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深中法民四终字第2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文龙，男。
委托代理人兰某，广东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彭某某，广东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淑娟，女。
委托代理人钱某某，广东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袁某某，广东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文龙、余淑娟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2010）深罗法民二初字第10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邱明演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朱萍、代理审判员梁乐乐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周洁担任书记员，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董文龙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0年5月4日、5月7日、5月21日、5月23日，董文龙在余淑娟的推销和承诺下，先后4次在余淑娟处共购买了人民币194687元（以下金额均为人民币）的各种特种和纪念邮票新票。其中第二次（下称该次）即5月7日，董文龙在余淑娟处共购买了102500元的邮票新票，其中17500元的特种、纪念邮票新票和85000元的文革邮票新票。由于该次特种、纪念邮票尤其是文革邮票属于稀缺品种，价格昂贵，所以董文龙事后经仔细查看，却赫然发现该次邮票存在诸如背面发黄、出现明显痕迹、背面有斑点，以及整套中缺票、应连印的断开、重复出售而造成多余等现象，尤其是董文龙随意找出的文革邮票中的文10经香港邮票拍卖行行家查验，发现该套邮票做过手脚。后在董文龙的坚决要求下，余淑娟将该文10邮票做了更换处理，对上述其他品相有明显瑕疵的特种、纪念邮票也做了退票处理。同年6月22日，董文龙情急之下赶赴北京中国邮票博物馆邮票鉴定室，委托对部分文革邮票进行了专业鉴定，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所鉴定的4套文革邮票文1、文2、文7、文10存在明显修复、明显揭补、人为拼接等造假、作假的欺诈行为。后董文龙与余淑娟多次交涉及报警处理，余淑娟始终不愿承担责任，使董文龙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在集邮市场中，新票和旧票有着截然不同的定义和价格，新票就是指未经使用过的簇新的邮票，由于保存完好，品相上佳，一般价格很高；旧票就是在邮政使用后再收集而来的，背胶已遭清洗，票面加盖有邮戳印迹，有的还有折痕与污渍，品相自然不佳，收藏价值大受影响。而通过漂洗、修补、揭补和拼接等手段将旧票做成的新票，属于集邮市场中所称的假票，而非法臆造的邮票称为伪票。余淑娟的行为属于出售假票的欺诈行为，其牟取暴利、坑害客户的行为性质恶劣，应当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并受到严惩。综上所述，余淑娟为牟取暴利，向董文龙出售经过修补、揭补和拼接等手段形成的所谓新票，主观过错明显；在这批特种、纪念邮票尤其是品种稀缺、价格昂贵的文革邮票中，经鉴定的文革邮票明显属于假票，足以使董文龙有理由相信余淑娟已丧失作为经营艺术品商家起码应具备的诚实守信精神，该批其他未经鉴定的邮票完全不能排除其同样经造假作假。余淑娟的上述欺诈行为给董文龙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余淑娟对此应承担退还原款和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故董文龙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余淑娟退还董文龙购买邮票款100691元；2、余淑娟增加赔偿董文龙购买邮票款中的85000元；3、余淑娟赔偿董文龙的直接经济损失5607元；4、本案诉讼费由余淑娟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5月7日，董文龙与余淑娟达成一致协议，董文龙出资102500元购买余淑娟所有的邮票目录编号为T68、T69M、T72、T72M、T77、T79M、T88、T94、T98、T100、T99、T99M、J49、J58、T1、T28M、J92、T43、T60、J62、J63、J85M、J103、J162、J162M、纪41、纪44、纪50、纪67、纪68、纪74、纪75、纪77、纪80、纪85、纪88、纪107、纪106、纪17、纪19、纪20、纪25、纪26、纪27、纪28、纪33、纪33M、纪35、文1、文2、文3、文4、文5、文6、文7、文8、文9、文10、文11、文12、文13、文14、文15、文16、文17、文18、文19邮票。其中文革邮票（即文1、文2、文3、文4、文5、文6、文7、文8、文9、文10、文11、文12、文13、文14、文15、文16、文17、文18、文19）董文龙从余淑娟处购买的价格为85000元。余淑娟收到董文龙的购买邮票款后，同日向董文龙出具《收款收据》一张，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邮票款￥102500元”。事后，董文龙发现所购买的邮票部分存在瑕疵，要求余淑娟退货，余淑娟先后收回J58、T60、纪88、纪17邮票，并退回董文龙购票款。2010年7月26日，董文龙向中国邮票博物馆邮票鉴定室提出鉴定申请，要求鉴定文1、文2、文7、文10邮票，中国邮票博物馆邮票鉴定室出具中邮鉴字第511、512、513、514号鉴定证书。鉴定证书的主要内容为，经本馆专家组鉴定，《战无不胜的ＸＸＸ思想万岁》5枚连票（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编号文1）、《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编号文2）系影写版印制，票品有明显修复痕迹、《毛主席诗词》邮票（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编号文7）系影雕版印制，票品有明显揭补痕迹、《毛主席最新指示》5枚连票（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编号文10）系影写版印制，原票应为横5枚连印，但此5枚连票系人为拼接而成。因鉴定，董文龙支付鉴定费用2300元。2010年8月29日，董文龙向深圳市公安局桂园派出所报警。深圳市公安局桂园派出所于2010年8月25日对余淑娟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同日，深圳市公安局桂园派出所对董文龙、余淑娟进行调解，双方未达成一致协议。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董文龙与余淑娟通过实际履行所确立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诉争邮票是否为余淑娟卖给董文龙的邮票；2、董文龙所购买的邮票是否为假票。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定诉争邮票是余淑娟卖给董文龙的邮票，理由如下：第一，董文龙、余淑娟双方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余淑娟卖给董文龙邮票，并于2010年5月7日开具收据收取了董文龙102500元的邮票款并无异议；第二，2010年8月25日，深圳市公安局桂园派出所对双方进行调解，余淑娟在调解笔录中陈述，我不同意董文龙先生提出的要求，我只同意几个鉴定有问题的邮票全部给董先生更换，换到他满意为止。余淑娟在调解笔录中的陈述表明，余淑娟对董文龙手持的邮票为余淑娟所售邮票并无异议，仅是对董文龙提出要求退货不予认同，仅同意更换；第三，在董文龙发现所购邮票有瑕疵后与余淑娟交涉期间，余淑娟对J58、T60、纪88、纪17等邮票进行了退货处理。从上述三项案件事实可以看出，余淑娟一直对董文龙所持邮票为其所售不存争议，与董文龙一直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余淑娟仅同意换货，但董文龙强烈要求退货。因此余淑娟在庭审中陈述对于涉案争议的邮票是否为余淑娟所售邮票不能确认，与上述案件事实不符，对于余淑娟的陈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为了证明董文龙所购的邮票为假票，董文龙提交了中国邮票博物馆邮票鉴定室出具的鉴定证书。鉴定证书的主要内容为，经本馆专家组鉴定，《战无不胜的ＸＸＸ思想万岁》5枚连票（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编号文1）、《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编号文2）系影写版印制，票品有明显修复痕迹、《毛主席诗词》邮票（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编号文7）系影雕版印制，票品有明显揭补痕迹、《毛主席最新指示》5枚连票（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编号文10）系影写版印制，原票应为横5枚连印，但此5枚连票系人为拼接而成。余淑娟对董文龙提交的鉴定证书虽有异议，但未向原审法院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亦未提交证据反驳董文龙提交的证据，因此，原审法院对董文龙提交的鉴定结论予以采信。因文1、文2、文7、文10系董文龙所购买的文革邮票中的关键邮票，上述邮票存在人为揭补、修复、拼接的行为，致使董文龙购买此套文革邮票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因此董文龙提出要求余淑娟退回邮票款85000元，董文龙亦退回所购之文革邮票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董文龙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董文龙要求余淑娟退回全部102500元的邮票款，但董文龙仅提交了文革邮票为假票的证据，未提交该批次董文龙所购邮票中其余邮票也有瑕疵或造假情况的证据。对于其余邮票是否为假票董文龙在庭审中亦陈述不清楚这些邮票是否有瑕疵或有造假情况，因此董文龙要求对于诉争邮票中除文革票以外的邮票亦要求退货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董文龙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董文龙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余淑娟应赔偿董文龙邮票款85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董文龙所购产品为特种、纪念邮票，并非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因此董文龙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董文龙的第三项诉讼请求，董文龙为鉴定该套文革邮票为假票所支付的鉴定费用2300元，系因余淑娟的违约行为给董文龙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董文龙要求余淑娟赔偿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该项诉讼请求中其余3307元的直接经济损失部分，因董文龙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余淑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董文龙退还邮票款85000元，董文龙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淑娟退还诉争之文革邮票；二、余淑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董文龙直接经济损失2300元；三、驳回董文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126元，由董文龙负担2126元，余淑娟负担2000元；保全费1477元，由董文龙负担777元，余淑娟负担700元。
董文龙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改判原审判决第一项，判令余淑娟退还邮票款100691元；2、判令余淑娟增加赔偿邮票款85000元；3、改判原审判决第二项，判令余淑娟赔偿直接经济损失5607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余淑娟承担。上诉理由：一、余淑娟出售给董文龙102500元的特种、纪念和文革邮票均存在瑕疵、造假事实，余淑娟应当退回全部邮票款100691元。首先，该102500元的邮票是一个批次，特种、纪念、文革只是人们对邮票种类的习惯称呼。在本案中，双方并没有将该批次的邮票刻意分为三类分别议价、交割，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议价、交割，所以原审判决将该批次邮票分割成文革邮票和其余邮票两类，显然是缺乏邮票常识，也与事实不符。其次，从双方对价格的商议、确认、支付上就可以明显看出：双方是将上述三类邮票作为一笔生意对待的，董文龙一次性支付了一笔邮票款，余淑娟也开具了一张收据，而且收据上并没注明分类收费，故原审判决将该批次邮票分割成文革邮票和其余邮票两类，也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再次，董文龙将文革邮票中最贵的4组邮票做鉴定并且结论为假票，具有代表性，且代表了该批次的全部邮票，而非只代表了文革邮票，这些假票造成了董文龙购买该批次邮票用于个人珍藏、欣赏的目的不能实现。最后，余淑娟曾多次给董文龙更换过有瑕疵的特种、纪念邮票，足以证明特种、纪念邮票同样存在瑕疵。比如J58、T60、纪88、纪17均属有瑕疵的邮票，而且余淑娟在董文龙的要求下曾对此做了退票退款处理；由于邮票鉴定的收费特别贵，而特种、纪念邮票对文革邮票价值又比较小，所以不太可能对所有的邮票都做鉴定，但这并不说明特种、纪念邮票就没有瑕疵、造假。直到双方在派出所调解时，余淑娟还承诺可以给董文龙退换有瑕疵和造假的邮票。综上，原审判决人为地将涉案邮票分为文革邮票和其他邮票两大类，将有效证据即已鉴定为假票的4组文革邮票的证据效力只及于文革邮票，与本案事实不符，也与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认为董文龙所购邮票具有投资性质，并非为生活消费需要所购买，属于曲解法律、主观臆断。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消费者权益，不应仅限于日常吃穿住行一般物质资料消费，还应包括人们对文化艺术商品的消费。董文龙购买邮票的行为就属于满足自己精神产品需求的行为，且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将消费明确规定为仅限于吃穿住行一般物质资料消费，并将精神产品排除在消费之外。2、董文龙购买邮票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珍藏、欣赏，并没有用于炒卖、牟利，不应被认定为持有投资品或具有投资行为。董文龙虽然从余淑娟处连续购买了4次邮票，但从来没有打算或实际出售过1枚邮票，本案中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董文龙购买邮票的目的用于投资。3、余淑娟曾明确承诺过”假一赔十”，董文龙的诉讼请求没有超过双方约定，理应得到支持。原审中，董文龙提交了双方通话的录音，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录音可以作为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在余淑娟不出庭对质又不提出鉴定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认定该证据不具有效形式，没有法律依据和合理理由，属认定错误。4、随着国家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富裕，购买包含文化艺术元素的消费品已成为常见，消费者的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5、经营者的售假行为应当受到相应惩罚，而不仅仅是退货了事。因为经营者处于强势地位，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经营一旦售假，不但其主观上恶意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往往给消费带来一连串的巨大损失。董文龙为维护自身权益，先后与余淑娟多次协调未果，又通过报警、诉讼维权，身心、经济上已遭受了巨大损失。只做退货处理，显然与董文龙的实际损失不符，更没有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使得余淑娟今后售假有恃无恐。
三、董文龙的直接损失应当全部认定。董文龙去北京中国邮票博物馆邮票鉴定室鉴定邮票，是2010年6月22日乘飞机去，6月23日乘飞机返回香港，其中的往返机票是通过芒果网定的，机票和收据上都有董文龙名字的英文拼写；董文龙在北京住宿一晚的发票上也有董文龙的中文名字，办事乘出租车的票据都是正规发票，而且数额也不大，所有花费均有证据佐证，整个行程真实可信，理应得到全部支持。另外，鉴定结论并不是当天出具的，而是于2010年7月6日出具鉴定证书、正式收据并快递给董文龙的，所以出现了机票与鉴定费收据的时间差。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人为地将涉案邮票分为文革邮票和其余邮票，属于认定错误；原审判决将消费的含义仅局限于日常的吃穿住行范围，将具有文化艺术元素的商品判定为投资品，既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支持，也与本案事实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属于曲解法律；原审判决将董文龙去北京鉴定邮票的完整过程人为割裂，不支持部分合理支出，属于主观臆断。鉴此，敬请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支持董文龙的上诉请求。
余淑娟针对董文龙的上诉口头答辩称：一、不同意董文龙的全部上诉请求。二、坚持余淑娟的上诉请求。
余淑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驳回董文龙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董文龙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事实认定不清。1、诉争邮票品种、数量、质量（品相）、单价均未查清。本案收据仅能证明当日现货交易总价款，未载明交易的品种、数量、单价、质量（品相）。2、诉争邮票来源尚未查清。派出所的3份笔录，均只能反映双方有过交易，并存在严重纠纷。其中的调解笔录也无双方共同确认诉争邮票的具体情况、调解三方未就董文龙手持邮票进行对质。深圳市新金山集邮市场是一个现货市场，场内可以随意买到讼争邮票，是种类物。作为实践合同，余淑娟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至于其事后同意退换，以及换多少或怎么换都是其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而不构成合同的约束力。原审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应考虑当事人将涉案邮票掉包的风险。3、被鉴定邮票并非假票。鉴定证书”明显修复、明显揭补、人为拼接”的鉴定结论并不等于是假票的结论。在邮票市场和集邮爱好者群体中，修复、揭补、拼接是集邮界的惯例，并因此产生了品相的高低和价格的高低。依本案的成交价格，若非存在修复、揭补或拼装的风险，也不可能以该价格成交，当时价格的行情是15万元。同时，由于是实践合同，对修复、揭补或拼接的邮票只能以成交时的现状为准，维护交易稳定是合同法的立法原意，鉴定结论不足以支持原审的退货请求。
二、证据规则的适用违法且漏洞百出。1、错误引用”通过”为”几个”。调解笔录中余淑娟的原话为”我……只同意通个（过）鉴定有问题的……更换”；原审却引用为”我……只同意几个鉴定有问题的邮票……”。一字之差、谬以千里，余淑娟的原意被篡改。该证据是本案的关键证据，并直接导致原审一系列的错误认定和判决。2、举证责任不应倒置。原审以”……因此余淑娟在庭审中陈述对于涉案争议的邮票是否为余淑娟所售邮票不能确认……”为由推断诉争邮票是余淑娟所售，是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在余淑娟庭审中明确不认可诉争邮票的情况下，董文龙应承担举证责任。3、派出所的3份笔录证明力仅限于证明双方存在纠纷。由于派出所不是审判机构，没有一个严谨的民事纠纷调解程序，没有调查票源、尤其是每一张邮票来源的情况下，原审不应该臆断余淑娟在派出所没有主动否认票源就是认可了票源，通观民警的调解笔录，在民警主动讯问、双方被动回答的情况下，民警并未详查票源。而余淑娟在笔录中表态”通个（过）鉴定”，作为常识显然包括票源的鉴定或认可，鉴定的程序要求也是双方送鉴或是在双方认可票源的前提下由法院委托鉴定。4、鉴定结果不能强加于人。鉴定结论只能证明送检邮票是有问题的邮票，却不能证明邮票的来源。这是逻辑常识，无须另行举证。由于原审误读”通个（过）”为”几个”，先入为主地以为余淑娟同意调换已鉴定的邮票，故而不难理解其做出采信鉴定结论的认定。因此，董文龙单方委托的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与本案无关或不足以证明与本案有关而不应被采纳。
综上所述，董文龙应承担证据不足而败诉的法律后果，恳请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董文龙针对余淑娟的上诉口头答辩称：不同意余淑娟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董文龙对原审判决结果有异议，坚持董文龙的上诉请求。
本院除认定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一、深圳市公安局桂园派出所在2010年8月13日对董文龙做询问笔录时，董文龙陈述，”……之后我回到香港拍卖行把买到的文革邮票拿去拍卖，……”。二、2010年8月25日，深圳市公安局桂园派出所对余淑娟所做的讯问笔录中记载，”问：你卖给该男子（本院注：指董文龙）的邮票有没有保证是真票和新票？答：我们是保证了是真票和新票，……”。
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解决本案纠纷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余淑娟是否应退还涉案文革邮票款。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本案中，董文龙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由其单方委托中国邮票博物馆邮票鉴定室对文1、文2、文7、文10邮票所做的鉴定结论，该鉴定证书证明上述邮票存在明显揭补、修复和人为拼接而成。余淑娟虽然对该鉴定证书不予认可，但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也没有向原审法院申请重新鉴定，因此，原审法院确认该鉴定证书的证明力并无不妥。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标的物为数物，其中一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可以就该物解除，但该物与他物分离使标的物的价值显受损害的，当事人可以就数物解除合同。”余淑娟在向董文龙出售涉案文革邮票时承诺的是真票和新票，但其中的关键邮票经鉴定实际为旧票并存在瑕疵，因此，余淑娟的行为已构成违约，董文龙依法有权就所买的整套文革邮票向余淑娟主张退票还款，本院予以支持。余淑娟上诉提出董文龙要求其退还文革邮票款的依据不足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董文龙上诉提出其所购特种邮票和纪念邮票也存在瑕疵，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余淑娟又不予确认，故董文龙要求余淑娟退还该邮票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董文龙上诉认为其购买邮票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珍藏、欣赏，与事实不符；原审认定董文龙所购邮票具有投资性质并无不当，因此，董文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诉请余淑娟增加赔偿其邮票款850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董文龙上诉提出其直接损失均应全部认定的问题，因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余淑娟也予以否认，故原审驳回该部分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董文龙、余淑娟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董文龙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126元，余淑娟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126元，各自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邱 明 演
审 判 员 朱 萍
代理审判员 梁 乐 乐
二〇一一年九月九日
书 记 员 周洁（兼）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