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81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荷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东坑三横中路1号1幢702房。
法定代表人：蔡敏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春锋，广东神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浦江，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化州市泰丰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化州市林尘镇林尘村。
法定代表人：曾治杰。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立，广东富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世泰，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广州荷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荷创公司）因与上诉人化州市泰丰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3民初60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荷创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为泰丰公司向荷创公司支付可得合同利益损失15137111元；3．泰丰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无误。2015年10月18日，荷创公司与泰丰公司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友好协商的原则签订了《猪场生产管理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由荷创公司承包泰丰公司的猪场，承包期限为2015年11月1日到2020年10月31日止，又约定若某单方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本合同所引起的一切经济损失。在荷创公司承包主场进行生产管理期间内，荷创公司依约做好了生产管理，履行合同义务。然而泰丰公司为了一己私利，弃合同契约精神于不顾，于2016年7月5日向荷创公司发出了单方违约的意思表示，要求收回承包管理权。荷创公司与泰丰公司进行了磋商，希望泰丰公司能够继续履行合同。然而，泰丰公司一意孤行，不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坚持要单方面违约。2016年7月12日，荷创公司在泰丰公司的要求下，撤出了承包猪场。交接工作完成后，泰丰公司不愿意赔偿荷创公司的损失。
（二）一审法院对荷创公司提交的《价格评估结论书》证明的合同可预期收益只是部分采纳，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1．荷创公司对泰丰公司的帮助是无形而巨大的，很多都是属于知识产权范畴的投入：帮助泰丰公司设计并监督建成整个猪场最核心的产房设备，帮助泰丰公司设计并监督建成保育栏，帮助泰丰公司清查全群健康，花费极大代价替换了泰丰公司原来的已感染伪狂犬病毒的全部公猪，帮助泰丰公司建立了大规模集约化猪场的管理制度，帮助泰丰公司整体价值提升，从而让泰丰公司被高价收购成为可能。2．畜牧行业的规律是前期投资、后期收益，在管理规范的状态下，每五年一个周期的收益是相对稳定的。荷创公司接受该标的猪场的第一天开始就要投入，包括饲料、兽药、疫苗、人工、水、电、五金配件等直接费用，还有公司每个月各部门的服务费用，特别是荷创公司还花费不少资金聘请外国养猪专家万力之外多次从欧洲荷兰去泰丰公司养猪现场提供技术服务与支持。可以说荷创公司在8个月的合同期内一直是不断投入，而产生更多利润需要在之后的养猪生产后期。按照荷创公司商业模式，荷创公司可以让泰丰公司的猪场养猪生产水平不断提升，按照行业发展潜力还有上升空间，价值荷创公司的养猪技术咨询管理服务水平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即使有些波动，整体五年平均水平应该远高于现有水平，因此荷创公司因泰丰公司单方解除《猪场生产管理承包合同》的可得利益损失是较大的，荷创公司主张泰丰公司赔偿剩余合同期的可得利益损失是合理的。3．荷创公司提供的《价格评估结论书》客观、真实、合法、有效。荷创公司提供的广州德高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根据行业、市场及养猪技术特点等多方面因素做出的《价格评估结论书》，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有效依据，其得出的可得利益是完全合理且不是养猪行业的最高值。广州德高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是有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荷创公司通过正规委托手续聘请其作出公正中立的评估结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审亦认定该证据作为支持荷创公司合同可得利益的有效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及相关规定，《价格评估结论书》是鉴定结论，属于有效证据。开庭时泰丰公司虽然不确认其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但并无提出相反证据，且在法庭行使释明权后让然未提供相反证据，亦未提出重新评估申请，则一审法院应当全面采纳其中合同可预期利益的评估结论，而不应擅自行使自由裁量权仅采纳其中合同可预期利益之50%。综上，荷创公司的合同可预期利益应当按照《价格评估结论书》显示的13280027元，一审法院擅自采纳其50%作出判决是错误的。荷创公司特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
泰丰公司辩称，荷创公司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改判泰丰公司支付可得利益损失15137111元的理由不成立，具体与泰丰公司上诉意见一致。
泰丰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法院判决事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和第七项；2．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事项第五项和第六项；3．改判由泰丰公司向荷创公司支付可得合同利益损失人民币554896元；4．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一审评估费30000元由荷创公司承担。5．请求二审法院判决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由荷创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未来四年的可预期利益无法也不应通过鉴定的方式来进行确定。生猪养殖行业收益的确定存在太多不可控制的因素，在客观上无法通过鉴定的方式来对未来的收益进行确定，用鉴定的方式来确定生猪养殖行业未来的收益严重违背了这个行业的特殊属性。本案中，荷创公司能取得收益的来源是向泰丰公司提供30斤或者30斤以上的健康保育仔猪，但荷创公司在未来四年里每年能提供的保育仔猪的数量和保育仔猪的头均获利都是无法预测的，更不应也无法直接套用合同解除之前的数据，因为母猪的每年产仔窝数、每窝产仔数、健康仔猪的成活率、疫情的大面积爆发、饲料成本、兽药成本、疫苗成本、人工成本等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将对荷创公司在未来四年内每年能提供的健康保育仔猪数量和头均获利产生直接的影响，故本案未来四年的可预期收益不应通过鉴定的方式来确定。
（二）退一步来说，即使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合同可得利益可以用鉴定方式来确定，由于本案《价格评估结论书》内容存在严重失实以及一审法院对这一核心证据的认定过程存在重大瑕疵，泰丰公司有权在二审期间对本案合同可得利益申请重新鉴定。1．《价格评估结论书》是由荷创公司单方委托形成，所有鉴定材料都是由荷创公司单方提供的，泰丰公司没有进行任何的参与，且该鉴定材料数据和内容明显失实，泰丰公司在一审证据质证阶段和庭后提交的书面代理词均对报告书的内容提出了许多重大异议，但一审判决书对于泰丰公司对报告书的异议在事实查明部分没有进行任何的阐述或说明。2．泰丰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对《价格评估结论书》的内容和结论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提出了重大异议，在此情况下，对于泰丰公司是否要求对本案可得合同利益损失进行重新鉴定一审法院并没有进行任何释明。3．在泰丰公司已对《价格评估结论书》提出重大异议，报告书内容和结论严重失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法传唤出具《价格评估结论书》的鉴定人员到庭就报告书中的众多疑点接受泰丰公司及法庭的质询并作出合理解释。
（三）即便二审法院不同意泰丰公司重新鉴定，荷创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单方委托的《价格评估结论书》由于存在如下明显的疑点和错误，也不应作为有效证据使用。1．根据《猪场生产管理承包合同》第八条甲方权利第1款约定“猪场所有权归泰丰公司（甲方）所有”，第九条乙方权利第3款约定“荷创公司（乙方）无权销售或外运养殖场内的所有猪只”，第十条第4款约定“合同期满时，乙方应按本合同第二条款所列的母猪数量1100头（原种猪可换成二元母猪）和杜洛克公猪21头足额健康正常移交给甲方”，案涉合同签订后，泰丰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向荷创公司提供了母猪1133头，那么即使依据合同约定，在案涉合同终止时，荷创公司也应至少向泰丰公司返还1100头母猪，并且合同也明确约定荷创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对于母猪只有使用权，并没有所有权，故案涉《价格评估结论书》把重胎母猪、中胎母猪、轻胎母猪和后备母猪的价值作为归属荷创公司享有的可得合同利益明显属于鉴定错误，一审法院接适用该《价格评估结论书》对于现存栏猪的价值认定并把现存栏母猪价值认定归属于荷创公司属于认定事实明显错误。2．根据双方于2015年11月4日签订的《交接表》的约定和后来泰丰公司补充提供荷创公司的母猪数，《价格评估结论书》第4页表格中2016年1月份的母猪生产存栏数应是725头，2017年2月份应是725头，2016年3月份应是876头，荷创公司提供给鉴定机构的原始资料数据明显失实（报告书显示的1月份507头、2月份665头和3月份707头母猪），同时荷创公司于2015年11月份已经签订了案涉合同并已入场进行了管理，那么2015年11月份至2016年2月份的母猪生产存栏数和对应的出栏仔猪数的数据是多少，荷创公司并没有提供，荷创公司仅截取了2016年3月份至2016年7月份的出栏仔猪数来计算，这明显于事实不符，并且报告书以仅有的几个月的数据来确定一年的数据，显然没有任何合理性和真实性，即报告书中对于荷创公司在一年内母猪能提供的猪仔数是仅建立在仅有的几个月且数据存在部分失真的基础上得出结果，其数据真实性很低，一头母猪一年的真实产仔书都无法确认，那么一头母猪在未来四年内的产仔数就更无法确认了，同时在未来四年之中母猪的数量同样会发生变化（如发生疾病或疫情等），不可能是报告书显示的永远是1238头母猪，故报告书第5页计算出来的存栏母猪未来四年的总产仔产量的数据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缺乏基本的合理性。根据泰丰公司统计的数据，荷创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每头母猪的月产仔数仅为0.866只，折算成一年也仅为10.392只，远远低于评估书得出的结论。3．退一万步来说，依据荷创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交给泰丰公司的30斤的健康保育猪仔数，直接套用荷创公司自行提供的报告书中的每头获利120.8元，并结合荷创公司自行提交的证据《猪仔出栏仔猪清单汇总》显示猪仔数共5515头，即荷创公司从2015年11月至2016年7月应获利为666212元，折算成一年应获利也仅为666212×9÷12=888282.66元，与《价格评估结论书》鉴定出来的未来四年每年获利13280027÷4=3320006.75元的数据相差甚远，在存在众多不可预知的因素的前提下，鉴定报告显示的荷创公司的每年的利润额远远大于合同履行期间的利润额，对于如何能够大幅度提高未来四年的利润额，荷创公司及报告书对此并没有进行任何合理的阐述或解释及说明。
（四）一审法院对于可得合同利益认定和判决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并适用法律错误。1．对于未来四年的预期收益，由于生猪养殖行业的特殊属性，泰丰公司在签订合同显然是不可能预见也是无法预见的，因为生猪养殖行业风险太多，存在太多不稳定因素，如果发生大面积疫情或者成本上升及猪价下降等因素，根本无法取得盈利甚至要亏本，故前述未来四年的预期收益不属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泰丰公司、荷创公司在签订案涉合同时泰丰公司可以预见或应当预见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判决泰丰公司承担荷创公司未来四年的收益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当。2．对于一审判决书中涉及的可得合同利益第一部分“合同中断后现存栏猪的价值”，《价格评估结论书》中对于存栏猪的价值把母猪价值也计算进了荷创公司的合同可得利益，明显属于违反合同约定，也是与事实不符，但一审法院却对于前述鉴定结论直接适用，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3．《价格评估结论书》对于未来四年的可得合同利益的认定由于原始基础数据明显失实，又为荷创公司单方委托，得出的可得合同可得利益损失数额极高，极度背离了本案事实和行业属性，主观成分非常明显，在本次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丧失了应有的最基本的中立性和公信力，故得出的报告结论在本案中不应有任何的可参照性，一审法院在没有对本案事实进行充分调查清楚的情况下直接参照前述报告数据并适用法院裁量权按照前述数据的50％比例来计算荷创公司未来四年的可得合同利益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得出的判决事项严重不公，应由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并纠正。
（五）泰丰公司2018年5月5日委托茂名市合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荷创公司解除未履行合同期4.33年可得利益损失评估为838700元是客观真实的，足以证明荷创公司《价格评估结论书》的结论不成立，请二审采信为定案依据。关于荷创公司2016年7月11日与泰丰公司协商解除《猪场生产管理承包合同》而尚有合同期4年4个月（4.33年）未履行是否存在可得利益损失问题，泰丰公司2018年5月5日委托茂名市合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册鉴定机构之一）评估为838700元。该《资产评估报告书》以经产母猪为1100头、每头年产18头30斤的仔猪、每头仔猪单价390元，测算得荷创公司年收入为7722000元；同时，按此规模测算所需年运营成本为7443545元（包括经产母猪、后备母猪、公猪、仔猪的饲料成本，及疫苗和药品治疗保健费、人工费用成本、种猪更新费用和水电费、易耗品及其他费用），年可得利益：年收入7722000元－年运营成本支出7443545元＝278455元，折现未来4.33年可得利益损失共为838700元。该评估事实依据充分，较为合符承包合同的约定，符合行业实际，评估方法科学，分析论证逻辑严密，数据误差较小，结论可信值较高。与荷创公司的《价格评估结论书》对比，更为客观、真实、科学，足以说明《价格评估结论书》是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的。借此要阐明的是，荷创公司至2016年7月11日解除合同已经营近8个月，按8个月供给泰丰公司猪仔的《交接表》统计，平均每头经产母猪的产量约为9.5头。按这样的生产能力，荷创公司未来4.33年，不但没有利润（可得利益），而且要亏本14583634.85元［（1100头×9.5头×390元×4.33年）－（7443545元×4.33年）＝14583634.85元］。
（六）《价格评估结论书》荷创公司未来4.33年可得利益损失13280027元不客观、不真实、不科学，不可作为认定事实的参考。1．依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一份鉴定结论，要么采纳，要么不采纳，要么重新鉴定，没有酌情采纳的法律规定。其实，对于《价格评估结论书》4年可得利益损失13280027元，一审法院没有直接采纳便已说明该鉴定是不真实的，一审法院却又以该鉴定评估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酌情按13280027元的50％判决泰丰公司赔偿其6640013.5元，纯属随意的判决，是错误的。2．详见《价格评估结论书》第3页列表，将存栏仔猪、妊娠母猪、育肥猪的实际价值1978066元［其中：4项仔猪共1705头值款586471元，4项母猪共836头值款1354060元、17头育肥猪值款37536元（115公斤/头）］，鉴定为荷创公司解除合同可得损失是错误的，一审仍按此数额判决泰丰公司赔偿1857084元（即1978066元减除多算了泰丰公司多交的33头母猪共80982元及荷创公司少交公猪5头共40000元给泰丰公司，为1857084元）属认定事实不清。因为：《猪场生产管理承包合同》第二条和第十条第4项明确约定，存栏的1100头母猪实际是泰丰公司在签订合同后交给荷创公司管理的，荷创公司在合同期满后要足额、健康、正常交还泰丰公司的（包括杜洛克公猪21头）。这说明1100头母猪、21头种猪是泰丰公司的财产，不是荷创公司签订合同后投入成本增添的财产，岂可要泰丰公司将自己的财产折款赔付给荷创公司呢。至于育肥猪每头115公斤，17头价值共37536元并不是合同履行的范畴（属于荷创公司违反合同偷养商品猪并私下出售）。再说，《价格评估结论书》P3列表4项仔猪共1705头的收益己计入合同可得利益，如再计价值586471元由泰丰公司赔偿给荷创公司，即存在重复计算的错误。再且，荷创公司在解除合同时移交存栏仔猪给泰丰公司时，双方并没有称重，交接凭单上也没有记明体重，列表所述4项仔猪的数据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如：（1）保育仔猪值款360元/头，平均体重24斤，还需约30元成本可长到30斤；（2）断奶仔猪320元/头，平均体重15斤，还需约60元成本可长到30斤；（3）后期哺乳仔猪310元/头，平均体重8斤，还需约80元成本可长到30斤；（4）前期哺乳仔猪290元/头，平均体重4斤，还需约100元成本可长到100斤。这完全是凭假设作出的鉴定，不能成立。事实上，未断奶的仔猪从不上市交易（从没人售购），因离开母猪的喂奶仔猪就会死亡，所以没有市场价。《价格评估结论书》P4列表所述各项仔猪的价值缺乏依据认定，是在假设成本30元，或60元、80元、100元的结果，倒算价值360元、320元、310元、290元。显然，列表存在夸大体重、估高价值，缩小成本、扩大利润的虚拟情形。3．《价格评估结论书》以母猪1238头，年产仔猪22.2头的生产能力，测算荷创公司未来4年的总收入，不能成立。因为：2016年7月11日解除合同时，存栏母猪1283头中只有836头为经产母猪，其余332头即是后备母猪（当经产母猪出现死亡淘汰或产能低劣淘汰时，可作补足合同约定经产母猪1100头的储备）。所以不能按1283头母猪视作经产母猪为测量数据，应以合同约定1100头为准。对此，合众《评估说明》P6所作的阐明是科学的，符合合同约定和行业数据。至于每头经产母猪年均产22.2头仔猪更不可信，原因在于：荷创公司2015年10月18日签订合同后便从2015年11月起至2016年6月向泰丰公司供应仔猪，本应统计这8个月的仔猪数量、经产母猪数量，方可确定每头经产母猪年均产仔猪数的，但是《价格评估结论书》P4只是统计了荷创公司2016年3、4、5、6、7月经产母猪数2829头和产仔猪数5234头，由此计算每头经产母猪年均出栏仔猪22.2头（5234头÷2829×12个月=22.2头），尚没有统计2015年11月、12月、2016年1月、2月共4个月的仔猪数和经产母猪的数量。尤其是2016年7月11日已解除合同，荷创公司该月没有交仔猪1500头给泰丰公司。这是《价格评估结论书》不符合客观事实，虚大结论的表现。实际上，荷创公司2015年11月至2016年6月共8个月的经产母猪总数是6210头，供给泰丰公司仔猪总数只是5749头，年均仔猪只是约9.5头仔猪（详见《评估说明》P7）。这才是荷创公司解除合同前的管理水平和产能。对此，《价格评估结论书》和合众评估都是在假设荷创公司能保持高生产管理水平及没有重大疫情风险持续经营的条件下，测算其可得利益损失的。但是，荷创公司已经从2015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7月10日止，已承包经营了8个多月，其管理水平和生产业绩已在这8个多月中体现出来，原则上只能按其已经营8个多月的实际业绩数据作为测算依据，并只能按1100头经产母猪，年均产9.5头仔猪为数据，测算其年收入、年支出、年可得利益。只有在合同完全未履行就被解除的情况下，方可从理论上按1100头经产母猪，年产18头仔猪为数据，测算其年收入、年支出、年可得利益。4．《价格评估结论书》关于荷创公司营运每头仔猪达30斤的成本为269.2元，每头仔猪获利120.8元，理由不能成立，存在前后矛盾。其一，见《价格评估结论书》P2：（2）单个妊娠母猪的价值：以仔猪分娩后的落地价230元×10头＝2300元为总价值，减去达到分娩时还需要投入的成本即为单个妊娠母猪的价值（仔猪落地价230元，计算方式为仔猪从出生到30斤体重之间的成本为160元，成交价390元减去160元，得出230元）。很明显，上述是在先假说仔猪从出生到30斤体重之间的成本为160元的数据，再以双方约定单头仔猪390元－160元＝230元，倒算推定仔猪落地价230元的。这是虚设前提，倒推结果，违反逻辑的错误评估方法。其二，见《价格评估结论书》P4：确定每头20公斤仔猪单价为20.3元/公斤（10.15元/斤），但其确定每头20公斤仔猪的成本价为：20.3×20×18÷22.2=329.19元，根据合同超重部分为6元/斤，换算成15公斤规格的仔猪成本为329.19－12×（20－15）＝269.2元，从而得出30斤仔猪获利为：390元－269.2元=120.8元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疑点如下：第一，20公斤22.2头仔猪的成本肯定比20公斤18头仔猪的成本要大（多4.2头的成本），如按简单的数学算法，18头的成本为20.3×20×18＝7308元，22.2头的成本为20.3×20×22.2＝9013.2元，多4.2头的成本就多1705.2元。《价格评估结论书》按18头仔猪计总成本，后又按22.2头分摊每头仔猪的成本算式为：20.3×20×18÷22.2=329.19元，算式、方法、结果都明显错误，正确算式应为20.3×20×22.2÷22.2＝406元。很明显，其计算20公斤仔猪的成本329.19元是错误的。第二，依《价格评估结论书》P2附表1所述“保育仔猪24斤长到30斤的成本为30元即5元/斤：那么如上述20公斤的仔猪成本价为20.3×20＝406元，少10斤体重成本少50元，30斤仔猪的成本是406元－（10斤×5元）＝356元，而不是269.2元，获利只是390元－356元＝34元。即便是按《价格评估结论书》所述合同超重每斤为6元计，少10斤体重成本也只少60元，30斤仔猪的成本为406元－160元＝346元，获利也只是390元－346元＝44元，均不是获利120.8元。综上，按1238头经产母猪，年产22.2头仔猪、每头仔猪成本269.2元，每头仔猪获利120.8元，未来4年可得收益（1238×22.2×4）×120.8＝13280027元，加上1978066元（存栏仔猪、母猪、肉猪的价值）＝15258093元，缺乏事实依据、理论依据，数据评估方法不合情不合理，结论不客观、不真实，不可采信为判决依据。综合泰丰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和荷创公司《价格评估结论书》结论，二审法院即使不直接采信《资产评估报告书》，亦更有理由不采信《价格评估结论书》，在双方争议较大的情况下，依法应委托省高院在册的评估机构进行重新鉴定，以公平、正确判决。况且，泰丰公司在一审时对《价格评估结论书》己提出了异议，一审未经向泰丰公司释明是否重新鉴定及不申请重新鉴定的后果的情况下，便酌情采信该鉴定数据作判，程序违法。对此，泰丰公司上诉时已申请二审重新鉴定。这是二审应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原因之一。
综上，本案一审法院对于案涉合同可得利益的认定事实错误，对于案涉核心证据《价格评估结论书》的认定存在重大程序瑕疵，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并支持泰丰公司的所有上诉请求。
荷创公司辩称，（一）本案所涉合同的可预期利益是可以评估的。生猪养殖行业虽存在不确定因素，但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和养殖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该行业的盈利水平是较为可观的，而且荷创公司与泰丰公司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是固定价格即每头30斤以上的仔猪固定收益390元，可预期收益既直观又易于计算。而泰丰公司所说的疫情、病情的影响，在科学的管理下，是可控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温氏集团、牧原集团等知名养殖企业的年度报告亦可证明生猪养殖企业可以持续实现稳定生产并盈利。例如根据行业内上市企业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其在2014年生产销售了1218.27万头生猪，2015年生产销售了1535.06万头生猪，2016年生产销售了1712.73万头生猪，2017年生产销售1904.17万头生猪，生产性能指标PSY（一头母猪一年提供断奶仔猪数）也是一直处于稳定上升的水平，根据网络公开资料，温氏2014年的PSY水平在22左右，2015年在23左右，到2017年已经达到了24，这完全能表明，通过科学的管理方式，是可以有效规避行业的疫情、病情等不可靠的因素。
（二）荷创公司一审提供的《价格评估结论书》内容客观真实、形式合法有效，亦经过质证、释明，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重要依据。1．《价格评估结论书》虽为荷创公司单方委托，但荷创公司提供的是客观真实的材料，委托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评估机构具备法定的资质，因此，《价格评估结论书》是合法有效的。2．泰丰公司在一审对《价格评估结论书》质证时，经法庭释明，明确表示不需要重新申请评估，在二审期间申请重新评估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二审法院不应支持。3．泰丰公司已系统地对《价格评估结论书》发表了质证意见，一审期间并未申请评估机构出庭，故现二审期间要求鉴定人出庭亦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
（三）法律问题归法庭解决，养殖专业的问题须由专业评估机构提供认定事实的依据。《价格评估结论书》真实合法，应当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荷创公司运用专业的管理方法、投入大量资金成本和人力成本，必然会产生价值。在荷创公司的精心管理下，半年时间就让泰丰公司的猪场价值大幅提升，泰丰公司投资1000多万元的猪场被某家较大型养殖企业作价3600多万元收购了60%的股权，泰丰公司为了收到2168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单方撕毁合同。因此，荷创公司为履行合同所作的投入须计算应有的实际价值和可预期收益。1．《价格评估结论书》中所表述的合同终止时现存猪栏价值中妊娠母猪的实际价值指的是妊娠母猪胎中已存在的仔猪价值。《价格评估结论书》已明确表达，单个妊娠母猪平均产仔10头，胎中仔猪落地价值为2300元。按妊娠母猪中重胎、中胎、轻胎母猪的不同情况，减去达到分娩时还需要投入的成本，每头母猪腹中的胎儿价值分别为2000、1500、1000元。这并非包含母猪的价值，母猪在未受孕时作为后备母猪的价值在本案中已定价为每头2454元，怀胎的母猪整体价值每头至少为3500至5000元。母猪本身在合同终止时已交回泰丰公司，荷创公司只要求计算自怀胎的胎中价值，此为经荷创公司饲养、配种产生的应有价值，该价值应当为荷创公司所有。2．《价格评估结论书》显示的未来四年可预期收益，是根据荷创公司管理猪场期间的《生产报表》的真实数据、结合行业和市场行情计算出来的，是荷创公司管理该猪场的真实管理水平。荷创公司于2015年11月4日接手该猪场。按照行业规律，母猪从配种成功怀孕到产仔出栏需要四、五个月时间。起码在2016年2月之前的猪场生产数据，是代表泰丰公司原来的管理水平，不能作为计算荷创公司真实管理水平的依据。《价格评估结论书》截取2016年3月至7月份的猪场生产数据，计算荷创公司接手后头均母猪年提供出栏保育仔猪数，是公平合理的，唯如此方能体现荷创公司的真实管理水平。3．如上所述，荷创公司的可预期收益须截取自2016年3月到7月的生产数据计算，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的数据是泰丰公司管理水平的延续，不能计入荷创公司的名下。泰丰公司依据《价格评估结论书》中的单头仔猪盈利120元是按照2016年3月至2016年7月的真实生产水平计算出来的，泰丰公司却在计算荷创公司年均收益的时候把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的这个比较低下的水平纳入进去，是不符合逻辑的，是极不合理的，是对荷创公司管理水平的故意曲解。
（四）一审法院认定《价格评估结论书》合法有效是正确的。同时，法院还应当全面按《价格评估结论书》来认定荷创公司的合同可预期收益。1．泰丰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对合同的可预期收益完全可以预见，荷创公司主张的合同可得利益符合合同法规定。泰丰公司在生猪养殖行业经营多年，因当时缺乏专业的养殖技术和继续投入养殖成本的资金，找到荷创公司合作。根据合同约定，泰丰公司把猪场交给荷创公司后不用再投入就可分享利益，这本是双赢的合作。同时，泰丰公司也明白合同中约定的“每头30斤以上的仔猪固定收益390元”，自然是要分利于荷创公司。因此，泰丰公司对荷创公司的可预期收益是有预见的。2．《价格评估结论书》并未把母猪本身的价值计入合同可得利益，计算的是妊娠母猪的胎中仔猪的价值。3．《价格评估结论书》符合客观真实、合法有效，法院应当全面采纳评估机构的专业意见，而不是只采纳未来四年可预期收益的50％。一审期间荷创公司向法院提供了《价格评估结论书》，完成了对经营利润损失的举证，而泰丰公司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并无提供相反证据，一审对评估《价格评估结论书》全面系统发表了质证意见，且法庭释明后泰丰公司明确表明不需要申请评估，因此在一审结束后泰丰公司委托评估是完全无效的。因此，应当全面采纳《价格评估结论书》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综上所述，泰丰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荷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泰丰公司向荷创公司支付垫付款545821.75元（购买饲料款218052.95元、兽药款176526.80元、保险费151242元）；2．泰丰公司退回荷创公司生产押金200000元；3．泰丰公司赔偿荷创公司可得合同利益损失15258093元；4．泰丰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荷创公司增加诉讼请求：5．泰丰公司向荷创公司支付评估费用30000元；6．泰丰公司承担诉讼保全的担保费4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8日，荷创公司（乙方、承包方）与泰丰公司（甲方、发包方）签订《猪场生产管理承包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将位于广东省化州市林尘镇化州市泰丰牧业有限公司猪场的生产管理全权委托给乙方（育肥阶段除外）。承包期限为5年，自2015年11月1日到2020年10月31日。第二条约定，甲方猪场现存栏基础种猪群情况：大白公4头、大白母0头、长白公5头、长白母89头、杜洛克公21头、二元母628头。即全场现有杜洛克公猪21头、母猪717头。甲方在签订合同后五个月内外购补充二元母383头，以确保全场母猪存栏达到1100头。……甲方在签合同五个月内补充购进383头二元后备母猪后，以后为保证母猪数量为1100头需外购引种和培育的成本由乙方负责。第三条约定，乙方负责垫付基础种猪群、哺乳仔猪至30斤保育猪阶段的运营费用，包括饲料、兽药、疫苗、人工、水电、伙食及易耗品。甲方负责除上述费用外的所有运营费用（包括栏舍新建、维修、环保、办公设备、员工生活设施等费用）。第八条第1款约定，猪场所有权归甲方，猪场硬件建设的补贴、养殖补贴、拆迁补偿获得收益归甲方所有，养殖保险获得收益归乙方。如果甲方在保险方面与广东农垦合作，则养殖保险费用由甲乙双方均摊，所得收益亦由甲乙双方均分。第十条第3款约定，合同签订后五天内，乙方应支付合同保证金人民币贰拾万元给甲方。第4款约定，合同期满时，乙方应按本合同第二条款所列的母猪数量1100头和杜洛克公猪21头足额健康正常移交给甲方，每头种猪的年龄最长不得超过4年。第6款约定，合同期满时，如不续约，甲乙双方做好结算工作，双方按合同规定的考核标准结算清讫应收应付款。甲方在结算清讫后七天内退还乙方贰拾万元保证金。第十二条约定，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签字即生效，甲乙双方务必认真遵守，不得违约，若某单方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本合同所引起的一切经济损失。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5年11月4日，泰丰公司向荷创公司移交经产母猪374头、到2015年11月底前可全部配种的后备母猪88头、到2015年12月底前可全部配种的后备母猪263头、到2016年2月底前可全部配种的后备母猪100头、杜洛克公猪21头、产房仔猪640头。以上母猪共计825头。庭审中，泰丰公司另提供了4张《种猪交接》收条拟证实泰丰公司除按合同约定移交1100头母猪外还多移交了母猪33头，荷创公司多计算了后备母猪数，对此，荷创公司陈述同意按母猪购买价格2454元/头扣减33头母猪。另，对于泰丰公司抗辩解除合同时，荷创公司少移交杜洛克公猪5头应扣减40000元，荷创公司无异议。
2015年11月4日，泰丰公司向荷创公司移交疫苗共计43259元、药品库存共计1905元、饲料共计40900元。
2015年11月16日，荷创公司向泰丰公司支付保证金200000元。
荷创公司、泰丰公司合作期间向中国人民保险投保了生猪养殖保险，保费为302484元，荷创公司、泰丰公司确认保险费以及保险收益是各自承担一半，保险期间为2015年12月25日至2016年12月24日。庭审中，荷创公司陈述支付保费151242元，明确表示不要求均分解除合同之后的保险收益，并表示对于合作期间的保险收益另案主张。
2016年7月11日，泰丰公司（甲方）与荷创公司（乙方）签订《意向协议书》约定，因甲方须收回泰丰猪场的管理权，现甲乙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协议：一、乙方配合甲方办妥库存清点、交接手续；甲方指派曾治杰和蒋大财负责，乙方指派宋培武、刘水平负责。二、其他事项另行协商解决。该《意向协议书》由曾世泰与杨浦江分别在甲乙方处签名。
2016年7月12日，泰丰公司（甲方）与荷创公司（乙方）签订的《库存盘点移交清单》记载：“甲方因股权转让，认为原《猪场生产管理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提出终止合同的要求，本着“不冲突、先盘点、后协商、再维权”的解决思路，乙方决定配合甲方先行盘点移交”，该《库存盘点移交清单》分别对生猪存栏、饲料库存、动保及器械设备库存进行了盘点并由乙方移交给甲方。该《库存盘点移交清单》有曾治杰和蒋大财在甲方代表上签名，宋培武、刘水平在乙方代表上签名。庭审中，荷创公司、泰丰公司对各自代表的签名行为予以确认。
另查明，荷创公司、泰丰公司双方确认于2016年7月11日解除合同。
荷创公司提供了曾世泰等人的谈话录音，拟证明是泰丰公司单方违约。
泰丰公司的专职技术员蒋大财出庭作证陈述荷创公司使用过期饲料。另，泰丰公司提交了相片及《询问笔录》拟证实荷创公司使用过期饲料。
荷创公司提交的《饲料库存价值》载明移交给泰丰公司的饲料款为218052.95元、《兽药库存价值》载明移交给泰丰公司的兽药款为176526.80元。庭审中，泰丰公司对《饲料库存价值》记载的品种和数量均无异议。对荷创公司方提供的《兽药库存价值》中药品名、厂家、规格、类型、单位和盘点数是否与移交清单一致的问题并未当庭回复，且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时间内以及告知其不回复的不利结果后泰丰公司仍未提交书面回复。对《饲料库存价值》和《兽药库存价值》载明的单价则认为应为荷创公司提供价格的八折。在一审法院询问泰丰公司是否申请对价格进行评估鉴定以及告知其不申请评估鉴定将根据荷创公司提供的价格进行认定的结果后，泰丰公司明确表示不申请评估鉴定。另，庭审中，泰丰公司提出应扣减于2015年11月4日移交给荷创公司饲料40900元和疫苗43259元及药品库存1905元，荷创公司对此无异议。
荷创公司委托广州德高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因单方被解除合同而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进行评估，该评估机构于2016年8月22日作出《价格评估结论书》，评估合同中断后现存栏的仔猪、妊娠母猪、育肥猪的实际价值为1978066元，未来四年的收益13280027元，认定荷创公司因被单方解除合同而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为15258093元。荷创公司为此发生评估费30000元。
再查明，荷创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6）粤0183民初6068号民事裁定书，采取了相应的保全措施。荷创公司为了申请诉讼保全向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发生保费4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荷创公司、泰丰公司之间签订的《猪场生产管理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荷创公司、泰丰公司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现荷创公司主张泰丰公司于2016年7月11日解除合同属于泰丰公司单方违约应承担赔偿责任，有《库存盘点移交清单》、《意向协议书》以及录音等证据为凭，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泰丰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饲料款，荷创公司提供了《饲料库存价值》、《库存盘点移交清单》以及对外采购的价格等证据证实移交给泰丰公司的饲料款为218052.95元，对此，泰丰公司对《饲料库存价值》记载的品种和数量均无异议，单价则认为应为荷创公司提供价格的八折，但泰丰公司未能举证证实且在一审法院告知其不申请评估鉴定将根据荷创公司提供的价格进行认定的结果后，泰丰公司明确表示不申请评估鉴定，故一审法院对荷创公司移交给泰丰公司的饲料款218052.95元予以确认，扣减泰丰公司于2015年11月4日移交给荷创公司饲料40900元后，泰丰公司应支付荷创公司饲料款177152.95元。至于泰丰公司抗辩认为该饲料款应扣减过期“保育料8140”金额43800元的问题，泰丰公司虽提供蒋大财证言以及相片和《询问笔录》，但蒋大财是泰丰公司的员工与泰丰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从这些证据亦不能得出荷创公司使用过期饲料的结论，故对泰丰公司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兽药款，荷创公司提供了《兽药库存价值》、《库存盘点移交清单》及附件以及对外采购的价格等证据证实移交给泰丰公司的兽药款为176526.80元，对此，泰丰公司对荷创公司方提供的《兽药库存价值》中药品名、厂家、规格、类型、单位和盘点数是否与移交清单一致的问题并未当庭回复，且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时间内以及告知其不回复的不利结果后泰丰公司仍未提交书面回复。对于单价，泰丰公司则认为应为荷创公司提供价格的八折，但泰丰公司未能举证证实且在一审法院告知其不申请评估鉴定将根据荷创公司提供的价格进行认定的结果后，泰丰公司明确表示不申请评估鉴定，故一审法院对荷创公司移交给泰丰公司的兽药款为176526.80元予以确认。扣减泰丰公司于2015年11月4日移交给荷创公司的疫苗43259元及药品库存1905元后，泰丰公司应支付荷创公司兽药款131362.80元。
关于保险费，涉案生猪养殖保险的保费为302484元，保险期间为2015年12月25日至2016年12月24日。荷创公司、泰丰公司均确认保险费以及保险收益是各自承担一半，现荷创公司、泰丰公司是在2016年7月12日办理交接手续，双方解除合同，荷创公司亦明确表示不要求均分解除合同后的保险收益，故解除合同之后的保费应当退回荷创公司，经折算双方合作期间（2015年12月25日至2016年7月11日，共199天）的保费为302484元÷365天×199天=164915.93元，故退回荷创公司的保费应为扣减保费164915.93元后余款137568.07元的一半即68784.04元。至于保险收益，荷创公司明确表示另案主张，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至于泰丰公司抗辩认为荷创公司故意瞒报小猪死亡数给泰丰公司造成保险利益损失近8万元，泰丰公司未能举证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生产押金，荷创公司于2015年11月16日按合同约定向泰丰公司支付押金200000元，现双方解除合同，荷创公司诉请退回押金200000元，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可得合同利益损失，荷创公司委托广州德高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作出《价格评估结论书》对因单方被解除合同而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进行评估，该《价格评估结论书》评估合同中断后现存栏的仔猪、妊娠母猪、育肥猪的实际价值为1978066元，该价值是荷创公司自签订《猪场生产管理承包合同》以来以实际投入的劳动和成本换取的成果，可视为必然会产生的价值，但后备母猪140头中多计算了泰丰公司多交的33头母猪，故应扣除80982元（33头×2454元），以及扣减荷创公司少移交杜洛克公猪5头共40000元，即泰丰公司应赔偿荷创公司现存栏的仔猪、妊娠母猪、育肥猪的实际价值1857084元。对于未来四年的可预期收益，乃根据荷创公司现有的管理水平推测现有存栏母猪未来四年的总产量而得出收益13280027元。虽然该评估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价格评估结论书》亦注明是受限定条件限制，即本报告假设评估标的能保持在评估基准日的状态……评估时点后，评估结论有效期内标的物的质量或市场价格发生变化，并对评估标的物产生明显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等等。考虑到未来四年养猪成本、现存猪状态、仔猪产量等均具有不确定性，加之荷创公司对未来四年的收益仅为前期投入并未实际投入全部成本，直接依据《价格评估结论书》确定未来四年收益13280027元，有欠公允，故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一审法院酌定泰丰公司应赔偿荷创公司未来四年收益6640013.50元。以上可得合同利益损失共计8497097.50元。
关于评估费，荷创公司委托广州德高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因单方被解除合同而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进行评估，用去评估费30000元，有发票为凭，且为确定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诉讼保全的担保费，该费用并非必然发生且双方并无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泰丰公司抗辩荷创公司因使用过期饲料喂养、造成猪健康严重受损，且荷创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猪仔数给泰丰公司，造成泰丰公司损失2360400元，应在本案中抵扣，对此，泰丰公司未能举证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泰丰公司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荷创公司支付饲料款177152.95元；二、泰丰公司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荷创公司支付兽药款131362.80元；三、泰丰公司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荷创公司支付保险费68784.04元；四、泰丰公司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荷创公司支付押金200000元；五、泰丰公司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荷创公司支付可得合同利益损失8497097.50元；六、泰丰公司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荷创公司支付评估费30000元；七、驳回荷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欠款，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04元和保全费5000元，由泰丰公司化州市泰丰牧业有限公司负担71988元、荷创公司广州荷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51016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泰丰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茂名市合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茂合众评报字（2018）第034号评估报告书，拟证明（1）应以经产母猪1100头、每头年产18头30斤仔猪、每头仔猪价格390元计算荷创公司年收入为7722000元；（2）应以年管理1100头经产母猪，年产18头30斤仔猪计算所需年运营成本为7443545元，包括经产母猪、后备母猪、公猪、仔猪的饲料成本，及疫苗和药品治疗保健费、人工费用成本、种猪更新费用和水电费、易耗品和其他费用；（3）荷创公司委托广州德高价格评估有限公司的《价格评估结论书》按1238头经产母猪、年产仔猪22.2头测算，每头仔猪成本为269.2元，获利120.8元，4年获利13280027元的结论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不客观、不科学、不真实、不可信；（4）广州德高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将解除合同时存栏仔猪、妊娠母猪、育肥猪的实际价值鉴定为荷创公司解除合同的损失1978066元是错误的；（5）荷创公司未履行合同期4.33年可得利益损失只是为838700元。2．交接表，拟证明2015年11月至2016年7月之间荷创公司交付给泰丰公司的仔猪欠交4465头。荷创公司质证认为：1．证据1不合法，无效，不是二审阶段的新证据，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2．证据2，交接表作为合同的附件一审时已经提交，对交接表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确认；第二页的内容三性均不确认，也不是本案的新证据。证据2中经产母猪有两种，一种是合同约定的，一种是实际生产中的，因为产床不够或者集中生产对猪场负荷过重，因此须按实际情况安排配种，而合同中进场后3.5个月计算经产母猪，没有经过配种是不能有小猪生产的，因此不能交付小猪。距离2015年11月后备母猪88头不能在2016年1月全部配种完，可能在2016年2月才配种完，因此应该以生产报表计算，而非合同约定的经产母猪数计算，合同约定的是理论数量，荷创公司没有欠交小猪，这是基数计算错了。
二审中，为调查2016年期间广东省仔猪养殖成本情况，本院向广东省农业厅发出协助调查函进行调查。广东省农业厅作出《关于2016年仔猪养殖成本有关情况的复函》载明：据2016年1-12月农业部对我省14个标准化规模商品养猪场价格监测点信息，15公斤仔猪平均养殖成本为320.5元/头，包括初生仔猪成本180元/头、饲料成本70元/头、兽药成本8元/头、疫苗成本55元/头、人工成本3元/头、水电成本2元/头、伙食成本0.5元/头、易耗品成本2元/头。该平均成本不包括设施设备折旧费（约50元/头）。荷创公司质证认为：1．对复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2．就本案而言，复函内容过于简单；复函提到15公斤仔猪平均养殖成本320.5元/头标准是可靠的，如果是以广东省PSY为18头的生产力水平下，则这一成本才较为可靠。对于养猪来说，生产力水平越低成本越高，所以复函中的320.5元的水平，不能代表荷创公司生产力水平下的成本。具体各项成本中，其中载明出生仔猪成本180元/头不知道包含了母猪的哪些成本，后面的饲料成本是否含母猪饲料等，这些成本以什么方式进行切割、是什么阶段的。总体来说，320元/头与PSY为18的水平比较一致，但复函缺少生产力水平的前提。双方的评估报告都提及2016年广东省PSY行业水平在18头，PSY指的是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3．荷创公司与泰丰公司核算的是每头母猪提供的保育仔猪数，考虑到成活率，保育仔猪数应小于断奶仔猪数，在断奶仔猪18时保育仔猪数应该小于18。如果PSY以18头计算，荷创公司成本应为259元，如果PSY以20计算，荷创公司成本应为288元。因此复函是在什么生产力水平下计算是很重要的。荷创公司主张的平均每头母猪提供年保育仔猪数22.2，是有生产报表如实统计出来的。具体到本案，荷创公司成本肯定比复函中更低，如果数据是18，应该为320.5乘以18除以22.2，得出涉案猪场的平均养殖成本。泰丰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复函不真实、不合法，与本案无关，不应该作为定案依据。1．省农业厅既不是统计部门，也不是物价认证中心下属的机构，其结论没有法律效力。2．省农业厅是按照法院要求协助调查，其应该将复函所依据的原始证据一并提供，即提交复函中提到的“我省14个标准化规模商品养猪场价格监测点信息”，由当事人质证后由法院认证，而非其自己作出结论，农业厅本身没有该职能。3．从程序上看，复函没有负责调查人员的负责人签名确认，复函中所写的每一项证据没有科学的分析。4．复函内容不真实，具体数据不科学。按照养猪行业惯例，仔猪在没有断奶之前无法与母猪分离管理，故成本应与母猪一起计算，复函中则是将仔猪从出生就分开统计管理成本。PSY值的考核也是以断奶为标准计算，即是一头母猪每年可提供的断奶仔猪数量。5．同意荷创公司关于复函没有考虑案涉合同履行现场实际情况的意见，该复函与本案无关，没有可参考性。按照泰丰公司提交的评估报告，荷创公司管理期间PSY水平是9.5头，则荷创公司成本会比复函所述成本高一倍。6．关于数据问题本案中已经有三份意见，各份意见也不一致，应委托权威机构进行司法鉴定。
二审中，泰丰公司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书，申请对荷创公司在一审期间提出的诉讼请求中的可得合同利益损失申请重新鉴定。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荷创公司与泰丰公司签订的《库存盘点移交清单》记载移交生猪存栏数据包括：后备母猪352头、待配母猪-
妊娠3天90头、妊娠3-30日龄母猪206头、妊娠31-85日龄母猪351头、妊娠85-待产母猪139头、哺乳母猪100头、待淘汰母猪2头、1-15日龄正品哺乳仔猪491头、16日龄-
临断奶正品仔猪452头、正品断奶仔猪318头、正品保育仔猪1084头','2019-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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