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昆张商初字第00192号
原告昆山市台顺彩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锦溪镇十眼桥南堍南新路2号。
法定代表人汪向，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战民，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邬庭芳，系该公司职员。
被告东台市惠雅玩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东台市梁垛镇梁垛村一组。
法定代表人吴新萍,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倪力鸣，上海市国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昆山市台顺彩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台顺公司）诉被告东台市惠雅玩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台惠雅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6月24日立案受理。被告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异议申请，本院经审查裁定驳回被告的管辖异议申请。被告不服，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7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25日、2015年1月5日、2月13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张战民、邬庭芳（参加第二次庭审）、被告委托代理人倪力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昆山台顺公司诉称：2013年6月，被告委托原告加工KONG系列印刷品，该印刷品包括吊牌、PE袋贴纸、外箱贴纸以及背卡等，印刷费共计人民币412645.68元。原告接受定制任务后即开始印刷，并向被告分批交付印刷品，于2013年12月5日完成全部印刷品的交付，被告收到全部印刷品后，至今未向原告支付任何印刷费。原告就该费用多次与被告沟通，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履行付款义务，导致原告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印刷费412645.68元，并赔偿原告因被告拖延支付而产生的利息损失（自2013年12月5日起至付清之日，按照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利息损失的计算方法为自2013年12月10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2012年8月20日原告向被告开具的发票及被告的支付凭证，金额为6113.64元，这是以前发生的交易材料中的一份。自2012年起，被告要求原告按订单加工印刷品，并根据原告开具的发票支付加工费，证明原、被告之间形成加工承揽法律关系。
证据2、（2014）沪东证经字第12787号公证书1份（含光盘），2013年被告继续要求原告印刷玩具辅料，原告自2013年6月起陆续向被告交货。公证书中显示的其中一封邮件附件中所附照片就是KONG系列的印刷品。
证据3、代付款申请，代付款说明（均为复印件），证明原告起诉金额的依据。
证据4、电话录音公证书、光盘及录音整理内容，录音内容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汪向与被告公司的吴新萍的通话。证明被告对本案所涉金额进行了确认，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已经抵扣。被告辩称案外人上海悦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悦远公司）付款后他们就付款，说明被告承认应付款给原告，其辩称理由不成立。
证据5、一系列证明被告与其他类似客户交易过程的证据，包含付款委托书、发票、一览表（均为复印件），证明被告也曾用同样的方式与其他客户进行交易，且在一览表中明确要求上海悦远公司代为支付原告公司的辅料款。
证据6、案外人公证书、被告与案外人上海悦远公司的对账单及说明，公证书内容是被告与上海悦远公司之间的邮件，证明了被告要求上海悦远公司代为支付本案所涉的印刷费。
证据7、对账一览表，被告向上海悦远公司出具说明，要求案外人上海悦远公司代为支付本案所涉的印刷费。
证据8、上海悦远公司与被告公司之间的定作合同二份（复印件），原告加工的依据就是他们双方之间的合同。合同中明确了整个的结算是与被告进行，其中也包括了印刷的价格和费用，采购单号1027号最后一页第九条，注明了吊牌和贴纸由上海悦远公司代被告方下订单，货款由原告公司与被告直接结算，采购单890号中第二页也注明了辅料由工厂与台顺厂直接结算。
证据9、两份合同（编号33YP491-DHY1052增1及编号33YP802-DHY1140）与证据8的证明内容一致，明确本案所涉的辅料是由案外人悦远公司代被告来下订单，其中每一个货号都有代订。
证据10、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上海悦远公司代被告提供的部分吊牌样本，证明原告收到吊牌的印制样品后根据样品进行印制，使用的是专业设备，根据样品就可以进行翻单制作，主要区别就是条形码的编号。
证据11、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上海悦远公司的快递单，是上海悦远公司向原告提供相关资料（包括订单、样品）的部分快递单。
证据12、原告向被告发货的快递单，证明原告一直直接向被告交付辅料的过程；
证据13、原告向被告发货的明细单，证明快递单随附的发货明细；
证据14、案外人上海悦远公司与其他公司的加工交易明细，其中就包括鑫泰公司和祥云公司的订单、快递单、送货明细等，证明在类似的交易中上海悦远公司也是作为成品玩具承揽方的委托代理人向原告代订辅料，具体结算也是由原告直接与委托方进行结算，上述的流程与本案完全相同，可以佐证本案原被告之间的订购合同关系；
证据15、被告抵扣的增值税发票6张，总计金额为412645.70元，比诉请金额多了2分钱，其中有两张是昆山市宇哲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哲公司）的发票（编号01862168、01862169），宇哲公司是原告的关联公司，股东完全相同，原告作为被告的次承揽人在完成承揽工作中将一些辅助工作交给了关联公司配合完成。其中最后一张发票是以前的交易发票，为了证明之前也曾经有过以宇哲公司的名义开票但被告方付款给原告的情况。
证据16，10万元发票复印件、10万元加工款付款凭证复印件，邮件。2013年11月15日之前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汪向就已经多次向被告催讨货款，所以2013年11月15日应被告的要求向被告发了一份邮件，其中包含完税证明单和发票复印件，证明原告方已经向被告方催讨，当时他们是结欠原告款项的。
被告东台惠雅公司辩称：双方没有合同关系。原告生产是受上海悦远公司委托，被告生产玩具也是受上海悦远公司委托。有些产品是原告生产之后运到被告处再加上被告生产的产品一起运到上海悦远公司指定的下一个加工商或指定地，目的是方便上海悦远公司物流、资金流结算方便。所以原、被告之间是免费的代为保管，原告所提供的所有证据中均没有被告委托原告生产的证据。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双方通话情况及光盘，这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和原告的代理人邬庭芳的对话，证明原告确认他的相关生产是接受上海悦远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
证据2、上海悦远公司与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合同第七条约定，吊牌由上海悦远公司提供，货款由被告结算。如果不向原告付款的话，也是违反了被告与上海悦远公司之间的合同义务。
证据3、公证书一份，证明这个订单确实是电子邮件发过来的，送货记录主要都是来源于上海悦远公司，原告的开票资料和付款方式也是案外人上海悦远公司向被告提供的；并且由案外人上海悦远公司对被告进行指示，将原告的产品送到扬州鑫泰（公证书第二十九页），说明被告跟原告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业务往来，被告所接受的业务指示均来自于上海悦远公司。
证据4，原告公司及宇哲公司工商信息、双方涉及原告和宇哲公司的所有开票情况及付款情况。两个公司的股东都是汪向和邬庭芳，在8月份他们开票的金额是153940.22元，分两张，一张是10万元的，一张是53940.22元，但原告只提供了53940.22元的发票，少了一张10万元的发票，证明原告为了凑40万元拿掉一张10万元的发票，纵观双方所有的开票及付款情况，差额只有二十几万元，所谓的40几万元的未付款是上海悦远公司跟被告之间有很多合同，其中有40几万元是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由被告方代悦远公司支付的，与这个合同的金额并无关系，也与原告所谓的发票金额没有关系。现在上海悦远公司跟被告说不需要被告代付了，要求被告写申请，被告写了申请也盖了章，但是上海悦远公司拒绝盖章确认也拒绝退还申请，反而作为原告方的证据提交法庭。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加工承揽关系。加工承揽关系需要有加工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酬、承揽方式、材料提供、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以上内容是规定在合同法252条的，本案被告系接受案外人上海悦远公司的委托为其提供加工承揽服务，并就代为保管的原告提供的货物代上海悦远公司支付货款，由于增值税发票可以相互抵扣，为了便利客户，被告收取原告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向定做人上海悦远公司提供了总额的增值税发票。
对证据2，原告希望证明双方存在加工承揽关系，并提供了2013年7月1日邮件认为是订单，存有一份图片作为附件的邮件，这份附件模糊不清，上面的文字无法看清，而原告向法院提供的最终商品的图片，字迹清晰，显然原告不可能根据这一图片制作出清晰完整的内容。此外，原告所提交的货物清晰图片不同种类有十多件，而该附件只有一份图片，不可能通过一份图片生产出十几样相关的产品。在公证书的第八页上有发货明细，是昆山台顺公司发给东台惠雅公司的，发货的日期应该是6月9日左右，而所谓的订单（公证书第12页）是7月1日的，怎么可能订单在后发货在前，其本质的情况是被告收到代为保管的货物之后，发现数量有问题，因为被告不清楚具体货物的名称，所以只能拍一张照片告诉原告货物数量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被告有相关的委托，可以直接将清晰的电子档发给原告即可，无需发一张照片给原告。
证据3是被告出具给上海悦远贸易有限公司的，并不是给原告的，所谓的代付款，准确的理解是本来这笔钱是被告代上海悦远公司支付的，因上海悦远公司财务的需要而要求被告对付款方式进行变更，由他们直接支付给原告，这点也与上海悦远公司给予被告的订单相吻合。
证据4的录音是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被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表达出的内容更能说明客观真实和原告所要主张的依据的不存在。首先在录音中被告始终向原告说明，相关的订单是案外人上海悦远公司下给被告的，原告采取了默认认可；第二，原告所认为的似乎对它有利的表述也站不住脚，原告在录音中对代付款概念进行了说明，在其对话中非常清楚的表示代付款是代上海悦远公司支付的，同时也说明了由于被告和上海悦远公司之间确实存在加工承揽关系，上海悦远公司要求被告代为支付给原告货款，但因为被告没有拿到上海悦远公司支付的货款，所以没有办法履行被告与上海悦远公司之间的约定，被告在电话中用通俗的话讲“如果说我把悦远的货款拿过来不给你，那我自然不是人……”表明被告始终认为所谓向原告代付款是拿到上海悦远公司的钱之后应该实行的；同时在双方对话的第二页倒数第二段最后一句“应该是他给你下的合同”，原告的反应是“我知道的呀”，说明原告非常清楚的知道他所接受的订单均是来自于上海悦远公司；
对于证据5付款委托书、发票真实性不予认可，代理人问了当事人，当事人陈述不是他们的书写方式；对一览表的数据无法确认，即便是真实的，也只是说明被告公司代替上海悦远公司向其他公司支付款项，结合前面的变更申请，只说明被告因上海悦远公司的财务变更进行了重新的确认说明，并不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委托加工承揽关系；反过来讲，如果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加工关系，又何需通知第三人；
证据6是在上次开庭结束之后原告再行提交的，当时原告非常犹豫是否提交该份证据，在主审法官的询问下原告才提交该份证据，这份公证书的申请主体是上海悦远公司，原告在庭审中表示原告和上海悦远公司有关系，为何这么重要的内部文件会给了原告，而且给的是原件，这份证据恰恰说明了原告与案外人相互勾结，也说明了原告作为案外人上海悦远公司的加工承揽人而积极地为其定作人奔走忙碌，究其原因是这份公证书所表述的内容是上海悦远公司与被告之间存在矛盾，上海悦远公司不满被告与其终止加工承揽关系，挑起了本案的恶意诉讼；
对证据7的质证意见与证据5中一览表质证意见一致。
对证据8，原告的说辞和表述的内容有矛盾，如果上海悦远公司确实受被告委托进行代订，应当有订单，但是原告的说法是没有订单；被告与上海悦远公司之间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来获取订单，而原告所谓的发货记录也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与被告进行沟通，每份金额不大的订单都要烦劳原告亲自跑到上海去拿一下，来回车费不知能否抵扣这个订单金额，因此能证明原告方是在说谎；上海悦远公司所下的订单都有合同编号，根据被告方提供的证据2中可以反映出来编号的规律是YP表示悦远、DHY是东台惠雅的缩写，而在原告方提供的证据2第十一页中反映出来的合同号YP依然是悦远，而TS应该是台顺的缩写，按照原告跟法院的描述，他们从来没有拿到过上海悦远公司下给他们的订单，都是直接拿被告公司下给上海悦远公司的订单去生产。仅凭这份材料来核对立案时的材料，印刷得如此复杂的内容在合同里是看不到的，那么原告是依据什么来印刷出如此复杂的内容？
对证据9，原告的说法与第二次开庭的说法不一致，前一次原告说所有的样品均是上海悦远公司提供，原告开车去拿样品或者原告派在上海的工作人员拿了寄回来，实际的订单人是上海悦远公司，上海悦远公司和被告之间的协议都是如此，后来原告又陈述背卡样品由上海悦远公司提供不是事实。从双方交易习惯来讲，背卡等就是上海悦远公司提供的，与本案没有关系，这张单子说明原被告双方没有委托关系，原告的受委托来自于案外人上海悦远公司。双方交易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类似“猫草”，自行负责，与谁联系与谁接洽，具体由被告来下订单继续后面的合同关系处理；另一种情况是代为采购，不可能是代被告来采购，是上海悦远公司需要这个东西，是上海悦远公司代其海外供应商来采购，是为了上海悦远公司提供一张总额的发票便于报关和退税。这样的表述形式与前面的被告公司提供的实际指向一致，均是原告直接接受上海悦远公司的订单，但货款由被告代为支付，是代上海悦远公司进行支付，原告的证据无法证明其证明内容。
对证据10，这些样品没有经过被告的手，反而证明原告与上海悦远公司有委托协议，上海悦远公司将样品交付了原告，而不是将样品交给被告。外贸中通常分两种：自营和代理。上海悦远公司是属于自营，直接从外贸人手中接订单，再分批承包给具体的制作商，样品的来源是上海悦远公司的境外客户，上海悦远公司的境外客户提供了样品后，上海悦远公司将样品交付给原告，说明上海悦远公司是样品的定作人，被交付人是这个样品的承揽商。
对证据11，快递单内容看不出来，反而能证明上海悦远公司是定作商，原告是承揽人。
对证据12、13，有部分货物是收到了，但是发货明细上面收货单位是上海悦远公司，但地址是被告公司的地址，在快递单上只有发货地址和收货地址，收货地址写的是被告单位的地址，也证明定作人是上海悦远公司，被告公司只是收货地址而已，发货明细的填写人是原告，证明他们对定作人是上海悦远公司是明知的。
对证据14，被告提供的公证书中的光盘有一份文件2013年7月26日发货单(是上海悦远公司发给被告的邮件的附件)，在邮件中可以看出台顺的编号是上海悦远公司直接下给原告的，与上次原告在庭审中关于编号的陈述是矛盾的，说明上海悦远公司跟原告之间明显有一套完整的独立的订单内容。该证据14恰恰说明祥云和鑫泰公司他们都收到了独立的上海悦远公司的订单，并且有部分产品与被告公司相同，所以上海悦远公司合并在一起下了一张订单给原告，所以原告有部分产品是提供到被告处，有部分产品是提供到扬州祥云和鑫泰，所用的是同一个订单号。
对证据15，补充提供证据原告公司及宇哲公司工商信息、双方涉及原告和宇哲公司的所有开票情况及付款情况等证据，两个公司的股东都是汪向和邬庭芳，在8月份他们开票的是153940.22元，分两张，一张是10万元的，一张是53940.22元，但原告只提供了53940.22元的发票，少了一张10万元的发票，证明原告为了凑40万元拿掉一张10万元的发票，纵观双方所有的开票及付款情况，差额只有二十几万元，所谓的40几万元的未付款是上海悦远公司跟被告之间有很多合同，其中有40几万元是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由被告方代上海悦远公司支付的，与这个合同的金额并无关系，也与原告所谓的发票金额没有关系。后来上海悦远公司跟被告说不需要被告代付了，要求被告写申请，被告写了申请也盖了章，但是上海悦远公司拒绝盖章确认也拒绝退还申请，反而作为原告方的证据提交法庭。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声音是邬庭芳的，原告印刷的依据是被告与上海悦远公司之间的合同，也是一个代订合同，涉及印刷部分是上海悦远公司代替被告、以被告的名义来订立的，原告看到的是和被告直接结款，这个安排被告也是知道的，所以才存在原告直接向被告发货、对账、开票、结算，这种法律关系实际上有好几年了，一直是这样的，原告也注意到合同中涉及到吊牌价格已经包含在被告与案外人的约定价格中了，所以在这份通话记录中原告明确了原告和被告之间直接形成了定作合同；
证据2这份订单不是原告生产的，这里也明确了价格包含了吊牌、条码等；
证据3说明案外人上海悦远公司以被告公司名义代为下订单，原被告之间存在直接的加工合同关系。
证据4，因为被告曾经付过10万元，原告当事人理解为是对8月份的10万元的支付，所以也没有提供这张发票给法庭，原告方认可这张发票也认可10万元的付款。向法庭当庭提供10万元发票复印件和付款凭证复印件（即原告证据16）。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及案外人上海悦远公司系长期合作单位，被告为案外人上海悦远公司生产玩具产品，该产品上所使用的吊牌、PE袋贴纸、外箱贴纸、背卡等辅料则由原告生产提供，相关产品由原告直接送至被告处，原告的加工费与被告直接结算，发票也开具给被告。
2013年11月15日，被告出具一份《代付货款申请》，载明：“上海悦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请贵司财务在我厂货款中代为支付昆山台顺辅料款贰拾壹万柒仟叁佰零柒元伍角贰分（217307.52）。谢谢！”同年12月10日，被告又出具一份《代付款》材料，载明：“上海悦远公司：从我厂货款中付台顺工厂辅料款壹拾玖万伍仟叁佰叁拾捌元壹角陆分（195338.16）。”此后原告以被告与上海悦远公司均未付款为由将被告诉至本院。
2015年1月15日本院向上海悦远公司的委托人许文煜进行了调查。许文煜陈述《代付货款申请》、《代付款》原件均在上海悦远公司处，但其从未代付过该两笔款项，也没有结欠被告款项。
另查明，昆山市宇哲包装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23日出具一份说明材料，载明“东台公司定作的辅料，我公司参与了部分辅助性工作，故我公司直接向东台公司开具发票，并与东台公司结算，本案中所涉款项，我公司委托台顺公司收取，对此，台顺公司予以承认，相应发票已经抵扣，并在对账时体现在代付款申请中”。
上述事实有上海悦远公司与被告之间的加工合同、《代付货款申请》、《代付款》材料、调查笔录、宇哲公司说明材料及当事人庭审陈述所证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定作合同关系。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主要依据是加工款由原、被告之间直接结算，货物直接送至被告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原告开给被告，被告也已经进行了抵扣认证。被告则认为原告无法提供原、被告之间的书面合同，从双方提供的被告与上海悦远公司之间的合同也可以看出，所有辅料由上海悦远公司下单，只不过双方约定由被告直接与原告结算而已。同时被告称采用这样的交易方式是因为上海悦远公司认为统一结算比较方便，因被告的订单主要依赖于上海悦远公司，因此不得不按其指示操作。本院认为，从双方交易的过程来看，虽然原告未能提供书面合同，但有无合同不能作为认定双方之间有无成立合同关系的唯一标准。所有辅料由原告直接送至被告处，由原、被告之间直接结算，发票也由原告开具给被告，被告还对发票进行了抵扣，整个过程符合正常的交易流程。被告以其与上海悦远公司之间的合同上约定“所有吊牌、贴纸我司代订”、“吊牌我司提供”（这里的“我司”是指上海悦远公司）作为抗辩，认为据此可以认定合同关系发生于原告与上海悦远公司之间，但被告出具给上海悦远公司的代付款材料中也出现了“请贵司财务在我厂货款中代为支付昆山台顺辅料款”的字样。由此可见，所谓的“代订”“代为支付”存在语焉不详甚至矛盾之处，结合实际的交易过程，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定作合同关系。因上海悦远公司已明确拒绝支付该笔款项，故被告应当承担付款义务。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是被告结欠款项金额。原告主张被告结欠其款项为412645.68元，该金额系根据两份代付款申请计算得出。被告对此提出两点异议：1、代付款申请上的金额与发票金额不一致。上海悦远公司与被告之间除了本案争议的合同之外，还有其他合同关系，这两份代付款申请中的金额412645.68元除了涉及本案的合同金额外还包含了其他合同项下金额。2、原告提供的六份发票中包含两张由昆山市宇哲包装有限公司开出的发票，金额为163367.32元。而且原告提供的发票中少了一张2013年8月开具的金额为10万元的发票，显然是原告为了凑出与代付款申请金额一致的发票而抽掉的。原告对此解释：1、确实另有一张金额为10万元的发票未提供，原因是被告支付了10万元加工款，与该份发票金额一致，因此未向法庭提供（原告当庭提供了10万元的发票及付款凭证）。2、由于原、被告是长期业务单位，双方比较熟悉，有时会出现虽然被告已付款，但因被告不需开具发票而少开部分发票的情况，因此双方之间的款项结算要根据实际的交易量、而不是简单的根据发票金额来核算。3、宇哲公司是原告的关联企业，由同样的股东投资，原告经常将从被告处接来的订单的一部分发给宇哲公司做，发票由宇哲公司开具，但实际结算由原告与被告结算，此前双方一直是这么操作的，被告从未提出异议。现宇哲公司书面表示相关加工款由原告负责收取，涉及到宇哲公司与原告之间的结算由其自行处理。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六份发票被告公司认可已经抵扣，发票均真实有效。六份发票的金额与两份代付款申请金额基本一致（相差2分钱），可以相互印证。被告未能就该六份发票的付款情况进行举证以反驳原告付款主张，故本院认定结欠金额为412645.68元。关于宇哲公司开具的发票，宇哲公司实际是从原告处取得订单，加工后的产品也交由原告送至被告处，现已开具发票而被告尚未支付的163367.32元加工款已包含在代付款申请书所涉金额内，宇哲公司明确表示该笔加工款由原告负责收取，其与原告之间另行结算，该请求于法不悖，也未损害被告的合法权益，因此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立即支付412645.68元加工款的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逾期付款导致的利息损失问题，原告主张自2013年12月10日、即第二份代付款说明开具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该请求于法不悖，故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东台市惠雅玩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昆山市台顺彩印有限公司加工款412645.6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412645.68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1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履行义务，权利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向本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7622元、财产保全费2668元，两款合计10290元由被告东台市惠雅玩具有限公司负担。该款已由原告预交，本院不再退还，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园区支行营业部，账号：10×××99。
审 判 长 潘丽莉
人民陪审员 盛永林
人民陪审员 朱 慧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周玉燕
条文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