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民终2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辽宁乾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宗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崔建，辽宁新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永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宏伟，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和承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忠旗，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劲松，辽宁诚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大连桐基物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颜杨，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王岩，辽宁达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卫东。
委托代理人：谷志伟，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
上诉人辽宁乾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大连和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承公司）、大连桐基物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基公司）、汤卫东合同纠纷上诉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9日作出（2015）大民三初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刘玉喜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张辉主审、审判员黄可心参加评议，于2016年3月7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乾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冯宗泽及委托代理人崔建，华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宏伟，和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劲松，桐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岩，汤卫东的委托代理人谷志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30日，华信公司与和承公司签订编号为111041107的《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和承公司向华信公司借款700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周转，贷款期限自2011年12月30日始至2012年12月30日止，年利率为8.372%的固定利率，合同期内不调整。甲方（和承公司）到期不偿还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乙方（华信公司）有权限期清偿，同时对逾期借款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计收罚息。甲方未按照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乙方有权停止发放借款、有权提前收回部分乃至全部借款或解除合同，并对甲方违约使用的借款，加收100%的利率计收罚息。乙方按合同约定币种于2011年12月31日，将合同项下贷款一次性划入甲方帐户。合同借款担保人为桐基公司，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等内容。同日，华信公司与桐基公司签订编号为111041107-保的《保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桐基公司）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乙方（华信公司）对借款人的贷款，币种人民币，本金7000万元，年利率为8.372%，贷款期限自2011年12月30日始至2012年12月30日止，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贷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差旅费等）和其他应付费用。保证期间为合同生效之日至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期限届满后两年等内容。2011年12月31日，华信公司按约将人民币7000万元分两笔汇入和承公司帐户内。
另查明，2011年12月30日，乾源公司与桐基公司签订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2《质权合同》，约定乙方（桐基公司）对贷款人（华信公司）对借款人（和承公司）发放的贷款已提供担保，担保范围为7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一年。甲方（乾源公司）以其持有的华信信托的2500万股权设定反担保，甲方提供的反担保范围，包括乙方向华信公司提供担保的范围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差旅费、拍卖或变卖的费用等）和其他应付费用。以股份出质，出质事项应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到工商行政部门办理质押登记。乙方承担担保责任，即有权依照法律和本合同的约定，以变卖、拍卖、折价等方式处置质押股份，不足部分，乙方有权向甲方追偿。乙方的质权与乙方对华信公司的担保责任同时存在，乙方承担担保责任，即有权实现本合同的质权。合同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签订后，乾源公司持有的华信信托2500万股份于2012年1月4日在大连市工商局办理了质权登记。同日，华信公司也将乾源公司持有的2500万股份质押事项记载于股东名册上。
又查明，2012年5月8日，乾源公司与桐基公司签订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质权合同》，约定乙方（桐基公司）对贷款人（华信公司）对借款人（和承公司）发放的贷款已提供担保，担保范围为7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一年。甲方（乾源公司）以其持有的华信汇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汇通）的5324万股权设定反担保，甲方提供的反担保范围，包括乙方向华信公司提供担保的范围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差旅费、拍卖或变卖的费用等）和其他应付费用。以股份出质，出质事项应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到工商行政部门办理质押登记。乙方承担担保责任，即有权依照法律和本合同的约定，以变卖、拍卖、折价等方式处置质押股份，不足部分，乙方有权向甲方追偿。担保债权期限为2011年12月29日至2012年12月29日。合同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签订后，乾源公司持有的华信汇通5324万股份于2012年5月24日在北京市工商局办理了出质登记手续。同日，华信汇通将乾源公司持有的5324万股份质押事项记载于股东名册上。
再查明，2013年7月22日，桐基公司向华信公司偿还借款本金7000万元及利息1,888,351.11元。
还查明，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15日变更为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乾源公司于2015年5月4日提出鉴定申请：“申请对案涉两份《质权合同》上乾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对案涉两份《质权合同》上乾源公司与桐基公司印章的加盖时间进行鉴定；申请对案涉两份《质权合同》上文字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其后，乾源公司又于5月22日申请撤回对其印章真实性的鉴定。原审法院摇号选定的鉴定机构为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2015年8月20日，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向原审法院出具退卷函，主要内容为：“关于第1项鉴定事项，样本资料不足；关于第2项鉴定事项，根据现有的技术水平，无法得出明确结论”。乾源公司收到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退卷函后，于2015年9月2日又向原审法院再次提出鉴定申请，“申请对案涉两份质权合同上盖章页与非盖章页纸张是否是同一批次用纸，是否是同一打印机同一次打印进行鉴定”。各被告均不同意乾源公司的再次鉴定申请，基于乾源公司鉴定申请与其诉请关联性不足且前次鉴定已被退回，对乾源公司的再次鉴定申请未予准许。
乾源公司一审诉称：2013年9月26日，原审法院向其送达桐基公司作为原告起诉其履行《以资抵债合同》的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时（原审法院该案案号为2013大民三初字第169号、2013大民三初字第170号），才得知己方在华信公司的2500万股权及在案外人华信汇通的5324万股权已被质押给桐基公司，并于2013年7月22日全额抵债给了桐基公司。乾源公司从未听说过和承公司与桐基公司这两家公司，从未与这两家公司有过任何业务往来，没有任何利益关联，乾源公司对和承公司向华信公司贷款，以及桐基公司为和承公司贷款提供保证毫不知情，不可能为和承公司贷款向桐基公司提供反担保。乾源公司经了解的实际情况是，在汤卫东的主使下，四被告恶意串通签订案涉合同严重侵害了乾源公司利益。故诉请：1、确认大华信贷字111041107号《借款合同》、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保证合同》、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质权合同》、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2《质权合同》无效；2、依法撤销股权质押担保；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华信公司一审辩称:不同意乾源公司的诉讼请求，请求驳回乾源公司的诉讼请求。主要观点为：乾源公司所述不属实，因为案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均系签约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该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均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乾源公司所述四被告恶意串通签订案涉协议的事实。
和承公司一审辩称：不同意乾源公司的诉讼请求，其亦认为各方签订的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乾源公司所述恶意串通的行为。
桐基公司一审辩称：不同意乾源公司的诉讼请求，请求驳回乾源公司的诉讼请求。主要观点为：乾源公司诉请确认的四份合同均是合法有效的，乾源公司在质权合同上加盖有单位公章，且2013年7月22日的《以资抵债合同》上不仅加盖有乾源公司公章，还有乾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亲笔签名，说明乾源公司对股权抵债是知道的。不存在乾源公司所称受汤卫东指使，四被告恶意串通签订案涉协议的事实。
汤卫东一审辩称：不同意乾源公司的诉讼请求，请求驳回乾源公司的诉讼请求。主要观点为：汤卫东在本案中既不是案涉合同的签约主体，也没有在案涉合同中获取任何利益，乾源公司以汤卫东系主使人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桐基公司一审提起反诉：请求确认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质权合同》、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2《质权合同》有效。
乾源公司针对桐基公司提起的反诉辩称：不同意桐基公司反诉请求，坚持自己的诉请。
华信公司、和承公司、桐基公司、汤卫东针对桐基公司提起的反诉均答辩称：同意桐基公司的反诉请求。
上述事实，有大华信贷字111041107号《借款合同》、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保证合同》、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质权合同》、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2《质权合同》、借款借据、银行划款凭证、股权质押登记（回执）、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广发银行对公结算业务申请书、收款收据及发票、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退卷函以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为凭，且经当庭质证和原审法院的审理，应予采信。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形式上看，华信公司与和承公司签订的大华信贷字111041107号《借款合同》，及与桐基公司签订的华信贷字111041107-保《保证合同》，均盖有签约各方当事人单位印章，则各合同均应认定为签约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两份合同所涉内容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且该两份合同已履行完毕，则该两份合同依法均应认定为有效。乾源公司所提关于该两份合同无效的观点因均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关于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质权合同》、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2《质权合同》的效力问题，首先，从形式上，乾源公司系以“该两份质权合同上的公章系单位员工张厚军私自加盖，且该合同中没有经办人签字及乾源公司的骑缝章，对质押股权不知情”主张该合同系本案各被告恶意串通形成，进而主张该质权合同无效。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从形式上看，案涉质权合同加盖有乾源公司单位公章，有无经办人签字及加盖骑缝章不是合同生效的必要要件，且诉讼中，乾源公司自认“张厚军系其办公室主任，曾掌管、使用乾源公司公章”，现乾源公司亦无证据证明《质权合同》上的公章系张厚军私自加盖；即使该公章是张厚军私自加盖，因乾源公司也无据认定桐基公司对此明知，且依法乾源公司亦应对其保管公章不善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现有证据情况下，不能认定该《质权合同》系乾源公司主张的被告间恶意串通所达成，即乾源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述“其他三被告是在汤卫东的主使下，恶意串通损害乾源公司的利益所达成”，且案涉股权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则乾源公司诉请确认案涉《质权合同》无效依据不足，现有证据情况下，该合同应认定为有效。综上，乾源公司诉请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认定；桐基公司反诉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乾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确认大华信贷字111041107号《借款合同》、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保证合同》、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质权合同》、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2《质权合同》有效。案件本诉受理费391,800元，反诉受理费100元，由乾源公司负担。
乾源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的唯一争议焦点就是案涉合同是否有效，一审中，通过乾源公司提供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可以充分证明，案涉合同疑点重重，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但一审法院却仅仅凭借合同尾页盖有公章即认定合同有效,与事实不符。（1）从合同形式上看，桐基公司提供的两份《质权合同》上只有桐基公司的骑缝印，而没有乾源公司的骑缝印，并且两份合同既没有乾源公司法人签字也没有任何经办人签字。而桐基公司和华信公司的《保证合同》却是双方骑缝印都有，案涉所有涉及到乾源公司的合同上无一例外均没有乾源公司骑缝印。而且其中一份质权合同（一审乾源公司证据五-2），签订时间处有涂改，且涂改处只有桐基公司印章，而没有乾源公司印章。从这些合同的细节上，也可以证明合同是各被上诉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在乾源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形成的，否则合同上应当有双方的骑缝印，而不是只有一方，并且内容如果修改，修改处也应当由双方盖章确认。（2）从签订主体上看，本案一审多次开庭，但桐基公司一直无法说出两份《质权合同》的实际操作人是谁，双方都是谁进行联系的、协商的，最后又是谁盖章确认的，即使法庭多次要求其核实确认，但其仍然无法明确。明确签订合同主体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但为什么桐基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无法确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合同确实不是乾源公司参与签订的。（3）在案涉合同形成时，和承公司法人张厚军在乾源公司工作，可以接触到公章。一审中，乾源公司向法庭提供了张厚军的自述笔录，其明确表示案涉合同是其在乾源公司工作期间，在乾源公司法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拿给汤卫东使用的，汤卫东用乾源公司公章盖了许多合同等文件。但一审法院同样没有核实确认，即片面否认了该份证据。（4）一审中乾源公司提供了公司法人与华信公司法人董永成的录音证据可以确定，华信公司及桐基公司均没有与乾源公司法人及任何其他人联系过。在整个借款及保证过程中，全是董永成与汤卫东进行联系的。在借款前，其就已经知道该笔款项是出借给汤卫东的，而所有借款及保证手续也均是汤卫东出面与他办理的，这就充分说明了，对于案涉这笔业务乾源公司是根本不可能知情的，所有的程序，均是各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操作的。（5）从各个合同的形成时间来看，借款人华信公司在担保人的反担保股权未质押时就先放款，完全违反金融贷款规则。而一审庭审中，桐基公司称因有反担保的存在其才承担保证责任的，但实际是《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是2011年12月30日签订的，并且次日也就是12月31日华信公司就向和承公司放款了，而华信公司2500万股反担保的股权质押登记是2012年1月4日作出的，华信汇通5324万股却是放款后快半年的2012年5月24日作出的，根据现在金融机构的正常流程要求，只有反担保的股权质押先作出后，且留存一份复印件给借款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才会进行放款，否则是不应当放款的，而本案中各被告之间的操作显然违背一般金融机构发放款项的要求。
2、华信公司、和承公司、桐基公司在办理案涉贷款、保证的流程中同样存在诸多疑点，一审法院同样在没有审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作出错误认定。（1）借款人和承公司作为一个仅仅成立半年的公司，是否有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能力？华信公司在借款时是否进行了贷款审查？（2）华信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和承公司贷款用途没有按照金融贷款规则进行任何审查和监督，即草率放款。（3）从各个合同的形成时间来看，借款人华信公司在担保人的反担保股权未质押时就先放款，完全违反金融贷款规则。（4）本案中债权人华信公司及保证人桐基公司从始至终没有向债务人主张过任何还款责任，即使是现在，和承公司代理已明确表示其名下有房产、有存款的情况下，桐基公司同样没有对和承公司采取任何措施。（5）华信公司与桐基公司系关联公司，本案中债权人用自己的公司为债务人进行保证，完全违背常理。（6）乾源公司与和承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也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会为和承公司7000万的巨额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完全不具备合理性。
3、一审法院程序违法。（1）由于案涉质权合同形式上存在诸多疑点，乾源公司在一审中申请对案涉合同的前后页的文字及公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由于各被上诉人拒绝配合鉴定及鉴定机构的技术原因退鉴。乾源公司再次申请对案涉质权合同前后页的纸张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居然以各被上诉人不同意鉴定的理由驳回了乾源公司的鉴定申请。作为本案争议焦点，案涉质权合同由于均没有乾源公司骑缝印，乾源公司有充分理由怀疑合同前面内容系各被上诉人伪造的，这也是本案最核心的环节，但一审法院却认定乾源公司的鉴定请求与本案无关，直接导致本案事实无法认定。（2）本案一审中重要的证据张厚军自述笔录，清晰的证明汤卫东盗用乾源公司公章的事实，由于各被上诉人否认该份证据，乾源公司要求法院调取公安机关对张厚军做的询问笔录，可以充分客观证明乾源公司的主张，但一审法院却拒绝调取，一审法院的不作为同样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另外，乾源公司在一审中还向法院申请调取其他与本案有关的若干份证据，但一审法院却全部拒绝调取，没有尽到任何其应尽的义务。
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华信公司及华信汇通公司章程关于股权质押、转让均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其公司股权转让时必须召开股东会，并经多数人同意才可以决定，而在本案中，案涉两笔股权质押却没有进行任何法定程序，严重违法了我国公司法及担保法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而一审法院完全违背法律规定，在案涉合同存在与法律强制性规定冲突的情况下，依然认定合同有效，于法无据。（2）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签订的合同，合同无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本案中各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案涉合同依法应当认定无效。通过乾源公司提供的证据及各被上诉人的当庭陈述，都可以确定，华信公司与桐基公司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股权结构还是人员结构都可以看出桐基公司实际是由华信公司的人员在实际操作及运行。那么在本案中为什么华信公司会让桐基公司为自己贷款承担保证责任呢？因为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为了规避法律，华信公司才在该笔贷款中加入桐基公司这一主体，实质就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从而达到恶意串通，骗取乾源公司的巨额股权的目的。综上所述，本案案涉标的巨大，完全违背正常贷款流程，同时《质权合同》存在诸多疑点，并且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完全没有尽到其应尽的义务，既没有查清事实，又违反法律规定作出错误判决，故请求：1、撤销（2015）大民三初字第0001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认定案涉两份质权合同、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均无效或发回重审；2、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上诉人承担。
华信公司辩称：不同意乾源公司的上诉请求及意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乾源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关于两份《质权合同》没有骑缝印的问题，该事实与上述两份合同生效无关，只有合同具备约定的生效要件且没有违反合同无效的禁止性规定，合同就是有效的。合同没有骑缝印的问题是乾源公司的习惯性问题。乾源公司的上诉状也是没有骑缝印的，与其他被上诉人没有关系，不能说明合同效力的问题，也不是合同无效的理由。
2、关于华信公司放款在先，质押在后违反金融贷款规则问题。华信公司一审时陈述金融机构的信用贷款是正常的，且本案有保证担保。贷款通则第2章第9条，就有信用贷款的说法，系以借款人信誉发放的贷款。可见乾源公司所述的借款人放款在先，质押在后违反金融贷款规则问题不能成立。3、华信公司与桐基公司的关联关系问题。公司法第217条4款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控制公司的关系。华信公司与桐基公司是两个独立法人，不具备乾源公司所称的关联关系。
和承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虽然两份《质权合同》上没有上诉人的骑缝印、没有其法人和经办人签字，而在合同签署过程中，有的合同当事人会加盖骑缝印记，而有的合同当事人不注重加盖骑缝印记的重要性而不加盖也很正常，不能以此认定存在各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的事实，进而影响合同的效力。（2）乾源公司在多次的庭审中要求各被上诉人说出案涉合同的经办人和操作人，怎么联系、怎么协商的，因无法核实就作出唯一合理解释为其不知情过于武断，对各被上诉人来说不公平，各被上诉人也可以做出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其对案涉合同是清楚的、明知的，从之后的《以资抵债合同》既加盖乾源公司公章也有其法定代表人冯宗泽的签字为证，只是现在认为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才提出如此多的无理要求。（3）乾源公司认为原审法院没有核实确认张厚军的自述笔录，首先，作为自述也为证人证言，在当事人无法出庭的情况下依法就不应确认；其次，谁能保证乾源公司不是在刻意和张厚军串通以此应对诉讼，因为张厚军在案涉合同形成的时间是乾源公司的工作人员。（4）乾源公司以其法人和华信公司法人的录音来确认其对案涉合同不知情、各被上诉人恶意串通过于牵强。该录音在什么时间、什么环境下如何形成，乾源公司不能作出解释，加之没有相关当事人以及其他证据可以佐证，如何确认乾源公司所认为的恶意串通。（5）乾源公司认为在其担保股权未质押，华信公司就放款，违反金融贷款规则。作为商业行为主体，在对其商业风险作出评估后，认为其可以从事某种商业行为，至于何时做、怎么做，这是其自己决定的，而相应的法律风险也由其自行承担，况且法律上并没有要求当事人必须先质押后放款的强制性规定。综上，原审法院关于案涉质权合同加盖有乾源公司单位公章，有无经办人签字及加盖骑缝印不是合同生效的必要要件，其无据证明张厚军私自加盖、乾源公司应对其印章保管不善承担民事责任等认定事实清楚，未有任何不妥之处。
2、一审法院程序合法。（1）在原审审理时，乾源公司首先提出对案涉质权合同上加盖其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对加盖时间进行鉴定、对文字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而后其撤回了印章真实性的鉴定请求。由于案件当事人共同选定的司法鉴定所退卷，乾源公司又提出了质权合同盖章页与非盖章页纸张的批次鉴定、是否同一打印机同一次打印的鉴定，和承公司认为乾源公司就是在刻意的浪费司法资源，为什么不同时提出其请求，一会一变，只能一种解释，就是认为对自己有利就为之，对其不利就另辟途径，原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的规定认为乾源公司提出申请与本案关联性不足而未予准许，程序合法。（2）乾源公司要求原审法院调取张厚军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还有其他证据若干，由于没有得到允许，乾源公司认为原审法院没有尽到义务。乾源公司此举不妥，民事诉讼证据要求谁主张谁举证，而无论是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诉讼、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两次诉讼等，乾源公司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主张，但每次其都要求法院替其举证，这样对各被上诉人是不公平的。综上，和承公司认为原审法院审理案件程序合法，乾源公司针对原审法院提出程序问题系其不合理的主张没有被采纳后的理由。
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1）乾源公司认为案涉质权合同没有进行任何法定程序，违反公司法及担保法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而案涉合同是华信公司的股东乾源公司出质，不是华信公司出质，乾源公司有无经过何种程序和华信公司无关，何来的违反公司法和担保法的规定，更何况上述法律也没有此种规定。（2）乾源公司此次上诉又提出了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的观点，从历次的诉讼中，其分别提出了恶意串通合同无效、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等理由，但法律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才会无效，而案涉合同乾源公司非第三人，是合同的当事人；至于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更是无稽之谈，其完全是在没有任何依据的猜测和推理。
综上所述，和承公司认为，乾源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意图明显、目的明确就是为了拖延诉讼，乾源公司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给各被上诉人带来了不仅是时间上的损失，也造成了不必要的财产损失，故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桐基公司辩称：答辩人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华信公司、和承公司、桐基公司、乾源公司相互之间订立的合同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乾源公司利益的合同，提出答辩意见如下：1、关于《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华信公司与和承公司签订的大华信贷字111041107号《借款合同》，及与桐基公司签订的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保证合同》，均盖有签约各方当事人单位印章，应认定为签约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两份借款、保证合同所涉内容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且上述合同均已履行完毕。乾源公司关于这两份合同无效的观点没有依据，一审法院认定该两份合同为有效是完全正确的。
2、关于两份《质权合同》的效力。（1）乾源公司与桐基公司签订的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质权合同》，与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2《质权合同》均加盖有乾源公司单位公章，乾源公司对该单位公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形式上看，应认定为该两份合同系乾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乾源公司认为“该两份质权合同上的公章系单位员工张厚军私自加盖，且该合同中没有经办人签字及原告的骑缝章，对质押股权不知情”主张该两份合同系本案各被上诉人恶意串通形成的。桐基公司认为：《质权合同》的签订主体是公司法人，在合同上加盖单位公章是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有无经办人签字及加盖骑缝章并不是合同生效的必要要件；且涉案股权均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乾源公司无证据证明《质权合同》的公章系张厚军私自加盖；即使该公章私自加盖，乾源公司也无证据认定桐基公司对此明知；综上，乾源公司认为其对股权质押不知情依据不足。（2）2013年7月22日，乾源公司与桐基公司签订了两份《以资抵债合同》，合同内容就是关于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质权合同》及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2《质权合同》中的标的股权折价抵债事宜。乾源公司不仅在《以资抵债合同》上加盖有单位公章，而且有法定代表人冯宗泽的亲笔签名。这足以证明《质权合同》是乾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乾源公司对股权质押完全知情。综合上述1、2两点，乾源公司认为《质权合同》系恶意串通形成的没有任何依据。一审法院认定《质权合同》有效是完全正确的。
3、对乾源公司上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的反驳意见。（1）乾源公司认为各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的事实主要有：合同形式上，《质权合同》没有乾源公司的骑缝章，没有乾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也没有任何经办人签字。桐基公司认为：乾源公司在合同上的单位签章是真实的，就足以证明合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关于签订合同主体，桐基公司认为：乾源公司与桐基公司是签订《质权合同》的主体，没有任何问题。实际操作人是谁，与合同主体无关。关于合同形成时间，乾源公司认为《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是2011年12月30日签订，华信公司12月31日向和承公司放款是违背金融机构放款的要求。桐基公司认为：这是一正常的商业行为，说明不了各被上诉人恶意串通。关于华信公司与桐基公司没有向债务人和承公司采取任何措施。桐基公司认为：这是正常的商业判断和选择，华信公司向保证人主张承担责任，及桐基公司依据《质权合同》向乾源公司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和商业逻辑，说明不了各被上诉人恶意串通。关于华信公司与桐基公司系关联公司，桐基公司认为：华信公司与桐基公司是各自独立的法人，乾源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二者是关联公司。关于乾源公司与和承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也没有任何关系，乾源公司为和承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不具备合理性。桐基公司认为：这同样说明不了各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且乾源公司一方面不承认与和承公司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又在上诉状中陈述“在案涉合同形成时，和承公司的法人张厚军在乾源公司工作，可以接触到公章”，这二者显然自相矛盾。综上，各被上诉人是否恶意串通，取决于一个基本前提：乾源公司是否对签订合同知情。如果知情，恶意串通就无从谈起。乾源公司在合同上是加盖单位印章的，乾源公司又承认单位印章的真实性，因此，乾源公司若要证明其不知情，就需要证明是谁在乾源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加盖公章，同时，若要证明各被上诉人是恶意串通，还必须证明各被上诉人对这一偷盖印章的行为是知情的。桐基公司认为：乾源公司的举证显然规避了这一证明要求，他选择了外围的无关紧要的一些地方对《借款合同》、《保证合同》、《质权合同》的正常商业行为挑毛病，企图挑起猜测和联想，达成其诉讼目的。一审法院判定其举证依据不足是完全正确的。（2）乾源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桐基公司认为：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22日立案受理，分别于2015年4月24日、4月29日、5月13日、9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时间跨度近10个月，充分保障了乾源公司的举证时间及包括申请鉴定在内的各项诉讼权利，一审程序完全合法。
汤卫东辩称：同意华信公司、桐基公司、和承公司的意见。乾源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乾源公司为支持自己的上诉请求，提出了原判认定事实不清、未能查明案涉贷款及保证相关的事实、审判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四点事实及理由，现依据原判认定的事实、各方提交的证据和相关法律规定，对这些所谓的事实和理由逐一阐述相关意见。1、乾源公司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的观点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乾源公司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合同效力问题，其提供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可以充分证明案涉合同疑点重重、故应认定合同无效。首先，乾源公司从合同形式上提出案涉两份《质权合同》只有桐基公司一方的骑缝印、且两份合同均无乾源公司法人签字和经办人签字等以证明其主张的观点。但按照法律规定，如合同双方未设定加盖骑缝印、盖章、法定代表人或经手人签字等合同生效的特殊条件，则不能以其作为衡量合同效力的条件，各单位因对合同的管理要求不同、经办人员自身习惯及阅历的不同等，均可以导致案涉合同加盖印鉴方式的不同，所以乾源公司以此作为支持其上诉请求的依据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乾源公司以桐基公司未能确认签订两份《质权合同》时双方在各环节的具体经手人，证明乾源公司未参与合同签订、所以合同无效。按照法律规定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在合同中加盖的印章是真实的、合同中涉及的权益不是虚假的前提下，经手人的状况并不影响合同的法律效力，诸如委托相关单位或人员代为签订合同、双方确定合同条件后一方盖章或签字后另一方补盖或补签的、人员频繁变动或签订合同后时间较长的、签订合同后而以不能确定经手人作为反悔理由的等等，都可能形成事后双方在争议中不能确认的结果。第三，乾源公司以两份《质权合同》形成时和承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厚军在其单位工作、可以接触到公章，以及张厚军的所谓自述笔录证明等理由，主张是汤卫东利用其公章盖了许多合同文件，这一说法可以说是非常荒谬的。第四，关于乾源公司提交的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永成的所谓电话录音等证据，在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已经明确发表了质证意见，按照乾源公司的方式、只有全面满足其想要的结果才是认定事实正确，证据既不需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规格、也不需要相互印证，所以乾源公司的要求本身就不具备合法性前提，故不应采信。第五，乾源公司从各个合同的形成时间、履行时间进行分析后得出案涉四份合同无效的结论，但正是乾源公司锁定的时间和相关证据对照、才能证明其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是不成立的。如果按照乾源公司的理解方式，信用借款、保证担保等方式则完全不可能存在，事后补签的各种手续则不会具有法律效力，借款发生后提供的担保则没有必要，诉讼或执行中的担保更应确定为违法，所以乾源公司的此项理由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
2、乾源公司认为原判未查明合同相关单位之间办理流程中存在的疑点、认定事实错误：乾源公司从六个角度论证其观点，但所涉及的都是乾源公司自身认为的常理或分析，既没有违背相关法律规定对应、也没有确切的证据作依据，或者说完全是按照对自身有利的原则对事实经过进行拆解、以作为其推论合同无效的依据，一审判决中都已对相应观点进行了批驳、各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亦均已发表过相关意见，在此不再赘述。
3、乾源公司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观点没有法律根据、其主张是对法律的理解错误：乾源公司在此节中对其申请鉴定的事项未能实现、张厚军的自述笔录未获核实认为原判程序违法，属于对法律规定的理解错误和滥用诉讼权利。首先，是鉴定的问题，乾源公司在对本案所涉及的事实提起的多次诉讼中，每次都会反复向法庭申请各种鉴定事项，而令人费解的是每次申请之后都会发生各种变化，或撤诉、或变更申请鉴定的内容，申请鉴定已经成为其拖延诉讼的工具、而不再是辨明事实的方法，建议法庭调取大连市中级法院（2014）大民三初字第157号卷宗，通过对两次诉讼中乾源公司就申请鉴定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进行比对，以辨明其真实目的和动机；另外，因鉴定技术等原因致使鉴定不能的责任与原审法院及法定程序并无关联，乾源公司以此作为原审违反法定程序的依据毫无道理。其次，关于所谓张厚军自述笔录的核实问题及乾源公司申请调取证据未获支持的问题，本案是民事诉讼、应遵循《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举证原则，并不是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法庭必须调取，而是由法庭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调取，所以原判并未违反法定程序、乾源公司以此作为依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4、乾源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于法无据：乾源公司认为原判违反了《公司法》及《担保法》中有关股权质押、转让的强制性规定等，但却没有引述相关法律所设定的强制性规定，说明其所述的强制性规定只是自身的理解、而并非有具体的规定，简单的说相关法律中并无这样的规定，因为法律不可能限制当事人合法处分自有的财产，所以这是乾源公司对法律规定的理解错误、或为了支持自身的上诉请求而曲解法律规定；特别是将华信公司和桐基公司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牵连在一起、进而证明是自己收购自己的股权的做法，更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因在一审过程中均已阐述相关意见，故不再赘述。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1年12月31日，乾源公司与桐基公司共同出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其中申请人声明：“1.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质权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负责。……”。2012年1月4日，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桐基公司发出（大工商内）股质登记设字[2012]第001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载明：根据申请，我局于2012年1月4日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质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质权登记编号：210200101271z；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华信公司；出质股权数额：2500万元；出质人：乾源公司；质权人：桐基公司。
2012年5月13日，乾源公司与桐基公司共同出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其中申请人声明：“1.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质权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负责。……”。2012年5月2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桐基公司发出（京）股质登记设字[2012]第00001354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载明：根据申请，我局于2012年5月24日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质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质权登记编号：110000013118986-0022；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华信汇通；出质股权数额：5324万元；出质人：乾源公司；质权人：桐基公司。
华信汇通的公司章程第十五条规定：股东拟转让、质押所持有的股权，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公司。
另查明：桐基公司依据两份《以资抵债合同》以乾源公司为被告分别向原审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乾源公司履行以其持有的华信公司2500万股和华信汇通5324万股抵偿《以资抵债合同》约定的相应债务。该两起案件一审桐基公司胜诉，乾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现正在本院二审审理中。2013年7月22日签订的《以资抵债合同》主要内容为：乾源公司（甲方）与桐基公司（乙方）鉴于桐基公司为借款人和承公司在华信公司编号为大华信贷字111041107的《借款合同》项下贷款7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与华信公司签订了编号为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保证合同》；乾源公司以其持有的华信公司2500万股和华信汇通5324万股（以下均称标的股权）为桐基公司提供反担保质押，分别签订了编号为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2和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质权合同》，并办理了质押登记；由于和承公司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桐基公司于2013年7月22日履行了担保责任，向华信公司偿清了贷款本金7000万元及利息1,888,351.11元。乾源公司与桐基公司双方经协商，就乾源公司将其持有的标的股权折价事宜分别达成协议，并签订编号为2013－001、2013－002号两份《以资抵债合同》，其中约定：乾源公司持有的华信公司2500万元股份（含权）折价人民币1.057元/股、折合价款总计人民币26,425,000元；乾源公司持有的华信汇通5324万股份（含权）折价人民币0.854元/股、折合的价款总计人民币45,466,960元；标的股权过户登记至桐基公司名下前，标的股权所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股息、红利、未分配利润等全部归桐基公司所有；双方一致同意以乾源公司持有的标的股权折合价款抵顶乾源公司所欠桐基公司等额债务；本合同签订当日，乾源公司无条件将上述标的股权全部过户至桐基公司名下；为标的股权过户登记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向有关机关缴纳的登记费、手续费、工本费等收费，由乾源公司承担；无论何种原因，如标的股权抵债未成功的，乾源公司所欠桐基公司的债务仍然存在、有效；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在这两份《以资抵债合同》的落款处，均有双方公司的盖章及乾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冯宗泽的签字确认。
上述事实，有两份《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两份《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编号为2013－001、2013－002号《以资抵债合同》及大连中院（2013）大民三初字第00169、00170号《民事判决书》、华信汇通的公司章程在卷佐证，业经质证，足资认定。
本院认为，依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两份《质权合同》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应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审查上述合同的效力。
1、关于案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华信公司与和承公司签订的大华信贷字111041107号《借款合同》、与桐基公司签订的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保证合同》，均盖有签约各方的单位印章，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所涉内容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签约各方对此均无异议并已依约履行。至于华信公司是否在股权未质押时放款，并不能影响《借款合同》的效力。故乾源公司以“华信公司、和承公司、桐基公司在办理案涉贷款、保证的流程中存在诸多疑点”为由，认为原审法院审查不清、认定错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这一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两份《质权合同》的效力问题。乾源公司与桐基公司签订的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质权合同》、大华信贷字111041107-保-反质2《质权合同》，均加盖有乾源公司的公章，乾源公司对该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应为有效合同。但乾源公司上诉称该两份质权合同上的公章系单位员工张厚军私自加盖，合同上没有法人及任何经办人签字、亦没有乾源公司骑缝章，不是乾源公司参与签订的。首先，乾源公司无证据证明《质权合同》上公司公章系张厚军“私自”加盖，乾源公司虽举证有“张厚军自述”，但作为证人证言，张厚军并未出庭作证，各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乾源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采信。其次，即使该公章是张厚军私自加盖，乾源公司也无证据证明桐基公司对此是明知的。第三，《质权合同》的签订主体是公司法人，在合同上加盖公司公章是合同生效的要件，而有无经办人签字、是否加盖骑缝章，并不是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且乾源公司与桐基公司在《质权合同》签订后，共同申请对乾源公司持有的案涉股权办理了质押登记，现乾源公司对该股权质押登记亦未提出异议，为此，工商管理部门向桐基公司亦下发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所以，乾源公司称其未参与签订两份《质权合同》，显属依据不足。
对于乾源公司关于华信公司放款在先、质押在后，违反金融贷款规则的上诉理由。因华信公司与和承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日即与桐基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由桐基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保证担保；而乾源公司系为保证人桐基公司提供的反担保，所以即使该反担保的出质在放款后，亦不违反金融贷款规则的规定，亦不能因此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对于乾源公司关于案涉股权质押未经法定程序，严重违反公司法、担保法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的上诉理由。对于股权质押的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均未有对此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华信汇通的公司章程第十五条只是规定：“股东拟转让、质押所持有的股权，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公司”。华信公司的公司章程中未有关于股东质押股权的程序规定，故乾源公司以此为由认为《质权合同》无效，亦依据不足。
对于乾源公司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签订的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而本案乾源公司是对桐基公司提供的反担保，而并非是华信公司收购乾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桐基公司已向华信公司履行了保证担保责任，即使接受乾源公司质押的标的物，也是桐基公司而非华信公司，所以亦不存在华信公司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标的物的情形。至于乾源公司上诉称华信公司与桐基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四）项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而华信公司与桐基公司是两个独立法人，乾源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两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对于乾源公司以其法定代表人和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通话录音来确认其对案涉合同不知情、各被上诉人恶意串通，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亦依据不足。所以，乾源公司上诉所称华信公司实质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从而达到恶意串通，骗取乾源公司巨额股权的目的，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其这一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各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乾源公司利益的情形；案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质权合同》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原审驳回乾源公司请求确认上述合同无效的诉求，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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