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厦行终字第1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建阳，男，汉族，1974年1月26日出生，住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代理人陈月辉、许玲，福建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新安路5号。
法定代表人费薇，局长。
委托代理人廖先传、廖益春，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厦门同安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城西路101号。
法定代表人许建文，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洋、肖芳，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厦门市同安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环城北路834号。
法定代表人赖志军，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刘洋、肖芳，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厦门富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西路185号6b08单元二层。
法定代表人陈燕杰，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卢少敦、马忠文，福建兴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建阳因诉被上诉人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下称同安财政局）、原审第三人厦门同安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同安国投公司）、厦门同安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同安建发公司）、厦门富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富兴公司）国资管理行政批复一案，不服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5）同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建阳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月辉、许玲，被上诉人同安财政局法定代表人费薇及其委托代理人廖先传、廖益新，原审第三人同安国投公司、同安建发公司的���同委托代理人刘洋、肖芳，原审第三人富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忠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2004年5月17日，富兴公司与同安建发公司签订《合作开发经营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合同》，约定合作开发位于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西溪南岸“富贵家园三期商住小区”项目（不含5、6、7、号楼及4号楼东侧）。双方各自享有项目权益的比例为53%与47%。2005年12月19日，富兴公司与郭某某、张某某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富兴公司将所占的“富贵家园三期商住小区”商品房项目47%的股份，以1200万元承包给案外人郭某某、张某某。2007年7月19日，张某某与郭某某签订《承包经营权益转让协议书》，约定张某某将其享有的“富贵家园三期���住小区”47%的权益中的部分，以200万元转让给郭某某。2008年11月14日，因债务纠纷郭某某与陈建阳签订《协议书》，约定郭某某将所占“富贵家园三期商住小区”47%的股份及其他收益以2300万元转让给陈建阳。
2010年5月31日，同安区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形成厦同政常纪（2010）6号常务会议纪要。纪要第四、关于建发公司富贵家园三期项目解除合作合同问题。载明：会议听取国投集团总经理许建文关于建发公司关于富贵家园三期项目解除合作合同情况的通报。为妥善解决富贵家园三期项目开发建设机制问题，会议要求国投集团董事会按照确保国投集团建发公司原有资本金以及前期投入得到合理回收，同时妥善化解开发商与购房者矛盾纠纷问题的原则，依法解除合作合同，具体请许国华副区���牵头协调。
2010年6月4日，同安区人民政府召开关于富贵家园三期股权转让问题专题会议，形成厦同政专纪（2010）66号专题会议纪要。该纪要载明：会议明确以下具体事项：①根据5月31日区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原则同意国投建发公司采用转让其持有富贵家园三期项目股权的方式解除合作合同。②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和国有资产产权转让有关规定，在项目股权转让前，由国投集团聘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项目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作为项目股权转让定价的参考依据。③评估机构的选定由区财政局负责会同区监察局咨询市国资委后，采用招投标的方式确定。④鉴于该项目的特殊性，同时为使该项目能持续运作，尽快解决建设过程中的遗留问题，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一章第五条和第三章第十八条的规定，同意采用��议出让的方式，由国投建发公司与该项目另一股东富兴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签订后，转让协议要提请厦门市产权交易中心鉴证。⑤有关富贵家园三期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已购房户的相关问题，要在转让协议中予以载明，并明确由受让方负责处理。⑥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所发生的资产评估费用及鉴证费用由国投集团商受让方共同承担。
2010年8月13日，同安国投公司向同安财政局呈报同国投（2010）85号《厦门同安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转让有关事项的请示》。
2010年9月5日，同安财政局向同安国投公司发出“同财农（2010）42号”（下称42号批复）《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关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股权转让的批复》。批复载明：同安区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你司《关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转让有关事项的请示》（同国投（2010）85号）收悉。鉴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开发建设的特殊性和所处困境，为妥善解决该项目开发建设中的遗留问题，使开发建设项目持续运作，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和同安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厦同政常纪（2010）6号）、同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富贵家园三期股权转让问题专题会议纪要（厦同政专纪（2010）66号）精神，经研究，同意你司下属的建发公司所持有的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的国有股权协议转让给该项目的另一股东，即厦门富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接文后，请按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抓紧组织实施。
2011年5月31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厦民初字第342号民事判决，确认：郭某某、张某某原根据2005年12月19日《承包经营合同书》享有的对被告富兴公司的承包经营权益，即对位于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西溪南岸“富贵家园三期商住小区”（不含5、6、7、号楼及4号楼东侧）项目享有的47%权益，已由陈建阳受让取得。2011年12月14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闽民终字第630号民事判决，维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厦民初字第342号民事判决。
2013年11月14日，陈建阳就“富贵家园三期商住小区”项目知情权一事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4年5月20日做出（2013）同民初字第4142号民事判决，驳回陈建阳的诉讼请求。2015年1月16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厦民终字第2513号民事判决，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2013）同民初字第4142号民事判决，判令：同安建发公司应予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将《合作开发经营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合同》项下以富兴公司名义开发的“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所涉及的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拆迁安置实施方案、商品房建安造价、商品房的售价及销售情况、项目的经营和财务状况等相关资料和相关财务账册、报表等公司资料提交陈建阳审阅。
2015年3月16日，陈建阳以同安财政局作出的《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关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股权转让的批复》违法，且损害了国家的财产利益和其合法权益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撤销同安财政局作出的《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关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股权转让的批复》（讼争42号批复）。
原审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1、陈建阳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2、陈建阳提起的诉讼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3、陈建阳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4、同安财政局作出的42号批复是否违法，是否侵害了陈建阳的合法权益。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原审判决分析并认定如下：1、关于陈建阳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问题，同安财政局主张，其针对同安国投呈报的《关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转让有关事项的请示》作出42号批复，该批复的内容是同意将同安国投下属公司同安建发所持有的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的国有股权协议转让给该项目的另一股东富兴公司，该批复同意转让的股权是同安建发所持有的国有股权，陈建阳并非该批复同意转让的股权的所有人，同安财政局对同安建发所持有的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的国有��权转让作出的批复行为与陈建阳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陈建阳与42号批复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起诉42号批复的原告主体资格，其起诉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
陈建阳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其虽并非批复同意转让“富贵家园三期小区”项目股权的所有人，也并非同安财��局作出具体行为的相对方，但同安财政局批复转让的项目整体股权系由其所持有的47%股权与同安财政局批复转让53%的股权构成的，陈建阳所持有的项目股权与同安财政局批复转让的股权存在着法律上直接的利害关系。该许可股权转让的批复必然对其产生直接的影响，且事实证明该种影响已经显现。同安财政局在明知富兴公司享有的47%项目股权已转让给陈建阳，富兴公司仅仅是名义上的开发商，明知陈建阳是'富贵家园三期小区'的直接利益关联方的情况下，在作出批复后却故意未将该批复送达或告知《合作开发经营合同》项下47%项目股权受让方，该批复行为明显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并导致其巨额财产权益处于失控和可能流失状态。根据《合作开发经营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合同》的约定，同安建发公司是拥有“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53%的控股股东，同安建发公司负责合作后的全部投资、资金筹集，并以富兴公司名义负责项目的开发建设的全部工作。在拥有47%项目股权、且不享有经营管理权合作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同安财政局许可将53%的控股股东的股权进行对外转让，势必对项目的合作开发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导致项目经营管理权、财产控制权落入他人之手，其对陈建阳的影响和侵犯是显而易见的。同安建发公司在陈建阳诉富兴公司47%项目股权纠纷一案中，当庭向法院承诺“若法院确认第三人郭某某、张某某享有的对富兴公司的承包经营权益已由原告陈建阳受让并合法有效，同安建发公司同意配合陈建阳履行与富兴公司签订'富贵家园三期小区'《合作开发经营合同》，共同完成该项目的开发经���”，同安财政局的批复明显违背了同安建发公司对同为项目股东陈建阳所作的承诺，且事实上已导致“富贵家园三期小区”项目开发长期停顿，陈建阳维权无门，及某些自然人利用同安财政局的批复掌控富兴公司的便利，试图以富兴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向商业银行抵押贷款的严重后果。该批复已给同为项目股东
--陈建阳权利造成严重的实质性影响和侵害，与其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该批复已严重侵犯了陈建阳财产权，陈建阳依法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判决认为，2011年5月31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厦民初字第34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确认：郭某某、张某某原根据2005年12月19日《承包经营合同书》享有的对被告富兴公司的承包经营权益，即对位于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西溪南岸“富贵家园三期商住小区”（不含5、6、7、号楼及4号楼东侧）项目享有的47%权益，已由陈建阳受让取得。2015年1月16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厦民终字第251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确认：同安建发公司应予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将《合作开发经营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合同》项下以富兴公司名义开发的“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所涉及的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拆迁安置实施方案、商品房建安造价、商品房的售价及销售情况、项目的经营和财务状况等相关资料和相关财务账册、报表等公司资料提交原告审阅。根据以上两份生效的民事判决，陈建阳享有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西溪南岸“富贵家园三期商住小区”47%权益，并且对“富贵家园三期商住小区”项目享有“所涉及的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拆迁安置实施方案、商品房建安造价、商品房的售价及销售情况、项目的经营和财务状况等相关资料和相关财务账册、报表等公司资料”等知情权。同安财政局作出的42号批复。其内容是：同意同安建发公司所持有的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的国有股权协议转让给该项目的另一股东，即厦门富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建阳作为享有“富贵家园三期商住小区”47%项目权益的权利人，认为同安财政局作出的批复侵犯其财产权益与其具有利害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适格的原告。
关于争议焦点2即陈建阳提起的诉讼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问题，同安财政局主张，其���对同安国投呈报的《关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转让有关事项的请示》作出的批复，属于内部行政批复行为，不具有外部法律效力，同安建发公司所持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的国有股权发生对外转让的法律效力，是基于同安建发公司与富兴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而不是基于其作出的内部批复行为。因此，批复行为本身并未对陈建阳权利义务产生直接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六）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因此，陈建阳的起诉事由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陈建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3条第2款规定：“有关行政机关对其他机关或者对其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的人事、财务、外事等事项的审批，不适用本法。”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内部行政审批行为一是指在政府内部，有关行政机关对其他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政党、团体等组织）人事、财务、外事等事项的审批。二是在行政机关内部，上级行政机关基于行政隶属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或者直属事业单位有关事项的审批。而本案中同安财政局作出的批复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及财政部制定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必须履行的行政审批（许可）职权，从行政法角度看，其作出的批复系其履行审批职权的具体行政许可行为，该批复��对同安国投公司上报的，关于其全资（下属）子公司同安建发公司持有的“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中全部国有产权进行对外转让的许可、批准，且该批复行为不仅对“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另一项目股东，即陈建阳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且已严重侵犯了其财产权，该具体行政行为完全属于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同安财政局辩称的，其作出的批复不具有外部法律效力，同安建发公司将所持有的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的国有股权转让发生对外转让的法律效力，是基于同安建发公司与富兴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而不是基于其作出的批复行为。该辩解系对企业国有产权协议转让相关规定的误读。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以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资发产权（2006）306号）及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企业国有产权的协议转让应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如果同安建发公司将其持有的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股权协议转让给富兴公司不是基于同安财政局的批复，那么同安建发向富兴公司转让项目股权岂不是没有法律依据，转让协议依法亦不生效。因此，其作出的批复属国家行政机关履行核准职能的行政许可行为，不属于内部行政审批行为，同安财政局关于其作出该批复属内部行政审批行为的辩解于法无据，依法不应予以采信。
原审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对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范围作了列举式规定。第十三条对人民法院不受理的行政诉讼情形也作了列举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行政诉讼法第十二（修订后为第十三条）规定的行为；（二）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三）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四）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五）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六）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本案同安财政局作为受同安区人民政府授权委托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行政部门，其作出的42号《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关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股权转让的批复》是其履行对国有资产行使���政管理职能的具体行政行为，陈建阳对该批复提起行政诉讼符合上述法律、司法解释对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应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关于争议焦点3即陈建阳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问题。同安国投、同安建发公司认为，陈建阳就“富贵家园三期商住小区”项目知情权一事向同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于2013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在该知情权一案中，同安建发公司在2014年1月23已将案涉的“同财农（2010）42号”文作为证据提交法院，陈建阳并在2014年1月26日庭审过程中就该批复进行了质证，其在诉状中声称，在知情权案二审庭审中（2014年7月7日）才知道上述批复的陈述显然与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之规定，陈建阳2015年2月向同安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其诉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富兴公司认为，同安财政局的批复于2010年9月5日作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陈建阳应当在其知道该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2008年11月14日，郭某某与陈建阳签订《协议书》，约定郭某某将47%的项目权益转让给陈建阳，即自2008年11月14日起，陈建阳即取得“富贵家园三期项目”47%的���益，其作为该项目权益的所有人，不可能不知道同安建发公司已将其享有的53%的项目权益转让给富兴公司，更不可能不知道同安财政局批复的存在。故陈建阳必须在2010年9月6日至2010年12月5日期间就同安财政局的批复提起诉讼。即使按其主张的“2014年7月7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其与同安建发公司关于知情权案件的过程中知道被告批复的存在及相应内容”，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的规定，陈建阳也必须在2014年7月8日至2014年10月7日期间提起诉讼。因此，陈建阳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
陈建阳认为，同安财政局作出批复的时间为2010年9月，其起诉时间在2015年2月9日，起诉时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施行，起诉期限应当适用2000年3月20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当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针对行政行为相对人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情况，在该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涉及非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只要当事人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5年内，在知道该具体行为内容之日起2年内起诉都不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陈建阳只是与其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而不是行政相对人，同安财政局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既未告知当事人诉权和起诉期限，也未告知当事人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故只要在五年内，在知道行政机关作出批复内容之日起2年起诉都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上述答辩所称的起诉已超过6个月的起诉期限不符合本案的事实及法律规定。
原审判决认为，同安财政局作出批复时并未告知陈建阳诉权或者起诉期限。2014年1月26日陈建阳在与同安建发公司知情权一案庭审中，就该批复进行了质证，可以认定在2014年1月26日陈建阳就知道了批复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故陈建阳于2０15年3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
关于争议焦点4即同安财政局作出的“同财农（2010）42号”《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关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股权转让的批复》是否违法、是否侵害��陈建阳的合法权益问题。陈建阳认为，同安财政局作出的“项目股权转让”的批复没有法律依据，完全属非法滥权审批，42号批复内容和程序均明显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下称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国有资产转让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转让全部国有资产的，或者转让部分国有资产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在本案中，同安区人民政府并未作出将同安建发53%项目股权进行转让这样的批准决定，同安财政局提交的2010年5月31日区政府常务会议形成的《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厦同政常纪（2010）6号）第四项内容中，同安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对“富贵家园三期小区”项目的决定是“依法解除合作合同”，而非“项目股权转让”；但在2010年6月4日同安区人民政府的专题会议上形成的《关于富贵家园三期股权转让问题专题会议纪要》，公然违背区政府常务会议的决定，将“依法解除合作合同”赫然篡改为“转让股权”，并违背法律规定，冠以“采用转让项目股权方式解除合同合同”，同安财政局所谓的“项目股权转让”显然未经批准，是偷换概念和滥权的产物。同安建发公司并不是与富兴公司解除合作合同，而是将其所持有的项目股权转让给富兴公司，同安财政局混淆了解除合同和股权转让的定义。合同的解除，是合同有效成立后，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行为。合同解除是合同之债终止的事由之一。而股权转让，是公司股东依法将自己的股东权益有偿转让给他人，使他人取得股权的民事法律行为。具体到本案中，若同安建发与富兴公司解除合作合同，两家公司就应该对投入、支出等进行清算，而后再根据项目的盈亏状况分配盈利或承担亏损；若同安建发将项目股权转让给富兴公司，则依法应当履行国有产权转让审批的法定程序，同安财政局作为同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不可能不清楚两者的区别。同安财政局许可同安建发持有的富贵家园三期的国有股权以协议方式进行转让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具有违法性。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遵循等价有偿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转让方应当如实披露有关信息，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的受让方为两个以上的，转让应当采用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而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2006年21月3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6）306号）的规定，国有资产协议转让的允许范围只有两种：一为对于国民经济关键行业、领域结构调整中对受让方有特殊要求，即涉及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且协议转让后仍应保持国有绝对控股地位。二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的内部资产重组，且转让方和受让方均为国有或其全资、绝对控股企业。而且上述转让须经省级以上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显然，同安财政局批复许可以协议方式转让的同安建发公司拥有的“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53%的项目股权并不属于“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国有资产，同安财政局亦没有相应的审批权限。其批复所适用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系财政部2004年2月1日实施的部门规章，其效力远低于企业国有资产法，同安财政局属许可适用法律错误。且即使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同安财政局的批复也违反该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转让方应当将产权转让公告委托产权交易机构刊登在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经济或者金融类报刊和产权交易机构的网站上，公开披露有关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广泛征集受让方。产权转让公告期为20个工作日。”第十八条规定；经公开征集只产生一个受让方或者按照有关规定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可以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可以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1）经公开征集只产生一个受让方；（2）按照有关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但是，从陈建阳起诉至今，均未见到同安财政局及同安国投公司或同安建发公司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在股权转让前已履行了公开征集受让方的程序，亦未看到同安财政局提交许可协议转让的“有关规定”是什么规定。此外，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以依法评估的、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认可或者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核准的价格为依据，合理确定最低转让价格。”本案中，同安财政局作为行政许可单位，拒不向法庭提交相关的评估报告和转让国有资��的合同文件，依法应认定其未履行评估程序。综上，同安财政局作出股权转让的批复属未履行法定审批程序，也未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更未公开如实披露有关信息和征集受让方，同安财政局及同安国投公司是暗箱操作将巨额国有资产径行转让给指定对象，同安财政局作出的批复明显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而且，42号批复已严重侵犯了陈建阳的财产权。本案中，陈建阳虽然并非批复同意转让“富贵家园三期小区”项目股权的所有人，也并非同安财政局作出具体行为的相对方，但同安财政局批复转让的项目整体股权系由陈建阳所持有的47%股权与同安财政局批复转让53%的股权构成的，陈建阳所持有的项目股权与该批复转让的股权存在着法律上直接的利害关系。该许可股权转让的批复必然对陈建阳产生直接的影响，且事��证明该种影响已经显现。同安财政局在明知富兴公司享有的47%项目股权已转让给陈建阳，富兴公司仅仅是名义上的开发商，明知陈建阳是“富贵家园三期小区”的直接利益关联方的情况下，在作出42号批复后却故意未将该批复送达或告知《合作开发经营合同》项下47%项目股权受让方，该批复行为明显侵犯了陈建阳合法权益，并导致其巨额财产权益处于失控和可能流失状态。根据《合作开发经营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合同》的约定，同安建发公司是拥有“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53%的控股股东，同安建发公司负责合作后的全部投资、资金筹集，并以富兴公司名义负责项目的开发建设的全部工作。在拥有47%项目股权、且不享有经营管理权陈建阳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同安财政局许可将53%的控股股���的股权进行对外转让，势必对项目的合作开发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导致项目经营管理权、财产控制权落入他人之手，其对陈建阳的权利的影响和侵犯是显而易见的。同安建发公司在陈建议诉富兴公司47%项目股权纠纷一案中，当庭向法院承诺“若法院确认第三人郭某某、张某某享有的对富兴公司的承包经营权益已由陈建阳受让并合法有效，同安建发公司同意配合原告陈建阳履行与富兴公司签订'富贵家园三期小区'《合作开发经营合同》，共同完成该项目的开发经营”，同安财政局的批复明显违背了同安建发公司对同为项目股东陈建阳所作的承诺，且事实上已导致“富贵家园三期小区”项目开发长期停顿，陈建阳维权无门，及某些自然人利用被告的批复掌控富兴公司的便利，试图以富兴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向商业银行抵押贷款的严重后果。同安财政局批复已给同为项目股东的权利造成严重的实质性影响和侵害。
同安财政局认为，同安建发公司所持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股权属于同安区国有资产，其提交《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企业国有资产法、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厦门同安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证据证明其系同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就同安建发公司所持有的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的国有股权转让事宜行使监督管理职能。同安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厦同政常纪（2010）6号”《常务会议纪要》和“厦同政专纪（2010）66号”《关于富贵家园三期股权转让问题专题会议纪要》，明确同意同安建发采用转让其持有富贵家园三期项目股权的方式解除合作合同，由同安建发与该项目另一股东富兴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鉴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开发建设的特殊性和所处困境，为妥善解决该项目开发建设中的遗留问题，使开发建设项目持续运作，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防止企业国有资产流失，同安财政局切实贯彻区政府的会议纪要精神，根据《企业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批复同意同安建发所持有的富贵家园三期项目的国有股权协议转让给另一股东富兴公司，并要求同安国投公司按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因此，其作出的42号批复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陈建阳诉求撤销42号批复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富兴公司认为，陈建阳主张42号批复违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第五十四条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是错误的。上述法律适用的前提是“国有资产的转让”，虽然42号批复答复称“同意同安建发公司所持有的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的国有股权协议转让给该项目的另一股东，即富兴公司，但该批复所依据的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厦同政常纪（2010）6号】明确载明：同安国投公司向同安区政府做的情况通报系要求解除同安建发公司与富兴公司就富贵家园三期项目签订的《合作开发经营富贵家园三期商品商品房西项目合同》，而同安区政府亦同意依法解除该合作合同。故42号批复的本质意思是同意建发公司解除与富兴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解除合同系合同相对人之间的事，无需征得其他任何第三人的同意。所以，同安财政局不需要履行上述法律规定，也就不存在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况。即使是同安建发公司以转让53%的项目权益方式解除《合作合同》，也依法履行了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三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第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二十五条等条款的规定，即，依法报请同安区人民政府批准。陈建阳主张“该批复许可行为严重侵犯了被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是错误的。42号批复虽然同意同安建发公司转让其享有的53%的项目权益，但实质上是同意同安建发公司解除与富兴签订的《合作合同》，没有侵害被答辩人的利益。该批复同意转让的53%的项目权益系由同安建发公司持有，系国有资产，而陈建阳作为自然人，并非该53%项目权益的权利人，对此不享有任何权利��义务。而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同安建发公司以“转让53%的权益”的方式解除《合作合同》也无需得到陈建阳的同意。故，该批复根本不存在侵害陈建阳合法权益的情形。同安建发公司在（2009）厦民初字第34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做出的承诺是其单方行为，与同安财政局是否做出42号批复无关，同安财政局做出42号批复依据的是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同安国投公司的申请，该批复并未侵犯陈建阳合法利益。陈建阳主张，该批复许可行为使巨额国有财产出于流失的危险之中，也使得其巨额财产利益出于受损的危险之中。该批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陈建阳的利益，是不属实的。同安建发公司解除与富兴之间签订的《合作合同》是其做为合同主体之一的权利，解除合同退出合作也无需陈建阳同意或向其汇报，即与陈建阳无关。42号批复明确载��：“为妥善解决该项目开发建设中的遗留问题，使开发建设项目持续运作，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投资具有较大风险，无法保证收益，故该批复恰恰是保护了国有资产而非使得国有资产流失。另外，富兴公司以“富贵家园三期小区”土地使用权申请抵押贷款，是为了能够取得更多资金运作该项目并争取取得收益。但陈建阳作为该项目的43%的权益人，其非但没有为项目运作、收益出力，反而与郭某某一同以伪造富兴公司公章的方式制作虚假合同进行恶意诉讼，并不当利用保全措施查封“富贵家园三期”项目价值2000万元的房产和车位长达三年之久，导致该项目资金严重短缺，损失惨重。
原审判决认为，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条“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国务院确定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家出资企业，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领域的国家出资企业，由国务院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他的国家出资企业，由地方人民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企业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实行由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之规定，同安区人民政府是同安行政区划内代表国家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及行使行��监督管理权的主体。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十一条“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授权其他部门、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之规定，同安区人民政府可以授权其他部门、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行使监督管理权。根据《厦门市同安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同安财政局受同安区人民政府的授权，代表同安区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对同安国投公司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监督管理，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同安建发公司作为同安国投的全��子公司，同安财政局对其亦具有监督管理的职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履行下列监管职责：（二）决定或者批准所出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事项，研究、审议重大产权转让事项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同安建发公司转让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的国有股权的行为属于重大产权转让事项，依法应接受同安财政局的监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该办法第三章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程序，第十八条规定，经公开征集只产生一个受让方或者按照有关规定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可以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厦门市同安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转让资产单项评估价值1００万元以上或单批评估价值3００万元以上应经区财政部门审核后，报政府批准。关于陈建阳提出的“42号批复，批复内容和程序均明显违法，使巨额国有财产处于流失的危险之中，也使其巨额财产利益处于受损的危险之中，该批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其合法权益，应予撤销的”的主张。而在本案中，同安建发公司拟将与富兴公司合作开发的“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53%的价值上亿元的国有股权转让时，履行了以下程序：2010年5月31日，同安区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形成厦同政常纪（2010）6号常务会议纪要。会议要求国投集团董事会，按照确保国投集团建发公司原有资本金以及前期投入得到合理回收，同时妥善化解开发商与购房者矛盾纠纷问题的原则，依法解除合作合同。2010年6月4日，同安区人民政府召开关于富贵家园三期股权转让问题专题会议，形成厦同政专纪（2010）66号专题会议纪要。同意国投建发公司采用转让其持有富贵家园三期项目股权的方式解除合作合同。鉴于该项目的特殊性，同时为使该项目能持续运作，尽快解决建设过程中的遗留问题，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一章第五条和第三章第十八条的规定，同意采用协议出让的方式，由国投建发公司与该项目另一股东富兴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安国投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同意对该项目的国有股权实施整体转让，并依法招标由福建华审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中标，对该投资项目进行了整体评估。2010年8月13日，向同安财政局呈报同国投（2010）85号《厦门同安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转让有关事项的请示》。2010年9月5日，同安财政局向国投集团作出讼争《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关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股权转让的批复》。该批复认为，鉴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开发建设的特殊性和所处困境，为妥善解决该项目开发建设中的遗留问题，使开发建设项目持续运作，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和同安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厦同政常纪（2010）6号）、同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富贵家园三期股权转让问题专题会议纪要（厦同政专纪（2010）66号）精神，经研究，同意同安国投下属的建发公司所持有的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的国有股权协议转让给该项目的另一股东，即厦门富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综上，原审判决认为，以上同安建发公司转让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53％的国有股权的程序，符合《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对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的程序规定。同安财政局作出的讼争42号批复即《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关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股权转让的批复》，系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及监督管理机构的法定职责。该批复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同安建发公司与富兴公司在2004年5月17日，签订《合作开发经营合同》到2０1０年9月5日同安建发作出42号批复，在长达6年多的时间中，纠纷诉讼众多，在投入资金9915万元，仍没有完成对“富贵家园三区商品房项目”的开发的情况下，为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与保值增值，经同安国投公司董事会集体研究，在经评估机构评估后，同意对该项目的国有股权实施整体转让，该转让行为是正常的经营行为。陈建议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予采纳。
综上，原审判决认为，同安财政局作出的“同财农（2010）42号”《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关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股权转让的批复》，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法应予维持。陈建阳请求撤销同安财政局作出“同财农（2010）42号”《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关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股权转让的批复》之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建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陈建阳负担。
上诉人陈建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于原审所提出诉讼请求，理由是：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据此作出了完全不公的错误判决，被上诉人同安财政局作出股权转让的批复未履行法定审批程序，也未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更未公开如实披露有关信息和征集受让方，被上诉人及同安国投公司是暗箱操作将巨额国有资产迳行转让给指定对象，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同安财政局作出的讼争42号批复程序合法明显错误。2、原审判决不仅对企业国有产权协议转让的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进行了断章取义的不当适用，同时还错误适用了《厦门市同安区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并据此作出了错误判决。
被上诉人同安财政局答辩称，1、其针对同安国投公司呈报的《关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转让有关事项的请示》作出的讼争批复，属于内部行政批复行为，不具有外部法律效力，同安建发公司所持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的国有股权发生对外转让的法律效力，是基于同安建发公司与富兴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而不是基于其作出的内部批复行为。因此，批复行为本身并未对陈建阳权利义务产生直接的影响。上诉人陈建阳的起诉事由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2、讼争42号批复的内容是同意将同安国投公司下属公司同安建发公司所持有的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的国有股权协议转让给该项目的另一股东富兴公司，该批复同意转让的股权是同安建发公司所持有的国有股权，陈建阳并非该批复同意转让的股权的所有人，同安财政局对同安建发公司所持有的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的国有股权转让作出的批复行为与陈建阳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陈建阳不具备起诉42号批复的原告主体资格，其起诉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3、被上诉人系同安区国有资产���督管理机构，有权就同安建发公司所持有的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项目的国有股权转让事宜行使监督管理职能。同安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厦同政常纪（2010）6号”《常务会议纪要》和“厦同政专纪（2010）66号”《关于富贵家园三期股权转让问题专题会议纪要》，明确同意同安建发公司采用转让其持有富贵家园三期项目股权的方式解除合作合同，由同安建发公司与该项目另一股东富兴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鉴于富贵家园三期商品房开发建设的特殊性和所处困境，为妥善解决该项目开发建设中的遗留问题，使开发建设项目持续运作，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防止企业国有资产流失，同安财政局切实贯彻区政府的会议纪要精神，根据《企业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批复同意同���建发公司所持有的富贵家园三期项目的国有股权协议转让给另一股东富兴公司，并要求同安国投公司按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因此，其作出的42号批复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综上，上诉人要求撤销讼争42号批复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起诉。
原审第三人同安国投公司、同安建发公司、富兴公司的答辩意见与被上诉人同安财政局的答辩意见一致。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均随案移送本院，本院据此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陈建阳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由富兴公司与同安建发公司所签订的《2010年4月30日“富贵家园”合作项目投入资金确认书》1份，拟证明双方于2010年5月5日对同安建发对项目投入资金进行确认，双方确认同安建发公司已经投入的资金为124123633.93元，该证据进一步印证了同安财政局在进行国有资产转让时未依法履行评估程序；2、由富兴公司与同安建发公司于2012年4月28日所签订的《合同合作后续履行问题协议书》及同安建发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向本院递交的起诉状各1份，拟证明由于同安财政局在作出批复时未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据此作出错误的批复，该批复导致巨额国有资产资金未能收回，该批复也是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处于危险之中。
同安建发公司、富兴公司对陈建阳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其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的行政批复无关；被上诉人同安财政局主张上述证据的提交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属逾期证据；且不能作为认定行政行','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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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年）》\',Items:[{法条名称:\'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三十二条
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ly]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ly]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ly]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ly]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ly]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ly]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ly]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ly]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ly]\'}]},{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3年）》\',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四十四条\',法条内容:\'
第一百四十四条 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ly]\'}]}]};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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