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622民初808号
原告：杨文英，女，1952年7月20日生，苗族，贵州省黄平县村民，系死者杨某之妻。
原告：杨春艳（系杨某之长女），女，1976年10月20日生，苗族，贵州省黄平县村民。
原告：杨胜芝（系杨某之次女），女，1979年9月1日生，苗族，住贵州省凯里市。
原告：杨胜斌（系杨某之长子），男，1983年9月23日生，苗族，住贵州省黄平县。
上列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芳，男，51岁，系杨春艳、杨胜芝、杨胜斌叔父，住贵州省凯里市。
被告：黄平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住址：贵州省黄平县新州镇第一商场后面。
法定代表人：粟泽全，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朝军，男，1972年8月12日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黄平县。
原告杨文英、杨春艳、杨胜芝、杨胜斌诉被告黄平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黄建二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6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春艳、杨胜芝及委托代理人杨正芳、被告委托代理人王朝军和证人罗某、潘某、王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61805.60元、丧葬费26547.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0元，共计218352.60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18日，被告与黄平县重安镇人民政府签订《重安镇岩头村改厕改厨改庭院美化及房屋风貌整治工程合同》，该工程由被告黄建二公司委托王朝军具体办理。王朝军指定王某为工程管理人。受害人杨某是王某叫去在该工地做工，是该工程的工人。2017年5月28日上午11时，工程管工王某一行三人同到原告家为民工杨某（受害人）、潘某、罗某发放务工生活费时，叫杨某去河边打鱼给被告做伙食用。当时杨某说这天气太热，很难打到鱼。被告说没有关系，能打多少是多少。下午杨某就去河里打鱼，当天就没有回家。晚上8时40分原告杨胜芝报警求助。为找到杨某，原告杨胜芝等每天请四、五十人沿河24小时寻找。2017年5月31日12时方于下游两公里处发现杨某的尸体。当天重安派出所出警作了必要的调查取证，排除他杀，杨某系落水死亡。原告认为，杨某作为雇员是受被告管工王某的委托去打鱼才落水死亡的，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雇主应当承担责任，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如所请。
黄建二公司辨称：一、杨某的死因与公司无关。杨某虽系公司承接的岩头村工程的临时工，其从事的是木工、捡瓦等房屋风貌美化工作，而杨某死亡则系打鱼落水死亡，打鱼不是他的工作内容。杨某死亡事实既不是发生在工作时间内，也不是出现在工作场所。故其死亡与被告公司无关。二、原告方诉请被告公司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因公司管工王某在端午××××村钓鱼，未受公司委托去叫杨某打鱼。王某离开后是杨某自己下河打鱼作端午节家用，与王某无关，更与公司无关。杨某的死亡是何因造成的至今没有科学鉴定结论，不能无端将其死亡的责任推给公司。三、原告计算的死亡赔偿金数额错误。《2016年贵州省一般人身损害赔偿（含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标准》明确，2016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386.87元/年。而被告主张按照2016年贵州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2969元/年的标准来计算死亡赔偿金，其计算的方法和参照的标准均是错误的。原告要求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与其主张的死亡赔偿金重复，且其请求的数额无证据支撑，不应得到支持。综上，四原告诉请被告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应依法驳回。
四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在法庭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两组证据材料：①双方主体资格证明。包括四原告身份证，以杨某为户主的户口簿和被告的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被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资质证明文件等共计等12页。②案件事实方面的证明。包括《重安镇岩头村改厕改厨改庭院美化及房屋风貌整治工程合同》、黄平县重安镇人民政府综治办《关于组织杨春燕等与王某协助处理杨某溺水事宜的情况说明》、黄平县公安局重安派出所《关于杨某溺水死亡的处警情况说明》共6页，证明被告与重安镇政府存在施工合同关系、杨某系溺水死亡后得不到赔偿的事实。这些书证经本院审查认为，与本案有关联，真实、合法、有效，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应双方申请，证人罗某、潘某和王某出庭作证。本院认为三证人的当庭证言，经双方质证，双方对证人出庭作证本身也无异议，可以采纳为本案证据，但证实的内容要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分析确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
2017年4月18日，被告黄建二公司与黄平县重安镇人民政府签订施工合同，承建重安镇岩头村改厕改厨改庭院美化及房屋风貌整治工程（以下称岩头村民房包装工程）。合同载明该工程负责人是被告方的委托代理人王朝军。具体实施中王朝军指定其弟王某为工程管理人，死者杨某与证人潘某、罗某均系王朝军为实施岩头村民房包装工程雇请的工人，从事木工修整和瓦面防漏等与庭院美化相关的工作。罗某是木工班组的临时负责人。
2017年5月28日上午11时30分许，被告承建该工程的管工王某与几个朋友相约到达重安镇岩头村钓鱼，同时带钱到杨某家交给木工班长罗某，让其分发给杨某、潘某和罗某三人作预支的生活费，并当场通知三人从5月28日（农历五月初三日）开始放端午假，初六恢复上班。在交谈过程中，王某担心天热钓不到鱼，就顺口对杨某讲，你去河边打点鱼给我。当时正值中午，在场的人均认为此时难打到鱼，王某称能打多少就打多少，打不到鱼就算了。交待完成后，王某即到河边与钓鱼的朋友汇合。罗某、潘某在杨某家三人一起吃过中午饭，大约中午12时后罗、潘二人即告辞回家休息，杨某在家收拾好碗筷后，独自一人下到重安江岩头村河段内捕鱼。
2017年5月28日，黄平县公安局重安派出所接到杨某女儿杨胜芝报警，称其父杨某中午下河打鱼至今未归。后经多方寻找，于2017年5月31日12时左右才在平良（地名）下游发现杨某已经溺水死亡，其尸体被其家属请人打捞回家。2017年6月2日，经原告方申请，重安镇人民政府综治办对此事进行协调处理，因王某未到场，协调未果。原告即诉到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杨某生于1954年12月27日，系黄平县重安镇岩头村农民。杨某死亡后，现其继承人有妻子杨文英（现年65岁）、女儿杨春艳、杨胜芝和儿子杨胜斌。三个子女均已经成年。
本院认为：本案中，四原告主张死者是被告的雇员，依照侵权责任法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雇员受害死亡，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被告则认为死者杨某虽是临时工，但杨某打鱼不是雇佣工作范围，死亡的事实不是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与被告公司无关，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原告诉请所依据事实和理由，结合被告的辩称和证据反映的案件事实，本案立案时定性为“生命权纠纷”，案由过于宽泛和原则，应属于人身损害赔偿中的雇员受害赔偿纠纷，具体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
雇员受害赔偿，是指在雇佣法律关系中，雇员在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受到伤害，由雇主按照法律规定所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对于此类纠纷的审理，首先要审查双方是否存在雇佣法律关系，其次是雇员是否是在执行雇主的指示范围内受到伤害，最后还要审查雇主是否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一般是不可抗力或者雇员故意行为）等损害赔偿构成要件来进行综合审查。这就要解决四个焦点问题：一是杨某与黄建二公司是否存在雇佣法律关系。二是杨某下河打鱼是不是属于雇员的工作范围或者是在执行雇主的指示。三是王某叫杨某下河捕鱼的行为是公司职务行为或者是王某个人行为。四是王某是否应当对杨某的溺亡承担责任，有无法定免责事由。
关于杨某与黄建二公司是否存在雇佣法律关系的问题。这是雇员受害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之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死者杨某系被告临时雇佣的工人，在木工班长罗某的带领完成木工修整和瓦面防漏等庭院美化工作。对此事实被告予以认可。故死者杨某与被告之间在实施岩头村民房包装工程中形成了雇佣法律关系。
关于杨某下河捕鱼是不是属于雇员的工作范围或者是在执行雇主的指示的问题。在被告与杨某之间形成的雇佣法律关系中，杨某与罗某、潘某等人的工作职责范围是按照工程要求完成木工修整和瓦面防漏等与庭院美化相关的工作，下河打鱼显然不属于庭院美化或者改厨改厕等相关方面的工作。
关于王某叫杨某下河捕鱼的行为是公司职务行为或者是王某个人行为问题。根据案件事实，王某是在完成预支杨某等三人生活费并宣布放假的工作后，担心钓不到鱼顺口向杨某提了一句，让其打点鱼来给我。显然不属于其管工范围内的指示，而是双方私人之间缔结买卖或者赠与“鱼”的法律关系，与被告公司承接的民房包装工程无关。原告代理人提出是被告方组织打鱼活动，没有尽到安全救援责任，应为此事故负全部法律责任，可原告并未提供被告公司安排王某组织打鱼活动的相关证据材料，不能认定王某叫杨某下河打鱼是公司职务行为，不能依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判由该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因当日临近端午节，放假休息的杨某下河捕鱼，不排除被告方关于“杨某捕鱼是端午节自用”的合理怀疑。原告关于杨某打鱼是为被告公司提供伙食的主张无证据支撑，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王某是否应当对杨某的溺亡承担责任，有无法定免责事由的问题。杨某系打鱼溺水死亡，有公安机关的调查为证，但杨某死亡可能还有很多因素在内，很可能是意外事故。王某个人指示杨某下河打鱼，只是日常生活中向杨某发出的要约，对在河边长大经常捕鱼的杨某发出这样的要约，并无不当。王某也只是顺口说了一句，也没有存在强制杨某去捕鱼的意思，即便没有去捕鱼或者去了没有捕到鱼，也不会因此引发什么严重后果。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居住在岩头村河边组，对重安江河段了解，且识水性会捕鱼，应当对下河捕鱼是否安全有一个正确的判断，采取包括搭伴下河但不限于此的安全措施，确保人身安全。
从上述分析得知，杨某虽系被告岩头村民房包装工程的临时工，双方存在雇佣法律关系，但是杨某下河捕鱼不是该项工程雇员的工作范围，王某叫杨某下河捕鱼的行为不是黄建二公司职务行为，王某对在江边长大识水性会捕鱼的杨某发出打鱼要约并无不当，其叫他打鱼的行为与杨某的死亡并无必然联系。杨某假期下河打鱼的行为超出了其受雇从事的木工修整、瓦面防漏等工作范围之外，不是在为被告公司提供劳务，且杨某死亡事故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之外，不能认定为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伤害。杨某死亡事故，也不是发生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的安全事故，不能依照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处理，被告黄建二公司不应当承担雇主的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文英、杨春艳、杨胜芝、杨胜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42元，减半收到621元，由原告杨文英、杨春艳、杨胜芝、杨胜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费1242元，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员 余元芳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冉江山
书 记 员 雷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