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104民初263号
原告：王杨芝(系郭立厚配偶)，女，1952年8月10日生，汉族，无业，户籍所在地安徽省肥西县，现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原告：王光继（系郭立厚之子），男，1982年4月24日生，汉族，合肥天一出租车公司员工，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翟荣稳，安徽卓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合肥急救中心，住所地合肥市绩溪路***号。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48502252-2。
法定代表人：俞良曦，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伟，安徽华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霞，安徽华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住所地合肥市望江东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0100485022653X。
法定代表人：阚明，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从和，该院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继红，安徽怀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杨芝、王光继与被告合肥急救中心、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宁晓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3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光继及其与王杨芝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翟荣稳，被告合肥急救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伟，被告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继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杨芝、王光继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2388.94元、死亡赔偿金408184元（29156*14）、精神抚慰金80000元、丧葬费27569元（55139/2）、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交通、住宿费2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74879元（10287*17）；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5月14日，两原告亲属郭立厚因发病被120急救车送至安徽省立医院南区急诊，就在被推入医院时，由于被告工作人员的原因，致郭立厚从担架上摔下，最终郭立厚抢救无效死亡。原告认为其亲属郭立厚本身就属于病人，由于被告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的过失行为，致其从担架上摔下，最终导致死亡，郭立厚的死亡和被告的过失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作为专业的急救单位，不但没有尽到急救的责任，反因为其过错行为，导致病人死亡，被告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原告对其诉称提供的证据为：１、接处警情况登记表、病历、医药费发票；2、收入证明书、证明（居住）、证明（亲属关系）、房地产权证；3、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三份。
被告合肥急救中心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中心的诉请：一、两原告陈述的情况与事实不符，郭立厚死亡的原因是原告放弃治疗，原告在本案中未提供证据证明我中心应承担赔偿责任；二、涉案工作人员也不是我中心的工作人员，本案中如因职务行为而产生赔偿责任，其责任主体也不是我中心。
被告合肥急救中心对其辩称提供的证据为：1、《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2、合肥120急救网络医院分站设置协议书；3、合肥市职工社会保险参保明细表；4、岗前培训登记表；5、合肥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病历；6、安徽省立医院急诊危重护理记录。
被告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辩称：原告诉状所述事实与事实不符，郭立厚的死亡是其自身疾病和亲属放弃治疗所致，我院没有任何过错行为，郭立厚的死亡与我院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原告以我院是涉案急救车的实际使用人为由主张我院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对我院的诉请。
被告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对其辩称提供的证据为：省立医院南区影像片三张。
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14日，郭立厚因突发疾病被120急救车送往安徽省立医院南区急诊，在工作人员推着担架车快到达急救室的一个拐弯处，郭立厚连同被固定的担架从担架车上掉到了地上。随后安徽省立医院南区对郭立厚进行抢救，该院急诊危重护理记录中记载了抢救过程，其中载明：2016年5月14日13:05，脑外科与家属谈话，告知病情，家属商议后要求放弃治疗，家属已签字，回当地；2016年5月14日14:45，家属自行联系车辆，陪同离开抢救室。
庭审中，原告陈述郭立厚离开医院约四个小时拔掉氧气后死亡。
涉案120急救车的所有权人和使用人均为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该车有四个工作人员，即驾驶员左登根、医生任传道、担架员林开封与汪涛，四人均为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
王光继在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荷叶地派出所于2016年5月14日14时40分至15时05分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6年5月14日中午12时许，我、父亲郭立厚和其他家人一起在政务区万达广场同庆楼准备吃饭。我们还在同庆楼大厅休息的时候，我父亲突然面部流汗，我看他样子好像不对，我就问他怎么了？我父亲回答我说，身体不太舒服。于是我就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十分钟不到的样子，120就到了。120来了4个工作人员，他们将我父亲放在了担架上。下楼后，我父亲又被120工作人员放上了担架车。我和我姨夫一起跟了120的车子。在车上的时候，120的急救人员给我父亲挂了吊水。很快我们就到了省立医院抢救室外，120的四个工作人员就把担架车放下了车。他们一边两个人推着车子往急救室走，我站在边上举着吊水袋。就在120的工作人员推着我父亲右拐弯进抢救室时，担架车右边的挡板突然掉了下来，我父亲当时还被固定在担架上，因为惯性的作用我父亲就直接从担架车摔了下来。现在医院说我父亲需要靠呼吸机维持呼吸了。”对于“你父亲之前可有什么疾病？”的问题，王光继回答：“我父亲就有一点轻微脑梗塞，没有其他毛病。”
任传道在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荷叶地派出所于2016年5月14日15时15分至15时41分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6年5月14日上午11时40分许，我所在的车牌号为皖Ａ×××××急救车接到工作任务：有个病人在政务区万达广场同庆楼休克了。我们接到任务后赶紧发车赶往了万达广场同庆楼。我们这台1**车子有四个工作人员，我是车上的医生，驾驶员叫左登根，两个担架员汪涛、林开封。大约十分钟不到的样子，我们就赶到了万达同庆楼。我就和汪涛、林开封一起带着担架到了万达同庆楼，我到了现场后，看到一个老年男子靠在沙发上面，意识已经丧失、鼾声呼吸。我一边对患者进行急救，一边安排汪涛、林开封将患者送上担架。我们三个人还有患者的两个家属一起上了120的车子。我们在快到达省立医院南区时，患者家属一直在急切的催促我们快点。这时我发现患者的呼吸已经很微弱了。到了省立医院急救室门口后，我们的车子就停了下来。我们就将担架车放下车子，这时汪涛、林开封两个担架员，还有患者一个家属推着担架车，我在边上负责抢救。在担架车快要进急救室的时候，车上面的担架突然掉了下来。被抢救的患者当时被固定在担架上，患者也跟着担架一起掉到了地上。”对于“患者到达医院后是怎么从担架车上掉下来的？”问题，任传道回答：“由于患者家属的催促，在推车进急诊室的时候，车子弯了，担架掉下了担架车。”
汪涛在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荷叶地派出所于2016年5月14日15时54分至16时14分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6年5月14日中午将近12点的样子，我所在的车牌号为皖Ａ×××××急救车接到任务：在政务区万达广场同庆楼有个患者需要急救。我们大约用了十分钟不到的样子就赶到了同庆楼，当时我们120车子的医生任传道带着我和林开封两个担架员一起到了现场。我们到了现场后，看到一个老年男子靠在沙发上，有鼾声呼吸的表现。任医生一边给患者采取相关抢救措施，一边让我们将患者抬上了担架。跟随我们一起上急救车的还有患者的两个家属。很快我们就到了省立医院南区，到了急救室外面后，车子停了下来。我和林开封就将担架车放下了车，当时患者家属一直在催促我们快点。其中一个患者家属也帮我们推了车子，就在担架车右拐弯快要进入急救室时，车子上的担架车突然掉了下来。”对于“患者的担架是怎么掉下担架车的？”的问题，汪涛回答：“当时患者家属催的很急，我们推车的速度也挺快，在右拐弯进急救室的时候，地上有水，车子打滑了，固定着患者的担架就从担架车上掉了下来。”
原告为郭立厚的抢救支出医药费2388.94元。
另查明：郭立厚（1949年12月11日生）与王杨芝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两女一子（女郭苗、郭运菊；子王光继）。郭苗、郭运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表示放弃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并放弃实体权利。
合肥市包河区骆岗街道王卫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载明：王光继，男，身份证号，系王卫青年路19号迪迈药械公司宿舍1幢501室业主，其父亲郭立厚（已故）生前于2014年元月至2016年5月与其子王光继居住在一起。
又查明，合肥急救中心（甲方）与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乙方）签订的《合肥120急救网络医院分站设置协议书》其中第二条载明：二、分站的隶属关系及管理职责（一）分站与甲方的隶属关系及管理职责分站为合肥120网络急救站点。分站必须遵从甲方统一调度指挥，服从甲方的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管理，完成甲方交办的院前医疗急救任务。甲方对分站在以下十个方面实行统一：统一使用“120”呼救电话，统一院前急救调度，统一急救通讯设备，统一建设标准，统一管理制度，统一装备，统一急救车辆标志，统一急救人员穿戴着装，统一院前急救医疗文书，统一业务技能培训。甲方对分站院前医疗急救工作进行指导与监督，定期考核、检查，经常性地开展工作督查。甲方协助乙方处理分站有关纠纷、事故。甲、乙双方需签订廉政协议书并共同遵守。（二）分站与乙方的隶属关系及管理职责分站是乙方单位的内设机构（科室）。分站的人、财、物等日常管理工作由乙方全权负责。乙方应做好分站各项工作的日常管理与监督。乙方承担分站的各项法律责任和法律义务，负责督促分站及其工作人员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院前医疗急救的各项工作规程并遵守本协议。分站发生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等违规违法行为或其他意外事故，及发生违反本协议的工作失职行为，其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原告提供的证据1～3，被告合肥急救中心提供的证据2～6，被告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提供的证据在卷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合肥急救中心提供的证据1，系部门规章，不属证据。
本院认为,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在使用担架车护送患者郭立厚至急救室的途中，因转弯过急，致使郭立厚从担架车上摔下，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合郭立厚自身疾病及其亲属放弃治疗等因素，本院确定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承担30%的赔偿责任。合肥急救中心无过错行为，原告要求合肥急救中心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因郭立厚死亡造成的损失为：
医药费2388.94元；
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按照安徽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29156元，计算14年，为408184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丧葬费，按安徽省2015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55139元，6个月计算，为27569元；
原告主张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交通、住宿费20000元，金额过高且未提供票据，鉴于其处理丧葬事宜必然产生一定的误工损失等，本院酌定为5000元；
原告主张王杨芝被扶养人生活费174879元，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上述各项损失，由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赔偿132942.58元【（2388.94+408184+27569+5000）×30%】。
精神损害抚慰金，鉴于原告确因郭立厚的死亡遭受精神损害，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本院酌定为2000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王杨芝、王光继因郭立厚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医药费2388.94元、死亡赔偿金408184元、丧葬费27569元、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交通费5000元，合计443141.94元，由被告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赔偿132942.58元【（2388.94+408184+27569+5000）×30%】，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杨芝、王光继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三、驳回原告王杨芝、王光继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0930元，减半收取计5465元，由王杨芝、王光继负担4000元，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负担146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宁晓燕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
书记员 周 丽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王家龙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权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