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1民终8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中川。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玉兰。
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鲜连发，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郭元江，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黎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俊刚，重庆宏声昌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丽玲。
上诉人朱中川、李玉兰因与被上诉人张黎明、原审第三人王丽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5民初5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13日进行了调查审理。上诉人李玉兰及上诉人朱中川、李玉兰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鲜连发、郭元江，被上诉人张黎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俊刚，原审第三人王丽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朱中川、李玉兰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5民初534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借款关系不成立，原审第三人王丽玲所称款项并未付至朱中川名下，朱中川也未指定案外人陈思蓉作为收款方；朱中川从未偿还过借款本金及利息，案外人陈思蓉实际偿还过案涉借款本息，朱中川只是在形式上向王丽玲出具借条。本案的债务人实际应系陈思蓉，一审原告系因了解陈思蓉已丧失履行能力，才未对其进行起诉；从一审举示的报警记录中也可看出，朱中川明确表示案涉100万借款的债务人不是本人，为摆脱纠缠才重新出具了借条。综上，其与原审第三人王丽玲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原审原告之间亦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使用法律错误。
张黎明二审辩称，上诉人虽称王丽玲没有向其支付借款或者其没有收到借款，但上诉人先后多次向王丽玲出具借条，出具借条的背景均是原借款到期未归还的情形下出具新的借条。按照常理，如果借款未发生，不可能先后多次出具借条，且在出具新借条时应收回原借条。一审中张黎明及王丽玲均对借款过程作了明确陈述，且有相应转账依据。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第16条，上诉人没有完成有关举证责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王丽玲二审述称，案涉借款其已转账支付，由上诉人的亲属陈思蓉代为收取，陈思蓉当时即将款项转至李玉兰账户，不存在未付款的情形，借款经部分还款后就出具了现有借条。
张黎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朱中川、李玉兰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从2017年1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利随本清）；2.案件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8日，朱中川向第三人王丽玲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王丽玲100万元，此借款由2015年4月7日借款转换而形成。此笔借款由尚邦公司用水江国际150万元房产作担保并签于王丽玲名下。若2017年春节前未付清此笔100万元借款，王丽玲有权处理尚邦公司签在名下的150万元房产。若付清此笔借款，王丽玲无条件将150万元房产归还尚邦公司。同日，朱中川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重庆尚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水江国际150万元房产，作为向王丽玲借款的担保，由尚邦公司直接将价值150万元的房产签署给王丽玲名下。2017年6月1日，第三人王丽玲（甲方、债权出让方）、张黎明（乙方、债权受让方）、重庆尚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丙方、担保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甲方对朱中川享有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到期债权，经甲乙丙三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友好协商，就该笔债权转让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三方共同遵照执行。第一条甲方债权的基本情况：1.2014年7月7日，甲方委托李某向朱中川指定的陈思蓉账户转账109.2万元，朱中川向甲方出具《借条》一份，陈思蓉作连带保证担保；2015年4月7日，陈思蓉替朱中川归还了部分借款本金及利息，尚欠100万元借款本金未还，朱中川于当日向甲方出具100万元《借条》一份（原借条作废）；该借款到期未还，2016年7月18日，朱中川再次向甲方出具《借条》一份（原2015年4月7日出具的借条再次作废），朱中川承诺以尚邦公司水江国际项目150万元的房产作担保，并承诺于2017年春节前还清款，该笔100万元借款至今仍未归还。2.甲方的债权凭据包括银行《历史明细查询结果》一份、2016年7月18日《借条》一份；甲方保证该债权的真实性、合法性，保证该笔债权未转让给任何第三方；第二条债权转让：甲方将本协议第一条所列债权包括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甲方该笔债权；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该笔债权即归乙方享有，由乙方向朱中川主张债权，甲方自此即丧失债权人身份和地位；第三条债权转让对价及支付方式：甲乙双方商定，上述债权的转让对价为100万元，乙方承诺于2017年10月30日前付清该笔转让价款。该债权转让协议还就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同时查明，2014年7月7日，案外人李某向陈思蓉6222083100001712803账户转账109.2万元。另，2016年7月17日01时许，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桃花派出所接到被告朱中川的报警，并将接警编号为J5001150005201607170001的案（事）件接报回执交朱中川，案（事）件接报回执上简要报警信息记载：2016年7月17日01时许，朱中川报警称：其欠了其他人的钱，现债主找了一些人跟着他。经了解，朱中川于2015年4月份向王丽玲借了100万元，一直未还，也联系不上人。现王丽玲、杨川等人找到朱中川家，经民警劝解，双方约定到桃花派出所协商解决。因朱中川称这100万元是在其他人那里，现他要找这个人解决，朱中川表示已经联系了该人，第二天解决此事。因杨川等人担心以后找不到朱中川，遂表示要跟着朱中川，一直到要到钱为止。民警告知了杨川等人，其在追债的过程中，应依法追债，不能以要债为由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另，朱中川与被告李玉兰于1998年2月10日登记结婚。一审诉讼过程中，张黎明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陈述其2014年7月7日向陈思蓉账户转账109.2万元，系受第三人王丽玲的委托，陈思蓉的账号是第三人王丽玲提供，当时，第三人王丽玲告诉李某是朋友拆借一下资金，没有告诉具体做什么。第三人王丽玲陈述：2014年7月7日，陈思蓉带朱中川来找其说朱中川需要借钱，由于其不认识朱中川，陈思蓉就说提供担保，朱中川出具借条，当时约定借款金额是120万元，月利率3%；扣除一个季度的利息即10.8万元后，委托李某向陈思蓉的账户转账支付了109.2万元；因朱中川偿还部分借款后还有100万元没有偿还，于2016年7月18日重新出具借条，并收回2014年7月7日的借条；朱中川已支付利息至2015年7月6日。张黎明、朱中川及第三人王丽玲均认可借条和收条中有关由尚邦公司用水江国际150万元房产作担保并签于王丽玲名下的记载，只是作了这样的约定，但并没有付诸执行。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第三人王丽玲提供的朱中川20**年7月18日出具的借条、综合户历史明细查询结果单、证人李某的证言，结合相关事实，足以确信第三人王丽玲2014年7月7日向朱中川提供借款109.2万元。之后，朱中川于2015年4月7日、2016年7月18日重新出具借条并收回原借条这一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对第三人王丽玲主张其向朱中川提供了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定。首先，朱中川20**年7月18日出具的借条中不但载明借到王丽玲100万元，而且明确此借款是由2015年4月7日借款转换而形成，足见朱中川与第三人王丽玲在2016年7月18日之前存有借款关系。其次，第三人王丽玲提供的综合户历史明细查询结果单、证人李某的证言，亦能够相互印证，证明第三人王丽玲委托李某于2014年7月7日向陈思蓉账户转账109.2万元的事实。虽然该款项未直接划入被告朱中川账户，但第三人王丽玲所作有关借款经过的陈述亦不违常理，实际借款人应为朱中川。再次，第三人王丽玲陈述当时约定借款金额为120万元，其按照月利率3%扣除一个季度的利息10.8万元后还应支付109.2元，亦与李某实际转账支付109.2万元这一客观事实相吻合。朱中川称第三人王丽玲未实际支付借款，但其对借条上书写“借款是由2015年4月7日借款转换而形成”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同时，朱中川、李玉兰举示的案（事）件接报回执，不能证明朱中川系在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向第三人王丽玲出具的借条。相反，该案（事）件接报回执中报警信息栏的相关记载内容与朱中川于次日即2016年7月18日出具的借条内容较为一致，故其辩解该借款未实际支付借款合同未生效的意见不成立。第三人王丽玲与朱中川的借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朱中川偿还部分借款后，重新向第三人王丽玲出具尚欠100万元的借条，朱中川没有举示证据证明该结算金额确有错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朱中川未按约定在2017年春节前偿还借款，构成违约，应承担返还借款并按照约定或者相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的违约责任。在此基础上，张黎明与第三人王丽玲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即第三人王丽玲将其对朱中川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张黎明，意思表示真实，亦不违反相关规定，张黎明取得了对朱中川的相应债权。虽然张黎明、第三人王丽玲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债权转让事宜及时通知了朱中川，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立法精神在于使债务人明确债务履行的对象及对受让人行使抗辩权，至于通知的时间和方法，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因此，对通知应理解为使债务人知晓即可。张黎明提起诉讼后，人民法院已向朱中川直接送达了包含起诉状副本在内的相关法律文书，朱中川已知晓债权转让的事实，该债权转让已发生法律效力。朱中川关于诉争债权转让未通知其本人的辩解意见不成立。现张黎明要求朱中川返还借款100万元，并支付以此为基数，从2017年1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借款付清时止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予以支持，但年利率不得超过6%。另，朱中川向第三人王丽玲借款时与李玉兰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现并无证据证明该债务具有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定情形，应为朱中川与李玉兰的共同债务，李玉兰应对朱中川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朱中川与李玉兰共同返还张黎明借款100万元，并支付以此为基数，从2017年1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借款付清时止的逾期利息，年利率以不超过6%为限。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7035元，由朱中川、李玉兰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朱中川、李玉兰举示了以下证据：情况说明一份（陈思蓉出具），拟证明：案涉借款没有支付给朱中川，而是用于了案外人重庆尚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针对上述证据，张黎明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陈述经向陈思蓉了解，该份证据的出具时间并不是落款时间，而是在2018年1、2月份左右出具的，其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王丽玲针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张黎明一致。同时，王丽玲举示了以下一组证据：1.情况说明一份、2.银行流水2张、3.借条（复印件），拟证明：其出借款项及上诉人归还部分款项的过程及新、旧借条的出具过程，并通过该份2018年3月9日陈思蓉出具的情况说明，说明借款过程及证明对方提供的前述情况说明不真实、陈思蓉是被迫出具。针对该组证据，朱中川、李玉兰认为：1.情况说明的内容不是陈思蓉书写，签字应该是陈思蓉本人，但可能存在被迫、串通的可能；2.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无法证明款项支付给了李玉兰；3.对借条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远晚于打款时间，其出具借条后亦未收到款项。针对该组证据，张黎明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结合一审举示的证据，其证明了王丽玲向朱中川提供借款的事实，同意王丽玲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本案中，关于朱中川与王丽玲之间的借款关系，基于朱中川于2016年7月18日出具借条中有关借款转换内容的记载、综合户历史明细查询结果单的内容、证人李某的证人证言等，与王丽玲关于借款经过、委托转款事宜、借款金额组成、朱中川重新出具借条并收回原借条等事项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加之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朱中川就本案借款曾于2015年4月向王丽玲出具借条事实的共同确认，能够形成完善的证据锁链，足以认定王丽玲作为本案原债权人向朱中川出借了案涉款项。朱中川关于王丽玲出借款项并未实际付至其名下，其也从未指定案外人作为收款方，本案借款关系不成立的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其亦未举示证据对其在借条中记载内容所反映的事实予以反证，故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同时，朱中川关于案涉借款部分本金、利息实际由案外人陈思蓉支付，其只是在形式上向王丽玲出具借条，本案债务人实际应系陈思蓉的主张，并未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与在案《债权转让协议书》中所载明的有关借款相对方、部分本金及利息清偿情况、借条出具及作废情况存在矛盾，加之案涉案（事）件接报回执上的记载亦无法反映朱中川曾明确表示案涉100万借款与其无关、以及其系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出具借条，其内容反而与2016年7月18日出具借条的内容能够印证，故朱中川、李玉兰关于本案债务人实际应系陈思蓉、债权人系因陈思蓉丧失履行能力、才对其进行起诉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朱中川、李玉兰二审所举示的情况说明与王丽玲二审所举示的情况说明均由案外人陈思蓉出具，而其内容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况，基于陈思蓉本人并未出庭作证，有关事实无相应证据予以印证，本院对前述情况说明均不予采信。在此基础上，朱中川未按约偿还借款，构成违约，应承担返还借款并支付逾期利息的民事责任。同时，依据与王丽玲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张黎明取得了对朱中川的案涉相应债权，该债权转让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朱中川据此应向张黎明承担前述清偿责任。
综上，朱中川、李玉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70元，由上诉人朱中川、李玉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旭东
审判员 郑 鹏
审判员 赵 一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秦天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