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64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41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定陶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红星（刘某之子），男，197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同创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号财智国际大厦*座302。
负责人：王峰，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博，北京市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同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同创律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33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同创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同创律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刘某与同创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违反了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该代理合同未经同创律所加盖公章，属于律师李永私自接受委托，违反了律师法第四十八条和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八十八条的规定，侵害了我国律师行业的执业规范，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国家、社会和委托人的利益，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应属无效。《委托代理合同》中的委托代理事项属于遗产继承案件，依法属于严禁风险代理收费的案件，合同约定实行风险代理违反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一条和《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十五条的规定，应属无效。同时，刘某年龄大、没有文化，无法理解《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更不知道合同约定的15%风险收费是否合理合法，该合同是在李永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违背刘某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也应当无效。二、《委托代理合同》未经同创律所盖章，该律所也没有依法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不能适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关于合同实际履行的规定。因同创律所未在代理合同上盖章，只有在一方履行了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时，合同才成立。但继承案主要工作由第三方律所李颖完成，还有大量的工作由刘某的儿子完成，同创律所根本没有依法履行合同义务，未尽代理人的勤勉责任，且代理过程中还出现了失误。最后是刘某的儿子反复与法官沟通，并在少要了9万元的情况下，调解结案。三、即便《委托代理合同》有效，也应当结合同创律所的履职情况酌情支付代理费，而不应当机械的依据合同的约定判决15%的律师费。四、刘某不存在故意违约，不应当承担违约金。
同创律所答辩称，不同意刘某的上诉请求，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同创律所接受委托后代理案件并最终使刘某获得了案款，已完成委托事项，刘某应该按照协议的约定，支付代理费。委托代理协议有刘某的签字和同创律所盖章，该协议是成立并有效的。继承纠纷案是以同创律所的名义代理的，而非以律师个人名义代理。刘某认为委托代理合同没有同创律所盖章属于律师个人私自接受委托，没有任何依据。关于刘某提出的风险代理问题，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继承案件属于律师服务中放开服务价格的范围，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收费方式，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不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刘某在收到案款后应当支付代理费，其拒不支付代理费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支付滞纳金。在代理案件时，同创律所还为刘某代缴了案件受理费，刘某没有任何理由不予以支付该费用。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刘某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同创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某向同创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225750元；2.判令刘某向同创律所支付代付的诉讼费用6900元；3.判令刘某向同创律所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自2015年4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按照日千分之一标准，暂计算至2015年8月31日为28444.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31日，大兴法院作出（2013）大刑初字第17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邢延荣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王某、邵某损失共计一百万元。
诉讼中，双方各提交一份签订于2013年7月17日的《委托代理协议》，两份协议内容一致：刘某（以下简称甲方）因与王某遗产继承纠纷一案，委托同创律所（以下简称乙方）律师为代理人。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李永律师为甲方办理委托事项的代理人，根据业务需要，乙方可以另行指派律师办理相关事务。乙方代理甲方就遗产继承纠纷准备诉讼材料，立案，代理案件的一审、二审、执行程序。乙方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谈判、和解，提出反诉、上诉，代为提出执行申请、代领法律文书、执行款物。甲方于收到回款（包括但不限于谈判获得、和解获得、判决执行获得、当事人自动履行获得等）后七日内支付律师提成代理费，计费比例为回款数额的15%。如果案件出现二审，律师劳动量会增加，则律师提取代理费比例由15%调整为20%。甲方每收到一笔回款，需及时结清乙方该笔应得的费用。迟延一天，按迟延部分的千分之一支付滞纳金。两份协议落款处均载明：甲方：刘某；乙方：北京市同创律师事务所，代表人：李永。区别在于同创律所提交的协议在乙方落款处加盖有同创律所印章，而刘某提交的协议上同创律所未盖章。对此差异，同创律所解释称当日签合同时间较晚，未来得及加盖印章。而刘某则主张合同主体系李永，而非同创律所。鉴于协议载明合同的乙方系同创律所，李永系作为乙方代表人签字，且约定代理的继承纠纷案件判决书亦记载刘某的委托代理人李永系同创律所律师，故应认定《委托代理协议》的双方主体系刘某与同创律所。
上述《委托代理协议》签订后，同创律所律师李永及北京市博迪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颖共同代理刘某起诉王某、邵卓伦，要求对因交通事故身亡的刘某之子邵红兵的遗产进行分割。同创律所为刘某垫付该案诉讼费6900元。2014年11月，大兴法院作出（2013）大民初字第9773号判决书，判决遗产中
1241002.43元归刘某继承。
2015年4月20日，大兴法院出具证明，称领款人刘某一案，（2013）大民初字第9773号、（2013）大刑初字第171号判决一并执行，发还刘某150.5万元，请银行配合发放。当日，刘某领取两笔案款，一笔为468886.16元，另一笔为
1036113.84元。大兴法院的案款发还凭据载明，该两笔款项均属（2015）大执字第791号执行案件项下。
经询问，双方确认争议焦点在于诉讼代理费的计算基数如何确定。同创律所主张无法区分上述两案各自的执行回款数额；刘某则主张其中468886.16元属于其依据（2013）大刑初字第17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所领取的执行款，另一笔
1036113.84元系其根据（2013）大民初字第9773号法定继承纠纷案件判决书所领取的执行款。鉴于同创律所作为代理费的主张方，无法说清亦未举证证明代理费的计算基数，故应以刘某主张的1036113.84元为准。
一审法院认为，刘某与同创律所之间的《委托代理协议》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应严格遵行。鉴于协议约定刘某应于收到回款（包括但不限于谈判获得、和解获得、判决执行获得、当事人自动履行获得等）后七日内按照回款数额的15%向同创律所支付代理费，迟延一天，按迟延部分的千分之一支付滞纳金。而刘某也已经于2015年4月20日领取了法定继承纠纷案件执行款1036113.84元，刘某拒绝支付代理费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同创律所要求刘某支付代理费并依据协议约定要求加算迟延给付滞纳金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鉴于刘某迟延付款给同创律所造成的是资金占用损失，约定的日千分之一标准明显过高，该院根据公平原则予以适当酌减至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同创律所要求刘某支付代垫付的诉讼费依据充足，该院一并予以支持。同创律所要求的超出上述范围的诉讼请求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该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处，在此不予一一评述。
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同创律所支付代理费155417.08元及迟延支付滞纳金（以155417.08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自2015年4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同创律所支付垫付的诉讼费6900元；三、驳回同创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首先是《委托代理合同》是否有效。对此，刘某主张代理合同无效，理由：一是同创律所未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属于李永律师私自接受委托，违反了律师法等法律法规；二是委托代理事项系遗产继承案件，依法属于严禁风险代理收费的案件；三是代理合同是在李永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违反刘某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内容相同，区别仅在于刘某提交的代理协议上未加盖同创律所公章。但代理合同载明合同的乙方系同创律所，李永为代表人，考虑到李永当时系同创律所执业律师，同创律所亦认可李永代表该所与刘某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故应当认定《委托代理协议》的相对方为刘某与同创律所，并非李永律师私自接受刘某的委托。关于同创律所与刘某就委托的继承案件签订风险代理的问题。本院认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婚姻、继承案件禁止风险代理，但该办法为部门规章，为行业性管理规范，且此后颁布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也已经明确，继承案件不再禁止风险代理，故据此不足以认定《委托代理协议》无效。刘某主张，代理合同是李永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在违反刘某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但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并非法律所规定的合同无效事由，刘某也未能举证证明上述情形存在。综上，刘某关于《委托代理合同》无效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
刘某上诉称，即便《委托代理合同》有效，也应当结合同创律所的履职情况酌情支付代理费，而不应当机械的依据合同的约定判决15%的律师费。本院认为，《委托代理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同创律所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受托事项，代理过程中并无严重失误，且刘某已经取得执行款项。一审法院依据代理合同约定判决刘某向同创律所支付执行标的15%的代理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鉴于同创律所完成代理事项后，刘某未依约支付代理费，其已经构成违约，应当向同创律所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对此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至于刘某的其他上诉理由，如刘某在继承案件审理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最终调解时损失了9万元等上诉意见，均不影响本院在前述认定的基础上对本院作出处理，本院均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47元，由刘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占山
审 判 员 刘海云
代理审判员 刘 婷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
法官 助理 张 岩
书 记 员 亢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