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5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群芳，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3260。
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沛荣，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2177。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昌荣，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XXX3250。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胜珠，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3269。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美林，广东中信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开，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2524。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祥楷，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3235。
上诉人余群芳、陆沛荣因与被上诉人罗胜珠、马开、崔祥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5）佛南法民五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罗胜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和陆沛荣以及余群芳和陆沛荣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昌荣到庭参加了诉讼；马开、崔祥楷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12日20时05分许，崔某驾驶无号牌二轮摩车由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官山方向沿环山路往南庄方向行驶，行驶至西樵镇环山路儒溪对开路段时，碰撞前方同向同车道行驶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余群芳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粤Y×××××号摩托车尾部，造成车辆损坏、崔某、余群芳、罗胜珠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崔某被送往医院治疗，后于2014年1月22日在家中死亡。2014年1月28日，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原因分析认为崔某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与同车道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的主要原因；余群芳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灯光性能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的次要原因；无证据证明罗胜珠有导致此事故发生的原因，并据此认定崔某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余群芳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罗胜珠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
2013年12月12日21时19分，崔某被送往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进行门诊检查，检查内容包括：CT平扫、胸部正侧（或斜）位DR、肩关节正侧位DR。次日，崔某转往佛山市中医院住院治疗，该院入院情况记录为：患者崔某，男，43岁，“因撞伤头部、左锁部、左胸胁部肿痛，活动受限3小时”于2013-12-1300：26收入本区。患者于3小时前被撞伤左肩锁部、头部，左胸部肿痛，活动受限，当时无昏迷，无呕吐，伤后曾在当地医院治疗（具体不详），后患者为作进一步治疗，今来我院就诊，经门诊医师行X-
ray检查后，诊断为&；quot；左锁骨远端骨折、左胸2-5肋骨骨折&；quot，予黄水纱外敷，代夹固定，胁部、左锁部淤肿，胸廓压痛，无反常呼吸。左肩锁部轻肿胀，肩部见少许皮损，渗血少，局部压痛敏锐，可及骨擦音及异常活动，骨干力消失，纵叩痛（＋），左侧肩关节活动受限，远端指动、血运好，皮肤浅感觉正常。头部见伤口，少许渗血。崔某于同月16日出院，共住院3天。出院情况为：患者神清，精神疲倦，无胸闷咳嗽等不适。查体：左胸胁部、左锁部淤肿，胸廓压痛，无反常呼吸。左肩锁部轻肿胀，肩部见少许皮损，渗血少，局部压痛敏锐，可及骨擦音及异常活动，骨干力消失，纵叩痛（＋），左侧肩关节活动受限，远端指动、血运好，皮肤浅感觉正常。患者要求出院康复，予办理。出院诊断为：左锁骨远端骨折，左2-5多发肋骨骨折，多处皮肤挫擦伤，××。出院医嘱：出院后继续治疗。上述治疗期间产生了医疗费4554.9元。
同日22时13分33秒，崔某转往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急性脑梗塞（左侧基底节及颞、枕、顶叶）（附同日颅脑CT检查报告单）；2.××？3.××、心脏扩大、室间隔缺损、心功能2级；4.双上肺继发性肺结核；5.左侧锁骨骨折；6.左侧2-5肋骨骨折。××史记录为：患者于1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侧肢体乏力，伴懒言少语，无头晕、头痛，无恶心、呕吐，无抽搐，间有咳嗽、咳痰，伴畏寒，有气促，无胸闷、胸痛、心悸，现来我院就诊，××、××史10余年，曾行介入治疗（具体不详）。××史1年余，遗留右侧肢体乏力、麻木，长期服药治疗（具体不详）。××史半年，规律服药治疗（具体不详）。2013年12月12日因车祸致左锁骨骨折、左2-5肋骨骨折，在佛山市中医院住院治疗。后崔某于2014年1月17日11点44分出院，出院诊断为：1.急性脑梗塞（左侧基底节及颞、枕、顶叶，右侧额、顶叶，左侧小脑半球）；2.××？3.××、心脏扩大、室间隔缺损、心功能2级；4.双上肺继发性肺结核；5.左侧锁骨骨折；6.左侧2-5肋骨骨折；7.××；8.中度贫血；9.脑梗塞所致谵妄状态？出院医嘱为：1.1周后门诊复诊；2.注意休息，低盐低脂饮食；3.出院带药7天。崔某此次住院32天，期间产生了医疗费8026.1元（不包括医保报销部分）。
2014年1月21日15时40分，崔某因突发气促伴神志不清被送往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西樵医院）进行住院治疗，××例特点为：1.××患者，××，××史（家属诉有2处缺损，具体不详）；2.患者中午12时30分左右，在床上解黄色大便后，出现气促，呼吸困难，平卧不能，需端坐呼吸，出汗，言语不能成句，并逐渐加重，出现神志不清，呼救护车接回，测末梢血糖11.6mmol／L，考虑左心衰，静注呋塞米20mg后入院，入室后发现患者口吐少许粉红色泡沫……3.有贫血史，病因不详，曾输血。2011年和2013年两次脑梗塞，长期卧床。4.入院体检：T37.2。C（腋）P110次／分R35次／分BP205／100mmHg，神志不清，浅昏迷，呼吸急促，胸廓起伏明显，双侧瞳孔等圆等大，直径2.5mm，对光反射灵敏，口角无偏歪，伸舌不能，颈软，气管居中，双肺呼吸音粗，双下肺可闻及少量细湿罗音，无哮鸣音，心律不齐，心尖区闻及3／6SM，腹软，无包块，肝脾不大，双下肢无水肿，四肢肌力未能检查，肌张力无增高，病理征未引出。同日16时25分，××情予气管插管，上呼吸机辅助呼吸，遵嘱执行。同日22时36分，患者入室后已立即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但患者血氧饱和难提升，因患者既往有脑梗死、××、××史，心肺功能不全，入院查体双肺有湿罗音，入院查血常规示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比例高，存在感染可能，此次来院考虑存在急性左心衰可能，但同时不排除有脑梗塞再发引起呼吸衰竭，××情不允许CT检查，暂不能确诊；××患者已出现多脏器功能不全，病情重，××情重，建议可转上级医院，但家属拒绝，要求继续该院治疗，继续呼吸机改善通气处理。2014年1月22日10时10分的“24小时入出院记录”中的“检查或治疗情况”显示：……分析目前存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长时间缺氧可造成多脏器功能损害衰竭、脑损伤甚至脑死亡，同时患者昏迷未能排除再发脑梗塞，尤其是脑干部位梗塞或出血，病情危重，××情，建议可转上级医院积极抢救治疗，××情后，要求放弃抢救，已告知脱离呼吸机后患者自主呼吸将不能维持生命，很快导致呼吸停止、死亡，××况，坚持出院，经请示副主任医师后，于10时20分离室。××情为：家属放弃治疗。此次住院1天，治疗共产生了医疗费1986.41元（不包括医保报销部分），出院医嘱：建议继续积极抢救治疗。××在家中死亡。
2014年1月25日，罗胜珠在交警部门签名确认“情况说明”，内容为：伤员崔某于2014年1月21日14时送往西樵医院ICU救治，××重，后办理出院回到西樵镇家中，并于17时50分在家死亡。在无通知交警中队的情况下于1月23日15时将崔某的尸体火化。
死者崔某是佛山市南海区人，城镇居民，罗胜珠、马开、崔祥楷分别是死者崔某的配偶、母亲、儿子，均是死者崔某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其中马开、崔祥楷均为死者崔某的被扶养人，至其死亡之年各人的扶养年限分别为马开5年、崔祥楷1年，其中马开与其配偶（已死亡）共生育了包括死者在内7个子女。
余群芳驾驶的粤Y×××××号摩托车的注册登记车主为陆沛荣，根据交警部门的《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显示，该车辆的强制报废期至2008年7月29日，检验有效期至2006年7月1日，保险终止日期为2006年4月29日，机动车在事故发生时的状态为强制注销状态。庭审中，余群芳、陆沛荣确认该车辆已经长期没有进行年审，在事故发生时也没有参投机动车辆保险。2013年12月25日，佛山市南海区海晟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该车辆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第01-1924号），结论中有关灯光的意见为：该车左前转向灯、右前转向灯、左后转向灯、右后转向灯、后小灯、刹车灯灯光不合格。
罗胜珠就其因本起事故造成其本人的损失向原审法院起诉，原审法院以（2014）佛南法民五初字第832号立案受理，并于2014年9月25日作出一审判决，该案目前在二审审理过程中。
罗胜珠、马开、崔祥楷就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崔某死亡而遭受的损失，在本案中诉请：1.余群芳、陆沛荣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的限额范围内赔偿其120000元。2.余群芳、陆沛荣对罗胜珠、马开、崔祥楷在交强险外应得赔偿款649637.3元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259854.9元。3.余群芳、陆沛荣赔偿罗胜珠、马开、崔祥楷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上述损失合计429854.9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余群芳、陆沛荣承担。
原审法院经核算，罗胜珠、马开、崔祥楷因崔某死亡所造成的各项损失合共731435元，其中医疗费14567.4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300元，护理费1650元，丧葬费29672.50元，死亡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29271.09元）为681245.09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0元。
原审法院认为，针对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即本案事故发生的经过、受害人的死亡与事故发生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余群芳、陆沛荣的主要意见为：崔某两次脑梗塞后遗留右侧肢体乏力、偏瘫体位、运动障碍等后遗症状，崔某已丧失了驾驶摩托车的能力，故应认定无号牌二轮摩托车的司机是罗胜珠，崔某是乘客。对于本起交通事故所涉无号牌二轮摩托车的驾驶人员问题，首先，××史，但结合法院调查及实地走访的情况可知，××情并不影响其正常生活，虽然余群芳、陆沛荣对此坚决不予认可，但并没有就事故发生前所称的崔某已经完全丧失活动能力的事实进行举证，而余群芳、陆沛荣所举证据仅是将法院在诉讼中所调取的崔某2013年10月24日住院的病历作为依据，该病历无法证明崔某已经完全或基本丧失了肌体活动能力，余群芳、陆沛荣在庭审中所称的2013年12月16日死者的病历及佛山市中医院的病历，均是事故发生以后的病历，不能用于佐证事故发生前死者的身体状态。其次，根据交警卷宗中余群芳的陈述并结合余群芳、陆沛荣在庭审中的确认，余群芳在事故发生当时是被后方车辆追尾且倒地后晕倒，完全没有看到后面车辆驾驶人员的情况，余群芳、陆沛荣虽然一直辩称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为罗胜珠驾驶，但仅为两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从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或者提供目击证人的线索予以佐证，据此，余群芳、陆沛荣辩称死者崔某在事故发生时不具有驾驶能力，无号牌二轮摩托车的驾驶人应为罗胜珠，两人存在调包情况的理由不能成立。故事故认定书中查明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为死者崔某驾驶认定事实清楚，原审法院予以采信。
对于本起事故责任划分的问题，根据粤Y×××××号摩托车《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上登记的内容，并结合余群芳、陆沛荣自己在庭审中的确认可知，粤Y×××××号摩托车确实存在长期未经年审并已经远远超出强制报废期限仍在使用的情况，虽余群芳、陆沛荣辩称对该车辆进行了定期保养及维修，但又未能提供相应维修单据予以佐证。同时，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结论可知，该车辆还存在后车灯性能不良的隐患，由于本起事故发生在晚上八点左右，且发生事故的路段为乡镇道路，路面照明状况不良，在此前提下，余群芳无驾驶证驾驶后车灯不合格的车辆在道路上行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余群芳对于事故的发生确实具有一定的过错，因此，事故认定书中确认余群芳对事故承担次要责任正确，原审法院予以采信。余群芳、陆沛荣辩称本起事故应由罗胜珠承担全部责任没有提供合法有据的证据予以佐证，理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对于交警部门认定死者崔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余群芳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罗胜珠不负事故的责任，原审法院予以采信。
对于崔某的死亡与交通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因根据死亡医学证明中记载的死亡原因显示，崔某的死亡是由于急性左心衰、××，但由于罗胜珠在崔某死亡后，没有及时通知交警部门对尸体进行解剖检查，庭审中又不申请对崔某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的损伤与其死亡原因的参与度进行鉴定，再结合佛山市中医院的治疗记录，罗胜珠、马开、崔祥楷诉称崔某的死亡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完全的因果关系依据不足。但根据法院调取的崔某治疗过程及事故发生前的××历显示，死者崔某在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查因的急性脑梗塞起源于其左侧脑部，而佛山市中医院的入院记录中也同时记载崔某在入院检查时存在左侧头部碰撞的伤痕，因此，××、××，身体健康状况××，其死亡虽没有直接证据显示是由于本起事故造成，但不能排除交通事故中所发生的碰撞及对死者崔某所造成的直接身体伤害，××情的发展，最终成为崔某死亡的诱因之一，故原审法院酌定余群芳应对崔某死亡结果所产生的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
针对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即罗胜珠、马开、崔祥楷的损失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法院核定的罗胜珠、马开、崔祥楷因崔某死亡所致总损失731435元中，其中崔某在佛山市中医院住院期间的医疗费4554.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及护理费150元，合共5004.9元，为治疗锁骨及肋骨骨折的费用，故应可以确定与交通事故之间有直接关联，应将该损失全额纳入损失中计算。剩余部分损失726430.1元，则根据上述确定与事故之间存在10%的关联性，计得72643.01元。上述两项合共77647.91元，该款由于余群芳驾驶的粤Y×××××号摩托车没有投保机动车辆保险，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由余群芳在粤Y×××××号摩托车应投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10000元内赔偿6156.15元（佛山市中医院医疗费＋其他医疗费的10%＋住院伙食补助费600元）、在死亡伤残限额110000元内赔偿71491.76元（包括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上述合共77647.91元予罗胜珠、马开、崔祥楷。陆沛荣作为粤Y×××××号摩托车的登记车主及投保义务人，未依法为该车投保交强险，且罗胜珠、马开、崔祥楷的损失并未超出交强险各赔偿限额，故陆沛荣应对余群芳在本案中承担的赔偿责任负连带赔偿责任。对于罗胜珠、马开、崔祥楷超出上述核定部分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二、三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余群芳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77647.91元予罗胜珠、马开、崔祥楷；二、陆沛荣对于余群芳在上述第一项中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罗胜珠、马开、崔祥楷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747.82元（罗胜珠、马开、崔祥楷已申请缓交），由罗胜珠负担6006.62元，余群芳、陆沛荣连带负担1741.2元。双方各自负担的份额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逾期交纳将依法强制执行。
上诉人余群芳、陆沛荣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盲目采信交警部门对案涉交通事故的调查与认定不但违反《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程序和条例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而且认定事实错误，与事实不符，与证据相反、证据不确实充分、证据相矛盾，有伪造、隐匿证据、有直接毁灭证据徇私枉法行为，并且证据不公开、责任划分不公正，伪造证据导致以复核申请超期为由，直接剥夺余群芳申请复核的救济权利，令余群芳救济无门、走向不断上访的恶性循环，制作处理本案交通事故的书证事故认定书三性不认同，从而不具备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认定事实与责任划分的依据，交警部门制作的事故认定书从而导致了错误的枉法判决，请二审法院撤销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原审判决，驳回罗胜珠、崔祥楷、马开的诉讼请求，并依法改判罗胜珠负全责。1.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交警部门对经过勘查、检查现场的交通事故，应当在勘查现场之日起10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检验、鉴定的，应在检验、鉴定结果确定之日起5日内制作事故认定书。本案事故发生于2013年12月12日，案涉《刑事化验检验报告书》送检及出具日期均为2013年12月13日，《车辆技术检验鉴定书》出具日期是2013年12月25日，余群芳于2012年12月26日签收。因此，交警部门按规定应于2014年1月2日前出具事故认定书，但交警部门于2014年1月28日出具事故认定书已违反相关规定。2.根据交警部门邮寄事故认定书挂号信（编号为XA87604843344）信封显示该挂号信寄出时间为2014年2月11日，到西樵分发站时间为2014年2月15日，《投递邮件清单》显示时间2014年2月19日，而根据交警部门邮寄事故认定书及申请复核告知书的原始信封及交警卷宗中道路交通事故卷宗材料粘贴纸（粘贴前述编号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寄达地佛山、收件人姓名余群芳）可证明交警部门伪造证据，并假冒余群芳于2014年1月28日亲笔签收信函收据。事实上，事故认定书于2014年1月28日制作，如已于2014年1月28日签收，则不再需要邮寄送达。因此，可证明交警部门有伪造证据的违法事实。2014年2月27日，余群芳对事故认定书申请复核，佛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复核申请超期为由不予受理，剥夺了余群芳申诉复核救济权利。佛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不予受理通知书寄出信件编号为XA79313050944，寄出日期为2014年3月4日，到西樵分发站的邮戳盖章日显示为2014年3月6日。此后，余群芳于2014年3月17日、2014年4月2日对超期不受理复核不服，坚持申诉复核。3.根据余群芳、陆沛荣自编证据10即《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记录》（2014年2月10日），交警部门于2014年2月8日通知余群芳到交警中队，但余群芳未到达，后将案件移送内勤处理。如前所述，既然事故认定书及申请复核告知书余群芳已于2014年1月28日即制作当日签收（交警部门伪造余群芳签收），又通知余群芳到中队宣布责任认定，证据相互矛盾。根据罗胜珠于2015年2月9日的庭审陈述，“2014年1月29日交警大队叫余群芳出来私了，当时罗胜珠等五、六个人等了一下午都无出来”。余群芳真实应电话通知于2014年1月29日到南海××大队开事故听证会，但因其不识路、搭错车及晕车而找不到地方而失约，负责交警电话通知再约余群芳及家属于2014年2月7日下午到南海××大队开事故听证会，但余群芳按时到后负责交警失约无接见，在电话沟通中说再约通知时间，再次证明事故认定书于2014年1月28日前提前制作，没有公开调查取得的证据。案涉事故认定书认定本事故是有死亡的事故，而根据有关规定，发生死亡事故，公安交警部门应当在制作事故认定书前召集当事人到场，公开调查取得的证据，当事人不到场的，交警部门应当予以记录。但是，从本案事故发生至2014年6月22日一审开庭审理前（期间包括了制作期、应约到场及交警失约无接待、上访维权、佛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上访应约于同年5月15日到南海交警信访办等），相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办案交警不公开出具有关证据，说明认定责任的依据和理由，也不同意、不允许当事人和代理人现场申请翻阅、摘录及复制事故卷宗材料。由此可见，交警部门提前制作事故认定，制作事故认定前违反规定，没有公开调查取得的证据。4.根据佛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信访答复及崔某的居民死亡确认书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Ⅱ﹥（院外第NH0007150号）可证明崔某的死亡原因和死亡地点，进而证明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错误，伪造崔某死亡原因和地点，其死亡与事故无关，再次证明事故认定违反《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也证明原审法院（2014）佛南法民五初字第834号案、（2015）佛南法民五重字第2号案的审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撤销前述判决，依法改判罗胜珠负全责。崔某因急性左心衰、××而死亡在家中，交警部门没有对崔某尸体按相关规定进行法医鉴定检验，可见本案事故调查及认定违反《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等的相关规定，事故认定书不应被采信。5.余群芳收到邮寄的事故认定书的文号不存在校对章，相反交警卷宗中的事故认定书文号中的“2013”用校对章篡改为“2014”，可证明事故认定书案号制作存在错误，交警部门明知道其有错误，请求法院对交警部门存在错误的事故认定书不予采信。6.交警卷宗《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登记表》记录的范生报警时间为2013年12月12日20时10分，南海110指挥中心接警后通知西樵中队受案，而相反，《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照片》时间为2012年12月12日20时5分，证明调查时间与事实不符，现场出警人员不可能提前知道事故发生、并到达现场。7.《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记录死亡（／）人，受伤（两）人，有急救、医疗人员签名确认。客观事实是罗胜珠、余群芳受伤由120急救送院治疗，无人死亡。该记录内容证明事故现场崔某无死亡、无受伤的事实，证明崔某的死亡与事故无关，故事故认定书认定本案事故为崔某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故属认定事实错误，伪造了崔某死亡。如现场勘查死亡人员为1人，同样不符合事实，因为勘查日期为2013年12月12日，而崔某死亡时间为2014年1月22日，其死亡地点、原因均与本案事故无关。此外，余群芳一方提供的事故现场照片可反映出崔某在事故后仍在事故现场，同时可证明交警处理程序违法，因为未让停留在事故现场的崔某作为当事人或见证人签名，亦未对崔某做现场勘查笔录与询问笔录。8.《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记载乙车车辆型号及牌号为女装二轮摩托车，车架号为9596877，而该车的《车辆技术检验鉴定书》记载的车架号为锈蚀，可证明两证据相矛盾，勘查笔录认定有误、与事实不符，有伪造假证据。9.《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记录肇事驾驶人在现场，男装摩托车司机余群芳，女装摩托车司机崔某。对此，余群芳一方坚决不认同。此外，除肇事驾驶人外，还记录有罗胜珠的信息。勘查笔录的认定、现场是无证人见证，且是无事故现场双方当事人在勘查笔录上签名确认，勘查人员私自提前认定的，证明事故调查认定证据不充分、不客观、不全面，证据自相矛盾，违反法定程序。事实上，交警现场勘查前，余群芳已由120送院治疗，陆沛荣随车跟随，即余群芳不在现场，男装车司机信息是由陆昌荣提供给查勘交警；崔某是无任何证件在身，其驾驶证是亲属代其回家补送回现场的；勘查前，罗胜珠已由120送院治疗，勘查时并不在现场。既然该笔录记录余群芳、崔某、罗胜珠在事故现场，则应让在场的人员在笔录上签名确认，但事实上未见有在场的崔某、罗胜珠、余群芳的签名。此外，交警部门对崔某、罗胜珠制作询问笔录在后，而在现场勘查时已认定崔某为司机，即可证明现场查勘人员在未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前即已违法私自提前认定崔某是司机，罗胜珠是乘客。10.《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原始碰撞位置被毁灭，被故意伪造篡改痕迹，伪造碰撞点离路右肩距离加长，调查证据不客观，并有加重前方司机责任的目的。根据余群芳一方提交的自编证据56现场照片，现场勘查交警蹲在路灯杆前事发碰撞原点，离路肩约50厘米位置取证。且绘图说明记录的甲车即无号牌二轮女装摩托车有车架号9596877，与该车《车辆技术检验鉴定书》记载的车架号锈蚀相矛盾。此外，《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记载甲车为无号牌二轮女装摩托车车，乙车为前面悬挂T1814号车牌的男装摩托车，此与《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记录的车辆信息相矛盾。还有，崔某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上作当事人或见证人签名，可证明崔某停留在事故勘查现场，无死亡，余群芳一方提交的自编56现场照片中蹲在路边、手下边放一只罗胜珠女装皮鞋的应是交警认定的崔某。11.《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记录对崔某、罗胜珠、余群芳三人进行抽血或取尿样检测，且有三人在医院抽血照片为证，但《刑事化验检验报告书》显示仅有崔某、余群芳的血液样本及结论，没有将罗胜珠的样本送检，证明事故调查取证不客观、不全面，取证送检有涉嫌包庇罗胜珠违法行为。送检前，肇事当事人并未对《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签名确认，交警也未对相关人员制作询问笔录，而《刑事化验检验报告书》简要案情认定崔某为司机，罗胜珠为乘客，即现场查勘人员已私自提前认定崔某为司机，违反相关规定。12.交警部门对余群芳询问笔录记载“我晕迷一会后醒来，后120将我们三人送到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现场双方车辆没有移动过”，该内容不客观，一位在现场晕迷的人如何清楚知道晕迷时长与现场情况？也与《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上崔某作为当事人或见证人签名的事实不符，如120送医院，则不可能在现场，亦与《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记载的两人受伤120送院不符。如前所述，根据自编56的现场照片，崔某在勘查现场，无受伤120送院。因此，交警部门对余群芳制作的笔录不客观、不全面，记录有误且与事实不符。13.交警对罗胜珠制作的询问笔录记载“我不知怎么回事倒地晕迷，后到医院才清醒”，而根据罗胜珠在诉讼中提供的就诊病历资料显示120送院后就诊时间是2013年12月12日20时45分，按笔录事故发生在20时许，罗胜珠晕迷时间为40至50分钟，但病历资料反映医生完全没有罗胜珠车祸晕迷的记录。而罗胜珠提供的佛山市中医院出院记录记录罗胜珠入院时“否认事故当时昏迷呕吐史，无肢体麻木乏力现象”。现场查勘交警及陆昌荣、陆沛荣在现场见到罗胜珠是在无晕迷不醒的情况下送上120救护车的。罗胜珠在接受询问时称前方车辆情况与碰撞情况什么都没有看到，但知道事故发生时间、地点、速度，而且事故刚好发生在路灯照明下，不存在前方什么都没有看到。由此可见，罗胜珠笔录内容与事实不符，提供伪证；交警明知罗胜珠提供伪证，与事实不符，并包庇罗胜珠伪证。14.现场查勘的交警于2013年12月12日晚即知道崔某有脑梗塞、××，因为在陆昌荣要求做酒精测试时，崔某及其家属自己反馈的。2013年12月26日，交警对崔某制作笔录不成功时，××情证明书明确记载有脑梗塞，作为专业执法人员应知道脑梗塞后遗症的身体条件，是无资格作为摩托车驾驶人员的，但交警部门未对崔某是否具备摩托车驾驶能力进行排查，取证不客观、不全面。××案（入院时间2012年1月15日，出院时间同月21日），××案首页（入院时间2013年10月24日，出院时间同月29日）可证明事发前崔某患有急性脑梗塞乏力，有脑梗塞后遗症偏瘫体位、××，闲居在家（无工作）。崔某2013年12月12日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CT检查报告单诊断意见为左右脑腔隙性脑梗塞（趋向陈旧性）、脑萎缩、右侧眼睑一额部软组织肿胀，也可证明崔某事故前明显脑梗塞后遗症偏瘫体位。根据崔某的所有病历资料及崔某2013年12月16日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的事实，××史1年余，遗留右侧肢体乏力、麻木、（长期服药治疗）脑梗塞后遗留偏瘫体位，右侧肢体乏力、运动障碍、共济能力失调，右上肢肌力0级、右下肢肌力3级，左肢肌力5级的脑梗塞后遗症事实，根据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崔某已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管理办法》规定驾驶摩托车的身体条件与能力。此外，××，××、室间缺损、××、高尿酸血症等。因此，可证明崔某不是后车司机，应是乘客，罗胜珠才是后车司机，也可证明原审法院调查走访颜万来的笔录不可信。15.根据崔某佛山市中医院收费票据及出入院记录，证明崔某于2013年12月12日入住佛山市中医院，并非原审判决查明的事故次日入住佛山市中医院，证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客观。原审判决查明“撞头部，左锁部、左胸部、左胸肋部肿疼，活动受限3小时”不客观，是患者主诉单方陈述内容，出入院诊断都没有头部受伤的诊断，二审法院对此不应采信。16.根据余群芳自编56、57、58、59页事故现场照片1-8反映的事实，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可证明罗胜珠超速驾驶车辆追尾余群芳驾驶的车辆，崔某是乘客并非司机。客观事实及照片显示物证女装摩托车追尾碰撞受损位置为车头前端、右前侧，追尾车辆倒地位置，车头把手旁边遗留路面散落物、路面血迹，与捂伤口用过的带血纸巾，右前方遗留路面的破损头盔等物证证明追尾司机罗胜珠碰撞倒地受伤位置与带血迹纸巾、路面血迹，右前方破损头盔证明是罗胜珠所戴头盔。因事故现场当时罗胜珠头皮破损流血、右膝部事故后受伤流血、右胫骨骨折，罗胜珠抽血照片反映其头部流血的事实，符合遗留路面散落物等。根据客观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推定女装摩托车上人员座次排序，司机在前乘客在后，司机放脚位置最接近车头，乘客放脚位置在司机脚部后距离远，本案中，女装摩托车车头前方受损、右前侧受损、前保护杠受损往后挤压变形，因此，女装摩托车司机脚部肯定第一个接触自身车辆及碰撞前方受伤，再结合女装摩托车碰撞右前侧受损位置、碰损幅度及高矮区间与作为司机的罗胜珠现场受伤部位右膝损伤和右胫骨骨折以及路面散落物等印证，罗胜珠是司机并因追尾碰撞受伤。如崔某是司机，但其右脚无受伤，而作为乘客的罗胜珠反而右膝、右脚受伤，不合日常生活经验和客观事实，故反之罗胜珠是司机。被抛离女装摩托车倒地位置前方目测4-5米外的白色头盔应是崔某所戴，遗留路面破损头盔应是罗胜珠所戴，因为司机驾车时双手握手把，当发生碰撞时会第一时间有心理条件反映会尽力抓住车头作自我保护，所以抛离不远就近倒地，但乘客对事故发生完全无心理准备，且崔某右肢体乏力，肯定被撞击力惯性向前被远抛离，此也可以证明罗胜珠是司机，崔某是乘客。罗胜珠驾驶来历不明、残旧车架号（锈蚀）、无号牌女装摩托车发生追尾事故后，故意伪造现场调包司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的规定，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请求二审法院对交警部门违反法定程序制作的事故认定书所作认定与处理以及双方人员的责任不予采信。17.崔某在事发当天应勘查人员要求抽血门诊医生是李军，其2013年12月16日就诊医生是李栩聪，但这两次门诊的病历却是同一个医生用同一支笔书写，笔迹相同，可证明两次病历不是两个医生分别书写，与客观事实不符。崔某2014年1月21日入院并于1月22日在家中死亡，同月23日火化，不可能在同月24日还在医院抢救，故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2014年1月24日的手写病历系假证据。18.根据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2014年1月21日病历，崔某因“突发气促伴清2小时余”入院抢救，入院诊断“急性左心衰、××”，病情危重，医院建议转上级医院积极抢救，后崔某家属放弃治疗，坚持出院，出院医嘱建议继续积极抢救，故崔某本次入院并非交通事故抢救入院，其死亡与交通事故无关，事故认定书认定崔某经交通事故抢救无效死亡错误。同时，该病历还记载崔某2011年、2013年两次脑梗塞，长期卧床，亦可证明原审法院调查走访万颜来的笔录不可信。19.环山路江边村北社录像监控地点是追尾女装摩托车唯一通过的路段监控，证明本事故证据视频材料有故意被剪接、编辑、伪造、隐匿、毁灭此唯一通过路段监控录像证据，事故调查不客观、不全面。在2014年6月23日庭审当天，余群芳一方即向法官反映交警事故卷宗未见录像资料光碟，光碟被抽离。2014年7月9日，观看原审法院提供的环山路江边村北社录像光碟，整个光碟录像编辑成五个片段，但未发现肇事的女装摩托车（特征红色无牌号，带尾箱女装摩托车、男穿紫色棉衣、女穿草绿色衣等），余群芳一方对此即提出异议。按客观事实分析，有效完整的鉴定录像绝对不能有剪辑行为，而该监控点是追尾女装摩托车必经之路，监控设置在监控灯光和路灯的双重灯照射下，安装在离行驶方向路肩一米距离，而事发地点刚好发生在路灯下并以马路监控点的前方位置，但为何交警提供的五段视频中都没有发现追尾女装摩托车通过？为何是五段不连贯录像？追尾车辆是如何跨过录像到达事故现场？为何交警事故卷宗光碟被抽离？2014年9月17日庭审中，环山路江边村北社录像分五段，但第四段开始时间19：59：12与第三段结束时间19：59：12作同一时间而画面情况不同，前者有车辆途经并有车辆灯光出现，后者则无，证明此监控录像被剪接，证据已被相关取证人员毁灭。后该案陪审员调节修改正在播放录像的电脑后，看完上述五段视频，前述差异不存在，画面相同，录像被故意编辑剪接。余群芳一方提交的自编证据61页即（2014）佛南法民五初字第834号笔录可证明陪审员承认有调节环山路江边村北社录像的行为。20.原审法院移送二审法院的一审案卷中有穗司鉴字20130100200139号法医鉴定报告，被鉴定人为王辉文，非崔某，与本案完全无关，即原审法院伪造证据。余群芳一方在2015年1月19日庭审现场即发现并向当时主审法官提出异议。罗胜珠、马开、崔祥楷提交的证据材料清单中并无王辉文鉴定意见书，但2015年12月28日二审法院提供（2014）佛南法民初字第834号案、（2015）佛南法民五重字第2号案卷宗材料给余群芳一方复制阅卷时，两案卷宗正卷有此伪造的证据，可证明在（2014）佛南法民初字第834号案、（2015）佛南法民五重字第2号审理中有随意增减证据、伪造证据材料的情况，违反相关规定。罗胜珠、马开、崔祥楷一方在（2014）佛南法民初字第834号案中提交的证据材料清单显示证据与该案笔录记载的证据不同，证明该案的审理有隐匿、随意增减证据材料的情况，违反相关规定。（2014）佛南法民初字第834号、（2015）佛南法民五重字第2号案审理法官及书记员未将对方提交的死亡证明转交余群芳一方，而且清单没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有隐匿证据材料。21.案涉事故车辆的《车辆痕迹检验笔录》记载内容与余群芳一方提供的自编58-59事故现场照片反映的内容不相符。事实是追尾女装摩托车前胎碰撞前车立车支架（原始受力点与碰撞点，有后车前胎碰撞摩擦遗留碳黑痕迹为证），追尾车受损位置是前方挡泥板和右前侧、右侧护杠，而笔录记载的车辆检验痕迹不客观、不全面，未记录此碰撞痕迹和原始碰撞点。22.原审判决记录2015年7月7组织双方证据交换，2015年7月17日、8月14日两次开庭与余群芳一方收到的传票事由不符。根据传票传唤事由7月7日当天是开庭审理，但法官不接受余群芳一方代理人提交的答辩状及举证、质证意见。22.原审判决记录余群芳一方的答辩意见、观点、请求不客观、不全面，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同。对原审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不认同。原审法官不允许余群芳一方申请复制本案事故卷宗进行证据收集、提供证据、举证之用，造成举证困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至第六十一条的相关规定。23.案涉事故认定书认定粤Y×××××摩托车的注册登记人为余群芳，故按事故认定书的认定，陆沛荣不是该车的登记注册人，不应被追加为本案的共同被告，现法院以陆沛荣作为登记车主而追加其为共同被告，此可证明法院对此事故认定书的认定不采信，直接证明事故认定书认定错误，则按相同标准应认定事故认定书认定有错误，亦应不予采信，应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24.《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证据公开记录》显示交警部门于2014年1月28日10时公开事故认定证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通知书》通知罗胜珠于2014年1月28日15时20分宣布事故认定情况。《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记录》2014年1月28日下午宣布事故责任认定情况。可证明事故认定会下午还没有开始，但交通事故证据已于该日上午提前公开，证据相矛盾、串通罗胜珠伪造证据、徇私枉法，事故调查与认定违反《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二十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事故认定书不应采信。交警部门2014年1月28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记录》记录的事故时间“2013年12月22日20时许”，证明本案交通事故调查与认定错误，事实是事故发生于2013年12月12日。25.交警部门2013年12月15日《治安监控录像说明》记录，环山路江边村北社录像“因夜间糊模，不能确认另一辆肇事的女装摩托车”，与事实不符，余群芳一方于2014年7月9日、9月17日观看视频，两次能清楚看到途经车辆的事实，并录像已被故意剪接成五个片段，后在2014年9月17日的庭审中已直接指证录像已被故意剪接、编辑，案件相关办案人员故意包庇隐瞒事实，有意毁灭肇事女装摩托车通过监控录像的证据、伪造无车通过的违法行为。二、如前所述，罗胜珠系肇事司机（肇事调包司机），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一百四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余群芳坚决提起反诉罗胜珠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并请求判令罗胜珠承担事故全责，赔偿余群芳合共19180元。
综上，余群芳、陆沛荣特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罗胜珠、马开、崔祥楷的全部诉讼请求，改判罗胜珠全责；2.请求二审法院采纳余群芳的反诉判令罗胜珠赔偿余群芳损失19180元；3.二审诉讼费用由罗胜珠承担。
被上诉人罗胜珠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但是适用法律错误，没有证据证明崔某的死因是急性左心衰、××，没有进行损伤与死因参与度鉴定，法律后果应该由余群芳、陆沛荣承担。二、既然法院认定余群芳承担10%的责任，就应该判决余群芳、陆沛荣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损失总额先行赔付，超出交强险部分再进行赔付。余群芳、陆沛荣的上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余群芳、陆沛荣没有证据和证人证明罗胜珠调包，当时一直是崔某搭载罗胜珠，而且平时外出都是崔某搭载罗胜珠。余群芳是无证驾驶没有牌照的摩托车上路驾驶。××，之前也虽然有轻度中风，但身体情况还是可以的，所以崔某死亡的伤情是本案事故造成的。余群芳住院的费用也是造假的。四、一审时余群芳、陆沛荣说罗胜珠剪辑了录像，其没有证据证明，也没有录像证明罗胜珠调包。
被上诉人马开、崔祥楷未作答辩。
在二审诉讼中，余群芳、陆沛荣提交证据如下：
第一组证据是落款时间为2015年9月1日上诉举证材料共71页，证明2015年9月2日民事上诉状（共30页）第一大点的1-34全款（含各小项）、第二大点的全款含各小项和2015年11月23日补充上诉状内容，A1-A3全款意见，另证明2016年1月11日再次补充交通事故民事上诉状共11页中1B-11B全部意见。
第二组证据是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30日余群芳出院记录及医疗收费票据，证明余群芳交通事故受伤的事实，医疗费用及其损失，事故时是现场昏迷的，其他意见详见上诉状。
第三组证据是2016年1月3日证据清单所列证据，补充（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513号举证材料共16页，事实与理由见上诉状与举证材料相应的意见。
第四组证据是2016年1月6日证据清单所列证据，再次补充（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513号举证材料共8页（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5日），事实与理由见上诉状与举证材料相应的意见。
第五组证据是2016年1月11日证据清单所列证据，再次补充（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513号举证材料补正6页，事实与理由见上诉状与举证材料相应的意见。
第六组证据是2016年6月1日及6月17日提交给法院的余群芳医疗费发票共6张，证明余群芳就诊的时间及事实，××导致没有办法出庭的客观事实。
上述第一至第五组证据中的公安证据来源于交通事故交警卷宗，其他证据来源于法院诉讼卷宗。
被上诉人罗胜珠质证认为，第一至第五组证据均来源于原审卷宗，不属于新的证据，质证意见同原审意见一致。第六组证据与本案无关。
被上诉人崔祥楷、马开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在二审诉讼中，被上诉人罗胜珠、马开、崔祥楷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查，余群芳、陆沛荣提交的证据主要来源于交警部门处理事故过程中形成材料，佛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处理余群芳对事故认定的复核申请形成材料，余群芳向公安机关信访材料及公安机关信访回复形成材料，法院诉讼案件笔录及材料清单、诉讼文书等，事故各方当事人的病历资料、收费收据，余群芳一方拍摄的事故现场照片，崔某死亡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证等，本院对其提交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内容，本院结合其上诉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予以综合审查。
经审查，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3年12月12日，崔某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CT报告单记载：左丘脑区见一小片状低密度影，CT值约7-15HU，边界较清，无占位效应，脑室略大，脑池、脑沟、裂增宽增深，中线结构居中。颅骨骨皮质完整，未见骨折征象。右侧眼睑-
额部软组织肿胀。意见为：1.左丘脑腔隙脑梗塞（趋向陈旧性）；2.脑萎缩；3.右侧眼睑-额部软组织肿胀。
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本案围绕余群芳、陆沛荣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有四：一是案涉女装无号牌二轮摩托车的驾驶人是崔某还是罗胜珠；二是崔某的死亡是否与本案有关；三是案涉事故认定书是否可作为证据采纳及本案责任划分的问题；四是关于本案损失的认定及民事赔偿责任问题。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史，××史1年余，遗留右侧肢体乏力、麻木”，崔某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2014年1月21日××历记载“2011年和2013年两次脑梗塞，长期卧床”，崔某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2013年10月24××历入院体查记载“右侧肌力4级，左侧肌力正常”，但并不能证明崔某的身体状况在事故发生前已丧失肢体活动能力以致不能驾驶摩托车，且亦不能直接证明崔某不是司机。而病历资料反映的崔某在事故发生后的身体、肌力情况属于事故后的事实，不能以此证明事故发生前崔某的身体、肌力情况。因此，本院对余群芳、陆沛荣关于崔某身体状况不能驾驶摩托车，故崔某不是肇事司机的主张不予支持。其次，虽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无号牌女装摩托车追尾余群芳驾驶的摩托车而发生事故，但碰撞过程本身存在复杂性、多样性，碰撞究竟会造成追尾车辆上的何人受伤以及哪个部位受伤、何种程度的伤害等也因此而存在多样性。因此，余群芳、陆沛荣根据车辆受损位置、高度、现场头盔离事故地点的远近、现场散落物、现场血迹、现场带血迹的纸巾等以及罗胜珠、崔某受伤的部位、程度、摩托车上司机与乘客的座次等，推定罗胜珠应是追尾女装摩托车的司机而非乘客，崔某是乘客而非司机的主张，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公安交警部门在事发后对事故现场进行了查勘并制作了查勘笔录，查勘笔录记载崔某是司机。交警部门事故后对罗胜珠制作了询问笔录，罗胜珠在笔录中也称崔某是司机。查勘笔录及询问笔录是交警部门依职权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制作，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余群芳、陆沛荣主张崔某不是司机，罗胜珠是司机，仅系其在诉讼中的单方陈述，并无直接证据证明。综上所述，从本案现有证据看，在崔某是否是追尾女装摩托车肇事司机这个问题上，公安交警部门制作的查勘笔录和询问笔录证明崔某是司机，而无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崔某不是司机而是乘客，也无任何直接证据证明罗胜珠是追尾女装摩托车的司机，故余群芳、陆沛荣关于崔某不是司机，罗胜珠是司机以及事发后罗胜珠掉包司机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崔某是司机，罗胜珠不是司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属一般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侵权责任的成立应符合下列构成要件：一是存在侵权行为，二是行为人有过错，三是有损害后果，四是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损害后果是由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根据前述规定，被上诉人罗胜珠、马开、崔祥楷对前述侵权责','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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