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2民终65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山市冀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半壁店村建华道北。
法定代表人：李睿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田，河北仲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超，男，1992年3月12日生，汉族，无业，现住唐山市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明月，河北日月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山市冀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吕超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2017）冀0205民初20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山市冀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田，被上诉人吕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明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山市冀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2017）冀0205民初字第201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之父吕小良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2月，冀唐客运成立，吕小良遂被安排到该公司处从事旅游客运司机工作”，严重错误。上诉人于2016年2月26日领取营业执照，但当时公司并未购置任何车辆，上诉人于2016年4月份购置第一批车辆后才开始进行经营运作，2016年2月上诉人没有车辆运营，更不能招聘或安排吕小良到上诉人处从事旅游客运司机工作，一审判决就吕小良被安排从事司机工作的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吕小良通过冀唐客运的微信群接受该公司的工作安排”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群并非上诉人公司认证建立的微信群，更不是上诉人公司的工作安排群。该群系通过冀唐联系和发放的包车业务群，所承运业务的车辆和人员并非完全从属于上诉人公司，非上诉人公司车辆运营的业务需向该群的业务联系人支付3%的业务提成，该群不是上诉人公司的内部管理群，而是具有客运车辆的车主进行包车拆兑和交换以及各车队司机相互替班的业务联系群。吕小良经常驾驶的车辆（替班除外）系袁彬和王志宝出资购买挂靠在唐山市志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车辆×××、×××、×××、×××，吕小良驾驶的车辆除个别替班外均非上诉人公司的车辆，而车辆运营模式系车辆出资和所有人控制车辆，车辆通过业务收入归出资人享有，再由出资人为雇佣司机发放工资，所以，一审以微信业务联系认定为上诉人公司的工作安排严重违背客观事实。（三）、一审判决认定：“冀唐客运成立后，占该公司股份90%、享有公司经营决策权的车主王志宝即让吕小良到原告公司从事客运工作”严重错误。王志宝虽然是上诉人公司的股东，但其并非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无权决策上诉人公司的工作安排，同时王志宝不但是上诉人公司的股东，而且是2014年开始雇佣吕小良为司机的车辆控制合伙人，王志宝自2014年开始一直为其个人购置车辆对吕小良进行工作安排和支付报酬，吕小良一直从事王志宝和袁彬个人购置车辆的运营司机工作，直至交通事故时的车辆×××系挂靠在唐山市志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名下，王志宝和袁彬出资购置的车辆，所以，一审认定王志宝安排吕小良到上诉人公司工作的认定严重错误。（四）、一审判决认定：“吕小良所从事的日常工作就是接受原告工作安排，为旅客提供交通运输服务，吕小良从事的工作属于原告的业务组成部分，故吕小良与原告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的权利义务关系”。吕小良日常出车显示，其驾驶车辆基本为王志宝和袁彬出资购置的车辆，其出车接收王志宝和袁彬支配，并非上诉人公司指令，且吕小良营运车辆收入（替班除外）均为王志宝和袁彬享有，吕小良自2014年以来不但和袁彬签署了雇佣合同，且一直履行该合同，一直接收王志宝和袁彬的指令出车，一直由王志宝个人为其支付劳务报酬，其与上诉人公司不存在任何管理和支配的工作关系。二、一审完整的客观证据链条足以证实本案的客观事实:吕小良系袁彬雇佣,为王志宝和袁彬出资购置的挂靠在唐山市志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名下的车辆进行司机服务的被雇佣人员,上诉人与吕小良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1、2014年2月13日吕小良聘用合同、2014年1月1日王志宝、袁彬合伙协议，2014年4月13日车辆挂靠经营合同和自2014年3月以来的打款记录可以充分证实吕小良自2014年被袁彬雇佣，为王志宝和袁彬出资购置的挂靠在唐山市志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名下的车辆司机，且一直履行和维持该雇佣关系直至其死亡，吕小良一直从事王志宝和袁彬出资购置车辆的运营工作，一直持续由王志宝为其支付报酬。吕小良与上诉人公司不产生法律关系。2、一审袁彬出庭证实并提交聘用合同、合伙协议，认可吕小良被其雇佣的客观事实，那么吕小良与上诉人公司当然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3、吕小良死亡证明书上所显示的工作单位系被上诉人第一时间主动填写，且最能够真实反映其雇佣关系的原始凭证，该证明显示吕小良生前工作单位为唐山市志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所以吕小良与上诉人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4、吕小良死亡后，袁彬和王志宝分2次支付丧葬费和其他费用10万元，且后续赔偿正常协商时被上诉人提起了劳动仲裁，被上诉方接受个人赔偿的事实充分证明其接受个人雇佣，与上诉人公司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5、吕小良生前投保的商业保险已经理赔，该理赔系被上诉人投保和理赔，该理赔文件中充分显示其为唐山市志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工作，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三、一审判决违背证据采信规则，违背客观事实，所作判决违法无效。1、吕小良生前的雇佣关系有其本人亲笔签字的聘用合同，雇佣车主的出庭证实，持续没有任何变化的报酬支付方式，其驾驶车辆的所有人记载和其获得个人雇佣车主支付的赔偿等客观事实和书面证据足以证实吕小良生前与个体挂靠在唐山市志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名下车辆车主的雇佣关系，具有充分的书面证据和事实证据。2、而一审法院却依据网络上可以随意加入的业务微信群里没有任何确认的有严重疑点的业务联系微信就武断认定上诉人公司为吕小良安排工作，对其进行管理，并对书面聘用合同、个人车主持续支付报酬、接收个人车主的赔偿、驾驶车辆的所有人信息的客观事实不予采信和进行认定，严重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64和66条规定的常理原则、证明力大小规则和证据之间关联，一审判决严重违背证据采信规则和法官执业道德，所作判决严重违背客观事实。3、吕小良虽然在为个人车主雇佣期间曾经为上诉人进行过偶尔性替班，这是目前旅游包车行业的基本惯例，包括个人车辆接收其他公司的业务营运信息和业务拆兑等，均不能改变吕小良始终如一驾驶个体车主的车辆营运和实际车主个人为其支付报酬的客观事实，在上诉人公司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后，吕小良驾驶的工作车辆及所有人没有改变，工作内容没有改变，工作报酬的支付人没有改变，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客观事实以及所有证据之间的关联来客观认定本案事实，而不是枉顾事实证据，依据行业中的业务拆兑交叉信息而错误的认定事实和进行违法判决。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但违背客观事实，且严重违背立法精神和法条本意。1、一审判决依据劳动部2005年12号文《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作出判决，而该文件适用于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难以确认的情形，而本案存在签订且一直延续履行着的聘用合同，有从事驾驶车辆的所有人和管理人认可的聘用关系，吕小良也一直由车辆实际控制人发放报酬和给予赔偿，吕小良系袁彬和王志宝个人挂靠唐山市志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进行车辆运营而聘用的司机，所以本案不适用劳动部2005年12号文的规定，而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于2013年10月29日作出【2013】民一他字第16号《关于车辆实际所有人聘请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是否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答复》：“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靠单位的名义对外经营的，根据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精神，其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不具备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不宜认定其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第5项规定。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第5项规定(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但即使被挂靠单位有可能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仍然不应当认定被挂靠单位与聘用人员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第2款规定：前款第(四)、(五)项明确的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所以依据该法条立法本意是保障伤者及时得到救济，同时也保障了被挂靠单位的追偿权，所以不能随意认定被挂靠单位与聘用人员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否则，被挂靠单位就丧失了追偿权。因此一审判决严重适用法律错误，并歪曲了法律的立法本意，是错误违法的判决，二审应当予以改判。3、基于本案系个人挂靠所产生的聘用关系，依据最新的法律规定，即使吕小良与唐山市志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之间不应当认定为劳动关系，更和上诉人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且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有过明确的判例，所以一审判决严重错误，希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吕超答辩：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在劳动仲裁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实上诉人是吕小良的用人单位，二者间存在劳动关系：1、上诉人建立的微信业务群里有长时间、连续性为吕小良安排工作的记录，在微信记录里有上诉人安排吕小良开哪辆车、到哪里接客人、把客人送到哪里去、用不用吕小良收款、去何处加油、开哪里的发票、着装安排、不出车时到公司上班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安排与要求，吕小良的工作完全是上诉人安排的，吕小良受上诉人的管理、监督，而吕小良也一直在遵守原告的各项规章制度与工作安排、要求等。对于微信业务群及工作安排的真实、合法性，上诉人在仲裁阶段是予以承认的。所以，上诉人与吕小良之间已经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的权利义务关系。2、上诉人是经批准从事旅客运输的公司，是合格的用工主体，主要的业务就是旅客包车业务，吕小良日常从事的工作就是在上诉人的安排下接送客人，为旅客提供交通运输服务，所以吕小良从事的工作是上诉人的业务组成部分。3、吕小良在上诉人处工作期间，上诉人的大股东及董事长每月为吕小良发放劳动报酬。综合以上事实及相应证据可知，吕小良已经被纳入到了上诉人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中，按照上诉人的安排从事有报酬的接送旅客业务，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毋庸置疑。故请贵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唐山市冀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之父吕小良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1日，袁彬与王志宝分别出资31.5万元、79.5万元购买×××号等六辆客运车辆，后将购买的客运车辆挂靠在唐山市志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经营旅客运输业务。2014年2月13日，被告吕超之父吕小良与袁彬签订聘用合同，双方明确约定了彼此的权利义务，合同期限为1年。期满后，双方仍按原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吕小良的工资报酬由王志宝每月通过银行转账支付。2016年2月，本案原告冀唐客运成立，吕小良遂被安排到该公司处从事旅游客运司机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冀唐客运未为吕小良缴纳工伤保险。吕小良通过冀唐客运的微信群接受该公司的工作安排，其工资仍由王志宝每月通过银行转账支付。2017年4月14日，原告冀唐客运安排吕小良驾驶×××号大型普通客车至天津市塘沽港接送旅客，吕小良在返回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其当场死亡。被告吕超向原告要求认定其父吕小良为工亡时，原告拒绝出具劳动关系证明。被告遂向唐山市开平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7年11月24日，唐山市开平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作出开劳人仲字【2017】第0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被告吕超之父吕小良与原告冀唐客运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唐山市开平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唐山市志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工商档案显示，该公司投资人为刘尚峰、刘来生，联络人为王志宝，财务负责人为陈辉。冀唐客运工商档案显示，该公司发起人为赵地与王志宝，投资1000万，王志宝持股900万元。该公司提供的第一、二次股东大会综合会议纪要载明，2016年11月12日以前，公司盈利和拖欠工资由董事长王志宝负责均衡分配;2016年11月12日以后，公司视经营发展情况可对外吸纳股份，但必须经王志宝同意、原始股东签字通过后实施。原告提供的花名册载明，该公司会计为陈辉（陈辉亦是唐山市志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被纳入单位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是存在劳动关系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被告吕超之父吕小良所驾驶的×××号大型普通客车其所有权人为王志宝、王彬共同共有，王志宝将该车辆挂靠在唐山市志宝汽车租赁公司，该公司主要由王志宝负责经营。被告吕超之父吕小良虽与袁彬签订了聘用合同，但其实际上接受王志宝的日常管理。原告冀唐客运成立后，占该公司股份的90%、享有公司经营决策权的车主王志宝即让吕小良到原告公司从事客运工作。从被告提供的微信记录显示，吕小良日常所驾车辆、往返地点、着装规范以及非出车时间工作如何安排等工作内容均是由原告统一安排、管理、监督。原告是经批准依法从事旅客运输业务的用人单位，系合格的用工主体，其主要业务就是旅客包车业务，吕小良所从事的日常工作就是接受原告工作安排，为旅客提供交通运输服务，吕小良从事的工作属于原告的业务组成部分，故吕小良与原告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的权利义务关系，基于上述客观事实并参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原劳社部发【2015】12号)之规定，本院依法认定吕小良与原告冀唐客运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综上所述，为保护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参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文件）》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吕超之父吕小良与原告唐山市冀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唐山市冀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担负。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唐山市冀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提交证据如下：一、车辆所有权证及机动车行驶证30套。证明目的：1、证明上诉人公司所有车辆的所有权证及机动车行驶证30套，2、证明上诉人公司自2016年5月和11月分2批购置营运车辆30辆，开始营运，3、证明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2月被安排到上诉人公司从事旅游客运司机工作是错误的认定，没有车辆怎么安排司机工作。二、申请法院调取交通肇事事故档案中的火化证及保险理赔卷宗。证明目的：1、证明上诉人申请调取的吕小良交通肇事事故档案中的文件之一，其中火化证显示其生前工作单位为志宝租赁公司，与其实际聘用合同履行情况、工资发放情况、实际车主袁彬、工友徐长生的当庭作证、被上诉人收取死亡赔偿费用的情况所证实的内容完全一致，2、该文件系被上诉人一方自愿填写和主动认可，也与客观事实一致，3、证明吕小良与上诉人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该情况上诉人意外得知吕小良生前投保有个人商业保险，故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依据惯例，保险理赔文件中不但应当显示其生前工作单位，且系经保险经办机构调查核实，也是被上诉人一方自愿填写和主动认可，所以该文件中吕小良生前工作单位的体现应该为真实客观的反映，也是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慎重参考的客观事实。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1、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不是二审新证据，该证据材料产生的时间并不是一审判决之后，所以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2、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与用人单位的财产没有关联性，上诉人的证据材料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3、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调取证据申请，由于申请人申请调取的内容在劳动仲裁及一审判决之前已经存在，不属于二审中可以提交的新证据，我方认为申请人的申请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虽系复印件，但被上诉人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诉人申请本院调取的证据二，因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火化证已载明吕小良生前工作单位为志宝租赁公司，故本院不再调取。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有当事人陈述及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并记录在卷。
本院认为：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父吕小良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本案中，上诉人唐山市冀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是依法成立的从事旅客运输业务的用人单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用工主体，被上诉人之父吕小良亦符合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吕小良从事的旅客运输工作是上诉人业务组成部分，上诉人通过微信群为吕小良安排工作，吕小良工作中驾驶的车辆有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车辆，有袁彬与王志宝合伙购买后挂靠登记在唐山市志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名下的车辆，但王志宝是上诉人的股东，享有经营决策权，吕小良的工资均是由王志宝转账支付，吕小良在从事旅客运输工作中均穿戴上诉人的工作服及工作牌，工作中受上诉人的管理，由此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父吕小良之间已经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吕小良的火化证上载明生前工作单位为志宝租赁公司，但唐山市志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业务范围中并无旅客运输业务，故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的主张。综合上述情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父吕小良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实际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原审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唐山市冀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唐山市冀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丽
审判员 李鑫
审判员 高颖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张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