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10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丽，女，1979年4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绿坡，张丽之夫，1979年6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征，北京顺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小川，男，1950年2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贵温，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汪艳秋，女，1962年10月1日出生，住辽宁省北镇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鸣翔，北京顺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丽因与被上诉人郭小川及原审第三人汪艳秋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3民初11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丽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绿坡、张旭征，被上诉人郭小川，原审第三人汪艳秋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鸣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丽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郭小川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郭小川负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认定为不当得利纠纷有误。张丽取得拆迁补偿款是基于其与北京市顺义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有合法依据。拆迁款的获得也是基于其与北京空港亿兆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港公司）签订的《北京市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
第二，一审法院法律关系认定有误。张丽与郭小川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没有签订任何协议。合同具有相对性，不能将他人与郭小川之间的合同适用于张丽。虽然一审法院认定第三人汪艳秋与郭小川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但该协议并无张丽签字或认可，况且依据汪艳秋的起诉，郭小川实际上也没有进行种植，汪艳秋发送律师函解除了其与郭小川的《合作协议书》，该协议解除后，《补充协议》自然一并解除。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2）顺民初字第5579号（以下简称5579号）案件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该案结果不应适用于本案。且在该案中，双方当事人并未针对《补充协议》进行质证，也不知该《补充协议》是哪一方当事人提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推论该《补充协议》适用于本案，郭小川无权主张本案所涉款项。
第三，2013年8月4日，张丽与空港公司签订了《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同日，张丽作为产权人与分款人汪艳秋签订了《拆迁补偿款分割协议》，2013年8月9日，张丽、汪艳秋分别签订了《拆迁款领取签收单》，并领取了补偿款，郭小川于2015年8月26日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时，张丽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并没有针对该问题进行审查。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空港公司档案，此次拆迁持续时间长，动静较大，且涉及11.3亩土地，郭小川并未提出异议，直到两年后才提起诉讼。拆迁款领取后，张丽没有保存购买树木的凭据，导致无法举证。
第四，2015年8月26日郭小川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第一次起诉，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涉及涉诉《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的效力及拆迁款的分配，而本案事实理由全部一样，只是更换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仍然涉及相同问题。法院针对同一事实的判决不应该出现不同结果。且补偿是针对地上物的，若地上物所有权存在争议，涉诉《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的效力必然存在问题。一审法院论述两案诉讼请求不同有误。
第五，一审判决中提到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1）顺民初字第11755号（以下简称11755号）民事判决，该案是郭小川起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该案所涉地块是北京市顺义区××村（以下简称××村）内的55.44亩土地，孙绿坡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与本案涉诉土地不属于同一块土地，并且针对该案土地，孙绿坡确实授权汪艳秋进行管理，也是基于此，汪艳秋与郭小川才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双方在这份《合作协议书》中载明，如遇拆迁，补偿款双方各得50%。由此，也证明郭小川在一审中提交的很多证据并非在涉案土地种植的证据。
第六，刘某1证言与事实不符，张丽提供的照片显示涉案土地上当时没有核桃树。
第七，本案一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郭小川依据的证据仅是证人证言和郭小川自己所开苗圃公司出具的出库单，而证人证言陈述模糊，出库单也没有显示树木种植在何处，且树的种类也与本案不能对应。1.汪艳秋起诉郭小川合伙协议纠纷的庭审笔录显示郭小川自认其种植的主要是暴马丁香，果树只有核桃树，结合汪艳秋提供的证据可以得知其种植的都是死树，核桃树只是树根，之后也已经死亡。因此暴马丁香、核桃树的补偿款没有郭小川的份额。2.郭小川在一审中提供的自己所开苗圃公司的出库单，其陈述出库单所栽树木不只种植在11.3亩的涉案土地上。经张丽核实，出库单载明的只有960棵牡丹，因此评估报告中记载牡丹有34400棵，显然不是郭小川种植的。结合证人证言和一审陈述，郭小川在11.3亩的涉案土地中没有种植牡丹，不应该分割牡丹款，不属于不当得利。3.郭小川在一审中提交过11.3亩涉案土地所种植苗木的统计，但是该统计内容与评估报告明显不符，郭小川统计的苗木中也没有牡丹。4.在郭小川与汪艳秋的《合伙协议》中明确了郭小川负有种植义务，双方已就种植的地上物进行分割。本案涉诉的拆迁补偿款中的树木是由张丽及其爱人孙绿坡在评估之前种植的，与郭小川无关，与汪艳秋也无关，郭小川无权以不当得利要求分割。
郭小川辩称：不同意张丽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张丽所称郭小川所种植树木都是死树不是事实，汪艳秋起诉郭小川的合伙协议纠纷案，当时是以撤诉结案。涉诉土地所植树木的情况，是郭小川基于与汪艳秋之间的《合作协议书》进行的种植，法院也去涉案土地进行了现场勘察。因汪艳秋一审诉讼时未到庭应诉，郭小川对汪艳秋二审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鸣翔的委托代理身份持有异议。
汪艳秋述称：涉案11.3亩土地是张丽从××村委会承包而来，承包人是张丽，实际经营人是张丽与其爱人孙绿坡。汪艳秋与郭小川20**年3月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并未获得张丽与孙绿坡的授权，张丽和孙绿坡对订立协议不知情，因郭小川不按照协议履行，汪艳秋已经向其发过律师函要求解除，也向法院起诉了郭小川。法院看过现场，而现场情况是并未种植，郭小川只在11.3亩的地头种植了部分苗木，其余地上物是张丽与孙绿坡种植，与郭小川无关。依据协议，郭小川负责种植、采购、运输、日常养护，只有郭小川出资种植的部分双方才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比例进行分成，但实际上郭小川并未履行该协议，其没有种植，无权分割相应的拆迁补偿款。拆迁款中有86万元是针对牡丹的补偿，而郭小川从未种植过牡丹，一审法院将该项拆迁款一并判给郭小川显然是错误的。一审中郭小川申请出庭的证人所作证言是伪证。一审庭审中，证人刘某1称郭小川种植了核桃树，但根据录像可以显示其种植的是死树根。证人刘某2所述11.3亩土地都种满了大叶黄杨、银杏和核桃树，录像显示也没有。郭小川提交的出库单是自己制作的，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郭小川自述2010年就在涉诉土地进行了种植，但根据录像可以显示，直至2012年3月，涉诉11.3亩土地上仍然都是杂草。2013年2月，张丽夫妇在涉诉土地进行了种植，汪艳秋也进行了录像。一审出庭作证的刘某1曾向汪艳秋索要钱财，称其可改变证言。
郭小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丽返还不当得利的拆迁补偿款952512元及2013年8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以95251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张丽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月1日，××村委会作为甲方，张丽作为乙方在××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如下：一、土地位置及面积出租土地位于村西北中节，原冯某家5口人确权地，每人2.26亩，共计11.3亩。二、土地租赁用途乙方租赁土地用于果品苗木栽培，籽种农业及科研项目。三、土地租赁期限期限为5年，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四、土地租赁费为每年每亩人民币500元，签订合同15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前三年承包费用，共计16950元，以后每年1月10日前付清当年的承包费用。付款以支票或现金均可。十一、其他约定1、如遇上级政府征地等不可抗力的原因影响本合同继续执行，土地补偿费归甲方所得，乙方投资建设的地上物及所种植的青苗补偿费归乙方所有。2、土地承包期间，政府的各项优惠、补助，按国家及地方政策规定应归甲方所得的，归甲方所有，应归乙方所得的，归乙方所有。
5579号汪艳秋起诉郭小川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中，汪艳秋在民事起诉书事实和理由部分提到：原告在××村有一块土地面积11.3亩，经朋友介绍认识被告。2010年3月8日经原被告友好协商于同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协议内容为原告提供××村的土地、水、电，供被告种植花卉、苗木。2011年秋原告发现被告没有经营苗木行为，只是在涉诉土地种些果树和死树，果树面积占40%荒废60%，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无果，2012年3月23日原告向被告发律函要求解除《合作协议书》，原告认为被告违反了《合作协议书》之规定，恶意将涉诉土地荒废无心经营等待拆迁，赚取利益。诉讼请求为：要求解除《合作协议书》，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该案中汪艳秋向法院提供了《合作协议书》作为证据。《合作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0年3月8日，作了如下约定：甲方为汪艳秋，乙方为郭小川。一、甲方义务：1.甲方提供自己承包的××村的土地共计11.3亩作为合作经营用地。2.甲方负责生产用的水、电，费用由乙方负责。3.甲方负责处理苗木种植过程中的民扰纠纷。4.帮助协调乙方与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或相邻单位的关系。二、乙方责任：1.乙方负责在2010年12月31日前将协议中的土地种植完毕，空留面积不得超过10%树木。2.乙方承担苗木的采购运输、种植和日常养护的所有费用。3.乙方所种植的苗木，如果乙方工程需用或进行市场销售需征得甲方同意方可进行。4.乙方承担甲方养护期间出现的死亡及其它一系列问题。5.乙方需按照甲方的土地租赁合同约定执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私搭乱建，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其后果自负。甲方有义务监督。三、费用和利润的分配：1.甲方负责土地的用水、电设施。2.乙方承担苗木的经营费用。3.所售苗木的利润，甲乙双方各占50%计算。（利润的解释：经销苗木所创造总价减去苗木从种植养护运输等费用，剩余的为利润）。4.如果合作过程中，遇国家政府占地等情况，征收完成赔偿后，合同自动终止。双方可另行商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构成一体，同具法律效力。四、违约条款。1.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应及时进场种植苗木，如因甲方原因导致不能正常种植经营的损失，由甲方负责。2.如因乙方经营管理不善或资金不足等原因，连续两年以上亏损或土地荒废一年以上，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投资的地上物、设施等归甲方所有。3.合同到期后，双方可再行协商续签合同，如有一方不想续签，地上物双方协商处理，合同自然终止。4.双方在经营中出现的问题，双方协商解决，争持不下的，可到当地法律机关上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合同期限为2010年3月8日至2013年12月31日。合同下方甲方处有汪艳秋的签名，乙方处有郭小川的签名。
5579号案件中2012年6月11日的开庭笔录载明，涉案法官问“涉案土地上你种的共计投资多少”，郭小川回答“现在无法统计，大概应该只是16万元至18万元，我有证据今天没带。”汪艳秋针对郭小川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中提到“被告在这么小面积的土地上种植这么多树木，可以看出其等待拆迁的意图，违背了土地利用规律。只认可种了丁香，其他都是死的，看不出来。”法官问“土地被征用给予补偿的钱怎么分配的”，汪艳秋答“公路局确实征用了部分土地，被征用的土地上的树木是从另一块土地上移过来的，补偿的金额确实是249800元，这笔钱在我手里”。5579号案件中2012年7月23日的开庭笔录载明，汪艳秋的代理人提到“24.9万元是在我手里，其他的不属实，我方认为这笔钱不是利益，应该是被告实际经营所得利益，我方认可给被告60%”。
5579号案件的调查笔录载明，涉案法官于2012年8月8日到××村向该村主管农业社长陈某进行了调查，陈某告知汪艳秋在××村承包的11.3亩土地是村西北中节地，属于农用确权地，是基本农田，原始确权给冯某家5口，确权后冯某流转给××村委会，××村委会于2009年1月1日承包给本村村民张丽。至于张丽什么时间包给汪艳秋，村委会不清楚。汪艳秋于2012年11月20日撤回起诉，该案以撤回起诉方式结案。
2013年8月4日，空港公司（拆迁人、甲方）与张丽（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了《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甲方应支付乙方拆迁补偿补助款共计人民币1700186元，其中包括：1.地上物重置成新价：经评估机构评估，地上物重置成新价1700186元。同日，张丽作为产权人与分款人汪艳秋签订1份《拆迁补偿款分割协议》，协议内容如下：我张丽是××村土地使用人。我自愿将本确权地的拆迁补偿款作如下分割：拆迁补偿总款1700186元，其中张丽1400186元（壹佰肆拾万零壹佰捌拾陆元）归张丽所有，做在其张丽名下。汪艳秋300000（叁拾万元）归汪艳秋所有，做在其名下。今后如发生任何纠纷与顺义区人民政府、空港公司及拆迁公司无关。特此声明！协议下方产权人处有张丽的签名，分款人处有汪艳秋的签名，拆迁员处有工作人员的签名。拆迁款领取签收单上显示张丽于2013年8月9日签字，拆迁补偿金额为1400186元，汪艳秋于2013年8月9日签字，拆迁补偿金额为300000元。张丽认可其和汪艳秋于2013年8月9日领取的拆迁补偿款分别为1400186元、300000元。
诉讼过程中，经郭小川申请，法院到空港公司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拆迁档案，其中调取到的附表京金诚立信拆估字×号《北京市房屋拆迁补偿估价结果通知单》中载明树木、苗木对应的价款为1587520元，铁栅栏对应价款为76466元，喷灌管对应的价款为34400元，立苗对应的价款为1800元，合计即为1700186元。空港公司称，由于张丽和××村委会签订有承包合同，而且拆迁从入户调查以及评估工作，持续时间较长，动静挺大，而且就涉案11.3亩土地，原告郭小川未提出过异议，所以其确定张丽为被拆迁人，并与张丽签订了《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中的补偿款针对的是11.3亩土地地上物的补偿，因为土地属于村集体所有，所以涉及土地的补偿是和××村委会进行协谈，土地补偿款和张丽无关，针对张丽的仅仅是地上物补偿。但张丽要求分给汪艳秋30万元补偿款，由于汪艳秋不是被拆迁人，所以其要求张丽与汪艳秋签订《拆迁补偿款分割协议》，其不清楚张丽与汪艳秋的关系。
郭小川于2015年8月26日将张丽诉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5）顺民初字第14704号（以下简称14704号），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主张被告明知涉诉土地上的树木系其所种植，仍与拆迁人签订了相关的《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并领取了拆迁补偿款，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此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要求赔偿其相关损失。但原、被告双方所争议的事项涉及涉诉《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的效力以及涉诉拆迁款的分配问题。双方所争议事项的基础法律关系并非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因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性质的不同，将会导致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义务不同、行使诉权的依据不同、解决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也不同。经法院释明后，原告坚持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587520元并支付利息。综上，原告起诉不当。法院于2016年3月25日作出1470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郭小川的起诉。后郭小川不服该裁定，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其后郭小川撤回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30日作出（2016）京03民终7480号（以下简称7480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上诉人郭小川撤回上诉，双方当事人均按一审裁定执行。张丽根据上述两份裁定书认为郭小川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郭小川称裁定书只是程序上驳回了原告郭小川的起诉，并未进行实体审理。因此本案不属于一事不再理。
张丽称其承包涉案土地后主要是由其丈夫孙绿坡负责经营，根据需要雇人种树，但买树的收据由于时间较长，没法找到。2013年8月左右拆迁时，由汪艳秋帮其洽谈拆迁补偿事宜，且涉诉土地里的护栏是汪艳秋装的，所以其决定分给汪艳秋300000元补偿款。
2011年11月17日，郭小川向法院起诉北京汽车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绿坡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案号为11755号，该案2011年12月21日的开庭笔录中载明，孙绿坡称“实际上以我的名义在前桑园给汪艳秋承包一块土地，我就是挂名的，因为我是前桑园的人，汪艳秋不是，只能以我的名义承包前桑园的土地。其他的均与我无关。土地承包是以我的名义，开票都是开我的名。实际的土地经营管理都是汪艳秋。”汪艳秋称“实际上是我和原告合作，因为我和孙绿坡系亲属关系。孙绿坡承包土地后，出车祸了。当时我在×村也有一块承包的土地，和孙绿坡承包的土地挨着，于是孙绿坡就将土地给我用，我将两块土地一起管理。我和原告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我负责出土地，原告负责种树，双方按照协议履行的，两块地的土地承包费都我来交，对于苗木的经营我不懂，也不负责经营，均由原告自行经营，我只负责出土地。双方对利益约定各占50%。”郭小川称虽然该案针对的是其与汪艳秋合作的关于85亩承包地，但是本案中张丽和汪艳秋合作方式与该案中孙绿坡与汪艳秋的合作方式是一样的。张丽称该案和本案涉及地块不同，不认可原告的推论。
2013年6月4日，郭小川起诉汪艳秋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案号为（2013）顺民初字第7687号（以下简称7687号），该案2014年7月22日的开庭笔录中郑某作为汪艳秋的证人出庭时陈述“我通过刘某1认识汪艳秋，刘某1找到我称，汪艳秋说有地，需要寻求找人合作。我找到侯某，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侯某，侯某又找到郭小川。他们合作有两大块和一小块土地，分别是90多亩、110多亩，小块地有10多亩。这三块都是我们介绍的。第一块地拆迁补偿、收入是按照5:5分成，第二块地为了提高郭小川的积极性，拆迁补偿、收入按照4:6分成，郭小川占6。”该案中，汪艳秋认可郑某的证人证言。
本案中，郭小川提交了1份《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作了如下约定：1.不得单方面将土地私自转让，如乙方需与三方合作必须经甲方同意。2.如遇国家征地，必须双方意见统一方可签字。3.征地补偿款甲方40%，乙方60%，把赔偿款打到双方各自账户上。4.合作期限：2010年3月8日—2013年12月31日。协议左侧有汪艳秋的签名，右侧有郭小川的签名，落款日期为2010年3月8日。张丽称该协议并未标注甲方和乙方，也未约定是何地块，故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和本案无关。郭小川解释称，由于是在2010年3月8日签订《合作协议书》当日所签，所以没有标注甲方、乙方，但是该协议的合作期限和《合作协议书》的终止日期均为2013年12月31日，因此可看出就是针对涉案11.3亩土地签订的补充协议。郭小川称其和汪艳秋签订协议时约定的拆迁款是四六分，自己占60%，当时并没有提出需要给张丽一部分，要给也是张丽和汪艳秋之间的事。故其应得拆迁补偿款的份额为60%，其明确计算基数为1587520元，即评估单上树木、苗木对应的评估价款。
另查，5579号案件卷宗材料中亦有上述《补充协议》，但是在该案的庭审中未对该《补充协议》进行质证。
郭小川提供收据以及出库单、苗木统计表复印件，证明涉诉11.3亩地上的树系自己种植，张丽称郭小川自己经营有苗圃其可以自行在出库单上盖章，且郭小川不能证明出库单中的树用于本案涉诉土地上。
郭小川称当时和汪艳秋签订《合作协议书》时，问过汪艳秋涉诉土地的来源，汪艳秋告知是其外甥女张丽从××村委会承包的，其还去过张丽家，知道张丽和孙绿坡是夫妻。虽然张丽是涉诉土地的承包人，实质上是汪艳秋代其管理，所以郭小川和汪艳秋签订的协议对张丽具有约束力。
郭小川申请刘某1、付某、刘某3出庭为其作证。刘某1称，其和汪艳秋是多年好友，汪艳秋说自己有3块地空着，面积分别为70-80亩、110多亩、10多亩，并称这地是她租的。后刘某1通过郑某、老候找到了郭小川，郭小川本来就是做绿化的，后来郭小川和汪艳秋合作种树了。汪艳秋不是本地人，地应该是她租的。涉诉11.3亩地是郭小川在种。刘某1还称通过汪艳秋认识孙绿坡，其以自己名义给郭小川买了核桃树并将核桃树送到涉诉土地，看着别人种树。证人付某称其是郭小川所开公司绿源苗圃的副总，郭小川在北京市顺义区和别人合作的3块土地均为其带人栽树。涉诉土地上种有银杏、核桃、暴马丁香、红王子锦带等，其中核桃树是从刘某1处弄的，暴马丁香是从绿源苗圃调的，其他树的来源不清楚。在涉诉土地拆迁前，修路占用过一部分。证人刘某3称郭小川通过孙某找人，孙某是其叔，其开车拉工人去种树，自己有时也干活，和郭小川合作有3块地，种过银杏、大叶黄杨、核桃等，其他一些叫不上来名字。付某领着去的，自己记不清3块地的位置。
郭小川对上述3个证人的证言真实性均认可。张丽称证人刘某1记不清年份，却记得清有210棵核桃树每棵10元，因此其证言不可信。付某的证言与郭小川陈述以及法院之前勘验情况矛盾，因此对其证言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刘某3不知道在哪种的树，因此其证言无法说明郭小川在涉诉土地上种过树。
郭小川称时间过久且不是卖树的重点，刘某1记不清年份正常。刘某3是跟车去的，记不清位置也正常。
法院到××村委会对时任该村农业社长陈某调查，其称2012年调查笔录中的话是其所说，当时那个案子中汪艳秋起诉的在××村的11.3亩地与张丽从××村委会承包的地应是同一块地，因为最初都是冯某家的，且该村承包出去面积为11.3亩的土地仅一块，即张丽承包的土地。但11.3亩地上种植情况不清楚。
经调查，××村委会表示张丽确与该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当时陈某主管农业，所以和张丽签订合同事宜由陈某具体负责办理。张丽承包之土地拆迁时，该村委会未向张丽发放任何补偿款，空港公司向该村委会支付了土地安置补偿款用于人员安置。
张丽称汪艳秋是其亲姨，其现在联系不上汪艳秋，并称自己种树没有相关票据，其不知情也没有收到公路局占用涉诉土地的249000元补偿款。
张丽称涉诉土地拆迁，其一共就领取170余万元，没有得到其他补偿款，其除向汪艳秋支付30万元以外，未向汪艳秋支付其他款项。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5579号案件庭审笔录及调查笔录、11755号案件开庭笔录、7687号开庭笔录、14704号民事裁定书、7480号民事裁定书、《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京金诚立信拆估字×号《北京市房屋拆迁补偿估价结果通知单》、本案调查笔录等证据在案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第三人汪艳秋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述称和质证的权利。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据此分析，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个，首先是取得利益，即当事人一方获得利益。其次是致人受损，指因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到财产损失，既包括积极的损失也包括消极的损失。第三个要件是因果关系，即取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最后一个为无法律上的原因，即取得利益缺乏法律上的原因。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1.郭小川本次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2.涉案土地地上物为谁种植？3.张丽与汪艳秋谁是涉诉土地的实际经营人？4.郭小川是否应领取拆迁补偿款以及数额的确定？
2016年6月3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7480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郭小川撤回上诉，虽然14704号案与本案双方当事人完全相同，但14704号案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而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属于不同的诉讼标的，两案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亦不相同，且14704号案只是程序上驳回了郭小川起诉，并未经过实体审理，所以郭小川本次起诉并不构成重复起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亦未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应予审理。
关于涉案地上物的种植情况。结合张丽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5579号调查笔录、本案中法院到××村委会所作的调查笔录、郭小川申请证人在庭审中的证言以及郭小川提交的其他证据，可以认定汪艳秋在5579号案件中起诉的11.3亩土地与张丽承包的11.3亩土地是同一块土地，汪艳秋在5579号案认可是由郭小川负责在涉诉土地上种植。郭小川申请的证人虽然对一些细节陈述不太清楚，但综合庭审查明的情况可以认定郭小川在涉诉11.3亩土地上种植苗木的事实以及其与汪艳秋合作的事实。而张丽称因其与××村委会签订有《土地承包合同》，并称在涉诉土地上种植，但其除有《土地承包合同》外，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证据证实其种植的事实。张丽提到主要是其丈夫孙绿坡负责经营，但是结合孙绿坡在11755号庭审中的陈述，孙绿坡称不懂苗木的经营也不负责经营，其只负责出土地。综合庭审查明的情况以及双方举证情况可以认定郭小川在涉诉11.3亩土地上种植苗木的事实。
虽然11755号案件中涉诉土地与本案涉诉土地并不相同，但结合孙绿坡与张丽的夫妻关系、张丽与汪艳秋的亲属关系、孙绿坡和汪艳秋在11755号案件庭审的陈述、张丽分给汪艳秋30万元拆迁补偿款的事实、5579号的庭审中汪艳秋自认涉诉11.3亩土地占用补偿款249800元在其手中的事实，法院可以推定张丽承包涉案土地后实际上是由汪艳秋实际经营，且张丽对于汪艳秋与郭小川合作之事应该知情，故郭小川与汪艳秋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对张丽具有约束力。
空港公司称张丽所得拆迁补偿为针对地上物的补偿款，因郭小川系涉诉土地上苗木的种植者、实际投入者，所以其应按照与汪艳秋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的约定领取补偿款。张丽虽为涉诉土地的承包人，但其并未实际经营涉诉土地，故其无权领取应属于针对地上物的补偿款，其领取全部拆迁补偿款的行为损害了郭小川的合法权益，使郭小川受到损失，故其应向郭小川返还其领取的属于郭小川应得的拆迁款。张丽虽辩称汪艳秋领取了30万元补偿款，但法院的调查笔录以及张丽的陈述均可证实是张丽决定分配给汪艳秋部分拆迁款，且张丽为拆迁人。
关于郭小川应得拆迁款的分配比例问题。张丽虽不认可郭小川提交的《补充协议》，但5579号卷宗中确有该《补充协议》，即使不能确定是汪艳秋或者郭小川提交，但《合作协议书》中约定汪艳秋为甲方，郭小川为乙方，《合作协议书》与《补充协议》签订日期相同、终止日期相同，且汪艳秋的代理人在5579号案件庭审中表示同意将24.9万元的60%给郭小川，7687号案件庭审中汪艳秋认可其证人关于第二块地为了提高郭小川的积极性，拆迁补偿、收入郭小川占6成。综上，法院认为郭小川的陈述具有合理性，根据《补充协议》约定，郭小川应领取拆迁款的60%。郭小川以京金诚立信拆估字×号《北京市房屋拆迁补偿估价结果通知单》中载明树木、苗木对应的价款为1587520元作为基数，按此基数的60%计算要求张丽返还拆迁补偿款952512元并向其支付自2013年8月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利息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张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郭小川拆迁补偿款九十五万二千五百一十二元并支付自二〇一三年八月九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九十五万二千五百一十二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辩主张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郭小川提交照片2张作为证据，证明涉诉11.3亩土地上的苗木都是郭小川种植。张丽发表质证意见称，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无法看出照片拍摄内容与本案涉诉地块有联系。汪艳秋发表质证意见称，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照片拍摄内容仅是绿色植物，不能证明绿色植物是涉诉地块的种植内容。
汪艳秋提交7组证据，证据一是录像1份，形成时间是2012年3月21日，拍摄内容是郭小川、侯某、刘某1和郑某去涉诉土地查看，用以证明涉诉土地已荒芜2年，郭小川未在涉诉土地上种植活树，未种植牡丹，其声称的核桃树是树墩。证据二是录像1份，形成时间是2013年3月2日，用以证明张丽和孙绿坡在拆迁前于涉诉土地上种植了大量牡丹。证据三是刘某1和汪艳秋的通话录音，用以证明刘某1向一审法院作了虚假证言。证据四是照片11张，证据五是侯某的书面证言，证据六是刘某1的书面证言，证据四、五、六的证明目的与证据一相同。证据七是录像1份，形成时间是2018年3月26日，用以证明朱鸣翔是汪艳秋本人授权委托，具有委托诉讼代理权限。张丽发表质证意见称，认可证据一至七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郭小川发表质证意见称，认可证据一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证据一拍摄内容是一审法官查看现场后，录像中人员前去查看地块的情景，其反而证明涉诉地块的苗木都是郭小川种植的，并称郭小川种植的萱草到冬天大概12月份就全部干枯，到第二年5月以后才开始发出新芽；不认可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为录像中看不出种植的是牡丹，并认为即使是牡丹，录像所示张丽夫妇种植的牡丹是一捆捆的，不具有现实可能性；不认可证据三至六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可证据七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可录像中陈述人是汪艳秋本人，但对录像形成时间有异议。
二审庭审期间，张丽申请汪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汪艳秋申请侯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两人出庭后均陈述郭小川没有在涉诉地块进行种植，地上植物是张丽、孙绿坡种植。张丽、汪艳秋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郭小川不认可证人证言。
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3年8月4日，空港公司（拆迁人、甲方）与张丽（被拆迁人、乙方）签订的《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中所附《树木、苗木评估明细表》载明：1.丁香，997株，299100元；2.牡丹，34400株，860000元；3.银杏，50株，17500元；4.银杏，30株，3600元；5.核桃苗，200株，6000元；6.大叶黄杨球，4000株，320000元；7.锦带，204株，6120元；8.萱草，470平方米，75200元；总计40351株，共计1587520元。庭审中，张丽陈述其在涉案土地上仅种植有牡丹和少量核桃树。在本案一审庭审期间，汪艳秋下落不明，经法院公告送达，其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二审期间，汪艳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鸣翔到庭参加诉讼，汪艳秋本人亦通过录像明确表示认可朱鸣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身份。
本院认为：依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二审争议焦点在于：第一，本案立案案由及法律关系认定是否适当；第二，本案郭小川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第三，本案是否为重复诉讼；第四，二审诉讼中汪艳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鸣翔的身份是否合法有效；第五，一审庭审中刘某1证言的真实性；第六，郭小川是否在涉案土地进行种植及一审认定其应取得的涉案补偿款金额是否正确。
对于焦点一，涉案土地虽然由张丽承包，但各方均认可涉案地块是汪艳秋进行实际管理和经营。通过庭审查明，汪艳秋和郭小川签订了涉案《合作协议书》。在张丽取得了涉案相应拆迁补偿款项，且否认其与郭小川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郭小川以不当得利起诉，并无不当。张丽上诉主张涉案法律关系定性有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焦点二，虽然郭小川是在张丽签订涉案《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涉案《拆迁补偿款分割协议》及领取涉案补偿款的2年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但庭审查明事实表明郭小川在向一审法院提起涉案诉讼前，多次提起过诉讼，一直处于主张权利的持续状态中，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因此，对于张丽提出的郭小川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焦点三，郭小川虽然在本案一审立案前，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案由就涉案事实提起过诉讼，但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两个案件依据的请求权基础并不相同，且7480号案件并未进行实体审理，故本案并不属于重复诉讼情形。对于张丽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焦点四，汪艳秋授权委托朱鸣翔作为其二审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授权委托手续完整，符合法律规定。对于郭小川提出朱鸣翔无权代理汪艳秋参与诉讼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焦点五，由于汪艳秋提交的录音证据不完整，关于张丽提出的关于本案一审庭审中刘某1证言是伪证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焦点六，涉案《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所附《树木、苗木评估明细表》载明，涉案11.3亩土地的树木、苗木补偿款共计1587520元，涉及补偿的有丁香、牡丹、银杏、核桃苗、大叶黄杨球、锦带、萱草7种植物。张丽在庭审中认可其在涉案土地上仅种植了牡丹和少量核桃树，并未向本院说明其他植物的种植情况。在涉案树木、苗木的补偿款中，牡丹所占的补偿款仅为860000元，且涉及牡丹株数为34400株。汪艳秋提交的录像证据只能证明张丽、孙绿坡种植牡丹的事实，不能证明张丽、孙绿坡种植的牡丹株数。因此，本院无法认定34400株牡丹全部由张丽、孙绿坡种植。依据汪艳秋与郭小川签订的涉案《合作协议书》，郭小川负责在涉案土地进行实际种植。汪艳秋提交的录像证据亦显示涉案土地上种植有其他植物，故一审法院认定郭小川在涉案土地上进行了种植并无不当。汪艳秋和郭小川签署的《补充协议》载明，征地补偿款甲方汪艳秋得40%份额，乙方郭小川得60%份额。一审法院根据涉案《补充协议》约定的分款比例，判令郭小川占有涉案树木、苗木补偿款的60%份额，即郭小川应得树木、苗木补偿款952512元，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张丽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325元，由张丽负担（已交纳）。
二审公告费200元，由张丽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荆
审 判 员 玄明虎
审 判 员 王 黎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禹海波
法官助理 卢恺晨
书 记 员 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