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22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钱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朝晖路12号一层119室。
法定代表人丁宪章，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闻瑛，浙江融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荣根，男，1950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
上诉人杭州钱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荣根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3民初7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张荣根退休后于2012年1月1日入职钱塘公司，被聘为公司常务副总兼法律事务室主任，现已离职。张荣根在职期间，钱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宪章曾向张荣根出具一份承诺书：聘张荣根在本公司工作2014年1月1日起，年薪6万元，完成杭州绿逸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逸公司）空置房在2013年12月31日止物业费催缴323.58万元以外的款项做奖金。2014年4月14日，钱塘公司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绿逸公司支付2011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的物业费共计1247516元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2日作出（2014）杭萧义民初字第61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杭州绿逸置业有限公司支付杭州钱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费1247500元以及自2012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至2014年4月14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中，对应2011年度物业费的违约金以484049元为基数，自2012年1月1日起算；对应2012年度物业费的违约金以454982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1日起算；2013年度物业费的违约金以308487.98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1日起算）。2014年10月21日，钱塘公司再次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与绿逸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退还购房款1988300元以及赔偿利息损失450000元等。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4日作出（2014）杭萧义民初字第84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解除杭州钱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绿逸置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12月8日签订的《双方结算依据和承诺》；杭州绿逸置业有限公司返还杭州钱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价款19883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1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4年10月1日止的利息损失450000元，合计2438300元。上述两份判决书均已发生法律效力，钱塘公司于2015年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钱塘公司（甲方）于2017年与绿逸公司（乙方）签订了一份《债务清偿协议书》，约定绿逸公司将其开发的位于杭州市萧山区个排屋车库转让给钱塘公司以清偿两份判决书中所欠的债务，抵债价格为8万元/个，排屋车库没有产权证，只有使用权；今后因乙方提供的上述排屋车库的权利瑕疵导致甲方无法实现实际使用或转让给第三人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向甲方继续清偿该部分款项，上述排屋车库抵偿304万元后，未清偿部分的债务，甲方有权继续向乙方主张权利。张荣根认为根据（2014）杭萧义民初字第610号、（2014）杭萧义民初字第846号判决书的判决内容，其已完成催缴的债务本金加利息的金额已超出承诺书中约定的催缴任务323.58万元，超出部分为642989元。钱塘公司对张荣根计算的金额并无异议，但认为承诺书中约定的完成催缴物业费是指实际执行到位的金额，而并非案件胜诉后判决书中确定的金额。张荣根于2017年11月1日起诉请求判令钱塘公司按承诺支付劳务报酬642989元。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对于承诺书中的“完成催缴323.58万元以外的款项做奖金”的理解不同。张荣根主张，张荣根具有高级职称退休后，钱塘公司聘用张荣根时曾口头承诺年薪6万并加上诉讼的物业费金额的提成，但是钱塘公司在年终时均未兑现承诺，后因钱塘公司与绿逸公司的物业费案件金额大，胜诉难度比较大，存在诉讼时效、证据不足等问题，与张荣根以前向业主催收物业费的案件难度不同，故张荣根要求钱塘公司向其出具承诺，钱塘公司承诺只要案件能够胜诉，超出部分的金额就给张荣根做奖金。钱塘公司辩称，钱塘公司出具承诺书中的“完成催缴”是指实际执行到位的金额，而非“判决确认的金额”，现钱塘公司与绿逸公司签订的《债务清偿协议书》中的38个车库因存在权利瑕疵难以变现，故并未执行到位，钱塘公司无须向张荣根支付额外的奖金。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实践生活中，法律服务中的风险代理收费标准，既有按照胜诉金额计算，也有按照实际执行到位的金额计算。原审法院认为，就本案而言，在出具承诺书时，张荣根、钱塘公司存在劳务关系，钱塘公司处于优势地位，若张荣根、钱塘公司约定的是按照“实际执行到位”的金额计算，钱塘公司可以在承诺书中作出更加明确的约定，但钱塘公司在出具承诺书时用词含糊，在事后又以必须以执行到位的金额计算，于理不合。而且本案在执行过程中，钱塘公司自愿与绿逸公司达成了债务抵债协议，且在签订协议时已知晓车库没有产权证，只有使用权的情况，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应自行承担车库暂时难以变现的不利后果，在缺乏明确书面约定的情况，钱塘公司以此为由拒绝履行与张荣根的承诺，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为，张荣根、钱塘公司对本案中的“催缴”一词作出两种不同的解释，张荣根认为案件胜诉即完成了催缴，而钱塘公司认为执行实际到位的金额才视为完成催缴，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参照格式合同的解释方法：“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中的承诺书由钱塘公司出具，且钱塘公司在出具承诺书时处于优势地位，故应当作出不利于钱塘公司一方的解释，张荣根依据承诺书，要求按照“判决书确定的金额”计算，超出部分作为劳务报酬，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杭州钱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荣根支付劳务报酬642989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3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115元，由杭州钱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钱塘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认为，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103民初7941号民事判决书在认定事实存在以下错误：在一审过程中，针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催缴”一词的两种不同理解，一审判决参照格式合同的解释方法，以“承诺书由钱塘公司出具，且钱塘公司在出具承诺书时处于优势地位，故应当作出不利于钱塘公司一方的解释”判决催缴以判决书金额计算。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被上诉人工作是上诉人主管法律事务的副总，常务事项就是为上诉人提供法律意见和法律合同、以及物业费的催缴工作。相关物业费用的催缴工作包括发函催缴及诉讼催缴。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所以会另行签订承诺函对绿逸公司的物业费进行约定，就是因为当时绿逸公司账上已无资金，致使该物业费根本无法货币化，而被上诉人信心满满告诉上诉人该诉讼绝对可以拿到执行款项，因而有了这份承诺书。承诺书在起草阶段即由被上诉人草拟，交由上诉人文员电脑打印后，即交给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签字留底。以上事实印证承诺书是由被上诉人出具，而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只是确认承诺书的效力，对承诺书中用词含糊的“催缴”二字不应承担不利解释之后果，相反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利解释之结果。另外，被上诉人诚信不足这一事实原审法院也未查清，仅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务关系，上诉人处于优势地位，认为上诉人在出具承诺书时用词含糊就错误判决。诚如在判决书中陈述“张荣根主张，钱塘公司聘用张荣根时曾口头承诺年薪6万元并加上诉讼的物业费金额的提成，但是钱塘公司在年终时均未兑现承诺，后因钱塘公司与绿逸公司的物业费案件金额大，胜诉难度比较大，存在诉讼时效、证据不足等问题，故要求钱塘公司出具承诺，钱塘公司承诺只要案件能够胜诉，超出部分的金额就给张荣根做奖金”。而事实上被上诉人由于是退休后返聘，工资收入为年薪加年终奖，平时工作也无需坐班。上诉人均按时对被上诉人的年终报酬进行了支付。被上诉人一直声称的胜诉即给奖金的说辞，其实在其起草的承诺书中可以直接写明判决金额超过323.58万元即可作为奖金。正因为他向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言辞凿凿说可执行的到物业费，所以在承诺书中才会有“完成催缴以外的款项做奖金”的模糊字眼。而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在承诺书上的签字是基于对被上诉人法律事务方面的信任。从承诺书的形式来看，仅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而没有上诉人的公章，可见这是一份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之间的抽屉承诺，不存在原审法院认定的孰优孰劣的地位，如就二人的法律功底而论，被上诉人还更处优。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张荣根答辩称：上诉人的事实与理由根本不是事实。上诉人写承诺书的事实经过：由于2014年1月开始，上诉人要起诉开发商从2007年3月30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所欠的款项，但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和缺乏证据，根本不能向法院起诉，没有证据法院也不会受理。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想各种办法搞定能使法院受理胜诉的各种证据材料，表明只要有法院的胜诉判决书就可以执行开发商的财产（当时开发商的财产有未出售的商品房、幼儿园、200多个地下车库、500多万质量保证金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诺：只要法院判下来，本金给公司，利益和违约金给被上诉人做奖金，法院判多少利息和违约金就支付给被上诉人多少奖金。上诉人怕被上诉人口头承诺不信任，就让公司文员打了书面的承诺书，签好名交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就按上诉人的承诺书完成了法律有效的催缴判决书。这才是真正的法律事实。上述事实完全证明一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作出的判决合情合理又合法。上诉人上诉的事实与理由根本不是事实，混淆是非，句句谎言，也没有任何法律证据，不可采信。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钱塘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1、证人许某的证言1份，欲证明原审认定上诉人出具的承诺书是被上诉人草拟，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签字的事实，说明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张荣根工资奖金流水明细1份，欲证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述年薪和奖金上诉人在年终均未兑现承诺是虚假陈述的事实。
被上诉人张荣根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不是二审新证据，且该证据也是在捏造事实；证据2和本案无关。
被上诉人张荣根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因证人系上诉人的员工，与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故证据1本院不予确认；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承诺书中的“完成催缴323.58万元以外的款项做奖金”的理解不一，但鉴于劳务双方的实际情况，以及案件执行能够到位的不确定性，且本案在执行过程中，钱塘公司自愿与绿逸公司达成了债务抵债协议，因此原审法院支持张荣根的主张，按照“判决书确定的金额”计算，超出部分作为劳务报酬，本院予以认同。钱塘公司主张其出具承诺书中的“完成催缴”是指实际执行到位的金额，而非“判决确认的金额”，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30元，由上诉人杭州钱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亮
审判员 李国标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八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徐亚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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