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3民终33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艳，女，1980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南充市顺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守明，四川首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映明，女，1969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南充市顺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暾，四川兴恒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艳因与被上诉人黄映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2017）川1302民初3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黄映明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程序错误。一审错误认定本案法律关系，林艳主体不适格。法律关系由基本事实确定，本案基本事实是黄映明到林艳所在的南充市嘉陵区豪运投资理财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豪运公司）参与投资理财，基于林艳与黄映明的亲戚关系，部分理财行为由林艳代为实施，林艳所在的豪运公司对此确认，林艳的行为是职务行为，黄映明与林艳所在的豪运公司之间本质上是居间服务关系。一审中，林艳申请追加黄映明所在的豪运公司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但一审裁定驳回了林艳的申请，明显错误。（二）一审基本事实认定不清。1.黄映明支付款项总额不清。黄映明总共向林艳账户支付了80万元，时间从2014年3月26日至2014年9月18日，而非2014年8月22日之后；在2014年8月22日当日，林艳向黄映明账户支付了20.4万元。总额度并非黄映明在一审中所称的100万元。2.黄映明收回款项额度不清。黄映明收回款项合计693,932元，其中两笔大额款项是退还本金，即2014年8月22日的20.4万元中的20万元，2015年3月2日的30万元。（三）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林艳与黄映明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错误，双方应是居间服务法律关系。其一，黄映明支付80万元到林艳账户，参与6次投资理财，第一次发生在2014年3月26日，由林艳代办；第二次发生在2014年6月16日，由黄映明办理；以后的四次均由林艳代办。正是基于双方的亲戚关系，第一次都委托林艳代办，也就产生了后四次代办。黄映明的所有投资均按月息2%收取了回报。应特别关注的是2014年6月16日黄映明办理的一笔，在其居间合同中明确约定回报为月息1.8%，且豪运公司还要收取0.2%的居间服务费，按约定黄映明实际能得到的回报为月息1.6%，但黄映明却得到2%的回报，其原因是基于林艳与黄映明的亲戚关系，林艳向豪运公司申请为其获得享受公司内部员工优惠待遇，对此，豪运公司出具了说明。其二，林艳没理由向黄映明借款参与投资理财。内部员工也就月息2%的回报，如林艳借钱参与投资理财后，给黄映明2%的回报，其间没有任何利益，林艳没理由这样操作。其三，黄映明将款项打入林艳账户后，林艳的资金流向要么到了公司客户代表账户(如张达、杜旭、罗安)，要么到了借款人账户，资金均按豪运公司的安排转入转出。由此证明林艳的银行卡是豪运公司在使用，豪运公司出具说明对此予以了确认。显然，林艳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其四，黄映明收回的款项中，尚有杜旭向其账户转入的6.18万元，且在网银转款凭证中注明后2笔共1.7万元是还本金，黄映明也明知该1.7万元是还本金，不然从2015年7月29日后再没有支付过利息，为何不认为这1.7万元是利息。黄映明抗辩不知道是谁付给她的款不成立，黄映明使用的工行卡，流水及短信均显示了交易对方的信息。2.一审认定双方交易金额错误。其一，错误认定黄映明向林艳支付了100万元。林艳从未认可从2014年8月22日之后收到黄映明80万元的事实，不知一审凭何证据认定收到80万元，林艳认可收到80万元是从2014年3月26日到9月18日，而且林艳提供了公司使用的银行卡流水。其二，双方从未有过现金交易，全是通过银行转款及存款方式进行交易。2016年6月16日的1万元，黄映明也是通过银行存款的方式支付完成。其三，认定双方“中途换条子”纯属歪曲事实。林艳之前从未向黄映明出具过任何“条子”，何来中途“换条子”；“换条子”的目的应该是中断诉讼时效，黄映明明知2017年1月25日还支付过1.7万元，诉讼时效无需中断，因此，没有“换条子”的理由。从2015年7月29日后，黄映明就未收到过利息，既然说是“换条子”，说明黄映明持有“条子”，为何不直接起诉，这中间的逻辑不通。其四，对黄映明收回的本金不作认定就是枉法。林艳向黄映明支付的大额款项必然是退还的本金，其中有二笔，即2014年8月22日20.4万元，其中20万元是本金，4,000元是利息；2015年3月2日，从豪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钰账户转给黄映明的30万元是退还本金。小额的款项1.7万元，从杜旭账户转给黄映明，在转款凭证中注明了是退本。因此，黄映明收回的本金为51.7万元。3.将《借款结算》认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据此判决同样枉法。首先，该证据载明的内容证明借款发生时间是2015年6月，如要把它作为民间借贷的证据，就必须以此为基础查明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但该时间双方并未发生过借贷事实。其次，从该证据显示，借款是不支付利息的，但黄映明实际收取了月息2%。其三，既然是结算，林艳连退回了多少本金都不清楚，不能叫结算，正是基于黄映明到豪运公司参与投资理财，林艳才不清楚已退还的具体金额，显然，林艳的该行为应是职务行为，豪运公司对林艳的职务行为也出具了说明予以证实。
黄映明口头答辩称：1.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针对林艳提出的审理程序错误问题，林艳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豪运公司为当事人，原审法院没有支持正确，因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本案的合同相对人是林艳与黄映明。3.黄映明出借款项与收回款项均有相应的证据证实，并且双方在结算后，林艳重新出具了新的结算条据，并不是林艳陈述的是强制打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陈述与事实不符，依法不能支持。4.原审以结算的依据作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符合客观事实。5.林艳认为该案不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林艳提出自己是豪运公司的职工，是履行职务行为，但黄映明不认可其行为是代豪运公司履行义务，在双方后期的结算中，林艳也未在结算条据上署名豪运公司。本案确定为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同样在一审中黄映明已阐明，林艳陈述的代黄映明办理投资理财业务不能成立，与客观事实不符。6.林艳认为一审交易金额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林艳对80万元予以认可，且也未举出结算不真实的相关证据。需要说明的是《借款结算》是借款合同过程中逐步清偿结算的真实意思表示，林艳抗辩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属于缺乏诚信，不应当得到支持。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自2014年8月22日起，林艳陆续向黄映明借款80万元，双方于2017年5月10日结算，林艳尚欠黄映明48.3万元，林艳向黄映明出具了《借款结算》一张，载明“借款结算我于2015年6月借到黄映明人民币伍拾万元整，经双方结算，截止2017年1月25日付壹万柒仟元整，我尚欠黄映明人民币肆拾捌万叁仟元整。借款人：林艳2017年5月10日”。2017年5月18日，黄映明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林艳偿还黄映明借款48.3万元并按照约定月利率2%（每月每10万元支付2,000元）支付利息，从2015年8月22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
一审另查明，2014年6月16日，豪运公司作为居间人，通过林艳转让债权给黄映明的方式，由黄映明享有对案外人四川汇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债权20万元。林艳另提供《居间协议》5份，均系林艳签字，豪运公司、胡钰盖章，所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债权转让协议》等也均系林艳或案外人签订，无黄映明签字、授权。
一审再查明，2015年5月2日，胡钰给黄映明还款30万元。庭审中，林艳抗辩，黄映明已承认收回50万元。双方均认可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为实践合同或称要物合同，本案中，黄映明自述从2014年开始，陆续借款约100万元给林艳，林艳也认可黄映明诉称从2014年8月22日起向其支付本金80万元属实，该金额内黄映明可不举证，且黄映明提供了部分借款的转账及向林艳卡上存入现金的依据，再结合2015年5月2日林艳之夫胡钰给黄映明还款30万元、黄映明通过林艳的20万元时间为2014年6月16日、庭审中林艳认可黄映明收回50万元等事实，加之，结算本身为双方对原债权债务的清算，黄映明称“中途换了条子”解释具有合理性，亦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故2017年5月10日经双方结算由林艳向黄映明出具的《借款结算》，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黄映明已尽到了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林艳要求黄映明提供《借款结算》所涉50万元的依据无理，不予支持，林艳抗辩《借款结算》是黄映明强迫林艳打的不真实，其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支持。黄映明要求林艳按《借款结算》给付下欠48.3万元的请求应当支持。《借款结算》未约定给付利息，故黄映明要求林艳按照约定以月利率2%计算从2015年8月22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的请求，不应支持。至于林艳抗辩其是职务行为，其未提供证据证明除黄映明通过林艳居间的20万元以外的借款在借贷行为发生时或结算时，向黄映明出具公司的授权文件，也无证据证明其向黄映明披露了豪运公司、借款人及使用人均为案外人等情况，公司对林艳职务行为的追认，并不当然地约束黄映明。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林艳给黄映明出具了《借款结算》，黄映明向林艳卡上转账并存入现金，二人之间借款合同成立，林艳作为借款人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林艳为证明本案借款是林艳的职务行为及公司员工还包括张达、杜旭、罗安等给黄映明还过款，其既未提供该类人员是公司员工的证据，且即使是公司员工，其还款行为既非债务转让，也非债务加入，更未得到黄映明的认可，故林艳所称公司员工的还款行为不能改变其与黄映明之间的借款关系，该行为属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行为，公司员工非真正债务人。综上，林艳要求驳回黄映明的起诉无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林艳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黄映明48.3万元；二、驳回黄映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730元，诉讼保全费3,450元，由黄映明负担4,279元，林艳负担9,883元。
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审理查明，根据林艳在四川天府银行开设的账户业务交易账单及南充市商业银行等证据，载明：2014年3月26日，黄映明通过银行向林艳转款20万元；2014年6月16日，黄映明通过银行向林艳转款19万元；2014年8月7日，黄映明向林艳帐户存款10万元；2014年9月1日，黄映明向林艳帐户存款10万元；2014年9月18日，黄映明向林艳帐户存款10万元。
二审中，黄映明出具书面说明，载明:自2014年3月开始，黄映明陆续借款给林艳，通过转账及现金等方式支付，每次林艳均出具了借条，因中途有还有借，所以更换了多次借条，林艳是2015年8月22日前每月按2分支付给黄映明的利息（未欠息），因之后未支付利息，经结算，林艳欠本金50万元。2016年7月1日，林艳根据结算给黄映明出具了50万元借条，之后至2017年1月仅还本金1.7万元，于2017年5月10日由林艳出具《借款结算》。还款情况：2015年8月22日前按月根据几张借条分别支付利息并归还部分本金，最终于2016年7月1日确定欠本金50万之后仅还1.7万元本金。其中10万元借条系以其女儿胡雁岚的名义出借，林艳向胡雁岚出具了借条，后一并进行了结算，即在2016年7月1日出具的借条中。
二审同时查明，豪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钰系林艳之夫。
2014年6月16日，黄映明与豪运公司签订居间服务合同，投资理财金额20万元。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本案争议焦点为借款主体问题和欠款金额问题。
关于本案借款主体的认定问题。经查，从林艳所举6份投资理财协议内容看，其中仅有一份协议有黄映明签字，其余5份均是林艳签字，并无黄映明签字，且林艳亦无法提供其与黄映明之间确实存在代理关系的证据；同时黄映明出借款项时均是通过银行转账到林艳账户，并没有转到豪运公司或其他实际借款人的账户中；林艳通过其银行账户向黄映明还款均发生在2017年5月10日出具《借款结算》之前，虽有部分款项通过案外人杜旭向黄映明转款，但也不能直接认定林艳的行为属职务行为；故林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林艳上诉主张本案基本事实是林艳代理黄映明与豪运公司签订投资理财协议的理由不成立。黄映明根据林艳于2017年5月10日出具的《借款结算》向林艳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林艳应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林艳上诉称其属履行职务行为，不是本案借款适格主体的理由不成立。
关于本案欠款金额的认定问题。经查，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黄映明与林艳之间存在多笔借贷关系，黄映明提供了付款凭证及林艳的陈述与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且前述已认定林艳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同时双方于2017年5月10日进行了结算，林艳向黄映明出具了《借款结算》，该单据并未注明借款系黄映明的投资理财款；另外林艳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结算单据不真实，故本院认定该结算单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林艳应按该结算单据载明的欠款48.3万元承担责任。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30元，由林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勤阳
审判员 何顺红
审判员 董 行
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
书记员 任珍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