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咸宁中民终字第7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传湘，男，汉族，湖北省咸宁市人。
委托代理人：杨义，北京市立方（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泰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咸宁市咸宁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江太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晓明，湖北海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智，湖北海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传湘、湖北泰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发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2014）鄂咸安民初字第028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07年6月9日，郑传湘以挂靠的咸宁市宏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义与咸宁市新泉印刷厂签订了一份房地产转让开发的《协议书》，对购买咸宁市新泉印刷厂房地产及附近地段开发做了具体约定。2007年7月28日，郑传湘邀约朱方明、饶钦林、邵光堰加入该项目开发，并签订了一份《合伙合同》。后郑传湘因缺乏资金又邀约江太生等人加入该项目开发。
2008年2月18日江太生、郑传湘、饶钦林、邵光堰、朱方明、陈文栋、陈华兵七人为开发该项目签订了一份《房地产合作开发出资协议书》，协议约定：A方为江太生、B方为郑传湘、C方为饶钦林、D方为邵光堰、E方为朱方明、F方为陈文栋、G方为陈华兵。按照该协议第四条第6项约定：“B方（郑传湘）是该项目的先行组织者，前期合同由其单独谈判签订完成，前期费用由其单独垫付。考虑到B方前期工作成效及社会和技术资源、项目信息，各出资人一致同意，该项目在除去项目成本开支后，先行按总利润20%提给B方作为前期工作成效的补偿和奖励。”该协议第四条第8项约定：“前期与咸宁市新泉印刷厂签订合同发生的有关费用40万元予以报销，原股东B、C、D、E先期投资的345万元入股资金，按月息2%计算，在项目分红时予以报销，计算时间从出纳收款收据起至全体股东首期出资到帐后止，该利息不能作为入股资金”等内容。
2008年3月18日，上述股东共同制定了《湖北泰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并在章程上签名一致通过该章程。该章程第三章第五条规定：“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第四章第六条规定：“公司股东及出资额为：江太生出资390万元、持股比例39%；郑传湘出资130万元、持股比例13%；饶钦林出资130万元，持股比例13%；邵光堰出资110万元，持股比例11%；朱方明出资40万元，持股比例4%；陈文栋出资130万元，持股比例13%；陈华兵出资70万元，持股比例7%。”该章程第七章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原2008年2月18日由全体股东协商订立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出资协议书》是全体股东真实意思表示，是本章程的篮本，所定的利益分配方案及其他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下不得改变。”上述股东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于2008年5月4日在咸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了湖北泰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号为4223000000057390316773C；名称：湖北泰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咸宁市咸宁大道128号；法定代表人：江太生；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成立日期：2008年5月4日；营业期限：2008年5月4日至2013年5月3日止。
2009年4月13日，泰发公司向郑传湘出具了收款收据，内容为收到郑传湘入股资金100万元整，并注明原出资时间为2007年9月28日，用于购买新泉印刷厂的土地及房产。
2010年12月21日，泰发公司向郑传湘发出函告，告知郑传湘其他五位股东所持股权已经进行了转让，公司已做出了书面股权转让决定和修改了公司章程，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同日，泰发公司向郑传湘发出通知书，通知其于2011年1月6日8时30分在泰发公司办公室召开股东大会。2011年1月6日，泰发公司召开由新、老股东江太生、郑传湘、梅冰、贺念桥、朱光辉、高洁参加的增资扩股股东会，郑传湘在股东会上表示：“今天跟这些新股东见面表示高兴，对新股东加入我们参与这个项目表示欢迎，尽管不知情还是表示欢迎。”并提出其股本金在公司第一次注册登记的是130万元，现变更为88万元，应予以更正，并要求按照原始股东签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出资协议书》约定报销其前期费用40万元和支付原始出资利息问题后再增资扩股出资。该股东会决定：“十日内资金增资扩股至3200万元到位，二十日内对遗留问题答复解决，各人按股份出资，出资不到位的减持股份。”2011年1月11日，郑传湘向泰发公司回函，提出公司在工商部门的变更手续不合法，并明确自己在公司的出资额为130万元，持股比例为13%，已实到资金100万元。2011年1月16日，泰发公司向郑传湘发出通知书，告知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出资不到位，则相应减少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权。
2011年5月24日，泰发公司在未通知公司股东郑传湘的情况下，以股东会决议形式同意股东邵光堰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梅冰，股东朱方明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高洁，股东陈文栋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贺念桥，股东饶钦林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朱光辉，股东陈华兵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江太生。上述五位股东将自己的股权以1：2的比例转让给江太生及四位新股东，并已实际履行完毕。2011年6月7日，泰发公司在咸宁市工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仍为1000万元，股东、出资额、持股比例分别为江太生出资额460万元，持股比例46%；郑传湘出资额130万元，持股比例13%；朱光辉出资额130万元，持股比例13%；梅冰出资额110万元，持股比例11%；贺念桥出资额130万元，持股比例13%；高洁出资额40万元，持股比例4%。将《公司章程》第七章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公司利润分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删减了公司原章程中该条第二款：“原2008年2月18日由全体股东协商订立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出资协议书》是全体股东真实意思表示，是本章程的篮本，所定的利益分配方案及其他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下不得改变”的规定。
2011年6月10日，泰发公司在未通知公司股东郑传湘的情况下，由法定代表人江太生与2011年5月24日股东会决议产生的新股东梅冰、高洁、贺念桥、朱光辉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1.同意实收资本分期到位。2.增加注册资金500万元，各股东认缴额补缴款于2011年6月15日到位。3.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加到1500万元，以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4.同意修改公司章程。”2011年6月22日，泰发公司在咸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将公司注册资金由1000万元变更为1500万元，将江太生的持股比例变更为50.33%；郑传湘持股比例变更为8.67%，并将其出资额擅自变更为47万元；朱光辉、梅冰、贺念桥、高洁持股比例不变，分别为13%、11%、13%、4%。
另查明：郑传湘诉泰发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25日作出（2011）咸民辖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指定由嘉鱼县人民法院管辖，泰发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1年9月2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鄂民立上字第6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嘉鱼县人民法院受案后，郑传湘增加了包括本案在内的八项诉求，嘉鱼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3年8月29日作出（2011）嘉民初字第0076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泰发公司2011年5月24日及6月10日两次股东会决议及修改公司章程无效等内容。泰发公司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为由，于2014年1月21日作出（2013）鄂咸宁中民一终字第104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嘉鱼县人民法院在重新审理过程中，郑传湘提出撤诉申请，嘉鱼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2日作出（2014）鄂嘉鱼民重字第00001-2号民事裁定书，准予郑传湘撤回起诉。郑传湘遂诉至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原审法院根据郑传湘、泰发公司诉辩意见及双方举证质证，庭审查明的事实，对本案争议焦点即泰发公司于2011年5月24日及6月10日作出的两份股东会决议在召集程序及决议内容上是否违法违规，作如下分析评判：
原审认为，一、泰发公司在未通知公司股东郑传湘的情况下，于2011年5月24日、6月10日分别召开两次股东会（郑传湘均未参加），形成了两份股东会决议，该两次股东会在召集程序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的规定。泰发公司辩称本案应属公司决议撤销纠纷而不是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且郑传湘已过撤销之诉的60日除斥期间，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及郑传湘应根据泰发公司的申请提供担保的辩解意见。原审认为，股东会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权利机关，郑传湘作为泰发公司股东既可以在认为泰发公司股东会决议召集程序违法违规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也可以在认为泰发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违法违规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无效。当郑传湘在认为泰发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召集程序及决议内容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下，郑传湘可以选择行使撤销权或确认权，这是撤销权和确认权的竞合，郑传湘可择一行使。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的规定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作出的。现郑传湘行使的是确认权，即不受行使撤销权60日除斥期间的约束，也可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提供相应担保，故对泰发公司的前述辩解意见不予支持。
二、泰发公司股东邵光堰、朱方明、陈文栋、饶钦林在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郑传湘，征求其同意的情况下对外转让股权，股东的股权对外转让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意见，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及第三款“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的规定。泰发公司辩称2008年8月6日第2次董事会记录和第十一次股东会决议及2011年1月6日股东会记录，郑传湘已签字放弃优先购买权，现无权提出优先购买权的辩解意见。原审认为，泰发公司2008年8月6日及9月24日两次董事会记录均是增资扩股内容，未涉及到股东股权转让问题。2011年1月6日的股东会是由新股东梅冰、贺念桥、朱光辉、高洁与郑传湘、江太生召开的，郑传湘在股东会上作出了“今天跟这些新股东见面表示高兴，对新股东加入我们参与这个项目表示欢迎，尽管不知情还是表示欢迎”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可以证明郑传湘于当日就已知晓股权对外转让的事实。法谚曰“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有一定时间的限制，股东优先购买权也不例外，股东优先购买权须在一定期限内行使，即郑传湘应当从知道之日起主张自己的优先购买权，如果该权利可以随时主张，必将导致权利的滥用，不利于秩序的稳定。但郑传湘在该股东会上对自己的优先购买权只字不提，只主张了自己的股份及报销费用问题，该行为应认定郑传湘放弃了自己的优先购买权，并视为其默认了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行为。故对泰发公司的前述辩解意见予以支持，即确认2011年5月24日泰发公司股东会关于股权对外转让决议有效。但股东会决议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将《公司章程》第七章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公司利润分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删减并违反了公司原章程中该条第二款“原2008年2月18日由全体股东协商订立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出资协议书》是全体股东真实意思表示，是本章程的篮本，所定的利益分配方案及其他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下不得改变”的规定，侵犯了郑传湘作为公司股东在《房地产合作开发出资协议书》及公司章程中所享有的股东既得利益的分配权（总利润20%的补偿和奖励的权利），且该20%的补偿和奖励在庭审中泰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江太生在回答郑传湘提问时明确表示为有效。故原审法院对该章程修正案认定为无效。
三、泰发公司由2011年5月24日股东会决议形成的新股东梅冰、贺念桥、朱光辉、高洁与法定代表人江太生于2011年6月10日召开股东会，作出以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的方式增加注册资本500万元的股东会决议。资本公积是在公司生产经营之外，由资本、资产及其他原因形成的股东权益收益。转为实收资本时，有限责任公司应按原投资者所持股份同比例增加各股东的股权。泰发公司在未通知股东郑传湘参加即作出增资500万元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并由上述四位新股东及江太生实际认购完成，剥夺了郑传湘对该项决议的表决权及增资部分的认购权，稀释减持了郑传湘的股份，损害了郑传湘作为原始股东的合法权益。该决议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也违反了“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同时，泰发公司随意将郑传湘实缴出资额100万元核减为47万元，出资时间为2011年6月15日，其金额、出资时间与事实完全不符，泰发公司应根据事实将郑传湘在泰发公司100万元实缴出资额如实向工商部门登记。
综上所述，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一、被告湖北泰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24日股东会作出的股权转让决议有效，修改公司章程决议无效。二、被告湖北泰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10日股东会作出的增加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决议无效。三、被告湖北泰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依据本判决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四、驳回原告郑传湘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由被告湖北泰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原审判决书送达后，郑传湘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关于泰发公司2011年5月24日股东会股权转让决议的事实认定错误。泰发公司的该份决议内容，剥夺了上诉人作为股东受让其他股东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依法应认定无效。一、原审判决已经认定泰发公司的四名原始股东，在未将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上诉人的情况下，对外转让股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侵害了上诉人的股东优先购买权。二、原审法院推定上诉人放弃了自己的优先购买权，没有事实依据。在2011年1月6日的股东会议记录中，上诉人亲笔在会议记录上注明会议“记录与本人的意见有出入”，同时，在该会议记录中，也记录了上诉人称“我不知情”的陈述。事实上，对于泰发公司2011年5月24日股东会决议，上诉人自2011年10月份起，一直向嘉鱼县人民法院、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主张确认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该主张当然包括对涉及股东优先购买权决议的异议，上诉人并未怠于行使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主张。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泰发公司于2011年5月24日股东会作出的股权转让决议无效；由泰发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泰发公司答辩称：上诉人郑传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郑传湘已经丧失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二、2010年12月11日泰发公司向郑传湘发函，郑传湘收到函告后，明确回复除对自己的原始股份有异议外，对其他原始股权的转让没有异议。
原审判决书送达后，泰发公司亦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是指股东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范无效的情形。本案公司股东增资扩股和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公司章程或违反法律，不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适用该条第二款股东行使撤销权的规定。2.泰发公司2011年5月24日、2011年6月10日股东会决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也不违反公司章程。3.原审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股东行使撤销权和无效之诉必须提供担保的规定，认为只包括股东行使撤销权应提供担保不当。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泰发公司2011年6月10日作出的股东增资扩股决议，只是一个形式要件。事实上，股东增资扩股是从2008年9月开始至2011年6月10日才终止，是依据郑传湘在2008年8月三步实施增资扩股的建议进行的，2008年9月27日全体股东会已决议从1000万增资到1500万元，郑传湘签字确认这一增资扩股决定，以及出资比例、持股比例，郑传湘实际是认可除江太生、郑传湘外其他新股东的股份转让事实。因此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老股东的权利义务由新股东承接，老股东的增资由新股东承担，公司将增资决议在2010年12月、2011年1月多次书面通知郑传湘本人，这完全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增资扩股发生在2011年6月10日属偏袒郑传湘。2.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6月10日股东会增资扩股决议，增资的500万元，股东没有货币出资错误。事实是增资的500万元全部是现金货币出资，不是资本公积转增。三、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郑传湘只能行使撤销权之诉，但已过60天除斥期，又没有提供担保，法院不应受理其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郑传湘的诉讼请求。
郑传湘答辩称：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2011年5月24日泰发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内容，剥夺了郑传湘的股东优先购买权，剥夺了郑传湘作为股东依据公司章程应享有的分配项目利润的财产权利，必然无效；2.2011年6月10日泰发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内容，非法剥夺了郑传湘新增资本优先认缴权、表决权和股权溢价带来的合法利益，必然无效。3.泰发公司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程序，两次召开的股东会，均未尽到“召开股东会决议提前15天通知全体股东”的义务。二、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均不存在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泰发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在二审审理期间，郑传湘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2011年5月3日咸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咸工商处字（2011）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欲证明泰发公司两次伪造股东签名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一系列证明文件，经咸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查，作出恢复到公司初次设立登记状态等的处罚决定。
证据二、泰发公司从2008年设立至今变更登记的相关材料，欲证明在2011年5月之后其在工商行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也是违法的。
针对郑传湘提交的证据，泰发公司质证称，证据一与本案无关，以上两次变更登记的不成立，不能代表历次股东签名的真实性，不能推断所有的股东会决议都是违法的；证据二工商登记的原始资料，不能否认或推翻泰发公司原始股东历次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本院认为，对郑传湘提供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泰发公司未提出异议。因与本案相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在二审审理期间，泰发公司亦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2008年9月27日，原始股东签名同意的《关于增加注册资金的决定》，欲证明在2008年各股东已表决通过增加注册资金至1500万元，各股东共认购股份66.32%。
证据二、2008年9月27日，原始股东签名同意的《关于对原股东以外的股东转让股权的会议决定》，欲证明对无原始股东认购出资的33.68%股份，全体股东一致表决同意对外转让。
证据三、2008年9月24日，第三次股东会会议记录，讨论公司股东出资金额到位情况及注册资金增资扩股为1500万元，原始股东在三日内有优先购买权的内容。
针对泰发公司提交的证据，郑传湘质证称，以上三份证据是在一审之前已形成的，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且内容与本案涉案的两份股东会决议没有关联性，对其真实与否，请法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泰发公司提出的三份证据，郑传湘对证据真实性没有提出反驳证据，且与本案相关联，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2008年9月24日在泰发公司成立后的第三次股东会上，针对公司股东出资金额到位情况及注册资金增资扩股为1500万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形成“全体股东同意优先转让内部股东，如三天之内内部没有人认购，差额部分的股份33.68%全部转让给股东以外的自然人”的讨论结果。2008年9月27日，泰发公司作出《关于增加注册资金的决定》，各股东表决通过增加注册资金至1500万元，各股东共认购股份66.32%。同日，泰发公司作出《关于对原股东以外的股东转让股权的会议决定》，因无原始股东认购出资的33.68%股份，全体股东一致表决同意对外转让。以上记录，股东江太生、郑传湘、邵光堰、饶钦林、陈文栋、朱方明签字确认。但以上决议内容实际并未履行。2010年9月19日，泰发公司第十一次股东会讨论公司原始股份转让的有关事项，除了邵光堰、饶钦林表达了愿意转让原始股份的意愿，江太生同意采取买断这种方式解决股权及资金问题并在股东会记录上签名外，其余股东朱方明、陈文栋、郑传湘均未在会议记录上签字，另陈华兵未到会。
同时查明，2009年7月14日及2010年3月10日，泰发公司在未经股东郑传湘、饶钦林、邵光堰、陈文栋、朱方明委托授权的情况下，两次在《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以及《转股协议书》等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一系列证明文件上伪造了上述股东的签名，在咸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涉及增加注册资本，股东股权转让，变更股东情况等内容。2010年11月19日泰发公司又向咸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股东变更并提交了股权转让决议等一系列工商登记材料（包括2010年10月至11月间老股东与新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等）。2011年5月3日，咸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泰发公司上述违法事实作出咸工商处字（2011）13号行政处罚决定：一、撤销泰发公司自成立以来截止到本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所有变更登记，恢复到公司的初次设立登记状态；二、罚款1万元。
另查明，2011年5月24日，饶钦林、邵光堰、朱方明、陈文栋、陈华兵、江太生与朱光辉、梅冰、高洁、贺念桥签订了《湖北泰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饶钦林、邵光堰、朱方明、陈文栋、陈华兵将在公司的全部股权于2010年10月22日转让给朱光辉、梅冰、高洁、贺念桥、江太生。
一审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继续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确定为：一、2011年5月24日股东会作出的股权转让决议效力如何认定；二、2011年5月24日股东会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决议的效力如何认定；三、2011年6月10日股东会作出的增加注册资本决议效力如何认定；四、2011年6月10日股东会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决议的效力如何认定。五、郑传湘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是否应提供相应担保。
焦点一，关于2011年5月24日股东会作出的股权转让决议效力问题。
本院认为，2011年5月24日股东会作出的股权转让决议有效。理由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是为保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其第二款虽然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但该条第四款同时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而根据泰发公司章程第八条“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其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之规定，即该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仅需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即可，如有股东不同意转让，则应当购买该股权，并非一定要求进行书面通知，其不是必须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的事项。
二、公司章程是股东意思的体现，是公司自治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四款允许公司章程针对股权转让的限制作出另外的规定，显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关于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限制并非强制性规定，而应属任意性规定，违反该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出让股东与其他股东以外的第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2011年5月24日泰发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虽然未通知郑传湘参加，但其应属召集程序存在瑕疵，郑传湘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行使撤销权。但本案中，郑传湘并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股东会决议。
三、1.从2008年9月24日泰发公司第三次股东会记录的内容来看，差额出资金额及股份，“全体股东同意优先转让内部股东，如三天之内内部没有人认购，差额部分的股份33.68%全部转让给股东以外的自然人”，可以看出郑传湘当时对对外转让股份不排斥。2.2008年9月27日的《关于对原股东以外的股东转让股权的会议决定》，明确了33.68%股份对外转让。3.2011年1月6日，泰发公司召开了新股东到会的股东会会议，郑传湘到会参加与新股东见面并发言，对新股东参加表示欢迎，但对老股东与新股东的股权转让亦并未提出异议，亦未表达有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意愿。4.2011年1月11日郑传湘函复泰发公司向其邮寄送达的2010年12月21日的《函告》以及《通知书》，虽然内容主要涉及其自己所持股权的问题以及报销其前期费用40万元的问题，但可以确定郑传湘对其他原始股东股权转让一事已知晓。至此，郑传湘既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在三十日内答复是否同意其他股东股权转让，亦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同等条件下要求购买其他股东转让的出资，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可以视为其同意其他股东的股权转让。因此，以上一系列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已能证明原始股东邵光堰、朱方明、陈文栋、饶钦林、陈华兵意将其股权转让给梅冰、高洁、贺念桥、朱光辉、江太生，郑传湘事先不但是知情的，而且是同意的。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即优先购买权是法律规定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其他股东拟对外转让的股份享有的优先购买的权利，是一种为保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而赋予股东的权利。但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应有一定的行使期限。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对执行中的股东优先购买权行使的期限规定为，自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满二十日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但非执行过程中优先购买权行使的期限，法律没有规定。因此，实践中对公司章程有规定按公司章程，没有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无约定的也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权利，以保障交易的安全和公平。本案中，郑传湘对其他股东股权转让知情后并未在合理期限内行使优先购买权。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涉案的公司章程均未规定股东股权转让必须召开股东会会议或形成股东会决议，但是泰发公司仍在2011年5月24日就股东股权转让事宜形成股权转让决议，该决议召集程序虽有瑕疵，但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郑传湘以原始股东未按法定程序向其履行股权转让的告知义务，且剥夺了其优先购买权为由，主张股权转让决议内容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故2011年5月24日股东会决议的关于股权转让的决议有效。
焦点二，关于2011年5月24日股东会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决议效力问题。
本院认为，一、公司章程是调整一个公司所有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必备性文件，它是股东意思自治的体现，但章程的自治性是相对的，它以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前提。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十）修改公司章程；……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即股东会决议是通过全体股东的表决而形成的意思表示，系依照股东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股东行使职权应当召开股东会，但如果公司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故此种形式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必须以全体股东一致表示同意为生效条件之一。本案中，2011年5月24日形成的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系未召开股东会，由股东在决议文件上签名形成，在股东之一的郑传湘没有参加并签字确认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作出的决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之规定。三、2011年5月24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仅是表决“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并未讨论公司章程变更的具体内容，在此情况下即将公司章程进行修正，不符合公司章程修改的程序。四、修改后的公司章程除法定代表人江太生签名确认外，其他股东均未签名、盖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之规定。五、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内容系将公司章程第七章第二十五条“公司利润分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原二00八年二月十八日由全体股东协商订立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出资协议书》是全体股东真实意思的表示，是本章程的基础蓝本，所定的利益分配方案及其它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下不得改变。”修改为：“公司利润分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该章程修改处分的是郑传湘的实体权利，擅自修改有损股东郑传湘的合法权益。因此，在该股东会决议未通知郑传湘参加，除江太生外其他股东未签字的情况下，该决议内容属于实体上的瑕疵，应为无效。综上，2011年5月24日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欠缺股东一致同意的成立及生效要件，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侵害了郑传湘合法的股东权利，该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应当认定自始无效。
焦点三，关于2011年6月10日股东会作出的以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增加注册资本500万元并认缴、实缴资本的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问题。
本院认为，此次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包含增资500万元及由除郑传湘外五位股东认缴新增出资两方面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关于“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泰发公司增资500万元的决议虽然获代表泰发公司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的规定，泰发公司股东郑传湘享有该次增资的优先认缴出资权。泰发公司在未给予郑传湘是否选择行使优先认缴权的情况下，迳行于2011年6月10日作出股东会决议通过了由除郑传湘外的江太生、朱光辉、梅冰、贺念桥、高洁五位股东认购了泰发公司全部新增资本500万的决议内容，并于2011年6月22日变更工商登记，将郑传湘的持股比例由13%变更为8.67%。该系列行为侵犯了法律规定的郑传湘在泰发公司所享有的公司新增资本时的优先认缴出资权。该股东会决议虽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投票通过，但公司原股东优先认缴新增出资的权利是原股东个体的法定权利，不能以股东会多数决的方式予以剥夺。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的规定，鉴于郑传湘系在合理的时间内行使权利，故泰发公司于2011年6月10日通过的江太生、朱光辉、梅冰、贺念桥、高洁出资500万元认购泰发公司新增资本的决议内容中，涉及认购新增资本13%即65万元的部分因侵犯了郑传湘的优先认缴权而归于无效。但该部分决议内容无效，不影响增资决议其它部分的效力。
焦点四，关于2011年6月10日股东会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决议的效力问题。
本院认为，一、公司章程是调整一个公司所有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必备性文件，它是股东意思自治的体现，但章程的自治性是相对的，它以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前提。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十）修改公司章程；……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即股东会决议是通过全体股东的表决而形成的意思表示，系依照股东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股东行使职权应当召开股东会，但如果公司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故此种形式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必须以全体股东一致表示同意为生效条件之一。本案中，2011年6月10日形成的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系未召开股东会，由股东在决议文件上签名形成，在股东之一的郑传湘没有参加并签字确认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作出的决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之规定。三、2011年6月10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仅是表决“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并未讨论公司章程变更的具体内容，在此情况下即将公司章程进行修正，不符合公司章程修改的程序。四、修改后的公司章程除法定代表人江太生签名确认外，其他股东均未签名、盖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之规定。五、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将郑传湘的持股比例由13%变更为8.67%，该章程修改处分的是郑传湘的实体权利，擅自修改有损股东郑传湘的合法权益。因此，在该股东会决议未通知郑传湘参加，除江太生外其他股东未签字的情况下，该决议内容属于实体上的瑕疵，应为无效。综上，2011年6月10日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欠缺股东一致同意的成立及生效要件，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侵害了郑传湘合法的股东权利，该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应当认定自始无效。
焦点五，关于郑传湘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是否应提供相应担保。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二、三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之规定，提供担保的前提是针对该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提起的诉讼，而郑传湘请求本院确认泰发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符合该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针对该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提起的诉讼，公司法及相关法律并未规定提供担保。故泰发公司要求本院责令郑传湘提供财产担保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郑传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泰发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支持其相应部分。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2014）鄂咸安民初字第02890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
二、撤销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2014）鄂咸安民初字第02890号民事判决第二、四项；
三、湖北泰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10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中，由江太生、朱光辉、梅冰、贺念桥、高洁出资500万元认缴该公司新增资本的决议内容中，涉及新增资本65万元的部分无效，增资的其它部分有效；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无效。
四、驳回郑传湘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湖北泰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湖北泰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00元，由郑传湘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云泽
审判员 孙 兰
审判员 陈继高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书记员','2018-09-26
09:14:09',0,'web',NULL),(20170656,'b6d306a5-385a-4b38-9811-0aef98e7b021','$(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78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2494\",\"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null,\"审判程序\":\"一审\",\"案号\":\"（2014）锦江刑初字第147号\",\"不公开理由\":null,\"法院地市\":\"成都市\",\"法院省份\":\"四川\",\"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中西部及兵团\",\"文书ID\":\"b6d306a5-385a-4b38-9811-0aef98e7b021\",\"案件名称\":\"陈某交通肇事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法院名称\":\"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锦江区\",\"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null,\"诉讼记录段原文\":\"公诉机关以成锦检公诉刑诉字（2014）第6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某犯交通肇事罪，于2014年2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指派代理检察员杜世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418097358000)\\\/\",\"案件类型\":\"1\",\"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陈某交通肇事罪一审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陈某交通肇事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2014）锦江刑初字第147号\");$(\"#hidDocID\").val(\"b6d306a5-385a-4b38-9811-0aef98e7b021\");$(\"#hidCaseName\").val(\"陈某交通肇事罪一审刑事判决书\");$(\"#hidCaseNumber\").val(\"（2014）锦江刑初字第147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1\");$(\"#HidCourtID\").val(\"2494\");$(\"#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交通肇事\"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4-03-07\" },{ name: \"公诉机关\", key:
\"oriLigigation\", value: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检察院\"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陈某\"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三十三条\',法条内容:\' 第一百三十三条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ly]\'},{法条名称:\'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ly]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ly]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ly]\'}]}]};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陈某交通肇事罪一审刑事判决书\\\\\",\\\\\"PubDate\\\\\":\\\\\"2014-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