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6民终32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建锋，男，汉族，1970年6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四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坚，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冼秀群，女，汉族，1973年7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四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坚，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启标，男，汉族，1973年6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旭华，男，汉族，1987年10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民，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敏，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建锋、张启标、冼秀群因与被上诉人李旭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初6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法庭调查。上诉人罗建锋、冼秀群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坚，上诉人张启标，被上诉人李旭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
罗建锋、张启标、冼秀群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罗建锋、冼秀群欠李旭华的货款为7485元；3.改判鉴定费22900元由李旭华承担；4.判令李旭华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判令罗建锋、冼秀群向李旭华支付货款111131.1元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一）在法律方面，一审法院违反不告不理的法律原则。“不告不理”原则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其在民事诉讼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必须有原告的请求或者被告的反诉，法院才能受理案件并进行审理；第二，在审理中法院的审判活动受原告起诉或被告反诉的范围的约束，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告谁审谁，告什么审什么”。对于民事案件，仅能就其中的诉讼请求部分进行审理，没有提出的诉讼请求的部分不予审理。即法院审理民事纠纷的���围由当事人确定，法院无权变更、撤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在审理中，法院只能按照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事实和主张进行审理，对超过当事人诉讼主张的部分不得主动审理。本案中，李旭华的诉讼请求为“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84227元，并自起诉日起至三被告实际清偿全部债务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一审法院应按照李旭华的诉讼请求范围进行审理，但一审法院却超过李旭华主张的184227元，越权将李旭华主张的货款变更为237891.1元，对超出的53664.1元差额部分，一审法院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法律原则，本案应按李旭华请求的184227元进行审理。
（二）在事实方面，一审法院认定罗建锋、冼秀群欠李旭华货款111131.1元错误，罗建锋、冼秀群欠李旭华的货款应为7485元。李旭华在诉讼中提出的诉讼请求确认罗建锋、冼秀群及张启标共欠其货款为184227元，并且自认收取了罗建锋、冼秀群144500元，虽然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其收取了罗建锋、冼秀群货款为126760元，但由于144500元为李旭华的自认行为，应确认为李旭华收取了罗建锋、冼秀群144500元货款的事实。另外，由于李旭华起诉的货款184227元为罗建锋、冼秀群及张启标的总货款，张启标的32242元货款也应计算在184227元的货款之内，一审法院将张启标欠的32242元货款排除在起诉的总货款184227元之外，加重了上诉人的义务，所作出的判决不合理、不公平。因此，罗建锋、冼秀群欠李旭华的货款应为184227元减去已偿还的144500元，再减去张启标的32242元，为7485元。故，一审法院判决罗建锋、冼秀群向李旭华支付111131.1元货款是错误的。
二、鉴定程序违法，鉴定结果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所产生的鉴定费22900元应由李旭华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96号《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具有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相关的行业执业资格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5年以上”，及第十七条第三、第四项规定“司法鉴定人的执业凭证应当载明专业技术职称和行业执业资格”的内容。本案鉴定人詹某、曹某没有鉴定人执业资格，不符合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一审法院委托没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鉴定程序违法。另外，李旭华申请鉴定的16张“收款收据”鉴定材料均没有记载与本案买卖标的即涉案的鸡、鹅、鸭等相关内容，即这些“收款收据”不能证明冼秀群与李旭华存在交易涉案货物的事实，一审法院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认定这些“收款收据”为冼秀群与李旭华买卖涉案货物的权利凭证是��误的。
李旭华辩称：
一、李旭华一审请求罗建锋、张启标、冼秀群支付货款184227元，并不是确认罗建锋、张启标、冼秀群共欠其货款为184227元。李旭华在起诉状中清楚陈述罗建锋、张启标、冼秀群未付清全部货款，扣除已支付的部分货款，尚欠李旭华184227元货款。因此，罗建锋、张启标、冼秀群所作陈述毫无依据。一审法院确认罗建锋经手货物价值为205471.1元，只是对事实的查明，一审判决罗建锋、冼秀群支付货款本金为111131.1元，判决张启标支付货款本金32242元，并未超出李旭华诉讼主张184227元的范围。
二、鉴定机构由一审法院摇珠委托确定，程序合法，且鉴定人员有资质，应当采纳该鉴定意见。
三、罗建锋抗辩欠李旭华货款仅是7485元，与事实不符。罗建锋承认其是以收款收据作为送货凭证，对于罗建锋签名的全部收款收据，其如何确认区分哪些收据是送货凭证，若不是送货凭证，罗建锋应当举证证明提交证据与李旭华存在其他法律关系。
四、冼秀群主张其并未欠李旭华货款，与事实不符。如果不是货款，为何冼秀群出具手写的收款收据并把原件交付给李旭华。若冼秀群主张不是欠被上诉人货款，应当提交证据证明与李旭华存在其他的法律关系。李旭华向罗建锋、张启标送货，同样是以收款收据作为送货凭证，送货的货物也是鸡鸭鹅。罗建锋、张启标已经承认欠李旭华货款的事实。冼秀群抗辩不是欠被上诉人货款，不符合常理。
李旭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罗建锋、张启标、冼秀群向李旭华支付货款184227元并自起诉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息至实际清偿日止；2.判令罗建锋、张启标、冼秀群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至2016年间，李旭华分别向罗建锋、张启标供应光鸡、光鸭、光鹅等货物。其中张启标经手购买的货物价值为32242元，罗建锋经手购买的货物价值为205471.1元，罗建锋的妻子即冼秀群经手购买的货物价值为32420元。
关于罗建锋、冼秀群的付款情况。将双方提交的付款单据相加后计得的金额为96560元，李旭华在庭审中分别作过已收款100900元和144500元的自认，罗建锋、冼秀群则声称已付款金额为126760元。
一审法院认为：李旭华与罗建锋、张启标、冼秀群之间的买卖行为合法有效。李旭华主张罗建锋与张启标系合伙关系、对本案债务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但不能举证证实，罗建锋、张启标亦否认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故对罗建锋、张启标经手的买卖行为应分别承担民事责任。为减少讼累，本案对上述两个买卖合同关系一并处理。张启标欠李旭华的货款32242元应予清偿。罗建锋、冼秀群系夫妻关系，且冼秀群也有经手向李旭华购货，故罗建锋、冼秀群对其经手购买的货物应共同承担责任。
关于罗建锋、冼秀群的欠款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按照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罗建锋、冼秀群经手购买的货物共计价值237891.1元，目前存在争议的是罗建锋、冼秀群的付款金额。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双方提供的证据反映罗建锋、冼秀群的付款金额仅为96560元，但李旭华分别作过已收款100900元和144500元两种自认，罗建锋、冼秀群则声称已付款126760元，故付款金额成为待证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九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付款是罗建锋、冼秀群负担的合同义务，应由其对付款情况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作为实施付款行为的人，罗建锋、冼秀群理应更掌握付款事实的真相，在李旭华已作出自认的情况下，其仍主张已付款126760元，故应认定其付款金额确为126760元。扣减后，罗建锋、冼秀群欠李旭华的款项为111131.1元。李旭华超出部分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确认。至于李旭华请求按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息，因双方并无约定付款期限，故本院不予支持，但罗建锋、冼秀群及张启标应从李旭华起诉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息给李旭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罗建锋、冼秀群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李旭华支付尚欠货款111131.1元及以该款从2017年5月4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张启标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李旭华支付尚欠货款32242元及以该款从2017年5月4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驳回李旭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67.27元，由李旭华负担458.9元，罗建锋、冼秀群负担1240.36元，张启标负担368.01元。案件鉴定费22900元，由罗建锋、冼秀群承担。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罗建锋、冼秀群在二审法庭调查中确认，其向李旭���付款有时以现金支付，有时转账支付，但罗建锋、冼秀群没有对付款情况作记录，而是在李旭华记录的本子上签名确认付款情况。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罗建锋、冼秀群及张启标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审理的范围为：一、一审法院有无超过李旭华的诉讼请求审理；二、罗建锋、冼秀群尚欠李旭华的货款数额确定问题；三、鉴定程序是否违法及鉴定费的承担问题。本院具体分析如下：
关于一审法院有无超过李旭华的诉讼请求审理本���的问题。经审查，李旭华在本案中主张罗建锋经手向其购货的金额为205471.1元，冼秀群经手向其购货的金额为32420元（罗建锋、冼秀群购货金额合共237891.1元），张启标经手向其购货的金额为32242元，扣除罗建锋、冼秀群的已付货款后，罗建锋、冼秀群及张启标尚欠的货款为184227元，并以该金额作为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结合双方举示的证据、陈述及自认情况，最终认定罗建锋、冼秀群尚欠的货款为111131.1元，张启标尚欠的货款为32242元。比对李旭华的诉讼请求及一审判决内容，一审法院所作认定及判决结果并未超过李旭华的诉讼请求范围。罗建锋、冼秀群及张启标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将李旭华的诉讼请求自行变更为237891.1元，实质上其是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错误理解，故其该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罗建锋、冼秀群尚欠李旭华的货款数额问题。罗���锋、冼秀群对与李旭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异议，但对于李旭华主张的货款数额不予确认。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李旭华对其主张提供了收款收据及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初步证明罗建锋、冼秀群及张启标所欠货款的数额情况。反观罗建锋、冼秀群的上诉及其在一审期间的抗辩意见，罗建锋、冼秀群在一审期间主张尚欠李旭华的货款为71498.3元，但其上诉主张只欠李旭华货款7485元。罗建锋、冼秀群上述一、二审的陈述前后矛盾，其诉讼行为明显有失诉讼诚信，故罗建锋、冼秀群有关陈述并不可信。其次，罗建锋、冼秀群虽对李旭华所提货款主张存在异议，但其对于诉争交易期间收货及付款金额均未能明确，即罗建锋、冼秀群对于其在一审主张的欠款金额71498.3元及二审主张的7485元如何构成均不能具体明确予以说明，亦未提供证据���以佐证上述主张。此外，罗建锋、冼秀群在二审法庭调查中明确表示两人没有记录向李旭华的付款情况，罗建锋、冼秀群的上述陈述显然与作为交易一方当事人的身份不符，更进一步反映其提出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因此，罗建锋、冼秀群有关货款的上诉主张没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罗建锋、冼秀群有关货款数额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综合本案的具体案情，认定罗建锋、冼秀群尚欠李旭华的货款金额为111131.1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罗建锋、冼秀群及张启标主张鉴定程序违法及鉴定费的承担问题。经审查，涉案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是由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在司法鉴定名册内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该鉴定意见书后附有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许可证及鉴定人员资格证，能够证明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罗建锋、冼秀群���张启标虽对该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但未提交足以推翻该鉴定意见的证据，故罗建锋、冼秀群及张启标有关鉴定意见书鉴定程序违法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因罗建锋、冼秀群在一审诉讼期间书面出具说明否认李旭华提供的17份收款收据由冼秀群出具，李旭华为证明其主张申请对该部分证据进行鉴定，最终鉴定结论支持了李旭华的相关主张，故罗建锋、冼秀群对该鉴定结论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依法认定鉴定费22900元由罗建锋、冼秀群负担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罗建锋、冼秀群及张启标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72.95元，由上诉人罗建锋、冼秀群、张启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儒峰
审判员 何希红
审判员 李 炜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