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59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西班牙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aixabank,S.A.）,住所地西班牙王国巴塞罗那市代阿戈纳尔大街***号（Avda.Diagonal，621，Barcelona）。
法定代表人：安东尼奥·马萨内尔·拉维利亚（AntonioMassanellLavilla），副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敬业，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建芳，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亚泛海国际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翔东大街9号A座388室。
法定代表人：宗蓓，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征，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德新，山东文康（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西班牙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aixabank,s.a.）（以下简称西班牙商业银行）因与被上诉人东亚泛海国际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咨询公司）信用证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1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西班牙商业银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东亚咨询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改判本案诉讼程序中止；案件受理费由东亚咨询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在证据采信方面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1.本案一审程序中，一审法院先后于2016年9月6日、2016年11月17日安排正式开庭审理，随后于2016年12月14日安排补充谈话。在庭审结束后，西班牙商业银行于2017年1月初接到一审法院电话，通知将邮寄一审判决，同时告知将邮寄一份东亚咨询公司提交的文件，要求西班牙商业银行发表意见。西班牙商业银行在与一审法院沟通时已经就此安排提出异议。2.西班牙商业银行于2017年1月12日收到一审法院邮寄的东亚咨询公司补充提交的文件，包括由海一企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1日出具的《说明》（1页）、招商银行《跟单信用证通知书》（1页）、英文电文（3页）。邮寄文件中没有关于该等文件的任何附带说明。西班牙商业银行随后于2017年1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对原告补充提交材料的意见》，说明该等文件不应作为证据被采信；同时，西班牙商业银行也对于文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异议。3.随后，西班牙商业银行又接到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24日安排开庭的通知。在庭审前谈话过程中，一审法院要求西班牙商业银行就前述东亚咨询公司补充提交的文件发表质证意见。西班牙商业银行当庭说明以此前书面发表意见为准，该等文件不应作为本案证据被采信，且西班牙商业银行亦不能确认该等文件的真实性。但是，一审法院随后即当庭宣判并向双方送达一审判决，在判决中将前述东亚咨询公司补充提交文件作为证据予以采信。4.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在审理前准备阶段确定举证期限。但在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并未依法确定双方举证期限。在2016年11月17日第二次庭审时，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均已进行，双方也已经进行了最后陈述，即该案的实体审理已经结束。前述补充文件是东亚咨询公司在实体庭审结束后近2个月后才提交的，东亚咨询公司从未提出延期举证申请，也从未说明补充提交文件拟证明的事项。西班牙商业银行认为，该等补充提交文件明显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不应作为证据被采信。5.结合一审法院此前与西班牙商业银行的沟通可见，一审法院在收到东亚咨询公司提交的补充文件后并未及时向西班牙商业银行转递，并且在未转递文件的情况下，即通知西班牙商业银行已经作出一审判决。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即“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故，一审判决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西班牙商业银行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
二、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存在严重错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西班牙商业银行在信用证的开立、审核、付款等方面所履行的义务明显最能体现合同特征，其应当属于上述条文所规定的“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而西班牙商业银行的经常住所地在西班牙。此外，信用证的开立及审核、信用证所对应货物的销售地、货物产生争议所在地等均在西班牙，信用证项下的议付及兑付义务的履行仅限于西班牙境内，因此“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也应当为西班牙法律。故，按照前述规定，本案应当适用西班牙法律，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此外，西班牙商业银行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是基于西班牙加的斯第一商业法院（以下简称加的斯法院）依据西班牙法律所作出的止付令。按照西班牙法律的规定，此种止付令属于《西班牙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禁止性措施。按照《西班牙宪法》、《西班牙组织法》、《西班牙组织法关于刑事修正案》及《西班牙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西班牙商业银行依法应当严格执行止付令，即中止信用证项下款项的支付，否则将承担包括罚金直至刑事责任等在内的严重后果。
由于西班牙商业银行承担支付义务的民事行为能力已经由于加的斯法院作出的禁止支付的止付令而受到了限制，并因此根本无法履行信用证项下的支付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前款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按照该法律规定，关于西班牙商业银行是否具备履行信用证项下付款义务这一民事行为能力问题也应当适用西班牙商业银行的登记地法律，即西班牙法律。
综上所述，西班牙商业银行认为，本案应当适用西班牙法律。但是，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却向双方说明，由于双方并未就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特别约定，因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争议应当适用中国法律，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显然缺少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被告在之后的法庭辩论中亦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条文作为其主张原告构成信用证欺诈的法律依据，故应视为被告对于信用证欺诈的认定等内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原告达成了一致”更是对西班牙商业银行的答辩意见的曲解。事实上，在一审过程中，西班牙商业银行从未认可本案应当适用中国法律，在一审法院说明本案应当适用中国法律并且引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信用证欺诈规定的情况下，西班牙商业银行相应说明，“即使退一步说（假定）本案需适用中国法律，那么按照前述中国法律中信用证欺诈的相关规定，信用证项下款项也应当被裁定中止支付或判决终止支付”。西班牙商业银行的此种答辩意见是针对法院认定本案适用中国法律所做的回应，并非是西班牙商业银行同意本案适用中国法律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认为西班牙商业银行同意本案适用中国法律显然是曲解了西班牙商业银行的意思表示。
故，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问题的认定上存在严重错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西班牙商业银行有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三、一审法院认定西班牙商业银行应当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显属错误及不当。西班牙商业银行作为信用证的开立方，确应当按照信用证的支付规则履行义务，西班牙商业银行也承认及尊重信用证的独立性。但是，西班牙商业银行作为西班牙法人，同时也应当遵守西班牙法律以及遵循加的斯法院依法作出的裁决书及止付令。信用证条款包括其中约定适用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2007年修订本，国际商会第600号出版物》（以下简称UCP600）皆系合同条款，对信用证的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但法院有权决定合同的当事人是否履行以及如何履行合同条款，即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法院的裁决书和止付令的效力要远远高于合同条款包括信用证条款及其中约定适用的UCP600的效力。
虽然加的斯法院的裁决书是在信用证开立申请方DECA1285,S.L.（以下简称德卡公司）与东亚咨询公司之间因基础合同项下争议而提起的第1420/13号诉讼案中作出的，但是加的斯法院基于裁决书所作出的止付令却是针对西班牙商业银行并直接向西班牙商业银行发出的。在法院直接向西班牙商业银行发出禁止支付命令的情况下，西班牙商业银行只能且必须履行法院止付令而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这一做法与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并不矛盾。
因此，西班牙商业银行应当也必须按照加的斯法院的止付令的要求，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如果中国法院判决西班牙商业银行应当立即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则明显与加的斯法院的裁决书及止付令相冲突。如果西班牙商业银行被中国法院强制执行支付该笔款项，将导致西班牙商业银行受到加的斯法院处罚，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严重后果。
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加的斯法院在裁决书中仅仅是依据初步证据或表面证据作出裁定，“裁决书并未亦不可能对原告是否构成信用证欺诈作出最终认定”。但事实情况是，目前加的斯法院的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必将就东亚咨询公司是否存在信用证欺诈的问题作出认定。如果加的斯法院在最终判决中认定东亚咨询公司构成信用证欺诈，那么西班牙商业银行如在前期已被中国法院强制执行支付了该笔款项的话，则已付款项将难以追回，由此将给西班牙商业银行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故，一审法院在对加的斯法院作出的止付令的性质、效力以及违反后果未予充分考虑的情况下，简单、片面地理解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强令西班牙商业银行公然违抗加的斯法院的禁令，在尚未查明东亚咨询公司是否存在信用证欺诈问题的情况下而作出的一审判决显属错误及不当，并将有可能给西班牙商业银行带来损失。
四、一审法院关于诉讼中止问题的认定也明显违反法定程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加的斯法院作出的前述裁决书及止付令应当在中国境内予以承认。前述法律及条约并未将关于诉讼保全措施的裁决书、止付令排除在外。故，加的斯法院作出的裁决书和止付令的效力应当为中国法院所承认。结合前文所述，加的斯法院的裁决书及止付令与本案争议的审理密切相关，其决定了西班牙商业银行有权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且本案审理程序应予中止。但一审法院却认为“关于加的斯法院的裁决书与止付令在我国境内的承认问题……与本案无涉，本院不予评述”，此种认定显属错误。
此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在中国与西班牙已经签署相互承认法院判决、裁决的双边条约的情况下，正在加的斯法院审理的第1420/13号诉讼案显属前述规定中的“另一案”。按照前述法律规定，在加的斯法院的第1420/13号诉讼案作出最终生效的审理结果前，本案诉讼程序应当依法中止。一审判决无视加的斯法院的裁决书及止付令在中国境内应当得到承认的效力，仅仅以基础合同与本案互不冲突为由驳回西班牙商业银行有关诉讼中止的抗辩，显然违反了前述有关诉讼中止的法律规定，西班牙商业银行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要求发回重审。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在法律适用方面以及认定西班牙商业银行是否应当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等问题上均存在严重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以维护西班牙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
东亚咨询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不同意西班牙商业银行的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1.一审法院有权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自行调查收集或要求东亚咨询公司补充提交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规定，一审法院在其认为有必要查明相关事实时，自行调查收集或要求东亚咨询公司补充提交本案第二受益人海一企业有限公司《证明》和招商银行跟单信用证通知书，是完全合法、正当的。
2.上述《证明》和信用证通知书，是东亚咨询公司与第二受益人之间转让信用证的有关证据，与本案诉争事实并无直接关联，且西班牙商业银行对此事实并无异议。东亚咨询公司起诉西班牙商业银行时已经提交了与本案诉争事实密切相关的全部证据，足以证明本案诉争事实并由法院作出最终认定。上述《证明》和信用证通知书不是证明诉争事实的证据，故东亚咨询公司并没有主动提交。
3.针对上述证据，一审法院在提前通知双方当事人后于2017年1月24日进行开庭，东亚咨询公司当庭提交了该证据，西班牙商业银行进行了质证，程序合法有效。
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正确，本案应当适用中国法律。1.涉案信用证属于跟单信用证，在其运作中存在一种明显的三角契约关系。第一，买方与卖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第二，买方（信用证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申请与担保协议或偿付协议关系；第三，开证行与受益人（卖方）之间的信用证关系。由上可知，西班牙商业银行作为开证行，其开立、审核信用证和付款等行为固然是履行信用证的行为，但是东亚咨询公司作为受益人，其向开证行交付单据也是履行信用证的行为，二者之间并无重要性、密切联系度的区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一审法院选择认定受益人所在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作为本案准据法，是有事实根据和完全正当的。其次，西班牙商业银行作为外国法人在北京设有代表处，可以视为其在华有经常居所，适用中国法律也并无不便之处。
2.关于西班牙商业银行提出由于被加的斯法院出具止付令致使其民事行为能力受到限制的说法，以及引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理由都是错误的。上述法条的内容是“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
首先，西班牙商业银行并未因止付令的存在，使其民事行为能力受到限制，一审过程中，西班牙商业银行代理人也承认其主体资格和行为能力并未受到限制，其能够参加本案诉讼就是最好的证明。西班牙商业银行故意将法人的一般民事行为能力和因个案受到法院限制的情形混淆，是对上述法条的曲解。
其次，上述法条所规定的内容是法人自身作为民事主体，其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组织机构和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产生争议时，才能适用法人登记地法律。换言之，只有当双方或多方对法人自身的主体资格产生争议时，才存在适用法人登记地法律的前提。而本案并不是这种情况，双方当事人对西班牙商业银行的主体资格和参加诉讼的行为能力并无争议。
三、一审判决认定西班牙商业银行应当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完全正确。西班牙商业银行作为西班牙法人，因加的斯法院出具止付令而受到付款限制，这是东亚咨询公司不否认的事实。但是，该止付令不能当然适用于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在合法受理东亚咨询公司起诉后，有权独立进行审判并作出判决，不受加的斯法院的拘束，这是主权国家行使司法权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一审法院关于诉讼中止的认定正确。一审法院正确区分了“诉讼中止”和“承认外国法院裁决”两个概念。首先，鉴于本案事实与基础贸易合同所依据的事实相互独立，本案信用证纠纷与加的斯法院审理的基础合同纠纷是两个互不冲突的独立诉讼，西班牙商业银行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关于中止诉讼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外国法院依照该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之规定，东亚咨询公司认为，加的斯法院的止付令并不属于上述法条所述产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退一步说即使属于上述法条所述产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西班牙商业银行也应当向有管辖权的我国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申请承认和执行，而不是在本案一审中直接提出。
综上所述，东亚咨询公司认为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西班牙商业银行的全部上诉请求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与法律规定相悖，依法应予驳回。
东亚咨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西班牙商业银行支付×××号跟单信用证项下的款项59500美元（按2013年11月8日西班牙商业银行拒付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6.1355计算折合人民币365062.25元）及相应利息（以59500美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9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行公布的同期美元存款利率计算）；2.判令西班牙商业银行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16日，西班牙商业银行应德卡公司的申请，通过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系统向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工体路支行发送了MT700跟单信用证开立报文，开立了受益人为东亚咨询公司的不可撤销、可转让的跟单信用证。
该跟单信用证载明：开证行为西班牙商业银行，开证申请人为德卡公司，受益人为东亚咨询公司，跟单信用证编号为×××，开证日期为2013年7月16日，适用规则为最新版本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交易金额为59500美元，到期日期为2013年8月31日，到期地点为中国，最迟发货日期为2013年8月10日，议付适用银行及兑付方式为提单日期后75日内根据42P之延期付款详情延期付款；转让行为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通知行为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工体路支行，交单期限为发货日期后21日内，并且不得超过本信用证的有效期，西班牙境外的所有佣金和收费由受益人负责；单据要求为经签署的商业发票正本三份（必须注明批号和集装箱号）、装箱单正本一份、全套清洁装运提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原产地证明、受益人声明所有文件副本已发送申请人的证明、受益人出具的检验证明、过口国家检疫部门出具并正式签署的检疫证明、产品技术规格附表、第1005/2008号欧盟理事会规则第14（2）条项下的声明正本一份，针对每次提交与本信用证不符的文件，每次从提款金额中扣除100欧元或相当价值的不符费用，不论信用证是否规定所有费用由申请人负责，这一不符费用均应由受益人承担；拒绝条款包括本信用证项下的所有付款义务应在提呈欧盟/西班牙当局宣布本跟单信用证项下的商品不适用人类食用的声明后停止。
涉案信用证开立后，信用证当事方对该信用证进行了多次修订。最终修订后，涉案信用证的到期日期为2013年10月1日，最迟发货日期为2013年9月10日。
在涉案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内，东亚咨询公司依信用证的要求进行了交单。2013年10月3日，西班牙商业银行向通知行发送报文（拒绝通知），告知商业发票不符合要求与未注明批号和集装箱号。2013年10月8日，西班牙商业银行向通知行发送报文（解除通知），告知不符之处已被接受。2013年10月8日，西班牙商业银行向通知行发送报文（偿付或付款通知），告知偿付日期为2013年11月20日，偿付金额为59022.56美元，佣金与收费为477.44美元。2013年11月8日，西班牙商业银行向通知行发送报文（查询），告知通知行立即联系信用证受益人，以获取其同意我行暂停上述付款，该报文中还引用了2013年10月8日西班牙商业银行发送的偿付或付款通知报文。2013年11月15日，西班牙商业银行向通知行发送报文，该报文描述：关于贵司提款59500美元，请知悉我行收到了下令“暂停处理关于×××号跟单信用证之一切请求”的法院命令，请知会受益人并将贵司指示告知我行。后西班牙商业银行按照受益人的要求通过DHL寄送了法院下令“暂停处理关于×××号跟单信用证之一切请求”的法令副本。
另查，2013年11月14日加的斯法院作出的裁决书显示：德卡公司于2013年11月14日提交申请书，要求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内容是要求巴塞罗那储蓄银行（西班牙商业银行的曾用名称）中止支付编号为×××号的跟单信用证项下的款项，计59000美元。加的斯法院审查后认为，信用证的受益人即本案东亚咨询公司“恶意违反买卖合同，涉嫌诈骗，其向买方交付的商品与合同约定的规格不符，导致商品无法在市场上流通和出售”，故同意采取针对东亚咨询公司的保全措施，内容为要求巴塞罗那储蓄银行中止支付编号为×××号的跟单信用证项下的款项，计59000美元。该裁决书还指出，……充分的诉讼保全措施是在诉讼过程中确保有效执行的最终司法裁定，落实司法保障的必要条件，其真正目的就是确保欧盟法律制度承认的各项权利得到切实保护。作出诉讼保全措施所依据的是申请人提交的“初步证据或表面证据”，“法院在尚未启动预审程序的情况下对申请要求的合理性进行审查”。2013年11月15日，加的斯法院向西班牙商业银行发出止付令。尔后，东亚咨询公司向加的斯法院提出异议抗辩，反对上述保全措施。2014年7月7日，加的斯法院作出裁决书，认为东亚咨询公司提出的反对中止兑付信用证的异议主张不成立，维持2013年11月14日裁决中同意采取的保全措施。同时，该裁决书还指出，“要解决异议阶段中涉及到的实质性问题，就要对诉讼事由预先审理或者与诉讼审理工作同步进行，而这在程序上可能存在矛盾之处”。2016年6月3日，加的斯法院复函西班牙商业银行称，诉讼保全措施是否要保持还是要停止的问题，取决于当前正处于审理过程中的第1420/13号诉讼案（德卡公司诉东亚咨询公司的合同案件），该案预定将于2017年9月27日开庭审理。另，西班牙罗格国际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出具的《关于西班牙禁止性措施的简要说明》称，“禁止性措施是为了在一个诉讼中对潜在的判决给予有效的司法保护，以确保判决的执行……，禁止性措施是暂时性的，若情况发生变化或者该程序结束且出具有效判决时，则将由法官予以相应处理。”
又查，涉案信用证为可转让信用证，并已转让，第一受益人为东亚咨询公司，第二受益人为案外人海一企业有限公司，转让金额为56200美元。诉讼中，东亚咨询公司向该院提交了第二受益人海一企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招商银行跟单信用证通知书，第二受益人海一企业有限公司在证明中称，因西班牙商业银行拒付涉案信用证项下的款项，致使其至今未收到货款56200美元，其完全依赖第一受益人即东亚咨询公司向西班牙商业银行主张权利并最终获得偿付。
再查，2012年6月1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储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变更名称的批复，批准西班牙巴塞罗那储蓄银行北京代表处中文名称变更为西班牙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该代表处办公地址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7号光华长安大厦。另，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亦显示，西班牙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的驻在场所为上述地址。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涉外信用证纠纷，结合上述东亚咨询公司与西班牙商业银行双方的诉辩意见及该院认定的证据与事实，东亚咨询公司与西班牙商业银行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为西班牙商业银行是否应当履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及东亚咨询公司是否存在信用证欺诈的问题。为了对双方的争议焦点及涉案信用证项下的权利义务作出全面、明晰的认定，该院从以下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一、关于本案的管辖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东亚咨询公司与西班牙商业银行双方因涉案信用证的付款问题发生纠纷，应属于上述规定中“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范畴，现西班牙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但其代表机构即西班牙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的住所地在该院辖区，且东亚咨询公司与西班牙商业银行双方未提出有关协议选择其他外国法院管辖或仲裁的约定，双方争议标的数额亦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该院管辖部分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标的限额，综上，该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
另，该院指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一章第一条之规定，“缔约一方的国民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享有与缔约另一方国民同等的司法保护，有权在与缔约另一方国民同等的条件下，在缔约另一方法院进行民事、商事诉讼。”该院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坚持同等原则，依法对东亚咨询公司与西班牙商业银行双方之诉讼权利予以同等保护。
二、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
因本案系涉外商事案件，关于处理本案争议适用何种法律的问题，应当依据冲突法规范予以综合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时，当事人约定适用相关国际惯例或者其他规定的，从其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适用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或者其他相关国际惯例。”本案中，涉案信用证上明确记载的适用规则为最新版本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目前最新版本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为UCP600。庭审中，东亚咨询公司与西班牙商业银行双方对适用UCP600处理涉案信用证纠纷亦均不持异议，故UCP600应作为本案争议处理的依据之一。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一审庭审中，对于信用证欺诈等UCP600没有涉及的内容应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东亚咨询公司与西班牙商业银行双方没有明确约定。对此，东亚咨询公司主张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西班牙商业银行在之后的法庭辩论中亦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条文作为其主张东亚咨询公司构成信用证欺诈的法律依据，故应视为西班牙商业银行对于信用证欺诈的认定等内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东亚咨询公司达成了一致。综上，对于信用证欺诈的认定等UCP600没有涉及的内容，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争议处理的准据法。
关于一审庭审中西班牙商业银行所称其行为能力因加的斯法院的止付令而受到限制的问题。该院认为，加的斯法院的止付令属于行为禁止命令，只是禁止其在个案中做出特定的付款行为，并不影响其通常法律意义上的民事行为能力。西班牙商业银行在之后的庭审中亦陈述称，加的斯法院的止付令是禁止性命令，其支付能力受到了禁止，不能违反加的斯法院的指令，但对其参与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没有影响。故该院认定，西班牙商业银行具有参与本案诉讼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
三、关于西班牙商业银行所提中止诉讼的问题
西班牙商业银行在答辩意见中称，加的斯法院裁决书和止付令应当在中国境内予以承认，加的斯法院正在审理的第1420/13号案件（德卡公司诉东亚咨询公司的合同案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本案必须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之中止诉讼情形，在加的斯法院做出审理结果前，本案诉讼应当中止。该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信用证纠纷，信用证与作为其开立基础的合同是互相独立的交易，该院所审理的信用证纠纷与加的斯法院正在审理的第1420/13号德卡公司与本案东亚咨询公司之间的基础合同纠纷互不冲突，本案不存在必须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西班牙商业银行援引基础合同纠纷正在审理作为中止本案诉讼的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加的斯法院的裁决书与止付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承认问题，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办理，与本案无涉，该院不予评述。
四、关于西班牙商业银行是否应当履行涉案信用证项下付款义务的问题
信用证作为国际商事交易中一种基本的支付结算工具,以其巧妙的制度安排与流程设计成为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一个伟大创举，其以银行信用替代商业信用，有效解决了分处不同国家的买卖双方的贸易结算问题。信用证作为一种贸易支付安排，具有其独特运行方式与特点。UCP600第四条a款规定，“信用证与可能作为其开立基础的销售合同或者其他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交易，即使信用证中含有对此类合同的任何援引，银行也与该合同无关，且不受其约束。银行关于承付、议付或者履行信用证项下其他义务的承诺，不受申请人基于其与开证行或受益人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任何请求或抗辩的影响。”UCP600第五条规定，“银行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单据可能涉及的货物、服务或履约行为。”UCP600第七条a款规定，“只要规定的单据提交给指定银行或开证行，并且构成相符交单，则开证行必须承付……”。UCP600第十五条a款规定，“当开证行确定交单相符时，必须承付。”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亦指出，“开证行在做出付款、承兑或者履行信用证项下的承诺后，只要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表面上相符，开证行应当履行在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内付款的义务。当事人以开证申请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基础交易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规定，鲜明地体现了信用证独特的独立性原则与严格相符原则，即信用证一旦开出，便既独立于基础合同，也独立于开证申请书，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仅以信用证条款为准，信用证交易实为单据买卖，银行只审核单据，在受益人提交的单据与信用证条款要求一致即单证相符时，开证行即负有第一付款责任。本案中，西班牙商业银行收到了东亚咨询公司即受益人提交的全套单据，经审单认为存在不符点，但最终接受了不符点，并于2013年10月8日向通知行发出了付款通知报文，同意于2013年11月20日付款。综上可见，西班牙商业银行接受了东亚咨询公司提交的全套单据及不符点，故应当认定东亚咨询公司提交的全套单据完全符合涉案信用证条款的要求，即东亚咨询公司交单相符。基于此，在单单相符、单证相符的情况下，作为开证行的西班牙商业银行应当履行涉案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并赔偿东亚咨询公司相应的利息损失。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依据UCP600中有关信用证转让的规定，信用证是开证行向第一受益人作出的付款承诺，信用证转让后，开证行在主证下对第一受益人的付款责任仍然存在，除特殊情况外第二受益人权利的实现完全依赖第一受益人能否向开证行提供相符交单。本案中，涉案信用证为可转让信用证，并已转让，涉案信用证的第二受益人海一企业有限公司与开证行即本案西班牙商业银行不存在直接关系，现第二受益人声明称其完全依赖第一受益人即本案东亚咨询公司向西班牙商业银行主张权利，并无不当，东亚咨询公司作为第一受益人有权向西班牙商业银行主张并受领涉案信用证项下的款项。
五、关于东亚咨询公司是否存在信用证欺诈的问题
信用证欺诈是信用证独立性原则与严格相符原则的例外，指在肯定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前提下，如有欺诈发生，允许银行不予付款或承兑汇票，法院也可以颁发禁止令禁止银行付款或承兑。UCP600等国际惯例中没有关于信用证欺诈的规定，对于信用证欺诈应当依据信用证相关方选择适用的法律予以认定处理。本案中，如上所述，东亚咨询公司与西班牙商业银行双方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信用证欺诈等问题的准据法达成一致，故对于东亚咨询公司是否存在信用证欺诈的问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认定处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存在信用证欺诈：（一）受益人伪造单据或者提交记载内容虚假的单据；（二）受益人恶意不支付货物或者交付的货物无价值；（三）受益人和开证申请人或者其他第三方串通提交假单据，而没有真实的基础交易；（四）其他进行信用证欺诈的情形。”在审判实践中，我们认可国际上普遍承认的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但对信用证欺诈的审查认定应当采取严格标准，即必须有充足证据证明存在实质性欺诈，才可以止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信用证是支付的工具而不应是拒付的工具，我们既要维护交易安全，同时也要充分重视交易效率。我们应在证据裁判的基础上，对信用证支付实践中确立的“先付款、后争议”的惯例，给予适当关注。本案中，西班牙商业银行依据加的斯法院裁决书中有关本案东亚咨询公司“恶意违反买卖合同、涉嫌欺诈、交付的商品无法在市场上流通和出售”的文字表述，认为东亚咨询公司交付的货物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二）项规定的“交付货物无价值”之情形，构成信用证欺诈。而东亚咨询公司认为其不存在违约行为，亦不存在欺诈。结合加的斯法院的裁决书与东亚咨询公司与西班牙商业银行双方的陈述，该院认为，加的斯法院的裁决书及止付令属于诉讼保全措施，是一种程序法上的临时救济措施。作出该诉讼保全措施所依据的是申请人提交的“初步证据或表面证据”，无须进行实体审理与认定。该法院在2016年6月3日的复函中亦称，诉讼保全措施是否要保持还是要停止的问题，取决于当前正处于审理过程中的第1420/13号诉讼案（德卡公司诉东亚咨询公司的基础合同案件），而该案尚未开庭审理。综上，加的斯法院的裁决书并未对亦不可能对东亚咨询公司是否构成信用证欺诈做出最终认定，该裁决书中对此亦有相应叙明。另，涉案信用证的拒绝条款规定“本信用证项下的所有付款义务应在提呈欧盟/西班牙当局宣布本跟单信用证项下的商品不适用人类食用的声明后停止”，然而西班牙商业银行未能向法庭提出上述有关“不适用人类食用的声明”及其他有关东亚咨询公司存在“交付货物无价值”等欺诈行为的确切证据。故西班牙商业银行有关东亚咨询公司构成信用证欺诈的主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西班牙商业银行据此援引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拒付涉案信用证项下的款项，亦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
六、关于信用证项下费用的负担问题
涉案信用证因修订及不符点等原因发生费用共计477.44美元，东亚咨询公司与西班牙商业银行双方对该笔费用的数额不持异议，但对费用的负担存在争议。西班牙商业银行称，涉案信用证项下涉及费用477.44美元，其中因不符点产生的费用138.77美元，因信用证修订产生的费用338.67美元。西班牙商业银行认为历次信用证修订报文中均明确备注“本次修订的费用将从付款给受益人的款项中扣除”，另2013年10月8日西班牙商业银行发给东亚咨询公司通知行的付款通知报文中也明确注明“我行佣金和收费为477.44美元”，东亚咨询公司收到上述报文后从未提出任何异议，故东亚咨询公司应负担信用证项下的全部费用。诉讼中，东亚咨询公司同意承担因信用证修订而产生的费用，即从信用证项下受益人的款项中扣除338.67美元。关于因不符点产生的费用，东亚咨询公司认为由于西班牙商业银行接受了不符点，因此不存在信用证不符的情况，根本没有产生这笔费用。该院认为，依据东亚咨询公司与西班牙商业银行双方的证据与陈述，可以确认信用证项下的单据存在不符点这一事实，西班牙商业银行对不符点的接受，并不能否定不符点存在的客观事实。依据涉案信用证47A款的约定，信用证不符费用均应由受益人承担。故东亚咨询公司有关根本没有产生不符费用的意见，不能成立，其应当按照涉案信用证条款的约定承担因不符点而产生的费用138.77美元。
七、关于涉案信用证项下款项利息的计算标准问题
东亚咨询公司主张以涉案信用证金额59500美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行公布的同期美元存款利率计算利息。该主张中的计息基数与利息起算日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关于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以扣除信用证相关费用后剩余的信用证金额即59022.56美元为计息基数。关于利息的起算日期，涉案信用证的付款日为2013年11月20日，东亚咨询公司与西班牙商业银行双方对此均不持异议，故以该日的次日为利息起算日期较为适宜。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一章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二百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与《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2007年修订本，国际商会第600号出版物》（UCP600）第四条a款、第五条、第七条b款、第十五条a款之规定，判决：西班牙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aixabank，S.A.）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东亚泛海国际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59022.56美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59022.56美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银行同期同类美元存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一审法院2017年1月24日谈话笔录中记载,一审承办法官告知双方当事人“为了进一步查清信用证转让的相关情况，谈话后法庭要求原告补充提交了第二受益人的声明及招商银行信用证通知书，同时也让被告补交了一份被告银行北京代表处登记证”，并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补充证据发表了意见。一审法院随后对本案进行宣判，并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一审判决。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二审中的主要争议焦点问题为：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严重违法问题；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方面是否存在严重错误；一审法院关于西班牙商业银行应履行信用证项下的支付义务的认定是否错误；一审法院关于诉讼中止的认定是否明显违反法定程序。
第一，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严重违法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允许法院依职权调取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且并未限定证据必须在正式的开庭审理时出示并质证。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后依职权要求双方当事人补充提交了相关证据，并以谈话形式组织双方当事人发表了举证质证意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在对补充证据组织质证后，对本案进行宣判，亦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故西班牙商业银行关于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的相关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方面是否存在严重错误问题
西班牙商业银行上诉认为西班牙王国系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西班牙商业银行经常居所地，也属于与该合同最密切联系地，故本案对于信用证欺诈等UCP600没有涉及的内容应适用西班牙王国法律。虽然西班牙商业银行在一审中并未明确表示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但是二审中西班牙商业银行认可西班牙王国法律对于信用证欺诈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规定并无实质性区别。本院认为，涉外商事案件中确定准据法的必要性在于不同国家法律对于同一实体问题可能做出不同规定，这种法律规定的冲突导致适用不同国家的法律对于案件实体争议问题的解决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从而需要在案件审理中首先确定适用于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如果不同国家的法律对于相关实体问题的规定不产生冲突，则实际上没有以牺牲诉讼效率、诉讼经济原则为代价，纠结讨论法律适用问题的必要。本案中，西班牙商业银行认可西班牙王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于信用证欺诈等内容的规定并无实质性区别，故一审法院对于信用证欺诈的认定等UCP600没有涉及的内容，确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争议处理的准据法，本院对此不持异议。
西班牙商业银行还提出其行为能力因加的斯法院的止付令而受到限制，关于其是否具有相关行为能力的问题，应当适用西班牙商业银行登记地，即西班牙王国法律的主张。鉴于加的斯法院的止付令属于诉讼中的行为保全措施，只起到禁止西班牙商业银行在个案中做出特定付款行为的作用，并不影响其通常法律意义上的民事行为能力。本案并不涉及对于西班牙商业银行民事行为能力的审查，故西班牙商业银行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三、一审法院关于西班牙商业银行应履行信用证项下的支付义务的认定是否错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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