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1刑终551号
原公诉机关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智英，女，1983年2月16日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汉族，中专文化，太原市公共交通公司三公司四车队职工，捕前住太原市迎泽区双塔北路119号3号楼3单元40号。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3年11月23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31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执行逮捕，2014年2月28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监视居住，2014年8月29日被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取保候审，同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杜建琴，女，1961年4月19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汉族，初中文化，山西省天瑞商务酒店退休职工（国有单位），户籍地太原市，捕前住太原市迎泽区水西门街**号国税局家属院*号楼*单元***室。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3年11月23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31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执行逮捕，2014年2月28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监视居住，2014年8月29日被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取保候审，同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一看守所。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审理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智英、杜建琴犯诈骗罪一案，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2015）迎刑初字第8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智英、杜建琴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6日作出（2016）晋01刑终43号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经重审，于2017年5月25日作出（2016）晋0106刑初39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智英不服，再次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并讯问上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1年8月至9月，被告人刘智英伙同被告人杜建琴在本市迎泽区半坡西街联合100超市，以能给被害人李某221的儿子李宁办理到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为由，分两次骗取被害人李某221人民币45万元，后被告人杜建琴、郝某（在逃）伪造了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公函及复员军人安置介绍信交给被害人。案发前被告人杜建琴退还刘智英28万元，刘智英又退还李宁17万，共退还李宁45万元。
2012年7月8日，被告人刘智英伙同被告人杜建琴在本市迎泽区五一东街，以能给被害人宋某办理到山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事业编制工作为由，骗取被害人宋某人民币5万元，后被告人刘智英、杜建琴伪造了山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介绍信交给被害人。破案后，赃款未追回。
2012年8月，被告人刘智英伙同被告人杜建琴在本市杏花岭区桃园二巷，以能给被害人杨某1的儿子办理到山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事业编制工作为由，骗取被害人杨某1人民币6万元，后被告人刘智英、杜建琴伪造了山西省工商局介绍信，并谎称办理了山西省工商局相关手续。破案后，赃款未追回。
2012年8月13日，被告人刘智英伙同被告人杜建琴在本市迎泽区五一东街，以能给被害人闫某办理到山西省烟草专卖稽查中心事业编制工作为由，骗取被害人闫某人民币4万元，后被告人刘智英、杜建琴伪造了山西省烟草专卖稽查中心介绍信交给被害人。破案后，赃款未追回。
2012年12月3日，被告人刘智英伙同被告人杜建琴以能给被害人徐某的朋友办理山西省国税局和太原市工商局事业编制为由，在本市迎泽区双塔寺街省人民医院附近，通过转帐方式骗取被害人徐某人民币36万元。案发前，刘智英向被害人徐某退还32万元，杜建琴向徐某退还0.4万元，剩余赃款未追回。
2012年8月至2013年6月，被告人刘智英在本市迎泽区桃园南路西二巷，杏花岭区桃园二巷等地，以认识杜建琴能给被害人杨某2办理事业编制工作为由，骗取被害人杨某2人民币328万元，后被告人刘智英伪造了相关单位的介绍信交给被害人。案发前，刘智英退还被害人杨某2人民币5万元。破案后，剩余赃款未追回。
2013年8月9日，被告人刘智英在本市迎泽区五一东街，以能给被害人贾某的儿子贾绍强办理到山西省交通厅事业编制工作为由，骗取被害人贾某人民币4万元。破案后，赃款未追回。
2013年9月22日，被告人刘智英在本市小店区建设南路金欧快捷酒店附近，以能给被害人秦某的女儿秦楠办理到山西省工商局事业编制工作为由，通过转帐方式骗取被害人秦某人民币20万元。破案后，赃款未追回。
2013年11月19日，被告人刘智英在本市迎泽区五一东街，以能给被害人王某221的儿子王俊杰办理到山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事业编制工作为由，骗取被害人王某221人民币5万元。破案后，赃款未追回。
原审另查明，公安人员在抓获被告人刘智英后，在其家中起获赃款21万元，后公安人员在被告人刘智英的带领下将被告人杜建琴抓获。
综上，被告人刘智英为各被害人安排工作骗取人民币303万元，被告人杜建琴骗取人民币67.6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被告人供述
1、被告人刘智英的供述：我于2011年3月份的时候，通过同事王某222给我妹妹找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杜建琴，王某222介绍杜建琴是具体办工作的领导，而且我见到杜建琴穿着也很上档次，也有气派，觉得她像个领导，有能力办成工作，后我按照王某222说的给了王某2223.4万元，王某222就通过杜建琴将我妹妹办到太原市车管所上班，二个月后，我妹妹因车管所不给她办手续就与领导吵了一架，就不去上班了，杜建琴就把3.4万元退给了我。从这件事之后，大概2011年8月份左右，杜建琴就开始主动找我，跟我说最近领导那里有安置工作的指标，让我尽快找身边的亲戚朋友需要找工作的人，帮领导把这安置工作的指标消化了。我在单位是调度工作，每天和我打交道的人很多，他们难免有时听见我接电话说办工作的事情，就问我是否有关系能办成工作，我说我也说不上来，试的问问吧，于是有7个人陆续找我让我帮忙给他们问工作的事。这7个人先后是李宁、张某、宋某、牛某、吴天龙、柳某、侯某。我跟这7个人没有签写办工作的协议，但是我收了这7个人办工作的费用，每收一笔我都给他们打收条。打下的收条都在他们各自手里，我也列出来提供给公安局了。这7个人我都是收的现金，收钱都是在我家（迎泽区双塔北路119号3号楼40号）或者我单位（迎泽区双塔寺），然后我将收下的费用都给了杜建琴，都在杜建琴家中（迎泽区水西关街）或者她家门口给的她。列表当中，”实收”表示我实际收了需要办工作人的钱数，”实付”表示我把收下的钱实际付给杜建琴的钱数。除李宁的”实收”与”实付”平衡外，其余6个人都是实收少、实付多，这6人都是先给我定金，等到工作办成以后再付剩余款，我也跟杜建琴是这样说的，但她就是不同意，非要每个人都得付全款，没办法我就只能用下一个人给我的定金来补上一个人的差额付给杜建琴，侯某的差额是7个人里面有个叫吴天龙的孩子，是杨某2妹妹家的孩子，从这时候起我就认识了杨某2，从杨某2那里介绍来的人那儿补充上来的差额。
2011年8、9月份，杜建琴到我家和我说有一个市检察院的指标，让我帮忙给消化一下，我问她需要多钱，她说需要40万元。当天中午，我和我同事李某222坐一趟车回家，在车上我就和李某222说起杜建琴给办工作的事情，李某222说他的弟弟（表弟）李宁正好没工作，他给帮忙问问他叔叔看给不给李宁办工作。第二天，李某222说他叔叔同意给李宁办工作，并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需要花费40万元，李某222就问其叔叔，他叔叔就同意了，我就给杜建琴打电话说找到人办工作了，杜建琴说先给领导20万元办工作，过了二、三天，我就开车去了李宁父亲位于半坡东街的超市门口，李宁将20万元工作款装在一个塑料袋里给了我，李宁父亲问我什么时候能办成，我说办事的人告诉我3个月能办成。到了三个月了还没有办成，杜建琴就让我不用管了，她自己和李宁父亲联系，到半年以后还没有办成，杜建琴说市纪检委检查，需要停一段时间，这样就到了2012年6月份，我再催的时候，杜建琴说太原市检察院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还有一个省检察院事业编制的指标，但是还需要多加5万元，我就和李宁父亲说，李宁父亲同意45万元办理山西省检察院的正式工作。过了两、三天，杜建琴给我打电话说把余款收上，不行的话就要换其他人，当时还让郝某接了电话，郝某就是杜建琴的上线给办工作的”领导”。当天下午，李宁的父亲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拿钱，我就开车去了李宁父亲位于半坡东街的超市，李宁父亲将25万元交给我，我拿上钱以后就去了杜建琴位于水西关街国税局宿舍的家中将钱给了杜建琴。2012年年底的时候，杜建琴给了我一张去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报到的公函，还给李宁父亲一张公函的复印件，并让我将这张公函保管好，等李宁去省检察院报到的时候给她。到了今年的三月份，工作还没有办下来，李宁的父亲还没有等到工作的消息就说不办了，我就将李宁和他父亲带到杜建琴家，李宁父亲说不办工作了，让杜建琴退款，杜建琴同意尽快退款，后来杜建琴陆续给了我28万元，因为李宁家把我逼的太紧，我自己也嫌麻烦了，就分别向同事、向高利贷借款共计17万元，加上杜建琴陆续给了我28万元，我把李宁的钱全退了。
2012年5、6月份，我们单位的司机赵炯耀听说我能帮人找工作，就让我帮他朋友宋某找正式工作，我就给杜建琴打电话，问她最近有没有指标能上班，她就说最近指标挺多的，有山西省工商局、山西省质监局、山西省交通厅等单位都有上班的指标，现在这些指标都在领导手上握着，等交了钱就能赶上上班，而且这些工作都是全额财政事业编制，有五险一金，我就说这个人（宋某）是我的亲戚，肯定没有问题，如果去这些单位的话需要多少钱，杜建琴说需要20多万元，我就说这个人是我的实在亲戚，让她尽量少交点钱，她说这些单位都很吃香，很多人都抢着往进走，最后我和杜建琴商定20万办成宋某的工作。她说这些指标都是安置办的指标，给退伍军人用的，这些指标都是领导截留下来的，她没有告诉我是哪个领导，不让我多问。后我就和宋某在大营盘附近见了一面，当时赵炯耀、宋某、刘洁都在场，我告诉宋某说我找的那个人（指杜建琴）现在手里有山西省工商局、山西省质监局、山西省交通厅等单位的指标，这些工作都是全额财政事业编制，有五险一金，宋某就选了山西省质监局，我说我找的那个人认识安置办的人，关系很直接，没有中间的加价（我后来问了杜建琴，杜建琴说宋某的事情两个半月就能上班，需要20多万元就能办成，而且办之前就要把余款拿上），我就和宋某说办事的那个人说二个半月就能把工作办下来，而且办事之前就要把全款拿上，我和宋某说总共需要20多万元，宋某说回去和他家人商量一下再做决定。过了一两天，宋某给我打电话说他和他父亲商量了，不能一次性把全款给我，先交一个定金，等工作办下来以后再交全款，我就给杜建琴打电话问光交个定金行不行，杜建琴说可以，我问她先交3万元定金，她说肯定不行，现在3万元钱什么都干不了，她让我先拿过5万元钱，并把名字（宋某）报上去，等报到的时候把全款交清，我就把这话告诉了宋某，宋某和他爸商量以后，同意先交5万元的定金。过了一两天，我和宋某在五一东街的一个饭店见了面，当时宋某的父母也在场，我忘了是宋某的父亲还是母亲将5万元交给我，这5万都是新版100元面值，共5捆，用塑料袋装着，我给宋某写了收条，我将5万元钱拿上后，连同宋某的照片、材料一起来到杜建琴位于水西关街天瑞商务酒店后面的家中，在她家中我将5万元现金连同宋某的材料一起给了杜建琴。交了定金后，宋某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我他工作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我就给杜建琴打电话问她，她说这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办，需要8道手续，8个审批，需要一个一个批准，让我不要着急，我就把这些情况反馈给宋某。2012年12月份，宋某催得我不行了，我就催杜建琴，杜建琴说宋某的接收函已经下来了，我问她接收函下来是不是马上就能上班，她说不用管，接收函上写着上班的日期了，杜建琴让我赶快把余款给她，我就去了水西关街杜建琴家旁边的建设银行，我就说这个人（指宋某）是我的亲戚，拖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办下来，办工作的钱再给的低点，她又给少了1万元，我记不清宋某的事情又给她打了13万还是14万，反正连同杨某2那里的一个人办工作的定金总共给她打了20万元。这13、4万元是给杨某2的人办工作的钱，当时我给杨某2办工作收的是全款，但给杜建琴的是定金，我就把给杨某2办工作剩下的钱给宋某先垫上了，等给宋某办好工作后，再还我钱。打了钱以后，我就来了杜建琴家，杜建琴将一张《山西省质量监督局介绍信》（宋某）的介绍信给了我，杜建琴说这是红头文件，上面标注有报到日期，她说这个介绍信是从安置办拿过来的，我拿上后就将这个介绍信在黑土巷澡堂给了宋某，并让他按照这个日期去报到。后我给杜建琴打电话，杜建琴让我转告办工作的人等电话就行了。到了报到的那天，宋某又给我打电话，说怎么还没接到报到的通知，我说我找的那个人让你等电话。后来杜建琴就告诉我要和宋某联系，问我要了宋某的电话，就和宋某联系上了。过了几天，我就给杜建琴打电话，问宋某什么时间去报到，杜建琴说不用催了，让我告诉宋某报到时间，我就给宋某打电话，让他去报到，后来宋某跟我说拿的这些手续去省质监局报到的时候，在省质监局门口杜建琴就拦住宋某，说她刚从质监局出来，领导有事了，现在不能办的了，让他晚几天再去。后来宋某的工作的事情就一直没有办下来。后来我联系不上杜建琴，我就给宋某打电话让他去找杜建琴看在不在，宋某去了以后，发现杜建琴不在家，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告诉宋某我已经把他的定金给了杜建琴，让他有事和杜建琴联系，后来我才知道杜建琴介绍宋某与尖草坪区政府的一个叫”李主任”认识了，”李主任”还让宋某填了几张表，后来的事情已经不清楚了，后来杜建琴问宋某将介绍信要走了，我之后也没有给宋某退过款。
2012年几月份记不清了，我通过同事宋志强介绍认识了徐某，徐某找到我说他有两个朋友一个叫柳某、一个叫高伟伟，想让我帮忙给找个工作，给柳某是办理山西省工商局，给高伟伟办山西省国税局，后徐某分两次一共给了我36万元办工作费用，我找杜建琴办的，我把这36万元都给杜建琴了，杜建琴都没有给办成，后来高伟伟的家人就去找到杜建琴说不办了逼住她退钱，杜建琴将18万元给了我，我将18万元给徐某。柳某的工作也没有办成，杜建琴给我退了3万元，我自己退了11.4万元，柳某办工作的事情我总共退了徐某14.4万元，还有3.6万元没有退。后来柳某、高伟伟的家属就去找杜建琴，杜建琴后来告诉我她将钱交给尖草坪区政府一个叫李玉博的人去办的工作，我后来就和宋志强还有牛某的母亲一起去找李玉博要钱，去了以后，李玉博说杜建琴只给了他10万元，且这些钱都是办许多人工作的款项，不单是柳某、高伟伟办理工作的款项，我说杜建琴告诉我给了李玉博160万元，李玉博说大部分钱都是借杜建琴的钱，后来李玉博给牛某的母亲退了3万元。
大概是2012年8月份，我们公司存车棚看车子的张雪英知道我有关系给人办工作的事情后，就把我的电话给了她朋友杨某2，杨某2给我打来电话就约我在单位见面，见面她说：”听说你有关系能办工作，我有个妹妹她家孩子想上班，你看看能不能帮忙。”我当时说：”我给你问问。”到了下午的时候，我给杜建琴打电话说是有人想花钱办工作了，杜建琴就说现在有可多单位的事业编制名额了，又还跟我说了好多单位的名字，由山西省食品医药监督管理局、交通厅、工商局、环保局、万柏林公安局等等，价格是从18万元到23万元不等，之后我就告了杨某2，杨某2就很高兴的说：”我现在手里也有不少人找关系办工作了。”我当时还说：”其他人的先不要着急，先办你家外甥的。”后来杨某2和他妹妹杨某1就定下让她外甥吴天龙去山西省食品医药监督管理局，并谈好办这个单位事业编制工作的价格是21万，杨某1说：”先给6万，剩下的等上班了再给。”杜建琴知道后不同意，让杨某1他家最少给10万，我就说这次是我家亲戚，杜建琴才同意。后来在2012年8月25日，杨某1在我们桃园二巷车棚内给了我6万，我给她打了收条，我拿上钱就全给了杜建琴，她给我打了收条，后来所有办的工作都是一直拖的，人家们也都催的我问情况，杜建琴就是让等等各种借口拖的。杨某1一直催我，我就去找杜建琴，杜说吴天龙这个接收函很快下来了，你把剩下的钱赶快拿过来，我没办法就从杨某2找我办工作的钱拿出15万给了杜建琴，杜给我打了条子。到了2012年天冷的时候，具体日期我记不住了，在她的家里她给了我一份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报到介绍信，报到时间写的是2012年12月28日，可是每次到了要去单位报到的时间，杜建琴就会打来电话，阻止吴天龙去单位报到，一直说有其他原因让等的。后来杜建琴就和杨某1亲自联系，具体谈吴天龙工作上的事情了。2013年7月19日左右的，杨某2的朋友拿的这些单位的介绍信来找我，告诉我这些都是假的，我就找杜建琴，她说让我不要拿这些东西瞎问，弄得丢了人家领导的乌纱帽你负担不起。后来我把这些介绍信带的去了市局，让警察看了人家告诉我她以前就是因为办工作被调查过，这些介绍信都是假的。后来杨某1的这6万元我也没有退过。
我在找杜建琴给宋某办工作的时候，期间宋某又跟我说他同学闫某也想通过我和杜建琴办工作，但是拿不出太多钱，后来我就给杜建琴说了这件事，杜建琴就说几万块钱的话那就去山西省烟草专卖稽查中心吧，占个工人编制，价格是8万元，我就跟闫某说了，他也同意了，他说先给4万元，上班以后给剩下的4万元。后来在2012年的8月13日我和闫某约好在五一东街”天一宫酒店”北门见面，他给了我4万元的现金，我也给闫某打了4万元的收条，之后我就把这4万元都交给了杜建琴，杜建琴也满口应承很快就能上班，还说是找的省公安厅一个姓曹的领导办的，让我放心。隔了好长时间以后，杜建琴在她南海街附近国税局宿舍的家里给了我张山西省烟草专卖稽查中心的介绍信，出具时间是2013年3月19日，让闫某2013年4月29日到山西省烟草专卖稽查中心报到，后来闫某去报到才知道这张介绍信是假的，每次我问她为什么这些报到函和介绍信都是假的，杜建琴就说”这种东西真的也没有单位敢承认，你等我通知，我什么时候让你去上班就什么时候去上班”。后来杜建琴还说能办成，还一直说快上班了，就一直找理由推，所以这次也没有办成。我自己和闫某联系很少，但是杜建琴要过闫某的电话，没有给闫某办成工作，我也没有给闫某退过钱。
从2012年6月份左右我就认识了杨某2，在2012年8月份帮杨某2给她妹妹家孩子吴天龙办工作的时候，杨某2听说杜建琴那里有很多单位的事业编制名额，就对我说她自己手里有很多找工作的大学生，都想找关系办工作了，我跟杜建琴说了以后，杜建琴说事业编制名额很多，各种单位的都有，我就告诉了杨某2，结果自2012年8月份至2013年6月份，杨某2陆续介绍过来19个要花钱办工作的孩子，这19个孩子都是杨某2找的，因为人太多我也想不起来有些什么名字了，后来我把这19个人的资料给了杜建琴，杜建琴开出的价格也不等，后来这19个人通过杨某2总共给了我328万元，都是杨某2收的他们钱，之后杨某2再和我签办工作协议，协议是杨某2起草，我和杨某2分别签字，完后我再给杨某2写一张收款条，也就是我直接对杨某2，不对这19个孩子。因为每次杨某2叫我过去签协议，所以我都在杨某2家中收的钱，还有就是杨某2也给我建设银行卡上汇过钱，我不知道她在哪儿汇的款。这19个孩子我也列表提供给公安局了，我跟杜建琴说的就是先付给她定金，等到接收函下来以后，我再付给她剩余款，所以我实收了杨某2的19个人共328万元，实付给杜建琴206万元，差额122万元，在前面7个人里面我补了67万元，剩下的55万元，杜建琴告我说，有个叫范某的老头给我们办工作的事情，又让我先后给了范某15万元（给范某汇款10万元、给他现金5万元），杜建琴还说办工作的还有个叫曹友恩的人，杜建琴介绍曹友恩是山西省公安厅的领导，我给了曹友恩5万元，我还给柳某退了11.4万元，我还给杨某2退过5万元，还有我主动交出的21万元，后来我把自己家的钱也贴出去不少，买房子的钱也贴出去了，还在外面借了钱贴到了办工作的事情上。这19个人的工作一个也没有办成的，期间杜建琴给了我这19人每个人的单位的介绍信，后来也发现是假的，后来杜建琴让我问杨某2要回来大部分，她还以各种理由跟很多孩子家长陆续要回来不少假的介绍信（报到通知书）。我记得一个叫冯子剑的退了钱了，其他人的钱我没有退，冯子剑办理山西省烟草专卖稽查中心的工作，后来杜建琴给了我一张山西省烟草专卖稽查中心的介绍信（报到通知书），我给了杨某2，后来冯子剑及家人去报到，发现这张介绍信是假的，反馈回来我才知道杜建琴一直以来在骗我，于是我去了迎泽区刑警队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报案。在我报案的时候，我得知王某222因为给别人办工作出了事，被迎泽区刑警队抓了，还有我碰见王某222家妈妈，她妈妈说王某222都是让杜建琴骗的。刑侦支队的民警也知道杜建琴这么一号人，知道她就是办工作诈骗的人，这是2013年8月份的事。
这之后我还向3个人收过钱，是杜建琴告我说2013年10月28日，山西省工商局、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山西省交通厅、山西省质监局四家单位确定能够上班，让我再找3个名额，到了10月28日凡是办这四家单位的孩子就都能上班了，杜建琴说别人都说她是骗子，她说她这次会做给我看，到底看看她是不是骗子，所以我赌一把，于是我明知杜建琴已经是骗子，还通过朋友王某221找了3个人，王某221让我给他的儿子王俊杰办工作，他还把他的朋友贾建民和秦晋锋介绍给我，让我给他们家的孩子办工作，2013年8月9日左右，我在长风街农科院门口收了贾建民1万元，后来又在五一东街”晋旅大厦”门口收了贾建民3万元，收钱的时候我都给他打了条子。2013年9月份在小店区建设南路茂盛装饰城对面的一个金欧酒店里面和秦晋锋签的协议书，给秦晋锋女儿的工作是山西省工商局全额事业编制工作，接着秦晋锋就在这家酒店楼下的农信社狄村分设通过银行给我建设银行卡上汇了20万元，我也给他打了条子。2013年11月19日，我在迎泽区火车站对面的”晋铝大厦”收了王某221给的我５万元，我也给他打了条子，这3个人的钱我都还了高利贷了。
我在2014年的时候在黑土巷建设银行通过柜台汇款给闫某父亲的建设银行卡2万元。汇款时只有银行工作人员在场。我汇款的时候，提前就和闫某的父亲联系好才给他汇款的。我记得我把徐某让我通过别人帮他安排两份工作的36万元给了杜建琴后，杜建琴没有给徐某安排了工作，杜建琴陆续给我退了共计18.4万元或者是18.6万元（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之后我一次性把这些钱都给了徐某，后来我通过向别人借钱又陆续给了徐某，到目前我一共退了徐某32.6万元，退款时宋志强在场。徐某告诉我杜建琴给他退过4000元或者是6000元。大概是2013年夏天，杨某2给了我6万元让我给冯子剑安排工作，我没有给冯子剑安排了工作。2013年夏天的时候，我和杨某2、杨某2老公、杨某2妹妹一起去找冯子剑退款，当时冯子剑不在，杨某2把现金给了一个中年女的，具体多少钱我不清楚。我记不清楚杜建琴是否于2012年10月20日给我打过收条，杜建琴收到我帮别人办工作的钱后，有时会打收条，有时不会打。杜建琴给我打的收条我能找到的大部分都给了办案单位（小店营盘刑警队、迎泽分局刑警大队）
2、被告人杜建琴的供述，第一次讯问笔录（2013年11月22日）：我通过朋友王某222认识了刘智英，2012年11月份开始，刘智英找到我让帮她给别人找工作，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大概有10个人左右，我有的没见过，但都是刘智英跟我说的。我再去打听的工作有车管所、公交公司、太钢、天燃气公司等，其中有一个去车管所的办成了，是合同工，后来那个孩子自己不去了，其余的都没有办成。我没有能力给别人办成工作，我只是答应给她打听打听，再者就是我认识一个叫郝耀华的人，在山西省监狱管理局上班，是个部门处长，但好像不去上班，我找郝耀华说过几个办工作的事情，郝耀华后来也没信了，一个也没办成。刘智英一共找我办过三次工作，给过我三次钱，有一个是刘智英家妹妹办天燃气公司，给过我10万元钱，后来没办成我给刘智英妹妹退了，这个是2010年的事；还有是办车管所的工作，刘智英给的我3万元，后来那个孩子不去了，我也给刘智英退了；还有刘智英他们单位同事家孩子办公交公司，这个事郝耀华接的刘智英4万元，后来郝耀华没办成也给刘智英退了，其余刘智英找我办工作的，没有再给过我钱。刘智英给我钱一般在太原市迎泽区黑土巷一带、有在我家（迎泽区水西关街26号5号楼2单元202）或者我家门口她车里，还有就是我去她单位（公交公司，迎泽区双塔寺附近）。我是2013年7月份知道，刘智英给别人办工作，办不成惹下事情了，这个人就是杨某2（杨老师），关于给杨某2办工作，刘智英找我说过几个，我给打听了打听，都没有办成。除了刘智英给过我三次办工作的钱以外，再有就是我跟刘智英借的钱，我跟刘智英借了145万元，已经还了65万元，还有80万元没有还。
第二次讯问笔录（2013年11月23日1时30分至4时30分）：2010年7月份刘智英的妹妹想去车管所上班，刘智英通过王某222找到我，让我给她妹妹联系一下去车管所上班的事情，我当时通过朋友让刘智英的妹妹去车管所了上班，当时她是临时工，这样我就和刘智英认识了。2013年2月份左右，刘智英在聊天过程中和我说，她有两个朋友想去山西省工商局上班，问我能不能找下人给安排下，我说可以问问，我就打电话问了一下曹友恩（曹友恩当时在新建路山西小酒店对面七楼办公），曹友恩说可以办，曹友恩当时说山西省工商局可以安排人，待遇是干部的岗位，工人的待遇，算企业的人，他还说办一个需要25万元，我就把这些事情和刘智英说了，刘智英说价格太高，不办了。后来刘智英就将我的电话给了杨某2，杨某2和我约的在羊市街地税局门口见了面，杨某2当时带着一名女子，杨某2自称这名女子是杨某2的妹妹，杨某2说要给吴天龙（杨某2妹妹的儿子）办工商局的工作，我就说我问了人了，办一个人需要25万元，杨某2和她妹妹说价格太高，不办了，我就告诉刘智英，人家嫌价格太高，刘智英说杨某2每个人才给了她21万元，这样办的话还的贴钱，就没法办了。
2012年3月份左右，刘智英和我说她的朋友（这个人姓周，大名不详）说想去公交公司上班，这个姓周的人给了她4万元，问我4万元能不能办，我就联系郝耀华（他不上班，手续在监狱管理局），我、刘智英、郝耀华在迎泽大街公共汽车站门口见了面，郝耀华说可以办，刘智英当着我的面将这些钱交给了郝耀华，后来郝耀华也没有办成公交公司的工作，后来郝耀华将这4万元退给我，我将4万元退还给小周。
2013年1月份左右，刘智英和我说她老公的朋友（李明）想进公安局当正式警察，她揽下这个事情已经三年了也没有办成，我就和郝耀华说了这件事，郝耀华比较感兴趣，就和我一起去了刘智英家桃园北路的家中，我之前已经就告诉刘智英郝耀华是监狱管理局的处长，去了刘智英家中以后，我给刘智英介绍郝耀华是郝处长，郝耀华说办正式警察需要36.5万元左右，刘智英当时就答应让郝耀华办正式警察的工作。过了几天，刘智英说对方给了她40万元，后来我知道对方给了她45万元，刘智英就将40万元分三次给的我，我给刘智英写了收条。我将36.5万元分三次在我家给的郝耀华，郝耀华还给我写了收条，后来这件事情没有办成，郝耀华也没有给我退钱。后来我陆续给刘智英退了27万元。
2011年5月份，刘智英说她的妹妹想找个企业的办公室上班，她家就出10万元，我当时通过街上一个叫陈志刚的人认识了一个叫常启元的人，常启元说他是太原市人大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他说可以给找个办公室的工作，刘智英在我家给了我10万元，我给了常启元6万元让他办这个事情，后来常启元没有办成，也没有给我退钱。后来我通过曹友恩给刘智英的妹妹办理天燃气公司的工作，后来也没有办成。我后来在天瑞商务酒店后院将10万元退给刘智英的妹妹刘智利。
2012年11月份左右到2013年3月份左右，刘智英给了我105万元的办理工作费用，分别是刘智英给我吴天龙、侯某办理工商局的工作，都没有办成。还有一个叫牛某办理质监局的工作，还有一个是办理交通局的工作，名字我记不清了。我给刘智英办工作，刘智英总共给过我150万元左右，其中我给她写过105万元的借条，写过一个40万元借条，这40万元我已经退了刘智英27万元。因为刘智英给我办工作的费用每次的数额都不确定，这些钱都是办工作的费用，我还让别人骗过，所以我将她给我办工作的事情写成借条。刘智英给我办理工作的费用，我自己看病花了40万元，还有一部分钱款，我还借给范某70万元，范某没有给我还钱。刘智英给我的这些钱除了一部分退给刘智英之外，全部都自己用了。我没有给办工作的人写过介绍信，我找的曹友恩、李玉博（在杏花岭区政府）办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没有办成，我没有给过李玉博钱。我给刘智英写的欠条里面我已经给她退了23万元左右，其中有退给牛某办理质监局的工作18万元，刘智英让我办理牛某质监局的正式工作，我找李玉博办理牛某质监局的工作，没有办成，我退给刘智英10万元，刘智英交给牛某的母亲，后来李玉博替我还了牛某母亲8万元。
第三次讯问笔录（2013年11月23日18时20分至18时40分）：2010年7月份刘智英的妹妹想去车管所上班，刘智英通过王某222找到我，让我给她妹妹联系一下去车管所上班的事情，我当时通过朋友让刘智英的妹妹去车管所了上班，当时她是临时工，这样我就和刘智英认识了。我大概给10个人办理过工作，都是刘智英让我办的，一个也没有办成。我给刘智英办工作刘智英总共给了我150万元左右，其中我给她写过105万元的借条，写过一个40万元的借条，这40万元我已经退了刘智英27万元。因为刘智英给我办工作的费用每次的数额都不确定，这些钱都是办工作的费用，我还让别人骗过，所以我将她给我办工作的事情写成借条。我没有给办工作的人写过介绍信，我找的曹友恩、李玉博（在杏花岭区政府）办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没有办成，我没有给过李玉博钱。
第四次讯问笔录（2013年12月17日）：我于2010年5月份通过五一大楼对面的新华浴池的按摩师王贵明认识了弓雪玉，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知道弓雪玉开始给别人办工作，那时我开始在其中当起了中间介绍人的角色，后来弓雪玉他们也没有给人家办成一件工作，接着我也被刑侦支队办理了取保候审，这期间我将中间介绍办工作的钱都退了出来，不但全部退了出来，我还因此贴了41万元。在2010年5月份左右，我通过朋友”俏俏”（姓史，大名不知道）认识了在公交公司上班的王某222，到了2011年3月份开始，王某222找我帮忙办工作，并给了我办工作的费用，我就找常启元办（男，62岁，2013年7月份，市公安局以诈骗罪将他抓获），并给了常启元费用，后来常启元也一件没办成，然后我就赶紧退给了王某222当时给我的办工作费用。2012年10月份，迎泽公安局也以诈骗罪将王某222抓获了，王某222和常启元欠下的钱也都是我贴的，我在王某222和常启元这里还贴了70万元。我家里也没钱，都是后来刘智英介绍过来的办工作费用里往进贴了。我还跟朋友借钱，也是贴到这里面。
2010年9月份左右，我通过王某222认识了刘智英，后来刘智英找王某222想给她妹妹找个工作，先是去光大银行，去了光大银行没有录用，后来又去了车管所，她妹妹干了5个月因为偷钱被车管所撵走了，我还退给刘智英3.4万元。从此以后，刘智英陆续找来7个人让我帮忙办工作，我收了刘智英办工作的费用。这7个人第一个人李宁，我收了刘智英交来的40万元，我给刘智英写了一张25万元的条子、一张15万元的条子，这40万元我已退给刘智英28万元；其余6个人是张某、宋某、牛某、柳某、侯某、吴天龙，这6个人我总共收了刘智英交来的102万元，这6个人我都是找曹有恩办的，都没有办成，但我也没有给曹有恩钱，因为曹有恩在其他方面拿的我不少钱，所以我就跟曹有恩说给我办了这6个人的事情，就当和我那些钱顶了。这102万元我都补到以前的案子上去了。我在弓雪玉案子上补了41万元，我在王某222、常启元案子上补了70万元。
2012年7月份左右，刘智英找我给一个李宁的办工作，办理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当时我找的郝耀华，郝耀华问我要36.5万元，刘智英二次交给我40万元，我给了郝耀华36.5万元，后来郝耀华还要衣服、包等，我又给他买了不少东西，郝耀华一直办不下来李宁的工作，我就催郝耀华，后来郝耀华说马上就办下来了，有一天晚上我和郝耀华、刘智英去了李宁父亲位于半坡东街的便利店，刘智英没有进去，我和郝耀华进了便利店，郝耀华将一份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的公函（报到通知书）、一份是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工作介绍信给李宁父亲看，当时郝耀华和我相跟上给李宁父亲送这张公函和介绍信时，我觉得郝耀华不敢弄假的，但当时李宁父亲没有要走这张公函，他说只要能办成工作就行，他不要什么公函，于是我拿上亲手交给了刘智英，我还复印了一份，后来我觉得郝耀华肯定是弄得假公函、介绍信骗李宁家人，郝耀华也怕出事，叫我赶紧拿出收款条子对对帐，给人家退钱。结果郝耀华在我家地下室把他当时给我打的条子用打火机烧了，我没办法只能自己将40万元退给刘智英，截止到现在已经退了28万元。
我没有给过张某、宋某、牛某、柳某、侯某、吴天龙这6个人各个单位的介绍信（报到通知书），有一次刘智英到我这拿着一份山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介绍信（报到通知书）让我帮她填上牛某，我一看就是假的，因为和郝耀华当年拿的那张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的公函是一种类型的介绍信（报到通知书），我就按照刘智英的要求填上了牛某的名字和日期，完了刘智英给了我18万元，我当时也是急用钱，需要往以前的事情里补钱，想收了刘智英给我的18万元，所以急昏了头了才帮她填的。
大概2013年5月份左右我见过一次杨某2，当时杨某2和杨某2的朋友（吴天龙家妈妈）找我问她家吴天龙工作的事情进展，是刘智英介绍我们见的面，刘智英拿过来一张空白的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介绍信，让我填写的，我填上了吴天龙的名字和日期，这张介绍信也是假的，也是急用钱就给她填了。我一开始不知道刘智英给杨某2介绍过来的孩子们办工作，后来今年8月份，刘智英跟我说有个麻烦事，省烟草专卖局办工作办不成了，让我帮忙给冯子剑家人打个电话拖一拖，我就让范某给冯子剑家人打了个电话，范某打电话告冯子剑家人再等两天吧，领导这两天都忙了，马上就办下来了，完了第二天范某告我不再给刘智英帮这忙了，后来我进一步和冯子剑家人以及中间人接触，发现刘智英和杨某2介绍办理了不少工作，我都没记住孩子们名字，因为我没有接触过这些孩子们家人，也没收过他们的钱，后来杨某2告我说她手下孩子们办工作的钱都给了刘智英，杨某2还问我刘智英是否让我办理这些孩子们的工作并将这些钱给了我，我告杨某2说没有，并告杨某2以后千万不敢再给刘智英钱了。
我在2011年6月就因办工作的事情，被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罪办理了强制措施，但在后来的日子里还要不停地为别人办理工作，简单说，因为2011年6月份弓雪玉案子上，我先后贴进去41万元，都是我在后来日子里依靠我继续给别人办工作收下的钱往进补了，按理说我真的不应该再给人家办工作了，我自己知道我没这个能力，我依靠郝耀华、曹友恩、范某等人也没有这个能力。没办法，我这几年就是过着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
第五次讯问笔录（2013年12月20日）：大概是2012年12月份左右，刘智英找到我说的宋某的事，当时要办理山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刘智英于2012年12月份的一天，刘智英拿着几张假介绍信来我家，拿出来让我给填一下，当天我记得我填了四张假介绍信，有宋某，牛某，柳某，还有一个忘记名字了，我知道这是假介绍信，我还问刘智英”你也是胆大了，弄下这么多假介绍信”，她说”弄成这就不怕了”，于是我就在假介绍信上填写了宋某等人的名字，和落款日期，那天一下填了四张。刘智英办宋某工作的事没有单独给我钱，就是办宋某他们6个人的工作的事总共给了我102万元，办宋某他们6个人的工作的事我是让曹友恩办的，但我没有给曹友恩钱，因为曹友恩其他方面拿着我的钱没给我，所以我没有给曹友恩钱，我也就不敢再给他钱了，知道他办不了，再给他钱我损失的更多。署名宋某的这张介绍信原件是我问宋某要回来了，2013年4月底的一天，刘智英打电话告我宋某去了省质监局门口，我就问刘智英要了宋某的电话，接着我赶紧给宋某打电话，这是我第一次给宋某打电话，我电话说”我姓杜，刘智英给你办省质监局工作的事就是我具体办理和联系的，”随后我让宋某来我家，让他填了一张入职审批表，当时宋某和他女朋友一起来的我家，当时我问宋某要回了那张假的省质监局的介绍信，说给他办理下一步的手续，宋某填完表，我就让他回家等消息了。我要回来宋某的那张假介绍信原件是想留住刘智英的罪证，但后来我也怕给我自己惹上事情，就给撕掉扔了，现在找不到了。
第六次讯问笔录（2013年12月31日）：我于2011年至2013年期间先后以办理全额事业编制工作为由为宋某等7人办工作，但都没有办成。是刘智英让我办的，刘智英先给的我钱，我后来给刘智英写了一张总的借条。
第七次讯问笔录（2014年6月19日）：2011年8、9月份的时候，我通过我朋友王某222认识了刘智英。后来她找到我说他丈夫揽下给李宁找去市公安局工作的事情了。但是他们没有关系办这件事，就问我看有没有关系能办。我就问了下郝耀华，郝耀华就说他能去省检察院工作的事。我告刘智英后，她也同意了，后来刘智英就交给我40万元，分两次，第一次是15万元，是在刘智英家她给的我；第二次是25万元，是刘智英自己送到我家的。我都给她打了条子了，刘智英自己留了5万元。后来我就找郝耀华办这件事情，我一共给了郝耀华40万元。结果郝耀华一直没办，2011年年底的时候，因为李宁父亲催的紧了，郝耀华才出了张复员军人安置办的，后来又出了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的报到函，后来我发现这些文件都是假的，给李宁办的工作也没有办成，但是郝耀华还在骗我，一直找理由让我等的，我也就一直让刘智英和李宁家等消息，后来一直办不下来，我也知道郝耀华给的报到函什么的都是假的，给李宁办工作的事情也肯定办不成了，刘智英也逼我逼的不行，到了2013年我给刘智英退了28万元。我没有办去省检察院工作的能力，当时就是想从中挣点钱。我找郝耀华给李宁办工作的事情有证人能证明。是我拉上郝耀华去了半坡街李宁家的超市后，郝耀华把这些文件给的我，我给的李宁家。
大概是2012年11月份左右，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下午的时候，刘智英突然就拿的几张盖的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工商局、交通厅、省质监局）来找我，说是因为我字写的好让我帮忙填一下，我当时还说你拿这么多假的介绍信要干吗，你胆子也太大了。因为当时我想向刘智英借钱，就帮她填了，其中就有一个省质监局的介绍信写的是宋某的。之后刘智英就答应借给我。一开始刘智英没有找我给宋某办去山西省质监局的工作，到了2013年4月，后来刘智英办不成了，宋某也拿的假的介绍信按照上面的时间（2013年4月19日）去省质监督局报到了，她就着急找到我了，我就帮她打电话把宋某从省质监局叫回我家，先稳住宋某，又把宋某手里拿的假介绍信撕了，告他说可以通过正规途径进去考试，如果笔试过了我可以帮忙找关系办工作。我没有向宋某收办工作的钱，当时我要向刘智英借钱。之后刘智英说的是日后办成宋某工作后从我向她借的钱里面核减。我一共向刘智英借了127万元，都打的条子。当时刘智英跟宋某说的是我让宋某报到的，所以我出面就把宋某叫回来。我给刘智英填假的介绍信没有好处，我是要借她钱，第二天她就借给我18万元。因为我借的刘智英的钱，怕刘智英惹下事，所以就帮他骗宋某。后来我又介绍给宋某的李主任给宋某办的工作了，是宋某他们后来不办了。吴天龙这件事和宋某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2012年11月份的时候刘智英拿来的那些介绍信，我一起给填上去的，我就知道有吴天龙的名字。2013年4月份的时候，因为这些假的介绍信是我填的，我怕出事就想把这些介绍信都拿回来，于是我就一直问刘智英要吴天龙家的电话，后来刘智英就把吴天龙母亲杨某1的电话给了我。我就联系杨某1把她叫到水西关街见面，我就跟杨某1说让她先把吴天龙手里的假的介绍信拿过来，她推脱的不给我，后来我就说：”还有个途径是你先填个表格，以后等的人家录用。”后来吴天龙他家也不填表，这件事也就没办了。办吴天龙工作的事情我没有拿钱，我是向刘智英借的钱。（牛某）给牛某办工作，和宋某那是一个情况，刘智英让我填了假的介绍信后，牛某就拿的去省质监局报到了，我也帮刘智英把牛某叫回来。柳某也是找刘智英办工作的，他找的徐某又找上的刘智英，后来刘智英拿过来那些假的介绍信让我填的时候，我见过柳某的名字，给柳某的假介绍信是省工商局的，后来我怕出事，就想把我填的假介绍信要回来。2013年4、5月份的一天，和宋某去报到的时间差不多的时候，我约柳某在长江大酒店见面，我还领他去了我家，把假介绍信要过来后就扯了，我告他说：”刘智英让你去报到的事是假的，现在有个途径，你先填个表了。”后来柳某也不办了。后来我在亲贤街附近的东方格林豪泰酒店对面吃饭的时候，刘智英约好到了这家酒店大厅，我去的时候才知道是找刘智英办工作的人拉的她不让她走，才知道是她给人办工作开的市国税局的假介绍信，还跟人家说我就是她找的给办工作的人，我开始想帮她，替她给对方周旋，对方的人就问我国税局的情况，我就说漏了，后来我就走了就不管她了。刘智英借给我的127万元，其中的25万元是给李宁办工作的钱，后来的102万是我向她借的。她借给我钱就是让我帮她忙了，今天给这个打电话，明天替她向找她办工作的人周旋，而且她借给我的钱是收利息的，每次拿钱的时候都不打条子，是最后统一打了一张总条子，是102万的条子，另外的25万元是给李宁办工作的。
（三）被害人陈述
1、被害人李某221的陈述：2011年8、9月份左右，我侄儿子李某222告诉我说他有关系能给我儿子李宁安排到省检察院的正式工作，但要花45万元，先付20万元，因为我相信我侄儿子，所以我侄儿子李某222就带我在府西街路北见了一个叫”小玲”的女人，事先我侄儿子已经告诉”小玲”我儿子李宁的基本情况了，所以一见到”小玲”她就告诉我说能把我儿子李宁办到省检察院的正式工作，需要45万元，先付20万元，当时她也没有告诉我是找谁办这件事，我当时同意了。没过几天我侄儿子电话联系我让我先付20万元，随后我侄儿子和”小玲”在我家附近半坡东街路边见到我，当时在”小玲”的银灰色的现代车里我将20万元用一个布袋子装着给了”小玲”，她告诉我这个事半年能办成，当时她也没有给我打任何凭证，给完钱后过了两个月，我就给我侄儿子打电话催问办工作的事，我侄儿子说快办好了，2012年3月份左右我就隔几天催问一次，我侄儿子一直推脱快办成了，后来有一次我侄儿子在外地，我催问他，他没办法了就告诉我”小玲”的手机号码，让我直接联系”小玲”，我给”小玲”打通电话后，”小玲”在电话里说：这个事你先等一等，快办成了。我之后又打电话催问过几次，”小玲”每次都是以”领导不在”、”上级检查”各种理由推脱我，让我耐心的等。一直到了2012年5月份，”小玲”在我多次催问下没办法带我在南海街税务局宿舍见了杜建琴，杜建琴说这件事是她找人办的，就快办好了，让我在家等着。从那之后我就隔几天给”小玲”、杜建琴打电话催问，她们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说快办好了，后来在杜建琴家我见过两次一个叫郝某的人，杜建琴说我儿子的工作是郝某办的，郝某是司法局的处长，郝某给我说他找人办的，就快办成了。之后我多次催问”小玲”、杜建琴，她们都说快办成了，让我将办事剩余的25万元给她们，我2012年8月份左右，在我半坡东街联合100超市里又给了”小玲”25万元，她当时没有给我打任何凭条。大概在2012年11月份左右在我多次催问下，杜建琴在我联合100超市里给了我一张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公函，编号是376号，公函上写的通知我儿子李宁20**年12月25日携带本人身份证、退伍证、报到介绍信到人事部门报到。我又和在省检察院上班的老乡打问这件事，他们说就没有让我儿子去报到这回事，我就知道被骗了。我从那之后就让我侄儿子退钱，不办了，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退回一分钱。”小玲”说把钱给杜建琴了，杜建琴没给她退。因为时间太长了，我也记不清了，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工作介绍信是”小玲”还是杜建琴给我的，但肯定就是她们两人其中一人给我的。2013年11月份，就是我去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报案前，李某222已经退给我28万元，后来我持续催李某222退钱，接着李某222陆陆续续退回我剩余的17万元，李某222说这就是李宁办工作的钱，”小玲”都退回来了，我就都收下了。
2、被害人宋某的陈述：2012年7月6日经朋友（姓赵，具体我也不清楚）介绍认识刘智英，并知道其可以办理山西省质监局事业编制的工作，费用12万元。2012年7月8日我与刘智英在五一东街天一宫附近见面，刘智英称其二叔是安置办工作人员，关系很直接，没有中间层的加价，所以价格要相对便宜，最快在1个半月左右就可以上班，通过安置办的内部指标可以实现事业编制，需要通过8个单位部门的审批，安置办、人社部、武装部等都是绝对可靠的关系。在对其表面了解后，我深信不疑的交付其5万元定金，约定在工作办成之后再交付余款7万元，并要求其写下收条，期间刘智英用各种理由推脱，我就一直等待着。2012年12月，我们对其开始怀疑，索要定金，刘智英开出《山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介绍信》（此介绍信验证为假）在黑土巷澡堂门口交付于我，并告知2013年3月20日，拿着这个介绍信和相关证件到单位报到。介绍信上称：我已被录用为此单位职工，于2013年3月20日到单位人事处报到，落款日期为2013年元月18日，并加盖单位公章，我就耐心等待。2013年3月19日，我为20日的报到事项做准备，便与刘智英联系，询问后刘智英告诉我，事情还没有办妥，中间还有个手续没有办，称还需要等待几日，询问后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心生怀疑，准备拿着介绍信去山西省质监局看看。2013年4月26日，接到刘智英电话说27日下午去单位报到，这事情定下来了。2013年4月27日，来到质监局门口的时候，接到一个姓杜女人（后称为老杜）的电话，称其是刘智英交代给我办事的人，我的一切入职手续都是通过她办理的，当时结束和老杜的通话后，便立即给刘智英打电话询问此事，刘智英称确有此事，并告诉我以后你和她联系就好了，你的事情我是托付给她办的。在我询问当初是她二叔办工作的时候，她便岔开话题，老杜在电话中向我说明让我等等，不要随意打听会连累到很多人，并告诉我说刘智英听错了，不是报到，是要填一个军转的表，并告我不要乱来，否则牵连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并约我当日去其家（水西关街天瑞商务酒店背后国税宿舍楼，西1单','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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