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长中行终字第008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爱桃。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218号市政府二办公楼8楼。
法定代表人邓鹏宇，局长。
委托代理人黎之昊，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松青，系该局法规处处长。
王爱桃、杨超诉长沙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长沙市城管局）不履行公开政府信息法定职责一案，王爱桃、杨超不服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5）岳行初字第0015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王爱桃、杨超系母子关系。2012年7月23日、8月22日，王爱桃、杨超通过发彩信方式，两次投诉举报涉邻违章行为到长沙市城管局长沙城管有奖举报短信平台（即106291000受理平台）。长沙市城管局所属的长沙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数字化城管信息系统在收到王爱桃、杨超短信投诉后，系统随机将其编号（工单号为106997和118517），并将其转至信息采集员，由信息采集员进行调查核实后将信息进入数字化系统进行加工、汇总后，交由长沙市天心区城管综合执法大队进行处理，且处理结果已录入数字化城管信息系统短信平台供公众查询。2015年3月20日，王爱桃、杨超以书面方式向长沙市城管局提交了一份《长沙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两项信息，其中之一为106997号和118517号的两次投诉派遣督促工作流程信息。2015年3月26日，长沙市城管局作出《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对此项申请作出如下答复：“依据《长沙市信息公开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三十五条，关于数字化案卷与行政执法有关事项，属于内部管理信息，需要我单位汇总、加工。故该项申请我们不予提供。”王爱桃、杨超对长沙市城管局的答复不服，于2015年4月3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其答复行为违法，并责令长沙市城管局予以公开。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3日作出（2015）岳行初字第00084号行政判决，维持了长沙市城管局对王爱桃、杨超申请公开投诉派遣督促工作流程信息的答复内容。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5年5月16日，王爱桃、杨超通过中国邮政挂号信函，又向长沙市城管局申请公开其与上述两次举报投诉相关的执法职责范围、执法依据、处罚标准、执法程序等信息。2015年6月3日，长沙市城管局针对王爱桃、杨超的申请，作出编号为2015010号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认定王爱桃、杨超所申请公开的信息需要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依法可不予提供，决定不予公开。当月8日，王爱桃、杨超收到了该告知书。王爱桃、杨超对此告知行为不服，于2015年6月11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并判令长沙市城管局向其公开所申请的信息。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应当是该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且该信息还应当是现有的，不需要行政机关去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或向其他部门（单位）去搜集的政府信息。同时，行政机关不承担为申请人搜集、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政府信息的义务。本案中，王爱桃、杨超申请公开的信息包含多方面的内容，长沙市城管局无现存的信息可提供，而长沙市城管局也没有为申请人去汇总、加工和向其他部门（单位）搜集政府信息的法定义务。因此，长沙市城管局针对王爱桃、杨超的申请，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不予提供、不予公开的答复，符合上述相关规定，并无不当之处。综上所述，本案王爱桃、杨超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八）项之规定，判决驳回王爱桃、杨超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王爱桃、杨超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长沙市城市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城管部门对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举报投诉应当及时查处，对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应当移送，并将查处、移送情况及时告知举报人或投诉人；城管部门应当将职责范围、执法依据、处罚标准、执法程序等予以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因此，长沙市城管局应当依法向举报人公开所申请的信息。长沙市城管局所负责运行的长沙城管数字化平台是最为先进的城市管理系统，相关举报信息及对应的查处、移送情况、处理结果等依据工单号可以及时查询到，是其在履职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现有的信息，不需要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此外，正在兴建中的违法建筑，由长沙市城管局负责指挥、派遣、执法查处。长沙市城管局提供的长编委发[2014]18号文件是2014年的规范性文件，而上诉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所涉时间是2012年的。2、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法院对数字化城管平台系统软件提供者进行调查询问，一审法院未予调查。综上，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重新审理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长沙市城管局答辩称：1、对于上诉人的短信投诉（工单号为106997和118517），数字化城管信息系统已经通过短信平台向上诉人进行受理回复。上诉人要求公开的工单号为106997和118517的信息投诉所涉及的建设行为是否属于违法建筑，由天心区城管综合执法大队负责查处，并非被上诉人职责范围。天心区城管综合执法大队归属于天心区政府领导，与被上诉人不是同一责任主体。因此，上诉人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需要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的信息，被上诉人可依法不予提供。2、上诉人申请公开的信息已经在另案中处理，属于重复申请。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5）岳行初字第00084号行政判决已经认定上述两工单号的信息属于内部管理信息，需要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可不予提供。综上，请求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对一审采信的证据和确认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根据一审采信的证据查明，2014年3月，长沙市城管局原所属各区执法大队成建制下放所在区人民政府，更名为“**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业务接受长沙市城管局的指导。另查明，上诉人在一审中书面申请一审法院调查被上诉人使用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数字化平台软件是否需要相关部门汇总、加工或者重新制作城管信息，一审法院未予准许。
本院认为，上诉人于2012年两次举报涉邻违章行为，长沙市城管局所属的数字化城管信息系统收到举报后，其信息采集员已经调查核实，将核实结果录入系统供举报人查阅，并将该举报反映的涉邻违章行为交由长沙市天心区城管综合执法大队进行处理。长沙市城管局并非查处上述违章行为的直接行政执法主体。上诉人于2015年5月16日向长沙市城管局申请公开与两次举报相关的执法职责范围、执法依据、处罚标准、执法程序等信息，所涉信息内容涉及多个方面，长沙市城管局并无现存信息可提供，且没有为申请人搜集、汇总、加工上述信息的义务，其向申请人作出不予公开的答复，并无不当。关于两次举报的派遣督促工作信息流程的公开，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5）岳行初字第00084号行政判决已经作出处理并已生效。上诉人认为长沙市城管局可以通过工单号查询到举报信息及对应的查处情况，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对于本案所涉及的两次举报内容、查处属实情况，长沙市城管局所属的数字化城管信息系统已经向上诉人进行了反馈。本案中，上诉人申请公开的是与两次举报相关的执法职责范围、执法依据、处罚标准、执法程序等信息，没有证据证明上述信息可以通过数字化城管信息系统进行直接查询，故对于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申请法院调查使用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数字化平台软件是否需要相关部门汇总、加工或者重新制作城管信息，该申请含义不明，且根据生活常识，软件提供者并不负责软件中的具体信息录入和软件的实际操作，向软件提供者进行调查显然不能达到其调查目的，一审法院对该调查取证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王爱桃、杨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爱桃、杨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永
代理审判员 黄 姝
代理审判员 陈丽琛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 赞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