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58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明涛，男，汉族，1970年3月20日出生，住武汉市江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丽霞，女，汉族，1968年11月5日出生，住武汉市东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友红，男，汉族，1966年9月14日出生，住武汉市东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继承，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桂荣，女，汉族，1972年11月1日出生，住武汉市江汉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继承，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明涛、范丽霞因与被上诉人唐友红、曹桂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3民初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明涛及范丽霞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唐友红及曹桂荣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唐友红及曹桂荣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明涛、范丽霞、唐友红及曹桂荣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债权债务关系；2、《还款协议》系范丽霞及明涛在唐友红和曹桂荣胁迫、殴打和恐吓及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签订，并非范丽霞及明涛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3、唐友红向明涛转款的3万元并非是交付的建房款，而是向范丽霞还款；4、因唐友红及曹桂荣夫妇的违约行为使范丽霞不得不将房屋低价出售，因此造成了亏损，范丽霞基于亏损应由双方共同分担的认知而向唐友红支付14万元。因此，范丽霞向唐友红转款14万元不是还款。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答辩和开庭前一审法院没有将起诉理由、案由及相关证据通知和出示给明涛及范丽霞看，只是打了个电话告知唐友红已到法院起诉。等到开庭前几天，明涛及范丽霞才收到应诉通知书、传票及民事起诉状；2、一审法院首先将本案案由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后变更为合同纠纷，既然是合同纠纷，则又认定双方之间《还款协议》有效，存在矛盾。三、一审法院受理和判决本案过程中，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明涛及范丽霞没有自愿和唐友红及曹桂荣签定过任何合同。如果一审法院非要认定《还款协议》是合同的话，明涛是作为甲方的见证人签的字，明涛并没有任何“还款”意愿。该《还款协议》对于明涛来说明显属于无效“合同”。
唐友红及曹桂荣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唐友红、曹桂荣基于合伙建房目的向范丽霞及明涛共同支付了43万元，对此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明涛及范丽霞在此后并没有将建房费用明细向唐友红披露，且要求唐友红支付明显不合理的高额审批费用。双方因此发生纠纷并决定解除合同。二、如前所述，因双方决定解除合同而产生了《还款协议》。明涛的职业为警察，如果受到胁迫和被限制人身自由，完全可以寻求法律救济，而本案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明涛和范丽霞受到胁迫签订《还款协议》。《还款协议》为唐友红、曹桂荣、范丽霞及明涛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详实、真实有效，明涛和范丽霞还款的实际行为也可以印证《还款协议》的合法性。三、明涛及范丽霞已经将房屋出售。双方在一审法院组织的调解过程中，明涛及范丽霞同意向唐友红支付补偿款，若为唐友红违约，而明涛与范丽霞却自愿向唐友红补偿，则不具有合理性。因此，违约方并非唐友红及曹桂荣。
唐友红及曹桂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明涛、范丽霞偿还欠款29万元，并从2017年1月开始按照年利率8%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其还清全部款项为止；二、由明涛及范丽霞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明涛系在职公安民警，其与范丽霞系朋友关系。范丽霞与唐友红于2014年11月23日签订《合伙建房协议》一份，约定范丽霞与唐友红合资建房，唐友红出资比例为50%。从2014年11月至2015年4月，唐友红分五次给付范丽霞建房款共计人民币40万元，范丽霞出具了相应收条。2015年3月16日，曹桂荣向明涛转账人民币3万元。明涛认为上述3万元系受范丽霞委托收取的建房款。
2015年12月18日，唐友红及曹桂荣与明涛及范丽霞签署《还款协议》一份，协议载明：“2014年11月23日，范丽霞夫妇（甲方）与唐友红夫妇（乙方）签订了（合伙建房协议），此后唐友红向范丽霞夫妇缴纳了四十三万元建房资金。现由于唐友红单方面提出终止建房协议，范丽霞夫妇对唐友红夫妇的违约行为表示谅解，念及朋友近二十年的感情，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范丽霞夫妇同意退还夫妇建房资金四十三万元；二、由唐友红支付壹万元建房招待费；三、范丽霞夫妇答应从2016年5月起至2017年12月底止，分20个月每月还款两万元，只多不少，只到还清42万元为止；每月的还款日期为当月的15日之前。本协议双方签字后，原合伙建房协议失效；……”，明涛及范丽霞在协议落款的甲方处签字捺印，唐友红及曹桂荣在协议落款的乙方处签字捺印。两名案外人在公证方签字。后明涛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向唐友红及曹桂荣连续支付了七笔款项，共计人民币14万元。余款经唐友红及曹桂荣多次催要未果，现唐友红及曹桂荣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一审争议的焦点是唐友红及曹桂荣、明涛及范丽霞签订的《还款协议》是否真实有效。明涛及范丽霞均辩称签订协议时受到了唐友红的暴力胁迫，协议并非明涛及范丽霞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明涛及范丽霞未就受胁迫一事进行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再则明涛系公安民警，其应当具备超出常人的法律知识。一般公民在人身受到胁迫后尚且知道选择报警求助，而明涛当日不仅没有报警，反而在签订协议后连续的七个月内依协议约定的金额通过其名下银行账户向唐友红支付了人民币14万元。若明涛及范丽霞受到了胁迫，则明涛的上述行为明显不合常理。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明涛及范丽霞提出受胁迫的辩解意见无事实依据，亦与生活常理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明涛又提出其只是作为见证人的身份在协议上签字，只是因为协议上没有见证人一栏所以才在甲方处签字。与上同理，作为公安民警的明涛应当充分明知在甲方处签字的法律意义，故一审法院对明涛提出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明涛还提出其与范丽霞不是夫妻关系，而协议上注明的“范丽霞夫妇（甲方）”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为明涛、范丽霞是否是夫妻关系，并不影响《还款协议》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还款协议》是唐友红及曹桂荣与明涛及范丽霞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属合法有效。明涛及范丽霞应当按照约定返还唐友红及曹桂荣的建房资金43万元。上述协议约定“唐友红支付壹万元建房招待费”，另明涛及范丽霞已向唐友红支付人民币14万元，故明涛及范丽霞实际还应支付唐友红及曹桂荣人民币28万元。关于逾期付款利息问题，《还款协议》约定还款期至“2017年12底止”，未约定还款期内利息，故唐友红及曹桂荣主张的借款利息应自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明涛、范丽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唐友红、曹桂荣人民币28万元；二、明涛、范丽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唐友红、曹桂荣逾期利息损失（以人民币28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唐友红、曹桂荣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期限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的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85元由明涛、范丽霞负担（明涛、范丽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
二审中，明涛及范丽霞提交范丽霞名下招商银行的转账流水一份，证明范丽霞曾于2014年12月30日借款3万元给唐友红，故一审法院查明的唐友红向明涛转账支付的3万元实际上是唐友红向范丽霞的还款。
唐友红及曹桂荣质证认为，2014年12月30日范丽霞确实向唐友红转账支付了3万元，但该款项已由唐友红在2015年1月份左右以现金方式予以了偿还。还款的同时唐友红还送给范丽霞两条烟。范丽霞向唐友红支付3万元发生在双方签订《还款协议》之前，如果唐友红没有偿还，则完全可以在《还款协议》中予以扣除。即使范丽霞认为这3万元没有偿还，也与双方之间合伙建房无关联，范丽霞应另行主张。
本院经审查，仅对明涛及范丽霞提交的银行流水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二审调查前，明涛及范丽霞提交了《延期开庭审理申请书》及《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但在本院限定的期限内证人并未到庭作证。
唐友红、曹桂荣二审中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明涛及范丽霞是否应当按照《还款协议》中的约定承担还款责任是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明涛及范丽霞主张《还款协议》系受胁迫、恐吓而签订，应为无效协议，但对受胁迫、恐吓的主张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根据《还款协议》中所载明的内容，明涛及范丽霞应退还建房资金43万元，并从中扣除1万元建房招待费后，分20个月还清42万元的意思明确，可以视为自签订该《还款协议》时起，双方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明涛认为其仅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名无事实依据。唐友红认可2014年12月30日曾向范丽霞借款3万元，但称已于2015年1月以现金方式予以了偿还。明涛诉称其收到的3万元系唐友红偿还范丽霞的借款，并非为建房款，本院认为，该3万元系偿还借款还是给付的建房款，与明涛是否应依照其后签订的《还款协议》中的约定承担还款责任并无直接关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双方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达载判文书以外的诉讼文书。”明涛及范丽霞均称开庭前未接到一审法院的通知，经查，一审法院已以短信方式将开庭时间通知了范丽霞，且以法院专递方式向明涛邮寄了开庭传票，两人也已到庭参加了诉讼，故一审程序并未违法。
综上，明涛及范丽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85元，由明涛负担1492.5元，由范丽霞负担149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潘 捷
审判员 万 军
审判员 汤晓峰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书记员 胡 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