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49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伟伟，男，1990年9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淳安县。
委托代理人方建江、杨霖，浙江九重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南山路176-1、176-2、176-3号一层北面商铺。
法定代表人施焯荣，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韩厚，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秦文砚，北京市高朋（黄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紫南家园207号1层113。
法定代表人李佩霞，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余建阳，北京市泽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方伟伟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意公司）、被上诉人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北会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上民初字第2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案外人孙丹系京北会公司股东。京北会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其委托孙丹前去骏意公司购买法拉利车辆事宜。2015年3月20日，骏意公司（作为甲方）与孙丹（作为乙方）签订车辆销售合同一份，约定了乙方向甲方购买法拉利FF车辆；车辆保修起始时间为2011年11月1日；该车已经完成厂家要求的所有正常售后服务升级和召回活动（包括更换发动机总成）；甲方保证车辆是未经出售/登记的车辆，车辆在出售交付给乙方以前曾由甲方作为展示车使用；甲方以2350000元的优惠价格向乙方出售车辆。双方还就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骏意公司将上述车辆交付给孙丹并出具新车交付确认书一份，由孙丹签字确认。2015年7月6日，方伟伟（作为买方，乙方）与京北会公司（作为卖方，甲方）签订机动车销售合同（B版），载明：“……第一条旧机动车基本情况，厂牌型号：法拉利FF……2.经甲乙双方确认的交易车辆价款为人民币：2600000元……3.甲方承诺所售车辆无涉水、无重大事故。若乙方查出存在以上状况，甲方同意不计息退还全部车款……”同日，方伟伟与京北会公司签订京北会公司交车单一份，载明：“……车体状况：车况无任何问题，此车为新车，方伟伟确认提车……”方伟伟于同日付清2600000元车价款。2015年9月11日，骏意公司开具购买方名称为方伟伟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另查明，案涉车辆于2011年10月31日至2015年7月6日间有过维修记录，维修内容多为车辆检修、油漆处理、升级等。方伟伟于2015年12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京北会公司立即归还方伟伟购车款2600000元；2、京北会公司赔偿方伟伟支出的拖车费10000元；3、京北会公司赔偿方伟伟损失7800000元；4、骏意公司对京北会公司上述1-3项请求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首先，方伟伟与京北会公司订立的机动车销售合同中在醒目的位置写明“旧机动车基本情况”，方伟伟对案涉买卖车辆为旧机动车是明知的。京北会公司交车单，系方伟伟与京北会公司在订立合同后履行过程中的交付凭证，是对买卖标的交付时状况的描述，该描述与销售合同不符的地方应当与合同一致，不能发生合同变更的法律后果。其次，机动车销售合同第二条第3款约定所售车辆无涉水、无重大事故，该条款更进一步说明案涉买卖车辆为旧机动车。虽然案涉车辆在交付之前有维修记录，但该维修与车辆为展示车辆使用用途相符，同时该维修并未违反上述机动车销售合同第二条第3款的约定。再次，从案涉买卖车辆的交易价格来看，该价格未及同款全新车辆市场价格的一半。方伟伟与京北会销售人员的聊天记录也可显示方伟伟对案涉车辆的价格与车况匹配情况有明确的认知。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方伟伟明知经营者销售的是旧机动车，京北会公司交付的车辆与机动车销售合同的约定相符，上述情形不符合欺诈构成要件的要求。因此，方伟伟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方伟伟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4260元，由方伟伟负担。
宣判后，方伟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认定案涉车辆为旧机动车是错误的。《旧机动车交易管理办法》第二条，旧机动车是指办理了机动车注册登记等手续，距报废标准规定年限一年以上的汽车（含摩托车）及特种车辆。目前，该行政规章已被《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废止。《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条，二手车是指从办理完注册登记手续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之前进行交易并转移所有权的汽车（包括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即原农用运输车，下同）、挂车和摩托车。可见，旧机动车概念等同于二手车概念，其前提是办理完注册登记手续后交易的车辆。而案涉车辆从未办理过注册登记手续，显然不能属于“旧机动车”概念。一审对案涉车辆的性质认定错误，案涉车辆并非旧机动车，而是未上过牌、曾做过展示使用的车辆。二、一审法院认为，交车单中“描述与销售合同不符的地方应当与合同一致，不能发生合同变更的法律后果”，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买卖双方的真实意思看，上诉人的真实意思是购买新车，京北会公司也当庭陈述，“新车的概念，在二手车交易惯例中是指没有上过牌照的车，故其销售人员所说的新车就是指案涉车辆没有上过牌照”，也即京北会公司认为没有上过牌的就是新车，案涉车辆没上过牌，是新车。可见双方对案涉车辆是“新车”并无争议。在此真实意思下，套用了被上诉人提供的《机动车销售合同》，该合同上表述的“旧机动车”系套用合同中的表述，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因交车单中手写明确约定“此车为新车”，上诉人见有此确认，即认可。而实际交付的案涉车辆的确没有上牌。没有上过牌，其性质就不是旧机动车，双方的真实意思及实际履行行为与套用的《机动车销售合同》部分表述不符，应以真实意思为准。另外，一审证据3，上诉人与王明伟的对话录音中，销售方多次说是新车，证据8微信朋友圈也可以看出，出卖人认为出卖的是新车。可见，双方的真实意思就是买卖新车，而不是已注册登记过的“旧机动车”。三、一审认为“销售合同第二条第3款约定所售车辆无涉水、无重大事故，该条款进一步说明案涉买卖车辆为旧机动车”，该推理毫无依据。一审认为“虽然案涉车辆在交付之前有维修记录，但该维修记录与车辆为展示车使用用途相符”，该推理同样毫无依据。“车辆无涉水、无重大事故”是销售方对车辆车况的一个保证，约定了该保证，与案涉车辆是否为旧机动车毫无关系，不能得出案涉车辆就是旧机动车的结论。一审的推理没有法律、事实和逻辑依据。同时，销售方的确披露了车辆为展示车这一瑕疵，但除了正常的保养，曾作为展示使用并不能得出就必然要被维修、甚至多次被维修的结论。从一审证据10，多达20多条的维修记录中，频繁出现车辆各个部位的油漆、钣金的维修，这些均会造成车辆效能下降、价格降低，理应属于销售方披露范畴，但销售方只字不提，销售方在车况基本信息告知方面存在欺诈。四、上诉人的购车价格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并不能推导出所购买的车辆就应当有未披露的瑕疵。上诉人与销售人员的聊天记录显示，销售方并没有全面真实披露车辆瑕疵，上诉人对车辆进行过多次维修毫不知情。上诉人按新车要求，以260万购得案涉车辆，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完全合情合理，骏意公司的售后经理张瑜已经充分地解释了原因：系库存车、展示车、为了回笼资金、为了拿厂家返利（一审证据7）。很显然，价格优惠、降价销售是常见的销售手段，并不能推导出所购买的车辆就应当有未披露的瑕疵，并不能免除销售方真实、全面披露商品质量、性能等性状的义务，并不能免除销售方应提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及行业标准要求的商品的义务。上诉人与销售人员的聊天记录显示，销售方仅仅披露了车辆系展示车、已启动保修，但对经多次维修等严重瑕疵从未披露，上诉人也毫不知情。五、一审证据中已出现两个重大事实，一审却遗漏了认定，该两个事实进一步证明销售者明知车辆瑕疵而故意隐瞒，构成欺诈。1、销售方隐瞒了车辆曾被召回、更换发动机总成这一重大事实。两被上诉人仅仅披露了车辆系展示车、已启动保修、行驶公里数为250公里的瑕疵，却不披露多次维修、车辆曾被召回、发动机更换总成等重大瑕疵，而这些重大瑕疵足以造成车辆基本效用显著下降，对车辆价格、是否决定购买等均有重大影响，显然应当披露。虽然销售合同第二条仅承诺了无涉水、无重大事故，但“无重大事故”无非是为了说明车辆没有更换过重要部件，而车辆发动机显然是车辆最重要部件，车辆发动机总成更换更应披露，车辆发动机总成更换的事实与“无重大事故”的表述相互矛盾。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商家有如实告知的义务，销售者明知车辆曾被召回、发动机总成被更换而故意隐瞒，已经构成欺诈。2、里程表被篡改。案涉车辆交车时的里程数仅为250公里，鉴于车辆存在20多次维修及车辆被召回的情况，这一里程记录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一审证据10显示，至2015年5月12日，该车辆的里程数已为260公里，而从2015年7月6日的交车单上看，交车时显示的里程仅为250公里，里程表记录不可能倒计，显然里程表记录已被篡改，在长达近4年的时间里该车的行驶里程不得而知，两被上诉人实施主动行为篡改车辆里程，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隐瞒车辆的真实现状，其欺诈的事实和故意是明显的。综上，销售方隐瞒案涉车辆被多次维修、被召回、发动机总成更换的事实，篡改里程表，共同营销、共同销售案涉车辆，使上诉人陷入错误的意思表示，两被上诉人具有欺诈消费者的故意，构成销售欺诈，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应当退还货款、赔偿损失。六、原审中，京北会公司和上诉人均认可交易的是新车，双方合意的内容也是交易新车，双方对案涉车辆是新车并无争议。京北会公司对证据的质证中反复提及二手车交易中的新车就是没有上过牌照的新车，案涉车辆没上过牌，是新车。七、从发票的开具看，双方交易的也不是旧机动车。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使用新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凡从事机动车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从2006年8月1日起，在销售机动车（不包括销售旧机动车）收取款项时，必须开具税务机关统一印制的新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二手车经销企业销售、拍卖企业拍卖二手车时，应当按规定向买方出具税务机关监制的统一发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统一二手车销售发票式样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二手车发票由以下用票人开具：（二）从事二手车交易活动的经销企业，包括从事二手车交易的汽车生产和销售企业。案涉车辆的发票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而非二手车发票，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是旧机动车交易，而是新车交易。八、被上诉人在联合销售的过程中，隐瞒发动机总成更换等重要事实，仍以新车名义销售，构成欺诈。工商总局《关于4S店隐瞒发动机更换事实销售汽车行为是否构成消费欺诈的答复意见》【工商消字（2013）168号】认定：汽车销售企业在销售汽车过程中，隐瞒发动机更换等重要事实，仍以新车名义销售，属于《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50号）第三条第十三项“以其虚假或者不正当手段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明确将此类情况认定为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退一步说，即便销售的是上过牌的旧机动车，更换发动机总成的重大维修事项，严重影响车辆价格性能，显然也必须披露给消费者。两被上诉人隐瞒车辆重大瑕疵，欺诈消费者，也与销售合同第二条的承诺不符。恳请撤销原审判决，改判：1、京北会公司归还方伟伟购车款260万元，2、京北会公司赔偿方伟伟支出的拖车费1万元，3、京北会公司赔偿方伟伟损失780万元，4、骏意公司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被上诉人骏意公司答辩称：1、骏意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并未签订任何汽车销售合同，双方从未有任何交易款项往来，骏意公司也未向上诉人交付车辆及相关单证，双方不存在任何汽车交易行为。2、骏意公司不具有参与案涉交易的条件和可能性，在案涉交易发生的三个月前，骏意公司就和孙丹就案涉车辆进行并完成了交易。签订合同当日，骏意公司就已经交付了符合合同约定条件的车辆及相应单证。故在案涉交易前，车辆已交付给孙丹，骏意公司已经不再享有案涉车辆的处分权及所有权，不再具有参与案涉交易的条件和可能性。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京北会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上诉人在其民事上诉状中，在辨析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的时候，明显采用双重标准扰乱视听。首先，《旧机动车交易管理办法》已经废止，现行法规是《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那么“旧机动车”就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行业概念。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一方面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书中关于“旧机动车”的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要求判决书以法律概念认定案涉车辆，另一方面上诉人又提出了一个“未上过牌、曾经做过展示使用的车辆”这一非法律规定的概念，明显是双重标准。其次，一方面上诉人认为根据原《旧机动车交易管理办法》、现《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车辆为旧机动车属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上诉人引述的法规所下定义，以及上诉人的意见，案涉车辆不是“旧机动车”。既然不是旧机动车，毫无疑问就是新车了；另一方面，案涉车辆从未上过车牌，不论按照上诉人称的上述法规所下定义，还是按照行业惯例，案涉车辆都符合《交车单》所谓的“新车”。而上诉人在一审和二审又称，京北会公司出售车辆时交付的不是“新车”。既然不是新车，那么毫无疑问就是“旧车”或者“二手车”。上诉人为了达到其“证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目的，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在上诉状中给自己设计顾头不顾尾的囫囵话，其目的不是在辨析事实和法理，只是一厢情愿地想证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按照上诉人的意思，京北会公司交付的不是“新车”，而一审判决认定该车辆为“旧机动车”也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是“未上过牌、曾经做过展示使用的车辆”。而实际上，京北会公司交付的就是上诉人在购车时明知的这种车辆，所以何来欺诈一说？再次，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还称，京北会公司认可了双方交易的车辆为“新车”，这是移花接木、偷换概念。京北会公司在一审中反复说明，案涉车辆没有上过车牌，在二手车交易惯例中这种车常称为“新车”。京北会公司认可的是案涉车辆在二手车交易惯例中的称呼而不是认可交付给上诉人的案涉车辆是全新车辆。京北会公司的工作人员在交车单中注明“此车为新车”，不仅是京北会公司应上诉人满足虚荣心之要求书写的，而且“此车为新车”的写法也符合二手车行业的交易惯例，不存在欺诈上诉人的任何情况。最后，本案并非要在庭审中争辩清楚“旧机动车”与“新车”的法律概念，而是查明买卖双方在进行交易时，对案涉车辆的真实情况是否明知：即商家是否对消费者进行了隐瞒欺诈，消费者在购买车辆时是否知道自己要买的是一辆什么样的车，这才是案件需查明的关键。根据一审庭审中的质证及查证的相关事实，上诉人对自己购买的是什么样的车辆是明知的，京北会公司未对上诉人进行任何隐瞒，京北会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欺诈。二、关于车辆瑕疵问题，京北会公司已经将自己能知道的一切情况告知了上诉人，不存在隐瞒和欺诈。关于车辆维修保养记录问题，在一审中，京北会公司多次阐明，汽车销售行业中，尤其是高档车销售行业，非持有发票方是无法查询到车辆维修保养记录的。根据实际情况，京北会公司因不持有发票故不可能知道案涉车辆的维修保养记录，因此，京北会公司无法告知上诉人任何车辆维修保养情况。关于案涉车辆曾售后服务升级、更换发动机总成一事，京北会公司销售人员在进行销售时明确告知了上诉人。此外，汽车销售行业内，库存达到一定时间的车辆售后服务升级、更换相关设施设备，是行业惯例，作为消费者的上诉人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即便存在任何消费者不知道的情况，也不能因此就说商家对消费者构成了欺诈。关于里程数，260公里的里程数并非京北会公司提供的证据，该数字的填写可能存在工作人员为了凑整随意填写的问题。京北会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京北会公司从骏意公司购买案涉车辆时里程数是207公里，到京北会公司出卖给上诉人时，工作人员填写的是250公里。对于高档车辆，冒险将公里数回调10公里，对任何一个汽车销售商都是没有必要的。对上诉人的补充答辩称，上诉人的补充第一点谈到“可见双方对新车车辆……并无争议”，是偷换概念，一审陈述在二手车交易管理中没有上过牌照的车俗称新车，并非京北会公司认可本案涉诉车辆为新车，上诉人从上诉状、补充上诉状中一直在偷换概念。关于第三点提到的仍以新车名义销售构成欺诈，上诉人引用的答复意见中所谓的发动机更换并非本案中所称的召回升级，引述的事实并不符合本案案涉车辆的事实，上诉人提到“即便交易的是上过牌的旧机动车…”并不符合事实，本案销售的是展示过的车。上诉人所述不符合本案的相关事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方伟伟本院提交：
1、目前车辆的发动机照片一张，欲证明两被上诉人篡改过发动机号码。
2、车辆一致性证书一份，欲证明在该证书签发时（2011年12月27日），案涉车辆的发动机号为188014，车架号为183080。
被上诉人骏意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车从2015年7月6日起就一直在方伟伟处，这个号是否是从涉案车辆上拍摄的不能确认，即使是涉案车辆上拍摄的，不能排除方伟伟本人进行过调改。证据2证件换发是为了车辆办理登记，相关部门对签发时间并未留意，并及时变更，且该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确认。被上诉人京北会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车辆已经卖出一年多，是谁改的不清楚。车辆发动机号的变动，根据车辆销售惯例，车架号保持一致即可。证据2同意骏意公司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方伟伟提交的证据1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存在篡改发动机号的行为，证据2庭后方伟伟已提供原件供核对，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骏意公司向本院提交：
1、法拉利玛莎拉蒂汽车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法拉利汽车召回公示一份，欲证明涉案车辆因厂商召回活动而更换发动机总成，非因车辆事故或故障，不属于上诉人所称的车辆瑕疵。
2、杭州骏飞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情况说明一份、案涉车辆2014年5月30日里程信息，欲证明维修记录上显示的里程数并不能显示车辆的实际里程，因为系统原因，所以每次均需大于上次里程才能开单，开具工单时存在人为增加公里数的情形，案涉车辆在2014年5月30日的里程数为207公里。
上诉人方伟伟质证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请求法院酌定。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份证据上确定了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发动机总成更换，这个行为两被上诉人均未向上诉人告知。若是该份证据真实，更能说明该车辆存在质量问题。证据2对情况说明三性有异议，其本质为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且杭州骏飞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与骏意公司系关联公司，工商网站查询得知两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完全一致，两者有直接利害关系，且所表述的事实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不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与其他证据材料矛盾。里程信息无任何单位盖章，且为全英文，无翻译件，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内容中仅有车架号无发动机号，与正常情况不吻合。被上诉人京北会公司对骏意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证据1召回公示系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官网下载打印，方伟伟对真实性未提出明确异议，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里程信息未反映证据来源，未经出证单位确认，且杭州骏飞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与骏意公司系关联企业，且相关内容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京北会公司向本院提交：
1、方伟伟在北京住宿记录及航班记录，欲证明上诉人在2015年7月4日至7月13日期间在北京，上诉人在7月5日晚上去看车的事实，间接证明2015年7月6日涉案车辆并未处于维修状态。
2、法拉利中国官网截屏，华夏二手车操作流程截屏、涉案车辆的保修保养记录，欲证明法拉利官网不能查询到涉诉车辆的维修保养记录。任何人要查询涉诉车辆的保修保养记录，需要交费、注册，京北会公司并不持有车辆的任何发票，无法向4S店直接咨询或查询到车辆的保修保养记录，京北会公司作为二手车销售方，没有义务为方伟伟查询保修保养记录，截屏最后一页也说明召回活动并非更换发动机，方伟伟认为骏意公司或京北会公司更换了发动机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行业的说法。
上诉人方伟伟对证据1三性均有异议，京北会公司无法提供证据来源，也无相关部门确认，同时也不能证明其待证目的。本案中存在京北会公司非法窃取公民身份信息的事件发生，有必要进行查处，将有关线索移交相关部门。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无法证明出处，截屏最后一页标注内容也与事实情况不符，涉诉车辆确存在更换发动机的情形。该证据最后一页所写的里程数为224公里，与骏意公司的情况说明相矛盾。被上诉人骏意公司对证据1表示不了解情况。证据2认可京北会公司关于车辆保修保养记录良好的证明对象。
本院认为：证据1未显示证据来源，无出证部门盖章确认，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中法拉利中国官网可以通过网络直接查询，方伟伟对该证据真实性未提出明确异议，故对该证据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另两份证据因未公证或当庭演示，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另认定，涉案法拉利车架号为ZFF73SKE4C0183080。法拉利玛莎拉蒂汽车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曾向国家质检总局递交召回报告，自2012年5月24日起召回包括涉案车辆在内的中国大陆地区42辆进口FF汽车，召回原因为“上述车辆由于机油润滑回路中过多的加工残渣，导致无铅银基（Ag）轴承的磨损，可能会导致发动机连杆大头轴承卡滞并导致连杆断裂，甚至发动机缸体破裂”。该公司将免费为上述涉及车辆更换发动机总成。另，召回公告中车架号为ZFF73SKE4C0183080的召回车辆对应发动机号为F140EB177963。涉案车辆在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中载明发动机号为F140EB188014。在孙丹与骏意公司签订《车辆销售合同》时，骏意公司说明的车辆发动机号为F140EB177963。骏意公司受托向方伟伟开具的发票中发动机号变更为F140EB188014，随车的车辆一致性证书亦载明发动机号为F140EB188014。涉案车辆从2011年10月至2015年的维修保养记录中的车辆发动机号始终记载为F140EB177963。无证据显示京北会公司向方伟伟出售涉案车辆时已告知该车发动机总成因召回，发动机存在更换的事实。
涉案车辆2012年9月10日的维修记录中显示车辆行驶公里数为205公里，2013年3月27日维修记录中显示车辆行驶公里数为207公里，2014年4月28日维修记录中显示车辆行驶公里数为224公里。2015年3月20日孙丹与骏意公司签订的《车辆销售合同》中双方确认车辆已行驶公里数为207公里。维修记录反映2015年7月6日涉案车辆的行驶公里数为260公里。2015年7月6日方伟伟与京北会公司交接时，双方确认车辆行驶公里数为250公里。方伟伟在与骏意公司销售经理电话联系时，又称车辆卖给方伟伟时行驶公里数为270多公里（279公里）。
本院认为：根据QQ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结合购车款金额及合同关于“甲方承诺所售车辆无涉水、无重大事故”的约定，可以认定方伟伟在购车时对涉案车辆出厂日期为2011年9月、已启动保修、曾用于车展系属明知。双方合同中对“新车”的概念未有明确界定，双方在本案中争议买卖车辆是否属“新车”无实际意义。方伟伟及骏意公司提交的维修记录中反映的维修内容多为车辆检修、油漆处理、升级等，鉴于该车长期用于销售展示，小修小补亦属正常，方伟伟以260万元的价格购得案涉车辆对此应有所预见，方伟伟以该车存在维修记录，不属于新车为由主张京北会公司及骏意公司存在欺诈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发动机更换问题，因召回公告中车架号为ZFF73SKE4C0183080的召回车辆对应发动机号为F140EB177963，本院认为召回公告中所涉的发动机号应为召回前的发动机号，方伟伟主张不能确定F140EB177963是召回前的发动机号还是召回后的发动机号与常情不符。另，不论召回公告前还是召回公告后，车辆维修记录中案涉车辆的发动机号均为F140EB177963，本院认为存在车辆召回后，维修机构忘记修改车辆发动机号的可能，但不存在在召回前维修机构预知召回后更换发动机号的可能。至于车辆一致性证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的签发日期与发动机号码不吻合的情况，本院认为海关出具的货物进口证明书载明案涉车辆的实际进口办结进口手续的时间是2011年10月12日，但证明书的出具时间在召回公告之后，该证书上记载的发动机号为F140EB188014。故本院认为骏意公司及京北会公司关于车辆发动机召回后，为便于车辆登记，按新的发动机号重新出具了车辆一致性证书及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但对原出具日期未作更改的说法具有合理性。综合上述情形，本院确认案涉车辆在召回前的发动机号为F140EB177963，召回后的发动机号变更为F140EB188014。案涉车辆因生产厂商召回，确存在更换发动机的行为，无证据证明京北会公司将此情形告知方伟伟。但鉴于车辆召回已公示，召回的目的在于修正原出厂车辆的质量缺陷，经召回由生产厂家更换发动机后，无证据证明涉案车辆发动机存在质量瑕疵，京北会公司在售车时未将此情形告知方伟伟欠妥，但不足以认定欺诈。关于里程表是否存在被篡改一节，本院认为确存在买卖双方确认的里程数与维修记录中反映的里程数有差异的问题，而方伟伟在与骏意公司销售经理通话时所称的里程数与车辆交接时双方确认的里程数亦存在出入，现方伟伟主张里程数存在篡改的唯一证据即是维修记录，目前证据显示的十余公里的里程数差额不至于对方伟伟是否购买该车产生实质性影响，难以合理解释京北会公司或骏意公司篡改里程表的动因。对方伟伟关于卖方存在人为篡改里程表的主张，本院认为依据不足，难予支持。综上，方伟伟主张销售者欺诈依据不足，对其要求退一赔三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但京北会公司在出售案涉车辆时履行告知义务不全面，且维修记录中的里程数与交车时确认的里程数确存在一定出入，方伟伟作为消费者提起本案诉讼亦在情理之中，本院据此确定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京北会公司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842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4260元，均由北京京北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方伟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案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东红
代理审判员 韦 薇
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史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