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2民终67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圭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苗佳，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碧兰湾休闲俱乐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长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臣，山东雅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爱玉，山东雅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圭喆因与被上诉人青岛碧兰湾休闲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兰湾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平度市人民法院（2014）平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和事实核对，上诉人林圭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苗佳，被上诉人碧兰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臣、刘爱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圭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林圭喆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碧兰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以下简称《解除合同》）对碧兰湾公司没有约束力的认定完全错误。1、碧兰湾公司的中方高级管理人员程凡吉有权代表公司签约。碧兰湾公司的经办人程凡吉在公司成立之初就是碧兰湾公司的最高级别的中方管理人员，负责对外洽谈与林圭喆的全部业务，在碧兰湾公司韩方人员“逃回”韩国后，程凡吉是唯一留守碧兰湾公司负责业务的主管。林圭喆有理由相信程凡吉有权利代表碧兰湾公司对外签约，且当时的现状是林圭喆根本无法找到和联系到碧兰湾公司的韩方人员，并不存在所谓的程凡吉没有代理权，不能形成表见代理的说法。而且，该协议的签订不是简单的个人代理行为，而是加盖了碧兰湾公司的单位公章的，完全应当认定为单位行为。2、《解约协议》上加盖的碧兰湾公司印章为非备案章，不能影响该协议的效力。首先，林圭喆在与碧兰湾公司签订《解约协议》时，并不知道碧兰湾公司有两枚印章，也不知道该印章未备案。其次，自2009年起，碧兰湾公司一直使用该印章对外开展活动，包括签约、参与诉讼、工商年检、经营等，对此林圭喆已经在庭审过程中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碧兰湾公司是一直使用该公章（包括在法院诉讼所提交相关司法资料也是加盖该公章）。因此，《解约协议》上加盖公章为非备案公章并不能影响该协议的效力，完全是双方根据当时真实明确意思表示，应当予以执行。二、即使假设《解除合同》对碧兰湾公司没有约束力，也不能据此驳回林圭喆的诉讼请求。本案中，林圭喆的起诉依据是：1、林圭喆与碧兰湾公司签订了《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2、林圭喆全额支付了合同价款8亿元韩币、及购买电动车款、装修费用等的款项4亿韩元（上述款项按照当时中国银行汇率计算合计人民币9421036.54元）；3、由于碧兰湾公司的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直至最终林圭喆被碧兰湾公司强行驱逐离场；4、双方就合同解除的善后事宜达成了解决方案。林圭喆主张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基于上述一系列法律事实。实际上一审法院在审理及一审判决中也对上述的前三项涉及的事实予以了认可。因此，即使假设一审判决的认定成立，即《解约协议》对碧兰湾公司没有约束力，但林圭喆在本案中主张的权利是基于双方的租赁合同产生的，应当依据双方合同的履行情况对本案的法律事实进行评判，而不是以其中一环存在所谓的问题，就驳回林圭喆的诉讼请求。
碧兰湾公司辩称，一、林圭喆提供的所谓双方签订的《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以下简称《解除协议》），是无效协议，对碧兰湾公司没有任何的约束力。1、《解除协议》的签订者程凡吉未得到碧兰湾公司授权。2009年底，碧兰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人员回到韩国，但碧兰湾公司并没有将公章交付给程凡吉，也没有书面授权程凡吉处理碧兰湾公司事务。程凡吉与林圭喆签订《解除协议》未得到碧兰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且该协议加盖的公司印章并非备案公章，而是程凡吉私自刻制的假公章。2、林圭喆与程凡吉签订的《解除协议》未得到碧兰湾公司的追认。程凡吉与林圭喆签订《解除协议》，林圭喆及程凡吉事前均未联系碧兰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事后也未告知碧兰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碧兰湾公司于2010年4月5日，发出“律师函”声明的行为，足以证明碧兰湾公司对程凡吉与林圭喆签订的所谓《解除合同》未予以追认。3、林圭喆对程凡吉没有得到公司授权与其签订《解除协议》是明知的，其与程凡吉内外勾结，签订该《解除协议》属于侵吞碧兰湾公司资产，恶意损害碧兰湾公司的合法利益。林圭喆是韩国人，签订租赁合同及资金的往来均是与韩国的股东进行，从来都没有与碧兰湾公司直接进行往来。结合《休息厅租赁合同》、《电动车租赁合同》是2010年1月由林圭喆在韩国找到碧兰湾公司的董事李根春补盖的事实，足以再次证明林圭喆对程凡吉不掌握碧兰湾公司的备案公章这一事实是明知的，且林圭喆清楚的知晓涉及所谓解除事宜应当和碧兰湾公司进行沟通而非程凡吉，但林圭喆却在明知的情况下在同一时间，与程凡吉订立所谓《解除协议》，且在该协议上加盖假公章明显是合谋侵吞碧兰湾公司的资产，恶意损害碧兰湾公司合法利益。4、林圭喆提供的《解除协议》存在重大瑕疵，和事实严重不符，不能作为证明其主张的有效证据，该材料不应作为证据予以采信。林圭喆提供的所谓《解除协议》载明的时间为2010年1月14日，林圭喆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双方加盖公章捺印的时间是当日即2010年1月14日，并确认时任碧兰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基大等高级管理人员均在韩国。但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林圭喆2009年至2010年青岛的出入境记录显示，林圭喆于2009年12月28日离开中国境内，于2010年2月26日进入中国境内，期间未在中国境内，这与林圭喆一审庭审中所述的2010年1月14日与程凡吉签订《解除协议》相矛盾，这种矛盾也恰恰证实了《休息厅租赁合同》、《电动车租赁合同》上补盖碧兰湾公司公章是2010年1月林圭喆在韩国找李根春加盖，林圭喆对程凡吉不掌握公章的事实是明知的。因此若按照林圭喆的说法，就是在同一时间，林圭喆既在韩国和碧兰湾公司的董事在《休息厅租赁合同》、《电动车租赁合同》补盖真实的备案公章，又在国内与程凡吉利用假公章签订《解除协议》，显然林圭喆的说法不仅难以自圆其说，更加证明了所谓的解除协议是林圭喆和程凡吉之间恶意串通订立的。《解除协议》的基础合同为《电动车租赁合同》和《休息厅租赁合同》，这两份租赁合同的生效要件均为签字盖章，即除了需要碧兰湾加盖公章外，还需要法定代表人签章，否则合同不生效；且在两份租赁合同中均明确约定了解除条款（第五条：若出现不履行本合同规定义务等情况时，对方以书面形式将改正事宜通知不履行义务的责任方，之后若没有得到整改，则可以解除本合同；责任在甲方，乙方提出整改要求时，甲方将合同保证金及扣除之前发生的税收及各项需缴纳费用、经费、手续费等费用后的剩余租赁费返还给乙方，并解除合同），因此即便需要解除两份租赁合同，也应当按照解除条款通知违约方后继续执行，反观林圭喆提供的所谓解除协议不仅格式、生效要件均和基础租赁合同不一致，且解除内容也完全没有按照基础租赁合同的解除条款执行，这种情况不是简单的不符合常理就可以解释的，这完全就是林圭喆和案外人程凡吉恶意勾结的结果。订立的两份基础租赁合同均为韩文，林圭喆作为韩国人却在解除租赁合同时用中文版本签订，并约定在中韩译本不一致时以中文为准，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林圭喆一直强调程凡吉是表见代理，但是若认为是表见代理可以充分代表韩国老板的意见，为何要用一份中文作准的解除合同，如此的合同碧兰湾公司不可能会认可；且两份基础租赁合同中均约定有关合同出现的纠纷属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管辖，解除协议却约定管辖为中国山东省平度市法院，关于更改了管辖地的重要条款碧兰湾公司不可能认可。另程凡吉不懂韩文，在没有看到公司存档文件的情况下，仅凭对方提供的韩文版的租赁协议就与林圭喆签订了解除协议，完全没有根据，只能说明程凡吉是与对方串通一气。若支持了林圭喆返还投资款人民币825万元的主张，相当于林圭喆免费使用场地的同时还获得营业收入，除了上述金额外，碧兰湾公司还需要向其支付额外的费用，这种协议不仅是碧兰湾公司，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可能会签订，须知即便按照基础租赁合同的解除条款内容，返还保证金为5亿韩元，按照2010年1月15日的外汇牌价，对应的人民币为297.8万元，即便加上租赁费也就是456万元人民币，和825万元“投资款”也相差巨大。解除协议中关于营业收入一栏空置，没有具体金额的约定，该条款应视为约定不明，因此关于营业收入一审法院的认定没有任何问题，碧兰湾公司认为应当按照两份租赁合同的约定予以主张。
二、《解除协议》系无效协议，对碧兰湾公司没有约束力。林圭喆基于该协议提起诉讼，应当予以驳回。林圭喆提起诉讼主张返还投资款及营业收入，最主要的所谓证据为《解除协议》，在该协议被确认为无效且对碧兰湾公司不产生约束力的情况下，法院应当驳回林圭喆诉讼请求。2007年4月20日林圭喆和碧兰湾公司韩国股东订立了《休息厅租赁合同》、《电动车租赁合同》，于2010年1月补盖碧兰湾公司公章。两份租赁协议均明确管辖权属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管辖，故即便林圭喆基于《休息厅租赁合同》、《电动车租赁合同》主张相关事宜也应当由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管辖，一审法院认定另案主张适用法律正确。林圭喆基于该协议主张投资款及营业收入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林圭喆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林圭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碧兰湾公司立即向林圭喆支付投资款8250000元及营业收入未付款952904.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07年4月20日，林圭喆与碧兰湾公司签订《休息厅租赁合同》1份，约定由林圭喆租赁经营碧兰湾公司的两处休息厅，合同期限自高尔夫球场竣工后开业起12年期间，林圭喆需向碧兰湾公司缴纳保证金韩币1.5亿元，12年的租赁费共计韩币1亿元，该保证金及租赁费共计韩币2.5亿元由碧兰湾公司从前所有人方承继（指林圭喆等人在签订该合同前已向碧兰湾公司支付的部分款项）。同在2007年4月20日，林圭喆及案外人金演栽（韩国人，委托林圭喆代签合同）以二人名义与碧兰湾公司签订《电动车租赁合同》1份，约定由林圭喆租赁经营碧兰湾公司的电动车经营权，合同期限自高尔夫球场竣工后开业起7年期间，林圭喆需向碧兰湾公司缴纳保证金韩币3.5亿元，7年的租赁费共计韩币2亿元，该保证金中的1.5亿元韩币及租赁费2亿元韩币由碧兰湾公司从前所有人方承继（同指林圭喆等人在签订该合同前已向碧兰湾公司投资的部分款项），余款2亿元韩币由林圭喆、金演栽于2007年5月30日前付给碧兰湾公司。在该两份合同中，双方对合同的解除进行了约定：1、若出现不履行本合同规定义务等情况时，对方以书面形式将改正事宜通知不履行义务的责任方，之后若没有得到整改，则可以解除合同；2、责任在甲方（碧兰湾公司），乙方（林圭喆方）提出改正要求时，甲方将合同保证金及扣除之前发生的税收及各项需缴纳费用、经费、手续费等费用后的剩余租赁费返还给乙方，并解除合同；3、因乙方（林圭喆方）延迟缴纳合同金或租赁金，或提出本合同以外的条件而导致合同解除的，甲方（碧兰湾公司）可以退给乙方合同保证金并解除合同，另外，不返还合同解除日之前已收到的租赁费（及剩余租赁费）。该两份协议签订时，并未加盖备案公章，对于该两份协议上所加盖的印章时间双方告说法不一。庭审中林圭喆出具第一份说明称，林圭喆要求碧兰湾公司在合同上盖章，时间大约在2009年秋季；后林圭喆的委托律师又出具一份说明称，2009年6-7月份，韩龙公司会长朴允用来中国视察公司，林圭喆亲自把合同书交给了朴允用要求加盖公司公章，朴允用第二天把盖好章合同书交给了林圭喆。碧兰湾公司称该协议是在2010年1月份，林圭喆在韩国找到碧兰湾公司韩国的董事李根春书写。经法院向青岛市出入境管理局调查，朴允用最后一次到中国来的入境时间为2009年4月7日，出境时间为2009年4月8日，此后朴允用再没有来中国。林圭喆在2009年1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多次出入中国境内，其中在2009年12月28日出境，2010年2月26日入境，期间未在中国境内。
另查明，2008年8月8日，林圭喆方按照上述两份合同的约定开始在碧兰湾公司进行休息厅及电动车的经营。2010年1月14日，林圭喆与碧兰湾公司的副总程凡吉签订了《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1份，该协议书中确认林圭喆承包碧兰湾公司电动车合同的期限为2008年8月8日至2015年8月8日共计7年，休息厅合同期限为2008年8月8日至2020年8月8日共计12年，同时确认林圭喆方共计向碧兰湾公司投资款为人民币825万元。该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因甲方（碧兰湾公司）高尔夫球场缘故导致乙方（林圭喆方）不能正常履行合同，而且乙方的经营款不能正常回收，给乙方造成极大损失，所以甲乙双方在甲方驻地青岛韩龙休闲俱乐部有限公司对上述两份合同书进行了详细的考对研究，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解除上述甲乙双方共同签署的两份合同，对投资承包人的投资款进行返还；甲方愿意以退款的方式支付给乙方人民币825万元，此款项支付时间定为甲方有能力支付该款项基础上（拍卖球场或转让、出卖时）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该款项；乙方从2008年在甲方处的营业收入未支付款，随同解除合同一并一次性支付给乙方；违反合同出现纠纷时，双方先以协商方式进行解决，协商不成时向中国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1年8月11日，林圭喆依据该协议书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碧兰湾公司立即支付给林圭喆投资款人民币825万元及营业收入未支付款95.29043万元。该协议所盖公章非碧兰湾公司备案公章。
再查明，碧兰湾公司系韩国人韩吉龙、罗连变、韩良顺、韩恩珠于2003年11月21日出资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2005年9月12日，该4名韩国人将在碧兰湾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韩国韩受综合食品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韩受公司），2007年2月8日，韩国韩受综合食品株式会社将碧兰湾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韩国新韩高尔夫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新韩公司）。2012年8月24日，青岛韩龙休闲俱乐部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将公司100%的股权以总价10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香港华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公司承继，由香港华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013年5月2日，青岛韩龙休闲俱乐部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将公司名称变更为青岛碧兰湾休闲俱乐部有限公司。2013年5月6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核准。2009年底，新韩公司任命的韩国籍总经理及有关人员回韩国，时任副总经理程凡吉自称主持公司日常管理工作，直至2011年9月新韩公司任命的新总经理到任，本案所涉《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即为该期间签订，所盖印章为非备案公章。
还查明，碧兰湾公司于2010年4月5日，通过山东亚和太律师事务所宋成哲律师，向碧兰湾公司住所地平度市祝沟镇人民政府发出“律师函”声明：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新韩高尔夫，均不得处分韩龙公司的资产，以期损害韩龙公司股东的权益。未经新韩高尔夫的同意，擅自处分韩龙公司资产的，新韩高尔夫将追究其法律责任。碧兰湾公司于2012年3月19日发表声明：对该协议的变更与解除，系涉及公司重大利益的行为，需经韩龙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方可对外签订合同。韩龙公司的股东及董事会从未同意并授权程凡吉处分韩龙公司的资产。林圭喆作为一名韩国籍的公民，了解公司的股东及相关董事的身份情况，以及韩龙公司股东在韩国的事实，其明知程凡吉并无代理权，程凡吉作为公司的副总经理更清楚自己的权限，但仍使用假公章和林圭喆于2010年1月13日签订了“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双方约定以畸高的对价返还投资款，其假借韩龙公司的名义使用假公章签订合同的行为，意图使公司承担825万元的债务，严重损害韩龙公司以及股东利益，是我公司所不能容忍的。声明中还称，碧兰湾公司解除了程凡吉的副总经理职务，对程凡吉和林圭喆及他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将通过诉诸于法律的手段向相关责任人追偿。
林圭喆、碧兰湾公司双方均申请法院对该公章的来源进行了调查。经林圭喆申请，法院对碧兰湾公司原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程凡吉进行了调查，程凡吉称，2009年底，碧兰湾公司的韩方总经理及有关财务人员均回到韩国，作为公司任命的副总经理开始主持工作并进行日常管理，因为公司运营的需要，其与公司的出纳及部分中层管理人员一起打开财务科的保险柜，并将财务科及保险柜里的物品进行了清点，在该过程中发现了该枚公章，该公司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就用这枚公章进行对外经营，在本案解除协议书上加盖的即是该公章，其亦是在2011年9月公司新任命的总经理到任后才知道有两枚公章的存在；经碧兰湾公司申请，法院对碧兰湾公司运营科长黄世权进行了调查，黄世权称，2009年底，时任韩方总经理及财务科长跑回韩国，当时因公司在东北发生车祸急需公章，副总经理程凡吉带领部分中层管理人员打开韩国人居住的房间，未能找到公章，程凡吉遂让其出去找人刻一个公章，其随后在莱西市一公路旁边花费40元钱，刻了一个公章交给程凡吉，后来公司在2011年新任总经理到来之前一直使用该公章。林圭喆亦认可该公章非碧兰湾公司方备案公章，但称其在签订解除协议书时并不知情，而是在本案起诉后才知道碧兰湾公司存在两枚公章的问题。
在庭审过程中，林圭喆方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情况如下：1、双方于2007年4月20日签订的《休息厅租赁合同》1份、《电动车租赁合同》1份（均为韩文签订），证明双方签订该两份租赁合同的经过及有关权利义务方面的约定，在庭审过程中，碧兰湾公司要求林圭喆提供该两份合同的中文翻译件，经双方协商，法院委托青岛诺曼西智能语音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翻译，花费翻译服务费人民币2000元。2、双方于2010年1月14日签订的《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中文签订），证明双方协商解除该两份合同的经过及有关权利义务约定。3、业经公证、认证的韩国银行出具的汇款明细1宗及双方签字认可的该宗明细摘要（包含所有涉及本案的汇款记录）翻译材料1份，证明自2005年8月30日至2008年7月23日，林圭喆及其妻高京花、林圭喆合伙人金演栽分别向碧兰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韩吉龙、李基大，董事闵东晚，股东韩受公司、新韩公司及新韩公司工作人员孙明根、金基哲、金洙焕等进行汇款，汇款总额共计韩币1219095600元。4、中国银行人民币对韩币外汇牌价表网页材料1宗，证明第3项证据中所汇款韩币1219095600元，按照当时中国银行汇率折合人民币9421036.54元。5、2008年至2011年电动车收入未支付款明细表1宗，证明自2008年至2011年，碧兰湾公司欠林圭喆电动车营业收入未支付款为952904.3元，林圭喆称以上截止到2011年9月25日的明细表均经双方对账后制作，2011年9月25日之后的明细表系林圭喆根据自己进场经营记录单方制作。经法院审查，其中2008年欠款128737.25元及2009年7月4日前的欠款110930.3元的明细表上均有韩国籍管理人员签字或加盖碧兰湾公司备案的公章，碧兰湾公司对该2笔欠款亦认可；林圭喆所提供的2009年7月4日之后未支付款68997元的明细表上无碧兰湾公司的签字或盖章，碧兰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林圭喆提供的2010年未支付款389243.25元的明细表上有时任碧兰湾公司副总经理程凡吉签字并加盖有非备案公章，碧兰湾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林圭喆提供的2011年9月25日前未支付款181447.5元明细表上无碧兰湾公司的签字或盖章，2011年9月25日之后林圭喆根据自己经营期间进场记录制作的73549元明细表，碧兰湾公司对此均不予认可。6、林圭喆与高京花婚姻关系证明1份、金演栽证明1份，证明汇款人高京花系林圭喆之妻，金演栽系接受林圭喆委托给韩受公司汇款。7、平度市工商局关于碧兰湾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1宗，证明接受汇款人新韩公司、韩受公司系碧兰湾公司的股东，韩吉龙、李基大系碧兰湾公司法定代表人，闵东晚系新韩公司董事。8、碧兰湾公司与青岛阿朗丝商贸有限公司2010年6月在因承揽合同纠纷案件的有关法院案卷材料1宗、与青岛平建建筑安装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安装分公司建设工程合同有关案卷材料1宗，证明碧兰湾公司使用非备案公章进行有关诉讼活动的情况。9、经双方申请，法院调取的碧兰湾公司2011年在平度市工商局的年检材料，证明碧兰湾公司使用非备案公章进行工商年检登记情况，调取朴允用、林圭喆出入境情况。
碧兰湾公司提供证据情况如下：1、新韩公司声明1份、山东亚和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函1份，证明早在2010年4月，新韩公司就曾声明，未经新韩公司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处分碧兰湾公司资产。2012年3月19日，新韩公司发布声明：碧兰湾公司与林圭喆签订的《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未经公司股东会议批准，程凡吉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未经公司授权，侵害公司财产，已免去程凡吉副总经理职务，新韩公司将向有关责任人员通过法律手段追偿损失。2、碧兰湾公司章程复印件1份，证明公司重大事项须经董事会批准，经总经理签署方能生效。3、购买电动车发票1份，证明电动车系碧兰湾公司购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的效力。一、该协议书的签订者程凡吉并未得到公司授权。2009年，碧兰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人员回到韩国。时任副总的程凡吉自称主持公司工作并进行日常管理，但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没有将公章等交给程凡吉，也没有书面授权程凡吉处理公司事务。庭审中，林圭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程凡吉与其签订《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得到了碧兰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二、林圭喆与程凡吉签订解除协议未得到碧兰湾公司追认。事前程凡吉和林圭喆均未联系碧兰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事后也未告知碧兰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碧兰湾公司通过山东亚和太律师事务所宋成哲律师向平度市祝沟镇人民政府发出“律师函”，可以证明碧兰湾公司对程凡吉与林圭喆签订的上述解除协议未予以追认。三、林圭喆对于程凡吉没有得到公司授权与其签订《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是明知的。林圭喆是韩国人，碧兰湾公司的股东也是韩国人，其资金往来均是通过股东账户，即使最初签订的两份租赁协议也是与股东之间签订的，上面所盖公章是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回国以后追加的。林圭喆自述加盖公章的时间，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信。林圭喆对两份租赁协议追加公章时让韩国的股东加盖公章而签订《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时却让碧兰湾公司的副总加盖公章没有作出合理的说明，也不能说明林圭喆在韩国境内如何与在中国境内碧兰湾公司的副总程凡吉签订了该解除合同。故林圭喆对程凡吉不掌握碧兰湾公司的备案公章这一事实是明知的。四、林圭喆提供的《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存在重大瑕疵。该协议所载明时间为2010年1月14日，经法院查询青岛市出入境管理局，林圭喆于2009年12月28日离开中国境内，于2010年2月26日进入中国境内，期间林圭喆未在中国境内，这与林圭喆陈述在中国境内与碧兰湾公司的副总程凡吉签订《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相矛盾，故林圭喆陈述的《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的情况与法院查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认定。综上，林圭喆系韩国人，其当初签订两份租赁协议时均与韩国的股东签订，其将两份租赁协议经追加公司备案公章之后，在事前没有与该公司的韩国股东协商、事后没有告知该公司的韩国股东的情况下，明知碧兰湾公司副总程凡吉不具有备案公章却与之办理了《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且加盖的系非备案公章，故碧兰湾公司的副总程凡吉以碧兰湾公司名义与林圭喆签订的上述解除协议不形成表见代理，该解除协议对碧兰湾公司没有约束力。因此林圭喆依据该解除协议要求碧兰湾公司付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林圭喆所诉系基于两份租赁合同而产生的双方之间权利义务，不宜在本案中作出处理，林圭喆可以另案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林圭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220元，翻译费2000元，共计78220元，由林圭喆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的效力问题。
本案中，2009年，碧兰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人员返回韩国，由公司副总经理程凡吉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但碧兰湾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没有将公章交付给程凡吉，亦没有明确书面授权由程凡吉处理公司重大事务。林圭喆也未提交证据证明程凡吉具有签订协议的代理权限，本院认为程凡吉代表碧兰湾公司与林圭喆签订《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的行为属无权代理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有理由相信”是指合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即相对人在不知道行为人无代理权方面不存在疏忽和懈怠，并为此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林圭喆称程凡吉为碧兰湾公司最高级别的中方管理人员，在无法联系到碧兰湾公司韩方人员时，程凡吉有权代表碧兰湾公司签订协议，且协议书上盖有公章，应认定为单位行为。本院认为，根据法庭查明，林圭喆系韩国籍人，其与碧兰湾公司签订的《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都是与碧兰湾公司韩国籍股东签订，且该两份合同所盖公章是在碧兰湾公司法定代表人回韩国以后追加。两份合同签订后，其资金往来也是通过股东账户。因此，林圭喆理应知道碧兰湾公司公章应由韩方掌握，在处理其与碧兰湾公司之间租赁合同事宜时，应尽量与公司韩方主要负责人协商。故，在其与程凡吉签订解约合同时，更应主动审查程凡吉是否有明确授权、公章是否由程凡吉掌握。加之林圭喆自述的《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加盖公章时间与事实不符，本院认为，林圭喆与程凡吉签订协议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林圭喆在程凡吉是否有权与其签订涉及公司重大利益的合同问题中，没有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应承担不利后果。
无权代理人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在林圭喆与程凡吉签订《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后，碧兰湾公司通过“律师函”等形式作出明确表示，证明碧兰湾公司对林圭喆与程凡吉签订《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未予以追认，故，林圭喆与程凡吉签订的《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对碧兰湾公司不发生效力。
另外，林圭喆以自2009年起碧兰湾公司一直使用非备案公章对外开展活动为由，主张《解除“电动车租赁合同”、“休息厅租赁合同”协议书》上的非备案公章不影响协议的效力，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可。
综上所述，林圭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220元，由林圭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明明
代理审判员 王 楷
代理审判员 甘玉军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魏 威
书 记 员 王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