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196号
原告：江苏苏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兴化市英武南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王顺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雷，上海刘春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北国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南经济开发区216号。
法定代表人：徐海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斌，该公司员工。
第三人：刘国斌，男，1970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开发区。
原告江苏苏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兴公司）与被告湖北国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公司）及第三人刘国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期间，本院依国新公司的申请，追加刘国斌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苏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雷，国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邹斌均到庭参加诉讼，刘国斌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兴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国新公司向苏兴公司支付工程款39800295元。2、国新公司赔偿苏兴公司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工程款3980029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1月23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由国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上半年，国新公司就其投资开发的薇湖水岸三期三组团33#、36#楼工程公开招标，工程施工部分由苏兴公司中标，中标价为58805220元。2011年6月30日，国新公司与苏兴公司签订《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备案。合同签订后，苏兴公司积极施工，工程如期竣工并验收合格。之后苏兴公司多次就涉案工程结算事宜与国新公司协商，但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故苏兴公司暂按工程总价56305220元（已扣除甲供材料款1000万元）提起诉讼，今后根据司法鉴定结论进行调整。国新公司累计向苏兴公司支付工程款15304925元，代付加气砼砌块等120万元，国新公司尚欠苏兴公司39800295元。
国新公司辩称，备案合同无效，双方的结算应以《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为依据，苏兴公司提供的签证单都是无效的，不能作为结算依据，刘国斌借用苏兴公司的资质，其与苏兴公司签订的合同属于表见代理，其后果应由苏兴公司承担，已支付工程款28075000元，扣除甲供材及分包项目20075804.84元，扣除质保金，我公司不差欠苏兴公司任何工程款，请求驳回苏兴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刘国斌未出庭陈述意见。本院在向刘国斌送达诉状、证据、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之后，收到一份署名为刘国斌，标题为《答辩状》的文字材料，主要内容有：我叫刘国斌，系江苏省泰州人，现在个体搞建筑。2011年3月份，苏兴公司武汉分公司谢正勇承包了国新公司投资开发的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薇湖水岸三期三组团33号、36号楼工程。我找到谢正勇，通过他，苏兴公司武汉分公司将该工程又包给我，由我做实际施工人。苏兴公司与我约定，材料采购、施工队伍都是我的事，苏兴公司负责技术指导，现场管理等。苏兴公司说只收到15304925元，国新公司说付了28075000元。其中的差额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1、工程之初，国新公司的款项没到位，苏兴公司也不愿垫钱，我实在筹不到那么多钱，只好去借，结果国新公司又介绍他们有牵连的公司借钱给我，国新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时候，有几百万元是让我在转账支票存根上签字，然后直接付给了借钱给我的公司，我压根也没见到这些钱。苏兴公司对此并不知道，苏兴公司从来没有委托我收款。2、该工程后期，我支撑不下去了，国新公司帮着垫付了少部分下面班组的工人工资。
苏兴公司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证据1、中标通知书（施工、监理）。
证据2、《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证据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据4、竣工验收会议纪要。
证据5、竣工验收报告。
证据6、竣工验收备案表。
证据7、竣工验收备案证明书。
证据8、国新公司付款明细及原始凭据。
证据9、苏兴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资质证书。
证据10、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证据11、图纸会审记录。
证据12、涉案现场签证完成通知单及审核通知单。
证据13、代为还款协议及预算书。
证据14、刘国斌答辩书。
证据15、银行转账支票及存根4套及国新公司银行账户历史记录。
证据16、网页截图。
证据17、民事判决书。
证据18、湖北省高院座谈会纪要。
证据19、苏兴公司付款凭证。
证据20、鉴定报告书。
国新公司在诉讼期间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证据1、2011年3月21日原被告签订的《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
证据2、2011年6月30日《薇湖水岸三期招标文件》及附件委托书。
证据3、《中标通知书》。
证据4、2011年6月30日《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证据5、2011年4月30日《内部承包合同》。
证据6、2011年3月29日及2011年4月15日刘国斌《银行进账单》（四份）。
证据7、2011年8月17日《补充协议》及附件《工程进度控制节点》。
证据8、2011年7月25日《银行进账单》。
证据9、2013年4月17日刘国斌出具的《承诺函》两份。
证据10、2013年12月20日《武汉市汉南区解决企业拖欠工资问题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会议纪要》。
证据11、汉南薇湖水岸工程项目欠款清单说明及差欠工资结算单（14份）。
证据12、《薇湖水岸》33#、36#楼总包结算（以下简称结算书）。
证据13、2011年4月13日《承诺函》。
证据14、2013年6月26日《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二份）。
证据15、工程款支付清单说明及付款凭证。
证据16、建筑业统一网络发票13份、付款委托函1份。
证据17、湖北东泰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11年3月-6月监理日志。
证据18、2014年6月3日湖北东泰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薇湖水岸三期33号、36号楼工程实际施工情况的情况说明》。
证据19、2011年12月2日《预收一百万工程款安排明细》和《预收一百九十万元工程款安排明细》。
证据20、备忘录。
证据21、铝合金门窗结算书及承包合同。
证据22、塑钢门窗结算书及承包合同。
证据23、公共部位精装修结算书及承包合同。
证据24、代扣记录及扣款单、加砌块结算书、混凝土采购合同及结算书。
证据25、水电费贷款记录及代扣确认单。
证据26、代扣记录及扣款单9份。
证据27、代扣记录及扣款单30份。
证据28、钢材供应合同及结算清单、结算单。
证据29、商品混凝土采购合同及结算表、结算单。
证据30、外墙砖供货合同及清单。
证据31、外墙涂料结算书及供货合同。
证据32、借条。
证据33、欠条及收条。
刘国斌未提交证据。
经开庭质证，国新公司对苏兴公司证据1-11、证据12中有国新公司签字的单据、证据15中四张支票及存根、证据16-17以及证据20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3-14、证据15中账户历史记录、证据19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18认为该材料不属证据。
苏兴公司对国新公司证据1、3、4、6、7、8、10、14、15中15304925元的部分、16、18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2、5、9、11、13、15中除15304925元之外的部分、19-31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12、17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32-33真实性需要刘国斌核实且与本案无关。
对于各方真实性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国新公司证据12及证据15中有刘国斌签字的材料经核对与原件无误，因其为刘国斌签字领取或结算认可，刘国斌未出庭否认其真实性，其书面陈述意见亦未否认真实性，且苏兴公司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15中转账至武汉市汉南区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80万元凭证经核对与原件无误，本院亦予采信。关于证据15中其余支票存根亦与原件核对无误，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至于国新公司对苏兴公司已付款的认定见下文评述。关于国新公司证据21-23、31，国新公司提供了证据原件，本院向相关单位进行了核实，且苏兴公司并无相反证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对国新公司证据13、20，本院依苏兴公司申请，对两份证据上苏兴公司公章进行鉴定。经审查，苏兴公司提供的鉴定样本中就已有两枚不一致的公章（例如《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其他样本印文上编号不一致，苏兴公司印文鉴定申请书上存在两枚编号不一致的印文）。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三真司法鉴定中心（2015）文鉴字第W005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落款时间为“2011年7月1日”的《备忘录》中“江苏苏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文与提供的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2、落款时间为“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的《承诺函》中“江苏苏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文与提供的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经开庭质证，各方对该鉴定意见书无异议，该鉴定程序合法，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对国新公司证据13予以确认。
对于国新公司证据5，虽然苏兴公司否认其真实性，但是承认与刘国斌之间为工程转包关系，却又对是否与刘国斌签订书面合同含糊其词，且无法说明其与刘国斌是何种约定。刘国斌的书面陈述意见亦对其是否与苏兴公司签订合同及合同金额避而不谈。从苏兴公司与国新公司签订的《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苏兴公司向国新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以及刘国斌与国新公司结算金额看，与《内部承包合同》金额相互印证。故对国新公司证据5，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国新公司证据9经核对与原件无误，虽苏兴公司对该证据上加盖的印章不予认可，但因其实际使用多枚公章，且该证据内容为借款用于支付工程消防及水电款项又有刘国斌签字，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依苏兴公司申请，依法委托湖北边际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案涉工程是否存在设计变更，如果有设计变更则对相应的造价进行鉴定。鉴定单位作出湖北边际造字（2016）D-001号《鉴定报告书》，结论如下：
结论1：按苏兴公司提交的《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结算方式。
A、设计院的设计变更单造价为350600.03元；
B、建设单位的联系函造价为1786518.45元；
C、施工单位的签证单造价为877612.6元；
D、存在疑问的签证单704359.38元；
E、争议部分501218.26元。
结论2：按国新公司提交的《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的结算方式。
A、设计院的设计变更单造价为189323.66元；
B、建设单位的联系函造价为21185.65元；
C、施工单位的签证单造价为436924.05元；
D、存在疑问的签证单482329.39元；
E、争议部分内容453493.17元。
经开庭质证，各方对上述鉴定报告真实性无异议，该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报告可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本院采信何种鉴定结论见下文论述。
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21日，国新公司（甲方）与苏兴公司（乙方）签订《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约定：第三节工程内容和承包范围。工程概况：工程名称薇湖水岸三期33#、36#楼，工程地点汉南区，建筑面积约60000平方米。承包范围：基础工程、土建工程、室内水电安装工程、主体装修工程、部分室内外精装修工程。由甲方另行分包的工程：基坑支护及降水、门窗工程、幕墙工程等等。甲供材料包括钢筋、外墙涂料、商品砼、墙地面砖、花岗岩。第四节合同价款、结算、支付。本合同按固定总价包干，合同总价约为47837405.15元，其中分包消防工程2291830.4元（不含防火门及卷帘门39686.5元）；门窗、外墙涂料工程2304382.8元。以上价格为含税包干价，乙方使用自己的建筑公司，不向甲方交纳管理费。包干部分：7、烟道、气道按43元／米包干。工程结算：工程设计变更的结算：工程设计变更完成后，乙方应在三日内填报变更工程量，经监理公司和甲方确认乙方每拖延一天，则扣减工程量结算造价的1%。所有工程设计变更乙方需在变更工程量获确认后10日内编制结算上报甲方，乙方每拖延一天，则扣减工程变更指令结算造价的2%，扣完为止。结算造价=包干价款＋签证、工程施工图、变更工程量结算造价。工程款支付：工程完工（所有收尾工程完成），支付至该栋号乙方工程总造价的70%；竣工验收（拿到备案证、竣工资料归档、质量缺陷整改完毕达到甲方要求），支付至该栋号乙方工程总造价的85%；结算完成支付至该栋号合同结算造价的95%。质保金：结算造价的5%，质保期满返还，工程竣工期满一年后3日内返还70%，工程竣工期满两年后3日内返还20%，工程竣工期满5年后返还余下的质保金。第五节工期。开工时间：2011年3月30日，竣工时间：2012年7月。第九节工程监理。甲方委托武汉东泰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监理公司）对本工程进行监理。第十三节工程变更。设计变更及现场签证事项：本合同外工程变更均以书面签证为准。签证单需甲方代表专业工程师、项目部经理、成本部经理、总助签字盖章后生效。单项超过30000元的需公司总裁签字认可生效。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工程实际开工时间与该合同约定开工时间一致。
2011年4月13日，苏兴公司向国新公司出具《承诺函》一份，载明：我司与贵司签订的薇湖水岸三期《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仅用于备案使用，不作为工程结算依据。该工程结算还是以我司与贵司于2011年3月23日签订的《薇湖水岸三期33#、36#工程施工合同》为准。庭审查明苏兴公司与国新公司仅于2011年3月21日签订《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除备案合同外，双方未就案涉项目签订其他施工合同。
2011年4月30日，苏兴公司武汉分公司（甲方）与刘国斌（乙方）签订《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同意乙方承包国新公司投资开发的薇湖水岸三期三组团中的33#、36#楼工程（具体建筑面积以图纸为准。合同价款47837405.15元，其中分包消防工程2291830.40元，不含防火门及卷帘门39686.50元；门窗、外墙涂料工程2304382.80元，最终价款全部以决算为准）。承包目标：全面履行建设方国新公司与甲方签订的薇湖水岸三期三组团33#、36#楼工程施工合同及工程合作协议。承包管理方式：乙方实行独立经营、单独核算、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按照工程总造价（以与业主的竣工决算为准）的2%向甲方上交承包费。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2011年6月16日，国新公司向苏兴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2011年6月30日，国新公司（××）与苏兴公司（××）签订《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经备案。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薇湖水岸三期33#、36#楼。工程承包范围为基础工程、土建工程、室内水电安装工程、主体装修工程、部分室内外精装修工程。开工日期为2011年3月30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690天。本合同为固定总价合同，合同价款5880.522万元，其中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127.607万元，此总价含甲方指定分包项目。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2011年8月17日，国新公司（甲方）与苏兴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于2011年3月21日签订了关于薇湖水岸三期三组团33#、36#楼的工程总承包合同，由于乙方施工进度严重滞后、现场管理混乱，造成甲方巨大损失，为了保证以后工程质量，按期完成工程进度控制节点，严格履行总包合同，现经双方协商，双方签订补充协议：1、乙方在2011年7月24日前向甲方交纳人民币100万元作为工期专项保证金；2、甲乙双方另行制定详细工程进度控制节点计划，双方予以确认，作为补充协议附件，乙方保证严格执行。6、本协议及甲乙双方制定的工程进度控制节点计划作为原《薇湖水岸三期三组团工程总承包合同》的附件具备同等法律效力；7、本补充协议在双方签字盖章并于乙方100万元工期保证金到账后生效。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薇湖水岸三期3组团工程进度控制节点》中明确载明基坑开挖及支护计划开始时间为2011年3月30日。2011年7月25日，刘国斌向国新公司支付了100万元保证金。
工程竣工后，国新公司与刘国斌签订结算书，具体内容为：一、施工单位结算。1.1总包结算47837405.15元；1.2变更1108971.08元；1.4配合费36421.57元（门窗配合费20821.57元，消防配合费15600元）。二、扣除。2.1甲供材13344513元；2.2垫付政府费用933568.3元；2.4代扣水电费297882.37元；2.5代扣贸易货款2570695.37元；2.7代总包单位扣除费用2304382.8元（分包项目铝合金门窗，防盗门）；2.8甲方代付款项108731元（东山头奠基2000元，阳逻奠基2000元，阳逻招商中心奠基3000元等）；2.9甲供材超量192000元；2.12奖惩324032元。三、已付工程款28075000元。四、质保金2449139.89元。
工程施工过程中，施工队伍聘请、主材采购均由刘国斌完成。苏兴公司未向国新公司请付进度款，而是均由刘国斌向国新公司请款，国新公司开具支票付款。工程竣工后，苏兴公司并未向国新公司报送结算资料，亦未与刘国斌结算。庭审中，苏兴公司对其是否与刘国斌签订合同、款项支付、施工队聘请、主材采购及设备提供等情况均表示不清楚。案涉工程监理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证实《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作为其监理工作的执行依据，工程由刘国斌实际管理和负责，现场所有施工管理人员都是刘国斌选聘的，并由刘国斌支付工资，材料设备采购、机械设备租赁使用、财务管理等也由刘国斌负责。苏兴公司既没有派人参与施工管理，也没有对项目有实际投入（包括材料、机械设备的采购租赁等）。
审理中，苏兴公司认可国新公司付款15304925元（共8张转账支票形式支付，支票存根上载明的收款人有手写和打印两种形式，其中六张为刘国斌在存根上签字），并认可国新公司代付切块、加气块等款项120万元。苏兴公司不认可的付款共计12770075元，其中涉及：1、六张支票（金额10152516.67元，其中有三张支票2257441.67元无刘国斌签字，其余均有刘国斌签字，该六张支票中有四张支票与存根收款人不一致）；2、刘国斌的借支（金额1702558.4元）；3、刘国斌委托国新公司付款11.5万元；4、国新公司支付到武汉市汉南区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80万元。在上述14张支票中，2013年6月26日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证之前支票总金额为2440万元。
苏兴公司汉南分公司向国新公司共开具建筑业统一网络发票13张，共计2531.5万元，存在先领款后开发票的情况。
2013年2月4日，刘国斌向国新公司出具《委托函》一份，载明：现我司委托大冶市大箕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代我司收款11.5万元整，该款视同我司收款。
2013年4月17日，刘国斌向国新公司出具两份《承诺书》，承诺国新公司借出的工程款共计40万元，用于支付案涉工程的消防及水电施工款项，并承诺于2013年4月30日完成水电安装工作并验收合格及于2013年5月10日前完成消防验收工作。
2013年3月13日及4月20日，刘国斌向国新公司出具两份借条，共计借款金额90万元。
2013年1月22日，刘国斌在案涉项目工程竣工验收会议签到表上苏兴公司处签字，当日会议纪要设计单位意见为现场主要有两个问题，整改完毕后，经现场甲方监理验收合格后，同意今天的验收。质监站的意见为存在的问题整改到位复检合格后同意验收。2013年1月26日，国新公司就案涉工程制作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载明竣工时间及验收时间均为2013年1月22日，该报告中专项工程验收情况不含消防工程。2013年6月26日，武汉市汉南区城乡建设局对案涉工程出具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书。
2014年1月14日，国新公司向武汉市汉南区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转账80万元，用途为垫付民工工资。
案涉工程中，消防工程实际并未另行分包，门窗工程另行分包由案外人完成。
另查明，司法鉴定报告中载明设计变更对应签证单均无《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所约定签字生效人员签字。
本案争议焦点：一、应以哪份合同作为本案工程价款结算依据；二、本案工程价款数额；三、国新公司已付款金额。
一、应以哪份合同作为本案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本院认为，案涉工程项目为住宅，依据《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属于必须招投标的项目。国新公司向苏兴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并于2011年6月30日签订《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为经过招投标程序的备案合同。然而签订上述合同之前，双方于2011年3月21日签订《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该合同在工程价款及合同履行等实质性条款方面均不同于上述备案合同，且苏兴公司于2011年4月13日向国新公司出具《承诺函》，该函件主要内容为《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仅作备案之用，双方结算仍按《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进行。由此可知，在招投标之前双方已就工程项目的实质性内容签订了协议，国新公司与苏兴公司的招投标属串通投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之规定，中标无效，双方因招投标签订的《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无效合同。由于苏兴公司与国新公司签订的《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未经过招投标程序，亦属无效合同。
2011年4月13日，苏兴公司向国新公司出具《承诺函》明确表示《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作为工程结算依据，仅作备案之用。双方仅于2011年3月21日签订《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除此之外并未签订其他类似协议。由此可知，该《承诺函》所指向的合同是确定的、唯一的，该《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才是双方结算依据。另外，苏兴公司与国新公司于2011年8月17日签订《补充协议》，开篇即明确指向双方签订的《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基于签订的《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双方另就工程进度问题签订了此《补充协议》。在该协议后附的工程进度控制节点表中明确载明基坑开挖及支护计划开始时间为2011年3月30日，与《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约定开工时间一致，亦与本案实际开工时间完全吻合，即在签订《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后就已开始施工，并在签订《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非依《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仍按照《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签订《补充协议》并制定工程进度计划。再者，国新公司与刘国斌签订的结算书载明合同金额与《内部承包合同》及《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均一致，可反映出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综上，《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合意，亦是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在《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均无效的情形的下，应以《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作为双方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
二、本案工程价款的数额
依前文所述，本案应以《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作为双方工程价款结算依据，故不应以按照《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作出的鉴定结论1为基础计算工程价款。本院就鉴定结论2的内容评述如下：
1、对其中A、B、C项，其结论确定，本院对该三项予以采信。
2、对D项，该项为存在疑问的签证单，存疑理由在于：签证中有甲方（国新公司）项目管理人员签字盖章，但无施工单位盖章，无法判断该项目由谁施工。因该项对应的施工内容已经施工完毕，而国新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实上述内容由案外人施工完成，故对该项本院予以采信。
3、对E项，《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明确约定了烟道、气道属于包干范围。苏兴公司虽提交《代为付款协议》，意图证明通风排烟工程系苏兴公司施工部分，但该协议签订于本案诉讼过程中，苏兴公司依此协议的具体付款时间是在国新公司与刘国斌结算之后的2014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该协议明确约定代为付款是作为苏兴公司对刘国斌的借款，不是工程款。即使该协议属实，亦无法证实通风排烟工程属于合同外施工内容，且苏兴公司未提交相关的有效变更签证单。故对该项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案涉工程设计变更金额为：1129762.75元。此金额与结算书中“变更金额1108971.08元”非常接近，亦可印证国新公司与刘国斌的结算书内容符合工程实际情况。
虽然，结算书中变更金额可以客观反应工程设计变更的实际状况，但是由于变更金额为国新公司与刘国斌商定，在处理苏兴公司与国新公司的工程款纠纷时应在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按照约定处理。因上述各项设计变更签证均不符合《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中“合同外工程变更均以书面签证为准。签证单需甲方代表专业工程师、项目部经理、成本部经理、总助签字盖章后生效。单项超过30000元的需公司总裁签字认可生效”的约定，故不应计入国新公司应付工程总价款之中。
依据《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约定，消防工程及门窗、外墙涂料工程书另行分包项目，而实际施工中仅有门窗、外墙涂料工程实际另行分包，故案涉工程总价为：47837405.15元（合同总价）-2304382.80元（门窗、外墙涂料工程）=45533022.35元。
三、关于国新公司已付工程款的数额
工程竣工后，国新公司与刘国斌签订了结算书，该协议载明工程结算基础为《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金额47837405.15元，并载明了组成结算总额的分项金额情况（含增项及扣项）。国新公司主张其与刘国斌已经办理结算，苏兴公司应当受到该结算书的约束。苏兴公司认为其并非该结算书签订主体，不应以该结算书作为向苏兴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依据，而应以备案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
本院认为，施工过程中苏兴公司未向国新公司请款，而是由刘国斌直接向国新公司请款，苏兴公司开具发票予以配合，因此苏兴公司对刘国斌请款行为属明知且认可；工程竣工后，苏兴公司未向国新公司报送并协商结算，而由刘国斌直接与国新公司协商完成结算，苏兴公司亦未与刘国斌办理结算。工程所需材料、人工、机械设备等均由刘国斌自行解决，而苏兴公司对此并无投入。案涉工程监理公司亦证实苏兴公司既没有派人参与施工管理，也没有对项目有实际投入。由此可知，苏兴公司一是在材料、人工、机械设备等施工要素上均无投入；二是在工程款请款付款乃至协商结算此等重大事项上均不作为；三是在施工过程中未派人参与项目管理且未履行总包方对实际施工人支付进度款及结算的义务。苏兴公司虽非结算书的签订主体，但其作为案涉工程总承包方，既违法转包工程，在法律层面其若因该违法行为而取得收益显属非法所得（因国新公司已与刘国斌结算并基本付清实际施工人刘国斌应得工程款，仅留存部分质保金未付），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又未尽总包方之应尽义务对工程进行投入和管控，即在事实层面亦无支持其获利之基础。国新公司将案涉工程交由苏兴公司施工，苏兴公司又将工程转包给刘国斌。刘国斌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对工程进行了实际投入，掌握施工实际情况。在无证据证实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串通的情形下，其与国新公司签订的结算书可以客观反映出案涉工程的合同价款、国新公司已付款以及施工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其他款项数额。故对苏兴公司与国新公司之间的应付款及已付款的判定应充分参考国新公司与刘国斌签订结算书之内容。
第一，结算书中因施工本身而产生的国新公司代垫代扣的费用，虽未直接支付给苏兴公司，但均为对工程的实际投入，用于了工程施工，且苏兴公司并未有证据加以推翻，故此类费用可视为并应计入国新公司对苏兴公司的已付工程款。本院对结算书中各项内容评判如下：1、配合费36421.57元，因苏兴公司并未实际施工亦未提供相应的配合便利，故苏兴公司不应收取该费用；2、甲供材13344513元，苏兴公司仅估算1000万元而并无证据证实甲供材具体金额，故甲供材13344513元应予扣除；3、垫付政府费用933568.3元，因该费用并非与施工本身直接相关，故该费用不应扣除；4、代扣水电费297882.37元、代扣贸易货款2570695.37元、甲方代付款项108731元（东山头奠基2000元，阳逻奠基2000元，阳逻招商中心奠基3000元等）、甲供材超量192000元，上述费用中奠基费用7000元与本案工程无关不应扣除，其与费用均应予以扣除；5、代总包单位扣除费用2304382.8元，此项为分包项目，金额与《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约定一致，应予扣除；6、奖惩324032元，此项为国新公司与刘国斌之间协商的内容，且在合同无效的前提下，此项作为违约责任对应金额，不应扣除。
第二，关于结算书中国新公司已付工程款28075000元，苏兴公司仅认可收到15304925元，并举证国新公司开具的部分支票与存根的收款人不一致，意图证实国新公司所主张的已付款中有部分款项苏兴公司并未收到，而是资金最终流向国新公司关联企业。对此本院认为，刘国斌与国新公司结算时确认了国新公司已付工程款28075000元，且其书面陈述意见亦未否认收到过28075000元，并解释了苏兴公司与国新公司收付款金额存在差额的两点原因，文意为：一是因施工需要，刘国斌（借款人）向国新公司的关联公司（××）借款，国新公司支付工程款经刘国斌签字后有部分进入该关联公司；二是工程后期国新公司垫付了部分工人工资。这说明刘国斌认可国新公司支付了工程款28075000元，虽然差额中一部分款项可能用于归还刘国斌的欠款，但刘国斌借款的目的在于案涉项目的施工，且刘国斌亦认可国新公司还垫付了工人工资，故国新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最终仍可视为实际用于案涉项目。即使有部分资金作为刘国斌的还款最终流向国新公司的关联企业，也是经过刘国斌认可同意的，国新公司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
第三，对于苏兴公司不认可的款项具体评述如下：其一，本案共涉及支票14张，其中大部分支票存根（9张）均有刘国斌签字，其中既含苏兴公司认可的款项（共8张支票，刘国斌签字6张），也有苏兴公司不认可的款项。在施工过程中苏兴公司并未否认刘国斌的领款行为，刘国斌领取支票应视为苏兴公司收到款项。收取支票后如何使用取决于苏兴公司而与国新公司无涉。虽然有三张支票存根（涉及金额2257441.67元）无刘国斌签字，但刘国斌在结算书中最终确认了国新公司已付工程款28075000元，故仍应视为刘国斌领取了相应款项，国新公司已经完成了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其二，苏兴公司汉南公司开具了多张工程款发票，发票金额为2531.5万元，与全部支票金额基本相当，亦说明苏兴公司收到了相应工程款。苏兴公司认为开具发票是应国新公司要求而为请款之用，并非在收款后开具。然而这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且苏兴共开具了2531.5万元的发票，与其认可收到金额相差千万元之巨，其在并未到收款项的情况下又继续多次开票的行为不合正常逻辑。即使苏兴公司主张为请款而先开具发票为真，那么在开票后未收到款项却又不向国新公司催款，亦不能自圆其说。其三，除领取支票外，刘国斌还出具《承诺函》、《委托函》及《借条》表明收取了相关款项。考察上述函件内容，《承诺函》明确表示借支款项用于案涉消防及水电工程，《委托函》及《借条》虽未明确表示委托付款及借款的用途，但均发生于工程后期，这与刘国斌书面陈述意见中“工程后期国新公司垫付了部分工人工资”的内容相契合，且刘国斌在最终的结算书中通过认可已付工程款总数28075000元的形式对上述各款项予以了确认。其四，国新公司支付到武汉市汉南区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80万元是为解决案涉工程农民工工资问题，应作为国新公司已付工程款。
综上，上述28075000元与15304925元之间差额部分款项仍应作为国新公司向苏兴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故对苏兴公司认为国新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中有部分其并未实际收取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结算书中国新公司已付工程款28075000元应作为对苏兴公司的已付款，国新公司已付款总额为44581821.74元（含代垫代扣费用等）。
依据《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关于质保金的约定，质保金的10%应于工程竣工期满5年后返还，目前该部分质保金付款期限尚未届满，故国新公司应向苏兴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数额为723535.5元。虽然国新公司出具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载明工程竣工验收时间为2013年1月22日，然而依据刘国斌2013年4月17日向国新公司出具的两份《承诺书》内容，此时消防及水电尚未通过验收。因此案涉工程整体竣工验收时间应以取得备案证时间为准，即2013年6月26日。依据《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质保金支付需以结算价为基础，因苏兴公司未向国新公司报送结算，而非国新公司拖延结算，国新公司对苏兴公司的结算造价以及欠款数额乃通过本案诉讼予以确定，在苏兴公司起诉前国新公司的付款符合《薇湖水岸三期工程总承包合同》约定，且所欠款项从数额看仅为少部分质保金，故欠款对应利息应从本判决做出之日起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湖北国新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江苏苏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723535.5元及利息（以为723535.5元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本判决作出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偿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江苏苏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40802元，由原告江苏苏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28762元，由被告湖北国新置业有限公','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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