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6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钰鸿，男，1947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聚源里尾*号***房。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钰添，住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钰源，住广州市海珠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廖智慧，广东三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黎明，广东三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钰濠，住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钰萍，住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钰清，住广州市海珠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易新文，广东三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黎明，广东三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颖瑜，住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梁令德，1967年8月31日出身，住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因与被上诉人梁颖瑜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4）穗海法民三初字第1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海珠区龙圣里16号房产权属范围内的原352号地块与1××号房产权属范围内的353号地块相连接处的墙体属于历史共墙，其中东面120mm墙体属于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产权范围内，归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所有；3、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梁颖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期间，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已向法庭申请对争议墙体是否属于新建及是否属于共墙进行专业鉴定，但一审法院没有委托鉴定。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争议的墙体建于100多年前，并非梁颖瑜及其转让方梁令德后期兴建。涉诉墙体自房屋建造至今，历经清朝末年、民国至今一百多年来，并没有因改建、扩建或其他原因拆除重建过，墙体仍是清末建造砌筑的清水内墙砖，绝不是梁颖瑜及前手转让人梁令德后期维修建成的，根据梁令德的维修报建图即可一目了然。2、本案已有充分证据证实，本案争议的墙体属于历史众墙(即共墙)，一审法院刻意回避，偏袒梁颖瑜一方，众墙的所有权划分是以墙心为分割线，涉诉墙体东面120mm墙体属于16号产权范围，西面120mm墙体属于1××号房产范围，但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如在龙圣里1××号房地产历史档案（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档案南字第6665号）记载着涉诉墙体为“众墙”的历史事实，该房屋档案中保存着自光绪27年、到民国政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1年11月）间龙某1××号房屋买卖、登记的旧契、红契、白某。契证详尽记载着龙某1××号房屋权属来源、房屋座落、建筑结构、层数、四至归属，以及买卖双方等情况。其中在1951年11月1日，时任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ＸＸＸ、副市长梁广等签发的《广州市人民政府印发买契纸》（穗财生字第№000381号），也明确记载房屋四至范围：“屋前至官街心，左右至众墙心，后至自墙，四至明白为界”，即龙某1××号房屋东面权界线是以涉诉墙体的墙心为划分界线。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1953年起就依法拥有龙某16号土地及其围护物体（包括涉诉墙体）的使用权和所建房屋物权。而一审法院却错误认定“现16号房屋于1976年才由陈某自建上盖”。梁颖瑜提交的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统]字88042号和[统]字217879号档案中大量证据证实，1953年，陈杏芳与广州市房地产信讬公司签订《租赁合约》承租龙圣里16号土地，并报经广州市人民政府建筑工程局批准（临字238号《临时建筑许可证》），建造123.62平方米简易平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一百一十七条，【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确定土地所有权利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陈某自1953年起，合法拥有龙某16号土地及其围护物体（包括涉诉墙体）的使用权和所建123.62平方米房屋物权。4、16号房屋在2004年改建之前，房屋的西面墙即是本案争议的墙体的一面，即该面墙体实际上是16号房屋的一部分。2004年经批准改建时，为改善通风采光，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自动退缩。但为了明确产权界定和人身财产安全，依法保留了该面墙体没有拆建，故该面墙体所有权及其土地使用权仍属于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的产权范围。16号房屋是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从母亲陈某处继承所得。在1993年颁发的该房屋《房屋所有权证》（穗房证字第××号）与《国有土地使用证》（穗地房证字第146299号）的《房地产平面附图》载明的内容可证实，16号房屋的352号地块的西面与1××号房屋353号地块的东面相连，而相连处的墙体就是16号地块的西面墙体。由此可知，16号地块的西面墙与1××号房屋的东面墙是同一墙体，即涉讼墙体。因此，本案争议墙体的一半和16号房屋改建房屋退缩形成的“余地”，产权不因房屋改建而改变归属，仍应当属于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的唯一合法凭证，而一审法院依据梁颖瑜提供的《房屋四至墙界表》、《广州市房地产查丈原图》和《房屋面积测量成果报告书》，错误认定涉诉墙体归属。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粤高法【1993】64号《关于审理房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规定：“处理墙体产权纠纷，一般应以有效契证的记载为准”以及第25条规定：“一方契证明确记载属共墙，另一方没有记载自墙或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为自墙的，应当认定为共墙”。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和判决。但一审法院却对那些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重要且关键的证据刻意回避而作出错误判决：（1）刻意回避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提交的证据，房地产历史档案[南]字第6665号）所记载涉诉墙体是“众墙”即“共墙”的法律事实。（2）刻意回避对实物证据，现存在龙某1××号与16号之间100多年的墙体进行勘验，所证明涉诉墙体归属的法律事实。综上所述，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诉请是请求判决涉案墙体是16号房屋的352号地块与梁颖瑜位于海珠区龙圣里1××号房屋的353号地块共墙，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提交的1××号房屋档号6665档案资料，已经非常清楚记载这一事实，一审判决应当依据粤高法【1993】64号的规定，支持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的诉讼请求。但一审判决却无视粤高法【1993】64号法律规定，错误将审查重点放在现1××号房屋与16号房屋是否相连、是否共用涉案墙体上，且只采信了梁颖瑜提交的1××号原产权人单方陈述、确认、填写的证据，从而作出了错误判决。
被上诉人梁颖瑜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
2014年7月11日，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位于海珠区龙圣里16号房屋的地块与梁颖瑜位于海珠区圣龙里1××号房屋的地块连接处的墙体为共墙（墙体位于16号房屋地块西面、1××号房屋地块东面）；2、本案诉讼费由梁颖瑜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据登记时间为2004年6月18日的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记载，16号房的产权情况为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共有，每人均占1/6产权份额，所有权来源为变更、继承；房屋情况：建筑结构为框架、混合及砖木结构，层数为1-2/3，建基面积153.82平方米，建筑面积283.14平方米；土地情况：地号为693，共用面积208.08平方米；并附有海测字1108373《房地产平面附图》。
据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房地产权证》记载，1××号房为梁颖瑜单独所有，登记时间2009年10月22日，所有权取得方式为购买；房屋情况：房屋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机构，建筑面积108.33平方米，层数1-1/2；土地情况:地号为353，自用面积76.14平方米；并附有测字3402504601《房地产平面附图》，记载建基面积76.1403平方米，用地面积76.140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08.3269平方米；等。
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曾起诉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房管局”），以梁颖瑜、梁令德为第三人，要求判决撤销房管局向梁颖瑜核发的权证证号为840027047广州市海珠区龙圣里1××号《房地产权证》。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27日作出（2015）穗海法行初字第40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认为：1993年4月1日，房管局核发穗房地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该证登记产权地址为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龙胜里16号，产权人为陈某，所有权来源为1976年自建上盖。产权人陈某在改建后申报房屋四至墙界东、南、西、北为十八自墙。因此，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主张连接16号房屋地块西边与1××号房屋地块的东墙体为共墙，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房管局在上述40号行政案件中作如下答辩：一、海珠区同福中路龙圣里1××号房屋原产权人为梁令德。2007年7月26日，梁令德申请上述房屋的变更登记，并提交房地产登记申请书、房地产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报建图、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房屋面积测量成果报告书、身份证明等资料，我局以07登记8018958号立案受理。经审核，原《房地产权证》记载用地面积75.65平方米，建筑面积107.84平方米，建筑结构为砖木结构，由于安全性不符合标准的要求，经规划部门许可改建，验收后房屋用地面积76.1403平方米，建筑面积108.3269平方米，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申请人提交的资料齐备，办理变更登记符合《广东省城镇房地产登记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九条的规定，我局准予申请人办理变更登记，并按变更后的情况以梁令德名义核发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2009年10月17日，出售方梁令德与购买方粱颖瑜申请上述房屋的转移登记，将上述房屋转移至梁颖瑜名下，并提交广州市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书、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询问记录表、房地产权证、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缴纳税费的证明、身份证明、房地产平面附图等资料，我局以09交登8014542号立案受理。经审核，申请人办理转移登记符合《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办法》第十一、三十、三十一条的规定，我局准予申请人办理转移登记，以梁颖瑜名义核发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房地产权证》。综上，我局向梁令德核发的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以及向梁颖瑜核发的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房地产权证》事情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法院依法驳回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的诉讼请求。二、略；三、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对讼争的墙体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应裁定驳回其起诉。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是海珠区同福中路龙圣里16号房屋的产权人，但1××号房屋与16号房屋在构造上是独立的，规划部门也认可讼争的墙体是属于1××号房屋的构造范围。此外，从建筑时间及建造范围分析，1××号房屋是周启巽于1941年购买回来的，即1××号房屋于1941年前已建成，而现16号房屋于1976年才由陈某自建上盖，当时16号房屋的报建图的建造范围也没有包括讼争墙体，所以该墙体是不属于16号房屋的，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与讼争的墙体也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四、《房屋面积测量成果报告书》（测字：34020504601）记载的用地四至墙界归属所依据的事实清楚，符合测绘规范要求。海珠区同福中路龙圣里1××号房屋是当时房屋产权人梁令德于2007年5月向海珠区房地产测绘所申请房屋变更测绘，该所予以立案受理并按规范要求进行现场测绘，根据规划报建等资料认定用地四至墙体归属情况，符合规范要求。五、略。
上述（2015）穗海法行初字第40号行政判决书还查明如下事实：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的房屋与梁颖瑜的房屋相邻。1993年4月1日，房管局核发穗房地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该证登记产权地址为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龙圣里16号，产权人为陈某，所有权来源为1976年自建上盖。产权人陈某申报房屋四至墙界东、南、西、北为十八自墙。2004年6月7日，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改建房屋完成向广州市城市规划局海珠区分局申请验收，经验收合格。同年6月18日，房管局核发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该证登记产权地址为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龙圣里16号，房屋所有权来源为变更、继承。产权人为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各占六分之一产权，层数1－2/3。
梁令德申请将原有的砖木结构改为混凝土框架结构，经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审核，于2006年1月24日向梁令德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7年6月6日，广州市海珠区房地产测绘所根据梁令德的申请对1××号房屋进行测量，并作出房屋面积测量成果报告书，上述房屋用地四至墙界归属东、南、北为自墙，西为共墙。同年7月20日，经广州市城市规划局验收合格。其后梁令德向房管局申请变更登记，房管局经审核后了，核发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该证登记产权地址为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龙圣里1××号，产权人为梁令德，层数1－1/2。2009年10月10日，梁令德将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龙圣里1××号出售给梁颖瑜。房管局核发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该证登记产权地址为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龙圣里1××号，产权人为梁颖瑜，层数1－1/2。
另查，在该案诉讼期间，一审法院根据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的申请，前往14、16号房屋现场进行调查。经核实1××号房屋东面与16号房屋西面相邻，但该相邻处有冷巷相隔开并没有两房屋共有墙体的情形。
后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不服上述（2015）穗海法行初字第40号行政判决书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日作出（2015）穗中法行终字第1457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穗中法行终字第1457号行政判决书已于2016年9月18日发生法律效力。
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梁颖瑜与梁令德于2009年10月12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及2009年10月12日的《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书》，证明梁颖瑜向梁令德购买取得了1××号房屋的产权；2、梁令德与周某甲于2005年10月20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及（05）交登202842号《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书》，证明梁令德向周某甲购买取得了1××号房屋的产权，1××号房屋土地使用面积只有75.65平方米；3、（2005）穗海证民字第4748号《公证书》及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存根》，证明1××号房屋是周启巽与卫某的遗产，周某甲通过继承权取得该房屋的全部产权；4、档号6665档案资料一套，证明①周某乙向黎某购买1××号房屋时签订的《买卖契约》中明确约定的该房屋“前至官街心，左右众墙心，后至自墙”，②周某乙持有1××号房屋的《土地所有权状》中载明了该房屋的东面是与16号房屋的4868号地块相连的事实（4868号地块已变更为352号），③通过上述事实证明1××号房屋东墙的界址只是至涉诉墙体的墙心，16号地块西面界址也应当至涉诉墙体的墙心，故涉诉墙体应为共墙，及墙心的东面墙体应属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所有，西面墙体应属梁颖瑜所有；5、16号房穗房证字第××号《房地权证》及穗地房证字第14629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述《房地权证》记载当时所有权人为陈某，1976年自建上盖，建基面积96.08平方米，使用土地面积169.99平方米；6、档号为2004登记560280当资料中16号房屋的《查丈原图》，证明①16号房屋的地号从原来的4868号变更为352号，②352号地块与353地块相连，③16号房屋使用了涉诉的墙体；7、档号为统73614档案资料中的1××号房屋《查丈原图》，证明①1××号房屋的地号从原来的4869号变更为现有的353号，②353号地块与352地块相连，不确认查丈原图中房屋宽度为4.25及涉案墙体为自墙；8、（2009）海民三初字第1572号、（2009）穗中法民五初字第3622号判决书，证明梁颖瑜所提交的协议书对冯钰萍以外的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没有约束力。9、粤房地产证字第C5733324《房地产权证》、粤房地产证字第C4152121《房地产权证》，粤房地产证字第C3374511《房地产权证》、穗房证字第0103517《房屋所有权证》、证字第54539《房地产所有证》，证据9均证明房管部门没有在1××号的房产所有证上写明墙体是1××号的墙，1××号所主张的墙体为其自己的墙是没有房地产证作为依据的；10、关于《龙某16号（处理违章建筑呈批表）的信访回复》的说明；11、广州市规划勘测设计院关于1991年地形图海珠区龙圣里16号房屋西侧为空地情况的说明，证据10-11均证明不能以规划图为准。
梁颖瑜的质证意见：证据1予以确认，证据2真实性确认，对证明内容部确认；证据3确认，证据4档案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及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证明的内容不予以确认，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主张所依据的买卖契约是属于历史档案，并不是产权证件，只能作为描述当时房屋的买卖情况的历史见证，并不能作为权威性证明，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认为1947年土地所有权状显示两地块相连，则梁颖瑜东墙只到墙心与现在的房屋测量不服，实际测量长度与梁颖瑜提交的证据是4.26米，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依据七八十年面的文书与梁颖瑜提供的现在专业人士出具测量报告哪份更有权威性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梁颖瑜提供的证据已经显示在1947年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目前房屋所在地块内壤是空地，梁颖瑜房屋在1941年前究竟与当时的16号是怎样的毗邻关系现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当时的16号并不属于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不确认其关联性，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无法证明其对墙体有用所有权，第一，根据房地产权证可以显示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房屋所有权来源为1976年自建上盖，当时的土地面积只有169平方米，而在2004年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的土地使用面积扩展到208平方米，也就是说20几年间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的房屋和土地在向西扩张；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不确认关联性，证据7予以确认；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双方又发生了（2007）海民三初第字3880号案纠纷，证明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对该协议书是确认的；证据9我方已经提供了证据证明涉案墙体是属于梁颖瑜房屋的自墙，梁颖瑜提供的证据都可以证明该事实；证据10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1因为说明是在信息公开的文件里面的附件，但是信息公开盖的不是骑缝章，所以真实性不予以确认。而且证据10、11也没有确认到梁颖瑜所提交的证据9的规划图上的内容是错误的。
梁颖瑜为证明其抗辩意见，提供了如下证据：1、登记日期为1989年12月的1××号房屋《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记载申报人为周启巽，房屋的东墙、南墙、北墙为自墙，西墙为共有，备注情况自报本人负责；2、权属人为周启巽《广州市房地产查丈原图》，记载东墙为24自墙；3、2007年6月6日的1××号房屋《房屋面积测量成果报告书》（测字：34020504601），记载东墙为24自墙；4、2006年12月4日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冯钰萍与梁颖瑜房屋原产权人梁令德所签订《协议书》，证明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梁颖瑜双方已经明确涉案墙体归属梁颖瑜；5、16号房屋内档材料（权属人唐玉麟），证明1947年的时候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房屋所在地块为空地；6、龙某16号房屋内档材料（权属人陈某），该内档材料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1）、《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陈某在该申报表中自报东墙、南墙、西墙、北墙均为十八自墙；2）陈某产权人的《房屋所有权存根》显示16号房屋所有权来源为1976年自建上盖，西至353，建筑结构为混合结构二层；3）《广州市县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中记载16号房屋西至龙圣里1××号，东墙、南墙、西墙、北墙均为十八自墙，其中二楼全部、及地下厨房全部为违章部位；4）《产权来源情况申述》中记载16号楼房所占土地面积为210.10平方米，一直向海珠区洪德房营占租用，于1953年8月经广州市人民政府建筑工程局字第238号批准建造一幢面积为123.62平方米的简易平房壹幢，于1976年经海珠区城建局（752）字第481号改为混合结构楼，另一层二楼及地下厨房属违章私建……5）1953年8月10日的《临时建筑许可证》；6）1976年1月5日的申请表编752字第481号《小修什项工程许可证》。
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的质证意见：证据1确认原件与复印件一致，但三性以及证明目的不予以确认，因为该份报表的内容系其单方行为，对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没有约束力；证据2确认原件与复印件一致，但对东墙为自墙也不确认；证据3不予确认，测绘评估所载明的1××号房屋的东墙是属于自墙，只是根据梁颖瑜的现场指认而得出来的；证据4不予确认；证据5真实性没有意见，但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1××号的地块是与16号房屋是相邻的，并没有否定涉案墙体是共墙的事实；证据6真实性确认，可以证明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取得16号房屋所有权是合法的，并不是梁颖瑜说的非法建设。
一审诉讼中，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明确其诉讼请求中要求确认的是梁颖瑜房屋的东墙为双方的共墙，并表示以前1××号与16号房屋是连在一起共用涉案墙体，后来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为了能够开窗所以后退了几米，造成了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房屋与梁颖瑜房屋之间存在一条细长的空地。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还认为（2015）穗海法行初字第40号行政判决书里面提到的陈某申报时自认四墙为18号自墙，当时在申报表里面申报的是混凝土结构房屋的四至，而当时除了混凝土结构的房屋16号地块上还有砖木结构的房屋和讼争墙体是相连的，这在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提交的93年房地产证以及国有土地使用证的附图上面均可证实，本案讼争墙体与陈某自报的混凝土房屋墙体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行政判决书的错误之处，所谓的冷巷是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方房地产权证附图显示的余地，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为了生活方便留了一块空地，与讼争墙体是相连接的。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认为涉案墙体自光绪二十五年已经存在，为证明墙体大部分是从光绪二十五年原状保留至今的事实，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墙体进行鉴定。
梁颖瑜表示房屋从来没有出现共用一堵墙的情况，梁颖瑜的房屋先建，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的房屋后建，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的房屋一直在向梁颖瑜的房屋靠近。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双方当事人确认的事实，现在16号房屋与14房屋并不直接相连，为两栋独立的建筑物，没有共用一堵墙的情形，16号房屋与1××号房屋之间存在着一细长空地。第二，房管局在（2015）穗海法行初字第40号行政案件答辩称：“1××号房屋是周启巽于1941年购买回来的，即1××号房屋于1941年前已建成，而现16号房屋于1976年才由陈某自建上盖，当时16号房屋的报建图的建造范围也没有包括讼争墙体”。第三、根据16号房屋的历史档案资料显示：陈某在《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中自报东墙、南墙、西墙、北墙均为十八自墙；陈某产权人的《房屋所有权存根》显示16号房屋所有权来源为1976年自建上盖，西至353；《产权来源情况申述》中记载16号楼房所占土地面积为210.10平方米，一直向海珠区洪德房营站租用，于1953年8月经广州市人民政府建筑工程局字第238号批准建造一幢面积为123.62平方米的简易平房壹幢，于1976年经海珠区城建局（752）字第481号改为混合结构楼，另一层二楼及地下厨房属违章私建……。第四、根据1××号房屋的档案显示：登记日期为1989年12月的1××号房屋《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记载申报人为周启巽，房屋的东墙、南墙、北墙为自墙，西墙为共有，备注情况自报本人负责；权属人为周启巽《广州市房地产查丈原图》，记载东墙为24自墙；2007年6月6日的1××号房屋《房屋面积测量成果报告书》（测字：34020504601），记载东墙为24自墙。
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为证明梁颖瑜1××号房屋的东墙为共墙，将1××号房屋所有的房产证作为证据提交，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认为1××号房屋所有房屋权属证书都没有“四墙归属”，故1××号房屋东墙为自墙没有依据。按照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的逻辑，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16号房屋1993年核发的陈某的房产证也并未将**号房屋的西墙定为共墙，陈某反而自报西墙为18自墙，房屋为1976年自建上盖。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主张连接16号房屋地块西边与1××号房屋地块的东墙为共墙，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申请对涉案墙体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判决：驳回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提交对（2015）穗中法行终字第1457号行政判决书不服申请再审的申请书及立案登记表，拟证明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已经提起再审。梁颖瑜质证称：与本案无关。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申请对争议墙体是否属于新建及是否属于共墙进行专业鉴定。
另查明，在（2015）穗中法行终字第1457号案中，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原房管局）答辩称其在1992年核发房产证里面附图已经认定墙体是1××号房屋自墙，其在2007年作出的变更登记只是变更了房屋结构和面积，并没有对诉讼的墙体进行重新认定，且梁颖瑜、梁令德提供的房屋墙体报告书与之前的登记并无冲突，等。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和第十六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和内容以登记为准。首先，从两房屋的现状来看，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对1××号房屋东面与16号房屋西面有冷巷隔开、并不直接相邻的现状并无异议，也无证据证明两房屋登记与客观事实不符，其起诉要求撤销1××号房屋房地产权证的诉讼请求也已被（2015）穗海法行初字第40号、（2015）穗中法行终字第1457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在无证据推翻不动产登记内容的情况下，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主张1××号房屋的东墙为共墙缺乏充分的依据。在上述行政案件一、二审期间，房管局答辩称1××号房屋与16号房屋在构造上是独立的，规划部门也认可讼争的墙体是属于1××号房屋的构造范围，此外，从建筑时间及建造范围分析，1××号房屋是周启巽于1941年购买回来的，即1××号房屋于1941年前已建成，而16号房屋原产权人为陈某，所有权来源为1976年自建上盖，陈某在改建后申报房屋四至墙界东、南、西、北为十八自墙；其在1992年核发1××号房屋的房产证里面附图已经认定墙体是1××号房屋自墙，其在2007年作出的变更登记并没有对诉讼的墙体进行重新认定。可见，房管局对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关于1××号房屋东墙为共墙的主张也不予认定。其次，从1××号房屋的来源看，系梁颖瑜向梁令德购买，梁令德向周某甲购买，周某甲从周启巽处继承取得，周启巽在《房屋四至墙界申请表》中自报东墙为自墙。从16号房屋的来源看，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自陈某处继承，陈某自建房屋取得房屋所有权并自报东、南、西、北为十八自墙，与周启巽自报1××号房屋东墙为自墙并无矛盾。16号房屋系陈某于1976年改建，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据以证明1××号房屋东墙为共墙的主要证据为清朝光绪年间至建国初期五十年代的买契纸等材料，上述材料时间早于陈某报建的时间，也不能推翻现有的房产登记内容。因此，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相应其提出的鉴定申请亦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接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冯钰鸿、冯钰添、冯钰源、冯钰濠、冯钰萍、冯钰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粤海
审判员 闫 娜
审判员 曹佑平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张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