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藏0201刑初1号
公诉机关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仁增群培，别名，群培，男，1984年7月2日出生于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藏族，文盲，经商，捕前无固定住所。因涉嫌犯容留卖淫罪于2015年3月9日被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4日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被逮捕，现羁押于日喀则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金龙，西藏循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邹奇，男，1985年2月7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汉族，高中文化，打工，捕前暂住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5年7月24日被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6日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被逮捕。
被告人仇柏林，别名，乔峰，男，1986年3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汉族，小学文化，打工，捕前暂住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2009年9月21日因犯非法拘禁罪被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0年5月2日被刑满释放。因涉嫌犯容留卖淫于2015年3月11日被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4日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依法逮捕。
被告人仇成兵，别名，乔兵，男，1988年4月5日出生于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汉族，初中文化，打工，捕前暂住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因涉嫌犯容留卖淫罪于2015年3月9日被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4日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逮捕。
上列被告人邹奇、仇柏林、仇成兵均羁押于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看守所。
被告人聂小菊，别名，小宝，女，1982年8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遂宁市，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捕前暂住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5年6月4日、同年6月8日分别被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取保候审决定，2015年11月19日由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法院对其再次作出取保候审决定。
辩护人潘鸿宇，西藏循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巴桑，男，1991年8月15日出生于西藏日喀则市拉孜县，藏族，初中文化，打工，捕前暂住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5年5月22日、同年6月8日分别被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取保候审决定，2015年11月19日被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法院对其再次作出取保候审决定。
被告人普卓玛，女，1989年2月11日出生于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藏族，高中文化，打工，捕前暂住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5年5月22日、同年6月8日分别被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取保候审决定，2015年11月19日被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法院对其再次作出取保候审决定。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检察院以日市桑区检刑诉（2016）0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仁增群培、邹奇犯组织卖淫罪，被告人仇成兵、仇柏林、聂小菊、巴桑、普卓玛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5年11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巴桑卓嘎、德吉卓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仁增群培及其辩护人王金龙，被告人邹奇、仇成兵、仇柏林，被告人聂小菊及其辩护人潘鸿宇，被告人巴桑、普卓玛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2月份，被告人仁增群培租用位于日喀则市黑龙江南路6号玉雕宾馆商品房，经营“鑫海湾养身会所”，在经营期间雇佣被告人邹奇负责该会馆日常经营管理，被告人仁增群培伙同被告人邹奇在鑫海湾养身会馆内组织孙某某、骆某某、江某某、梁某某、蒋某某、胡某某等十几名卖淫女以498元、598元、698元不等的价格为客人提供性服务，以工号代替真实身份，以“技师”掩盖卖淫女称谓，制定规章制度，规定统一收费标准，并给卖淫女提供食宿，进行统一管理；同时由被告人仇柏林、仇成兵负责该会馆接待工作；由被告人巴桑、普卓玛负责收取嫖资、登记营业情况，由被告人聂小菊负责收取营业收入并向卖淫女发放提成。
公诉机关为证实指控的事实，当庭宣读和出示了证人孙某
某、骆某某、江某某、梁某某、胡某某、杨某某、成某某、林某某、蒋某某、林某某、朱某某、顿某某、叶某某、杨某等人的证词；辨认笔录；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及现场平面示意图、照片；违法人员指认现场照片；搜查笔录、照片、扣押物品、文件清单；鑫海湾养身会所“技师”工号牌、贵宾卡、优惠券、代金券、提成卡、宣传单、桑拿部规章制度、对讲机、服务项目、提成记录本、营业登记本、请假罚款登记本、避孕套等物证；视听资料；被告人的户籍证明、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身份证复印件；四川省梓潼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梓法刑初字第73号刑事判决书一份；七被告人供述及其辩解；到案经过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仁增群培、邹奇组织多名妇女从事卖淫活动；
被告人仇成兵、仇柏林、聂小菊、巴桑、普卓玛协助组织他人卖淫，以上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分别构成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应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同时，被告人邹奇、仇柏林、聂小菊、巴桑、普卓玛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仇柏林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应当从重处罚。诉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仁增群培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供认不讳，未作辩解。其辩护人提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人仁增群培自身未实行直接组织、策划等行为，而是在继承上一任经营者管理经验、经营模式的基础上接管并经营鑫海湾养身会所；被告人本性善良，并无大恶，在本次组织卖淫犯罪中并无该罪名所包含的强迫性等人身控制手段，涉案的从事卖淫女性均为自愿，仅仅具有容留行为，其社会危害性较低，并且其一直从事公益活动，资助诸多儿童；另外，被告人归案后能够主动坦白交代犯罪事实，属初犯且当庭认罪。综合以上法定、酌定从轻情节，建议法庭给予被告人从轻处罚并按组织卖淫罪最低起点刑处以四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
被告人邹奇否认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并辩称，自己是被群培雇佣，其仅是经理，在会所内管理日常事务，并非合伙人、股东或者老板，没有决策权，不应认定为组织卖淫罪，而是协助组织卖淫。请求法庭从轻判处。
被告人仇成兵、仇柏林、聂小菊、巴桑、普卓玛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不持异议，并保证在今后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被告人聂小菊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聂小菊自本案侦查直至法庭审理认罪态度好，能够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侦查活动，多次讯问笔录一致无隐瞒及变动之记录，主动投案自首；且之前无犯罪记录、系初犯。尤其是，本案被告人仁增群培与其系夫妻，两人一旦判决入狱，仅三岁的儿子无人抚养，建议法庭对被告人聂小菊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判处缓刑。
经审理查明，1999年某月仁增群培离开老家前往西藏日喀则市区开始打工。在2011年2月从一位刘姓汉族人手中每月以15000元租金将位于日喀则市黑龙江南路6号玉雕宾馆商品房租赁下来，2011年2月16日以借用其兄旺堆身份为法人、以浴足、保健、桑拿等经营范围及方式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开始经营鑫海湾养身会所。在经营期间被告人仁增群培雇佣被告人邹奇负责该会所日常经营管理，被告人仁增群培又伙同被告人邹奇在鑫海湾养身会所内先后多次组织孙某某、骆某某、江某某、梁某某、蒋某某、胡某某等十几名女性采用“净桑”、“荤桑”方式收取498元、598元、698元不等费用并向男性客人提供色情服务。同时又以工号代替真实身份，以“技师”名义掩盖卖淫女称谓，制定规章制度，规定统一收费标准，向卖淫女提供食宿，进行统一管理；期间，被告人仇成兵、仇柏林负责该会所接待工作；由被告人巴桑、普卓玛负责收取嫖资、登记营业情况，由被告人聂小菊负责收取营业收入并定期向卖淫女发放提成。
另查明，2015年3月9日00时30分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扎西吉彩派出所在组织民警统一清查活动中发现本市黑龙江南路“鑫海湾”养身会所内涉嫌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其中，邹奇为该会所的经理负责日常工作，伙同仁增群培从事组织卖淫活动；仇柏林（乔峰）为该会所接待经理；巴桑、普卓玛在该会所从事收银工作；而聂小菊协助其夫仁增群培收取营业款，并协助组织卖淫。上列五被告人分别在2015年7月24日、3月11日、5月22日、5月29日相继前往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扎西吉彩派出所主动投案自首。
上述事实，有开庭审理中经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证人孙某某的证词可以证实，群培是鑫海湾养生会所
的大老板，他绝对知道会馆内从事卖淫活动。在群培下面有个姓邹的经理，在他下面有两个主管分别是乔峰和乔兵，吧台有一男一女藏族收银员。会馆内总共有10来名专门从事性服务的女性。自己没有接受过技师培训，在鑫海湾养身会所上班一个月以来大概接待过三四十名带有性服务的客人，在吧台统一收费。平常由邹经理负责组织召集技师、员工实行分组召开会议传达相关注意事项。在“技师”会议上邹经理一般强调要遵守请销假制度以及客人对服务不满者要予以罚款等制度，强调上班期间要礼貌待客，按照客人所提出的服务要求、项目热情服务，同时强调上班期间要挂胸牌、必须着裙子、穿高跟鞋、穿的露、性感等。邹对鑫海湾养生会所的各项服务项目、标准非常之了解。另外，主管乔峰、乔兵两人也对会所的客服项目即200元、498元、598元、798元不等标准、规定也非常了解，会所为“技师”制作有工号胸牌，工号序列排板挂在吧台一侧墙壁上。自己的工号为119，工牌正面是号码，背面上用文字描述服务项目，其中包括胸推、臀推等。在会所内对“技师”只以工号称呼，从不喊真名。邹经理是负责管理我们、同时给我们“技师”安排客人，乔峰、乔斌也负责安排客人。记得我去应聘那天是乔峰和乔并接待的，当天他们虽没有告诉自己会所内要提供性服务等事宜，可我猜会有该类服务内容。第二天邹经理找我谈话并告诉服务标准，其中498元以上服务标准要提供性服务，提成也会高一些。2015年3月8日自己先后共接待了3个客人，其中第一客人要的是598元的服务标准（包括洗头、洗脸、搓背、性服务）我的提成是300元，第二个和第三个客人要的是200元的服务标准（包括洗头、洗脸、搓背）我的提成各80元。卖淫场所是群培开设、提供的，我到鑫海湾养身会所拿过一次工资是5060元，是群培发的；
证人骆某某证词主要证实，鑫海湾养身会所的老板是
群培。在群培下面是邹经理、乔峰、乔兵、收银员巴桑和一个女的，还有“技师”以及保洁员等人组成。乔峰、乔兵还有一个叫云丹（别名，尼玛）他们3人安排我们接待客人，让客人挑选自己喜欢的“服务员”同时向客人介绍服务项目、价格等，其工作性质跟邹经理相同，只是职位高低不同而已。另外，提供性服务的大概有20多名女性并吃住均在群培开设的会所内。骆某的工号是111号，工牌正面是号码，背面上用文字描述服务项目，其中包括洗头、洗面、搓背、水底按摩、性服务等。鑫海湾养身会所二、三楼是洗澡间，大概有10多间洗澡房，凡是498元、598元以及798元不等的服务项目、标准应该是会所制定的，而邹经理在会议中宣布以上服务标准以及各种流程。这些特殊服务内容是在一楼大厅经理初次接待客人时介绍相应的价位，而技师按照客人所选择的服务标准提供服务。并在吧台统一收费，其中498元服务标准中可获得280元的提成，其他服务标准以此类推并在月底发放每月提成。邹奇宣布并强调在上班期间原则上不能请假、必须化妆、穿着上提出相应要求，违者不能接待客人等制度。鑫海湾养身会所是以对外洗澡保健名义而内部是向客人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骆某某在半年前经人介绍自愿从事性服务工作，聂小菊是群培的爱人，她就是给骆某某等人发放工资的工作人员；
证人江某某的证词主要证实，鑫海湾养身会所的老板
是群培。该会所主要经营的是向客人提供色性服务。会所的管理模式、人员分工情况大概是群培为老板，之后有个姓邹的经理，还有两个管理人员，一男一女两个吧台收银员。江某某在该会所上班仅十来天，其工号是555号，工号牌是由会所统一制作，号码是自己挑选，工号牌的正面是“技师”的号码，背面是服务项目和标准以及服务内容。其中服务标准498元、598元、798元的相应提成分别是280元、300元、360元不等。3月8日被查那天先后接待过三个客人，其中2个客人分别选择了498元、598元的服务标准，（具体服务内容是洗头、洗面、搓背、以胸部夹住男性生殖器推油直至精液射出）。因为，会所规定“技师在服务期间能够向客人推荐另一名技师的，按人数给推荐者奖励20元”，于是，江某某在提供498元服务标准期间将工号牌85号“技师”叫进8389号房间一同提供服务。另，江某某等人使用的避孕套、润滑油等性服务用品系自己采购而非统一发放，但吃住均有会所提供；
证人梁某某的证词主要证实，鑫海湾养身会所的老板
是个藏族男的，平常大家叫他群总。邹奇是管理员，偶尔安排
“技师”接客；而乔峰、乔兵是接待员，在日常上班期间二人安排梁某某等人接客。梁某某在2015年2月21日来到该会所上班，当天是由邹奇接待。其工牌号是85号。鑫海湾养身会所是对外以洗澡保健名义而内部是提供色情服务的行业，该会所大概有10多个提供性服务的女性，服务项目包括净桑、荤桑两种。其中净桑服务包括洗头、洗面、按摩、搓背；而荤桑包括洗头、洗面、按摩、搓背、一次性服务，由吧台统一收费。498元的服务标准可拿到280元的提成。会所制定不佩戴工牌号要罚50元以及客人对服务不满或者被投诉的不仅不能享受提成还要自己买单等制度。3月8日早晨11时许，由工号555号叫其到8389包间内与她一同给一藏族客人提供498元标准的服务（即双飞）；
证人胡某某的证词主要证实，鑫海湾养身会所的老板
是群培，他很少来会所，之后是邹奇，平常由邹负主要责任，再下面是乔峰、尼玛，两人是平级，然后是乔兵。在2014年10月初应聘在此上班，胡某某的工牌号是168号。应聘当日在该会所大厅内自己被群培接待，没有说明要向客人提供性服务等情况。会所大概有11-12名从事性服务的所谓“技师”。鑫海湾养身会所的相关制度是邹奇制定的，因为胡某某等人在会所上班期间是要听从邹奇的指挥，其接受过邹奇的口头培训。另外，会所制定有保密、请假制度，邹奇召集胡某某等人参加会议并强调，如何应对民警的问询以及请假一般不得超过半个小时，违者要自己买单以及内部通报等制度。鑫海湾养身会所是群培开设、经营，而邹奇是老板请的人，二人肯定知道胡某某等人在该会所内向客人提供性服务，胡某某吃住均有会所提供。还有群培的爱人平时在带孩子，发工资时从她那里领，大家叫她小宝；
证人杨某某的证词主要证实，鑫海湾养身会所的老板
叫群培，很少来会所。平时邹奇在管理。杨某某是在2014年10月份经人介绍在该会所工作至今。会所是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会所内的“技师”都是流动的，多时可能会有十七八个人，少时只有几个。其工牌号是333号。工号牌是由会所统一制作，号码是自己挑选，工号牌的正面是技师的号码，背面是服务项目和标准以及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分别有498元、598元、798元不等三种，其中498元时限为60分钟，有洗头、洗脸、按摩、搓背、提供性服务，而598元和498元服务标准与498元基本相同，只是时限、提供性服务的次数不一，提成分别是280元、300元以及400元不等，其余收入是老板的。以上服务标准首先是经理介绍并让客人选择，再通知“技师”提供相应的服务即可。老板要求杨某某等人与会所要签半年的合同，如果未满合同期限要求离开要扣掉押金2000元，即使合同期限届满也要会所同意才行。杨某某等人无固定工资，均以提成计算。会所还制作有工资表，该表格只有发放工资时放在吧台才能看到。另外，平时“技师”之间只喊牌号，住在同一个宿舍内的人具体叫什么名儿都不清楚。3月8日被查那天杨某某向客人提供798元、498元的各一次。另外，2014年12月份的某天邹奇用对讲机让自己下楼并与他一同乘坐会所提供的一辆车前往本市上海广场附近的一家酒店内给客人提供498元的服务，邹奇把自己带到客人的房间试台，可客人没有看上自己就直接回鑫海湾。另外，群培的妻子具体叫什么名字不清楚，服务员都叫她小宝，她应该知道会所内有人卖淫嫖娼的情况；
证人成某某的证词主要证实，2015年2月中旬自己前
往鑫海湾养身会所经负责人邹奇同意应聘工作至今，邹奇在会所内以经理身份负责日常经营以及管理所有人员，在邹奇之后是一个部长叫乔峰，还有一个接待员叫乔兵，二人处理不了的事情均由邹奇出面负责处理，还有一个叫群培的藏族老板，他经常来会所。会所有200元的净桑服务，还有提供性服务的498元、598元、798元三种标准，其中498元有18项服务内容，有洗头、洗脸、按摩、搓背、推拿以及提供性服务一次，时限为60分钟，而598元和498元服务标准与498元基本相同，只是时限、提供性服务的次数不一。另外，“技师”没有固定的工资要靠提成，分别是280元、300元以及400元不等，其余收入均归会所。鑫海湾养身会所有请假、罚款、卫生等制度，由谁制定不太清楚，是邹奇召集“技师”宣布的。目前有11名“技师”均向客人提供性服务。成某某等人的工资是吧台负责，有个汉族女的在结算，只有结工资时她来会所，平时没有见过，也不认识。3月8日被查获的避孕套以及玉米糖均用于提供色情服务上，服务项目单有二联，其中一联交由吧台、另一联要自己保留用来记账；
证人林某的证词主要证实，鑫海湾养身会所的老板是
一个藏族男人，很少来会所。平时有个姓邹的经理在负责经营。两名接待员叫乔兵、乔峰，会所有11名“技师”，吧台有一男一女藏族服务员具体叫什么名字不清楚。会所对客人的服务标准分别是168元、200元，是洗头、洗面、搓背、按摩，498元、598元、798元服务标准，包括胸推、口交以及性服务。林某是2015年2月25日经其姐林某介绍在此工作至今。鑫海湾养身会所规定晚上8时上班，凌晨4点之后不安排客人的可休息，期间禁止请假，需要经过邹经理批准，违者要罚款，穿着上也有规定。林某的工号牌是106号，在3月8日其在会所9999号房间内向客人提供598元标准的服务。查获的避孕套、润滑油自己采购非会所提供；
证人林某证词主要证实，鑫海湾养身会所老板是群培。
邹奇是会所的经理并负责日常的经营，接待员处理不了的由邹经理出面解决，邹奇偶尔也负责接待，在邹奇之后是乔峰（仇柏林）、乔兵（仇成兵）两个接待员以及一男一女两个藏族收银员，另外5-6名服务员，剩下的就是11名“技师”所组成。林某在2015年2于8日经邹奇同意应聘在此工作至今。工号牌是由会所统一制作，号码88号自己挑选，工号牌的正面是技师的号码，背面是服务项目和标准以及服务内容，（关于性服务内容没有描述在其中）另外会所有正规的按摩服务，也有498、598、798元三种价位不等的色情服务内容。所有的“技师”没有基本工资仅靠提成，其中498、598、798元三种价位不等的提成分别是280元、300元、360元。会所安排每月的2号、17号根据服务项目单结算工资。介绍其妹林某到该会所上班属实；
证人蒋某某的证词主要证实，鑫海湾养身会所有一个
姓邹的经理，乔峰、乔兵是接待员，11名“技师”。蒋某某在2015年3月5日被应聘时该会所接待员乔兵跟其讲今后任何事情均要经过邹经理的同意，会馆提供吃住。于是3月7日蒋某某携带日常生活用品来该养生馆工作。其工号为108号。在3月8日13时许有人通过对讲机喊蒋某某下楼，在客房内有客人要求提供性服务，才知道会所不仅经营正规的净桑，还要提供性服务。其实，鑫海湾养身会所的老板是谁不清楚，但3月8日被民警带往派出所接受调查时看见有个藏族男子跟蒋某某等人讲“放心会出来的”那时才知道他是老板，叫群培。作为老板肯定会知道在自己开设的会所内提供色情服务。另外，0031166服务项目单是吧台开具的，上面签有“普”字就是表示收银员；
证人朱某某的证词主要证实，朱某某经人介绍认识鑫
海湾养身会所老板娘小宝（即聂小菊），并通过聂小菊同意在此工作，之前的工号222号。2014年7月下旬至2015年一月在鑫海湾养身会所上班，中途回了一次家，这次是3月8日刚到鑫海湾工作，还没有工号。鑫海湾养身会所管理模式是群培是老板，小宝（聂小菊）负责发放工资，一个姓邹的经理，以及负责人乔峰、尼玛，乔兵负责按钟、检查卫生，石达给老板跑腿，11名“技师”组成；
证人顿某某某的证词主要证实，顿某某某有天遇见已
经在鑫海湾养身会所工作的熟人次多，听其介绍该会所负责员工吃住且收入可观，于是，自己前去应聘，就在2014年年底至2015年年初大概有一个半月时间在鑫海湾工作。上班前一个月是当保洁员，后半个月负责接待工作。老板是群培，会所的日常经营管理是由吴剑波在负责，之后是索朗多布杰经理、邹经理、刘经理，收银员巴桑和措姆，电工平措，还有石达、石曲次仁、次多、拉珍、南木加等人是服务员，起初有十几名“技师”，之后做接待员时只有6名。经吴建波介绍会所分别有450、550、650元三种不等的服务标准，且提供性服务。每月工资收入是1800元没有提成。群培老板负责给清洁工、电工、经理发放工资，“技师”的工资由其老婆在结算，还有自己见过群培偶尔也负责接待工作，他老婆有时还在吧台收银，他们二人知道鑫海湾会所从事卖淫活动；
证人叶某某的证词主要证实，2015年3月8日晚上12
时许自己前去鑫海湾养身会所洗澡。当时有个身高170cm左右、体态偏胖的汉族人接待自己并将其带往二楼某房间内，介绍498、598、798元三种不等标准价位的服务，还说798元标准要提供两次性服务，叶某某选择498元服务标准后那接待员将一名汉族女的带入房间内，那个女的把房门反锁后往木桶里放水并让我脱掉衣服，等自己进木桶内由那个女的开始给我洗头时民警敲门过来并把我们带到派出所。当时没有发生性关系也没有付费；
证人杨某的证词主要证实，2015年3于9日凌晨自己
跟叶江川、多布啦三人到鑫海湾会所洗澡，在会所大厅内有个身高165cm左右、体态偏胖、30岁左右圆脸型，留寸头，上身着深色西装、系有领带、手持黑色对讲机、四川口音的汉族男姓接待员问我们要洗澡吗？点头示意。随后把我们带到二楼不同的房间，那接待员问我洗什么价位，他就开始介绍498、598、798元三种标准的服务，于是，自己选择了498元的标准的服务，紧接着带着三个女的进来让我选，我就选了其中一个小姐，那个女的开始往木桶里放水，等我准备泡澡时听到有人在敲门就直接去开门，才发现门口站着很多警察说是例行检查。没有发生性关系，也未付费。其实，可以确定498元价位带有性服务，因为之前在2014年4月份时也以498元的价格洗过一次，还与之发生过性关系；
辨认笔录、照片可以证实，（1）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
安局刑警队侦查人员达瓦顿珠、仁增旺久讯问邹奇过程中其称能够辨认鑫海湾养身会所老板仁增群培及其爱人聂小菊、该会所收银员普卓玛、巴桑，于是，在2015年7月27日17时51分至17时54分、2015年7月27日17时55分至17时57分、
2015年7月27日18时04分至18时07分、2015年7月27日18时10分至18时15分，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看守所由见证人多吉平措的相继见证下将不同的十张男性免冠两组照片以及不同的十张女性免冠两组照片各10张分别打印在4张A4纸上，分别编为1-10号，向邹奇说明本次辨认要求并让其开始辨认，辨认人邹奇先后仔细看过每张照片指出照片中的拾号、捌号、贰号、陆号分别就是仁增群培及其爱人聂小菊、收银员普卓玛、巴桑。辨认人邹奇表示愿意承担虚假辨认的法律后果；（2）在2015年7月30日17时37分至17时41分在日喀则市公安局看守所审讯室由见证人扎西仁青的见证下将不同的十张男性免冠照片分别编为1-10号，向仁增群培介绍本次辨认要求并让其开始辨认，辨认人仁增群培先后仔细看过每张照片指出照片中的柒号就是鑫海湾养身会所的经理邹奇。并表示对辨认结果负责；（3）侦查人员讯问仇成兵、巴桑、聂小菊，询问孙某某、胡某某、林某甲、成某某、林某乙在顿珠、巴桑顿珠、格桑、云丹加措、扎西的分别见证下于2015年3月11日18时07分至18时12分、2015年3月22日18时33分至18时35分、2015年5月29日18时05分至18时12分、2015年3月11日19时45分至19时55分、2015年3月13日15时40分至15时50分、2015年3月13日18时17分至18时21分、2015年3月13日19时07分至19时12分、2015年3月16日14时41分至14时52分将不同的十张男性免冠8组照片，分别编为1-10号，并打印在8张A4纸上，向辨认人介绍本次辨认要求并相继开始辨认，以上辨认人先后仔细看过每张照片指出照片中的伍号就是鑫海湾养身会所的经理邹奇；八人表示对辨认结果负责；（4）被告人仁增群培、邹奇、仇柏林、仇成兵、巴桑、聂小菊、普卓玛相互交叉性辨认笔录、照片等；
16、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平面示意图、照片；
17、违法人员指认现场照片；
18、搜查笔录、照片、扣押物品清单；
19、鑫海湾养身会所制作的“技师”工号牌、贵宾卡、优
惠券、代金券、提成卡、宣传单、桑拿部规章制度、对讲机、服务项目、提成记录本、营业登记本、请假罚款登记本、避孕套等物证；
20、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身份证复印件可以证实，被告人
仁增群培、邹奇、仇成兵、仇柏林、聂小菊、普卓玛、巴桑分别出生于1984年7月2日、1985年2月7日、1988年4月5日、1986年3月16日、1982年8月16日、1989年2月11日、1991年8月15日。在案发时均已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21、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刑侦大队、扎西吉彩派出所出具的到案经过一文主要证实，2015年7月24日、2015年3月11日、2015年5月22日、2015年5月29日被告人邹奇、仇柏林、普卓玛、巴桑、聂小菊分别到以上办案机关主动投案自首，均具有自首情节；
22、四川省梓潼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梓法刑初字第73号刑事判决书证实，2009年9月21日被告人仇柏林因犯非法拘禁罪，被四川省梓潼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0年5月2日刑满释放。属累犯；
23、视听资料；
24、被告人仁增群培、邹奇、仇成兵、仇柏林、聂小菊、巴桑、普卓玛各自的供述及辩解等。上述证据经法庭质证，均具有证明效力，可以用作定案证据。
本院认为，被告人仁增群培身为“鑫海湾养身会所”直接负责人，在开设、经营该会所期间，明知向客人提供色情服务是违背法律和受道德约束之行为，继而雇佣被告人邹奇全面负责管理鑫海湾养身会所日常经营活动，并以招募、容留手段伙同被告人邹奇组织多名妇女进行卖淫，满足不特定对方的性欲，从中谋取非法利益，二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仇成兵、仇柏林明知鑫海湾养身会所从事卖淫活动，仍在该会所担任日常接待工作，负责向客人介绍、推荐特殊服务内容，并将相关客人带入该会所用于卖淫的房间之内，给客人安排卖淫女“技师”；而被告人巴桑、普卓玛明知鑫海湾养身会所是提供色情服务之场所，故意在该会所收银台负责收取嫖资、登记卖淫女工号、客人消费价格、房号等；被告人聂小菊身为仁增群培合法妻子，不仅没有加以劝阻防止其夫犯罪，反而为谋取暴利收取营业款、负责向卖淫女发放提成，公然充当帮手，使被告人仁增群培等人肆无忌惮地实施犯罪。由于上列被告人仇成兵、仇柏林、巴桑、普卓玛、聂小菊的通力协作，使得该会所卖淫活动得以顺利实施。其行为触犯了刑律。均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仁增群培、邹奇犯组织卖淫罪、被告人仇成兵、仇柏林、聂小菊、巴桑、普卓玛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所犯之罪定性准确，援引法律无误，并对被告人仁增群培、邹奇分别在有期徒刑五年至七年、三年至六年并处以适当罚金；对被告人仇柏林在有期徒刑一年至两年幅度内量刑并处以适当罚金；以及对被告人仇成兵、聂小菊、巴桑、普卓玛在有期徒刑一年至两年幅度内量刑，并处以适当罚金，且可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基本符合量刑事实和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被告人仁增群培及其辩护人王金龙在庭审中提出的仁增群培自身未实行直接组织、策划行为，且仅仅具有容留行为，其社会危害性较低的辩护意见，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余辩护意见基本符合本案事实，应予采信。
被告人邹奇在庭审中提出的其是被群培雇佣，仅是经理，在会所内管理日常事务，并非合伙人、股东或者老板，没有决策权，不应认定为组织卖淫罪，而是协助组织卖淫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其理由是，首先，组织卖淫罪中“组织”应指组织者对卖淫者的“卖淫活动”这一特定行为的管理、控制行为，并非对卖淫女的人身自由或其他行为的管理、控制行为。分析全案，被告人邹奇被被告人仁增群培招募、雇佣并让其全面负责管理鑫海湾养身会所日常经营活动属实；其次，被告人邹奇
虽然没有对卖淫女实施人身和财产控制，且大部分卖淫女不是通过招募纠集而来，而是经他人介绍或自己找上门来从事卖淫活动，但其对卖淫女“技师”的管理不仅表现为不让请假、不来上班要进行相应罚款，亲自对嫖客安排卖淫女，召集卖淫女“技师”召开会议宣布纪律、尤其是，客人对服务不满或者被投诉的应予相应惩戒以及按照不同的消费标准给予提成，由此可见，其掌握一定的卖淫人员以实现组织卖淫，为该会所老板牟利，所起作用不与其表面上的“职务”相同，组织者的性质表露无遗。所供相互印证，并与前述证据反映的情况相符，就是固定的组织管理人员，构成组织卖淫罪是毋庸置疑。
被告人聂小菊及其辩护人潘鸿宇提出的聂小菊能够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侦查活动，主动投案自首；无犯罪记录、系初犯。其与仁增群培系夫妻，两人一旦判决入狱，仅三岁的儿子无人抚养，建议法庭对被告人聂小菊予以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颇具说服力，符合查证的事实，予以采纳。
本案七被告人无论是结帮还是交叉实施犯罪，在每一次犯罪过程中虽各被告人参与的程度、作用有所不同，但他们的行为彼此联系、相互配合，指向的是同一犯罪客体，追求同一犯罪目的，各自的行为都是整个犯罪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共同犯罪。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分工细化、明确。其中，被告人仁增群培身为鑫海湾养身会所直接负责人，依其表面作用来看仅是该会所的发起人，其行为中除雇佣被告人邹奇之外，没有典型的组织卖淫行为，看似未实行直接组织、策划行为，实则以浴足、养身会所为掩护的卖淫组织为嫖客提供色情服务，并且雇佣被告人邹奇全面负责管理鑫海湾养身会所日常经营活动，设立其为固定组织管理人员，为便于控制、管理卖淫女，其安排统一食宿、明码标价、统一收费、以容留手段与被告人邹奇结帮组织多名妇女从事卖淫活动，被组织者在卖淫活动完全自主的基础上为了双方互利合作，其与被组织者合在一起，已经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团体，并且在指定场所安排卖淫活动，其对被组织者的“卖淫活动”这一特定的行为形成了事实上的组织、支配，且已经达到控制程度，更是主要获利者。作用明显大于同案犯邹奇，系本案作用较大的主犯。而被告人邹奇被仁增群培雇佣后无论是沿用、继承上一任经营者管理模式、经验，还是创新某些制度来维持经营活动，其均是被告人仁增群培授意范围之内参与全部犯罪行为，行为积极、作用明显，在本案中居作用相对较小的主犯。
被告人仇成兵、仇柏林次次参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由于二人的“精诚协作、鼎力配合”，使得整个犯罪行为得以顺利实施，系本案中作用相对较大的从犯。
被告人聂小菊、巴桑、普卓玛按照分工各职其责，合力协作，所起作用比上列二被告人相对较小，本案中居作用相对较小的从犯。
被告人仁增群培、仇成兵在庭审中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行为，一致表示认罪，表达各自的悔罪之意，本院对二被告人量刑时综合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予以酌情从轻处罚。
鉴于被告人邹奇、仇柏林、聂小菊、普卓玛、巴桑相继前往办案机关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各自的罪行，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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