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2刑初425号
公诉机关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胡幼善，男，1965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程度，原系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惠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户籍地杭州市西湖区，住杭州市西湖区。2015年8月27日因涉嫌犯贪污罪被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杭州市上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阮方民、鄢祖锋，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郑晓军，男，1965年2月2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系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住杭州市萧山区。2015年8月26日因涉嫌犯贪污罪被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杭州市上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王欣，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贾建丽，女，197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程度，原系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浙江惠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户籍地杭州市上城区，住杭州市滨江区。2015年9月15日因涉嫌犯贪污罪被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汪小燕，浙江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姜海斌，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陶世方，男，197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系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浙江惠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户籍地杭州市上城区，住杭州市拱墅区。2016年1月7日因涉嫌犯贪污罪被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杭州市上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朱卫永，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陆志军，浙江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邱景红，男，1976年8月8日出生，满族，研究生文化程度，原系浙江惠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业务一部副经理，住杭州市滨江区。2015年12月9日因涉嫌犯贪污罪被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杭州市上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贺宝健，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邓继祥，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上检公诉刑诉（2016）45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胡幼善、郑晓军、贾建丽、陶世方、邱景红犯贪污、受贿、行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于2016年10月2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田某、书某、王某1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胡幼善及其辩护人阮方民、鄢祖锋，被告人郑晓军及其辩护人王欣，被告人贾建丽及其辩护人汪小燕、姜海斌，被告人陶世方及其辩护人朱卫永、陆志军，被告人邱景红及其辩护人贺宝健、邓继祥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又经公诉机关申请，本院同意延长审理期限，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一）贪污事实
1、被告人胡幼善、陶世方、贾建丽、邱景红曾在浙江惠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惠某公司，于2002年8月成为国有控股公司）任职。2002至2003年间，被告人陶世方与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被告人胡幼善经商议确立“小金库”管理模式，由被告人邱景红在开展白糖业务时让部分客户将业务款打入“小金库”账户，被告人贾建丽配合将公司大账做平。为解决公司部分个人股东还贷困难，被告人胡幼善召集陶世方、贾建丽、邱景红等股东商议决定用“小金库”钱款按比例向个人股东发放，贾建丽向各个人股东发放钱款共计172.5万元，其中胡幼善实得80万元，陶世方、贾建丽各实得20万元，邱景红实得10万元。2004年，被告人陶世方还私下侵吞该“小金库”中钱款5万元。
2、被告人胡幼善、郑晓军、陶世方、贾建丽在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浙商控股，系全资国有子公司）任职期间，多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司钱款。具体为：
2008年，被告人胡幼善、陶世方商议后以员工名义设立“小金库”，由贾建丽提供账户并负责保管。2008年底至2009年上半年，被告人陶世方套取浙商控股炒期货资金100万元打入“小金库”。2009年6月至2010年12月，该“小金库”向公司小范围人员发放钱款75万元，其中胡幼善批准发出31万元，陶世方批准发出16万元，贾建丽实得5万元。被告人胡幼善还私下侵吞该“小金库”钱款21.3972万元。
2009年，被告人胡幼善、郑晓军商议决定以员工个人名义再设立一个“小金库”，让被告人贾建丽在财务部门配合将公司大账做平。2009年11月至2011年3月，经被告人郑晓军操控，四笔业务款共计600余万元被打入该“小金库”。期间，该“小金库”向公司十余名人员发放钱款300余万元。其中，胡幼善批准发出227.28万元，郑晓军批准发出79.2万元，郑晓军实得128.685万元，贾建丽实得17.75万元。被告人胡幼善还私下侵吞该“小金库”钱款6.017951万元。
2012年，浙商控股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望江街道办事处（简称望江街道）提出给予“税收奖励款”，被告人胡幼善、郑晓军为个人侵吞要求将该笔款项打入员工张某2个人账户，望江街道被迫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向张某2账户打款87.2万元。2013年7月，经胡幼善决定，该笔钱款被分给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胡幼善实得17.6576万元，郑晓军实得17.2万元。
（三）受贿、行贿事实
2010年12月，被告人郑晓军出资45.8万元为胡幼善办理一张实名制高尔夫球卡，胡幼善予以收受。2011年，被告人胡幼善收受惠某公司总经理刘某所送卡地亚手表一块。
（四）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事实
2009年起，浙商控股开始采取“融资性贸易”模式开展钢铁及有关贸易经营，被告人胡幼善、郑晓军作为公司决策人、管理人，未严格审查对方单位的履约能力，未严格把控风险，截至2015年1月28日，浙商控股本级公司有11亿余某应收款无法按时收回，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被告人贾建丽作为浙商控股副总裁、财务总监，明知违反财务规定，于2012年底帮助开具2.4亿元信用证给沈阳东方公司且不在公司账上记录，后沈阳东方公司负责人贴现后携款潜逃。
公诉机关认为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工商登记材料、公司文件、决议及任某1、干部任免审批表、干部履历表、股权受让协议书、银行业务凭证、记账凭证、银行业务单据、小金库收支记录、银行账户明细、股东分红明细表及清单、挂账明细、短缺库存说明、资产负债表、董事会决议、领款单、期货交易记录、奖金发放表、小金库入账说明、钢贸合同、小金库收支记录、财务记账凭证、街道会议纪要及报告、商业集团业绩考核办法、浙商控股考核办法、商业集团对工资总额及年薪的批复、浙商控股员工名单、退赔情况说明、高尔夫球卡、办卡资料及银行业务凭证、球卡使用及报销记录、银行对账单及消费凭证、惠丰公司账目记录、审计报告、审计移送处理书、报案立案材料、民事判决书及仲裁裁决书、银行贷款说明及代理费收入说明、损失情况说明及汇总表、归案经过、户籍证明及各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对被告人胡幼善应以贪污罪、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对被告人郑晓军应以贪污罪、行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对被告人陶世方应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对被告人贾建丽应以贪污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对被告人邱景红应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胡幼善对指控贪污事实辩称：从小金库发放资金系集体决定，发放范围涉及公司大部分人，其在惠某公司发放款项时并未实得80万元，从浙商控股小金库报销的20余万元系出国期间公务招待费，税收奖励款系集体决定发放且数额未超公司规定。对指控受贿事实辩称：收受的高尔夫球卡是以个人名义办理的单位公务用卡，收受刘某所送手表时以为价值1-2万元，事后以礼金方式返还。对指控滥用职权事实辩称并非有意造成公司损失。辩护人共同提出：1、涉及惠某公司事实中，胡幼善与员工股东商量决定以借的方式抽回50%注册资金，胡幼善未实得80万元，也未拿后两次分红钱款抵还抽回注册资金的缺口，属国企改制转制背景下的不规范行为，不构成贪污罪。2、涉及浙商控股事实中，小金库系经公司班子集体讨论设立，拿小金库钱款给部分骨干员工发奖金及报销因公出国费用属违纪行为，胡幼善已受行政降职处理并退回报销费用；税收奖励款针对企业负责人与管理层，发放奖金在公司额度内，从个人账户领取奖金有避税情节但属一般违法行为。3、对于受贿事实，胡幼善主观上认为是以个人名义为公司办理的高尔夫球卡，无受贿故意，事后用于接待上级部门及兄弟单位领导公务接待，不构成受贿。4、对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定性无异议，但认为“融资性贸易”模式得到商业集团认可，钢贸团队有相对独立的经营决策权，胡幼善属未尽监督责任的第二层次责任人，造成巨额亏损也有市场因素，胡幼善有悔罪表现；5、胡幼善于2014年底主动就浙商控股小金库及收受高尔夫球卡事宜向商业集团领导报告，后在刑事立案前进一步交代惠某公司小金库问题，胡幼善关于收受刘某手表事宜供述时间也早于刘某，故具有自首情节。辩护人并提交律师调查笔录及政策文件，欲证明胡幼善打高尔夫球是公务接待活动，惠某公司股东以“借”为名从公司抽回50%注册资金的行为系违规行为。
被告人郑晓军对指控贪污事实辩称：浙商控股钢贸小金库非由其操控，系执行公司决议并交由下属办理，其签字的七十余万元是分配给钢铁事业部的奖金，发放数额在公司规定范围内，不属于贪污；税收奖励事实中其未向望江街道提出打款至个人账户要求。对指控行贿事实辩称：考虑到以公司名义办卡费用过高，为给公司节省费用便自己出资以胡幼善名义办理，同时由胡幼善出面陪业务单位打球。胡幼善系其上司，办卡也有与对方搞好关系的因素。对指控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事实无异议，但认为自己有监管意识和作为。辩护人提出：1、对于贪污事实，税收奖励对象是浙商控股领导班子，胡幼善根据公司考核办法计算出发放数额，望江街道也是扣除个人所得税后打入张某1个人账户；钢贸小金库中郑晓军签发的79.2万奖金系钢贸团队的奖励款，郑晓军也不参与小金库的设立、管理、经办和发放。无论是税收奖励还是小金库款项，郑晓军主观上均不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客观上仅取得原本应得的奖励、奖金等收入，不应认定为贪污。2、对于行贿事实，郑晓军为胡幼善办理高尔夫会员卡的初衷是由胡幼善陪同业务单位的人打球，也可以节约公司开支，郑晓军缴纳的45.8万是入会费，会员资格不宜直接认定为物质性利益，郑晓军从未有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也未取得不正当利益，不应认定为行贿。3、对于滥用职权事实，郑晓军因管理不善对最终损失负有责任，但对损失原因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钢铁行情断崖式下跌、业务对象资金链断裂、客户个人携款潜逃等，均非郑晓军等管理团队能把控的风险，郑晓军也曾为公司创造利润。4、郑晓军对指控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退赔全部所得，本人身体状况极差。综上，请求对被告人郑晓军适用缓刑。辩护人并提交浙商控股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收条，欲证明税收奖励款的发放符合规定，郑晓军已全额退赃。
被告人贾建丽对指控贪污事实辩称：惠某公司小金库款项是暂借给股东，后以分红款归还；浙商控股小金库发放奖金是领导班子决定；对指控滥用职权事实辩称是按照公司流程开具信用证。辩护人汪小燕提出：1、对于惠某公司一节事实，贾建丽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不具有伙同他人侵吞公款的非法占有故意，涉案款项并非国有财产、公共财物，且均由惠某公司领导班子商量后由胡幼善决定发放，故贾建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2、关于浙商控股一节事实，贾建丽主观上无占有公款故意，仅按领导安排履行财务人员保管款项职责，未利用职务便利骗取、窃取国有资产，发放奖金经领导班子决定且符合公司规定，贾建丽的行为也不构成贪污罪；3、关于滥用职权事实，贾建丽不存在滥用职权行为，开具2.4亿元信用证仅是支付货款的一种方式，贾建丽按照公司正常的合同审批流程开具，未在公司账上体现是因为其主观上想在信用证到期后按实际发生金额入账，没有隐瞒事实的主观故意；贾建丽无决策权，仅履行程序性职责，相应损失与贾建丽未入账行为无因果关系，故贾建丽的行为不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4、关于量刑情节，认为贾建丽系从犯，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上缴涉案财物，主观恶性小，系初犯、偶犯。辩护人姜海斌补充提出：1、贪污惠某公司财物数额应以侵吞货款的51%计算，贾建丽等配合参与者应以个人实得数额的51%认定。2、贾建丽执行公司负责人指令过程中确有财务违规之处，但尚不足以认定系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行为。
被告人陶世方对指控贪污罪有异议，辩称：惠某公司小金库由其提议设立但并非为发奖金，其未得到20万元，领取的5万元系业务介绍费。浙商控股设立期货小金库是为了将部分利润留至下一年，按照胡幼善要求操作，其未批准发放16万而是仅有签发权。辩护人朱卫永提出：1、关于惠某公司事实，陶世方任职惠某公司时并非国家工作人员，提议设立账外账初衷并非为侵吞公共财物，认定陶世方分得20万证据不足且分发款项也非陶世方提议，陶世方领取的5万元属于佣金支出且经胡幼善核准同意，不应认定为贪污。2、浙商控股事实，套取浙商控股期货资金100万元并打入公司小金库是为了留存上一年度利润，分发奖金程序合规，陶世方无贪污动机，不应以其在奖金单上签字就认定为贪污。3、陶世方系从犯，已全部退赃，认罪态度尚佳，系初犯、偶犯。辩护人陆志军补充提出：陶世方签署法律文件是在他人定性后盲从的签署行为，主观上无犯罪故意，系过失或被他人利用为犯罪工具。
被告人邱景红对指控罪名无异议，对指控事实辩称：胡幼善就分红一事未与其商量，而是在员工会议上公布决定；以个人账户收取货款是执行领导指令，不清楚是为了设小金库。辩护人贺宝健提出：惠某公司个人股东后与阮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补偿协议书》，惠某公司账下暗亏已填平，即国有资产损失已由个人股东填补，起诉书指控的非法占有共同财物结果不成立；邱景红不符合贪污罪主体要件，主观上不存在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故意，也无共同贪污故意，客观上未利用职务便利进行分红，不知晓分红款来源，故邱景红不构成贪污罪。辩护人邓继祥提出：根据贾建丽记录的账本，惠某公司172.5万元属于借款，邱景红不清楚两次分红是否违规且分红款用于归还先前借款，不具有贪污公共财物的共同故意；邱景红系从犯，已退赃10万元，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当庭认罪。综上，请求对邱景红免除处罚。
经审理查明：一、涉及惠某公司的贪污事实
惠某公司于2000年在杭州市上城区注册成立，系由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浙江省商业集团公司，系国有独资公司，简称商业集团）投资设立的子公司，后经股份转让，至2002年8月成为国有控股公司。
2002至2003年间，时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被告人陶世方向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被告人胡幼善提议，以员工个人的银行卡设立“小金库”，将公司部分白糖业务款存入其中用于账外开支，得到胡幼善同意。二人商议后，确立了“小金库”管理模式，即时任公司业务一部副经理的被告人邱景红在开展白糖业务时让部分客户将业务款打入“小金库”账户，时任公司财务部经理的被告人贾建丽配合将公司大账做平。
2003年，公司部分个人股东因贷款到期出现还贷困难。为解决上述问题，被告人胡幼善召集陶世方、贾建丽、邱景红等公司个人股东开会，决定用公司“小金库”钱款，按照一定比例向每名个人股东发放，由贾建丽具体操作。此后，贾建丽陆续向各个人股东发放钱款共计172.5万元，其中胡幼善实得80万元，陶世方、贾建丽各实得20万元，邱景红实得10万元。上述行为导致惠某公司出现白糖库存缺口。为此，2005年及2008年，被告人胡幼善、陶世方两次违规决定以分红名义套取公司资金，再以货款名义打入公司大账用于弥补白糖库存缺口。被告人贾建丽负责组织财务部人员具体操作。
上述事实经庭审质证有下列证据证实：（1）工商登记材料，证明：商业集团成立于1993年，住所在杭州市上城区惠民路56号，系全资国有公司。2000年7月，商业集团与浙江省糖业烟酒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惠某公司。2000年8月，经股份转让，商业集团占股51%，惠某公司职工持股会占股49%。2002年8月，惠某公司进行股权结构变更登记，商业集团仍占股51%，胡幼善出资320万元占股32%，被告人陶世方、贾建丽、邱景红分别出资40万元、40万元和20万元，占股4%、4%和2%，另有自然人杜某、周某、阮某分别出资40万元、20万元、10万元，占股4%、2%、1%。2006年1月，惠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商业集团仍占股51%，胡幼善出资185万元占股18.5%，被告人陶世方、贾建丽、邱景红分别出资80万元、40万元和40万元，占股8%、4%、4%，另有刘某、杜某、阮某、朱某分别出资80万元、40万元、15万元和10万元，占股8%、4%、1.5%、1%。惠某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出资，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先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提取专项奖励基金、分配股东股利等顺序进行，企业发生亏损时不得分配红利。（2）股权受让协议书、银行业务凭证、记账凭证、银行业务单据，证明：2002年7月，惠某公司职工持股会退股，胡幼善、陶世方、贾建丽、邱景红、杜某、周某、阮某以490万元的总投资额入股，入股资金足额缴纳进惠某公司开设在农行中山支行的账户。（3）商业集团及惠某公司的文件、决议、任某1、干部任免审批表、干部履历表，证明：胡幼善自2002年起任某2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直至2008年，该职务系由商业集团委派、推荐；陶世方自2002年起被惠某公司聘任为总经理助理，至2003年任副总经理直至2008年，其副总经理的职务经报商业集团后被认可；贾建丽自2002年起被惠某公司聘任为财务部经理直至2009年；邱景红自2002年起被惠某公司聘任为业务一部副经理，2003年被聘任为业务一部经理直至2009年。（4）证人杜某的证言，证明：2002年杜某贷款40万元作为股本金入股惠某公司，股东都交足股本金。2003年胡幼善召集个人股东开会，胡幼善称公司可为大家解决经济困难，将50%的股本金退给股东，参加会议的股东也认为先用公司的钱还部分个人贷款挺好，胡幼善叮嘱大家保密。会后，胡幼善私下告诉杜某公司可以先还一半的股本金给杜某。2003年7月，贾建丽向杜某要了账号并汇款20万元，胡幼善没说过这笔钱要股东归还。2008年下半年公司分红500万元，杜某税后应分16万元，因杜某股份增加应补交31万余元股本金，贾建丽称直接冲抵原来出资不足的股本金。惠某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好，2009年从刘某处得知惠某公司账下亏损有1000多万。（5）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2002年在胡幼善帮助下，周某贷款20万元作为股本金入股惠某公司。2003年胡幼善召集公司个人股东开会，所有个人股东均到场，胡幼善称公司将帮助个人股东解决经济负担。会后，其从贾建丽处得知公司帮助自己解决10万元贷款，事后周某拿到了该笔10万元，并应贾建丽要求写了一张借条，但公司里的人包括胡幼善、贾建丽从未提过这笔钱发了还要还。（6）证人阮某的证言，证明：2002年，阮某以10万元作为股本金入股惠某公司，占股1%。2003年胡幼善或贾建丽提出可以将阮某的股份增至1.5%，且公司内部规定股东实际出资只要到股本的一半即可，即阮某增加至15万元股份只需要出资7.5万元，鉴于先前已实际出资10万元，故阮某不仅不需支付增资的5万元，还从公司拿到退款2.5万元，实际等于从公司拿到7.5万元。惠某公司虽让其写了7.5万元的借条，但未要求归还过，借条仅是应公司要求走个形式，因为7.5万元实际也不是借款。（7）证人朱某的证言，证明：2002年，朱某进入惠某公司并入股5万元，未及时办理工商登记股东变更手续，股份由胡幼善代持，未签订书面协议。2005年，惠某公司变更工商登记，朱某成为股东并占股1%，对应股本金10万元，但朱某未缴纳增加的出资，该款系惠某公司帮其解决。胡幼善让朱某出具借条作为入股资金，但仅是财务上做个记录，无人要求朱某还款。（8）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5年起任某2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胡幼善等人按照原价退股时公司已严重亏损，但胡幼善仍主张按惠某公司账面利润进行分红。（9）证人夏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8年起任某2公司财务人员，当时惠某公司亏损近2000万元，但胡幼善、陶世方、贾建丽等个人股东还是按原价退股。当年惠某公司在大账上分红一次，总金额500万元，个人股东扣税后分红196万元，但未发给个人股东，夏某按照贾建丽指示以白糖货款名义交回惠某公司账上，用于弥补虚挂白糖库存缺口。（10）小金库收支记录、银行业务凭证、借条、领付款凭证，证明：由贾建丽统计的小金库账目“借用明细”第2条为“1793482.50（借）-1797450（贷）=-3967.50”。第七项名为“公司股东借款用于投资款”一栏记载5月16日邱景红10万元，5月16日周某10万元，7月28日杜某20万元，9月5日陶世方20万元、朱某5万元，另起一行记载阮某7.5万元，共计72.5万元，第十项记载胡还贷借137.3万元，2003年9月5日还59万和593.25元，欠3893；银行业务凭证、借条显示邱景红、周某于2003年5月16日各收到10万元并出具借条，杜某于2003年7月28日收到20万元，朱某于2003年9月5日出具借条称收到5万元，阮某于2003年9月10日出具借条称收到7.5万元，借条上均未载明借期及利息；账外账银行业务凭证、领付款凭证显示陶世方于2003年7月23日领款32万元，胡幼善账户于7月22日收款43万、7月23日收款32万、8月28日收款0.3万、9月22日收款0.7万、11月17日收款10万共计86万。（11）2005年股东分红明细表及清单，证明：2005年惠某公司由贾建丽制表、胡幼善签字审批进行小金库分红，无纳税记录，无大股东商业集团分红记录，个人股东均签字确认共分红23万元，其中胡幼善以股本160万计算分得红利8万元。（12）记账凭证、挂账明细、短缺库存说明，证明：惠某公司与其他单位开展虚假贸易，虚挂预付款及商品，用于做平账目、掩饰亏损。（13）资产负债表、情况说明，证明：2007年底惠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1646万元，账下暗亏1605万元，账户处理以保证金垫付亏损虚增利润、虚挂预付账款等。（14）董事会决议，证明：2008年5月19日，惠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称2007年税后净利润253万余元，提取法定公积金后，加上以前年度未分红数额，共可分红544万余元，决定分红500万元，其中255万元归商业集团，245万元归胡幼善等八名自然人股东。胡幼善、陶世方均在决议上签字。（15）2008年股东分红清单、记账凭证、发票，证明：2008年11月18日，惠某公司以500万元进行分红，其中255万元归商业集团，196万元归个人股东，49万元为个人所得税。该清单由贾建丽制表。2008年11月20日，惠某公司大账入账177万元和81.454万元，该两笔款项并非真实白糖业务，而是个人股东分红款直接缴入大账弥补白糖库存缺口。（16）被告人胡幼善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02年其从商业集团财务处副处长转至惠某公司担任董事长，入股320万元并持有32%股份，自有存款60万，贷款100万，另外160万系借款后用惠某公司未入账白糖货款归还，其认为该160万股份系空挂其名下的预留股份，待日后有人受让时再将投资款以货款名义交回惠某公司账上。2002年陶世方提议为结算方便使用个人银行卡收取白糖货款，后又提议有些白糖客户不要发票，发票金额可随意开具，货款与发票金额之间差价可作为账外账。白糖业务由陶世方分管，邱景红开展业务时让业务单位将业务款打入小金库，胡幼善和陶世方让邱景红、贾建丽对账，核对实际收入和发票金额差额，将差额入账外账。账外账主要用来发奖金及处理不便在账上开支的费用。2003年，陶世方、邱景红分别向胡幼善提议惠某公司借款给部分员工缓解经济压力，经胡幼善召集个人股东陶世方、贾建丽、邱景红、杜某开会，决定由惠某公司白糖业务款的账外账开支，让部分个人股东获得入股金额的50%，胡幼善让贾建丽和邱景红具体操作，并将账外账对账情况向陶世方汇报，后个人股东均拿到50%出资款，但胡幼善辩称自己未拿，其他个人股东都拿到了，其中陶世方拿了20万元。2005年、2008年，在陶世方提议下，胡幼善两次决定分红，第一次是用小金库的钱仅对个人股东分红，胡幼善自称拿到8万元，第二次是在公司实际亏损1000多万元的情况下在大账上分红，胡幼善自称没有拿钱，惠某公司潜亏的事情陶世方、邱景红、贾建丽都知道，潜亏挂账是大家商量决定的。（17）被告人陶世方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陶世方在惠某公司分管白糖业务。2002年时，其向胡幼善提议用个人账户收部分白糖业务款，胡幼善同意。惠某公司账外账用于解决没有凭证的支出、给白糖业务单位佣金、给员工发奖金。2003年，胡幼善提议惠某公司给部分个人股东借钱解决经济压力，陶世方表示同意但辩称不知道资金从哪里出，也想不起自己是否领钱。2005年有一次仅有个人股的分红，其拿到5万元，2008年在公司严重亏损时有过一次分红，其未拿到钱。（18）被告人贾建丽的供述和辩解，证明：惠某公司小金库是胡幼善、陶世方某建丽设立的，以邱景红、阮某、赵某等员工名义开设，贾建丽记录流水账，阮某、赵某、夏某先后保管。2003年，胡幼善召集公司个人股东开会，决定公司按照个人股东出资额的50%先给大家还贷，没人说起要归还。胡幼善、陶世方、邱景红和贾建丽都知道是用账外收取的白糖货款支付，当时账外账的资金还未凑足，定下数额后由白糖业务条线的人去筹集然后分批发放。贾建丽从小金库拿出179.34825万元发给每名个人股东，胡幼善得80万元，另为胡幼善支付贷款利息68482.5元，陶世方和贾建丽、杜某各得20万元，邱景红、周某各10万元，阮某7.5万元，朱某5万元。胡幼善自己要求按照160万元出资额计算。小金库收支记录中未记载自己和胡幼善二人领款情况，是认为没有必要记录自己和领导的。为记账需要，贾建丽让部分股东写了借条。惠某公司为此产生白糖库存缺口，后在2005年、2008年两次分红将个人股东分红款以货款名义填补缺口。2005年分红资金来源于小金库，2008年是在公司严重亏损下分红。小金库发奖金都是胡幼善、陶世方确定后让贾建丽具体分发，2005年分红时胡幼善提出钱直接归还股东欠公司的钱，贾建丽制作股东分红明细表并让股东签字，目的是让股东知道账下分到多少并用于归还借款，2005年个人股东分红金额23万元。2008年分红时贾建丽向胡幼善提出分红款先归还股东欠款，多余的发给大家，后股东个人分红款扣除所得税后有196万元，其中150余万元作为白糖货款交到公司账上，剩余分给个人股东，有股东直接将钱抵扣了增资款。（19）被告人邱景红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02年邱景红在胡幼善帮助下贷款20万元入股惠某公司，后按照胡幼善、陶世方要求，将个人账户提供给公司作为小金库使用，并在对外开展白糖业务时以个人账户收取部分白糖货款，再与贾建丽对账。2003年，胡幼善召集个人股东开会，宣布给所有个人股东按照各自股份的50%发钱，并叮嘱大家保密。胡幼善、陶世方、贾建丽、邱景红都知道是从账外账里开支，邱景红获得10万元，具体由贾建丽操作，当时无人提到需要归还，邱景红也没有还钱，事后也无人再提起。2008年惠某公司分红过一次，邱景红不记得拿到多少钱。
关于胡幼善及其辩护人所提指控胡幼善分得80万证据不足的意见，经审理认为：其一，小金库账本中“借用明细”第2条为“1793482.5（借）-1797450（贷）=-3967.5”，被告人贾建丽确认记载属实，供述为解决股东经济压力，从货款中截留1797450元，实际发放所有个人股东1793482.5元，其中胡幼善实得80万元是胡幼善要求按照160万元出资额计算所得，另为胡幼善支付贷款利息68482.5元，其余股东均收到股本金的一半金额；其二，被告人邱景红供述胡幼善开会时称给所有个人股东按各自股份的50%发钱，邱景红事后分得10万元；证人杜某、周某、阮某、朱某的证言及借条、领付款凭证证明其四名个人股东均收到等同于一半股本金的款项或少支付对应增加股本金的款项；其三，农行现金缴纳单显示胡幼善于2003年7月22日收入43万元，7月23日收入32万元，该期间其他个人股东也陆续收到涉案款项；小金库账册第十项记载“胡还贷借137.3万，2003年9月5日还59万+593.25”，差额78.2406万元未有记载归还情况；其四，被告人贾建丽供述2005年小金库分红23万元并未实际发放而是填补先前欠款，2008年个人股东分红款扣税后有196万元，其中150余万元作为白糖货款交回公司账上；该供述亦得到股东分红清单、记账凭证、发票及证人夏某证言的印证；上述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胡幼善分得80万元的事实，胡幼善及其辩护人该项异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陶世方及其辩护人所提指控陶世方分得20万元证据不足的意见，经审理认为：其一，小金库账本“公司股东借款用于投资款”一栏明确记载2003年9月5日陶世方20万元；其二，被告人胡幼善、贾建丽均供述陶世方领取了20万元；其三，被告人邱景红供述胡幼善称给所有个人股东按各自股份的50%发钱，股权登记信息显示2003年陶世方入股资金40万元；其四，贾建丽供述两次分红用于填补先前欠款，陶世方供述2008年分红并未拿到钱。上述证据足以证实陶世方领取20万元的事实，陶世方及其辩护人该项异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胡幼善的辩护人所提惠某公司发放款项是以借为名抽回注册资金的意见，经审理认为：发放款项仅限于个人股东，系其个人行为，占股51%的商业集团既不知情更未参与。2008年个人股东转让股份时亦按全部出资额计算转让款，故辩护人该项异议不能成立。
关于贾建丽所提惠某公司发放款项系暂借给股东的辩解，以及邱景红的辩护人邓继祥所提系借款的异议，经审理认为：其一，虽有四名股东出具借条，贾建丽在小金库账本中亦记录为借款，但借条上未载明借期、利息，四名股东均表示借条系应要求走个形式，无人要求归还也无人归还过；其二，两次分红或限于个人股东，或在亏损状况下分红，均属于违规分红，相应分红款返还大账不能视为归还借款；其三，贾建丽以虚挂白糖库存形式做账，后将违规分红款以货款名义交回大账将账做平，该行为也与借款不符。综上，被告人及辩护人关于公司借款给个人股东的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陶世方及其辩护人所提陶世方提议设立小金库不是为发奖金及两次分红非陶世方提议的意见，经审理认为：胡幼善供述陶世方先提议以个人银行卡收取货款便于结算，后提出部分客户不要发票，货款与开票金额的差额可作为账外账来源。2003年陶世方提议解决大家经济压力，2005年、2008年陶世方又提议分红；贾建丽供述陶世方提议以个人名义设账户收取货款，胡幼善、陶世方还提出货款到账后如客户要求开票则将对应货款打回公司大账，小金库发奖金是胡幼善、陶世方确定后让贾建丽分发。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陶世方提议设立个人账户截留货款并提议两次分红的事实，陶世方及其辩护人的该项异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邱景红所提系执行命令收取货款及辩护人所提邱景红不知晓分红款来源于小金库等意见，经审理认为：胡幼善供述其与陶世方让邱景红开展业务时以个人账户收取货款并与贾建丽对账，将收入和发票差额入账外账。开会决定以账外账帮助股东解决经济压力后，其让贾建丽和邱景红操作并向陶世方汇报；贾建丽供述胡幼善召集股东开会，决定公司按照个人股东出资额的50%帮助还贷。胡幼善、陶世方、邱景红和贾建丽都知道是用账外账货款支付，因资金不够，开会后继续筹集。胡幼善找邱景红说了操作方法，贾建丽也转告了邱景红；邱景红也曾供述客户不要求开票时部分货款会积存在邱景红卡上，邱景红知道给个人股东发钱是从账外账中开支。上述证据足以证实邱景红对截留货款入账外账及发放钱款来源于账外账均系明知，其及辩护人的相应异议本院不予支持。
二、涉及浙商控股的贪污事实
浙商控股于2001年注册成立，系由商业集团投资设立的全资国有子公司。2012年，浙商控股因纳税增幅较大，向该公司当时经营地所在的望江街道提出给予“税收奖励款”，望江街道同意向该公司奖励109万元。被告人胡幼善、郑晓军（分别时任浙商控股董事长、总裁）为个人侵吞公司的“税收奖励款”，遂通过公司员工张某1要求望江街道将钱款打入张某1个人账户。望江街道为留住浙商控股作为纳税大户，被迫同意此事，遂扣除109万元中的个人所得税，于2012年9月18日向张某1的个人账户打款87.2万元。此后，胡幼善指令张某1将账户交给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保管。2013年7月22日，经胡幼善决定，该笔钱款被分给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胡幼善实得17.6576万元，郑晓军实得17.2万元。
上述事实经庭审质证有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明：2012年或2013年，望江街道领导到浙商控股走访并与胡幼善、郑晓军、王某2、张某1等人座谈，望江街道提出考虑到浙商控股税收缴纳金额较大可给予奖励。会后由张某1与望江街道的嵇主任联系具体事宜。胡幼善后召集郑晓军、王某2、陶世方、贾建丽、张某1等人开会讨论奖励资金发放事宜，胡幼善决定将该笔款项奖励给领导班子，郑晓军提出将奖励款打到张某1卡上再分发，与会的其他人均未反对。扣税后奖励款80多万元到了张某1个人卡上，张某1多次向王某2、胡幼善提出大额钱款放自己卡上不合适，胡幼善总推脱先放放。2014年下半年，胡幼善将该笔奖金计算进年度考核工资总额中分发，发放范围包括胡幼善、郑晓军、王某2、陶世方、贾建丽、潘某、张某1和孔晓明，发放金额按照级别计算，发放方式和标准由胡幼善决定。（2）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2011年底其任浙商控股行政总监时，贾建丽在公司开会时提出以浙商控股的纳税情况可以申请退税奖励，由张某1联系办理。张某1找到时任望江街道副主任的稽晓明，并于2012年正式提出退税奖励申请。望江街道领导为此多次到浙商控股考察会谈，街道裘主任带队考察时有人提出奖励款打到个人账上，之后郑晓军认定该种奖励方式。因街道在具体操作上存在压力，嵇主任对张某1提出尽量汇到公司账上，张某1转达给郑晓军后，郑晓军不予认可且态度坚决。后望江街道在《会议纪要》中按照郑晓军的意思写明了望江街道同意对浙商控股进行退税奖励，并写上了经营班子团队几个字，奖励金额109万元需要扣除20%的税费，税后奖励为87万元。2012年夏天，街道通知张某1办理杭州银行存折，郑晓军让张某1以个人名义办理，之后奖励款87万元进入张某1个人存折，张某1将存折及《会议纪要》交给人事部经理朱某。因担心资金挂在自己名下，张某1多次找胡幼善，胡幼善以“钱先放着，会商量的”拖延。直到2013年商业集团下发2012年浙商控股经营班子考核结果文件，王某2通知张某1、朱某处理，张某1便根据朱某从领导处拿来的分配方案单给班子成员分配奖金，胡幼善、郑晓军、潘某、王某2、贾建丽每人大约十六、七万元，陶世方六万左右，孔晓明一万。张某1虽不是班子成员，但胡幼善先前许诺酌情给予奖励，张某1分得二万。（3）证人朱某的证言，证明：望江街道的税收奖励款是打给张某1个人账户的，该账户由朱某保管。2013年，王某2给了朱某一张分发清单，朱某便将存折交给张某1操作。（4）证人嵇某的证言，证明：嵇某时任望江街道办副主任，2012年浙商控股行政总裁张某1向望江街道提出给予税收奖励，望江街道研究后同意。后张某1又提出奖励款打入其个人账户并称是公司领导的意思。嵇某坚决不同意，因税收是不允许返还或奖励的，该款在财政上的支出是从街道所得部分拿出一定比例给予企业作为资助，用于企业今后发展，资助对象是浙商控股而非个人。因浙商控股是成熟税源企业，对街道财政贡献很大，迫于压力，街道领导班子专门开会研究，嵇某告诉班子其他成员奖励由张某1个人代领，20%的个人所得税由街道扣缴，领导班子同意，并根据张某1要求在《会议纪要》中写明财政资助是给予浙商控股领导班子的奖励。（5）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明：陈某1时任望江街道经济科科长，2012年浙商控股的张某1向望江街道提出给予税收奖励，望江街道经研究同意，后张某1提出奖励款打入其个人账户，并称是公司领导的意思，还提出公司迁出的说法，街道迫于压力答应将87.2万元奖励打入张某1个人账户。这笔钱是给浙商控股的税收返回，税收是公司创造的，所以返还也肯定是给公司的。街道在“会议纪要”上写着“经街道班子会议讨论集体同意给予浙商控股领导班子奖励”是应张某1要求而出具，张某1提出给他们一份书面材料注明“给予浙商控股领导班子奖励”等内容。（6）财务记账凭证，证明：2012年9月，街道奖励给浙商控股“招商奖励费”109万元，扣税后实际支付87.2万元，打入张某1的个人账户。（7）银行账户明细及存折记录、银行业务凭证，证明：2012年9月18日，张某1的个人账户收到望江街道打款87.2万元。2013年7月22日，打给胡幼善17.6576万元，打给郑晓军、王某2、贾建丽各17.2万元，打给潘某7.595万元，打给陶世方7.6万元，打给孔晓明1万元，打给张某12万元，合计87.4526元（87.2万元存入后产生了利息）。（8）会议纪要及报告，证明：2012年9月，望江街道就浙商控股税收奖励一事开会讨论，因2011年浙商控股地方财政收入1436.82万元，地方财政街道所得的50%为109万元，故决定奖励给浙商控股领导班子（街道代办税务手续，由张某1代领）。望江街道为此还向上城区政府打过报告。（9）情况说明、年薪批复、追溯年薪通知等，证明：浙商控股出具情况说明称税收奖励款作为奖金纳入由商业集团核准的奖励考核范围发放。（10）被告人胡幼善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2年望江街道向浙商控股返还一笔税收款，胡幼善原本主张打入公司大账处理，但张某1说郑晓军认为这笔钱应当奖励给领导班子。之后张某1和郑晓军称已经操作好，望江街道也出了文件说这笔钱可以给班子成员，款项打入了张某1个人账户。郑晓军、张某1几次提出发这笔钱，胡幼善在2013年商业集团年底考核后，召集郑晓军、王某2、陶世方、贾建丽、张某1开会，提议将这笔钱分发掉，大家均同意。后胡幼善让张某1操作发钱事宜。（11）被告人郑晓军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3年，胡幼善让郑晓军接待望江街道人员，说有一笔税收奖励款可以奖励给公司班子成员，后胡幼善派张某1与望江街道接洽。该笔款项打入了张某1的个人账户，经胡幼善决定在班子成员中分掉。胡幼善发放款项时与郑晓军通过气。（12）被告人陶世方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2年左右张某1告诉陶世方有一笔街道奖励要发给班子成员，包括胡幼善、郑晓军、王某2、潘某、贾建丽、张某1、陶世方，可能还有孔晓明，陶世方领到数万元。陶世方认为该事项应该是要在班子会议上讨论的，但会议细节记不起，奖励原因和发放情况也记不清。（13）被告人贾建丽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2年春节前后望江街道领导到浙商控股走访，郑晓军、贾建丽、张某1等人接待，贾建丽提出浙商控股前两年纳税情况较好，能否由政府对纳税好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街道领导说帮助争取。之后由张某1和街道领导联系。后听胡幼善说奖励款打到了张某1个人账户。过了段时间，胡幼善对贾建丽说当年班子考核结果下来了，考核的钱一部分从街道奖励上发，一部分从账上发。
2011年1月，被告人胡幼善通过报销个人消费方式侵吞浙商控股钱款21.3972万元。2012年5月，被告人胡幼善领款12994.91元用于国外个人消费。2013年6月，被告人胡幼善领款47184.6元用于国外个人消费。2014年7月，胡幼善退赔其侵吞的上述27万余元。
上述事实经庭审质证有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明：张某2时任浙商控股办公室主任，2010年胡幼善让办公室人员朱某开设一个账外账，资金来源是本应入大账的钢铁业务收入，胡幼善个人在该账上报销20余万元。（2）证人朱某的证言，证明：朱某时任浙商控股办公室副主任，按照领导要求以自己名义开设公司的账外账并负责保管，账外账主要用来发放奖金。胡幼善报销了28万余元，其中12994.91元用于给胡幼善兑换美元，其余由胡幼善出国回来后报销但无发票。2014年审计厅开始审计后，胡幼善将报销的款项退回账外账上。（3）银行业务凭证、领付款凭证，证明：2011年1月17日朱某名下账外账有21.3972万元转入胡幼善账户；领付款凭证显示胡幼善同日以考察费名义领款21.3972万元。2012年5月17日，朱某领款12','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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