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80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福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崮山路648号7幢208室。
法定代表人：冯连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杰，上海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淼，上海嘉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茸发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云间路32号（松江内-168号地块）。
法定代表人：董海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上海君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言超，上海朱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上海胜奎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东江湾路444号北404室。
法定代表人：冯翠园，董事长。
上诉人上海福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茸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茸发公司）、原审被告上海胜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奎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667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福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茸发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茸发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是追偿权纠纷，茸发公司基于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2）虹民二（商）初字第890号（以下简称890号案）判决承担保证责任后，而向胜奎公司、福城公司行使追偿权。茸发公司在890号案中向债权人顾某付款的时间为2015年4月28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诉讼时效至2017年4月27日，故其于2017年8月行使追偿权，依法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和解协议书》中“顾某在冯某出狱一年内的优先受偿权”的约定，是顾某与茸发公司就实现双方债权顺位的约定，而非追偿条件的约定，本身不涉及到诉讼时效。若当事人约定的优先受偿权对是诉讼时效的延长，将追偿权的法定起算点延后一年，因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而无效。且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若主债务诉讼时效已过，担保人承担责任后向主债务人追偿的，法院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以当事人约定为由变更法定诉讼时效，将诉讼时效起算点确定为2016年9月，属法律适用错误。三、本案并非单纯的担保人追偿权纠纷，而是发生在福城公司实际控制人被羁押期间而茸发公司被恶意低价收购的特殊背景下，鉴于茸发公司被现股东收购时，致福城公司经济损失惨重，而890号案件中的7,500万元主债务实际亦由茸发公司使用，故茸发公司承担涉案3,000万元债务客观上也是公平合理的。
茸发公司辩称，《和解协议书》是签约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遵守。《和解协议书》关于追偿权行使时间的约定，实质是各方当事人关于茸发公司支付3,000万元还款期限的约定，茸发公司在还款期限届满后的两年内行使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茸发公司的付款义务来源于890号案判决及《和解协议书》，并非基于保证责任。890号案也是基于茸发公司实际使用7,500万元而承担的相应责任，因此，茸发公司向福城公司行使的追偿权来源于《和解协议书》，并非属于担保人的保证责任，故担保法的相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福城公司所述的股权转让事宜与本案无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胜奎公司未作答辩。
茸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胜奎公司、福城公司共同向茸发公司支付3,000万元；2、胜奎公司、福城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案外人顾某以返还股权转让价款为由，将茸发公司及胜奎公司、福城公司诉至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要求胜奎公司、福城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9,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并要求茸发公司对胜奎公司、福城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6日作出（2012）虹民二（商）初字第890号民事判决：判令胜奎公司、福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顾某股权转让款9,000万元，并共同赔偿顾某截止2013年6月21日的利息损失13,125,000元（如胜奎公司、福城公司在判决作出之日后、2013年6月21日之前履行还款义务，则按实际占用资金时间所占上述全部期间的比例计算相应利息损失）；判令茸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胜奎公司、福城公司应付的股权转让款9,000万元返还义务在7,500万元范围内承担共同返还责任，并就该7,500万元的利息损失按照判决主文确定的责任范围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如胜奎公司、福城公司按照判决主文确定的义务已经全额返还并赔偿则茸发公司不再返还或赔偿，如部分返还或赔偿则根据余额相等方法确定茸发公司的返还或赔偿责任范围）；案件受理费557,42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茸发公司及胜奎公司、福城公司共同负担；鉴定费25,000元，由顾某负担12,500元，茸发公司及胜奎公司、福城公司共同负担12,500元。该判决生效以后，由于茸发公司及胜奎公司、福城公司均未履行，顾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强制执行过程中，顾某作为甲方，茸发公司作为乙方，胜奎公司、福城公司作为丙方于2014年11月25日共同签署《和解协议书》，对判决书确定的还款义务作出如下约定：一、乙方偿还甲方顾某执行款6,000万元（其中本金5,390元，利息610万元）。其余执行款43,125,000元及案件受理费、保全费562,425元、鉴定费12,500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由丙方共同于本和解协议生效后一年内偿还甲方。二、乙方在清偿完甲方顾某6,000万元执行款后，有权在不超过3,000万元的限额内向丙方追偿，剩余款项乙方向丙方声明放弃，不再向丙方主张追偿。丙方对此表示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至福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冯某出狱后的一年内的整个时间段内，甲方顾某对丙方享有优先受偿权。若丙方在上述时间段内未全部清偿或部分清偿所欠甲方的执行款（包括案件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则乙方在该时间段内不得向丙方行使追偿权。若丙方在上述时间段内向甲方顾某清偿完全部执行款（包括案件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后，则乙方在此之后才有权向丙方行使追偿权。冯某出狱满一年后，即使甲方顾某未得到丙方的全部清偿或部分得到清偿，甲方顾某也不再享有优先受偿权，甲方顾某与乙方享有平等的受偿权。《和解协议书》还对付款时间及解除保全等事项作出了约定。其后，三方又签订了《补充和解协议书》对茸发公司应于2015年3月5日前支付的3,000万元执行款的付款时间作出了重新安排。上述协议签订以后，茸发公司分别于2014年11月24日、12月24日及2015年4月28日将执行款2,000万元、1,000万元、2,600万元汇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又于2015年3月10日、16日将125万元、500万元支付给顾某。2015年4月29日，茸发公司与顾某签订《确认协议书》，确认双方在（2012）虹民二（商）初字第890号案件中确认的债权债务已全部结清，顾某出具收条，确认收到茸发公司支付的6,225万元。
另查明，福城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某因逃汇罪于2014年7月11日被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2年3月30日起至2017年3月29日止。2015年8月28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武汉中刑初字第00011号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决定将冯某暂予监外执行，期限为一年。2016年9月6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1刑更4796号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决定将冯某暂予监外执行。庭审中，茸发公司及福城公司均确认冯某系2015年9月出狱。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解协议书》及《补充和解协议书》系茸发公司及胜奎公司、福城公司与案外人顾某就如何支付欠款所作约定，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两份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茸发公司现已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向顾某的付款义务，其是否可以向胜奎公司、福城公司追偿的关键在于协议约定的追偿条件是否成就。根据协议的约定，茸发公司的追偿权在不同时间段内行使的条件不同：第一、自协议签订之日（2014年11月25日）至冯某出狱后的一年内，顾某对胜奎公司、福城公司的债权享有优先受偿权。如胜奎公司、福城公司未清偿顾某的全部债务，则茸发公司不得向胜奎公司、福城公司先行追偿；第二、自冯某出狱满一年后，顾某对胜奎公司、福城公司的债权不再享有优先受偿权，与茸发公司的追偿权系平等的两个债权，均可以要求胜奎公司、福城公司及时履行债务。根据一审法院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冯某已于2015年9月出狱，故自2016年9月起，顾某对胜奎公司、福城公司的债权相对于茸发公司对胜奎公司、福城公司的债权不再享有优先权，茸发公司在履行完付款义务后根据协议约定向胜奎公司、福城公司追偿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福城公司抗辩只有在其具备经济能力且先履行了顾某的债务后，茸发公司才有权向其追偿，不符合协议书的约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福城公司还抗辩茸发公司的追偿权已过诉讼时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茸发公司虽确系在2015年4月28日支付完最后一笔款项，胜奎公司、福城公司并未在2014年11月25日至冯某出狱满一年（2016年9月）间履行对顾某的债务，系茸发公司在该时间段内无权向胜奎公司、福城公司追偿，故茸发公司的追偿权行使期限应自2016年9月开始起算。茸发公司于2017年8月24日起诉至法院要求胜奎公司、福城公司支付系争款项，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对福城公司抗辩茸发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胜奎公司、福城公司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茸发公司3,000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96,800元，由胜奎公司、福城公司共同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890号案民事判决及《和解协议书》中各方当事人的约定，茸发公司在向顾某履行清偿义务后有权向胜奎公司、福城公司行使3,000万元追偿权。本案二审的争议在于，茸发公司行使3,000万元追偿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福城公司上诉主张，茸发公司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茸发公司履行最后一笔付款义务的时间2015年4月28日起两年，即至2017年4月27日止，故茸发公司于2017年8月24日提起本次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茸发公司则认为，根据《和解协议书》的约定，其有权行使追偿权的时间自冯某出狱满一年后，故诉讼时效期间应为自2016年9月起两年，由此计算，其提起本次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本案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仍适用两年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茸发公司行使的是保证人在向债权人履行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行使的追偿权，一般而言，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但《和解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茸发公司有权行使追偿权的时间自冯某出狱满一年后，该约定是对债务人胜奎公司、福城公司向保证人茸发公司承担还款义务的履行期限起算时间的特别约定，是签约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
至于福城公司提出一审法院以《和解协议书》约定为由变更法定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该条所禁止的不允许当事人协议诉讼时效期间是指不允许当事人直接约定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二年或者特殊诉讼时效期间的一年变更为三年或半年等情形。而本案中，《和解协议书》关于茸发公司在协议签订后至冯某出狱后的一年内不得向福城公司、胜奎公司行使追偿权，是对茸发公司行使追偿权条件进行的特殊约定，而非对诉讼时效期间进行延长，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自2016年9月起算，并无不当。福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上诉人上海福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文芳
审判员 何 玲
审判员 敖颖婕
二〇一八年十月八日
书记员 杨琼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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