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临商终字第7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保祥，男，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六芭（曾用名李福仙），系徐保祥之妻，汉族，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桂军，男，汉族，农民。
上诉人徐保祥、李六芭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苍山县人民法院（2013）苍商初字第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付桂军诉称，付桂军与徐保祥、李六芭平时有生意往来，2012年6月13日，徐保祥、李六芭购买付桂军的活驴三头，共计货款8500元，徐保祥、李六芭当时未带现金，没有支付现金。后经付桂军多次向徐保祥、李六芭催要欠款，徐保祥、李六芭不予偿还。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徐保祥、李六芭偿还欠款8500元并负担诉讼费。
徐保祥辩称，欠款已经还完了，帐上有手印，已经划完帐了。
李六芭辩称，我没有欠付桂军的钱，付桂军所依据的证据无效，因该条并没有说明李六芭欠付桂军的钱，也不能说明付桂军与李六芭之间的买卖关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付桂军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付桂军贩卖活驴，徐保祥、李六芭（系夫妻关系）经营驴肉生意，双方开始生意往来已两年左右。付桂军每次贩来活驴后便通知徐保祥、李六芭去赊购，等徐保祥、李六芭卖完驴肉后，再由付桂军到徐保祥、李六芭处领取货款，每次生意均由双方各自记账，互不给对方出具欠据或收据。货款付清后，双方各自从自己的账本上销帐。2013年1月15日，付桂军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徐保祥、李六芭偿付拖欠三头活驴的货款8500元，针对自己的主张，付桂军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写有“付贵军（2700）（2800）（3000）”的字据一份（上面有指印），并称该字据是从徐保祥、李六芭的账本上撕下来的。二、证人王传虎当庭证明上述字据的来源，王传虎证明“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有一天快黑天了，我在原告家里玩，原告有车不会开，让我开车带原告一起去被告家撕条做鉴定的，我就和原告一起去了，到了被告家就把条撕下来了，应该之前他们打电话联系好了，当时被告家里还有个小青年，我不认识”。三、付桂军自己的原始账目，记录内容为“6月13日徐保祥、2800、3000、2700，三头”。徐保祥、李六芭对付桂军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有异议，但均未提交证据进行反驳，原审法院责令徐保祥、李六芭提交自己的原始账目，徐保祥、李六芭以找不到为由至今未交。由于徐保祥、李六芭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审时称该笔欠款已经还清，并且有付桂军方捺的手印。经双方同意，原审法院委托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对上述证据一中的指印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送检的“付贵军……”字条中，前2枚存疑指印不具备鉴定条件；第三枚存疑指印不是付桂军、付森（付桂军之子）所捺。原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时，徐保祥称“帐也不是我记的，驴也不是我买的，是我家属李六芭去买的”。为了证明付桂军提供的证据一是徐保祥、李六芭写的，2013年6月21日，付桂军申请对徐保祥、李六芭的笔迹进行鉴定。徐保祥、李六芭拒绝配合。上述事实，主要根据原审法院庭审调查、当事人陈述、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并经质证后所认定，其材料均已记录在卷。
原审法院认为，徐保祥、李六芭经常赊购付桂军的活驴，双方各自记账，货款付清后各自从自己的账本上销帐，双方对此无异议。付桂军称徐保祥、李六芭于2012年6月13日赊购活驴三头，价款8500元未付，徐保祥、李六芭对赊购活驴三头的事实并未完全否认，只是称货款已付清，结合付桂军的原始记录，对2013年6月13日徐保祥、李六芭赊购付桂军活驴三头的事实原审法院应予认定。至于货款是否付清的问题，一是徐保祥、李六芭对自己已经付清的主张无证据证明；二是徐保祥、李六芭称每次付款后应有付桂军方的手印，而根据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涉案证据中的指印不是付桂军所捺；三是徐保祥、李六芭拒不提供自己的原始账目，而原始账目对查清事实相当重要；四是徐保祥、李六芭对付桂军提供的字迹鉴定申请不予配合。综合以上原因，对徐保祥、李六芭已经付清货款的主张，不予采信。对付桂军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徐保祥、李六芭偿付付桂军欠款8500元，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一次付清。徐保祥、李六芭互负连带责任。如果徐保祥、李六芭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鉴定费4000元，共计4050元由徐保祥、李六芭负担。
上诉人徐保祥、李六芭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诉我欠其货款8500元不属实，我不欠其款。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系废纸条，为无效证据，来源不清楚，不能作为判决依据。三、原审法院要求我们鉴定笔迹，我们都到了，可技术室的刘朝阳偏向被上诉人，根本不予鉴定，一审认定上诉人不配合是错误的。四、一审中出庭的证人做的是伪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诉讼费用、鉴定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付桂军答辩称，一、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货款属实。二、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纸条是从上诉人李六芭记账的本子上李六芭自己撕下来给我的，该条记载的欠款数即为上诉人欠我的款。三、一审法院提出要求笔迹鉴定，我同意，其他的细节我不清楚。四、证人没有做伪证，证人与我们双方均没有利害关系。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徐保祥在原审法院2013年1月24日庭审中称不知道被上诉人付桂军提供的涉案纸条是谁记的；在原审法院2013年3月26日第二次庭审时上诉人徐保祥称不知道该纸条的来源，并明确表示不要求对纸条上的字迹进行鉴定。在原审法院2013年5月31日第三次庭审时上诉人徐保祥亦明确表示不申请对涉案纸条的字迹申请鉴定，而被上诉人付桂军申请对该纸条上的字迹是否徐保祥或李六芭所写进行鉴定，后因徐保祥、李六芭拒绝签字，不配合对外委托鉴定的进行，导致无法对外委托鉴定。在本院二审中上诉人徐保祥、李六芭又书面申请对涉案纸条上的笔迹是否其所写进行鉴定，并明确称不承担相关的鉴定费用。
另查明，上诉人徐保祥、李六芭在二审中认可其与被上诉人付桂军的交易中都是由上诉人上被上诉人处先拉货，双方各自记账，后来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家拿钱后，双方各自划账，有时划账后被上诉人会在上诉人的账簿中按手印，有时不按，从未出具过欠条；被上诉人付桂军认可双方各自记账的交易习惯，但主张每次到上诉人家拿钱后都在上诉人的账本上按手印。上诉人李六芭自认被上诉人曾到其家中账本上要过一张被上诉人所称的“没有划账的条子”，李六芭就把条子撕下给付桂军，上述条子与付桂军一审提供的纸条金额相同，但不能确定是否李六芭撕给付桂军的条子。二上诉人至今未能提交其记账的账本。
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付桂军贩卖活驴，上诉人徐保祥、李六芭经常到被上诉人处赊购活驴，双方之间买卖合同成立。双方均认可的事实为：双方交易过程中均系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处赊购活驴后，双方各自记账，后由被上诉人或其儿子到上诉人处拿钱，拿钱后双方各自划账，均未出具过欠条或收条。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为：2012年6月13日双方是否存在货款为8500元的交易行为；如果存在该交易行为，上诉人是否已经支付被上诉人上述8500元买驴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欠其2012年6月13日购买的三头驴货款8500元未支付，提交了从上诉人家中账本上撕下来的纸条一张以及证人证言、记账本等证实其主张；上诉人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但在一、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李六芭认可自己曾将家中账本上的一条记账明细撕下给被上诉人，亦认可该明细金额与被上诉人提交的纸条金额一致；上诉人徐保祥主张是上诉人李六芭记的账，并陈述账已经还清；综合上述证据以及二上诉人自认的事实，可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2012年6月13日存在买卖三头活驴的交易行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涉案纸条有异议，但在原审庭审中经原审法院释明后多次明确表示不申请笔迹鉴定，在二审中提交的鉴定申请书中亦明确表示不承担鉴定费用，故其在二审中申请鉴定的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对其鉴定申请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该款项已经支付完毕，除其陈述外至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对其以此为由要求不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徐保祥、李六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大军
审判员 张念国
审判员 姚玉蕊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张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