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81民终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崇宝，种植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树贞，种植户。
上诉人陶崇宝因与被上诉人李树贞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法院〔2015〕宝民初字第2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4月8日、4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陶崇宝与被上诉人李树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李树贞诉称：2012年3月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约定由被告承包原告的8公顷水稻田，期限为4年，费用为每年15000元。2012年土地承包费已付清。2013年，被告已支付4000元，余下的11000元土地承包款原告出具欠条，并约定利息为1分。2014年黑龙江省军川农场（以下简称军川农场）返还的土地各项费用（被告交纳）共计6800元已入原告账户抵作土地承包费，被告尚欠该年度土地承包费8200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2013年土地承包费11000元，利息2640元，2014年土地承包费8200元，支付违约金10000元，共计31840元，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原审被告陶崇宝辩称：一、被告与原告所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是无效合同，被告不应按合同约定支付土地租金。2012年3月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双方约定每公顷1000元租金，共8公顷土地（原告与军川农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上是8公顷）。原告称提供给被告9公顷多土地，多出的1公顷土地多收7000元。被告在种植过程中，发现地数不够，且原告所说的多出的1公顷多土地是洼塘地，无法种植。春天水整地904型农用车都陷车，插秧用人工插，秋天机车进不了地，多出的地大多数插不上秧，被告投入的成本没有收回来，给被告造成巨大损失。原告提供给被告的土地根本不能种植水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一方以欺骗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原告利用被告不是军川农场人，对原告土地的情况不了解，拿根本不能种植的另外一公顷土地卖给被告种植，实际面积不足一公顷，被告与原告签订土地转租合同的此部分应该是无效的。军川农场文件也明确规定，没有经过农场同意，种植户不得私自转包土地，私自转包土地无效。另外，原告只有权利收取被告8公顷土地租金，原告无权处分超出8公顷的土地，无权收取超出8公顷土地的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原告超出和农场签订的8公顷以外的土地是国家的，原告无权私自买卖，所以原告无权收取超出8公顷土地面积以外的费用。二、被告应当按原告和军川农场签订的种植合同上的实际土地面积给付租金。2012年，被告给付原告现金9000元，加上账上返还给原告的6010元，总计给付原告15010元，即被告给付原告15000元；2013年，给付原告现金4000元，账面返还保证金、航化费、阳光保险金共计6000多元，总计给付原告10000多元；2014年账面返还给被告的6800元直接打入原告账户。三年期间，被告总计给付原告31800多元，按原告种植合同面积，被告已经多付给原告7800元。三、从合同履行情况看，原告先行违约，原告应给付被告违约金。原告转租土地过程中，首先没有提供给被告足够面积适宜种植的土地。但被告却给付了原告足够的转包费用，违约的是原告，而不是被告。种植一年后，原告与被告因土地面积和多出的一公顷土地根本不能种植的问题发生争议，被告才没有按先期约定按时给付租金。2014年秋收后，原告拒绝让被告继续种植。所以，是原告违约，应支付给被告违约金。综上所述，被告已经付给原告足够的转包费用，其不欠原告钱，并且没有违约。答辩人希望法庭查清事实，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李树贞和陶崇宝分别系黑龙江省军川农场（以下简称军川农场）和黑龙江省绥滨农场水田种植户。李树贞与军川农场签订《家庭农场承包合同》，承包军川农场第30作业区东南部第11号地8公顷水田。2012年3月7日，李树贞与陶崇宝签订书面合同，将上述8公顷水田转包给陶崇宝，期限为四年，约定每年2月份之前交纳15000元土地租金，逾期未付款即构成违约，支付违约金20000元。同时，双方口头约定，李树贞将合同外1公顷洼塘地和合同内８公顷地一同转包给陶崇宝种植，每公顷按1000元交纳土地租金，因洼塘地不用向军川农场上缴利费，故约定陶崇宝另行支付土地租金6000元，合计每年土地租金15000元。合同签订后，李树贞实际交付给陶崇宝土地面积为9公顷，陶崇宝种植三年（2012年-2014年）。陶崇宝已付清2012年土地租金。2013年土地租金，陶崇宝已支付4000元，余款11000元陶崇宝为李树贞出具欠条，并约定按月利率10％计息。2014年土地租金，陶崇宝交纳的的各项费用，由军川农场返还到李树贞账户6800元，尚欠8200元。截止到2015年5月，李树贞主张利息为2640元（11000元×10‰×24个月）。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依法成立的合同，依法受法律保护。”原告与被告自愿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将其承包的水田8公顷和1公顷开荒地转包给被告种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转包合同成立并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关于原告未经军川农场同意将其承包的水田及1公顷荒地，转包给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的意见，结合双方履行合同期间，能够按照军川农场有关文件精神，及时、足额上缴土地利费，未侵犯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军川农场作为土地发包方亦未对双方转包土地提出异议的客观事实，对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本案中，被告于2013年6月18日出具欠条时，已实际种植了一年承租水田，对承租水田中的洼塘地部分是否适宜种植的情况比较清楚，就不应另行出具欠条，更不应在连续租种三年之后方提出异议，且被告答辩时称其2012年分两次支付给原告租金15010元，其抗辩意见内容自相矛盾，故对被告关于原告交付的适宜种植的土地面积不足，系原告违约在先，应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关于其2013年除给付原告4000元现金外，还通过账面返还6000多元，总计给付原告10000多元的抗辩意见，因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不予采纳。故对原告要求给付2013年土地承包费11000元，利息2640元，2014年土地承包费82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的问题，被告未按时足额给付土地租金，违约在先，故应按约定支付违约金。原告自认转租给被告的水田中有部分洼塘地，对水稻产量有一定的影响，且向被告承诺到秋天算账时可以减免，原告自愿将违约金数额降低，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予以准许。同时，结合本案被告拖欠租金数额实际情况，原告要求被告支付10000元违约金的数额仍然过高，参照双方关于欠款利息约定，依据公平原则，酌定违约金数额为20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陶崇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给付原告李树贞土地租金19200元、利息2640元，支付违约金2000元，合计2384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6元，由被告陶崇宝负担396元，原告李树贞负担200元。
陶崇宝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被上诉人在原审中自认自己转租给上诉人的开荒地是洼塘地，曾经向上诉人承诺地租可以适当减免。2012年春，被上诉人将自己承包的8垧水田和1垧不在军川农场面积内的开荒地转租给上诉人，签订合同时，被上诉人未告知上诉人开荒地大部分都是洼塘地的事实，而是隐瞒事实，采取欺骗手段，将此开荒地当好地转租，上诉人在2012年秋收开荒地部分种植的农作物几乎没有收回来。2012年年景特殊，秋涝严重，上诉人以为是天气的原因，正常年景不会这样，所以2013年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承诺秋天算账时可以减免的情况下，上诉人才给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被上诉人承诺的是对上诉人土地租金的减免，而不是对违约金的减免。二、违约责任以合同有效成立为前提，若合同无效，即使当事人有过错，对方有损失，也不发生违约责任，而应为缔约过失责任。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双方签订的转租合同无效。理由是：（一）军川农场文件规定，未经农场同意，不得私自转租土地，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租行为未经军川农场同意，所以合同无效。（二）被上诉人明知开荒地无法种植，但仍采取欺骗手段转租给上诉人，所以合同中的该部分内容无效。（三）军川农场与农户土地一年一发包，合同只对当年有效。2012年双方签订的转租合同期限为四年，即使军川农场同意，该合同也只对2012年当年有效，其余三年无效。2015年被上诉人已将土地转租他人，未造成任何损失，因此被上诉人无权索要违约金。三、2013年上诉人有2800元资金返到被上诉人账上，要求被上诉人依法返还。综上，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李树贞答辩称：2012年、2013年被上诉人每年每次给上诉人1600元，合计3200元，好像是航化费，给付时间每年大约是六七月份。双方签订的合同是有效的。原审判决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款项是事实。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举示了其申请本院调取的关于涉案土地军川农场第三十作业区被上诉人名下的会计明细账账单三份（复印件），意在证明2012年、2013年军川农场返还的标准化农时保证金分别为2880元、2802元，均由被上诉人领取，该两笔款项被上诉人应返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质证称2012年、2013年分别给付上诉人1600元，合计3200元，被上诉人未领取过上诉人所称的该两笔农时保证金。2012年已结清，2013年上诉人在会计账上剩余的款项顺延到2014年，其2014年承包后，上诉人在会计账上的余款为6800元。
被上诉人举示一份2012年3月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
土地上交各项费用的一份协议（复印件），意在证明阳光保险费等其他费用应由被上诉人领取。上诉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2012年承包费15000元，上诉人实际给付被上诉人现金9000元，余款6000元系军川农场返还的各项补贴费用，由被上诉人直接领取，两项之和为上诉人应给付被上诉人的承包费。
本院根据本案实际，为查清上诉人经营期间往来账的有关情况，从军川农场第三十作业区调取关于涉案土地被上诉人名下的会计账页两张（自2014年至2015年），证明上诉人在承包期间的往来账目的有关情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该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三组证据的认证意见：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各方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关于上诉人举示的证据，上诉人在原审中称2012年的承包费双方已结清（包括现金与军川农场返款），现上诉人以2012年的会计账页为据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农时保证金2880元的主张，因证据不充分，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2013年的会计账页能够证明被上诉人领取了军川农场返还的农时保证金2802元，本院对该账页证明的问题予以采信。关于被上诉人举示的证据，协议中虽约定2012年军川农场返还的有关费用由被上诉人领取，由于2012年双方的承包费已结清，且该协议对2013年、2014年的承包事项未作约定，因此对该证据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2013年，陶崇宝承包李树贞的土地，按合同约定应付租金为15000元，同年6月18日前陶崇宝给付李树贞承包费现金4000元，余款11000元陶崇宝给李树贞出具了欠条，并约定按月利率1％计息。另查同年12月5日，关于涉案争议土地军川农场返还的由陶崇宝交纳的农时保证金2802元，为李树贞领取，该款项应冲抵陶崇宝欠李树贞的租金，至此2013年度欠付租金变为8198元（11000元-2802元）。截止2015年6月26日李树贞起诉时，李树贞主张2013年陶崇宝所欠租金24个月的利息应为：2123元〔2013年6月18日至同年12月4日的欠款11000元的利息为612元，同年12月5日至2015年6月17日欠款8198元（11000元-2802元）的利息为1511元〕。除2013年的欠付租金数额、利息标准及利息数额外，二审认同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订立的承包合同的效力如何确认、被上诉人应否为上诉人减免租金、2013年军川农场返还的农时保证金2802元应否归上诉人所有的问题。
关于合同效力问题。该合同实际履行了三年，履行期间土地管理方军川农场未提出异议，该合同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应确认合法有效。上诉人称合同中的开荒地无法种植，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违约金问题，由于上诉人在实际承包期间未及时交纳租金，按合同约定应支付违约金。
关于减免租金问题。减免租金不是合同义务，完全取决于被上诉人对个人权利的处分，原审被上诉人同意减免部分违约金，租金与违约金两者的性质虽不同，但两者同属给付内容的范畴，体现了对上诉人应给付款项的部分减免，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另行减免租金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3年军川农场返还的农时保证金问题。上诉人实际耕种土地，该保证金为上诉人所交，返还时应归上诉人所有。因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租金，本院征询被上诉人的意见，被上诉人同意在上诉人履行给付义务时，在原审判决的基础上扣除该笔返还的农时保证金（2802元）及减少相应的利息数额517元，合计扣除3319元，本院对此予以准允。
上诉人二审中提出关于涉案土地2013年、2014年的阳光保险理赔费用为被上诉人领取，被上诉人应返还给上诉人的主张，由于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二审提出的其他主张无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就本案的其他争议作出的处理意见正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6元（上诉人预交），由上诉人陶崇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鲁 民
审判员 张义军
审判员 董力源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书记员 王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