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晋民申256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乔泽民，男，1976
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龙居镇下张耿村*组。
委托代理人：张芳，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同誉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地址：山西省运城经济开发区邑东路以西军屯街以南。
法定代表人：卫东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兵泽、王登超，山西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运城市诚毅物资有限公司。地址：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运临路***号。
法定代表人：石继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汪治玉，山西上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乔泽民因与被申请人山西同誉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誉公司”）、运城市诚毅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毅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8民终206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乔泽民向本院申请再审的请求为：1、撤销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8民终206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支持申请人的各项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二被申请人承担。其事实与理由为：（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1、同誉公司2016年11月16日《情况说明》所附对账单在第1页中显示的六组数据中，1、2、3、5、6组在计息期限、利息标准以及利息方式上有着同一规律，唯有第4组与众不同，且备注“预付1个月利息”字样，正好与申请人和同誉公司于2014年7月24日《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数额、期限、利息、付息方式完全一致，与申请人的陈述和诚毅公司的书面证明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该笔借款就是诚毅公司接受申请人的委托，从其账户转入同誉公司的账户中，债权人就是申请人；上述证据虽然在原审中就存在了，但申请人认为那是由同誉公司向法院提交用于支持其辩解，申请人发现该证据中新的问题，申请人用其证明自己的主张，对于申请人来说应被认定为新证据，且足以推翻原判决。2、在申请人与同誉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之前，申请人出借给诚毅公司1000万元，签订《借款协议》后，申请人委托诚毅公司按《借款协议》约定扣除预付利息40万元后将960万元于2014年7月24日转入同誉公司账户。但这40万元利息诚毅公司并未立即支付给申请人，而是由其继续作为借款使用，直到2014年12月17日和2014年12月24日，才连本带息将50万元支付给申请人，这也证明申请人履行支付借款义务的真实性。（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同誉公司向法庭提交的《情况说明》和诚毅公司2016年8月《关于同誉公司借款还本付息的财务说明》所附的分别是2016年11月16日和2016年8月制作的“对账核算清单”，而并非2014年的原始记账凭证，不能仅仅依据其证明之前的事实状况。2、在借款期限届满同誉公司未能归还的情况下，申请人也曾要求诚毅公司予以归还，诚毅公司在打算终止与同誉公司合同的情况下，将该部分借款作为自己的债权要求清偿也合乎情理，但这并不能排除诚毅公司收到该款后再转交给申请人的可能性，更不能据此否认申请人就是债权人。3、尽管同誉公司在其2014年第7期《明细分类账》中，将2014年7月24日收到的1000万元记录为“同建收运城市诚毅物资有限公司款”，但不能据此就认定该1000万元系诚毅公司的款。第一，同誉公司如何记账并不足以否定申请人向其出借款项的事实。第二，根据同誉公司《情况说明》所附对账单,2014年7月24日是分40万元和960万元两笔收到1000万元的，两笔款的计息时间和计算标准均不相同。诚毅公司也向申请人出具了其中960万元是申请人借给同誉公司的《说明》，且该《说明》均被一、二审法院所确认。因此《明细分类账》充其量只能证明2014年7月24日收到诚毅公司转给其的1000万元。4、一、二审法院先是对诚毅公司给申请人出具的说明一份，载明“2014年7月24日通过我公司中国银行运城市人民路支行，账号为×××转给山西同誉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运城分行北城分理处为×××的账号，转账金额为玖佰陆拾万元整（1000万元扣除当月应记利息40万元），是乔泽民借给山西同誉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的借款壹仟万元，当时三方协商所确定。特此说明！”予以了确认，后又以申请人无充分证据证明向同誉公司提供借款960万元为由，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这岂不是自相矛盾。5、原判决只考虑如将960万元另作本案借款处理，不利于同誉公司和诚毅公司之间的纠纷解决，却无视对申请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剥夺了申请人对960万元享有的债权。（三）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被申请人同誉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关于卫东虎给运城市诚毅物资有限公司付款情况说明》、《杨英关于给运城市诚毅物资有限公司付款情况说明》、《山西恒誉镁业有限公司关于给运城市诚毅物资有限公司付款情况说明》、《山西同誉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关于给运城市诚毅物资有限公司付款情况说明》一系列“证据”，欲证明1000万元系诚毅公司与同誉公司之间的借款，与申请人无关，且该1000万元己归还的事实。经申请人向诚毅公司查询得知，诚毅公司的确在同誉公司所表述的时间段内收到同誉公司的付款共计1120万元，但均是“铝锭”货款，并非偿还借款，更不是偿还申请人的1000万元借款。由此可见，同誉公司的上述证据均系伪造。（四）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中申请人提起诉讼不仅依据《借款协议书》，还有通过诚毅公司账户向同誉公司转款960万元的转款凭证以及诚毅公司关于该款系受申请人的委托转给同誉公司，且该款为申请人出借给同誉公司的书面证明。因此，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
本案经审查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乔泽民是否为同誉公司960万元的债权人。
关于乔泽民所称同誉公司2016年11月1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为新证据，在所附对账单中，第4组数据与其和同誉公司《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数额、期限、利息、付息方式完全一致，与其陈述和诚毅公司的书面证明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该笔借款就是诚毅公司接受其委托，从其账户转入同誉公司账户，其是同誉公司960万元债权人的主张。同誉公司向诚毅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在所附对账单第4组数据项下的备注内容尽管与《借款协议》中的约定有相同之处，但该《情况说明》是同誉公司作为业务往来和融资借款对账所用向诚毅公司出具的，只在两个公司之间产生相应的作用，与乔泽民没有关系，乔泽民与同誉公司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和借款关系成立的要件，该证据不能证明乔泽民与同誉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不能证明乔泽民为同誉公司960万元的债权人，故其此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乔泽民所称“在其与同誉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之前，其出借给诚毅公司1000万元，签订《借款协议》后，其委托诚毅公司按《借款协议》约定扣除预付利息40万元后将960万元于2014年7月24日转入同誉公司账户，以此证明其向同誉公司履行了支付借款义务”及“在借款期限届满同誉公司未能归还的情况下，申请人也曾要求诚毅公司予以归还，诚毅公司在打算终止与同誉公司合同的情况下，将该部分借款作为自己的债权要求清偿也合乎情理，但这并不能排除诚毅公司收到该款后再转交给申请人的可能性，更不能据此否认申请人就是债权人”的主张。本案没有证据能证明乔泽民在签订《借款协议》前出借给诚毅公司1000万元，即使该事实存在，乔泽民亦应该是诚毅公司的债权人，而不应该把同誉公司作为自己的债务人，在诚毅公司将1000万元借给同誉公司后，应由诚毅公司向同誉公司主张权利，乔泽民应该向诚毅公司主张权利，在此情况下，原审认定乔泽民不是同誉公司的债权人是正确的；至于其所称委托诚毅公司按《借款协议》约定扣除预付利息40万元后将960万元于2014年7月24日转入同誉公司账户，因乔泽民未提供相应证据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对其此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乔泽民所称“同誉公司向法院提交的《关于卫东虎给运城市诚毅物资有限公司付款情况说明》、《杨英关于给运城市诚毅物资有限公司付款情况说明》、《山西恒誉镁业有限公司关于给运城市诚毅物资有限公司付款情况说明》、《山西同誉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关于给运城市诚毅物资有限公司付款情况说明》一系列“证据”，欲证明1000万元系诚毅公司与同誉公司之间的借款，与申请人无关，且该1000万元己归还的事实，但诚毅公司收到同誉公司的付款共计1120万元均是“铝锭”货款，故，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主张。本案中，乔泽民所称以上证据中，除了卫东虎为同誉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英为同誉公司财务人员外，山西恒誉镁业有限公司作为案外人出具的《关于给运城市诚毅物资有限公司付款情况说明》也能证明同誉公司向诚毅公司归还1000万元为借款的事实，以上证据中没有归还“铝锭”货款的任何记载，乔泽民称同誉公司所还款项均是铝锭货款依据的《收款明细》，是在本案原审判决作出后才由诚毅公司出具，其证明力明显小于同誉公司所提供的上述证据，且仅凭诚毅公司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此还款系“铝锭”货款，故对乔泽民所提此主张不予支持。
第四、关于乔泽民所称“同誉公司向法庭提交的《情况说明》和诚毅公司2016年8月《关于同誉公司借款还本付息的财务说明》所附的分别是2016年11月16日和2016年8月制作的'对账核算清单'，而并非2014年的原始记账凭证，不能仅仅依据其证明之前的事实状况”以及“尽管同誉公司在其2014年第7期《明细分类账》中，将2014年7月24日收到的1000万元记录为“同建收运城市诚毅物资有限公司款”，但不能据此就认定该1000万元系诚毅公司的款”的主张。本案中，诚毅公司给同誉公司出具的财务说明中，已将本案讼争的借款作为诚毅公司出借给同誉公司的借款进行结算，而同誉公司给诚毅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也将本案讼争的借款作为其向诚毅公司的借款进行结算，认定同誉公司所借1000万元的债权人是诚毅公司的证据除了上述两个《说明》外，还有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建行的客户专用回单、明细分类账、还款凭证、付款说明、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以上证据相互结合、相互印证，能够证明2014年7月24日，诚毅公司分两次向同誉公司分别转款960万元和40万元、同誉公司所借1000万元的债权人是诚毅公司的事实，故乔泽民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第五、关于乔泽民所称“诚毅公司给其出具一份说明“2014年7月24日通过我公司中国银行运城市人民路支行，账号为×××转给山西同誉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运城分行北城分理处为×××的账号，转账金额为玖佰陆拾万元整（1000万元扣除当月应记利息40万元），是乔泽民借给山西同誉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的借款壹仟万元，当时三方协商所确定。特此说明”，以此证明是其向同誉公司支付960万元”的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和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即使乔泽民是诚毅公司的债权人，如果诚毅公司作为乔泽民的债务人将向乔泽民的还款义务转移给同誉公司，应当经债权人乔泽民同意，但本案中未有经过乔泽民同意的证据；如果诚毅公司作为同誉公司的债权人将其对同誉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乔泽民，应当通知债务人同誉公司，诚毅公司未经通知同誉公司，该转让对债务人同誉公司不发生效力。故本案无论乔泽民作为诚毅公司的债权人还是诚毅公司作为同誉公司的债权人，同誉公司应当向乔泽民返还借款的法律关系都不能成立。
第六、关于乔泽民所称“原判决只考虑如将960万元另作本案借款处理，不利于同誉公司和诚毅公司之间的纠纷解决，却无视对申请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剥夺了申请人对960万元享有的债权”的主张。本案从诚毅公司与同誉公司各自向对方出具的财务说明和情况说明看出，两公司均就其相互之间发生的融资借款进行本息结算，且存在着利息计算争议，其中960万元是其二者争议的一部分，综合分析两公司业务往来和融资借款及本案证据后，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款项系发生在诚毅公司与同誉公司之间并无不当。
第七、关于乔泽民所称“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依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在综合分析各证据后，认定乔泽民所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证明乔泽民已经实际履行了出借款项给同誉公司的合同义务，其主张自己是960万元债权人的事实不能成立，所提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是正确的，故对乔泽民所提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乔泽民所称其已经向同誉公司履行了《借款协议书》约定的支付借款义务，但其并未直接向同誉公司交付借款，其称委托诚毅公司向同誉公司交付了借款，并提供了诚毅公司的银行转账凭证，以证明诚毅公司于2014年7月24日向同誉公司转账的960万元是其委托该公司出借给同誉公司的借款，却并未提供付款委托书，而诚毅公司在向同誉公司出具的对账说明中并未将该款作为乔泽民的款项与同誉公司结算，而是将该款作为其公司向同誉公司履行融资协议的借款，与同誉公司进行结算并收取同誉公司归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故同誉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该款的债权人系诚毅公司而不是乔泽民。再审申请人乔泽民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乔泽民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仲俊光
审判员 刘 英
审判员 刘志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梁墨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