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42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审）高淑琴，女，1971年8月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政法大学，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号。
法定代表人黄进，校长。
委托代理人张会，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凡，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淑琴因与被上诉人中国政法大学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初字第11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淑琴、被上诉人中国政法大学之委托代理人张会、李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淑琴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在一审期间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高淑琴同中国政法大学之间并非存在劳务关系，而是事实劳动关系。高淑琴已经通过了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以下简称政管学院）的面试和试讲，并一直在完成政管学院领导安排的工作，其工作受中国政法大学管理。高淑琴同中国政法大学之间约定的系副教授的职称，并没有进行过任何劳务方面的约定，一审法院对高淑琴的工资构成认定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正因高淑琴同中国政法大学之间未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才应该适用劳动法，一审法院在采纳证据方面亦有失公允。
中国政法大学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一审期间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高淑琴应聘的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在编人事岗位，高淑琴最终并未应聘成功，故未同中国政法大学建立人事关系，中国政法大学亦未要求高淑琴遵守其规章制度，高淑琴亦不受中国政法大学的日常管理。高淑琴的劳动报酬是以交换服务的形式一次性结算的，并非定期连续支付，双方之间并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性，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或人事关系，现高淑琴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按照成功引进人才的待遇标准支付其相关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高淑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国政法大学向其支付：1、2013年6月至2014年1月期间的劳动工资145833元；2、2013年7月至2014年1月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124988元；3、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1666元；4、2013年6月至2014年1月期间的加班费3万元；5、项目费用5万元；6、科研启动经费5万元；7、医疗费8600元；8、报销电话费和网络费2300元；9、公证费152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发布了《中国政法大学2013年度教学科研岗位招聘启事》，就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科研岗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应聘者应符合的各项基本条件其中第三项为“所有高等院校学历、学位均应当自教育部直属‘985’、‘211’工程重点高校或海外知名大学取得，在校期间成绩优异，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高淑琴求职应聘了政管学院的相关工作岗位，并向政管学院递交了简历，但高淑琴的第一学历为专科院校。之后，高淑琴参加了政管学院组织的面试、试讲。
2013年6月，高淑琴通过电子邮件向政管学院院长常XX询问了入职审批手续的办理情况。常XX回复称：“学校正在走程序，近期会有结果。”
2013年6月至10月期间，高淑琴参与了政管学院于2013年10月19日至20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部分筹备工作，工作内容主要为国内部分学者的邀请、沟通工作以及莫斯科大学代表团的邀请、沟通、接待等工作。该期间，高淑琴曾给常XX发邮件称：“……如果还需要我做什么其他工作，请用电子邮件详细通知我，以便我准备工作和妥善安排自己的时间，谢谢您的理解。如果不需要我去做，方便的时候请通知我，我便留在上海处理其他事情，谢谢……”在会务筹备阶段，高淑琴曾因会议手册的印制问题与其他老师产生矛盾。在接待学者期间，高淑琴的相机丢失。政管学院于2013年12月23日向高淑琴支付8000元，作为相机补偿款。
2013年10月27日，常XX在回复高淑琴的邮件中称：“……您来我院工作的事情尽管在学校层面遇到一定困难，但我会全力推动……”
2014年1月7日，高淑琴给常XX发邮件称：“关于我为贵学院国际会议相关劳务费用（翻译），贵单位发来通知说总共给2000元钱。我从6月初为贵单位的国际会议工作，李老师说您那里有费用，10月份的时候严老师说一定有翻译费用。我问了其他学校师兄弟，象我这样学院审批通过的，如果提前为学院工作，都有提前入职的工资，与正式职工一样。或者以后正式入职补工资……”
2014年1月21日，常XX给高淑琴发邮件称：“1月15日我发给您关于费用问题的邮件一直没收到您是否同意的回复，所以学院一直没给您打过去，如您同意，学院财务人员很快会把翻译费用和劳务费打到您的卡里。关于您申请来校工作一事，我确实一直在协调，但协调的结果是确实无法接收您到我院工作。一言难尽，详情另述……”高淑琴回复邮件称：“兹证明2014年1月23日学院打款8000元人民币收到，谢谢……”
就高淑琴未通过入职审批手续的原因，常XX在给高淑琴的回信中予以解释，主要内容为：2013年6月政管学院院务会讨论通过接收高淑琴，但因高淑琴第一学历不符合中国政法大学接收或引进教师的要求，故需与学校人事处沟通，学校人事处建议多方面了解应聘者，6月下旬因政管学院收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反馈的对高淑琴的评价不一致，故决定在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备期间加深了解，9月高淑琴与其他老师发生冲突，政管学院继续做了相关协调工作，之后高淑琴又提出要求政管学院自同意接收其之日按正式入职给付其待遇，政管学院最终决定不再向学校申请接收高淑琴。
2014年10月29日，高淑琴向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中国政法大学：1、支付劳动补偿金30万元人民币，支付违约金2013年6月起计算工资26000元；2、支付2013年6月至2014年2月加班费共10000元；3、确认2013年6月2日至2014年10月29日存在劳动关系；4、补偿申请人9个月的电话费、网络费2300元；5、支付申请人因加班和劳累过度医疗费用5600元；6、按照中国政法大学规定支付科研启动金50000元。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京昌劳人仲字[2015]第235号裁决书，裁决：一、高淑琴与中国政法大学于2013年6月至2014年1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高淑琴的其他申请请求。高淑琴对裁决结果不服，于法定期限内起诉至法院。中国政法大学未对该裁决起诉。
高淑琴另提交发票6张，证明其因工作产生的网络费、电话费、公证费等费用。发票显示高淑琴于2013年9月、2013年12月、2014年2月、2014年11月向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支付通信服务费1177元，另于2013年11月向北京市海淀区邮电局中关村支局支付邮资机油费117.80元，还有2014年8月向北京市方圆公证处支付公证费1520元。
高淑琴还提交了发票和处方，证明其工作期间因单位未交纳医疗保险自付的医疗费用。发票显示为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仁堂药店、北京同仕堂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中药发票等，处方显示为同仁堂医馆出具的处方。
一审法院认为：法院对仲裁裁决确认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一项有误的，无论当事人是否提出诉讼请求，法院均应直接予以认定，并根据所认定的事实作出相应判决。本案中，中国政法大学虽未就京昌劳人仲字[2015]第235号裁决书起诉，但其不认可与高淑琴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对于高淑琴与中国政法大学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一节，本案应先予进行判断。
高淑琴求职应聘的是中国政法大学事业单位正式在编的教学科研岗位人员，如应聘成功，则高淑琴与中国政法大学之间将存在人事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但根据高淑琴与中国政法大学相关工作人员之间往来的邮件显示高淑琴最终并未应聘成功，故高淑琴实际并未与中国政法大学建立人事关系。但是，高淑琴在其应聘阶段确实参与了政管学院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部分筹备工作，该期间高淑琴与中国政法大学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结合劳动关系的各项特性来分析。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具有从属性，劳动者要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接受用人单位的日常管理，并且只允许劳动者在其一家单位上班；劳动关系中劳动报酬的结算是以分配工资的形式定期连续支付。本案中，首先，高淑琴在应聘阶段，中国政法大学未表示过要求高淑琴遵守其规章制度，中国政法大学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内部纪律等对高淑琴也实际并无约束力。其次，高淑琴不受中国政法大学的日常管理，高淑琴在给政管学院院长常XX发送的邮件中表述：“……如果还需要我做什么其他工作，请用电子邮件详细通知我，以便我准备工作和妥善安排自己的时间，谢谢您的理解。如果不需要我去做，方便的时候请通知我，我便留在上海处理其他事情，谢谢……”，正说明高淑琴对其工作时间的安排较为自由，并且也享有同时参与其他单位事务的自由。最后，高淑琴的劳动报酬是以交换服务价格的形式一次性结算的，并非定期连续支付，高淑琴在其邮件中也称该部分费用为“国际会议相关劳务费用（翻译）”。综合上述分析，高淑琴与中国政法大学之间并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性，实际高淑琴与中国政法大学之间是由高淑琴提供劳务服务，中国政法大学向其支付劳务报酬的一种劳务关系。对于高淑琴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支付其双倍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加班费及未交纳医疗保险应负担的医疗费的诉讼请求，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高淑琴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支付其项目费用、科研启动经费的诉讼请求，因高淑琴并未应聘成功，其与中国政法大学不存在人事关系，故其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按照其成功引进人才的待遇标准支付其相关费用，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高淑琴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支付其工资一节，高淑琴为中国政法大学提供了劳务，中国政法大学应向高淑琴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高淑琴与中国政法大学未事先就劳务报酬进行约定，就该部分劳务费用，法院参照市场同种类劳务用工费用，并结合高淑琴提供劳务的时间、工作量等予以酌定。中国政法大学已支付的劳务报酬应予扣减。对于高淑琴要求中国政法大学为其报销电话费、网络费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并未就报销费用一事有相关约定，故该部分费用法院已在劳务报酬中予以考虑，不再单独核算报销。对于高淑琴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支付其公证费，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中国政法大学向原告高淑琴支付劳务工资四万元，扣减已支付的八千元，剩余三万二千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高淑琴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所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就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一节。虽高淑琴以其在应聘阶段参与了政管学院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部分筹备工作及一直完成政管学院领导安排的工作为由，主张其同中国政法大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然劳动关系的确认仍需结合劳动关系的各项特性来分析。一方面，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应具有从属性。本案中，高淑琴尚未应聘成功，中国政法大学亦未表示过要求高淑琴遵守其规章制度，中国政法大学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内部纪律等对高淑琴也实际并无约束力，高淑琴亦不受中国政法大学的日常管理。从高淑琴向政管学院院长常XX发送的邮件表述中可知，高淑琴对其工作时间的安排较为自由，亦享有同时参与其他单位事务的自由。另一方面，劳动关系中劳动报酬的结算应以分配工资的形式定期连续支付。然根据本案相关证据可知，高淑琴的劳动报酬是一次性结算的，且高淑琴在其邮件中也称该部分费用为“国际会议相关劳务费用（翻译）”。综合上述分析，高淑琴与中国政法大学之间并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性，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系高淑琴提供劳务服务，中国政法大学向其支付劳务报酬的一种劳务关系并无不当。
就高淑琴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支付其工资一节，因高淑琴尚未应聘成功，故其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按照成功引进人才标准，依副教授职称待遇向其发放工资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然高淑琴却为中国政法大学提供了劳务，中国政法大学应向高淑琴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因高淑琴与中国政法大学未事先就劳务报酬进行约定，一审法院参照市场同种类劳务用工费用，结合提供劳务的时间、工作量等对高淑琴应得报酬予以酌定亦无不当。
就高淑琴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支付其双倍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加班费及未交纳医疗保险应负担的医疗费一节。上述请求均需以劳动关系的存在为基础，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对高淑琴的上述请求不予支持亦无不当。
就高淑琴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支付其项目费用、科研启动经费一节。因高淑琴并未应聘成功，其与中国政法大学不存在人事关系，故其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按照成功引进人才的待遇标准支付其相关费用，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亦无不当。
就高淑琴要求中国政法大学为其报销电话费、网络费、公证费一节。因双方并未就报销费用一事有相关约定，且该部分费用一审法院已在劳务报酬中予以考虑，不再单独核算报销。对于高淑琴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支付其公证费，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高淑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高淑琴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磊
审 判 员 刘芳
代理审判员 孙岚
二〇一六年九月八日
书 记 员 梁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