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江永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永法民初字第459号
原告余昌静，男。
法定代理人孙春菊，女,系原告余昌静的母亲。
委托代理人陈霞，女，湖南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贾湘宁，男，湖南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黄文英，曾用名周丽君，女。
委托代理人万江宁，男，广东万道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杜倩，女。
被告江永县中医院，住所地江永县潇浦镇永明中路**号。
法定代理人黄永进，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邓云芳，女，系被告江永县中医院副院长。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余昌静与被告江永县中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唐建远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蒋公查，人民陪审员周云参加的合议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黄文英系死者杜增修的养女，本院依法追加黄文英为共同原告参加本案诉讼。原告杜倩以其系死者杜增修的养女为由向本院申请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院于2015年9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代理书记员刘芯担任记录。原告余昌静的法定代理人孙春菊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霞、贾湘宁，原告黄文英的委托代理人万江宁，被告江永县中医院的法定代表人黄永进及其委托代理人邓云芳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杜倩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昌静诉称：2014年8月8日，原告父亲杜增修因咳嗽一月余在被告门诊就医。被告门诊以肺感染给予开药处理，至下午6时左右开始输液，在第二组输液2分钟时，原告父亲出现头昏症状，被告工作人员赶到时原告父亲已没有心跳和脉搏。并于当日19时30分宣布死亡。事故发生后，江永县卫生局于2014年8月11日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在2014年9月12日作出同济司法鉴定中心（2014）法医学病理检字第F-321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认为原告父亲系在患重症冠心病的基础上于输液过程中发生冠心病猝死。2015年11月6日，江永县卫生局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父亲的死因以及被告在对原告父亲医疗行为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该过错与原告父亲死亡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4）司鉴字第3429号鉴定意见，认定原告父亲在是输液过程中发生心源性猝死。被告在对原告父亲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该过错是导致原告父亲死亡的次要因素，参与度鉴定为20%-40%。被告应赔偿原告的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191304元（26570元/×18年×40%）；2、被扶养人生活费40337元（18335元/年×11年÷2人×40%）；3、交通费3000元（8000多元的40%估算）；4、鉴定费和鉴定差旅费16000元；5、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300641元。
原告余昌静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信息以及原告的出生医学证明各1份，拟证明原告余昌静与杜增修的父子关系，原告余昌静与孙春菊系母子关系；
2、死亡医学证明存根1份，拟证明原告父亲杜增修于2014年8月8日已死亡的事实；
3、杜增修在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健康体检报告1份，拟证明原告父亲杜增修原先的身体状况良好；
4、江永县中医院门诊病历复印件1份，拟证明杜增修在被告处输液过程中死亡的事实，原件在被告处；
5、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拟证明被鉴定人杜增修系在患重症冠心病的基础上于输液过程中发生冠心病猝死的事实；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拟证明江永县卫生局委托该中心对杜增修死亡原因、被告在对杜增修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等进行鉴定，经鉴定死者杜增修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的基础上，于输液过程中发生心源性猝死，江永县中医院在对杜增修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其过错因素是导致杜增修死亡的次要因素（参与度系数20%-40%），以及原告主张赔偿的依据；
6、梁升伟、梁金玉、义景华、邓勇辉、欧光灿（杜增修学校的教员）、宋三三、周社芝、吴湘翠（杜增修的邻居）的书面证明各1份，拟证明原告父亲杜增修所办学校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与原告及原告母亲一起生活居住，杜增修除了与原告及原告母亲一起共同生活外，无其他任何亲属与其一起共同生活，也没有其他任何以子女名义身份的人有往来联系的事实；
7、苏保秀、廖小军、何建元的调查笔录各1份，拟证明原告父亲杜增修生前多年的好友证明杜增修早年因没有子女，仅接过前妻周解桂哥哥的女儿一起居住过，当时来杜家的时候都是八十年代的事，没有住两年就离开了，没有再与杜增修生活居住过，没听杜增修承认收养过子女一事，杜增修一直在江永居住，在与周解桂离婚后都是一人居住，没有任何子女及晚辈照顾过，杜增修2000年左右就与原告余昌静母亲生活在一起，生活起居都是原告母亲照顾的，是与原告一起生活的，从没见过有与养女名义的任何人生活照顾过，杜增修的后事都是原告母亲处理和支付相关费用的，没有其他任何人管过；
8、永新社区的证明、吉首市镇溪办事处沙子坳社区证明、江永县房产局证明、吉首市房产局证明、江永县第一小学学籍证各1份，拟证明原告母亲无业，也没有固定房产，经济条件低，单独抚养原告的能力差，原告系在校小学二年级的学生，需要抚养的年限还很长；
9、裴华春、唐科华共同出具的证明1份，拟证明杜增修的后事系原告母亲处理和支付所有相关费用的；
10、证明和收条共19张，拟证明原告母亲孙春菊处理杜增修的后事的相关收据、证明，共花了11万元；
11、收据3张和发票各1张，拟证明原告的母亲孙春菊花费病理鉴定费、鉴定差旅费共计1万6千元的事实，原告母子及其孙春菊的亲属从吉首赶过来奔丧的差旅费8000元。
对原告余昌静提交的证据，被告江永县中医院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3、5、6、7、8、9、10无异议；对证据4无异议，原件在公安局；对证据11，第一次鉴定费都是我们出的，第二次鉴定是原告提出来的，我们一起去的，各出各的，我们花了18000元，奔丧的差旅费与我们无关。
对原告余昌静提交的证据，原告黄文英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3、4、5、8、11无异议；对证据6，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证人证言需证人出庭作证，否则不能采信，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与本案无关，且证人证言需证人出庭作证，否则不能采信，对其证明的事实有异议，黄文英确实是死者收养的女儿，有相关法律文书为证；对证据9，不完全是事实，黄文英也参与杜增修的后事，中医院给了5万元给原告母亲孙春菊办理死者后事，所以不是原告母亲一人出钱；对证据10，与本案无关。
原告黄文英诉称：1、关于被告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同意原告余昌静的意见；2、黄文英是适格的原告，有人民法院生效的调解书和公证书予以证明；3、本案不是遗产分割纠纷，而是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请求法院在20%-40%的过错参与度靠高的比例支持原告的诉请。
原告黄文英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2、江永县公证处公证书、收养协议各1份，拟证明1989年8月15日，死者杜增修收养黄文英为养女，并进行了公证的事实，原告主体资格适格；
13、（89）城法民字第75号民事调解书、杜增修出具的答辩状各1份，拟证明死者杜增修与前妻周解桂离婚后，养女黄文英由死者杜增修抚养成年直至上大学；
14、道县公安局和道县审章塘瑶族乡葫芦岩村民委员会共同出具的证明1份，拟证明黄文英与周丽君系同一人，证据是当地政府和户籍管理机关出具。
对原告黄文英提交的证据，原告余昌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13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公证书上的出生年月与原告黄文英向法庭提交的身份信息不符，不能证明黄文英就是周丽君，公证书在民事调解书之前，中间只隔了两个月，周丽君当时年满15岁，接近16岁，杜增修离婚后，实际上周丽君是和周解桂一起生活的，没有按照调解书上约定的与杜增修一起生活；证据14，不能证明黄文英与周丽君是同一人，是同一人必须由户籍管理机关出具存档资料予以证实出具证明内容真实性，依据证据规则，证明必须由经办人签字和相关负责人签字，不符合证据规则，上面的签字的人身份信息无法核实，两个机构出具的证明恰恰证实了周丽君是其亲生父母的次女身份，如果和生父母关系恢复了，那与杜增修的收养关系自动解除。
对原告黄文英提交的证据，被告江永县中医院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13无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4，与本案的损害无关。
原告杜倩诉称：杜倩系受害人杜增的养女，系本案共同原告，本案处理结果与其有利害关系，应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
原告杜倩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5、江永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户籍信息1份，拟证明原告杜倩在死者杜增修的户口上，与杜增修系父女关系。
对原告杜倩提交的证据，原告余昌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该证据15，因杜增修89年已经收养了周丽君，按照法律规定，收养只能是一人，那么杜倩的收养就不合法。
对原告杜倩提交的证据，原告黄文英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无法证明杜倩与杜增修是养父女关系。
对原告杜倩提交的证据，被告江永县中医院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该证据15，与本案无关，不发表意见。
被告江永县中医院辩称：一、患者杜增修的一般情况和在我院的诊疗救治经过:患者杜增修，男，63岁，湖南省江永县潇浦镇城东路068号，因咳嗽一月余，吐痰半月，于2014年8月8日上午11时30分来我院门诊就诊。体查:T37.5°C,BP120/80mmHg,双肺大量湿哆音，未闻及哮鸣音，心率80次/分，率齐，心音可，无杂音。初步诊断:双肺感染。医师建议患者行胸部CT检查，但患者拒绝，并要求输液治疗。当班医师就开出了如下处方:5%的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250m1加头孢呱酮舒巴坦2克;5%葡萄糖100ml加病毒唑注射液0.5g加地塞米松5mg;盐酸溴己新葡萄糖注射液100m1;肺力咳合剂1瓶。患者当时未拿药输液就离开了医院。直至当天下午18时00分患者才来到医院取药输液。患者18时10分进入医院输液大厅后，护士先为其做了头孢呱酮舒巴坦注射液皮试，然后护士为患者输的第一瓶液体是盐酸溴己新葡萄糖注射液100m1，并立即吩咐病人如有心里难受或者喉头痒等不舒服，请告知。18时29分钟第一瓶液体输完，并看了皮试结果为阴性。于是就接着输5%的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250m1加头孢呱酮舒巴坦2克的液体，输入该液体2分钟，18时32分，患者诉头晕、恶心，胸闷口唇有麻木感，咳淡黄色粘液痰一次，护士立即停止输液并更换液体及输液管，协助患者平卧，并立即报告当班医师。18时33分当班医生立即赶来查看，询问病情后，医护人员扶病人到抢救室诊断床上。患者无力，走不动，患者随之转入昏厥，呼吸12次/分，叹气样呼吸，全身发绀，脉搏、心率均消失，颈动脉搏动消失，立即将患者就地平卧，洛贝林3mg，可拉明0.375缓慢静脉推注，地塞米松10mg静脉推注，予以肾上腺素1mg麦氏管滴入，拳击心前区两次，并进行胸外心脏按压，持续给氧2L/分，加用5%葡萄糖氯化钠250m1加多巴胺60mg静脉滴注，于18时40分试呼吸，摸颈动脉，调节氧流量为6L/分，于18时45分患者血压、脉搏、心率仍消失，予以生理盐水3毫升加肾上腺素lmg静脉推注，0.9氯化钠20ml加利多卡因100mg缓慢静脉推注，18时50分予心电监护，患者仍处于昏迷，呼吸微弱，血压、脉搏、心率仍为0，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继续给与心肺复苏吸氧，保持静脉输液维持。经上述抢救措施约1小时许，患者仍无心跳，呼吸停止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监护仪心电图为直线，于19时30分宣布抢救无效死亡。医院认为本患者咳嗽一月余，吐痰半月，体查:T37.5°C，BP120/80mmHg，双肺大量湿锣音，未闻及哮鸣音，心率80次/分，率齐，心音可，无杂音、无气促，自行步行来院诊治，无心衰之表现，临床诊断为肺部感染无误。治疗上以予抗生素抗炎、止咳化痰等治疗，在抢救过程中，及时给予吸氧，胸外心肺复苏、保持静脉输液，使用肾上腺素、地塞米松强心、抗休克;利多卡因抗心率失常;多巴胺升血压，洛贝林、可拉明治疗呼吸衰竭等抢救正确及时。二、关于死者家属对死者杜增修在我院治疗过程中提出异议的解释。1、关于未履行告知义务侵害了患方的知情权、选择权、决定权。医院认为:医方的告知义务是指医方在使用特殊治疗、特殊药物或手术时应履行告知义务。而患者是以主诉咳嗽一月，吐痰半月，听诊双肺大量湿罗音来就诊，且医方在医疗过程中并未运用特殊治疗、特殊药物或手术，所以无需特殊告知，不存在侵害患方知情权、选择权、决定权。2、关于医方未了解死者杜增修的病史或建议做进一步检查存在误诊医疗过错行为。医院方认为:死者杜增修来我院门诊看病主诉是咳嗽月余，吐痰半月，体查:体温37.5°C、听诊两肺有大量湿罗音，未提及既往有其它特殊病史，且拒绝做CT等医技检查，门诊医师给予对症治疗(见门诊处方及门诊记录)无医疗过错。3、关于医方对死者杜增修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未做皮试，违反了有关诊疗规范。医院方认为:在给患者杜增修使用头孢呱酮舒巴坦药时已做皮试，理由如下:由于医院的监控是在治疗室的正对面上，患者做皮试是背对监控，所以就看不到做皮试的过程;患者进入注射室后在治疗室窗台前有停留约2分钟左右的时间，这就是在做皮试;护士在间隔15分钟以后有翻转患者右手的动作，这就是在看皮试的结果(有护理记录);医师所开处方头孢呱酮舒巴坦后有皮试，做皮试的护士也写了皮试结果;(见处方记录)；做皮试的针是0.45*16号的针，针孔在间隔时间后难以看出。4、关于第一组盐酸溴已新葡萄糖100m1的输液速度过快，超过了患者杜增修身体承受的极限，引发并发症，是导致患者杜增修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医院方认为:死者杜增修在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的《法医学鉴定意见书》中认定杜增修患有重症冠心病，此病随时随地都可能心梗猝死。而在我院治疗时用的第一组盐酸溴已新葡萄糖100m1的输液时间用了14多分钟，且总输入量仅100m1,不能成为超过了患者杜增修身体承受的极限，成为导致杜增修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5、关于医方用头孢呱酮舒巴坦一次注射剂量过大且系不合理用药，也是导致患者杜增修死亡的重要原因。医院方认为:医生是根据患者主诉有咳嗽月余，吐痰半月，体查:低热，双肺有大量湿罗音的症状(患者拒做医技检查)，对症治疗的，用点抗生素并非不合理用药。使用头孢呱酮舒巴坦一次2克也在用药规定剂量之内，此药并非患者禁用之药。且本组输入仅二分多钟(按前组输速约15m1)，所以一次注射剂过大及不合理用药均不成立。6、关于医方医务人员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未及时观察，发现死者在输液过程出的异常情况，丧失了抢救的最佳时机。医院方认为:患方的说法有误。在患者输液过程中值班护士并未离岗，所谓的擅自离岗5分钟是护士站在注射室的门外，注射室内的监控器不能看到但室内的声动均能感觉到(其他值班医师可证明)，况且患者在出现状况时值班医护人员均在场并做了相关及时合理的处理。(详见门诊记录和监控录像)。7、关于医方对突发事件，没有应急预案，以至患者出现危急情况时，医方没有组织得力抢救班子，抢救措施不得力，是导致杜增修死亡的重要原因。医院方认为:我院值班的医师是合法的执业主治医师，护士是合法的执业护士，闻讯相继赶到及时抢救和协调的门诊主任、院长、总护士长都是合法的执业主治医师和主管护士，且抢救及时，措施适当，用药合理(有门诊处方、门诊记录，监控录像为证)，所以说医方没有组织得力抢救班子，抢救措施不力是不成立的。三、关于原告要求我方赔偿国家规定标准的40%(300641元)的问题。医院方认为:应在尊重司法鉴定责任参与度的基础上结合本案实际按国家规定标准的20%进行赔偿，理由是:司法鉴定是在杜增修死亡事件发生后，经原被告双方同意，江永县卫生局才分别在2014年8月11日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在2014年9月12日做出同济司法鉴定中心【2014】法医病理检字第F-321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认为原告父亲系在患重症冠心病的基础上于输液过程中发生冠心病猝死。后于同年11月6日，江永县卫生局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杜增修的死因以及被告在对杜增修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的因果关系参与度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4】司鉴字第3429号鉴定意见，认定杜增修在输液过程中发生心源性猝死。被告在对杜增修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过错参与度为20%-40%。医院方尊重该司法鉴定意见，在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的标准的基础上可给予原告20%的经济补偿。但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原告的各项损失应按有关法律规定进行核算。综上所述，医院的医疗行为未违反卫生管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两个司法鉴定均认为杜增修是在患重症冠心病的基础上于输液过程中发生冠心病猝死，重症冠心病不仅在输液过程中(仅输液100m1)在其他任何环境、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心源性猝死。况且在杜增修死亡事件后，医院方积极支付了各项善后费用共计人民币117911元。请求法院充分考虑被告的陈述意见，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
被告江永县中医院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6、杜增修死亡事件费用清单10份，拟证明被告为杜增修死亡事件一事共花费了117911元的事实；
17、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各1份，拟证明杜增修的死因和结果及其赔偿的比例；
18、《人民调解协议书》江永医调字（2014）10号1份，拟证明原、被告在达成初步调解协议的时候，被告共支付了原告方50000元用于杜增修的丧葬费，这50000元是垫付费用，应予以扣减；
19、2014年8月8日18时11分-19时30分被告注射室医患双方影像时段记录情况表1份、门诊记录1份，杜增修2014年7月16日的处方单1份、杜增修8月8日19时30分心电图报告单1份、杜增修8月8日门诊处方签1份、死亡医学证明书存根1份，拟证明杜增修在我院抢救治疗的经过。
对被告江永县中医院提交的证据，原告余昌静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6，清单与本案原告诉请无关，且该证据不符合客观性；证据17无异议；证据18，对其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出丧葬费和其他相关费用是自愿的，该垫付的其他费用没有约定予以扣减，合同第二项约定必须七天内火化，约定是附条件的，本协议的主体是就杜增修遗体安葬事项，与本案原告诉请无关；对证据1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不当。
对被告江永县中医院提交的证据，原告黄文英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6，清单与本案原告诉请无关，且该证据不符合客观性；证据17无异议；证据18，丧葬费已经支付了没错，被告是自愿支付的，与本案原告诉请无关；证据19，以两份鉴定意见书为准。
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证：证据1、2、3、4、5、8、17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经审查，符合证据“三性”原则，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据12，系江永县公证处手写的公证书，能证明杜争修、周解桂于一九八九年八月一日收养周甫爱、黄冬莲之女余丽君（原名周丽君、周皇清）为养女；证据13乃是江永县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证明一九八九年十月五日，周解桂与杜争修在经法院协议离婚，收养女儿周丽君由杜争修抚养；证据14系道县市章塘乡葫芦岩村委会和道县公安局祥霖铺派出所的证明，证实葫芦岩村周甫爱、黄冬莲的女儿黄文英、曾用名周丽君，两名字系同一人；证据12、13、14能相印证，证实黄文英（曾用名周皇清、周丽君、余丽君）系杜争修的养女，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5系江永县公安局户籍信息材料，证实户籍登记杜增修与杜倩同一家庭户，为父女关系。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7系杜增修学校的教员、杜增修的邻居及朋友其人的书证材料，虽然他们皆证明没有听到过也没有见到过杜增修有与养女名义的任何人生活照顾过，但与证据12、13、14、15中的江永县公安局户籍材料、江永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江永县公证处公证书、道县公安局祥霖铺派出所证明材料中证实黄文英、杜倩系养父女关系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6，系江永县中医院在杜增修死亡后支出的费用清单共计117911元，其中及其50000元，尸体停放及运输费31650元，死亡责任鉴定费用18043元，死亡病因鉴定费10000元，杂项费用8218元。首先，上述费用不在原告诉讼范围；其次，丧葬费及尸体停放费已由原、被告已经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再次，因本案中医院的确存在医疗损害责任，该鉴定费用及鉴定的差旅费均应由医院全额负担，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举证目的。证据18，系原、被告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并履行完毕，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9，系病案材料，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但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双方认可的司法鉴定意见为准。
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及本院对证据的分析、认定，综合庭审调查，本院确认本案如下事实：
2014年8月8日11时，杜增修以咳嗽一月余在被告门诊就诊，被告门诊以“肺感染”给予开药处理，但上午未取药，到下午6时左右开始输液，第一组药输完后接着输第二组，当第二组药刚输2分钟时，患者觉头昏，护士继而停止输液，医生赶来时发现没有心跳和脉搏。经抢救无效，于19时30分宣布死亡。经江永县卫生局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9月12日作出同济司法鉴定中心（2014）法医病理检字第F-321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认定杜增修系在患重症冠心病的基础上于输液过程中发生冠心病猝死。2014年11月21日，经江永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原告余昌静、黄文英与被告江永县中医院就遗体停放费、安葬费及遗体火化费前期事宜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并已实际履行完毕。经江永县卫生局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4)司鉴字第3429号鉴定意见书，认定：杜增修符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的基础上，于输液过程中发生心源性猝死；江永县中医院在对杜增修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其过错因素是导致杜增修死亡的次要因素（参与度系数20%-40%）。
杜增修曾用名“杜争修”，男，1951年10月10日出生，城镇居民。余昌静的母亲于2005年9月5日与杜增修办理离婚登记，但余昌静的出生医学证明及常住人口登记卡均载明杜增修与余昌静系父子关系。黄文英系杜增修的养女，于1989年8月11日在江永县公证处办理了收养公证手续。江永县公安局的杜增修户籍信息登记杜增修与杜倩系父女关系。
三原告因杜增修的死亡损失依照法定标准并参考其自身的主张核算如下造成的损失有：1、死亡赔偿金478260元（26570元年×18年）；2、被扶养人（余昌静）生活费100842.5元（18335元年×11年÷2人）；3、交通费3000元（原告未提供有效依据，但原告处理丧事、医疗事故确实应开支一定的交通费用，本院酌情支持）；上述1-3项共计582102.5元。4、鉴定费用16000元（余昌静母亲支出的）；5、精神抚慰金30000元（原告诉请精神抚慰金50000元，根据本案具体案情，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本地的经济水平，被告的经济承受能力，本院酌情支持）。
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不是法定继承纠纷和死亡赔偿金分配纠纷，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从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原告余昌静、杜倩均系登记在杜增修的户籍信息上的子女，原告黄文英（周丽君）系杜增修办理了合法收养关系的养女，故余昌静、杜倩、黄文英均系本案适格的原告。至于余昌静、杜倩、黄文英与杜增修之间的实际身份关系以及医疗损害赔偿金具体分配数额，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为充分保护三原告的诉权，三原告可另行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经具有相应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本案被告江永县中医院对死者杜增修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过错参与度系数为20%-40%，原告要求被告承担40%的民事赔偿责任未违反该限额，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经上述核算，原告余昌静因杜增修所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损失100842.5元、交通费损失3000元，共计103842.5元，由被告江永县中医院赔偿40%即41537元。因两次司法鉴定结论被告江永县中医院均存在过错，故该鉴定费用应全部由被告江永县中医院承担，原告余昌静垫付的司法鉴定费16000元，被告江永县中医院应予赔偿。原告余昌静、杜倩、黄文英因杜增修死亡所致的死亡赔偿金损失478260元由被告江永县中医院赔偿40%即191304元。另被告江永县中医院应赔偿原告余昌静、杜倩、黄文英因杜增修死亡所致的精神抚慰金30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江永县中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余昌静因杜增修死亡所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损失41537元，鉴定费损失16000元，共计57537元。
二、被告江永县中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余昌静、杜倩、黄文英因杜增修死亡所致的死亡赔偿金损失191304元，精神抚慰金损失30000元，共计221304元。
三、驳回原告余昌静、杜倩、黄文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809元，由原告余昌静、杜倩、黄文英负担809元，被告江永县中医院负担5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唐建沅
审 判 员 蒋公查
人民陪审员 周 云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代理书记员 刘 芯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
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