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1民终62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丽茹，女，满族，个体工商户，住沈阳市和平区集贤街。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观善，辽宁敦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省石佛寺水库管理局，住所地：沈阳市沈北新区黄家乡。
法定代表人：于贺海，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英，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降龙，男，汉族，该局工作人员，住沈阳市铁西区。
上诉人刘丽茹与被上诉人辽宁省石佛寺水库管理局（简称水库管理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2016）辽0113民初7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本案已审结。
刘丽茹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丽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单以刘丽茹水库的水位高程，在2016年度相对稳定的事实，就认定与刘丽茹鱼塘被淹事实无因果关系，缺乏客观事实依据。2.造成刘丽茹鱼塘被淹损失，普降暴雨仅是诱因，水库管理局水库蓄水，并长期存在漫渗，大大抬高辽河在该河段原基础水位的高程才是主要原因。
水库管理局辩称，1.水库蓄水造成的慢渗现象不会导致上诉人的鱼塘被淹，更不会造成刘丽茹的鱼塘2016年绝收，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水库管理局对此不应承担责任。2.水库实施蓄水出现的慢渗现象，对刘丽茹养鱼没有任何影响。石佛寺水库的水是沈北蒲河一带的居民生活饮用水，没有任何污染，这样一种连人都能饮用的水，其慢渗根本不会对养鱼造成任何影响。水库从2009年6月开始实施蓄水出现慢渗现象后，同法库县依牛堡子镇政府及祝家卜村村民委员会签订《补偿协议书》，主要是对祝家堡子村的部分旱田和水田因慢渗导致减产及部分绝收的情况而商定的补偿方案，不包括鱼塘。2010年水位达到稳定值后，在做重新统计时，考虑到库区外慢渗的旱田、水田都列入了补偿范围，就将原为水田后改为鱼塘的66.58亩也当做水田看待，并按水田未耕种的情况列入了补偿的范围。之所以将现为鱼塘的该66.58亩也列入补偿的范围，是考虑到日后不做鱼塘使用时再将其重新列入补偿范围履行审批手续麻烦才列入的。因此，仅凭自2010年起将该66.58亩鱼塘列入补偿范围，并按照水田未耕种的标准进行补偿这一点是不能得出水库蓄水与上诉人的主张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3.刘丽茹在明知暴雨会导致水漫过鱼塘堤坝造成绝收的情况下，仍不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其应对自身的不作为行为导致的后果承担一切责任刘丽茹在明知2010年的那场暴雨导致其鱼塘的水漫过堤坝造成当年绝收的情况下，之后仍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防范再出现同样的后果。因此，刘丽茹应对自身的消极不作为行为导致的后果承担一切责任。综合上述，水库管理局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刘丽茹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2月6日，刘丽茹与法库县依牛堡乡祝家堡村村民王树柏签订《租地协议书》，约定王树柏将其承包的鱼塘转包给刘丽茹。2008年7月28日，法库县依牛堡乡祝家村委会与刘丽茹签订《协议书》，将上述《租地协议书》中王树柏承包的11.7亩鱼塘转包给刘丽茹，承包期20年（2008年至2027年），承包金4万元。协议签订后，刘丽茹依约支付4万元承包费，并开始养鱼。
2009年6月，水库开始蓄水，至2010年水位稳定。2009年7月28日，辽宁石佛寺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与法库县依牛堡乡祝家堡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石佛寺水库闸门调试蓄水浸没耕地补偿协议书》，对在闸门负荷调试蓄水过程中浸没的祝家堡村部分水田进行补偿。2011年3月17日，辽宁省石佛寺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与法库县依牛堡子镇政府签订《2010年石佛寺水库蓄水淹（浸）没土地补偿协议书（祝家堡子村）》，约定了对因水库蓄水而受影响的土地按照未耕种的标准进行补偿。协议载明：“水库蓄水后，淹（浸）没祝家堡子村部分土地，石佛寺水库建管局于2009年10月会同乡、村两级政府对该部分受影响土地的面积和影响程度进行了现场测量核实，并于2010年10月进行复核。”协议附表中列明：“水田，其中有66.58亩鱼塘改为水田”。对于补偿协议中是否包括原告承包的鱼塘，水库管理局主张66.58亩原是水田，在实测时已改为鱼塘，其中包含刘丽茹承包的鱼塘，但面积是10.4亩而不是刘丽茹主张的11.7亩。测量时，有水库、镇政府、村委会及村民代表共同在场，但不需要每户受影响的农户都到场，刘丽茹未到场。在签订补偿协议时，刘丽茹鱼塘在养鱼；刘丽茹主张不清楚补偿协议中是否包括其承包的鱼塘、未领取过补偿款；祝家堡村委会称由水库管理局先测量确定总的补偿面积，然后由村里做细化工作，统计每户村民的面积，根据面积对本村村民的耕地和鱼塘进行补偿，刘丽茹未领取过补偿款。辽宁石佛寺供水有限责任公司、辽宁省石佛寺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与水库管理局是同一单位，由水库管理局对上述两份补偿协议承担责任。2010年8月，刘丽茹鱼塘的水漫过塘坝，淹至鱼塘边的养殖房、看护房等建筑。
2012年刘丽茹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水库管理局赔偿2010年-2012年的鱼塘损失、看护房及附属物的损失。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水库管理局提起上诉，双方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达成和解，并据此作出了[2014]沈中民一终字第773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一、考虑到刘丽茹家庭困难，辽宁省石佛寺水库管理局同意给予刘丽茹一次性补助合计人民币15万元；二、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两次评估费6000元，由辽宁省石佛寺水库管理局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200元，减半收取6100元，双方各承担3050元；三、本协议生效、且双方签收法院调解书后，双方之间再无任何纷争。调解书生效后，水库管理局履行了调解书约定的义务。刘丽茹在2011-2014年并未实际养鱼，2015年开始刘丽茹又开始养鱼，2016年7月26日刘丽茹鱼塘遭遇水淹没，导致刘丽茹经济损失。
一审法院另查明，根据气象资料显示，沈阳市2016年7月21日即降下暴雨，7月25日沈阳再次普降暴雨。监测数据显示，25日02时至26日07时，全市7个国家气象观测站平均降水量为110毫米，为1980年以来最大；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市区，为175毫米，是195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高值（历史极值为1973年8月21日达216毫米）。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沈阳市气象局共发布多次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其中2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在审理期间一审法院依法进行现场勘察，经勘察所见：石佛寺水库沿辽河修建，辽河流向为东西走向，东侧为上游，水库沿辽河南、北岸分别修建堤坝，水库闸门在库区西侧，刘丽茹经营的鱼塘位于水库的北侧大坝外约400米左右，在闸门上游约800米（详见现场勘查图）。刘丽茹主张鱼塘被水淹没系因水库蓄水致使鱼塘水位升高，加上2016年7月26日雨水较大等因素导致。根据水库管理局提交的水量平衡计算表显示，水库在2016年7月的水位高程始终处于46.1-46.2之间，高程相对稳定。
上述事实，有承包协议、补偿协议、民事调解书、庭审笔录、现场勘验图、水量平衡计算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经庭审质证，并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市法院调解书能否已经认定了水库蓄水与刘丽茹损失存在因果关系；二、刘丽茹经营的鱼塘在2016年7月26日被水淹没是否与水库蓄水有因果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一、刘丽茹第一次起诉虽然一审法院认定其鱼塘损失与水库蓄水之间存在关联，并判决水库管理局承担赔偿责任，但双方在二审达成调解，故一审判决裁判的理由并未生效。故该调解书并不能认定水库蓄水与刘丽茹鱼塘被水淹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另外，刘丽茹虽未领取过相应补偿款，但调解协议中的补助款15万元其已经收到。
针对争议焦点二，水库蓄水导致堤坝外耕地受到一定影响属实，但是否能对养鱼构成影响刘丽茹没有提供证据予以支持。刘丽茹主张鱼塘被水淹没系水库蓄水导致鱼塘水位升高，加上2016年7月26日雨水较大等因素导致。根据水库管理局提交的水量平衡计算表，水库的水位高程在2016年7月始终处于46.1-46.2之间（高程通过水库闸门调节），高程相对稳定，那么对于堤坝外鱼塘影响也是恒定的。根据逻辑分析，假设水库的水位高程因素为“甲”,其他因素为“乙”，鱼塘被水淹没的事实为“丙”。如果“甲”与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则甲升高会引起丙发生；如果甲与丙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则甲未发生变化，则丙一样会发生。刘丽茹的鱼塘在2015年以及2016年7月26日以前并未发生被水淹没的情况，在2016年7月26日刘丽茹鱼塘被水淹没时水库的高程并未升高。据此可见，刘丽茹鱼塘被水淹没与水库蓄水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应当系其他因素乙造成。经现场勘查所见，刘丽茹鱼塘在堤坝外所处地势较低，且堤坝高低不等，堤坝高处并未被水淹没。根据气象资料显示，自2016年7月21日即降下暴雨，7月25日至26日更是持续暴雨，极端天气加之刘丽茹鱼塘堤坝未加固加高，所处地势较低，因而导致被水淹没。
综上所述，刘丽茹主张赔偿2016年鱼塘被水淹没的损失不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丽茹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刘丽茹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损失赔偿责任认定问题。2012年刘丽茹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水库管理局赔偿2010年-2012年的鱼塘损失、看护房及附属物的损失。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水库管理局提起上诉，双方在本院达成和解，水库管理局补偿刘丽茹经济损失15万元（已经履行完毕）。现刘丽茹又因相同原因起诉主张2016年经济损失。经查，水库管理局管理的水库兴建时并未进行防渗漏处理，该水库存在慢渗现象。据此，水库管理局与村委会、镇政府等签订常年补偿协议，由水库管理局出费用，乡政府负责具体补偿。本案争议鱼塘亦在补偿范围内，补偿标准按照水田标准补偿。纵览本案，涉案水库确实存在一定慢渗现象，慢渗现象可能造成的损失等已经达成补偿协议，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应全面如约履行。上诉人明知承包的鱼塘存在危险仍在此处生产经营，其亦应对危险带来的后果一并承担。至于上诉人提出其与村委会签有承包协议，且鱼塘仍在承包期内，其只能继续履行承包合同的主张。上诉人如因村委会未能提供符合承包协议约定的可安全生产的鱼塘而引发的纠纷，则上诉人与村委会可另案处理。
关于争议的损失数额认定问题。截至二审庭审辩论终结，上诉人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损失实际发生。一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收支凭证”两张，一张票号为0001992票据记载的出票时间为2016年5月20日，另一张票号为0001993票据记载的出票时间为2016年5月15日。显然两张票据的票号与出票日期之间存在顺序矛盾。本院无法据此组证据认定上诉人损失客观性。
综上所述，上诉人所提主张证据不足，人民法院依据现有证据无法支持其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李丽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晓英
审判员 冯立波
审判员 孔祥政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书记员 教添茹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