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邯市民三终字第1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静海支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钧，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郝巧玲。
委托代理人李文娟，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长途汽车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福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董宝石。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静海支公司（以下简称财保静海公司）为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2012）大民初字第1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财保静海公司委托代理人郝巧玲、李文娟，被上诉人天津市长途汽车公司（以下简称长途汽车公司）委托代理人董宝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9年9月30日12时05分许，长途汽车公司驾驶员王利民驾驶津A×××××号大型普通客车顺河北省215省道自南向北行驶到21KM＋800M处（大名县廉山庄村路口南侧）时，越过中心单黄虚线与对向行驶的黄德彪驾驶的冀D×××××号小型普通客车碰撞，造成两车损坏，小客车内共承载8人，事故造成小客车内5人死亡，3人受伤，长途汽车公司在此次事故中负全责。后经大名县交警大队调解及大名县人民法院调解，长途汽车公司对死亡人及伤者一一进行了赔偿，损失赔偿共计1479937.74元。在长途汽车公司履行完自己的民事赔偿责任后，向承保的财保静海公司进行交强险和商业险的理赔。长途汽车公司在财保静海公司处投保险种为交强险以及50万元第三者责任保险，同时还有一份大额保险理赔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财保静海公司）为乙方（长途汽车公司）免费提供限额2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大额保险。财保静海公司理赔时只向长途汽车公司赔偿了639929.98元，未对保险大额协议中的承诺予以全部兑现，至今仍欠840007.76元未予理赔。长途汽车公司诉至法院，在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减少为70万元。
原审认为，长途汽车公司与财保静海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为有效，应予保护。长途汽车公司按照约定交纳保险费，发生保险事故后，已向第三者垫付赔偿款项，有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予以认可。财保静海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保险金。对长途汽车公司放弃的部分垫付款因不妨害他人及集体、国家利益应认定为自愿、有效，予以认定。保险事故发生已近三年，长途汽车公司长期垫付赔偿款项已有失公允，财保静海公司应尽快支付以保护客户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遂判决：财保静海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给长途汽车公司保险金70万元。案件受理费12200元减半收取6100元，由财保静海公司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财保静海公司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主要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六条“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2012）大民初字第1332号判决所涉事故发生时间为2009年9月30日，距起诉日期长达三年，依据该法规定早已超出索赔时效。上诉人在开庭审理时补充上诉意见，认为《附加协议》的订立不能构成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合同的成立，即便《附加协议》作为保险合同成立，原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的全部损失也是错误的。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超出保险人应赔偿金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撤销原判；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长途汽车公司辩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第四条：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2010年4月15日、4月26日，大名县人民法院分别作出的（2009）大刑初字第144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2009）大刑初字第144号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即时按该判决书、调解书确认的义务履行赔偿后，即向上诉人申请理赔，但上诉人置之不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诉至法院。从刑事判决书、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生效后至被上诉人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在原审期间亦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上诉人二审期间也未基于新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请求权利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上诉的目的是故意拖延付款期限。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负担。
本院查明，2009年8月31日，长途汽车公司为其所有的车牌照号为津A×××××，大宇GDW6120HKL型客车在财保静海公司投保，财保静海公司为该保险车辆出具的保单载明：第三者责任险（B），保险责任限额为50万元；机动车损失险（A），保险责任限额为61.5420万元；玻璃单独破碎险（P）（国产玻璃）；不计免赔率（M）覆盖B／A；火灾、爆炸、自燃损失险（B）。保险期限自2009年9月24日起至2010年9月23日止，财保静海公司收取保险费2.272461万元，并为长途汽车公司出具了保险业专业发票。
2009年9月1日，财保静海公司为甲方，长途汽车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一《机动车辆保险协议》，该协议第二项约定：机动车辆交强险、机动车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50-100万元）、不计免赔特约保险、玻璃单独破碎险，甲方鼓励乙方车辆选择并投保其它险种并提供政策优惠。同一日，财保静海公司为甲方，长途汽车公司为乙方，双方又签订一《附加协议》，该附加协议约定，甲方同意给予乙方以下优惠条件：鉴于乙方投保车辆较多，经营安全良好，甲方为乙方免费提供限额为2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大额保险。凡乙方在甲方投保协议第二条规定保险险种的车辆发生保险事故第三者损失超过50万元以上的可以享受此保险，可多次使用，但一年内不得超过200万元的限额。
2009年9月30日12时05分许，长途汽车公司的投保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在大名县交通警察大队及大名县人民法院的主持下，与受害的第三者达成了调解协议，长途汽车公司按照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向受害的第三者赔偿了各项损失146.8588万元，履行了赔偿义务。长途汽车公司于2010年6月3日向财保静海公司书面申请理赔，财保静海公司于2010年11月17日、29日，两次共赔付63万余元，因双方对赔偿数额存在异议，长途汽车公司于2012年4月18日向大名县人民法院起诉，诉请财保静海公司理赔损失84.000776万元，在原审期间降到70万元。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财保静海公司与被上诉人长途汽车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及其附加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且保险合同及其附加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上诉人未按保险合同及其附加协议约定履行理赔义务构成违约。被上诉人已按（2009）大刑初字第144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大名县交警大队的调解书确认的义务，向受伤害的第三者垫付了赔偿款项，其请求上诉人给付损失赔偿款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称涉案债务早已超出索赔时效，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涉案交通事故发生于2009年9月30日，被上诉人于2010年6月3日向上诉人书面申请理赔，上诉人于2010年11月17日、29日共赔付被上诉人63万余元，因双方对赔偿款数额引起纷争，被上诉人于2012年4月18日向大名县人民法院起诉。我国民法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本案债务的诉讼时效从被上诉人申请理赔之日起中断，上诉人于2010年11月29日最后一次给付理赔款之日起，诉讼时效再次中断。鉴于上诉人在原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和被上诉人主张债权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上诉人主张涉案债务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附加协议》的订立不能构成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合同的成立，即便该《附加协议》作为保险合同成立，原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的全部损失也是错误的。上诉人为其保险业务的发展，与被上诉人在签订保险单的基础上，又签订了《机动车辆保险协议》及其《附加协议》，上诉人在《附加协议》中承诺：“为被上诉人免费提供限额为2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大额保险。凡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投保协议第二条规定保险险种的车辆发生保险事故第三者损失超过50万元以上的可以享受此保险，可多次使用，但一年内不得超过200万元的限额”。依照法律规定和双方《机动车辆保险协议》及其《附加协议》约定，协议与保险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被上诉人按保险合同及其协议履行了投保人的义务后，上诉人不按协议承诺履行保险人的理赔义务违约。因此，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静海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同海
审判员 赵玉剑
审判员 郭 晶
二〇一二年九月五日
书记员 程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