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杭西民初字第2112号
原告：浙江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道领。
委托代理人：贺宝健、叶乃涛。
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世纪新城支行。
负责人：李嬿。
委托代理人：周宜人。
委托代理人：卢燎峰。
原告浙江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纺织品公司）诉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世纪新城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于2013年9月1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后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并于2014年5月14日进行了第二次开庭审理。原告纺织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贺宝健、叶乃涛，被告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周宜人、卢燎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纺织品公司诉称：2008年5月20日，在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客户经理沈磊的主动联系安排下，纺织品公司在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开立了一般存款账户，账号为80×××3001（以下简称3001账户）。截止2009年4月29日，纺织品公司合计存入该账户款项为77100000元，合计要求划付款项57200000元，计入该账户中的活期存款利息161780.64元和扣费30元，结余金额为20061750.64元。该结余金额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递交的相应的月度对账单显示的余额一致。2009年5月11日，纺织品公司持印鉴到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查账，发现该账户截止2009年4月29日的余额为39190.46元，与纺织品公司先前收到的月度对账单显示的余额存在重大差异。之后，纺织品公司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就储蓄存款合同是否成立、有效以及赔偿责任等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遂产生纠纷。纺织品公司先后向本院提起诉讼并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支付相应款项并赔偿利息损失。2013年6月19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杭民终字第57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纺织品公司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但该合同因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应认定无效，对纺织品公司基于合同有效向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主张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纺织品公司可就所受损失另行主张权利。现纺织品公司认为，沈磊利用其在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担任客户经理职务取得纺织品公司的信任，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负责开户的工作人员鲍波平、蒋亦兰在开户审查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未按照银行内部管理规定将开户资料、对账单、印鉴卡等资料交给纺织品公司，最终造成纺织品公司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之间储蓄存款合同无效，沈磊等犯罪分子得以实施犯罪行为窃取纺织品公司在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开立的3001账户中的存款，并致使纺织品公司遭受损失。纺织品公司遭受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存款本金、利息、诉讼费、律师费等）全部系因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的过错造成，但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却拒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前述损失截止2013年8月28日共计22127860.99元，包括，1、2009年4月29日账户余额20061750.64元，减去2009年5月11日纺织品公司自行划出的金额1730元，加上前述款项在2009年4月29日至2013年8月28日期间的利息4224640.35元［（20061750.64-1730）＊年贷款利率4.86%／12个月×52个月］，减去2012年1月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退回的赃款2941606元，计21343054.99元；2、（2013）浙杭民终字第574号案件的一、二审诉讼费306106元、律师费378700元和本案的律师费100000元，计784806元。故纺织品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赔偿给纺织品公司造成的损失22127860.99元，并赔偿该款项自2013年8月29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009年9月15日的六个月以内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4.86%）计算的利息损失；2、由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辩称：一、纺织品公司主张的损失与实际不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杭刑初字第14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纺织品公司的实际损失数额为1570万余元，此后纺织品公司又在刑事追赃程序中分配到2941606元，故纺织品公司的损失应为12758394元。二、本案中不应计算利息损失。本案涉及沈磊的犯罪行为给纺织品公司造成的损失，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纺织品公司仅能主张直接损失，不应计算利息损失。三、纺织品公司所受损失主要是由于纺织品公司与犯罪分子沈磊恶意串通，放任沈磊拆借资金给第三方以实现纺织品公司的高息收入所致，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对此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纺织品公司要求由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承担因诉讼支出的律师费和诉讼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纺织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纺织品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开立单位银行结算帐户申请书》；
2、中国银行《帐户开／销户确认书》；
3、基本帐户开户行提供的证明。
以上证据1-3，证明纺织品公司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之间的银行结算合同关系、存款合同关系成立。
4、3001账户的对帐单（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客户经理沈磊递交的月度对帐单）。证明该对帐单显示在2008年5月20日至2009年4月29日的期间，纺织品公司合计存入款项77100000元，合计要求划付款项57200000元，另有计入该帐户的活期存款利息161780.64元和扣费30元，结余金额为20061750.64元。
5、纺织品公司的记帐凭证和相应的财务凭证。证明纺织品公司的财务资料显示在2008年5月20日至2009年4月29日的期间，纺织品公司合计存入3001账户77100000元，合计要求划付款项57200000元，活期存款利息161780.64元和扣费30元的事实。
6、银行询证函；
7、杭州市公安局杭公经调字（2009）1-33号调取证据通知书；
8、杭州市公安局调取证据清单。
以上证据6-8，证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出具的银行询证函显示截止到2008年12月31日，纺织品公司在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开立的3001账户的余额为31139496.76元，与证据4所涉对帐单的数据一致。
9、2009年5月11日纺织品公司的记帐凭证以及相应的结算收费凭证、支票存根、进帐单。证明2009年5月11日，纺织品公司财务人员凭纺织品公司的印鉴，通过3001账户顺利购买支票一次、划款一次。
10、中国银行转帐支票存根；
11、中国银行退款通知书②（扣款通知）；
12、中国银行退款通知书③（退款理由书）。
以上证据10-12，证明2009年6月17日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拒绝纺织品公司划款的事实。
13、纺织品公司于2009年5月11日通过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柜台取得的3001账户对帐单。证明该账户内部分进出款项未经纺织品公司认可的事实。
14、部分进出款项的明细底单。证明纺织品公司对该些款项的进出均不知情。
15、浙大司法鉴定中心（2011）文鉴字第145号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开立单位银行结算帐户申请书》、17笔转帐支票（涉及金额57200000元）和2009年5月11日的30元结算收费凭证上的纺织品公司印章和何志亮印章是真实的。
16、沈磊的名片。证明沈磊系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的工作人员。
17、沈磊的身份证。证明沈磊的身份情况。
18、公安机关于2009年5月26日、7月30日对鲍波平的询问笔录各一份；
19、公安机关于2009年5月26日、7月30日对蒋亦兰的询问笔录各一份。
以上证据18、19，证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在本案所涉业务办理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
20、公安机关于2009年6月9日对张卫民的讯问笔录。证明在2008年5月开立3001账户时，纺织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到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处，在工作场所将盖了纺织品公司印章的印鉴卡、开户申请书等资料交给了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工作人员沈磊。
21、公安机关于2010年3月3日对孟涛的询问笔录。证明2008年5月，根据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工作人员沈磊所述，孟涛认为所谓“运作”是指银行将存款借给别的单位进行投资，并非沈磊个人行为。
22、杭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杭公物鉴（文检）字（2009）79号印文鉴定书。证明另有一套印鉴卡启用日期是2008年6月4日。
23、本院（2009）杭西商初字第197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纺织品公司曾提起诉讼主张权利。
24、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杭刑初字第141号刑事判决书；
25、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浙刑二终字第16号刑事裁定书。
以上证据24、25，证明与本案有关的刑事案件已经审结。
26、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0）杭上刑初字第202号刑事判决书。证明纺织品公司的工作人员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的工作人员并非共同犯罪。
27、本院（2011）杭西民初字第1863号民事判决书；
28、本院开具的浙江省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预收）；
29、2009年5月22日纺织品公司与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订立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律师费发票2张；
30、纺织品公司与浙ＸＸ盛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咨询服务合同》，法律费发票1张；
31、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民终字第574号民事判决书；
32、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具的浙江省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结算）；
33、2013年1月24日纺织品公司与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订立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法律费发票1张；
34、2013年8月19日纺织品公司与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订立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律师费发票1张。
以上证据27-34，证明纺织品公司有权就其所受损失另行主张权利；纺织品公司为了向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主张权利而支付的相应诉讼费和律师费。
35、编号为09ARJ024的《中国银行人民币借款合同》以及相应的记帐凭证、借款借据；
36、编号为09ARJ044的《中国银行人民币借款合同》以及相应的记帐凭证、借款借据。
以上证据35、36，证明贷款利率计算依据以及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给纺织品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事实。
被告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3001账户的交易流水。证明该帐户共计有1.3亿元的资金进出，纺织品公司77100000元款项打入该账户后即被犯罪分子划走；该帐户被犯罪分子沈磊实际控制。
2、公安机关于2009年12月7日对钱建强的询问笔录；
3、公安机关于2009年12月7日对钱宝强的询问笔录；
4、公安机关于2009年11月30日对沈磊的讯问笔录；
5、公安机关于2009年6月10日对张媛媛的讯问笔录；
6、公安机关于2009年12月17日对张卫民的讯问笔录；
7、公安机关于2009年6月27日对金刚的询问笔录；
8、2009年6月23日葛伟出具的《关于与张卫民接触的情况》。
以上证据2-8，证明纺织品公司对其资金被犯罪分子用于非法拆借是明知的，对于其中50000000元资金，纺织品公司事先与用资人谈妥用资方案；纺织品公司从事非法资金拆借的目的是获取非法高息；纺织品公司明知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没有支付高息、特别是现金支付高息的可能，而与犯罪分子共同利用银行平台，存在向银行转嫁风险的故意。
9、公安机关于2009年10月22日对沈磊的讯问笔录；
10、公安机关于2009年6月12日对方红珠的讯问笔录；
11、公安机关于2009年12月15日对沈磊的讯问笔录；
12、公安机关于2009年6月25日对张卫民的讯问笔录。
以上证据9-12，证明纺织品公司为了进行资金拆借到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开户，但在开户过程中未临柜办理开户，而是将开户资料交给了犯罪分子，使得犯罪分子调换预留印鉴，实际控制了3001账户；纺织品公司在非银行营业场所获取犯罪分子支付的高额利息，且系纺织品公司的款项到账后立即现金收取，纺织品公司应当知道其资金并非正常的银行存款，而是被沈磊在体外循环使用。
13、公安机关于2009年12月4日对胡卓也的询问笔录；
14、公安机关于2009年6月9日对孟涛的询问笔录；
15、公安机关于2009年6月29日对吴竞勤的询问笔录。
以上证据13-15，证明纺织品公司将空白转账支票交由沈磊保管并使用，自身从未买过支票，已经严重超越常理并违反企业财务制度，纺织品公司有配合沈磊进行资金拆借的行为。
16、公安机关于2009年12月4日对吕华伶的询问笔录。证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依法向纺织品公司投递正确的对帐单，纺织品公司在明知与沈磊等事先伪造的对帐单不符的情况下，仍对该对帐单进行了确认，从而使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难以发现沈磊等人的犯罪行为，即纺织品公司存在配合犯罪分子掩盖非法资金拆借的行为。
17、公安机关于2009年6月23日对舒俊毅的讯问笔录。证明对于虚假的对账单的错误，纺织品公司的代表张卫民提示沈磊重新制作以掩盖资金拆借的事实，沈磊笔录中的内容可与此相印证。
18、公安机关于2009年6月19日对张卫民的讯问笔录；
19、公安机关于2009年7月16日对吴竞勤的询问笔录。
以上证据18、19，证明纺织品公司已经知道沈磊的诈骗行为可能导致资金损失时，不仅没有及时报案，而是继续提供资金帮助沈磊掩盖犯罪事实，导致损失扩大。
20、公安机关于2009年6月23日对姚华军的讯问笔录。证明纺织品公司在收到沈磊控制的一公司的1000000元款项后直接以纺织品公司自己的回款入账，且部分回款系犯罪分子操作，纺织品公司也予以认可，即纺织品公司明知其账户被犯罪分子控制、使用，且接受了相应的体外循环的资金。
经质证，关于原告纺织品公司提供的证据，被告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3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申请书上纺织品公司的公章系沈磊伪造，且纺织品公司不认可预留印鉴，不能证明纺织品公司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成立储蓄合同关系；证据4系沈磊等犯罪分子伪造，证据5为纺织品公司单方制作的材料，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3001账户仅计算活期存款利率，而事实上纺织品公司额外收取了高额利息，反而可以证明纺织品公司与沈磊串通，通过沈磊对外拆借资金实现其高息收入；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没有出具该询证函，相关印章是伪造的；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只能证明公安机关向纺织品公司调取了证据6所涉询证函，不能证明该询证函本身的真实性，该询证函是犯罪分子的手段；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2009年5月11日公安机关已经开始侦查，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让纺织品公司购买支票是为了配合公安机关侦查避免打草惊蛇以便发现真正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证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存在过错；对证据10-1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拒绝划款是因为公安机关冻结了3001账户；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无法证明纺织品公司的待证内容，3001账户实际被犯罪分子控制，而纺织品公司与犯罪分子有串通行为；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纺织品公司不知情，从本案其他证据看，纺织品公司同意沈磊等犯罪分子使用3001账户；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纺织品公司单方委托进行鉴定，且鉴定所涉检材、样本均为复印件，故对该鉴定结论不予认可；对证据16、17没有异议，但不能以沈磊为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工作人员即要求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承担赔偿责任，纺织品公司与沈磊串通拆借资金，相应的风险不能由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承担；对证据18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鲍波平陈述的内容并不全面客观，开户是纺织品公司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的双方行为，开户应提交原件不仅是对银行的要求，也是对客户的要求，鲍波平接收的客户资料是本件与原件核对一致的，纺织品公司没有派员临柜办理开户，而是将开户资料交给沈磊，存在过错，关于预留印鉴的问题，银行并非必须直接交付，也可存放保险柜由纺织品公司自行提取，纺织品公司至案发一直未领取，期间已发生多笔业务，纺织品公司从不自行办理，而是委托沈磊划款，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个别工作人员虽存在过失，但该过失不是导致纺织品公司损失的原因；对证据19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8；对证据20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从沈磊的笔录看，纺织品公司并非在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交付开户资料，张卫民的供述不实，且该证据反而可以证明纺织品公司获取高额利息以及明知账户在一段时间内不得查询、不得转账、不得支取、不得抵押的情况，即其放任沈磊使用其存款；对证据2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借款给别的单位，该笔录可以反映纺织品公司明知且同意其资金借给别的单位以获取投资收益；对证据22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所涉印鉴卡系公安机关从银行存档资料中调取，由于查档时发现启用时间空白，故填写了2008年6月4日的日期，实际启用时间为2008年5月20日，不存在两套印鉴卡的情况；对证据23-2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杭刑初字第141号刑事判决认定沈磊在开户过程中将纺织品公司等被害单位预留在银行的印鉴卡掉换成伪造的印章制作的印鉴卡，即不存在两套印鉴卡的问题，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0）杭上刑初字第202号刑事判决认定纺织品公司在3001账户的77100000元款项是用于沈磊拆借资金以获取高额利息，且之后纺织品公司在明知3001账户资金被沈磊个人对外拆借且已不能按时回款时仍将1100000元出借给沈磊以掩盖犯罪事实，反而可以证明纺织品公司放任沈磊的犯罪行为；对证据27-3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纺织品公司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与本案无关联性，且系纺织品公司不当行使诉权所致，不应由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承担；对证据35、3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纺织品公司因3001账户而遭受的损失系沈磊等犯罪分子的行为所致，纺织品公司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无效，3001账户的利息不应考虑，纺织品公司另行贷款的利息损失与本案讼争损失更无因果关系。
关于被告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提交的证据，原告纺织品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不予认可，3001账户有77100000元款项存入，纺织品公司用自己的印鉴支取57200000元，若如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所述预留的印鉴是虚假的，则纺织品公司不可能自行取回该些款项，3001账户在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开立，该账户由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控制；对证据2-3的证明对象有异议，钱建强、钱宝强在笔录中表示系银行运作资金，而不是说由沈磊运作资金；对证据4的证明对象不予认可，不排除沈磊为了推卸责任而作虚假陈述；对证据5的证明对象有异议，仅是张媛媛的一面之词，不排除张媛媛为了推卸责任而作虚假陈述；对证据6、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8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说明系葛伟为推卸责任而作的陈述；对证据9的证明对象有异议，纺织品公司不清楚虚假的印章在谁的手上；对证据10的证明对象不予认可，纺织品公司不清楚且无法判断是否系李瑞锋将纺织品公司的开户资料交给方红珠，事实上纺织品公司去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开户并取得了开户申请书，对之后的情况不清楚，预留印鉴是在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控制下被犯罪分子替换的，应责令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提供所有的开户手续，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应对纺织品公司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对纺织品公司的损失存在重大过错；对证据11、12的证明对象有异议，纺织品公司获得高息是到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做业务的条件之一，纺织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到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的工作人员有过接触，纺织品公司能够获得双方约定的利息；对证据13-15的证明对象有异议，纺织品公司基于对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工作人员沈磊的信任将空白支票交给沈磊，空白支票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作用，纺织品公司支取的每笔款项都是在沈磊把空白支票拿到纺织品公司经纺织品公司加盖印章后支取的；对证据1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纺织品公司的财务人员由于疏忽或基于对银行的信任错盖印章是可以理解的，不能证明纺织品公司配合犯罪分子掩盖资金拆借行为；对证据17的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舒俊毅作了虚假的陈述；对证据18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张卫民所述“在2008年12月之前，我其实已经知道我们公司存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的钱已经被沈磊划走了”是事实，但在2008年11月10日再提供1100000元给沈磊是为了收回被划走的款项，之后沈磊确实又返还了1000余万元，且新交付的1100000元也划回给纺织品公司；对证据1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同对证据18的质证意见；对证据20的证明对象有异议，2009年4月29日的1000000元回款发生在张卫民知道纺织品公司的存款已被沈磊动用的情况下，张卫民只是为了收回纺织品公司的款项，其行为是合理、恰当的，不能证明纺织品公司明知3001账户被沈磊等犯罪分子控制。
本院审查后认为，一、纺织品公司提交的证据1-3的形式真实性没有争议，可以证明纺织品公司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相关理由本院在（2011）杭西民初字第1863号民事判决书中已作阐述，本案中不再复述；纺织品公司提交的证据16、17的真实性没有争议，可以证明沈磊的身份情况，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
二、纺织品公司提交的证据4系沈磊等伪造，证据5系纺织品公司的单方记账凭证，不能真实反映3001账户内的资金进出情况，证据6-8虽可以证明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调取银行询证函的情况，但该银行询证函并非会计师事务所直接送达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而系张卫民在明知3001账户的存款已被对外拆借的情况下交给沈磊确认，不符合正常流程，均不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纺织品公司提交的证据13和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争议，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3001账户的资金进出情况应以此确定；纺织品公司提交的证据14涉及沈磊等人存入和划出3001账户的款项，纺织品公司明知其在3001账户的资金用于拆借给他人以获取高息收益，故纺织品公司对该些资金的具体流转是否明知不影响本案的责任认定；纺织品公司提交的证据9-12的真实性没有争议，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纺织品公司提交的证据15系纺织品公司单方委托形成的鉴定意见书，且所涉文书鉴定检材均为复印件，故不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但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经自行核对，已向本院确认纺织品公司认可的2008年6月23日至2009年4月29日支取的17笔款项（共计56200000元）和2009年5月11日支取的款项所涉印鉴与银行预留印鉴卡上的印鉴不一致，故可以认定3001账户存在纺织品公司真实印鉴和沈磊等人伪造的印鉴均可以取款的情况，本院不再进行鉴定；纺织品公司提交的证据22的形式真实性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但根据（2010）浙杭刑初字第141号刑事判决查明的情况看，特别是公安机关对方红珠的讯问笔录（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提交的证据10）看，纺织品公司关于其真实的印鉴卡在启用之后被调换的意见不能成立。
三、纺织品公司提交的证据23-27、31均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纺织品公司提交的证据18-21和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提交的证据2-20均系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依职权制作的笔录，对其形式真实性应予认定，有关事实本院将结合生效的（2010）浙杭刑初字第141号、（2010）杭上刑初字第20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作出综合认定。
四、纺织品公司提交的证据28-30、32-34的真实性没有争议，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所涉诉讼费、律师费是否应由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承担赔偿责任，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作出认定；证据35、36无法显示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
综上，根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纺织品公司有闲散资金欲进行投资。2008年5月，时任纺织品公司财务部经理的张卫民从钱宝强处听说如存款单位承诺在一年内不支取存款，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可将存款进行资金拆借并以此向存款单位支付高额利息，故经钱宝强介绍与时任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的客户经理沈磊结识。沈磊表示，如在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开户并承诺在一定时间内对存款不查询、不转账、不支取、不抵押，可在活期存款利息外获取年利率15%-18%的收益。为此，纺织品公司同意到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开户，并将《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中国银行人民币单位结算账户管理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外部客户对账服务协议》、预留银行印鉴卡、营业执照复印件等开户资料交给沈磊代办，但未签署承诺书。随后，沈磊伙同李瑞锋私刻纺织品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印鉴，调换了纺织品公司的预留银行印鉴卡，指使同伙方红珠使用伪造的纺织品公司印章到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开户。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于2008年5月20日为纺织品公司开立了性质为一般存款账户的3001账户。
2008年5月23日、6月5日、6月19日、6月26日、7月22日、8月4日、9月3日、9月28日，纺织品公司分别将25000000元、5000000元、1000000元、20000000元、5000000元、15000000元、4000000元、1000000元存入3001账户，共计76000000元。前述款项入账后，纺织品公司随即分别收到沈磊以现金方式交付的利息2250000元、100000元、20000元、120000元、80000元、500000元、180000元、10000元（利率按存款时间长短而浮动）；同时，沈磊、李瑞锋等人使用伪造的纺织品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印鉴，以纺织品公司名义购买转账支票、汇票申请书，通过开具转账支票、汇票等方式将3001账户的存款划出拆借他人，待约定存款时间届至时再将相关款项划回3001账户。纺织品公司在需取回存款时，在沈磊提供的转账支票上盖其真实印鉴并交给沈磊，由沈磊办理将存款划至纺织品公司其他账户事宜。截至2008年11月4日，2008年8月4日存入的15000000元款项到期后仅划回7000000元，而2008年5月23日存入的25000000元将于2008年11月22日到期，其余款项纺织品公司均已取回。此时，沈磊以需要资金周转以归还其他单位的拆借款项为由向张卫民寻求帮助，张卫民在明知3001账户内的纺织品公司资金已被李瑞锋、沈磊个人对外拆借且已无法按时回款的情况下，未向纺织品公司领导汇报，擅自决定并要求财务人员再将款项汇入3001账户。纺织品公司于2008年11月10日、11月11日将共计1100000元存入3001账户。后，沈磊除归还了该1100000元外，另归还13100000元给纺织品公司（其中12100000元通过3001账户操作，另1000000元于2008年12月15日通过杭州甘霖贸易有限公司直接汇入纺织品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开立的基本户）。截至2009年4月29日，纺织品公司存入3001账户共计77100000元，取回57200000元（其中2008年12月15日的1000000元未经3001账户），而3001账户内存款余额仅为39190.46元；同时，纺织品公司在银行账户外共计现金收取了沈磊支付的利息（含张卫民上交的沈磊给的好处费）4170000元。
2009年5月11日，纺织品公司使用其真实印鉴到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调取3001账户对账单，向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购得转账支票一本（从3001账户扣款30元）并以转账支票从3001账户划出资金1700元。
2009年5月22日，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的上级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就纺织品公司、宁波高新区玫瑰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杭州江日广告有限公司、杭州康桥镇西杨村经济合作社的账户余额与企业账目不符问题认为客户经理沈磊有重大诈骗资金嫌疑而向杭州市公安局报案。杭州市公安局当日即以沈磊涉嫌合同诈骗进行立案侦查。
2009年6月16日，纺织品公司欲再次使用转账支票从3001账户划款，被以“根据公安要求，该账户资料集中封存保管，正在检查鉴定，因此无法核印，退票”为由而退票。
2009年7月29日，纺织品公司以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为由将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诉至本院，要求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支付款项20060020.64元并赔偿自2009年7月29日开始的利息损失，即本院（2009）杭西商初字第1976号案件。因杭州市公安局已就沈磊涉嫌合同诈骗进行立案侦查，本院于2009年9月5日裁定驳回纺织品公司的起诉。
2010年12月21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浙杭刑初字第141号刑事判决书，查明“2008年5月至2009年4月间，沈磊伙同李瑞锋（另案处理）等人或单独结伙以拉存款为名，以支付高额利息诱使捷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纺织品公司、浙江中大华瑞经贸有限公司、杭州康桥镇西杨村经济合作社、浙江省公安厅新闻传媒中心、杭州我爱我家房屋租赁有限公司、杭州江日广告有限公司、杭州康源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浙ＸＸ商控股有限公司、宁波高新区玫瑰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平安时报社等被害单位到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中国民生银行杭州西湖支行、中国光大银行杭州钱江支行开户并存款。沈磊以银行工作人员身份或指使他人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以代办开户为名骗取被害单位开户资料和预留银行印鉴卡，并伪造了被害单位的印章。后在开户过程中将被害单位的预留银行印鉴卡调换成以伪造的印章制作的印鉴卡。在被害单位存款入账后，被告人沈磊等人即以被害单位名义，使用伪造的印章，通过开具汇票、本票、支票或汇款凭证等方式将共计2.1亿余元人民币存款划出，将上述所得钱款用于填补先前的资金漏洞、支付高额利息和好处费、放款赚取利差、个人使用及挥霍等。至案发时，造成被害单位损失共计人民币7630余万元。被告人张媛媛、葛忠伟、舒俊毅、毛盛、胡建平、姚华军在明知被告人沈磊用上述手段进行诈骗的情况下仍予以帮助。具体如下：1、…。2、2008年5月至2008年11月，被告人沈磊伙同李瑞锋、方红珠（均另案处理）等人用上述手段以开具汇票、转账支票等方式骗取纺织品公司存入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的人民币7710万元，后归还人民币5720余万元，支付利息人民币417万元，造成实际损失人民币1570余万元。3、…”，认定其中沈磊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判决已依法扣押的赃款赃物均予以追缴，按比例发还被害单位，同时责令沈磊等七名被告人退赔其余违法所得，发还被害单位。后舒俊毅、毛盛、胡建平、姚华军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1日作出（2011）浙刑二终字第16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1年7月，纺织品公司再次以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为由将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诉至本院，要求判令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支付款项20060020.64元并赔偿自2009年7月29日开始的利息损失，即本院（2011）杭西民初字第1863号案件。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释明其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属无效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后，纺织品公司表示坚持其诉讼请求。2012年12月，本院作出（2011）杭西民初字第1863号民事判决，认为讼争储蓄存款合同成立，但沈磊系利用伪造的纺织品公司的开户资料尤其是印鉴卡开立3001账户，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在误以为开户资料真实的情况下作出了接受开户的意思表示，因此纺织品公司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订立储蓄合同的意思表示均系双方受欺骗而作出，同时沈磊等犯罪分子私刻印章用以欺骗纺织品公司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并以开具汇票凭证形式骗取存款，其开户及转账行为系为进行票据诈骗及金融凭证诈骗犯罪而实施，该行为已为生效的刑事判决书确认为犯罪行为，不具有合法性，纺织品公司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应属无效，纺织品公司基于合同有效向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主张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的请求应予驳回，故判决驳回纺织品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3053元由纺织品公司负担。纺织品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9日作出（2013）浙杭民终字第57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讼争纠纷由沈磊等通过金融凭证诈骗及票据诈骗行为而引发，纺织品公司系被害单位，故讼争合同因前述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而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合法性评价，应认定无效，合同无效后应按双方过错认定各自承担相应责任，纺织品公司经原审法院释明后仍坚持主张合同有效，不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法院驳回纺织品公司要求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还本付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3053元由纺织品公司负担。
另查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在开户时未审核纺织品公司的营业执照等证照原件、经办人员的授权委托书材料；在开户后，未通知纺织品公司取回预留印鉴卡。《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外部客户对账服务协议》中载明的纺织品公司的对账联系人为方红珠。
纺织品公司通过沈磊取得伪造的3001账户对帐单制作会计报表。2008年7月，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通过邮政快递人员向纺织品公司投递2008年6月的对账单要求予以核对。张卫民在明知该对账单余额与沈磊提供的对账单不一致时，仍要求财务人员盖章确认该对账单无误；并通知沈磊更改对账单投递地址。2008年8月，沈磊递交的伪造的对账单出错（将存入3001账户的10000000元错打成1000000元），张卫民通知沈磊重做并更换。
2012年1月，纺织品公司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退回赃款2941606元。
又查明，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5日作出（2010）杭上刑初字第202号刑事判决书，认为张卫民于2008年10月已明知沈磊个人将纺织品公司在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的3001账户的资金对外拆借，且已无法及时归还的情况下，为了让沈磊将资金掉头填补空缺，仍将1100000元从纺织品公司的其他账户划入3001账户，其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判处张卫民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纺织品公司为向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主张权利，委托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提供非诉讼服务，支出律师费150000元；为（2011）杭西民初字第1863号、（2013）浙杭民终字第574号案件委托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诉讼，分别支出一审律师费68700元、二审律师费100000元；同时，就（2011）杭西民初字第1863号案件委托浙ＸＸ盛律师事务所律师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支出律师费60000元。2013年8月，纺织品公司委托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本案诉讼，双方约定一审律师费包括基本律师费100000元和绩效律师费（法院一审判决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赔偿纺织品公司损失9000000元以上的，按超过9000000元以上部分的15%计付）。当月，纺织品公司向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律师费100000元。
本院认为，生效的（2010）浙杭刑初字第141号刑事判决书已经查明纺织品公司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在订立关于3001账户的储蓄存款合同及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均存在沈磊等犯罪团伙的票据诈骗、金融凭证诈骗行为；鉴于纺织品公司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的纠纷实质因沈磊等的前述犯罪行为引发，（2013）浙杭民终字第574号民事判决书亦已认定纺织品公司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无效。根据查明的事实看，对于纺织品公司因沈磊等犯罪行为和储蓄存款合同无效所遭受的损失，纺织品公司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均有过错：纺织品公司出于获取高额利息的目的，轻信沈磊，将开户资料交给沈磊委托其代办开户，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在开户后又不审慎管理自己的账户，对沈磊如何取得转账支票毫不过问，发现沈磊提交的对账单存在重大疑点时不与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核对甚至予以隐瞒；而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对其客户经理沈磊疏于管理，且作为金融机构，违反相关规定，在不审核证照原件、经办人员无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给予开户，在账户管理上又存在漏洞，不将预留印鉴卡交付开户单位，之后又未能发现3001账户存在使用两种印鉴（其中之一为与预留印鉴不一致的纺织品公司的真实印鉴）支取款项的问题。故纺织品公司就其经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的损失，有权依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的过错程度主张损害赔偿。纺织品公司的该损失应按其实际的直接损失确定，即纺织品公司存入3001账户的款项77100000元，减去通过银行账户取回的款项57200000元、在银行账户外收取的沈磊支付的利息4170000元、2009年4月29日3001账户的存款余额39190.46元以及因刑事案件追赃取得的2941606元，计12749203.54元。本院综合前述纺织品公司、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的过错对该损失造成的原因力的大小，确定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承担60%的责任，即赔偿7649522.12元。纺织品公司的计算方法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001账户的余额不属于财产损害赔偿的范畴，纺织品公司可另行支取，本案中不作处理。纺织品公司的前述损失并非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直接造成，纺织品公司因前述损失未得到弥补前的利息损失不属于实际的直接损失，纺织品公司要求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赔偿2009年4月29日开始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纺织品公司因（2013）浙杭民终字第574号案件败诉而承担的一审、二审诉讼费306106元，无权要求胜诉方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赔偿。纺织品公司要求中国银行世纪新城支行赔偿其为主张权利支出的律师费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世纪新城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浙江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损失7649522.12元。
二、驳回浙江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2439元，由浙江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负担99741元，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世纪新城支行负担52698元。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世纪新城支行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2018-10-07
06:59:27',0,'web',NULL),(8597076,'7a1c4ffe-5f44-4e49-9587-12cc4dddc55e','$(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45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文书ID\":\"7a1c4ffe-5f44-4e49-9587-12cc4dddc55e\",\"案件名称\":\"李中三与重庆市梁平县戴斯置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案号\":\"（2015）梁法民初字第02996号\",\"审判程序\":\"一审\",\"上传日期\":\"\\\/Date(1448539218000)\\\/\",\"案件类型\":\"2\",\"补正文书\":\"否\",\"法院名称\":\"梁平县人民法院\",\"法院ID\":\"2462\",\"法院省份\":\"重庆\",\"法院地市\":\"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区县\":\"梁平县\",\"法院区域\":null,\"文书类型\":null,\"文书全文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不公开理由\":null,\"DocContent\":\"\",\"文本首部段落原文\":\"\",\"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诉讼记录段原文\":null,\"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裁判要旨段原文\":\"\",\"判决结果段原文\":\"\",\"附加原文\":null,\"文本尾部原文\":\"\"});$(document).attr(\"title\",\"李中三与重庆市梁平县戴斯置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tdSource\").html(\"李中三与重庆市梁平县戴斯置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5）梁法民初字第02996号\");$(\"#hidDocID\").val(\"7a1c4ffe-5f44-4e49-9587-12cc4dddc55e\");$(\"#hidCaseName\").val(\"李中三与重庆市梁平县戴斯置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5）梁法民初字第02996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梁平县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2462\");$(\"#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梁平县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5-11-10\" },],LegalBase: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李中三与重庆市梁平县戴斯置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PubDate\\\\\":\\\\\"2015-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