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19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东汾村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东汾村。
负责人：王玉通，该社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伟斌，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丽婵，女，197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炽标，广东理正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东汾村吓围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东汾村吓围经济合作社。
负责人：刘伟其，该社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学源，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秀琴，广东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东汾村新石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东汾村新石经济合作社。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东汾村向阳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东汾村向阳经济合作社。
原审第三人：麦展林，男，195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东汾村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东汾村联合社)、朱丽婵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东汾村吓围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东汾村吓围社）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东汾村新石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东汾村新石社）、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东汾村向阳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东汾村向阳社）、麦展林农业承办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3民初3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汾村联合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东汾村吓围社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东汾村××、××村向阳社分别出具《情况说明》，分别盖章确认。东汾村吓围社未提交相反的证据，东汾村××、××村向阳社没有开庭表达相反的意见或提交相反的证据，东汾村吓围社也没有对东汾村××、××村向阳社的印章真实性提出异议。为此，上述《情况说明》是真实的、合法的。一审法院仅以不是东汾村××、××村向阳社所示就认为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存在错误。因为东汾村××、××村向阳社不参加庭审，希望通过东汾村联合社提交《情况说明》来向法院证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更应当重视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二、一审法院认定东汾村联合社与麦展林和朱丽婵签订《转让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没有书面告知东汾村吓围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从《情况说明》可知，东汾村联合社已向三个合作社履行了告知义务。合同约定的只是告知义务，并非需要合作社同意后才能转让承包经营权，故一审法院审理的重点应为是否已经告知而非有无经过东汾村吓围社同意，那么书面告知与当面告知并不是一个重大的区别，结合中国国情，要求村委人员皆知晓书面告知与当面告知在法律上的差别过于苛刻。因此，只要东汾村联合社履行了告知义务，同样也符合合同约定。而且相比于书面方式告知，通过当面宴请的方式告知更加合情合理，也更加符合民风民俗。退一步来说，即使东汾村联合社没有采取书面形式告知，也不足以解除东汾村联合社与东汾村吓围社之间的承包经营合同。一审法院应根据其他合作社与村委的意见综合判断案件事实，而不是只凭东汾村吓围社所言就认定东汾村联合社没有告知东汾村吓围社转让承包经营权的虚假事实。三、即使一审法院认定麦展林没有书面告知东汾村吓围社，将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朱丽婵，但东汾村联合社将承包经营权转让给麦展林是经过东汾村吓围社同意的，麦展林合法的取得承包经营权，因此，麦展林将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朱丽婵是否已经履行了合同所约定的告知义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及法律责任均应当由麦展林、朱丽婵承担，与东汾村联合社无关，一审法院应对此进行认定。四、东汾村联合社并不实际参与经营，对一审法院认定朱丽婵砍伐果树，建造豪华房屋的部分无法认定，由法院审查。如果朱丽婵违反合同约定，侵害东汾村吓围社权益，导致《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解除，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该由朱丽婵承担，一审法院应对此作出说明。
朱丽婵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东汾村吓围社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案涉土地的承包、转包一直都是被承包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使用，从来没有被分割。案涉土地也是东汾村吓围社、东汾村××、××村向阳社共同对外发包，是三方合意后的共同行为，不是独自的个人行为，作出相关的行为应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或取得多数共有人同意。任何一方不同意发包，就会造成案涉土地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严重损害其他发包人的利益。因此，东汾村吓围社作为案涉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人之一，无权独自请求解除案涉土地承包合同，其诉讼主体不适格。二、东汾村联合社的行为没有构成根本违约，一审判决据此解除案涉土地承包合同，于法不合。一审法院对东汾村联合社提交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有怀疑，就应到东汾村××、××村向阳社核实。对于该份关键证据，在东汾村吓围社不能提供反证的情况之下，一审判决却以不是东汾村××、××村向阳社出具的不合理的理由，不予采信该证据，显然有悖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东汾村联合社已经将朱丽婵转包案涉土地的事实告知了东汾村吓围社、东汾村新石社及东汾村向阳社，上述《情况说明》已证实该事实，东汾村联合社没有违反案涉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1996年12月25日签订的《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仅仅约定承包土地应当全部种上果树、开发种植养殖业，但是对于种植果树的数量并没有具体约定。目前，案涉土地种植了大量的果树，即使有极少量被砍伐，也不影响已经种植果树的事实。况且，案涉土地现场仅仅有遗留的树头、树干，没有证据证明是朱丽婵违约砍伐造成的。一审判决没有查清遗留的原因就简单推断是朱丽婵砍伐的，明显理据不足。难道这些树头、树干不可以因为枯萎，影响其它果树生长而被砍伐吗？朱丽婵在案涉土地建设住房，加固、维修鱼塘，也不构成违约。上述《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约定承包人可以在承包土地兴建简易住房及其它配套没施。朱丽婵在案涉土地兴建一层的平房，进行简单装修，加宽通行的道路，均没有违反案涉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一审判决认为这些住房不是简易住房，但法律没有规定何谓简易住房，既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就不能认定朱丽婵的行为违法、违约。三、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解除案涉土地承包合同明显错误。东汾村吓围社已经收取了属于其应收的土地承包费，案涉承包土地已种植大量果树，鱼塘也养殖大量鱼类，案涉土地承包合同的目的已经实现，承包方没有根本违约。即使可以依据上述法律提出解除合同，东汾村吓围社从来没有通知东汾村联合社，故东汾村吓围社解除合同程序也违法。因此，一审判决解除案涉土地承包合同适用法律错误。
东汾村吓围社辩称，一、东汾村吓围社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承包合同由三个合作社签订是为了便利，土地是明确可分的，三个合作社的权利和义务均是独立的，朱丽婵所称整体开发与东汾村吓围社是否能行使权利无关。二、麦展林和东汾村联合社将土地转给朱丽婵，一直隐瞒东汾村吓围社。东汾村××、××村向阳社出具的《情况说明》是假的，即使是真实的，亦可看出东汾村联合社与朱丽婵并没有将转让情况告知东汾村吓围社，且是口头通知，属于先斩后奏行为。三、朱丽婵将大量土地硬化，导致土地失去耕种的性能，无法恢复。根据生活经验可知，朱丽婵在涉案土地建造的房屋并非简易住房，已超过简易住房的标准，为休闲度假住房，且其建房没有经过土地管理部门的审批，属于违章建造。东汾村联合社、朱丽婵根本没有种植树木，反而大量砍伐。朱丽婵已将涉案土地建起围栏，其他人无法进入。故东汾村吓围社有权收回土地。四、朱丽婵承包后没有发展种植养殖业，而是开发鱼塘及旅游业，其行为造成安全隐患。鱼塘不管是谁挖的均是违法的，均对东汾村吓围社造成人身和财产危险。五、东汾村联合社的行为已根本违约，东汾村吓围社发包土地不仅为了经济利益，而且考虑后代的持续性发展，现东汾村联合社已造成严重破坏，导致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东汾村吓围社无奈才提起诉讼。六、发出解除通知并非是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
东汾村××、××村向阳社、麦展林均未作陈述。
东汾村吓围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解除东汾村吓围社与东汾村联合社签订的《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承包款共87600元），东汾村联合社将山地七十亩、旱地三亩、山坑田十五亩承包地返还给东汾村吓围社。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1996年12月25日,东汾村吓围社与东汾村联合社、东汾村××、××村向阳社签订了一份《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以下简称合同），该合同中东汾村××、××村吓围社、东汾村向阳社为甲方，东汾村联合社为乙方。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将其所属座落在东汾村南部沙暗冚（土名）的山地其中新石经济合作社山地五十亩，吓围经济合作社山地七十亩，旱地三亩，山坑田十五亩，向阳经济合作社山地七十亩承包给乙方开发及种养殖业使用。合同的第三条约定了承包金额及付款办法：甲方承包给乙方的山地每亩按三十元计付承包金给甲方（其中新石经济合作社山地五十亩共壹仟伍佰元正，吓围经济合作社山地七十亩共贰仟壹佰元正，山坑田十五亩每亩伍仟伍佰元计共款捌万贰仟伍佰元正，旱地三亩每亩壹仟元计共款叁仟元正，向阳经济合作社山地七十亩共款贰仟壹佰元正）。另外，合同的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约定：乙方如有需要在承包的山地上兴建管理果场人员的简易住房及其他配套设施，甲方应允许并无偿提供山地内的空地给乙方，其费用由乙方负责，承包期满后，无偿归甲方所有。合同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约定：乙方承包甲方的山地、旱地、山坑田期间，甲方同意乙方可以转让，转包他人经营开发，但转让时必须用书面通知甲方。合同的第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约定：乙方承包甲方的山地、旱地、山坑田，自本合同双方签字之日起五年内全部种上果树，否则甲方无偿收回发包的山地。合同的第四条第二款第二项约定了乙方承包甲方的山地、旱地、山坑田只能用于开发种植养殖业，不能作其它用途，否则甲方有权无偿收回所发包的上述土地。
1997年1月31日，东汾村联合社将上述土地转让给麦展林承包时，书面通知了东汾村吓围社，并与东汾村吓围社补充约定如下：东汾村现征得各合作社村民同意，转让给广州黄埔麦展林承包经营，在承包期内如出现退走现象，吓围合作社所属区域产权归回吓围合作社。2013年11月6日，东汾村联合社与麦展林和朱丽婵签订了《转让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当中约定东汾村联合社与麦展林双方同意将于1996年12月27日签署的转让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的所有承包年限、权利、义务，从本合同签署之日起全部转让给朱丽婵，从签署之日起，甲方关于该地及四至所有的权利、责任、义务只与朱丽婵有关，与麦展林不产生任何关联关系，朱丽婵并享受原合同所规定的所有权利和义务。东汾村吓围社认为东汾村联合社转让承包土地未尽通知义务，以及在该地方不但未种上果树，反而纵容承包人砍伐东汾村吓围社的荔枝树，兴建房屋，铺设水泥路面，开挖鱼塘，严重破坏水土环境，违反合同的约定，要求解除合同和返还承包土地，双方产生纠纷，东汾村吓围社村民到增城区正果镇人民政府要求解决问题未果，东汾村吓围社遂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庭审中，东汾村联合社出示了二份分别盖有东汾村××、××村向阳社公章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其于2014年4月20日就转让承包地给朱丽婵一事与东汾村吓围社、汾村新石社和东汾村向阳社的主人协商。东汾村吓围社认为东汾村联合社提交的是虚假证据，汾村新石社和东汾村向阳社是本案第三人，应该出庭却没有出庭，不敢当面对质，这二份说明的格式一样，仅是名称换了，不同的人的表述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明显是伪造的。该两份证明经东汾村吓围社负责人刘伟其核实，根本不是事实。东汾村联合社仅是在2015年正月时告知了刘伟其，东汾村吓围社并没有同意，且东汾村吓围社负责人也不能擅自决定是否同意转包土地给朱丽婵。
一审诉讼期间，根据一审法院现场勘察拍摄的照片显示，涉案土地上有数十棵砍伐后留下的树头和树干，较为宽阔的水泥路。内外装修豪华，生活配套设施齐全的房屋。有一定规模的筑高了塘堤的鱼塘等。
一审法院认为，东汾村吓围社与东汾村联合社签订的《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以及其后的“补充约定”，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共同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的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政策、法律的规定，应认定该合同成立生效。各方应切实履行合同中约定的各项权利义务。由于东汾村联合社所提交的《情况证明》非东汾村××、××村向阳社所示，不具证明效力，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东汾村联合社与麦展林和朱丽婵签订《转让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时没有书面通知东汾村吓围社，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同时，东汾村联合社没有按1997年1月31日所做的约定，把东汾村吓围社的七十亩山地、三亩旱地、十五亩山坑田的产权归还给东汾村吓围社，也是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另外，东汾村联合社擅自将山地转包给朱丽婵后，涉案承包土地上并没有如合同中所约定全部种上果树，而是出现数十棵果树被砍伐的现象。所建住房按合同内容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可知也并非是简易住房，而是像旅游度假式的休憩处所。上述均违反了合同的初衷，严重侵害了东汾村吓围社的权益。
关于东汾村吓围社的主体资格问题，虽然《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中的甲方是东汾村吓围社、东汾村新石社和东汾村向阳社三方，但彼此在该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均为独立，每个合作社的承包地也是彼此独立。因此，东汾村吓围社完全有权利处分属于自己的七十亩山地、三亩旱地、十五亩山坑田。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由于东汾村联合社的行为构成根本性违约，致使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故东汾村吓围社主张解除合同，要求东汾村联合社返还承包土地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东汾村××、××村向阳社、麦展林未到庭参与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一、解除东汾村吓围社与东汾村联合社签订的《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二、东汾村联合社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承包的七十亩山地、三亩旱地、十五亩山坑田给东汾村吓围社。案件受理费995元，由东汾村联合社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涉案《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的发包人虽为东汾村吓围社、东汾村××、××村向阳社三个经济合作社，但东汾村吓围社发包的土地及东汾村吓围社在该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相对于东汾村××、××村向阳社都是独立的，故东汾村吓围社有权利处分其所发包的土地。因此，东汾村吓围社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朱丽婵认为东汾村吓围社的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东汾村吓围社与东汾村联合社签订的《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及其补充约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东汾村联合社与麦展林和朱丽婵签订《转让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时没有书面通知东汾村吓围社，违反了《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中关于东汾村联合社转让、转包他人经营时必须用书面通知东汾村吓围社的约定；麦展林退出承包，东汾村联合社没有将承包土地归还东汾村吓围社，违反了《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的补充约定中关于承包期内如出现退走现象，东汾村吓围社所属区域产权归回东汾村吓围社的约定；东汾村联合社将其承包东汾村吓围社的土地擅自转包给朱丽婵经营后，该承包土地上没有如约全部种上果树，而是有数十颗果树被砍伐，且该承包土地上所建住房在装修、生活设施及规模上并非普通人常识中的简易住房，东汾村联合社、朱丽婵也不能提供该住房经过合法报建的证据，故上述行为违反了《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中关于承包土地只能用于开发种植养殖业，如有需要只能在空地上兴建管理人员的简易住房及其他配套设施的约定。东汾村联合社的上述多次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东汾村吓围社据此请求解除合同，要求东汾村联合社返还承包土地，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亦予认可。东汾村××、××村向阳社均是本案当事人，故东汾村联合社提供东汾村××、××村向阳社在一审中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当事人的陈述。东汾村××、××村向阳社的陈述涉及东汾村吓围社的权益，东汾村吓围社有权要求与东汾村××、××村向阳社对质，故在东汾村××、××村向阳社不到庭陈述，不与东汾村吓围社相互质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采信该《情况说明》，并无违反诉讼程序及证据审查核实原则。东汾村联合社、朱丽婵就一审法院对该《情况说明》的审核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东汾村联合社、朱丽婵认为在《承包山地开发及种养殖业合同》及其补充约定履行过程中东汾村联合社没有违约行为，且不存在根本性违约情形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东汾村吓围社未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通知程序解除合同，而是通过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故朱丽婵认为东汾村吓围社解除合同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东汾村联合社、朱丽婵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990元，由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东汾村经济联合社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980元，由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东汾村经济联合社、朱丽婵各负担19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庞智雄
审判员 李 琦
审判员 刘 欢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江亭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