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02民初907号
原告：禾珥（北京）国际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
法定代表人：托尔斯特·库尔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翠翠，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颖，女，1981年8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
原告禾珥（北京）国际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张颖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禾珥（北京）国际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翠翠，被告张颖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禾珥（北京）国际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不支付被告2016年12月报销费用4668.50元、2017年2月报销费用1936.40元、2017年3月报销费用1250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被告入职原告公司，2013年任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2017年3月10日被告离职。2017年3月15日原告公司董事会作出免除被告总经理职务的决议，2017年3月17日原告通过电子邮件向被告送达了该决议。2017年3月22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被告收到解除决定后申请了劳动仲裁，裁决结果作出后双方均提起了诉讼，民事判决作出后双方又提起了上诉。原告公司由于人员较少，因此在公司财务报销方面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对于费用报销表，应有报销申请人签字，上级批准签字加上财务部确认才能生效。对于2016年12月报销款，该笔报销表上有被告的签字，但该签字与其本人签字不一致，上级批准处的签字看上去像公司董事长的签字，但董事长并没有人名章。而且公司也没有关于对员工交通费报销的相关规定。2017年2月的报销款6299.40元并没有明确的用途，而且在当月原告已给被告报销了18363元，对于只有两名员工的公司，被告的消费额度严重缺乏合理性。2017年3月的报销款12502元是法院的诉讼费用，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已于2017年3月15日被免职，但拒绝将公章移交给原告，并私自使用原告公章在授权委托书及起诉书上盖章，擅自代表公司进行诉讼，起诉原告100%控股的股东。被告这种恶意、虚假诉讼的行为，即使缴纳了诉讼费也不应当由原告来承担。而且被告是原告网银的合法持有人，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期间，被告通过原告的网银向其个人账户进行了52097元的费用报销汇款，远高于被告主张的数额。综上，被告无法提供发票的物品明细单且被告通过网银转账的金额也高于主张的数额，我公司不同意为被告报销上述费用。
被告张颖辩称，2012年12月我入职原告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3年因原告涉及强制执行，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是外国人不愿意参与，因此将我任命为法定代表人和公司的总经理。公司有报销的事项都是员工先垫付，再将发票原件提交给代理记账公司，记账公司审核完毕后将报销款打入工资账户。报销表申请人签字处是我的签字，我个人有两种签字，一种是简单的签字，一种是比较复杂的，一般情况下我使用的是简签，简签就是一个姓，不是全名。上级批准签字是公司董事长克劳斯·史科浩签的。2016年12月和2017年2月的报销票据和报销申请表都是我向记账公司邮寄的，邮寄时并没有董事长的签字，因公司迟迟没给我报销，我向记账公司索要上述票据时报销申请表上已经有董事长克劳斯·史科浩的签字了，财务部门也盖章确认了，我并没有掌握公司的公章和财务章。2017年3月双方发生劳动争议，此后的报销票据我就没有邮寄了。原告起诉股东是有公司给我的授权委托书及起诉书的。起因是南京的医疗公司起诉原告买卖合同纠纷，原告的实际控制人库尔曼在2016年12月左右给我打电话，要求我起诉股东德国禾珥公司，想把责任推给德国禾珥公司，起诉书的最终版本库尔曼看过，经过库尔曼同意后才盖的章，这笔费用应该报销。原告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期间的确通过网银支付过我8笔费用，但这些费用与本案无关。我同意裁决结果，亦认可仲裁裁决查明的事实，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24日被告入职原告公司。2013年11月20日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2016年12月23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克劳斯·史科浩。被告提供了《费用报销表》三张要求原告予以报销。其中2016年12月的报销金额为4668.50元，包括：样机运送费垫付费用1860元、顺丰快递费253元、交通费261.40元、办公用品费2294.10元。该申请表下方有上级批准人签字和原告的财务专用章。2017年2月的报销金额为6299.40元，包括：招待费1408元、交通费228.60元、办公用品费4662.80元。该申请表下方亦有上级批准人签字和原告的财务专用章。被告称上述两张报销表系其邮寄给记账公司，因迟迟未予报销，后要求记账公司将相关票据和《费用报销表》退回被告的。在记账公司返还给被告的《费用报销表》上已有上级签字并盖有原告财务专用章。被告填写的2017年3月的《费用报销表》显示，招待费228元、法院诉讼费12502元、办公用品费200.30元，以上共计12930.30元，被告称该报销表未邮寄给记账公司故无公司财务专用章。原告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是被告未经公司同意擅自起诉公司股东。被告为此提供了加盖原告公章的授权委托书，以证明其起诉是受到公司授权的。
诉讼中，双方均认可原告的有关报销事项委托给代理记账公司协力管理咨询（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处理。原告称因公司规模较小，没有关于报销的财务制度，也没有专门的财务部门。原告称已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期间为被告报销52097元费用，并提供其中国银行对账单。但该对账单仅在2017年2月27日划转的9169元和4363元两笔摘要中分别记载为2017年1月垫付费报销及2017年2月垫付费报销，其余款项均未注明用途。
原告称已于2017年3月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与其解除劳动关系，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原告系违法解除。被告为此于2017年3月17日提出劳动仲裁，要求原告支付拖欠的工资、年底十三薪、未休年假工资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2017年9月13日，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原、被告均对裁决结果不服，诉至本院。2018年5月17日，本院作出一审判决，原、被告均不服判决结果提起上诉，现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2017年被告再次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原告支付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应报销费用30858.50元。2017年12月7日，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要求原告支付被告2016年12月报销费用4668.50元、2017年2月报销费用1936.40元及2017年3月报销费用12502元，驳回了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仲裁裁决书、银行对账单、劳动合同、费用报销表、票据、发票、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材料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提交的2016年12月及2017年2月的《费用报销表》均有批准人签字和原告的财务专用章。原告否认上述印章的真实性，但同时表示不申请进行公章鉴定，本院依法确认上述印章的真实性。原告称报销表上的公司财务章是由被告擅自加盖一节，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鉴于原告并未提供有关报销的财务制度，在公司已加盖财务专用章并有上级批准签字的情况下，本院视为原告已认可《费用报销表》所记载金额，原告应承担相应的报销义务。原告称已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期间为被告报销52097元一节，仅有两笔标注有报销标准，对未注明用途的款项本院无法进行抵扣。仲裁裁决作出后被告未在法定期限起诉即视为认同裁决结果。故被告曾主张的2017年1月应报销金额5551.54元已从原告2017年1月应垫付费报销款9169元中抵扣，本院不予处理。对于2017年2月垫付费报销款4363元应从报销费用中予以抵扣，不足部分原告应予补足。被告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诉费收据及交款通知书等足以证明其确已代表原告提起诉讼，原告称该诉讼行为并非其委托一节，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因诉讼支出的费用理应由原告承担。故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禾珥（北京）国际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张颖2016年12月报销费用4668.50元、2017年2月报销费用1936.40元、2017年3月报销费用12502元。
二、驳回原告禾珥（北京）国际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之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原告禾珥（北京）国际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
审 判 长 邓 旋
人民陪审员 娄志杰
人民陪审员 李 洁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杨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