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98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勇，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杰，广东卓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潇，广东卓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鸿，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上海旭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菅峰，上海旭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南油（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法定代表人：杨天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柯腱，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朝凤，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杜勇因与被上诉人邓鸿及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南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油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民三初字第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勇上诉请求：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严重损害杜勇的答辩权。（一）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杜勇与邓鸿因对本案中双方所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的合同性质、撤销权、解除权等存在争议，故杜勇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另提起(2015)深南法民三初字第940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解除杜勇与邓鸿于1996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中的委托代理条款；撤销杜勇与邓鸿于1996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中的赠与条款。若杜勇的诉求成立且合同的性质被法院依法认定为委托代理及赠与合同，则邓鸿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因此，本案应当以(2015)深南法民三初字第940号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应当中止审理。在一审程序中，杜勇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一审法院说明情况并提交了中止诉讼申请书但一审法院并未依法中止审理。（二）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拒不中止诉讼侵害杜勇的答辩权。一审法院在杜勇另案提起诉讼希望法院释明《房屋转让协议》的合同性质后，拒不依法中止诉讼，并将两案合并处理，导致杜勇在合同性质未能依法确认的情况下，只能依据自己的理解以赠与合同与委托代理合同进行答辩。一审法院在未确认合同性质的情况下，却在判决中依据《合同法》总则部分的条文要求杜勇继续履行合同。杜勇认为，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已经损害杜勇的答辩权。
二、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一）一审法院未对杜勇与邓鸿争议的合同性质进行认定。杜勇在一审中主张杜勇与邓鸿双方于1996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系一份委托代理与赠与的复合型合同：而邓鸿辩称该协议不是委托代理合同，也不是赠与合同。但一审法院却并未在判决书中对该《房转让协议》的性质进行认定，就径行判决继续履行合同。这导致杜勇到目前为止仍不能确定该合同到底是委托代理与赠与的复合型合同，还是其他何种类型的合同。（二）若一审法院认定《房屋转让协议》是委托代理与赠与的复合型合同，一审法院未对《房屋转让协议》中的“购房指标”进行认定：该指标是仅指购买房屋的权利，还是包括南油公司给予杜勇的福利。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购房指标是无偿让与的。无偿让与在法律上的定义即为赠与。如果一审法院认可并认定杜勇与邓鸿所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系一份委托代理与赠与的复合型合同，则必须对赠与财产“购房指标”进行认定。根据南油公司在诉讼中提交的《关于涉案房产房款缴纳情况的说明函》显示：房款为221，160元，已经缴纳160，000元，而各方都认可仅支付61，000元的购房款。因此，南油公司为杜勇购买该房屋实际垫付的款项为99，000元，即有99，000元的财产权益（以下简称“该财产权益”）附着于该房产之上。但是，杜勇与邓鸿签署的《房屋转让协议》并未涉及到这部分财产权益的约定。一审法院本应就该财产权益是否属于赠与（若买卖）标的的一部分进行认定，但一审法院却并未进行认定。（三）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购房指标是无偿让与的，但其却未对赠与财产是否交付进行认定。假设认定杜勇与邓鸿所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系一份委托代理与赠与的复合型合同，则一审法院必须对赠与财产是否交付进行认定以确定赠与人是否有权撤销赠与合同。但一审法院却回避了对赠与财产是否交付进行认定，直接判令杜勇继续履行合同，侵害了杜勇作为赠与人的合法撤销赠与权利。此外若一审法院认定该财产权益是赠与标的的一部分，该财产权益附着于涉案房屋之上，并随房屋产权的变动而变动的情况下，该财产权益明显并未交付给邓鸿。（四）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邓鸿已实际使用了杜勇让与的购房指标”；这不仅是认定事实不清，同时，以此回避认定赠与财产是否交付。涉案房产目前仍登记在南油公司名下，未过户至杜勇或邓鸿名下，因此不能认定邓鸿已经实际使用了购房指标；同时，首期款中注明的付款人为杜勇，一审法院仅以邓鸿持有付款收据原件就认定邓鸿已经实际使用购房指标，回避认定赠与财产是否交付。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邓鸿已经实际使用了杜勇让与的购房指标”明显是认定事实不清。（五）若一审法院认定《房屋转让协议》是委托代理与赠与的复合型合同，但一审法院却忽视了杜勇与邓鸿的代理关系以及委托代理协议的随时解除权。根据杜勇与邓鸿签署的《房屋转让协议》的内容来看，杜勇与邓鸿之间应该是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而且，法院支持或驳回杜勇的诉讼请求也必须对两人是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进行认定，但一审法院却并未对此进行认定。若一审法院认定《房屋转让协议》是委托代理与赠与的复合型合同，一审法院的判决却完全漠视且不顾委托代理合同的合同双方均具有随时解除权的事实及法律规定，反而要求杜勇继续履行合同，没有事实依据。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以“撤销赠与、解除委托的诉讼请求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亦无法律依据”为由驳回杜勇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杜勇请求撤销赠与、解除委托符合法律的规定，且不具有法律禁止的情形存在，是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的行为，该行为合法且正当。杜勇的请求在有法律条文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应当随意地引用民法基本原则。此外，一审法院援引法律原则对杜勇的行为所作出的评价也不应当与具体法律条文对杜勇的行为的评价相冲突。2、若法院认定杜勇与邓鸿签署的《房屋转让协议》系委托代理与赠与的复合型合同。则《合同法》第186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第410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杜勇的诉讼请求有法律依据，但一审法院却对该依据视而不见。（二）一审法院以《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为依据驳回杜勇的诉讼请求，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若一审法院不认可杜勇主张《房屋转让协议》为委托代理与赠与复合型合同应当明确认定原协议的性质。若认定杜勇的主张成立，则不应漠视合同法对委托代理合同及赠与合同的特殊规定，更不应该剥夺法律赋予杜勇作为赠与人的撤销权和作为委托人的解除权，要求杜勇必须继续履行合同而驳回杜勇的诉讼请求。
综上，杜勇认为：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严重损害杜勇的答辩权；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因此，请求依法裁定撤销原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
邓鸿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南油公司述称：认可邓鸿提供的答辩意见，我方在法院有判决的情况下依法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邓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杜勇根据生效判决确认有效的双方协议继续履行；2、杜勇、南油公司将房产过户到邓鸿名下；3、杜勇承担诉讼费。庭审后，邓鸿申请撤回第1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鸿与杜勇曾系姻亲关系，两人均曾系南油公司下属单位员工。1996年12月8日，邓鸿与杜勇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双方约定：杜勇将深圳市南山区南油XX花园36栋101的福利住宅房指标转让给邓鸿；购房、入住等一切房屋有关款项都由邓鸿自己支付；杜勇只是协助办理一切手续；房屋产权从此归邓鸿所有；待该批福利房统一办理房产证时即将户主更名为邓鸿。
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南油公司及其下属单位未就涉诉房产与邓鸿或杜勇签订过房屋买卖合同。为证明其已支付了涉诉房产的首期房款61000元，邓鸿提交了两份收款收据原件。其中一份收据为深圳南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1996年12月20日向杜勇开具，金额为3万元；另一份为深圳南油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1996年12月13日向杜勇开具，金额为31000元。杜勇对收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称从开具对象应推断房款由杜勇支付。南油公司表示：涉诉房产总房款为221160元，目前已经缴纳16万元，未缴纳61160元；已缴纳的16万元房款中，有约10万元系员工所在公司作为福利为员工垫付；截至2014年6月30日，利息为75174.58元（自1996年12月21日开始计息）。
2001年3月9日，杜勇出具委托书，委托邓鸿办理涉诉房产的变更手续。邓鸿称，当时可以为涉诉房产办理房产证，因材料均在杜勇名下，故杜勇出具了上述委托书，但邓鸿因经济困难无法付款，故未能办理房产证。
2009年4月14日，涉诉房产登记至南油公司名下，登记建筑面积93.12平方米，登记价160743元，房产证号为深房地字第××号，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房产性质为市场商品房。
2014年1月16日，邓鸿起诉杜勇，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有效。该案审理过程中，南油公司表示：涉诉房产系作为福利出让给有资格分房的员工，且可以转让。一审法院于2014年6月24日作出（2014）深南法民三初字第296号民事判决，确认邓鸿与杜勇于1996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有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5日作出（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924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
2014年12月10日，邓鸿委托律师向杜勇发函，表示不同意杜勇解除《房屋转让协议》。
邓鸿与杜勇均确认，涉诉房产自1996年开始一直由邓鸿居住至今。南油公司表示，待法院确定权利人后可协助办理产权转移登记，并明确购房余款的收取主体为南油公司。邓鸿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意见，承诺愿意向南油公司支付未支付的购房余款61160元，并愿意按照南油公司要求的计算方式及金额支付购房款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邓鸿与杜勇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邓鸿与杜勇原系姻亲，南油公司将涉诉房产的购房指标作为福利发放给杜勇，杜勇将购房指标无偿让与邓鸿属双方意思自治，无悖法律，首期房款收款收据开具对象为杜勇符合常理，从《房屋转让协议》的约定及邓鸿持有首期房款收据原件的事实足以认定首期房款61000元由邓鸿支付。邓鸿已实际使用了杜勇让与的购房指标，杜勇关于撤销赠与、解除委托的抗辩意见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亦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涉诉房产虽登记至南油公司名下，但南油公司对购房指标让与行为并无异议，且明确表示涉诉房产可以转让，并可协助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故邓鸿请求将涉诉房产转移登记至其名下，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南油公司并未在本案中提出诉讼请求，但涉诉房产购房款尚未付清，邓鸿亦同意支付购房余款及利息，为避免当事人诉累，一审法院于本案中一并处理未付房款，由邓鸿在付清房款及利息后将涉诉房产转移登记至其名下。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邓鸿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南油（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深圳市南山区XX花园36栋101号房产的购房余款61160元及购房款利息；二、杜勇、深圳市南油（集团）有限公司于邓鸿付清购房余款61160元及购房款利息之日起三日内与邓鸿共同办理将深圳市南山区XX花园36栋101号房产转移登记至邓鸿名下的手续，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的相关税费由邓鸿负担。案件受理费3514元，由杜勇负担。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杜勇起诉邓鸿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案号：（2015）深南法民三初字第940号]，杜勇诉讼请求为：1、解除杜勇、邓鸿于1996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中的委托代理条款；2、撤销杜勇、邓鸿于1996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中的赠与条款；3、邓鸿承担诉讼费。该案与本案一审均由一审法院相同的合议庭审理，并于2016年4月19日同时作出一审判决，该案判决：驳回杜勇全部诉讼请求。杜勇不服该案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6）粤03民终9884号民事判决，认定涉案购房指标已经转移给邓鸿，杜勇请求撤销涉案赠与合同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一、一审是否存在程序不当的问题；二、一审实体处理是否正确。
关于焦点一，杜勇上诉主张本案的审理应以（2015）深南法民三初字第940号案件的结果为依据，故一审未依其申请中止审理，程序不当。对此，本院认为，由于本案一审与该案均由一审法院相同合议庭同时审理，不存在处理结果冲突的可能，故一审未予中止处理，并无不当，杜勇主张一审程序不当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二，涉案《房屋转让协议》是邓鸿与杜勇的真实意思表示，已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而杜勇起诉请求解除涉案合同，亦由本院2016年9月18日作出（2016）粤03民终9884号生效判决，驳回了杜勇的诉讼请求。本案中，邓鸿请求杜勇、南油公司将涉案房产过户至邓鸿名下，杜勇应按《房屋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该合同义务。现涉案房产登记于南油公司名下，南油公司对购房指标让与行为无异议，明确表示涉案房产可以转让，并可协助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故一审的处理结果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杜勇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以及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14元，由杜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 毅
审 判 员 张 睿
代理审判员 王 丹 妮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林晓翔（兼）
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