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84刑初344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胡国胜，男，196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中共党员，广东省鹤山市雅瑶镇人大代表，原系鹤山市康之家蔬果有限公司合伙人，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鹤山市。因本案于2016年3月16日被羁押，同年4月22日被逮捕。现押于广东省鹤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小红、张嘉炜（实习），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蔡敬威，男，1977年2月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中共党员，原系鹤山市康之家蔬果有限公司合伙人、销售主管，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鹤山市。因本案于2016年3月17日被羁押，同年4月22日被逮捕。现押于广东省鹤山市看守所。
辩护人朱晓愉、梁玉玲，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检察院以鹤检公诉刑诉（2016）30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胡国胜、蔡敬威犯诈骗罪、行贿罪，于2016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纲、代理检察员关燕怡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胡国胜及其辩护人李小红、被告人蔡敬威及其辩护人梁玉玲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8月，被告人胡国胜、蔡敬威等人为了申领省级价格调节基金，合伙成立了鹤山市康某家蔬果有限公司（下称“康某家公司”）。2012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胡国胜、蔡敬威明知其所经营的康某家公司租赁土地面积未达到《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物价局关于组织申报2012年度省级价格调节基金扶持“三项建设”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的申报条件，仍伪造了两份康某家公司与鹤山市宅梧镇双龙村委会表村及秀坑经济合作社的土地租赁合同，利用两份伪造合同向鹤山市发展与改革局申报了上述省级“三项建设”扶持资金项目，并成功骗取国家财政补贴人民币（下同）70万元。事后，被告人胡国胜、蔡敬威经合谋后由胡国胜送给鹤山市财政局工作人员冯某现金30000元和送给鹤山市发展与改革局工作人员冼某现金5000元。
2016年3月16日，被告人胡国胜被抓获归案。次日，被告人蔡敬威被抓获归案。
对指控二被告人的上述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在庭审中当庭宣读并出示了二被告人到案经过、破案经过、被告人胡国胜、蔡敬威的供述与辩解、同案人谭某1的供述、证人李某1、刘某、冯某、冼某等人的证言、相关书证材料、辨认笔录及照片等证据材料。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胡国胜、蔡敬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国家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胡国胜、蔡敬威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应对被告人胡国胜、蔡敬威实行数罪并罚。建议以诈骗罪对被告人胡国胜、蔡敬威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十二年，并处罚金，以行贿罪对被告人胡国胜、蔡敬威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提请法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胡国胜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意见。但认为行贿是属于单位行贿。
被告人胡国胜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胡国胜不构成诈骗罪犯罪
《刑法》第266条规定了诈骗罪，要构成诈骗罪，必须符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使相对人陷入意思错误继而交付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具体到本案中，无法满足诈骗罪的上述构成要件：
首先，康某家公司符合“三项建设”项目资金申请条件。公诉机关指控：康某家公司租赁土地面积未达到《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物价局关于组织申报2012年度省级价格调节基金扶持“三项建设”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粤财综函[2012]112号）要求的申报条件，伪造土地租赁合同骗取国家财政补贴资金70万元。争议的焦点在于康某家公司租赁土地面积是否符合省的上述文件要求的条件。根据上述文件规定，康某家公司所申请的蔬菜大棚建设项目、冷藏设施建设项目，要符合“种植规模在500亩以上的蔬菜种植基地或农村专业合作社本年度已建、在建、拟建项目”。那么康某家公司申请扶持资金时，究竟有多少土地呢？根据案件证据显示，康某家公司实际支配的土地在600亩以上，这些土地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康某家公司与鹤山市宅梧镇双龙表村签订租赁合同承租的土地有153.08亩、秀坑村60多亩。二是康某家公司散租的土地约47亩，这可从下列证据中证实：胡国胜供述“康某家实际租赁农地中有表坑小学前面的一幅农地约40多亩，学校后面也租了6、7亩。这些是没有签订合同，但我们已经给了租金给农民了”。蔡敬威的供述也提到，“表村有少量农民将靠近学校附近的田地私底下散租给我们，陆陆续续我们就将位于表坑小学附近的大约六七十亩土地租赁了回来。”三是康某家公司通过康某源农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康某源”）实际支配的用来种植蔬菜的土地400.225亩。康某源全名“宅梧镇双龙康某源蔬果专业合作社”，是胡国胜、蔡敬威在内的131名成员于2011年8月发起设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2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业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储藏以及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在康某源的131名成员中，除了胡国胜、蔡敬威2人是蔬菜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之外，其他129人都是双龙村所属的7条自然村的菜农。根据上述规定，该129人实际上是以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加入康某源蔬果专业合作社的，因此统计该合作社种植规模时，要将该129人家庭的土地计算在内。据这7条自然村委会统计，并盖章确认，上述129名社员入社的土地面积有400.225亩。这里要说明一下康某家与康某源之间的关系：两者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关系。蔡敬威供述提到，“这两个组织不分彼此，就是一个单位而已。在农户心里或者说实际上，康某家就是康某源，康某源就是康某家。两者从业务、办公地点、工作人员、办公经费上，都紧密相连、不能分开，就是同一组织的两个不同名字而已，两者根本就是同一主体”。康某家的股东之一谭某1也证实，“康某家和康某源实际是同一个经营主体，康某源主要支出也就是办公场地租金和水电费等，这些都是康某家公司账户给的，两者基本是合二为一的”(补充侦查卷P7-IO)。证人李某、罗某、谭某2等人的证言也就证实了上述情况。基于康某家与康某源之间的关系，以康某家公司名义申请“三项建设”资金补贴，在计算种植规模时，应将康某源合作社种植的蔬菜面积计算在内。因此，康某家公司一开始提交“三项建设”资金补贴申请，填写蔬菜种植面积时，只是将康某家有书面土地租赁合同的面积，也就是上面提到的三种土地类型的第一种计算在内，没有算上第二、三种。后来，经鹤山市发改局等部门审核后，康某家公司才有了后面修改合同面积的行为。而且康某家公司修改后的合同面积就是600多亩，与该公司实际支配的蔬菜种植面积是一致的。因此，康某家公司修改合同面积的行为，不应认为是虚构事实，而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修正，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我们认为，认定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秉持刑法的谦抑精神，对公民的行为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判。
其次，相对人不是在陷入意思错误的情况下，继而导致财产被骗的。根据刑法理论，如果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被相对人识破，但相对人仍然自愿交付财物，这种情况是不能够认定为诈骗罪的。本案的情况与此类似，即退一步，假如只是将康某家公司有书面租赁合同的土地才认定为种植规模的计算面积，康某家一开始提交的申请材料注明种植面积只有153.08亩，作为项目审查机关鹤山市发改局审核发现不够500亩，遂让该公司补充合同、补足面积。胡国胜、蔡敬威、谭某1等康某家公司的股东经商议后，修改了合同面积，在土地周围不变的情况下，将153.08亩修改为456.7亩。根据当时鹤山市发改局经办人冼某的证言，该局相关领导及工作人员对此也是知情的。而且康某家公司的申请材料报上去后，江门市发改局、鹤山市发改局的工作人员还亲自到该公司实地查看，当时有很多人在场，胡国胜当时还将153.08亩的租赁合同拿出来给检查，因此相关部门对康某家公司书面土地租赁合同的面积不足500亩是知情的。因此，“三项建设”资金的审批、划拨机关作为相对人，不存在陷入意思错误，继而被骗一说。
再次，胡国胜没有非法占有目的。起诉书指控：2011年8月，被告人胡国胜、蔡敬威等人为了申领省级价格调节资金，合伙成立康某家公司，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综合康某家公司有关工商登记材料及胡国胜、蔡敬威的供述、谭某1的证言，该公司成立的来龙去脉还是清晰的，从2009年开始，上述3人就开始在宅梧镇双某村合伙经营康某家蔬菜种植场，并于2011年8月将合伙企业升级为康某家蔬果有限公司。因此，成立康某家公司，出发点并非是为了申领省级价格调节基金，而是在公司成立后、经营过程中，办理申请的。而且康某家公司曾先后有4次申请省级资金补贴，其中2011年申请的50万及2012年申请的5万元受灾补贴，都是符合有关规定的。另外，对于起诉书指控的骗取的70万元，从资金的使用去向来看，也无法认定胡国胜的非法占有目的。因为这70万中，大棚建设用了17万多、田头冷藏建设使用14万多、疏通关系11万多，其他多用于康某家公司的日常运作。这可以从胡国胜的供述、蔡敬威的供述，谭某1的供述得到证实。因此，胡国胜申请的“三项建设”项目补贴主要都是用于康某家公司申请的项目建设、生产经营中，并没有中饱私囊、非法占为已有。
二、被告人胡国胜不构成行贿罪
《刑法》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也就是说，行为人要构成行贿罪，必须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那么，被告人胡国胜是否构成行贿罪，取决于诈骗罪是否成立。正如上面第一部分论述的，我们认为，胡国胜等人经营的康某家公司符合“三项建设”项目补贴资金申请的条件，不构成诈骗罪，在这种情况下，胡国胜等人在申请到资金补贴后，出于感谢之意，向有关政府官员给好处费，属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不属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事后行贿的行为。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罪立案标准》规定，胡国胜等人向有关政府官员给好处费均为单位行为，且二被告人均未达到单位行贿的立案标准。胡国胜作出的所有的送礼行为均经三股东合议作出的，好处费的来源亦为单位资金，送礼的目的亦是基于公司的发展，因此该行为应定性为单位行为。起诉书指控二被告人送礼金额共为35000元，而单位行贿的立案数额至少为十万元，故二被告人均未到单位行贿的立案标准。再次，公诉机关指控胡国胜犯行贿罪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众所周知，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远超出行贿行为，且受贿罪与行贿罪是天然的共同体，在收受本案利益的相关人员均未被追究其受贿刑事责任的情况下，二被告人的行贿行为理应不予追究。否则，必将违背刑法基本原则。综上，胡国胜不构成行贿罪。
三、退一万步讲，即使认定胡国胜构成犯罪，胡国胜有以下减轻、从轻处罚的情节
（一）胡国胜诈骗、行贿都有自首情节。
首先，2016年3月16日8时50分，鹤山市人民检察院对胡国胜进行调查问话中，胡国胜主动向检察机关交代本案涉嫌的诈骗行为；其次，胡国胜涉嫌的诈骗行为属于尚未被执行机关掌握的犯罪行为，检察机关是通过对胡国胜调查问话过程中发现线索后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见诈骗罪证据卷P54.56《到案经过》、《破案经过》）；再次，胡国胜如实向检察机关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综上，胡国胜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自首立功解释》”）第一条第（一）项关于“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的规定。同上，关于胡国胜的行贿罪亦属于具有自首情节。首先，由胡国胜接受的第一次调查问话开始，胡国胜就主动向检察主机交待有关的行贿事实。其次，根据鹤山市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终结报告》、《破案报告》讲述“检察院是根据公安局提请逮捕胡国胜涉嫌诈骗罪一案中发现行贿事实的”；《自首立功解释》第二条“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根据《刑法》第6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出发。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二）起诉书指控胡国胜诈骗、行贿犯罪行为，应认定为单位行为。
首先，本案的申请补贴的主体是康某家公司，而且申请补贴的决定是经康某家公司三股东商议作出的；二、补贴款项全部入帐至公司公户，由三股东决定补贴款项的使用；三、本案的补贴款全部用于大棚建设、田头冷藏设备及公司的日常经营之需，分毫未被个人使用。故该犯罪行为明显属于单位实施的犯罪行为。即使对诈骗罪不能认为单位的，但由于胡国胜的行为是为单位谋利益，相关补贴资金亦未被个人使用。因此，针对这类型名由个人承担刑事责任实为单位犯罪的案件，法院应充分考虑对个人的刑事责任在量刑时予以从宽处罚。
（三）根据农业部办公厅2014第22号回复山西农业厅的处理意见“农民用其他指标享受补贴政策有不合理因素，但符合农机补贴政策导向，不宜简单视为违法违规行为，也不宜认定为造成国家资金损失”的指导精神，法院应就胡国胜等人对该笔补贴款的申领、使用是符合政策导向的，且款项无被其个人占为已有或肆意挥霍等情节给予充分考虑，对胡国胜的行为给予从宽处理。
（四）被告人胡国胜归案后，认罪态度好，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查明事实，知罪认罪悔罪。
（五）被告人胡国胜系初犯、偶犯，一贯表现良好，没有不良记录。
（六）被告人胡国胜及家属同意努力退还本案赃款，也愿意向法院依法缴纳罚金，弥补对社会造成的损失。
综上，辩护人认为应对胡国胜作出无罪判决，但退一万步，即使认定胡国胜符合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但恳请法院应综合本案的犯罪目的、犯罪受益对象、胡国胜一向的表现及退赃情况，应对胡国胜作出缓刑处理。目前，全国各地法院对处理因农补引发的诈骗罪均从补贴款项的实际去向及惠农补贴政策的历史背景等方面对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予以充分考虑，对与本案犯罪数额相符、罪名一致的案件，不少案例均对被告人给予缓刑处理。
被告人胡国胜的辩护人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租赁土地合同》、个体工商户升级设立企业申请书、个体工商户拟升级设立企业证明书、核准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通知书、康某家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康某家公司《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资料》、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申请书、康某源合作社《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康某源合作社《设立大会纪要》、131名康某源合作社社员签名、康某源合作社《合作社章程》、双龙表村《康某源合作社社员农地种植情况统计表》、双龙沙下村《康某源合作社社员农地种植情况统计表》、双龙沙上村《康某源合作社社员农地种植情况统计表》、双龙某沙中村《康某源合作社社员农地种植情况统计表》、双龙秀坑村《康某源合作社社员农地种植情况统计表》、双龙大陂村《康某源合作社社员农地种植情况统计表》、濑云塘枧村《康某源合作社社员农地种植情况统计表》、胡国胜《律师会见笔录》、罗某《调查笔录》、《关于组织申报2012年度省级价格调节基金扶持“三项建设”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粤财综函[2012]112号、省级价格调节基金扶持蔬菜大棚建设项目申请表、省级价格调节基金扶持冷藏设施楚设项目申请表、《2012年度申报省级价格调节基金扶持蔬菜大棚建设项目汇总表》、《2012年度申报省级价格调节基金扶持冷藏设旄建设项目汇总表》等。
被告人蔡敬威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意见。
被告人蔡敬威的辩护人辩称：
一、诈骗罪
辩护人认为鹤山市人民检察院鹤检公诉刑诉(2016)300号《起诉书》所认定的被告人蔡敬威涉嫌诈骗罪一案的事实基本属实，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蔡敬威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构成诈骗罪的定性也不持异议。现辩护人就被告人蔡敬威的量刑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1、被告人蔡敬威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
辩护人通过阅卷，比较本案两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情节，认为符合了刑法第25条共同犯罪有关规定，同时应适用刑法第26条、27条有关规定对共犯人进行分类，划分主犯和从犯。本案中，被告人胡国胜明显是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而蔡敬威起的只是次要作用，理由如下：首先，本案的犯意源于胡国胜一人。申请政府财政补贴是胡国胜提出的，并且在“康某家”公司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利用伪造的合同骗取国家财政补贴这一作案手法也是胡国胜一人想出来的：相对地，蔡敬威只是在胡国胜提出“犯意”后进行附和、表示同意，以及在胡国胜做好两份假合同后，在胡国胜的“交待”之下作为“信使”将合同交到审批部门。其次，本案从向相关政府部门获取财政补贴信息、联络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到带有关审批人员进行项目现场察看、现场验收，甚至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行贿这些行为都是胡国胜一人实施完成的，蔡敬威的参与度非常低，所起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
最后，在犯罪得逞后，犯罪所得的分配意见也是胡国胜提出的，并且，所得款项要么用于“康某家”公司运作，要么是胡国胜取现支配，蔡敬威个人并没有分得一分钱。
以上所有事实有胡国胜、蔡敬威、谭某1、冯某、洗某等人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予以证明。本案的被告人胡国胜明显是整个案件的关键人物，在两人共同犯罪案中系主犯，被告人蔡敬威所参与的犯罪活动都是在胡国胜的指挥下实施的，应为从犯。根据刑法第27条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2、被告人蔡敬威构成自首。
在2016年3月15日本案尚未立案侦查、鹤山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蔡敬威进行第一次讯问时，当时还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蔡敬威已经如实供述了自己及同案犯的犯罪事实，依法已构成自首。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的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3、被告人蔡敬威系初犯，多次表示对其行为深感后悔，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被告人蔡敬威其有诸多法定及可酌情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且其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退赃，有悔罪表现。因此，特请求法院依法从轻或减轻判处被告人蔡敬威，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行贿罪
经过查阅本案卷宗，会见本案被告人，辩护人对公诉人认定的蔡敬威行贿的事实没有异议，但相对于行贿罪，辩护人认为蔡敬威的行贿行为更符合单位行贿的特征，应当以涉嫌单位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又由于本案未达到单位行贿罪的行贿数额方面的犯罪要件，应当作出无罪认定。并且就行贿行为而言，蔡敬威与谭某1一样只是在胡国胜提出行贿建议时表示同意，其他事情都是胡国胜去做的；而且，与其说三人是合意犯罪，还不如说是胡国胜在已经决定行贿后形式上“知会”胡国胜与谭某1而已；并且实际上胡国胜最后有没有真的实施行贿、对谁行贿、行贿方式如何等等这些蔡敬威均一无所知，蔡敬威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若认定蔡敬威构成行贿罪，应当同时应定其为从犯，加上蔡敬威具有自首、初犯、偶犯等情节，恳请法院依法免除或减轻、从轻处罚。
综上，蔡敬威的主观恶性较小，属于从犯、初犯、偶犯，其再犯的可能性较小，且具有自首情节。因此，辩护人恳请法院以体现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同时着重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被告人蔡敬威减轻、从轻处罚，使得被告人蔡敬威尽快投入到社会中去，为社会作贡献。
经审理查明：2011年8月，被告人胡国胜、蔡敬威等人合伙成立了鹤山市康某家蔬果有限公司（下称“康某家公司”）。2012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胡国胜、蔡敬威明知其所经营的康某家公司租赁土地面积未达到《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物价局关于组织申报2012年度省级价格调节基金扶持“三项建设”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的申报条件，仍伪造了两份康之家公司与鹤山市宅梧镇双龙村委会表村及秀坑经济合作社的土地租赁合同，利用两份伪造合同向鹤山市发展与改革局申报了上述省级“三项建设”扶持资金项目，并成功骗取国家财政补贴人民币（下同）70万元。事后，被告人胡国胜、蔡敬威经合谋后由胡国胜用康某家公司自有资金并以公司名义送给鹤山市财政局工作人员冯某现金30000元和送给鹤山市发展与改革局工作人员冼某现金5000元。
2016年初，鹤山市人民检察院收到关于鹤山市相关职能部门在审批省级价格调节基金过程中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线索，于2016年3月15日派员将胡国胜、蔡敬威传唤至该院调查。期间，胡国胜、蔡敬威交代了其通过虚报种植面积的手段骗取三项建设补贴资金的犯罪行为。次日，该院将胡国胜、蔡敬威涉嫌诈骗犯罪的案件线索移交鹤山市公安局查处。
另查明，涉案的“康某家公司”在本案案发期间的工商登记为自然人谭某1独资经营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谭某1，而该公司成立后的实际经营者是谭某1与被告人胡国胜、蔡敬威三人合伙经营，该公司已于2016年2月24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为由“鹤山市荷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股东的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李某2；涉案的“鹤山市宅梧镇双龙康某源蔬果专业合作社”是2011年8月15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由包括被告人胡国胜、蔡敬威在内131名成员发起设立，法定代表人是胡国胜；涉案被骗取的国家财政补贴款人民币70万元是通过鹤山市财政局支付给“康某家公司”。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胡国胜、蔡敬威退出诈骗赃款共70万元（其中胡国胜退出45万元、蔡敬威退出25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过本院庭审示证和质证并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所证实：
一、两被告人到案经过：2016年初，鹤山市人民检察院收到关于鹤山市相关职能部门在审批省级价格调节基金过程中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线索，后于2016年3月15日派员分别将申报企业鹤山市康某家蔬果有限公司（下称康某家公司）的经营者胡国胜、蔡敬威带至该院调查。期间，被调查人胡国胜、蔡敬威交代了其为了申领省级价格调节基金合伙成立了康某家公司，并通过虚报种植面积的手段骗取三项建设补贴资金的犯罪行为。同时，被调查人胡国胜、蔡敬威主动供述了经合谋后向鹤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冼某、鹤山市财政局冯某等人行贿的犯罪事实。次日，该院将犯罪嫌疑人胡国胜、蔡敬威涉嫌诈骗犯罪的案件线索移交鹤山市公安局查处。2016年3月16日，被告人胡国胜被抓获归案。次日，被告人蔡敬威被抓获归案。2016年8月26日，该院以涉嫌行贿罪对犯罪嫌疑人胡国胜、蔡敬威立案侦查。
二、诈骗罪的证据
（一）被告人供述
1、胡国胜：康某家蔬果有限公司是2011年8月23日成立的，法人代表是谭某1。该公司的形式是合伙经营，我和谭某1以前也一直在经营康某家粮油副食蔬菜经营部，2009年蔡敬威入股加入。现在公司经营蔬菜的种植和销售为主。公司经营至今向政府部门申请资金补贴四次。其中第二次2012年年头建设大棚和田头冷藏设备为由申请领取了70万元的补贴，申报我和蔡敬威一起办理的。在这四次的申请政府资金补贴中，我所知道的是第二次申请建设大棚和田头冷藏设备领取的70万元资金是提供虚假文件资料骗取资金补贴。我们所经营的康某家蔬果有限公司在2012年申请了40万元的大棚建设补贴和30万元的田头冷藏设备补贴。这合共70万元已经在2013年到帐。但在申报这70万元资金的文件中，由于康某家蔬果有限公司是不符合条件申请的，我们商量后私自修改了租赁合同的亩数来达到条件申请。2012年时我是在鹤山市农业局看到过一份文件，是省下发的关于“三项建设”扶持资金的文件。“三项建设”就是要建设田头冷藏设备、大棚建设和农产品平价超市。而符合建设田头冷藏设备和蔬果大棚要有500亩的租用农地。我们商量后就确定申请建设田头冷藏设备和大棚建设这两项。我们自己实际租赁农地有200多亩，其中表村农地153.08亩，秀坑村农地大概60多亩，具体数字我不记得。还有表坑小学前面的一幅农地约40多亩向农民租的。学校后面也租了6至7亩农地。就是表村和秀坑村租赁农地有200多亩是有签合同的。表坑小学前面的一幅约40多亩农地和学校后面6至7亩农地，是没有签定合同，但是我们已经给租金农民了。我在看的这个项目之后，我回去跟公司其他合伙人谭某1和蔡敬威商量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租赁的农地是达不到申请条件，但是我们认为有项目可以申请资金，就想想办法申请。我就想到我们公司一些合作农户的土地，可以把那些合作农户的土地亩数加上。我说出来之后，他们也没有意见。于是我就在原本合同中修改了农地的亩数和租赁的时间。修改之后就达到了租赁农地500亩的标准。修改完合同之后，我就将合同交给蔡敬威，由蔡敬威拿着合同给表村的村长和秀坑的村长签名、盖村的公章。我将两份租赁合同补交给市发改委之后，就通过了申请，2013年1月21日，鹤山市财政局就划拨“三项建设”扶持资金70万元到鹤山市康某家蔬果有限公司的账户内。后来我得知这70万元之中，有40万元是大棚建设补贴，30万元是田头冷藏设备补贴。我们修改了两份租赁合同，一份是表村的租赁合同，将租赁土地亩数修改成456.7亩，土地租赁期修改成2011年8月1日至2014年8月1日止。另一份是秀坑的租赁合同，也是将租赁土地亩数修改成166.5亩，土地租赁期修改成2011年8月1日至2014年8月1日止。其实我们是粗略计算一下我们自己实际租赁的土地加上与我们合作农户的土地，456.7亩和166.5亩是随便填上去的。那些合作的农户的土地不是租赁给我们的，我们只是收购他们的农产品和要求他们种植什么农产品，农户的土地不是我们租赁的。康某家蔬果有限公司是合伙公司。由谭某1、我和蔡敬威三人合伙的，公司的法人是谭某1。谭某1负责财务和销售蔬菜，我和蔡敬威负责种植和运输。2011年的下半年开始公司的业务就交给蔡敬威负责，我回村委会工作，但是有时候也参与公司的业务。谭某1和蔡敬威知道伪造合同的情况，我们一起商量的。两份合同是我修改的，重新打印和找两名村长签名盖章是蔡敬威负责，谭某1负责在两份合同上签法人代表名字及加盖康某家公司公章。那70万元是由财政局以汇款方式打入我康某家公司的账户的，建设田头冷藏使用14万多，大棚建设使用17万多，疏通部门的关系和做人情送礼11万多，我自己截留下4万元买牛，截留了8万元还猪场的债务，其他用于康某家蔬果公司的日常运作。我是康某源合作社的社长。康某源合作社无条件提供种子给社员种植，收成时，社员可以选择以市场价格把农产品卖给我们，也可以自行销售。康某源合作社没有提供土地给社员。康某源合作社和社员之间没有纸质合同或者协议，有口头协议。康某源合作社社员人数有一百来户，具体数量不清楚。农户加入合作社后，根据农户的特长来选择种植的产品，但要求农户一定要使用无公害农药，我们提供种子，农户自己的土地进行种植，收成时可以卖给我们合作社，也可以卖给其他人。我们合作社会以市场价格回收农户的产品。我不记得和我进行口头协议的农户的名字了。
2、蔡敬威：2009年年底，胡国胜提议与我、谭某1合伙种植蔬菜，于是我们以沙坪镇康某家粮油副食品经营部的名义承包了双龙村委会表村153亩的田地和双龙村委会秀坑村约100亩来种植蔬菜，总面积一共大约250亩左右。其中2011年年尾我们就没有耕种秀坑村那边的土地，把地退回给了秀坑村的100亩地，并取消了双方的承包合同。2011年期间表村有少量农民将靠近学校附近的田地私底下散租给我们，陆陆续续我们就将位于表坑小学附近的大约六七十亩的田地租赁了回来。我们每年都要支付田租，都是按照500元一亩来计算的，我们每年需要支付的地租总额基本都是维持12万元左右，所以租赁的土地总数大约都是维持在二百三、二百四十亩左右（因为有少数田地向农户私下租的价格不止500元一亩）。2012年度的补贴资金是胡国胜去搞申报资料的，具体他才清楚是否符合申领补贴的条件。2012年申领的蔬菜大棚项目的扶持资金申领过程中存在种植面积没有达到政策文件中规定的要求。后来胡国胜交给我两份租赁合同（胡国胜有说过是申请材料），让我交给表村和秀坑的村长签名，然后把两份合同交给发改局。我有看过两份合同，发现租赁土地的面积扩大了。我有向胡国胜提出，胡国胜说加上康某源合作社合作的农户土地，规模是符合条件的。那笔70万元的补贴款项处置，我们就建设了大棚10亩，花费了20万左右，建设一间冷库，大小就是差不多是一间学校普通教室，花费了15万左右。疏通上级职能部门和送礼花费了20万元左右，其他的费用用于公司的日常运作。70万元的补贴款项的使用我们三个人有共同商量。我是2010年加入康某家蔬果种植场的，我是以3万元入伙。种植场从2010年开始就亏本，这个时候胡国胜就跟我和谭某1商量，将种植场升级成公司，这样可以向国家和政府申请资金补贴，帮补下种植场亏本情况，于是我们就同意了。2011年我们借了三十万元注册成立康某家蔬果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是谭某1。我是康某家公司的老板之一，负责公司的种植和销售，是康某源合作社的理事之一，负责从社员（农户）手中收购瓜菜。康某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是谭某1，成立时间是2011年，主要业务是：1、种植蔬菜；2、批发销售自己公司种植的蔬菜；3、从农户（社员）手中收购蔬菜，然后拉出去卖；康某家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我、胡国胜、谭某1等人，还有一些护菜工；康某家公司办公场地在宅梧双龙表坑小学；康某家公司一般由我、胡国胜、谭某1三个人共同管理，其中以胡国胜为主。我们公司在宅梧双龙村委表村和秀坑村租有自己的菜地，我们请了一些工作人员在菜地上种植蔬菜瓜果，这些农产品成熟后，就拉去沙坪、江门、佛山、澳门等地批发销售。另外，我们也会从农户手中收购一些蔬菜瓜果等，然后和自己种植的蔬菜一起拉出去销售，收购蔬菜的钱由康某家账户支出，卖出后挣的钱也入康某家公司的账户。康某源合作社是由胡国胜发起成立的，法人代表就是胡国胜本人，成立时间我不记得了，主要业务：1、为社员（农户）提供种植的技术、信息、销售渠道等；2、为社员提供种植所需的种子，这些种植是康某家公司从厂家订的，也有一些是从农科所拿的；3、农户种植了我们提供的种子，成品交康某家销售渠道销售（包销）。合作社工作人员有我、胡国胜、还有一些村民和村委干部，具体名字不记得了；合作社办公场地就在表坑小学，其实就是康某家办公楼内，合作社办公场地租金和水电费等都是由康某家账户支出的，康某源合作社有一个自己的公账户，不过这个账户是没有钱的，也没有相关流水。康某源合作社一般从农科所拿蔬菜种子，也会从厂家订购种子，订购种子的钱是康某家账户支出，然后，把这些种子下发给社员（农户），社员把提供的种子种成熟，在这过程中，康某源合作社提供技术、信息、咨询服务，然后社员可以选择性地把这些蔬菜卖给市场或者我们，收购农户的蔬菜没有具体分是康某家还是康某源收购的，但是收购钱是康某家账户支出的，销售也是由康某家公司的销售渠道销售的。收购的蔬菜没有具体说到底是康某家公司的名义还是康某源合作社名义收购的，反正这两个组织不分彼此，就是同一个单位而已，在农户心里或者说实际上康某家就是康某源。康某源与康某家没有从属关系，不分彼此，同一个单位一样的。康某源与康某家是同一经营主体，无论从业务、办公地点、工作人员、办公经费上说，他们彼此都不能分开，紧密相连的，其本质上说，就是同一个组织有两个不同的名字而已。康某源合作社是宅梧镇政府建议我们办一个合作社，于是我们就照办了。
（二）同案人谭某1的供述：鹤山市康某家蔬果有限公司好像是于2010年在工商管理所注册成立。康某家公司是合股经营的公司，有三个股东，胡国胜、蔡敬威和我3个成员，法人代表是我自己。康某源公司也是我们康某家三个股东在成立康某家公司的同时设立的，但无须任何出资，法定代表人是胡国胜，主要是根据农业局的要求实行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地是农户的，农业局有新品种种子要种植的时候就发种子下来康某源，由康某源分给农户，农户种植收成后由康某源负责收购销售。康某源本身是不种地的。实租（有签合同）的土地大概有140多亩，这些是温氏转让的；还有部分是散租的（没签合同的），具体数目多少我不知道，实租和散租的租金共约十万元。实租和散租都是第一年每亩每年50O元，第二年开始以后都是每年每亩600元。我们公司向国家一共申请过四次关于农业的政府补贴，当时批准了三次。其中第二次申领了70万，建设了约五个大棚，建设了一个冷藏室，购买了一台耕地机械，购买肥料、农药、种子等。申请这些补贴都是胡国胜和蔡敬威两个人操作的，我没有参与，不知道康某家果蔬有限公司是否符合申请国家补贴的条件。建设一个大棚约4万，建设冷藏室一个约30-40万，购买一台耕地机械约20万，其他不清楚。补贴有用在其他用途，用作去别人吃饭，但是我都没参与的，都是胡国胜他经手的，他向我拿的。我不知道三份合同的真实性，从来没有见过这三份合同，合同上谭某1的签名都不是我本人签名，合同上的公章是康某家公司的公章。
康某源合作社是由胡国胜发起成立的，法人代表就是胡国胜，成立时间不记得了，反正和康某家公司是同一年成立的；主要业务：从农业局和农科所拿一些种子回来，这些种子拿回来之后会发给合作社的农户种植，种植成熟后由康某家公司包销售，我就知道这么多；合作社工作人员有什么人我不大清楚；合作社办公场地在表坑小学；康某源合作社虽然有自己的公账户，但是账户上是没有钱的，康某源所有支出经费全部来自康某家公司公账户；办公场地在康某家公司的表坑小学办公楼；因我经常在沙坪销售档口，康某源具体情况我就知道这么多。
（三）证人证言
（1）李某3：我2004年至2015年期间任秀坑村村长。期间，秀坑村的土地租赁由我负责，康某家蔬果有限公司在我们秀坑村租用了一部分土地用于种植蔬菜，具体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记得了。2012年的时候，康某家租用我村的土地面积。我在2012年时帮他们签订过一份土地租赁合同，但是具体合同内容我记不清。当时蔡敬威让我签名并加盖秀坑村公章后没有把备份给我。检察院移交的秀坑村这份租赁合同应该就是2012年我帮蔡敬威的康某家公司签订的那份合同，但是我记得当时的亩数不是166.5亩，但是因为时隔三年，具体多少我实在记不清了，但是在我印象当中，当时签订的土地亩数不是166.5亩。签名是我本人所签，公章是秀坑村的公章。蔡敬威当时和我说因为之前的合同不见了，所以现在要再签一份合同。
康某源合作社是由胡国胜发起成立的，法人代表就是胡国胜，成立时间应该是2011年年中。主要业务：从康某源合作社的社员（农户）手中收购瓜菜给康某家公司销售；合作社工作人员有我、胡国胜、蔡敬威、刘某1、罗某等人；合作社办公场地在表坑小学，康某源所租用的表坑小学租金及办公经费来源我就不知道了；合作社一般由胡国胜话事。康某源合作社负责从农户手中收购瓜菜，然后由康某家公司负责给农户收购钱，这些钱一般是由蔡敬威以康某家公司名义给的，被收购回来的瓜菜会以康某家公司的名义卖出去。
2016年8月份胡国胜的弟弟（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不清楚，大家都称呼他为三少）找到我，跟我说让我拿着这份康之源合作社社员农地种植情况统计表（盖有鹤山市宅梧镇双龙村秀坑经济合作社公章）把农地面积（亩）这一项补填了，然后盖个村里面的公章交给他，他有用。胡国胜的弟弟把表交给我之后委统计表里面填写了村民姓名，证件号码，还有户籍地，就只有农地面积（亩）那一项是空白的。我拿到表后，就按照表里面的姓名查找该村民在我村所分到的农民自留耕地的亩数填了下去，然后交给秀坑村的副村长温根华让他帮忙盖章，后来我就把这统计表交还给胡国胜的弟弟了。康某源合作社社员的实际农地面积是否我填写的亩数这个我不清楚，当时也没有协议，我是按照该村民在我村所分到的农民自留耕地的亩数填了下去。我所填写的亩数不是农户真正跟康某源合作的亩数，当时康之源也没有跟我村村民存有协议，当时胡国胜跟我村村民说让我村民报亩数然后自愿上交蔬菜，按市场价格回收，康某源合作社就是一个空壳，没有实际用途。康某源有提供过种子给农户，但很少农户使用过康某源提供的种子，农户种什么，农产品想卖给谁完全由农户做主，跟康某源没有什么关系。
（2）刘某2：我是2012年7月份的时候当选表村村长的，当时我刚刚上任不久，2012年11月份，蔡敬威打电话跟我说，想找我签一份土地租赁合同，我就问他说，签一份什么土地租赁合同，他就告诉我说，他是康某家公司的管理，因为之前租用了表村的一些土地，所以想过来找我签一份合同，我之前是知道康某家公司有份租赁我们表村的土地的，所以我就告诉他，没有问题，不过现在没有时间，等过一段时间先。期间蔡敬威曾经多次打电话联系我，让我帮他签名盖章，但是因为我平时比较忙，所以一直拖着。2012年12月份的一天，当时我在家里，蔡敬威再次打电话给我，约我出来帮他签名盖章，他说他现在就在表村的表坑小学教师宿舍一楼，问我有没有时间出来，我就告诉他，要他在那里等我，我一会就到。挂了电话之后，我就去到表坑小学教师宿舍一楼，见到蔡敬威一个人坐在那里。蔡敬威拿出了一份土地租赁合同，给我看，并告诉我说，这份土地租赁合同是为了防止以后与表村村民产生土地纠纷才要你签名盖章的，我粗略地看了一下这份土地租赁合同，随后就帮他在最后一页签名并盖了表村的公章。我帮他签名盖章后，就回家了。
当时签订的租赁土地面积是一百五十多亩不是456.7亩。我怀疑当时蔡敬威拿过来的土地租赁合同中的土地租赁面积本身是一百五十多亩的，在我签名盖章后，蔡敬成就将合同的第一页换成了现在的这份土地租赁面积为456.7亩的。2009年刘某1所使用的表村公章与2012年我所使用的公章不一致，应该是期间更换过表村公章，我2012年与康某家签订的那份合同确实是使用当时表村唯一的公章。
（3）刘某1：大约在2007年至2012年期间担任鹤山市宅梧镇双龙村委会表村村长。2009年我经手和康某家签订过一份租赁土地的合同，将我们表村153.08亩的土地租赁给鹤山市沙坪镇康某家粮油副食经营部。我们村自从租了上述的153.08亩土地给胡国胜经营康某家用于种植蔬菜以后，陆陆续续有些村民不想耕种了就把土地私底下租给康某家。其中2014年和2015年私底下租给康某家的最多，估计私底下出租给康某家的农户的土地总数有一百亩。到康某家转手出去之前租了我们村的土地总共有200多亩了，范围包括水库至表村范围签了合同的153.08亩，还有表村和秀坑混合的地方有70亩，后来哪里耕了两年就没有耕种，另外在我们表村这边村口又陆陆续续拿了一些地。2011年至2013年期间，康某家实际上承租来种菜的面积大约是200多亩。康某家一开始在我们村种植蔬菜的时候修建过两个大棚，面积大约有四亩左右。2013年至2014年的时候大规模修建了大棚，数量大约有七八个，面积大约有十多亩。
2009年期间，也就是我们表村和康某家签订合同的租赁土地的时候，与我们村相邻的秀坑村也租了大约六七十亩的耕地给康某家。所租赁秀坑的地康某家耕了一两年，后来因为那边的地经常被水淹于是胡国胜就把秀坑村的地退回给村民没有耕种了。我只知道康某家公司总部在我们表坑小学；康某源合作社我不是很清楚。我不清楚康某源合作社的情况，我只知道有一个康某家公司，平时问表村村民拿田（租赁田亩）、拿蔬菜（购买蔬菜）都是康某家公司操作的，一般由康某家公司的蔡敬威负责和村民接头。我个人之前有租地给康某家公司，是于2012年年尾的时候租地给康某家公司的，租期是2012年年尾至2015年年尾，具体时间不记得了；租赁面积大约是2亩3分田；租金是每亩田每年500元，之后又加了一百块就是每亩田每年600元，具体什么时候加的，我不记得了。当时有签署合同，合同落款是康某家公司，有加盖康某家公司的公章。合同中没有出现康某源合作社字样。我之前就没有听说过康某源合作社，但是，好像记得康某家总部表坑小学门前挂了两块牌子，其中一块是康某家公司牌匾，另一块','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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