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刑初字第39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被告人杨荣满，男，48岁（1965年8月1日出生）；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2年12月3日被羁押，同年12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杨军，北京市问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卢妍，女，40岁（1973年10月8日出生）；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2年12月5日被羁押，同年12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张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黄云中，北京市培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京检二分刑诉（2013）024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荣满、卢妍犯贪污罪一案，于2013年12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陆昊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荣满及其辩护人杨军，被告人卢妍及其辩护人张振、黄云中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
1、被告人杨荣满于2006年3月至2011年1月间，利用担任密云县甲镇人民政府财政科科长、副镇长，负责招商引资及向相关企业支付返税款工作的职务便利，在向甲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支付返税款过程中，单独或伙同卢妍，采取私刻企业财务专用章、自行填写收据等手段，贪污甲镇人民政府公款共计人民币879万余元。
被告人杨荣满于2010年8月至2011年1月间，利用担任密云县甲镇人民政府财政科科长、副镇长的职务便利，将甲镇主管的纳税企业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部分税款转到乙镇人民政府，以支付公司返税款的名义，贪污乙镇人民政府公款共计人民币241万余元。
2、被告人卢妍于2010年4月至2011年1月间，伙同时任密云县甲镇人民政府财政科科长的杨荣满，采用向密云县甲镇人民政府虚报返税款比例的手段，以支付甲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返税款的名义，贪污甲镇人民政府公款人民币189万余元。
被告人杨荣满、卢妍分别于2012年12月3日、5日主动到案。涉案赃款部分被追缴。
针对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鉴定意见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杨荣满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无视国家法律，单独或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卢妍无视国家法律，伙同他人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二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应当以贪污罪追究被告人杨荣满、卢妍的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杨荣满对起诉书指控其犯贪污罪没有异议，但认为指控数额过高。
被告人杨荣满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杨荣满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具有特殊性，与一般贪污行为有明显区别；起诉书指控数额过高；杨荣满有检举揭发行为且具有自首情节。
被告人卢妍辩称：其拿的是公司的钱，不是国家的钱，不构成贪污罪；其具有自首情节且全部退缴了违法所得。
被告人卢妍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涉案资金属公司应得的返税款，而非国家财产，卢妍的行为应当构成职务侵占罪；卢妍系初犯，具有自首情节且主动全部退赃。
被告人卢妍的辩护人当庭出示了2010年甲镇政府与甲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密云县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甲镇党委研究通过的《2010年企业返税》、杨荣满的供述、张×3的证言及支票存根等证据，用以支持上述辩护观点。
经审理查明：
一、2006年3月至2011年1月间，被告人杨荣满利用担任北京市甲镇人民政府财政科科长、副镇长，负责招商引资及向相关企业支付返税款工作的职务便利，在向甲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支付返税款过程中，采取私刻企业财务专用章、自行填写收据等手段，单独或伙同卢妍，侵吞北京市甲镇人民政府公款共计人民币815.9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其中，被告人卢妍参与侵吞公款189.5万元。
二、2010年8月至2011年1月间，被告人杨荣满利用担任北京市甲镇人民政府财政科科长、副镇长的职务便利，将甲镇主管的纳税企业乙公司的部分税票交给北京市密云县乙镇人民政府，以支付乙公司返税款的名义，侵吞北京市密云县乙镇人民政府公款共计241.509万元。
被告人杨荣满、卢妍分别于2012年12月3日、5日主动到案。案发前，被告人杨荣满退缴赃款132.6万元，被告人卢妍退缴赃款189.5万元，李×2（另案处理）退缴赃款130万元，上述款项已发还北京市甲镇人民政府。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干部任免审批表、密云县委组织部任免通知、甲镇人代会选举报告、密云县委组织部任免通知、干部履历表、1994年至2011年度公务员考核登记表证明：2000年4月29日，杨荣满任丙镇财政所所长；2002年5月8日，任甲镇财政科科长；2010年8月25日，任甲镇副镇长；2011年8月24日，免去杨荣满甲镇副镇长职务。
2、财政科长岗位职责证明：负责组织财政收入，负责调度财政资金，确保镇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完成上级和镇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3、北京市甲镇人民政府班子成员分工证明：杨荣满作为副镇长，负责招商引资、安全生产、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工作，分管安全与经济管理办、经管站、统计所、协调太师屯工商所。
4、证人任×（北京市甲镇人民政府原镇长）的证言：我在2002年7月至2010年1月任甲镇镇长期间，杨荣满任财政科科长，后任副镇长，负责组织镇里财政收入包括招商引资工作，在向企业返款过程中，都是由杨荣满一人与企业洽谈，杨荣满和企业谈好后，向镇长办公会和党委会汇报返款比例，党委会按照杨荣满汇报的比例作出决定，镇政府返税款支付给哪些企业、返税比例以及具体数额都有党委会会议记录。付给企业扶持资金就是给企业的，不能从中截留。
5、证人贾×（北京市甲镇人民政府原镇长）的证言：企业发展扶持资金的数额必须先由镇财务部门根据协议约定的比例进行核算，核算结果经镇党委会议研究决定按协议拨付企业。2010年1月份之前的情况我不清楚，我任镇长以后，是时任镇政府财务科长的杨荣满出面与企业协商的，杨荣满于2010年9月份任副镇长之后，是杨荣满与曹×共同负责这方面的事情。企业发展扶持资金的支付，是经镇党委会议决定后，一般由镇财务科来处理。我没有跟对方企业谈过具体的返税比例，都是杨荣满负责谈的。2011年初曹×跟我请示后，我同意由杨荣满经手办理把企业发展资金支付给相关企业。
6、证人曹×（北京市甲镇人民政府财政科科长）的证言：杨荣满担任甲镇政府财务科科长多年，负责招商引资工作，与企业很熟悉，以前甲镇政府把企业责任制兑现奖返还给相关企业的事情也都是他办的。经过贾×镇长同意，2011年春节前我将应返给甲公司的784.1万元返税款，一共两张支票交给了杨荣满，由他负责给公司返款。
7、证人郝×（北京市甲镇人民政府财政科原副科长）的证言：当时杨荣满是我们财政科科长，都是杨科长负责与招商引资的企业打交道。我把返税款的支票交给杨科长，杨科长把支票给谁了我不知道。我们镇财政科的惯例是空着支票收款单位一栏，等对方收据回来后，我把支票存根和收据一起做财务处理。2006年我将应支付甲公司的责任制兑现奖90万元的支票交给了杨荣满。
8、证人章×（甲公司副董事长、监事）的证言：原先我公司的税收都是交到密云县经济开发区，我主管财务后发现公司的税收都交到密云县甲镇政府了。我问当时任财务经理的阎×，阎×告诉我，因甲镇经济发展落后，经过税务部门的同意，转移到甲镇政府交税。我主管财务时候，公司的税收已经是在甲镇交了，最早是谁去洽谈的，我不清楚。从公司的管理体制上来说，应该是时任财务经理的阎×去和甲镇政府谈的。甲镇政府每年给我公司一定金额的财政返还，阎×向董事长章×2汇报过。我主管财务之后，因阎×即将退休，张×3接替阎×的工作，但张×3刚到公司，对业务和人员也不太熟悉，所以卢妍主要负责与甲镇政府接洽。
9、证人阎×（甲公司原财务经理）的证言：2005年左右，甲公司的税务关系改到甲镇。2005年左右，杨荣满向我和卢妍提出几点要求：第一是甲镇政府给我们公司的财政返还款没有书面协议，也没有固定的返还比率，意思是甲镇政府给我们公司多少就是多少；第二是财政返还款不能打到我们公司的账上，只能打到我和卢妍的银行个人账户上；第三是甲镇政府不要我们公司的发票，我们公司开具一般收据。我对杨荣满说，这事我做不了主，得向公司总裁汇报请示。回到公司后，我向章×2总裁汇报了此事，章总说杨荣满让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后杨荣满要了我和卢妍的身份证复印件，给我们开了北京农商行的个人存折。大概在2006年1月，杨荣满说有些特殊费用报销不了，让我帮忙在原来财政返还款60万元数额的基础上再多开30万元的金额。我回答他，这事我做不了主，得向章总汇报。我向章总汇报此事时，章总说收据中的90万元就是咱们公司的，然后又接着说收据该开开吧，然后我按章总的指示办了，将90万元收据给了杨荣满。
10、证人王×1的证言：我有三十年没去过甲镇了，也没在那的农村信用社开过账户。大概七八年前，我前夫的弟弟王×3曾经向我借过身份证，我把身份证给他用过一段时间。王忠久的爱人叫杨×2，杨×2有一个弟弟在甲镇政府工作。
11、证人张×1的证言：2007年1、2月，杨荣满说镇政府需要用现金，让我帮忙倒一下现金，我用北京某绿化施工队的账户帮他倒过一笔85万元现金，这笔钱存到我们施工队账户后，我开好现金支票交给杨荣满了。
12、证人黄×1（北京某广告有限公司原会计）的证言：2009年初，我们公司收到过返税款，具体数额记不清了。我公司收到的返税款，都是密云招商的人跟我要的卡号，然后存到我个人银行卡上，没有用现金支付的，全部存到我个人银行卡上。2010年1月27日这103万元是密云招商局的人告诉我，返税款已经打到我个人农行卡上了，我查了一下告诉总经理姚×，后用于公司支出了。我们公司没提供过任何收据和发票。
13、证人郑×（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的证言：我公司没有提供过收据和发票，都是密云甲镇政府的周×拿来一张空白收据，让我们公司盖章。2009年1月，周×把我带到密云，从杨荣满的农商行卡中提出15万元现金交给我，当时我开了农商行的存折，把15万元存进去，然后在周×带来的收据上盖了公司章。甲镇政府财务0005918号收据上的字迹不是我写的，应该是周×拿来的空白收据，我盖的公司公章，但是收据上的内容都不是我写的，我们公司收到的返税款从来没有”677000元”这个金额。
14、证人周×（北京市甲镇人民政府财政科原工作人员）的证言：我在财政科工作期间，杨荣满忙不开的时候会把银行卡交给我，说是给企业的扶持款，对方会找我拿银行卡，企业名称我记不清了，企业有的给过收据，但给我收据的人有没有郑×我记不清了。我从杨荣满的银行卡上取过钱，应该都交给杨荣满了，有没有给其他人我记不清了。
15、证人王×2（乙公司副经理兼财务总监）的证言：2010年，乙公司收到甲镇政府企业发展资金191.1万元。这张日期为2010年1月10日，金额为192.7万元的收据上”邱×”的签字，不是邱×的笔迹。2011年1月，我公司收到甲镇政府返税款64.3万元，此外，甲镇还按招商引资给我个人税后奖励，2010年给了我98万元，2011年给了我10万元，都是杨荣满给我的现金。乙公司与乙镇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公司是在甲镇注册的。
16、证人张×2的证言：我与杨荣满离婚时，杨荣满曾给我100万元作为补偿。
17、证人李×1（北京×装卸队会计）的证言：2010年7月1日，我们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跟我说，甲镇政府财政要跟我们借款30万元，让我开一张30万元的转账支票。我开出一张30万元的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支票，支票号是21812×××，杨荣满当天过来从我手中把支票拿走了，当时他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张30万元的借条，并在支票存根上签了他的名字。2010年7月15日，杨荣满还给我一张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30万元转账支票，我把欠条给杨荣满了。7月16日，30万元转到了北京×装卸队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上。
18、证人尹×（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的证言：2010年7月7日，密云县甲镇政府转账支付给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6万元；2010年7月7日，密云县甲镇政府转账支付给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76万元，这两笔钱一共是82万元，2010年7月8日到我公司账户上，当时杨荣满在甲镇任财政科科长，他跟我说镇政府要倒出现金让我帮忙，后我把这两笔钱转到我个人账户上，其中30万元按照杨荣满的要求转到北京×账户上，52万元转给杨荣满。2010年8月17日，乙镇政府支付给×公司的905590元应该是帮别人倒钱，后转给杨荣满55万元，还给王×435万元。2011年1月14日，我的农行卡（尾号×××）转入两笔资金，一笔100万元，一笔73.25万元，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这张卡在杨荣满手中。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宋×没有经济往来。
19、证人李×2（北京市密云县某地税所原所长）的证言：2010年初，在我的办公室，杨荣满找我了解在甲镇注册但在我所管理的企业的纳税情况，我告诉他甲公司将有一大笔所得税需要交纳。杨荣满听后，跟我说：”如果这笔所得税交完了，等到年底，一定好好感谢你，给你点好处。”我记得甲公司当时要卖人济大厦，这个大厦是酒店性质，需交纳大笔企业所得税，数额在一亿元左右，但是2010年需要申报6000万元左右。2010年度企业完税后，在一次和杨荣满吃饭时，他让我开一个账户，给我存点钱。我让我小舅子媳妇吴×开了一个账户，拿到卡号之后我给杨荣满打电话，告诉杨荣满卡号和姓名，过了一段时间，杨荣满打电话告诉我，给我存了130万元，我当时感到很惊讶，如果杨荣满只是给我存4、5万块钱我还感觉比较正常，没想到他存这么大的数额，我问怎么打了这么多钱，之后也就没再说什么。2012年8月，我将这130万元退给了甲公司。
20、证人张×3（甲公司财务经理）的证言：甲镇政府与甲公司2010年企业责任制兑现奖协议是我签的，但我现在记不清协议上返还比例是怎么规定的了，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我没有认真看协议的内容就签字了，当时有杨荣满、我和卢妍在场，协议一式两份，卢妍盖的章。2011年初，甲镇政府支付给甲公司返税款332万元，我们公司一直不知道甲镇政府欠我们公司2010年度返税款。按企业缴纳的所得税额与甲镇支付的数额计算应该是按5%返还的，虽然与密云县在2010年下发的14号文件返还比例有差距，但与我们企业期望的比例差不多，所以我们认为已经给齐了。2012年8月，曹×给我打电话说检察院要我手机号，后我给李×2打电话说检察院找我问甲镇的事，过了一两天，杨荣满给我打电话说2010年度甲镇应付给我公司的返税款还有一部分没有给我们。2012年8月19日，杨荣满将75.6万元和106.5万元现金交给我们公司，2012年8月21日，杨荣满又将117.9万元交给我们公司，这些钱中有200万元是2011年度应付给我们公司的返税款，还有一些是2010年度该返给公司的钱。2012年8月21日，杨荣满还让别人汇到姜×账户上130万元。2012年8月22日，卢妍和邱×汇给姜×222.1万元，卢妍汇了30多万元，邱×汇了180多万元。
21、证人陆×（甲公司会计）的证言：2011年我公司收到财政返还款一共332万元。
22、证人姜×（甲公司出纳）的证言：2011年2月21日，我开具了收取甲镇政府责任制兑现奖332万元的收据，收据开出大概一周以后收到了该项钱款。之前我按照张×3总监要求在农商行开了两个存折，一个是以我的名义，一个以章×3名义，钱款打到这两个存折上的。2012年8月19日下午，两名男子交给我们公司75.6万元和106.5万元，张×3还给了我一张银行卡，我查了发现里面有130万余元。2012年8月21日，我和这张银行卡的主人吴×到银行办理了汇款手续，将卡上所有的钱转到我的卡上。2012年8月21日下午，那两名男子又送到公司117.9万元。2012年8月22日，张×3让我将我的中行卡号告诉卢妍，后卢妍和邱×一共给我汇了222.1万元，卢妍汇了30多万元，邱×汇了180多万元。
23、证人王×3（北京某商业银行密云县支行职员）的证言：2011年1月的一天，周×给我打电话说甲镇有一笔返税款700多万，需要我倒出现金来，问我用不用得上，但这钱估计很快就得走。我跟于×1行长请示后，于行长说先拿回来吧。然后我和于×1行长的司机一块去甲镇拿的两张支票，一张500多万元，一张200多万元。500多万元那张我存到了北京津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北京农商银行密云支行营业部的账户上，200多万元那张支票我存到了不老屯建筑公司在北京农商银行檀州支行的账户上。后这700多万元通过网银转到了我在北京农商银行密云支行营业部的个人账户上。2011年3月初，周×给了我五六个个人账户和每个账户需要转的金额，我把这700多万元转到这些账户了，这些账户具体是谁，哪个账户转了多少钱我记不清了。
24、证人于×1（北京某商业银行密云县支行营业部经理）的证言：2011年1月左右，我和王×3一起找杨镇帮忙，杨镇说有一笔700多万元是给怀柔甲公司的返税款，倒完现金后可以在我们营业部存一个月左右时间，甲公司要的时候再给甲公司。后王×3从杨镇那里拿过来两张支票，一张支票的金额是500多万元，一张支票的金额是200多万元。其中500多万元的支票是我找魏×帮忙通过津天达公司的账户倒出钱后存在我们营业部王×3个人账户上。200多万元的支票是我找到北京信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郑会计，让她帮忙通过北京农商银行檀州支行的一个账户倒出钱后存在我们营业部王×3个人账户上。2011年3月左右，我听王×3说杨镇说甲公司要钱呢，我说那就把钱给甲公司转过去吧。具体王×3是怎么转的、什么时间转给甲公司的我就不清楚了。
25、证人邱×（卢妍之夫）的证言：2010年我们在亦庄打算买房，但当时手里钱不够，正好卢妍说甲公司有一笔返税不入账的钱可以借来用于买房，共计189.5万元。卢妍向甲公司张经理请示后，甲公司也就同意将这笔钱暂时借给我们。考虑到方便借钱，卢妍让我去农商行开一个账户用来存放这笔借款，开户之后我将农商行的账户告诉了她，之后就收到了这笔借款，但钱款是如何存入的都是卢妍操作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26、证人黄×2（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金会计）的证言及辨认笔录：杨×1于2011年1月13日签订的鼓楼东区某室住宅房认购协议书和鼓楼东区汽车库买卖协议。这套房的面积是145.84平方米，每建筑平方米单价为11000元，房款总价为1604240元。车库的面积是27平方米，每平方米1万元。杨×1交给我们公司房款1874240元，以现金形式支付住宅房定金3万元，支付车库定金1万元，其他的1834240元房款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其中100万元是客户转账支付到我的农商行卡上（卡号：×××），购房当天，客户还给我农行卡（卡号：×××）上转入一笔50万元购房款。2月14日，我们单位售楼处的李金英替客户通过银行转账存入我农行卡（卡号：×××）一笔334240元的购房尾款，她身份证上的名字叫李×4，但平时她让我们叫她李×3，所以收款收据上签的是李×3（代）。这套房认购时签的是杨×1的名字，但是办理购房手续、交付购房款的都是一个自称杨荣满的人。
经黄×2辨认，黄×2确认5号照片上的男子（杨荣满）就是杨荣满。
27、证人杨×1（杨荣满之子）的证言：我现在居住的鼓楼东区的楼房是我父亲杨荣满出资给我购买的，具体是以什么方式购买的我不知道。
28、证人马×（北京市密云县乙镇人民政府财政科科长）的证言：2010年杨荣满给乙镇政府介绍了一个企业为镇政府增加财政收入，该企业在密云县交税，算乙镇政府的财政收入，按照乙镇政府的相关政策，需要按照纳税额的一定比例返还给企业扶持资金，这一次共返给企业905590元，当时企业交完税后让我们马上返还企业扶持资金，由于预算内资金没有到位，所以从专项户（7×××）以转账支票的形式支出了905590元，因为这企业是杨荣满引进的，整个过程我们也没有和企业接触，钱的去向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财务人员（卜×）将这张支票给杨荣满了。2011年，杨荣满当时任甲镇政府副镇长，主管经济工作，我们乙镇政府返给乙公司的173.25万元是让宋×按照杨荣满提供的账户转账支付的。
29、证人于×2（北京某科贸有限公司经理）的证言：我公司业务范围是住宅楼中介，主要做山东威海乳山银滩房屋买卖中介业务。杨荣满通过我们公司在山东威海乳山买过两次房，第一次是在2010年夏天，在山东威海乳山福如东海买了四套商铺，总房款100余万元。第二次是在2010年底、2011年初，在山东威海乳山杭海盛都买了一套住宅楼，总房款90多万元，两次买房时间相差半年左右。杨荣满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没时间去山东乳山，当时我们业务员告诉他如果交款不方便可以由我公司代交。杨荣满同意后，我让业务员把我的农行卡卡号告诉杨荣满，杨荣满把房款转账到我个人农行卡上，每次购房款到我个人农行卡上后我都打电话告诉杨荣满。杨荣满转到我个人农行卡上的购房款全部转给了房地产开发商。杨荣满购买的商铺，户主不是杨荣满，我印象中户主是一个叫尹×的人。第二次购房，我记得户主不是杨荣满的名字，具体是谁我记不清了。
30、北京市密云县乙镇人民政府出具书面证明材料证明：密云县乙镇政府与北京×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从未签订有关招商引资及资金奖励等事项的协议。
31、转账支票存根、收据、银行凭证证明涉案款项流转的情况。
32、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及密云县财政局提供的文件证明密云县人民政府关于财政扶持企业及税收优惠的相关政策规定。
33、北京市密云县财政局提供的2006年至2012年甲镇财政预算内结算单证明甲镇返税款来源情况。
34、北京市密云县地税局提供的甲公司、北京某广告有限公司、北京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公司部分年度纳税情况统计表证明上述各企业在密云县纳税情况。
35、北京市甲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财务账目证明甲镇2006年至2012年支付各企业返税款的情况。
36、北京市密云县乙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财务账目证明向乙公司支付返税款的情况。
37、甲公司提供的财务账目证明收到北京市甲镇人民政府返税款的情况。
38、乙公司提供的财务账目证明收到北京市甲镇人民政府返税款的情况。
39、北京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北京某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处财务账目证明北京市密云县乙镇人民政府支付给乙公司返税款的资金来源。
40、北京×提供的财务账目证明杨荣满从该单位借款30万元的情况。
41、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账目证明杨荣满为其子杨×1购房的交款情况。
42、山东省威海广澳旅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账目证明杨荣满以尹×名义购买4套商铺的交款情况。
43、山东省威海中创鸿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账目证明杨荣满以汪×名义在”杭海盛都”小区购房的交款情况。
44、工商部门企业查询材料证明相关企业的工商情况。
45、卢妍的劳动合同书、离职通知单、解除合同书证明：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卢妍在甲公司担任财务处副处长。2011年3月18日离职。
46、京检技文鉴字（2012）078号、079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验鉴定文书证明：2008年43万元、2012年125.4万元、76万元、2011年246.5万元、537.6万元及2009年138.8万元的6张收据所盖甲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与甲公司提供的财务专用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
47、京检技文鉴字（2012）039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验鉴定文书证明：2010年192.7万元、905590元和2011年150万元、173.25万元的收据上所盖乙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与乙公司提供的财务专用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
48、发案经过、到案经过及法律手续证明本案的线索来源及杨荣满和卢妍的到案情况。
49、户籍证明材料证明杨荣满和卢妍的主体身份情况。
50、查封房产中止交易函证明：已中止交易汪×名下山东省乳山市杭海盛都二区第18幢1单元1609号和尹×名下山东省乳山市银滩旅游度假区福如东海文化园百花长廊7号楼商铺3019、3020、3021、3022号。
51、扣押财物、文件清单证明：在案扣押赃款452.1万元已发还北京市甲镇人民政府。
52、被告人杨荣满的供述：2006年，甲镇按照甲公司2005年完税情况应返给甲公司返税款。年初我跟阎×谈的时候反税比例低一点，我跟镇里汇报的比例高一些。年底按照我和镇里汇报的比例，应给甲公司返税款90万元，我给卢妍和阎×办了两个存折，每个存折存了30万元，存折给了卢妍和阎×，剩下的30万元，我存入王×1的存折内，王×1不知道有这张存折，存折上的钱一直由我使用。我跟阎×说镇里有一些不好解决的支出，让她开了一张90万元的收据。
2007年甲镇政府应给甲公司85万元返税款，两张甲公司出具的收据上的章都是真的，30万元的收据是卢妍开好后给我的，55万元的收据，是卢妍盖好章后交给我的一张空白收据，上面的内容、金额都是我填上的。这85万元，我倒出现金后，给卢妍、阎×的存折上各存了15万元，是给甲公司的30万元。另外55万元，我用卢妍、阎×的身份证复印件新开了两张存折，把55万元存入这两个存折，取出现金后，存入我农商行的卡上，后我取现了。
2008年这张43万元的收据，是我用私刻的甲公司章和自己买的收据开的假票。我给卢妍办了两个农商行的存折，一个存了6万元，一个存了9万元，阎×也是这样。我给卢妍、阎×一人存了两个折子，一共是30万元。剩下的13万元，我存入我农商行账户11万元，2万元我取现后花了。
2009年这张138.8万元的收据，也是我用私刻的甲公司章和自己买的收据开的假票。这138.8万元我倒出现金后，给卢妍和阎×的存折上各存了31万元，是给甲公司的62万元，其余的76.8万元我自己得了。2009年甲镇按照企业2008年完税情况应返给企业的返税款，除了给甲公司的钱没全部支付给甲公司，北京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67.7万元，北京某广告有限公司的52.3万元都给了。我一般和丙公司的财务人员郑×联系，是用转账和给现金的形式支付给郑×的，丙公司收到钱款后开出收据交给我入账。我确定是把收据上记载金额的钱款交给中房万丰公司了。北京某广告公司的返税款，我们应该是电话联系确定后，通过转账支付给某广告公司大部分钱款，剩余一小部分是以现金形式给某广告公司的。某广告公司将收据快递给我们入账。我把52.3万元全部支付给北京某广告公司了。
2010年我从镇预算账户转款431.8万元至镇招商办注册的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账户，这笔钱包括应给北京某广告有限公司的113.7万元，乙公司的192.7万元和甲公司的125.4万元，后我将这431.8万元转入我个人银行卡中。我给卢妍的存折上存了14万元，用私刻的甲公司章和自己买的收据开的125.4万元的假收据。我支付了北京某广告有限公司113.7万元，大部分是通过转账支付的，小部分是以现金形式支付的，北京某广告有限公司将收据快递给我们入账。我从个人账户转回镇政府账户191.1万元，再支付给了乙公司，差额的1.6万元我自己得了，收据是我用私刻的乙公司财务专用章和自己买的收据开的192.7万元的假收据。应给甲公司的76万元返税款，我全部转到尹×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没有给甲公司，还是用私刻的甲公司章和自己买的收据开的76万元的假收据。我得的这些钱，给了我前妻张×2100万元的分手费，还了陈×的×装卸队30万元的借款，52万元用于在山东买房。
2010年3、4月，密云县地税局某税务所所长李×2跟我说甲公司有一笔一亿多元的所得税要缴纳，我让李×2帮忙和甲公司商量商量，把这笔税款引到新城子来，他说帮我沟通。2010年4月的一天，卢妍和她爱人邱×来密云找我，在沙河红绿灯旁的茶楼里，卢妍说她和张×3关系不好，不想在甲公司干了，个人想多拿点返点。卢妍提出要9%的返点，并说给甲公司5%就能和张×3谈下来，剩下4%她个人得。我说9%太高了，跟卢妍商量按照8%返税，她得3%，卢妍同意了。在此之前，我们镇里跟县财政局请示过，财政局同意按照12%返还企业。后我和张×3谈好按照所得税5%的比例返还企业。2010年6月，贾×镇长在返税协议上签字并盖了镇政府的章，协议中写的返税比例是所得税12%、营业税15%、房产税55%。后我将协议中写有比例的第一页换掉，换成我和张×3商量好的比例（所得税5%、营业税15%、房产税45%），交给张×3签字盖章。2011年1月，财政科科长曹×着急回家过春节，就把给甲公司的返税款780多万元的二张支票给我，一张500多万元，一张200多万元，让我返给甲公司。当时农商行密云支行的于×1和王×3找我，说银行要拉一笔存款，我就将这两张支票给王×3了。钱在农商行存了一个月，王×3说两张支票已经倒成现金了，我就跟卢妍联系，卢妍提供了三个账号，其中两个是甲公司的，我把应给甲公司5%的332万元打了过去，还有一个账号是卢妍丈夫的，我打了189.5万元，后我给了李×2130万元，打到李×2提供的吴×的账户上，我拿了剩下的132.6万元。2012年8月，张×3给李×2打电话说检察院在查这事，李×2打电话告诉了我，后我退了100万元现金给甲公司，另外的32.6万元我转给卢妍，让卢妍退给甲公司。
2010年，乙镇财政科科长马×说乙镇财政税收任务完不成，让我给乙镇招商引税。这样我以×公司名义与乙镇签了一份返税协议。2010年上半年，我把乙公司一笔土地增值税的完税凭证交给马×，将乙公司的这笔土地增值税引给乙镇政府，乙公司的人不知道此事，因为乙公司是甲镇的纳税企业，王×2将税票直接交给我。后我怕时间长了出问题，就跟马×说企业着急要返税款，乙镇政府把支票给我后，我把返税款905590元的支票入到×公司账上。尹×转给我55万元后，我以我儿子杨×1的名义存了一笔50万元的定期，还有35万元是我在山东买房时让尹×帮我借的钱，这笔钱让尹×用于还款了。2010年下半年，乙公司又交了一笔印花税，乙镇返给×公司130余万元加上我给乙镇引进的零散企业的印花税和营业税，乙镇政府应付给×公司170多万元。2011年初，乙镇政府把170多万元存到尹×的账户上，我用假章以乙公司名义给乙镇政府出具了收据，其中80多万元，我用于给杨×1买鼓楼东区的房子了，还有90多万元我用于在山东乳山杭海盛都小区买了一套住宅。
53、被告人卢妍的供述：2000年10月到2011年3月，我在甲公司从事财务工作。2000年10月到2001年4月，我在公司任出纳；2001年5月到2010年5月任会计；2010年5月到2011年3月任财务处副处长。我在甲公司任职的时候，负责账务审核、记账、税务工作，具体负责购买发票、审核会计凭证、指导子公司税务和返税工作。2009年初之前，我的上级是财务处长阎×，之后是财务处处长兼总会计师张×3。2006年至2011年，甲镇政府每年返给甲公司的返税款数额我不记得了。每年返税没有比例，都是阎×和杨荣满谈的，她也没跟我说过是按照什么比例返的。我和阎×与杨荣满说好返税的事后，把个人身份证复印件给杨荣满，杨荣满以我们两个人名字开户把返税款存入银行，然后把银行存折交给我和阎×。回公司后，阎×把存折交给我们公司财务总监章×3。没有以其他形式支付公司返税款的情况。
2007年这张30万元的收据是阎×和杨荣满沟通之后，阎×让我开的，我核对过存折上的金额，确定没有问题后才给杨荣满的。这张收据对应的30万元应该也是存折上的数额。我记得每年打到我和阎×个人存折上的钱数都是一样的，而且都是杨荣满当着我和阎×两人的面，把两个存折给我或者阎×，回来后一般都由阎×交给章×3。
2008年这张43万元的收据是甲镇给我们公司的返税款，但收据不是我开的，金额和上面的字都不是我写的，收款人”卢”也不是我的字。2008年，甲公司收到甲镇多少返税款我记不清了，以我和阎×当年存折上收到的为准。
2010年这125.4万元和76万元的收据都不是我提供的，但从收据内容看应该是返给甲公司的返税款。2010年甲公司收到多少返税款我记不清了，以存折数额为准。
2009年甲公司出售了人济大厦，2010年初应缴纳所得税，税额比较大。从2008年张×3到公司后，我和张×3的关系一直处得不好，我就不想甲公司干了。2010年4、5月的一天晚上，我和我爱人邱×到密云密东广场往北的一个茶楼和杨荣满见面。我跟杨荣满说，今年的返税款你给公司多少我不管，我以我的名义要今年纳税额的3%，我拿1.5%，杨荣满拿1.5%，他说他回去想想办法。2010年5、6月，甲镇政府和甲公司签署了返税协议，约定所得税返还比例为5%。2011年初，杨荣满让我提供一个农商银行的账号，我知道杨荣满是要按照我们商量好的把钱打给我，就没多问，给他提供了我爱人邱×的农商行账号。过了大概10天，杨荣满让我去银行查一下存款，我查了邱×的银行账号，存入了189.5万元，我心里算了一下，基本和我们当初约定一致。我打电话给杨荣满说钱有点多，当时说有杨荣满的一半，我再打给他，杨荣满说不用了，他说存到我账户上都是给我的，我也没再给他打钱。后来这笔钱都由我支配使用了，主要用于买房。2010年度的返税比例是张×3和杨荣满谈的，我当时在旁边听着，他们说按照甲公司企业所得税的5%返税，双方达成了一致。2012年8月，姜×打电话告诉我检察院到甲公司问我的情况，提到了返税的事。我就给杨荣满打电话，杨荣满说让我赶紧把钱退回去，后我退给姜×账户189.5万元。杨荣满还交给我32万多元的现金，说也是返税款，以我的名义开的银行账户，钱他用了，让我退给甲公司，后我将现金存入我个人存折上转给了姜×。
被告人卢妍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的2010年甲镇政府与甲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密云县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甲镇党委研究通过的《2010年企业返税》、杨荣满的供述、张×3的证言，拟证明2011年初甲镇政府依据此协议应返给甲公司780余万元税款，是合法有据的。经查，该组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审查后认为，其中《密云县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甲镇党委研究通过的《2010年企业返税》、杨荣满的供述、张×3的证言内容客观，来源合法，并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对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2010年甲镇政府与甲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不是在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下签订的，该证据不能证明辩护人观点，但可作为定案证据使用。
被告人卢妍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的支票存根拟证明支票一经开出，甲公司即对支票金额784.1万元拥有合法所有权。经查，该证据亦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审查后认为，该证据内容客观，来源合法，并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对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尚不能证明辩护人的待证观点。
关于杨荣满的辩护人所提杨荣满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具有特殊性，与一般贪污行为有明显区别，杨荣满有检举揭发行为的辩护意见，经查，杨荣满作为甲镇人民政府财政科科长和副镇长，调度、合理使用财政资金及完成镇党委、政府交办的任务属其分内职责，而杨荣满利用上述职务便利，欺上瞒下，从中谋取私利，与其他贪污行为没有本质区别；杨荣满在侦查阶段虽有检举揭发行为，但尚未查实，故辩护人的此节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卢妍所提其具有自首情节且全部退缴了违法所得的辩解和卢妍的辩护人所提卢妍系初犯，具有自首情节且主动全部退赃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卢妍所提其拿的是公司的钱，不是国家的钱，不构成贪污罪的辩解和卢妍的辩护人所提涉案资金属公司应得的返税款，而非国家财产，卢妍的行为应当构成职务侵占罪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被告人杨荣满、卢妍的供述、相关证人的证言及银行凭证等证据，涉案款项均出自镇政府的公款账户，在未流转至对应企业账户之前，仍具有公有性质，卢妍提议要返税款，利用杨荣满的职务便利，从中截留公款，其主观上的认识不影响对其客观行为性质的认定，其行为符合贪污罪共犯的构成要件，故卢妍的此节辩解和辩护人的此节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荣满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同被告人卢妍，非法侵吞公共财产，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均应予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人杨荣满、卢妍犯贪污罪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唯指控杨荣满贪污的数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鉴于被告人杨荣满主动到案且','201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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