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04民初510号
原告：潘仁良，男，1966年2月6日生。
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徐永健，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杜金凤，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潘仁良与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经前期委托司法鉴定事宜，本院于2016年2月2日正式立案，于2016年6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庭审。原告潘仁良、被告同济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杜金凤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仁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进行医疗过错鉴定、重新出具原告住院36天的出院诊断和出院记录；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诉讼请求第2项为15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3年8月13日至9月18日，原告在被告处住院期间治疗过程中的检查结果被被告蓄意隐瞒，表现在：一、2013年8月14日、2013年8月23日及2013年8月27日的cT检查结果，2013年8月24日内窥镜检查报告单，2013年8月26日左侧鼻腔漏液做鼻内镜检查，被告不给报告单；二、原告的入院诊断、临床诊断、转科诊断、病情介绍、术前诊断、术后诊断都是脑脊液鼻漏，而出院诊断却是脑脊液鼻漏待排。按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第5.1.2的d标准，脑脊液鼻漏28天以上不能治愈的认定为重伤。被告所出具的出院记录中的检查结果和出院诊断不实，导致原告另一刑事案件中涉及的损伤程度、伤残等级、后续治疗费、司法鉴定缺乏依据，原告的损伤只能认定为轻伤，造成原告经济上和身体上及精神上的严重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诉至法院。
被告同济医院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1、根据原告提交的病历，初步诊断为脑脊液鼻漏，但没有确诊，手术时因没有水样溢出，所以手术终止，整个过程医方按照医疗常规程序进行，不存在隐瞒结果，故对于患者要求重新出具病历意见诊断结果没有法律依据；2、原告是因为被打伤而出现的人身损害，故其损害后果因由侵权人承担，原告现在的损害后果与同济医院无因果关系，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原告提交的同济医院治疗的病历资料、诊断报告单、会诊记录，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应城市人民医院的委托鉴定书、《应城市人民医院健康教育手册》节选、交通费票据；被告提交的原告住院病历；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内容结合事实认定予以综合表述。
对于双方没有争议的原告于2013年8月13日至2013年9月18日在被告处就诊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立案时，原告就被告同济医院的出院诊断不实、出院记录不实、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造成损害后果申请医疗过错鉴定。经原被告双方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选取鉴定机构，2015年3月19日本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正式鉴定之前，该鉴定中心要求医患双方即本案原被告于2015年12月4日前往鉴定中心，鉴定中心听取了双方的陈述意见，并对原告释明鉴定利害关系，告知不予受理此鉴定。并出具书面退卷函，理由为“现有鉴定材料难以出具明确的鉴定的意见，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六条之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后原告坚持继续鉴定，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经原被告确认，2016年1月19日，本院依法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16年1月28日出具不予受理函，理由为“该所医疗纠纷案件积压严重，已停止受理此类案件。”2016年2月15日，本院再次委托西南政法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6年4月28日，该中心予以退卷，理由为“根据目前送检材料是否存在脑脊液鼻漏本中心无法准确评判，已超出本中心的鉴定能力，本案中止鉴定，作退案处理。”本院已向原告释明无法鉴定的诉讼风险，原告表示不做鉴定。
就各方争议的事实，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2013年5月28日，原告等若干人到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访时，与双环公司保卫人员熊勇发生争执，熊勇致原告受伤。原告在应城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50天，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住院治疗18天，后因原告仍间断出现鼻腔液体渗出、打喷嚏时有液体流出，遂于2013年8月13日到被告同济医院神经外科就诊，2013年8月13日首次病程记录显示入院诊断“脑脊液鼻漏”，鉴别诊断“完善相关辅助检查，待排”。2013年8月15日就鼻内镜确诊是否有脑脊液鼻漏，神经外科请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会诊，会诊意见及建议为“病史敬悉。外伤性脑脊液鼻漏。局麻鼻内镜检查不易发现脑脊液鼻漏部位。必要时转我科治疗。”后多次脑脊液生化检查，因原告鼻腔渗出物量少而无法送检。2013年8月22日，原告转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病程记录显示：转科情况“患者目前一般情况可，无明显脑脊液外漏，辅助检查亦未发现明显脑脊液鼻漏”；入院诊断“脑外伤后：脑脊液鼻漏？”；目前诊断“1脑外伤后：脑脊液鼻漏？2鼻中隔偏曲”；转科目的“转入我科检查确定有无脑脊液鼻漏。”2013年8月23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请放射科会诊查看原告影像学资料寻找脑脊液鼻漏位置。2013年9月9日，拟行鼻内镜下右侧鼻腔、颅底探查＋脑脊液鼻漏修补术，术前诊断为“1.脑外伤后；2.脑脊液鼻漏？3.鼻中隔偏曲”。手术前医生对手术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告知“本次手术探查未发现脑脊液漏口部位，则停止进一步手术”。原告签字“了解风险，要求手术。”手术中收缩双侧鼻腔粘膜，内镜检查中鼻甲根部、中鼻道、碟筛隐窝、额窦开口、前筛开口，鼻顶均未见明显水样分泌物溢出，终止手术。2013年9月18日，原告出院，出院诊断为“1.脑外伤：脑脊液鼻漏待排”。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孝感中刑终字第00134号刑事裁定书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刑申49号驳回申诉通知书显示，2013年5月28日熊勇致原告受伤，原告伤情经应城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孝感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确认为轻伤。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且对原告造成损害？原告主张被告所出具的出院记录中的检查结果和出院诊断不实，导致原告另一刑事案件中涉及的损伤程度、伤残等级、后续治疗费、司法鉴定缺乏依据，原告的损伤只能认定为轻伤，故对原告造成了损害。被告辩称依据原告入院时原告提交的病历，初步诊断为脑脊液鼻漏，被告严格按照医疗处理原则诊治患者，住院期间检查及手术探查均未发现脑脊液鼻漏，出院诊断为“脑脊液鼻漏待排”是正确的。原告是因为被人打伤而出现的人身损害，故其损害后果因由侵权人承担，原告现在的损害后果与被告无因果关系，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本院认为，对于原告“请求进行医疗过错鉴定、重新出具原告住院36天的出院诊断和出院记录”的诉讼请求，本院已三次委托医疗过错鉴定，均被医疗鉴定机构退回，原告也明确表示不做医疗鉴定；且原告要求被告“重新出具出院诊断和出院记录”亦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故此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原告作为患者，应该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且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入院诊断是被告根据患者入院时的病史描述，在有限的时间内所作出的初步诊断，出院诊断是被告对原告住院以后经过各项诊疗及详细检查结果作出的专业性判断，二者可能存在差异。本案中，原告的住院病历显示入院诊断为“脑脊液鼻漏”，出院诊断为“1.脑外伤：脑脊液鼻漏待排”。从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看，不足以证明被告对原告入院诊断和出院诊断结果不一致存在过错，原告无法证明被告的诊疗过程存在过错，且原告主张“被告未对脑脊液鼻漏确诊致使原告的另一刑事案件中所受的损伤只能认定为轻伤”这一损害结果无法律依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充分、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在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且该过错致使原告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150000元”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潘仁良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25元，由原告潘仁良承担。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准予原告潘仁良予以免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市中院诉讼费分户；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李旭光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林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