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5民再3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刘贺忠，男，1963年8月31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吕绍平，男，1974年8月18日出生，现职业不详，原工作单位是北京市绍平服装加工厂业主，户籍地湖南省邵阳县。
再审申请人刘贺忠因与被申请人吕绍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1）大民初字第9362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9月23日作出（2016）京0115民申9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贺忠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吕绍平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贺忠申请再审称，2004年3月11日刘贺忠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x镇x村17号（以下简称：17号院）的自建房出租给吕绍平使用，租期一年，租金为二万元。合同期满后，双方未在签订新的租赁合同，但吕绍平继续租用该房屋。2010年1月18日，刘贺忠与吕绍平达成协议：因营业执照拆迁补偿款乙方（吕绍平）同意分取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由甲方（刘贺忠）所有。房屋拆除后，因吕绍平尚欠刘贺忠房屋租金，刘贺忠要求进行债务折抵，吕绍平不同意，双方发生纠纷。2012年9月18日，刘贺忠突然收到大兴法院的执行通知，才知晓该案。刘贺忠认为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没有直接送达当事人，法院可以通过村委会找到刘贺忠，但却在邮寄了一封地址不详的邮件后公告送达并进行缺席判决。另外，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吕绍平租赁的房屋并非北京市大兴区x镇x村19号（以下简称：19号院）。吕绍平的北京瀛海绍平服装加工部地址是北京市大兴区x镇x村18号（以下简称：18号院）。吕绍平和刘贺忠签订的《租房合同》约定租赁的是楼房，19号院是平房。19号院被拆迁企业是北京瀛海京达服装加工厂，业主是刘贺忠。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再审。
吕绍平向本院起诉请求：2004年3月11日，原告与被告刘贺忠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原告从被告刘贺忠处租赁位于北京市大兴区X镇X村的房屋进行生产经营；之后，原告在该租赁房屋内实际经营至该房屋被拆迁；2010年拆迁时，原告与被告刘贺忠达成协议，约定因营业执照获得的拆迁补偿款原告分得三分之一，但在被告刘贺忠与北京市大兴城镇建设综合开发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了拆迁补偿款后，其未将原告应得的拆迁补偿款给付给我；综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判令被告刘贺忠给付原告房屋拆迁补偿款13600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刘贺忠承担。被告刘贺忠未到庭，亦未答辩。本院原审经审理查明：2004年3月11日，作为出租人的被告刘贺忠与作为承租人的原告吕绍平签订租房合同，双方约定年租金为20000元，租期为1年；合同签订后，原告吕绍平入住位于北京市大兴区X镇X村19号的租赁房屋（以下简称19号院）内，并实际居住在19号院至该院被拆迁，即2010年6月；原告吕绍平为证明上述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申请证人昌某、证人杨某出庭作证，两位证人均表示原告吕绍平承租19号院经营服装加工至2010年6月1日左右；原告吕绍平在19号院内经营服装加工，并办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字号名称为北京瀛海绍平服装加工部，注册经营场所为北京市大兴区X镇X村18号；2010年1月18日，原、被告就19号院的拆迁补偿事宜签订协议，该协议载明：“因营业执照拆迁补偿款乙方（吕绍平）同意分取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由甲方（刘贺忠）所有”，该协议由原、被告签字确认；2010年6月7日，作为拆迁人的城建公司与作为被拆迁人的被告刘贺忠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2010年6月28日，城建公司与被告刘贺忠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19号院的经营面积为290平方米，被告刘贺忠获得拆迁补助款共计409559元，原告吕绍平主张分得上述款项的三分之一，而上述款项包括搬家补助费5209元、提前搬家奖1000元、停产停业补助费145000元、工程配合奖50000元、周转费208350元；城建公司依据被告刘贺忠提交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税收通用缴款书确认停产停业损失费的数额，上述个体工商户的字号名称为被北京瀛海京达服装加工厂，注册经营场所位于19号院。2009年12月，城建公司针对19号院所在被拆迁区域发布大兴区X镇镇区西区改造项目住宅房屋拆迁实施方案，该方案第二条载明：“……被拆迁人为拆迁范围内住宅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第十九条载明：“被拆迁人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届满前搬迁的，拆迁人按每提前一天奖励200元的标准发放给被拆迁人提前搬家奖励费，奖励费最高不超过2000元”；第二十条载明：“被拆迁人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届满前完成搬迁的，一次性给予被拆迁人工程配合奖50000元”；第二十一条载明：“按合法建筑面积每个月15元/平方米的标准发放给被拆迁人周转费……”；第二十二条载明：“搬家补助费依据被确认合法的建筑面积计算，标准为每平方米15元”。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证人证言、租房合同、协议、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拆迁档案、大兴区X镇区西区改造项目住宅房屋拆迁实施方案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原审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刘贺忠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在庭审中的陈述、质证和辩论等诉讼权利；原告吕绍平、被告刘贺忠签订的租房合同及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签约双方应当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租房合同虽未载明租赁物的位置，但综合证人证言、被告刘贺忠就拆迁补偿事宜与原告吕绍平签订协议的事实可见，原告吕绍平所租赁房屋应为19号院，吕绍平在租房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后继续租赁19号院，视为双方形成不定期租赁合同；虽然原告吕绍平所开办个体工商户的注册经营场所并非19号院，但其实际在19号院经营，且原、被告就拆迁补偿事宜已达成协议，故原告吕绍平要求被告刘贺忠给付拆迁补偿款的意见合理；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对协议中“营业执照拆迁补偿款”的合同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故依据文义解释，“营业执照拆迁补偿款”当然包括停产停业补助费145000元；依据大兴区X镇镇区西区改造项目住宅房屋拆迁实施方案，提前搬家奖励费、工程配合奖均发放给被拆迁人，而19号院的被拆迁人指19号院的房屋所有权人，即被告刘贺忠，故上述2项拆迁补助依据文义解释不能理解为因营业执照而产生，根据拆迁方案亦非针对生产经营人；同理，周转费亦是对选取了定向安置房或放弃选取定向安置房的被拆迁房屋所有人的补偿；拆迁方案并未载明搬家补助费系针对被拆迁人，其应是针对遭受停业损失的生产经营人或其他搬家人的补偿；综上所述，“营业执照拆迁补偿款”应包括停产停业补助费145000元、搬家补助费5209元，共计150209元，依据协议，原告吕绍平应获得该款项的三分之一，即50069.67元。据此，本院原审判决如下：一、被告刘贺忠给付原告吕绍平拆迁补偿款五万零六十九元六角七分（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吕绍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2004年3月11日，甲方刘贺忠与乙方吕绍平签订的《租房合同》中，约定“甲将楼房租给乙方使用”，但并未明确约定租赁标的物具体地址。2010年1月18日，甲方刘贺忠与乙方吕绍平签订的《协议》，约定“因营业执照拆迁补偿款乙方（吕绍平）同意分取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由甲方（刘贺忠）所有”，该协议未明确约定营业执照拆迁补偿款之具体指向。原审中，本院调取了19号院的拆迁档案，该院落被拆迁人系刘贺忠，院内房屋为一层平房，该院内开办一家服装加工厂，字号为北京瀛海京达服装加工厂，业主系刘贺忠。本次审理中，本院调取了17号院的拆迁档案，该院落被拆迁人系刘建京；日期为2010年6月6日的产权变更证明记载，原产权人刘贺忠，经协商，全家一致同意自2010年6月6日起将房屋产权变更至刘X京名下（与本人关系为父子）；该院落内房屋为二层楼房；院内开办一家服装加工厂，字号为北京瀛海绍平服装加工部，业主系吕绍平，注册经营地为18号院。刘贺忠称其在北京市大兴区x镇x村一共两处宅基地，与吕绍平签订《租房协议》时，两处宅基地均在刘贺忠名下，因此其有权将其名下17号院出租给吕绍平，后因拆迁之故将17号院变更至其子刘X京名下，因此吕绍平应分得的拆迁利益应以17号院的拆迁利益计算。刘贺忠与吕绍平签订的《租房协议》及《协议》虽然未明确指明标的物，但结合上述两个院落房屋构造及拆迁档案可见，吕绍平所租赁的系17号院内楼房并在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营业执照拆迁补偿款所指营业执照应为吕绍平作为业主的北京瀛海绍平服装加工部之营业执照。
本院再审认为，审判监督程序作为司法补救程序，是一种特别的审判程序，其旨在由人民法院自身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进行审查，以纠正确有错误的案件，确保国家法律的正确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后，原审作出的法律文书所具有的法律效力被依法暂时中止，有待于再审后由最终裁判结果来明确其效力，若原审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即按自动撤诉处理，并不能反映出原审裁判正确与否，且不利于平等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原审原告在再审中未出庭的，视为其放弃了在再审庭审中的相关诉讼权利，其在原审诉讼中的诉讼权利应当予以充分保护。本案中，原审原告吕绍平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了再审中的诉讼权利，本案以其原审诉讼请求、事实理由及辩论意见为准，缺席审理。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原审原告、原审被告之间签订的《租房合同》及《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签约双方应当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就拆迁补偿事宜已达成协议，故原审原告吕绍平要求原审被告刘贺忠给付拆迁补偿款的意见合理。对于“营业执照拆迁补偿款”的合同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故依据文义解释，“营业执照拆迁补偿款”当然包括停产停业补助费；依据大兴区x镇镇区西区改造项目住宅房屋拆迁实施方案，提前搬家奖励费、工程配合奖均发放给被拆迁人，而17号院的被拆迁人指17号院的房屋所有权人，即刘X京，故上述2项拆迁补助依据文义解释不能理解为因营业执照而产生，根据拆迁方案亦非针对生产经营人；同理，周转费亦是对选取了定向安置房或放弃选取定向安置房的被拆迁房屋所有人的补偿；拆迁方案并未载明搬家补助费系针对被拆迁人，其应是针对遭受停业损失的生产经营人或其他搬家人的补偿；综上所述，“营业执照拆迁补偿款”应包括停产停业补助费132815、搬家补助费2800，共计135615元，依据协议，吕绍平应获得该款项的三分之一，即45205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1）大民初字第9362号民事判决；
二、原审被告刘贺忠给付原审原告吕绍平拆迁补偿款45205元（已履行）；
三、驳回原审原告吕绍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20元，由原审原告吕绍平负担2090元（已交纳1908元），原告被告刘贺忠负担930元负担（已交纳）。原审公告费1080元，由原审被告刘贺忠负担（已交纳）。再审公告费820元，由原审原告吕绍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田桂清
审判员 王 晓
审判员 杨兆山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杨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