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深中法民一终字第8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负责人张国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邢硕，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宗士才，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映淇，男。
委托代理人陈裕庆，北京市同一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天安保险公司）为与被上诉人黄映淇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0）深龙法民一初字第4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8年7月15日，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出具的第2008A0010号《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载明，2008年6月22日15时30分许，黄丰驾驶的粤BSL2××号小客车（载钟运兰、张建添、张炳娣等人）追尾碰撞邹征福驾驶的赣D370××号大货车，造成钟运兰当场死亡，其余搭载人员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该认定书同时认定黄丰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邹征福不负事故责任，钟运兰、张建添、张炳娣等人不负事故责任。被告黄映淇为上述交通事故中黄丰驾驶的肇事车辆粤BSL2××号小客车的车主。2008年7月23日，黄丰与在上述交通事故中受伤的乘客之间签订了一份第2008A0010号关于达成由黄丰赔偿钟运兰、张建添、张炳娣、张春婷、陈拈英等乘客损失的《交通事故调解书》，该调解书的协议中第一条写明由黄丰于2009年1月22日前支付钟运兰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共计130678元。被告对该份调解书不予认可，称该调解书已经废止，并当庭提交了另一份黄丰与受伤乘客签订于同一日的《交通事故调解书》，该份调解书上黄丰赔偿的关于钟运兰的损失合计为96934元，与原告所称的最后赔付金额相符。2008年7月18日，黄丰与邹征福签订了另一份第2008A0010号《交通事故调解书》，上面载明由黄丰承担上述交通事故赣D370××大货车的拖车费、停车费、修理费（以保险公司核价为准），赣D370××大货车购买的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款额共计12100元，由邹征福支付给死伤者一方。原告提交的原告公司关于上述交通事故肇事车辆粤BSL2**的《家庭自用汽车保险单》”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保险金额一栏显示为”50000×7座”。原告还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每次事故车上人员的人身伤亡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驾驶人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载明的驾驶人每次事故责任限额，每位乘客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载明的乘客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赔偿人数以投保乘客座位数为限。”被告称投保时原告公司业务人员告知其只要购买无免赔，车上人员责任险350000元以下全赔，在购买保险时也只收到了一张保单及合同，并未见过上述原告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2008年10月13日，原告公司就上述交通事故出具了一份《结案报告》，在”核价情况、增加免赔说明、本案特别说明情况”一项中载明：”经我司核定，标的车损24982元，施救费600元，该部分款项需扣除无责方代付的100元；乘客钟运兰死亡费用96934元、陈拈英590.3元、张炳娣9718.2元、张建添10122.59元、张椿婷402.5元，该部分款项需扣除无责方代付的12000元。故本案赔付131249.59元。另有其他项目支出为支付给天信公估的公估费用”；在”结案意见”后载明：”经办本案各理赔岗位人员共同确认：本案保单有效，事故真实，属于保险责任；索赔资料真实、有效、齐全；各项损失均已核定，且取得被保险人认可；理算适用的保险条款、核定损失金额、责任比例、免赔率（额）、理算公式均准确无误；同意以131249.59元结案赔付。”原告提交的《机动车保险赔款收据》及中国建设银行《特种转账借方凭证》显示，原告于2008年11月19日将上述交通事故的赔付款131249.59元转至被告黄映淇的账户。2010年11月4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立案受理。
原判认为，原告于2008年11月19日将上述交通事故的赔付款转至被告黄映淇的账户，在该日实质处分了自己的财产，故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2008年11月19日起开始计算。按照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告于2010年11月4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过诉讼时效，故对于被告在答辩意见中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法院不予采纳。原告将其提交的《家庭自用汽车保险单》”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保险金额一栏”50000×7座”解释为，每位乘客最高赔付50000元，整辆车最多赔付七位乘客，合计350000元。被告将其理解为车上人员责任险共赔付七人，总限额为350000元，在该总限额以下原告公司就会予以赔付而不计每位乘客的赔付限额。法院认为，原告公司在其《结案报告》中核定的赔付标准并未计算车上每位乘客的最高赔付限额，而是在总限额350000元以下直接进行了核算和赔付，表明即使是原告公司本身以及专业的保险理赔人员，也会对上述条款产生与被告相同的理解，而不是理解为原告所称的每位乘客最高赔付50000元，七位乘客合计350000元。故被告作为一个普通民众，作出上述”在总限额350000元以下原告就会予以赔付而不计每位乘客的赔付限额”的理解实属正常、合理。原告提交的《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虽然载明每位乘客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载明的乘客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在投保时收到了相关条文或者原告已经告知了被告该条文的内容，尽到了合理的说明义务。因此法院认定被告并未知悉上述”每位乘客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载明的乘客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的条款，故而对保险单上的相关约定产生了自己的理解和解释。由此可见，上述原、被告关于《家庭自用汽车保险单》”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保险金额一栏”50000×7座”的解释和理解均属于通常理解，即该条款在通常情况下可作两种解释，而签订上述条款的双方对条款的理解发生了争议。被告与原告签订的保险合同属于格式条款，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对格式条款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在本案中即是将上述条款按照被告的理解，解释为车上人员责任险共赔付七人，总限额为350000元，在该总限额以下原告就会予以赔付而不计每位乘客的赔付限额。另外，上述《结案报告》在”结案意见”后明确表明经办上述交通事故的各理赔岗位人员共同确认”理算适用的保险条款、核定损失金额、责任比例、免赔率（额）、理算公式均准确无误，同意以131249.59元结案赔付”，即原告已经同意了按照131249.59元的标准进行赔付。故综上所述，即从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理解争议的相关规定、原告公司理赔人员的实际理赔标准及原告公司的《结案报告》中载明的结案意见三方面，均可以确定，原、被告双方保单中”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保险金额一栏”50000×7座”的约定，应当按照被告对其的理解，解释为车上人员责任险共赔付七人，总限额为350000元，在该总限额以下原告就会予以赔付而不计每位乘客的赔付限额。按照该理解，原告赔付给被告关于钟运兰的交通事故理赔款96934元并未超过双方约定的保险限额350000元，而是在合理的赔付范围内原告的约定义务，对于被告更不属于不当得利。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其不当得利46934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4元，由原告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承担。
宣判后，上诉人天安保险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46934元；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其理由为：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投保时没有告知被上诉人相关合同条文内容属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自行改定案由后并未对此进行专门调查，也没有给予各方进一步举证的机会。被上诉人并没有否认条款内容的真实性，事实上，被上诉人手中有保单正本的原件，正本原件上即包含了此条款的全文内容（所有保单正本背面都有条款全文），条款就是保单的一部分。但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保单正本，原审法院也没有调查此项内容，没有要求被上诉人出示。第一、《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的约定并不是单方面免除上诉人义务的”责任免除”条款，而是一种双方事先约定的合理的计算方法，对此类约定，依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并无特殊的”说明义务”；第二、该条款内容本身并无歧义，清晰地表明”每位乘客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载明的乘客每次事故每人责任限额，赔偿人数以投保乘客座位数为限”；第三、从保单内容来看也不会产生歧义，”50000×7座”就是责任限额50000元，共有7个座位责任限额都是50000元的意思，如果如被上诉人和原审法院的解释，那后面的”座”就无法解释，或者根本就没有写”50000×7座”的必要，直接写”350000”就可以，被上诉人和原审法院的解释过于牵强，缺乏事实依据。二、原审法院以上诉人”已经同意了按照131249．59元的标准进行赔付”作为判决的依据亦缺乏事实依据。关于《结案报告》中的”结案意见”，上诉人在原审时已向法院阐明：这不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承诺文件，也不是双方的协议，而是上诉人理赔过程中的一份内部文件，因此并不能以此认定这是双方达成的最终赔偿方案。换个角度看，假如上诉人赔少了，被上诉人肯定还会找上诉人追讨
--
付款行为并不意味着双方合同履行过程的终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理赔数额已经有约在先，双方就应当按照在先的约定履行，上诉人事实上超过自己的赔款义务向被上诉人支付了款项，多付的部分不符合双方之前的约定，双方也并没有就此新的付款金额和过程达成过新的协议，被上诉人当然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向上诉人返还多获得的赔款。原审法院刚开始受理本案的案由是”不当得利”，上诉人提供的这份《结案报告》只是客观反映上诉人在理赔处理过程中多赔费用，是因为上诉人内部疏忽大意，才造成被上诉人不当得利，该《结案报告》只反映本案诉讼由来。换句话说，如上诉人不在处理《结案报告》的过程中犯错误就不会引起本案的诉讼。综上，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黄映淇口头答辩称，一、被上诉人在购买保险时，上诉人没有尽到合理解释说明的义务，也未向被上诉人提供过《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被上诉人在购买保险时，上诉人的销售人员承诺在无免赔率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在35万元的保险限额内承担责任。二、就保单所表述的内容看，被上诉人作为非保险专业人员，在未经保险专业人员作充分解释的情况下，将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险金额一栏”50000×7座”理解为车上人员保险总限额为35万元是合情合理的。本案保险事故发生于2008年6月22日，根据《保险法》和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解释一》的相关规定，合同中关于保险责任免除条款，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根据《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受益人的解释。同时，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对格式条款理解发生争议的，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的解释，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三、事故发生后，上诉人指导被上诉人进行交通事故调解，在2008年7月18日作出第一份交通事故调解书，当时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是按20年计算的，后保险公司发现多计算了6年，要求被上诉人再次前往惠州交警大队重新制作了一份新的交通事故调解书，当时上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指出车上人员责任险的赔偿限额是5万元，而是承诺在35万元以下，上诉人全部承担。后被上诉人到惠州交警大队重新制作了一份交通事故调解书，死亡赔偿金改为14年，最终，上诉人也是按照该调解书的金额全部予以理赔结案。对于该条款，上诉人作为专业的保险理赔人员，并且经过其工作人员层层把关，于2008年10月13日出具了一份《结案报告》，结案意见载明经办本案各理赔岗位人员共同确认”理算适用的保险条款……同意以131249.59元结案赔付”。综上，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因上诉人天安保险公司主张其工作人员由于疏忽，在保险理赔过程中超出保险限额多赔付了46934元，请求被上诉人黄映淇予以返还，故本案属保险合同纠纷。被上诉人黄映淇应否返还上诉人天安保险公司支付的46934元，争议的焦点在于上诉人天安保险公司与被上诉人黄映淇对《家庭自用汽车保险单》中”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的”50000元×7座”如何理解。上诉人天安保险公司主张对此应理解为每位乘客最高赔付金额50000元，整车最多赔付7位乘客。但是，上诉人天安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核算理赔时并未计算每位乘客的最高赔付限额，而是在总限额350000元以下进行核算，且经过各理赔岗位人员确认后，按这种方案进行赔付结案。这种做法与被上诉人黄映淇理解的”50000元×7座”系在总限额350000元以下全赔，不计算每位乘客的赔付限额相同，即对”50000元×7座”理解为在总限额350000元以下全赔，属于对保险条款的一种通常理解。”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的保险限额为”50000元×7座”系上诉人天安保险公司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予被上诉人黄映淇协商的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的，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则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原审判决据此对”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的保险限额为”50000元×7座”的理解，采信被上诉人黄映淇作为保险受益人主张的对”50000元×7座”理解为在总限额350000元以下进行核算，不计算每位乘客的赔付限额，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因此，上诉人天安保险公司请求被上诉人黄映淇返还46934元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4元，由上诉人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赖 建 华
审 判 员 刘 付 伟 贤
代理审判员 彭 雪 梅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曾秋红（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