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3民初649号
原告：温州乐帆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双屿街道嵇师村。
法定代表人：卓春荣，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盛、应乐盈，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林金红，男，汉族，1969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青田县，
被告：陈超丽，女，1968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青田县，
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心纯，浙江国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温州乐帆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帆公司）与被告林金红、陈超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14日、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乐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卓春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盛，被告林金红、陈超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心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乐帆公司诉讼请求：判令林金红、陈超丽向乐帆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611122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实际计算至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乐帆公司系鞋类生产商，长期生产外贸鞋类。林金红、陈超丽共同经营鞋类出口贸易，该二人生育有一女儿，以夫妻名义相称，但未查到该二人有办理结婚登记。林金红、陈超丽与乐帆公司之间存在生意上的往来。自2009年开始至2015年间，林金红、陈超丽向乐帆公司采购大量的外贸鞋类商品总计1642288双，合计货款人民币91456515.2元。包括通过温州市亿正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正公司）、青田华隆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隆公司）、浙江丽水凯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达公司）、浙江丽水顺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达公司）代付的款项，林金红至今合计支付货款人民币72822281元，扣除林金红于2015年4月29日至2016年2月7日间总共支付的1740000元，扣除未开票的税点383013.84元，因部分质量问题扣款10万元，扣除2010年6月23日货物丢失的款项30万元，剩余未付金额为人民币16111220元。上述扣除款项均按被告已付金额处理。具体如下：1.2009年7月至2011年8月间，通过亿正公司总共发鞋282866双，总计货款人民币14434013元。通过亿正公司付款人民币4930000元，林金红自己支付人民币9260999元，合计付人民币14190999元。双方通过口头结算确认该部分货款已经支付完毕。2.2012年3月8日和22日，通过华隆公司总共发鞋45336双，总计货款为人民币2224940元。通过华隆公司已付款人民币2219290元，林金红自己付款人民币5650元，合计付人民币2224940元，款项已付清。3.2012年8月2日至9月15日，通过凯达公司总共发鞋76830双，总计货款为人民币5513539元。通过凯达公司支付人民币2557393元，林金红自己支付人民币2956146元，合计付人民币5513539元，款项已付清。4.2009年6月至2015年2月，通过顺达公司总共发鞋1094162双，总计货款为人民币59428063元。通过顺达公司支付人民币40758734元，林金红自己支付人民币10166397元，合计付人民币50925131元。所以该部分货款，被告尚欠人民币8502932元。5.2013年9月至2014年1月，通过速锐公司（由石阳经营）总共发鞋143094双，总计货款为人民币9855959元。被告方支付货款人民币2247671元，尚欠人民币7608288元。林金红、陈超丽分别通过顺达公司、速锐公司等两个单位办理乐帆公司所生产鞋类商品的出口报关、承运等手续。经双方口头结算，截止2015年4月3日，林金红、陈超丽尚欠乐帆公司人民币17851220元。此后，经乐帆公司多次催告，林金红、陈超丽陆续归还1740000元，截止起诉之日尚欠货款总金额为人民币16111220元。乐帆公司认为，双方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乐帆公司根据双方的约定，已将货物交由林金红、陈超丽指定的清关单位或承运人，林金红、陈超丽亦已获得相应货物的提单，表明乐帆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自身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同时，林金红、陈超丽作为购买方应当履行自身的付款义务，其虽已支付部分货款，但有人民币16111220元的货款尚未支付。林金红、陈超丽延迟履行期间还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林金红、陈超丽辩称，1.乐帆公司与林金红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自始至终双方从未进行过真正的结算。具体来说：乐帆公司成立之初，资金和市场均有很多困难，当时法定代表人卓春荣及另一股东卓春柳找到林金红，一方面向林金红借款办厂，另一方面请求林金红在他那里采购货物。后来二人又邀请林金红入股乐帆公司，经营一段时间后，企业运转正常，便将林金红的股份收回。也就是说双方的合作一开始是非常紧密的，甚至是一体的，由于这样的关系，林金红与乐帆公司之间非常信任。因此在日后的交易过程中，双方从未进行过正式的结算。2.乐帆公司要求林金红、陈超丽支付2013-2015年之间的货款，林金红、陈超丽同期支付的货款金额已经超过乐帆公司起诉的金额。如果乐帆公司认为被告支付的是2013年之前的货款，应提交相应的证据，否则应视为货款已付清。3.乐帆公司计算的2013-2015年之间的货款金额存在着重复计算，任意提高单价，无报关记录及提单信息等情形。乐帆公司称双方存在口头结算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具体而言，乐帆公司称2013-2015年货物是由顺达公司和速锐公司清关出口的，但事实上速锐公司承运的部分货物是由顺达公司清关出口的，因此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其次，2013年的货款中，乐帆公司据以计算货款总额的依据是其单方制作的发货清单，而这个清单中的单价远高于实际报关的价格，幅度大约在25%。其中有部分货物甚至没有报关记录和提单信息，无法证明林金红已经收到相应的货物。如果不是乐帆公司枉顾事实，恶意虚增货款金额，那么就是乐帆公司账务管理混乱，对货款金额并没有准确的计算依据，因此乐帆公司诉称的口头结算以及要求被告偿还的金额没有事实依据。4.陈超丽与林金红并非夫妻，没有结婚登记，也没有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双方是否育有子女与双方是否存在夫妻关系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双方也没有共同经营，陈超丽仅是受林金红雇佣的工作人员，即使作为订单的接收人，那么也仅是履行工作职责而已。综上，根据乐帆公司的诉求及相应事实理由，林金红已将货款支付完毕，请求驳回乐帆公司全部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其主张，乐帆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七组证据，第一组至第四组依次是由亿正公司、华隆公司、凯达公司、顺达公司办理出口所涉货物数量和金额的证据材料；第五组是由速锐公司承运所涉货物数量和金额的证据材料；第六组是林金红和卓春荣通话录音、乐帆公司经营人员与陈超丽的微信记录；第七组是电子邮件及附件和公证文书。上述证据材料具体的举证内容和质证意见如下：
第一组证据（通过亿正公司发货的货物数量及金额情况，处于证据清单左上角标①的证据本，即证据本①内）：1.订货合同10份（第1-10页）；2.装箱单复印件、提单复印件及译本（第11-53页中）；3.发货清单（第55-77页）；4.2009-2011年账单1份（第54页）。上述证据证明双方签订10份货物买卖合同，被告购买的货物通过亿正公司办理货物出口，合同上有对应的货号、单价，合同已由林金红签字确认；乐帆公司出卖给被告的鞋，被告委托亿正公司办理出口，上述证据明确记载的货物数量、单价、总价等货物交易信息，自2009年7月22日至2011年8月12日止订购的鞋，被告通过亿正公司总共发货282866双，总计货款14434013元。就上述证据内容，乐帆公司解释说明如下：1.第一份合同于2009年7月2日签订，合同编号为LEFAN090610，载明鞋的件数为1113件，该合同载明的货款人民币516432元未计税点，计入税点后即为发货清单和2009-2011年账单对应的金额人民币552085元。2.第二份合同于2009年7月2日签订，合同编号为LEFAN090615，载明鞋的件数为1561件，对应装箱单载明鞋的件数为1553件，差8件。但2009-2011年账单计算价格时已按1553件计算。3.第三份合同于2009年7月2日签订，合同编号为LEFAN090702，载明鞋的建设为1124件，装箱单载明为1126件，多出2件，这是因为第二次发货缺了几件，第三次发货时补上2件，所以装箱单上的数量与合同约定的数量不一致，然后单价上也有不同，有2件是按照第二份合同约定的单价，其余是按照第三份合同的单价。4.第四份合同载明鞋的件数为1012件，装箱单上是1012件，发货清单上记的是1019件，多7件。但从下一次装箱单载明的数量可以看到，这7件已补足。这样第四份和第五份合同的货物数量都能对上。5.第六份合同于2009年7月2日签订，合同编号为LEFAN090612，载明鞋的件数为1012件，发货清单是1018件；第七份合同载明鞋的件数为1112件，发货清单是1109件；6.第八份合同载明鞋的件数为1860件，发货清单是1844件；7.第九份合同和装箱单载明鞋的件数为2056件，发货清单也是2056件；8.第十份合同载明鞋的件数为2500件，发货清单是2412件。
对于第一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首先，对订货合同，已查看上述订货合同的原件，对该10份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双方确实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但这10份买卖合同与其提供的账单中的前10笔交易无论是数量还是价格均不吻合，被告对于交易的鞋数、交易价款都无法确认。其次，对于亿正公司2009-2011年的账单和发货清单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这份账单中所有数据都是乐帆公司单方制作，无任何其他证据印证，且前10笔交易记录与订货合同相矛盾。比如账单第一行栏目中记载鞋的双数为8896双，货款金额为552085元，但是在所有10份订货合同中均未发现与这一份交易数量、金额相符的记录。由于这10份合同有6份是在2009年7月2日同一日签订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列，2009年7月22日的交易应当是2009年7月2日同日签订这6份中的一份。剩余4份合同，是在2009年10月15日签订的，根据账单，在此之前的前6笔交易与合同金额、数量均出现了上述的不符。在2009年10月15日以后的四笔交易中，账单中的金额、数量与合同也均不相符。因此，对这份账单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其三，对于装箱单、提单复印件及译本（证据第11-53页），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由于乐帆公司提供的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对关联性也有异议，这些装箱单并未载明收货人，也未载明货物的数量、金额等数据，只有件数和重量，很明显件数和重量不能证明乐帆公司的待证事实。具体而言，由于乐帆公司提供的第11页装箱单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对关联性也有异议，这些装箱单并未载明收货人，也未载明货物的数量、金额等数据，只有件数和重量，很明显件数和重量不能证明乐帆公司的待证事实，故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对第12-21页装箱单的质证意见同第11页装箱单。证据第22-24页，即乐帆公司清单中所列2010年1月7日这一笔交易，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乐帆公司提供的只是一份复写件，字迹消退，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只记载有件数或重量，无法证明乐帆公司的待证事实。证据第25-27页，即2010年4月29日的这次交易，三性均有异议，只有件数和重量，质证意见同第22-24页的证据，且证据第26页只有复印件。证据第28-30页，即乐帆公司清单中所列的2010年5月27日，三性均有异议，质证意见同第22-24页的证据。证据第31页，即2010年6月23日的交易，只有一份装箱单，收货人信息都没有，且无原件，对三性均有异议。证据第32-34页，即乐帆公司所列的2010年7月2日，三性均有异议，无货物的数量、金额，且无原件。证据第35-37页是2010年7月20日的交易，证据第38-40页是2010年8月31日的交易，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具体意见同上。证据第41-43页，即2010年9月21日的交易，质证意见同上。证据第44-46页，即2010年9月25日的交易，质证意见同上。证据第47-49、50-52页即2011年3月17日和2011年6月2日这两笔交易，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质证意见具体同上。对证据第53页，即2011年8月12日的交易，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只有一份装箱单，无收货人，无原件。其四，第一份订货合同数量与清单中不一致；第二份订货合同件数与装箱单不一致，差了8件，金额按照合同金额加上税点与合同中的金额是不一致的，差了人民币3150元。第二份、第三份合同、第四份合同、第五份合同货物数量、货款金额能对上。对合同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发货清单和装箱单与合同上的数量、金额有出入。因为装箱单是和报关单一起的，这些装箱单没有报关单。真正收到货物数量应以合同约定为准，装箱单又是复印件，不能作为确定收到多少货物的依据。如果装箱单上记的数量属实，那么乐帆公司方按照装箱单上的数量计算的整个货款金额是正确的。
第二组证据（通过华隆公司发货的货物数量及金额情况，处于证据清单左上角标①的证据本，即证据本①内）：1.装箱单2份（第78-79页）；2.发货清单2份（第80-81页）；证明被告向乐帆公司购买的货物中由华隆公司办理出口的货物数量、单价、总价等情况。就上述证据内容，乐帆公司解释说明如下：1.总共发货45336双，总金额为人民币2224940元。2.华隆公司的两份装箱单和发货清单，没有合同，都是通过邮件的方式将发货清单发给被告，所以发货清单和装箱单刚好是一一对应，双方没有订立书面的订货合同，以发货清单作为双方对账结算的依据。
对于第二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1）对华隆公司的78-79页，装箱单真实性无法核实，80-81页的发货清单是乐帆公司自制，真实性有异议；但是根据被告方实际收到的货物情况，被告方应付货款金额为人民币2219290元（都已付清），而乐帆公司主张人民币2224940元，差额是5650元。（2）对于邮件的问题，陈超丽说自己好几年没有使用QQ邮箱，没有收到相关邮件。（3）若上述证据记载的件数、单价正确，则对计算结果没有异议。
第三组证据（通过凯达公司发货的货物数量和金额情况，处于证据清单左上角标①的证据本，即证据本①内）：1.装箱单7份（第82-88页）；2.发货清单7份（第89-95页），证明被告向乐帆公司购买的货物中由凯达公司办理出口的货物数量、单价、总价等情况。就上述证据，乐帆公司解释说明：1.2012年8月至9月间，乐帆公司总发货76830双，总金额为人民币5513539元。装箱单上有发货件数，单价是通过双方往来邮件来确定的。2.对于单价问题，乐帆公司提供的发货清单上有明确的货物单价，还有乐帆公司提供的林金红向乐帆公司支付凯达公司的货款清单，和上述发货清单是对应的。
对于第三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1.对于这部分装箱单，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发货清单，系乐帆公司自行制作，对真实性也有异议。根据林金红从凯达公司处获得的交易数据，交易件数一致，被告予以认可。2.按照交易的件数，如果对方报的单价正确，那么货款总额按照乐帆公司的方式计算是对的，争议主要是单价。3.被告认为该批货物的货款金额为人民币2557392元，已通过凯达公司支付完毕。与乐帆公司主张的总货款人民币5513539元有差距，具体说明：第1笔相差人民币356203元，第2笔相差人民币359911元，第3笔相差人民币390084.6元，第4笔相差人民币474385元，第5笔相差人民币449763元，第6笔相差人民币457022元，第7笔相差人民币468778元，合计相差人民币2956147元。
第四组证据（通过顺达公司发货的货物数量和金额情况）：1.丽水顺达供货汇总表（2009.6-2015.2）及供货单据（2014年1月至2015年期间的交易单据，处于证据清单左上角标②的证据本，即证据本②内第4-114页），第4-6页构成2014年1月5日的发货，第7-12页构成了2014年1月14日的发货，以此类推，第4-114页系2014年1月至2015年2月间的交易记录。2014年至2015年期间，顺达公司出口货物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6821770元。通过顺达公司发货总量为1094162双，总货款为人民币59428063元。2.邮寄凭证（处于证据本②内第115-124页），是乐帆公司将提单、发货清单邮寄给陈超丽的凭证；3.顺达公司的证明（处于证据本②内第125页）；4.对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小林的谈话笔录（处于证据本②内第126页）；上述这4项证据证明被告向乐帆公司购买的货物中由顺达公司办理出口的货物数量和金额情况，除了邮寄发货清单外，乐帆公司还通过发送QQ邮件的方式向陈超丽发送发货清单，证据见乐帆公司于2017年8月16日提供的第五组证据往来邮件第186页、196-216页；5.《证明》，证明乐帆公司均已及时通过顺达公司向被告送达《发货清单》，告知其货物价格等具体信息。被告通过顺达公司办理出口的货物数量和金额中与速锐公司并无重复。6.顺达公司供货单据（处于证据清单左上角标③的证据本，即证据本③内，该证据本起始页为第64页，第64-65页为2009年6月至2016年2月7日止账单，第66-241页为2009年6月至2013年期间的装箱单、提单及译本；第241页后的页码从1开始编码，第1-72页为发货清单，其中第1-54页为2010-2013年间的发货清单），证明乐帆公司出卖给被告的鞋，被告委托顺达公司办理出口，上述证据明确记载的货物数量、单价、总价等货物交易信息，共53笔交易。对上述证据解释说明如下：乐帆公司提供的证据是2014年至2015年的18组发货清单和装箱单，这18组证据对应的货款为人民币16821770元。而证据6就是剩余的2010-2013年之间的53组交易的证据。2010-2015年总共是71笔交易，合计货款总金额为人民币59428063元。
对于第四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1.总的来说，计算方式都无异议。具体来说：2.证据本②内证据第4-6页，即2014年1月5日的这笔交易，发货清单、报关单、装箱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这批货物的单据与速锐公司承运货物应该是同一批货物（速锐公司那笔货款应当剔除）。3.证据本②内证据第7-12页，2014年1月14日的这笔交易，发货清单、报关单、装箱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笔货物金额为人民币1050624元，与报关单152264.19美元（汇率为6.9）金额一致，对这个金额没有异议。4.证据本②内证据第13-18页，2014年3月7日这笔交易，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乐帆公司的待证事实，对金额人民币990000元没有异议，和报关金额也一致的。5.以此类推，证据本②内证据第4-114页共17笔交易，货款交易总额是16821770元，这里的金额与报关单金额均相符，没有异议符。但被告通过顺达公司支付人民币40758734元，林金红自身支付人民币10166397元，合计人民币50925131元。根据该已付金额，该16821770元已包括在乐帆公司自认被告已付的人民币50925131元中，故由顺达公司办理出口的货款都已经付清。6.对于证据本②内第115-124页邮寄凭证，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确实有收到过提单，但这不能证明陈超丽与林金红存在共同经营关系，也不能证明乐帆公司是向陈超丽交付的货物。7.对于证据本②内证据3-5的真实性有异议，陈超丽从未与顺达公司有过生意上的往来，也未指派过顺达公司与任何人发生过交易。证人谈话笔录中的内容应为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另外，根据顺达公司向被告林金红提交的数据显示，顺达公司所称的顺达公司办理出口的货款中有人民币8502933元未支付，是根据交易总额人民币49261657.8元减去通过顺达公司支付的人民币40758734元得出的，但是根据乐帆公司自认，被告林金红已经支付了人民币50925131元，因此证明中的人民币16821770元，林金红均已通过个人账户支付完毕。8.对证据本③内证据第66-68页，乐帆公司所列2010年2月10日交易，真实性无法确定，根据提单显示，对该笔货物的重量、件数无异议，对金额有异议，根据报关单和发货清单显示，该笔货物交易金额为42874.11美元，折合人民币335700元。对证据本③内第69-71页证据，乐帆公司所列2010年4月8日交易，真实性无法确定，但根据提单显示，对该笔货物的件数无异议，对金额有异议，根据报关单和发货清单显示，该笔货物交易金额为41701.22美元，折合人民币325684.8元。对证据本③内第72-74页证据，乐帆公司所列2010年4月29日交易，真实性无法确定，根据报关单显示，对该笔货物的重量、件数无异议，对金额有异议，根据报关单和发货清单显示，该笔货物交易金额为75628.03美元，折合人民币590649元。9.对证据本③内第64-241页证据总的质证是：乐帆公司提交的53笔装箱单真实性无法确定，但是相应交易日的件数与报关单基本一致，对于部分交易的数量和金额有异议，其中，数量相符的有30笔，数量不符的有23笔，差异为2472双（被告方记载的数量多于乐帆公司记载的数量），金额相符的有10笔（误差小于1元），金额不符的有43笔，金额差异为人民币10073970.4元（乐帆公司计算的金额多于被告方计算金额）。2010-2013年有差异的具体是2010年5月14日、7月27日、10月28日、12月9日、12月17日，2011年5月20日、7月26日，2012年1月5日、9月29日、11月9日、11月22日、11月30日，2013年1月11日、1月18日、6月14日、7月20日、8月9日、8月23日发货的货物数量及货款金额。根据乐帆公司提供的2014-2015年期间的交易记录，双方交易金额应与报关金额相符，而该53份装箱单证据不能与乐帆公司提供的2009年06月-2016年02月07日止账单相关联，不能证明乐帆公司主张的交易总金额。10.2010-2013年这53笔交易，乐帆公司只提供了装箱单，没有报关单；而被告有相应的报关单，被告的报关单上有件数和金额，以此计算出来的金额与乐帆公司主张的金额不同。
第五组证据（通过速锐公司承运货物的数量和金额情况）：速锐公司供货汇总账单（2013-2014年账单）及供货单据（处于证据清单左上角标④的证据本，即证据本④内第128-190页，起始页为128页），这部分证据，发货数量是143094双，总计货款人民币9855959元，被告方支付了人民币2247671元，尚欠人民币7608288元。具体有1.第130-156页发货清单；2.第157-159页发货照片；3.第160-173页速锐公司提供的货物运输车辆上的装货清单；4.第174页速锐公司经营者石阳的谈话笔录，5.第175页石阳的证明。对上述证据的解释说明：关于2014年1月5日这一笔，是通过速锐公司发货的，但速锐公司是物流公司，所以林金红委托顺达公司退税，金额计算上没有重叠。
对于第五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速锐公司是物流企业，没有经营外贸业务的资质，对于乐帆公司所列清单中2013年9月2日、9月5日、9月10日以及2014年1月5日这四批货物是速锐公司承运，由顺达公司发送给被告林金红，对于金额有异议，根据顺达公司提交的清单显示，2013年9月2日交易金额为人民币433911元，2013年9月5日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356400元，2013年9月10日交易金额为人民币515916元，2014年1月5日交易金额为人民币773776元（说明2014年的这笔业务就是乐帆公司第一次举证中顺达公司的第一笔业务），上述四笔业务确有发生，数量无异议，金额方面已述。其他的10笔业务并非是被告林金红向乐帆公司采购，而是乐帆公司将滞销或其他客户不要的货物或者过季的货物交给林金红在境外甩卖。双方当时约定金额以实际销售金额进行结算。根据乐帆公司提供的发货清单，可以看出发送货物的种类与季节不符，不符合正常的交易惯例。对乐帆公司提供的货运照片，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不能证明乐帆公司所说的通过石阳等人清关的货物达到人民币9855959元的事实。对于乐帆公司的发货清单，真实性有异议，均为乐帆公司自行制作；对于石阳的谈话笔录及证明，真实性有异议，因其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无法核实真实性，且证明内容中有出现办理出口退税的内容，该内容与事实不符，因为石阳根本没有办理出口退税的资质，它只是个物流企业。而且作为承运人，石阳也无从对交易金额进行确认，只有可能对货物的箱数、件数进行确认。对于承运人在发货清单上的签字，真实性无法确认，而且签字的内容也仅涉及到数量，并无金额。
第六组证据：1.林金红和卓春荣之间的两份通话录音（附有文字稿，证据材料处于证据本④内第177-188页），证明林金红尚欠乐帆公司货款金额的事实，被告在电话通话中确认尚欠货物金额在人民币1500万元以上的事实。2.乐帆公司与陈超丽的微信记录（证据材料处于证据清单右上角标⑥的证据本，即证据本⑥内共16页），证明乐帆公司向陈超丽催讨后，其表示愿意还钱的内容；另外，在双方通话后，2016年被告向乐帆公司确认支付人民币1740000元的情况。对于上述证据的解释说明：对于人民币1326万元，实际上是录音当中说的当时要求给付的人民币1500万元减掉林金红支付的人民币1740000元，剩下就是该1326万元。
被告对第六组证据的质证意见：1.对录音形成时间有异议，乐帆公司的原始载体上通话的形成时间不能等同于录音时间，乐帆公司主张的是通话录音，应提交相应通话记录佐证，才能证明录音形成时间。另外，根据双方通话的内容，对乐帆公司主张的双方经过口头结算，被告尚欠货款的待证事实有异议，录音内容中，关于欠款金额都是乐帆公司一人在阐述，双方并未有过对账或结算行为，被告也没有正面确认双方货款结算后的总金额。这份录音证据，只是一种单方催讨行为，并且催讨的金额，结合其他证据来看，存在明显的错误。因此，在没有正式结算对账之前，不能将乐帆公司催讨的金额认定为实际欠款金额。对录音中，林金红表示还款的情形，是由于林金红过去一直误认为欠乐帆公司的货款未付清，在乐帆公司催讨时又无力给付时，其为了尽快结束与对方通话而进行的模糊的承认，不能据此认定为双方对最终货款金额的结算。根据我国民诉法第七十条规定，视听资料，应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有疑点的录音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乐帆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中的金额与被告提供的交易总金额以及被告林金红的付款情况存在明显矛盾。因此，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乐帆公司的待证事实。2.对于陈超丽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法确认，陈超丽本人微信已经无法核实是否有过类似对话。对聊天记录内容的关联性有异议：聊天记录中，陈超丽没有确认过欠款金额，没有确认与林金红共同经营，而且在聊天内容中（2016年5月25日），乐帆公司方提到欠款金额为人民币1326万元。这个金额与乐帆公司主张的金额相矛盾。因此该聊天记录不能证明乐帆公司的任何待证事实。对于人民币1740000元支付的情况，被告林金红确实有支付过该1740000元，但是并不能证明是在录音之后或双方口头结算之后，因此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乐帆公司的待证事实。
第七组证据：1.电子邮件及附件（证据处于证据清单右上角标⑤的证据本，即证据本⑤内第97-219页，起始页为第97页），证明乐帆公司已通过邮件的方式与被告确认货物信息，包括数量、单价以及总价等。2.（2017）浙温证内字第10820-10826号共7本公证书，证明该组证据中的上述电子邮件及附件的发生及内容是真实一致的。对上述证据的解释说明：对于电子邮件的内容，除了向被告方发送货物清单外，还有对账单、鞋样图，没有其他资料。
被告对第七组证据的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乐帆公司所主张的发送邮箱是否为乐帆公司所拥有，以及发出的邮件与提交的单据是否一致均无法核实。被告林金红至今都不会使用电子邮件，也没有收到过上述邮件，陈超丽也不会使用电子邮件，而且大概她本人从2012年开始就没有使用QQ了。而且，即使乐帆公司有向二被告发送邮件，也只是单方的发送行为，并无对方反馈，只是一种单方主张的行为，无任何证明力。而且双方从来未约定使用电子邮件作为对账的方式，不能因为乐帆公司多次单方发送邮件的行为，就认为存在邮件对账的交易习惯。根据双方实际交易情况，电子邮件应是乐帆公司发送给外贸公司。2.对证据2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于关联性，首先，公证书只是电子邮件作为证据提交的补强形式，并不能对电子邮件内容本身的真伪提供证明力；其次，公证书仅能证明乐帆公司电子邮箱中有上述邮件内容，但不能证明两被告已收到或已阅读上述电子邮件，也不能证明两被告对邮件载明的内容予以认可。对公证书的内容与邮件内容相符，这一点没有异议。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相关材料处于被告证据本内）：1.2010年顺达公司发送货物清单、报关单（第1-24页），证明该年度交易总额为人民币5394262.54元；2.2011年顺达公司发送货物清单、报关单（第1-24页），证明该年度交易总额为人民币8901054.28元；3.2012年顺达公司发送货物清单、报关单（第1-32页），证明该年度交易总额为人民币8574501.98元；4.2013年顺达公司发送货物清单、报关单（第1-28页），证明该年度交易总额为人民币10069416元。上述年度合计人民币32939234.8元；5.顺达公司提供的三份发货清单（处于本组证据第32页之后），证明这三份清单对应的是速锐公司开始的三笔交易，双方金额有差异，具体金额差异在前述质证意见中已发表；6.2017年6月28日凯达公司提供的清单（处于本组证据5第3页之后的1页），证明自2012年8月2日至2013年1月25日共14笔交易，其中数量一致，金额与乐帆公司主张的有出入，差额为2956146元。被告表示其是从顺达公司取得上述证据。
乐帆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1.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1-4中的货物清单、报关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因为本案的交付方式是厂家交付，由被告方自行负责运输，报关单的价格是被告方单方确认的，与双方真实的买卖合同价格会存在不一致。2.报关单记载的货物数量与装箱单对应的发货清单数量本身是一致的，可以证明乐帆公司向被告方发了那么多货物。3.被告方提供的货物清单种类繁多，格式样式也很多，其中本组证据1第5页和本组证据2第1页、第3页、第7页发货清单的格式，与乐帆公司提供的发货清单的格式是一致的。余下的装柜清单、林金红清单、订货合同是被告自行制作的。4.对本组证据5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但该3份发货清单不能证明被告抗辩的货物金额重复计算的情况，这些货物是通过速锐公司运输的，并没有通过顺达公司办理出口，只是林金红将通过速锐公司发货的该批货物拿到顺达公司去做出口退税导致的结果。5.对于本组证据6的证据三性有异议，这份证据是手写的，既没有盖章，也没有签名，不能作为确认双方通过顺达公司交易的金额，对比乐帆公司所提供的发货清单、装箱单、提单等，被告方的证据效力明显不足。
就乐帆公司提供的上述七组证据及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先就各组证据内的证据材料分别予以认证，主要是阐述相关证据材料是否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即可否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的问题；后对可作为证据使用的证据材料综合进行认证，主要是针对各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综合进行阐述。具体的认证意见，本院阐述如下：
1.对于第一组证据的认证意见：（1）乐帆公司提供的10份订货合同具备证据的三性，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2）在单据中，第11-21页、第23页、第25页、第28页、第31页、第32页、第35页、第38页、第41页、第44页、第47页、第50页、第53页是装箱单复印件；第22页为提单复印件，第24页为该提单的译本，后续第26-27页、第29-30页、第33-34页、第36-37页、第39-40页、第42-43页、第45-46页、第48-49页、第51-52页每前后二页亦是提单和该提单的译本。首先，装箱单是发票的补充单据，便于国外买方在货物到达目的港时供海关检查和核对货物。由于案涉的货物买卖是作为买方的被告负责到厂提货，出厂后的货物运输环节均由被告自行负责，与乐帆公司无关。因此，装箱单是由被告或受其委托办理出口的第三方负责办理并持有。同样，提单也是由被告或受其委托的第三方负责办理并持有。相对于乐帆公司而言，上述装箱单和提单均属于被告方持有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本案中，被告一直主张由亿正公司办理货物出口所涉鞋的货款尚未结算。按其主张，其理应及时向受托人亿正公司等代办出口的外贸公司取得装箱单、提单等相关资料并完整保存，以备货款结算时使用。因此，即使的确存在如被告陈述的装箱单、提单等相关资料已无法取得的情况，其责任完全在于被告。依上述规定，乐帆公司提供的装箱单、提单虽为复印件，但被告无正当理由未提供应由其提供的装箱单、提单原件，故可以推定乐帆公司提供的装箱单、提单复印件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其次，装箱单记载的鞋件数是受被告委托办理出口的上述外贸公司在办理货物出口时形成的关于货物数量的数据，有合理理由相信被告方在运输途中一般不会多报货物，按装箱单记载的数量认定乐帆公司向被告交付货物的数量并不损害被告的利益，现乐帆公司主张装箱单记载的数量可证明其出卖货物数量，理由正当。故乐帆公司提供的装箱单复印件，可以作为证明其出卖给被告货物数量的证据使用。被告对乐帆公司提供的装箱单复印件虽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该抗辩不能成立。提单是证明承运人已经接管货物或货物已经装船的货物收据，自然也可以作为证明乐帆公司出卖给被告货物数量的证据使用。其三，被告提出第22-30页的提单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但提单中文字“WENZHOUYIZHENGIMPORT&EXPORTTRADINGCOLTD;”（中译文：温州市亿正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ROOM2808DONGFANGMANSIONWESTLIMINGROADWENZHOUTEL：888××××7658”（中译文：温州市黎明西路东方大厦2808室，电话888××××7658），“NOTIFY（NAMEANDFULLADDRESS）CHENCHAOLI22AROOM4ODESSAJUKOVSKOVOSTRUKRINE”（中译文：到货通知方（姓名和地址）陈超丽乌克兰敖德萨市巨科斯可奥沃大街22A号4室），“INKU6271763SN：N664283QTY：3100”等主要文字尚可辨认，又有译本对照，上述提单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被告提出字迹消退难以辨认第23页装箱单，经查，该装箱单件数及包装种类栏空白，但注明箱号INKU6271763，封号N664283清晰可见；第22页提单及第24页提单译本注明收货人通知方陈超丽，箱号INKU6271763，封号N664283，女鞋数量3100箱（件），该三份单据的封号和箱号是同一的，可见该三份单据是同批货物单据，故第23页装箱单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后续的第25-30页、第32-52页每3页为对应的装箱单、提单和提单译本，每三份单据也是同一批货物的单据，能相互印证，装箱单载明的鞋件数可以证明乐帆公司主张的所发鞋的对应数量。其四，乐帆公司提供的发货清单（第55-77页）与2009-2011年账单虽由其单方制作，其主张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被告确认的事实有公证文书为证（至于公证文书的认证意见将在公证文书的认证部分进行阐述），故该账单应属于交由被告确认的货款结算资料，可以作为相关证据使用。被告对发货清单和账单的证据三性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
2.对于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的认证意见：（1）关于装箱单、发货清单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意见与第一组证据的认证意见一致，不再赘述。
3.对于第四组证据的认证意见：（1）被告对证据本②内第4-114页的发货清单、报关单、装箱单、提单及译本（2014年至2015年的交易单据）等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予以确认。就证据的关联性，经查，与乐帆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紧密相关，具有关联性，应予以认定。证据3-5虽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但同样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被告提出上述证据缺乏关联性没有依据，不予采纳。（2）对证据本③内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理由不再重复。
4.对第五组证据的认证意见：首先，速锐公司系受被告的委托承运被告向乐帆公司订购的货物，故速锐公司员工奚谷钰为公司执行上述承运业务时签字确认所收货物的数量，对被告具有法律效力。其次，速锐公司的经营者石阳明确表示发货清单上的签字是其公司员工奚谷钰的签字，被告对该签字的真实性虽有异议，但无相反证据证明。故对乐帆公司提供的证据本④内的发货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当予以确认，可作为证明货物数量及金额的证据使用。
5.对第六组、第七组证据的认证意见：（1）第六组证据的录音资料和微信记录真实、合法，证据内容与本案有直接关联，可以作为证据使用。（2）第七组证据的公证书符合证据三性，应作为证据使用；公证书公证记载的发送时间、发送对象、发送文件本身与乐帆公司主张的电子邮件及附件的发生情况一致。对第七组证据证明乐帆公司有将各期账单、发货清单等发送到被告邮箱，被告没有异议，双方争议的问题是该组证据与乐帆公司主张的被告已通过接受上述邮件对乐帆公司发送的发货清单、各期账单涉及的货物数量、单价、总价予以确认的待证事实是否具有关联性。经查，乐帆公司与被告从2009年起至2015年期间，双方发生货物买卖的批次和所涉金额巨大，每次交易涉及的鞋的样式、规格、数量、单价、总价及加税点与否等问题，交易内容繁杂，双方的交易内容的具体情况不可能光凭双方人员的记忆能力掌握，有充足理由认定双方对每批次货物交易存在可行的信息交流、核实和确认方式。对此，乐帆公司提出除了把纸质的发货清单等邮寄给被告，还会将发货清单、鞋样、各阶段的账单等电子数据文件通过QQ邮箱发送给被告，而被告提出自己从没有让对方通过QQ邮箱发送电子数据文件，全部是通过由其办理货物出口和承运的公司取得纸质的发货清单等资料。比较二者的陈述，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及现有证据，乐帆公司的上述陈述合理可信，足以确认。理由是：首先，被告常在乌克兰敖德萨经商，若光通过邮寄取得的纸质发货清单等资料信息，则明显难以及时交流、核实和确认货物买卖信息。在实际商事中，将便捷高效的电子邮件发送信息手段弃之不用非正常商人的合理行为，乐帆公司陈述其通过QQ邮箱发送发货清单、鞋样等数据较被告陈述明显更为合理可信。其次，若被告事先未将QQ邮箱告知乐帆公司的经营人员，对方正常情况下就不能知晓被告的QQ邮箱，自然无法通过被告的QQ邮箱向被告发送邮件。因此，有合理的理由认为，乐帆公司是因被告的要求而将发货清单、鞋样等数据发送到被告的QQ邮箱。其三，7本公证书证实从2009年起的发货清单、鞋样等数据，乐帆公司均已发送到被告的QQ邮箱，若非双方早在交易初期有此商定，实在难有其他合理可能。其四，被告提供的证据1-6中合计有17页发货清单，与乐帆公司提供作为QQ邮箱附件发送的发货清单均是一致的，这也证明乐帆公司发送到被告QQ邮箱的发货清单是真实的发货清单，被告对此并无相反证据可以推翻。因此，第七组证据与乐帆公司主张的上述待证事实存在关联性，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6.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认证意见：被告提供的6项证据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对于被告主张的货款重复计算问题，其用以证明的3份货款清单的时间，即2013年9月2日、5日、11日与乐帆公司主张的货款没有重合，相关证据材料与其待证事实没有关联，不能作为证明被告待证事项的证据使用。关于货款金额的计算问题，被告主张应以报关单载明的单价为准。经查，报关单载明的货物价格是被告将货物出口报关时所报价格，该价格可能与被告向乐帆公司订购鞋时达成的价格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二者关联性虽不强，但间接存在关联，故报关单也可以作为证明案涉货物出卖价格的证据使用。
7.综合的认证意见：（1）关于通过亿正公司出口的货物，与证明货物数量相关的证据主要是订货合同、装箱单、提单及译本和发货清单等证据。装箱单、提单及译本记载的货物数量一致，该部分证据与发货清单记载的货物数量，在部分批次交易中有或多或少的出入。鉴于发货数量较大，批次较多，数量上有少量出入，且难免少量鞋存在质量问题而需要扣减等情况，因此，部分批次交易出现数量有出入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对于证明货物数量上而言，装箱单和提单及译本的证明力相对较高。考虑到装箱单记载的数量较为详细准确，故计算货物数量时以装箱单记载的数量进行统计，其中有少量装箱单数字不清晰的，则以提单及译本记载的数量补充。但若发货清单合计的货物数量少于上述证据统计数量的，则按发货清单合计的数量计算。对于货物的单价，双方订购时价格，可由公证书和往来邮件及附件证明乐帆公司已经在发货清单明确记载各货物（不同型号规格、有无加税点）的单价发送给被告确认，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对其中部分货物的单价提出过异议，故发货清单记载的价格可以作为确定依据认定，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证据本①第11-20页装箱单有对应的订货合同、发货清单（第55-64页）和2009-2011年账单表格上数下第2-11行佐证，上述证据可以证明乐帆公司主张的所发鞋的对应数量及货款金额。10份合同载明所订购的鞋件数与装箱单注明的鞋件数，除了二份合同中的件数对应的二份装箱单中的件数有出入，其他一致。对于该10份合同，乐帆公司实际交付鞋的数量应按该10份装箱单中注明的鞋双数合计数量来认定。第2、3、9份装箱单的鞋双数与账单中对应记载的鞋双数一致，第4、6份装箱单的鞋双数较账单中对应栏目记载的鞋双数合计少104双，第1、5、7、8、10份装箱单的鞋双数较账单中对应栏目记载的鞋双数合计多出744双，按账单记载的鞋双数计算的货款金额少于按装箱单记载的鞋双数计算的货款金额。乐帆公司主张以账单记载的鞋双数计算货款金额不损害被告利益，予以支持。第21页装箱单已明确载明鞋的件数，卸货交货地与有提单的装箱单一致也是ODESSA（即敖德萨），箱号、封号与第65页发货清单一致，件数注明为2100件较该发货清单略多，该发货清单载明件数为2084件，对应鞋双数为12504双，货款加0.7税点后金额为人民币614517.84元，2009-2011年账单表格上数下第12行也是按人民币614517.84元计算，乐帆公司主张以该金额计算不损害被告利益，予以支持。第66-68页发货清单、2009-2011年账单表格上数下第13-15行，与第22-30页装箱单、提单、提单译本能够印证，乐帆公司主张以2009-2011年账单记账的金额为货款金额，有上述证据证实，予以支持。本案中，被告的货物均是发往乌克兰敖德萨（即ODESSA），第69页发货清单（2010年6月23日）记载的箱号、封号与第31页装箱单一致，由此可见，该份发货清单所指的货物与该装箱单所指的货物是同一批货物，而该装箱单记载的卸货港为HAMBURG，不是ODESSA。因此，该装箱单不仅不能证明被告收取了该批货物，反而可以证明被告没有收取该批货物。2009-2011年账单及相关的邮件、附件和公证书虽可证明乐帆公司已向被告交付该批货物，但装箱单的证明力较大，乐帆公司主张该批价值人民币601189.2元的货物已交付给被告，现有证据不足，故对该批货物的货款不予支持。第70-76页发货清单、2009-2011年账单表格上数下17-23行，与第32-52页装箱单、提单、提单译本能够印证，乐帆公司主张以2009-2011年账单记账的金额为货款金额，有上述证据证实，予以支持。第53页装箱单已明确载明鞋的件数，卸货交货地与有提单的装箱单一致也是ODESSA（即敖德萨），箱号、封号、件数与第77页发货清单一致，对应鞋双数为9462双，货款金额为人民币757776元，2009-2011年账单表格上数下24行也是按人民币757776元计算，乐帆公司主张以该金额计算，有合理可信的证据证明，予以支持。综上，乐帆公司以2009-2011年账单共23笔交易主张的货款人民币14434013.2元，其中601189.2元予以剔除，其余13832824元予以支持。（2）关于通过华隆公司出口的货物，证据本①内第78-81页的装箱单、发货清单，有公证书、证据本⑤内对应的电子邮件及附件佐证。第78-79页2份装箱单与第80-81页2份发货清单分别对应，该二份装箱单已明确载明鞋的件数，卸货交货地与有提单的装箱单一致，也是ODESSA（即敖德萨），箱号、封号、件数与发货清单的一致，对应的货款金额分别为人民币965528元、1259412元，合计人民币2224940元。乐帆公司主张以该金额计算，有合理可信的证据证明，予以支持。（3）关于通过凯达公司出口的货物，证据本①内第82-95页的装箱单、发货清单，有公证书、证据本⑤内对应的电子邮件及附件佐证。第82-88页7份装箱单与第89-95页7份发货清单分别对应，该7份装箱单已明确载明鞋的件数，卸货交货地与有提单的装箱单一致也是ODESSA（即敖德萨），箱号、封号与发货清单的一致，第82页装箱单的件数比对应的发货清单多1件；第83页、86页装箱单的件数与对应的发货清单的一致；第84页装箱单的件数为1991件比对应的发货清单1999件少8件；第85页装箱单的件数为2119件比对应的发货清单2069件多50件；第87页装箱单的件数比对应的发货清单少1件；第88页装箱单的件数为1775件比对应的发货清单1752件多23件。乐帆公司主张以账单记载合计的鞋双数76830双计算货款金额，不损害被告利益，故对其主张共7笔交易的货款总额人民币5513539元予以支持。（4）关于通过顺达公司出口的货物，首先，被告对证据本②内证据第4-114页，即2014年1月至2015年2月期间共18笔交易的货款金额的总额人民币16821770元，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对于2010年2月10日至2013年11月29日期间的货物数量，被告认为乐帆公司发货清单记载的货物数量合计总额少于被告装箱单记载的货物数量总和，现乐帆公司以其发货清单的货物数量进行主张，不损害被告利益，故对2010年2月10日至2013年11月29日期间的货物数量按该期间发货清单记载数量的总额计算、认定。与证明鞋的单价相关的证据主要是发货清单和报关单，前已述及，发货清单有公证书、邮件及附件佐证，另外顺达公司的证明与该公司负责人的谈话笔录亦可补强其证明力，其对于证明被告向乐帆公司订购货物时所达成的货物价格的证明力较强，而报关单与该证明事项的关联性不强，其证明力较小，不足以推翻发货清单等证据证明的价格。何况，有较大部分报关单记载的价格存在明显少报货款金额的情形。比如：2010年2月10日的报关单载明的报关金额为人民币335700元，经查，乐帆公司对应发货清单记载的一双鞋的单价由两部分组成，一半是含税的价格，另一半是不含税的价格，两项合计才是完整一双鞋的单价。而报关单记载的该批次货款总额人民币335700元与发货清单记载的一双鞋中一半含税的价格合计得出的数额是一致的，从此可见，该报关单只是按半双含税价格的合计数额填报该批货款数额，未将另一半不含税的价格合计的数额计入货款数额。因此，该报关单的价格明显不是被告向乐帆公司购买鞋的真实价格。还有2010年4月8日、7月27日、8月6日、8月17日、8月19日等约30份报关单存在上述情况或类似情况。故被告要求以上述报关单认定货款数额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应不予采纳。经计算，2010年2月10日至2013年11月29日期间共53笔交易的货款总额为人民币42606293元。故从2010年2月10日至2015年2月由顺达公司办理出口的货款总额为人民币59428063元。（5）关于通过速锐公司承运的货物，被告对2013年9月2日、9月5日、9月10日以及2014年1月5日这四笔货物单据由速锐公司承运是认可的，对所发的对应批次货物的数量没有异议。对其他的10笔运输货物的数量，被告亦无异议。前已述及，被告关于货款重复计算的抗辩不能成立。另，被告抗辩该10批次货物不是被告向乐帆公司采购，而是乐帆公司将滞销或其他客户不要的货物或者过季的货物交给被告在境外甩卖，但无相关证据证明，而发货清单经速锐公司签字确认并有公证书、邮件及附件佐证，发货清单载明的货物数量真实可信，应予确认。同理，价格应按发货清单记载的单价进行计算，2013年9月至2014年1月共14笔交易的货款总额为人民币9855959元。上述所有货款合计为人民币90855325元（13832824元+2224940元+5513539元+59428063元+9855959元）。（6','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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