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10民终6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玉，女，1964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广陵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华，女，197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燕，女，197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扬州市江都区，现住南京市建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为春，江苏苏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永平，男，1967年5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扬州市江都区，现住扬州市江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蕾，江苏众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骏，男，1966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红，女，1968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
上诉人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因与被上诉人刘春红、孙永平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16）苏1012民初64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上诉请求：撤销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16）苏1012民初641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讼争房屋产权登记在其母毛素珍名下，毛素珍去世后，四名子女依法享有继承权，共同享有房产权利。刘春红擅自将房屋出卖给孙永平，侵害了上诉人的财产权利，被上诉人孙永平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知晓或同意刘春红卖房的事实。2、讼争房屋是农村住房，只能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交易，且转让行为还必须符合农村居民宅基地使用审批程序。孙永平虽然户籍迁入讼争房产所在地，但不能据此拥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购房时也未履行宅基地使用审批手续,没有产生房屋所有权转移变更的法律后果,不能对抗上诉人依据继承权取得房产而请求分割的权利主张。
刘春红未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孙永平辩称，《卖房契约》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有效。被上诉人孙永平于2000年迁入房屋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具有购买资格。2006年购入讼争房屋后，分别于2007年、2008年对房屋进行增建。上诉人提出继承析产是其家庭内部纠纷,与被上诉人孙永平无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其对位于扬州市XX区XX镇XX小街XX号的房产各占有25%的份额；2、判令刘春红、孙永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与刘春红系姐妹关系，刘春玉为养女，刘春华、刘春燕及刘春红系婚生女。2000年，姐妹四人父亲去世。2004年，其四人母亲去世，父母遗留有登记在母亲毛素珍名下的位于扬州市××区××南塥小街××房屋××间一厢，父母去世时，均未对上述讼争房屋继承订立遗嘱。2006年12月23日，刘春红与孙永平达成房屋买卖协议，并立《卖房契约》一份，刘春红将讼争房屋出卖给孙永平，约定房屋价款为3.6万元，孙永平已向刘春红交付购房款3.6万元，讼争房屋也已经交付给孙永平居住使用至今，上述房屋交付后，孙永平于2007年、2008年进行增建，2012年对该房屋进行装修。另查明，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曾于2016年5月19日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刘春红与孙永平所签《卖房契约》无效，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2016）苏1012民初2947号民事判决，认定刘春红与孙永平所签卖房契约真实有效，并判决驳回三人的诉讼请求。后三人不服，提起上诉，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10民终242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查明，孙永平户籍于2000年迁入讼争房屋所在集体经济组织，讼争房屋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宅基地。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讼争房产登记在毛素珍名下，在未留遗嘱的情况下，依照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和刘春红对讼争房产均有继承权，继承发生后，三人和刘春红即为讼争房产的共有人。后刘春红于2006年12月23日就讼争房产与孙永平达成《卖房契约》，孙永平使用居住至今，现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要求对讼争房产确认所有权份额，依法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一、刘春红与孙永平签订的《卖房契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三原告虽陈述被告刘春红在未征得其同意下私自处分讼争房产，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该《卖房契约》应认定合法有效，且经生效判决确认。二、刘春红出卖讼争房产的行为，应认定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知晓。首先，庭审中孙永平提供了其与刘春红丈夫张国成的电话录音，该录音表明刘春红出卖讼争房产后，刘春红及丈夫张国成将所得购房款给付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每人2000元。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质证认为该录音不能作为证人证言，但其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的质证意见无法律依据，张国成作为房屋买卖的参与人之一，对房屋买卖过程及购房款的处分应当清楚，其谈话内容可信度较高，其与孙永平的谈话内容能作为证据使用，且该证据可以反映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知晓讼争房产买卖事宜。其次，孙永平自2006年购买讼争房产，至今已有十年之久，期间对讼争房产进行了新建与装修，房屋外观及房屋结构布局有较大变化，且刘春华居住地距离讼争房产仅三公里左右，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称在2016年才得知讼争房产被卖事宜，与常理不符。三、讼争房产虽登记在毛素珍名下，但在毛素珍死后，该讼争房产由被告刘春红掌控使用，孙永平作为同村村民，在其他村民见证下与之签订《卖房契约》，已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且孙永平已按约给付房款，并自2006年居住使用至今，期间对讼争房产进行了新建与装修，其添附价值已超原房屋价值；四、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在讼争房产出卖十年后，即将面临拆迁时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所有权份额，对孙永平而言显失公平，对刘春红而言显属缺乏诚信。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对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75元，保全费1945元，合计7520元，由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负担。
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另查,讼争房屋村镇房屋所有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均登记在毛素珍名下,毛素珍死亡后，该房屋由刘春红掌控使用。2006年12月孙永平购买该房屋后未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供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集体土地使用证》和当事人陈述证实。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请求确认其对扬州市XX区XX镇XX一队小街XX号的房屋各享有25%的份额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2006年12月23日刘春红与孙永平就讼争房产达成《卖房契约》，该买卖合同的效力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卖房契约》虽由刘春红一人与孙永平签订，但综合分析双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审法院认定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对卖房一事应当知晓并无不当，其理由为：孙永平提供的其与刘春红丈夫张国成的电话录音，证明刘春红出卖讼争房产后将所得购房款给付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每人2000元的事实。该电话录音形成于双方当事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的诉讼中，张国成作为房屋买卖的参与人之一，其关于给付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每人2000元的事实的陈述内容完整清晰,可信度较高，结合《卖房契约》履行完毕后十余年里，孙永平居住使用讼争房屋，期间对讼争房产进行了新建与装修，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从未提出异议直至其于2016年得知涉案房屋将被拆迁而提起诉讼等事实，可以认定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在刘春红卖房后收取了部分房款的事实，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收取房款的行为系对刘春红卖房行为的追认，现上诉人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主张刘春红擅自将房屋出卖给孙永平，侵害了三上诉人的财产权利与事实不符，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孙永平与被上诉人刘春红系同村村民，购买房屋后支付了合理对价并占有使用房屋至今,期间又对房屋进行了新建与装修,其购房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讼争房产虽登记在毛素珍名下，但孙永平对房屋已形成了稳定的占有关系,被上诉人有权占有使用该房屋,上诉人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以其对买卖合同不知情,对讼争房屋享有继承权为由对该合同的标的物提出所有权主张依据不足。三上诉人主张其有权依据继承权取得讼争房产,因其主张的遗产房屋已被相关权利人进行了处分,上诉人对已经处分并由被上诉人孙永平长期占有的房屋主张继承,本院难以支持。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之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5575元，由上诉人刘春玉、刘春华、刘春燕承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小川
审 判 员 钱永萍
审 判 员 黄月花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 月
书 记 员 沈 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