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23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岳阳建丰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
法定代表人：朱阳南，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广东星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全，广东星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佛山市锦良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杨锦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碧，广东金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峰，广东龙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锦良，男，197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监利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碧，广东金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峰，广东龙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共和新路。
法定代表人：黄明端，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敏，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岳阳建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丰公司）、佛山市锦良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锦良、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13865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建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锦良公司向建丰公司退还库存货款150万元、品牌保证金30万元；3.锦良公司和康成公司向建丰公司连带赔偿经济损失80万元；4.杨锦良对锦良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锦良公司、杨锦良、康成公司连带向建丰公司赔偿库存积压货物损失2018570.1元。
事实和理由：一、建丰公司与锦良公司是案涉合作经营合同的相对人，建丰公司有权主张赔偿。一审判决忽视商业交易习惯和本案基础事实，事实认定错误。
杨锦良和朱阳南于2015年9月1日及2016年6月16日所签订的《补充协议》、《关于2015年6、7、8三个月合作期间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结合锦良公司与康成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所签订的《专柜合同》可证实，杨锦良与朱阳南于2015年6、7、8月以锦良公司名义在康成公司的华东地区各大润发超市合作经营“阳光一家亲”品牌服饰。“阳光一家亲”作为杨锦良个人注册的商标，是以公司名义签约在大润发销售相关服饰，而相关协议、谈判及经营的一切具体事项，则是法定代表人或公司实际控制人杨锦良与朱阳南以个人身份出现。这在商业交易中实属正常，符合商业习惯。因此，根据两人这一合作习惯，两人在《补充协议》结尾明确约定，杨锦良退出华东大润发，朱阳南全部负责。杨锦良退出经营后，朱阳南虽然重新以建丰公司名义与康成公司签订了专柜合同，但在大润发的经营账号仍然延续了锦良公司的账号。这个过程可充分说明：第一，建丰公司与锦良公司作为个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均处于个人与公司混同状态。第二，杨锦良与朱阳南个人所签订《补充协议》是代表公司的行为，对外签署协议则以公司名义，相应法律后果也由公司及个人共同承担。第三，《关于阳光一家亲合作开发经营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甲方写为锦良公司，落款则是杨锦良，品牌许可使用的《授权书》的授权人则是锦良公司和杨锦良个人，这进一步说明个人与公司混同问题，再结合前述两人合作习惯及在先签订的《补充协议》，同样可以说明，《合作协议》虽以朱阳南个人名义签订，但《授权书》则明确授权对象为建丰公司，《合作协议》内容也与前述双方合作方式相关联，顺接了《补充协议》的约定内容。《合作协议》实为《补充协议》的补充。因此，前述几份协议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系统的整体，综合说明了，建丰公司（朱阳南）与锦良公司（杨锦良）先期合作在华东大润发超市经营“阳光一家亲”品牌服装，后期协议对后者退出经营、由前者独家经营的事实。建丰公司向锦良公司和杨锦良主张其连带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包括《补充协议》、《合作协议》以及《情况说明》，并非一审法院所孤立认为的仅仅是《合作协议》。以朱阳南为法定代表人的建丰公司作为诉讼主体，是对事实的还原，原告主体适格。
二、一审法院关于《合作协议》授权不具备排他性，并未禁止其他人员使用，建丰公司无权以杨锦良、锦良公司违约为由主张赔偿的认定，忽视了合同约定及实际履行的实质和本意。《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授权朱阳南(实际为授权建丰公司)在华东地区大润发进行产品销售。按照约定俗成的商业惯例，每一个大润发超市内对于一个特定商标牌子的商品只能设一个专柜，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存在一个品牌在同一超市内不同地方设数个分属不同经营者的专柜的情况。案涉商标许可协议虽然没有明确约定排他，但大润发超市的商业规则是排他的。何况，《补充协议》、《情况说明》及锦良公司在一审的答辩及庭审陈述，均表述为“独自经营”、“单独经营”，特别是《情况说明》第二条表述为：如果“由杨锦良单独经营”，则“朱阳南不得再在大润发经营服装业务”；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相应的，第三条表述为：如果“由朱阳南单独经营”，则杨锦良同样“不得再在大润发经营服装业务”。因此，“单独经营”的真实意思表示应结合《情况说明》上下文及其他系列协议的约定，理解为一方经营则另一方不得再在华东大润发经营。也就是说，“阳光一家亲”品牌服装在华东大润发《专柜协议》特别标注的销售门店及档期内，具有排他性。杨锦良、锦良公司在《合作协议》及《授权书》约定的授权期限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内，在华东地区大润发内销售“阳光一家亲”品牌，明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协议约定，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其对建丰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80万元、库存积压货物损失150万元、2018570.1元等损失。一审法院忽视超市排他销售品牌的客观事实及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造成误判。
三、一审法院以“已驳回建丰公司对杨锦良、锦良公司的赔偿请求”为由不再审查康成公司的连带责任，法律适用错误。
建丰公司与康成公司签订《专柜合同》约定：“如约满后建丰公司继续经营，康成公司未提出异议的，则本合约将继续有效并对双方产生拘束力”2015年12月31日后建丰公司与康成公司并未重新签订专柜合同，建丰公司继续经营则《专柜合同》续约，康成公司亦未提出异议。康成公司的采购经理、特别授权代表曹彪更在2015年12月6日将《2016年大润发促销时间表及场外特卖时间确认》以邮件形式发给建丰公司，于2016年3月7日将《2016年促销时间及主题》、《阳光一家亲促销规划表格》以邮件形式发给建丰公司。由此可见，双方按照合同延续一年已达成了合意并实际履行。特别是建丰公司，已按照全年销售计划对外签署购货合同，进行备货。但遗憾的是，康成公司在明知与建丰公司专柜合同续约，明知道其与锦良公司所签订的《专柜合同》已经在锦良公司实际退出经营后由建丰公司承接并与建丰公司签订了《专柜合同》的情况下，暗地仍然与锦良公司签订2016年1月至12月专柜合同，将与建丰公司同样的门店及店内专柜位置和档期出租给锦良公司销售“阳光一家亲”品牌服饰，这明显属于“一店两租”。同时，康成公司与锦良公司恶意串通，蓄意排挤建丰公司，最终以莫须有的“线内销售”的理由，解除了与建丰公司的协议，严重违反了与建丰公司之间《专柜合同》的约定，违反《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滥用解除权，导致建丰公司损失惨重。
对于康成公司的违约行为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建丰公司在一审起诉状也清楚写明了理由，诉请中虽写为康成公司与锦良公司连带赔偿，但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康成公司的违约责任和连带责任以锦良公司违约为前提。本案中，康成公司与锦良公司分别与建丰公司成立不同的合同，存在两个不同的基础法律关系，即康成公司与建丰公司之间的专柜销售合同关系、锦良公司与建丰公司之间的区域专营合同关系，在两个合同履行过程中，康成公司与锦良公司恶意串通、各自违约，共同对建丰公司造成一个损害结果，属于典型的不真正连带之债。根据不真正连带责任理论，建丰公司主张了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没有厘清两个基础法律关系和连带责任事由，把锦良公司的违约作为康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来考量，没有审理康成公司的违约事实及其诉请，法律适用错误。
至于康成公司答辩所提及的《专柜合同》第二条第四款所约定的康成公司可单方终止合约以及任何一方提前十日通知即可终止合同等内容，由于该合同是由康成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康成公司没有向建丰公司特别说明和作出解释，加重了建丰公司的责任，排除建丰公司清理库存等撤离场地的合理准备的时间和权利，该部分约定内容属“霸王条款”，应属无效。
四、对于康成公司赔偿金额问题。由《补充协议》可知，案涉服装在华东大润发超市销售三个月总金额为820万元，而服装进货单价不超过20元，因此三个月所需要的服装数量约410000件，故专柜销售必须储备大量存货。由于建丰公司《专柜合同》在2016年续约，且康成公司的采购经理、特别授权代表曹彪在2015年12月6日将《2016年大润发促销时间表及场外特卖时间确认》以邮件形式发给建丰公司，于2016年3月7日将《2016年促销时间及主题》、《阳光一家亲促销规划表格》以邮件形式发给建丰公司。建丰公司有理由合理相信康成公司与建丰公司之间存在一个为期一年（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专柜合同》合意，并基于对康成公司的信赖，按照曹彪所发的大润发2016年销售计划、销售档期安排情况，向佛山建拓丰服饰公司等大批量进货。康成公司解除合同时应该根据本《专柜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结合建丰公司基于信赖而造成进货大量积压实际，给予建丰公司合理的解除合同的准备时间。但康成公司于2016年5月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突然关停建丰公司35家门店及“阳光一家亲”货号，于2016年6月8日以邮件告知建丰公司关闭其所有货号并要求当晚从门店退出，于2016年6月14日向建丰公司发公函告知终止合同并要求5日内对账撤场。建丰公司根本无法在这么短的通知期限内对预计一年内销售完的库存做出安排，康成公司这一切行为完全违反《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不定期合同解除的规定，造成了建丰公司积压库存货款150万元、库存积压货物损失2018570.1元及8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康成公司应对其违法解除合同行为承担责任，对建丰公司上述经济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再者，根据《合作协议》、《授权书》、康成公司与建丰公司间的《专柜合同》可知，康成公司、杨锦良、锦良公司均知道康成公司与建丰公司间存在《专柜合同》，并在2016年1月后存在不定期的、未解除的有效《专柜合同》，知道建丰公司一直在华东地区大润发进行“阳光一家亲”等品牌销售的情况。在此前提下，康成公司与锦良公司仍然签订2016年的《专柜合同》，约定在与建丰公司完全重合的专柜、档期进行同品牌销售，明显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合同无效。康成公司与锦良公司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应对其行为对建丰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锦良公司已收取了建丰公司30万元保证金，建丰公司在整个协议期间并无任何违约行为，现在协议期满，锦良公司应向建丰公司退还品牌保证金30万元；
《合作协议》明确约定：“未保证双方合作利益，建丰公司需向锦良公司支付品牌保证金30万元，合同结束后，建丰公司无违约行为，锦良公司无息全额返还。”建丰公司在整个协议期间并无任何违约行为，锦良公司也未能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建丰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现在协议期满，锦良公司应按照协议规定向建丰公司退还品牌保证金30万元。
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公正裁判，支持建丰公司的上诉请求。
针对建丰公司的上诉，锦良公司、杨锦良辩称：
一、建丰公司不是《合作协议》的当事人，其不具有依照《合作协议》向锦良公司、杨锦良主张权利。《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是杨锦良、朱阳南。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有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才能够向合同的相对方主张权利行使义务。本案中，不能因为朱阳南是建丰公司的投资人、法定代表人，建丰公司就当然成为该协议的当事人。建丰公司也不能依据《补充协议》、《关于2005年6、7、8三个月合作期间的情况说明》为杨锦良、朱阳南签订就确定《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为建丰公司、锦良公司。理由如下：一是根据公司法、民法通则的规定，建丰公司和锦良公司均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二是无论是《补充协议》，还是《情况说明》，都是对建丰公司、锦良公司在2015合作期间相关事务的处理。而《合作协议》则是杨锦良作为“阳光一家亲”注册商标人许可朱阳南使用该商标的协议，与《补充协议》、《情况说明》是各自独立的，协议的内容也根本与建丰公司、锦良公司2015年6、7、8月三个月合作经营无关。建丰公司在起诉状中以锦良公司行为违反《合作协议》关于“授权建丰公司在华东地区大润发进行产品销售”的约定，要求锦良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但《合作协议》是朱阳南与杨锦良签订的，即使杨锦良在履行《合作协议》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也应当由朱阳南向杨锦良主张违约责任，而非由建丰公司向杨锦良主张违约责任，更不能由建丰公司向锦良公司主张违约责任。
二、朱阳南从《合作协议》获得使用阳光一家亲商标，是普通的许可使用而非独占许可使用，不具有排他性。杨锦良本人或他人使用阳光一家亲商标，并不构成违约。建丰公司根据其对《补充协议》、《情况说明》的单独经营的理解，推断为“一方经营，则另一方不得再在大润发经营”，存在误解。《补充协议》、《情况说明》是对建丰公司、锦良公司合作期间事务的处理，在专门处理合作事务的特定环境下所为的“单独经营”，只能理解为：一方退出合作事务，原双方合作经营的事务由另一方独自经营。无论是《补充协议》，还是《情况说明》，都没有约定一方退出合作后不能在大润发经营服装业务。在建丰公司未能与康成公司续签《专柜合同》，建丰公司又希望继续在大润发经营服饰业务的情况下，锦良公司应朱阳南提出的锦良公司与康成公司签订《专柜合同》后由朱阳南经营的要求，与康成公司签订了《专柜合同》。但在锦良公司与康成公司签订《专柜合同》后，由于市场变化及建丰公司本身的原因，建丰公司改变主意，不想再在大润发经营服饰业务。锦良公司为避免康成公司的处罚，不得不自己履行合同。
另外，在锦良公司与康成公司签订的《专柜合同》所约定的自2015年5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的合同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下，建丰公司于2015年8月30日与康成公司签订了《专柜合同》，证明锦良公司和建丰公司都可单独在大润发经营。
因此，锦良公司在建丰公司未与康成公司续签《专柜合同》后，进入大润发经营阳光一家亲服饰销售业务，不存在任何违约。
三、康成公司终止与建丰公司的合作，康成公司是否构成违约及违约赔偿均与锦良公司、杨锦良无关。康成公司于2016年1月1日（实为2016年5月）与锦良公司签订《专柜合同》，终止与建丰公司的合作，致建丰公司撤场，康成公司是否构成违约，应当依据康成公司与建丰公司签订的《专柜合同》界定。即使康成公司有违约行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建丰公司也只能向合同的相对方康成公司主张违约责任。其要求锦良公司、杨锦良承担因其撤场造成的库存150万元、库存积压物损失2018570.1元及80万元可期待的利益损失，缺乏法律依据。
四、朱阳南在履行《合作协议》过程中存在严重违约，杨锦良无需返还30万元保证。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朱阳南交付的30万元保证金，在合同期满，无违约行为的情况下，才予无息全额返还。事实上，朱阳南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一是使用其他商标，如路伊卡娜、酷果商标；二是生产阳光一家亲产品，没有提供样品给杨锦良备案；三是朱阳南定作50万套阳光一家亲标识后，既不支付标识款，也不提取标识，造成杨锦良损失30万元；四是朱阳南尚欠标识款12359.12元未支付。因此，根据合同约定，杨锦良无需返还30万元品牌保证金予朱阳南。
针对建丰公司的上诉，康成公司辩称：坚持一审庭审意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锦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建丰公司向锦良公司支付合作期间利润分成25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5年9月1日起至赔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6年4月1日起至赔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支付标识款12359.12元；2.一审反诉受理费、二审受理费由建丰公司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锦良公司与建丰公司合作期间尚有50万元利润未分成是经双方确认的。双方于2015年9月1日（实际为2015年9月15日）签订《补充协议》，对合作期间的部分事项进行结算确定，如销售款、导购员工资等项，但并未对合作期间的利润进行结算。之后，双方于2016年6月16日签订《情况说明》，双方确定合作期间共销售500万元，利润为50万元。建丰公司在本诉中也是以上述利润率（10﹪）向锦良公司索赔的。可见，建丰公司对合作期间有50万元的利润是没有异议的。双方基于同学关系，没有形成投入资金比例、盈亏分担的书面协议，但双方约定投入、盈亏各占50﹪的口头约定是存在的，这也符合熟人合作的常理。
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只是对销售款、导购员工资、退回锦良公司的投资款等作出处理约定，并未对利润的数额及分割作出约定。一审以《补充协议》已对销售款等相关费用进行了清算，锦良公司再主张利润分成无事实依据为由，不支持锦良公司要求建丰公司支付利润分成25万元是错误的。
双方合作期间总投资899万元，其中锦良公司共出资787万元，约占总投资的87.54﹪，其中货物747万元，导购员工资30万元，仓库租金、人员工资10万元。建丰公司出资112万元，约占总投资的12.46﹪，其中买布料73万元，公关费及导购员工资39万元。《补充协议》约定建丰公司支付给锦良公司237万元的款项，包括：①锦良公司的投资款177万元（787万元-
朱阳南付李平炎170万元-朱阳南付钟易凌50万元-
杨锦良收销售款390万=177万元）；②2015年9月10日（实为2015年9月1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建丰公司交付的品牌保证金30万元；③朱阳南偿还锦良公司的借款30万元。由此可见，《补充协议》尚未对合作期间的利润进行结算及分割。
双方签订的有关合作的三份协议、说明的顺序也可证明双方合作期间的利润50万元尚未分割。双方先在2015年9月10日签订（实为2015年9月15日签订）《合作协议》，再在2015年9月1日签订（实为2015年9月15日签订）《补充协议》，最后才在2016年6月16日签订《情况说明》。双方确认合作期间的50万利润是在最后签订的《情况说明》确定的，如果双方在《补充协议》里已对利润进行了分割，双方再无在最后签订的《情况说明》里再确定合作期间的50万元利润的必要了。
因此，锦良公司要求建丰公司支付25万元的利润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二、建丰公司向锦良公司定作50万套标识未提，应当向锦良公司赔偿损失30万元。
双方于2015年9月10日（实为2015年9月15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锦良公司提供“阳光一家亲”商标给建丰公司使用，单价为每件0.6元。之后建丰公司曾向锦良公司定作5万套“阳光一家亲”标识。2016年3月，建丰公司再向锦良公司定作50万套“阳光一家亲”标识。锦良公司委托他人完成生产后，多次通过电话和微信催促建丰公司提取标识并支付标识款，建丰公司以各种理由拖延提取标识，也不支付标识款，直接造成锦良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锦良公司一审提供的其法定代表人杨锦良与建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朱阳南、经理李治安的11页微信及案外人开具的《送货单》，足以证明了建丰公司向锦良公司定作50万套“阳光一家亲”标识及锦良公司多次催促建丰公司提取标识并支付标识款的事实。同时，建丰公司的答辩意见里也承认要求锦良公司提供吊牌的事实，只不过建丰公司认为锦良公司没有提供而已。这也恰恰佐证建丰公司向锦良公司定作标识的事实。
三、建丰公司尚欠锦良公司标识款12359.12元。
锦良公司一审提供的2016年3月26日杨锦良与建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阳南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建丰公司欠吊牌款及欠款共计32.1万元，其中建丰公司已提取标识但尚欠的标识款为12359.12元。
针对锦良公司的上诉，建丰公司辩称：其答辩意见与上诉状意见一致。
针对锦良公司的上诉，杨锦良述称，同意锦良公司的上诉意见。
针对锦良公司的上诉，康成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
建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锦良公司向建丰公司退还库存货款150万元、品牌保证金30万元；2.锦良公司和康成公司连带赔偿建丰公司的经济损失80万元；3.杨锦良对锦良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锦良公司、杨锦良及康成公司连带向建丰公司赔偿库存积压货物损失2018570.1元；5.锦良公司返还建丰公司销售款66541元，并由杨锦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由锦良公司、杨锦良、康成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锦良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建丰公司支付锦良公司合作期间利润25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5年9月1日起至清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建丰公司支付锦良公司经济损失30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6年4月1日起至赔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3.建丰公司支付锦良公司标识款12359.12元；4.反诉受理费由建丰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0日，杨锦良、锦良公司与康成公司签订《专柜合同》，期限自2015年5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2015年6月至2016年8月份，建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阳南与杨锦良共同合作在康成公司下属的大润发商场经营服装生意。2015年8月30日，建丰公司与康成公司签订专柜合同，期限自2015年9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双方约定：“合约期满时，乙方（建丰公司）得经甲方（康成公司）书面同意后方可续约，而且应于约满前30天提出书面申请。若乙方未于上述所定期限内申请续约或虽已依规定申请续约，当经甲方拒绝者，甲方有权终止本合约。如果约满后乙方仍继续经营，甲方亦未提出异议的，则本合约将继续有效并对双方产生拘束力，直至任何乙方提前十日通知终止合同时为止或甲乙双方共同签订的新版本代替为止……。”
2015年9月1日，朱阳南与杨锦良签订《补充协议》，双方约定：“所有华东大润发买卖货物总金额为人民币820元，杨锦良付运费、华东导购工资约人民币300000元，杨锦良收大润发销售货款六月、七月、八月三个月约人民币390万元，杨锦良欠钟易凌货款人民币50万元，由朱阳南支付，杨锦良欠李平炎货款人民币170万元，由朱阳南支付，朱阳南另支付杨锦良仓库租金、人员工资费用10万元，再减之前，朱阳南大约需支付给杨锦良人民币237元，以上所有发货款、库存等都以实际金额为准。2015年9月28日需支付杨锦良人民币100000元，其余款在2015年10月28日结清。从2015年9月1日起，华东大润发所有业务账务与杨锦良无关，由朱阳南全部责任。”
2015年9月20日，朱阳南与锦良公司签订《关于阳关一家亲合作开发经营协议》，双方约定：甲方（锦良公司）提供阳光一家亲商标、每件按0.6元价格提供给乙方（朱阳南），甲方承诺商标的完整性及合法性；乙方负责生产制造阳光一家亲产品，并提供生产样品至甲方公司备案；乙方所生产产品需保证成份属实、并有产品检测报告，如出现质量问题，由乙方承担所有责任；乙方设计生产的产品不得涉及品牌知识产权问题，如若有违，相关责任由乙方承担（知识产权包含：他品牌LOGO，产品品类违规，无授权制造适用商标）；甲方授权乙方在华东地区大润发进行产品销售；为保证甲乙双方合作利益，乙方需向甲方支付品牌保证金30万元，合同结束后，乙方无违约行为，甲方无息全额返还；本协议自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止。
2015年9月15日，杨锦良及锦良公司将阳光一家亲品牌授权给建丰公司合法使用，授权期限为两年。阳光一家亲注册商标的注册人为杨锦良。2016年1月1日，杨锦良、锦良公司与康成公司签订专柜合同，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2016年6月14日，康成公司向建丰公司发出公函，内容为：“现我司根据2015年合同第二条第（四）项通知贵司，由于贵我两司就2016年合同谈判存在分歧，始终无法达成共识。现我司正式发函告知贵司自2016年6月30日起，我司终止与贵司的合作。烦请贵司收到本公函之日起5日内与我司对账并办理撤场事宜”。
2016年6月16日，朱阳南与杨锦良签订了《协商记录》及《情况说明》，双方就华东大润发“阳光一家亲”商标品牌服饰的销售一事进行协商，但未达成一致协议，但再次确认华东大润发“阳光一家亲”商标品牌服饰的销售“由朱阳南单独经营，杨锦良所产生的仓库费、导购工资、物流费等共计三十万元一次性付清，货款在两个月内付清。朱阳南选择自己单独经营华东大润发服饰业务，双方并于2015年9月1日签订补充协议”。
锦良公司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杨锦良。2016年10月28日，锦良公司分别代朱阳南支付货款91246元予钟易凌、支付20万元予李平炎。
一审法院认为，1.本案为合同纠纷，在本案中，建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阳南与杨锦良、锦良公司签订了《关于阳关一家亲合作开发经营协议》，在该协议中，杨锦良、锦良公司授权朱阳南在华东地区大润发进行产品销售，随后朱阳南以建丰公司的名义向康成公司租赁专柜销售“阳光一家亲”品牌服饰，现建丰公司以杨锦良、锦良公司从2016年5月开始进驻大润发商场销售“阳光一家亲”品牌服饰违反《关于阳关一家亲合作开发经营协议》的约定为由，请求杨锦良、锦良公司退还库存150万元、品牌保证金30万元、赔偿损失80万元及库存积压货物损失2018570.1元，但《关于阳关一家亲合作开发经营协议》是杨锦良、锦良公司与朱阳南签订的，建丰公司并非该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即使朱阳南是建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从合同的相对性来说，建丰公司亦无权根据《关于阳关一家亲合作开发经营协议》的约定向锦良公司、杨锦良主张上述赔偿。朱阳南与锦良公司、杨锦良签订的《关于阳关一家亲合作开发经营协议》为锦良公司与杨锦良授权朱阳南在华东地区大润发销售“阳光一家亲”品牌服饰，但并未禁止其他人员包括锦良公司及杨锦良使用，该协议并不具备排他性，故建丰公司主张锦良公司、杨锦良违反协议约定为由主张赔偿，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2.杨锦良、锦良公司授权建丰公司使用“阳光一家亲”品牌，该授权为普通使用许可，商标注册人杨锦良仍可自行使用该注册商标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故杨锦良在建丰公司经营的地方使用“阳光一家亲”品牌并未违反授权约定，故建丰公司请求赔偿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3.关于康成公司的责任问题，由于法院在本案中已驳回建丰公司对锦良公司及杨锦良的赔偿请求，故法院对建丰公司请求康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在本案中亦不再审查。4.对于建丰公司主张返还的销售款66541元，由于建丰公司、锦良公司均确认锦良公司收取了建丰公司2015年9月、10月的销售款共2978365.42元，双方均对扣除税款268052.89元（按9%的比例计算）、朱阳南应支付予杨锦良的237万元及锦良公司代为支付予钟易凌91246元、李平炎20万元无异议，故锦良公司应返还销售款49066.53元予建丰公司。对于锦良公司主张应扣除标识款的意见，由于其未能举证证明且建丰公司不予确认，故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杨锦良应对锦良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锦良公司提起的反诉请求。1.关于合作期间的利润，由于双方并未签订合作协议，无证据证明双方已就合作期间的利润如何分成进行了约定，且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已对合作期间的库存、销售款、各项费用进行了清算，现锦良公司再行主张利润分成并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2.关于经济损失，锦良公司主张建丰公司逾期未提取向其预定的“阳光一家亲”商标50万套，但建丰公司对此不予确认，锦良公司虽然提供送货单佐证，但送货单显示的数量并非其主张的50万套，且由于锦良公司亦销售“阳光一家亲”品牌服饰，其无法证明该批商标为建丰公司所定制，故法院对锦良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3.对于锦良公司主张的标识款12359.12元，由于其未举证证明，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锦良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销售款49066.53元予建丰公司；二、杨锦良应对锦良公司在上述第一项判决中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建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锦良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140.4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27140.44元，由建丰公司负担26856.2元，锦良公司、杨锦良负担284.24元；反诉受理费4650元，由锦良公司负担。锦良公司、杨锦良负担的受理费284.24元，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予建丰公司，法院不另收退。
本院二审期间，建丰公司提交：
1.钟易凌证人证言，拟证明钟易凌对《补充协议》最后一段的理解是认为2015年9月1日补充协议签订起，华东大润发只能由朱阳南经营，杨锦良不参与经营；建丰公司最后一次向钟易凌进货时间是2015年年底，正常备货需要时间2-3个月；
2.李平炎证人证言，拟证明2015年9月后“阳光一家亲”品牌服饰业务只能由朱阳南负责，以及杨锦良确认存货150万元及同意退还保证金30万元。
锦良公司、杨锦良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证明内容不予确认，钟易凌并不清楚补充协议条款的约定，该证人备货时间不等于正常生产商所需要的备货时间；相反，该证人所述的交易情况证明了建丰公司违反了《合作协议》的约定，建丰公司并未向锦良公司支付商标费用。对证据2的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建丰公司与李平炎之间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对其证言真实性不予确认；2015年9月1日补充协议没有李平炎的签名，李平炎关于2015年9月1日补充协议的陈述内容不予确认；协商记录只是记录了双方口头的协商过程，事实上，因建丰公司与大润发关系未处理好及建丰公司查封锦良公司账号，导致锦良公司无法经营而进行协商；证人李平炎向建丰公司发出货物有其他品牌，商标的使用没有得到锦良公司的同意。康成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不予确认，2015年9月1日补充协议是所涉当事人之间的内部协议，与康成公司无关。对证据2不予确认。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详见下文“本院认为”部分。
锦良公司提交朱阳南和杨锦良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页，拟证明2016年5月4日因建丰公司与大润发的合作终止，建丰公司却还想在大润发经营专柜，因此，建丰公司向杨锦良与大润发商谈合作事宜，该微信聊天是当时杨锦良与大润发签订合同时与朱阳南的聊天记录。
建丰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微信很多时候要结合微信语音上下文才能证明其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但锦良公司提供的内容是单方，而且，该语音内容亦无法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杨锦良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康成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不清楚、不确认。经审核，上述证据中所反映的内容并不明确具体，且也没有对锦良公司所要证明的内容的确认或具体回应，锦良公司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
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除对一审查明的“《补充协议》，双方约定：“所有华东大润发买卖货物总金额为人民币820元，杨锦良付运费、华东导购工资约人民币300000元，杨锦良收大润发销售货款六月、七月、八月三个月约人民币390万元，杨锦良欠钟易凌货款人民币50万元，由朱阳南支付，杨锦良欠李平炎货款人民币170万元，由朱阳南支付，朱阳南另支付杨锦良仓库租金、人员工资费用10万元，再减之前，朱阳南大约需支付给杨锦良人民币237元，以上所有发货款、库存等都以实际金额为准。”中的“820元”、“237元”不予确认，对其余事实均予以确认。
另查明：《补充协议》，双方约定：“所有华东大润发买卖货物总金额为人民币820万元，杨锦良付运费、华东导购工资约人民币300000元，杨锦良收大润发销售货款六月、七月、八月三个月约人民币390万元，杨锦良欠钟易凌货款人民币50万元，由朱阳南支付，杨锦良欠李平炎货款人民币170万元，由朱阳南支付，朱阳南另支付杨锦良仓库租金、人员工资费用10万元，再减之前，朱阳南大约需支付给杨锦良人民币237万元，以上所有发货款、库存等都以实际金额为准。
本院认为，建丰公司诉称锦良公司、康成公司在履约过程中均存在违约行为并损害其利益，要求锦良公司、杨锦良向其退还库存货款150万元、品牌保证金30万元，锦良公司、康成公司连带赔偿经济损失80万元，锦良公司、杨锦良、康成公司连带赔偿库存积压货物损失2018570.1元，及锦良公司、杨锦良返还销售款66541元。锦良公司反诉主张建丰公司尚欠其合作期间利润25万元，及在交易过程中订购商标后未能依约提取商标及支付款项，造成其损失30万元及尚欠标识款12359.12元。由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锦良公司应向建丰公司返还销售款49066.53元，及杨锦良对锦良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均未提出上诉，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至于当事人所提其他诉求应否得到支持，须分析厘清案涉协议的约定内容，及当事人的履约行为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因此，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问题如下：
一、关于锦良公司在履约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案涉《合作协议》虽由朱阳南签订，但上述协议签订时，朱阳南为自然人独资的建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且，上述协议签订后，案涉品牌“阳光一家亲”的授权书是由锦良公司、杨锦良授权予建丰公司。案涉《协商记录》虽由朱阳南、杨锦良签名确认，但抬头部分列明其二人分别为建丰公司、锦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实际履行案涉“阳光一家亲”品牌服饰交易的主体均为建丰公司。且，朱阳南作为建丰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出庭参与一、二审诉讼中均确认建丰公司作为上述协议的合同相对人。另，锦良公司亦以建丰公司为《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提起本案诉讼并主张各项诉求，因此，锦良公司的诉讼行为表明其认可建丰公司为合同相对方。因此，建丰公司有权依据上述《合作协议》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对此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上述《合作协议》仅明确授权约定品牌“阳光一家亲”在华东地区大润发进行销售，但该授权并未约定禁止授权人本人或再行授权他人使用上述品牌及在何地使用上述品牌。因此，锦良公司、杨锦良在建丰公司经营上述品牌的地区使用、销售该品牌并不构成违约。
关于2016年6月16日《协商记录》、《情况说明》两份书面材料的认定。虽然朱阳南、杨锦良确认形成了《协商记录》，但，其一，从《协商记录》的抬头可知，该书面材料仅是对协商过程的记录，而非协商合意的结果；其二，从《协商记录》所载内容来看，该书面材料仅为记录杨锦良、朱阳南协商过程中所陈述的解决方案。虽双方提出方案中关于可退回服装金额之内容一致，但该记录内容亦仅能得出可退回货物价值为150万元。《协议记录》载明内容显示双方提出退回服装时所附条件包括退回方式、退回时间及应扣减利润等内容均未协商一致，且杨锦良所表述的可退回货物是包含货款退还时间、方式及所应扣减利润数额等条件。根据上下文记录内容可知双方并未就退回货物所附条件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上述《协商记录》并不能得出双方已就退回货款150万元之内容达成合意。其三，案涉《合作协议》亦无关于合作经营期间应否退货及如何退货予以明确约定。且，本案中，建丰公司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退货具有合理依据。因此，建丰公司要求锦良公司、杨锦良退回服装货款150万元，依据不足。
关于《情况说明》。第一，该书面材料的题目明确是“关于2015年6、7、8三个月合作期间的情况说明”。结合双方2015年9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之内容，可知案涉双方于2015年6月至8月共同经营华东大润发“阳光一家亲”品牌服装业务，之后由朱阳南单独经营。但《情况说明》仅明确双方原共同经营着的业务内容此后由朱阳南单独经营。案涉《情况说明》、《补充协议》并未明确朱阳南经营期限，亦未限制杨锦良或锦良公司于同一区域经营同类型业务。且，如前所述，案涉《合作协议》亦未禁止锦良公司在建丰公司经营“阳光一家亲”品牌区域从事同类型业务。综上，上述《情况说明》不足以认定锦良公司履行《合作协议》项下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构成违约。建丰公司二审举示的证人证言亦未能推翻上述《情况说明》、《合作协议》等的约定内容，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纳。
二、关于康成公司履行《专柜合同》合同义务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由于建丰公司、康成公司签订的《专柜合同》所约定的合同期限于2015年12月31日已经届满，之后双方虽继续履行合同，但并未对合同期限作出重新约定，因此，应视为双方成立了履行期限不确定的合同。康成公司有权在给予合理期限的情况下随时要求解除合同。建丰公司提交的邮件未经康成公司确认，且又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双方已经达成了延续一年合同期限的合意，因此，建丰公司主张康成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构成违约及应向其赔偿损失，依据不足。
根据上述分析，建丰公司未能举证锦良公司、康成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亦未能举证证明其与锦良公司就退货等事宜已协商一致，因此，一审对建丰公司要求锦良公司、杨锦良退还服装货款150万元，及要求锦良公司、杨锦良、康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赔偿库存积压货物损失等主张均不予支持，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建丰公司是否违约的问题。
关于利润问题。经审查，杨锦良与朱阳南于2015年9月1日达成的《补充协议》已经对双方合同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且双方已经实际结清。且，双方又于2016年6月16日再对该协议的签订情况予以确认。锦良公司未能提交其他有效证据推翻上述协议，因此，其主张建丰公司尚欠合作期间的利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案涉《合作协议》、《授权书》及《补充协议》均未禁止双方交易期间任何一方不得经营其他品牌服饰。至于锦良公司主张建丰公司未备案样品、未提取预定标识造成其损失及拖欠标识款的问题。对此，锦良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建丰公司存在未备案需备案的样品之情形并由此造成损失、及存在逾期提取商标并造成损失等情形的有效证据，其所举示的微信所述内容并不具体明确且缺乏相应证据佐证，且其主张的违约情形与送货单所反映内容不吻合，因此，一审对锦良公司关于建丰公司违约的主张不予采纳，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
由于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建丰公司在履行案涉《合作协议》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且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合作协议》约定的合同期限已经届满，因此，建丰公司请求锦良公司返还保证金3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杨锦良应对锦良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部分处理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建丰公司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有理部分予以支持。锦良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1386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
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1386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佛山市锦良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保证金30万元予岳阳建丰商贸有限公司；
四、杨锦良应对佛山市锦良服饰有限公司在上述第三项判决中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驳回岳阳建丰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22140.4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27140.44元，由岳阳建丰商贸有限公司负担25118.32元，佛山市锦良服饰有限公司、杨锦良负担2022.12元；反诉受理费4650元，由佛山市锦良服饰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3172.15元，由岳阳建丰商贸有限公司负担40906.86元，佛山市锦良服饰有限公司、杨锦良负担12265.2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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