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德惠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德民初字第2818号
原告：吉林省信用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市人民大街8777号。
法定代表人：何志福，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倩，吉林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郝志新，吉林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德惠永丰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德惠市东四道街。
负责人：孙淑梅，德惠永丰纸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组长。
委托代理人：陈祥毅，德惠永丰纸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潘纪强，德惠永丰纸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工作人员。
第三人杨庆春，男，1946年10月10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德惠市。
第三人：丁晓辉，男，1968年2月18日生，汉族，德惠永丰纸业有限公司门卫，住德惠市。
第三人：王亚东，男，1969年6月8日生，汉族，无职业。
原告吉林省信用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担保公司）与被告德惠永丰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丰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省担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倩、郝志新，被告永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祥毅、潘纪强，第三人杨庆春、丁晓辉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王亚东未经法庭允许中途退庭，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省担保公司诉称，2015年4月24日，被告破产程序债权人会议确认原告的债权金额总计为3507.9338万元，原告提出了书面异议，认为应确认债权金额为4177.3368万元，未经确认的差额为669.40万元。事实经过如下：2010年9月14日，被告与建行吉林省分行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原告与建行吉林省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2010年9月1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短期贷款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协议书》，约定原告为被告与建行签订的3000万元《人民币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1年9月28日，原、被告和建行西安大路支行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约定原告委托银行向被告发放贷款500万元。2012年9月17日，建行吉林省分行向原告发出《业务联系函》，要求原告履行担保业务的代偿义务。其后原、被告和建行三方签订《人民币借款展期协议》、对担保业务的主合同进行展期一年。2012年9月28日，原告向建行德惠支行代偿200万元。2013年9月29日，被告仍未偿还本息，原告向建设银行德惠支行代偿了2300万元。2013年10月14日和2013年11月7日长春中院对原告的委贷业务的500万元到期债权、担保业务2500万元债权作出执行裁定。2014年7月28日，被告向德惠市人民法院申请破产，2014年11月6日，德惠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被告的破产申请。2015年1月19日，原告向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原被告对债权本金部分3000万元(2500万元及500万元委托贷款)、评估、测绘费、律师费无较大争议，但对（1）担保费：依据《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之约定，被告应向省担保支付2011年9月-2012年9月间的担保费为60万元。（2）双倍担保费：依据《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第六条第一款约定，被告应支付给原告双倍担保费用。200万元部分，期限为2012年9月28日-2013年10月14日，欠付的天数为381天，比例为4%，金额为8.4667万元；2304.0820万元的部分的担保费，期限为2013年9月29日-2013年11月7日，欠付天数为39天，比例为4%，金额为9.9844元。（3）违约金：依据《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第六条之约定，1、200万元部分，被告应向原告支付30万元的违约金，2、2304.0820万元部分，被告应向原告支付345.6123万元违约金。（4）债务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的债务利息。原告认为应该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200万元部分，2013年10月14日-2014年11月6日，计算天数为388天，金额为8.62万元；2304.0820万元部分，2013年11月7日-2014年11月6日，计算天数为364天，金额为93.187万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200万元部分，2013年10月14日-2014年11月6日，计算天数为388天，比例为0.0175%。金额为13.58万元；2304.0820万元部分，2013年11月7日-2014年11月6日，比例为比例为0.0175%金额为146.77元。原告计算2500万元本金孳息债权为716.2229万元与管理计算的金额相差530万元。
委托贷款500万元部分：（1）贷款期间利息：依据《委托贷款补充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期间为2011年9月28日-2012年3月27日，金额为60万元。（2）违约利息，依据《委托贷款补充协议书》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约定，应按年利率48%计算，但已超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按年率24%计算，期限为2012年3月28日-2013年10月14日，金额为188.66万元；（3）债务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原告认为应该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和加倍部分的债务利息。其中，一般债务利息，2013年10月15日-2014年11月6日比例为24%，金额为129万元；加倍利息，2013年10月15日-2014年11月6日，比例为0.0175%，金额为33.68万元。依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及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500万元的债权孳息为411.5291万元，与管理人认定的相差139.40万元。
综上，原告与管理人计算相差669.40万元。故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在被告破产程序中原告债权申报未被确认金额为669.40万元。该笔债权具有优先受偿权。
被告永丰公司辩称：一、原告要求按年支付担保费用缺乏事实依据。原告主张，依据《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之约定，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期间的担保费用。对此，第一，该笔债权原告未向永丰公司管理人进行申报，在本次债权确认之诉中提出，不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第二，《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明确约定担保费的支付标准为贷款额的2%，具体数额为60万元，支付时间为2010年9月13日，并无原告主张的按年计取的约定，且按照担保行业惯例，担保费通常根据项目标的一次性收取；第三，被告已按照《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的约定支付了担保费。因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期间的担保费，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二、关于双倍担保费用和违约金问题。从《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第六条可以看出，加收双倍担保费与15%违约金均规定于违约责任条款，其性质均为对被告违约后的罚则，实质上均属违约金条款。（一）该违约金条款违背基本法理1.原告对被告享有的权利系追偿权。我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这表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对主债务人的权利是追偿权。追偿权是对保证人因履行保证责任的一种补偿，在实践中补偿的范围为保证人因履行保证债务所受到的损失，一般包括：①保证人实际承担的保证责任的范围；②自承担保证责任后，保证人为免除债务人给付的金额的法定利息；③保证人为承担保证责任而支付的必要费用，如履行保证责任的费用、诉讼费等；④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过程中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受到的损失。永丰公司管理人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经审查认定原告债权的上述费用（包括代偿费用、法定利息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2.原告向被告追偿的基础应当是《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而非《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原告作为被告的保证人，依据《保证合同》代替被告向建设银行偿还贷款，这构成了《担保法》上的债权人、债务人、保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保证人）依据《担保法》有权向被告（债务人）追偿。而现在原告根据《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这实际上在《担保法》之外又重新建立了另外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形式上规避了《担保法》的规则，《担保法》相对于《合同法》而言属于特别法，应当优先适用，因而被告请求贵院纠正原告的错误行为，在《担保法》框架下解决原、被告之间的纠纷。由此，原告关于“违约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违约金条款当属无效。况且，《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仅仅是业务约定书，内容应当为被告委托原告为其提供担保服务同时向原告支付担保费的业务约定，它是担保关系之外独立存在的合同协议。现在因为原告强行在该业务约定书中约定了追偿权正常范围之外的违约责任，才导致了本案权利义务关系的混乱。因而，原告对违约责任的主张明显超越了《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范畴，违背了基本法理和规则逻辑，当属无效。3.《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中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违背担保公司的运行本质和民法的公平原则。担保公司的担保费通常包括①管理费用；②风险准备金；③合理利润。其中，风险准备金即为担保公司向债务人收取的用以防备发生代偿的费用，担保公司运行的过程中已经将该部分风险成本计入经营成本。原告收取被告支付的高额担保费时，对价之一就是承担被告违约代偿的风险。在该委托合同关系中，原告所负的义务除了形式上的为被告提供担保而与建设银行签订担保合同外，更包括实质上的当被告违约后原告依约向建设银行代偿。因此，原告承担担保责任并进行代偿本就属于其应当承担的保证合同义务，而根据《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中的规定，原告履行义务是以权利人违约为前提，这样的约定对被告来说是严重不公平的。现在反过来将风险的发生作为被告违约的条件，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通常，作为以从事担保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更多的从完善追偿担保（即反担保）、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控制制度方面来控制风险，而非不合理的约定高额违约金。在本案中，原告承担保证责任（代偿责任）后，《担保法》为其设置的救济途径即为取得了对被告的追偿权，被告以其几乎全部财产（远高于原告代偿金额）向原告提供了反担保，并设置了担保物权，由此，原告可以在被告的破产程序中完满地实现其追偿权。而现在原告却利用其优势地位向被告另行要求如此高额的违约金，即原告实际承担代偿责任后，拥有追偿权的同时又可获得高额违约金，从而得到双重的收益，这严重违反了民法上的公平原则。
另外，由于原告自身经营风险的控制的过失，在提供担保时未按照业务规则对永丰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毫无依据地提供了担保，导致其发生了代偿的风险。不过，由于原告的强势地位，其过失导致的风险以对被告主要财产的物权优先权得以消解，同时将风险转移到其他债权人，直接致使处于破产清算程序中的永丰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债权毫无保障，几乎全部不能得到任何清偿。如果原告的主张成立，即会出现原告在过失中获取高额利益，而无辜的其他债权人却因之严重受损的荒谬情形。(二)该违约金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应属无效，在本案中，《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系原告单方提供的格式合同，其中违约责任条款系格式条款。在该格式条款中，结合前述论证，原告违反公平原则，加重了被告的义务，且其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在协议签订时未尽到必要的提醒义务。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原告主张违约责任的违约金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实际上，签订该协议时，被告已经处于停产状态，急需资金拯救企业，因而处于非常弱势和不利的地位，不可能对支付担保费的同时承担高额违约赔偿金风险的条款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所以，恳请贵院认定违约金条款无效，驳回原告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三）退一步讲，即使《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中的违约金条款有效，其约定的违约金也属于过高，恳请贵院依法予以调整。1.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违约金的性质是以补偿为主、以惩罚为辅。这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在本案中，被告已经因资不抵债而破产，实质上被告的全部财产即为债权人的财产。因此，本案中若允许原告向被告申报惩罚性违约金，则惩罚的对象不再是被告，而是全体债权人，这与破产程序关于在所有债权人之间公平分配债权的立法目的不符，实则严重侵害了其他债权人的权益。因而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作为惩罚性违约金，则不应予以支持，被告特申请法院予以依法调整。2.原告依据《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收取的违约金远高于被告正常履行合同其获得的利益。若被告正常履行合同，原告所获收益即为其代偿的资金不被占用。若该等资金不被占用，其可获得的收益如下：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也就是说在本案中，按最高标准计算，被告占用原告的200万元和2304万元的资金额度可以分别提供2000万元和23040万元的担保业务额度，按照《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的收费标准，两年期的担保业务担保费为贷款额度的2%，则原告在相应期间可获得的最高担保费收入分别为2000×2%×381/720=21.167万元和23040×2%×39/720=24.96万元，而如果按照违约金条款，被告应当支付原告违约金分别为：200×2%×2×381/360+200×15%=38.4667万元和2304×2%×2×39/360+2304×15%=355.584万元，这远远高于被告实际履行合同原告可获得的最高实际业务收益，总体而言，违约金数额为最高实际业务收益额（若被告正常履行协议原告可获得的收益）的8.5倍，为相应数额钱款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14.4倍。所以，《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约定违约金过高，应当予以调低。3.原告依据《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收取的违约金，远远高于建设银行确定的违约罚息数额。根据《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第四条约定，被告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13%，即为6.102%，如果违约，逾期罚息为贷款利率上浮50%，虽然基准利率不断调整，但是违约罚息大约按年息10%左右计算。而根据原告的主张，若发生代偿，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的违约金分别为200×2%×2×381/360+200×15%=38.4667万元和2304×2%×2×39/360+2304×15%=355.584万元，转化为年化利率则分别为：38.4667×360/（381×200）=18.17%和354.98×360/（39×2304）=142.22%。这远远高于作为贷款机构的建设银行，原告对该笔违约金的收入畸高，应当予以调整。4.原告依据《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收取的违约金远远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存在部分依法不应予以保护的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借贷双方既约定了逾期还款的违约金，又约定了逾期利率的，借款人可以同时主张逾期利息和违约金，但总额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为限。借款人向小额贷款公司、典当公司借款，在合同约定的利息之外，同时约定了其他合理费用的，应予保护，但总额一般也应以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为限。况且，原告作为国家设立的政策性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其应有的功能是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服务从而促进其健康发展，现在这样高额的违约金无异于将其扼杀于经济困顿之中，严重违反国家政策。通过计算可以发现，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远远超过上列法律保护的范围，尤其在原告主张的2304万元债权的主张过程中，违约金合计年化利率高达142.22%，远高于法律保护的范围，应当予以调整。5.对违约金调整的方案。由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条款约定畸高，被告请求贵院以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原告的违约金损失。三、关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在本案中，原告认为生效的法律文书应当为经公证的《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因而主张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应当包括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支付利息两部分。（一）在本案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依据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为生效的执行裁定书。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生效法律文书通常是指由人民法院作出的，并经过一定期间生效的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和决定书等，之所以称之为生效法律文书，是因为它已经发生确定的法律效力，譬如民事判决书，在经过法定的上诉期间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未上诉的，方可称之为生效法律文书，也只有这样的法律文书是可以确定无疑地执行。在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公证债权文书，其法律效力不是完全确定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规定可以看出。因而，在本案中，生效的法律文书应当指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长执字第301号、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长执字第321号、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长执字第300号，而非原告主张的公证债权文书。另外，原告在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债务利息时，以上列执行裁定书作出的时间为起算点，这也反证了被告的主张。实际上，若按照公证的债权文书作为一般利息计算的依据，根本无法确定迟延债务利息的起算点。因而，在本案中，只能将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作为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依据的生效法律文书。（二）退一步讲，即使原告主张计算债务利息时依据的生效法律系公证债权文书，在该等文书中亦未确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告就《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和《委托贷款补充协议书》（以下皆称协议书）分别申请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0）吉长信维证字第22213号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1）吉长信维证字第32638号，在这两份公证债权文书中，被告均同意不按协议书履行义务时，自愿接受强制执行；协议书满足生效条件之日起，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若被告逾期不履行义务，原告应在合同履行届满之日起22个月内持本公证书向本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并凭本公证书及执行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关于上述内容，第一，其确定的债权数额与原被告之间的实际债权数额不相符；第二，原告需申请执行证书后方可申请强制执行；第三，其不具有履行内容，它实质确定的是一种强制执行的效力，即原告可申请法院就其债权对被告强制执行；第四，其未确定被告的履行期限以及在履行期限内的利息。因而，即使牵强地将该公证债权文书作为原告主张的生效法律文书，亦无法确定被告应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实际上，对《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作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本身即存在错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一项，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债权文书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二）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三）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第二项，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一）借款合同、借用合同、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二）赊欠货物的债权文书；（三）各种借据、欠单；（四）还款（物）协议；（五）以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学费、赔（补）偿金为内容的协议；（六）符合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条件的其他债权文书。
《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作为一种担保业务约定书，其权利义务关系极不确定，债权债务关系尚不明确，根本就不符合制作公证债权文书的法定条件。原告以此作为生效法律文件根本就属于无稽之谈。（三）再退一步，即使完全按照原告的主张，以《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的内容为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亦无法确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在《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中，仅有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即“按日加收双倍担保费用和支付代偿总额15%的违约金”，不存在关于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约定。
综上所述，原告所主张的债务利息计算方法和债权数额有误，应当按照永丰公司管理人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确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原告的该部分债权数额。
四、关于500万委托贷款的相关问题。
在此部分本金、贷款利息、违约金、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计算过程中，原告主张的本金、贷款利息和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与被告管理人的计算方法一致，被告予以认可。
关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告人已在第三部分进行了论述，原告关于一般债务利息的主张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建议贵院驳回该部分诉讼请求。
关于本金，被告已于2010年9月28日向原告支付保证金150万元。根据《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第二条第二款的约定：“发生代偿时，由甲方（原告）直接冲抵代偿费用”。对于该部分款项，被告认为，按照《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被告应当于2011年9月28日支付建设银行第一笔到期贷款，但此时被告已处于停产状态，没有偿付的可能性，此时原告应当代被告偿付而非向被告提供高息委托贷款，并且原告应当优先使用被告提交的保证金偿付该笔到期贷款。此时原告向被告提供高息委托贷款，实质上就相当于拿着被告的钱高息贷给被告，这是非常荒谬的。因而，被告应支付原告的500万委托贷款部分，其本金应当减去被告向原告支付的保证金150万元，即该部分的本金应为500-150=350万元。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在发生代偿事由之前（2011年9月29日），原告依据《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对被告150万元保证金的占有为合法占有，但是在发生代偿事由之后，原告应当依据合同约定以保证金优先偿还建设银行贷款而未以此抵扣，此时原告对该笔保证金的占有即为不法占有，不法占有给权利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原告将被告的该笔保证金不法占有所造成的损失为：被告本来只需贷款350万元但是实际贷款500万元，差额150万元的依照原告主张的计算方式算得的数额。所以，被告应支付原告的500万委托贷款部分，其本金应当减去被告向原告支付的保证金150万元，即该部分的本金应为500-150=350万元。由此，该部分的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应当为557.04466万元。
综上所述，原告的债权应为：
226.88216+2465.752842+557.04466+45.4936=3295.173262万元。
第三人丁晓辉称，原告主张的诉求数额不应该确认，理由是原告在被告不符合贷款条件下发放贷款失于考察，不符合法律规定；贷款后，原告没有对贷款用途进行监管，是导致破产的原因；即使债权成立，原告也是一般债权人，不享有优先权。
第三人杨庆春述称，原告的诉讼不应该确认，因为被告贷款没有用于正常生产经营，原告在被告停产期间贷款，属于恶意串通，属于资金流失，银行、担保公司、纸业联合骗取贷款。
第三人王亚东述称，原告提供给被告贷款时，被告已经欠银行贷款还不上，并且停产，贷款不合法，原告的诉请不能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0年9月14，被告永丰公司与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签订了编号为借1×××10190《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由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为永丰公司提供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0年9月14日至2012年9月13日；并约定2011年9月13日偿还500万元，剩余2500万元偿还日期为2012年9月13日。另约定，由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德惠支行代为履行放款、支用、还款计算等合同义务。2010年9月14日，省担保公司与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由省担保公司为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与永丰公司签订的编号为借1×××10190《人民币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省担保公司同意展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0年9月19日，省担保公司与永丰公司签订了《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约定由省担保公司为《借款合同》项下的永丰公司应当偿还的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利息及其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协议同时约定，永丰公司向省担保公司支付担保费人民币60万元，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及保证风险抵押金人民币150万元，所支付的风险抵押金在发生代偿时由甲方（省担保公司）直接冲抵代偿费用。另外，就违约责任，约定若永丰公司未能还本付息导致省担保公司不能解除保证责任的，从到期之日起，省担保公司按日加收双倍担保费；若造成省担保公司代偿的，则省担保公司追偿时，有权要求永丰公司偿付总金额15%的违约金。2010年11月16日，吉林省长春市信维公证处对上述《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进行了公证。2010年9月19日，省担保公司与永丰公司签订了《反担保抵押合同》，因省担保公司为永丰公司向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3000万元《借款合同》还本付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此该抵押合同为永丰公司向省担保公司提供的反担保。该抵押合同约定由永丰公司所有的房产及土地向省担保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合同签订后，双方在德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国土资源局分别办理了关于永丰公司所有的20套房产及土地的抵押登记手续。2010年11月16日，吉林省长春市信维公证处对上述《反担保抵押合同》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2012年9月，永丰公司、省担保公司及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签订《人民币借款展期协议》，就永丰公司不能按期偿还的借1成XQ/2010190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本金进行展期，展期金额人民币2500万元，展期期限为12个月，展期后到期日为2013年9月19日。同时该协议约定永丰公司应于2012年10月19日偿还200万元，2013年9月19日偿还剩余2300万元。另外，省担保公司同意按原担保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人民币借款展期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永丰公司无力偿还借款，省担保公司依照《保证合同》约定分别于2012年9月28日和2013年9月29日代永丰公司向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偿还了200万元及23,040,820.92元。2013年10月14日，经省担保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长执字第30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包括永丰公司在内的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200万元、相应利息及违约金，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2013年11月7日，经省担保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长执字第32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包括永丰公司在内的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2300万元及利息，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2011年9月28日，永丰公司与省担保公司及建设银行西安大路支行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由省担保公司委托建设银行西安大路支行向永丰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5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1年9月28日至2012年3月27日；贷款利率约定为12%/年。2011年9月28日，永丰公司与省担保公司签订《委托贷款抵押合同》，永丰公司同意向省担保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全部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永丰公司以其所有的3200mm抄纸机车间生产线厂房2297.30平方米、3200mm抄纸机碎浆车间厂房2610平方米，3200mm抄纸机成品库厂房1533平方米，白水回用治理车间厂房582.83平方米，总计7023.13平方米厂房为省担保公司的委托贷款设定抵押。但抵押合同签订后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2011年12月20日，吉林省长春市信维公证处对上述《委托贷款抵押合同》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2011年9月29日，永丰公司与省担保公司签订编号为吉信字2011-yfwtdk-9-19/2号《委托贷款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由省担保公司委托建设银行西安大路支行向永丰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500万元，贷款利率变更为2%/月；同时约定如永丰公司未按约定偿还本息的，自到期之日起省担保公司按日加收双倍利息费用；省担保公司追偿时有权要求永丰公司支付代偿金额15%的违约金。2011年9月29日，永丰公司与省担保公司签订《委托贷款抵押合同》，约定由永丰公司向省担保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主债权为《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全部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永丰公司以其所有的抄纸车间、制浆车间、锅炉车间的机械设备设定抵押。抵押合同签订后经工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永丰公司无力偿还该笔委托贷款。2013年10月14日，经省担保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长执字第30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包括永丰公司在内的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500万元及利息，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2014年7月28日，被告向德惠市人民法院申请破产，2014年11月6日，德惠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被告的破产申请。2015年1月19日，原告向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破产管理人经审查，将原告的债权认定为35079338.42元。原被告对债权本金部分3000万元(2500万元及500万元委托贷款)、评估、测绘费、律师费无异议，认为孳息部分认定的存在差异为669.40万元。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委托贷款合同补充协议》、《委托贷款抵押合同》、《人民币借款展期协议》、《反担保抵押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0）吉长信唯证字第2221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1）吉长信唯证字第32638号、（2013）长执字第300、301、321号《执行裁定书》、转账凭证、绘费发票律师费及原被告双方的称述在卷为凭。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主张的60万元担保费。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明确约定担保费的支付标准为贷款额的2%，具体数额为60万元，支付时间为2010年9月13日，并无原告主张的按年计取的约定。且被告已经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了60万元担保费，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期间的担保费，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一）200万元和2300万元部分违约金。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在本案中，被告已经因资不抵债而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实质上被告的全部财产即为债权人的财产，为实现破产财产在所有债权人之间公平分配，本院仅支持原告因被告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将违约金数额调整为不超过其实际损失的30%。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双方签订的相关合同协议关于担保费率的计算方式，原告的损失为被告正常履行合同其可获得的所获收益，即为其代偿的资金不被占用可获得的收益。在本案中，按原告的最高收益计算，被告占用原告的200万元和2304万元的资金可以分别提供2000万元和23040万元额度的担保业务，按照《短期贷款担保协议书》的收费标准，两年期的担保业务担保费为贷款额度的2%，则原告在相应期间可获得的最高担保费收入分别为：自2012年9月28日代偿之日到2013年10月14日裁定执行之日，2000×2%×376/730=20.6027万元；自2013年9月29日代偿之日到2013年11月7日裁定执行之日，23040×2%×38/730=23.9877万元。故本院将该部分违约金调整为不超过实际损失的30%，即分别为20.6027×1.3=26.7836万元和23.9877×1.3=31.1840万元。（二）500万元部分违约金。对于该部分，原被告双方的主要争议点为计算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期间不是以月、年第一天起算的，一个月为三十日，一年为三百六十五日。所以，在本案中，在原被告双方未约定的情况下，本院确定的计算时间以法律规定的为准，即自《委托贷款补充协议》到期之次日（2012年3月29日）至裁定执行之日（2013年10月14日）期间的违约金为：500×2%×12×555/365=182.4657万元。三、关于原告主张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其中，一般债务利息部分，本案中涉及的生效的法律文书中均没有确定，本院不予支持；加倍部分债务利息，200万元部分：自裁定执行之次日（2013年10月15日）至裁定受理破产之前日（2014年11月5日）期间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为：（200+26.7836）×0.0175%×380=15.0811万元；2304万元部分：自裁定执行之次日（2013年11月8日）至裁定受理破产清算之前日（2014年11月5日）期间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为：2304.082092×0.0175%×357=143.9475万元；500万元部分：自裁定执行之次日（2013年10月15日）至裁定受理破产清算之前日（2014年11月5日）期间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为：（500+60）×0.0175%×380=37.24万元。四、关于争议的评估费，依据原告提供的评估费发票，原告因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评估费用应为19.7502万元而非其主张的19.7592万元。五、关于被告提出的已经支付150万元保证金的抗辩，由于本案系债权确认之诉，目的为解决原告申报债权数额确认问题，所以关于债权债务抵销等问题应由原、被告另行解决。六、第三人提出的主张，均未提供证据支持，无法确认相关情况的真实性，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关于第一次代偿本金200万元、第二次代偿本金2304.082092万元、委托贷款本金500万元及其利息60万元、测绘费5.7434万元、律师费20万元以及该等债权在担保物权的财产范围内的优先受偿权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本院认定原告的债权总额应为3546.277592万元，其中：200万元代偿部分违约金26.7836万元，2300万元代偿部分违约金31.1840万元，500万元委托贷款部分违约金182.4657万元，200万元代偿部分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15.0811万元，2300万元代偿部分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143.9475万元，500万元委托贷款部分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37.24万元，评估费19.7502万元，无争议的代偿本金2504.082092万元，无争议的委托贷款本金及利息560万元，无争议的测绘费5.7434万元，无争议的律师费20万元。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一百零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判决如下：
一、本院确认增加永丰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少核准的省担保公司债权38.35万元，即原告应被确认的债权额总计人民币3546.277592万元，该等债权在原告享有担保物权的财产范围内优先受偿。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658.00元，由原告承担49370.00元，由被告负担7288.00元，邮寄送达费72元由被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晶萍
代理审判员 孙 扬
人民陪审员 贺 迪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宋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