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17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世福，男，1949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周福辉（特别授权），男，197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系上诉人周世福之子。
委托代理人周亚军（特别授权），男，198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系上诉人周世福之子。
委托代理人冉健，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洪翠，女，197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周勇，重庆市忠县忠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峰，男，1965年10月8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谈华琼，女，196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系高峰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忠县忠州镇巴王路18号，组织机构代码70945290-1。
法定代表人胡道波，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杨义禄，重庆冠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忠县林业局，住所地重庆市忠县忠州镇巴王路22号，组织机构代码71162951-8。
法定代表人陈敬荣，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范桂华，重庆冠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星竹，重庆冠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世福与被上诉人罗洪翠、高峰、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忠县林业局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2013）忠法民初字第019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11日，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和被告高峰签订《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合同》，约定由高峰负责忠县忠州镇辖区长河社区、麟风村区域内松材线虫病疫木的除治工作；由高峰全面负责除治工作中一切安全责任，承担伤亡等事故全部经济、法律责任，合同规定不得将合同事项转包、分包、转让。同年12月13日，被告高峰与被告罗洪翠签订《忠县忠州镇麟风村松材线虫病除治责任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将高峰在前述合同中与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约定的麟风村范围的松材线虫病木除治工作承包给罗洪翠。合同约定高峰代罗洪翠与忠州镇人民政府签订合同，高峰不参与项目实施，全部由罗洪翠负责实施及管理工作，高峰不收取任何费用，施工中所有人身安全、森林防火等事故，罗洪翠依法全权承担一切责任。2012年12月16日，罗洪翠组织人员进入麟风村除治现场开展除治工作。原告周世福经当地村组干部组织进入除治队。起初原告从事小工工种。2012年12月20日上午，原告未经安排从事油锯操作。原告与他人在锯断第一棵树后，因树木上方被藤蔓缠绕，未将该树木放倒地面。罗洪翠安排的现场管理人员指示原告等人到其他地方去干活。后来原告等人返回第一棵树下方位置锯树，此前未放倒的树木突然倒下砸中原告头部致伤。
原告受伤后，被送至忠县中医院急救，开支费用2060.20元，该费用由被告罗洪翠支付。当日即送往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住院治疗，转院交通费1800元由罗洪翠支付。原告从2012年12月21日入院至2013年2月17日出院，共住院58天。出院诊断为：1、C1.2椎骨骨折伴脱位；2、C3／4-C5／6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颈髓损伤，高位截瘫；3、肺挫伤、胸腔积液。出院医嘱：1、继续康复理疗，在医师指导下功能锻炼；2、加强护理，防止褥疮、深静脉血栓形成等卧床并发症；3、术后三个月、一年复查。该期间住院医疗开支222985.80元，门诊开支5190.20元，住院用品、颈托、病历复制等费用1208.20元，合计在该院开支费用229384.20元。该费用中，被告罗洪翠垫付5658.10元。罗洪翠还向原告支付现金58700元。
2013年2月17日，原告周世福从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转入重庆市忠县人民医院康复治疗，转院交通费1300元由罗洪翠支付。从2013年2月17日起至今，原告在重庆市忠县人民医院康复科康复治疗。自返回忠县人民医院起，被告罗洪翠垫付原告费用14000元，被告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借支原告费用58000元。庭审中，原告主张在转回忠县人民医院康复治疗期间的费用以及被告各方此后垫付费用，在本案中不要求处理，今后另案处理。
2013年5月15日，原告周世福委托重庆市忠县司法鉴定所就其伤残程度和护理依赖程度进行司法鉴定。该所于同年5月18日分别做出渝忠司法鉴定所（2013）司鉴字第192、19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周世福颈椎骨折致高位截瘫评定为一级伤残；目前构成完全护理依赖。原告周世福预交鉴定费1300元。质证中，被告方对两份鉴定结论未提出异议。
庭审中，原告周世福就周世福完全护理依赖护理人数、残疾辅助器具、护理依赖用品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经本院委托，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于2013年9月1日作出渝东司鉴中心（2013）临鉴字第67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书鉴定意见为，周世福目前需要完全护理依赖，其护理人数建议为2人。周世福的后期需要配置轮椅、多功能活动护理床、专业睡枕、防褥疮气垫、翻身垫等，费用年限分别为：轮椅2600元／个，使用年限5年；多功能活动护理床4930元／个，使用年限为5年；专业睡枕100元／个，使用年限为半年；防褥疮气垫398元／个，使用年限半年；翻身垫40元／个，每季度需要2个。在周世福的完全护理中需要配置尿不湿、护理垫、爽身粉、湿巾纸、抽纸等用品，其中尿不湿25元／袋，每月4袋；护理垫36元／包（规格10片／包），每月5包；爽身粉23.8元，每季度一盒；湿巾纸20元／袋，每月20袋；抽纸13.6元／3包，每月9包。原告周世福预付鉴定费4500元。
庭审质证中，被告罗洪翠、高峰对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渝东司鉴中心（2013）临鉴字第67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并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被告罗洪翠、高峰认为，该鉴定报告的护理人数确定两人无依据，残疾辅助器具中轮椅和多功能活动床价格偏高；护理用品鉴定缺乏依据，其认定的尿不湿、护理垫、爽身粉、湿巾纸、抽纸等用品不属于赔偿项目。经本院通知，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员到庭接受质询，鉴定人在庭审中陈述，残疾辅助器具系根据网上报价，采取的中低端价格，使用年限系咨询其他病人而做出；护理用品范围系依据申请人周世福提交的忠县人民医院医嘱认定，价格参照了超市价格。但后来提出建议，应以实际情况为准。在被告罗洪翠和鉴定人庭审前的通话录音中，鉴定人误认为罗洪翠系原告方亲属。在通话记录中，对于护理人数，鉴定人称没有问题；认为残疾辅助器具中轮椅、多功能活动护理床没有问题，其他建议原告放弃；护理用品中，鉴定人建议原告放弃护理用品的赔偿，称该鉴定内容鉴定人在法庭上不好说，说不清楚。鉴定人接受质询时，对该通话录音无异议。因申请鉴定人出庭，被告罗洪翠支付鉴定人员出庭费用800元。
对于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的项目，本院依据鉴定人和罗洪翠的电话录音、鉴定人出庭质证意见，原、被告双方的质证意见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认定为，一是护理费的问题。护理依赖人数考虑两人，但是护理费金额按照原告提交的忠县滨江老年公寓证明每月需要3000元护理费的标准计算。二是残疾辅助器具费用的问题。轮椅和多功能活动护理床予以采信。关于睡枕，经查原告住院时原告和被告罗洪翠开支的费用中均有枕垫项目，故对于专业睡枕予以采信，但其他残疾辅助器具不予采信。三是护理用品的问题，本院以原告实际住院时护理用品的开支数额予以认定。经查，在重庆住院期间，原告和被告开支的护理用品费用为645.4元，以此计算每月护理用品费为333.83元，该费用本院在赔偿时候计入医疗费的续医开支部分。故对于鉴定意见中护理用品的鉴定意见不予采纳。
庭审还查明，被告罗洪翠给除治工作人员配备了安全帽，事故发生时候，原告未戴安全帽。国家林业局《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规定，疫木的采伐应当在当地政府或林业主管部门组织下由专业队统一实施。2009年，忠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明确，疫病的除治工作由各乡镇组建除治专业队，按照绩效承包方式开展防治。忠县林业局于2012年11月向重庆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就松材线虫病除治有关问题进行请示。请示认为，忠县当地没有专业除治公司，决定由乡镇自行承包给个人除治，由林业局对每个承包队队长（承包人）进行技术培训，各除治队队长对雇请的队员组织培训，确保除治质量。重庆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作出了原则同意忠县林业局的请示中关于除治专业队组织模式的批复。在本案中，被告高峰参加了忠县林业局2012年12月组织的松材线虫病除治专业队培训。被告高峰、罗洪翠参加了忠州镇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培训现场会。被告高峰参与多次除治专业队工作，罗洪翠系第一次从事该工作。
以上事实，有原告周世福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调查笔录、国家林业局文件、忠县人民政府通知、《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合同》、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病历以及发票、住院用品费、护理人员收入证明、交通费票据、司法鉴定意见书、残疾辅助器具购置发票、鉴定费发票，被告高峰提交的《忠县忠州镇麟风村松材线虫病除治责任承包合同》，被告罗洪翠提交的调查笔录、工资发放表、垫付费用单据、工人施工照片、与渝东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的通话录音，被告忠州镇人民政府提交的银行账单、除治专业队报名承诺书、报名登记表、《松材线虫病疫除治合同》、《松材线虫病除治技术方案》、专业队现场培训资料、除治现场检查记录、《忠县林业局关于松材线虫病除治有关问题的请示》、重庆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就《忠县林业局关于松材线虫病除治有关问题的请示》的批复、证人调查笔录、垫付费用支付凭证、周世福意外伤害保险卡，被告忠县林业局提交的除治专业队培训资料、《忠县林业局请示》、《重庆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回复》，本院委托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原、被告在庭审的陈述等证据材料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原告周世福诉称，2012年12月16日，他受被告高峰和罗洪翠雇请，在忠县忠州镇麟风村参加松材线虫病疫木的除治工作。同年12月20日上午，他在砍伐疫木时被此前砍伐后未及时放倒的另一树木倒下砸伤，经住院治疗高位截瘫，现遗留一级伤残并需终身护理依赖。忠州镇人民政府、忠县林业局作为发包人违法发包，依法应当承担责任。请求判决四被告连带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赔偿金、护理用品费、鉴定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人民币191万余元。
被告罗洪翠辩称，承包的忠州镇麟风村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工作系被告高峰将其与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签订承包合同所承包的除治工作予以部分分包而来，高峰没有收取转让费。在除治工作前自己参加了相关培训。原告周世福在工作中不听从安排，未佩戴安全帽，砍伐作业违反规定，导致事故发生，自身有较大过错。原告周世福诉请的赔偿范围与法律规定不符，关于护理用品和残疾辅助器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不科学，不应当采信，并承诺愿意依法承担相应得责任。
被告高峰辩称，因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规定，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工作承包人应为男性，他和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签订《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合同》，然后将承包的工作全部交给了被告罗洪翠，他和罗洪翠之间约定了一切事故与自己无关，由罗洪翠负责，故不应当对本案事故承担责任。
被告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辩称，被告高峰参加了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工作专业培训，可以组建专业队，作为发包人将忠州镇麟风村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工作发包给被告高峰，作为承揽合同，自己的发包没有违法；在承揽事务履行中，政府也组织人员督查，没有过错。原告在工作中不听从承揽人指挥安排，不佩戴安全帽、违章作业，存在过错。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自己的诉讼请求。
被告忠县林业局辩称，作为林业主管部门，并非本案合同发包方。林业局组织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履行了行业管理职责，不应当对本案事故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庭审中主要争议在于：一、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以及责任的划分；二、原告的损失范围认定。以下就本案证据材料以及有关法律规定认定如下：
一、关于本案民事责任主体以及责任划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周世福是在被告罗洪翠承包的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中因劳务自身受到损害，原告的工作报酬由罗洪翠支付，工作接受罗洪翠指派和管理，因此原告系提供劳务者，被告罗洪翠系接受劳务者。就本案事故发生而言，作为接受劳务者和提供劳务者均未及时清理事前砍伐未放倒的树木所存在的安全隐患，疏于对危险的防范；提供劳务过程中，原告周世福未佩戴安全帽，原告自身有一定过错，被告罗洪翠的管理人员也有管理不到位之处，因此双方存在过错。就其过错大小程度，该院认为，被告罗洪翠一方的管理责任大于原告自身过错。故认定被告罗洪翠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民事责任，原告周世福承担次要责任。
被告高峰作为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工作承包方，在合同明确约定不得转包、分包的情况下，将承包的除治工作分包给没有除治经验的被告罗洪翠，缺乏对罗洪翠的专业能力的审查，依法应当对罗洪翠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被告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是否承担责任。原告周世福主张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在发包中忽视对专业队资质的审查，默许承包人转包、在罗洪翠没有依约为施工人员购买保险情况下允许进场施工，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该院认为，依据有关规定，发包人应当与承包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前提是违法发包，即承包人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庭审中，原告并未举示关于专业队伍的资质在何部门予以授予的规定，就重庆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的批复也肯定了专业队伍的组织形式，也未提及何部门对该资质进行授权，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把除治工作发包给被告高峰，高峰系经过林业部门培训过的专业队负责人，也多次参与过相关工作，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的发包没有过错。因此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不应当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
至于忠县林业局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该院认为忠县林业局并非本案除治工作的发包主体，也非政府文件规定的除治主体，主张该局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于法无据。因此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
二、原告周世福的损失范围的认定
原告周世福主张自2013年2月17日起在忠县人民医院的康复费用在本案不予处理，故该院仅就此前的费用予以认定。同时，对此后至定残日前的住院生活费、护理费本案也不予处理。被告罗洪翠在此期间垫付的费用以及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借支的费用也不纳入本案处理。对于原告的护理用品费用纳入续医费，与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一同，结合原告目前年龄、身体状况，本院按照10年期间计算。该三项目，超过本判决确定期间后，原告有必要继续配置，可以另行主张。
现依据本案原、被告举证、质证意见，结合有关法律规定，原告的损害赔偿范围认定如下：
1、医疗费：忠县中医院急救开支医疗费2060.20元，重庆住院医疗开支222985.80元，门诊开支5190.20元，住院用品、颈托、病历复制费用1208.20元，合计231444.40元，有原告周世福和被告罗洪翠提交的票据佐证，该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未填写开支时间金额为764元，记载为住院用品的商业发票，不能表明开支的具体详情，该院不予认定。
护理用品部分，计入续医开支，即333.83元×12月×10年=40059.60元。
合计医疗费为271504元。
2、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原告主张，原告受伤至2013年2月17日止，共计住院59天，参照本地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住院伙食补助费计算为30元×59天=1770元。
3、误工费：原告伤残持续误工至定残日前一天，自受伤之日至定残日前一天共计148天，参照上年度私营农林牧渔业收入计算，其误工费为25085元／366天×148天=10143.66元。
4、营养费：原告的住院病历并无关于加强营养的记载，但考虑到原告的损伤情形，酌情支持营养费1000元。
5、交通费：原告主张交通费5263元，主要是原告子女在事故发生后返回探望以及与被告协商事故处理所发生的交通费。该院认为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交通费主要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酌情支持包括周亚军在事故发生后于2012年12月21日从深圳回重庆费用1200元以及于2013年1月3日从重庆回深圳开支960元在内的交通费，共计2500元。被告罗洪翠支付了忠县中医院转院至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以及2013年2月17日，从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转入重庆市忠县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开支合计3100元，合计交通费5600元。
6、残疾赔偿金：原告系农村居民，因本案事故造成一级伤残，伤残程度鉴定时年满63周岁，其残疾赔偿金计算为7383.27元×17年×100%=125515.59元。
7、残疾辅助器具费：依据该院采信的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原告后期需要配置的轮椅2600元／个，使用年限5年；多功能活动护理床4930元／个，使用年限为5年；专业睡枕100元／个，使用年限为半年。即轮椅费用为2600元×2个=5200元、多功能活动护理床4930元×2个=9860元、专业睡枕100元×20=2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合计17060元。
8、护理费：该费用分为住院期间护理费和定残后护理费用两部分计算。对于原告在重庆市忠县人民医院康复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原告对此期间的费用表示另案处理，故该院对该期间费用在本案不予认定。重庆住院期间，原告主张一段时间的两人护理。该院认为，在此期间，原告在该院重症监护室，有医务人员进行专门护理，其住院医疗票据中也载明护理费8000余元，故家属进行护理只需一人为宜。护理费的标准，原告提交了子女周亚军、周晓红两人的收入证明，但并未提交周亚军在该期间工资减少的证明，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提交的周晓红工资证明以及停发工资证明该院予以采信。故原告在2013年2月17日前住院期间护理费为3400元／30天×59天=6686.67元。
定残后的护理费用问题。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需要两人。关于费用标准，原告提交的忠县滨江老年公寓证明每月需要3000元护理费的标准，符合本地实际，该院予以采信。即今后护理费为3000元×12月×10年×100%=360000元。对超过该期间后，原告有必要继续护理的，可以另行解决。
综上，护理费应为366686.67元。
9、鉴定开支费用：原告诉前鉴定费用1300元、诉讼中鉴定费用450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用800元，各方均无异议，该院予以采信。鉴定费用共计6600元。
10、精神抚慰金：原告系一级伤残，需要完全护理依赖，其精神损害事实成立，参照本地生活消费实际水平酌情支持精神抚慰金20000元。
以上1-9项共计805879.92元。被告罗洪翠已支付费用为130318.30元（包括忠县人民医院急救2060.20元、重庆门诊开支5147.90元、护理用品开支510.20元、救护车开支3100元，预支原告118700元、鉴定人出庭费用800元。2013年2月17日后所垫付的费用不在内）。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判决：一、被告罗洪翠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周世福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鉴定费合计580000.00元（含罗洪翠已支付费用130318.30元）。二、被告罗洪翠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周世福精神抚慰金20000.00元。三、被告高峰对前述两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周世福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50元，减半收取4725元，由原告负担2225元，被告罗洪翠负担2500元。原告已经预交7751元，被告负担之金额在执行中迳付原告，本院预收不做清退。
周世福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四被上诉人连带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赔偿金、护理用品费、鉴定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1918614.69元。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国家林业局于2005年发布的《森林采伐作业规程》明确规定，专业森林采伐作业队伍应具有合法的资质证书。由于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和忠县林业局将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发包给被上诉人高峰，而被上诉人高峰又将部分工作发包给被上诉人罗洪翠。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知道被上诉人高峰无相应资质，且明知被上诉人高峰将工作分包给无任何资质的被上诉人罗洪翠，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和忠县林业局与被上诉人高峰、罗洪翠存在共同过错，应当对上诉人周世福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上诉人周世福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并非故意不戴安全帽，是被上诉人罗洪翠购买的安全帽不够，而且上诉人周世福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无任何过错。被上诉人未予上诉人周世福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不应当减轻被上诉人的责任；三、上诉人周世福现年64周岁，其护理用品费用、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的赔偿年限应当为20年；四、按照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护理用品费用应为174896元，即尿不湿为25元／袋／月×12个月×20年=24000元、护理垫为36元／包／月×12个月×20年=43200元、爽身粉为23.8元／盒×4盒／年×20年=1904元、湿纸巾为20元／袋×20袋／月×12个月×20年=96000元、抽纸为13.6元／3包×3包／月×12个月×20年=9792元。残疾辅助器具费应为56440元，即轮椅为2600元／个×4次=10400元、多功能活动护理床为4930元／个×4次=19720元、专业睡枕为100元／个×40次=4000元、防褥疮气垫为398元／个×40次=15920元、翻身垫为40元／个×160个=6400元；四、护理人数应当按照鉴定结论的意见为两人，护理费为每人每月2500元；五、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认定过低；六、精神抚慰金认定过低，应当支持上诉人周世福主张的80000元。
被上诉人罗洪翠答辩称：上诉人周世福在作业过程中未佩戴安全帽，而且不听从安排，其行为存在一定过错，应当减轻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忠县林业局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周世福的损失范围的认定并无不当。
被上诉人高峰答辩称：上诉人周世福系做小工，并非油锯手。
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关于是否需要资质的问题。《森林采伐作业规程》不是法律法规，只是行业标准，适用范围是国有林区，不能适用于本案。而国家林业局2012年第164号文件中只是规定组织专业队伍开展除治工作，并未规定松材线虫除治队伍需要具体的资质。而且被上诉人忠县林业局也针对本案中松材线虫病防治有关问题向重庆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进行请示，该机构专门作出了批复，同意将除治工作承包给个人，由承包人组建除治队伍，相关部门对其主要技术人员或者承包人进行统一培训，除治专业队队长或技术负责人要对除治队员进行技术培训；二、被上诉人忠州镇人民政府并不知晓高峰将松材线虫除治工作分包给罗洪翠，被上诉人在管理上没有过错；三、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周世福的损失范围的认定并无不当。
被上诉人忠县林业局答辩称：同意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忠县林业局不是发包方，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
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松材线虫病除治专业队伍是否应当具备一定资质的问题存在争议，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依职权向重庆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调查收集证据。该机构认为，对于松材线虫病除治专业队伍是否应当具备一定资质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林业局发布了相关规定，对于松材线虫病除治应当组织专业队伍，但未对专业队伍应当具备怎样的资质予以明确规定。从重庆市范围内来看，对于松材线虫病除治，都是以当地政府发包给除治公司或专业队伍的形式进行。重庆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则统一要求专业队伍是由当地政府自行组织，并由当地林业部门对其进行统一培训。而除治公司也并非具有松材线虫病除治的相应资质，这些公司只是负责病虫害的防治和药物的提供，如果发包给除治公司，也必须对除治公司的相关人员进行专门培训。对于松材线虫除治队伍应当具备相应资质的问题，不应当按照《森林采伐作业规程》的规定。该作业规程主要适用于森林、树木的培育和经营活动。
上诉人周世福对本院依法调取的重庆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的询问笔录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于人民法院依法向重庆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调取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诉人周世福是在砍伐树木过程中受伤，而《森林采伐作业规程》系适用于森林采伐的行业规范，应当予以适用。
被上诉人罗洪翠未发表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高峰未发表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未发表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忠县林业局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依法调取的重庆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的询问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进行审核认为，重庆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负责全市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及防治管理工作，而本案涉及的松材线虫病的除治属于其职权范围。对于其关于松材线虫病除治队伍是否应当具有相应资质的问题的陈述，本院予以采信。对于上诉人周世福向本院提供的国家林业局发布的《森林采伐作业规程》，虽然该规程明确规定，专业森林采伐作业队伍应具有合法的资质证书，但是该规程的术语和定义部分对森林采伐进行了专门的解释，即森林采伐系对森林和林木所进行的根据生产需要和树木的生长特性，将森林中的林木伐倒和集运出伐区，并清理和恢复森林的一项经营活动。而松材线虫病的除治过程中虽不可避免要对树木进行砍伐，但松材线虫病的除治工作并非一项经营活动，不属于该规程所解释的森林采伐范围。同时，国家林业局发布的《松材线虫病疫木清理技术规范》的术语和定义部分对松材线虫病疫木清理作出了解释，即采取择伐、皆伐和除害处理等措施，砍伐发病松林中的松材线虫病死木，杀灭其携带的松材线虫传播媒介昆虫。本案上诉人周世福系在松材线虫病疫木的清理过程中受伤，而该行业标准的清理技术部分亦规定了组织专业队对病枯死树进行砍伐。因此对于松材线虫除治队伍是否应当具备相应资质的问题不应当适用《森林采伐作业规程》。而应适用《松材线虫病疫木情理技术规范》。同时国务院办公厅于2002年4月12日发布的国办发明电（2002）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松材线虫病预防和除治工作的通知以及国家林业局于2002年颁布的国家林业局林造发（2002）164号《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亦规定，对于松材线虫病疫木的采伐应在当地政府或林业主管部门组织下由专业队统一实施。本院依法调取的重庆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的询问笔录中已对专业队进一步进行了解释，也即重庆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关于《忠县林业局关于松材线虫病防治有关问题的请示》的批复中提到的以乡镇为单位，将除治工作承包给个人，由承包人组建除治队伍。而在本案中，被上诉人高峰组织了相应人员，具备相应的设备，而且被上诉人忠县林业局对包括被上诉人高峰在内的当地范围内的所有从事松材线虫除治工作的承包人进行了专门的培训。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亦对被上诉人高峰组织的除治队伍进行了现场培训。故本院对被上诉人高峰组织的除治队伍具有相应资质，系从事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工作专业队伍的事实予以确认。
在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周世福向本院申请保全被上诉人罗洪翠和高峰在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处的工程款、被上诉人罗洪翠分别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镇辅仁路8号2栋30-3号房屋和重庆市忠县忠州镇中博支路1号附3号2-2的房屋各一套以及被上诉人高峰位于重庆市忠县忠州镇大桥路9号9-1房屋一套，并以其子周福辉和儿媳霍本鸿所有的位于重庆经开区明佳路9号3-11-3房屋一套作为担保。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对被上诉人罗洪翠和高峰在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处的158655元工程款予以扣留，对被上诉人罗洪翠位于重庆市忠县忠州镇中博支路1号附3号2-2的房屋一套、对被上诉人高峰和谈华琼位于重庆市忠县忠州镇大桥路9号9-1房屋一套予以查封。
二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本案的上诉请求以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本案的责任主体的问题；二、本案的责任划分问题；三、上诉人周世福的损害赔偿范围的认定问题。本院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评判如下：
一、本案的责任主体的问题
关于本案责任主体的问题，双方当事人的争议在于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和忠县林业局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而上诉人周世福认为，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和忠县林业局与被上诉人高峰、罗洪翠存在共同过错，应当对上诉人周世福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上诉人周世福提出的国家林业局发布的《森林采伐作业规程》明确规定，专业森林采伐作业队伍应具有合法的资质证书，但是该规程的术语和定义部分对森林采伐进行了专门的解释，即森林采伐系对森林和林木所进行的根据生产需要和树木的生长特性，将森林中的林木伐倒和集运出伐区，并清理和恢复森林的一项经营活动。而松材线虫病的除治过程中虽不可避免要对树木进行砍伐，但松材线虫病的除治工作并非一项经营活动，不属于该规程所解释的森林采伐范围。同时，国家林业局发布的《松材线虫病疫木清理技术规范》的术语和定义部分对松材线虫病疫木清理作出了解释，即采取择伐、皆伐和除害处理等措施，砍伐发病松林中的松材线虫病死木，杀灭其携带的松材线虫传播媒介昆虫。本案上诉人周世福系在松材线虫病疫木的清理过程中受伤，而该行业标准的清理技术部分亦规定了组织专业队对病枯死树进行砍伐。因此对于松材线虫除治队伍是否应当具备相应资质的问题不应当适用《森林采伐作业规程》。而且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在与被上诉人高峰签订的《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合同》中明确约定，禁止转包、分包。上诉人周世福以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将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工作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被上诉人高峰，且明知被上诉人高峰将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工作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被上诉人罗洪翠为由，主张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承担连带责任，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周世福提出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但是国家林业局林造发（2011）183号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系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按照“政府主导、属地管理”的原则，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既是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的发包人又对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有监督管理的职责。上诉人周世福在从事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过程中，被砍伐后未放倒的树木倒下致伤，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对在砍伐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隐患未尽到足够的监管职责，应当对上诉人周世福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而被上诉人忠县林业局并非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的发包人，而且在本案中涉及的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开始前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专门培训，被上诉人忠县林业局尽到了必要的监管职责，不应对上诉人周世福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二、本案的责任划分问题
上诉人周世福系被上诉人罗洪翠雇请从事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工作，双方形成劳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上诉人周世福作为提供劳务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应当根据接受劳务一方和提供劳务一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上诉人周世福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未按照一般惯例从下而上砍伐树木，而且在砍伐树木后并未将其放倒，进而出现安全隐患，致使其被砍伐后未放倒的树木倒下致伤。其行为存在一定过错。而被上诉人罗红翠作为接受劳务方，未尽到必要的监管职责，对在上诉人周世福等人提供劳务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隐患并未加以提醒并进行制止，其行为存在较大过错。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既是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工作的发包人又对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工作有监督管理的职责。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对砍伐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隐患未尽到足够的监管职责，其行为亦存在一定过错。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比例，被上诉人罗洪翠应当对上诉人周世福的损害后果承担70%的责任，被上诉人忠县忠州镇人民政府应当对上诉人周世福的损害后果承担15%的责任。上诉人周世福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亦存在一定过错，应当自行承担15%的责任。被上诉人高峰将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工作发包给不具备除治经验的被上诉人罗洪翠，其行为与被上诉人罗洪翠构成共同过错，应与被上诉人罗洪翠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上诉人周世福的损害赔偿范围的认定问题
对于上诉人周世福的损害赔偿范围的认定问题，双方当事人存在以下几个争议焦点：一是上诉人周世福的护理期限和残疾辅助器具、护理用品的赔偿期限问题；二是护理用品的赔偿数额问题；三是护理费的赔偿数额问题；四是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的赔偿数额问题；五是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数额问题。
（一）上诉人周世福的护理期限和残疾辅助器具、护理用品的赔偿期限问题。对于护理期限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于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本案中上诉人周世福因伤致一级伤残，需要完全护理依赖，而其系1949年12月30日出生，现年64岁，结合其年龄和健康状况等因素，一审判决认定护理期限为十年并无不当。而对于残疾辅助器具的赔偿期限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在本案中，上诉人周世福并未提供配制机构或者鉴定机构关于辅助器具的赔偿期限的意见。而一审判决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残疾辅助器具的赔偿期限并无不当。至于护理用品的赔偿期限，一审判决也是根据上诉人周世福的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该认定亦无不当。况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对于超过确定的护理期限、辅助器具费给付年限的，赔偿权利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确需继续护理、配制辅助器具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赔偿义务人继续给付五至十年。如上诉人周世福在超过本判决所确定的给付期限，仍需继续护理、配制辅助器具的，可待本判决所确定的给付期限届满后再行主张。
（二）护理用品的赔偿数额问题。对于护理用品的赔偿数额问题，主要涉及上诉人周世福主张的尿不湿、护理垫、爽身粉、湿纸巾、抽纸的合理性的问题。上诉人周世福将专业睡枕、防褥疮气垫、翻身垫认定为残疾辅助器具予以主张。但残疾辅助器具是指，因伤致残的受害人为补偿其遭受创伤的肢体器官功能、辅助其实现生活自理或者从事生产劳动而购买、配制的生活自助器具。专业睡枕、防褥疮气垫、翻身垫系受害人在康复治疗期间用于康复治疗所需的护理用品，不能认定为残疾辅助器具，故，应予与其主张的尿不湿、护理垫、爽身粉、湿纸巾、抽纸一起作为护理用品予以认定。对于上诉人周世福主张的尿不湿、护理垫、爽身粉、湿纸巾、抽纸、防褥疮气垫、翻身垫系其在重庆市忠县人民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时，由该院康复科主管医生告知上诉人周世福的家属就其在康复治疗过程所需的护理用品。本案中，上诉人周世福提供了重庆市忠县人民医院医患沟通记录和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证明上诉人周世福在康复治疗过程中确需尿不湿、爽身粉、湿纸巾、抽纸、防褥疮气垫、翻身垫，但是从其在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治疗的状况来看，上诉人周世福在该院治疗期间，有部分支出系护理用品。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周世福提供的其在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治疗期间实际发生的护理用品费用作为认定其所需的护理用品费用标准并无不当。
（三）护理费的赔偿数额问题
对于护理费的赔偿数额问题，主要涉及上诉人周世福定残后的护理人数的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在本案中，上诉人周世福在一审诉讼中向人民法院提供了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渝东司鉴中心（2013）临鉴字第67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建议护理人数为2人。但是上诉人周世福在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该鉴定意见之前向人民法院提供忠县滨江老年公寓的证明一份，该证明证实根据上诉人周世','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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