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2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雄，男，汉族，住湖南省涟源市，公民身份号码：×××8474。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新玲，女，汉族，住湖南省涟源市，公民身份号码：×××8460。
以上��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佩香，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公司，住所地：珠海市。
负责人：陈业雄，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木培。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帆，男，汉族，住广西博白县，公民身份号码：×××0312。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安骅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法定代表人：庄小鹏，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黎恒冲，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雄、李新玲、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人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海帆、珠海安骅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骅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4）珠香法民一初字第24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4年10月20日12时00分许，王海帆驾驶粤C×××××号中型专项作业车沿珠海市景某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驶至芝辰商务中心路段时，与由西往东方向横过道路的行人袁某发生碰撞、碾压，造成袁某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拱北大队于2014年10月30日作出的粤公交认字（2014）第0017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海帆驾驶机动车在混合式道路上行驶时，没有观察清楚路面情况，未按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行人袁某在没有人行横道的路段横过机动车道时，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没有观察清楚来往车辆，没有确保安全后通过。鉴于王海帆、袁某的违法行为在该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基本相当，王海帆及袁某各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4年12月5日对袁雄、李新玲的复核申请作出粤公交复字（2014）第05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决定维持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事故发生后，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粤C×××××号中型专项作业车事故时的车速进行鉴定，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11月11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粤C×××××号中型专项作业车事故时的车速不超过12km／h。
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本案道路交通事故的交警卷宗材料。其中，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拱北大队于事发当天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载明“一、道路基本情况。道路走向：南北走向；道路交通标志：有；道路隔离设施：无；路面性质：水泥；……其他需要记录的情��：事故路段景某路呈南北走向，双向两车道，有标志标线混合式道路，有限速标志，水泥路面，干燥完好，道路南往九洲大道，北往园林路，限速30公里／小时，限行标志非交警部门树立。四、肇事车辆情况。……现场甲车肇事后停放于景某路某商务中心路段，车头朝北，车尾朝南，车头左侧与伤者发生碰撞，左后侧车轮有与伤者碾压后留下痕迹，车身左后侧留有血迹，面积110cm×35cm。”
2014年10月20日14时45分至2014年10月20日15时20分交警对王海帆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记载“问：讲一讲事故发生经过答：我于2014年10月20日12时许，我驾驶粤C×××××号车辆，在吉大景某路旧安某汽车有限公司运载2只货架往新安某汽车有限公司，在返回旧安骅汽车有限公司途中（南往北方向行驶至芝辰商务中心路段时）与一名由西往东方向横过的小孩发生碰撞，当时我不知道，是路��群众叫停我车下车察看才知道的，之后打“110”报警，围观群众叫我打“120”，于是我打“120”报警。问：你驾驶的车辆与小孩发生碰撞时在道路何位置上？答：我的车辆与小孩发生碰撞时在道路的中间位置上。问：你的车辆何部位与小孩子身体何部位发生碰撞？答：事故发生后，我公司吉大分店工作人员带我到现场附近的商店看录像，才知到我的车辆左侧车头与小孩右侧脸部发生碰撞。问：事故前你有否看到小孩是怎样过道路的答：事故前我看到我行驶方向的左侧灯柱处有一名小孩。右侧路边商铺有一名小孩，前方路口处有一名小孩。我没有留意与我车发生碰撞的小孩是怎样横过道路的，怎样与小孩发生碰撞我都不知道，是路边群众叫停我车，下车察看才知道我的车辆与小孩发生碰撞。问：你因何没有看到小孩答：我驾驶车辆通过时，我往右侧看，没有留意到左侧。问：当时你驾驶的车辆车速有多快答：当时车速大约是10-15公里／小时。问：你所讲的10-15公里／小时是怎样确认的答：因当时以2档行驶，我估计当时车速大约是10-15公里／小时。问：当时车上共有几人答：当时车上就只有我本人。问：事故发生地点有否人行横道线答：没有。问：当时的路面情况如何答：我行驶方向右侧是路口，路面平直，视线良好，前方距离我车大约50米有一辆小轿车在行驶，事故地点右侧路边停有一辆小轿车。问：事故发生后，你驾驶的车辆停车位置与事故地点有多远答：大约1米远。问：事故发生后，小孩躺于道路何位置上答：小孩呈头西脚东侧躺于我车辆左侧后轮以南1米处。”
2014年10月23日11时40分至2014年10月23日12时20分交警对园明小学学生胡某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记载“问：你叫什么名字？答：我叫胡某，男，6岁半，园明小学��（4）班。问：袁某发生交通事故时你在不在现场？答：我当时在现场。
问：事故发生时，你们有几个人在一起？答：有四个一起回家，有一个四年级的，三个二年级的。问：当时你们是怎样过的？答：当时我和四年级的哥哥先过马路，袁某跟着我身后，袁某在过马路时鞋子掉了，当袁某跑回路中拾鞋子时就被车撞了。问：袁某被撞时的过程你有没有看见？答：没有，当袁某被撞后，我回过头时才发现袁某被车撞了。问：你所说的四年级的哥哥，及另外一个二年级的同学叫什么名字？答：王某（四年级），姜某（二4班）问：袁某怎样过马路的？答：袁某跟着我，我在前面走，袁某在我后面，我过了对面马路后，袁某也跟着过来，之后袁某掉了鞋子在路上，袁某跑回去拾鞋子时就被车撞了。问：袁某被车撞了之后你怎样做？答：袁某被车撞了之后，我就跑��袁某家门口叫袁某父母，并将袁某的父母带到了现场，之后就回家了。问：你和袁某是否认识？答：认识，我和袁某都在同一幢楼，是同校的学生。问：你有没有看见事故时怎样发生的？答：没有。问：当时你们过马路的地方有没有人行横道？答：没有人行横道。问：当时路上行驶的车多不多？答：只有几辆车在路上行驶。问：袁某发生事故时，你另外二年级同班同学姜某在什么地方？答：事故发生时，姜某还在对面马路。问：事故发生在什么地方？答：在马路中间。”
2014年12月11日10时40分至2014年12月11日12时20分交警对杨某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记载“问：2014年10月20日12时00左右，景某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你知不知道？答：知道，一辆车和小孩发生碰撞，造成小孩死亡。问：景某路交九州大道树立了限行，限速交通标志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时间树立的？���：具体时间没记着，但肯定是下午15：00时候树立的，因为我是上上午班，下午15：00时下班的，那天我下班前是没有树立的，第二天早上上班时那几个标志牌就已经树立起来了。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吗？答：如果要上法院作证的话，我是不会去的。”
另查明，根据袁雄、李新玲提交的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及结婚证反映，袁雄、李新玲系受害人袁某的父母，户别登记为居民家庭户口，袁某在珠海延年医院出生。袁雄、李新玲还提交了珠海市公安局吉大派出所出具的本市居住证、暂住证信息，据此主张袁雄、李新玲在珠海已居住、生活多年，自2002年至2014年期间办理了暂住证或居住证。根据行驶证记载，肇事车辆粤C×××××号的登记车主系安骅公司，车辆类型为中型专项作业车，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检验有限期至2015年4月。该车在珠海人保公司投保了机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保险限额为5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且投保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安骅公司承认王海帆系其公司雇请的员工，事发时正在执行工作任务。
庭审中，袁雄、李新玲对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提出异议，认为事发路段为双向车道，并未施工，该路段有限速30公里以及限制中型以上车辆（含中型车辆）通行的标志，王海帆没有遵守交通标志违法通行，但交警部门没有对王海帆违反车辆限行的责任作出认定，且事发路段为丁字型交叉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机动车应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先行通过，但事发时王海帆根本没有减速，更未让行人先行通过，而是沿左面车道逆向快速行驶，以致碰撞、碾压尚在左侧过道的袁某，王海帆在笔录中称“完全不知道，是群众叫停、他下车查看才知道”，如此反应充分说明车速过快，��速度鉴定报告不是根据刹车痕迹鉴定得出，而是依据视频监控读秒计算，根本不精确，而现场勘验笔录中也没有对肇事车辆的刹车痕迹和距离进行提取和检测，对肇事车辆在限速路段行驶时的车速问题作出认定，故袁雄、李新玲据此主张王海帆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安骅公司对事故责任认定无异议，且认为袁雄、李新玲主张王海帆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与交警部门所认定的事实及结论相悖，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勘查笔录中记载“限行标志非交警部门树立”，故该路段根本就不是法定意义上的限制行驶，其对外不产生法律后果，不能拘束于肇事车辆，且肇事车辆本身属于救援车辆，如果在正常的道路内均不允许进入，就失去了救援的属性。根据交警部门认定的事实，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袁某在看见肇事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所导致，并不是说肇事车辆不礼让行人而直接发生，故因袁某在事故中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采取了加速横穿的不当举动，以及王海帆未注意到袁某的该突发行为而引发的事故，双方均具有责任。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专门委托有资质的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事发时肇事车辆的车速进行鉴定，所得出的结论为车速不超过12km／h，完全否定了袁雄、李新玲所称的车速过快的说法。袁雄、李新玲所称该车速鉴定不是根据刹车痕迹得出就不应该采信，该说法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而南方医科大学通过监控视频所记录的图像来测速肇事时的车速，是符合科学、客观事实的，在袁雄、李新玲未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该结果之前，该鉴定结论是合法有效。
在诉讼过程中，袁雄、李新玲认为事发路段存在人行横道缺失和交通管理不到位的情况，故申请追加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要求其对袁雄、李新玲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双方无争议的事项为第3.8项，其他事项双方均有争议。
损失项目
袁雄、李新玲主张金额、依据及争议事项
1.死亡赔偿金
727500元（36375元／年×20年）。珠海人保公司认为袁雄、李新玲属于农业户口，事故发生时8周岁，处于上学阶段，未有固定收入，不符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条规定，即事故发生前一年在城镇居住且有固定收入的符合城镇标准计算。应该按照户籍性质农村标准计算为11669.3元／年×20年=233386元。安骅公司认为袁某的户籍属于农村户口，其虽然在城镇生活，但其目前仍处于上学阶段，尚未进行工作，更不可能有收入来源，其情况不符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在《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27条所规定的“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之情形，依法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不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袁雄、李新玲所主张的727500元不符合法律规定。
2.精神损害抚慰金
150000元。珠海人保公司认为肇事车辆承担事故同等责任，袁雄、李新玲主张的精神抚慰金过高且不合理，袁雄、李新玲己经在死亡赔偿金得到相应的补偿，应当按25000元认定合理。安骅公司认为袁某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过错，负事故的同等责任，袁雄、李新玲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过高，应以3万元为宜，且该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
3.丧葬费
38752元。珠海人保公司、安骅公司均对该项请求无异议。
4.交通费
3165.6元。珠海人保公司认为处理丧葬事宜酌情按7天处理，3人为宜，考虑实际情况，应按普通交通工具酌情计算1000元较为合理。安骅公司认为袁雄、李新玲所提供的交通费票据中，其中有一份2014年10月21日的《收据》，注明“今收到袁雄包车上访来回车费920元”，该收据不具有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应予以扣除。另外，其他票据大部分均为出租车票，费用偏高，具体由法院酌情认定。
5.住宿费
9240元。珠海人保公司认为袁雄、李新玲作为受害人父母，居住在珠海多年，主张住宿费不符合实际情况；其次，处理丧葬事宜3人为宜，最多计算另一直系亲属住宿费用，酌情按7天处理即220元／天×7天=1540元。安骅公司认为依据法律法规之规定，应按照3人7天每天340元之标准计算住宿费，袁雄、李新玲所主张的该9240元过高，具体由法院酌���认定。
6.伙食费
18403.2元。珠海人保公司认为伙食费不属于法定赔偿项目，袁雄、李新玲主张于法无据，且伙食费乃日用开销，不因事故增加或减少，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故不同意赔付。安骅公司认为虽然处理丧葬事宜之人员需要吃饭等基本餐饮费用，但该项目并不属于法定赔偿项目，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故袁雄、李新玲主张的18403.2元伙食费不应支持。
7.误工费
29065.5元（误工时间从2014年10月20日至2014年12月8日）。珠海人保公司认为袁雄、李新玲未举证列明处理丧葬事宜的亲属名单，交通事故以损失补偿为原则，袁雄、李新玲未举证证明处理事故人员的误工情况，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且以3人处理7天为限较为合理，待补强证据后予以计算。安骅公司认为依据法律之规定，应当按照3人7天的标准，酌情按照100元7天进行计算处理丧葬事宜之误工费用，袁雄、李新玲主张29065.50元过高，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是主张哪些人员之误工费用，且无误工证明、收入证明等证据材料予以佐证。
8.安骅公司垫付的费用
垫付医疗费891.47元及预付款项30000元。袁雄、李新玲对安骅公司垫付的费用予以认可。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事故责任认定问题。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综合事故现场图、现场照片、现场勘查笔录、询问笔录、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以及其他证据材料，确认了事故发生时王海帆没有观察清楚路面情况，且未按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车辆，以及行人袁某在没有人行横道的路段横过机动车道时，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没有观察清楚来往车辆，未确保安全后通过的事实，并认定王海帆和袁某各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袁雄、李新���虽对交警部门所作的事故认定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足以推翻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故原审法院对袁雄、李新玲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另外，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反映，事发路段树立的限制中型以上（含）车辆通行的标志并不是公安管理部门所设立，其外在表现形式虽然符合通常交通标志形式，但鉴于该限行标志并未经公安管理部门依有关程序审批而设立，故不能据此认定王海帆驾驶粤C×××××号中型专项作业车在事发路段行驶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行为。据此，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符合法定程序，认定事实清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并作为本案民事赔偿的依据。
二、关于本案的赔偿责任确定问题。王海帆是在执行工作任务时发生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袁某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一款的规定，故应由王海帆的用人单位即安骅公司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对袁雄、李新玲主张王海帆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肇事车辆粤C×××××号车在珠海人保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故珠海人保公司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对袁雄、李新玲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部分，根据责任比例应由安骅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粤C×××××号车在珠海人保公司还投保了保险限额为5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故安骅公司应承担的部分，先由珠海人保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向袁雄、李新玲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部分，再由安骅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另外，由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属侵权纠纷，在侵权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应举证证明侵权人的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才能依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侵权责任。本案中，袁雄、李新玲主张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应对本案的交通事故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其未能举证证明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过错，并不符合侵权责任纠纷的过错责任原则，故原审法院对袁雄、李新玲要求追加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为被告参加本案诉讼的申请不予准许。
三、关于赔偿的损失项目及金额问题。（一）死亡赔偿金。根据袁雄、李新玲提供的户口簿记载，受害人袁某及其父母的户别登记为居民家庭户口。袁雄、李新玲称袁某的户籍所在地湖南省进行户籍改革，取消了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并主张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根据受害人户口簿所反映的户籍信息，��审法院确定受害人袁某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损失为宜。据此，袁雄、李新玲主张珠海人保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727500元，符合规定的赔偿标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二）精神损害抚慰金。王海帆的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袁某死亡的损害后果，给其亲属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但同时考虑受害人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原审法院酌定珠海人保公司赔偿袁雄、李新玲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三）丧葬费：截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袁雄、李新玲称受害人袁某的尸体尚未进行火化。但考虑袁雄、李新玲主张的丧葬费38752元，属于因受害人袁某死亡所确定必然会发生的费用，且珠海人保公司、王海帆、安骅公司均未提出异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四）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及误工费：（1）交通费：对袁雄、李新玲因包车信访所发生的交通费用，并不属于因本次交通事故所产生的必要、合理的费用，故原审法院对该部分费用不予支持。结合司法实践，计算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的人数以不超过三人为宜。考虑受害人亲属由外地来珠海处理丧葬事宜的实际需要，原审法院酌定珠海人保公司向袁雄、李新玲赔偿交通费2000元。（2）住宿费：结合司法实践，考虑受害人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实际需要，原审法院参照《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公布的住宿费340元／天的标准，酌定珠海人保公司向袁雄、李新玲赔偿住宿费4420元；（3）伙食费：袁雄、李新玲主张的该项费用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的赔偿项目和范围，故袁雄、李新玲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4）误工费：袁雄、李新玲主张受害���袁某的父母即袁雄、李新玲以及袁某的舅舅因处理丧葬事宜产生误工损失。但由于袁雄、李新玲未能提供上述三人因处理丧葬事宜导致误工损失的相关证据，故原审法院参照本地最低工资收入的标准1650元／月酌定珠海人保公司赔偿上述三人的误工损失为1650元／月÷30天×15天×3人=2475元。
原审法院核定的死亡赔偿金727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丧葬费38752元、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4420元、误工费2475元，以上损失合计805147元，由珠海人保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的范围内直接向袁雄、李新玲赔偿1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优先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全额赔付）。对于其余损失695147元，由珠海人保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向袁雄、李新玲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417088.2元。安骅公司为受害人袁某垫付的相关医疗费用，由其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自���向珠海人保公司申请理赔。对于安骅公司向袁雄、李新玲预付的款项30000元，为减少讼累，方便当事人之间的结算，该款可作为安骅公司代珠海人保公司向袁雄、李新玲支付的赔偿款，原审法院确定在珠海人保公司向袁雄、李新玲赔偿的损失417088.2中予以扣减，即珠海人保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实际应向袁雄、李新玲赔偿损失387088.2元。至于安骅公司代珠海人保公司向袁雄、李新玲支付的30000元，由安骅公司、珠海人保公司根据原审法院确定的赔偿责任及金额进行结算。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珠海人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向袁雄、李新玲赔偿损失110000元；二、珠海人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内向袁雄、李新玲赔偿损失387088.2元；三、驳回袁雄、李新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562元、保全费1520元，以上合计15802元，由袁雄、李新玲负担6033元，安骅公司负担9769元。
一审判决后，袁雄、李新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王海帆、安骅公司赔偿袁雄、李新玲损失976126.00元，珠海人保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被限行车辆在限行路段撞人致死，一审判决承担60%责任没有法律依据。1、2014年10月20日12：01分，王海帆驾驶安骅公司所有的粤C×××××号中型专项作业车，在限制通行和限制时速的景某路某商务中心路段将袁雄、李新玲8岁的儿子袁某碰撞、碾压致死，根据交警现场查勘记录和袁雄、李新玲举证的照片充分证明，事发路段的标志完全一样，为标准的交通标志，而交通安全法规定：驾驶人必须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并未规定只遵守交警部门设立的交通标志。况且交警部门没有出庭，交警案卷也未证明交警设立的交通标志与非交警部门设立的交通标志在设立程序上有何区别，对驾驶人没有效力的法律依据���仅凭交警部门的一句限行标志非交警设立记载，就免除了驾驶人的违法责任，也太随意，尤其是肇事车辆为珠海大型汽车销售公司，更有枉法偏袒嫌疑。在有限行标志的充分证据面前，一审法院没有依法改变交警的责任认定，导致判决错误。二、事发路段为没有隔离带和人行道的混合车道危险路段，判车方同等责任显然违反道路安全法规定。事故路段为丁字形交叉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人行横道或其他过街设施，尤其是整个事故地点所在的南北向道路乃至交叉两边九州大道和园林路的路口，均没有人行横道或任何过街设施，而该条两车道混合道路紧邻园明小学，放学时学生横穿道路放学，人车混杂，而车辆逆向行驶在左车道，司机称“事故前他已看到左侧灯柱处有一名小孩，但驾车通过时，他却往右侧看，没有留意左侧”，而这恰恰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逆向在左车道行驶，已看到左侧有小孩站立准备横过丁字交叉路口却不减速让行且不观察左侧情况强行通过，以致撞人碾压致死司机毫无反应。如此事实和证据，认定书只轻描淡写地认定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显然是认定事实不清，司机王海帆的行为，其过错严重、行为恶劣、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5条、第44条规定，应承担事故发生的全部责任。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事实在事故发生当天的珠海电视台民生最前线中做了报道，袁雄、李新玲申请法院依法调取，但一审法院未予调取，以致对责任的认定没有纠正交警的错误。三、部分赔偿项目判决没有依据，标准过低，依法应予改判。1.限行路段没有人行横道，行人被当场撞死，精神抚慰金3万元过低，应予纠正。2.误工费按最低工资标准判决违背事实，应予纠正。袁雄、李新玲主张按珠海社平工资计算误工费���3.交通费、住宿费应按实际票据计算。二审中，袁雄、李新玲当庭补充意见如下：根据法律规定交通标志由市政部门及交通部门或交警部门设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0条规定交通标志不是交警设置，本案认定交通标志由交警来设置不正确，肇事司机对此应当承担责任；虽然袁雄、李新玲认为按照目前法律交警部门不是责任主体，但交警部门自认交通标志是其设置的，故根据交警部门的自认理应承担责任，因此在一审时追加其为被告，但一审法院认定袁雄、李新玲追加交警部门作为被告没有法律依据。
珠海人保公司答辩称坚持交警对事故认定同等责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调查程序合法，责任划分也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限行标志是施工单位的随意性放置，路政也不存在该标志，该路段通车后不存在固定标志的限制，当时的标志只是随意物。
安骅公司答辩称：一、袁雄、李新玲诉称“王海帆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该诉称与交警部门所认定的事实、结论完全相悖，其诉称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采信。本次事故发生后，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拱北交警大队的民警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对现场进行勘验、拍照、调取监控录像、询问事发经过，事后对相关的车辆和车速等进行检查和鉴定，根据所有的证据材料综合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其认定，行人袁某在没有人行横道的路段横过机动车道时，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没有观察清楚来往车辆，没有确认安全后通过，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是导致此事故的另一方面过错。鉴于王海帆、袁某的违法行为在该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基本相当，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袁某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虽袁雄、李新玲不服该认定，申请复核，但经过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认真审查复核后认定，拱北大队认定王海帆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袁某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调查程序合法，责任划分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之规定，予以维持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结论。因此，目前袁雄、李新玲不管在起诉时还是上诉时所称的理由，实际其已经在申请复核时已经提出过，珠海市交警支队作为认定事故责任的专业机构，其并没有采信袁雄、李新玲之说法，而是维持了原交警大队所认定的事实，足以说明袁雄、李新玲之理由并不成立。即便如此，针对袁雄、李新玲的诉请理由，现安骅公司反驳如下：（1）袁雄、李新玲诉称“事故车辆驶入的路口树立有包含中型车辆在内的限行标志，王���帆不遵守交通标志，应负事故全部责任”。针对该诉称，《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其他需要记录的情况一栏处显示：“限行标志非交警部门树立”。交通标志，是交管部门为了管理城市交通所专门设立的交通管理设施，该设施的设立，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涉及到人民的出行以及社会的管理秩序。因此，对于交通标志的设立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以及制度。本案中，限行标志并非交警部门设立，又不清楚是谁设立的，我们无法排除是公民个人或者某些是施工单位为了个人或者企业的利益而随意设立。而其设立并没有经过相关交警部门的审批程序，也没有对“限行要求”向社会征求意见，更没有进行公示。其当然不具备合法性。而结合到目前为止，该路段根本就没有该限行标志的存在。即该路段本身并不限制中型车辆通行。也就是说，该路段根本就不是法��意义上的限制行驶，该“限行标志”对外不产生法律后果，不能拘束于肇事车辆。从另一方面而言，肇事车辆日常是用于车辆的道路救援，本身属于救援车辆，如果在正常的道路内均不允许进入，那就失去了救援的属性。袁雄、李新玲之该诉称实属牵强附会，毫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关于“限行标志”的界定，其认为：“事发路段树立的限制中型以上车辆通行的标志并不是公安管理部门所设立，其外在表现形式虽然符合通常交通标志形式，但鉴于该限行标志并未经管理部门依有关程序审批而设立，故不能据此认定被告王海帆驾驶粤C×××××号中型专项作业车在事发路段行驶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行为。”安骅公司认为该认定是较为符合客观事实并符合社会的公共利益，且兼顾公平合理的，应当予以维持。（2）虽然《道路安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但是，该法第三十八条也明确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第六十二条则进一步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也就是说，不管车辆是否礼让行人，在行人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或者过街设施的道路时，首先应当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应该通行，否则便违反了该规定。根据交警部门所认定之事实，本次事故发���的主要原因，是袁某在看见肇事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所导致，并不是说肇事车辆不礼让行人而直接发生。因此，因袁某在本此事故中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采取了加速横穿之不当举动，加之王海帆未注意到袁某之该突发行为而引发该悲剧，双方均具有责任。袁雄、李新玲所称的全部是王海帆的过错，并不符合客观事实。袁雄、李新玲认为王海帆车速过快之问题，安骅公司认为，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专门委托有资质的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事发时肇事车辆的车速进行鉴定，所得出的结论为车速不超过12km／h，完全否定了袁雄、李新玲车速过快之说法。其称该车速鉴定不是根据刹车痕迹得出就不应该采信，该说法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对一种客观行为之存在，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予以反映，痕迹并不是唯一测定车速的方法，其还有多种途径，通过视频图像之方法便是其中之一。我国已经出台了《基于视频图像的车辆行驶速度技术鉴定》标准，对于通过视频图像也是可以客观反映事发时车辆的速度。因此，南方医科大学通过监控视频所记录的图像来测速肇事时的车速，是符合科学、符合客观事实的。在袁雄、李新玲未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该结果之前，该鉴定结论是合法有效的。因此，袁雄、李新玲所诉称的要求王海帆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实际是毫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应当按照交警部门所认定的同等责任予以分配赔偿之比例。（3）事发路段虽然没有行人过街设施，作为经过需要往来该路段的袁某而言，其应当有确保安全的通过的义务，其也有能力履行该义务，本次事故的发生主要是因为袁某为了回去捡跌丢的鞋子而加速冲出最终才导致的碰撞，如果袁某注意观察来车的情况下，该悲剧是有可能避免的。袁雄、李新玲不能因没有过街设施而把责任转嫁给王海帆。二、关于一审法院所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住所费等，安骅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已经结合案情酌情支持了袁雄、李新玲的请求，所认定的该四项赔偿数额是合理合法的，并没有过低，依法应当维持。
一审判决后，珠海人保公司亦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或者变更原审判决，重新认定有关本案的事实，依法改判袁雄、李新玲的有关赔偿标准及实际损失；2.对于死亡赔偿金依法应按其农业户口性质的农业标准计算为：11669.3元／年×20年=233386元；3.上诉费用全部由袁雄、李新玲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受害人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所依据的事实及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粤高法发（2004）34号《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七条规定：“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据此，在计算死亡赔偿金时，对农村家庭户口按城镇居民标准对待须符合具备二个法定条件：一是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二是有固定收入。二、袁雄、李新玲的有关证据证明其为农村家庭户籍性质，住所区域为湖南省涟源市金石镇大水村恩家组，服务处所农村，职业为粮农。而一审法院仅仅是根据袁雄、李新玲提供的户口簿记载，受害人袁某及其父母的户别登记为居民家庭户口，袁雄、李新玲自称袁某的户籍所在地湖南省进行户籍改革，取消了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并主张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根据受害人户口簿所反映的户籍信息，是属于农业户口的，一审法院确定受害人袁某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损失，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经珠海人保公司核实及联系受害方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该地方仍然是区分农业及非农业的户籍制度，并没有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划分，而本案的受害方户口还是属于农业户口。因此，一审法院仅仅是根据袁雄、李新玲自圆其说的方法来认定袁某的户籍所在地湖南省进行户籍改革，明显是对该事实的认定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证明公民的户籍情况应当是公安机关或者是公民居住地的管辖派出所，而任何公民的自称及自圆其说的方法是没有任何法律事实依据的。三、根据《户口登记条例》和《公安部暂住证申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当按照规定申领暂住证，而受害方在事故发生时仅仅是8周岁，仍然处于上学阶段，更不可能有收入来源，并且也不达到有固定收入的这一事实。因此，本案的受害方不能认定为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依法应按其农业户口的性质计算有关赔偿标准。综上所述，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非城镇居民能够认定为城镇居民的，须举证其事故发生前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工作满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收入证明、暂住证、交纳社会保险费的有关证明等。在本案中，受害方无法提供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这两个法定条件的充分证据来证明其按城镇标准计算有关的赔偿标准。鉴于此，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袁雄、李新玲答辩称：关于农村标准还是城镇标准，户口类别会有区分，举证的��口本上是居民户口，证明被害人袁某不是农村户口，珠海人保公司应当提供证据来证明袁某是农村户口，袁某是在珠海出生，也在珠海上学，也提供了证据证明且其父母在珠海工作，一审认定按照城镇标准来赔偿是正确的。
安骅公司答辩称：一、关于死亡赔偿金具体适用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由二审法院依法审查认定。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粤高法发（2004）34号《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条规定“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住的标准对待”。本案中，袁雄的户别上虽然注明是“居民家庭户口”，但是从其服务的处所“农村”、职业“农业劳动者”等可以看出，他们实际的户籍性质仍为农业家庭户口。也就是说袁某的户籍��质实际也是农村家庭户口。如果严格适用广东高院的该第27条规定，袁某处于上学儿童，其当然不可能有固定收入，其不可能适用城镇标准。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由于袁某已经随其父母在城镇一同生活，且也是在城镇居住和上学，日后也肯定在城镇工作并获得劳动报酬。从社会的公平正义角度以及利益损失说的角度而言，确实也应当适用城镇标准较为公平合理。但鉴于各方存在较大争议，因此，本案中是适用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安骅公司同意由二审法院依法审查认定。安骅公司关于被扣押车辆的意见。珠海市安骅汽车有限公司名下的粤C×××××号中型专项作业车一辆被袁雄以及李新玲在一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查封金额以人民币20万元为限。安骅公司多次向一审法院提出，肇事车辆有62万元的保险保障，且安骅公司同意提供以20万元银行存款作为置换，��请对肇事车辆进行解封。但袁雄、李新玲却始终不同意，要求一直扣押肇事车辆，导致安骅公司的车辆损失不断扩大，该损失不但包括车辆无法正常进行救援而导致经营损失，且导致车辆长期停放而带来的贬值损失，还包括车辆被停放在停车场而导致的停车费用的增加。目前，安骅公司的车辆仍被扣押，导致损失扩大，请求二审法院给予公平合理的处理。确有必要的，安骅公司同意以20万元的银行存款作为等值置换物，请求二审法院解除对安骅公司车辆的查封。
二审时，珠海人保公司提交证据如下：1.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涟民三初字第70号］，证明当地法院判决残疾死亡赔偿金还是有城镇、农村标准区分；2.易某的户口复印件，其首页为居民家庭户口，但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户别为农业家庭户口，证明该地仍有农村户口，推翻袁雄、���新玲所称的当地现在没有农村户口只有城镇户口的说法，另外经珠海人保公司了解袁某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已经明确其是农村户口，只是没有出具证明。袁雄、李新玲质证称：珠海人保公司提供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没有效力；证据1没有关联性，对本案没有影响，证据2每个家庭户口本不一样，袁雄、李新玲提供的户口本上没有注明农村户口，不能作同样的推定。安骅公司质证称：对于证据1，认可当地现在还有区分农村标准和城镇标准的事实；对于证据2，同意人保公司的意见，虽然现在的户口本上都是居民户口，但还是有城镇和农村户口的区分。
安骅公司提交一份收款收据，证明二审庭审后安骅公司垫付2万元交通事故赔偿费用给袁雄、李新玲，该费用需从袁雄、李新玲总的赔偿额中扣除。袁雄、李新玲质证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认可；珠海人保公司质证表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该笔费用应当在赔偿额中予以扣除。
本院对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责任比例问题。袁雄、李新玲上诉主张应由王海帆承担全部民事侵权责任，综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结合各方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本院逐一评判如下：（一）《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参与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以及其它交通安全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和验收。”可见，在本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具有建设和验收交通标志的权限，袁雄、李新玲上诉主张交通标志不应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设置并无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二）根据原审法院调取的交警卷宗材料，本案事故发生路段属于混合式道路，没有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驾驶人与行人在通过时均应充分注意路面情况，确保安全。王海帆在驾车通过该路段时未观察清楚路面情况，未注意到袁某通过道路的情况，是造成本案事故的一方面原因，袁某作为未成年人，在横过没有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的道路时未有监护人监护，且在通行时没有观察清楚来往车辆，未在确保安全后通过，的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原因。鉴于上述两方面原因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所起作用基本相当，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海帆及袁某各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并无不当。袁雄、李新玲上诉主张王海帆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不应采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本院认为，就该主张和理由，袁雄、李新玲经向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复核及广东省公安厅申诉，均未改变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于本案审理过程中亦未提交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故本院对袁雄、李新玲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认定由王海帆承担60%的民事责任，袁某承担40%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赔偿项目金额的问题。
（一）死亡赔偿金。各方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袁某死亡赔偿金的应适用城镇还是农村标准计算的问题。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及所提交证据情况，本院认为，首先，珠海人保公司主张袁某户籍所在地并没有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划分，袁某户口还是属于农业户口，并提交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2015）涟民三初字第70号民事判决书和易某的户口复印件作为证据，经审查，上述两份证据能够证明袁某户籍所在地并没有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划分，但袁某及其父母的户别登记为居民家庭户口，非农村家庭户口，与易某的户口复印件并不一致，不能以此证明袁某为农村居民户口，（2015）涟民三初字第70号案件情况与本案亦不一致，不能以此证明袁某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其次，本案中，袁雄、李新玲提交珠海市公安局吉大派出所出具的本市居民证信息，证明其2002自2005年以及2009年以来经常居住地为本市，交警卷宗材料胡某的笔录也证实袁某是园明小学学生。参照省高院和省公安厅在《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2004）》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对待”的规定，考虑到本案受害人袁某为未成年人，客观上没有收入来源，因其在事故发生时已随父母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其父母主要收入来源地及经常居住地均为城镇，故原审法院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袁某的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珠海人保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应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侵害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双方经济状况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王海帆的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袁某死亡的损害后果，给其亲属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原审法院综合以上因素，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袁雄、李新玲主张标准过低并无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误工费。袁雄、李新玲主张按珠海社平工资���算误工费，但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误工人员的工作、行业、收入等情况，故原审法院酌定参照本地最低工资收入的标准1650元／月计算误工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四）关于交通费和住宿费。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须是因本次交通事故所产生的已经实际发生且必要、合理的费用。本案中，袁雄、李新玲提交的交通及住宿费发票均无法证','201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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