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陕07行初33号
原告王余，男，汉族，生于1967年9月17日，住
委托代理人吴良述，广西中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方学业，广西百举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强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陕西省宁强县城关镇民主街6号。
法定代表人黎建军，宁强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何爱军，宁强县副县长。
委托代理人秦连军，陕西三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陕西省宁强县司法局，住所地：陕西省宁强县农机局北。
法定代表人李波，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肖志安，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涛，陕西三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强县高寨子办事处，住所地：宁强县高寨子镇。
法定代表人邓俊，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若冰，宁强县高寨子办事处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保林，陕西三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陕西省汉中市精神病医院，住所地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河东店镇。
法定代表人张少俊，系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刘哲，陕西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红涛，陕西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余请求确认被告2009年-2014年期间限制原告人身自由强制关押的行为违法及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余及委托代理人吴良述、方学业，被告宁强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何爱军及委托代理人秦连军，被告宁强县司法局副局长肖志安及委托代理人王涛，被告宁强县高寨子办事处副主任陈若冰及委托代理人李保林，第三人汉中市精神病医院委托代理人刘哲、张红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宁强县政府征收了该县高寨子镇何家院村4000多亩基本农田，被征收土地中有1.3亩属于原告的耕地，被告宁强县政府征用原告土地后，至2009年初没有与原告商谈征地事宜，也没有发放土地征收��偿费，原告多次找到镇政府、县政府，但是没有解决问题，原告到北京上访，被告派人将原告接回，原告先后被宁强县政府工作人员关押在宁强县的看守所和法治学校（县政府和司法局办的上访学习班）。在被关押在县法治学校近一年的时间里，遭受了县司法局副局长燕斌（兼任该法制学校校长）等人虐待和多次暴力殴打。原告全身多处被打伤入院治疗。出院后，原告因土地征收补偿和自己的两间土房被砖厂霸占未得到补偿一事继续上访，2010年6月在没有经过任何诊断和鉴定的情况之下，被县政府、法治学校和镇政府的有关人员非法强行送至汉中市精神病医院关押，原告要求出院均被拒绝，中国工人网报道该事件后，2014年5月原告才出院，原告人身自由被非法剥夺长达五年之久，精神和身体受到严重的伤害。原告出精神病医院后，多次要求被告提供限制人身自由、��制关押的程序性文件及法律依据，但被告未给任何答复。
2014年下半年、2015年、2016年原告因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再次到北京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中央纪委、监察部、陕西省纪委、监察厅等机关也反复责令被告纠正错误，依法处理，但是被告拒不作为。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强制医疗应依据《刑诉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的强制医疗程序，或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被告既非原告法定代理人，也非执行法院裁决，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实施了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行为，严重侵犯原告的人身自由、身心健康及人格尊严。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第三十四条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自2016年起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242.30元。各被告应当依法赔偿原告的具体项目如下：1、人身自由赔偿金2210987.5万元。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限为五年：即1825天，2016年国家赔偿金标准为每日242.30元，这是按8小时工作日确定的，而原告是被非法关、并被强制治疗打针，原告受到非人的折磨��整天24小时都处于恐怕和折磨中度过，按每天24小时计算，即在每日赔偿金242.30元的基础上还要乘以3，所以赔偿金为：242.30元×3×1825天＝1326592.5元，另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因此，赔偿金应为1326592.5元×5倍＝6632962.5元；2、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0元，因原告在没有任何精神病的情况下被非法关押、并被强制治疗打针，可以说得上是搞人体实验，受尽摧残和折磨。原告正处在晚婚年龄阶段，又被关5年多，导致失去了结婚生子的最佳年龄，并缺失了普通人拥有的完整家庭、事业。父母年老，不能在双亲膝下尽孝，饱尝了人生艰难困苦和亲情离别之苦，精神心理遭受的巨大创伤；3、误工费为260595元，五年的收入按陕西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52119元，可计算得误工费为260595元；4、申冤费用100000元，原告为了申冤，交通费、食宿费、通讯、文印、聘请律师的费用等支出十分巨大。现原告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二）、（八）款的规定，以及《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2009年-2014年期间限制原告人身自由强制关押的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赔偿因2009年-2014年期间，非法限制申请人的人身自由赔偿金6632962.5元；3、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0元人民币；4、判令被告赔偿误工损失260595元人民币；5、判令被告赔偿因申冤支出的费用10万元人民币，包括：交通费20000元、食宿费30000、通讯邮寄费10000、文印费10000、聘请律师的费用30000元人民币；6、判令被告在全国性媒体上连续刊登一个月不少于1000字的道歉声明；7、判决上述被告互负连带责任；8、判决上述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1、宁强县人民政府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宁强县政府不予赔偿；2、病例资料，证明原告从2010年6月4日被宁强县政府工作人员、宁强县高寨子街道办事处、宁强县司法局强制关押在汉中市精神病医院；证明原告被强制关押四年之久，被告没有证据证明王余患有精神病；3、中国工人网报道，证明中国工人网于2014年3月28日如实报道原告被非法关押的有关情况和经过；4、律师调查笔录，证明原告王余无精神病，因上访受到打压直至关押；5、中纪委、监察部举报回执网页；中纪委、监察部举报回执；邮政特快回执单，证明原告一直未间断地举报、控告和维权，要求上级党政机关依法处理；6、政府工作人员恐吓、威胁原告的手机短信；中国电信收据，证明政府工作人员长期使用跟踪、监听、定位等手段威胁、恐吓、打压原告依法维权；7、��话录音光盘和书面内容摘要、照片，证明原告因征地未得补偿上访而被宁强县政府关押、殴打、送精神病医院；8、宁强县政府文件，证明宁强县政府出台违反宪法的秘密文件，以法制培训为幌子非法打压、迫害上访维权群众；9、解除劳动教养证明书；医疗经过；宁强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劳动教养决定书，证明上访人员白怀文被打压的有关情况；10、宁强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申请；控告状；举报，证明上访人员刘国恩被打压和维权的有关情况；11、聆讯告知书；聆讯申请；宁强县非正常上访人员法制培训班安全工作方案；上访材料；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上访人员向官秀等人被打压和维权的有关情况；12、证明，证明原告因上访被强制关押，证明原告无精神病。第二组证据：13、收据两份，证明被告宁强县司法局，高寨子街道办事处均没有对国家赔偿作��答复，被告宁强县政府未对非法拘留，非法关押和非法强制医疗的信息进行依法公开；14、告知书，证明被告司法局，高寨子街道办事处未就国家赔偿申请作出答复；15、国家赔偿申请书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共两份，被告司法局，高寨子街道办事处未就国家赔偿申请作出答复；16、拆危安置协议、申诉状、举报信息，证明王余被非法关押在宁强县法制教育学校并被遭遇酷刑的知情人，一同被关押的人员及王余被陷害为精神病人的知情人员。第三组证据：17、精神病人住院协议书；住院患者知情同意书；病人入院宣教，证明：医院对王余实行封闭性管理，限制人身自由；18、日常生活能力量表；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证明：诊断信息来源不准确；19、90项症状清单，证明原告无精神病症状；20、住院病历首页续页；病程记录；入院记录。证明县政府，镇政府工作人员对��告采取强制医疗，原告无须住院治疗，不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病史叙述来自维稳干部；21、稳控措施，证明王余稳控包案责任人是何小平。
被告宁强县人民政府答辩称，1、原告诉称“2008年5.12地震后，在2009年因宁强县人民政府违法征地。原告到北京上访，先后被关押至宁强县看守所、法治学校。2010年6月未经任何诊断和鉴定，又被强行送至汉中市精神病院住院，2014年5月才得出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6条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原告2014年5月离开精神病医院，那么也应当在离开精神病医院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于2016年10月21日向汉中市中级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2、原告在2009年和2014年从汉中市精神病医院出院后，于2014年下半年，2015年，2016年多次上访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被告并没有限制原告的人身自由；原告诉称2010年6月以后，在汉中市精神病医院的治疗，没有经过鉴定，属于强制关押。汉中市精神病医院是一家专业的精神病治疗医院，对原告所患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是专业行为，不是强制关押行为。况且在当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对精神病人的治疗需要先行进行鉴定之后才能进行治疗的规定；原告在诉状中引用的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2013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1年6月30日通过，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刑诉法》有关强制医疗也是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的新规定。根据法律不具有溯及力的原则，系原告适用法律错误。原告要求确认2009年-2014期间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关押的行为违法，没有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3、原告提出的部分诉讼请求与法不符。关于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的标准和计算方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均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原告主张的计算方式依法无据；第3项精神损失属间接损失，必须达到严重后果，才能支付相应精神抚慰金；第4项误工重复计算，已计算每日赔偿之内；第5项和第6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范围，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2005)9号】）第二条列举的九种情形。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且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宁强县人民政府没有提交证据。
被告宁强县司法局答辩称，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按照原告的陈述，自2009年先后被关押至宁强县看守所、法治学校及汉中市精神病院，就应当在离开精神病医院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原告起诉状落款日期为2016年10月21日，明显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2、原告要求确认宁强县人民政府和司法局办理的上访学习班（实为��相关押）违法，不能成立。自2005年以来，因移民搬迁、土地征收等问题引发的赴省进京上访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干扰了有关部门的正常工作。为了缓解信访压力，自2006年开始，由宁强县政法委牵头，公、检、法、司参与，将全县无理取闹的缠访人员统一集中进行法制教育。到了2007年，此项工作交由宁强县司法局管理，并设立正科级常设临时机构“宁强县法制培训学校”。工作人员由县司法局调配，学员由所在单位写出报告，县级分管领导签字后方可接收，学员学习结束也由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县级分管领导同意后方可离校。学员在学校期间，由学员所在单位干部陪同、吃住，食宿免费。聘请相关执法单位人员来学校讲授信访条例及法律知识。2009年4月20日，王余由高寨子镇干部陪同来学校，学校按照工作程序予以接受，王余在校学习期间���沉默寡言，5月22日因病被高寨子镇干部接出治病，后又送来学校，2010年2月5日离校回家。由上可知，办理法制培训学校，是在当时信访人员无序信访的背景下实施的，其目的是为了缓解信访带来的社会压力，教育信访人员遵纪守法，文明信访，规范信访，不存在限制王余等信访人员人身自由或变相关押的问题。3、原告诉称“在校期间受到虐待和多次暴力殴打”的问题。经司法局调查核实，尚无证据能够证明王余在校期间遭受虐待和殴打。4、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应支持。请求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秉公裁决。
被告宁强县司法局提交了相关证据，庭审中撤回相关证据。
被告宁强县高寨子街道办事处答辩称，1、根据新修订《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另根据原《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诉讼或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结合本案，王余于2014年5月15日从汉中市精神病院出院，此时王余就其被医疗是所谓的“被限制其人身自由”，那么此时王余就知道其“所谓的人身自由权”被侵害。那么依据现行《行政诉讼法》四十六条之规定或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均已超过了起诉朝限，应依法驳回王余的诉请。2、2008年11月宁强县人民政府召���了县常务会议，决议宁强县原高寨子镇规划建设宁强县产于园区，并由县相关部门和高寨子镇成立领导小组负责产业园区的征地建设，在征地过程中王余反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征收了其土地，工作组知道情况后，经调查，王余原居住在何家院村六组，1988年时迁入二组，迁入后其本人一直在外，也没有直系亲属在二组居住。第二轮土地承包（1998年）时村集体土地承包遗漏，工作组将这一情况通知所在村后，村组于2009年2月10日与王余达成协议、2009年3月13日《关于给王余补偿土地、宅基地的处理方案》、以及2010年5月27日《关于王余上访事宜暨修房、治病的处理方案》），王余当时均同意且签字，可事后又以此为由继续上访，高寨子街道办事处认为工业园区征何家院二组的土地有政府部门的文件，对征收对象均做了合理合法的补偿，在征地过程中不存在征收王余土地问题。对其漏划承包地的事也做了补偿，征地过程中程序合法，补偿适当，并未侵犯王余的合法权益。3、王余是老上访户。2009年2月16日．其在北京上访，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对其进行了训诫，训诫后，王余不听劝阻于2009年3月18日再次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扰乱公共秩序，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宁强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之后被送往法制培训学校学习。在学习期间，突然出现言行紊乱、不进食、精神不正常等状况。送往汉中市精神病院，被确诊为“偏执型精神病”，之后多次在医院治疗，且费用由政府负担。办事处接送其到医院救治且承担费用的行为并无不当。王余系单身，父母年龄偏大，无能力送其接受医疗，这也体现了政府对特殊人群的人文关怀。4、原告所诉赔偿项目明显超过法律规定；其诉请与高寨子街道办事处的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及标准于法无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宁强县高寨子街道办事处提交了五组证据，第一组：宁强县人民政府2008年10月5日第十次常务会议纪要；宁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宁政办发[2009]70号；宁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宁政办发[2009]87号；宁强县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征地拆迁及附着物补偿补充办法，证明：征地是合法的，且有法律依据的。第二组：王余反映自身情况的书面材料，证明：王余因为土地问题向宁强县高寨子街道办事处提出过诉请。2009年2月10日何家院村村民委员会关于解决何家院村二组王余未调整土地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王余本人也参与该次会议；2009年3月13日司法办公室关于给王余补偿土地、宅基地的处理方案；2009年3月14日何家院村村民委员会关于解决二组王余要求调补承包地的处理决定证明：王余不是二组村民，为了解决王余的土地问题，从公共土地中划给王余一块土地，王余自己也同意该处理方案。第三组证据：中共宁强县高寨子镇委员会文件，文件号为高字[2014]14号，证明；上访后按照相关规定，经过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对其进行训诫，责成当地县政府从北京接回后对王余作出行政处罚；宁强县高寨子镇人民政府文件[2010]102号；宁强县高寨子镇人民政府文件[2011]36号；高寨子镇政府关于中共网刊发宁强县高寨子街道办事处上访男子王余被精神病院的报道及王余信访所反映问题的答复意见书；中共宁强县高寨子镇高字[2014]17号，证明：第一时间把王余的问题反映给联系办，王余的上访问题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第四组证据：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训诫书，[2009]第17684号；宁强县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宁公��行）决字[2009]第51号；第五组证据：汉中市精神病医院2次住院诊断，其时间为2011年5月13日，2013年4月份和四套病例。证明：宁强县高寨子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一块将王余送到精神病医院诊断，王余有间歇性精神病并在医院接受治疗。
第三人汉中市精神病院述称，1、汉中市精神病院依法履行职责，不构成违法。第三人是依法成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宗旨和业务范围是：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常见病及精神疾病门诊诊治和住院治疗康复，精神病社区防止康复技术指导，精神病鉴定、评残。《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4]71号）中规定：“卫生、民政、公安、教育、司法、残联、共青团、妇联、老龄委等部门、单位和团体要针对日益突出的精���卫生问题，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并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公安机关要了解掌握本地区内可能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的有关情况，督促家属落实日常监管和治疗措施，对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强制治疗，安康医院负责做好治疗工作”。卫生部关于印发《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的通知（卫疾控发[2009]104号）明确规定：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在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中的主要职责为：(1)地市级及以上政府部门举办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主要承担：B．对初诊严重患者、民政部门、公安机关、城建城管监察等部门转送的急诊患者、司法部门送诊患者、基层医疗机构转诊的急诊患者等提供诊疗服务。（1.1.3医疗机构1.1.3.1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以及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发现有危及他人生命安全或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形象行为者为疑似精神病患者时，应立即拨打“110”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务的人员送往就近或者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明确诊断（2.1.2患者报告）。上述行政文件中不仅明确了汉中市精神病院的职责范围，而且对于精神病人送医治疗的主体有所规定，王余是宁强县高寨子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派出所民警送到我院治疗，汉中市精神病院病历资料中有相关人员履行的办理入院手续，也按照医疗程序对王余进行了医疗诊治，确认其患有精神疾病，而且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诊疗。完全是在履行法定职责，并无违法行为。2、原告王余主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原告王余依���《刑事诉讼法》、《精神卫生法》、《行政强制法》之规定向答辩人主张权利，但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才对于医疗强制程序予以规定；《精神卫生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6日发布，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行政强制法》于2011年6月30日通过，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立法法》第八十四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王余是2010年被送医治疗，程序符合当时相关规定，其主张依据后法认定行政行为违法于法无据。综上，汉中市精神病院依法履行职责，无任何行政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汉中市精神病院提交四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事业单位法人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被告汉中市精神病院身份情况，其具有合法法人资格和诊疗资格。第二组证据：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宁强县高寨子镇政府委托工作者何小平送原告到汉中市精神病院办理入院相关手续；第三组证据是：住院病历，证明原告于2010年6月4日宁强县高寨子镇政府工作人员何小平等人到汉中市精神病院，办理相关入院手续。医院按照诊疗规范予以治疗。第四组证据：家属要求出院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2014年5月15日，王余家属白怀文要求汉中市精神病院给王余办理出院手续。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交证据，被告宁强县人民政府质证意见：证据1没有异议，证据2来源不合法，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3没有原件，合法性和客观性不认可；证据4，王贵英和王余��利害关系，其陈述不具有客观性；证据5，回复的打印件没有证据证明其来源，证据6，证据的收集人和来源不合法，另与本案没有关系，不具有关联性；证据7，电话录音，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同意，来源不合法，没有书面材料，也没有当事人的身份信息，没有关联性；证据8，政府文件的来源不具有合法性；证据9－11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12，王新宽是王余的父亲，有利害关系，根据王余的陈述王新宽不识字，该份证据不具有客观性。证据13、16没有关联性；证据14让王余做补充材料并不是没有答复；证据15已经做出不予赔偿的决定，关于信息公开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17－20，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21，来源不合法，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宁强县司法局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证明目的认可，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送原告到精神病医院治疗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疗王余的精神病而非关押；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4，王桂英是原告的母亲、白怀文、向官秀、刘国恩均为上访人员，有相同的诉求和利害关系，证明力较低，律师发问带观点，将三人一地（县域）连续调查，证人有串通之嫌；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存在越级上访行为；中纪委回复建议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交，并未支持其诉讼请求，证据6，没有证据证明系被告司法局工作人员所为；证据7，录音光盘和书面材料的内容不一致；证据8，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9－11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12，部分内容不真实；证据13、14、15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16没有证据来源；证据17－20，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21仅有结尾一页且是复印件。被告宁强县高寨子街道办事处质证意见：同意宁强县政府、宁强县司法局的质证意见，另补充，证据1没有异议，证据2证明第三人的治疗行为存在；证据3、4、5、6、7，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8，政府文件的来源不具有合法性；证据9－11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12不具有客观性。证据13、14、15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6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证据17－20，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21仅有结尾一页不完整。第三人汉中市精神病医院质证意见：证据1没有异议，证据2病历资料在第三人处，第三人提供了完整真实的资料，符合病历的管理条例；证据3－5、12，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6，不具有客观性；证据7，同意以上二被告的意见；证据8，该份证据属于秘密文件，已经违反相应法律法规；从文件中无法看出有迫害行为存在；证据9－11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12，王新宽是王余的父亲，有利害关系，该份证据不具有客观性。证据13－16同意以上三被告的���见。从原告提出的证据说明原告方提出的申请都未向第三人提出申请，所以本案的诉讼时效也应证实超过诉讼时效的相应规定；证据17－20，证据来源来自第三人的证据中，不符合证据的要求，第三人提交了王余全部的材料，对于王余患有偏执型精神病有详细的记录；证据21仅有结尾一页不完整。
原告庭审前书面申请证人白怀文等人当庭作证，经法庭准许白怀文当庭作证，白怀文，男，生于1949年4月12日，汉族，农民，不识字，住陕西省宁强县胡家坝镇杨寺庙村三组4号。证明：白怀文在2006年被拘禁，限制人身自由。2009年关在宁强县看守所，后送劳教。白怀文出院后去看王余发现王余没有患精神病；白怀文和王余的母亲把王余从汉中市精神病院接回来了。
被告宁强县人民政府质证意见：白怀文没���与王余在法制学校学习过，王余在法制学校的情况无法真实反映。白怀文没有相关的诊断知识，证明王余没有精神病是不客观的；证人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主观的描述，不能作出评论性具有倾向性的证词，因此白怀文的证词不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宁强县司法局质证意见：证人应亲身经历作证，但是他是2014年的关押来作证，王余在2009年在法制学校的情况来作证，不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白怀文作为证人应该陈述自己的经历，而是推测，证据不合法。被告宁强县高寨子街道办事处质证意见：证人白怀文在法制学校，根据其陈述和王余不在同一个时间，且证据是传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白怀文是在精神病院看望的王余，王余是否具有精神病应该由专业的机构进行确认，因此白怀文的证据不具有证据的三性。第三人汉中市精神病院质证意见：证人白怀文出庭作证对其说明王余没有患有精神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白怀文没有能力和资质发表王余没有患有精神病；证人是在2010年8月听说同村上访人员王余在精神病院，是传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原告质证意见：白怀文的陈述是真实合法的。
对宁强县高寨子办事处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被告征收土地没有国务院的批准，被告的征地行为是违法的；宁强县政府和高寨子街道办事处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对原告王余进行相关的补偿。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二组证据：2009年2月10日何家院村村民委员会关于解决何家院村二组王余未调整土地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处理意见不具有证据三性。第三、四组证据属于逾期提交，不符合行政诉证据规定的形式要件。102号文件是真实性认可。第五组证据：疾病证明书是虚假���，证据没有按照法定的证据形式举证，合法性不认可。被告提供的精神病院的其他材料，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被告宁强县政府、宁强县司法局、第三人汉中市精神病医院质证意见：第一、二、三、四、五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
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形式不合法，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三组证据是：对该组证据不认可。第四组证据：对于该份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被告宁强县政府发表质证意见。被告宁强县政府、宁强县司法局、宁强县高寨子办事处质证意见：第一、二、三、四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认可。
对证据采信如下：对于原告提出的��据，证据1是真实的，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证据2是真实的，对真实性采信，证据4、12证人证言及原告陈述均不能证明王余是否患有精神病，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6、7、8，来源不合法不予采信；证据3、5、9、10、11、16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13－15、17－20来源于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是真实的，对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21不完整，不予采信。证据22，证人白怀文证明白怀文在2006年被拘禁，限制人身自由，2009年关在宁强县看守所，后送劳教与本案没关联，不予采信；精神病应该由专业的机构进行确认，对白怀文的证明王余没有患精神病不予采信；白怀文和王余的母亲把王余从汉中市精神病院接出来，与其他证据相应证，予以采信。
对宁强县高寨子办事处提交的证据，第一组证据与本��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有王余本人签名，是真实的，与本案有关，予以采信；三、四组证据属于政府文件，是真实的，与本案有关，予以采信；第五组是真实的，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对第三人汉中市精神病医院提交的证据第一、二、三、四证据是真实的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王余的户口原来在宁强县高寨子镇何家院村六组，1988年迁入何家院村二组。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宁强县政府征收了该县高寨子镇何家院村二组的土地，原告王余以没有给其发放土地征收补偿费为由，多次到北京上访，被告派人将原告接回宁强县后，于2009年4月20日将原告王余送至宁强县法制培训学校培训班学习，2010年2月6日离开宁强县法制培训学校；2010年春节过后，原告因土地征收补偿和自己���两间土房未得到补偿，继续上访，原告王余于2010年5月3日又被宁强县高寨子办事处送至宁强县法制培训学校培训班学习；2010年6月4日，宁强县法制培训学校和宁强县高寨子办事处的人员将原告王余送至汉中市精神病医院诊断医疗，汉中市精神病医院诊断王余为偏执型精神病并住院治疗；2014年5月15日，王余的母亲王桂英、白怀文给王余办理出院手续，王余离开汉中市精神病院。原告于2016年11月1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2014年5月15日，王余的母亲王桂英、白怀文给王余办理出院手续，王余于当日离开汉中市精神病院，至2016年11月1日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二年时间，且没有提交不属于原告自身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证据，因此原告王余的起诉超过了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王余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王余。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陕西���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润余
审 判 员 刘 霖
代理审判员 刘正中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谢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