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刑初字第415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被告人朱宝柱，男，1955年6月5日；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3年9月4日被羁押，同年9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周学元，辽宁银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于飞，北京市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京检二分刑诉（2014）001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朱宝柱犯受贿罪，于2014年3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刘凌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朱宝柱及其辩护人周学元、于飞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
一、被告人朱宝柱于2012年12月，利用担任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伙同陈×1（另案处理），在船载卫星通信系统服务项目中，向业务关联单位中星博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索要贿赂款人民币20万元。
二、被告人朱宝柱于2007年2月间，利用担任交通部救助打捞局救助指挥处处长的职务便利，伙同陈×1（另案处理），在远程可视救助指挥系统等项目中，向业务单位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索要贿赂款人民币8万元。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向本院出示并宣读了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认为被告人朱宝柱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无视国家法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朱宝柱对指控其犯罪的基本事实予以供认，辩解称：指控其索贿20万元不妥，其是代表单位去处理事情，没有贪财的想法，20万元也没到其手中。
朱宝柱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指控朱宝柱受贿20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朱宝柱是受局长和党政联席会的委托，调查处理牛×实名举报的问题，而不是为掩盖受贿8万元所做的个人行为，更无占有20万元的主观故意。在刘×对牛×负有债务及重大侵权责任的情况下，朱宝柱要求刘×纠正违法行为，先行帮助解决陈×1的借款，挽回给救捞局造成的影响，否则将停止合同的执行，这在法律上属正当合法行为。2、指控朱宝柱受贿8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朱宝柱是为处理单位不好处理的费用，且7张银行卡并非完全由其个人消费。3、本案侦查机关存在违法办案的重大嫌疑，提取口供的合法性有待查证。4、朱宝柱是在所在单位人员陪同去检察机关，以证人身×犯罪行为去做谈话，在谈话过程中其对自己的两个行为都进行了陈述，有自首情节。
经审理查明：
一、2005年间，交通部救助打捞局（现改称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以下简称救捞局）为购买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兰信公司）的船岸远程可视救助指挥系统（VMS）等，由救助指挥处负责与海兰信公司洽谈，后救捞局和海兰信公司分别在2005年6月、2007年7月、2008年6月和2010年签署了销售合同、售后服务协议等。2007年2月，被告人朱宝柱在担任救捞局救助指挥处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上述项目的合作过程中，向海兰信公司索要人民币8万元，并指令陈×1（另案处理）去海兰信公司领取。陈×1领取后，按照朱宝柱的指令，自己留下1万元，将余款7万元分别办理了7张中国工商银行“个人新e时代卡”交给朱宝柱。案发后经核查，7张银行卡内的款项被陆续取出或消费支出，后7张银行卡均被注销。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在案证实：
1、交通运输部人事劳动司出具的朱宝柱的《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批表》、《交通部救助打捞局任职的通知》《交通运输部党组任免通知》证明：朱宝柱的历次职务变更情况。
2、救捞局出具的《交通部救助打捞局任免通知》证明：2003年6月18日，朱宝柱被交通部救助打捞局任命为救助指挥处处长。
3、《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救捞局机构类型为事业法人。
4、救捞局出具的《关于交通部救助打捞局处室职责、人员编制、岗位设置的通知》证明：救助指挥处的处长主持全面工作，分管全国救助力量部署，组织协调救助和抢险打捞工作等。
5、证人申×（海兰信公司董事长）的证言证明：海兰信公司和救捞局之间主要有两块业务：第一是2005年初其公司开始与救捞局合作的项目VMS，即船岸远程可视指挥管理系统。2007年五六月份正式就此项目与救捞局签订合同，标的额是1700多万元。在签订合同时，该项目的大部分技术工作包括设备安装都已经完成。2007年，其公司与救捞局签订了有关维护服务工作的合同，该合同5年一签。第二是大约在2006年开始与救捞局合作新造船设备配置项目。
海兰信公司与救捞局船岸信息管理系统项目的合同主要是救捞局救助指挥处负责代表救捞局来跟其谈的，后来也是由救助指挥处跟其履行合同的。当时救助指挥处的处长是朱宝柱。其所在公司在和救捞局合作项目的过程中，知道朱宝柱在和许多业务单位交往过程中，产生很多不好处理的费用，出于跟救捞局搞好关系的目的，其对朱宝柱说过，如果他那里和业务单位产生了不好处理的费用，其可以给他提供支持，当时朱宝柱表示以后有需要时再说。2007年春节前，朱宝柱给其打电话，问其能不能给解决几万元钱，后其交代公司的杨×，让他跟朱宝柱手下的陈×1对接办理此事。
其所在公司和北京世纪君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北京世纪君天公司）签订了关于多方视频会议混音系统软件的《软件技术开发合同》，合同款共计是356000元，实际上其所在公司和北京世纪君天公司不存在任何业务，这份合同是陈×1起草并提供给其的。合同中的356000元中有276000元是陈×1以帮助海兰信公司解决多方视频会议混音系统软件的名义跟其公司要的，另外的8万元是陈×2让陈×1在这份合同中多加出来的，是其公司来平2007年2月份给朱宝柱8万元钱的财务账的。
6、证人杨×（海兰信公司原职员）的证言证明：2005年5月至2009年8月，其在海兰信公司大客户部任客户经理，主要负责救捞局的项目。
2007年2月初的一天上午，申×把其叫到他的办公室，让其按公司的正常手续提取8万元现金交给陈×1。2月12日，其从公司领取了两张北京银行现金支票。2月14日，其在北京银行清华园支行营业部取出了4万元现金。2月15日早上八九点钟，其给陈×1打电话告诉他现金已经准备好了，陈×1当天上午就来了，然后和其一起去北京银行清华园支行营业部。其取出了4万元现金，与头天取出的4万元放在一起，共计8万元交给了陈×1。过了一段时间，财务人员找其问怎么处理这笔8万元钱的借款，其就直接找到陈×2，之后陈×2是如何平的账其就不清楚了。
7、证人陈×2（海兰信公司海事经营部副总经理）的证言证明：8万元钱事宜，是其公司申×董事长在2007年春节前交代杨×经手办的，杨×当时以借款的名义从公司领出2张现金支票，提出8万元现金后交给救捞局的陈×1了。2007年下半年，公司财务催杨×平这8万元的账时，杨×和其说了这事，其一听这事是申总交代办的，就和杨×说：“这个事你别管了，我来解决”。当时其公司正在给救捞局做远程可视救助指挥系统的项目，所用的软件在音频系统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受到了交通部领导的批评。为了解决所开发软件存在的问题，就想找个公司帮助。陈×1和其提出，他认识一家叫北京世纪君天公司的软件开发企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其就委托陈×1找北京世纪君天公司来帮其公司解决软件音频系统存在的问题，后其代表公司和北京世纪君天公司签订了《多方视频会议混音系统软件》的软件开发合同，这份合同是陈×1和北京世纪君天公司的人谈的，合同金额也是陈×1和对方谈的，谈好后，其代表公司在合同上签的字。关于这份合同的合同金额陈×1和对方谈的是276000元，但在2007年春节前，经杨×手陈×1从其公司拿走了8万元现金，这8万元钱公司财务反映的是杨×借款，需要平账，当时杨×已经和其说了这8万元钱的事，并说财务催着平账，其就让陈×1在那份软件开发的合同中把那8万元钱加了进去，那份软件开发合同的合同金额也就变成了356000元。2007年12月，其公司财务就用那份软件开发合同中加出来的8万元，把其公司经杨×手交给陈×1的8万元钱做了平账处理。
陈×1说北京世纪君天公司可以帮助其公司解决开发的软件中存在的音频系统的问题，但实际上北京世纪君天公司最终也没能解决软件中存在的问题，最终还是其公司自己解决的问题，但是合同款276000元还是全部付给了北京世纪君天公司。
这276000元的合同款是其经手以转账支票的方式一次性付给陈×1的。付款时，陈×1还没有将对方公司给其公司开的发票交给其，其公司财务在处理这笔付款时，是按其的借款做的账。等到陈×1将北京世纪君天公司给其公司开的金额为8万元和金额为276000元的两张发票给其之后，其按公司规定，填制好两张报销单，其中一张8万元的报销单，其在部门负责人处签的字，让杨×在经手人处签的字；一张276000元的报销单，部门负责人和经手人两处都是其签的字，之后其找财务经理孔令和与申×签字审批后，交给财务做平账处理了。
8、证人陈×1的证言证明：海兰信公司和救捞局之间是业务合作关系，也有合同，救捞局是甲方，海兰信公司是乙方。救捞局从海兰信公司买了远程可视救捞指挥系统（VMS）的所有硬件、软件和服务。2009年初，其和处长郑健、副局长丁平生一起去海兰信公司签了一份服务协议，这份服务协议是没有年限的，即只要救捞局用海兰信公司的设备，海兰信公司就提供服务。救捞局和海兰信公司的合作是朱宝柱任处长的时候开始的，在朱宝柱任处长期间，程序都已经走完了，只剩下签字了。
救捞局和海兰信公司的所有合作，朱宝柱都授权其走程序。在救捞局和海兰信公司合作的项目中其是技术负责人，负责技术工作。
2007年2月15日之前的一天，在安贞大厦朱宝柱的办公室，朱宝柱跟其说：“我跟海兰信公司的申总说好了，你去海兰信公司找杨×拿8万元现金，然后你去银行给我办7张1万元一张的银行卡给我。”其问朱宝柱：“剩下的1万元钱怎么办？”朱宝柱说：“剩下的1万元钱你就自己留着吧，就算是给你跑腿的钱。”2007年2月15日，其联系好杨×后，就开着其的红色派利奥车去海兰信公司找到杨×，杨×带着其去海兰信公司附近的北京银行取了钱，后杨×将8万元现金交给了其。当天其就去了工商银行广安门支行先将8万元钱存入其的账户，然后取出了7万元钱并用自己的名字办了7张银行卡，每张面值1万元。当天其回到安贞大厦朱宝柱的办公室后把7张银行卡给了朱宝柱。2012年12月4日，朱宝柱来到其家里，以给其父亲看病的名义给了其8万元钱，并让其写了一张收条，内容是：2006年12月本人帮朱宝柱购买消费卡8万元整，今天如数返还。收款人：陈×1，2007年11月。这张收条的内容和落款的时间其都是按照朱宝柱的要求写的。
2007年10月之前的一天，陈×2给其打电话，说他们领导要给其一笔钱，不能给现金，只能以转账支票的形式给其，让其找一个能够接受这张转账支票并开发票的公司。后其找了贾振伟，贾振伟将北京世纪君天公司的名称告诉了其，其告诉了陈×2。2007年10月，陈×2给了其一张他们公司的276000元的转账支票，收款单位是北京世纪君天公司，其交给了贾振伟。过了一段时间，贾振伟便给了其25万元左右的现金，同时给了其一张北京世纪君天公司开具的付款单位为海兰信公司，金额为276000元的发票，其便将这张发票给了陈×2。过了几天，陈×2给其打电话，告诉其需要补份合同来平账，于是其就找了一份别的公司的合同，按照陈×2确定的项目名称进行了修改，改成了这份《多方视频会议混音系统软件》软件技术开发合同，甲方是海兰信公司，乙方是北京世纪君天公司，合同金额是276000元。其将改好后的合同草稿交给了陈×2，陈×2将合同金额从276000元改成了356000元，陈×2对其说：“我在这份合同里把你之前拿走的那8万元钱加上了。”
9、证人高×（救捞局办公室副主任）的证言证明：2012年11月左右，朱宝柱在他办公室向其借款4万元钱，其从其的工商银行工资卡里取出来交给了朱宝柱，朱宝柱当时给其打了借条。朱宝柱跟其借4万元钱干什么用其不清楚，后朱宝柱将4万元钱还给了其。
10、证人王×（救捞局局长）的证言证明：救捞局领导和工作人员如果是因为工作在和其他单位交往中所产生的正当费用，都是可以在救捞局报销的。朱宝柱没有跟其以及救捞局领导班子汇报过他曾经从海兰信公司拿过8万元钱的事。这件事也是在朱宝柱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之后，其通过驻部纪检组领导知道的。
11、救捞局出具的《证明》：该局与海兰信公司于2005年6月开始业务合作，承办部门为该局救助指挥处。
12、2005年6月29日签署的销售合同证明：买方：救捞局，卖方：海兰信公司，合同内容：救捞局购买海兰信公司的远程可视救助指挥系统（VMS）。
13、2008年6月30日签署的销售合同证明：甲方：救捞局，乙方：海兰信公司，合同内容：“南海救101”轮加装海兰信公司的VMS&VSTA;系统。
14、2008年4月10日签署的服务协议证明：甲方：救捞局，乙方：海兰信公司，协议内容：海兰信公司提供远程可视指挥系统的售后服务。
15、2007年7月25日签署的合同证明：买方：救捞局，卖方：海兰信公司，合同内容：救捞局远程可视救助指挥系统（VMS）升级。
16、2010年8月4日签署的合同证明：甲方：救捞局，乙方：海兰信公司，合作内容：救捞局、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大连）、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和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VMS安装改造工程。
17、《软件技术开发合同》证明：海兰信公司与北京世纪君天公司签订了软件技术开发合同，合同标的额为人民币356000元。
18、海兰信公司记账凭证、借款单、付款申请单、报销单、现金支票存根、北京银行清华园支行账页、北京商业企业专用发票证明：2007年2月12日，杨×以差旅费为名，从海兰信公司借款人民币8万元，并从公司领取现金支票两张，后分别于2007年2月14日、2月15日从北京银行清华园支行海兰信公司账户共计取款8万元。2007年12月12日，海兰信公司将杨×借款8万元记入成本平账。
19、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交易凭条证明：2007年2月15日，陈×1向其在工商银行广安门支行账户存入8万元现金，随即从此账户又取出7万元办理了7张“个人新e时代卡”（每张面值1万元），此7张银行卡的卡号分别是：卡号：×××、卡号：×××、卡号：×××、卡号：×××、卡号：×××、卡号：×××、卡号：×××。上述7张银行卡内的钱款陆续被取现、消费等，截至案发，7张银行卡均已被注销。
20、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侦查人员出具的工作说明：经从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广安门支行、灯市口支行调取了上述7张银行卡相应的刷卡消费记录，反映出在北京赛特百货有限公司、百盛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圣淘沙茶楼、北京金悦酒店等地方有刷卡发生，但因刷卡消费时间久远，当时刷卡的记录已无保存，故无法调取。
21、陈×1所写的《收条》内容为：2006年12月本人帮朱宝柱购买消费卡捌万元整，今天如数返还。收款人：陈×1，2007年11月。
22、被告人朱宝柱的供述：2007年初的一天晚上下班后，其在办公室用手机给海兰信公司的申×打电话说：“你给解决点现金，我买点消费卡。”申×说：“可以，你说个数。”其说：“就七八万元吧。”申×说：“我跟杨×说一下，让他跟你办这事儿。”其说：“我让陈×1过去找杨×办这事儿。”后其在办公室里对陈×1说：“我跟申总说好了，你去找他们公司的杨×拿七八万元钱，然后去给我办1万元1张的银行卡，办好后，你自己留1张，其余的给我。”陈×1办好后在其的办公室里对其说：“海兰信公司给了8万元，我按您的要求办了银行卡，这7张银行卡现在给您。”其说：“好。”这样其就从陈×1手中接过了7张银行卡。
其之所以自己不去海兰信公司拿钱而是让陈×1去拿钱并去银行办银行卡，是因为当时其和申×说这事的时候只是和他说让他给解决8万元现金，并没有和他说是其自己要的，其让陈×1去办这事，会让申×觉得这钱不是其个人要的，而是其给单位要的。另外其也担心会让其签字什么的。其让陈×1办7张银行卡主要是考虑无论是自己消费还是送人都更方便一些。这7张银行卡其没有送人，都是经其的手消费出去的，有一部分钱其用于为其儿子朱军工作疏通关系了，有一部分钱其从国防大学买了10箱五粮液酒厂的专供酒，其中有1箱送给了台湾中华搜救协会的人，剩下的9箱其平时和朋友聚会时用了，这些朋友都是其的私人朋友，和其单位没有关系，其余的钱其个人消费掉了。
其之所以要找申×给其解决这8万元钱而不是找别人，是因为以前救捞局和海兰信公司存在着业务关系，签订有合同，在2007年的时候，双方还考虑再签合同，而且合作的项目是救助指挥处主管的，所以其跟申×要钱，他肯定会给的。
其在帮助陈×1解决牛×举报他拿了20万元钱的事情过程当中，意识到陈×1的事情是个大事情，同时也反思自己的事情，想起来其当初曾经让陈×1从海兰信公司拿过8万元钱的事，根据其对陈×1的了解，陈×1的事如果处理不好，一旦走司法程序的话，陈×1肯定会把其拿8万元钱的事说出来。于是其就在2012年12月初，自己凑了8万元现金，在陈×1家，以给陈×1父亲看病的名义将8万元钱给了陈×1，当时其还让陈×1开了一张收条，内容为：2006年12月本人帮朱宝柱购买消费卡8万元，今天如数返还。收款人：陈×1，2007年11月。这张收条上的内容和日期都是其让陈×1写的，目的是想将其这8万元钱和陈×1被举报的20万元钱区分开，两者没什么关系。其将这8万元钱退给陈×1的过程当中，嘱咐过陈×1，将来再说这事的时候就说这8万元钱是其借陈×1个人的，和其他单位没什么关系。其退给陈×1的8万元是其从借记卡里取了4万元，另外4万元是其向救捞局的高×借的。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2012年12月，被告人朱宝柱在担任救捞局副局长期间，在履行救捞局与中国网通公司（现中国联通公司）签署的《船载卫星通信系统服务合同》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伙同陈×1，在船载卫星通信系统服务项目中，向为该项目提供集成和维护服务的业务关联单位中星博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中星博远公司）索要人民币20万元，用于帮助陈×1退还贿赂款。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在案证实：
1、证人陈×1的证言证明：2009年的七八月份，牛×多次给其打电话让其帮他催款。有一次其给牛×打电话说其处长在北京没车，其想给处长买辆车或者租辆车，需要20万元钱，牛×当时就答应了。大约一周后，牛×开着他的老富康车把20万元钱给其送到安贞桥东北角的胜古北里西侧小路的十字路口，牛×就把装有20万元现金的手提纸袋给了其，并且让其给他打个条，其给敷衍了过去。这20万元钱是其以借的名义跟牛×要的。
2012年，牛×向驻部纪检组和救捞局纪委举报其拿他20万元钱的事情之后，朱宝柱受救捞局领导班子的委托负责处理其的事情。刚开始朱宝柱让其辞职，并让其自己将20万元钱退给牛×，到2012年12月份的时候，因为牛×催其退钱比较急，期限比较紧张了，其跟朱宝柱说其手上现金不够，退钱有困难。2012年12月，朱宝柱去其家给其8万元钱的时候，向其表态说要帮其解决退钱的事。几天之后，其和朱宝柱通电话，问“我该找谁帮我退钱”，朱宝柱说：“谁跟这件事儿有关系你找谁。”于是其便提到了中国联通的黄×，朱宝柱说：“中国联通和牛×没关系，你找黄×没用，不是中国联通欠牛×的钱。”其又说：“那我就找中星互联公司的人。”朱宝柱听了没有否定，其便知道了朱宝柱的意思是让其找中星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中星互联公司）的人帮其退钱，于是其就给中星互联公司的刘×发了短信，主要内容是“朱局（朱宝柱）催我还牛×20万元，并让我找你帮忙，我现在已经凑了9万元，还差11万元，希望你能帮忙。”刘×给其回了电话，向其了解了一下情况，其对刘×说朱局（朱宝柱）指示要尽快还牛×20万元钱，时间已经很紧了。但刘×说要出差，得等到元旦之后回北京再办这事儿。于是其马上发短信把情况反映给了朱宝柱，朱宝柱说不行，不能等，必须在下周把事情解决。其就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刘×，刘×说要跟朱宝柱联系一下，后来刘×和朱宝柱是见面了还是电话联系了其不清楚。在当天或者第二天，刘×给其打电话，说知道其要辞职了，挺对不住其的，给牛×的20万元钱他就替其出了。之后过了没几天，其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给其发的短信，告诉其他是中星互联公司的人，已经按照刘总的吩咐，把钱给牛×了。其收到短信后告诉朱宝柱，刘×已经替其把钱给了牛×。
这20万元钱是朱宝柱找中星互联公司的刘×出的。朱宝柱帮其摆平牛×举报其收20万元钱这件事，就是怕其的事闹大了之后把他自己的事牵扯出来，把海兰信公司也牵扯出来，因为朱宝柱和海兰信公司之间存在不正当经济往来。2007年2月份，朱宝柱联系好之后，让其帮他去海兰信公司找杨×拿8万元钱，并去银行办理了银行卡后交给他。
调取的其和刘×、朱宝柱之间的短信，前两条短信是其发给刘×的，后面的短信是其和朱宝柱之间互发的。这些短信说明了其在朱宝柱的帮助下找刘×要了20万元钱还给了牛×，其和朱宝柱主要是通过发短信或者打电话的方式沟通找刘×，让刘×帮其出20万元钱还给牛×。刘×替其出20万元钱还给牛×，是其在朱宝柱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跟刘×要的，如果朱宝柱不出面找刘×的话，刘×也不会帮其出20万元钱。何况刘×当时已知道其将离职，他没理由为其个人花钱。
2、证人董×（陈×1之妻）的证言证明：2012年11月，朱宝柱去了其在蓟门桥的家好几趟，其中有两次说是看望陈×1的父亲，这两次其都在家。之后朱宝柱又去了其家，其没在家，陈×1当时给其打电话说，朱宝柱给他拿了七八万元钱，其问是什么钱，陈×1说是朱宝柱还他的。其对陈×1说：“你把这些钱凑成10万元，好给孩子上保险。”之后没几天，陈×1就在通州家里给其10万元现金，其给陈×1的儿子陈浩洲在农业银行买了理财产品或保险，每年交5万元。
3、证人黄×（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图像客户部职员）的证言证明：其所在的图像客户部是专做卫星业务的部门，有三块业务：广播电视、视频会议，VSAT。其是做VSAT业务的员工，其2007年5月调到图像业务部的时候，部门经理是王屹。
其公司和救捞局有业务。2007年11月1日，其公司和救捞局签订了两份船载卫星通信系统服务合同，一份是Ku波段的合同，另一份是C波段的合同，这两份合同的有效期是三年，到期后如无异议则自动顺延。2008年8月，其公司和救捞局针对新增船只和相关费用标准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这两份合同到期后因甲乙双方名称变更，后在2010年10月，甲乙双方又签订了新的合同，有效期是三年，自2010年1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其是船载卫星通信系统服务项目的联系人，主要负责催缴欠费，向公司反映客户需求，通知客户公司相关的工作安排。在船载卫星通信系统服务项目中，是救捞局租用其公司的卫星通信网络。船载卫星通信系统服务项目是中星互联公司给其公司介绍过来的，其公司和中星互联公司是合作伙伴关系。
4、证人刘×（中星互联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的证言证明：2006年，一个叫牛×的中间人找到其，说能从海兰信公司把救捞局的项目给其拉过来，但他要一些中介费用。当时其的中星互联公司因为涉及案件已经不能再以运营商名义签订合同了，所以其找到了中国网通公司。其向中国网通提出了由他们提供基础服务，其提供系统集成和维护服务。牛×就是社会上的一个中间人，主要就是靠中介来挣钱。网通提供的基础服务包括卫星传发器租用，主站平台运行，还有网络宽带。因为这套系统的整体设计是其公司做的，所以其公司要在船上安装、维护这些设备。当时网通同意以他们的名义来签订合同，而后把集成和维护给其公司来做。于是其公司做了技术方案和系统设计，然后交给了牛×。两三个月后，牛×就和其约好在救捞局，网通和救捞局签订了合同。其又以中星互联公司的名义和网通签订了合同。合同标的大概是300万到400万服务费，应该一年给牛×大概90万的中介费用，给完他后其公司的利润大概一年40万元到50万元之间。救捞局将钱打给网通，网通扣除部分成本和正常经营费用以后再给其公司，其公司和牛×之前有一个中介协议，其公司依照协议再给牛×中介费用。
其有一个20多人的团队，负责救捞局这个项目。其公司给了牛×两年中介服务费。2008年，救捞局的陈×1找到其公司的王云鹏，让把给牛×的钱给他，一年只需给他70万元，其公司这边就少支付20万元，其想确认是不是陈×1全权负责其公司和救捞局之间的合作，怕是陈×1的个人行为。后王云鹏带其去找救捞局的处长郑健，中午一起吃了个饭，其在饭桌上和郑健说合作得很不错，未来合作是不是由陈×1全权负责了，郑健当即给其肯定答复，今后的合作就是由陈×1全权负责。当时其没有提陈×1每年要70万元的事。
陈×1是救捞局一般干部，从开始签订合同一直到最后的合同执行都是他出面。其公司已经给了陈×1两年钱，每次70万元左右，钱是以公司内部奖金提成的形式给出的，主要操作是以奖金形式发放给王云鹏，王云鹏再给陈×1，手续由王云鹏来做，由其签字确认。2009年，牛×将其公司告到海淀法院，当时大家商议让王云鹏找陈×1，说不给中介费用这个事情要给牛×一个说法，然后陈×1给其公司出一个从2009年开始就终止合同的假证明，但实际并没有终止。判决的结果是其公司将2009年这个证明之前的中介费用都要如数给牛×，证明文件以后的费用就不用给他了，实际上因为还是在做，救捞局还是如期将钱给网通，网通扣除部分费用以后把钱给其公司，但其公司就不付给牛×费用了。后牛×又向交通部纪委举报陈×1拿了他20万元，牛×也得知救捞局和其公司之间的合同还在继续运营。2012年的10月，救捞局副局长朱宝柱找中国联通说，因为牛×举报，所以所有款项暂停支付，要求中国联通继续保持通讯服务并尽快解决问题，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大客户部的黄×通知其，让其赶快和朱宝柱联系，尽快解决这个事情。其就给朱宝柱打电话要求见面。其和朱宝柱见面以后，他向其介绍了情况，说牛×向交通部纪委实名举报陈×1收受牛×20万元，另外朱宝柱也知道牛×和中星互联公司有官司涉及到救捞局。朱宝柱当时和其明确说，陈×1收受20万元，肯定要让他离职，因为中星互联公司和牛×这个官司，也影响到救捞局，如果处理不好，合同终止并停止支付一切费用，包括已经提供服务的钱也不给其公司，其当时表态一定尽快处理。当时其也大概明白朱宝柱的意思就是让其公司给垫付这20万元，但是朱宝柱作为领导不能明说这个事情。
在其和救捞局签订合同的时候，朱宝柱是主管这个项目的处长，其公司和牛×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正赶上朱宝柱回来当副局长，救捞局就责成他来解决这个事情。朱宝柱找其之后，其打电话找过陈×1，当时其想确认是怎么回事，但陈×1拒绝见面，电话里陈×1不承认收了20万元钱。其记得当时陈×1说牛×爱去哪里告就去哪里告，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其当时觉得陈×1肯定是收了，因为当时牛×说有录音。其从交通部出来后马上约牛×见面，其二人在东四环洗浴中心见面谈的，他提出两个条件，第一陈×1的20万元要尽快还给他，在春节前到账。第二其公司欠他的钱必须如数给他，包括2009年之后应该给他的中介费用，其当时同意了。另外其明确说20万元其帮陈×1付了，春节前到账，让他别闹了，牛×当时同意。那20万元是以现金的方式给了牛×，当时是通过其公司的肖×给的他，牛×给其打了收条。这件事办完以后，其和陈×1、朱宝柱都说过，其和陈×1说：“这件事我已经帮你解决了，我给了牛×20万元，牛×也不会再闹你了。”陈×1当时表示感谢，其也和朱宝柱说其给了牛×20万元，今后牛×也不会再闹了。因为牛×在救捞局那边闹得很凶，其和救捞局那边还有合作，而且朱宝柱也明确说如果不能妥善解决，钱也不给其公司了，所以其必须处理好这个事情。这20万元是其替陈×1出的，不是垫付。因为其也不指望他能还给其。
5、证人牛×（北京奥华宇通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2007年10月，其得知救捞局要做船载卫星通信的项目，就上网查了救捞局的电话。两三天后，其给救捞局打了电话，当时接电话的人叫陈×1，其说明了意愿并主动提出要见面谈谈，陈×1同意了。一两天之后，在安贞大厦9层，陈×1将其引荐给了处长朱宝柱，朱宝柱认为其公司太小做不了，其就说中星互联公司能做，但朱宝柱认为项目交给股份制企业做不放心，最后其问中国网通能不能做，朱宝柱表示中国网通可以做。一两天后，其就和中星互联公司的刘×、中国网通的大客户经理王屹、中国网通的办事员黄×一起去安贞大厦9层的会议室见了朱宝柱，王屹和黄×分别向救捞局详细介绍了中国网通卫星项目的情况，救捞局的人听了介绍之后，认为中国网通做这个项目没有问题。救捞局在实地参观中国网通沙河卫星主站后，开始和中国网通就项目的技术和价格谈判。2007年11月1日，救捞局和中国网通签署了《船载卫星通信系统服务合同》，包括Ku波段和C波段的合同。此外，中国网通和中星互联公司就船载卫星通信系统服务项目也签了合同。其公司和中星互联公司就船载卫星通信系统服务项目也签订了合同，费用总和为人民币397万余元。但其只收到了23万元的设备费，运营服务费没有付给其。
在合同签订一年半后，中星互联公司都没有支付给其运营服务费，说救捞局没有把钱支付给中国网通，中国网通也就没有把钱支付给中星互联公司，所以中星互联公司也没有办法把钱支付给其，刘×让其去救捞局催款。其就打电话找到陈×1催款，陈×1多次敷衍其。2009年7月的一天，其给陈×1打电话请他帮忙催款，几天后，陈×1给其打电话说可以帮其把款项要回来，但要其给他20万元作为交际费用。为了尽快追回运营服务费，其不得不同意了陈×1的要求。2009年8月7日，其把20万元凑齐后，于当天下午在朝阳区胜古北里胡同左侧即十字路口给了陈×1。之后陈×1手机关机，其再也找不到陈×1了。
由于长期未能追回欠款，其公司于2011年6月向海淀法院起诉，要求中星互联公司履行运营服务费的付款义务，在诉讼过程中，中星互联公司向法院出具了两份盖着救捞局章的关于此项目于2009年9月终止的假证明，这两份假证明给其公司造成了240万元的损失。后来其得知，此证明是陈×1伪造的，私自在假证明上加盖了救捞局的公章。
2012年8月28日，其向救捞局纪委反映了陈×1索贿和伪造证据的情况，不久，救捞局纪委找其和公司员工谈话。2012年12月3日晚上，救捞局副局长朱宝柱约其吃饭，向其询问举报陈×1的事情，其就把这件事跟朱宝柱说了。12月7日，朱宝柱约其吃饭，朱宝柱说陈×1向其索贿20万元的事情由他进行调解。12月14日晚7点左右，刘×约其见面，告诉其说朱宝柱交待他了，他替陈×1出这20万元，让其下周一上午去找财务总监肖×拿钱。12月17日上午9点半，其和公司员工李×与肖×在中星博远公司附近的肯德基见面，肖×把用交通银行的大信封包着的20万元现金交给了李×，双方在收据上签了字。
6、证人李×（北京奥华宇通科技有限公司出纳）的证言证明：2012年12月3日，其陪牛×和朱宝柱、陈×2一起吃了一次饭，朱宝柱向牛×了解牛给陈×1送20万元钱的事情。12月14日下午五六点钟，刘×给牛×打电话，说他明天要出差，想见牛×。当天晚上9点左右，牛×和刘×见完面之后到其家找其，说刘×和他说了，朱宝柱跟刘×交待了，让刘×替陈×1还20万元钱，让其下周一上午和他一起去中星博远公司找肖×拿钱。12月17日上午9点半左右，其和牛×到中星博远公司楼下的时候，牛给肖×打了个电话，说在中星博远公司附近的肯德基见面。其在那儿吃早餐的时候，肖×来了，拿了一个交通银行的大信封。肖×对牛×说：“这是刘总让我给你的。”就将信封交给了其，其点完后给她写了收据，上面写着“今收到陈×1先生交来中星博远代交人民币20万元”，收款单位：北京奥华宇通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写的是其的名字，交款人是肖×自己签的。
中星互联公司欠了好多债，刘×不想还，所以在2009年或者2010年的时候他又重新注册了中星博远公司，中星博远公司注册的时候，股东里边没有刘×的名字，从表面上看这两家公司是不同的公司，但实际上刘×是中星博远公司的幕后老板，这两家公司都是刘×的公司，只不过是刘×让吴英辅出任中星博远公司的法人代表而已。刘×这么做，就是为了逃避债务。
7、证人肖×（中星博远公司财务总监）的证言证明：2004年其来到了中星互联公司工作，2009年8月，因为中星互联公司经营出现了一些问题，无法正常经营，又成立了中星博远公司，其就来到了中星博远公司，担任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中星互联公司和中星博远公司从工商注册上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两个公司的负责人都是刘×。
其公司和救捞局的业务应该是从2007年开始的，但从财务的角度看，其公司和救捞局业务的真正实施是2008年，这个业务是牛×介绍的，具体由其公司来实施。在其公司和牛×合作一年多的过程中，其公司以咨询费和技术服务费的名义付给牛×200多万元。其公司和救捞局的业务是依托网通做的，网通公司把业务费付给其公司，资金到其公司账上之后，其公司再给牛×支付咨询费。
2012年12月份，公司老总刘×给其打电话，让其给牛×20万元，并一再叮嘱让牛×写收据。准备好钱之后，其给牛×打电话，说要给他20万元。没过一两天，其刚上班，牛×来电话说就在其公司附近，其二人就在公司大厦里面一个肯德基店见了面，和牛×同来的还有一个小姑娘。其把20万元给了牛×，那个小姑娘拿出一份收据，让其在上面签字，其看那收据上面有“陈×1交来”的字样，因为之前刘×只简单交代其把钱给他，让牛×给其写收据，所以其要求牛×写上“博远公司”，那小姑娘在“博远公司”后面加上了“代交”。办完之后，其就跟刘×说事情已经办好了。因为之前王云鹏退回50万现金，直接放在保险柜里了，其就从保险柜里拿了20万元给了牛×，在账目上也没有记录。
8、证人王×的证言证明：2012年，牛×向其寄了一封举报信，实名举报陈×1跟他索要20万元钱，举报信落款时间是2012年8月28日，其收到举报信的时间是8月30日。其看完这封举报信之后就转给救捞局的郑东兵书记审阅，郑东兵书记审阅后转给了救捞局纪检办，让纪检办去调查了解这件事。救捞局纪检部门的白成军和吕彦华于2012年9月7日和9月10分别找牛×及证人吴建春了解情况，牛×和吴建春反映的情况和举报信反映的问题一致。2012年10月10日，白成军和吕彦华找陈×1了解情况，但陈×1始终没有承认收到过牛×的20万元钱，并说牛×的举报是诬陷。10月11日，陈×1通过救捞局纪检监察处向局里提交了辞职申请，局里当天就召开了党政联席会议，会议一致认为牛×举报信中所反映的问题是牛×和陈×1的个人经济纠纷，陈×1提出辞职申请是职工的自由权利，决定同意陈×1的辞职申请，同时会议委托朱宝柱与陈×1谈话，帮助陈×1解决思想问题，体现组织的关心，并劝导陈×1了结借款纠纷。鉴于陈×1已经向救捞局提交了辞职报告，考虑到朱宝柱以前就是陈×1的老处长，他们两人以前共事多年，朱宝柱对陈×1也比较熟悉，经过会议研究决定，委托朱宝柱找陈×1谈谈心，做做思想工作，主要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委托朱宝柱给陈×1讲清道理，让陈×1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如果真的拿了牛×的20万元钱，就尽快还给人家，了结纠纷；二是怕陈×1辞职之后想不开，会误入歧途，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从而危害社会。
救捞局领导班子没有委托朱宝柱去帮陈×1想办法退还牛×20万元钱的意思。救捞局领导班子委托朱宝柱做的只是让他去做陈×1的思想工作，没有让他去帮陈×1想办法退还牛×的20万元钱。其没有私下跟朱宝柱说让他去找陈×1了解情况并让陈×1主动辞职。
朱宝柱是在2012年3月底从东海救助局调入救助局任副局长的，主要分管国际合作、行政机关、后勤以及载人航天工程海上应急救援保障专项工作。另外，因为救捞局的工作性质，领导经常要出差，为了防止工作没有人管，领导班子成员在分工上实行A、B角，互为替代。A角为主，B角为辅，A角不在岗位的时候，由B角替代A角履行岗位职责。根据局领导分工的规定，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1月18日，陶×、朱宝柱分管工作互为替代。此间朱宝柱是有分管救助指挥处的职责的，在实际工作当中，A角即使在岗，工作中遇到重大事项，A角也会主动和B角沟通协商，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机制。
朱宝柱分管国际合作、载人航天工程海上应急救援保障专项工作。这两项工作都需要通过救捞局救助指挥处来完成，主要是指需要救助指挥处的工作人员和使用救助指挥处的救助指挥通信系统来完成，所以朱宝柱对救助指挥处有相应的分管职责，救助指挥处等于是一套人马对应着两个分管领导。如果救捞局的救助指挥通信系统存在着缺陷，不能满足工作需要，朱宝柱和陶×都有提出更换或者升级改善这套救助指挥通信系统意见或建议的责任，二人都有责任对不能胜任服务工作要求的服务商提出更换的意见或建议。
朱宝柱让救捞局的业务关联单位中星互联公司出20万元钱，帮陈×1退还给牛×的事情，朱宝柱没有向其汇报过，也没有向救捞局领导班子集体汇报过。其以前不知道朱宝柱有这件事，一直到2013年9月初朱宝柱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之后，其才通过驻部纪检组领导知道的。
9、证人陶×（救捞局局长助理）的证言证明：其和朱宝柱是同事关系，朱宝柱于2012年3月从东海救助局调到救捞局任副局长。救捞局领导班子都是两个人分管工作，互为替代，其是来救捞局交流挂职的，不是领导班子成员。其从2012年1月来到救捞局交流挂职，一直分管救助指挥处和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工作，根据2012年9月24日救捞局领导班子分工的通知和2013年1月19日救捞局领导班子分工的通知，自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1月18日，其和朱宝柱两个人在分工上互为替代，这期间在分管救助指挥处和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工作上，是以其为主，朱宝柱为辅。
互为替代的意思是因为根据通知的规定，其主要负责救助指挥处和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工作，在正常情况下，救助指挥处和安全监督管理处的日常工作是由其来负责，在其出差或者不在单位的情况下，这些工作由和其互为替代的领导负责。另外，其是到救助局交流挂职的，对救助指挥处的工作不是十分熟悉，局领导考虑到朱宝柱对这些工作比较熟悉，所以在那段时间，局领导让朱宝柱和其在分管工作上互为替代，其理解的意思就是让朱宝柱协助其工作，在工作上多帮帮其，其在日常管理工作当中有时候也会主动听取朱宝柱的意见或建议。朱宝柱分管的国际合作、载人航天工程海上应急救援保障专项工作这两项工作也是由救助指挥处负责执行和完成的，救助指挥处其实是一套人马对着两个分管领导，即其和朱宝柱。
救捞局现在使用的这套救助指挥系统在其来救捞局工作之前就已经在正常使用了。从其和朱宝柱分管工作的角度上讲，在使用这套救助指挥系统的过程当中，如发现这套救助指挥系统存在着缺陷，不能满足工作需要，其和朱宝柱都有权提出更换或者升级换代这套救助指挥系统的建议，具有同等的职责。
10、证人高×（救捞局办公室副主任）的证言证明：2012年10月11日下午，在救捞局王×局长的办公室里，王×局长、郑东兵书记、季求知副书记、朱宝柱副局长、付兴华副局长、局长助理陶×、监察处处长白成军和其一起参加了党政联席会议。在会议上，郑东兵先通报了牛×举报陈×1的有关情况，季求知通报了局纪检监察部门和牛×以及陈×1见面谈话的情况，白成军在会上念了陈×1的辞职信，接着领导班子成员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之后王×作了总结发言。最后领导班子成员达成了','2018-09-27
09:32:05',0,'web',NULL),(24580722,'e41865f0-365d-4c5e-a133-2342c6a9588d','$(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79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1136\",\"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null,\"审判程序\":\"一审\",\"案号\":\"（2014）台黄民初字第1297号\",\"不公开理由\":null,\"法院地市\":\"台州市\",\"法院省份\":\"浙江\",\"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东中部\",\"文书ID\":\"e41865f0-365d-4c5e-a133-2342c6a9588d\",\"案件名称\":\"邵某与施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法院名称\":\"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黄岩区\",\"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null,\"诉讼记录段原文\":\"本院在审理原告邵某与被告施某为离婚纠纷一案中，原告于2014年7月9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430986475000)\\\/\",\"案件类型\":\"2\",\"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邵某与施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tdSource\").html(\"邵某与施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4）台黄民初字第1297号\");$(\"#hidDocID\").val(\"e41865f0-365d-4c5e-a133-2342c6a9588d\");$(\"#hidCaseName\").val(\"邵某与施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4）台黄民初字第1297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1136\");$(\"#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离婚纠纷\"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4-07-09\"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邵某,施某\"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3年）》\',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一百四十五条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ly]
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ly]\'},{法条名称:\'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一百五十四条 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ly][ly] （一）不予受理；[ly]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ly] （三）驳回起诉；[ly]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ly]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ly]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ly]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ly]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ly] （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ly]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ly]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ly]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ly]
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ly]\'}]}]};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邵某与施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PubDate\\\\\":\\\\\"2015-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