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9民初11690号
原告：郑兰金，女，1955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陈某1，女，1979年1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韩奇，男，197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韩某，女，2005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陈某1（系韩某母亲），住杭州市萧山区。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2（系郑兰金女儿、陈某1妹妹），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陈某2，女，1982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方龙祥，男，1978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方某，男，2012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陈某2（系方某母亲），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蜀山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09002515235N，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鲁公桥社区126号。
负责人：李国平，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鑫火，系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狄卿，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兰金、陈某1、韩奇、韩某、陈某2、方龙祥、方某（以下简称“七原告”）与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蜀山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蜀山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兰金、陈某1、韩奇、韩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2，原告陈某2、方龙祥及被告蜀山街道办事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鑫火、徐狄卿到庭参加诉讼。各方当事人均同意本案审理期限届满后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故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七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蜀山街道办事处在原《蜀山街道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基础上以协议约定的安置价再为七原告增加安置面积200平方米（按多层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蜀山街道办事处负担。事实和理由：郑兰金系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湖山村（以下简称“湖山村”）村民，丈夫陈建根于2002年亡故，育有二个女儿，分别为陈某1和陈某2。陈某1与韩奇于2004年结婚，于2005年生育女儿韩某，并办理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2009年湖山村整村开始拆迁，当时陈某2未婚。2010年1月7日，原、被告经过协商，签订了《蜀山街道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该《安置协议》第四条第2款约定：郑兰金户安置人数为5人，分别为郑兰金、陈某1、韩奇、韩某、陈某2，其中郑兰金为农业户口，其余四人为非农业户口。因韩某系独生子女，故安置人数再加1人，郑兰金户合计有6个安置人口，每人安置50平方米，总安置面积为320平方米（其中多出的20平方米为郑兰金的婆婆郑爱姑享有，郑爱姑去世后由三兄弟均分，该20平方米系在《安置协议》签订后，经几兄弟讨论后增加的，故郑爱姑未计入郑兰金户安置人口，且郑爱姑系农业户口）。《安置协议》第五条“其他说明事项”中还约定，如陈某2在2010年9月8日前未结婚，则可凭未婚证明安置100平方米，即享受大龄未婚青年按两人计算的安置待遇，在原有的安置面积基础上再增加50平方米。后陈某2按约提交了未婚证明，故郑兰金户可在原有安置面积320平方米基础上要求增加安置面积50平方米。2010年10月10日，陈某2与方龙祥结婚，方龙祥的户籍于同年10月26日迁入湖山村。2012年2月21日，二人的儿子方某出生，在湖山村申报户籍，并办理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其间，陈某2、方龙祥、方某一家一直作为湖山村村民，享受村民同等待遇。根据《安置协议》第四条第2款约定，“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增加（出生、婚嫁等）的可按规定计算人口”，故郑兰金户要求将方龙祥、方某增加为安置人口，并给予方某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的安置待遇，即合计为郑兰金户增加3个安置人口，增加安置面积150平方米。综上，郑兰金户可在原有320平方米安置面积基础上再增加安置面积200平方米，按照协议约定的安置价870元/平方米计算，合计174200元（系七原告计算错误，实为174000元）。2017年3月，蜀山街道办事处开始进行分房安置，但只同意为郑兰金户安置320平方米（包括郑兰金、陈某1、韩奇、韩某每人各50平方米，陈某2100平方米以及郑爱姑20平方米），拒绝给予韩某独生子女增加一人计算的优惠政策，也拒绝对方龙祥、方某进行安置。七原告认为，首先，陈某2要求以《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价增加安置面积50平方米，有理有据。其一，案涉《安置协议》是在原、被告双方就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事宜协商一致的前提下签订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安置协议》中提及的《萧山区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萧政发〔2002〕88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根据本办法签订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必须遵守，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协议内容。”故双方必须遵守案涉《安置协议》约定，不得随意变更协议内容。同时，因该《安置协议》条款系格式合同条款，故在双方对协议条款有不同解释时，应作出不利于合同提供方的解释。其二，《安置协议》第四条第2款约定的“安置人数5人（其中农业户口1人、非农业户口4人、独生子女1人）”，该5人是指郑兰金、陈某1、韩奇、韩某、陈某2，其中郑兰金为农业户口，其余四人为非农业户口，韩某为独生子女。根据前述《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独生子女可再增加一个安置人口，故以上数目相加，得出总安置人口6人，按每人50平方米安置，总安置面积为300平方米，即《安置协议》中约定的“250+50成本价”。至于“50成本价”的约定，系蜀山街道办事处拆迁工作人员将陈某1、韩奇作为非农业户口认定，故其独生女韩某享有的二个安置人口份额，只能一个按照安置价、一个按照成本价结算购房款。在签订案涉《安置协议》时，郑兰金户对此价格亦曾提出异议，故在《安置协议》第五条后半段对该情况也进行了备注。可见，《安置协议》的内容表述清楚且上下文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与事实相符。《安置协议》第五条“其他说明事项”中明确指出“到2010年9月8日陈某2必须凭未婚证明享受大龄青年安置面积100”，陈某2于2010年9月16日依约提交了未婚证明。故在前述条件成就后，蜀山街道办事处应按约定为陈某2安置100平方米，扣除已有的50平方米，还应额外增加50平方米，即郑兰金户总安置面积应为350平方米而非300平方米。蜀山街道办事处在无明确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主观推测该“250+50成本价”中已包含陈某2的100平方米安置面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逻辑判断。依常理推断，附加生效条件的条款，在条件未成就前，是不可能单方先认定结果的。至于蜀山街道办事处反复强调当时在协议中认定前述安置面积的背景情况，鉴于《安置协议》系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的，即便真如蜀山街道办事处所称，协议约定的安置面积不符合安置政策，也只能认为蜀山街道办事处为了拆迁总体部署而附加了优惠条件，七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安置协议》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也不违反法律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系真实有效且不得随意变更。综上，七原告要求在原有基础上以安置价为陈某2增加安置面积50平方米。其次，方龙祥、方某要求以《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价享受150平方米安置面积，有理有据。其一，根据《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安置人口按照被拆迁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数确定”之规定，方龙祥的户口已于2010年10月26日迁入湖山村，系郑兰金户家庭常住人口，按规定属于基本安置人口。根据《蜀山街道湘湖二期及地铁二号线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三条“本实施细则由萧山区蜀山街道办事处负责解释。如与上级政策抵触，以上级政策为准”之规定，蜀山街道办事处不认可方龙祥的基本安置人口身份，是与《实施办法》相违背的。而方某因其父母户口均在湖山村，亦是毫无争议的本村村民，根据《实施办法》第七条第五款“被拆迁人在拆迁公告之日起至正式安置前出生的人口应作为安置人口”之规定，亦属于新增安置人口，应予安置。其二，根据《安置协议》第四条第2款约定：“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增加（出生、婚嫁等）的可按规定计算人口。”现行有效的安置政策《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萧政办发〔2017〕51号，以下简称“《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二）款第5项也作了相同规定。故本案中方龙祥、方某满足以上二种情况，应当享受安置待遇。其三，方龙祥依据政策规定，属于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应按此享受安置待遇。根据《安置意见》第二条规定，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对象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前已就地“农转非”的居民和转制社区的居民。而蜀山街道办事处提及的《萧山区城市示范村住宅建设安置实施意见》（萧政办发〔2010〕30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第二条第（三）款直接将“转制社区的居民”列入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对象。《安置意见》第二条除了将《实施意见》第二条第（二）（三）款合为一款，还在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对象中增加了第（三）款“其他符合条件的照顾安置对象”，进一步扩大了适用范围。前述二个安置政策相互印证，可以认定转制社区的居民是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安置对象，而非如蜀山街道办事处所称，必须属于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农户或者户籍制度改革前已就地“农转非”的居民或者转制社区的居民才行。方龙祥的户口于2010年10月26日迁入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湖山社区（以下简称“湖山社区”），且多年来一直作为转制社区的居民，享受与其他居民同等的待遇，包括选举权、村民代表权以及股份制分红等。且在年转制成社区时，方龙祥也与其他村民一样领取了8年养老保险补贴。因此，完全可以以转制社区居民的身份认定方龙祥系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人员，并依据《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其安置待遇，即一人50平方米。另外，根据《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二）款第1项“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不再生育的，子女未婚且未满28周岁的可按两人计算”之规定，陈某2与方龙祥已领取该证，故方某可依此规定享受二个安置份额，即安置面积100平方米。综上，方龙祥、方某二人合计可按《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价获得安置面积150平方米。其四，蜀山街道办事处始终将方龙祥和方某认定为照顾安置对象，忽略了其二人系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基本安置人口，该安置政策的适用前提本身就存在错误。蜀山街道办事处认为方龙祥不符合入赘条件，无法享受安置待遇，其理由是一户家庭只能有一位女儿的配偶入赘，第二位女儿的配偶入赘不符合村规民约，但其又无法提供正式的文件或规定证明存在此种村规民约。七原告有事实和理由可以推断湖山村系认可方龙祥入赘身份的。第一，2010年10月26日方龙祥将户口迁入湖山村，系经过村领导同意，并由湖山村开具入赘证明，才成功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否则，基于当时村集体户口已冻结的状况，仅靠缔结婚姻关系是无法将户口迁入的。这点可以通过向公安机关调取档案加以印证。第二，自2010年迄今，方龙祥一直作为湖山村村民，享受村民待遇，承担村民义务，包括享有村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红，享有村集体组织改制成社区时的养老保险补贴。在案涉安置房建设期间，其也一直作为村民代表监督安置房施工，履行村民义务。故七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湖山村是将方龙祥作为入赘人员看待的。既然蜀山街道办事处以村规民约为依据，就应以湖山村的认定为依据。既然湖山村认可方龙祥的入赘身份，就应按蜀山街道办事处认定的照顾安置对象中符合入赘条件的人员给予方龙祥安置待遇。另外，蜀山街道办事处称七原告曾出具确认郑兰金户由韩奇作为入赘女婿的说明，但在该份说明中，七原告并未明确指出日后陈某2的配偶即方龙祥不再入赘，故该说明同样无法证明方龙祥必然不符合湖山村入赘条件。事实上，方龙祥完全符合湖山村入赘条件，也是依据法律以外的村俗入赘，承担为陈某2的父母养老送终的义务。蜀山街道办事处关于方龙祥不符合入赘条件的认定过于片面，也缺乏有效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其据此认定方龙祥无法享受安置待遇，既有失公允也违背宪法关于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其五，方某的父母户口均在湖山村，其属于确定可以安置的基本安置人口，理应与其他在此期间出生的孩子一样享受安置待遇。而蜀山街道办事处始终忽视其作为基本安置人口的身份，将其列入照顾安置对象考虑。即便真如蜀山街道办事处所称，在方龙祥被认定为不符合入赘条件的情况下，方某仍可依据《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三）款第3项关于“被补偿人的不符合入赘条件的女儿为1997年后毕业的已婚大中专毕业生的安置”的相关规定享受安置待遇。该条款明确规定，子女为杭州市区范围内居民户口的，20平方米按安置价购买，30平方米按成本价购买。但蜀山街道办事处以陈某2已经享受过拆迁时大龄未婚青年按两人计算的安置待遇为由，拒绝适用前述安置条款，七原告认为这是缺乏理论和事实依据的。第一，事实上，蜀山街道办事处在进行实际安置时未将陈某2可增加的50平方米安置面积计算在内。第二，即便陈某2已享受了可增加的50平方米安置面积，但方某仍然符合蜀山街道办事处认定的可以作为照顾安置对象的条件。《安置意见》并未明确规定在陈某2已经享受过大龄未婚青年按两人计算的安置待遇的情况下，其子女是否就必然不能享受安置待遇。“法无禁止即可为”，上述争议归根到底是两个时间节点的问题。一是按照拆迁时的婚姻状况认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亦以《安置协议》的形式明确下来，即陈某2只要满足在2010年9月8日前未婚的条件，即可享受100平方米安置面积；而在此时间点之后、正式安置前，若陈某2结婚生子，则其配偶及子女并不必然丧失安置待遇，特别是在陈某2、方龙祥二人的户口一直在湖山村的情况下，方龙祥、方某仍然属于《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的可安置人口。而蜀山街道办事处在完全忽视事实和理论依据的前提下，单方面认定方某无法享受安置待遇，显失公平且有违诚实守信原则。方某作为普通公民，有权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七原告有理由相信，政策的制定和适用是以宪法和法律为指导思想，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而七原告相对于蜀山街道办事处来说，亦属明显的弱势群体，希望法院依法支持七原告的诉讼请求，保障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现政府公信力。再次，针对蜀山街道办事处关于《安置协议》已履行完毕的抗辩，七原告不予认可。其一，根据蜀山街道办事处提供的《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多层住宅安置表》，无法直接认定案涉《安置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只能证明蜀山街道办事处履行了《安置协议》的部分内容，且该部分内容是双方均认可的。其二，在2017年3月正式开始安置时，针对蜀山街道办事处对七原告的安置结果，七原告曾多次向蜀山街道办事处及杭州市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城乡一体办”）提出异议，且在最终的《湖山社区安置户信息核对及新增面积户型选择申请表》中亦明确提出了异议，该异议表也由蜀山街道办事处作为正式文档保存，故七原告有理由相信蜀山街道办事处知道七原告对安置结果存有异议。综上，蜀山街道办事处关于案涉《安置协议》已履行完毕的论断，明显与事实不符，不应予以采纳。最后，七原告诉称的安置面积200平方米系以多层安置房50平方米为计算基数，若换算成高层安置房，则应以70平方米为计算基数，合计280平方米。综上所述，蜀山街道办事处不予为七原告增加安置面积200平方米的行为明显与《安置协议》约定及相关安置政策相违背，七原告多次上门与蜀山街道办事处协商，均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七原告的诉讼请求。
蜀山街道办事处辩称，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案涉《安置协议》合法有效且符合被拆迁人郑兰金户的实际情况，蜀山街道办事处已经将郑兰金户可纳入安置人口的人员全部计算入内，且案涉《安置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不存在任何争议。现七原告要求增加安置面积200平方米并按照安置价结算购房款，缺乏事实依据，且与现行安置政策不符。首先，在签订案涉《安置协议》时，已将陈某2可享受的大龄未婚青年增加安置面积计算在内。协议约定的郑兰金户可安置人口5人即郑兰金、陈某1、韩奇、韩某、陈某2，安置面积250平方米已经包含陈某2附条件可享受的100平方米安置面积，所以在《安置协议》第五条亦备注了陈某2可享受安置面积100平方米的前提条件。对该条款的解释，不是“到2010年9月8日如果陈某2未婚，则可再增加安置面积50平方米”，而是“在250平方米中已经包含陈某2可享受的安置面积100平方米，如果陈某2未能按约提交未婚证明，则须扣减安置面积50平方米”。从蜀山街道办事处提交的《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多层住宅安置表》载明的内容来看，郑兰金户自身也确认了陈某2已享受大龄青年特殊安置待遇即100平方米安置面积。在签订案涉《安置协议》时，韩某并未按照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的安置政策计算安置面积，《安置协议》第四条第2款手写部分“+50成本价”指向的安置人口即为韩某。理由是，陈某1、韩奇均为非农户口且非拆迁区域内在册人口，其二人的独生女韩某根据安置政策须按照成本价进行安置。综上，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郑兰金户可予安置的人口，均已计算在内。其次，关于方龙祥与方某是否属于安置对象及是否符合农村建房条件。根据现行的安置政策，方龙祥及方某不符合任何一项可予安置的情形。在签订案涉《安置协议》之前，郑兰金户全体家庭成员均在场，并再三确认由长女陈某1的配偶入赘。故而次女陈某2的配偶方龙祥不符合入赘条件，方龙祥及方某均不能纳入安置人口。同时，即便方龙祥属于户籍制度改革前已就地“农转非”的居民和转制社区的居民，其也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故不属于郑兰金户新增安置人口。另外，正式安置分房前，在包括陈某2在内的郑兰金户全体家庭成员均在场的情况下，蜀山街道办事处明确要求陈某2选择是按照实施拆迁时大龄未婚青年进行安置，还是按照安置分房时不符合入赘条件的女儿确定安置面积（根据安置政策，此种情形下，陈某2可按成本价照顾安置50平方米，方某作为新出生人口，可按照“20平方米安置价+30平方米成本价”进行照顾安置），当时郑兰金户选择陈某2按照实施拆迁时大龄未婚青年进行安置。故七原告要求对方龙祥、方某进行安置的诉请，与安置政策不符，不应予以支持。再次，案涉《安置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郑兰金户共获得安置面积420平方米，实际分得的安置房为多层102.18平方米、高层320.27平方米、杂物间8.37平方米，购房款及拆迁补偿款结算完毕后，蜀山街道办事处实际支付郑兰金户款项12284.43元，案涉《安置协议》已于2017年6月全部履行完毕，上述事实由陈某2代表郑兰金户进行确认。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就案涉《安置协议》无特别大的争议，且已全部履行完毕，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七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七原告提交的证据。1.《安置协议》《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韩某）《实施办法》《实施细则》《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多层住宅安置表》各一份，欲证明蜀山街道办事处应为陈某2增加安置面积50平方米并按安置价结算购房款的事实。2.《居民户口簿》一本、《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方某）一本、《聘书》一本、村民代表证一个、《湖山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选民证》一份，欲证明方龙祥与方某属于湖山社区正常增加人口，系湖山社区居民，且按照村规民约，方龙祥只有入赘才可以将户籍迁入湖山社区的事实。3.《湖山社区安置户信息核对及新增面积户型选择申请表》一份，欲证明郑兰金户在信息核对及户型选择时提出异议，案涉《安置协议》尚未履行完毕的事实。经质证，蜀山街道办事处认为，1.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及证明对象不予认可，蜀山街道办事处在签约时就已经把郑兰金户根据实际情况能够安置的人口全部计算在内，不存在应将方龙祥、方某纳入安置人口的问题，且陈某2作为大龄未婚青年可享受的安置面积100平方米已经考虑并计算在内。2.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待证事实有异议，方龙祥及方某户籍登记在拆迁范围内，并不当然等同于其二人符合安置人口条件。根据安置政策，被纳入安置人口的前提条件是须符合农村建房条件，虽然其二人同陈某2一样属于湖山社区非农户口，但其二人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故不能纳入安置人口。3.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待证事实有异议，郑兰金在该《申请表》上填写的异议理由“对外孙子韩某未按照独生子女再增加一个的政策安置，有异议”与七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提出的异议理由“陈某2应按照大龄未婚青年享受再增加一个安置人口的安置待遇”不一致。虽然郑兰金户在户型选择时曾提出异议，但其还是按照协议内容实际履行了案涉《安置协议》，并未提出异议，且案涉《安置协议》已经履行完毕，郑兰金户曾经提出异议并不代表双方未履行《安置协议》。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蜀山街道办事处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结合《安置协议》第五条“其他说明事项”的约定“到2010年9月8日陈某2必须凭未婚证明享受大龄青年安置面积100”与《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多层住宅安置表》中载明的内容“陈某2，合作银行石岩支行（大龄青年安置）”，以及2010年9月16日陈某2提交《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等情况来看，《安置协议》第四条第2款约定的“安置面积250+50成本价+郑爱姑20平方高层”已将陈某2可享受的大龄未婚青年安置面积100平方米计算在内，并在《安置协议》第五条附加了享受该100平方米安置面积的生效条件，即应于2010年9月8日提交陈某2的未婚证明。综上，该组证据无法实现七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2，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蜀山街道办事处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该组证据能够证明方龙祥、方某的户籍登记情况以及方龙祥享有湖山社区居民身份和待遇的事实，但无法证明方龙祥、方某系“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转制社区居民，具体结合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下文详述。至于方龙祥是否因入赘将户口成功迁入湖山社区，仅凭在案证据无法证实。即便方龙祥当时确因湖山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入赘证明得以将户口迁入湖山社区，因郑兰金的长女陈某1的配偶韩奇户口未迁入湖山社区，却在安置时被确认为入赘女婿，可见是否符合入赘条件并享受相应安置待遇，并不必然以户籍登记情况为依据，而应以案涉《安置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郑兰金户的自愿选择为依据。综上，该组证据无法实现七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3，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蜀山街道办事处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该组证据能够证明郑兰金户在2017年5月26日进行信息核对及户型选择时提出的异议理由是“韩某未按照独生子女增加一个安置人口”以及“方龙祥、方某未被纳入安置人口”，对陈某2是否享受大龄未婚青年安置待遇并无异议。二、蜀山街道办事处提交的证据。1.《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多层住宅安置表》《公证书》《蜀山街道办事处湖山春晓家园房款结算款发放清册》《蜀山街道拆迁安置房结算清单》各一份，欲证明案涉《安置协议》经郑兰金户确认且已全部履行完毕的事实。2.《实施细则》一份，欲证明案涉拆迁项目适用的拆迁安置政策，以及按照该政策，陈某1、韩奇、韩某可予照顾安置100平方米的事实。3.《安置意见》《实施意见》各一份，欲证明根据现行安置政策，陈某1、韩奇、韩某可予照顾安置150平方米，其中50平方米按成本价结算，即使按照现行安置政策，郑兰金户也不存在可增加的安置面积的事实。4.《关于对郑兰金户安置情况的说明》一份，欲证明郑兰金户目前所享受的安置面积系经过城乡一体办审核批准的事实。经质证，七原告认为，1.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多层住宅安置表》上只是确认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约定的“250+50”平方米安置面积的构成，其中载明的“农业1人、非农业4人、独生子女非农业1人”，正好可以印证七原告对案涉《安置协议》第四条第2款的理解是正确的，且该面积已经由城乡一体办审核批准，但其中不包括因人口出生、婚嫁以及达到大龄未婚青年条件应增加的安置面积。《公证书》《蜀山街道办事处湖山春晓家园房款结算款发放清册》和《蜀山街道拆迁安置房结算清单》只能说明蜀山街道办事处根据协议履行了部分安置补偿义务，不能证明《安置协议》已经完全履行完毕，事实上在2017年3月正式开始安置后，七原告针对蜀山街道办事处对郑兰金户的安置结果曾多次向蜀山街道办事处及城乡一体办提出异议，并在最终的《湖山社区安置户信息核对及新增面积户型选择申请表》中明确提出异议。该《湖山社区安置户信息核对及新增面积户型选择申请表》既已由蜀山街道办事处作为正式文档保存，七原告有理由相信其是知道并认可七原告的异议的。2.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款第2（2）和第2（3）项规定，正好可以印证七原告的诉请具有合法依据。且《安置协议》约定对陈某1、韩奇、韩某安置150平方米，故实际履行过程中应以《安置协议》为依据进行履行。3.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其一，《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二）款第3项明确规定实施拆迁时28周岁及以上大龄未婚青年可按两人计算；即便蜀山街道办事处认为方龙祥不符合入赘条件，但根据《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三）款第3（1）项规定，也应对方某进行安置，《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二）款第3项和第三条第（三）款第3（1）项规定是并列适用的，而非选择适用；至于方龙祥是否符合入赘条件，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对蜀山街道办事处认定方龙祥不符合入赘条件，不予认可。其二，政策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实施意见》签发时间是2010年2月8日，而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日期是2010年1月7日，时间节点上并不相符。在效力上，《实施办法》是人民政府发布的，《实施意见》是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且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案涉《安置协议》上也列举了《实施办法》，故在认定安置人口时应以《实施办法》为准。即使按照《实施意见》第六条第（三）款第2顶关于“被拆迁人的子女为已婚大中专毕业生”的规定，陈某2也完全符合该条款规定。方龙祥及方某系郑兰金户在册常住人口，根据《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安置人口按照被拆迁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数确定”之规定，属于基本安置对象，应纳入安置人口。4.对证据4，因收到的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无法考证，且该情况说明系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却无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故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仅为情况说明，蜀山街道办事处却将其认定为审核结果，明显系偷换概念；该情况说明完全没有对案涉《安置协议》的约定作出说明，只是依据现行安置政策来认定郑兰金户的安置情况，而政策无溯及既往的效力，现行安置政策不应适用于案涉《安置协议》的履行；该情况说明也违反了作为上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以及《实施办法》的文件精神，故对其不予认可。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七原告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该组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安置协议》实际履行情况。证据2，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七原告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该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适用的安置政策的具体内容。证据3，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七原告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该组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安置协议》签订后先后出台及现行有效的安置政策及其具体内容；关于证明对象的认证，结合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下文详述。证据4，系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内设机构“城乡一体办”出具的情况说明，蜀山街道办事处已提供原件核对，系公文书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能够证明城乡一体办对郑兰金户按照《安置协议》及现行有效的安置政策可予安置的人口及面积的审核结果。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郑兰金与案外人陈建根（已亡故）系夫妻关系，育有二女，即长女陈某1、次女陈某2。陈某1与韩奇系夫妻关系，于2004年6月1日在杭州市萧山区民政局登记结婚，于2005年6月26日生育女儿韩某，并于2009年7月27日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陈某2与方龙祥系夫妻关系，于2010年10月10日在杭州市萧山区民政局登记结婚，于2012年2月21日生育儿子方某，并于同年3月13日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2010年1月7日，郑兰金户作为乙方与甲方蜀山街道湘湖二期保护与开发建设工程房屋征迁安置工作指挥部签订《安置协议》一份，约定对郑兰金户位于湖山社区的房屋实施拆迁，并就拆迁补偿及奖励费用、腾房要求、过渡方式、安置用房等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该《安置协议》第四条第2款约定：“乙方安置人数5人（其中农业户口1人、非农业户口4人、独生子女1人）；安置面积250+50成本价+郑爱姑20平方高层；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增加（出生、婚嫁等）的可按规定计算人口。”第四条第3款约定：“乙方安置面积及户型选择见《拆迁安置户型申请表》（见附表），所确定的安置面积，需经两次公示，若公示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应按规定予以纠正，最终以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审批为准。”第五条“其它说明事项”约定：“到2010年9月8日陈某2必须凭未婚证明享受大龄青年安置面积100，陈某1夫妇安置面积在安置前如有更优惠的新安置政策出台，就按新政策享受，漏评物体须确认生效。”前述安置人数5人是指郑兰金、陈某1、韩奇、韩某及陈某2，其中郑兰金为农业户口，其余四人为非农业户口。2010年1月7日，郑兰金在《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多层住宅安置表》上签名，对郑兰金户安置人口、安置面积、安置套数等进行确认，其中载明“陈某2，非农，合作银行石岩支行（大龄青年安置）”。协议签订后，蜀山街道办事处于同年9月16日收到陈某2提交的《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同年10月26日，方龙祥的户籍从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温泉八一巷12号迁入湖山社区1组14户，系非农业家庭户。2012年2月21日，方某因出生将户籍申报在湖山社区1组14户。同年12月28日，方龙祥被湖山社区居民委员会聘为湖山社区安置小区质量监督小组成员，其亦系浙江萧峰建设集团湖山社区城乡一体化安置小区项目部村民代表，享有湖山社区居民委员会选民资格。2017年5月26日，郑兰金在《湖山社区安置户信息核对及新增面积户型选择申请表》上签名，确认郑兰金户安置人口为5.3人，虚拟人口1人，安置人员为郑兰金、陈某2、陈某1、韩奇、韩某、郑爱姑，总安置面积314.3平方米（其中成本价购买50平方米），选择的安置房户型为多层100平方米一套，高层140平方米和160平方米各一套；郑兰金同时对外孙女韩某未按照独生子女再增加一个安置人口以及女婿方龙祥、外孙子方某未享受安置待遇提出异议。同年6月10日，郑兰金户参与湖山社区湖山春晓家园安置房分房抽号，获得湖山春晓家园10幢1单元602室户型为100平方米、6幢2单元801室户型为140平方米、2幢1单元201室户型为160平方米的安置房各一套，并对房款进行了结算，后由郑兰金在《蜀山街道办事处湖山春晓家园房款结算款发放清册》上签名确认，由陈某2代表郑兰金户在《蜀山街道拆迁安置房结算清单》上签名确认。同年8月29日，城乡一体办出具《关于对郑兰金户安置情况的说明》，确认郑兰金户内符合安置条件的人数5人，具体为户主郑兰金（农业）、大女儿陈某1（非农）、入赘女婿韩奇（非农）、外孙女韩某（非农）、小女儿陈某2（非农）。其中郑兰金安置50平方米；陈某1及其配偶子女符合照顾安置条件，共安置150平方米（100平方米为安置价、50平方米为成本价）；陈某2签约时附条件适用未婚大龄青年政策，安置100平方米。该《说明》同时明确根据《安置意见》的规定，郑兰金户共可安置320平方米（含郑爱姑20平方米）。另查明，除《安置协议》明确约定及安置政策规定应按成本价购买的以外，正常安置人口享受的安置面积应按安置价结算购房款。又查明，杭州萧山蜀山街道湖山村经济合作社于2006年6月29日名称变更为杭州萧山蜀山街道湖山社区经济联合社。
再查明，《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款第2项规定：“安置人口确定：（1）按实施拆迁安置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常住人口计算，征地农转非人员视同农业人口。（2）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已婚夫妇未育子女的家庭增加一人计算，28周岁以上的未婚大龄青年按两人计算。（3）实施征迁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增加的，可按规定计算人口。……（10）以下人员可照顾安置面积：①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拆迁地农业人口，符合农民建房条件，……已经结婚的非农子女（指男性及符合入赘条件的女性）常住在父母处，且户口在本区又未享受过房改政策的，一次性安置100平方米。”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0年2月8日发布《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第二条规定：“在实施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下列对象之一：（一）征地拆迁户、无（危）房户、符合条件自行拆除旧房户等农户（以下简称农户）。（二）已就地‘农转非’的居民。（三）转制社区的居民。”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人口确定。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计算，其中：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按两人计算……。”第六条第（三）款第1（2）项规定：“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拆迁地的农业人口，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其非农子女（该“女”是指符合入赘条件的女，下同）已经结婚，常住父母处，且户口在本区或滨江区的，根据不同情况，按以下方式安置：①非农成家子女与其家庭成员（非农成家子女的配偶和子女）均未享受过房改政策的，一次性照顾安置150平方米（其中100平方米为优惠价，50平方米为成本价）。”第六条第（三）款第2项规定：“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被拆迁人的子女，1997年以后（含1997年）全日制大中专院校毕业，因入学户口迁出，迁出时为拆迁地农业户口，回迁后为区内非农户口，现已结婚且常住在拆迁地，若该非农子女未被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正式录用（干部身份），且与其配偶未享受过房改政策的，……已生育并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安置200平方米（其中150平方米为优惠价，50平方米为成本价）。”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7年5月2日发布《安置意见》。该《安置意见》第二条规定：“在实施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下列对象之一：（一）征地拆迁户、符合条件自行拆除旧房户；（二）户籍制度改革前已就地‘农转非’的居民和转制社区的居民；（三）其他符合条件的照顾安置对象。”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人口确定：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计算，其中：……3.28周岁及以上大龄未婚青年按两人计算。”第三条第（三）款规定：“以下人员列入照顾安置：1.被补偿人的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子女的安置。……（2）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拆迁地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被补偿人，其子女（该“女”是指符合入赘条件的女，下同）已经结婚，常住父母处，且户口在杭州市区范围内的，根据不同情况，按以下方式安置：该子女与其家庭成员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的，该子女与其配偶每人安置50平方米，按安置价购买；该子女的子女（即被拆迁人的孙辈，该“女”是指符合入赘条件的女，下同）每人安置50平方米，按成本价购买。……3.被补偿人的不符合入赘条件的女儿为1997年后毕业的已婚大中专毕业生的安置。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被补偿人的不符合入赘条件的女儿为1997年以后（含1997年）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因上学户口迁出，迁出时为征迁地农业户口，现户口回迁到征迁地范围内，未曾被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正式录用（干部身份），现已结婚，配偶为户改前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居民户口的，按以下方式安置：（1）在其本人与配偶均未曾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或者仅享受货币分房的前提下，其本人照顾安置50平方米成本价。若其子女为杭州市区范围内居民户口的，20平方米按安置价购买，30平方米按成本价购买。……该类人员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符合政策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子女计算一个安置人口。”第六条第（三）款规定：“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之前已经按规定期限签订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及腾房，在外过渡的被补偿人，适用本意见。《杭州市萧山区城市示范村住宅建设安置实施意见》（萧政办发〔2010〕30号）和《关于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建设安置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萧城乡办〔2013〕30号）文件同时废止。我区之前的其他文件（批复）中关于集体土地征收安置的相关规定与本意见有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案经调解无效。
本院认为，结合前述查明事实，案涉《安置协议》系郑兰金户与蜀山街道办事处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自愿签订，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亦均无异议，故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同时，鉴于实施拆迁至安置分房须经历较长的周期，《安置协议》亦约定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增加（出生、婚嫁等）的可按规定计算人口，故案涉《安置协议》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还应结合拆迁范围内现行有效的安置政策进行适用，对新增人口的安置当然适用前述安置政策，不存在《安置协议》签订后出台的安置政策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对于新增人口的计算，当然应当参照安置分房期间拆迁范围内通行有效的安置政策进行认定。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七原告要求蜀山街道办事处为其增加安置面积200平方米并按照安置价结算购房款是否具有合同或法律依据。首先，关于案涉《安置协议》项下安置面积320平方米对应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的认定，即陈某2要求为其增加安置面积50平方米的诉请是否具有合法依据。其一，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而案涉《安置协议》第四条第2款及第五条“其他说明事项”均系郑兰金户与蜀山街道办事处经过平等自愿协商后签订的手写特别约定条款，不属于《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格式条款。故对案涉《安置协议》第四条第2款安置面积及第五条“其他说明事项”的解释，不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关于格式条款解释的规定，对七原告关于案涉《安置协议》应作不利于格式合同提供方的解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其二，根据前述《实施细则》《实施意见》《安置意见》等安置政策规定，若韩某符合“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的安置条件，则其名下二个安置份额均应按照安置价结算购房款，而非成本价。七原告关于韩某因其父母均系非农户口，故其名下二个安置份额一个按照安置价结算、一个按照成本价购买的主张，无政策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韩奇与陈某1均系非农户口，属于前述《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款第2（10）①项、《实施意见》第六条第（三）款第1（2）项及《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三）款第1（2）项规定的照顾安置对象，在案涉《安置协议》签订的时间节点（2010年1月7日），陈某1与韩奇可一次性安置100平方米；根据随后于2010年2月8日出台的《实施意见》，陈某1、韩奇、韩某则可一次性照顾安置150平方米（其中100平方米为优惠价，50平方米为成本价）。鉴于政府规范性文件特别是安置政策出台有一个文件草拟、广泛征求意见、修订、正式发布的过程，而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间和《实施意见》出台仅间隔一个月，故蜀山街道办事处在已掌握《实施意见》政策精神的前提下，在签订《安置协议》时给予韩某按成本价购买50平方米安置房的照顾安置，既不违反安置政策的规定，也符合协议签订前后的背景情况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综上，蜀山街道办事处关于案涉《安置协议》第四条第2款约定的“安置面积250+50成本价+郑爱姑20平方高层”中“50成本价”指向的安置人口系韩某本人的辩称，较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纳；七原告关于该“50成本价”指向的是韩某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多出的一个安置份额的主张，与郑兰金户在《湖山社区安置户信息核对及新增面积户型选择申请表》中提出的异议理由不符，且无政策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三，结合前述证据认证意见，案涉《安置协议》第五条“其它说明事项”约定的陈某2名下的安置面积100平方米，属于附条件享受的安置面积，已被计入前述“250+50成本价+郑爱姑20平方高层”安置面积范畴内。若陈某2可享受的大龄未婚青年安置面积未包含在前述“250+50成本价+郑爱姑20平方高层”安置面积范畴内，则属于安置期间被拆迁户内安置人口因出生、婚嫁、达到28周岁未结婚等根据安置政策可增加计算安置人口的法定情形，只须在相应情形出现时向拆迁人申报即可，无须在“其它说明事项”中提前特别备注说明。且该条款中“到2010年9月8日陈某2必须凭未婚证明享受大龄青年安置面积100”的措辞也表明蜀山街道办事处提前数月给予陈某2大龄未婚青年安置待遇是附严格的生效条件的。故七原告关于案涉《安置协议》第五条“其它说明事项”的约定是指陈某2达到大龄未婚青年标准后可再增加安置面积50平方米的主张，不符合对协议条款的通常理解及整体文义解释，本院不予采信，对蜀山街道办事处的相应辩称，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案涉《安置协议》第四条第2款约定的安置面积“250+50成本价+郑爱姑20平方高层”是指郑兰金、陈某1、韩奇每人各50平方米，陈某2按照大龄未婚青年安置政策可享受的100平方米，韩某可按成本价购买的50平方米以及郑爱姑的20平方米；陈某2要求按照大龄未婚青年安置政策再增加安置面积50平方米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方龙祥、方某是否有权要求蜀山街道办事处为其增加安置面积150平方米的认定。其一，关于方龙祥、方某是否属于湖山社区基本安置人口的问题。《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未明确“安置人口按照被拆迁人家庭常住人口数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款第2（1）项规定，“安置人口按实施拆迁安置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常住人口计算，征地农转非人员视同农业人口。”根据《实施意见》第二条规定，“在实施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下列对象之一：（一）征地拆迁户、无（危）房户、符合条件自行拆除旧房户等农户（以下简称农户）。（二）已就地‘农转非’的居民。（三）转制社区的居民”属于安置对象。根据《安置意见》第二条规定，“在实施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下列对象之一：（一）征地拆迁户、符合条件自行拆除旧房户；（二）户籍制度改革前已就地‘农转非’的居民和转制社区的居民；（三）其他符合条件的照顾安置对象”属于安置对象。从上述安置政策一以贯之的行文来看，实施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上述几类农户或居民属于安置对象，而非七原告所称的上述几类农户或居民当然地“符合农村建房条件”。七原告对上述安置政策的理解存在逻辑错误，系本末倒置。结合前述查明事实，湖山村已于2006年转制为湖山社区，而非七原告主张的2013年。虽然方龙祥、方某户籍均登记在湖山社区，但系非农业户口，即属于前述安置政策中规定的“转制社区的居民”，故方龙祥、方某被纳入基本安置人口的前提条件是其二人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结合在案证据来看，七原告仅提交证据证明方龙祥系湖山社区居民，享有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股份制分红、转制社区居民养老保险补贴等社区居民待遇，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系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常住人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故是否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应由方龙祥提出申请后，经蜀山街道办事处审核，并由萧山区人民政府批准。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湖山村已转制为湖山社区，全体农村村民已转为城市居民，村集体土地的大部也相应地转化为国有土地，且方龙祥系基于与陈某2结婚后将户口迁入湖山社区，从而取得湖山社区居民身份，而非湖山村（社区）原始村（居）民。因此，郑兰金户审批宅基地时，户内家庭成员显然不包括方龙祥、方某。也无证据显示，方龙祥、方某仍可获批宅基地。综上，七原告关于方龙祥及方某属于基本安置人口，要求享受基本安置人口可享受的150平方米安置待遇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二，关于方龙祥、方某是否属于湖山社区照顾安置对象的问题。根据前述《实施意见》第六条第（三）款第1（2）、第2项及《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三）款第1、第2、第3项规定，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拆迁地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被补偿人，其已经结婚的非农子女中符合入赘条件和不符合入赘条件的女儿，其本人及其配偶、子女应适用不同的安置政策。结合萧山区范围内通行的安置政策及村规民约，育有二个女儿的家庭户只有一个女儿可以符合入赘条件。该通行做法虽无明确的法律依据，但系《实施意见》《安置意见》等安置政策对符合入赘条件的女儿和不符合入赘条件的女儿进行差别化安置的缘由。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郑兰金户内二个女儿，已确定由长女陈某1招赘，韩奇作为入赘女婿享受安置待遇，陈某1及其配偶韩奇、女儿韩某亦已经按照符合入赘条件的女儿及其家庭成员的相关安置政策，一次性照顾安置150平方米（其中100平方米为优惠价，50平方米为成本价），故次女陈某2不符合入赘条件，其本人及其配偶方龙祥、儿子方某无法按照相关安置政策进行安置，即方龙祥、方某无法援引《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三）款第1（2）项规定，要求为其二人增加安置面积100平方米。其三，关于陈某2可否重复享受实施拆迁时大龄未婚青年安置待遇和安置分房时不符合入赘条件的女儿安置待遇的问题。根据《安置协议》约定及前述安置政策规定，28周岁及以上大龄未婚青年按两人计算，实施拆迁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增加的，可按规定计算人口。本案中，陈某2在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已经按照28周岁以上大龄未婚青年享受按两人计算的安置待遇，事实上已享有为其未来配偶预留的安置份额。现陈某2在本案中既要求享受大龄未婚青年安置待遇，又要求在其结婚后对其配偶及子女进行安置，显然属于重复享受安置待遇，既不符合政策规定，也违背政策初衷，显失公平。故陈某2可选择按照《安置协议》签订时约定的大龄未婚青年安置待遇即安置面积100平方米进行安置，也可选择安置分房时按照现行安置政策[《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三）款第3项规定]即其本人照顾安置50平方米成本价，其儿子方某安置50平方米（其中20平方米按安置价购买，30平方米按成本价购买）进行安置，且方某只能计算一个安置人口。陈某2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既已选择主张享受大龄未婚青年安置待遇，就意味着放弃其配偶及子女的安置待遇，其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安置协议》约定主张安置面积。事实上，按照《安置协议》约定主张安置待遇，从购房款结算价格来说，亦对其有利。综上，方龙祥、方某既不属于基本安置人口，也不属于照顾安置对象，七原告要求为方龙祥增加安置面积50平方米、为方某增加安置面积100平方米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再次，根据案涉《安置协议》第四条第3款约定：“乙方安置面积及户型选择见《拆迁安置户型申请表》（见附表），所确定的安置面积，需经两次公示，……最终以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审批为准。”故案涉《安置协议》项下安置面积及实际履行过程中安置人口和安置面积的增加，均应经城乡一体办审批。结合前述查明事实，城乡一体办出具的《关于对郑兰金户安置情况的说明》表明《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面积320平方米已包括陈某2作为大龄未婚青年可享受的100平方米安置面积，而郑兰金户可予安置的人口亦不包括方龙祥、方某，故七原告要求蜀山街道办事处为其增加安置面积200平方米的主张，不可能获得城乡一体办审批通过。
综上所述，对七原告要求蜀山街道办事处在原《蜀山街道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基础上以协议约定的安置价再为七原告增加安置面积200平方米（按多层计算）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杭州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张建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PubDate\\\\\":\\\\\"2018-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