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闽民终字第6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文星，男，汉族，1971年7月21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钱颖，女，汉族，1990年4月9日出生，住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彭志鹏，福建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顺裕，男，汉族，1973年4月5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纯，女，汉族，1975年3月6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张文星、钱颖与上诉人魏顺裕、高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厦民初字第6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文星及其与上诉人钱颖共同委托代理人彭志鹏，上诉人魏顺裕、高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文星、钱颖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08年10月8日至2011年10月14日，魏顺裕、高纯夫妇因经营所需向张文星、钱颖借款共计12310615元（人民币，以下同币种），月利率为4%不等。2010年7月5日至2011年7月28日，魏顺裕、高纯共支付利息362.56万元。自2011年10月14日高纯向钱颖所借最后一笔款项30万元至今，魏顺裕、高纯再无支付本息，且经多次催讨仍未偿还本息。请求判令魏顺裕、高纯立即返还借款本金12310615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四倍利率计算，计至实际还清所有借款之日为止)。原审审理期间，张文星、钱颖诉讼请求变更为魏顺裕、高纯立即返还借款本金6008221.94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四倍利率计算，计至实际还清之日为止)。
原审判决查明：（一）2008年10月8日魏顺裕、高纯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5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以所借款项到魏顺裕名下的工商银行户头起算。上述借条无利息约定。2008年10月10日，张文星转账50万元至魏顺裕名下的工商银行账户。
2009年10月12日魏顺裕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19万元，月利率为4%，借款期限2个月，以到账之日起算，款项转入高纯名下的招商银行账户。根据流水尾号为34247的转账汇款回单记载，2009年10月12日钱颖转账至高纯账户18.24万元。
根据流水尾号为008285的转账汇款回单记载2009年10月13日钱颖转账至高纯账户18.24万元，并载明款项性质为借款。
2009年12月9日魏顺裕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为80万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从到账日起算，月利率4.5%，款项转入高纯名下的银行账户。同日钱颖转账76.4万元至高纯名下的建行账户。
2010年2月12日魏顺裕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50万元，月利率4.5%，借款期限一年，从转入高纯账户开始计算期限。同日，钱颖转账47.75万元至高纯名下的银行账户。
2010年4月9日魏顺裕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20万元，月利率4%，借款期限6个月，从到账之日起算。同日，钱颖转账19.2万元至高纯名下的农业银行账户。
2010年5月19日魏顺裕、高纯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7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从2010年5月19日起算。上述借条无利息约定。同日，钱颖转账68.6万元至高纯名下的建设银行账户。
2010年6月3日魏顺裕、高纯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8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款项转入高纯的建行账户。上述借条无利息约定。2010年6月4日，钱颖转账76.8万元至高纯名下的建设银行账户。
2010年7月2日魏顺裕、高纯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20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款项转入高纯的建行账户，款项从到账日起算。上述借条无利息约定。2010年7月5日，钱颖转账192万元至高纯名下的建设银行账户。
根据流水号尾号为1907的进账单（回单）记载，2010年7月17日（实际到账时间为2010年7月19日）钱颖转账给高纯10万元，该凭据左下角注明借款。
2010年7月25日魏顺裕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45万元，月利率4%，借款期限6个月，月初支付，款项转入高纯的建行账户。2010年7月26日，钱颖转账48万元至高纯名下的建设银行账户。
2010年8月31日魏顺裕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35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月利率4%，款项转入高纯的建行账户。张文星、钱颖主张系现金支付给魏顺裕。
2010年9月3日魏顺裕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30万元，月利率4%，借款期限6个月，从到账之日起算，款项转入高纯的建行账户。同日，钱颖转账28.8万元至高纯名下的建行账户。
2010年9月8日魏顺裕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40万元，月利率4%，借款期限6个月，从到账之日起算，款项转入高纯的建行账户。2010年9月15日，钱颖转账39.05万元至高纯名下的建行账户。
2010年10月8日魏顺裕、高纯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48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款项转入高纯的建行账户。2010年10月9日，钱颖转账45万元至高纯名下的建行账户。
2010年10月24日魏顺裕、高纯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10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款项转入高纯的建行账户。2010年10月25日，钱颖转账99.07万元至高纯名下的建行账户。
2011年8月10日魏顺裕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75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款项转入袁卫东的银行账户。2011年9月2日、2011年9月5日，钱颖转账1500015元至袁卫东名下的农行账户。
2011年10月8日魏顺裕、高纯出具借条两份，借条分别载明借款金额45万元、60.82万元，上述两张借条未约定借款期限、利息。同日，钱颖转账105.82万元至魏顺裕的工行账号。
2011年10月14日魏顺裕出具借条，借条载明借款金额80万元，上述借条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2011年10月14日钱颖转账30万元至高纯名下的民生银行账户。
（二）魏顺裕、高纯主张自2009年12月29日至2011年9月6日，从高纯名下卡号为43×××62的建行卡转给张文星、钱颖及其指定托收人的资金共计716.23万元。张文星、钱颖认为，该716.23万元中2009年12月29日转给李明榕的13.43万元、2010年5月27日转账给张丽斌50万元、2010年8月10日转账给官玉红60万元均系转账给案外人而非张文星、钱颖，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另外，2010年5月5日转账20万元与魏顺裕、高纯主张的另一笔20万元银行凭单流水号完全相同、金额一致，应系同一笔款项。除了以上有异议的款项外，张文星、钱颖认可魏顺裕、高纯主张的其他款项系偿还讼争借款本息。
魏顺裕、高纯主张自2010年3月29日至2011年9月6日，从魏顺裕的建设银行卡转给张文星、钱颖款项64.75万元。张文星、钱颖对魏顺裕转账64.75万元予以认可。
魏顺裕、高纯主张自2010年5月30日至2011年6月3日，从魏顺裕的兴业银行卡转给张文星的资金共计32.73万元（包括2010年5月30日取款1.25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张文星，2010年6月29日转账钱颖49250元，2011年6月3日转账265550元）。张文星、钱颖除了对取现的1.25万元不予认可外，对其他两笔款项没有异议。
魏顺裕、高纯主张自2008年10月10日至2010年2月27日，其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张文星、钱颖款项581350元（2009年2月20日张文星出具的《收条》中载明“之前扣除的利息3000到下月从中扣除”）；张文星、钱颖认为，2009年3月4日应以其出具的《收条》16350元为准，2009年11月1日的“19350元、7600元”与2009年11月30日的“19350元、7600元”系重复款项，只能计算一次。除此之外，对魏顺裕、高纯主张的其他现金支付款项予以认可。
（三）魏顺裕、高纯主张张文星、钱颖2010年10月8日转账45万元、2011年10月14日转账30万元等实际上是其信用贷款，并向原审法院申请调查相关银行交易明细。经调查：1.魏顺裕、高纯名下的工商银行贷款账户2010年10月9日的信用贷款收款人为案外人苏建升，2011年10月8日两笔贷款合计30万元的收款人为案外人钱张燕、吴大鹏。2.2011年10月14日、2011年10月19日，高纯的平安银行卡进行“POS”机消费30万元。对此，魏顺裕、高纯认为，案外人苏建升、钱张燕及吴大鹏均是张文星、钱颖指定的托收人，上述款项应视为张文星收取；平安银行的“POS”机消费实际上是通过张文星控制的吉之礼（厦门）商贸有限公司“POS”机消费方式进行信用贷款。张文星、钱颖则认为，上述案外人吴大鹏是张文星妹夫，钱张燕是钱颖姐姐、苏建升姐姐是张文星的合作伙伴，但上述转账张文星不清楚，也与其没有任何关系。张文星是吉之礼（厦门）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与张文星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张文星并未收到上述“POS”机的消费贷款。
2009年10月13日钱颖转给高纯名下卡号为43×××62的建设银行账户的18.24万元款项与2009年10月12日钱颖转给高纯名下卡号为43×××62的建设银行账户的18.24万元流水号不同，但经调查，上述转入的高纯建行账户于上述期间内仅收到一笔18.24万元款项。
张文星、钱颖主张于2011年10月12日通过网银转账方式转账给魏顺裕农业银行账户50万元。魏顺裕、高纯不予认可，认为魏顺裕从未有过农业银行账户。经调查，魏顺裕名下的农行账号并未转入50万元。
原审另查明：（一）魏顺裕、高纯主张双方款项往来性质是委托理财而非借款，并于审理过程中提交了与张文星的通话录音资料证据予以佐证。上述“通话录音资料”中高纯提及《委托理财协议》。对此，张文星称录音中所提及的并非《委托理财协议》而是借款相关协议，并于庭审中提交《借款协议书》予以佐证；魏顺裕、高纯则认为上述《借款协议书》的前两页已被张文星替换，原为理财合同。
（二）魏顺裕、高纯主张魏顺裕出具的届满期限最晚的借条中载明借款期限届满日为2011年4月24日，而张文星、钱颖2013年5月20日才起诉，超过了法定两年的诉讼时效。张文星、钱颖则认为其诉讼请求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因为魏顺裕、高纯陆续至2011年9月份仍在向张文星、钱颖支付本案讼争借款1000多万元的相应利息。
（三）张文星、钱颖于庭审中明确表示因扣除当月利息导致上述借条写明的借款金额与转给魏顺裕、高纯的款项金额不一致，同意以实际转给魏顺裕、高纯的借款金额作为借款本金金额。
（四）张文星、钱颖曾于2012年8月10日起诉主张魏顺裕、高纯偿还讼争借款，因未如期缴交诉讼费，原审法院作出(2012)厦民初字第7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撤诉处理，并依法对魏顺裕、高纯送达民事裁定书。
（五）讼争的借款均发生于魏顺裕、高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原审判决认为：（一）关于本案讼争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问题。张文星、钱颖主张本案讼争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借款法律关系；魏顺裕、高纯则辩称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委托理财法律关系，即张文星、钱颖委托魏顺裕、高纯理财，讼争的款项均为理财往来款。对此，虽魏顺裕、高纯提交了通话录音资料以证明其主张，但一方面，通话录音资料内容并无法直接体现本案讼争款项系委托理财款项；另一方面，通话录音资料中高纯虽有提及《委托理财协议》，但魏顺裕、高纯未提交该委托理财协议文本。张文星、钱颖庭审中认为所谓的委托理财协议实际上是借款协议书，并当庭提交了《借款协议书》予以佐证。魏顺裕、高纯虽辩称上述《借款协议书》前两页被张文星替换，原为理财合同，对此亦未进一步举证。因此，对其主张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委托理财法律关系不予采信。相反，张文星、钱颖提交的借条及相应转账凭证等证据符合借款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故应认定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借款法律关系。
（二）关于张文星、钱颖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问题。魏顺裕、高纯主张魏顺裕出具的届满期限最晚的借条中载明借款期限届满日为2011年4月24日，而张文星、钱颖2013年5月20日起诉，其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定两年的诉讼时效。张文星、钱颖则辩称其诉讼请求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因为魏顺裕、高纯陆续至2011年9月份仍在向张文星、钱颖支付本案讼争借款1000多万元的相应利息。因2011年4月24日后，魏顺裕、高纯仍陆续转给张文星、钱颖名下的账户多笔款项，双方未约定上述往来款项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上述款项应认定为偿还讼争借款的利息。因此，2011年5月20日后，魏顺裕、高纯偿还讼争借款利息应认定为履行债务，本案诉讼时效自此发生中断。同时，张文星、钱颖曾于2012年8月10日向法院起诉主张魏顺裕、高纯偿还讼争借款，法院依法对魏顺裕、高纯送达相关诉讼资料，亦于此时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综上，张文星、钱颖诉讼请求并未超过法定两年的诉讼时效，魏顺裕、高纯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三）关于讼争的借款本息的具体金额问题。首先，讼争的借款均发生于魏顺裕、高纯夫妻存续期间，且讼争借款均交叉、陆续转入魏顺裕、高纯账户，因此，讼争的借款应认定为魏顺裕、高纯的夫妻共同债务。
其次，关于张文星、钱颖借款给魏顺裕、高纯金额问题。原审判决认定如下：1.2009年10月13日钱颖转给高纯名下卡号为43×××62的建设银行账户的18.24万元款项与2009年10月12日钱颖转给高纯名下卡号为43×××62的建设银行账户的18.24万元系同一笔款项。对张文星、钱颖主张2009年10月13日的该笔借款不予支持。2.魏顺裕、高纯认为张文星、钱颖2010年7月17日转款10万元非借款，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佐证，且上述转款凭证左下角注明借款，故上述10万元款项应认定为借款。3.魏顺裕、高纯主张张文星、钱颖于2011年8月10日转账1500015元给案外人袁卫东非借款，与本案无关联性。2011年8月10日魏顺裕出具的借条载明借款转入袁卫东的银行账户，因此，张文星、钱颖根据上述借条约定将款项转入案外人袁卫东名下账户应认定为其出借上述款项给魏顺裕、高纯。4.魏顺裕、高纯主张张文星、钱颖2010年10月8日转账45万元、2011年10月14日转账30万元等实际上是其信用贷款，并申请法院司法调查相关银行交易明细。司法调查结果表明：（1）魏顺裕、高纯名下的工商银行账户贷款中，2010年10月9日的信用贷款收款人为案外人苏建升，2011年10月8日两笔贷款合计30万元的收款人为案外人钱张燕、吴大鹏。2011年11月8日，钱颖工商银行账户现金存入60.82万元。（2）2011年10月14日、2011年10月19日，高纯平安银行卡进行“POS”机消费30万元。对此，魏顺裕、高纯认为，案外人苏建升、钱张燕及吴大鹏均是张文星、钱颖指定的托收人，上述款项应视为张文星收取；平安银行的“POS”机消费实际上是通过张文星控制的吉之礼（厦门）商贸有限公司“POS”机消费方式进行信用贷款。张文星、钱颖则认为，上述案外人吴大鹏是张文星妹夫，钱张燕是钱颖姐姐、苏建升姐姐是张文星的合作伙伴，但上述转账张文星不清楚，也与其没有任何关系。张文星是吉之礼（厦门）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与张文星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张文星并未收到上述“POS”机的消费贷款。由于案外人苏建升、钱张燕、吴大鹏以及案外人吉之礼（厦门）商贸有限公司与张文星系不同的法律主体，在魏顺裕、高纯未进一步举证证明上述案外人均系受张文星、钱颖委托收取上述款项的情形下，其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另，存入钱颖上述账户现金款项来源亦无法确认。5.张文星、钱颖主张于2011年10月12日通过网银转账方式转账给魏顺裕农业银行账户50万元，魏顺裕、高纯不予认可，经调查，魏顺裕名下的农行账号并未转入50万元，因此，张文星、钱颖主张的该部分借款50万元不予支持。
再次，关于魏顺裕、高纯偿还张文星、钱颖的款项。1.魏顺裕、高纯主张自2009年12月29日至2011年9月6日，从高纯名下卡号为43×××62的建行卡转给张文星、钱颖及其指定托收人的资金共计716.23万元，张文星认为，2009年12月29日转给李明榕的13.43万元、2010年5月27日转账给张丽斌50万元、2010年8月10日转账给官玉红60万元均系转账给案外人而非张文星、钱颖，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上述案外人与张文星为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在魏顺裕、高纯未进一步举证证明上述案外人系受张文星委托收取上述款项情形下，魏顺裕、高纯转给上述案外人的款项不应认定为偿还张文星、钱颖借款本息。2.鉴于2010年5月5日转账20万元与魏顺裕、高纯主张的另一笔20万元银行凭单流水号完全相同，且金额完全一致，应认定为同一笔款项，仅应计算一次。3.魏顺裕、高纯主张自2010年3月29日至2011年9月6日，从魏顺裕名下的建设银行卡转给张文星、钱颖的款项64.75万元，张文星、钱颖予以认可，予以确认。4.魏顺裕、高纯主张自2010年5月30日至2011年6月3日，从魏顺裕的兴业银行卡转给张文星的资金共计32.73万元（共计三笔，其中一笔1.25万元系取现后以现金方式给张文星），张文星、钱颖对取现1.25万元不予认可外，其他两笔款项没有异议。对此，因魏顺裕、高纯未能举证证明其取现1.25万元系支付给张文星、钱颖，该部分现金款项不应认定为支付张文星、钱颖借款本息。5.魏顺裕、高纯主张自2008年10月10日至2010年2月27日，其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张文星、钱颖款项581350元（2009年2月20日张文星出具的《收条》中载明“之前扣除的利息3000到下月从中扣除”）；张文星、钱颖认为，2009年3月4日应以其出具的《收条》16350元为准，2009年11月1日的“19350元、7600元”与2009年11月30日的“19350元、7600元”系重复款项，只能计算一次。对此，因魏顺裕、高纯未举证证明上述载明“之前扣除的利息3000（元）到下月从中扣除”有无实际履行，故应以张文星出具的收条载明的收到金额为准；虽2009年11月1日与2009年11月30日的金额相符，但上述每笔款项均有张文星出具的对应收条，因此上述两笔款项非重复款项，应全部计算为支付张文星、钱颖借款本息。
又次，鉴于张文星、钱颖庭审中表示于上述借条写明的借款金额与转给魏顺裕、高纯的款项金额不一致情形下，同意以实际转给魏顺裕、高纯的借款金额作为借款本金金额，对此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有约定借款期限但未约定利息的借款，依法应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相应利息；若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亦未约定借款期限，则借款利息从张文星第一次起诉之日，即自2012年8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相应利息。双方有约定利息，但利息标准超过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借款，利息可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付。
最后，关于魏顺裕、高纯的借款偿还本息的顺序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魏顺裕、高纯支付给张文星、钱颖的款项首先应先行扣除利息，若有剩余再行扣除本金。同时，鉴于魏顺裕、高纯转账给张文星、钱颖的款项与借款无法形成一一对应关系，故应按双方借款期限届满时间的先后顺序（未约定借款期限，则借款期限届满日为张文星、钱颖第一次起诉之日，即2012年8月10日）抵扣。据此计算结果为魏顺裕、高纯应偿还张文星、钱颖借款本金4903256.64元及利息171255.47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魏顺裕、高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文星、钱颖偿还借款4903256.64元及截止2013年5月20日利息171255.47元（之后的利息自2013年5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二、驳回张文星、钱颖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张文星、钱颖与魏顺裕、高纯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张文星、钱颖上诉称：（一）张文星、钱颖在2009年10月12日及2009年10月13日分别两次向魏顺裕、高纯各汇款18.24万元（汇款回单流水尾号分别是34247及008285）。然原审判决仅认定张文星、钱颖2009年10月12日的18.24万元汇款，而对2009年10月13日的汇款不予认定错误，与事实不符。（二）2011年10月14日魏顺裕、高纯向张文星、钱颖借款80万元，而非30万元，对此借款有魏顺裕、高纯向张文星、钱颖出具的借款80万元借条进行书面确认，至于钱颖向高纯汇款30万元而不是80万元，而另外的50万元可能存在着张文星、钱颖通过其他方式比如以现金方式及通过其他银行汇款方式向魏顺裕、高纯进行支付，或者双方之前原本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而在该借条当中予以体现。原审判决不予认定80万元借条项下50万元出借款错误。（三）原审法院将魏顺裕、高纯向张文星、钱颖支付利息超过银行利息四倍部分予以抵扣缺乏法律依据。超过银行四倍的利息部分属于自然债务，债务人履行了该债务，则视为放弃抗辩权，因此张文星、钱颖受领魏顺裕、高纯自愿支付的超过银行四倍的利息有其权利基础，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认定魏顺裕、高纯向张文星、钱颖借款部分事实及借款利息计算方面存在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魏顺裕、高纯偿还6008221.94元本金及利息(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四倍利率计算，计至实际还清所有借款之日为止)。
魏顺裕、高纯辩称：（一）关于两张18.24万元汇款回单以及80万元借条的问题。1.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高纯建行账户（卡号：43×××62）2009年10月13日的建行明细账证实，高纯在2009年10月13日只收到一笔18.24万元款项，原审判决仅认定一笔18.24万元正确。2.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魏顺裕农行开户信息及对应账户的银行明细账，证实魏顺裕、高纯未曾收到张文星、钱颖所说的一笔50万元款项，张文星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出借50万元款项给魏顺裕、高纯，原审判决认定80万元借条项下仅实际出借30万元正确。（二）原审判决将超过正常利息部分按笔折抵本金的计算方法正确。
魏顺裕、高纯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本案系委托炒股合同关系，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应由张文星、钱颖独立承担股票账户的所有亏损，并返还超额抽回的委托炒股款项及魏顺裕代垫的股票账户亏损。（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1.原审判决对于部分本金及利息认定错误。⑴2009年12月29日，魏顺裕应张文星要求转账13.43万元给李明榕，与张文星于2009年12月29日出具13万元《收条》相互印证，法院应予认定并扣减；⑵二审审理期间，魏顺裕、高纯提交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2010年5月27日魏顺裕应张文星要求转账50万元给张丽斌，应予扣减；⑶2010年8月10日魏顺裕应张文星要求转账60万元给官玉红，应予扣减；⑷2010年8月31日的借条与2011年8月31日35万元钱颖交通银行转账记录相差一年，且未显示收款账户，法院不应认定该35万元系转给魏顺裕；⑸张文星在起诉状中没有2010年9月15日462140.62元这一笔，实际金额应为同日的39.05万元，逾期利息应予调整；⑹2010年10月8日魏顺裕从工行取得贷款45万元，发放至苏建升账户，2010年10月9日再由苏建升转到钱颖账户，最后再转入高纯账户，对应的逾期利息应作订正；⑺2011年9月2日的1000007.5元，系转给袁卫东，并非转给魏顺裕，与本案无关；⑻2011年9月5日500007.5元，系转给袁卫东，并非转给魏顺裕，与本案无关；⑼2011年10月8日两张借条项下借款金额45万元、60.82万元，系钱颖与魏顺裕在同一柜台办理，从钱颖工行银行卡取105.82万元，存入魏顺裕工行银行账户，紧接着从魏顺裕工行银行账户取60.82万元存入钱颖工行账户，另转账15万元至高纯账户。前述60.82万元已被钱颖当场取回，而45万元系钱颖应约于2011年11月8日代垫魏顺裕到期的工行贷款，2011年11月8日重新以魏顺裕的名义办理工行贷款30万元并取走。故该105.82万元对抵后，实际金额只有15万元。⑽2011年10月14日30万元系钱颖于2011年10月14日帮魏顺裕代垫到期的民生银行贷款30万元，并于2011年10月14日、10月19日重新以魏顺裕名义分别向平安银行贷款18万元、12万元，共计30万元，通过张文星所有的吉之礼（厦门）商贸有限公司刷走，应予抵销。此外，原审判决还存在逾期利息计算错误。2.原审法院对于魏顺裕、高纯客观上无法调取的证据，不予调取，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三）张文星、钱颖于2013年5月20日提起本案诉讼，其关于返还2010年10月24日借条项下10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到期日为2011年4月24日）及之前借款的主张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不应予以支持。（四）张文星、钱颖提交所谓借款合同违反了金融法规等关于委托理财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但原审判决未予认定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2.依法判令一、二审案件诉讼费、鉴定费及因张文星、钱颖故意拖延处置双方经济纠纷所产生的同期利息等费用均由张文星、钱颖承担。
张文星、钱颖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正确。1.魏顺裕、高纯向张文星、钱颖出具的借条中，均明确地表明该款项的性质是借款而非委托理财款、委托炒股款，并且书面约定了3.5%-4.5%不等的相应月利息，或者另行口头约定借款利息。2.张文星、钱颖提交的《借款协议书》载明，魏顺裕、高纯向张文星、钱颖借款用于炒股，以及在相应的条件下或者期限届满，张文星、钱颖拿回本金及相应利息。3.魏顺裕、高纯提供的录音证据，与张文星、钱颖提交借条、《借款协议书》存在较大矛盾，录音证据证明力低于书面证据，形式上属于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基础事实的证据。另该份录音证据从内容上，高纯所主张的委托炒股仅是高纯的单方陈述，并没有得到张文星确认，无法直接体现魏顺裕、高纯与张文星、钱颖之间款项系委托炒股款。4.魏顺裕系国家公务人员，不具备从事委托理财炒股的条件与资格。（二）魏顺裕、高纯关于部分款项本金及利息认定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1.魏顺裕、高纯主张的2009年12月29日的13.43万元问题。张文星、钱颖认为并不存在双方确认无异或遗漏认定的问题。2009年12月29日转款13.43万元是转给案外人李明榕与张文星、钱颖无关。2.魏顺裕、高纯主张的2010年5月27日的50万元问题。二审审理期间，魏顺裕、高纯提交的通话记录仅是一份录音，属于证人证言，该证人并未到庭作证，通话记录无法作为证据使用，对本案事实没有任何证明作用。而且分析该谈话录音的内容，该转款也不能证明该转款得到张文星、钱颖的授权。3.魏顺裕、高纯主张的2010年8月10日的60万元问题。魏顺裕、高纯上诉提交2010年8月10日张文星出具的60万元《收条》，依法不属于新的证据，张文星、钱颖不予质证。如魏顺裕、高纯需向张文星、钱颖主张权利，只能另案主张。4.魏顺裕、高纯主张的2010年8月31日的35万元问题。张文星、钱颖认为该款项原审并没有错误认定，魏顺裕已向张文星、钱颖出具借条，上面明确载明借款35万元，而张文星、钱颖已通过现金的方式支付给魏顺裕。5.魏顺裕、高纯主张的2010年9月15日462140.62元问题。张文星、钱颖认为该笔款项原审没有错误认定，这是原审法院根据张文星、钱颖向魏顺裕、高纯出借款项的具体数额，并结合魏顺裕、高纯的还款情况，进行逐一扣减后得到的数额。6.魏顺裕、高纯主张的2010年10月9日45万元的问题。张文星、钱颖认为该款项原审没有错误认定，款项是由张文星、钱颖转款到高纯的账户，有相应转款凭证在案佐证。7.魏顺裕、高纯主张的2011年9月2日1000007.50元的问题以及2011年9月5日500007.50元的问题。张文星、钱颖认为该两笔款项都是按照魏顺裕向张文星、钱颖出具借条上面的指示，将款项支付到袁卫东名下的农行账户，魏顺裕、高纯主张与其无关的理由不能成立。8.魏顺裕、高纯主张的2011年10月8日105.82万元的问题。张文星、钱颖认为该笔款项不存在对抵，魏顺裕、高纯主张对抵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9.魏顺裕、高纯主张的2011年10月14日30万元的问题。张文星、钱颖认为该笔款项不存在对抵，而且实际出借款项应为80万元。（三）本案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魏顺裕、高纯从2008年10月10日起至2011年9月6日止，持续不断向张文星、钱颖支付借款本息，系对还款义务的反复确认，诉讼时效因此中断。张文星、钱颖曾于2012年8月10日向原审法院起诉，后又撤诉，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8月11日重新计算。（四）张文星、钱颖与魏顺裕、高纯均为自然人，双方之间存在的借款，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合法有效，魏顺裕、高纯主张借款合同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而导致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魏顺裕、高纯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经审理查明，对原审认定的事实，张文星、钱颖认为其转了两笔相同金额18.24万元的款项给魏顺裕、高纯，原审判决认定为一笔存在不当，另外2011年10月14日其出借给魏顺裕80万元（30万元是转账，50万元是现金）；魏顺裕、高纯认为原审判决对本金、利息存在遗漏认定或错误认定。双方当事人对其余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张文星、钱颖提供的2011年8月10日其二人与魏顺裕签订《借款协议书》共三页，其中第三页第五条第2项约定“协议到期，甲方（张文星、钱颖）扣除应得本金及利息，剩余部分划入乙方（魏顺裕）账户或乙方指定账户，本协议自动终止”。第六条约定“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一份”。甲方张文星、钱颖，乙方魏顺裕签字确认。魏顺裕、高纯认为张文星、钱颖替换了《借款协议书》第一、二页。同日，魏顺裕向钱颖出具750万元借条，主要内容如下：“兹向钱颖借款750万元（人民币，以下同）整，借款为一年。备注：此笔借款资金为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悦华路证券营业部资金账户号20×××13，户名袁卫东内借给乙方买卖股票之用的资金，总计750万元整。”
魏顺裕、高纯原审诉讼期间提交了资金结算汇总表显示：1.通过高纯中国建设银行卡号43×××62账户，于2009年12月29日根据张文星指示向李明榕转账13.43万元，2010年3月29日向钱颖转账35250元，2010年4月30日向钱颖转账43250元，2010年5月5日向钱颖转账20万元，2010年5月27日根据张文星指示向张丽斌转账50万元，2010年5月30日向钱颖转账5万元，2010年6月7日向钱颖转账5万元，2010年6月29日向钱颖转账5万元，2010年7月15日向钱颖转账30万元，2010年7月29日向钱颖转账19950元，2010年8月10日根据张文星指示向官玉红转账60万元，2010年9月27日向钱颖转账3万元，2010年9月29日向钱颖转账260250元，2010年10月15日向钱颖转账1.5万元，2010年10月28日向钱颖转账605950元，2010年10月29日向钱颖转账605950元，2010年11月2日向钱颖转账36万元，2010年11月5日向张文星转账30万元，2010年11月5日向钱颖转账29万元，2010年11月29日向钱颖转账259550元，2010年12月2日向钱颖转账2万元，2010年12月31日向钱颖转账259550元，2011年1月14日向钱颖转账15万元，2011年1月30日向钱颖转账465550元，2011年2月28日向钱颖转账265550元，2011年3月30日向钱颖转账265550元，2011年4月29日向钱颖转账265550元，2011年6月29日向钱颖转账265550元，2011年7月28日向钱颖转账265550元，2011年9月6日向张瑾颜转账3万元，一笔向钱颖转账20万元（未注明时间）。魏顺裕、高纯主张其支付给张文星、钱颖716.23万元。原审判决对涉及李明榕的13.43万元、涉及张丽斌的50万元、涉及官玉红的60万元不予认定，仅确认还款金额为572.8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2.通过魏顺裕建行卡号43×××33账户，于2010年3月29日转账5万元、2010年4月30日向钱颖农行账户转账5万元、2010年5月30日向钱颖转账39250元、2010年6月29日转账5万元、2010年7月29日向钱颖转账两笔10万元（共20万元）、2010年8月31日向钱颖转账208250元、2011年9月6日向张瑾颜转账5万元，以上小计64.75万元。魏顺裕、高纯对原审判决确认的金额为64.75万元没有异议。3.通过魏顺裕兴业银行卡号12×××95账户，于2010年5月30日取款1.25万元给张文星、2010年6月29日向钱颖转账49250元、2011年6月3日向钱颖转账265550元，以上小计32.73万元。原审判决确认的金额为31.48万元，魏顺裕、高纯未提出异议。4.魏顺裕主张从2008年10月10日至2010年2月27日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给张文星581350元，张文星出具了相应的收条。原审判决确认的金额为578350元，魏顺裕、高纯未提出异议。综上，魏顺裕、高纯主张的还款金额为8718450元，认为原审判决确认的金额7268650元存在错漏，应予以纠正。
二审审理期间，魏顺裕，高纯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张文星出具的《收条》及建设银行转账记录，证明魏顺裕、高纯于2010年8月10日应张文星要求返还受委托炒股资金60万元，并一起到滨北建行柜台办理，从高纯建行卡转款60万元到其指定收款人官玉红的银行账户。该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魏顺裕的本金为60万元整”。2.通话录音及整理笔录，证明魏顺裕于2010年5月27日应张文星要求返还受委托炒股资金50万元，并一起到滨北建行柜台办理，从高纯建行卡转款这笔50万元到张文星指定的张丽斌银行账户。并提供了《海峡导报》、张文星发送的短信、案件受理通知书等以证明张文星系以放贷为常业，虚设房屋买卖交易等。
张文星、钱颖质证认为：1.魏顺裕、高纯已经在原审中提交建设银行的转款记录，张文星、钱颖也进行了质证，以张文星、钱颖的质证为准。2.金额为60万元收条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8月10日，系在张文星、钱颖起诉魏顺裕、高纯之前就已经形成，该60万元收条不属于新的证据，张文星、钱颖不予质证。如魏顺裕、高纯需向张文星、钱颖主张权利，只能另案主张。2.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对象也有异议。该份证据是高纯与一名叫张丽斌的人员的通话录音，通话对方是否为张丽斌本人无法确定。另外，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张丽斌作为证人必须到庭接受质询，然而张丽斌未到庭作证，因此该通话记录无法作为证据使用，对本案事实没有任何证明作用。对《海峡导报》、短信及案件受理通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
本院审查认为，魏顺裕、高纯二审提交的张文星出具的60万元收条虽超过举证期限，但能与原审其已提交的建设银行转账凭证在金额、时间上相互对应，张文星亦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可以佐证该60万元系偿还本案借款。魏顺裕、高纯提供的通话录音在内容上无法证明其已于2010年5月27日偿还张文星50万元款项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对魏顺裕、高纯提供的《海峡导报》、短信、案件受理通知书等，因与本案法律关系不存在关联，本院不予审查。
魏顺裕、高纯还向本院申请对张文星、钱颖提交的协议书第1页纸、第3页纸质年份进行鉴定，以及要求调取袁卫东股票账户及对应银行账户明细，并向案外人袁卫东发函确认股票账户系张文星指定，账户上资金所有权一直控制在张文星、钱颖手中，未发生转移等请求。但因魏顺裕、高纯申请对其提交的协议书第1页纸、第3页纸质年份进行鉴定，未在原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本院不予准许。魏顺裕、高纯申请调取的袁卫东等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法院调取的证据范围，本院亦不予准许。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依职权调取了高纯建行账户43×××62明细（从2008年9月12日至2013年5月18日），该账户明细显示2010年8月31日高纯账户并未收取张文星、钱颖一笔为35万元的款项。本院还调取了钱颖招商银行厦门分行账户62×××39的明细（从2009年9月30日至2013年3月21日），该明细显示2009年10月12日钱颖向高纯转账18.24万元（备注借款），2009年10月13日该款从高纯账户转回，后当日又从钱颖账户转账18.24万元至高纯账户（备注借款），高纯实际只收到一笔18.24万元。双方当事人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账户明细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张文星、钱颖还认为，高纯建行账户账号43×××62交易明细显示，2010年5月11日钱颖向高纯转款20万元、2010年6月24日钱颖向高纯转款493334元、2010年10月9日钱颖委托钱张燕向高纯转款46.4万元，合计1157334元，应计入张文星、钱颖出借给魏顺裕、高纯的款项之中。
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及举证质证意见，作以下分析认定：
（一）关于本案当事人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问题
魏顺裕、高纯主张《借款协议书》原为委托理财协议，后协议前两页被张文星替换，缺乏依据。魏顺裕、高纯作为受托人，其应当持有委托授权手续，并且该协议书第三页第六条载明钱颖、魏顺裕各执一份，现魏顺裕、高纯未提供其主张的委托理财协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魏顺裕、高纯主张其与张文星、钱颖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与其签字落款的《借款协议书》第三页第五条第2项约定“协议到期，钱颖扣除应得本金及利息，剩余部分划入魏顺裕账户或魏顺裕指定账户”以及2011年8月10日750万元借条备注“此笔借款资金借给魏顺裕买卖股票之用”相矛盾。魏顺裕、高纯原审提供的其与张文星之间通话录音不足以证明《借款协议书》实为《委托理财协议》，其与张文星、钱颖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的主张，原审判决不予支持正确。
（二）关于本案借款本金及利息问题
1.针对张文星、钱颖上诉主张。⑴关于张文星、钱颖主张原审遗漏认定2009年10月13日本金18.24万元的问题。经查，2009年10月13日，高纯退回钱颖账户一笔18.24万元，故原审判决认定高纯账户实际只收到一笔18.24万元正确。⑵张文星主张2011年10月14日80万元借条项下无转账凭证的50万元可能存在着张文星、钱颖通过其他方式支付或为双方结算金额，因缺乏证据证明，故原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2.针对魏顺裕、高纯上诉主张。⑴关于2009年12月29日魏顺裕转账13.43万元给李明榕的问题。经查，魏顺裕向原审提交的2009年12月29日《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魏顺裕13万元本金”。还查明，魏顺裕在原审时，还向法院提交的另一张2009年12月29日《收条》，内容记载“今收到利息57750元。注明：以上为80万、43万元、6万元的利息”。本院认为，前述13万元《收条》与高纯转账给李明榕的13.43万元数额上存在不同，且根据魏顺裕提供的收到利息57750元的《收条》载明的内容，除本案讼争的款项外，魏顺裕与张文星还存在其它的债权债务，故无法确认转给李明榕的13.43万元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因此，对魏顺裕关于2009年12月29日出具13万元《收条》可以佐证其应张文星要求转账13.43万元给李明榕的理由不予采信，对其要求抵扣该13.43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⑵关于2010年5月27日的50万元问题。二审审理期间，魏顺裕、高纯向本院提交了通话录音主张其转账50万元给张丽斌系受张文星指示，但本院无法确认与高纯通话的是张丽斌本人，且录音内容亦无法证明其主张，故对魏顺裕、高纯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⑶关于2010年8月10日的60万元问题。该60万元收条与魏顺裕、高纯已提交的高纯转账给官玉红60万元的建设银行转账凭证在金额、时间上相吻合，因张文星、钱颖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该60万元可以认定系偿还本案借款。⑷关于2010年8月31日的35万元问题。张文星、钱颖主张其通过现金的方式支付给魏顺裕未提供证据证明，且该借条约定通过转账方式支付，故原审判决予以支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⑸关于2010年9月15日462140.62元问题。魏顺裕、高纯主张张文星、钱颖原审起诉的请求和理由中无该款项。因该462140.62元（原审判决书所附计算表第13项）系原审判决对相应金额折算得出的数额，本院将根据查明的事实予以调整。⑹关于原审判决认定2010年10月9日45万元的问题。魏顺裕主张该45万元系其贷款而来，经由苏建升、钱颖又转账至高纯账户，但其主张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另外，即便真实，亦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⑺关于2011年9月2日1000007.50元的问题以及2011年9月5日500007.50元的问题。张文星、钱颖根据借条约定，向袁卫东账户转账1500015元，应认定为魏顺裕所借款项，原审判决认定正确，应予维持。⑻关于2011年10月8日60.82万元、45万元的问题。魏顺裕、高纯主张60.82万元以及45万元中的30万元已被在同一柜台办理业务的钱颖当场取回，借款金额实际只有15万元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⑼关于2011年10月14日30万元的问题。因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与魏顺裕在吉之礼（厦门）商贸有限公司刷卡30万元属不同法律关系，款项性质亦不同，不存在抵销的条件，故对魏顺裕抵销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张文星、钱颖于2008年10月10日转账50万元、2009年10月13日转账18.24万元、2009年12月9日转账76.4万元、2010年2月12日转账47.75万元、2010年4月9日转账19.2万元、2010年5月19日转账68.6万元，2010年6月4日转账76.8万元、2010年7月5日转账192万元、2010年7月19日转账10万元、2010年7月26日转账48万元、2010年9月3日转账28.8万元，2010年9月15日转账39.05万元、2010年10月9日转账45万元、2010年10月25日转账99.07万元，2011年9月2日转账1000007.5元、2011年9月5日转账500007.5元、2011年10月8日转账105.82万元，2011年10月14日转账30万元，合计转账11047315元给魏顺裕、高纯。
关于魏顺裕、高纯偿还张文星、钱颖的款项问题。原审判决认为2010年8月10日高纯转账给官玉红的60万元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但鉴于二审审理期间，魏顺裕、高纯提供2010年8月10日60万元收条，张文星在该收条中确认在2010年8月10日收到60万元，故该60万元还款应予认定。张文星、魏顺裕还款金额应由原审认定的7268650元变更为7868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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