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渝04行终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文体路**号。
法定代表人甘启飞，该局局长。
行政机关负责人黄蔚，该局局长助理。
委托代理人胡立鹏，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胜堂，重庆森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蒲萍，女，1979年6月1日出生，住重庆市黔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辉，男，1970年10月20日出生，住重庆市黔江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肖亚，重庆绿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因房屋登记行政处理一案，不服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彭水县法院）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的（2017）渝0243行初22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行政机关负责人黄蔚及其委托代理人胡立鹏、吴胜堂，被上诉人王辉及被上诉人蒲萍、王辉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肖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2014年4月15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为出让人与蒲萍作为受让人签订黔江地(出让)合字（2014）字第4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将坐落于黔江区城西街道河滨西路北侧（邬杨桥斜对面）的面积为843.77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给蒲萍，用途为商业设施用地，综合价金为人民币433万元，并约定出让人在2014年6月30日之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出让年限为40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2014年6月18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为蒲萍、王辉颁发了×××房地证20××字第02×××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该证登记权利人为蒲萍、王辉，房地籍号为QJ00100×××××001，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使用权面积843.77平方米。2014年12月8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与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局（以下简称黔江区规划局）共同向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黔江区政府）上报黔江国土房管文〔2014〕571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局关于收储邬杨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请示》，请求收储蒲萍竞得的位于黔江区河滨西路北侧邬杨桥斜对面的涉案宗地。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于2016年6月2日作出并于次日向蒲萍送达听证权利告知书，告知拟对其名下的涉案土地使用权实施收回，请在接到告知书之日起5日内提出听证，逾期视为放弃听证权利。2016年6月6日，蒲萍向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提出听证申请，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于2016年6月16日向蒲萍送达听证通知书，决定2016年6月28日举行听证。2016年6月29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了黔江国土房管收决〔2016〕2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决定收回蒲萍取得的涉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蒲萍不服该决定，向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重庆市国土房管局）申请行政复议。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复议认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涉案收回决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情形，且未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有权批准的人民政府批准，从而认定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不足、程序不合法，遂于2016年9月19日作出渝国土房管复〔2016〕129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了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黔江国土房管收决〔2016〕2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于2016年9月30日收到该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现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生效决定。蒲萍、王辉认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实施注销其所持有的房地产权证的行为失却根据，便于2016年10月9日向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申请恢复其取得的×××房地证20××字第02×××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于2016年11月8日进行了回复，认为根据2016年10月26日黔江区政府对黔江国土房管文〔2016〕422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重新依照法定程序收回邬杨桥地块的请示》的批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将对涉案地块重新实施收回，故对被上诉人提出的申请不予采纳。但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在该回复中，未明确告知被上诉人涉案×××房地证20××字第02×××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是否已被注销的事实。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在2016年10月24日向黔江区政府请示的黔江国土房管文〔2016〕422号文件中，认可其作出的黔江国土房管收决〔2016〕2号决定已被重庆市国土房管局撤销，拟在报请黔江区政府批示同意后，重新补充证据、完善程序，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但本案没有证据证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已经依法收回该宗土地的使用权。同时，2016年12月28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黔江国土收告〔2016〕1号拟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告知书中，亦认可涉案土地使用权目前尚为蒲萍、王辉所有，将依法对其“拟收回”。2016年11月1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依职权作出注销×××房地证20××字第02×××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行政行为。蒲萍、王辉不服该注销登记行政行为，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于2016年7月27日在黔江区政府网上发布(2016)注销字第005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注销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公告》，拟对蒲萍、王辉持有的×××房地证20××字第02×××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进行注销。该公告中载明“公告期为五日，公告期满后，将直接办理注销登记”。但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未举证证明对涉案房地产权证的具体注销日期。同时，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在庭审中辩称该注销公告曾在涉案土地所在地张贴，但未举示证据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蒲萍、王辉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是蒲萍、王辉起诉要求确认被诉行政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
一、关于蒲萍、王辉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就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何时注销涉案×××房地证20××字第02×××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这一行政行为的问题，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在答辩意见中说注销登记行为发生的时间是2016年6月29日，但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在黔江国土房管文〔2016〕422号文件第5页中又说是2016年7月27日，且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的代理意见中亦认可网上注销的时间并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的时间，不能将网上注销时间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时间。原审法院认为，在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没有举证证明涉案房地产权证究竟于何时注销的情况下，只能以蒲萍、王辉提交的证据为凭，认定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注销涉案房地产权证的时间为2016年11月1日，蒲萍、王辉知晓该证被注销的时间为2017年6月5日。原审法院同时认为，蒲萍、王辉虽然曾经于2016年10月9日书写并于2016年10月11日向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提出恢复涉案房地产权证登记，但因此时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注销涉案房地产权登记的行为尚未实际发生，故蒲萍、王辉对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注销行政行为时间存在误判。因此，黔江区国土房管局辩称蒲萍、王辉于2016年10月9日就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作出的注销行政行为，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此外，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注销行为时，本可以直接告知但却未直接告知蒲萍、王辉，在黔江区政府网发布的公告中也未告知蒲萍、王辉依法享有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现蒲萍、王辉针对该注销登记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依法没有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故，黔江区国土房管局辩称蒲萍、王辉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意见不予采纳。
二、关于蒲萍、王辉起诉要求确认被诉行政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本案中，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为土地房屋行政主管部门，虽然具有对该行政区域内的土地房屋权属进行登记的法定职责，但在蒲萍、王辉通过法定程序取得了坐落于黔江区城西街道河滨西路北侧(邬杨桥斜对面)面积为843.77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亦为蒲萍、王辉办理了×××房地证20××字第02×××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且在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复议撤销其作出的黔江国土房管收决〔2016〕2号决定已经生效的情况下，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仍然作出涉案注销登记的被诉行政行为则明显缺乏根据。
《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构可以直接办理注销登记：(一)依法收回的国有土地；（二）依法征收的房屋或者集体土地；（三）依法没收的土地房屋；（四）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行政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致使土地房屋权利消灭，当事人未办理注销登记的；（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因此，在重庆市域内，国土房屋主管部门如欲依职权行使直接办理房地产权证注销行为的，必须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本案中，黔江区国土房管局认为蒲萍、王辉所持有的房地产权证上载明的843.77平方米的建设用地系公园绿地且在西山公园一期选址红线范围内，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由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黔江国土房管收决〔2016〕2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但该收回决定已于2016年9月19日被重庆市国土房管局的行政复议决定以“证据不足、程序不合法”撤销。因此，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黔江国土房管收决〔2016〕2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并未产生法律效力，故蒲萍、王辉依法享有的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未被依法收回。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黔江国土房管收决〔2016〕2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系其注销×××房地证20××字第02×××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这一行政行为的基础事实，但因该收回决定已被依法撤销，故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于2016年11月1日依职权作出注销涉案房地产权证这一行政行为，与《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的登记机构可以直接办理注销登记的情形不符，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的注销行为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另外，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注销×××房地证20××字第02×××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这一行政行为，已对蒲萍、王辉有偿取得的合法权益产生重大影响，且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在明知自己所作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的决定已被生效复议决定撤销的情况下仍然注销该证，其行为具有明显的违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关于行政行为无效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存在没有依据等重大明显违法的情形，蒲萍、王辉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故，蒲萍、王辉申请判决黔江区国土房管局被诉行政行为无效的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注销×××房地证20××字第02×××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的行政行为存在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足等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情形，故对蒲萍、王辉申请确认被诉行政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判决确认黔江区国土房管局2016年11月1日作出的“注销×××房地证20××字第02×××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的行政行为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黔江区国土房管局负担。
上诉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因公共利益的需要，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黔江国土房管收决〔2016〕2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决定收回涉案宗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在收回过程，于2016年7月27日发出注销×××房地证20××字第02×××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的公告，公告载明“公告期为五日，公告期满后，我局将直接办理注销登记”。因此，注销登记的时间应当为2016年8月2日，而将注销登记的内容上传至网上，是注销登记后的附随工作，上传时间不是注销登记行为的作出时间。一审将网上查询的注销时间认定为本案注销登记的作出时间明显错误。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以公告的方式向蒲萍、王辉送达了注销登记事由、时间，蒲萍、王辉在2016年8月2日前就应当知道其持有的房地产权证将被注销，从蒲萍、王辉2016年10月9日向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提交的申请书也可看出，其二人对注销登记行为是明知的。而蒲萍、王辉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7年6月8日，已超过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原审法院却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注销登记的时间是2016年11月1日，蒲萍、王辉知道注销登记的时间是2017年6月5日为由，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提出的蒲萍、王辉的原审起诉已超过法定期限的意见不予采纳。同时，蒲萍、王辉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是确认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注销×××房地证20××字第02×××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的行政行为无效，诉讼标的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具体行政行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在2014年12月8日就启动了收回涉案宗地的工作，并根据《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收购办法(试行)》的规定履行了相关程序，作出了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2016年9月19日，重庆市国土房管局作出渝国土房管复〔2016〕129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了黔江国土房管收决〔2016〕2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导致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包括注销登记行为在内的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被生效法律文书羁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蒲萍、王辉的起诉，但原审法院违反该规定，导致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充分评价。3.一审判决确认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注销登记的行政行为无效错误。本案涉案宗地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在2012年西山公园一期选址红线范围内。为维护城乡规划管理的严肃性，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依法启动本案涉案宗地的收回程序，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了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2016年7月27日发出注销×××房地证20××字第02×××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的公告，并于期满后进行了注销登记。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为房屋土地产权登记职能部门，具有作出本诉注销登记法定职权，并且依据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注销公告，权利义务告知等义务，程序合法。在公告期间，蒲萍、王辉并未对注销登记提出异议，也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注销登记的行为不存在无效的情形。4.本案判决结果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应予撤销。黔江区规划局2013年12月13日函告黔江区国土房管局该宗土地为商业设施用地。该宗土地出让后，就有群众在网上反映该宗土地为西山公园绿化用地，不应按照商业用地出让。2016年5月11日，黔江区纪委也向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下发建议书，认为涉案宗地在城市规划中属于公园用地和绿地，要求及时收回。黔江区政府也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2017年12月20日，黔江区规划局函告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明确涉案宗地的用地性质在《重庆市黔江区城乡总体规划（2013-2020）》《黔江区老城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09版）》以及正在编制的老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均为绿地。因此，该宗土地按商业设施用地出让，侵害了公共利益，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当属无效。2018年1月5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了涉案宗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的告知书，于2018年1月8日送达给了蒲萍、王辉。蒲萍、王辉支付的土地出让综合价款433万余元于2015年7月15日退还到了二人的账户上。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蒲萍、王辉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蒲萍、王辉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于2016年7月27日在黔江区政府网上发布注销登记公告，公告载明“公告期满后，我局将直接办理注销登记”，但“公告期满后”是一个不确定的时间概念，没有将注销登记的时间具体确定。根据黔江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档案查询结果载明的注销登记时间为2016年11月1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主张的注销时间与此不符。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主张将注销登记的内容上传至网上是注销登记的附随工作，其目的在于剥夺蒲萍、王辉的诉权。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行政诉讼法关于六个月起诉期限的规定，只适用于“知道”、“应当知道”情形。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注销×××房地证20××字第02×××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始终未向蒲萍、王辉送达相关文书，也没有证据证明蒲萍、王辉知道其持有的房地产权证被注销的事实。相反，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在其作出的《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被重庆市国土房管局的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后，仍然注销蒲萍、王辉的房地产权证，这超出了一般人的认知能力。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公民重大利益的行政行为，应以行政相对人知悉该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救济途径作为认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作出的标准。本案中，蒲萍、王辉虽然在2016年10月9日向黔江区国土房管局递交过请求恢复其房地产权登记的申请，但蒲萍、王辉实际上并不确定其房地产权证是否被注销。蒲萍、王辉于2017年6月5日到黔江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该中心的档案查询结果表明注销登记时间为2016年11月1日。至此，蒲萍、王辉才知道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注销其房地产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推定蒲萍、王辉在2016年8月2日就应当知道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注销决定有违常理，本案的起诉期限不适用六个月的规定。而且，蒲萍、王辉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时间没有超过2年。原审法院没有采纳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主张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意见，适用法律正确。3.一审判决未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其设立、消灭应经登记才发生效力，“收回”土地与“注销”登记是两个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行政行为。收回权利人的国有土地建设使用权后，虽然权利凭证应当注销，但并不等于收回便已注销，注销登记还需按照法定程序来完成。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将收回行为与注销登记行为混为一谈，主张其作出的《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已被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就意味着注销登记行为已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羁束，应当驳回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4.一审判决彰显了法治精神。本案涉案土地是经黔江区政府批准，由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公开挂牌出让，蒲萍、王辉通过竞价取得。在黔江区规划局作出的渝规黔地函〔2013〕字第038号函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均明确了本案涉案土地为商业设施用地。而今为了收回该宗地的使用权，黔江区规划局又称该宗地的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主张其与蒲萍、王辉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原审判决损害了公共利益，该主张属于混淆视听，文过饰非，行政机关的诚信缺失。即使该宗地的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那么损害公共利益的也是包括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在内的行政机关，而非蒲萍、王辉。在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以损害公共利益为由作出的收回决定被撤销后，其主张根本不能成立。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在其收回决定被撤销后，在蒲萍、王辉的土地使用权合法存续的前提下，又于2018年1月5日向蒲萍发出《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的告知书》，单方宣布合同无效并强行退还出让金，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5.一审判决确认注销登记的行政行为无效，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从实体上看，只有依法收回的国有土地才可以由登记机构直接办理注销登记，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收回决定是进行注销登记的基本前提，在收回决定被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后，其实施的注销登记行为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从程序上看，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只有人民政府作出的征收、收回决定生效后，不动产登记机构才能进行公告，公告期不少于15日，之后方可直接办理注销登记。黔江区国土房管局采用公告注销的方式注销蒲萍、王辉的房地产权证，程序上不合法。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实施的注销登记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关于“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规定，一审判决其注销登记行为无效，维护了法律的尊严。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黔江国土房管收决〔2016〕2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对涉案地块的收回决定，并于2016年6月30日向蒲萍、王辉进行送达的事实。
2.重庆市黔江区城乡总体规划(2013-2020)、黔江区老城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证明涉案地块的性质是公园绿地，在2012年西山公园一期选址红线范围内。
3.黔江地(出让)合字（2014）字第4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证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2014年将涉案地块出让给蒲萍、王辉的事实。
4.黔江国土房管文〔2014〕571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重庆市黔江区规划局关于收储邬杨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请示》。证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依法向黔江区政府请示收回涉案地块的事实。
5.听证权利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告知蒲萍、王辉依法享有听证权利的事实。
6.听证申请书。证明蒲萍、王辉申请听证的事实。
7.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通知蒲萍、王辉进行听证的事实。
8.(2016)注销字第005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注销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公告》。证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发出公告并依法注销涉案地块使用权证的事实。
9.渝国土房管复〔2016〕1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已经被生效法律文书羁束的事实。
10.2016年10月9日的申请书。证明蒲萍、王辉于2016年10月9日申请恢复涉案地块使用权证的事实。
11.黔江国土〔2016〕70号《关于申请恢复邬杨桥地块房地产权证的回复》及送达回证。证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对蒲萍、王辉要求恢复登记的申请进行书面回复的事实。
12.黔江国土房管文〔2016〕422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重新依照法定程序收回邬杨桥地块的请示》及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单。证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2016年10月24日依法向黔江区政府请示拟重新依照法定程序收回涉案地块的事实。
13.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关于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价格评估相关资料的通知及送达回证。证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重新启动收回程序后书面通知蒲萍、王辉提供相关资料进行审计的事实。
14.关于黔江区邬杨桥桥头地块土地收回审计的情况说明。证明因缺乏涉案地块的相关资料，导致审计机构对涉案地块价格无法审计的事实。
15.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关于对邬杨桥宗地收回损失拟评估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依法书面告知蒲萍、王辉拟通过评估程序对其合法损失进行评估的事实。
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对被诉行政行为提交的规范性文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收购办法(试行)》第二条、第八条、第九条。
被上诉人蒲萍、王辉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房地证20××字第02×××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及完税凭证；2.(2016)注销字第005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注销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告》；3.黔江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档案查询结果；4.关于申请恢复邬杨桥地块房地产权证的回复。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客观存在。
第二组证据：5.黔江国土房管收决〔2016〕2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6.重庆市国土房管局渝国土房管复〔2016〕1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7.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拟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告知书；8.送达法律文书告知书。
以上证据，证明在蒲萍、王辉就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不服而申请行政复议期间，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就注销其持有的涉案房地产权证，程序严重违法，系滥用职权；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决定被撤销后，注销蒲萍、王辉持有的房地产权证，没有最基本的事实依据。
经庭审质证，上诉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对被上诉人蒲萍、王辉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该房地产权证已被依法注销；证据2无异议，证明了注销登记行为是依照法定程序所实施，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查询结果与原告申请恢复办理房地产权证的证据相互矛盾，蒲萍、王辉于2016年10月9日向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申请恢复房地产权证登记，当时就已知道其房地产权证被注销登记的事实，故该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4的三性均无异议，证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对蒲萍、王辉的申请进行了积极的作为。第二组证据中证据5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蒲萍、王辉的证明目的；证据6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蒲萍、王辉的证明目的，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收回建设用地的决定被行政复议所撤销是因为收回决定程序上有瑕疵，并不存在无效的情形；证据7-8均无异议，但达不到蒲萍、王辉的证明目的，反而证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重新启动对涉案地块依法进行收回的事实。
被上诉人蒲萍、王辉对上诉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该决定已被撤销，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注销涉案房地产权证的基础事实依据已不存在；证据2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即使属实，在出台规划之后的2014年，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也依然将涉案之地以商业性质用地出让给蒲萍、王辉；证据3反映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的行为相互矛盾；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的证明目的；证据5-7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蒲萍、王辉在收到听证通知书后及时向重庆市国土房管局申请行政复议；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蒲萍、王辉当时并不知晓该公告，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在蒲萍、王辉申请行政复议期间于2016年7月27日作出拟注销该涉案房地产权证的公告，属严重违法；证据9无异议，能够反映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的行政行为严重违法；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蒲萍、王辉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后要求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撤销注销公告；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蒲萍、王辉系2017年6月5日才知道其房地产权证被注销的事实；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反映了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滥用职权；证据14-15与本案无关联，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注销蒲萍、王辉的房地产权证缺乏依据。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客观性、合法性亦予确认。
以上罗列的上诉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与被上诉人蒲萍、王辉在原审时举示的证据已随案移送到本院。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评判理由充分，符合证据规则，予以支持。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被上诉人蒲萍、王辉请求确认上诉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注销其涉案房地产权登记的行为无效的二审行政案件。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审法院作出的本诉裁判是否正确。
上诉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认为原审法院认定其注销被上诉人蒲萍、王辉的涉案房地产权登记的时间为2016年11月1日错误，注销登记的时间应为2016年8月2日。经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提交的注销蒲萍、王辉的涉案房地产权登记的证据，仅有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2016)注销字第005号《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注销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公告》，而该公告内容中无法解读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注销涉案房地产权登记的具体时间，其陈述注销涉案房地产权登记的时间应为2016年8月2日，又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在原审时，蒲萍、王辉提交的黔江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档案查询结果证明涉案房地产权办理注销登记时间为2016年11月1日，结合全案证据，原审据此认定涉案房地产权注销登记时间为2016年11月1日并无不当。故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的上述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上诉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认为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蒲萍、王辉的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错误，蒲萍、王辉在2016年8月2日前就应当知道涉案房地产权登记将被注销，却于2017年6月8日才提起本诉，超过了六个月的起诉期限。经查，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将注销涉案房地产权登记的事实和诉权告知蒲萍、王辉，根据当时正在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其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两年内对行政行为有权提起诉讼。蒲萍、王辉在没有接到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注销涉案房地产权登记任何文书的情况下，于2017年6月5日在黔江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才获知涉案房地产权于2016年11月1日被注销，其于2017年6月12日提起本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认定蒲萍、王辉的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并无不当，故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提出的上述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
上诉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认为原审法院确认其注销涉案房地产权登记无效错误，损害了公共利益，且本案注销登记行为是实施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行政行为的组成部分，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已复议撤销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对蒲萍作出的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本案注销登记行为受该复议决定的羁束，应当驳回蒲萍、王辉的起诉。经查，根据《重庆市土地房屋登记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登记机构只有在依法收回的国有土地、依法征收的房屋或者集体土地、依法没收的土地房屋等五种情形下可以依职权直接办理注销登记。参照《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收购办法(试行)》关于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程序规定，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得到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下达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批复后，作出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支付补偿款。只有在土地使用权人对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逾期不复议不诉讼，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情形下，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才能采取公告注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和作废土地权利证书等措施。本案中，蒲萍、王辉于2014年2月25日取得涉案房地产权证中登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于2014年6月18日办理了产权登记。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在2016年6月29日以公共利益需要为由向蒲萍下达了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决定收回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16年9月19日，该决定被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复议撤销，至今黔江区国土房管局未对该宗土地作出收回决定，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仍由蒲萍、王辉所有。然而，在重庆市国土房管局撤销黔江区国土房管局对蒲萍作出的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于2016年11月1日依职权直接注销了蒲萍、王辉对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登记。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的该注销登记行为不符合上述规范性文件规定，其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依职权直接作出注销行为，其行为明显违法，且对蒲萍、王辉的合法权益带来了重大影响，属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审法院确认其注销行为无效并无不当。关于涉案注销行为是否受生效法律文书羁束问题。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和注销登记行为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程序中的两个不同的行政行为，两者间不存在包含关系，只有在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穷尽救济途径后，当事人不履行决定确认的义务情况下，才能采取依职权注销登记措施。故本案中重庆市国土房管局作出的复议决定的效力不及于黔江区国土房管局作出的注销登记行为，其提出的上述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黔江区国土房管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重庆市黔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红梅
审 判 员 蒲开明
审 判 员 黄 瑶
二〇一八年六月八日
法官助理 周 余
书 记 员 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