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民终107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浏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浏阳市圭斋东路172号1栋4楼。
法定代表人：袁国兴，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任，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文鹏，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炳辉，男，196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浏阳市，现住浏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宝雄，湖南纬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周清平，女，1968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浏阳市。
原审被告：江才友，男，196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浏阳市。
原审被告：周正兴，男，196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浏阳市，现住浏阳市。
原审被告：孔紫金，女，1963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浏阳市，现住浏阳市。
原审被告：孔祥磊，男，196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浏阳市
原审被告：罗卫平，女，1987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浏阳市。
原审被告：陶晓红，女，196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浏阳市。
原审被告：湖南龙泉安防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浏阳市达浒镇金石村。
法定代表人：刘喜清。
原审被告：浏阳市达浒花炮艺术烟火燃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浏阳市达浒镇金石村。
法定代表人：周正兴。
上诉人浏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企业担保公司）与被上诉人卢炳辉，原审被告周正兴、周清平、江才友、孔紫金、罗卫平、孔祥磊、陶晓红、湖南龙泉安防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泉安防公司）、浏阳市达浒花炮艺术烟火燃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浒集团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6）湘0181民初25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企业担保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二）请求依法改判卢炳辉对陶晓红在原审判决第一项应付款项及应负担的诉讼费用范围内向企业担保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请求依法改判由卢炳辉承担原审判决中由企业担保公司负担的诉讼费部分。（四）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了企业担保公司与卢炳辉所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对应的基础法律关系，也错误地认定了衡量卢炳辉承担反担保责任的依据。（1）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了企业担保公司与卢炳辉所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对应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企业担保公司与债务人、债权人所签订的借款合同，混淆了本担保与反担保之间的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上诉人与卢炳辉所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中都可以看出该合同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企业担保公司为债务人提供的系列担保。（2）衡量企业担保公司是否有权要求卢炳辉承担反担保责任的依据在于企业担保公司是否向债权人承担了担保责任以及双方之间的具体约定，一审法院认定衡量被上诉人承担反担保责任的依据在于上诉人与债务人、债权人签订的特定借款合同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债权人的变动影响卢炳辉反担保责任的承担是错误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反担保系追偿担保，债权人的变动不影响反担保人的责任，且上诉人与卢炳辉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中也未明确约定卢炳辉是为上诉人的哪笔担保提供反担保，也未明确约定具体债权人，一审法院认为卢炳辉无需承担反担保责任，于法无据，混淆了反担保的性质。（三）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系最高额担保合同，且上诉人为债务人江木根、陶晓红提供的担保及代偿时间发生在合同所约定的决算期内，一方面又认定被上诉人无需承担反担保责任，相互矛盾，于法无据。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决算期和最高额担保范围。因此，上诉人与卢炳辉所签署的《反担保保证合同》为最高额保证合同。2、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债务人、债权人、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贷款发放时间、上诉人代偿时间均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限内，故被上诉人应根据《反担保保证合同》的约定在最高债权限额向被上诉人承担连带反担保责任。3、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为债务人提供第二次借款担保时，与部分反担保人继续签订了《反担保保证合同》为由，认为被上诉人无需承担反担保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判断被上诉人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在于上诉人担保的主债权和代偿时间是否发生在决算期内，本案中，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最高额反担保合同后，债务人、债权人、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贷款发放时间、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时间均发生在最高额反担保合同的决算期内。至于上诉人与其他反担保人之间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两者系两个独立的合同与法律关系，更何况上诉人与其他反担保人续签的合同中的内容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反担保保证合同》不尽相同，不存在影响被上诉人担保责任的问题。故，被上诉人卢炳辉应该在最高债权限额向上诉人承担连带反担保责任。
卢炳辉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反担保人的反担保范围是指上诉人已经提供了担保的债务人江木根的债务，这是特指的对上诉人已经提供担保的该笔债务的反担保。其次，上诉人诉称的反担保人提供的为系列担保是错误的，上诉人每次提供担保时都与原反担保人（卢炳辉除外）重新签订反担保合同，故上诉人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否定了其诉称的此反担保为系列担保的事实。（二）2013年10月28日的《委托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上诉人为江木根向14位债权人15笔300万元（最高金额）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间为主合同约定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而主合同的借款期限为6个月，不是三年。且主合同约定借款本息全部结清后，本合同效力终止，江木根已于2014年4月29日将15笔借款（债权）全部清偿完毕，主合同（借款）效力终止，担保合同效力亦终止，反担保合同效力应该同样在2014年4月29日终止。（三）上诉人企业担保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与江木根重新签订的担保合同是基于主合同即合同编号为2014年第042-1号至第042-11号的11份借款合同提供担保，借款期限为6个月，而答辩人卢炳辉未与企业担保公司就这11笔借款再签订反担保合同，故卢炳辉不再具有反担保的义务，不再是上诉人提供新的担保的反担保人，原审判决无误，请求维持原判。
企业担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陶晓红支付企业担保公司代偿款本金1014712.40元；2、判令陶晓红支付代偿款利息和违约金（以代偿款本金1014712.40元为基数，自2014年11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全部债务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3、判令江才友等其余九人对陶晓红上述一、二项偿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确认企业担保公司在代偿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及诉讼费范围内对江木根名下在达浒集团公司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5、案件的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3年10月28日、29日、31日江木根、陶晓红通过浏阳市民间借贷服务有限公司向债权人李检华、周初贵、曾发兰、徐煌、唐美琳、罗园婷、李旺富、黄映江、卢水秀、肖蓬、陈敏明（2笔）、罗利文、刘征、王查清借款人民币叁佰万元整，2013年10月28日江木根、陶晓红与企业担保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委托企业担保公司为上述借款向上述14位债权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江木根、陶晓红作为乙方（债务人）以及企业担保公司作为丙方（担保人）与14位债权人（甲方）分别签订《浏阳市民间借贷服务有限公司民间资金借款合同》，共十五份。该合同就借款300万元及担保的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为保障担保人的权益，企业担保公司又与达浒集团公司、孔紫金、周正兴、卢炳辉及江代明、陈小英（企业担保公司在诉讼中已申请撤回了对江代明、陈小英的起诉）分别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其中，卢炳辉与企业担保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3年反保字第0277号《反担保保证合同》。该合同约定：第一条卢炳辉（乙方）自愿向企业担保公司（甲方）为债务人的担保提供反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二条反担保保证范围1、自本合同签订之曰起至2016年12月31日期内，债务人最高额授信额度（含借款本金、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部分）300万元及上述全部银行债务的利息、罚息、复利等；2、债务人应承担的违约金、赔偿金和债务人应支付给甲方的担保费用，以及甲方代债务人清偿债务本息所产生的代偿款利息及其他费用和损失；第三条反担保保证时间自本合同生效开始，至甲方所担保全部债务本息及其他费用由债务人或乙方清偿完毕，甲方代债务人清偿的，反担保保证时间至甲方全部代偿后三年。等等。2013年10月30日和31日、11月4日各债权人将借款依约转账给江木根。2014年4月29日江木根已经将300万元借款全部偿还给上述各债权人。
2014年4月30日、5月2日，江木根、陶晓红再次通过中介浏阳市民间借贷服务有限公司向债权人巫湘能、周初贵、沈天宝、陈浩、王继权、陈弟茶、朱鸿伟、郑利芳、刘菊华、王子元、周闺等11人分别借款10万元，50万元，20万元，120万元，25万元，10万元，10万元，5万元，20万元，20万元，10万元，共计人民币300万元，江木根、陶晓红作为乙方以及企业担保公司作为丙方与11位债权人（甲方）分别签订十一份《浏阳市民间借贷服务有限公司民间资金借款合同》。2014年4月30日，江木根、陶晓红亦分别向上述11位债权人出具借款借据。合同及借据中作了如下约定：借款期限均为六个月，月利率10%，每月20日定期支付利息。同时还约定如乙方江木根、陶晓红未及时清偿甲方本金和利息，甲方巫湘能等11位债权人同意委托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依法催收，借款本息全部结清后，该借据效力终止。同日，上述11位债权人均分别通过长沙银行转账方式将借款汇至江木根个人账户。与此同时，企业担保公司（甲方）与陶晓红及江木根（乙方）签订《委托担保合同》，并作为担保方在上述11份借款借据上加盖公章确认。上述《委托担保合同》作了如下约定：第三条由甲方企业担保公司为该11笔借款共300万元向债权人提供担保，乙方向甲方支付主合同期内担保费和履约金，本合同签订之日一次付清。第九条乙方未按期足额清偿债权人债务，应自借款到期之日向甲方双倍支付逾期期间的担保费。（逾期担保费＝逾期金额×逾期天数×日担保费率ｘ2）；第十条乙方未按期足额清偿债权人债务而造成甲方代偿时，应及时将全部代偿款项归还甲方，同时向甲方支付自代偿之日起的代偿款利息，承担甲方因此发生的其他费用和损失。（代偿款利息计算公式：代偿款利息＝代偿金额×代偿天数×日万分之五）；第十一条甲方代偿后，即取得债权人权利，乙方向原债权人提供了财产抵押的，抵押权随债权同时转移，而无需另行签订抵押合同；第十六条乙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时，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所造成的损失，还应承担赔偿责任。（违约金＝未履行金额×违约天数×日万分之十五）；第十七条本合同中的费周、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产权过户费等。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同时，为保障担保人的权益，企业担保公司（甲方）与江才友、周清平、周正兴、孔紫金、孔祥磊、罗卫平，龙泉安防公司，达浒集团公司作为合同乙方分别签订内容一致且编号均为2014年反保字第0111号《反担保保证合同》。该合同中除借款金额及借款人不同，其余内容与2013年反保字第0277号《反担保保证合同》基本一致。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条乙方自愿向甲方为债务人江木根的担保提供反担保，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第二条反担保保证范围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期内，债务人最高额授信额度（含借款、汇票承兑）人民币300万元，及上述债务所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等。第三条反担保保证时间自本合同生效开始，至甲方所担保全部债务本息及其他费用由债务人或乙方清偿完毕，甲方代债务人清偿的，反担保保证时间至甲方全部代偿后三年。江才友、周清平，周正兴、孔紫金、孔祥磊、罗卫平在《反担保保证合同》上签字；江木根作为龙泉安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公章；孔祥磊作为达浒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公章。
2014年4月30日，江木根（丙方）作为出质人与企业担保公司（甲方）、达浒集团公司（乙方）共同签订2014年保抵字第0111号《最高额抵（质）押合同》，约定在2014年4月30日至2014年12月30日期间，在金额300万元限额内向浏阳市民间借贷服务有限公司申请匹配资金，并签订系列《借款合同》，应乙方申请，甲方对乙方在上述期间和额度内的全部债务提供了担保。在此基础上，丙方江木根作为出质人将其在乙方名下享有处分权的股权抵（质）押给甲方作为反担保，并在浏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出质股权数额为1300万元／万股。合同还约定了抵（质）押担保范围是主合同约定期间内金额300万元，及上述全部债务所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等；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担保费用、违约金，甲方代乙方清偿上述全部债务所支付的代偿款、产生的代偿款利息、违约金，以及甲方因此发生的其他费用和损失。
借款到期后，江木根于2014年10月29日向企业担保公司递交《代偿申请表》和《转账指定函》，表明其无力清偿巫湘能等十一位债权人的借款本金300万元债务，申请企业担保公司代偿该款项，并确定了收款账户，同时承诺将收到款项直接支付至债权人指定账户。随后，企业担保公司于2014年10月29日、31日先后多次汇款共计300万元至江木根账户，江木根于2014年10月29日至31日先后将款汇至巫湘能等十一位债权人的账户。随即，江木根先后于2014年11月3日、6日、10日先后3次分别还款120万元、55万元、25万元，共计200万元。达浒集团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向企业担保公司清偿代偿款10万元。因江木根后未再付款。企业担保公司便于2016年5月9日诉至该院。诉讼过程中，江木根于2016年8月12日因病去世，企业担保公司仅要求其配偶即陶晓红作为夫妻共同债务人直接承担偿还责任。另查明，达浒集团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孔祥磊，2015年7月14日变更为周正兴，其中江木根占65%股份，孔祥磊占15%，孔紫金和江才友各占10%。龙泉安防公司系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江木根，2015年11月11日变更为李卫兵，江木根占股100%。
一审法院认为：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法设定担保。案件的企业担保公司为江木根、陶晓红向自然人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双方担保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借款到期后，原审被告按照合同约定代偿江木根、陶晓红所欠巫湘能等11位债权人借款300万元，有权向债务人江木根、陶晓红追偿。江木根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及时清偿代偿款，逾期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担保合同的约定，债务人未按期足额清偿债权人债务而造成企业担保公司代偿时，应自借款到期之日双倍支付逾期期间的担保费并按日万分之五（折合月利率1.5%）支付自代偿之日起的代偿款利息及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该约定显然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月利率2%的标准，现企业担保公司自愿调整为月利率2%按代偿借款的时间分段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企业担保公司自认江木根已支付210万元，该款项依法应按照先扣除代偿款利息、违约金，再偿还本金的顺序进行清偿，根据江木根偿付代偿金额的时间分段计算，至2014年11月10日止代偿款本金余额为1014712.4元，自2014年11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应以代偿款本金余额1014712.4无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因江木根、陶晓红系夫妻，江木根、陶晓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现江木根已病故，企业担保公司要求陶晓红作为夫妻共同债务人承担偿还责任，该院予以支持。关于担保责任承担的问题。1、关于江才友、周清平、周正兴、孔紫金、孔祥磊、罗正平、龙泉安防公司、达浒集团公司的责任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期限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江才友、周清平、周正兴、孔紫金、孔祥磊、罗卫平、龙泉安防公司、达浒集团公司是基于企业担保公司为江木根、陶晓红向自然人贷款进行连带担保时，向企业担保公司对江木根、陶晓红的担保提供连带保证反担保，反担保保证的范围包括债务人最高额授信额度（含借款、汇票承兑）人民币300万元，及上述债务所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等，江才友、周清平、周正兴、孔紫金、孔祥磊、罗卫平、龙泉安防公司、达浒集团公司应当对江木根、陶晓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院对企业担保公司要求江才友、周清平、周正兴、孔紫金、孔祥磊、罗卫平、龙泉安防公司、达浒集团公司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上述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2、关于卢炳辉是否要承担保证责任问题。该院认为，在涉及多个合同且对合同的权利义务发生争议时，应结合双方或多方签订的系列合同进行系统解释并考量其真实意思表示。企业担保公司与卢炳辉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是在一定时期在最高额300万元的授信额度内进行反担保，虽然该反担保合同名称不是最高额担保，但合同约定的内容符合最高额担保的要件，故应认定该《反担保保证合同》为最高额担保合同，因最高额担保合同系原因交往合同，其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不特定债权进行担保，至于哪些不特定债权能进入最高额担保范围，则受当事人所约定之基础关系管制。案件中，企业担保公司与卢炳辉于2013年10月28日签订的《反担保保证合同》所对应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基于担保人即企业担保公司企业担保公司与债务人江木根、陶晓红及李检华等14名债权人于2013年10月28日签订的《浏阳市民间借贷服务有限公司民间资金借款合同》而产生，该基础法律关系对应的主体为企业担保公司、债务人江木根、陶晓红及李检华等14名债权人；而作为担保人的企业担保公司与债务人江木根、陶晓红及巫湘能等11名债权人于2014年4月30日签订的《浏阳市民间借贷服务有限公司民间资金借款合同》所对应基础法律关系的主体则为企业担保公司、债务人江木根、陶晓红及巫湘能等11名债权人。由于企业担保公司与卢炳辉并未约定双方之间《反担保保证合同》的主合同可以为不同的债权主体，且在担保过程中，保证人不但要考量债务人的偿债实力，而且还与债权人资信、品行等诸多因素相关联，由于上述两个民间资金借款合同的债权主体均不相同，故其对应的基础法律关系应属不同。因此，企业担保公司与江根、陶晓红于2014年4月30日签订《浏阳市民间借贷服务有限公司民间资金借款合同》的时间虽然在企业担保公司与卢炳辉之间《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的时间范围之内，但因基础法律关系不相同，该债权不能进入企业担保公司与卢炳辉之间的最高额反担保范围。同时，企业担保公司两次与江木根、陶晓红等签订《浏阳市民间借贷服务有限公司民间资金借款合同》均对应了不同的《委托担保合同》及《反担保保证合同》，其中在2013年10月28日与企业担保公司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的相对方有部分反担保人没有在2014年4月30日继续与企业担保公司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而有部分反担保人则与企业担保公司重新签订了格式一样的《反担保保证合同》，其中卢炳辉未与企业担保公司再次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因此，根据企业担保公司与各反担保人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的形式并综合担保合同签订习惯可以判断，企业担保公司当时的意思表示应是认同江木根、陶晓红2014年4月30日的借款不进八企业担保公司与反担保人于2013年10月28日形成的最高额担保范围。否则，企业担保公司没必要与在2013年10月28日已经签订了《反担保保证合同》的反担保人再次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现因卢炳辉未继续与企业担保公司再次签订合同，应视为其拒绝继续担保的意思表示，卢炳辉为江木根、陶晓红2014年4月30日的借款进行反担保的事实不具有高度盖然性。综上，卢炳辉在案件中仅需对江木根、陶晓红2013年10月28目的借款承担反担保责任，现因江木根、陶晓红2013年10月28日的借款已于2014年4月29日由借款人偿还，企业担保公司亦未对该笔借款履行代偿责任，而江木根、陶晓红2014年4月30日的借款不属于卢炳辉反担保的范畴，故卢炳辉在案件中的反担保责任应予免除，企业担保公司要求其承担反担保责任偿还借款100万元本息的诉讼请求，与法相悖，应予驳回。关于股权质押问题。企业担保公司与江木根、达浒集团公司在2014年4月30日签订《最高额抵（质）押合同》，约定在2014年4月30日至2014年12月30日期间，在金额300万元限额内向浏阳市民间借贷服务有限公司申请匹配资金，并签订系列《借款合同》，江木根作为出质人将其在达浒集团公司名下享有处分权的股权抵（质）押给企业担保公司作为反担保，并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出质股权数额为1300万元／万股，手续合法，江木根、陶晓红在2014年4月30日向浏阳市民间借贷服务有限公司借款的300万元属于在该合同约定的期限及金额范围内，故企业担保公司对该质押物在折价、变卖、拍卖所得价款中享有优先受偿权，即陶晓红在履行期限未清偿到期债务时，企业担保公司有权对质押物在依法拍卖、变卖后折价抵偿债务，如其价款不足清偿债务，由债务人陶晓红清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笫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七十一条第二、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五）项、第三十七条、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陶晓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浏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代偿借款本金1014712.40元及代偿利息、违约金（计算方法：自2014年11月11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江才友、周清平、周正兴、孔紫金、孔祥磊、罗卫平、湖南龙泉安防装备有限公司、浏阳市达浒花炮艺术焰火燃放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陶晓红第一项应付款项及应负担的案件诉讼费用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浏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在上述陶晓红第一项应付款项及应负担的案件诉讼费用范围内对江木根在浏阳市达浒花炮艺术焰火燃放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在折价、变卖、拍卖所得价款中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驳回浏阳市企业信用担保右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8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9382元，由陶晓红负担18382元，浏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负担1000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卢炳辉的反担保责任问题。综合来看，本案各方之间共发生了三次借款、担保与反担保关系，分别发生于2013年10月，2014年4月和2014年11月。根据反担保合同的签署情况，卢炳辉仅签订了2013年10月28日的《反担保保证合同》。而其他反担保人在三次借款与担保发生后，每次都与企业担保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可见，虽然卢炳辉与企业担保公司签订的是最高额反担保合同，但由于涉案三次借贷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债权人不同），在后发生的借贷及担保事实是否进入在先签订的反担保合同的反担保范围，合同各方对此并不确定，因此，企业担保公司才在每次借贷和担保发生后，都要求各反担保人再次签订反担保合同。其他反担保人每次都与企业担保公司再次签订了反担保合同，而卢炳辉并未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多份合同中各方的具体情况系统解释并考虑合同签订时各方的真实意思，认定在后发生的借贷及担保事实并未进入在先签订的反担保合同的反担保范围，并据此判断卢炳辉的反担保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企业担保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382元，由上诉人浏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 彦
审判员 张芳芳
审判员 唐亚飞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刘子涵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