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1民初5334号
原告刘利利，女，1979年10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朱亮，男，1986年11月24日出生，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
委托代理人袁义萍，女，1991年10月5日出生，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
被告北京送变电公司线路器材厂，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昊天大街2号。
负责人王海波，厂长。
委托代理人卫东，男，1968年11月6日出生，北京送变电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臧育青，女，1962年12月5日出生，北京送变电公司线路器材厂职工。
被告北京海利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下中院村猪槽峪。
法定代表人张迪，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建军，男，1976年8月7日出生，北京海利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职工，住北京市房山区。
被告北京荣盛意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吴店村南1号楼-中2。
法定代表人杨小明，总经理。
原告刘利利与被告北京送变电公司线路器材厂（以下简称线路器材厂）、被告北京海利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利发公司）、被告北京荣盛意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意祥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本院审判员马艳佳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利利及其委托代理人朱亮、袁义萍,被告线路器材厂的委托代理人卫东、臧育青，被告海利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建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荣盛意祥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利利诉称：原告于2008年5月经介绍到被告线路器材厂工作，先后被安排做统计、质检、编程工作，因工作内容不同，2008年每月工资1800元，2009年每月工资2100元，从2010年到2011年每月工资2400元，2012年每月工资2700元，2015年每月工资3600元。原告在职期间，除春节外，全年无休，被告未支付加班费与带薪年假工作的补偿费，且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给原告造成损失。因被告违法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已与原告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2015年3月，被告违反法律规定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告曾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仲裁委）申请仲裁，因仲裁程序严重违法，造成仲裁裁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线路器材厂于2008年3月至2015年3月存在劳动关系，并判令被告线路器材厂支付原告: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34125元；2.2008年3月至2015年3月期间加班费138070元、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9000元；3.2008年3月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9548元、未缴纳失业保险损失984.54元，为原告补办2011年7月至今的社会保险和补缴各项社会保险费；4.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15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线路器材厂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与我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要求驳回对我单位的诉讼请求。
被告海利发公司辩称，原告并非我单位的工作人员，不认可与其存在劳动关系，不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荣盛意祥公司未到庭应诉，但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原告于2015年3月12日至3月31日期间与我公司签订劳务协议，被我公司雇佣工作。2015年3月12日至3月24日，原告在线路器材厂负责放样工作，2015年3月25日后，原告随我公司到河北霸州皓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后原告因霸州离北京太远、回家不便，于2015年3月31日辞职，原告工作期间所有工资均已结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线路器材厂为北京送变电公司下属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非法人），其经营范围包括铁塔、铁件、铝金具加工制造等。
2012年3月1日，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书，约定2012年3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海利发公司采用劳务输出的方式派出部分员工参与线路器材厂生产工作，线路器材厂将铁塔、金具产品加工等委派给海利发公司完成，并提供相应的工作场地、设备和工器具。双方并于合同中约定：未经线路器材厂书面同意，海利发公司擅自更换、抽调人员造成停工、误工、返工的，海利发公司应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海利发公司应明确工作管理人员，原则上不得随意更换；线路器材厂对海利发公司的工作情况，不定期进行安全和质量方面的监督检查；海利发公司人员应遵守线路器材厂的规章制度。2013年2月15日，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签订有效期至2014年1月31日的劳务合同书，双方约定，海利发派出人员采用计时工资制，日工资标准为70元/工日，线路器材厂并按工资额的15%支付海利发公司管理费。此后，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分别签订了期限为2014年2月1日至2015年2月17日、2015年2月24日至2015年6月30日的两份劳务合同书，合同中的主要内容均与2012年度、2013年度的劳务合同书的相关约定保持一致。上述劳务合同书中，高建军作为海利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书尾部签字。
2014年2月1日，线路器材厂与荣盛意祥公司签订有效期至2015年2月17日的劳务合同书，约定荣盛意祥公司以劳务输出形式派出部分员工参与线路器材厂生产工作，线路器材厂将金具产品加工等任务委派给荣盛意祥公司完成，并提供相应的工作场地、设备和工器具。双方并于合同中约定，线路器材厂支付劳务承包费用按完成产值的7%×（1+15%管理费）即产值的8.05%计算，其他合同约定与上述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书内容一致。上述劳务合同中，杨小明作为荣盛意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书尾部签字。
另，依据劳务合同约定，海利发公司和荣盛意祥公司需分别向线路器材厂派出工作管理人员，负责本公司人员的管理事宜，经查，海利发公司的驻厂管理人员为高建军，工资发放人员为梁容，荣盛意祥公司的驻厂管理人员为杨小明。2014年2月，线路器材厂分别向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支付费用1206223元和245834元。
刘利利主张其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并称其于2008年3月经工友姚文琴介绍入职线路器材厂，在板班车间工作，2011年起任质检员，工作期间工资按月以现金形式支付。刘利利陈述，2008年3月至2012年年底期间一直由梁荣负责发放工资，高建军负责管理；2013年老板换成了窦要忠（音同），他开了一家劳务公司，刘利利称2013年至2015年2月期间其自窦要忠（音同）处领取工资；2015年3月至4月老板又换成了杨小明，由杨小明负责发放工资。刘利利称2015年4月板班班长张志荣通知其解除劳动关系，离职时，工资已与杨小明结算完毕。
为证明其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刘利利提交北京送变电公司岗位证书作为证据。该岗位证书载明，姓名刘利利，工作单位北京送变电公司，作业工种质检员，有效日期2012年9月30日至2014年9月30日，证书上盖有北京送变电公司技术考评委员会印章。对于该岗位证书，线路器材厂不认可其真实性，并主张其公司无技术考评委员会，无上述印章，亦无资格发放技术考评证书。刘利利另提交班组安全施工（管理）记录和一份出勤记录，线路器材厂主张上述班组安全施工（管理）记录和出勤记录上未加盖线路器材厂公章且系自行书写记录，对相关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案审理中，依刘利利申请，本院前往北京市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房山疾控中心）调取刘利利2008年至2015年的全部体检记录及诊疗记录，该中心人员答复称房山疾控中心在人员体检后即将全部检查结果及相关材料转交用人单位，其中心不留存任何人员的体检和诊疗记录。
本案审理期间，荣盛意祥公司提交其与刘利利签订的有效期为2015年3月12日至2015年3月31日的劳动协议一份，刘利利否认该协议尾部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但经法庭释明后，其表示不申请对签名进行笔迹鉴定。
2015年10月8日，刘利利以线路器材厂、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房山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确认与线路器材厂于2008年3月至2015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裁决线路器材厂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20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1000元；2.2008年3月至2015年3月法定节假日加班费32000元、休息日加班费210000元、带薪年休假费15000元；3.补办2011年7月至2015年9月21日社会保险登记和补缴社会保险费，支付2008年3月至2011年6月30日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800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损失5000元。2016年3月28日，房山仲裁委作出京房劳人仲字[2015]第2702号裁决书，驳回了刘利利的申请请求。刘利利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间内以线路器材厂为被告诉至本院。本院审理过程中，依职权追加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
以上事实，有原告刘利利提交的京房劳人仲字[2015]第2702号裁决书、岗位证书、出勤记录、班组安全施工记录，有被告线路器材厂提交的劳务合同书、考勤表、工资表、结算凭证，有被告荣盛意祥公司提交的劳动协议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且经本院审查核实，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从原、被告双方陈述可知，原告刘利利曾在线路器材厂内工作，但对于刘利利劳动关系的归属，原被告双方观点不一。原告主张其为被告线路器材厂提供劳动、接受线路器材厂的管理，故与线路器材厂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被告线路器材厂主张其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外包关系，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的员工与其无关。
关于原告刘利利是否接受线路器材厂管理的问题。本案中，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签订了劳务合同书，从该劳务合同书的具体约定以及各方的陈述可知，线路器材厂负责提供生产场所、机器设备、原材料，回收成品，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负责按照线路器材厂的任务指令自行组织人员进行生产。线路器材厂对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等问题进行监控管理，对成品进行质量验收。据此可知，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外包关系，线路器材厂系在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人员在其厂址内工作的情况下，基于正常经营管理的需要，进行适度的安全、质量方面的监控管理，并非全面参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的人员管理，亦非对原告刘利利进行劳动用工管理。
另，原告刘利利主张与被告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提交加盖有北京送变电公司技术考评委员会印章的岗位证书作为证据。被告线路器材厂不认可其公司存在北京送变电公司技术考评委员会的印章，原告刘利利亦未能举证证明该印章为被告所有，据此，该岗位证书尚不足以证明刘利利与线路器材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原告刘利利于庭审中明确陈述，其于2008年3月至2012年年底期间接受高建军的管理，由梁容发放工资，2013年至2015年2月期间，由河南某劳务公司的老板窦要忠(音同)发放工资，2015年3月至4月期间由荣盛意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小明发放工资，由此可知，原告对于线路器材厂所采用的劳务外包用工形式存在主观认知，亦明确知悉各阶段劳务外包的承包方及管理人员名称，并自承包方管理人员处领取工资。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荣盛意祥公司提交其与刘利利签订的2015年3月12日至3月31日期间的劳动协议，刘利利虽否认其签名的真实性，但经法院释明后表示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本院视为其认可签名真实性。荣盛意祥公司与刘利利所签劳动协议，从本质上判断，应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据此，综合考量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外包关系，线路器材厂并未对劳务人员进行全面的用工管理，刘利利明知存在劳务外包并自承包方处领取工资，刘利利与荣盛意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等客观情形，本院依法认定原告刘利利系与劳务外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非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刘利利要求确认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并基于劳动关系存续而要求线路器材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加班费、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未缴纳社会保险补偿等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刘利利所诉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之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本院对此不予处理。
原告刘利利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待遇支付以及线路器材厂是否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等争议，可以另案处理。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利利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原告刘利利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马艳佳
二〇一六年九月九日
书记员 白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