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庆元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丽庆民初字第281号
原告范世吉，农民。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吴荣步，浙江百山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章易（又名刘章叶），经商。
被告管化梅，经商。
两被告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余世敏，浙江丽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李方和，职工。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应学莉，浙江天贝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范延曹，农民。
原告范世吉诉被告刘章易、管化梅，第三人范延曹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17日立案受理。2015年7月16日，李方和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申请参加诉讼。本院对第三人的申请予以准许，并对案件合并审理。依法由审判员胡顺遂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世吉及其委托代理人吴荣步，被告刘章易、管化梅及其委托代理人余世敏，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李方和及其委托代理人应学莉，第三人范延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世吉诉称，两被告有土名“官山”山场一片（含自留山与责任山），四至为上至横路、下至溪、左至省界、右至坑。20年前，原告父亲即第三人范延曹与被告共同合作造林并一直由第三人范延曹负责管理。2014年2月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由原告支付70000元人民币（其中35000元支付被告，另外35000元支付第三人范延曹），转包该合作造林山上的林木。经营管理期限至2018年12月30日止，到期后山上未能砍伐的林木归被告所有。如一方反悔，赔偿对方违约金10000元等内容。合同订立后，原告严格履行了相关义务。2015年5月，被告以价格低为由提出毁约，经多次沟通，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与第三人范延曹履行2014年2月7日与原告订立的林业承包流转《协议书》及在原告经营期限内协助原告办理土名“官山”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包括杉木、杂木等所有林木）；2.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人民币10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刘章易、管化梅辩称，1.原告与被告和第三人范延曹于2014年2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不真实。被告不是叫第三人范延曹造林，而是叫第三人李方和造林，而第三人范延曹是李方和所雇请。造林时间是1989年春天。涉案山场有十亩山场的林木归李方和所有，不在转让范围内。2.2014年2月7日《协议书》作价转让的树木是指造林的树木即杉木，而不是所有的树木。3.涉案山场一半是责任山，一半是自留山，责任山与自留山登记在一起，没有划分四至，《协议书》约定转让的是自留山营造的杉木，而责任山部分没有转让给原告，故原、被告约定买卖的是土名“官山”山场杉木总木材量的一半。
第三人范延曹述称，对原告的起诉没有意见。
第三人李方和述称，1.原告称其父范延曹在20多年前与被告共同合作造林，并一直由其父管理的陈述与事实不符。1988年8月11日，第三人李方和与被告刘章易签订了一份《合作造林合同》，经双方协商同意合作造林，合同中明确了造林山场的四至为：上至疗门横路，下至溪，左至丢，右至坑。并明确约定在1989年抚育二次后，作为造林资金补助，第三人李方和在合同期内对其中的10亩造林山享有经营权，即第三人李方和享有该10亩山林的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该10亩山林四至为：上至田，下至溪，左至赔丢，右至坑。合同有效期至2018年8月11日。从该合同可以看出，与被告合作造林的是第三人李方和而非范延曹。2.2014年2月7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被告将造林山场包括李方和享有经营权的10亩山林的树木以70000元价格卖给原告，属于无权处分，侵犯了第三人李方和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的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现第三人李方和对该无权处分行为不予追认，而且被告在合同签订后也没有取得处分权，因此该协议书中被告对属于第三人李方和的10亩山林的处分属于无效条款。故第三人李方和请求：判决被告刘章易与原告范世吉、第三人范延曹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第三人李方和10亩山林的部分无效。
原告范世吉对第三人李方和的请求辩称，1.第三人李方和与被告刘章易所签协议不是客观真实的；2.第三人李方和并没有对土名为“官山”的山场造林；3.该山场林权证是在两被告的名下，原告认为两被告具有处分权，第三人李方和的请求不能成立。
被告刘章易、管化梅对第三人李方和的请求辩称，1.2014年2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并未把李方和享有经营权的10亩林地包含在内；2.2014年2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不真实，应全部无效。
第三人范延曹对第三人李方和的请求述称，是被告刘章易雇其造林，不是第三人李方和雇其造林，其他意见与原告范世吉一致。
经审理查明，被告刘章易（又名刘章叶）有坐落于庆元县屏都街道白岭头村土名“官山”的山场一片。1983年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载明被告刘章易责任山四至为：上至疗门横路，下至汗，左至丢，右至坑；1984年庆政字第008073号自留山使用证载明自留山面积为6亩，四至为：与责任山一起；1990年庆证完善字第0019408号自留山使用证载明自留山面积为6亩，四至为：上至横路，下至溪，左至山丢，右至塆；2006年浙庆林证字（2006）第屏都14-104号林权证载明自留山与责任山面积均为3亩，四至均为：上至横路，下至溪，左至省界，右至坑，自留山的主要树种为阔叶林，责任山的主要树种为杉木。2014年2月7日，原、被告及第三人范延曹（系原告父亲）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为：“关于刘章易在白岭头村自留山于1985年左右叫范延曹造林（杉木）一事……当年造林的树木作价100000元正，除去做木工头工资30000元，剩余70000元，被告刘章易和第三人范延曹各得一半；经刘章易同意，该自留山上的树木以70000元的价格卖给原告范世吉，原告付给被告刘章易35000元，付给第三人范延曹当年造林的工资和其他费用35000元；经营管理期限至2018年12月30日止，到期后山上未砍伐的林木归被告所有；如一方反悔，赔偿对方违约金10000元。”被告刘章易于2014年2月7日出具收条一份，载明其已收到原告支付的林木转让款35000元。
另查明，1988年8月11日，被告刘章易与第三人李方和签订一份《合作造林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被告刘章易的自留山与责任山一同坐落于土名“官山”地块，面积40亩左右，四至为：上至疗门横路，下至溪，左至丢，右至坑；经双方协商同意合作造林，被告刘章易同意将其自留山与责任山造林交由第三人李方和负责，并在1989年内抚育二次后，作为造林资金补助，第三人李方和在合同期内对其中的10亩造林山享有经营权，享有该10亩山林的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该10亩山林四至为：上至田，下至溪，左至赔丢，右至坑；合同有效期至2018年8月11日。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及两被告、第三人范延曹的户籍证明各一份，庆元县屏都街道白岭头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收条复印件一份，浙庆林证字（2006）第屏都14-104号自留山、责任山林权证复印件各一份；被告提供的1983年林业生产责任制合同复印件一份，1984年庆政字第008073号自留山使用证复印件一份，1990年庆证完善字第0019408号自留山使用证复印件一份，2006年责任山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第三人李方和提供的其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合作造林合同》复印件一份等证据以及原告、被告、第三人范延曹、第三人李方和在庭审中的陈述在卷证实。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及第三人范延曹签订的《协议书》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如实履行约定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有关规定，采伐林木必须取得采伐许可证。原告已按约定向被告交纳林木转让款，故被告应协助原告办理相关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根据2006年浙庆林证字（2006）第屏都14-104号林权证载明内容，结合1984年庆政字第008073号自留山使用证，可知被告在白岭头村土名“官山”山场包含了自留山与责任山。原、被告及第三人范延曹于2014年2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首句即为“关于刘章易在白岭头村自留山于1985年左右叫范延曹造林（杉木）一事……”协议约定当年造林的树木作价100000元，除去做木头工资30000元，剩余70000元，被告刘章易和第三人范延曹各得一半；经刘章易同意，该自留山上的树木以70000元的价格卖给原告范世吉，原告付给被告刘章易35000元，付给第三人范延曹当年造林的工资和其他费用35000元。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承认造林的林木为杉木，再联系《协议书》上下文可知“当年造林的树木”指杉木，而被告刘章易卖给原告的是“当年造林的树木”、“自留山上的树木”，故从文义上理解，《协议书》中原、被告及第三人范延曹买卖的林木应为被告辩称的“自留山上的杉木”。但从2006年林权证上看，一方面，自留山与责任山的四至完全一致，其各自的界至并未区分，如按被告抗辩称原、被告双方买卖的仅仅是自留山上的杉木，则该合同并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被告自留山证登记的木材为阔叶林，责任山证登记的木材反而为杉木，与合同约定恰相互矛盾。综上，结合常理及交易习惯，本院认为应以林权证登记的自留山四至作为林木买卖的范围，故本院推定《协议书》约定的标的物是土名“官山”（包括自留山与责任山）山场的杉木。原告要求被告协助办理土名“官山”山场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经原告庭审确认，包含了被告坐落于土名“官山”山场的杉木、杂木等所有林木，与《协议书》中双方约定的内容不符，本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中合理的部分予以支持。但办理该山场杉木的林木采伐许可证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浙江省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能否成功办理该林木采伐许可证还需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审核、许可，被告履行的仅为在办理该林木采伐许可证所需条件符合后的协助义务。另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人民币10000元，因原告的请求与《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不符，故被告并未违约，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人李方和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故第三人李方和的诉请可以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第三人李方和以被告在合同签订后没有取得相应处分权为由，要求判决被告刘章易与原告范世吉、第三人范延曹签订的《协议书》有关第三人李方和10亩山林的部分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刘章易、管化梅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协助原告范世吉办理被告有经营管理权的坐落于庆元县屏都街道白岭头村土名“官山”山场（四至为：上至横路，下至溪，左至省界，右至坑）杉木的采伐许可证；
二、驳回原告范世吉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第三人李方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范世吉负担15元，由被告刘章易、管化梅负担10元。第三人之诉的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第三人李方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胡顺遂
二〇一六年三月八日
书记员 吴素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