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青民终1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百花，女，汉族，1970年4月1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住浙江省天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雅琴，青海盛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青海林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西街18号。
法定代表人：章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邦龙，浙江荣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宁，青海辉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北街1号。
法定代表人：安永辉，该县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汝超，北京市中盈（西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西宁市城市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宁市城东区昆仑东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王森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庆，该公司法律顾问。
原审第三人：西宁火车站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办公室，住所地西宁市西宁大厦*楼****室。
负责人：马如明，该办公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昂钦，该办公室法务部工作人员。
原审原告余百花因与被告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互助县政府）、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青海林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泰公司）、原审第三人西宁市城市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西宁火车站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火车站拆迁办）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7）青01民初83号民事判决。宣判后，余百花、林泰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5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百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雅琴、林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宁、蔡邦龙、被上诉人互助县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汝超、原审第三人城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庆、火车站拆迁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昂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百花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17）青01民初83号《民事判决书》；2.判决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拆迁补偿款8060900元，并分配安置房屋面积5417.25平方米（包括1564平方米的商铺和3853.25平方米的商品住房）；3.本案一审诉讼费和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和林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将拆迁补偿权益做出比例划分没有事实依据，主要体现在：一、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和林泰公司之间并非建设项目转让而是房屋转让的认定错误。根据上诉人和林泰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来看，该协议非常明确将该项目的整体后续建设和开发转让给上诉人，而且一审法院也在判决书中明确认定上诉人实际支付了300万元后续的开发建设费用。由此可见，在项目还没有竣工验收的前提下，林泰公司转让给上诉人的不可能是房屋，而只可能是建设项目。一审法院依据已经判决终止的《合作经营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将其二者之间的转让标的确定为房屋没有依据。二、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没有付清项目转让价款的认定错误。上诉人实际上已经向林泰公司支付了全部的项目转让价款1170万元，其主要构成如下：（1）直接支付给林泰公司的460万元；（2）代替林泰公司垫付的300万元建设装修款；（3）林泰公司没有履行土地以及房屋办证应当承担的违约金80万元，以及尚未达到付款条件的330万元。一审法院仅将上诉人直接支付给林泰公司的460万元认定为其实际支付的转让款，罔顾事实。三、一审法院擅自将综合楼拆迁前的价值由1150万元调整为145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书第23页将余百花支付的综合楼建设装修费300万元直接纳入综合楼拆迁前的价值总额之中，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该300万元的支付与综合楼在拆迁前的价值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如此牵强的计算，主要目的在于最大化地扩大林泰公司在拆迁房屋中的权益比例，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四、一审法院擅自将拆迁补偿收益进行比例拆分构成对西宁中院和省高院的生效判决认定之违反，应当予以纠正。根据西宁市城东区法院（2011）东民一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第23页，以及省高院（2013）青民申字第85号《民事裁定书》第2-3页的裁决认定，综合楼项目的用益物权归属于上诉人单独享有，不包括林泰公司，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将综合楼项目权益在上诉人和林泰公司之间做了权益比例划分，明显构成对先前生效判决效力的实质违反，应当予以纠正。
林泰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17）青01民初83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余百花的一审诉请，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余百花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余百花既不是案涉综合楼的投资建设者，也不是案涉综合楼的用益物权人，案涉综合楼的投资建设者是上诉人，用益物权人也是上诉人。案涉综合楼由上诉人出资建造，这已由一系列生效判决确认及余百花在《合作经营协议》中确认和其他证据佐证。上诉人与互助县政府约定：上诉人取得案涉综合楼50年租赁权，上诉人以该租赁权与余百花等人合作，于2007年2月与余百花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将部分租赁权转让给余百花，并合作成立有限公司。上诉人取得案涉综合楼用益物权，不是余百花取得案涉综合楼用益物权。2.余百花无权分配案涉综合楼拆迁安置补偿房屋的使用权。（2008）宁民二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书及（2011）东民二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等生效判决，均确认案涉综合楼的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属于互助县政府。一审法院也确认安置房屋的所有权归互助县政府所有，其50年的使用权归上诉人林泰公司，但一审判决却将被拆迁房屋的价值补偿款分配给余百花，这无任何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合作经营投资也就是案涉综合楼拆迁前使用价值。”是错误的。首先，《合作经营协议》早于2008年12月法院判决终止履行，而案涉综合楼拆除在2010年7月15日，余百花从2008年12月后已无权再主张案涉综合楼的任何权利，至于青海江南假日宾馆有限公司与互助县政府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这与本案是另一法律关系，主体也不是余百花，而是江南假日宾馆。其次《合作经营协议》约定：余百花等人出资1015万元与上诉人共设有限责任公司，按该协议余百花等人应于2007年2月9日前支付上诉人460万元，2007年5月支付125万元，产权登记完成后再支付上诉人130万元，其余为上诉人林泰公司所持有30%的股份（按注册资本1450万元计算，股本金为435万元），可见这1015万元是余百花等人应出资购买的50年70%的股东权益，同时也表明1015万元是上诉人出让股权所应得的收益。可是余百花等人并未按该协议履行出资义务，致使该协议终止前后都没有得到实际履行。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取得的用益物权款加余百花投资在青海假日宾馆有限责任公司的装修款认定为案涉综合楼的使用价值，不但违背事实，且无法律依据；由于上诉人投资案涉综合楼达1080多万元（220万元＋800多万元），而余百花等人在设立江南假日宾馆时的装修投资款不到300万元，这并不是股权转让款，而是江南假日宾馆的经营投入。可见一审法院认定的分配比例更是违背事实与法律。再次，《合作经营协议》约定：”在协议有效期间如案涉综合楼因城建规划拆除，所得拆迁补偿款为上诉人、被上诉人共同所有，并按持有股份分配。”但事实上余百花等人并没有出资购得综合楼50年租赁股份，所以对于综合楼的拆迁补偿款就无权持有股份分配。因此，更不能以合作协议得出案涉综合楼的使用价值。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林泰公司、互助县政府、余百花三者的法律关系混乱。判决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003年元月30日，互助县政府发布（2003）15号文，同意林泰公司出资建设位于西宁市祁连路75号的互助县政府驻宁办事处综合楼，租赁期限为50年。林泰公司首先出资220万元购得互助县驻宁办事处国有资产的租赁权，继而林泰公司又出资800余万元对祁连路75号的互助县政府驻宁办事处的宿舍、住宅楼等进行了投资开发重建。2006年底综合楼建成，林泰公司对综合楼享有50年100%的租赁权。综合楼建成后，林泰公司与余百花等人于2007年2月双方就林泰公司投资建成的互助县政府驻宁办事处综合楼的经营事宜签订了一份《合作经营协议》。林泰公司将其拥有100%的租赁权的70%折成股份转让给余百花等人，股本金为1015万元，约定：由双方出资共同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总注册资金为1450万元，上诉人持有30%股份，即435万股权，余百花等人持有70%的股权即1015万元；2007年9月由上诉人、余百花等四人出资设立了青海江南假日宾馆有限责任公司；余百花等人需再分三次将转让款支付给上诉人，协议签订后余百花向上诉人支付了460万，剩余款项255万元一直未付。从这一系列过程不难看出，上诉人与互助县政府是一种合作开发关系，上诉人出资220万，取得了互助县政府驻宁办事处地块的合作开发权。既而又出资800余万元建成了政府办事处综合楼，并取得了该楼50年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余百花等人是基于与上诉人合作经营互助县办事处的综合楼才与上诉人产生了合作经营关系，上诉人取得用益物权，而余百花与互助县政府没有法律意义和实际意义上的任何关系。为此余百花诉求法院，要求互助县政府给其补偿，给其安置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混淆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的范围，滥用权力，严重侵犯了产权所有人、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7条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①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②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安置的补偿③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从以上条例可以看出三项补偿内容中，只有搬迁安置补偿，停产行业损失补偿才是房屋承租人所获得的补偿。本案中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是”青海江南假日宾馆有限责任公司”而不是余百花个人，余百花仅仅是该公司的一个股东，其无权取得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一审法院这一判决不仅剥夺了互助县政府的所有权人的补偿资格，也剥夺了林泰公司投资开发人的补偿资格。
被上诉人互助县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二审庭审中辩称，互助县政府没有提出上诉，但认为一审认定是错误的。作为用益物权人可以获得拆迁补偿，是有法律规定的。余百花基于用益物权请求获得补偿的主体应是拆迁人，不是互助县政府。一审判决以用益物权作为基本落脚点是错误的，互助县政府和余百花、林泰公司之间的关系，经过一系列生效判决的认定，不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而是租赁关系。因为余百花、林泰公司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对于对方的补偿，是用50年的租期进行补偿，租赁合同超出20年该租赁合同也是无效的。50年的租赁合同作为用益物权的基础是不合法的，是规避了国家土地管理法律规定。一审将合作开发房地产的纠纷变成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直接将补偿款进行分配，分配的基础是错误的。互助县政府和对方合作，现已经解除，现在案涉房屋已经拆迁，应从补偿款中剔除已租赁期间的利益得出补偿款。一审应明确判给原告或第三人，告知上诉人双方之间的纠纷应另行起诉。
原审第三人城投公司、火车站拆迁办没有答辩意见。
余百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互助县政府就余百花房屋开发建设行为给予投资收益补偿，补偿方式为向余百花分配1564平方米的商铺和3858.48平方米商品住房（价值约人民币3000万元）。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林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林泰公司是互助县政府位于西宁市祁连路75号驻宁办事处唯一合作开发的主体，完全获得该地块的投资收益补偿权；2.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余百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余百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1月20日，互助县政府作出互政（2003）15号《关于合作开发改造县驻宁办事处的批复》，互助县政府将位于西宁市祁连路75号的驻宁办事处经营资产（不动产）租赁给林泰公司，租赁期为50年，租赁期满后全部不动产无偿移交给互助县政府。由林泰公司投资553.4万元，对住宿楼和住宅楼进行全面改造。新建六层中低档宾馆一栋、六层住宅楼一栋，并对办事处资产处置、债务处理及职工安置作出安排。2003年8月30日，林泰公司取得该地块开发资质后与青海恒达建筑工程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青海恒达建筑工程公司对互助县政府驻宁办事处综合楼进行施工、修建了住宅楼及综合楼。工程竣工日期为2004年11月30日。
2006年11月29日，林泰公司与余百花、安金华达成协议，约定林泰公司将综合楼宾馆转让给余百花、安金华，建筑面积5300平方米，转让价款1150万元，转让手续由林泰公司办理，该宾馆涉及政府的事宜由林泰公司负责，并约定土建部分工程由林泰公司负责在2007年1月20日前完成。2007年2月7日，林泰公司又与余百花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协议内容为：2003年1月20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互政发（2003）15号文件，同意林泰公司出资200万元购得互助县驻西宁办事处国有资产经营权，继而由林泰公司出资建设位于西宁市祁连路75号的互助县政府驻宁办事处综合楼。基于以上事实，并根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林泰公司与余百花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上述综合楼宾馆部分合作经营问题达成协议。该协议还约定由余百花出资1150万元与林泰公司共同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用于经营”金泰来大酒店”，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发起具体问题，由双方另行签订公司发起协议。该合同约定付款方式分为：直接给付部分，余百花于2007年2月9日前向林泰公司首付460万元，2007年5月底付125万元，待该综合楼宾馆部分房产登记手续和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办理完结后10日内，余百花再向林泰公司付款130万元。间接给付部分，林泰公司与余百花出资发起成立有限责任公司，预计该公司总注册资金1450万元，该公司还将以综合楼宾馆部分为经营场所成立大酒店”金泰来”，届时林泰公司将余百花剩余应付款作为林泰公司持有上述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合计435万元，此款冲抵余百花应向林泰公司支付的剩余款项。该合同还约定房屋产权登记费用的承担及违约责任，约定林泰公司必须按期将房产交付余百花使用，否则每逾期一天应向余百花偿付已付购房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协议签订后，互助县政府在《合作经营协议》上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审批内容处加盖公章，并注明”根据互政（2003）15号文，同意双方合作经营”。2007年8月8日综合楼宾馆投入使用。2007年2月7日，林泰公司与余百花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对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未尽事宜补充约定：1.互助县政府下发互政（2003）15号文件后，欲与林泰公司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如该补充协议能够签订，则由余百花、林泰公司共同与互助县政府相关部门签订，如不能签订，则上述国有资产经营权由双方共同持有，持有比例按《合作经营协议》执行。2.《合作经营协议》签订后，林泰公司及时配合互助县政府驻宁办事处办理综合楼的相关房产和土地登记手续，并承担所有办证费用。如在2008年6月30日前不能办理完结，则由林泰公司无偿让与公司（《合作经营协议》中双方拟发起的有限责任公司）百分之十的股份给余百花。3.在《合作经营协议》有效期间，如互助县驻宁办事处综合楼因城建规划或其他不可抗力须拆除或重建的，所有拆迁补偿费用为双方共同所有，并按双方在公司持有股份分配。
2007年9月，余百花、盛增德、谢恩法、林泰公司出资成立了青海江南假日宾馆有限责任公司，余百花为青海江南假日宾馆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青海江南假日宾馆有限责任公司与互助县政府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由青海江南假日宾馆有限责任公司租赁使用已建成的综合楼，租赁期限共600个月，自2007年3月1日起至2057年3月1日止。
2007年12月22日，因余百花未按《合作经营协议》约定支付款项，林泰公司以余百花违约为由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查明《合作经营协议》签订后，余百花按出资协议履行460万元的付款义务，但未履行125万元及130万元的付款义务，林泰公司要求余百花按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给付违约金100万元，余百花则以因房屋产权未发生转移，其未构成违约，不应承担给付违约金的民事责任，双方酿成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因该《合作经营协议》中西宁市祁连路75号驻宁办事处综合楼的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属于互助县政府，林泰公司、余百花在未取得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约定以第三人的资产作为双方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资产，该《合作经营协议》不具备实际履行的法律要件，于2008年12月11日以（2008）宁民二初第01号民事判决终止履行《合作经营协议》。
2010年5月26日，因西宁市火车站综合改造项目建设，火车站拆迁办与余百花达成《西宁火车站综合改选项目商业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拆迁位于祁连路75号商业用房，建筑面积5417.25平方米，于2010年7月15日前拆除，给余百花补偿5422.48平方米的商铺及住宅，超出面积按市政府有关安置规定办理，现金补偿2089253.66元，其中附着物补偿额为1560293.66元，6个月的停业期间经济损失补偿费528960元。2011年互助县政府向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火车站拆迁办与余百花签订的《火车站综合改造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书》无效，城东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合作经营协议》签订后，经互助县政府同意并在该协议上加盖了公章，至2007年7月余百花共给林泰公司支付人民币460万元后又投资300万元完成该综合楼的未完工部分。城东区法院认为余百花在未取得该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作为该驻宁办事处综合楼房屋的被拆迁人与火车站拆迁办签订的《火车站综合改造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未经权利人互助县政府追认，其行为侵害了作为房屋产权人互助县政府的合法权益。遂作出（2011）东民一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该协议无效。宣判后，余百花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一审法院认为《合作经营协议》不足以证实余百花系被拆迁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且火车站拆迁办仅为拆迁行为的实施部门，不具有拆迁人主体资格，故原审判决余百花与火车站拆迁办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不足以证实余百花系被拆迁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且火车站拆迁办仅为拆迁部门的实施部分，不具有拆迁人主体资格，故原审判决余百花与火车站拆迁办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无效并无不当。遂以（2011）宁民三终字第30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余百花不服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再审后认为，余百花虽然出资建设了本案争议的房屋，但仅享有一定期限内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并不享有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余百花应系该房屋的用益物权人。一审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08）宁民二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书亦确认，由林泰公司和余百花合作经营的西宁市祁连路75号的互助驻宁办事处综合楼的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属于互助县政府。余百花关于对争议房屋支付了相应的价款，已取得该房屋物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原一、二审判决确认余百花与火车站拆迁办签订的协议无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以（2013）青民申字第85号民事裁定驳回余百花的再审申请。
西宁火车站综合改造及配套工程项目的拆迁人为城投公司。在本次诉讼中城投公司、火车站拆迁办明确案涉综合楼非货币拆迁安置方案为：按原面积1：1建还安置房屋面积5417.25平方米，附属物补偿1560200元，过渡费按照拆迁面积每平方米50元补偿二年为6500700元，搬家费补偿130000元。
关于余百花、互助县政府、林泰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以及本案的案由如何确认，三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如何确认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对于互助县政府和林泰公司之间因《关于合作开发改造县驻宁办事处的批复》等文件以及林泰公司施工建设案涉综合楼的事实，建立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涉及的生效法律文书亦予以确认。根据互助县政府文件等规定，林泰公司因此合作建房行为获得案涉综合楼50年租赁期，实际上是取得案涉综合楼50年的使用权，而林泰公司与余百花签订《合作经营协议》的基础亦是案涉综合楼50年的使用权。现由于案涉综合楼拆除，三方当事人围绕案涉综合楼拆迁补偿权益如何分配成讼，拆迁安置补偿是基于房屋所有权的补偿，案涉综合楼在拆除前，存在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情况，林泰公司与余百花提出的请求实质上是要求对其使用权进行补偿，因此双方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仍然是合同纠纷，是基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后取得房屋使用权的补偿归属问题，本案的案由应依林泰公司与互助县政府的基础法律关系确定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现余百花主张通过项目转让其已取得案涉综合楼的用益物权，进而诉求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因此作为原告主体适格；林泰公司是本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案涉综合楼拆迁补偿权益提出了独立的诉求，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亦符合法律规定；而互助县政府作为案涉综合楼的所有权人，只有在消除房屋使用权人权益后，其对房屋的所有权才可恢复至圆满状态，基于房屋所有权的补偿利益才能完全归其所有，故对房屋使用权人的补偿应由其承担，余百花向互助县政府主张权利，同样符合法律规定，互助县政府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因此一审法院对互助县政府及林泰公司主张本案属侵权纠纷不予支持，对余百花及林泰公司、互助县政府各自主张对方主体不适格、以及互助县政府主张其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亦不予支持。
关于案涉综合楼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如何分配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中城投公司、火车站拆迁办出示的安置方案，案涉综合楼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主要是：附属物补偿款1560200元、过渡费补偿款6500700元，建还安置房屋总计建筑面积5417.25平方米，搬家费13万元。对此林泰公司与余百花均主张其是上述权益的唯一所有人。拆迁安置补偿权益是对房屋所有权的补偿，案涉综合楼拆除前存在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情况，因此需审查各方当事人对案涉综合楼享有何种权益，才能确定如何分配的问题。互助县政府认可其与林泰公司合作建房，林泰公司因此取得案涉综合楼50年的使用权。余百花主张其因林泰公司转让综合楼项目实际完全获得案涉综合楼的用益物权，因此本案审查的实质是余百花是否完全取得案涉综合楼的使用权。余百花主张林泰公司将综合楼项目转让后其代替林泰公司与互助县政府形成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应独自享有诉争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但该理由不能成立，首先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余百花并无房地产开发资质，其不能作为合作开发合同关系的一方主体。其次余百花、安金华和林泰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转让的是”综合楼宾馆”，该协议约定林泰公司要在2007年1月20日前完成土建工程，从合同内容看并非建设项目转让，双方约定的是房屋转让，转让价款是1150万元，但林泰公司不是产权人，实际无权转让，该协议也没有履行。第三、林泰公司与余百花还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在该协议中约定余百花向林泰公司支付价款1150万元，没有明确说明转让标的，从该协议在违约责任中的表述”林泰公司必须按期将房产交付余百花使用......向余百花偿付已付购房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看，双方约定的是房屋转让，并未约定房地产项目转让。该协议还表述”2003年1月20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互政发（2003）15号文件......基于以上事实......”，就此表述一审法院可以确认余百花与林泰公司在签订合作经营协议时明知林泰公司对案涉综合楼并无所有权，只有50年的使用权，林泰公司收取余百花的转让款，让渡的只能是房屋使用权，转让的价款是1150万元。《合作经营协议》签订后根据生效判决确认余百花仅向林泰公司支付460万元，未履行该协议约定的125万元及130万元出资义务，林泰公司就此诉讼后，生效判决已经确定《合作经营协议》予以终止。因此就1150万元转让价款，林泰公司仅收到460万元，没有收到其余690万元。同时生效判决认定余百花就案涉综合楼的建设、装修另行支付30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在案涉综合楼拆迁前使用权的价值是1150万元加300万元，共计1450万元。第四、林泰公司和余百花在2007年2月7日《补充协议》中的约定亦可以佐证，”如不能签订，则上述国有资产经营权由双方共同持有””在《合作经营协议》有效期间如互助县驻西宁办事处综合楼因城建规划或其他不可抗力需拆除或重建的，所有拆迁补偿费用为林泰公司、余百花共同所有，并按双方在公司（《合作经营协议》中双方及发起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股份分配”。从上述约定可以确认林泰公司、余百花一致认可双方合作经营投资是1450万元，实质上也就是确认房屋使用权价值是1450万元。对此1450万元，余百花向林泰公司支付460万元，因建设、装修出资300万元，合计760万元，占比52.41%，余百花未向林泰公司支付690万元占比47.59%，故一审法院确认因余百花的支付转让款以及投资行为，案涉综合楼50年的使用权52.41%归余百花，剩余47.59%仍属于林泰公司。林泰公司主张余百花支付的款项是股权出资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互助县政府作为案涉综合楼的产权人，如果不存在本案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情形，本该享有案涉综合楼的全部拆迁安置权益，但由于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情形，需对房屋使用权人补偿后，才能完全享有案涉综合楼的全部拆迁安置权益。根据互助县政府与江南假日宾馆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50年期限自2007年3月1日至2057年3月1日止，原火车站拆迁办与余百花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确定的案涉综合楼拆除时间是2010年7月15日，同时拆迁办支付24个月的过渡费补偿款，因此案涉综合楼补偿的使用时间为自2012年7月16日至2057年3月1日共计534.5个月，互助县政府应当对余百花及林泰公司就案涉综合楼使用期为534.5个月的使用权予以补偿。鉴于本案三方当事人多年诉讼的实际情况，案涉综合楼的拆迁安置补偿接受安置房屋补偿比货币补偿更有利于本案纠纷的解决，且通过多起诉讼案涉综合楼的拆迁安置权益实际已经得到确认，庭审中也征询了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城投公司与火车站拆迁办表示只要法院明确补偿主体，随时可以签订协议依法补偿，故为减少诉累，尽管互助县政府还未与城投公司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基于以上考虑，一审法院对案涉综合楼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径行分配，以建还安置房屋面积5417.25平方米，附属物补偿1560200元、过渡费补偿6500700元的安置方案为准（搬家费应补偿于实际经营人江南假日酒店，在本案中不做分配），确定分配方案为：由互助县政府与城投公司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接受安置房屋补偿，确认安置房屋产权归互助县政府所有，对其使用权依照比例分配给林泰公司与余百花，对附属物及过渡费补偿款，由林泰公司和余百花按比例受偿，具体如下：首先安置房屋总计建筑面积5417.25平方米，房屋所有权归互助县政府，其中52.41%即2839.18平方米安置房屋归余百花占有使用，使用期限534.5个月，剩余47.59%即2578.07平方米安置房屋归林泰公司占有使用，使用期限为534.5个月；其次附属物及过渡费补偿款8060900元，其中52.41%即4224717.69元归余百花所有，剩余47.59%即3836182.31元归林泰公司所有。
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互助县政府于判决生效后九十日内给付余百花拆迁补偿款4224717.69元，并交付安置房屋面积2839.18平方米归余百花占有使用，使用期限534.5个月（具体房屋位置以互助县政府与第三人城投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为准）；二、互助县政府于判决生效后九十日内给付林泰公司拆迁补偿款3836182.31元，并交付安置房屋面积2578.07平方米归林泰公司占有使用，使用期限534.5个月（具体房屋位置以互助县政府与第三人城投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为准）；三、驳回余百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林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5402元，由余百花负担116786.8元，由林泰公司负担128615.2元（缓交至本案执行时止）。
二审期间，上诉人余百花、被上诉人互助县政府、原审第三人城投公司、火车站拆迁办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林泰公司提交”新证据”如下：
1.江南假日宾馆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明该企业只是被工商局吊销执照，并没有注销，尚有法人资格；
2.发起人协议书，证明4位发起人的投资份额，以及在该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
3.证明一份，证明4位股东的出资份额；
4.发起人名录，证明工商档案的记载；
5.盛增德收据5张、谢恩法收据1张，证明盛增德、谢恩法共向余百花支付396万元入股资金；
6.江南假日宾馆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证明江南假日的股东；
7.通知，证明江南假日宾馆的装修款一部分是从宾馆的营业收入中支付，并非余百花个人投资；
8.江南假日宾馆有限责任公司网络信息，证明余百花占据江南假日宾馆70%的股权，事实上仅占40%，其余的股权属于其他两个股东。
上诉人余百花质证认为，林泰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二审”新证据”，林泰公司提交的八份证据都是一审之前已经存在的；林泰公司的八份证据都与本案无关联，是假日宾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内容，林泰公司主张余百花的投资款是由其他股东支付的，属于余百花与代付股东的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被上诉人互助县政府质证认为，案涉综合楼的补偿主体应是江南假日宾馆，互助县政府和林泰公司施工了该房屋，应补偿给林泰公司。后林泰公司与余百花成立江南假日宾馆，江南假日宾馆与互助县政府签订了租赁合同。互助县政府应给予补偿，江南假日宾馆应是拆迁补偿主体。同意作为新证据使用。
本院认为，林泰公司在二审期间所举的八份证据，从证明的内容看，均与青海江南假日宾馆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而该公司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故林泰公司所举的八份证据因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除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的”综合楼的竣工时间、2006年11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履行情况、余百花应系该房屋的用益物权人的表述”有异议外，对其他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根据林泰公司提交的《互助县驻宁办事处综合楼竣工资料》可以认定，案涉综合楼的竣工验收时间为2007年6月29日。综合楼宾馆经余百花装修后于2007年8月8日投入使用。2006年11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双方未履行。互助县政府与青海江南假日宾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间为2007年3月1日。青海江南假日宾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的时间为2007年9月17日。在本院驳回余百花再审申请的裁定书中并没有”余百花应系该房屋的用益物权人”这样的表述。
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事实的认可，本案二审程序中的争议焦点为：余百花、林泰公司在案涉综合楼拆除后是否享有投资收益补偿权、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如何分配的问题？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本案事实，本院评判如下：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中，一审判决后，余百花和林泰公司在法定期间均提起了上诉，互助县政府未提起上诉。根据上述规定，本院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仅对余百花、林泰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涉及互助县政府的，因其未提起上诉，本院不予审理。
余百花上诉认为，案涉综合楼项目的用益物权归其单独享有，不包括林泰公司，一审判决将综合楼项目权益在其和林泰公司之间做权益比例划分，明显构成对先前生效判决效力的实质违反。而林泰公司上诉认为，余百花既不是案涉综合楼的投资建设者，也不是案涉综合楼的用益物权人，案涉综合楼的投资建设和用益物权人都是林泰公司，余百花无权分配案涉综合楼的拆迁安置补偿房屋的使用权。可见，双方上诉的实质都在否定对方用益物权人的地位，即都认为自己才是案涉综合楼的唯一用益物权人。要解决二上诉人之间的争议，就必须厘清在案涉综合楼的投资建设中余百花、互助县政府、林泰公司之间的关系及性质。
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互助县政府和林泰公司之间因《关于合作开发改造县驻宁办事处的批复》等文件以及林泰公司施工建设案涉综合楼的事实，双方之间建立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涉及的生效法律文书亦予以确认。根据互助县政府文件等规定，林泰公司因合作建房行为获得案涉综合楼50年租赁期，实际上是取得案涉综合楼50年的使用权。而林泰公司与余百花签订2006年11月29日《协议书》、2007年2月7日《合作经营协议》的基础亦是案涉综合楼50年的使用权。现由于案涉综合楼拆除，三方当事人围绕案涉综合楼拆迁补偿权益如何分配成讼。拆迁安置补偿是基于房屋所有权的补偿，案涉综合楼在拆除前，存在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情形，林泰公司和余百花在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要求对其使用权进行补偿，因此双方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仍然是合同纠纷，是基于合作开发房地产后取得房屋使用权的补偿归属问题，本案的案由应根据林泰公司与互助县政府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确定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现余百花主张通过项目转让其已取得案涉综合楼的用益物权，进而诉求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因此作为原告主体适格；林泰公司是本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案涉综合楼拆迁补偿权益提出了独立的诉求，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亦符合法律规定；而互助县政府作为案涉综合楼的所有权人，只有在消除房屋使用权人权益后，其对房屋的所有权才可恢复至圆满状态，基于房屋所有权的补偿利益才能完全归其所有，故对房屋使用权人的补偿应由其承担，余百花向互助县政府主张权利，同样符合法律规定，互助县政府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案由、三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及性质及其诉讼地位并无不当；余百花、林泰公司的此节上诉主张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余百花、林泰公司在案涉综合楼拆除后是否享有投资收益补偿权、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如何分配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中城投公司、火车站拆迁办出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案涉综合楼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主要是：附属物补偿款1560200元、过渡费按照拆迁面积每平方米50元补偿2年为6500700元，按原面积1：1建还安置房屋总计建筑面积5417.25平方米，搬家费13万元。对此，林泰公司和余百花均主张其是上述权益的唯一权利人。根据法律规定，拆迁安置补偿权益是对房屋所有权的补偿，案涉综合楼拆除前存在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情形，因此，需要进一步审查余百花、互助县政府、林泰公司对案涉综合楼享有何种权益，才能确定如何分配的问题。
互助县政府在一审期间认可其与林泰公司合作建房、林泰公司因此取得案涉综合楼50年使用权的事实。余百花则主张其因林泰公司转让综合楼项目实际完全获得案涉综合楼的用益物权，因此本案审查的实质是余百花是否完全取得案涉综合楼的使用权。余百花主张林泰公司将综合楼项目转让后其取代林泰公司与互助县政府形成事实上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应独自享有诉争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但该理由不能完全成立。
关于余百花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对其与林泰公司之间并非建设项目转让而是房屋转让的认定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经查，余百花、安金华和林泰公司在2006年11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双方约定转让的是”综合楼宾馆”，该协议还约定土建部分工程由林泰公司负责在2007年1月20日前完成。从《协议书》约定内容看，双方约定的是房屋转让，转让价款是1150万元，并非建设项目转让，但林泰公司不是产权人，实际无权转让，该协议也没有实际履行；林泰公司与余百花还在2007年2月7日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在该协议中双方约定余百花向林泰公司支付价款1150万元，没有明确说明转让的标的，但从该协议在违约责任中的表述”林泰公司必须按期将房产交付余百花使用，否则每逾期一天应向余百花偿付已付购房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看，双方约定的是房屋转让并未约定房地产项目转让。因此，一审法院对余百花与林泰公司之间是房屋转让、并非建设项目转让的认定，符合本案事实及协议约定；余百花主张其与林泰公司之间是建设项目转让的上诉理由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余百花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对其没有付清项目转让价款的认定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合作经营协议》签订后，根据生效判决确认余百花仅向林泰公司支付460万元，未履行该协议约定的125万元及130万元付款义务，林泰公司就此诉讼后，生效判决已经确定《合作经营协议》于2008年12月11日终止履行。同时生效判决认定余百花就案涉综合楼的建设、装修另行支付300万元。余百花主张其已向林泰公司支付了全部的项目转让价款1170万元中，除包括前述的460万元和300万元外，还包括林泰公司未履行土地及房屋办证应当承担的违约金80万元和尚未达到付款条件的330万元。经查，余百花主张的80万元违约金并未经司法程序和林泰公司确认，尚未达到付款条件的330万元也实际未付，故违约金80万元和330万元未付款不能认定为余百花的已付款。一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余百花主张已付清项目转让价款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余百花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将综合楼拆迁前的价值由1150万元调整为145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余百花、安金华和林泰公司在2006年11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转让的是”综合楼宾馆”，转让价款是1150万元；林泰公司与余百花在2007年2月7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中约定余百花向林泰公司支付价款1150万元。可见，案涉综合楼在2007年2月7日前的价值双方约定为1150万元。同时生效判决认定余百花就案涉综合楼的建设、装修另行投资300万元，案涉综合楼宾馆经余百花装修后于2007年8月8日投入使用。即在案涉综合楼拆除前的价值除双方约定的1150万元外，还应加上余百花装修投入3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案涉综合楼在拆除前的使用权价值是1450万元并无不当；余百花的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余百花上诉认为一审法院擅自将拆迁补偿收益进行比例拆分构成对西宁中院和本院生效判决认定之违反的问题。本院认为，经查，西宁市城东区法院（2011）东民一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第23页记载：”原告互助县政府与林泰公司合作开发的互助县政府驻宁办事处综合楼，被告余百花虽出资取得了对该综合楼的宾馆部分的房屋占有、经营使用权，但对该房屋的产权未依法取得”；本院（2013）青民申字第85号《民事裁定书》第2-3页中认定”余百花虽然出资建设了本案争议的房屋，但仅享有一定期限内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并不享有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可见，上述生效文书中并未确定余百花是案涉综合楼的唯一用益物权人，即并未排除其他用益物权人。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在余百花与林泰公司之间做权益比例划分并无不当，并未构成对先前生效判决的实质违反；余百花的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林泰公司上诉认为余百花不是案涉综合楼的用益物权人、无权分配案涉综合楼拆迁安置补偿房屋的使用权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前述分析认定，林泰公司的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林泰公司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对双方合作经营投资也就是案涉综合楼拆迁前使用价值的认定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前述分析认定，结合林泰公司和余百花在2007年2月7日《补充协议》中的约定内容：”如不能签订，则上述国有资产经营权由双方共同持有”、”在《合作经营协议》有效期间如互助县驻西宁办事处综合楼因城建规划或其他不可抗力需拆除或重建的，所有拆迁补偿费用为林泰公司、余百花共同所有，并按双方在公司持有股份分配”。可以确认林泰公司、余百花一致认可双方合作经营投资是1450万元，也就是实质上确认房屋使用权价值是1450万元。对此1450万元，余百花向林泰公司支付460万元，因建设、装修出资300万元，合计760万元，占比52.41%，余百花未向林泰公司支付690万元占比47.59%。因此，余百花基于支付转让款以及投资行为，对案涉综合楼拆除后享有52.41%的投资收益补偿权，林泰公司享有47.59%的投资收益补偿权。一审判决对余百花、林泰公司在案涉综合楼的投资开发行为的认定符合本案事实，并无不当；林泰公司的此节上诉理由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互助县政府作为案涉综合楼的所有权人，如果不存在本案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情形，本该依法享有案涉综合楼的全部拆迁安置权益，但由于本案中存在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情形，房屋的所有权人需对房屋的使用权人予以补偿，才能完全享有案涉综合楼的全部拆迁安置权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青海江南假日宾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17日，而其与互助县政府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间为2007年3月1日。可见，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青海江南假日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尚未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的规定，青海江南假日宾馆有限责任公司与互助县政府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因主体不适格而未成立。一审法院依该《房屋租赁合同》认定50年的租赁期限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结合互助县政府在一审期间认可其与林泰公司合作建房、林泰公司因此取得案涉综合楼50年使用权和综合楼宾馆经余百花装修后于2007年8月8日投入使用的事实，50年的使用期限应从2007年8月开始计算。原火车站拆迁办与余百花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确定的案涉综合楼拆除时间是2010年7月15日，同时拆迁办支付24个月的过渡费。案涉综合楼已使用5年时间，尚有45年的使用权。一审法院确定互助县政府应当对余百花及林泰公司就案涉综合楼使用期为534.5个月的使用权予以补偿，对此，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视为认可一审判决，故本院对此不予调整。
综上，上诉人余百花、林泰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5402元，由余百花负担122701元、青海林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2270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祁得春
审判员商海英
审判员张满成
二O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余慧玲
书记员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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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刘洪兵与王振、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7-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