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滨民初字第157号
原告天津空港经济区水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空港经济区汽车园东路18号。
法定代表人郝顺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学亮，天津长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曲巍，该公司办公室主任。
被告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空港经济区东九道6号。
法定代表人刘增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维，天津天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宁，天津天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天津空港经济区水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翟婧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孙学亮、曲巍，被告委托代理人郭维、许宁均到庭参加诉讼。因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故裁定将本案转入普通程序审理，由审判员安福超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翟婧、代理审判员刘锐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孙学亮、曲巍，被告委托代理人郭维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情势变更：2004年11月4日，原、被告签订了《关于合作处理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纺织工业项目污水的协议》。该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将依据乙方提供的污水水量、水质及排放进度进行设计和建设该污水处理设施，专门用于乙方排入的污水处理，污水经处理后出水水质应满足国家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协议生效后，被告原在协议中承诺的三环印染、巾毯粗纺两单位一直未能按约定向水务公司排放污水，已有违双方约定。同时，在双方协议履行过程中，2008年1月18日颁布了天津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2／356-2008）（以下简称天津标准）。天津标准已于2008年2月18日开始实施。天津标准第4.1.4.2条规定“己建成的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水应在2010年12月31日前达到GB18918中‘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标准B标准’。”由于天津标准的实施，原告处理《协议》所约定的被告所属企业排放的污水成本大幅度增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上述情况双方在订立协议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协议对于原告明显不公平。基于此，原告多次试图与被告协商协议变更事宜，但被告始终不予以回复。2、被告排放污水不达标：上述天津标准第4.1.6.1明确规定：“排入本标准所列各类污水处理厂收水系统的污水执行三级标准。”而被告各厂排入原告污水进水管的污水远未达到天津标准规定的三级排放标准，已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3、被告有违约行为：2013年10月23日，原告接到被告《关于停止收取纺织污水处理费申请》，被告所属之国印分公司（天一印染）因经营困难将停止运营，从而会导致原告的纺织污水实际处理量会进一步减少，原告的运营成本将会进一步加大。鉴于上述多种原因，原告通过律师致函被告，将依法向法院申请解除《协议》，不再接收并处理被告所辖企业排放的纺织污水。但至今未接到被告正式回复，故诉讼至贵院。请求：1、依法解除《关于合作处理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纺织工业项目污水的协议》；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关于合作处理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纺织工业项目污水的协议》及所附4张水量统计表、《纺织污水处理费专题会议纪要》。证明双方签署了污水处理的协议，约定了双方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专题会议纪要说明了收费的标准，是对协议的补充。
证据二、天津中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原告2013年的财务报表。证明原告处理被告所排放污水的处理成本。
证据三、污水排放统计表。证明被告排放的污水明显超过进水标准，对原告造成的影响很大。
证据四、双方往来的函件11份（原告发出的是8份。收到的是3份）以及欠费明细。证明由于被告排放的污水严重超标，原告多次去函要求被告整改，否则可能造成污水厂处理不达标，造成整个环境污染事故。另外国印分公司因停产不按约定缴纳污水处理费，原告多次发函要求国印公司缴纳固定成本费用，但是国印公司回函声称不能缴纳污水处理费。
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1、本案所涉污水处理设施系公用设施并非其他。为配合天津市工业企业东移的战略，被告在空港经济区建设纺织工业园。当时天津港保税区空港物流加工园区管委会即现在的空港经济区政府提出无须被告自建污水处理厂，由管委会负责兴建专为纺织园配套的污水处理厂。据此被告才与政府指令的原告在2004年11月4日签订了本案的涉诉合同。2、签约后被告一直完整履行协议，按照原告统计的污水处理费缴纳，其中还包括未超过65%的固定成本费以及COD含量超过约定的费用。3、但随着国家对于节能减排的深入要求，被告作为污染企业势必要收缩产能，该情况亦属于情势变更。4、被告称由于国家对污水处理的新标准导致原告成本增加，同样由于国家对节能减排的要求也使被告的生产减少。况且纺织园在建设之初，是空港经济区政府要求为被告配套污水处理。该污水处理设施是专为纺织园配套，如果原告贸然要求解除，势必造成生产停滞、纺织园无法运转、直接导致7000名纺织员工失业，后果不堪设想。
被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原告的工商档案。证明原告股东的上级为天津港保税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及天津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均为政府机关。
证据二、《关于合作处理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纺织工业项目污水的协议》。证明原告受政府指令为被告配套污水处理设施。
证据三、《纺织污水处理费专题会议纪要》。证明由于涉案协议的签订涉及空港经济区政府，故双方出现争议时，均由政府相关部门出面协调。
证据四、《纺织污水处理费交费通知单》。证明被告一直在依约缴纳污水处理费，包括未超过65%的固定成本费用及COD含量超过约定的费用。
证据五、《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证明国家要求节能减排，被告作为污染型企业势必导致产能收缩，该情况亦属于情势变更。
证据六、《天津空港经济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意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荣泽分公司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备案的通知》和《天津市环境科学学会关于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荣泽分公司1500t／d生产废水处理工程技术方案专家评审意见》。证明本案被告已在研究彻底解决办法并已着手实施，其中包括与相关政府部门的沟通、请专家论证，根据相关备案批复，如一切顺利，新的高标准污水处理厂在明年上半年应可投入使用。
经审理查明，2004年11月4日，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水务有限公司（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关于合作处理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纺织工业项目污水的协议》，约定为了支持天津纺织工业东移，本着保护环境、充分利用水资源、实现规模效益、合作双赢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对于由乙方投资组织建设的纺织工业项目产生的污水交由甲方投资组织建设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该污水处理设施由甲方负责投资兴建，考虑到甲方投资的回收和运营成本，由乙方园区内企业向甲方支付污水处理费用；甲方将根据乙方提供的污水水量、水质及排放进度（见附表一）进行设计和建设该污水处理设施，专门用于乙方排入的污水的处理，污水经处理后出水水质应满足国家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的二级排放标准；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应保证其园区内所有企业必须严格按本协议执行，并由乙方负责协调园区内各企业在其初设批复后十五日内，依据本协议原则与甲方签订污水处理委托合同，甲方对园区内各企业进行分别收费；关于收费形式与办法，园区内所有用水企业污水处理费均按天津市供水（包括自来水和中水）价格中代收的污水处理费标准收取，如遇价格调整按天津市有关规定执行；甲方污水处理设施按协议约定的日期建成后，园区内的排污企业在计划建成时间建成后无污水排放至甲方污处理设施时，仍按月收取污水处理费用的固定成本（包括折旧费、维护费、保险费、人员工资、贷款利息、基本电费等）；甲方污水处理设施按协议约定的日期建成后，当园区内企业污水的排放量（按日均值计算）未达到本协议附表一中约定的污水排放量的65%时，甲方除根据园区内企业实际排放污水量收费外，不足65%的部分另外补收污水处理固定成本费；园区内东亚毛纺、三环印染、巾毯粗纺、飞天家纺、天一印染、荣泽印染、仁立毛纺等七家企业污水处理费除按供水水价代收的污水处理费收取外，当其COD含量不超过500mg／L时按0.65元／立方米执行费，当COD含量超过500mg／L时，每超过10mg／l，加收0.025元／立方米的处理费（不足10mg／l忽略不计），上述七家企业的污水排放量按其供水总量（包括自来水及中水）的80%计算，以上收费标准随物价因素的涨幅进行合理调整；关于违约责任，当乙方企业排放污水水质超出附表一中约定的水质时，应由该企业与水务公司协商解决，未经水务公司同意不得排放；如乙方园区内某企业未按协议第六款约定按时交纳污水处理费，甲方有权向该企业停止供水，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该企业自负，与甲方无关；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报空港加工区规划建设局壹份，报空港加工区环保局壹份。附表一纺织工业项目的排水汇总表（双方盖章认可）。《纺织污水处理费专题会议纪要》记载，为确保空港物流加工区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保证治污和排污企业之间的协调合作，空港管委会副主任张爱国于2007年3月20日，主持召开了关于纺织污水处理收费的协调会，空港加工区环保局、空港水务公司、天纺投资控股公司参加了会议。经过讨论研究，对空港水务公司和天纺投资控股公司在纺织污水处理费方面存在的争议，进行了如下的明确：1、空港水务公司在纺织污水处理厂工程结算完成后，在审计完毕的基础上，计算合理的纺织污水固定成本费。2、天纺投资控股公司所属排放有色污水的厂家，执行“合作处理空港加工区工业项目污水的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交纳污水处理费用（污水处理费用包括：自来水水费中代收的污水处理费；有色污水处理费；固定成本费用），其中固定成本收费标准暂按0.8元／吨计取（按原协议附表污水排放量计算固定成本）。待最终固定费价格确定后，已经收取的部分多退少补。3、东亚毛纺公司从2006年6月开始交纳的有色污水处理费，暂按其COD排放浓度不超过500mg／l收取。在其安装连续监测仪表后，经区环保局、水务公司、天纺投资控股公司三家进行认定，根据三个月的监测结果，反推其以前的COD排放浓度，如COD排放浓度超过500mg／l，按原协议补交差额。4、荣泽印染公司从其正式供水水表安装开始，至2007年5月，按其实际自来水用量的80%收取有色污水处理费。2007年6月-2007年9月，其除交纳有色污水处理费外，还需按“原协议”污水排放量的25%为基数（即1000吨／天）交纳固定成本。2007年10月开始，完全按照“原协议”原则交纳污水处理费用。5、本会议纪要三方签字后，东亚毛纺、荣泽印染在10日内缴纳2006年8月-2007年2月的污水处理费用；天一印染在20日内缴纳2006年8月-2007年2月的污水处理费用。6、天纺投资控股公司在本周内把其他未建成的有色纺织厂家的建成时间报到水务公司。7、关于纺织园总排水量核减问题，另行再议。2014年1月6日，原告向被告及荣泽纺织分公司、飞天家用纺织分公司发出《关于再次要求立即整改确保达标排水的函》，函告荣泽纺织分公司、飞天家用纺织分公司经原告多次发函要求整改，排水水质一直未好转，排水COD指标时有超标现象发生，已超出纺织污水处理厂生化处理工艺承受能力。为避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请贵公司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确保排水达标。如继续超标排水，原告只能采取措施减少或停止接收纺织园区排放的污水，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贵单位承担。
2014年1月10日，原告向被告及荣泽纺织分公司、飞天家用纺织分公司发出《关于贵公司排水水质连续严重超标应立即整改的函》，函告荣泽纺织分公司、飞天家用纺织分公司经原告多次发函要求整改，排水水质未见好转，排水COD、色度指标仍持续大幅度超出约定标准，已超出纺织污水处理厂生化处理工艺承受能力。请贵公司立即整改，否则原告只能采取措施减少或停止接收纺织园区排放的污水，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贵单位承担。
2014年1月11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飞天家用纺织分公司向原告发出《关于飞天家用纺织分公司整改排水的汇报》，告知自原告第一次发函，已采取紧急措施，与原告领导会议沟通，在原告指导下，加入专用药剂，从目前监测结果看，不理想，公司继续探求新措施并制作计划。
2014年2月19日，原告向被告及荣泽纺织分公司、飞天家用纺织分公司发出《关于贵公司排水水质严重超标应立即整改的函》，函告荣泽纺织分公司、飞天家用纺织分公司，排水COD、ph值、色度指标间歇大幅度超出约定标准，虽经与纺织工业园其他企业排水混合后，进水仍严重超标，已超出纺织污水处理厂生化处理工艺承受能力。请贵公司立即整改，否则原告只能采取措施减少或停止接收纺织园区排放的污水，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贵单位承担。
2014年2月25日，原告向被告及荣泽纺织分公司、飞天家用纺织分公司发出《关于贵公司排水水质超标再次要求立即整改的函》，函告荣泽纺织分公司、飞天家用纺织分公司，排水COD、色度等指标频繁超出约定标准，虽经与纺织工业园其他企业排水混合后，进水仍严重超标，已超出纺织污水处理厂生化处理工艺承受能力。请贵公司立即整改，否则原告只能采取措施减少或停止接收纺织园区排放的污水，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贵单位承担。
另查，2010年5月25日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水务有限公司变更企业名称为天津空港经济区水务有限公司。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当庭陈述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关于合作处理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纺织工业项目污水的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履行。
关于根本违约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排水量排放污水且排水水质超出合同约定的标准，造成原告运营成本大幅提成，构成根本违约。被告辩称，被告按照原告统计的污水处理费缴纳费用，其中包括排水量未超过65%的固定成本费及COD排量超标的固定成本费，故不构成根本违约。本院认为，针对原告主张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排水量排放污水，合同约定“甲方污水处理设施按协议约定的日期建成后，当园区内企业污水的排放量（按日均值计算）未达到本协议附表一中约定的污水排放量的65%时，甲方除根据园区内企业实际排放污水量收费外，不足65%的部分另外补收污水处理固定成本费”，针对原告主张被告排水水质超出合同约定标准，合同约定“园区内东亚毛纺、三环印染、巾毯粗纺、飞天家纺、天一印染、荣泽印染、仁立毛纺等七家企业污水处理费除按供水水价代收的污水处理费收取外，当其COD含量不超过500mg／L时按0.65元／立方米执行费，当COD含量超过500mg／L时，每超过10mg／l，加收0.025元／立方米的处理费”。可见双方在订立合同时，针对不同的排水量和排水水质分别约定了不同的收费标准，故原告主张的被告未按合同约定的排水量排放污水及排水水质超出合同约定标准的情形均未超出合同约定的范围，原告据此主张被告构成根本违约，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情势变更的问题。原告主张，2004年11月4日双方签订合同时，约定的水质标准为国家二级标准，但2008年2月18日天津市实施新的污水排放标准，要求已建成的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厂排水标准应在2010年12月31日之前达到GB18918中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B的标准，根据此标准，原告必须进行设备升级，导致原告运营成本增加，此情势是在签订合同时无法预见的，所以属于情势变更。被告辩称，本案所涉项目为配合天津市工业企业东移，纺织园的配套，如果在被告新的排污设备尚未建成期间，即要求判令解除合同，将导致整个纺织园的停产，七千多人的失业，且本案不属于产品交易、资金流转等因素产生的纠纷，不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中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本院认为，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会显失公平，因此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的原则。原、被告签订合同时明确约定“为了支持天津纺织工业东移，本着保护环境、充分利用水资源、实现规模效益、合作双赢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对于由乙方投资组织建设的纺织工业项目产生的污水交由甲方投资组织建设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结合合同性质及诚实信用原则，原、被告订立合作处理污水协议的目的首先在于保护环境、消除污染、充分利用水资源，其次是实现规模效益、双方互利共赢。双方订立合同时均应了解，该协议具有持续性、稳定性的特点。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天津市环境保护局和天津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提高了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污水排放标准，属于双方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情况，但是原告作为治污企业、被告作为排污企业，应当以实现合同目的为出发点，共同努力解决。双方可以协商变更合同内容，如通过新建、改造污水处理设施等方法以满足污水排放需要，实现保护环境、消除污染、充分利用水资源、合作双赢的合同目的。故原告据此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天津空港经济区水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天津空港经济区水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安福超
代理审判员 翟 婧
代理审判员 刘 锐
二〇一五年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宋 杰
附：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