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略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陕0727民初449号
原告张喜贵，男，汉族，略阳县人。
委托代理人李灿明，陕西兴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董克芳，女，汉族，略阳县人。
被告杨文涛，男，汉族，略阳县人。
被告杨柳青，男，汉族，略阳县人。
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贺林海，略阳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张喜贵诉被告董克芳、杨文涛、杨柳青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和委托代理人李灿明，被告董克芳和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贺林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喜贵诉称，2015年10月4日晚上7点左右，原告雇佣杨宗何在原何家岩镇1075#坑道拆除废旧空压机突遭不测，矿井顶部塌方，致杨宗何重伤，抢救无效死亡。在处理杨宗何善后事宜时，被告是杨宗何的近亲属，组织亲属采取各种威胁措施，要在职工工伤事故赔偿标准之上解决。因原告与杨宗何是雇佣关系，按法律适用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但被告坚决不同意按法律规定的侵权损害赔偿标准解决。被告一直不安葬死者，用死人压活人。原告出于无奈，最后只能同意被告的无理要求，答应赔偿80万元，还不算处理事故产生的消耗费用8万元左右，都是原告支付的。但实际上原告并无这么大的赔偿能力，原告只能支付20万元，但被告继续采用纠缠方法，原告承诺了赔偿款给付时间，被告都不同意，要现金付清，万般无奈，被迫答应被告办理公正的要求。原告与杨宗何是雇佣关系，在雇佣关系过程中雇员发生人身损害，适用《侵权责任法》。根据2015年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原告按全责承担杨宗何的侵权赔偿责任，也超不过25万元。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工伤保险待遇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也不可能一次性赔偿80万元，还不算消耗费用。被告拖延安葬死者20余天，并组织几十名亲属到处上访示威，就为给原告及政府施压，政府派出多名干部安抚被告。原告受伤住院都得不到安心治疗。原告同意巨额赔偿确实在心力憔悴、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答应的，拖着伤病身体去办公证也是迫于不得已。达成巨额赔偿实属受到被告的胁迫。而且原告在杨宗何死亡赔偿纠纷过程中承担的赔偿责任明显超出法律范围和合理范围，属于显失公平，给原告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地经济负担和困难。综上所述，原、被告2015年10月21日签订的《杨宗何意外死亡善后赔偿协议书》是在受到被告不同手段胁迫的情况下同意的，也完全属于显失公平，请求法院依法撤销。
被告董克芳、杨文涛、杨柳青辩称：一、原告起诉诉称其与被告签订的《杨宗何意外死亡善后赔偿协议》是受到被告不同手段胁迫的情况下同意并签订的，原告所述事实完全不实，歪曲了事实真相，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被告的近亲属杨宗何在原告承包的矿点工作多年，2015年10月4日，杨宗何在原告承包的何家岩镇1075#坑道拆除废旧空压机时，因矿井顶部塌方导致杨宗何受重伤后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将死亡遗体拉到勉县殡仪馆，并通知死亡家属到勉县处理死者的善后赔偿事宜。在处理杨宗何的死亡赔偿问题过程中，原告聘请了专业法律服务工作者人员并要求了镇、村干部参加处理此事，与被告进行了多次沟通协商，双方在平等、自愿、合法和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了关于杨宗何死亡的善后赔偿问题，后由原告的代理人起草了《杨宗何意外死亡善后赔偿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到略阳县公证处对赔偿协议进行公证，并且在公证处当着公证员的面签订了该赔偿协议，后公证处给双方出具了公证文书。原告与被告对赔偿协议进行公证后，原告也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前期的付款义务，并且就拖欠被告剩余的30万元赔偿款，原告还专门给被告出具了欠条。原告与被告订立的公证赔偿协议是双方自愿达成并签订的，是双方平等、自愿协商同意之结果，该协议的订立自始至终不存在威胁、胁迫的事实。
原告诉称的被告在处理杨宗何善后事宜时，组织亲属采取各种威胁措施，坚持要按职工工伤赔偿标准解决，原告认为是雇佣关系，应按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解决时，被告不同意安葬死者，用死人压活人，原告最后被迫答应赔偿80万等，与事实完全不符。杨宗何死亡后，原告把死者的遗体拉到了勉县殡仪馆存放，后是原告通知死者家属前去协商解决处理死者的赔偿和善后事宜的。因杨宗何是在工作期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而死亡的，当时在协商处理死者的赔偿问题时，被告提出的是按工亡事故的赔偿标准处理，而原告对杨宗何因工死亡的事实并不否认，对适用工亡赔偿标准赔偿也没有提出异议，双方当时仅在赔偿数额方面存在争议。当时在处理事故时，原告聘请的是硖口驿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邓义法作为其代理人代为处理工亡事故，同时还找了村上的村支书高烨和镇上的干部参加，而被告谁也没找，被告一方就死者的亲属参加。事故的协商处理从10月6日开始，到10月8日双方就已基本达成了80万的赔偿协议，后来是因为原告不能一次性付清赔偿款，在付款问题上未能及时达成协议而导致此事拖延的，其并非是被告提出无理要求或存在其他不正当行为而导致事处理故拖延的。被告作为死亡家属，在其亲属死亡后，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后，家属提出要求一次性支付赔偿款并不过分，但因原告不能一次性支付赔偿款，后原告提出分期付款，双方在分期付款方面及分期付款的支付方面存在一些分歧意见。后经镇、村干部协调和双方当事人协商，双方才就有关问题达成共识的，并不存在原告诉称的被告不同意原告先付20万，被告继续采用纠缠方法，原告承诺了赔偿款给付时间，被告不同意，要现金付清，万般无奈，被迫办理公证的要求。在该事故的协商处理过程中，被告自始至终没有找过任何人，双方达成80万的赔偿协议后，因原告不一次性付款，双方在付款方面暂时没能协商一致是处理赔偿问题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和正常情况，双方后经过镇、村干部调解和双方当事人协商，并最终就分期付款问题达成协议，公证之事是双方协商同意并决定的，镇长牛永强担保也是原告找的，而且也是自愿担保的。
二、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杨宗何意外死亡善后赔偿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胁迫的事实，原告要求撤销该《赔偿协议》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应当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原告作为何家岩社区居委会主任（原为何家岩民族村民委员会主任），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原告从事矿石开采多年，其比一般的普通老百姓更了解员工在干活过程中因工死亡应该要赔偿多少钱。
2、在事故发生后，原告聘请了专业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法律工作者代为处理事故的赔偿和善后事宜，而作为专职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法律工作者，其比被告更应该了解法律的规定、事故的赔偿标准和处理程序。在杨宗何的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通知被告前去与其协商处理死者的善后赔偿事宜，原告代理人全程参与了事故的处理，因双方都同意协商解决，故在协商赔偿费用过程中，被告按工亡赔偿标准提出赔偿费用，原告并未提出异议，双方仅是在赔偿数额上存在争议，但后来经过协商和原告方的代理人及村镇干部的调解和做工作，同时参照近一两年来略阳当地处理因工死亡赔偿案件的赔偿标准，最终双方协商确定赔偿费用为80万元，该赔偿费用的达成系双方经过充分友好协商并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赔偿结果，不存任何胁迫和威胁的事实。
3、赔偿费用达成后，就分期付款问题和担保问题，双方也是经过多次协商，并且由何家岩镇人民政府镇长牛永强和社区支书高烨及原告和原告代理人参加共同协商并达成的。协议达成后，其协议书也是原告代理人代为起草的，至于赔偿协议书的内容，被告因不懂法律，对赔偿协议只关注的是赔偿多少钱，如何付款和付款方式及担保等，对于协议中的事实经过及赔偿项目等内容被告并不知道因如何写。原告与被告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后双方就共同到略阳县公证处对赔偿协议进行了公证，该赔偿协议的签字也是双方当着公证员的面签订的。赔偿协议的形成和签订都是双方自愿的，原告在签订赔偿协议时其人身自由并未受到任何人的限制，都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整个过程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而且该协议即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坏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更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合法有效的协议。
三、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杨宗何意外死亡善后赔偿协议》不存在显失公平的事实，不具有可撤销的法律事实。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而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在订立《赔偿协议》时并不存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利益严重失衡的情形，原告本人不但是社区主任，而且还聘请了专业从事法律工作的代理人；原告一方并不是处于无经验、缺乏判断力，或草率行事等。而被告一方不懂法，也没有聘请律师，无任何经验，欠缺判断力，被告一方没有任何优势地位，相反是原告具有明显优势地位，双方的优势悬殊一目了然。杨宗何在给原告干活期间因工死亡，原告赔偿80万并不算高，被告也并没有因此获利，在主观上也不存在恶意，原告只是按照法律规定承担了其本身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
2、杨宗何在出事前，已给原告干活多年，并且杨宗何也确实是在工作期间因工作原因死亡的，按照工亡事故赔偿标准，杨宗何因工死亡赔偿80万并不多。原告认为，原告与之间杨宗何是雇佣关系，应按照雇员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赔偿，原告的这一说法显然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原告的矿点是从汉中唐枫化工有限公司承包的，杨宗何给原告干活多年，并且在工作中因工死亡，其也应当按照工亡的赔偿标准赔偿。退一步讲，即便原告是个人，但原告在承包开采期间聘请的员工已达9人以上，其已经完全符合和具备用人单位的用工标准，原告即使没有注册登记或领取营业执照，也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66条规定和《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规定进行赔偿。如果按照《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规定进行赔偿，原告应承担的赔偿费超过80万元。因此，在适用法律规定和赔偿标准上并不存在原告所诉称的杨宗何的死亡赔偿，原告承担的责任明显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合理范围，属显失公平的事实。
四、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杨宗何意外死亡善后赔偿协议》是经过公证机构公证的，原告起诉要求撤销该赔偿协议就意味着公证机构对赔偿协议的公证有错误，如公证书有错误，原告直接向法院提起撤诉之诉，则程序不合法。
本案原告与被告达成的协议是经过公证的公证协议，原告要求撤销赔偿协议就意味着要首先撤销公证书。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起诉请求变更、撤销公证书或者确认公证书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依照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可以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应当予以更正”。公证机构在办理公证过错中对公证事项由审查核实的义务，原告起诉认为公证协议存在胁迫和显失公平应当撤销，就意味着公证机构在公证过程中未尽到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致使公证书错误或不真实，如果公证书有错误，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原告应当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由公证机构进行复查后撤销或更正公证书才对。本案原告起诉的并非是涉及公证书所公证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而是认为公证协议无效，公证书有错误，应当撤销，如公证协议一旦被撤销，那么公证书又置于何地？因而原告起诉要求撤销公证协议的起诉程序不合法，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所述，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杨宗何意外死亡善后赔偿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胁迫和显失公平的事实，原告起诉要求撤销该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赔偿协议的合法有效性，同时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经审理查明，被告董克芳是杨宗何妻子，被告杨文涛是杨宗何的儿子，被告杨柳青是杨宗何的父亲。2015年10月4日晚上7点左右，原告雇佣杨宗何在原何家岩镇1075#坑道拆除废旧空压机突遭不测，矿井顶部塌方，致杨宗何重伤，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将死亡遗体拉到勉县殡仪馆，并通知死者家属(被告)到勉县处理善后赔偿事宜。后经镇、村干部协调和双方当事人协商于2015年10月21日签订了由原告的代理人起草的杨宗何意外死亡善后赔偿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一、甲方（原告）一次性支付死者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误工费、家庭困难补助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捌拾万元整（Y:800000.00元），殡仪馆尸体存放费用、尸体往返费用，死者家属食宿费用均由甲方（原告）承担;二、付款方式：本协议签订时，甲方（原告）首付给乙方（三被告）200000.00元。余额600000.00元，其中300000.00元保险公司赔付后，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给乙方（三被告）并由高烨担保负连带责任。剩余300000.00元定于2015年12月20日前一次付清，并由略阳县何家岩现任镇长牛永强同志予以担保，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甲方（原告）将勉县元庄村大樱桃的股份抵押给牛永强同志......;七、本协议甲、乙双方签字并经略阳县公证处公证生效。协议签订后原告给被告支付200000元，并出具了300000元欠条。次日，申请人甲方（原告）和乙方（三被告）共同到略阳县公证处，要求对其签订的《杨宗何意外死亡善后赔偿协议书》进行公证。略阳县公证处经审查后证明：申请人甲方张喜贵与乙方董克芳、杨文涛、杨柳青于2015年10月22日签订的《杨宗何意外死亡善后赔偿协议书》，协议书中的内容明确、具体、均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同书中当事人的签名、指印均属实。之后，原告没有按协议约定期限履行给付剩余300000.00元的义务，双方发生争议，三被告遂将原告起诉至法院（另案处理）。2016年5月24日，原告诉至本院，请求依法撤销原、被告签订的《杨宗何意外死亡善后赔偿协议书》。
另查明，2015年10月4日晚上7点左右，原告在原何家岩镇1075#坑道拆除废旧空压机突遭不测，矿井顶部塌方，造成原告受伤住院。原告于2015年6月29日，在中国人民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中市分公司为杨宗何等人购买了雇主责任险（2015版）。杨宗何出事后，保险公司依约给付被告支付300000.00元赔偿款。
上述事实，有原告的陈述和被告的辩解、《杨宗何意外死亡善后赔偿协议书》、（2015）略证民字第397号公证书、原告出具的欠条、证人证言及保险合同和原告住院病历等证据载卷佐证，事实清楚，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提出其签订的《杨宗何意外死亡善后赔偿协议书》是在受到被告不同手段胁迫的情况下同意并签订的，也完全属于显失公平，应予撤销。原告张喜贵针对涉案《杨宗何意外死亡善后赔偿协议书》提起的是撤销权之诉，故原告就相应的撤销权构成要件负有举证责任。但目前，原告并未提出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在《杨宗何意外死亡善后赔偿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共同到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原告就余欠部分出具了欠条，且原告也按协议实际履行了部分义务。原告也没有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的申请，故该协议书已生效。依法成立并经公证机关公证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合同。故原告主张其签订的《杨宗何意外死亡善后赔偿协议书》是在受到被告不同手段胁迫的情况下同意并签订的，也完全属于显失公平，应予撤销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喜贵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张喜贵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永乐
审 判 员 王 蓉
人民陪审员 任国权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