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27民撤1号
原告：朱永富男，1955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忠，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启洪男，1961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宜华，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标，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杭州千岛湖汇丰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涌金路278号。
诉讼代表人：汪礼水，该公司清算组负责人。
第三人：朱顺富男，1953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原告朱永富因李启洪与杭州千岛湖汇丰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朱顺富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浙0127民初4454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7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永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忠、被告李启洪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宜华、杨标及被告汇丰公司诉讼代表人汪礼水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朱顺富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永富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诉请判令撤销本院（2016）浙0127民初4454号民事判决。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24日，淳安县人民法院对李启洪与汇丰公司、朱顺富公司解散纠纷一案（原诉）作出（2016）浙0127民初4454号民事判决，判决解散汇丰公司。原告认为被告李启洪与第三人朱顺富擅自伪造股权转让协议，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股权变更转让，致使原诉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从而作出错误判决，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1.原告在原诉诉讼之前对其股份被第三人朱顺富转让给被告李启洪之事不知晓。被告汇丰公司是由原告与第三人朱顺富兄弟二人设立。2008年，注册资本增加至1100万元，朱永富出资6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45%，朱顺富出资4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4.55%。第三人朱顺富在收到原诉开庭传票之后，与原告协商解决办法时，原告得知其股份在2010年9月就被朱顺富转让给李启洪。原告在原诉开庭前本院向其调查时已表明，其在原诉诉讼前对自己的股份被朱顺富转让给李启洪之事不知晓。2.2010年9月1日，原告和李启洪签订了价值1536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未实际发生效力。原告将其汇丰公司60%股份以1536万元价格转让给李启洪，双方约定签订协议时支付定金100万元，以及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此后，李启洪未向原告支付定金100万元，后续转让款也未付给原告，因此，该协议因李启洪未履行合同而没有生效，也没有办理过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并且从未委托朱顺富代为办理相关事宜。3.在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与原告和被告李启洪签订价值1536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内容不一致，且协议上原告的签名非原告本人所签，是第三人朱顺富伪造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第三人朱顺富与被告李启洪之间在未告知股权所有人原告朱永富的情况下，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协议应该认定无效。原告认为原诉判决认定错误，汇丰公司虽自筹建至今一直由第三人操控，但不代表第三人可以随意处置原告的股权。第三人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甚至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擅自转让原告股权的行为是无权处分行为。被告李启洪所谓支付股权转让款是直接转账给汇丰公司账户，未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综上，原告认为其和被告李启洪签订的价值1536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李启洪未履行合同而没有生效。原告未委托第三人办理相关事宜，第三人与被告李启洪签订的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协议为无权处分，且双方恶意串通，该股权转让协议也无效，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三人和被告李启洪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起诉。
被告李启洪辩称，原告是否为被告汇丰公司的真实股东，需要法院的调查。本案不是简单的股权转让，而是债权转股权。原告所说的恶意串通，并不属实。2010年9月1日汇丰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同意转让股权接受新股东的决定，上面有朱永富、朱顺富的签名和汇丰公司的公章。李启洪正是因为看到此决议才接受债权转股权方式。若本案股权转让存在瑕疵，那么李启洪也是受害者，李启洪接受债权转股权的方式也是善意取得。原告提起第三人撤销权之诉的原因是因为其与第三人朱顺富兄弟之间的债权债务协商未果。原告的女儿、女婿与李启洪的代理律师商谈过所谓的进行补偿，李启洪予以拒绝。（2016）浙0127民初4454号民事判决确认朱顺富是汇丰公司的真实股东，确认了李启洪的股东地位。李启洪的股东资格在2010年9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是认可的，那么既然认可，李启洪就是善意取得，不存在恶意串通。2010年9月1日李启洪成为股东后，也进行了公司章程的修改及工商变更的登记，若原告是真实的股东，其早在2010年就知道其股权遭受了侵害，而不是到现在才来主张。自李启洪成为汇丰公司股东后，汇丰公司没有召开过股东会。李启洪为享有股东应有的权利，要求召开股东会，提起公司解散诉讼。自李启洪成为汇丰公司的股东之后，到公司解散、清算之后，没有出现过所谓汇丰公司的股东朱永富的事实。原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是不适格的。原告不是公司解散的当事人，也不是汇丰公司的股东，其无权提起撤销之诉，也无权要求撤销（2016）浙0127民初4454号民事判决。原诉判决已生效，汇丰公司已进入清算程序，若原告认为原诉判决有异议或对其利益有损可一并上诉，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汇丰公司辩称，同意被告李启洪的辩论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股权转让是否成立。
第三人朱顺富未提交陈述意见。
原诉（2016）浙0127民初445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汇丰公司于2006年5月25日设立，股东为朱顺富及其弟朱永富二人，2008年，注册资本增加至1100万元，朱永富出资6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45%，朱顺富出资4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4.55%。2010年9月1日，朱永富与李启洪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永富将汇丰公司60%股份以1536万元价格转让给李启洪；李启洪在签订协议时支付定金100万元，同年9月1日前支付转让款736万元，2011年8月17日前支付700万元，736万元、700万元转让款到位后，100万元定金转化为转让款；朱永富承诺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汇丰公司除在杭州联合银行贷款1536万元，在其他金融机构、企业、单位和个人没有任何其他借款；李启洪承诺承担汇丰公司在杭州联合银行所贷款1600万元的贷款利息。同日，朱顺富与李启洪签订一份关于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用汇丰公司房产证、土地证等相关证件向银行贷款1600万元，其中1500万元借给李启洪使用，100万元借给朱顺富使用。汇丰公司账户自2010年11月10日至2011年9月15日共有1440万元款项汇入，用于归还汇丰公司向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2010年9月28日，汇丰公司工商登记发生变更，股东朱永富（出资额610万）、朱顺富（出资额490万）变更为李启洪（出资额660万元）、朱顺富（出资额440万元）。2011年10月24日，李启洪向朱顺富寄送了EMS律师函，告知于2011年11月15日召开汇丰公司临时股东会。此后，李启洪出席股东会，朱顺富未出席。
原诉（2016）浙0127民初4454号民事判决认为，汇丰公司由朱顺富及其弟朱永富创建，自筹建至今一直由朱顺富操控。在汇丰公司缺乏偿还大额贷款能力的情形下，朱顺富采用出售股权的方式引入偿还汇丰公司债务的资金，使汇丰公司能及时清偿贷款得以存续，同时原股东的股权比例减少，法律对用股权重组方式清偿公司债务的股权转让并不禁止。因此对李启洪持有汇丰公司60%股权的事实予以确认。汇丰公司长期脱离主营业务，全部收入仅靠房屋租赁，自李启洪受让股权后已长时间未能召开股东会，无法形成有效股东会决议，现有李启洪、朱顺富两名股东意见存在分歧、互不配合，李启洪作为非实际控制汇丰公司的股东必将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李启洪作为持有汇丰公司60%股份的股东有权提起公司解散之诉，遂判决解散汇丰公司。
原告朱永富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
1、（2016）浙0127民初4454号民事判决书1份（复印件，加盖本院档案证明专用章），拟证明被告李启洪未将股权转让款交付给原告朱永富，被告李启洪及第三人朱顺富承认汇丰公司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伪造的事实；
2、2010年9月1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1份（复印件），拟证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需打入原告账户，并需支付定金100万元的事实；
3、工商登记备案股权转让协议书1份（复印件），拟证明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上原告的签名非本人所签的事实；
4、传票（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在被告李启洪提起公司解散诉讼后得知其股权被转让的事实。
被告李启洪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
落款时间为2017年5月8日的律师函（原件），拟证明原告明知原诉诉讼以及被告李启洪是善意取得汇丰公司股权的事实。
被告汇丰公司及第三人朱顺富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被告汇丰公司认为原告的证据与其无关。被告李启洪对原告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该判决书认定是债权转股权，不是简单的股权转让，判决书也没有认定工商备案的协议是虚假的。本院审查认为，证据1-（2016）浙0127民初445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上朱永富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该股权转让协议是为工商变更需要而签的。被告李启洪认为原告证据2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需支付定金协议才生效，但是定金没有支付该协议是无效的，且该份协议是朱顺富提供给李启洪签署的，证明不了朱永富是真实的股东。本院审查认为，原告证据2-股权转让协议书有关于支付定金100万元及股权转让款转入原告指定账户之约定。被告李启洪认为原告证据3协议上李启洪的签名是真实的，协议是朱顺富提供给李启洪签署的，前提是李启洪已经看到过汇丰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且该份协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本院审查认为，原告证据3-工商登记备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原诉庭审中朱顺富认可该协议上原告的签名是其代签的。被告李启洪对原告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本院审查认为，证据4与本案无关，不具有证明力。
对被告李启洪提交的证据-律师函，原告及被告汇丰公司均无异议。本院审查认为，律师函不具有证明力。
本院庭审中出示了在原诉开庭前向原告朱永富做的一份调查笔录（复印件）。经质证，原告认为该笔录为调查笔录，不是要求其参与开庭的证明；该笔录可以证明原告是汇丰公司不参与经营的股东，以及原告在第三人朱顺富将其股权转让给被告李启洪之后才得知股权转让的事实；原告与第三人朱顺富兄弟二人从20岁一起做生意，由第三人朱顺富管钱，不分红的，第三人朱顺富主外，原告主内；不锈钢公司原称是杭州正鑫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占90%的股份，原告的妹妹占10%，投入到汇丰公司的200万元是由原告提供的。被告李启洪认为调查笔录可以证实原告不了解汇丰公司的情况，原告是否为汇丰公司的真实股东有待调查，李启洪没有恶意串通，也是受害者。被告汇丰公司认为，原告在调查笔录中称其与朱顺富共有不锈钢公司、汇丰公司两个公司，其中不锈钢公司以200万元出售之后的款项由朱顺富掌控，并投入汇丰公司。既然朱永富说不锈钢公司是其管理的，该公司的出售款却由朱顺富管理，故对原告在调查笔录言语的真实性有异议。另外，原告说其在汇丰公司有股份，要看其在汇丰公司成立的出资来认定。本院审查认为，调查笔录可以证明原告曾是汇丰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以及汇丰公司自设立以来全部由第三人朱顺富经营管理，原告不参与经营管理，不知晓汇丰公司的经营状况。
综合上述有效证据、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2010年9月1日，原告朱永富与被告李启洪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在被告汇丰公司60%的股权以1536万元价格转让给被告李启洪；签订协议时李启洪支付定金100万元，同年9月1日前支付转让款736万元，2011年8月17日前支付700万元，736万元、700万元转让款支付到位之后，100万元定金转化为转让款；定金、股权转让款经银行转账至原告指定的账户；原告承诺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汇丰公司除在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1536万元，在其他金融机构、企业、单位和个人没有任何其他借款；被告李启洪承诺承担汇丰公司在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贷款1600万元的贷款利息。同日，第三人朱顺富与被告李启洪签订一份关于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约定用被告汇丰公司的房产证、土地证等相关证件向银行贷款1600万元，其中1500万元给李启洪使用，100万元给朱顺富使用，贷款本息由使用方按时支付，汇丰公司产生的一切损益由双方按比例分配。2010年11月10日至2011年9月15日，李启洪分四次向汇丰公司账户汇款1448万元，汇丰公司以该款偿还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2010年9月28日，被告汇丰公司变更工商登记，股东由朱永富、朱顺富变更为李启洪（出资额660万元）、朱顺富（出资额44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朱顺富；李启洪为监事。2016年10月25日，李启洪向本院起诉，请求解散汇丰公司。2017年3月24日，本院作出（2016）浙0127民初4454号民事判决，判令解散汇丰公司。该判决生效后，朱顺富以汇丰公司已经解散，但未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向本院申请对汇丰公司进行强制清算。2017年6月9日，本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朱顺富对被申请人汇丰公司强制清算申请。目前该案在审理中。
另查，被告汇丰公司于2006年5月25日设立，2008年，股东变更为第三人朱顺富、原告朱永富兄弟二人，注册资本1100万元，朱永富出资6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45%，第三人朱顺富出资4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4.55%，其经营管理事务全部由朱顺富掌控，朱永富不参与经营管理。
又查，汇丰公司在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1536万元，其中836万元贷款期限为2010年5月18日至2011年5月17日，700万元贷款期限为2010年8月17日至2011年8月16日。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为被告李启洪是否受让了被告汇丰公司60%的股权。第三人朱顺富认可其汇丰公司4.55%的股权已出让给被告李启洪，而原告朱永富否认其汇丰公司55.45%股权出让给被告李启洪。首先，2010年9月1日，原告与被告李启洪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其将汇丰公司60%股权以1536万元转让给李启洪。原告实际持有汇丰公司的股份为55.45%，而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出让的股份为60%。因此，60%的股权不仅指原告本人所持55.45%的股权，还应包括第三人朱顺富4.55%的股权。此点与工商备案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分别约定股权出让额为55.45%和4.55%相一致。故名义上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原告个人与被告李启洪签订的，实际上是原告、第三人朱顺富二人60%的股权整体作价1536万元对外转让，是汇丰公司股东朱永富、朱顺富与股权受让人李启洪双方的意思表示。其次，被告李启洪作为股权受让人以转账方式向汇丰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448万元。再次，2010年9月28日，汇丰公司变更工商登记，股东由原告朱永富、第三人朱顺富变更为被告李启洪、第三人朱顺富，完成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针对原告关于被告李启洪因未支付定金100万元和后续股权转让款，原告与被告李启洪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没有履行的主张。本院审查认为，被告汇丰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缘由系欠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536万元贷款到期或即将到期而无力偿还，为了偿还贷款使汇丰公司得以继续存续，股东朱顺富、朱永富采用出让60%股权的方式引入偿还金融债务的资金。法律对以股权重组方式清偿公司债务的股权转让未禁止。正因如此，被告李启洪应支付给原告和第三人朱顺富的股权转让款，全部转账至汇丰公司账户，且该款全部用于汇丰公司偿还上述银行贷款。故原告认为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未履行的主张不能成立。针对原告关于第三人朱顺富与被告李启洪恶意串通，签订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严重损害原告权利的主张。本院审查认为，因原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汇丰公司股东朱顺富、朱永富二人共60%股权整体作价1536万元对外转让，股权出让份额和股权转让款未细化至股东个人，而工商变更登记作法定形式审查，必然将60%的股权细化至股东朱永富、朱顺富个人。故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被告李启洪作为股权受让人分别与汇丰公司股东朱永富、朱顺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诉庭审中第三人朱顺富承认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上原告的签名是其代签的，第三人朱顺富与被告李启洪均认可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就是为了工商变更需要而签订的。工商备案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总价款为660万元，被告李启洪向汇丰公司账户支付1448万元。从被告李启洪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可以看出，双方是按朱永富签名的转让价格1536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的，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因此，原告认为第三人朱顺富与被告李启洪恶意串通，签订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严重损害其权利的主张，也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虽然原告未授权朱顺富对原告签名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进行变更，也未授权朱顺富在其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但从汇丰公司股东朱永富与朱顺富以股权重组方式清偿公司债务的股权转让目的，汇丰公司实际管理经营者是朱顺富以及朱顺富与朱永富系兄弟关系综合考量，股权受让人李启洪作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朱顺富有代理权，且李启洪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朱顺富有代理权。故朱顺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原诉确认李启洪持有汇丰公司60%股权的事实并无不当。李启洪系持有汇丰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有权提起公司解散诉讼。原诉生效判决解散汇丰公司的内容没有错误，未损害原告民事权益。综上，原诉认定被告李启洪受让了原告在被告汇丰公司55.45%的股权，确认被告李启洪持有汇丰公司60%股权，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认为原诉（2016）浙0127民初4454号生效民事判决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要求撤销原诉判决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第三百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永富要求撤销本院（2016）浙0127民初4454号民事判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朱永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方敏俊
人民陪审员 汪发源
人民陪审员 郑名金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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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援引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三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第三百条对第三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请求，人民法院经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请求成立且确认其民事权利的主张全部或部分成立的，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
（二）请求成立，但确认其全部或部分民事权利的主张不成立，或者未提出确认其民事权利请求的，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
（三）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对前款规定裁判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上诉。
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内容未改变或者未撤销的部分继续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