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07刑初505号
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戴昌贵，男，1951年5月1日出生于重庆市，汉族，中专文化程度，武汉市鑫隆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副经理，住武汉市青山区。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6年5月12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钢城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7日被逮捕。2016年9月13日被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6年12月1日被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世光，湖北扬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郭奉刚，男，1951年6月12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村民委员会土地规划办公室主任，住武汉市洪山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6年4月16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钢城分局）决定监视居住，同年4月27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5月21日被逮捕。2016年7月20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职务侵占罪被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6年12月1日被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被告人徐国强，男，1964年8月2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武汉卓锋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武汉市洪山区。1992年因犯盗窃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6年4月14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钢城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0日被逮捕。2016年7月20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职务侵占罪被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6年12月1日被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辩护人谢贯虹，湖北本倡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桂超，湖北佑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余闯，男，1967年9月6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职业，户籍地武汉市洪山区。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职务侵占罪，于2016年9月19日被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6年12月1日被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武青检刑诉（2016）51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戴昌贵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被告人郭奉刚、徐国强、余闯犯职务侵占罪，于2016年12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青云、代理检察员郑新菊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戴昌贵及其辩护人王世光、被告人郭奉刚、被告人徐国强及其辩护人桂超、被告人余闯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戴昌贵于2006年被武汉天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武汉市鑫隆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隆公司）聘用，参与武汉市青山地区的拆迁工作。2010年6月，武汉市青山区区委、青山区人民政府为加强全区旧城改造工作的组织领导，按时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土地储备项目拆迁工作任务，决定成立全区旧城改造拆迁工作指挥部及拆迁工作项目部，青山区红卫路街38街旧城改造拆迁项目部（以下简称38街项目部）由此成立，具体负责38街地区拆迁工作中的基础数据调查、谈判签约、协议审核拆迁补偿的造册申报等工作。青山区土地整理储备事务中心（以下简称区土地中心）受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委托，作为青山区拆迁安置工作的具体实施单位，开展拆迁储备项目拆迁安置和收购有关工作。区土地中心于2010年7月与鑫隆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委托合同》，委托鑫隆公司代办其房屋的拆迁工作。为此，时任鑫隆公司副经理的被告人戴昌贵被公司派往38街项目部任业务组组长，协助管理鑫隆公司在38街项目部住宅组和非住宅组的拆迁工作人员，包括督促拆迁工作人员收集拆迁资料、对所收集拆迁资料的初核、协调推进拆迁进程事宜等，其还担任38街项目部住宅拆迁一大组副组长。2015年，被告人戴昌贵被鑫隆公司派往青山区工人村街项目部，代表公司协助工人村街项目部的拆迁工作、负责公司员工的管理。
一、被告人戴昌贵滥用职权罪
2010年至2011年期间，38街项目部在拆迁本地块上的“杜家鸡餐馆”时，因补偿费用问题遇到阻力，时任区土地中心副主任和区拆迁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的戚某（另案处理）授意被告人戴昌贵和张某、敖某（另案处理）等人找武汉市洪山区大洲村出面处理。时任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村民委员会土地规划办公室主任的被告人郭奉刚提出，“杜家鸡餐馆”用地是大洲村的集体土地，其旁边还有大洲村的集体土地应一并进行补偿，但未能根据要求提供土地权属证明。在被告人郭奉刚、徐国强、余闯等人先后宴请了戚某、戴昌贵、张某、敖某等人后，戚某授意把“杜家鸡餐馆”和旁边原一冶一中院内规划道路进行实际调查，仅通过测量面积、向指挥部和武汉市城中村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打请示报告等形式报送审计，致使原一冶一中院内604.08㎡国有规划代征道路被错误的认定为大洲村集体土地，区土地中心于2012年7月27日对大洲村进行了赔付，造成国家拆迁补偿资金损失人民币2，900，239.34元。
公诉机关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当庭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1、破案经过、到案经过；2、武汉市鑫隆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营业执照、鑫隆公司出具的岗位职责说明、任职经历、房屋拆迁委托合同、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结算单、明细表、银行进账单、请示报告、情况说明等相关书证；3、证人桂某、叶某、帅某、李某、刘某、杨某1、熊某、王某1、戚某、张某、敖某、江某、郭奉刚、徐国强、余闯等人证言；4、被告人戴昌贵的供述和辩解。
二、被告人戴昌贵受贿罪
2010年至2015年期间，时任鑫隆公司副经理的被告人戴昌贵在被鑫隆公司先后派往38街项目部和工人村街拆迁项目部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的人民币共计60，000元和面值人民币16，000元的购物卡。具体事实如下：
1、2010年12月的一天，被告人戴昌贵因受蒋某之托，将其亲属万文汉的棚子改成无证房算拆迁补偿价，在38街项目部附近，收受蒋某贿赂的人民币8，000元；
2、2012年7月的一天，被告人戴昌贵为“一乡之长餐馆”老板王某2预支拆迁补偿款提供便利后，在38街项目部其办公室内，收受王某2贿赂的人民币2，000元；
3、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被告人戴昌贵受托为一冶饮料厂多争取补偿款和预支补偿款提供帮助，在38街项目部其办公室内，收受该厂法定代表人周某贿赂的面值共计人民币20，000元的中百购物卡，被告人戴昌贵将其中4，000元购物卡送给敖某，指使敖某将该4，000元购物卡中的2，000元购物卡送给张某；
4、2014年年底的一天，被告人戴昌贵因受敖某之托，为一冶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劳动服务分公司（租赁一冶五幼房子）的陈某、一冶钢结构的常某多算拆迁补偿款，在武钢一医院附近，收受敖某贿赂的人民币40，000元；
5、2015年9月的一天，被告人戴昌贵因受文某之托，为其妹妹文玉兰的房屋拆迁和算高拆迁补偿价，在工人村项目部其办公室内，收受文某贿赂的人民币10，000元。
公诉机关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当庭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1、被告人戴昌贵的主体身份材料；2、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住宅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情况说明、请示等相关书证；3、房地产拆迁评估单、拆迁安置档案、航拍图等相关书证；4、证人蒋某、王某2、周某、梅某、敖某、杨某2、陈某、常某、王某3、王某4的证言；5、被告人戴昌贵的供述和辩解。
三、被告人郭奉刚、徐国强、余闯职务侵占罪
2010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人郭奉刚在担任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村民委员会土地规划办公室主任期间，在代表大洲村处理38街项目部以“打包价130万元”处理“杜家鸡餐馆”拆迁补偿一事时，被告人郭奉刚先后找到被告人徐国强、余闯商量，商定由被告人余闯跟郭奉刚一起具体跟“杜家鸡餐馆”业主肖某2、赵某1进行谈判，在最后谈定赔付其拆迁补偿款87万元人民币后，被告人郭奉刚跟大洲村谎称130万元人民币均要赔付给“杜家鸡餐馆”，致大洲村于2011年9月将该130万元人民币汇进被告人徐国强亲属的账户，被告人郭奉刚等人将其中的87万元给付“杜家鸡餐馆”业主后，将43万元土地补偿款进行私分，其中被告人郭奉刚分得人民币11万元、被告人徐国强分得人民币20万元、被告人余闯分得人民币10万元。
破案后，被告人戴昌贵向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退出赃款人民币12.8万元；被告人郭奉刚向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钢城分局）退交赃款人民币40万元；被告人徐国强向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钢城分局）退交赃款人民币139万元；被告人余闯向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钢城分局）退交赃款人民币20万元；大洲村村民委员会向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钢城分局）退交赃款人民币125万元。
公诉机关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当庭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1、破案经过、到案经过；2、被告人郭奉刚的职务身份说明及工资表；3、征地拆迁意向书、征地拆迁补偿协议、房屋拆迁合同、付款单据及收条、民事判决书等相关书证；4、证人肖某1、赵某1、赵某2、容某、夏某、徐某的证言；5、湖北省暂扣款物票据；6、被告人郭奉刚、徐国强、余闯的供述和辩解。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戴昌贵作为在受政府委托代表政府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工作中故意违反职责规定，造成国家财产损失人民币2，900，239.34元，情节特别严重，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数额较大，妨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予数罪并罚。被告人郭奉刚、徐国强、余闯相互纠合，利用郭奉刚职务上的便利，将本村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侵犯了大洲村的财产所有权，其行为均已构成职务侵占罪。提请本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对被告人戴昌贵进行处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被告人郭奉刚、徐国强、余闯进行处罚。
被告人戴昌贵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其犯滥用职权罪的事实和罪名均提出异议，认为被告人戴昌贵在2010年不是鑫隆公司副经理，其当时被鑫隆公司派往38街项目部负责的是住宅拆迁一大组的副组长，只对住宅组的拆迁资料具有审核职责，本案所涉“杜家鸡餐馆”拆迁属于非住宅组的职责范围，被告人戴昌贵在“杜家鸡餐馆”拆迁谈判过程中均是受领导指派负责沟通协调工作，故被告人戴昌贵在“杜家鸡餐馆”拆迁过程中不是代表政府行使职权，不具备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要件。
被告人戴昌贵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其犯有受贿罪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表示对受贿罪认罪；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戴昌贵受贿罪具有自首情节，且已退出全部赃款，自愿认罪，请求对其从宽处罚。
被告人郭奉刚、徐国强、余闯对起诉书指控其犯职务侵占罪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徐国强的辩护人当庭提交收条一份，拟证明被告人徐国强将分得的20万元中的10万元补偿给了“杜家鸡餐馆”的业主肖某2。同时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本案被告人徐国强等人职务侵占的数额是人民币29万元，应将被告人徐国强之后补偿给肖某2的人民币10万元及其拆除“杜家鸡餐馆”支出的费用4万元从起诉书认定的43万元中减去；2、被告人徐国强在职务侵占犯罪过程中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去处罚；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且庭审中自愿认罪，已退出全部赃款，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鑫隆公司是武汉天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被告人戴昌贵于2006年被鑫隆公司聘用，参与武汉市青山区的相关拆迁工作。2010年6月，武汉市青山区区委、青山区人民政府为加强全区旧城改造工作的组织领导，按时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土地储备项目拆迁工作任务，决定成立全区旧城改造拆迁工作指挥部及拆迁工作项目部。区土地中心受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委托，作为青山区拆迁安置工作的具体实施单位，开展拆迁储备项目拆迁安置和收购有关工作。区土地中心将拆迁中的具体工作委托给红卫路街，红卫路街成立了38街项目部，具体负责38街拆迁工作中的基础数据调查、谈判签约、协议审核、拆迁补偿的造册、申报等工作。区土地中心于2010年7月与鑫隆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委托合同》，委托鑫隆公司代办38街房屋的拆迁工作。被告人戴昌贵被鑫隆公司派往38街项目部协助管理鑫隆公司在38街项目部住宅组和非住宅组的拆迁工作人员，包括督促拆迁工作人员收集拆迁资料、对所收集拆迁资料的初核、协调推进拆迁进程等工作，其还担任38街项目部住宅拆迁一大组副组长，负责住宅组的相关拆迁资料审核等工作。2015年，被告人戴昌贵被鑫隆公司派往青山区工人村街项目部，代表公司协助工人村街项目部的拆迁工作、负责公司员工的管理。
一、被告人戴昌贵滥用职权的事实
2010年至2011年期间，38街项目部在拆迁本地块上的“杜家鸡餐馆”时，因补偿费用问题遇到阻力，时任区土地中心副主任和区拆迁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的戚某（另案处理）授意被告人戴昌贵及张某、敖某（均另案处理）等人找武汉市洪山区大洲村出面处理。时任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村民委员会土地规划办公室主任的郭奉刚提出，“杜家鸡餐馆”用地是大洲村的集体土地，其旁边还有大洲村的集体土地应一并进行补偿，但未能根据要求提供土地权属证明。在郭奉刚、徐国强、余闯等人先后宴请了戚某、戴昌贵、张某、敖某等人后，戚某授意把“杜家鸡餐馆”和旁边原一冶一中院内规划道路进行实际调查，仅通过测量面积、向指挥部和武汉市城中村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打请示报告等形式报送审计，致使原一冶一中院内604.08㎡国有规划代征道路（国有土地）被认定为大洲村的集体土地，区土地中心于2012年7月27日对大洲村进行了赔付，造成国家拆迁补偿资金损失人民币2，900，239.34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当庭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中共青山区委办公室文件、全区储备项目拆迁工作组织机构、关于支持青山区实施棚户区及危旧房改造工作方案、房屋拆迁委托合同等相关书证材料，证实2010年6月，武汉市青山区区委、青山区人民政府为加强全区旧城改造工作的组织领导，按时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土地储备项目拆迁工作任务，决定成立全区旧城改造拆迁工作指挥部及拆迁工作项目部，改造资金由中央、市、区各级财政资金及武汉地产集团申请银行贷款组成；青山区人民政府作为项目责任单位之一，负责统一拆迁、统一还建等工作。青山区土地整理储备事务中心受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委托，作为青山区拆迁安置工作的具体实施单位，开展拆迁储备项目拆迁安置和收购有关工作。区土地中心将拆迁中的具体工作委托给红卫路街，红卫路街成立了38街项目部，具体负责38街地区拆迁工作中的基础数据调查、谈判签约、协议审核拆迁补偿的造册申报等工作。区土地中心于2010年7月与鑫隆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委托合同》，委托鑫隆公司代办青山区38街坊项目拆迁调查、拆迁宣传、拆迁估价、协商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等。
2、营业执照、说明、戴昌贵的个人简历、情况说明等相关书证，证实被告人戴昌贵于2006年被武汉天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鑫隆公司聘用，参与武汉市青山地区的拆迁工作。2009年10月，被告人戴昌贵被鑫隆公司派往38街项目部任业务组组长，2010年10月，被告人戴昌贵被聘为鑫隆公司副经理，代表公司协助相关项目部工作，负责公司员工的管理；协助管理鑫隆公司在38街项目部住宅组和非住宅组的拆迁工作人员，包括督促拆迁工作人员收集拆迁资料、对所收集拆迁资料的初核、协调推进拆迁进程事宜等，其还担任38街项目部住宅拆迁一大组副组长，被告人戴昌贵在从事38街项目部拆迁工作过程中，参与了杜家鸡拆迁工作。2015年，被告人戴昌贵被鑫隆公司派往青山区工人村街项目部，代表公司协助工人村街项目部的拆迁工作、负责公司员工的管理。
3、武汉市土地登记发证中心出具的说明、青山局教育局出具的土地证、情况说明等相关书证证实，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原一冶一中）所在地块中S1、S2之间的地块为代征城市规划道路，在70年代已征地，现为国有土地，且不在青山区教育局（原一冶一中）证载面积内。
4、关于征用和平街大洲村集体土地及地上附属物有关补偿安置事宜的请示、关于大洲村变更土地补偿的请示、关于洪山区和平街大洲村土地情况说明、测绘图、红线图、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拆迁补偿结算单、银行转账单等相关书证，证实武汉市青山区土地整理储备事务中心将原一冶一中院内604.08㎡国有规划代征道路及建设四路工业大道10号杜家鸡土地面积398.64㎡，代征拆迁土地面积一共1，002.72㎡作为大洲村集体土地赔付给了大洲村，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4，200，239.34元，其中原一冶一中旁“杜家鸡”补偿款人民币130万元已预支给了大洲村，剩余的人民币2，900，239.34元已打入大洲村账户。
5、证人证言：
（1）证人戚某的证言，证实其系青山区土地整理储备事务中心副主任兼任区拆迁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在38街项目部担任副部长，负责指导拆迁业务，推进拆迁进程等工作。在38街拆迁过程中，戴昌贵向其汇报“杜家鸡”拆迁要价太高，“杜家鸡”下面的地属于大洲村的集体土地，且“杜家鸡”旁边原一冶一中旁的600多平方米也是大洲村的集体土地，要一起拆迁赔付，其就让调查清楚。后来大洲村的郭奉刚通过王佳利请其吃饭，希望将“杜家鸡”和旁边的土地一起补偿给大洲村。其就要求大洲村提供依据，大洲村提供不出来，项目部提供了勘测图，但不能确认土地权属，后来其同意通过打报告的形式确认600多平方米的土地属于大洲村，通过审计后对大洲村进行了赔付，一共赔付了420多万，其中130万是赔偿给“杜家鸡”房子的费用和下面土地补偿的费用，先预付给了大洲村。
（2）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其在38街项目部担任副部长兼任非住宅组组长，敖某、江某、戴昌贵等都是拆迁代办公司鑫隆公司的人，桂某是代办公司派驻项目部的总负责人，被告人戴昌贵是代办公司的副经理，业务上主要是戴昌贵负责管理代办公司的人员。江某、敖某先后负责“杜家鸡”餐馆的拆迁调查工作，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杜家鸡”餐馆下面的土地是大洲村的集体土地，其向戚某汇报后，戚某决定将“杜家鸡”餐馆的拆迁工作交给大洲村负责，项目部补偿只对大洲村，后来项目部就跟大洲村谈将“杜家鸡”餐馆拆迁的土地补偿及地上附属物补偿以130万元的价格打包给大洲村。郭奉刚提出“杜家鸡”餐馆旁边的土地也属于大洲村，需要一起补偿，其向戚某汇报后，戚让其去找依据，其没有找到依据，后来戚某到项目部开会，要求江某到武汉勘测设计研究院对“杜家鸡”及周边土地进行测量，江某将图纸拿回来后，还是不能确认土地是大洲村的，戚某就决定将“杜家鸡”及旁边600多平方的土地一起打包给大洲村进行拆迁赔偿。后来不能通过审计，项目部就打了一个报告，先由戴昌贵他们签字，其签字后送往指挥部签字，在青山区拆迁指挥部和武汉市城中村和旧城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盖了章子后，就通过了审计，一共赔付了420多万给大洲村，期间，郭奉刚请其、戴昌贵、敖某吃过饭。
（3）证人江某的证言，证实其在公司工作期间参与了38街拆迁项目，桂某是公司派往38街项目部的负责人，被告人戴昌贵是公司派往38街项目部担任经理，具体负责拆迁工作，其在拆迁过程中会向戴昌贵汇报工作。其参与38街项目部“杜家鸡”餐馆的前期工作，郭奉刚找到项目部说“杜家鸡”餐馆及旁边的土地都属于大洲村集体所有，拆迁的土地补偿款应给大洲村，后来戴昌贵请示了戚某后，圈定了一个范围，让其去武汉勘测设计研究院测量土地面积，测量出杜家鸡面积和规划道路面积，规划道路面积是604.08㎡，这个图纸只能证明土地面积，不能证明土地权属，其拿回图纸后交给了戴昌贵，后来其离开了38街项目部，没有参与后期的谈判。
（4）证人桂某的证言，证实其系鑫隆公司派往38街项目部负责人，被告人戴昌贵是鑫隆公司派往38街的项目经理，负责38街整个代办工作的业务，包括住宅组和非住宅组的拆迁业务，以及管理代办人员。“杜家鸡”餐馆在拆迁红线图里面，“杜家鸡”的业主提供了房产证、大洲村颁发的建房许可证，但赔偿上一直没有谈拢，后来大洲村一个姓郭的人说“杜家鸡”下面的土地和旁边的土地都是大洲村的，当时负责“杜家鸡”拆迁的有张某、戴昌贵、敖某等人，戚某后来让其与戴昌贵一起去武汉市城中村和旧城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找叶某在一个图纸上盖了一个章子。
（5）证人敖某的证言，证实“杜家鸡”餐馆及旁边代征道路土地赔付给大洲村是由戚某决定，戴昌贵是其直接领导，戴昌贵让其与江某具体负责“杜家鸡”餐馆及周边土地的拆迁资料并协调审计。
（6）证人叶某的证言，证实其在武汉市城中村和旧城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副主任期间，桂某与一个不认识的人一起来到其办公室，说明38街项目部对青山区沿江大道L地块进行旧城改造，其中征迁范围内涉及和平街大洲村两块集体土地，希望将两块土地纳入旧城改造项目，其表示支持，并在情况说明和图纸上盖章。
（7）证人帅某的证言，证实其在武汉市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作时，江某找其绘制了一个图纸，将“杜家鸡”和附近代征道路的面积在图纸上打印出来，这个图纸只能证明面积，不能确定土地权属。
（8）证人李某、刘某的证言，证实其系湖北长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派往38街项目部的人员，在负责“杜家鸡”及附近土地补偿资料审计时发现，测绘图只能证明面积，不能证明权属，项目部的戴昌贵、敖某说没有权属证明，后来戴昌贵他们拿来了一个请示报告，盖有指挥部和武汉市城中村和旧城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章子，其就于2012年7月通过了审核。
（9）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实戴昌贵口述或手写让其在电脑上制作了“征地拆迁补偿协议”和“关于征用和平街大洲村集体土地及地上附属物有关补偿安置事宜的请示”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是指挥部的领导柳滨或者戚某决定后，项目部负责起草的。
（10）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其曾用名也叫王家利，2010年的时候徐国强通过其请戚某吃饭，吃饭期间徐国强主要跟戚某谈了大洲村土地拆迁的事情。
6、被告人戴昌贵的供述和辩解，证实系自2006年开始被公司聘用后一直负责拆迁工作，2009年被公司派往38街项目部，负责管理公司在38街项目部工作的敖某、江某等人，负责对相关请示报告予以审核签字通过。2010年5月份其在38街项目部工作期间，戚某决定将“杜家鸡”餐馆旁边的一块代征道路土地一起打包给大洲村负责拆迁，其安排江某去武勘院绘制了图纸，图纸上杜家鸡和规划道路均有斜划线，规划道路表明有604.08㎡，后来土地中心和大洲村签订了420余万元的拆迁补偿协议，已预付了130万给大洲村，后来拆迁资料不能通过审计，审计人员说图纸只能证明面积，不能证明权属，其就打了一个证明土地权属的报告，盖有指挥部和城中村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公章，资料就过审了，剩余的290余万元也支付给了大洲村。
7、被告人郭奉刚、徐国强、余闯的供述，与上述证据证明内容一致，能够相互印证。
二、被告人戴昌贵受贿的事实
2010年至2015年期间，时任鑫隆公司副经理的被告人戴昌贵在被鑫隆公司先后派往38街项目部和工人村街拆迁项目部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接受被拆迁房屋相关人员的请托，为其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的人民币共计60，000元和面值人民币16，000元的购物卡。具体事实如下：
1、2010年12月的一天，被告人戴昌贵因受蒋某之托，将其亲属万文汉的棚子改成无证房算拆迁补偿价，在38街项目部附近，收受蒋某贿赂的人民币8，000元；
2、2012年7月的一天，被告人戴昌贵为“一乡之长餐馆”老板王某2预支拆迁补偿款提供便利后，在38街项目部其办公室内，收受王某2贿赂的人民币2，000元；
3、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被告人戴昌贵受托为一冶饮料厂多争取补偿款和预支补偿款提供帮助，在38街项目部其办公室内，收受该厂法定代表人周某贿赂的面值共计人民币20，000元的中百购物卡，被告人戴昌贵将其中4，000元购物卡送给敖某，指使敖某将该4，000元购物卡中的2，000元购物卡送给张某；
4、2014年年底的一天，被告人戴昌贵因受敖某之托，为一冶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劳动服务分公司（租赁一冶五幼房子）的陈某、一冶钢结构的常某多算拆迁补偿款，在武钢一医院附近，收受敖某贿赂的人民币40，000元；
5、2015年9月的一天，被告人戴昌贵因受文某之托，为其妹妹文玉兰的房屋拆迁和算高拆迁补偿价，在工人村项目部其办公室内，收受文某贿赂的人民币10，00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当庭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住宅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情况说明、请示等相关书证，证实被拆迁房屋实际拆迁补偿费用计算及拆迁补偿款支付的相关情况。
2、证人敖某、杨某2、陈某、常某、王某3、周某的证言，证实一冶饮料厂和一冶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劳动服务公司在拆迁过程中，敖某、戴昌贵作为拆迁项目部工作人员与被拆迁单位杨某2、陈某、常某等人相互勾结，采取多结算的方式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后予以瓜分，事后被告人戴昌贵收受敖某给予的人民币56，000元。
3、证人蒋某的证言，证实其为了亲属万文汉房子拆迁多结算拆迁补偿款的事情，给予被告人戴昌贵人民币8，000元。
4、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其餐馆“一乡之长”拆迁时，为了预支拆迁补偿款，找被告人戴昌贵帮忙送其人民币2，000元。
5、证人文某的证言，证实其为了其妹文玉兰房子拆迁的事情找被告人戴昌贵帮忙，送给其人民币10，000元。
6、被告人戴昌贵的供述和辩解，与上述证据证明内容一致，能够相互印证。
三、被告人郭奉刚、徐国强、余闯职务侵占的事实
2010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人郭奉刚在担任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村民委员会土地规划办公室主任期间，在代表大洲村处理38街项目部以“打包价130万元”处理“杜家鸡餐馆”拆迁补偿一事时，被告人郭奉刚先后找到被告人徐国强、余闯商量，商定由被告人余闯跟郭奉刚一起具体跟“杜家鸡餐馆”业主肖某2、赵某1进行谈判，在最后谈定赔付其拆迁补偿款87万元人民币后，被告人郭奉刚跟大洲村谎称130万元人民币均要赔付给“杜家鸡餐馆”，大洲村于2011年9月将该130万元人民币汇进被告人徐国强指定的银行账户，后被告人郭奉刚等人将其中的87万元给付“杜家鸡餐馆”业主，剩余的43万元土地补偿款被被告人徐国强、郭奉刚、余闯等人私分，其中被告人郭奉刚分得人民币13万元、被告人徐国强分得人民币20万元、被告人余闯分得人民币10万元。
2016年4月13日、4月15日，侦查机关分别将被告人徐国强、郭奉刚抓获，被告人徐国强、郭奉刚如实交代了上述事实。2016年5月9日，侦查机关将被告人戴昌贵抓获，被告人戴昌贵主动交代了侦查机关已掌握的其涉嫌滥用职权的事实，还如实交代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其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给予钱财的事实；2016年8月18日，被告人余闯接到电话通知后，主动到青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并如实交代了上述事实。
破案后，被告人戴昌贵向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退出赃款人民币7.6万元；被告人郭奉刚、徐国强、余闯及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村民委员会共退出滥用职权行为造成的损失共计人民币2，900，239.34元；被告人郭奉刚、徐国强、余闯共退出侵吞大洲村的土地补偿款共计人民币43万元，并取得了大洲村的谅解。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当庭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大洲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工资表、协议书、谅解书等相关书证，证实被告人郭奉刚系大洲村村民，经村两委会提名并交村民代表大会通过，郭奉刚于1999年9月至2011年12月一直担任大洲村规划办主任，具体负责大洲村房屋改建、土地征用补偿及谈判、外来土地清查等相关土地工作，其退休后，大洲村亦委托其继续处理“杜家鸡”地块的拆迁及代征道路（共计面积1000.72㎡）的补偿等土地事宜。大洲村与被告人徐国强签订了协议书，大洲村委托徐国强负责清理占用土地问题，获得的土地利益双方按照50%的比例分配。大洲村对被告人郭奉刚、徐国强、余闯的行为表示谅解。
2、社员（居民）修建房屋许可证及房产证，证实赵华中经允许于1985年在大洲村其自留地上建造房屋，该房屋房产证注明房屋所有人为赵华中，房屋坐落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工业大道10号。
3、征地拆迁意向书、征地拆迁补偿协议及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相关银行流水账单等相关书证，证实赵华中同志住宅在青山区沿江大道L地块红线范围内，青山区旧城改造38街坊拆迁工作项目部与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达成协议，大洲村负责赵华中住宅的拆迁工作，拆迁清场土地交付后，38街项目部支付大洲村拆迁补偿款合计人民币130万元。
4、房屋拆迁合同、承诺书、收条等相关书证，证实大洲村与“杜家鸡”业主肖某2达成房屋拆迁协议，“杜家鸡”餐馆所在土地上建有平方一栋，占地面积234.6㎡，其中有证占地面积118.47㎡，无证占地面积115.9㎡，此土地权属大洲村所有，此房屋经双方协商由大洲村一次性补偿肖某2人民币80万元，大洲村另行安排经济适用房两套等内容，该协议甲方大洲村盖有公章，乙方肖某2签字认可。肖红云于2011年10月24日出具收条证明收到大洲村给付房屋拆迁各种补偿费共计人民币80万元；2011年7月9日出具收条证明收到大洲村给付大洲村拆迁房屋补偿过渡款人民币7万元，并出具承诺书按照与大洲村所签合同执行，不再上访。
5、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5）鄂洪山和民商初字第00334号民事判决书，证实被拆迁房屋“杜家鸡”餐馆所在的土地归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大洲村所有，属集体所有土地，大洲村与青山区38街项目部就“杜家鸡餐馆”所签订的130万元打包价，并非仅针对被拆迁房屋，还包括其他土地补偿。
6、证人证言：
（1）证人容某的证言，证实其系大洲村村委会党总支书记，“杜家鸡”餐馆下面的土地明确是属于大洲村的，不包含在大洲村与徐国强所签协议里，郭奉刚在大洲村担任土地管理办公室主任，退休后也一直负责“杜家鸡”及旁边土地的补偿事宜，从土地谈判到土地赔偿的整个流程他都全程参与，郭奉刚与他人谈补偿的价位，最终的赔付都由其全权负责，但赔偿剩余的钱应该是大洲村的，由大洲村统一管理。具体到“杜家鸡”餐馆的赔偿，当时38街项目部是与大洲村签订了一个总的赔偿协议，包含“杜家鸡”餐馆拆迁打包价130万以及餐馆旁边大洲村土地的补偿款290余万元，2011年9月份，郭奉刚向其汇报“杜家鸡”餐馆的赔付款130万元打入了村里账户，这130万已经与“杜家鸡”拆迁户谈好了，就是“杜家鸡”拆迁户的赔付款，希望将130万元打入熊某的账户，好赔付给“杜家鸡”拆迁户，其表示同意后安排会计夏某办理。
（2）证人夏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9月其按照容某的安排将“杜家鸡”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30万元打入熊某的银行账户。
（3）证人熊某的证言及其银行卡流水账单，证实其银行账户向肖某2银行账户转款人民币80万元，向被告人郭奉刚、余闯转款以及大洲村向其银行转款等相关情况。
（4）证人肖某2、赵某1的证言，证实其系“杜家鸡”餐馆房屋所有人赵华中的妻子和儿子，2011年“杜家鸡”餐馆拆迁时郭奉刚、沈春连与其商谈拆迁补偿事宜，最后谈定拆迁赔偿标准是87万元加两套经济适用房指标，合同、收条均由其签字认可，人民币87万元其已收到。
7、抓获、破案经过及情况说明，证实2016年4月13日、4月15日，侦查机关分别将被告人徐国强、郭奉刚抓获，被告人徐国强、郭奉刚如实交代了上述事实。2016年5月9日，侦查机关将被告人戴昌贵抓获，被告人戴昌贵主动交代了侦查机关已掌握的其涉嫌滥用职权的事实，还如实交代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其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给予钱财的事实；2016年8月18日，被告人余闯接到电话通知后，主动到青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并如实交代了上述事实。
8、湖北省暂扣款物收据、扣押清单、湖北省罚没收入票据，证实被告人戴昌贵向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退出赃款人民币12.8万元；被告人郭奉刚、徐国强、余闯及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大洲村村民委员会向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钢城分局）共退出滥用职权行为造成的损失共计人民币281万元，被告人徐国强在本院审理过程中退出人民币90，239.34元；被告人郭奉刚、徐国强、余闯向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钢城分局）共退出侵吞大洲村的土地补偿款共计人民币43万元。
9、被告人郭奉刚、徐国强、余闯的供述和辩解，与上述证实证明内容一致，能够相互印证。
对于被告人戴昌贵及其辩护人、被告人徐国强的辩护人提出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及相关的法律规定，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对于被告人戴昌贵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戴昌贵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第一、38街拆迁项目是由政府财政资金出资由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事务中心作为业主单位的政府拆迁项目，鑫隆公司受政府委托负责具体拆迁实施，被告人戴昌贵被鑫隆公司派往38街项目部负责住宅组拆迁工作，同时负责管理鑫隆公司派往38街项目部住宅组和非住宅组的工作人员，其对鑫隆公司员工在38街项目部负责的拆迁调查、拆迁谈判等工作具有领导、管理、审核的职责，其系“受国家机关委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具有滥用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第二，具体到本案“杜家鸡餐馆”的拆迁过程中，负责对“杜家鸡餐馆”进行入户','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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