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11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丽霞，女，1963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陈豪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洁玲，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莫丽燕，女，1965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梁中，广东东方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丽霞因与被上诉人莫丽燕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4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邓丽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判决为莫丽燕偿付邓丽霞海珠区滨江东路905号丽景湾小区501房购房款的一半即373676.11元并支付邓丽霞利息损失暂计267570.73元，以上款项共计641246.84元；2、判令莫丽燕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遗漏重要证据及事实未查明。本案邓丽霞��证明相关事实，提交了《认购书》及《个人购房借款合同》、银行流水、房款及相关费用收据、产权证、前案判决等五组证据予以证明。其中前案(2016)粤0105民初4687号判决和(2017)粤01民终3806号判决已查明贷款由邓丽霞的账户进行支付且莫丽燕承认所有房款均由邓丽霞账户支付的事实。前案认定的事实、莫丽燕的自认、以及结合《个人购房借款合同》、银行流水组成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房款、尤其是贷款部分的确是由邓丽霞账户支付的事实。双方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争议较大的是莫丽燕是否在前案判决中自认房款由邓丽霞账户支付的事实及该自认的效力问题，应属于本案审查的重点，然而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审查。邓丽霞现重申邓丽霞关于莫丽燕自认部分的观点：1、一审查明的莫丽燕还表示涉案房屋的房款均是邓丽霞的账户支付的，当时邓丽霞、莫丽燕共同做生意，所有钱均是通过邓丽霞账户流动的。邓丽霞认为莫丽燕的该陈述涉及到两个待证事项：一为房款由谁的账户支付，二为邓丽霞与莫丽燕双方是否是合伙做生意。对第一项事项符合事实，邓丽霞予以认可，该事项即邓丽霞提到的莫丽燕自认的事实，经双方确认可以成立。第二项事项邓丽霞不予认可，莫丽燕也未举证证明，应不予采信。莫丽燕认为两人做生意，只是其对房款为何是由邓丽霞账户支付所做的辩解，其并未否认房款由邓丽霞账户支付这一事实，应当把莫丽燕这一陈述涉及到的两个事项区别对待。如果是共同做生意，按理应当分配利润，不可能所有钱都是通过邓丽霞的个人账户流动；共同做生意没有必要共同买房，说明莫丽燕也应当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所得的利润莫丽燕自行买房即可，不必由邓丽霞支付全部房款。故莫丽燕关于共同做生意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二、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该采信的证据没有采信，违反证据规则。一审法院实际上是认定了房屋贷款是由邓丽霞与莫丽燕共同支付。一审法院该认定没有证据支持。莫丽燕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了贷款，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打款给邓丽霞，邓丽霞再付款给贷款银行，更没有证据证明其提到的“两人共同做生意钱共用”的主张。邓丽霞提交的证据已足以证明房款由邓丽霞支付。一审法院认为邓丽霞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故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违反证据规则的。首先邓丽霞的银行流水等证据已经足以证明实际支付情况，起码达到了高度盖然性标准；其次有莫丽燕的自认作为佐证；最后莫丽燕没有任何证据反驳邓丽霞实际支付贷款的事实。三、一审法院对前案民事判决书的认定理解错误，对本案法律关系理解错误导致认定错误。前案两判决��认定《个人购房借款合同》是邓丽霞、莫丽燕共同与银行签订并将借款用于购买涉案房屋，该借款应视为双方共同出资，邓丽霞实际偿还的贷款，邓丽霞可另寻法律途径予以解决。对前案判决认定的文义理解，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7条的规定，“债权人或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两个以上的，依照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可知，前案判决将邓丽霞、莫丽燕的支付房款关系区分为对外和对内的关系，即《个人购房借款合同》是邓丽霞、莫丽燕共同与银行签订并将借款用于购买涉案房屋，该借款应视为双方共同出资为对外关系，邓丽霞实际偿还的贷款，邓丽霞另寻法���途径予以解决为对内关系。邓丽霞按照前案裁判指引诉至一审法院，请求莫丽燕偿还其应支付的部分房款。前案判决还包含了另一认定，从时间和因果关系上来说，对贷款部分的还贷，与房款份额无关，是完全在时间上、因果关系上独立的法律关系。其一从时间上来说，房款是银行放贷一次性支付，在还贷之前，即还贷部分的钱款在房款支付之后；其二从因果关系和合同的相对性来说，房款是向银行借款，用贷款支付房款，交易相对方是开发商。还贷是向银行还款，交易相对方是银行，法律关系不同。故而按照前案判决的逻辑，还贷部分的款项与房款份额的划分无直接因果关系，进而认为邓丽霞、莫丽燕可对该部分贷款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根据前案判决的理解，邓丽霞认为前案判决认定“无法确认邓丽霞、莫丽燕双方各自的实际出资额”是无法划分房屋份额��而不是无法划分谁实际上还了多少贷款，这与还贷部分无直接因果关系。贷款部分双方内部的追偿是另一法律关系，前案法院判决亦认定邓丽霞可通过法律途径追偿，故邓丽霞的诉讼请求有依据。四、一审判决对常理理解错误。首先银行的房款按揭业务实践中，为最大化保护银行自身的利益，银行一般要求有产权共有方须共同在按揭贷款合同上共同署名，尤其是以按揭房作为抵押时，须全部房屋共有人一致同意，故须共有人共同署名。此为按揭交易惯例。其次从谁的账上划款付账，则谁为实际支付人，此为普遍交易惯例。一审法院没有认识到共同还贷人内部的连带债务追偿法律关系，剥夺了实际还款人对连带债务人的追偿权。
被上诉人莫丽燕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要求维持原判。邓丽霞的上诉请求基本上与一审诉讼请求一致，只是邓丽霞在上诉状中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7条规定，该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因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最主要是邓丽霞没有证据证明其对莫丽燕有债权，所以邓丽霞的上诉同样没有证据证明其对莫丽燕有债权。
2017年5月22日，邓丽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莫丽燕返还邓丽霞支付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905号501房的购房款的一半373676.11元及利息（从2003年11月20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莫丽燕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丽霞曾向一审法院提起（2016）粤0105民初4687号共有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粤0105民初4687号民事判决书，其中查明：房屋地址为海珠区滨江东路905号501房的权属人为邓丽霞，共有（用）人为莫丽燕，占有房屋份额为共有，涉案房屋于2002年由邓丽霞、莫丽燕为共同买受人共同购买，总价��706381元，其中41万元以邓丽霞、莫丽燕为共同借款人办理银行按揭贷款；在该案中，邓丽霞提交了如下证据：1、服务佣金的发票（其中记载金额为3490元）；2、广州市金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恒公司）于2001年9月30日出具的《收款收据》（其中反映收到邓丽霞、莫丽燕支付的涉案房屋的备案公证费500元）；3、金恒公司于2001年9月30日出具的《收据收据》（其中反映收到邓丽霞、莫丽燕支付的涉案房屋的税费13263元）；4、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专用票据（其中反映收到邓丽霞、莫丽燕交纳的代理费等费用共4068.50元）；5、金恒公司于2001年11月17日出具的《收据收据》（其中反映收到邓丽霞、莫丽燕支付的涉案房屋的房款69804元）；6、账号36×××07的银行流水明细。
上述（2016）粤0105民初468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邓丽霞主张其支付了涉案房屋的全部房款，但只提交了金恒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发票、还款账户银行流水明细等证据，从上述收款收据、发票等单据上看，所反映的付款人均为邓丽霞、莫丽燕，而《个人购房借款合同》是邓丽霞、莫丽燕共同与银行签订并将借款用于购买涉案房屋，该借款应视为为双方共同出资，邓丽霞现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其支付了除购房借款外的其他款项的主张，……因此，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及双方的陈述和提交的证据，无法确认邓丽霞、莫丽燕双方各自的实际出资额，涉案房屋应视为由邓丽霞、莫丽燕等额享有，由邓丽霞、莫丽燕各自占有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并判决如下：海珠区滨江东路905号501房由邓丽霞和莫丽燕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后邓丽霞、莫丽燕双方均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8日作出（2017）粤01民终3806号民事判决书，其中认��：邓丽霞提供了金恒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发票等证据，但上述收款收据、发票所显示的付款人均为邓丽霞、莫丽燕，邓丽霞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款项由其实际支付，……因此，本案双方均未能举证证明对涉案房屋的出资额；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本案中，邓丽霞提交的拟证明由其支付全部购房款项的证据与其在（2016）粤0105民初4687号案中所提交的单据证据全部一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邓丽霞主张要求莫丽燕向其返还涉案的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905号501房的一半购房款的前提为邓丽霞已支付了全部涉案购房款。但是，根据邓丽霞所提交的由开发商金恒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发票等证据，上述收款收据、发票所显示的付款人均为邓丽霞、莫丽燕两人，偿还银行房屋按揭贷款的账户虽为邓丽霞名下账户，但众所周知，在两人��两人以上人数共同贷款的情况下，只选取其中一人的名义开设还款账户，故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房屋贷款由邓丽霞一人支付，而邓丽霞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上述款项由其实际支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邓丽霞的全部主张，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7年9月21日作出判决：驳回邓丽霞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12元，由邓丽霞负担。
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邓丽霞提交以下证据：1、广州市越秀区瑜丰皮革行负责人邓紫屏出具的证明、邓紫屏身份证复印件、广州市越秀区瑜丰皮革行营业执照、广州市越秀区瑜丰皮革行的人身保险合同及发票（上述均是原件），拟证明曾惠英是邓丽霞开办的广州市越秀区瑜丰��革行的员工；2、（2017）粤0105民初563号案庭审笔录复印件，拟证明莫丽燕是邓丽霞的员工，双方系雇佣关系，涉案房屋全部贷款及其他费用都由邓丽霞支付。莫丽燕质证称：对于证据1格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关联性也有异议；广州市越秀区瑜丰皮革行自2008年开办以来，曾惠英在该皮革行工作，但本案签订认购书的时间按照一审法院查明，邓丽霞称在2001年9月16日与莫丽燕及金恒公司签订的，因此在认购书签订当时，曾惠英并未在该皮革行中工作，而本案的起因都是发生在2001年，故曾惠英的证言不足以证明2001年所发生的情况或者双方的关系是什么；对于邓紫屏的身份，其是邓丽霞的妹妹，因此其不能证明此事实，邓紫屏作为邓丽霞的亲人，其肯定会作出有利于邓丽霞的证言，且曾惠英是皮革行的员工，其作出的证言也是有利于���老板，也不可信；证据1中的营业执照显示也是2008年的，而本案是发生于2001年，因此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2庭审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笔录的第二页证人并未陈述在2001年时与邓丽霞是什么关系，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曾惠英是皮革行的员工，其作出的证言也是有利于其老板，也是不可信的；双方争议的是房屋的归属以及购房款的来源，但证人对此并不清楚。
另查明，涉案房屋房地产权证登记时间为2004年6月28日。邓丽霞在（2016）粤0105民初4687号案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其对涉案房屋占有80%的份额。该案一审诉讼中，双方均确认：1、双方没有协议确认各自占有涉案房屋的份额；2、涉案房屋的交付时间为2002年，该房屋自交楼至今一直由莫丽燕在居住使用。
再查，本案一审期间，邓丽霞陈述莫丽燕曾是邓丽霞的员工，购房前两三年属雇佣关��；莫丽燕陈述双方从小相识，曾是合伙生意关系，双方共同经营皮具生意，莫丽燕并非邓丽霞员工，共同买房的原因是当时双方共同经商，用公司的收入来买房；邓丽霞陈述皮革行并非两人合伙开的，法定代表人是邓丽霞的妹妹，邓丽霞的财产是独立于皮革行的，不存在用经营所得共同购房的说法。关于如果邓丽霞作为雇主，为改善员工居住环境而提供住宿，为何要将房屋登记在员工名下的问题，邓丽霞陈述是为了让员工安心工作，邓丽霞出全款，房屋份额属于邓丽霞。邓丽霞一审庭后提交书面代理词陈述，莫丽燕于1999年入职，2007年3月被辞退，邓丽霞只“为”莫丽燕这一员工买过房，实质上只是为改善其居住环境，并无将房屋份额赠送的意思表示。莫丽燕一审庭后提交书面代理词，认为邓丽霞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邓丽霞陈述莫丽燕与其曾存在雇佣关系，为了让员工安心工作，为了改善员工居住环境而为莫丽燕购房，且仅为莫丽燕这一员工买过房，上述陈述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涉案房屋2002年交楼后一直由莫丽燕居住使用，并于2004年6月28日登记在双方名下。按照邓丽霞的陈述，莫丽燕于2007年被辞退，此后至2016年邓丽霞发出律师函之前邓丽霞均无证据证明曾就权属或出资的问题向莫丽燕主张过权利。邓丽霞本案主张其全额出资，但在前案中却仅起诉主张享有80%的权属份额，邓丽霞的陈述与主张前后不一，本院难以采信。前案生效判决已认定双方均无充分证据证明各自出资额并认定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邓丽霞本案主张其全额出资并要求莫丽燕返还一半房款，但无提交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的新证据。邓丽霞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经质证欠缺证明力，本院不予采纳。还贷的账户为邓丽霞账户亦��足以证明全部还贷款项均来源于邓丽霞，邓丽霞仍未完成证明进入还贷账户的款项全部来源于邓丽霞的举证责任。合同及其他付款凭证均记载邓丽霞与莫丽燕两人的姓名，不能证明全部款项均由邓丽霞支付。因此，邓丽霞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12元，由上诉人邓丽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闫 娜
审判员 蔡培娟
审判员 黄春成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张 利
彭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