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孝感中民二终字第001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宣亚军。
委托代理人张伟，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参与调解，提起上诉、反诉。
委托代理人张应波，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参与调解，提起上诉、反诉，代为签收法律文书。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新国。
委托代理人李宗毅，湖北锡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吴畏，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达成和解，接受调解，代为签收法律文书。
原审第三人应城市久通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应城市城中汉宜大道。
法定代表人贺新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梦婕，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达成和解，接受调解。
原审第三人刘芝平。系贺新国之妻。
委托代理人罗梦婕，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达成和解，接受调解，代为签收法律文书。
原审第三人刘惠萍。系刘芝平姐姐、宣亚军之妻。
上诉人宣亚军因与被上诉人贺新国，原审第三人应城市久通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通公司）、刘芝平、刘惠萍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应城市人民法院（2014）鄂应城民初字第006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宣亚军的委托代理人张应波、张伟，被上诉人贺新国的委托代理人李宗毅、吴畏，原审第三人久通公司、刘芝平的委托代理人罗梦婕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刘惠萍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第三人久通公司于2004年9月15日成立，公司登记股东为宣亚军及其姨妹刘芝平，注册资金50万元，宣亚军占股51％，刘芝平占股49％，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宣亚军。（宣亚军提供证据）
2006年10月22日，久通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显示：1、刘芝平以其追加的货币投资形成的资本公积金转增110万元注册资本；2、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全体股东签名处为“宣亚军”、“刘芝平”。决议变更注册资本后，久通公司于同年11月30日申请办理了验资手续。（宣亚军提供证据）
2006年12月18日久通公司登记信息变更为：注册资本为160万元，其中宣亚军出资25.5万元，刘芝平出资134.5万元。（久通公司提供证据）
2006年12月20日，久通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显示：刘芝平将其拥有的134.5万元中的110万元股本金转让给贺晶（贺新国之女）。股权结构变更为贺晶110万元，占68.7%；宣亚军25.5万元，占15.94%；刘芝平24.5万元，占15.31%。股东宣亚军放弃优先受让权。全体股东签名处为“宣亚军”、“刘芝平”。随后，同年12月22日久通公司新股东会决议显示：1、公司成立股东会，由贺晶、刘芝平、宣亚军三人组成；2、宣亚军任法人代表兼总经理；3、修改公司章程等。全体股东签名处为“宣亚军”、“贺晶”、“刘芝平”。（宣亚军提供证据）
2007年1月25日久通公司登记信息变更为：注册资本为160万元，其中贺晶持股份额110万元，刘芝平持股份额24.5万元，宣亚军持股份额25.5万元。（久通公司提供证据）
2008年5月20日，久通公司股东会决议显示：股东宣亚军将其拥有的25.5万元股份转让给刘芝平，刘芝平将其全部134.5万元股份转让给贺新国；宣亚军辞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重新选举贺新国为公司新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修改公司章程等。全体股东签名处为“刘芝平”、“贺新国”、“宣亚军”。当天，股权转让协议显示：股权转让人宣亚军、股权受让人刘芝平。经全体股东同意，宣亚军将持有的全部股份25.5万元，占15.94%原价转让给刘芝平。协议双方签字处为“刘芝平”、“宣亚军”。（宣亚军提供证据）
2010年3月12日，久通公司股东会决议显示：股东宣亚军将其拥有全部股份25.5万元转让给贺新国；贺晶将其拥有全部股份110万元转让给贺新国并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条款。全体股东签名处为“贺新国”、“贺晶”、“宣亚军”、“刘芝平”。当天，股权转让协议显示：1、宣亚军愿意将股权25.5万元出资转让给贺新国；2、贺新国愿意接受宣亚军股权；3、股权于2010年3月12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不再享受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等。转让方处签字为“宣亚军”，受让方处签字为“贺新国”。（宣亚军提供证据）
2010年3月29日久通公司登记信息变更为：注册资本为160万元，其中刘芝平出资24.5万元，贺新国出资135.5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贺新国。（久通公司提供证据）
因宣亚军对久通公司上述2006年12月18日、2007年1月25日、2010年3月29日三次工商变更登记申请以及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变更登记行政行为不服，以其股权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被非法变更为由，于2013年1月21日向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要求予以查处。2014年1月16日，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应工商处字（2014）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应城市久通工贸有限公司办理所有变更登记所提交的材料中宣亚军的签名均系伪造，责令该公司改正，并对其罚款50000元”。宣亚军因不满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向孝感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孝感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13日作出孝政复（2014）2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久通公司多次伪造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中申请人的签名，三次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供虚假材料取得公司变更登记，变更股东、股权和法定代表人，严重侵犯了申请人合法股东权益，扰乱了公司登记行政管理秩序，对于久通公司向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供虚假材料取得的所有公司变更登记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同时决定：“责令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应城市久通工贸有限公司的违法行为重新作出撤销该公司提供虚假材料取得的公司变更登记的行政处罚决定。”针对该复议决定，久通公司不服现已另案向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宣亚军提供证据）
因贺新国认为宣亚军置股权转让并已实际履行的事实于不顾，要求恢复其股东资格的行为，属严重损害了贺新国的合法权益，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双方股权转让行为成立并已实际履行，并确认宣亚军不再享有久通公司的股权。
一审另查明，贺新国与宣亚军系姨夫关系，两家携力共同设立久通公司，主要用于经营五金水暖、酒店餐饮等业务。久通公司成立后，五金水暖业务实际一直由刘惠萍负责经营，久通公司的营业大楼由贺新国、刘芝平夫妇与宣亚军、刘惠萍夫妇共同筹资建设。2004年至2007年，在建造酒店过程中宣亚军、刘惠萍夫妇陆续向久通公司投入资金人民币1645620.84元。酒店建成后因贺新国、宣亚军在公司经营理念上产生重大分歧，为调和家庭矛盾，2007年贺新国、宣亚军的岳父刘某主持召开两次家庭会议，两次家庭会议都有宣亚军、刘惠萍、刘芝平、姨夫王某等其他家庭成员参加。在第二次家庭会议上王某提出宣亚军、贺新国两人个性太强，不能一起经营，只能由一方经营，另一方退出；经营的一方向退出的一方，退还投入资金并支付100万元补偿金。对此方案，姐姐刘惠萍和其娘家人均同意，但宣亚军未当场表态。
第二次家庭会议后时隔一段期间，姐姐刘惠萍回到久通公司向妹妹刘芝平表示自家同意退出经营并收回投入资金与补偿金。2007年下半年刘芝平夫妇以现金方式支付刘惠萍2145620.84元，余款500000元以位于武汉东西湖区二雅路海景花园C区11栋304室的自有房屋作价650000元进行抵扣后，交付刘惠萍夫妇（但未办理过户）。2013年6月2日，刘芝平和刘惠萍双方共同对宣亚军投入久通公司的资金情况进行了确认并形成一份《宣亚军投入资金》表。其中在该表中，双方共同签字确认刘惠萍实际投资1645620.84元。另在“备注一”中注明：刘惠萍已经将投入的171万多的本金及利润100万元全部收回（100万元为补偿金）。（贺新国提供证据）
自2007年下半年起，宣亚军再未参与久通公司的经营管理，但从2006年至2014年刘惠萍一直在以久通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经营五金销售业务。
根据上述事实，一审确定此案主要争议焦点为：1、第三人刘惠萍收回投资款以及补偿款的行为是否对宣亚军有效？2、收回投资款与补偿款的行为是否应当认定贺新国、宣亚军成立股权转让的事实？3、工商行政机关对股东签字不真实的处罚决定是否应当成为本案相关民事行为无效之依据？
一审认为，（一）刘惠萍收回投资款以及补偿款的行为对宣亚军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1）30号）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久通公司实际由贺新国、宣亚军两家成员共同经营管理。当初，对久通公司建造酒店所需的部分投资是由宣亚军与刘惠萍夫妇筹资拿出的，并且久通公司的五金销售业务宣亚军一直交由刘惠萍具体负责，由此可知刘惠萍参与久通公司经营和管理的事务属实，对久通公司的投资权益及日后的收益应属宣亚军与刘惠萍夫妻的共同财产。在召开两次家庭会议后，刘惠萍向刘芝平表示自己一家同意退出经营并收回投入资金与补偿金。对此意思表示，贺新国、刘芝平夫妇当然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退出经营收回钱款是宣亚军、刘惠萍夫妇的共同意思表示，且宣亚军亦无证据证明刘芝平夫妇有恶意的情形。因此，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刘惠萍收回投资款以及补偿款的行为对宣亚军有效，宣亚军不能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抗辩。
（二）收回投资款与补偿款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贺新国、宣亚军之间成立股权转让的事实。1、久通公司只能由一方经营，另一方退出，经营的一方向退出的一方退还投入资金并支付100万元补偿金。综合考虑久通公司设立的时间以及当初注册资本仅为50万元（其中宣亚军占股51%），根据一般逻辑经验和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2007年下半年第二次家庭会议提出的这一方案，应理解为退出经营的一方退出的是自己在久通公司的全部股权以及投资款。久通公司的主要资产是久通大酒店，其建造价值远远超出公司设立之初的注册资本，在大楼建成完工后因贺新国、宣亚军为公司的经营问题产生矛盾，家人组织了调解，之后刘惠萍代表宣亚军夫妇同意退出并收回投资款以及补偿款共计人民币2645620.84元，并且宣亚军自2007年起也再未参与久通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事务。以上事实充分表明，宣亚军事实上已退出了自己在久通公司的全部股权以及投资，而不仅仅是对久通公司的经营管理权。2、在股权转让中，法律并未要求当事人必须采取书面形式签订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虽然宣亚军与贺新国未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但刘芝平夫妇按照家庭会议确定的方案，在表示愿意履行支付宣亚军投资款并另外给付人民币100万元补偿金时，刘惠萍夫妇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予接受，但刘惠萍夫妇实际上还是予以了接受。该行为表明刘惠萍夫妇同意转让在久通公司的全部股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之规定。在久通公司其他股东不反对由贺新国继受宣亚军股权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贺新国和宣亚军之间构成事实上的股权转让行为，即成立股权转让事实合同。3、宣亚军认为其从未与贺新国签有股权转让协议，公司股东会决议也均不是其本人签名的主张，该事实贺新国以及久通公司并未否认。但是股东签字不真实，并不必然导致相关法律行为的无效。民事行为是否有效，应当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非形式是否真实为依据。本案中，久通公司提交不真实的宣亚军签名，三次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虽属不当。但从本院查明的上述事实分析来看，本案已构成客观事实上的股权转让。否则，在宣亚军一方拿回投资和补偿款后，现仍要求享有久通公司51%的股权，既有违公平也不合理。故本院对宣亚军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股权转让后，宣亚军不再享有第三人久通公司股权。
（三）工商行政机关对股东签字不真实的处罚决定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明相关民事行为无效之依据。股东签字不真实问题，属于公司登记申请材料真实性范畴，应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处理。久通公司采用非宣亚军本人真实签名的材料取得工商变更登记属于行政处理范畴，不应作为法院裁判民事行为是否有效或无效的依据。
据此，一审经合议庭评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一、确认贺新国与宣亚军之间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成立并已实际履行。二、宣亚军不享有应城市久通工贸有限公司股权。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宣亚军负担。
上诉人宣亚军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仅凭刘芝平、刘惠萍确认的《宣亚军投入资金》表认定宣亚军夫妇收回投资款及补偿款264万多元并认定与贺新国之间成立转让关系并已实际履行属事实不清，本案中没有任何事实证明双方成立股权转让。1.股权转让合同属要式合同，宣亚军与贺新国并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构成事实股权转让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1）股权转让必须签署书面股权转让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等我国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在实际中全国各地工商局也一律要求股权转让双方提交书面《股权转让协议》，本案中贺新国多次伪造宣亚军签名提交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定双方是否存在股权转让首要的依据是双方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协议，但宣亚军与贺新国并未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贺新国并未提交双方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相反，宣亚军在庭审中向法庭提交了久通公司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中的提交的伪造宣亚军签名的虚假资料。该资料中除注册登记是宣亚军委托他人签字宣亚军认可的外，其余变更登记中涉及“宣亚军”的签名均属贺新国伪造，贺新国亦确认2008年5月、2010年3月变更登记中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宣亚军”签名系其伪造。2.一审判决认定宣亚军与贺新国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转让行为属认定事实错误。（1）宣亚军与贺新国之间并无关于股权转让的合意。认定股权事实转让的前提首先是双方有过合意，但宣亚军与贺新国从未就股权转让协议有过合意或者协商。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两次家庭会议中贺新国并不在场，宣亚军也未表态同意，此后双方也未就股权转让事宜有过合意。证人王某在庭审中也证明从未在任何场合听到过宣亚军表达要转让股权。（2）宣亚军与贺新国之间没有关于股权转让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协商。认定股权事实转让的前提之二是双方就股权转让的核心条款即转让标的、转让价款达成过一致，但本案不存在双方达成过一致的情形，一审判决也未给出双方股权转让的标的、转让对价。（3）宣亚军与贺新国之间更没有股权转让的履行。认定股权事实转让的前提之三是双方有履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贺新国向宣亚军支付了款项和宣亚军收取了贺新国款项。本案的证人王某、刘某均认可宣亚军没有表态，也没有亲眼见证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更没有在任何场合听到宣亚军陈述转让了股权，证人王某、刘某关于宣亚军股权己转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4）贺新国伪造宣亚军签名并向工商局提交的资料中在不同时间将宣亚军的股权转让给了不同的人，宣亚军的股权究竟是转让给了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3.一审判决认定的所有事实中没有任何关于贺新国在何种场合下表达了要求受让宣亚军股权的意思表示，贺新国不构成本案股权转让纠纷的受让人，其主体不适格。（1）一审判决认定的所有事实没有关于贺新国在任何场合下表达了要求受让宣亚军股权的意思表示，即使在第二次家庭会议，其并不在场，也从未表达意见。（2）在贺新国伪造宣亚军签名的2008年5月20日的“股东会决议”中，显示的是“股东宣亚军将其拥有的25.5万元股份转让给刘芝平”，可以推断出2007年时贺新国不可能有受让宣亚军股权的意思表示。（3）一审判决认定的双方构成股权转让的《宣亚军投入资金》表上并无任何宣亚军的名字，也无贺新国的签名。（4）贺新国没有提交任何证明其与宣亚军存在股权转让协议。（5）在本案一审于2013年8月14日开庭审理的另案久通公司诉宣亚军股权纠纷一案，本案证人王某作证称“他应该转让给了刘芝平”，可推断出至少宣亚军从未将股权转让给贺新国。4.一审判决认定刘惠萍在《宣亚军投入资金》表上签字确认收到款项系收到了股权转让款属事实认定不清，该表不具备成立股权转让协议的要件。（1）刘惠萍在该表确认收到的款项系借款。该款项是在久通大酒店建造过程中投入的资金以及借给贺新国及贺新国设立的康泰国药公司的160多万元及利润100万，而刘芝平认可该款项系在久通大酒店建造工程中的借债，贺新国也在诉状中认可该款项系在房屋建造过程中的借款，因此，该笔款项不属股权转让款。（2）该表中的项目组成并不包含公司设立时宣亚军的出资款25.5万元。（3）该表并无包含任何股权转让字样的表示，也无股权转让款的字样。（4）该表并非宣亚军与贺新国签署，也无宣亚军与贺新国签字，更没有股权转让标的、转让对价的表述。5.刘惠萍在《宣亚军投入资金》表上签字不能推定宣亚军转让了股权。（1）本案中宣亚军从未委托任何人转让股权，贺新国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宣亚军委托了他人转让股权。（2）刘惠萍在向法庭提交的《意见陈述》中也明确表明宣亚军从未委托其转让股权，其本人对股权转让一事根本不知情。（3）刘惠萍从未代表宣亚军转让过股权，也无权代表宣亚军转让股权。刘惠萍没有代表宣亚军对外签订任何《股权转让协议》，宣亚军是久通公司的登记股东，我国公司法为了保证交易效率，在工商登记中只登记股东个人信息，并不要求登记配偶关系，而且，公司股东会议、我国公司登记均要求股东本人签名、本人作出意思表示，即便是配偶也必须有股东本人授权后才能代表股东作出意思表示，因此，在没有宣亚军的授权的情况下，刘惠萍也无权作出转让股权意思表示。（4）证人王某等在庭审中也作证证明从未在任何场合听到宣亚军亲口表达股权己转让的意思表达。（5）刘惠萍在《宣亚军投入资金》表上签字确认收到的款项也是在久通大酒店建造过程中投入的资金及利润，该资金是久通大酒店建造工程中的对外负债及利息，并没有任何包含股权转让款的意思，而且宣亚军对于刘惠萍在该表上的签字并不认可。（6）刘惠萍在该表上的签字并不代表符合客观真实，刘芝平并未提交任何支付款项凭证，而且，以武汉市东西湖区二雅路海景花园C区11栋304室抵款的证明，并未有其他证据相佐证，并且刘芝平认可房屋没过户。此外，刘惠萍与刘芝平之间长期存在款项往来，足以证明刘惠萍签字的该表不具有真实性。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认定刘惠萍有权处置宣亚军名下的股权属适用法律错误。我国公司法适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个人登记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明确规定即便是实际股东也不能直接行使股东权利，因此，本案刘惠萍作为宣亚军的配偶也无权代替宣亚军作出意思表示，除非刘惠萍获得授权。2.贺新国通过非法伪造宣亚军签名取得工商变更登记，其行为损害宣亚军利益，不构成善意，一审判决认定刘芝平夫妇适用善意第三人属适用法律错误，其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受让的情形。首先，刘芝平夫妇明知登记的股东是宣亚军；其次，在第二次家庭会议上，宣亚军对所谓的一方退出经营并未表态，刘芝平在现场，应当明知宣亚军不同意；贺新国多次非法伪造宣亚军的签名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其应当知道股权转让应当获得宣亚军的签字同意；贺新国取得登记股东的名义是通过非法伪造宣亚军的名字提供虚假的变更登记材料取得，贺新国在久通公司的登记变更中是多次伪造宣亚军签名进行虚假变更登记，其行为直接损害宣亚军利益，因此，贺新国的行为不构成善意。如果贺新国的行为能被认定为善意，则整个社会都将不存在公平正义。3.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不属要式合同以及宣亚军与贺新国成立其他形式的合同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国家工商总局的要求，股权转让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签订，否则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其次，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的规定，最高法明确是从严掌握，不论股权转让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即便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的规定，本案亦不符合，没有任何事实证明宣亚军有转让股权的意愿和证明宣亚军与贺新国有订立合同的意愿，双方从未就股权转让标的、转让价款进行过协商。4.贺新国伪造宣亚军签名所取得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当然无效，一审判决关于工商登记材料中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宣亚军签字并不必然导致相关法律行为无效以及工商行政机关对股东签字不真实的处罚决定不具有证明相关民事行为无效之依据的认定属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明确规定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无效。应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工商变更登记材料中关于宣亚军的签名是贺新国找人代签，贺新国及久通公司均不否认，一审判决质证意见中贺新国也认可宣亚军的签名系其代签，贺新国及久通公司恶意伪造宣亚军签名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因违法且恶意损害了宣亚军的权利当然无效，其以无效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所取得的工商变更登记也当然应属无效。
（三）一审判决遗漏以下主要事实：1.贺新国认可2006年10月22日、2006年12月20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宣亚军”的签名系其代签。2.贺新国认可2008年5月20日、2010年3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宣亚军”签名均系其代签。3.《宣亚军投入资金》表中160万元的组成以及其中不包括出资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判，裁定驳回贺新国的起诉。
上诉人宣亚军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2013年8月14日，一审法院审理的久通公司诉宣亚军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的庭审笔录一份，拟证明证人王某证明股权转给刘芝平，宣亚军与贺新国之间没有股权转让的合意。
被上诉人贺新国辩称：（一）关于宣亚军对久通公司实际投资金额为1645620.84元的问题。久通公司成立于2004年9月15日，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宣亚军出资25.5万元持有51%；刘芝平出资24.5万元持有49%。双方对宣亚军是久通公司的股东，且持有久通公司51%股权，均不持异议。但是，宣亚军对久通公司的实际出资金额究竟多少对于认定本案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履行，意义重大。以上工商登记资料中记载，仅仅是宣亚军出资久通公司，并享有股权的初步证据。根据贺新国在一审庭审中的举证，足以论证宣亚军在久通公司成立时并没有出资25.5万元，当然贺新国也认可此后宣亚军对久通公司的出资绝不仅仅只有25.5万元，而是达到了1645620.84元。理由是：其一，贺新国一审中提交的农业银行《结算单位存款折》及现金支票、存款单、进账单等证据证明，久通公司在验资时，50万元的现金出资全部来源于贺新国夫妇，宣亚军并未出资。一审庭审中，宣亚军认为久通公司成立时，宣亚军25.5万出资已实际到位，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贺新国已提交久通公司设立时全部出资均来源于贺新国夫妇的证据后，由于宣亚军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出资义务，应当认定宣亚军在公司设立时并未出资。其二，宣亚军对久通公司的实际投资反映在刘惠萍与刘芝平于2013年6月2日共同制作、确认的《宣亚军投入资金表》中，经对账确认，宣亚军一家共投入久通公司的资金为1645620.84元。该投资是指宣亚军对久通公司的全部出资，而不是宣亚军在久通公司成立时出资了25.5万元的注册资本以外，又另行向久通公司投入的资金。宣亚军认为164万余元及100万元是久通大酒店建造过程中的借款不符合本案的事实，从刘惠萍在《宣亚军投入资金表》中亲笔所写“刘惠萍实际投资1645620.84元”、“本金及利润100万元”的内容来看，这164万余元是宣亚军一家投入到久通公司的所有资金，100万元是宣亚军一家所有投资的回报，而并不是“建造久通大酒店的借款”。
（二）关于贺新国与宣亚军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合意，且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2014年3月10日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久通公司现注册资本为160万元，刘芝平的出资仍为24.5万元，持股15.31%；宣亚军的25.5万出资，以及新增的110万元的出资，均于2010年3月29日转给了贺新国，即贺新国出资135.5万元，持股84.69%。无论是向久通公司出资时，还是转让久通公司股权时，基于双方的亲戚关系，宣亚军夫妇与贺新国夫妇，均未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的书面文件。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出贺新国与宣亚军之间存在转让股权的合意，且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的结论。其一，证人刘某、王某、以及刘芝平均证明：2007年上半年，由于宣亚军一家与贺新国一家在久通大酒店的经营理念上发生分歧，由刘某主持召开两次家庭会议，最终确定酒店由一家独家经营、另一家退出方案，接收方除退还投资方本金外，另支付100万元作为投资补偿。以上证人同与贺新国、宣亚军均有亲戚关系，其证言内容相互印证，且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足可采信。其二，正是基于两次家庭会议的决定，宣亚军一家选择退出，才有2013年6月2日刘惠萍、刘芝平共同制作的《宣亚军投入资金表》，根据该表，贺新国夫妇已将宣亚军夫妇的投资款164万余元及投资利润100万元全部支付给了宣亚军。其三，一审庭审中，宣亚军的代理人在回答审判长提问时，确认在2007年以后，宣亚军未参与过久通公司酒店的经营活动，也未从久通公司分得红利。进一步证明宣亚军是同意将所持有的久通公司股权转让给了贺新国。其四，久通公司设立后，除投资建设久通大酒店外，自2006年至2014年，宣亚军夫妇还一直以久通公司名义对外销售五金件，这一业务是独立核算，久通公司仅向宣亚军夫妇提供经营资质，并不参与五金件业务的实际经营与利润的分配。在此期间，久通公司股权、法定代表人、税务登记证均已变更。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一直由久通公司向宣亚军夫妇提供，供其经营使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宣亚军夫妇一直以久通公司名义对外销售五金件，应视为明知久通公司股权、法定代表人已因为股权转让作变更登记，却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宣亚军上诉称以公司进行股东变更登记时，工商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提供股权转让协议为由，认为股权转让必须签订书面协议，是要式合同的理解是错误的。其一，没有法律规定，或双方当事人已经约定，贺新国与宣亚军之间的股权转让必须签订书面协议。即使法律规定了或当事人已约定了需要采用书面形式，而当事人没有采用书面形式的，只要一方当事人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合同仍然成立并生效。本案中，《宣亚军投入资金表》中“本金及利润全部收回”的表述，本身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份股权转让合同。宣亚军一家收到所有投资及利润回报后的“退出”，就是彻底退出久通公司的经营，也就是撤回投资，转让股权的意思，在转让股权与收回投资款并获得利润回报之间构成对价。就算不把《宣亚军投入资金表》理解为一份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但从该表结合以上所分析的事实来看，也可以推定双方有股权转让的合意，且已实际履行，各方均已接受。其二，股东之间转让股权与转让股权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为。转让股权后所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是权利公示行为，未经公示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是，是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否公示，与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是否生效并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就算是没有办理变更登记，股东之间转让股权只要符合法律规定，也仍然是有效的。因此，不能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对变更登记的形式要件的要求，来反证股权转让必须签订书面协议。
（三）刘惠萍收回投资款与利润回报款的行为对宣亚军发生法律效力。宣亚军认为，收回164万余元投资款和100万元的行为是刘惠萍所为，对宣亚军不发生法律效力，这一理解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结合本案，从《宣亚军投入资金表》中“刘惠萍打款贺新国”、“刘惠萍、宣亚军共同拿来现金”等表述来看，又从刘某所主持的家庭会议“一家经营，另一家退出”的决定来看，宣亚军对久通公司的投资是其夫妻共同的行为，久通公司是由两个家庭成员共同经营管理。2007年以后，宣亚军以久通公司名义对外经营五金件的业务也是交由刘惠萍具体负责。无论宣亚军是否真正与刘惠萍取得一致意见，是否真正授权刘惠萍，贺新国均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收回投资及利润、转让股权”是宣亚军夫妇的共同意思表示。在此情形下，贺新国夫妇退还了宣亚军的投资本金，且在久通大酒店经营之初并无盈利的情况下支付了100万元的利润，是法律意义上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的“善意第三人”；而在刘惠萍签订《宣亚军投入资金表》并已收回全部投资及利润的情况下，宣亚军以其本人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抗辩，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四）贺新国在提交给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的股权转让协议上代宣亚军签字的行为，不影响贺新国与宣亚军之间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合意，且该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的认定。宣亚军认为，由于在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时贺新国代宣亚军在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上签字，所以贺新国不是股权转让的善意第三人。宣亚军的这一认识是错误的，其一，以上的分析足以证明，贺新国与宣亚军已达成了转让久通公司股权的协议，且贺新国已向宣亚军支付了股权转让的对价。贺新国代宣亚军在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中签名，属于民法中的代理行为，是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合法行为，而非向登记机关提交虚假材料。而且，此代签行为也并未导致股权变更登记的结果发生错误。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中止审理了久通公司诉孝感市人民政府撤销孝政复（2014）2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一案，就是要等待本案民事诉讼的结果。其二，贺新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刘惠萍办理收回投资，转让股权，是代表了宣亚军夫妇的共同意思，是善意第三人。正是因为贺新国相信宣亚军已转让了股权，且贺新国也已支付了对价，所以才有在后发生的代签行为。也就是说，相信在前，代签在后，把在后发生的代签行为，作为否定在先的善意相信的理由，是不符合逻辑的。综上，宣亚军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久通公司、刘芝平的陈述意见与被上诉人贺新国的答辩意见相同。
被上诉人贺新国、原审第三人久通公司、刘芝平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原审第三人刘惠萍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出庭参加诉讼，未提交陈述意见，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贺新国对宣亚军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王某的认为只是他个人的认为，与实际情况不符，实际是2010年3月29日股权转让给了贺新国，宣亚军与贺新国是以家庭形式经营，王某说宣亚军转让给刘芝平跟转让给贺新国没有什么区别。同时，宣亚军对庭审笔录中王某的证言也不认可，认为是家庭经营，转给夫或妻都是一样，庭审笔录的内容就是宣亚军一方转让给刘芝平一方，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因此宣亚军的证明目的不成立。
原审第三人久通公司、刘芝平的质证意见与贺新国的意见相同。
本院认为，对宣亚军提交的证据，因贺新国、久通公司、刘芝平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但对宣亚军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事实属实。
另查明，2013年6月2日，刘芝平和刘惠萍确认并形成的《宣亚军投入资金》的表格中的具体内容为：2004年土地费用5万元；2005年借给（康泰国药）款43万元；2006年神州存款（康泰购药回）53.3466万元；2005年进材料垫付款18.2416万元；2006年12月刘惠萍打款贺新国25万元，其中汇往宁波款15万，实际投资10万元；2006年10月28日刘惠萍打款贺新国40万元，其中汇往宁波款29.07万元，实际投资10.93万元；2006年12月29日刘惠萍、宣亚军共同拿来现金6万元；2007年2月刘惠萍、宣亚军共同拿来现金25万元；以上实际投资合计171.5182万元。
《宣亚军投入资金表》中的刘惠萍实际投资1645620.84元不包括久通公司成立时宣亚军的注册资金25.5万元。一审中贺新国已提交证据证明久通公司设立时全部出资均来源于贺新国夫妻，宣亚军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公司设立之初已实际履行了25.5万元的出资义务。
还查明，二审庭审中，宣亚军的代理人称双方是发生冲突，刘某出面解决问题，并不是久通公司酒店歇业的事，宣亚军不经营的原因，是贺新国承诺每年给30万元的利润，加上成都确实有事，经营权就给了贺新国。但宣亚军的代理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原审第三人的陈述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必须采取书面形式；2.刘惠萍收回投资款与补偿款的行为对宣亚军是否具有法律效力；3.贺新国与宣亚军之间股权转让的事实是否成立；4.贺新国代宣亚军签字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受到工商行政处罚，是否导致当事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的行为无效。具体评判如下：
（一）关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必须采取书面形式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合同的形式即合同的表达方式，作为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载体，对合同的效力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这一规定并没有提出严格的书面形式要求，应当说对于合同形式采取的是不要式原则，一般不作特殊要求，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属例外情形。因此，只要符合《合同法》对合同生效要件的要求，即可形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即使只是口头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分析，当事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已构成客观事实并已实际履行，即使无任何书面协议也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其次，合同的形式可以书面、口头、其他形式，也可以部分内容采用书面形式，部分内容采用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当然合同的其他形式中最重要也具有实际意义的是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或者特定情形推定合同成立，当事人未用语言、文字表达其意思表示，仅用行为向对方发出要约，对方接受该要约，以一定或指定的行为作为承诺的，合同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故根据上述规定，在股权转让中，法律并未要求当事人必须采取书面形式签订合同。
（二）刘惠萍收回投资款及补偿款的行为对宣亚军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本案贺新国与宣亚军双方夫妻二人在设立公司时并未进行财产分割，应当认定是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设立公司，刘惠萍收回投资及补偿款的行为属于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大处理。
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久通公司实际由贺新国、宣亚军两家家庭成员共同经营管理。当初，对久通公司建造酒店所需的部分投资是由宣亚军夫妻共同筹资，并且宣亚军一直将久通公司的五金销售业务交由其妻刘惠萍具体负责，由此可知刘惠萍参与久通公司经营和管理的事务属实，对久通公司的投资权益及日后的收益应属宣亚军夫妻的共同财产。在召开两次家庭会议后，刘惠萍向刘芝平表示自己一家同意退出经营并收回投入资金与利润。对此意思表示，贺新国、刘芝平夫妻当然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退出经营收回钱款是宣亚军、刘惠萍夫妻的共同真实意思表示，且宣亚军亦无证据证明刘芝平夫妻有恶意的情形。因此，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刘惠萍收回投资款以及补偿款的行为对宣亚军具有法律效力。
（三）刘惠萍收回投资款及补偿款的行为是否应当认定为贺新国与宣亚军双方股权转让的事实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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