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82民初9956号
(2016)苏0582民初11164号
原告（被告）：福仕德（苏州）板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南���村。
法定代表人：李洪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清，江苏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告）：任江南。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晓萍，上海康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冰，上海康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被告）福仕德（苏州）板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仕德公司）与被告（原告）任江南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分别于2016年9月13日、同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路骊珠独任审判，于2016年11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福仕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清、任江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晓萍均到庭参加了诉讼。之后两案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福仕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清、任江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晓萍均到庭参加了诉讼。两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被告）福仕德公司诉（辩）称：任江南自2015年1月1日至福仕德公司工作，双方对工资等进行了约定，2015年8月，因福仕德公司经营不善，任江南为减轻福仕德公司的经济压力向公司提出离职，后双方改变合作方式，将原有的劳动关系变更为合作关系。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8月终止，故福仕德公司无需按仲裁裁决书第一、二、三项向任江南支付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179740.88元、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交通及通讯费9000元、差旅费1051元。
被告（原告）任江南辩（诉）称：其与福仕德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其曾为福仕德公司筹备上海运营中心进行了相关的工作，故福仕德公司不仅应按劳动仲裁裁决书第一、二、三项支付任江南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179740.88元、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交通、通讯费9000元、差旅费1051元，还应按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支付任江南于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支出的上海营运中心的租金、办公室宽带费计43080元、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发生的社会保险费计8243.4元、2015年8月病假工资5806元（25000元÷31天×12天×0.6）及因福仕德公司拖欠任江南工资导致任江南离职的经济补偿金34423.12元。
经审理查明，任江南系福仕德公司员工，职务为高级经理人。福仕德公司（甲方）与任江南（乙方）曾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甲方聘用任江南为甲方的高级经理人，负责市场运营工作。二、甲方同意按月支付乙方税后工资：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每月为2万元，2015年7月至2015年12月，每月为25000元。三、乙方的社保费约1500元，甲方凭乙方的社保收据按实报销。四、乙方的市内交通费、通讯费补贴暂定每月1500元，视业务发展情况另行调整。上述补贴随工资一同发放。五、乙方的业务性差旅费、招待费实报实销。六、乙方的经济性激励及年终奖金，由甲方另行确定支付。七、乙方为筹备福仕德上海运营中心，在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342号汇成民聚商务楼3号楼101室租用40平方米办公室一间，月租金3000元及水、电、通讯费、办公性费用在发生月份的次月10日按实向甲方报销。……九、本补充协议是劳动合同中经济性条款补充与合同主体具有同等同等效力。十、本合同一式两份，自甲乙双方签字日起生效，有效期：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该协议下方甲方签字栏内加盖了福仕德公司公章，乙方���字栏内任江南签名确认，甲乙双方签字栏下方的落款日期均为2015年1月1日。
2015年8月31日，任江南制作了一份《补充协议项下结算项目（附件二）2015年1月-8月》，主要内容为：2015年1月至9月的上海办公室租金及2015年1月至12月上海办公室宽带费合计28980元，2015年1月至8月的社会保险费合计10572.8元，2015年1月至8月的通讯费1000元，总计40552.8元。同日，福仕德公司的财务韦明川在该清单下方注明“财务收到票据40552.8（元）实际结算与李总商定”。
2015年8月31日，任江南还制作了一份《截止2015年8月31日费用（附件三）》，载明：自2015年1月起至8月31日止相关差旅费、餐费、慰问费、资料打印费、资料快递费、上海至张家港的费用、出租车费、汽油费、其他费用等各项支出合计22917.8（元），扣除福仕德公司2月份的汇款1万元及6月份差旅费备用金6000元，尚结欠费用6917.8元（元）。同日，福仕德公司的财务韦明川在该清单下方注明“财务收到票据22917.8（元）实际结算与李总商定”。
2016年4月24日，任江南向张家港市劳动监察大队邮寄了《投诉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其于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入职于福仕德，工作至当年8月31日，由于当时福仕德仍处于非正常经营状态，已拖欠包括其在内的大部分员工长达七个月的工资，截止2015年8月底该公司拖欠其工资及社保费计155957.8元、其他费用36917.8元，合计192875.6元。鉴于该公司财务困难的状况，其于2015年8月下旬向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洪华提出辞呈，但李洪华一再承诺将及时付款。2015年11月底、12月中下旬，福仕德公司分两次支付其合计13万元，仍结欠62875.6元未付。之后李洪华承诺欠款于2016年春节前结清，但嗣后分文未付��又改口称3月15日支付。2015年9月，李洪华一再邀请其继续为福仕德公司工作，2016年1月其还陪同李洪华赴东北考察，其服务的前提是因为李洪华承诺其与福仕德公司的劳动关系、待遇及其他条款继续按原协议延续。2016年3月上旬李洪华又邀其去张家港谈公务。嗣后福仕德公司分文未付。
另查明，任江南于2015年8月10日至8月22日休病假12天。
双方一致确认福仕德公司分别于2015年2月14日、6月26日、12月14日分别向任江南银行转账3万元、6000元、3万元，用途均备注为其他；同年11月28日，福仕德公司又向任江南银行转账10万元，用途备注为工资。
再查明，福仕德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洪华，李洪华与张家港市玉龙科技板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龙公司）均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李洪华还���玉龙公司的股东之一。任江南同时系励知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励知公司）的股东之一，励知公司的住所地为上海市零陵路342号1幢101室。
又查明，2016年6月24日，任江南向张家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福仕德公司支付工资45285元（2015年7月至8月）、社保费10572.8元（2015年1月至8月）、费用6897.8元（2015年1月至8月）；差旅费1066元（2015年9月至2016年3月应福仕德公司邀请往返上海与张家港及受托出差南京）、因拖欠工资及费用的长期资金占用经济补偿1元。后任江南变更仲裁申请，要求福仕德公司支付工资215385元（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社保费用18816.2元（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结欠的费用6897.8元（2015年1月至同年8月）、差旅费1051元（2015年9月至2016年3月任江南往返上海与张家港及出差南京）、上海办公室租金（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及交通费通讯费补贴31500元、因福仕德公司长期拖欠工资导致其离职的经济补偿金34423.12元及赔偿金215385元，合计622958.12元。同年8月16日，仲裁委作出张劳人仲案字［2016］第69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福仕德公司应支付任江南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间的工资差额79740.08元、差旅费1051元、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交通及通讯费9000元，合计189791.08元，驳回任江南的其他仲裁请求。福仕德公司及任江南对该裁决均不服，均向本院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有《补充协议》、《补充协议项下结算项目（附件二）2015年1月-8月》、《截止2015年8月31日费用（附件三）》、《投诉书》、张劳人仲案字［2016］第694号《仲裁裁决书》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双方争议焦点：
���、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福仕德公司认为任江南于2015年8月26日通过微信的方式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洪华提出辞职，理由是体谅公司财务困难，实际上是因为公司没有钱不想干了，后公司老总劝阻无效就同意了，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8月31日解除，之后双方转为合作关系，实际上任江南一直在追讨工资，并未上班。这与任江南《投诉书》自认的“2015年1月1日起，本人正式入职于福仕德，工作至当年8月31日”、“讨薪路漫，时长近九月”等相吻合。而任江南于2015年8月31日将其制作的结算表（附件二）、（附件三）交给财务，要求财务人员韦明川签字确认，并于次日向公司提交了《财务结算事项约定书》，因公司对该约定书上记载的金额有异议，故未同意该方案，任江南的上述行为可说明其已在办理离职手续。仲裁阶段，福仕德公司提交了上述《财务结算事项约定书》（主要内容为：任江南对2015年8月31日前与福仕德公司的往来款项进行了结算）。
任江南则认为其虽于2015年8月下旬向福仕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洪华提出辞职，但在李洪华的极力挽留下，其仍继续向福仕德公司提供劳动，双方并未解除劳动关系，且李洪华承诺按之前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约定延续劳动关系。而福仕德公司未认可《财务结算事项约定书》，更能证明双方劳动关系未解除。
仲裁阶段，双方确认的任江南与李洪华之间的微信聊天（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8日），任江南于2015年8月26日将其签名的辞职书拍照后传给了李洪华，李洪华对此未置可否，之后双方于2015年9月6日至2016年3月8日期间的微信聊天内容大部分与福仕德公司的产品销售有关，其中《常熟雅致与玉龙���业合作备忘录》显示“张家港玉龙”出席人员有董事长李洪华、总经理任江南等人；任江南于2016年1月7日通过微信发给李洪华的《福仕德（苏州）板材科技有限公司商业计划书》中关于管理团队、员工结构、组织架构中写明李洪华现任职务为董事长兼总经理，任江南现任职务为副总经理（兼市场总监），而微信聊天内容也未涉及福仕德公司主张的“合作”、“代理商”事宜。
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聊天记录，可见在2015年8月之后直至2016年3月8日，任江南仍在履行其市场运营的职责，即仍向福仕德公司提供劳动。因此，本院采信任江南的主张，认定任江南与福仕德公司在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仍为劳动关系。而福仕德公司认为双方自2015年9月起转为合作关系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
二、福仕德公司是否需要���付任江南办公室租金及宽带费？
任江南认为其为福仕德公司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负责上海运营中心的筹备、设立及运营，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已明确约定，该协议第七条明确了福仕德公司承租位于上海市零陵路的办公室，该办公室虽系励知公司向案外人所承租，但福仕德公司从未要求要与励知公司签订租房协议，也未要求其需要提供抬头为福仕德公司的发票，其认为提供抬头为福仕德公司的发票并非系报销的必要条件，其向福仕德公司出示抬头为励知公司的发票只是证明该房当期租金已缴纳，而励知公司实际上并未实际经营，仅为一空壳公司，不存在将励知公司的房租转嫁给福仕德公司的情况，福仕德公司上海运营中心在运营期间，公司多名高管也在该办公室进行了办公，当事人开展业务的名片所留的地址就是该办公室。上海运营中心已实际设立并使用，福仕德公司应向其支付上述租金及宽带费。仲裁阶段，任江南提交了其于励知公司签订的《租房协议》（载明，甲方励知公司，乙方任江南，甲方将位于上海市零陵路342号3号楼101室的40平方米办公室出租给乙方作办公使用，租赁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月租金3000元，按季结算，每季季末支付下季度租金，租赁期间，水电费、电话费、物业费等由乙方负担，该合同下方乙方签字栏注明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1日）、房屋租金发票（载明，付款单位为励知公司，收款单位为上海民聚置业有限公司）。审理阶段，任江南又提交了《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日期2016年7月22日，购买方福仕德公司，销售方上海市徐汇区国家税务局（代开机关），代开企业名称励知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15年1-12月、16年1-2月租金，价税合计43650���]、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开具的《上海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载明，开票日期为2015年2月25日，付款单位为任江南，项目为互联网使用费，金额为1080元，设备地址为零陵路342号3号楼101室，续1年：2015年1月14日至2016年1月13日）、银行业务回单（载明2016年9月7日，任江南陆续向励知公司转账合计43650元）。
福仕德公司则认为，应发票系任江南在仲裁阶段之后补开的，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福仕德公司与任江南所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七条的约定“乙方为筹备福仕德上海运营中心，在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342号汇成民聚商务楼3号楼101室租用40平方米办公室一间，月租金3000元及水、电、通讯费、办公性费用在发生月份的次月10日按实向甲方报销”，福仕德公司应按约向任江南支付房屋租金及相关费用，现任江南要求福仕德公司支付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房租及宽带费合计43080元的诉讼请求未超过双方约定，且任江南也提供了其交纳房租及该房屋宽带费的凭证，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三、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工资及相关费用是否已足额支付？
对于任江南2016年1月至2月间的工资，因现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新的工资标准，故本院仍按之前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的约定计算任江南2016年1月至2月期间的相关待遇。
对于任江南的主张的病假工资，福仕德公司认为应按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计算，任江南则认为应按25000元/月的60%的标准计算。本院认为，因双方对病假工资未有约定，现福仕德公司主张按本地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任江南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工资金额应为311249.48元（2万元／月×6个月+2.5万元／月×7个月+2.5万元／月÷31天×19天+病假工资1680元／月÷21.75天×12天）。
本案中，任江南提供的有福仕德公司财务人员签名已收到票据的《补充协议项下结算项目（附件二）》、《截止2015年8月31日费用（附件三）》共涉及的金额合计63470.6元，费用名目符合补充协议的约定，其中上海办公室的相关费用已单独计算，故扣除该部分费用28980元，而任江南于2015年1月至8月所交纳的社保费用10572.8元，虽然社保费用不属劳动争议案件理涉范围，但该费用未超过双方的约定1500元／月，故与附件二所记载的2015年1月至8月期间的通讯费1000元、以及附件三所记载的费用22917.8元一并在福仕德公司已付款中予以抵扣。福仕德公司已向任江南支付���4笔款项合计166000元，其中10万元备注为工资，66000元备注为其他，其他费用66000元扣除社保费用10572.8元、通讯费1000元、费用22917.8元后的余款31509.4元并入已付工资10万元中，与福仕德公司应支付的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工资总额311249.48元相抵扣。经计算，福仕德公司仍应支付任江南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为179740.08元。
对于任江南要求福仕德公司支付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发生的社会保险费计8243.4元，该请求不属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理涉。
对于任江南主张的差旅费1051元，仲裁阶段任江南提供了18张火车票，金额合计1051元，期间为2015年9月23日至2016年3月7日，地点为无锡东站、上海虹桥站，与任江南提供的其与福仕德公司老板李洪华微信聊天记录中所称的“我去虹桥火车站购无锡东高铁，车次���后即告”相印证，故该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任江南主张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交通费、通讯费补贴，参照之前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关于市内交通费、通讯费补贴的约定为1500元/月，本院予以支持，金额为9000元（1500元/月×6个月）。
四、福仕德公司是否应支付任江南经济补偿金？
审理中，任江南陈述:2016年3月8日，李洪华与其谈到欠薪及费用问题，李洪华表示最近有钱要于3月15日到账，2016年8月31日前所欠的款项可于3月15日支付，之后的费用等海城投资项目成功后，有钱了，之前承诺的待遇和补充协议上的各项费用会全部兑现。因李洪华之前一直借口拖欠的失信行为，其十分愤怒，当即口头辞职，并要求欠费于3月15日前结清，李洪华表示同意。福仕德公司对此予以否认。
本院认为，劳动者以《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条规定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应当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并说明理由，劳动者未履行告知程序，事后又以《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为由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不予支持。本案中，任江南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上述通知义务，因此，其要求福仕德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第一款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一、福仕德（苏州）板业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任江南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179740.08元、差旅费1051元、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交通、通讯费9000元、办公室租金及宽带费43080元，合计232871.08元。（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当事人指定账户；或汇入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营业部，账号：46×××84）。
二、驳回福仕德（苏州）板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任江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元，本院予以免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该院（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路骊珠
人民陪审员 周汉忠
人民陪审员 缪 安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宗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