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苏10行终1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梅，女，1971年10月1日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张兴华，山东中亚顺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市邗江区民政局，住所地扬州市邗江区政府南大院。
法定代表人杨荣，局长。
委托代理人凌红妹，江苏金星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方锦林，男，1951年5月29日生，汉族，住扬州市维扬区。
原审第三人龚美玲，女，1955年6月28日生，汉族，住扬州市维扬区。
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永伟，北京市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玉梅因与被上诉人扬州市邗江区民政局婚姻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17）苏1012行初4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4年12月31日，扬州市××区民政局根据申请作出J321003-2014-006414号婚姻登记，申请人为方锦林、龚美玲，同时在备注栏载明“补办：有效婚姻起始日期1980年1月28日”。
另查明，方锦林、王玉梅于2011年7月22日在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管理局，就坐落于丰台区××楼××室的房屋办理产权登记，登记证号为X京房权证丰字第××，房屋所有权人为方锦林，共有人：方锦林共有份额99%；王玉梅共有份额1%。2013年11月12日，方锦林、王玉梅在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管理局，就上述房屋办理夫妻间不动产转移登记，登记证号为X京房权证丰字第××，房屋所有权人为方锦林，共有人：方锦林，共有份额50%；王玉梅，共有份额50%。
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原告王玉梅持有与第三人方锦林的结婚证，原告认为其持有的结婚证合法有效，起诉要求撤销第三人方锦林与龚美玲的结婚证，本案明显涉嫌犯罪，原告可以向公安机关控告或提起刑事自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通过刑事案件程序进行权利救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重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应当收缴双方的结婚证书并将生效的判决书寄送当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根据上述规定，相关结婚证问题，可在刑事案件结果出来后，按照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处理。综上，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处理范围，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应予驳回。在审理过程中，本院已经将犯罪线索移送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玉梅的起诉。
上诉人王玉梅诉称，原审裁定未对王玉梅与方锦林有婚姻登记证、长期夫妻共同生活以及方锦林、龚美玲在进行婚姻登记时故意隐瞒以上事实进行认定，属遗漏重要事实。原审裁定以涉嫌刑事犯罪为由，认为本案不属行政诉讼处理范围，进而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属适用法律错误。在一审程序中，上诉人曾就方锦林与王玉梅的结婚证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但未得到一审法院的采纳，属程序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扬州市××区民政局辩称，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其与方锦林的“结婚证”在婚姻登记机关并无档案记载，“结婚证”上也没有登记字号，不符合《婚姻登记条例》中关于婚姻登记的相关规定；同时，由于方锦林存在两本结婚证，已涉嫌重婚犯罪，故一审法院以该案不属行政诉讼处理范围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正确的。在一审程序中，法庭曾就上诉人与方锦林的结婚证是否需要进行司法鉴定主动征求上诉人的意见，但上诉人当庭表示不要求鉴定，故其提出的一审法院未准许鉴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原审第三人方锦林、龚美玲述称，原审第三人补办结婚登记已经扬州市××区民政局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审查、登记，婚姻关系合法有效。上诉人王玉梅提交的“结婚证”已经扬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为假证，原审第三人合法有效的婚姻登记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由于上诉人王玉梅涉嫌私刻婚姻登记专用章、涉嫌使用假结婚证进行虚假诉讼，其行为已分别触犯了《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和《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虚假诉讼罪，请求二审法院将上诉人王玉梅相关涉嫌犯罪线索和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侦查机关。
原审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均已录入一审裁定书并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原审法院对证据的的分析、认证正确，对所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在二审程序中，上诉人王玉梅向本院申请，要求对自己与方锦林结婚证的印章、笔迹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原审第三人方锦林、龚美玲向本院申请，要求调取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7）苏1003刑初426号案件中对方锦林、王玉梅结婚证的鉴定书。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应当事人的申请，本院调取了扬州市××区人民（2017）苏1003刑初426号中，扬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的（扬）公（物）鉴（文）字[2017]77号鉴定书。对该鉴定书，上诉人质证后认为，该鉴定书是上诉人提起刑事自诉案件后，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委托公安机关进行鉴定而形成，后经方锦林苦苦哀求，上诉人主动撤回了自诉。由于该鉴定书是刑事诉讼程序尚未落定而产生的半成品，因此，无论从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不适合在本案中作为证据使用。即使作为证据使用，由于鉴定程序选取的样本只有一份，不足以得出检材及样本中印章是否一致的结论，且鉴定机构确定的程序未经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参与。因此，对该鉴定书的合法性、证明效力及关联性，上诉人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扬州市××区民政局，原审第三人方锦林、龚美玲对该鉴定书均无异议。对此，本院认为，由于该鉴定书是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委托有权部门进行鉴定而形成的，且与本案的审理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根据以上证据，本院另查明，在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7）苏1003刑初426号案件中，自诉人王玉梅以被告人方锦林犯重婚罪向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提起控诉，被告人方锦林提出王玉梅提交的结婚证系伪造，请求对其真伪进行鉴别。2017年10月18日，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委托扬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自诉人王玉梅提交的2003年5月8日由扬州市维扬区人民政府颁发的结婚证（编号3210001704000770001）进行鉴定，样本为扬州市××区婚姻登记处提供的2003年5月8日李某某、俞某某结婚登记申请书的《审查处理结果》一份（编号3210001704000770002）。2017年10月19日，扬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扬）公（物）鉴（文）字[2017]77号鉴定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上与样本上“扬州市维扬区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字样的印章印文非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必须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本案中，上诉人王玉梅以与原审第三人方锦林存在合法婚姻关系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扬州市××区民政局向原审第三人方锦林、龚美玲作出的J321003-2014-006414号婚姻登记，但其向法院提交的2003年5月8日由扬州市维扬区人民政府颁发的与方锦林的结婚证（编号3210001704000770001），既存在没有登记号、没有档案记载等不符合《婚姻登记条例》中关于婚姻登记的相关规定，又已被扬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的（扬）公（物）鉴（文）字[2017]77号鉴定书认定为“检材上与样本上‘扬州市维扬区人民政府婚姻登记专用章’字样的印章印文非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因此，上诉人王玉梅以此为据，向原审法院提起方锦林、龚美玲婚姻登记撤销之诉，尚不能证明其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提起的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的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王玉梅的起诉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在审理过程中，本院发现本案中存在涉嫌犯罪行为，鉴于原审法院已将犯罪线索移送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故本院将通过原审法院一并把相关案件材料移送侦查机关。
综上，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王玉梅的起诉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为终审裁定。审
审 判 长 李 勉
审 判 员 王岚林
代理审判员 徐沐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马肇睿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