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普民三（知）初字第234号
原告上海平方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33号A幢。
法定代表人竺际斌，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吴海寅，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勉青，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诺尔圣羊绒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静唐路684号。
法定代表人祝达国，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毛玉仙，上海市淮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平方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方公司）与被告上海诺尔圣羊绒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尔圣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7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3年12月5日，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平方公司委托代理人吴海寅、王勉青，被告诺尔圣公司委托代理人毛玉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平方公司诉称：原告成立于1998年10月，是专业设计、生产、销售服装尤其是男士服饰的知名企业。原告自成立之初即十分注重品牌建设，于2000年l月7日在第25类商品大类上获得“凯普狄诺”商标（商标注册证第1351069号，核定使用商品为服装、针织服装、T恤衫等）；2000年2月14日在第25类商品大类上获得“”商标（商标注册证第1363353号，核定使用商品为服装、外套、针织服装、T恤衫等）；2000年5月7日在第25类商品大类获得“CAPTAINO”商标（商标注册证第1393245号，核定使用商品为服装等）；2008年7月7日在第25类商品大类获得“”商标（商标注册证第3441295号，核定使用商品为成品衣等）。经过原告对服装式样的不断更新，对服装质量的精益求精，原告的上述品牌在相关公众中的知名度日益提高，2004年、2007年、2010年及2013年以“”、“凯普狄诺”、“CAPTAINO”为要素的原告商标连续被上海市工商局认定为上海市著名商标，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被告自2003年开始就原告的商标许可使用与原告签订过数份《商标许可合同》，但被告始终未能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原告如实按期支付商标许可费用，双方就此多次涉讼。2006年，原、被告曾签订《商标许可合同》一份（简称06合同），约定被告可以在自行生产并销售的羊毛衫、羊绒衫、含羊毛（羊绒）成分的T恤衫商品上不可转让、非独家使用原告的上述注册商标；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商标许可使用费，最低限额为被告生产的所有被许可商品销售额的10%；如被告年销售额低于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000万元的，则按照上述销售额的10%计付；06合同的有效期自2006年3月1日至2008年2月28日。2008年2月28日，原、被告签订《终止“商标许可合同”协议书》（简称08合同），约定前述06合同自2008年2月28日终止后不再续展；自2008年2月29日起，未经原告许可，被告不得再生产商标被许可使用的商品；已经产成的库存商品善后处理期为2年（即至2010年2月28日）；上述2年内被告只负责产成品库存的销售，不得擅自产销任何新款产品。
但被告在履行06合同、08合同期间，一直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商标许可使用费，还擅自在商标许可使用期满甚至2年善后处理期满后继续生产销售侵犯原告商标权的服装，就以上违约侵权事项，原告分别向法院起诉，通过（2011）沪二中民五（知）初宇第4号判决、（2011）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0号调解获得截至2010年2月28日的商标许可使用费1833333.33元；通过（20l1）普民三（知）初字第126号判决获得自2010年3月至2010年12月期间被告实施商标侵权行为的法定赔偿60000元。
被告数次败诉后，本应吸取教训不再侵权，但实际上被告非但未能遵纪守法，反而变本加厉，继续其商标侵权行为，擅自生产标注原告商标的服饰并在本市近十个区和部分外省市销售。由于上述商标的商标权人为原告，原告不断接到消费者对被告生产的假冒伪劣服装的质量投诉。2013年1月17日，经上海市长宁公证处保全证据，原告从嘉定区塔城路335号街面商铺购得标有原告注册商标的羊毛衫l套（销售者拒绝出具任何收据或发票），标牌上显示该套羊毛衫由被告生产。2013年4月17日，经消费者投诉，闸北区公安局三泉派出所在上海火车站友谊商场的被告制售假货窝点查封到2万多件侵权服饰；2013年4月24日，长宁区公安局新泾派出所又在嘉定区塔城路335号查封到被告数百件侵权服饰。同时，经过原告对经销商的清查，多位经销商承认在并不清楚被告己经无权继续生产销售标有原告商标的商品的情况下，经被告推销后从各种渠道销售过被告擅自生产的侵权产品，经销商们向原告交出了数百件侵权商品，并反映被告在销售中十分注意避免留下交易痕迹，一直采用现金交易，从不签订合同或者使用支票及账户交易。
原告认为，原告作为前述商标的商标权人，有权制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并有权获得侵权赔偿。被告在06合同到期终止、08合同2年善后处理期满后，从2010年3月1日起即无权再在市场上销售任何标注有前述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从2008年2月28日起即无权再生产任何标注有前述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然而事实上在2008年双方盘点被告库存商品时，经双方一致确认的商品共计48781件，而2013年4月17日仅三泉派出所查封的被告商品数量就为22653件，其中与2008年盘点时货号一致的商品仅7027件，有15626件商品是与2008年盘点时货号不符的明显的侵权商品。况且经过20l1年在法院的一次商标侵权之诉判决后，被告应该十分清楚其无权继续销售哪怕是库存品范围内的带有原告商标的服装，更不用说与库存品货号完全不同的假冒伪劣商品了。
按照原、被告之间的08合同，即使在善后处理期间，被告在外省市销售的许可商标商品价格不得低于吊牌价30%，在上海市销售的许可商标商品价格不得低于吊牌价70%。根据2008年清点明细，这些商品的吊牌价基本在800元至2499元左右，绝大部分的商品吊牌价均在1000元以上。由于被告从未根据08合同向原告提供过完整的销售、库存报表，因此原告无法精确计算被告在2010年3月l日以后的侵权所得，但是仅以现在可以根据两次盘点数查明的41754件销售数量乘以平均折扣即吊牌价50%计算，按照平均1000元的吊牌价再乘以10%的商标许可使用费比例，原告因被告侵权而造成的损失就达到接近200万元。故原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原诉讼请求中的赔偿金额由80万元调整至160万元。
鉴于被告反复侵权，数量巨大，且采取了逃避银行、税务监管的现金交易方式，其对原告的注册商标权产生的严重的侵权后果，对原告的著名商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造成了重大损害。原告起诉要求：l、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商标侵权行为，即停止在第25类服装、成衣、外套、针织服装、T恤衫等指定商品及类似商品上使用原告的“凯普狄诺”、“”、“CAPTAINO”、“”注册商标。2、判令被告在法院及原告监督下自行销毁其生产的全部侵权产品（即拆除、销毁侵权产品上原告商标，包含原告商标的吊牌，以及印有原告商标的包装盒、袋）。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商标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60万元（含原告为搜寻侵权线索、获取侵权证据、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支出）。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诺尔圣公司辩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不存在任何商标侵权行为。
1、双方确认的被告仓库内的许可商品为66437件。2008年原、被告双方对被告仓库内的许可商品进行清点，确认的数字是66437件，而非原告诉称的48781件。原告连自己确认的基本事实也不顾，其起诉的恶意目的昭然若揭，就是要拖延被告的执行款。
2、三泉派出所盘点的商品均是合同期内生产的许可商品。三泉派出所盘点的总数为22653件，其中TXN当头的货号为12085件，其余为YMN当头的货号。TXN当头的货号的商品是短袖T恤，YMN当头的货号的商品是羊毛衫，对这个货号的编制都是原告规定的，（2004）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100号判决书对此也有认定。2008年库存清点时，对YMN当头的货号的羊毛衫是根据具体货号分类清点的，清点数为48781件。对TXN当头的短袖T恤，原告工作人员提出不再分类清点了，双方点了一个总数为17656件，最后确认被告仓库内的库存许可商品为66437件。否则，由原告盖章确认的这66437件清点库存数从何而来。再从合同期内双方往来的业务中看，一直有TXN当头的短袖T恤商品的往来。2007年10月，双方曾对被告仓库的库存清点过一次，当时清点的TXN货号的T恤有25860件。原告无视客观事实，诬告被告，利用司法力量，扰乱被告正常经营。三泉派出所根据原告的举报已进行了反复侦查，查证的结果是被告并没有在合同终止后有任何再生产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因此作出将查封的衣服全部发回的处理结果。原告的诉讼行为属恶意诉讼，法院应当给予惩戒。
3、66437件库存许可商品仅是被告仓库内的商品，并不包含在商场销售的商品及送回工厂整修的商品。2008年原、被告双方清点库存时，被告正处于两年的库存销售期，因此当时在被告租柜的商场内有商品在销售，在商场销售的商品是没有清点，为防止不必要的异议，对于这个事实，被告在原告确认66437件库存许可商品函后即复函原告告知这一事实。两年库存销售期满后，被告从商场撤柜，拉回了没有销售完毕的商品。另外，2008年5月被告租借的仓库发生漏水，使部分商品受损，被告将该批服装送回工厂整修，清点时被遗漏。因此会出现原告诉称的三泉派出所盘点数与2008年盘点数不符的情况。原告明知清点数量有遗漏，仍起诉被告侵犯商标权，既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同时也影响了被告正常的经营活动，被告保留索赔的权利。
4、被告并没有在嘉定区塔城路335号街面商铺销售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原告诉称在塔城路335号街面商铺购的一件标牌上显示由被告生产的标有原告注册商标的羊毛衫，并不能证明被告有侵权行为。首先，被告并没有在塔城路335号街面商铺销售上述商品；其次，被告在合同期内生产了几万件标有原告注册商标的羊毛衫，且有大量的服装是供给原告销售的，原告处有被告的衣服是不足为奇的，被告有理由相信原告是在做假，除非原告有证据证明这件羊毛衫是被告在合同期外生产的而且是在被告这里买的。
5、原告提出要求被告拆除服装上的商标，该主张在上海高院审理的时候已经涉及。这些商标是绣在衣服上的，根本无法拆除，一旦拆除，所有衣服就是废品。故被告建议，如果原告认为可以拆除，则由原告进行拆除，所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6、原告的诉讼是恶意诉讼，原告许可被告使用其注册商标，其目的就是想占用被告的资金，在合同期间原告在被告处大量拿货去卖，但一直拖欠货款不给，欠款金额高达500多万元。最后被告不得不停止供货，导致原告心存不满。在2006年签订的许可合同中，原告苛刻的要求被告必须完成年销售1000万元的指标，被告为完成指标备足货源，但仅仅两年，原告即终止合同，使的被告产生这么多的库存，两年的销售库存期间又逢金融风暴，经济下滑，被告不能如期完成清库，原告又不按约与被告协商处理，历经寒暑天、黄梅天，致使大量库存被霉蛀损坏。原、被告自2003年底签订商标许可合同，2004年5月至今一直处于诉讼中，原告不断的挑起诉讼，但每次的诉讼结果都不尽原告之意，但被告却被其搞的不能正常运营。（2011）普民三（知）初字第126号判决书认定被告侵权，被告是不服的，但对于赔偿数额的判决被告本来就愿意按这个数额给付权益金的，否则也不会主动提供销售数量，考虑到原告无非想抵扣一点执行款，同时被告也想息事宁人，因此也就没有上诉。
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被告商标侵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
一、原告平方公司商标情况。
原告平方公司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申请注册了“凯普狄诺”、“”、“CAPTAINO”、“”商标，并获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颁发的商标注册证，系上述注册商标专用权人。
“凯普狄诺”商标，注册号为第1351069号，核定使用商品第25类服装、衬衫、针织服装、运动衫、茄克、T恤衫等，注册有效期为2000年1月7日至2010年1月6日，续展注册有效期自2010年1月7日至2020年1月6日。
“”商标，注册号为第1363353号，核定使用商品第25类服装、皮衣、裤子、外套、针织服装、裙子、运动衫、大衣、茄克、T恤衫等，注册有效期为2000年2月14日至2010年2月13日，续展注册有效期自2010年2月14日至2020年2月13日。
“CAPTAINO”商标，注册号为第1393245号，核定使用商品第25类游泳衣、鞋、运动鞋、手套、服装等，注册有效期为2000年5月7日至2010年5月6日，续展注册有效期自2010年5月7日至2020年5月6日。
“”商标，注册号为第3441295号，核定使用商品第25类成品衣、皮衣、鞋、帽子等，注册有效期为2008年7月7日至2018年7月6日。
二、原告平方公司商标知名度情况。
2004年3月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原告颁发《著名商标证书》，认定原告注册并使用在男士服饰商品上的“、凯普狄诺”商标为上海市著名商标，有效期自2004年起至2006年止。
2007年1月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原告颁发证书，认定原告的“、凯普狄诺”商标为上海市著名商标（2007-2009）。
2010年1月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原告颁发《上海市著名商标证书》，认定原告注册并使用在男士服饰商品上的“、凯普狄诺、CAPTAINO”商标为上海市著名商标，有效期自2010年起至2012年止。
2013年1月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原告颁发《上海市著名商标证书》，认定原告注册并使用在成品衣、鞋、腰带商品上的“”商标为上海市著名商标，有效期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
三、原、被告企业登记情况。
原告平方公司成立于1998年10月16日，注册地址上海市广顺路33号A幢，注册资本500万元，经营范围“针纺织品、化工原料……服装、鞋帽、皮革制品的外发加工制造、销售，商务咨询；附设分支”。
被告诺尔圣公司成立于2001年8月20日，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静唐路684号，注册资本50万元，经营范围“羊绒服装、针纺织品的生产加工，羊绒衫、羊毛衫、服装鞋帽、针纺织品、面料及辅料、皮革制品、日用百货的批售”。
四、原、被告之间关系及相关诉讼情况。
（一）2003年12月28日，原、被告签订《商标许可合同》，原告许可被告在其自行生产或销售羊毛衫、羊绒衫，含羊毛（羊绒的）T恤商品上不可转让、非独家地使用5个注册商标，即“凯普狄诺”商标（第1351069号在第25类商品上、第1647901号在第42类服务上）、“”商标（第1381217号在第25类商品上、第1647902号在第42类服务上）、“”商标（第1647944号在第42类服务上），合同有效期至2008年12月27日。双方就上述5个注册商标的许可分别签署了5份合同文本，内容相互一致，仅合同附件所附的商标不同，并由原告分别申请备案。上述合同还约定，被告不得超越被许可商品的范围使用合同商标；如被告自行制作商标标识，制作成果应当交原告备案；被告应当保证其产品质量和其他运营措施符合原告及合同商标的利益；被告应当在附有合同商标的被许可商品上注明自己的企业名称、商品条码和商品产地；如果任何一方要求向公众表明……许可方与被许可方的关系，被告应当按照原告事先给予的书面要求作出相应的通告。被告在被许可商品投入销售前，将准备的用于被许可商品的任何招牌、促销物品、广告和其他物品的校样和样品送交原告或其正式授权代表批准；未经原告书面明确同意，被告不得将本合同所授予的许可权分许可或者转让给任何第三方；如果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数额不少于违约事件所涉金额的50％或人民币50万元（以较高者为准）；如果任何一方严重未能遵守本合同规定的任何条款或条件，另一方可以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违约方终止本合同，并应当明确详细说明提出终止的事由。如果违约方在该30天内纠正了（通知）指明的违约行为，则合同的终止不应生效；本合同的更改或修正应当以书面形式进行，并经双方正式授权代表签字，除非上述修正中另作明确约定，本合同所有条款与条件适用于任何增加部分。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出具了一份《商标许可使用授权书》，内容与《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相符。
2004年4月1日，被告发出《申请书》向原告提出横机类型（不含毛）T恤的“代理”申请。4月12日，原告执行总裁范娟芬在申请书上作了“请把样品拿来公司审核，核准品种后，今年可允许生产”的批示。4月15日，原告的子公司上海凯普狄诺制衣有限公司向被告发函，就被告“即将上市”的新品提出要求，其中明确了“非含毛纤维混纺或纯纺的仿毛针织品”的采用标准等。4月19日，被告将一批样品送交原告，原告当日收到样品后即以“上海凯普狄诺质检部”名义向被告发函，要求T恤尺寸全部按胸围作基数，“凡低于贵公司原定的长度或长于本公司的长度，一律拒收”。该函还明确了具体规格，被告法定代表人在该函上签字确认。4月20日，原告又传真被告，对此前确定的货号加以改动，其中“TX-N”系列为非毛T恤。
2004年4月23日，原告向被告发出《终止﹤商标许可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罗列了被告的下列违约行为：拖欠人民币25万元保证金；未经原告同意将产品外发数个生产单位生产，导致产品质量不合格；产品外包装不符合原告要求。原告据此通知被告，自2004年5月23日终止双方签订的《商标许可合同》。5月16日，被告复函原告，对原告所称的违约行为予以否认，重申了合同效力，并表示不同意终止合同。
原告于2004年5月4日在上海福海商厦有限公司购得被告投放市场的凯普狄诺T恤，该产品吊牌上标注“凯普狄诺品牌羊毛、羊绒衫系列产品中国总代理、上海诺尔圣羊绒制衣有限公司”、“制造商：上海诺尔圣羊绒制衣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静唐路684号”等字样。
被告曾经印制宣传手册一本，该手册封面、封底及内容中有多处称被告“全权代理凯普狄诺羊毛、羊绒衫产品在中国的生产和销售”，或者介绍被告为“凯普狄诺羊毛、羊绒衫产品中国（大陆地区）总代理”等表述。该手册还附有《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备案申请书》和《凯普狄诺针织系列中国总代理上海诺尔圣羊绒制衣有限公司加盟经销协议书》（样本），其中，《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备案申请书》“代理组织章戳”一栏有被告的印章。
2004年5月，原告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被告未经原告审核样品，私自委托第三方生产并销售T恤衫，且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及原告提供的质量标准。虽经原告制止，被告仍将上述产品投放市场，还擅自在其产品吊牌和宣传手册上自称“凯普狄诺”品牌中国总代理，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和原告著名商标的声誉。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商标许可合同》的约定，构成违约，故请求法院判令：1、终止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商标许可合同》；2、被告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凯普狄诺”商标的产品；3、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违约金人民币50万元。
2004年11月24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告主张被告生产非毛T恤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但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对外提供的产品吊牌及宣传资料上对合同约定授权的方式做夸大性的表述，损害了原告对其注册商标享有的相关权益，违反了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约定的违约责任。据此，法院判决：1、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0万元；2、对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在该判决书中载明“本院认为，……1、被告生产非毛T恤是否得到原告的许可。被告书面申请增加‘代理’合同没有授权其生产的非毛T恤，正式提出了变更合同、增加许可范围的意思表示；原告表示在审核样品、核准品种后许可生产，即有条件地同意了该变更事项。据此，原、被告已经于2004年4月12日对《商标许可合同》合意进行了变更，将不含毛T恤增加进入被许可商品的范围，但被告若获得生产非毛T恤的权利，还必须获得原告对其样品和品种的认可。虽然被告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原告已经明确认可了样品及品种，但被告已经提供的证据表明，原告不但向被告明确了非毛T恤产品的采用标准和货号，还于收到被告的样品后与被告重新明确了尺寸要求，并提出不符合长度标准的‘一律拒收’。原告的这些行为表明，原告事实上已经认可了被告产品的品种，并同意接受被告生产的符合质量标准的非毛T恤。因此，被告生产非毛T恤的行为系经原告许可，该行为不属违约。……4、被告有无自行销售的权利。《商标许可合同》第13.5条明确，‘除非……另作明确约定，本合同所有条款与条件适用于（合同的）任何增加部分’，由于双方已经合意将非毛T恤增加为被许可商品，故被告依合同第1.1条不但有权生产、而且有权自行销售非毛T恤，被告自行销售非毛T恤也不属于违约行为”。
（二）2006年2月28日，原、被告签订《商标许可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被告可以在自行生产并销售的羊毛衫、羊绒衫、含羊毛（羊绒）的T恤商品上不可转让、非独家地使用原告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上述注册商标；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使用许可费，最低限额的使用许可费为被告所生产的所有被许可商品销售额的10%；被告的年商品销售额至少应达到1000万元，如果达不到上述销售指标的，则按照上述销售额的10%计付；该合同的有效期自2006年3月1日至2008年2月28日。
2008年2月28日，原、被告签订《终止“商标许可合同”协议书》，约定：上述《商标许可合同》的有效期至2008年2月28日届满时终止，双方不再续展；自2008年2月29日起，被告除已经原告同意在2008年2月28日前实际生产的商标被使用许可的商品（指有“凯普狄诺”、“CAPTAINO”或“”商标标识的商品）外，不得擅自安排及生产商标被许可使用的商品；商标被使用许可的产成品现有库存的善后处理期限为二年；原告按双方签订的《商标许可合同》的有关约定，使用许可费按被告实际发生的销售收入总额计收至2010年2月28日，每月结算一次，结算日为每月30日；在上述二年内，被告只负责产成品库存的销售，未经原告同意，不得擅自设计、生产、销售合同商标的任何新款产品；如单方违约，违约方除应承担违约责任外，同时应对其违约而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
2010年2月22日，被告委托律师向原告发出《律师函》，载明：《商标许可合同》于2008年2月28日到期，现在被告仍有库存被许可商品45000件，希望原告接函后五天内回购全部剩余未销售完毕的被许可商品，在原告没有实际实施回购计划前，被告将视原告继续同意被告自行销售库存被许可商品。
2010年12月27日，原告以被告拖欠使用许可费为由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向法院提供一份《2008年3月至2010年12月销售数额一览表》，该一览表载明：2008年3月至2010年12月被告销售数额为9128489.74元，其中2010年3月至2010年12月被告销售数额为557101元。
2011年5月24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03年12月28日签订的《商标许可合同》项下所欠的注册商标使用许可费833333.33元和相应利息、以及《终止“商标许可合同”协议书》项下所欠的注册商标使用许可费200万元和相应利息。
被告不服上述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1年9月2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1）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0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经法院主持调解，原、被告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向原告支付2003年12月28日签订的《商标许可合同》项下所欠的注册商标使用许可费833333.33元、以及2008年2月28日签订的《终止“商标许可合同”协议书》项下所欠的注册商标使用许可费100万元。
（三）2011年11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起诉被告不守信誉，在处理期结束后仍在有关商场销售标有原告商标的服饰。对于销售数量，被告曾在双方商标使用费诉讼中向法院出具《销售数额一览表》，自认从2010年3月至同年12月销售额为557101元。另外被告还存在大量的现金销售、不开发票的情形，故销售金额无法估计。原告认为，被告在终止协议生效以及产成品处理期限届满后，不再具有原告上述商标的合法使用权，被告违反法律规定，大量倾销标有原告注册商标的服饰，显然已经构成侵权。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即停止销售标有原告“凯普狄诺”、“CAPTAINO”、“”商标服饰的侵权行为，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0000元。
2012年8月20日，本院作出（2011）普民三（知）初字第12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载明“本院认为，原告系‘凯普狄诺’、‘CAPTAINO’、‘’商标注册人，依法享有商标专用权。原、被告签订《商标许可合同》，原告将商标使用权许可给被告使用，被告在被许可的范围内取得一定时间的商标使用权。2008年2月28日，原、被告签订的《商标许可合同》到期，双方又签订了《终止“商标许可合同”协议书》，对商标许可合同期限届满后库存商品的处理问题进行了合意，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商标被使用许可的产成品现有库存的善后处理期限为二年’。依此约定，被告有权在两年的期限内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理标有原告商标的库存商品。但两年期限届满后，被告已经丧失对原告商标的使用权，若被告继续销售上述库存商品，则必须经过原告同意或授权，否则被告的销售行为将构成商标侵权。该案中，原告提供了由被告自行制作的《销售数额一览表》，明确记载2010年3月至2010年12月期间被告销售数额为557101元，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销售数额一览表》，本院认定被告在2010年3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实施了销售标有原告商标的库存商品的行为。被告未经原告许可，销售标有原告商标的商品，侵犯了原告享有的商标专用权。被告应当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关于赔偿数额，……由于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其因被侵权所受损失数额或被告因侵权所得利益数额，因此本院综合考虑原告商标的声誉，被告侵权的主观恶意、销售规模、销售期间，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据此，本院判决：1、被告立即停止销售标有原告“凯普狄诺”、“CAPTAINO”、“”商标服饰的侵权行为；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60000元。
五、原告平方公司本案主张的侵权事实取证情况。
（一）2013年1月17日，原告平方公司代理人熊飞、周铭学向上海市长宁公证处申请办理证据保全公证。当日，上海市长宁公证处公证员张健中、公证人员张骏尧与熊飞、周铭学共同至上海市嘉定区塔城路335号。在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的监督下，周铭学对上海市嘉定区塔城路335号街面商铺的外观进行拍照并现场取得两张照片，随后在该街面商铺内购买了一套羊毛衫（销售者拒绝出具任何收据或发票）。所购物品由周铭学带回公证处进行拍照并现场取得两张照片，所购物品经公证处封签后交申请人收执。2013年1月24日，上海市长宁公证处出具（2013）沪长证字第366号公证书，证明上述购买商品行为的整个过程系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进行，两张商铺外观照片系现场拍摄，照片内容与实际情况相符。
根据公证书所附照片显示，该店铺没有店招，仅有一块门牌，标注“335-4塔城路”，另外店铺墙面标有“凯普狄诺”、“”标识。
庭审中，本院对原告公证购买的羊毛衫进行现场拆封。该涉案羊毛衫外包装为黑色手提纸袋，正面、背面中心位置印有“”、“CAPTAINO”（“”）、“ITALY”标识，两侧上方印有“”、“CAPTAINO”（“”）标识，下方印有“凯普狄诺品牌羊毛、羊绒衫系列产品”、“（中国代理）”、“上海诺尔圣羊绒制衣有限公司”、“产地：中国上海”、“制造商：上海诺尔圣羊绒制衣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静唐路684号”、“电话：631790286317****”、“传真：63179028”、“投诉电话：6317****”、“中意合作上海凯普狄诺制衣有限公司监制”等字样。
该涉案羊毛衫内包装为透明塑料袋，正面下方印有“”、“CAPTAINO”（“”）标识及“意大利·凯普狄诺品牌”字样。
该涉案羊毛衫衣领处标有“”、“CAPTAINO”（“”）标识，左胸处绣有“”标识，水洗标上印有“”、“CAPTAINO”（“”）、“凯普狄诺”标识，吊牌上印刷内容与黑色手提纸袋侧面基本相同。
（二）2013年4月20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三泉路派出所（简称三泉路派出所）向被告法定代表人祝达国发出沪公（闸）（三泉）扣字（2013）第18号《查封／扣押决定书》，扣押特征为“凯普狄诺品牌（包括羊毛衫、羊绒衫、T恤衫）”的衣服22653件。2013年7月12日，三泉路派出所决定将上述扣押物品发还给被告，祝达国在《发还清单》领取人一栏签字。期间，原、被告派员共同对扣押物品的货号、数量进行清点（简称2013年清点）。
根据原、被告的清点记录，扣押服装共计22653件。其中货号以TXN打头的为T恤衫系列，有11395件；货号以YMN打头的为羊毛衫系列，有11258件。
2008年8月至10月期间，原、被告对被告处的库存商品进行清点（简称2008年清点），货号以YMN打头的各类羊毛衫共有48781件。将2013年清点记录与2008年清点记录进行核对，1、2013年清点中有55个货号（以YMN打头）共980件羊毛衫，在2008年清点中没有记录；2、同一货号羊毛衫2013年清点数量大于2008年清点数量，共计24款2722件；3、2013年清点中有27件羊毛衫没有货号记录。
（三）2013年7月18日，原告委托代理人吴海寅、王勉青律师向本院申请开具调查令，并持调查令向三泉路派出所调取数份讯问笔录。
1、2013年4月19日、5月23日祝达国（被告诺尔圣公司法定代表人）讯问笔录，祝达国称“……我公司于2003年2月28日与平方公司签订过合同，代理其品牌凯普狄诺的羊毛、羊绒针织服饰（上衣）等的生产、销售业务，每年支付该公司100万元商标使用权益金……从2008年2月28日该公司和我们签订了一份《商标中止协议书》之后不允许我们公司再生产销售上述品牌服饰，当时经清点我还有库存6.7万余件上述品牌服饰，该公司经协商允许我销售至2010年2月28日为止，如果到期还有库存再另行协商……到了2010年2月28日，经清点还有库存4.5万余件，所以我们根据原来的协议于2010年3月份发了一份律师函及库存给对方公司，问剩余库存怎么办，但对方一直没有答复，后我们多次问及对方库存事宜，至今没有得到平方公司对此事的处理意见，于是我就让我的公司员工自行向市场销售库存……销售凯普狄诺的地址在杨浦的国权路和闸北的共和新路……认可2013年4月19日派出所搜获的凯普狄诺衣物共22653件……”。
2、2013年4月19日徐春红（被告诺尔圣公司财务）讯问笔录，徐春红称“……2008年至2010年仓库内CAPTAINO的出库情况不记得了，因为账本在搬场过程遗失了。2010年至今的账本都在，上面都记录了出库的情况，至今大约出库23000件CAPTAINO的服装，剩下的全部都在仓库内……”。
3、2013年4月19日宫永康（被告诺尔圣公司驾驶员）讯问笔录，宫永康称“……2008年后的两年我们公司估计每年卖了CAPTAINO羊毛衫1000件、CAPTAINO长袖T恤200件、CAPTAINO短袖T恤300件……2011年6月我公司在嘉定开设了一个门店，在门店内还销售过CAPTAINO服装，共销售了600件CAPTAINO各类服装，2012年9月至今我公司在杨浦区国顺路……开了一个门店，共销售了CAPTAINO各类服装1000件出头，2013年4月5日，我公司在共和新路……开了一家门店，销售CAPTAINO各类服装，至今共销售了CAPTAINO各类服装100件……”。
4、2013年4月19日陈景刚（被告诺尔圣公司配货员）讯问笔录，陈景刚称“……配货员就是把门面店需要进的货从仓库里拿出来，交给送货的，然后送货的员工再送到门面店……配送的衣物中有CAPTAINO牌，一直都配送的……”。
六、原告为本案诉讼产生的费用。
原告主张的合理费用包含两项，一是律师代理费10万元，为此原告提供1份《法律服务合同（诉讼法律服务）》。二是公证购买侵权产品费230元。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商标注册证书、续展证明、著名商标证书、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公证书、清点记录、讯问笔录、法律服务合同等，以及原、被告的陈述为证。
庭审中，被告诺尔圣公司抗辩称2008年原、被告对库存商品进行清点，双方确认的商品数量为66437件，并非原告所称的48781件。为此，被告提供1份原告2008年12月3日发给被告的信函，函中称，“经贵我双方工作，贵公司提供明细的库存被许可商品已全部核查完毕。合计各类库存被许可商品数为66437件。……”。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提出当时清点分两次进行，因此清点记录有A、B两册，其中A册数量为31125件，B册数量为17656件，在汇总时出现失误，将B册数量重复计算，致使总数误计算成66437件。被告不认可原告的解释。
被告诺尔圣公司还抗辩称，66437件库存服装仅仅是存放在被告仓库内的服装，不包含尚在商场销售的服装以及被水浸泡后送回工厂整修的服装。为此被告提供以下证据：1、2008年12月9日被告发给原告的《复函》，内容为“……贵司来函于2008年12月9日收悉，现复函如下：一、贵司来函提及的库存被许可商品数66437件，应不包含目前在经销商处及商场内的数量；二、贵司尚欠我司的货款，虽经我司多次催讨但贵司至今分文未付，致使我司回购经销商的库存商品的工怍一直无法开展，希望贵司接函于2008年12月15日前付清欠款及50万元的保证金。以便我司能尽快做好回购经销商的库存商品以确认确切的库存数量；三、待确切库存数量出来后，我司再与贵司详谈被许可商品的库存处理问题”。2、2007年10月20日朱敏敏与洪维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朱敏敏将位于上海市虹口区梧州路218弄6号1303室房屋出租给洪维俊，租期为2年。3、2008年5月28日上海湘鑫实业有限公司中皇物业部出具的证明，内容为“由于总管堵塞造成1303室二马桶内反水，水从房内溢出，并造成1303室内物损”。4、关于物损情况的说明，画有受损服装在房内具体位置的草图，并标有具体数量，注明“以上共计129箱，现内细数未点。见证人洪维俊”。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均不予认可。
审理中，原告提出被告就其商标侵权行为应赔偿原告包括合理开支在内的经济损失160万元的诉讼请。为此，原告提供了5种计算损失的方式，原告认为该5种计算方式所得结果基本都超过原告的诉讼标的，原告自主选择较低的起诉金额并不违法，是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合理处置。
1、被告法定代表人及工作人员在公安机关陈述，被告在2010年善后处理期以后，至少销售了2.3万件凯普狄诺牌服饰。参照08合同第四条，在善后处理期间，被告在外省市销售的许可商标商品价格不得低于吊牌价30%，在上海市销售的许可商标商品价格不得低于吊牌价70%。根据2008年清点记录，这些商品的吊牌价基本在800元至2499元左右，绝大部分的商品吊牌价均在1000元以上。为计算方便，现仅以50%折扣和1500元吊牌价计算，2.3万＊1500＊50%＊10%（以06合同的商标许可费计算），如果原告给予被告销售许可的话，被告在2010年2月以后应支付的商标许可使用费为172万元左右。再加上原告难以统计的被告实际销售额和为了此次维权所支付的10万元律师费用，原告损失已经超过182万元。
2、原告提供的自己销售的7件正品吊牌价为1380-1580元，实际售价从828-1106元，按照品牌服饰通常利润率50%计算，每件服装毛利在400-550元之间。按照商标侵权计算中的“替代”原则，被告销售一件侵权商品，意味着原告就少销售一件正品商品，被告销售了2.3万件侵权商品，原告就少销售2.3万件正品。2.3万＊400=920万元，不考虑其他维权费用，原告的损失就达到920万元之多。即使按照被告所称原告最低曾以2-5折销售羊毛衫，并且以最低1000元吊牌价计算，原告的损失也已经达到2.3万＊1000＊20%＊50%=230万元，加上10万元律师费，总损失达240万元。
3、被告声称2008年双方终止商标许可关系时，其库存有66437件，2013年三泉派出所清点库存时，被告处剩余服装仍有22653件。以66437-22653计算，被告销售了43784件凯普狄诺服装，仅用50%折扣和1500元吊牌价计算，被告应付的商标许可费约为328万元，扣除此前原告获得的约190万元，原告应当获赔将近140万元。
4、以原告2008年清点记录48781件服装为基数，以2013年清点记录中货号相同的7027件服装为存量数，被告的销售数量为41754件，按照前述方式3的计算方法，原告应当获赔120万元以上。
5、原、被告之间此前签订的03合同、06合同均约定商标许可使用费最低为100万元／年，而被告自2010年2月28日以来从未停止过销售带有原告商标商品的行为，被告在明知不可销售带有原告商标商品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其侵权行为且销售数量巨大，显然恶意明显、危害巨大，应当按照商标许可使用费的3倍计算其赔偿额，即每年300万元，三年共计900万元。
本院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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