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04民初6287号
原告王应城，男，197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沅江市。
委托代理人胡甲初，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邹魏维，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鑫广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汽车世界B-08号。
法定代表人杜辉，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威，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露，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园综合服务区办公楼C座103室12单元。
法定代表人陈汀，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肖凯来，湖南道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应城与被告长沙鑫广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广合公司)、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滴滴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4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应城及其委托代理人邹魏维，被告鑫广合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威、黄露,被告滴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肖凯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应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鑫广合公司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汽车租赁补充合同》；2、鑫广合公司向原告退还三年租赁费93800元；3、鑫广合公司向原告赔偿损失15000元；4、鑫广合公司返还原告第二年保险费4000元；5、滴滴公司对鑫广合公司的金钱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鑫广合公司于2016年7月6日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和《汽车租赁补充合同》。该《汽车租赁补充合同》约定：（1）第一条：鑫广合公司确保已经获得“网络约租车”平台所辖区运营代理权；（2）第三条：合同有效期为三年，自2016年7月6日至2019年7月5日；（3）第五条之第一款：原告在合同签订当日支付所选择车辆的三年的租赁费用为93800元(包括车辆购置款、购置税和第一年全额保险、上线检测费等)；（4）第五条之第二款：在合同期内鑫广合公司拥有车辆的所有权和管理权；（5）第五条之第三款：原告自合同签订后“网络约租车”平台开通日起，每月6日前向鑫广合公司支付管理费500元至本合同截止日；（6）第六条：鑫广合公司提供管理服务、滴滴网约车平台的联系和协调，原告须按照网络约车平台和鑫广合公司的管理规定开展运营；（7）第十六条：鑫广合公司道路运输证正在办理中，无论是否成功办理，本合同期内，如遇运管部门以本合作方式为非法运营为由查收车辆的，由鑫广合公司负责取回车辆，原告协助，所产生的损失由鑫广合公司负担。2017年4月1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出台长政办法［2017］15号《长沙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原告才知道鑫广合公司提供给原告运营的车辆根本不符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的条件。即（1）车辆使用性质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车辆购置的计税价格在12万元以上、车辆具备车身电子稳定控制系统；（2）鑫广合公司未取得道路运输证、出租车经营许可证，即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不符合出租车运营的基本条件。因此，致使原告与鑫广合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原告提出解除涉案上述合同。鑫广合公司应当承担退还三年租赁费93800元并承担赔偿损失15000元的责任。滴滴公司在原告使用网络约租车平台时收取了原告服务费用，但滴滴公司明知鑫广合公司出租的车辆系非法运营车辆仍提供网络约租车平台服务并收取费用，对上述合同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存在过错，因此，滴滴公司应对鑫广合公司的金钱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鑫广合公司辩称：1.鑫广合公司与原告之间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及《汽车租赁补充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2.双方签订的合同名为租赁，实为车辆买卖合同。鑫广合公司已经将车辆交付给原告，即完成了合同义务。原告将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营活动，是其购车用途。双方签订合同时原告的购车用途能够实现，后因政策变化导致无法从事运营活动，属于原告自行承担的商业风险。鑫广合公司无需返还购车款及保险费。3.鑫广合公司已经履行完毕车辆交付义务，且同意将车辆过户到原告名下，但原告应当支付拖欠的管理费并消除车辆违章和罚款。4.鑫广合公司无违约行为，也未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行为，不承担赔偿责任。5.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应由当事人提出请求，法院不能主动审查涉案事实是否涉及情势变更以及主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6.原告要求滴滴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于法律关系认识错误，两被告均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鑫广合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应承担返还和赔偿责任。原告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被告滴滴公司辩称：被告滴滴公司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1、从合同主体看，本案租赁合同主体为原告与鑫广合公司，滴滴公司并非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对涉案租赁合同也不知情。故原告起诉滴滴公司主体不适格。2、滴滴公司具有网约车客运(不开展私人小客车合乘服务)的经营范围，是网约车的运营主体，原告仅为平台注册的用户司机，被告滴滴公司无法确认或评价原告与(包括鑫广合公司在内的)第三方建立的合同关系，更没有参与原告与第三方的任何合同行为，对涉案租赁合同目的实现与否无关，更不存在过错。滴滴公司与原告间的关系仅受用户平台服务协议制约，与本案合同关系无关。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滴滴公司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汽车租赁合同》《汽车租赁补充合同》与原件相符，主要证明涉案合同关系，与本案具有关联，予以采信；车辆行驶证、收据、车辆所有权说明、滴滴网络约车平台截屏、滴滴网络约车平台派单记录均与原件相符，主要证明原告支付款项、车辆登记及车辆运营的情况，予以采信为定案依据；新车销售合同，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保险单及凭证，能够证明原告支付保险费的事实，予以采信。被告鑫广合公司提交的证明无法证明GPS费用的组成，不予采信；情况说明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关于五台车购置税说明，予以采信；鼎运传统租车费用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评估报告系打印件，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6日，原告王应城(乙方)与被告鑫广合公司(甲方)签订《汽车租赁合同》《汽车租赁补充合同》，其中约定：甲方确保已获得“网络约租车”平台所辖地区运营代理权，乙方租用甲方车牌号为湘Ａ×××××的东风标致牌301汽车一辆进行“网络约租车”运营，双方合作期限自2016年7月6日起至2019年7月5日止。合同有效期内车辆所有权归甲方，合同到期日甲方将车辆所有权转移给乙方。乙方在合同签订当日支付所选择车辆三年的租赁费用93800元，包括车辆购置款、购置税和第一年全额保险、上线检测费等；自合同签订后“网络约租车”平台开通日起，每月6日前向甲方支付管理费500元至合同截止日止。甲方提供管理服务、滴滴网络约车平台的联系和协调。本公司道路运输证正在办理中，无论是否成功办理(若遇政府管理部门停办，则无法办理，属于不可抗力)，本合同期内，如遇运管部门以本合作方式为“非法运营”为由查收车辆的，由甲方负责取回车辆，乙方协助，所产生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合同签订后，原告支付了三年的租赁费93800元。鑫广合公司向原告交付了上述车辆(车辆登记在鑫广合公司名下)。原告用该车在滴滴公司创设的“滴滴平台”登记注册，从事网约车运营，被告滴滴公司就每次派车直接从车费中向原告另行扣收了费用，双方及时清结。原告支付了2017年6月30日至2018年6月29日的保险，支付保险费2648.51元。原告已支付管理费至2017年3月6日。
2017年4月1日，长沙市政府颁布实施了《长沙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暂行)》，第十二条规定“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在我市登记注册的湘A籍7座及以下乘车；(二)车辆使用性质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三)车辆档次、价格高于本市现有主流巡游出租汽车；车辆轴距达到2650毫米以上或车辆购置的计税价格在12万元以上；新能源车辆纯电驱动状态下续航里程不低于250公里；车辆具备车身电子稳定控制系统，配备安全气囊，前、后座配备安全带……”。鑫广合公司交付给原告的涉案车辆不符合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条件。
另查明，鑫广合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汽车租赁业务等。滴滴公司于2015年7月29日登记设立，经营范围包括网约车客运(不开展私人小客车合乘业务)。
本案受理后，被告鑫广合公司于2017年8月26日签收涉案起诉状副本。
本院认为：原告王应城与被告鑫广合公司间的《汽车租赁合同》《汽车租赁补充合同》，内容合法，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双方间的合同关系成立且有效。(一)关于合同的解除。根据原告关于本案事实的陈述，其实际系以情势变更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要求解除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涉案合同主要目的系原告租赁涉案车辆以从事网约车运营。然《长沙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暂行)》出台后，涉案车辆不符合规定的安全标准，不得进行网约车经营，符合情势变更的情形，故对原告主张解除合同的诉请予以支持，但解除时间应为通知到达鑫广合公司，即鑫广合公司收到诉状副本之日(即2017年8月26日)为当。(二)关于三年租金的返还。对于合同解除之前的租金，原告应予支付，合同解除后，因原告仍占有使用涉案车辆，则可参照约定的租金计算费用至实际返还车辆之日止。综合考虑涉案车辆自我市网约车相关行政规章颁布实施之日起即不得再进行网约车运营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确定截至2018年1月4日（即法庭辩论终结日），原告应当支付鑫广合公司租金34730元，此后的租金(即车辆占用费用)按每月1875元计付至实际还车之日止。故截至2018年1月4日鑫广合公司应当退还给原告的租金为59070元（93800-34730），此后若原告仍未返还车辆，则按每月1875元在59070元中予以扣减。(三)关于原告主张鑫广合公司赔偿损失15000元，因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且本案合同无法履行的根本原因在于情势变更，故对此不予支持。(四)关于原告主张鑫广合公司返还第二年保险费用，由于原告享有车辆使用期间的保险利益，故在原告返还涉案车辆之前产生的保险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待原告返还车辆后，若保险期间未满，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五)关于滴滴公司的责任认定。基于合同的相对性，滴滴公司非为本案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也未实际收取原告的租金，存在获利(双方就使用滴滴平台的另一合同关系已另行结算)，故对主张滴滴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对滴滴公司的相应抗辩理由予以采信。原告诉称两被告未取得道路运输证、出租车经营许可证，不符合出租车运营的基本条件。经查，鑫广合公司仅为涉案租赁汽车的提供方，并非网约车平台公司，而滴滴公司在涉案合同签订时已取得网约车客运经营许可。同时，涉案合同无法履行的根本原因在于涉案车辆不符合网约车运营的安全标准。故对此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王应城与被告长沙鑫广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间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汽车租赁补充合同》于2017年8月26日解除；
二、限被告长沙鑫广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原告王应城租赁费59070元（2018年1月4日至原告实际返还车辆之日的车辆占用费，按照每月1875元的标准在前述金额中予以扣除）；
三、驳回原告王应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556元，公告费79元，合计2635元，由原告王应城负担635元，被告长沙鑫广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000元(此款已由原告先行垫付，被告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 琼
人民陪审员 王建芝
人民陪审员 周继纯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左 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