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2962号
原告：赵某新，男，1946年7月25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远岗，湖北诤如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某林，女，1957年7月19日出生，汉族。
被告：赵某麟，女，1963年1月5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陈重名、王凌翔，系湖北陈重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叶某超，男，1965年1月2日出生，汉族。
被告：叶某婷，女，198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
原告赵某新与被告赵某林、赵某麟、叶某婷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金莎独任审判，并追加叶某超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于2015年9月1日、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某新及委托代理人刘远岗，被告赵某林、被告赵某麟及委托代理人陈重名、王凌翔，被告叶某超、被告叶某婷到庭参加诉讼。因被告赵某麟提出诉争房屋的面积发生变化，经原告赵某新申请，本院于2015年9月23日依法委托武汉纵横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对诉争房屋的面积进行测量，该公司于2015年11月5日将测量结果送达本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某新诉称，武汉市武昌区昙华林某某号（现52号）85.91㎡房屋是原告父母赵某忠、叶某英的房产。赵某忠、叶某英共有四个子女，即原告赵某新和赵某林、赵某麟、赵某玲。其中赵某玲于2015年1月25日不幸去世，其丈夫为叶某超、二人生有独生女叶某婷。原告一直和父母赵某忠、叶某英共同生活。
1991年9月23日，原告父母赵某忠、叶某英分别在武昌区公证处订立公证遗嘱，将各自对该房屋的份额指定由原告继承。父亲赵某忠于1992年4月27日去世，母亲叶某英于2014年12月27日去世。原告认为，本案诉争房屋系父母的遗产，父母生前立有遗嘱指定该房屋由原告继承，该遗嘱经过公证机关公证，应属合法有效。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武昌区昙华林某某号，建筑面积85.91㎡房屋归原告所有；2、诉讼费由原告承担。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释明，原告赵某新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要求确认1991年9月23日赵某忠、叶某英订立的公证遗嘱合法有效。
原告赵某新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武房更字第5379号房屋所有权证和武昌国用私2000字第0309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各一份，拟证明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昙华林某某号，建筑面积85.91㎡房屋登记在原告父亲赵某忠名下的事实。
证据二、武昌区粮道街昙华林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一份、墓碑照片，拟证明被继承人赵某忠、叶某英是原告赵某新的父、母亲并生育有赵某新、赵某林、赵某麟、赵某玲四个子女的事实。
证据三、武昌区公证处（91）武昌证字第3146号、3147号公证书各一份，拟证明被继承人赵某忠、叶某英生前分别订立公证遗嘱，将武昌区昙华林某某号，建筑面积85.91㎡房屋指定由原告继承的事实。
证据四、粮道街派出所居民户口异动减少登记表、居民死亡殡葬证，拟证明被继承人赵某忠、叶某英已分别于1992年4月27日、2014年12月27日去世的事实。
证据五、证人林志刚的证言，证人陈述，1991年五舅赵某忠和舅妈叶某英到我们家，把他俩的想法告诉了我，想把房子留给儿子，我就和他俩约定好时间一起去的公证处，武昌区公证处当时就在司门口，是个男的接待我们，大约几个月之后，舅舅和舅妈就把公证书副本给我了，还叮嘱我不要跟他们的四个子女说。我本人从来没有跟他们的四个子女提及，后来是舅妈说漏了嘴，原告才知道的。并当庭提交了所持有的公证书副本。
被告赵某林辩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异议，我不主张在诉争房屋中的继承份额。
被告赵某林未提交证据。
被告赵某麟辩称，（91）武昌证字第3146号、3147号公证书不能作为原告请求确权的依据，1991年4月1日《公证程序规则（试行）》施行，两份公证书制作于1991年9月23日，应当适用《公证程序规则（试行）》判断其合法性。该规则第15条规定申请人应填写申请表，并在申请表上签名或盖章，但申请表并非由申请人填写且没有签名；第19条规定公证处应发出受理通知单并收取回执，但档案中没有此文件；第24条第三款规定笔录应交被询问人签名，确实不能签名者，可由本人盖章或按手印……，档案中的笔录只有印章没有签名；第52条规定遗嘱公证应由两名公证人员共同办理，由其中一名公证员在公证书上署名。特殊情况由一名公证员办理时，应有一名见证人在场，见证人应在遗嘱和笔录上签名，档案中遗嘱和笔录并无见证人签名，仅在一份笔录上有林志刚的签名；公证书因违反法定程序制作而缺乏真实性，不能用以证明遗嘱的事实。所有按规定需要签名的地方，均由两枚印章代替，林志刚作为见证人，其笔录的制作时间和申请人的笔录时间并不在同一天，林志刚陈述见过的公证员是个男的，也是一个重大疑点；档案中户口簿的抄件产生于1990年5月7日，在申请办理公证之前的一年多时间，因此公证书不能作为原告确权的依据。
公证书根据房地局的登记作出，但此后房屋进行了改建，在面积和结构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公证书指向的原房屋已不存在，而改建时尚有立遗嘱人健在，并没有因改建而作出新的意思表示，所以一个失去基础的公证书是不能被采信的，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被驳回。
本案并非侵权诉讼，而是当事人之间对公证书证明内容争议的民事诉讼，法庭应当直接判定公证书是否能够被采信，原告将采信事项当做裁判事项提出诉讼请求，所以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也应当被驳回。
被告赵某麟为证明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诉争房屋的照片，拟证明诉争房屋超出房产证登记的面积。
被告叶某超、叶某婷共同辩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异议，我们不主张在诉争房屋中的继承份额。
被告叶某超、叶某婷未提交证据。
本院依被告赵某麟的申请调取了赵某忠、叶某英所立公证遗嘱的原始档案，依职权调取了武昌区昙华林某某号房屋的登记档案及赵某玲的原户籍登记信息。
经当庭举证、质证，被告赵某林、叶某超、叶某婷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赵某麟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房屋面积已发生变化，对证据二、四、五无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并非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被告赵某麟提交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原告赵某新、被告赵某林、叶某超、叶某婷均无异议；被告赵某麟对房屋登记档案和户籍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公证档案的来源无异议，对内容有异议，认为公证遗嘱第一页没有签名，第二页的申请表按《公证程序规则》第15条第二款规定应由本人书写，却只盖了章，效力有问题，第三页询问笔录的笔迹不一致，公证行为缺乏真实性，第四页林志刚的身份证号码抄写有误，第五页房屋所有权证的抄件上书写的房产证的日期与在房产管理局查询的日期不一致，申请报告应由立遗嘱人本人填写，但无本人的签名，不符合《公证程序规则》，第七页没有身份记录，询问笔录也没有见证人的签名，第九页对林志刚的询问笔录，只是事后补充。
本院对各方无异议的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其他有争议的证据的证明效力综合当事人陈述和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评判。
经审理查明，赵某忠（1927年9月17日出生）、叶某英（公民身份号码42010619280606＊＊＊＊）夫妻共生育四个子女，即赵某新和赵某林、赵某麟、赵某玲。赵某忠于1992年4月27日去世，叶某英于2014年12月27日去世。赵某玲于2015年1月28日去世，其与丈夫叶某超共同生育一女叶某婷。
坐落于武昌区昙华林某某号的房屋，于1987年11月25日登记在赵某忠名下，房屋所有权证号：昌更5379号，建筑面积85.91㎡，系低砖结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存根载明的用地面积为95.94㎡，房屋占地面积85.91㎡。赵某忠于1987年11月30日领取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在两份存根上“领证人”一栏加盖其私章。2000年11月13日，原告赵某新换领武昌国用（私2000）字第03099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的土地使用者为赵某忠，使用权面积85.91㎡。
1991年9月23日，赵某忠、叶某英二人到武汉市武昌区公证处分别立下公证遗嘱，内容为：我立本遗嘱，对我所有的财产，作如下处理：座落在武昌区昙华林某某号，低砖结构平房，建筑面积85.91平方米的二分之一产权留给我的儿子赵某新所有。本遗嘱委托林志刚（住武昌区三角路新村30号）执行。本遗嘱制作一式三份，一份由我收执，一份交林志刚收执，一份由武昌区公证处留存。赵某忠、叶某英分别在各自的遗嘱上加盖私章。武汉市武昌区公证处分别出具（91）武昌证字第3146号、第3147号公证书，载明赵某忠、叶某英于1991年9月23日来到公证处，在公证员杜丽萍的面前，在前面其本人所立遗嘱上盖章。武昌区公证处留存的两份遗嘱原件保存在公证档案中，赵某忠、叶某英收执的两份遗嘱原件（公证书）由赵某新保存并提交本院核对，林志刚收执的两份遗嘱原件（公证书）由林志刚保存并提交本院核对。
诉争房屋一直由原告赵某新一家与赵某忠、叶某英共同居住，叶某英去世后，原告赵某新认为赵某忠、叶某英所立公证遗嘱为有效遗嘱，要求继承武昌区昙华林某某号房屋，因与被告协商无果，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在审理过程中，经委托武汉纵横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进行测量，原武昌区昙华林某某号房屋（现门牌号为**号）已改建为三层楼房，混合结构，占地面积96.63㎡，建筑面积203.43㎡。原告赵某新支付测量费用277元。原告赵某新陈述于1991年领取房产证时房屋已是混合结构，为节省费用申报为低砖结构，1998年因房顶漏水进行改建，2008年进行扩建系政府改造昙华林由建设指挥部统一进行的，改、扩建均未取得相关审批手续。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的规定，赵某忠、叶某英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为其子女赵某新、赵某林、赵某麟、赵某玲。赵某玲的死亡时间在赵某忠、叶某英去世之后，其法定继承人为配偶叶某超、女儿叶某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的规定，被继承人赵某忠、叶某英去世前留有遗嘱，故本案按遗嘱继承处理。
原告赵某新请求本院确认赵某忠、叶某英所立公证遗嘱为有效遗嘱，被告赵某麟对公证遗嘱的效力提出异议，故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公证遗嘱的效力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及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的规定，被告赵某麟对赵某忠、叶某英所立公证遗嘱提出诸多异议，包括：申请表并非由申请人填写且没有签名；档案中没有受理通知单回执；笔录只有印章没有签名；由一名公证员办理公证时，见证人应在遗嘱和笔录上签名，档案中遗嘱和笔录并无见证人签名，仅在一份笔录上有林志刚的签名；所有按规定需要签名的地方，均由两枚印章代替，林志刚作为见证人，其笔录的制作时间和申请人的笔录时间并不在同一天，林志刚陈述见过的公证员是个男的，而公证书上载明的公证员是个女的；档案中户口簿的抄件产生于1990年5月7日，在申请办理公证之前的一年多时间。虽因年代久远和公证员杜丽萍已调往外地工作，无法到庭陈述公证当时的情况，但赵某忠、叶某英二人在公证员的见证下在公证员代书的遗嘱上加盖私章，并指定林志刚为遗嘱执行人，林志刚亦到庭陈述了见证的经过并提交了所持有的公证书，被告赵某麟提出遗嘱上没有赵某忠、叶某英的签名，本院从调取的相同时期赵某忠房产档案可见，赵某忠本人在领取房产证、土地证等正式文件上也是采用加盖私章的方式，且加盖的私章与公证遗嘱上使用的私章相一致，叶某英本人为家庭妇女，文化程度不高，在文件上加盖私章代替签名更为合理，而公证档案虽历经二十余年，根据《公证程序规则（试行）》所要求的必备材料完整、审批手续齐全，故被告赵某麟提出的上述异议不足以证明该公证遗嘱并非赵某忠、叶某英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确认赵某忠、叶某英于1991年9月23日所立公证遗嘱合法有效。
原告赵某新请求法院确认昙华林某某号房屋由其继承，根据赵某忠、叶某英的遗嘱，诉争房屋本应由赵某新继承所有，但目前实际存在的房屋为混合结构、建筑面积203.43㎡的三层楼房，已非赵某忠持有的昌更5379号房产证登记的低砖结构、建筑面积85.91㎡的平房，而原告赵某新不能提交合法的改建或扩建审批手续，故本院对原告赵某新的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赵某新可在取得合法的审批手续后再主张此项权利。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1991年9月23日赵某忠、叶某英所立的公证遗嘱合法有效。
二、驳回原告赵某新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6455元，减半收取3228元，测量费277元，共计3505元，由原告赵某新自行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分户；账号：079501040000393；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审判员 金 莎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任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