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台天刑初字第588号
公诉机关天台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戴均团，男，1958年10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天台县，汉族，小学文化，系天台县华远水利开发有限公司经理，住天台县。2008年7月2日因涉嫌故意伤害被三门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8日被逮捕，同年12月5日被三门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08年12月29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2015年5月7日因本案被天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2日经天台县人民检察院批准被逮捕，现羁押于天台县看守所。
辩护人周玲，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天台县人民检察院以天检公诉刑诉[2015]57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戴均团犯妨害作证罪、诈骗罪，于2015年11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2016年2月24日、6月20日，天台县人民检察院两次建议对本案延期审理。天台县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刘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戴均团及其辩护人周玲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一、妨害作证罪的事实：1、2009年，被告人戴均团伙同陈某1、戴某1，伪造了天台县华远水利开发有限公司和天台县三合镇塘下村及山头洋村的水管安装协议书及诉讼代理人的委托书，后由戴某1将华远水利公司起诉至天台县人民法院要求对二村安装的水管进行更换返工，致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2、2011年，被告人戴均团伙同陈某1指使何某1找人冒充小工向华远水利公司讨要工钱。后何某1找来陈某2、何某3、何某4、何某5（均另案处理）等人，于2011年8月15日向天台县人民法院起诉华远水利公司，要求支付工资共计人民币16万余元，致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3、2011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戴均团伙同陈某1伪造了华远水利公司董事会决议，并与水厂职工戴某3、许某1、戴某2（均已被判刑）、周某2、王某1（均另案处理）等人签订虚假劳动合同，后利用伪造的材料唆使职工分两次到天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华远水利公司支付人民币150余万元的工资，致使天台县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错误裁决。2014年2月1日，被告人戴均团伙同陈某1等申请天台县人民法院执行，后因华远水利公司无银行存款、暂无财产执行被终结执行。二、诈骗罪的事实：2012年，被告人戴均团伙同周某1、陈某1伪造了天台县华远水利公司在2010年3月6日的董事会决议，补发给周某12010年9月至2012年5月服刑期间的工资104900元。2012年5月30日，周某1在领取工资凭据上签字，后戴均团又以个人名义向周某1借回该笔款项，并于2012年6月20日出具给周某110.5万元的欠条。为证明上述事实，控方向法庭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综上，被告人戴均团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分别构成妨害作证罪、诈骗罪。
被告人戴均团辩称其知道水管有问题后，其就重新与村里签了安装协议，让戴某1代表村里起诉，其作为总经理，所签的协议都是有效的，并不是伪造协议；何某1等人确实重新进行了翻工，不是虚假诉讼；董事会决议都是董事会成员签字认可的，其没有伪造，也没有伪造劳动合同，所有的都是真实的；关于周某1坐牢期间的待遇不变的董事会决议，虽然没有召开董事会，但是经过董事会成员签字、同意的，周某1有权利拿这笔钱。
其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妨害作证罪、诈骗罪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起诉书指控的三起民事法律关系和事实内容均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并非虚构、捏造，故被告人不构成妨害作证罪；对于诈骗罪的指控，被告人戴均团不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和主观动机，本案系公司内部经济纠纷，被告人不构成诈骗罪。
经审理查明：
（一）2009年，被告人戴均团伙同陈某1、戴某1（均已被判刑），伪造了天台县华远水利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水利公司”）和天台县三合镇塘下村及山头洋村的水管安装协议书及诉讼代理人的委托书，并通过贿买、劝说手段授意、指使三合镇塘下村村长的鲍某1以及时任山头洋村村长的鲍某2在该两份文书上签字，后由戴某1将华远水利公司起诉至本院要求对二村安装的水管进行更换返工。2010年12月31日，本院以（2011）台天民初字第58号、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华远水利公司对塘下村及山头洋村的自来水管进行更换。
证明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明华远水利公司和三合镇山头洋村和塘下村安装水管的合同是其经被告人戴均团授意和三合镇山头洋村和塘下村签订的，当时签订合同的人是被告人戴均团，其是在场的。法院案卷内的这份合同，是华远水利公司重新起草过的，所以和村里原先签订的合同是不一样的。当时被告人戴均团说是为了和诺亿管业公司打官司保险起见，重新写一份假的合同，其就按照被告人戴均团说的起草了两份假的合同，把诺亿水管公司使用假的卫生许可证这个事情事先约定在合同里面。重新起草的合同和原来的合同区别在假的合同中约定了甲方（华远水利公司）提供的水管材料应符合国家卫生部规定的质量标准，应有涉水卫生许可批件，质量认证证书。如发现甲方提供的水管材料没有相应的证书或者系虚假的证书批件，乙方有权终止协议，有权要求甲方无条件进行重新翻工，并有权要求甲方赔偿一切经济损失。后来被告人戴均团又说为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还要到村里去叫村里出面跟华远水利公司打官司，当时其和被告人戴均团去村里把假的合同拿出来叫村长在上面签字敲章了，然后把这份合同拿到法院去作为证据使用了。其没有和戴某1商量过的，不清楚被告人戴均团有无和戴某1商量过的事实。
2、证人戴某1的证言，证明被告人戴均团让其代表塘下村及山头洋村起诉华远水利公司的事实。
3、证人鲍某1的证言,证明其系三合镇塘下村的村长。大概是在2008年或者2009年夏天的时候，其与书记鲍某3和被告人戴均团代表华远水利公司签订了一份村自来水管道安装的合同。过了一个月左右，华远水利公司就过来安装水管了，安装了一部分后，村里发现管道上没有合格证，其就打电话给被告人戴均团说管道质量不好的话是不行的，村民不会同意的。被告人戴均团同意更换已经安装好的管道。整个工程大概有大半年左右，安装好后，村里就和华远水利公司结清工程款。一段时间后，被告人戴均团找其叫其村里起诉华远水利公司，还要其全权委托戴某1做，其当时感觉村里没什么损失，就答应了。后来其在被告人戴均团带来的民事起诉状和委托书上签字、盖章。其不认识戴某1。其保管的村里留档的协议是2009年8月20日签订的，而法院案卷中那份协议落款时间是7月份，肯定是无效的事实。
4、证人鲍某2的证言,证明其系三合镇山头洋村村长。大概2009年时，其村里安装自来水，当时工程是华远水利公司做的，做到一半以后，有村民反映水管埋的太浅了，就叫华远水利公司重新返工，埋深一点，整个工程大半年就完工了，村里和华远水利公司也结清了债务。工程全部做好后，华远水利公司是没有来返工过的。2010年夏天的时候，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一起将其接到华远水利公司的办公室，叫其帮忙告一下华远水利公司，在诉状上签名并盖印章，说是可以多拿点政府补贴，陈某1还拿出一份委托书，意思是其村里委托戴某1作为代理人，其就用村里的章在起诉状、委托书上敲章并签上名字，被告人戴均团给了其一包中华香烟并请其吃了顿饭。后来还有一次被告人戴均团叫其再盖下章，用来证明其的村长身份。其并不认识戴某1，没交过诉讼费也不知道何时开庭的事实。
5、《扣押决定书》，证明2014年11月26日，侦查人员在鲍某2、鲍某1处扣押到三头洋村（2009年8月11日签订）、塘下村（2009年8月20日签订）和华远水利公司签订的两份真实的安装水管协议的事实。
6、《证明》，证明公安机关从陈某1办公室扣押到的两份证明，一份系2011年6月8日鲍某1签字、盖村章，证实华远水利公司执行本院（2011）台天民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书，对塘下村水管道路更换完工。一份系2011年6月6日鲍某2签字、盖村公章，证实华远水利公司执行本院（2011）台天民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对山头洋村水管道路更换完工的事实。
7、《协议书》，证明公安机关在陈某1办公室搜查到华远水利公司和山头洋村、塘下村、塘上村的安装自来水的协议及本院2011）台天民初字第58号、第59号案卷内华远水利公司与山头洋村、塘下村的协议书均约定“甲方提供的水管材料应符合国家卫生部规定的质量标准，应有涉水卫生许可批件、质量认证证书。如发现甲方提供的水管材料没有相应的证书或者系虚假的证书批件，乙方有权终止协议，有权要求甲方无条件进行重新翻工，并有权要求甲方赔偿一切经济损失”的事实。
8、《民事判决书》，证明2010年12月31日，本院以（2011）台天民初字第58号、第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华远水利公司对塘下村、山头洋村的自来水管进行更换。两村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均为戴某1的事实。
上述证据，均由侦查机关经法定程序取得，其来源、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并经庭审质证，能互相印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故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依法采纳为定案依据。被告人戴均团伙同陈某1伪造协议，指使村长在协议书及委托书中签字，并让戴某1代表两村起诉华远水利公司的事实，有证人陈某1、戴某1、鲍某1、鲍某2的证言予以证实，被告人当庭亦供认后来有与村里重新签订协议，并让戴某1代表两村起诉华远水利公司，上述证据能互相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戴均团为了与诺亿管业公司打官司，在水管安装工程完成后，又伪造了协议，增加了原协议没有的条文，并授意、指使两村村长在协议上签字，即为伪造协议，故对被告人戴均团辩解其作为公司经理，后来签订的协议也是有效的，不属于伪造协议的意见，及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戴均团没有伪造协议，不构成妨害作证罪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二）2011年，被告人戴均团伙同陈某1指使何某1（已被判刑）找人冒充小工向华远水利公司讨要工钱。后何某1找来陈某2、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何某7、何某8、何某9（均另案处理）等人，于2011年8月15日向本院起诉华远水利公司，要求支付工资共计人民币（以下同币种）16万余元。2011年9月22日，本院作出（2011）台天民初字第1143-11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华远水利公司支付何某1及何某3、何某4等人工资款共计16万余元。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明被告人戴均团提出来要造假，要其把华远水利公司的账做大。当时何某1实际施工的工程款是已经结清了的，何某1起诉到法院的工程款对应的工程根本没有施工过，实际并不存在这个工程。当时被告人戴均团叫其把何某1做的工程的账做大，其问这个工程款已经结了，这样是做假账，戴均团叫其不要管，按照他吩咐的做好了。被告人戴均团叫何某1伪造了一份施工的考勤表，并许诺给何某1一定的好处费，其就按照何某1的考勤表做了相应的会计明细账，这块工程的费用一共是十几万。后来何某1拿着这些材料先去劳动仲裁的，劳动仲裁不予受理，就到法院去起诉了。律师费是被告人戴均团付的事实。
2、证人何某1的证言，证明其承包过华远水利公司安装水管的工程，施工结束以后这笔工程款被告人戴均团就按照正常流程给其了。工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被告人戴均团叫其出面一下去法院打下假官司，具体是让其谎称帮华远水利公司那边做了工程但是结不到工钱并且以此为由和华远水利公司打官司，同时还许诺会给其补偿款并且让其赚点钱，其想赚钱同时希望他以后有工程给其做，于是就答应了被告人戴均团。之后被告人戴均团说要其叫十几个人过来造一份假的工程队施工的点名册用于打假官司，于是其就按照他说造了11个人的点名册，也就是工资册，名册中有其、何某10、何某8、何某3、何某6、何某2、何某9等人，造好了名册其就交给被告人戴均团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告人戴均团让其去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那里去告状，其叫了名册中的一些人然后和被告人戴均团及陈某1一起到仲裁委员会去，但是当时没有受理，后来被告人戴均团又让其到法院去起诉，并且给其联系了律师，让律师写好了起诉状，然后其又联系了点名册上的人都到城里这边在起诉状上面签字或者捺印（其中曹某和何某7两人的起诉状上手印是其伪造的），同时还复印了每个起诉人的身份证。到法院去起诉的时候，起诉费由陈某1过来帮其付的，然后其把起诉材料交给法院。法院开庭的时候，其和何某5、何某4等人去了，陈某1代表华远水利公司一方出席的，另外还有其他人记不清了，接着法院很容易判其等人胜诉。后来被告人戴均团给了其5000元作为帮他打官司的报酬，这件事情就谁也没有提起过。他们和其一起出门“办事情”（包括劳动仲裁、去法院起诉，开庭等），每天每人次其许诺给他们100元钱，并且包括接送的，饭也是其请，但是实际上钱都是被告人戴均团给其的，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好处了的事实。
3、证人陈某2的证言，证明好几年前，同村人何某1让其身份证拿给他用一下，说他工资拿不回来了什么的，还说何某2、何某7等人的身份证都拿来了，其就将丈夫何某10的身份证借给何某1。当天，何某1将身份证上的人都叫到一起再是包车到城里的律师事务所，其签其丈夫的名字、捺印后，何某1给一起去的村民每人100元。过了好几天何某1又将这些村民集中带至律师事务所，其就是在其丈夫名字上按指印，之后何某1给每人发了一包红利群香烟。其丈夫平时都是在山西做木匠的，实际上没有帮何某1在水厂做过小工的事实。
4、证人何某2、何某3、何某4、何某5、何某6、何某7、何某8、何某9的证言，证明2011年的时候，何某1向其等人借身份证，帮忙冒充小工起诉水厂讨要工钱。后来叫其等人一起到城里的律师事务所签字、捺印，事后何某1请吃饭，并给了每人100元钱。过一个月左右何某1又带上其等人到第一次去过的地方捺印，说也是告自来水厂的事情。其等人并没有在那个水厂做工并被拖欠工钱的事实。
5、证人庞某的证言，证明其是赤城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办理何某1委托追索劳动报酬的案子，2011年郑某写了起诉状后就移给其和金某1办理。何某1带领了一帮人到其单位来签字办理委托手续。另外一次是陈某1作为诉讼代表到苍山法庭诉讼的，洪巍庭长电话联系说这案件有待核实，其同陈某1说诉讼必须实事求是，让她同其他原告说明一下的事实。
6、证人金某1的证言，证明2011年时候其和庞某一起接受何某1为代表的委托向华远水利追索劳动报酬。当时何某1及何某4、何某5一起到法院开庭，华远水利公司还有一个女的到场，听何某1说是会计，当时那女的就是旁听的，没有坐在被告席上的的事实。
7、《辨认笔录》，证明公安机关组织何某1辨认被告人戴均团及周某1、陈某1的事实。
上述证据，均由侦查机关经法定程序取得，其来源、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并经庭审质证，能互相印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故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依法采纳为定案依据。被告人戴均团指使何某1提起虚假诉讼的事实，有证人陈某1、何某1的证言予以证实，足以认定，故对被告人戴均团及其辩护人提出何某1等人提起的诉讼不是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三）2011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戴均团伙同陈某1伪造了华远水利公司董事会决议，并与水厂职工许某1、戴某2、戴某3、周某2、王某1、许某2、朱某、陈某3、戴某4提（均另案处理）等人签订虚假劳动合同，后利用伪造的材料唆使职工分两次到天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华远水利公司支付150余万元的工资。2012年7月5日，天台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天劳仲裁字[2012]第425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2014年2月17日，被告人戴均团伙同陈某1等人申请本院执行，要求华远水利公司支付劳动报酬。2014年12月10日，本院向华远水利公司发出（2014）台天执民字第2554-2264号执行通知书，要求华远水利公司支付戴均团等11人工资共计1016100元，补缴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因华远水利公司无银行存款，暂无财产执行，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执行裁定书，终结执行。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明在周某1还没去坐牢的时候，周某1与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当时其和被告人戴均团都在场的。但实际没有按照合同上的工资数额发放，从2009年至2014年11月一直都没有全额发放工资。水厂的效益就没好过，都是亏损的。关于提高工资的这份董事会决议当时是其和被告人戴均团及周某1一起去宁某找戴某5、张某1、翁某等董事商量提高工资，当时在份董事会决议，然后4个董事都签字了，胡某是在天台签字的事实。
2、证人许某1的证言，证明2012年被告人戴均团他们想吃掉戴某6在水厂的股份，陈某1让厂里的职工都签订劳动合同，向戴某6要工资，实际上工资已经发了。2014年，被告人戴均团要其去起诉工资，起诉费用都是自己先垫付，然后陈某1再把钱给他们的事实。
3、证人戴某2的证言，证明2012年四、五月份，被告人戴均团让其到厂里面签合同当电工。当时在场的是被告人戴均团及陈某1，合同上有周某1的签名，写明月工资3000元，落款时间是2009年1月1日。实际发工资是2000元一月，被告人戴均团说是生活费，其余先欠着，周某1出狱后，被告人戴均团及陈某1他们让其和厂里工人一起去申请劳动仲裁，讨要拖欠工资，材料都是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弄好，工人只要人到就可以了，第一次仲裁后去法院申请执行。2014年被告人戴均团又让工人一起去申请劳动仲裁，然后又到法院申请执行的事实。
4、证人戴某3的证言，证明其于2010年10月到华远公司从事抢修工作，当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月工资是2500元。2012年的时候，被告人戴均团叫其签订下劳动合同，当时在场的还有陈某1。合同上其工资6000元，这合同是不真实的，从来没有发过。后来隔了一段时间，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把整个华远水利公司的全部职工都叫去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说去告状去，其和许某1因为年龄超过60周岁不予受理，其他人的劳动仲裁都已经受理了。2014年时，被告人戴均团叫其和许某1到法院去起诉，当时陈某1也在场的，起诉状是陈某1帮其弄好的，起诉费用是其二人先垫付的，然后再由陈某1给其，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还帮其二人请了一个律师，付了律师费。到了2014年11月份，律师叫其去法院撤诉，其就和许某1一起去坦头法庭撤诉了的事实。
5、证人周某2的证言，证明其是2009年春节后开始到水厂上班，当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是1450元，2010年年初辞职回家，2011年4月份再回厂里上班收横头戴村水费，工资是1950元。平时工资都是每个月发足的。刚回去上班不久戴某8电话联系其签订劳动合同，陈某1拿出合同，其看到落款时间是2009年1月，出纳工资是3500元，收水费工资3000元。签订合同一段时间后，被告人戴均团带职工一起去劳动局仲裁，需要的材料都是被告人戴均团及陈某1他们弄好，职工们只要出面就好了，讨要2009年1月至2012年4月的薪水，当时算起来是6万元左右。2014年2月份被告人戴均团又带大家去劳动局那边去申请仲裁，两次仲裁都委托了律师，但其等十几个人委托律师事宜都是被告人戴均团帮忙弄好的事实。
6、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其是2010年4月份到华远水利公司上班，负责收水费，说好工资是1450元一个月，当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2011年底或2012年年初戴某8通知其去厂里签订合同，陈某1拿出合同让其签，上面工资是3000元，当场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让其把时间签2010年4月1日。被告人戴均团说以后工资先按原来的发，算作生活费，剩下的以后再补足。后来又说过水厂转给谁就跟谁去要这个钱。过一段时间，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说带职工到劳动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名义是讨要拖欠的工资。在厂里大家都在仲裁申请书上签字、捺印。2012年四、五月份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带大家一起去仲裁讨要工资。在申请仲裁时才知道是跟戴某6要钱的。2014年2月份被告人戴均团及陈某1又带领大家去劳动仲裁委员会讨要工资，大家只要签好字，其他都是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弄好的，两次仲裁都是赢了，且都去过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两次都是没有拿到钱的事实。
7、证人许某2的证言，证明其是2009年12月1日到华远水利公司上班，月工资是1950元。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公司出纳戴某8叫其到水厂办公室，当时在场的有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还有其他三、四个职工。陈某1拿出一份劳动合同叫其签字，其看到合同上的工资是3000元一个月。2012年的一天，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叫职工去劳动仲裁告华远水利公司，要求公司补发工资。第一次其告公司拖欠工资55500元，第二次告工资27840元。仲裁的材料及律师都是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弄的，两次都赢了，但钱没有发给大家。公司实际上没有欠其工资，公司每月都按时发工资。其到打官司的时候才知道签这份合同是为了申请仲裁的事实。
8、证人朱某的证言，证明其2004年开始在水厂上班，开始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资都是口头约定的，现在工资是2050元，公司没有拖欠过工资。记不清是哪一天，陈某1叫其签合同，签合同后不久，被告人戴均团就叫水厂的员工一起到劳动仲裁告华远水利公司，到那后被告人戴均团将一打的劳动合同拿出来发给大家，其才仔细看清合同上的工资是3500元每月，当时去仲裁的人还有被告人戴均团及陈某1、陈某3、许某2、王某1、周某2等人；2014年也是这几个人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2年其看到申请书上拖欠的工资是10万多点，2014年时候欠的工资是35000元左右，这些都是会计算好的事实。
9、证人陈某3的证言，证明2008年10月份进入华远水利公司工作，工资是2700元，开始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公司没有拖欠职工工资，职工每个月都按时在领工资的。其知道周某1坐牢后近两个月才听说公司的法人代表换成了戴某6，且与被告人戴均团因为公司的事情有矛盾，经常在洪畴镇政府里讲事调解。2011年上半年的时候，戴某6带着林某等四、五个人来到公司，当时还有洪畴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把公司的员工包括被告人戴均团及陈某1、戴某8等人都召集起来，戴某6说了几句话后，他们那边的人就跟公司原来的人吵起来，只听他们提起生活费、工资情况，当时开完会以后，其听谁说过戴某6是华远水利公司的法人代表。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当时朱某叫其去签订一下合同，是在华远水利公司陈某1办公室里面签字的，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合同是陈某1拿在手上的，签完字后陈某1就收走了这份合同。后来隔了一段时间，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把合同拿出来说到劳动仲裁去告状，其才知道签订劳动合同是为了告状的。去仲裁前，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教其说之前发的工资是生活费，公司还欠大家工资。共劳动仲裁2次。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以为是被告人戴均团给我们这么多工资，但是到了劳动仲裁去以后其才知道，被告人戴均团并不会给职工这么高工资，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去告状，向戴某6要钱的事实。
10、证人戴某4提的证言，证明2009年下半年周某1叫其在水厂做门卫，说好工资800元，后来涨至1450元。工资每月在领的，并没有拖欠。具体时间想不起来了，和周某1签订过一份劳动合同，当时被告人戴均团及陈某1都在场，约定工资1500元一个月，其以为工资真的涨到1500元一个月就签字了。看到大家都去告状就跟去了，材料都是被告人戴均团他们弄好的，按照仲裁裁决，水厂还欠其31000元钱的事实。
11、证人翁某的证言，证明其系华远水利公司的股东，2006年公司改选时选为公司的监事，但是没有插手公司的任何管理，当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有周某1、张某1、戴某5、胡某、潘某2。戴某6将60万钞票给周某1，让周某1帮其收购了公司的绝大多数股份，占50%以上，由于没钱，就剩下董事会、监事会的股份没有买走，期间没有正式开过董事会。2009年1月28日的“天台华远水利开发有限公司由戴均团管理公司一切事物”、“关于公司职工工资”的董事会决议都是假的，并没有开过董事会，是2012年秋天被告人戴均团和女会计一起送到宁某饭店来的（当时周某1已经出狱），当时上面的时间都是空白的。周某1他们叫其签字其就签字了。当时因为在气戴某6没有兑现购买其手中股份的承诺，整个华远水利公司的工资高低和其没有关系，公司没有回报给其一分钞票。2014年6月份在天台公安谈话之后，被告人戴均团电话联系其说董事会的时间说错了，是在周某1第一次坐牢之后第二次坐牢之前，并要求其到公安局去改笔录，被告人戴均团和女会计一起开车把其、戴某5、张某1送到天台公安。因天台公安局未采纳他们的意见，被告人戴均团就拿承诺书让他和戴某7福签字，回黄岩后由戴茶福写信邮寄给天台县公安局的事实。
12、证人戴某5证言，证明其系华远水利公司的股东，但没有参与管理，后来当选为董事。2009年1月28日聘用被告人戴均团。关于工资待遇的董事会决议，是2012年的时候，周某1电话联系其到宁某饭店签字的，当时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两人将这份没有签名、盖章的董事会决议拿给其签字，当时其、周某1、张某1、翁某四个人都签了字，胡某没有在场签字的，时间是空白的。其不管公司的任何事情，董事会成员就是摆设，他们说怎么签其就怎么签。由于股份没有收购成功，其等董事会成员都是很气戴某6的。在天台经侦大队谈好后的第二天被告人戴均团带着周某1和华远水利的女会计到黄岩找其说董事会决议时间说错了，并开车送其和翁某、张某1到天台改笔录，但经侦队民警不采纳，于是其等人又回到黄岩，被告人戴均团说要出具一份承诺书，并与那个女会计起草了一份承诺书到打印店打印，然后被告人戴均团带着其和翁某到宁某邮政局，由其出面邮寄给天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事实。
13、证人张某1证言，证明其系周某1的姐夫，在华远水利公司占6%的股份。2006年成立董事会，其是董事之一。2009年1月28日没有召开关于聘用被告人戴均团和工资待遇的董事会决议，两份决议的签名是被告人戴均团和女会计送到宁某让其、翁某、戴某5签字的，其签名时间和决议上显示的不是同一时间。几份决议都是事先打印好拿过来签的。2006年其等人准备将股份转让给戴某6，协议也签了，但戴某6根本没钱收购，董事会成员都很气戴某6的。后来被告人戴均团答应以75%的价格收购其等人的股份，其考虑到自己的股份有人收购就好了，华远水利公司给员工的工资就没考虑了事实。
14、证人胡某证言，证明其是2006年开始成为华远水利公司的股东，后又将股份卖给戴某6，在董事会只是挂个名。对于2009年1月28日的关于聘请被告人戴均团管理公司一切事务董事会决议，职工工资的决议是其签字，是被告人戴均团及周某1、陈某1三人送至其家里让其签字的，时间不是决议书上的日期。当时自己在公司已经没有股份了，开给员工的工资高低与其无关就签字了的事实。
15、证人陈某4证言，证明2011年4月至2013年2月份其担任洪畴镇镇长，2011年4月的时候，被告人戴均团和戴某6多次到其办公室来反映华远水利公司纠纷，有几次是和公司的会计一起来的，多次组织调解都未果，戴某6自称是法人代表，但被告人戴均团不予认可，经核实工商登记戴某6是真的法人代表，后来被告人戴均团以欠薪及工伤赔偿未结清推脱。2011年5月11日，其和周某4一起到被告人戴均团办公室明确戴某6的法人代表资格，会计也在场的事实。
16、证人周某3的证言，证明其原系洪畴镇人大副主席，一直联系华远水利公司至2011年4月份。华远水利公司是2002年年底招商引进的，法人是周某1，至2006年6月期间都是正常运转的，2006年8月华远水利公司除泵房外的员工全体解聘，内部股东重组，推选戴某6为法人，至2008年6月正常经营。2008年6月因戴某6担保200万元被法院执行，戴某6的股份被被告人戴均团收购。2008年8月陈某5以及被告人戴均团等人来到镇政府出示法院判决书以及相关材料说由被告人戴均团接管华远水利公司，2008年年底被告人戴均团因为打架被三门县公安局关了，2009年1月左右过年前被告人戴均团带人将华远水利公司厂门砸坏，并将管理华远水利公司的黄岩人赶出公司，从这以后水厂由被告人戴均团接手。2011年3月左右，戴某6开始做法人的转移手续，当时戴某6就来过镇政府告诉其等人。后来华远水利公司正式法人转为戴某6，他也来过镇里通知，由于被告人戴均团一直不交出经营权，双方一直在闹，直至2011年4月份陈某4镇长上任，其就没有参与协调的事实。
17、证人吕某的证言，证明其系浙江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2012年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到事务所咨询讨要工资情况，其告知要先办理法律援助手续，随后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等所有员工办理了法律援助手续后，跟其说水厂职工因为工作关系无法离厂，其就到厂里办理申请仲裁手续，大概有十几个职工当面签字的，随后其就把材料拿到劳动仲裁去申请仲裁了。2012年仲裁的金额大概有一百多万元，其中3个人因为年龄超了到法院起诉。2014年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又找到其提起劳动仲裁，申请书和委托书上在律师事务所签字，当时还有戴某11的名字，其经调查发现戴某11死了，告知他们不能申请仲裁，其余仲裁金额大概50万元。其根据被告人戴均团及陈某1提供了劳动合同、公司会计账、身份证复印件制作了仲裁申请书，并记录了谈话，让他们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戴某9赔偿协议上写明15万元，而伤残等级是1级只能赔偿4.5万元，法院表示不支持，许某1、戴某3是因为苍山法庭电话打给他说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被抓了，叫其通知当事人撤诉。所以这三人后来都撤诉的事实。
18、证人郑某的证言，证明2009年至2012年其在天台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上班，2011年时候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到天城律师事务所咨询讨要农民工工资问题，叶某律师将他们带至法律援助中心开取法律援助证明，当时领导比较重视，叫其也帮助援助。当时来法律援助的有上百人，分四批过来，其和叶某律师建议去劳动仲裁起诉，当时陈某1他们没有提供劳动合同的，只有工资明细账和申请书。当时看工资明细账感觉工资不正常，明显过高，到水厂调查时，水厂里的人都认同这份高工资的合同，也就相信了。当时其感觉有一点不太妥当，就是起诉的人都是华远水利公司的人，而被起诉的华远水利公司的公章又是放在会计陈某1处，所有材料又都是陈某1提供的。后来真正提起诉讼的只有十几个人，但后来好像这件事被撤回了的事实。
19、证人叶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被告人戴均团到天城律师事务所咨询讨要工资是其受理的，其通知他们去法律援助中心办理援助证明，提供起诉需要的身份证和证明劳动关系的材料。第二次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一起过来提供了身份证及工资明细账，但是没有劳动合同。案件到劳动仲裁后，其和郑某、潘某1一起到华远水利公司调查过，主要是要求他们出具能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但当时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说没有劳动合同，只出具了工资明细账。后来这个劳动仲裁为何被撤回就不太清楚了的事实。
20、证人潘某1的证言，证明2011年其担任劳动仲裁委员会主任期间，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聘请的郑某律师来劳动仲裁，因为华远水利的法人代表戴某6通知不到没有开庭，且提供的材料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实际的法人不符，就劝说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撤回仲裁。2012年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又聘请了另外的律师将讨要工资的劳动仲裁案件起诉到仲裁委员会，这次起诉对象修改为戴某6了，仲裁委查到戴某6的联系方式后双方都在的情况下开庭仲裁。到2014年被告人戴均团和陈某1又起诉2012年到2014年之间的工资，双方都是到庭仲裁的。2011年仲裁时没有提供劳动合同，2012年和2014年提供了劳动合同，仲裁时把合同收上来核查过，开庭时问过戴某6是否需要对劳动合同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戴某6对劳动事实没有异议，就是对工资的高低有意见，因为仲裁委无法对工资的高低作出明确的鉴定，就采信了合同的内容。当时也到水厂调查过确定这些职工确实在厂里上班。对周某1坐牢期间的工资仲裁不予认定的事实。
21、证人周某1的证言，证明其系华远水利公司的董事会成员。2008年年底时，其被戴某6赶出华远水利公司，那时其实际控股5.02%，本来这个股份戴某6要买的，但后来没有买成，因为这件事情其和戴某6产生矛盾。其就回老家了，不想参与华远水利公司的事情。这个时候被告人戴均团和许式握找到其要其回华远水利公司，其说不想回去。被告人戴均团说要买其股份，并给其2000多块一个月，并交养老保险，但要求其帮忙管理华远水利公司。其就答应了，并写了转让协议，被告人戴均团先付给其2万，剩下的10万公司稳定了再给其。这钱后来一直没付，后来被告人戴均团说股份先不转，不然法人代表就自动解除了。2010年8月其因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坐了牢，其前妻因账务问题诉到法院，其股份被法院拍卖了17.5万元，后来其得知股份被戴均团买回去了。关于在华远水利公司担任董事长期间工资7500元每月是董事会决议的，当时有被告人戴均团及陈某1、戴某5、张某1、翁某等人一起在宁某的小饭店召开。关于劳动合同，2009年其接手华远水利公司时，戴某6说过他没过一个星期就要回来，再把其赶出去。然后其就和被告人戴均团商量怎么应付戴某6，因为戴某6股份已占多数，他回来只是时间问题，当时就想搞事事情出来和他斗，于是就想到把员工的工资涨起来，然后等戴某6回来的时候叫员工向他要工资看他怎么办，就这样把员工的工资涨了。其是2009年左右签的，其先签字再交给会计的，然后由会计交给职工签的，当时合同上的空格是没有填写的，时间也是没有填写的事实。
22、证人潘某2的证言，证明其2006年从周某1处收购了股份，2007年左右和很多人一起将股份卖给戴某6，但是没有转户的，之后就没有管华远水利公司的事情了，没有收到华远水利公司召开董事会的通知的事实。
23、《劳动合同》，证明2009年、2010年华远水利公司的周某1和被告人戴均团及陈某1、戴某2、戴某9、戴某10、戴某4提、周某2、陈某3、朱某等人签订劳动合同，被告人戴均团和戴某3、戴某11签订劳动合同，工资为3000-8500元不等的事实。
24、《岗位工资文件》、《董事会决议》，证明2009年1月28日，董事长周某1签名，董事会戴某5、翁某、张某1、周某1、胡某签名，决定对职工工资调整如下：总经理8500元每月，副总经理6000元每月，会计5500元，化验主管7500元，泵房3500元，出纳3500元，收水费3000元，仓库3000元，电工3000元的事实。
25、《承诺书》，证明陈某1、许某2、周某1、戴某4提等11名职工签名，承诺劳动仲裁拖欠的工资到位后应归还被告人戴均团个人垫付的6个月生活费；2014年6月25日戴某5、翁某签名的交给天台县公安局经侦队的承诺书，承诺2014年6月24日在天台县公安局做笔录时关于董事会决议时间，以及在决议上的签字和在侦查机关的笔录不一致的事实。
26、《委托书》，证明2012年8月28日，股东翁某、戴某5、张某1委托被告人戴均团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所有手续，和股权转让之前的股东会的所有表决、决议、投票、股权经济收支支配权；周某1、戴均园在2012年8月31日委托。上述5股东共占股份的32.26%;证明戴某6提供的，股东蒋某1、蒋某2、蒋某3、王某2、张某2、应某、黄某、王某3、王秀益等15位股东于2008年8月1日出具给戴某6的委托书，委托戴某6行使股东的一切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时间至2009年12月31日前的事实。
27、《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2008年3月12日，张某1、翁某、潘某2、戴某5将其股份（共占20.83%，合计52.5万元）按照标的的75%转让给被告人戴均团，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的事实。
28、《董事会决议》，证明2006年8月16日董事会决定，同意戴某7福、翁某、潘某2、张某1等18位股东将在华远水利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戴某6，转让协议另外签署。有周某1、张某1、胡某、戴某5、翁某、潘某2签名的事实。
29、《股份转让付款情况》，证明2008年6月1日华远水利11个股东的股权转让给戴某6后，其中共占24.3%的胡国有等7人转让金48万元已付清，蒋某3等4人的转让金按协议分期付。2006年9月18日戴某6将60万元定金打入周某1账户的事实。
30、《工作笔记复印件》，证明陈某4工作笔记记载2011年5月11日去华远公司的内容，被告人戴均团占股36.6%，2008年诉工商乱发证，恢复周某1法人代表身份；2012年7月5日戴某6、林某和被告人戴均团的协调会，关于工资，戴某6认为讨工资的角色是雇工，不能拒主人以门外。最后观点认为自2011年3月份起戴某6的法人资格应予以确认，权益应予以维护，经营权移接交；2012年7月16日关于华远水利协调会，戴某6自述占股67.75%，被告人戴均团自述占股31.34%，当时争议焦点是经营权，欠薪的真伪的事实。
31、《2012年劳动仲裁材料》，证明2012年4月20日，被告人戴均团及陈某1、戴某2、朱某、陈某3、周某2、戴某4提申请华远水利支付其2009年1月1日至2012年5月31日止的拖欠工资、3.5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养老保险费。许某2、戴某8自2009年12月1日至2012年5月31日，王某1申请支付自2010年4月1日至2012年5月31日的拖欠工资等。2014年4月12日，上述人员委托天城律师事务所吕某律师为仲裁代理人。并提供了岗位工资文件、劳动合同、董事会决议、欠工资明细账材料。2012年6月19日天台县劳动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2012年7月5日，天台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天劳仲裁字[2012]第425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限华远水利公司在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给被告人戴均团219500元、陈某1177800元、戴某2123000元、朱某100400元、陈某3105400元、许某255500元、王某149100元、周某261000元、戴某872500元、戴某4提26000元、戴某1129500元，合计1016100元的事实。
32、《2014年劳动仲裁材料》，证明2014年2月17日陈某1、戴某2等人提出仲裁申请，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工资明细账材料，委托吕某律师代为诉讼，2014年6月20日，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要求华远水利公司支付职工从2012年5月至2014年1月31日的工资，共计525040元。对周某1服刑期间的养老保险请求不予支持的事实。
33、《法院执行材料》，证明2014年2月17日，被告人戴均团及陈某1等人申请执行（2013）台天民初字175-18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华远水利公司要求撤销被告人戴均团等人劳动仲裁裁决书），要求华远水利公司支付劳动报酬，2014年12月10日本院向华远水利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要求华远水利公司支付被告人戴均团等11人工资共计1016100元，补缴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查询华远水利公司的银存款，因暂无财产执行，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台天执民字第2554-2564号执行裁定书，终结被告人戴均团等人工资款的执行的事实。
34、被告人戴均团的在卷供述，证明其是2009年1月份开始受周某1聘请担任华远水利公司的总经理。关于和水厂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这些职工刚进公司的时候是没有商量工资的，是按照2003年的工资标准在发的，后来是因为职工在闹工资，其多次和周某1商量，也征求了董事会成员意见，要合理给职工涨工资，这样才确定下来了，当时劳动合同已经签了少量的份数，后来周某1提出说剩下的先不签，当时没说明原因，劳动合同就没有继续签了。后来周某1坐牢去了，之前签的合同也找不到了，也就作废','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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