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成民终字第28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市青羊区日用杂品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十二桥路64—**号。
法定代表人廖芳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饶全福，四川思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恒利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草市街***号。
法定代表人李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明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新锦江旧城改造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号。
法定代表人童伟民，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冯婷婷，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四川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敏，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四川分所律师。
原审被告成都康荣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宏吉分公司（原成都市青羊区房地产管理局鼓楼房管所）。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鼓楼北街**号。
负责人杨汝中，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莲。
原审第三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胜支行。住所地：成都市草市街***号新锦江时代锋尚。
负责人蒋刚，行长。
委托代理人曾罡。
委托代理人何茜。
上诉人成都市青羊区日用杂品公司（以下简称青羊日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恒利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利开发公司）、成都新锦江旧城改造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锦江开发公司），原审被告成都康荣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宏吉分公司（以下简称康荣物业宏吉分公司），原审第三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胜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德胜支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09）青羊民初字第56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青羊日杂公司承租了原成都市青羊区房地产管理局鼓楼房管所（以下简称鼓楼房管所）位于成都市草市街131号底层直管公房，建筑面积为36㎡。恒利开发公司拆迁了青羊日杂公司租赁的房屋，青羊日杂公司、鼓楼房管所与恒利开发公司于1996年9月11日签订《非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第一条：甲方（恒利开发公司）将乙方（青羊日杂公司）使用的营业房，建筑面积36㎡予以拆除，安置到草市街恒利大厦房屋，产权属鼓楼房管所所有。第三条：乙方在此协议签订的同时于1996年11月30日必须搬迁完毕将房屋腾交甲方拆除。该协议中未约定恒利开发公司向青羊日杂公司交付安置房屋的时间。鼓楼房管所作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也在该协议上盖章予以确认。协议签订后，青羊日杂公司按时腾退了房屋，在被拆迁房屋位置上，恒利开发公司修建的恒利大厦（后更名为时代锋尚大厦，下称时代锋尚大厦）竣工验收后，青羊日杂公司至今未得到安置。时代锋尚大厦原由恒利开发公司单独开发，后于2003年10月6日，恒利开发公司与新锦江开发公司签订联建协议，该联建协议主要约定：恒利开发公司与新锦江开发公司联合开发时代锋尚大厦，该大厦目前±0.00以下一至三层及±0.00以上一至八层的主体工程已修建完毕，实际投入44000000元；恒利开发公司已投入的44000000元作为联建投资，对该项目不再投入资金；新锦江开发公司以时代锋尚大厦项目续建工程所需的全部费用作为联建投资，双方按投资比例分成；联建原则：联合修建、共同投资、共担风险、按投资比例及工作成果分成。该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恒利开发公司与新锦江开发公司成为该不动产的共有人。2005年6月12日，恒利开发公司与新锦江开发公司签订《备忘录》一份，主要载明：双方对投资、销售事宜、善后工作等作了约定。恒利开发公司与新锦江开发公司联建的时代锋尚大楼建成后的现状是：以地平面为准，其地平面上的半层与地平面以下的半层组成一层（即现用于经营茶房的楼层），在该层房屋基础上，有露天阶梯数梯，若要到该大楼的楼上，要走完露天阶梯后才能到达上楼的电梯口。青羊日杂公司、恒利开发公司、鼓楼房管所认为，地平面上的半层与地平面以下的半层组成的楼层为该房屋的底层（即经营茶房的楼层），新锦江开发公司则认为该层房屋是-1层而非底层。为查明案件事实，原审法院向该楼盘的设计单位四川省建筑设计院核实该楼层的设计情况，意欲查实底层与地上半层和地下半层组成的楼层之间的关系，但未得到准确答复。恒利开发公司将该楼盘的1-3层出售给了成都银行德盛支行，成都市房屋产权监理处于2009年8月14日向成都银行德盛支行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书。新锦江开发公司将地平面上的半层与地平面以下的半层组成的楼层出售给了安徽恒尚置业有限公司并在成都市房屋产权监理处进行了登记。从上述情形可以看出，现恒利开发公司和新锦江开发公司已无房安置青羊日杂公司。本案在一审审理中，现因恒利开发公司和新锦江开发公司无房安置，青羊日杂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审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对青羊日杂公司予以释明，要求青羊日杂公司变更诉讼请求。青羊日杂公司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坚持要求恒利开发公司、新锦江开发公司按约定在时代锋尚大厦底层营业房中以36㎡安置给青羊日杂公司使用的诉讼请求。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青羊日杂公司《非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图纸》、《协商纪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成民终字第2337号民事判决书，恒利开发公司提供的《联建协议》一份、《联建补充协议书》一份、《承诺书》两份、《撤销授权书》一份，鼓楼房管所提供的拆迁安置图，新锦江开发公司提供的《负一层房屋摘要》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青羊日杂公司、鼓楼房管所与恒利开发公司于1996年9月11日签订《非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本案在审理中，现因恒利开发公司和新锦江开发公司无房安置青羊日杂公司，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审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对青羊日杂公司予以释明，要求青羊日杂公司变更诉讼请求。青羊日杂公司则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按照该司法解释精神，对青羊日杂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青羊日杂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青羊日杂公司承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青羊日杂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是对当事人举证程序作出的规定，而非为实体权利变更而作，青羊日杂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与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一致的，原判在确认青羊日杂公司与恒利开发公司、鼓楼房管所于1996年9月11日签订的《非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引用该司法解释作为判决依据属于适用法律不当。2、青羊日杂公司所享有的36㎡的使用权是直接基于鼓楼房管所的房屋所有权派生的权利，即使现在案外人通过与恒利开发公司和新锦江开发公司交易取得了36㎡房屋的所有权，青羊日杂公司也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优先取得该36㎡拆迁安置房屋的使用权。3、恒利开发公司和新锦江开发公司对于应当安置青羊日杂公司没有争议，只是在安置地点上产生分歧，作为签署安置协议的青羊日杂公司、鼓楼房管所和恒利开发公司均认定底层为现在的负一层，法院调取的证据也证明负一层为商业房屋而非地下室或者停车场，故法院应当追加负一层的所有权人为本案第三人查明事实。4、本案应当安置的房屋进行产权转移登记的时间是在青羊日杂公司及其他同样享有被安置权利人已经对恒利开发公司和新锦江开发公司提出安置交涉和起诉到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恒利开发公司和新锦江开发公司为了规避法定安置义务，其违法行为明显，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宣告恒利开发公司和新锦江开发公司转让附有安置义务的房产的民事行为无效。5、青羊日杂公司一审时并未起诉鼓楼房管所，中院发回重审时也未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将其列为被告，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且一审法院通知成都银行德胜支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在判决书中未将其列为当事人，是不妥当的，故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支持青羊日杂公司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恒利开发公司答辩称，恒利开发公司与青羊日杂公司和鼓楼房管所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有效，且合同中约定安置位置在时代锋尚的底层，注明了安置的具体位置。导致现在不能安置的原因是新锦江开发公司在恒利开发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本属于双方的共有财产处置给了安徽恒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新锦江开发公司答辩称，新锦江开发公司与恒利开发公司联建时，恒利大厦八层以下的主体工程已修建完毕，经成都市房管局备案的联建协议明确写明新锦江进入项目前的债务由恒利开发公司独自承担，恒利大厦一至三层房屋已由恒利开发公司出售给成都银行德胜支行。新锦江开发公司未与青羊日杂公司签订过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是拆迁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青羊日杂公司提供的安置图系一层平面图，该层不属于新锦江开发公司所有或共有，新锦江开发公司不具有安置义务。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康荣物业宏吉分公司述称，在恒利开发公司开发恒利大厦时，该大厦已成为烂尾楼，后由政府牵头引入新锦江开发公司投资修建完成。在引进之前债权债务是明朗的，本案纠纷的产生是由于新锦江开发公司和恒利开发公司在一层与负一层的产权上相互扯皮，康荣物业宏吉分公司的意见是先由新锦江开发公司和恒利开发公司解决安置问题，其内部问题再协商解决。
原审第三人成都银行德胜支行述称，成都银行德胜支行已经取得讼争房屋合法产权证，而且实际占有该房屋多年，青羊日杂公司、新锦江开发公司、恒利开发公司之间的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与成都银行德胜支行无关。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原审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原成都市青羊区房地产管理局于2001年3月16日经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政府同意，全系统统一转为成都康荣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青羊区房地产管理局鼓楼房管所更名为康荣物业宏吉分公司。
上述事实，有关于《青羊区房地局系统成建制转实体的更名公告》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恒利开发公司、鼓楼房管所和青羊日杂公司三方于1996年9月11日签订的《非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当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新锦江开发公司于2003年10月与恒利开发公司签订《联建协议》后，双方对共同修建的时代锋尚大厦享有共同的权利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关于“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之规定，新锦江开发公司应对恒利开发公司为修建恒利大厦（后更名为时代锋尚大厦）的拆迁行为承担共同的责任。故新锦江开发公司主张不承担安置补偿义务的理由不成立。
恒利开发公司、青羊日杂公司和鼓楼房管所签订的《非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第二条规定：“甲方（恒利开发公司）以草市街恒利大厦房屋，建筑面积36㎡（不含楼梯间），……安置乙方（青羊日杂公司）居住，产权归鼓楼房管所有。”第九条约定：“其它：营业房具体位置详见恒利大厦底层安置平面图。”而青羊日杂公司提供的《底层平面图》中除加盖有恒利开发公司和鼓楼房管所公章外，无法确定安置给青羊日杂公司使用的房屋的具体位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由于恒利开发公司安置给青羊日杂公司使用的房屋位置不明确具体，加之本案拆迁关系发生在1996年，该司法解释规定是基于国务院于2001年6月13日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所作出的解释，青羊日杂公司主张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青羊日杂公司据此要求追加底层房屋取得者为第三人，并确认这些房屋所有权人取得房屋的行为无效的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虽然原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性质和合同效力与青羊日杂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和合同效力一致，但由于时代锋尚大厦底层已无房屋安置给青羊日杂公司使用，青羊日杂公司的诉讼请求因履行不能而可能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如直接判决驳回青羊日杂公司的诉讼请求，青羊日杂公司只能另行提起诉讼解决纠纷，这样不仅浪费司法资源，也将加大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原审法院从减少当事人讼累，节约司法资源，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的角度出发，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对青羊日杂公司进行释明并无不当。在青羊日杂公司拒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下，原审法院依据该条作为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的依据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原审法院追加成都银行德胜支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在原判中未列明其诉讼主体地位系裁判文书中的笔误。原审法院裁定对该笔误进行补正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且不影响案件的实体处理结果，故该笔误不能成为二审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的理由。
综上所述，青羊日杂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确定的负担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成都市青羊区日用杂品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 骥
代理审判员 李 俊
代理审判员 曾光勇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毛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