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79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阿木，男，1934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建娥，女，1965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建明，男，1966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建军，男，1968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琳娜，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琳，男，1991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
委托代理人朱纪华，杭州市义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因与被上诉人冯琳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9民初10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2月15日12时37分许，冯琳驾驶浙Ｄ×××××号小型普通客车沿萧山区横一线由北往南行驶至义隆路路口时，与沿义隆路由东往西行驶蒋建娥驾驶的无号牌二轮电动车相碰撞，造成二轮电动车上乘员童凤花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蒋建娥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冯琳的父亲冯恩德出面向杭州市公安局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中队提交被保险人为冯琳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单各1份。2017年3月28日，杭州市公安局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大江东公（交）认字2017第0000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冯琳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过错作用与蒋建娥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过错作用基本相当，故冯琳负事故同等责任，蒋建娥负事故同等责任，童凤花无事故责任。”2017年2月17日，冯琳的父亲冯恩德与蒋建明、蒋建军前往杭州市萧山区义蓬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就上述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进行协商，冯琳的父亲冯恩德出面与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签订《人民调解协议》1份，约定：“一、冯琳一次性赔偿及补偿童凤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办丧事的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580000元。二、付款时间及方式：协议达成支付80000元，2017年2月28日下午3点前支付220000元，同时死者家属提供好车辆保险理赔所需的一切手续。余款280000元待车辆保险理赔款到位后一次性付清。死者家属协助车主通过司法途径向保险公司理赔。三、此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上述协议内容确定后，冯恩德在当事人一栏签字确认，蒋建军、蒋建明在签署自己名字的同时代签了未到场的蒋阿木、蒋建娥的名字。因冯恩德未提供冯琳的授权委托书，蒋建军、蒋建明未提供蒋阿木、蒋建娥的授权委托书，负责本案调解的人民调解员裘柏荣向冯恩德、蒋建军、蒋建明均进行了释明并要求各方将授权委托书交冯琳、蒋阿木、蒋建娥签字后带回杭州市萧山区义蓬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但此后，经裘柏荣多次催讨，冯恩德未将授权委托书带回并表示冯琳不同意上述《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另查明，冯恩德的侄子冯璐（身份证号码）与冯恩德共同前往杭州市萧山区义蓬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冯璐在上述《人民调解协议》签订当日通过支付宝方式向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支付款项20000元。次日，冯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支付款项60000元。再查明，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曾作为原告于2017年4月5日向原审法院提起（2017）浙0109民初4991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要求：“1.冯琳赔偿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因亲属童凤花在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356521.29元；2.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付。”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在起诉状中诉称：“……原告系童凤花的法定继承人，因无法与被告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故向贵院提起诉讼……”后，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于2017年4月27日向原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原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于2017年06月22日作为原告再次向原审法院提起（2017）浙0109民初9614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要求冯琳支付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因亲属童凤花在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赔偿款5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2017年6月29日，冯琳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确认冯琳与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于2017年2月17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无效。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冯琳的父亲冯恩德出面与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第一，冯恩德与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不具备冯琳的委托代理人身份，冯恩德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第二，冯恩德与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虽然在一般社会生活中，父亲出面代替子女处理子女的个人事项实属正常，但处理事项的范围应与子女的年龄、学历、智力等因素相符，一般也仅限于日常家事范围，包括购物、保健、衣食、娱乐、医疗、接受馈赠等等。本案中，冯琳系成年人，需处理的事项是交通事故后的损害赔偿，并不当然属于父亲可代理完成的日常家事行为。从人民调解协议出具的过程来看，蒋建明、蒋建军代替蒋阿木、蒋建娥在《人民调解协议》中签字，调解工作人员也向蒋建明、蒋建军说明必须带回蒋阿木、蒋建娥的授权委托材料。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理应知晓冯恩德作为冯琳的父亲，在未取得冯琳委托授权的情况下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并不当然发生法律效力，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作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原告所提交的起诉状中的相关内容对此亦可予以印证。据此，仅凭冯恩德系冯琳父亲的身份关系，并不足以建立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对冯恩德代理行为的合理信赖，冯恩德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三，冯琳作为被代理人，对上述《人民调解协议》明确表示拒绝予以追认。冯恩德的侄子冯璐虽于《人民调解协议》签订的当日、次日分别支付赔偿款20000元、60000元，但仅凭现有证据和庭审调查，并不足以认定冯璐的两次付款行为系接受冯琳的指示而为的事实，也不足以认定冯琳对协议进行追认并开始履行协议义务的事实。综上，冯恩德出面与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的行为属无权代理，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冯琳对此亦未作追认，该《人民调解协议》应属无效。冯琳的诉讼请求，依据充分且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确认申请人为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被申请人为冯琳的《人民调解协议》（于2017年2月17日签订）无效。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负担。冯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蒋阿木、蒋建娥、蒋建明、蒋建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依职权调查所形成的备忘录，存在取证程序上不当的情形。根据了解的情况，当日原审法院工作人员独自一人到调解员裘柏荣处了解情况，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同时裘柏荣也未在任何材料中签名。二、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观点不正确。1、被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发生交通事故后，打电话给其父亲，其父亲和被上诉人一起在医院，处理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抢救事宜，可见被上诉人与其父亲关系紧密，其父亲能代表被上诉人处理案涉交通事故。2、交通事故发生当时，被上诉人年龄尚小，仅25周岁，该次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的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样一位年轻人心生恐慌，属于自然。同时被上诉人尚未结婚，与父母同住，属于同一家庭的成员。签订协议当天，被上诉人告知其父亲，被上诉人有事，不能过来签字，由其代表签字，实属正常，符合人之常情。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的父亲有权代表被上诉人签订调解协议。3、即便被上诉人的父亲没有代理权，但被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协议当晚，知道父亲以其本人名义签订协议后，就立即做出否认表示。况且协议签订第二天，被上诉人方也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部分赔偿款，应视为同意。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父亲有权代表被上诉人签订案涉人民调解协议，构成表见代理。三、调解协议签订后第二天仍继续按照协议内容支付赔偿款行为，应当视为被上诉人同意该调解协议。四、双方约定赔偿金额58万元，是基于被上诉人希望在物质层面上弥补死者家属对失去亲人的痛苦。法律虽然规定交通事故死亡案件中，肇事方应当赔偿的项目，但是对于受害人家属来说，生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通过调解双方最终达成的赔偿金额，除了法律规定应当赔付部分以外，还有部分是作为对家属的补偿金额，因此被上诉人同意赔偿及补偿58万元，这是双方协商后的结果。因此之后未支付剩余赔偿及补偿款的行为，不是被上诉人不同意调解协议的内容，而是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在二审中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一审法院调查的备忘录，根据裘柏荣的陈述只有一个自称是义蓬法庭的一位工作人员到他这里了解情况，并不是一审中所说的两个工作人员，所以一审调取证据存在违法情形。
被上诉人冯琳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于法无据，具体表现在以下一个方面：一、涉案调解协议是被上诉人母亲是在上诉人及上诉人亲属强行扣押被上诉人母亲到灵堂进行的。二、在调解协议形成后，调解员要求双方出具调解书，并将委托书样本交给双方，让委托人签名字之后，于次日交给调解委员会，这也说明调解员也知道在没有委托书的情况下，调解协议不生效。当被上诉人父亲将调解内容告知被上诉人时，被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该调解方案，并拒绝在委托书上签字，次日被上诉人将这一情况告知了调解员。三、从上诉人向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的（2017）浙0109民初4991号案件中，该案中上诉人在事实与理由部分也写明“原告系童凤花的法定继承人，因无法与被告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故向贵院提起诉讼。”从该表述来看，到2017年4月5日，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为止，也认可了双方没有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也充分证明了2017年2月17日义蓬街道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不生效的。退一步说，如果该调解协议生效，在4991号案件中，上诉人是不能向保险公司再主张权利。当时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向法庭陈述的时候是因为该调解书已经遗失，因为该调解是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必定有存档，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完全可以通过借调调解委员会的档案获取该调解书，所以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是知道该调解协议是不生效的。从一审法院承办人和书记员到义蓬调解委员会向调解员了解调解内容，可以证明该调解书是在委托人在没有出具委托书的情况下形成的，是不生效的，也证明了被上诉人上面所说的理由。综上所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冯琳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提交的证据，冯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到庭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询。本院认为，冯琳异议成立，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鉴于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对原审法院形成备忘录的程序提出异议，本院依职权向杭州市萧山区义蓬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裘柏荣作了询问笔录，裘柏荣的陈述与备忘录的内容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冯琳父亲冯德恩出面与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涉及的系交通事故后的损害赔偿问题，虽冯德恩与冯琳系父子，但当时冯琳已成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冯德恩代理冯琳办理交通事故赔偿事宜，已经超出了一般家事代理的范畴。且根据本院向杭州市萧山区义蓬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裘柏荣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反映，在应当到场签字的当事人未到场时，调解员给双方授权委托材料，并要求委托方签字后带回。以此可以认定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一方应当知晓冯德恩代理冯琳在调解协议上签字，需要冯琳的事后追认才能发生法律效力。而在《人民调解协议》签订当日和次日所支付的赔偿款20000元和60000元，从现有证据尚不能反映系冯琳支付或者是接受冯琳指示所支付，因此也不能由此认定两次付款行为系冯琳对协议的追认行为。结合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曾起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起诉状所载明双方无法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的内容，本院认定冯德恩出面与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的行为，在未得到冯琳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属于无权代理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该《人民调解协议》应属无效。综上，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蒋建明、蒋建军、蒋阿木、蒋建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昱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徐亚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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