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中中法民一终字第10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俊杰，男，1971年3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住所广东省汕头市，现住广东省中山市。
委托代理人：章鹏，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海升，男，198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住所广东省汕头市，现住广东省中山市。
委托代理人：付磐磊、冯官海，分别系广东广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实习律师。
上诉人马俊杰因与被上诉人林海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中二法东民一初字第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马俊杰于2014年1月14日持借据3份、借款合同1份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林海升向其立即支付：1、借款本金700000元；2、起诉前已产生的借款利息145581元；3、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损失10000元；4、自2014年1月15日至以上第1、2项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计付）。马俊杰提供的2012年6月14日借款收据载明：“今收到马俊杰支付的借款现金人民币150000元整。收款人：林海升（签名及捺印）2012年6月14日保证人：（空白）”。马俊杰提供同日签订的另一借款收据亦载明：“今收到马俊杰支付的借款现金人民币150000元整。收款人：林海升（签名及捺印）2012年6月14日保证人：（空白）”。2012年10月30日借款收据载明：“今收到马俊杰支付的借款现金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元）。收款人：林海升（签名及捺印）2012年10月30日借款日期：2012年10月30日还款日期：2013年10月29日保证人：（空白）”。2012年10月30日借款合同部分载明内容如下：1、借款金额：乙方（即林海升）向甲方（即马俊杰）借款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元）；2、借款期限：自2012年10月30日起至2013年10月29日止；3、借款利息：自2012年10月30日起计息。利息按月支付，支付时间为每月5日前，即2012年11月5日前支付2012年10的利息，依次类推，最后一期利息在借款到期之日与本金同时支付。合同约定借款期内，月利率为4%，即每月利息人民币16000元。借款方如果不按约定支付利息，逾期期间的利率按月利率4%计算；4、违约责任：乙方在借款期限届满时，应当一次性向甲方偿还借款本金，逾期归还的，逾期期间的利率以借款本金4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4%计算。乙方如未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的，除按约定支付逾期利息外，还应当赔偿甲方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公证费、差旅费等。林海升承认借据及借款合同上的签名及捺印确其本人所为。
另，林海升于2012年6月14日书写借款借据时向马俊杰一并交付中国银行支票2张（支票号码10404430／10226284、10404430／10226285，出票日期2012年6月29日、2012年7月7日，出票金额150000元、150000元，出票签章均为中山市东凤镇乔本电子厂财务专用章及林海升私章，付款行均为中国银行中山东凤支行，收款人一栏均未补记）用于借款质押担保，双方确认马俊杰已将上述银行支票退回给林海升。
林海升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凤永乐支行账户与马俊杰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于2011年12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发生多笔转账交易：2012年1月9日马俊杰汇入140000元、2013年7月9日向马俊杰转账14000元、2013年8月9日向马俊杰转账5000元、2013年10月23日向马俊杰转账4000元。
林海升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凤支行账户与马俊杰账号发生多笔转账交易：2012年12月8日向马俊杰转账16000元、2013年1月22日向马俊杰转账16000元、2013年5月5日向马俊杰转账6000元、2013年6月3日向马俊杰转账7000元、2013年9月12日向马俊杰转账5000元，合计50000元。
林海升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凤支行开设的银行卡于2013年10月11日向马俊杰转账20000元。
马俊杰因民间借贷纠纷自2010年11月15日至2013年5月8日期间将陈某等人起诉至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上述人员偿还借款本金累计超过2959000元及借款利息或违约金等，借据或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利息或违约金计付方法均远高于正常借贷利息【详见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1）中二法东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2012）中二法东民一初字第587号民事判决书、（2012）中二法东民一初字第588号民事判决书、（2013）中二法东民一初字第214号民事判决书、（2013）中二法东民一初字第459号民事调解书】。
马俊杰就本案上述借款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陈述如下：1、借款分2笔，一笔借款300000元、一笔借款400000元，全部借款均为现金交付，交付场所为中山市东凤镇接源路3号新杰电子公司内。除前述借款外，马俊杰与林海升之间并无其他交易，亦无其他借款发生。300000元款项部分来源于银行存款，部分来源于生意周转资金；2、马俊杰在东凤镇接源路经营铜材生意，月营业额平均为300-400万元左右，经营场所达到1000多平方米，聘请约几十个人。中山市东凤镇接源路3号厂房登记在马俊杰名下，厂房建筑面积约为4000多平方米，市场参考价超过1300万元，马俊杰现每月租金收入45000元。马俊杰名下另有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流仙仙南西路南二街二横巷4号1000多平方米房地产。
马俊杰就上述借款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陈述如下：1、2012年1月9日转账140000元属另一笔借款，该款已于2012年1月偿还完毕，马俊杰在第一庭审中有关借款发生的记忆有偏差。2012年1月9日转账140000元与300000元借款发生时间相差五个多月，林海升无法证明两者存在关联性。2、银行转账明细显示林海升借款后向马俊杰第一笔转账发生于2013年5月5日，累计转账支付57000元。3、林海升因对应借款当天交付2份银行支票而开具2张借款收据。林海升主动交付2张银行支票给马俊杰，承诺支票到期时还款。鉴于林海升能够及时偿还2012年1月借款，马俊杰相信林海升有诚信，且林海升在中山拥有房产和小轿车等财产，马俊杰有理由相信林海升能在承诺期限内能还清借款，故马俊杰认为没有必要保留支票而退回。双方于2012年10月发生的借款亦建立在信任基础上。4、马俊杰相信林海升有偿还能力，法律上没有规定要求借款人一定要有偿还能力。林海升在2013年生产经营状况良好，买房、买车，具备履行能力。
林海升就上述借款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陈述如下：林海升未收取现金借款，款项通过网上银行由马俊杰账户转账支付给林海升在中国农业银行中山东凤永乐支行账户。林海升在工厂同时开具2份借据给马俊杰，林海升一直向马俊杰支付借款利息。马俊杰后称若干借据太繁琐，要求重新签订1份借款合同及借据，双方于2012年10月30日签订借款合同及借据各1份，马俊杰同时将2张支票退回林海升。2012年10月30日借款合同及借据将之前发生300000元借款及部分未偿还利息累加总计400000元。因马俊杰退还银行支票，林海升未要求退回之前所书的借据。林海升每月偿还利息仍然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至马俊杰账户。
林海升就上述借款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陈述如下：1、300000元借款包括林海升于2012年1月9日向马俊杰借款140000元（银行转账）、2012年1月底现金借款150000元。借款300000元是以马俊杰经营公司款项支付，林海升应马俊杰要求，出具2份借款收据。2、2012年10月30日，因林海升第二次交付的银行支票不能兑现，林海升应马俊杰的要求出具借款合同及收据确认借款，并同时收回林海升第二次交付的2张支票。3、2012年10月30日借据载明借款400000元包含借款本金300000元及自2012年1月9日始每月4%计算的借款利息，扣减已付利息后得出。
原审法院认为：马俊杰、林海升对林海升在借据及借款合同上签名并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提供证据以及所作陈述，本案争议焦点为马俊杰向林海升出借款项的数额如何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马俊杰提交借据及借款合同等证据，主张通过现金方式向林海升交付借款700000元。林海升则辩称实际借款金额仅为300000元，2012年10月30日借款收据及借款合同载明款项包含2012年6月14日借款300000元及其利息而形成。原审法院认为，实际借款数额应从交付凭证、借贷金额大小、出借人的支付能力、资金来源、交易习惯、还款记录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付细节等因素综合判断。首先，原审法院在第一次庭审中要求马俊杰本人必须亲自到庭参加后续庭审，但马俊杰本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后续庭审。马俊杰本人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前述借款通过现金交付，双方并无其他借款发生或交易。原审法院查实马俊杰于2012年1月9日向林海升转账汇款140000元后，马俊杰委托代理人则称双方因其他借款而发生转账行为，且借款已经清还完毕，但马俊杰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显然，马俊杰的有关陈述及行为前后不一致，违背民事活动中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故原审法院对马俊杰的有关表述的真实性存疑。其次，马俊杰有关借款过程的陈述不符合常理及交易惯例，且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之前发生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证实马俊杰通过多次向不特定人员提供大额借款获取超高利息收入，显然，马俊杰通晓借款交付方式、风险负担、借款担保及追收等与出借款项有关的处置事宜。借据记载300000元借款发生于2012年6月14日，银行支票记载出票日为2012年6月29日、2012年7月7日，前述借款在支票确定付款期限届满后未归还，马俊杰明知林海升当时并不具备偿还能力。按照上述情形，马俊杰作为职业放贷人理应立即采取积极措施追收借款及防范风险再次发生。因此，2012年10月30日载明再次发生更多金额且无担保的借款明显不符合常理。再次，林海升未能偿还300000元借款后，马俊杰未持支票向银行提示付款，反而将前述支票退回林海升，林海升于2012年10月30日出具借款数额更大（400000元）的借据。马俊杰作为职业放贷人不可能在明知债务人不具备偿还能力的情形下再次向林海升出借更多款项，2012年10月30日借款合同及借据不排除是马俊杰与林海升就前述300000元借款所达成的新约定。最后，林海升提供有关还款记录亦从侧面证实双方实际借款数额的事实。林海升称双方约定2012年6月14日借款实际按照月利率4%计付，但银行还款记录反映林海升于2012年6月14日至2012年10月30日期间未发生银行转账或汇款给马俊杰，林海升自2012年12月始至2013年10月期间多次向马俊杰银行转款转账及汇款共计93000元（16000元＋16000元＋6000元＋7000元＋14000元＋5000元＋5000元＋4000元＋20000元），且于2012年12月8日、2013年1月22日连续向马俊杰各转账16000元，结合2012年10月30日借款合同关于借款金额及利息计付（借款额400000元，月利率4%，400000元×4%=16000元）的记载，交易记录从侧面印证2012年10月30日借款合同及借据因前述借款本金及利息累计而成。综上，从双方提供证据出发，结合民间借贷一般交易惯例，并考虑马俊杰本人为职业放贷人及缺乏必要诚信等，原审法院认定马俊杰与林海升之间实际发生的借款金额为300000元，林海升已向马俊杰偿还款项共计93000元。马俊杰与林海升之间实际借款金额300000元，林海升承认自借款之日（即2012年6月14日）起借款利率即按月利率4%计付，因前述利息计付方法超出我国法律法规允许范畴，应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一年期）4倍计付，故林海升自2012年6月14日至2014年1月14日期间应付借款利息为116027.32元（300000元×6.31%×4倍×22天（2012年6月14日-2012年7月5日）＋300000元×6%×4倍×557天（2012年7月6日-2014年1月14日）】。鉴于林海升已向马俊杰偿还款项93000元，即林海升尚应支付上述期间借款利息23027.32元（116027.32元-93000元）。另，《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如未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的，除按约定支付逾期利息外，还应当赔偿甲方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公证费、差旅费等”，马俊杰现聘请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本次诉讼，且已支付律师费10000元，故林海升应予返还。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林海升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向马俊杰偿付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其借款利息（2012年6月14日至2014年1月14日期间未付利息23027.32元，自2014年1月15日起至款项结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利率4倍计付）；二、林海升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向原告马俊杰返还律师费支出10000元；三、驳回马俊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56元，诉讼保全费3420元，合计15776元，马俊杰负担6061元（马俊杰已交），林海升负担9715元（该款林海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审法院缴纳）。
宣判后，上诉人马俊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林海升没有证据反驳马俊杰主张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审理过程存在严重不公，且违反举证规定，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诉讼中，马俊杰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交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重要证据——借款收据、借款合同等证据，因此，在林海升无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应当支持马俊杰的主张。但是，在林海升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反驳马俊杰主张的借款总金额为700000元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不顾林海升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的法律规定，仅仅根据片面、孤立的“推断”，简单、武断地排除了马俊杰的重要证据，直接造成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错误。同时，原审法院多次违反举证规定，在林海升超过法定期限申请原审法院调取银行账户记录的情况下，仍同意调取。并且在银行账户信息不能证明林海升主张的借款支付方式为“转账支付”的情况下，再次同意林海升的申请，多次前往银行查询，主动“发现”马俊杰陈述的诸多所谓“不符合常理”。在银行的账户记录不足以证明马俊杰主张的借款数额的情形下，原审法院仍然先入为主地“推断”出借款金额这一重要事实。原审法院实际上是代林海升抗辩、反驳马俊杰的主张事实，判决明显不公，必然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另外，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原审法院不顾双方当事人对本案借款事实没有异议，林海升仅主张总借款金额及利息支付金额有争议的情况下，超出应当围绕的争议焦点内容，却反复、细致地询问马俊杰资产状况等个人重要隐私，并强令马俊杰必须回答。原审法院的上述行为存在不当，直接导致庭审旁听人员、林海升等人员得以详细知悉马俊杰的重要隐私，客观上侵犯了马俊杰的合法权益。因此，马俊杰有理由相信原审判决存在严重不公；二、原审判决关于上诉人“缺乏必要诚信”的认定，既没有事实依据，也超出民事审判的范围，侵犯了马俊杰的人格尊严，二审法院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原审判决仅仅以马俊杰在原审案件两次庭审中，对于2012年6月之前的借款的陈述有部分出入，不顾马俊杰的合理解释，直接认定马俊杰“缺乏必要诚信”。显然，这种认定已经超出民事审判对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及证据审核的审理范围，是对马俊杰人格的直接负面评价，已经实际侵害了马俊杰的人格尊严。对此不当，马俊杰郑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进行纠正。关于2012年6月之前的借款的陈述，是马俊杰在第一次庭审中称2012年6月借款之前没有其他交易和借款，对此，林海升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原审法院依林海升申请，通过银行查询时，发现一笔2012年1月9日马俊杰向林海升转账140000元的记录，对此询问马俊杰，马俊杰才发现是因遗忘而疏漏说明这笔借款。这笔借款发生时间距今已有2年多，据本案争议的借款也相差6月之久，且此借款林海升已在很短期限内偿还完毕，借款凭证均已交还林海升，马俊杰手中已没有书面凭证或记录，因此未予充分注意，再加上马俊杰在此前后确实向多人有出借过多批借款，因而其个人产生了一定的记忆偏差，完全符合常理。但是，上述2012年1月9日的借款，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为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但原审法院却主观臆断地抓住不放，超越审判职责，直接否认马俊杰的人格价值，显然是缺乏充分依据和足够理由，因而是错误的。三、林海升对于本案基本的重要事实陈述有前后不一致，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原审判决却未作合理说明及任何认定，显然，原审判决违反了民事审判应当遵守的公正、公平、公开的基本法律原则，必然影响了对本案事实的正确判断。关于本案2012年6月14日30万元借款的支付方式，马俊杰一直主张是现金支付，而林海升在第一次庭审中则明确主张为：“林海升未收取现金借款，款项通过网上银行由马俊杰账户转账支付给林海升在中国农业银行中山东凤永乐支行账户”，并申请原审法院查询其上述银行账户。经原审法院查询，并未发现任何与上述借款有关联的记载，也就是说，事实上，借款支付方式并非林海升所主张的“转账支付”，而是马俊杰主张的现金支付。对于林海升而言，其不可能对借款支付方式这一重要事实记错，而且其在庭审中非常明确、细致地表明是“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支付到其具体账户。而林海升有条件掌握相关银行账户信息，却在庭审中做出与事实不符的陈述，这一反常陈述显然不是简单的记忆问题，而是刻意隐瞒、否认相关事实。因此，林海升更有可能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此外，林海升视借款时双方明确约定的借款期限而不顾，拖欠马俊杰的借款长达1年多。而且，林海升在借款时向马俊杰出具空头支票，不光是对其承诺在支票到期还款承诺的违背，更是对银行支票应当遵守的票据规则的违反。显然，林海升的上述行为均是严重的违约、违法行为，当然也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但是，原审法院却对林海升的上述问题视而不见，反而违反举证期限的规定，依林海升的多次申请，反复向多家银行查询上诉人的账户信息。对于原审法院的这一反常行为，马俊杰有理由怀疑，原审法院是在违反了公正、公平、公开基本法律原则的情形下所作出的错误判决；四、原审判决关于2012年10月30日的借款400000元是2012年6月14日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累计而成的认定，从利息的约定、计算和数额上，均无法合理推断二者的关联性，系缺乏事实依据的主观臆断。1、证明2012年6月14日借款300000元的证据为2张《借款收据》，并没有约定利息，马俊杰也没有向林海升主张过利息。而从原审法院依林海升申请而查询的银行记录来看，林海升在2012年10月30日400000元借款前，实际上也没有为此借款支付过任何利息。在没有约定利息的情况下，按照常理，林海升不会主动同意支付2012年6月14至2012年10月30日期间共4个半月的利息，更不会违反常理，主动或与马俊杰协商在2012年10月30日的《借款合同》中同意将高达100000元的利息转为本金。2、双方关于借款利息的约定，仅仅体现在2012年10月30日的《借款合同》中，即“月利率为4%”。如果将这一利率作为双方的“交易习惯”来参照，按照借款300000元的本金，计算2012年6月14至2012年10月30日期间共4个半月的利息，利息共计应为54000元，连本金共为354000元。按照原审判决的逻辑推理思路，后400000元借款的“借款合同及借据因前述借款本金及利息累计而成”，那么，2012年6月14至2012年10月30日期间产生的利息合计要100000元，才能凑够“本金及利息累计而成”的400000元。那么，“月利率为4%”的利息54000元与“利息累计”的100000元之间的巨大差额（高达46000元），应作如何解释？对此，原审判决却未作任何说明，也无法说明。显然，原审判决的推理并不具备合理性。五、原审判决以马俊杰“多次向不特定人员提供大额借款获取超高利息收入”，而认定马俊杰是“职业放贷人”，“通晓借款交付方式、风险负担、借款担保及追收等与出借款项有关的处置事宜”，完全没有事实依据。1、原审判决关于“多次向不特定人员提供大额借款获取超高利息收入”等于“职业放贷人”的推理过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与事实不符。马俊杰在庭审中已明确陈述其“经营铜材生意，月营业额平均为300-400万元左右”，另还有“每月租金收入45000元”，显然，马俊杰为有正当合法职业的经营者。但是，原审判决仅仅以马俊杰曾经有过部分高息借贷行为为依据，而直接认定其职业为“职业放贷人”。显然，原审判决的认定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主观臆断的推断，且已超越了原审法院的审理范围，必然影响对本案事实的认定；2、马俊杰作为文化水平不高的个人，并非所谓“职业放贷人”，原审法院却凭空认为其“通晓借款交付方式、风险负担、借款担保及追收等与出借款项有关的处置事宜”，俨然把马俊杰比作在金融行业混迹多年的金融、法律专业人员，额外要求马俊杰承担更多的风险预知责任和专业能力，显然不符合基本常识和审判公平原则，直接导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六、原审判决认定马俊杰在前次借款未追收，却将支票退回林海升，并再借更多金额且无担保的借款给马俊杰，不符合常理。原审判决的这一认定忽视了借贷双方的社会人际关系和客观情形，简单孤立地理解借款过程，导致认定事实错误。1、双方系老乡，很早就熟识，关系较好，马俊杰在2012年1月9日向林海升出借140000元，没有要求支付利息，而林海升也在短期内还清了借款140000元。为此，马俊杰认为林海升的还款能力和诚信都很好，于是，在林海升2012年6月14日再次要求借款300000元的时候，马俊杰欣然同意，并同样没有要求支付利息。上述行为均不违反法律规定，且符合二者的老乡关系以及林海升当时的还款能力、诚信状况。2、关于2张银行支票。2012年6月14日林海升交付的两张银行支票，是为了在支票到期之日用于还款，至于是否符合法律意义上的“质押”，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上诉人而言，林海升并不清楚，而林海升在交付支票时也没有关于“质押”的明确意思表示。因此，该支票只能证明林海升承诺的还款期限。由于林海升在上诉人承兑之前，即已告知马俊杰该支票账户中没有资金可以支付，如果承兑的话将会因“空头支票”而影响林海升的银行资信，故林海升央求马俊杰将支票返还。鉴于双方特殊关系，且支票也没有兑付价值，因此马俊杰同意将支票返还。林俊杰没有像原审判决中所说“立即采取积极措施追收借款及防范风险再次发生”，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影响林海升的实体权利，马俊杰仍有权在法定期间内向法院主张权利，因此并不违反常理；3、关于2012年10月30日的再次借款。马俊杰在2012年6月14日借款300000元尚未收回的情形下，再次于2012年10月30日向林海升支付借款400000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更何况双方的上述特殊关系。但是，鉴于林海升未及时偿还之前的借款，在咨询律师后，也采取了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包括在《借款合同》中约定了较高的利息和违约责任。因此，再次借款的行为同样不违反常理；4、关于林海升的偿还能力。林海升2012年6月14日的借款未还，不等于其就不具备偿还能力。因为，林海升在借款前后一直在经营工厂，有一定的经营收入，短期的周转困难并不代表其没有或永远没有偿还能力。因此，在林海升于2012年10月30日向马俊杰提出“经营周转需要”要求再借款400000元时，马俊杰没有拒绝。马俊杰一直较为乐观地看待的经济状况，认为再借款可以帮助其解决经营困境，对将来偿还借款有一定的帮助。而客观上，林海升在借款后购置了住房和高档小车，并且能够偿付一定的利息，恰恰可以说明其经营和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具有一定的偿还能力。可见2012年10月30日再次借款并不违反常理；七、原审判决认为“2012年10月30日借款合同及借据不排除是马俊杰与林海升就前述300000元借款所达成的新约定”，其所依据的理由均没有事实依据，属主观猜测，并非科学推理，因而导致认定本案事实错误。作为科学的逻辑推理过程，应当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前提），推导出一个未知的结论的思维过程。原审逻辑推理过程是：“林海升陈述存疑-
林海升是职业放贷人-返还支票-
旧帐未还又借新债”。但是，经前述分析可见，原审判决对于其逻辑推理所据事实均属于主观推断，并无事实依据，无论是原审判决认定的马俊杰陈述存疑，还是关于马俊杰的身份，还是借款过程，均符合客观事实，并不违反常理。因此，原审判决凭主观猜测而得出的结论，缺乏可信的说服力和事实支持，因而是错误的；八、本案2012年6月14日两份借据未约定还款时间，仅口头约定以支票的出票日期为还款时间，也未约定利息和违约责任，这说明借据缺乏借款合同要求的内容和要件，因而原审法院认为马俊杰是职业放贷人是武断的，进而要求马俊杰承担高于一般人的风险预知责任也是不恰当的，正是双方存在老乡和利息关系马俊杰才将300000元无息借给林海升，这是符合常理的。原审判决错误，审判程序明显不当、不公，导致了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请求改判原审判决第三项为：林海升应当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向马俊杰偿付借款本金400000元（不含原审判决第一项）及借款利息。
被上诉人林海升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马俊杰的上诉请求。
本院查明：对于马俊杰主张2012年10月30日借与林海升的400000元，本院专就支付的具体情况要求马俊杰予以说明，而马俊杰表示该款系现金支付，并表示时间长了对具体支付的情况记不清了等等。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马俊杰与被上诉人林海升对借款数额及各借款凭证之间的关系虽有不同陈述，但双方对2012年6月14日两张借据对应的300000元借款均予确认，林海升只是不认可400000元借款的实际发生，马俊杰也否认该400000元是此前3000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的累计，因此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确认，认定林海升借马俊杰300000元并判令林海升还本付息是正确的。对于马俊杰主张2012年10月30日借与林海升的400000元，虽然马俊杰上诉时对原审法院未认定该笔款项的事实提出大量质疑，但本院认为该400000元借款数额巨大，该笔借款是否已实际发生是二审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和关键点，因此本院专就支付的具体情况要求马俊杰予以说明并举证，而马俊杰表示该款系现金支付，并表示时间长了对具体支付的情况记不清了等等，使本院无法对其所称该笔借款的具体交付情况予以了解，进而无法达到对该笔借款的实际发生的确信，马俊杰也没有新证据能够证明该笔借已实际支出，故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马俊杰所称2012年10月30日借与林海升的400000元已实际支付，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本院认为，鉴于原审法院对于马俊杰应到庭情况和对案件事实的有关陈述情况已作认定，原审法院表述对其“有关表述的真实性存疑”已可，不宜再作缺乏必要诚信的认定；马俊杰有多笔对外借贷情况的发生且经法院的多案裁判，原审法院将此事实作为对马俊杰有关陈述真实性判断依据之一，进行分析判断并无不当，但直接叙述该事实即可，使用“职业放贷人”这一词不妥，以上原审判决中的个别用语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上诉人马俊杰的上诉请求缺乏理据，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61元，由上诉人马俊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军
审判员 吴朝晖
审判员 秦 燕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胡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