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72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某甲，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麦佳耀，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温胜财，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某乙，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石某甲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50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查明：石某乙与黄某乙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女儿石某甲。黄某乙于2013年5月3日去世。登记在石某乙名下位于越秀区XXXXXX房和登记在石某乙和黄小建两人名下的白云区XXXXXX房属于石某乙和黄某乙的夫妻共同财产。
庭审中石某乙出示了黄某乙和某炳两人所达成的《遗嘱》一份。该遗嘱对涉案两套房产和双方的储蓄资金进行了约定，具体内容为“上述资财在任何一方（石某乙或黄某乙）逝世以后其依法所得份额全部归属仍然生存一方（石某乙或黄某乙）全权继承，由生存方按子女尽担养义务的实际情况，全权处置，任何人不得干涉”。石某乙解释该遗嘱是黄某乙在去世前，由其在电脑上书写好并打印出来，并由石某乙和黄某乙签名各自盖上指模。因石某甲一直在外居住故没有见过该遗嘱，石某乙也从未向其提起过该遗嘱。
关于该遗嘱的真实合法性，石某甲和某炳均确认2013年3月黄某乙在中山医住过院，3月25日住院、3月29日出院，出院后在白云尚某房子居住；石某甲于××××年××月登记结婚，于××××年××月在湖北金门举行结婚婚宴；黄某乙之前从事单位出纳工作，会使用电脑且用五笔打字；2013年3月黄某乙出院在白云尚某居住期间，石某甲还在其父母经营的公司工作，石某甲在白云尚城和百灵路两套房子均居住过，但主要时间在百灵路。
庭审中石某甲提供了2013年4月13日至同年4月17日黄某乙在博济医院的出院总结、2013年4月19日至5月3日的入院记录和死亡记录及防跌倒告知书等证据，拟证明黄某乙当时身体状况很差不具备书写遗嘱的能力，上述病历记载内容主要有“患者因胰腺癌综合治疗后10月余，黄疸1月余，加重3天、有褥疮、嗜睡……”。石某甲对石某乙所出示的2013年4月8日遗嘱中黄某乙的签名、笔迹和指模均不予认可，要求对其真实性予以鉴定。
石某乙对石某甲提供的上述病历的真实合法性均予以认可。石某乙陈述2013年4月8日其和黄某乙立遗嘱时神智清醒；黄某乙在2013年3月份从广州军区总医院出院后至同年4月13日在家休息治疗期间，可以行走、交谈正常、神智清醒；2013年4月8日当天其和黄某乙在家里电脑中打印上述遗嘱并签名确认，黄某乙打字比较好，故遗嘱由黄某乙打出。即使如石某甲所述，黄某乙当时存在褥疮、胰腺癌等病情，但石某甲所出示的2013年4月13日黄某乙在博济医院入院记录的体格检查部分也显示“发育正常，营养不良，慢性病容、神志清楚，查体合格，轮椅入院”，同样在博济医院2013年4月17日的出院总结（该出院就指上述2013年4月13日住博济医院、于4月17日出院）显示“入院时情况……神志清楚，对答切题，查体合作……出院时情况患者嗜睡，呼之能应”。对该遗嘱，石某乙还陈述其未告知过石某甲，石某甲也不知情，但在2014年春节初三上午在海珠区万豪大酒店喝早茶时，对黄某乙的大哥黄某丙夫妇、二哥黄某丁夫妇、小弟黄某戊夫妇出示过该遗嘱的复印件给他们看，大弟黄某己夫妇在外旅游未参加此次聚会，但于事后曾电话告知过他遗嘱的事情。庭审中石某乙提供了黄某丙的书面证言一份，并解释黄某丙因身体不好不能到庭，书面证言内容为“在2014年春节初三日的兄弟团拜会上，我曾见到黄某乙与石某乙的遗嘱”。证人黄某己到庭陈述2014年春节聚会喝茶时，其未参加聚会但事后听说石某乙拿出遗嘱来，并同黄某丙核实过黄某丙认可当时看了该遗嘱。
对此石某甲陈述2013年4月8日其在公司工作，未在家中。对于原审法院要求石某甲向其舅舅核实2014年聚会喝茶情况，石某甲回复书面意见为“2014年农历初三兄弟团拜会上，谈到父亲打算组建新的婚姻及母亲遗产问题时，我父亲提到遗嘱一事，也拿出了一张纸说是遗嘱，但大舅黄某庚及小舅母陈小明两位均未看过那张纸的内容，对遗嘱内容也均不知情；也无法确认那张纸是不是遗嘱；更无法确认是否我妈的遗嘱及签名”。
原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石某乙和黄某乙于2013年4月8日所立遗嘱是否合法有效。结合石某甲、石某乙双方的本证和反证，石某乙主张该遗嘱是其本人和黄某乙于2013年4月8日所立遗嘱，黄某乙打字比较好故遗嘱由黄某乙打印好后由双方签字确认。因石某甲在立遗嘱当天并未和父母在一起，事后也未从父母及其他亲属处听说过该遗嘱，故对该遗嘱不知情。而2014年春节团拜会期间石某乙曾将该遗嘱向黄某乙的兄弟出示过，结合黄某丙、黄某己的证言及石某甲的书面回复意见可以认定该事实的存在。石某甲虽否认该遗嘱的真实性，但仅提供了黄某乙2013年4月13日、4月19日的病历，并无其他反证。石某甲、石某乙双方所提供的2013年4月13日黄某乙博济医院的相关病历都记载了2013年4月13日也即本案遗嘱发生日之后五天时黄某乙“神志清楚，对答切题”、“神志清楚，查体合格”，由此可以推定黄某乙在2013年4月8日病情尚未发作时，尽管身体存在病症，但其神志清楚并不妨碍其制作、打印并签署遗嘱，何况双方均确认黄某乙本身打字较好会使用五笔，这和某炳的陈述遗嘱由黄某乙所打字相一致。事后石某乙也将该遗嘱向黄某丙等亲属出示，足以认定该遗嘱的真实存在。石某甲对遗嘱真实性的质疑并要求鉴定的请求，仅是对遗嘱的真实存在有所怀疑或不确定，并无其他有证明力的反证来推翻该遗嘱的证明力，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之规定。石某甲所提出的鉴定申请属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之情形，对此原审法院不予准许。
2013年4月8日所立遗嘱有石某乙和黄某乙的共同签字确认及指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之规定，该遗嘱系石某乙和黄某乙所立的共同遗嘱，现黄某乙已去世，该遗嘱具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力，合法有效。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之规定，本案中的遗嘱合法有效，石某甲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5年12月30日判决:一、登记在被告石某乙名下位于越秀区XXXXXX房和登记在石某乙和黄小建两人名下的白云区XXXXXX房的全部产权份额由被告石某乙所有。二、驳回原告石某甲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后，上诉人石某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判查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1.原判查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本案首要争议焦点是《遗嘱》及“黄某乙”签名的真实性。石某乙提交的《遗嘱》既未经公证，也未经无利害关系第三人在场见证，更非黄某乙亲笔书写，仅有两个书写习惯(行笔)相同的签名“石某乙”、“黄某乙”，有理由相信是石某乙冒签黄某乙的签名。黄某己的证言称：未参加2014年春节团拜会，仅仅听说有遗嘱，但未见到遗嘱，也不知道遗嘱的内容，也无法确认“黄某乙”签名的真实性。经石某甲核实，黄某丙亦无法确认《遗嘱》内容及“黄某乙”签名的真实性。（2）《遗嘱》显示订立日期2013年4月8日，黄某乙已经是病危状态，不可能立遗嘱。黄某乙于2012年5月份被诊断为胰腺癌晚期，处于忍受病痛煎熬的状态之中。2013年4月13日，黄某乙因胰腺癌综合治疗后、胰腺癌伴全身多发转移、黄疸、褥疮(说明其长期卧床)入博济医院治疗，《出院总结》中称“胰腺癌综合治疗后10月余，黄疸1月余、加重3天（2013年4月9日、10日开始加重)……。况且，黄某乙因长期服用抗肿瘤、镇静安眠等药物，经常有意识障碍。2013年5月3日，黄某乙治疗无效死亡。也就是说，2013年4月8日，黄某乙已经是胰腺癌晚期的临终状态，无法使用电脑打印《遗嘱》。（3）黄某乙早于2012年3月14日因视物模糊，右手持筷困难入院治疗，后症状加重，根本无法看清物体，更因“视物变形”无法书写工整的字体以及使用电脑进行打字和选字。（4）石某乙对立遗嘱时间的说法前后矛盾。原审第一次开庭时石某乙陈述的立“遗嘱”时间是当天晚上，第二次开庭时却说立“遗嘱”时间是当天下午。这也印证了石某乙捏造事实的真相。2.“《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自书遗嘱须立遗嘱人亲笔书写。3.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于“《遗嘱》”内容及黄某乙签名的真实性，石某乙未完成其举证责任，应判令其败诉。石某甲对“《遗嘱》”的三性不予认可，提出对“黄某乙”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的申请，原审法院回避了查明“《遗嘱》”内容及“黄某乙”签名真实性这一争议焦点，造成判决不公。据此，请求：1.撤销原判。2.判令广州市越秀区XXXXXX房黄某乙遗下的产权份额由石某甲和某炳继承，石某甲分割得该房四分之一产权份额，石某乙分割得四分之三份额。3.判令广州市白云区XXXXXX房黄某乙遗下的产权份额由石某甲和某炳继承，石某甲分割得该房四分之一产权份额，石某乙分割得四分之三份额。4.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石某乙承担。
被上诉人石某乙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石某甲的诉讼请求，房屋应当根据黄某乙的生前遗嘱由石某乙一人继承。1.黄某乙在当时是完全有能力立遗嘱，她去世前后的情况，医院的鉴定写得很清楚，这些证据全部是有医院的盖章的。遗嘱是由黄某乙自己打印出来的，所以属于自书遗嘱。2.遗嘱的产生是因为石某乙身体状况不佳，黄某乙要求写并签字，签名笔迹是黄某乙的，可以拿去做鉴定。
本院查明：
登记在石某乙名下的为越秀区XXXXXX房，而非原判查明的“703房”；登记在石某乙和黄小建两人名下的为白云区XXXXXX房，而非原判查明的“107房”。
原判查明的其他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针对本案的争议点，提出如下分析意见：
一、一般理解，遗嘱是指遗嘱人生前对其遗产或者其他事务所作的个人处分，并于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文件。本案黄某乙和某炳两人所达成的《遗嘱》中，抬头注明“遗嘱”，其下列“立遗嘱人：石某乙、黄某乙”，内容为立遗嘱人死后的财产归属问题，因此显然属于遗嘱，而非普通的遗书。原判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的规定，认定黄某乙和某炳所立《遗嘱》为遗书，按自书遗嘱对待，定性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中，《遗嘱》为打印体，并非遗嘱人亲笔书写，因此不属于自书遗嘱。石某乙辩称《遗嘱》是由黄某乙自己打印出来的，所以属于自书遗嘱，与继承法对自书遗嘱的要求“亲笔书写”不符；同时，石某乙亦未能举出足够的证据证实《遗嘱》是由黄某乙亲自打字、打印出来，故对石某乙关于《遗嘱》属于自书遗嘱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同时，《遗嘱》亦非代书遗嘱。因此，本案之《遗嘱》不符合遗嘱法定的形式要求，或称不具备法定的形式要件，为无效遗嘱，黄某乙之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另外，由于《遗嘱》因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而被确认无效，其内容及黄某乙签名的真实性在本案中无需加以审查。
根据前述分析论证，黄某乙之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是本案双方当事人石某乙和石某甲。越秀区XXXXXX房和白云区XXXXXX房属于石某乙和黄某乙的夫妻共同财产，该两间房屋各一半产权份额属于黄某乙的遗产（另一半产权份额属石某乙所有），应由石某乙和石某甲均等继承，即各继承该两间房屋的四分之一产权份额。
综上所述，原判查明事实基本清楚，但因对本案之《遗嘱》定性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石某甲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5054号民事判决。
二、广州市越秀区XXXXXX房由石某乙占有四分之三产权份额，石某甲占有四分之一产权份额。
三、广州市白云区XXXXXX房由石某乙占有四分之三产权份额，石某甲占有四分之一产权份额。
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各24000元，均由被上诉人石某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文劲
审判员 苗玉红
审判员 钟淑敏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邱穗珠
陈颖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