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苏民申410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建林。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丛海琴。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美红，南通市如东县城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一审被告：南京诚泰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311-2号。
法定代表人：朱建林，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朱建林因与被申请人丛海琴及一审被告南京诚泰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泰酒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宁商终字第1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朱建林申请再审称，(一)供货数量认定错误。丛海琴与朱建林在2013年3月11日签订了往来明细，但该明细中记载的数量与客观事实不符。1.一、二审法院认定解百纳12瓶装4箱，但实为12瓶装3箱和1瓶，该事实由2011年1月4日龚玶出具的收条予以证明。2.一、二审法院认定珍酿干红8瓶装4箱、罗纳河谷干红8瓶装2箱、美乐干红8瓶装4箱，但该三类酒均无8瓶/箱包装规格，故多计珍酿干红8瓶、罗纳河谷干红4瓶、美乐干红8瓶,有南京华昊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昊酒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春华于2016年3月15日出具的证明予以佐证。3.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五粮液为2箱，实为1箱，多计1箱即6瓶，有2011年9月3日收条予以证明。(二)产品价格认定错误。1.一、二审法院认定皇家拉菲系列产品价格以朱建林提供的2011年1月1日产品销售合同中的代理价作为结算依据，但是该合同约定的产品价格不仅包括代理价，还包括“以上产品现款现货10箱送3箱结算”的优惠，故该代理价不能真实反映实际价格，亦不符合双方以供应商价格为结算依据的约定。朱建林提供的2010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皇家拉菲系列产品价格表，足以证明皇家拉菲系列产品的供应商价格，应作为双方结算皇家拉菲系列产品的依据。2.二审法院认定华昊酒业公司为卡斯特伦都系列产品的供应商，以及该系列产品的价格以华昊酒业公司出具的价格表作为结算依据，与客观事实不符。朱建林提供的温州卡聂高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卡聂高公司)2010年-2012年部分产品全国总经销的价格表等证据，足以证明朱建林的主张。3.一、二审法院认定五粮液系列、茅台系列产品以华昊酒业公司出具的价格表作为结算依据，严重违背了客观事实，朱建林提供的华昊酒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春华在该价格表上的意见，以及朱建梅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足以证明该表系丛海琴自制且价格不真实，不能作为结算依据。因此，朱建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丛海琴提交意见称，(一)关于供货数量。1.双方多次对供货数量进行了核对，并形成往来明细，朱建林签字认可。吴春华系利害关系人，多次改变陈述，故朱建林在申请再审时提供的吴春华的证明不具有证明力。朱建林提供的收条载明退五粮液一箱，明显是事后添加，亦不具有证明力。2.2013年3月11日来往明细实际漏算了供货数量，丛海琴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却未得到法院的支持。(二)关于产品价格。1.一、二审法院采信朱建林提供的2011年1月1日产品销售合同中的代理价，作为皇家拉菲系列产品的结算依据，没有考虑到丛海琴一方应获得的合理利润，且该合同在签订时广州拉菲玛仕琳酒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拉菲公司)并未成立，丛海琴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华昊酒业公司系温州卡聂高公司在南京地区的唯一经销商，根据2013年2月5日调解协议，华昊酒业公司出具的价格表应当作为卡斯特伦都系列产品的供应商价格。3.双方已确认丛海琴的白酒供应商为华昊酒业公司，故一、二审法院以该公司出具的价格表作为白酒结算依据，依据充分。综上，请求依法驳回朱建林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本案中，关于供货数量的问题。首先，一审法院依据2013年3月11日往来明细统计得出“解百纳12瓶装4箱、珍酿干红8瓶装4箱、罗纳河谷8瓶装2箱、美乐干红8瓶装4箱、五粮液6瓶装2箱”的结论，完全是建立在双方一致认可该往来明细真实性的基础之上。现朱建林提供华昊酒业公司吴春华于2016年3月15日出具的证明，以证实上述数量与客观事实不符。但是，从2013年3月11日往来明细列明的品名及规格来看，该往来明细已清楚列明珍酿干红、罗纳河谷、美乐干红均有6瓶装/箱以及8瓶装/箱两种规格，且分别列明两种规格的供货数量，朱建林无论是与丛海琴核对时还是在一、二审质证时，均认可该往来明细的真实性，并以此作为对抗丛海琴关于该往来明细漏算供货数量的主张，故朱建林仅凭吴春华单方出具的证明不足以推翻2013年3月11日往来明细记载的供货数量。其次，朱建林提供的2011年9月3日收条，形成于2013年3月11日往来明细之前。按朱建林主张，其明知已退回五粮液一箱，仍认可该往来明细载明的五粮液供货数量，是不符合常情的。而且，该收条载明“南通退五粮液一箱”明显是在收货人江某某签名后添加，且未得到丛海琴签字确认，故朱建林依据该收条主张2013年3月11日往来明细多计五粮液1箱，不能成立。同样，朱建林提供的2011年1月4日龚玶条据，亦未得到丛海琴的签字确认，且签署日期明显由“2010.12”改为“2011.1.4”，不足以推翻2013年3月11日往来明细中记载的2011年1月4日解百纳供货数量的真实性，故朱建林依据该条据主张2013年3月11日往来明细多计解百纳11瓶，亦不能成立。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供货数量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1.关于皇家拉菲系列产品价格，朱建林和丛海琴一致认可皇家拉菲系列产品供应商为广州拉菲公司，且双方在2013年2月25调解协议中约定“丛海琴与朱建林于2010年12月至2012年4月业务往来的价格政策，由双方供应商提供证明”。对此，双方均提供证据以证明各自的主张，一、二审法院经组织双方质证，并对证据的采信与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证，最终采信朱建林提交的2011年1月1日其代表诚泰酒业公司与广州拉菲公司签约代表樊万宝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作为皇家拉菲系列产品价格的结算依据。然而，朱建林认为该销售合同第十条约定的产品价格不仅包括代理价，还包括“现款现货10箱送3箱”的优惠，该代理价不能真实反映实际价格，亦不符合2013年3月11日调解协议的约定，并在一审中提供加盖广州拉菲公司印章的2010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价格表等证据予以佐证。首先，2011年1月1日产品销售合同在列明皇家拉菲系列产品的代理价后，又加注“以上产品现款现货10箱送3箱结算”的优惠，该优惠附有条件，应当理解为供应商对经销商的促销奖励。而且，丛海琴签字确认的“发龚玶货”与“朱建林要货”清单中均注明了存在“10送3”的情形。其次，广州拉菲公司佴学朋对2010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价格表不予认可，其确认2014年的合同系其经办，但只能证明是2014年的价格。因此，一、二审法院认定皇家拉菲系列的价格应当以2011年1月1日产品销售合同中确定的代理价为依据，符合2013年2月25调解协议中的上述约定，并无不当。2.关于卡斯特伦都系列产品价格，丛海琴一审两次陈述该系列产品系从华昊酒业公司吴春华处进货，一次陈述系从温州卡聂高公司进货，朱建林亦陈述丛海琴从吴春华处进货，吴春华又从温州卡聂高公司进货。根据双方的陈述，二审法院确认卡斯特伦都系列产品的供应商为华昊酒业公司，与温州卡聂高公司无关，依据充分。在此情形下，朱建林提交温州卡聂高公司的价格表，并主张以该表作为卡斯特伦都系列产品价格的结算依据，不符合2013年2月25日调解协议的约定。况且，丛海琴提供的华昊酒业公司出具的注明“2010年4月1日执行”的价格表，与朱建林2012年8月27日出具的抵账说明中的卡斯特伦都系列产品价格对应一致，表明双方对卡斯特伦都系列产品的价格并无分歧，故一、二审法院采信华昊酒业公司盖章的价格表中的价格作为卡斯特伦都系列产品的结算依据，亦无不当。3.关于五粮液系列、茅台系列产品价格，朱建林与丛海琴一致确认该系列产品的供应商为华昊酒业公司。丛海琴提供的华昊酒业公司盖章的价格表，系供应商出具的价格证明，结合2013年2月25日调解协议的约定，一、二审法院认定五粮液系列、茅台系列产品价格应当以华昊酒业公司盖章的价格表载明的价格，以及该价格表未载明价格的应以朱建林的自认作为结算依据，依据充分。朱建林提供的证据即便属实，亦不能推翻2013年2月25日调解协议的约定，故二审法院对朱建林提供的证据不予采信，并无不当。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朱建林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杭 涛
审判员 陈良俊
审判员 张丽华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孟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