之交易风险是明知的，不符合客观事实，进而认定上诉人作为被挂靠人应当对被上诉人陶建国直接雇请的施工人员因涉案项目工程劳务所产生的劳动报酬承担连带责任显然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卿召林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上诉人应对其劳动报酬承担法律责任是错误的。一审判决已查明被上诉人陶建国先后组织卿召林等人进场施工，被上诉人卿召林、陶建国也自认是陶建国组织卿召林到工地去的，在案证据也没有证明是上诉人聘请被上诉人陶建国，陶建国以其名义从事施工活动显然是错误的，不符合正常逻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卿召林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另，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卿召林作为一般的务工人员，其法律认知能力可能会存在误区，其也不能正确理解合同交易规则中的“经济合同”的内涵和范围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卿召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项目章上刻有“此章签署经济合同无效”是可以看见的，也应明知务工也是交易的一种，因此，在被上诉人卿召林是陶建国组织进入工地的情况下（根据庭审质证，上诉人没有聘请被上诉人卿召林），卿召林以现有证据不能有理由相信上诉人应对其报酬承担责任。3、案涉项目部出具欠条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认定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案涉项目部无权代表被上诉人对外签订合同，所签合同（卿召林举示的欠条）不具有法律效力。首先，欠条中写明为卿召林在大唐芙蓉城二期工程的工资，而非在重庆长江中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工资，很明显工资为卿召林在项目部的工资，案涉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员为陶建国，被上诉人卿召林也明知实际施工人为陶建国，因此，工资应由陶建国支付。其次，案涉项目部章根据陶建国庭审陈述，是由陶建国本人保管的，该章交还上诉人的时间为2016年9月（也是陶建国退场时间，而非陶建国陈述的2015年7月），因此，自陶建国进场之日到案涉项目部章交还之日止，上诉人都无法决定项目部章的使用，也无法知晓使用情况，项目部章的使用完全处于陶建国的控制之下，使用项目部章的相应法律后果理应由陶建国承担。最后，签名处写明的是项目部陶建国，盖的章为项目部章及资料章，且项目部章还刻有“此章签署经济合同无效”字样。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为邓雄，非陶建国，陶建国的行为是实际施工人的经营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无法代表上诉人，对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项目部无权以上诉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在没有上诉人事前授权或时候追认的情况下，对外签订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且项目部印章上还刻有“此章签署经济合同无效”字样，作为案涉欠条的相对方——被上诉人卿召林来说，已明确知道项目部章不能用于签署经济合同，项目部无权代表上诉人签署案涉欠条等合同，项目部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4、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陶建国为挂靠关系，则上诉人对挂靠人陶建国直接雇请的施工人员的劳动报酬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即使法院认为上诉人要承担连带责任，也应当是对“劳务报酬”而不是“工资报酬”承担责任。二、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错误，不足以支撑一审判决结果。1、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上诉人对两被上诉人之间的工资报酬承担连带责任，但上述法律条款，并不能支撑该判决结果。2、一审判决认定了二被上诉人之间建立了债权债务关系，陶建国应向卿召林支付劳动报酬，但一审判决没有认定上诉人与卿召林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在劳动法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卿召林未建立劳动关系，不负有支付劳动报酬的责任。3、一审判决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陶建国签订的《承包（内部）经营协议》无效。但即使无效，其法律后果也只存在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陶建国之间，即关于劳务费结算及支付的问题。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及第三人。一审判决却突破合同相对性，且上诉人也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所指的发包人，被上诉人卿召林也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所指的实际施工人，进而判决上诉人承担劳动报酬的连带责任，实属适用法律错误，缺乏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应予以改判。
卿召林辩称：１、一审判决已经查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陶建国系挂靠关系，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建筑法的规定，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上诉人在欠条上加盖印章，是对欠款事实的确认，也说明其是债务人，当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3、上诉人的控股公司已经支付了部分的欠款，说明其是认可该债务的，其应当承担支付劳务费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陶建国辩称：上诉人支付了部分工资，同时，印章也是上诉人刻制并交给我的，公司应当承担支付劳务费的责任。
陶华忠未作答辩。
卿召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长江中诚建设公司、陶建国支付其工资41000元，并由长江中诚建设公司、陶建国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28日，长江中诚建设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陶建国和陶华忠签订《承包（内部）经营协议》，约定由甲方将重庆盛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赢公司）的“映象芙蓉一期二组团”工程承包给乙方，乙方按照甲方与盛赢公司签订施工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负责该项目的经营管理，甲方对乙方承包项目实行单独核算，由乙方自筹资金和组织生产，并承担项目的经营责任和风险，乙方按工程总造价的6.5%向甲方包干缴纳工程管理费及税费等等。此后，陶建国便组织卿召林、陈秀权、程德刚等人（另案处理）进场施工。2016年2月1日，陶建国以重庆长江中诚大唐芙蓉城二期工程项目部名义给卿召林出具欠条，欠条载明“今欠到卿召林在江口大唐芙蓉城二期工程的人工工资41000元、大写：肆万壹仟元整,<时间：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12000元/月>特此欠条”。陶建国在该欠条上签名，并加盖“重庆长江中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大唐芙蓉城二期项目部（此章签署经济合同无效）”章（以下简称“项目部章”）。2016年7月，陶建国因资金紧张及其他原因退场。
另查明，2016年2月4日和2月6日，陶建国与陶华忠分两次向长江中诚建设公司借款2200000元用于支付该项目工程的民工工资。2016年8月15日，长江中诚建设公司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该批工人中的程德刚支付劳务费14000元。2017年1月6日，长江中诚建设公司通过重庆市长江农工商联合公司向卿召林转账支付劳务费20000元。
还查明，陶华忠系陶建国之子，陶建国与陶华忠均等份额出资承包该项目工程。
再查明，“项目部章”是长江中诚建设公司交给陶建国管理的，陶建国退场后已将该印章交还长江中诚建设公司。“资料章”是陶建国去刻制的。长江中诚建设公司在诉讼中对欠条上所盖的“项目部章”真伪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后长江中诚建设公司未按规定缴纳鉴定费，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遂于2017年10月27日终止鉴定。2017年10月30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长江中诚建设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陶建国组织卿召林到项目部务工，未按约定向卿召林支付劳动报酬，双方所形成的特殊债权债务关系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受法律保护。故陶建国理应承担向卿召林支付工资报酬的民事责任。卿召林主张工资数额为41000元，但根据卿召林的诉状陈述，其工作时间应为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2016年2月1日进行结算并出具欠条，结合月工资标准为12000元/月。故卿召林在项目部务工期间的工资应为36000元，扣减长江中诚建设公司已支付的20000元，卿召林未能取得的工资数额应为16000元。陶建国与陶华忠虽系合伙承包关系，但因卿召林未要求陶华忠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是其对诉权的处分，故陶华忠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长江中诚建设公司虽称陶建国、陶华忠多次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系其员工，但长江中诚建设公司未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长江中诚建设公司与陶建国、陶华忠签订《承包（内部）经营协议》，长江中诚建设公司将涉案项目工程以内部承包方式承包给不具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陶建国、陶华忠，该行为明为内部承包关系，实为挂靠关系，其明显有违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无效。陶建国承包该工程后，长江中诚建设公司将“项目部章”交给陶建国管理、使用。陶建国以长江中诚建设公司项目部的名义向卿召林等出具欠条，载明欠付卿召林工资报酬，并加盖“项目部章”。为此，长江中诚建设公司与陶建国、陶华忠签订协议，享有按约定收取管理费的财产利益。但其将“项目部章”交给陶建国管理使用时，对陶建国使用“项目部章”可能会产生之交易风险是明知，由此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属长江中诚建设公司的预知风险范围内，长江中诚建设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应当对挂靠人陶建国直接雇请的施工人员因涉案项目工程劳务所产生的劳动报酬承担连带责任，理由如下：其一，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卿召林之劳动报酬产生于涉案项目工程。其二，陶建国所持有的“项目部章”系长江中诚建设公司交付的，是真实的，陶建国以长江中诚建设公司项目部名义从事的施工活动，长江中诚建设公司、陶建国、卿召林等均是明知。虽然该“项目部章”上刻明“此章签署经济合同无效”，但卿召林作为一般的务工人员，其法律认知能力可能会存在误区，其也不能正确理解合同交易规则中的“经济合同”的内涵和范围。当陶建国在欠条上签名、盖章时，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陶建国和长江中诚建设公司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其三，卿召林之所以会取得工资报酬，其所支付的对价仅为一般劳动力。卿召林与陶建国所形成的是特殊债权债务关系，而非属市场交易中的“经济合同”关系范畴。其四，在陶建国出具欠条后，长江中诚建设公司曾向同批务工人员中的程德刚、卿召林等人支付劳务费。由此，可以推定长江中诚建设公司对此是明知且认可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现查明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长江中诚建设公司的破产申请，并指定破产管理人。故就本案而言，长江中诚建设公司应当承担之责任为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卿召林能否向长江中诚建设公司实现权利，应由卿召林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申报债权。
综上，卿召林的部分诉讼请求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陶建国的辩称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长江中诚建设公司的辩称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陶华忠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答辩、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的放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陶建国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卿召林支付工资报酬16000元，长江中诚建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卿召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陶建国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案涉工程是长江中诚建设公司承建，之后，虽然长江中诚建设公司又将其以内部承包的方式发包给陶建国、陶华忠施工，并刻制了“项目部章”交给陶建国、陶华忠管理使用，但其对外名义仍然是长江中诚建设公司，因此，可以认定，长江中诚建设公司是该工程的承包人，陶建国、陶华忠等人以项目部负责人雇请卿召林等人从事劳务工作，应当认定为其系履行职务，故，长江中诚建设公司应属劳务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应当承担支付劳务报酬的责任。同时，审理还查明，案涉工程施工期间，长江中诚建设公司曾部分支付了卿召林等人劳务报酬，也可证明长江中诚建设公司是认可卿召林等人是与其成立的劳务关系的，因此，长江中诚建设公司应当承担支付卿召林等人劳务报酬的责任。需要指出的是，陶建国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是有权处理涉及该项目的有关事务的，故，其在欠条上加盖印章也是其相应职责，虽然该项目部印章上载有“此章签署经济合同无效”的内容，但依其性质和用途，并不必然发生所签合同无效的后果，长江中诚建设公司上诉主张盖章行为无效，应由陶建国自行承担责任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但依照法律规定，长江中诚建设公司在依法承担责任后，是可以依法向陶建国追偿的，一审判决直接由陶建国承担有误，但陶建国并未对此提出上诉，表明其愿意承担该债务，故，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长江中诚建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长江中诚建设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简元华
审判员 余云中
审判员 吴 聪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日
书记员 张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