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陕01民终23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军，男，196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娟，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谋，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振兴，男，195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峰，陕西赢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超，陕西赢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军因与被上诉人徐振兴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7）陕0104民初8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娟、徐海谋，被上诉人徐振兴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军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第一项；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驳回徐振兴第二项诉讼请求；或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有关合同要约、承诺的规定审理本案，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适用公司法有关股权转让或委托持股的规定进行审理，徐振兴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应予驳回。1、徐振兴、张军均系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糖酒公司）股东，糖酒公司2015年6月26日工商登记变更显示徐振兴不再作为显名股东，但其仍旧作为隐名股东享有相应的股东权益。2017年5月，糖酒公司股东会设立三个合伙企业作为持股平台，并拟将全部剩余107名隐名股东显名登记为持股平台合伙人，再通过持股平台持股糖酒公司，以彻底解决糖酒公司因企业改制遗留下来的委托持股问题。徐振兴拒不执行糖酒公司有关持股平台的决议规定，双方发生争议，其提起诉讼要求返还股权。依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八部分“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有关的民事纠纷”中第“二十一、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的规定，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或者股权转让纠纷。一审法院错误地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2、涉及股权转让、委托持股、增资等行为，均必然以合同的形式体现，但合同的标的为《公司法》所规制的“股权”。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涉及股权转让、委托持股行为时，应当首先适用《公司法》有关规定，只有在《公司法》没有规定时，才应适用《合同法》处理。一审法院仅仅适用《合同法》中要约、承诺的三个规定，对于徐振兴要求张军返还糖酒公司“股权”存在委托持股这一基本法律关系没有进行审查，没有适用任何《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委托持股的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3、本案中，徐振兴委托张军代持股权的依据是糖酒公司2010年及2015年的两次股东会决议中有关委托持股的规定，以及2013年10月12日徐振兴出具的《股东出资委托申请书》。张军接受委托也是基于糖酒公司章程中有关由法定代表人代持相应委托股权的规定。本案的焦点在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并无有关委托代持股权工商登记的规定，即工商机关不受理也不办理有关股权委托代持的工商登记手续，而徐振兴委托持股，即从显名股东变更为隐名股东，只有形式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才能完成，即《股权转让协议》仅仅是为将徐振兴从显名股东变更为隐名股东。《公司法》允许委托持股，而《合同法》中并无委托持股的规定。依据《合同法》中要约、承诺的规定来看，合同不成立，应当返还股权，但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则应当判断撤销委托持股是否有法律依据，并最终裁判是否支持徐振兴要求不再履行委托持股的要求。依据《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徐振兴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二、原判决第二项既无必要，又不具有可执行性，同时又遗漏“股权”在2015年6月12日后发生两次合法变动这一重要事实，且该判决的任何执行都将与糖酒公司后续的两次合法变化出现矛盾，无法解决。1、本案中，双方对徐振兴是糖酒公司的股东并无异议，股东名册中明确记载了徐振兴的股权，故不存在“返还”之说，即徐振兴、张军、糖酒公司对徐振兴系糖酒公司股东并无异议，徐振兴对该争议并无诉的利益，其要求“返还”并无支持的必要。2、涉案争议标的为“股权”，并未也不可能发生《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交付行为，在糖酒公司股东名册明确记载徐振兴为股东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返还”，但张军并不清楚应该如何将涉案股权“返还”。是继续登记在股东名册，还是其他返还方式，一审法院并未明确，一审判决不具备可执行性。徐振兴并未诉请要求将其股权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一审法院既未释明、也未判决返还股权的方式为“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执行部门并不能超出原审范围执行“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如果二审法院认为股权可以返还，张军请求二审法院明确股权返还的具体方式：是继续在股东名册继续登记，还是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还是向徐振兴进行进行交付以及如何交付？或者是重新向徐振兴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以便于履行。3、2015年6月12日之后，糖酒公司的股权又发生了两次变化。其中第一次变更为糖酒公司对徐振兴的股权激励，激励后徐振兴的持股比例由1.05%增加到1.1298%，但由于徐振兴已是隐名股东，故未进行工商登记，糖酒公司的股东名册予以明确记载。庭审中，徐振兴已对此激励无异议。第二次变更为2015年11月6日，糖酒公司引进投资人深圳市盈信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信公司）。此次增资之前，徐振兴于2017年11月6日（此时徐振兴尚未登记为隐名股东）参加了糖酒公司召开《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三届四次股东会决议》并签字表示同意《关于深圳市盈信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资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的协议》全部内容，并授权张军签署相关法律文书，同时签署了《关于放弃增资优先认缴权的声明》，表示放弃“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本次增资的权利”。也就是说，徐振兴的股权比例相应降低至0.7263%。徐振兴对此次增资是明知的，且充分行使了其股东权利。糖酒公司在2015年6月12日之后的股权变动、分红均依法、依章程作出并已经履行完毕。在股权对应的实缴金额不变的情况下，其持股比例可能发生变化。一审法院在股权变动行为发生后的两年半要求张军按照之前的股权比例返还股权，但对于这期间发生的股权比例变化视而不见，直接与此后发生的股权比例变动及分红等经营行为矛盾，且该矛盾无法解决。原判决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三、徐振兴与张军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委托持股，徐振兴成为隐名股东后其股权并未被侵占，徐振兴的持股比例现在为0.7263%。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错误。1、糖酒公司在2010年1月11日作出的《糖酒公司关于公司章程的补充规定》第一条、2015年1月6日作出的《糖酒公司关于公司章程股权中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第三条第4款的规定均合法有效，当然对徐振兴产生约束力。最为重要的是，2013年10月12日徐振兴出具了《股东出资委托申请书》，自愿依据前述公司章程规定申请委托持股，而《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仅仅为实现该委托持股而签订的满足工商变更登记要求的协议，并不产生股权转让的法律后果，张军与徐振兴之间系委托持股关系。2、具有股东权利表征的《股权证》、《股东名册》（2015年12月31日）依然登记有徐振兴的姓名、出资及持股比例。糖酒公司从徐振兴退休前至2017年，一直以现金方式给予红利。徐振兴退休后，糖酒公司仍对其股权激励。2017年5月27日，糖酒公司拟成立荣益合伙企业解决隐名股东问题，徐振兴作为隐名股东之一参会并表达意见。徐振兴股权委托张军名下后，其股权从未被侵占，返还之说无从谈起。3、《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不是徐振兴与张军个人行为，而是糖酒公司与股东徐振兴的行为。无论徐振兴是否成为隐名股东，糖酒公司的股权变更势必会影响全部股东的股权比例，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查，其作出的判决显然缺乏事实依据。糖酒公司股权在2015年6月12日之后经过两次变更，徐振兴占糖酒公司股权比例由1.05%变更为1.1298%，又变更为0.7263%，一审法院仅仅查明截止2015年6月12日徐振兴持股1.05%，对后续事实遗漏且不予审查，显属错误。四、徐振兴与张军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协议》是履行职务行为，张军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徐振兴要求返还其享有的糖酒公司股权，实质上就是请求人民法院否认糖酒公司《糖酒公司关于公司章程的补充规定》、《糖酒公司关于公司章程股权中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中关于委托持股的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张军作为糖酒公司法定代表人，只是按照已经通过的股东会决议履行职务行为。对此2013年6月12日徐振兴向糖酒公司董事会出具《股东出资委托申请书》也是明确的。庭审中，徐振兴也认为前述股东会决议无效或者违法，如果其据此要求返还股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三条的规定，张军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同时如果徐振兴认为糖酒公司应当撤销委托，并要求法定代表人返还股权，也应该以糖酒公司为被告，张军仍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五、一审法院存在其他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糖酒公司成立于1989年5月30日，设立时为单一法人股东陕西省西安市糖业烟酒公司”。糖酒公司原名西安市糖业烟酒副食集团公司，成立于1954年3月。2008年6月15日，西安市糖业烟酒副食集团公司内部通过第一届第一次股东会议，改制完成，即该公司成立时全部为自然人股东，没有法人股东，同时按照西安市商业贸易局的批复，糖酒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共计280人，其中34人为显明股东，剩余246人为隐名股东。另外，该公司名称于2008年8月12日变更为西安市糖业烟酒副食集团有限公司，后于2010年5月13日又变更为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2、盈信公司并非发起人股东，其对糖酒公司投资时，不是按照注册资本计算增资金额，而是按照糖酒公司的市场估值结果进行增资，而糖酒公司的市场估值远大于注册资本，即溢价增资。糖酒公司的市场估值结果为9亿元，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盈信公司持有糖酒公司35.7143%股权，按照估值结果其共计增资5亿元，增资额中的555.5559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剩余4.94444441亿元盈信公司支付给糖酒公司作为糖酒公司的资本公积金。一审中，张军代理人所称增资中的注册资本部分为555.5559万元，实际增资金额大于该555.5559万元即是此意。该情形与工商登记信息一致。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张军对于公司增资情况的表述与工商登记信息不符。综上，张军提起上诉。
徐振兴辩称，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1、徐振兴系糖酒公司合法股东，选择显名还是隐名均是其权利，任何人均不得非法剥夺。张军未经徐振兴同意，私自假冒徐振兴签名，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徐振兴股东身份在工商行政机关备案中予以注销，已经构成剥夺徐振兴股东身份的违法行为。2、如徐振兴上诉所言，股权的转让、委托持股等行为均是以合同的形式体现和进行的。那么合同就是法律行为最基础的表现形式，因此一审法院从基础上查明、审理本案是正确、合法的。3、如徐振兴所言，委托持股的实现必须经过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才能完成。本案中，徐振兴并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签字，所以该转让协议自然不能成立，也就不能产生由张军持有徐振兴股权的法律效果，因此张军所谓的驳回徐振兴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二、一审法院判令张军返还非法获取徐振兴的股权合理合法。1、张军所谓的徐振兴对返还股权这一争议无诉的利益的理由不成立。徐振兴是糖酒公司合法股东，其享有在糖酒公司显名、表决、参与管理、转让股权、增资等权利，而张军通过假冒签名的方法取得徐振兴股权，使得徐振兴上述权利均无法实现。因此徐振兴提起本案诉讼，自然有诉的利益。2、股权是否归属于某人，在法律意义上其判断标准是其名称、持股比例是否在工商行政机关进行了登记。该方式对社会公众具有公示作用，而登记在股东名册中，仅在公司内部具有一定的效力。张军是通过假冒徐振兴签名的方式取得徐振兴股权，该行为直接导致徐振兴法律意义上股东资格的丧失。因此张军返还股权的方式自然是将其非法获得的股权在工商行政机关备案资料中予以登记，重新赋予徐振兴法律意义上的股东身份。3、糖酒公司股东的股权如何变化，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案审理的是张军通过非法手段假冒徐振兴签名，骗取工商行政机关，将徐振兴合法股权转移至张军名下的事实以及张军是否应当返还非法取得的徐振兴股权的事实。张军作为糖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其明知股权变动应当通过合法手段进行，而其采取违法手段，则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均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而不能成为其推脱自己责任的理由。三、徐振兴与张军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并未建立，徐振兴并非隐名股东，一审法院判令张军将侵占的股权返还徐振兴合理合法。1、糖酒公司章程如何规定、是否合法，均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张军是通过伪造签名和《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取得了徐振兴股权的情况下，本案的审理范围自然是以伪造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取得股权是否在法律合法成立的问题。2、股东权利不单单包括收益权，还包括知情权、股权转让权、身份权、选举权等，因此糖酒公司是否给徐振兴分红、股权激励等，均不能成为其侵害徐振兴股东权利的理由。张军将徐振兴股东身份从工商行政机关备案资料中注销，势必导致徐振兴无法转让股权，无法显名，无法选举等，已经导致徐振兴法律意义上的股东身份消失，严重侵害了徐振兴的股东权利。3、张军是在2015年6月12日通过非法手段取得徐振兴持有的糖酒公司1.05%股权，因此一审法院判令张军返还其非法取得的股权并无不妥。至于给糖酒公司带来何种影响，并不属于本案应当查明或处理的范围。即便对糖酒公司有影响，也系张军所造成，应当由其承担责任。四、张军系本案适格被告。糖酒公司虽然规定徐振兴的股权可以由法定代表人持有，但股东是否允许由他人代持，是股东的权利，任何人均无权剥夺该项权利。同时，糖酒公司的相关规定也没有赋予张军通过非法手段来实施持股，而是让其通过合法手段去实施。张军是通过伪造签名，向工商行政机关提供虚假资料，侵了占徐振兴股权，其是直接实施人，且被侵占股权已经登记在张军名下，而非登记在公司名下，因此张军系本案适格被告。五、张军在一审并未提交增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抗辩理由合理合法。一审中，张军认为糖酒公司在2015年进行了增资，并称增资金额远远大于注册资本的增加金额，但是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该增资行为已经合法实际履行，且该增资行为发生于张军侵占徐振兴股权之后，因此一审法院对张军该项抗辩理由未予采信正确合法。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驳回张军的上诉请求。
徐振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徐振兴、张军2015年6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出资协议》不成立；二、张军立即返还徐振兴享有的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1.05%股权；三、张军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糖酒公司成立于1989年5月30日，设立时为单一法人股东：陕西省西安市糖业烟酒公司。2008年8月12日徐振兴认缴额为52400元，成为自然人股东。后经公司多次股权变更后，2013年6月20日，工商登记徐振兴认缴额为104812.5元，实际出资额为104812.5元。2010年1月8日,糖酒公司第一届三次股东会决议通过《西安市糖业烟酒副食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章程的补充规定》，其中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在内退期间或股东法定正式退休后，确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行股东职责和义务的，由本人自愿提出如个人自愿提出，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同意，可将股权(出资额)委托登记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下，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按委托事项代为行使权利。但仍保留原有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2015年1月6日，糖酒公司第三届一次股东会次决议通过《糖酒公司关于公司章程股权中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其中第三条第4款为“发起人股东办理退休手续后，1个月(含l个月)内必须办理个人股权的委托出资手续。也可选择退股(退股计算办法同上述第一款)，由公司注销其股东资格。若超过1个月拒绝办理出资委托或退股的，视为自动放弃发起人股东的资格，自动转为自然出资人”。2013年10月12日，徐振兴向糖酒公司董事会发出《股东出资委托申请书》，载明：“根据2010年1月8日一届三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补充规定，鉴于本人已退休，不再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工作，不便履行公司股东的义务。现本人自愿申请放弃股东大会成员资格，保留本人全部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并同意将本人全部出资额委托登记在公司法人代表名下(若公司法人代表变更，则自动转移登记在新的法人代表名下)，由公司法人代表代为行使权利”。该申请书由徐振兴签名捺印。张军向法庭提交了2015年6月25日作出的《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变更公司股东出资转让的决定》及实收资本明细账，证实2015年7月31日公司对全体股东进行股权激励，徐振兴作为公司的隐名股东，徐振兴在公司的出资额增加了8155.03元，变更为112980.53元。徐振兴表示若股权激励增加的出资额合法有效，愿意受让相应增加的股份。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6月26日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变更后徐振兴不再为公司自然人股东。在工商档案资料中备案有日期为2015年6月12日，以徐振兴名义与张军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一份。记载：“经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6月1日股东会研究同意，出让方与受让方经协商，就出让方将其在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的出资转让给受让方一事签订如下协议：1、出让方将其拥有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1.05的%股权共计104813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支付转让款。2、出资转让后，出让方不再享有在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权利及承担的股东义务；受让方在享受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股东的义务。本协议自出让、受让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该协议显示出让方为徐振兴，受让方为张军。庭审中，徐振兴否认协议中“徐振兴”签名为本人所签，张军表示签字系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员工代签，并表示张军仅系代徐振兴持股，《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实质系为办理委托持股履行工商变更手续所需的法律文件，徐振兴拥有的股权并未发生实质转让。徐振兴向法庭提交了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实2015年11月6日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增资5555559元，增资人为深圳市盈信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5.7143%，徐振兴庭审时又表示工商登记显示注册资本增加是5555559元，但是实际上深圳市盈信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出资大于这个金额。张军向法庭提交了日期为2015年6月12日，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召开第四次股东会形成的《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变更公司股东及股东出资转让的决定》，决议内容为:1、同意姬有成将其拥有本公司2.37%的出资共计236917元转让给股东张军，并退出股东会；同意徐振兴将其持有本公司1.05%的出资104813元转让给股东张军，并退出股东会；同意万凤英将其持有本公司0.9%的出资共计89825元转让给股东张军，并退出股东会；同意王本利将其持有本公司1.05%的出资共计104813元转让给股东张军，并退出股东会。2、股东转让出资后，对本公司新的出资结构列表记载，其中张军实缴出资额6585405元，出资比例65.86%，出资到位时间2015年6月12日。3、同意就上述两项的变更修改公司章程，并授权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修改后的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上签署。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签字处由包括徐振兴在内的34名股东签字，徐振兴表示并未参加股东会议，决议上徐振兴的签名非本人所签，张军对此予以认可，并表示签字系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员工代签。另查明，2015年度的分红款，徐振兴已实际获得。2016年度包括徐振兴在内的分红已经决议分配，但因故未实际向股东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的成立是指订立合同的主体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意思一致，一般而言，合同成立应当具备当事人、意思表示、标的（即合同内容）三项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中徐振兴的签名系他人假冒，而非徐振兴本人所为，可以认为涉案协议当事人“徐振兴”是虚构的，其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庭审中，张军称其仅系代徐振兴持股，转让协议只是为了应对工商登记，徐振兴拥有的股权并未发生实质转让，也进一步证实徐振兴、张军之间并不存在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故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因欠缺当事人及意思表示这两项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协议订立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要约、承诺”过程，该协议不成立。关于徐振兴要求返还其在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享有的股权的诉请，因转让协议并未成立，徐振兴、张军的权利义务均应恢复至2015年6月12日转让协议时的状态，张军提交的2015年11月6日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后由他人增资5555559元，但庭审时又表示实际增资远大于该金额，张军作为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公司的增资情况的表述与工商登记信息不符。因本案徐振兴、张军之间系基于《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产生的纠纷，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的增资情况发生在协议登记日之后，且非本案双方诉证事实，故对于他人增资的情况本案不予审查。徐振兴请求将其享有公司的股权恢复至2015年6月12日《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签订时的状态，予以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徐振兴与张军分别作为出让方及受让方，签订日期为2015年6月12日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不成立；二、张军返还徐振兴享有的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1.05%的股权（截止2015年6月12日）。案件受理费2397元，一审法院减半收取后，由张军负担1198.5元。
本院二审期间，张军提交下列证据：股东签到表、股东会议记录、2015年5月19日股东会决议、2015年7月21日关于深圳市盈信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资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的协议、徐振兴放弃增资优先认缴权的声明、糖酒公司2016年度股东分红名单、业务回单。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除认定糖酒公司设立时为单一法人股东陕西省西安市糖业烟酒公司依据不足之外，其余属实。
另查明：糖酒公司成立于1989年5月30日，设立时名称为西安市糖业烟酒副食批发公司。1990年5月9日，糖酒公司名称变更为陕西省西安市糖业烟酒公司。1990年8月24日，糖酒公司名称变更为陕西省西安市糖业烟酒副食批发公司。1993年12月6日，糖酒公司名称变更为西安市糖业烟酒副食品总公司。1997年9月2日，糖酒公司名称变更为西安市糖业烟酒副食集团公司。2008年8月12日，糖酒公司名称变更为西安市糖业烟酒副食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5月13日，糖酒公司名称变更为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中，糖酒公司现在的股东中深圳市盈信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5.7143%，张军持股53.605%（含徐振兴的0.7263%）。自2006年4月起至今，张军担任糖酒公司法定代表人。一审中，审判人员向徐振兴询问法定代表人张军可以持有徐振兴名下的股权，徐振兴是否知情时，徐振兴回答：知道，徐振兴出具过申请书，是按照公司章程，但是2015年1月6日公司通过第二次股东会章程修正的时候徐振兴是反对的。二审中，张军认为徐振兴作为隐名股东，其持股比例是0.7263%。徐振兴称其诉讼请求第二项，即张军立即返还徐振兴享有的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1.05%股权中的返还是指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到徐振兴名下；工商机关已经登记深圳市盈信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糖酒公司的增资，增资后徐振兴现在的持股比例应当为0.7263%。张军称糖酒公司成立时36人为显明股东，剩余人员均为隐名股东。股东总人数在2010年5月25日是280人。徐振兴称糖酒公司成立时股东是280人，其中36人为显明股东，剩余244人为隐名股东。关于本案案由，徐振兴认为系合同效力确认纠纷，张军认为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或者股权转让纠纷。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本案案由；二、张军是否应当向徐振兴返还糖酒公司0.7263%股权。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案由的问题。
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股权转让纠纷是指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非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而发生的纠纷。本案中，徐振兴以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决议中其签名系他人伪造等为由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徐振兴、张军2015年6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出资协议》不成立，并判令张军立即返还徐振兴享有的糖酒公司1.05%股权。由此可知，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是基于涉案《股权转让出资协议》而登记至张军名下的糖酒公司股权是否应当予以返还，因此本案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
二、关于张军是否应当向徐振兴返还糖酒公司0.7263%股权的问题。
2010年1月8日，糖酒公司第一届三次股东会决议通过《西安市糖业烟酒副食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章程的补充规定》，其中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在内退期间或股东法定正式退休后，确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行股东职责和义务的，由本人自愿提出如个人自愿提出，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同意，可将股权(出资额)委托登记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下，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按委托事项代为行使权利。但仍保留原有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徐振兴于2013年10月12日向糖酒公司董事会发出《股东出资委托申请书》，其中载明：“根据2010年1月8日一届三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补充规定，鉴于本人已退休，不再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工作，不便履行公司股东的义务。现本人自愿申请放弃股东大会成员资格，保留本人全部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并同意将本人全部出资额委托登记在公司法人代表名下(若公司法人代表变更，则自动转移登记在新的法人代表名下)，由公司法人代表代为行使权利”。由此可知，徐振兴基于糖酒公司章程的规定已经向糖酒公司董事会明确作出了同意将其全部出资额登记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下的意思表示。张军自2006年4月起至今担任糖酒公司法定代表人，故徐振兴持有的糖酒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张军名下，没有违背徐振兴的意思表示，亦没有违反糖酒公司章程的规定，徐振兴要求张军予以返还，依据不足，依法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张军的上诉请求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7）陕0104民初84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7）陕0104民初842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徐振兴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397元，一审法院减半收取119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97元，共计3595.5元，由徐振兴负担1198.5元，张军负担239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任华
审判员 张 鹏
审判员 郝海辉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书记员 汪靖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