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494号
原告朱惠玲，身份证住址在河源市源城区。
委托代理人旷小明，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地址在广州市。
负责人王小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庆元，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惠玲诉被告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泰康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旷小明、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周庆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惠玲诉称：2011年10月13日，原告亲属周某甲军乘坐的粤P×××××号车辆在S244线金龙大道惠州市博罗县公庄路段发生交通事故，致周某甲军、林某死亡，车辆损坏。博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2011）第NB11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司机（待查）对事故发生有全部过错，负事故全部责任，乘车人不负事故责任。周某甲军所在单位曾为其购买团体意外险，赔偿限额为200000元，该保险为团体险保单，周某甲军个人并无单独的保险单，故原告也无从知晓该份保险的受益人。原告曾于2012年3月份向被告泰康公司申请赔偿，但被告于2012年3月19日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称该次事故因交警部门尚未确定司机，暂时不能对事故保险责任进行认定，故不予受理。原告后跟交警部门多次沟通，但交警均无出具进一步结果。原告认为，交警部门未能认定本次交通事故中的驾驶人，并不影响原告行使要求被告依据保险合同约定赔偿的权利，被告以此理由不予理赔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理赔款2000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泰康公司辩称：原告在诉状中所提及的周某甲军所在单位为其购买保险金额为200000元的团体意外险及周某甲军于2011年10月13日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无异议，但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其一，涉案保险的保险金请求权人为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受益人，本案涉诉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中，涉案保险金的受益人为原告朱惠玲，享有被保险人保险赔偿金100%的受益比例，周某乙、彭欢喜、周某丙、周某丁非涉案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受益人，无权就相关保险金赔付主张权利。也就是说本案除原告朱惠玲之外，周某乙、彭欢喜、周某丙、周某丁均不属于适格原告，不具备保险金赔付请求权；其二，保险事故发生后通知义务的履行问题上。根据保险法及涉案保险条款的相关约定，原告并未在保险事故发生之日10日内通知保险人也即本案被告，因此影响到保险事故查明与确定，在保险人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去进一步了解和查实保险事故性质的情况下，保险人可以据此对无法确定的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也就是说可以据此予以拒赔。从博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1）第NB11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来看，被保险人周某甲军于事故发生时（2011年10月13日23时30分）当场死亡。按照上述保险事故发生通知义务履行约定，其受益人（原告朱惠玲）应当在10月24日前向保险人告知保险事故的发生，但原告并没有履行该告知义务，直至2012年3月份才告知被告所发生的保险事故，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而从原告申请保险金赔付所提交的证明材料来看，也存在极大的疑点。首先，按照博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1）第NB11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记载的事故经过，作为事故车辆粤P×××××小客车的同乘人，除周某甲军当场死亡，林某受伤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以外，其余三同乘人黄某、冯某甲、谭某竟然不能确定其所乘的小客车的驾驶人员，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在原告提交的资料及其有限并存在疑点情况下，被告于2012年3月19日书面知会原告按照《保险法》和保险条款的约定，积极配合提供能证实保险事故发生的性质、原因等相关证据（见被告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中所列），并在取得相关文件后再次提出理赔申请。但原告至今未向被告补充提交任何能证实保险事故发生性质、原因等相关证据（哪怕是事故发生前后的经过）并在此基础上再次提出保险金赔付请求；再次，为了对保户负责及进一步查明被保险人周某甲军发生保险事故时前后经过，了解事故发生是否存在保险条款所约定的“责任免除”的情形，在原告未履行相关举证责任情形下，被告积极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确认了同乘人死者林某不具备驾驶小客车的能力和资格，确认了被保险人周某甲军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前后的行为，确认了被保险人周某甲军就是本次事故发生时的驾驶人员（当时谭某坐在副驾驶位，林某、黄某、冯某甲坐在驾驶舱后座），确认了被保险人周某甲军驾驶粤P×××××号车辆时处于醉酒状态。另被告向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惠州社保局）进行查询，了解到被保险人周某甲军的亲属在其死亡后曾提出确认周某甲军的死亡属于工伤死亡，惠州社保局调查后确认了如下事实：1、2011年10月12日，周某甲军电话约公司老同事冯某甲、谭某等人第二天到龙门聚会吃狗肉；2、2011年10月13日17时许，由周某甲军驾驶其粤P×××××号私家车载冯某甲、谭某、林某等人到龙门县平陵镇吃狗肉，喝酒（共7人约饮9斤白酒），饭后又到龙门县城龙朝歌舞厅唱歌、喝酒；3、23时许，周某甲军、林某、黄某、冯某甲、谭某等五人离开龙朝歌舞厅坐上粤P×××××号轿车从龙门往博罗方向行驶，23时30分许，发生交通意外，致周某甲军当场死亡；4、在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资料中，被告还了解到被保险人周某甲军就是本次事故发生时的驾驶人员，驾驶车辆时处于醉酒状态；5、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最终认定：周某甲军此次受到的人身伤害不属工伤；其三，有关保险责任免除事项的问题上。涉案保险合同所附的保险条款已约定被保险人酒后驾驶导致身故或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被告通过核查已确认2011年10月13日23时30分许所发生的交通意外致被保险人周某甲军死亡时，是被保险人周某甲军在驾驶事故车辆（粤P×××××号）且驾驶时处于醉酒状态。因此，被保险人周某甲军因交通意外死亡属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责任免除范畴。鉴于在被告发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之后，原告未再向被告补充提交相关证据以及再次提出理赔请求，而是以本赔付案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为此，请求法庭在本案审理中对“被保险人周某甲军酒后驾驶”事实予以核查并确认其是酒后驾驶导致身故，支持被告主张的“责任免除”的拒赔意见，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周某乙、彭欢喜分别为周某甲军的父母，原告朱惠玲为周某甲军的妻子，周某丁及周某丙分别为周某甲军与原告的婚生子女。
2011年9月23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销售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广东公司）为包括周某甲军在内的6699人向被告投保泰康特需医疗金团体医疗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团体医疗保险及交通工具乘客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其中泰康附加意外伤害团体医疗保险的保险期间自2011年9月23日零时起至2012年9月22日二十四时止；保险金额为200000元。
泰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单所附的保险条款约定如下主要条款：1、本合同是投保人与本公司约定保险权利意外关系的协议，包括本保险条款、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投保单、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合法有效的声明、批注、批单及其他投保人与本公司共同认可的书面协议；2、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1年，自本合同生效日零时开始，至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期间期满日的24时止；3、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因该次意外伤害直接导致被保险人在该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本公司按本合同项下该被保险人名下的保险金额向该被保险人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公司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4、因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者××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5、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可以指定一人或者多人为意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意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多人时，可以确定受益人顺序和收益份额；如果没有确定份额，各意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收益权。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意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6、投保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在10日内通知本公司。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本公司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本公司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指定保险事故发生或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本公司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除外；7、意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作为申请人须填写领取保险金申请书，并须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的原件：保险单或者保险凭证、意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公安部门或者其他有权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的死亡证明、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8、释义记载：意外伤害指外来的、突然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被保险人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并以此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体蒙受伤害或者身故，猝死不属于意外伤害；酒后驾驶指经检测或者简单，发生事故时车辆驾驶人员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超过一定的标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认定为饮酒后驾驶或者醉酒后驾驶等约定。
2011年10月13日23时30分，搭载包括周某甲军在内的司乘人员等五人的粤P×××××号轿车（车主为周某甲军）由龙门往博罗方向行驶至S244线273KM＋400M处碰撞到路边外的树林，造成周某甲军当场死亡，林某受伤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黄某、冯某甲、谭某均不同程度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博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2011）第NB11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司机（待定）应负事故全部责任；乘车人不负事故责任。此外，该事故认定书还确认林某为乘车人。
事故发生后，原告与周某乙、彭欢喜、周某丙、周某丁共同向被告出具《受益人约定书》，同意将涉案的保险金全部交由原告朱惠玲所有。
2012年3月19日，被告以交警部门尚未确定本次事故发生时的司机导致暂不能对事故保险责任进行认定为由，向原告出具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其后，因原告多次向被告追讨保险理赔款未果，遂成讼。
诉讼期间，本院依法到博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调取涉案事故的《询问笔录》七份及《鉴定文书》两份，到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取了《工伤认定决定书》及《死亡证明书》各一份，上述证据中，交警部门提供的《鉴定文书》确定了周某甲军死亡时的乙醇含量为230.79mg／100ml，肇事车辆驾驶位气囊上的人血STR分型与谭某一致。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并认为从《询问笔录》中可见，同车人冯某甲未确认事故车辆的驾驶员为周某甲军，谭某及黄某虽然指证周某甲军为驾驶员，但由于该两人与涉案事故的处理有利害关系，其陈述均不可采信。此外，原告还认为交警部门所作的鉴定文书认定驾驶位方向盘的安全气囊上的血迹为谭某的血迹，故谭某有可能为肇事车辆驾驶员。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并表示从《询问笔录》可以排除黄某、冯某甲、林某驾驶车辆的可能性，且黄某及冯某乙的口供均指认涉案车辆当时由周某甲军驾驶。至于交警部门的《鉴定文书》虽然确定驾驶位方向盘的安全气囊上的血迹是谭某的，但是由于事发时谭某坐在副驾驶位置，事故发生时完全有可能因各种原因接触到安全气囊。
本院认为：中石油广东公司为包括周某甲军在内的员工向被告康某公司投保意外伤害保险等险种，被告予以承保。故中石油广东公司与被告康某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该义务伤害保险合同所附的保险条款是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内容并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双方均应依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关于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庭审查明，周某乙、彭欢喜分别为周某甲军的父母，原告朱惠玲为周某甲军的妻子，周某丁及周某丙分别为周某甲军与原告的婚生子女，在周某甲军未指定保险合同受益人的情况下，上述原告作为周某甲军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均有权作为保险合同的受益人提起本案诉讼，但是，鉴于周某乙、彭欢喜、周某丙、周某丁已向被告泰康公司提交《受益人约定书》，自愿将其各自名下的保险理赔款份额全部交由原告朱某，故本案保险合同受益人为原告朱惠玲。
关于被告应否向原告支付200000元的意外身故保险理赔款，是本案另一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尽管保险合同明确约定了被保险人酒后驾驶导致身故的，保险人不予赔偿，且庭审也查明了被保险人周某甲军死亡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30.79mg／100ml，但是，博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并未对肇事车辆的驾驶员作出认定，而交警部门对驾驶座安全气囊上残留的血迹进行的DNA检测中，确定该血迹为同车人谭某的血迹，故被保险人是否为驾驶员，相关的交警部门并未作出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相关规定，在交警部门未对涉案事故驾驶员作出认定，且从现有证据也无法排除同车其他人员也存在驾驶车辆可能性的情况下，被告以被保险人酒后驾驶而不予赔付，没有事实及法律的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根据保险合同的相关约定，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直接导致被保险人在该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的保险理赔款为200000元，在被告明确表示不予赔付的情况下，原告现诉请要求被告按约向其赔付200000元，合法有理，本院对此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朱惠玲支付保险理赔款200000元。
本案受理费4300元由被告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晖辉
人民陪审员 廖凤如
人民陪审员 谢淑音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史艳妮
何家杰
判决书已于2014年月日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