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52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超，男，1991年3月13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丽，女，198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古利新，北京知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吴冬玲，女，1991年12月5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曾超因与被上诉人朱丽、原审被告吴冬玲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7民初3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丽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朱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遗漏了必要的诉讼参与人。朱丽与曾超之间不构成委托理财关系，朱丽实际上委托理财的相对方是中晋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中晋北京分公司），并构成了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根据曾超与朱丽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朱丽明知曾超是中晋北京分公司的员工，且推销的产品也是公司发售的，每次购买什么产品、数量买多少都是由朱丽自己决定。曾超作为公司职工，向他人推销公司的产品是正常的职务行为。从款项的流向来看，都是从朱丽转账到曾超，再转账到中晋北京分公司。产品回购时，中晋北京分公司将产品利息汇入曾超的账户，曾超再转入朱丽的账户。在整个购买产品以及到期赎回的过程中，曾超没有从中获取任何金钱利益，朱丽也认可没有向曾超支付过任何报酬。涉案产品购买及赎回的过程非常清晰，都是朱丽委托曾超购买，款项最终也是由中晋北京分公司收取，实际上构成委托理财关系的是朱丽与曾超工作的中晋北京分公司，而不是曾超。
朱丽答辩称，本案为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是朱丽委托曾超购买理财产品，并非是朱丽直接购买曾超所在公司的产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曾超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吴冬玲述称，同意曾超的上诉意见。
朱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曾超、吴冬玲返还朱丽理财款22万元；2.判令曾超、吴冬玲向朱丽支付利息（以22万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案件受理费由曾超、吴冬玲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丽与吴冬玲系同事关系。2015年7月，朱丽经吴冬玲介绍与曾超相识。曾超称其系“中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晋公司）员工，公司有理财产品出售。朱丽遂通过微信与曾超进行联系，并委托曾超为其购买理财产品。
2015年7月25日及8月3日，朱丽通过建设银行向曾超汇款共计10万元，用于购买理财产品。2015年11月5日，曾超通过支付宝向朱丽转款1184元，委托他人向朱丽转款98816元，共计10万元。双方均认可系兑付朱丽投入的10万元本金。
2015年8月25日，朱丽通过工商银行向曾超汇款10万元。2015年11月6日，朱丽通过建设银行向曾超汇款12万元。上述22万元，双方均认可未予返还，但曾超已就该22万元向朱丽交付理财收益12444元。
根据双方2015年8月2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提到：“朱丽：已转10万……曾超：我给你签，还是两个月封闭期……到期是10月24日，利息2959元……”。
根据双方2015年11月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提到：“曾超：收到短信到账12万……合同代你签好了，12万封闭期65天，年化14.3%，收益共3055元，到期日是2016年1月10日……”。
此后，上述两笔理财到期后，曾超均在微信中称帮朱丽转签其他合同，并均说明了年化收益率。
曾超陈述，2016年4月，北京朝阳警方将中晋公司控制，公司办公地点被封，朱丽投入的22万元理财款无法进行兑付，目前案件无其他进展。
经询问，曾超称其作为中晋公司员工，销售中晋公司之理财产品。曾超已将朱丽交付的所有理财款项转入中晋公司之账户，理财收益的交付模式为中晋公司将收益先行给付曾超，再由曾超给付朱丽。关于朱丽是否与中晋公司签订了委托理财合同一节，朱丽称其未去中晋公司签订过委托理财合同，其曾将身份证交与曾超，委托曾超代签合同。一审庭审中，朱丽出示了多份文件及协议书，其中包括承诺书、风险揭示书、中晋合伙人股权投资（基金）申购人风险承受能力调查评估表、《合伙企业出资转入协议书》等多项文件，均有朱丽字样签字。另有2015年8月25日《资本管理协议》一份，载明朱丽将10万元交由中晋股权投资基金（上海）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管理期限为2015年8月25日至2015年11月5日，该协议尾部有朱丽字样签字。除上述文件，再无朱丽签署的其他合同，但有多份投资人为吴冬玲的《资本管理协议》。曾超称，因朱丽上班无时间去签订合同，且很难与朱丽取得联系，加之每项理财产品均有发售时间窗口，而曾超与吴冬玲可以随时联系上，故为能及时购买产品，对于朱丽投入的理财款项，曾超均以吴冬玲的名义购买，但未向朱丽说明此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朱丽将其自有资金交由曾超，由曾超在一定期限内进行管理，并按期支付给朱丽一定比例的收益，双方已建立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曾超在与朱丽的聊天中，均向朱丽明确有固定的投资期限、固定的利息回报，亦即双方约定了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此实为保底条款，该条款违背了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和交易规则，应属无效，因保底条款属于委托理财合同的核心条款，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合同无效部分，保底条款无效将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整体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委托理财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曾超作为受托人应将委托资产的本金返还朱丽，对于合同被确认无效前，曾超以收益名义支付给朱丽的款项12444元，应当作为已经偿还的本金，予以扣除，故曾超还应返还朱丽207556元。因双方对委托理财合同无效均有过错，对于利息损失，该院酌定曾超以207556元为基数，支付自朱丽起诉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
另，本案中，曾超自认未经朱丽同意将朱丽投入的款项以吴冬玲的名义签订了《资本管理协议》，但经查，无论是《资本管理协议》还是《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相对方均与曾超所述的中晋公司不符。且朱丽委托曾超对其资金进行管理，至于曾超将该资金以何人名义、以何渠道进行管理，并不影响曾超与朱丽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之效力。现吴冬玲并非委托理财合同的当事人，朱丽要求吴冬玲承担相应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曾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退还朱丽20755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207556元为本金，自2016年6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朱丽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曾超提交了以下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证据1.曾超的名片，证明在与朱丽沟通期间，朱丽知道曾超是中晋公司的员工。证据2.2016年4月6日中晋北京分公司的网页截图，证明朱丽购买的产品都是按照其本人的指示购买的。开始的时候曾经以朱丽的名义购买过理财产品，后来变成以吴冬玲的名义购买，合同上的编号和金额与曾超提供的合同原件相对应。朱丽对证据的1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认可曾超系中晋公司的员工，但之前委托曾超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身份，后来因为理财产品出了问题，不能如期兑付的时候才知道曾超的身份。朱丽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曾超提交的证据1-2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
经询问，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本案争议款项涉及的理财产品都是以吴冬玲名义签订的合同。
曾超称，第一次签订的合同兑付完毕后，朱丽把钱直接汇入了曾超或吴冬玲的银行账户，后来为了方便，就用吴冬玲的名义签订了合同，但因为疏忽，事先没有告诉朱丽。针对本案款项，因涉案理财合同均以吴冬玲名义签署，吴冬玲已经进行了报案，但未有公安机关回复。曾超称朱丽可以找曾超要钱，但是要等中晋公司赔偿吴冬玲后，然后再确定赔偿给朱丽的数额。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朱丽与曾超之间是否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对此，曾超上诉主张其与朱丽之间不构成委托理财关系，朱丽实际委托理财的相对方是中晋北京分公司，与中晋北京分公司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朱丽则认为，其与中晋北京分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而是与曾超之间构成了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在案证据，可以证明朱丽就委托理财事宜与曾超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构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具体理由如下：其一，涉案22万元款项均由朱丽直接汇给曾超，并非直接支付给中晋公司；其二，已经兑付完毕的理财产品的本金和收益由曾超而非中晋公司返还给朱丽。其三，朱丽并未与中晋公司签署过委托理财合同。故朱丽与曾超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曾超关于其与朱丽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本案应追加中晋公司参与诉讼的上诉意见，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针对涉案款项曾超应否承担返还责任一节，曾超陈述称因中晋涉嫌刑事犯罪，导致朱丽涉案理财22万元款项无法进行兑付，因涉案理财合同均以吴冬玲名义签署，故吴冬玲已经报案，但未有公安机关回答，朱丽可以向曾超主张还款，但要等中晋公司赔偿吴冬玲后，再确定赔偿给朱丽的数额。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在案证据尚未表明曾超受托为朱丽理财曾获得报酬，故其作为受托人，应当因其故意或重大过失给朱丽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通过查明事实可知，曾超以朱丽的名义购买了部分理财产品，并向朱丽支付了本金和收益，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双方并无争议。此后，朱丽又向曾超交付涉案的22万元款项，继续委托曾超购买理财产品，但曾超在事先未告知朱丽的情况下，擅自以吴冬玲的名义购买了理财产品，事后亦未取得朱丽的追认，已经构成违约，导致朱丽无法以自己的名义向中晋公司主张权利。综上，本院认为，曾超在受托为朱丽理财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因此给朱丽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故其应当向朱丽返还涉案的22万元款项。对曾超已经给付朱丽的12444元款项，一审法院作为已经偿还的本金予以扣除，朱丽未提出异议，本院亦不持异议，故曾超还应返还朱丽207556元。曾超占用朱丽涉案款项期间，必然造成朱丽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酌定曾超以207556元为基数，支付自朱丽起诉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亦无不当。
此外，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委托理财合同无效系对合同效力认定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但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
综上所述，曾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曾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利
审 判 员 甄洁莹
审 判 员 黄占山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韩悦蕊
书 记 员 郭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