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绍虞商再字第1号
原审原告上虞龙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虞区东关街道新建庄村。
法定代表人倪成苗，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顾春泉，上海建纬（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滕益萍，上虞龙达实业有限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丁石路66号。
法定代表人陈光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虞军红、张樱，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上虞龙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达公司）与原审被告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2月12日立案受理，同年2月28日经调解达成协议并制作（2014）绍虞商初字第191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该案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并于2014年12月10日作出（2014）绍虞商监字第1号民事裁定，裁定对（2014）绍虞商初字第191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再审。本院于2014年12月25日立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民事诉讼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审理期间，于2015年3月20日裁定中止诉讼，同年6月26日恢复审理，同年7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审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顾春泉、滕益萍，原审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虞军红、张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上虞龙达实业有限公司原审诉称，2012年8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建筑钢材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作为被告承建《杭政储出（2008）39号地块商业金融用房项目》工程唯一的建筑用钢供应商，向被告提供螺纹钢、线材、圆钢等建筑用钢。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向被告提供建筑钢材，但被告一直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货款，截止2013年10月31日止，被告已经拖欠原告货款本金已达7，277，080.13元（其中钢筋货款7，153，517.13元＋123，563元箍筋款）。原告多次催告被告付款，但被告均未付款，已经严重违约。合同一经签订，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7，277，080.13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暂计143，070元（从2013年12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3年12月31日，以月息2分进行计算，要求判决至实际履行之日）；3、本案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费用由被告承担。
在原审审理期间，周伟钰加盖其私刻的“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等，“委托”周小明与原告上虞龙达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2014年2月28日达成“调解协议”，由本院制作（2014）绍虞商初字第191号民事调解书。
原审原告上虞龙达实业有限公司再审的诉讼请求与原审相同。
原审被告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再审时辩称，一、原审原告起诉所依据的《建筑钢材购销合同》，长荣建设工程公司的公章已经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的（2015）杭江刑初字第23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为周伟钰私刻，并非原审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此该购销合同系伪造的合同，对原审被告没有约束力；二、原审原告起诉的钢材金额与实际发生的钢材交易金额不符。案外人周伟钰、周小明、郑祥良在公安机关均陈述编号为2044702、2044704、2044709的送货单已经供货，但并没有实际收到货物，只是作为周伟钰向原审原告借款的担保，且上述三笔交易款与周伟钰银行卡中同时间款项的进出一致，证明周伟钰空开送货单。同时，郑敬贵等在公安机关笔录中也承认未向被告工地直接送货的事实。原审原告提交的送货单中也存在不是原审被告单位工作人员签收及无人签收的情况；三、根据原审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及原审被告已经实际支付的钢材款，原审被告已基本付清全部的钢材货款。经统计，剔除无人签收及不是原审被告单位工作人员签收的送货单外，金额为900万元左右，价格按钢材公示的每日进货单计算，不存在原审被告拖欠货款的事实。鉴于周伟钰有空开和伪造供货单的事实，原审原告应向法庭提供全部的送货单，不能依据周伟钰等人所作的对账进行认定；四、《建筑钢材购销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对原审原告陈述的违约金、利息不能计算，根据原审原告提供的证据，将原审被告支付的854万元钢材款抵冲了所谓的违约金、利息的计算方法没有依据，原审被告支付的都是钢材款、箍筋款，并非利息、违约金。原审原告主张的第三项诉讼请求也不能由原审被告承担。为此，请求法庭作出合理判决。
原审原告上虞龙达实业有限公司原审中举证如下：
1、2012年8月30日签订的《建筑钢材购销合同》1份，证明原审原告作为原审被告承建《杭政储出（2008）39号地块商业金融用房项目》工程唯一的建筑用钢供应商，向其提供螺纹钢、线材、圆钢等建筑用钢，并约定了具体的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等条款。
2、送货单66份，证明原审原告按合同约定进行供货及供货数量。
3、2013年11月、12月份对账单各1份，证明原审原告按约送货，截至2013年11月31日，原审被告尚欠钢筋货款为7，153，517.13元。
4、已付款项清单1份、付款凭证10份，证明原审被告仅支付款项6，790，000元，尚欠7，153，517.13元。
5、2013年7月29日至2013年10月19日提货单9份、确认书1份，证明因原审被告要求，原审原告委托加工钢筋箍，原审被告尚欠123，563元箍筋款未付。
6、原审被告公司文件1份，证明周伟钰为原审被告公司项目副经理。
7、2014年2月10日收费协议一份，证明原审原告与律师签订协议，已支付部分律师费的事实。
上述1-7的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审被告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合同上加盖的原审被告公司的印章，已经由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为周伟钰私刻的印章，且系在原审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的合同，并非原审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系无效合同。合同项下所附三页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不是原审被告提供的。对39号地块由原审被告承建的事实无异议，该建设工程的合同签署人为原审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陈光辉。
对证据2的送货单，对尾号为702、704、709的送货单“三性”均有异议，认为系周伟钰向原审原告借款进行担保的送货单，货物并非实际送至原审被告的工地（对相关的证据将在举证阶段提供）；对其余63份送货单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送货单只能证明送货的数量，不能证明原审原告主张的单价。在上述送货单中除了702、704、709的送货单外，虽在2012年9月10日、9月11日、9月26日、10月8日的送货单上有单价的记载，但经原审被告核实，与当日公示的货物单价相距甚远，其余的单价均未注明。
对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周伟钰、周小明均无权代表原审被告对钢材欠款金额、违约金、利息作出确认，并进行对账。双方真实的钢材交易数量应以原始送货单查实的为准，对账的效力不及于本案原审被告。
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至今原审被告已支付货款854万元。
对证据5，对提货单的“三性”均有异议，因在66份送货单上所有的签收人均为何向明或周小明，但该组证据的提货单上没有上述两人的签收；对确认书的“三性”也有异议，周小明无权代表长荣公司进行对账，尤其是对利息等。
对证据6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工地的项目经理至今为胡滨，不存在更换的情况。
对证据7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律师费用承担的约定，因合同无效，不能约束被告。
原审原告上虞龙达实业有限公司在再审期间举证如下：
8、对账、结算单共计16份，证明：从2012年9月开始一直到2013年12月，上虞龙达一直在按照合同约定供货，双方每月进行对账确认供货数量和供货金额，证明供货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且已经履行完毕；从2012年10月8日、10月26日、11月30日三份对账单可以证明，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垫资400万元，垫资完成后该400万元按约定计算垫资利息，说明供货合同双方已经实际履行；从对账、结算单可以看出，合同有周伟钰、周小明等三人的签名，也加盖了项目部的公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对供货合同进行追认，双方也实际按照合同的约定将合同履行完毕。
9、工程材料报备表3份，证明该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的真实性。
10、周伟钰名片1份，证明周伟钰为长荣公司的项目经理。
1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份（一份由签订合同时被告提供、一份调取于档案馆），证明周伟钰有权代表长荣公司对外签订合同。
12、2012年9月6日验收员变更通知单一份，证明何向明、周小明等人均为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周小明为被告需方代表，有权向原告订货及进行对账、结算；该通知单与买卖合同第4条第2款的内容相吻合，均指向周小明、何向明为需方代表。进一步证明买卖合同实际履行。
13、往来询征函一份，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钢材买卖关系，被告发出函，要求原告确认应付款项。
14、何向明等2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该两人为需方代表，系收货人的事实。
15、当庭提交编号为2044708的送货单一份，证明该送货单上的货物列入在2012年9月7日的对账单中。
经庭审质证，原审被告质证如下：对证据8的“三性”均有异议，该结算单系周伟钰向被告隐瞒与原告签署购销合同的情形下进行的对账，故违约金、利息没有合同依据，可以查明结算单系周伟钰单方作出，未经被告认可。2012年9月7日的送货单相对应的是原告提交的证据2尾号为709的对账单，上面明确螺纹钢的吨数、金额，但落实到结算单上螺纹钢的吨数、金额已不一致，可以证明对账与实际货款不一致；项目章用于工地资料的整理，并明确签订合同无效，不能认定为被告的认可。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恰恰可以说明技术专用章只是用于技术资料的整理，不能用于经营活动。对证据10“三性”均有异议，不是被告进行印刷交由周伟钰使用的。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周伟钰为被告公司该项目的项目经理，被告公司的项目经理一直为胡滨，有权签署合同的是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光辉。对证据12的“三性”均有异议，在9月6日之后由何向明2人签收送货单，周小明只是订货或货款的对账，但事实上原审原告提交的9月6日之后的送货单由周小明签署为主，如这份证据属实，那么9月6日前周小明签名的所有内容均不能认定，该通知单上没有签字的样本。对证据13系当庭收到，将在庭审后与公司核对，提供书面意见。如确实是原审被告出具，那么原审原告应将载明欠款内容是否相符的内容回复给原审被告。对应付账款截至2012年12月31日为120万元，而根据原审原告提供的其余证据截至这个时间应付账款远远不止这个数。故可以认定之前原审原告提供的对账单是虚假的。对证据14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15，认为原审原告已向公安机关说明未计算货款。
原审被告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再审期间，举证如下：
1、2014年8月5日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分局“杭江公刑字（2014）第3633号”立案告知书一份；2、杭州市公安局江分局丁桥派出所（现变更为丁南派出所）2014年8月5日和2014年11月1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各一份；3、杭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杭公司鉴（文检）字第（2014）152号印文鉴定书”一份。
上述三份证据证明原审原告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1合同上加盖的印章系伪造，在原审案件调解过程中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上加盖的公章系伪造，并非原审被告真实意思表示。
4、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5）杭江刑初字第238号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该刑事判决书认定在191号民事案件中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上的加盖的印章，都是周伟钰用其伪造的公章加盖而出具，授权、调解均非长荣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明再审的由来。
上述证据1-3，经庭审质证。原审原告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该合同上的公章为伪造，系被告内部的管理问题，周伟钰是被告的项目负责人之一，其为何伪造公章，原告无从知晓。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不仅仅只靠合同的公章判断，应综合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进行判断。对证据4，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从判决书可以认定周伟钰系被告长荣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周小明系长荣公司的工作人员；根据周小明证人证言中（判决书第2页）的陈述可以认定买卖合同上的公章是长荣公司的，双方的买卖合同在真实履行的事实。
5、周伟钰银行清单一份（4页），证明在周伟钰签署了相应的送货单后，尽管实际没有送货，但周伟钰却收到了来自由杭州郑氏物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郑敬贵妻子陈平借记卡打入其账号的款项。具体为2012年8月31日金额为1143850.75元、9月5日金额为57万元、11月23日金额为25万元。
原审原告质证认为，对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备注中表明为借款，系支付给周伟钰个人借款，也能证明周伟钰系本案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有权代表被告发放款项、签订合同。双方之间材料款的支付都是通过两公司的银行账号进行的，未通过个人交易，该三笔款项与被告提出的三份送货单的金额也不一致。该明细单只有一个账号，对属于哪个主体支付给周伟钰，要求被告继续举证。否则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另郑氏物资与本案无关，原告不知情。
6、付款清单1份、款项支付凭证21份，证明在交易过程中，被告实际已经支付的款项高达854万元。
原审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付款金额、时间均无异议，但最后三笔的支付时间和金额分别为：2014年3月4日的75万元、5月30日的50万元、6月25日的50万元，共175万元，是191号民事调解书制作完成后支付的。该支付行为可以确定两个事实：双方的买卖合同是真实的，证明调解行为也是真实的；长荣公司追认了调解书。且所有金额的付款时间从2012年4月13日至2014年6月5日是合同约定的时间内，这与对账单的时间是相互吻合，可以证实双方严格按买卖合同履行义务。
7、公安机关收集的第一组证据：（1）、陈郎于2014年12月10日、2015年1月19日，二次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二份；（2）、郑敬贵于2014年12月10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一份；（3）、由周小明、何向明签注的送货单二份。证明原审原告提交的部分送货单中的货物，未实际送货的事实。
原审原告质证认为，对2014年12月10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被告的目的，上述笔录均明确被告提出异议的三份送货单的钢材原告均已送到被告的工地。该笔录与本案无关，记载的内容未经人民法院确认，238号刑事判决书也未采纳该两份笔录的内容。对证据（3）中由周小明、何向明签署的送货单，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上面有两人书写的文字，是本案庭后补充的。该两人均系被告的工作人员，也系工程的收货员，与本案被告有利害关系。该送货单的形式系证人证言，应出庭作证。对陈郎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两份送货单已实际送货。其中的内容也未经公安机关进一步查实，如确实存在原告与周伟钰虚报送货数量，公安机关应进行调查。
公安机关收集的第二组证据：（1）2014年9月15日周伟钰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第一次笔录一份；（2）周伟钰于2014年3月31日出具的说明及编号为2044702送货单各一份。上述证据证明，编号为2044702的送货单并未实际送货。原审原告在赚取了部分差额后将款项支付给周伟钰，周伟钰套现的金额与被告举证的证据5银行清单，2012年8月31日的打款金额一致。能与郑敬贵陈述的该笔款项由陈平账户打入周伟钰账户的内容印证。
原审原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询问笔录系周伟钰的单方陈述，目前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是周伟钰伪造公章，并未查明周伟钰与原告侵占公司资产的内容。该送货单原告已实际送至施工现场，由双方确认的对账单予以确认，所有的对账单上不仅有周小明、何向明的签名，也有公司项目部的公章；对询问笔录中周伟钰称的款项金额与三份送货单也不一致，其中702送货单为129万余元、而第一笔款项为114万余元；第二次送货单为648，000元，第二笔金额为57万元，第三次送货单为16万余元，而第三笔款项为25万元，均不吻合。
9、由龙达公司于2015年3月6日向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分局出具体“送货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审原告对送货单编号为2044708中的钢材现场未予接收退回，不计算货款的事实。经质证，原审原告无异议。
对原审原告、原审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综合认证如下：对原审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合法性不予认定；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可予认定，除编号为2044702、2044704、2044709、0000033的四份送货单以外的其他送货单，原审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予以认定；对证据3，结合证据1、2和原审被告提供的证据4，另行认定；对证据4的“三性”予以认定，能证明到2014年2月12日止，原审被告已付货款679万元的事实；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结欠箍筋款额为105，450.30元予以确认，对利息、违约金等不予确认；对证据6的“三性”予以确认；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的事实缺乏关联性；证据8的对账单、结算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账单上的利息、违约金不予确认，对价款总额随后分析认定；对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缺乏证据的关联性；对证据10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结合证据6和原审被告的证据4，对周伟钰系项目副经理的身份予以认定；对证据11、12、13、14的“三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5，结合证据8和原审被告的证据9，缺乏证据的“三性”，依法不予认定。
对原审被告提供的证据1-4的证据“三性”均予以确认，能证明周伟钰未经长荣公司同意，伪造公司印章并加盖在《建筑钢材购销合同》上，同时利用伪造之印章加盖在“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上，“委托”周小明参加（2014）绍虞商初字第191号案件的调解；周伟钰因伪造印章被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判刑一年等事实；对证据5的证据“三性”予以确认，结合证据7中的（2）、证据8中的（1），能证明2012年8月31日周伟钰收到由陈平的银行账户转入款额为1，143，850.75元；证据6予以确认，结合原审原告的质证意见，能证明原审被告已付货款854万元的事实，其中于2014年3月4日、5月30日、6月25日三次付款计175万元，与原审原告提供的证据4两项合计可以确认，原审被告到本次庭审结束时止共支付货款854万元；对证据7中的（1）、（2），系公安机关依法收集，对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能证明：《建筑钢材购销合同》的签订经过、编号为2044702号中的货款金额流转和去向、郑敬贵通过其妻陈平的银行卡账号汇款1，143，850.75元给周伟钰等事实；（3）周小明证明收货没有看到，签名是周伟钰叫其补签的事实，缺乏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对何向明的说明，结合编号为2044708的送货单、原审原告的证据8、原审被告的证据9，对编号为2044709号送货单上的钢材予以确认。对原审被告的证据8的“三性”均予以确认，能证明编号为2044702送货单上的钢材未实际送货，周伟钰套现金额1，143，850.75元的事实；对原审被告的证据9的“三性”予以确认，能证明编号为2044708送货单上的钢材，原审原告自认长荣公司未予接收，对该送货单上价款列入2012年10月8日的对账、结算单第三项，与编号为2044709号送货单不符的差额计139，788元不予认定。
根据上述证据和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再审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周伟钰于2011年10月8日与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杭政储出（2008）39号地块商业金融用房”的承包合同，并承诺该项目对外发生的民事责任均由其承担。为该项目施工钢材之需，周伟钰委托他人私刻伪造印文为“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3301040070696”的圆形印章1枚。
2012年8月30日，在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周伟钰使用该枚伪造印章以“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上虞龙达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建筑钢材购销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内容：需方（“长荣公司”）为承建的工程项目的建筑工程需要，于2012年8月30日至2013年8月31日止，向供方（龙达公司）购买螺纹钢、线材、圆钢等建筑用钢，约4000吨，供方为其承建工程项目的唯一建筑用钢供应商；价格根据“建筑钢材进场当日《我的钢铁网杭州市场建筑钢材价格行情》，杭州市场同规格行情收盘价每吨加价200元确定该批钢材的结算价格。需方指定周小明、何向明为订货和货物接收人，供方指定陈郎为收款人；从第一车次钢筋进场之日起四个月内，供方垫资400万元，若四个月内垫资达到400万元，即从到额当日开始计息，对垫资款需方须支付1.5％的月息（每月一结）利息每月结清。垫资款需方须在供方送货结束后二个月内（最迟于2013年8月31日前）结清。垫资额满后所供钢材按月结算并于次月7天内付清款项。另约定，若需方在2013年8月31日前无法支付垫资款，或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和利息的，则供方有权要求需方支付垫资额每月百分之2的逾期付款利息和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按供方实际供货数量总和乘以每吨每天5元进行计算）作为对供方实际损失的赔偿，且需方无权要求对违约金进行调整，交付地点为建筑工程场地，其他还对质量等作了明确。
上述合同签订后，龙达公司向长荣公司承包的“杭政储出（2008）39号地块商业金融用房”建筑工地提供建筑钢材。2012年11月30日对账确认，2012年12月14日货款达到400万元的垫资额。
截止2013年9月24日止，龙达公司共供货额为10，514，557.46元；委托杭州郑氏物资有限公司加工箍筋款105，450.30元。到2014年2月12日龙达公司起诉日止，长荣公司支付款项为679万元。
2014年2月12日，龙达公司以长荣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为由，向上虞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周伟钰获知此事后，在长荣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再次使用伪造的“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之印章，加盖在其出具的长荣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特别授权委托书上，“委托”周小明代表长荣公司，于2014年2月28日向上虞区人民法院进行应诉，并与龙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达成“调解协议”，本院于同日制作了（2014）绍虞商初字第191号民事调解书。
在上述调解书出具后，长荣公司于2014年3月4日、5月30日、6月25日，分别支付75万、50万、50万，三次合计支付给龙达公司货款175万元。
原审被告长荣公司到本案庭审结束时，已支付给龙达公司的货款为854万元。
另查明，周伟钰伪造公司印章的行为，长荣公司获知此情后于2014年5月14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经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审理于2015年5月29日作出（2015）杭江刑初字第238号刑事判决，周伟钰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2012年8月30日，上虞龙达实业有限公司与“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建筑钢材购销合同》，由于合同上加盖的“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系周伟钰伪造并加盖，该合同出卖方上虞龙达实业有限公司是与谁建立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相应的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周伟钰虽系长荣公司“杭政储出（2008）39号地块商业金融用房”的项目副经理，在长荣公司与其他钢材供应商签有钢材买卖合同的情况下，未经长荣公司同意，用伪造“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的方法，以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与龙达公司签订《建筑钢材购销合同》，基于龙达公司在履行《建筑钢材购销合同》时，将合同标的物送达到长荣公司承建的项目工地，符合合同对标的物交付地点的约定，长荣公司接收龙达公司提供的钢材，又用于其承包的建筑工程，系履行《建筑钢材购销合同》的实际接收和使用人，且在事后支付较多的价款。对长荣公司的行为，依法可认定为对《建筑钢材购销合同》的事后追认，对尚欠龙达公司的货款应由长荣公司承担。
二、龙达公司供应钢材的总价款和应收款的认定。
龙达公司共开具送货单67份，依据庭审中原审被告对龙达公司出具的编号为：2044702、2044704、2044709、0000033的送货单有异议外，其他送货单无异议的质证意见，结合原审原告提供的证据1-4，原审被告提供的证据4-9，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为：
龙达公司于2012年8月30日出具的编号为2044702的送货单上的钢材不能认定，涉货款额1，292，847.92元应予扣减。理由为：（1）送货单上的收货人由周伟钰签名，与合同约定的签收人不符；（2）原审被告提供的证据8中，周伟钰于2014年3月31日，向长荣公司对2044702号送货单没有收到钢材，套取现金1，143，850.75元的说明；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分局于2014年9月15日第一次向周伟钰讯问时，周伟钰承认“空开了二批钢材供应送货单，送货单金额是1，292，847.92元，我从中套了1，143，850.75元，是龙达公司用一个叫陈平的人的账户打到我的账户里来的”。（3）原审被告提供的证据7中，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分局于2014年12月10日向陈郎（龙达公司工作人员、《建筑钢材购销合同》的签订人。）调查时，陈郎陈述，“该送货单上的钢材是我们向郑氏物资公司购买，由郑氏物资公司送过去的，货款是当天打给郑氏物资公司账号里的，货是晚上郑氏物资公司发的。”（4）原审被告提供的证据7中，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分局于2014年12月10日向郑敬贵（杭州郑氏物资有限公司）调查时，郑敬贵陈述，“这是我跟龙达做过的最大的一笔生意，我还是有印象的，当时龙达公司的业务员陈郎跟我联系，要向我进货，谈好价格后他公司就把钱打给我，然后我开提货单给他，他直接去运河码头提货”。“这笔货款，应该是当天直接划到我老婆陈平个人在台州银行账户上，因周伟钰要问我借钱，只能从个人账户上划，所以我直接划到我老婆账上，然后再划给周伟钰的。”（5）原审被告提供的证据5，周伟钰的分户银行明细对账单，“2012年8月31日，周伟钰银行卡汇入金额1，143，850.75元”。
上述证据互相关联、互相印证，足以认定编号为2044702送货单中的钢材，原审原告没有实际送货给长荣公司承包的“杭政储出（2008）39号地块商业金融用房”建筑工程。对原审原告上虞龙达实业有限公司列入2012年10月8日对账单第一项的1，292，847.92元款额，应予扣减。
龙达公司于2012年9月3日出具的编号为2044704的送货单。周小明说明“该送货单项下的货物我并没有看到过，也不是我收的货，当时我不在工地回家去了，回到工地后周伟钰拿来让我补签字的，因为按合同上条款要我和何向明签字才有效”。原审被告举证该证据，欲证原审原告没有实际送货。经本院审查认为，该编号的送货单，由合同约定的收货人周小明签收，符合合同的约定；周小明说明的内容不能直接证明原审原告没有送货，与原审被告提供的证据5不能互相印证，对编号为2044704送货单上的价款，可予认定。
3、龙达公司于2012年9月7日出具的编号为2044709的送货单，经与原审原告提供的2012年10月8日对账单第三项“螺纹钢三级直径18”栏记载的货物核对，其数量、金额不符，对账单的金额多于该送货单139，788元。对账单上的该项金额所涉钢材规格、数量、单价、价款金额，与龙达公司2012年9月8日出具的编号为2044708的送货单上钢材规格、数量、单价、价款金额均相一致。编号为2044708的送货单上“螺纹钢三级直径18”［数量计20件，39.6吨，单价3530）金额139，788元的货款，与2012年9月7日开具的编号为2044709号的送货单上“螺纹钢三级直径18”［数量计5件，9.9吨，单价3530）金额34，947元的货款。两项合计为“第三项2012-9-7，螺纹钢三级直径18，数量25件，49.5吨，单价3530，金额174，735元”列入2012年10月8日的对账单。即编号为2044708号送货单上的139，788元货款，实际已列入2012年10月8日的对账单并向原审被告主张应收款。原审原告于2015年3月6日向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分局出具的“送货情况说明”中，认为（2044708号送货单）未计入对账单，与自己提供的证据相矛盾，本院对“送货情况说明”的证据，予以采纳。经审核，2012年10月8日对账单第三项“螺纹钢三级直径18”栏记载的款174，735元额中，应扣减139，788元。
龙达公司于2012年9月26日出具的编号为0000033的送货单的认定问题。（1）根据龙达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样本，同一编号的送货单第一联是存根，第二联是结算，第三联是客户，第四联是回单，系四联制式的送货单。依照正常送货单的填写，其一式四联的内容应为一致。送货单的持有，存根联始终由卖方持有，结算联待客户签收后由卖方收回并持有，客户联由客户持有，回单一般先由运输方持有，再向卖方结算专运费。原审原告提供的编号为0000033的送货单，经与存根联核对，该编号的结算联第5项货物“直径为25，三级螺纹钢15件30.15吨”的内容，系事后用黑笔直接书写而成，与该结算联上其他4项复写形成，不相一致，与存根联的上下联书写形成的位置也不相一致。据此，足可以认定编号为0000033的送货单第一联与第二联，不是同时同次填写形成。原审原告不能提供该编号的第四联相印证，也没有其他证据所佐证，编号为0000033送货单结算联上第5项货物“直径为25，三级螺纹钢15件30.15吨”所涉货款额116，680.50元，不予确认（原审原告已列入2012年10月26日对账单第一项第5点，应予扣减）。
对上述由龙达公司出具的编号为2044702号的货款计1，292，847.92元；2012年10月8日对账单第三项“螺纹钢三级直径18”栏记载的174，735元款额中，应扣减139，788元（即编号为2044708号中“螺纹钢三级直径18”数量计20件，39.6吨，单价3530，金额139，788元的货款）；编号为0000033号第5项的货款为116，680.50元。三项合计1，549，316.42元，应在货款中予以扣减。总货款确认为10，514，557.46元，加箍筋款105，450.30元，合计10，620，007，76元。到2015年7月3日止，原审被告已付货款854万元，原审原告龙达公司尚可收货款2，080，007.76元。
本院认为，周伟钰以长荣公司的名义与龙达公司签订合同，加盖自己伪造的印章，是未经长荣公司授权的个人行为。龙达公司依照合同供应的钢材送达到约定交付地点，已由长荣公司接收、使用、支付价款，长荣公司的上述行为，依法可认定为对《建筑钢材购销合同》的事后追认，对尚欠龙达公司的货款应由长荣公司承担。
对原审原告主张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原审被告抗辩利息约定较高于相关规定，对原审被告的抗辩，本院依法予以采纳，并予以调整，逾期日期以原审原告诉讼请求主张的日期起算；对原审原告主张的钢材价款，应以有效证据确认，对原审原告依对账单确认的主张，本院对没有供应钢材的、无送货单支持的、送货单上下联不一致的，均不予采信，依现有证据予以扣减。对原审原告主张的合法价款和合理的损失，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原审被告的辩称内容，能举证证明部分和逾期付款利息较高的抗辩，本院亦依法予以采纳，辩称合同的民事责任不应由长荣公司承担的理由，与钢材的接收、使用、价款的支付等实际行为不符，且没有证据的支持，本院采信无据。原审调解，由于代表原审被告参与诉讼的代理人未经原审被告的授权，系无效协议，在再审中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五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4）绍虞商初字第191号民事调解书；
二、原审被告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给原审原告上虞龙达实业有限公司钢材货款2，080，007.76元，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三、原审被告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的贷款利率，支付给原审原告上虞龙达实业有限公司以3，830，007.76元为本，从2013年12月1日起，至本金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已履行的按照实际欠款额分期计息。2013年12月1日起，以3，830，007.76元为本，至2014年3月4日止；2014年3月5日起，以3，080，007.76元为本，至2014年5月30日止；2014年6月1日起，以2，580，007.76元为本，至2014年6月25日止；2014年6月26日起，以2，080，007.76元为本，依实际履行款额和日期，分期计息）；
四、驳回原审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63，741元，原审原告上虞龙达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6，301元，原审被告浙江长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7，440元。原审被告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63，741元，款汇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或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0900000103326300413-9008，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和畅堂，邮编312000，逾期不缴，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夏增铨
审 判 员 高五虎
代理审判员 朱 辉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徐淑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
第一百六十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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