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12民终102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韦文虎，男，1946年12月27日出生，壮族，广西河池公路管理局退休干部，住河池市金城江区。
上诉人（一审被告）：何湘宁，男，195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南丹县。
委托代理人：吴连文，男，1967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宜州市。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住所地：河池市民族路***号。
负责人：陈耀卫，该公司清算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潘岚，广西桂金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韦文虎、何湘宁与被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5）金民初字第10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韦文虎，上诉人何湘宁及其委托代理人吴连文，被上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以下简称经贸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潘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文虎、何湘宁上诉请求：一、请求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5）金民初字第1099号民事判决书。二、支持上诉人一审时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河池市中级人民法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上诉人请求发给异地一审法院审理。三、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两大项与实际不符。1、一审法院查明“庭审中，被告何湘宁认为，原告取得用地许可证、采矿许可证都是其办理，原告与其口头约定三七分成”（1099号判决书第23页正数第11、12行）是违反了己经履行的《兴路矿挂靠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协议书》和约定（1099号判决书第23页顺数第11、12行）。（1）何湘宁的兴路矿与河池公路对外总公司的关系是挂靠关系，兴路矿的所有权是何湘宁，兴路矿挂靠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按《兴路矿挂靠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协议书》约定：①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出面办理征地和采矿证，何湘宁负责费用和实地划定。②投资由甲乙双方共同引进或贷款。③兴路矿出矿后按矿窿营业额的20%上交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④对外经费按利润5%开支。该协议书何湘宁二十一年前已全面履行了，何湘宁已亲自到南丹县有关部门办理土地征用和采矿证，所有费用均何湘宁自己出资20万元办理，何湘宁退让皇谷矿股权95万元（河池经贸总公司无款退给何湘宁皇谷矿退股款）加入兴路矿之款，今一审法院以法庭上的片面问话：“原告与其口头约定三七分成”否定《兴路矿褂靠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协议书》履行历时二十一年前的约定，毫无事实依据。不符合历史真实凭据。（2）《脱勾协议书》是执行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局、国家经济贸易委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清理甄别挂靠集体企业工作的意见》财清字（1998）9号文件和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无探矿、采矿资质停产一年多而签，1998年12月1日的《脱勾协议书》盖上了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公章，河池公路局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覃奉积签字，手续齐全，《脱勾协议书》签订后，南丹县人民政府2000年12月18日发丹政函（2000）78号文《关于同意何湘宁户更改土地使用者名称的批复》：“经审核同意更改丹国用（1996）字笫0101001002号《土地使用证》中原土地使用者“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为“何湘宁”。同时注销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原持的丹国用（1996）字笫0101001002号《土地使用证》，收回4041.35m2土地使用权由你户使用，”河池公路对外经经贸总公司自始至终派何湘华落实。《脱勾协议》实施，《脱勾协议》签订后1999年3月至2001年7月韦文虎、何湘宁通过何湘华到河池公路对外经经贸总公司交5083641.64元冲黑水沟矿的投资挂账款，此款加上何湘宁原已投资115万元（20万元＋95万元），何湘宁、韦文虎投入黑水沟矿冲帐款6233641.64元，超冲了河池地区审计局审计数133641.64元。上述的（1）、（2）十分清楚地证实了何湘宁的《兴路矿褂靠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协议书》与“脱勾协议书”已履行的事实清楚，各项手续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3）“三七分成”是什么？是合伙。何湘宁在法庭上的“三七分成”：审判长问何湘宁“对投资有无约定”何湘宁回答“就是口头约定三七分成，办得手续的人拿30%，这是贯例”（庭审笔录第30页顺数第6、7、8行）何湘宁在这里说的“三七分成”是指给当地设计、地质资料，办证活动费占30%何湘宁负责投资占70%，并不是何湘宁去办证占30%，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占70%，“就是口头约定三七分成，办得手续的人拿30%，这是贯例”，这句话不能成为何湘定与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的口头协定”，况且在庭审笔录的21页倒数第12、13何湘宁十分明确“利益分配是三七，体现在矿管局上面，经贸公司拿70%，我们拿30%，与本案无关”。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代理问何湘宁，你认为黑水矿是挂靠还是合伙？何湘宁回答：“挂靠”（庭审笔录第21页正数第6行第7行），上诉人认为合伙要有合伙的协议，合伙人要承担连带债务责任，有入伙、退伙、散伙的清帐等事项，已经履行完毕后二十一年全部支出收入帐目要彻底清算，今见到韦文虎、何湘宁有1410万元收入，没有合伙协定，设有散伙清算，凭什么依据未分割610万元，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是1998年清理对象，1998年7月不能再经营，不按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局、国家经济贸易委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清理甄别“挂靠集体企业工作的意见》财清字（1998）9号文件清理，是河池地区公路局和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的责任，已经履行完毕后二十一年，今一审法院利用偏问偏套话否定《兴路矿挂靠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协议书》已履行完毕二十一年的依据，是背离证据取证法则的规定审查，“三七分成”“认定口头协议合伙”是法官套话编造，毫无依据。（4）庭审笔录第29页正数第10行，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自己确认：“是我们与梁桂华的合伙在先”。这句话十分清楚河池公路对经贸总公司是见利而伪造事实，韦文虎是居于当时河池公路局不愿意担风险而不让与银行贷款，不让兴路矿继续挂靠，韦文虎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冒着被指控侵占何湘宁财产罪名，把兴路矿改名为兴发矿与梁桂华合作，韦文虎与梁桂华的《联营合同协议书》没有盖上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公章，韦文虎的行为在当时情况根本不可能是公务行为，河池公路对经贸总公司在当时也知道《联营合同协议书》是韦文虎侵占行为，也知道《联营合同协议书》签订后兴发矿由梁桂全权继续施工并另设经营财务帐，为甩掉黑水沟矿这个包袱，河池公路对和经贸总公司一直在支持韦文虎的这一行为。一审法院查明：“何湘华，1998年2月至2000年6月在河池地区公路下设河池公路宾馆政冶教导员、党支部书记、经理，其间同时在黑水矿工作：2000年6月正式调到河池地区公路局办公室工作，负责黑水沟矿管理。”证实这一事实：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早在二十年前支持韦文虎把兴路矿当包袱甩掉，二十年后见有收入而否定二十年前决定的事项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而今一审法院却在履行二十一年之后而废除《兴路矿挂靠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协议书》、《脱勾协议书》，这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查明”。2、一审法院查明“2000年6月正式调何湘华在河池地区公路局办公室工作，负责黑水沟矿管理，，2003年经何湘华与原告对帐，核销金额889641.64元，加上经贸财务收现金4194000.大厂黑水沟矿款总收入5083641.64元。”（1099号判决书第22页倒数第7至第12行）。2000年6月正式调何湘华到河池地区公路局办公室工作，负责黑水沟矿管理，何湘华交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的5083641.64元，是何湘宁19**年12月1日与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签订《脱勾协议书》，梁桂华主管兴发矿之后交给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冲黑水沟矿的挂账的款项，有韦文虎2001年12月30月写给何湘华代管黑水沟矿期间1995年4月—2001年12月尚欠何湘华借款853万＋38万＋15万=906万元为证，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认为这款是大厂黑水沟矿矿款收入，但是经贸总公司尚未出示与梁桂华合伙经营兴发矿矿款收入证据，韦文虎与梁桂华签订的《联营合同协议书》没有盖上河池公路对外公司公章，韦文虎的行为不是为经贸总公司与梁桂华经营兴发矿而签，是为承担全部责任，是不怕承担侵占罪名指控而签，是为执行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局、国家经济贸易委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清理甄别挂靠集体企业工作的意见》财清字（1998）9号文件而签，至今经贸总公司没有拿出与梁桂华合伙经营兴发矿产生收入帐本和相关证据。大厂黑水沟矿款总收入5083641.64元，而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黑水沟矿帐却没一分钱的支出帐，收到钱是真的，可是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掩耳盗铃。
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判定有如下6点是错误无事实依据和无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与被告何湘宁、韦文虎之间属于内部关系，故原告起韦文虎、诉何湘宁主体适体。庭审笔录第29页正数第10行，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理确认“是我们与梁桂华的合伙在先，”，一审法院查明“1998年2月至2000年6月在河池地区公路下设河池公路宾馆政冶教导员、党支部书记、经理，其间同时在黑水矿工作；2000年6月正式调在河池地区公路局办公室工作，负责黑水沟矿管”这证明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深知韦文虎于1998年3月23日把兴发矿变成自己财产交给梁桂华全权继续施工，这是韦文虎个人行为，不是代表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而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为甩掉黑水沟矿这烂摊子却支持韦文虎这违法做法，梁桂华从此是兴发矿的全权施工管理和主要股东，是梁桂华、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背着韦文虎、何湘宁把兴发矿移交给高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局、国家经济贸易委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清理甄别挂靠集体企业工作的意见》财清字（1998）9号文，河池公路对外经经贸总公司属于清理范围内，本应自己清理，事实上1998年3月后河池公路对外经经贸总公司当时名存实亡，虽然不自行清理，但在1998年7月后绝对不能继续经营，1998年12月1日《脱勾协议书》签订，《脱勾协议》签订后1999年3月至2001年7月韦文虎、何湘宁通过何湘华到河池公路对外经经贸总公司交5083641.64冲黑水沟矿的投资挂账款，此款加上何湘宁原已投资115万元（20万元＋95万元），何湘宁、韦文虎投入黑水沟矿冲帐款6233641.64元，超冲了河池地区审计局审计数133641.64元。如果河池公路对外经经贸总公司认为兴发矿自己占有610万元，应该起诉梁桂华、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因为兴发矿矿窿至今还是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况且河池公路对外总公司自称其与梁桂华合作先于韦文虎、何湘宁；韦文虎、何湘宁与河池公路对外总公司不存在合伙关系，也不存在借贷关系，我们得到的只是参加105号矿体勘查工程应得到的补偿，事隔十八年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无权主张我们取得的105号矿体勘查工程的补偿，因此韦文虎、何湘宁不是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适格的被告。
2、一审法院认定“1998年12月1日后原告并没有与被告何湘宁进行清算工作，从其主管部门河池公路局一直委派其员工何湘华主管黑水沟矿工作的事实，且被告何湘宁也认可《脱勾协议书》是迫于当时的政策，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脱勾协议》即为放弃所有财产权利的说法为被告韦文虎、何湘宁的单方说法，原告并没有实际放弃财产权利，被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何湘宁的兴路矿与河池公路对外总公司的关系是挂靠关系，兴路矿的所有权是何湘宁，何湘宁的责任是在兴路矿出矿后，按矿矿窿营业额的20%上交给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为确保双方对矿窿营业额共同掌握而把兴发矿经营帐由河池公路对外总公司设帐，兴发矿在河池公路对外总公司设帐，该帐的财产数额不是河池公路对外总公司的财产额。一审法院认定《脱勾协议书》是迫于当时的政策，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是错误的，国家的政策，就是坚决贯彻执行，双方都不可以违抗，《脱勾协议》是符合财清字（1998）9号文的要求，必须要执行，《脱勾协议》不是单方说法，是双方真实意表示，是政规定，河池公路对外总公司是属当时清理对象，继续经营是错误的，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无探采矿经营许可，经营兴路矿采矿业务是违去的，《兴路矿褂靠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协议书》和《脱勾协议》没有约定清算内容，没有约定财产分割，河池公路对外总公司本身无财产权而主张财产权是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并没有实际放弃财产权利，被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是错误的。
3、一审法院认定“根据何湘华作经手人与原告结算的《费用报销结算单》记载，其中889641.64元属于报韦荣利、覃科成、谭昌香、黄国培等收条冲帐、4194000元属于经贸财务收现金，，同时该《费用报销结算单》上也注明大厂黑水沟矿总收支为5083641.64元，何湘华作为公路局派到黑水沟矿做工作人员，其履行的职务行为，在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在履行职务行为中交耒做矿款归单位所有”。黑水沟矿总收入5083641.64元是韦文虎、何湘宁在非常困难情况下承担兴发矿的经济责任交给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冲黑水沟矿原支出挂账，不是何湘华作为公路局派到黑水沟矿做工作人员，其履行的职务行为，就得到了黑水沟矿总收入5083641.64元，这是编造的谎言，《费用报销结算单》记载，其中889641.64元是河池对外经贸总公司收了覃科成承建金宜一级路23万元质保金，孙军投资款100万元，收了黄国培预交购云南麻粟坡矿款，韦荣秋支出是赔偿1997年兴路矿欠的民工工资，这些款项都是何湘华代韦文虎交给其本人冲平黑水沟矿的挂账，何湘华现金冲帐4194000元（即冲平原黑水沟矿褂靠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的挂账），总共5083641.64元都是韦文虎、何湘宁交给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冲黑水沟矿的褂帐，不是何湘华在履行职务行为的收入。这里有韦文虎2001年12月30月写给何湘华代管黑水沟矿期间1995年4月-2001年12月尚欠何湘华借款853万＋38万＋15万=906万元为证，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认为5083641.64元是其与梁桂华合作收，请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出示与梁桂华合作收入证据，否则是冒诈。
4、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于1998年3月11日前投入610万元，‘兴发矿’属于原告的下属机构，韦文虎作为法定代表人以该帐目主张个人投资显然与客观事实不不符，被告何湘宁已明确表示以其办证行为投资，故对一至三册的帐目本院不予以认定为被告个人投入，附四册至附十一册的帐产移交清单及帐目，其中列有财产移交的清单应是原告投资610元形成的资产，其余的帐目及帐产因（2013）桂民再终字第5号判决未认定属于被告投入的财产，故本院不予以采信”（1）一审法院歪曲了何湘宁在法庭上的讲话，1998年3月11日前投入610万元，何湘宁在庭审笔录的2l页倒数第12、13何湘宁十分明确表述：“利益分配是三七，体现在矿管局上面，经贸公司拿70%，我们拿30%，与本案无关。”，按《兴路矿挂靠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协议书》约定：①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出面办理征地和采矿证，何湘宁负责费用和实地划定。②投资由甲乙双方共同引进或贷款。③兴路矿出矿后按矿窿营业额的20%上交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④对外经费按利润5%开支。为确保双方对矿窿营业额共同掌握而把兴发矿经营帐由河池公路对外总公司设帐，兴发矿在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设帐，该帐的财产数额不是经贸总公司的财产额。该协议书何湘宁已全面履行了，何湘宁亲自到南丹县有关部门办理土地征用和采矿证，所有费用均何湘宁自己出资办理，同时也完成自已筹资、工程设计、施工，安电、引水、开路、安装设备与管理，自1995年开工至1996年因河池公路对外总公司无法办到采矿资质而停工，河池公路对外总公司一直没有派人参加管理，一审法院认定1998年3月11日前投入610万元，是经贸总公司的投资是没有事实依据。《脱勾协议》签订后1999年3月至2001年7月年韦文虎通何湘华冲黑水沟矿帐5083641.64元与何湘宁开始投入20万元和皇谷矿股金转入黑水沟矿95万元共6233641.64已经超冲了原610万元投入是实在的证明。这610万元投入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没有投入资金。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何湘宁已明确表示以其办证行为投资，故对一至三册的帐目本院不予以认定为被告个人投入，”是偏袒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2）一审法院认定“附四册至附十一册的帐产移交清单及帐目，其中列有财产移交的清单应是原告投资610元形成的资产”这是一个完全违背客观事实的认定。何湘宁兴路矿是挂靠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610元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司没有投资过，更何况是610万元的投资，610元能在几年内自然增产成5735万元投资，这谁也相信不了的事实，四册至十一册是韦文虎与梁桂华签计补充协议后参加105号矿体投资证据，在这期间韦文虎，何湘宁交勘察费45万元，交现金给梁桂华代理人和梁华共602万元，一审法院凭什么证据认定“附四至附十一做帐产移交及帐目，具中有财产移交的清单，应是原告投资610元形成的资产。”这是一审法违反客观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
5、一审法院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原告的权利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2年内主张，故原告于2015年5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认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原告的权利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2年内主张，故原告于2015年5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查明“何湘华1998年2月至2000年6月在河池地区公路下设河池公路宾馆政冶教导员、党支部书记、经理，其间同时在黑水矿工作，2000年6月正式调在河池地区公路局办公室工作，负责黑水沟矿管理，，2003年经何湘华与原告对帐，核销金额889641.64元，加上经贸财务收现金4194000.大厂黑水沟矿款总收入5083641.64元。”（1099号判决书第22页倒数第7至第12行）。上述查明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1998年2月后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一直与何湘宁在共同履行《兴路矿攒靠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协议书》和《脱勾协议书》，一审法院又认定：“故原告于2015年5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认为是因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2013）桂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于2014年12月22日生效后有1491万元补偿款后，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才否定《兴路矿挂靠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协议书》和《脱勾协议书》，韦文虎、何湘宁交623万元冲黑水沟矿的褂帐变成履行职务所得的谎言，因此，一审法院使用“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的诉讼时效超过十五年。
6、一审法院认定“综上所述，虽然原告与被告之间签有《挂靠协议书》，但双方并未按协议履行，而是另按双方的口头协议履行。《脱勾协议书》的签订并未在双方之间产生合伙清算的法律效力。原告是兴发矿的实际投资者，其投资了610万元，现原告投入资金购买的财产及开发的矿窿获得补偿款14911010元，原告请求分割其中的610万元归其所有，符合原告与被告的口头约定，本院对于原告的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第6条认定上诉人在前面一、二已表明是错误的，在此不重复。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5）金民初字第10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韦文虎、何湘宁付给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公司经贸总公司补偿款610万元。是一个违法的判决。上诉人在此声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公司经贸总公司与韦文虎、何湘宁自1990年至今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各方面关系，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2015）金民初字第10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韦文虎、何湘宁付给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公司经贸总公司补偿款610万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据的判决，是一个以权玩弄法律，戏弄上诉人的违法判决。
经贸总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上诉状描述的事实与本案呈现书证内容不相符，无法推翻一审认定的事实。1、经贸总公司与何湘宁的关系绝不是上诉人诉称的“挂靠”，黑水沟矿不是何湘宁投资形成的资产。首先，上诉人提交的一份1995年4月26日由韦文虎作为经贸公司的代表人与何湘宁签订的《兴路矿挂靠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协议书》的标题确实出现了“挂靠”二字，但是，签订这份协议书的时候，兴路矿既没有进行工商登记也没有实际的经营场所，更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投资，当时除了“兴路矿”三个字以外，何湘宁并没有资产和任何矿山采“挂靠”经贸总公司经营；其次，协议的内容表现为“合伙”，约定共同经营，共同引资但又缺乏出资比例和盈亏分担的约定；黑水沟矿在与梁桂华合伙前实际由经贸总公司单方投资610万元。有原河池地区审计局1998年12月25出具的《河池地区审计局关于韦文虎同志任河池地区公路局局长期间经济责任的审计结果报告》中有关韦文虎任河池公路局局长期间开展第三产业，投资大厂黑水沟矿610万元的认定以及现仍有经贸总公司财务建立的黑水沟矿在建工程财务支出凭证可供核查，韦文虎对此审计报告证据毫无异议，现又称经贸总公司没有一分钱投资是自相矛盾的，经贸总公司没有钱但在经营期间就向河池公路局借债2000万元，向外借款由公路局担保最后由公路局连带责任赔偿2200万元，目前，经贸总公司尚欠河池公路局4200万元，此外还有欠职工和其他外债2000万元。第四，黑水沟矿的经营管理，人员调配、工资支付，账目建立等都是由经贸总公司进行。证据表明，黑水沟矿在与梁桂华合伙前矿山列为经贸总公司的在建项目工程，由韦文虎的妹夫韦荣秋和妹夫兰必汉负责矿山的管理，并由经贸总公司支付工资（有工资支付凭证为凭）。与梁桂华合伙后，矿山资产移交梁桂华经营管理，出矿后派何湘华参与到梁桂华的合伙管理中去，负责接收合伙分得的矿产品和销售工作，工资也是由经贸总公司支付。有内部工作调动的调令、何湘华交给的矿产品销售收入到公司财务的凭证、何湘华在管理期间收取张敏的预付矿款100万元，最后没有供矿造成经贸总公司公司债务被张敏起诉法院判决并执行经贸总公司财产清偿张敏预付矿款的判决书和被执行的证据为凭。无论是韦荣秋，兰必汉还是何湘华尽管他们与韦文虎有着亲属和亲戚关系，但却是受经贸总公司公司委派进行矿山管理而不是代表何湘宁或者韦文虎个人去管理。第五，黑水沟矿山列为经贸总公司内设分支机构，有经贸总公司一审提交的1996年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可《关于机构设立的通知》文件（河贸办字（1996）05号）为凭，黑水沟矿列为经贸总公司第13个下属机构。黑水沟矿常常被称为“河池地区公路局矿窿”。试想，作为姐夫的韦文虎难道不理解什么是“挂靠”，难道会犯将属于内弟何湘宁“挂靠”的矿山纳入经贸总公司公司的投资机构这种低级错误吗？第六，在对黑水沟矿的重大决策上，如与梁桂华的合伙、与精诚公司的合作、加盟富源公司的探采活动，乃至最后承诺放弃与梁桂华的股份等等与黑水沟矿重要的经营决策都是经贸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韦文虎以“广西兴发矿的名义”签字所为，没有出现何湘宁名字，没有直接体现何湘宁的意思，黑水沟矿如何表明是何湘宁投资挂靠的？第七，何湘宁手上没有投资黑水沟矿的记录和账目。上诉人称办理矿山证件开支20万元由何湘宁出钱没有相应的支出凭据，上诉人与梁桂华的官司中法院认定该部分费用是经贸总公司支付。上诉人另称，何湘宁退让皇谷矿股权95万元转移兴发矿没有事实依据，而且这些无法认定的事实也不可能证明整个黑水沟矿就是何湘宁投资的矿山“挂靠”经贸总公司的公司经营的事实。可见，何湘宁与经贸总公司对于兴路矿（后来的黑水沟矿或者广西南丹兴发矿）名为挂靠，约定为合伙，实为经贸总公司单独履行投资和经营管理的义务。2、上诉人提交1998年12月1日《脱勾协议书》不但无法证明何湘宁与经贸总公司是挂靠关系，而且也无法证明黑水沟矿的财产属于何湘宁和韦文虎个人所有。该协议书与上述的挂靠协议书一样，经贸总公司公司档案无法查到，是通过官司二经贸总公司才发现的。经过调查，覃奉积否认协议书是其签字，经过一审庭审，何湘宁承认是何湘华操办并签字而不是何湘宁本人签字，但是，加盖了经贸总公司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韦文虎如今追认这份协议书（韦文虎之前称该协议书签订时其不知晓），那么，经贸总公司也没有否认的必要。然而，上诉人死死抓住这份“脱勾协议”又能否证明黑水沟矿属于上诉人？请看：从协议书表述脱钩原因来看：说是经贸公司不愿承担任何风险。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而脱钩，上诉人现在却说是当时的政策要求脱钩。而黑水沟矿当时的情况是：1998年3月19日开始与梁桂华合伙，转让给梁桂华49％的股份，黑水沟矿的全部财产交给梁桂华继续经营管理，由梁桂华继续负责合伙以后的投资，并根据兴发矿的实际困难，梁桂华每月支付5万元给兴发矿，1998年10月双方又共同签订补充协议，申请加入富源公司经营，这样，黑水沟矿一时间既不用投资又得钱还要有更大开采希望，哪来风险和不愿意承担风险而脱钩？显然脱钩是经贸总公司为了逃避风险和责任不能自圆其说。
从协议书约定上看：约定何湘宁19**年底办理完一切脱钩手续，脱钩后不能再以经贸公司的名义办理任何业务，何湘宁在黑水沟的一切业务应以个人身份办理，何湘宁的债权债务何湘宁自行承担，经贸公司的债权债务由经贸公司自行承担。但何湘宁的债权债务有哪些，经贸公司的债权债务有哪些没有明确，看来也无需明确，因为，黑水沟矿是经贸总公司出资形成的资产，债权债务也只能是经贸总公司单方债权债务。更主要的是没有约定经贸公司的债权和债务由何湘宁和韦文虎享有和承担，或者经贸总公司放弃黑水沟矿，或者约定黑水沟矿由上诉人折价补偿后归何湘宁或者两上诉人所有。
从“脱钩”以后的经营状况来看，在2001年南丹7.17透水事故矿山停产前，经贸总公司从没有停止参与黑水沟矿与梁桂华的合伙经营活动以及享有合伙人的权利。在1998年3月与梁桂华合伙之后至1999年7月是韦文虎的妹和妹夫韦荣秋和蓝必汉代经贸总公司管理矿山，1999年8月以后派出何湘华（韦文虎的妻弟、何湘宁的亲弟）参与矿山管理，期间，获取与梁桂华合伙经营分配所得的采矿收入以现金或者冲账的方式交给经贸总公司。可见，如果存在“脱钩”的事实，那就是何湘宁从经贸公司脱钩出去另行经营，经贸总公司仍在经营黑水沟矿并产生一定的利润收益。
3、一审对何湘宁“三七开”说法的认定无误。一审中，上诉人何湘宁、韦文虎均没有举证证明在兴发矿（黑水沟矿）与梁桂华合伙前黑水沟矿有投资的事实后，当法庭问及对黑水沟矿是如何取得股份的，何湘宁为保护其获得黑水沟矿30％的分配权而回答法庭：当时南丹都是谁帮办理得开采证的可以获得30％的股权，我也帮他们办得了开采证。如果这个回答不是说其本人在黑水沟矿的股份来源情况何必这样回答？他人与你有何关系？法庭问你黑水沟的股份情况，你去
回答别人的股份情况吗？如果30％股份，到底是多少？就是按照上诉人虚构的投资20万元＋95万元能否完全拥有黑水沟矿山100％股份和全部的利润分配？无论何湘宁占有黑水沟矿30％的股份怎么来的以及是否合理，何湘宁一直承认其只有30％股份，这与其在1999年1月10日与韦文虎之间形成的《经济分担协议书》的约定是一致的，而且其与韦文虎之间也是按照这个比例分配从梁桂华那里获得的补偿款的。如今何必作出这毫无意义的攻击。
4、韦文虎在黑水沟矿的行为只能是履行经贸总公司的职务行为，韦文虎个人没有投资黑水沟矿的记录，韦文虎凭着所谓经济分担协议书、愿意承担经济责任，声称对黑水沟矿拥有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韦文虎的工作简历告诉我们：1984年12月韦文虎开始担任河池公路总段总段长，1993年12月为河池地区公路局局长，1998年12月8日免去局长职务，改任调研员，2006年5月9日免去调研员职务，退休。在韦文虎担任总段长期间的1993年2月20日由广西河池公路总段下文任命韦文虎为广西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总经理（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至今法定代表人仍是韦文虎），这就是韦文虎与经贸总公司之间的政治关系。黑水沟矿是经贸总公司下属机构，没有韦文虎个人出资黑水沟矿的记录，韦文虎将黑水沟矿以广西南丹兴发矿的名义与梁桂华合伙，出让股份的行为是只能认定为履行经贸总公司的职务行为而不是其个人行为。韦文虎一审时对被问及与梁桂华的官司为什么没有告诉经贸总公司时的回答是：“因为我是法定代表人”，言不由衷地说明官司是代表经贸总公司进行的。但得钱后韦文虎没有交给公司，还编造己经通过何湘华补偿508万元给公司以及公司放弃黑水沟矿的事实，试图侵占经贸总公司投资黑水沟矿财产而引起本案的诉讼。上诉人韦文虎与梁桂华的合伙财产纠纷的诉讼行为也只能是代表经贸总公司的行为。上诉人韦文虎1998年3月以广西南丹兴发矿的名义与梁桂华签订联营合同，其是兴发矿的代表人，兴发矿没有工商登记，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以广西南丹兴发矿作为诉讼主体，在没有审查广西南丹兴发矿实际出资主体的情况下，由当时签订合同的经贸总公司韦文虎代兴发矿主张权利，而何湘宁凭借挂靠协议和脱钩协议使他与广西南丹兴发矿（黑水沟矿）形成了一定权利关系获得了主张权利的资格，但是，行使诉权获得黑水沟矿的补偿款后应当按照黑水沟矿的实际投资主体再进行内部分割而不是占为己有，因为对外经贸总公司实际代表的是没有工商登记的广西兴发矿主张权利并获得补偿的。上诉人韦文虎以其在1999年1月10日与何湘宁的一份《经济分担协议书》愿意承担黑水沟矿的经济责任作为其享有黑水沟矿70％的股份的依据没有得到经贸总公司的签字认可，也没有与经贸总公司单独形成股权、股份转让协议，韦文虎取得黑水沟矿补偿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违背了财产所有权的取得必须符合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规定
5、何湘华在2000年4月被河池公路局（经贸公司主管和开办单位）正式派往黑水沟矿山管理期间给经贸总公司交来的5083641.84元的矿款收入没有任何证据佐证是韦文虎、何湘宁在脱钩后给经贸总公司黑水沟矿的补偿或者承担经贸总公司投资黑水沟形成的610万元债务从而取得黑水沟矿的全部所有权。首先，在答辩人与何湘宁的脱钩协议书中没有约定黑水沟矿就此转让或者放弃给韦文虎和何湘宁，也没有转让金额的约定，何湘宁凭什么要交款508万元给经贸总公司呢？其次，上诉人韦文虎、何湘宁声称该款是通过何湘华代经贸总公司清偿债务，遗憾的是，508万元没有写“还债”而是写明是“黑水沟矿收入”。再次，上诉人提供的收款收据写明，经贸总公司收到，5083641.84元是“何湘华交来矿款”的累计也是挂在何湘华的账下，没有说明是韦文虎和何湘宁交来的钱，如今上诉人在毫无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将何湘华交给经贸总公司的矿款说成是韦文虎何湘宁的“现金和还款”显然不可采信。第四，何湘华是由河池公路局（当时公路局和经贸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派往黑水沟矿山开展管理工作的，工资由经贸总公司支付（有工资单为凭），何湘华履行的是经贸总公司的职务，交来的钱只能是当时履行矿山管理职务中获取的唯有的矿产品收入。而且事实证明，矿山在与梁桂华合伙期间己经出矿，如果没有出矿，也就没有矿产品的分配和销售，也就不需要派何湘华去参与管理。何湘华收取张敏的预付矿款100万元的事实，何湘华私下出卖合伙矿产品没有分给梁桂华的事实佐证了何湘华交给经贸总公司的钱是经贸总公司投资矿山产生的利润收入。第五，508万元属于何湘宁的钱毫无事实也不合情理。何湘宁称其当年从以广东老板那里得了退股金520万元，交给何湘华拿来给经贸总公司，从而否认何湘华交给经贸总公司的508万元不是经贸总公司投资黑水沟矿产生的矿产品收入，而从韦文虎、何湘宁提交的一份没有与经贸总公司公司财务账相吻合的《脱钩后何湘宁、韦文虎交给经贸公司的现金及还款情况》表中所附的凭证来看：何湘华交给经贸总公司的矿款从1999年8月至2001年1月逐月交款，金额不等，还有合计54万元的三笔表明是苏俊湾收取何湘华投资款的收据，而出具收据时间都在苏俊湾去世以后（苏俊湾是1999年4月10日病逝），还有表明退股金、借款等收据，无论真假，都无法与何湘宁资金来源相吻合。何湘华与经贸总公司之间的往来账上诉人编造一个520方元的来源也无法证明何湘华交给经贸总公司的矿款就是何湘宁所支付的款项。所以，为了排除经贸总公司对黑水沟矿补偿款的分割，韦文虎和何湘宁将何湘华交给经贸总公司的矿款收入空口无凭说成是他们二人对经贸总公司的“现金或者还款”是难以成立的。
二、一审支持经贸总公司获得黑水沟矿补偿款610万元具有事实并符合法律规定。经贸总公司在韦文虎的决策下，于1995年5月开始在南丹大厂铜坑黑水沟投资打窿采矿，因地名经贸总公司称该矿山为黑水沟矿，对外称“广西南丹兴发矿”，刻有公章但是没有工商登记。经原河池地区审计局对韦文虎离任局长时进行离任审计认定至1998年4月9日（审计开始日）经贸总公司投资黑水沟矿610万元，1998年3月19日韦文虎以广西南丹兴发矿的名义与梁桂华签订联营合同，转让48％的股份给梁桂华，移交给梁桂华作为联营资产的就是经贸总公司黑水沟这610万元矿山全部资产，财产移交清单加盖的是经贸总公司公司的公章并由上诉人作为与梁桂华官司中出资黑水沟矿的凭据。广西南丹兴发矿也就是黑水沟矿。在上诉人与梁桂华和精诚公司的官司中，法院判决的补偿款是针对1998年3月合伙前经贸总公司投资形成并移交给梁桂华的隆道和资产的补偿，经贸总公司主张的也是这部分财产的权利。该补偿款实际不是韦文虎和何湘宁的补偿款，韦文虎和何湘宁完全占有补偿款毫无法律依据，作为投资者，经贸总公司有权主张内部分割。黑水沟矿获得补偿款1491万元实际是黑水沟矿的利润收入，经贸总公司主张分割610万元获得支持并无不当。
三、本案补偿款再次内部分割无需以双方清算为前提。1998年12月1日经贸总公司和何湘宁签订脱钩协议，约定债权债务各自承担，没有清算的内容和必要，现在经贸总公司与何湘宁有什么需要清算的呢？没有。经贸总公司与韦文虎对黑水沟矿又有什么要清算的呢？没有。因为是经贸总公司单方出资，账目在经贸总公司手上投资610万元，用经贸总公司其他财产清偿何湘华收取的张敏预付矿款100万元以及诉讼、执行费11万元，收入508万元，要清算也是经贸总公司提出清算。如果需要清算，何湘宁和韦文虎己经以三七开的比例分割走了黑水沟矿补偿款近800万元，可为什么不清算就私下分钱了呢？可见，清算完全是上诉人的借口，试图完全占有1491万元的补偿款是真的。综述，事实胜于“雄辩”，上诉人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3年2月19日，经河池公路总段申请，河池地区交通局以河地交（1993）第06号文件《关于对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的请示〉的批复》同意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经贸总公司为河池公路总段直属集体企业，人员在总段编制内或招聘解决。1993年5月6日河池公路总段有偿拨给经贸总公司下列资产：一、流动资金100万元；二、12座丰田车一辆，价值20万元（车号00361）；三、国产加长东风车一辆，价值15万元（车号00767）；四、经营场所，建筑物两间，44平方米价值15万元；五、仓库一间120平方米价值10万元。经贸总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成立的时间为1996年4月30日，法定代表人：韦文虎；经济性质：集体所有制；注册资本：160万元；经营范围：石化建材，有色金属（除国家专控专营产品外），工程机械，矿山机械，汽车配件，机电产品，五金家电。
“广西南丹兴发矿（兴路矿、黑水沟矿）”是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字号。1995年4月26日，以经贸总公司为甲方、何湘宁为乙方签订《兴路矿挂靠河池公路对外贸易总公司协议书》一份，约定：一、经贸总公司出面办理征地和采矿证、何湘宁负责费用和实地划定；二、投资由甲、乙双方共同引进或借款。三、兴路矿出矿后按矿窿营业额的20%上交给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四、对外活动费按利润5%开支。1995年5月18日，“地区公路局兴路矿”取得桂丹大矿管字第9502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集体和个人采矿许可证》，采矿地点：大厂瓦窑山至黑水塘。开采铜、锌矿，有效期：自1995年5月18日起至1996年6月30日止。采矿负责人为何湘宁。1995年10月13日，南丹县人民政府作出丹政函（1995）67《南丹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用地作为采铜锌矿的批复》，批准经贸总公司使用大厂镇辖区位于瓦窑山处的国有土地4041.85平方米（折6.06亩）作开采铜锌矿矿窿用地。1996年4月8日，经贸总公司交纳国土划拨费33547.36元。1996年4月8日南丹县土地管理局颁发（丹用）地证字第玖佰壹拾捌《建设用地许可证》，批准经贸总公司“申批的用地作开采铜锌矿建设项目用地”。1996年6月7日经贸总公司取得桂大厂矿管字第9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集体和个体采矿许可证》，采矿地点：大厂黑水沟773，采矿负责人：何湘宁。有效期从1996年6月7日至1996年12月30日止。
1998年3月19日，韦文虎作为甲方“广西南丹兴发矿”代表，与乙方梁桂华签订《联营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经营投资原甲方在铜坑矿境内的窿道探采100-105号矿体事宜。甲方以原在铜坑矿境内投资窿道所有设备费用，及现有的巷道联营投资股权，占股百分之五十二。2、乙方负责联营投资探采窿道以海拨水平400米至海拨180米标高水平范围内所需要投的一切资金作为股权投资，占股为百分之四十八（48%）。3、甲方在与乙方共同联营投资前，窿道所有的债权债务及任何纠纷均由甲方自行处理承担，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4、甲方负责办理联营探采窿道的有关事项所须的一切手续。5、乙方负责窿道生产安全全部工作统一指导。6、出矿后，矿产品的分配形式为甲方占百分之叁拾五（35%），乙方占百分之六十五（65%），且必须扣除采矿时所需要的一切成本费用，然后按实际收入，再按甲乙双方的股份进行实际分配。7、窿道的所有一切设备及窿道均由甲、乙双方共同所有，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本窿道及设备作为债权债务做抵押，今后窿道与设备让退各占50%股份。8、原甲方在本窿道海拨400米水平以上的现有铜、锌矿，由乙方负责开采。为解决甲方目前的实际困难，乙方同意以每月支付给甲方伍万元作为铜锌矿开采支付，待铜锌矿无开采价值时，同时乙方也终止每月支付的五万元开采费给甲方，今后共同开采400米以上或另开通窿道所采的矿，按去成本后五五分成。9、如本窿道与外界发生任何矛盾及纠纷时，甲、乙双方有责任共同出面协调解决，如发生费用资金由乙方解决，重大问题由双方共同协商解释。（在伍万元以下由乙方负责，超过伍万元以上由甲乙双方按分配股份承担）。韦文虎在协议上加盖“广西南丹兴发矿”印章并签名。梁桂华亦在该协议上签字。同年3月23日原告与梁桂华办理固定资产移交手续。
1998年10月15日，南丹县精诚公司（属于南丹县乡镇企业委员会，独立核算的股份制集体经济性质，1995年12月12日梁桂华任公司经理，1999年3月21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梁桂明）向二一五地质队、富源公司提交《关于申请加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的报告》。报告称：精诚公司与南丹县兴发矿联合在大厂黑水沟开了一个矿窿（河池地区公路局窿口）。同月22日，富源公司向二一五队提交《关于105号矿体详查工程进展情况的报告》，请求精诚公司与南丹县兴发矿联合在黑水沟施工的窿道（原地区公路局窿）作为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的辅助工程。同月30日，二一五地质队（甲方）、富源公司（乙方）、精诚公司（丙方）签订《大厂矿田龙头山区105号矿体详查工程附属工程窿道承包开掘合同书》，同意接收丙方在大厂铜坑黑水沟开掘的窿道（地区公路局窿）为大厂矿田龙头山区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的附属工程窿道。
1998年11月1日，韦文虎代表南丹兴发矿与梁桂华签订《补充协定》，约定甲乙双方于1998年11月1日在南丹共同协商申请加入富源公司，使兴发矿能在今后工作中不受干扰，正常开展工作，经研究决定：出矿后，从全部股份中拿出5%的股份作为处理公共关系使用，具体由梁桂华操作落实，其余按双方原定合同所规定的分红方案执行。
1998年11月2日，梁桂华与精诚公司签订《联营投资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参与兴发矿韦文虎窿口联营投资并由精诚公司出面负责申请加入富源公司。
1998年12月1日以原告经贸总公司为甲方、被告何湘宁为乙方签订《脱勾协议书》，内容：乙方一九九五年在南丹县大厂镇黑水沟征用土地用于勘探矿窿，原挂甲方，现由于甲方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法律责任及经济责任，双方协议如下：一、乙方挂靠应在一九九八年底与甲方办理一切脱勾手续。二、乙方与甲方脱勾后不能再用甲方的名称办理任何业务。三、甲方与乙方脱勾不再向乙方收取任何管理费。四、乙方与甲方脱勾，乙方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甲方的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五、乙方在南丹大厂镇黑水沟的一切业务应以个人身份办理。。
1999年1月10日，韦文虎与何湘宁签订《兴路矿（兴发矿）经济责任分担协议书》。
2000年12月，南丹县土地管理局发放丹国用（2000）字第501010100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划拨大厂瓦窑山面积肆仟零肆拾壹点捌伍平方米给何湘宁作为矿窿。2000年3月3日，精诚公司等六个公司与富源公司签订《委托申办南丹县大厂矿田105号矿体勘查证协议书》，约定推选富源公司作为105号矿体的探矿权申请人，负责办理南丹县大厂矿田105号矿体的探矿权申请人，负责办理南丹县大厂矿田105号矿体勘查许可证工作及其他有关手续。同年6月26日，215队与富源公司签订《大厂矿区105号矿体联合详查项目勘查换证合同书》，约定大厂矿区105号矿体联合详查项目，由富源公司作为探矿权人进行勘查登记。2000年7月10日，国土资源部给富源公司核发0100000060051号许可证，授予该公司105号矿体探矿权，有效期限为1998年2月2日到2001年12月30日。
2000年3月25日，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向富源公司出具《出资鉴证报告》称，累计六家公司勘查出资43975.75万元。其中精诚公司申报截止1999年12月31日，出资机器设备22523707.00元，在建工程64810681.00元，材料物资8249010元，共计95583398.00元，鉴证报告认定数为57350038.80元。2006年8月1日，富源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今有我公司于2000年元月18日收到精诚公司交来1998年3月至1999年12月期间对105号矿体详查工程前期投资票据，金额为玖仟伍佰伍拾捌万叁仟玖佰捌拾元整（95583980元整）。经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对以上投资票据及工程进行评估后，实际认定为伍仟柒佰叁拾伍万零叁拾捌元捌角整（57350038.80元整），我公司予以确认。2006年8月17日，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在河池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注销登记。
2004年10月14日，富源公司作为乙方与甲方高峰公司签订《关于处理105号矿体原探矿权人遗留问题的协议书》。双方就处理105号矿体原探矿权人遗留问题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作为105号矿体探矿权申请人申请105号矿体探矿权；乙方放弃对105号矿体探矿权的延续登记申请。二、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给乙方对105号矿体原详查工程投资给予如下补偿：1、甲方取得105号矿体探矿权后，双方组建新的公司，甲方以现有资产出资占新公司75%的股权，乙方以现金出资占新公司25%的股权。新公司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2、甲、乙双方同意105号矿体原详查工程补偿款以1999年对105号矿体详查工程审计报告审定的43975.75万元为准。补偿款由新公司原则上在二年内（不超过三年）付清。3、甲、乙双方同意以甲方2004年9月30日为基准评估的总资产为基数，乙方按所占新公司25%的股权计算股本金（不超过9000万元），乙方股本金以补偿抵付。2006年1月16日，广西高峰矿有限责任公司取得了国土资源部下发的105号矿体勘查许可证。
2006年7月5日韦文虎、何湘宁向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梁桂华、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公司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其享有窿道52%有股权及收益权；2、返还价值60万元的机械设备；3、解除合同，对联营资产进行清算。2006年9月15日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河市一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驳回韦文虎、何湘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10元，其他诉讼费3303元，诉前财产保全费3250元，全部由韦文虎、何湘宁负担。
韦文虎、何湘宁不服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6年11月2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桂民一终字第197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二审案件受理费14313元（韦文虎、何湘宁已预交）由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重审时，根据案件审理结果一并处理。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时，韦文虎、何湘宁变更诉讼请求：1、判令梁桂华、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公司补偿其实际投入的2638万元；2、加入高峰公司后的股权其应享有50%的份额。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4月29日作出（2007）河市民一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1、梁桂华、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公司支付给韦文虎、何湘宁设备款折价款60万元；2、驳回韦文虎、何湘宁要求梁桂华、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公司补偿其他投资折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3700元，诉前保全费5000元，共计178700元，由韦文虎、何湘宁负担174700元，梁桂华、精诚公司负担4000元。韦文虎、何湘宁不服一审重审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9年4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桂民一终字第16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3700元（韦文虎、何湘宁已预交），由韦文虎、何湘宁负担。韦文虎、何湘宁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生效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于2011年11月15日作出（2010）民提字第112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8）桂民一终字第160号民事判决和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河市民一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发回重审后，韦文虎、何湘宁重新提出了如下诉讼请求：一、确认合伙后所形成的原兴发矿的财产即现精诚公司在105号矿体详查工程附属工程所形成的全部资产和其他所有的权益，原告占有50%的份额。其具的请求数据与内容是：1、高峰公司经由富源公司补偿给精诚公司在105号矿体详查工程附属工程费5794万元中的一半，即2897万元。2、富源公司代表精诚公司等六家放弃对105号矿体探矿权的延续登记申请，享有以现金出资占新公司25%股权，精诚公司占2.75%股权，原告应享有购买新公司2.75%的50%股权的权利，并享有该股权债权，承担该股权产生的债务。二、诉讼费由梁桂华、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公司。2013年5月15日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河市民三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一、本诉被告梁桂华、精诚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应将从富源公司得到的补偿款57350038.80元中的5506320.995元补偿给本','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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