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39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种都高科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号*幢**层****号。
法定代表人：曾佳才，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志刚，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丽，女，198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系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成国，男，196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四川种都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号*栋*********号。
法定代表人：刘光基，职务不详。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刘光基，男，196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汉市。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李胜秀，女，汉族，1966年1月13日出生，住四川省广汉市。
上诉人四川种都高科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种都高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田成国、原审第三人四川种都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种都种业公司）、刘光基、李胜秀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49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种都高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志刚、任丽，被上诉人田成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种都种业公司、刘光基、李胜秀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四川种都高科种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田成国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种都高科公司与种都种业公司之间签订的涉及种子、无形资产、客户及研发团队、商标使用权等转让合同，已得到实际履行，种都高科公司为此支付了4200余万元的对价，上述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案涉种子早已交付种都高科公司，种都种业公司转款给刘光菊与种都高科公司没有任何联系。刘光基与刘华系父女关系，但刘华利用这种关系签订的合同受让价款很高，最终损害的是种都高科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帮助种都高科公司。综上，一审法院认定种都高科公司与种都种业公司之家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种都高科公司不能据此取得案涉种子的所有权，不能排除田成国对案涉种子的执行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田成国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种都种业公司、刘光基、李胜秀未到庭并未进行答辩。
田成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种都高科公司与种都种业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无效，位于新都泰兴粮站内的全部货物归种都种业公司所有；一审法院继续对位于新都泰兴粮站内的全部货物执行。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一、种都种业公司于2002年4月登记成立，股东为广汉市蔬菜研究所、李胜秀、刘光基，法定代表人为刘光基。种都高科公司于2015年6月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刘光基之女刘华，后变更为曾佳才，股东有成都广中校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成都万水千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黄莉、刘华、刘化来。成都广中校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有刘华、刘梅、刘光明、刘光芬、廖正芬，成都万水千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的合伙人邱仁建、刘华、刘光斌、刘光菊、陈贵堂。
2015年8月，种都种业作为甲方与种都高科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资产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所有的成品种子以评估公司的评估价格转让给乙方，转让时间为本协议确定的交割日；该合同第六条约定，资产交割的时间为2015年9月30日前。同月，双方又签订了《客户资源及研发团队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拥有的全部、完整的研发团队及客户资产原以1389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支付时间为2015年11月；还签订了《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约定甲方将在国家商标局注册登记的第31类商标许可乙方在其生产的产品及经营、宣传的企业活动中使用；签订了《无形资产（品种）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无形资产以11959710元转让给乙方，包括技术指导费、知识产权使用费、培育方法、技术等费用。2016年1月12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经过财务核对，乙方已经先后支付甲方4172万元；2、甲方同意将转让费用降低，但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的不变；甲方退还乙方1072万元。
2015年7月10月、20日、23日，种都高科公司分三次向种都种业公司转账390万元、300万元、305万元，合计995万元，注明的用途为“货款”。2015年9月23日，种都高科公司向种都种业公司支付了12.5万元、2015年9月25日支付了8万元、2015年9月30日支付了51万元、2015年9月24日支付了16万元、2015年10月30日支付了2万元，载明的用途均为“种子款”。2015年10月，种都高科公司先后向种都种业公司转账3087.5万元，载明的转账用途为“货款”。
种都高科公司当庭陈述，成立该公司的股东为刘华及种都种业公司的债权人；购买案涉种子是因为公司刚设立，需要由种子进行销售；案涉种子的货款分别为2178600.40元、3070907.57元、2763728.20元；案涉种子的实际交割时间为2015年8月16日，交割地点为位于新店子的仓库，种都高科公司将案涉种子搬至位于新都泰兴粮站仓库。
另查明，自2015年7月6日，种都种业公司先后被一审法院、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等法院多起执行案件列为被执行人。
二、田成国诉刘光基、李胜秀、种都种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13日受理，2015年7月27日，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如下协议：1、刘光基、李胜秀归还田成国借款300万元及利息；种都种业公司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因刘光基、李胜秀、种都种业公司未履行上述付款义务，田成国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8日立案执行【执行案号：（2015）高新执字第1862号】。一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根据田成国提供的财产信息，于2016年3月2日裁定对位于新都泰兴粮站内的全部货物予以查封，种都高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2016年4月1日，一审法院裁定中止对位于新都泰兴粮站内的全部货物的执行，田成国在收到该裁定书后15日内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审法院查封案涉种子后，一审法院允许种都高科公司变卖案涉种子，同时对于销售案涉种子的账号予以冻结。经一审法院同意，种都高科公司将案涉种子从位于新都泰兴粮站仓库搬离至位于位于广汉市的仓库。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田成国、种都高科公司的主体信息、工商登记信息；（2015）高新民初字第4704号民事调解书、（2016）川0191执异15号民事裁定书及送达回证、民事裁定书、询问笔录；《资产转让合同》、《无形资产转让协议》、《客户及研发团队转让协议》、《商标许可使用协议》、进账单、网上转账记录、被执行人信息查询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田成国作为申请执行人，无权在提起对执行标的继续执行的诉讼请求的同时，提起对执行标的确权诉讼。本案审理范围为种都高科公司是否享有对案涉种子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于田成国提起的确认案涉种子属于第三人种都种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种都高科公司主张通过购买方式已经取得了案涉种子的所有权，排除对案涉种子的强制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故本案争议焦点是，种都高科公司与种都种业公司之间是否签订有效合同；案涉种子是否已经交付。现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认定如下：
本案中，种都高科公司与种都种业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合同》，约定种都高科公司购买案涉种子，但田成国主张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意图规避债务，应属于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认定恶意串通应从主观目的、合同签订与履行过程、买卖双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不合理的低价”、卖方是否明知卖方存在巨额债务等方面综合判断。1、从买卖双方转让案涉种子的主观目的方面看，种都高科公司为新设立公司，基于经营需要须购买种子，但种都种业转让给种都高科公司不仅是种子，还包括无形资产、客户及研发团队、商标使用权等，属于整体转让，不符合交易习惯，更符合剥离资产与债务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同时，结合田成国提交的刘光基与曾佳才的通话录音，该录音中提到“保种都高科”、这个合同无法完成，这个付款也是以种子预付款的形式开过去的”、“最佳办法是马上形成一个补充协议把他作废了”，印证了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意图是将种都种业公司的资产转让给种都高科公司，达到保住种都高科的资产，规避种都种业公司的债权人执行的目的。2、从合同履行过程看，种都种业公司将存放于仓库的货物出售给种都高科公司，应通过仓单交付或双方签署交割单的方式进行，但诉讼过程中，种都高科公司未提交仓库出具的仓单，也未提交双方交割的清单，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案涉种子的交付履行。种都高科公司转账给种都种业公司后，又将部分款项转账给了种都高科公司股东之一成都万水千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刘光菊名下，印证了双方转账并非真实的在履行资产转让合同。3、从买卖双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看，种都种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光基与种都种业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刘华系父女关系，两公司存在关联关系。4、双方签订的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转让价款，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同时该合同对价款约定为评估价格，但种都高科公司并没有提交评估报告佐证交易价格。种都高科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已将“种子款”和“货款”进行区分，但提交的转账凭证中载明为“种子款”的交易金额只有八十多万，但种都高科公司提交的清单载明的金额有约八百万，不能相互印证证明实际付款金额与种子市场价相符。5、种都种业公司在将案涉种子转让给种都高科公司前，已有案件涉诉，其后大量案件将种都种业公司列为被执行人，可以认定种都种业公司在资产转让前已有多笔债务，而种都高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华作为刘光基之女，应当对此知情。
综上，种都高科公司与种都种业公司之家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种都高科公司不能据此取得案涉种子的所有权，不能排除田成国对案涉种子的执行。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准许一审法院在（2015）高新执字第1862号执行案件中对原存放于位于成都市新都泰兴粮站内的种子（包括变卖款）的执行。案件受理费100元，公告费300元，由种都高科公司负担。
二审中，种都高科公司提交本院（2017）川01民初98号民事判决书和生效证明以及该案执行裁定书，拟证明《资产转让合同》是有效合同。田成国质证后认为，对该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案种都高科公司隐瞒了重要情况导致判决结果错误。田成国向本院提交了成都高新法院（2015）高新执字1862号、1862-3号执行裁定书，本院（2016）2687号、2688号、2893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刘华与刘光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种都高科公司掌握着整个诉讼的方向。种都高科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力有异议。
本院认为，种都高科公司主张其与种都种业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合同》，通过购买方式已经取得了案涉种子的所有权，应当排除对案涉种子的强制执行。田成国主张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意图规避债务，应属于无效合同。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种都种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光基与种都种业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刘华系父女关系，两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种都种业公司在将案涉种子转让给种都高科公司前，已有案件涉诉，其后大量案件将种都种业公司列为被执行人，可以认定种都种业公司在资产转让前已有多笔债务。结合田成国提交的刘光基与曾佳才的通话录音，该录音中提到“保种都高科”、“这个合同无法完成，这个付款也是以种子预付款的形式开过去的”、“最佳办法是马上形成一个补充协议把他作废了”，印证了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意图是将种都种业公司的资产转让给种都高科公司，达到保住种都高科的资产，规避种都种业公司的债权人执行的目的；其次，双方签订的合同不仅是种子，还包括无形资产、客户及研发团队、商标使用权等，属于整体转让。且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种子转让价款，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同时该合同对价款约定为评估价格，但种都高科公司并没有提交评估报告佐证交易价格。因此，更符合剥离资产与债务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再次，种都高科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已将“种子款”和“货款”进行区分，种都高科公司提交的清单载明的种子金额有约八百万，但其提交的转账凭证中载明为“种子款”的交易金额只有八十多万，不能相互印证证明实际付款金额与种子市场价相符。种都高科公司也未提交仓库出具的仓单、双方交割的清单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案涉种子的交付履行。同时，种都高科公司转账给种都种业公司后，又将部分款项转账给了种都高科公司股东之一成都万水千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刘光菊（刘光基之妹）名下，印证了双方转账并非真实的在履行资产转让合同。
综上，原审认定种都高科公司与种都种业公司之间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种都高科公司不能据此取得案涉种子的所有权，不能排除田成国对案涉种子的执行并无不当。上诉人种都高科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700元，由上诉人四川种都高科种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邓凌志
审判员 黄小华
审判员 牛玉洲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书记员 雷婧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