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38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陈家祠道4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4558581340。
法定代表人：王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生、李婉琳，分别系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银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563号1304房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2312507952。
法定代表人：王维琛。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倩、黄松良，均系广东达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路金碧六街36号首层自编之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231231519J。
法定代表人：董欢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帆，系该司职员。
上诉人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下称“水利研究院”）、广州市银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银安公司”）因与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金安公司”）合资建房一案，均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6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水利研究院上诉请求：1、请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关于正常情况下涉案8套房屋过户过程中的一切税费应由《终止合作合同书》、《补偿协议书》、《办理产权协议书》的相对方负担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维持。二、一审关于上诉人水利研究院负主要办证义务和承担主要责任的认定和判决错误，违反了法律规定，违背事实，应予撤销。三、恳请二审改判银安公司承担全部的过错责任。详述如下：认定银安公司承担全部过错责任的理据如下：1、办证责任的认定应依据《办理产权协议书》，而不应依据《终止合作合同书》。2、《办理产权协议书》第一、三条约定，办证的义务主体是金安公司付款聘请的房产代理公司，但金安公司并无履行该义务，又无及时提出其他办证方案，责任自负；该协议第二条约定水利研究院仅负配合义务。3、从2000年水利研究院办理大确权，至2015年银安公司起诉水利研究院办证的15年时间里，金安公司一直未付款聘请房地产代理公司办理房产证，又未提出其他办证方案。故此期间的办证责任由金安公司承担。4、2015年银安公司起诉水利研究院办证，可视为其提出改变了《办理产权协议书》关于由其付款聘请房地产代理公司办理房产证的约定，明确要求改由水利研究院办证；也明确提出了办证的时间。因此，判决生效后，水利研究院才有义务办证；而判决生效前延期15年办证的全部责任由银安公司承担，一审认定水利研究院承担判决生效前延期15年办证的主要责任，违背了事实，也违反了合同法62条第（四）项规定。
一、办证责任的认定应依据《办理产权协议书》，而不应依据《终止合作合同书》。故从双方的约定方面分析，办证的义务主体是金安公司及其聘请的房地产代理公司，而不是水利研究院。1998年11月26日，双方签订《终止合作合同书》，约定甲方（水利研究院）负责按乙方（金安公司）所提用房人名字办理产权证给乙方。但是，在1999年12月1日，双方专门就办理产权证的相关事项签订了《关于办理天河东宿舍产权协议书》（下称《办理产权协议书》），后者取代前者。据此，从签订时间上来看，《办理产权协议书》签订在后，是双方的最新协商结果；从协议性质看，《办理产权协议书》是对产权办理的专门性、特殊条款。因此，后者已取代前者，关于办证责任的认定依据《办理产权协议书》更加公平、合理。事实上，关于办理房产证一事，双方亦是按照《办理产权协议书》的约定来执行，金安公司于1999年12月18日致函广侨房地产代理公司（简称广侨公司），称需办理涉案8套住宅的产权转移和产权登记，特委托广侨公司办理有关手续（详见上诉人提交的证据5）。但是，在2015年银安公司起诉以前，金安公司从未要求水利研究院办证至银安公司名下。一审以《办理产权协议书》认定涉案8套房屋过户产生的一切税费，由《终止合作合同书》、《天河东宿舍补偿协议书》（简称《补偿协议书》）、《办理产权协议书》的相对方承担；却以《终止合作合同书》作为延期办证承担责任的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认定过户产生的一切税费和延期办证责任的承担，均应当以双方后来签订的《办理产权协议书》为依据。二、按《办理产权协议书》约定，办理涉案房产证的义务主体是金安公司及其聘请的房地产代理公司；因金安公司未付款聘请代理公司办理房产证，相关延期办证责任完全由金安公司承担；金安公司责任转由银安公司承受。其一，《办理产权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双方同意委托广州市的房地产代理公司，参照产权转移的方式，对甲方无偿划给乙方的住宅，并按乙方提出的房屋所有人名单，办理好产权归属。”银安公司上诉状第一点认为水利研究院未履行《办理产权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的义务，实属理解错误；未履行该第一条约定义务的是金安公司和银安公司，而不是水利研究院。因为金安公司不仅未付款聘请房地产代理公司办理证，而且也未将房屋登记至银安公司名下的事宜告诉房地产代理公司。其二，按《办理产权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应由金安公司付款聘请的房地产代理公司代为办理房产证，但金安公司并无履行该义务。《办理产权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在办理产权证时，房地产代理公司需收取的服务费，以及如因办理产权，需交纳的交易税、增补地价和交纳契税，均有乙方（金安公司）负责。”按上述约定，应由金安公司付款聘请房地产代理公司办理涉案证的房产证，但至今，金安公司并未履行该义务。其三，按《办理产权协议书》第二条的约定，水利研究院只需根据房地产代理公司的要求提供办理产权需要的资料，负配合义务。但至今，水利研究院未收到该代理公司关于办证交付材料的通知。《产权办理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双方根据房地产代理公司办理产权的需要，向代理公司提供双方以往为天河东建设项目所签订的有关合同、协议，向规划部门的报告、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复及有关文件资料，并在工作中积极配合，办理好产权转移的一切手续。”据此，水利研究院只有根据上述房地产代理公司的通知，才能履行交付上述材料的配合义务。但是，从1999年12月1日至今，水利研究院未收到房地产代理公司或金安公司关于办证交付材料的通知。其四，水利研究院不是专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对办理产权证业务不如作为房产公司的金安公司熟悉，故双方已约定由金安公司负责付款聘请房地产代理公司代办房产证。其五，从1999年12月1日至今，金安公司一直未付款聘请房产代理公司代办涉案的房产证，延期办证责任完全由金安公司承担。因银安公司承受了涉案房产，故延期办证责任转由银安公司承受。因此，按《办理产权协议书》约定，办理涉案房产证的义务主体是金安公司及其聘请的房地产代理公司；因金安公司未付款聘请代理公司办理房产证，相关延期办证责任完全由金安公司承担；金安公司责任转由银安公司承受。三、因金安公司一直未付款聘请房地产代理公司办理房产证，又未及时提出其他办证方案，直到2015年银安公司才起诉办证，故判决生效后水利研究院才有义务办证；判决生效前的办证责任由金安公司承担。一审认定水利研究院承担15年以来延期办证的主要责任，违反了合同法第62条第（四）项规定，也违背事实。因《办理产权协议书》约定金安公司付款聘请房产代理公司办理房产证，但并无约定房产代理公司具体的办证时间。从2000年水利研究院办理大确权，至2015年银安公司起诉水利研究院办证的15年时间里，金安公司一直未付款聘请房地产代理公司办理房产证，又未提出其他办证方案。同时，在此期间，金安公司也从未要求水利研究院办证至银安公司名下（此前双方签订的《办理产权协议书》约定由金安公司付款聘请房地产代理公司办理房产证的）。2015年银安公司起诉水利研究院办证，可视为：其提出改变《办理产权协议书》关于由其付款聘请房地产代理公司办理房产证的约定，明确要求改由水利研究院办证；也明确提出办证的时间。因此，判决生效后，水利研究院才有办证义务，判决生效后延期办证的责任由水利研究院承担；判决生效前延期办证的责任由银安公司承担。详述如下：其一，《办理产权协议书》约定金安公司付款聘请房产代理公司办理房产证，但其未履行该义务；况且又未及时提出其他办证方案。由此造成延期办证的责任由银安公司承担。其二，金安公司将《终止合作合同书》、《补偿协议书》、《办理产权协议书》项下金安公司的债权债务转移给银安公司，金安公司应将其转移债权债务给银安公司的事宜书面告知水利研究院，并签订相关的三方转让协议才能确认；但其一直未通知上诉人，直至银安公司起诉要求将涉案8套房屋过户到其名下，水利研究院才知情。据此，金安公司有明显的过错，故判决生效前延期办证的责任由银安公司承担。其三，2015年银安公司起诉水利研究院办证，可视为：其提出改变《办理产权协议书》关于由其付款聘请房地产代理公司办理房产证的约定，明确要求改由水利研究院办证。因此，判决生效后，水利研究院才有办证的义务；而判决生效前，延期办证的责任由银安公司承担；其四，2015年银安公司起诉水利研究院办证，也可视为：银安公司依据《合同法》第62条第（四）项的规定，开始明确要求水利研究院办证。故判决生效后，水利研究院就要马上办证；判决生效后拖延办证的责任由水利研究院承担。《合同法》第62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因为双方签订《办理产权协议书》后，双方并无重新签订任何书面协议明确要求改由水利研究院办证以及具体的办证时间，故银安公司2015年起诉办证，可视为其通过诉讼方式要求改由水利研究院办证，水利研究院的办证时间应当从判决生效日起计算。其五，判决生效后延期办证的责任由水利研究院承担，因水利研究院并无拖延办证，故水利研究院无任何过错。起诉前，金安公司也从未将其转移债权债务给银安公司的事宜与水利研究院达成三方协议；起诉后，水利研究院才知道金安公司要将涉案房产证办至银安公司名下，才知道办证的责任由金安公司聘请的房地产代理公司转移至自己名下。故在2015年起诉以前，水利研究院无义务无依据办证至银安公司名下，也办不了。据此，判决生效前，延期办证的责任由银安公司承担；判决生效后延期办证的责任由水利研究院承担。但是，判决生效后，水利研究院积极垫资700多万元办证，无任何过错，故水利研究院免责。承上，逾期办证的过错责任完全由银安公司承担，水利研究院免责。一审认定水利研究院承担13年以来延期办证的主要责任的认定和判决违反了合同法62条第（四）项规定，也违背事实。四、新证据显示：涉案房屋是以房改房立项建设并办理确权的，有别于普通商品房的建设、买卖；水利研究院仅仅是自建房改房，并不是专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不能将一般房地产公司赚取暴利后，所对应的义务，强加给水利研究院。因为涉案8套房屋是补偿性质的，双方已签订了《关于办理天河东宿舍产权协议书》，约定由受益方金安公司付款聘请房地产代理公司代办涉案房产证。故双方的办证义务由《关于办理天河东宿舍产权协议书》约定。一审按普通的房地产开发商的义务，要求水利研究院履行，违背事实，于法无据。因此，认定本案的办证责任，在关联的05711号判决生效前，认定办证的责任是依据《办理产权协议书》的约定；判决生效后，认定办证的责任是依据05711号号判决。故在05711号案判决生效前，水利研究院无义务办证。五、因双方并未提出分配责任的主张，一审也未就延迟办理产权证的责任分配问题作为焦点要求双方进行辩论。一审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双方根据一审法院归纳的两个争议焦点进行举证、质证。焦点一为：涉案8套房屋由水利研究院名下过户至银安公司名下所产生的其他印花税和教育费附加收入、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国有企业土地增值税、改征增值税、其他国有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是否应由银安公司负担；焦点二为：自200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涉案8套房屋产生的房产税是否应由银安公司负担。一审归纳的争议焦点并不包括延迟办理产权证的责任分配问题。庭审中，双方并未就“双方在延迟办理产权证的责任分配问题”进行举证、质证及辩论，一审有违不告不理原则，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六、一审关于正常情况下涉案8套房屋过户过程中的一切税费应由《终止合作合同书》、《补偿协议书》、《办理产权协议书》的相对方负担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维持。上诉人水利研究院和金安公司在《办理产权协议书》中约定：“如因办理产权，需交纳的交易税、增补地价和缴纳契税，均由乙方负责”。同时，根据生活常识的推断，人们在房地产交易过程中习惯性地将交易过户需缴纳的各种税款统称为交易税的现象普遍存在。一审认定，在正常情况下涉案8套房屋过户过程中的一切税费应由《终止合作合同书》、《补偿协议书》、《办理产权协议书》的相对方负担，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银安公司作为金安公司的受让人，理应承担上述税费。七、金安公司尚未办理报建手续，未进场施工，并未投入一分钱，其退出合资建房并无任何损失，故金安公司获得800平方房屋并无合理的对价，属于不当得利！还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近5000万元！（一）鉴于金安公司未投入360多万元建设资金和劳务，故其不应享有360万元的巨额补偿；当时无条件补偿800平方米涉案房产的约定，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4000多万元，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水利研究院是国家事业单位，其所有的房产也具有国有性质，属于国有资产。金安公司在未付出相应360万元对价的情况下，趁水利研究院情势紧急之下提出无理补偿要求，迫使水利研究院只能同意才能双方解除合同，赶上房改房的末班车。金安公司欲将8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产据为己有并变更产权至其名下，实有侵占国有资产之嫌疑。当时房价为4500元/平方，800平方相当于人民币360多万元，鉴于金安公司未投入360多万元建设资金和劳务，故其不应享有360万元的巨额补偿；无条件补偿800平方米涉案房产的约定，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上述不等价的补偿协议是无效的。（二）只有金安公司能举证证明其已投入了360多万元建设资金或劳务的情况下，水利研究院才可以支付其360万的补偿款（或补偿800平方米的房屋）。金安公司仅仅以双方签订的《终止合作建设天河东路商场住宅综合楼合同书》及《天河东宿舍补偿协议书》，作为其主张对涉案800平方米房产享有产权的依据，证明力明显是不足的。上文已经提过，补偿协议是水利研究院迫于无奈签下的，纯属是金安公司乘人之危，协议上约定的补偿条款与金安公司的实际投入不符的；再者，水利研究院作为国家事业单位，在金安公司未付出相应对价360万元的情况下，其无条件取得800平方米的国有房产，明显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这样的违法条款无效。根据水利研究院出具给金安公司的《保函》可知，水利研究院无偿补给金安公司800平方米房产及2个车位的理由是：金安公司前期已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保函》的原文是这样的：“居于贵司前期已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公平、公正地解决贵司的前期投入及预期利润，我院特此保证如下：……”，因此，水利研究院将800平方米及2个车位补偿给金安公司的前提是金安公司前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就是说，金安公司要想得到这800平方米房产的产权，除了上述两份合同外，还需证明其确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起码可以证明其已经投入了与当时800平方米房产价值相当的360多万元建设资金。因此，只有金安公司能举证证明其投入了360多万元的建设资金或劳务的情况下，水利研究院才可以支付360万的补偿款。在金安公司尚未办理报建手续，未进场施工，并未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其退出合资建房并无任何损失，故金安公司获得800平方房屋并无合理的对价，属于不当得利！涉案的8套房屋现在已经升值至4000万元以上（5万元以上/平方），但是，金安公司就连涉案的过户税金都不愿意承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近5000万元！现水利研究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后，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支持水利研究院的上诉请求。
银安公司针对水利研究院的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水利研究院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我方的上诉状可视为对水利研究院的答辩意见。2、办理产权证的协议书都约定了办证义务应由双方承担，办证的文件只有水利研究院才能提供，水利研究院所提及的无法办证的理由都是断章取义。3、我方同意一审判决第20页所述的水利研究院不履行办证义务的论述。4、水利研究院的代理人陈述（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05711判决生效后其才有办证义务，2016年3月3日双方签订的合同第六条约定的税费缴纳方式即为税费承担方式，据此应驳回水利研究院的上诉请求。
银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0106民初16163号判决书第一项判项，改判驳回水利研究院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水利研究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一、水利研究院在2001年8月完成大确权时不履行1999年12月1日所签订的《产权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义务，并自2001年12月开始三次将案涉8套住宅为自己借款办理抵押登记，至2013年。银安公司起诉水利研究院要求确权办证时，水利研究院也明确予以拒绝。以上这些充分说明不为银安公司办理产权登记是水利研究院的故意行为造成的。因此，银安公司认为，水利研究院应对案涉8套房没有在2001年时办理产权过户而致交易税费的增加承担全部责任。二、法律和双方的合同均没有规定银安公司对水利研究院的办证义务有提醒的义务，同时，银安公司也没有不履行配合义务，因此，就迟延办证而言，银安公司没有过错。一审判决书判决银安公司向水利研究院赔付卖方缴纳税费金额的35%于法无据，应予纠正。2.1、无论是银安公司与水利研究院于2016年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下称网签合同）还是水利研究院与原审第三人金安公司签订的《产权协议书》，均没有约定银安公司或原审第三人在水利研究院履行办理产权登记义务时对水利研究院有提醒或催促义务。2.2、《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合同法》中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合同相对人对合同义务的履行方有法定的提醒义务，更没有规定合同相对方如果不提醒或催促义务人履行义务就存在过错并承担过错责任。2.3、根据《产权协议书》第一条的约定，银安公司只在办理产权登记中负有配合义务，但水利研究院一直不愿意过户给银安公司或原审第三人金安公司，也从未通知过银安公司或原审第三人办理过户登记手续，银安公司的配合义务尚未具备条件。2.4、在案涉8套房办理抵押的情况下，无论银安公司是否提醒或催促，水利研究院都无法履行办理过户登记义务。因此，办理过户登记是水利研究院的义务，不以银安公司提醒或催促为前提和必要条件，银安公司对延迟办证导致的税费的增长没有过错。一审判决以没有证据显示银安公司催促过水利研究院办理产权登记为由，判决银安公司对水利研究院缴纳的卖方税费承担35%的赔付责任，于法无据，应予纠正。三、银安公司与水利研究院于2016年3月3日就案涉8套房屋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所约定的税费缴纳方式，合法，应予支持。据此，银安公司认为，本案应当驳回水利研究院的全部诉讼请求。3.1、2016年3月3日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合同）（见证据4）中第六条税费缴纳方式改变了银安公司与水利研究院在《产权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此项约定依法成立，符合《合同法》第8条和第77条的规定，应予支持。3.2，据此，应当各付税费，水利研究院的诉讼请求，没有合同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四、一审判决关于“网签合同不应视为是双方真实履行的合同”的认定，于法无据，应予纠正。4.1、2016年3月3日的网签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至今各方均没有提出撤销合同或合同某一条款的请求。因此，一审判决无权作出独立的合同条款撤销的判决。4.2、上述网签合同第二条“1元”对价的约定，是基于1998年11月26日《终止合作建设天河东路商场住宅综合楼合同书》约定的补偿对价的处理，符合双方的意愿，也与事实相符，不能据此认定为不是真实履行的合同。4.3、若上述网签合同为不是双方真实履行的合同，那么，就可能导致过户等一系列行为无效。这显然不是一审判决能处理的情形。因此，银安公司认为一审判决的这一认定，于法无据，应予纠正。
水利研究院针对银安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银安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据《办理产权协议书》的约定，和《合同法》第62条第(四)项的规定，银安公司应当对延期办证负全部责任；一审判决其承担35%的责任太少了！详述如下：(一)《办理产权协议书》第一、三条约定，办证的义务主体是金安公司付款聘请的房产代理公司，但金安公司并无履行该义务，又无及时提出其他办证方案，责任自负；该协议第二条约定水利研究院仅负配合义务。（二）2015年银安公司起诉水利研究院办证，可视为：其提出改变《办理产权协议书》关于由金安公司付款聘请房地产代理公司办理房产证的约定，明确要求改由水利研究院办证。(三)承上，关联的05711号判决生效前，认定办证的责任是依据《办理产权协议书》的约定；判决生效后，认定办证的责任是依据05711号判决。(四)因起诉前，金安公司从未要求改由水利研究院办证，故水利研究院将其名下房产抵押贷款，对金安公司并不构成办证的妨碍；起诉后，水利研究院已主动置换出抵押房产，且又及时办证，不存在故意设置办证妨碍。因起诉前,金安公司从未要求改由水利研究院办证，故水利研究院将其名下房产抵押贷款，对金安公司并不构成办证的妨碍；要求改由水利研究院办证的判决生效后，水利研究院又及时办证，不存在故意设置办证妨碍。只有要求改由水利研究院办证的判决生效后，水利研究院仍然故意抵押的，才构成对其办证的妨碍。故银安公司的相关主张理据不足。(五)水利研究院在关联案件诉讼中，仅表述无法办证的理由，并无拒绝办证。况且，在诉讼中如何表述，也仅是《办理产权协议书》的签约双方正常的协商行为。关键是，判决生效后，双方是否及时履行？因此，判决生效后，水利研究院才有义务办证，判决生效后拖延办证的责任由水利研究院承担；而判决生效前，延期办证的责任完全由银安公司承担。判决生效后，水利研究院积极垫资办证，故免责。总之，金安公司并无任何证据可认定水利研究院在判决生效后故意不办证，故上诉人关于水利研究院故意不办证并承担全部责任的主张理据不足。
金安公司述称：同意银安公司的意见。
水利研究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银安公司赔付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寿路164号301、302、303、304、401、402、403、404的八套房屋过户登记所产生的税费（其他印花税、教育费附加收入、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国有企业土地增值税、改征增值税、其他国有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7395193.13元给水利研究院；2、银安公司赔付从200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为上述房屋缴付的房产税共200209.92元（其于庭后明确金额实际为124523.32元）给水利研究院；3、银安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58号民事判决、（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05711号民事判决查明和认定的与本案有关的内容如下：一、1998年11月26日，水利研究院（甲方）与金安公司（乙方）签订了《终止合作建设天河东路商场住宅综合楼合同书》（以下简称《终止合作合同书》），约定甲、乙双方终止1996年11月16日的《合作建设商场住宅综合楼合同书》，及1997年9月25日《关于建设商场住宅综合楼补充合同书》；乙方退出本终止合同项下的项目……甲方在建成该地块的职工住宅楼后，在西边楼东边梯口二个单元的垂直自上而下，一次性无偿划给乙方8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住宅及2个停车位，作为对乙方退出合作所受经济损失的补偿；甲方负责按乙方所提用房人名字办理产权证给乙方等。1999年7月20日，水利研究院（甲方）与金安公司（乙方）签订了《天河东宿舍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协议书》），内容为根据《终止合作合同书》规定，甲方一次性无偿划给乙方8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住宅及二个停车位，现就上述问题达成协议，甲方划给乙方A座三、四层共二层建筑面积（A型97.02平方米+F型84.43平方米）×4=725.8平方米，E座J型单元建筑面积67.77平方米，分摊建筑面积21.74平方米，共815.31平方米；按合同书甲方划给乙方800平方米，现实际划给乙方815.31平方米，超过15.31平方米，按4500元/平方米计，合计乙方应一次性补偿甲方68895元，交付使用时付款；甲方按合同规定在地下划给乙方两个小车位，作为乙方停车用等。1999年12月1日，水利研究院（甲方）与金安公司（乙方）签订了《关于办理天河东宿舍产权协议书》（下简称《产权协议书》），约定为了更好的解决所补偿宿舍产权的办理问题，双方同意委托广州市的房地产代理公司，参照产权转移的方式，对甲方无偿划给乙方的住宅，并按乙方提出的房屋所有人名单，办理好产权归属；在办理产权归属时，房地产代理公司需收取的服务费，以及如因办理产权，需缴纳的交易税、增补地价和交纳契税，均由乙方负责等。水利研究院与金安公司签订的《终止合作合同书》、《补偿协议书》、《产权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切实履行。二、2000年2月15日，金安公司与银安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将金安公司基于《终止合作合同书》、《补偿协议书》、《产权协议书》所取得的对水利研究院的债权转移给银安公司。2000年6月23日，金安公司作出了发给水利研究院的《通知》，表示将《终止合作合同书》、《补偿协议书》、《产权协议书》项下金安公司的债权转移给银安公司，要求水利研究院收到通知后向银安公司履行义务，将上述协议中所涉的八套住宅以及2个停车位的使用权交付给银安公司，并将所涉的八套住宅登记至银安公司名下。三、银安公司、水利研究院、金安公司共同确认水利研究院协商补偿给金安公司的800平方米房屋为天河区天寿路164号301房、302房、303房、304房、401房、402房、403房、404房（以下统称案涉8套房屋），相应的《房地产证》显示案涉8套房屋的登记权属人为水利研究院，使用性质为住宅。一审法院于2015年10月15日作出（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58号民事判决，判决水利研究院自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协助银安公司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案涉8套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将上述房屋过户登记至银安公司名下。水利研究院对上述判决不服提出了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6年1月12日作出（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0571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水利研究院在（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58号案中提出了案涉8套房屋属于房改房性质故不能过户给银安公司等众多抗辩意见，在（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05711号案中也将上述抗辩意见作为上诉意见提出。
另查，金安公司于2000年11月27日委托了案外人王汉昌办理案涉8套房屋收楼手续。案外人王汉昌于2000年12月20日代表金安公司签署《领条》，从水利研究院签收了案涉8套房屋钥匙。庭审中，金安公司和银安公司均称案涉房屋实际由银安公司接受并使用。
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于2001年8月13日向水利研究院核发了案涉8套房屋的《房地产证》。查册时间为2016年11月25日和2017年1月6日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显示：水利研究院就案涉8套房屋先后于2001年12月申请抵押登记、于2006年4月申请涂销抵押、于2007年10月又申请抵押（含涂销再抵押）、于2009年6月再申请持房产证抵押（含涂销再抵押）、于2013年5月23日申请涂销抵押（房产证和购房合同）和其他变更。
2016年3月3日，水利研究院和银安公司就案涉8套房屋进行网签，分别签署了8份《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均约定每套房屋的成交价为1元，税费缴交则按政府规定各付各税。庭审中，水利研究院、银安公司均确认签订上述网签合同是为了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58号民事判决、（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05711号民事判决。
水利研究院就案涉8套房屋于2016年7月22日缴纳了其他印花税共计7043.54元（781.04元＋973.25元＋973.25元＋786.68元＋784.4元＋977.43元＋977.43元＋790.06元）；于2016年8月10日缴纳了教育费附加收入、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国有企业土地增值税、改征增值税、其他国有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共计7388149.61元（815774.53元＋1023411.4元＋1023411.41元＋821664.88元＋820135.94元＋1028846.55元＋1028846.55元＋826058.35元）；以上税款合计7395193.15元。相应的《税收缴款书》显示，以上税款均是以房屋的标的额为基数按照百分比的计税方法来计算，其中建筑面积最大的（105.08平方米）如302房的计税金额或销售收入为1946503元，建筑面积最小的（86.73平方米）如301房的计税金额或销售收入为1562081元。
银安公司就案涉8套房屋于2016年7月29日缴纳了契税共计422612.91元、于2016年8月25日缴纳了住房交易手续费共计1536元（173元＋210元＋210元＋175元＋173元＋210元＋210元＋175元）和房屋登记费共计640元（80元×8）。银安公司还称其于2016年7月25日就案涉8套房屋缴纳了印花税共计7043.54元，并提交了相应的银行进账单和支票存根作为证据。水利研究院和金安公司经质证均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2016年8月31日至2016年9月6日期间，案涉8套房屋经核准转移登记至银安公司名下。
水利研究院为证明其就案涉8套房屋缴纳了房产税，提供了《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电子缴款凭证》若干、《广州电子缴税系统回单》若干、《广东省地方税收纳税申报表（综合）》若干、《房产税纳税申报表》若干、《2016年房产统计表》、《关于申请核减房产面积的报告》作为证据。经质证，银安公司对上述证据中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房产税的发票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确认关联性，对于其他证据则以水利研究院于庭后才提交超过了举证期限而不予质证。金安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房产税本应由产权所有人缴纳，在水利研究院将案涉8套房屋过户给银安公司前所涉及的房产税由水利研究院缴纳符合法律规定，且案涉8套房屋的规划用途为住宅，该组证据的房屋为办公用房，与本案无关。
又查，教育费附加收入、国有企业土地增值税、其他国有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起征时间均早于1999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1年2月23日印发的粤府办〔2011〕10号文《关于印发〈广东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显示，广东省从2011年1月1日起征收地方教育附加。
关于《产权协议书》中“如因办理产权，需交纳的交易税、增补地价和交纳契税，均由乙方负责”的约定的含义，水利研究院在庭审中称该约定的本意是指要由金安公司承担案涉8套房屋办理过户登记过程中产生的一切税费；上述约定中的“交易税”、“增补地价”、“契税”并没有一一对应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各项款项，因为在签订《产权协议书》时，国家关于办理产权过户的税费名目只有交易税、增补地价、契税三大名目，所以双方当时才会如此约定，当时双方并不能预见若干年后办理产权过户的税费名目的变化情况，事实上案涉8套房屋过户登记至银安公司名下时，国家关于办理产权过户的税费名目已经多达十几项，这十几项名目无法一一对应上述约定中的“交易税”、“增补地价”、“契税”，按照该约定的本意，这十几项税费名目全部都应当由银安公司承担。水利研究院在庭后又称该约定中的“交易税”是指交易过户所产生的全部税费，因为我国现行税法至今并无单独的交易税，故无论从税法理论分析，还是普通人的理解，交易税当然指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全部税费，买卖房屋的交易税是指房产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买方和卖方所承担的全部税费，且国家税务政策经常调整，当时的协议双方既不熟悉当时的税目，更不可能预知日后的税目变化，故协议双方仅就税务的承担作出原则性、概括性的约定。银安公司称交易税是交易环节产生的税费，即契税、印花税、交易手续税及房屋登记税；增补地价是指土地出让金的增加；契税是交易税的一种；水利研究院第一项诉讼请求所列的款项的税费名目与上述三项完全无关；不认可该约定的本意是指全部过户的税费均由金安公司承担；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是1993年发布，教育费附加收入是1984年发布的，这些税种在1999年签订合同时早已存在。
另，水利研究院、银安公司及第三人均确认根据水利研究院和金安公司的约定，案涉8套房屋应由水利研究院办理过户登记至金安公司指定的具体登记人名下。水利研究院称因金安公司从来没有将需要以谁的名义进行过户登记告知其，也没有将需办理过户的产权人的信息及资料给其，所以在其2001年办理完成了案涉8套房屋的初始登记后，没有及时办理案涉8套房屋过户手续。金安公司称其在2000年6月23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水利研究院将案涉8套房屋过户至银安公司名下，案涉8套房屋在2001年就具备办理过户给银安公司的条件，但水利研究院十几年没有办理过户，拖延过户的过错在于水利研究院，应当由水利研究院承担相应税费增加的过错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共有两个争议焦点，其一为案涉8套房屋由水利研究院名下过户至银安公司名下所产生的其他印花税和教育费附加收入、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国有企业土地增值税、改征增值税、其他国有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是否应由银安公司负担；其二为自200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案涉8套房屋产生的房产税是否应由银安公司负担。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58号民事判决、（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05711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看，水利研究院、银安公司双方就案涉8套房屋所形成的并非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结合双方关于网签合同系履行上述生效判决而签订的共同确认，网签合同不应视为是双方真实履行的合同，因此，双方关于办证税费负担问题的约定应当以《产权协议书》中“如因办理产权，需交纳的交易税、增补地价和交纳契税，均由乙方负责”的约定为准。水利研究院、银安公司双方关于上述约定的含义各持己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现有证据并未显示在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征税过程中，存在名为“交易税”的税种及税目；第二，从生活常识来看，人们在房地产交易过程中习惯性的将交易过程中需缴纳的各种税款统称为交易税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水利研究院关于上述约定本意是指由金安公司承担案涉8套房屋办理过户登记过程中产生的一切税费的解释更符合常态，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据此，应认定在正常情况下案涉8套房屋过户过程中的一切税费应由《终止合作合同书》、《补偿协议书》、《产权协议书》的相对方负担。
其次，第一，从《终止合作合同书》中“甲方负责按乙方所提用房人名字办理产权证给乙方”的约定来看，水利研究院负有主要的办证义务，金安公司负有配合义务且金安公司有权指定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至何人名下。因此，水利研究院作为案涉房屋权属的初始登记人，理应在案涉8套房屋具备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条件时，及时通知《终止合作合同书》、《补偿协议书》、《产权协议书》的相对方该情况及要求相对方履行配合办证的义务；而《终止合作合同书》、《补偿协议书》、《产权协议书》的相对方则负有及时告知水利研究院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至何人名下并在接到水利研究院通知后配合进行办证的义务。第二，经查，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于2001年8月13日向水利研究院核发了案涉8套房屋的《房地产证》，但案涉8套房屋直到2016年8月底至9月初才从水利研究院名下转移登记至银安公司名下，按此计算，自案涉8套房屋最初具备从水利研究院名下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之时到最终转移登记至银安公司名下之日，相隔了约15年时间。众所周知，自2001年至2016年，广州市的住宅价格升幅极大。从水利研究院提交的证据税收缴款书的内容来看，其第一项诉请中的税款均是以房屋的标的额为基数按照百分比的计税方法来计算。而将税收缴款书中显示的案涉8套房屋的计税金额与根据《补偿协议书》约定的“4500元/平方米”单价计算出的案涉8套房屋的价格进行对比，二者的差距已经超过一千一百多万元。此外，自2001年至2016年期间，国家或各省市的税收规定或政策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如，广东省自2011年1月1日起征收地方教育附加。仅从这两个方面就说明，案涉8套房屋迟迟没有办理产权转移登记，客观上会导致本次过户过程中征税额度的大幅提高。第三，《终止合作合同书》、《补偿协议书》、《产权协议书》中并未约定案涉8套房屋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的具体期限，现有证据也未显示合同双方曾经就办证期限进行过协商确定，故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处理。一方面，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水利研究院曾通知过金安公司或银安公司案涉8套房屋具备办证条件及要求其履行配合办证的义务。结合水利研究院自2001年12月起就将案涉8套房屋用于抵押登记，直至2013年5月23日才最后申请了涂销抵押的事实，以及在银安公司提起（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58号案诉讼要求水利研究院其将案涉8套房屋转移登记至银安公司名下后，水利研究院在该案中提出案涉8套房屋属于房改房性质故不能过户给银安公司等众多抗辩意见，并在其后就该案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时也坚持上述抗辩意见作为上诉意见的行为，可见，水利研究院自身既存在不愿意将案涉8套房屋过户给金安公司或银安公司的主观意愿，又存在着一直未履行办证通知义务的不作为和在案涉8套房屋具备办证条件后设置了影响办证的抵押权的行为。另一方面，金安公司主张其已经在2000年6月23日向水利研究院发出《通知》，表示将《终止合作合同书》、《补偿协议书》、《产权协议书》项下金安公司的债权转移给银安公司，要求水利研究院收到通知后向银安公司履行义务，将上述协议中所涉的八套住宅以及2个停车位的使用权交付给银安公司，并将所涉的八套住宅登记至银安公司名下。但水利研究院坚称其从未收到过该《通知》，而从金安公司于2000年11月27日委托了王汉昌办理案涉8套房屋收楼手续且王汉昌于2000年12月20日代表金安公司签收案涉8套房屋钥匙的行为来看，如果上述《通知》在2000年11月27日前已经送达给了水利研究院，金安公司还委托人员代表金安公司向水利研究院领取案涉8套房屋钥匙，这明显有悖常理，加之金安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通知》已经在其主张的时间送达给了水利研究院，因此，一审法院对金安公司关于其已经于2000年6月23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水利研究院将案涉8套房屋过户至银安公司名下的陈述依法不予采信。现有证据并未显示金安公司或银安公司在银安公司提起（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58号案诉讼前履行过告知水利研究院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至何人名下的义务。同时，现有证据也未见金安公司或银安公司在案涉8套房屋交付使用后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要求或催促过水利研究院办理案涉8套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综上，水利研究院和《终止合作合同书》、《补偿协议书》、《产权协议书》的相对方对于案涉8套房屋迟迟没有办理产权转移登记及由此引致本次过户过程中征税额度提高均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综合一审法院前述关于正常情况下案涉8套房屋过户过程中的一切税费应由《终止合作合同书》、《补偿协议书》、《产权协议书》的相对方负担的认定、水利研究院在办证过程中负有主要义务的认定及各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表现，根据公平原则，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应当由水利研究院按照65%的责任比例就其第一项诉讼中所指的各项税款承担责任，由《终止合作合同书》、《补偿协议书》、《产权协议书》的相对方按照35%的责任比例就水利研究院第一项诉讼中所指的各项税款承担责任。鉴于水利研究院已经实际向税务部门缴纳了其第一项诉讼中所指的各项税款7395193.15元，且其在本案中系要求银安公司承担赔付上述税款的责任，因此，一审法院依法判令银安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付水利研究院税款2588317.6元（7395193.15元×35%）；对于水利研究院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水利研究院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水利研究院与《终止合作合同书》、《补偿协议书》、《产权协议书》的相对方曾就案涉8套房屋的房产税负担问题有过约定，现双方对于案涉8套房屋过户至银安公司名下之前所发生的房产税的负担问题亦各执己见，无法协商。一审法院认为，对此问题，应当按照当事人之间有约定则从约定，无约定则从法定之原则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第2条的规定，“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产权属于全民所有的，由经营管理的单位缴纳。”因此，案涉8套房屋过户至银安公司名下之前所发生的房产税应由水利研究院负担。水利研究院的第二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广州市银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赔付税款2588317.6元。二、驳回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6444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69440元，由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负担45540元，广州市银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3900元。
二审期间，水利研究院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2、房改房确权备案通知书；3、《报告》（2003.3.29）；4、《关于天寿路宿舍楼公建配套总的文化站调整位置的说明》，以上四项是从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调取，拟证明涉案涉房屋是以房改房立项建设的。5、金安公司致广侨房地产代理公司的函，是复印件；6、《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广州市广侨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是网上打印件，5、6项拟证明水利研究院仅对办证负配合义务。
银安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意见如下：1-4的文件合法性、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1-4的文件不能证明水利研究院主张的观点，上述文件说明签订办证协议书时房屋是以房改房立项，我方只能以水利研究院的职工名义参加房改房项目才能取得该八套房屋，后续因我方无法变成水利研究院的员工，因此产权协议书无法执行，结合一审判决第14页第二段，水利研究院在2001年后不肯履行把八套房屋过户到我方名下的义务。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水利研究院的观点，反而证明双方无法成功规避法律进行办证的事实。5-6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明了金安公司积极办证的事实。产权协议书约定的是三方聘请房产代理公司进行办证，并非金安公司单独承担办证义务。05711号案判决书第13页已证实该八套房屋不是房改房。
金安公司表示同意银安公司的意见。
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针对当事人的上诉意见，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一审审理程序的问题。水利研究院认为一审法院未将迟延办证的责任分配作为焦点问题进行辩论，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一审审理程序违法，请求撤销原判，经查，虽然一审未直接将迟延办证的责任分配作为争议焦点，但一审所归纳的“税费是否应由银安公司承担”争议焦点，实质上也隐含了责任承担的问题，在一审庭审中，当事人对于迟延办证的责任承担亦进行了辩论，故一审归纳的争议焦点并未影响当事人辩论权的行使，并无不当；水利研究院诉请银安公司赔付案涉八套房屋的过户登记所产生的税费和200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房产税，一审法院按照其诉请的事实和主张进行了审理并支持了其部分请求，所作判决并未超出当事人的诉讼主张，水利研究院提出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并请求撤销原判的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纳。
二、关于当事人网签合同中对税费承担的约定是否真实的问题。2016年3月3日水利研究院和银安公司就案涉8套房屋进行网签，签署《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税费缴交按政府规定各付各税。水利研究院认为该合同是为配合履行生效（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05711号民事判决过户签订的，并非真实的约定，税费负担仍应按1999年签订的《产权协议书》执行，由银公司负担税费；银安公司则认为该网签合同约定真实，应按该合同执行。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水利研究院、银安公司双方就案涉8套房屋所形成的并非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且在一审庭审中双方亦确认网签合同系履行上述生效判决而签订，此外，水利研究院在前案诉讼中曾诉请应按《产权协议书》约定的由银安公司负担案涉房屋的相关税费。该案审理认为水利研究院的请求在二审才提出而未作处理并指引水利研究院另循途径解决，这一事实说明水利研究院一直坚持过户税费由银安公司承担。现水利研究院在未得到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变更该约定，不合常理，故本院对水利研究院主张上述网签合同仅是配合过户而签订，并非真实履行合同的意见予以采信，对银安公司辩称应按网签合同的约定承担税费的意见不予采纳。
三、关于税费承担的问题。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因迟延办理过户手续导致过户税费大幅增加，对增加的税费如何承担的问题。根据水利研究院、金安公司于1998年至1999年期间签订的《终止合作合同书》、《补偿协议书》、《产权协议书》、（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5711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及当事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陈述可知，金安公司与水利研究院终止合作建房后，由水利研究院自行以房改房立项继续建设，水利研究院将案涉8套房产补偿给金安公司，并依照金安公司负责提供的用房人名单以房改的形式办理过户。此后，因金安公司与水利研究院并无关联，不可能按上述约定进行过户，2001年','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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