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长商初字第208号
原告：庄文光，男，汉族，1975年10月19日出生，住济南市长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孝辉，山东明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广恒，男，汉族，1967年1月7日出生，现住济南市长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伟，上海欧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贾文燕，女，汉族，1969年10月8日出生，现住济南市历下区。
被告：任政儒，男，汉族，1993年7月24日出生，现住济南市历下区。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文刚，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洁琼，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任飞，男，汉族，1989年12月10日出生，住济南市历下区。
被告：任燕楠，女，汉族，1988年2月15日出生，现住济南市历下区。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兴业，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庄文光与被告朱广恒、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山东鲁豪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豪工贸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22日立案后，被告贾文燕、任政儒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审查后，依法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该两被告不服，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审查后，于2015年7月13日作出（2015）济中立终字第5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本院一审裁定。诉讼中，因被告鲁豪工贸公司（注：系任维焕出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维焕（注：系被告贾文燕的前夫，被告任政儒、任飞、任燕楠的父亲，即被继承人）于本案立案之前因病去世，被告任政儒、任飞、任燕楠作为继承人未能就该公司股权继承达成一致意见，致使鲁豪工贸公司陷入僵局，故原告庄文光申请撤回对鲁豪工贸公司的起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此后，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6月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庄文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孝辉，被告朱广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伟，被告贾文燕及其与被告任政儒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文刚、郭洁琼，被告任飞及其与被告任燕楠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郭兴业到庭参加诉讼。因被告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对涉案《结算承诺》中任维焕签名和《收条》中鲁豪工贸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和形成时间提出异议，并申请进行司法鉴定，故本院核准其申请后，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司鉴所司鉴中心）进行了相关鉴定。司鉴所司鉴中心于2016年10月8日作出[2016]技鉴字第1200、1266号两份鉴定意见书后，本院于2016年11月9日组织当事人双方进行了质证。为进一步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据被告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提出的异议和申请，又行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西南政法司鉴中心）进行了补充鉴定。西南政法司鉴中心于2016年11月15日出具《不予受理说明书》，指出因被告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申请鉴定事项超出该中心的形成时间鉴定适用范围，不具备受理条件，故决定不受理本院该次委托鉴定事宜。本院已将上述《不予受理说明书》送达各方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庄文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受让债权900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过程中，被告贾文燕虽与任维焕离婚，但相应债务发生于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为夫妻共同债务，贾文燕应承担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被告朱广恒前妻庄宁之弟。朱广恒与庄宁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其经营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多次向原告借款。此外，原告曾多次为朱广恒个人和其经营的公司提供资金和其他财物帮助。后经结算，朱广恒共欠原告900万元。2014年3月，朱广恒将其对任维焕享有的债权中900万元转让给原告，并取得任维焕和其经营的鲁豪工贸公司的认可。2015年1月6日，任维焕因病去世，被告任政儒、任飞、任燕楠均系任维焕的法定继承人。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朱广恒辩称，原告庄文光在受让朱广恒转让债权后，无权再行要求朱广恒承担相应清偿责任。
被告贾文燕、任政儒共同辩称，其一，原告庄文光从被告朱广恒处受让的债权并不真实存在。事实上，朱广恒不仅不对贾文燕前夫即任政儒的父亲任维焕享有债权，反而对任维焕负有债务。原告提供的《结算承诺》和《债权转让同意书》的形式和内容有违常理，均系虚假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其二，无论是原告诉状中所称对朱广恒享有的原始债权，还是从朱广恒处继受取得的对任维焕的受让债权，均属金额特别巨大。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应对上述两项债权的实际发生予以举证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三，贾文燕与任维焕已于2014年4月1日办理离婚登记，即贾文燕并非任维焕的法定继承人。同时，涉案债务金额巨大，不可能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消费支出，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原告要求贾文燕承担涉案债务的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任飞、任燕楠共同辩称，其一，任飞、任燕楠对原告庄文光主张的债权转让事宜和被告朱广恒主张的对任维焕享有债权的事实均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结算承诺》和《债权转让同意书》涉嫌伪造或变造，申请对上述证据进行司法鉴定。其二，按《结算承诺》所载，涉案上千万元债务的形成牵扯字画、房产、车辆和双方开办的公司等诸多事项。原告依法应承担证明上述债务实际发生的举证责任，否则仅凭《结算承诺》和《债权转让同意书》不足以证明朱广恒与任维焕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三，任飞、任燕楠在整理任维焕遗物时，发现了朱广恒向任维焕借款的大量证据，且朱广恒对任维焕的负债金额已超出《结算承诺》中载明的任维焕对朱广恒的负债金额1870万元。因此，在朱广恒未举证证明已清偿对任维焕所负债务的情况下，任维焕不可能向朱广恒出具涉案《结算承诺》，致使朱广恒由债务人变身为债权人。其四，根据法律规定，债务人对债权让与人享有的抗辩，可向受让人主张。据此，任飞、任燕楠对债权让与人即朱广恒享有的抗辩权可依法对抗债权受让人即原告。综上所述，涉案债务金额巨大，当事人之间经济交往错综复杂，且涉及多种民事法律关系，希望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公正裁判。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抗辩事由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贾文燕、任政儒申请的证人张利明、李凤宝出庭进行了作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详见附表1：证据目录清单）。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确认如下：
一、庄文光系朱广恒前妻庄宁的胞弟。
二、朱广恒分别于2002年8月12日和2003年8月18日独自出资注册成立了两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即山东恒通世纪通信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恒通世纪公司）和济南世纪恒通通信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世纪恒通公司），并担任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山东恒通世纪公司于2008年4月11日更名为山东恒信利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利经贸公司公司）。该两公司分别于2011年12月8日和2010年12月3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三、任飞、任燕楠系任维焕与其前妻所生子女。任维焕与贾文燕于1994年11月27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即任政儒，后于2014年4月1日协议离婚并办理了离婚登记。
四、任维焕于2015年1月6日因病去世，其生前曾任鲁豪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鲁豪工贸公司于1998年1月15日注册成立，为任维焕独自出资成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五、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一致认可任维焕的父母均先于任维焕去世。任维焕的全部法定继承人为任政儒、任飞、任燕楠。此外，贾文燕主张任维焕生前留有遗赠协议，将部分遗产赠予贾文燕（注：因贾文燕的该项主张与本案系属不同民事法律关系，故本案未作调查，亦不作认定和处理）。同时，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均认可任维焕去世后，相应遗产一直未分割继承，且均表示不放弃接受遗赠或继承。
六、贾文燕与任维焕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对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进行了分割，其中归任维焕所有的财产和承担的债务如下：1、位于济南市工业北路121号登记在鲁豪工贸公司名下的厂房（有房产证的约9000㎡、无房产证的约10000㎡）及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和抵押担保债务；2、位于济南市历下区燕子山小区西区28号的楼房一套（现办公使用，包括地下室共五层，建筑面积1470㎡）及该房产内所有家具、设备、字画等；3、位于济南市工业北路大新村的四套房产（现有小产权证）；4、位于青岛市市南区彰化路1号银都花园9号楼802室的房产；5、登记在任维焕名下的车辆；6、鲁豪工贸公司的股权，该公司经营管理由任维焕负责，相应债权债务由任维焕承担，与贾文燕无关。
七、济南泰亿升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亿升经贸公司）系王向峰独自出资于2000年8月24日注册成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向峰。该公司于2009年11月1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八、济南金诚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诚信数码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程军，后变更为李凤宝。金诚信数码公司于2013年向润丰银行历下支行的贷款总额为2800万元，由鲁豪工贸公司提供房产抵押担保，由任维焕、李凤宝、张利明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2013年3月18日、19日和20日，润丰银行历下支行向金诚信数码公司发放贷款1700万元、600万元和500万元，共计2800万元。2014年2月26日，金诚信数码公司与润丰银行历下支行达成《借款展期协议》，将上述借款还款期限延展至2015年1月15日。2015年1月19日，润丰银行历下支行为向金诚信数码公司追索借款，并由鲁豪工贸公司、李凤宝、张利明承担保证责任，由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在继承任维焕遗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7月31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济商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现已生效。朱广恒与任维焕曾因金诚信数码公司贷款事宜发生经济往来。
对当事人双方有争议的证据（详见附表2：证据目录清单），本院认定如下：
一、庄文光提交《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同意书》和《结算承诺》原件各一份，拟证明其受让朱广恒对任维焕享有的债权900万元，并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任维焕，以及受让债权的结算情况。
朱广恒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予认可。
贾文燕、任政儒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拟证事实均不予认可，认为《债权转让合同》系庄文光与朱广恒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恶意串通，伪造形成；对《债权转让同意书》下方鲁豪工贸公司公章和《结算承诺》下方任维焕签名的真实性存疑，且鲁豪工贸公司公章的加盖时间明显在《债权转让同意书》中打印文字形成之前，任维焕签名亦非形成于《结算承诺》中载明时间即2014年1月20日，申请对公章、签名的真实性和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
任飞、任燕楠对上述证据亦不予认可，认为庄文光与朱广恒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缺乏合法依据，存在恶意转让债权的嫌疑；对《债权转让同意书》和《结算承诺》，除同意贾文燕、任政儒质证意见外，该组证据不排除系同一时间由同一机器打印形成，申请对形成时间和是否为同一机器打印形成进行司法鉴定，以验证其当庭陈述是否真实。同时，任飞、任燕楠指出《债权转让同意书》仅有鲁豪工贸公司公章和任维焕名章，故债权转让通知对象仅限于鲁豪工贸公司，不能认定已通知任维焕本人，这与《结算承诺》所载内容相矛盾。
鉴于朱广恒对庄文光提交的《债权转让合同》予以认可，且该合同为双方达成的合意，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
因庄文光提交的《债权转让同意书》和《结算承诺》与朱广恒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收条》均涉及签章的鉴定事宜，故本院将结合鉴定意见对上述证据进行分析认定。
二、朱广恒提交下列七组证据，拟证明其对任维焕享有的债权合法有效。
第一组证据：《收条》原件、《任维焕借朱广恒部分款项及字画明细》复印件，拟证明任维焕和鲁豪工贸公司先后收取朱广恒价值2900余万元财物，朱广恒所持债权凭证原件全部由任维焕收回，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以涉案《结算承诺》载明为准。
贾文燕、任政儒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拟证事实均不予认可，认为《收条》中仅有鲁豪工贸公司公章和任维焕名章，没有经办人员签字，且载明债务额度达2900余万元，与《结算承诺》载明债务额度1870万元相差巨大，两者相互矛盾；《任维焕借朱广恒部分款项及字画明细》系复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不予质证。
任飞、任燕楠对该组证据亦不予认可，认为朱广恒在立案时并未提交该组证据，其中《任维焕借朱广恒部分款项及字画明细》系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假如该明细原件真实存在，则朱广恒应举证证明相应债权债务的发生过程，并就发生的2900余万元与结算的1870万元的差额作出合理说明；至于《收条》，朱广恒在当庭回答诉讼委托代理人李强关于《结算承诺》形成过程的问题时，并未提及《收条》的存在，故《收条》真实性存疑，申请对《收条》中鲁豪工贸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
结合本案所作司法鉴定意见，本院对庄文光提交的《债权转让同意书》、《结算承诺》与朱广恒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作如下认定：
（一）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16]技鉴字第1200、1266号相关鉴定意见如下：1、《结算承诺》中任维焕签名符合本人书写习惯，与鉴材即《最高额抵押合同》中任维焕签名为同一人书写；2、无法判断任维焕签名的形成时间；3、《收条》中鲁豪工贸公司公章与鉴材即《最高额抵押合同》中鲁豪工贸公司公章为同一公章盖印形成；4、无法判定《收条》中鲁豪工贸公司公章与上方打印体文字是否同一时间形成；5、《收条》、《结算承诺》、《债权转让同意书》和《债权转让合同》并非同一机具制作形成。因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对上述鉴定意见中任维焕签名和鲁豪工贸公司公章的同一性均不持异议，故本院对该意见予以采信。
（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不予受理说明书》指出，贾文燕、任政儒要求鉴定的《结算承诺》中任维焕签名的形成时间系属绝对时间，超出了目前技术条件下相对形成时间的鉴定范围；任飞、任燕楠要求鉴定的《收条》中鲁豪工贸公司公章与上方打印体文字是否同一时间形成，由于两者色料种类不同，不具备形成时间检验的比对条件，无法进行相关鉴定。该《不予受理说明书》载明意见与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16]技鉴字第1200、1266号鉴定意见书中无法进行形成时间鉴定的结论一致，可证实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申请的形成时间鉴定不具备鉴定条件。
（三）依据两次鉴定意见和当事人双方质证，本院对涉案《结算承诺》中任维焕签名和《收条》、《债权转让同意书》中鲁豪工贸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四）《任维焕借朱广恒部分款项及字画明细》虽为复印件，但该证据有任维焕的签名，与经司法鉴定确认的任维焕签名的《结算承诺》内容相关联，可印证结算情况，并非单一证据，本院予以综合认定。
第二组证据：A.兴业银行进账单、农业银行支付凭证、恒信利经贸公司出具证明；B.中国银行存款/转账凭条；C.工商银行开户情况查询结果和交易明细查询详单；D.案外人孔令磊招商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孔令磊身份证复印件及出具证明；E.齐鲁银行电汇凭证、济南世纪恒通公司出具证明；F.洪楼农信社取款/存款凭证；G.齐鲁银行转账支票、进账单、泰亿升经贸公司出具证明；H.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法院出具证明、该院执行鲁豪工贸公司一案中授权委托书和领款通知单（注：上述证据中除D项和恒信利经贸公司、济南世纪恒通公司、泰亿升经贸公司出具证明外，其余凭证均系本院依据朱广恒申请调取），拟证明朱广恒通过多种方式向任维焕和鲁豪工贸公司出借钱款。
贾文燕、任政儒对该组证据A-
G中的银行凭证和证据H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朱广恒向任维焕出借钱款的事实，理由如下：1、A中山东恒通世纪公司（即恒信利经贸公司）向鲁豪工贸公司转款200万元，为两公司之间对公业务往来，与任维焕个人无关；2、B中任维焕签名的230万元存款凭证，仅能证明任维焕存款情况，不能证明该款与朱广恒有关；3、D中孔令磊向贾文庆转款252800元，转款双方均非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无关；4、E中济南世纪恒通公司向任维焕转款100万元，已注明用途为劳务费，而非借款；5、F中洪楼农信社的取款/存款凭证仅能证明案外人邓峰取款和任维焕存款200万元，无法证明与朱广恒存在关联;6、G中泰亿升经贸公司开具的100万元转账支票均注明用途为劳务费，且仅有50万元进账单相对应，尚缺50万元进账凭证；7、证据H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案外人李涛向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法院交纳的鲁豪工贸公司应承担欠款100万元系李涛个人出资，更不能证明系发生于朱广恒和任维焕之间的债权债务。
贾文燕、任政儒对该组证据A中恒信利经贸公司出具证明、D中孔令磊出具证明、E中济南世纪恒通公司出具证明、G中泰亿升经贸公司出具证明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述证据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要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任飞、任燕楠对该组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恒信利经贸公司、济南世纪恒通公司均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朱广恒作为两公司实际控制人涉嫌伪造单位公章出具虚假证明；至于朱广恒提供的其他六组证据多系复印件，无法与《结算承诺》中提及的字画、房产、车辆、家具等事项相印证，不应得到采信。
因贾文燕、任政儒对该组证据A-
G中所涉银行凭证和证据H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而任飞、任燕楠则未发表具体质证意见，亦未提供反证否定相关银行凭证和证据H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A-
G中银行凭证和证据H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因恒信利经贸公司、济南世纪恒通公司均为朱广恒出资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朱广恒为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在朱广恒系本案当事人的情况下，两公司出具的相应证明应认定为朱广恒的个人陈述，不宜作为证据使用，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据此，上述证据中孔令磊、泰亿升经贸公司出具的证明均属证人证言，相关人员应出庭作证，但孔令磊和泰亿升经贸公司负责人均未到庭作证，故相应证明的效力存有瑕疵，本院不予采信。
第三组证据：A.任维焕、朱广恒联署的证明原件、B.济南嘉德利节能门窗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嘉德利公司）出具的收据原件、C.案外人吴传泉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出具的证明原件，拟证明朱广恒代替任维焕向济南嘉德利公司支付欠款10万元。
贾文燕、任政儒对该组证据A、B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证据A中载明该证明需四人签字后生效，现仅有两人签字，其并未生效；证据B中50000元为任维焕支付，而非朱广恒支付；证据C系属证人证言，吴传泉应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该证明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要件。
如第二组证据认定理由所述，本院对第三组证据A、B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C则不予采信。
证据A载明：“2004年5月份开工，任维焕付给济南嘉德利公司伍万元，总决算款：壹拾叁万元整。剩余柒万元由朱广恒承付，……朱广恒凭济南嘉德利公司收据多退少补……2008.3.18号”。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而言，截至2008年3月18日，任维焕已支付济南嘉德利公司50000元，剩余欠款70000元由朱广恒承担并支付，应可确认；证据B载明的50000元系在2004年6月付款，与证据A中载明的于2004年5月付款时间不符，且从朱广恒持有该收据的事实来看，该款应系朱广恒支付，但付款金额应以50000元为准；朱广恒主张代任维焕支付济南嘉德利公司100000元，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第四组证据：A.中国银行取款凭条、B.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车辆信息查询结果、C.恒信利经贸公司出具证明，拟证明任维焕因购买宝马X5.4.6is轿车向朱广恒借款78万元。
贾文燕、任政儒对该组证据A、B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证据A系朱广恒的前妻庄宁个人取款凭证，当时双方正在离婚，庄宁不可能取款交由朱广恒出借给任维焕，且任维焕支付的购车款全部为个人所有，有相应付款凭据为证；证据B仅能证明任维焕曾购买宝马X5.4.6is轿车；对证据C则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明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要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第五组证据：A.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JXY-E-1-1601*于洋）、B.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JXY-E-1-XXXX*贾文燕）、C.水、电、有线电视、宽带等缴费凭证一宗（三箭吉祥苑C-4-XXXX号）、D.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JXY-C-4-XXXX），拟证明任维焕因购买上述房产向被告朱广恒借款260万元。
贾文燕、任政儒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案外人于洋在三箭吉祥苑X-X-XXXX号房产内居住生活和贾文燕购买三箭吉祥苑X-X-
XXXX号房产的事实，不能证明任维焕曾向朱广恒借款260万元的事实。
如第二组证据认定理由所述，本院对上述第四组证据A、B和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第四组证据中C即恒信利经贸公司出具的证明则不予采信。因该两组证据均系间接证据，在缺乏如借据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朱广恒主张的借款事实，仍需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
第六组证据：A.建设银行、兴业银行对山东恒通世纪公司的授信审批、B.民生银行对济南世纪恒通公司的授信审批、C.2004年至2008年间济南世纪恒通公司银行流水明细、D.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书，拟证明朱广恒经营的山东恒通世纪公司和济南世纪恒通公司具备较强经济实力，有能力向任维焕和鲁豪工贸公司提供涉案资金和财物。
贾文燕、任政儒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山东恒通世纪公司和济南世纪恒通公司具有贷款的授信额度和经营情况，不能证明朱广恒个人的资金实力，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
因该组证据中A-
C均加盖有相关银行印章，其虽系复印件，但可证明朱广恒经营的山东恒通世纪公司和济南世纪恒通公司具备一定的资信条件和经济实力，本院予以采信；证据D为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
第七组证据：A.移动通信专用发票、B.天外村酒楼餐饮挂账单，拟证明朱广恒代替任维焕支付通信费和餐费。
贾文燕、任政儒对该组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因该组证据均为照片打印件，且仅能证明任维焕的生活消费情况，无法证明该消费款的支付情况，本院不予采信。
三、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提交自2004年12月13日至2013年12月27日的交税收据、借条、欠条、进账单、承诺以及协议、证明共计13份证据，累计金额32239726.24元，拟反驳朱广恒关于任维焕欠其款物和证明朱广恒对任维焕负有大量债务的事实。
朱广恒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均否认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所据上述证据拟证明的事实，同时认为上述证据的形成时间均在《结算承诺》形成之前。
对于上述证据，本院将根据案件事实和双方各自的主张予以综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双方存有争议之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朱广恒与任维焕之间存有多年债权债务关系。
二、2014年1月20日，朱广恒与任维焕联署形成《结算承诺》一份，具体内容如下：“自2000年开始，任总对广恒在济南手机生意上及企业贷款上均给予大力支持，期间双方在资金往来上和交付物品收取中曾有若干次业务，经双方对账协商确认：截止2014年1月20日任总或其公司收取广恒的字画、房屋、车辆、家俱等价值约为970万元，任总没有给款，且广恒以公司名义或个人银行转账形式以及现金垫付承建楼房和装饰等支付资金900余万元，任总没有给款，上述欠款合计壹仟捌佰柒拾万元（1870万元），待任总来款后支付。本结算日前双方发生的一切借据均作废，且以本结算内容为准。现由于广恒负债较多，请任总切记保密，相关问题可在长清法院处理。朱广恒（签名）2014.1.20号任维焕（签名并按手印）”。
三、2014年1月20日，任维焕加盖名章、鲁豪工贸公司加盖公章形成《收条》一份，具体内容如下：“截止2014年1月20日，任总及其公司为广恒出具的若干份现金借条、欠条、字据、合同，以及字画、车辆、房屋等凭证合计人民币2900余万元，应任总的要求，上述有效条据、凭证、票据存根等已于2014年1月20日退回任总持有，双方经济资金、财产账目等往来最终以双方共同确认的【结算承诺】为准。2014年1月20日（鲁豪工贸公司公章）任维焕名章”。
四、2014年3月1日，庄文光与朱广恒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一份，主要约定：朱广恒将对任维焕享有的《结算承诺》中确认的到期债权900万元转让给庄文光，庄文光同意受让该债权；庄文光受让该债权后，朱广恒与任维焕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解除，由庄文光取而代之，且庄文光对其与朱广恒之间发生的经济往来、垫付资金、担保和追偿等事宜不再予以追究；本次债权转让由庄文光和朱广恒将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通知债务人任维焕。
五、2014年3月3日，任维焕加盖名章、鲁豪工贸公司加盖公章形成《债权转让同意书》一份，具体内容如下：“有关2014年1月20日朱广恒与任维焕之间的结算承诺，涉及财物价值970余万元，资金900万元，在任总偿还困难时有我公司负责偿还，因朱广恒负债较多，同意将1870万元中财物价值970万元支付给庄宁；资金900万元支付给庄文光；为保证此债权的实现，同意庄宁、庄文光提出的因此转让发生争议可由长清区法院处理。任维焕名章2014年3月3日（鲁豪工贸公司公章）”。
六、朱广恒及其控制的山东恒通世纪公司（即恒信利经贸公司）、济南世纪恒通公司与任维焕及其控制的鲁豪工贸公司之间曾发生大量资金往来，除上述个人和公司之外，其中部分资金往来还涉及泰亿升经贸公司和金诚信数码公司。
七、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拟反驳朱广恒所主张的债权和证明朱广恒对任维焕负有债务，其所提证据的形成时间均在2014年1月20日《结算承诺》和《收条》形成以前。
本院认为，本案系庄文光为实现从朱广恒处受让的朱广恒主张的对任政儒、任飞、任燕楠的被继承人任维焕（即贾文燕前夫）享有的900万元债权而引发。因任维焕作为庄文光所受让债权的债务人已在本案立案之前于2015年1月6日因病去世，其遗产尚未分割继承，故本案涉及被继承人债务清偿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据此，在债务人任维焕已经去世的情况下，任政儒、任飞、任燕楠作为任维焕的法定继承人依法享有任维焕应有的抗辩权和抵销权。
依据当事人双方的诉辩，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朱广恒转让的其对任维焕享有的债权是否合法有效；二是庄文光与朱广恒之间债权转让合同关系是否合法有效；三是朱广恒、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应否承担清偿债务的民事法律责任。
关于焦点一，即朱广恒转让的其对任维焕享有的债权是否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本案中，朱广恒主张其对任维焕享有合法有效之债权的直接证据为《结算承诺》和《收条》。经本院委托鉴定，上述两项证据中任维焕签名和鲁豪工贸公司公章的签章均为真实。从证据意义的角度而言，签字并盖章的真实可推定经济往来结算的真实，除非有证据足以否定或怀疑结算行为的真实性，且应达成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否则应对结算行为予以确认。就此，本院对上述《结算承诺》和《收条》作如下分析和认定：
首先，该两份证据已经司法鉴定确认任维焕签名和鲁豪工贸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和同一性，故上述证据可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同时，《收条》中载明的已发生债权2900余万元与《结算承诺》中载明的结算债权1870万元并不矛盾，恰可印证朱广恒与任维焕互负债务，且已进行了抵销的事实。
其次，朱广恒为证明其与任维焕发生债权债务的过程中，申请本院调取了朱广恒及其控制的公司与任维焕及其控制的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凭证。从上述银行凭证可以看出，朱广恒与任维焕之间的资金往来不仅发生在个人之间，也发生在各自控制的公司之间。同样，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提供的证据亦证明任维焕生前和朱广恒之间利用其各自控制的公司进行了频繁的资金往来。因朱广恒和任维焕所控制的公司均系个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故双方的资金往来实为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混同的结果，其虽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但不能据此否认债权债务发生之事实。
再次，按常理而言，结算系对当事人之间已发生历史交易进行的梳理和清算，具有最终确认债权债务关系的效力。综合比较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朱广恒提供的《结算承诺》和《收条》可证明其已将全部债权凭证原件返还任维焕，故再行要求其提供相应债权凭证原件有违客观实际，其仅能提供资金来往凭据及《任维焕借朱广恒部分款项及字画明细》的复印件佐证债权债务的发生情况；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所主张朱广恒欠付任维焕债务巨大，虽提供了相关借条、欠条、协议等形式的证据，但上述款项的形成均发生于《结算承诺》和《收条》中载明的2014年1月20日结算之前。
单独而言，就上述四人所主张朱广恒欠付任维焕债务中一笔，也即2013年3月朱广恒、金诚信数码公司与鲁豪工贸公司三方协议中涉及的1200万元，就缺乏相应资金交付凭证，任飞、任燕楠申请本院调取但未作为证据提交的任维焕于2013年3月18日向案外人王琴转款1200万元的交易明细查询结果显示该款与朱广恒也不存在关联性，故该三方协议涉及的朱广恒的债务真实性存疑。再结合任飞、任燕楠提供的朱广恒书写的申请追加润丰银行济南历下支行、八里洼支行为被告的申请和该次诉讼并未实际发生的事实，亦不能排除该笔债务的虚假存在。
总体而言，从朱广恒与任维焕发生的债权情况统计表可以看出，任维焕对朱广恒所享有债权32073126.24元中扣除存有合理怀疑的形成于金诚信经贸公司在润丰银行济南历下支行贷款后发生的（1344万+400万）1744万元和重复计算发生于2006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的300万元，尚余（32073126.24元-1744万-300万）1163万余元。结合涉案《收条》中载明的朱广恒对任维焕享有的2900余万元债权，两者相抵销为（2900余万-1163余万）1737余万，与最终结算确认的1870万元相近。因而，就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所主张的《结算承诺》及《收条》形成之前朱广恒欠任维焕债务，不能对抗朱广恒主张的2014年1月20日结算之前享有债权存在的事实。
最后，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亦未能提供朱广恒于2014年1月20日结算之后发生债权债务的凭证。
综上，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涉案《结算承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故朱广恒所举证据已达到可以确认其对任维焕享有债权的高度可能性，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应按《结算承诺》载明内容予以确认。换言之，朱广恒转让的其对任维焕享有的债权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定。
关于贾文燕、任政儒在另行提出的对《结算承诺》中朱广恒和任维焕的签名是否形成于同一时间的鉴定申请。因否定《结算承诺》中结算行为真实性的关键在于签名与打印内容是否同一时间形成，即打印内容是否利用此前已签名的空白纸张打印形成，故签名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不能达到否定该《结算承诺》中结算行为真实性的目的。况且，本案已经两次委托进行鉴定，故本院对贾文燕、任政儒的该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关于焦点二，即庄文光与朱广恒之间债权转让合同关系是否合法有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据此，在涉案《结算承诺》并未约定朱广恒享有之债权不得转让的情况下，朱广恒将该债权分别转让给庄文光和庄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同时，朱广恒与庄文光已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任维焕。涉案《债权转让同意书》中虽仅加盖鲁豪工贸公司公章和任维焕名章，但并不影响该通知已送达任维焕本人的事实。至于庄文光与朱广恒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基础，因债权转让系属相对无因性合同，其既可以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不能仅凭此点否认其债权转让合同关系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因此，庄文光与朱广恒之间债权转让合同关系应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定。
关于焦点三，即朱广恒、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应否承担清偿债务的民事法律责任。
庄文光与朱广恒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庄文光受让涉案债权后，其对朱广恒享有的一切债权均不再予以追究。可见，朱广恒系通过转让债权的方式抵销其对庄文光所负有的债务，且朱广恒在协助办理债权转让通知事宜后即已退出原债权债务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庄文光与任维焕之间的重新确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庄文光要求朱广恒再行承担清偿涉案债务的民事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贾文燕与任维焕曾系夫妻关系，双方虽已离婚，但因涉案债务均发生于贾文燕与任维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在任维焕与其控制的鲁豪工贸公司存在公司和个人财产混同的情况下，任维焕应以个人财产对鲁豪工贸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据此，在贾文燕未能举证证明任维焕对朱广恒所负债务为全部个人债务的情况下，涉案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贾文燕应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任政儒、任飞、任燕楠作为任维焕的法定继承人，均表示不放弃继承。按照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任政儒、任飞、任燕楠均应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在各自继承任维焕的遗产范围内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关于庄文光要求支付自起诉之日起的债务利息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虽涉案《结算承诺》和《债权转让同意书》中均未约定债务清偿期限，但庄文光因涉案债务一直未能得以清偿，确实遭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故庄文光要求支付自起诉之日起的债务利息之诉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债务利息以9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准，自庄文光起诉之日即2015年1月22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综上所述，本案经调解未果。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贾文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原告庄文光清偿欠款900万元；
二、被告贾文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原告庄文光支付利息（以9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准，自2015年1月22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三、被告任政儒、任飞、任燕楠在应继承任维焕的遗产范围内按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务数额为限对原告庄文光承担清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庄文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申请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后附证据目录四页）
审 判 长 张小亮
人民陪审员 卢宪华
人民陪审员 李吉寿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于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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