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4）岳行初字第00046号
原告黄建军。
委托代理人张华，男，1976年11月4日出生，汉族。
被告长沙市民政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218号市政府2办公楼3楼。
法定代表人曹再兴，男，局长。
委托代理人闵白秋，湖南环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建军不服被告长沙市民政局于2014年1月8日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以下简称《不予赔偿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4年3月6日受理后，于3月1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4年4月28日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和质证，于2014年5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黄建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华，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闵白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月8日，被告对原告作出了《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
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如下证据、依据：
证据一、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0）岳行初字第00033号行政判决书。
证据二、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长中行终字第0127号行政判决书。
以上证据一、二共同证明被告2010年5月14日对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作出的长民发（2010）42号行政处罚决定合法。证明：1、被告2010年5月14日对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作出的长民发（2010）42号行政处罚决定合法，这已由区、市两级法院进行确认。2、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是针对被告（2010）42号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于原告所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故被告于2014年1月8日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该决定合法有效。3、被告（2007）20号整改决定于2007年3月作出，即便是原告根据该决定要求被告赔偿，也超过了法定期限，这在2010）岳行初字第00033号行政判决书15页和（2010）长中行终字第0127号25页中已经确认。
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七条、第三十九条。
依据二、民政部办公厅关于社会组织撤销登记有关问题的复函（2008年11月6日民办函（2008）225号）第一条。
原告黄建军诉称：原告于2003年7月获“行业协会”行政许可，是长沙市一家拥有1700余个会员且实行“政会脱勾”大型社会团体。被告对原告在2007年7月24日起共计四次报告的“整改及换届工作”进行验收，并为原告义务履行设置障碍。2010年5月14日，被告指控原告没有履行“责改令”义务，采用非法证据，在业务主管单位没有提供相应事实及证据材料的情况下，越权渎职作出撤销原告登记的行政处罚（2010年长民发42号，简称撤会令），原告行政许可被消灭。
原告2010年6月对“责改会”、“撤会令”一并提起诉讼，但岳麓区法院对被告2007年实施的“责改令”未予审理。（2010）长中行终字第0127号行政判决书，属于维持原审之判。显然，生效行政判决的判决内容和认定事实，根本不包括原告对“责改令”所提诉请。
第二、原告法定时效内先后五次提出赔偿申请。被告非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后，原告在2008年5月15日即向被告提交报告，请求退还被扣的证照及印章等，又于2009年10月12日、2010年3月13日两次请求被告行政赔偿。生效判决作出不到一周，原告即在2011年3月21日提出损失清算及行政赔偿请求，被告于2011年3月30日作出《给黄建军的回复》，拒绝履行法定责任。原告于2013年3月26日提出行政赔偿，被告2013年4月23日作出《关于黄建军申请行政赔偿的答复》，称其无赔偿义务，决定不予赔偿，但未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也未给予原告法定诉权。原告在2013年11月11日第五次再提赔偿请求。显然，被告辩称原告在二年内未提行政赔偿的事实不能成立。
据此，被告所作《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没有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被告于2007年3月和2010年5月先后两次实施违法行政行为：第一次为行政强制措施，结果导致原告行政许可完全失效；第二次为行政处罚决定，最终消灭原告行政许可登记资格。原告因遭受不法侵害而使当期2167万元财产归于直接减少或完全灭失。原告2013年11月11日第五次书面请求赔偿，被告却以第二次行政处罚羁束于生效判决和原告在两年内未提赔偿申请为由，于2014年1月8曰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原告不服，故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原告认为，原告所提诉请不为生效判决的效力所羁束。2007年初，被告为另批“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以取代原告行政许可，捏造“举报信’’及虚构“市长批示”，于2007年3月19日作出《关于责令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停止对外活动并限期整改的决定》（2007长民发20号，简称责改令）。当月25日下午，被告仅凭“责改令”对原告实施三项行政强制措施：限令停止对外一切活动三个月；收缴登记证书一本、行政公章及财务印鉴各一枚；冻结存储会费及收入的银行基本帐户。被告扣押、冻结财物时，未履行法定手续及程序，未出具执法证，未开具财物扣押清单，未给予原告陈述申辩权。自此，原告行政许可名存实亡，导致其“湖南名优食品”集体注册商标失效、“湖南食品商务网”电子交易网站关闭、一千七百余家庞大会员队伍解散、“食品安全”四大公益活动中止……至今，“责改令”行政强制措施仍具效力，原告证、章、印仍由被告扣押，原告银行存款被告仍拒不清退，原告无法组织撤会后的“财产清算”。原告所提诉请，符合《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七条的相关规定，且证据充分，事实确凿，于法有据，法院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一、撤销被告于2014年1月8日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并判令被告依法赔偿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致使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及财产损失2167万元，且重新做出《行政赔偿决定》；二、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在起诉时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
第一组证据：
1、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证书标注有效日期为2010年11月16日），证明原告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因该证书于2007年3月被扣，无法办理年检及变更相关手续）。
2、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登记基本信息、长商务发（2005）099号关于同意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变更法人代表的审查意见、长民社团（2005）89号长沙市民政局关于同意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批复，进一步证明原告主体资格合法（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法定代表人经批准变更为原告黄建军）。
3、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身份。
4、被告组织机构代码登记基本信息，证明被告行政主体资格。
5、民办函（2008）225号民政部关于社会组织撤销登记有关问题的复函，证明原告（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第一组证据共同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合法。
第二组证据：
6、长沙市民间组织发展促进会章程（草案），证明被告成立的“长沙市民间组织发展促进会”，违反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01号《湖南省行业协会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
7、关于收缴会费的通知及收据，证明被告利用行政监管权力设立“权力协会”，以权敛财，原告举报属实。
8、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文稿纸、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请示性公文处理单、长沙市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关于黄建军等人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招摇撞骗的紧急情况汇报，证明被告违法受理凭权设立的“食品行业协会”，违反《湖南省行业协会管理办法》地方法规第九条的规定，长沙市商务局和市经委都进行了抵制。
9、举报信、签呈，证明被告并没有对第三人提供的举报材料进行调查落实，非法采用他人凭空捏造的所谓部分企业及群众“举报信”，违反《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登记处理社会团体违法行为时应当遵循的法律程序。
10、仲池市长群众来信批示，证明被告将伪造的“市长批示”作为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及事实证据。
11、市民政局对食品经销商会行政处罚（听证会）证据材料目录，证明被告行政听证及行政诉讼中，违反法定程序，并非法举证。
12、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答复书、市民政局对食品经销商会行政处罚（听证会）证据材料目录，证明被告在答复中自身承认提供伪造公文及举报信的事实及时间。
13、长沙市民政局、长沙市商务局联合作出的长民发（2007）20号关于责令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停止对外活动并限期整改的决定，证明被告凭“责改令”对原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内容及详细事实。
14、报告二份（2009年11月3日、2009年12月7日）、给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的复函（2009年12月9日），证明原告要求被告提供“责改令”原件，被告对此作出回复，绝拒提供，被告严重违反《湖南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规定，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等的规定。
15、关于在处理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相关问题时的一点个人意见（邓建伟，时任民政局主管行业协会工作副局长），证明被告的工作人员刘洪娟处长私自保管原告银行印鉴，并未对其“封存保管”。
16、《三湘都市报》资料，证明被告对媒体报道作回应时继续歪曲事实，欺骗公众及舆论监督。
17、长民社团（2008）92号长沙市民政局关于同意筹备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的函，证明被告另立协会以取代原告，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18、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筹备组长食行协筹（2008）01号关于邀请贵单位加入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的函、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入会申请表、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挂牌仪式赞助标准，证明被告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以及《湖南省行业协会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新设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以权敛财，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是应由被告取缔的非法组织。
19、湖南琼武律师事务所调查走访笔录，证明原告的副会长单位因受权力所逼，被迫强制转会。
20、长民社团（2008）92号长沙市民政局关于同意筹备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的函，证明被告确定湖南南山食品营销有限公司为新食品行业协会发起人之一，此发起单位为原告的副会长单位之一，被告此番故意所为，旨在支离、分化、解散原告组织。
第二组证据共同证明被告作出的“责改令”严重违法。
第三组证据：
21、《关于我会整改工作的报告》（2007年7月24日提交），该证据由被告在另案诉讼中提供，证明整改期期满后原告向被告体提交了整改报告，被告已经签收原告书面报告，但被告违反《湖南省行业协会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拒不履行法定职责。
22、长食会（2007）08号《关于我会换届选举的通知》，证明原告先行整改，后举行换届。2007年8月才是原告换届选举期，被告违反《湖南省行业协会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强加原告法外义务，非法干预原告内部事务。同时证明，原告满足被告要求后，被告唯一一次为原告在该文件上加盖了被扣的行政公章。
23、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内容及流程（2007年11月9日发文），证明原告已经完成整改及换届义务，并向被告报告整改及换届情况，等待被告确认并作出决定。
24、长食会（2007）12号《关于企业入会及我会换届的通知》（2007年11月18日），证明原告为完善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工作并依此通知，在长沙市天心区白沙路205号尔福禅茶院商会活动中心设立“会员活动及换届选举工作联络处”。
25、《关于“魅力商会精彩论道”（第二届）商会理事碰头会的通知》（2008年3月1日发文），证明原告完成整改工作后，决定如期召开新一届负责人会议并布署相关工作事宜。
26、《报告》（2008.3.20）、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换届选举主要负责人拟任情况一览表、参会人员签到册、商会当前工作重点，原告提交于2008年3月20日（附材料名册），证明原告第二次书面向两个行政机关报告相关工作，再次请求验收。
27、长食会（2008）02号《关于换届选举会议的通知》（2008年4月25日），证明由于被告不承认原告履行整改义务的事实，原告被迫只得再次召开换届选举的会议。
28、《认真抓整改全力搞换届---
关于我会整改和换届工作的汇报》（2008年8月22日提交），证明原告此份关于“我会整改和换届工作的汇报报告”全面、具体、真实。
29、《报告》（2008年5月15日），原告就汶川5.12地震捐献活动请求被告退还被扣证照及印章等，证明被告限制了原告的所有活动，公益活动也不例外。
30、长沙市慈善会、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抗震救灾奉献爱心”倡议》，证明在被告不同意原告与市慈善会合作的前提下，原告仍多行善举，与市慈善会合作如期举办此次治动，加盖原告成立时就刻制好的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办公室的内部专用章。
31、长沙食品信息（发于2004年6月）、长食安发（2005）19号长沙市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关于普及食品安全科普知识的通知、会员申请表，上述材料加盖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的内部专用章，证明被告指控原告擅自刻制印章不备案登记，与事实严重不符。
第三组证据共同证明原告依法履行了“责改令”这一无效行政行为的义务。
第四组证据：
32、投诉举报材料6份，证明原告在向被告请求解决问题遭拒后，一直依法依规维权，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
33、长沙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暂缓办理食品类行业协会登记注册的函，证明被告不仅不予执行暂缓办理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的登记注册，反而将此行政公函作为打击报复原告的依据与借口，被告据此公函对原告立案。公函也并未建议对原告进行调查与处罚等。
34、长沙市民政局立（销）案审批表，被告对2007年针对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的举报情况进行所谓立案调查，证明被告对原告非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倒置，2009年被告才立案调查，但2007年被告就已经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
35、《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刊登于湖南日报），证明被告行政处罚不明确、不合法，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其目的存疑，对原告而言是赤裸裸的威胁。
36、长民字（2009）24号长沙市民政局关于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和长沙市食品行业协会（筹）情况的说明和处理意见的报告、长沙市民政局关于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情况的说明、红调字（2009）0576号湖南红网调查函、长沙市民政局关于《政府只有主导这样的食品行业协会才能创建食品安全城市吗》一文的回复，被告竟将此类回复及报告用作原告违纪违法证据，证明被告虚假汇报，继续栽赃陷害原告，同时也自证了被告确实存在违法事实。
37、长沙市民政局关于近段时间网上对我局及社团处发帖攻击的情况汇报，证明被告要求市委宣传部出面对原告网上发帖进行媒体封杀，被告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38、行政起诉状2份、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证据材料收据（存根联）、长沙市民政局组织机构代码登记基本信息、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组织机构代码证、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登记证书、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百姓呼声网站截图、报告（2009年12月3日）、给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的复函，证明原告针对“责改令”行政行为先后两次向岳麓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岳麓区法院以此被诉行为尚在处理中、又没有最终结果，不具可诉性，因而未予受理立案。
39、长民发（2010）42号《长沙市民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利用权力强行撤销原告行政许可，被告对原告实行的第二次行政处罚是另一独立的诉讼行为。
第四组证据共同证明被告的“撤会令”是建立在无效行政行为（责改令）基础上的。
第五组证据：
40、“湖南名优食品”商标注册证（注册号3893937，有效期为2006年10月14日至2016年10月13日）、商标注册申请书、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集体商标说明，证明原告依《湖南省行业协会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八项的规定，于2006年申请注册成功此商标，集体商标受《国家商标法》的法律保护。
41、湖南食品商务网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国际域名注册证书、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湖南食品商务网客服中心关于收集企业资料和网站验收的通知、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湖南食品商务网客服中心关于用户网站验收的通知，证明原告投资105万巨资建立食品行业商务电子网交易平台。
42、关于收取会费及赞助的说明、长沙市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报告书、《食品周刊》宣传资料、信封复印件，证明原告已将会费收费标准及会员人数向被告报批并备案。
43、三湘都市报与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湖南华声在线网络传播有限公司与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合作协议、北京国视焦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与湖南食品商务网（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发行协议、湖南省德斯文化创新有限公司与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协议书，证明被告阻止并破坏原告合法活动，被告将原告的公益活动均指责为长期不按《章程》开展活动。
44、证明（2009年12月22日）、公益性墓地安葬证、湖南省农村公益事业筹资专用收款收据，证明黄建军会长之母为资助儿子办会因被告行为引发急病被活活气死。
45、会员证、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规章制度汇编，证明原告完善了各项工作制度，符合提供服务、照章收取费用的办会原则。
46、《食品周刊》宣传资料、报告2份（2004年10月25日、2004年10月10日）、关于筹备成立“湖南省食品安全联盟”的请示、关于筹备成立“湖南三湘食品安全指导服务中心”报告，证明原告与当代商报等创办《食品周刊》开展公益活动，原告主要靠向会员提供服务而收取会费得到了会员广泛支持。
第五组证据共同证明被告作出的责改令致使原告行政许可完全失效，原告的损失完全因此产生。
第六组证据：
47、（2010）岳行初字第00033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一审法院对被告作出的“责改令”并未审理，原告要求被告归还扣押的证章印鉴的诉讼请求被判定“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
48、行政上诉状，证明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就“责改令”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行政上诉状》，诉请长沙市中院改判、重审，原告特别针对“责改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提起上诉的事实。
49、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长中行终字第012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长沙市中院仍不依事实判案，二审时只对原审判决进行审查，而没有对原告在一审所提诉讼请求及事实作全面审查，生效判决为维持原审之判。
50、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立案决定书，证明原告对原生效判决己提起行政申诉。
51、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不提请抗诉决定书，证明长沙市检察院只对生效判决提行政抗诉，长沙市检察院在申诉阶段也没有对“责改令”进行审查。
52、《请求》三份，证明原告要求被告对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的债权债务及各项财产损失进行清算，原告对被告“责改令”行为造成的损失再次主张权利。
53、长沙市民政局给黄建军的回复，证明被告拒不履行法定职责，拒绝组织对原告进行财产清算。
54、湖南省民政厅湘民复告字（2011）1号行政复议申请告知书，证明原告向被告上级机关要求对“责改令”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复议。
55、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2）开行初第30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对“责改令”的诉权被法院依法确定，判令由长沙市市政府法制办复议。
56、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长中行终字第0008号行政判决书，证明生效判决依然确定“责改令”行政行为应由长沙市市政府法制办进行复议。
57、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依生效判决，向长沙市政府法制办对“责改令”提出行政复议。
58、长政复告字（2012）18号《告知书》，证明长沙市政府法制办公然践踏法律，庇护同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行为。
59、行政起诉状一份，原告不服长沙市政府法制办的复议告知书，向长沙市中院提交行政起诉状（2013年3月18日），证明原告继续对被告作出的“责改令”主张权利，但长沙市中院立案庭不予立案。
60、行政起诉状（2013年7月16日），证明原告根据信访意见，再次对原审漏审的“责改令”向长沙市岳麓区法院起诉，岳麓区法院受理资料后既未立案也未下达行政裁定书。
61、行政起诉状（2013年10月16日），证明原告即向长沙市中院再次提起行政诉讼，请求长沙市中院立案，原告坚持对“责改令”侵权行为主张权利，但长沙市中院认为只能由岳麓区法院立案。
62、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实名信访回复单，证明原告于2013年8月就“责改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向岳麓区法院再次提起行政诉讼。
63、长沙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对原告签发的信访材料，证明长沙市人大信访办确认被告作出的“责改令”、“撤会令”为不同的被诉行政行为，原审确实漏审“责改令。”
64、长沙市民政局《回复函》，证明被告给市政府法制办作出回复，坚称生效判决没有确定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责改令”超过时效，被告否定基本事实，进一步曲解《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但被告承认“责改令”、“撤会令”系两起独立的行政行为，被告再次拒绝给予行政赔偿。
65、行政答辩状（被告在2010年案件庭审中向岳麓区人民法院提交），证明被告在行政答辩状中否定事实、以权抗法、践踏法律等。
第六组证据共同证明原告诉权法定存在，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期限。
第七组证据：
66、《报告》（2008年5月15日），证明原告第一次向被告提出退还被扣的证照及印章等，并要求解决其他问题。
67、《报告》（2009年10月12日），证明原告向被告正式提交书面报告，就此提出行政赔偿要求，原告第一次向被告正式提出行政赔偿问题，但被告竟指责原告为无理要求，对抗行政执法。
68、《报告》（2010年3月19日），证明原告在2010年3月19日又一次向被告正式提交书面行政赔偿报告书，原告在2012年3月向市政府提“责改令”复议申请中也同时提出行政赔偿诉求，原告第二次向被告正式提出行政赔偿问题，被告仍然指责原告为无理要求，并以原告对抗行政执法为由，作出枉法的第二次行政处罚（即“撤会令”）。
69、《请求》3份、长沙市民政局给黄建军的回复（2011年3月30日），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要求“财产损失清算”，此请求报告同时呈送业务主管单位长沙市商务局，原告在生效判决作出后立即对被告“责改令”行为主张权利，但被告拒绝履行法定职责，要求原告自行注销。
70、行政赔偿申请书、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行政赔偿申请赔偿项目及金额汇总表、行政赔偿申请书（二）、黄建军行政赔偿申请赔偿项目及金额汇总表，证明原告于2013年3月26日向被告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原告依据新的《国家赔偿法》，向被告提出因违法行政强制行为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的行政赔偿要求。
71、长沙市民政局关于黄建军申请行政赔偿的答复、长沙市商务局关于《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行政赔偿申请书》的回复意见，证明被告不依据《国家赔偿法》规定，回复的主体错误，没有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且适用法律依据错误。
72、《法律释明函》，证明原告向长沙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法制办作出法律释明函，认为原告申请的事项非行政复议法调整范围。
73、行政起诉状（2013年7月10日），证明原告向岳麓区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岳麓区法院以该答复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拒不立案。
74、请求恢复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行政许可的报告二份、请求对长沙市民政局等行政强制侵权案立案的情况说明、请求依法作出行政诉讼立案结果处理裁定，证明原告对此向市委、长沙市政府、政法委、长沙市中院等部门控告及申诉，有关部门向原告作出口头回复，建议原告再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同时要求被告作出符合法律规定的决定。
75、行政赔偿申请书（2013年11月12日）、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行政赔偿申请赔偿项目及金额汇总表，证明原告向被告第五次提出行政赔偿申请。
76、长沙市民政局《不予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以第二次行政处罚羁束于生效判决和原告在两年内未提赔偿申请为由拒绝赔偿，被告所作不予赔偿决定回复主体错误，违背客观事实，没有法律依据。
77、行政赔偿起诉状（2014年2月18日）、证据目录，证明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原告于2014年2月16日已向岳麓区法院提交《行政赔偿起诉状》，但岳麓区法院认为要修改诉状，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有的涉及另一法律关系，否则不予立案。
78、行政赔偿起诉状（2014年2月20日）、证据目录，证明原告按照岳麓区法院的要求修改诉讼状后再次提交行政赔偿起诉状，原告于2014年2月21日再向岳麓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等待岳麓区法院立案庭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79、行政赔偿起诉状（2014年3月6日）、证据目录，证明原告第三次应岳麓区法院要求修改行政赔偿起诉状，原告按岳麓区法院的要求修改起诉的原告主体，岳麓区法院要求本案起诉的具体资格应与被告作出的决定主体一致。
80、原告门诊病历资料、原告向被告申请紧急救助的材料，证明原告为使商会生存，倾其所有，负债累累，最后连医药费也支付不起，几次险些卧病不起，而被告置之不理，毫无仁政之心。
81、刘梦莹身份证复印件、请求关于追讨工资的请求，证明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办公室主任刘灿（现改名刘梦莹）向被告追讨工资，原告因付不出工资，听取市劳动监察执法大队建议，由刘灿向被告提交报告，但被告称与其无关，给予拒绝。
82、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向被告上一级行政单位湖南省民政厅提交财产清算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认为被告拒绝对其财产清算，侵犯了原告财产权，原告要求省民政厅对此进行复议。
83、湖南省民政厅湘民复驳字（2013）1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证明被告与上级行政机关进行权力合谋，湖南省民政厅为庇护下级，不履行法定职责，共同阻挠原告进行财产清算。
84、行政起诉状（2013年10月29日），证明原告对省民政厅行政不作为向开福区法院提起又一轮行政诉讼，被告及省民政厅官官相护，枉法行政事实确实存在。
85、开福区人民法院（2013）开行初字第00034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诉请合法，开福区法院审理认为：财产清算与原生效判决无关，应依法组织清算，但申请复议事项超过两年。
86、行政上诉状（2013年12月27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中行终字第00041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对（2013）开行初字第00034号行政判决书不服，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上诉，长沙中院对此作出终审判决，长沙中院确认一审判决合法，同时在书面审理的调查会上建议原告根据新提交的清算申请再提复议请求。
87、《请示函》（2013年10月8日）、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财产清算的请示（2013年10月14日），证明原告于2013年8月至10月两次向被告就财产清算再提报告或请示，原告继续就财产清算依法主张权利，请求被告依法保护民间商会合法财产，赔偿损失，清理债务，按合法程序进行注销。
88、《回复函》（2014年1月6日）、《答复书》（2013年10月21日）、长沙市商务局关于《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财产清算的请示》的回复（2013年12月25日），证明被告对原告财产清算请示作出回复，业务主管单位对此也作出回复，主管单位回复于法有据，被告事已至此，仍对抗法律，将法定义务推给业务主管单位，业务主管单位的回复对此进行了反驳，主管单位指控被告：被告没有遵循法律规定，超过行政管理职权，登记机关无权撤会，无权在整改阶段收缴证章、印鉴，无权冻结其银行存款，无权处置财产等。
89、行政复议申请书（2014年3月6日），证明原告于2014年3月6日再次向省民政厅就被告不进行财产清算问题再提复议申请，原告所提复议申请于法有据，省民政厅已经受理，但尚未作出处理决定。
90、《一个民间商会会长的血泪控告》，原告会长所写，控告信回顾了本案的全过程，内容翔实、具体、全面，证明原告所诉事实确实、证据确凿。
第七组证据共同证明原告依法应当获得行政赔偿，原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于法有据。
第八组证据：
91、《民政部门执行的行政许可项目统计表》，证明被告职责明确为负责社会团体的成立、变更、注销三个环节的登记或者备案，社会团体的成立、变更、注销登记三个环节均实施行政许可，本案诉讼适用《行政许可法》，此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一致。
92、民政部令第25号《民政部门实施行政许可办法》，此法规定了民政部门对社会团体实施行政许可及管理的原则、程序、监督及法律责任等，证明被告对原告的两次行政处罚措施及限制原告财产清算等行政措施，明显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九条及其他条款的规定，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93、《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规定，证明被告撤销原告行政许可行为及限制原告财产清算没有依法、正确、规范履行法定职责。
94、国务院第250号令《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的“责改令”违反了本条例的第六条第三项、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等的规定。
95、有关国家机关认为社会团体应当撤销登记的处理程序规定，见于各种版本的一致解读，也见于民政部编印的民政政策《社团知识问答》第123条、126条等，证明被告严重违反此程序规定，怀有非法目的和不良动机，对原告实施“责改令”违法行政强制措施，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其要求是从客观上不可能实施的行为，且对原告财产权等权益造成重大影响，属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确认行政行为无效，被诉“责改令”应确定为无效行政行为。
96、湖南省人民政府第201号令《湖南省行业协会管理办法》，证明被告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本应遵守《湖南省行业协会管理办法》规定，但被告违反了《湖南省行业协会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七条、第十二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项。
97、湖南省民政厅转发的民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社会团体开立银行帐户有关问题的通知》（湘民社团发1990年第24号），证明原告主体在银行开立合法帐户的原则、要求、程序、使用等。被告收缴原告财务印章，实际上是冻结和查封了原告的银行财产。
98、湖南省工商局、民政厅关于做好社会团体从事经营性活动登记管理的通知（湘工商发1991第118号），证明原告社会团体法人组织可以投资设立企业法人，也可以设立非法人的经营机构。被告指控原告超出章程范围，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99、民政部关于做好社会团体监督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1994年3月29日，民社函1994第74号），证明被告违反该通知规定，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没有严格遵循《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没有经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和配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100、民政部关于印发《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暂行办法》的通知（民社发1996第10号），证明被告违反该通知规定，对原告处罚没有严格遵循《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被告是在收缴原告证章印鉴的基础上，指控原告不参加年检，被告的指控无事实依据。
101、湖南民政厅关于社会团体收取会费的补充通知（湘民社团函1994第03号），证明原告制定的会费收取标准有章可循，被告对原告“责改令”处罚没有事实证据，被告指控原告乱收费完全是捏造事实。
102、民政部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民社发1989第59号），证明被告违反该通知规定，对原告“责改令”处罚严重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事实、证据、法律均存在错误。
103、公安部、民政部1993年10月18日第1号令关于《社会团体印章管理规定》，证明原告凭行政公章刻制的内部专用章并在内部使用没有违反有关规定，也不需要备案，同时证明被告在原告没有撤销之时就收缴印章的行为违法。
104、《湖南省行政执法条例》（本条例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证明被告2007年3月25日对原告的所谓行政执法过程，违反《湖南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105、民政部关于《查处非法社会团体组织》的通知（民社函1997第91号），证明原告不属于非法社会团体组织，被告不能进行查处，被告批准的“食品行业协会”才是非法社会组织，但被告却庇护，分明是权权交易。
106、《湖南省民政厅行政执法依据》，详细规定了被告作为民政部门法定的行政执法机关，其执法依据、执法职权的具体内容，被告对社会团体进行行政执法的依据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行政法规）、《湖南省行业协会管理办法》（地方性法规），行政执法的职权是：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的行政许可，实行行政强制措施的职权只有两项：1、封存被责令限期停止活动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的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2、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对印章、财务等相关资料先行登记保存（被撤销取缔的，封存、收缴印章），进一步证明被告滥权渎职。
107、《长沙市食品经销商会章程》，证明原告长期坚持依照《章程》办会，被告指控原告不按章程开展活动无任何事实依据，缺乏证据证明，且也只能由业务主管单位提出该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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