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100号
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原再审申诉人）：广东省五华县雄发建设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张贵强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惠良律师。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原再审申诉人）：曾桓雄。
委托代理人：张贵强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惠良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原再审被申诉人）：广州市联尔贸易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万由伟律师。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张贵强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惠良律师。
一审第三人：广州市益信混凝土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范国荣律师。
广东省五华县雄发建设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发公司）、曾桓雄因与广州市联尔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尔公司）、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广州市益信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信公司）债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31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3月25日作出粤检民抗字（2013）47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3年4月26日作出（2013）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101号民事裁定书，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杨楠、廖海能出庭。雄发公司、曾桓雄、建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贵强、吴惠良，联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万由伟，益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范国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1月18日，联尔公司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一审起诉称：其从2007年12月开始，为雄发公司在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看守所办公楼工程（以下简称“看守所工程”）供应包括钢材在内的建筑材料。2010年1月1日，在联尔公司的催促下，雄发公司向联尔公司出示了《欠条》一张，承认拖欠联尔公司材料款在2009年12月31日仍不能兑现已构成违约，并承诺在原金额的基础上按千分之三计付违约金补偿给联尔公司，日期暂计至2010年1月31日，合计欠款2626455元。该《欠条》还特别声明：如到期仍不能兑现经得联尔公司同意按上述方式计至结清为止（即按每日千分之三计付违约金）。曾桓雄为雄发公司的欠款立据担保。雄发公司与建安公司属挂靠和被挂靠关系，因此，曾桓雄、建安公司与雄发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联尔公司请求判令：1、雄发公司、曾桓雄、建安公司共同支付联尔公司材料欠款及违约金补偿款共计2626455元；2、雄发公司、曾桓雄、建安公司共同支付所拖欠款2626455元的违约金（从2010年1月31日计算起至付清为止，按每日千分之三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雄发公司、曾桓雄、建安公司共同承担。
雄发公司、曾桓雄共同答辩称：1、在看守所工程上，联尔公司只向雄发公司供过两批钢材，总款609219元，雄发公司已向联尔公司支付完毕。除此之外，联尔公司在看守所工地没有向雄发公司供应过任何其他建筑材料；2、在看守所工程上，只欠益信公司2008年2、3月份的混凝土货款、趸车费114000元。3、联尔公司所持《欠条》中的2626455元是由834934元按每日千分之三利滚利而来的，而且，834934元中也只有货款本金645310元，该本金645310元是益信公司2008年2、3月份供应看守所工地混凝土款及趸车费共计114000元加上雄发公司在新溪安置房工地（以下简称“新溪工地”）上欠益信公司2008年2月、3月、5月混凝土货款531310元的总和。因此，该645310元是雄发公司欠益信公司的混凝土款，与联尔公司无关。该《欠条》除645310元本金外，其余均为按每日千分之三的标准以及“利滚利”的方式计算出来的畸高违约金。3、联尔公司除持有2626455元的《欠条》，还有一张总额为3129751元的《欠条》，两张《欠条》同一人同一时间出具，只不过3129751元《欠条》上写的是新溪工地，两张《欠条》中不计违约金的欠款金额合计高达5348771元，而在看守所工程及新溪工地两个工程中，联尔公司和益信公司共向雄发公司供应钢材及混凝土总额也只有4493815元，即使雄发公司从没有向联尔公司及益信公司支付过货款，也不可能欠联尔公司和益信公司5348771元。况且，雄发公司已至少支付4177867元。4、雄发公司、曾桓雄签署《欠条》并非其本意。一方面，由于张敏添曾代表联尔公司和益信公司都收过货款，雄发公司不能清楚区分联尔公司和益信公司的关系，将债权人益信公司误认为联尔公司，但在法律关系上，雄发公司在看守所工程上所欠的是益信公司的混凝土货款，联尔公司无权主张权利；另一方面，因益信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混凝土技术资料，导致涉案两工程无法竣工验收，雄发公司不能按时收到工程款，所以开具给益信公司的部分货款期票变成空头支票，为避免因签发空头支票而引起金融机构的处罚，雄发公司只得同意签署包含高额违约金的《欠条》，以换取益信公司不将空头支票入账的承诺，况且雄发公司还要继续有求于益信公司提供混凝土技术资料，以办理验收、结算、收款的手续，也不得不同意签署包含高额违约金的《欠条》。因此，上述包含高额违约金的《欠条》不是雄发公司、曾桓雄的真实意思。
建安公司答辩意见：联尔公司与建安公司没有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建安公司与雄发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联尔公司无关，请求驳回联尔公司对建安公司的起诉。
益信公司认为该案处理结果与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没有必要参加该案诉讼。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7年8月20日，雄发公司与建安公司联合进行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看守所办公楼工程的招标，工程开工日期是2007年11月28日，完工日期是2008年4月30日，工程钢筋设计总用量201.5吨，混凝土设计总用量1548.12立方，工程总造价633.16万元。2007年12月、2008年1月间，张敏添作为供货商负责人代表联尔公司通过签订《钢材价格品牌确认单》的形式分别向看守所工程供应钢材78.62吨（单价每吨5380元、价款422964元）、34.62吨（单价每吨5380元、价款186255元），供需双方代表均在联尔公司《送货单》（一式三份，存根联、对账联、结算联）上签名。2008年1月24日、2月27日，雄发公司分两笔向联尔公司支付了上述钢材款186255元、422964元，共计609219元，收款经手人均为张敏添。在看守所工程期间（2008年1月13日），广州市海珠区三平建材经营部亦供应过部分钢筋。
2007年12月12日，雄发公司（甲方）与益信公司（乙方）签订《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约定由乙方向甲方的看守所工程及新溪安置房工地（即新溪工地）两处工地提供混凝土商品砼。在益信公司向雄发公司看守所工程供应混凝土期间，黄玉冰、张敏添作为收款人均代表益信公司收取过部分混凝土款。同时期向看守所工程供应混凝土商品砼的单位还有广东景泰混凝土公司、广州穗业混凝土有限公司。
2010年1月18日，联尔公司以雄发公司、曾桓雄盖章、签名出具的有关看守所工程材料款2626455元的《欠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予判。
一审另查明，张敏添与联尔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玉冰为夫妻关系。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涉案《欠条》上所写的材料欠款本金2402978元是否真实？在审理中，虽然联尔公司、雄发公司均认可彼此之间没有签订建筑材料买卖的合同，但雄发公司对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不持异议；联尔公司虽持雄发公司、曾桓雄所出具的《欠条》向一审法院起诉，并当庭表示除向雄发公司提供过建筑材料业务外，彼此间还存在借贷关系，但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欠条》主要是涉及看守所工程材料款的，并且是经过双方结算过的，联尔公司对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也没有明确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是联尔公司、雄发公司双方在买卖建筑材料过程中产生的纠纷，是买卖合同纠纷。
联尔公司虽表示向雄发公司看守所工程供应的是钢筋、混凝土、石头等建筑材料，但雄发公司只认可联尔公司向看守所工程供应过钢材，并出示相关《钢材价格品牌确认单》、《送货单》等证据证实，联尔公司亦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对此，联尔公司作为建筑材料的供应商，应有能力提供其供应看守所工程建筑材料的所有单据而不提供，并声称所有单据在与雄发公司结算对账时全部交给了雄发公司，但本案涉及的联尔公司制作的钢材《送货单》是一式三份（存根联、对账联、结算联），全部交给了雄发公司不符合一般的交易惯例。综合本案雄发公司、曾桓雄提交的证据及联尔公司的质证情况，一审法院可以认定联尔公司和雄发公司之间存在过钢材材料的买卖关系，并且，根据186255元的《收据》及农信社号码为19984365的422964元的支票（含支票存根）等证据证实，雄发公司、曾桓雄已付清联尔公司总货款为609219元的钢材款。联尔公司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雄发公司之间还发生过其他建筑材料的买卖关系，但联尔公司未能进一步举证，以及也未能提供其与雄发公司有借贷关系的相关证据，联尔公司应负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本案涉及的看守所工程中，即使按照工程钢筋设计总用量201.5吨全部由联尔公司供应，乘以单价每吨5380元，总价款也只有1084070元，与涉案《欠条》中不计违约金的材料欠款2402978元相较，差额1318908元，况且还有案外人广州市海珠区三平建材经营部供应过看守所工地部分钢筋，差额远不止1318908元。对此，雄发公司、曾桓雄认为《欠条》中除存在645310元的欠款外，其余均为按每日千分之三的标准以及“利滚利”的方式计算出来的畸高违约金，并列举大量证据予以说明。而在整个审理过程中，联尔公司对《欠条》上的欠款本金2402978元的形成始终没有作出合理的说明。鉴于本案雄发公司、曾桓雄提供的证据对于联尔公司的诉求加以合理反驳，联尔公司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对其诉求加以证明，并且本案还存在联尔公司不同意司法鉴定、益信公司又不出庭等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无法认定联尔公司与雄发公司、曾桓雄、建安公司之间就看守所工程所发生的材料欠款本金2402978元事实的真实性。因此，联尔公司诉求《欠条》上的欠款数额2626455元，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
至于雄发公司、曾桓雄认可所欠的是益信公司的混凝土款的问题，因益信公司在本案中没有转让、放弃权利的意思表示，也不出庭应诉，对所欠混凝土款的具体数额无法认定，对此，本案不宜处理，有关当事方可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0年9月19日作出（2010）黄民二初字第6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联尔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812元，由联尔公司负担。
一审判决后，联尔公司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联尔公司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基于买卖关系转化为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不存在“利滚利”的情形。从2010年1月1日，雄发公司、曾桓雄向联尔公司出具《欠条》内容来看，双方就材料款对账确认已履行完毕，转化成为雄发公司、曾桓雄欠联尔公司材料款2626455元的债务关系。双方在该材料款对账确认时，联尔公司是在将材料结算单据已完全交付给雄发公司、曾桓雄的情况下，雄发公司、曾桓雄才向联尔公司出具《欠条》。因此，对涉案送货单据问题，只能由一审法院向雄发公司提取。雄发公司无法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一审法院将该举证责任强加给联尔公司，显然本末倒置，违背本案基本法律事实。此外，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欠款金额有“利滚利”的情况。同时，一审判决所称“交易惯例”，用双方之前交易过程来否定涉案交易方式，也完全错误。（二）2010年1月1日《欠条》是雄发公司、曾桓雄真实意思的表示，其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本案无关，且均不能否认涉案《欠条》的法律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关2010年1月1日《欠条》的真实性，雄发公司、曾桓雄均认同，一审法庭已记录在案；其次，在一审庭审中，雄发公司、曾桓雄曾提出司法鉴定，要求对整个看守所工地工程所用钢材进行鉴定，联尔公司不同意，因为雄发公司收取了联尔公司价值2626455元建筑材料不能等同就将这些材料全部用在看守所工地上，不排除雄发公司还将这些材料用在其他工地或转卖他人的情况。涉案《欠条》上的债权主体注明是联尔公司，与建安公司无关，益信公司和雄发公司之间的混凝土买卖关系，应由双方另案处理，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追加益信公司参加诉讼，将两案混在一起，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审判程序不合法。1、一审判决中仅罗列联尔公司与雄发公司提交证据材料，但无相对方质证意见等，违反证据规则及在民事诉讼中用证据来证明事实的法律规定。2、一审法院从2010年1月18日立案至2010年9月21日出具一审判决书，早已超过民诉法有关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应在六个月内审结的法律规定。（四）本案因雄发公司、曾桓雄一直拖欠联尔公司涉案巨款，联尔公司生存十分困难，面临破产倒闭，将连锁产生员工失业流散社会，必然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且审判程序不合法。联尔公司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支持联尔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雄发公司、曾桓雄、益信公司共同承担。
雄发公司、曾桓雄、建安公司共同答辩称：不同意联尔公司的上诉请求，联尔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
益信公司答辩称：1、雄发公司称欠益信公司645310元不是事实，初步估计，雄发公司欠益信公司货款将近160万元，雄发公司称262万多元是“利滚利”得来的也不符合事实。2、张敏添不是益信公司员工，张敏添和益信公司有合作关系，张敏添只是居间人并从中收取佣金。3、黄玉冰不是益信公司的财务人员，益信公司也没有委托黄玉冰收取款项。4、联尔公司和益信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双方之间都是各负盈亏，各自有自己的资金账户。5、联尔公司与雄发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益信公司不清楚。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联尔公司为证明雄发公司欠其2626455元，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欠条》，《欠条》内容如下：“因与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被挂靠单位）承建的黄埔公安局看守所办公楼工程资金紧缺，在承诺付给广州市联尔贸易有限公司2009年12月31日的用于公安局看守所办公楼工程的材料欠款2402978元不能依时兑现。现按承诺在原金额的基础上每日按千分之三计付违约金补偿给广州市联尔贸易有限公司，日期暂计至2010年1月31日。合计欠款：2626455元，大写：贰佰陆拾贰万陆仟肆佰伍拾伍元整。如到期仍不能兑现，经得联尔公司同意按上述方式计至结清为止，绝不食言。发生纠纷由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管辖。特此。立据人：广东省五华县雄发建设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担保人：曾桓雄。二0一0年一月一日”。经质证，雄发公司、曾桓雄认为：“对于《欠条》上加盖的公章及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其内容本身是不客观、不真实的，表现在两个方面：1、雄发公司并不欠联尔公司材料款。2、《欠条》上的2402978元不全部是材料款，绝大部分是违约金；且上面的材料款欠的是益信公司的，而不是联尔公司；这份证据与联尔公司的诉求之间没有关联性。这《欠条》包括雄发公司所提交的其他《欠条》是联尔公司打印好之后，让雄发公司盖章、曾桓雄签名的，并不是联尔公司所说的由雄发公司打印的；联尔公司称《欠条》上的2626455元是材料款，而不包括违约金，这与《欠条》本身的内容相矛盾，《欠条》中可以明确地看出2626455元包括2009年12月31日至2010年1月31日的违约金，标准是每日千分之三。”雄发公司、曾桓雄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提交了另外六张《欠条》（《欠条》上载明债权人均为联尔公司），以证明2626455元是联尔公司以每日千分之三的违约标准“利滚利”得来的。而联尔公司则对于雄发公司、曾桓雄提交的六张《欠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是雄发公司、曾桓雄单方制作的，与联尔公司无关。另外，雄发公司、曾桓雄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供以下证据；1、《钢材价格品牌确认单》、《送货单》及付款凭证，以证明其与联尔公司之间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已经结算，且其已经向联尔公司付款完毕。2、雄发公司与广州市海珠区三平建材经营部基于黄埔看守所工地所形成的买卖钢材关系的证据，以证明除联尔公司之外，广州市海珠区三平建材经营部也向该工地供应了钢材。3、联尔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玉冰与张敏添的结婚登记证明，以证明张敏添代表益信公司所签订《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以证明张敏添在与雄发公司交易过程中既代表联尔公司，又代表益信公司，导致其误将欠益信公司工地的款项认为欠联尔公司的款项。除上述证据之外，雄发公司还提供了其他证据，共计33份。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联尔公司为证明雄发公司欠其2626455元，向法院提交了一张《欠条》，因此本案的纠纷为债权纠纷。雄发公司、曾桓雄对于《欠条》上加盖的公章及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内容不客观、不真实，《欠条》上的2402978元不全是材料款，绝大部分是违约金；且上面的材料款是欠益信公司的，而不是联尔公司。”对此，二审法院认为，从《欠条》上记载的“因与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被挂靠单位）承建的黄埔公安局看守所办公楼工程资金紧缺，在承诺付给广州市联尔贸易有限公司2009年12月31日的用于公安局看守所办公楼工程的材料欠款2402978元不能依时兑现。现按承诺在原金额的基础上每日按千分之三计付违约金补偿给广州市联尔贸易有限公司，日期暂计至2010年1月31日。合计欠款：2626455元”内容来看，雄发公司是盖章确认欠联尔公司材料款的，而且雄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桓雄也签名对此予以确认，并作为担保人承诺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雄发公司、曾桓雄在《欠条》上分别加盖公章及签名确认联尔公司债务的行为合法有效，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联尔公司的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但根据本案现查明的事实来看，虽然雄发公司抗辩其是在误认交易主体的情况下向联尔公司出具的《欠条》，且《欠条》上的2402978元不全都是材料款，绝大部分是违约金。但雄发公司、曾桓雄并没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对联尔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行使撤销权，撤销该《欠条》。况且，雄发公司、曾桓雄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如果与联尔公司之间确实不存在2402978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按常理是不会随意在《欠条》上盖章及签字确认欠联尔公司该笔巨额款项的，且事后也不做任何补救工作。鉴于雄发公司、曾桓雄对其抗辩均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且该抗辩意见也不合常理，因此，二审法院对于雄发公司、曾桓雄的抗辩意见均不予采纳。根据《欠条》的内容来看，雄发公司承认欠联尔公司材料款2402978元，故雄发公司应将该部分款项偿还给联尔公司。至于联尔公司所主张的除2402978元之外的223477元问题，虽然雄发公司在《欠条》中承诺支付联尔公司2626455元（2402978＋223477），但该款项除包含上述2402978元本金之外，还包括了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月31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三的标准计算出来的违约金。雄发公司逾期还款的行为确属违约，也确应承担违约责任，但由于联尔公司无提供证据证明其除利息之外还有其他损失，因此，二审法院对于雄发公司主张对欠款按日千分之三计算违约金过高予以采纳，并依法予以调整。雄发公司应向联尔公司支付欠款本金2402978元的利息，利息的起计时间为2010年1月1日，利息的计算标准二审法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对同期逾期贷款利率的规定，酌定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付。
关于曾桓雄及建安公司是否承责的问题。由于曾桓雄在《欠条》的担保人处签名，且没有声明是一般担保，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曾桓雄应对雄发公司所欠联尔公司的2402978元材料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于联尔公司要求建安公司承责问题，由于缺乏依据，故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联尔公司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二审法院予以支持，理由不成立部分，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2年2月14日作出（2010）穗中法民二终字第239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0）黄民二初字第63号民事判决；二、雄发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联尔公司欠款2402978元及利息（以2402978元为本金，从2010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所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付）；三、曾桓雄对于本判决第二项所确定的雄发公司所欠联尔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曾桓雄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雄发公司追偿；四、驳回联尔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受理费各27812元，由联尔公司负担各审的1788元；雄发公司负担各审的26024元，曾桓雄对此负连带清偿责任。
雄发公司、曾桓雄不服（2010）穗中法民二终字第2398号民事裁判，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7月18日作出粤检民抗字（2012）245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起抗诉。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主张：本案是以买卖关系为基础的债权债务纠纷，争议的焦点是：联尔公司据以起诉的《欠条》上所记载的债权债务是否真实。二审判决以《欠条》为主要依据确认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属适用法律错误，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二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欠条》是双方债权债务的书证，且有较高的证明力，但《欠条》的产生必须有真实的基础交易。当债务人否认《欠条》所记载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提出合理抗辩时，债权人应进一步就基础交易关系真实存在进行举证。（二）二审判决未综合审查全案证据，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联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玉冰及其丈夫张敏添均代表联尔公司和益信公司与雄发公司签订钢筋买卖和混凝土买卖合同并收取货款，造成了联尔公司和益信公司账目上混同的表象。根据联尔公司与雄发公司的《钢材价格品牌确认单》、联尔公司的送货单等证据，仅能证明联尔公司分两批向雄发公司提供了78.62吨、34.62吨钢筋；支票存根及收据等证据证明雄发公司已分两笔向联尔公司支付了上述钢材款186255元、422964元，共计609219元。以上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证明雄发公司与联尔公司之间关于钢筋买卖的债权债务已结清。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
本院于2012年8月14日作出（2012）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384号民事裁定，指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
雄发公司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过程中述称：同意检察机关的意见，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判如所请。
联尔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检察机关的意见，请求驳回雄发公司的再审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建安公司答辩称：鉴于一、二审判决均无要求建安公司承担责任，建安公司对于一、二审判决没有意见。
益信公司答辩称：1、雄发公司与联尔公司是否有业务往来我方不清楚。2、本案处理的是雄发公司与联尔公司的欠款纠纷，该案的处理结果与益信公司没有利害关系，本案不应将益信公司追加为第三人。3、联尔公司与益信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单位，双方各负盈亏，不存在混同问题。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二审查明事实属实，再审予以确认。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是《欠条》的真实性及其对买卖合同成立的证据效力，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关于《欠条》的真实性及其对买卖合同成立的证据效力。联尔公司主张雄发公司欠付其货款并提交雄发公司盖章及曾桓雄签名的《欠条》为证，雄发公司、曾桓雄未对《欠条》上所盖公章及签名提出异议，故应当视为对该《欠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联尔公司提交的《欠条》上载明了债权主体、欠款成因、欠款数额、违约责任等内容，不仅确认了联尔公司与雄发公司存在基础的买卖合同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雄发公司、曾桓雄基于基础买卖合同关系而确认其对涉案债务应承担的给付义务，足以作为认定双方债权债务的充分依据。因此，该《欠条》从性质上看，具有债权凭证的效力，联尔公司据此主张买卖合同关系存在并要求雄发公司、曾桓雄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理据充分，应予支持。
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联尔公司据其持有的《欠条》主张债权，即已完成证明买卖合同关系存在并享有合法债权的举证责任，雄发公司、曾桓雄如若否认《欠条》持有人联尔公司系买卖合同相对方并对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提出否定性抗辩，则举证责任转移至雄发公司、曾桓雄，其应对买卖合同不成立及联尔公司并非买卖合同的相对人进行举证。本案中，雄发公司、曾桓雄提交的《送货单》、支票存根、《收据》仅能证明其与联尔公司曾有数次交易，不足以认定所涉交易为双方的全部交易；雄发公司与广州市海珠区三平建材经营部基于黄埔看守所工地所形成的买卖钢材关系的证据，仅能证明广州市海珠区三平建材经营部曾向涉案工地提供钢材，不足以认定联尔公司供应涉案工地的钢材总量；联尔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玉冰与张敏添的结婚登记证明，仅能证明二人存在夫妻关系，即使黄玉冰、张敏添均代表联尔公司和益信公司与雄发公司签订钢筋买卖和混凝土买卖合同并收取货款，亦不足以造成雄发公司对联尔公司与益信公司主体混同的错误认识，雄发公司以此抗辩其将合同相对人误认为益信公司，有违常理。综上，雄发公司、曾桓雄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对抗《欠条》所确认的买卖合同关系及相关债权债务，二审法院据此采信《欠条》的证明效力判令雄发公司清偿债务正确，应予维持。
至于联尔公司是否应据《钢材价格品牌确认单》对《送货单》存根联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联尔公司据具有债权凭证效力的《欠条》主张债权，已完成其举证责任；雄发公司、曾桓雄虽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提出否定性抗辩，但未能提交足以推翻的证据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双方当事人经结算后立下《欠条》，联尔公司不再有保存《送货单》存根联的义务，如无限制要求联尔公司提供的证据须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有失诉讼公正。雄发公司关于联尔公司应进一步对《送货单》存根联承担举证责任的抗辩，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举证分配规则，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对此不予采纳。
综上，经审查，二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2日作出（2012）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维持（2010）穗中法民二终字第2398号民事判决。
2013年3月25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抗诉认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31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理由如下：
本案是以买卖关系为基础的债权债务纠纷，联尔公司主张《欠条》所记载的买卖合同之债权债务真实，雄发公司对此主张予以否认，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欠条》所记载的2402978元买卖合同之债的真实性，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第一，原再审判决以《欠条》为唯一依据确认2402978元买卖合同之债的真实性，属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欠条》是双方基于基础交易关系而进行的结算记录。也即基础交易关系发生债权债务在先，《欠条》的产生在后。因此，《欠条》作为结算的记录，不能反过来单独证明债权债务的存在，否则即构成了两者之间的循环论证。当对方当事人对《欠条》的内容提出异议时，实质上是对《欠条》所记载的债权债务予以否认和抗辩。因此，主张《欠条》之债的一方，须提供证据证明基础交易关系的存在，才能证明《欠条》所记载的债权债务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本案中，联尔公司虽持有《欠条》，但拒绝陈述作为基础的买卖合同形成的事实，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己方的诉讼请求。首先，一审阶段联尔公司主张买卖合同账款是260万元，在雄发公司质证之后又予以否认。在法庭充分说明之后，联尔公司仍以“与案件无关联”为由，拒绝对买卖合同之债形成的事实进行举证；其次，按照一般的生活经验和交易习惯，260万元是一笔较大数目的货款，联尔公司作为供货方，在收到货款之前没有保留任何对外的送货凭证，在公司内部也没有保留相关的出货记录、会计账本或者项目结算，甚至也不能对其供货的型号、数量以及供货的时间地点等基本事实做出必要说明，不合常理，足以产生对《欠条》之债真实性的合理怀疑；第三，与联尔公司关于《送货单》只有一联且由雄发公司全部收回、导致其无法提供相关存根联的主张相反，现有证据表明，双方在钢筋交易的过程中，存在至少两联的《送货单》并且上面均有双方签名，因此，联尔公司的陈述不符合交易事实。
另一方面，《欠条》载明买卖合同涉及看守所工程，据现有证据，工程的最后钢筋实际用量约为181.47吨，即使全部由联尔公司供应，以每吨5380元的单价，总价款仅为976308.6元，况且还有案外人广州市海珠区三平建材经营部也供应了部分钢筋，因此工程数额远远没有联尔公司所称的240多万元。其次，雄发公司提供了《钢材价格品牌确认单》、《送货单》和收款收据，证明联尔公司共提供了113.24吨钢筋，并已由益信公司的代表张敏添收取了609219元货款，双方关于钢筋的买卖交易已经货款两清，且益信公司与联尔公司之间确实存在互相代收货款的情况；第三，雄发公司提供的与益信公司的混凝土对账单、收据、支票以及9张《欠条》的复印件，证明雄发公司与益信公司之间关于混凝土交易的货款欠额为645310元，经过多次利息重复计算演变成《欠条》所载明的2402978元。以上证据之间互有联系并能够互相印证，形成锁链，足以形成优势证据，推翻联尔公司关于2402978元债务为钢筋买卖合同贷款的主张。
综上，联尔公司以《欠条》为唯一证据，不足以支持其关于买卖合同之债的主张。终审判决认定联尔公司2401978元的债权属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第二，《欠条》之债的真实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在于联尔公司，原再审判决将买卖合同不成立的举证责任分配给雄发公司，属适用法律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债权债务是当事人之间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而产生的特定权利义务关系，仅真实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受到法律保护。因此主张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一方，应当就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中，《欠条》是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记载，但《欠条》本身不能说明该债权债务关系的形成是合法的，也不能排除当事人采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规避法律的可能。经质证，雄发公司对《欠条》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异议，并明确提出《欠条》所记载的2402978元，名义上为买卖合同货款、实为“利滚利”所形成的高额利息。在此情况下，联尔公司应当就《欠条》所记载的债权债务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予以举证证明，否则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原再审判决认为，联尔公司持有《欠条》即完成了债务债务关系真实且合法的举证责任、因此雄发公司需承担证明买卖合同不成立的举证责任，属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第三，原二审判决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作出，再审抗诉阶段仍由该院接受指令重审，属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导致案件裁判结果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再审事由成立的，一般由本院提审。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与原审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法院再审，或者指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第二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指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三）原判决、裁定系经原审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作出的；……”。本案原二审判决（2010）穗中法民二终字第2398号民事判决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抗诉再审阶段再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指令再审，违反了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明显违背关于回避的立法本意，属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导致案件裁判结果错误。
综上所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和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向本院提出抗诉，请求依法再审。
本院再审过程中，雄发公司、曾桓雄表示同意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一、原二审、再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原二审、再审判决以联尔公司提供的《欠条》认定雄发公司、曾桓雄欠联尔公司材料款2402978元缺乏证据证明：1、雄发公司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欠条》内容不真实；2、联尔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欠条》中的2402978元货款的形成过程。（二）原二审、再审判决以雄发公司在《欠条》上盖章及签名就应承担偿还义务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且自相矛盾。（三）原再审判决虽然对二审判决将本案案由“债权纠纷”纠正为买卖合同纠纷，但并没有审查买卖合同纠纷应当查清的基本事实。二、原二审、再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雄发公司、曾桓雄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欠条》内容不真实的情况下，联尔公司应当提供且有能力提供其供应看守所工程建筑材料的所有单据以证明《欠条》的真实性而没有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二审、再审判决称雄发公司、曾桓雄“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联尔公司已完成举证责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三、本案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已经无法客观地纠正二审判决的错误，应当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请求：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和再审判决，维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联尔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一、联尔公司在结算时已将送货凭据交给雄发公司，联尔公司没有保留单据。本案是买卖合同转为债权债务，《欠条》是最具有说服力的，雄发公司对《欠条》真实性无异议，只是对数额有异议，但无证据证明。联尔公司已完成举证责任，雄发公司如果想证明《欠条》不成立，应有相应的书证证明。二、本案原再审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中院再审是代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行为。本案是否需要进行再审，听从法院安排。联尔公司认为终审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予以维持。
建安公司答辩称，同意检察机关抗诉意见。同意雄发公司、曾桓雄意见。
益信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一、益信公司与雄发公司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二、本案的处理结果与益信公司无法律关系，雄发公司与益信公司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与联尔公司无关；三、联尔公司与益信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不存在法律上的混同。
雄发公司在本院再审庭审期间提交以下新证据：1、联尔公司与雄发公司在新溪工地的《钢材购销合同》，证明双方在新溪工地有合同，在看守所工地也应该有合同。2、益信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明益信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是联尔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玉冰的父亲，公司监事分别是黄玉冰的大哥和弟弟，三个股东分别是黄玉冰的父亲和兄弟，益信公司的现任法定代表人是黄玉冰的弟弟，联尔公司和益信公司是家族企业，其在与雄发公司的交易过程中是混同的。曾桓雄质证表示同意雄发公司的意见。联尔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也不能证明本案涉案《欠条》的不真实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联尔公司与益信公司是家族企业，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益信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同意联尔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实股东与黄玉冰的关系，即使有关系，也不能证明公司的混同。
本院再审查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曾桓雄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2年2月7日任雄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曾远均自2012年2月8日起至今任雄发公司法定代表人。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在原审诉讼中已经依法要求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未予审理且客观上不能形成其他诉讼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
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本案再审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一）证明涉案债务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在哪一方？（二）联尔公司能否以《欠条》为唯一依据，主张联尔公司与雄发公司之间存在2402978元债务？
（一）关于证明涉案债权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在哪一方的问题。
本案中，联尔公司依据2010年1月1日的《欠条》起诉雄发公司，主张雄发公司支付欠款2626455元。虽然欠款源于双方的材料买卖合同关系，但双方在《欠条》中对材料款进行结算，买卖合同关系已经清结，且联尔公司并非依据买卖合同提起本案诉讼，而是依据雄发公司、曾桓雄所出具的《欠条》主张债权，根据联尔公司起诉所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本案应定为债权纠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
由于本案是债权纠纷，故联尔公司作为起诉方应首先承担对涉案债权享有合法权利的举证责任。联尔公司以《欠条》主张债权，《欠条》记载“因与广东开平建安集团有限公司（被挂靠单位）承建的黄埔公安局看守所办公楼工程资金紧缺，在承诺付给广州市联尔贸易有限公司2009年12月31日的用于公安局看守所办公楼工程的材料欠款2402978元不能依时兑现。现按承诺在原金额的基础上每日按千分之三计付违约金补偿给广州市联尔贸易有限公司，日期暂计至2010年1月31日。合计欠款：2626455元。如到期仍不能兑现，经得联尔公司同意按上述方式计至结清为止，绝不食言。发生纠纷由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管辖。特此。立据人：广东省五华','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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