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2民终15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1321Y，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1号9层。
法定代表人张国秀，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芳，上海锦天城（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平，男，1963年3月13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203110516948X，住所地大同市南郊区雁崖乡。
法定代表人张贵清，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泽宪，北京市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诉人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煤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2016）晋0211民初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芳、李平，上诉人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的法定代表人张贵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泽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12月11日，原、被告之间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双方约定，自2012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期间，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向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购买不少于200万吨的煤炭，煤炭供应量根据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指示确定，煤炭价格为：基本价格＋质量调整价，年度数量为：煤炭交货数量以实际交付为准，结算数量：以港务局煤炭进港过衡数量（适用于场地交货方式）或装运港务局货物（煤炭）交接清单数量（适用于平舱方式交货），并以此作为结算数量。同时双方合同约定，买卖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合同。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合同或履行本合同义务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双方应友好协商，妥善解决，并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和赔偿守约方损失的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12月17日，向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预付煤炭预付款3000万元，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反诉被告）并未向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下达购买煤炭指示。2013年6月21日，原、被告之间签订了《还款协议》，双方确认，截止2013年6月21日，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累计向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预付货款3000万元，双方煤炭贸易合作终止，乙方（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退还甲方（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预付款，退还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还款300万元，2013年7月31日还款500万元，2013年8月31日还款1200万元，2013年9月30日还款1000万元。截止2015年1月，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尚欠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煤款预付款1550万元。2015年1月28日，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向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抵押承诺》，确认欠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预付款1550万元，自愿将口泉铁路专用线抵押给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并承诺若于2015年底未归还所有欠款，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对口泉铁路专用线进行相关财产的处置，资产处置收益优先偿还欠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款项，但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至今未归还，故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另查明，2012年12月，原、被告之间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后，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为履行该合同，于当日分别与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及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按照双方签订的该合同约定，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向该二公司支付了2955万元的定金。由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未向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下达购买煤炭指示，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亦未向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及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下达购买煤炭指示。2013年6月21日，原、被告之间签订了《还款协议》，终止了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的履行。之后，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与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及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进行协商，请求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及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退还定金2955万元，其中向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支付定金2155万元，向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支付定金800万元，而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及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明确表示，已为合同履行作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不予退还定金2955万元。2013年6月21日，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还款协议》，终止了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的履行，客观上造成了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向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及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支付的2955万元的定金无法收回的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之间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及《还款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主体适格，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而合同的解除有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两种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合同当事人约定解除的情况，第九十四条规定了法定解除的五种情形。第九十六条规定了“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有关合同终止的条款以及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退还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预付款3000万元的时间期限，即：2013年6月30日，还款300万元，2013年7月31日还款500万元，2013年8月31日还款1200万元，2013年9月30日还款1000万元。因此，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应按照该约定退还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煤炭预付款3000万元，而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至今尚欠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煤炭预付款1550万元未退还，故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请求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返还煤炭预付款1550万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请求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支付自2012年11月28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的利息363.63万元的请求，综合本案原、被告双方合同履行情况及双方提供的证据分析，从2012年12月11日双方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到2013年6月21日，原、被告之间签订《还款协议》，终止双方签订的《煤炭买成合同》合同的履行。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从未向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下达采购煤炭的指示，是导致双方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终止的根本原因，而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已经在履行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并与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及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按照双方签订的该合同约定，向该二公司支付了2955万元的定金，其中向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支付定金2155万元，向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支付定金800万元。原、被告终止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的履行，客观上造成了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向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及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支付的2955万元的定金无法收回的损失。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在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尽管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对该损失，在与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之前未充分预见，但双方关于本案诉争煤炭预付款的返还问题与本案诉争合同违约以及合同解除，系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而引发的两个不同的纠纷，不能彼此混同。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已认可归还本案诉争的煤炭预付款，应履行该约定。但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在履行归还煤炭预付款过程中，于2015年1月28日向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抵押承诺》，承诺将口泉铁路专用线集运站抵押给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并承诺于2015年底如不能归还所欠款项，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进行处置，对于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的该承诺，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未提出异议，因此，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主张的利息，应从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承诺的2015年底开始，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为：年息4.35％，至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起诉之日，利息为：15500000元×4.35％×6.5/12年=365218.75元。故本院支持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该请求为：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给付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365218.75元。
关于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请求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因违约而造成的定金损失2955万元的反诉请求，因按照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自2012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期间，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应向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购买不少于200万吨的煤炭，在双方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后至双方协商终止合同履行之前，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从未向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下达采购煤炭的指示，是导致双方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终止的根本原因，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已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从而导致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无法实现订立合同之目的，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经本院庭审核实证据，2013年6月21日，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还款协议》，仅仅对合同终止以及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返还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煤炭预付款的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未对合同违约以及合同解除后的损失问题协商一致，而原、被告终止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的履行，客观上造成了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向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及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支付的2955万元的定金无法收回的损失，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在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导致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终止的根本原因，在于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其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及合同解除后的赔偿责任，故本院对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的该反诉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请求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为履行合同而产生的费用45万元的反诉请求，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已为履行合同而支付了相关费用45万元，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的该反诉请求，缺乏证据，故本院对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的该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请求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为履行合同造成的利息损失533.8750万元的反诉请求，因原、被告终止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的履行，客观上造成了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向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及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支付的2955万元的定金无法收回的损失以及2955万元的利息损失，但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应在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终止后，发生损失后及时与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及时在合理期限内主张权利，以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而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并未在合理期限内及时主张权利，而是在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起诉后提起反诉，客观上造成了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合同违约以及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进一步扩大，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对合同违约以及合同解除后的损失扩大，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合理期限内的利息损失，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院确认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应在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终止后，发生损失后及时与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在一年之内的合理期限主张权利，超出一年造成的利息损失系扩大的损失，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在合理期限即：一年内，主张权利造成的利息损失，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本院支持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给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造成的利息损失的期限为：1年，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主张的利息损失基数及期限计算有误，应以实际损失2955万为基础，从双方解除合同后，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及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明确表示不予退还定金2955万元开始，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1年，2013年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1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为年息：6％，故本院支持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给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造成的利息损失为：29550000元×1年×6％=1773000元。
关于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提出，本案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不具备生效条件，经其公司及上级部门研究认为合同无效，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决定解除该合同的辩解，因本案双方诉争合同已实际生效，双方均已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包括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向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支付3000万煤炭预付款，以及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与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及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均是在履行该合同，而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提出该合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该辩解，不予采信。关于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提出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与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及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与本案双方诉争事实不具有关联性的辩解，因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与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及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之间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因从该合同的内容分析，双方约定的煤炭的品质以及数量、交货期限、交货方式和运输方式均与2012年12月11日，原、被告之间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一致，可以认定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系为履行与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而与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及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之间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该合同与本案原、被告之间争议的事实具有内在必然的联系，原、被告之间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终止解除必然导致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与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及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终止解除。故本院对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该辩解，不予采信。关于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提出的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仅仅是为帮助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处理账目，因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不予采信。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煤炭预付款15500000元及利息损失365218.75元；二、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因违约及解除合同造成的定金损失29550000元及利息损失1773000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36618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19627元，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承担11699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9247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99208元，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承担10039元。
上诉人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诉讼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中第二项判决内容，依法改判驳回反诉请求。二、一审、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反诉请求已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经双方协商，已于2013年6月21日签订《还款协议》而终止，假如被上诉人真的存在所谓的“定金”损失，那么从6月21日开始,就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退一步讲，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公司”）和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以下简称“怀仁公司”）分别于2013年6月24日和23日作出的明确拒绝退还“定金”回函（包头公司《关于返还<煤炭买卖合同>定金的复函》与怀仁公司《关于<关于返还<煤炭买卖合同>定金>的复函》），也能证明诉讼时效已过。原审查明“大同矿区发煤站并未在合理期限内及时主张权利，而是在原告中销公司起诉后提起反诉”，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以下简称“大同矿区发煤站”）提起反诉的时间是2015年10月10日，而此时，反诉请求已明显超过《民法通则》第135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二、一审证据认定存在错误，程序存在重大瑕疵。
1、证据认定存在错误。被上诉人大同矿区发煤站与包头公司和怀仁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中违反正常经营习惯，添加了定金条款，这一事实严重缺乏真实性。包头公司《关于返还<煤炭买卖合同>定金的复函》与怀仁公司《关于<关于返还<煤炭买卖合同>定金>的复函》二者，签订日期笔迹明显属同一人；而且，分别在内蒙和山西的两家公司，签订地点却均在北京；合同内容和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销公司”）的合同一字不差。这是明显的虚假证据。2、《询问笔录》违反法定程序，不应作为定案证据。此《询问笔录》仅对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占军进行了询问，并未对怀仁公司进行询问，被询问人并未出庭，未经当庭质证，其所述不应采信。《询问笔录》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63条关于证据种类的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认定存在定金的依据不足。一审认定大同发煤站支付给包头公司和怀仁公司的款项为定金的依据是两张建设银行的电汇凭证，编号为02676326和02676328，但这两张凭证标明此款项为“货款”、“煤款”，并非定金，与大同发煤站提供的合同定金条款的约定不符。大同发煤站与多家公司有煤炭业务往来，不能认定其与包头公司和怀仁公司签订的合同与中煤公司的合同有必然联系。
三、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存在错误。
被上诉人反诉请求的定金损失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与包头公司和怀仁公司之间的合同与本案原、被告之间发生的事实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大同矿区发煤站是一家独立的以煤炭运销为主营业务的煤炭销售企业。煤炭的买进与卖出是其固有的经营方式。在经营过程中，市场主体应自己担风险，自负盈亏。大同矿区发煤站与下游企业的合同履行情况和其进货渠道的合同履行情况并无联系。中煤公司与大同矿区发煤站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的解除并不必然导致其上游合同的解除，其完全可以将货物卖给其他买家。大同矿区发煤站的采购行为和定金行为，都是其自己自愿采取的经营方式，与上诉人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无任何关系。被上诉人的经营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应自行承担，而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无法律依据。
四、原审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上诉人并未违约。
原审认为中煤公司存在根本违约行为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是双方自愿解除，而非单方解除。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中明确载明，因市场原因双方协商解除合同，所以并不存在所谓的根本违约。综上所述，一审审判程序存在重大瑕疵，证据认定违反法律规定，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
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答辩称：关于反诉诉讼时效问题。
1、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对反诉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避而不谈，做出支持反诉请求的判决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在本案一审中上诉人（中煤公司）并未对反诉诉讼时效问题提出过抗辩。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未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认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反如在上诉人中煤公司未抗辩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诉讼时效进行认定才是违反法律规定。关于上诉人在二审上诉过程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在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且已经对反诉进行了应诉答辩，视为上诉人已经放弃该权利，因此，上诉人在二审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不应获得支持。
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证据存在错误问题。
关于合同中的定金条款问题，上诉人认为答辩人与包头公司及怀仁公司之间签署的《煤炭买卖合同》，添加了定金条款，违反正常经营习惯。答辩人与包头公司及怀仁公司签署的两份合同，合同金额上亿元，煤炭采购量达到40万吨和160万吨，这样两笔大宗的煤炭买卖交易签署定金条款竟然被说成是不符合正常经营习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定金条款在煤炭行业估计就不适用了，上诉人的观点显然不成立。包头公司及怀仁公司与答辩人的合同中有定金条款不仅合理合法而且符合交易习惯。而恰恰本案的发生就说明了双方签署定金条款是符合交易习惯的，上诉人和答辩人之间的合同如果当初加上定金条款，上诉人也就是中煤公司也就不敢肆意的违约和撕毁合同了。
关于答辩人在一审期间提交的两份《复函》的签署时间问题。答辩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经向法庭说明，两份复函的签署日期确实均为答辩人所签，这一情况在法院调查过程中形成的《询问笔录》的内容相互印证，于此同时，复函中的内容也在《询问笔录》中得到证实。因此，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任何问题，并非虚假证据。在上诉人眼里，《还款协议》不仅缺少落款日期，就连签字和盖章都没有的情况下都认为是真实的有效的。而答辩人提交的复函，在已经得到复函制作单位的确认并认可以后，上诉人却坚持认为复函是虚假证据，这是什么逻辑。
关于答辩人与包头公司以及怀仁公司签署《煤炭买卖合同》的地点及内容问题。上诉人认为包头公司和怀仁公司分别在山西和包头，但合同签署地均在北京，且合同内容与中煤公司的合同内容一字不差，所以合同虚假证据。答辩人与包头公司及怀仁公司的合同在形式及内容上都符合法律规定，并且上述两份合同的内容已经等到合同双方的确认，签署后也已经开始履行，因此合同是真实、合法并且有效的，在本案中作为证据提交也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非是虚假证据。
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用一份存在诸多疑点的证据认定定金损失是错误的问题。
关于定金损失的认定问题，并非像上诉人所谓的“仅凭这一存在诸多疑点的证据就认定.....”。首先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不存在任何真实性问题，所谓的疑点也仅是上诉人的无端猜测；其次证明定金损失的证据并非仅有一个，而是有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而且是已经被证实了的证据。定金损失的认定从双方签署的合同，答辩人的付款凭证，答辩人发出的函、对方回复的函，以及法院调查所形成的询问笔录的内容都可以得到印证，从法院调取的答辩人所有银行账户的账目往来也可以得到印证。
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提供的《询问笔录》违反法定程序问题。上诉人认为法院在当事人未申请的情况下，法院主动向包头公司进行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违反法律规定，同时提到证人未出庭质证。首先，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当法官向双方当事人出示该证据，请上诉人进行质证时，上诉人认可了该证据并未就《询问笔录》提出任何异议，对此一审判决第11页倒数第七行至倒数第五行的内容可以确认。其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这一法律规定表述的很明确，是调查取证，到了上诉人眼里就变成了只能调取证据了。调查取证，正确的理解是既有调查的权力也有取证的权力，而调查的形式就包括对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询问核实，并就询问的情况制作《询问笔录》。再次，上诉人在上诉状第4页中提出“法院仅对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占军进行了询问，并未对怀仁公司进行询问，却在判决中对两家公司的事项一并作出了判决，程序明显违法。”从这句话中可以明显的看出，上诉人在这里是明显是认可法院有权向包头公司和怀仁公司进行询问，只是认为法院仅向一方进行询问而没有向另外一方询问。至于为什么没有向怀仁公司进行询问，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法院已经进行了详细说明。
最后，很明显上诉人对一审法院是否有权调查取证自身的前后的说法都自相矛盾。事实上法院依职权调查并形成的《询问笔录》不管是在法律程序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不存在任何问题，该证据从内容上看，法院只是对在庭审过程中答辩人所陈述的事实，上诉人所提出的疑问进行核实后所形成的内容，并非是证明本案事实的孤证。更重要的是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已经在质证中确认了该证据的效力。
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定金依据不足的问题。上诉人以答辩人提供的电汇凭证中写明的是“煤款”和“货款”，从而不能认为答辩人支付的是定金。首先，双方签署的合同约定的就是定金；其次，根据答辩人提供的《复函》内容显示定金收款方也已经确认了收到的款项是定金，也就是合同双方都认为支付和收到的款项为定金；再次，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第5页最后一段提出“大同矿区发煤站的采购行为和定金行为，都是其自愿采取的经营方式”。很显然，在此上诉人明显是认可答辩人支付给包头公司及怀仁公司款项的行为为定金行为，同样也就是认定该款项为定金款。关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份数问题。上诉人认为自己在一审过程中只向法院提交了3份证据而一审法院认定为6份证据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在起诉时确实提交的是三份证据，我方在接到起诉状的时候收到的也是三份证据；但是，在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又向法院出示了与答辩人签署的《煤炭买卖合同》。后又出示了一份向答辩人支付3000万元款项的付款凭证，和答辩人向上诉人支付1450万元款项的付款凭证，为了向法庭证明1450款项的真实性，上诉人还称将每笔款项对应的会计凭证也带到了法庭，也就是庭审开始前对方代理人随行人员抱到法院的好几箱凭证。其次，对于上述证据，答辩人在充分尊重事实的基础上，看完了证据后，认可了上诉人当庭出示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并不要求对方继续出示会计凭证，也未对对方在举证期限外提交证据而提出异议。最后，对于上述事实，我想只要调取法庭的庭审录像后，关于对方提交的是6份证据还是3份证据就再清楚不过了。
三、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
上诉人认为答辩人反诉请求的定金损失与上诉人无关，涉案的三份《煤炭买卖合同》并无必然的关系。就涉案的三份《煤炭买卖合同》是否有必然联系，首先、三份合同的签署时间和地点都是相同的；其次，根据合同的内容，煤炭供应总量三份合同之间都是相对应的，上诉人要求200万吨，包头公司供应160万吨，怀仁公司供应40万吨；再次，三份煤炭对煤炭的质量，检验方式等等都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包头公司及怀仁公司的煤炭交付对象是直接向上诉人交付。因此，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及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对包头公司法定代表人询问核实的内容认定三份合同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是完全正确的，而并不是所谓的主观判断，恰恰是上诉人一直在主观猜测、主观臆断、无端猜忌。
上诉人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其未违约的问题。上诉人认为双方签署的《煤炭买卖合同》是双方自愿解除的，而且在《还款协议》中还明确说明了“因市场原因双方协商解除合同”，因此其不存在根本违约的问题。认定合同当事人是否存在违约要看合同当事人是否按照合同履行了合同义务，而不会因为合同是否协商解除而否定违约行为的客观性和违约事实的存在；在本案中上诉人作为合同的买方，未向答辩人提供足额的定金，自始至终也未向答辩人下达发煤通知，但却单方决定解除合同，导致答辩人支付出去的定金无法收回，造成了3000万的直接经济损失，这一损失是法定损失。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以及解除合同的行为是导致损失产生的原因，上诉人必须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因此，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是不成立的，也是无任何法律依据的，应予以驳回。
上诉人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的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2016）晋0211民初744号判决之第一项判决，改判驳回被申请人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2）请求撤销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2016）晋0211民初744号判决之第二项关于利息的判决，改判被申请人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申请人利息共计583.4627万元（暂计至2017年7月9日，至被申请人实际支付款项之日的利息按实际支付日期计算）；
（3）请求撤销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2016）晋0211民初744号判决之第四项判决；
（4）请求判令被申请人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案的一审及二审所有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一）一审法院确认申请人应根据《还款协议》的内容履行还款义务是错误的。
1、签署《还款协议》非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申请人之所以会签署被申请人提供的《还款协议》并向被申请人提供1450万元款项，是应被申请人的要求，在其单方终止合同后帮助其处理公司账目，而并非是退还定金预付款。因为，被申请人支付给申请人的定金预付款，申请人已经为了履行双方之间的合同，以采购煤炭支付定金的方式支付给了包头公司和怀仁公司。申请人手中已经没有了被申请人支付的定金预付款，因此不存在返还的事实基础，对此双方都是明知的，因此，签署《还款协议》并向被申请人返还款项并非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2、《还款协议》欠缺生效要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还款协议》第四条明确规定了“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但是在协议的落款处，被申请人既未加盖公章也无法定代表人签字。《还款协议》是双方行为，而该协议只有一方的签字和盖章，因此该协议则欠缺生效要件，不具备法律效力。也即，该协议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协议双方都不能据此向另一方主张权利。从上述内容可以明显的看出，《还款协议》中关于合同终止原因的表述与《抵押承诺》及被申请人庭审中陈述的终止原因存在重大矛盾，合同终止原因应该是被申请人领导决定终止合同，而并非是由于市场因素导致双方无法合作而协商解除合同。
4、申请人在签署《还款协议》后向被申请人提供款项并非是按照协议约定返还款项。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供了1450万元的款项用于其处理账目，并非是按照双方签署的《还款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而是为帮助其处理账目垫付的款项。从提供款项的时间和金额也能印证申请人并非是在按照协议中所确定的时间和金额来还款，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帮助对方处理账目而提供款项。
综上所述，《还款协议》的签署并非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还款协议》还缺乏生效的形式要件，其内容又与《抵押承诺》及其代理人陈述的内容存在重要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致使《还款协议》缺乏最基本的事实基础，双方也未按照该协议的内容履行义务，因此，该协议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申请人无需按照该协议内容向被申请人返还款项。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对合同违约以及合同解除后的损失扩大，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20页认定：“而被告并未在合理期限内主张权利......，被告对合同违约及合同解除后的损失扩大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此申请人认为：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8页中已经认定：“原告（反诉被告）从未向被告（反诉原告）下达采购煤炭的指示是导致双方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终止的根本原因，原告（反诉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已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从而导致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无法实现合同之目的，原告（反诉被告）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由此可知，在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署的《煤炭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违约方是被申请人而不是申请人，申请人无须对合同违约承担法律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申请人对合同违约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发生损失后应及时与原告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在一年之内的合理期限主张权利，超出一年造成的利息损失系扩大损失，被告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判决已经认定被申请人的行为构成对《煤炭买卖合同》的根本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根据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损失。因此，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和当事人没有另行约定损失应如何赔偿的情况下，应按完全赔偿原则，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全部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也即包括财产上的直接减少和可以预期取得的利益（因被申请人违约行为的发生，使此利益丧失，若无违约行为，这种利益按通常情形是必得的）。在本案中直接损失即为定金损失，间接损失（可以预期取得的利益）为2955万元对应的全部利息损失，按照完全赔偿的原则，被申请人应赔偿2955万元定金损失及自定金损失之日（2013年6月25日）开始至今（暂计至2017年7月9日）大约4年多时间的相应利息。
在本案中，“超出一年造成的利息损失并非是扩大损失而是由定金损失而延伸出来的实际损失”。自申请人得知被申请人欲单方解除合同后即立即通过电话联系和到现场与煤炭实际供货商包头公司及怀仁公司进行沟通联系，并向上述两方提出返还定金的请求，同时也未再向上述两方支付定金。因此，在扩大违约损失方面，申请人已经采取了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也未使支付定金的数额再次扩大。因此，在本案中并不存在因被申请人违约后而形成的扩大损失，自其违约至今被申请人导致申请人损失的定金数额都是2955万元，没有再发生扩大的定金损失。申请人在已经履行了防止违约损失扩大的义务后，没有义务去防止利息损失的发生，因为利息损失发生根本上是取决于被申请人何时赔偿定金损失，而不是申请人可以防止的。
因此，在利息损失赔偿方面被申请人应该赔偿至今为止的所有利息损失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1年合理期限对应的利息损失。截止到2017年7月9日，被申请人应赔偿的利息损失为583.4627万元。最终的利息金额，应以被申请人实际赔偿定金损失的时间确定。
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答辩意见与其上诉状内容一致。
本案二审中二上诉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所主张的定金损失与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终止履行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的行为有无因果关系。
本院经审查，一审卷第57页二上诉人2012年12月11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自2012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期间，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购买不少于200万吨的煤炭，煤炭供应量根据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书面指示确定。同日，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分别与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及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见一审卷61-66页），按照合同约定，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向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购煤购煤每年不低于160万吨，向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购煤每年不低于40万吨，合同第四条交货方式和运输与二上诉人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一致，均为：铁路运输大票收货人应为“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对铁路运输大票收货人不能办理为“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应在货物到达交货地点前，将货物有效货权转移给“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三方合同分别签订后，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12月17日，向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付煤炭预付款3000万元，次日2012年12月18日，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分别电汇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2155万元，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800万元（一审卷67-68页），共计支付了2955万元的定金。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三份《煤炭买卖合同》签订时间，约定的煤炭供应总量都是相对应的，对煤炭的质量，检验方式等等都是一样的，煤炭收货人或交货对象都是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收到预付款后并支付定金的前后时间衔接紧密。前述合同约定内容与履行情况，足以证实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分别与包头宏能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山西经路源工贸有限公司怀仁分公司签订的合同是为了履行与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并为履行该合同支付了2955万元的定金。三份《煤炭买卖合同》虽然签订主体不同，但是内容和履行目的是有机联系的。现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终止与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的行为，造成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已支付定金损失，二者明显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故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要求驳回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反诉请求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关于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称一审反诉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经审查，其在一审中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称还款协议未生效，要求驳回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因其已经按照协议履行部分还款义务，协议内容也无其他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故其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
综上,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无据为证，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98415元，上诉人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大同矿区发煤站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41361元,分别由各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侯慧文
审判员 陈大涵
审判员 智 绪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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