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甘01民终13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兰全，女，1971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西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矫全，甘肃法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成，甘肃法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兴花，女，1970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西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霞（被上诉人刘兴花姐姐），女，1966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西固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贺卫东，男，1969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西固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锡钰，男，197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西固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齐生，男，1972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西固区。
原审原告马恩运，男，194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七里河区。
原审原告蔺国胜，女，194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七里河区。
上诉人张兰全因与被上诉人刘兴花、贺卫东、钟锡钰、丁齐生及原审原告马恩运、蔺国胜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2016）甘0104民初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兰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丈夫马昱与被上诉人一同前往冶力关游玩错误。真实情况是，被上诉人想去冶力关游玩但不熟悉路线、路况，在被上诉人请求下，马昱碍于情面才一同前往带路。其次，本案事发后，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说明真实情况而是以谎言哄骗，种种迹象存在可疑之处，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查明。第三，一审法院认定“马昱平常有饮酒习惯，其酒量以白酒计大约为半斤”及“马昱在事发当晚饮用的啤酒量在其耐受范围内”错误。马昱平常虽有喝酒习惯，但如何认定其酒量为白酒半斤?且喝酒时的心情、身体状况、疲劳程度、外���环境等因素对个人酒量有影响，不能一概而论。马昱从冶力关返回后，其身体状况及疲劳程度必然会影响到其酒量，且经上诉人向涉案酒吧服务生了解，在马昱等人到酒吧时就已满身酒气，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未予查明。故一审法院对马昱酒量的认定存在主观臆断，查明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判决本案，认定被上诉人在饮酒过程中只具有救助义务而无过错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马昱系因饮酒导致颅内动脉瘤破裂致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被上诉人作为共同饮酒人，在饮酒过程中应当负有相互注意的义务，而被上诉人未尽到有效劝阻马昱少饮酒的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应当依照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其次，马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虽对自身身体状况、酒量及过量饮酒可能产生的后果有认识，��喝酒是被上诉人提议，马昱是因喝酒导致死亡。故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无过错，也应根据公平原则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最后，马昱是因被上诉人请求带路前往冶力关，该行为属义务帮工，马昱死亡与帮工活动有直接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作为被帮工人及直接受益人亦应承担赔偿责任。
刘兴花、贺卫东、钟锡钰、丁齐生辩称，马昱与各被上诉人相约前往冶力关游玩，双方不存在帮工关系。返回兰州后，马昱只喝了少量不含酒精的果啤，并非饮酒死亡，兰州军区总医院的门诊病历中记载的“醉酒状”为手写而非机打，真实性存疑。在发现马昱身体不适后，被上诉人及时将马昱送医治疗并垫付了医疗费，已尽到了相应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马恩运、蔺国胜未答辩。
张兰全、马恩运、蔺国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人身损害赔偿的10%共计71443元（死亡赔偿金20804*20/10=41608元，医疗费2278/10=227.8元，交通费1000/10=100元,丧葬费46960/10=4696元，抚养费15507/10=1550.7元，赡养费15507*5/10+15507*10/10=23260.5元）；2.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害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22日被告刘兴花、贺卫东和案外人被告贺卫东之妻张雪梅乘坐原告张兰全之夫马昱驾驶的车辆，与乘坐另一车辆的被告钟锡钰、丁齐生等人一同前往冶力关游玩。次日，其各自驾驶、乘坐前往冶力关的车辆返回兰州。至兰州市西固区马昱驾车将被告刘兴花送回家后，马昱又与其他被告及一同前往冶力关游玩的其他人至西固星乐汇欢唱餐吧娱乐消遣，期间购买黄河果啤12瓶、黄河王啤酒24瓶以供饮用。在此过程中马昱出现异样，其于2015年7月23日23时55分被“120”救护车送至兰州石化总医院接受救治，被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室出血”。马昱在兰州石化总医院接受治疗45分钟后，于2015年7月24日0时40分被转院至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同日1时40分马昱被送至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急诊科抢救。7月24日2时30分马昱出现意识丧失、呼吸心跳骤停，虽经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胸外按压及药物复苏治疗2小时，马昱终不治身亡。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对马昱的诊断结果为：脑血管病、蛛网膜下腔出血、颅内动脉瘤可疑。马昱身亡后，原告方与本案各被告因被告方是否需赔偿马昱死亡形成的损失产生分歧，并由此酿成纠纷。另查明，原告张兰全系马昱之妻、原告马恩运、蔺国胜分别系马昱的父、母。马昱平常即有饮酒的习惯，其酒量以白酒计大约为半斤(250ml)。在马昱生前，马昱及其家人对马昱罹患颅内动脉瘤的病情均不知情。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系因马昱与其朋友在娱乐场所唱歌、饮酒聚会时，突发脑血管病、致其蛛网膜下腔出血（颅内动脉瘤破裂），虽经送医救治，但终不治身亡所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本案原告方坚称马昱的死亡系因被告明知马昱患有高血压、仍劝其过量饮酒所致，对此被告方不但否认曾对马昱实施过劝酒行为，甚至否认马昱在死亡前饮酒的事实。由此本案便产生如下争议焦点，即马昱在死亡前是否曾饮酒；如其生前曾饮酒，该饮酒行为与其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告方为证明马昱在死亡前曾饮酒的事实，只举证了星乐汇欢唱餐吧消费清单两份和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门诊病历一组。星乐汇欢唱餐吧消费清单可以证明马昱等人于事发当晚在星乐汇欢唱餐吧消遣娱乐时确曾购买黄河果啤12瓶、黄河王啤酒24瓶以供饮用；而在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出具的、由打印机打印的门诊病历中，当时抢救马昱的医生在描述救治经过及病情部分的“烦躁”两字后面手书“醉酒状”三字。据此，原告方认为马昱是因过度饮酒致醉酒而导致死亡的。但在马昱死亡后并未对其尸体进行过尸检，也未对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进行过检测。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抢救马昱的医生只是凭借当时马昱口中有酒味、且其精神比较兴奋的状态而得出马昱醉酒的结论。但人是否醉酒是与其酒量及饮用酒的量相关的，而酒量的大小是因人而异的。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抢救马昱的医生之前并不认识马昱，其对马昱的酒量也不知情，更不了解马昱事发时饮用了何种及多少量的酒，其如何在未对马昱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进行检测且处于不正常的病发状态下的马昱得出“醉酒状”的结论。由此可见，2015年7月24日马昱的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门诊病历中所称的“醉酒状”充其量只能证明马昱在死亡前饮用过酒的事实。由于原告方未举证证明且被告方亦否认马昱等人2015年7月23日自冶力关返兰途中饮酒的事实，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原告方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方主张的马昱等人“7月23日返回，途中一同进餐饮用白酒”的事实不能成立。马昱等人于事发当晚在星乐汇欢唱餐吧消遣娱乐时购买黄河果啤12瓶、黄河王啤酒24瓶以饮用，结合原告提交的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门诊病历证明的事实，马昱饮酒应发生在2015年7月23日晚其于星乐汇欢唱餐吧消遣娱乐过程中。马昱等人在星乐汇欢唱餐吧购买的黄河果啤为不含酒精的饮料，而其购买的黄河王啤酒经了解系每瓶容量为500ml、酒精度为3.3％的瓶装啤酒，共计24瓶。该24瓶啤酒的酒精总量应为500ml×0.033×24���396ml。如果将该396ml酒精还原为酒精度为50度的白酒则为792ml。马昱与被告刘兴花等八人一同前往冶力关游玩，返兰后刘兴花即归家未参加事发当晚在星乐汇欢唱餐吧的聚会。因此，前述的12瓶黄河果啤和24瓶黄河王啤酒应被包括马昱、贺卫东、钟锡钰、丁齐生在内的七人所饮尽。考虑到上述七人中包括可能不饮酒的女性，即以马昱等人所购24瓶黄河王啤酒只被包括马昱及被告贺卫东、钟锡钰、丁齐生四人所饮计算，在原告方未举证证明且被告方亦否认针对马昱其他共饮人实施过过度劝酒行为的情形下，马昱等四人在饮尽24瓶黄河王啤酒后只相当于其每人平均饮用了198ml酒精度为50度的白酒。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马昱平常即有饮酒的习惯，其酒量以白酒计大约为半斤(250ml)。据此判断，马昱在事发当晚饮用啤酒的量在其日常耐受的范围内。因我国《民法通则》及《侵权��任法》等民事法律规范对于共同饮酒引发的伤害、死亡等纠纷的法律责任问题并未作出特殊规定。故本案在民法上属于一般侵权规则的范畴，应适用一般侵权行为适用的过错归责原则。具体到本案被告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应以过错归责原则来考量，以被告在与马昱的共同饮酒过程中是否对马昱的生命健康权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来衡量。我国是一个酒文化十分丰富的国家，以酒为媒，以酒会友，借酒助兴，借酒传情。如果在聚会中相互举杯敬酒，则相互之间就要承担法律责任，那是违背社会习惯，有强加义务之嫌。饮酒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合法的正常的交往活动，我国没有法律禁止成年公民饮酒，也不禁止多人共饮。但饮酒是一项人为产生危险性的行为，饮酒后会导致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下降，在过量饮酒的情况下甚至会危及饮酒人的生命安全。因此，任何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应当在饮酒之前预见到这一行为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并有责任控制饮酒行为，防止自身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害，这是基本的自我保护安全义务。如果本人对自己的安全义务都不加以注意，就没有理由要求别人负担更高的注意义务。所以，任何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如对自己的饮酒行为不加以节制，都应对由此引发的自身损害后果负主要责任，而其他共同饮酒人是否承担责任应当根据其是否履行了由共同饮酒行为而派生的附随义务来判断。如其履行了相应的附随义务就不应承担责任。马昱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平常即有饮酒的习惯，依据前述论述，马昱在事发当晚饮用啤酒的量也在其日常耐受的范围内。因此，马昱在与被告贺卫东、钟锡钰、丁齐生等人共同饮酒过程中因其罹患的、本人及家人事前也不知情���颅内动脉瘤破裂而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被告贺卫东、钟锡钰、丁齐生等共饮人对马昱所负的附随义务便只有救助义务，具体而言就是及时将马昱送往医院救治。从本案查明的被告贺卫东、钟锡钰、丁齐生等人因发现马昱出现异样而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将其送往兰州石化总医院救治的事实来判断，被告贺卫东、钟锡钰、丁齐生等共同饮酒人对马昱尽到了相应的救助义务。马昱的死亡是因事前不能预见的、其罹患的颅内动脉瘤破裂而致蛛网膜下腔出血造成的，而非事后救治不及时造成的。因此，本案被告对此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进而对于原告的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兰全、马恩运、蔺国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64元由原告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马昱生前去冶力关的照片一组及西固星乐汇欢唱餐吧服务员的视频光盘一张，证明马昱生前已去过冶力关两次，不可能再次主动邀请被上诉人前往及马昱死亡之前饮用白酒的事实。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质证认为，照片与本案无关，视频光盘无法播放不予质证。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照片与视频光盘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不予采信。二审查明，上诉人就其所提马昱系因醉酒引发自身疾病死亡的主张，仅提供了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出具的机打门诊病历一份加以证明，该门诊病历中手书添加了“醉酒状”三字，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认可，该内容为医生事后添加。除此之外，上诉人未就其该项主张提供其他证据加以���明。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各被上诉人应否对马昱死亡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主张，马昱系因醉酒引发自身疾病而死亡，各被上诉人在共同饮酒中未尽到劝阻及注意义务，故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经审查，上诉人就其所提马昱系因醉酒而引发自身疾病死亡的主张，提供的主要证据是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出具的门诊病历一份，该机打病历中虽记载有“醉酒状”三字，但系事后手书添加，在上诉人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加以印证的情况下，仅以该添加内容不足以认定上诉人的主张成立。且从该份病历所载内容来看，病历中并无马昱系因醉酒而引发自身疾病死亡的相关记载。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其诉请各被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无事实根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主张马昱与各被上诉人存在帮工关系及依据公平原则各被上诉人也应承担一定民事责任的问题。本案查明，马昱是与各被上诉人相约前往冶力关游玩，双方之间不存在帮工关系，且马昱系因自身疾病而死亡，无证据证明与各被上诉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张兰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4元，由张兰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秉德
代理审判员 王锡东
代理审判员 王 博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魏廷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