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06民初4024号
原告梁慰莉，女，1963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代理人黄新峰，广东常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东南粤星光珠宝产业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北水村百安路东侧地块星光珠宝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曾保佳，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宗强，广东思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聪，广东思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佛山市顺德区顺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红岗路红庙八街2号办公楼四楼。
法定代表人杜卓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永东，广东宝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岚，广东宝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卢裕明，男，1962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原告梁慰莉诉被告广东南粤星光珠宝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光产业园公司）、佛山市顺德区顺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恒建设公司）、卢裕明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黄新峰、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宗强、被告顺恒建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罗永东、郑岚、被告卢裕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慰莉诉称，2013年，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委托被告卢裕明投标被告星光产业园有限公司位于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北水村百安路东侧地块的建设工程（包括星光珠宝产业园2号、3号、4号、5号厂房工程）。被告顺恒建设公司中标后，其代理人即本案被告卢裕明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分别签订上述四栋厂房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书共四份。
2013年10月，被告卢裕明作为被告顺恒建设公司的代理人又与原告签订了《木方模板租赁合同》，约定由原告负责星光珠宝产业园上述四栋厂房的木方模板及其配件的供应（包含工人工资）。其中合同第六条约定：单价及结算付款方式如下：1、按图纸建筑面积每平方米55元，本工程总面积48500平方米，总租金为人民币2667500元（不含税金），增加工程未在图纸内的另议。备注：总租金2667500元已包含什工工资。2、乙方（即本案被告卢裕明）应于2015年1月20日一次性付清全部租金2667500元，如有违约，每天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3340元。原告依约完工后，于2015年12月16日与作为被告顺恒建设公司的代理人的本案被告卢裕明就杏坛星光珠宝产业园工地进行结算，工地建筑面积48500平方米，单价55元每平方米，合计2667500元，被告卢裕明签名按捺印确认。
三被告至今未向其支付工程款中的木方模板租金，因此，原告请求判决：一、三被告共同连带承担向原告支付工程款中的租金（含杂工工资）人民币2667500元及违约金800250元（按总价款2667500元的30%计算），两项共计3467750元；二、原告享有本案全部建设工程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三、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并由法院将预收的诉讼费直接退还原告。
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辩称，原告对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原告请求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向原告支付租金及违约金没有依据。（一）原告与被告卢裕明签订的《木方模板租赁合同》为租赁合同，并非建设工程合同。1.从合同的标题和内容看，原告将木方模板及配件租赁给被告卢裕明使用，该合同属于租赁合同，原告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承担的也是租金，原告据此起诉的合同关系是租赁合同关系，与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完全不同，原告无权要求建设工程的发包方承担责任。2.原告提交的《木方模板租赁合同》及结算表的真实性存疑，该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10月15日，合同约定2015年1月20日一次性支付租金，明显不符合常理。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对原告与被告卢裕明签订上述合同在诉前不知情，且无证据证明原告参与过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发包工程的施工。3.假设《木方模板租赁合同》真实并且属于建设工程合同，则该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房屋建设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原告作为个人，是不能承担分包工程业务的。4.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并非《木方模板租赁合同》的签订主体，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该合同的义务应由合同的签订方履行，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无关。（二）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严格按照建筑法等法律法规就“星光珠宝产业园2、3、4号厂房（一期）”和“星光珠宝产业园5号厂房（二期）”工程与施工单位签订合同，与原告及被告卢裕明无任何合同关系。2013年5月3日、2014年2月18日，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与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工程公司）签订《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简称标准施工合同），约定由长沙工程公司承建“星光珠宝产业园2、3、4号厂房（一期）”和“星光珠宝产业园5号厂房（二期）”工程等。2013年6月10日及2014年2月23日，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与长沙工程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除工程项目外的其他辅料、配件、劳务、施工工地围闭、临时工棚等，由长沙工程公司委托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另行聘请建筑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承建，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另行聘请建筑公司施工承建项目的费用在双方签订的标准施工合同中的合同总价款中扣除，等等。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故于2013年7月13日、2014年3月9日与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就上述工程分别签订了《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书》，约定由被告顺恒建设公司承包涉案工程的劳务部分。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按照法律法规进行招标、发包，上述标准施工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书》都是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公司，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并无非法发包行为。（三）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已经支付了全部应付的工程款给长沙工程公司，并不存在拖欠工程款的情况。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实际完成工程量与《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书》约定的工程量相比，存在部分工程未施工，由于被告顺恒建设公司拖欠施工人员工资等违约行为致使工人罢工、闹事，导致被告顺恒建设公司负责的涉案工程没有全部完成，顺恒建设公司也未就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与长沙工程公司进行结算，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的工程价款尚未确定。长沙工程公司和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之间也未就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结算。但截止至2015年12月24日，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已总共向长沙工程公司支付了工程款66781184.22元，据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估算，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数额已经达到了实际应付的工程款数额。因此，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认为，根据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已经付清全部应付的工程款。二、原告诉请对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的建筑物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于法无据。（一）如上所述，本案原告主张的租金并非工程价款，如果《木方模板租赁合同》是建设工程合同，则该合同因原告没有施工资质而无效，该诉请的款项实际是返还款，并非工程款，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6月在《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四条中指出，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日期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案涉工程最迟的竣工日期为2015年7月3日，到原告起诉时也超过了6个月，就算原告主张的款项属于工程价款，也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顺恒建设公司答辩称，1.《木方模板租赁合同》所含木方模板属于建设工程必要工序，认定原告是模板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有事实依据，但在案证据及与本案相关联的（2016）粤0606民初字第2261号案足以证实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是本案工程的发包人，案外人长沙工程公司是承包人与施工人，原告主张被告顺恒建设公司是被告卢裕明借用资质的单位，但实质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只是参与本案工程的招投标，因未中标，与本案及案涉工程施工无关，被告卢裕明是本案工程的总实际施工人；2.原告主张被告顺恒建设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顺恒建设公司与本案工程无关，在被告卢裕明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及交易中，不涉及原告对被告卢裕明有任何信赖利益，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应当清楚按建设工地的公示牌可以知道谁是施工单位。
被告卢裕明答辩称，其是直接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签订合同，与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及长沙工程公司无关，其与原告签订合同及其欠款2667500元都是事实；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原告提出30%违约金不应该支付。
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了如下证据：
1.原告、被告卢裕明的身份证、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被告顺恒建设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三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2.《木方模板租赁合同》及其结算单，证明原告与被告卢裕明签订涉案四栋厂房的木方模板配件等建筑工程所必须投入的成本及工序，总工程款是2667500元（不含税金），约定支付时间是2015年1月26日，及违约金每天3340元；结算单证明负责人是原告，价款包含工人工资、材料租金等。
被告卢裕明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合同显示的签订时间是2013年10月15日，约定施工面积48500平方，原告称该施工面积包括第2、3、4、5号厂房，而涉案五号厂房是在2014年2月18日才由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发包给长沙工程公司，2014年3月9日分包给被告卢裕明，即2013年10月15日5号厂房工程没有发包，原告及被告卢裕明却在合同中对5号厂房的施工面积作出约定，明显是原告与被告卢裕明串通伪造的；该合同约定被告卢裕明于2015年1月20日一次性支付全部价款，与正常交易习惯不相符；原告提交结算单中，列明工人工资及材料租金，及合计工程款数额，该数额与木方模板租赁合同数额一致，即原告所称租赁项目中合同预算金额及结算完全一致，是反常的；合同第5条约定原告将租赁标的运送到工地，使用完毕后回收，可见该合同是租赁合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若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则为无效合同。
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同意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的质证意见，但认为该组证据记载的原告施工面积48500平方米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发包给案外人长沙工程公司的案涉工程面积一致，证实被告卢裕明是案涉工程总实际施工人，原告是木方模板工程的施工人，（2016）粤0606民初字第2261号案中原告是脚手架实际施工人，被告顺恒建设公司与本案工程无关，被告卢裕明以个人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原告明确清楚被告卢裕明是涉案工程的总实际施工人。
3.星光珠宝产业园平面图、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书复印件四份，以证明涉案厂房工程的实际面积。
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对星光珠宝产业园平面图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是建筑总体规划图，并非实际施工图；对四份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其提交的四份合同与该四份合同有偏差，原件最后一页显示有乙方收款账户，原告提供的合同上面没有，且这份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是受长沙工程公司委托将涉案工程劳务部分分包给被告顺恒建设公司，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与被告卢裕明不存在合同关系。
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对该组图纸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原告提供的不是施工图纸；对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合同是被告卢裕明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直接签订，与被告顺恒建设公司无关，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只是授权过被告卢裕明投标，但没有收到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的中标通知，也未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签订正式的施工合同及向建设行政部门报建，被告卢裕明借用被告顺恒建设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属于无权代理。
被告卢裕明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4.房产档案证明一份，以证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就涉案厂房领取了房产证，全部工程验收合格。
三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
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在诉讼中提供了如下证据：
1．《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两份、《补充协议》两份，以证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就星光珠宝产业园2、3、4号厂房（一期）及星光珠宝产业园5号厂房（二期）签订了施工合同，长沙工程公司将案涉工程的劳务部分委托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另行分包。
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不符合本案事实，是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通过欺骗手段做违法行为。
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证实长沙工程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总承包人，长沙工程公司是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找来的报建挂靠单位，并将涉案全部工程自行发包给被告卢裕明的形式，补充协议中记载的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另行聘请建筑公司施工，明显属于法律规定的肢解分包及违法分包，实际本案工程是通过违法分包方式直接将涉案工程包括主体结构的劳务发包给被告卢裕明，虽然协议有长沙工程公司委托的记载，但该委托属于合法形式掩盖违法分包的目的。
被告卢裕明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2.授权委托证明书四份、《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书》四份，证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针对长沙工程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与被告顺恒建设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书》，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没有与原告或被告卢裕明单独签订过任何施工合同。
原告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合同上只有被告卢裕明的签名及手印，没有被告顺恒建设公司的盖章确认；上述合同与长沙工程公司无关系，一个工程发包给两个人是违法的；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由法庭依法认定。
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与被告顺恒建设公司无关，被告顺恒建设公司授权委托书授权范围仅限于参加招投标活动，授权委托书中签订合同的字样是指按照招投标法及相关规范成立的正式施工合同，不是被告卢裕明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私自签订的本组证据中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书》；建设工程合同及招投标行为是要式法律行为，本案工程虽非必须招投标工程，但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选择以招投标方式成立合同，应当受相关法规约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五条第一款、《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禁止施工单位允许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足以证实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授权范围仅限于参加招投标活动；案涉超过2000万元的劳务合同，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与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均是顺德公司，若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认为被告卢裕明是被告顺恒建设公司的合法代理人，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应当具有要求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在劳务分包合同中盖章的基本法律意识。
被告卢裕明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3．《竣工验收备案表》四份，以证明星光珠宝产业园的2号厂房的竣工验收时间为2014年10月28日，3号厂房的竣工验收日期为2014年12月17日，4、5号厂房的竣工验收日期为2015年7月3日，从竣工验收到原告起诉已经超过六个月，原告请求享有优先受偿权已超过法律规定时效。
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所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竣工验收时间六个月主张优先受偿权不予支持的规定已经被合同法的286条规定取代，该规定已经不再适用了。
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卢裕明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4.长沙工程公司的资质证书复印件一份，以证明长沙工程公司有符合案涉工程的施工资质。
原告对上述资质证书复印件的三性不予确认，因其无原件核对。
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卢裕明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1.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以证明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了解建筑工程招投标及施工法规，本案参与招投标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未依法通知被告顺恒建设公司中标，亦无签订施工合同并报建，被告顺恒建设公司与本案无关。
原告、被告卢裕明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具有承接案涉工程劳务部分的资质，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受长沙工程公司委托与被告顺恒建设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
2.建筑工程招标文件、投标报价函、报价表目录、中标通知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共十四页，证明正常建设工程招投标行为，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投标文件是要约，中标通知书是承诺，施工合同是合同书，本案中被告顺恒建设公司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没有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或劳务分包合同。
原告、被告卢裕明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
3.工程款项明细表、进账单共六十九页（复印件，被告顺恒建设公司自称来源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在2016粤06**民初字第2261号案中提供的证据材料），证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与长沙工程公司本案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向长沙工程公司顺德分公司支付6000余万元工程款，长沙工程公司实际除报建外没有参与案涉工程的施工，包括购买建筑材料、选择劳务分包人等重大主要施工行为均由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完成，在长沙工程公司成立顺德分公司的前提下，上述行为违反《建筑法》的规定，不符合建筑行业的交易习惯。
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证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长沙工程公司，且已经支付全部工程款，该工程款包括施工工程中所有价款、原材料、劳务相应款项，证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未拖欠案涉工程的工程款，不应对原告诉求承担责任。
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相关款项是星光珠宝产业园工程款，即使是也与长沙工程公司无关。
被告卢裕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其不清楚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是否有向长沙工程公司付款。
4.2015年7月14日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与被告卢裕明对案涉工程的水电对数表一张、被告卢裕明向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支付水电费的银行凭条五张（均为复印件，被告顺恒建设公司来源于长沙工程公司在2016粤06**民初字第2261号中提供的证据材料），以证明施工过程中，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作为发包人与实际施工人即被告卢裕明进行案涉工程水电费对数，发生实际款项往来，证实本案当事人在施工合同中的身份。
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卢裕明是被告顺恒建设公司的代理人，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出具向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出具了委托授权书，授权范围包括承接工程的相关事宜，被告卢裕明在施工过程中可视为被告顺恒建设公司的代理人。该证据是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与应该支付施工水电费的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发生的往来及确认单据。
原告认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以法庭另案查明的为准，该组证据证明本案真正施工人是被告卢裕明，与长沙工程公司没有关系。
被告卢裕明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被告卢裕明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质辩，本院对双方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
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4，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提交的证据2，被告顺恒建设公司提交的证据1，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经本院审查，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2，虽然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及顺恒建设公司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该证据的合同相对方即被告卢裕明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3，其内容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提交的证据2可以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关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提交的证据1，虽然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及卢裕明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提交的证据3与原告提供的证据4可以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提交的证据4为复印件，且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被告顺恒建设公司提交的证据3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即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是否向长沙公司付款与原告诉讼请求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顺恒建设公司提供的证据4，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顺恒建设公司提交的证据2，虽然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为建设工程招、投标等活动使用的格式文书，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15日，被告卢裕明与原告签订《木方模板租赁合同》，约定如下：“一、工程名称：星光珠宝创意产业园工地，工程地点：顺德杏坛北水村。二、木方模板及其配件包括胶合模板、木方、门式架、步步紧、止水螺杆、蝴蝶扣（木方模板及配件若有遗失，由出租方负责）。三、送货方式：甲方负责将木方模板及其配件送至乙方指定地点，由甲方负责及时安排人员卸货…六、单价及结算付款方式：1、按图纸建筑面积每平方米55元，本工程总面积48500平方米，总租金为人民币2667500元（不含税金），增加工程未有在图纸内的另议。2、乙方应于2015年1月20日一次性付完全部租金2667500元，如有违约，按每天计算违约金人民币3340元…”原告梁慰莉在甲方处签名捺印，被告卢裕明在乙方处签名捺印。
2015年12月16日，被告卢裕明向原告出具《杏坛星光珠宝工地结算单》，内容如下：“班组负责人：梁慰莉，班组：搬运工、杂工、司机、脚手架、模板。工地建筑面积：48500平方米，单价：55元平方米。结算：本班组的工人自工地开工到工地全面完工，工人工资未结算，材料租金未结算。工人工资共1335600元，材料租金1331900元，合计2667500元，大写贰佰陆拾陆万柒仟伍佰元正。”
庭审中，原告及被告卢裕明均确认，原告在履行《木方模板租赁合同》过程中仅负责向被告卢裕明提供木方模板，包括送货至约定的工地，在卢裕明使用完毕并拆卸后，再负责起钉、清理和搬走，并不包含安装及拆卸模板。此外，原告称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太高，故其主张的违约金以本金30%为限；被告卢裕明主张原告请求的违约金过高，但未明确其要求调整的方法或数额。
另查，根据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提供的合同等证据显示，2013年5月3日，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与长沙工程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长沙工程公司承建星光珠宝产业园2、3、4号厂房（一期）工程。2014年2月18日，双方再就长沙工程公司承建星光珠宝产业园5号厂房（二期）事宜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2013年6月10日、2014年2月23日，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还与长沙工程公司分别签订两份补充协议，双方协定，长沙工程公司负责星光珠宝产业园2、3、4号厂房（一期）、5号厂房（二期）工程的主体工程建筑、采购钢材、混凝土、混凝土实心砖、玻璃胶、铝型材、玻璃、涂料及该工程项目的施工管理、人员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技术管理等。除上述工程项目外其他辅料、配件、劳务、施工工地围闭、进出工地的洗车设施、临时工棚、公示牌等，由长沙工程公司委托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另行聘请建筑公司进行施工承建。
又查，2013年7月6日，被告顺恒建设公司曾出具《授权委托证明书》三份，分别委托被告卢裕明以其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星光珠宝产业园2、3、4号厂房（一期）工程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承接该工程有关事宜。2014年3月7日，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出具《授权委托证明书》一份，委托被告卢裕明以其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星光珠宝产业园5号厂房（二期）工程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
被告卢裕明持上述《授权委托证明书》以被告顺恒建设公司的名义参加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的招投标。2013年7月13日，被告卢裕明以被告顺恒建设公司的名义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书》三份，分别约定由被告顺恒建设公司承建星光珠宝产业园2、3、4号厂房（一期）工程的桩基工程、承台基础、主体结构、外墙装饰、公共入户大堂、走道等土建工程及防雷装置、排水系统（含化粪池）等安装工程。2014年3月9日，被告卢裕明再次以被告顺恒建设公司的名义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书》一份，约定由被告顺恒建设公司承建星光珠宝产业园5号厂房（二期）工程的桩基工程、承台基础、主体结构、外墙装饰、公共入户大堂、走道等土建工程及防雷装置、排水系统（含化粪池）等安装工程。但上述合同书均未加盖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公章，仅有被告卢裕明在代理人处签名捺印。上述工程已竣工验收，且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已领取房地产权证。
此外，在庭审中，被告卢裕明及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均确认，被告卢裕明与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签订的上述四份《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书》均未获被告顺恒建设公司授权，签订合同后，被告卢裕明自行组织施工，被告顺恒建设公司未参与涉案工程的施工建设。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依法向原告释明，本案纠纷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是设备租赁合同纠纷，询问原告意见是否就其诉讼请求作相应变更，但原告坚持不予变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卢裕明签订的《木方模板租赁合同》是否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本案原告认为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但完成了材料的搬运工作，还派人负责在工地进行起钉、清理现场，其与被告卢裕明签订的《木方模板租赁合同》实质上属于建筑劳务分包合同。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本案原告与被告卢裕明一致确认，原告将木方模板及其配件包括胶合模板、木方、门式架、步步紧、止水螺杆、蝴蝶扣等运至被告卢裕明指定的工地交付给被告卢裕明使用，使用完毕后再由原告收回，由原告负责搬运、起钉、清理等工作，并不包含模板的安装及拆卸工作。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在《木方模板租赁合同》中约定原告将木方模板交付给被告卢裕明使用，被告卢裕明向原告支付租金，完全符合上述规定对租赁合同定义的要旨。另一方面，作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模板脚手架工作，属于专业承包范围，其承包人应参与模板工程施工中的安装、调整、拆卸等核心工作，但本案原告派遣工人搬运材料，对材料进行起钉并清理材料使用场地，是其根据双方约定履行租赁合同的辅助工作，即对交付和回收材料作出必要的处理，故从性质上讲，原告的行为并不符合建设工程施工中的模板脚手架承包施工特征，而是设备租赁合同，事实上本案原告与被告卢裕明签订的合同名称亦反映了合同的实质就是设备租赁。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认为《木方模板租赁合同》为建筑劳务分包合同的主张不予采纳，本案应定性为设备租赁合同。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虽然本院依法向原告释明本案纠纷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是设备租赁合同纠纷，原告仍坚持不变更其诉讼请求，但鉴于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实质是要求被告支付租金及违约金，故本院在本案依法对该请求作出裁判。本案原告与被告卢裕明签订的《木方模板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与形式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依约履行合同。原告与被告卢裕明均确认原告已履行完毕出租木方模板义务，对租金结算金额一致确认为2667500元，故原告主张被告卢裕明给付租金，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卢裕明未依约于2015年1月20日向原告支付设备租金2667500元显属违约，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违约金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现被告卢裕明认为原告主张违约金过高，经审查，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并未按合同约定的每日3340元计算，而是按合同总价款2667500元的30%计算即800250元，没有超出合同约定，且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利率计算数额相当，故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对被告卢裕明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基于其与被告卢裕明签订的《木方模板租赁合同》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张，诉请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对被告卢裕明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于本案纠纷属于租赁合同纠纷，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且被告卢裕明从未以被告顺恒建设公司名义与原告进行交易，故原告的该项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星光产业园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由于原告是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主张该权利，但本案并非施工合同纠纷，而是租赁合同，且即使为施工合同纠纷，其要求作为工程发包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亦无法律依据，故原告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诉请判令其对本案全部建设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本院认为，原告诉请的优先受偿权是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产生，但本案纠纷为租赁合同纠纷，原告的该项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二款、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卢裕明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梁慰莉支付租金2667500元及违约金800250元，合计3467750元；
二、驳回原告梁慰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卢裕明不按上述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4542元，由被告卢裕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福增
审判员 李洁锋
审判员 林燕萍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黄俞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