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105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家全，男，196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平，四川世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秀淮，男，1967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新疆喀什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荣，四川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琳媛，四川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谢伟，男，198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仕镭，四川忠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莉，四川忠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钟家全因与被上诉人杨秀淮及原审被告谢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106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钟家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平，杨秀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荣、胡琳媛到庭参加诉讼。谢伟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钟家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秀淮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6年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昭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所依据的股东会决议没有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股权的股东签字，要求撤销股权变更登记的行政诉讼正在审理中，一审法院对同昭公司股东及其持股比例的认定与事实不符。《股权转让协议》与第一份补充协议是仅用于工商变更登记的格式文本，第二份补充协议是在杨秀淮主张优先购买权前形成的真实、有效的合同。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转让股权的股东只需将“股权转让事项”通知其他股东即可，钟家全已履行通知义务，杨秀淮并未在法定期限内向钟家全主张披露“同等条件”。此外，依照公司法的司法解释规定，转让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后又不同意转让股权的，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因钟家全不同意以实缴股本金价格转让股权，杨秀淮无权以实缴股本金8000元的价格强行购买钟家全的股权。杨秀淮在已知2017年8月18日补充协议载明的“同等条件”前提下，并未在合理期限内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三、既然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钟家全与谢伟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现钟家全明确表示：不同意按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转让股权，钟家全与谢伟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此外，钟家全在上诉状上附《通知书》，告知杨秀淮，如杨秀淮在2018年2月底之前不履行约定的交房等义务，钟家全仍要以股本金15倍的价款转让股份。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杨秀淮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一审法院按照现行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的内容予以认定股东及其持股比例正确。现有证据证明谢伟已向钟家全履行了第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而未履行第二份补充协议。为阻碍杨秀淮行使优先购买权，钟家全与谢伟事后故意伪造第二份补充协议，损害了杨秀淮的利益。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钟家全并未就股权转让事宜及“同等条件”通知杨秀淮，杨秀淮在一审中才得知“同等条件”，故杨秀淮享有优先购买权。杨秀淮得知钟家全拟转让34%股权要约后，已通过本案诉讼行使优先购买权，并作出承诺及相关准备工作，故杨秀淮与钟家全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钟家全在二审中作出新的股权转让意向或行使“反悔权”，目的是通过提高交易价格阻碍杨秀淮行使优先购买权，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支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谢伟未出庭陈述意见。
杨秀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钟家全与谢伟于2017年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无效；2.判令杨秀淮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钟家全拟转让于谢伟的同昭公司0.1%的股权（以8000元的价格收购钟家全0.1%的股权）。
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同昭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22日，注册资本50000000元，2016年9月16日，股东变更为杨秀淮（持股60%）、钟家全（持股34%）和陈红兵（持股6%），分别认缴出资30000000元、17000000元、3000000元，认缴期限为2044年4月8日。《章程》第14条第二款约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宜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意见，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的，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转让的出资有优先购买权”。
2017年1月18日，钟家全以手机短信的方式分别向杨秀淮、陈红兵发出通知载明，钟家全作为同昭公司股东，拟对外转让所持有同昭公司22%的股权，若杨秀淮、陈红兵作为公司内部股东愿意购买，请于2017年1月23日前书面回复并与钟家全协商转让事宜。逾期回复视为不同意购买，钟家全将对外转让。陈红兵电话回复不愿意购买，杨秀淮未予回复。2017年1月20日，钟家全通过公证的方式向包括杨秀淮的户籍地址在内的共计3个地址分别邮寄了《关于对外转让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通知》，通知内容除对回复时间未作要求外，其余与短信内容相同。但三封邮件均为他人收或单位收发章签收。
2017年2月27日，钟家全和谢伟签订了《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钟家全将持有的同昭公司5万股权（占注册资本的0.1%）转让给谢伟，股权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双方另行约定，但签署本协议时，视为已实现股权交割。2017年3月13日，钟家全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钟家林、陈恳、钟家伟、付冬跃、谢伟、朱武刚，作为丙方的成都佳兴名师点拨远程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兴教育公司）签订了三方《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甲方（钟家全）将持有同昭公司34%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和丙方，分别是：钟家林0.1%、钟家伟0.1%、陈恳0.1%、付冬跃0.1%、谢伟0.1%、朱武刚0.1%、佳兴教育公司33.4%。甲方实缴的股本金2720000元，由乙丙双方按各自受让比例分别支付给甲方；甲方认缴的剩余股本金14280000元由乙丙双方各自受让在同昭公司《章程》规定的认缴期限届满前直接向同昭公司缴纳。同日，钟家全向谢伟出具《收条》，载明已收到谢伟支付的股权转让款8000元。
2017年4月14日，钟家全通过公证的方式向包括杨秀淮的户籍地址、同昭公司登记注册地址在内的4个地址分别邮寄了《关于限期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要求杨秀淮及同昭公司在接到通知后15日内依法办理股权转让工商登记事宜。其中，邮寄给杨秀淮的三封邮件均为他人收或单位收发章签收，邮寄给同昭公司的邮件，钟家全未提交邮寄情况回单。
2017年8月18日，钟家全与谢伟另行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载明，谢伟已于2017年3月13日向钟家全支付了股本金8000元，谢伟需另行按受让股权的比例在完成工商登记之日向钟家全支付股权转让溢价款40000元，并在同昭公司所建“同昭大厦”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之日向钟家全支付股权转让溢价款40000元，最后，谢伟在“同昭大厦”取得房屋产权证之日再向钟家全支付股权转让溢价款16000元。
另查明，（一）2017年8月11日，谢伟向法院提起请求公司变更登记纠纷案的诉讼[案号：（2017）川0107民初8389号]，要求同昭公司、杨秀淮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17年8月31日，杨秀淮签收了该案民事起诉状副本。（二）2017年9月12日，杨秀淮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起诉状等材料，一审法院向其出具了（2017）川0107民先调4353号《先行调解告知书》，后因调解失败，于2017年10月9日正式立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钟家全与谢伟签订的《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二、杨秀淮是否可以按照8000元的价格行使优先购买权。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钟家全与谢伟之间签订的《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属于无效合同。理由如下：一、从协议的签订情况看，签订前，钟家全虽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向杨秀淮作出了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但并未就股权转让的“同等条件”进行过告知。在未向其他股东通知“同等条件”的情况下将股权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给了谢伟，严重损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二、从协议约定内容及履行情况看，本案中存在两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属于阴阳合同。第一份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为2017年3月13日，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8000元；第二份补充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7年8月18日，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96000元。钟家全与谢伟已按照第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的8000元实际履行，对于第二份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三、两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签订的时间间隔长达5个月，并非同时签订。在第二份补充协议尚未签订前，谢伟就要求同昭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其依据的是第一份补充协议。谢伟提起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的庭审期间也未曾提及第二份补充协议，但在本案庭审中却突然出示了第二份补充协议，要求杨秀淮按照明显畸高的价格行使优先购买权，让一审法院产生合理怀疑，第二份补充协议系钟家全与谢伟故意伪造，以阻碍杨秀淮行使优先购买权。五、钟家全与谢伟辩称，第一份补充协议只是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格式化协议，第二份补充协议约定的价格条款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当存在与工商备案登记的“阳合同”不一致的“阴合同”时，需根据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以认定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本案中，钟家全与谢伟实际履行的正是第一份补充协议，而对于钟家全与谢伟所称的真实意思表示的第二份补充协议反而未履行。因此，对于该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钟家全与谢伟先是在未通知杨秀淮“同等条件”的情况下签订了低价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履行，在杨秀淮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又另行签订了高价的股权转让协议，以达到不让公司其他股东购买的目的，双方构成了恶意串通，其签订的《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应属无效。
关于争议焦点二，杨秀淮是否可以按照8000元的价格行使优先购买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本案中，钟家全于2017年4月14日通过公证的方式向杨秀淮邮寄了《关于限期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但均非本人签收，不能证明钟家全、谢伟向其告知过“同等条件”，且此时钟家全和谢伟已经完成了股权转让行为，通知的目的并非告知杨秀淮股权转让的“同等条件”，而是要求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17年8月31日，杨秀淮收到了（2017）川0107民初8389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此时杨秀淮知道或应当知道钟家全以8000元的价格向谢伟转让了同昭公司0.1%的股权，杨秀淮于2017年9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未超过法定期间。如前所述，钟家全与谢伟之间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构成恶意串通，故杨秀淮主张按照第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的同等条件购买钟家全持有的同昭公司0.1%的股权（同等条件即向钟家全支付8000元，剩余42000元在《章程》规定的认缴期限2044年4月8日前直接向公司缴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钟家全与谢伟于2017年2月27日签订的《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无效；二、钟家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同等条件向杨秀淮出售其持有的同昭公司0.1%的股权（同等条件即向钟家全支付8000元，在2044年4月8日前向同昭公司补足出资42000元。案件受理费50元，因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5元，由钟家全、谢伟负担。
二审中，钟家全为证明其上诉主张，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材料：1.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行终514号行政裁定书；2.成都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9194、9199、9200、9197、9203、9195、9190号民事裁定书7份、钟家全与谢伟等人签订的协议书以及退还股权受让人股权转让款的收条。杨秀淮对第1组证据关联性有异议，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钟家全提交的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能够证明相关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纳。杨秀淮为反驳对上诉意见，也提交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9194、9199、9200、9197、9203、9195、9190号民事裁定书七份。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2016年9月16日前，同昭公司股东为钟家全、陈红兵、杨秀淮、杨德芬，认缴出资额分别为17000000元、3000000元、20000000元、10000000元，认缴期限为2044年4月8日。2016年9月16日，同昭公司向工商登记机关递交了股权变更登记申请，并提交了相应的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随后同昭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为：杨秀淮、钟家全、陈红兵，分别认缴出资30000000元、17000000元、3000000元，认缴期限为2044年4月8日。2017年，钟家全、陈红兵以成都市武侯行政审批局为被告、以同昭公司、杨秀淮、杨德芬为第三人，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武侯行政审批局作出的的对同昭公司股东及股权变更的行政行为和章程修正案的备案行为。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钟家全、陈红兵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作出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现该案还在审理中。
二、2017年9月30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就谢伟起诉同昭公司、杨秀淮、陈红兵、钟家全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作出（2017）川0107民初8389号民事判决，认为钟家全并未就股权转让“同等条件”通知过杨秀淮，损害了杨秀淮作为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因此钟家全与谢伟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产生股权变动效力，驳回了谢伟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谢伟、陈红兵、钟家全不服，提起上诉，在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谢伟、陈红兵、钟家全申请撤回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裁定予以准许。
三、2018年1月19日，钟家全与谢伟签订协议书，约定解除2017年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及2017年8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钟家全将收取的股权转让款8000元返还给谢伟。2018年6月22日，谢伟向钟家全出具了收到退回股权转让款8000元的收条。此外，案外人佳兴教育公司、陈恳、钟家伟、付东跃、谢伟、朱武刚均与钟家全签订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协议书，并出具了收到钟家全退还的股权转让款的收条。
以上事实，有同昭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行终514号行政裁定书和（2018）川01民终9190号民事裁定书、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8389号民事判决书、协议书、收条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虽然当事人就工商登记机关2016年对同昭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行为有争议，相关行政诉讼尚在审理中，但杨秀淮在2016年同昭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前、后均为公司股东。该行政诉讼结果不影响杨秀淮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根据工商登记内容对同昭公司股权结构进行的描述，并无错误。下面就本案主要争议问题评述如下：
一、关于钟家全与谢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
杨秀淮主张，钟家全与谢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系恶意串通，损害杨秀淮优先购买权的合同，应属无效。对此本院认为，股权转让中双方恶意串通，通常是指转让股东与第三人为了达到使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目的，抬高转让股权的交易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的行为。基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特殊性，其市场价格并不易确定，因此，判断是否构成“恶意串通”，主要应从股权转让双方是否真正履行了该合同，特别是合同的价格条款，来分析认定。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谢伟与钟家全于2017年2月27日、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以钟家全实缴股本金的金额作为股权转让的价格，即以8000元价格转让同昭公司0.1%的股权，谢伟实际按此约定向钟家全支付了转让款。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为“恶意串通”，理由不充分；认定8000元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依据不足。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应为有效。
2017年8月18日，钟家全和谢伟又签订一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在原约定价款8000元的基础上增加至96000元。该补充协议是钟家全与谢伟在前述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已逾5个月、谢伟要求公司为其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受挫后补充订立，无故将原转让价款增加12倍，且该合同的价格条款并未实际履行，因此有理由相信系钟家全、谢伟恶意串通为阻止杨秀淮等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订立，该补充协议应认定为无效。
钟家全称，股权转让协议与第一份补充协议是仅用于工商变更登记的格式文本，第二份补充协议是在杨秀淮主张优先购买权前形成的真实、有效的合同。该主张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同意一审法院对该节事实的认定及理由，对钟家全的意见不予采纳。
二、关于杨秀淮能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该条款列举了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两种情况，其一是“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其二是“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谢伟与钟家全于2017年2月27日、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虽然不属于以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但属于未就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的情况，杨秀淮有权按照该协议的价格行使优先购买权。
钟家全认为，转让股权的股东只需将“股权转让事项”通知其他股东即可，钟家全已履行通知义务，杨秀淮并未在法定期限内向钟家全主张披露“同等条件”。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条规定，转让股东应就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为保证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转让股东不仅需要向其他股东告知自己欲对外转让股权，还应当向其他股东告知受让人、转让价格、履行期限等主要内容。本案中，钟家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已向杨秀淮告知上述股权转让相关事项，钟家全关于其已全面履行通知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钟家全称，其有权行使“反悔权”，其已与谢伟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因此杨秀淮无权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转让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后又不同意转让股权的，对其他股东优先购买的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是适用于转让股东放弃转让股权的情形，目的是为了保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因为在转让股东“又不同意转让股权”时，可以达到阻止外部人进入公司的目的，故允许转让股东反悔，不再赋予其他股东过多的权利。本案中，从钟家全上诉状所附《通知书》内容可知，虽然钟家全解除了与谢伟的股权转让协议，但钟家全并没有放弃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而是在一审法院判决支持杨秀淮按同等条件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以行使“反悔权”的名义，将股权转让价款提高至原协议约定价款的15倍继续对外转让股权，以此来阻止杨秀淮等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钟家全的行为既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所谓行使“反悔权”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钟家全关于杨秀淮不能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虽然一审法院对2017年2月27日、2017年3月13日钟家全与谢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效力认定不当，但其支持杨秀淮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判项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1064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钟家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同等条件向杨秀淮出售其持有的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0.1%的股权（同等条件即向钟家全支付8000元，在2044年4月8日前向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补足出资42000元）”；
二、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106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确认钟家全与谢伟于2017年2月27日签订的《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无效”；
三、驳回杨秀淮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钟家全、谢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钟家全负担40元，杨秀淮负担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俊
审判员 王 嫘
审判员 苏 展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高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