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民终6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号富力盈泰广场*栋****室。
法定代表人：许光玉，主任。
委托代理人：赵婧，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昱，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渤海区渔政局。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环岛路***号。
法定代表人：马毅，局长。
委托代理人：于凯、隋鹏飞，北京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海建律师所）因与被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渤海区渔政局（以下简称黄渤海渔政局）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烟商初字第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海建律师所法定代表人许光玉及委托代理人李昱，黄渤海渔政局委托代理人于凯、隋鹏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海建律师所一审诉称：2011年9月30日，黄渤海渔政局因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菲公司）在蓬莱19-3油田作业导致漏油事故造成国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委托海建律师所提供法律服务，处理相关索赔事宜。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根据委托代理合同，黄渤海渔政局应在签订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向海建律师所支付基础服务费20万元，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海建律师所自签署委托代理合同后，一直按照合同约定审慎履行义务，作了大量工作，包括向黄渤海渔政局提供法律意见，指导、组织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审核调查报告等，确定该案污染范围、程度和损失，最终成功协助黄渤海渔政局于2012年1月与康菲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公司）达成协议，黄渤海渔政局获得渔业资源损失赔偿人民币618500000元，海建律师所完成合同约定事务。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约定，黄渤海渔政局应在收到赔偿款项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律师费12885000元。康菲公司、中石油公司已经向黄渤海渔政局支付了赔偿款项，委托代理合同项下支付剩余律师费的条件已经成就，海建律师所多次发函要求黄渤海渔政局履约，但黄渤海渔政局至今未履行付款义务。综上，请求判令：一、黄渤海渔政局向海建律师所支付律师费12885000元及利息共计14704220.80元（自2012年5月18日至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14年9月2日为1819220.80元）。二、诉讼费由黄渤海渔政局承担。
黄渤海渔政局一审辩称：海建律师所无权向黄渤海渔政局继续主张律师费，而且黄渤海渔政局反诉要求海建律师所返还基础服务费10万元。
黄渤海渔政局一审反诉称：海建律师所没有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履行应尽义务，没有开展与其承诺或作为代理人应尽的工作内容，其基础服务工作不到位。海建律师所不但无权继续主张剩余律师费，反而应当向黄渤海渔政局返还已收取的基础服务费，黄渤海渔政局暂主张10万元，请求判令海建律师所返还基础服务费10万元，诉讼费由海建律师所承担。
海建律师所针对黄渤海渔政局反诉一审答辩称：黄渤海渔政局称海建律师所没有尽到应尽的工作内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相反，海建律师所在庭审中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海建律师所恪尽职责提供法律服务，没有任何过错，在海建律师所发函主张律师费时黄渤海渔政局也没有提出基础工作不到位，故黄渤海渔政局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9月30日，海建律师所与黄渤海渔政局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黄渤海渔政局因康菲公司在蓬莱19-3油田作业导致漏油事故造成国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委托海建律师所处理；海建律师所接受黄渤海渔政局委托，指派许光玉律师、王身婷律师为本案的代理人；双方同意，海建律师所承办律师的代理权限为：和谈、协商、代为承认、增加、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诉讼，上诉、反诉，申请再审、申请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债权登记，执行以及与本案有关事务；黄渤海渔政局应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5个银行工作日内向海建律师所支付基础服务费20万元，结案并执行完毕后根据获得赔偿金额按照约定比例支付海建律师所剩余服务费。按约定比例分段累加计算；本案的律师办案费、调查费、交通费、通信费、住宿费等费用，包含在上述条款中，如果本案未能得到赔偿，则黄渤海渔政局无需支付海建律师所剩余费用。无论本案黄渤海渔政局实际由谁支付赔偿款项，均不影响上述条款律师费的支付；剩余律师费在实际收到赔偿款项后5个银行工作日内支付，如果赔偿款项分期获得，则分期支付；本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和解和/或一审判决和/或二审判决执行完毕为止，双方不得无故解除合同。若黄渤海渔政局单方解除合同或终止委托的，已收取的律师费不予退还，并赔偿由此给海建律师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若海建律师所单方解除合同，则应退还已收取的律师费，并赔偿由此给黄渤海渔政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合同签订后，黄渤海渔政局向海建律师所支付基础服务费20万元。海建律师所主张其接受黄渤海渔政局委托后，恪尽职责向黄渤海渔政局提供法律服务，具体如下：1、与黄渤海渔政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以下简称农业部）开会商量明确索赔主体、赔偿主体，包括责任主体。2、与黄渤海渔政局和农业部探讨和分析以往法院对渔业资源案件审理判决情况，使黄渤海渔政局和农业部对本案风险和有关问题进行充分了解。3、与黄渤海渔政局和农业部商量如何收集渔业资源索赔证据，由海建律师所向农业部和黄渤海渔政局提供并起草应该准备的调查和监测材料以及涉及主体问题有关法律文件。4、由海建律师所提供黄渤海渔政局相应需要提供的证据材料清单，指导黄渤海渔政局工作思路、内容。5、与黄渤海渔政局和农业部分析本案溢油过迟委托农业部黄渤海区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黄渤海监测中心）对污染面积和范围进行监测，也没有进行油指纹鉴定、数据模拟，可能会出现康菲公司做如下抗辩：（1）黄渤海渔政局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海峡污染是由蓬莱19-3油井造成。（2）污染面积极小，黄渤海渔政局巨额索赔不成立。海建律师所为解决该问题与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北海监测中心进行协调最终免费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了污染面积达到了6200平方公里，且确认海上污油是19-3油井造成。6、与黄渤海监测中心和黄渤海渔政局共同讨论评估报告的有关内容，解决在以往案件中中长期损失计算方法，把鱼卵、籽稚鱼、鳀鱼列为索赔范围，并用替代法评估渔业资源损害中长期损失，为黄渤海渔政局增加了4亿余元的索赔金额，为黄渤海渔政局节省了1.63亿的调查费用。7、在完成相关证据后，由海建律师所列出已经完成的证据清单提供给黄渤海渔政局，由黄渤海渔政局进行对外索赔。8、为黄渤海渔政局提供山东、广东、天津、辽宁的渔业资源索赔判例，并提供给康菲公司，为康菲公司和黄渤海渔政局和解打下基础。黄渤海渔政局对海建律师所上述主张有异议，主张黄渤海渔政局没有收到海建律师所主张的污染事件索赔主体、责任主体相关法律意见书，也没有收到海建律师所就其所提供案例进行的法律分析、风险提示以及海建律师所关于案件解决思路及方案等；海建律师所并没有亲自搜集相关证据，在污染事故发生后黄渤海渔政局及国家其他相关部门及时介入并搜集数据；本次污染事故评估报告的形成系评估鉴定机构自行完成。
海建律师所为证实其上述主张，提交以下证据：一、2011年8月5日发送“农业部黄渤海渔政局指定调查处理函”、“委托黄渤海中心监测的函”、“蓬莱19-3油田溢油污染事故调查与渔业生物资源损失评估协议”给黄渤海渔政局的电子邮件。二、2011年8月29日、2011年8月30日发送“关于渤海油田溢油事故污染案的工作方案”、“应提供的证据材料清单”、“海建所代理的污染损害赔偿案件明细表”给黄渤海渔政局的电子邮件。三、2011年8月30日发送海建律师所代理的渔业资源索赔案例给黄渤海渔政局的电子邮件。四、2011年10月10日发送“向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调取证据材料的清单”给黄渤海渔政局的电子邮件。五、2011年12月16日发送“蓬莱19-3油田溢油污染案应提供的证据清单”给黄渤海渔政局的电子邮件。黄渤海渔政局认可上述邮件载明的收件人地址zihuanchu@163.com是黄渤海渔政局的邮箱地址，但称因时间过长邮件已经丢失，无法确认是否收到邮件；且上述电子邮件并非通过在线网络实时登陆，对邮件内容无法确认。海建律师所称上述邮件均是通过OUTLOOK发送，因此邮件均存储于海建律师所电脑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五条的规定，海建律师所提供的证据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求。海建律师所另提交2011年7月20日、2011年7月22日、2011年8月4日、2011年8月5日、2011年8月27日至2011年9月9日、2011年9月16日至2011年9月25日、2011年11月3日至2011年11月9日、2011年12月6日至2011年12月11日、2011年12月4日至2011年12月13日海建律师所许光玉、王身婷律师至青岛、××、××等地的机票，证实多次应农业部、黄渤海渔政局及黄渤海监测中心邀请到北京等地参与处理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事宜并参与讨论、修改评估报告。
黄渤海渔政局对海建律师所提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海建律师所同时接受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以下简称国家海洋局）委托，上述机票是海建律师所为国家海洋局提供服务而产生，与黄渤海渔政局无关。海建律师所认可其代理国家海洋局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纠纷对污染范围、污染程度、污染源的确定方面的工作与本案存在重复。2013年7月11日，国家海洋局向海建律师所出具“关于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生态损害索赔律师费的复函”，称：“2012年11月1日，国家海洋局召集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生态索赔律师团在上海召开“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法律应对研讨会”，会议对律师费（风险奖金）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形成基本共识。……2013年5月上旬，国家海洋局正式向国家海洋局提报了调查评估费（含律师费）预算申请，目前正待财政部批复。综上，康菲公司按《关于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的协议书》所支付的赔偿款、调查评估费，根据财政部要求，必须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即收入后先入国库，支出另行申报预算。当前，国家海洋局所收到的款项已全部上缴中央财政。有鉴于此，律师费的支出预算申请时间周期比较长，程序比较复杂，北海分局一直竭力加快解决律师费支付问题，但具体过程无法掌控左右，也望理解谅解。根据国家海洋局与康菲公司、中石油公司签订的《关于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的协议书》，按照法律服务机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比例，以赔偿款10.9亿元为律师费（风险奖金）计费基数，律师费（风险奖金）共计2190万元，贵所律师费（风险奖金）应计438万元。”
海建律师所主张2012年1月黄渤海渔政局与康菲公司、中石油公司达成协议，黄渤海渔政局获得渔业资源损失赔偿人民币618500000元，黄渤海渔政局对海建律师所上述主张不予认可，称黄渤海渔政局获得的渔业资源损失赔偿金额约为2.685亿元。海建律师所申请本院到中石油公司、康菲公司调取两公司与农业部于2012年1月就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达成的协议书。海建律师所另申请原审法院调取以下证据：1、到中石油公司、康菲公司调取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与该两公司于2012年4月签订的《关于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的协议书》，以证实海建律师所为黄渤海渔政局节省1.63亿的调查评估费用。2、到黄渤海监测中心调取黄渤海渔政局出具给该中心的蓬莱19-3油田溢油污染事故调查评估《委托书》与双方签订的《蓬莱19-3油田溢油污染事故调查与渔业生物资源损失评估协议》。3、到黄渤海监测中心调取:(1)蓬莱19-3油田溢油污染海洋生态影响综合监测第一至第五航次报告及附件；（2）蓬莱19-3油田溢油岸滩及近案海域调查报告及检测数据表；（3）蓬莱19-3油田溢油油指纹鉴定报告及附件，以及《油指纹鉴定溢油样品来自蓬莱19-3油田信息表》；（4）蓬莱19-3油田溢油卫星遥感监测报告及其附件，以及报告中对应的卫星遥感监测快报；（5）蓬莱19-3油田溢油漂移扩散数值预测报告及附件溢油漂移预测表。4、到黄渤海监测中心调取该中心对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漏油污染范围进行监测的数据资料。海建律师所申请调取以上证据拟证实海建律师所起草前述电子邮件内容并向黄渤海渔政局发送。
黄渤海监测中心于2015年3月26日向黄渤海渔政局出具回复函称：依据贵所2015年3月23日来函，现就我中心关于蓬莱19-3油田溢油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评估事宜，作以下说明：一、我中心受农业部渔业局和黄渤海黄渤海渔政局委托，对蓬莱19-3油田溢油天然渔业损失进行评估，作为依法成立的第三方独立鉴定机构，始终本着中立、公正、合法的原则，为当事人出具鉴定评估报告和鉴定意见。二、评估报告的基础数据来自2个方面，其一是我方根据国务院7部委组成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协调小组相关会议精神，合法地从国家相关部门获取污染面积等数据与信息；其二是我中心现场调查和历史资料得到天然渔业资源等数据。三、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影响之大、损失之重前所未有，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该报告历经半年工作，最终于2012年1月9日定稿。评估报告结论的最终形成，是我方依据前述数据和国家相关标准，从行业、专业的角度自主做出的评审意见，没有采纳任何第三方的要求或意见。四、关于评估报告交付问题：2012年1月10日送达农业部渔业局。应委托人之代理人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要求，我中心于2014年11月13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评估报告正文（电子版）给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并于2014年11月26日寄送该评估报告首页1张（我中心盖章）给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
2012年5月至2014年7月，海建律师所多次向黄渤海渔政局发函催要律师费，2013年11月23日，黄渤海渔政局向海建律师所回函称：“贵所2013年10月30日关于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相关律师费的函已收悉。由于该事故最终是农业部根据中央有关部门要求通过行政调解解决的，调解过程我局未参与，因此无法按照《委托代理合同》邀请贵所律师参加。为更好地协调解决贵所提出的律师费问题，请依据《委托代理合同》对贵所受委托事项开展工作的情况作出具体说明。”
原审法院限令海建律师所提交其代理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资源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实际支出费用的相关证据，海建律师所复函称，其没有将代理案件时的全部支出费用凭证保留下来，无法统计办案支出费用，且海建律师所认为其没有针对办案支出费用提出诉讼请求，黄渤海渔政局也没有要求海建律师所返还该费用，故海建律师所对该费用没有举证义务。
黄渤海渔政局向海建律师所支付基础服务费20万元，黄渤海渔政局主张海建律师所仅就污染事件相关主体及可能采取的救济途径提出一些建议，基础服务工作不到位，故要求海建律师所返还基础服务费1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海建律师所与黄渤海渔政局于2011年9月30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海建律师所提供的电子邮件通过OUTLOOK展示，内容完整明确，黄渤海渔政局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证据内容经过更改，故海建律师所提交的电子邮件符合电子签名法第五条关于数据电文原件形式的要求；黄渤海渔政局的另一抗辩理由为时间过长导致邮件丢失，黄渤海渔政局该抗辩理由也不能成立。故对海建律师所提交的电子邮件予以采信。上述电子邮件可以证实海建律师所为黄渤海渔政局起草了《关于渤海油田溢油事故污染案的工作方案》、《关于对蓬莱19-3油田溢油污染事故进行调查处理的函》、《委托书》、《蓬莱19-3油田溢油污染事故调查与渔业生物资源损失评估协议》、《应提供、收集的材料清单》、《向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调取的证据材料清单》、《蓬莱19-3油田漏油污染案应提供的证据清单》并向黄渤海渔政局发送；向黄渤海渔政局提供海建律师所所代理的污染损害赔偿案件明细表以及其所代理的渔业资源索赔案例。
2013年11月23日黄渤海渔政局给海建律师所的回函中称，为更好地协调解决贵所提出的律师费问题，请依据《委托代理合同》对贵所受委托事项开展工作的情况作出具体说明，上述回函中黄渤海渔政局明确要求海建律师所阐明具体工作以协调解决海建律师所主张的律师费，并没有否认海建律师所的工作，该回函与海建律师所提交的电子邮件以及海建律师所自2011年7月至2011年12月多次往返北京、青岛、烟台的事实相互印证，能够证实海建律师所接受黄渤海渔政局委托后，进行了一定工作，包括：就索赔主体、赔偿主体向黄渤海渔政局提出建议；为黄渤海渔政局提供渔业资源判例，与黄渤海渔政局探讨和分析以往法院对渔业资源案件审理判决情况；与黄渤海渔政局商量如何收集渔业资源索赔证据，指导黄渤海渔政局举证以及向黄渤海渔政局提供应该准备的调查和监测材料，并由海建律师所为黄渤海渔政局起草有关法律文件；由海建律师所提供黄渤海渔政局相应需要提供的证据材料清单，明确工作思路内容等。海建律师所与黄渤海渔政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对海建律师所的代理权限明确约定为和谈、协商、代为承认、增加、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诉讼，上诉、反诉，申请再审、申请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债权登记，执行以及与本案有关事务，即海建律师所的权限主要是诉讼和执行方面的权限。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最终是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在有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下，经过各方沟通协调而解决的，并没有经过诉讼程序，海建律师所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完成的工作与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的最终解决存在关联性。综合分析上述海建律师所与黄渤海渔政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海建律师所所完成的工作内容以及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最终经过行政调解解决的事实，应认定海建律师所接受黄渤海渔政局委托后完成的是基础性的服务工作，黄渤海渔政局已经按合同约定向海建律师所支付了基础服务费20万元，海建律师所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支出费用超过20万元，故海建律师所要求黄渤海渔政局支付律师费12885000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海建律师所申请调取证据，没有依据，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如前所述，海建律师所接受黄渤海渔政局委托后，进行了一定工作，完成了基础性的服务工作，黄渤海渔政局主张海建律师所基础服务不到位，没有依据，故对黄渤海渔政局要求海建律师所返还基础服务费10万元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驳回海建律师所的诉讼请求。二、驳回黄渤海渔政局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10025元，由海建律师所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黄渤海渔政局负担。
上诉人海建律师所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与判决结果相互矛盾，存在错误。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可了海建律师所在接受黄渤海渔政局的委托后，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出现法定解除合同事由。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1款的约定，黄渤海渔政局应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5个银行工作日内向海建律师所支付基础服务费20万元，结案并执行完毕后根据实际获得赔偿金额按约定比例支付剩余律师费。本案已和解结案并获得全部和解款项，律师费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黄渤海渔政局应按合同约定支付全部律师费。一审法院在事实上认可了海建律师所履行了合同义务，在合同没有变更、解除的情况下，却判决黄渤海渔政局不需按合同履行支付律师费的义务，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二、原审判决认定海建律师所的代理权限主要为诉讼和执行权限，与事实严重不符。委托代理合同首部约定，黄渤海渔政局因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在蓬莱19-3油田作业导致漏油事故造成国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委托海建律师所处理。委托代理合同第二条约定，海建律师所承办律师的代理权限包括和谈、协商、进行和解及一系列诉讼事务。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明确约定“本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和解和/或一审判决和/或二审判决执行完毕为止，……”。并且黄渤海渔政局一审中并未提出代理权限方面的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法庭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进行，一审法院对此问题进行审查明显超越审查范围。三、一审判决认定海建律师所没有证据证明完成的工作与案件最终解决存在关联性属于错误。海建律师所在一审中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海建律师所所进行的大量和解前的工作，并积极促进和解并与对方进行联系，准备开和解会议。同为海建律师所代理的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蓬莱19-3溢油事故海洋生态损失索赔案与黄渤海渔政局蓬莱19-3溢油事故国家渔业资源损失索赔案同时都在协调和解进程中，前者由国家海洋局和北海分局与污染加害方和解，后者本案渔业资源损失索赔主要由农业部等部门与污染加害方和解。两项和解都在进行中，不同的是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通知了海建律师所参加最后和解会议，而黄渤海渔政局未通知海建律师所参加。在主体上，均是污染受害方为索赔方，污染加害方为赔偿方，均是二民事主体之间进行平等的谈判和协商。一审判决称“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在有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下”达成和解，没有依据。即使是国务院进行了部署，关部门进行了配合和支持，委托代理合同也没有约定或者法律有规定应免除委托人支付律师费的合同义务。无论是诉讼还是和解，向对方索赔都需要证据支持。海建律师所所做出的系列工作都是为案件解决而做的必要工作，包括确定索赔主体和赔偿主体、确定索赔思路，组织和协调调取证据，帮助提出方案解决遇到的确定污染范围和索赔范围的难题，提出最后的索赔证据清单等等，海建律师所已经完成了和解前的所有前序工作，与最终的和解不可分离。四、委托代理合同并未约定只有参加了最后的和解会议才能收取律师费，也没有约定在国务院的部署下解决案件就仅支付基础服务费。代理人没有证明实际支出费用超过已收取的基础服务费，就免除了委托人支付除基础服务费外的律师费的义务，不符合逻辑。综上，请求二审判决支持海建律师所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黄渤海渔政局答辩称：一、原审判决不存在事实认定与判决结果相矛盾的问题。海建律师所在投标文书承诺的工作方案中,对其义务和工作内容做了明确承诺，包括工作内容、工作步骤、工作方式等，但海建律师所的基础法律服务工作十分不到位，明显违背了其承诺。作为代理律师，代理工作应当包括尽职调查、法律关系确定及条文适用、侵权责任主体及背景调查、相关证据保全及搜集、如何利用有效证据（包括但不限于鉴定报告）、发送律师函阐述索赔金额、理由及依据或者向渔政局提出上述建议、出具正式具体诉讼或者解决方案、出具调解方案，出具谈判策略及谈判要点等法律意见。作为代理人，以上工作应当亲力亲为，而非仅进行口头承诺和指导性工作，这说明海建律师所仅从事了部分基础工作。海建律师所在纠纷处理过程中，没有向黄渤海渔政局提交任何有关侵权责任主体及背景的正式法律意见书或者调查报告、如何有效利用证据（尤其在鉴定评估报告出具之后）、是否需要或如何发送律师函、没有任何有关诉讼方案、调解方案、谈判策略及谈判要点等工作内容，基础服务工作十分不到位。授权权限如何约定与代理人是否有效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切实有效行使了授权权限是两个事实关系，不能偷换概念。在鉴定评估报告最终定稿形成之前，海建律师所已经单方停止履行法律服务合同。黄渤海渔政局于2011年7月份开始委托评估，2012年1月评估报告定稿后，海建律师所没有任何跟进提供法律服务的行为或意思表示。仅是为了本案诉讼考虑，海建律师所于2014年11月份向鉴定评估机构索要了评估报告。二、溢油事故纠纷最终解决方案并非出于海建律师所的代理工作。最终和解方案，是国务院各部委直接参与，综合利用处理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汇总的多宗联合调查成果。海建律师所没有完成双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的义务，没有参与纠纷的最终谈判调解。三、取得赔偿的主体并非是黄渤海渔政局，海建律师所向黄渤海渔政局主张的律师费数额，是以农业部获得赔偿的数额进行计算，没有依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在二审中，海建律师所与黄渤海渔政局均认为黄渤海渔政局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农业部与黄渤海渔政局是上下级关系。二、针对原审判决关于“黄渤海渔政局对海建律师所的主张不予认可，称黄渤海渔政局获得的渔业资源损失赔偿金额约为2.685亿元”的表述，黄渤海渔政局称该表述有误。原审开庭笔录的记载为：黄渤海渔政局针对海建律师所在起诉状中主张的赔偿金额，称“数额不准确，关于渔业资源损失赔偿的金额应该在2.685亿元左右，其他用于海洋环境生态保护基金”。黄渤海渔政局没有认可自身是获得该赔偿的主体。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与判决结果是否矛盾问题。原审判决认定海建律师所在接受黄渤海渔政局的委托后，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原审判决同时认为，委托代理合同对海建律师所的代理权限明主要是诉讼和执行方面的权限，但损失赔偿和补偿最终是经过各方沟通协商而解决，海建律师所没有参与该协商活动，并且该纠纷没有经过诉讼程序；海建律师所所完成的工作是对应基础服务费20万元的基础性的服务工作。原审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与不予支持要求支付律师费12885000元及相应利息之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并不存在矛盾。
二、关于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权限是否主要为诉讼和执行权限问题。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代理权限包括和谈、协商、进行和解以及一系列诉讼事务，本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和解和/或一审判决和/或二审判决执行完毕为止；本院认为，该约定内容，并未限于通过诉讼途径解决问题，没有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进行和谈、协商的途径。原审判决根据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认为诉讼和执行方面的权限是主要的委托内容，但是原审判决并没有否认委托内容也包括和谈。故原审判决中的该项分析意见并无不当。
三、关于海建律师所完成的工作与渔业资源损失损失赔偿结果是否存在直接关联问题。（一）海建律师所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证明海建律师所在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之后，履行了多项义务，但是海建律师所并未代表黄渤海渔政局与康菲公司直接谈判，也没有以诉讼程序获得赔偿。并且海建律师所未参加赔偿协议的协商、签订，并非黄渤海渔政局的过错造成，本案涉及的渔业资源损害索赔是由农业部等部门与污染加害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黄渤海渔政局自身没能够参加赔偿协议的签订，也没有委托其他代理人参加。再者，海建律师所虽然进行了一些工作，但主要是为黄渤海渔政局进行索赔的准备和指导性工作，海建律师所未能证明本案涉及的渔业资源损害索赔结果与其所作的工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二）关于海建律师所申请法院调取证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均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情形作出规定。本案中，原审判决已经认可并具体罗列了海建律师所所作的具体工作。海建律师所与黄渤海渔政局均认可黄渤海渔政局没有参与黄渤海区域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协议的签订，均认可黄渤海渔政局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即使本院调取了海建律师所申请调取的证据，也不能改变前述认定结果，因此没有必要调取海建律师所申请调取的上述证据。（三）海建律师所在二审中补充上诉理由称，原审开庭没有进行法庭辩论，属于程序违法。原审开庭笔录显示，法庭宣布了进入法庭辩论程序，但是双方当事人没有发表具体辩论意见，当事人在该笔录上签名认可了上述记录内容。海建律师所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海建律师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25元，由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爱华
审判员 马 红
审判员 安景黎
二〇一六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石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