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1民初5331号
原告邓院长，男，1967年6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朱亮，男，1986年11月24日出生，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
被告北京送变电公司线路器材厂，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昊天大街2号。
负责人王海波，厂长。
委托代理人卫东，男，1968年11月6日出生，北京送变电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臧育青，女，1962年12月5日出生，北京送变电公司线路器材厂职工。
被告北京送变电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昊天大街8号。
法定代表人马增茂，经理。
委托代理人卫东，男，1968年11月6日出生，北京送变电公司职工。
被告北京海利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下中院村猪槽峪。
法定代表人张迪，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建军，男，1976年8月7日出生，北京海利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职工，住北京市房山区。
被告北京荣盛意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吴店村南1号楼-中2。
法定代表人杨小明，总经理。
原告邓院长与被告北京送变电公司线路器材厂（以下简称线路器材厂）、被告北京送变电公司（以下简称送变电公司）、被告北京海利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利发公司）、被告北京荣盛意祥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意祥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本院审判员马艳佳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院长及其委托代理人朱亮,被告线路器材厂的委托代理人卫东、臧育青，被告送变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卫东，被告海利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建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荣盛意祥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邓院长诉称：原告于1999年1月经介绍到被告送变电公司下属的线路器材厂工作，原告被安排做磨板，因工作内容不同，每月实发工资3500元左右。原告在职期间，每天被要求工作8小时以上，除春节外，全年无休，被告未支付加班费用，未为原告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给原告造成损失。因被告违法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已与原告形成事实劳动关系。2015年3月，被告违反法律规定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原告曾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仲裁委）申请仲裁，因仲裁程序严重违法，造成仲裁裁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线路器材厂于1999年1月至2015年3月存在劳动关系，并判令被告线路器材厂、被告送变电公司支付原告:1.1999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2000元；2.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19000元；3.1999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加班费541180.96元；4.1999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50689.8元；5.1999年1月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25707元，未缴纳失业保险损失6433.08元，为原告补办2011年7月至2015年3月的社会保险登记和补缴各项社会保险费；6.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线路器材厂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与我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要求驳回对我单位的诉讼请求。
被告送变电公司辩称，根据法律规定，劳动争议案件需经仲裁前置程序，我公司在仲裁裁决中并非被申请人，在诉讼中非适格被告，我公司亦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海利发公司辩称，原告为我公司的劳务人员，自2014年2月起在我公司工作，签订了劳务合同，但只干了两个月，原告就辞职到房山保安公司工作，担任保安，实际工作地点仍在线路器材厂院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荣盛意祥公司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线路器材厂为北京送变电公司下属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非法人），其经营范围包括铁塔、铁件、铝金具加工制造等。
2012年3月1日，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书，约定2012年3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海利发公司采用劳务输出的方式派出部分员工参与线路器材厂生产工作，线路器材厂将铁塔、金具产品加工等委派给海利发公司完成，并提供相应的工作场地、设备和工器具。双方并于合同中约定：未经线路器材厂书面同意，海利发公司擅自更换、抽调人员造成停工、误工、返工的，海利发公司应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海利发公司应明确工作管理人员，原则上不得随意更换；线路器材厂对海利发公司的工作情况，不定期进行安全和质量方面的监督检查；海利发公司人员应遵守线路器材厂的规章制度。2013年2月15日，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签订有效期至2014年1月31日的劳务合同书，双方约定，海利发派出人员采用计时工资制，日工资标准为70元/工日，线路器材厂并按工资额的15%支付海利发公司管理费。此后，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分别签订了期限为2014年2月1日至2015年2月17日、2015年2月24日至2015年6月30日的两份劳务合同书，合同中的主要内容均与2012年度、2013年度的劳务合同书的相关约定保持一致。上述劳务合同书中，高建军作为海利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书尾部签字。
2014年2月1日，线路器材厂与荣盛意祥公司签订有效期至2015年2月17日的劳务合同书，约定荣盛意祥公司以劳务输出形式派出部分员工参与线路器材厂生产工作，线路器材厂将金具产品加工等任务委派给荣盛意祥公司完成，并提供相应的工作场地、设备和工器具。双方并于合同中约定，线路器材厂支付劳务承包费用按完成产值的7%×（1+15%管理费）即产值的8.05%计算，其他合同约定与上述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书内容一致。上述劳务合同中，杨小明作为荣盛意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书尾部签字。
另，依据劳务合同约定，海利发公司和荣盛意祥公司需分别向线路器材厂派出工作管理人员，负责本公司人员的管理事宜，经查，海利发公司的驻厂管理人员为高建军，工资发放人员为梁容，荣盛意祥公司的驻厂管理人员为杨小明。2014年2月，线路器材厂分别向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支付费用1206223元和245834元。
邓院长主张其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并称其于1999年1月经窦占领（音同）介绍入职线路器材厂，先后在灌铸班、货运公司、镀锌车间、维修班工作，邓院长称2005年起张殿坤为其发放工资，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其在海利发公司工作，梁容为其发放工资，2015年3月，线路器材厂维修班班长石岩通知其解除劳动关系，此后，邓院长称其未再至线路器材厂工作。
2005年12月、2007年5月，邓院长曾先后两次因右腓骨骨折在房山区良乡医院住院治疗，该院住院病历显示，姓名邓宣强，工作单位良乡线路器材厂，联系人姓名张殿坤。另查明，邓宣强为邓院长的曾用名。关于住院病历所载内容，邓院长称系依送其前往医院的带班管理人员张殿坤陈述而做的记载，但对于张殿坤的具体身份，邓院长表示不清楚。对于该证据，线路器材厂不予认可，并称张殿坤并非其员工。为证明其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邓院长另提交铁塔分厂设备维修记录和暂住证作为证据。该暂住证有效期限为2012年2月24日至2013年2月23日，现服务处所为北京送变电公司。对于上述证据，线路器材厂均不认可。
本案审理中，依邓院长申请，本院前往北京市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房山疾控中心）调取邓院长2011年至2015年的全部体检记录及诊疗记录，该中心人员答复称房山疾控中心在人员体检后即将全部检查结果及相关材料转交用人单位，其中心不留存任何人员的体检和诊疗记录。
本案审理期间，海利发公司提交其与邓院长签订的工程劳务合同书，该合同书签订日期为2014年3月4日，合同尾部盖有北京海利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邓院长于合同书尾部签名并捺印。邓院长认可该合同书尾部签名及捺印的真实性，但主张该合同系高建军让其签订的空白合同，签名时不清楚合同的具体内容，签订该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
2015年10月8日，邓院长以线路器材厂、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房山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确认与线路器材厂于1999年1月至2015年5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裁决线路器材厂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160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8000元；2.1999年3月至2015年5月法定节假日加班费80000元、休息日加班费800000元、带薪年休假费80000元；3.补办2011年7月至2015年9月21日社会保险登记和补缴社会保险费，支付1999年1月至2011年6月30日未缴纳养老保险损失50000元、未缴纳失业保险损失10000元。2016年3月28日，房山仲裁委作出京房劳人仲字[2015]第2684号裁决书，驳回了邓院长的申请请求。邓院长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间内以线路器材厂、送变电公司为被告诉至本院。本院审理过程中，依职权追加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
以上事实，有原告邓院长提交的京房劳人仲字[2015]第2684号裁决书、住院病历、暂住证、设备维修记录，有被告线路器材厂提交的劳务合同书、考勤表、工资表、结算凭证，有被告海利发公司提交的工程劳务合同书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且经本院审查核实，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从原、被告双方陈述可知，原告邓院长曾在线路器材厂内工作，但对于邓院长劳动关系的归属，原被告双方观点不一。原告主张其为被告线路器材厂提供劳动、接受线路器材厂的管理，故与线路器材厂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被告线路器材厂主张其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外包关系，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的员工与其无关。
关于原告邓院长是否接受线路器材厂管理的问题。本案中，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签订了劳务合同书，从该劳务合同书的具体约定以及各方的陈述可知，线路器材厂负责提供生产场所、机器设备、原材料，回收成品，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负责按照线路器材厂的任务指令自行组织人员进行生产。线路器材厂对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等问题进行监控管理，对成品进行质量验收。据此可知，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外包关系，线路器材厂系在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人员在其厂址内工作的情况下，基于正常经营管理的需要，进行适度的安全、质量方面的监控管理，并非全面参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的人员管理，亦非对原告邓院长进行劳动用工管理。
另，原告邓院长主张其与被告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提交设备维修记录、暂住证和住院病历作为证据。被告线路器材厂均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且设备维修记录未加盖线路器材厂公章；暂住证所载服务住所为送变电公司而非线路器材厂，且本院曾前往暂住证办理机构核实，派出所工作人员称暂住证上所载服务处所，仅系依照个人陈述记载，无需用人单位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而邓院长于庭审中认可，住院病历上的工作单位，系依据张殿坤的陈述而作记载，据此，在线路器材厂否认张殿坤为其工作人员，邓院长未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张殿坤具备线路器材厂工作人员身份的情况下，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邓院长与线路器材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原告邓院长于庭审中明确陈述，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期间，其在海利发公司工作，海利发公司为其发放工资，海利发公司亦提交其与邓院长于2014年3月4日签订的工程劳务合同书，邓院长认可其签名和捺印的真实性，虽主张其签字时合同内容空白，签订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对此原告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对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海利发公司与邓院长所签协议，虽名称标识为工程劳务合同书，但从本质上判断，应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据此，综合考量线路器材厂与海利发公司、荣盛意祥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外包关系，线路器材厂并未对劳务人员进行全面的用工管理，邓院长与海利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自承包方处领取工资等客观情形，本院依法认定原告邓院长系与劳务外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非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原告邓院长要求确认与线路器材厂存在劳动关系，并基于劳动关系存续而要求线路器材厂、送变电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加班费、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未缴纳社会保险补偿等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邓院长所诉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之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本院对此不予处理。被告荣盛意祥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视为其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和认定的证据做出裁判。
原告邓院长与海利发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待遇支付以及线路器材厂是否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等争议，可以另案处理。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邓院长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原告邓院长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马艳佳
二〇一六年九月九日
书记员 白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