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京02行终65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佩志，男，汉族，山东省青岛市人，1966年11月24日出生，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助理检察员，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37号。
法定代表人武顺发，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杨，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法制科干部。
委托代理人滕磊，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法制科干部。
上诉人王佩志因诉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以下简称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16）京0101行初83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安门地区分局于2016年3月13日对王佩志作出京公天行罚决字[2016]0001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186号决定），主要内容为：2016年3月12日14时26分许，王佩志为引起关注，驾车行驶至北京天安门地区人民大会堂北门处时，由车天窗向外展示求助牌，王佩志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以上事实有王佩志本人陈述、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及民警到案经过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给予王佩志行政警告的处罚，执行方式和期限为当场履行。
王佩志向一审法院诉称，其在办理刑事申诉案件时，发现有关公司在国家征地过程中，利用国家工作人员通过编造事实骗取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在2014年骗取了国家征地补偿款6180万元，以及该公司利用虚假的国有公司身份，在参与国家征地项目实施过程中，非法获利几十亿资金的重大刑事犯罪的线索和证据。但由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的主要领导同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在其办理案件过程中不断进行阻挠，并对其办理案件及调查取证等工作进行监视，导致其办理的刑事申诉案件无法取得进展。其曾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及反映，但都没有得到处理结果，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国家经济损失，早日将犯罪分子及包庇他们的渎职人员绳之以法。2016年3月12日14时26分许，其驾车带着给两会代表的求助信，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采取举牌的方式，希望引起两会代表的关注，从而尽快解决问题。王佩志认为，天安门地区分局作为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国家机关，应该本着实事求是、依法办案，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天安门地区分局黑白不分，颠倒是非，对其作出行政警告的处罚。由于天安门地区分局的不当处罚，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据此对其作出记大过的行政处分。现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天安门地区分局作出的186号决定。
天安门地区分局辩称，2016年3月12日14时26分许，王佩志为引起关注，驾车行驶至北京天安门地区人民大会堂北门处时，由车天窗向外展示所谓“求助牌”，其行为已经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天安门地区分局受理此案后，依照法定程序，经充分调查取证后于2016年3月13日依据《治安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给予王佩志警告的行政处罚。天安门地区分局认为，王佩志为制造影响，解决个人诉求问题，在全国“两会”在天安门地区召开期间驾驶车辆展示标牌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天安门地区分局依法作出的186号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王佩志的诉讼请求。
2017年2月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京0101行初836号行政判决认为：依据《治安处罚法》的规定，天安门地区分局作为负责天安门地区治安管理工作的公安机关，对于发生在该地区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具有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治安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根据王佩志的供述及被告提供的证据证实，其为引起全国“两会”代表关注，选择在重要时间和敏感地区以“举牌求助”的方式制造社会影响，其行为已经扰乱了该地区的正常公共场所秩序，应该受到惩处。天安门地区分局根据其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及其被查获后配合调查工作，认定王佩志不属于情节较重情形，故对其作出警告处罚并将涉案物品予以收缴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王佩志认为其在办案过程中受到打击报复不得已向全国“两会”代表求助属于正当事由，要求撤销186号决定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佩志的全部诉讼请求。
王佩志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认为，被上诉人采取片面、机械执法的错误执法理念，没有公平、公正的处理其求助行为。一审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不顾法律事实，违法作出一审判决。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其原审诉求。
天安门地区分局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
在一审诉讼期间，天安门地区分局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京公天受案字（2016）000171号《受案登记表》，证明天安门地区分局于2016年3月12日受理王佩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
2、京公天证保决字[2016]000104号《证据保全决定书》及证据保全清单、现场笔录，证明天安门地区分局在2016年3月12日对涉案物品依据《治安处罚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扣押；
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天安门地区分局告知王佩志拟对其作出行政警告处罚的情况；
4、186号决定，证明天安门地区分局于2016年3月13日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对王佩志作出行政警告的处罚并且当场履行；
5、京公天缴字（2016）000103号《收缴物品清单》，证明天安门地区分局依法将王佩志携带的自制求助牌收缴；
6、对被传唤／拘留人家属通知书，证明天安门地区分局对王佩志履行了将传唤、拘留通知家属的手续；
7、对王佩志的询问笔录，王佩志在笔录中称：王佩志是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申诉检察处助理检察官，2016年3月12日14时，其驾驶车辆经过人民大会堂时，透过车辆天窗向外展示一张写着“北京市检察官向全国两会代表求助”的牌子。王佩志称知道当天下午大会堂有会，所以就驾驶一辆灰色华晨宝马320（车牌号×××）从家里出发到大会堂这边，牌子是快递包装的牛皮纸盒，上面是黑色毛笔写的“北京市检察官向全国两会代表求助”及其自己的电话，其在车开过大会堂西侧路对着的十字路口（南长街路口）时，将天窗打开，左手扶着方向盘，右手举着牌子，牌子全部举出窗外，目的是想让两会代表知道此事引起关注，后来有警察拦停了车子。证明王佩志于2016年3月12日被口头传唤至天安门地区分局接受询问以及对当日违法行为作出陈述；
8、对证人宋某（现场执勤的武警二师十支队九中队排长）的询问笔录，宋某证实：2016年3月12日下午，其按照勤务方案要求，指挥防爆处突车在大会堂北门附近巡逻，负责人民大会堂北门代表入车口安全情况。14时30分左右，其和同事发现一辆灰色宝马车由西向东在长安街最外侧车道上行驶。正开到人民大会堂北门时，其发现车的天窗位置伸出一个牛皮纸的状牌，上面写着字，其马上指挥防爆处突车将这辆车拦停，后来警察过来将司机带走。司机叫王佩志，驾驶的是车牌号为×××灰色宝马；
9、对证人刘某（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的询问笔录，刘某证实：2016年3月12日下午大会堂正在召开政协会议,14时30分左右，其在大会堂西北角十字路口处警卫路线上，看到一辆灰色宝马车由西向东在长安街上行驶，刚过大会堂西北角十字路口，车的天窗位置伸出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字，其立即追过去，然后大会堂北门武警处突车将这辆车拦停。司机叫王佩志，状牌为黄色的牛皮纸箱做的，正反面都写着字，写着“北京检察官向两会代表求助”的字样，还有一个电话号码；
10、对证人代某（武警十支队十二中队战士）的询问笔录，代某证实：2016年3月12日下午，其在北京天安门地区大会堂西侧路北口附近执勤并担任信号员。大概下午2点半左右，长安街由西向东方向驶过一辆银灰色的宝马轿车，当这辆宝马车从其身边经过时，看到宝马的天窗当中伸出一个灰色的纸牌，上面写着“北京检察官”、“两会”等字样，其想拦住这辆车，并给大会堂北门附近的阻截处突车发出信号，身边的交警、民警都在追这辆车，后来现场的防爆处突车将该车拦停，经了解该人是北京的一名检察官；
11、对证人陈某（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中心区支队中队长）的询问笔录，陈某证实：2016年3月12日14时30分，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北角十字路口处警卫路线上，当时正是东西方向的绿灯，其看见由南向北数第二条车道上开过一辆灰色宝马车，车的天窗位置伸出一个牌子，其怀疑是上访人员滋事，便大喊着让司机停车，司机没有停车。后其将情况立刻用电台上报市局，后来车停了。车是一辆灰色宝马车，车牌是×××，牌子是黄色牛皮纸做的，牌子上写着“北京检察官向两会代表求助”还有一个“139XXXX****”的电话号码，正反两面的字是一样的；
12、对证人袁某（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交通协管员）的询问笔录，袁某证实：2016年3月12日14点25分左右，其在天安门地区人民大会堂西北角非机动车道上执勤时，看到长安街最外侧车道上有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宝马车，在车的顶棚上打开着一块硬纸板，硬纸板上还有黑色的字，其旁边的中队长陈某拿电台呼叫“叫那辆车停下”，后来该车被民警、武警拦停；
13、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乔某某出具的《到案经过》，主要内容为：2016年3月12日14时26分许，民警乔某某在人民大会堂西北角执勤时，发现一辆银色宝马车沿长安街南侧由西向东行驶，从宝马车天窗中伸出一块求助牌，写着“我是北京检察官，找两会代表求助”,民警觉得情况有异，将该车拦停，司机被控制，司机叫王佩志，自称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三分院检察官，到天安门地区反映自己办案被打击报复的事情；
14、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王某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2016年3月12日14时26分许，民警王某在人民大会堂西北角执勤时，发现一辆银色宝马车沿长安街南侧由西向东行驶，从宝马车天窗中伸出一块求助牌，写着“北京检察官两会代表求助”,民警觉得情况有异，将该车拦停，司机被控制，司机叫王佩志，自称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三分院检察官，到天安门地区反映自己办案被打击报复的事情；
15、王佩志的照片，证明当日实施行为的是王佩志本人；
16、王佩志事发当日驾驶车辆的照片，证明其当日驾驶宝马×××汽车实施的涉案行为；
17、王佩志当日携带的“求助牌”，证明其当日举出写有“北京检查官向两会代表求助”的标牌；
18、王佩志的证件照片，证明天安门地区分局对其身份进行了核实；
19、王佩志当日携带的求助信，证明其携带的求助信反映了其的诉求；
20、电话查询记录及常驻人口基本信息，证明天安门地区分局对王佩志身份情况进行了核实；
21、现场监控视频，证明王佩志于2016年3月12日在两会期间驾驶车辆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处展示标牌的过程。
在一审诉讼期间，王佩志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监察处2016年8月12日作出的复查决定书，证明其受到打击报复的事实与结果。
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王佩志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不予采纳。天安门地区分局提交的全部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证据的形式要件，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关联性，且内容真实、合法，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天安门地区分局主张的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已将上述证据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认证意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认证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合法有效的证据及当事人的有关陈述，查明如下事实：2016年3月12日14时26分许，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王佩志驾驶银色宝马轿车在长安街自西向东行驶至天安门地区人民大会堂北门处时，其从车天窗向外展示标牌，上面写着“北京市检察官向全国两会代表求助”并附有其手机号码。王佩志被查获后，天安门地区分局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将其口头传唤至天安门地区分局处。当日，天安门地区分局对王佩志携带的求助牌进行扣押，并向其出具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及收缴物品清单，王佩志签字确认。经询问，王佩志认可前往天安门地区人民大会堂北门附近向全国两会代表展示“求助牌”是为了引起两会代表的关注。同日，天安门地区分局还对现场执勤民警、交警及武警战士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笔录。天安门地区分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向王佩志告知了拟对其作出行政警告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听取了王佩志的申辩意见。2016年3月13日，天安门地区分局对王佩志作出186号决定，并当场履行。王佩志不服，于法定期限内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依据《治安处罚法》的规定，天安门地区分局作为负责天安门地区治安管理工作的公安机关，对于发生在该地区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具有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治安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本案中，根据王佩志的供述及天安门地区分局提供的证据证实，王佩志为引起全国“两会”代表关注，选择在重要时间和敏感地区以“举牌求助”的方式制造社会影响，可以认定其行为已经扰乱了该地区的正常公共场所秩序。天安门地区分局根据王佩志实施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在上述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范围内，对其作出警告并将涉案物品予以收缴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判决驳回王佩志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本院应予维持。王佩志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王佩志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智涛
审 判 员 徐 宁
审 判 员 陈 丹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朱彬彬
书 记 员 王 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