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9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蒙城县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307线南侧光大商住楼D座106#206#。
负责人方伟，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治允，安徽元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彩英，女，1965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倪洪明，男，199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顺娟，女，192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方祥友，男，197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洪见，男，1979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蒙城县。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蒙城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唐洪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民初86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一、2017年7月24日8时7分许，唐洪见驾驶皖Ｓ×××××号重型普通货车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春江街道驶往灵桥镇，沿杭千线由西向东行驶至3KM+400M杭州市富阳区灵桥镇董家桥村路段时，与同向前方倪某驾驶的无号台翔牌电动二轮轻便摩托车发生刮擦并碾压，造成电动二轮轻便摩托车损坏，倪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事故形成原因包括：1、唐洪见穿拖鞋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变更车道超车影响其他车辆通行；2、倪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依法不予登记、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上道路且超速行驶；据此认定唐洪见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倪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本案原审审理中，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提供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经现场勘查发现倪某持有的手机在本次事故中损坏。方彩英系倪某的妻子；倪洪明系倪某的儿子；汪顺娟系倪某的母亲。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起诉请求判令：1、唐洪见承担倪某交通事故案件对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的全部民事赔偿责任；2、人寿保险公司共同赔偿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全部损失共计1125396.32元（死亡赔偿金1043700元、丧葬费28192.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7585元、直接财产损失5790元、误工费939.75元、交通费5980元、医疗费3209.07元），其中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115209.07元，在商业险限额范围内赔偿1010287.25元。原审审理中，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将第2项诉讼请求的后半段变更为：其中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122000元，在商业险限额范围内赔偿1003396.32元。二、事故发生时，唐洪见驾驶的皖Ｓ×××××号重型普通货车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险）。交强险有责情形下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为1000000元。事故发生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期间。三、受害人倪某出生于1960年6月7日，事故发生时系杭州国佳纸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其已经在该公司工作多年。受害人倪某的被扶养人情况如下：母亲汪顺娟，出生于1927年11月7日，由包括受害人倪某在内的四个儿子赡养。四、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为抢救受害人倪某支出医疗费共计1399.07元。事故中受损的台翔牌电动二轮轻便摩托车购买于2016年9月23日，购买价格为2200元，受损的手机购买于2015年8月3日，购买价格为3590元。五、另查明，原审法院于2017年9月30日作出（2017）浙0111刑初710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唐洪见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有效证据，认定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因其亲属倪某交通事故死亡导致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应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关于赔偿标准，受害人倪某在事故发生时已经在企业工作多年，其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产业，故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赔偿标准的统计依据，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该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要求按照杭州市统计数据赔偿与上述规定不符，故以浙江省统计数据作为赔偿依据。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原审法院根据受害人倪某的年龄认定944740元（47237元／年×20年）。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由于该项费用系从受害人之损失分解而来，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主张城镇标准符合规定，予以支持。原审法院根据汪顺娟的年龄、赡养人情况认定其被扶养人生活费37585元（30068元／年×5年÷4）。据此认定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死亡赔偿金982325元（944740元+37585元）。2、丧葬费28192.50元（56385元÷2）。3、财产损失。事故造成受害人倪某驾驶的电动二轮轻便摩托车及手机损坏，原审法院酌情认定财产损失2000元。4、误工费。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主张误工费939.75元尚属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5、交通费。原审法院根据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提供的交通费票据，并考虑合理性酌情认定3000元。6、医疗费1399.07元。以上各项损失共计1017856.32元。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及合法财产权依法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上述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案涉交通事故中，唐洪见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鉴于唐洪见驾驶的车辆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的损失应首先由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据此，原审法院根据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各项损失与交强险各分项限额的关系，认定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损失113399.07元（110000元+1399.07元+2000元）。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为904457.25元（1017856.32元－113399.07元）。对于该部分损失，原审法院根据侵权责任并酌情考虑车辆优势因素，结合优者危险负担原则认定唐洪见一方承担75%计678342.94元。同时，鉴于唐洪见驾驶的车辆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1000000元，含不计免赔险），故原审法院认定由人寿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直接赔偿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上述678342.94元损失。综上，原审法院对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诉讼请求中合法、合理的部分予以支持。人寿保险公司的辩解意见部分合理，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唐洪见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蒙城县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损失113399.07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蒙城县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损失678342.9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929元（缓交），减半收取7464.50元，由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负担1864.50元，唐洪见负担5600元。
宣判后，人寿保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没有对事故责任划分作正确判断。本案交通事故经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警大队认定唐洪见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死者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且认定书明确说明死者无证驾驶的为两轮摩托车，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九条第四款之规定：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次要责任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七十至九十的赔偿责任。但本案死者驾驶的车辆明确认定为机动车辆，故赔偿的最高比例不应当超过70%。其次上诉人与被保险人之前签署的保险合同约定，承担主要责任的比例应按70%，而非一审判决的75%承担事故赔偿责任，因此一审中关于商业险部分多判决上诉人承担5%，即多承担45222.86元。二、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37585元的赡养费缺乏事实根据，而且无被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的法定证据。被上诉人并未提供死者母亲所育子女人数，无法确定赡养义务人数，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支付赡养费有违公平、公正。三、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主张的2000元财产损失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不应支持。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一审多判决上诉人承担的理赔款84809.86元。
被上诉人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答辩称：一、关于受害人车辆属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合法性。电动车的购买使用在工商、质监部门是认可销售，国情一般也是在民事赔偿部分倾向于非机动车认定，只是公安部门在交通事故中刑事认定电动车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认定书缺少救济渠道，被害人家属在第一时间就提出要求重新检测车辆，同时杭州交警支队提交交通事故认定书复核请求，但因为检察院逮捕肇事司机而终止。二、肇事司机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这是事实。1、右侧超车（全责）；2、超速；3、穿拖鞋、未注意观察未打转向灯转向、重型货车未安装行车记录仪等一系列违章构成危险驾驶。三、关于事故中责任划分。1、若按电动车为非机动车定义，被害人只是存在借道行驶，考虑到当时路面施工、机动车道路停车不规范等因素；2、若按电动车为机动车定义，被害人也只存在无证驾驶，未交纳交强险，但这些是中国国情所致，只是行政处罚问题。（1）按道路交通法，肇事司机一系列的违法行为导致事故发生是直接原因。（2）按过错责任原则、过失相抵原则，肇事司机是主动行为。按照事故因果论：被害人的行为，不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和主要原则，但肇事司机的行为，事实上导致事故的发生，是直接和主要原因。3、按优者危险负担原则，被害人在事故中危险性和货车相比显得明显弱势，在事故责任认定书存在争议且无法从法理上解决时，保护弱势一方能充分体现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问题，在交警事故认定书出来之后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马上提出复议，但要在司法介入之前，但因事故发生后，肇事司机马上被逮捕了，所以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的复议申请未能得到准许。交通事故的现场也因为诸多原因无法恢复，所以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的很多请求也无法得到支持。四、至于37585元赡养费和2000元财产损失，在一审中已由当地乡镇、村、派出所和交警方出具相关证明，并经一审法庭认可，不存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以上事实可以说明一审法院判定75%的事故赔偿对被害人而言不是多了，而是不足。上诉人作为国家保险公司，对事故的发生不闻不问，对事故的性质故意拖延，特别是面对受害方家庭的困难：有90多岁没有生活能力的老人，有失去丈夫痛苦不堪的妻子精神受打击因而患病，有近30至今未婚的儿子，一个家庭失去顶梁柱而带来的创伤是多么无法想象。而就是这么一个家庭，在失去亲人的第一天就把尸体从医院领回家，三天到殡仪馆火化，这么一个老实的家庭因为国家保险公司的无赖拖延而陷入生活困窘中，试问一下于心何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决。
被上诉人唐洪见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在二审期间提供新华村村委会的证明1份，欲证明汪顺娟的被扶养人关系。
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明不能反映汪顺娟实际的子女人数，达不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与被上诉人唐洪见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对被上诉人方彩英、倪洪明、汪顺娟提供的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唐洪见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死者倪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因此，原审法院根据侵权责任并酌情考虑车辆优势因素，结合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判令肇事车辆承担75%的赔偿责任，并由承保肇事车辆的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符合客观实际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约定，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第二款则约定被保险人或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自行协商或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事故未确定事故责任比例的，被保险机动车方负主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70%，因此上诉人主张本案应按70%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根据被上诉人一、二审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汪顺娟已年过九旬，无工作能力，有四个子女，因此原审法院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无误。案涉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倪某驾驶的电动二轮轻便摩托车及手机损坏，原审法院酌情认定财产损失2000元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蒙城县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亮
审判员 李国标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徐亚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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