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104民初7338号
原告：长沙市创慧教育培训中心。
法定代表人：陶岚。
委托代理人：陶岚。
原告：陶岚。
被告：湖南经济管理专修学院。
法定代表人：杨亚民。
被告：杨亚民。
被告：刘植。
被告：刘良国。
被告：杨芳。
上述五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舒建国。
第三人：秦正亚。
第三人：吴平国。
原告长沙市创慧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创慧中心）、陶岚诉被告湖南经济管理专修学院（以下简称经管院）、杨亚民、刘植、刘良国、杨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岚、创慧中心委托代理人陶岚、五被告经管院、杨亚民、刘植、刘良国、杨芳共同委托代理人舒建国、第三人秦正亚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吴平国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创慧中心、陶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陶岚拥有经管院50.5%的股份，创慧中心拥有经管院49.5%的股份。被告杨亚民、刘良国、刘植、杨芳与创慧中心之间就创慧名下拥有的经管院的49.5%的股权转让或股权赠与属无效转让或赠与，被告杨亚民、刘植、刘良国、杨芳等四人在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备案的分别占有的25%、15%、7.5%、2%的共计49.5%的经管院的股权归创慧中心所有。2.请求判令被告经管院分别向长沙市教育局、长沙市民政局提交的《关于选举杨亚民担任湖南经济管理学院法人代表的报告》的两份法人选举材料为无效材料。3.请求判令被告经管院将经管院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归还原告。4.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经管院是经湖南省教育厅批准，于1993年成立，由湖南省委机关老龄委举办的高等院校。至2002年10月，其业务主管单位为教育局，审核登记机关为民政局，举办者为老龄委，法人为吴平国。2006年5月，第三人吴平国将经管院的所有权以5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三人秦正亚，秦正亚成为经管院的实际控制人，但未办理经管院的举办者和法人的变更手续，登记地址为岳麓区石佳冲1号。创慧中心的前身成立于1992年左右，2007年正式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地址为长沙市劳动路233号，法人为蒋成青，其业务主管单位为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登记机关为市民政局。为了扩大办学规模，2006年9月，创慧中心在长沙市天心区××省工会干校租了场地，命名为创慧校区，并将创慧中心绝大部分资产和陶岚个人筹措的资金陆续投入进来，使得创慧校区成为创慧中心场地最大、固定资产最多、教学实力最雄厚的一个办学点，创慧中心其它几个办学点分布在长沙市的各个地方，部分已并入创慧校区，其它办学点总体呈现出逐渐撤或并入创慧校区的趋势。2008年1月22日，为了创慧校区的发展，创慧中心法人蒋成青与当时的经管院的实际控制人湖南省海天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秦正亚签定协议书：创慧中心以38万元价格受让经管院的办学资质，秦正亚控制的原有经管院的所有财产仍归其所有。第三人秦正亚在出让经管院的办学资质后，向原告继续借用经管院的办学资质，在其原办学场地（登记地址为岳麓区石佳冲1号），凭借其原有资产继续招生了一段时间。创慧中心受让秦正亚出让的经管院的办学资质后，将创慧校区这个办学点直接更名为经管院，2006年至2008年两年内投入到创慧校区的全部资产也随之注入到创慧校区所在场地的经管院名下。两原告在创慧校区更名为经管院后仍在继续不断地投入资金。为了偿还陶岚和创慧中心在经管院的资金投入，创慧中心决定将经管院办成股份制，根据原告陶岚个人筹措的资金投入及创慧中心自身的资金、财产投入，创慧中心决定：原告陶岚占有经管院50.5%的股份，并成为经管院的举办者及控股方，其余的49.5%的经管院股份由原告创慧中心持有。创慧中心法人蒋成青同时聘任被告杨亚民、刘良国、刘植、杨芳等四人对经管院进行管理，经管院的公章由杨亚民掌控。2008年11月，蒋成青因交通事故意外死亡，被告杨亚民、刘良国、刘植、杨芳等人趁机侵吞了经管院，剥夺了原告对被告经管院的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2009年4月，原告陶岚通过查询经管院在长沙市民政局、教育局的备案资料得知，陶岚仍占有经管院50.5%的股份，但创慧中心占有的经管院49.5%的股份都已分散到了四被告的名下，而四被告在登记时未向市民政局、市教育局提供任何有关创慧中心向其转让经管院的股份的转让协议及四被告向创慧中心付款的凭证，2008年度创慧中心的财务报告也没有该项股份转让款收入。原告陶岚作为经管院的举办者和控股方，作为创慧中心的法定继承人，对创慧中心是否向、何时向四被告转让创慧中心持有的经管院49.5%的股份一事毫不知情。2010年5月24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受理了陶岚以原告身份要求确认经管院股权一案，被告杨亚民、刘良国、刘植向一审天心区人民法院分别提交了与创慧中心签订的转让创慧中心所有的创慧校区的25%、7.5%、15%的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天心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21日作出（2010）天民初字第1036号民事判决，判定创慧与被告杨亚民、刘良国于2008年7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意即被告杨亚民、刘良国不享有经管院的股份。被告杨亚民、刘植、刘良国不服判决，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2年1月11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长中民四终字第2839号裁定，以本案的原告应为创慧中心而不是陶岚为由撤销（2010）天民初字第1036号民事判决，并驳回陶岚的起诉。上诉期间，2011年11月4日的庭审调查时，被告杨亚民、刘植、刘良国提出有新证据，并于其后的庭审调查时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1份几十页的证据复印件，声称创慧中心与第三人秦正亚之前于2008年1月22日签订的经管院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施，而是在2008年2月15日被告杨亚民以个人名义与第三人秦正亚以个人名义另签有协议，且在2008年2月20日，被告杨亚民、刘植、刘良国分别向第三人秦正亚支付了经管院的股权转让款，二原告均没有参与签订协议，也没有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法庭未就其真实性作出裁定。被告杨亚民、刘植、刘良国三人，还有现任董事龙治武，在蒋成青去世后的2009年7月，以被告经管院董事会的名义给陶岚来函，单方面罢免了原告陶岚的董事身份，成员名单中再也没有陶岚的名字，再后来也不见杨芳的名字，2012年的新一届董事会成员为杨亚民、刘植、刘良国、龙治武、李年春五人，其中前三人为出资人，出资数额、比例未标注，不明晰，二原告持有的股权不知所踪。实际情况是，从2008年11月蒋成青死亡后，四被告就全部掌握经管院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二原告对被告经管院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被完全剥夺，二原告不得已再次向法院提起股权诉讼。同时请求判令被告经管院将经管院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归还原告。2008年7月28日，被告经管院分别向长沙市教育局、长沙市民政局提交了《关于选举杨亚民担任湖南经济管理学院法人代表的报告》的法人选举材料，上面有董事成员陶岚的“签名”。陶岚委托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杨亚民、刘良国、刘植则委托湖南司法警官学院司法鉴定所，分别对上面的陶岚的“签名”作了笔迹鉴定，两份鉴定书的取材过程、鉴定过程、鉴定结论表述尽管不相同，但鉴定结论中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这两份材料上陶岚的签名均不是陶岚本人的签名。而被告杨亚民却以这两份材料获得了经管院的法人资格，从而掌控了经管院，故请求法院支持二原告要求认定这两份材料为无效材料的诉请。故此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经管院、杨亚民、刘植、刘良国、杨芳共同辩称：一、原告陶岚提起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起诉。2010年6月，原告陶岚以原告的身份向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创慧中心与被告等股权转让无效，企图通过诉讼手段剥夺其他举办者（出资人）的合法权益。该案二审时，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创慧中心股权转让时陶岚本人不是转让过程的当事人，因此本案陶岚不能作为原告提出该诉讼，并于2012年1月11日，以（2011）长中民四终字第283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陶岚诉讼主体不适格，依法驳回了陶岚的诉讼。2012年4月，原告陶岚又以申诉人的身份向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提交对该民事裁定抗诉要求。经长沙市检察院调查取证，认为原告陶岚的抗诉理由不成立，并于2012年9月书面通知各方，驳回陶岚的抗诉请求。2016年4月，原告陶岚再次以原告身份提出股权转让无效的诉讼,该诉讼提出的诉讼主张、诉讼事实与理由、诉讼提供的证据等均与业已被终审裁决的2010年6月的诉讼一致。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47条的解释，即“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法律规定，本案原告陶岚构成重复起诉。本案原告为了规避规定，牵强地将与案件诉讼标的无利害关联的第三方列入本案。虚构了所谓属于行政许可无效（行政诉讼）范围的诉讼请求，虚构了（属于民办学校自治范畴）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归还的诉讼请求，其实质的诉讼请求却依然是要求确认创慧中心与被告股权转让无效。目的是达到否定前诉，即2012年1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确认陶岚诉讼主体不适格裁决结果的非法目的，同样构成重复起诉。二、原告创慧中心、陶岚提请本案的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40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根据法律规定：1、在2009年8月陶岚作为蒋成青遗孀承继职权的名义，以创慧中心的身份，向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对被告提起“确认创慧中心与三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无效的”诉讼，企图通过诉讼手段剥夺其他出资人的合法地位和权益。经开庭审理，因无胜诉的希望，只得于2009年12月撤回了诉讼。诉讼时效于2009年12月中断，从2009年12月至2016年4月法院受理立案时止，期间已达6年4个月，原告创慧中心再次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4年4个月。2、原告陶岚诉讼称：“从2008年11月蒋成青死亡后”，被告将原告创慧中心和陶岚的经管院的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完全剥夺。原告陶岚还诉讼称：“在蒋成青去世后的2009年7月，以被告经管院董事会的名义给陶岚来函，单方面罢免原告陶岚的董事身份，”至2016年4月就这一纠纷提起诉讼，期间已达6年9个月，原告陶岚已经超过诉讼时效4年9个月。3、自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年1月11日以（2011）长中民四终字第283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陶岚诉讼主体不适格，依法驳回陶岚的诉讼请求计算，期间已达4年3个月，因此，无论从什么时间计算，创慧中心或陶岚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三、原告陶岚，提起本案诉讼，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主体资格仍然不适格。《民事诉讼法》第119条明确规定，起诉必须符合“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原告陶岚不是2008年7月《股权协议书》股权转让的相对方，无权代表创慧中心要求废止8年前由创慧中心法人代表、当事人蒋成青签订的并且早已完成履行的《股权协议书》，蒋成青在世时陶岚没有这个权利，蒋成青去世后陶岚更加没有这个权利。被告主张仍然是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决，即因本案股权转让与陶岚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其主体资格不适格。四、原告陶岚早已不再拥有经管院50.5%的股份，其主张确认之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告以证据证明，原告陶岚在实际出资人、其夫蒋成青在世之前是经管院的挂名董事（出资人）。其夫蒋成青作为自然人实际拥有经管院的股份50.5%，是实际的出资人（股东）。陶岚是在其夫蒋成青20**年11月意外去世之后，承继其夫身前资产，其中包括蒋成青作为自然人拥有经管院股份50.5%的事实。蒋成青身前以经管院“大股东”之一的身份，未经董事会同意、也未经董事长或主管财务院长的同意，擅自违法、违反财务制度从经管院财务分2次（2008年9月和10月）向创慧中心非法转移120万元。被发现后，董事会成员约谈蒋成青，严厉批评其不当行为，并要求其尽快归还，蒋成青答应归还。但不久，蒋成青20**年11月因车祸去世。在陶岚承继蒋成青的债权债务后，经管院为追回此款，曾经多次当面、发函和打电话向承继人陶岚催收，但陶岚拒不偿还。为了维护学院的正常运作、维护法律和制度的严肃性、维护其他出资人的正当权益，2009年7月，董事会决定按照本金120万元并参照学校同期相同的借款利息标准计息，将承继人陶岚在经管院的股份减持40%。剩余部分的股份，于2011年12月被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执行庭以同样办法变现减持，折现15.75万元交给创慧中心的债权人陈才清。加上其他债务的减持，原告陶岚在2012年后已不再拥有经管院的股份。到2016年4月止，期间为4年4个月，此时陶岚主张确权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年4个月。五、独立民事主体创慧中心不拥有经管院的49.5%的股权，也没有将其不存在的股权转让或者股权赠与被告：1.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创慧中心拥有经管院的股份的49.5%。2、创慧中心及蒋成青在2008年1月22日与经管院秦正亚签订的《协议书》，买卖（转让）办学资质，不能证明创慧中心拥有经管院的股份的49.5%。创慧中心或陶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创慧中心拥有经管院的股份，经管院从来未有过法人单位的股份。3，创慧中心及蒋成青在2008年1月22日与经管院秦正亚签订的《协议书》，因各方在签订后方知明显违反《民办教育促进法》第62条（七）关于不得“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故交易双方都没有实际履行，进而改为以自然人的形式变更出资人。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创慧履行了该《协议书》的事实。3、因为原告不是事件的当事人，错误的将被告与创慧中心签订的并且已经实际履行了8年多的“创慧校区”《股权转让协议书》，与经管院股权转让混为一谈，将创慧中心资产分立（创慧校区总资产为合同标的）混同为经管院股权转让。原告的该混同主张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4．被告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在经管院重组中，举办者（出资人）全部是自然人，所有出资人与创慧中心没有产权关系。因此，被告在市民政局和市教育局备案的经管院股份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而原告所谓归创慧中心所有的诉讼请求是荒唐的，是不能成立的。六，2008年7月，创慧中心与被告所签订并完成履行的“创慧校区”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合同法》第52条规定“…,(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判定2008年7月由被告与创慧中心及创慧中心法定代表人蒋成青签订并完成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主要是以该合同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双方的转让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5条规定：“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民办学校存续期间，所有的资产由民办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第21条规定：“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四）筹集办学经费，审核预算，决算；（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七）决定其他重大事项。…。”第22条规定：“民办学校的法定代表人由理事长、董事长、或者校长担任”。此外《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明确规定，民办学校享有法人财产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禁止侵占民办学校的财产，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2008年7月，民办学校创慧中心及法定代表人蒋成青并经创慧中心董事会通过与被告杨亚民，刘良国，刘植等协商，将“创慧校区”资产以股权对价转让的形式从创慧中心分立（离），并将受让的资产继续注入民办学校经管院，既解了创慧中心资金缺乏的燃眉之急，又解决了“创慧校区”难以为继的困境，也解决了蒋成青无法以现金方式注入重组后的经管院的困难，作为创慧中心虽有转嫁债务之嫌，但其行为并不违反《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非当事人陶岚以创慧中心或本人的名义，在其夫去世后，俨然以创慧中心的身份，否定已履行的协议，是十分荒唐的，与法与理不容。因此，2008年7月由被告杨亚民、刘良国、刘植与创慧中心及蒋成青签订并完成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完全合法的，有效的。法院应当依法维护。七、原告要求认定相关的变更申报材料的无效，应当依法不予支持。《民办教育促进法》第21条规定：“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一）聘任和解聘校长；（二）修改学校章程和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第22条规定：“民办学校的法定代表人由理事长、董事长、或者校长担任”。第54条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2008年7月28日，经管院（重组）变更举办者和法定代表人，经经管院原实际举办者、法定代表人吴平国的同意后，由新的举办者（出资人）成立新一届董事会，依照法律规定和章程规定程序，经董事会全体董事一人一票投票选举，一致同意由杨亚民担任经管院的法定代表人，所有向政府主管部门提供的变更书面报告材料，均严格按照教育主管机关和登记机关的要求，由各位董事签名后向长沙市教育局和长沙市民政局递交。完全符合法定程序和法律规定。需要说明的是：因为陶岚仅是挂名（为其夫蒋成青挂名，原因是蒋成青是创慧中心的法人代表，本人为了规避因创慧中心的巨额亏损牵连到自己在经管院的资产采取的办法）的董事，因此，从未参加过经管院重组的任何会议、更未参与决策、投票和变更的办理，申报材料中，其陶岚的名字系其夫蒋成青（实际董事）代签。该事实经法院同意已做司法鉴定，已被湘司警司鉴所（2010）文鉴字第0441号《司法鉴定书》的鉴定所确认。2008年8月和9月，长沙市教育局和长沙市民政局分别审核批复，同意杨亚民担任经管院的法定代表人。该申报及审核批复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无论是董事会选举程序，还是法律规定，以及行政审批程序，该变更均十分严谨，是合法有效的，原告诉讼所谓董事会提交的《关于选举杨亚民担任湖南经济管理学院法人代表的报告》等变更申报材料无效的理由纯属信口雌黄，其无理要求应当不予支持。此外：1、本案是民事纠纷的案件，审理的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2、办理举办者（出资人）、法定代表人变更等行政审批的申报材料要求无效认定，涉及到行政行为和行政主体的问题，不属于民事纠纷。3、原告陶岚在诉讼中谎称：在2009年4月，在通过查阅经管院在长沙市教育局和民政局的备案资料后，方知道办理举办者（出资者）、法定代表人变更等行政审批的申报材料内容等。实属挂名人假冒实际持有人的不正当行为，并且，自变更之日起至2016年4月提出申报材料，要求无效认定的诉讼要求止，期间已经7年。远远超过行政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该要求应当不予支持。八、虚列与案件没有任何关联的第三人，该要求应当不予支持。《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22条的解释：“原告在起诉状中直接列写第三人的，视为其申请人民法院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原告起诉状，将与《股权转让协议书》外，既不是本案股权转让纠纷合同的当事人，又与创慧资产，股权转让毫无利害关联，并且没有涉及到一项诉讼要求的吴平国，秦正亚列为第三人。是虚列与案件没有任何关联的第三人。被告请法院进行审查，并作出不予支持的决定。九、被告自主管理，依法维权。原告陶岚在实际股东其夫蒋成青在世之前是经管院的挂名董事（股东）。利用其夫蒋成青20**年11月意外去世之机，利欲熏心，为了达到剥夺其他举办人（出资人）的合法权益，独自占有经管院资产的目的。在举办人问题、个别股东股权分配、变更法定代表人问题等方面否定和歪曲事实，拒不依照学院章程行事，干扰董事会依法议事，拒不履行承继举办人（出资人）的应尽义务，严重侵害其他举办人（出资人）的合法权益，严重威胁到经管院的稳定和生存。在多次规劝并要求偿还欠款无效的情况下，经管院董事会按照《章程》第11条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事项的决定权：…;(七)罢免、增补董事；”第16条规定：“董事会会议应由1/2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会议由1人1票制。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董事会被迫采取措施，于2009年7月17日，经董事会会议表决形成决议，一致同意罢免陶岚的董事（承继蒋成青的）职务。因陶岚（蒋成青去世后的责任承接关系）对其夫蒋成青违法侵占经管院的办学经费120万元拒不归还、对学院的多次追讨置之不理，反而图谋剥夺其他所有出资人的合法权益。她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其他出资人和全院教职工的极大义愤。董事会会议以表决的形式形成决议，一致同意减持其股份。均已通知到本人。经法院执行和董事会处置之后，陶岚既不是董事，也不是出资人（股东）。这是经管院董事会依法法规，依学院《章程》行事，是依法行使内部自主管理权的正当行为，所作决议均有法可依，并符合法定程序，法院应当依法维护。综上所述，原告创慧、陶岚，罔顾事实，无凭无据捏造诉讼事由，超过诉讼时效，重复起诉，企图否定具有法律效力的长沙市中级法院的终审判决，被告依法提请岳麓区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民办教育促进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明辨是非，维护民办学校的稳定发展，维护民办学校举办者（出资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制止原告的滥诉和无理要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三人秦正亚辩称：2008年，将经管院以38万元转让给蒋成青，之后蒋成青支付给秦正亚29万元，余款未支付，之后杨亚民和刘良国找我谈话，经管院支付给秦正亚18万元，两笔款均是在2011年支付的，其中8万元是转让款，10万元是补偿款，秦正亚不认识本案原告。对于蒋成青与杨亚民之间的协议于股权划分秦正亚不清楚，关于出资重组协议书、出资证明、收据上面秦正亚的签名都是真实，但是不是在2008年，是在事后补的，签协议书是按照教育局的要求，并不是为了造假，那时候蒋成青已经去世。
第三人吴平国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任何答辩意见。
原告创慧中心、陶岚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共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拟证明两份报告上陶岚的签名均属伪造，为无效材料。
证据一：《关于选举杨亚民担任湖南经济管理专修学院法人代表的报告》（长沙市教育局），董事“陶岚”的签名不是陶岚本人签名。
证据二：《关于选举杨亚民担任湖南经济管理专修学院法人代表的报告》（长沙市民政局），董事“陶岚”的签名不是陶岚本人签名。
证据三：湖大司鉴中心【2009】文鉴字第70号，证据一、二两份材料上的董事“陶岚”的签名不是陶岚本人签名。且两个董事“陶岚”的签名不是同一人所签。委托鉴定人：陶岚。
证据四：湘司警院司鉴所【2010】文鉴字第0441号，证明证据一、二两份材料上的董事“陶岚”的签名不是陶岚本人签名。委托鉴定人：杨亚民。
第二组证据：拟证明创慧中心履行转让协议，于2008年9月4日获得经管院资质的情况。
证据五：2002年8月31日前有效的经管院办学许可证，登记地址为长沙市劳动东路180号，法人吴平国。
证据六：《长沙市民政局关于湖南经济管理专修学院变更法人代表及地址的批复》（长民社团【2008】100号，2008年9月4日，市民政局批复经管院的法人由吴平国变更为杨亚民，地址由岳麓区石佳冲1号变更为长沙市天心区中意1路1072号。民政局备案。吴平国在办理法人变更手续中从秦正亚处获得1万元，从创慧校区获得9万元，共10万元。创慧中心共支付29万加9万即38万资质转让款，协议履行完毕，法人也变更完毕。
证据七：《转让协议》，2006年5月吴平国与秦正亚签订的经管院转让协议。
证据八：《协议书》，2008年1月22日，创慧中心蒋成青与当时经管院的实际控制人秦正亚签订协议书，出资38万从秦正亚手中受让经管院的办学资质。
证据九：户名为秦正亚，账号为19×××69的存折详单。2008年1月24日，蒋成青按照与秦正亚签订的协议支付秦正亚资质转让款29万。秦正亚本人提供，有银行印章。
证据十：10.1吴平国、秦正亚、杨亚民三方签的承诺书，2008、7、26；10.2吴平国领款3万，2008、8、20；10.3吴平国领款4万，2008、8、20；10.4吴平国领款2万，2008、8、30；10.5关于辞去经管院法人代表的报告，2008、7、28；10.6关于申请暂缓更改经管院法人的报告。2008、8、25；10.7行政许可申请书2008、9、3。
第三组证据：拟证明被告侵吞原告所有的经管院股权的情况及之前法院的有关判决结果。
证据十一：关于成立经管院新一届董事会的报告，证明2008、7、28，被告承认陶岚是新一届董事会的董事，且拥有50.5%的股份。列明的其它董事为被告杨亚民、刘良国、刘植、杨芳。
证据十二：湖南经济管理专修学院公司章程（新章程）第1、2、5、8页。该章程由经管院递交至市民政局，被告承认“本单位的举办者是陶岚”，出资比例为50.5%。
证据十三：关于减持陶岚股份的决议，被告单方面减持陶岚曾经拥有50.5%的经管院股份为0。
证据十四：关于罢免陶岚董事职务的决议，被告单方面将陶岚开除出经管院董事会。
证据十五：关于新一届董事会组成人员的报告，形成于2012、8、31，陶岚、杨芳被开除董事会，新成员为杨亚民、刘良国、刘植、龙治武、李年春。
证据十六：股权转让协议书，杨亚民、刘良国向一审天心区人民法院递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创慧中心向被告转让创慧中心名下的创慧校区即资质转让后的经管院的部分股权。
证据十七：（2010）天民初字第1036号民事判决，天心区人民法院判定创慧向杨亚民、刘良国的股权转让无效。
证据十八：（2011）长中民四终字第2839号裁定，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陶岚不是本案适格主体驳回起诉。
证据十九：19.1股权（出资）重组协议书，2008、2、15，共59万元，其中杨亚民：14.75万，蒋成青：30.975万，刘植：8.85万，刘良国：4.425万。19.2关系说明，2012、2、7；19.3杨亚民付款2008、2、20，14.75万；19.4刘良国付款，2008、2、20，4.425万；19.5刘植付款，2008、2、20，19.5万；19.6补充材料明细表。
第四组证据：拟证明原告的起诉未超过时效，原告一直在走各种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从未放弃。
证据二十：有效期限为2011年5月至2012年5月的经管院办学许可证，上署举办者是杨亚民。
证据二十一：有效期限为2013年8月至2014年9月的经管院办学许可证，上署举办者是省委机关老龄委。
证据二十二：《协助执行通知书》。天心区人民法院和经管院联合私自处置原告陶岚的个人财产的证据，上署日期为2011年12月1日。原告于2016年12月27日从岳麓区人民法院收到被告提交的该证据。
证据二十三：报送上诉案件函，新证据。原告根据上述部分证据，于2015年已向岳麓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上诉。
证据二十四：《秦正亚的账号为19×××69的存折详单》，新证据。《关于成立经管院新一届董事会的报告》，2008年7月28日报告上署陶岚是经管院的董事及控股方。《湖南经济管理专修学院公司章程》，2008年7月28日经管院章程写着“本单位的举办者是陶岚”，出资比例为50.5%，盖有经管院公章。《关于新一届董事会组成人员的报告》，2012年8月31日报告上署陶岚已不是经管院的董事。《有效期限为2002年8月31日前的经管院办学许可证》，上署举办者是省委机关老龄委。
被告经管院、杨亚民、刘植、刘良国、杨芳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共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民事起诉状》、（2010）天民初字第1036号《民事判决书》、（2011）长中民四终字第2839号《民事裁定书》、长检民行不提（2012）14号《长沙市检察院不提请抗诉决定书》，拟证明陶岚构成重复起诉的事实；
证据二：《民事起诉状》（2009年8月17日）、（2009）天民初字第2029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创慧中心诉讼时效过期的事实；
证据三：《经管院与创慧校区的关系说明》、《协议书》、《股权（出资）重组协议书》、秦正亚股权转让款收据、《出资证明》、《吴平国收条》、《秦正亚账户及支付凭证》、《秦正亚收条和领款单》、《重组前经管院登记证书》、《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吴平国《关于辞去经管院法人代表的报告》、《关于成立经管院新一届董事会的报告》、《关于选举杨亚民担任经管院法人代表的报告》、《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材料》、长教复（2008）25号《关于湖南经济管理专修学院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批复》、长民社团（2008）100号《关于经管院变更法定代表人及地址的批复》，拟证明经管院的股权重组的经过的事实；
证据四：《长沙市创慧教育校区投资合作的简介》、创慧中心与杨亚民签订的“创慧校区”《股权转让协议书》、创慧中心与刘良国签订的“创慧校区”《股权转让协议书》、创慧中心与刘植签订的“创慧校区”《股权转让协议书》、蒋成青出具给杨亚民股权转让款的《收条》、蒋成青出具给刘植父亲刘德新股权转让款的《收条》、蒋成青出具给刘德新的股权转让款《收条》、《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创慧中心“创慧校区”股权转让的事实；
证据五：(2009)长证民字第1527号《继承公证书》、创慧中心2008年9月和10月向经管院借款《120万元债务证据》、《经管院董事会通知陶岚参加董事会议的通知》（2009年6月）和送达证据、2009年5月经管院向陶岚发出的书面《催款通知书》和送达证据、2011年天执字82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经管院章程》、《关于减持陶岚股份罢免董事的决议和关于减持陶岚（蒋成青）股份的决议及送达的证据》，拟证明陶岚承继蒋成青和创慧中心债权债务和罢免经管院董事以及陶岚侵权诉讼时效过期的事实。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针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四上面没有说明不是本人签名，鉴定意见为陶岚签名为蒋成青书写的，即为陶岚的丈夫蒋成青签署。针对证据五到证据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针对证据六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款项是由被告支付的而不是由原告公司支付的。针对证据八协议书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天心区人民法院对其协议证明目的并没有确认，天心区人民法院（2016）天民初字第1086号判决书中没有进行过确认，其证明目的没有得到认可。针对证据九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事实。针对证据十来源是被告向有关部门提交，承诺书恰恰证明关于经管院股权转让作为被告的一方履行协议的事实，上面没有原告、原告公司及原告丈夫蒋成青的签字，也不是承诺相对方。针对证据十一至证据十九真实性无异议，针对证据十一、十二关联性无异议。针对证据十三、十四证明目的无异议。针对证据十五关联性有异议，因为罢免陶岚董事的通知在2009年就已经通知于陶岚，并且陶岚已经收到，在那时就知晓其不是董事身份，所以其称在2015年3月才复印得到不真实。对证据十六关联性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但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与相关材料，创慧校区资产转让不是经管院的部分股权转让。针对证据十七、十八，该判决被撤销。针对证据十九认可原告陈述的事实，可以证明被告的目的。针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针对证据二十四《存折详单》与本案无关。针对《关于成立经管院新一届董事会的报告》称原告是控股方，但是经管院性质，没有控股方这一说法。针对《关于新一届董事会组成人员的报告》、《有效期限为2002年8月31日前的经管院办学许可证》、证据二十、二十一，原告称在2015年9月份才知晓事实，是不真实的，因为在2009年就已经就其进行过诉讼，原告知晓这个事实。针对证据二十二，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和天心区人民法院系依法执行、处理原告财产，而且原告在2011年就已经知晓，协助执行是合法的；原告称于2016年12月27日从岳麓区人民法院收到被告提交的该证据，但是天心区人民法院在很早之前就告知过原告。针对证据二十三，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时效已过得不到支持。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针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针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针对证据三《湖南经济管理专修学院与创慧校区的关系说明》是不真实的，不能作为证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08年1月22日签订《协议书》是秦正亚与原告公司蒋成青签署，是真实的，并且也已经履行；《股权（出资）重组协议书》（2008年2月）是杨亚民和秦正亚签署的完全是伪造的；三份收据是伪造的，因为不符合事实，时间也不符合；《出资证明》（2008年2月，杨亚民、刘良国、刘植）不知道秦正亚签名是否真实；《吴平国收条》，确认吴平国收到了杨亚民2万元的事实；《秦正亚账户及支付凭证》（2009年3月）可以证明原告公司支付给秦正亚29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秦正亚收条和领款单》与本案股权转让无关，不做质证；关于《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真实性无异议；关于《关于辞去湖南经济管理专修学院法人代表的报告》（2008年7月，吴平国）真实性无异议；关于《关于成立湖南经济管理专修学院新一届董事会的报告》是在原告公司法人还在世时被告方提交给相关部门的材料，承认原告陶岚在2008年7月28日是被告公司的董事，而且持股50.5%，超过半数股份，但是这份报告没有写明另外几个股东即本案被告相应的股权份额，被告亦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关于选举杨亚民担任湖南经济管理专修学院法人代表的报告》文件是在教育局备案，是真实的，但是陶岚签名不是本人所签；《司法鉴定意见书》结果是陶岚的两次签名均为陶岚丈夫蒋成青一个人所签，原告认为两个陶岚签名均不是陶岚本人所签也不是同一个人所签，而是两个不同的人所签写，与原告方鉴定书相矛盾。原告鉴定书中鉴定材料是陶岚当面签写，而被告鉴定书不能证明“蒋成青”的字样是蒋成青亲自签写，所以原告鉴定书更具有真实性；《2008年9月长民社团（2008）100号文件》认可其事实。针对证据四《长沙市创慧教育校区投资合作的简介》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是打印稿，不做质证；创慧中心与杨亚民签订的“创慧校区”《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于2008年7月28日，天心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协议书时，已经做出结论：股权转让是无效的，同时该份协议书上注明了当股资没有交齐时，乙方不能转让股权，杨亚民并没有完全支付转让款，杨亚明提交的转让款收据仅仅是个收条，没有银行转账记录，而且原告公司公章一直在被告杨芳手中，杨芳当时是原告公司的会计或者出纳，同时监管创慧校区即经管院的财务总监；创慧中心与刘良国签订的“创慧校区”《股权转让协议书》是无效的，而且是以0元转让的，所以其实际上不享有创慧校区及变更后的经管院的股份；创慧中心与刘植签订的“创慧校区”《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加盖公章，所以是无效的协议书；两份《收条》通过鉴定认为蒋成青的签名是蒋成青本人所签，但是杨亚民和刘德新并没有提交任何资金银行来往证据，蒋成青是否收到该笔钱和用于何处无法得知。针对证据五《继承公证书》只是表明原告陶岚对创慧中心具有继承权，这只是公证处认为的，但是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学校的资产是法人所有不属于个人所有，所以原告陶岚不能继承，而且就算有继承权，也不一定实际继承；创慧中心2008年9月和10月向经管院借款120万元债务证据，没有实际银行流水予以证明，且与本案无关，且在天心区人民法院审理也没有采信此证据；《经管院董事会通知陶岚参加董事会议的通知》（2009年6月）和送达证据，无权对控股方发出这样的通知，而且是在将学校侵占后以这样的方式，并且催款也无任何依据；《协助执行通知书》发生时间是2011年，与本案无关，而且此事执行没有任何人通知被执行人，执行书申请人一直在被告公司工作，其与被告共同合伙侵占原告个人财产，而且执行书只能执行公司财产，而不是执行陶岚个人股份，而且陶岚的股份在2011年已经被剥夺为0，没有股份可以转让执行；《经管院章程》是2008年7月28日，第七条写明了经管院的举办者是陶岚，所有的变更没有任何行政许可，完全是非法的变更，同时陶岚作为举办者也没有承认陶岚举办者的身份，而且陶岚占股50.5%，在2012年有新股东，新的董事会并没有告知陶岚，陶岚在2015年3月份调取档案时才发现股份被剥夺，至于免除陶岚身份、减除陶岚股份通知到了陶岚，因为这是单方面行为，陶岚是在2015年才知晓，不能因此侵犯陶岚个人权利，在相关部门免除陶岚举办者和董事身份后，陶岚股份变为0；被告寄给陶岚的减持股份和罢免协议陶岚均收到，但这是被告单方面的行为。
第三人秦正亚对涉及其本人签名的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对其他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吴平国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举证、质证权利。
综合原被告质证意见，原告及五被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各自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查明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2008年1月22日，经管院与创慧中心签署《协议书》，由经管院将办学资质转让给创慧中心。转让费共计38万元。协议第一条甲方（即经管院）的权利和义务第7点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即创慧中心）在收购之后更名。同意在收购完成之后解散现在的董事会，并将相关文件交乙方存档。同意乙方组成新的董事会。并在办学行为完全终止前服从新董事会的领导。”之后，秦正亚收到转让费37万元（其中，29万元由蒋成青支付，18万元由杨亚民支付）。2008年7月28日，经管院向长沙市教育局提交一份《关于成立经管院新一届董事会的报告》，显示新董事会成员及持股比例为陶岚50.5%（实际持股人为蒋成青）、刘良国7.5%、刘植15%、杨亚民25%、杨芳2%，选举杨亚民为董事长及学院法人代表。2009年7月17日，经管院召开董事会（陶岚未列席），通过了罢免陶岚董事职务并减持陶岚（蒋成青）股份的两份决议（因实际持股人蒋成青陶岚股份减为10.5%），上述决议均邮寄送达陶岚（陶岚庭审确认收到上述邮寄信件）。因创慧中心与案外人存在民间借贷纠纷案，天心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日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于2011年12月6日扣划了创慧中心财产继承人陶岚在经管院的股份变现款15.75万元（4.5%的股份，经管院总股本350万元）。
另查明，2008年11月，蒋成青因交通事故去世。创慧中心的负责人后变更为陶岚。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一、关于原告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陶岚拥有经管院50.5%的股份，创慧中心拥有经管院49.5%的股份的问题。2008年7月28日，经管院向长沙市教育局提交《关于成立经管院新一届董事会的报告》，该报告系行政管理行为，实质上是在经管院外部而产生的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其性质属于宣示性登记，主要表现为证权性功能，从而使经管院有关登记事项具有公示性和外观性。从股权转让行为的性质来看，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在经管院内部产生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通过转让方与受让方、经管院的民事法律行为就可以完成。这是一种私权的转让，经管院新一届董事会对转让达成一致，法律无理由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再加以限制。因此，关于经管院的股份划分，原告陶岚现有证据只能证明蒋成青在去世前享有经管院50.5%的股份，经过减股决议及股份变现，现有证据证实其存有经管院股份为6%。故对其主张持有50.5%的股份的主张，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创慧中心诉请其持有49.5%的股份，没有事实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对五被告辩称创慧中心不持有经管院股份的抗辩理由，本院予以采纳。二、关于被告经管院分别向长沙市教育局、长沙市民政局提交的《关于选举杨亚民担任湖南经济管理学院法人代表的报告》的两份法人选举材料效力问题。陶岚主张该材料上面签名不属实，不是陶岚本人签名。根据庭审查明事实，陶岚认可其仅为挂名，实际均由其夫蒋成青操作，而鉴定意见认可该书写人为蒋成青。故陶岚要求确认上述材料为无效材料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原告主张被告经管院将经管院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归还原告，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现有证据及五被告庭审陈述，蒋成青去世前持有50.5%的经管院股份，因经过减股决议及股份变现，其还应存留6%股份于经管院，该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股份应受法律保护，五被告辩称陶岚确认其股份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陶岚拥有被告湖南经济管理专修学院6%的股份；
二、驳回原告陶岚、长沙市创慧教育培训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80元，由被告湖南经济管理专修学院负担(此款已由原告先行垫付，由被告在本判决生效时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谷海涯
人民陪审员 张莲芳
人民陪审员 许建国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日
书 记 员 胡旭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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