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6民终5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代加芝，女，1951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英涛，男，197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英明，女，1970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英金，男，1973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瑜，中江县凯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本金，男，1978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金，重庆渝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红梅，女，1977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伊春市乌马河区乌马河街红旗社区**组，现住四川省中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金，重庆渝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与上诉人刘本金、王红梅生命权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2017）川0623民初3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诉讼费由刘本金、王红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受害人邓财贵生于农历1942年6月8日，发生纠纷当天是2015年7月19日，农历为6月4日，故邓财贵未满73岁，死亡赔偿金应按8年计算；（二）公安机关调查中所作证人证言，经中江县、德阳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定论为事实不清，而一审法院采信案件全部证据。纠纷发生过程中刘本金、王红梅是到受害人家里引起事端，当时是泼水还是泼尿的问题，公安机关调查的材料中不能反映，当时泼的是水，一审认定邓财贵、代加芝泼尿，加大了受害人的过错。二、一审责任划分不公，赔偿金额过少。双方对法医作出的鉴定结论均无异议，邓财贵系因外伤、情绪诱因致突发疾病死亡，出于纠纷状态，刘本金、王红梅产生了救助义务；纠纷因刘本金、王红梅过错引起，发生地点在邓财贵家中，双方年龄悬殊，邓财贵在事发前没有任何疾病；故刘本金、王红梅恶意挑起事端，在纠纷导致邓财贵倒地后，长时间没有进行救助，刘本金、王红梅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而一审判决其仅承担20%的责任比例，明显不公，赔偿金额也过少。
刘本金、王红梅辩称：第一、从法律上，应按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予以确定计算死亡赔偿金的年限；第二、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且检察院等机关已将事实查清，故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认为事实不清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三、一审已经详细阐述双方发生纠纷只是邓财贵突发疾病死亡的诱因，且已经查明泼的是尿；第四、纠纷发生当时，刘本金、王红梅无法预见与对方发生争吵会发生本案所致的后果。综上，我方认为，刘本金、王红梅不应承担责任。
刘本金、王红梅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由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已过诉讼时效。2015年7月19日，邓财贵在案涉纠纷过程中死亡，此后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多次向公安机关、检察院等部门反映追究刘本金的刑事责任，因此，其在当时就知道刘本金系侵权人，故诉讼时效应自2015年7月19日起计算；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于2017年4月5日前也未向刘本金、王红梅提出过民事赔偿请求，即使德阳市人民检察院的维持决定于2016年9月2日作出，也只产生诉讼时效中止的后果，诉讼时效也应于2017年3月2日届满。故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于2017年4月5日第一次提起民事诉讼时，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刘本金、王红梅不应承担责任。王红梅是因其丈夫刘本金履行职务行为而被代加芝、邓财贵无故辱骂而与之理论，在情理上具有正当性，刘本金看见自己的妻子受到不法侵害，全身被泼满发臭的尿，制止不法侵害，免受不法侵害继续发生，仅仅是做出了抢夺尿桶的行为，没有其他过激行为，是在情急之下一个正当的民事自救行为，应受到法律保护和社会公德的赞许。故刘本金、王红梅不应承担责任。三、一审法院判决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错误。本案已经刑事处理程序，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不得再提出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且代加芝、邓财贵引发本案纠纷，存在重大过错，其诉请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不符合受害人无过错的要求，不应支持。且一审法院判决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
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辩称：第一、一审认定诉讼时效符合法律规定。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一直在维权，无论采取何种维权方式，均是想通过公权力来主张权利，在2016年9月2日德阳市人民检察院通过文书形式进行了答复，才确定本案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诉讼时效应自此时开始计算，故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第二、关于责任划分，同我方上诉意见一致，因为刘本金、王红梅跑到代加芝、邓财贵家里，才泼的水，不是尿，尿桶里面装的是水，不是尿，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晚上回去的时候，没有看到尿。我方认为刘本金、王红梅应承担主要责任，一审认定其承担20%的责任过低。第三、关于邓财贵的出生日期，农村惯常作法就是用农历出生年月上户口，邓财贵是农历六月初八的生日，事发时未满63周岁。第四、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属于民事侵权赔偿范围，是否属于刑事案件，有罪无罪，应由法院判决确定，公安机关依法采取的措施，不能作为对方抗辩的理由，刘本金、王红梅认为不应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且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的理由不能成立，我方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支持。综上，请求驳回刘本金、王红梅的上诉请求。
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刘本金、王红梅赔偿死亡赔偿金226680元（28335元/年×8年）、丧葬费27212元（54425元/年÷2）、交通费5000元、误工费4465.35元（3人×15天×99.23元/天）、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313357.35元。二、诉讼费由刘本金、王红梅承担。
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如下事实：受害人邓财贵与代加芝系夫妻关系、与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系父亲、子女关系。刘本金与王红梅系夫妻关系。受害人邓财贵、代加芝与刘本金、王红梅均居住在中江县某镇某村4组，两户房屋相距约100米。刘本金任中江县某镇某村4组的村委会妇女主任。
2015年7月19日19时许，代加芝因粮食直补问题到刘本金家找刘本金解决，双方发生口角后，代加芝回家。当日20时许，王红梅带着其女儿刘某某到村健身中心玩耍时路过代加芝、受害人邓财贵房屋门口，因听见代加芝与受害人邓财贵辱骂刘本金，便找代加芝、受害人邓财贵理论。在争吵过程中，受害人邓财贵让代加芝提来家中尿桶，两人一起将尿桶中的尿往王红梅身上泼。王红梅因被尿泼湿后受辱，便捡起砖头砸了代加芝面对房屋右边窗户的玻璃。刘本金在家中听到小孩的哭声便从家中跑到事发现场，见到王红梅全身湿透，经询问得知是被代加芝和受害人邓财贵用尿泼湿的，刘本金便冲到邓财贵面前，并让邓财贵将尿桶给他，邓财贵说了不给后便往自家门口放香炉的位置走，刘本金就上前去抢夺尿桶、尿壶。在抢夺尿桶的过程中，刘本金先用双手抱住邓财贵的腰部，将邓财贵往后推，邓财贵进行反抗，直到邓财贵背靠墙时，刘本金用左手去夺邓财贵提在手中的尿桶，夺下后将尿桶丢进邓财贵家中。在此期间，代加芝跑到刘本金家中将刘本金家一楼的窗户玻璃砸烂。王红梅在得知代加芝将自己家中玻璃被砸烂后，又捡起砖头把代加芝家另一面窗户的玻璃、风扇砸烂。后代加芝与王红梅扭打在一起，双方摔倒在代加芝家门口路边的田坎下。在此过程中，邓财贵面朝下倒在公路边的地上。村民拨打了120急救和110报警电话，中江县人民医院对邓财贵进行了抢救，后抢救无效死亡。
纠纷发生后，中江县公安局对刘本金过失致人死亡案立案侦查，并对刘本金进行拘留。2015年7月20日，中江县公安局对邓财贵尸体进行解剖检验。2015年7月27日中江县公安局提请中江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刘本金，中江县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8月3日作出江检侦监捕［2015］74号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决定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刘本金。同日，中江县公安局以案件需要继续侦查为由对刘本金作出江公（刑）取保字［2015］267号取保候审决定书，对刘本金进行取保候审，并依据江公（刑）释字［2015］166号释放通知书，将刘本金予以释放。2015年7月29日中江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出具关于“邓财贵”尸体检验工作的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了尸体检验情况及检验意见，检验意见主要为，结合现场勘查、现场走访，考虑邓财贵应系自身疾病急性发作引起死亡的可能性较大，外伤、情绪改变、劳累等均可诱发其自身疾病急性发作。鉴定书待病理切片检验报告书出具后再出具。2015年9月14日，中江县公安局出具江公（刑）鉴通字［2015］316号鉴定意见通知书，鉴定意见是邓财贵系冠心病急性发作致心力衰竭死亡，外伤、情绪改变等均为诱因。2016年3月15日，中江县人民检察院作出江检诉刑不诉［2016］10号不起诉决定，对刘本金不起诉。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对该决定不服，向德阳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德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9月2日作出德检刑申复决［2016］2号刑事申诉复查决定，对江检诉刑不诉［2016］10号不起诉决定予以维持。
另查明：受害人邓财贵于1942年6月8日出生，2015年7月19日死亡。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为城镇居民。2016年四川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335元，四川省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4425元，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工资为36218元。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刘本金、王红梅是否应对因邓财贵死亡而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赔偿责任。针对本案争议焦点，该院评判如下：
一、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刘本金、王红梅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本案应当适用一年的诉讼时效，从受害人2015年7月19日死亡起进行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亦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本案中，邓财贵死亡发生在2015年7月19日，而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于2017年4月5日首次提起民事诉讼，但是，根据一审法院依法查明的事实及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提供的中江县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德阳市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所反映的情况，至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检察机关前，公安机关一直对本案进行侦查，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在邓财贵死亡后，一直不能知晓权利的侵害人是否是刘本金、也不能确定刘本金是否会承担刑事责任，故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一直在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政府等部门主张查明案件事实，保护其相关权利，且如果刘本金被追究刑事责任，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亦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一并提出附带民事赔偿，故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处于不能确定权利请求义务人的状况下，且其请求追究刘本金的刑事责任亦可视为对其民事权利保护的请求。鉴此，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主张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应从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提出申诉之日起中断，并从2016年9月2日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知道德阳市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之日起重新计算。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于2017年4月5日提起民事诉讼，诉讼时效再次中断，诉讼时效于2017年8月8日准许撤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因此，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于2017年11月1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故上述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对本案的另一被告王红梅也发生相同的效力。
二、刘本金、王红梅是否应对因邓财贵死亡而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赔偿责任。
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因粮食直补问题，代加芝到刘本金家要求其进行解决时，代加芝与刘本金首次发生口角，为此次纠纷埋下隐患，后王红梅在经过代加芝门口时，因听到受害人邓财贵与代加芝辱骂刘本金，而与之理论，三人又一次发生口角，由此引发此次纠纷。随后，代加芝与受害人邓财贵采用向王红梅泼尿的做法升级了矛盾，此后刘本金与受害人邓财贵因抢夺尿桶发生拉扯，最终邓财贵因冠心病急性发作致心力衰竭而死亡，而邓财贵的死因鉴定意见已载明外伤、情绪改变为诱因。在纠纷发生过程中，王红梅与受害人相互辱骂、砸烂玻璃，刘本金与受害人邓财贵相互辱骂、拉扯，虽不是邓财贵死亡的主要原因，但纠纷中致邓财贵情绪改变或外伤确系死亡的诱因，刘本金、王红梅的行为对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综合纠纷发生的起因、经过，一审法院认为，受害人邓财贵、代加芝与王红梅、刘本金在发生纠纷时，均未能采取理性、冷静的方式处理，互相辱骂、打砸物品、发生拉扯，但代加芝与受害人邓财贵采取平常人无法忍受的泼尿方式处理纠纷，性质更为严重。因此，根据案件的客观实际并结合受害人邓财贵的死亡原因，邓财贵、代加芝应当对本次纠纷承担主要责任，王红梅、刘本金承担次要责任。诉讼中，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主张受害人邓财贵死亡系刘本金殴打所致，但对此仅有其本人陈述，无其他证据印证，亦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故该院对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的前述意见不予采信。刘本金、王红梅辩称未对邓财贵实施侵权行为，邓财贵的死亡与其无因果关系，也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因此，一审法院对刘本金、王红梅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故对于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因受害人邓财贵死亡所造成损失，应由王红梅、刘本金承担20%的赔偿责任。
对于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主张的各项损失问题，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计算正确，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7年；交通费因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未提供票据，该院酌定500元；误工费因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未提供误工人员具体误工损失的证据，其主张按照居民服务业的标准予以计算，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但应当按照4人计算3天。本次纠纷虽然经过了刑事立案侦查，但刘本金对此并未负刑事责任，刘本金、王红梅主张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赔偿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以采纳。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因邓财贵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277247.76元［死亡赔偿金198345元（28335元/年×7年）、丧葬费27212元（54425元/年÷12个月×6个月）、交通费500元、误工费1190.76元（4人×3天×99.23元/天）、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由刘本金、王红梅承担55449.55元。
综上所述，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应予以支持，其余部分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本金、王红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赔偿因邓财贵死亡所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55449.55元；二、驳回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负担2407元，刘本金、王红梅负担593元。
二审中，当事人认可邓财贵生于农历1942年六月初八即1942年7月20日，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除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因邓财贵死亡而造成的各项损失及金额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于2017年4月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就案涉纠纷中邓财贵死亡造成的损失请求判决刘本金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后，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8日裁定准许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撤诉。上述事实，有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2017）川0623民初1106之二民事裁定书予以证明并在卷予以佐证。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二审案件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各方当事人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的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刘本金、王红梅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一审认定的责任比例是否适当；三、一审判决刘本金、王红梅赔偿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正确。本院对此评判如下：
争议焦点一：关于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的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刘本金、王红梅主张，邓财贵于2015年7月19日在案涉纠纷过程中死亡，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于2017年4月5日才第一次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刘本金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其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主张，其一直在维权，均是想通过公权力来主张权利，德阳市人民检察院2016年9月2日作出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后，才确定本案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诉讼时效应自此时开始计算，故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因此，本案中邓财贵于案涉纠纷过程中死亡，刘本金等当事方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会导致民事赔偿在赔偿内容及范围上与普通民事诉讼存有区别，即在刘本金等当事方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无论邓财贵的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均只能根据物质损失情况提出赔偿请求，民事赔偿不包含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赔偿项目和内容；若刘本金等当事方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则邓财贵的近亲属可以提起普通民事诉讼，其赔偿请求可包含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赔偿项目和内容。
邓财贵于2015年7月19日在案涉纠纷过程中死亡，经案外人报警，中江县公安局即对刘本金过失致人死亡案立案侦查，并对刘本金先后采取拘留、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刘本金接受了公安机关的讯问，代加芝、王红梅接受了公安机关的询问，因此，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作为邓财贵的亲属，对该案已进入刑事侦查阶段应为明知。邓财贵于2015年7月19日死亡，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作为其亲属，虽然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但在中江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后，刘本金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未确定，故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和责任范围亦未能确定；在此期间，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基于其合理信赖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运用公权力通过对刑事犯罪嫌疑进行侦查的方式保护其民事权利，以认定相关当事方是否构成犯罪，并据以确定责任的承担主体和责任范围，故在相关刑事诉讼程序结束前的期间，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主张刘本金的行为构成犯罪，实际包含了其民事赔偿的权利内容，诉讼时效应为中断。德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9月2日作出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后，刑事诉讼程序结束，诉讼时效依法应重新计算，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于2017年4月5日才第一次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刘本金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诉讼时效再次中断，2017年8月8日，一审法院裁定准予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撤诉后，诉讼时效依法应重新计算；因此，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于2017年11月1日就本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由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刘本金、王红梅称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争议焦点二：关于刘本金、王红梅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一审认定的责任比例是否适当的问题。
刘本金、王红梅主张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主张刘本金、王红梅应承担主要责任，一审认定其承担20%的责任过低。
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邓财贵系冠心病急性发作致心力衰竭死亡，外伤、情绪改变等均为诱因；在案涉纠纷发生过程中，王红梅与受害人相互辱骂、砸烂玻璃，刘本金与受害人邓财贵相互辱骂、拉扯，因此，案涉纠纷的发生及纠纷过程中刘本金、王红梅的行为与邓财贵因情绪改变或外伤等导致冠心病急性发作致心力衰竭死亡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刘本金、王红梅应对邓财贵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刘本金、王红梅称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经查，在案涉纠纷发生当天，即2015年7月19日23时13分至2015年7月20日0时47分，公安机关对代加芝所作的询问笔录中，代加芝明确陈述其从里屋把糞桶里的尿拿出来，邓财贵拿糞勺舀了两勺泼在了王红梅身上，其后代加芝与邓财贵又合力将糞桶里的尿泼在了王红梅身上，该陈述与公安机关对其他当事人及案外人的询问能够相互印证，故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称在案涉纠纷发生过程中，邓财贵、代加芝向王红梅身上泼的是水，而不是尿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查明的事实，综合考虑纠纷发生的原因、经过及邓财贵、代加芝、刘本金、王红梅的具体行为，一审法院认定邓财贵、代加芝应当对本次纠纷承担主要责任，王红梅、刘本金承担次要责任，并无不当。故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称刘本金、王红梅应承担主要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综合全案情况，本院认为刘本金、王红梅承担30%的责任为宜，故对一审认定的责任比例予以纠正。
争议焦点三：关于一审判决刘本金、王红梅赔偿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正确的问题。
刘本金、王红梅主张本案已经刑事处理程序，代加芝、邓财贵存在重大过错，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赔偿，且一审判决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认为一审判决赔偿金额过低，其提出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请求应予支持。
本院认为，案涉纠纷发生后，虽然中江县公安局对刘本金过失致人死亡案立案侦查，并对刘本金先后采取拘留、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但现刑事诉讼程序已经终结，依据现有证据查明的事实，刘本金的行为并未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法认定为犯罪，故本案并不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请求对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予以赔偿，于法有据；代加芝、邓财贵的过错问题，系认定责任承担比例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数额的重要因素，但不影响赔偿责任的范围，故刘本金、王红梅称其不应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邓财贵于2015年7月19日死亡，二审中当事人认可邓财贵生于农历1942年六月初八即1942年7月20日，故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认为死亡赔偿金应按8年计算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死亡赔偿金应为226680元（28335元/年×8年）；刘本金、王红梅称一审判决的死亡赔偿金过高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由此，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外，因邓财贵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255582.76元（死亡赔偿金226680元＋丧葬费27212元＋交通费500元＋误工费1190.76元），应由刘本金、王红梅承担30%的责任，即承担76674.83元。
刘本金、王红梅认为一审法院判决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认为一审判决赔偿金额过低，其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请求应予支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本院结合全案情况，综合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案涉纠纷的具体情节和后果、以及刘本金和王红梅的获利情况、经济能力、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5000元为宜。
因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时已综合考虑了当事人过错程度及案涉纠纷的具体情节和后果等全案情况，故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再按责任比例承担，应由刘本金、王红梅全部承担。
一审中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主张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一审法院虽认为因邓财贵死亡致精神损害抚慰金一项的金额为50000元，但认为该项赔偿金额仍应按责任比例分担，实际判决刘本金和王红梅按20%的比例赔偿，即一审判决刘本金和王红梅实际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因此，刘本金和王红梅称一审判决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由此，刘本金、王红梅应承担因邓财贵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91674.83元（76674.83元＋15000元），本院依法对一审认定的赔偿金额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刘本金、王红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对一审判决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2017）川0623民初3199号民事判决；
二、刘本金、王红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赔偿因邓财贵死亡所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91674.83元；
三、驳回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负担2407元，刘本金、王红梅负担59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6000元，由代加芝、邓英涛、邓英明、邓英金负担2000元，刘本金、王红梅负担4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邵 敏
审判员 魏红敏
审判员 杨 轩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