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27民初531号
原告：宋雷琴，女，195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
原告：陈瑶，女，198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忠斌，浙江恒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平，浙江春江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千岛湖滨江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希尔顿酒店，住所地：淳安县千岛湖镇环湖北路600号。
代表人：严晔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鸣，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淳安千岛湖江途户外运动策划有限公司，住所地淳安县千岛湖镇东源路278-2号。
法定代表人：江苏娟。
被告：江苏娟，女，1980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淳安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虞文君，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杭军，男，1963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淳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献彪，浙江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富强，浙江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新伟，男，198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现在杭州市东郊监狱服刑。
被告：杭州千岛湖鱼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住所地淳安县千岛湖镇环湖北路1210号。
法定代表人：吴建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承进，浙江千岛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项长松，浙江千岛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宋雷琴、陈瑶诉被告杭州千岛湖滨江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希尔顿酒店（以下简称希尔顿酒店）、淳安千岛湖江途户外运动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途公司）、江苏娟、吴杭军、陈新伟、杭州千岛湖鱼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鱼文化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7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忠斌、被告希尔顿酒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鸣、被告江途公司、江苏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虞文君、被告吴杭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献彪、被告陈新伟、被告鱼文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承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请：一、判令各被告共同赔偿二原告因其近亲属陈永根死亡而导致的赔偿款731569.5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审理中，原告将赔偿款的数额变更为784414.5元，具体包括死亡赔偿金708555元、丧葬费25859.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事实与理由：2016年11月7日早晨，二原告亲人陈永根及另一受害人江卫锋等一行共计7人从桐庐分水赶到淳安钓鱼，钓鱼场所位于希尔顿酒店经营范围内的湖面及鱼文化公司的经营的钓鱼岛湖面交界处，钓鱼的平台属于鱼文化公司所有。一起前往钓鱼的江振明、徐小其等人在前几日即在该湖面钓鱼。当天因为去钓鱼的时间比较早，不属于鱼文化公司的营业时间，在鱼文化公司允许下，陈永根等七人自行联系江途公司合伙人吴杭军，由吴杭军安排陈新伟驾驶电瓶船接送，并支付了相应报酬，待鱼文化公司的工作人员上班后，再前来收取相应的费用。
2016年11月7日早晨7时许，陈新伟驾驶了一辆摩托艇前往被告希尔顿酒店停车场附近的湖边接送陈永根等人。由于摩托艇一次只能坐二个人，陈新伟便分多趟运送，当陈新伟在第三趟运送陈永根和江卫锋时，在驶离湖边距钓鱼平台约50米处，陈新伟驾驶的摩托艇突然出现状况，瞬间翻在湖面上，陈永根和江卫锋落入湖水中，最终不幸溺水死亡。
事故死亡后，淳安县公安局水警大队介入调查，并对陈新伟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通过淳安县公安局对事故的调查，原告了解到：水上项目系希尔顿酒店所有，并发包给江途公司经营，而江途公司为江苏娟和吴杭军两人合伙经营，并以江苏娟作为股东向工商机关登记为一人有限公司。陈新伟系水上项目的员工，其驾驶的摩托艇属水上项目。2016年11月7日陈新伟驾驶的摩托艇上未配备救生衣等救生设施。
综上，原告认为，陈新伟违规驾驶未配备水上救生设施的摩托艇，也未提醒乘坐着穿着救生衣。在摩托艇只能载一人的情况下，违规搭载两人，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江途公司作为陈新伟的用人单位及摩托艇的所有人，对公司员工及公司设备设施管理不善，存在重大过失，应与陈新伟承担连带责任。江苏娟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与公司共同承担责任。吴杭军作为江途公司的实际经营合伙人，且存在指使陈新伟使用公司水上设施到超出水上项目区域接送人员的事实，应与江苏娟一同承担责任。希尔顿酒店虽将水上项目发包给江苏娟，但其作为业主应当负有相应的监管责任，同时根据希尔顿酒店与江苏娟的协议，希尔顿酒店也应负有监管责任，但事实证明，酒店在水上项目实际运营中，未尽到任何监管责任。此外，徐小其等人的钓鱼平台是向鱼文化公司租用的，鱼文化公司经营的钓鱼岛为钓鱼休闲旅游项目，需购买正规门票并由其公司的船只接送到该平台。但在之前的钓鱼过程中，其明知徐小其等人提早上平台或者延迟离开，并放任徐小其自行联系其他人员接送。正是鱼文化公司的违规操作，才导致徐小其等人再次自行联系其他人接送，进而发生本次事故。因此，希尔顿酒店和鱼文化公司应就其在本案中存在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被告希尔顿酒店答辩称，一、其对本案受害人的溺亡，并不承担安全保障责任，理由：1、事故发生不在酒店场地（特许经营水域）内，酒店对不属于酒店场地的区域并无管理的义务，客观上也无法进行监管。千岛湖水域并非酒店所有、独占使用的场地，其属于公共水域，他方均可自由通行，酒店无法控制、限制他方的通行。2、陈新伟非酒店员工，酒店对其无管理责任，受害人也非酒店客人，失事的水上摩托艇并非酒店所有，事故发生时间非水上项目活动的正常营业时间。因此，希尔顿酒店对于本案受害人的溺亡，从任何角度均不具备安全保障责任。二、其对本案受害人的溺亡，并不承担侵权责任或者连带责任。本案中，酒店并非侵权行为人，也未实施法律规定的推定酒店有过错以及损害受害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因此，酒店并不构成规定的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其次，酒店也不构成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理由：1、酒店并没与陈新伟构成意思上的联络、共同实施侵权行为；2、酒店未实施危害受害人人身安全的危险行为，造成受害人溺亡，且此案可以确定实际的侵权人。三、受害人自身存在较大过错。受害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水上摩托仅限乘坐一人，水上活动危险性很大，理应置备救生设施，但确在明知该运送发生在水上项目活动的非正常营业时间的情况下，同意并认可同时承载二名水上摩托乘客，且选择不穿救生衣，自身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被告希尔顿酒店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被告江途公司、江苏娟共同答辩称，一、江途公司不应当承担本次事故所产生的损失，理由：1、本案事故发生在2016年11月7日早6时许，而其公司的营业时间是上午八点三十至下午五点三十，并不在公司的营业时间；2、江途公司水上项目业务范围系体育经营活动，运输客人并非在其经营范围；3、陈新伟运输徐小其等七人非江途公司指派或批准，陈新伟严重违反公司管理规定，在工作时间之外私自使用摩托艇运送徐小其等人，系其个人对徐小其予以帮助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4、江途公司并没有收到包括本次事故受害人在内的被运送人员的费用；5、江途公司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在正常使用水上设施时都要求客人必须穿救生衣，水上摩托艇的钥匙在下班后统一锁在一个抽屉里面，陈新伟私自拿走水上摩托艇钥匙；6、江途公司已为水上项目投保了公共责任险，但因本次事故并非发生在经营中，保险公司不予理赔。
二、江苏娟并未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中，江苏娟作为江途公司的股东，并未侵权行为的适格被告。
三、本案赔偿责任的分配。
（一）江振明、徐小其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1、根据（2017）浙0127刑初39号刑事判决书确定如下事实：江振明是提议并组织该次钓鱼活动的人，其委托徐小其负责联系钓鱼平台等事宜，在提供钓鱼平台的单位不能安排人员接送的情况下，寻求陈新伟义务帮助接送人员，故江振明、徐小其是被帮工人，陈新伟是帮工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陈新伟作为帮工人严重违反摩托艇使用和操作规定，造成他人死亡，应负与其在事故中所起作用相应的责任。
（二）鱼文化公司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江振明等人进行垂钓的平台系鱼文化公司所有并经营管理，地点也在其公司管理范围的水域，垂钓人员的接送也由其公司安排人员进行。事故前几天鱼文化公司特地把一个钓鱼平台从别处拖到事故发生地，专供江振明使用，因此不可能不收费，可见鱼文化公司对江振明的行为是明知并允许的。鱼文化公司作为经营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保障义务及接送服务，如果其为江振明等人提供完整的服务，本次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包括受害人在内的一行垂钓人员是在前往钓鱼平台途中快接近目的地的时候发生事故，故鱼文化公司作为钓鱼平台的经营管理者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此外，鱼文化公司没有设立钓鱼平台的资质，其设立钓鱼平台违反《淳安县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千岛湖水域垂钓管理的实施意见》（淳政法（2015）8号），因此其属于非法经营。
（三）本次事故受害人自己也要承担次要责任。受害人系成年人，对摩托艇是否可以载客并同时载乘二人以及没有救生设备等情况下有可能发生意外应有正常的判断能力，并可拒绝乘坐或要求提供救生设备。
（四）原告在庭审中已经明确放弃江振明和徐小其等应当承担责任的赔偿份额，该份额不应强加于其他被告身上。
被告吴杭军答辩称，一、吴杭军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实际侵权人为陈新伟，陈新伟系江途公司的员工，但江途公司的登记股东为江苏娟，吴杭军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尽管其与江苏娟存在投资关系，但其属于经济组织内部事务。二、陈新伟超越职权范围，不属于职务行为。江途公司规定的上班时间为早上八点半，经营范围为水上运动项目，不包括接送客人到案涉的钓鱼平台，且摩托艇禁止用于接客，而本案中陈新伟接送陈永根等人的时间为早上六点，接送目的地为钓鱼平台，陈新伟也未将接送受害人一事告诉江途公司负责人和管理人。综上，陈新伟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地点，非为公司利益，且公司亦难以知情的情形下擅自接受客人，属于超越职权范围，不宜认定陈新伟系履行职务行为。三、受害人自身存在过错。本案中，受害人作为理性正常人，应知水上摩托艇仅限乘坐一人，且在未置备任何救生设施的情况下乘坐，自身未能尽到注意义务，最终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其自身亦存在过错，应当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四、关于合理损失。死亡赔偿金无异议，丧葬费无异议，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支持。综上所述，吴杭军非本案的适格被告，陈新伟超越职权范围，不属于履行职务行为，被害人亦存在过错，请求驳回对吴杭军的诉讼请求。
被告陈新伟答辩称，运送本案受害人陈永根去钓鱼岛平台垂钓完全系其个人行为，和江途公司以及希尔顿酒店没有任何关系，江途公司的水上游乐项目是有相关安全管理规定，有相关的操作流程和要求，已经尽到了管理义务，但陈永根等人来垂钓并非其组织的，运送也未收取任何报酬，陈永根等人上船前并未告知不会游泳，船翻掉之后其也已经进行了施救，因此本案事故发生虽系陈新伟疏忽大意，没有让陈永根穿救生衣导致，但其已经收到了法律的制裁，受害人自身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江振明和徐小其作为垂钓的组织者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被告鱼文化公司答辩称，鱼文化公司系国有参股公司，钓鱼的平台属于鱼文化公司，休闲垂钓属于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之一，所有的渔趸都持有浙江省内陆渔业船舶证书，运输旅客的船舶都持有渔业船舶登记证书，休闲垂钓的流程是：垂钓者先到钓鱼岛游客中心购买120元/张的钓鱼票，然后由中心销售员电话通知公司副总邓祝仁，由邓祝仁派船，垂钓者凭钓鱼票在检票处入场上船，送至钓鱼平台，营业时间是早上八点至下午五点，营业时间结束后凭钓鱼票由公司派船接回。2016年11月6日上午八点三十分，徐小其等七人买好钓鱼票，由公司驾驶员徐仁杰接送他们到钓鱼平台钓鱼。但在2017年11月7日上午早晨，包括本案受害人陈永根在内的七人让陈新伟开摩托艇到钓鱼平台钓鱼，纯属偷钓行为，鱼文化公司完全不知情。出事的地点距离钓鱼平台20-50米左右，不在鱼文化公司管辖的水域内，陈新伟是江途公司的员工，摩托艇也是江途公司的，因此本次事故和鱼文化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在诉状中所称“鱼文化公司明知陈永根等人在非营业时间通过非正常途径前往平台钓鱼且鱼文化公司对本次垂钓也是要收费的”等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要求法院驳回原告对鱼文化公司的诉讼请求。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鉴定意见通知书1份（原件）、公民死亡证明书1份（复印件）、火化证明1份（复印件），拟证明陈永根于2016年11月7日在希尔顿酒店湖面与钓鱼岛湖面交界处因摩托艇翻掉落入湖水中溺水死亡的事实以及陈永根出生时间为1951年4月12日的事实；
2、结婚申请书1份（复印件，加盖公章）、证明1份（原件），拟证明原告宋雷琴系陈永根妻子，原告陈瑶系陈永根女儿的事实。
3、希尔顿酒店和江途公司之间的《特许协议》及附件各1份（复印件），拟证明双方的协议中约定江途公司应确保其人员已经接受有关提供服务及其自身、其客户以及酒店其他用户的健康、安全和福利的所有必要培训并获得相关资格证书，但在协议的实际履行中并未对江途公司的人员培训及其资格证书进行管理，在管理之中存在过失，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江途公司、江苏娟提供以下证据：
1、淳政发（2015）8号文件1份（打印件），拟证明鱼公司设立钓鱼平台违反了《淳安县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千岛湖水域垂钓管理的实施意见》（淳政发（2015）8号），属于违法经营。
2、（2017）浙0127刑初39号刑事判决书1份（复印件），拟证明被告陈新伟的行为非职务行为。
3、照片14份（打印件），拟证明江途公司已经在显眼处告知救生衣必须配备，且场所也是封闭的。
被告鱼文化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照片4份（影印件）、浙江省内陆渔业船发生的舶证书1份（复印件）、渔业船舶登记证书1份（复印件）、钓鱼票1份（原件）、11月6日的游船调度单1份（原件）、淳渔（2014）4号关于千发集团渔业旅游项目的批复1份（打印件），拟证明休闲垂钓的购票现场、凭票进场以及钓鱼平台和运输的船舶，进一步证明休闲垂钓是合法的，以及11月7日的事件和鱼文化公司无关。
被告希尔顿酒店、吴杭军、陈新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诉讼各方庭审质证及本院认证情况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各被告无异议，本院审核后对该证据证明力予以确认。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3，各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均有异议，希尔顿酒店主张受害人不是希尔顿酒店的客人，与希尔顿酒店和江途公司协议内容无关，接送船只非希尔顿酒店所有，事发水域也不在希尔顿酒店支配范围，因此希尔顿酒店不应承担责任；被告江途公司、江苏娟主张该水上项目不属于希尔顿酒店，是江途公司经营的，该公司是吴杭军和江苏娟实际管理；吴杭军主张本案事故不是陈新伟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的，摩托艇不是运客的，只是救生艇，摩托艇作为一种娱乐艇，法律和政策的层面对其检验登记发证没有强制要求，对驾驶员考取驾驶证也不做强制要求；被告陈新伟自认本案运送系其个人行为，不是合同所涉及的行为。本院审查后仅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江途公司、江苏娟提供的证据1，原告宋雷琴、陈瑶、被告希尔顿酒店、吴杭军、陈新伟对其三性无异议，被告鱼文化公司认为，需要对其真实性进一步审查，且也不能证明其证明对象，鱼文化公司的垂钓项目是经过淳安县渔政渔港管理局淳渔2014-4号文件批复的，并且钓鱼平台趸船都有合法证书，是钓鱼岛景区的一部分。所以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对象。本院审查后认为，本次事故发生地并非鱼文化公司所属的钓鱼平台，运送受害人的船只也非鱼文化公司所有，原告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鱼文化公司收取了垂钓费用，因此钓鱼平台的设立是否合法与本次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对于被告江途公司、江苏娟提供的证据2，原告及其余各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对于证据3，原告及其余各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原告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现场是有相关的要求的，但并没有实施到位；被告希尔顿酒店主张该证据可以证明江途公司已经按照和希尔顿酒店的协议履行了告知的义务；被告吴杭军认为该证据可以反映江途公司服务对象是酒店的客人，服务的内容不包括运送客人，江途公司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现场已经设立了有很多警示标志；被告鱼文化公司认为关联性应由法院认定；本院审查后仅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江途公司是否已经尽到了足够的管理义务，本院将在判理部分予以阐述。
对于鱼文化公司提供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主张本次事件的发生就是鱼文化公司没有按照流程操作导致，鱼文化公司的员工徐仁杰对陈永根等7个人违规要求其他人员接送到平台钓鱼的事是知道并默许的；被告希尔顿酒店对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认为该证据恰恰可以表明事故和希尔顿酒店无关；被告江途公司、江苏娟认为需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进一步核实，主张从11月4日开始，江振明为接待领导，让徐小其联系鱼文化公司，鱼文化公司从别处拉来这个钓鱼平台，事发当天又是江振明组织了此次的7个人的钓鱼活动，由于鱼文化公司员工徐仁杰说时间太早没有办法接送，所以便私下联系了陈新伟接送，因此鱼文化公司是知悉、了解该钓鱼行为，该钓鱼行为也是要收费；被告吴杭军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主张事故发生和江途公司没有关系；被告陈新伟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主张事发当天，陈永根等人没有通过鱼文化公司的正常通道前往平台钓鱼，自身存在过错；本院审查后对该组证据依法予以采信。
另，法院依申请调取（2017）浙0127刑初39号刑事侦查卷宗一本，将公安机关于11月7日对被告陈新伟所做的三份笔录、于11月8日、11月9日、11月21日、12月5日对其所做的询问笔录各一份；于11月7日对随本案受害人陈永根一行前去钓鱼的其他五人即吕灵仙、对徐小其、对江振明、对江贵富、对江铭华所做的询问笔录各一份；于11月7日对吴杭军、江苏娟、希尔顿酒店员工张洁、鱼文化公司员工徐仁杰及涉案水上项目的原承包人方有田所做所做的询问笔录各一份，共计17份笔录出示给各方当事人。
原告对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主张陈新伟的笔录可以说明摩托艇上没有救生衣；摩托艇的平时管理没有制度，遥控和钥匙都在陈新伟处；徐小其和吴杭军是认识的。吕灵仙的笔录可以说明接送过程中，徐小其是付过几斤虾的。徐仁杰笔录可以说明他们的钓鱼是没有按照制度来的，鱼文化公司是明知的。吴杭娟笔录可以说明江途户外公司是吴杭军和江苏娟实际经营的。张洁笔录说明希尔顿酒店没有经过监管的。
被告希尔顿酒店对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强调本案的事故和希尔顿酒店和江涂公司的协议无关，希尔顿酒店对该事故的发生无法预知，也无法进到注意义务。
被告江途公司、江苏娟对笔录的三性无异议，主张救生衣不是放在摩托艇上的，是有专门放救生衣的地方；钥匙是放在抽屉里的，至于陈新伟怎么拿到不清楚；江途公司并没有收到接送的费用。
被告吴杭军对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笔录可以反映涉案事故是由徐小其、江振明组织的钓鱼活动中发生的，陈新伟的协助行为和江途公司的经营管理无关，不是江途公司的经营管理所能预知和控制的，陈新伟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江苏娟和吴杭军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被告陈新伟对笔录无异议，主张事发当天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之前接送所给的100元是买烟的并非运送费用。
被告鱼文化公司对所有笔录的三性无异议，认为本次钓鱼活动是徐小其、江振明私自组织的非法垂钓，和鱼文化公司无关，鱼文化公司对此并不知情，徐仁杰的笔录和陈新伟的笔录都证实了这一点；事发地点不在鱼文化公司的钓鱼平台、事故发生时间也非营业时间等都说明了本次事故和鱼文化公司无关。
综合各方对笔录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笔录依法予以采纳，对拟证明对象在本院认定事实中予以详细阐述。
基于以上证据分析，并结合庭审中诉讼各方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陈永根，男，1951年4月12日出生。1977年2月23日，陈永根与原告宋琴登记结婚，1980年7月23日生育一女陈瑶。2016年11月6日，陈永根和江振明、徐小其、吕灵仙、江铭华、陈富贵在鱼文化公司所属的钓鱼岛游乐中心购买钓鱼票之后，鱼文化公司指派员工徐仁杰将七人送至鱼文化公司所属的钓鱼平台垂钓,中饭时分又将其接回。午饭过后，陈永根、江振明、江铭华、陈富贵等人返回桐庐，徐仁杰又将徐小其、吕灵仙送至平台钓鱼。当天因徐小其钓鱼时间较迟，便自行联系了陈新伟来接其上岸。考虑到江振明等人第二天清早还要来垂钓，钓鱼岛游客中心还没有营业不能接送，徐小其在接送途中便询问陈新伟第二天是否可以再次接送他与朋友去平台垂钓，陈新伟应允。第二天早上五点左右，陈永根、江振明等五人从桐庐出发，徐小其、吕灵仙六点钟左右在希尔顿酒店附近接到他们之后便一起前往希尔顿停车场下面的水边，陈新伟已经开着水上摩托车在那里等候。因水上摩托一次最多只能承载两人，陈新伟便分多次将陈永根等人运送至平台。考虑到路途较短，陈新伟没有为他们准备救生衣，陈永根等人也没有要求穿救生衣。第一、二趟都安全送达。六点三十分左右，当在第三趟运送陈永根及汪卫峰时，在距离钓鱼平台二十米左右的样子，因为要靠近浮排，陈新伟便开始慢慢减速，但减速下来之后摩托艇的重心开始不稳，船头上漂，船尾下沉，左右摇摆，为了稳住摩托艇，陈新伟加油提速，但摩托艇更加晃动，最终侧翻，陈永根、汪卫峰跌落水中溺亡。
另查明，陈新伟系被告江途公司工作人员，其驾驶的水上摩托艇属于该公司所有。被告希尔顿酒店无偿将其酒店附近水域提供给江途公司经营水上活动项目以便于增加酒店的配套设施，而水上活动项目的运营（包括船只购买、人员引进和日常管理）则完全由江途公司负责，营业收入也由江途公司自行支配，被告希尔顿酒店并不参与。江途公司经营的水上中心营业时间为上午9时至晚上18时，经营范围为水上皮划艇、水上自行车等水上项目，并不包括接送客人。但江途公司对水上摩托车的管理并不规范，下班时间也可由员工可随身携带钥匙和遥控器，自行开走使用。江途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系被告江苏娟、吴杭军，工商登记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为江苏娟，现场管理为吴杭军。
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危险源的开启与控制是判断行为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是否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主要依据。本案中，被告人陈新伟本属于好意无偿运送陈永根等人，但在运送过程中违规搭载两人同行，后又因操作不当，且未采取水上安全防护措施，致使水上摩托侧翻，致使陈永根落水后溺亡，故其对陈永根的死亡应负主要责任。江振明、徐小其两人虽然同陈永根一同前往钓鱼，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二人组织、策划了该次钓鱼活动，亦或向其他同行钓鱼者收取了费用，因此虽然在钓鱼之前江振明委托徐小其代为联系钓鱼事宜，徐小其与其沟通之后让非钓鱼平台工作人员陈新伟运送他们一行人员去往平台钓鱼，但陈永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第一天已经在购票之后通过合法渠道到过平台，因此对第二天私自通过搭乘水上摩托艇擅自到平台钓鱼的性质应明知，却仍置危险于不顾前往，且水上摩托艇只能搭载一人、搭乘摩托艇应穿救生衣等应系成年人的常识，而陈永根等人却在陈新伟违规搭载两人时没有制止、未提供救生衣时也未主动要求，因此其自身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应承担次要责任，徐小其、江振明不应承担责任。被告江途公司未能严格执行管理制度，公司员工可以随意在非工作时间开走水上摩托艇，对本案事故的发生起到一定作用，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江苏娟、吴杭军虽为江途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但并未实施侵权行为，不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原告要求被告鱼文化公司和希尔顿酒店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根据各方当事人对本次事故损害的原因力分析，本院确定，陈永根死亡的合理损失由陈新伟负担50%、被告江途公司负担20%，陈永根自负30%。且本次事故损害系各方当事人分别实施的行为结合造成，故被告陈新伟、江途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按份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关于原告的合理损失。经核：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708555元、丧葬费25859.5元，符合法律规定，均予确认；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35000元。上述损失由被告陈新伟、江途公司依法负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宋雷琴、陈瑶因其近亲属陈永根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合计734414.5元，由被告陈新伟赔偿367207.5元，由被告淳安千岛湖江途户外运动策划有限公司公司赔偿146882.9元；
二、原告宋雷琴、陈瑶因其近亲属死亡产生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由被告陈新伟赔偿25000元，由被告淳安县千岛湖江途户外运动策划有限公司赔偿10000元；
上述一、二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执行。
三、驳回原告宋雷琴、陈瑶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644元，由被告陈新伟负担5822元，由江途公司负担2330元，由原告宋雷琴、陈瑶自负349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蔡姣姣
代理审判员 徐金生
人民陪审员 胡水平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程俊霞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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