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425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罗湛萍。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春华，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亚男，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袁正斌。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凤冈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河坝乡林光村鄢家桥组。
负责人：蔡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佩琪，广东广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小婉，广东广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罗湛萍因与被上诉人袁正斌、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凤冈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2民初6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天安保险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向罗湛萍赔偿拖车费320元；二、袁正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罗湛萍赔偿租车费用10000元；三、驳回罗湛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2.6元，由罗湛萍负482.2元，袁正斌负担106.9元，天安保险公司负担3.5元。
判后，上诉人罗湛萍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修理费的赔偿。2017年3月24日，修理厂核定修理费报价为37199元并告知罗湛萍，天安保险公司征询罗湛萍意见是否修车，罗湛萍要求天安保险公司提供赔偿方案供其选择，但是袁正斌、天安保险公司并没有提供方案便自行修车。2017年6月30日，广州新宏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宏盛公司）称车已修好要求提车，但罗湛萍试车后发现大量问题没有维修，要求继续修理，直到2017年7月27日罗湛萍再次提车。由于罗湛萍的车受损严重，而天安保险公司给的单价太低，新宏盛公司草率修理，在开回来的途中水箱漏水，为保证车辆的安全，罗湛萍自行对水箱进行了修理。一审法院却对修理水箱的费用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以罗湛萍出具的收据没有车辆凭证及支付凭证而驳回。罗湛萍不得已找了4S店对车辆进行修理，核定维修价格为26700元，且天安保险公司已承保，但是天安保险公司基本上对罗湛萍的修车置之不理，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应当责令其履行义务，或判令其对受损车辆进行维修。二、关于租车费的赔偿。一审法院认定的租车费用的计算标额，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作为受害人的罗湛萍因为袁正斌的行为造成其实际损失，罗湛萍的丈夫是车辆实际使用者，由于袁正斌的行为造成其无法使用原车辆工作，为了保障其工作及收入，租用车辆是合情合理的，但一审法院认定每天的租车金额为50元，根本没有事实上的依据和法律上的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三、关于年审赔偿问题。袁正斌、天安保险公司未将罗湛萍的车辆修好，导致罗湛萍的车辆因车超过年审期，且均对罗湛萍的后续修车请求置之不理，袁正斌、天安保险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对维修不及时导致车辆长期未修复负有重大责任。若法院认为罗湛萍未进行二次维修，应由法院从法院库内找到一家评估机构，对罗湛萍的损失及车辆维修费用进行评估，而不应仅暂凭未维修就判决驳回罗湛萍的诉讼请求。四、关于车内物品赔偿问题。车内物品损失有湛江绿品源饮料有限公司盖公章的单据予以证明，根据法律的规定，罗湛萍提供的报价单证明及车辆内物品的照片就是属于书证，法院在罗湛萍提供原件，对方仅仅提出异议却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时候，完全可以确认其有证明力，但法院却说“无法证实”。五、关于连带责任问题。天安保险公司作为事故车辆的承保人，依据道路交通法的规定应当在保险合同约定的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天安保险公司与袁正斌之间的保险免责条款，属于他们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罗湛萍，故应由天安保险公司向罗湛萍承担赔偿责任后，再由天安保险公司向袁正斌追偿。袁正斌的违法行为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应当承担全部责任，罗湛萍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依法应增加天安保险公司、袁正斌的赔偿责任比例。据此，罗湛萍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罗湛萍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袁正斌、天安保险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天安保险公司二审答辩称，一、涉案罗湛萍的车辆的注册日期为2004年，车辆型号为奇瑞SQR×××，属于老旧且即将报废的车型，事故发生前本身的实际价值就不高，市值最多几千元，因此在事故发生后罗湛萍在修复与否之间犹豫不决，后来根据罗湛萍的意思由案外人新宏盛公司进行维修，车辆维修完毕后经罗湛萍检验为合格并将其接走，也视为对维修质量的认可，天安保险公司最后支付了维修费用。在整个维修理赔过程中，天安保险公司没有任何过错责任，且天安保险公司已经履行完了本次事故所产生的损失赔偿责任。二、天安保险公司与袁正斌之间属于保险合同关系，天安保险公司因交通事故产生的赔偿事宜应当按照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罗湛萍的租车费用属于间接损失，不在合同约定赔偿之列，罗湛萍所谓天安保险公司与袁正斌之间存在连带关系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一审宣判后，袁正斌对其承担的租车费用也没有提出上诉，视为对一审判决的认可。三、关于罗湛萍提出的维修费、物品赔偿费等，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同意一审判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合法有据，依法应当维持。
被上诉人袁正斌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二审期间，罗湛萍向本院提交微信转账记录及修车发票、检测维修清单、车辆现况照片，拟证明其在一审判决作出后，罗湛萍将车辆进了维修，共支出18760元。对此，天安保险公司质证认为，对微信转账记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收款人身份无法核实，其所收取的费用是否为修车款无法确认；两张发票关联性不予确认，事故发生在2017年2月15日，发票的出具时间为2018年6月，这段期间车辆也有可能发生其他事故或车辆有其他原因导致的损坏，故两发票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因果关系；检测维修清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是单方制作，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车辆照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无法显示涉案车辆与本案有关。袁正斌则质证认为，对微信转账、发票、检测维修清单、车辆照片不予认可。
另，天安保险公司向本院提交新宏盛公司结算单，拟证明涉案车辆在新宏盛公司维修的项目，车辆已经修理完毕。罗湛萍称，对于新宏盛公司结算单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上面所盖公章确认，但无法确认内容的真实性，维修时间无法核实；对于结算单上的项目予以认可。袁正斌书面质证认为，对证据没有异议，涉案车辆在第一次维修时已经全面维修，不存在还需要第二次维修的地方，故其无需承担涉案车辆的二次维修费用。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根据一审期间当事人提供的短信及微信聊天记录及当事人陈述可知，涉案事故发生后，新宏盛公司曾提供了涉案车辆的维修项目及费用的报价单，该单显示总的维修价格为37199元；罗湛萍曾表示要求袁正斌支付28000元及420元拖车费，然后其自行处理。罗湛萍在一审时提交了湛江市东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4S店）出具的维修清单、二审时提交了湛江市大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发区分公司（以下简称大森公司）出具的维修清单。经过对比，除了前一张维修单中记载的变速箱（注明发到广州才能维修，价格订不了）、四轮定位及调整螺丝2、右A柱装饰板（订不了货，没有价格）、导航装饰板（订不了货，没有价格）项目之外，两张维修单记载的其他项目、故障描述均完全一致，且格式相同。对于发动机维修为何没有维修的问题，罗湛萍陈述称因为考虑到一审没有支持其诉讼请求，变速器一直在想，但勉强能使用，且要在广州才能修，考虑到费用故还没有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关于二次维修费问题。1.根据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显示，罗湛萍于2017年7月27日将车辆从新宏盛公司处提走，提车后，由罗湛萍的丈夫继续使用十几天，并约在2017年8月11日将车辆开至湛江市。罗湛萍称其在提车时已经发现车辆尚未修好，其有口头向新宏盛公司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一般情况下，罗湛萍在取车时应对车辆的维修状态进行及时的检测，如果其认为车辆尚未修复完好，应及时提出异议，对尚存在的故障问题进行检测，但罗湛萍并未及时与对方或者维修单位进行核实确定具体的故障或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车辆进行拆检、定损，反而是直接取走车辆并继续使用车辆。天安保险公司在接到罗湛萍的投诉后，亦没有主动联系罗湛萍对车辆进行再次检测，或共同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车辆进行拆检、定损。2.罗湛萍主张将车辆开至湛江的4S店后一直没有维修，直到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才维修。由此可见，两次维修的间隔差不多长达一年时间。在该期间内，罗湛萍是否仍使用车辆、车辆是否遭到其他损坏，现阶段双方均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且，通过对前后两次新宏盛公司与大森公司的维修清单对比可以看出，后一次维修项目中的34个维修项目中有29个与前一次完全不同，后一次维修的项目是否与涉案事故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双方均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3.罗湛萍主张是先到4S店定价，但是费用过高，之后才到大森公司进行维修，但从罗湛萍提供的两份维修清单显示，除了未能定价的项目及四轮定位项目之外，两份维修清单的项目名称、故障描述及格式均完全相同，如此高度的相似吻合程度与生活常理明显不符。其次，根据4S店的维修清单显示，涉案车辆的变速箱是存在故障的，罗湛萍在微信里也曾反映过变速箱问题。变速箱作为车辆的一个重要部分，对车辆的正常行驶、性能等均有重大的影响，但罗湛萍在第二次维修时竟没有对变速箱进行维修反而称可以勉强使用就没有维修了，这与生活常理亦极为不符。4.罗湛萍在第一次取车后通过微信、电话等多种方式投诉、反映车辆仍存在故障，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采信。但正如上述分析，在第一次维修后，双方均没有及时对车辆进行拆检、定损，以确定未修好的项目，现车辆先后经历两次相隔时间较长的维修，已经修复，且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超过一年半多的时间，第二次维修的哪些项目是由涉案事故造成的，双方均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各自的主张，该事实现已无法查清，对此双方均有一定的过错。鉴于在事故发生之初，是由新宏盛公司最先对车辆进行拆检定损的，新宏盛公司第一次出具的报价单金额为37199元，当时罗湛萍对该报价金额亦是予以认可的，故该定损价格应为最接近事故发生后涉案车辆的真实损坏情况。而新宏盛公司在对车辆进行实际维修后实际收取的维修费仅为28400元，与其第一次报价的金额相差较大，且从车辆实际修复情况来看，新宏盛公司并没有完全将车辆修好。据此，本院酌情认定上述两次价格的差额即37199元-28400=8799元为第二次维修车辆而产生的合理费用。
关于租车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涉案车辆因损坏无法继续使用，因而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受害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从事故发生后，罗湛萍与袁正斌、天安保险公司的协商过程来看，罗湛萍确实对是否修车有过不同的意见，且双方对于维修赔偿方案发生争议，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在是事故发生后的协商过程，酌定2017年4月8日之前为合理的协商期和维修期，并按照每天200元的标准计算该期间的租车费用，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超年审罚款问题。同上分析，一审法院酌定2017年4月8日之前为合理的协商期和维修期。罗湛萍主张因车辆未及时维修而超过年审时间，但罗湛萍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超过年审的事实发生在2017年4月8日之前，且其因超年审受到罚款损失，故罗湛萍的该项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车内物品损失问题。事故发生当天，各方当事人并没有对罗湛萍的车内存在物品损失作出确认，而罗湛萍提供的照片是事故发生后其单方拍摄的，并不足以证明该照片所显示的物品损坏与涉案事故、车辆具有关联性。另外，罗湛萍提供的货物承运委托书亦无法证明其实际遭受了该物品的损坏损失。因此，罗湛萍主张车内物品损失赔偿，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连带责任问题。天安保险公司是依据其与袁正斌之间订立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而向罗湛萍承担赔偿责任，而根据上述保险合同的约定，因事故造成的第三人的替代性交通费用为间接损失，属于免赔范围，且天安保险公司已经对该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据此，天安保险公司主张对租车费免赔，合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罗湛萍要求天安保险公司对其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的赔偿项目，本院依法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数额。据此，经核算，罗湛萍因涉案事故遭受的损失有二次维修费8799元、租车费10000元、拖车费420元。由于罗湛萍一审期间明确表示放弃向另一涉案车辆的交强险保险公司主张交强险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元的赔偿款，故上述损失中的二次维修费8799元、拖车费420元，并扣除100元赔偿款，属于直接损失，由天安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9119元；租车费10000元属于间接损失，天安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免赔，由袁正斌赔偿。
综上所述，由于罗湛萍在二审期间维修了涉案车辆，发生了新的事实，导致一审法院认定的赔偿金额发生了变化，故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2民初642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2民初642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凤冈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向罗湛萍赔偿9119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92.6元，由罗湛萍负担388.2元，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凤冈支公司负担97.5元，袁正斌负担106.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27元，由罗湛萍负担747元，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凤冈支公司负担1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碧玉
审判员 徐玉宝
审判员 张 宾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书记员 陈晓君
王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