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07民终4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立平，男，1970年2月14日生，汉族，住全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育梅，江西桃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晓金，男，1978年7月28日生，汉族，住全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鸣，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立平因与被上诉人黄晓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全南县人民法院（2017）赣0729民初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立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归还其借款12万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既认定涉案借据系林场木头款，又认定借款未实际发生违背基本的逻辑常识；2、被上诉人主张借据形成的基础系中寨林场木头赔偿款，这与（2015）全执59号和（2016）赣0729刑初24号案的裁判相矛盾；3、一审判决先入为主，违背证据规则，偏袒被上诉人。
被上诉人黄晓金辩称：虽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过涉案借据，但借据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系被上诉人履行中寨林场木头赔偿款，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实际支付过借款，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上诉人李立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归还其借款120000元，并自2015年1月30日起按年利率6%计息至还清借款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2年10月15日，原告、曾友诚、曹进平、林某四人一起合伙，以曹进平为显名代表人代表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了一份《中寨林场砍伐合作协议》。2013年4月23日，曹进平（乙方）与被告黄晓金（甲方）重新签订了一份《中寨乡罗坊林场砍伐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因被告贷款于2012年1月13日把林权证抵押在全林业产权交易中心，有效期到2013年12月31日止，被告黄晓金拿不出林权证，故曹进平无法办理2014年的砍伐作业设计，为此，曹进平诉至该院，请求判令：1.解除“中寨乡罗坊林场砍伐合作协议”补充协议；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41.9013万元其中包括管理人员工资6万元（曹进平3万元、李立平3万元）等；该院于2014年4月15日判决如下：一是曹进平与被告黄晓金于2012年10月15日和2013年4月23日分别签订的《中寨林场砍伐合作协议》和《中寨乡罗坊林场砍伐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无效；二是被告黄晓金应当返还曹进平823000元，曹进平应当返还被告黄晓金123436.52元，两项相抵后被告黄晓金应当返还曹进平699563.48元；三是被告黄晓金应当赔偿曹进平损失218100元；四是驳回曹进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用17571元，由曹进平承担6208元，被告黄晓金承担11363，限被告黄晓金与上述款项一并付清。该案曹进平和被告黄晓金均上诉，2014年9月17日本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7571元，由曹进平承担6208元，被告黄晓金承担11363。包括诉讼费被告黄晓金应当赔偿940389.48元给曹进平。另查，原告李立平在前述合伙中出资180000元占20%股份，林某出资100000元占10%股份，在合伙中原告作为林场的管理人员至起诉时其工资为30000元。二、被告黄晓金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于2015年12月4日被全南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16年2月3日被全南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5月11日经该院决定逮捕被告，2016年6月2日被该院取保候审，2016年6月13日该院判决被告黄晓金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被告拒不履行判决书中包括与曹进平合同纠纷一案该院（2013）全民二初字第365号判决书。三、曹进平于2014年11月24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该院（2013）全民二初字第365号案件，2014年12月24日一审法院予以执行立案，并于2015年1月6日向被告黄晓金送达了（2015）全执字第59号执行通知书；2015年6月10被告向曹进平赔偿50000元；2015年9月26日被告分别向李立平赔偿5000元、林某10000元、曹进平5000元；2016年6月2日，该院（2015）全执字第59号案件执行结案，结案标的包括：曾友诚50万、李立平5000元、林某10000元、曹进平（55000元+398347.4元）。执行到位后，曹进平付了197000元给原告，同时再加支付15000元的利息原告；曹进平付了80000多元给林某（其投资的钱）。四、2014年1月13日，全南县公安局指挥中心“110”转警称：“全含江菜市场小入口处，有人将他的汽车锁了”，经过警察的了解，因为黄晓金与曹进平存在山林经济纠纷，曹进平等人将被告驾驶的停放在全含江菜市场小入口（农机局斜对面）靠林峰餐馆路边的奔驰牌汽车用锁头把汽车轮胎锁住，当时原告和林某均在现场。之后原告承认还一起参与过向被告讨债的行动（原告自认共有两次）。五、2014年12月9日，被告黄晓金分别出具20万借据给李立平，10万元借据给林某，借据内容分别为“今借李立平人民币贰拾万元正￥200000，2015.元.30之前还清”“今借林某人民币拾万元正，￥100000，2015年元月之前付清”。六、2015年2月18日，被告信用社账户转账40000元给原告账户中，银行电子回单注明往来款；2015年5月4日，被告通过郭某的信用社账户转账80000元给原告指定的收款人钟某账上，当日原告在被告书写好内容的收据上签名和捺印，该收据内容为：“今收到黄晓金还中寨林场木头赔偿款计人民币捌万元正”。七、原告及其代理人朱育梅以及本案证人林某、钟某、郭某、曾某，在回答公安局和法院询问原告借款支付过程和还款情节时，各人的陈述如下：1、2016年6月8日，郭某在全南县公安局陈述到：“在2014年底，因为曾某儿子欠黄晓金100万元，黄晓金转让20%的股份给我，我们之间签了合同，让我去找曾某还钱。在2014年年底，曾某答应还10万元，于是我和黄晓金一起去到三小那里的曾某儿子的厂里，曾某就给了70000元现金给我，我当场就把钱交给了黄晓金，黄晓金把其中的20000元给了我，还有50000元在那里给了林某，过了几天，曾某又转了30000元到我卡上，我就把钱转给了黄晓金，是转到他会计曹连香的账户上。到了2015年5月份的时候，曾某又把100000元打到了袁银华的账上，袁银华转了80000元到我账上，还取了20000元现金给我，过了两天，黄晓金跟我讲，把8万元转给李立平，李立平讲把钱给钟某，我就在2015年5月4日将80000元转给了钟某。”2、2016年9月27日，钟某在全南县公安局陈述到：“一开始是黄晓金因为中寨罗坊林场的事情和李立平、林某产生纠纷，要黄晓金退回80多万元，其中林某有10万元的股份，李立平有20万元的股份，当时林某、李立平就经常会去锁黄晓金的车，找他麻烦，要他还钱，我当时和黄晓金合伙做生意。我就说做一下调解人，让黄晓金把林某的股份的钱退还给他们，一开始是我和郭某找到黄晓金说这件事，黄晓金就同意了，说既然是我的兄弟，就先还掉林某的钱。后来林某又讲要把李立平的林场股份的钱也还掉，我又找黄晓金讲，他也同意了。并讲我和郭某帮他取到曾某的钱，就还给李立平。后来在全南三小那边的一个厂里，黄晓金就还了几万（具体多少我不知道）现金给林某。2015年5月初的时候我和郭某等人从曾某手上取到100000元，郭某扣下20000元手续费，黄晓金就让郭某把钱还给李立平。我刚好要转贷，就跟郭某和李立平讲，先把这80000元给我周转一天。当时是在黄晓金的办公室，李立平、林某、郭某、谭胜梅都在场，我跟李立平说了，李立平就要求我写一张欠条给他，写欠条的时候是在信用社写的，就是我和李立平、林某三个人在场。第二天我就把80000元还给了李立平，他也把欠条还给了我。”3、2016年6月8日，曾某在全南公安局陈述2015年还钱给黄晓金的情况：“因为我儿子曾庆洋在前几年借了黄晓金100万元钱，法院已经判决了的。前年下半年，黄晓金就找我还钱，除他自己外，还有其他人也拿着他给的借条找我还钱，在2014年12月份或2015年1月份我就还了10万元现金给黄晓金，黄晓金也给我开了收条，到了2015年5月6日或者5月8日我又通过转账的形式还了10万元给黄晓金，但是来取钱的是袁银华等人，我是打账在袁银华的账户上的这笔钱，黄晓金写了收条给袁银华，但是袁银华丢掉了。”4、2016年7月11日，林某在接受江西桃江律师事务所朱育梅律师询问是否清楚2014年12月9日黄晓金向李立平借钱的事情时的陈述：“知道，我在场，当时是在黄晓金的添富鞋厂黄晓金的办公室借钱的，当时黄晓金讲银行很多催款通知，要借钱，我也借了10万元给黄晓金，黄晓金当时写了借条给我，李立平也是当时写借条的，具体数据我没有过问，黄晓金写了借条和收李立平的钱时我在场，我知道李立平的钱比我多。”5、2016年7月11日，原告在公安局的陈述如下：第一，李立平在接受全南县公安局询问其借款给黄晓金的经过时的陈述：“我是给的现金，当时我在乔子山砍树，接到的现金放着，但是不够20万，还找我哥哥李思平借了50000元，凑齐20万一起借给黄晓金。是在黄晓金的添富公司门口，他当时开着一辆白色的夏朗在那里等我，我骑摩托车从家里带钱过去的，我把钱给他的时候，林某在现场，他应该看到了，给了钱之后，我和黄晓金就一起进了黄晓金的办公室，到了办公室，黄晓金就写了一张借据给我，林某当时去卫生间了，后来进来的他应该也看到了。”第二，公安局问是否清楚林某借款给黄晓金的经过时，李立平回答到：“听林某讲，黄晓金好像也欠他的钱，听他说大概10万元。林某也借钱给黄晓金，但是林某没有和他讲何时借钱给黄晓金的”。第三，公安局询问黄晓金给其还钱的经过时，原告的回答：“2015年5月份，黄晓金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他的添富公司的办公室（在顶楼），说先还80000元给我，我就问他剩下的怎么办，他就讲过段时间来，后来他叫我写了收条以后，我就同着‘泽的’一起去信用社，到了信用社后‘泽的’跟我讲，黄晓金的80000元钱借给钟某转一下，我就同意了，过几天后，钟某把80000元现金还了我。”6、2016年7月12日，林某接受全南县公安局询问是否与黄晓金有经济往来和借钱给黄晓金时是否有他人在场时，其陈述：“有在2014年12月9日黄晓金向我借了100000元现金。就是拿现金，我用报纸包着的，在他的添富公司一楼的办公室给他的。我去到的时候，李立平也在黄晓金的一楼办公室，李立平拿着一个红色塑料袋子，我看着装着的钱，我问他干嘛，他讲借钱给黄晓金，我看着李立平拿钱给黄晓金，黄晓金写了欠条给他，他先走了。他先走了之后，我把我带过去的10万元现金拿给他，他给我写一张借据。就是李立平看到了我拿钱进办公室，黄晓金办公室当时没有其他人。李立平袋子里装着的钱不止10万元”。7、2016年8月12日庭审中，被告问原告代理人朱育梅是在哪里如何给钱给被告时，李立平的代理人朱育梅陈述：“原告与我说是现金支付，在被告办公室，林某在场”。当原主审法官让原告方陈述一下借款情况时，李立平的代理人朱育梅陈述“2014年12月份具体时间不确定，应该是写借条之前，被告向原告借钱，原告提着钱去了被告办公室给了被告，2014年下半年原告经营山场采伐木料所得钱款借给了被告，这是借出的钱的主要来源，给现金的时候就出具借条”。8、2016年8月17日，原主审法官询问原告是如何给钱，为何不银行转账给被告？原告陈述：“我真的借了钱给他，百分之百的确定，借了二十万元整。给了二十万元给他，我先给他二十万元，然后他写借据给我。因为我和他关系好，我的支付习惯都是现金交易的，我买别人的山也是现金交易，我家里都会存放现金的。”9、2017年6月20日庭审中法庭询问借款经过时，原告的代理人朱育梅的陈述：“原告把现金带到被告办公室，在被告的厂房里，把钱交给了被告，被告出具了借据。按照原告的陈述，原、被告一直私交甚好，原告在经营圆明山林场时，被告也帮忙销售过……林某当时在场，知道借款的事情，其在公安局也作过说明证实借款的经过”。10、2017年8月23日一审法院询问原告李立平借款是何时，如何给黄晓金的，原告的陈述：“2014年12月9日下午3点钟左右在黄晓金的车上给的，车是大众夏朗，车当时停在添富里面院子门口。现金支付的，当时林某在车边上”。11、2017年9月4日，一审法院询问原告李立平，你二人（李立平、林某）借款给黄晓金先后顺序等事实时，原告李立平陈述：“都是同一天借钱给黄晓金，都是下午3点左右，我记得是我拿钱给他之后，就叫他进办公室去写借条给我，他不收到钱怎么会写借条给我。林某的借条是写在我的借条前面或者后面我不知道，林某看到我给钱给黄晓金，林某是第二天告诉我他也借了10万元给黄晓金。我当时到的时候，黄晓金在黄晓金的白色大众夏朗、两面都可以开门的车上，林某在林某的车上。林某的车是广本，好像是银灰色。黄晓金的车牌尾号好像是72，具体的车牌不记得，但是肯定是白色的大众夏朗商务车。”12、2017年9月4日一审法院询问原告借给被告的钱是用什么装的？李立平的回答：“就是一个袋子，就像装酒那样可以看透的那种袋子装的去给他，不是塑料也不是纸箱，有点透明，颜色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经过的可以看得出里面是钱的那种。”八、黄晓金与曹军英系夫妻关系，2017年10月10日被告向全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交其夫妻俩名下2014年登记的四辆机动车牌号分别为：赣Ｂ×××××、赣Ｂ×××××、赣Ｂ×××××、赣Ｂ×××××。其中赣Ｂ×××××登记在曹军英名下，该车品牌型号：大众WVWCR57N（夏朗），注册和发证日期：2012年12月25日。赣州高速和畅运营管理公司龙杨省界征费管理所出具的赣Ｂ×××××号小车2014年12月9日出入高速路口的记录显示：2014年12月9日14时07分经过龙杨路全南收费站，当日14时38分在赣定路定南站驶出，最终现金金额25元，当日16时21分经过赣定路定南站并于16时37分在赣定路龙南站驶出，最终现金金额10元，当日20时43分经过龙南南站并于20时59分在全南站驶出，最终现金金额10元；于都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该车在定南县的违法记录显示：2014年12月9日16时16分赣Ｂ×××××号小车在修建路段存在违法（违法行为6011），处罚种类罚款20元。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原、被告的借款合同是否生效。第二，被告已经支付的40000元是不是支付借款利息，80000元是不是归还借款本金。
一、关于原、被告的借款合同是否生效的问题。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实践合同，即除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须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现实交付才能生效的合同。故该院认为，在该案中原告没有实际提供借款给被告，双方的借款合同尚未生效，理由为：1.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中除了一张借据外，没有其他有效、明确的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交付了借据约定的20万元给被告。在原告现有证据中，关于原告支付20万元现金给被告的陈述，各人前后陈述各有不同：一是林某的证言陈述在被告办公室现金交付，与原告陈述的在被告小车上交付，内容相矛盾；二是原告陈述在被告车上交付与其律师庭审陈述的交付地点（一说在办公室交付，另一说在厂房交付）前后也不一致；三是原告陈述的装钱的袋子模糊，无法确认是用什么东西装钱，与林某陈述的红色塑料袋子相矛盾；四是原告与林某关于林某是否交付现金给被告的陈述，双方的陈述相互矛盾；五是原告陈述被告写借据给原告时，林某当时去卫生间了，而林某没有类似的陈述；综上，经仔细对比和分析原告及其代理人、林某三人关于交付现金的陈述，矛盾甚多，故无法确认原告已经支付了20万元现金给被告。2.被告抗辩此《借据》是因被告欠原告等人林场木头赔偿款而写的借据（其实为欠条），并提交一审法院（2013）全民二初字第365号判决书及原告等人出具的收据等证据佐证，结合郭某、钟某，曾某在全南县公安局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抗辩有一定的合理性，故该院认为，原告还应当对其已经实际交付20万元现金给被告的事实承担继续举证的责任。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该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疑点，原告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第一，原告作为合伙人之一，同时也是林场管理人员，对（2013）全民二初字第365号案件一审二审和执行程序进展等情况应均已知晓，然而原告明知曹进平于2014年11月24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被告即在林场合同纠纷一案判决的94万多元赔偿款被告没有实际履行过支付义务的情况下，原告于2014年12月9日仍然借款200000元给被告，这不符合常理，原告的理由是其贪图利息高，被告会在银行贷出款来还给他，但是原告的该说法没有证据支持；第二，原告称与被告借钱之前关系好，像兄弟一样，没有闹翻，业务往来相当频繁，但是原告又承认参与了两次拦被告小车，强制性锁车的讨债行动，虽然原告否认是其拦车，但这种处事方式，不符合像兄弟一样的关系，与情理不符，同时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业务往来频繁；第三，借款利息的约定不明确，原告主张被告支付的40000元是总利息，但是原告无法确定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这与正常的借贷关系不符；第四，200000元是一笔较大额的资金交易，从资金安全的角度来说，原告主张是现金交易，是不符合交易习惯；第五，原告陈述其身上随时放着几万元现金，2014年在银行的取钱经历较少，2015年之前钱都放在家里，但是从原告在全农商银行的账号：62×××08，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8月18日的交易明细中可以发现，2014年度原告在银行ATM机取钱记录较多，取款的金额甚至有100元（2014年11月10日）和200元（2014年11月20日），这与原告陈述其身上随时放着几万元现金，2014年在银行的取钱经历较少的说法相互矛盾，与常理不符。4.关于原告交付20万元现金给被告的过程。2017年8月23日原告陈述：“2014年12月9日下午3点钟左右在黄晓金的车上给的，车是大众夏朗，车当时停在添富里面院子门口。现金支付的，当时林某在车边上。”首先，林某从未提到过在车上交付现金的事实；其次，原告陈述的车品牌型号（大众夏朗）与被告妻子曹军英名下登记车牌号赣Ｂ×××××的小车品牌型号相一致，虽然原告不记得车牌号，主张不是该辆车，但是原告没有举证证明被告家庭还有其他大众夏朗型号的车辆，同时根据交警的说明可以确认被告妻子曹军英名下登记过的大众夏朗小车即车牌号赣Ｂ×××××号小车，现有证据中可以查明该车2014年12月9日下午三点左右不可能出现在全城被告添富公司院子门口。因此，该院认为原告主张在被告的大众夏朗车上交付现金给被告的说法不属实。
二、关于被告已经支付的40000元是不是支付借款利息，80000元是不是归还借款本金的问题。该院认为上述款项不是支付借款利息和归还借款本金。理由如下：一是原告的借据中没有约定利息；二是原告主张是借款总利息40000元，但却不知道按什么标准，计算了多少时间的利息；三是原告主张口头约定月息6分，但是按此利息标准从2014年12月9日计算至2015年2月18日的利息为28400元，这与40000元利息不符，也与正常借贷关系的利息支付方式不符，而且银行电子回单注明的是往来款，并未注明利息；四是从原告出具给被告的收据“今收到黄晓金还中寨林场木头赔偿款计人民币捌万元正”可知，2015年5月4日被告通过郭某的信用社账户转账80000元给原告指定的收款人钟某账上，目的是为了归还中寨林场木头赔偿款，虽然原告主张收据内容不是其书写的，签名和捺印也不是其所为，但是经过对收据上的签名笔迹和手摸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确认是原告的笔迹和手摸，故该院认为原告自愿在被告书写好内容的收据上签名和捺印，表明其对该笔款项是为了归还中寨林场木头赔偿款的性质是清楚的；五是80000元的收据时间在前，与之后各人出具的收据内容（李立平5000元、林某10000元、曹进平55000元）是一致的，均是归还中寨林场木头赔偿款，各人同样是在被告方已经书写好内容的收据上签名的，这些收据虽然金额不一样，但可以确认被告支付的80000元目的是归还中寨林场木头赔偿款；六是根据原告是曹进平诉被告林场合同纠纷案的合伙人之一，其所占20%的股份等事实以及钟某作为林场赔偿款的调解人其在公安局的陈述，原告的证据不能排除本案的借据确实是因为被告欠原告等人林场木头赔偿款而写的借据。综上，该院认为原告没有实际提供借款给被告，双方的借款合同尚未生效，原告主张已经支付200000元现金给被告的证据不足，原告应当为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立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00元，鉴定费8000元，由原告李立平承担。
二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依据涉案借据载明的借款金额向被上诉人实际交付了20万元借款。上诉人提出其以现金交付的方式向被上诉人提供了诉争借款，而被上诉人则抗辩认为涉案借据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其向上诉人支付中寨林场的木头赔偿款，并提供了有关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在一、二审期间均未能提交其交付20万元借款的直接证据，且其在诉讼中陈述的交付地点、交付方式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育梅的陈述不符，亦与上诉人自述的在场人林某的陈述不符。同时，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于2015年5月4日支付的8万元系归还本案借款，但上诉人亲笔签名确认的收据载明该款系归还中寨林场木头赔偿款，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于2015年2月18日向其支付的4万元系支付本案借款的利息，但按照上诉人在诉讼中陈述的月利率为6％进行计算，自借款之日2014年12月9日至2015年2月18日止的借款利息并非4万元。综上，依据上诉人提交的现有证据，结合其在诉讼中的陈述及被上诉人对涉案借据形成过程的解释说明，不足以认定上诉人已实际交付了涉案借款之事实。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判决既认定涉案借据系中寨林场木头赔偿款，又认定借款未实际发生违背基本的逻辑常识的问题，本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并未直接认定涉案借据形成的基础就是被上诉人主张的归还中寨林场木头赔偿款，同时本案中，上诉人诉请的系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故一审判决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审查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的处理并无不当，不存在违背基本的逻辑常识的问题。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抗辩认为借据形成的基础系归还中寨林场木头赔偿款，该主张与（2015）全执59号及（2016）赣0729刑初24号案裁判相矛盾，被上诉人在上述案件中均未提出其曾于2015年2月18日支付的4万元及2015年5月4日支付的8万元系归还中寨林场木头赔偿款的问题。经查，首先，现有证据无法直接证明在（2015）全执59号中，被上诉人未提及上述二笔款项；其次，在（2016）赣0729刑初24号案中，被上诉人虽然未明确提到上述二笔款项，但在该案的庭审中，其曾陈述“我和曹进平的纠纷，本来我要付21万元给曹进平，但曹进平不收，他要37万元。其实我已经付了16万元给曹进平的合伙人”；再次，（2015）全执59号和（2016）赣0729刑初24号案均未对上述二笔款项的性质作出认定，且本案和（2015）全执59号及（2016）赣0729刑初24号案的诉讼主体、法律关系均不同，不同案件在证据采信、事实认定等方面各有不同，故亦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相互矛盾的问题。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上诉人李立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春明
审 判 员 朱志梅
审 判 员 林欣茹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代理书记员 李丽华
代理书记员 姚冰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