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嘉商终字第2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爱萍，女，1964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海洲街道方便路***弄*号。公民身份号码3304191964********。
委托代理人：李文哉、傅靖翀，浙江紫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国民，男，196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袁花镇梨园村董家场**号。公民身份号码3304811962********。
委托代理人：王浩斌、陆畅言（实习），嘉兴市天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菊萍，女，1964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海洲街道世纪花园*幢*单元***室。公民身份号码3304191964********。
委托代理人：王维斌、俞永乐，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爱萍因与上诉人朱国民、马菊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3）嘉海商初字第1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爱萍委托代理人李文哉，上诉人朱国民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浩斌、陆畅言，上诉人马菊萍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维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案外人姚国红于2010年6月23日向沈爱萍借款15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朱国民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名、捺印，但未书面约定借款期限和借款利率；同日，姚国红从沈爱萍账户支取款项150万元并签字确认。2010年9月2日和9月12日，朱国民分别归还沈爱萍现金30万元和20万元，由沈爱萍出具收条确认。2011年4月30日，朱国民与沈爱萍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朱国民向沈爱萍借款3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4月30日起至2011年11月30日止，但未书面约定借款利率；案外人陈建良、海宁市海洲国太太阳能商行等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上签名、盖章。2011年5月1日，章维江作为沈爱萍与朱国民借贷关系中沈爱萍一方的经办人从沈爱萍银行卡转账240.5万元至朱国民账户。2011年7月10日，朱国民向沈爱萍出具借条一份，载明：“本人因经营周转需要止2011年7月10日累计向沈爱萍借到人民币壹仟万元正，于2012年1月10日前归还，月息2分；注：如到期未还清此款，借款人负责承担实现债权费用等全部费用（含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2012年3月21日，朱国民向沈爱萍出具欠条1份，载明：“今欠沈爱萍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正（利息费），在12年4月15日前归还”。2012年12月25日，沈爱萍、朱国民及马菊萍三方签订还款协议一份，载明：“一、乙方（朱国民）经结算尚欠甲方（沈爱萍）借款本金1000万元、利息340万元，结算至本协议签订之日，两项合计1340万元；二、甲方同意对上述借款本息1340万元同意以1100万元结算；三、上述1100万元借款按月息1.2分计息；四、乙方承诺对上述借款的本息分三年还清，2013年10月1日前归还200万元，2014年10月1日前归还300万元，2015年10月1日前归还600万元；五、如乙方任何一期还款逾期归还，甲方仍有权要求乙方归还1340万元借款，银行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六、对上述借款丙方（马菊萍）自愿为乙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连带保证责任的期限自最后一笔还款到期之日起两年；七、本协议为丙方不可撤销之担保；八、如乙方任何一期逾期还款，甲方有权就剩余的全部借款向法院提起诉讼。实现债权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丙方承担连带责任……”。
另查明：1、2013年11月14日，马菊萍曾以沈爱萍、朱国民串通，在二人无真实借贷关系的情况下，虚构朱国民存在1000万元债务，进而骗取其在还款协议中签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撤销担保之诉，原审法院于2014年3月27日判决驳回马菊萍的诉讼请求；马菊萍不服提起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保证债务应当依附于主债务而存在，以主债务的实际借款数额为基准，马菊萍在还款协议中签字系同意为朱国民的真实借款数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故判决驳回马菊萍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结果。2、沈爱萍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律师代理费500320元。
2013年12月10日，沈爱萍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朱国民归还借款1340万元并支付自2012年12月25日起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的利息；马菊萍对上述第一项中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朱国民承担沈爱萍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500320元，马菊萍对律师代理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庭审中，沈爱萍变更利息部分诉讼请求的计算标准为自2012年12月26日起至借款1340万元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
朱国民在原审中答辩称：其从未向沈爱萍借款，1000万元的借条和还款协议均是受沈爱萍和章维江欺骗才签署的。
马菊萍在原审中答辩称：朱国民从未向沈爱萍借款，朱国民仅为案外人姚国红向沈爱萍的借款150万元提供过担保，后借款人下落不明，沈爱萍向朱国民催讨借款，并逼迫朱国民写下借款金额为1000万元的借条。此外，沈爱萍还指使他人逼迫朱国民将马菊萍的银行卡交给其进行打款转账，以造成该1000万元借款中部分款项已经转入马菊萍账户的假象，故担保不成立。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讼争双方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沈爱萍诉称的1000万元借款本金是否全部实际交付的问题；二、本案借款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
争议焦点一：关于沈爱萍诉称的1000万元借款本金是否全部实际交付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不仅要有当事人的合意，还应有款项实际交付的事实。尤其对于大额借款，当事人主张现金交付，除了借条无法提供其他相关证据的，应通过审查债权人自身的经济实力、债权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交易习惯及相关凭证、证人证言等综合判断当事人的主张是否能够成立。本案中，沈爱萍认为1000万元借款由如下四部分组成：1、姚国红向沈爱萍借款150万元，由朱国民提供担保，后该笔款项计入朱国民向沈爱萍出具的1000万元借条中；2、2011年4月30日朱国民向沈爱萍出具的借款协议书中载明的300万元借款；3、张建荣、蒋管江将各自向沈爱萍的借款200万元和100万元交付给朱国民，视为朱国民向沈爱萍借款300万元。4、2010年至2011年6月间，沈爱萍陆续出借给朱国民现金250万元。原审法院就上述四部分款项是否实际交付予以分别阐释。
首先，关于姚国红向沈爱萍借款，由朱国民担保的150万元款项。原审法院认为，朱国民对姚国红向沈爱萍借款150万元及自己提供担保的事实均无异议，并认可自己在2010年9月归还沈爱萍款项50万元后自愿以出具借条的形式将余款转为个人债务，而沈爱萍也已将150万元的借条原件交给朱国民处置，实质上表明朱国民作为保证人已经通过向“第三人”借款的方式代姚国红履行了还款义务，虽然本案中的“第三人”恰系沈爱萍，但法律并未禁止担保人向出借人借款来替原借款人归还债务，而且，朱国民持有150万元借条的原件，其基于保证人身份向姚国红行使追偿权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障。相反，如将上述款项从1000万元的借条中剥离出去，由沈爱萍就保证合同纠纷另行起诉，将导致出借人沈爱萍因无法提供150万元的借条原件等直接证据而承担较大败诉风险，而且也浪费司法资源，无利于息诉止争。据此，原审法院认为，朱国民已经通过向沈爱萍的个人借款来结清沈爱萍与姚国红之间的债权债务，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对朱国民提出的沈爱萍应当对150万元另案起诉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朱国民提出的2010年9月归还沈爱萍给的现金30万元和20万元系归还150万元中的本金而非利息的抗辩意见是否成立，原审法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综合认定。
其次，关于2011年4月30日借款协议书中载明的300万元款项。原审法院认为，朱国民对自己签订借款协议书，在协议书下方的借款借据栏内确认“今向沈爱萍借到现金人民币叁佰万元”，以及从沈爱萍账户转帐240.5万元至其本人账户的事实均无异议，即沈爱萍已完成300万元借款中大部分款项交付情况的举证责任；虽然另有59.5万元系现金交付，但从沈爱萍、章维江等人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及原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来看，沈爱萍曾向多人出借过大额款项，反映了其具有支付大额现金的经济能力，其在庭审中关于部分款项之所以现金交付的陈述也符合常理。反之，朱国民虽然提出沈爱萍指使章维江通过转入其账户240.5万元又转出至章维江账户144万元的手段来伪造300万元款项已经交付的假象的抗辩意见，但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退一步讲，假设沈爱萍确实存在为了伪造300万元借款交付的假象而进行“空转”的行为，其完全可以转账300万元，而不是240.5万元。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原审法院对上述300万元款项沈爱萍已经实际交付给朱国民的事实予以认定，对朱国民提出的借款协议书中的300万元款项其实际只取得66.5万元的抗辩意见，因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再次，关于沈爱萍通知张建荣和蒋管江将200万元和100万元直接交付给朱国民，能否视为朱国民向沈爱萍借款300万元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沈爱萍并未就其与张建荣、蒋管江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朱国民是否实际取得借款提供其他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且沈爱萍的陈述存在以下疑点：1、庭审中，沈爱萍关于1000万元借款组成的陈述与其在公安机关所作的两次询问笔录互相矛盾。2013年1月15日上午，沈爱萍在公安机关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借给朱国民、姚国红的150万元，借给朱国民、陈建良的300万元，加上拿的二、三百万现金，二年来这些钱的利息，按照每个月2分计算，利息有一、二百万，总共算朱国民向我借一千万，这样我们就签了一张朱国民向我借款一千万的协议，以前的借款协议都作废的。”；2013年1月15日下午，沈爱萍在公安机关作的询问笔录中再次陈述“先是2010年时姚国红借钱，朱国民担保的150万元，然后是朱国民借钱，陈建良担保的300万元。在2010年到2011年7月份，我还单独借给朱国民300万元左右的钱，就是这些钱”，显然，沈爱萍在公安机关的两次询问笔录中均表示1000万元借条中并不包含其陈述的上述300万元款项。2、2013年1月15日上午，沈爱萍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还陈述：蒋管江、章维江曾分三次向沈爱萍借款360万元左右并分别出具借款凭据，（包括100万元、200万元和60万元左右），其中100万元的借款人系蒋管江，后经沈爱萍催讨，章维江向其出具400万元的欠条一份，借款人系章维江，担保人系蒋管江（蒋管江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所签，沈爱萍不清楚），沈爱萍将之前的三份借款凭据一并还给章维江。沈爱萍的上述陈述与其在庭审中关于其通知蒋管江将100万元交给朱国民的陈述存在冲突，假设1000万元借条中包含蒋管江的100万元，实质上就形成了由朱国民来保障沈爱萍对该100万元权益的现状，此时，沈爱萍若再要求章维江向其出具400万元欠条就意味着其将对该100万元获取双份利益，不符合常理，而章维江作为一个具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人也不会认可。对于上述疑点，沈爱萍除认为自己在公安机关作笔录时因紧张而陈述有误外，并无给出其他合理解释。退一步讲，即便沈爱萍确实曾通知张建荣、章维江将他们向沈爱萍的借款直接交给朱国民，因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自借款人实际取得款项时生效。本案中，在沈爱萍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朱国民确已收到张建荣、蒋管江交付的款项200万元和100万元的情况下就要求朱国民归还由此产生的300万元债务，显然不利于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综上，原审法院对沈爱萍沈爱萍就上述300万元款项提出的主张，不予采纳。
最后，关于2010年至2011年6月期间，沈爱萍是否陆续出借给朱国民现金250万元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在借款人对借款事实予以否认且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出借人应当对是否已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内容、款项来源以及是否实际交付等事实进一步举证证明，本案中沈爱萍与朱国民之间债权债务的产生，必须以沈爱萍履行提供借款义务为前提。一方面，沈爱萍既无法提供收条、取款凭证等证明250万元现金确已实际交付的直接或间接证据，另一方面，庭审中，沈爱萍始终未对250万元现金交付的时间、地点、款项来源等具体事实和经过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再结合沈爱萍与章维江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内容（2013年1月15日上午，沈爱萍在公安机关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二年来这些钱的利息，按照每个月2分计算，利息有一、二百万”；章维江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到了2011年7月当时和朱国民讲好连前面的150万元、300万元，还算了半年利息，让朱国民写了一张1000万元的借条，意思是前面的一共450万元，加上现金、还有外面300万元账、半年利息，全部归朱国民承担，朱国民也同意了。”）反映的情况以及民间借贷交易习惯来看，无法排除沈爱萍将利息并入1000万元借条作为本金计算的合理怀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沈爱萍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250万元现金均系本金且实际交付的情况下，仅凭其提供的1000万元借条及还款协议无法达到证明250万元现金交付确实存在的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故对沈爱萍关于250万元现金已经实际交付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法院对原为姚国红借款的150万元款项和2011年4月30日借款协议中的300万元款项予以认可；另，因朱国民已于2010年9月2日及9月12日分别归还沈爱萍20万元和30万元，上述还款事实发生在2010年6月23日姚国红向沈爱萍借款之后，2011年4月30日借款协议书之前，且姚国红向沈爱萍出具的借条中并未对利息、实现债权费用等作出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应当认定朱国民已归还的50万元系本金，原审法院对朱国民尚欠沈爱萍借款本金40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
争议焦点二：本案借款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借款利息应当以实际借款本金为基数，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本案中，虽然1000万元借条及还款协议中的借款本金应以原审法院查明的金额为准，但借条中载明的“月息2分”及还款协议中载明的“若朱国民任何一期逾期还款，则沈爱萍有权就剩余的全额款项向法院提起诉讼，且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均系当事人对利息计算方式、违约责任等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认可。其次，沈爱萍要求朱国民支付自2012年12月26日起至借款1340万元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属于在要求朱国民支付自2011年7月10日起至2012年12月25日止的利息的基础上，再将该部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第七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可知，法律认可民间借贷中的利息约定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而复利仅是一种利息计算方法，即当事人就复利问题作出约定的，至债权人起诉时产生的利息总金额不超出法定利息的四倍时，可予以保护；超出法定利息四倍部分，不予保护。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月息2分趋于国家规定的最高标准，若再允许计算复利，将不利于民间金融秩序的稳定及规范、引导民间借贷的健康有序发展，故原审法院对沈爱萍提出的2011年7月10日起至2012年12月25日止的利息按照月息2分计算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对将上述利息再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的借款利息适当调整为以本金40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分自2011年7月10日起计算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沈爱萍与朱国民、马菊萍之间的借款担保合同合法有效。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朱国民在还款协议中自愿作出若任何一期逾期还款，则沈爱萍有权就全额款项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意思表示，故沈爱萍在朱国民2013年10月逾期还款后即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不违反双方约定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朱国民应归还沈爱萍借款400万元并支付自2011年7月10日起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的利息，对该部分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沈爱萍要求朱国民支付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亦符合法律规定，但鉴于律师代理费系沈爱萍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合理开支，结合律师收费的相关规定，本案律师代理费适当调整为184070元，对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马菊萍自愿为朱国民在1000万元借款本金范围内产生的借款本息、实现债权费用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沈爱萍在保证期限内要求马菊萍对朱国民应承担的借款本金400万元及相应利息、律师代理费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朱国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沈爱萍借款400万元并支付自2011年7月10日起至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二、朱国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沈爱萍律师代理费184070元；三、马菊萍对上述一、二项中的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朱国民追偿；四、驳回沈爱萍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6901元，由沈爱萍负担92856元，朱国民、马菊萍共同负担54045元。
宣判后，沈爱萍、朱国民、马菊萍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沈爱萍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违背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一）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审法院对于朱国民亲笔签字的借条及朱国民、马菊萍亲自签名捺印的《还款协议书》没有作出评判和审查。（二）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坚持公平正义，事实求是的原则。原审法院以沈爱萍的记忆和表达上的轻微瑕疵，随意推翻朱国民、马菊萍自认的事实，违背了公平正义和事实求是的原则。（三）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居中裁判，不得为一方当事人主张权利。原审法院仅凭朱国民陈述“从来没有借款”，就主观臆断沈爱萍没有出借过1000万元，而是450万元，其中50万元已还。并将《还款协议书》推翻，为朱国民、马菊萍主张600万元的权利。（四）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平等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涉案事实应当全面审查，不得偏袒一方。原审三次开庭，原审法院对沈爱萍要求必须到庭，讲清事实，对朱国民、马菊萍没有要求；原审法院对1000万元借款的审查，近乎刑事案件的审查，但对朱国民、马菊萍的抗辩却不予审查。（五）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债权，对于违背诚实信用，恶意逃债，规避法律的行为不予支持。沈爱萍在公安机关部分事实没有陈述，是正常的，也不足以推翻借条和《还款协议》。原审法院对此大做文章，但对朱国民、马菊萍的满口谎言确不作考量。二、原审判决对证据认定错误，且完全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证据规则相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若干问题解释》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沈爱萍提交的证据属于书面证据，原始证据，证明力最高。朱国民、马菊萍抗辩，借条和《还款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但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在此情况下《还款协议》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三、原审法院对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对于沈爱萍现金交付的250万元、债权转让的300万元没有认定是错误的，沈爱萍已经提交的充分的证据，形成了证据链。另朱国民归还的50万元在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时已经扣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沈爱萍的全部诉讼请求。
朱国民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原审中，朱国民认为本案涉及经济犯罪，故申请原审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但原审法院未作出回应，属于原审审判程序违法。二、原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定2011年4月30日300万元借款，沈爱萍已完成了交付义务。朱国民认为银行转账的240.5万元是一个假象，另现金交付的59.5万元没有证据予以证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马菊萍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将150万元保证责任纳入本案审理并作出属于朱国民借款的判决是错误的，导致马菊萍为姚国红借款承担担保责任的荒唐后果。原审法院将150万元担保款纳入到1000万元借款中，实际上剥夺了朱国民作为担保人的抗辩权，同时将马菊萍承担的担保责任加重和扩大。二、原审法院对于马菊萍提供的证据三不予认定的作法错误，原审中，沈爱萍已认可存在空转500万元的事实，她这样操作是为了让马菊萍承担1000万元借款的还款责任。这些空转行为都是由章维江去完成，可见章维江与沈爱萍之间的关系非常好，章维江是沈爱萍的代理人。2011年5月1日，沈爱萍为了制造借款交付的假象指派章维江将240.5万元转入朱国民账户，又当场让朱国民将其中的144万元转入章维江账户，该144万元应予以扣除。三、原审法院认定沈爱萍现金交付59.5万元是错误的。59.5万元是一笔巨大的款项，沈爱萍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朱国民交付了59.5万元的事实，但沈爱萍并未提交证据，故原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四、马菊萍不承担保证责任。马菊萍之所以会提供担保，是因为沈爱萍利用了朱国民，指示章维江向马菊萍的账户进行虚假打款，使得马菊萍错误认为1000万元借款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真实借款，不是马菊萍真实意思的表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第三项内容，依法改判朱国民返还沈爱萍借款96.5万元。
沈爱萍对朱国民的上诉答辩称：一、原审程序合法，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要求移送公安，法院就必须移送，沈爱萍认为朱国民和马菊萍通过关系，动用权力报假案，本身就不合法。二、对朱国民提出的借款数额，沈爱萍认为有朱国民自己出具的1000万元的借条及《还款协议》进行了确认，在原审中朱国民本人对借条的真实性及《还款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也无证据证明借条和《还款协议》是在违背朱国民本人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作出，更没有相反的证据可以推翻借条及《还款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所以朱国民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
沈爱萍对马菊萍的上诉答辩称：马菊萍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对150万元是否作为本案的民间借贷，这个事实在原审中已经查明，该款项作为姚国红的借款，由朱国民承担担保责任，姚国红至今没有归还过，保证人自愿履行保证责任，并且该款项记入借条中的，不违反相关的规定，原审判决正确。二、马菊萍第二点上诉理由也不成立，朱国民所欠借款已有借条及《还款协议》确认。三、由于马菊萍对朱国民向沈爱萍具体借款的情况一直称不知情，故其对朱国民是否向沈爱萍借款的抗辩理由全部不成立。四、马菊萍认为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但这已经由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故该理由也不成立。
朱国民对马菊萍的上诉没有异议，对沈爱萍的上诉答辩称：所有的借款不是真实的，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也明确沈爱萍和代理人是为了套取凭证。
马菊萍对朱国民的上诉没有异议，针对沈爱萍上诉答辩称：一、沈爱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通过原审法院的审理和查明的事实是1000万元的借款是虚假的，在另一生效的案件中已经确认（即马菊萍作为原告起诉沈爱萍和朱国民的借款担保案件），为了形成1000万元的借条，沈爱萍指使章维江进行了借款的空转，沈爱萍还指使了章维江将借款中的200多万元转到朱国民的账户上后马上又转到章维江的账户上，故沈爱萍仍以1000万元借款真实为由上诉，不符合客观事实。二、沈爱萍还提到关于第一笔的300万元借款的交付问题，沈爱萍认为其中240.5万元转帐，另外59.5万元的现金支付是完全真实的，认为朱国民对300万元真实性没有异议，其实朱国民指出没有异议的是当时的借条确实是他写的，但是朱国民在原审的庭审中就一直对300万元是否已经交付有异议，朱国民认为当时300万元借款包含了其为姚国红的担保的款项、转账剩余96.5万元（240.5万元-144万元）及部分利息。
二审中，沈爱萍和马菊萍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朱国民提供以下证据：
1、申请报告1份（复印件），证明朱国民请求原审法院将本案移交公安部门立案侦查过程；
2、收条1份（复印件），证明原审法院收到上述申请，但未将案件移送，属于程序违法；
3、（2013）嘉海商初字第1600号法庭审理笔录（第一次），1份17页（复印件），证明被沈爱萍陈述现金交付都有借条证明。
沈爱萍对朱国民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2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申请报告及法庭出具的收条严格意义上不属于证据，对本案的事实没有证明内容，也不能证明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当事人申请将本案移送公安部门并不表示原审法院必须按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移送，法院进行裁定之后作出了一审判决，并不表示一审程序一定违法。证据3，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都有异议。
马菊萍对朱国民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朱国民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虽然朱国民向原审法院提出过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申请，但其主张本案涉嫌犯罪的事实依据不足，故原审法院未将案件移送，程序并不违法，本院对朱国民所要证明的内容不予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朱国民所要证明内容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朱国民结欠沈爱萍多少借款本金；二、本案借款利息如何计算；三、马菊萍是否需要对本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
争议焦点一。本案中，沈爱萍主张朱国民、马菊萍还款的依据主要是2011年7月10日朱国民向沈爱萍出具的1000万元的借条、2012年3月21日朱国民出具的120万元的利息欠条及2012年12月25日三方签订的《还款协议》。经查，首先，1000万元的借条载明“本人因经营周转需要止（至）2011年7月10日累计向沈爱萍借到人民币壹仟万元正…”，并在借条的左下方特别注明以前所写借条一切作废，从该内容可以认定该借条是双方借贷合意的凭证，也是双方对之前已经实际发生的借款进行结算的凭证。其次，120万元的利息欠条载明“今欠沈爱萍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正（利息费）”，也可以佐证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最后，《还款协议》上载明“乙方（朱国民）经结算尚欠甲方（沈爱萍）借款本金1000万元、利息340万元”，除此之外，该协议还约定如果朱国民、马菊萍按约归还，沈爱萍同意减让240万元利息，如果未按约履行则仍按1340万元结算并按月息2分计息，马菊萍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上签字捺印，可见该《还款协议》是在三方充分协商后形成，也是对借款的再次确认。综合上述证据，一般而言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借条及《还款协议》载明的借款数额应当予以认定。至于朱国民、马菊萍抗辩，1000万元的借条和《还款协议》均是受沈爱萍和章维江欺骗才签署，本院认为，朱国民、马菊萍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朱国民不但在2011年7月10日的借条中载明向沈爱萍借款1000万元，并且在相隔一年以后的《还款协议》中再次确认，朱国民的抗辩与其出具借条和签署《还款协议》的行为相互矛盾，又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抗辩，故本院不予采信。
对1000万元借款组成，沈爱萍陈述由四笔借款组成：1、2010年6月23日，姚国红向沈爱萍借款150万元，朱国民提供担保。该款项由沈爱萍于借款当日交付给了姚国红；2、2011年4月30日，朱国民向沈爱萍借款300万元，沈爱萍于2011年5月1日转账给朱国民240.5万元，现金交付59.5万元；3、2010年6月-2011年4月间，数次借给朱国民现金共250万元，借条在出具1000万借条时全部归还给朱国民；4、沈爱萍曾借给张建荣200万元，借给蒋管江100万元，沈爱萍将上述300万元借条交给朱国民，由朱国民收取。对于上述四笔借款，朱国民除了对第一笔借款未提出异议外，对其余三笔借款均有异议。本院认为，沈爱萍陈述的上述四笔借款，第一、二、三笔借款均可以认定。理由如下：首先，第一笔借款及款项交付的事实，朱国民并无异议，事后朱国民也愿意代姚国红归还，沈爱萍也将该借条原件交付给了朱国民；其次，第二笔借款，有借条和汇款凭证可以印证，虽然朱国民抗辩称沈爱萍为了伪造交付凭证通过章维江汇款给朱国民240.5万元，当天朱国民又汇给章维江144万元，另外59.5万元现金未收到，但是从朱国民事后愿意出具1000万元借条、利息收条以及签订《还款协议》的行为分析，朱国民的抗辩与其自身的行为相矛盾。至于朱国民将144万元汇给章维江，属于该两人之间的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可由朱国民另行主张。故朱国民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最后，第三笔现金交付的款项，朱国民抗辩没有收到，而沈爱萍称当时有借条，在出具1000万元借条时已经将借条原件还给了朱国民。本院认为，沈爱萍的陈述具有合理性，沈爱萍与朱国民之间的借款发生的时间跨度长达几年，双方之间借款往来较频繁，不能排除现金交付的可能，而且在朱国民出具的1000万元借条上也确实注明以前的借条一切作废，加之朱国民在借款结算时多次确认的行为，本院对该笔借款也予以认定。至于第四笔借款，因沈爱萍在2013年1月15日于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中明确，1000万元借款中不存在该笔借款，其本案主张与此前陈述相矛盾。沈爱萍变更陈述并无合理理由，且未提供300万元债权转让的凭证，故对该笔借款，本院不予确认。综上，本院确认沈爱萍实际交付的借款本金为700万元。
朱国民于2010年9月2日、9月12日分别归还过借款30万元和20万元，沈爱萍认为该50万元应视为其支付的利息，本院认为，该50万元支付的时间位于第一笔150万元借款和第二笔300万元借款之间，而第一笔150万元借款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故该50万元应视为归还借款本金。综上，朱国民尚欠沈爱萍借款本金为650万元。
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在2011年7月10日出具1000万元借条之前的各笔借款，双方未书面约定借款利息，本不应计算利息，但2011年7月10日1000万元借条中，双方明确借款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故之后应据此计算利息。在2011年7月10日至2014年11月21日间，该计算标准未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可按月息2分计算，2014年11月21日以后，中国人民银行降低了贷款基准利率，月息2分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故应按后者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对于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争议焦点三。马菊萍曾以朱国民、沈爱萍通过虚假转账骗取其在《还款协议》中为朱国民的借款担保为由，于2013年11月14日起诉沈爱萍和朱国民，要求撤销本案《还款协议》，该案经海宁市人民法院一审及本院二审，均已驳回了马菊萍的诉讼请求。并且马菊萍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又长期从事经商，对在《还款协议》上签字的后果应当是清楚的，其不可能在款项这么巨大而没有进行充分核实的情况下签字，故马菊萍称其在《还款协议》中签字是受欺诈的抗辩，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马菊萍应当依约承担担保责任。
综上，沈爱萍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原审法院实体处理不当，应予以纠正。朱国民、马菊萍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3）嘉海商初字第17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朱国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沈爱萍律师代理费184070元”；
二、撤销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3）嘉海商初字第17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
三、朱国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沈爱萍借款本金65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65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7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4年11月21日；自2014年11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
四、马菊萍对上述朱国民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在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朱国民追偿；
五、驳回沈爱萍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6901元，由沈爱萍负担58901元，由朱国民、马菊萍共同负担88000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沈爱萍上诉部分为92856元，由沈爱萍负担60000元，由朱国民、马菊萍共同负担32856元；朱国民上诉部分为40533.75元，由朱国民负担；马菊萍上诉部分为54045元，由马菊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褚 翔
审 判 员 章 能
代理审判员 孙欢杰
二〇一五年七月六日
书 记 员 蒋佳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