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铁中刑初字第6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分院。被告人孟金根，男，1954年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静安区，住上海市嘉定区。辩护人黄文民，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于培东，男，1969年6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徐汇区，住上海市普陀区。辩护人祁长宇，上海祁长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分院以沪检铁分诉刑诉〔2015〕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孟金根、于培东犯贪污、受贿罪，于2015年5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查后于次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分院指派检察员曹杰、洪梓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孟金根及其辩护人黄文民、被告人于培东及其辩护人祁长宇到庭参加诉讼。因公诉机关需补充侦查，本院两次决定延期审理。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孟金根于2005年3月起分别担任车辆段、动车客车段、动车段段长等职务，于2014年2月28日退休。其在任职期间，全面负责上述单位的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工作。车辆段(动车客车段、动车段)作为上海铁路局下属的运输站段，与杭州印月宾馆(以下简称印月宾馆)、上海铁路车辆工贸有限公司杭州装备分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装备分公司)、上海铁路车辆工贸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分公司)、上海铁路车辆工贸有限公司升亮工程技术服务分公司(以下简称升亮分公司)、上海铁路车辆工贸有限公司星克电子科技分公司(以下简称星克分公司)等上海铁路局车辆系统多元经营单位(以下简称多经单位)形成管理、制约关系。2008年至2011年间，孟金根在担任车辆段、动车客车段段长期间，利用其职务便利，将本单位部分收入共计人民币2,141,46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归其个人保管，在离任后将其所保管的钱款非法占为己有。2009年至2013年间，孟金根在担任车辆段、动车客车段、动车段段长期间，利用其职务便利，以单位名义向相关多经单位索要现金、购物卡等由其个人保管，在离任后将其保管的共计价值530万余元的现金、购物卡等非法占为己有。其中，2011年6月起，孟金根在向星克分公司索要钱款时，经商定由星克分公司经理赵洪宝(另案处理)要求江苏亿嘉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嘉公司)分多次汇款至被告人于培东的个人工商银行账户，孟金根伙同于培东等人将其中的24万余元共同非法占为己有并用于个人消费。2012年至2013年间，孟金根在担任动车客车段段长期间，利用其职务便利多次收受他人所送的购物卡共计价值125,300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2014年3月19日，被告人于培东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其用个人银行账户接受亿嘉公司汇款，将部分钱款用于孟金根、赵洪宝及其本人个人消费的事实。次日，被告人孟金根自动投案，亦交代涉亿嘉公司汇款的事实。2014年3月20日、3月22日，侦查机关对孟金根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的住处进行搜查，查获现金755万余元和大量购物卡等物品。同年4月2日，侦查机关对被告人于培东放置涉案物品的相关场所进行搜查，查获于培东用亿嘉公司汇款购买的空气净化器、食品料理机等物品。对于从住处查扣的购物卡，孟金根于2014年4月4日起供认系公共财物；对于查扣的现金，孟金根于同年6月6日起供认系公款。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孟金根身为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个人或伙同他人共同非法侵吞公共财物共计744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其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25,3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于培东伙同他人共同非法侵吞公共财物共计24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孟金根系主犯，于培东系从犯且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据此，提请本院依法审判。被告人孟金根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并无异议，但辩解涉案钱款将用于动车相关产品的研发；购物卡准备赠送业务单位相关人员以表示感谢；涉案财物搬至家中是考虑存放安全问题；因其退休不久，准备在春运后与单位进行交接。其辩护人认为本案涉及贪污的财物与涉及受贿的财物仅来源不同而已，孟金根将上述全部财物均放置于单位“小金库”，应视为财产归公行为，后其将涉案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故仅构成贪污罪。孟金根具有自首情节及其他酌情从轻处罚情节，提请法庭对孟金根减轻处罚。被告人于培东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持异议。其辩护人对起诉指控于培东构成贪污罪不持异议，但认为于培东应仅对其个人贪污数额承担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于培东系从犯，具有自首情节，结合本案其他酌情从轻情节，提请法庭对于培东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一、被告人主体身份及车辆段(动车客车段、动车段)与相关单位形成管理制约关系的事实车辆段于2006年3月成立，2009年6月经与上海动车基地重组整合，成立动车客车段；2013年6月上海动车客车段被撤销，分别成立动车段和车辆段；上述车辆段、动车客车段、动车段均系上海铁路局下属单位，系国有企业。被告人孟金根于2005年3月起任车辆段段长，2009年6月起任动车客车段段长，2010年8月起兼任上海铁路局副总工程师，2013年6月起任动车段段长，2013年12月起任上海铁路局党委办公室调研员，2014年2月28日退休。在其担任车辆段、动车客车段、动车段段长期间，全面负责全段的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工作，系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被告人于培东于1988年8月参加工作，系动车段司机，2014年3月至星克分公司助勤。车辆段(动车客车段、动车段)作为上海铁路局下属的运输站段，根据上海铁路局规定，与印月宾馆、杭州装备分公司、昆山分公司、升亮分公司、星克分公司等上海铁路局多经单位确立、执行一体化经营机制，车辆段(动车客车段、动车段)向各多经单位提供业务，对多经单位业务结果承担关联责任，在实质上与各多经单位形成制约、管理关系。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上海铁路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关于调整运输生产力布局的通知》，《关于成立上海铁路局上海动车客车段的通知》，《关于调整车辆系统部分运输站段运输生产力布局的通知》等证明，上海铁路局系国有企业，其下属车辆段、动车客车段、动车段成立的情况。2、孟金根的干部履历表及任职命令，动车段出具的《段长工作标准》等证明，孟金根的任职情况及职权范围。3、上海市嘉定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出具的《孟金根当选上海市嘉定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情况的说明》，《上海市嘉定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孟金根辞去上海市嘉定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的决定》证明，2011年11月孟金根当选上海市嘉定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4年3月31日，经上海市嘉定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接受孟金根辞去上海市嘉定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4、于培东的职工履历表及劳动合同，动车段出具的《情况说明》、《关于于培东助勤的通知》、《关于于培东改职的通知》等证明，于培东于1988年8月在车辆段工作，系动车段司机，2014年3月至星克分公司助勤。5、户籍材料证明孟金根、于培东的自然身份情况。6、上海铁路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主辅经济往来关系的通知》、《关于推进委托站段管理多经企业与站段脱钩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重申规范经营管理行为的通知》，上海铁路局主辅经济往来相关文件，动车段《上海动车段关于印发<上海动车段多元化经营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上海铁路局关于下达多元化经营挂钩考核指标的通知》、《多经业务往来单位明细》、《多经工作会议纪要》等证明，上海铁路局要求局属各站段完善主辅分离，站段多经脱钩工作，为规范主辅往来关系而出台相关文件；动车段为推动多元化经营，实现经营增效目标而实施相关措施及考核指标等情况。二、贪污事实(一)2008年至2011年间，被告人孟金根在先后担任车辆段、动车客车段段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部分收入共计214万余元归其个人保管。孟金根在退休时未与接任者进行交接或说明情况，将上述214万余元带回家中，非法占为己有。其中：1、2008年下半年，青岛四方庞巴迪铁路运输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巴迪公司)委托车辆段完成13组CRH1型动车组车轮对更换工作，并约定由庞巴迪公司向车辆段支付劳务费。事后，庞巴迪公司通过青岛伊思得自动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思得公司)套取现金161,460元，由伊思得公司的贺东交给时任车辆段副段长的徐某某，再由徐某某转交给孟金根保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车辆段动车组运用所《说明函》证明，车辆段委托伊思得公司承接庞巴迪公司(BST)委托车辆段所承担的13组CRH1动车组车轮对更换期间的支持工作，由BST与伊思得公司直接签订委托服务协议，同时车辆段与BST的委托服务协议终止。(2)庞巴迪公司出具的《委托服务协议》证明，庞巴迪公司委托伊思得公司承接13组CRH1动车组车轮对更换期间的相关工作。(3)庞巴迪公司的记账凭证、转账支票存根，伊思得公司开具的发票等证明，庞巴迪公司支付给伊思得公司轮对配合费的事实。(4)证人徐某某(时任上海车辆段副段长)证言证明，2008年，青岛庞巴迪公司委托我们进行动车轮对更换并支付16万元的劳务费，我向孟金根汇报此事，孟表示同意并要求将劳务费直接打到我的个人账户上。2009年1月，我将上述钱款从我个人账户中取出交给孟金根。(5)证人曲某某(时任庞巴迪公司售后服务部部长)证言证明，2008年，庞巴迪公司需要更换动车轮对，我和徐明龙商定由车辆段利用上海南动车所里的检修设备在业余时间组织职工进行更换，我公司支付相应的劳务费。徐明龙提出劳务费要以现金形式支付，而我们公司只能以转账方式支付且一定要合同和发票，最终我们商定通过伊思得公司走账。(6)证人贺东(时任伊思得公司工程师)证言证明，2008年7月，庞巴迪公司曲某某打电话给我讲他们公司与车辆段有一笔动车轮对更换业务，需要从我们这里走账。我公司同意后便与庞巴迪公司签订了委托服务协议，但业务是车辆段做的。后庞巴迪公司将钱汇到我公司，公司再汇至我个人账户，最终我再将钱汇到徐某某的个人账户中。(7)银行取款凭证、对账单等证明上述款项在银行汇款的流程情况。(8)被告人孟金根供述，2009年徐某某离开动车段时给过我一笔钱，是庞巴迪公司委托我们段里对动车组进行换轮时给的劳务费。因这笔钱不能进单位大账，我就把这笔钱一直放在我办公室，退休后就拿回家了。孟金根对上述钱款数额不持异议。2、2011年下半年，庞巴迪公司委托动车客车段完成14组CRH1型动车组车轮对更换工作，约定由庞巴迪公司向动车客车段支付劳务费。事后，庞巴迪公司通过江苏昌盛高铁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公司)套取现金20万元，由昌盛公司的周志军交给时任动车客车段副段长的葛某某，再由葛某某转交给孟金根保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昌盛公司、庞巴迪公司出具的《委托服务协议》证明，庞巴迪公司委托昌盛公司完成14组CRH1型动车轮对更换期间的相关工作。(2)庞巴迪公司的记账凭证、电汇凭证，昌盛公司的发票等证明，庞巴迪公司支付给昌盛公司245,700元。(3)证人葛某某(时任动车客车段副段长)证言证明，2011年，庞巴迪公司需要更换动车轮对并同意支付配合费。如果庞巴迪公司与段里直接签合同，这笔钱将直接打到段里的账上，就没办法再发到段里具体更换轮对的职工手中，所以我就请周某某帮忙走账。周某某扣除相关费用后把钱送到我办公室，我随后将钱交给孟金根。(4)证人张某(时任庞巴迪公司售后服务经理)证言证明，庞巴迪公司需要进行动车轮对更换，经协商决定由动车段负责进行更换工作，葛某某要求我公司支付21万元左右的现金，因我公司不能现金走账，葛召华就联系了一个公司和账户，让我和该公司签一份合同并把劳务费打到该账户上。(5)证人周某某(时任昌盛公司法人代表)证言证明，我和葛某某是朋友关系。葛某某有一次找我说有一笔业务需要在我公司走账，我表示同意，但要求他们承担正常的税收费用。后葛某某叫我到他办公室拿与庞巴迪公司的合同，我带回常州后盖上我公司的章，过几天连同发票一起交给葛某某，我公司未做过换轮业务。在收到庞巴迪公司汇款后扣除税费，我实际给葛某某20万元现金。周某某提供关于20万元的银行现金支票存根对其证言予以佐证。(6)被告人孟金根供述，青岛四方工厂(庞巴迪)在我们段里做轮对更换业务，原本应由四方工厂派人完成，后来我们段里派人做了，四方厂因此给我们一笔劳务费。在2011年或2012年，四方厂把20多万元劳务费交给副段长葛某某，葛再把这20多万元带到我办公室交给我，2014年我退休时把钱带回家。3、2009年7月，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公司(以下简称四方机车公司)委托动车客车段对三级修的CRH2型动车组进行镟轮、探伤，约定由四方机车公司向动车客车段支付劳务费。孟金根通过杭州装备分公司经理陈某甲联系临安市铁路配件厂，通过该厂先后套取四方机车公司劳务费现金共计168万元，由该厂的周伟庆交给陈某甲，再由陈某甲转交孟金根保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委托协议证明，四方机车公司委托临安市铁路配件厂对三级修200公里动车组轮对进行镟轮、探伤工作。(2)四方机车公司报销单、记账凭证、交行记账回执，临安市铁路配件厂发票、存款对账单等证明，四方机车公司支付临安市铁路配件厂210万元。(3)铁道部运输局《关于安排CRH2型动车组三级修工作及批复入厂修实施方案的通知》，车辆段上海南动车运用所《完工证明》等证明，铁道部规定动车组镟轮、探伤工作由相关动车所承担实施；动车所证明四方机车公司委托临安市铁路配件厂对三级修200公里动车组轮对进行镟轮、探伤工作已全部完工。(4)证人陈某甲(时任杭州装备分公司经理)证言证明，临安市铁路配件厂是我公司协作单位之一。2009年一天，孟金根找我商量处理四方机车公司镟轮费用事宜，我提出让临安市铁路配件厂帮忙走账，孟金根表示同意。我找到临安市铁路配件厂的周某某商量，周某某说要扣除相关费用，后四方机车公司按照临安市铁路配件厂开具的发票全额汇款至周某某处。孟金根每次需要钱时都向我提出具体数额，我根据孟的要求让周某某提款再转交孟金根。(5)证人周某某(时任临安市铁路配件厂法人代表)证言证明，2009年，陈某甲找我说四方机车公司有一笔钱要从我这里走账并要求我签一个合同。这个合同价值二百多万元，主要内容是镟轮，我厂事实上未进行镟轮加工，纯粹是为他们开票转账。我把发票中的钱扣除相关费用后分几次把钱带到陈某甲办公室交给他，至于他以后如何处理我就不知道了。(6)另案处理人员谢光军(时任四方机车公司国铁事业部副总经理)供述，四方机车公司与临安市铁路配件厂的委托协议是我签的，因铁路规定委托动车所进行镟轮，所以就要支付一笔费用给动车所。(7)证人张某某(时任四方机车公司检修服务部总经理)、刘柏谟(时任四方机车公司检修服务部综合部主任)的证言证明，动车组三级修里面包括镟轮、探伤，但当时我们单位没有能力进行维修，所以铁道部就规定由具有条件的车辆段下属动车所负责实施维修，他们完工后出具完工证明，然后我们根据这个证明由财务部将相关维修费用划给运营单位。(8)被告人孟金根供述，关于镟轮劳务费，我没和四方公司接触过，是分管运行副段长和我说四方公司觉得这次劳务费数额较大，希望有个协议从账面上走比较妥当，于是我找陈某甲落实这件事。陈某甲找到临安市铁路配件厂姓周的老板走账，最后陈某甲分几次把套出来的钱在我杭州的办公室里交给我。孟金根对上述钱款数额不持异议。4、2011年5月，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四方机车销售服务中心)承接上海铁路局29辆餐车改造业务，并将该业务转包给青岛途锐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途锐公司)。在途锐公司开展餐车改造期间，动车客车段向其提供人员、场地、设备等支持。事后，途锐公司经理赵某通过四方机车销售服务中心的谢光军，将该公司支付给动车客车段的配合费现金10万元交给孟金根。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加工承揽合同、餐车电气化改造合同等证明，上海铁路局与四方机车销售服务中心签订29辆餐车改造业务；四方机车销售服务中心与途锐公司签订29辆餐车改造合同。(2)另案处理人员谢光军(时任四方机车销售服务中心主任)供述，当时我公司承接了上海铁路局餐车改造项目，借用车辆段下属的昆山大修段场地进行施工，所以我找孟金根帮忙。餐车改造项目我公司转包给途锐公司后，在施工过程中，我在孟金根办公室给了他10万元。钱是从途锐公司赵某那里拿的，因借用昆山大修段场地及设备等，给孟金根10万元是让他全部搞定。(3)证人赵某(时任途锐公司经理)证言证明，2010年左右，途锐公司有过一批餐车改造业务，该业务是谢光军的四方公司给的，上海动车客车段提供了场地、设备等，还安排专门安全员进行监督，所以我提出给10万元作为这几个月的使用费。这10万元是从招行青岛海尔路支行提取的，在我青岛办公室交给谢光军，让他转交孟金根。证人谭某(时任途锐公司副经理)的证言及招行青岛分行的封签对赵松的证言予以佐证。(4)被告人孟金根供述，2011年四方公司在昆山车间有一批餐车电气化改造施工，谢光军给我10万元配合费，检察机关从我家中搜出的一整捆青岛招行10万元现金就是这笔钱。(二)2009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孟金根利用职务便利，要求车辆系统相关多经单位为段主业谋福利，向多经单位索要现金、购物卡并由其个人保管，在其退休时未与接任者进行交接或说明情况，将其所保管的价值共计530万余元的现金、购物卡带回家中，非法占为己有。其中：1、关于印月宾馆2009年起，车辆段(动车客车段、动车段)将段列车车顶空调机组清洗业务交由印月宾馆承接，印月宾馆再将该业务转包给诸暨市利峰建设劳务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峰公司)。孟金根多次以“为主业谋福利”名义向印月宾馆索要钱款，印月宾馆则通过利峰公司套取现金，由印月宾馆经理张某某将现金交给孟金根。2009年12月至2013年7月间，孟金根共计从张某某处收取现金210万元。2013年12月下旬，孟金根不再担任动车段段长，在未进行交接、说明的情况下，将上述钱款带回家中，非法占为己有。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合同会签单、车辆车顶空调机组清洗协议等证明，2009年至2011年，车辆段(动车客车段)与印月宾馆签订车辆车顶空调机组清洗协议。(2)车辆车顶空调机组清洗协议、关于变更车辆车顶空调机组清洗协议的通知、关于提前终止合同的协议等证明，2009年至2011年印月宾馆与利峰公司签订车辆车顶空调机组清洗协议及变更情况。(3)印月宾馆与动车段资金往来表等证明，2009年至2011年印月宾馆开给动车段空调机组清洗业务发票金额为15,677,400元。印月宾馆发票、财务凭证及证人卢某某(时任印月宾馆出纳)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佐证。(4)证人张某某(时任印月宾馆经理)证言证明，2009年我们和利峰公司做空调清洗业务，2010年开始合同上标明50元一辆，但实际我们与利峰公司口头约定25元一辆，差价挂在利峰公司账上，由印月宾馆实际控制，用于提现或购买购物卡。孟金根说段里需要钱，于是我在2009年提了60-70万元给孟金根，2010年春节左右我提了40-50万元给孟金根，2011年春节前后我提了30万元给孟金根，2012年春节我提了40万元给孟金根，2013年最后凑了10万元送给孟金根。证人魏某某(时任印月宾馆财务经理)、卢某某的证言对张关顺证言可予以佐证。(5)证人吴某某(时任利峰公司总经理)证言证明，2009年我们和印月宾馆开始做空调清洗维修业务，我们协商每节车厢25元，因印月宾馆不能设立小金库，有些费用要从我这里走账，所以合同价格高于25元每辆，这部分差价一般由印月宾馆财务人员打电话给我，我根据他们的指示去动用这笔钱。2009年他们要求提现60万元，2010年提现40万元，2011年提现30万元，2012年春节提现40万元，2013年春节提现30万元。最后一次是2013年7月，卢某某和我对账发现账上还有八万多，我凑齐10万元送到印月宾馆。利峰公司工商银行存款对账单对此可予以佐证。(6)被告人孟金根供述，印月宾馆是我们段的多经单位，每年我会安排印月宾馆给主业提供一笔资金，每年大概30万元左右，至于这些钱的来源由张某某自己想办法。张某某连续多年一共给我210万元左右，这些钱都是我在杭州时张某某给我的，我把钱放在车上带回上海，一直到2014年我退休时把钱带回家。孟金根对上述钱款数额不持异议。2、关于星克分公司［1］2009年11月至2013年9月间，孟金根以“为段主业谋福利”为由，向星克分公司索要购物卡以作公用。星克分公司分别通过上海祥元车辆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元公司)、上海振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基公司)购买购物卡，由星克分公司经理赵洪宝(另案处理)交给孟金根。2013年12月下旬，孟金根不再担任动车段段长，在未交接、说明的情况下，将上述购物卡带回家中，非法占为己有。其中，由祥元公司购买的购物卡价值26.2万元；由振基公司购买的购物卡价值8.8万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星克分公司的《情况说明》证明，星克分公司于2010年8月25日注册成立，为非法人企业，直属上海铁路车辆工贸有限公司等情况。(2)《关于星克分公司与振基公司、祥元公司业务往来的情况说明》证明，星克分公司于2013年之前与振基公司有业务往来；于2011年之前与祥元公司有业务往来。星克分公司提供的发票予以佐证。(3)另案处理人员赵洪宝(时任星克分公司经理)供述，2012年春节前，孟金根让我准备购物卡送给路局领导表示感谢，我就让祥元公司的孟某某去操作。我记得这次买了25万元的联华OK卡，500元面值。因这批卡数量较大，他们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我在业务开票过程中先让祥元公司把这笔钱加在货款中一同开票，我们在收到发票后连同这25万元一起汇给祥元公司，让他们去购买购物卡，实际上钱是星克分公司出的。我拿到这批卡后在孟金根段办公室交给他。孟金根还讲现在路局领导都有私家车，送加油卡较实用，所以我让孟祥永去买加油卡。因加油卡的金额不是太大，所以我先让祥元公司垫付，再通过之后的业务往来让他们把购买加油卡的钱加在货物发票里，我们再把这些钱一起汇到祥元公司账上，实际钱还是星克分公司出的。加油卡的数量我记不清了，也是我亲自送到孟金根办公室的。2013年，孟金根让我操办一些购物卡送路局，我让振基公司的王某某具体操办购买，卡是1,000元面值的联华OK卡。钱款的操作方式与祥元公司的一样，实际是星克分公司出的钱。2013年国庆节前，孟金根说要买面值1,000元的OK卡和麦德龙卡，我让王某某买了10万元的OK卡和5万元的麦德龙卡送到孟金根办公室。证人孟某(祥元公司孟某某之子)、王某某(时任振基公司法人代表)的证言，上海世纪联华超市发展有限公司记账联，南京银行上海分行进账单(回单)，发票，中石化加油卡客户申请表、中石化加油IC卡台账对账单，安付宝商务有限公司财务资料、发票记账联，锦江麦德龙公司虹口分部财务资料等证据予以佐证。(4)被告人孟金根供述，我家中发现的所有加油卡都是赵洪宝公司买了给我的。上海地区购物卡由星克分公司赵洪宝、升亮分公司饶金辉负责，购物卡没有签收记录。祥元公司、振基公司的人我都不认识。孟金根对在其家中查获的购物卡数额不持异议。［2］2011年6月起，孟金根以同样事由向星克分公司索要钱款。经商定，星克分公司经理赵洪宝要求与其有业务关系的江苏亿嘉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嘉公司)分多次汇款共计165.4万元至被告人于培东的工行个人账户。上述钱款除部分用于动车客车段(动车段)及星克分公司公务开支外，孟金根伙同于培东等人将部分钱款用于个人购买玉石、空气净化器、食品料理机等，其中孟金根伙同于培东等人共同非法占有24万余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告人孟金根供述，我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接受于培东提供的3只扫地机、3个空气净化器等物品。我听于培东说钱是赵洪宝让陈某打过来的。孟金根当庭供述其曾借15万元给于培东，其子结婚时的费用等应在于培东借款中予以抵扣。(2)被告人于培东供述，2009年至2013年，赵洪宝让亿嘉公司汇款至我工行卡上有200多万元，主要用于孟金根、赵洪宝等人相关开销，所有的开销我都有记账。其庭审时承认孟金根曾给其15万元左右作为其购车及牌照费，但并不认为是孟金根借给其的。(3)另案处理人员赵洪宝供述，我公司与亿嘉公司合作研发动车空调过滤棉步入正轨后，我就和陈某提出过滤棉每平方米5元回扣，主要用于解决段职工发放福利和段领导报销招待费用等。孟金根在我星克分公司报销费用越来越多，我就在2011年和陈某讲好段里的招待费在亿嘉公司报销，陈某表示同意。后我让陈某汇款到于培东账上，于培东起先还把发票和记账单交给我，后来因项目过于繁杂且我又生病住院，我就让于培东直接将发票交给陈勇。(4)证人陈某(时任亿嘉公司经理)证言证明，最初赵洪宝曾和我说过每平米5元回扣，但实际上没有按此比例执行。2011年起，赵洪宝让我往于培东卡上汇款，说是给段大领导用。每次确保于培东卡上有10万元，前后一共有100余万元，我也让左某某、徐某某、任某某等人汇过款。证人任某某、左某某、徐某某的证言、任某某的建行账户明细予以佐证。(5)证人沈某证言证明，当时赵洪宝在中山医院开刀，家属在医院边上的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住宿费共计6,996元。赵洪宝出院后让我到于培东那里报销。(6)被告人于培东的工行、交行、招行、上海银行的对账单、交易明细及记账清单，证明于培东、孟金根等人用于个人消费明细。被告人孟金根、于培东等人相关个人购物凭证予以佐证。(7)本院(2015)沪铁中刑初字第7号关于被告人赵洪宝贪污、受贿一案的刑事判决书对本节部分事实予以认定。上述证据中，被告人孟金根、于培东的供述可以证明孟金根曾给于培东15万元作为购车费及牌照费，但双方当时对此笔款项的性质未予明确。孟金根在明知于培东处的钱款均来源于亿嘉公司的情况下，仍让于培东为其个人购买相关物品，且未向于培东明确相关款项应从其给予的15万元中扣除，于培东实际上也将孟金根的个人消费在亿嘉公司的钱款中予以报销，故应当认定孟金根与于培东构成共同侵吞单位公款。［3］2011年7月，动车客车段需要定制一批迷你交通卡，孟金根要求星克分公司出资购买，赵洪宝则要求亿嘉公司出资。事后，赵洪宝与于培东拿到定制的迷你交通卡，由于培东交至动车客车段，部分迷你交通卡由段办公室交孟金根以作公用。2013年12月下旬，孟金根不再担任动车段段长，在未进行交接说明的情况下，将由其保管的价值共计34,200元的迷你交通卡带回家中，非法占为己有。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上海强生广告有限公司财务凭证证明，扬州亿嘉铁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亿嘉公司)出资9万元购买迷你交通卡。(2)上海公共交通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资料等证明，定制迷你交通卡342张及卡号，每张面值100元，共计34,200元。(3)另案处理人员陈勇(时任扬州亿嘉公司总经理)供述，赵洪宝让我出资购买一批定制交通卡，卡是赵洪宝去买的，我直接按照发票的账号电汇付款。扬州亿嘉公司后来更名为亿嘉公司，相关账目未保留。(4)另案处理人员赵洪宝、被告人于培东供述证明，2011年，上海动车客车段定制一批迷你交通卡，赵洪宝让陈勇出钱后，与于培东一起到上海市泰兴路强生公司去拿卡，让于培东把卡带回段里。(5)证人倪佳南(时任动车客车段纪委书记)、胡斌(时任动车客车段办公室主任)的证言证明，孟金根让胡斌负责保管迷你交通卡，孟金根需要用卡时，胡斌陆续将卡交给孟金根。(6)被告人孟金根供述，2011年，我和刘卫民、倪佳南商量决定定制一批交通卡，用于兄弟单位来参观时留作纪念。这件事由倪佳南经手，后胡斌交给我400张左右的交通卡，是100元面值的，一部分在兄弟单位来访时发掉了，大部分我带回家中。孟金根对342张迷你交通卡的数额不持异议。［4］2012年5月25日，孟金根以上述同样理由要求星克分公司购买10箱伦敦奥运银币，赵洪宝以138,000元购买10箱银币后交给孟金根以作公用。2013年12月下旬，孟金根不再担任动车段段长，在未进行交接、说明的情况下，将其保管的9箱价值124,200元的银币带回家中，非法占为己有。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另案处理人员赵洪宝供述，定成公司是我老婆张某某为法人代表的私营股份公司，我从定成公司套取钱款是因为孟金根向我要各种消费卡，包括13.8万元的奥运银币。由于这些费用我每次向陈某要也不好意思，又不能拒绝孟金根的要求，所以我让定成公司帮忙套取现金用于支付相关消费款项。(2)被告人孟金根供述，这些银币是我让赵洪宝买的，原打算在2014年春节之前拜访四个工厂的领导，但春运忙跑不开，想退休后去拜访，结果案发了。我们主业买这些东西比较麻烦，所以让多经单位来出这笔钱。3、关于昆山分公司2009年，车辆段(动车客车段)向上海法维莱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维莱公司)购买列车空调，约定以配合劳务费的名义由法维莱公司向该段提供返利并由被告人孟金根收取、保管。2010年起该段将上述业务交由昆山分公司承接，法维莱公司继续提供返利给昆山分公司。其后，孟金根向昆山分公司索要钱款以作公用，昆山分公司经理许杰东则要求法维莱公司高某某用上述返利款或购买购物卡或提供现金给昆山分公司，再由昆山分公司交给动车客车段，或由高某某直接将返利款交给孟金根；同时，昆山分公司亦通过上海泓达机电公司(以下简称泓达公司)购买购物卡后交动车段。孟金根在退休时，未与接任者进行交接或说明，将其保管的由法维莱公司高某某所送的147.5万元现金，泓达公司购买并通过许杰东所交的2.5万元购物卡，动车客车段人劳科科长赵某某所交的37.8万元购物卡和现金229,950元带回家中，非法占为己有。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法维莱公司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财务凭证及发票、《劳务费协议》及财务凭证等证明，法维莱公司向昆铁公司(昆山分公司)销售空调机组；法维莱公司与上海车辆段签订支付劳务费协议。(2)委托协议书、财务凭证等证明，法维莱公司委托上海市中超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公司)调试空调机组并依协议向该公司支付费用。(3)证人高某某(时任法维莱公司销售经理)证言证明，我们在和车辆段或许杰东所在的多经公司签订空调机组购销合同时就说好每台机组返利的钱，具体是每台返利2,000元至4,000元不等。我通过中超公司的周某某帮忙走账。2009年根据协议，周某某扣除相关费用后给我22万元左右，我让俞立毅陪我到江桥的上海动车客车段孟金根办公室，把钱交给孟金根。2010年、2011年周某某提现120万元左右，我分两次共70万元送到孟金根江桥的办公室，余下的50万元也分两次交给许杰东。2012年周某某提现不到60万元，我把其中的25万元交给孟金根，30万元和许杰东一起交给杨某某，3万元给许杰东。2012年11月周某某提现不到60万元,因许杰东这次要求部分买卡，我让周某某准备30万元的联华OK卡和279,600元现金。我把20万元现金交孟金根，30万元消费卡和剩余的79,600元交给许杰东。2013年周某某提现36万元左右，因许杰东要求部分买卡，我让周某某准备18万元联华OK卡及176,400元现金。我把10万元现金交给孟金根，18万OK卡和76,400元给许杰东。法维莱公司与中超公司签订的相关合同都没有实际业务，只是为走账套现。另案处理人员许杰东(时任昆山分公司经理)供述，证人周某某(时任中超公司法人代表)、向某某(时任车辆段技术科科长)、俞某某(时任上海动车客车段技术科科长)的证言予以佐证。(4)证人周某某的笔记本中所记载的内容证明其开具发票套取现金，购买消费卡等情况。(5)证人高某某、周某某的证言，另案处理人员许杰东的供述证明法维莱公司购卡的事实。(6)中超公司购卡记录、中行上海分行进账单、发票记账联等证明，中超公司购买消费卡的金额及卡段号等情况。(7)证人杨某某(时任车辆段干事)证言证明，法维莱公司的高某某到昆山除了送钱，还有联华OK卡。这些钱和卡除一部分为昆山地区的主业发放福利时支出外，另一部分根据许杰东要求交段里，我和段人劳科的黄某某、赵某某进行交接，相关情况我在账本中有记录。我一共从法维莱高某某处接受现金84.11万元、联华OK卡58万元。证人杨某某所作记录证明，昆山分公司收受法维莱公司、泓达公司等单位的现金、购物卡及相应支出的情况。(8)证人赵某某(时任动车客车段人劳科科长)的证言证明，我从昆山分公司杨某某处交接过购物卡及现金。从前任黄某某处交接5万元左右的斯玛特卡，都交给孟金根了。黄慰慈调走以后，当时给中层干部发放奖金还结余30万元左右，从2011年至2013年6月间，孟金根让我一个人管理这件事。我自己有一式两份的记录，一份交孟金根，一份我自己留存。根据2013年6月29日最后一张单据，我这里还结余229,950元，我在孟金根办公室把钱交给了他。证人赵某某的记录凭证证明，其保管现金支出、结余情况，最后结余229,950元。(9)证人徐某某(时任泓达公司总经理)证言证明，我们公司和昆山分公司有业务往来。有一次许杰东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公司经常需要用钱，要求泓达公司将发票金额多开一点，然后把多开的钱返回给他们，我就同意了。我一般把多余的钱放在公司账上，根据许杰东的要求，多数购买联华OK卡，有两三次提现。我把卡送到许杰东办公室，和一个姓杨的女的进行清点。我三次一共购买了15万元的购物卡。根据发票记载和我的回忆，我一共多开约23.7万元，通过买卡或提现方式返还给许杰东。另案处理人员许杰东供述，证人杨某某的证言对此予以佐证。(10)安付宝公司记录，泓达公司发票，记账凭证，进账联等购卡凭证证明，泓达公司购买购物卡金额及卡段号等情况。(11)被告人孟金根供述，法维莱公司的高某某给我140万元左右的劳务费，是许杰东让高某某分几次把100余万元送到我这里；赵某某有把购物卡交给我的情况，他那里的卡都是从昆山分公司拿来的；另外赵某某那里有一笔多经单位“为段主业谋福利”的钱没发掉，他在我办公室把钱交给我，有20余万元，应该是昆山许杰东那里的钱。孟金根对上述钱款、购物卡数额不持异议。4、关于升亮分公司。2012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孟金根以“为段主业谋福利”名义向升亮分公司索要购物卡，升亮分公司经理饶某某则分别通过上海徐虎社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虎公司)和上海丰鹤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鹤公司)购买购物卡，并交孟金根保管以作公用。孟金根在退休时，未与接任者进行交接或说明，将其保管的由升亮分公司所交的价值34.4万元的购物卡带回家中，非法占为己有。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证人饶某某(时任升亮分公司经理)证言证明，我们名义上是把保洁业务外包给徐虎公司，但徐虎公司只收取2.5%的管理费，其他的钱都是由升亮分公司控制，孟金根等主要领导所需要的购物卡从这里列支。我们原本想将业务让丰鹤公司做，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进行下去，丰鹤公司的发票已经列入我们公司的账，所以我们和丰鹤公司做了一部分保洁业务，还有一部分搞了职工福利，主要为段主业谋福利，包括为孟金根买购物卡。通过丰鹤公司、徐虎公司购买购物卡是向孟金根汇报过的，具体由陆某操办。证人陆某(升亮分公司副经理)、刘某(升亮分公司经理)、冯某某(升亮分公司支部书记)的证言对此予以佐证。(2)证人朱某某(时任徐虎公司出纳)证言证明，我们和升亮分公司签订的合同金额扣除管理费外，其余钱都放在我这里，由升亮分公司处理。升亮分公司通过我们公司于2010年至2013年共购买联华OK卡、斯玛特卡2,508,901元。(3)证人朱某(时任丰鹤公司经理)证言证明，我与升亮分公司业务分两种：一种是实际业务，另一种只是和升亮分公司存在合同、发票、资金往来，并无实际劳动工作量。这些钱扣除税金后以指定的购买购物卡和转移支付工程款的形式返还给升亮分公司。(4)徐虎公司、丰鹤公司购买联华OK卡、斯玛特卡财务凭证，签收单等证明，徐虎公司、丰鹤公司购买购物卡及相关卡段号的情况。(5)动车段与升亮分公司、升亮分公司与徐虎公司、升亮分公司与丰鹤公司业务合同等证明，上述单位间存在业务关系。(6)被告人孟金根供述，升亮分公司的饶某某陆续给我一批联华OK卡、斯玛特卡等购物卡。孟金根对上述购物卡数额不持异议。(三)2012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孟金根在担任动车客车段段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将上海天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德公司)、上海洪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时公司)、上海佩蓓清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佩蓓公司)、南车浦镇公司动车段服务站、上铁青锋综合经营部、上海青锋车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合称青锋公司)等单位或个人为得到动车客车段在业务上的支持而赠送的购物卡共计价值125,300元归其个人保管。孟金根在退休时未与接任者进行交接或说明，将上述购物卡带回家中，非法占为己有。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证人姜某某(个体户挂靠天德公司)证言证明，我和铁路有业务往来，曾给孟金根送过联华OK卡。2012年我在宜川吉买盛超市买了3万元卡，这一年中秋我送孟金根1万元卡；2013年过年前分别在虹口同心路吉买盛超市买了2万元卡，在虹口江湾镇吉买盛超市买了3万元卡，送给了孟金根。因我朋友杨某某需要发票冲账，所以我以他的上海赛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万公司)名义开的发票。(2)赛万公司购卡资料证明购卡金额及卡段号等情况。(3)证人杨某某(时任赛万公司经理)证言证明，我不认识孟金根，与车辆段也没有业务联系，姜某某用我公司抬头开发票可以帮我冲账。(4)承包合同、施工合同等证明，天德公司与星克分公司、车辆段存在业务关系。(5)被告人孟金根供述，我不知道赛万公司，但认识姜某某，他曾给我送过卡。孟金根对上述购物卡数额不持异议。(6)证人朱某某(时任洪时公司、佩蓓公司法人代表)证言证明，我这两家公司与车辆段有业务往来。我从未亲自送卡给孟金根，是让于培东到我办公室来拿的。我买的都是联华OK卡，我一共购买了12万元卡，大约送给孟金根2-3万元卡。(7)被告人于培东供述，我记得是2012年或2013年春节、中秋节，朱洪时让我转交过两次卡，卡是用黄色信封包好后交给我的，我直接交给孟金根了。(8)被告人孟金根供述，我认识朱洪时，他和星克分公司有业务往来，于培东曾转交过卡给我，但没说是哪里来的，我以为是星克分公司赵洪宝的。孟金根对购物卡的数额不持异议。(9)佩蓓公司、洪时公司购卡资料等证明，朱洪时购卡金额及卡段号等情况。(10)业务合同等证明，洪时公司与升亮分公司存在业务往来。(11)证人肖某(时任上海苏铁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铁公司>业务经理)证言证明，我们公司的主要客户是南车浦镇公司，他们生产既有列车。我这里主要负责车辆段既有列车的零配件供应，这次买卡是为维护段里对既有列车售后服务业务上的支持以表示感谢。我是自己去曹阳的华联吉买盛超市买的卡，我在段里以南车浦镇公司的名义开展工作，但买卡的钱是苏铁公司的。我购买了1.5万元卡送到江桥孟金根的办公室交给孟金根。(12)苏铁公司购卡发票、记账联、财务凭证等证明，苏铁公司购卡的卡段号及金额等情况。(13)相关业务合同等证明，南车浦镇公司与动车客车段存在业务往来。(14)被告人孟金根供述，我认识肖毅，我家中搜出来的卡部分是肖某送的，但我不知道苏铁公司。(15)证人王某某(时任清锋公司经理)证言证明，经营部和服务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我们和动车段有业务往来。送卡给动车段一方面是因为业务是动车段给我们的，另一方面希望能得到更多的业务。2012年、2013年中秋、国庆或春节，我在段办公室一共给孟金根4万元联华OK卡。(16)清锋公司财务凭证及购卡资料等证明，清锋公司购买购物卡的金额及卡段号等情况。(17)被告人孟金根供述，清锋公司是段重点扶植的集经单位。王某某是在我办公室送的卡，其中部分我用掉了。孟金根对上述购物卡的数额不持异议。四、归案及全案其他事实2014年3月19日，被告人于培东主动至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投案，如实供述其用个人账户接受亿嘉公司相关人员汇款，并将部分钱款用于被告人孟金根、赵洪宝及其本人个人消费的事实。次日，孟金根主动至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投案，交代了关于用亿嘉公司汇款进行个人消费的事实。对于查扣的购物卡，孟金根于2014年4月4日起供认系公共财物；对于查扣的现金，孟金根于同年6月6日起供认系公款，但否认其对上述公共财物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侦查机关出具的《孟金根归案情况说明》、《于培东到案经过》等证明，两被告人到案情况。两被告人关于归案情况的供述予以佐证。(2)侦查机关出具的搜查证、搜查记录等证明，侦查机关搜查孟金根、于培东相关场所的情况。(3)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等证明，扣押孟金根、于培东现金、购物卡金额、数量及涉案其他物品等情况。(4)刑事摄影照片证明扣押物品的外观特征等情况。(5)证人陈乙(时任浙江科特汽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特公司>董事长)证言证明，我公司与上海铁路局之间有动车上研磨子研发项目，但没有和铁路合作研发动车组闸片或闸瓦项目。孟金根始终没和我说过闸片闸瓦项目的研发，陈某甲没有和我共同合作生产销售研磨子项目。(6)证人陈某甲证言证明，科特公司除了和铁路研发动车组研磨子项目外，没有其他合作研发项目。项目研发时铁路不会投资，至于后续是否投产还没有谈过。孟金根确实和我说过要开发闸片闸瓦项目，但因动车组闸片闸瓦的要求很高，项目研发第一步是找立项的合作单位，我连立项的合作单位都没有确定，所以无法落实。上述证据由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孟金根身为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侵吞公共财物共计756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于培东伙同他人共同侵吞公共财物共计24万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应予惩处。孟金根以单位负责人名义，收受业务单位为获取本单位业务支持而给予的12万余元的购物卡并予保管，在退休后将购物卡带回家中予以非法占有，其行为应依法认定为贪污犯罪。公诉机关关于孟金根构成受贿罪的意见，本院予以纠正，孟金根的辩护人关于本案应定性为贪污罪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证人陈某甲、陈乙的证言证明，相关动车组研发项目或无需铁路投资，或尚未立项，现有证据尚不能证实孟金根将涉案钱款用于投资动车组项目研发的情况，故对孟金根相关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孟金根于2013年12月3日调任动车段(车辆段、动车客车段)上级机关上海铁路局党办，在离职时未办理正式的交接手续，故未对个人所保管的单位公共财物进行交接或说明尚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是，孟金根于2014年2月正式退休后，其已无代表单位保管、使用、支配单位公共财物的任何职权依据及其他客观依据，此时其仍不向单位进行交接或者说明，且将公共财物带回家中，应认定其具有非法侵吞公共财物的主观故意，故应依法认定其行为构成贪污罪既遂。孟金根、于培东就侵吞24万余元构成共同贪污犯罪，二人应对贪污总额承担刑事责任，故对于培东的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于培东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在共同犯罪中，孟金根起主要作用，依法应当按照其所','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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