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6民终44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上夼西路***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行礼，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芳永，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义山，男，195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振友，男，1951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振全，男，195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书安，男，1962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卓君，男，1989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祝林业，男，1964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喻文，男，1967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琳，女，1979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美丽，女，1969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永军，男，1955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曲延波，男，1962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培满，男，1959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波，男，1981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广香，女，1954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铁洲，男，1966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守春，男，1962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忠国，男，1972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福苓，女，196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曲礼凡，男，194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忠宏，男，196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晖，山东绍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因与被上诉人程义山、徐振友、王振全、孙书安、姜卓君、祝林业、姜喻文、林琳、罗美丽、于永军、曲延波、宋培满、于波、许广香、李铁洲、徐守春、杨忠国、罗福苓、曲礼凡、杨忠宏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14）牟商初字第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陈芳永、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李春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代理费65万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部分事实没有认定，举证责任分配不当。1、一审法院依据上诉人申请调取的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的受案登记表中载明“2013年9月3日我大队接到市局经侦支队转办杨义望、何泽刚等人涉嫌经济犯罪”。结合上诉人提交的有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的控告书、授权委托书等书证，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己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举证标准，足以认定是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的授权到烟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控告并提交了相关的控告书和证据材料后转到牟平公安分局经办。被上诉人虽不予认可并提出抗辩，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完成代理控告行为，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认定，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2、被上诉人孙书安在一审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相互矛盾，且孙书安的身份是本案的被告、被上诉人，不应当以证人的身份出具证言。一审法院的判决虽然没有做出认定，但也没有依法予以排除。3、根据代理合同的约定，只要达到杭州柏源节能工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源节能）退出持有烟台市百恒金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恒金矿）股权的目的，即视为上诉人完成了委托事项。只有柏源节能退出其所持有的百恒金矿的股权，百恒金矿和被上诉人的权益才会得到保障，才会产生实际价值和意义。最终的事实也证实柏源节能退出股权后，被上诉人溢价转让了股份，并获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既然认定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代理合同的效力，却以显失公平为由，否定上诉人完成的委托事项，违反了缔约自由的法律原则。而且综观本案的事实证据，一审法院对显失公平的认定也是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并没有履行其代理职责，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刑事控告是上诉人履行的，况且该刑事控告与双方当事人委托代理合同中代理事项没有关联关系，所以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事实清楚，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代理费人民币65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7日，百恒金矿除姜卓君之外的18名股东（合同甲方）与柏源节能（合同乙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合作协议：一、合作方式1.1甲方系目标公司即百恒金矿的原股东作为一个整体同意：本合作协议签署后，甲方与乙方在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为4：6。1.3甲方转让其股份后，其在百恒金矿原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随股份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1.4甲乙双方合作后，在七年内甲乙双方均不得向股东以外的第三方转让其股权。若任何一方仍坚持向外转让的，不同意转让方只按本合同价款收购。但应给支付方6个月的时间筹款。七年后若一方转让股权时，价款应按当期财务净资产为基准，同等条件下，另一方有优先购买权。二、目标公司净资产的确认方法2.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对目标公司现有净资产暂估为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整。……2.2基于以上，乙方以向甲方支付共计人民币6600万元整的股权转让款取得目标公司60%的股权。三、乙方的投资进度3.3乙方在向甲方支付3.2条款项的同时，甲乙双方同意乙方以增值扩股的方式向目标公司增资人民币540万元，由乙方出资，以达到占目标公司60%的股权，甲方原360万元出资额不变，甲方对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须予以全力配合。3.5甲乙双方合作后，根据生产需要应投资人民币6000万元整，甲乙双方应按比例分段投入；一方按双方商定的时间投入资金后，另一方应在十天内按比例跟进投资。若仍需要继续增加投资，甲方确因资金困难无法跟进时，乙方应尽力帮助解决，已投入的资金仍按比例计算，甲方应承担所占比例的同期国家商业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双倍利息。四、目标公司的管理结构本协议签署后，甲方作为一个整体立即选定两名董事作为全权代表与乙方委派的三名董事组成目标公司的新董事会成员，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开展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董事长由乙方担任，总经理由甲方担任。……。八、本合作协议的变更与解除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合同：8.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8.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8.3由于一方或两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上述《合作协议书》签订后，柏源节能于2011年7月22日成为百恒金矿除19名上诉人之外的唯一法人股东，认缴出资额为540万元，持股比例为60%。
2013年8月13日，上诉人（合同乙方）和被上诉人（合同甲方）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下列条款，以共同遵照履行：一、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张行礼、陈芳永等律师为甲方与百恒金矿、柏源节能合作协议纠纷案的诉讼代理人。二、为达到甲方委托的目的，乙方律师可采取民事诉讼代理、刑事控告代理等方式，只要达到对方退出持有百恒金矿股份的目的即视为完成委托事项。三、甲方必须真实地向律师叙述案情，提供有关本案证据。乙方接受委托后，如发现甲方有隐瞒或捏造事实、弄虚作假的行为，有权中止代理，依约所收费用不予退还。四、如乙方无故终止合同，代理费全部退还甲方，如甲方无故终止合同，代理费不予退还。五、甲方委托乙方的代理权限为授权委托书上注明的权限。乙方不得超越代理权限进行代理。六、根据司法部关于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山东省律师收费标准的规定，双方协商按照代理事项的标的额由甲方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确定为130万元，甲方向乙方预付代理费万元，并承担办案过程中发生的鉴定费、公证费、交通费、异地办案差旅费等。七、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至本案审理终结止。八、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书面补充完善或变更。”
为完成代理事宜，上诉人为被上诉人代书了民事起诉状，诉状内容如下：“原告：……被告1：柏源节能，法定代表人：金子午。被告2：百恒金矿，法定代表人：杨义望。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第一被告签定的合作协议；2、判令第一被告向原告赔偿第一被告经营期间造成的公司经营损失580万元及所有者权益损失2420万元，以上合计3000万元。3、由第一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等19人系第被二被告原股东，2011年6月7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定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同意以第二被告现有净资产估价1.1亿元作为基数，第一被告以6600万元的价格受让第二被告60%的股权。协议签订后，第一被告共计向原告付款4500万元，尚欠股权转让款2100万元。后第一被告作为第二被告的控股股东在经营期间不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没有诚信拖欠股权转让款，未经70%股东同意擅自裁员，决定薪酬，且在财务往来中违反约定擅自挪用公司巨额款项拆借给他人和自己的关联公司经营使用；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协议约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且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故原告依据协议8.2、8.3款的规定，具状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令原告之诉请。此致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具状人：……”。上诉人述称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代理费和诉讼费后经过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并没有在烟台中院予以立案，转而采取刑事控告方式完成委托事项。
《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的名义于2013年8月13日制作了一份《控告书》，载明：被上诉人以百恒金矿股东身份向烟台市公安局提起控告，控告百恒金矿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杨义望和百恒金矿董事、副总经理何泽刚利用职权，从2012年起至2013年5月分数十次将百恒金矿的资金挪用出借给自己控制的公司和他人从事经营活动，数额特别巨大，挪用的资金累计超过2000万元，其行为涉嫌构成挪用资金罪。2013年10月23日，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区分局作出了烟公牟立字（2013）00384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杨义望贷款诈骗案立案侦查。为证实公安机关对杨义望进行立案侦查是基于上诉人的代理控告行为，为此，上诉人申请本院调取侦查卷宗，本院在牟平公安分局调取了立案决定书、受案登记表各一份。受案登记表中载明：“案件来源：报案报案人：孙书安接报民警：张玉明接报时间：2013年9月3日9时30分接报地点：牟平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综合中队办公室。简要案情：2013年9月3日，我大队接到市局经侦支队转办杨义望、何泽刚等人涉嫌经济犯罪称：2011年6月23日，百恒金矿与杭州柏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受案意见：属本单位管辖的刑事案件，建议及时立案侦查。受案民警：张玉明潘军受案审批：同意。受案部门负责人：孙国松2013年9月9日。”本院于2016年7月22日对报案人孙书安制作调查笔录一份，孙书安称：报案是因为在杨义望担任百恒金矿法人代表董事长期间，股东发现他有挪用公司资金的行为，股东们决定去公安机关报案，报案之前未和上诉人进行过任何沟通，是被上诉人自行决定让我和曲延波去报案，大约在2013年8月底、9月初我们到牟平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一个姓侯的警察接待了我们，后来具体办案是姓张的。另外，我们个人股东转让股份都是自愿的，且转让是平价转让。本院向孙书安出示了公安机关的受案登记表，对简要案情部分的记录内容，孙书安表示他不懂，那部分内容是公安自己写的。上诉人对上述立案决定书、受案登记表、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认为受案登记表简要案情处记载市局经侦支队交办，证实该案系市公安局支队转交给牟平公安分局侦办的案件，是上诉人作为代理人向市局提出控告，控告受理后市局将该案转交给有管辖权的牟平公安分局，牟平公安分局应按法律程序进行立案，也就产生了报案人，百恒金矿本身就在牟平到牟平公安分局去比较方便，所以上诉人就让被上诉人自行去报案。上诉人对调查笔录不予认可，认为孙书安的陈述与事实完全不符，孙书安在2013年8月13日就委托上诉人作为代理人依法向烟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提出控告，控告的内容涉及涉嫌的罪名、授权等都经过包括孙书安在内的被上诉人人予以签字确认，孙书安在调查笔录中否认了上述事实，明显是在说谎话作伪证，请求法院结合现有的证据排除孙书安的证人证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对上述立案决定书、受案登记表、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认为通过受案登记表的记载可以看出关于杨义望涉嫌犯罪的案件是孙书安直接向牟平公安分局经侦大队进行了报案，而简要案情记载的市局经侦支队转办并不能代表就是市局接受的报案，更不能证明是本案上诉人代理被上诉人进行的报案，所以该证据只能证明该刑事案件是由被上诉人方人员进行报案，且报案的内容是杨义望涉嫌挪用资金的犯罪，而实际上最终杨义望是以骗取贷款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被上诉人认为孙书安的调查笔录可以证明追究杨义望的刑事责任是由孙书安等人报案立案。上诉人陈述控告被烟台市公安局立案后，市公安局督办并交由牟平公安分局侦办，罪名发生变更是因为在侦查过程中发现杨义望在担任百恒金矿法定代表人期间涉嫌贷款诈骗，按照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对罪名作了变更，侦查卷宗中对此过程有记载。
2013年11月26日，百恒金矿除了上述股东外又增加了两名自然人股东，分别是王子银出资850万元，孙旭光出资1000万元。2013年12月4日，柏源节能与孙旭光签订了一份《百恒金矿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柏源节能就其在百恒金矿持有的540万元的股权以72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孙旭光。同日，被上诉人杨忠国、姜喻文、林琳、罗福苓、孙书安、曲礼凡、宋培满、于永军、王振全、程义山、罗美丽、徐振友、曲延波、于化龙、李铁洲、祝林业、徐守春、杨忠宏均与王子银签订了《烟台市百恒金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各自将自己在百恒金矿的股权转让给了王子银，其中，林琳、罗福苓、曲礼凡、宋培满、于永军、罗美丽、曲延波、于化龙、李铁洲、祝林业、徐守春在百恒金矿的股权10.11万元均以123640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王子银，被上诉人孙书安、王振全、徐振友的34.33万元股权均以4193200元的价格转让，被上诉人程义山的74.74万元股权以9134400元的价格转让，被上诉人杨忠宏的16.51万元的股权以2019600元的价格转让，被上诉人姜卓君的34.33万元股权仍予以保留。2013年12月4日至上诉人起诉日止，百恒金矿的股东仅剩下3名自然人股东，分别是姜卓君出资34.33万元，王子银出资1175.67万元，孙旭光出资1540万元。《委托代理合同》签订至今，被上诉人共向上诉人付款65万元，约定其中40万元是代理费，20万元是诉讼费，5万元是代办刑事控告立案费。2014年4月2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送了律师催款通知函，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剩余代理费，被上诉人收件后未予回复。
上诉人认为自己已完全履行了委托代理事项，并且达到了合同约定的目的完成了委托事项。理由是：1、从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可以看出按照合同约定被上诉人既给上诉人授权代理民事诉讼，也同时授权上诉人通过刑事控告方式完成委托事项。上诉人对采取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合同目的拥有选择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一个代理合同、两个授权委托书，是经过协商决定所采取的两个不同的办案手段和方式，只要达到合同约定的目的即视为上诉人代理行为的完成，如果刑事案件中没有实现杨义望方退出股权的目的，那么代理人将按照代理合同及授权对杨义望方提起民事诉讼达到并实现合同约定的目的。刑事控告和民事诉讼都是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进行的代理行为，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代理费和诉讼费后上诉人一直没有在烟台中院予以立案，采取的是刑事控告方式，被上诉人对这一事实是非常清楚的，且被上诉人至起诉时也没有提起任何异议，说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代理行为是认可的；2、上诉人作为百恒金矿股东的代理人通过刑事控告的方式导致柏源节能的法定代表人杨义望在收购百恒金矿股份以及经营过程中涉嫌犯罪被上诉人烟台市公安局立案并转交牟平分局侦办，杨义望是柏源节能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时的委托人，杨义望后期也是百恒金矿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实际掌控公司的负责人。杨义望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将柏源节能持有的百恒金矿的股份进行了转让。上诉人通过刑事控告最终完成了控告目的，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只要是柏源节能退出其所持有的百恒金矿的股权，那么就视为上诉人完成了委托事项，期间不论柏源节能采取何种方式或转让或赠与或退出，其所持有的百恒金矿的股权也不论是否支付对价、溢价多少，甚至通过什么方式来股权都与本案的上诉人没有任何关联，作为被上诉人都应当依法按照约定向上诉人支付代理费；3、本案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的目的并非为了继续持有或者是获取柏源节能之前所持有的百恒金矿的股权，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代理提起民事诉讼的诉讼请求中也证实被上诉人是想通过法律途径将柏源节能所持有的百恒金矿的股权予以解除，并要求赔偿合作期间的损失合计3000万元，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让柏源节能退出百恒金矿，因此本案的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从事了代理事项后已经实现了委托代理目的。在上诉人提出刑事控告后至2013年12月4日三个月的时间里，柏源节能就将其持有的百恒金矿的股权进行了转让，同时本案的18名被上诉人也对所持有的百恒金矿的股权进行转让，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获得了股权溢价款，作为本案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发出律师函催讨律师费后，被上诉人也没有就不予支付代理费的事由向上诉人提出任何异议。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正是由于上诉人完成委托事项才促使柏源节能退出了百恒金矿。
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并没有完成《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委托代理事项，理由是：1、上诉人虽提交了民事起诉状、授权委托书，但上述两份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履行代理职责进行了民事诉讼；2、上诉人无法证实其实际代理被上诉人到公安部门履行了控告的手续。即使刑事控告行为属实，从控告书的内容可以看出涉及的被控告人是杨义望、何泽刚的挪用资金犯罪，该罪名与委托代理合同中涉及到的与柏源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纠纷没有关联性。即便控告属实，杨义望仅为百恒金矿当时法定代表人而非杭州柏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股东，杨义望被刑事侦查与杭州柏源公司转让股份之间不产生必然影响；3、柏源节能并非是退出百恒金矿的股权，只是将股权以合理的价格转让给了第三方，而该种转让行为对柏源节能来说是商业行为，柏源节能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后投入资本6600万元持有了百恒金矿60%的股份。其后，柏源节能将所持有的60%的股份以7260万元价格转让给了第三人孙旭光，转让价格高于当时柏源节能的购买价格，是一个自愿的商业行为。从上诉人的诉状可以看出被上诉人要求的是与柏源节能解除合作协议，解除合作协议的结果就意味着最初是本案的被上诉人转让给柏源节能的股权退回给本案的被上诉人，这与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第二条所记载的代理事项是相吻合的，本案属于一种涉及到财产权益的纠纷，所以代理合同第6条才会约定130万元的代理费，而实际上柏源节能股权并没有退回给本案的被上诉人，对于本案被上诉人而言针对该股权现在没有实现任何权益也不可能再实现任何权益，因此上诉人的代理行为没有完成。
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2013年8月13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各自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费是否有效的问题。自2006年12月1日执行的《律师服务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规定：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律师事务所依法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一）代理民事诉讼案件；（二）代理行政诉讼案件；（三）代理国家赔偿案件；（四）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或自诉人、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五）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律师事务所提供其他法律服务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实行市场调节的律师服务收费，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2014年6月16日执行的《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对代理民事诉讼案件规定了不涉及财产关系和涉及财产关系的收费标准，对办理刑事诉讼案件在侦查阶段代理申诉和控告的：1000元－10000元/件。19名被上诉人作为《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当时百恒金矿的股东，与另一股东柏源节能因合作协议产生纠纷，委托上诉人作为代理人，双方协商确定的代理费为130万元。因上诉人是代理民事诉讼案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执行政府指导价，涉案的民事诉讼案件标的为3000万余元，上诉人按照《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中的财产案件的收费标准与上诉人协商确定的代理费为130万元，并未超出收费标准，对代理费的金额为13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二）上诉人是否完成了约定的委托事务。从现有的工商登记材料来看，柏源节能确实已经不再持有百恒金矿的股份。但对其因何退出股份，上诉人、被上诉人持不同观点。上诉人认为自己全面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中的自己的义务，并按代理合同中第二条约定的维权手段，先后采取了民事诉讼和刑事控告方式来完成委托事务，而被上诉人至今也未就上诉人采取的代理形式提出任何异议，上诉人最终通过刑事控告促使柏源节能退出了其所持有百恒金矿的股份，而最终柏源节能将股权转让给谁以及柏源节能和被上诉人对外转让股权的具体流程和细节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依约履行完了委托合同，被上诉人理应支付剩余代理费65万元。被上诉人则认为柏源节能对外溢价转让股份是一种自发的商业行为，与上诉人代理控告行为并没有关系。即使有关联，从现有的证据可以看出，刑事控告是被上诉人自行进行的，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作为代理人，是为了解除与柏源节能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财产权益，恢复到未合作前的财产权益状态，现被上诉人也已经退出百恒金矿，被上诉人的财产权益并未实现，被上诉人不应当向上诉人支付代理费。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为完成代理事项，先是做了起诉前的预备工作，后又改成刑事控告，现在的实际状况是柏源节能已经退出百恒金矿。上诉人认为是自己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刑事控告行为，对杨义望进行刑事控告才导致柏源公司退出百恒金矿，上诉人已经全面履行了代理义务，完成了约定的代理事项。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结合现有的证据无法查明到底是谁提出的刑事控告导致杨义望被立案侦查，上诉人作为代理人，理应提交证据证实代理控告行为是上诉人完成的，上诉人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另外，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约定如此高额的代理费，即便上诉人履行了代理起诉或者控告等义务，除此之外，上诉人仍应该履行其他附随义务比如说参与退股等，如果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或者没有充足的证据证实自己已经竭尽全力完成委托事项，并对委托人产生了实际上的价值或意义，否则对于被上诉人显失公平。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只是部分完成了委托事务，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依约全额支付代理费130万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考虑到上诉人已经完成了部分委托事项，且上诉人已收取了被上诉人的代理费65万元，对剩余代理费，上诉人无权主张。综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对被上诉人程义山、徐振友、王振全、孙书安、姜卓君、祝林业、姜喻文、林琳、罗美丽、于永军、曲延波、宋培满、于化龙、李铁洲、徐守春、杨忠国、罗福苓、曲礼凡、杨忠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上诉人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常住人口登记卡、烟台市公安局政府大街派出所出具的《死亡注销证明》以及百恒金矿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证实被上诉人于化龙于2016年10月8日死亡，其合法继承人为其配偶许广香和儿子于波。本院依法通知许广香、于波至本院进行调查，许广香、于波均确认参加诉讼，并办理了授权委托。对该事实，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于化龙，二审期间变更为被上诉人许广香、于波。
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从烟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电脑中打印的表格复印件两份。表格一记载：“百恒金矿股东程义山等19日联名控告该公司董事长杨义望、副总经理何泽刚在2012年至2013年5月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将公司资金累计超过2000万元挪出借给该二人控制的公司或他人从事经营活动，有的资金挪用超过8个月，涉嫌挪用资金罪，2013035，信件，8.29”；表格二记载：“牟平经侦，8.29，烟公经转字【2013】35号，……”，上诉人主张该两份表格的内容与一审法院调取的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受案登记表》记载的内容是相符的，以此证明上诉人根据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至公安局对杨义望、何泽刚进行控告的相关事实。另，上诉人向本院递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法院向烟台市公安局调取上述表格的原件。被上诉人辩称，其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效力均有异议。即便本案上诉人代理被上诉人进行了刑事控告，作为每一个公民对刑事案件都有控告的义务，不能以此来计算风险代理的代理费用。另外，双方当事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终极目的是让委托事项的相对方柏源节能持有的百恒金矿的股权退还给被上诉人，而上诉人主张的刑事控告，控告对象是杨义望等自然人的犯罪行为，与代理合同中的代理事项不具有关联性。所以该证据并不能证实上诉人的主张。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柏源节能退出百恒金矿是否系上诉人行使委托事项的结果。根据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上诉人采取民事诉讼代理、刑事控告代理等方式，只要达到柏源节能退出持有的百恒金矿股份的目的即视为完成委托事项。上诉人主张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出具的受案登记表，报案人虽为孙书安，实际系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向烟台市公安局提起控告，并由烟台市公安局转至牟平区分局。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从烟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电脑中打印的表格复印件两份，证实该主张。本院认为，上述表格表明2013年公安机关有百恒金矿股东程义山等的报案记录，但不能证明系上诉人前去报案。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称公安机关X姓警官可以到庭证实系上诉人至公安局提起控告，但法庭问及上诉人其主张当时前去报案有无公安机关登记或收据等其他证据时，上诉人称没有。故，上诉人主张系其至公安机关提起刑事控告导致柏源节能退出百恒金矿，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其申请X姓警官出庭作证，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主张，柏源节能于2013年12月4日与案外人孙旭光签订《百恒金矿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百恒金矿540万元的股权以7260万元价格进行转让，至此上诉人已达到合同约定的目的完成了委托事项，但是未提交证据证实柏源节能对外转让股权与上诉人委托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在双方签订合同时已支付上诉人的代理费用，被上诉人未提反诉，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剩余涉案代理费用，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上诉人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建梅
审 判 员 冯双成
代理审判员 李春玲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孙小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