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79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民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43580122M。
法定代表人：杨康泰。
委托代理人：吴夏硕、潘驰云，广东诚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陸汉，住广东省恩平市。
委托代理人：欧阳美美，广东浩瀚明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康泰，住广东省吴川市。
委托代理人：吴夏硕、潘驰云，广东诚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民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以下简称民泰公司）与被上诉人熊陸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58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民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熊陸汉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熊陸汉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熊陸汉的诉请不应支持。在(2012)穗仲案字第2018号仲裁案中，熊陸汉曾向仲裁庭提交了本案收据并向仲裁庭称，民泰公司因资金周转紧张在2012年4月请求熊陸汉将其还款退回15万元给其急用，所以，民泰公司在2012年3月23日的45万元还款中应当扣除掉该15万元。民泰公司当场对该收据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仲裁庭也不支持熊陸汉的主张。建议熊陸汉就该15万元另寻法律途径处理。《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笫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熊陸汉在(2012)穗仲案字第2018号仲裁案就已经凭该收据向民泰公司主张，该15万从民泰公司2012年3月23日的45万元还款中扣除。也就说明了熊陸汉在该仲裁案中向民泰公司提出了归还15万借款的要求；仲裁庭作出裁决也建议熊陸汉就该15万元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故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该是在熊陸汉在(2012)穗仲案字第2018号仲裁案庭审时，最晚也应该是在仲裁案裁决出来之日，仲裁庭裁决不支持熊陸汉的主张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时间。熊陸汉至今才提起诉讼明显是已过诉讼时效。二、熊陸汉并未向民泰公司交付15万元的借款本金，本案借贷关系不成立。而民泰公司虽然向熊陸汉提出过借款的要求，也为民泰公司开具了收据，但是该15万本金根本都没有为民泰公司所用。从熊陸汉提交的证据一可知，熊陸汉主张的借款是通过吴某的账户划给邓某的账户的。而民泰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反映了民泰公司与熊陸汉的交易习惯有二：一是借款本金的接收人不是杨康泰就是张某：二是如果借款本金的接收人不是民泰公司或杨康泰的话，那么都会在收款收据上注明接收人和银行账号。反过来讲就是如果收款收据没有特别注明接收人和银行账号，那么借贷双方就默认将借款本金交付给民泰公司或杨康泰。或者说，民泰公司在收款收据上特别注明接收人及其银行账号则向熊陸汉说明他已授权他人代收款项。而本案的收款收据并没有注明借款本金的接收人和银行账号，这就说明民泰公司当时要求熊陸汉借款时并没有授权他人代收款。并且邓某与熊陸汉是亲戚关系。可见，熊陸汉所主张的借款并不符合民泰公司与熊陸汉的交易习惯，是熊陸汉与邓某串通而制作的虚假诉讼。三、一审法院还出现了程序错误，显失程序公平。熊陸汉在一审中还申请了梁某乙出庭作证。但是民泰公司之前就因梁某乙在2012年仲裁案获得了180万元的不当得利而将梁某乙诉至法院。在该案中，梁某乙找来了熊陸汉，伪造了民泰公司的公章制作了《协议书》，企图蒙骗法院驳回民泰公司的诉请。民泰公司在该案中也申请了公章鉴定。民泰公司在本案梁某乙出庭作证时就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据七反映该事实，但此时的公章鉴定报告并没有出来。在该次庭审后，公章鉴定报告已经出来，证实了《协议书》上的民泰公司的公章是伪造的。民泰公司在收到鉴定报告的次日(2016年10月9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该报告(证据八)。然而，一审法院未对该证据组织质证且在判决书上对该证据只字未提。
熊陸汉辩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查明事实清楚，请求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一、熊陸汉在本案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从广州仲裁委员会（2012）穗仲案子第2018号仲裁案件中可以看到，民泰公司的代理人书面提交的质证意见《关于对案件情况的说明》中并没有否认15万元收款收据（2012年4月5日，号码：0051829、2012年4月13日，号码：0051830）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只是对关联性做出异议，认为该15万元不属于广州仲裁委员会审理的490万元借款合同的审理范围，是熊陸汉与民泰公司新形成的借款关系。由此至终，民泰公司都没有表示不对15万元的借款履行还款义务。并且该借款并没有约定履行期限，所以熊陸汉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要求民泰公司进行还款，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熊陸汉依法享有诉权。二、熊陸汉已向民泰公司交付15万元的借款本金，双方借贷关系明显成立。1.该笔借款的收款收据都有民泰公司加盖的公章且收据的内容、款项的划付目的、款项的使用情况和通过黎某甲、梁某乙的证言情况一致都可以得出借款已为民泰公司所使用，双方间的借贷关系成立。2.通过双方在490万元的《借款合同》第九条“民泰公司同意熊陸汉派出一名财务人员担任民泰公司的出纳员”的约定，即使黎某甲是黎某乙的儿子，但是黎某甲也是属于民泰公司的职员，其职务行为的后果应由民泰公司承担。而梁某乙与杨康泰是合作关系，是哈尔滨项目的具体负责人，并负责监督哈尔滨项目的财务，对民泰公司的资金运作情况十分熟悉和了解，两名证人证言可信性高且全面，可以证明涉案借款民泰公司已收到，且已用于哈尔滨项目运作。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五）项：“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在2018号仲裁案件中民泰公司对于已收涉案借款的事实并无异议，确认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只是认为其还款全部是归还490万元借款合同的借款，并非归还本案借款。然而，民泰公司为了达到不归还借款的目的，却在本案一审时否认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作出与其在广州仲裁委员会（2012）穗仲案字第2018号仲裁案件中的书面质证意见完全不一致、前后矛盾的抗辩。如果民泰公司当初没有收到借款的话，是不可能对该证据质证时提出合法性无异议的。一审法院对其在本案中的抗辩不予采纳，认定民泰公司有违基本的诚信是完全正确的。
原审被告杨康泰二审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熊陸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民泰公司、杨康泰共同偿还熊陸汉借款本金15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判令由民泰公司、杨康泰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5日，杨康泰以经手人开立《收据》（收据号码：0051829），内容：今收到熊陸汉借给广州民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装修项目借款，银行转账，金额5万元。民泰公司在收据上加盖公章。同日，吴某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环市东支行62×××33账户转账5万元给黎某甲名下中国银行哈尔滨市南岗支行62×××24账户。
2012年4月13日，杨康泰以经手人开立《收据》（收据号码：0051830），内容：今收到熊陸汉借给广州民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装修项目借款，银行转账，金额10万元。民泰公司在收据上加盖公章。同日，吴某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环市东支行62×××33账户转账5万元给黎某甲名下中国银行哈尔滨市南岗支行62×××24账户。
2012年7月5日，广州仲裁委员会受理了申请人熊陸汉与被申请人民泰公司、杨康泰、梁某乙借款合同纠纷，民泰公司、杨康泰提交的《关于对案件情况的说明》中对两份《收据》（收据号码：0051829、0051830）的质证意见为确认该份收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15万元借款是广州民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熊陸汉新形成的借款关系，被申请人于2012年3月23日归还申请人45万元，申请人不能直接扣抵该款。广州仲裁委员会认定申请人熊陸汉于2012年4月5日、4月13日再次出借给被申请人民泰公司的15万元属于申请人在本案《借款合同》外另行向被申请人民泰公司出借的款项，不属于案件处理范围，不能直接在本案被申请人民泰公司还款中抵扣，申请人熊陸汉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一审诉讼期间，吴某、黎某甲、梁某乙作为证人到庭作证。证人吴某系黎某乙妻子，证人黎某甲系黎某乙的儿子，熊陸汉是黎某乙姐姐的儿子，邓某系黎某乙另一姐姐的儿子。证人梁某乙系杨康泰的合作者，负责监督哈尔滨项目的财务。证人陈述的主要内容：吴某经手所划付给黎某甲的15万元系代熊陸汉付款；民泰公司原出纳系邓某；2012年2月，邓某辞职后，黎某甲受其父亲推荐接任邓某在民泰公司的出纳工作，本案借款15万元由黎某甲经手；黎某甲所收取的15万元有用于哈尔滨工程项目。
一审法院认为，熊陸汉与民泰公司间的债权债务有民泰公司开立的收据为凭，与吴某的划款记录、吴某、黎某甲、梁某乙的证言情况一致，形成证据链，双方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成立。考察《收据》的内容、款项的划付目的、款项的使用情况，此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应为民泰公司，杨康泰不是本案的借款人。熊陸汉要求杨康泰直接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民泰公司抗辩称开立收据后，并无实际付款，此陈述与生活常理不符，且与在广州仲裁委员会（2012）穗仲案字第2018号仲裁案件中的书面质证意见不一致，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借款时，双方无约定利息，熊陸汉要求从起诉之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两份《收据》本身并无约定还款期限，仲裁案件中民泰公司、杨康泰并无作否认《收据》真实性、合法性的陈述，广州仲裁委员会对该债权亦无作出处理，诉讼时效应从熊陸汉主张之日起计算。民泰公司、杨康泰抗辩借款已过诉讼时效并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被告广州民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熊陸汉清偿借款人民币15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5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熊陸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广州民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民泰公司提交了《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民泰公司在2016年1月5日起诉梁某乙关于仲裁庭认定民泰公司还熊陸汉的180万还款是梁某乙还黎某乙的还款。梁某乙为了应付该案找来了熊陸汉、黎某乙并且伪造民泰公司的公章制作了一份《协议书》，证明证人梁某乙已经与黎某乙和熊陸汉串通，其证言不可信。熊陸汉不同意对该份证据进行质证，另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更不能说明梁某乙与黎某乙、熊陸汉串通。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熊陸汉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民泰公司以其未实际收到款项为由主张不承担还款责任是否成立？评析如下。
首先，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经查阅广州仲裁委员会（2012）穗仲案字第2018号裁决书及卷宗材料可见，该仲裁案中民泰公司代理人书面提交的质证意见《关于对案件情况的说明》中并没有否认15万元对应的《收款收据》（2012年4月5日，号码：0051829、2012年4月13日，号码：0051830）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只是认为该笔款项不属于该案广州仲裁委员会审理的490万元借款合同的审理范围，是熊陸汉与民泰公司之间另案的借款关系。由上可见，民泰公司在该案中并没有表示不履行150000元的借款还款义务。另因案涉150000元借款没有约定履行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熊陸汉关于本案的诉讼请求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民泰公司主张应以上述仲裁裁决作出之日作为熊陸汉应当主张权利的起算时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民泰公司上诉主张其与熊陸汉之间形成借贷的交易习惯，熊陸汉对此不予认可，民泰公司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采信。另一审法院认定熊陸汉与民泰公司间关于案涉的债权债务成立是根据民泰公司开立的收据、吴某的划款记录、吴某、黎某甲、梁某乙的证言等证据，分析认定的，民泰公司以梁某乙另案提供虚假证据为由主张一审法院对案涉债权债务的认定错误，理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民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审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广州民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岳为群
审判员 柳玮玮
审判员 黄春成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林漫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