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1民终64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
法定代表人：李爱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金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
法定代表人：王海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通，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宇，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沈阳博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铁西区。
法定代表人：贾玉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双双，女，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辽宁金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沈阳博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3民初7912号民事判决，依法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原判第三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共同向上诉人支付货款142064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至货款及利息实际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本案各方对2012年的507号合同没有争议。但是原审对2013年240号合同事实认定错误，辽宁金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认可赵立峰、高鹏、杜浩是现场工程师和签收人，2013年赵立峰代表辽宁金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发货总量签字确认，故合同240的货物实际相对人是辽宁金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辽宁金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辩称，一、买卖合同是诺成合同，自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不以一方交付标的物为合同的成立要件。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就2013年供货事宜没有买卖的意思表示，双方无合同关系。首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2年7月签订编号为12-507的《合同》（以下简称“507合同”），其后于7月18日至12月21日期间完成全部供货。鉴于上诉人提供的129张《收发货物反馈单》和1张《发货确认单》与507合同中所列明的“合同主体、日期、编号、供货型号、交货地点”等一一对应；又与被上诉人提供的2012年《发货明细单》的内容基本匹配，故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度总供货5,774,532元。其次，基于前述交易方式和习惯再结合其他证据，反观2013年年度的交易内容，完全与上诉人的诉求不符：1.2013年4月15日上诉人与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润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13-240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以下简称“240合同”）。此合同中与上诉人提交的2013年度《收发货物反馈单》、《发货确认单》相对应的包括：（1）合同签订主体万润公司与反馈单中客户名称一致；（2）合同签订时间与2013年4月14日首次送货时间相吻合；（3）合同编号与反馈单标注的编号相匹配；（4）供货的型号也是240合同所约定的全部种类；（5）13年度实际供货1,420,640元的金额也兼容在合同约定供货金额1,642,074元的范围内。由此可得，上诉人13年发生的供货事实是在履行240合同项下的义务。2.上诉人提供的2012年《收发货物反馈单》制作格式与2013年的格式完全不同；且自2013年1月1日至4月14日存在送货空白期，而双方的交易习惯是连续性供货。试问，如果上诉人是在延续履行507合同，该等改变以往的交易文本样式、改变交易习惯亦不符合常理。3.507合同中的产品种类并没有“DIV500/600热收缩套”且特别备注“本合同单价含管道接口（热熔带）费用”，合同第十一条也写明“管道接口连接的相关设备供方自备，费用自担”，此处的“热熔带”、“相关设备”就包括“热收缩套”。反观240合同中所列产品是有需付费的“热收缩套”的，且《发货确认单》中也显示需付5600元“热收缩套”费用。该等事实也印证了上诉人13年在严格履行240合同。4.上诉人陈述2012年至2013年期间总供货7,195,172元。同时上诉人在一审中以开具的全部发票作为证据，佐证供货事实及供货金额。那么通过《开具发票明细》可得：截至2012年底开具总金额为5,786,820元，这与一审认定的2012年度实际总供货5,774,532元基本吻合；之后上诉人一直在冲抵发票直至最后开具发票金额仍为5,666,360元。进而说明，上诉人对于2013年140余万元的货款并未向被上诉人开具发票，其也一直认为该部分货款应由其他人给付。5.被上诉人已付货款时间主要是在2012年末前以及2015年的1笔。上诉人在2013年被上诉人仍拖欠大部分货款且在该年未付任何货款的前提下，居然又延续履行合同继续供货140余万元显然不符合逻辑。综上，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上诉人仅以送货单、复印件的结算单主张权利，本案在结合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相关证据，根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据规则，已然能够得出双方在2013年不存在买卖合意。二、合同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约束力，合同债权人只能请求合同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不能请求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清偿，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首先，前文已阐明上诉人2013年的供货行为系基于240合同而产生，合同相对人为上诉人与万润公司。按照恪守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效力仅及于合同当事人。即便上诉人称其认为万润公司的公章是伪造的，进而放弃对万润公司主张债权，但不可否认确实存在签订240合同的事实，上诉人亦与某一主体间达成了买卖货物的合意。其次，假设万润公司的公章系伪造也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上诉人可以通过表见代理行为的认定，确认240合同项下的责任主体为万润公司；或者直接找到以伪造的公章又与上诉人签订并履行合同主体，要求其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因此，240合同的债务人身份是能够确定且真实存在的，但绝非被上诉人。最后，上诉人已在上诉状中承认涉案工程为甲控材料，由华创公司独家供货，存在与总承包的万润公司签订合同，再由万润公司分配到各个施工段使用的事实。这也与其一审中提供的《中标通知书》所证内容一致。那么该等事实更是说明了上诉人与万润公司成立第一层买卖合同关系，之后万润公司或是基于其他合同或法律关系将货物交付给实际施工人而形成的第二层法律关系，两层法律关系均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三、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沈阳博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存在挂靠关系，双方在《工程承包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涉及项目的全部合同只能由被上诉人签署，且如工程合同条款发生变更必须取得被上诉人书面认可。也就是说第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只有权接收507合同项下的货款，即2012年发生的供货；第三人超出代理权限和范围所接收的货物当然应由其自行负担。从这一方面也能说明，2013年、240合同项下发生的供货和收货事实与被上诉人无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沈阳博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述称，意见与辽宁金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一致。
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货款4,505,172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至货款及利息实际还清之日止；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其明确利息自2015年1月2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之前的利息予以放弃；同时其主张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是挂靠关系，其要求被告与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认定的事实：2011年6月21日，案外人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招标结果通知书》，确认原告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为沈营公路改扩建工程光彩采购第二批项目的中标人，中标金额为3,830,564元。
2012年，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第三人沈阳博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2-01的《工程承包合同》一份，其中，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发包方（甲方）”，第三人沈阳博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承包方（乙方）”。合同约定：“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在公司内部竞标的前提下，现将甲方承揽的2011年浑南新城新建排水工程项目（二期）（标段二）工程按结算金额的92%承包给乙方施工”；第二条约定：“对该项工程，乙方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甲方不承担乙方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第三条约定：“由甲方负责签订该工程项目的工程合同。乙方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工程合同条款如发生变更或用项目部印鉴签订其他经济合同时，必须取得甲方的书面认可才能实施。否则，甲方视其为无效合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乙方承担。”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甲方”处盖章，第三人沈阳博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在“乙方”处盖章。
合同签订后，第三人沈阳博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进场施工，并由原告为其供应工地所需材料。2012年，原告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一份，其中，原告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需方”，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供方”。合同约定由原告向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多种规格的HDPE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金额共计捌佰万零伍仟捌佰伍拾柒元整，产品保修期为壹年，保修期自单项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该合同数量为暂定数量，结算款项时以需方施工现场实际提货验收合格数为准，原告收到合同定金后按照合同约定组织生产备货，并按照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现场的供货要求（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需提前三天通知原告）分期分批供货，送货至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沈阳市浑南新城航天南路排水工程工地现场，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指定车辆所能到达卸货地点，并按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要求及时、保质保量完成管道的现场热熔焊接。合同第八条关于结算方式及期限约定：合同签订、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作为定金，原告收到定金按照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现场的供货组织生产、分期分批供货，每批货（5Km货物）到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现场，经外观质量及质量资料初步检查验收合格、供货数量确认无误、送试检验合格后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至该批货物货款的95%（定金按供货货款比例从货款中扣除），货全部供完、验收合格后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付至实际总货款的95%，最后余5%作为质保金，保修期满一年无质量保修争议后三十日内一次付清；第十条关于违约责任约定：1、合同签订，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定金后，如因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因（不可抗力及工程建设单位原因除外）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双倍返还定金；如因原告原因（不可抗力及工程建设单位原因除外）造成合同不能履行，定金不予返还。2、原告所供产品与合同约定不符或供方产品质量（含热熔连接质量）不合格，原告需无条件免费予以更换直到达到要求，由此所发生的责任和费用全部由原告承担，如原告不予更换或虽更换仍不能满足要求，原告除须向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返还已收取的该部分货物货款外，还应承担该部分货物货款30%违约金。3、因原告自身原因延迟供货，其责任由原告承担。4、保修期内发生保修事项，如原告不履行或怠于履行保修义务，需方可委托第三方解决，由此所产生的费用全部由供方承担，同时每发生一次原告不履行或怠于履行保修义务事件的，原告还需承担违约金壹仟元。5、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按合同约定付款，原告有权停止供货，由此产生的责任和损失由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第十一条约定：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款项时，原告须向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与名头一致的有效的货款发票；供货时原告须向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现场提供该产品有效的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及产品合格证等质量证明资料并加盖原告公章。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需方”处盖章，原告在“供方”处盖章。
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陆续向沈阳浑南新城航天西路、21号路、511、512、513、514号路排水工程工地运送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被告现场收货人员赵立峰、赵常英、张伯臣、张宏宝、赵江、李华军、高鹏、高飞、**浩、赵**等在原告提供的合同编号为13-240和12-507的收发货物反馈单中“收货方”处签字。
2013年11月18日，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刘立峰、李双双与原告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白丽娜签订《发货确认单》一份，内容载明：“我公司（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给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发货数量如下（二期二标段）：产品名称：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规格数量：DN500：2424米，单价285元/米，金额690840元，DN600：996米，单价369元/米，金额367524元，DN800：1224米，单价450元/米，金额550800元，DN1000：2616米，单价713元/米，金额1865208元，DN1200：1776米，单价880元/米，金额1562880元。合计总金额5774532元，大写金额伍佰柒拾柒万肆仟伍佰叁拾贰元整。”
2012年7月17日、2012年7月24日，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向原告支付货款60万元、20万元；2015年1月23日，被告辽宁金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86万元，上述款项合计金额166万元。
2012年12月31日，原告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梁振江出具《收据》一份，内容载明：“人民币壹佰万元整，上款系浑南排水管货款。”
2013年1月5日，第三人沈阳博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的工作人员梁振江交付金额为100万元的转账支票一张。
2014年2月12日，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辽宁金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4日，第三人沈阳博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猛向原告的工作人员梁振江转款3万元。
自2012年10月24日起至2015年1月20日止，原告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21张，票面金额合计5666360元。
2016年9月8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京丰检公诉刑诉[2016]1272号起诉书指控梁振江犯挪用资金罪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11月10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06刑初1228号刑事判决书，查明梁振江挪用辽宁金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给付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货款103万元以及其他公司给付的货款共计2094.7万元，另，黄骅市永恒运输队自愿以免除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435160元运费的方式，替梁振江退赔挪用资金，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对此已予以接收，故对该部分资金该院在责令梁振江退赔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时予以扣除。判令：一、梁振江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12月9日起至2019年6月8日止）。二、责令梁振江退还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二千零五十一万一千八百四十元（计算方式：20947000元-435160元）。
庭审中，被告提供原告于2013年4月15日签订编号为13-240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一份，内容载明原告作为出卖人，向买受人供应钢带增强聚乙烯波纹管，合同总金额1642073元。该份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处加盖的公章系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时，原告陈述其与案外人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沈阳市浑南新区人民法院的诉讼案件，因原告认为“买受人”处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公章并非真实的，原告撤回该案的起诉。
庭审中，第三人明确表示其同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同时其陈述案涉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现因动迁问题，案涉工程无法继续施工。同时，原告与被告均确认被告已经给付案涉货款269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起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结合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看出案涉货款涉及两个部分，即2012年所涉合同编号为12-507的货款5774532元，以及2013年所涉合同编号为13-204的货款1420640元。故，一审法院对于上述两个方面分别评述如下：
一、关于原告主张的2012年所涉合同编号为12-507的货款5,774,532元的问题
本案中，原告与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12年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可以看出原告与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12年已经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一致意思表示。
庭审中，原告提供由案外人赵立峰签订的货款金额为5,774,532元的《发货确认单》一份，虽上述《发货确认单》中并无被告盖章确认，但在分配举证责任方面，原告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出卖方，很难了解签字人即赵立峰与被告之间的具体、准确关系，庭审中，原告提供了发货确认单作为原、被告之间确认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同时在原告提供的收发货货物反馈单中亦由大量凭证系赵立峰签字确认，且被告在庭审中明确表示赵立峰为被告2012年的现场工程师，综合上述分析及证据，可以判断原告对于赵立峰与被告之间存在代表关系形成合理信赖，原告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考虑到被告与赵立峰的关系，被告对于用于证明赵立峰签署发货确认单的真实性的相关证据相较于原告距离更近，亦更为容易，因此，一审法院将证明由赵立峰签署发货总量确认单的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虽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发货确认单提出异议或认定赵立峰无权代表其对外签字，但其庭审中明确表示无法找到赵立峰，无法提出鉴定申请，且未提供赵立峰的联系方式，而根据一审法院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无法找寻到赵立峰，亦无法传唤其出庭接受法庭询问，或查找到比对样本进行鉴定，被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综合全案相关证据认定赵立峰在该份发货确认单上签字的行为应为履行职务的行为，可以据此认定原告已经履行了该部分货物的供货义务，原告与被告之间对于该部分货物已经形成买卖合同关系。
现原告履行了供货义务，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依约履行付款的义务，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原告货款，构成违约。另，2014年2月12日，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辽宁金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此，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权利义务应由被告辽宁金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继。因此，被告应对赵立峰签字确认的发货确认单中的案涉货款承担给付义务。故，一审法院对于2012年原告向被告发货的货款总额为5,774,532元予以确认。
二、关于原告主张的2013年所涉合同编号为13-240的货款1,420,640元的问题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意思表示一致是买卖合同成立的核心要件。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仅凭送货单、收货单等交货凭证不能独立证明买卖合同的成立，人民法院应当从实际出发，根据个案情况，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成立的事实作出判断。本案中，原、被告对于该部分货款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虽原告在庭审中提供了一份发货确认单复印件以及编号为13-240的收发货物反馈单共计36张，用于证明其已经向被告发货1,420,640元。一方面，上述发货确认单系复印件，在原告未能提供原件进行核对，且被告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于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另一方面，上述编号为13-240的36张发货反馈单中虽有被告工作人员赵立峰等人的签字，可以证明被告已经确认收到该部分货物，但被告提出该部分货物的合同相对人并非被告公司的抗辩意见，并提供原告与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13-240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现原、被告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一审法院将综合全案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首先，从形成时间上看，该份工矿产品买卖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为2013年4月15日，这与该组收发货物反馈单中最早一次收发货物的时间即2013年4月14日，前后仅差一天的时间，可以看出上述案件在形成时间上较为吻合。
其次，从交易主体和交易习惯上看，原告提供的2012年收发货物反馈单中明确记载交易相对方的用户名称均为海川市政，而上述2013年的收发货物反馈单中所载明的用户名称则均为沈阳万润新城，并非本案被告或第三人。原告作为一名理性经济人，其在收发货物反馈单中载明交易相对方应视为其基于正常的、合理的商业判断而自愿出具的，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可以看出原告对于合同相对方是谁应当是知晓的。同时，原告陈述2013年的收发货物反馈单中载明的合同编号为13-240，而该合同编号对应的恰恰是原告和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并非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因此，结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2016)京0106刑初1228号刑事判决书中查明在2011年至2013年间原告与案外人沈阳华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事实，不能排除该部分款项的合同相对方系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合理怀疑。
最后，在分配举证责任方面，虽原告主张被告所提供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中案外人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公章并非真实的，但上述主张在沈阳市浑南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告与案外人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争案件中并未通过启动鉴定或其他法定程序予以确认，仅为原告的单方确认，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原告作为买卖合同关系的一方，在交易过程中有审查合同相对方主体资格的义务，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就波纹管在2013年的买卖事宜达成合意，在原告对于该部分主张仅有此类书证的情况下，不能排除被告系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或事实接受货物的可能。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自然不能据此推导出原、被告之间对于该部分款项已经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故，对于原告的该部分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现原、被告在庭审中对于被告已经偿还货款269万元均予以认可，因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3,084,532元（计算方法：5,774,532元-2,690,000元）。故，一审法院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应给付原告货款3,084,532元予以确认。
关于质保金的问题。本案双方约定的“质保金”系用以保证原告提供的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在缺陷责任期内对波纹管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现被告及第三人陈述主体工程已经完成，案涉工程系因动迁问题无法继续施工，原告自2012年向被告供应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则自双方签署发货确认单之日即2013年11月18日起至开庭之日止，时间间隔长达仅四年之久，被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曾就原告供应的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提出质量问题，现被告因他人的原因造成违约，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被告应当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同时，虽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中约定：保修期为壹年，保修期自单项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货全部供完、验收合格后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付至实际总货款的95%，最后余5%作为质保金，保修期满一年无质量保修争议后三十日内一次付清，但双方在签署《发货确认单》时，并未对被告留取质保金进行约定，应当认为双方当事人变更了上述合同约定，被告放弃了扣留质保金的权利。综上所述，被告再以合同中关于质保金的约定对抗原告的债权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于原告此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利息的问题。案涉合同中约定货全部供完、验收合格后沈阳市海川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付至实际总货款的95%，最后余5%作为质保金，保修期满一年无质量保修争议后三十日内一次付清，庭审中，原告主张自2015年1月23日开始计算违约金，考虑到2013年案涉工程已经供货完毕，至2015年1月23日，施工接近两年，因此，对于原告主张利息自2015年1月23日起开始计算较为合理。鉴于案涉合同以及发货确认单中并未明确约定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双方亦未达成补充协议，但被告未及时、足额给付租金的违约行为确致原告利益受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被告应当赔偿损失，原告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给付逾期付款利息，具有事实、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应以尚欠货款即3,084,532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2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关于第三人沈阳博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是否承担共同给付责任的问题。第三人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其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其同意对全部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属于债务加入，系第三人自愿处分自身民事权利，一审法院不予干涉。
关于鉴定的问题。虽庭审中，被告否认原告提供的形成时间为2013年11月18日金额为5,774,532元的发货确认单的真实性，并要求对“李双双”的签字申请鉴定，但从发货确认单的证据名称、形式以及内容可以看出，李双双仅为财务人员，并非发货总量和金额的确认人。同时，一审法院在上文中已明确阐述认定发货确认单真实与否主要需要考量的方面在于赵立峰的签字，并在庭审中对被告进行了充分释明，现被告并未提供赵立峰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签字比对样本，且明确表示赵立峰无法到庭，亦未提供赵立峰的联系方式，被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案外人李双双的签字是否为其本人所签并不能否定发货确认单的真实性。故，被告申请对于“李双双”的签字进行司法鉴定并无必要，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对于被告主张要求对发货确认单及原告提供的收发货反馈单中“赵立峰”的签字是否一致的鉴定申请，在赵立峰无法到庭，原、被告均无法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鉴定样本的情况下，上述鉴定同样无法产生否定发货确认单真实性的法律效力，故，一审法院对于被告的该项鉴定申请亦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辽宁金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沈阳博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给付原告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货款3,084,532元；二、被告辽宁金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沈阳博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给付原告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货款3,084,532元利息（自2015年1月2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154元，退还原告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9,312元，剩余案件受理费42,842元，被告辽宁金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沈阳博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共同承担31,477元，原告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承担11,365元。
二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提交一份新证据：本院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的（2017）辽01民终760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上诉人在先行起诉的案件中一直就本案2013年240号合同140万元货款向合同相对人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张权利，上诉人自认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相对人为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我方与上诉人之间没有买卖的合意。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部分予以认定。该判决书载明的内容可以认定，上诉人曾经主张本案争议合同的相对人为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但由于上诉人该项主张被此生效判决否定，本院仍应依法综合本案证据判断本案争议合同相对人是否为被上诉人。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各方当事人现就2013年240号合同的相对人是否为被上诉人存在争议。
由于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了有赵立峰签字的《发货确认单》已经载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供货的事实和供货量及价值，而被上诉人又曾在一审审理期间认可赵立峰为其现场的工程师，应当认定上诉人已经完成举证责任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发货确认单》上载明的1,420,640元的供货关系。被上诉人依法应当支付相应价款。
关于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主张赵立峰在2013年已离职不再为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工作，因此赵立峰于2013年出具的《发货确认单》不能代表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的问题。由于被上诉人已经认可赵立峰系其施工现场工作人员，赵立峰何时离职不再代表其意志应当由其负责证明。且即使赵立峰离职，由于在经济往来过程中赵立峰曾代表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那么处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亦应负有在赵立峰离职时及时通知民事活动相对人的义务。目前，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既未能证明赵立峰确于2013年已经离职，也未能证明其曾经通知过上诉人，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原审第三人出具《情况说明》声称，赵立峰系其临时招聘人员，因流动性大而未作备案的主张。既然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而且即使原审第三人该主张成立，是否临时招聘以及用工人员流动性大小亦非其未能完善人员管理和记录的合理理由，在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赵立峰能够代表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的情况下，由此造成的后果亦无理由要求上诉人承担。
关于上诉人提供的多份《收发货物反馈单》用户名称均写明为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或有沈阳万润新城字样）的问题。由于被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已生效的（2017）辽01民终760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否定上诉人就本案所涉供货与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作出的合同相对人系沈阳万润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合理怀疑已经被生效民事判决否定，一审法院就现各方争议的供货关系相关证据证明力的比较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在此情况下，综合本案证据情况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系本案争议的供货关系相对人，应负担给付相应货款和利息的义务。
综上，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货款数额为4,505,172元(5,774,532元+1,420,640元-2,690,000元)。上诉人起诉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和计算方法较为合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由于原审第三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对上诉人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表示同意，本院依法对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予以尊重，由其对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所负债务和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3民初7912号民事判决;
二、辽宁金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货款4,505,172元；
三、辽宁金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货款4,505,172元的利息（以4,505,17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5年1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
四、沈阳博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2,84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585元，均由辽宁金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沈阳博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啟星
审 判 员 宋 刚
审 判 员 赵 卫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谢日恒
书 记 员 梁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