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豫10行终11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赵跃森，男，195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
委托代理人(系上诉人之妻)孙秋香，女，1955年9月3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4110021955********，汉族，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张迎召，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襄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襄城县城关镇北大街。
法定代表人黄军华，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刘安民，该镇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张东升，河南首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赵元森，男，195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新华区，现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
委托代理人蒋克军，河南首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跃森因确认行政行为（行政协议）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18）豫1002行初3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跃森及其委托代理人孙秋香、张迎召，被上诉人襄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安民、张东升，被上诉人赵元森的委托代理人蒋克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都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襄城县城关镇北关街西前街门牌××登记在赵长春名下，有瓦房三间，长一丈八、宽三丈三。赵长春（1999年去世）和其妻子崔自清（1998年10月21日去世）生育子女四人为：赵跃森、赵元森、赵玉珍、赵会珍。赵元森对该处房产进行了改造和重建。该处宅基地面积为411.28平方米，房屋结构为砖混，房屋性质为私有，层数二层，房屋住宅面积为152.88平方米。经襄城县城关镇北关街居民委员会证明：经（街、村组）审查，赵元森是本（街、村）村民，位于西拐一处房产属本人所有。因对襄城县城关镇北关街棚户区改造，襄城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9月2日作出襄政（2016）××襄城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书，并确定房屋征收范围，公布征收补偿方案。涉案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襄城县人民政府住建局作为房屋组织实施部门委托襄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承担房屋征收和补偿的具体工作。该项目设定的拆迁期限为30天，自2016年9月6日至2016年10月6日。2016年9月20日赵元森委托赵统与襄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达成襄城县北关街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甲方为襄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乙方为赵元森。协议约定：被征收房屋的产权属于赵元森，位于西拐街。宗地（宅基地）411.28平方米，房屋结构为砖混，房屋性质为私，层数二层，房屋住宅面积为152.88平方米。协议约定的产权置换：1、乙方合法宗地（原宅基地）411.28平方米补贴安置房80平方米；2、乙方一次成型的居住性住房152.88平方米置换安置房120平方米；3、按政府规定日期签订补偿协议和搬迁取得奖励安置房（协议签订后未按时搬迁该奖励取消）40平方米。以上乙方共取得置换安置房240平方米。根据赵元森提供的证件及《房屋及附属物现场勘查登记表》的内容，经核算，货币补偿赵元森人民币206114.6元。原告赵跃森知道协议内容后，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于2016年9月20日签订的《襄城县北关街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为无效协议；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魏都区人民法院认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应当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征收人以征收决定作出之日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按户进行补偿。被征收人以房地产权证载明的所有人为准。本案查明的事实表明，被征收房屋的权利人去世后，经襄城县城关镇北关街居民委员会证明房屋所有权归赵元森一人享有。根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载明搬迁早，奖励多。如果撤销重新签订，奖励会取消，反而有损于被征收人的利益。据此，可以酌情认定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征收实施单位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的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本案中，房屋征收是由襄城县住建局组织实施的，并委托襄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承担房屋征收和补偿具体工作，襄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不具备行政协议的被告主体资格，原告赵跃森的起诉应当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裁定，驳回原告赵跃森的起诉。
上诉人赵跃森上诉称，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25条规定，“征收实施单位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的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根据该条款规定，适用该条款的前提条件是“征收实施单位必须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的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如果征收实施单位超出委托范围从事的行为，应当以谁为被告，该条款并没有规定。本案中，房屋征收部门并没有明确委托城关镇政府以自己的名义签署拆迁补偿协议，城关镇政府是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以自己的名义签署拆迁补偿协议，已超出了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范围，一审裁定依据该条规定，认定襄城县城关镇政府不具备被告主体资格属于法律适用错误。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26条规定：“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具体到本案，一审法院从来没有告知过上诉人，其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在没有征求上诉人意见的情况下就直接以被告不适格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属于程序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3.一审中，被上诉人赵元森没有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对涉案房产进行了改造和重建，一审裁定认定被上诉人赵元森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改造和重建，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裁定依据襄城县城关镇北关街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认定房屋所有权归属被上诉人赵元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裁定枉顾法律规定，以“撤销协议奖励会取消，损害被征收人的利益为理由酌情认定协议有效”，该裁定理由不充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4.一审裁定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26条规定认定襄城县城关镇政府不具有被告主体资格，属引用法律条文错误。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1.撤销魏都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豫1002行初35号行政裁定书，依法改判确认涉案协议无效，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襄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一、2016年9月2日襄城县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书（襄政[2016]××）及公告和襄城县人民政府关于襄城县北关街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委托襄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具体工作，襄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与赵元森在公告期内签订《襄城县北关街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一是襄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与赵元森在公告期内签订的该协议在形式、内容、主体等方面均合法有效。2016年9月2日襄城县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书（襄政[2016]××）及公告后，赵跃森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权属主张、异议或复议或诉讼，涉案房产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由赵元森就对涉案被征收房屋占有、管理、收益，且有居委会出具的权属证明，襄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受委托与本案赵元森在公告期内签订协议并无过错，协议合法有效。二是赵元森构成对被征收人一户的表见代理。涉案被征收房屋位于北关街棚户区，处于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建筑年代久远，多经修复改造的地段。《襄城县北关街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等规定对被征收一户予以了足额补偿和相应奖励，该户亦获得了相对靠前的选房顺序，补偿协议并未侵害被征收人一户依法应当获得的补偿安置权益。三是本案纠纷的实质系原告主张与赵元森等对于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的分割，该争议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四是上诉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涉案房产的继承人。二、2016年9月2日，襄城县人民政府做出(襄政[2016]××)房屋征收决定书，且公告中明确委托襄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工作，被上诉人作为征收补偿的主体适格。上诉人的质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三、上诉人出具的房地产所有证载明内容与征收时实地测量房产的面积、位置等内容严重不符，不能证明其主张。上诉人出具的其他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或无效，其质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裁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正确，引用法律条文的笔误不影响一审裁定内容的正确性。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赵元森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理由如下：一、一审起诉超出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起诉。2016年9月2日，襄城县人民政府作出（襄政[2016]××）房屋征收决定书及公告后，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或复议及诉讼，上诉人对于本案诉请早已超出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起诉。二、2016年9月2日，襄城县人民政府依据公开发布公告等程序依法进行了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委托襄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工作，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于补偿条例》的规定，县政府系征收补偿的主体，城关镇人民政府作为一审被告主体不适格。一审驳回上诉人起诉是正确的。三、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一审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正确的。1982年第三人开始追要涉案房产时，找到上诉人商量，当时上诉人赵跃森让赵元森追要涉案房产，并说“我不管了，要回来是你的，反正我就一个女儿”。赵元森经过多方努力，1991年找政府要回了涉案房产。后因涉案房产年久失修，赵元森大修三回，还有两间已无法修复，是赵元森扒掉重建的。赵跃森与涉案房产已无任何关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于2018年3月20日提起本案一审诉讼。2016年9月2日，襄城县人民政府公告的《关于襄城县北关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中载明“八、签约期限：自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同日公告的襄政[2016]××《襄城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书》中载明“三、本次征收由襄城县住建局组织实施，并委托襄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五、本项目设定的搬迁期限为30天，自2016年9月6日至2016年10月6日。被征收人对本房屋征收决定有异议的，可自本决定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许昌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一）被上诉人襄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是否是本案一审适格被告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载明“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可认定，涉案的房屋征收工作由襄城县住建局组织实施，并委托襄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因此，被上诉人是受托方、具备作为一方签订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资格，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其不是本案一审适格被告。（二）赵元森是否有权签订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本案中，涉案的房屋征收补偿是按户进行的，襄城县城关镇北关街居民委员会出具了涉案被征收房屋所有权归赵元森的证明，且涉案被征收房屋面积（152.88平方米）与赵长春名下三间瓦房的面积（长一丈八、宽三丈三）并不完全相等，故赵元森作为一方签订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无不当。（三）上诉人提起本案一审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2016年9月2日，襄城县人民政府公告的襄政[2016]××《襄城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书》和《关于襄城县北关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中分别载明了“签约期限：自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本项目设定的搬迁期限为30天，自2016年9月6日至2016年10月6日。”。依照上述内容可认定上诉人赵跃森至少应于2016年10月7日前应当知道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签订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行为），且上诉人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因此，上诉人赵跃森于2018年3月20日提起本案一审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年的规定且无正当理由。综上，上诉人赵跃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若认为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袁 野
代理审判员 刘向鹏
代理审判员 段明明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丁 时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