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终122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嗣强，男，197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华群，四川华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道德，四川华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民印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民印村。
负责人：柳平，村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国，四川博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益平，男，1977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民印村第二村民小组。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民印村。
负责人：柴星章，村民小组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民印村第六村民小组。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民印村。
负责人：易荣华，村民小组组长。
上诉人吴嗣强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民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民印村村委会）、胡益平、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民印村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民印村第二村民小组）、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民印村第六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民印村第六村民小组）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6）川0114民初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吴嗣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吴嗣强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根据吴嗣强提交的2010年4月6日《新都区国土资源局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确认登记申请审核情况公告》及土地权属界线卫星示意图等证据可以认定案涉土地属于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所有，之后无其他合法确权，且根据历史沿袭来看，案涉土地也一直属于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所有，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对案涉土地具有发包权；2.吴嗣强签订《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是在新都区国土局土地确权之后，流转合同有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盖章，包括胡益平及其家属在内的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村民已经连续几年领取了吴嗣强缴纳的流转费用，无人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定吴嗣强未获得案涉土地的流转经营权属于审查事实不清，吴嗣强不存在疏于审查案涉土地处分权及签订程序是否合法的过错；3.胡益平应当与民印村村委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一审判决认定吴嗣强的损失金额偏低。
民印村村委会辩称，1.各方对土地的权属问题存在巨大争议，由于历史的渊源问题，该土地的权属问题至今不明确，但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了土地的性质问题；2.一审的庭审笔录已经对合同的形成有明确的反映，吴嗣强签订《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是在村民换届选举前20天，民印村村委会对此并不知情，该合同对民印村村委会没有约束力，且在本案中的土地有很多因素介入，在此过程中，未经集体决定，即使土地流转的权属问题清楚，也应当通过法定程序，不存在吴嗣强所称的民印村村委会对土地流转问题有审查的义务；3.不认可吴嗣强提交的前期成本54050元、33100元及一审法院认定的鱼塘损失15万元，鱼塘的设施和设备都是水产养殖留下的；4.吴嗣强在一审中认可了其从2012年开始，至今仍占有10多亩地，且未交纳租金，民印村村委会基于吴嗣强是本村村民一直未提出诉讼，但保留对此问题提起诉讼的权利；5.吴嗣强在前一个合同未到期时同村民小组签订《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也是侵权行为，集体资产不能归于个人的名下。
胡益平、民印村第二及第六村民小组辩称，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的组长都是换届后才被选定的，对之前的合同签订和履行情况不知情。
吴嗣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民印村村委会和胡益平停止对吴嗣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害，并恢复承包土地的原状；2.判令民印村村委会和胡益平连带赔偿吴嗣强经济损失75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1月15日，吴嗣强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民印村第二村民小组、民印村第六村民小组签订《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甲方将四至为：东邻龙桥镇杏桂村十四组、龙桥镇青桥村一组、南邻毗河、西邻民印村六组的土地（以下简称案涉土地）流转给乙方承包经营，承包期限为2010年11月15日至2028年11月15日。合同签订后，吴嗣强对案涉土地进行了开发利用，在案涉土地上进行了植物种植（包括银杏树、桂花树、玉米、蔬菜等，有证人证言为证）和动物养殖（包括鱼、羊、鸭、鹅等，有证人证言为证），前期投入的成本包括购买鱼苗54050元、购买鱼料33100元等。
2012年6月13日，因他人用机械强行侵占了绝大部分案涉土地并强行在该宗土地上作业，导致吴嗣强饲养的动物以及种植的植物遭到毁损，现吴嗣强只占有案涉土地的小部分面积。对于实施侵占并在案涉土地上进行作业的主体，吴嗣强主张是民印村村委会及胡益平，民印村村委会不予认可，胡益平陈述“不是事实，是装机驾驶员推的，不是我带队的，是镇政府，那么多警察去的，我怎么可能去推的嘛”。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人民政府于2012年7月26日给新都区区府办的《关于民印村2社鱼塘问题的回复》中载明“区府办，你办批转市长公开电话960号信件已收悉，现回复如下。经查，来话人所反映情况不实，民印村村委会为盘活该宗土地（指案涉土地），为了防止其承包人倾倒垃圾、盗采连砂石，于2012年6月将该土地收回，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村两委研究，终止该宗土地的承包协议退回承包费9.2万元并补助4.8万元合计人民币14万元。我们与来话人作了沟通。”
2012年6月20日，民印村村民委员会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胡益平签订《林木场租赁合同》，约定民印村村委会将民印村林木场场地（范围大致同本案案涉土地）租赁给胡益平使用。租赁期限从2012年6月20日起至2027年6月20日止。胡益平于2012年6月在案涉土地上修建了木材市场，并于2015年3月改建为新繁石材市场。
另查明，案涉土地俗称“吊三牌”，也称林木场场地，约92.7亩。案涉土地的历史渊源、各主体对案涉土地的管理使用情况以及案涉土地权属情况如下：（一）2000年以前。“吊三牌”土地一直以来处于现新都区新繁镇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境内。现新都区新繁镇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原属郫县团结乡高台村，1955年冬划到新繁县龙安乡民印村，后新繁县又合到新都县，此谓吴嗣强所主张的“吊三牌的土地是二、六社从郫县带过来的”。上世纪60年代，吊三牌被知青点用于办林木场，后被部队占用，70年代乡企业办办了镀锌厂，后破产。1992年民印村村委会与镇企业办把此宗土地租给了水产公司办水产养殖，后破产。（二）2000年1月1日，新都县龙安乡民印村村民委员会（现民印村村委会）与民印村第二村民小组、民印村第六村民小组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吊三排（牌）土地出租收入金（经）费，由民印村第二村民小组、第六村民小组，民印村村民委员会共同所有，其分配方案，民印村村民委员会占总收入15%，剩余部分由民印村第二村民小组、第六村民小组各50%，如土地无出租收入，民印村村民委员会不占比例分配。其土地由第二村民小组、第六村民小组共有。”（三）2001年，新都区国土局对吊三牌的土地进行了确权，认定该宗土地属于民印村村民委员会所有。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对此确权不服，于2004年对该确权提出异议，并向一审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案号为（2004）新都行初字第5号。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新都区国土局自行撤销了该确权。（四）新都法院2006年3月7日作出的（2006）新都民初字第267号《民事裁定书》载明：“本院在审理原告民印村二组、民印村六组与被告民印村委会因新繁镇吊三牌的土地出租后租金分配而发生纠纷，而双方当事人对吊三牌的土地权属存在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因此本案应待新繁镇吊三牌权属确认后再进行审理。”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各方当事人陈述、吴嗣强与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签订的《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民印村村民委员会与胡益平签订的《林木场租赁合同》、薛家富、吴宗德等证人的证言、案涉土地上作物被损毁前的照片、对赖运松等人的调查笔录、吴嗣强购买鱼苗及鱼料的收据、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人民政府于2012年7月26日给新都区区府办的《关于民印村2社鱼塘问题的回复》、新都区龙安镇政府出具的《关于龙安镇民印村吊三牌土地争议情况的说明》、新都县龙安乡民印村村民委员会（现民印村村委会）于2000年1月1日与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签订的《协议书》、（2006）新都民初字第267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为侵权纠纷，吴嗣强提出要求民印村村委会、胡益平停止对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害并恢复其所承包土地原状的诉讼请求，该诉讼请求能够获得支持的前提是吴嗣强已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吴嗣强是否已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说明案涉土地权属的问题。吴嗣强向一审法院举出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与民印村村委会于2000年签订的《协议》为据，拟证明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为案涉土地的所有权人，但吴嗣强未举证证明该协议经过民主议定程序、为有效协议，况且案涉土地在协议签订后被新都区国土局确权给了民印村村委会，该确权在其后虽又被撤销，但民印村村委会用申请将案涉土地确权给本集体组织的行为，表明了对前述《协议》的否认，直至2006年一审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也认定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与民印村村委会对案涉土地存在权属争议。另外，从实际行使管理权的角度说，吴嗣强及民印村村委会、胡益平各方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或者民印村村委会其中一方对案涉土地行使了长期的、排他的管理权。实际上，案涉土地长期存在所有权主体不明、实际使用主体繁多、实际管理主体混乱、土地性质不明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故在国家相关部门对案涉土地进行正式确权之前，一审法院无法认定案涉土地归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所有或归民印村村委会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基于前述论述，吴嗣强未能举证证明发包方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是案涉土地的所有权人，其与吴嗣强订立的《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截至目前尚不能被认定为有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之规定，吴嗣强至今未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另一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应当有本村民小组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企业和其他财产的经营管理以及公益事项的办理，由村民小组会议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讨论决定，所作决定及实施情况应当及时向本村民小组的村民公布。”之规定，吴嗣强与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所签订《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涉及集体所有土地经营管理以及公益事项的办理，吴嗣强未举证证明其与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签订前述合同之前经过了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的民主议定程序，基于此，吴嗣强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存在疏于审查签订程序是否合法的过错。吴嗣强作为民印村第二村民小组的村民，其对案涉土地存在权属争议应是明知的，因此吴嗣强还存在疏于审查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是否对案涉土地享有处分权的过错。吴嗣强基于前述原因也不能善意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综上，吴嗣强提出要求民印村村委会、胡益平停止对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害并恢复其所承包土地原状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关于吴嗣强要求民印村村委会、胡益平连带赔偿其经济损失750000元的问题。吴嗣强虽未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其对其在案涉土地上养种植的动植物享有所有权。吴嗣强称民印村村委会于2012年6月13日强行损毁前述动植物，民印村村委会除了否认其是损毁主体外不能说出具体的侵权人，也无法对案涉土地上作物被损毁后几日便与胡益平签订《林木场租赁协议》这一事实作出合理解释。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人民政府于2012年7月26日给新都区区府办的《关于民印村2社鱼塘问题的回复》载明，民印村村委会为盘活案涉土地，于2012年6月将该土地收回。一审法院综合以上事实认定，民印村村委会为收回案涉土地的发起人、组织者，在此前提下，民印村村委会未举证证明其在将案涉土地收回过程中经过了与吴嗣强平等、和平的协商程序。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民印村村委会存在强行收回案涉土地并损毁吴嗣强在案涉土地上所养种殖动植物的行为。加之，民印村村委会对案涉土地存在权属争议应是明知的，且吴嗣强在案涉土地上进行作物种植、动物养殖已成事实，民印村村委会对此也是明知的，民印村村委会强行收回土地的行为存在过错。民印村村委会的该行为侵犯了吴嗣强对案涉土地上养种殖动植物享有的财产权利，其应当赔偿吴嗣强案涉土地上动植物被损毁的损失。对于吴嗣强的具体损失，有吴嗣强举出的票据及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吴嗣强鱼苗、鱼饲料的成本损失为87150元。另，考虑到吴嗣强种养殖的动植物在种养殖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有成长附加值、人工成本，加之某些作物损失因被损毁确实存在举证困难的问题，故一审法院酌定吴嗣强的损失为150000元，民印村村委会应赔偿吴嗣强的该项损失。吴嗣强要求民印村村委会赔偿其750000元的损失过高，对于超过150000元的部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针对吴嗣强要求胡益平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吴嗣强无证据证明胡益平存在强行损毁其在案涉土地上养种殖的动植物的行为，且如前所述吴嗣强至今未取得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故胡益平也不存在侵犯吴嗣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故一审法院对吴嗣强要求胡益平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民印村村委会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吴嗣强赔偿款150000元；二、驳回吴嗣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吴嗣强负担8000元，由民印村村委会负担3300元。
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为证明案涉土地的权属问题，上诉人吴嗣强申请本院向成都市新都区国土资源局调取了案涉土地的《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申请审核情况公告》（2010年4月6日发布）、《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申请书》《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审批表》《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属来源的证明》等地籍资料。各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为证明民印村村委会及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因对案争土地在2010年确权后仍存在权属争议，将上述权证退回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人民政府统一保管的事实，被上诉人民印村村委会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编号为新都集有（2010）1623、1646、1652号的3份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和民印村村委会2017年12月21日出具的《说明》一份。为核实《说明》载明的相关情况，本院对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人民政府原土地和房房屋管理办公室主任陈洪进行了调查谈话。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持异议，但上诉人吴嗣强坚持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新都区国土资源局对案争土地有确权的事实，上述确权未经法定程序撤销前，民印村村委会有关村集体与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就案涉土地所有权证存在的争议不影响有关确权行为的法定效力。对此，民印村村委会认为根据2010年成都市新都区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能够确认民印村村委会对案涉土地的权属，也能证明有关土地确权争议仍旧存在的事实。民印村村委会对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与吴嗣强签订《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行为并不知晓，且该合同签订未经集体表决程序，不具有合法效力。民印村第六组村民小组及胡益平表示同意民印村村委会的质证意见。民印村第二村民小组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不发表质证意见。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补充认定以下事实：
2010年3月至7月，成都市新都区国土资源局经公告后，通过了对包括争议土地在内的民印村村委会及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审批。《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审批表》载明：该局通过对包括民印村村委会、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审批，准予注册登记，颁发证书。其中，（1）民印村村委会审批表载明的地籍号XD3-18-11,图幅号H48H056064、H48H057064；土地总面积为3.8319公顷，主要四至为：东：民印村二组、龙桥镇杏桂村十四组；南：毗河；西：毗河；北：民印村六组、民印村二组。（2）民印村第二村民小组审批表载明的地籍号XD3-18-2,图幅号H48H056064、H48H057064；土地总面积为27.6639公顷，主要四至为：东：龙桥镇杏桂村十四组，龙桥镇青桥村一组；南：毗河；西：民印村集体、民印村六组；北：民印村六组。（3）民印村第六村民小组审批表载明的地籍号XD3-18-6,图幅号H48H056064、H48H057064；土地总面积为27.0062公顷，主要四至为：东：龙桥镇杏桂村十四组；南：民印村二组、民印村集体、毗河；西：民印村一组；北：民印村七组、民印村八组、民印村三组。该局向民印村村委会及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颁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载明的情况与公告及《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审批表》载明的情况一致。根据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载明的地籍号、土地四至、土地总面积及附图，案涉土地中无民印村第六小组所有的土地。
后因包括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在内的部分主体对此次确权颁证仍有异议，民印村村委会及全部村民小组将所领取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证退回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人民政府统一保管至今。
本院经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承包经营权问题。本案诉讼由吴嗣强提起，其有关停止侵权、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成立的前提是民印村第二村民小组、第六村民小组对案涉土地具有合法权属，吴嗣强于2010年11月15日与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签订的《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依法具有法律效力。案涉土地作为“吊三牌”土地，历史上具有较为复杂的管理使用主体。根据二审补充查明的事实，2010年新都区国土资源局对该宗地虽有重新确权颁证的行为，但因颁发的相关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中未确定民印村六组对案涉土地的相关权利，各方对此具有较大争议，故将权证退还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人民政府代为保管和协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故在国家相关部门对案涉土地进行重新确权之前，由于有权机关在2010年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中明确确认了争议土地分别属于民印村村委会及民印村第二村民小组所有，而吴嗣强与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签订《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系在此次确权颁证行为之后，该协议中涉及民印村村委会土地部分应属无权处分。鉴于2012年民印村村委会将该部分土地另行租赁他人，民印村村委会已经以行为的方式明确表明其对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签订的《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不予追认，据此，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作为发包方与吴嗣强订立的《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中涉及民印村村委会部分的土地客观上因丧失进一步补正和追认的基础，无法继续履行。
二、过错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有关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企业和其他财产的经营管理以及公益事项的办理，由村民小组会议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讨论决定，所作决定及实施情况应当及时向本村民小组的村民公布的规定，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其承包、流转等事宜并非签订流转合同即可产生相应法律效力。鉴于吴嗣强未举证证明其与民印村第二、第六村民小组签订案涉合同前经过了有关村民小组的民主议定程序，且因在此之前国家相关部门对案涉土地已进行重新确权颁证，确认了民印村村委会对案涉土地的权属，吴嗣强作为合同相对方在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过程中存在疏于审查的过错。
同时，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人民政府于2012年7月26日给新都区区府办的《关于民印村2社鱼塘问题的回复》载明，民印村村委会为盘活案涉土地，于2012年6月将该土地收回。而查明的事实亦表明，该村委会系在案涉土地上作物被损毁后一周内即与胡益平签订了新的《林木场租赁协议》，并一直履行至今。虽然民印村村委会在本案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坚持否认自身为案涉土地收回的具体侵权人，但综合在案证据，可以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锁链，认定其实施了具体收回土地的行为。同时，吴嗣强虽未取得案涉土地完整的承包经营权，但鉴于吴嗣强在案涉土地上进行作物种植、动物养殖已成事实，民印村村委会对此亦为明知。即使吴嗣强有关经营行为未获得民印村村委会追认，但该民印村村委会本可通过平等协商、给予合理期限、提起诉讼等方式合法维护自身权益，其强行收回土地的行为存在过错，客观上，给吴嗣强的财产造成了损害后果。
三、损失金额问题。基于前述理由，吴嗣强恢复土地原状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基础，不应得到支持。对本案损害结果的造成，民印村村委会及吴嗣强均有过错。有关具体损失，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应由吴嗣强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对此，一审法院结合吴嗣强在一审中提交的票据、证人证言等证据，认定吴嗣强鱼苗、鱼饲料的成本损失为87150元并无不当。此外，因吴嗣强从事的相关种养殖行为持续时间较长，应酌情考虑相关成本及附加值，在综合各方过错的基础上，一审法院酌定的损失基本符合本案客观实际。对超出部分的金额，吴嗣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上诉人吴嗣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上诉人吴嗣强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邱 寒
审判员 苟 峰
审判员 付冬琦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折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