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3民终17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惠阳区南豪实业有限公司，地址：惠阳区淡水镇承修一路109号。
法定代表人：吴晓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向阳,广东德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圭,广东德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文新，男，汉族，1968年08月08日出生，地址：惠州市惠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石，湖北卓创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勃，上海市海华永泰（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吴晓华，男，汉族，1958年01月24日出生，地址：惠州市惠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向阳,广东德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圭,广东德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南豪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豪公司）与被上诉人曾文新、原审被告吴晓华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7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16年1月19日，原审原告曾文新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暂计至2015年12月15日为2594.8667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2009年12月至2011年5月，二被告共向原告借款五笔，借款本金2000万元人民币，该五笔借款分别由原告委托惠州市安桥实业有限公司、惠州市惠鼎实业有限公司付至二被告账户或二被告指定的收款账户。2011年12月31日被告一法定代表人吴晓华（即被告二）向原告出具《欠款确认书》，对欠款本金及利息进行了确认；2012年1月8日，被告一对借款数额进行了确认，并向原告出具了《收据》。经原告多次催促，二被告仍未清偿所欠借款本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特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提起诉讼，另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条“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之规定，涉案合同的履行地为原告住所地，故原告诉至贵院。
被告惠州市惠阳区南豪实业有限公司、吴晓华答辩称：一、曾文新只向南豪公司支付了1000万元，且该款项为投资款，曾文新诉请南豪公司返还200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缺乏证据支持。(一）根据曾文新提供的银行转账凭据，曾文新向南豪公司仅支付了1000万元。曾文新提供的8张银行转账凭据，金额为1989万元，但只有其中2张显示是支付给南豪公司的，金额为1000万元，支付时间为2009年12月24日。而其余6张、金额共计989万元是支付给第三人的，而曾文新虽然在《民事起诉状》中称“付至……或二被告指定的收款账户”，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南豪公司有要求其向第三人支付相应款项。因此，曾文新只在2009年12月24日向南豪公司支付了1000万。(二）曾文新为南豪公司的股东、副董事长，该1000万元为曾文新向南豪公司支付的投资款。鉴于：①根据《惠阳区南豪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内部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曾文新占股30%，其应投资股本金为2250万元；②《内部合同协议书》第四条第（二）款戊方（即曾文新）之权利义务第1项更是明确约定“本协议签订前，戊方已将合作项目第一期投资款1000万元支付南豪公司，在取得合作项目的立项报建的批文之日起3日内，戊方应将合作项目第二期投资人民币1250万元支付至南豪公司。”；③该协议签订的日期为2010年8月29日，而据银行转让凭证显示，曾文新支付1000万元给南豪公司的时间是2009年12月24日，时间相吻合〔在协议签订前支付的投资款1000万元〕。因此，曾文新于2009年12月24日支付的1000万元为其向南豪公司支付的投资款。(三）曾文新提交的2012年1月8日之《收据》，对于证明南豪公司借款2000万元的待证事实，丝毫没有证明力。1、该《收据》存在明显瑕疵，明显缺乏真实性及合法性。该《收据》仅盖有一枚字样为“惠州市惠阳区南豪实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印鉴，没有任何人员的签名，该收据根本不符合正常的财务手续，属于有瑕疵的证据。对于该《收据》，南豪公司怀疑为曾文新利用其为南豪公司股东、副董事长地位、串通其弟媳文伟霞（为南豪公司出纳，且在2012年1月8日盖章时，掌控南豪公司的财务章）所虚构，必要时候南豪公司将申请对该《收据》进行鉴定并保留提起虚假诉讼控告的权利。2、该《收据》与曾文新提供的其他证据自相矛盾。根据该《收据》中“原五张收据作废”及《欠款确认书》中“本人于2009年12月24日、2010年12月3日、2011年1月17日、2011年3月18日及2011年5月27日共五次向曾文新借款……”的内容,并结合曾文新提供的银行转账凭据，曾文新基于《收据》所主张的借款与《欠款确认书》所指的借款及银行转账凭据所指款项应是同一笔。然而三份证据存在以下矛盾：①《收据》显示的金额为2000万元，《欠款确认书》显示的金额却为33711166.00元，但转账凭据显示的金额为1989万元，②《收据》的借款人为南豪公司，《欠款确认书》的债务人为吴晓华，但该转账凭证显示，曾文新只向南豪公司支付的款项为1000万元（该款项为投资款向吴晓华支付的款项为46万元，其佘款项均是支付给第三人。因此，该三份证据并不能相互印证，而是相互排斥的，不能证明南豪公司或者是吴晓华向曾文新借款2000万元。3、南豪公司提供的2份书证，足以否定该《收据》之证明力。对比有多方签署、确认的《惠阳区南豪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内部合作协议书》等证据，该明显存在瑕疵的《收据》的证明力微不足道。而根据该两份书证，曾文新于2009年12月24日支付的1000万元为其向南豪公司支付的投资款。二、仅凭吴晓华出具的一份《欠款确认书》不能证明曾文新借款2000万元给吴晓华，更不能证明出借了2000万元给南豪公司。(一）该《欠款确认书》不能证明曾文新借款2000万元给吴晓华。曾文新提交之《欠款确认书》显示的金额为33711166.00元元。但据曾文新提供的银行转账凭据，其只向吴晓华支付了46万元。对于其他款项，曾文新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向吴晓华或吴晓华指定的付款账户（曾文新没有提供证据吴晓华有要求其付款到指定账户〕进行了支付。因此，仅凭一份《欠款确认书》，无法确认数额高达2000万元的借款有实际发生。另，曾文新主张的是2000万元的借款，而其提供的却是“33711,166.00元”的《欠款确认书》，该《欠款确认书》属于有瑕疵的“借条”或“欠条”，根据法办【2011】44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31条及粤高法240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58条之规定，在曾文新未补强证据前，仅凭该《欠款确认书》无法确认该2000万元的借款有实际发生。(二）该《欠款确认书》载明的债务人是吴晓华个人，而非南豪公司。通过该《欠款确认书》所载明的内容可知：该《欠款确认书》的确认人是吴晓华，通篇未提及南豪公司。因此，该《欠款确认书》更无法证明曾文新出借了2000万元给南豪公司。三、曾文新诉请两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连带责任是以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为前提的，曾文新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有关于连带责任的约定，也未披露基于任何法律规定而主张连带责任。两答辩人之间不存在担保的事实，也不是作为两个主体一同向曾文新借款。如认定借款系发生在曾文新与南豪公司之间，则吴晓华应免责，如认定为吴晓华与曾文新之间的债务，则南豪公司应免责。总之，对方的主张无法自圆其说。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驳回其无理诉请。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2月24日，原告委托案外人惠州市安桥实业有限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于当日向第一被告的银行账户份两次各支付了款项500万元，共1000万元，该笔款项也由第一被告以“长期应付款(2701001)---惠州市安桥实业总公司：1000万元”的科目予以入账确定。
2010年8月29日，原告与案外人唐满良、刘顺来、刘和清、李桥喜签订了《内部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对第一被告名下、位于惠州市大亚湾上扬土地进行合作，项目命名为“紫辰名苑”；该项目资本金共7500万元，由原告负责筹措资金2250万元，其中在该协议签订前，原告已经合作项目的第一期投资款人民币1000万元支付至第一被告账户，在取得合作项目的立项报建的批文之日起3日内，原告应当将第二期投资款1250万元支付给第一被告；案外人唐满良、刘顺来、刘和清、李桥喜应取得第一被告同意合作项目用地由五方合作开发的书面文件及第一被告股东会决议，作为该协议的附件；第一被告同意对案外人唐满良、刘顺来、刘和清、李桥喜在该协议中的义务向原告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以上协议由第一被告在“担保方”处予以盖章。2010年8月29日第一被告的股东会开会形成了《股东协议书》一份。原告称，依第一被告的指示，原告委托惠州市安桥实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12月3日、2011年5月27日分别向惠州大亚湾利宏实业有限公司支付400万元、143万元、于2011年3月18日向惠州市格林地产有限公司支付了300万元、于2011年5月26日向湖南家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紫辰名苑项目部支付了50万元；委托惠州市惠鼎实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1月17日支付了50万元到惠州大亚湾利宏实业有限公司账户、支付46万元到第二被告吴晓华账户。上述款项共计989万元。对以上付款，惠州市安桥实业有限公司、惠州市惠鼎实业有限公司予以确认。对于原告的上述款项，第一被告的内部帐中以“长期应付款(2701002)—曾文新：10**万元”科目予以确认。
2011年12月31日，第二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款确认书》一份，载明：本人于2009年12月24日、2010年12月3日、2011年1月17日、2011年3月18日及2011年5月27日共五次向曾文新借款（含曾文新代本人向他人还款）。本人确认，以上五次借款共欠曾文新人民币叁仟叁佰柒拾壹万壹仟壹佰陆拾陆元整（￥33711166元）。上述款项均未偿还，还款期限未定。本人承诺，自2012年10月1日起，向曾文新分期偿还上述款项，该款项利息从2012年1月1日起按照银行利率四倍计付，先还利息后付本金。特此确认。
庭审中，第一被告认可原告将约2000万元的资金投入到第一被告中来，但该款项应当是投资款而不是借款，是基于《内部合伙协议书》而投入进来的。
另查，经原告申请，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了（2015）惠湾法立保字第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冻结被申请人惠州市惠阳区南豪实业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大亚湾支行帐号为68×××93的银行存款人民币400万元。冻结期限为一年；二、查封被申请人惠州市惠阳区南豪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惠州××××号“紫辰名苑”商业项目的245套房产(预售许可证号：惠湾房预许字【2014】第064号，具体房产信息详见查封清单)抵押后的剩余价值4600万元。查封期限为三年。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是否支付了2000万元款项给两被告以及该款项的性质。对于2009年12月24日，原告委托案外人惠州市安桥实业有限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该款项已经付至第一被告的账户上，该款项也由第一被告的内部记账凭证予以确认，对收到这笔款项的事实，第一被告也没有异议。对于2010年12月3日、2011年1月17日、2011年3月18日及2011年5月27日所支付的款项，共计989万元，第二被告已予以认可，虽然第一被告的内部记账凭证“长期应付款(2701002)---曾文新：10**万元”确认收到的款项是1000万元，但第二被告予以确认的款项是989万元，原告提交的证据也只有989万元，因此，第二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两千万元款项应为1989万元。对于这1989万元的性质，第一被告认为是原告履行《内部合伙协议书》支付的；第二被告认可为借款。因《内部合伙协议书》是原告与案外人所签，并非原告与两被告所签，因此，对于该协议中各方的权利义务应由合同的各当事方依法予以主张，第一被告的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本案的款项性质应当认定为原告与第二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第二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款确认书》应当认定为原告与第二被告之间上述借款的结算。合法的借贷关系依法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即第二被告应当依照《欠款确认书》的约定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989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对于利息，原告陈述《欠款确认书》的款项是本金及利息的汇总，即《欠款确认书》签订当日，第二被告确定尚欠原告利息13821166元，虽然对借款的利息第二被告予以了确认，但因该利息的计算原告并没有提交相应的计算方式（起止期限、利率等），因此，对该利息是否超过法定的最高利率计付本院无法予以确认，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待原告确定该利息的计算方式后可再另行主张权利。第二被告在《欠款确认书》中承诺2012年1月1日后的利息按银行利率四倍计付，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不得超过年息24%。因此第二被告应当支付上述借款的利息[2011年12月31日前的欠息原告确定计付方式后再另行主张；2012年1月1日后以1989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付（以年息24%为限）]。原告要求直接按月息2%计付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第二被告的上述借款是第二被告所借，用于第一被告的企业生产经营，因此，原告要求第一被告对第二被告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于2017年2月19日作出（2016）粤1302民初773号判决：一、第二被告吴晓华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偿还原告曾文新借款1989万元及利息[2011年12月31日前的欠息原告确定计付方式后再另行主张；2012年1月1日后以1989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付（以年息24%为限）]。二、第一被告惠州市惠阳区南豪实业有限公司对第二被告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曾文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1543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交至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合计276543元，由被告惠州市惠阳区南豪实业有限公司、吴晓华负担207438元；原告曾文新负担69105元。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原审被告惠州市惠阳区南豪实业有限公司、吴晓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6)粤1302民初77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判决将曾文新支付的1000万元投资款认定为借款，不仅与证据不符，且与被上诉人对1000万元系投资款的自认相悖。（一）根据《内部合作协议书》、《股东协议书》的约定及对方代理人的自认，足以认定涉案款项中的1000万元系投资款。从合同约定看，曾文新等紫辰名苑项目股东于2010年8月29日签订的《内部合作协议》第二条第4款约定：“戊方(即曾文新)提供现金人民币2250万元进入南豪公司作为股本金”、第四条第(二)款戊方之权利义务第1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前，戊方已将合作项目第一期投资款1000万元支付南豪公司……”。同日签订之《股东协议书》第四条约定：“本公司股金、项目资本金的组成和到位。具体分配如下：曾文新：资本金2250万元”。而在庭审中，对方也当庭自认，曾文新于2009年12月24日向南豪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就是《内部合作协议》中所述的1000万元。由此，曾文新于2009年12月24日向南豪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其性质依法应当认定为投资款，并非借款。（二）一审判决仅以《内部合伙协议书》不是本案当事人签订为由，就否认该协议的客观性及当事人的自认，明显错误。首先，从本案情况看，虽然该《内部合伙协议书》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所签，但无论是上诉人，还是曾文新，对该协议的真实性都是认可的，且从该协议的签订主体看，均为南豪公司股东，股东之间对被上诉人支付1000万元投资款至南豪公司账户的事实进行确认既合理又合法。其次，如果按照一审判决，只要不是当事人之间签署的文件就不能作为认定当事人之间案件的依据，那么，《民事诉讼法》所谓证人、第三人、案外人的制度都没有存在的意义——反正无论他们说了什么，写了什么，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这明显有违常理。（三）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签署的《内部合伙协议书》与本案无关，另一方面又认定曾文新指定人员向第三人所付款项与本案有关，偏帮曾文新已无底线。在一审判决中，其一方面对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确认的事实不予采信，另一方面，对被上诉人委托安桥公司等向南豪公司账上付款的1000万元，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吴晓华有指定付款的情形下，不仅认定与本案有关，而且强行认定为吴晓华的借款。由此可以看出，一审判决对双方当事人采用的属于双重标准，即对被上诉人有利的，不管是否有证据证明或证据是否充分，均一律予以支持，对上诉人有利的，想着法子也要驳回。二、一审判决仅凭一份有明显瑕疵的《欠款确认书》，就将1989万元款项认定为吴晓华的借款，与法律的明确规定不符。（一）《欠款确认书》存在明显瑕疵，其依法不能作为认定吴晓华欠款的依据。1、《欠款确认书》系明显有瑕疵的“借条”或“欠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对方主张借款2000万元(其中1000万元已支付南豪公司，为投资款：46万已支付吴晓华个人，系个人债务；对于其余款项，被上诉人是支付给第三人的)，而《欠款确认书》显示的债务金额高达“33711166.00元”，难以确认是否为同一笔款：②虽然被上诉人主张该33711166.00元是2000万元本金及利息之和，但是从该《欠款确认书》中“共欠曾文新人民币叁仟叁佰柒拾壹万壹仟壹佰陆拾陆元整(￥33，711，166．00元)……该款利息从2012年1月1日起按照银行利率四倍计付……”内容来看，该33711166.00元款项似乎全部为本金；③对方主张其诉请的2000万元包括向湖南家和建设有限公司支的50万元，但该50万元并未在《欠款确认书》中体现。2、根据相关规定，对于有明显“瑕疵”的《欠款确认书》，被上诉人必须举证证明款项已实际交付，才能采信该《欠款确认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办(2011)442号]第31条“……出借人应对存在借贷关系、借贷内容以及已借贷内容以及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粤高法（2012）240号]第58条“……对于存在借贷关系及借贷内容等事实，出借人应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已经归还借款的事实，借款人应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对于出借人，应当举证证明借款已实际支付的事实。本案中，在被上诉人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已将其余款项交付南豪公司或吴晓华(或者证明是南豪公司或者吴晓华要求其将其余款项支付给第三人)的情形下，一审判决仅凭一份有明显“瑕疵”的《欠款确认书》就将涉案1989万元款项认定为吴晓华的借款，明显错误。（二）从该1989万元的性质、用途看，除46万元外，均不能认定为吴晓华的个人借款(及南豪公司的借款)。1、对于被上诉人向南豪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吴晓华的个人确认不能改变该款项是“投资款”的性质。确认该1000万元系投资款的是唐满良、曾文新、刘顺来、刘和清、李桥喜五方签订的《内部合作协议书》，因此，即使要改变该1000万元的性质，也应当由《内部合作协议书》的原五方签订主体另行签订协议进行更改。吴晓华并非《内部合作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其个人确认并不能改变该1000万元是“投资款”的性质。具体关于该款项性质的论述，见前文所述。2、被上诉人支付给湖南家和建设有限公司的50万元，不仅与吴晓华无关，与南豪公司同样无关。首先，我们并不否认湖南家和建设有限公司是紫辰名苑项目的施工单位，但是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该付款有吴晓华或南豪公司的指定付款，与两上诉人无关。其次，从《内部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第1项“本协议签订前，戊方已将合作项目第一期投资款1000万元支付南豪公司，在取得合作项目的立项报建的批文之日起3日内，戊方应将合作项目第二期投资人民币1250万元支付至南豪公司”之约定看，即使该款项的支付是基于南豪公司的指定，在被上诉人并未足额支付了2250万元投资款的情况下，该50万元也只能认作其所依约应支付的投资款，与本案同样没有无关。3、对于由曾文新支付给第三人的款项，并非基于吴晓华及南豪公司的指定，与吴晓华及南豪公司均无关，依法不能认定为吴晓华(及南豪公司)的借款。三、一审判决以“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等为由认定南豪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一）一审判决判令南豪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从一审判决看，其认定南豪公司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32条第2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也即，一审判决认定南豪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是：1、涉案1989万元为吴晓华的个人借款；2、该1989万元已用于南豪公司经营。（二）一审判决依据上述规定认定南豪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依法不能成立。1、被上诉人向南豪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是曾文新支付的“投资款”，并非吴晓华的个人借款，不具备适用前述规定的前提条件。对于本案，适用《民间借贷解释》第32条的前提是该款项是吴晓华的个人借款，但如前所述，该款项依法不能认定为吴晓华的个人借款，因此，一审法院依据该条款认定南豪公司对该10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2、被上诉人支付给吴晓华的46万元，对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与南豪公司有关，一审判决南豪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3、对于由曾文新支付给第三人的款项，现有证据既没有证明与吴晓华有关，也不能证明用于公司用途，一审判决南豪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四、两上诉人的总体意见：对于本案，如果法院要认定两上诉人承担1989万元的还款义务，至少需要证明两个事实：1、该1989万元为吴晓华个人向曾文新的借款；2、该1989万元已全部用于南豪公司经营。但如上所述，曾文新既不能证明其已实际向吴晓华支付1989万元（注：其中1000万元确定无疑属于曾文新的投资款）的事实，也不能证明款项已经用于南豪公司的用途，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强行判令两上诉人对该1989万元承担连带责任，显然是错误的，请求贵院依法改判驳回曾文新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曾文新在二审中答辩称：本案诉争的2000万元款项的性质，上诉人主张是投资款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据其提交的内部合作协议书不能证明其主张。本案发生不仅仅要着眼于内部协议书，而应该根据2000万元款项发生的来龙去脉及相关证据来认定。根据2009年10月24日的借条、承诺书及借条上均有担保人签名也有具体金额，符合借款的法律特征，既有本金约定也有利息相关约定。根据上诉人南豪公司两张会计凭证及其他证据综合来考虑，2000万元款项是借款而不是上诉人主张的投资款。因此，答辩人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案二审中，被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南豪实业有限公司、吴晓华提交三份新证据：证据一、紫宸名苑报建手续。证据二、安桥公司收据。证据三、南豪公司证帐凭据。庭后补交三份新证据：证据一、《收据》，拟证明南豪公司向安桥公司支付15万元利息的时间是2010年4月30日（注：在2010年8月29日签订《内部合作协议》之前）。证据二、《记账凭证》（8张）及收据（8张），拟证明8张收据中均载明曾文新支付的款项为投资款，而与8张收据对应的8张记账凭证中均将曾文新支付的投资款记载为“长期应付款”，之所以记载为长期应付款，与内部合作协议的约定相吻合，在第三条第二款约定优先分配实际投入的股本金，在股东协议书第五条也约定首先返还项目资本金，南豪公司之所以记载为长期应付款，与合同相吻合，也符合公司法。刘顺来也是内部约定的主体，该项目还需要注资，刘顺来2011年的投资是基于2010年8月29日内部合作协议进行的投资，并不是履行2006年设立公司时的注资。证据三、《长期应付款明细账》，拟证明：1、将曾文新支付的投资款记账为“长期应付款”（第36页、第49页）；2、将曾文新指定安桥公司支付的投资款记账为“长期应付款”（第35页）；3、将紫辰名苑项目另一股东刘顺来的投资记账为“长期应付款”（第38页。）
上诉人曾文新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收据》，真实性无异议，根据我方提交的证据可以确认2010年4月30日左右收到15万元利息，该证据恰好证明了本案系借款。对证据二8张收据及配套的记账凭证不予认可，理由如下：1、从记账凭证的角度，该证据与我方提交的证据七自相矛盾，根据我方提交的证据，2015年记账凭证有两笔，两笔都是一千万，记载的是长期应付款，我方不予认可，长期应付款就是借款，如果是投资款，就是公司的财产，财务不会记为长期应付款。2、从收据的角度，我方认为证据二不真实，二审第一次开庭时，我方提供了付款时间一览表，最后一次付款是2011年5月27日，借款结束，而这些收据的时间集中在2012年，故这些收据在时间、金额上对应不上，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三《长期应付款明细》有异议，对方的逻辑有问题，首先这是内部记账凭证，不是对外的，从时间上看，我方现场查阅南豪公司成立时间是2006年1月，刘顺赖是2011年的长期应付款，从记账上看，刘顺来是公司股东，不能排除其是公司的债权人，我方不认可证据三的关联性。
本案二审中，被上诉人曾文新提交两份新证据：证据一、判决书两份。（2016）粤1303民初2367号及（2017）粤13民终179号。证明案外人曾献安与南豪公司有独立的经济往来，而非被告所称系曾文新安排在南豪公司。证据二、股东协议书（2015年6月6日，由南豪公司股东吴晓华、刘顺来、刘和清三人共同签订）。证明紫宸名苑项目在南豪股东刘顺来、刘和清退出后，已由吴晓华一人实际控制，进一步证明《内部合作协议书》没有实际履行，且将来也不具备履行的可能性。
上诉人惠州市惠阳区南豪实业有限公司、吴晓华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曾献安与南豪公司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这样的事实与曾献安系曾文新安排到南豪公司任职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因为即便曾献安是南豪公司的股东，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股东身份之外的其他法律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也没有法律禁止。所以，曾献安与南豪公司有其他公司有经济往来与曾献安系曾文新安排到南豪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被上诉人以两份判决书否认曾献安在南豪公司的任职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的该份证据没有证明力。证据2、对其真实性我们希望对方出具原件。对于证据2，对方能够取得复印件，应当有能力取得原件，可以借用，本案中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没有完成。假定这份证据是真实的，那么证据的内容与其待证事实之间没有关联性。理由是：1、吴晓华与刘顺来、刘和清之间的关系不影响曾文新在内部合作协议书中的法律地位，不影响其权利及义务。2、吴晓华不是内部合作协议书的合同主体，所以吴晓华与刘和清、刘顺来之间的关系不会影响内部合作协议履行的可能性。故我方结论是，该证据2与其待证事实之间没有关联性。
本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以下事实：
另查一，南豪公司成立于2006年1月13日，2015年10月的工商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其投资者为：吴晓华、刘和清、刘顺来。
另查二，2009年12月24日，被上诉人曾文新委托其作法定代表人的案外人惠州市安桥实业有限公司向南豪公司账户转账两笔500万元，合计1000万元。同日，南豪公司作为借款人向曾文新出具一张《借条》，内容为：向曾文新借款1000万元用于临时周转，借款期限180天，如到期无法还清，负所有的经济和法律责任，承担产生的全部费用，借款人未能按规定时间如数偿付“到期应付款项”，债权人有权直接向担保人索偿，无须先行向借款人追偿，担保人无条件全部付清。借款人一栏盖有南豪公司财务专用章并有吴晓华的签名，担保人一栏有吴晓华的签名。同日，在该《借条》同页纸张的下半部，南豪公司出具一份给曾文新的《收条》，确认收到曾文新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收款人处加盖了南豪公司财务专用章并有吴晓华的签名。同日，在上述《借条》的第二页，南豪公司作为借款人还出具一份《承诺书》：“本人愿意每月24号前付给以上该款项债权人报酬费和综合费用共计人民币40万元。注：如每月期满（以签订借条日期时间为准）超过7天不交报酬费和综合费用，则每日按借款金额及报酬费和综合费用总额的1%加收违约金。借款人未能按照规定时间如数偿付“到期应付款项”，债权人有权直接向担保人索偿，无须先行向借款人追偿，担保人无条件将借款人的全部上述款付清。”
另查三，2010年4月，安桥公司出具收到南豪公司15万元的《收据》（No:0709919）一份。南豪公司2010年12月31日《记账凭证》（记字第58号）显示：“摘要”付安桥公司利息款，“会计科目”5001001002开发成本—土地征用及拆迁费用—借款利息，“借方金额”15万元。被上诉人曾文新二审自认安桥公司与南豪公司之间除了上述1000万元借款外，没有其他款项往来。
另查四，2010年8月29日，案外人唐满良（甲方，吴晓华的妻子）、刘顺来（乙方）、刘和清（丙方）、李桥喜（丁方）、曾文新（戊方）签订一份《内部合作协议书》，约定五方合作开发“紫辰名苑”，合作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在南豪公司名下，合作方式采用由甲乙丙丁四方提供上述合同项目土地使用权，戊方提供本协议约定之资金及负责银行贷款融资的方式进行；合作项目以南豪公司名义立项报建开发，并对外签订所有合同，戊方派一名管理人员或财务人员对项目进行管理和监控，并按股本金行使股东权利；原本公司拟定注册资金为1518万元归吴晓华、刘顺来、刘和清三人所有，华茂大厦工程的经济收入、财产存入、负债支出、利润分配由原公司股东按原内部协议书不变全权负责收付，“紫辰名苑”工程合作项目实行独立核算、独立经营，不与南豪公司原或其他项目相交叉；各方同意合作项目股本金合计人民币7500万元，其中戊方提供现金人民币2250万元进入南豪公司作为股本金；合作项目中各方所占红利分配平均值比例为：甲方占24%、乙方占18.5%中彭巨良占2.5%、丙方占16.5%中谢飞雄（容字改为雄字））占4.5%、丁方占11%，四方共占70%，戊方占30%；合作项目收益的分配：1、合作项目在扣除所有开发建设、销售成本及应缴的税、费、金外，净利润按前述五方所占股本金平均值比例进行分配；2、前述开发成本金中，甲乙丙丁戊五方投入共计人民币7500万元，项目销售后除应该交纳税、费、金及工程款开支外，优先分配甲乙丙丁戊五方各自占合作项目实际投入的的股本金；3、如合作项目在合理的销售期限内未销售完毕，且合作各方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合作各方可对合作项目的物业按各自所占股本金比例进行分配，各方对所分配的物业，承担应缴的税、费。因南豪公司的债务或项目用地本身的债务，导致合作项目或合作项目用地被查封、扣押、冻结，由此造成合作项目及戊方的损失，由甲乙丙丁四方承担连带责任。戊方之权利义务：1、在本协议签订前，戊方已将合作项目第一期投资款人民币1000万元支付至南豪公司，在取得合作项目的立项报建的批文之日起3日内，戊方应将合作项目第二期投资款人民币1250万元支付至南豪公司。2、在合作项目符合项目贷款的前提条件下，用土地抵押，在建工程抵押，戊方应负责保证项目后期开发建设资金通过融资方式予以筹集到位，融资利息按银行利息，本息由合作项目承担，在融资到位后，甲乙丙丁四方同意按戊方所融资总额的3%支付费用给戊方作为业务开支、应酬开支等，该款在融资资金第一期款项到位后按到位资金比例优先支付，并由合作项目承担，如戊方贷款融资未到位，公司不负责戊方的一切开支。3、戊方有权参与合作项目的管理或委托他人参与管理，对合作项目的财务、包括收支及合作项目的施工进度、销售状况等，有知情权和管理权，并有权按股份比例行使股东权利，包括决策权。违约责任：因戊方资金不能及时足额到位，由此导致甲乙丙丁四方的损失，由戊方承担，同时四方可解除本协议，并处两百万人民币违约罚款，所投入的实际股本金不计利息，等待项目竣工后，按实际投入股本金扣除违约罚款，退还戊方；因南豪公司或项目用地的债务，导致戊方的损失，由甲乙丙丁四方连带承担，并处两百万人民币违约罚款。甲乙丙丁四方应取得南豪公司同意合作项目用地由甲乙丙丁戊五方合作开发的书面文件及南豪公司股东会议决议，作为本协议附件。南豪公司同意对甲乙丙丁四方在本协议中的义务向戊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五人在《内部合作协议书》上签名，南豪公司在担保方一栏签名、盖章。
同日，南豪公司以为完成紫辰名苑开发的目的召开股东会，形成《惠阳区南豪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公司董事会由以下五人组成：吴晓华、曾文新、刘顺来、刘和清、李桥喜，吴晓华任董事长，曾文新任副董事长；刘和清任监事长、李桥喜、唐满良任副监事长、彭巨良、谢飞雄任监事；本公司股金、项目资本金的组成和到位：原本公司拟定注册金为1518万元，归吴晓华、刘顺来、刘和清三人所有不变；本公司一期华茂大厦工程经济收入、财产存入、负债支出、利润分配由原公司股东按原内部协议书不变全权负责收付；二期工程本项目“紫辰名苑”资本金为7500万元，项目资本金在利润中分配，享受同等分红待遇。具体分配如下：唐满良资本金1800万元、李桥新资本金825万元、刘顺来资本金1200万元、彭巨良资本金187.5万元、刘和清资本金900万元、谢飞雄资本金337.5万元、曾文新资本金2250万元；为保证“紫辰名苑”项目开发各股东项目资金的到位时间应在董事会规定时间内会（全）部到位（2010年10月20日全部到位）不能按上述时间要求全部到位者，取消股东资格，已交项目资本金待项目退本时退还，不计利息；利润分成：本公司在实现利润前首先返还项目资本金，再严格按照投入资本在总资本提比例分配利润；在公司运作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件和报告，其内容与股东协议不相符的，以股东协议为准，入股金和项目资本金以公开开具的出资收据所记载的时间和数额为准。该《股东协议书》上加盖了南豪公司的印章，唐满良、曾文新、刘顺来、刘和清、李桥喜、谢飞雄均在股东一栏签名。
另查五，2010年11月27日，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作出《关于紫辰名苑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惠湾发改资[2010]198号】，准许南豪公司建设紫辰名苑工程项目。
另查六，2010年12月3日至2011年5月27日期间，曾文新称依照南豪公司的指示，委托案外人惠州市安桥实业有限公司、惠州市惠鼎实业有限公司向案外人惠州大亚湾利宏实业有限公司、惠州市格林地产有限公司、湖南家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紫辰名苑项目部于2010年12月3日、2011年1月17日、2011年3月18日、2011年5月27日、2011年5月26日五天中共计支付989万元。其中包括2011年5月26日曾文新委托惠州市安侨实业有限公司向湖南家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紫辰名苑项目部支付的50万元。二审期间，曾文新二审时主张是按吴晓华的口头、电话指令支付的。
另查七，从提交的账户信息资料显示，南豪公司账户2009年12月24日，曾文新委托惠州市安桥实业有限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南豪公司以“长期应付款（2701001）—惠州市安桥实业总公司：1000万元”的会计科目入账。对于曾文新之后所付款项以“长期应付款（2701002）—曾文新：10**万元”的会计科目入账。对于吴晓华的款项以“[2701003]长期应付款——吴晓华”的科目入账。对刘顺来的款项以“[2701004]长期应付款——刘顺来。”的科目入账。
另查八，2011年12月31日，吴晓华以本人名义向曾文新出具的33711166元《欠款确认书》注明包含的五次借款日期中，没有提及2011年5月26日曾文新委托惠州市安侨实业有限公司向湖南家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紫辰名苑项目部支付的50万元。
另查九，一审期间曾文新曾提交一份2012年1月8日的《收据》复印件作为证据，内容为：“今收到曾文新交来公司曾文新借款合计2000万元（月利率2%）。原五张收据作废。”该收据加盖了南豪公司财务专用章，但核准、会计、记账、出纳、经手人一栏均为空白。南豪公司一审质证时对该《收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是曾文新利用其为南豪公司股东、副董事长之便，串通其弟媳文伟霞（为南豪公司出纳，掌控南豪公司的财务章）伪造。一审、二审期间，曾文新未再提交该《收据》原件作为证据。
另查十，被上诉人曾文新二审提交一份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6日（时间全部为打印体）的《股东协议书》，内容为：经2015年6月4日董事会研究决定，华茂大厦、紫辰名苑两个项目的原股东刘顺来、刘和清自愿退股，退出董事会由原股东董事长吴晓华本人承担管理经营，现南豪公司的股份、股权及所有债权债务状况，所有公司经营的税、费、金的交纳状况，紫辰名苑的工程现状，及华茂大厦的遗留状况等一切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均由吴晓华全权负责处理和承担，从双方签字时生效，公司任何遗留问题及任何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均与刘顺来、刘和清两位股东无关。具体实施协议细则如下：1、华茂大厦、紫辰名苑刘顺来、刘和清两位股东的股份、股权自愿放弃；2、华茂大厦、紫辰名苑的所有债权债务及全部资产均由吴晓华所有；3、紫辰名苑项目、经营产生利润后，按2015年5月2日董事长签字会议精神，产生利润最高额度不超过股金的30%封顶，如果房屋住宅销售到1万元/平方米投资本金全部退还各股东。4、华贸大厦项目的资产确认由审计最终结果为准，各位的小股东紫辰名苑项目个人股份多退少补；5、需原股东协助公司有关业务应积极配合，支持公司正常运作。吴晓华、刘顺来、刘和清在该协议书后股东一栏签名捺印。但南豪公司的工商股权登记事后没有就此变更。
另查十一，2016年4月1日，南豪公司、吴晓华（甲方）与曾文新（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鉴于：1、甲方工商的注册股东是吴晓华（登记的股权份额为33.4%）、刘和清及刘顺来（登记的股权份额均为33.3%）。而根据2010年8月29日曾文新、唐满良、刘顺来、刘和清、李桥喜签订的《内部合作协议书》，甲方名下的紫辰名苑项目的股东为曾文新（持股30%）、唐满良（持股24%，系吴晓华的妻子）、刘顺来（持股16%）、刘和清（持股12%）、李桥喜（持股11%）、谢飞雄（持股4.5%）、彭巨良（持股2.5%）【具体持股比例，各方同意以实际查账认定的到账金额为准，并按相关股东会决议执行，曾文新主张所持股份是代吴晓华持有】。2、紫辰名苑项目已经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许可证号为惠湾房预许字[2014]第064号。3、2015年底，基于曾文新的申请，大亚湾区人民法院对南豪公司的账户及紫辰名苑项目房产进行了诉前财产保全，曾文新随即起诉南豪公司及吴晓华，要求南豪公司及吴晓华支付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对于曾文新主张的借款本息，南豪公司及紫辰名苑项目其他股东认为属于股本金，双方对该款项的性质存在巨大争议，现甲乙双方同意对该款项的性质不做确认，由法院依法进行认定。注：本合同的签订，不导致任何一方放弃诉讼或控告的权利。4、吴晓华系甲方法定代表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现羁押于邵阳市看守所，已无法履行法定代表人的相关职责。5、在紫辰名苑开发过程中，因存在纠纷目前部分资产已被多个法院查封或冻结，只是部分业主到大亚湾管委会集体上访，造成一系列不良影响。为妥善解决紫辰名苑项目的后续建设等相关事宜，经大亚湾管委会多次协调及2016年3月24日会议纪要的精神，各方达成如下协议：一、双方同意推荐曾文新为紫辰名苑项目实际负责人，对甲方南豪公司行使经营管理权，专项负责筹集资金，完善紫辰名苑项目的建设及销售，处理项目相关的债权债务以及项目建设期间有关南豪公司的其他债权债务，协助处理好与业主之间的购房关系。……五、对曾文新诉南豪公司及吴晓华一案中，冻结的银行账户及诉前保全的财产，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求解除保全措施时，曾文新保证无条件立即同意。曾文新同意以紫辰名苑项目的名义尽快筹措资金，将抵押给债权人的房产赎回，以便尽快为购房户办理网签备案。南豪公司因诉讼（包括应诉）及控告而需要使用公司印章时，曾文新不得利用其共管公司印章的便利而加以阻拦，否则承担不利后果。六、因完善紫辰名苑项目后续工程所需资金，各方均有义务负责筹集，如需要以南豪公司名义对外借款的，其月利息不得超过2.5%，该借款各方同意由南豪公司从紫辰名苑项目回款中予以优先偿还。七、南豪公司在紫辰名苑项目没有完全清算完成以前，其重大经营决策由其内部股东会讨论决定（指紫辰名苑项目内部股东……）。八、紫辰名苑项目所得款项须先用于紫辰名苑项目的建设、解决与购房者之间的争议及信达公司的抵押贷款及项目向个人的借款等后，各股东方可对项目利益进行分配。九、紫辰原名项目利润的分配，按项目各股东实际到账的比例予以分配，具体分配方案，解释召开股东会讨论决定。十、南豪公司实际负责人有权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对南豪公司行使经营管理权，但对其财务支配权，必须由股东会选出的三人代表行使。十一、南豪公司股东会决议如有与本协议不一致的，视为对本协议的修改，以股东会的决议为准。股东刘顺来亦在该合同上签名。双方当事人二审庭审中一致确认，曾文新实际管理、控制南豪公司的时间大约为2016年4月至5月期间的一、两个月时间。
另查十二，经曾文新申请，一审作出保全裁定查封紫辰名苑项目245套房产。2017年2月23日南豪公司提出申请，要求解除名下34套共计2737.44平方米房产的查封，并提供570.1万元现金作为担保。二O一七年三月一日，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1302民初773号民事裁定，裁定解除其中34套房产房地产权的查封。被保全人惠州市惠阳区南豪实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7日再次向本院提供685万元人民币作为担保，请求置换解封（2015）惠湾法立保字第27号民事裁定中保全的39套房产。本院于2017年年8月8日作出（2017）粤13民终174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解除其中39套房产房地产权的查封。
原审被告惠州市惠阳区南豪实业有限公司、吴晓华合并一份《上诉状》提起上诉，仅交纳了一份上诉费；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两者在本案中权利义务不一致，需各自交纳上诉费。2017年7月11日，本院向吴晓华发出缴费通知书，吴晓华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另行交纳上诉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本院裁判理由和结果
本院认为：据被上诉人曾文新的起诉请求和主张的理由，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结合双方当事人二审的诉辩意见，本案现争议焦点为：曾文新诉请要求偿还的2000万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性质。具体评述如下：
关于曾文新诉请要求偿还的2000万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性质，本院分阶段作以下分析。结合现有证据查明的事实，2009年12月24日，上诉人南豪公司向被上诉人曾文新出具了一张向曾文新借款1000万元的《借条》、《收条》及《承诺书》，同日，曾文新亦向南豪公司转账支付了1000万元，南豪公司亦认可收到该笔款项，并支付了一定利息。该1000万元，在最初阶段，依照双方的约定，应为因借款合同关系发生的借款性质。2010年8月29日，被上诉人曾文新与案外人唐满良、刘顺来、刘和清、李桥喜五人签订一份《内部合作协议书》，约定五人作为南豪公司名下紫辰名苑项目的内部股东，合作开发紫辰名苑项目，曾文新负责提供2250万元进入南豪公司作为股本金，其中的1000万元即为签订协议前曾文新已经支付至南豪公司的1000万元。同日，曾文新再次在南豪公司《股东协议书》中签名确认了其本人资本金2250万元、资本金在利润中分配、享受同等分红待遇、项目资本金待项目退本时退还、公司在实现利润前首先返还项目资本金，再按照投入资本在总资本中比例分配利润等相关合作事宜。此后，曾文新对其付至案外人账户的989万元，一审、二审亦分别主张是按照南豪公司、吴晓华的指示支付。对此本院认为，2009年12月24日曾文新支付的1000万元借款因《内部合作协议书》的签订，性质已经发生了转变，即双方约定将该笔款项转为曾文新在紫辰名苑项目的合作股本金。签订《内部合作协议书》后曾文新于2010年12月3日至2011年5月27日期间按照南豪公司指示支付的989万元，亦说明《内部合作协议书》的签订在当时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后也进行了相应大部分履行，南豪公司的会计账册中对上述款项也分别以两笔“长期应付款”1000万元的科目分别登记入账。故此，曾文新所支付的1989万元，在该阶段应为合作投资款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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