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平市人民法院
) ” >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581刑初260号
公诉机关高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史保娥，女，1957年7月26日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山西省高平市。2018年3月15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高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4月2日经高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高平市公安局于当日依法对其执行逮捕。现押晋城市看守所。
辩护人郭乐之，山西高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海珍，男，1950年5月1日生，汉族，文盲，户籍所在地山西省高平市。2018年3月15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高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4月2日经高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高平市公安局于当日依法对其执行逮捕。现押高平市看守所。
辩护人申新才，山西高坪律师事务所律师。
高平市人民检察院以高市检刑刑诉（2018）23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史保娥、王海珍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6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高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娜及书记员袁丽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史保娥及辩护人郭乐之、被告人王海珍及辩护人申新才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7年以来，被告人史保娥、王海珍二人利用全国“两会”、“十八大”、“十九大”等重要会议在京召开之际，多次以家门口厕所、邻里纠纷、房屋受潮等问题到北京上访和阻拦施工，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无理索要三甲北村委、三甲镇人民政府和施工头现金76000余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史保娥、王海珍以非正常上访、阻拦施工为要挟，强拿硬要公私财物，情节严重，构成寻衅滋事罪，并提供了书证、证人冯某某、王某、郭某1、李某1、李某2证言等证据。
被告人史保娥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认识到自己错了。
辩护人郭乐之的主要辩护理由是：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史保娥犯寻衅滋事罪罪名成立。但本案的对象是政府，非典型的寻衅滋事；2、起诉书指控第4、5起属寻衅滋事，第1、2、3起以村委名义支付的民政救济、困难补助，并经村民理财小组审核等合法形式支付，第6起是因史保娥文化程度低，对自己开荒地被占用提出要损失有一定合理性，达成的协议也是一个协商结果，故不应认定为“强拿硬要”；3、本案造成的社会危害不大，庭审中，本人认识到自己错误，自愿认罪。建议对史保娥在一年以下量刑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王海珍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未提出异议。
辩护人申新才的主要辩护理由是：1、起诉指控的以不合理的形式获取补偿，但宅基地不应属于强拿硬要的对象；2、史保娥以王海珍应享受低保上访向政府要钱，王海珍未参与索要，仅参与领钱，其犯罪情节轻微。请求法庭考虑其属残疾人对王海珍适用缓刑。并提交王海珍残疾证一份。
经审理查明:2007年以来，被告人史保娥利用全国“两会”等重要会议在北京召开之际，多次���房屋受潮、邻里纠纷未解决等为借口到北京上访，2009年三甲镇政府和三甲北村村委共同协商对史保娥反映的问题予以处理，史保娥于2010年10月写出保证书，保证不再上访，2011年7月25日史保娥又签订了息诉罢访协议书。之后，被告人史保娥仍以房屋受潮、邻里纠纷、其丈夫王海珍应享受低保为由继续利用全国“两会”、“十八大”、“十九大”等重要会议在北京召开之际，借口多次到北京上访、借口征用的土地是其开荒地为由阻拦施工，强行向三甲北村委、三甲镇政府工作人员及加气站施工头等无理索要民政救济、困难补助、经济损失、占地补偿款等计68000元。2014年以来，被告人王海珍参与上访并向政府施压，强行索要的现金计52500元。具体事实如下：
2010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史保娥在写下保证书、协议书之后又多次找到三甲镇政府和三甲北村村委以到北京等地继续上访为要挟，向三甲镇政府和三甲北村委施加压力，为了稳控史保娥，三甲镇政府和三甲北村村委迫于无��，多次以“民政救济”的名义先后支付给史保娥共计10500元。
2012年至2016年，被告人史保娥明知其丈夫即被���人王海珍不符合低保条件，其以每年“两会”到北京上访，或到高平火车站乘车去北京上访等方式向相关接访劝返人员相要挟，期间，被告人王海珍曾到北京非访，给三甲镇政府施加压力，多次找三甲镇政府和三甲北村村委提出无理要求，迫于信访压力，三甲镇政府和三甲北村村委以困难补助等名义先后共支付给史保娥、王海珍二人15000元。
2017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被告人史保娥到晋城市火车站以“进京上访”为要挟，要求支付其5000元，保证“两会”期间不再上访，迫于压力，三甲镇政府工作人员付给其5000元。
2018年3月4日，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被告人史保娥在郑州火车站以“进京上访”为要挟，向信访工作人员提出索要7500元钱无理要求，在有关人员答应后才返回高平。后被告人史保娥、王海珍二人多次向三甲镇政府、三甲北村委相关人员索要7500元，并威胁若不支付继续上访，迫于信访维稳压力，三甲镇政府工作人员于2018年3月12日给付被告人史保娥、王海珍二人7500元。
另查明，2012年三甲北村村委会与该村一队村民王某1等人签订协议，将该四户的二级路边耕地租用建搅拌站，并进行绿化。被告人史保娥、王海珍（该村三队村民）擅自将搅拌站旁边的空地占用欲��建修理门市部，后被村干部制止，2016年该地被合法征用，2017年高平市欣格瑞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合法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并开始在该处修建加气站。被告人史保娥、王海珍以加气站征用的土地是其开荒地为由多次阻拦施工，在施工现场谩骂，坐在施工车前，并提出索要“占地补偿”，后工头郭某1迫于工程进度压力，支付给史保娥、王海珍二人30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等证实，2018年3月13日，高平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接到三甲镇人民政府镇长冯某某报警称，史保娥多次以进京上访为要挟向政府工作人员索要钱财。2018年3月14日，高平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2、证人冯某某（高平市三甲镇政府镇长）证实，其辖区三甲镇村民史保娥在全国“两会”等重要、敏感时期，以进京上访为要挟，向政府工作人员索要钱财，每到“两会”等重要时期，都会外跑，我镇工作人员找到她做劝返，她就会提出无理要求，上级针对信访出台过问责办法，规定进京上访一旦非访，造成一定后果，会被上级通报，相关领导会被约谈追究责任。史保娥知道这一点，借机去北京上访，迫于无奈，政府只好答应她提出的无理要求，其任镇长期间知道史保娥从政府要过三笔钱，总共17500元。其中，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给了5000元，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给了5000元，是三甲北村上做的工作。到201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史保娥还要进京非访，我安排人大主席李某1、村支书王某2做史的劝返工作，他们在郑州找到史保娥，史提出要7500元才不去北京，村支书王某2为了能把她尽快劝返，只好答应一切回到高平再说。2018年3月12日上午，李某1说史保娥找他要钱，怕一旦不给钱她就去北京上访，甚至非访，只好答应，当晚给了史保娥7500元，其余钱我未经手，情况不清楚。
3、证人王某（三甲北村党支部书记）证实，曾用名王某2。该村史保娥于2009年开始至今一直陆续到三甲镇、高平市、北京等地上访、非访。开始是与邻居纠纷，后又以村上水塔离她家近造成房屋潮湿要求赔偿，要求拆除家门口厕所、垃圾堆。2013年又提出在二级路边找地方搞修理厂。2009年7月时任村支书李某3和包村干部刘某某等协商，由镇里出钱，在村上给史保娥另外购买一块宅基地，因为她一直上访，为了稳控，镇里出钱给她划的地，史当时签了不再上访保证书，村里给她划了一块170平米的宅基地。2010年户户通修路专门照顾史保娥，将她门口4个厕所拆除，进行了硬化，村委出的费用。但史保娥一直上访，我知道她到北京上访有六、七次，在北京天安门、中南海造成非访2次，我到北京接过她四、五次。一开始史保娥一个人，后他丈夫王海珍也跟上去过几次。每年全国“两会”召开、“十八大”、“十九大”召开这些关键时间节点，他们就进京，并提出问题，我们劝返，有时史保娥直接提出要钱，说好给钱数才跟上回来。其任书记后，2015年当时是全国“两会”，史保娥乘火车去北京被劝返，史提出要钱，后给了三次计7000元。2016年史保娥、王海珍“两会”期间又要去北京被劝返，第二天我到她家说别去北京上访���事，给了她4000元。2017年全国“两会”、“十九大”召开期间，史保娥到晋城火车站去北京上访，先后给了7000元，2018年3月12日给了7500元。另外，村上每年都会评低保户，但每年史保娥都评不上，因她儿子经营有修理厂，不符合低保户条件，史为此多次到政府上访，只好答应每年给她3000元低保钱，政府怕她到北京上访、非访才给她钱的。2013年，史保娥私自在盛世搅拌站门口附近占了一亩多地，并犁了地，当年政府统一绿化，她不让并和工人吵架，2014年史保娥拉上砖修房子，被村委阻拦，2016年10月，这块地被加气站征用了，施工时史保娥阻拦施工，最后怎么处理我不清楚。
4、证人刘某某（三甲镇政府退休干部）证实，我在任期间，2003年史保娥开始反映门口垃圾情况，从那开始一步一步走上进京上访路，有几次全国“两会”期间，我值班做过劝返工作。其中，2009年、2016年她进京非访。每次她在全国“两会”期间、“十八大”、“十九大”和北京每次有重大活动时间段��北京，对地方政府造成很大信访压力，每次她进京上访都能和政府要上钱或得到好处，所以她才找这个时间上访。上访以门口垃圾、厕所、房屋受潮、邻居吵架东西被损、丈夫王海珍低保等问题。其中，2009年史保娥进京非访后，当年国庆大阅兵，三甲镇政府非常重视，为使她不上访，答应给她18000元，10000元是以房屋受潮，8000元作为与邻居吵架造成物品损失。当年7月17日签了协议，史保娥答应不再上访，实际上，三甲北水塔离她家房子还有六七米元，中间隔了一条路，若水塔漏水，先渗到路上，不会造成房屋损害，告诉她鉴定她不做，不走司法渠道一味上访。这18000元没经史保娥手，而是政府出钱给她在三甲北划了块宅基地。三甲北村不可能出这钱，为了防止史继续上访，没办法三甲镇政府出了这个钱。后史保娥又提出低保问题，二级路边批地方问题，因不符合条���，要求不合理，她就以上访追政府解决，主要还是要钱。
5、证人李某1（三甲镇人大主席）证实，史保娥��高平市信访局、民政局上访一半次，主要去北京，而且都是北京召开“两会”、“十九大”重要会议或国庆等重大节日，多次在火车站被劝返，她知道这时候信访压力大，给政府加压，借机要钱，之前给过好多次，我知道经手是2017年5000元，2018年7500元。
6、证人王某3证实，我家住在三甲北村水塔边。从1983年我们家修起房子一直住到现在。我家房屋距水塔很近，有1米多远。十年前村里对水塔加固后，水塔有点下沉，造成我家裂缝，水塔也漏水，不过漏水直接渗到地下。认识史保娥，她家离我家不远，她家距水塔有10多米左右，水塔漏水对她家没有影响。水塔下沉影响周边一二米远的距离，她家远，影响不住，我没见她家有裂缝，有裂缝也是三甲焦化厂打地基时震动的，受影响房屋第一时间全赔了。
7、证人郭某2（三甲北村村委主任）证实，认识史保娥，她每年在全国“两会”期间去北京上访，十几年前就开始上访。她每年都是在全国“两会”期间、“十八大”、“十九大”和北京每次有重大活动期间去的。我去高平火车站接过她好几次，在北京接过她男的王海珍一次，这个时间段去北京上访，能和政府要上钱，因为政府有信访压力，她就是为了和政府要钱才去上访，她上访以反映王海珍低保问题和二级路批房问题。清理垃圾是因为她与邻居某某闹矛盾，经常吵架，三甲北村委出面协调将垃圾清理了，搞户户通工程村委让她大门西边好几家厕所腾了。她反映房屋受潮，我们去她家看过，房屋受潮与水塔没有关系，水塔修好有三十多年了，比史保娥家房子早，且距她家有六七米远，中间隔了一条路，王某3家最近都没事，她反映的问题纯属无理要求。
2014年我担任村委主任后，每年村上评低保王海珍评不上，史保娥以此为由上访，如果不给，史保娥和王海珍就要在全国“两会”期间去北京上访，三甲镇政府为了不让他们去上访，就每年年底将3000元打到村委账上，走程序从账上支出。2007年以来，每逢全国“两会”和国家有重大节日时，史保娥、王海珍都要去北京上访，在高平火车站劝返好多次，每次劝返都能要上钱，2014年12月我任村委主任后，2015年要了4000元，2016年王海珍到北京上访，劝返后要过5000元，2017年全国“两会”，史保娥、王海珍还要去北京上访，史保娥又要了5000元，今年（2018年）全国“两会”，史保娥跑到郑州，打算从郑州去北京，后被劝返，是否给钱不清楚，这钱都是三甲镇将钱打到村委账上支付的。2009年5月13日史保娥在我手领的1000元，同年5月26日领的200元，都是史保娥去北京上访和我硬要的钱，给她钱就是为了不让她去北京上访。知道史保娥在村上批了一处三间房子的宅基地，谁出钱不清楚，加气站占地是通过国土部门征地，是合法征地，这个地方与史保娥无关，听说史保娥以此地方要钱来。
8、证人李某3（三甲北村支部委员）证实，知道本村史保娥去北京上访过七八次，2014年前是史保娥一个人去，后来她丈夫王海珍也一起去上访过。由于史保娥不断上访、非访，2009年由三甲政府出了18000元给史保娥在村上另外买了一块宅基地，钱政府直接给了村委，史出收条并写了不再上访保证书。史保���平时到三甲镇、高平市政府上访很频繁，也去北京上访，特别是全国“两会”召开、“十八大”、“十九大”会议召开、抗战胜利70周年等关键时间点，史保娥都会去北京上访，有时会造成非访，每次劝返史便提出要钱，不说好多少钱她不回来，很多时候她不真去北京，而是吓唬政府然后要点钱，因为政府的维稳压力很大，史专挑这个时候去上访。从2012年开始由镇政府出钱以低保钱的名义给史保娥一定经济补偿，以“锄苗包工款”、“困难补助”等项目由史保娥领取，2012年开始至2013年每年一二千元，2014年换届我不清楚了，钱交给史保娥，有时王海珍打条领取，政府怕史保娥去上访才给她钱。
9、证人李某（三甲北村副主任）证实，认识史保娥，她经常在全国“两会”期间和国家开重要会议时到北京上访，政府信访压力很大，她能要上钱。她上访反映垃圾、厕所问题，水塔渗水问题，二级路边要地方给儿子修车，王海珍属残疾人评低保问题，史反映的问题没一样合理，���保娥就是瞎胡找个理由，以此来上访和政府要钱。开始她一个人上访，后来王海珍也开始上访，每年都去，每次接回来，村干部等做工作，她就提出要钱。2017年她从晋城火车站去上访，被劝返，要了5000元，三甲镇政府出钱，村委走的账。今年（2018年）又从郑州去上访，劝返后要了7500元。劝返时，史保娥提出要车票钱、住宿费、饭费等，让支书王某处理，为了让她从郑州回来迫不得已才同意她的要求。2017年高平市鑫格瑞公司通过合法征地在三甲北村建一个加气站，该地与史无任何关系，加气站施工期间，史保娥去拦过几次工，还停了几天工，听说施工方负责人郭某1给了她3万元钱。
10、证人郭某1证实，2017年9月，我承包了三甲北气站的修建工程。施工以前就批好土地手续了，涉及到占地村民都已说好了。史保娥、王海珍以气站占了他们家开荒地没有补偿为由一直阻拦施工，当时工头是河南人，后又包给我，我从9月底开始施工，第一天开始史保娥、王海珍到现场阻拦施工造成停工。2017年11月8日，我和史保娥夫妻商量好，给了她3万元，他们答应不去工地阻拦，当时气站方一直督促我施工，我当时压力大，着急的不行，没办法，他俩提出要占地补偿款，我就协商给了她3万块钱。
附收条一支证实史保娥、王海珍以开荒地补偿款名义收取郭某13000元。
11、证人李某2、王某4、郭某3、李某4均证实，2017年9月史保娥、王海珍及儿子王某5以他家开的荒地为由多次到三甲北气站施工现场阻拦施工，工头郭某1没办法给了他们3万元钱，要上钱后他们没去拦过工。
所附欣格瑞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征地手续证实，该公司经土地征用后施工。
12、证人王某1证实，三甲北村加气站的土地是我们几家耕地，后被大队收回去了。2012年村委将我、李某5、王某6、李某6等四家承包地租出去给了搅拌站，每年600元补偿费。修建搅拌站还空出一块地做了绿化带。2017年在绿化带上修开加气站了。我们是一队的地，史保娥是三队，加气站没有史保娥的地。
13、证人崔某某（三甲镇党委政法委书记）证实，认识史保娥，是三甲镇重点上访人员。2009年史保娥开始上访。好几次去北京，2012年、2016年到北京非访。她上访反映的邻居纠纷、门口厕所和卫生、低保等问题，三甲镇政府和三甲北村委都已经给她解决或答复过，之后她一直在上访。2018年3月4日“两会”之前她在郑州火车站准备到北京上访被劝返，她以去北京上访为要挟，让政府或村上给她钱，自2009年上访以来多次以上访为由，每年索要3000元，以民政救济款名义9笔计10500元，信访救济款2笔计12500元。实际上她儿子多年从事车辆修理，有固定收入，不符合救济条件，但史多次上访，给政府造成很大的信访压力，每到年底史就去找镇领导要钱，为了稳控以民政救济方式给她钱，以王海珍、王某5名义发放。2017年3月6日全国“两会”期间，史保娥准备去北京上访，劝返后，史提出要5000元钱不去上访的条件，迫于压力给了她5000元，2018年3月4日，史又准备去北京上访，在郑州劝返后又要求给5000元就不去上访，“十九大”来上访2000元，到郑州花费500元，迫于无奈，这样又要了7500元。
14、证人宋某某（原三甲镇工作人员，三甲北村的包村干部）证实，2008年之前史保娥开始上访，至今没有间断过，主要是北京“两会”等重大时间节点都到北京上访。因为在此期间辖区如有人进京上访，非访将会对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包片领导问责，甚至撤职，所以她上访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2014年之前是史保娥一个人上访，2014年之后，史的丈夫也参与上访，给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答应他们要求，其中具体思想工作、解决诉求、经济补偿是其他人说的，我不清楚。其中2016年3月经我手给过史保娥1000元困难补助款，当时正是全国“两会”，也是为了稳控史保娥。
15、证人吴某某（原三甲镇镇长）证实，2012年担任三甲镇镇长之前，知道史保娥是老上访户，比较难缠，我担任三甲镇镇长之后，史保娥基本上每年在全国“两会”期间，都扬言要去北京上访，有时到火车站，有时给政府工作人员或三甲北村干部打电话，告诉他们说要去北京，然后我们派人劝返做稳控工作。她反映的问题主要有邻居纠纷、房屋受潮等问题，她反映的问题总是层出不穷，又经常上访，她反映的问题都不是实质性的问题，而且很无理，史保娥就是想找理由跟政府要点钱。上级针对信访专门出台过问责办法，一旦非访，上级会对乡镇全年工作一票否决，所以，我们谁也害怕，只要知道史保娥要去上访，就赶紧做工作，谁也不敢掉���轻心。王海珍在村上评不上低保，史找政府要求每年都得给王海珍低保钱，但低保有相关制度，不能随便给，为了稳控史保娥，只好通过民政救助方式每年给她钱。2014年史保娥在村委已收回土地绿化，史保娥不让绿化，还堆砖块修房，被村委劝阻，她又种上作物，说自己开荒。
16、证人张某某（原任三甲镇党委书记）证实，2009年至2012年3月先后任三甲镇镇长及党委书记期间，三甲北村史保娥以家门口厕所和卫生、邻里纠纷、水塔致房屋受潮多次去高平和北京上访。其中门口卫生及厕所在村庄规划和户户通时都解决了，邻里纠纷也调解了，水塔致房屋受潮做不了鉴定，但迫于信访压力，都解决了，可史保娥、王海珍都还进京上访。2011年左右史保娥领取了10000元，后又发民政救济，具体几笔记不清了。
17、证人王某5证实，其母叫史保娥，其父王海珍。我父母在三甲北村二级路边种的一块地不是我家的，是六七年前二级路边搞绿化时，我母亲过去占的种上了粮食。2017年秋，那块地被一家公司修成了气站，当时我父母去阻拦过多次，我和妻子去过一次，当时想要点损失，后经工头���某某与我母亲协商，最后给了我父母亲3万元，这3万元不应该得。
18、书证
①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关于转发《山西省党员干部信访工作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办法》，规定了信访工作责任及追究办法。
②协议书、保证书、罢访保证书及收条证实，2009年7月17日，史保娥因水塔渗水、邻里纠纷与村委达成赔偿18000元协议，史保娥不再上访；2010年10月20日，史保娥出具保证书保证不再上访；2011年7月25日镇政府支付10000元，史保娥不再上访，史收到钱出具收条。
③协议书、记账凭证、收条证实，2009年5月26日支付史保娥住院费9000元。
④三甲镇人民政府《关于史保娥上访案的情况汇报》、《关于史保娥信访事项结案报告》、《关于王海珍、史保娥信访事情调查报告》、《答复意见》、《办理情况报告》等证实，自2009年3月至2017年6月对史保娥、王海珍信访问题处理、答复史保娥等情况。
⑤《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2016年10月9日，高平市公安局因史保娥到北京非正常上访对其当场警告训诫。
《训诫书》证实，2009年8月13日史保娥被高平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训诫。
⑥证明一份、收条二支证实，2017年3月6日史保娥收取镇政府现金5000元，2018年3月8日，史保娥收取镇政府现金4500元，王海珍收取镇政府救助款3000元。
三甲镇人民政府财政支付凭证证实，2016年2月4日史保娥收取困难补助1000元。
《高平市农村灾民救灾申请表》、民政救助款发放登记表、领条等财务账证实，自2010年7月至2016年2月，史保娥、王海珍先后多次在三甲北村领取以“救灾款”名义给付的现金10500元，以“二级路锄苗包工款”、“垫土”、“困难补助”、“取到郭某2现金”、“王某现金”及车费等名义领取15000元。
⑦高平市三甲镇于2012年至2016年逐年下发《农村低保复核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及《高平市农村低保分类施保标准表》及高平市民政局高民字（2013）13号《关于做好2013年度农村低保复核工作的实施意见》印证，国务院及民政部门对农村低保工作规定的程序、条件及不得享受低保的情形。
⑧在三甲北村委调取的三甲北村加气站土地征用协议书、《土地租赁合同》、《土地转让协议书》、欣格瑞清洁能源公司有关发改等审批手续及村委与村民的《租地合同书》证实，三甲北村加气站土地租赁、征用情况。
⑨出示的户口证明印证被告人史保娥、王海珍身份情况。归案情况说明证实，二被告人系经传唤到案。
庭审中，被告人王海珍的辩护人申新才向法庭提交王海珍《残疾证》一本，证明王海珍系身体残疾情况。
19、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①被告人史保娥供述，我从2007年（“十七大”）那年开始到北京上访，反映邻里纠纷、门口垃圾、厕所问题、村里水塔漏水、丈夫低保问题及村支书王某拿了我钱未在二级路边批房等问题。除二级路边批房、低保问题未解决外，其余问题都解决了，每次是“十��大”和全国“两会”期间去北京上访，因为这段时间去北京上访，上面会给下面施加压力，才会解决问题。
2009年村上搞户户通工程，我认为水塔漏水造成我房子受潮、裂缝，后三甲镇及村干部做工作，我提出批个地方修房子，后三甲镇出了18000元，房屋受潮10000元，大门损失8000元，后村里说批地基用了，村里给我批了一处三间地基，因为我没钱，未修起房子，政府出18000元也是不让我去上访。2010年和2011年写过保证书，保证不再上访。后多次上访，镇里协调让村里支付不去北京上访费用每年2000元，王海珍低保钱3000元，2017年全国“两会”时我上访给了5000元，2018年全国“两会”我去北京上访劝返后要了7500元。2010年至2014年领取9笔计10500元，是镇上给的残疾救助款。村上加气站那个地方四五年前我就想占住，让儿子修车，所以在上面开荒地种粮食，2017年秋，加气站修建时我拦工，当时工头郭某1急着施工怕耽误了工期，补偿了我3万元钱，是我和王海珍阻拦施工。打条收取三甲镇11000元的钱记不清了。
②被告人王海珍供述，2007年“十七大”召开时我老婆史保娥开始到北京上访，之后每年全国“两会”、“十八大”、“十九大”重大会议召开都去北京上访，有好多次是在火车站被接回，其中，到了北京有三四次，其他时候我或老婆去高平火车站实际上就是为了吓唬政府，不是真去北京，因为只有全国“两会”、“十七大”、“十八大”去北京上访，当地政府才害怕，这时他们压力最大。宅基地政府给了村委15000元，听说又给过3000元，2012年我在盛世搅拌站边上占了一亩多地，种上粮食，想将来给孩子开修理厂。2017年秋天修加气站我和史保娥拦了几次，不让他们施工，加气站赔了我们30000元。2018年“两会”我老婆史保娥去高平火车站，想吓唬政府，被接回来，说好给7500元我们就不去北京上访。先打了条没给钱，后我和老婆给王某2和李某1打电话说要去北京上访，不要钱了，他们怕我们去北京，将7500元送到了家里。我每年评不上低保户我就拿上���疾证上访，后村上干部说不要上访，村里每年发点低保钱，这钱从五六年前开始在村里领，每年1000-2000元、3000元不等，一直领到2017年。有时打“锄草”、“垫土”等是为了村上好走账。2016年全国“两会”我和老婆到北京上访，被接收后给4000元，保证10月1日不去北京，这4000元是为了不让我们去北京。2016年8月我找村委要低保钱没要上，我又去北京被接回来，当时说给5000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史保娥、王海珍以非正常上访、无理阻拦施工等为要挟，强拿硬要公私财物，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了寻衅滋事罪。高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二被告人的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史保娥、王海珍均应受到刑事追究。但指控被告人史保娥于2009年1月以邻里纠纷、大门外环境卫生等问题上访，后收取三甲北村村委支付的8000元属寻衅滋事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史保娥长期以来，多次以全国“两会”等重要敏感时间节点扬言或到北京上访、非访为要挟，强行索要公私财物，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王海珍与史保娥相互配合以上访为要挟的方式，强行索要公私财物，或参与收钱，或共同和史保娥到北京上访，给所在地村委、政府及相关工作人员施加压力，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庭审中，二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识自己的错误，认罪态度较好，量刑时可酌情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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