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粤高法审监行再字第7号
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林荣根，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代理人：王学礼、杨丛泽，均为广东纬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地址：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李俊夫，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鲜绍翔、胡丹丹，均为国信信扬（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南沙区分局。地址：广州市南沙区。
法定代表人：胡抗利，局长。
委托代理人：鲜绍翔、胡丹丹，均为国信信扬（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梁润妹，女，××年××月××日出生，汉族，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委托代理人：向祥年，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林荣根因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下称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南沙区分局（下称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及梁润妹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穗中法行终字第1164号行政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2013年12月11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行抗字（2013）37号行政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4年1月14日作出（2014）粤高法审监行抗字第3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何贝贝、韩凌宇出庭履行职务。林荣根和委托代理人王学礼、杨丛泽，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的委托代理人鲜绍翔、胡丹丹，梁润妹及其委托代理人向祥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2月9日，林荣根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起诉称：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国土南沙分局作出的23-002166《土地使用权证》所涉宗地坐落于原广州市珠ＸＸ侨农场一区仁隆队，一部分属原珠ＸＸ侨农场的荒地，一部分是拆除了林荣根的原来厨房的土地。改革开放后，林荣根在香港的亲属林带有经常从香港回南沙探亲祭祖。由于林荣根的居住环境很差，1978年10月林荣根（当时在一区前哨队任党支部书记）找当时一区的领导梁某甲同志批准，把前哨队原旧小学一块闲置地划出约200平方米给林荣根建房，1979年底由林带有出资给林荣根建成了一栋占地约59平方米的两层半楼房。该房屋建成后，一直由林荣根管理。但是政府于八十年代办理房产证时，未通知林荣根办理，所以至今该房屋没有产权证书。1982年，林荣根在香港的亲戚林带有的弟弟林福有回番禺戒毒，经林荣根同意，将此房屋借给林福有暂住。在此期间，林福有与梁润妹相识并结婚，此房屋就暂借给林福有和梁润妹夫妇俩居住。后林福有回香港居住，梁润妹也被批准前往香港定居，林荣根又搬回上述房屋居住至今。林荣根的亲戚于2011年8月3日，委托律师调查争议土地的权属时，才知道珠江管理区早已于1992年8月20日将争议土地权属证书核发给了梁润妹。林荣根认为，该土地是珠江管理区批给林荣根使用，地上建筑物也是林荣根的亲戚出资所建，地上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属林荣根使用和所有。梁润妹只不过是借住该房屋的暂住人。1992年，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在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时，既未有查实该地块审批来源，也未查清楚该楼房的建房资金来源和产权原主，就错误地将该地块土地的使用权证核发给暂住人梁润妹，严重侵害了林荣根的合法权益。作为继承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土地管理职权的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核发23-00216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且侵害了林荣根的合法权益。据此，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作出的23-00216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广州市国土管理局辩称：一、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具有核发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土地权属证明的法定职权。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1989年《土地登记规则》第四条：“土地登记以县级行政区（含县级市、旗、自治县、市辖区，下同）为单位组织进行。具体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负责。”第二十二条规定：“土地证书由市、县人民政府颁发。根据土地使用权、所有权性质，向国有土地使用者、集体土地所有者、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者分别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所有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行使县一级行政经济管理权限，故其具有核发辖区内土地权属证书的法定职权。二、原珠江管理区作出核发23-002166号《土地使用权证》的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1989年《土地登记规则》第七条规定：“初始土地登记程序规定的土地登记程序：1、申报；2、地籍调查；3、权属审核；4、注册登记；5、颁发土地证书。”根据此规定，1989年3月1日，土地使用权人梁润妹向原珠江管理区（珠ＸＸ侨农场）提出了土地登记申请，要求对其使用的国有土地进行登记，核发使用权证。原珠ＸＸ侨农场受理申请后，对申请登记土地依法进行了地籍调查，并于1992年1月5日出具了调查结论，确认梁润妹使用的土地权属来源清楚，无权属争议。1992年1月20日，经原广州市珠ＸＸ侨农场一区国土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并于1992年8月20日经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审批，准予登记。所以，23-002166号《土地使用权证》的核发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三、林荣根与本案所涉土地没有利害关系，不具诉讼主体资格。本案所涉土地经过地籍调查，确认土地使用权人为梁润妹，并进行了土地使用权登记，核发了土地使用权证。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及《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动产物权的确定以登记为准，虽然本案土地上建筑物未进行权属登记，但根据我国“房随地走”的房地产不分割基本原则，该地上建筑物并不属于林荣根所有。且土地登记行为属于依法申请的行政行为，林荣根从未提出过土地登记申请，林荣根与本案所涉土地没有任何关系。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而本案林荣根与本案土地没有任何关系，不是土地的利害关系人，与被诉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以，林荣根依法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综上，林荣根不是本案所涉行为的利害关系人，而原珠江管理区核发的23-002166号《土地使用权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林荣根的起诉。
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答辩意见与广州市国土管理局答辩意见一致。
梁润妹述称：一、林荣根诉状陈述事实和理由不成立：1、1978年本案书证证人梁某甲并没有批准把前哨小学一块闲置地划出200平方米给林荣根。根据梁某甲的《我的说明》描述，梁某甲“同意给他一块地皮建屋”，从字面上看所谓的同意，仅仅是个人意向，并没有经过任何书面审批程序，之后梁某甲因工作调动调离岗位，批准程序根本没有实际启动。一方面梁某甲书面陈述的事项的真实性没有得到确认，另一方面林荣根也不能仅凭梁某甲口头的意向而向梁润妹主张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2、林荣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涉案房屋是林带有出资建成。据本案梁润妹掌握的情况，该房屋是由梁润妹的家公林就生（林带有的父亲，已故）出资建成。3、林荣根并非房屋的管理人，从未被授权管理房屋，但却趁本案梁润妹去香港定居无暇顾及房屋之机一直将房屋霸占使用。林荣根严重侵犯了梁润妹的合法权益，是侵权人，梁润妹保留向法院提起诉讼排除妨碍的权利。4、在当时珠江管理区一区国土领导小组成员何某乙、陈某调查土地情况时，当时林荣根就在场，但林荣根明确表示无争议。实际情况是，1981年房屋建成后，梁润妹的家公林就生认为只有梁润妹才可以留住林福有，为了让梁润妹安心帮助儿子林福有戒毒，将房屋作为梁润妹与林福有结婚的赠物留给梁润妹居住。二、土地权属登记部门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原土地权属登记部门为珠江管理区）核发土地使用权证的行为合法，合法性的论述见广州市国土管理局的《答辩状》。三、林荣根不是本案讼争土地权证登记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1、林荣根不符合讼争土地的使用人的条件，林荣根已经拥有核发登记的即住所地珠江管理区新广三路永安二街三巷16号土地使用权。在当时及目前的政策下，林荣根也没有资格拥有两处划拨宅基地。2、林荣根既非房屋建造人及其直系亲属，也非房屋的授权管理人，同时不是土地权属人，也不具备讼争土地使用权人的条件。讼争土地权证登记行为与林荣根无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而林荣根与讼争土地权证登记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四、林荣根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林荣根是原广州市珠ＸＸ侨农场（后变更为广州市珠江管理区）一区的场民。1979年林荣根因其移居在香港的亲戚常回来探亲，住宿问题难以解决，遂报经该农场一区领导同意，由在港的亲属出资，林荣根参与筹建，在林荣根居住的位于珠ＸＸ侨农场一区前哨队的房屋对面的空地上（该空地林荣根原建有一厨房，后因建设讼争房屋的需要而拆除）建了一间实际用地面积202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58.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19.11平方米的房屋。该房屋落成之后，根据林荣根及证人黄某陈述，林荣根其兄林就生之子林福有为了戒毒瘾曾于1981年从香港来到珠ＸＸ侨农场，入住上述房屋。
梁润妹原是原广州市珠ＸＸ侨农场一区前锋队的场民，1981年与林福有结婚，婚后入住上述房屋。1989年3月1日梁润妹向珠ＸＸ侨农场递交了土地登记申请书，申请将上述房屋的用地登记在自己的名下。1991年12月，梁润妹获批准移居香港。1992年1月20日，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即原珠ＸＸ侨农场）的土地管理部门对梁润妹的土地登记申请作了地籍调查。同年8月20日，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的土地管理部门对林荣根的申请作出同意登记发证的批示，并发出了23-002166号《土地使用权证》。梁润妹移居香港后，林荣根一家便一直居住在上述房屋至今。
2012年2月，林荣根以讼争土地是农场批给其使用，地上建筑物亦是林荣根亲戚出资所建，该土地使用权应属林荣根所有，但在2011年8月3日，委托律师调查土地权属时，却发现了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将该土地使用权权属证书错误发给了梁润妹，侵犯了林荣根的权益为由，向本院提起了诉讼。
又查，本案讼争土地属国有土地，广州市南沙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出具的土地使用权情况表显示，该讼争土地的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现已更名为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道，其原有的土地行政管理职能已移交给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
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在诉讼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于1992年8月20日核发土地证号为23-0021**的《土地使用权证》给申请人梁润妹时的档案资料。该档案资料包括：一、于1989年3月1日梁润妹填写的《土地登记申请书》。注：该《土地登记申请书》中，“申请者提供的权属证明材料”一栏是空白。二、原广州市珠ＸＸ侨农场土地管理部门于1992年1月5日针对梁润妹提出的土地登记申请所作出的《地籍调查表》。三、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于1992年8月20日对梁润妹提出的土地登记作出同意登记发证的《土地登记审批表》。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林荣根、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及梁润妹在庭审中提出的诉讼意见，归纳当事人在本案中的争议焦点为：一、林荣根在本案中是否具有主体资格？二、林荣根之诉讼请求是否已过了诉讼时效？三、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办理土地使用权属证书给梁润妹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关于上述第一个争议焦点，即林荣根的诉讼资格的问题。经查认为，证人梁某甲证实：一、林荣根当年为了建房事宜，曾向其提出用地申请。二、本案讼争的土地上林荣根原建有一厨房。后来林荣根为了在该土地上建房屋才拆除。尽管不能仅凭梁某甲的证词去确定讼争土地的归属，但该证词可证明林荣根与该土地的使用权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关系。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在1992年8月20日将该讼争土地的使用权登记在梁润妹的名下的行政行为，显然与林荣根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因而林荣根作为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其对该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于1992年8月20日核发《土地使用权证》给梁润妹。林荣根主张其并不知道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核发《土地使用权证》给梁润妹的事实，直到2011年8月3日才获知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于1992年8月20日将该土地权属证书核发给梁润妹。在诉讼中，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及梁润妹并没有举证证实林荣根在此前已知道或应该知道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核发土地使用权证书给梁润妹的事实，因而本院确认林荣根的主张，即其于2011年8月3日才知晓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发证给梁润妹的情况。由于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的发证时间至林荣根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并未超过20年，因而，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林荣根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本案第三个争议焦点，即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国家土地管理局于1989年11月颁发的《土地登记规则》，是为了规范土地登记而制定的行政规章。其对土地登记申请者，以及各级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均有约束力。《土地登记规则》第十二条规定：土地登记申请者申请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和他项权利登记，必须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资料：1．土地登记申请书；2．土地登记申请者的法人代表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或户籍证明；3．土地权属来源证明；4．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该规则第十三条规定：土地登记申请书应载明下列基本事项，并由申请者签名盖章：1．申请者名称、地址；2．土地座落、面积、用途；3．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他项权利权属来源的证明。尽管梁润妹在1989年3月1日向原广州市珠ＸＸ侨农场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时，上述《土地登记规则》并未颁布，但原珠江管理区土地管理部门在1992年8月20日批准核发土地使用权证书给梁润妹时，《土地登记规则》却已实施。因而，作为土地登记机关的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在审核梁润妹的土地登记申请时，有责任要求申请人按照《土地登记规则》的规定补交相关资料。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在诉讼中提供的梁润妹土地登记档案显示，梁润妹当年土地登记档案资料仅有：一、梁润妹填写的《土地登记申请书》；二、原广州市珠ＸＸ侨农场土地管理部门于1992年1月5日针对梁润妹提出的土地登记申请所作出的《地籍调查表》；三、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于1992年8月20日对梁润妹提出的土地登记作出同意登记发证的《土地登记审批表》。而《土地登记规则》规定申请者应提交的个人身份证明或户籍证明、土地权属来源证明，以及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等资料，梁润妹并未提交。且其提交的《土地登记申请书》中，“申请者提供的权属证明材料”一栏是空白，并未按《土地登记规则》第十三条的规定填写。《土地登记规则》第十五条规定：申请土地登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土地登记申请者应按照土地登记的有关规定重新办理。1．申请登记的土地不在本登记区的；2．土地登记申请者没有合法身份证明的；3．申请书填写不符合要求的。但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在梁润妹既未按照《土地登记规则》的规定填写《土地登记申请书》，也未按照《土地登记规则》的规定提交必备的登记资料的情况下，没有要求第三人重新办理，却直接核发土地使用权证给梁润妹，其行政行为显然违反了《土地登记规则》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鉴于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是在梁润妹提交的土地登记资料不全，违反《土地登记规则》规定的相关程序的情况下，核发《土地使用权证》给梁润妹，因而其于1992年8月20日颁发给梁润妹证号为23-002166号的《土地使用权证》依法应予撤销。林荣根之诉讼请求有理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已被撤销，其相关的土地管理职能已移交给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行使。因此，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在本案中的行政责任，依法应由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3目的规定，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穗南沙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撤销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于1992年8月20日核发给梁润妹证号为23-002166号的《土地使用权证》。
梁润妹不服一审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人民法院对原审的主要证据没有认定和充分采纳，错误地认定案件事实。一审判决书关于林荣根的诉讼资格的问题。一审法院采纳了梁某甲的证言以及认定讼争的土地上林荣根原建有一厨房。从梁某甲的证言来看，只能说明林荣根曾经向当时的副主任提出要地建房，原因是兄弟从香港回来定居，再没涉及其它内容。林荣根的兄长当时不可能自己回来定居，而是儿子林福有为了戒毒，选了当时在珠江农场一区前哨队工作的远房亲戚梁润妹为儿媳，为了稳定这门婚事，由在珠江农场工作的弟弟林荣根主持建房，亲戚朋友进行协助。1980年底房屋全部完工后，1981年3月林福有与梁润妹结婚入住新房，在该房屋居住长达10年直到移居香港。林荣根也明确知道本人只是在帮兄长和远房亲戚，从林荣根的行政起诉状中可知，而林荣根在1989年开始申请办理了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区新广三路永安二街三巷16号的土地使用证及房产证，相距只有4-5米的对面房屋如果是林荣根本人的或者还有利害关系的话，林荣根不可能未向任何部门反映，直到2011年8月3日为止林荣根都认为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区新广三路永安二街三巷16号对面的土地及房屋不是自己的。并且林荣根在提交的证据目录表中陈述，梁某甲的证言证明涉案地块是划拨给林带有作建房之用的。关于林荣根的诉讼资格的问题，一审法院只是片面引用梁某甲的证人证言，对于梁润妹的陈述以及其它证据的证据链条根本没有采纳。在庭审时还有一份重要的证人证言，即1980年-1991年任珠江农场第一作业区总支书、区主任徐某的证言，该证人是梁某甲的领导，同时是房屋所在地的第一行政领导，但一审法院根本没采纳。一审法院认为林荣根与梁润妹的土地证书有利益关系，从而与作出土地权属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认定是错误的。关于一审判决书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1988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9年11月颁发《土地登记规则》。在1988年开始珠江农场对在职职工的住房实行规范管理。梁润妹的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区新广三路永安二街三巷16号对面的房屋和林荣根的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区新广三路永安二街三巷16号的房屋都是初始登记的范围。一审法院诉讼中，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提交了林荣根名下的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区新广三路永安二街三巷16号的土地登记申请书及审批表。梁润妹的土地就在该地块对面，两块土地四至界线范围，属于同一时期、同一批、相同人员调查审批登记，如果林荣根认为是利益关系人，1989年至1992年办理土地登记的林荣根应当知道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区新广三路永安二街三巷16号对面房屋也办理了土地证书。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区新广三路永安二街三巷16号对面的房屋从建好后就由梁润妹居住，在梁润妹居住期间，珠江农场对在职职工的住房实行规范管理，林荣根作为农场职工不可能不知道当时的政策，林荣根应当知道梁润妹申请土地登记。1995年梁润妹从香港回乡，发现林荣根的儿子林锐南入住本人房屋，并且盗取屋内财产从而报警，当时公安机关协调处理了此事。已经明确向公安机关出具了关于土地及房屋的权属证明，后公安机关进行了协调，亲戚朋友也出面调解，林荣根应当知道该房屋的权属是梁润妹。梁润妹在2002年多次到珠江农场办理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新广三路永安二街三巷16号对面的房屋产权时，广州市珠江管理区房产管理办公室曾经调查林荣根，同时也给林就生和林带有去信，林荣根应当知道此房屋权属梁润妹。林荣根的儿子林锐南将自家的门牌号码：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新广三路永安二街三巷5号安放在梁润妹的房屋门上，为此梁润妹向有关部门报告，在公安部门协助下给予拆除，林荣根应当知道此房屋权属是梁润妹的。2010年5月5日，梁润妹在电视和报刊上刊登遗失声明，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前，林荣根也未向广州市南沙区房地产交易中心提交任何资料，其声称从梁润妹移居香港后一直居住在新广三路永安二街三巷16号的对面的房屋里，自己从没申请权属登记，也未向任何部门申诉。2011年8月3日还是香港亲戚委托律师调查争议土地权属。由此可见林荣根从一开始就明知此房屋及土地的权属不属于自己。林荣根从80年代建房开始就应当知道此房屋的权属，却从未对此土地及房屋的权属进行过问，本案诉讼是想利用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使用法律手段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一审判决书关于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更无依据。一审判决认为土地申请者应当提交相关身份资料和权属证明，其实涉案土地来源证明无需提供，已经明确写明是国家划拨土地。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也无需提供，申请人已经自行建好的房屋。1989年3月1日上诉人梁润妹向珠ＸＸ侨农场递交土地登记申请书时，她是珠ＸＸ侨农场的职工，在农场工作和生活多年，原是珠ＸＸ侨农场一区前锋队的居民，当时登记造册时，需要提交个人身份证明或户籍证明，梁润妹肯定提交了。全珠ＸＸ侨农场统一登记造册无需梁润妹单独提交。《土地登记规则》立法本意是拥有土地证书的人需要有合法的身份，梁润妹的身份合法性是不容质疑的，2011年12月16日广州市公安局珠江派出所还出具证明，证实梁润妹原为辖区一区前锋队居民。一审法院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提交的土地登记档案资料中没有个人身份证明或户籍证明，就认为梁润妹办证时没提供或认为其身份不合法没有依据。一审判决认为《土地登记申请》中“申请书者提供的权属证明材料”一栏是空白，并未按《土地登记规则》第十三条的规定填写。因在《土地登记申请书》中土地权属来源己写明是划拨，申请者没有权属证明可提供。早期的行政行为在不断完善，正如当时任农场一区书记和主任的郭银彩陈述当时土地调查登记工作刚刚起步，有不完善的地方。一审法院不顾客观的历史事实，浪费国家资源。二、一审人民法院错误的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法规也明显错误。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属于自由裁量条款，是否立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十二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至第五条的规定办理。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四十二条规定，本案应依据第四十一条规定，诉讼时效早已超过。关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一审法院依据《土地登记规则》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二）1、3款，认为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在核发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区新广三路永安二街三巷16号对面的房屋土地证书时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判决予以撤销。事实上，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房产管理办公室对于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区新广三路永安二街三巷16号对面的房屋的发证工作十分谨慎。1989年3月1日梁润妹递交土地登记申请书，因1991年12月梁润妹获批准移居香港，1992年1月20日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作的地籍调查，1992年8月20日才核发给梁润妹证号为23-02166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但后来因梁润妹遗失了《国有土地使用证》，申请重新办理时，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分别向当地及香港的有关人员作调查，直到2010年才专门致函区房地产交易中心，请区房地产交易中心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梁润妹办理房屋所有权证。2010年5月5日由梁润妹作为声明人向电视和报纸上刊登遗失广告。至今还未给梁润妹发放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区新广三路永安二街三巷16号对面房屋的房地产证书。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和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违反法定程序作出行政行为是完全错误。综上所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重新作出判决。
林荣根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答辩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但判决撤销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是有异议的。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根据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于1992年8月20日核发土地证号为23-0021**的《土地使用权证》给申请人梁润妹时的档案资料。该档案资料中梁润妹于1989年3月1日填写的《土地登记申请书》中注明，土地所有权性质为国有，土地权属来源为划拨。
再查明，在一审过程中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提交了林荣根名下23-002215号《土地使用权证》的档案材料，该地块的《土地登记申请表》等材料的填写规则、审核意见、地籍调查等情形与23-002166的《土地使用权证》的档案材料均相同，两地块申请登记时间、核发时间亦均相同。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土地登记规则》（1989年11月18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布）第十二条规定：“土地登记申请者申请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和他项权利登记，必须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资料：1．土地登记申请书；2．土地登记申请者的法人代表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或户籍证明；3．土地权属来源证明；4．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第十三条规定：“土地登记申请书应载明下列基本事项，并由申请者签名盖章。1．申请者名称、地址；2．土地座落、面积、用途；3．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他项权利权属来源的证明；4．其他。”第十六条规定：“各级土地管理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的地籍调查……”。第十七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应根据地籍调查结果，对土地权属、面积、用途等逐宗进行全面审核，填写审批表。”本案中梁润妹向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提出涉案土地登记的申请，依据梁润妹提交的《土地登记申请表》，涉案地块的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权属来源为划拨，梁润妹填写了申请人姓名和地址、地块情况、权属来源等内容，向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提出申请，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亦经过审查作出审批，向梁润妹核发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并无不当。因涉案土地的来源为划拨，故《土地申请表》未再填写土地权属来源证明。且依据本案证据材料反映，涉案国有土地的档案材料和林荣根名下的国有土地档案材料在申请表填写、申请时间、核发时间均相同的，可以证明当时该区域土地统一登记的情形。一审法院仅以梁润妹填写的《土地申请表》中“土地权属证明材料”一栏未填写为由，认为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核发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一审判决撤销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核发23-002166的《土地使用权证》错误，予以撤销。林荣根以梁某甲的说明及汇款凭证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当时其向梁某甲要求土地，以及汇款作建房用途的事实，但梁某甲的说明和汇款凭证均未涉及涉案土地的归属，不能证明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向梁润妹核发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为违法，其诉讼请求撤销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至于林荣根的主体资格以及起诉期限的问题。因林荣根正在使用涉案土地上的房屋，且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林荣根的起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故原审法院赋予林荣根主体资格，认定其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并无不当，梁润妹主张林荣根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以及超过起诉期限的请求理由不足，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予以撤销。梁润妹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8日作出（2012）穗中法行终字第1164号行政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穗南法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林荣根的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林荣根负担。
2013年12月11日，广东省检察院向本院提出抗诉认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行终字第1164号行政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土地管理部门颁发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给梁润妹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理由如下：
一、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土地管理部门颁发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给梁润妹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事实根据。林荣根是原广州市珠ＸＸ侨农场（后变更为广州市珠江管理区）一区的场民。1979年林荣根因其移居香港的亲戚常回来探亲，住宿问题难以解决，遂报经该农场一区领导同意，由在港的亲属出资，林荣根参与筹建，在林荣根居住的位于珠ＸＸ侨农场一区前哨队的房屋对面的空地上（该空地林荣根原建有一厨房，后因建设讼争房屋的需要而拆除）建了一间实际用地面积202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58．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19.11平方米的房屋。该房屋落成之后，林荣根其兄林就生之子林福有为了戒毒瘾曾于1981年从香港来到珠ＸＸ侨农场，入住上述房屋。可见，申请在涉案国有土地上建房并参与筹建的人是林荣根而非梁润妹，林荣根为了建房还拆掉涉案土地上自有的一间厨房；梁润妹不是涉案地上房屋的出资者和筹建者，其不是该房屋的最初主人。涉案地上房屋1979年筹备兴建，1980年建成，而梁润妹与林福有1981年相识、结婚，且梁润妹属于前锋队的人员，据当时的珠江农场一区负责人梁某甲证明，非本队人员申请建房，是不能获得批准的，即不可能批准前锋队的梁润妹在涉案房屋的前哨队建房；梁润妹也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通过了转让、继承或者赠与等方式获取涉案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
本案属于行政诉讼而非民事确权案件，讼争的并非涉案地上房屋的最终归属，在梁润妹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地上房屋归其所有的情况下，给梁润妹颁发涉案土地使用权证，明显违反我国“房地一体”的房产登记规定，将会严重侵害到他人的合法权益。
二、原广州珠江管理区土地管理部门颁发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给梁润妹的具体行政行为不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土地管理部门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给梁润妹的时间是1992年8月20日，该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受原国家土地管理局1989年11月颁发的《土地登记规则》调整。该《土地登记规则》第十二条规定：“土地登记申请者申请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和他项权利登记，必须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1、土地登记申请书；2、土地登记申请者的法人代表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或户籍证明；3、土地权属来源证明；4、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该规则第十三条规定：“土地登记申请书应载明下列基本事项，并由申请者签名盖章：1、申请者名称、地址；2、土地座落、面积、用途；3、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他项权利权属来源的证明。原珠江管理区土地管理部门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给梁润妹时，至少必须要求梁润妹提供并审查涉案国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和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涉案土地上附着物并非梁润妹所有，且涉案土地使用权最初申请者也并非梁润妹本人，广州市国土管理局也未能证明原珠江管理区土地管理部门履行了《土地登记规则》明确规定的法定职责。
三、根据行政诉讼案件“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规则，广州市国土管理局未能完成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举证责任。本案属于国土部门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引发的行政纠纷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均要求“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在诉讼过程中提交的《关于加快推进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南沙分局、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南沙开发区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土地登记申请书、审批表、地籍调查表、相关法律依据、林荣根名下的位于珠江管理区的一块土地的广州市土地使用权情况表及其土地登记申请书、审批表等证据材料，均未有涉案国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和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原珠江管理区土地管理部门的颁证行为，违反《土地登记规则》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严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予以撤销。
四、颁发涉案土地使用权证时的执法环境并不能成为国土部门违法颁证的理由。本案成讼的主要原因并非仅是土地登记存在瑕疵，而是梁润妹不是最初涉案土地申请者、涉案地上房屋的出资者和筹建者，更非涉案地上房屋所有者。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土地管理部门违反规定给梁润妹颁发涉案土地使用证，严重侵害他人房产的合法权益而应归于无效。
综上所述，终审法院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向你院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林荣根在本院再审中称：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
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答辩称：本案是为了落实归难侨要求落实土地住房政策，因行政区域在番禺，番禺没权力管理农场，故农场采取分地自建，分公房的方式落实政策，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是属于分地自建一类的，是国家直接划拨给梁润妹的，等同于村集体划拨给村民的宅基地。据此，请求本院维持原判。
梁润妹在再审庭审中答辩称：其是按照当时规定于1989年3月1日申请土地登记，1992年正式发证。请求本院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除对一审查明林荣根在本案诉争的空地上原建有一厨房的事实各方当事人有异议外，其余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另查明：1、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提交的林荣根名下23-002215号《土地使用权证》的档案材料，该地块的《土地登记申请表、审批表》与梁润妹的23-002166号的《土地登记申请表、审批表》中权属证明材料一栏均为空白，双方的地块申请登记时间、核发时间均相同。
2、1995年7月29日，梁润妹向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国土办公室缴交了1994年、1995年土地使用费143.2元，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南沙分局对梁润妹缴交土地费的事实认可。
3、本院再审开庭后，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南沙分局向本院邮寄一份广州市珠江管理区文件（珠区发（1992）第5号）《关于印发﹤广州市珠ＸＸ侨农场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该通知载明，珠江农场职工住房优惠政策包括分地自建私房（农场分配公助私建建房款）、购买折价房或公有住房，相关政策仅针对农场职工，涉案土地使用权是珠ＸＸ侨农场分配给其的职工福利，以户为单位进行分配。
4、林荣根亦在本院再审开庭后，向本院邮寄关于其向梁转娣、林某甲、林和有询问笔录，林就生、林带有、广州市珠江管理区服务所信件，林某乙申请书，诉争房屋的相片证据，证明争议房屋权属取得来源不是梁润妹出资建造以及证明未办理房产权属证明原因及房地产权属情况。
5、梁润妹在本院再审开庭后，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1986年《珠ＸＸ侨农场住房改革试行方案》；2、1987年3月《珠ＸＸ侨农场住房改革试行方案》；3、1992年《珠ＸＸ侨农场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4、2007年珠江管理区做出的《珠ＸＸ侨农场职工房改相关政策问答》。上述4份证据，证明土地和房屋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农场的职工才能享受该政策，农场职工只能享受一项政策，即一户一宅，故涉案土地是无偿划拨给梁润妹的，一审时证人已对该文件进行过说明，只有梁润妹有权享有涉案土地，1992年颁发给梁润妹的国有土地证是合法的。
2014年10月13日。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认证、质证。
林荣根对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南沙分局提供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并称：1、1986年、1987年的文件，是试行方案，不一定有施行，已经被1992年的文件所替代，且是适用于住房改革，未涉及土地，此时是适用珠江农场的干部职工，即在文件颁布时依据文件受惠的应当是农场的干部职工，但梁润妹已经是香港公民。2、该文件是住房而非土地。适用的房屋是公房，该文件所称的1、2条都是指公房的出售，而涉案的房屋是自建，不是公房；第4页10条也是指自有私房，有房的不能再分，不适用本案。第5页4点是指即使有房有地，离开了也要退回来，涉案房屋1979年已经建成，文件所称是30平方米，而涉案土地有202平方米，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南沙分局将涉案的土地登记在梁润妹名下错误。
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南沙分局针对林荣根提供的证据及其主张的事实不予确认，并称，1986年至1992年，珠ＸＸ侨农场制定的政策是对土地和房屋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的，珠ＸＸ侨农场不论是住房还是土地，都是针对自己的职工，是一户一房一地的。所谓30平方米的问题，是农场流程审批的问题，不论是多少平方米都是农场的职权范围，面积的大小与本案无关。
梁润妹针对林荣根提供的证据及其主张的事实不予确认，并称：1、对林和有的询问笔录，据亲戚告知，林和有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故该陈述真实性不能确认。中院二审卷宗第122、123页有林某甲于2012年9月10日在香港事务所对涉案房屋所做的陈述，称涉案房屋是其父亲林就生建给林福有的。第124、125页有林就生的亲属外甥女李转花在香港事务所对涉案房屋所做的陈述，称涉案房屋属于梁润妹，是林就生拿了三万块给林福有二人用来结婚用的。2、结婚真实性无异议，虽然结婚证时间是1982年，但实际结婚时间是1980年。3、关联性不确认，林和有与本案无关。借款时间和付款时间不吻合。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理由和广州市国土管理局、广州市国土局南沙分局及梁润妹的答辩意见。本案再审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土地管理部门颁发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给梁润妹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本案是因林荣根不服国土部门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行为而引发的行政纠纷。经审查本案的事实，本案诉争的土地使用权位于现在的广州市番禺区珠江管理区新广三路永安二街三巷。1981年梁润妹与林福有结婚，婚后梁润妹入住诉争的房屋。林荣根认为，梁润妹入住诉争的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是其向华侨农场申请得来，且其建有一厨房，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的土地管理部门在1992年8月20日将该房屋登记在梁润妹名下，并向其颁发23-002166号《土地使用权证》错误。经查，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的土地管理部门给梁润妹颁发23-002166号《土地使用权证》时，是依据梁润妹在1989年3月1日向珠ＸＸ侨农场递交的土地登记申请书和1992年1月20日，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的土地管理部门对梁润妹的土地进行地籍调查后，于1992年8月20日向梁润妹颁发的23-002166号《土地使用权证》；梁润妹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后，还向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国土办公室缴交了1994年、1995年土地使用费143.2元；1986年、1987年珠ＸＸ侨农场出台的《珠ＸＸ侨农场住房制度改革试行方案》和广州市珠江管理区文件（珠区发（1992）第5号）《关于印发﹤广州市珠ＸＸ侨农场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载明，珠江农场职工住房优惠政策包括分地自建私房（农场分配公助私建建房款）、购买折价房或公有住房，相关政策仅针对农场职工，凡属本场户口的职工、干部可享有折价买房的待遇，以户为单位，谁住谁购买原则，属正常的工作调动和人才流动而调出单位及已故干部、职工未成年子女现住户，每一个干部、职工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按优惠价购房。依照上述文件规定，梁润妹与林荣根当时均属珠ＸＸ侨农场工作，林荣根已享受了该农场分得的23-002215号《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不可能再享受第二次优惠价购房，而梁润妹于1981年与林福有结婚，婚后在诉争的房屋已经居住了将近10年，其对该土地申请办证亦符合上述文件规定，且根据相关的证言证实，当时的珠ＸＸ侨农场的土地和房屋主要是分配给该农场的职工福利是众所皆知的。鉴于梁润妹的《土地登记审批表》是经过广州市珠江管理区的土地管理部门盖章确认的，因而可以确认梁润妹取得的土地权属来源合法。林荣根提出诉争的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是其向珠ＸＸ侨农场申请取得，且其建有一厨房的主张，但从其起诉至本院再审均未提供土地权属和地上的建筑物凭证佐证。因此，原二审认定，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土地管理部门颁发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给梁润妹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并无不当。至于检察机关抗诉提出，原珠江管理区土地管理部门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给梁润妹时，至少必须要求梁润妹提供并审查涉案国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和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的主张。经查，因涉案土地的来源为划拨，故《土地申请表》未填写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并不能证明梁润妹不享有该土地使用权，且依据本案证据材料反映，涉案梁润妹名下的23-002166号国有土地的档案材料和林荣根名下的23-002215号《土地使用权证》国有土地档案材料在申请表中权属证明材料一栏均为空白，双方的地块申请登记时间、核发时间均相同，一审法院仅以梁润妹的《土地申请表》中“土地权属证明材料”一栏未填写权属人为由，认为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土地管理部门颁发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给梁润妹不合法，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此外，检察机关抗诉还提出，涉案地上房屋的出资者和筹建者，并非梁润妹，原广州市珠江管理区土地管理部门违反规定给梁润妹颁发涉案土地使用证，严重侵害他人房产的合法权益而应归于无效，但林荣根并未提供拥有该房屋权属或者由其出资建造的证据证实。倘若该案存在地上房屋由谁出资建造等民事关系问题，亦不属于本案的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据此，检察机关抗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再审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适用法律和处理正确。检察机关抗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2018-10-06
14:13:53',0,'web',NULL),(5221837,'5b519227-42f4-42d8-8cf5-b188f8668a81','$(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85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文书ID\":\"5b519227-42f4-42d8-8cf5-b188f8668a81\",\"案件名称\":\"浙江中润远东贸易有限公司与浙江天一海上工程有限公司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4）甬海法商初字第400号\",\"审判程序\":\"一审\",\"上传日期\":\"\\\/Date(1406777998000)\\\/\",\"案件类型\":\"2\",\"补正文书\":\"2\",\"法院名称\":\"宁波海事法院\",\"法院ID\":\"1159\",\"法院省份\":\"浙江\",\"法院地市\":\"宁波海事法院\",\"法院区县\":null,\"法院区域\":\"东中部\",\"文书类型\":null,\"文书全文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不公开理由\":null,\"DocContent\":\"\",\"文本首部段落原文\":\"\",\"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诉讼记录段原文\":\"原告浙江中润远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公司）为与被告浙江天一海上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一公司）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5月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6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当庭宣告判决。原告中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龚光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天一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裁判要旨段原文\":\"\",\"判决结果段原文\":\"\",\"附加原文\":\"附页：\\\n法律条文：\\\n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n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n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n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文本尾部原文\":\"\"});$(document).attr(\"title\",\"浙江中润远东贸易有限公司与浙江天一海上工程有限公司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浙江中润远东贸易有限公司与浙江天一海上工程有限公司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4）甬海法商初字第400号\");$(\"#hidDocID\").val(\"5b519227-42f4-42d8-8cf5-b188f8668a81\");$(\"#hidCaseName\").val(\"浙江中润远东贸易有限公司与浙江天一海上工程有限公司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hidCaseNumber\").val(\"（2014）甬海法商初字第400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宁波海事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1159\");$(\"#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宁波海事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4-06-23\"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浙江中润远东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天一海上工程有限公司\"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零七条\',法条内容:\'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ly]\'}]},{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3年）》\',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四十四条\',法条内容:\'
第一百四十四条 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ly]\'}]}]};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浙江中润远东贸易有限公司与浙江天一海上工程有限公司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4-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