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91民初1767号
原告:刘宇,男,汉族,1982年9月14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被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光支行,住所：成都高新西区尚锦路241号1栋1层120、121、122号，2层217、218号。
负责人：叶永恒，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包蓉，女，汉族，1987年3月30日出生，住四川省郫县,系原告工作人员，一般授权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桃，女，汉族，1973年3月8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系原告工作人员，一般授权代理人。
原告刘宇与被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光支行（下称“成都银行红光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曾洁独任审理，于2017年3月13日、6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宇、被告成都银行红光支行的负责人叶永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桃、包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依法审理终结。
原告刘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给付原告7013.61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被告成都银行红光支行系原告的开户银行。原告2016年3月22日至2016年3月26日在香港出差，随身携带在被告处办理的银行借记卡（卡号：62×××17）一张。2016年3月24日上午8点40分左右收到五条手机短信，被告知所携带的卡号为62×××17的成都银行借记卡分别于当日8:38:47,8:39：31,8:40:14,8:41:06和8:41:54分五笔被支取，前三笔每笔支取1889元，后两笔分别支取953.85元和392.76元，共计7013.61元，收到短信之后，原告第一时间拨打了成都银行的客服电话，首先请客服人员确认短信信息的真实性，并告知客服此银行卡就在自己身边，随后，客服人员确认了短信是真实的，并告知原告的银行卡被盗刷，但是不能查询银行卡被盗刷的地点，要求必须马上将银行卡冻结并立即报警，随后客服人员即通过电话将此银行卡冻结，原告也立即向香港旺角警署报了警。香港警方让原告查询银行卡被盗刷的地点，于是原告拨打了中国银联的客服电话，查询到此银行卡是在泰国的同一台A**机上分五次被盗刷的，确认银行卡被盗刷的地点后，香港警方称由于银行卡被盗刷的地点不在香港，因此不予立案，让原告回内地后再报警。2016年3月27日原告从香港返回成都的第二天，向成都市公安局高新西区派出所报了案，并在办案人员的陪同下，在被盗刷银行卡开户行（成都银行红光支行）开具了相关证明。在整个盗刷过程中，银行卡从未离开过原告本人，且原告当时也未在泰国，但银行卡上的资金却被不知名的人在第三国家分数次转走，这实际是被告发放的银行卡保密性能不够，导致该卡信息泄露及被复制所致。原告与被告之间已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被告负有消费者资金安全和用卡安全的义务，因其技术缺陷未能保证银行卡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导致原告卡内存款被犯罪分子用伪造的借记卡取走，对此原告并无过失，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06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6条和第33条的规定，特向贵院起诉，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成都银行红光支行辩称，对原告在被告处开立了卡号为62×××17的借记卡以及该卡2016年3月24日发生5笔取款的事实认可，但是：1、案涉借记卡需要卡与密码才能交易成功，原告存在未妥善保管银行卡密码的情况。2、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公安机关证明显示的日期均与诉状描述不符。3、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不具有法律效力，公安机关应该出具立案受案通知书。4、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并未表明盗取的过程中银行卡被原告所持有，所以不排除原告将卡片借给他人使用并告知密码形成取款交易。
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27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开立“芙蓉锦程金卡”结算账户并取得了卡号为62×××17的借记卡，原告为该储蓄账户借记卡设置了密码，并开通了手机银行、短信银行。原、被告之间储蓄合同适用《成都银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综合服务协议》，其中第四条第2款载明“客户应牢记并妥善保管、使用个人密码，请勿将个人密码泄露他人，以防存款被冒领”。第四条第6款载明：“如发生储蓄凭证、密码丢失等情况，客户应立即到成都银行柜台办理了书面挂失手续（口头挂失属临时挂失，五日后口头挂失失效），对于挂失前发生的资金损失，成都银行不承担责任。”
原告于2016年3月22日至3月26日在香港出差，期间并无出入境泰国记录。2016年3月22日11点38分，原告使用案涉借记卡在香港取现3000港元。2016年3月24日上午8:38:47,8:39：31,8:40:14,8:41:06和8:41:54，原告的62×××17成都银行借记卡账户于泰国境内发生ATM取款，金额分别为1889元、1889元、1889元、953.85元和392.76元，共计7013.61元（实际交易币种均为泰铢），交易设备编号S1B2569。前述交易的手机短信均立即向原告手机发送。原告于2016年3月24日拨打被告客服电话告知其银行卡被盗刷并进行了口头挂失。原告于2016年3月27日向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西区派出所就该次盗刷事件进行报案，并于2016年4月8日与被告工作人员就盗刷事件进行沟通。
证人刘某在电子科技大学工作，任主任教师，其于2016年3月22日至3月26日陪同原告在香港出差。刘某出庭作证称，曾于2016年3月23日看见原告使用成都银行的卡，刘某于2016年3月24日陪同原告前往香港旺角警署就银行卡盗刷一事报警，并见证原告此时仍持有案涉成都银行卡。
另查明，2014年7月30日，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银行卡检测中心对其定活一卡通金卡中的PBOC应用个人数据、磁道数据格式进行了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各项检测项目均符合规范要求。原告曾于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月2日、1月3日在泰国使用案涉银行卡在ATM机进行了取款操作。2016年2月14日至2月22日，案涉银行账户在泰国由他人发起7笔交易，均因支取金额超过可用余额而失败。原告回国后，被告曾向原告发送短信，提示原告从泰国回国后及时修改银行卡密码，原告并未作出修改。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原告提供的《往来港澳通行证》、《香港成都往返机票》、《护照》、《香港入境记录》、香港住宿证明、《证明》、《活期账户明细账页》、《客户回单》、银行卡、汇丰银行取款通知书、证人刘某的证言、工作证、往来港澳通行证、机票，被告提供的《成都银行个人业务综合申请书》、《银行流水》、检测报告、交易后台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刘宇在成都银行红光支行处开立储蓄账户，并取得被告签发的存取款凭证储蓄借记卡，故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储蓄合同关系成立，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及第十二条“设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五）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之规定，被告作为商业银行应当具备充分的安全防范措施，该安全防范措施既包括了制度、流程等方面，又包括安全的银行卡片、取款设施、银行场所，还包括安全可靠的卡片识别技术及系统，最终通过多方面的安全防范措施保障储户存款的安全。本案中，原告的当庭陈述与证人刘某的证言、原告提供的《往来港澳通行证》、《香港成都往返机票》、《护照》、《香港入境记录》、香港住宿证明、《证明》、《活期账户明细账页》、《客户回单》、银行卡、汇丰银行取款通知书能够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锁链，共同证明案涉五笔取款共计7013.61元并非原告本人持被告制发的银行卡进行的操作，故在交易过程中，原告未能识别凭依发生交易的借记卡真伪，反映出被告的安全防范措施存在一定漏洞和缺陷，其未能保证原告在已经妥善保管好银行卡的情况下的账户内资金安全，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义务，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被告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原告在泄漏借记卡信息、密码等方面存在过错，故本院对其抗辩观点不予采纳。原告的密码泄露，亦有可能是用以操作的设备并不安全导致。原告从泰国回来后，被告未能及时识别案涉储蓄账户存在异常交易并采取防范措施，其向原告发送的短信仅系出于预防的目的，内容简单，亦未说明相关原因及后果，未能尽到有效的警示提醒作用，而修改密码系原告的权利，其可自主选择是否进行相关操作。在此情况下，并不能认定原告就损失的产生存在过错。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被盗刷存款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五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光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刘宇7013.61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光支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曾洁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徐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