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民一终字第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大连弘达百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岩，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力。
委托代理人：宫振华，辽宁盛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大连华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吕卓，辽宁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珍。
委托代理人：吕卓，辽宁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琳。
委托代理人：吕卓，辽宁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伟，大连华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吕卓，辽宁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丁玲。
委托代理人：吕卓，辽宁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大连渤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诉人大连弘达百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达公司）与大连华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鹏公司）、王玉珍、张琳及原审第三人刘伟、丁玲、大连渤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公司）项目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9日作出（2007）辽民一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弘达公司和华鹏公司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9年12月9日作出（2009）民一终字第77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19日作出（2010）辽民一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弘达公司、华鹏公司、王玉珍、张琳对该判决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3月1日进行了开庭审理，弘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力、宫振华，王玉珍及华鹏公司、王玉珍、刘伟、张琳、丁玲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吕卓到庭参加诉讼。渤海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5年7月17日，大连华龙企业集团公司（该企业于1992年6月成立，2002年9月更名为大连华龙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04年4月更名为弘达公司（以下简称为弘达公司）与渤海公司（该公司于2005年9月被吊销营业执照）就大连市中山区民生小区2号楼（以下简称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合作联建事宜签订一份《联建协议书》，主要内容是：渤海公司同意将民生小区2号楼(16层、18000平方米)转让给弘达公司组织实施；2号楼工程费、电梯费、大配套费、楼间复盖费等均由弘达公司承担；2号楼的动迁工作、大配套工作、土地手续、前期手续及施工许可证等一切手续，均由渤海公司统一办理。动迁费用、地价、前期费用由渤海公司承担；2号楼双方各得50%；协议签订后，弘达公司一次性向渤海公司交付大配套费500万元。
1995年9月29日和11月10日，弘达公司分两笔向渤海公司支付民生小区2号楼大配套费500万元。
1999年12月18日，弘达公司与渤海公司根据1995年7月17日签订的《联建协议书》签订了《联建补充协议书》，主要内容是：渤海公司同意将民生小区2号楼应得的50%建筑面积转给弘达公司，产权归弘达公司所有，渤海公司协助弘达公司办理产权证书手续；转让金额及付款方式：1、转让金额为3000万元。2、弘达公司于1996年已付给渤海公司500万元及1999年12月21日替渤海公司转贷本息2100万元，合计2600万元。余额弘达公司在2000年1月30日前付给渤海公司100万元；2000年2月30日（协议原文如此）前付100万元；尾款至弘达公司主体完工，并于2000年11月20日前付清。
同日，弘达公司与渤海公司就渤海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大连市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大连分行）贷款事宜签订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是：渤海公司于1996年8月在工行大连分行贷款1540万元，至1999年12月20日止本息共计2100万元，自1999年12月21日起贷款本息由弘达公司承担；自转贷之日起，渤海公司同意将1995年7月17日双方签订的《联建协议书》约定的2号楼应分得的50％转让给弘达公司。
2000年5月12日，弘达公司与工商银行大连中山广场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2366万元。2000年6月29日，弘达公司向渤海公司支付转让费22070641.06元。同日，渤海公司用该笔付款偿还了银行贷款本息。此后，弘达公司又与渤海公司通过债务抵顶的方式结清了转让费余额，弘达公司向渤海公司全额付清了3000万元转让费。
2000年9月，弘达公司委托其下属企业与案外施工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完成了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的部分地下基础工程。在另案执行程序中，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确认，该在建工程的鉴定价值为639.86万元。
2002年8月2日，弘达公司与华鹏公司就民生小区2号楼联建项目转让一事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是：一、弘达公司同意将与渤海公司签订的关于民生小区2号楼联建项目转让给华鹏公司。二、华鹏公司同意在接受转让项目的同时，弘达公司将返还工行大连分行的2366万元还贷义务一并转承给华鹏公司。三、华鹏公司负责办理该项目工程结转的行政审批手续及承担相关费用。
2002年8月15日，弘达公司与华鹏公司就双方于2002年8月2日签订的协议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书》，主要内容是：一、弘达公司同意渤海公司将与其联建的民生小区2号楼在建项目及项目所用的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给华鹏公司。二、华鹏公司同意在接受转让项目并办理完相关转让手续后，转承弘达公司2366万元银行还款义务，弘达公司同时退出联建项目。三、若因其他原因致使不能办理银行转贷手续，华鹏公司将对弘达公司承担2366万元的债务，待工程竣工后与弘达公司的前期工程投入一并进行结算偿还，但工程在建期间弘达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华鹏公司提出提前偿还债务的请求。
2002年8月21日，大连市房地产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开发办）、渤海公司、弘达公司签订备忘录，明确渤海公司同意将民生小区2号楼转让给弘达公司，渤海公司欠缴的369万元土地出让金由弘达公司于年底交清，开发办给予办理项目结转手续。2002年10月9日，渤海公司取得民生小区2号楼《建设项目结转通知书》。2002年11月6日，大连市开发办经管处给大连市房地产交易所出具一份《证明》，主要内容是：2002年8月21日，大连市开发办经管处主持召开民生小区2号楼转让问题协调会，同意渤海公司将民生小区2号楼在建项目转让给华鹏公司，土地使用权证等相关证件的主体名称正在办理当中。
2002年12月10日，弘达公司、华鹏公司、王玉珍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由于王玉珍在弘达公司历年所得奖金累计850万元，弘达公司未予兑付，弘达公司同意以弘达公司在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上的前期投入抵顶该奖金，华鹏公司同意转承该奖金。
2004年2月24日，渤海公司、弘达公司、华鹏公司就民生小区2号楼联建项目转让有关事宜签订了一份《合同书》，主要内容是：一、因渤海公司与弘达公司就该项目转让的大部分内容已履行完毕，弘达公司有权就该项目进行处置。二、弘达公司与华鹏公司议定该项目的转让金额为838万元，因转让所发生的税、费由双方议定承担。三、渤海公司在开发民生小区项目时尚欠市政府土地出让金369万元，由弘达公司和华鹏公司直接给付市政府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04年2月26日，渤海公司与华鹏公司签订《合同书》，主要内容是：一、渤海公司同意将民生小区2号楼土地证名称变更为华鹏公司，土地证编号为大国用（1999）字第01033号。二、该项目占地4204平方米，转让金额838万元，其转让所发生的税和费均由华鹏公司承担。三、由华鹏公司负责办理转让的相关手续，渤海公司予以协助。
2004年3月3日，渤海公司向大连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申请将大国用（1999）字第0103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由渤海公司变更至华鹏公司名下。2004年4月2日，华鹏公司取得民生小区2号楼《建设项目结转通知书》。
2005年5月8日，刘仁训（时任弘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与王玉珍（时任华鹏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是：一、王玉珍承诺负责办理解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大民房初字第41号民事裁定对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的查封，刘仁训承诺再支付150万元，由王玉珍负责终结前期债务。二、王玉珍承诺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大民房执字第19号民事裁定对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的查封解封后一个月内，将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所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人，由原登记为渤海公司办理变更登记为华鹏公司。三、王玉珍在华鹏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后，仍应继续配合刘仁训协调弘达公司与银行之间的关系，解决该公司过去用于民生小区2号楼工程项目建设的银行贷款还贷期限问题，协调银行在该项目的房屋未正式销售前不进行催还该部分贷款。四、王玉珍保证在办理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时，处理解决完原渤海公司欠缴土地出让金369万元有关事宜，刘仁训不承担此项费用。五、刘仁训承诺在王玉珍完成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后，付给王玉珍30万元酬金，同时刘仁训承诺在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完工后，付清王玉珍酬金600万元，付款进度：1、项目开工后付王玉珍200万元酬金；2、项目销售到50%后，付王玉珍300万元酬金；3、项目竣工后付清余下220万元酬金，同时王玉珍将其所持有的弘达公司股权全部无偿转让给刘仁训或刘仁训指定的第三方，双方之间不再进行互相给付（含土地证变更后给付王玉珍的酬金）。六、双方约定在王玉珍办理完用地变更登记手续及取得30万元报酬后，王玉珍应将其所持有的华鹏公司股权全部无偿转让给刘仁训或刘仁训指定的第三方，双方之间不再进行互相给付。七、股权转让后，华鹏公司办理公司法人变更登记及其他公司交接手续，将公司的经营权交由刘仁训全权管理。八、双方债权债务已全部算清，以前凡是双方有过相关约定与本协议约定内容不一致的，均以本协议为准。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及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王玉珍对上述《协议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其主张，该协议是刘仁训为了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方便对外借款而要求其签订的，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未实际履行。
一审中弘达公司认为，该协议系弘达公司和华鹏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
一审中弘达公司举证，2004年12月22日，华鹏公司给弘达公司出具一份《保证书》，内容如下：关于民生街2号地的开发事宜，集团公司董事会决定交给下属华鹏公司办理前期所有开发手续，华鹏公司经理王玉珍负责办理并保证按集团公司要求做到，手续办全后将华鹏公司及民生街2号地开发项目一同交回集团公司，具体事宜由刘仁训同王玉珍商定。因华鹏公司办理土地更名，以后华鹏公司同弘达集团签订的关于民生街2号地协议及合同，内容如同本保证书不符时，均以本保证书及刘仁训同王玉珍具体商定为准。
一审中王玉珍和华鹏公司主张，华鹏公司从未出具过《保证书》，该份证据是刘仁训伪造的。华鹏公司在2002年8月2日至2006年3月6日期间所使用的经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编号为2102020048020，而该《保证书》上加盖的华鹏公司印章的编号为2102002110134。2002年8月7日华鹏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玉珍后，020号印章仍然在弘达公司办公室保管,因发现弘达公司未经王玉珍同意擅自使用华鹏公司印章，王玉珍于2003年3月13日出具书面声明并收回了020号印章。2004年12月22日《保证书》上的134号印章是刘仁训私刻后加盖的。为此，华鹏公司提交了有弘达公司办公室主任许妍娇、党支部书记尹瑾莉签名的书面声明和公安机关于2006年3月6日销毁020号印章的相关文件以及加盖有020号印章的经公证的合同等加以证明。
一审中弘达公司主张，134号印章是华鹏公司曾经使用的印章。为此，弘达公司提供了加盖有134号印章的华鹏公司向长海县国土规划建设环境保护局报送的关于华鹏大厦的报告加以证明。但王玉珍和华鹏公司主张，长海县的华鹏大厦项目是刘仁训私刻华鹏公司印章擅自以华鹏公司名义操作的，与华鹏公司无任何关联。
本案一审期间，经华鹏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委托辽宁德恒物证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德恒鉴定所）对该证据上文字形成时间和打印文字与所加盖印章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保证书》上为先加盖华鹏公司印章印文后打印的内容文字；《保证书》内容文字的打印时间无法确定。
一审中华鹏公司举证，2005年12月8日，弘达公司与华鹏公司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一、弘达公司同意渤海公司将民生小区2号楼在建项目转让给华鹏公司。二、弘达公司同意在华鹏公司接受该转让项目后退出与渤海公司的联建项目，弘达公司郑重声明在退出项目后与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再无任何关系和不再拥有任何权利。三、作为弘达公司退出与渤海公司联建的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的条件，华鹏公司同意自弘达公司退出联建项目后将给予弘达公司2366万元作为退出该联建项目的补偿费用，并于该工程竣工后付清。四、弘达公司承诺在收取补偿费时应向华鹏公司提供包括前期实际投入的有关票据，相关税费由各自负担。华鹏公司承诺负责对弘达公司在转让前因联建而发生的工程欠款进行对外结算，并仅对弘达公司提供的经双共同确认的外欠工程款结算明细范围为限（见附件）。五、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或签订补充协议。六、附件：协议附件是本协议内容之一，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1、民生街2号楼集团前期投入；附件2、民生街2号楼前期工程外欠明细。华鹏公司未能提供附件1；附件2确认弘达公司外欠工程款共计4829020元。
弘达公司一审中主张该《协议书》是华鹏公司拼凑形成的。本案一审期间，经弘达公司申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德恒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是：1、《协议书》1、2、3页不是同一台打印机一次性打印形成；2、《协议书》1、2页用纸不是同一批次纸张；3、《协议书》内容打印字迹打印时间无法确定；4、《协议书》公章印文盖印时间无法确定。
一审中华鹏公司主张，该《协议书》共3页，其中1、2页是协议主文，第3页是附件2《民生街2号楼前期工程外欠明细》。3页文件中，附件2单独形成在先，是弘达公司编制的，因此与协议主文不是同一台打印机一次性打印形成。附件1弘达公司根本没有编制，始终未向华鹏公司提供，因此华鹏公司无法提交。1、2页协议主文是由华鹏公司起草的，起草后交给弘达公司修改、盖章，弘达公司修改盖章后又返给华鹏公司盖章，因此，1、2页用纸不是同一批次纸张是由弘达公司造成的，华鹏公司对此并不知情。华鹏公司同时主张，华鹏公司向弘达公司支付的转让费和替弘达公司偿还的外欠工程款均发生在该《协议书》之后，可以印证该协议的效力。
弘达公司认可附件2《民生街2号楼前期工程外欠明细》是由其单独编制的，但不认可协议主文曾经其修改。
关于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的建设开发手续：
华鹏公司于2004年4月2日取得民生小区2号楼《建设项目结转通知书》，2006年4月5日取得该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7年5月8日取得该项目（傲海七星）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7年5月23日取得该项目《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关于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1998年11月5日，渤海公司与大连市城乡规划土地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宗地出让合同），出让土地面积为18391.7平方米（该宗地由4块土地构成，其中A4771.00、B6760.50、C4022.90、D2837.30平方米），出让金单价为每平方米255元，出让金总额为469万元。渤海公司欠交土地出让金369万元。
1999年7月6日，渤海公司取得大连市中山区修竹街西6760.5平方米住宅用地（宗地出让合同中的B号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件编号为大国用（1999）字第01033号。2005年8月4日，该土地扣除大连邮电公寓用地面积后，剩余3543.8平方米住宅用地变更登记到华鹏公司名下，变更后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为大国用（2005）字第01085号。
2006年7月，因规划调整，华鹏公司在原3543.8平方米住宅用地基础上又经出让取得658.9平方米相邻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2006年9月2日，华鹏公司重新办理了大国用（2006）字第0107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用地面积为上述两块土地之和即4202.7平方米，同时补缴了两块土地的土地出让金199.41万元，土地使用权期限以原3543.8平方米住宅用地的使用权期限为准。华鹏公司称，原渤海公司欠缴的土地出让金369万元是以18391.7平方米宗地面积为基础计算的，由于华鹏公司仅取得了其中的3543.8平方米，故其补缴的199.41万元土地出让金同时解决了原渤海公司3543.8平方米土地出让金的欠缴问题和新增658.9平方米土地出让金的缴付问题。
2007年7月26日，因规划增加3311平方米地下停车场和827平方米半地下车库，华鹏公司又补交土地出让金48.5万元，并重新办理了大国用（2007）字第0108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用地面积仍为4202.7平方米。
关于当事人之间的资金往来：
华鹏公司与弘达公司签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后，双方未能按约办理2366万元银行贷款的转贷手续，按照双方约定，华鹏公司应对弘达公司承担2366万元的债务，并负责偿还弘达公司的前期工程投入。
在另案执行程序中，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于2004年2月16日确认，弘达公司建设完成的前期工程的鉴定价值为639.86万元。该鉴定值扣除了3%的成新因素，扣除前，该鉴定值应为659.6万元（含设计费230371元）。
弘达公司诉讼中提交了14张付款票据，据以证明弘达公司为履行刘仁训与王玉珍之间的协议约定，向王玉珍和华鹏公司先后付款119.3万元。经查，上述14张票据中，3张为专用收款收据，1张为农业银行转账支票存根，10张为借据，其中农业银行转账支票存根记载的8.3万元与一张专用收款收据记载的8.3万元为同一笔款项，故14张票据记载了13笔款项，合计金额为119.3万元。其中12笔款项的发生时间为2002年12月3日至2004年12月28日，1张发生于2005年6月13日。3张专用收款收据中，发生于2005年6月13日的15万元的收款单位为华鹏公司，另2张的收款人为王玉珍，但加盖有华鹏公司财务专用章；8.3万元的农业银行转账支票存根有王玉珍签名，用途为“往来、解封”；10张借据中，7张有王玉珍签名，3张由张立军（当时为王玉珍司机）代王玉珍签名，其中发生于2003年12月23日的8.5万元标明为评估费，发生于2004年9月16日的50万元标明为附加消防原民生小区工程款解封款，发生于2004年7月30日的2万元标明为老徐工资，发生于2004年4月9日的19万元标明为付设计费。
一审法院认为，上述119.3万元款项中，凭证标注为解封款和评估费的66.8万元、标注为老徐工资的2万元以及刘仁训、王玉珍之间的个人借款11.5万元不能视为弘达公司对涉案项目的资金投入；标注为设计费的19万元虽可视为弘达公司对涉案项目的资金投入，但已包含在前期工程鉴定值659.6万元中，不应另行计算；标注为往来款的20万元应可视为弘达公司对涉案项目的资金投入。
由弘达公司制作的《民生街2号楼前期工程外欠明细》记载，弘达公司前期工程外欠款共12笔，合计金额4829020元(含欠金州四建工程款)。华鹏公司代弘达公司支付了部分欠款1516055元(不含金州四建工程款)。此外,华鹏公司于2004年3月15日代弘达公司支付前期工程设计费45万元;于2005年12月22日和28日分两笔向弘达公司支付转让费607万元;于2006年5月16日、6月1日代弘达公司偿还于斌礼前期工程借款及利息40万元;于2006年6月12日向弘达公司出借款项90万元;于2006年8月31日向弘达公司支付往来款60万元;于2007年7月20日代弘达公司给付金州四建前期工程款3822302.80元。以上各项合计，华鹏公司已向弘达公司付款13758357.80元。加上弘达公司、华鹏公司、王玉珍2002年12月10日三方协议约定转承的850万元奖金，华鹏公司共向弘达公司付款22258357.80元。
关于华鹏公司的股权变更：
华鹏公司系由弘达公司的原下属企业大连振兴房屋开发公司二分公司于2001年改制而来，改制后的华鹏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弘达公司出资720万元，持股90%；吴忠波出资80万元，持股10%。
2001年4月5日至2001年5月22日，华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仁训。2002年8月7日，华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玉珍（弘达公司与华鹏公司于8月2日签定了转让协议，8月15日签定了转让补充协议）。
2002年9月10日，弘达公司将其在华鹏公司720万元出资中的500万元转让给王玉珍。9月11日，弘达公司又将其在华鹏公司720万元出资中剩余的220万元转让给刘仁训之子刘长胜。同日，吴忠波也将其在华鹏公司的80万元出资转让给刘长胜。至此，华鹏公司由王玉珍出资500万元，持股62.5%；由刘长胜出资300万元，持股37.5%。上述出资转让，王玉珍、刘长胜均未支付转让价款。王玉珍主张，其原计划以弘达公司历年来应向其支付的850万元奖励金抵顶股权转让价款，后发现弘达公司和吴忠波并未实际出资，故于2002年12月10日签定三方协议，将该850万元奖金由华鹏公司转承，抵顶了弘达公司的前期工程投入。
2004年3月9日，刘长胜将其在华鹏公司的300万元出资转让给王玉珍的女儿张琳。华鹏公司股东变更为张琳和王玉珍，王玉珍出资500万元，持股62.5%；张琳出资300万元，持股37.5%。
2005年12月19日，王玉珍、张琳与刘伟签订《华鹏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的主要约定：王玉珍将华鹏公司61.5%的股权转让给刘伟；张琳将华鹏公司37.5%的股权转让给刘伟。股权转让后，刘伟占华鹏公司股权的99%；王玉珍占华鹏公司股权的1%。刘伟同意向王玉珍、张琳支付4900万元补偿费用，其中包含已付拆迁费、土地出让金及相应的契税及前期投入费用。刘伟支付的4900万元补偿费用中有2100万元应交付给王玉珍和张琳指定的第三人刘长胜。上述协议签订后，并未按约履行。
2006年6月9日，经双方协商，王玉珍将其在华鹏公司的500万元出资转让给刘伟；张琳将其在华鹏公司的300万元出资转让给丁玲。华鹏公司变更为刘伟出资500万元，持股62.5%；丁玲出资300万元，持股37.5%。刘伟、丁玲向王玉珍支付了股权转让款800万元。2006年6月15日，华鹏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玉珍变更为刘伟。
2007年5月11日，华鹏公司注册资本由800万元变更为2000万元，其中大连雅士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士泰公司）注资910万元，原股东丁玲增资290万元。公司持股结构变更为刘伟出资500万元，持股25%，丁玲出资590万元持股29.5%，雅士泰公司出资910万元，持股45.5%。
2008年1月21日，华鹏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变更为5000万元，其中刘伟增资1340万元，丁玲增资1660万元。
关于本案的财产保全：
2007年7月23日，弘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要求查封华鹏公司坐落于大连市中山区修竹街西，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大国用（2006）字第01073号（现已变更为大国用（2007）字第01082号）的土地使用权。2007年7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07）辽民一初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华鹏公司座落于大连市中山区修竹街西，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大国用（2007）字第01082号的土地使用权。上述土地使用权被查封时，该土地使用权已由华鹏公司抵押给工商银行沙河口支行。
本案一审期间，华鹏公司在争议土地上进行了开发建设（弘达公司建设的前期基础工程被华鹏公司先行拆除）。2008年7月28日，因华鹏公司以其在争议土地上开发建设的“傲海七星”1号楼19套房屋提供担保请求解除对其土地使用权的查封，一审法院裁定解除上述土地使用权的查封。现该争议土地上的商品房项目已于2008年12月19日建设完成，除用以提供担保的19套房屋外，其他房屋已销售完毕。
一审原告弘达公司诉称，因王玉珍未履行2005年5月8日弘达公司经理刘仁训与华鹏公司经理王玉珍签订的《协议书》，未将华鹏公司及民生街2号地交回给弘达公司，反而于2005年12月19日私自将华鹏公司的股权、土地及该开发项目的经营权以股权转让的形式转让给了刘伟，并将已施工部分的地下两层框架建筑破坏拆除，侵害了弘达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一、确认大连市中山区修竹街西地号为1-3-1-14-1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大国用（2007）字第01082号）为弘达公司所有，并判令一审被告及第三人将土地使用权返还给弘达公司，若不能返还，则按该地块现有价值（申请评估或按弘达公司投资及应得收益）予以赔偿；二、判令一审被告及第三人返还弘达公司在争议项目上的施工投入款及孳息合计2074.76万元；三、判令王玉珍、张琳依合同约定将华鹏公司交回给弘达公司；四、判令一审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因本案诉讼所发生的费用。
一审被告华鹏公司、王玉珍及张琳辩称，弘达公司从未取得诉争土地的使用权，请求确认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并要求返还或折价赔偿均无事实依据。弘达公司主张该土地使用权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弘达公司与华鹏公司于2002年8月2日、8月15日、2004年2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弘达公司已经将项目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华鹏公司。2005年5月8日刘仁训与王玉珍签订的《协议书》是为了证明弘达公司的经济实力，方便其对外借款。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该协议，王玉珍没有在弘达公司领取过酬金。而且，两个自然人之间签订的协议，对华鹏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三人刘伟、丁玲述称，弘达公司与华鹏公司于2002年8月2日、8月15日和2005年12月8日签订的协议均为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华鹏公司提前支付了1380余万元转让款，协议已实际履行。
第三人渤海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未发表相关意见。
华鹏公司反诉称，弘达公司与华鹏公司于2002年8月2日、8月15日和2005年12月8日分别签订了《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上述协议签订后，华鹏公司办理了该项目的所有建设开发手续，提前向弘达公司支付了807万元转让费，并代弘达公司偿还了前期工程债务510万余元。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在项目建设期间，弘达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提前偿还债务的请求。但弘达公司仍然提起诉讼并超标的查封华鹏公司项目资产，给华鹏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故请求：确认华鹏公司与弘达公司于2002年8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2002年8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2005年12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判令双方按协议约定履行；解除对华鹏公司资产的查封。
弘达公司答辩称，双方于2002年8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和2002年8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让合同，且未实际履行。这两份合同的合同目的就是弘达公司委托华鹏公司办理土地开发的前期手续，并支付相应报酬。在华鹏公司将土地使用证更名后，再将土地使用权返还给弘达公司。2005年12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已经司法鉴定确认为不完整的、有瑕疵的、无效的协议书。为维护弘达公司的切身利益，弘达公司不同意解除查封。
王玉珍、张琳和第三人刘伟、丁玲支持华鹏公司的反诉请求。
一审中渤海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未发表相关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弘达公司与渤海公司于1995年7月17日签订的《联建协议书》和1999年12月18日签订的《联建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依据上述《联建协议书》和《联建补充协议书》，弘达公司向渤海公司全额支付了3000万元合同对价，但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的建设开发审批手续和国有土地使用权仍登记在渤海公司名下，弘达公司所取得的仅是对该项目进行开发建设并获取相应收益的合同权利。
弘达公司与华鹏公司于2002年8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就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权利义务进行概括转让的协议。由于弘达公司的合作开发方渤海公司并未参与该协议的签订，因此，弘达公司与华鹏公司之间的此项约定不能对渤海公司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同理，由于弘达公司与华鹏公司于2002年8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未经渤海公司同意，该《补充协议书》对渤海公司仍无法律约束力。
2004年2月24日，在开发办同意渤海公司将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转让给华鹏公司的前提下，渤海公司、弘达公司、华鹏公司签订了三方《合同书》，渤海公司同意弘达公司将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转让给华鹏公司。2004年2月26日，渤海公司又与华鹏公司签订《合同书》，将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给华鹏公司。至此，华鹏公司通过4份合同，从渤海公司受让了民生小区2号楼的开发项目和土地使用权，从弘达公司受让了该项目的建设开发权和收益权。
上述合同签订后，华鹏公司实际取得了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的建设开发审批手续，并在受让自渤海公司的3543.8平方米建设用地基础上，另行交纳出让金，将项目用地扩大至4202.7平方米，建设规划也进行了部分调整。现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已由华鹏公司于2008年12月19日独立开发完成，除为解除本案诉讼保全而提供担保的部分房屋外，开发的商品房已销售完毕。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在弘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仁训）与华鹏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玉珍）之间，究竟是一种委托关系，还是一种转让关系。
弘达公司主张，其将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及相关土地使用权转移至华鹏公司名下，是为了委托华鹏公司（王玉珍）为其办理解除查封和延期还贷事宜。委托事项完成后，王玉珍应将华鹏公司股权（含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及相关土地使用权）归还弘达公司，由弘达公司向王玉珍支付委托酬金。
华鹏公司和王玉珍主张，将与渤海公司联合开发的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的建设开发权转让给王玉珍任法定代表人的华鹏公司，是弘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转让原因在于，弘达公司与渤海公司签订《联建协议书》和《联建补充协议书》后，并不具备实施开发的经济能力。
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能够支持弘达公司“委托关系”主张的证据有2项，即华鹏公司于2004年12月22日给弘达公司出具的《保证书》和刘仁训与王玉珍于2005年5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能够支持华鹏公司和王玉珍“转让关系”主张的证据有7项，即弘达公司与华鹏公司于2002年8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弘达公司与华鹏公司于2002年8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弘达公司、华鹏公司、王玉珍于2002年12月10日签订的三方协议，渤海公司、弘达公司、华鹏公司于2004年2月24日签订的三方《合同书》，弘达公司与华鹏公司于2005年12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华鹏公司向弘达公司支付607万元转让费、华鹏公司代弘达公司偿还前期工程欠款等相关证据。
能够支持弘达公司“委托关系”主张的2项证据中，《保证书》上加盖的华鹏公司公章与华鹏公司经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不符，在证据的形式要件上存在一定瑕疵；刘仁训与王玉珍签订的《协议书》，权利义务内容表述不清，且无实际履行的证据相佐证。虽然弘达公司主张王玉珍从弘达公司支取的119.3万元款项即为履行刘仁训与王玉珍签订的《协议书》所用，但组成该119.3万元的13笔款项中，有12笔104.3万元发生于《协议书》签订之前，故弘达公司关于该119.3万元款项用途的主张证据不足。
能够支持华鹏公司和王玉珍“转让关系”主张的7项证据中，5份合同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统一性，且有2项实际履行的证据相佐证。虽然形成于2005年12月8日的《协议书》在形式要件上存在一定瑕疵，但作为《协议书》附件2的第3页《民生街2号楼前期工程外欠明细》是由弘达公司提前编制形成，且已由华鹏公司部分支付，弘达公司对此予以确认。
综合以上分析，华鹏公司和王玉珍关于“转让关系”的主张具有比较明显的证据优势，而弘达公司关于“委托关系”的主张证据不够充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华鹏公司和王玉珍关于“转让关系”的主张应予认定。
因弘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均以“委托关系”成立为基础，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经一审法院释明，弘达公司答复认为：即便不能认定“委托关系”，也不能认定“转让关系”，可以忽略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只要将弘达公司在争议项目上的投入和收益返还就可以了。
基于弘达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华鹏公司从弘达公司受让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的建设开发权后，应当支付相应的合理对价。因华鹏公司与弘达公司于2002年8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和2002年8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以及渤海公司、弘达公司、华鹏公司于2004年2月24日签订的三方《合同书》中关于转让价款的约定内容前后矛盾，约定不明，故该转让价款应以弘达公司为取得和开发本案争议项目而实际支出的款项来确定。弘达公司自渤海公司取得争议项目的建设开发权支出3000万元，在前期工程建设上投入659.6万元，另有20万元其他投入，以上三项合计，华鹏公司应当向弘达公司支付转让总价款3679.6万元。华鹏公司已陆续向弘达公司支付款项22258357.80元，尚欠转让价款14537642.20元应当支付。按照双方约定，华鹏公司应于本案争议项目竣工之日——2008年12月19日与弘达公司结清上述款项，因双方未能实际结算，该笔转让价款余额相应的利息应由华鹏公司向弘达公司支付。
因华鹏公司与弘达公司于2002年8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和2002年8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关于转让价款约定不明，2005年12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在证据的形式要件上存在瑕疵，且转让价款结算后，双方的合同权利和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故华鹏公司关于确认上述合同有效并判令继续履行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因华鹏公司提出的解除对华鹏公司相关资产诉讼保全措施的反诉请求不属反诉事项，一审法院对此不予一并处理。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经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19日作出（2010）辽民一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一、华鹏公司向弘达公司给付转让价款14537642.20元；二、华鹏公司自2008年12月19日始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向弘达公司给付14537642.20元转让价款的利息；三、驳回弘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华鹏公司的反诉请求。上述给付义务，应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165010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20000元，由华鹏公司负担95005元，由弘达公司负担9500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80010元，由华鹏公司负担。
华鹏公司、王玉珍、张琳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弘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弘达公司依据一审法院的释明变更诉讼请求为“返还在项目上的投入和收益”，该请求与法院释明的转让合同关系仍然不符，其诉讼请求在性质上并无改变。一审法院既然认为“华鹏公司和王玉珍关于‘转让关系’的主张应予认定”，则应驳回弘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基于弘达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作出给付转让价款的判决没有依据。弘达公司在诉讼中从未主张“给付转让价款”的请求，一审判决关于“转让价款”的认定和判决超出当事人的请求范围。三、一审以弘达公司为取得和开发涉案项目而实际支出的价款确定转让价款是错误的。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合同是2002年8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和2002年8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以及2005年12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这三份合同中关于双方转让价款的约定均是2366万元及弘达公司的前期工程投入，并无任何矛盾。渤海公司、弘达公司、华鹏公司于2004年2月24日签订的三方《合同书》仅是弘达公司与华鹏公司之间的转让行为取得了渤海公司同意的证据，该协议约定的838万元的转让价格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以此协议否定双方转让价格的约定是错误的。四、一审否定华鹏公司与弘达公司2005年12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是错误的。该协议书是由弘达公司打印并加盖其印鉴后送给华鹏公司盖章的，该协议书是否同一批次纸张、是否同一台打印机一次性打印形成，华鹏公司无从知晓。该协议及附件经过双方多次协商往来修改，即便存在纸张批号及打印机的问题也属正常，并不构成形式要件瑕疵。从协议内容看，该协议书内容与华鹏公司和弘达公司先前签订的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唯一新增的附件的真实性也得到弘达公司的确认，该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五、一审判令华鹏公司向弘达公司给付利息是错误的。双方2005年12月8日签订的最终《协议书》被一审法院以形式要件存在瑕疵为由予以否定，但又引用该协议约定结算时间为依据，认定弘达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自相矛盾。退一步而言，即使一审判决关于转让价款的认定正确，华鹏公司对该款项的给付责任也应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六、一审判决认定华鹏公司应向弘达公司支付的转让总价款3679.6万元依据不足，存在错误。首先，弘达公司有证据显示其向渤海公司的支出仅有500万元的大配套费和22070641.06元转让费，而剩余的所谓债务抵顶证据不足。其次，即便如一审判决确认的“转让价款应以弘达公司为取得和开发本案争议项目而实际支出的价款来确定”也仅应包含向渤海公司支付的款项和前期工程上投入659.6万元。而所谓“另有20万元其他投入”按弘达公司主张是其与王玉珍之间的往来款，一审判决将其认定为对诉争项目的投入没有任何依据。综上，请求支持华鹏公司的反诉请求，依法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撤销第二项。
弘达公司对一审判决亦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关于王玉珍奖金850万元事项未查清，119.3万元均应为前期投入，华鹏公司于2004年3月15日代弘达公司支付前期工程设计费45万元与事实不符，弘达公司经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给付金州四建100万未予审查，刘伟、丁玲向王玉珍支付股权转让款800万元，但王玉珍并未向弘达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二、一审法院责任划分有误。建设项目不能返还的责任在华鹏公司，一审法院对此未作审理。一审法院认定2005年5月8日刘仁训与王玉珍签订的协议书为委托关系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三、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作为判决依据明显不当。四、一审法院对弘达公司的投入和应得收益计算有误。五、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有误。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华鹏公司提交了有弘达公司办公室主任许妍娇、党支部书记尹瑾莉签名的书面声明”，该证据未经质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弘达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华鹏公司等承担。
除一审查明的事实外，本院另查明，2005年12月22日、12月28日，王玉珍向刘仁训共支付607万元，根据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于2008年4月9日向刘仁训的询问笔录，刘仁训承认该笔款项的来源是：“王玉珍在接受‘民生小区2号楼’项目之后，曾将这块地卖给一个姓朱的人，他当时告诉我对方要先给800万。在这一年（具体年份我记不清了）年末，资产公司与银行等单位向我公司催要贷款，我到医院找到当时正在医院照顾母亲的王玉珍，向她要钱还贷款，她答应给公司一部分卖地款，但当时并未约定数额。”刘仁训并陈述，该笔款项后经刘仁训指示弘达公司出纳员提现后入账。
本院二审过程中，经当事人质证，除下列事实外，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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