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11民终7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凤阳县鸿运能源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吉世霞，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广超，安徽凤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扬州盖特莱特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伟，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红军。
上诉人凤阳县鸿运能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运商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扬州盖特莱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盖特莱特公司）、魏红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皖1126民初1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鸿运商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广超，被上诉人盖特莱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伟,魏红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鸿运商贸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盖特莱特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魏红军无权代表鸿运商贸公司签订合同，向特莱特公司购买燃油是魏红军的个人行为，相应法律责任应由魏红军承担。鸿运商贸公司成立后并未开展过水上加油站业务。加油是特种许可经营的业务，鸿运商贸公司尚未得到相关行政部门的许可。
盖特莱特公司辩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苏伟经人介绍认识魏红军。后苏伟为涉案业务到凤阳县考察，鸿运商贸公司股东衡孝策、魏红军进行接待。他们介绍鸿运商贸公司各股东的分工时称，衡孝策负责协调工作，魏红军负责业务的具体操作，吉世霞负责港口工作。有一次油船被海事部门扣押，是吉世霞出面协调。水上加油站设在凤阳鸿鼎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鼎港务公司）经营的凤阳港内，并经营很长时间。鸿鼎港务公司同样由吉世霞经营。吉世霞不可能不知道涉案买卖合同。故，鸿运商贸公司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魏红军辩称：其签订合同是履行职务的行为，水上加油业务的所有往来款都通过吉世霞的银行卡。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盖特莱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鸿运商贸公司支付货款252106.10元，魏红军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盖特莱特公司系经营化工产品、燃料油、日用百货批发、零售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燃易爆品）。鸿运商贸公司的公司章程载明：鸿鼎港务公司、衡孝策、胡贤亮、魏红军系公司股东，其中鸿鼎港务公司出资2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衡孝策出资16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1%；胡贤亮出资18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3%；魏红军出资16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1%；鸿鼎港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吉世霞担任鸿运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2015年5月4日，鸿运商贸公司经核准注册成立，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为重油、沥青、燃料油（不含危化品）。
鸿运商贸公司成立后开展了水上加油站业务，该业务由魏红军负责，余家礼（站长）、张家坤（副站长）、王桂花（记账会计）、衡孝勋（出纳会计）等系加油站工作人员，吉世霞个人银行卡（卡号62×××16）用于水上加油站现金交易。
2015年4月1日，魏红军以鸿运商贸公司名义（买方）与盖特莱特公司（卖方）签订燃料油购销合同一份（合同号：GT20150401），约定：鸿运商贸公司从盖特莱特公司处购买燃料油202吨，单价5150元/吨，合同总价1040300元；交货期间为2015年5月28日前；交货地点为凤阳港；交货方式为卖方送达；货款支付及结算方式为：签订合同后，卖方垫付全部货款，待卸货完毕，根据卸货量的实际数据，买方于三十个自然日内结清货款；数量以买方油罐计量数量为准，买方承担千分之二的运输损耗。合同同时还对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合同载明买方为鸿运商贸公司，魏红军在买方处签字；苏伟在卖方签字处签名并加盖盖特莱特公司印章。合同签订后，盖特莱特公司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2015年4月3日，盖特莱特公司的出库单载明实收燃料油数量为194.93吨，魏红军、余家礼、衡孝勋、王桂花签名确认。
2015年6月8日，魏红军又以同样方式与盖特莱特公司签订一份燃料油购销合同（合同号：GT20150608），约定：鸿运商贸公司从盖特莱特公司处购买燃料油297.43吨，单价5320元/吨，合同总价1582327元；交货期间为2015年6月28日前。双方其他权利义务与上份合同相同。2015年6月10日，盖特莱特公司的出库单载明实收燃料油数量为297吨，魏红军、余家礼、衡孝勋、王桂花签名确认。
2015年6月18日，凤阳县地方海事处就江淮298船非法向长江103过驳作业一事对张家坤进行了询问。张家坤在调查询问笔录中主要陈述：“我是鸿运商贸公司副站长，长江103船是2015年5月24、25日空船进来的，长江103船准备当公司自用的水上加油站加油船。加油站一共6个人，余家礼是站长，我是副站长，还有陈兆军、陈超、衡孝勋、王桂花。长江103进港是由吉世霞总经理安排的，有没有报港不知道。长江103船是2015年6月16日晚上6点多开始过驳作业的，晚上11点多卸完的，是吉世霞总经理安排的，当时在长江103船上的有我、余家礼、陈兆军3人。”
2015年6月19日，凤阳县地方海事处就长江103船非法过驳作业一事对余家礼进行了询问。余家礼在调查询问笔录中主要陈述：“我是鸿运商贸公司水上加油站站长，长江103船是2015年5月25日前后空船进港的，有没有报港不清楚。长江103船就是给鸿运港务里面的船只加油的，船上一共是6个人，当时过驳作业时，有我、张家坤、还有一个姓陈的在船上。2015年4月中旬的时候，吉总安排我到江阴在长江103上培训。2015年6月16日晚上六、七点钟开始卸油，到晚上十一点多钟卸完的。当时是吉总安排晚上卸的，因为怕江淮油298船跑掉，所以就安排晚上卸的。”
2016年7月5日，衡孝勋在该院对其调查笔录中主要陈述：“我二哥衡孝策是鸿运商贸公司股东，是他安排我到鸿运商贸公司做出纳会计的。鸿运商贸公司开展了加油站业务，加油站收支项目都是我做的。魏红军也是鸿运商贸公司股东，公司让他负责加油站业务，加油站工作人员还有余家礼（站长）、张家坤（副站长）、王桂花（记账会计）等人。吉世霞的银行卡（卡号62×××16）一开始是吉世霞交给王桂花保管的，后来因为王桂花调回鸿鼎港务公司工作，就把银行卡交给我保管了，加油站的一切现金账目都是通过这张银行卡进行交易的，工人工资也是从这张卡里支付的。加油站对外购过两次油，都是魏红军负责的，经营收取的油款也是存入该账户的。”
盖特莱特公司自认鸿运商贸公司已支付货款2334111元。尚欠货款252106.10元，鸿运商贸公司、魏红军至今未付。
一审法院认为：吉世霞系鸿运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魏红军系该公司股东，两份燃料油购销合同虽系魏红军所签，但合同载明的买方名称均为鸿运商贸公司。长江103船从事水上加油站业务，因长江103加油船非法过驳作业，凤阳县地方海事处分别于2015年6月18日、2015年6月19日对张家坤、余家礼做了调查询问笔录，该行为发生在本案诉讼之前，故余家礼、张家坤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具有客观性、真实性。魏红军提交的相关证据与衡孝勋在该院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及余家礼、张家坤在凤阳县地方海事处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吉世霞个人银行卡曾用于加油站有关资金交易往来也是客观事实。上述证据之间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魏红军与盖特莱特公司签订燃料油购销合同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
鸿运商贸公司与盖特莱特公司签订的两份燃料油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鸿运商贸公司理应按约及时履行支付货款义务，其久拖不付，显属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盖特莱特公司要求鸿运商贸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鸿运商贸公司辩称，其既没有与盖特莱特公司签订过燃油购销合同，也没有向盖特莱特公司支付过货款，其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抗辩理由的成立，该院不予采纳。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故盖特莱特公司要求魏红军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不予支持。魏红军认为其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鸿运商贸公司承担的抗辩理由成立，该院予以采纳。
对于鸿运商贸公司应支付欠款的具体数额。双方于2015年4月1日签订的燃料油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燃料油单价为5150元/吨。盖特莱特公司称，货款按鸿运商贸公司实际收到的吨位数计算。鸿运商贸公司实收数量为194.93吨，货款应为1003889.50元（194.93吨×5150元/吨）。2015年6月8日签订的燃料油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燃料油单价为5320元，数量为297.43吨，总价为1582327元，同时约定买方承担千分之二的运输损耗。鸿运商贸公司实收数量为297吨，运输损耗在合同约定的千分之二范围内。故盖特莱特公司向鸿运商贸公司供应燃料油货款总计为2586216.50元（1003889.50元+1582327元），扣除已支付的2334111元，鸿运商贸公司还应支付欠款的数额为252105.50元。盖特莱特公司主张超出的部分，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凤阳县鸿运能源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扬州盖特莱特化工有限公司货款252105.50元；二、驳回原告扬州盖特莱特化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82元，由被告凤阳县鸿运能源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一审中，魏红军为证明其在燃料油购销合同中签字是代表鸿运商贸公司，举证了2015年4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和2016年6月12日情况说明。股东会决议有鸿运商贸公司的四股东签章，载明了魏红军的出资和股份，安排其为公司监事。情况说明有鸿运商贸公司股东衡孝策及余家礼、衡孝勋的签名，载明：2016年6月10日在鸿运港务办公楼会议室召开鸿运商贸公司水上加油站业务会议，会议由股东代表和加油站员工参加，确定由魏红军全面处理加油站一切经营事务。鸿运商贸公司质证认为与本案无关。
除鸿运商贸公司开展了水上加油站业务一节外，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确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就涉案油款，鸿运商贸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责任。
本院认为：魏红军以鸿运商贸公司的名义与盖特莱特公司签订两份燃料油购销合同并对购买的燃料油数量进行签收确认。鸿运商贸公司上诉主张，魏红军无权代表鸿运商贸公司签订合同，向盖特莱特公司购买燃油是魏红军的个人行为，鸿运商贸公司不应承担付款责任。盖特莱特公司辩称，其在开展涉案业务前到凤阳县考察，鸿运商贸公司的股东衡孝策、魏红军进行了接待并在介绍股东分工时称魏红军负责业务的具体操作，吉世霞负责港口工作；水上加油站设在同样由吉世霞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鸿鼎港务公司经营的凤阳港内，吉世霞曾出面协调加油船被海事部门扣押事宜；盖特莱特公司认为鸿运商贸公司是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魏红军辩称，其签订合同是履行职务的行为，相关权利义务应由鸿运商贸公司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职务行为认定的依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经营者的授权。本案中，魏红军主张其在燃料油购销合同中签字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但鸿运商贸公司不予认可。根据该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魏红军的身份为鸿运商贸公司的公司股东和监事。虽然鸿运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吉世霞的个人银行卡用于水上加油经营，吉世霞、鸿鼎港务公司亦可能介入水上加油站业务，但不能以此推定魏红军在涉案燃料油购销中得到了鸿运商贸公司的明确授权。一审判决认定魏红军签订案涉合同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依据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构成表见代理应同时具备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两方面的要件。鸿运商贸公司共有鸿鼎港务公司、衡孝策、胡贤亮、魏红军四位股东。鸿鼎港务公司与鸿运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吉世霞。根据现有证据，除胡贤亮外，鸿运商贸公司的其他三位股东均不同程度的参与或知晓涉案燃料油的经营过程。鸿运商贸公司虽不认可魏红军有权签订涉案合同，但不能否定魏红军在本案中具有代理权客观表象的事实。燃料油购销合同首部载明买方为鸿运商贸公司，合同约定在鸿鼎港务公司控制下的港口内交易，盖特莱特公司按约履行了供油义务，处于善意无过失的地位。故，鸿运商贸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付款义务。鸿运商贸公司另上诉主张，水上加油是特种许可经营的业务，其尚未得到相关行政部门的许可。本院审查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买卖标的物为燃料油。盖特莱特公司与鸿运商贸公司的经营范围均包括燃料油。鸿运商贸公司购油后如何使用与本案无关。对鸿运商贸公司的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82元，由上诉人凤阳县鸿运能源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陶继航
审判员 王 铖
审判员 田 祥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朱婧靓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