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绥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绥民初字第183号
原告于某甲，男，1969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
原告袁某甲，男，1964年5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
原告于某乙，男，195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
原告卢某甲，男，1966年2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
原告卢某乙，男，1966年6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
原告陶某甲，女，1962年2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
原告卢某丙，男，1967年3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
原告卢某丁，男，1957年7月15日出生，侗族，农民。
原告于某丙，男，1961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
以上九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于某丁，男，1962年4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
原告于某戊，男，1971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身份证号4305271971********，住绥宁县李熙桥镇某某村*组。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于某丙，男，1961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系原告于某戊之胞兄。
原告于大某，男，196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于定某，男，1955年7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系原告于大某之胞兄。
原告谭某甲，男，1966年6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于某丁，男，1962年4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
原告陈某甲，男，1956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卢秀某，女，1958年3月19日出生，苗族，农民。系原告陈某甲之妻。
原告卢某戊，男，1965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陶某，女，1964年7月9日出生，侗族，农民。系原告卢某戊之妻。
十四原告的诉讼代表人为于某甲、陈某甲、卢某戊、于某丙、卢某甲。
上述十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剑烽，湖南振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莫某甲，男，195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周勇，湖南方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莫某乙，男，1974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莫某甲，男，195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系第三人莫某乙之父。
第三人绥宁县李熙桥镇某某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于大某，村主任。
原告于某甲等十四人与被告莫某甲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某甲、袁某甲、卢某甲、陈某甲、卢某乙、陶某甲、卢某戊、卢某丙、卢某丁、于某丙及五位诉讼代表人于某甲、陈某甲、卢某戊、于某丙、卢某甲、十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于某丁、李剑烽、被告莫某甲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勇到庭参加诉讼。2014年7月14日，本院依法追加莫某乙、绥宁县李熙桥镇某某村民委员会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当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代表人于某丙、卢某甲、诉讼代表人陈某甲变更委托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卢秀某、诉讼代表人卢某戊变更委托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陶某、原告谭某甲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于某丁、原告于某甲、袁某甲、于某乙、卢某甲、卢某乙、陶某甲、卢某丙、卢某丁、于某丙、于某戊、于大某的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于某丁、十四原告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李剑烽、被告莫某甲及其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周勇、第三人莫某乙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莫某甲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某某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于大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2014年9月4日，本案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代表人于某丙、卢某甲、卢某戊、诉讼代表人陈某甲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卢秀某、原告谭某甲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于某丁、原告于某甲、袁某甲、于某乙、卢某甲、卢某乙、陶某甲、卢某丙、卢某丁、于某丙的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李剑烽、被告莫某甲及其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周勇、第三人莫某乙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莫某甲、第三人某某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于大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十四原告诉称：1997年4月19日，十四原告与绥宁县李熙桥镇某某村委会签订了林业承包合同书。2013年7月，原告方发现承包山场的树木被被告砍伐，双方发生争执。当月19日，李熙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原、被告进行调解。在调解中，被告及该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均称1997年4月19日签订的林业承包合同书中属某某村委会的权利义务已转让给被告。经该调解委员会多次调解，原告在不清楚实体转让的事实情况下与被告达成了《合同执行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原、被告双方按原承包合同书第五条约定执行，原告方占树木款分成的60%，被告占40%，必须在农历11月底完成采伐任务，天气不好除外，采伐的木材放置卢定彩田里。签订协议后，被告将树木出售，并私吞木材款，为此双方再次引发纠纷。2013年12月30日，被告以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为由向法院提出诉讼，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方才发现李熙桥镇某某村民委员会于2005年2月6日将其权利义务转让给了莫某乙，而非被告，且某某村委会转让其权利义务时未通知原告方，亦未征得原告方的同意，故被告无与原告方进行协商的主体权利，即《合同执行补充协议》系原告方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另该协议第二条中约定原告方占木材款分成的60%，被告占40%的内容，亦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原告方认为应按木材款出售的价钱来分成，但被告认为应在木材款出售的价钱中扣减税金后再分成。可如果按被告所说，出售的木材款910元/m3，减去税金300元/m3，原告得到得60%的木材款为366元/m3，减去砍伐、拖运工资350元/m3，及出售装车费20元/m3，原告每立方米还亏损4元；被告得到的40%的木材款为244元/m3，扣减办理砍伐证费用23元/m3，被告还能得到221元/m3的利润；现承包山场积蓄木材有500m3左右，因情势变更，存在分配差距巨大、明显显失公平的情形。故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被告于2013年7月19日签订的《合同执行补充协议》，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十四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
1、十四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11份、户籍证明复印件3份，拟证明十四原告的基本情况；
2、合同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十四原告与某某村委会签订合同的过程和事实；
3、转让合同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该证据是从2014年2月18日莫某甲、莫某乙诉十四原告林业承包合同纠纷的案卷中复印得来，某某村委会于2005年2月6日将河水冲楠竹基地转让给莫某乙的事实；
4、合同执行补充协议复印件1份，拟证明2013年参与调解、签订合同协议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是十四原告和被告莫某甲；当时的申请人为14户，但签字的只有8户，补充协议当事人身份不清；该份协议显失公平；签订该份补充协议的被告莫某甲没有主体资格；
5、民事诉讼状复印件1份，拟证明莫某乙和莫某甲诉十四原告林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事实，根据诉状内容计算的分配方式，即四六分成，原告方明显亏损，故补充协议显失公平。
被告莫某甲及第三人莫某乙的质证意见主要为：对1号证据无异议。对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恰好证明了原告方在履行了砍伐、搬运等义务之后，才享有木材款利润的权利，且原告方享有木材款利润的60%，也是某某村委会为了照顾原告方进行上述砍伐等劳力收入的补偿，而该补偿不是原告方关于林木物权的补偿。对3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同书中的权利义务由某某村委会于2005年公开转让，原告方知晓且应当知晓该事，故原告方称其在诉讼中才得到这份转让合同系虚假陈述。对4号证据无异议，执行协议虽然只有8个人签字，但他们的行为代表了这14个人，至于之后未签字的人员称其不同意这8个代表人签字，是之后故意串通所说得假话；被告莫某甲是户代表，莫某乙也是户代表，且十四原告认可并要求被告莫某甲签字，故被告符合资格签订该份协议。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十四原告对转让协议清楚且认可，不存在不知情和重大误解的情况；从协议内容来看，与1997年合同书的权利义务基本一致，不存在任何显失公平和重大误解的情形。对5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份材料不能证实原告待证的内容。
第三人某某村委会对原告的1、2、3、4、5号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莫某甲辩称：首先，原、被告于2013年7月19日签订的《合同执行补充协议》系原告方作为申请人申请李熙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后，双方自愿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之规定，该份协议已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方申请撤销违背人民调解法的法律规定，法院应当不予支持。其次，原告方以对2005年2月6日的《转让合同书》中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是莫某乙而不是被告，而存在有重大误解才达成《合同执行补充协议》，无事实依据。整个调解过程，被告、某某村委会、李熙桥镇人民政府及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相关人员均参加，当时各方均查阅核实了《转让合同书》、《合同书》的相关内容，不存在原告方主张的合同当事人主体不清或者弄错的情况，相关人员签字便是见证。且被告与莫某乙作为父子没有分家生活，系农村家庭承包户和家庭经济共同体，被告作为户主代表包括莫某乙在内的家庭成员签订了协议，被告家对该协议均予认可，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另莫某乙知晓并认可被告的行为，依据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关系的规定，被告以自己名义代理莫某乙签订《合同执行补充协议》亦合法有效。被告作为签订和履行协议的主体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被告以其名义代表家庭户、代理莫某乙为履行合同实施了缴纳林业税费、办理采伐手续的行为，被告直接投入了金钱和劳力，其已成为合同的利害关系人，故被告有权作为协议当事人签订协议，且协议签订的主体并不实质影响协议和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的改变，更不影响行为后果，不造成经济损失，与重大误解无因果关系。2005年2月6日签订的《转让合同书》，系在某某村委会通知且征求原告方意见，原告方不同意接受转让才公开招标转让的情况下签订，原告方诉称某某村委会未通知和征得原告方同意，完全是混淆视听。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但是本案没有显失公平的情形。双方是在充分对比前后合同内容和核实相关规定前提下自愿达成的协议，被告不存在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原告方没有经验的情形。补充协议与1997年4月19日签订的《合同书》从权利义务内容上均没有根本性改变，只是进一步强调认可了原合同规定。另外，原告方诉讼状提到的税费问题与合同协议没有冲突，该税费不是木材价值，不属木材款范畴，税费现由被告垫付，被告也未要求原告方单方承担，而是作为采伐和销售成本统一扣除，公平合理。根据1997年4月19日签订的《合同书》规定，原告方获得木材利润是必须履行砍树、扛树、装车等义务，因采伐时间限制，在被告征求原告方意见，而原告方不愿意进行砍树、扛树、装车的情况下，被告才找其他人进行砍树、扛树、装车，该部分属原告方承担的义务所花费的开支，应由原告方承担，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和公平原则。最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有责任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规定，本案中原告方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应当承担败诉后果。综上所述，原告方提出本案诉讼纯属恶意拖延时间，故意让已经采伐的林木不能下山、归堆、销售，通过表面合法的诉讼形式来掩盖其欲损失木材、税费现金和被告预期利益的非法目的，故原告方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强烈恳请法院从保护森林资源和被告合法利益出发，予以当庭作出公正判决为谢。
被告莫某甲为支持其答辩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1、绥宁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款收据复印件1份，拟证明绥宁县李熙桥镇某某村民委员会于2005年2月6日将其与原告方签订的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公开转让；由陶再某、于某丁、莫某乙合伙投标并中标，并以于某丁的名义交纳合同款，后陶再某、于某丁退伙，故某某村委会与莫某乙签订了转让合同；
2、湖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复印件2份，拟证明被告为砍伐林木交纳相关税费、押金，且作为户主代表家庭也代表莫某乙履行了合同等权利，故被告莫某甲是合同执行补充协议的主体当事人没有错误；
3、林木采伐许可证复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为履行转让协议向相关部门办理了采伐证和缴纳了相关费用及林木采伐许可的相关情况；
4、合同执行补充协议复印件、绥宁县李熙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原件各1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经绥宁县李熙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后，自愿达成合同执行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系十四原告共同认可的合法有效的协议；根据合同内容和证明来看，在调解当日，十四原告已查阅和知晓了2005年2月6日的转让合同的内容；
5、莫某乙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其出具的法律效力认可书、情况说明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莫某乙从绥宁县李熙桥镇某某村民委员会处转让获得合同权利义务后，因长期在外打工，便委托其父亲莫某甲处理转让合同的相关事务，并对其父亲的行为均予以认可；莫某甲和莫某乙是父子关系没有分家；在另案起诉过程中，莫某乙和莫某甲作为当事人均认可合同执行补充协议；代理人签字订立合同合法有效，且十四原告对被告莫某甲的身份十分清楚；
6、砍伐合同复印件、托运木材合同书复印件、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向证人袁仁孝所作调查笔录复印件、绥宁县李熙桥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在达成补充协议之后，原告应当履行砍伐、拖运义务，但原告方拒绝履行该义务；在镇政府调处人员得知该情况后，才告知被告组织人员砍伐；证人作为砍伐组织人员也找原告方核实原告方不愿意砍伐的事实后，证人才组织人员砍伐；十四原告认可350元/m3的砍伐工资；证人组织人员进行砍伐后，因砍伐工资太低，原砍伐人员不愿拖运，便另行组织莫显忠等人进行拖运；原告方认可了工人的砍伐及拖运工资按350元/m3计算，且木材款现由绥宁县李熙桥镇人民政府代为保管，双方对木材款的分配存在争议；砍伐合同和补充协议签订的时间间隔有1个月，在这1个月的时间内原告均没有履行砍伐、搬运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才组织人员进行砍伐。
十四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有异议，一个单独的发票不能证实被告所主张的事实过程，亦不能证实转让合同进行了公开招标，且3个人合伙并以于某丁的名义交款与事实不符。2号证据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3号证据与本案无关。4号证据不具备客观性，其中证明的内容主体与协议的主体不一致，该份证明也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比如不能证实十四原告查阅了2005年的转让合同书；转让合同记载的主体没有明确。对5号证据中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他两份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莫某乙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独立性，在整个案件中莫某乙未出示委托代理书，由户主代理行使无法律规定，故效力认可不具有合法性；无权代理的合同，需被代理人追认才具备合法性，被告莫某甲不是以被代理人的身份签订合同而是以其本人的名义签订合同，故莫某乙的追认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6号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砍伐合同和托运合同不能证实政府有告知行为，亦不能证实原告的认可行为；这两份合同和砍伐行为并未通过十四原告的同意，而是被告的个人行为；该份证明不能证实协商系十四原告的共同行为，而仅为十四原告中部分人的行为，故与本案合同是否有效无关；承包山上的林木在未办理砍伐证的情况下，被告不能擅自砍伐，被告擅自办理砍伐证原告方也不知情，且被告砍伐的林木数量已经超过砍伐证容许的数量和范围。
原告于某甲补充质证意见为：被告申请砍伐证及上山砍树，十四原告均不知情，之后双方到镇政府进行协商，原告于某甲为了解决纠纷在补充协议上签字，但被告没有按补充协议中第二条的规定将木材款分配给原告方。协商之后，被告要求原告方到山上砍木，但因被告未将其申请的砍伐证中记载的砍伐木材方数和范围告知原告方，故原告方怕承担法律责任而拒绝砍伐。被告遂承包给他人砍伐，但因拖运工资太低，拖运的人员不愿继续搬运木材，原、被告及拖运人员就到镇政府进行三方调解，被告称其已无法再组织人员搬运木材，并要求原告于某甲组织人员将木材搬运下山，原告于某甲当场表态同意，但第二天还未等原告于某甲组织人员搬运时，被告就已经找人搬运木材下山了，故不存在原告方不同意搬运木材的情况。
原告陈某甲补充质证意见为：在协议上签字的人不太懂法律，懂法律的人均不肯在补充协议上签字。
原告卢某戊补充质证意见为：原告卢某戊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的行为仅代表其个人，不代表原告方的其他人；木材砍伐及搬运工资为350元每立方米，并不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因为木材砍伐及搬运工资由原告方承担，而该单价偏高，如果原告方自己砍伐或者自己承包出去的话，砍伐及搬运工资不会这么高，给原告方造成了损失，故原告方对该单价数额不赞同。
原告卢某甲补充质证意见为：补充协议中未签字的6个原告没有委托其他8个原告代为签字，故签字的8个原告仅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其他人。
原告卢某丙补充质证意见为：原告卢某丙是在村长和气的催促下才签的字，其实其并不愿意签字。
第三人莫某乙对被告莫某甲提交的1、2、3、4、5、6号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某某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为：对被告的2、3、4、5号证据无异议。对1号及6号证据中的调查笔录的内容不清楚，对6号证据中的其他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莫某乙的答辩意见同被告莫某甲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莫某乙未提交证据。
第三人某某村委会辩称：原、被告双方共同到绥宁县李熙桥镇政府要求对其纠纷进行调解处理，经该政府工作人员协调后达成了合同执行补充协议，部分原告与被告在该协议上签字。希望法院依法尽快处理本案。
第三人某某村委会未提交证据。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1、被告莫某甲的身份证复印件；2、向证人唐呈某、袁光某、于大某所作调查笔录原件各1份；3、向原告于某乙、于某戊、陈某甲、卢某甲、陶某甲所作调查笔录原件各1份；4、座谈笔录原件、看守山场记录复印件各1份。
十四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1、3、4号证据无异议。对2号证据有异议，三份证词对十四原告在不在场、哪些人同意签字哪些人不同意签字的情况没有说清楚，也不能证实其中八原告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的行为能代表原告方。
被告莫某甲及第三人莫某乙的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无异议。对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十四原告系合伙承包，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内部矛盾不能对抗第三人，故少数人不签字也不影响合同的效力。3号证据只是当事人的陈述，不能作为证人证言，且其中部分内容不实，是为了拖延时间；十四原告系合伙关系，即使其中少数人对协议有异议，不能对该协议的效力产生影响，也不能对抗第三人。对4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只是原告方的单方意思陈述，笔录内容不客观，如砍树价款不同于利润款；看守山场记录系原告方事后为了诉讼而所制作，没有得到被告及村委会的认可；从2005年某某村委会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被告莫某甲后，原告方只在楠竹生笋时才看守一个月，其他的木材原告方均未看守过。
第三人某某村委会的质证意见为：对1、2、3号证据无异议；对4号证据中看守山场记录的内容不清楚，对其他证据无异议。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审查认为：原告的1、2、3、4、5号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被告的1、2、3、4、5、6号证据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1、4号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关联，予以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的2号证据中证人唐呈某、袁光某称部分原告与被告来到李熙桥镇政府申请该政府工作人员组织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合同执行补充协议》的内容本院予以采信，该两位证人所述其他内容系推断性言论，且无其他证据佐证，不予采信；2号证据中某某村村主任于大某的调查笔录与3号证据中部分原告称在李熙桥镇政府进行调解时，除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的8位原告外，还有原告于某乙、原告谭某甲委托其胞弟谭某乙、等人在场，但该二人不同意在该协议上签字，原告陈某甲之妻卢秀某在场，原告陈某甲、陶某甲不在场等内容，本院予以采信，其他内容因无证据佐证，不予采信。
根据采信的证据，本院确认下列案件事实：
1997年4月19日，十四原告合伙与第三人绥宁县李熙桥镇某某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合同书》，该合同载明：“为了挽救我村楠竹林，经村委、支委、组长及党员研究决定，将河水冲开发成我村楠竹第二基地，特签订如下合同：李西镇某某村委称甲方承包户（即十四原告）称乙方一、现甲方将河水冲第二楠竹基地承包给乙方，在承包期限内的所有楠竹包括原有的以后新栽培的，归乙方所有、使用、管理及出卖，甲方不得干涉。二、范围：（座山为向）河水冲右边从雷打石凹直到造林山止。左边从下里湾冲于大刚家祖坟墓山直冲到最高峰倒水为界。以图纸为准。三、合同期限：从1997年5月1日至2022年10月1日为止。四、甲方以贰万柒仟陆佰元整人民币将所有楠竹基地承包给乙方到2022年10月1日为止。五、在承包楠竹基地范围所有的松、杉树归乙方看守、管理。甲方为了不损坏楠竹，在砍伐时，甲方按下达的指标数（包括树木、楠竹指标）优先给乙方进行砍伐，松杉搬运到甲方指定的地点并负责看守和装车，如有丢失，甲方从乙方的砍伐工资中扣罚，每根罚款50元，并追究其责任。树木由双方共同出卖、结账，树木款各占50%，承包三年以后乙方占树木款利润60%，甲方占40%。甲方并负责砍伐证费用及销售开支，不付给乙方的砍树、扛树工资和负责看守山场的松杉工资。六、归乙方看守本山场的所有松、杉树，不得有盗伐和无证砍伐行为，否则按《林业管理条例》处罚，甲乙双方有权没收原物并共同处罚，如乙方发现有偷砍楠竹者，并处理不下时，甲方有义务帮助乙方处罚。……九、甲方把河水冲第二楠竹基地的山场全部划给乙方管理与使用。发生纠纷，由甲方负责到底，发生领导换届，当届领导照样执行合同。十、双方遵守合同，在承包期内甲方不得强行收回山场（包括任何理由），否则，甲方负责赔偿乙方一切经济损失和退还承包款。如果乙方违约除不退承包款外所有山场收回并追究乙方的责任。……”1997年4月22日，绥宁县公证处对该《合同书》进行公证，并作出97绥证字第131号公证书。签订合同的当年，原告方与第三人绥宁县李熙桥镇某某村民委员会已按该合同分配了一次木材款。
2005年2月6日，第三人绥宁县李熙桥镇某某村民委员会与莫某乙签订《转让合同书》，载明：“转让方：某某村委会接收方：莫某乙经某某村村组干部研究决定，将村97年度河水冲楠竹基地合同中本村所享受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公开转让。特签订此条约。一、转让方现以26880元金额将此山场村所享受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转让，具体情况，按97年4月19日村与当时的承包方所订的条约执行（当时合同作附本）。二、转让时间：从2005年2月6日至2022年10月1日为止。三、转让期间内，接收方可享受97年合同中当时甲方所享受的权利和义务。四、以上条约，希双方遵照执行，签字生效。”在原告方提交的看山守林记录中载明2005年2月6日晚，原告方召开会议，就被告莫某甲私自转让河水冲山场杉木40%的股份一事进行讨论商议，商议的结果是到县公证处进行咨询。
2013年7月8日，第三人莫某乙之父即被告莫某甲以第三人绥宁县李熙桥镇某某村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于大某的名义到绥宁县森林资源管理保护站办理了绥宁县采字[2013]0708025号林木采伐许可证，该证载明出材量为264立方米，为此，被告按23元/m3的标准花办证费用6072元，按300元/m3的标准交纳税费79200元。
后原告方发现被告到其承包的楠竹山场砍伐，双方发生争执。当月19日，部分原告、被告莫某甲、第三人绥宁县李熙桥镇某某村民委员会的村主任于大某到绥宁县李熙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并达成《合同执行补充协议》，该协议载明：“被申请人：莫某甲申请人：于大某、于某丙、于某戊、于某甲、于某乙、卢某丁、卢某戊、陈某甲、谭某乙、袁某甲、卢秀根、卢某甲、陶某甲、卢秀皮第三人：某某村民委员会、法人代表：于大某1997年4月19日，申请人与第三人签订了《河水冲楠竹第二基地承包合同》。2005年2月6日，第三人将与申请人签订的合同中的受益权转让给了被申请人。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就采伐出售林木，执行合同中相关条款，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林木采伐出售：双方按原《合同》第五条约定执行。2、树木款分成：申请人占60%，被申请人占40%。3、采伐时间和地点：时间必须在11月底（农历）完成任务，天气不好除外；地点放在卢定彩田里。4、本协议书一式五份，甲乙双方、镇司法所、林业站、某某村委会各一份。申请人：于大某、卢秀皮、卢秀根、卢某丁、袁某甲、于某丙、卢某戊、于某甲被申请人：莫某甲证明人签字：于大某刘志平唐及雨唐呈某袁光某”。原告谭某甲因故不能参与调解，便委托案外人于某丁参与调解，案外人于某丁又转委托原告谭某甲的胞弟谭某乙参与调解，故该执行补充协议的申请人中误写为谭某乙。另调解当天，原告于某戊、陶某甲、陈某甲不在场，原告陈某甲的妻子卢秀某在场。
因原告方不愿上山砍伐林木，被告于2013年8月18日将砍伐、搬运工作承包给案外人陶邵某、袁仁某，并签订砍伐合同。待树木砍伐完毕后，案外人因故拒绝继续履行合同，被告莫某甲遂于同年10月26日将木材搬运事项承包给案外人莫显某等人，并签订托运木材合同书。砍伐及搬运木材的工资按350元/m3计算支付。
期间，被告砍伐、销售木材共计60.04m3，每立方米售价910元，获得木材款54636.4元。2013年11月14日，原、被告因木材销售款的分配发生争议，遂来到绥宁县李熙桥镇人民政府协商，并一致同意由该政府工作人员谭宗某支付了砍伐及搬运木材的工资后，将剩余的木材款交由该政府保管，待全部木材销售完后，双方再协商分配方案。
2014年1月，被告莫某甲及第三人莫某乙起诉十四原告，要求十四原告按照1997年4月19日的《合同书》第五条分配木材价款，并要求收回垫付的税费。
2014年8月20日，本院针对原告方互相矛盾的诉讼主张，即原告方在庭审中主张2013年7月19日签订的《合同执行补充协议》无效，在起诉状中要求按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申请撤销该份协议，要求原告方明确，当日原告方明确表示按其起诉状中载明的理由申请撤销该份协议。十四原告要求按1997年4月19日签订的《合同书》执行。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原告方称《合同执行补充协议》系其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所签，原告方一直认为受让原《合同书》权利义务的系被告莫某甲，但根据《转让合同书》的内容，实际上受让原《合同书》权利义务的系第三人莫某乙，且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原告方不知情亦不同意，但根据原告方提交的看山守林记录中载明的其就莫某甲转让河水冲山场杉木40%的股份一事进行商议，并到县公证处进行咨询的内容，可以看出原告方已明知原《合同书》权利义务转让的事实，事后其亦未提出异议，并经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原、被告签订了《合同执行补充协议》，更说明原告方同意了第三人绥宁县李熙桥镇某某村民委员会对其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而被告莫某甲与第三人莫某乙系父子关系，且第三人莫某乙称其对被告莫某甲的行为知晓并予以追认，故对原告方称签订《合同执行补充协议》存在重大误解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方称《合同执行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树木款分成内容显失公平，而该份补充协议系原《合同书》的补充合同，对于林木采伐出售的约定同原《合同书》，对树木款的分成比例亦与原《合同书》一致，且原告方在庭审中明确表明要求按1997年4月19日签订的并经公证的《合同书》执行，故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原告方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合同执行补充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71条、72条、7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于某甲、袁某甲、于某乙、谭某甲、卢某甲、陈某甲、卢某乙、陶某甲、卢某戊、卢某丙、卢某丁、于某丙、于某戊、于大某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0元，由十四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龙妍妃
代理审判员 曾昆英
人民陪审员 李朝君
二〇一四年九月四日
书 记 员 梁绪昭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一条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追认的意思表示自到达相对人时生效，合同自订立时起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71.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72.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
73.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变更;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162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九条合同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将其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受让人，对方与受让人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对方就合同权利义务提出抗辩的，可以将出让方列为第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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