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榕民初字第1167号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行，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福新中路111号鞍福中心。
代表人林心惠。
委托代理人林伙忠、林云，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建中科盛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59号世界金龙大厦19层C1、C2、D1室。
法定代表人陈小霞。
被告福建省岳秀农林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安市天马山庄A栋205号。
法定代表人陈晓春。
委托代理人林凯，福建正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晓华，男，汉族，1978年12月23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安市。
被告陈瑛，女，汉族，1980年2月24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安市。
被告尤小钿，男，汉族，1980年7月15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代理人肖彤生、刘勇，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晓春，男，汉族，1984年8月15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安市。
被告福安市银利丰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安市秦溪洋城南鹤兴路78-81号。
法定代表人冯挺。
被告上海昕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船山街80号2103室。
法定代表人林柳雯。
被告陈小霞，女，汉族，1977年11月11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被告王吉棉，男，汉族，1971年6月20日出生，住安徽省定远县。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晋安支行”）因与被告福建中科盛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盛公司”）、福建省岳秀农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秀公司”）、陈晓华、陈瑛、尤小钿、陈晓春、福安市银利丰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利丰公司”）、上海昕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昕晨公司”）、陈小霞、王吉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林伙忠、被告岳秀公司委托代理人林凯、被告尤小钿委托代理人肖彤及刘勇到庭参加了诉讼。其他诸被告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行晋安支行诉称：2012年10月23日原告（乙方）与被告中科盛公司（甲方）签订一份编号为fj1122012610的《授信额度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中科盛公司提供授信额度人民币2000万元，“用于叙作短期货款、法人账户透支、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统称‘单项授信业务’）”，“甲方可向乙方币请叙作开立国内信用证及国内信用证下买方押汇、融易达及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各品种不设分项限制，可互相调剂使用”；授信额度使用期限为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3年9月23日止；本协议由被告岳秀公司、陈晓华、陈瑛、尤小钿提供最高额保证，由陈晓春提供最高额抵押，由中科盛公司提供保证金质押。
2012年10月23日，原告与被告岳秀公司签订编号为fj××××611《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岳秀公司为被告中科盛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担保中科盛公司与原告之间签署的编号为fj1122012610号《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的履行；被担保最高偾权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2012年10月23日，原告与被告陈晓华、陈瑛、尤小钿签订编号为fj××××61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上述三被告为被告中科盛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担保中科盛公司与原告之间签署的编号为fj1122012610号《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的履行；被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2012年10月23日，原告与被告陈晓春签订一份编号为fj××××61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被告陈晓春为被告福建中科盛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担保被告福建中科盛公司与原告之间签署的编号为fj122012610号《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的履行；被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1033.88万元。其中第十五条还约定；“本合同签订后、抵押人拒绝办理或拖延登记，或因抵押人的其它原因，致使本合同不能生效、抵押权不能有效设立的，构成缔约过失。由此使抵押权人受到损失的，抵押人应对抵押权人所受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012年10月23日，原告与被告中科盛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fj1122012614号《保证金质押总协议》，约定：中科盛公司为其与原告签订的编号为fj1122012610号《授信额度协议》提供质押担保。
2012年12月24，原告与被告中科盛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fj1122012802号《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约定：原告为被告中科盛公司与银利丰公司之间的大豆油信用销售提供商业发票贴现服务，贴现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有效期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3年9月23日；第二十二条约定“如已贴现融资的应收账款至发票到期日后30天仍无法收回，保理商有权立即收回融资本息，并有权从卖方账户主动扣款或采取其它办法主动收款，直至收回融资本息，并按照本协议的规定计收罚息”。被告中科盛公司根据该《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向原告申请贴现金额人民币874.62万元，发票到期日2014年1月4日，贴现期限自融资之日起至应收账款到期日，贴现年利率5.9%，手续费0.87%。原告同意中科盛公司的这一申请。
2012年12月24，原告与被告中科盛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fj1122012805号《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其中约定：原告为被告中科盛公司与昕晨公司之间的大豆油信用销售提供商业发票贴现服务，贴现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有效期，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3年9月23日；第二十二条约定“如已贴现融资的应收账款至发票到期日后30天仍无法收回，保理商有权立即收回融资本息，并有权从卖方账户主动扣款或采取其它办法主动收款，直至收回融资本息，并按照本协议的规定计收罚息”。被告中科盛公司根据该《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向原告申请贴现金额人民币625.328万元，发票到期日为2014年1月5日，贴现期限自融资之日起至应收账款到期日，贴现年利率5.9%，手续费0.87%。原告同意被告福建中科盛公司的这一申请。
2013年8月14日，案外人银利丰公司致函原告，确认已收到货物且商业发票符合要求，货物数量无误且质量验收合格，贸易背景和债权本身是真实和有效的，并进一步确认将履行付款义务，“在2014年1月4日前将本发票项下款项合计10932750元付至贵行指定的账户（账号：42×××70，户名：福建中科盛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五四路支行）”。
2013年8月13日，昕晨公司致函原告，确认已收到货物且商业发票符合要求，货物数量无误且质量验收合格，贸易背景和债权本身是真实和有效的，并进一步确认将履行付款义务，“在2014年1月5日前将本发票项下款项合计7816600元付至贵行指定的账户（账号：42×××70，户名：福建中科盛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五四路支行）”。
2013年8月16日，原告依约在扣除手续费向被告中科盛公司支付了上述两笔国内商业发票贴现业务的贴现金额874.62万元和625.328万元，合计1499.948万元。
2013年12月5日，原告与被告中科盛公司签订编号为FJ1122013705号的《授信额度协议》，其中第三条第2款约定：“截至本协议生效日，基于此前有效的《授信额度协议》或类似协议及其单项协议，甲方（被告中科盛公司）在乙方已发生的授信余额，视为本协议项下授信额度。其中，占用授信额度的授信余额，视为占用本协议项下授信额度。”
2013年12月5日，原告与被告岳秀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FJ××××708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中约定：被告岳秀公司为中科盛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中科盛公司与原告之间签署的编号为FJ1122013705号的《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以及修订或补充的履行；被担保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500万元。
2013年12月5日，原告与被告陈晓华、陈小霞、陈晓春、王吉棉签订一份编号为FJ××××707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中约定：被告陈晓华、陈小霞、陈晓春、王吉棉为被告中科盛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被告中科盛公司与原告之间签署的编号为FJ1122013705号《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以及修订或补充的履行；被担保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500万元。
2013年12月5日，原告与被告陈晓春签订一份编号为FJ××××709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其中约定：被告陈晓春为被告中科盛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被告中科盛公司与原告之间签署的编号为FJ1122013705号《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以及修订或补充的履行；被担保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441300元。
贴现到期后，原告没有收到应收账款。原告多次要求被告中科盛公司承担归还融资本息的义务，但被告中科盛公司并未依约承担归还义务，并且其它被告也未履行约定的担保义务。
原告中行晋安支行请求：1、判令中科盛公司偿还融资本金1499.948万元和利息1082663.38元（其中874.62万元本金按年利率5.9%自2013年8月16日计算至2014年1月5日为215010.75元，其中625.328万元本金按年利率5.9%自2013年8月16日计算至2014年1月4日为150651.93元）以及罚息（其中874.62万元本金按同期基准利率的150%自2014年1月5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其中625.328万元本金按同期基准利率的150%自2014年1月4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4年7月14日合计为717000.70元。）；2、判令中科盛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10.26万元；3、判令岳秀公司、陈晓华、陈瑛、尤小钿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判令陈晓春在最高本金余额10338800元的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赔偿责任；5、判令被告银利丰公司依约向原告偿付应收账款10932750元；6、判令被告昕晨公司依约向原告偿付应收账款7816600元；7、判令被告陈小霞、王吉棉与被告陈晓华、陈晓春一起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连带偿还融资本金1499.948万元和利息以及罚息；8、判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
原告中行晋安支行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明资料：1、授信额度协议（编号：fj1122012610）；2、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fj××××611）；3、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fj××××612）；4、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fj××××613）；5、保证金质押总协议（编号：fj1122012614）；6、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编号：fj1122012802）；7、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F××××802）、供货凭证、隆达物流货运单、入库单；8、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编号：JA720130096）；9、应收账款转让确认书；10、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编号DD720130086JA）；11、发票（2013年8月7日）；12、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编号：fj1122012805）；13、购销合同（合同编号：YF××××806）供货凭证、隆达物流货运单、购货凭证；14、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编号：JA720130084）；15、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确认书；16、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编号：DD720130084JA）；17、发票（2013年8月8日）；18、账户明细；19授信额度协议（编号：FJ1122013705号）；20、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FJ××××707）；21、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FJ××××708）；22、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FJ××××709）；23、委托代理合同书、福建增值税普通发票、汇款申请书。
被告岳秀公司辩称：答辩人对本案借款和担保的事实没有异议，原告与借款人签订了一份保证金质押合同，本案未能偿还的借款应在保证金范围内优先偿还。
被告尤小钿辩称：一、fj1122012610号《授信额度协议》已为FJ1122013705号《授信额度协议》所替代，前份授信协议已经终止，其主债权已经不存在，该主债权项下担保人的责任也已经自动终止。理由如下：fj××××61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fj××××61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及fj××××61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系fj1122012610号《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担保合同。2013年12月5日，原告与中科盛公司又签订了FJ1122013705号《授信额度协议》，根据该协议第三条第2项约定：“截至本协议生效日，基于此前有效的《授信额度协议》或类似协议及其单项协议，甲方（中科盛公司）在乙方（原告）已发生的授信余额，视为在本协议项下发生的授信。”该协议签订之后，原告与中科盛公司已经事实上解除了fj1122012610号《授信额度协议》，取而代之的是FJ1122013705号《授信额度协议》；FJ1122013705号《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担保系由FJ××××70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FJ××××70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及FJ××××70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构成，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原告不仅与中科盛公司协商解除了fj1122012610号《授信额度协议》，同时原告也以其行为放弃了该协议项下的担保人的担保，而改由新的合同的担保人为新的授信协议项下的主债权承担担保责任。因此，前份授信协议已经因原告与中科盛公司的解除而终止，其主债权已经不存在，因而该主债权项下担保人的责任也已经自动终止，原告再基于前份授信协议要求对应的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告起诉之后又对原诉讼请求进行了变更，而其变更之后的诉讼请求并未要求fj××××61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fj××××61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及fj××××61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由此也可认定原告事实上放弃了上述合同项下担保人的担保。三、由于原告怠于行使抵押权，导致讼争FJ××××70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抵押财产被转移，应视为原告放弃了担保物权，即便要求答辩人承担保证责任，原告放弃抵押担保范围内的责任也不应由答辩人承担。四、被告中科盛公司与银利丰公司、昕晨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等是否客观真实，请求依法调查处理。从原告提供的两张隆达物流货运单来看，无法体现收货人签收货物的记载，更未见相关运费发票，并不足以证实被告中科盛公司与银利丰公司、昕晨公司履行购销合同的具体情况，更无法证实存在真实的购销关系。作为担保人，其担保责任仅限于为合法形成的真实债务承担担保责任，若要求担保人对于虚假的债务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也有违社会公平正义。
经法庭质证和审查，原告提交的证明资料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特征，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之依据。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2012年10月23日，原告中行晋安支行（乙方）与被告中科盛公司（甲方）签订编号为fj1122012610《授信额度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中科盛公司提供授信额度人民币2000万元，授信额度使用期限为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3年9月23日止。
2012年10月23日，原告与被告岳秀公司签订编号为fj××××61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人岳秀公司为被告中科盛公司与原告之间签署的编号为fj1122012610号《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合同第三条“被担保最高债权额”约定，“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2、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2012年10月23日，原告与被告陈晓华、陈瑛、尤小钿签订编号为fj××××61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人陈晓华、陈瑛、尤小钿为被告中科盛公司与原告之间签署的编号为fj1122012610号《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合同第三条关于“被担保最高债权额”的约定内容，与上述编号为fj××××611的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第三条约定内容相同。
2012年10月23日，原告与被告陈晓春签订编号为fj××××613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人陈晓春为被告福建中科盛公司与原告之间签署的编号为fj122012610《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33.88万元。该合同第十五条约定：“本合同签订后、抵押人拒绝办理或拖延登记，或因抵押人的其它原因，致使本合同不能生效、抵押权不能有效设立的，构成缔约过失。由此使抵押权人受到损失的，抵押人应对抵押权人所受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抵押物为水电路1402号902、903室房产及其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分别为589.43万元、444.45万元。抵押合同签订后，至今尚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2012年10月23日，原告与被告中科盛公司签订编号为fj1122012614号《保证金质押总协议》，约定中科盛公司为其与原告签订的编号为fj1122012610号《授信额度协议》提供保证金质押担保。
2012年12月24，原告与被告中科盛公司签订编号为fj1122012802、fj1122012805两份《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原告作为保理商分别为被告中科盛公司与银利丰公司、中科盛公司与昕晨公司之间的大豆油信用销售提供商业发票贴现服务；贴现额度分别为人民币1000万元；有效期均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3年9月23日。上述两份协议均约定如下条款：第五条约定，卖方应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应将随后产生的对买方的合格应收账款全部转让给保理商；第十四条约定，卖方向保理商申请贴现，应向保理商提交《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第十六条约定，贴现融资及计结息的具体事项，按《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的约定处理；第十七条约定，保理商收到买方付款后，有权优先扣除融资本息及相关保理费用，然而将余款贷记卖方账户；第十九条约定，保理商为卖方提供了应收账款催收、销售分户账户管理和审核处理单据等服务，保理商有权按照自行确定的收费标准向卖方收取保理费用手续费、包括手续费和单据处理费；第二十二条约定，如已贴现融资的应收账款至发票到期日后30天仍无法收回，保理商有权立即收回融资本息，并有权从卖方账户主动扣款或采取其它办法主动收款，直至收回融资本息，并按照本协议的规定计收罚息。
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中科盛公司向原告申请商业发票贴现（即保理）业务，具体如下：
1、被告中科盛公司根据《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编号fj1122012802），向原告提交了《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编号DD720130086JA），约定在向原告转让应收账款的基础上，向原告申请贴现融资；转让的发票金额为10932750元、发票到期日为2014年1月4日；申请融资贴现金额为874.62万元；贴现年利率5.9%；手续费0.87%；第四条第4款（3）项关于罚息利率约定为：“A.罚息利率采用浮动利率，浮动周期为1个月。自逾期之日起每个月浮动周期重新定价一次。重新定价日为逾期之日在重新定价当月的对应日，当月没有对应日的，则当月最后一日为重新定价日。B.逾期融资罚息利率为本款C项确定的基础利率水平上加收50%。C、首个浮动周期内，基础利率为本条第1款约定的融资利率（即利率5.9%）。每满一个浮动周期后，下一个浮动周期的基础利率按重新定价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原告同意中科盛公司的这一申请。该申请未注落款时间。
被告中科盛公司向原告提交了应收账款基础《购销合同》、供货凭证、货运单、产品入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等基础合同及单据。《购销合同》中载明的缔约主体为供方中科盛公司、需方银利丰公司，签约日期2013年8月1日，货物金额为10932750元，结算及付款方式为开出发票之日起150天内付款。银利丰公司在《产品入库单》上盖章确认，确认已收到货物。
2013年8月14日，原告与被告中科盛公司共同向买方银利丰公司发出《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买方银利丰公司于当天向原告出具《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确认书》，确认应收账款金额，承诺在2014年1月4日前将10932750元应收账款汇入原告指定的中科盛公司的账户。《确认书》上加盖了银利丰公司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冯挺私印。
2013年8月16日，原告依约在扣除手续费向被告中科盛公司支付了该笔贴现业务的贴现款项874.62万元。
2、2013年8月14日，被告中科盛公司根据《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编号fj1122012805）向原告向原告提交了《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编号DD720130084JA），约定在向原告转让应收账款的基础上，向原告申请贴现融资；转让的发票金额为7816600元、发票到期日为2014年1月5日；申请融资贴现金额为6253280元；贴现年利率、手续费、逾期罚息的均与《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编号DD720130086JA）相同。原告同意该申请。
被告中科盛公司向原告提交了应收账款基础《购销合同》、供货凭证、货运单、购货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等基础合同及单据。《购销合同》载明昕晨公司向中科盛公司购买货物价值7816600元，昕晨公司在《购货凭证》上盖章确认。
被告中科盛公司在向原告申请该笔保理融资前，于2013年8月9日与原告共同向买方昕晨公司发出《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买方昕晨公司于2013年8月13日向原告出具《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确认书》，确认应收账款金额，承诺在2014年1月5日前将7816600元应收账款汇入原告指定的中科盛公司的账户。《确认书》上加盖了昕晨公司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林柳雯私印。
2013年8月16日，原告依约在扣除手续费向被告中科盛公司支付了该笔贴现款项625.328万元。
另审理查明：
2013年12月5日，原告与被告中科盛公司签订编号为FJ1122013705《授信额度协议》，约定原告给予被告中科盛公司1500万元授信，授信期间为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4年11月18日止。其中第三条“授信额度的使用”第2款约定：“截止本协议生效日，基于此前有效的《授信额度协议》或类似协议及单项协议，中科盛公司在原告已发生的授信余额，视为在本协议项下发生的授信。其中，占用授信额度的授信余额，视为占用本协议上下的授信额度。”；该协议第七条关于“担保”约定，双方同意采用以下方式进行担保：（1）由岳秀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并签订相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号为FJ××××708；（2）由陈小霞、陈晓华、陈晓春、王吉棉提供最高额保证，并签订相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号为FJ××××707；（3）由陈晓春提供最高额抵押，并签订相应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号为FJ××××709；（4）由中科盛公司提供保证金质押，并签订相应的保证金质押总协议，协议号为FJ1122013706。
当日，根据FJ1122013705《授信额度协议》约定，保证人陈晓华、陈小霞、陈晓春、王吉棉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FJ××××707），保证人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第一条“主合同”约定，“主合同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中科盛公司之间签订的编号为FJ1122013705《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第二条“主债权及其发生期间”约定“除依法另行确定或约定发生期间外，在下列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以及在本合同生效前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自本合同第一条所指《授信额度协议》生效之日至该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所规定的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届满之日”；第三条“被担保最高债权额”约定“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500万元；2、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当天，原告亦与被告岳秀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FJ××××708），约定的内容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FJ××××707）相同。
当天，原告与被告陈晓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FJ××××709），担保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1044.13万元；该合同第十五条约定：“本合同签订后、抵押人拒绝办理或拖延登记，或因抵押人的其它原因，致使本合同不能生效、抵押权不能有效设立的，构成缔约过失。由此使抵押权人受到损失的，抵押人应对抵押权人所受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约定抵押物为水电路1402号902、903室房产及其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分别为595.27万元、448.86万元。抵押合同签订后，至今尚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本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纠纷的性质及本案审理范围问题。
根据本案《授信额度协议》、《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的约定，被告中科盛公司通过将讼争“应收账款”转让给原告中行晋安支行的方式获取融资款，符合银监会《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关于“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的规定，故原告与被告中科盛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系保理业务合同。根据银监会《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有追索权保理是指在应收账款到期无法从债务人处收回时，商业银行可以向应收账款原债权人反转让应收账款、要求原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因本案讼争“应收账款”无法收回时，中科盛公司负有向原告偿还融资款并支付利息及罚息的责任，故本案讼争保理业务系有追索权保理。
有追索权保理所涉及的当事人，主要包括保理银行、融资方（即应收账款债权人）、应收账款债务人。基于实践中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通常为赊销型的买卖合同，故应收账款的债权人和债务人通常表述为卖方和买方，以下均如是称之。本案中，保理银行即原告中行晋安分行、卖方为中科盛公司、买方为银利丰公司、昕晨公司。
关于有追索权保理所涉法律关系，包含了金融借贷和债权转让关系。其一，有追索权保理的主法律关系为金融借贷。有追索权保理的融资方向保理银行获取融资款，并转让其对买方应收账款，当应收账款无法收回时，卖方应向保理银行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卖方对于保理融资款仍负有最终的还款责任，故保理融资本质上是卖方与保理银行之间的资金借贷。此外，银行通常还会要求卖方另行提供担保，均符合借款及担保的法律特征。因此，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的主法律关系应为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其二，有追索权保理从法律关系为债权让与担保。有追索权保理的保理银行虽受让了卖方对买方的应收账款债权，但保理银行受让应收账款后仅代为管理并收取应收账款，并依约将收取的应收账款用于清偿卖方所负的保理融资主债务，其与卖方内部之间形成信托关系。此外，保理银行收取款项若超过保理融资款及相应利息，余款亦应当退还卖方。当保理银行因应收账款无法收回而要求卖方承担还款责任，在卖方未偿清保理融资款前，保理银行仍有权向买方收取应收账款用以偿还主债权。综上，应收账款转让的目的在于清偿主债务或担保主债务得到清偿，故有追索权保理的从法律关系为债权让与担保关系。
综上，本案纠纷应以保理的主法律关系即金融借贷关系确定其性质，故本案可确定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有追索权保理所包含的金融借贷与债权转让存在主从关系，系保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均在本案审理范围。
二、关于中科盛公司责任问题。
本案保理业务的相关协议，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原告中行晋安支行与卖方中科盛公司金融借贷主法律关系中，原告已依约向中科盛公司发放了保理融资款人民币1499.948万元（首笔874.62万元＋次笔625.328万元），已履行合同义务，因原告受让中科盛公司向其转让的案涉“应收账款”无法收回，卖方中科盛公司依约应向原告偿还保理融资款本金1499.948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及罚息（1、首笔融资款874.62万元的利息，按年利率5.9%的标准，从2013年8月16日计至2014年1月4日；逾期罚息合同约定罚息标准，从2014年1月5日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2、次笔融资款625.328万元的利息，按年利率5.9%标准，从2013年8月16日计算至2014年1月5日；逾期罚息合同约定罚息标准，从2014年1月6日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案涉《授信额度协议》、《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等主合同均未约定包括律师代理费在内的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应由被告中科盛公司承担，并且，原告支出律师代理费亦非其实现债权必然要产生的开支费用，故原告要求被告中科盛公司承担其为提起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0.26万元，缺乏法律及合同依据，该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三、关于担保人责任问题。
原告分别与被告中科盛公司及其担保人于2012年10月23日签订《授信额度协议》及相应的担保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等），于2013年12月5日签订《授信额度协议》及相应的担保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原告根据上述两份《授信额度协议》及相应担保合同，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被告尤小钿提出2012年《授信额度协议》及相应的担保合同已被2013年《授信额度协议》及相应的担保合同所取代，认为原告无权依据2012年《最高额保证合同》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关于担保人责任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1、关于被告岳秀公司、陈晓华、陈小霞、陈晓春、王吉棉的担保责任问题。案涉的两笔保理业务均发生在2012年《授信额度协议》约定的授信额度使用期间内，占用了2012年《授信额度协议》约定的授信额度，而2013年《授信额度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基于此前有效的《授信额度协议》或类似协议及单项协议，中科盛公司在原告已发生的授信余额，视为在本协议项下发生的授信。其中，占用授信额度的授信余额，视为占用本协议项下的授信额度。”，故案涉两笔保理业务所发生的银行债权，构成2013年《授信额度协议》项下主债权。因2013年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明确约定担保的主债权为2013年《授信额度协议》及其单项协议产生的债权以及该合同生效前债务人与债权人已发生的债权，故该合同项下的保证人应依约对上述主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关于“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当事人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最高债权额”应当确定，保证人仅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对已确定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涉2013年《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三条均约定最高债权额为确定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与不确定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违反担保法上述规定，故最高债权额应以签订合同时已确定的1500万元金额为准。因此，2013年《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FJ××××707）的保证人陈晓华、陈小霞、陈晓春、王吉棉共同在担保的1500万元最高债权额限度内，2013年《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FJ××××708）的保证人岳秀公司在担保的1500万元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对案涉主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本院注意到，案涉2012年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分别为岳秀公司以及陈晓华、陈瑛、尤小钿，其中保证人岳秀公司、陈晓华亦为2013年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均为本案案涉的保理主债权，因2013年《最高额保证合同》订立在后，故应以2013年《最高额保证合同》确定保证人岳秀公司、陈晓华的保证责任。被告岳秀公司抗辩称主债务应通过保证金优先偿还，但因原告并未主张保证金质权且未证明质权已依法设立，并且各担保合同相互独立且合同均约定原告有权决定担保权的行使顺序，故被告岳秀公司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因被告陈晓春与原告于2013年重新订立《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FJ××××709），仍未能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未依法设立，依据该合同第十五条关于“本合同签订后、抵押人拒绝办理或拖延登记，或因抵押人的其它原因，致使本合同不能生效、抵押权不能有效设立的，构成缔约过失。由此使抵押权人受到损失的，抵押人应对抵押权人所受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约定，被告陈晓春应在最高债权额10441300元限度内对上述主债务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仅主张被告在10338800元本金限度内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予以准许。
2、关于被告陈瑛、尤小钿担保责任问题。2012年《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其他保证人陈瑛、尤小钿在2013年并未与原告重新订立《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视为免除了其保证责任。本院认为：
首先，从主合同内容来看，本案存在2012年、2013年两份《授信额度协议》，如上所述，案涉保理业务产生的银行债权构成2013年《授信额度协议》项下主债权，故2013年《授信额度协议》系主合同。而2012年《授信额度协议》与2013年《授信额度协议》除授信额度及期间不一致外，其他内容均一致，且依据2013年《授信额度协议》的约定，案涉保理主债权已转为2013年《授信额度协议》约定的授信额度范围，故2012年《授信额度协议》已被2013年《授信额度协议》所替代，2012年《授信额度协议》已非案涉保理业务的主合同。
其次，从担保合同内容来看，如上所述，2013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均为案涉保理业务的担保合同，2012年的担保合同因被2013年新的担保合同所替代而终止。（1）被告岳秀公司、陈晓华系2012年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人，但其于2013年与原告重新订立《最高额保证合同》，对担保事项重新作出约定，从而替代了2012年其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因陈晓华系与被告陈瑛、尤小钿共同签订2012年《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fj××××612），故被告陈瑛、尤小钿与原告所缔结的保证合同因陈晓华重新缔结保证合同而终止。（2）从原告与被告陈晓春分别于2012年、2013年签订的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来看，两份抵押合同指向的抵押财产均为水电路1402号902、903室房产及其土地使用权，且担保主债权均一致，亦可认定2013年《最高额抵押合同》取代2012年《最高额抵押合同》。
最后，从担保权行使来看，如上所述，2012年《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fj××××612）由原告与被告陈晓华、陈瑛、尤小钿共同签订，陈晓华、陈瑛、尤小钿系作为共同保证人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其责任具有不可分性，原告已不能依据该合同向陈晓华主张保证责任，同理亦不能基于该合同向被告陈瑛、尤小钿主张担保责任。
由上分析可知，原告已于2013年重新订立《授信额度协议》及担保合同，取代了2012年订立的《授信额度协议》及担保合同，原告再依据亦已终止的2012年《最高额保证合同》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依法不能成立，被告尤小钿关于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抗辩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故原告诉请被告陈瑛、尤小钿承担担保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
四、关于买方责任问题。
根据现有证据，可知卖方中科盛公司与买方银利丰公司、昕晨公司分别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且买方银利丰公司、昕晨公司亦分别在案涉的两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确认书》上盖章确认，银利丰公司承诺在2014年1月4日前将卖方用于首笔保理融资的10932750元应收账款汇入原告指定的中科盛公司的账户，昕晨公司承诺在2014年1月5日前将卖方用于次笔保理融资的7816600元应收账款汇入原告指定账户。买方未依约给付应收账款，已构成违约。因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具有担保主债权的作用，系非典型担保，故买方银利丰公司、昕晨公司应当在其所负债务限额范围内（买方所负债务包括应收账款债务本金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因原告仅主张债务本金，故本案债务金额范围以上述应收账款本金为准），对卖方中科盛公司对原告所负的案涉主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买方银利丰公司在10932750元应收账款本金债务限额内，对首笔保理融资款本金874.62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买方昕晨公司在7816600元应收账款本金债务限额内，对次笔保理融资款本金625.328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中科盛公司、陈晓华、陈瑛、陈晓春、陈小霞、王吉棉、银利丰公司、昕晨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福建中科盛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晋安支行保理融资款本金874.62万元并支付利息（按年利率5.9%的标准，从2013年8月16日计至2014年1月4日；逾期罚息按编号fj1122012802《国内商业发票贴现协议》及编号DD720130086JA《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约定的罚息标准，从2014年1月5日计至款项还','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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