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125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春明，男，1984年3月2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兴德，男，1969年3月3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凤，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春明因与被上诉人杨兴德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677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春明，被上诉人杨兴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春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四项，改判驳回杨兴德一审诉讼请求并支持刘春明一审的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杨兴德提交的证据未经核实，不应作为有效的证据认定；借条系我在受胁迫之下出具的；我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不做认可支持和核实；一审判决中对利息基数的认定有误，自相矛盾；彭×不具备作为证人的资质，其证言不应被采信。
杨兴德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对方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杨兴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春明返还投资本金和利息9451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787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每月千分之十五的标准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春明作为甲方与乙方杨兴德、彭×于2010年4月8日签订《合作协议--
入股协议》，双方协商共同成立以销售汽车配件为主的合伙事务，由刘春明负责日常管理和经营，彭×和杨兴德管理公司财务。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未注册公司，而是开办了商铺，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由刘春明负责经营管理，彭×代表杨兴德在北京管理财务。彭×出庭作证称，虽然由其负责财务，但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款项的使用问题均由刘春明决定，因此刘春明实际控制合伙事务。彭×表示其在合伙事务中并未实际出资，均由杨兴德出资；刘春明系自愿向杨兴德出具借条，并不存在刘春明辩称的胁迫。
2012年2月24日，刘春明作为借款人向杨兴德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杨兴德人民币共计945100元，归还日期分三步归还：2012年4月15日前归还30万元，2012年5月30日前归还60万元，剩余款项45100元于2012年8月份前归还。
刘春明在诉讼中认可上述借条的真实性，并表示上述借条名为借条，但实际上双方并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而是基于合伙关系产生。另外，刘春明表示上述借条系在杨兴德的胁迫下出具的，为证明其主张，其向法院申请证人钱×出庭作证。钱×到庭称：钱×于2012年2月份随刘春明到刘春明老家游玩，在2012年2月24日上午，杨兴德和彭×到刘春明的家里找到刘春明商谈退伙事宜，后杨兴德、彭×和刘春明就到二楼谈话，钱×和刘春明的父亲在一楼聊天，过了一会，钱×听到刘春明在楼上大喊了一声，刘春明父亲听到后就询问刘春明发生了什么事情，彭×说正在谈话，没什么事情，过了半小时后，杨兴德等三人就下楼，钱×看到杨兴德和彭×比较高兴，但刘春明不高兴，刘春明的父亲就问刘春明怎么了，刘春明称没什么事情。钱×还表示在杨兴德、彭×和刘春明商谈散伙事宜时，其并不在现场，没有目睹写借条的过程，而是在一楼与刘春明的父亲聊天。
庭审中，杨兴德向法院提交了一条发送时间为2012年2月14日，发信人手机号为138XXXX****的手机短信，短信内容为：我确定二月二十号回去，回去谈的意见是这样的，一、钱的事情我在四月底初之前返回家里投资的三十万，后续的看情况，应该五月份前都能归还你们所投入的所有资金，上海的钱你们要的到你们优先，要不到我四月开始要，要完汇给你们；二、资金退完后你们还是持有股份，每年年底按我这边的利润分红百分之十，以答谢你们开始对我的支持，分红给你们三年，三年后彻底分开，业务上等所有公司运作后今年二月份开始不需要你们有任何介入，以后分红时间到北京来，这些是我的底线和能办到的，如果不行，你们要办我你们就办吧，有理不怕。这些是我二十一号回家能谈成的底线，你们先商量，我回去要把旧账缴清，把上面说的谈好并签协议到公证处做好公证，你们先商量好，我不怕，因为我没有做昧心的任何事情，我本月二十一号的火车回来。杨兴德称该短信系刘春明向杨兴德发送的，内容证明了刘春明在2012年2月14日就已经就散伙事宜与杨兴德进行协商，并且提出了初步解决方案，这也反映了2012年2月24日的借条系经过刘春明深思熟虑后自愿出具的，并不是刘春明所称的受到了杨兴德的胁迫。另外，杨兴德还提交了一条同一手机号于2012年7月4日发送的手机短信，证明刘春明在出具借条后仍然承诺向杨兴德还款，佐证了刘春明出具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短信内容为：达子哥，我今天打电话回家，给我骂一顿，我人在外地，我会在这几天内给你先打五万，我计划了下，如果我连赚钱的本都给安排完了，我怎么才能翻身赚钱还所有人的钱？现在我的一些小账都先不去理会，不然我更没法做，希望你理解。我电话打不通是有我的原因在里面，如今我已经和小钱分开，如今用的都是张思和的账号走业务，汇款前我会给你电话的。我们的事情我不会去逃避，我要有我方便行事的选择，我比每一位都着急，先这样，以后我会时常联系你。刘春明在庭审中认可138XXXX****的手机号码登记在其本人名下。
另查，刘春明于2012年2月24日还向杨兴德和彭×出具过另外没有刘春明手印的借条，该借条在协商过程中被双方撕毁，只完整保留了有刘春明手印的借条。但在诉讼中，杨兴德向法院提交了没有刘春明手印的借条，虽然该借条是原件，但系经拼凑而来，刘春明认可该借条由其本人书写，但当时杨兴德认为内容欠妥，就当场撕毁又让刘春明出具了有刘春明手印的借条。杨兴德对此不持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杨兴德、彭×和刘春明签订的《合作协议--
入股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签订合同后，开展了合伙事务，成立了合伙关系。根据查明的事实，刘春明于2012年2月24日向杨兴德出具的捺有手印的借条，系基于双方的合伙关系而产生，双方当事人对此也不持异议，故本案应为合伙协议纠纷，该借条的性质应为双方的结算证明。刘春明虽然认可借条系由其本人书写，但主张系在杨兴德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而刘春明在诉讼中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在书写借条的时候曾受到杨兴德的胁迫，反而在出具借条后的2012年7月4日仍然向杨兴德发送短信承诺还款，因此，应当认定2012年2月24日捺有刘春明手印的借条系刘春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刘春明应当依照该借条履行约定的义务。现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已经届满，杨兴德有权要求刘春明返还款项，故杨兴德要求刘春明返还投资款9451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杨兴德主张的利息。法院认为，因刘春明的还款期限已经届满，而刘春明并未偿还任何款项，已经给杨兴德造成了利息损失，故杨兴德有权要求刘春明支付利息。关于利息计算的问题，法院分述如下：首先关于利息计算的基数，杨兴德认为刘春明应返还的款项中实际的投资本金为787000元，所以应当以该金额作为计算利息的基数，因金额小于刘春明应返还的款项金额，故杨兴德的该项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不持异议。其次，关于利息计算的标准，杨兴德主张该标准记载于没有刘春明手印的借条中，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该借条在刘春明书写的当日已经被撕毁，尔后又被刘春明重新书写的新借条替代，因此没有刘春明手印的借条已经失去法律效力，其记载的所有内容也不再约束任何当事人，杨兴德也无权要求刘春明按照该借条记载的标准支付利息。由于捺有刘春明手印的借条中并未约定利息标准，故杨兴德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限。最后，关于利息计算的起算时间，杨兴德主张应从2012年8月1日开始计算，根据捺有刘春明手印的借条记载的内容来看，刘春明最后一笔款项应在2012年8月之前付清，付款的最后期限也就相应地应为2012年7月31日，杨兴德主张的起算日期符合约定，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刘春明的反诉请求。法院认为，根据刘春明在2012年2月24日向杨兴德出具的借条，结合刘春明在合伙事务中实际负责日常经营、刘春明在2012年2月14日向杨兴德发送的手机短信等事实，可以认定刘春明和杨兴德在2012年2月24日的当日已经协商解除了合伙协议，并且进行了清算。因此，刘春明在诉讼中要求确认解除协议并重新进行清算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关于刘春明主张的经济损失，刘春明只提交了相应的票据，但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票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以及应当由杨兴德承担的正当性，故法院对刘春明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判决：一、刘春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兴德返还款项九十四万五千一百元；二、刘春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兴德支付利息（以七十八万七千元为基数，自二○一二年八月一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杨兴德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刘春明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一万三千二百五十一元和反诉案件受理费二十五元，均由刘春明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杨兴德、彭×和刘春明签订的《合作协议--
入股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签订上述协议后，开展了合伙事务，成立了合伙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杨兴德与刘春明之间是否已经以出具借条的方式对退伙事宜进行了结算。本院对此问题分析如下：
首先，据已查明的事实，刘春明于2012年2月24日向杨兴德出具的捺有手印的借条，系基于双方的合伙关系而产生，而非基于借款关系而产生，对此双方均无异议。其次，刘春明虽主张借条系在杨兴德胁迫之下出具，对此刘春明申请证人钱×出庭作证，但钱×称其并未目睹杨兴德、彭×和刘春明商谈散货事宜以及书写借条的过程，而是在一楼与刘春明的父亲聊天。在刘春明未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刘春明称出具借条系受到杨兴德的胁迫不予采信。再者，结合杨兴德提交的一系列手机短信、彭×出庭作证的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证实该借条的性质为双方就退伙事宜的结算依据。现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已经届满，杨兴德有权要求刘春明返还款项，故一审法院判决刘春明向杨兴德返还投资款9451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刘春明称一审法院未就相关证据进行核实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有关杨兴德主张的利息计算基数问题。因杨兴德在2016年5月9日的一审庭审中明确要求以787000元作为计算利息的基数，该金额小于借条中载明的刘春明应返还的款项总金额945100元，故杨兴德的该项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对刘春明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利息计算基数有误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有关刘春明一审中的反诉请求。如前所述，刘春明在2012年2月24日向杨兴德出具的借条，可以认定为刘春明和杨兴德协商解除合伙协议并进行清算的依据。因此，刘春明在诉讼中要求确认解除合伙协议并重新进行清算，杨兴德赔偿其经济损失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对刘春明有关反诉请求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刘春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276元，由刘春明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万丽丽
审 判 员 张清波
代理审判员 周艳雯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杨俊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