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4民终24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夏津支公司，住所地：夏津县中山南街36号。
负责人：安周军，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新亮，众成清泰（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学生，男，1949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夏津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玉春，女，1951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金华，男，1978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夏津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某1。
法定代理人：左金华，男，1978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夏津县，系被上诉人左某1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某2。
法定代理人：左金华，男，1978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夏津县，系被上诉人左某2之父。
以上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栾文辉，夏津精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霍瑞凯，男，1990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夏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礼，山东金剑光律师事务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夏津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学生、董玉春、左金华、左某1、左某2、霍瑞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2017）鲁1427民初27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人保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鲁1427民初第2728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2.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没有赔偿责任。肇事车辆在我司处按照家庭自用汽车的性质购买了保额为3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从北京房山区运送5名乘客回德州方向，其中四名乘客按照每人150元收费，一名乘客按照100元收费。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变更车辆用途从事长途营运活动，致使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但是没有及时通知保险人。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二、受害人的户籍性质为农村且平时基本在农村居住，因此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计算。根据讯问笔录记载，受害人平常均在左王庄居住，综合事故发生时间在晚上8点23分，事故地点在县城回家的路上，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三、本案中被上诉人霍瑞凯已构成刑事犯罪，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精神抚慰金不应当承担。四、原告未提供处理丧葬事宜因处理丧葬事宜实际减少收入的认可证明。五、车损不应判决我司承担，原告提供收据进行佐证，但没有车辆鉴定报告和车辆受损照片，我方不清楚车辆的实际价值及是否需要维修。
被上诉人霍瑞凯辩称：一审判决正确。一、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1.霍瑞凯在投保时，人保公司没有让霍瑞凯在投保单上和保险合同上签字，没有书面或者口头告知保险人的免责条款，没有履行免责告知义务，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2.保险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保险公司有义务就免责条款的提水和明确说明的义务进行举证。但保险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以上义务。3。我没有从事长途客运业务，更没有增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事发时我拉着女友去北京游玩，恐怕家属知道后生气，我在武城法院刑庭开庭时及时更正了以上事实。二、受害人刘永红在县城上班，但居住在新盛店镇陈屯村，不应按照城镇标准赔偿相关损失。三、对保险公司精神抚慰金的上诉理由，我方认可。
被上诉人刘学生、董玉春、左金华、左某1、左某2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霍瑞凯从事非法营运，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相佐证，仅凭霍瑞凯第一次陈述证据单一。二、从一审提交的证据显示，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和答复，死者刘永红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计算。三、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处上诉人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正确。四、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关于丧葬费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五、关于车损，一审时我方提交了车损单据，上诉人虽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证据反驳。
刘学生、董玉春、左金华、左某1、左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2164.84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各项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8日20时23分许，霍瑞凯驾驶鲁Ｎ×××××号小型普通客车沿历亭路由北向南行驶至武城县S254省道与历亭路路口时，将前方沿S254省道由东北向南行驶的刘永红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撞倒，致刘永红死亡，车辆损坏，发生交通事故。后经武城县交警大队作出武公交认字（2017）第0627号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霍瑞凯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刘永红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另查明，被告霍瑞凯系肇事车辆鲁Ｎ×××××号小型普通客车的驾驶人和车主，该车在被告人保财险夏津公司在投保交强险一份和商业三者险一份（限额30万元，且投保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一审法院认为：交警部门对本案事故责任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虽有异议，但没有提供充分的反证予以证实其主张，故本院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予以采信，认定被告霍瑞凯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刘永红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与证据，将原告的损失确认如下：医疗费2900元、死亡赔偿金479660元、丧葬费31781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3747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及交通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车损1500元，以上合计652588元。因被告霍瑞凯所有的鲁Ｎ×××××号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人保财险夏津公司在投保交强险一份，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首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故由被告人保财险夏津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刘学生、董玉春、左金华、左某1及左某2医疗费2900元、死亡赔偿金1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车损1500元，以上合计114400元。因被告霍瑞凯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综合本案案情，本院认为被告霍瑞凯承担80%的赔偿责任为宜。因被告霍瑞凯所有的肇事车辆鲁Ｎ×××××号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人保财险夏津公司投保商业三者险一份（限额30万元，且投保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对被告人保财险夏津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人保财险夏津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被告霍瑞凯所有的肇事车辆鲁Ｎ×××××号小型普通客车安装计价器和空车灯，具备营运条件且一直从事“网约车”等形式的非法营运，且因持续改变车辆用途使得投保车辆的危险程度因此而显著增加。虽然被告提交的证据证实事故发生时原告有载客行为，但庭审时被告方进行了否认且进行了合理的解释，被告方庭审前和庭审时的两次陈述存在矛盾之处，被告人保财险夏津公司仅凭被告霍瑞凯第一次的陈述就主张被告从事非法营运活动证据单一不充分，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被告人保财险夏津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向被告霍瑞凯履行了车辆从事非法营运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及保险合同的规定，被告人保财险夏津公司应当对事故造成的损失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进行赔偿。故被告人保财险夏津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刘学生、董玉春、左金华、左某1及左某2死亡赔偿金379660元、丧葬费31781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3747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及交通费3000元，以上合计538188元的80%即430550元中的300000元。被告霍瑞凯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外一次性赔偿原告刘学生、董玉春、左金华、左某1及左某2死亡赔偿金379660元、丧葬费31781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3747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及交通费3000元，以上合计538188元的80%即430550元中的1305504元。因被告霍瑞凯事故发生后已给付原告30000元，与被告应赔偿款项相折抵后，被告霍瑞凯还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外一次性赔偿原告刘学生、董玉春、左金华、左某1及左某2100550元。据此，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夏津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刘学生、董玉春、左金华、左某1及左某2医疗费2900元、死亡赔偿金1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车损1500元，以上合计114400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夏津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刘学生、董玉春、左金华、左某1及左某2死亡赔偿金379660元、丧葬费31781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3747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及交通费3000元，以上合计538188元的80%即430550.4元中的300000元。三、被告霍瑞凯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外一次性赔偿原告刘学生、董玉春、左金华、左某1及左某2100550元。四、驳回原告刘学生、董玉春、左金华、左某1及左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中，当事人围绕焦点问题未提供证据。另查明，霍瑞凯因犯交通肇事罪并判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现已生效。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本案是否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责的情形；2.关于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误工费、车损认定问题。
关于第一个焦点,首先,《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限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虽然此款系免除保险责任的法定情形，但仍属于免责条款的一种。《合同法》中对免责事由并无约定或者法定的区分，所以商业三者险作为体现双方自由意志的合同，保险人应当在合同约定中作出提示说明的义务。上诉人主张法定情形免除告知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该情形应仍在合同中明确提示和明确说明，上诉人未尽到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次，本案中，虽然霍瑞凯认可事故发生时自己存在有偿出租行为，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根据和考虑以下因素（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六）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虽然增加，但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于建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不构成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的规定，人保公司并没有提供打车软件、计价器、平台软件信息等方面的证据，以证实被上诉人霍瑞凯从事出租营运的持续时间是否达到了显著增加的程度，故上诉人“用途改变”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第三，近几年私家车通过网络打车软件从事有偿出租活动已成为现实和趋势。在国家没有明确禁止网约车的前提下，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及时采取相关审查和监督措施，以增加对投保车辆危险程度的预见能力，上诉人怠于行驶以上义务，出险时以“法定情形”主张免责，违背了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刘永红的工作证明、社会保险费证明、社会保障卡、公积金职工流水账、住宿证等证据，可以认定死者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结合刘永红加班或者下雨在公司宿舍居住的情形，原审法院以城镇和农民平均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符合本案实际。关于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八条、《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刘永红受侵害死亡时正值年轻，上有父母，下有未成年人子女，原审法院判处赔偿义务人承担精神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办理丧葬人员误工费，符合《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车损，被上诉人刘学生一方提供了商场的维修电动车的手写收据，盖有单位公章，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证实受害人维修电动车花费的事实，原审法院以此支认定车损1500元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23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夏津支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鲲
审 判 员 李 敏
代理审判员 杨 娜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邢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