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42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熙芳，男，1956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锋，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红，男，1976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郭塘中和中街一巷**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朝政，广东满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秀玉，广东满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桂英，女，1960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上诉人张熙芳与被上诉人李永红、王桂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2民初5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被上诉人王桂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张熙芳与王桂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连带赔偿李永红车辆维修费等损失2000元；二、张熙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永红车辆维修费、评估费等损失67810元；三、驳回李永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张熙芳、王桂英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从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次日起，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46元，由张熙芳负担。
判后，张熙芳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查明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1、维修厂的维修报价单制作时间在先（2016年7月9日），但穗德价估【2016】0511号《受损修复价格评估结论书》（以下简称车损评估结论书）的明细与维修报价单明细，无论是维修金额还是损坏及维修项目，两者竟然高度一致，车损评估机构的评估工作仅仅是对维修厂的维修项目进行确认，根本不是对事故造成的车损进行评估，不符合鉴定程序，该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应不予采信。这种先维修后评估的情况，与被上诉人在诉状中称“经评估机构评估后于2016年10月22日维修完毕”的说法也完全相反。2、李永红关于车辆维修相关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又没有给予相应的合理解释，甚至在解释后仍然矛盾重重：（1）李永红在诉状中自称受损车辆在2016年10月22日维修完毕，在案件发回重审后对该维修完毕时间也仍然坚持，但经原审法院重审现场调查维修厂关于受损车辆的出场纪录显示在2016年8月10日出场，这时李永红才承认受损车辆是在2016年8月9日修理完毕并于次日离场，对此李永红没有给予任何解释，原审法院也没有就此予以进一步查明。（2）李永红在重审庭审中称受损车辆在2016年8月9日维修完毕后实际上还存在方向盘不可修复的问题，其在车辆还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仍然在当天将维修费全额支付给维修厂，且在提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还在存在明显质量问题的车辆以正常市场价转让给了专业的二手车行，由此可见，真实的维修完毕时间并非2016年8月9日，次日的车辆离厂记录应与车辆维修完毕无关。（3）李永红于2016年12月23日向原一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自称支付维修费55200元，与其起诉主张的65200元相差1万元，李永红对此的解释“当时刚下班头脑不清晰，在统计发票时少算一张一万元的发票”不合情理。故其在《情况说明》中称维修费5万多元系笔误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4）李永红与维修厂对于两次提供维修费发票均作废的解释相互矛盾：李永红系在2016年10月25日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但第一次维修费发票系在10月22日开出，其关于在立案当天催促维修厂老板送过来给李永红立案用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李永红提供维修费收据（包括转账凭证）是在在原一审第一次开庭后在法官要求下才补充提供的，而在发回重审后其也没有座位证据提交，与李永红在重审庭审中称该维修费收据是在立案时提供的事实明显前后矛盾；李永红称是“立案当天催促维修厂后，维修厂老板就带着发票原件过来给原告立案”，但维修厂却称“李永红没有告知我厂发票作合用途”，双方说法明显相互矛盾；李永红称“办理立案手续后，维修厂老板趁原告没有注意的情况下说要拿资料回去看一下就把所有发票拿回去，原告不知情”的说法不合常理；维修厂关于“维修费不含税，因此两次开具的发票均私自注销”说法，以及李永红对发票已注销的事实不知情的说法都不能成立，在维修厂维修前曾在一家4S店进行过维修报价，4S店的报价是5万多元，对此维修厂也知情（原审法院2018年4月28日对维修厂负责人杨志敏的调查笔录），而维修厂的维修费比4S店报价还要高出很多，却还不含税，明显不符合常理。此外，既然维修厂与李永红维修时说好“维修价不含税”，那么李永红在维修厂配合开出发票起诉后又被收回并注销的事实不可能不知情，由此可见，维修厂两次开出发票而注销均系配合李永红起诉索赔用，注销后的发票显然不具有合法性，不应作为证据采信，既然维修厂可以配合开出发票后又予以注销，那么其配合开出维修费收据就更不足以为奇，而李永红也没有将维修费收据作为证据使用，但原审法院却错误地采信了该证据。出现以上种种矛盾情况，在原一审法院没有查明，经过发回重审后仍未能查明，恰恰可以说明李永红所主张的车辆维修经过及产生的维修费用与实际情况不符，相互矛盾的证据应不予采信，李永红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二、涉案车辆事发前后的残值均可评估，根据评估车辆事发前后的残值差额计算损失金额更接近实际损失。原审法院完全忽视以6.5万元高价进行维修在本案当中的不合理性，判令由张熙芳承担过高的损失赔偿责任是错误的。根据李永红在院一审庭审中出示过的涉案车辆初始购置发票，显示原购置价为9.9万元，评估报告第4页则显示涉案车辆的注册登记日期为2012年10月，距离事发时已使用4年，事发前的残值应不足原购置价的50%，也就只剩4万多元，事发后的损坏项目也有参考依据，也可以作相应的残值评估，两者的差额应当更接近实际损失。李永红以6.5万元的价格去维修一辆原本只值4万多元的车辆，修好后20天再以4.6万元的价格转让，明显不符合常理。参照《保险法》第59条的规定，即使李永红以6.5万元的高价对事故车辆进行维修的情况属实，超出合理损失部分也应由李永红自行承担。三、李永红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证明事故“因张熙芳驾驶车辆跟车过近，没有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造成，交警部门作出的该事故认定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情形，因此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应予以采信。本案事故的发生主要是因李永红违反交通安全法规，在高速路超车道跨线停驶，当时正下暴雨，实现本来就不好，李永红又未打开警示灯，张熙芳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引发追尾，因此李永红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综上，张熙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驳回李永红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由李永红承担。
被上诉人李永红二审答辩称：其认为原审判决调查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张熙芳认为其车辆最后维修完毕时间为2016年10月22日，但该维修完毕时间李永红在一审发回重审后已经进行说明，该时间是维修厂开具发票的时间，当事人误以为是维修时间，经过一审法庭前往维修厂现场核实调查后，与李永红陈述的维修时间一致，维修完毕的时间为2016年8月9日。对于李永红向原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说明中写到维修费为55200元，出现笔误的原因，李永红已向一审法院陈述，此处不再重复。
被上诉人罗秀玉二审无答辩，也无到庭参加诉讼。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在庭审时陈述，事故发生之后，案涉车辆被拖到日产4S店，4S店对维修报价5万元，上诉人认为报价太高不同意在该店维修，因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后由被上诉人自行维修。
再查明，广州市黄浦区均达维修厂于2017年2月25日出具《说明函》称案涉车辆维修费共65200元，有35000元该公司委托第三方代为收取，分别是2016年8月9日由广州狮岭杰复电器商行代为收取15000元，由广州煌贸饲料代为收取20000元。2018年4月28日，一审法院前往该维修厂调查时，该厂负责人杨志敏则陈述，李永红支付维修费的35000元系刷卡支付，该厂没有刷卡机，刷卡机是借用朋友的，只借用一台，刷完卡打出来的小票显示的是该厂，但听客户说他们去银行打出来的银行流水显示的交易对象却是其他公司，而且交易对象不固定，随机的。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
关于涉案车辆维修费的问题。经查，李永红一审时提供了由广州德高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受损修复价格评估结论书》、广州市黄埔区均达汽车维修厂出具的维修报价单、收款收据、两次开具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以及其妻子莫春玲所有的信用卡和银行卡对账单，以证明其实际支付的维修费用为65209元。但上述证据中，评估结论书仅是评估结论，不能代表实际支出的维修费用，维修厂两次出具的发票均已注销，而莫春玲的刷卡记录只有35000元。因此，李永红提供的证据中，能够证明其主张的65209元维修费损失的仅有维修厂出具的报价单和收款收据。考虑到维修厂两次出具发票均被其事后注销，以及维修厂出具的《说明函》与其负责人在一审法院调查时的陈述明显不符的情况，本院认为，以维修厂在本案表现出的诚信状况，其出具的证据不能单独采信作为证明维修费金额的证据。李永红在一审期间曾经出具情况说明称其确实于2016年8月9日将维修款通过刷卡两次，一次一万五千元，一次两万元，现金两万零两百元的方式支付给了均达维修厂。李永红事后称该说明中有笔误，现金实际支出了三万零两百元。但该说明系李永红为了本案诉讼向一审法院提供，且是在原一审案件已经开过一次庭、双方对维修费数额发生激烈争议的情况下，李永红向一审法院作出的关于维修费的说明，该说明会在关键性的现金支付维修费的数额部分出现笔误，显然与常理不符。同时，考虑到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陈述的事发后日产4S店曾经对维修费报价5万多元，因此，综合本案情况，本院采纳李永红出具的情况说明的内容，认定李永红为涉案车辆支付维修费55200元。原审法院对于维修费的认定错误，本院应予更正。
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应予采信以及张熙芳是否应承担的维修费的问题。本院认为，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系其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勘查事故现场，并结合当事人陈述、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鉴定报告书、车辆痕迹检验笔录等综合判断作出的。张熙芳虽然对于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有异议，但并无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交警部门的认定，故对其主张本院予以驳回。至于张熙芳是否应当承担维修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书，案涉事故由张熙芳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李永红无责任，故由此造成李永红的全部损失应由张熙芳承担。张熙芳主张车辆损失应根据车辆事发前以及事发后的残值进行确定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由于张熙芳未购买涉案车辆的交强险，故原审法院判决张熙芳与王桂英就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范围内连带赔偿李永红2000元，超出交强险部分由张熙芳全部承担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张熙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2民初5247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
二、变更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2民初524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张熙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其十日内赔偿李永红车辆维修费、评估费等损失5781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546元，由李永红负担220元，张熙芳负担13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46元，由李永红负担220元，张熙芳负担13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明艳
审判员 陈晓红
审判员 罗 毅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书记员 李思泳
刘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