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381刑初1450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彭丽君（绰号“媛媛”、“圆圆”、“小夏”），女，1988年1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娄底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娄底市娄星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章超凡，浙江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辉（绰号“阿福”），男，1980年12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娄底市，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娄底市娄星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张盈盈，浙江瑞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法援）。
被告人曾光（绰号“阿浩”），男，1984年9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双峰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诸葛诺曼，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法援）。
被告人舒海花（绰号“优优”、“悠悠”），女，1987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双峰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聂昭洪，湖南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志梅（绰号“小娴”、“依依”），女，1987年11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双峰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瑞安市看守所。
辩护人方顺坤，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律师（法援）。
被告人舒海冰（绰号“阿志”、“大宝”），男，1982年9月9日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双峰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魏为晓，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法援）。
被告人何海锋（绰号“阿哲”），男，1996年6月26日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汉族，中专文化，无业，户籍地上杭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夏茜茜，浙江瑞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法援）。
被告人谭华中（绰号“阿亮”），男，1980年1月9日出生于湖南省涟源市，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涟源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郑瑞梓，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法援）。
被告人谭清丽（绰号“阳阳”），女，1984年10月9日出生于湖南省娄底市，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娄底市娄星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潘晓静，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法援）。
被告人钟薇（绰号“小艾”、“小爱”），女，1993年11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瑞金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孙陈楠，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律师（法援）。
被告人钟康（绰号“阿K”、“小K”），男，1995年8月2日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瑞金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曹高敏，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律师（法援）。
被告人吴仕东（绰号“兔子”），男，1985年11月25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毛南族，大专文化，无业，户籍地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郑跃，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律师（法援）。
被告人曾宝莲，女，1976年9月26日出生于福建省漳浦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漳浦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3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欧世楷，温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法援）。
瑞安市人民检察院以瑞检刑诉[2017]148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彭丽君、王辉、曾光、舒海花、刘志梅、舒海冰、何海锋、谭华中、谭清丽、钟薇、钟康、吴仕东、曾宝莲犯诈骗罪，于2017年8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月24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瑞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涂益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彭丽君、王辉、曾光、舒海花、刘志梅、舒海冰、何海锋、谭华中、谭清丽、钟薇、钟康、吴仕东、曾宝莲及辩护人章超凡、张盈盈、诸葛诺曼、聂昭洪、方顺坤、魏为晓、夏茜茜、郑瑞梓、潘晓静、孙陈楠、曹高敏、郑跃、欧世楷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瑞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3月至6月，“阿猫”（台湾籍，另案处理）等人在印度共和国孟买市组织被告人舒海花、舒海冰、王辉、吴仕东、钟薇和李某2、王某4、张某4、张某5、“林琴”、陈军兵、“阿德”（均另案处理）等二、三十人成立电信诈骗集团，针对中国大陆公民实施电信诈骗。该诈骗集团由“阿猫”、“大虾”、“十三”（均台湾籍，另案处理）等人担任管理者，由“艾伦”（另案处理）负责统一采购生活用品，下设“电脑手”和一线、二线、三线话务员等，期间，该诈骗集团骗取被害人李某1467万余元。
2015年3月至2015年6月，“螃蟹”（台湾籍，另案处理）在印度共和国新德里市组织被告人钟薇、彭丽君、何海锋、谭清丽、曾光、谭华中、王辉、舒海冰、舒海花和朱雅丽、陈海英（均另案处理）等二、三十人成立电信诈骗集团，针对中国大陆公民实施电信诈骗。该诈骗集团由“阿给”、“阿某2”、“黑鬼”（均另案处理）等人担任管理者，陈镇江（另案处理）负责生活用品统一采购，下设“电脑手”和一线、二线、三线话务员。
2015年8月至2015年12月，“螃蟹”在印度共和国清奈市组织被告人何海锋、刘志梅、谭清丽、谭华中、钟康、曾光、舒海冰、王辉、钟薇、舒海花、彭丽君和曾奇、陈海英、“阿维”、张大全、“阿辉”（均另案处理）等二、三十人成立电信诈骗集团，针对中国大陆公民实施电信诈骗。该诈骗集团由“阿给”、“阿某2”、“黑鬼”等人担任管理者，陈镇江（另案处理）负责生活用品统一采购，下设“电脑手”和一线、二线、三线话务员等，期间，该诈骗集团骗取被害人张某1、王某1共计670万元。
2016年8月至2016年12月，“阿给”（台湾籍，另案处理）在印度共和国新德里市组织被告人舒海花、舒海冰、彭丽君、钟薇、王辉、钟康、曾光、何海锋、吴仕东、谭华中、刘志梅、谭清丽、曾宝莲和刘某1、曾某1、刘某2、何某、刘某3、应某、陈某1、钟某1、王某5、曹某2、钟某2（均已诉）、朱某、“阿忆”、潘某、“阿某5”等二、三十人成立电信诈骗集团，针对中国大陆公民实施电信诈骗。该诈骗集团由“阿给”、“阿某5”、“阿某6”（均台湾籍，另案处理）等人担任管理者，“小香”（另案处理）负责统一采购生活用品，下设“电脑手”和一线、二线、三线话务员等，期间，该诈骗集团骗取被害人张某2等人共计361.81万元。
其中，被告人彭丽君于2015年3月至6月、8月至11月、2016年8月至12月做一线、三线话务员，期间该集团共骗得1031.81万元，个人参与骗取201.19万元。被告人王辉于2014年4月至5月、2015年3月至6月、8月至11月、2016年8月至12月做一线、二线话务员，期间该集团共骗得1329.26万元，个人参与骗取175.2万元。被告人曾光于2015年3月至6月、8月至12月、2016年8月至12月做一线、二线话务员，期间该集团共骗得1031.81万元，个人参与骗得110万元。被告人舒海花于2014年3月至6月、2015年3月至6月、8月至12月、2016年9月至12月做一线、三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1433.61万元，个人参与骗取67.5万元。被告人刘志梅于2015年8月至10月、2016年8月至12月做一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1031.81万元，个人参与骗取110万元。被告人舒海冰于2014年3月至5月、2015年3月至6月、8月至12月做一线、二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1137万元。被告人何海锋于2015年3月至6月、8月至11月、2016年10月至12月做一线、二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966.61万元。被告人谭华中于2015年3月至6月、8月至11月、2016年8月至12月做一线、二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928.76万元。被告人谭清丽于2015年3月至6月、8月至11月、2016年8月至12月做一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928.76万元。被告人钟薇于2014年3月至4月、2015年6月、8月至12月、2016年8月至10月做一线、二线、三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735.2万元。被告人钟康于2015年8月至11月、2016年8月至10月做一线、二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735.2万元。被告人吴仕东于2014年4月至6月、2016年11月至12月做一线、二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680.05万元。被告人曾宝莲于2016年10月至11月做后勤，负责烧菜做饭，期间集团共骗得17.06万元，工资每月1万元。
对于以上指控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认为被告人彭丽君、王辉、曾光、舒海花、刘志梅、舒海冰、何海锋、谭华中、谭清丽、钟薇、钟康、吴仕东、曾宝莲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其中被告人彭丽君、王辉、曾光、舒海花、刘志梅、舒海冰、何海锋、谭华中、谭清丽、钟薇、钟康、吴仕东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曾宝莲诈骗数额巨大，被告人刘志梅、舒海冰、何海锋、谭华中、谭清丽、钟薇、钟康、吴仕东、曾宝莲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被告人何海锋、钟薇、吴仕东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惩处。
被告人王辉辩称：2014年5月被害人李某1被骗467万余元时自己已离开诈骗窝点，故该起诈骗金额不应计算在其犯罪金额中，另外自己在该犯罪集团中，不是管理人员、招聘人员，也没有叫被害人打过钱，仅起到次要作用，对起诉书指控的其余事实及定性无异议。被告人舒海花辩称：自己参与期间集团骗得的金额没有这么高，被害人李某1被骗的这笔，自己没有印象，应该没有参与打电话，被害人栗桂廷被骗的这笔自己没有担任三线话务员，三线是别的公司做的，对起诉书指控的其余事实及定性无异议。被告人刘志梅辩称：2015年自己没有参与诈骗，被害人曹某1被骗的金额应是100万元，而不是110万元，对起诉书指控的其余事实及定性无异议。被告人钟康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害人张某1被骗157万元的证据不足，事实不存在，对起诉书指控的其余事实及定性无异议。被告人曾宝莲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定性均无异议，但辩称自己听不到同案打电话的声音，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其余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指控均无异议。
被告人彭丽君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彭丽君被抓后在第一次供述中否认违法犯罪的事实，但在此后的七次供述中均稳定供认全案事实，符合坦白的时间要件和内容要件，应认定其构成坦白；本案是一个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被告人彭丽君并未参与组织、指挥和策划，其个人诈骗金额较高是因为其认罪态度最好，而同案的个人诈骗金额无法查证的原因，其参与时间也并非最长，故单单就数额来认定主从犯不客观，也不公平，另外一线二线三线人员都是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培训出来的犯罪机器，不存在谁比谁重要的问题，故被告人彭丽君的行为充当的是一种被支配状态下的犯罪工具，起到的作用较为次要，应认定为从犯；被告人彭丽君初次接触诈骗团伙时，也遭受到欺骗、引诱、胁迫等因素，尽管后期确实多次参与，无法认定胁从犯，但希望法庭量刑时予以酌情考虑，建议法庭对其减轻处罚。
被告人王辉的辩护人提出，2014年5月初，诈骗集团内部发生矛盾，被告人王辉被关进房间，之后准备离开印度，于2014年5月4日18时19分29秒入境中国，而被害人李某1被骗发生在2014年5月2日至12日，被骗金额累计达到467万余元，故被告人王辉的犯罪金额应剔除该467万元；被告人王辉不是诈骗集团的提议者、组织者、领导及管理者，而是集团里最底层的一线二线话务员，其实施诈骗的对象名单、剧本、电话等工具均由管理层提供，换做其他人也能在管理层的培训指示下完成被告人王辉的工作，其作用不是不可或缺的，其获利与集团获取的利益相差很大，其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应属于从犯；被告人王辉认罪态度好、悔罪真诚，系初犯、偶犯，建议对其以最大程度的减轻处罚。
被告人曾光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曾光既不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人，也不是集团的管理人员或负责人员，而是话务员，其工作方式、内容，甚至生活均由集团管理人员统一安排管理，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公诉机关以各被告人参与骗取金额及所处一线、二线、三线工作岗位来区分主从犯，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策划人及管理人员，被告人曾光等人作为话务员是按照管理人员或剧本的要求在实施具体犯罪行为，不管是第几线话务员，都只是棋子，故应认定为从犯，予以减轻处罚；根据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被告人曾光只需对自己犯罪的数额负责，不应对所有团伙成员的犯罪数额承担法律责任；被告人曾光系初犯、偶犯，有良好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家庭十分困难，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舒海花的辩护人提出，指控被告人舒海花个人参与诈骗金额67.5万元的证据存疑问，该指控的证据链缺少被告人舒海花本人的供述，同案犯的供述之间也存有多处疑点；主从犯的认定需综合全案被告人，包括未到案的台湾人来综合认定，三线员工加上个人获利五十万元作为认定主从犯的标准缺少法律依据，主从犯的认定在同一案件中宜采取同一标准，被告人舒海花应和被告人刘志梅、谭华中采取相同的标准，认定为从犯；被告人舒海花系初犯，无前科，能当庭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刘志梅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志梅没有参与集团的其他诈骗行为，也没有共同的意思表示或者联络，不存在共同犯罪行为，不应对其他诈骗行为承担责任，集团成员对集团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公诉机关以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四点第二款的规定作为集团成员承担全部责任的法律依据是错误的，该条款是针对团伙诈骗，并非集团犯罪，承担全部责任的前提也是共同实施诈骗，集团犯罪一般成员也只需对其参与的行为承担责任，故被告人刘志梅应只对其参与的骗取110万元的金额承担责任，而对集团其他骗得的金额不承担责任；被告人刘志梅系从犯，家庭情况特殊，请求法庭减轻处罚。
被告人舒海冰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舒海冰从事一线二线话务员工作，没有诈骗成功的案例，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舒海冰做话务员期间对集团骗得1137万元并不完全知晓，每条线都各自独立，故不应对期间整个集团的犯罪金额承担责任，即使认定属于共同犯罪的数额，在量刑上也应当有所区分；集团组织者没收被告人护照、手机，限制其离开别墅，有一定胁迫的情节，被告人舒海冰到案后仅初次供述未承认犯罪，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认定其有如实供述情节；被告人舒海冰系初犯，家庭现状困难，建议对其施以最大限度的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何海锋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何海锋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能如实供述，可以从轻处罚，系初犯、偶犯，刚成年，主观恶性小，建议对其最大程度的从轻处罚。
被告人谭华中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谭华中作为话务员，和其他话务员之间不需要相互配合，也没有为他们提供帮助，同时起诉书已认定被告人属从犯，应当按照其直接参与实施的犯罪数额确定，被告人谭华中个人未骗取他人钱财，属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谭华中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当庭自愿认罪，系初犯，建议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谭清丽的辩护人提出，对被告人谭清丽定罪处罚依据是以其拨打诈骗电话人次为准，应认定其诈骗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谭清丽属从犯，根据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谭清丽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系初犯、偶犯，同时考虑到其夫妻俩同时被抓，建议对其轻判。
被告人钟薇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钟薇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其应只对自己的诈骗行为负责，不应该对整个犯罪集团行为承担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认定未遂，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钟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依法从轻处罚；其法律意识淡薄才走上犯罪道路，主观恶性不大，又有胁迫情节，系初犯、偶犯，可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钟康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钟康应只对自己参与实施诈骗行为的数额负责，而不应当对整个集团诈骗的735.2万元金额负责；起诉书指控的第三起被害人张某1被诈骗157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各被告人对该起事实均表示不清楚，其中两笔共计76万元是通过案外人“邱冀”的账户转出，而非被害人张某1的账户，故该起事实缺乏证据支持，应不予认定；被告人钟康系从犯、初犯，认罪态度好，建议给其最大限度的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吴仕东的辩护人提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仕东在第十一起被害人栗桂廷被骗67.5万元的事实中担任二线话务员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起事实中一线话务员、三线话务员即被告人陈某1、舒海花，以及被害人栗桂廷、其他同案犯均未指证被告人吴仕东参与该起事实，只有被告人的供述，请求法庭给予公正判决；被告人吴仕东系从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系初犯，主观恶性小，获利金额较少，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曾宝莲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曾宝莲主观目的是通过烧饭获取劳动报酬，在集团共同犯罪中欠缺共同故意犯罪的主观认识，起诉书指控其提供生活保障的时间不准确，实际参与时间应是2016年10月26日至11月7日中午，而被害人王某2在该时间段被骗金额为35600元，故被告人曾宝莲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应不以犯罪论处；即使认定被告人曾宝莲构成犯罪，其系从犯，参与时间短，期间集团诈骗数额少，系初犯，主观恶性小，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建议对其免除处罚，如法庭认为其需要接受处罚，恳请对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至6月，“阿猫”等人在印度共和国孟买市组织被告人舒海花、舒海冰、王辉、吴仕东、钟薇和李某2、王某4、张某4、张某5、“林某”、陈某2、“阿某1”等二、三十人成立电信诈骗集团，针对中国大陆公民实施电信诈骗。该诈骗集团实行集中管理、分工协作，全体成员集中生活、工作在相对封闭的住处即窝点，“阿猫”、“大虾”、“十三”等人担任管理者，“艾伦”负责统一采购生活用品。下设“电脑手”和一线、二线、三线话务员等，其中“电脑手”负责维护网络、线路通畅并对使用的电话进行改号；一线话务员冒充被害人所在地的公安民警给被害人打电话，虚构被害人名下的银行卡涉嫌洗钱犯罪，以其应自证清白要接受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的调查为由，把电话转接至二线话务员；二线话务员使用改过号的电话假冒北京市朝阳区的公安民警和民警队长，以需制作电话笔录为由骗取被害人信任，套取其名下的银行卡账号、余额等信息，再以被害人名下的相关银行卡的资产需接受专案组检察官或法官的调查为由，把电话转接至三线话务员；三线话务员假冒专案组的检察官或法官，虚构被害人的资金需要通过调查以证清白等事由，诱骗被害人将钱存入指定的所谓安全公证账号，随后将款项转移提现。经查，该诈骗集团骗取被害人李某1467万余元。
2015年3月至2015年6月，“螃蟹”在印度共和国新德里市组织被告人钟薇、彭丽君、何海锋、谭清丽、曾光、谭华中、王辉、舒海冰、舒海花和朱某、陈某3等二、三十人成立电信诈骗集团，针对中国大陆公民实施电信诈骗。该诈骗集团实行集中管理、分工协作，全体成员集中生活、工作在窝点，“阿给”、“阿某2”、“黑鬼”等人担任管理者，陈镇江负责生活用品统一采购，由专门人员负责窝点人员接送和后勤。窝点下设“电脑手”和一线、二线、三线话务员等，其中“电脑手”负责维护网络、线路通畅并对使用的电话进行改号；一线话务员冒充被害人所在地的公安民警给被害人打电话，虚构被害人名下的银行卡在上海涉嫌洗钱犯罪，以被害人应自证清白要接受上海市松江区公安局的调查为由，把电话转接至二线话务员；二线话务员使用改过号的电话假冒上海市松江区的公安民警和民警队长，以需制作电话笔录为由骗取被害人信任，套取其名下的银行卡账号、余额等信息，再以被害人名下的相关银行卡的资产需接受上海市松江区检察院检察官的调查为由，把电话转接至三线话务员；三线话务员假冒上海市松江区的检察官，虚构被害人的资金需要通过调查以证清白，诱骗被害人将钱存入指定的所谓安全公证账号，随后将款项转移提现。一线、二线、三线话务员月薪均为5000元加诈骗成功金额的5%提成。
2015年8月至2015年12月，“螃蟹”在印度共和国清奈市组织被告人何海锋、谭清丽、谭华中、刘志梅、钟康、曾光、舒海冰、王辉、钟薇、舒海花、彭丽君和曾某2、陈某3、“阿某3”、张某7、“阿某4”等二、三十人成立电信诈骗集团，针对中国大陆公民实施电信诈骗。该诈骗集团实行集中管理、分工协作，全体成员集中生活、工作在窝点，“阿给”、“阿某2”、“黑鬼”等人担任管理者，陈镇江负责生活用品统一采购，由专门人员负责窝点人员接送和后勤。窝点下设“电脑手”和一线、二线、三线话务员等，其中“电脑手”负责维护网络、线路通畅并对使用的电话进行改号；一线话务员冒充被害人所在地的公安民警给被害人打电话，虚构被害人名下的银行卡在上海涉嫌洗钱犯罪，以被害人应自证清白要接受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的调查为由，把电话转接至二线话务员；二线话务员使用改过号的电话假冒上海市徐汇区的公安民警和民警队长，以需制作电话笔录为由骗取被害人信任，套取其名下的银行卡账号、余额等信息，再以被害人名下的相关银行卡的资产需接受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检察官的调查为由，把电话转接至三线话务员；三线话务员假冒上海市徐汇区的检察官，虚构被害人的资金需要通过调查以证清白，诱骗被害人将钱存入指定的所谓安全公证账号，随后将款项转移提现。一线、二线、三线话务员月薪均为5000元加诈骗成功金额的5%提成。经查，该诈骗集团骗取被害人张某1、王某1共计670万元。
2016年8月至2016年12月，“阿给”在印度共和国新德里市组织被告人舒海花、舒海冰、彭丽君、钟薇、王辉、钟康、曾光、何海锋、吴仕东、谭华中、刘志梅、谭清丽、曾宝莲和刘某1、曾某1、刘某2、何某、刘某3、应传山、陈某1、钟某1、王某5、曹某2、钟某2（均另案处理）、朱某、“阿忆”、潘某、“阿某5”等二、三十人成立电信诈骗集团，针对中国大陆公民实施电信诈骗。该诈骗集团实行集中管理、分工协作，全体成员集中生活、工作在窝点，“阿给”、“阿某5”、“阿某6”等人担任管理者，“小香”负责统一采购生活用品，由专门人员负责窝点人员接送和后勤。下设“电脑手”和一线、二线、三线话务员等，其中“电脑手”负责维护网络、线路通畅并对使用的电话进行改号；一线话务员冒充被害人所在地的公安民警给被害人打电话，虚构被害人名下的银行卡在上海涉嫌洗钱犯罪，以被害人应自证清白要接受上海市公安局的调查为由，把电话转接至二线话务员；二线话务员使用改过号的电话假冒上海市南汇区的公安民警和民警队长，以需制作电话笔录为由骗取被害人信任，套取其名下的银行卡账号、余额等信息，再以被害人名下的相关银行卡的资产需接受上海市检察院检察官的调查为由，把电话转接至三线话务员；三线话务员假冒上海市南汇区的检察官，虚构被害人的资金需要通过调查以证清白，诱骗被害人将钱存入指定的所谓安全公证账号，随后将款项转移提现。其中，一线话务员月薪6000元加诈骗成功金额的6%提成，二线、三线话务员月薪均为5000元加诈骗成功金额的5%提成。经查，该诈骗集团骗取被害人张某2等人共计361.81万元。
具体分述如下：
1、2014年5月2日至5月12日，“林某”、李某2、陈某2、“阿某1”、王某4分别担任一线、二线话务员、队长、三线话务员，骗取被害人李某1467万余元，其中2014年5月3日骗取57800元，余款于5月5日至10日陆续骗取。
2、2015年9月28日至9月30日，“阿某3”、张某7、“阿某4”、陈某3分别担任一线、二线话务员、队长、三线话务员，骗取被害人王某1513万元。
3、2015年9月29日至10月6日，集团骗取被害人张某1157万元，其中有3笔共计81万元是从被害人张某1的银行账户汇出，有2笔共计76万元是从被害人张某1的小舅子邱冀的银行账户汇出。
4、2016年9月9日至10日，朱某担任一线话务员，被告人王辉和“阿某5”分别担任二线话务员和队长，被告人彭丽君担任三线话务员，骗取被害人张某265.2万元。
5、2016年11月6日至11月9日，集团骗取被害人王某2人民币17.06万元，其中被害人王某2于11月6日被骗15600元，7日上午被骗2万元，7日下午被骗3万元，8日被骗105000元。
6、2016年11月8日，集团骗取被害人张某3人民币8.3万元。
7、2016年11月11日，集团骗取被害人吴某1人民币3.6万元。
8、2016年11月13日至11月18日，集团骗取被害人宋某人民币42.7万元。
9、2016年11月14日，集团骗取被害人郜某人民币11.9万元。
10、2016年11月18日至11月20日，集团骗取被害人王某3人民币7.9万元。
11、2016年11月24日至25日，陈某1、“阿忆”和被告人舒海花分别担任一线话务员、二线话务员、三线话务员，骗取被害人栗桂廷人民币71.5万元，其中40126元被冻结。
12、2016年11月24日至25日，潘某、“阿某5”和被告人彭丽君分别担任二线话务员、二线队长、三线话务员，骗取被害人郭某人民币25.99万元。
13、2016年11月25日至26日，集团骗取被害人吴某2人民币6600元。
14、2016年11月25日至26日，集团骗取被害人闫某人民币1万元。
15、2016年12月6日至7日，被告人刘志梅、曾光、王辉、彭丽君分别担任一线话务员、二线话务员、二线队长、三线话务员，骗取河北衡水籍被害人曹某1人民币110万元。
另查明，被告人彭丽君于2015年3月14日至6月6日做一线话务员，于2015年8月13日至11月9日、11月20日至29日、2016年8月23日至10月26日、11月2日至2017年1月7日做三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1031.81万余元，个人参与骗取201.19万余元。
被告人王辉于2014年4月8日至4月底、2015年3月24日至6月7日做一线话务员，于2015年8月13日至11月9日、2016年8月21日至11月8日、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月6日做二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862.26万余元，个人参与骗取175.2万元。
被告人曾光于2015年3月20日至6月7日、8月7日至10月25日、11月6日至12月24日做一线话务员，2016年8月21日至9月25日、10月29日至2017年1月6日做一线、二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1031.81万余元，个人参与骗得110万元。
被告人舒海花于2014年3月29日至6月6日做一线话务员，于2015年3月14日至6月6日、8月14日至10月27日、11月12日至12月13、2016年9月30日至11月27日、12月6日至12月27日做三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1433.61万余元，个人参与骗取67.5万余元。
被告人刘志梅于2015年8月7日至10月25日、2016年8月21日至9月25日、10月29日至2017年1月6日做一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1031.81万余元，个人参与骗取110万元。
被告人舒海冰于2014年3月29日至5月20日、2015年3月14日至6月6日做一线话务员，于2015年8月14日至11月1日、11月12日至12月13日做二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1137万余元。
被告人何海锋于2015年3月17日至6月1日、8月9日至11月1日、11月10日至27日做一线话务员，于2016年10月6日至2017年1月4日做二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966.61万余元。
被告人谭华中于2015年3月24日至6月7日、8月13日至11月9日做一线话务员，于2016年8月21日至11月18日、12月1日至2017年1月6日做二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928.76万余元。
被告人谭清丽于2015年3月至4月2日、5月5日至6月19日、8月13日至11月9日、2016年8月21日至11月18日、12月1日至2017年1月6日做一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928.76万余元。
被告人钟薇于2014年2月28日至4月20日、2015年6月5日至19日做一线话务员，于2015年8月11日至11月5日、11月17日至12月13日做二线话务员，于2016年8月26日至10月31日做三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735.2万余元。
被告人钟康于2015年8月11日至11月5日、11月17日至27日做一线话务员，于2016年8月14日至10月27日做二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735.2万余元。
被告人吴仕东于2014年4月10日至6月26日做一线话务员，于2016年11月15日至2017年1月6日做二线话务员，期间集团共骗得680.05万余元。
被告人曾宝莲于2016年10月25日至11月7日中午在上述诈骗窝点做后勤，负责烧菜做饭，期间集团共骗得35600元，工资每月1万元。
案发后，被告人彭丽君、王辉、曾光、舒海花、刘志梅、舒海冰、何海锋、谭华中、谭清丽、钟薇、钟康、吴仕东、曾宝莲于2017年3月分别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以上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一）被告人供述，各被告人均供认上述诈骗集团的组成、人员分工、诈骗方式及报酬提成情况，供认机票来回、吃住均由诈骗集团负责，平时集中生活、工作在窝点内，在窝点内行动自由，每个周末可以和家里人电话联系一次。
（1）被告人彭丽君的供述，其在公安侦查阶段于2017年3月14日所作的第一份笔录中否认做违法犯罪的事，后均供认自己所参与的上述诈骗犯罪事实，同时供认自己担任三线话务员时，窝点有时会留给被害人真实未改号的手机号码以供联系，过段时间再换掉；另供述2015年9月份的时候，窝点里有成功诈骗到一起500多万元的，被骗的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和尚，当时做成这一笔的二线民警是东北的“阿满”，二线队长是广西的“阿某4”，三线是东北的“阿飘”；还供述2016年11月底的时候，窝点有成功诈骗一笔60多万元，一线是“佳欣”（即陈某1），二线队长是“阿忆”，三线是“优优”（即被告人舒海花），骗的是一个年纪比较大五、六十岁的女的。
（2）被告人王辉的供述，供认自己所参与的上述诈骗犯罪事实，辩称自己于2014年4月底至5月初的一个星期里带头闹事，被窝点管理者关在房间里面，于5月4日回国，后听人说5月初该窝点有骗到一笔很大的单子；同时供述2015年9月份的时候，窝点里有成功诈骗到一起500多万元的，被骗的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和尚，当时做成这一笔的“一线”好像是“阿某3”，“二线”是东北的“阿满”，二线队长是广西的“阿某4”，“三线”是东北的“阿飘”；另供述2016年11月底的时候，窝点有成功诈骗一笔60多万元，一线是“佳欣”（即陈某1），二线队长是“阿忆”，三线是“优优”（即被告人舒海花）；还供述“阿某7”（即被告人刘志梅）于2015年在诈骗窝点担任一线话务员，被告人曾宝莲在窝点做了十几天就走了。
（3）被告人曾光的供述，供认自己所参与的上述诈骗犯罪事实，同时供认一楼的厨房就在大厅的旁边，大厅里一线话务员打电话的时候，煮饭阿姨都能听的到。
（4）被告人舒海花的供述，供认上述于2014年、2015年、2016年期间去印度参与电信诈骗的事实，但辩称被害人李某1被骗467万余元没有印象，被害人栗桂廷被骗的那一笔三线话务员不是自己。
（5）被告人刘志梅的供述，供认自己于2016年在诈骗窝点里做一线话务员的事实，期间参与诈骗成功一笔100万，二线是“阿某8”（即被告人曾光）、二线队长是“阿某9”（即被告人王辉）、三线是“园园”（即被告人彭丽君），但辩称2014年、2015年多次去印度是考察服装。
（6）被告人舒海冰的供述，在公安侦查阶段于2017年3月11日所作的第一份笔录中否认做违法犯罪的事，后陆续供认自己所参与的上述诈骗犯罪事实，同时供认2015年的时候，一线阿某10、二线阿满和阿某4，三线阿飘，骗了河北的一个和尚几百万的单子。
（7）被告人何海锋的供述，供认自己于2015年、2016年去印度参与上述诈骗犯罪事实，同时供认其他人有骗到三个比较大的单子，其中有一个单子是骗了400多万，时间是2015年9月份的时候，一线是“阿唯”，二线是“阿满”（即张某7）和“啊辉”（是队长），三线是“阿标”（即陈某3），受害人是河北的一个和尚，还有一个单子是诈骗到了110万，时间是2016年12月上旬或中旬，一线是“阿某7”（即被告人刘志梅），二线是“啊浩”（即被告人曾光）、二线队长是“啊福”（即被告人王辉）、三线是“园园”（即被告人彭丽君），还有一笔单子是60多万的，时间也是2016年12月份的，一线是“佳欣”（即陈某1）、二线好像是“兔子”（即被告人吴仕东），二线队长是“啊忆”（台湾人），三线是谁我不清楚；另供认阿姨煮饭都是在一楼，一楼大厅都是一线的工作场所，一线打电话的声音阿姨都能听的到，所以这些煮饭阿姨都知道我们是在做电信诈骗的事情；还供认“阿某7”（即被告人刘志梅）于2015年8月至12月在诈骗窝点里担任一线话务员。
（8）被告人谭华中在公安侦查阶段的供述，均否认自己在印度参与电信诈骗，在庭审过程中供认自己于2015年、2016年期间在印度参与上述诈骗犯罪事实。
（9）被告人谭清丽在公安侦查阶段的前2次供述，均否认自己在印度参与电信诈骗，后续供述均供认自己于2015年、2016年期间在印度参与上述诈骗犯罪事实。
（10）被告人钟薇的供述，供认自己所参与的上述诈骗犯罪事实，同时供认2016年9月初的时候，该窝点成功骗取一笔60多万的，一线是朱某，二线是王辉，二线队长是“阿某5”，三线是彭丽君，还供认三线话务员在被害人能够被继续诈骗的情况下会留给被害人真实未改号的手机号码以供联系，但经常会变。
（11）被告人钟康的供述，供认自己所参与的上述诈骗犯罪事实，同时供认2016年9月份的时候窝点有成功骗取一笔60多万元，该笔一线是朱某，二线、三性记不清了，但辩称自己参与期间被害人张某1被骗157万元的事实不存在。
（12）被告人吴仕东的供述，供认自己所参与的上述诈骗犯罪事实，同时供认2016年12月份的时候窝点有成功骗取一笔110万元，二线是“阿某8”（即被告人曾光）、“阿某9”（即被告人王辉）做的。
（13）被告人曾宝莲的供述，供认自己于2016年10月25日至11月7日中午在上述诈骗窝点烧菜做饭，工资每月1万元，但辩称听不到同案打电话的声音。
（二）被害人的陈述
被害人李某1、王某1、张某1、张某2、王某2、王某3、闫某、曹某1、宋某、栗桂廷、张某3、吴某1、郭某、郜某、吴某2的陈述，证实15名被害人因接听诈骗电话，各自被骗取钱款的时间、经过及金额等，其中被害人王某1、张某1的陈述，还证实诈骗团伙留给被害人联系用的电话号码均为183××××8140，被害人王某2、闫某、宋某、吴某1、郭某、吴某2的陈述，还证实诈骗团伙留给被害人联系用的电话号码均为134××××4482，被害人王某3、栗桂廷、张某3、郜某的陈述，还证实诈骗团伙留给被害人联系用的电话号码均为137××××7892。
（三）证人证言
证人应某、钟某1、何某、刘某3、曾某1、刘某1、陈某1、王某5、刘某2、曹某2、钟某2、潘某、李某2、王某4、张某4、张某5、罗某1、李某3、罗某2、张某6、刘某4、王某6的证言，证明上述各诈骗集团的组成、人员分工、具体诈骗方式及报酬提成情况，还证明机票来回、吃住均由该诈骗集团负责，平时集中生活、工作在窝点内，在窝点内行动自由，每个周末可以和家里人电话联系一次等事实。其中（1）证人何某、王某5、刘某2、钟某2的证言，还证明被告人曾宝莲等人煮饭都是在一楼，一楼大厅都是一线的工作场所，一线打电话的声音煮饭阿姨都能听的到，所以都知道窝点在做电信诈骗的事实，其中证人何某还证明被告人曾宝莲在窝点做了一段时间后，后换到另一窝点做饭的事实；（2）证人陈某1的证言，还证明自己作为一线话务员于2016年11月底成功骗取河北衡水一年纪比较大五、六十岁女的一共67多万元，当时二线队长是“阿忆”，三线是被告人舒海花；（3）证人李某2、王某4、张某4、张某5的证言，证明2014年5月初，诈骗窝点成功骗取被害人李某1460多万元，一线是林某，二线是李某2和“阿彬”，二线队长是“阿某1”，三线是王某4，被告人王辉、舒海花、吴仕东均在该诈骗窝点内，其中证人张某4还证明被告人王辉带头的几个湖南人于2014年4月20日左右与管理发生争吵，后罢工不打电话，部分人过了一两天开始继续打电话，其中被告人王辉和“瑶瑶”一直没有继续打电话，直到离开窝点；（4）证人罗某1、李某3、罗某2、张某6、刘某4、王某6的证言，还证明2015年“螃蟹”组织的2个诈骗窝点，“阿某8”（即被告人曾光）均有在窝点里参与拨打电话，而“依依”（即被告人刘志梅）下半年有在窝点里参与拨打电话。
（四）书证
（1）银行交易记录、手机通话详单、报案材料、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各被害人接听诈骗电话后钱款被骗的事实，其中银行交易凭证显示的汇款时间、金额等，与被害人陈述相符，可以证实被骗的时间和具体金额。
（2）辨认笔录，证实各被告人、各证人经相互辨认照片后确认了彼此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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