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终86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仁寿县文林镇书院路55号。
法定代表人：李寿黔。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明，仁寿县陵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镇黔，男，1945年3月16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现居住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东明，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乐设备公司）与被上诉人李镇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川0191民初6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龙乐设备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川0191民初624号民事判决，改判为驳回李镇黔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李镇黔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李镇黔授权案外人李建黔将5.25万美元借给龙乐设备公司，龙乐设备公司实际收到5万美元，李镇黔、龙乐设备公司建立起民间借贷关系，龙乐设备公司依约全额支付了期间的利息。2005年11月29日，龙乐设备公司将5.25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433896.75元全额还给了李镇黔的代理人李建黔，李镇黔、龙乐设备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消灭。李建黔于2005年11月29日向龙乐设备公司集资411600元，李建黔与龙乐设备公司建立起了另一法律关系，即李建黔与龙乐设备公司的“集资关系”，李建黔的集资关系与李镇黔毫无关联。故李镇黔向龙乐设备公司主张案涉债权属于主体不适格。二、李建黔、龙乐设备公司之间的款项属于“集资款”，不应属于代李镇黔支付的借款，故也不应按年利率9.6%支付利息。
被上诉人李镇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龙乐设备公司的上诉请求。
李镇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龙乐设备公司向李镇黔支付借款本息共计97.336986万元（利息计算至2016年7月31日，2016年7月31日以后的利息以97.336986万元为基数，按年息9.6%计算至归还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
一、关于《借款协议》与借款本金。
2003年9月19日，李镇黔、龙乐设备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李镇黔的代理人为案外人李建黔。协议主要约定李镇黔向龙乐设备公司提供52500美元的借款，留下2500美元支付第一年利息，其利息差额由龙乐设备公司支付给李镇黔；借款利息按人民币年率9.6%支付，每季度结算支付一次；借款期限暂定伍年，借款方式为私人汇兑交公司财务部，还款以美元结算形式归还本金等。协议签订后，李镇黔将50000美元汇入李寿黔的银行账户，李寿黔于2003年10月9日收到并提取了借款，因涉及外币汇兑手续费，李寿黔取款金额为49988美元。对此，李镇黔、龙乐设备公司一致认可收到借款本金为50000美元，当时的汇率为8.2647，折合人民币为413235元。
二、关于龙乐设备公司已向李镇黔支付的利息或款项。
龙乐设备公司于2004年8月30日、2005年1月8日、2005年3月16日、2005年11月30日分别向李镇黔（李建黔代领）支付利息17521元、12000元、12300元、13769.25元、14000元。此外，龙乐设备公司向李镇黔支付的款项还涉及以下两笔：一是李镇黔自认于2005年11月29日收到龙乐设备公司支付的利息22296.75元，龙乐设备公司对此称不清楚；二是龙乐设备公司于2007年9月13日向李镇黔支付了31176.31元，双方对金额无异议，对款项性质存在分歧。
一审法院另认定事实如下：李镇黔与李建黔、李寿黔三人系兄弟关系，李寿黔系龙乐设备公司法定代表人。
李寿黔收到李镇黔支付的借款后，分别于2003年10月10日、2003年10月14日、2003年10月21日、2003年11月3日、2003年12月31日、2004年1月14日、2004年3月31日、2004年4月2日交回龙乐设备公司60000元、82000元、15000元、50000元、150000元、15000元、10000元、31135.82元，合计413135.82元。龙乐设备公司“其他应收款”财会凭证中对上述款项予以了记录，同时记载了2003年10月10日，李寿黔“借”413135.82元，摘要为“李总经筹从美国汇款美元49988，汇率8.2647”。2003年11月11日，李寿黔还向龙乐设备公司出具说明一份，载有：“财务部：本人代公司收到李镇黔从美国汇款49988美金，汇率8.2647折人民币413135.82元（肆拾壹万叁仟壹佰叁拾伍元捌角贰分）”。
2005年11月29日，李建黔向龙乐设备公司出具《领条》一张，载有：“今领到集资款本金433896.75元（肆拾叁万叁仟捌佰玖拾陆元柒角伍分）”。当日，龙乐设备公司向李建黔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收到李建黔交来集资款411600元，备注一栏载有“转存”字样。
龙乐设备公司于2005年12月7日的记账凭证对2005年11月30日支付的13769.25元利息予以了记载，科目为“预提费用”、子目为“集资利息”、摘要为“付李建黔”。
2007年3月1日，龙乐设备公司向李建黔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有：“李建黔同志：关于你等借款给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金额以财务部账上金额）。由于公司正在诉讼期中，新的投资人法律地位尚未明确，故暂时不能支付。但承诺在2007年6月30日前定能付清。特此承诺”。
2010年3月28日，龙乐设备公司向李建黔出具《还款承诺书》一份，载有：“本公司向李建黔的借款、黄锦雲、邓建华在我公司的集资款共计人民币大写陆拾贰万叁仟叁佰零伍元玖角柒分，在本公司经济纠纷案审理终结后，连本带息一并结算付清。特此承诺”。
2016年8月2日，龙乐设备公司出具《四川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与李镇黔（李建黔代）对账清单》（以下简称对账清单）一份，载有：“2003年10月18日，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向李镇黔（李建黔代）借入资金52500美元，按当时汇率8.264折换成人民币433896.75元，并签订借款协议商定年利率为9.6%，2005年11月29日，由李建黔代领出433896.75元，同时转存企业集资款411600.00元，年利率为9.6%，龙乐公司已按期支付了利息。2006年9月增资扩股账务移交为：李镇黔（李建黔代）本息423629.70元。2007年9月23日付李建黔（代领）31176.31元，按龙乐设备公司当时对集资款利息的规定，至2016年7月31日，共欠：李镇黔本金392453.39元，利息580916.47元，合计973369.86元（大写：玖拾柒万叁仟叁佰陆拾玖元捌角陆分）。附利息计息清单”。
上述一审查明的事实有，《借款协议》《收据》《四川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与李镇黔（李建黔代）对账清单》《承诺书》《还款承诺书》《中国银行进账单》《中国银行费用清单》《报销说明》、“收款便笺”、“记账凭证及收据”、“其他应收款财会凭证”、《领条》及相应记账凭证、“利息的相应领条”、《付款单》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特殊之处在于龙乐设备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寿黔与龙乐设备公司委托代理人朱茂君对案涉纠纷的意见分歧巨大，一方基本肯定李镇黔诉请，另一方存在诸多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故李寿黔有权代表龙乐设备公司进行诉讼；而朱茂君作为龙乐设备公司股东亦取得了加盖龙乐设备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依法具有代理人资格，故一审法院在对二人释明要求统一意见无果后，为切实保障当事人诉权，同时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对二人的意见均予以了记录，作为当事人陈述予以考量。李寿黔虽亲历案涉借款始终，但鉴于李寿黔与李镇黔近亲属身份，且相较朱茂君反对主张，李寿黔系基本认可李镇黔诉请，故本着有利于己方陈述的原则，在二人意见相左的情形，以朱茂君的主张为准，李寿黔的相关陈述予以参考。为此，如下作文：
根据查明的事实，李镇黔、龙乐设备公司对案涉借款本金、借款利率，以及龙乐设备公司已向李镇黔支付的利息或款项金额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05年11月29日，李建黔于龙乐设备公司处“领出”433896.75元、“交来”411600元的“一出一进”行为是否已经结清案涉借款关系；若借款关系并未结清，李镇黔、龙乐设备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又是否变更为龙乐设备公司主张的“集资关系”，龙乐设备公司是否还应向李镇黔支付利息。
一、案涉借款关系是否已经结清，有权向龙乐设备公司主张权利的主体是谁。
第一，从举证责任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无论龙乐设备公司主张案涉借款已经结清，或是法律关系发生变化，均应承担举证责任。龙乐设备公司为证明案涉借款已经结清，提供了《记账凭证》和《领条》作为证据，经当庭询问支付方式，龙乐设备公司委托代理人及现财务负责人均陈述当时还未进入公司不清楚，而433896.75元并非小额款项，即使以现金支付，亦应当提供资金来源的相应证据并说明实际支付情况。相反，于一审庭审过程中，龙乐设备公司委托代理人多次提及龙乐设备公司因经营困难于2006年对外招商引资，对外债务上千万元，龙乐设备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是直言龙乐设备公司当时“不可能付43万多的现金”，令对龙乐设备公司是否具备大额现金支付能力存疑。更为重要的是，《领条》出具当日，龙乐设备公司又向李建黔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集资款411600元，与“领出”款项之间的差额为22296.75元，对此李建黔陈述龙乐设备公司实际仅向其支付了差额，为配合龙乐设备公司财务调账才出具的《领条》。从一般社会经验来看，李镇黔仅领取差额的主张相较龙乐设备公司当日领出433896.75元现金，又交回411600元现金的陈述更具说服力，龙乐设备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已实际向李镇黔支付了《领条》载明款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第二、从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来看，李建黔系李镇黔向龙乐设备公司借款的代理人，且长期以来以其个人名义代收龙乐设备公司向李镇黔支付的利息。“一出一进”行为发生于2005年11月29日，在《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期内，龙乐设备公司明知李建黔代理人身份的情形下，主张李建黔于同一日“领出”系代理行为，而“交来”系个人行为，既未提交与李镇黔或李建黔具有相关约定的证明，也与李建黔本人的认知相左。2005年11月30日，即“一出一进”行为次日，李建黔还向龙乐设备公司出具了两份《领条》代收利息27769.25元，可见，龙乐设备公司并未改变对李建黔代理人身份的认知。结合李建黔本人对于其代理行为的陈述，即使其“领出”433896.75元，又“交来”411600元，也均应认定为代理行为，相应法律后果由李镇黔承担。
第三、从诚实信用和禁反言原则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四款，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故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对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或证据进行承认后，不得随意撤销或者主张与承认事实相反的事实。本案第一次庭审过程中，龙乐设备公司代理人在回答法庭询问“关于你们陈述的转集资款的问题，当时有没有通知过李镇黔这个事情”时，答“转集资款的问题，关于李建黔来结算前面的借款，最后把它转为集资款，他都是受李镇黔的委托……所以转借款合同的经办人是李建黔，转集资款的人也是李建黔，所以至于李镇黔是否清楚与我公司无关。”龙乐设备公司代理人于第一次庭审主张李建黔的行为系代理行为，第二次庭审又予以否定，转而主张李建黔系自己行为。龙乐设备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首次陈述存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的情况，故龙乐设备公司代理人的行为有违诚信原则和禁反言原则，一审法院对其反言陈述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李建黔于2005年11月29日的“领出”、“交来”行为均为代理行为。龙乐设备公司并未按照《领条》载明的金额实际向李镇黔偿还借款，而是向李镇黔支付了《领条》与《收据》之间的差额，案涉借款关系并未结清，李镇黔有权向龙乐设备公司主张权利。
二、李镇黔、龙乐设备公司之间借款关系性质是否发生变化，龙乐设备公司是否还应向李镇黔支付利息。
龙乐设备公司主张之所以“一出一进”是双方合意将借款关系变为了“集资关系”，“集资关系”不再计付利息。龙乐设备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2005年11月29日的《收据》作为证据，《收据》载明“交来集资款”。龙乐设备公司认为若借款关系没有变化，就没有必要作出“领出”又“交回”这“一出一进”的行为，也不会在《收据》上特别注明是“集资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
首先，龙乐设备公司的在后行为多次确认了案涉借款关系。龙乐设备公司于2005年11月29日之后还两次向李镇黔出具还款承诺书，并于2016年8月2日形成对账清单，均有涉及“借款”的意思表示。如2007年3月1日的《承诺书》中记载“关于你等借款给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2010年3月28日《还款承诺书》记载“本公司向李建黔的借款……连本带息一并结算付清”，对账清单更是对借款经过和利息进行了详细记录。龙乐设备公司当庭认可了2007年3月1日《承诺书》的真实性，可见，龙乐设备公司对案涉款项性质的认知并未因所谓的“转集资款”发生变化，其仍然认可借款的性质。至于2010年3月28日出具的承诺书和对账清单，即使如龙乐设备公司委托代理人所言，均是基于李寿黔作为龙乐设备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意所出具，但法定代表人作为依法代表法人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主要负责人，其授意行为并非法律所禁止或规定无效之情形，龙乐设备公司对此亦未举出反证予以证明，故认定相关承诺书和对账清单能够证明李镇黔、龙乐设备公司之间借款关系并未发生改变。
其次，李镇黔、龙乐设备公司之间存在混用借款和集资款称呼的惯常做法，法律关系的实质不以称呼所决定。何谓集资，集资一词并非法律术语，一般理解为聚集资金，从广义上看，民间借贷亦属于一种集资方式。从本案李镇黔、龙乐设备公司双方的交易行为来看，李建黔于2005年11月29日出具的《领条》记载“今领到集资款本金433896.75元”，其对此前借款称作集资款。而龙乐设备公司提交的2005年12月7日的《记账凭证》（审注：龙乐设备公司于2005年11月30日付李建黔137**.25元的内部财务凭据）中，科目为“预提费用”，子目为“集资利息”，摘要为“付李建黔”，其对借款利息的称呼亦称为“集资利息”。可见，李镇黔、龙乐设备公司之间对于出借款项的表述并不规范，存在混用借款和集资款称呼的惯常做法。2005年11月29日“一出一进”行为发生时仍在《借款协议》借期内，仅凭龙乐设备公司开具的《收据》对案涉款项称呼为集资款，尚不能证明双方已合意变更了彼此之间的法律关系，也不足以认定双方已合意取消利息。
再次，龙乐设备公司的主张不符合社会一般经验。虽然李镇黔与龙乐设备公司法定代表人系亲属关系，但借款人为龙乐设备公司，李镇黔出借款项之初即约定了利息，李镇黔出借资金的目的仍是为了取得资金占用利息。龙乐设备公司所谓的“转集资款”，其陈述为无偿使用资金，且不参与公司经营、不分取公司红利，还要承担集资风险。从一般社会经验来看，李镇黔并不存在将有偿借款转为无偿使用，甚至还要承担风险的行事动力。
最后，龙乐设备公司无偿“集资关系”的说法与证人证言相矛盾。龙乐设备公司委托代理人一再强调龙乐设备公司因经营困难对外招商引资，故对外在债权债务进行“打包”处理，“打包”后所有集资款就只支付本金不支付利息。其在回答一审法院关于“从什么时候不再有利息”的询问时，回答“2006年4月21日以后，就不再给利息了”。而本案证人之一郑光明，其自2006年10月起担任龙乐设备公司财务负责人。郑光明于第一次庭审中有如下陈述：问“你记得你经手的偿还集资款的有哪些人吗？”答“记不清。”问“数量多还是少？”答“少。”问“这些人的利息怎么计算的？”答“按年利率9.6%计算的。”问“是否计算复息？”答“没有。”问“就经你手已偿还集资款的人都是按年利率9.6%偿还的，没有计算复息？”答“应该是这样，我记不清到底是否经我手还过别人吗，因为我之前翻过以前的账。”问“到底你做公司财务期间公司是否偿还过别人集资款？”答“确认还过，算了利息没有算复息。”郑光明于2006年10月担任龙乐设备公司财务负责人之后还偿还过他人集资款，且按年利率9.6%计算了利息，与龙乐设备公司委托代理人2006年4月“打包”后就不再支付利息的说法互相矛盾。
综上，仅凭“一出一进”行为和《收据》上集资款的称谓，不能证明李镇黔、龙乐设备公司双方合意变更了借款关系，龙乐设备公司仍应按照《借款协议》约定的利率向李镇黔支付利息。
三、龙乐设备公司应向李镇黔偿还的本息如何计算。
李镇黔主张按照对账清单记载的2016年7月31日的欠款金额确定欠款本息。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存在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做法，对账清单的计算基础有误，且欠款金额系计算复利而来，不符合《借款协议》的约定，李镇黔亦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计算复利的其他约定或交易习惯，故对账清单不能直接作为确定欠款本息的依据。李镇黔、龙乐设备公司双方一致认可借款本金折合人民币为413235元，李寿黔于2003年10月9日收到并提取了借款，故借款利息应自该日开始计算。至于李寿黔收到借款后分期多次才交回龙乐设备公司，应视为龙乐设备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从龙乐设备公司财务凭证看来，龙乐设备公司于2003年10月10日已将该笔款项记账作为法定代表人李寿黔的借支项，亦可印证龙乐设备公司对于李寿黔分期交回借款的做法予以了默许。
《借款协议》约定借期伍年，自实际出借之日即2003年10月9日起算，已于2008年10月8日到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李镇黔、龙乐设备公司约定了借期内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故对于借款到期后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一审法院仍按照年利率9.6%予以支持。
关于龙乐设备公司已向李镇黔偿还的款项，李镇黔、龙乐设备公司一致确认的五笔利息合计69590.25元；另李镇黔自认龙乐设备公司于2005年11月29日支付了利息22296.75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存在争议的一笔款项系龙乐设备公司于2007年9月13日向李镇黔支付的31176.31元，李镇黔主张系支付欠息，龙乐设备公司主张系偿还集资款本金。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李镇黔以该时段龙乐设备公司尚有欠息未偿清为由主张先息后本的清偿顺序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鉴于对账清单中对该笔款项的抵扣系用于抵偿本金，虽如前所述，对账清单不能直接作为确定欠款本息的依据，但其仍属当事人相关意思表示的真实反应，即在利息尚未偿清的情形下，双方于对账时已将该31176.31元用于抵偿本金，本着充分尊重及还原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原则，一审法院认定龙乐设备公司于2007年9月13日偿还的31176.31元系用于偿还本金。综上，自2003年10月9日起，以借款本金41323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6%，扣除龙乐设备公司已向李镇黔支付的利息和本金，计算如下：（计数单位为元）
故截至2007年9月13日，龙乐设备公司尚欠李镇黔借款本金375381.52元、利息69718.36元，自2007年9月14日起至借款到期的借期内利息，以及借款到期后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均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6%予以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龙乐设备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镇黔支付借款本金375381.52元及利息。截至2007年9月13日的欠息为69718.36元，2007年9月14日起的利息，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6%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李镇黔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收取13841元，保全费5000元，由龙乐设备公司负担。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借款主体和性质是否发生变化；龙乐设备公司是否应继续支付利息。
根据李镇黔与龙乐设备公司之间的《借款协议》，2003年9月19日，李镇黔委托代理人李建黔将借款本金5万元的美金（折合人民币413235元）出借给龙乐设备公司，借款期限为五年。2005年11月29日，即在借款期间内，李镇黔的代理人李建黔在龙乐设备公司领出“集资款”本金433896.75元，同日，龙乐设备公司向其出具一张收据载明收到“集资款”411600元。上诉人龙乐设备公司上诉称411600元属于李建黔个人向龙乐设备公司支付的集资款，属于与李建黔的另一法律关系，即李建黔与龙乐设备公司建立的“集资关系”，与李镇黔毫无关联。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李建黔作为被上诉人李镇黔的代理人龙乐设备公司对此是明知的，且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也是直接支付给李建黔，在龙乐设备公司未证明李镇黔已解除对李建黔的委托代理的情况下，李建黔对该笔借款进行操作的行为结果都应归于李镇黔，2005年11月29日李建黔代领李镇黔向龙乐设备公司借款433896.75元后又转存411600元，在无相反证据证明李建黔的转存行为系个人行为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是代理行为，涉案的债权主体为李镇黔；其次，李建黔代领钱款433896.75元，又转存411600元，即于当日领取差额22296.75元。李建黔针对领取钱款向龙乐设备公司出具《领条》，龙乐设备公司针对李建黔转存的411600元向其出具《收据》，《领条》、《收据》上记录的内容均以“集资款”来称呼上述两笔钱款，且在转存事实发生后于2005年11月30日、2007年9月13日，龙乐设备公司仍在向李镇黔（李建黔代领）支付利息，而龙乐设备公司却称第一笔领取款属于借款，第二笔转存款则属于李建黔个人支付的无利息的“集资款”，龙乐设备公司的主张与事实矛盾；再次，在上述转存事实发生后，即于2016年8月2日，龙乐设备公司向李镇黔出具的《四川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与李镇黔（李建黔代）对账清单》内容也明确了李镇黔的债权主体资格以及借款利息，故411600.00元的企业集资款的并非龙乐设备公司所称的由李建黔自己名义投资龙乐设备公司且无利息的“集资款”。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涉案的钱款433896.75元以及411600.00元，虽然将“借款”与“集资款”混称，但实质上仍属于李镇黔向龙乐设备公司出借的借款，411600.00元仍为借款性质，李镇黔系该笔借款的债权人。龙乐设备公司上诉称李镇黔主体不适格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上述事实，李建黔转存于龙乐设备公司的411600元钱款的借款性质并未发生变化，龙乐设备公司应依照借款协议的约定继续支付利息。一审法院关于龙乐设备公司应支付利息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龙乐设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41元，由上诉人四川龙乐水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文宏
审判员 陈 红
审判员 王 敏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胡瀚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