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3民终30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坪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教育中路22号。
法定代表人：刘继发。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军，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辉，广东广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德安，男，汉族，1963年4月3日出生，住湖南省浏阳市，系惠州大亚湾仁发建筑设备租赁部经营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查隆海，惠州市惠阳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审被告：刘保峰，男，汉族，1983年8月7日出生，住河南省临颍县，
深圳市坪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张德安因与刘保峰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惠湾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原告起诉称：原告张德安自2011年起经营建筑器材出租业，注册个体工商户字号名称为惠州大亚湾仁发建筑设备租赁部。因被告坪荣公司承建的大亚湾岭地xx工程需要，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7月7日在惠州大亚湾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1、合同标的：被告方向原告方租用钢架管、扣件等建筑器材，租用数量按发货单据为准计算；2、押金：被告方一次性支付押金25万元整，押金不得抵付租金；3、器材丢失赔偿标准：钢架管为人民币16元／米、扣件为人民币6元／套、螺杆螺帽为人民币0.5元／套；4、器材租金计算标准：按租用天数计算，自发货之日起计算至送回之日止，钢架管每天租金为人民币0.016元／米、扣件每天租金为人民币0.01元／套，租期不足8个月，按照8个月计算，租期超过8个月的按实际使用天数计算租金；5、租金支付方式：租期每满30天支付一次；6、违约责任：承租方逾期支付租金的，按日率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被告共计在原告处前后租用钢架管117740.7米、扣件83652套、顶托1987个，期间被告坪荣公司共向原告支付租金总计30万元。现被告所承建的岭地xx项目己完工，外架均己拆除，但其只返还给原告钢架管59768.5米、扣件22160套、顶托1987个，其他器材均己丢失未返还给原告。现为了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国合同法》第八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提出民事诉讼，请求本院判令：1、被告坪荣公司向原告赔偿钢架管损失计人民币927555.2元、赔偿扣件损失计人民币371952元；2、被告坪荣公司向原告支付租金共计人民币2108293.39元(暂计算至2015年6月30日止)，其中钢架管应付租金为1478131.06元，扣件应付租金为920366.18元，顶托应付租金为9796.15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30万元；3、器材租金计算至被告坪荣公司向原告赔偿全部丢失器材损失之日为止；4、被告坪荣公司向原告支付洗油费为人民币3209.5元；5、被告坪荣公司向原告支付因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违约金按逾期期间日率千分之三计算至租金付清为止（依合同约定至2015年6月30日止应当向原告承担违约金4036127.29元）；6、被告坪荣公司承担本案全部受理费用、全部鉴定费用（另因审计向惠州方正会计师事务所支出鉴定费用5000元）。
为了证明其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张德安身份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拟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注册登记信息查询单，拟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3、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刘保峰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因被告坪荣公司承建的大亚湾岭地xx工程需要，其于2011年7月7日与原告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的事实及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如果所涉器材租用人为刘保峰，其在与原告签订合同仅需刘保峰本人签字即可，根本无需被告坪荣公司再加盖印章，刘保峰无承建施工主体资质，岭地xx工程并非刘保峰承建或施工，被告坪荣公司是否同刘保峰之间签订有施工承包合同并不影响本案原告和被告坪荣公司之间合同的成立；4、建筑器材发货单，拟证明合同期内被告先后共在原告处租用钢架管器材计117740.7米，扣件器材83652套及顶托器材1987套的事实；5、照片，拟证明被告所承建的岭地xx工程（位处大亚湾龙富花园旁）外架现均已拆除、工程已完工的事实；6、建筑器材收货单，拟证明被告在工程完工后仅共向原告方返还钢架管器材59768.5米、扣件器材22160套及托顶器材1987套的事实；7、农村信用社进账单，出票人为坪荣公司，持票人为仁发租赁部，拟证明被告在器材租用期间共向原告支付租金金额仅为30万元的事实，从支付部分租金及押金的履行情况证实承租人系被告坪荣公司；8、器材租赁客户核算表，拟证明经核算，至2012年10月31日止被告共欠有原告器材租金601941.15元、应赔偿钢架管损失计927555元、扣件损失计368952元的事实，另依约被告应当承担违约金630663.27元及其他各项费用合计2532970.42元的事实；9、张育新的声明书以及建设银行企业流水账单，拟证明合同签订后，经原告委托，由被告坪荣公司支付合同押金共计25万元的事实；10、南边灶派出所询问刘保峰的笔录，拟证明朱世红系被告坪荣公司岭地xx项目部经理，原告本意是与被告坪荣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而非与刘保峰个人签订租赁合同，所涉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实际相对主体为被告坪荣公司，原告坚持与被告坪荣公司签订合同，不与个人签订合同。坪荣公司项目部负责人朱世红经请示被告坪荣公司后同意与原告签订合同，原告具有建筑器材出租的资质，坪荣公司有因施工队建筑器材使用的需要；11、地下室防水效果检查记录表、地基基坑查检记录表，拟证明被告坪荣公司持有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所加盖的“资料专用章”，且对外使用该枚印章，该枚印章系被告坪荣公司所刻制且使用，被告坪荣公司实质上将该资料专用章代表项目部对外进行一切事务；12、委托计算费用发票，拟证明原告支付相关审计费用为人民币5000元；13、会计师事务所报告书，拟证明经审计确认至2015年6月30日止，原、被告双方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租金金额为人民币2098497.24元，被告应承担违约金4036127.29元的事实。
被告坪荣公司辩称：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被告坪荣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坪荣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租赁合同关系，原告是与被告刘保峰签订租赁合同，与被告坪荣公司无关。
被告坪荣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刘保峰出具的报告，拟证明涉案租赁合同系刘保峰与原告签订，全部的钢架管、扣件材料单据一直都是由刘保峰开的，属于刘保峰个人行为，与坪荣公司无关；2、坪荣公司财务凭证、现金支出证明单及支票存根、记账凭证，其中支票共11份，支票号为：xxxxx376、xxxxx377、3040379-xxxxx386，而原告提交给法庭的两份支票，尾数是0383、0384，这是坪荣公司联号支票中的中间两份支票，这两份支票是被告公司收到岭地xx发包方惠州达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款621万元以后，于当日即2012年1月5日开出，由钱鹏辉经手办理手续；3、刘保峰出具的收款收据，其中2012年1月10日刘保峰开具的号码为2581131号的收款收据，刘保峰出具该收据，收取坪荣公司20万元，拟证明坪荣公司与原告没有租赁合同关系，仅与刘保峰有合同关系，被告公司支付的费用是给刘保峰，而不是原告。4、施工承包合同，是深圳市坪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岭地xx工程项目部和刘保峰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承包工程内容包括岭地xx从地面一层至顶层外墙脚手架搭设与拆除，签订时间为2011年1月5日，甲方加盖合同专用章，乙方为刘保峰，拟证明刘保峰作为外架施工承包人，承包岭地xx项目的脚手架业务，刘保峰是独立的施工承包人，不是被告坪荣公司的员工或授权代表。5、结算单，证实2012年11月26日，刘保峰和项目负责人朱世红就岭地xx外架班工程款进行结算，结算数额为3378723元。拟证明刘保峰作为外架独立承包施工方，与被告坪荣公司的外架业务进行结算。6、南边灶派出所询问笔录，坪荣公司认为刘保峰已收到大部分工程款，又不向出租人支付租金，遂以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传唤刘保峰，并制作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拟证明刘保峰是外架施工承包人，其自行与张德安订立租赁合同，张德安也事先知悉刘保峰是独立的外架施工承包方，出于谨慎，其要求刘保峰订租赁合同时盖上坪荣公司的公章，但坪荣公司不肯盖章作担保。朱世红作为介绍人，为促成租赁合同订立，将项目部办公桌上供各施工方使用的“资料专用章”盖上，以取得张德安的信任。7、刘保峰向公安机关出具《收款收据》四张，拟证明已向张德安支付了部分租金，拟证明向张德安支付租金的是刘保峰，而不是坪荣公司，刘保峰与张德安是租赁关系的当事人。
被告刘保峰在原一审中辩称：原告证据中的数据与实际数据不一致，但是原告应当起诉刘保峰，而不是被告坪荣公司，这是刘保峰个人与原告之间的合同关系，与坪荣公司没有关系。
被告刘保峰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经审理查明，原告张德安是惠州大亚湾仁发建筑设备租赁部（简称仁发租赁部）的个体经营户，被告坪荣公司是岭地xx工程的总承包施工单位。2011年1月，被告刘保峰承包岭地xx项目部的脚手架工程。2011年7月7日，原告张德安以该仁发租赁部名义（出租方）与被告刘保峰以坪荣公司岭地xx项目部名义（承租方）在惠州市××区××一份《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下称合同），主要约定：1、承租方承建岭地xx工程，承租方预计租用出租方钢架管12万米，扣件6万套，实际租用数量以发货单据为准，预计租用起止时间为2011年7月7日至2012年3月14日止；2、承租方租用器材的发货和送回地点均为出租方仓库，运输费由双方各承担一半，承租方提货时必须由委托代理人经办，变更代理人时必须出具有效证明，口头或电话通知变更无效，出租方有权不予发货；3、承租方一次性支付材料押金25万元整，押金不作租金冲数，押金退还与退货时间相同，每退一批货物出租方一天内应退还相应金额的押金；4、钢架管成本价值为每米人民币16元，租金为每天每米人民币0.016元，扣件成本价值为每套人民币6元，租金为每天每套人民币0.01元，租期每满30天结付一次租金，逾期承租方未结付租金，出租方按实际预期时间加收违约金（日率千分之三），如承租方超过约定的支付租金期限60天，出租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自行收回租赁器材，由承租方承担所需全部费用；5、租金按租用天数计算，从发货之日起至送回之日止，以发货单和收货单为结算凭据，租期不足8个月，按8个月计算，租期超过8个月，按实际使用天数计算租金；6、承租方送回租用的器材时必须清除泥沙，杂质或恢复原状，为确保扣件的使用完好率，扣件不允许承租方自行洗油，未达到验收标准的，出租方收取一定的清理维护费，弯管较直每米0.5元，扣件洗油每套0.1元，改制加锯每根0.5元，承租方丢失租用的器材，出租方按照器材送回时的市场成本价计收赔偿费（含油漆、加工、运输等费用），丢失钢架管每米16元，丢失扣件每套6元，丢失螺杆螺帽每套0.5元。合同落款承租方由被告刘保峰签名，并加盖长方形的“深圳市坪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大亚湾岭地xx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合同签订后，自2011年7月至2011年9月期间，原告张德安陆续向被告出租扣件84152套，钢架管117740.7米用于“岭地xx”工地。2011年12月31日至2012年9月29日，被告刘保峰向原告返还扣件22160套，钢架管59768.5米。
另查明：被告坪荣公司分别于2011年8月18日、9月1日两次汇款25万元至案外人张育新经营的惠州大亚湾新美建筑器材租赁部账户，张育新出具声明书，称该款是仁发租赁部代为收付的合同押金，该款已全部转付给仁发租赁部。原告张德安收到工程款30万元，其中包含出票人为被告坪荣公司的支票（票据号码为xxxxx383,xxxxx384）两张共计20万元，另外10万元是刘保峰支付。张德安统一出具了收据给刘保峰，注明收到坪荣公司的租金。
又查明：我院依法向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规划建设局档案馆调取“岭地xx”工程档案，在被告坪荣公司向该局备案的《地下室防水效果检查记录表》、《地基基坑（槽）回填施工检查记录表》等项目上，总承包施工单位即被告坪荣公司在检查结论栏上盖“深圳市坪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大亚湾岭地xx项目部资料专用章”。被告坪荣公司在重审庭审中承认该项目部资料专用章是他们公司刻制的，但认为该印章的用途是整理资料专用。
2013年12月23日，原告依法委托惠州方正会计师事务所对原告出租的钢架管、扣件及截至2012年10月30日的租金进行计算，该事务所计算结果：1.截至2012年10月30日,被告应付扣件租金317184.02元，钢架管租金575615.18元，扣除已付30万元租金，尚欠租金合计592799.2元；2.另租赁期间已发出扣件84152套，钢架管117740.7米，回收扣件22160套，钢架管59768.5米，尚有扣件61992套，钢架管57972.2米未予返还。
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张德安向本院提出查封申请，本院依法作出（2012）惠湾法民一初字第787-1号民事裁定书，冻结被告坪荣公司在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坪地支行账号00×××90以及在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坪地支行账号82×××01，冻结金额合计200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张德安身份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刘保峰身份证、注册登记信息查询单，证实原告、被告的身份情况。
2、《建筑器材租赁合同》，证实2011年7月7日，原告张德安以大亚湾仁发建筑器材租赁部名义作为出租方，与作为承租方的坪荣公司岭地xx项目部外架班刘保峰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并加盖长方形的“深圳市坪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大亚湾岭地xx项目部资料专用章”。
3、发货单、收货单、器材租赁客户核算表，证实建筑器材出租时收、发的情况，租赁期间已发出扣件84152套，钢架管117740.7米，回收扣件22160套，钢架管59768.5米。
4、农村信用社进账单2张，证实出票人是坪荣公司，持票人是仁发租赁部，票据号码为xxxxx383、xxxxx384，每张金额10万元。
5、惠州大亚湾新美建筑器材租赁部出具的声明书及转账流水，证实该租赁部于2011年8月18日、2011年9月1日收到坪荣公司以转账方式支付的10万元、15万元，两笔款项共计25万元系张育新帮助仁发租赁部代收的合同押金。
6、刘保峰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称，“2011年1月，我和合伙人杜洪荣与坪荣公司签订岭地xx5栋共7万多平方米的外架工程合同，我负责提供外架材料，杜洪荣负责提供工人，我和坪荣公司签完合同后就进场施工，搭了3栋楼的外架。直到2011年7月，因外架的钢管和扣件材料不够，我就与张德安签订租赁合同，张德安说不能跟个人签订合同，必须要与公司签订合同，我就跟岭地xx项目部朱世红商量此事，朱世红说：“我和老板说说，你等一下。”过了一会，朱世红说：“可以与张德安签合同，合同你要先签字，我们后盖章。”第二天，我就和张德安说：“项目部同意和你签合同。”后来张德安就拿了一份租赁合同给我，说仁发租赁部的营业执照还没有办下来，先拿我朋友银发建筑器材租赁部的合同签着先，等我的仁发租赁部营业执照办下来再重新签一份合同，我和张德安在岭地xx项目部签完这份合同后，因朱世红没在项目部，我就先离开了。合同签订后，按合同约定张德安提供材料，岭地xx也陆续完工，2012年7、8月份的时候我返还部分的材料给张德安，截至9月30日，我一共支付给张德安租金45万元，还欠租金90多万元，还欠部分材料未返还。张德安索要租金未成，银发租赁公司就起诉了坪荣公司，要求支付租金、违约金和材料费共140多万元。2011年1月，我和坪荣公司项目朱世红签订承包外架合同，盖的是坪荣公司岭地项目资料专用章。工程款一共340万元，坪荣公司一共付给我320万元，还有约20万元人民币未结算给我。”
7、刘保峰在2012年11月25日出具的报告，称其承接岭地xx外脚手架，承接施工对外的钢管扣件租赁买卖行为属于其个人行为。
8、坪荣公司财务凭证、现金支出证明单及支票存根、记账凭证，支票共11份，支票号为：xxxxx376、xxxxx377、3040379-xxxxx387，原告提交给法庭的两份支票，尾数是0383、0384，均为现金支票。
9、结算单，坪荣公司与刘保峰对岭地xx外架班工程款进行结算，金额为3378723元。
10、收款收据，证实刘保峰收到岭地xx外架工程款的情况。
11、《施工承包合同》，证实2011年1月，被告刘保峰承包岭地xx项目部的脚手架工程。
12、委托计算租金的报告，证实截至2012年10月30日,被告应付扣件租金317184.02元，钢架管租金575615.18元，扣除已付30万元租金，尚欠租金合计592799.2元；租赁期间已发出扣件84152套，钢架管117740.7米，回收扣件22160套，钢架管59768.5米，尚有扣件61992套，钢架管57972.2米未予返还。
13、《地下室防水效果检查记录表》、《地基基坑（槽）回填施工检查记录表》，表格均盖有深圳市坪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大亚湾岭地xx项目部资料专用章。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的合同主体问题。被告坪荣公司、被告刘保峰认为《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是被告刘保峰个人签订，被告坪荣公司与原告张德安之间没有租赁合同关系的意见。被告坪荣公司是大亚湾岭地xx工程的总承包施工单位，涉案租赁物钢架管、扣件均用于“岭地xx”工地的建设，而且被告坪荣公司在其向大亚湾区住建局提供的《地下室防水效果检查记录表》、《地基基坑（槽）回填施工检查记录表》等资料均使用了该资料专用章。被告坪荣公司亦认可“深圳市坪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大亚湾岭地xx项目部资料专用章”系他们公司刻制，刘保峰亦称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请示了项目部朱世红同意后才盖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合同签订地点在坪荣公司岭地xx的项目部。因此，本案中，原告张德安有理由相信被告刘保峰使用该资料专用章签订租赁钢架管及扣件合同是代表被告坪荣公司的行为，被告人刘保峰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亦应由被告坪荣公司承担。对于坪荣公司提交的坪荣公司与刘保峰之间的施工承包合同，坪荣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原告张德安与刘保峰签订租赁合同时知道该承包合同内容，故承包合同只能约束坪荣公司与刘保峰，并不能以此对抗合同外的本案当事人。被告坪荣公司提出刘保峰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意见，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坪荣公司承担有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后，可以向被告刘保峰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
二、关于支付租金及返还租赁物或折价赔偿问题。
原、被告之间未就租赁合同中租赁物返还及其租金进行结算，本院依法委托相关机构对此进行计算，计算程序合法，该计算报告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刘保峰认为原告主张数额过大，却未提供证据证实，而原告张德安提供的发货单均有被告刘保峰的签名确认，为此，被告刘保峰的抗辩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我院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计算租赁合同截至2012年10月30日止租金的发生情况，被告坪荣公司应向原告张德安支付扣件租金317184.02元、钢架管租金575615.18元，共计892799.2元。被告坪荣公司已付租金为30万元及租赁合同押金25万元，因此，被告坪荣公司尚欠未付租金为342799.2元。
根据合同约定，预计租期为2012年3月14日止，承租方未结付租金，出租方按实际逾期时间加收违约金（日率千分之三），如承租方超过约定的支付租金期限60天，出租方有权终止合同。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应承担未按期支付租金的违约责任，本院予以支持。同时合同约定被告未按期支付租金超过60日，原告具备合同解除权并拉回涉案设备，原告有条件及义务阻止该租金损失的扩大，因此，原告请求被告继续支付未返还的扣件及钢架管至被告赔偿全部丢失器材损失为止的租金损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支持。由于本院已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钢架管、扣件产生的租金和未返还的钢架管、扣件数量进行计算，原告张德安又另行鉴定，对该鉴定不予采纳，另行鉴定产生的费用由原告张德安自行负担。
关于违约金起算日期问题，由于原、被告未就租金问题进行结算，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租金发生的具体金额及支付时间，为此，结合原告的起诉时间及我院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计算日期，以2012年10月30日作为计算违约金的时间节点，有明确的租金金额作为计算依据，比较符合常理，本院予以确认。由于原告未收到租金的其他损失相当于银行存款利息损失，因此，原告依据合同约定的日率千分之三的标准计算违约金，明显超过其实际损失，本院酌情予以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租金付清之日止。因此，被告坪荣公司应承担的违约金具体计算为，以342799.2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2年10月30日起计算至该款付清之日止。
被告坪荣公司占用原告出租的部分扣件及钢架管至今未予返还，因此，原告请求被告坪荣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扣件及钢架管的损失，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坪荣公司未返还的扣件为61992套，钢架管为57972.2米，按照合同约定的丢失赔偿价格计算，扣件折价为371952元（61992套×6元／套），钢架管折价为927555.2元（57972.2米×16元／米），两项合计为1299507.2元，原告主张该赔偿损失为1299507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张德安请求被告坪荣公司支付洗油费3209.5元及装运费650元，因原告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费用实际发生，原告的该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被告坪荣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张德安丢失的扣件、钢架管损失合计人民币1299507.2元；
二、被告坪荣公司应当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张德安支付租金人民币342799.2元及违约金（以342799.2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2年10月30日起支付违约金至该款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张德安其他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3965元，由原告张德安负担36901元，被告坪荣公司负担27064元；保全费5000元及鉴定费5500元，由被告坪荣公司负担。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深圳市坪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惠湾法民一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2、请求驳回被上诉人张德安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张德安负担。
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事实认定错误。
1、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7月7日，被上诉人张德安以惠州大亚湾仁发建筑设备租赁部名义（出租方）与被告刘保峰以深圳市坪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岭地xx项目部名义（承租方）在惠州市××区××一份《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合同落款承租方由原审被告刘保峰签名，并加盖长方形的“深圳市坪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大亚湾岭地xx项目部资料专用章”。
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德安没有租赁合同法律关系，涉案租赁合同系原审被告刘保峰与被上诉人张德安签订。原审被告刘保峰出具的书面意见亦认可，这是其个人与被上诉人张德安之间的合同关系，与上诉人无关。
首先，在被上诉人张德安提交的租赁合同上，承租方为岭地xx项目部外架班刘保峰，上诉人非签约主体。一审法院将“承租方为岭地xx项目部外架班刘保峰”认定为“岭地xx项目部”存在重大错误。上诉人并未与被上诉人张德安签订任何合同，更未与被上诉人张德安签订涉案租赁合同。并且，对于被上诉人张德安向法院提供的涉案租赁合同，上诉人从不知情。原审被告刘保峰系以个人名义与被上诉人张德安签订租赁合同，而非代表上诉人。
其次，原审被告刘保峰不具有上诉人签约代表人身份和授权手续。刘保峰非上诉人员工或授权代表，而是专门从事外架承包的个人。刘保峰签署该合同事先没有上诉人授权，事后亦无上诉人追认。一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刘保峰作为承租方代表人在合同签名确认”，但并没有上诉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介绍信等证据予以支持。
再次，原审被告刘保峰是上诉人岭地xx项目外架承包人，是上诉人的交易对方，其提供的5栋楼的外架材料中，可能有部分来源于租赁上诉人张德安的器材，但是在提供3栋楼的器材后，才与被上诉人租赁器材，即刘保峰提供的器材大部分是其自己的器材。并且，原审被告刘保峰除岭地xx工地外，还有其他工地。
据原审被告刘保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其与合伙人杜洪荣承包上诉人岭地xx5栋共7万平方米的外架，刘保峰负责提供外架材料。到2011年7月份，刘保峰在提供了3栋楼的外架材料后，因外架的钢管和扣件材料不够，就与张德安签订租赁合同。所达成的两份合同（其中一份借用惠州大亚湾银发建筑器材租赁部名义）均是与张德安签订，亦是由张德安履行的，张德安提供的扣件、钢架管包含在刘保峰的外架材料中。我司提交了刘保峰出具的《报告》等予以证明，刘保峰亦在公安机关有相应笔录。
2、一审法院认定，自2011年7月至9月，被上诉人张德安陆续向上诉人出租扣件84152套，钢架管117740.7米用于“岭地xx”工地。2011年12月31日至2012年9月29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张德安返还扣件22160套，钢架管59768.5米。2013年12月23日，被上诉人1、截止2012年10月30日，应付扣件租金317184.02元，钢架管租金575615.18元，扣除已付30万元租金，尚欠租金合计592799.2元；2、另租赁期间已发出扣件84152套，钢架管117740.7米，回收扣件22160套，钢架管59768.5米，尚有扣件61992套，钢架管57972.2米未予返还。
其认定数量的依据，是惠州方正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委托计算租金的报告》。
但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首先，受托方的遴选程序不合法，未保障上诉人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该报告证据性质属于司法鉴定意见，该鉴定意见应当遵循司法鉴定的有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九条规定，在诉讼中，对本决定第二条所规定的鉴定事项发生争议，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列入鉴定人名册的鉴定人进行鉴定。鉴定人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由所在的鉴定机构统一接受委托。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应当在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注明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司法鉴定业务。本案中，委托惠州方正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司法鉴定，并未经合法遴选程序，委托鉴定的决定事先未通知上诉人，遴选程序中亦未通知上诉人参与、监督。
其次，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没有司法鉴定资质。
鉴定机构没有司法鉴定资质。《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司法鉴定机构是指从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的司法鉴定业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司法鉴定机构是司法鉴定人的执业机构，应当具备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在登记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内，开展司法鉴定活动。经查询，惠州方正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取得鉴定《司法鉴定许可证》，该机构也没有提供《司法鉴定许可证》。
鉴定人没有司法鉴定资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司法鉴定人从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的司法鉴定业务，适用本办法。该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司法鉴定人是指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出鉴定意见的人员。司法鉴定人应当具备本办法规定的条件，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取得《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按照登记的司法鉴定执业类别，从事司法鉴定业务。鉴定人没有提交《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经查询，鉴定人没有取得鉴定《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该机构也没有提供《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再次，司法鉴定所依据的鉴定材料并未经依法确定。
出租的合同依据没有经依法确定；出租时间、货物品名、数量等数据，没有经依法确定；司法鉴定中，租金计算的截止时间，没有法律依据。
刘保峰书面辩称，原告证据中的数据与实际数据不一致。据刘保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2012年7、8月份，刘保峰返还部分材料约5万多米钢管、扣件2万多个给张德安，截止2012年9月30日，共支付租金45万元（包括押金25万元），张德安有开收款收据，因资金周转不开，还欠租金90多万元及部分材料（5.7万米钢管、约6万个扣件）。共租张德安钢管11万多米，扣件8万多个，租金约140万元。钢管每米0.016元/天，扣件每个0.01元/天。
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分别于2011年8月18日、9月1日两次汇款25万元至案外人张育新经营的惠州大亚湾新美建筑器材租赁部账户，张育新出具声明书，称该款是惠州大亚湾仁发建筑设备租赁部代为收付的合同押金，该款已全部转付给仁发租赁部。被上诉人张德安收到上诉人工程款30万元，其中包含出票人为上诉人的支票（票据号码为xxxxx383，xxxxx38,4）两张共计20万元，另外10万元是刘保峰支付。张德安统一出具了收据给刘保峰，注明收到上诉人的租金。
首先，案外人张育新出具的声明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案外人张育新在本案中的身份应为证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但其没有到庭接受质询，故声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核实，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其次、被上诉人提交的支票系刘保峰支付，不能证明上诉人有履行涉案租赁合同的行为。
支票的流通性的特点，使得支票上的持有人和最终人可以与出票人没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票据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第八十六条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
该两份支票金额，是上诉人支付给原审被告刘保峰的款项。2012年1月5日，上诉人收到岭地xx项目工程发包方工程款人民币621万元，当日即全额拨付给岭地xx项目部用于支付工程款项，由钱鹏辉经手办理领款手续。为此，上诉人开具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支票11份支票，支票号码：xxxxx376、xxxxx377、xxxxx379-xxxxx386。1月10日，刘保峰出具258xx31号收款收据收取外架款20万元，上诉人同时交付支票两份（票面金额20万元），即被上诉人张德安提交的xxxxx383、xxxxx384两份支票。该两份支票正是上诉人支付给刘保峰的款项。我司提交了支票存根、刘保峰开具的第2581131号收款收据等予以证明。
原审被告刘保峰与被上诉人张德安有租赁合同关系，该两份支票即是刘保峰收到上诉人款项后，转付被上诉人张德安的。刘保峰曾向被上诉人张德安支付租金45万元，其中包括该20万元的支票。据刘保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其与合伙人杜洪荣承包上诉人岭地xx5栋共7万平方米的外架。刘保峰负责提供外架材料。到2011年7月份，刘保峰在提供了3栋楼的外架材料后，因外架的钢管和扣件材料不够，就与张德安签订租赁合同。所达成的两份合同均是与张德安签订，亦是由张德安履行的。第一次签订合同，系张德安借用其朋友银发建筑器材租赁部名义，因为其申请的仁发建筑器材租赁部的营业执照没有办下来，当时张德安说，我的仁发建筑器材租赁部的营业执照还没办下来，先拿我朋友惠州大亚湾银发建筑器材租赁部的租赁合同签着先，等我仁发建筑器材租赁部办下来后再重新签一份合同。第二份合同是仁发建筑器材租赁部的营业执照办下来后才签订的。其实两份合同就是一份。2012年7、8月份，刘保峰返还部分材料约5万多米钢管、扣件2万多个给张德安，截止2012年9月30日，共支付租金45万元（包括押金25万元），张德安有开收款收据，因资金周转不开，还欠租金90多万元及部分材料（5.7万米钢管、约6万个扣件）。共租张德安钢管11万多米，扣件8万多个，租金约140万元。钢管每米0.016元/天，扣件每个0.01元/天。我司提交了刘保峰出具的《报告》等予以证明。刘保峰亦在公安机关有相应笔录。
4、《地下室防水效果检查记录表》、《地基基坑（槽）回填施工检查记录表》两份证据来源程序不合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该两份证据被上诉人张德安均有条件获取和提交，即使被上诉人张德安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亦应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
一审法院调取该两份证据是应张德安、张百战申请。张德安于2013年1月31日申请，张百战于2013年11月7日申请。两份申请均超过举证期限，被上诉人张德安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没有提出该证据，亦未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申请人张百战并非本案当事人，其申请没有法律依据。
二、涉案租赁合同上的印章“大亚湾岭地xx项目部资料专用章”不能代表上诉人。
涉案合同上的印章文字为“大亚湾岭地xx项目部资料专用章”。
首先，上诉人没有刻制或委托刻制该印章，亦没有该章的备案。该章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关联性，被上诉人张德安没有提交证据证明。
其次，该章的用途特定，不能用于对外签订经济合同。该印章文字为“大亚湾岭地xx项目部资料专用章”，顾名思义，系资料整理、归档、保管时使用的部门专用章，不能用于其他用途。否则，不产生相应法律效力。
再次，该章的性质不能代表项目部，更不能代表上诉人。该章仅仅是资料专用章，而非公章，其法律地位不足以代表项目部，更不足以代表上诉人。否则，也就没有公章存在以及公章管理制度存在的必要了。
三、本案原审被告刘保峰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审被告刘保峰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
首先，原审被告刘保峰的行为不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本案中，被上诉人张德安与刘保峰签订合同时，并未有上诉人出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介绍信等证明文件，上诉人未授权刘保峰与被上诉人张德安签订合同，且事后也未得到上诉人的追认。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必须要法定代表人签署或相应授权，这是常识。不必说非上诉人员工的刘保峰，就是公司经理、作为公司项目部的负责人，也无权擅自签署。被上诉人张德安在与刘保峰签订租赁器材合同时，应当严格审查刘保峰的身份、是否具有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权限。正如前述，涉案租赁合同上的印章“大亚湾岭地xx项目部资料专用章”不能代表上诉人。
其次，原审被告刘保峰的外架承包人身份，致使其明显不具有代理权。
被告刘保峰所从事的建筑器材租赁业务与被上诉人张德安一致，双方是同行，且均在大亚湾，被上诉人张德安在与刘保峰签订租赁器材合同时有必要也有能力了解其身份。事实上，被上诉人张德安是清楚刘保峰身份的，但被上诉人张德安并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或故意隐瞒。
与此相反，2012年1月10日，刘保峰出具2581131号收款收据，收取上诉人外架款20万元，即是被上诉人张德安提交的xxxxx383、xxxxx384两份支票项下金额。
综上，被上诉人张德安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刘保峰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也不能证明其属于善意且无过失，其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因此，被上诉人张德安主张被告刘保峰在涉案合同上加盖大亚湾岭地xx项目部资料专用章印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要求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另，岭地xx项目部将外架发包给刘保峰承包，已经按合同约定及时付款。现岭地xx项目部与刘保峰于2012年11月26日进行结算，双方确认，外架总款3378723元，上诉人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进度款，并未拖欠，现尚余18万元因本案原因暂未支付。
原告张德安等人作为债权人，不积极向债务人追索债务，而是企图掩饰将其与刘保峰之间的经济纠纷，将还款责任转嫁给上诉人，是明显的恶意诉讼。由于张德安等人的诉讼特别是财产保全行为，致使上诉人正常经营无法开展，投标等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给上诉人造成导致巨大损失。法院冻结上诉人基本账户，造成上诉人无法及时支付几千农民工工资和建材等应付款，涉及到大亚湾科技创新产业园、小城故事、大悦花园、岭地xx等在建工程。民工工资发放已迫在眉睫，部分工人扬言要罢工和去大亚湾管委会上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影响工程进度。
四、一审法院判决诉讼费用负担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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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原告王云平诉被告王景海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PubDate\\\\\":\\\\\"2016-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