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782民初9484号
原告：李媛，女，198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冠群，浙江红太阳（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义乌市芙儿养生馆，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宾王商贸区五街***号***层。
经营者：程永菊，女，197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明臣，浙江国权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媛与被告义乌市芙儿养生馆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楼宇栋独任审判，于2017年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冠群，被告义乌市芙儿养生馆的经营者程永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明臣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申请的证人付某出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媛起诉称：2017年3月8日，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了“骨盆修复、子宫脱臼、颈椎”的保健服务套餐，套餐内容包括骨盆、子宫脱臼、颈椎保健各10次，并免费赠送10次胸部保健。该套餐共计费用33000元，由原告于当日刷卡支付。后原告每消费一次，均在被告处保存的消费记录本上签字确认。2017年4月12日，原告又在被告处办理了“肠排”保健服务套餐，套餐内容包括大肠排毒2套（20次）、小肠排毒2套（2次）。该套餐共计费用8700元（其中大肠两套总价值3255元、小肠两套总价值5445元），原告于4月12日通过支付宝转账4000元，于4月14日通过信用卡支付4700元。2017年4月下旬，原告前去被告处消费时，得知原先为原告提供保健服务的技师付某（惠姐）已从被告处离职，而被告竟宣称原告的保健服务已全部完成，并不愿继续为原告提供服务。为此，被告拿出了“消费记录”，原告发现套餐的内容及服务的次数中均有明显的文字涂改及修正液涂改痕迹。为此，原、被告发生争议。后原告曾向消协（工商）、司法所等部门进行投诉，但被告仍拒绝继续提供剩余服务。现诉请判令：1、解除原、被告之间关于“骨盆修复、子宫脱臼、颈椎”和“肠排”的保健服务合同；2、被告退还原告服务费33359元，并支付原告利息损失（其中25300元要求自2017年3月8日起，其中8059元要求自2017年4月14日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0%计付到实际履行之日止，暂按年利6%算至2017年6月8日为460.09元）；3、被告承担原告花费的律师代理费3000元。庭审时，原告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决被告退还原告服务费33349元，并支付原告利息损失（其中25300元要求自2017年3月8日起，其中8049元要求自2017年4月14日起，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0%计付到实际履行之日），并明确第二项诉讼请求中服务费33349元的确定方法：其中“骨盆修复、子宫脱臼、颈椎”套餐已经完成骨盆修复3次、子宫脱臼1次，颈椎保养3次，共计7次，仍有23次未完成，按照1100元每次折算，应当退还原告的服务费为25300元；其中肠排套餐已经完成大肠4次，仍有16次未完成，小肠部分未做，本来大肠应当做20次、小肠做2次的，应当退还原告的服务费其中大肠16次是2604元、小肠是5445元；三项合计为33349元。
被告义乌市芙儿养生馆答辩称：关于本案的事实部分，原被告间达成服务合同关系，被告为原告提供骨盆、子宫、颈椎保养服务，并赠送10次胸部保养，原告支付了服务费用33000元，被告对此没有异议。但是骨盆、子宫、颈椎保养应理解为一共是10次，而并非原告说的各10次。之后原告又在被告处办理了肠排服务套餐，其中大肠2套20次，小肠2套2次，原告支付了套餐费用8700元，被告对此没有异议。但大肠2套产品已经由原告领回家，因为原告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做这个保养，小肠2套是口服的，也已经由原告领走，这些是原告在义乌市××城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亲口承认过的。在“惠姐”付某离职后，被告一直都同意继续为原告提供剩余的保养服务，包括之后在稠城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以及今天开庭，被告都是这个态度，并不存在原告诉状中陈述的被告拒绝提供剩余服务，关于本案的诉讼请求部分，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的服务合同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合同应当继续履行，这样才符合合同法的立法目的以及维护社会正常的交易秩序。既然合同要继续履行，被告就无需退回原告服务费用，退一步讲，假设要退回，原告的计算数额和计算方法都是错误的，并且要求被告承担利息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原告计算利息的利率有130%和6%两个标准，也是相互矛盾的。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用3000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本案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李媛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贵宾卡消费记录（照片打印件）2份，证明：1、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了“骨盆修复、子宫脱臼、颈椎”和“肠排”的保健服务套餐内容；2、套餐的实际消费情况；3、被告对消费记录进行了明显涂改。说明一点，该原件在被告处。
证据2，交通银行信用卡账户明细一份，证明原告于2017年3月8日通过信用卡刷卡支付了“骨盆修复、子宫脱臼、颈椎”套餐服务费33000元。
证据3，支付宝账单详情打印件一份、信用卡交易明细一份，证明原告于2017年4月12日、4月14日支付被告肠排套餐的服务费8700元。
证据4，律师调查笔录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办理的套餐服务内容及消费情况。
证据5，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各一份，证明原告为维护权益花费了律师代理费3000元。
证据6，人民调解调查记录、稠城调解纠纷签到单各一份，证明：1、被告拒绝提供剩余服务；2、被告处存有护理记录资料。
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消费记录的涂改或者是变更修改并非是被告的意思表示，而是由从被告处离职的员工惠姐付某所涂改，该消费记录也是在惠姐可以接触及掌控的范围之内，目的就是为了挑起原被告之间的矛盾，进而将事情扩大并从中渔利。
对证据2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没有异议。
对证据3没有异议。
对证据4真实性无法核实，以证人出庭做证来进行质证。
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有发票不等于律师费已经交付，假设已经交付，但发票上没有注明是律师事务第134号案件，无法证明是交付了该委托合同的费用，并且原被告的服务合同也没有对产生纠纷时律师费的承担进行约定，法律也没有规定律师费需要败诉方或者是被告来承担。
对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在调解笔录里也是同意提供剩余的服务，而不是拒绝服务，并且肠道保养产品李媛已经在本店领去，这句话是在调解的最后，由原告李媛说的，肠排产品已经领走，但是因为书写的空间问题以及被告方没有留意，调解员将该句话写在了程永菊的名下。
证据7，申请证人付某出庭作证，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办理的套餐内容及消费情况的事实。
证人付某（女，1971年9月15日出生，满族，住黑龙江省××××）出庭陈述：2017年5月26日律师调查笔录是我签的。在笔录中所陈述的内容是事实的。李媛办理的骨盆修复、子宫脱臼、颈椎套餐包括的服务项目有哪些、各多少次我记不住，时间太长了。在被告处保存的消费记录我没有改过，我没有权利改的。消费记录中的“惠姐”就是我。每一次做完服务后，我会在消费记录上签字，顾客也会在消费记录上签字。当时这个项目是我跟程永菊两个人一起向原告介绍的。李媛手里没有相关凭证证明消费的情况，就店里留存的。骨盆修复、子宫脱臼、颈椎套餐服务的内容，是每样10次。办理这个套餐，每个顾客价格不统一，是根据顾客的身体状况来确定具体价格的。原告来跟我们商量价格，价格是我和程永菊一起定的，最后双方协商确定价格为33000元。我没有向李媛交付肠排套餐产品。本案的肠排小肠产品是否是口服我不知道。肠排套餐里面具体有什么内容、怎么提供保养服务不知道。2017年4月18日消费记录里肠排第五次是由“惠姐”来提供服务的，这里面的“惠姐”是指我。我现在从事养生美容。被告陈述的“在证人离职之后，有人建了微信群，宣扬被告要跑路，被告是骗子”这个事我不知道。我跟被告间因为工资或提成纠纷曾经到稠城街道调解委员会处理，有这么一回事的。骨盆修复、子宫脱臼、颈椎套餐中的内容不能一起做的，一次最多只能做两项，如果没有时间，就做一项。骨盆修复、子宫脱臼、颈椎套餐中记录的“常英”是和我一起从东北过来的，和我一起在店里做服务行业的。她签字的部分就是她提供服务的，我签字就是我提供服务，我们两个一起签字就是我们一起提供服务的。李媛购买的肠排服务，我经手提供过的，但具体几次记不清楚了，提供过有记录的。我当时为李媛提供的肠排服务的具体内容是通过器具辅助把原告肠道里的东西排出来。肠排服务记录中有大肠、小肠服务，但我没有做过小肠服务，我做的是大肠的。我在2016年农历过年那天到义乌店里来，到今年公历4月二十几号离开的。两份贵宾卡记录上面以付某名义所写的内容是我写的。
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人与被告方因为工资提成纠纷，到工商、税务、街道等部门来举报和诬陷被告，并且证言的内容也有相互矛盾之处，证人对肠排的内容开始说记不清楚、不知道，后来又说肠排上面签字的都是她做的。对于套餐的项目有哪些、多少次，开始也是说记不住、不清楚，后来经过原告代理人多次提醒，又说能记住。证人是正月初十到被告处上班，但证人在法庭上却说是大年三十，明显与常理不符。
被告义乌市芙儿养生馆未提供证据。
结合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1、关于贵宾卡消费记录，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贵宾卡消费记录系由被告方保管，被告质证认为系已离职的付某擅自涂改，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印证，本院不予采信，应认定被告对贵宾卡消费记录涂改问题未作出合理解释，对涂改内容应作出对被告不利的认定，本院确认“骨盆修复、子宫脱臼、颈椎”三个保健服务项目保健服务次数为各10次，已做“骨盆修复”3次、“子宫脱臼”1次、“颈椎保养”3次（共计7次），已做“肠排”套餐服务（大肠）4次。2、对交通银行信用卡账户明细、支付宝账单详情打印件、信用卡交易明细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3、对律师调查笔录、身份证复印件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4、对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5、对人民调解调查记录、稠城调解纠纷签到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人民调解调查记录中的内容，可以认定原告的养生护理记录资料由被告保管的事实。6、关于证人付某当庭所作的证言，对其所陈述的原告曾到被告处做保健服务的基本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3月8日，原告李媛在被告义乌市芙儿养生馆办理了“骨盆修复、子宫脱臼、颈椎”的保健服务套餐，套餐内容包括骨盆、子宫脱臼、颈椎保健各10次，并免费赠送10次胸部保健。原告于当日刷卡支付该套餐费用共计33000元。2017年4月12日，原告又在被告义乌市芙儿养生馆办理了“肠排”保健服务套餐，套餐内容包括大肠排毒2套（20次）、小肠排毒2套（2次）。原告于2017年4月12日通过支付宝转账4000元，于2017年4月14日通过信用卡支付4700元，合计8700元（其中大肠两套总费用3255元、小肠两套总费用5445元）。原告交费后，在被告处每消费一次，均在被告保存的消费记录本上签字确认，已消费内容包括“骨盆修复”3次、“子宫脱臼”1次、“颈椎保养”3次，“肠排”套餐（大肠）4次。
2017年4月，原、被告对本案所涉保健服务情况发生争议。双方到义乌市××城街道调解委员会调解时，被告经营者程永菊表示：“正常的肩颈、盆骨保健、养护项目已经给李媛做完，赠送的胸部护理可以继续给李媛提供服务做完，退钱不接受，肠道保养产品李媛已经在本店领去。”因协商未果，原告于2017年6月9日诉至本院，并花费律师费用3000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形成的口头保健服务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已按约交纳了相关费用，被告也应依约提供相应的保健服务。根据现有证据，应认定被告还没有为原告做完约定的保健服务。根据被告经营者程永菊在义乌市××城街道调解委员会的陈述及本案庭审时被告的陈述，应认定被告已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义务，原告要求解除保健服务合同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关于被告应返还的服务费数额。结合尚未完成的保健服务内容，本院确定为33349元【33000元÷30×（30－7）＋3255元÷20×（20－4）＋5445元】。原告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0%计算利息损失依据不足，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可从付款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原告对其中8049元自愿从2017年4月14日起计算利息损失，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原告所花费的律师费用30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合理诉请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骨盆修复、子宫脱臼、颈椎”的保健服务套餐总计保健服务次数为10次且被告已完成相应的保健服务、原告已领取“肠排”服务套餐产品，均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李媛与被告义乌市芙儿养生馆之间（经营者：程永菊）关于“骨盆修复、子宫脱臼、颈椎”和“肠排”的口头保健服务合同。
二、被告义乌市芙儿养生馆（经营者：程永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李媛服务费3334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其中25300元服务费的利息损失从2017年3月8日起算，8049元服务费的利息损失从2017年4月14日起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李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60元，由原告李媛负担37元，由被告义乌市芙儿养生馆负担32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楼宇栋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楼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