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仁和刑初字第42号
公诉机关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攀枝花市东区裸果一村101-2号。
法定代表人傅某乙，该公司经理。
被告人傅某甲，男，汉族。因涉嫌犯行贿罪，2014年5月11日被攀枝花市公安局仁和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1日被该局依法逮捕。2015年5月27日，经本院决定，对其依法取保候审。
辩护人向维新，四川三才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许雯茗，四川川滇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3月13日以攀仁检公诉刑诉（2015）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及被告人傅某甲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于2015年2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冯寒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攀枝花市雄星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傅某乙，被告人傅某甲及其辩护人向维新、许雯茗均到庭参加诉讼。经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完毕。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傅某甲与攀钢工程技术公司工程特种分公司机械化处原主任李某乙（另案处理）事先合谋，将兰尖矿一个出渣施工工程变更为设备租赁的形式，交给被告人傅某甲所在单位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实施，被告人傅某甲将工程利润的一部分作为酬谢送给李某乙。该公司在明知其不具备工程施工资质的情况下，承接了该工程。2011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傅某甲在施工过程中和完工后，分多次送给李某乙人民币共计253000元。同时，被告人傅某甲为感谢攀钢工程技术公司工程特种分公司机械化处党支部书记马某某，对其在工程中的关照，送给马某某人民币35000元。
公诉机关同时举出了交办案件线索通知书，立案决定书，到案情况说明，户籍证明，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工商资料，攀钢集团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营业职照、工商登记资料，组织机构代码证、公司章程、股东变更情况表，攀钢集团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特种分公司营业职照，李某乙及马某某的干部任免通知文件，特种分公司机械化处主任职责，车辆施工机械设备装载合同及租赁合同，外租设备结算审批表及相关文件，攀钢冶金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招标细则，攀钢集团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分包合同管理办法，攀钢纪委的情况说明，被告人傅某甲的供述，受贿人李某乙的供述（2014年5月9日、10日），受贿人马某某的供述（2014年5月24日），证人巩某某、李某甲、傅某乙的证言等证据，指控被告单位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攀钢工程技术公司特种分公司机械化处原主任李某乙、书记马某某以财物，数额较大，被告人傅某甲作为直接责任人员，实施合同签订、结算以及款项支付，其行为均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应当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单位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
被告人傅某甲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中，其送给李某乙的无异议，但起诉书中指控的65000元，是因为工程完工后，有4台旧东风车，没有上牌照，马某某和李某乙叫其把这4辆旧东风车给他们。这4台旧东风车，在特种分公司机械化的工地上干了两、三个月后，工程完工后，李某乙和马某某给我说，把这4台旧东风车卖了。被告人傅某甲把4台旧东风车卖的钱65000元，交给了马某某。对罪名无异议。
被告人傅某甲的辩护人向维新辩称，对起诉书指控的金额中，卖掉4台旧东风车所获得的价款65000元，在定性上有异议。其认为这65000元是送给特种分公司，还是送给马某某和李某乙的不清楚。被告人的到案时间和刑事拘留的时间不一致。
被告人傅某甲的辩护人许雯茗的辩护意见与辩护人向维新的辩护意见一致。
经审理查明，2007年5月，攀钢集团冶金建设公司和攀钢集团修建公司重组改制成立了攀钢集团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1年12月变更名称为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三亿元，经营范围主要为冶金工程技术服务、房屋建筑工程、矿山工程、冶炼工程、机电安装工程、隧道工程等。该公司系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工商档案显示，该公司的股东在2009年6月以前，为国有的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之后，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将股权转让给了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2月，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再次变更为国有的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特种分公司系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在2011年、2012年办有营业执照。工程公司机械化处系该分公司下属的分支机构。
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4年2月25日。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元，傅某甲与其妻傅某乙为公司股东，傅某甲出资400000元，傅某乙出资600000元。公司经营范围普通货运、销售：机械设备、汽车配件、润滑油等；设备租赁，傅某乙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实际由傅某甲在负责。
被告人傅某甲因向工程公司特种工程分公司机械化处供应机械配件，与该机械化处主任李某乙（另案处理）、书记马某某熟悉。特种分公司机械化处在尖山和白马工地有硐内除渣工程，因招投标价格太高，经特种分公司研究，决定通过比选方式寻找承包商。2010年4月，被告人傅某甲到李某乙办公室闲聊时，马某某也在场，二人问被告人傅某甲，有个工程想不想做，被告人傅某甲向二人了解工程的情况，二人告知其就是从洞子里面出渣，并告知其只需要准备运输和挖掘设备。后通过李某乙的帮助，其获得了工程公司机械化处在尖山和白马工地的硐内除渣工程。被告人傅某甲以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先后与工程公司特种分公司签订了六份《车辆、施工机械设备装卸合同》及《车辆、施工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以履行装卸、租赁合同的形式，组织实施了机械化处在尖山和白马工地的硐内除渣工程。被告人马某某及李某乙在相关的工程结算手续上分别予以了审签。
在施工过程中，被告人傅某甲在李某乙办公室告知李某乙，希望工程进度快一点，工程款早点拨付，让李某乙帮忙照看一下，并许诺在工程完工后，将利润的一部分给李某乙等作好处费。李某乙表示同意。从2011年起至2014年1月，被告人傅某甲先后单独送给李某乙人民币共计180000元。李某乙将此款据为己有。在工程施工完毕后的2013年底的某日，被告人傅某甲将闲置的施工设备装载机卖给了他人，获价款86000元。因考虑到李某乙对自己的关照及与工程公司机械化处还有其他的业务往来，将其中的43000元，送给了李某乙。2014年4月，被告人傅某甲将闲置的四台东风车进行了处理。因考虑到被告人马某某、李某乙对自己的关照及与工程公司机械化处还有其他的业务往来，当月某日，傅某甲电话联系李某乙、马某某后，由马某某从被告人傅某甲处拿到其处理东风车的款项65000元。马某某分得35000元、李某乙分得30000元。
2014年5月9日，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称傅某甲涉嫌行贿，于当日将该案移交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检察院处理。该院于2014年5月10日通知被告人傅某甲接受调查，其如实供述了本案事实。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决定对本案立案侦查，并于当日向被告人傅某甲发出拘传通知，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了本案事实，并对被告人傅某甲采取拘传，对其刑事拘留。
2014年8月22日，被告人傅某甲的妻子傅某乙向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检察院缴纳现金200000元，该院对该款予以扣押。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举出并经被告单位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人傅某甲当庭质证的下列证据证明：
（一）公诉机关当庭举出的证据。
1、交办案件线索通知书，立案决定书，证明案件的来源，系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交办。
2、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傅某甲的自然情况，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3、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工商资料，证明被告单位的基本情况，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企业法人。
4、到案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人傅某甲经侦查机关的通知于2014年5月10日接受调查，2014年5月11日决定对该案立案侦查，被侦查机关拘传到案。
5、攀钢集团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营业职照、工商登记资料，组织机构代码证、公司章程、股东变更情况表，攀钢集团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特种分公司营业职照，李某乙及马某某的干部任免通知文件，特种分公司机械化处主任职责，证明攀钢冶金工程技术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东变更情况，李某乙和马某某的任职情况及岗位职责。
6、车辆施工机械设备装载合同及租赁合同，外租设备结算审批表及相关文件，证明本案合同签订、合同所涉及费用结算、审批及支付情况。
7、攀钢冶金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招标细则，攀钢集团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分包合同管理办法，证明本案合同按照工程技术公司的要求，应当进行招、投标。
8、攀钢纪委的情况说明，证明攀钢纪委对李某乙等人的案件移送情况。
9、被告人傅某甲的供述（2014年5月10日的第一、二次供述）。主要内容是：我是1998年到攀枝花来做汽车配件生意，2004年成立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是我妻子傅某乙，我任公司经理，主要经营汽车配件、矿山机械配件等，每年大概有300万元左右的营业额，10万元左右的利润。2002年，李某乙任特种公司汽运处副主任时，我们就认识了。我因为与汽运处有业务往来，就认识他了，后来我们一直有往来。2010年6月的某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到李某乙办公室去玩，他就给我说特种公司在兰尖矿山上有个出渣工程，前期要投入4台东风车和1台装载机，工程肯定能赚钱，问我是否愿意去做，我告诉李某乙说要不我们合伙做，李某乙说他没什么钱出资，我说不要他出钱，我负责出钱，工程赚了钱我们平分，李某乙没有反对，表示默认了。因为李某乙当时是特种公司机械化处的主任，这个工程是从他们机械化处拿出来的，我如果不提出和他合伙做这个工程，李某乙多半不会把工程拿给我做，加上我主要是做销售的，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工程，根本不懂该怎么做，我提出和他合伙做这个工程，也是为了以后在工程过程中能得到她的关照和帮助，并且这样说了以后，如果工程赚了钱，我把钱给他的时候也好说。当时，李某乙没有明说，工程赚了钱要给他一部分，但是大家心里都有数，这个工程我不做，他也可以找别人来做，如果我当时没有说和他合伙做，赚了钱大家分，我想这个工程就不一定拿给我做。过了几天，特种公司机械化处办公室的谭主任就打电话，通知我到他办公室去签出渣施工合同，合同约定是由我公司自行购买设备，出一立方米渣20多元钱（以合同为准），按照实际工程量结算。合同好像要求施工方具备装卸和货运资质。合同签订后，我4台东风车，每台8万元，还卖了一台30余万元的装载机，这个出渣工程大概进行了1年半左右，大概有50多万元的利润。2011年下半年我的成本基本上收回来了，我就开始拿钱给李某乙，大概给了三次，具体每次给了多少，记不清了。只记得总金额是18万元。是怎么给他的，我现在也记不清了。工程每个月结算一次，每月大概是20万元左右的工程量。先由兰尖矿那个洞子的项目部测算出工程量，告诉特种公司机械化处，我到机械化处去开工程量发票，拿到特种公司去挂账，特种公司财务有钱的时候，通知我去拿汇票。不是每个月都能拿到钱，有时候要等到下个月才能拿到汇票。工程完工后，我所购买的设备就闲置下来了，在2013年年底的时候，我以86000元的价格，将装载机卖给了裸果附近一个做装载机配件的李某甲。因为最初我给李某乙说过我是和他合伙做这个工程，我把其中的43000元给了李某乙。是分多次给的。大概在2014年1月份春节前才给完。这个工程李某乙没有出钱，全部是我个人出的。雄星公司本来就是我自己家的公司，我妻子虽然是法人代表，但基本上不管公司的事，我给李某乙的这些钱都可以算是我自己的钱。在2012年的时候，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李某乙和马明立给我说，我在出渣工程中赚了钱，这4台东风车现在闲置下来了，没有什么用了，叫我将这4台东风车给他们。我想本来和他们机械化处就有业务往来，加上这个出渣工程也赚了钱，我就同意了。后来他们叫我联系人把这4台东风车卖了。我就联系了一个收购二手车的人，叫张勇均，最后以65000元卖了。车子卖了以后，我就分别给李某乙和马某某打电话，告诉他们车子卖了65000元。过了几天，我就马某某打电话，叫他来拿钱。我记得是在瓜子坪商业银行附近，把65000元交给马某某的。对李某乙的供述中关于其母亲向傅某甲的银行账户转入80000元，系傅某甲与李某乙合伙做汇票生意的款，与本案无关。
10、受贿人李某乙的供述（2014年5月9日、10日）。主要内容是：我在担任工程技术公司特种分公司机械化处主任期间，傅某甲总共送给我26万元钱。2002年我在攀钢工程公司特种分公司汽运处担任副主任时，傅某甲给攀钢工程公司物资处供应配件材料，我们在工作中认识的。2010年特种公司尖山井下项目工程需要出渣，于是公司找了三家公司进行比选，但是所有企业报价都是每立方米50多元，公司觉得价格太高，都失败了。特种公司将钻孔、爆破、出渣这套工序从该工程项目剥离出来，交由我们机械化处负责。最初安排我们机械化处职工自己出钱买设备，增加资产性收益。我考虑到职工出钱买设备不好管理，容易出问题，在公司领导会议上和机械化处领导班子会议上提出了我的观点和意见，于是我们机械化处领导班子开会决定找一家有实力的私人公司来做。我主动找到傅某甲，告诉他攀枝花市东区瓜子坪尖山洞子有一个出渣工程，问他是否愿意做，肯定能赚钱的。傅某甲就让我和他合伙做，我给傅某甲说我没有钱，傅某甲说不需要我出钱，工程做完了，赚了钱大家分。我就向特种公司推荐了傅某甲的雄星公司，另外还推荐了一家公司，公司名字我记不清了，老总叫刘兴国。出渣工程就由这两家公司共同协作。傅某甲进场以后，买了4台东风车和1台装载机。工程进行到10个月左右的时候，傅某甲告诉我他的成本已经赚回来了。后面赚的钱就可以分了。之后，工程又进行了7、8个月，傅某甲在完工前，分两、三次给了我18万元，在什么地方给的钱我记不清了。一般都是在我的车上给的，每次金额不等。工程完工后，傅某甲买的设备就闲置下来了，我就给傅某甲说，我们想办法吧这些设备处理了，不然放在那里还要产生看守费，傅某甲当时也说过将这些设备处理后的钱，大家一起分。2012年4月左右的一天中午，我和马某某在炳草岗的一个茶楼喝茶，傅某甲给我打电话，他将4台东风车卖了6万多，马某某告诉我傅某甲也给他说过，设备卖了，叫他去拿钱。马某某就去拿钱，我在茶楼等他。我只拿了30000元，剩下的都给马某某了。2013年的年底，傅某甲给我说，装载机卖了86000元，叫我到他开德茶楼去（阳光丽景四友彩楼），他先拿了3000元给我，余下的40000元大概是在2014年1月份春节前分几次给我的。出渣工程是不需要招、投标的，我们是以设备租赁形式签订合同。但根据公司规定，工程肯定是需要招、投标的，只是我们把这个施工工程操作成一个设备租赁形式，以出渣方量结算工程量。雄星公司没有资质，所以只能签订设备租赁。因为我作为机械化处主任推荐傅某甲做的这个工程，同时也考虑到在其出渣工程实施过程中，需要我对他的支持和关照，且傅某甲说了赚了钱大家分，所以他送给我的22万元钱我就收下了。李某乙在其受贿案的当庭供述，尖山出渣工程是我和傅某甲合伙干的，我出资80000元，是通过我母亲的账户转给傅某甲的。
11、受贿人马某某的供述（2014年5月24日）。主要内容是：主要内容：2012年4月某日，李某乙约我在茶楼喝茶。李某乙接完一个电话后说，傅某甲给他打的电话，傅某甲要把旧设备处理掉的65000元钱拿给我们两人。让我和傅某甲联系拿钱。我到攀钢医院密地分院附近的商业银行见傅某甲后，傅某甲拿了65000元钱给我，说他在尖山工程挣了钱，感谢我和李某乙对他工作的支持和关照。我考虑到他已和李某乙说好，就将钱拿回来了。在茶楼，李某乙说因为傅某甲挣了钱，这65000元是给我们的好处费，因我要离岗休息，就商量多分了5000元。我得了35000元、李某乙得了30000元。
我记得傅某甲干这个除渣工程还是李某乙极力推荐的。他干这个工程赚了钱，65000元应该是他给我们的感谢费。因为我作为机械化处的书记，按照特种分公司的规定，机械化处报销结算单据等，以及代表机械化处对外签订租赁设备合同、费用结算、工程审批手续时，需要我和李某乙签字才生效。这当然也包括傅某甲干的这个除渣工程。
12、证人巩某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是：我是攀钢工程技术公司特种分公司经理，2010年尖山项目出渣工程设备租赁、装卸合同，都是我签的字，大概有6份合同。但我现在对这个项目没什么印象了，具体是下面的工作人员经办的，我只是例行在合同上签名，走个程序。按我们公司规定是必须要进行招、投标或者比选，但是否进行了招、投标，我就记不清了。
13、李某甲的证言。主要内容是：2013年下半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和傅某甲闲聊时，傅某甲给我说，他有一台二手转载机要处理。我就说我要买，最后我和傅某甲商量好了，以86000元卖给我。我一次性给了他43000元现金，记得好像是在傅某甲经营的阳光丽景四友茶楼给他的，剩下的43000元是给的一些配件。
14、傅某乙的证言。主要内容是：1998年我和我丈夫傅某甲到的攀枝花，2004年成立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就只有我们夫妻二人，法人代表是我，主要经营汽车配件、矿山机械配件等，公司经营管理、资金收付都是我丈夫在做，我只是负责守门市和煮饭，我们两口子的财产和钱是不可能分开的，公司的钱和我们两口子的钱也分不开。傅某甲的行为虽然我不清楚，但是他的行为是代表公司的行为。
公诉机关的公诉意见：攀钢集团冶金工程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5月23日，系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4月30日，该公司的投资方由攀枝花钢铁公司全额出资变为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全额出资。2009年6月2日变更为攀枝花市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全额出资。2012年2月28日变更为鞍山钢铁集团全额出资。在2009年6月日至2012年2月28日，而攀枝花市新钢钒系国有参股企业，所以这段时间内工程技术公司并非国有全资子公司，该段时间内李某乙、马某某的身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李某乙所在公司只有分公司经理级别以上的人员，才算得上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李某乙、马某某在这段时间内应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工程公司在2012年2月28日以后，系鞍山钢铁公司全额出资的子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10月26日公布的关于固有出资企业的解释，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只有李某乙他们公司经理，才能算得上国家工作人员。所以李某乙、马某某应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被告人傅某甲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体现了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意志，所获取的利益归单位所有，被告单位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明知道其无施工资质，仍与他单位签订租赁或装卸合同，借该合同获取不正当利益，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对公诉机关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傅某甲及其辩护人对书证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言词证据中对李某乙关于处理设备分钱的供述有异议外、巩某某的关于本案合同是否实际进行招、投标的陈述，认为与事实不符。对被告人傅某甲的供述，马某某、李某甲、傅某乙的陈述均无异议。
两位辩护人对证据的综合质证意见：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被告人傅某甲履行合同的结果和实际情况，其行为系职务行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对非国家工人人员行贿罪的罪名无异议。本案所涉及的4台东风车处理的价款65000元，不应认定为行贿。其理由是：1、依据本案证据，从本案被告人傅某甲的供述，李某乙、马某某的供述来看，65000元价款是处理东风车而来的，因此其前身是车辆而不是现金。2、发生时间是在工程结算完成之后。3、关于“给车”的事实，他们提出要这4辆车，涉案相关人员的供述有一个共同点，要了这4辆车，先要的是车而不是钱，要和给是两回事，法律后果不一样。4、该4辆东风车从实物变成现金有一个时间差，在此期间，该车停放和管理地点是机械化处施工的现场，其使用、管理或者是占有人并非本案被告人傅某甲，而是机械化施工处，并无证据显示在该段时间内，被告人傅某甲收取了这4辆东风车的使用费用。基于上述理由，本案所涉4辆东风车在工程完工后至处理的这段时间内，其实际占有和所有关系已经发生了转移。虽然该4辆东风车的购买人事雄星公司，但工程完毕后交付给其他人，该车的实际占有、收益、处分的法律关系发生了转化，傅某甲及雄星公司已不是该车的主人。从涉案人员笔录和庭审事实来看，1、该车的处理，被告人傅某甲是受他人安排，代表其他人处理该车，该车从实物变成现金，因为实物所有权已经发生了转移，其转化后的金钱的归属关系也发生了转移，被告人傅某甲的行为是将已发生转移的实物转化成的金钱，交付给其物的占有人。因此，该行为是否定以现金交付或给付标的物的行贿行为。2、有要车的事实，即使该行为定性为交付行为，其行为性质有异于主动给付。3、“他们要车”，指代对象不明确，是指马某某和李某乙两个人，还是指李某乙、马某某等其他人，还是指李某乙、马某某所代表的单位，现有证据指向不明，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从本案来看，傅某甲是职务行为，李某乙、马某某也代表单位履职，从该车实际使用情况看，该车交给李某乙、马某某后，实际使用人是施工处，而不是个人，所以傅某甲所说的“将车辆给他们”中的他们是指李某乙、马某某所代表的单位，而不是马某某或李某乙个人。虽然傅某甲将处理车子的款项交给了马某某，并通知了李某乙，但并无证据显示，傅某甲将该款项定向交给了李某乙或马某某个人，更谈不上要给李某乙或马某某多少钱。
对傅某甲签订合同的行为和履行合同的结果，是否完全定性为非法或定性为不当利益。1、本案所涉工程按攀钢内部规定应当进行招、投标，而事实上没有经过招、投标获取了工程，从现有证据来看，并非被告人傅某甲主观恶意的结果。被告人傅某甲和工程获取的直接关联性不强，其主观恶意不深，从手段和方式来看，情节不严重，而是商人获取利益的本能所驱使。2、从本工程已施工完成，无证据证明，因为该合同或该合同的履行出现重大质量问题、安全问题，或者造成其他社会影响，3、对本案所涉工程量和非法利益认定问题，对其量刑有影响，所以辩护人建议酌情处理。
对公诉机关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
（二）被告人傅某甲的辩护人提供了一份侦查机关的扣押决定书，证实通过转账方式向侦查机关暂扣款人民币200000元。
对辩护人提供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工商档案载明的攀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情况，该公司在2009年6月至2012年2月间为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余时间为国有独资公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是指除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之外，主要指上级或者本级国有出资企业内部的党委、党政联系会。本案中，李某乙及马某某系工程公司特种分公司的党政联席会和党委研究决定后任命的正科级领导干部，二人一直在其中从事领导、监督、管理工作，并需要对上级党组织负责，依法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只有被告人傅某甲和傅某乙，且二人系夫妻关系，从实际经营来看，本案被告人傅某甲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傅某乙授权，代表单位从事对外签订合同、履行合同、款项收付等，因此，被告人傅某甲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行为体现了公司的意志，因履行合同的利益归属于公司，因此，本案系单位犯罪。根据现有证据，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行贿人获取利益的方式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或政策等。被告单位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在签订装卸合同或者租赁合同后，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期望李某乙、马某某在工程决算、款项拨付等方面给予帮助，被告人傅某甲给予李某乙、马某某以好处费，系被告单位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在经济交往中，给予合同相对方人员以好处费，而受贿人李某乙、马某某系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以单位行贿罪论处。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主管人员傅某甲在与攀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特种分公司的经济交往中，给予其工作人员以好处费共计288000元，而该公司工作人员李某乙、马某某系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公诉机关的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但罪名不当，予以变更。被告人傅某甲在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前，经有关机关传唤，如实供述本案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傅某甲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因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与特种分公司机械化处素有业务往来，在李某乙等向其提出将4辆闲置设备给他们的说法，系考虑到被告人傅某甲在以后需要李某乙等人在业务方面的关照和帮助而作出的，并且未履行相关的登记手续，其所有权未发生转移，故该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傅某甲及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傅某甲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相符，予以采纳，其余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傅某甲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可以对其适用缓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百九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二条，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攀枝花市雄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200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缴清）。
二、被告人傅某甲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张云林
审判员 唐天成
审判员 仲明镜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四日
书记员 刘 伟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三条【单位行贿罪】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十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犯罪情节较轻；
有悔罪表现；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
一、关于自首的认定和处理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成立自首需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要件。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向办案机关投案的，是自动投案。在此期间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犯罪分子向所在单位等办案机关以外的单位、组织或者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五、关于改制前后主体身份发生变化的犯罪的处理
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出资企业改制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犯罪，在其不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后又实施同种行为，依法构成不同犯罪的，应当分别定罪，实行数罪并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国家出资企业改制过程中隐匿公司、企业财产，在其不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后将所隐匿财产据为己有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出资企业改制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事先约定在其不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或者在身份变化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六、关于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具体的任命机构和程序，不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出资企业中持有个人股份或者同时接受非国有股东委托的，不影响其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
七、关于国家出资企业的界定
本意见所称“国家出资企业”，包括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
是否属于国家出资企业不清楚的，应遵循“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进行界定。企业注册登记中的资金来源与实际出资不符的，应根据实际出资情况确定企业的性质。企业实际出资情况不清楚的，可以综合工商注册、分配形式、经营管理等因素确定企业的性质。
八、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贯彻
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的职务犯罪案件时，要综合考虑历史条件、企业发展、职工就业、社会稳定等因素，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严格把握犯罪与一般违规行为的区分界限。对于主观恶意明显、社会危害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严重犯罪，要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对于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顺利完成企业改制而实施的违反国家政策法律规定的行为，行为人无主观恶意或者主观恶意不明显，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对于国家出资企业中的职务犯罪，要加大经济上的惩罚力度，充分重视财产刑的适用和执行，最大限度地挽回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的损失。不能退赃的，在决定刑罚时，应当作为重要情节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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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Items:[{法条名称:\'第二百零五条\',法条内容:\' 第二百零五条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ly]\'},{法条名称:\'第二百零六条\',法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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