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7)皖01行赔初17号
原告安徽省森林资源收储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屯溪路239号富广大厦17楼，注册号340000000058384（1-1）。
法定代表人郑承乾，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曹军，安徽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立胜，安徽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濉溪路295号。
法定代表人黄卫东，区长。
委托代理人黄超，合肥市庐阳区农林水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胡文斌，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安徽卓正林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三十岗村委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571767053C。
法定代表人黄长政，负责人。
原告安徽省森林资源收储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森林收储公司）诉被告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7年7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因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与安徽卓某林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某公司）有利害关系，本院通知卓某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向其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公告期满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森林收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曹军、郑立胜，被告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的副区长余波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与其委托代理人黄超、胡文斌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卓某公司未提供出庭应诉人员的委托授权手续，故第三人视为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森林收储公司诉称，原告和卓某公司于2015年初达成协议，原告为卓某公司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农商行”）借款600万元购买苗木提供担保，卓某公司将其林权证编号为A340800052107的林某反抵押给原告作担保（双方于2015年3月6日办理林某抵押登记）。2015年9月23日，因卓某公司未能按时支付利息，合肥农商行从原告账户划扣合计1858755.15元，后原告拟向某公司主张抵押权时发现，卓某公司在其抵押给原告的林地上还办了另一本编号为A3400759040的林权证（两本林权证四至完全相同），且该林权证已经抵押给了第三人。被告在同一林地上违法向某公司颁发两本不同的林权证，导致原告的抵押权无法实现，给原告造成严重的损失。原告诉讼请求：判决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2019371.96元，其中本金1858755.15元，利息160616.81元（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5年9月23日暂计算至2017年7月18日止，实际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原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原告主体适格。第二组证据：林某登记备案函、保证合同、抵押合同，证明原告为卓某公司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600万元提供了担保；卓某公司将林权证（编号：A340800052107）反抵押给原告，且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第三组证据：贷款催收通知书及借款人回复意见，证明原告为卓某公司提供担保的银行贷款，卓某公司不能按期还款，银行解除贷款合同。第四组证据：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电子转账单，证明原告因承担担保责任被银行扣划了保证金及银行存款合计1858755.15元的事实。第五组证据：抵押反担保合同、林权证（编号：A3400759040）、林权证（编号：A340800052107），证明卓某公司将林权证（编号：A3400759040）抵押给案外人，被告有为卓某公司在同一块林地上办理两本不同林权证的行政违法事实和原告抵押权不能实现的事实。补充证据：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6951号判决书和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7）皖0111执110号执行裁定。证明原告抵押权无法实现。
被告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行政赔偿应该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且造成了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为前提条件。一、本案所涉林某登记系被告对卓某公司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非该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被告与原告并无法律上的关联性。二、被告颁发林权证是履行法定职责，程序合法，确认的林木数量和种类符合客观情况，系合法行为。原告因无法实现对卓某公司的抵押权而受到损失，是基于双方之间担保法律关系造成的，原告若主张赔偿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三、被告林某登记行为与原告所受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1、原告主张卓某公司将A340800052107号《林权证》上的林某抵押给原告，又将A3400759040《林权证》上的林某抵押给安徽省皖投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皖投公司），导致其抵押权无法实现。被告认为两本《林权证》对应的林某不同，因此分别设立的抵押均有法律效力。A340800052107《林权证》确认的林某是卓某公司对种植面积为为1500.5亩、6302100株的红叶石某球享有的所有权和使用权。2、2014年11月13日，卓某公司委托安徽省林业调查院对A340800052107号《林权证》上的林某进行了评估，安徽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出具了皖林资评字（2014）第022号资产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明确了评估对象为A340800052107号《林权证》上登记的森林资源资产（即6302100株红叶石某球），抵押物评估价值为4045.11万元。该抵押物价值已超过原告为卓某公司提供担保的600万主债权金额。此后，原告与卓正公司在《抵押合同》中约定抵押物为位于庐阳区三十岗乡三十岗村1500.5亩林某（林权证编号340800052107）及派生收益，并认可皖林资评字（2014）第022号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抵押物价值。因此，原告只能对《抵押合同》中约定的抵押物主张抵押权利。综上，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对卓某公司享有的不同林木进行确认登记，程序合法，没有损害第三方权益，是合法正当行为。原告混淆了两本《林权证》上的不同林某，错误的认为被告重复发证。原告在为卓某公司提供保证时，双方已明确抵押物和抵押物的价值，理应就约定的抵押物救济损失。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皖林资评字（2014）第022号《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报告书》，证明评估对象是针对A340800052107号《林权证》上的林某，即卓某公司享有的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与A3400759040号《林权证》上的林某有明显区别。A340800052107号《林权证》上的林某评估价值为4045.11万元。证据2、编号为0179092015120005《保证合同》，证明原告为卓某公司提供保证的主债权金额为600万元，抵押物价值足以覆盖其保证责任。证据3、编号为2015年抵押字第SLSCDY001号《抵押合同》，证明该合同第二条抵押物价值中明确表示原告与卓某公司均认可皖林资评字（2014）第022号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报告书，双方商定抵押物价值为4045.11万元。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第一组证据没有异议。认为第二、三、四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第五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同一块林地办理两本不同林权证不是行政违法。对补充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原告对被告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明细表中不是红叶石某球，说明两本证是重复的，树种相互覆盖,A340800052107号《林权证》树木的评估数值有200多万株，林权证是600多万株，树种及数量都是变化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案中是抵押物一地多证，抵押权不能实现。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事实确定的是当时的抵押价值。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被告提供的证据1形成于被诉行政行为之后，与被诉行政行为无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2、证据3与原告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调取了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3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诉讼卷宗中的证据目录及案涉林权证等证据材料，证明森林收储公司就案涉林权证问题提起过民事诉讼。
经审理查明，被告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根据本案第三人卓某公司的申请，于2012年2月27日向某公司颁发庐农林林证字（2012）第340075904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以下简称40号《林权证》），该40号《林权证》记载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均为卓某公司；记载的面积为1620.5亩，主要树种为银杏、红叶石某、金某等，株数153948株，并对林地使用期及四至予以明确。2013年1月28日，被告又根据卓某公司的申请，向其颁发庐农林林证字（2013）第34080005210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以下简称07号《林权证》），该林权证记载的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为卓某公司；记载的面积为1500.5亩，主要树种为红叶石某球，该证四至与40号《林权证》记载的一致。原告诉称其拟向某公司主张抵押权时发现，卓某公司在其抵押给原告的林地上还有一本40号《林权证》，且该林权证已经抵押给了皖投公司，认为被告在同一块林地上违法向某公司颁发两本不同的林权证属于违法行政行为，导致原告的抵押权无法实现，因致成诉。
另，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695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以下事实：2015年2月26日，卓某公司与贷款人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杨支行（以下简称大杨支行）签订了《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大杨支行借给卓某公司600万元购买苗木。同日，原告森林收储公司与大杨支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原告森林收储公司为卓某公司与大杨支行签订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所形成的债务提供保证。同日,卓某公司作为委托人、原告作为保证人签订《委托托底收储合同》一份，约定:原告森林收储公司为卓某林业公司与大杨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托底收储保证责任，原告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按约定履行了保证义务代卓某公司清偿全部或部分债务后，即取代主合同债权人的地位，如卓某林业公司有抵押物的，森林收储公司有权以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同日,卓某公司与原告签订《抵押合同》一份,约定:卓某公司的所有义务和责任由卓某公司以依法有权处分的位于庐阳区亩林某(林权证编号为340800052107)向森林收储公司提供反担保；抵押反担保范围为代为偿还的全部债务。并于2015年3月6日在合肥市庐阳区市政园林局办理了抵押登记。大杨支行于2015年3月11日向某公司发放贷款600万元。借款期限届满，卓某公司未能按约向银行偿还借款本息。2015年9月23日，原告代卓某公司向大杨支行偿还借款本息计1858755.15元。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遂判决卓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支付森林收储公司款项1858755.15元及利息损失。该院于2017年4月17日以未查找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为由，作出（2017）皖0111执110号执行裁定，裁定终结该民事判决的本次执行程序。
此外，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3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书表明，原告以案涉林地此前已办理40号《林权证》，卓某公司采取欺诈手段，用同一林地办理两份林权证的方式骗取借款为由，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条规定向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撤销原告和大杨支行签订的合同编号为0179092015120005的《保证合同》，并于2016年3月28日将07号林权证和40号林权证复印件作为证据向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提交，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9日立案，于2016年12月20日判决驳回森林收储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请系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的赔偿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应适用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上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3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可以表明，原告于2016年3月29日即该民事诉讼案件的立案时间，就已经知道案涉07号《林权证》和40号《林权证》的内容。故原告于2017年7月25日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因在同一块林地上为卓某公司颁发两个林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而赔偿原告损失，已超过上述法定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安徽省森林资源收储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安徽省森林资源收储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李 琦
代理审判员 张 俊
代理审判员 潘 攀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丁亚敏
附：相关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