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云高民再终字第5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潘阳。
委托代理人卢泰山，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赵光周。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艾鸿章。
委托代理人：李剑，云南建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李绿秀。
委托代理人：王晋繁、陈鑫，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杨顺成。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秦洪礼。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秦洪能，汉族．。
秦洪礼、秦洪能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魏德祥，系昆明龙赢四海屋业有限公司经理助理。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昆明龙赢四海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二环西路***号高新科技信息中心。
法定代表人：赵光周，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魏德祥，系昆明龙赢四海屋业有限公司经理助理。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再审申请人潘阳因与被申请人赵光周、艾鸿章、李绿秀、杨顺成、秦洪礼、秦洪能、昆明龙赢四海屋业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0）云高民二终字第156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3）民申字第112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潘阳及其委托代理人卢泰山，被申请人赵光周、被申请人艾鸿章的委托代理人李剑、被申请人杨顺成、被申请人李绿秀的委托代理人王晋繁、陈鑫、被申请人秦洪能及秦洪能与秦洪礼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魏德祥、昆明龙赢四海屋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魏德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以下事实：2004年2月27日，潘阳、赵光周、艾鸿章、李绿秀、杨顺成五人经协商达成合伙购买南京钢铁集团经销公司昆明经销处（以下简称南钢昆明经销处）整体资产的《出资协议》，赵光周出资800万元占25％的股份；艾鸿章负责办理南钢昆明经销处在呈贡县土地的使用权变更手续，南钢昆明经销处截至2003年12月31日的权利价值1436万元（包括南钢集团处置整体资产时给艾鸿章的优惠、银乐娱乐城、洛羊轧钢厂资产及一千亩荒山土地使用权）、债务1391万元由艾鸿章全部享有和承继，艾鸿章负责将土地变更办理到五人购得的南钢昆明经销处的名下，费用按股权比例共同负担，艾鸿章占35％的股份；潘阳出资700万元占20％的股份；李绿秀出资100万元占10％的股份；杨顺成出资300万元占10％的股份。在潘阳、赵光周、艾鸿章、李绿秀、杨顺成五方取得南钢昆明经销处的整体产权后，五方即按各自所占比例重组昆明经销处，按此比例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各方如有违约，除赔偿因违约造成的损失，还应支付另外四方项目投资总额的20％作为违约金。南钢昆明经销处的土地租金及邱书记的31万元由新公司承担，南钢昆明经销处开始运作后，如一切运作正常并有一定资金积累后在不影响经销处的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潘阳、赵光周、李绿秀、杨顺成先期投入的资金优先清偿，同时清偿艾鸿章的权利价值1436万元后，各方仍对南钢昆明经销处整体资产享有约定股份。对于该协议，潘阳、赵光周、艾鸿章、杨顺成均亲自签字确认，李绿秀由付敬增代签，但在本案诉讼中，李绿秀将此五人《出资协议》作为证据提交，应认定李绿秀认可五人《出资协议》的内容。
协议签订后，五人均按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
2004年2月27日，赵光周、艾鸿章与南京钢铁集团经销公司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宁产交合同2004年第0007号），约定：南京钢铁集团经销公司将南钢昆明经销处的整体产权（截止2003年12月31日该转让企业的资产及全部债权债务）转让给赵光周、艾鸿章，转让价格为1000万元。合同约定的南钢昆明经销处的整体资产包括银乐娱乐城、洛羊轧钢厂及1000亩荒山土地。《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潘阳、赵光周、艾鸿章、李绿秀、杨顺成五人分多次向南京产权交易中心支付了产权转让款1000万元，南京产权交易中心于2007年4月5日向赵光周、艾鸿章出具了产权转让发票并办理了产权移交手续。
由于南钢昆明经销处使用的土地属于租赁的农村集体土地，潘阳、赵光周、艾鸿章、李绿秀、杨顺成五合伙人支付项目转让款、土地租金、征地补偿款、土地出让金、税金、罚款、欠款、杂费等各项费用后，取得了两块面积分别为243.45亩和497.45亩土地的使用权。五人受让南钢昆明经销处的整体资产后，由赵光周、艾鸿章具体办理南钢昆明经销处的土地征用手续。
2006年2月21日，南钢昆明经销处与昆明市五华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南钢昆明经销处将243.45亩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昆明市五华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31648500元，加上其他业务收入，南钢昆明经销处共获得收益52433940元（该数字系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时于2009年12月组织五名合伙人对账后计算得出）。
在办理497.45亩土地征用事宜期间，由于存在资金缺口，经赵光周、艾鸿章与秦洪礼、秦洪能协商，秦洪礼、秦洪能同意出资参加合作。2005年1月8日，赵光周、艾鸿章以南钢昆明经销处的名义，秦洪礼、秦洪能以连云港怀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书》，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合作开发南钢昆明经销处土地，其中南钢昆明经销处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连云港怀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现金3000万元入股，合作方式为双方共同组建名称为“云南东星物流有限公司”的合作企业，对南钢昆明经销处的土地进行开发，南钢昆明经销处占51％的股份，连云港怀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49％的股份。为了办理南钢昆明经销处的土地使用权，秦洪礼、秦洪能通过云南东星物流有限公司支付了相关费用，秦洪礼、秦洪能支付的费用已经计算入南钢昆明经销处的土地成本。后由于政策原因，云南东星物流有限公司不能取得南钢昆明经销处的土地使用权，经南京钢铁集团公司资产处置办公室同意，赵光周、艾鸿章以企业改制、资产重组的形式，于2007年7月申请将南钢昆明经销处改制为昆明龙赢四海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赢四海公司），龙赢四海公司股东由赵光周、艾鸿章、秦洪礼、秦洪能四人组成，注册资金为190万元，其中赵光周出资41.5万元，持股比例为25％．艾鸿章出资49.4万元，持股比例为26％，秦洪礼出资64.4万元，持股比例为34％，秦洪能出资28.5万元，持股比例为15％。龙赢四海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
2009年3月31日，龙赢四海公司（南钢昆明经销处）与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昆明市呈贡县人民政府洛羊街道办事处签订《土地收储协议》，约定由昆明经开区管委会、昆明市呈贡县人民政府洛羊街道办事处对龙赢四海公司（南钢昆明经销处）的497.45亩土地进行收储，收储总金额为124360000万元。《土地收储协议》签订后，昆明经开区管委会按照协议约定分批支付了土地收储金124360000元，潘阳、赵光周、艾鸿章、李绿秀、杨顺成五人对收到的部分土地收储金进行了分配，经一审法院2009年12月组织五名合伙人对账，潘阳共分得408.5万元。
由于对土地收储金的分配产生争议，潘阳以赵光周、艾鸿章、龙赢四海公司为被告向〖HT3，4〗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497.45〖HT〗土地被收储后，取得124360000元土地收储金，根据《出资协议》约定，潘阳享有20%的股权，应当分得2487.2万元，扣除已分得的308.5万元，其还应分得土地收储金2178.5万元。赵光周、艾鸿章未经潘阳同意，违反五人合伙《出资协议》的约定，擅自与秦洪礼、秦洪能组建龙赢四海公司，严重违约，应向潘阳承担违约责任。故潘阳的诉讼请求是：一、判令赵光周、艾鸿章、龙赢四海公司支付潘阳土地收储金2178.5万元；二、判令赵光周、艾鸿章支付违约金821.5万元；〖HT3，4〗三、将艾鸿章的合伙份额由35％降低为17.5％，〖HT〗另外的17.5％收益份额按照实际出资比例分配给潘阳；四、判令赵光周、艾鸿章、龙赢四海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经审查，一审法院依法追加李绿秀、杨顺成、秦洪礼、秦洪能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三人李绿秀、杨顺成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独立的诉讼请求，李绿秀请求法院确认其对南钢昆明经销处及其名下的资产、权益享有10%的投资份额和相对应的收益。第三人杨顺成请求法院确认其对南钢昆明经销处及其名下的资产、权益享有10%的投资份额和相对应的收益。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第一、关于本案的合伙人如何确定问题，李绿秀在诉讼中主张：本案的合伙人只有赵光周、艾鸿章、李绿秀三人，李绿秀向法庭提交了由赵光周、艾鸿章、李绿秀三人签署的《关于购买南钢昆明经销处整体产权（截止2003年12月31日转让该企业资产及全部债权、债务）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三人《合作协议》”），依据该三人《合作协议》，李绿秀的合伙份额为17%，潘阳不是合伙人，不应分配合伙利润，潘阳的出资可以全部返还或补偿。五人《出资协议》上李绿秀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故其对五人合伙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潘阳、赵光周、艾鸿章、李绿秀、杨顺成五人于2004签订的《出资协议》约定了各自的出资比例和合伙份额，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该协议是五人合伙的书面依据，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伙份额享受合伙权利、承担合伙义务。李绿秀自己提交的证明各方存在合伙关系的证据，包含有五人《出资协议》，并且李绿秀提出的独立诉讼请求，也是依据五人《出资协议》确定的合伙份额（10%）提出的，李绿秀在诉讼中，首先承认五人《出资协议》，其后又否认五人《出资协议》，违反禁止反言的原则，故李绿秀关于合伙人只应为赵光周、艾鸿章及其本人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经审理还查明秦洪礼、秦洪能是按照公司设立的法定形式与赵光周、艾鸿章组建了龙赢四海公司，四人均属龙赢四海公司的股东，秦洪礼、秦洪能并未参与合伙，不属于本案的合伙人。
第二，关于各合伙人是否履行了合伙义务的问题，根据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潘阳、赵光周、艾鸿章、李绿秀、杨顺成五人签订《出资协议》后，即开始分别按照《出资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出资义务，其中赵光周以支付各种费用的方式出资800万元，李绿秀以向南京产权交易中心支付产权交易金的形式出资100万元，杨顺成直接向赵光周、艾鸿章支付了出资300万元，潘阳则以支付产权交易金、支付接待费用、提供核桃油及系列产品、提供车辆并支付驾驶员工资、支付融资款等形式出资763.9万元，上述四合伙人的出资均得到全体合伙人的认可，可以确认潘阳、赵光周、李绿秀、杨顺成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合伙义务。关于艾鸿章的出资问题，潘阳虽主张艾鸿章没有履行出资义务，请求将艾鸿章的合伙份额由35％降低为17.5%，另外17.5％的收益份额按照实际出资比例分配给潘阳。但《出资协议》约定，艾鸿章是以其享有的南钢昆明经销处1436万元权利价值作为合伙出资，该权利价值，在签订《出资协议》时得到了其他合伙人的一致认可，并且艾鸿章也按照约定开展工作，使合伙组织实际购买到了南钢昆明经销处的整体产权，并最终使合伙组织的合伙目的得以实现，因此应该确认艾鸿章已按照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故应确认本案的五合伙人潘阳、赵光周、艾鸿章、李绿秀、杨顺成均已按照《出资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各自的合伙出资义务。
第三、关于赵光周、艾鸿章是否违约的问题。根据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五人合伙的目的是购买南钢昆明经销处的整体资产，并通过征用、处置南钢昆明经销处租赁的土地实现合伙收益。但是，在购买资产及办理土地征用手续的过程中，五合伙人投入的资金远不足以支付各项费用，在出现资金困难的情况下，赵光周、艾鸿章与秦洪礼、秦洪能达成协议，引入秦洪礼、秦洪能的资金，使合伙事务得以顺利开展。并且，赵光周、艾鸿章与秦洪礼、秦洪能组建龙赢四海公司，是为取得使用权的土地能被收储，取得合伙收益。赵光周、艾鸿章的行为是为了保障合伙人取得合伙利益的行为，不属于违约行为。
第四、关于本案的合伙利润应如何确定与分配的问题。根据审理确认的事实，潘阳、赵光周、艾鸿章、李绿秀、杨顺成五人在购买及处置南钢昆明经销处整体资产过程中，总计获得合伙收入176893940元，总计支出成本99198221.23元，其取得的合伙利润为176893940元－99198221.23元＝77695718.77元。由于五人合伙购买的资产均已处置完毕，合伙事务已经完成，合伙目的已经实现，应该对合伙利润进行分配。按照五人《出资协议》的约定，对合伙利润的分配顺序为，首先清偿五人的现金出资和权利价值，然后各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分享利润。本案中，五合伙人的实际出资为赵光周800万元，艾鸿章1436万元（权利价值），潘阳763.9万元，李绿秀100万元、杨顺成300万元，合计3399.9万元，应当先予退还各合伙人。退还各合伙人的出资后，还剩合伙利润为77695718.77元－33999000元＝43696718.77元。按照约定的分配比例，五人各自应该分配得到的利润为：潘阳43696718.77元×20％=8739343.75元，赵光周〖HT3，4〗43696718.77元×25％=10924179.69元，〖HT〗艾鸿章43696718.77元×35％=15293851.57元，李绿秀43696718.77元×10％=4369671.88元，杨顺成43696718.77元×10％=4369671.88元。按照上述计算标准，潘阳总计应该分配合伙利润7639000元（实际出资）＋8739343.75元（合伙收益）=16378343.75元，扣除潘阳已经实际收取的款项408.5万元，潘阳还应该分配的合伙款项为16378343.75元－4085000元=12293343.75元。
第五、关于合伙利润被谁控制，应由谁向潘阳支付应得合伙利润的问题。潘阳、赵光周、艾鸿章、李绿秀、杨顺成五人购买南钢昆明经销处整体产权后，赵光周、艾鸿章以企业改制、资产重组的形式与秦洪礼、秦洪能组建了龙赢四海公司，并以龙赢四海公司的名义与政府机构签订《土地收储协议》，取得土地收储金，由于南钢昆明经销处的整体资产属于潘阳、赵光周、艾鸿章、李绿秀、杨顺成五人组成的合伙组织，因此以龙赢四海公司名义收取的土地收储金的真正权利人为潘阳、赵光周、艾鸿章、李绿秀、杨顺成五人，现龙赢四海公司占有合伙组织的土地收储金无合法理由，龙赢四海公司应该承担向各合伙人支付合伙利润的义务。此外，赵光周、艾鸿章作为合伙组织的实际控制人和合伙事务的具体执行人，对合伙收益具有控制权，亦应当承担向潘阳支付合伙利润的义务。
据此，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赵光周、艾鸿章、昆明龙赢四海屋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潘阳合伙分配款人民币12293343.75元；二、确认第三人李绿秀在赵光周、艾鸿章、潘阳、李绿秀、杨顺成等五人组成的合伙组织中，对原南钢昆明经销处及其名下的资产、权益享有10％的合伙份额和对应的收益；三、确认第三人杨顺成在赵光周、艾鸿章、潘阳、李绿秀、杨顺成等五人组成的合伙组织中，对原南钢昆明经销处及其名下的资产、权益享有10％的合伙份额和对应的收益；四、驳回原告潘阳的其他诉讼请求。潘阳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91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6800元，由赵光周、艾鸿章及龙赢四海公司负担80648.64元，由潘阳负担116151.36元。李绿秀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00元、杨顺成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00元，合计人民币200元，由赵光周、艾鸡章及龙赢四海公司负担。
一审判决宣判后，潘阳、艾鸿章、李绿秀及龙赢四海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潘阳的上诉请求是：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由赵光周、艾鸿章及龙赢四海公司支付其土地收储金2178.5万元；2、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改判由赵光周、艾鸿章支付其违约金821.5万元；3、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支持其艾鸿章的合伙份额由35%降低至17.5%，另外17.5%的收益份额由其他合伙人按出资比例分配的一审诉讼请求；4、由赵光周、艾鸿章及龙赢四海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艾鸿章只有将其享有的862.40万元帐面债权转移到合伙组织，同时将三块共计1542.89亩土地的使用权办理到五人购买的南钢昆明经销处名下，其才履行了1436万元的出资义务。一审中查明的事实证明，艾鸿章只办理了740.90亩土地使用手续，其只能按照尽到的一半义务享有17.5%的合伙份额。2、艾鸿章未完全履行五人《出资协议》约定的义务，构成违约。2006年2月21日，243亩土地使用权转让后已取得近2400万元利润，不存在资金缺口，赵光周、艾鸿章未经其他合伙同意，以缺少周转资金为由，将497.45土地作为出资，私自与秦洪礼、秦洪能组建龙赢四海公司，赵光周、艾鸿章的行为违反了《出资协议》的约定，亦构成违约。
艾鸿章的上诉请求是：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潘阳针对艾鸿章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潘阳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潘阳一审时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分配497.45亩土地收储金，并未主张分配243亩土地的转让收益，一审判决将243亩土地的转让收益亦作为分配基数，超出了潘阳的诉讼请求，使潘阳的所得款项超出其诉请分配的款项，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2、与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土地收储协议》，收储497.45亩土地的是龙赢四海公司，而不是艾鸿章，一审法院判决由艾鸿章共同支付潘阳土地收储金无事实依据。3、除一审判决确认的70309384.11元支出外，还应将支付给小新册居委会的1067328.5元欠款、艾鸿章本人支付的270932元餐费及秦洪礼、秦洪能占有的49%收益从497.45亩土地收储金中扣除，一审判决确认的497.45亩土地被收储后产生利润与实际利润不符。
李绿秀的上诉请求是：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确认赵光周、艾鸿章及其签订的三人《合作协议》有效，其享有17%的合伙份额。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潘阳、赵光周、艾鸿章及龙赢四海公司承担。
龙赢四海公司的上诉请求是：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潘阳对龙赢四海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潘阳负担。其主要上诉理由是：龙赢四海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判决公司股东以外的人享有公司利润分配权，侵犯了公司权利，损害了公司股东权益。股东秦洪礼、秦洪能对土地收储金享有49%的分配权，一审法院未将秦洪礼、秦洪能应当分配的收储金扣除，由潘阳等五人分配所有收储金不当。龙赢四海公司与潘阳不存在事实与法律上的合伙关系，不应当由龙赢四海公司向潘阳支付合伙利润。
本院在二审过程中补充查明以下事实：（一）五人《出资协议》未明确签订时间，但该协议第五条第五款明确约定，“本协议生效后，原赵光周、艾鸿章和李绿秀三方于2004年3月1日签订的《关于南钢昆明经销处关于整体产权的合作协议》（即三人《合作协议》）作废。”《出资协议》应于2004年3月1日之后签订。
（二）《出资协议》第三条约定，在赵光周、艾鸿章、潘阳、李绿秀、杨顺成五方取得南钢昆明经销处整体产权后，五方即按25%、35%、20%、10%、10%的比例重组南钢昆明经销处，按比例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五人虽拟定了《南钢昆明经销处章程》，但并未申请登记成立合伙企业或公司企业，五人以南钢昆明经销处的合伙字号从事经营活动。
（三）云南东星物流有限公司于2005年1月26日成立，其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是赵光周、艾鸿章、秦洪礼、秦洪能，公司清册资本1500万元，均是现金出资。云南东星物流有限公司公司于2008年2月1日被注销。
（四）2007年7月2日，五人合伙的南钢昆明经销处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企业改制登记申请书》，申请将南钢昆明经销处改制为龙赢四海公司，原南钢昆明经销处的资产成为龙赢四海公司的资产。龙赢四海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是赵光周、艾鸿章、秦洪礼和秦洪能。
以上法律事实有《出资协议》及《企业改制登记申请书》等工商登记资料为证。
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的合伙人有几人，合伙份额各为多少？2、潘阳是否能分得其诉请的款项，应由谁向其支付所分款项？3、赵光周、艾鸿章是否违反《出资协议》约定？若违反应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
一、关于本案的合伙人有几人及合伙人的合伙份额各为多少的问题。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二、关于潘阳是否能分得其诉请的款项及应由谁向其支付所分款项的问题。
本院二审认为：首先，潘阳一审时最后确认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赵光周、艾鸿章及龙赢四海公司返还其21785000元土地收储金。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主要是，2009年3月31日龙赢四海公司与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土地收储协议》，取得124360000元收储金，依照其享有的20%比例计算，其应当分得24872000元，扣除已分得的3085000元，还应分得21785000元。
其次，在案证据证明，土地收储金系龙赢四海公司与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土地收储协议》后取得的财产权益。工商资料又证明，龙赢四海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其在册股东是赵光周、艾鸿章、秦洪礼和秦洪能，潘阳并不是龙赢四海公司的在册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及第四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潘阳不是龙赢四海公司的股东，其无权请求分配属于公司财产的土地收益。即便其他四人均认可龙赢四海公司经由南钢昆明经销处改制成立，潘阳是龙赢四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但就其在龙赢四海公司所占股份比例各方存在争议，潘阳在未确认为龙赢四海公司股东并明确股权比例的情况下直接诉请分配土地收储金，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再次，2005年1月8日，赵光周、艾鸿章以南钢昆明经销处的名义，秦洪礼、秦洪能以连云港怀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签订了《合同书》，约定南钢昆明经销处以其名下的1355亩土地作为出资，连云港怀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000万元现金作为出资组建成立云南东星物流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南钢昆明经销处名下的土地。但当事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用于出资的土地已经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将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云南东星物流有限公司，直至2008年2月1日云南东星物流有限公司被注销。龙赢四海公司系由五人合伙经营的南钢昆明经销处经改制重组后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承接了原南钢昆明经销处的权利和义务，原南钢昆明经销处名下的土地成为龙赢四海公司的法人财产。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出资人用于出资的财产，公司成立后即成为法人财产，由公司享有法人财产权，财产所有权的主体由出资人变更为公司，出资人不能因对出资前的财产享有所有权而主张分配公司财产。潘阳不能以对用于出资的土地享有合伙份额内的财产权利为由，直接主张分配土地收储金。
最后，应当释明，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只有公司股东有权请求公司分配经营利润。潘阳虽是原南钢昆明经销处的合伙人，但南钢昆明经销处改制为龙赢四海公司后，其并未被登记为公司股东。其应当先以其是原南钢昆明经销处合伙人，是龙赢四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为由，诉请确认其享有改制成立的龙赢四海公司股东资格，再请求分配公司土地收储金。除非其与龙赢四海公司协商，龙赢四海公司自愿向其分配相应款项。潘阳亦可要求赵光周、艾鸿章与龙赢四海公司的另外两名股东解散公司，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清算公司债权债务和缴纳各种费用后，将公司剩余财产按出资比例分配给赵光周和艾鸿章，再按合伙份额向赵光周、艾鸿章主张其应分得的合伙利润。
三、关于赵光周、艾鸿章是否违反《出资协议》约定，若违反应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的问题，本院二审认为，潘阳关于赵光周、艾鸿章未经其同意，私自与秦洪礼、秦洪能组建龙赢四海公司，违反《出资协议》约定构成违约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综上，本院二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昆民四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即“确认第三人李绿秀在赵光周、艾鸿章、潘阳、李绿秀、杨顺成等五人组成的合伙组织中，对原南钢昆明经销处及其名下的资产、权益享有10％的合伙份额和对应的收益”及“确认第三人杨顺成在赵光周、艾鸿章、潘阳、李绿秀、杨顺成等五人组成的合伙组织中，对原南钢昆明经销处及其名下的资产、权益享有10％的合伙份额和对应的收益”；二、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昆民四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即“由被告赵光周、艾鸿章、昆明龙赢四海屋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潘阳合伙分配款人民币12293343.75元”及“驳回原告潘阳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潘阳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6800元由潘阳负担；第三人提出诉讼请求预交的案件受理费合计200元，由赵光周、艾鸿章及潘阳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1900元由潘阳负担191800元，由李绿秀负担100元。
二审判决作出后，潘阳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3）民申字第1128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
潘阳的再审请求为：一、撤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云高民二终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书》；二、改判被申请人赵光周、艾鸿章、龙赢四海公司向潘阳支付土地收储金2178.5万元；三、认定赵光周、艾鸿章违约，判令二人向潘阳支付违约金821.5万元；四、判令本案的所有被申请人承担原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其理由为：南钢集团昆明经销处是潘阳、赵光周、艾鸿章、李绿秀、杨顺成五人共同出资购买的，是五人的共有资产，而龙赢四海公司是由自然人出资设立的公司，不是由南钢昆明经销处改制而来的，南钢昆明经销处的资产没有以任何形式进入龙赢四海公司，故该公司无权占有和处置五人合伙的资产。赵光周、艾鸿章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该二人隐瞒五人共同购买南钢昆明经销处资产的事实，骗取工商登记，将五人共有的南钢昆明经销处更名为赵光周、艾鸿章与秦洪礼、秦洪能新设的龙赢四海公司，侵吞五人合伙的资产，赵光周和艾鸿章无权处置合伙资产。二审判决认定土地收储金系龙赢四海公司取得的财产收益，潘阳无权请求分配，属错误认定；二审适用《公司法》判决本案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
赵光周答辩认为：潘阳主张赵光周和艾鸿章在潘阳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连云港秦洪能、秦洪能组建龙赢四海公司，但真实情况是：潘阳对设立龙赢四海公司是知情的，其对外的借款有一部分是以其在龙赢四海公司的股份作抵押的，潘阳在龙赢四海公司的权益来源于其在五人合伙中的合伙权益，赵光周没有违约行为。
艾鸿章答辩认为：（2010）云高民二终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书》正确，潘阳败诉的根本原因是其一审诉讼请求错误，潘阳无权主张分配龙赢四海公司的财产，其只能主张分配利润；在497亩土地的运作过程中，由于五人合伙资金缺乏才引进了秦洪礼、秦洪能，组建了龙赢四海公司，对此潘阳是知情的，公司的很多股东会潘阳也都参加了，艾鸿章不存在违约行为，故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是正确的；本案潘阳虽然二审败诉了，但他仍然从五人合伙中领取了760万元款项，加上之前领取的金额，其已领走1168.5万元合伙分配款，已经超过了其应当领取的金额。
李绿秀答辩认为：一、龙赢四海公司是赵光周、艾鸿章、秦洪礼、秦洪能四个自然人共同出资190万元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与南钢集团昆明经销处没有任何关系，南钢昆明经销处的资产没有进入龙赢四海公司；二、南钢昆明经销处在转让给五人合伙之后，取得了两块面积分别为243.45亩和497.45亩的土地，南钢昆明经销处自有资金完全可以独立进行土地运作，无需引入秦洪礼、秦洪能及连云港怀宇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资金；三、为节约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希望法庭将243.45亩土地和497.45亩土地的收益进行统一分配。
杨顺成的答辩意见与艾鸿章一致。
龙赢四海公司、秦洪礼、秦洪能答辩认为：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龙赢四海公司依法拥有涉案497.45亩土地的全部资产和全部收益权，该土地是公司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该土地是龙赢四海公司不可侵犯的法人财产。在2005年1月8日之前，涉案497.45亩土地的权利是属于五个合伙人的，但在2005年1月8日赵光周、艾鸿章代表五个合伙人与秦洪礼、秦洪能签订合资合同书之后，秦洪礼、秦洪能投资3000万元并获得了497.45亩土地49%的权利份额，赵光周、艾鸿章代表五人合伙持有51%的权利份额。赵光周、艾鸿章与秦洪能、秦洪能组建龙赢四海公司并没有对其他三个合伙人隐瞒，不存在违约行为，龙赢四海公司是南钢昆明经销处改制而来。龙赢四海公司与潘阳之间没有合伙关系，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依据会计查核报告，潘阳在五人合伙中总共分得10721262元，并非其在再审中主张的308.5万元，再审应当依据会计查核报告进行判决。
本院再审过程中，案外人左晓芹书面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厉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首先，本案审理的是潘阳与赵光周、艾鸿章、李绿秀、杨顺成及龙赢四海公司之间就合伙投资所取得的土地收益进行分配的争议，左晓芹并非本案中的合伙人，其也未对本案涉及的土地进行过投资，故左晓芹对本案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其次，左晓芹称其为潘阳向中国投融资担保公司提供了反担保，但该担保法律关系相对与本案审理的合伙纠纷而言，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条件。综上，左晓芹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申请依法不予准许。
在本案再审过程中，潘阳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证据：
（2012）五法民三初字第619号民事判决和（2012）昆民五终字第38号民事判决。潘阳欲证明本案二审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并向其释明要确认其龙赢四海公司的股东身份，而潘阳到五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确认之诉，五华区人民法院认为潘阳不能举证证明其在龙赢四海公司设立或增资时向公司出资过或认缴过出资，也不存在受让股权的情形，故潘阳请求法院确认其在龙赢四海公司享有10.2%股权份额和对应收益的诉求请求不予支持。潘阳不服一审判决，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潘阳欲证明本院二审时向其释明的，通过另诉要求确认股东身份后再主张分配合伙利益的途径无法实现其利益。同时，潘阳欲证明：五人合伙购买的南钢昆明经销处的资产没有以任何形式进入龙赢四海公司，也未成为过该公司的注册资本。
赵光周质证认为：南钢昆明经销处的所有债权债务都转移到龙赢四海公司名下了，国家有关部门依法定程序收储了涉案土地，还登过报。五人合伙并不愿意让国家收储涉案土地，但是没有办法。
艾鸿章质证认为：不认可潘阳的主张，该两份判决实际上在说理部分是认可了龙赢四海屋业有限公司是由南钢昆明经销处改制而成的事实，原审中潘阳对此也是承认的，工商登记也将这个改制过程记录得很清楚，至于资产的问题，南钢昆明经销处的债权债务改制后自然转入了龙赢四海公司。本案诉争的497.45亩土地只能以公司名义运作，不可能由潘阳个人持有。
龙赢四海公司及秦洪礼、秦洪能发表质证意见认为：1、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反对其证明内容。南钢集团国资办的回复中确认了赵光周和艾鸿章对昆明经销处的整体资产有法律上的处分权。南钢昆明经销处改制成了龙赢四海公司。2、南钢昆明经销处的资产确实进入了龙赢四海公司，在公司注册登记的时候已经向注册登记机关释明过，且该资产进入公司的时候是经过评估的，因为周期长评估困难，且公司急需运作，故用原来昆明经销处的190万资本作为龙赢四海公司的资本进行注册。秦洪礼、秦洪能和龙赢四海公司与潘阳之间并不存在合伙关系。
杨顺成质证认为：不认可潘阳提交的新证据的证明内容。龙赢四海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和登报公告都是杨顺成办理的，其对潘阳的主张不予认可。
李绿秀质证认为：对两份判决书无异议，同意潘阳的观点，龙赢四海公司确实不是由南钢昆明经销处改制而来的，而是由赵光周、艾鸿章、秦洪礼、秦洪能四个股东新设立的公司。南钢昆明经销处的资产是花1000万元买来的，而龙赢四海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190万元，所以南钢昆明经销处的资产肯定没有进入龙赢四海公司。龙赢四海公司和经开区管委会、洛羊村签订的土地收储协议是无权处分南钢昆明经销处的资产。
本院认为：（2012）五法民三初字第619号民事案件上诉后，形成（2012）昆民五终字第3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生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本院对该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至于南钢昆明经销处的资产是否进入龙赢四海公司，本院将结合其他在案证据进行综合评述。
潘阳向本院提交的第二份新证据是：2011年6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欲证明3000万元土地收储金被龙赢四海公司的四个股东赵光周、艾鸿章、秦洪礼、秦洪能分走了。
赵光周、艾鸿章、龙赢四海公司、秦洪礼、秦洪能质证认为：认可潘阳的证明观点。
李绿秀、杨顺成质证认为：不清楚情况。
本院认为：潘阳主张3000万元土地收储金被龙赢四海公司的四个股东分走，该四名股东明确表示认可，故本院对潘阳的证明观点予以采信。
赵光周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赵光周、艾鸿章、潘阳、王泰浦、李绿秀五人签署于2011年10月13日的《股东决议书》，欲证明赵光周交给潘阳50万元解决潘阳的私人债务，还向法院交了150万元解决潘阳欠银行的债务。潘阳欠银行480万，全是赵光周帮他还的。潘阳拿走的钱不止分红款308万，有530多万之多。
潘阳质证认为：自己只拿过305万分红款，其余的500多万是高利贷。
艾鸿章质证认为：认可赵光周的证明目的。
李绿秀质证认为：对《股东决议书》的真实性无法认可，因为李绿秀的签名是由付敬增代签的，李绿秀未参加，不清楚情况。
杨顺成质证认为：未参加签订《股东决议书》，不清楚情况。
龙赢四海公司、秦洪礼、秦洪能质证认为：未参加签订《股东决议书》，不清楚。
本院认为：由于赵光周提交的2011年10月13日《股东决议书》中未明确所涉金额系五人合伙给潘阳的分红款，合伙人李绿秀和杨顺成均未参加签署该决议书，故对赵光周的主张不予采信。
艾鸿章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2011年10月25日出具的《委托书》两份，委托人是赵光周、潘阳、艾鸿章、王泰浦、李绿秀，证明在本案一、二审结束后五人共同委托云南汇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五人合伙的收益利润和成本支出进行审计。同时提交汇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云汇咨报字（2012）第1号《查核报告》一份，其中“利润表”载明了五人在合伙期间的收入、支出和利润，经会计查核，南钢集团昆明经销处总的利润是58707963.85元，如按照原协议的分配方式，应先收股份再按比例分红，但是《报告书附件6-3-1预分利润情况明细表（潘阳）》证明潘阳实际收取了合伙利润10721262元，潘阳目前已经多收钱了。
潘阳质证认为：其两审都已经败诉，对方不可能再分钱给潘阳，对于会计查核报告书，由于不是鉴定，因此不认可。对利润表也不认可。本案的对账应当以昆明中院（2009）昆民四初字第56号判决中的对账为准。
赵光周质证认为：除了对会计查核报告中的“合作者异议事项”持保留意见外，对艾鸿章的新证据及其证明目的均认可。
李绿秀质证认为：对会计查核报告全部认可，因我方签过字。
杨顺成质证认为：其没有参与委托会计审计查核，故对该查核报告内容均不认可。
龙赢四海公司和秦洪礼、秦洪能质证认为：对艾鸿章提交的证据均予以认可，潘阳确实收到10721262元，包括二审结束以后收到的钱。本案的对账不能以一审判决时的对账为准，要以2011年的为准。
本院认为：虽然杨顺成并未在委托汇通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委托书》上签名，其对该会计查核报告也不予认可，但在本院主持的调解及质证过程中，杨顺成承认其是代表王泰浦参与五人合伙的经营管理，潘阳、赵光周、艾鸿章、李绿秀四名合伙人对此亦予以认可（2015年5月27日质证笔录），故对艾鸿章提交的由云南汇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云汇咨报字（2012）第1号《查核报告》予以采信。
艾鸿章向本院提交的第二份新证据是：2011年7月20日由深圳发展银行开具的转账支票存根三张，共计500万元，收款人为潘阳；潘阳出具的《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龙赢四海屋业有限公司投资及收益款共计伍佰万元（￥5000000元）。”欲证明本案二审结束后，潘阳又收取了500万元五人合伙的分红。
潘阳质证认为：该500万元是2011年二审判决后收到的，与本案无关，是后来发生的债权债务。
赵光周、李绿秀、杨顺成质证认为：认可艾鸿章的证明观点。
龙赢四海公司、秦洪礼和秦洪能质证认为：认可艾鸿章的证明观点，同时要说明：潘阳出具的《收条》上虽然写明是收到龙赢四海公司支付的款项，但该款项实际上与公司无关。
本院认为：上述三张转账支票存根及潘阳出具的《收条》中记载的500万元已被纳入云汇咨报字（2012）第1号《查核报告》中《预分利润情况明细表（潘阳）》的项目中，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艾鸿章向本院提交的第三份新证据是：2011年10月27日的《借条》，由艾鸿章借款给潘阳，资金总额180万元，欲证明本案二审结束后，潘阳收取了180万元五人合伙的分红。
潘阳质证认为：该款项是艾鸿章与潘阳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且这个钱没有收到。
赵光周质证认为：认可艾鸿章的证明观点。
李绿秀、杨顺成质证认为：不清楚情况，没有见过该《借条》。
龙赢四海公司、秦洪礼和秦洪能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载明的款项已被纳入云汇咨报字（2012）第1号《查核报告》中《预分利润情况明细表（潘阳）》的项目中，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龙赢四海公司、秦洪礼和秦洪能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汇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云汇咨报字（2012）第1号《查核报告》附件6-3-1《预分利润情况明细表（潘阳）》一份，证明潘阳已收到分红款是10721262元，而不是潘阳自认的308.5万元。该《查核报告》第6页第6项载明秦洪礼和秦洪能确实投资了497亩土地的开发，二人共投入资金23767029.95元，并不是从未投资过。潘阳的再审申请书中说秦洪礼、秦洪能从未出资是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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