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6)川0114执异17号
异议人（被执行人）刘泽勇，男，汉族，1963年5月7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代理人谭小乐，四川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大支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57号，组织机构代码：70922045-7。
法定代表人宋蓉。
负责人周萍，该银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莫晓平，四川尚上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执行人成都红河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小天西街69号5栋1单元2楼4号，组织机构代码：7348143-5。
法定代表人唐爱泉。
被执行人周利华，男，汉族，1964年9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被执行人吴春燕，女，汉族，1967年4月23日出生，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以上三被执行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谭小乐，四川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执行人唐爱泉，男，汉族，1977年6月5日出生，住四川省郫县。
被执行人吴红艳，女，汉族，1981年12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被执行人张健，男，汉族，1967年9月18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县。
被执行人李健敏，男，汉族，1962年3月30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本院依据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348号执行证书，立案受理（2016）川0114执165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大支行（以下简称工行东大支行）申请执行成都红河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河化工公司）、周丽华、吴春燕、张健、李健敏、刘泽勇、唐爱泉、吴红艳一案。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刘泽勇以作为执行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执行证书出具违反法律规定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请求对（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348号执行证书不予执行。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被执行人刘泽勇异议称，首先，作为执行依据的执行证书内容确有错误，刘泽勇与工行东大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刘泽勇仅以房产为主债务人红河化工公司所负债务提供担保，工行东大支行仅得以在红河化工不能履行债务时就担保物求偿，故执行证书中不分主债务人与抵押担保人、不分责任承担方式、顺序及具体内容而概括地将红河化工公司应当履行的全部给付内容确定为刘泽勇应履行的内容，扩大了刘泽勇应承担的责任；其次，作为执行依据的执行证书出具违反法律规定，刘泽勇在与工行东大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未就送达方式、送达地址、送达期限等内容作出明确约定，公证处签发执行证书前未尽审查义务，未向刘泽勇征询意见、核实对履行义务是否有疑义，公证程序严重违法。为此，刘泽勇认为法院执行所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请求法院裁定对该公证债权文书不予执行。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刘泽勇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公证《小企业借款合同》、公证《最高额抵押合同》、公证《保证合同》及相应公证书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刘泽勇系抵押担保人、仅以抵押财产为限对主债务人所负债务提供担保，且《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未对送达方式、送达地址、送达期限等内容作出明确约定。
2.（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348号执行证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作为执行依据的执行证书中未对主债务人与抵押担保人、责任承担方式、顺序及具体内容作出明确区分。
3.债务核查通知书及邮寄送达印证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公证处以仅以邮寄方式寄送债务核查通知、所寄送地址未事先明确约定、刘泽勇亦未收到相关文书的事实。
申请执行人工行东大支行对刘泽勇所提交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
工行东大支行答辩称，首先，因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和抵押合同均已经过公证并具备执行条件，工行东大支行可以同时对包括刘泽勇在内的相关主体申请执行；其次，因抵押担保均为主债务人之外第三人提供，且对应的公证合同中已对各主体的责任类型、方式、范围等作出明确约定，故执行证书不存在主债务人、抵押人、保证人混同问题，也没有扩大刘泽勇应承担的责任范围；第三，公证处在出具执行证书前已向各被执行人在公证机构处预留的地址寄送征询函，均已妥投并收到回执，因此公证处在出具执行证书前已尽到审查义务。综上，工行东大支行认为作为执行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内容与作出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刘泽勇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工行东大支行向本院提交了蜀都公证处谈话笔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公证机构出具债权文书公证书前包括刘泽勇在内的八名被执行人已经作出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并确定公证处可以将债务核查文书向借款人、担保人身份证住址邮寄送达，规定期限内未获回复或函件被退回都视为受送达人已收悉的情况。
刘泽勇对工行东大支行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谈话笔录中约定的送达地址并不具体、明确，且为事先印制好的格式条款，应当作出不利于公证机构的解释，故不足以支持工行东大支行主张。此外该笔录中载明公证书由工行东大支行领取，但其领取后未将合同文本及相关材料送交刘泽勇，违反公证法关于公证合同应各方各持一份的规定。
经审查本院认为刘泽勇和工行东大支行提交的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原则，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查查明，2014年1月13日，工行东大支行与红河化工公司签订《小企业借款合同》，约定工行东大支行向红河化工公司提供贷款人民币7000000元，贷款期限为12个月，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保证担保，抵押担保人为周利华、吴春燕、张健、李健敏、刘泽勇，该借款合同第15.1、15.2约定了合同项下有关通知的作出方式，但未载明刘泽勇的住所地或其他通讯及联系地址。同日，工行东大支行与周利华、吴春燕、张健、李健敏、刘泽勇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周利华、吴春燕、张健、李健敏、刘泽勇作为抵押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4年1月6日至2016年1月31日期间在10040000元的最高余额内，工行东大支行依据与红河化工公司签订的主合同而享有的对该公司的债权，作为合同附件的《抵押物清单》中列明刘泽勇用作抵押的房产信息，该抵押合同及其附件中对合同有关事项的通知或确认方式未作明确约定。同日工行东大支行另与唐爱泉、吴红艳签订编号为44024426-2013年（东大）字第0253-1号的《保证合同》，与周利华、吴春燕签订编号为44024426-2013年（东大）字第0253-1号的《保证合同》，分别约定唐爱泉与吴红艳、周利华与吴春燕为工行东大支行依据其与红河化工公司签订的前述《小企业借款合同》约定而对红河化工公司享有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当日，工行东大支行与红河化工公司、周利华、吴春燕、张健、李健敏、刘泽勇、唐爱泉、吴红艳另就债权债务催收、核查相关文书送达方式进行约定并载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谈话笔录》，在借款人、担保人答复部分载明：“债权人及公证处可将债权债务催收、核查的相关文书向借款人/担保人的通讯地址（合同载明地址、身份证住址或户籍住址）邮寄送达，从邮件投递之日起，届满五日如我方未给予书面回复或因邮局无法通知我导致函件退回，都视为我方已收悉邮件内容并无异议并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刘泽勇在该谈话笔录上予以签名确认。
2014年1月14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以下简称蜀都公证处）分别出具（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7569号、第7572号、第7570号、第7571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赋予前述《小企业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两份《保证合同》以强制执行效力。2015年4月29日，工行东大支行向蜀都公证处申请出具强制执行证书，蜀都公证处于2015年5月4日出具《债务核查通知书》并以邮政特快专递形式向八名被执行人寄送，其中刘泽勇的邮寄地址为“成都市青羊区双清南路3号2栋2单元6楼17号”，即刘泽勇身份证记载住址，邮政物流信息显示该邮件于2015年5月5日投递并签收。2015年5月12日，蜀都公证处出具（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348号执行证书，载明刘泽勇等与工行东大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房产一处为红河化工公司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相应抵押登记手续，以及截止执行证书出具前刘泽勇未向蜀都公证处回复的情况。该执行证书确定申请执行人为工行东大支行，被执行人为红河化工公司、周丽华、吴春燕、张健、李健敏、刘泽勇、唐爱泉、吴红艳，执行标的为：1.本金人民币6116761.34元；2.至2015年4月29日的未还利息227902.48元、后续所产生的利息和罚息；3.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执行公证费、执行费等，以实际支出为准）。2016年1月20日，工行东大支行向本院申请执行（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348号执行证书所确定内容。执行过程中，刘泽勇向本院提出前述执行异议。
再查明，执行过程中，本院作出（2016）川0114执165号之一号民事裁定书，对刘泽勇用以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的房产予以查封。
以上事实，有公证《小企业借款合同》、公证《最高额抵押合同》、公证《保证合同》、（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7569号至第7572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债务核查通知书》及其邮寄印证、（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348号执行证书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被执行人刘泽勇申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理由，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确有错误”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确定的五种情形之一。
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一是作为执行依据的公证债权文书是否存在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情形，二是蜀都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是否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公证程序。
本案中所涉公证债权文书在内容方面，（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7569号、第7570号、第7571号、第7572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所公证内容即《小企业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两份《保证合同》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对订立合同、公证及接受强制执行承诺情况均予确认，合同义务履行情况、抵押财产范围亦有相应证据证明，故本案债权文书公证书不存在与事实不符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情形；作为执行依据的（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348号执行证书在查明事实部分分别列明了主债务人红河化工公司的借款金额，保证人周利华、吴春燕、唐爱泉、吴红艳的责任类型和保证范围，以及抵押人吴春燕、张健、刘泽勇、李健敏、周利华各自用于提供抵押担保的财产范围及抵押担保的最高限额，载明了作为执行标的的借款本金及未付利息金额，被执行人和执行标的明确且与前述债权文书公证书公证内容相符，故本案执行证书不存在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情形。关于执行标的中“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相关费用”一项，因在执行证书中未明确具体金额，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执行条件，应不予执行。
公证程序方面，参照中国公证协会《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的指导意见》第九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对债务核实方式有约定的，按其约定方式核实；没有约定的，公证机构可以自行决定采取“公证处信函核实”或者“公证处电话（传真）核实”等核实方式，无法与债务人、担保人取得联系或债务人、担保人未按约定方式回复，不影响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本案中，工行东大支行与刘泽勇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其附件中虽未明确债务核实方式及刘泽勇联系地址，但刘泽勇等八名被执行人于公正债权文书出具前已就“公证处信函核实”这一核实方式作出约定并载入公证处谈话笔录，此情况下蜀都公证处在出具执行证书前采取向刘泽勇身份证记载地址邮寄送达《债务核实函》不违反公证程序规定，未与刘泽勇取得联系、未获刘泽勇回复亦不影响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为此，本院认为本案中蜀都公证处在签发（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348号执行证书时已尽到审查核实义务并能够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刘泽勇关于公证机构未向其核实债务及对履行义务是否有疑义、执行证书出具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本院认为被执行人刘泽勇请求对公证债权文书整体不予执行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三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对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348号执行证书载明的“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相关费用”不予执行。
二、驳回被执行人刘泽勇的其他不予执行申请。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审 判 长 王议伟
审 判 员 高崇富
代理审判员 余 晨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许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