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05民初1195号
原告（反诉被告）：广州敏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
法定代表人：杨敏民，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静，广东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卢金芳，住广州市荔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贤，广东格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蕊，广东格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州敏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敏城公司）诉被告卢金芳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候静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鉴于经原告多次口头及书面催告，被告卢金芳对其认缴的25万元至今未履行出资义务，其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原告敏城公司的公司章程的约定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原告于2015年4月9日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并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代表申请人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同意作出有效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解除被告卢金芳作为原告敏城公司股东的资格，本股东会议决议合法有效，因被告卢金芳不是原告敏城公司的股东，其不享有股东的任何权利及义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起诉要求：1、确认原告于2015年4月9日作出的股东会议决议有效；2、确认原告于2015年4月9日作出的章程修正案有效；3、判令解除被告作为原告股东的资格，并由被告协助原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即将被告名下25万元出资额变更登记在杨敏民名下）；4、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卢金花答辩及反诉称：一、我方在企业转制时已经足额出资：1、原告的前身为广州市芳村建筑装饰水电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芳村建筑公司”），该公司系国有独资建设安装工程企业。2000年，该公司因形势需要根据穗芳体改办字【2000】7号批复进行了企业产权体制改革。2001年2月22日，全体股东签订了《广州市芳村建筑装饰水电安装有限公司章程》确认了包括杨敏民、卢金芳在内的公司股东共19人的出资情况，该出资情况经广州市中勤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作出中勤验字［2001］第139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2001年3月7日”、“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600万元”，“其中实收资本600万元”，各股东投入资本与认缴资本一致，上述改制、公司资本等情况由工商部门登记在案。2、上述改制过程文规定，同意芳村建筑公司“以零价格转让给企业的职工，转制为全体员工持股的有限公司”，实际转让采取芳村建筑公司以人民币888元收购整体企业产权的方式。资本由19名股东认购，认购资产比例按照现金出资比例分配。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加至600万元。3、卢金芳在企业转制时，现金出资2.5万元，出资比例4.17%，同比例认购企业资产额22.5万元，合持股25万元整，已履行完毕全部出资额。二、原告敏城公司实际由杨敏民一人控制，其无视小股东的利益，企图掩盖自己非法攫取公司股权的事实，并进一步侵吞小股东的股权：1、杨敏民无视小股东利益，不给小股东查阅账册，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攫取公司的股权，其持股比例已从转制时的30.17%上升为94.6%，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杨敏民在低价收购卢金芳股权被拒、卢金芳起诉行使股东知情权的情况下，杨敏民利用管控企业全部转制资料且未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之便利，先捏造所谓“卢金芳实际出资仅为2.5万元”的事由拒绝查询。尔后，杨敏民企图滥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8条关于股东除名行为的规定解除卢金芳的股东资格，基于上述法律规定仅适用于“未出资”和“抽逃全部出资”的情形，继而在《关于召开广州敏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临时会议的通知》捏造子虚乌有的“卢金芳女士未履行人民币25万元认缴出资”这一非法结果。3、卢金芳诉敏城公司股东知情纠纷一案，卢金芳的诉求获得法院的支持，敏城公司及背后推手杨敏民开启本次诉讼，捏造卢金芳等其余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妄图同时达到对抗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和侵吞小股东股权的目的。鉴于前述情况及意见，卢金芳已足额出资并履行完毕股东出资义务，而敏城公司在其实际控制人杨敏民的操控下，作出违法的股东会决议，并据此修改公司章程，故由原告作出的敏城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应属无效。因此，为了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故反诉要求判决：1、确认原告于2015年4月9日作出的《广州敏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解除原告股东资格的行为无效；2、确认原告于2015年4月9日作出的“广州敏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无效；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原告反诉答辩称：一、被告并没有按照2001年的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根据公司章程所签订的第七条规定（即19名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被告认购企业资产额为22.5万元，现金出资额2.5万元，合计25万元，占出资比例4.17%。根据公司章程第8条规定，股东应在30天内缴清现金出资额，认购公司资产的分期分批付清，若认缴了出资的股东不按约定出资，应取消其股东资格。事实上，被告在2001年2月14日仅仅缴纳了股东押金2500元，根本没有按照公司章程第7条的约定缴纳25000元现金，而且后续的22.5万元认购公司资产部分也根本没有缴纳。因此，原告按照公司章程的约定应取消其股东资格。二、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认为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召开的方式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应在60日内申请撤销。现涉案的股东会决议已经在2015年4月9日合法做出并已经生效，被告没有在60日期限内提起诉讼，根据上述的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不应当受理其反诉请求。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股东会决议由代表公司1/2或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即可生效，涉案的股东会召集的程序、表决的方式符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且上述决议的内容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会议及决议均是合法有效的。
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25日，原告敏城公司向被告卢金芳发出《关于股东缴足出资额的催告函》，内载：卢金芳自在我司认缴出资25万元，至今实缴2.5万元，实缴额仅站认缴额的10%。多年来，经我司多番催告，你仍拒绝缴足，欠22.5万元至今未缴。现再次催请你于2014年9月25日至2014年9月30日（五天内）缴足22.5万元，在此期间内拒不缴清的，视为自动放弃股东身份和权利处理，等等。随后，原告从2014年9月26日至2014年9月29日多次向被告发出与上述内容基本一致的《催告函》，并于2014年9月30日向被告发出《关于取消股东身份和权利的告知函》，通知被告自函件发出之日起被告股东身份和权利按自动放弃处理。
2014年9月23日，被告卢金芳向原告申请查阅公司账簿并委托广东格然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发出书面申请，要求原告收到申请后十五日内答复并且可以联系其代理人刘永贤。次日，原告就被告卢金芳未经股东义务且涉及违法事宜向广东格然律师事务所（即被告卢金芳代理人刘永贤）回复函件，告知其卢金芳仍欠22.5万元出资资金未缴纳并要求其补缴。2015年2月13日，原告敏城公司向被告卢金芳再次发出《催告函》，要求卢金芳补缴拖欠的出资额，否则将通过法律途径追讨。该函件按被告户籍地址通过EMS快递邮寄给被告，但快递回单显示经多次拨打卢金芳本人电话均无人接听以致未妥投。
2015年3月17日，持有原告敏城公司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杨敏民向原告提议召开股东临时会议，提清股东会对被告卢金芳未缴纳出资额25万元等事宜作出决议。基于股东杨敏民的提议，原告敏城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向股东发出了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的书面通知，该通知列明以下内容：会议时间定于2015年4月9日，地点位于敏城公司会议室，召集主持人为杨敏民，会议出席对象为全体股东，审议内容为：解除卢金芳的股东资格，卢金芳未认缴出资由杨敏民缴纳，杨敏民出资数额由原4730万元变更为4755万元。2015年3月18日，原告向杨敏民、张某甲、卢某、吴某乙及杨某乙等五股东发出上述书面通知，该五股东均签收。同日，敏城公司通过EMS快递方式按户籍地址向被告卢金芳、股东戴某（案外人）发出了上述书面通知，且亦向卢金芳代理人刘永贤邮寄出该通知书，但是EMS快递回单显示经多次拨打卢金芳、戴某本人电话均无人接听以致未妥投，而邮寄给卢金芳代理人的则妥投成功。
2015年4月9日，原告按时召开2015年第一次股东临时会议，出席股东分别为杨敏民、张某甲、吴某乙、杨某乙及卢某。该会议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载明：本公司于2015年4月9日召开股东临时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5人，代表本公司98.9%的表决权，所作出的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97.1%通过，决议事项如下：1、鉴于卢金芳对其认缴的人民币25万元出资至今未履行出资义务，同意解除卢金芳女士作为本公司股东的股东资格；2、同意卢金芳女士未缴纳的人民币25万元出资由杨敏民先生缴纳；3、同意杨敏民先生的出资数额由原来的人民币473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4755万元；4、审议并通过修正案。以上决议自代表本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签名之日起生效；等等。上述决议由股东杨某乙、卢某及杨敏民签名确认。同日，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原告敏城公司对本公司章程进行了如下修改：将原章程第八条改为：股东杨敏民，出资数额为473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4年4月28日；股东杨某乙，出资数额为95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4年4月28日……股东卢金芳，出资数额为25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4年4月28日。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其他章程条款不变。股东杨某乙、杨敏民和卢某在该公司章程修正案上签名确认。被告对上述决议及章程确认真实性，不认可其合法性并表示被告已足额出资，是原告滥用控股地位侵占被告的股权。
被告为了支持其意见，提供了两张收据和《小股东联合声明》。其中一张收据由广州市芳村建筑装饰水电安装有限公司于2001年2月14日出具，其载明广州市芳村建筑装饰水电安装有限公司收到卢金芳交来的股东押金2500元，另一张收据是由原告于2007年6月18日出具，其载明原告敏城公司收到卢金芳股金22500元。《小股东联合声明》是由卢金芳、戴某、吴某乙等人于2015年4月向有关单位出具，其写明“近日，我们惊悉…股东杨敏民提议，召集并将于2015年4月9日主持…会议审议事项竟为解除卢金芳女士的股东资格”等内容，其主旨主要是认为原告的控股股东杨敏民召集并主持2015年4月9日的股东会是非法的，该会议解除卢金芳的股权是杨敏民意图侵权卢金芳的股权，实属侵害卢金芳的利益。原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
原告为了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广州市芳村建筑装饰水电安装有限公司原股东黄某乙、巫某、张某乙、张某丙、陈某乙明、颜某及陈某丙等的书面证言及黄某乙、巫某、莫某甲《要约收购股份函》，这些书面证言主要载明：广州市芳村建筑装饰水电安装有限公司实行改制，由杨敏民带领19名员工决定共同出资购买该公司100%产权，决定将该公司注册资本增至600万元，该款项由杨敏民一人先予出资，其他19人未缴纳。至后期部分人员未缴纳出资额而退出，一部分则缴纳比例较小的股金给该公司，其中黄某乙、巫某、张某乙、张某丙、陈某乙明、颜某及陈某丙均由缴纳出资股金给该公司，而在第二次缴纳时张某乙、张某丙、陈某乙明、颜某及陈某丙放弃缴纳并向该公司办理退回股金手续。黄某乙、巫某、莫某乙人于2012年1月份签署的《要约收购股份函》主要载明：敏城公司通过要约方式收购其股份，并以实际出资金额为基数，再给予100%的回报率，在所有文书签署完毕后十五天内，敏城公司将本利全部付清，实际出资金额×××，回报×××，此要约函一式两份，各执一份，双方签字后均具法律效力，股东×××，等等。被告对上述证据三性均不予确认。
另查，原告敏城公司的前身是广州市芳村建筑装饰水电安装有限公司，该公司在2001年2月的公司章程概要如下：公司注册资本为陆百万元人民币，公司股东共19人（包括股东黄某乙、张某丙、陈某丙、陈某乙明、颜某、巫某、莫某丙张某乙等）；其中股东杨敏民认购企业资产额162.9、认购资产比例30.17%、现金出资额18.1万元、出资比例30.17%，股东卢金芳认购企业资产额22.5、认购资产比例4.17%、现金出资额2.5万元、出资比例4.17%；本公司在审批机关批准后，股东应在30天内缴清现金出资额，认购公司资产分期分批付清，经法定验货机构验证后办理公司的法定注册登记手续，若认缴了出资的股东不按约定出资，应取消其股东资格，并对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等等。广州市芳村建筑装饰水电安装有限公司变更为原告敏城公司后，原告公司章程因注册资金变化、股东出资额及股东身份变换等事由也多次进行变更。截止2014年4月30日，原告敏城公司的公司章程概要如下：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为伍仟万元；股东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4年4月28日，缴资期数（空白未填）；股东杨敏民出资数额为4730万元，股东杨某乙出资数额为95万元，股东张某甲出资数额为50万元，股东吴某乙出资数额为40万元，股东卢某出资数额为30万元，股东戴某出资数额为30万元，股东卢金芳出资数额为25万元；股东不按照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股东依法转让出资后，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额等项记载于股东各册上；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合并、分立、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主持，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规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等等。
原告于2015年9月2日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履行25万元出资义务，若被告拒不履行则要求解除被告卢金芳股东资金并办理25万元减资程序。后因本案管辖权问题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审理本案，原告在诉讼期间内将其原诉请变更为本案现诉请，且在庭审中撤回本案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在庭审中被告卢金芳确认其与股东戴某系夫妻关系，被告卢金芳确认其只缴纳其2.5万元出资额而没有缴纳25万元中剩余22.5万元，并表示：公司内股东按照转制时认缴的金额10%出资（即实际出资2.5万元便视为认缴25万元），且这种情况是视为足额出资的。
再查，卢金芳于2014年10月11日以敏城公司为被告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本院于2015年7月9日作出（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77号民事判决书。随后，敏城公司不服该判决遂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4日作出（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537号民事判决。前述判决书查明：原告敏城公司于1996年11月18日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杨敏民，卢金芳为原告的登记股东之一，占1.25%的股份；敏城公司的前身是广州市芳村建筑装饰水电安装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诉讼中，原告在诉讼中撤回有关确认涉案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修改案有效的诉讼请求，属于当事人处分自己的权利，并无不妥，本院予以准许。然而，由于被告提出反诉要求确认涉案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修改案无效，故本案需要处理争议焦点仍在于原告敏城公司于2015年4月9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改案是否有效。
上述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改案是否有效的前提在于原告敏城公司于2015年4月9日召开的股东会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以及作出的决议是否合法。
关于召开股东会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定期会议应当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时召开。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据此，原告敏城公司一并按照其公司章程约定，基于股东杨敏民的提议而召开涉案股东会会议。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由原告公司章程内容可知，敏城公司章程并无其他例外约定，原告同样地采取“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方式召开股东会。再次，原告在收到股东杨敏民提议后已于次日向登记在册的股东发出通知，并告知相关的开会时间以及讨论内容。虽然被告辩称没有收到该通知，但是在此期间原告与被告存在诉讼纠纷且均有委托代理人处理涉及股东股权事宜，原告在难以送达被告本人的情况，通过邮寄送达给被告代理人的间接方式告知有关事宜，也属于原告穷尽通知股东方式的表现。此外，被告虽然抗辩其代理人未获有关授权不应该接收该通知，然而被告及其代理人建立委托代理关系后，按照常理常规而言，代理人按照其执业规则理应将其发现或得知的涉及被告本人权益的事宜及时告知给被告本人，以此保障被代理人（即被告）的权益。同理，在被告本人从被告代理人处获知该通知后，被告亦应该告知其配偶戴某以维护两人夫妻共同权益。最后，从被告提供的《小股东联合声明》内容中，可以发现被告在涉案股东会会议召开前已获悉会议相关情况并通过其他途径去寻求解决，这就从侧面上反映出被告早已知晓会议召开时间及内容，只是未按时到场参会。鉴于此，涉案股东会会议的召开并没有违反公司章程规定，也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故其系符合法定程序的。
关于股东会议的有关决议是否合法的问题。第一，根据敏城公司的章程规定，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或修改公司章程等，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涉案股东会的决议是由表决权已达97.1%的三位股东通过的，符合章程及法律规定。因此，在没有切实有效证据推翻其决议情况下，该决议理应有效。第二，关于被告是否需要缴纳出资的问题。首先，被告辩称其缴纳了2.5万出资款，按照转制时的规定则视为已足额出资，相当于认缴了25万元。但是，原告敏城公司经过改制后，其运作方式则应要按有限责任公司模式进行，股东间的有关缴纳出资也不应按改制前的模式进行，除非股东间另有约定。其次，随着公司不断地壮大，股东人员不断地变化，原告未在某一阶段以公司章程列明或原告股东间达成约定而表明被告所称的缴纳2.5万元则视为已足额缴纳出资额的情况，在现有证据中也没有反映出原告愿意放弃向股东卢金芳追缴剩余出资额的意思表示。因此，被告该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故在被告确认未缴纳剩余22.5万元出资额的情况下，被告理应缴纳足额的出资额。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可得知在实际操作中公司股东是否足额缴纳出资额是有阶段性及一定隐秘性的，因为随着公司的壮大，股东的出资额也在不断地在发生变化，或增加或减少；同时，随着公司人员流动及业务的繁忙，对于股东出资的审核也发生纰漏，比如对为其他股东垫付出资的股东未获得如实登记等等。因此，在本案中，原告对被告的追讨出资则存在一定历史性影响，导致其向被告催缴时的数额也是在22.5万元或25万元两者间反复，由此引起对原告向被告催缴出资额的质疑。现结合庭审证据及被告确认，本院可认定被告已缴纳2.5万元，尚欠22.5万元未缴纳。第四，如前所述，在确认被告拖欠出资的情况下，原告依照公司章程通过邮寄函件及在其他诉讼案件向被告主张等方式多次要求被告补缴出资额，但是直至涉案股东会会议召开前被告仍未补足出资额。鉴此，由于被告未履行缴纳出资义务，原告按程序依法催缴后被告仍未缴纳的前提下，原告股东会决议解除被告股东资格
符合法律规定。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据此，被告对涉案股东会决议持有异议，应在法定期限内及早提出，而非迟延至本案中再以反诉形式提出。因此，被告提出确认涉案股东会决议无效等诉请缺乏时效性支持。综上，涉案股东会会议决议符合法律和章程规定，没有违反程序，实属有效；同理，由该股东会会议依照决议作出的章程修正案同样地有效。因此，原告要求解除被告卢金芳作为原告股东的资格，合法有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并告知原告应当及时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相反地，被告反诉请求依据不足，于理不合，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此外，关于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诉请，根据涉案股东会决议内容，是需由股东杨敏民缴纳被告未缴纳的出资部分后方能进行相关的出资额变更。就本案而言，现有证据未有显示出股东杨敏民已履行该缴纳义务，故原告该诉请缺乏相应事实依据支持，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解除被告卢金芳作为原告广州敏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卢金芳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费5050元，由原告负担受理费2525元，由被告卢金芳负担2525元；本案反诉费5050元由被告卢金芳负担。上述诉讼费5050元已经由原告预交，诉讼中原告同意由被告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承担部分直接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吴哲伟
人民陪审员 麦超群
人民陪审员 杨思毅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黄一峰
陈咏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