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8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连海，男，1947年2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松臣，北京市荣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振，北京市荣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景波，男，1979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潇，北京市大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继秀，女，1949年3月8日出生，汉族，现羁押于北京女子监狱。
原审第三人：郭天耀，男，1981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原审第三人：高健，男，1989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
上诉人李连海因与被上诉人于景波、原审被告张继秀、原审第三人郭天耀、原审第三人高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年海民（商）初字第25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连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于景波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实际出借人是郭天耀而非于景波,李连海虽然与于景波签订了借款协议并进行了公证,但于景波并未实际支付借款,而是由郭天耀直接转账支付。郭天耀在支付借款后一直与李连海联系、催款等，于景波从未与李连海联系过。在签订借款协议并公证的当天，郭天耀要求李连海将公证书、房本等证件直接交付给郭天耀，于景波并未提出异议，且郭天耀直接要求李连海出具了60万元的收条，该收条李连海交付给了郭天耀，与于景波无关，应当认定实际出借人为郭天耀。李连海已经偿还��借款，李连海在一审中提交了郭天耀出具的收条，证明李连海向郭天耀进行了还款，郭天耀亦认可其收取了李连海的三笔款项共计7.2万元，但其陈述此款项为李连海向其支付的介绍费，一审判决并未审理查明该三笔款项的性质。即使本案的借款人是于景波，但郭天耀是接受于景波的指派向李连海支付的借款，并且关于借款的一切沟通、付款都是郭天耀代理于景波进行了，李连海在此情况下有理由相信郭天耀要求李连海还款也是代理于景波进行，李连海向其还款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偿还本案所涉借款。李连海也曾向郭天耀指派的朋友高健还款，并由高健出具收条，虽然高健一审并未出庭，但一审应该查明李连海还款的事实。
于景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郭天耀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持。
张继秀、高健未参加二审询问，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于景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李连海、张继秀偿还借款60万元、利息28200元（自2012年5月15日至2012年7月14日止，按照贷款利率年7.1％的四倍计算）及违约金（自2012年7月15日起至本息628200元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借款本息628200元的日万分之五计算）；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15日，李连海、张继秀（甲方）与于景波（乙方）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签订借款协议，并就借款协议进行公证，赋予该借款协议强制执行效力。借款协议的内容：甲方因资金周转需要，向乙方借款60万元，双方经协商，就借款事项达成如下协议：甲方二人系夫妻关系，于2012年5月15日向乙方借款60万元，借款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上述借款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借款期限为2个月，甲方于2012年7月14日向乙方一次性还清上述借款及利息；甲方如逾期不还，每逾期一日，甲方应按日万分之五向借款人支付违约金；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已经对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内容、程序、效力等具有了明确的了解，经慎重考虑，双方同意本协议签订后向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并赋予本协议书强制执行效力；甲方保证承担举证义务，自款项付清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北京市方正公证处提供有关付款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应付款项，并由乙方和承办人又核对签收；甲乙双方同意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如甲方未向北京市方正公证处提供有关付款凭证，且乙方出具文件说明甲方未能按期支付应付款项时，公证处将按甲方提供的电话（136XX****XX）就还款情况进行核实，如果因甲方原因造成公证处无法核实或���方未按公证处电话要求提交还款凭证时，公证处将按照乙方要求的数额出具执行公证；乙方有权依据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出具的具有强制性执行效力的本协议书及执行公证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包括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全部未付款项及实现债权可能出现的费用（包括违约金、公证费、执行费等），甲方愿意接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并放弃抗辩权。
上述借款协议签订后，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于2012年5月17日出具了（2012）京方正内民证字第07696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2012年5月17日，于景波（乙方，出借方，抵押权人）与李连海（甲方，借款方，抵押人）签订借款抵押协议。协议的内容：甲方因个人资金周转原因，现将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的房产抵押给乙方，上述房产双方协商后确定抵押借款人民币60万元，期限2个月，利率为月息2.5％，抵押担保范围为3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双方商定，本协议如发生任何一方违约，则先行协商，协商不成则以此协议为凭证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上述协议签订同日，双方在北京市海淀区房屋管理局办理了房屋抵押权登记。当日，于景波取得了抵押房屋的他项权证。
2012年5月17日，郭天耀通过工商银行向李连海转款57.6万元。李连海认可收到该款项，郭天耀称该款项系应于景波要求替其向李连海转款，另2.4万元系李连海答应支付的服务费。于景波认可要求郭天耀向李连海转款的事实。
同日，李连海出具收条。收条的内容：今本人李连海收到人民币60万元。李连海称该收条是向郭天耀出具的，因疏忽未写明郭天耀的名字。于景波称收条系李连海向于景波出具，是李连海通过郭天耀转交于景波。
2014年8月27日，于景波要求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出具（2012）京方正内民证字第07696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的执行公证。公证处依据于景波的申请，电话与李连海进行核实，李连海称已经还了60万元，李连海并向公证处提供了有郭天耀、高健签名的收条，称郭天耀给其转的款，且是郭天耀向其要钱，委托高健收款，于景波以前没有向其要过款，只是最近向其要款，并称不清楚是谁借给他的钱。公证处认为，因借款时间、数额与借款协议不一致，且转款人为郭天耀，致使公证处无法确认李连海、张继秀与于景波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形成，故依法作出（2014）京方正执字第00562号不予出具执行证书决定书。
庭审中，李连海称本案实际借款人是郭天耀，已向郭天耀还清了借款本金，剩余部分系借款利息，并向法庭提供了郭天耀、高健（郭天耀的朋友）���具的24张收条，每张收条金额均为2.4万元。郭天耀认可其出具的收条三张，且称所收款项系李连海应付的服务费。
庭审中，于景波还向法庭提供了由郭天耀于2014年8月17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内容：本人郭天耀于2012年5月1日向于景波借款60万元，我于2012年5月17日向于景波还款时，于景波要求我直接将款项汇至李连海的账户，我于2012年5月17日将60万元汇入李连海工商银行账户。郭天耀在诉讼中认可该证言系郭天耀所出具。
另查，李连海与张继秀于1970年2月22日登记结婚，2014年5月9日协议离婚。
李连海在诉讼中自称收到郭天耀转款57.6万元后，于2012年5月19日将该款项转至刘金凤账户中，刘金凤是实际借款人，并提供了工行个人业务凭证。
庭审中，于景波称向李连海、张继秀出借借款60万元，并称该借款是通过郭天耀的工商银行转账至���连海账户中，但李连海提供的郭天耀转款凭证记载了转款金额为57.6万元，郭天耀认可实际转款57.6万元，另2.4万元是收取李连海的服务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的焦点是于景波是否为本案诉争借款的出借人。通过法庭调查及当事人的举证、质证，于景波为证明其与李连海、张继秀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已履行出借借款的义务，向法庭提供了借款协议公证书、李连海出具的收条及依据借款抵押协议取得的他项权证，足以证明双方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且李连海已实际收到郭天耀代于景波支付的借款，于景波已履行了出借借款的义务，故该院依法认定本案诉争借款的出借人为于景波，借款人为李连海、张继秀；且于景波与李连海、张继秀间的民间借款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也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具有法律���束力。
李连海辩称于景波不是本案诉争借款的出借人，出借人是郭天耀，且还清了郭天耀的借款本息。该院认为，本院依据李连海的申请，依法追加郭天耀、高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高健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郭天耀在诉讼中称本案诉争借款的出借人是于景波，并应于景波的要求代其向李连海转款57.6万元，其余2.4万元系李连海应付的服务费，并另收取过李连海两笔服务费；由于于景波合法持有李连海出具收条原件，收条中记载了收到借款60万元，且依据借款协议公证书、他项权证、收条及借款抵押协议，足以证明本案诉争款项的出借人为于景波，借款人为李连海、张继秀，且李连海也实际收到了借款，李连海提供的由郭天耀、高健出具的收条不能证明郭天耀是本案诉争款项的出借人。故李连海的辩称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张继秀辩称的未向于景波借款，与该院查证的事实不符，故该院对张继秀的辩称理由，也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于景波作为借款的出借人，依约履行了出借借款的义务，但李连海、张继秀作为借款人，未能依据借款协议的约定履行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系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偿还所欠借款本息，并支付逾期还款的违约金。故于景波要求李连海、张继秀偿还借款本息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于景波主张的偿还借款本金的数额。该院认为，庭审中，于景波称本案诉争的借款是通过郭天耀向李连海转款，郭天耀在诉讼中也予以认可，但李连海向法庭提供的转款凭证显示郭天耀向李连海实际转款数额为57.6万元，郭天耀予以认可，并称其余2.4万元系李连海应付的服务费。因此，通过转款凭证及于景波、郭天耀的陈述，该院依法认定，李连海虽出具了60万元收条，但李连海实际收到借款本金的数额为57.6万元，即于景波向李连海出借的借款本金为57.6万元，另2.4万元未实际出借，故于景波主张偿还60万元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中的2.4万元部分，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于景波主张借期内利息的数额。该院认为，于景波与李连海、张继秀签订的借款协议中虽约定了借期内的利息标准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该约定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属有效，该院予以确认；但于景波主张按年利率7.1％标准计算利息，缺乏法律依据，经该院计算，以借款本金57.6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借期内利息为23038.4元。故于景波主张的借期内利息中超出该院计算的利息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于景波主张借期届满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由于双方在借款协议中���定了逾期还款的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该标准未超出法律规定的有关民间借贷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该院不持异议，但于景波主张的违约金是以借款本金60万元及借期内利息2.82万元之和为计算基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法确定以借款本金57.6万元为基数，按借款协议中约定的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违约金数额。故于景波的该项诉讼请求中超出该院认定的部分不予支持。
高健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视为放弃抗辩权，但不影响该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进行裁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李连海、张继秀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于景波借款本金576000元，并支付借期内利息23038.4元及逾期还款违约金（自2012年7月15日起至借款本金576000元还清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二、驳回于景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李连海提交以下证据：1.北京永盛昌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证明郭天耀、高健、于景波三人在2016年3月25日共同成为该公司的股东，证明三人相识；2.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7173号民事判决书；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民终2010号民事判决书，证据2、3系案外人李凤英起诉于景波返还不当得利20万元，相关事实显示，李凤英作为担保人为他人向高健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李凤英称其曾经按照高健的指示将款项打入于景波卡中，但在案件执行过程中，高健予以否认，生效判决判定由于景波返还20万元，上述两份证据证明于景波、郭天耀、高健三人也曾以高健为出借人签订借款协议，然后指定债务人向于景波还款，后又不承认相应的还款事实；4.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刑初703号刑事判决书，证明李连海和证据2.3中的李凤英均是由于景波、高健等人出借款项给刘金凤使用，刘金凤是实际借款使用人。
本院经审查认为，李连海提供证据4用以证明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是刘金凤，但李连海作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债务人，其所借款项的具体用途问题与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不具有关联性，故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对李连海提供的证据1-3，本院将结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评述。
二审中，李连海提出调查取证申请，申请法院调取三个案件的全部卷宗材料：1.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7173号民事案件；2.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民终2010号民事案件；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执字第1537号执行案件，用以证明高健、于景波、郭天耀三人熟识且进行合作，高健曾指定于景波收款等事实，对该申请，本院予以准许，并依法调取了三个案件的卷宗，经李连海查阅卷宗，其表示上述卷宗中的以下材料可证明其主张：1.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7173号民事案件卷宗中的案外人李凤英出具的《情况说明》，李连海主张李凤英亦陈述了高健要求李凤英以向于景波支付手续费的方式获取高额利息的事实；2.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民终2010号民事案件卷宗中于景波提供的其与高健2017年1月9日的通话录音，证明于景波在2016年已经和高健共同成立公司，却还表示2017年双方都不认识，存在虚假陈述；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执字第1537号执行案件中的谈话笔录，其中案外人李凤英陈述高健与于景波认识的事实。对上述调取的证据，本院也将结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评述。
本原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如下事实：
二审中，于景波表示自己不认识高健，与高健没有关系，与郭天耀共同注册公司是为了帮郭天耀的忙。郭天耀称其于2015年年底进入本案的诉讼才认识的高健，通过高健的信息寻找到了高健，2016年借用了高健的身份证，并且没有告诉高健身份证用于公司登记使用，但现在找不到高健了，于景波不认识高健。
李连海一审中提交了郭天耀及高健出具的收条24张，上述收条持续时间为2012年6月至2014年5月，郭天耀出具了3张，高健出具了21张，每月一张，金额均为24000元，载明的费用性质均为服务费。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民间借贷��律关系中，债权人是于景波还是郭天耀；二、李连海向郭天耀及高健支付的款项能否认定为本案的还款。就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一、关于本案的债权人是于景波还是郭天耀的问题。李连海上诉称，其和张继秀虽然与于景波签订了借款协议，但于景波并未支付借款，实际与其发生借款合同关系的系郭天耀，郭天耀支付了借款并一直与其联系。针对该争议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于景波与李连海、张继秀签订了借款协议并进行了公证，李连海还与于景波签订了借款抵押协议，于景波主张通过郭天耀向李连海实际支付了借款，郭天耀亦认可于景波的主张，此时，在借款协议对债权人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认定李连海、张继秀系与于景波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该法律关系合法有效。李连海关于借款协议未实际履行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信。
二、关于李连海向郭天耀、高健支付的款项能否认定为本案还款的问题。2012年5月17日，郭天耀向李连海转款57.6万元，李连海从2012年6月至2014年5月，持续性的每月向郭天耀及高健支付24000元，收条显示的款项性质为“服务费”，于景波否认收到上述款项。由于李连海并非直接向债权人于景波还款，此时应由李连海就其已经还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结合本案案情，本院认为，李连海需要达到以下证明程度：第一，于景波曾指示李连海向高健及郭天耀还款；第二，于景波、郭天耀与高健三人串通共同放贷，以向非名义债权人支付服务费的方式获取非法高息。但无论是李连海二审提交的新证据，还是申请法院调取的卷宗中的相关材料，均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使本院确信上述事实的存在，故对李连海二审提交的证据1-3，以及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均不予采信。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李连海向郭天耀及高健支付的款项用于了对于景波的还款，对李连海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李连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82元，由李连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占山
审 判 员 王 晴
审 判 员 杨 力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苑 珊
书 记 员 杜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