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肇中法民三终字第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玉红，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德毕，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龚玉玲，���。
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厚顺，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毛元江，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龚荣素，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依开，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然，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众英，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忠全，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昭，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鲍美苹，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琼，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仕英，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积楚，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小妹，女3。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晖，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海珍，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耀东，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分娣，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春云，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娥珠，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群英，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鑫，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东荣，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朝杰，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春连，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严志文，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德，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爱华，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红，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单大刚，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继，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伟，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琴，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正连，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秀云，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楚兴，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勇，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雷秀华，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明，男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尹敏，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应花，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京川，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炳余，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燕梅，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炳进，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春莹，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用清，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艳秀，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向华，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文达，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文锋，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玉仲，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艳华，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晓兵，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清华，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淑林，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宏言，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覃秀香，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润基，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红荣，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新永，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靳燕兵，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宗沾，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晓吾，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其康，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治群，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韩东亮，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孟香，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代永竞，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振东，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姝宏，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涛，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解魁，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雪燕，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华义，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孟苗，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进锋，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翠平，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海平，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东旭，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孟秀英，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民，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廷金，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慈娟，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厚香，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仕珍，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守财，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长焕，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舒珍香，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林林，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正伟，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大美，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天杰，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天刚，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自庆，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发会，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对玉，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利才，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蒙象海，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开德，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春凤，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和连，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姣英，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旺伟，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彦，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剑，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玲，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兵，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敏侠，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海涛，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琼，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友福，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勇，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珍，女。
上述116个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刘剑，男。
上述116个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杨明，男。
上述116个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苏勇，男。
上述116个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赵晓明，湖南洞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116个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刘建明，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洞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肇庆市大旺东凌皮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春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燕萍，广东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祎，广东西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徐雪容，女。
原审原告：何仁连，女。
原审原告：张惠金，女。
原审原告：李真，女。
原审原告：吴小玲，女。
原审原告：赵瑞，女。
原审原告：李海艳，女。
原审原告：李开娥，女。
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因与被上诉人肇庆市大旺东凌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凌皮具公司）、原审原告徐雪容、何仁连、张惠金、李真、吴小玲、赵瑞、李海艳、李开娥等8人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四会市人民法院（2013）肇四法民初字第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的诉讼代表人刘剑和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建明、被上诉人东凌皮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燕萍、李祎、原审原告徐雪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东莞厚街赤岭东凌皮具厂是东凌国际企业集团于1998年创办设立的企业。东凌皮具公司也是东凌国际企业集团于2001年6月18日创办成立的企业，其性质是外国独资法人企业，东凌国际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发起股东之一。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和原审被告徐雪容等8人共计124人（以下简称廖玉红等124人）原是东凌皮具公司员工，在124人当中，最早进入东莞厚街赤岭东凌皮具厂工作的是1997年11月份，后随着东凌皮具公司的成立，部分员工从东莞厚街赤岭东凌皮具厂被调度至东凌皮具公司务工。东凌皮具公司成立后，124人中多是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进入公司务工，最迟进入东凌皮具公司务工的员工是2011年10月份。廖玉红等124人在东凌皮具公司务工期间，分别从事公司安排的车间生产、质检、包装、机修、营销、仓管、公司行政、财务及员工食堂等工���。廖玉红等124人、东凌皮具公司的劳动关系保持至2012年8月3日，因部分员工认为东凌皮具公司计发工资数额不对，遂发生了300多名员工罢工及上街游行等的抗议活动。鉴于此，肇庆市大旺高新区的劳动部门、公安部门和区总工会介入对事件进行调处，后经公司员工的代表及东凌皮具公司的代理人协商，最后包括廖玉红等124人在内的员工与东凌皮具公司达成了一致协议，当天，员工分批次与东凌皮具公司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总则述明了因劳动关系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员工与东凌皮具公司双方自愿提前解除劳动关系，其中《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参照劳动法规定的经济补偿金计算方式给予70%的经济补偿；第二条约定未购买社保的给予每月200元补偿；第三条约定，按照去年实际发放的年终奖金，给予发放；第四条约��，如领取上述补偿后，作为员工的一方不得再以任何方式要求东凌皮具公司作出任何其他补偿。《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签订后，东凌皮具公司向签名确认的公司员工发放了上述经济补偿金，其中廖玉红等124人当中的刘剑、冯旺伟、杨彦、李开娥、李玲领取了100%的经济补偿金。2012年8月3日，除刘剑、冯旺伟、杨彦、李开娥、李玲5人外的其他人在东凌皮具公司出具的《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签名确认了提前解除劳动关系及获得的经济补偿金数额的事实。2012年9月1日，刘剑、冯旺伟、杨彦、李开娥、李玲等5人在东凌皮具公司出具的《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签名确认了提前解除劳动关系及获得经济补偿金数额的事实。2012年11月20日，包括廖玉红等124人在内的128人认为《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部分内容违背劳动法律法规的精神、侵害了劳动者合法权益，并以此为由向���庆市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要求东凌皮具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153370（包括已支付的1507359元）、128个申请人加班工资13196473元、128个申请人安家退休基金2178542元及张燕梅的产假工资3888元的仲裁申请。在上述仲裁期间，赵瑞等5人提出了撤回仲裁申请，肇庆市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了同意上述5人撤回仲裁的申请。对于赵瑞的起诉，因涉及程序问题，原审法院已另行以裁定的方式作出处理。2012年12月28日，肇庆市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肇高劳人仲案非终字（2012）74001—74128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了刘剑、杨明、苏勇等123个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2013年1月18日，廖玉红等124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除刘剑、杨彦、李开娥、李玲、冯旺伟等5人外与东凌皮具公司订立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第��条、第四条；2、东凌皮具公司支付除已支付的1464760元经济补偿金外的经济补偿金559594元、加班费12821476元、红利分享安家退休基金福利2120446元以及张燕梅的产假工资3888元共计15505404元。
另查明，赵瑞起诉时主张的经济补偿金为5071元、加班工资120646元、红利分享安家退休基金15574元。
张燕梅在东凌皮具公司务工期间，于2008年6月1日产下一女婴。
2010年5月至2011年2月，肇庆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710元；2011年3月至2012年8月，肇庆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85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廖玉红等124人中除刘剑、杨彦、李开娥、李玲、冯旺伟、赵瑞6人外的其他118人与东凌皮具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是否存在显失公平，损害其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并由东凌皮具公司继续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共计559594元；二、东凌皮具公司是否欠付加班费12821476元；三、东凌皮具公司是否应支付红利分享安家退休基金福利2120446元；四、张燕梅主张产假工资3888元是否已超诉讼时效。针对上述争议的问题，原审法院作如下逐一分析：
首先，针对廖玉红等124人中除刘剑、杨彦、李开娥、李玲、冯旺伟、赵瑞6人外的其他118人与东凌皮具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是否存在显失公平，损害其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并由东凌皮具公司继续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共计554523元的问题。结合上述廖玉红等118人、东凌皮具公司在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协调下，经双方协商而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中，双方对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办法及数额均进行了确认，且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按计算出来的经济补偿金总额70%支付，上述廖玉红等118人对此予以接受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这符合民事权利人的权利自由处分原则。而且上述廖玉红等118人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廖玉红等118人对其所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内容存在重大误解、被胁迫才不得已签订的情形。从《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双方意思表示明确，利益没有严重失衡的现象，因此，上述廖玉红等118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内容显失公平及违背劳动法律精神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予认定有效”的规定，上述廖玉红等118人、东凌皮具公司所订立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应属有效的民事协议，���东凌皮具公司在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后，已按约定及时地支付了70%的经济补偿金。因此，对上述廖玉红等118人提出撤销双方于2012年8月3日订立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其次，东凌皮具公司是否欠付加班工资12700830元的问题。对于加班工资的问题，主要应审查清楚加班工资的计算基础即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加班时间及是否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而没有按照劳动法规定的加班工资计算系数计付加班工资的问题。廖玉红等124人请求的加班工资12821476元，包括了2010年8月份前的加班工资。对于上述加班工资的问题，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分作两部分进行论证，即第一部分为廖玉红等124人、东凌皮具公司劳动合同履行至2010年8月份前的加班工资；第二部分则为2010年9月至2012年8月止的加班工资。对于第一部分的加班工资问题，廖玉红等124人提供了包括电子数据、自行统计的具体加班时间的统计表等证据，因未得东凌皮具公司的签章确认，不能直接能够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故皆属间接证据。上述的间接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进一步佐证的情况下，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为此应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法律后果。参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劳动者追索两年前的加班工资，原则上由劳动者负责举证，如超过两年前部分的加班工资数额确实无法查证的，对超过两年部分的加班工资一般不予保护”的规定，在廖玉红等124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2010年9月份前的具体加班情况及东凌皮具公司未予支付相应加班工资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廖玉红等124人主张2010年9月份前加班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第二部分，廖玉红等124人、东凌皮具公司双方都进行了举证，东凌皮具公司针对廖玉红等124人的诉讼请求，向原审法院提供了相关的劳动合同，背包车间相应员工的薪资签收表，女包车间、办公室及后勤部门中相应员工的考勤表、薪资表。其中背包车间中的薪资签收表均明确记载了廖玉红等124人平日的基本工资、上班天数、计薪天数、本薪、正常的加班时间及加班工资、周末加班时间及加班工资、计时总金额、计件总金额、应发工资及扣减各种税费开支后的实领工资等内容。东凌皮具公司根据女包车间、办公室及后勤部门中相应廖玉红等124人的考勤表，制作出的薪资表均记载了平日的基本工资、计薪天数、正常的加班时间及加班工资、周末加班时间及加班工资、司龄工资、全勤工资、奖金、应领工资以及扣减各种税费开支后实领工资等主要内容。上述���包车间相应员工的薪资签收表（对于2010年9月份的薪资表无相应员工签名薪资表，经廖玉红等124人中相应员工确认，认为除汤兵1人该月无工资外，其中记载的工资数额及工资统计数额属真实情况），女包车间、办公室及后勤部门廖玉红等124人中相应员工的考勤表均经本案廖玉红等124人中相应员工签名确认，相对比较客观，能直接反映廖玉红等124人中相应员工每月的加班时间及加班费已计付在每月工资当中的客观情况，且经折算，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平日加班工资、周末加班工资的计付基本符合法定标准，符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第二十七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虽然未书面约定实际支付的工资金包含加班工资，但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已支付的工资包含正常��作时间工资和加班工资的，可以认定用人单位已支付的工资包含加班工资。但折算后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除外”的规定。工资数额虽然与廖玉红等124人中部分人提供的银行账单记载存在出入，但相对比，银行账单记载的工资数额反比工资表上反映的工资数额高，原审法院不能以此作为直接否定东凌皮具公司没有支付加班工资或计付工资组成不真实的直接证据。廖玉红等124人提供的包括电子数据、自行统计的具体加班时间的统计表等，因未得东凌皮具公司的签章或双方确认，故皆属间接证据，同样不能直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在没有其他证据进一步佐证的情况下，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为此应同样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法律后果，且廖玉红等124人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不及东凌皮具公司所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属证据效力明显偏低的情形，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法律效果。廖玉红等124人提出部分合同签名不实的主张，就本案而言，主要的争议是加班工资问题，而劳动合同的主要作用在于证明当事人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以及是否约定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及如何支付加班工资等。对于劳动合同没有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及加班工资支付的情形，东凌皮具公司对此均予以确认，为此，对没有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及加班工资如何支付的问题，应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进行解决。
再次，东凌皮具公司是否应向廖玉红等124人支付红利分享安家退休基金福利2104872元的问题。在此，暂且不论东凌国际企业集团是否是本案东凌皮具公司的另一别名，或实为同一公司。从廖玉红等124人提供的主要依据《红利分享安家退休基金资料》即证据24来看，该证据第三条第（三）项“本基金纯属公司对努力工作且为集团有所付出的同仁的一种激励，是劳动报酬以外由经营者额外赠予的部分，任何个人无权强制公司执行，经营者拥有本基金管理细则的最终解释权”的规定来看，该红利分享安家退休基金属经营者额外赠予报酬的性质，因赠与合同属实践合同，依法需交付财产权利方后方为有效，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六条第一、二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路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在赠与方没有交付财产权利的情况下，相对方需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下才享有法律赋予的追偿权，否则无权追偿。综观本案的廖玉红等124人，均没有具备上述规定的情形。而且东凌国际企业集团与本案东凌皮具公司分属不同的企业法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廖玉红等124���缺乏向本案东凌皮具公司主张该基金的法定权利。故此，廖玉红等124人起诉要求东凌皮具公司给付红利分享安家退休基金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最后，关于张燕梅的产假工资3888元是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本案事实表明，张燕梅与东凌皮具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的具体时间是2012年8月3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一条第一款“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的期间限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东凌皮具公司侵害之日起计算”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项“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议发生之日”以及参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一条第三款“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的，应从劳动争议纠纷发生之日起算”的规定，结合张燕梅主张东凌皮具公司欠付的产假工资在劳动关系存续期内，应认定张燕梅请求支付产假工资的诉讼时效起始日期为劳动争议纠纷发生之日即2012年8月3日。至此，张燕梅起诉时诉讼时效尚未逾期，东凌皮具公司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六十二条“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九十天的产假”及第十九条“劳动者依法享受法定休假日、年休假、探亲假、婚假、丧假、产假、看护假、计划生育假等假期期间，用人单位应视同其正常劳动并支付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的规定，东凌皮具公司应向张燕梅支付90天产假的工资。又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人单位支付工资时，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其本人的工资清单”的规定，因东凌皮具公司未能提供工资清单证明已向张燕梅友支付了工资及生育前1年的平均工资，故应按张燕梅诉讼主张的工资金额3888元支付。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六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六十二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一条第一款，《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十四条第（一）、（二）、（三）、（四）项，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驳回除刘剑、杨彦、李开娥、李玲、冯旺伟、赵瑞等6人外的其他118人与东凌皮具公司于2012年8月3日订立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内容显失公平，损害合法权益，应予撤销的诉讼请求。二、驳回除赵瑞外廖玉红等123人要求东凌皮具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554523元的诉讼请求。三、驳回除赵瑞外廖玉红等123人要求东凌皮具公司支付加班工资12700830元的诉讼请求。四、驳回除赵瑞外廖玉红等123人要求东凌皮具公司支付红利分享安家退休基金福利2104872元的诉讼请求。五、东凌皮具公司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给付张燕梅90天产假工资3888元，并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2年8月4日起计付至该院指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如东凌皮具公司未能按照该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0元，由东凌皮具公司负担。
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与东凌皮具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并非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2012年8月3日因部分员工认为东凌皮具公司计发工资数额不对，遂发生了300多名员工罢工及上街游行等抗议活动，经劳动部门，公安部门、区总工会对事件进行调处，员工分批次与东凌皮具公司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有误。事实是东凌皮具公司早就计划搬迁，利用各种手段逼迫员工离厂，以达到不给经济补偿的目的。如东凌皮具公司随意变更模式，降低员工工资；同时从2012年7月开始，严格限制加班，变相减少员工工资；同时，将订单外发，导致员工工作量减少，工资降低。同年7月12日，强迫员工签订《申请书》，让员工自己放弃购买保险。在此之前，东凌皮具公司从未要求员工购买保险。从7月1日开始，东凌皮具公司降低生活待遇，星期天食堂不开餐，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所缴生活费并不下降，而且从8月1日开始提高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的生活费、住宿费，目的是要驱赶员工离厂。8月2日至3日，全厂三百多员工进行维权，罢工游行。公安、劳动、工会等部门出面维稳，于是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与东凌皮具公司签订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当时，劳动部门并没有进行劳动法律法规的宣传，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并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不签订协议书，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的劳动待遇会越发恶化。签订协议实属无奈。《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中所谓70%的经济补偿金既不合法，也不公平。现在东凌皮具公司的厂房已变卖一部分，人去楼空。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的判断并不虚假。2、红利安家退休基金福利并非赠予，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东凌国际企业集团”是红利安家退休基金福利的政策制定者，与东凌皮具公司分属不同的企业法人。依照《企业集团登记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企业集团本身就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而且诉讼中东凌皮具公司也未举证证实“东凌国际企业集团”属企业法人，进行了工商登记。所谓“东凌国际企业集团”其实就是东凌皮具公司的代名词。东凌皮具公司为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提供的红利安家退休基金福利不属单纯的“赠与”，从合同法原理分析应该是双务有偿合同。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分享该福利的核心前提是享受该福利的人必须一直在该公司工作，为公司创造财富，不得随意辞职。既然是一方为对方创造财富，另一方给予福利，是对等义务，显然不属赠与性质。现在东凌皮具公司想迁厂，意味着东凌皮具公司要解散，东凌皮具公司则要与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解除劳动关系。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要求享受红利安家退休基金福利符合该基金的精神。一审判决仅从字面上理解认定“基金”属赠与，是片面理解。（二）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加班事实存在，东凌皮具公司未“依法”支付加班费，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的相关诉求，依据不足。一审中，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提交了大量的证据，证实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加班事实的存在及东凌皮具公司未依法支付加班费的事实。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与东凌皮具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先由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在空白合同中签字，尔后由东凌皮具公司根据需要随意填写，且合同中对于正常工资时间工资并没有约定。对于没有约定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及加班工资如何支付的���议焦点，一审判决对此认可却并未援引法条予以充分说理并进行判决。依《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在劳动合同中依法约定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约定的工资不得低于所在地政府公布的本年度最低工资标准。未约定的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以用人单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布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实际支付的工资高于当地政府公布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实际支付的工资视为与劳动者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就是依据该法条计算加班工资的。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的庭审意见置若罔闻，完全听信东凌皮具公司的一面之词进行判决，显失公允。据此，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请求本院：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2、判决东凌皮具公司依法支付112名上诉人的全额经济补偿金共计524381元（不包括冯旺伟、杨彦、刘剑、李玲等4人）；3、判决东凌皮具公司依法支付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加班工资共计11832401元；4、判决东凌皮具公司依法支付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红利分享安家退休基金福利1965003元。
被上诉人东凌皮具公司答辩称：（一）1、东凌皮具公司与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是经公司工人（包括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与东凌皮具公司经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后才签订的。事实上，在双方协商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的过程中，刚开始协商的条件是按劳动法规定的经济补偿金计算方式给予50%的经济补偿，但工人们（包括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不同意，经双方再次协商，又将50%升高至70%后，双方才达成一致。在2012年8月3日的当天（至晚上11时），公司的工人分批全部与东凌皮具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关系��议书》。在之后几天，东凌皮具公司迅速计算每个工人应支付的经济补偿及《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中约定的其他补偿、奖金，在2012年8月7日前将全部补偿向工人支付完毕。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工人（包括上诉人廖玉红等116人）向东凌皮具公司提出赔偿比例不合理，不同意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而是所有','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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