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3）绍嵊刑初字第318号
公诉机关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胡敬浓。因涉嫌行贿于2012年10月27日被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经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决定，于同年11月10日被依法逮捕。2013年1月8日经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批准对其延长侦查羁押期限1个月，同年2月5日经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批准对其延长侦查羁押期限2个月。现羁押于上虞市看守所。
辩护人沈沛敏。
本案由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日作出指定管辖决定，本案由本院管辖。嵊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嵊检刑诉（2013）29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胡敬浓犯受贿罪、贪污罪，于同年6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嵊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李杨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胡敬浓及其辩护人沈沛敏到庭参加诉讼。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受贿
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10月，被告人胡敬浓利用担任浙江有色地球物理技术应用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便利，在桩基检测业务外包等事项上为该院二分院院长汪某谋取利益，先后四次非法收受汪某所送现金人民币80000元。分述如下：
1、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被告人胡敬浓在其办公室收受汪某所送现金人民币20000元。
2、2012年4、5月份的一天，被告人胡敬浓在其办公室收受汪某所送现金人民币20000元。
3、2012年7、8月份的一天，被告人胡敬浓在其办公室收受汪某所送现金人民币20000元。
4、2012年10月中旬的一天，被告人胡敬浓在其办公室收受汪某所送现金人民币20000元。
二、贪污
1、2010年4月，被告人胡敬浓伙同王某甲、丁某（均另案处理）利用分别担任浙江有色地球物理技术应用研究院院长、副院长、总工程师的职务便利，以贴补奖金为名，通过虚列开支等方式，套取公款合计人民币131270元予以私分。被告人胡敬浓从中分得人民币40270元。
2、2011年4月，被告人胡敬浓伙同王某甲、丁某分别利用上述职务便利，以贴补奖金为名，通过虚列开支的方式，套取公款合计人民币249860元，并将扣除开票所需税金后的240000元予以私分。被告人胡敬浓从中分得人民币80000元。
3、2012年5月，被告人胡敬浓伙同王某甲分别利用上述职务便利，以贴补奖金为名，通过虚列开支等方式，套取本单位公款计人民币95000元，由王某甲占为己有。
4、2012年5月，被告人胡敬浓伙同王某甲分别利用上述职务便利，通过虚列开支等方式，套取公款计人民币218000元，扣除开票所需税金后计人民币210000元，由王某甲占为己有。
5、2010年至2012年，被告人胡敬浓伙同宋某（另案处理），利用其担任浙江有色地球物理技术应用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便利，通过虚列开支等方式，套取单项工程桩基检测项目（俗称“大吨位”）公款计人民币2312042元，由宋某占为己有。
案发后，被告人胡敬浓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贪污犯罪事实；且退缴赃款人民币23万元（公诉人当庭将该数额变更为人民币22万元），该款项暂扣于绍兴市人民检察院。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胡敬浓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价值人民币80000元，又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虚列开支等手段结伙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达人民币3006172元，应当以受贿罪、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予以数罪并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胡敬浓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交代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贪污犯罪事实，属自首。故对其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处罚。
被告人胡敬浓表示对起诉书指控的基本事实无异议，但对指控的罪名有异议并作如下辩解：受贿指控的第1、3起事实其未利用职务便利；贪污指控的有关奖金的前2起事实中，其只是处理事情的方式有问题，后面3起其未拿一分钱。
辩护人沈沛敏发表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在受贿指控的第1、2起事实不宜认定为受贿，因为被告人胡敬浓在该二起事实中向行贿人提供工程信息，并未利用其职权或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汪某谋取利益。2、被告人胡敬浓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因为：（1）在第1、2起贪污指控中，被告人胡敬浓决定将单位利润隐瞒，向地勘局进行了部分瞒报，其行为只是缺失了审批程序，从实体上将所私分的钱款系他们应得的奖金；（2）在第3、4起贪污指控中，被告人胡敬浓不符合将公共财产交付他人而构成的贪污形式，一是其无不法占有的意念，二是并非被告人特意安排的交予他人，三是其与接受财产的王某甲无利害关系；（3）在第5起贪污指控中，被告人胡敬浓与宋某之间不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共同故意，案发的2010年至2012年宋某已与地物院无身份上的关系，无法起到教唆或帮助作用。3、被告人胡敬浓因行贿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主动供述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贪污、受贿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且委托家属向侦查机关退赃23万元。综上，请求法庭对被告人胡敬浓从轻判处。
经审理查明：
一、受贿
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10月，被告人胡敬浓利用担任浙江有色地球物理技术应用研究院（以下简称地物院）院长的职务便利，在桩基检测业务外包等事项上为该院二分院院长汪某谋取利益，先后四次非法收受汪某所送现金人民币8万元。分述如下：
1、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被告人胡敬浓在其办公室收受汪某所送现金人民币2万元。
2、2012年4、5月份的一天，被告人胡敬浓在其办公室收受汪某所送现金人民币2万元。
3、2012年7、8月份的一天，被告人胡敬浓在其办公室收受汪某所送现金人民币2万元。
4、2012年10月中旬的一天，被告人胡敬浓在其办公室收受汪某所送现金人民币2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胡敬浓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1年左右，其已是地物院院长了。在工作当中，二分院院长汪某的业务能力比较强，与其个人关系也比较好，在他开拓业务过程中，其也对他进行关照，有时提供一些业务信息给他，有时总院任务饱和时，其会将部分业务交给他做，对此，他也是非常感激的。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汪某到其办公室来，先聊了会儿天，然后他从包里拿出2万元现金给其，说上虞火车站桩基检测的业务他已经做好了，赚了点钱，这里面的钱是来感谢其的，他态度比较坚决，其就收下了。2012年4、5月份左右的一天，汪某来其办公室，聊了一会后，他从包里拿出2万元现金给其，说有些业务的检测工程款已经拿到，又赚了点钱，这样大家高兴一下。汪某一再坚持，其也就收下了。2012年7、8月份的一天，汪某又来到其办公室，聊了会儿之后，他就从包里拿出2万元现金给其，说他做了总院交给他的检测业务，这些项目里面又赚了些钱，这里面的钱送给其，是来感谢其的。其推辞了一下，也就收下了。2012年10月中旬的一天，汪某又来到其办公室，从包里拿出2万元现金送给其，与前几次差不多，他说了赚了钱大家开心一下、在今后的业务上面希望其继续对他进行关照之类的话。其推辞了一下，也就收下了。每次他送给其的钱都是2万元，1万元一刀，一共2刀，面额都是百元的人民币，每次的现金都是装在一个信封或者是装钞袋里给其的，这些钱其收下之后，部分用于平时个人消费，还有部分放在单位办公室的抽屉里。
汪某送钱给其因为其是单位的领导、平时帮了他不少忙，故以示感谢，同时他也希望与其进一步搞好关系，以便在今后业务上继续得到关照与支持。其对汪某的帮助和关照主要有：一是前些年，汪某的人事关系放到了浙江有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色建工），他希望将组织人事关系转回地物院，未被同意。其任院长之后不久，便帮他做到了。二是在工作中，其将有些业务信息提供给他，让他顺利将业务谈成，如上虞火车站、余姚火车站等检测业务都是其给他的信息，最后他也都是谈成功的；另外，在总院业务来不及的时候，其还将不少桩基检测业务交给汪某做，这些项目主要是在绍兴县、绍兴城东开发区。三是汪某有时候在对外开拓业务时，需要其以地物院领导身份出场替他捧场面，其也会积极支持他，以便让他承接到更多的检测业务。四是汪某的二分院出具检测报告都需要院里审核，其也是对他进行关照，让他的检测报告顺利通过审核。
（2）证人汪某的证言，证明2010年，其任地物院二分院院长，分院自主经营、财务独立核算，按照业务量每年向单位缴纳一定比例的管理费，业务来源主要包括两块：一块是自行承接的业务；另外总院自己承接的业务忙不过来时，也会将部分业务分包给分院做。分院的检测完毕后，检测报告必须通过总院的审核，并且以总院的名义出具。从2011年至今，其分4次送给过胡敬浓合计8万元现金：一是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其到胡敬浓的办公室找他，闲聊了一会儿后，便将2万元钱从其包里拿出来放在他办公桌上，并对他说上虞火车站的业务做好了，这点钱大家一起高兴高兴。他推脱了几下，并说不用不用，请他吃吃饭就好了。其说“你拿着拿着，吃饭归吃饭”，就离开了。之前其无意中听到单位同事闲聊，他们说领导把业务分包给分院做肯定是不会白给的，其听了之后就长了一个心眼，心想其已经做了总院不少业务，需要送点钞票给领导意思一下，要和领导搞好关系。还有上虞火车站的业务是胡敬浓给其提供信息后其才接到的，现在该笔业务款已经结算了，是时候需要送给胡敬浓点钱，让他以后也能多关照其一下。二是2012年4、5月份左右的一天，其去胡敬浓办公室找他，其走进去和他闲聊了一会儿后，便对他讲“我做的余姚火车站业务也有你功劳”，说着便把2万元现金放到他办公桌上，他推脱了几下就收下了。这次其送钱给胡敬浓是因为上虞火车站与余姚火车站是同一家业主单位，其通过做上虞火车站桩基检测业务时与业主熟悉了后，承接了余姚火车站的业务，又赚了点钱。还有检测报告都需总院出具，送这笔钱给胡敬浓也是为了向他表示感谢，主要还是希望他以后在业务上能多关照其。三是2012年7、8月份的一天，其去胡敬浓办公室送给他2万元钱，钱也是放在他办公桌上给他的。当时其对胡敬浓说：“上次分包给我们的一些业务结算好了，赚了一些钱，这点钱意思一下，大家开心开心。”这次送钱给胡敬浓是因为之前总院分包给二分院一些桩基检测业务，其负责提供设备、人员并负担所有费用，单位负责测试，这些业务上其也赚了一些钱，向他表示一下感谢；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在业务分包上他能够多关照关照。四是2012年10月12日那天，其去胡敬浓办公室送给了他2万元现金。具体过程和上几次差不多，也是说了些类似“赚钱了大家分一分”之类的话，然后就把钱放在他办公桌上，他这次也是稍微推了一下，就收下了。这次其送钱给胡敬浓是之后总院又将一些桩基检测业务分包给了其，其也赚了一些钱。其分4次送给胡敬浓的钱，每次都是百元面额的人民币，1万1刀，外面是用信封装着的，也有可能是用装钞袋。其送给胡敬浓的要么是自己放在身边的备用金，要么是从事先直接从银行取出来送给他的。如最后送给胡敬浓的2万元钱就是其从建行取出来后送给胡敬浓的。
其分4次送钱给胡敬浓，除了上面已经讲到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一方面，胡敬浓是有色地物院的院长，其是下属分院院长，总院的业务饱和后会将一些业务分包给分院做，其送钱给他主要是想跟他进一步搞好关系，以后有业务能够多考虑分院一些。另一方面，其做的一些业务合同全部需要以总院名义签订的，检测报告也是以总院名义出具的。还有，总院在质量和安全上对其等进行监管，也会不定期派人对进行现场抽查。这些方面其都需要和胡敬浓搞好关系，所以其才会送钱给他。
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业集团）就是上虞火车站的总包方，地物院向宝业集团收取检测费时需开具发票。余慈综合交通枢纽中心就是余姚火车站，该合同是其自己出面与宝业集团签订的，其通过承接上虞火车站项目与宝业集团就有了联系，所以通过这层关系其承接到了余姚火车站的这个项目。项目名称“赞成、香林花园”就是有色地物院总院分包给其的绍兴县的工程。除此之外，之前总院还有其他一些工程分包给其的，这些工程可能与其他的项目混在一起结算，所以在财务中无法体现，其印象中也是一笔款项结算好后送给胡敬浓2万元。
（3）中国建设银行取款凭条，证明汪某于2012年10月11日取款2万元。
（4）应收账明细账、记账凭证、机打发票，证明地物院承接宝业集团的上虞火车站等项目，并于2011年10月21日向宝业集团开出金额为12.6万余元的基桩检测费发票。
（5）技术合同书，证明汪某作为地物院的委托代理人与宝业集团就余慈综合交通枢纽中心项目于2011年8月16日签订金额为15.8万余元的测桩技术服务合同。
（6）工程费用报销单，证明汪某所在的分院从地物院分包到“赞成香林花园三期”业务，汪某报销油料费17.1万余元。
二、贪污
1、2010年4月，被告人胡敬浓伙同王某甲、丁某（均另案处理）利用分别担任浙江有色地球物理技术应用研究院院长、副院长、总工程师的职务便利，以贴补奖金为名，通过虚列开支等方式，套取公款合计人民币131270元予以私分。被告人胡敬浓从中分得人民币40270元。
2、2011年4月，被告人胡敬浓伙同王某甲、丁某分别利用上述职务便利，以贴补奖金为名，通过虚列开支的方式，套取公款合计人民币249860元，并将扣除开票所需税金后的24万元予以私分。被告人胡敬浓从中分得人民币8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胡敬浓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0年2、3月份的一天，王某甲和丁某来其办公室，并问能不能给他们补贴一些钱，因为2009年单位所发的奖金比较少，其同意了。然后，其等三个人商量决定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当时他们两人提出以虚报生产成本的方式把钱从单位财务账里套取出来，其说好的，并且决定由王某甲去落实。过了一个月左右的一天，检测室主任张某拿着一些报销凭证来找其签字，还说里面有王某甲与他说的领导让他报销的钱，其知道这是其等三个人商量好要从单位财务虚报的钱并在凭证上签字了。过了没几天，王某甲来其办公室，把上次商量好的奖金补贴给了其，其拿到的是40270元。
2011年3月份的一天，王某甲和丁某两个人又来其办公室，说能不能给他们补贴一些钱作为2010年的奖金补贴，其答应了，并提出其等三人每个人补贴8万元，他们两个也同意了。与上次一样，后来三人还商量具体的补贴方式，决定还是以虚报生产成本的方式把钱从单位财务里面套取出来，具体仍由王某甲负责操作。同年4月份的一天，张某拿着总金额12万多元的报销凭证来找其签字，还说这是王某甲与他讲的领导让他报销的钱，其知道这里面又有其等三个人虚报的钱并在这些凭证上签了字。没过几天，王某甲告诉其，说钱已经从单位财务里报销出来了，其便把银行账户告诉了王某甲，他将8万元钱存到其银行卡中。虽然其已经拿到这8万元钱，但这次虚报金额是不足其等三个人私分的，所以没过几天，张某又拿着总金额10万多元的报销凭证来找其签字，其又在上面签了字。
（2）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明其于2009年2月担任地物院副院长直至案发。2010年2、3月的一天，其和丁某聊天时讲起单位年终发的奖金较少，便一起去胡敬浓的办公室，向他提出能不能补贴其等一些钱，胡敬浓同意了。三人遂商量以虚报生产成本的方式把钱从单位财务里面套取出来，具体由其操作。之后，其找到检测室主任张某，和他讲领导让报销一笔钱，金额大约13万余元，具体以虚报成本的方式把钱套取出来，张某说知道了。2010年4月的一天，张某拿了一份填好的报销凭证和一份制作好的民工费结算单来找其，说上次要他虚报的那笔钱混在王某乙（是其姐夫）的民工费结算单中，其说好的并签了字。后其在胡敬浓的办公室给了他4万余元。
2011年2、3月时，其和丁某又和上一次一样，去胡敬浓办公室找他谈补贴的事，胡敬浓同意了。二人便问补贴方案，胡提出每人8万元。其等商量和前次一样以虚报成本的方式把钱从单位虚报24万元。2011年4月时，张某先后两次各拿一份报销汇总凭证和民工费结算单来找其签字，并和其说是要进行虚报的钱，其也在上面签字了。钱报出来后，其向胡敬浓、丁某账户各转了8万元，剩下的8万元自己拿了。
（3）证人丁某的证言，与证人王某甲的证言基本一致且相互印证。
（4）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2010年2、3月份的时候，王某甲找其说领导有一笔钱让其报销，要其联系民工从民工费中虚列出来。同年4月份时，其联系了包工头王某乙，让他带张18万余元的发票，后王某乙只开了一张13万余元的发票，其说把剩余的发票事后开过来补足金额就可以，领导有一些发票要一起报销进去，所以要他在民工费结算单中虚列支出，他同意了。后其让王某乙在支票领用单和报销凭证上签了字，其填写好相关凭证、制作好民工费结算单并拿给领导签了字，报销总金额为180150元（扣除2万暂借款后为160150元），其中虚报13万余元，钱交给了王某甲。后来王某乙补全了4万余元的劳务费发票。
2011年2、3月份的时候，王某甲来找其，说领导有一笔钱让其报销，金额是24万余元。同年4月，其找到包工头李某甲，要他配合并以上述同样的方法由李某甲报销124860元，扣除其先行垫付的4860元开票税费后，剩下的12万元由其存在王某甲银行账户中。几天后，其联系王某乙，以上述同样的方法由王某乙报销187100元，扣除其事先垫付的5000元开票费用，剩下12万元存入王某甲账户。王某乙取现后把钱交给其，其将钱存到了王某甲的账户。
（5）证人王某乙、李某甲的证言，与证人张某的有关证言基本一致且相互印证。
（6）记账凭证、中国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建行转账支票领用单，证明王某乙于2010年4月22日以劳务费、劳务代理费等名义向地物院报销并领取180150元，扣回借款2万元，被告人胡敬浓作为负责人、审批人在相关单据上签字。
（7）个人交易明细，证明王某乙于2010年4月22日将10.1万元转账给王某甲，王某甲于同日将这笔钱中的48124元转账给丁某，将42876元转账至其中国建设银行另一个人账户。
（8）记账凭证、现金支票存根、报销汇总凭证、发票、民工费结算单，证明李某甲于2011年4月13日以劳务费形式向地物院报销124860元，王某乙于2011年4月18日向地物院以民工费名义报销187100元，被告人胡敬浓作为审批人在相关单据上签字。
（9）建行个人交易明细、个人汇款凭证，证明张某于2011年4月14日、19日，先后两次将金额各为12万元的钱转账给王某甲，王某甲于同月14日、20日先后转账给被告人胡敬浓8万元及丁某8万元。
3、2012年5月，被告人胡敬浓伙同王某甲分别利用上述职务便利，以贴补奖金为名，通过虚列开支等方式，套取本单位公款计人民币9.5万元，由王某甲占为己有。
4、2012年5月，被告人胡敬浓伙同王某甲分别利用上述职务便利，通过虚列开支等方式，套取公款计人民币21.8万元，扣除开票所需税金后计人民币21万元，由王某甲占为己有。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胡敬浓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2年2月份的一天，王某甲单独来其办公室，说2011年的奖金补贴怎么定，因为其知道这是违法犯罪行为，害怕出事，所以其自己的奖金补贴就不要了，考虑到他也是院领导，且二人关系较好，既然他仍提出要奖金补贴，所以也就同意，并确定给他的具体金额为9.5万元。具体的操作办法与前几次一样，就是虚报生产成本从单位财务列支，王某甲说好的。到了2012年5月份，张某拿着一些报销凭证来找其签字，并说里面有王某甲和他讲的领导让他报销的钱，其知道发票里有王某甲虚报的钱并在上面签了字，这次其未拿钱。
2012年4月份的时候，地物院从滨海新城已经结算的工程款大约有200余万元。一天，王某甲问其能不能按10%的标准从里面领取一部分钱给他。其考虑了会，想到王某甲是班子成员，与其个人关系也不错，且负责滨海新城的业务也比较辛苦，于是就同意了给他20余万元。到了5月下旬的时候，张某拿着一些报销凭证来找其签字，并说这是王某甲与他讲的领导让他报销的钱，其知道里面有王某甲虚报的钱，粗略地看了一下这些凭证，就在上面签字了。这次王某甲拿的钱是21万元，其与丁某也都没有拿。虽然给他的钱是按照滨海新城的结算款金额计算的，但实际上这笔钱并不是给他的滨海新城的业务费，原因如下：首先，地物院的业务费制度制定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地物院改制后部分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及拓展检测业务而设立的，业务费的提取对象是指主要从事对外承接业务的业务人员，王某甲当然不在其中，是不能拿业务费的，这点其任院长之后也多次在会议上强调过。其次，单位已经以“技术咨询费”的名义陆续支付给了绍兴市政质监站（以下简称质监站）约40余万元，不再需要从单位财务中单独列支一笔钱用作开展业务的需要；还有，在中秋、春节的时候，往往会以单位的名义礼节性地走访相关单位及人员并支出。最后，前些年王某甲在业务开展过程中，请滨海新城及质监站的有关人员吃饭等费用是在单位实报实销的，如果他今后开展业务需要请客吃饭甚至送礼送钱给的话，那也都是可以在单位进行报销的。
（2）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明2012年2月份的一天，其去胡敬浓的办公室谈贴补2011年奖金的事情，胡敬浓说让其像前两次一样操作好了，具体的贴补金额为9.5万元，胡还表示他自己这一次就不要了。其便联系了张某并和他说领导让他报销9.5万元。同年5月份的一天，张某拿着工程费用报销单和民工费结算单等单据来找其签字，并说这里面包括上次讲的那笔钱，其在上面签了字。事后，张某将9.5万元转账到了其建设银行的个人账户中。
2009年左右，地物院、质监站、滨海新城签订三方合同，约定滨海新城方面通过质监站将滨海新城范围内的桩基检测业务整体委托给地物院，由地物院支付“技术咨询费”给质监站。至2012年4月份，地物院陆续收到滨海新城方桩基检测工程款约200余万元。一天，其向胡敬浓提出在这200余万元里提取一部分钱作为业务提成给其，胡敬浓考虑后同意将其中的10%给予其。随后其联系了张某并说领导已经同意把滨海新城已结算工程款按10%提成给其，其还让张某开些发票以虚报生产成本的方式把钱从单位财务中报销出来。同年5月份的一天，张某拿着工程费用报销单和民工费结算单等凭证来找其签字，并和其说这笔钱里包含了为其进行虚报的21万元，其在上面签了字。张某把钱虚报出来之后，便把21万元转账到了其指定的建设银行账户中。
（3）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2月份的一天，王某甲和其说领导要报销9.5万元交给他。之后其便联系了李某甲并让他下次来院里报销民工费用时多开4至5万元发票。同年5月份的时候，李某甲来报销民工费，同其说所带的发票加起来大约有4万余元，其便拿着事先准备好的一些发票，并和李某甲说这些发票领导让他一起报销进去，报销金额大约是28万余元。之后其让李某甲在支票领用单、工程费用报销单上签字，并制作了民工费结算单填写好相应凭证的有关内容，找领导签了字，之后其让李某甲拿着签好字的凭证、发票等资料去单位财务报销。李某甲报销出来之后就把其中的11万余元转账到了其指定的银行账户，其拿到钱后将其中的9.5万元转账给了王某甲。
2012年5月份的一天，王某甲和其说领导已经同意将单位已结算的滨海新城工程款按10%的标准提取给他，让其通过虚列劳务费的方式把这笔钱从单位财务中虚报出来，其计算了一下工程款的总数，按照10%的标准凑整数是21万元。之后其联系了王某乙，让他来结算民工费，并和王说发票其已准备好了。其和王某乙说领导有些发票要一起报销进去，要在他的民工费结算单中虚列些支出，王某乙同意了。之后其让王某乙在支票领用单和工程费报销单上签字，其填写好相应的凭证，制作好民工费结算单，让领导签字后，其让王某乙拿着相应的凭证、发票等去财务报销，王某乙拿到支票之后，二人一起去了建设银行的一营业部，在那王某乙把报来的33万余元钱转账给了其，其在扣除个人为单位垫付的费用及为王某甲虚报21万元开票所需8000元税金后，将剩下的21万元转账给了王某甲。
（4）证人李某甲、王某乙的证言，与证人张某的有关证言基本一致且相互印证。
（5）记账凭证、支票领用单、工程费用报销单、民工费结算单、发票等书证，证明李某甲于2012年5月21日以材料费等名义向地物院报销28.3万余元。被告人胡敬浓作为单位负责人在相关单据上签字。
（6）建行个人交易明细，证明李某甲于2012年5月21日将111700元转账给张某，张某于同日将9.5万元转账给王某甲。
（7）记账凭证、支票领用单、工程费用报销单、民工费结算单、发票等书证，证明王某乙于2012年5月28日以材料费等名义向地物院报销37万余元。被告人胡敬浓作为单位负责人在相关单据上签字。
（8）建行个人交易明细，证明王某乙于2012年5月29日将338298元转账给张某，张某于同日将该笔钱中的21万元转账给王某甲。
5、2010年至2012年，被告人胡敬浓伙同宋某（另案处理），利用其担任浙江有色浙江有色地球物理技术应用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便利，通过虚列开支等方式，套取单项工程桩基检测项目（俗称“大吨位”）公款计人民币2312042元，由宋某占为己有。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胡敬浓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08年年底时，宋某离开了地物院，转任有色建工总经理，由其继任地物院院长，主要负责地物院的全面工作。之前其对大吨位项目10%这笔钱的具体使用情况有所怀疑，其担任地物院院长之后，也觉得这样从地物院大帐中将钱提取出来交个宋某个人的做法十分不妥，因此宋某离任之后，其也就没有继续将大吨位项目10%的这笔钱交给宋某。直到2010年上半年的时候，有一次宋某和其聊天的时候又再次向其提出继续按照10%的比例从大吨位桩基检测业务工程款中拿这笔钱，并说具体这些钱怎么用其还是不要问、不要知道的好。后考虑到县地基所大吨位的桩基检测项目开始的时候都是由宋某承接来的，为了能够继续维持这部分业务，其考虑了一下之还是答应了宋某的要求，其只是为了在这笔钱的提取过程中有个说法，才向王某甲等人简单提起过这件事。宋某既没有向其提起过这些钱的具体使用情况，也没有向其或地物院出示过任何使用的凭据，其想可能是他个人拿下了。
此后，每次县地基所大吨位桩检测业务工程款到账之后，其都会用虚列支出的方式将钱提取出来，一般都是用劳务发票的形式进行提取，也有一些材料发票，提取方法与2006至2008年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以成本发票冲账的方式进行提取，只是在发票类型上有所变化。2010年至2012年其考虑到地物院经营成本应当与实际业务量相匹配，所以多数是以劳务发票来进行冲抵的，但也有少量的材料发票。这些劳务发票大部分都是其通过绍兴的几家劳务公司开的，在开具这些发票的时候一般需要按照4.9%-5%的点额支付一些费用。其将这些钱提取之后，就会通知宋某，将钱款的金额等情况告诉他。之后，宋某就会安排他手下的人来拿这笔钱，其记得开始的时候来提钱的是一个名叫王某丙的人，后来换成了一个叫李某乙的来提取的。这些钱款提取的相关凭证办案机关向其出示过，总数为2312042元，这些凭证无论是在数额上还是具体细节上与其记忆中的钱款都是相符合的。有一次宋某还打电话问其这些劳务发票是从哪里开的，其说是其找绍兴的几家劳务公司开的。王某丙与李某乙都是宋某手下的员工，每次王某丙及李某乙来提钱之前，其也都是先打电话给宋某（也有个别时候是宋某打电话给其，问其大吨位项目的钱到了没有），其都会告诉他钱款到账了，并将具体数额告诉他。之后宋某马上就叫王某丙或李某乙过来具体办理了，所以其想这些钱肯定就是他拿的。
其作为当时的地物院院长，如果其不同意并帮助宋某的话，他是不可能拿到这笔钱的。地物院内部关于业务费的规定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地物院改制后部分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以及拓展检测业务而设立的。但是业务费的提取对象是指主要从事对外承接业务的业务人员，他们领取的业务费是含量工资的一种形式，包含了其开展业务所需的必要开支，包括差旅费用、吃请费用等，并且这些业务费领取人员没有底薪的，地物院也不向其支付任何工资、奖金、福利，其主要收入就是业务费中除去花费之后的结余部分。宋某当时只是让其按照10%的比例把钱从地物院大吨位项目工程结算款中提取出来，也没有和其说是以领取业务费的名义。如果宋某要领取业务费，那也需要通过正常的程序，提供项目合同、项目总产值等材料，而不是通过虚列成本支出并用劳务或材料发票来冲账这样的方式来提取。因此宋某要其从大吨位桩基检测项目工程款中提取的这笔钱根本不是业务费，只是参考了业务费提取的比例标准而已。其之所以会答应宋某的要求也是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县地基所桩基检测业务基本上都是宋某承接来的，其没有十分的把握能撇开宋某的关系来独立继续承接这些业务。另外，宋某从2001年其进地物院以来就一直是其领导，其在思想上也存在一定的惯性思维，他安排的事情、提出的要求其一直以来都是照做。这些钱原本应当属于地物院的，因为大吨位项目具体都是地物院以工程分包的形式从县地基所承接来的，而且工程实施也是地物院派相关人员、设备具体实施的，其收益应当属于地物院。
（2）证人宋某的证言，证明2009年其离开地物院之后，部分原地物院业务单位领导多次向其提起，说现任地物院院长胡敬浓不善经营，对外关系也处理得不好。其考虑了一下之后，便向胡敬浓提出继续从大吨位桩基检测的结算款中提出10%的费用给其，由其帮助胡敬浓去搞好与其他部门的关系，胡敬浓考虑了一下之后同意了。从2010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胡敬浓就继续按照原先10%的标准继续将这笔费用给其。王某丙是其手下有色建工的员工，每次王某丙都是帮其把钱提出来之后以现金的形式交给其。李某乙是东华理工大学勘察设计研究院绍兴分院出纳，她帮其提取这笔钱之后都是打到其建设银行的银行卡上的，其记得有一次还是通过她丈夫樊剑康的银行卡打给其。经核对相关凭证材料，其总计提取金额为2312042元。当时其已离开地物院，再直接向胡敬浓提取这10%的费用是不合规定的，其怕别人说闲话，就找手下员工王某丙及李某乙代为提取并转交其。
作为当时地物院院长的胡敬浓答应其继续拿大吨位10%的费用，其想这也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地物院的许多项目都是通过其的关系承接来的，包括与县地基所的大、小吨位桩基检测合作项目，胡敬浓也想继续把这些项目维持下去。而且胡敬浓之前也是一直按照其的要求在这样操作，现在其提出来了他也不会怎么反对。胡敬浓和其讲过，说是用劳务发票冲账的形式进行提取的，有一次其还问过他这些劳务发票是从哪里开来的。虽然开始的时候其和胡敬浓讲，说这笔钱是用于帮助地物院搞关系的，但是实际上其也存在个人从中得利的心态，所以在这几年里，这笔钱的具体使用情况其并没有向当时的地物院院长胡敬浓提起过，包括应酬费用开支的剩余情况，如果其告诉胡敬浓当年所拿的钱还有剩余，那接下来其就没有理由继续问他要钱了，所以其也没有告诉他这笔钱中还有100多万剩余部分其自己留下来了。
（3）证人王某丙的证言，证明从2010年至2011年，宋某多次让其去地物院找胡敬浓，由胡敬浓通过转账支票或银行转账的形式将一些钱交给其，其取现后再交宋某。其有六七次通过该方式给宋某100多万元，少的时候一次10几万元，多的一次有30几万元。
（4）证人李某乙的证言，证明2012年时宋某曾几次要求其通过地物院会计找胡敬浓签字审批后，由会计将钱打到其银行卡（有一次是其老公樊剑康的）里，其再根据宋某的要求将钱转到宋某的银行卡中，一次是13万元左右，一次是40万元左右。
（5）桩基检测技术合作协议、单项工程桩基检测技术合作协议、记账凭证、合作银行进账单、发票记账联、建行客户专用回单、被告人胡敬浓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02年至2012年期间，绍兴县地基所与地物院在单项工程基桩检测技术合作情况及地物院于2010年8月27日至2012年5月21日间收到的测桩费用为2400余万元。
（6）支票领用单、报销凭证、机打发票、结算清单，记账凭证、胡敬浓出具的情况说明等书证，证明2010年10月至2012年6月，王某丙、李某乙以劳务费等名义从地物院报销2312042元，其中王某丙分7次报销1776034元，李某乙分2次报销536008元。被告人胡敬浓作为负责人或审批人在相关单据上签字。
（7）建行客户专用回单、取款凭条、转账凭条、电汇凭证、银行明细，证明王某丙、李某乙为宋某取款的事实，其中李某乙、樊剑康向宋某的账号转账存入二笔共计536008元。
案发后，被告人胡敬浓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贪污犯罪事实；且退缴赃款人民币22万元，该款项暂扣于绍兴市人民检察院。
证明全案的证据还有：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企业法人年检报告（2009-2012年）、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浙江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以下简称地勘局）系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地物院系国有企业，由地勘局独家出资成立。
（2）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胡敬浓的出生日期等基本身份情况。
（3）地勘局浙色勘（2009）5号文件、地勘局出具的关于被告人胡敬浓及王某甲、丁某的履历，证明从2009年2月至案发，被告人胡敬浓及王某甲、丁某分别任地物院院长、副院长、总工程师。
（4）地勘局颁布的关于2010年度地物院收入分配管理办法，证明地物院领导班子成员的工资、奖金都是由地勘局审批，并按照制定的收入分配管理办法进行发放，地物院本身无权决定。
（5）证人王某丁的证言，证明其系地物院副院长。2006年至今，其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收入考核制度是基本稳定的，收入主要包括档案工资和年终奖金两部分，其中档案工资主要包括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都是根据《地勘局收入分配管理办法》规定进行发放，年终奖也是参照该办法及《经济管理责任制》按岗位制定分配方式及分配系数进行发放。实际上，其单位领导的收入都是由地勘局审批或者是按照其制定的收入分配管理办法进行发放的，其单位本身无权决定。2009年起其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包括：院长胡敬浓、副院长王某甲、总工程师丁某与其四个人。院领导班子成员收入中并不实行“含量工资政策”，也不包括所谓的“业务费”。领导班子成员的奖金由财务人员统计并经院长确认后，需上报至地勘局审批通过，随后再由单位财务进行列支发放，并由奖金领取者签字领取。2010年至2012年，三年中除按规定拿到的年终奖外，没有拿过其他什么名','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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