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中法民一终字第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庆钧。
委托代理人：唐亚智、李锦华，分别系广东金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斯特惠勒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晓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萍欢、区健辉，均系广东金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彭庆钧、福斯特惠勒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斯公司）因健康权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4）江新法会民初字第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14年5月27日，彭庆钧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福斯公司支付赔偿款180282.17元（其中残疾赔偿金130394.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25349.12元，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1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福斯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彭庆钧自1998年3月入职福斯公司工作，从1998年3月至2005年5月在福斯公司从事焊工，接触噪声；2005年5月至2007年8月在福斯公司担任夜班主管，接触噪声；2007年8月至2013年3月在福斯公司担任主管，接触噪声。自1999年9月起，福斯公司为彭庆钧投保了社会保险。2008年1月8日彭庆钧与福斯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3年6月4日，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就彭庆钧的病情作出粤职诊（2013）094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诊断结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2013年6月26日，江门市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新人社工认（2013）B45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彭庆钧所患职业病轻度噪声聋”为工伤。2013年8月13日，江门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做出江劳鉴新（2013）342号《工伤劳动能力鉴定书》，鉴定彭庆钧的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拾级。彭庆钧不服该鉴定结论申请复查。2013年9月9日，江门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做出江劳鉴复（2013）126号《工伤劳动能力复查书》，复查鉴定彭庆钧的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伤残玖级。2013年10月，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福斯公司向彭庆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5461.75元。彭庆钧被诊断为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9623.08元，彭庆钧目前仍在福斯公司工作。彭庆钧认为，彭庆钧因工作原因患职业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的规定，彭庆钧除依法有工伤待遇外，有权要求福斯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彭庆钧因患职业病致九级伤残造成的损失如下：1、残疾赔偿金120906.84元（30226.71×20×20%）2、被抚养人生活费116461.02元{其中女儿彭霞：13437.81元（22396.35元／年×6年×20%／2），儿子彭伟秦：179**.08元（22396.35元／年×8×20%／2），父亲彭某：40313.43元（22396.35元／年×18×20%／2），母亲凌某自：44792.70元（22396.35元／年×20×20%／2）}；3、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10000元。以上三项共计为247367.86元，扣除福斯公司已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5461.75元外，福斯公司仍需向彭庆钧支付161906.11元。
福斯公司答辩称：一、彭庆钧的右耳混合性听力损失，左耳语频听阈提高，高频听阈提高等不能排除其自身××引起，不应被认为××。2008年10月，彭庆钧因肺炎在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在其出院后，向福斯公司提交的病历显示因肺炎入院，但福斯公司在对彭庆钧购买的意外保险例行统计时，在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江门支公司得知，彭庆钧应住院所产生的医疗费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时向保险公司提交的病历显示彭庆钧患有肺炎，右耳听力有中度的下降，2009年至2010年，彭庆钧在体验时显示彭庆钧属于肝炎的活动期，从医学角度来说听力现象下降是其身的××引起和个人生活相关。肺炎和肝炎非常容易引起听力下降，福斯公司认为彭庆钧在2008年患有肺炎和肝炎是否引发耳炎，导致听力下降或耳隆，是影响判断彭庆钧是否职业性轻度噪声聋的重要因素。但彭庆钧进行××评定时，却隐瞒其自身的××，不但没有如实向广东省××防治院反映其患有××史，严重影响其××的评定结果，因此不能排除彭庆钧的听力下降是由自身××引起，并非××。
二、即使彭庆钧被诊断为××，但福斯公司已经为彭庆钧提供充足××防治措施，不存在侵权的情形，不应由福斯公司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首先，福斯公司是一家大型的中美合资企业，是当地的知名企业，福斯公司自成立开始就非常注重员工××防护工作，特别是对防尘、防噪音方面的防护工作，为此，福斯公司会定期向员工发放符合国家标准的卫生防护用品，以防止××的发生。其次，在听力保护上，福斯公司一直为员工提供3M公司的1100耳塞，并倡导员工正确使用耳塞，且平均约每两星期为员工更换一次，以防耳塞出现损坏或受污染等原因影响效力。3M公司的1100耳塞的减噪能力NRR为29dB，理论上能将95分贝的噪声减低到66分贝，即使考虑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采用0.6效果系数，降噪能也能达17分贝。根据江门市××区××预防中心历年来对福斯公司的生产车间在正常生产情况下产生的噪音所出具的《检测报告》的数据显示，生产车间中噪声强度最大是打磨岗位，该岗位所产生的噪声一般不超过97分贝，如员工佩戴福斯公司发放的耳塞后，至少也能将噪声降低至80分贝或以下，低于职业接触限值85分贝。因此，福斯公司的车间工作范围内产生的噪声，员工在佩戴耳塞后，其在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噪声对员工的听力是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福斯公司自成立以来，除彭庆钧外，并没有发生其他听力异常的个案。
最后，针对本案彭庆钧的情况，福斯公司在彭庆钧入职时，对彭庆钧已经进行了上岗前的职业卫生知识的培训，并对彭庆钧详细阐明了其工作环境可能接触到××危害因素以及应采取的个人防护措施。而且福斯公司在彭庆钧入职后一直为彭庆钧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耳塞，并倡导和鼓励彭庆钧正确使用耳塞。彭庆钧平时工作的地方主要在03区车间，而03区车间的声音分贝是低于国家职业卫生限值的。因此，只要彭庆钧按要求佩戴耳塞，其工作环境所产生的噪音不会对彭庆钧的听力产生不良的影响。综上，福斯公司不存在侵权的情形，彭庆钧的右耳混合型听力损失等不可能是由于工作环境因素引起的，不应由福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三、福斯公司无需赔偿彭庆钧的××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抚慰金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的规定，应驳回彭庆钧的民事赔偿请求。而且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彭庆钧可以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有：停工留薪期待遇以及在评定伤残等级后，可按照该条例的规定享受伤残待遇：包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而是没有包括被抚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抚慰金。因此，彭庆钧请求被抚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抚慰金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至于彭庆钧请求的××赔偿金，虽然《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是没有××××赔偿金”这一项规定，但《广东省工伤医疗保险》已经以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方式作出调整，彭庆钧再请求××赔偿金，属于重复主张，应予以驳回。再退一步来说，福斯公司即使需要向彭庆钧赔偿相关费用，但结合案件事实，彭庆钧的诉讼请求存在不合理，应予以纠正。1、本案为××权纠纷，彭庆钧的九级劳动能力障碍程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赔偿的依据。福斯公司认为，如果本案适用相关侵权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彭庆钧的人身损害伤残等级应由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标准对彭庆钧的伤残程度作出鉴定，江门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因此福斯公司申请法院对彭庆钧的伤残等级进行重新鉴定。2、彭庆钧请求赔偿的计算标准是按2013年来计算，但应按2012年的计算标准来计算赔偿，而且彭庆钧依据的2013年的计算标准还未采用，不能作为本案计算依据。3、就算福斯公司需要向彭庆钧赔偿精神抚慰金，彭庆钧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恳请法院综合考虑彭庆钧的过错程度、伤残程度、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给予彭庆钧适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彭庆钧自1998年3月起进入福斯公司工作，自1999年9月起，福斯公司为彭庆钧投保了社会保险。2008年1月8日，彭庆钧与福斯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2013年6月4日，广东省××防治院出具粤职诊（2013）094号《××诊断证明书》，诊断彭庆钧患有职业性轻度噪声聋。2013年6月26日，江门市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新人社工认（2013）B54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彭庆钧所患××职业性轻度噪声聋”为工伤。2013年8月13日，江门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江劳鉴新（2013）342号《江门市工伤劳动能力鉴定书》，鉴定彭庆钧的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伤残拾级。彭庆钧不服，并于2013年8月23日向江门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复查。2013年9月9日，江门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江劳鉴复（2013）126号《江门市工伤劳动能力复查鉴定书》，复查鉴定彭庆钧的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伤残玖级。2013年10月，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福斯公司向彭庆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5461.75元。
彭庆钧认为其因工作患××，除依法享有工伤待遇外，有权要求福斯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遂于2014年5月28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判令福斯公司支付赔偿款180282.17元（其中××赔偿金130394.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25349.12元，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1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福斯公司承担。
另查明，彭庆钧于2013年6月被诊断××前12个月（自2012年6月至2013年5月）平均工资为9623.08元。
又查明，2008年10月23日-2008年10月29日，彭庆钧因左下肺炎及右耳中度至重度混合性听力下降在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病历显示彭庆钧××院后诉右耳听力下降1＋年，否认有服用过耳毒性药物及外伤史。无外耳道异常分泌物流出，无耳鸣、耳痛”后经专家会诊，会诊意见××既往××史约7-8年，近数年自觉右耳流脓症状静止及听力下降”。纯间测听报告诊断为××右耳中度至重度混合性听力下降”。
再查明，彭庆钧的父亲彭某，1951年5月22日出生，母亲凌某自，1953年11月28日出生，二人居住在湖南省衡阳县渣江镇水山村白雅堂组，由彭庆钧及女儿彭丽君共同抚养；彭庆钧与妻子曾庆利于2001年5月29日生育女儿彭霞，2003年4月12日生育儿子彭伟秦，现居住在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新会碧桂园和院三街20号1408。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权纠纷。
彭庆钧为证明其患××提供了广东省××防治院出具的粤职诊（2013）094号《××诊断证明书》、江门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予以证明，《××诊断证明书》确诊彭庆钧患××职业性轻度噪声聋”，《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彭庆钧所患××职业性轻度噪声聋”为工伤，上述证据来源真实、合法，诊断及认定程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彭庆钧能否因××工伤同时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和民事赔偿的问题。第一，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了××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后，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的位阶和效力均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因此，应适用位阶和效力较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故彭庆钧因××可同时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和民事赔偿。第二，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用，旨在分散工伤损害的赔偿风险，如果在用人单位缴纳了工伤保险费用后还要求用人单位继续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赔偿劳动者，本身对用人单位也不公平，故劳动者受到××伤害时，可以同时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和民事赔偿，但应扣除工伤保险赔偿已覆盖的项目和赔偿金额。
关于当事人的责任分担问题。一方面，从现有证据看，福斯公司确有为彭庆钧提供一定的防护器具，但未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提供的安全保护措施足以避免劳动者在工作期间遭受伤害，即福斯公司不能充分证明其在彭庆钧患××的问题上不存在过错，因此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彭庆钧自1998年3月起在福斯公司处接触噪声，并在2005年11月担任夜班主管一职，职责包括对下属工作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理应知悉自身工作环境与××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彭庆钧在庭审中承认工作期间给下属安排工作时偶尔会除下防护耳塞，故不可排除对自身听力造成影响；而从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的病历资料来看，彭庆钧在2008年入院治疗肺炎时已自诉右耳听力下降一年多，但其至确诊××前并没有向福斯公司告知情况及要求调整岗位，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损害结果的程度。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的规定，彭庆钧对其自身××损害存在主要过错，结合本案彭庆钧与福斯公司的主体地位，从职业风险、承受能力及安全防范措施等方面综合判断，原审法院酌定福斯公司对彭庆钧××损害承担20%的赔偿责任。
关于彭庆钧主张赔偿的标准问题。江门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是法定的作出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鉴定机构，其参考《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伤残等级》的标准作出《江门市工伤劳动能力复查鉴定书》，复查鉴定彭庆钧的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伤残玖级，没有违反法定程序，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福斯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再次鉴定，应视为对该鉴定结论没有异议。福斯公司在诉讼中申请对彭庆钧的伤残等级进行重新鉴定，但没有证据足以反驳该鉴定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的规定，原审法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本案是由于××工伤引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第四十六条：××诊断标准和××诊断、鉴定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伤残等级的鉴定办法由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规定，江门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参考《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伤残等级》的标准作出结论，符合法律规定，在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人身损害致残程度鉴定标准的情况下，福斯公司主张的《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并不比《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伤残等级》具有更高的效力，故对福斯公司的辩解，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关于××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的，还应当赔偿××生活辅助具费和××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关于××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关于××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赔偿金、××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第一款关于××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关于××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规定，彭庆钧主张福斯公司赔偿××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以原审法院核定为准。
对于彭庆钧主张的××赔偿金130394.80元的问题。彭庆钧患××致残，经过符合资质的鉴定机构评定伤残等级为九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赔偿金作相应调整”的规定，彭庆钧自2010年开始在江门市××区会城居住及工作，故应适用2013年度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98.70元／年的标准计算，因彭庆钧被评九级伤残，根据伤残轻重程度应为20%，故计得彭庆钧××赔偿金应为130394.80元（32598.70元／年×20年×20%）。
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彭庆钧诉请的被抚养人彭霞、彭伟秦、彭某、凌某自的生活费应计入××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彭庆钧的父母均在湖南省农村生活，由彭庆钧及彭丽君共同抚养，其中彭某依法应抚养18年，凌某自应抚养19年，生活费分别为15018.30元（8343.50元／年×18年×20%÷2）和15852.65元（8343.50元／年×19年×20%÷2）；彭庆钧的子女为未成年人，居住在江门市××区会城，由彭庆钧及其妻子二人共同抚养，其中彭霞依法应扶养6年，彭伟秦依法应抚养8年，参照《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规定的2013年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24105.60元／年的标准计算，故两人的生活费分别为14463.36元（24105.60元／年×6年×20%÷2）和19284.48元（24105.60元／年×8年×20%÷2）。
因此，原审法院确认彭庆钧的××赔偿金应为195013.59元（130394.80元＋15018.30元＋15852.65元＋14463.36元＋19284.48元）。扣除工伤保险赔偿的金额85461.75元，彭庆钧损失为109551.84元。按照原审法院前述确定的责任分担，福斯公司应负20%的赔偿责任，故福斯公司应赔偿彭庆钧损失21910.37元（109551.84元×20%）
对于彭庆钧主张的精神抚慰金1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规定，且彭庆钧提供的鉴定结论已认定彭庆钧××工伤致其九级伤残，确实给其精神带来严重的痛苦，因此其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理由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合考虑本次事故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经济能力及原审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彭庆钧主张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过高，原审法院酌定2000元为宜。
综上，福斯公司应支付彭庆钧××损害赔偿合计23910.37元（21910.37元＋2000元）。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的规定，于2014年11月4日作出如下判决：
一、福斯公司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损害赔偿款23910.37元给彭庆钧；
二、驳回彭庆钧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01元，由彭庆钧负担1215元，福斯公司负担186元。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彭庆钧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彭庆钧原审诉讼请求；二、由福斯公司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有证据证明的以下事实未依法认定。（一）对福斯公司未依法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的事实未依法认定。（二）对福斯公司于2002年10月编印的《员工安全手册》无××介绍，耳塞佩戴要求为：在指定的区域和执行某种特定的工作时必须戴上耳塞或耳罩，并非全时要求佩戴的事实未依法认定。（三）对福斯公司于2007年11月制定的《员工安全（职业××、环保）手册》中对耳塞佩戴要求为：在高于85分贝的区域要求佩戴护耳用品，在指定区域和执行某种特定的工作时必须戴上耳塞或耳罩。也未要求全时佩戴的事实未依法认定。（四）对福斯公司未按《职业××监护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组织彭庆钧到有资质的机构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听力××体查的事实未依法认定。（五）对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于2014年10月20日出具《××证明书》，对2008年10月27日会诊意见已修正为：××患者7-8年前右耳有流脓史，近数年无右耳流脓症状”的事实未依法认定。（六）对职业性噪声聋诊断的是双耳，而非单耳，彭庆钧《职业××体检报告》载明：××纯音测听力耳混合性听力损失，左耳语频听阈提高，高频听阈提高，双耳平均听阈55dBHL，较好耳（右）耳语频平均听阈：29dBHL”的事实未依法认定。（七）对彭庆钧一审提交的证据13《职业史情况表》已明确载明××彭庆钧2008年因肺炎住院医疗”的未依法认定。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彭庆钧在2008年入院治疗肺炎时已自诉右耳听力下降一年多，但其至确诊××前并没有向福斯公司告知情况”，认定事实明显错误。1、彭庆钧2008年因肺炎请病假住院期间，依公司规章制度有××证明材料。2、彭庆钧2008年因肺炎住院所花费的医疗费由福斯公司办理保险理赔，友邦保险公司将保险赔款支付给福斯公司后，由福斯公司转付给彭庆钧。因此，福斯公司对彭庆钧2008年10月历肺炎住院期间被诊断为右耳中重度听力下降的情况是完全清楚的。3、福斯公司在彭庆钧《职业史情况表》中明确写明××彭庆钧2008年因肺炎住院医疗”字样，也表明福斯公司对彭庆钧2008年10月住院的诊断治疗情况是清楚的。4、本案一审起诉后开庭审理前，福斯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到友邦保险江门支公司调取彭庆钧2008年10月份的病历资料，也表明福斯公司对彭庆钧2008年10月住院的诊断治疗情况是清楚的，否则，不能合理解释福斯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内容和证明目的。（二）一审判决认定彭庆钧未向福斯公司告知2008年10月住院诊断治疗情况，××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损害结果的程度”缺乏依据，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福斯公司在2011年组织彭庆钧进行听力××检查时就已发现彭庆钧听力异常，但也未见福斯公司为彭庆钧调整工作岗位，况且福斯公司对彭庆钧在2008年的住院诊断治疗情况是清楚的。（三）一审判决认定彭庆钧父亲彭某、母亲凌自某二人居住在湖南省衡阳县渣江山村白雅堂组”，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对有证据证明的案件要件事实不依法认定，违反证据规则。（二）一审判决以彭庆钧未将2008年10月因肺炎住院被诊断右耳听力下降情况向福斯公司告知为由，判决彭庆钧自身承担××损害的80%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三）本案为××××权纠纷，适用的归责原则应是过错推定原则，一审判决在福斯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提供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情况下，只判决福斯公司承担的20%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四）××诊断为排他性诊断，一审判决未参照《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处理本案，适用法律错误。另补充：一、彭庆钧因××被鉴定为九级伤残，一审判决福斯公司只支付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适用法律明显不当。二、福斯公司作为外资企业理应遵守中国法律，一审判决在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提供的工作环境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且已造成多人听力异常的情况下仅判决福斯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判决结果明显是偏袒福斯公司，漠视劳动者的××权利，纵容了福斯公司的违法行为。
彭庆钧在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一、江门市××区会城街道明翠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关于彭某的证明一份；二、江门市××区会城街道明翠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关于凌某自的证明一份；三、水山村委会出具关于彭某的证明一份，证据一、二、三以共同证明彭庆钧的父母与彭庆钧共同居住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新会碧桂园和院三街20号1408；四、××证明书，以证明2008年10月27日会诊意见记载有误，且存在明显矛盾，现该医疗机构经治医生就该会诊意见中病史情况说明如下：7-8年前右耳有××史，近数年无右耳流脓症状；五、关于彭庆钧职业史情况表更改的函，以证明：彭庆钧职业史情况表由福斯公司填写，并以2013年4月1日填写的内容为准；六、疑似××告知单、××体检通知单（听力），以证明彭庆钧是在福斯公司于2012年11月组织的××体检过程中被新会区××预防控制中心诊断为疑似××，并告知彭庆钧到上一级职防部门进一步检查，福斯公司于同年3月11月发出××体检通知单，要求彭庆钧在2013年3月19日前到广东省××防治院做诊断；七、疑似××通知单、××诊断质证通知书、安排医学观察通知单，以证明彭庆钧于2013年3月18日到广东省××防治院做检查后，该院先后向福斯公司发出疑似××通知书，××诊断质证通知书及安排医学观察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八、《员工安全手册》（2002年版），以证明福斯公司的手册无××介绍，耳塞佩戴要求为在指定的区域和执行某种待定的工作时必须戴上耳塞或耳罩，并非要求全时佩戴；九、《员工安全（职业××、环保）手册》（2007年版），以证明福斯公司的手册开始有××介绍，该手册对耳塞的佩戴要求为：高于85分贝的区域和执行某种特定的工作时必须戴上耳塞或耳罩，也未要求全时或全程佩戴；十、《员工手册》（2004年版），以证明福斯公司的手册所规定的请假程序为员工必须填写请假单，并按要求付上有关支持、证明材料；十一、单号为1067426390709的EMS快递单一份，以证明证据四至十在一审的时候已经邮寄给法院。
福斯公司答辩称：一、福斯公司已依法为彭庆钧提供了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福斯公司对彭庆钧听力下降的产生不存在过错，福斯公司无需向彭庆钧承担赔偿责任。二、虽彭庆钧被诊断为右耳混合型听力损失并因此被诊断为××，但根据彭庆钧在新会人民医院的就诊病历、其他相关证据及庭审笔录证明，彭庆钧右耳听力下降是其自身固有××造成的，与其工作环境无关，福斯公司对彭庆钧听力下降损害的发生及加重不存在任何过错，福斯公司无需向彭庆钧承担赔偿责任。三、针对彭庆钧诉称福斯公司2010年、2011年及2012年度工作场所的噪声强度均超出国家职业卫生标准接触限制的问题。三年监测报告记载的监测数据表明，彭庆钧工作范围内的噪声没有高于85分贝。四、针对彭庆钧诉称福斯公司未按《职业××监护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组织彭庆钧到有资质的机构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体查的问题。《职业××监护技术规范》于2007年10月1日才实施，而彭庆钧是在1998年3月入职，入职时此规范还未实施。在彭庆钧入职时，福斯公司有为彭庆钧做入职体检，且该入职体检是在新会××防治中心做的，福斯公司可以提供彭庆钧的入职体检的档案。新会××防治中心是在2004年才建起听力监测室，所以彭庆钧入职时没有对听力方面进行监测，而且根据江门市××区××预防控制中心对彭庆钧工作区域的03区的职业危害因素监测结果，其工作的区域不是噪声作业，所以对彭庆钧的体检项目中没有在职听力检测一项是合法的，福斯公司没有过错。五、针对彭庆钧诉称一审法院对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于2014年10月20日出具的《××证明书》对2008年10月27日会诊意见已修正为：××7-8年前右耳有流脓史，近数年无右耳流脓症状”的事实认定问题。该证据已超过举证时间。该证据无法改变当时的记录和彭庆钧在2008年的7-8年前其右耳患有××的事实，也无法改变彭庆钧在整个××诊断过程中隐瞒自己听力下降病史的事实。六、针对彭庆钧诉称其2008年因肺炎请病假住院期间，已依公司规章制度有××证明材料、该次住院所花费的医疗费是由福斯公司办理保险理赔及福斯公司在本案一审开庭前已向法院申请到友邦保险调取彭庆钧2008年10月的病历资料等情况，以表明福斯公司对彭庆钧在2008年10月住院的诊断治疗情况清楚的问题。彭庆钧在向福斯公司补办病假手续时确有向福斯公司提交其2008年因肺炎住院的部分病历资料，但其仅向福斯公司提交一张住院费用结算单，该结算单上仅记载肺炎，没有听力下降的记载，而且彭庆钧之后上班时也没有向福斯公司反映其听力下降的情况，显然，彭庆钧是有意对福斯公司隐瞒其听力下降的情况。根据彭庆钧的请假流程及商业保险的报销流程，彭庆钧请病假，由员工的直接领导批准，但因病历会涉及到隐私或没有诊断结论，所以员工的请假过程不会涉及细节，而且福斯公司花钱为员工办理个人××保险，保险理赔是福斯公司的人员通知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直接与该员工接触，办理收集资料，具体资料在保险公司，所以福斯公司对员工的个人××具体病情不知道，同样，在彭庆钧没有告知福斯公司其听力下降的情况下，福斯公司在其2013年××体检之前是不知道彭庆钧有中重度听力下降的情况。福斯公司在得知彭庆钧要做××认定时，因为知道肺炎等医疗过程会导致听力下降，所以查找友邦报销的发票，才发现彭庆钧有肺炎的医疗史，并提醒彭庆钧如实向省职防院提供医疗信息，但在诊断过程中，彭庆钧在广东省××检查中，否认了自己的病史。因彭庆钧在相关的检查中多次隐瞒自己的病史，且彭庆钧以××权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福斯公司为了彭庆钧的真实病况向友邦保险了解彭庆钧2008年住院的病况，友邦保险只告知彭庆钧的部分病况，含彭庆钧右耳听力下降的情况，故福斯公司才知此事，后申请法院向友邦保险调取彭庆钧2008年10月的病历资料。七、针对彭庆钧诉称一审判决未参照《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处理本案，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因为该标准的适用范围是适用于长期接触噪声所致劳动者听力下降的诊断及处理，属于××认定的指导文件，并不适用于本案的过错责任认定。另补充：彭庆钧陈述福斯公司造成多人听力异常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也不符合事实。
福斯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彭庆钧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彭庆钧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福斯公司已为彭庆钧提供了充分××防护措施，依法履行了××防治工作的义务，不存在过错，福斯公司无需向彭庆钧承担赔偿责任。二、虽彭庆钧被诊断为右耳混合型听力损失并因此被诊断为××，但根据彭庆钧在新会人民医院的就诊病历、其他相关证据及庭审笔录证明，彭庆钧右耳听力下降是其自身固有××造成的，与其工作环境无关，福斯公司对彭庆钧听力下降损害的发生及加重不存在任何过错，福斯公司无需向彭庆钧承担赔偿责任。三、彭庆钧的情况不应被诊断为××，其被确诊的××职业性轻度噪声聋”也不应被认定为工伤。另补充：福斯公司认为彭庆钧所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且其主张的××赔偿金属于重复主张。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二十条以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该条例没有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项目。而且该条例中已经以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作出调整，所以彭庆钧再提出××赔偿金属于重复主张。
福斯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彭庆钧答辩称：一、福斯公司在本案中具有明显过错依法应当对彭庆钧所患××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福斯公司上诉称履行了××防治工作义务，不存在过错缺乏依据，与本案事实不符。1、福斯公司未依劳动合同第6条第1款××防治法第4条第2款的规定为彭庆钧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2、福斯公司提供的工作场所不符合××防治法第15条规定的职业卫生要求。一方面福斯公司提供的工作场所的噪声强度均超出国家职业卫生标准接触限值，其次福斯公司也未依法提供与××危害防护相适应的设施。福斯公司生产布局不合理，有害作业岗位与无害的作业岗位未作相应的分离。根据一审的现场察看的情况，福斯公司的一、二、三车间是相互连接，互为开放的场所，没有任何的隔音设施。各车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声相互影响，有害作业岗位与无害作业岗位没有任何区分。3、福斯公司未根据××防治法第21条的规定采取相应××防治管理措施。一是未制订××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彭庆钧提供的噪声防护计划是福斯公司在××危害产生多年后的2013年才制订。二是未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和劳动者××监护档案。三是未按职业××监护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组织接触职业危害的员工到有资质的机构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检查。彭庆钧自1998年入职后至2011年前福斯公司从未组织彭庆钧进行听力××检查。4、福斯公司虽然提供耳塞作为噪声的防护用品，但福斯公司提供的耳塞是否符合××防治要求并不确定，耳塞自身的质量、佩戴方法及要求影响到防护效果，而且耳塞只能有限地降低噪声危害，并不能完全避免职业危害的发生。关键是福斯公司提供的工作环境是否符合国家级卫生标准。二、福斯公司上诉称彭庆钧右耳听力下降是由其自身××引起缺乏依据，与本案事实不符。首先，职业性轻度噪声聋诊断的是彭庆钧的双耳而非单耳或右耳。其次，彭庆钧在进行职业性噪声聋诊断过程中已排除了其他的致聋因素。第三，彭庆钧从1998年3月入职福斯公司工作到2008年10月被诊断为右耳听力下降已经接触噪声10年多时间，彭庆钧在2008年被诊断为右耳听力下降与其在2013年6月被诊断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之间并不矛盾。第四，一审法院调取的新会区人民医院的会诊单属住院病历和主观性病历，彭庆钧也是本案一审开庭时第一次见到，这个会诊单会诊意见栏记载的：既往××史约7-8年。与事实不符。会诊医生在沟通过程中错误记载，并未经彭庆钧核实，而且既往××史约7-8年与近数年自觉右耳流脓症状停止明显矛盾。事实情况是××既往7-8年有××史”，在一审的时候彭庆钧已经提供补充证据3中的××证明书已作更正。第五、福斯公司上诉称××彭庆钧2013年3月18日的纯音测听结果显示其右耳听力比2008年10月27日有所提高”完全是福斯公司的主观猜测，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三、彭庆钧对其自身所患××没有过错，福斯公司上诉称彭庆钧自身存在过错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福斯公司对彭庆钧在2008年10月因肺炎住院被诊断为右耳听力下降这一结果完全知情，理由在于彭庆钧因病住院请假的时候依请假制度向福斯公司提交了相关的病历资料，彭庆钧出院后将全部病历资料提交给福斯公司到保险公司办理保险理赔，保险公司的赔偿款是先支付到福斯公司再由福斯公司支付到彭庆钧。彭庆钧在2013年××诊断过程中福斯公司填写的职业史情况表明确有××彭庆钧2008年因肺炎住院医疗”的记载。这也表明福斯公司对彭庆钧在2008年因肺炎住院治疗的情况是知情的，并向××诊断机构作了陈述。2、福斯公司在2011年之前并未组织彭庆钧进行听力检查，在2011年安排彭庆钧首次进行听力检查时已查出彭庆钧听力下降，但福斯公司并没有为彭庆钧调整工作岗位，因此福斯公司关于彭庆钧隐瞒2008年听力下降情况导致福斯公司未及时调整彭庆钧工作岗位的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有违逻辑常理。福斯公司明知工作场所有噪声危害却不依法安排彭庆钧进行在职期间的听力检查，福斯公司的行为本身违法。四、彭庆钧××诊断结论具有排他性，本案中××诊断证明、工伤认定书及劳动能力鉴定书属于法定的证据，具有法定的证明效力。应当成为处理本案的依据。
福斯公司对彭庆钧提供的证据认为：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对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不确认，因为该三份证据彭庆钧应该在一审或者起诉之前就应该提供，而且也有足够的时间让其准备。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还有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其诊断意见应该按一审法院向人民医院调取的有关会诊单为准，而且该诊断意见是说补充说明，也不是彭庆钧所说的修正意见。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另外，证据六至九已经过了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经审查，彭庆钧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均有原件核对，且与本案存在关联，对该证据予以采纳。
本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除原审查明彭庆钧的父亲彭某、母亲凌某自居住在湖南省衡阳县渣江镇水山村白雅堂组的事实外，本院对其他的基本事实属实。
另查明：彭庆钧的父亲彭某、母亲凌某自从2011年12月份开始至今居住在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新会碧桂园和院三街20号1408。
再查明：新会区××预防控制中心于2013年2月16日向彭庆钧出具《疑似××告知单》，记载2012年11月14日（初检）情况包括：纯音测听：双耳语频、高频听阀提高，双耳高频平均听阀71dB较好耳（左）耳语频平均听阀42dB，建议脱离噪音环境7天后复查；2013年2月16日（复检）复查纯音测听：双耳语频、高频听阀提高，双耳高频平均听阀66dB，较好耳（左）耳语频平均听阀34dB。广东省××防治院于2013年3月18日对彭庆钧作出《职业××体检报告》记载结果为：××1、纯音测听右耳混合性听力损失，左耳语频听阀提高，高频听阀提高，双耳高频平均听阀55dBHL，较好耳（右）耳语频平均听阀：29dBHL。2、五官科电耳镜检查右鼓膜混浊，薄弱，左未见异常。”
还查明：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于2014年10月20日向彭庆钧出具住院号为272204的××证明书，内容为××2008年10月27日会诊意见中病史的补充说明：患者7-8年前右耳有流脓史，近数年无右耳流脓症状。”
本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本院认为，本案系健康权纠纷。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责任分担；二、若福斯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则应赔偿的具体项目和数额。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彭庆钧自1998年3月起在福斯公司长期从事接触噪声的工作。2013年6月4日，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对彭庆钧的病情进行诊断，作出粤职诊（2013）094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结论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我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因此，彭庆钧被诊断患有职业病并被认定为工伤后，对工伤保险赔偿未覆盖的项目和赔偿金额，应根据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双方当事人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
关于福斯公司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福斯公司主张其为彭庆钧提供防护耳塞，并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且彭庆钧工作车间的噪声未达国家规定上限，彭庆钧的听力下降系因自身疾病所致。但其提供的证据未能充分证明彭庆钧在长期接触噪声的工作过程中，福斯公司均提供了足以避免噪声伤害的工作条件和防护设施，故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关于彭庆钧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彭庆钧自述工作中有时除下防护耳塞，该行为不可避免地对听力造成不利影响。且彭庆钧在2008年入院治疗肺炎时已自诉右耳听力下降一年多，但其至被确诊患有职业病前并没有向福斯公司要求调整岗位，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及加重了损害结果。彭庆钧虽主张其于2008年因肺炎住院请病假时提交相应的疾病证明材料，并已由福斯公司协助办理保险理赔手续，福斯公司应当知悉其治疗情况，但其没有证据证实已提供涉及自身听力问题的材料给福斯公司，且上述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单据、向保险公司理赔的有关材料及《职业史情况表》，均不足以证实福斯公司知悉相关情况。福斯公司亦对其申请原审法院向保险公司调取有关材料的问题作出合理解释，福斯公司','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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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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