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274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嘉和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法定代表人：梁炳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蒋文渊,广东常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萧松生，男，1956年5月1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委托代理人：郭缙,广东佛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梁炳辉，男，1952年2月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委托代理人：梁健聪，男，1979年1月2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是梁炳辉的儿子。
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嘉和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德嘉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萧松生、一审第三人梁炳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6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5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顺德嘉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蒋文渊、萧松生及其委托代理人郭缙、梁炳辉的委托代理人梁健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顺德嘉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萧松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萧松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仅凭送货细码单（送货单）等单据即认定顺德嘉和公司购买了萧松生涉案货物，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事实认定证据不足，事实不清。顺德嘉和公司在送货细码单上签章，只是代表收到了单上的货物，收到了嘉和贸易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嘉和公司）委托顺德嘉和公司加工用的原材料，并不代表购买了萧松生的货物。真正发生布匹买卖交易的是香港嘉和公司和萧松生。本案的事实是：顺德嘉和公司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94年。根据当时的开放环境，大部分外商投资企业都是以来料加工为主，顺德嘉和公司正是一家来料加工企业。顺德嘉和公司的业务就是接受香港嘉和公司的来料加工业务，生产用的主要原材料均是由香港嘉和公司提供，顺德嘉和公司只收取加工费。因此，顺德嘉和公司根本无采购生产衣服的主要原材料布匹的需要，顺德嘉和公司不可能向萧松生购买涉案布匹。香港嘉和公司向顺德嘉和公司提供原材料有两种途径，其一是从香港发货，其二是指定大陆供应商发货给顺德嘉和公司。梁炳辉与萧松生是朋友关系，香港嘉和公司曾向萧松生的伟成布行购买布匹，并将从萧松生购买的布匹作为原材料交由顺德嘉和公司加工。同时，萧松生的布行在大陆还有很多客户。由于萧松生与梁炳辉关系友好，梁炳辉也经常同意萧松生将布匹暂时存放于顺德嘉和公司，以方便其存货和交货。因此，涉案的送货单据中，其中有一部分属香港嘉和公司购买萧松生的货物，一部分是替萧松生签收和保管的货物。存放货物和货款的结算，均是由萧松生同香港嘉和公司及梁炳辉在处理，与顺德嘉和公司无关。顺德嘉和公司只存在与香港嘉和公司之间就原材料数量使用情况及加工费的结算。从本案的证据来看，所体现的事实也与上述事实相吻合，与原审判决所认定的“顺德嘉和公司购买萧松生布匹”的事实明显不符。主要表现在：1.顺德嘉和公司与萧松生之间无签订任何书面买卖合同；2.顺德嘉和公司从来未向萧松生支付过货款，所有货款都是由香港嘉和公司与萧松生结算；3.萧松生也从未开过发票给顺德嘉和公司。虽然萧松生提交的证据中有一部分属萧松生的伟成布行开出的发票，发票上注明的接收人为“嘉和”，但从发票形式上完全可以看出，该发票不可能是开给顺德嘉和公司的，因为根据大陆法律规定，发票必须写明单位全称，而萧松生所提交的发票上只有“嘉和”两字，该发票在香港也许有效，在大陆是绝对不符合规定，不能入账的。因此，萧松生提交的发票如客观真实，也是开给香港嘉和公司的，与顺德嘉和公司无关。4.萧松生提供的绝大部分单据均是加盖香港嘉和公司的印章或由其他香港人签名，而非顺德嘉和公司的印章或顺德嘉和公司的工作人员签名；5.证据18“嘉丰公司的运输发票5份”更是证明嘉丰公司是帮香港嘉和公司运输货物到大陆给顺德嘉和公司。6.涉案单据所有交易均发生在香港或虽然在大陆交货但结算则在香港，这也说明顺德嘉和公司与萧松生无买卖关系，购买萧松生货物的是香港嘉和公司，顺德嘉和公司签收货物只代表收到了货物，并不代表购买货物。7.萧松生从1994年到1998年长达五年的时间一直向顺德嘉和公司交付货物，如果是顺德嘉和公司向萧松生购买货物的话，萧松生不可能不向顺德嘉和公司主张收取货款，这种交易行为完全背离交易常规，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综上，香港嘉和公司与顺德嘉和公司是两个分属于不同区域，相互完全独立的企业法人。不能因为顺德嘉和公司的股东是香港嘉和公司就将香港嘉和公司视为顺德嘉和公司的代理人，将该公司的一切行为均强加给顺德嘉和公司。就涉案货物而言，顺德嘉和公司与萧松生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原审判决认定香港嘉和公司签收货物的行为是代顺德嘉和公司签收毫无事实依据。二、原审判决适用、理解法律错误。退一步而言，即使顺德嘉和公司与萧松生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萧松生对顺德嘉和公司存有实体权利，萧松生的诉求主张也已过了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1.庭审查明涉案货款发生于1994年至1999年间，而本案中萧松生于2016年5月5日才起诉至顺德区人民法院。因此，发生于1996年5月5日之前的所有货款已超过20年，其权益已过了法律保护的最长期限，原审判决仍支持萧松生该部分款项的请求，明显不当。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对比以上规定可知，（1）第一百六十一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则买卖合同中的专项规定，相当于特别法，而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的规定。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因此，本案应优先适用买卖合同分则的规定，只有当分则中无明确规定时才适用总则的规定。（2）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方履行支付义务的时间是收到标的物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而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尽管同时规定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随时履行，但也应当给予义务人必要的准备时间。如果上述规定中的债务人指的是买方，债权人指的是卖方，那么按该规定可以推断出，买方履行支付义务的时间肯定是在卖方提出收款后的某一合理时间点，而非收到标的物或单证的同时。由此可见，总则六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和分则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两者针对的并非同一情形，也就是说，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中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并不包括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卖方和买方，否则总则规定与分则规定就会存在矛盾。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针对买卖合同这一常见合同关系，分则中对于付款约定不明的情形处理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所以，本案诉讼时效的确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而不能再适用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或其他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时，根据权利和义务对等且相互共存的原则，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既然规定了买方履行付款义务的时间，也就等于确定了卖方主张收款权利的行使时间。本案中，由于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期限，所以，根据上述规定，作为付款义务人的买方应当在收到货物的当时支付货款，萧松生主张收取货款的起始时间也就是其交付货物时。萧松生在交付货物时没有收到顺德嘉和公司支付的货款，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已受到侵犯，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当在交付货物的当天。所以，萧松生的起诉已过了诉讼时效，其权利不再受法律保护。综上，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作为确定本案诉讼时效的依据，属适用法律不当。3.原审判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的理解、认识有误，并导致错误地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作为判决本案认定诉讼时效起点的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一条的述理和认识缺乏法理依据，是错误的。概括一下判文意思为：原审判决将该条所规定的“买方的付款义务”与“卖方的收款权利”完全割裂，认为虽然买方具有在收取货物时支付货款的义务，但并不等于卖方就一定应在交付货物时主张其收款的权利，而是随时可以主张，进而认定卖方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的起点并非交付货物时。按照原审判决的述理，我们可以推断出以下事实和观点：任何一份买卖合同中，既要明确买方付款的时间，还必须同时明确卖方的收款时间，且两个时间必须一致，否则，即使合同中约定了买方的付款时间，对于卖方而言仍属约定不明，并可以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随时主张且不超过诉讼时效。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对于买方的付款规定所用的词是“应当”，而非“可以”，也就是说，对买方付款而言，明显属限制性规定，而非倡导，相应地对卖方而言并非倡导性条款。由此可见，原审判决的述理和认知无法令人信服，明显违背了民事活动中双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相辅相成。原审判决上述理解和认知上的错误，导致在处理本案时错误地适用了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最终导致判决错误。该错误判决结果不但有违日常交易习惯，产生负面社会导向，放纵当事人怠于行使权利，不利于交易和社会的稳定，同时也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匹配。比如，《会计档案管理办法》《银行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所规定的档案凭证的保管期限均为十五年，如果放任当事人在超过上述期限才主张相关权利，对于买卖合同这一类比较复杂的纠纷而言，必然会使“买方”处于举证不利的状况，导致“买方是否已履行支付义务”这一关键事实无法查清。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撤销改判。
萧松生辩称：一、与萧松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即为顺德嘉和公司，顺德嘉和公司应承担买受人的付款义务。1.根据萧松生提供的证据，顺德嘉和公司以其自己的名义或香港嘉和公司的名义收取萧松生提供的货物，最终使用货物的主体亦为顺德嘉和公司，对此，顺德嘉和公司也是确认的。香港嘉和公司系顺德嘉和公司的唯一法人股东（目的是为了让顺德嘉和公司取得外资企业的身份进而获得相应优惠），且开办人亦是顺德嘉和公司的法人代表梁炳辉。香港嘉和公司签收货物的行为，完全属于代顺德嘉和公司履行。香港嘉和公司无任何其他经营实体活动，其存在的价值即为让顺德嘉和公司取得外商企业身份，以及以顺德嘉和公司名义对外收货等。2.萧松生未向顺德嘉和公司开具符合大陆规定的发票，是因为双方当时未约定需要开具发票，如开具正规发票，则将涉及高额的税费问题，顺德嘉和公司现以此作为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顺德嘉和公司作为香港嘉和公司设立的独资公司。顺德嘉和公司的货款由香港嘉和公司或梁炳辉代为支付，相当是唯一股东代公司付款，这既符合常理，也能说明香港嘉和公司存在的价值即是代顺德嘉和公司买货付款。3.在一审中，顺德嘉和公司称“原被告之间确有以布匹为买卖标的业务往来”，即承认了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现顺德嘉和公司又主张买受人为香港嘉和公司，究其原因在于，香港嘉和公司已经注销，开办人为梁炳辉，而最终确定由香港嘉和公司承担责任，即是由梁炳辉个人承担责任。而梁炳辉现已重病，既无清偿能力，又无强制执行的可能。顺德嘉和公司意图以此作为逃避债务的方式，其主观恶意明显。二、顺德嘉和公司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其实际含义是主张萧松生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萧松生认为一审判决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是合法准确的，萧松生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1.由于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也没有明确的关于付款期限的约定，即债务没有明确的履行期限。没有履行期限的债务，即不存在明确的逾期付款期限。诉讼时效的计算，应当以债权人的催收或起诉为起算点，且适用最长诉讼时效（即20年的最长权利保护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由此可见，对于没有约定履行期限且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六十二条仍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要求履行即起诉时起算。2.顺德嘉和公司一直引用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的“买受人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价款”，以此认为其付款期限即为“收货同时付款”，进而得出其主张的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对此，萧松生认为，合同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的“同时付款”，是对买受人的约束，对出卖人而言，是赋予其一项选择权，而非约束出卖人的权利主张期限。按顺德嘉和公司的理解，如此条规定是为了约束出卖人的权利行使，则与“法律保护权利、约束义务”的基本法理相违背。因此该条规定并不能得出“萧松生的诉讼时效，应当从交货时开始起算”的法律推理结果。3.从法条本身的逻辑和释义来看，合同法第六十一、六十二条作为总则当中的条款。第六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该两个条文与第一百六十一条并无直接关系，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的是“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由此可见，此类没有约定明确履行期限，且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就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4.顺德嘉和公司称双方之间的交易从1995年开始，即使适用20年最长期限，萧松生系于2016年才起诉，也有部分诉请超过诉讼时效。对此，萧松生认为，双方之间的交易是连续、滚动进行的，付款也是累计进行的。双方之间的交易截至1999年才终止，因此20年最长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从1999年起算。基于以上法律规定及分析，一审判决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是合法准确的。综上所述，萧松生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萧松生作为出卖人、顺德嘉和公司作为买受人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尚欠的货款金额。由于双方未约定明确的付款期限，本案的起诉也未超过诉讼时效。顺德嘉和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梁炳辉述称：案涉交易发生在香港而非内地。一审判决并没有查明事实。香港嘉和公司与伟成布行是交易的双方。交易在香港完成。双方也是在香港对账。香港嘉和公司购买的布料通过香港公司报关进入内地，并交给顺德嘉和公司加工成衣服。该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完全不一致。
萧松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顺德嘉和公司立即向萧松生支付货款港币443338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顺德嘉和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伟成布行与顺德嘉和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伟成布行按照顺德嘉和公司的采购要求，委托他人运送货物，部分由香港嘉和公司代为签收，部分由顺德嘉和公司直接签收。
伟成布行（WAISHINGPIECE-
GOODS）系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商号，于1989年8月8日开业，于2010年3月1日结业，其独资经营者系萧松生。顺德嘉和公司系佛山市顺德区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于1994年9月7日成立，于2008年4月25日因逾期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梁炳辉，投资者为案外人香港嘉和贸易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嘉和公司）。香港嘉和公司（KARWOTRADINGCOMPANY）于1991年3月13日开业，于2004年2月28日结业，东主为梁炳辉。
一审法院认为：因萧松生及梁炳辉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涉港商事案件。关于本案准据法适用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等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审理涉港商事纠纷案件，在程序方面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涉外编的有关规定，即本案应比照涉外案件进行处理。其次，实体法方面，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对于萧松生主体资格的审理，因交易主体伟成布行系香港设立的商号，其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结业，对其权利义务的承接问题应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审理。而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收货方住所地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故对该法律关系应适用内地法律审理。
关于萧松生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袁建国大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伟成布行系在香港设立的商号，萧松生作为该商号的个人独资经营者是享有该商号民事权利的主体，而该商号结业后，如要行使有关的民事权利，其独资经营者萧松生必须以个人身份开展和进行有关的法律程序。因此，在伟成布行结业后，萧松生应以个人身份行使伟成布行的权利，萧松生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关于萧松生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萧松生在本案中主张的系1994年至1999年期间所发生买卖交易而产生的货款。由于案涉买卖合同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期限进行约定，故双方间的买卖关系属未约定履行期限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不能确定明确的履行期限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权利人（萧松生）可随时向义务人（顺德嘉和公司）主张权利，义务人也可随时履行义务。因此，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萧松生向顺德嘉和公司主张权利时起算，本案债务未超过诉讼时效。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价款系法律为买受人设定的履行付款义务的时间。买卖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或约定不明时，该规定只是消灭了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权利的合法抗辩事由，即债务人不能在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其付款的义务时拒绝履行。在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或约定不明时，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提取标的物单据的同时，对债权人而言，是具备了行使收取价款的权利，而没有规定债权人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应当主张债权。因此，该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应当理解为是一个倡导性条款，不是一个强制性条款，该规定的买受人应当付款的时间不能理解为诉讼时效开始的时间。因此，一审法院对顺德嘉和公司的抗辩不予支持。
关于萧松生主张的货款港币4433382元的问题。如前所述，萧松生已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伟成布行与顺德嘉和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从萧松生提供的送货细码单、发票、运输单等可知，双方间交易的货款合计为港币4083639.5元。萧松生主张的港币4433382元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予以调整。顺德嘉和公司认为其与萧松生之间的货款已经结清，且萧松生提供的单据均与顺德嘉和公司无关，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此外，萧松生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顺德嘉和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萧松生支付货款港币4083639.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6年5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萧松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522.3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41522.38元，由顺德嘉和公司负担。
顺德嘉和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以下证据：
1.出口商品发票一份、香港进出口载货清单一份、参加社会保险在职员工减员表，拟证明曾广鸿、梁某为顺德嘉和公司员工，顺德嘉和公司曾接受香港嘉和公司委托加工衣物，为其生产产品，由香港嘉和公司将布料经报关出口给顺德嘉和公司，顺德嘉和公司制作衣物后再交还给香港嘉和公司。购买萧松生布料的是香港嘉和公司，不可能是顺德嘉和公司；
2.2000年12月31日前顺德嘉和公司债权债务账目表、1999年2月份顺德嘉和公司账目表、梁某出具的证明，拟证明两本账目表记载了顺德嘉和公司的账目明细，2000年前所有债权债务的名单及金额。两表中并无顺德嘉和公司作为债务人的名单，证人证言证明顺德嘉和公司与萧松生之间没有业务关系。该组证据共同证明顺德嘉和公司与萧松生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涉案货物不可能只卖给顺德嘉和公司；
3.香港税务局给梁炳辉出具的回复函，拟证明香港嘉和公司自1991年3月13日开立以来正常运营至2004年2月28日，并非如萧松生所声称的香港嘉和公司只是一个空壳公司。
萧松生对顺德嘉和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确认。出口发票是复印件。对证据2的三性不予确认。1999年2月份账册不完整。公司的账册没有记载其有欠款不能直接确定该司就不存在欠款。会计凭证基本上是复印件，对其三性不予确认。顺德嘉和公司在一审确认与萧松生存在交易往来，而且，该交易往来都有顺德嘉和公司的盖章，可以证明账册并不真实。对社保缴费凭证和社保申报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人出具的证明，萧松生认为是虚假证明。证人是财务人员，只负责制作账目，其根本不清楚顺德嘉和公司与萧松生的伟成布行有无交易往来。何况，顺德嘉和公司在一审已经承认与伟成布行有交易往来。对证据3的三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不能证实香港嘉和公司有实际经营。实际上，香港嘉和公司没有进行经营。梁炳辉注册该公司是为了享受内地给予的优惠政策。萧松生出卖的货物都是通过香港运送到顺德，供其使用，而且，有些货物是萧松生的伟成布行直接发货至顺德由顺德嘉和公司签收。
梁炳辉对顺德嘉和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萧松生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证据。
梁炳辉在二审期间提交以下证据：
香港嘉和公司的租赁合同，拟证明香港嘉和公司确实在香港有实质经营。
萧松生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没有经过公证认证，也没有进行翻译。
经认证，对于顺德嘉和公司提供的证据1，萧松生对社保缴费凭证、社保申报表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出口商品发票是复印件，无原件供核对，本院不予采纳；进出口载货清单本身不足以证明买卖关系的双方是香港嘉和公司与萧松生。对于顺德嘉和公司提供的证据2，证人梁某曾经是顺德嘉和公司的财务人员，其并非案涉买卖交易的经办人，其所述可信度较低；账册来源于顺德嘉和公司，是其财务人员编制。其中未记录与萧松生布行的交易往来，不能排除客观上不存在相关交易，该证据不足以否定案涉交易。对于顺德嘉和公司提供的证据3，该证据只能证明香港嘉和公司开业、结业时间以及经营者、业务性质，不能证明该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对于梁炳辉提供的证据，该证据未有翻译件，也没有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其真实性不能确定，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萧松生、梁炳辉是香港居民，本案具有涉港因素，属于涉港商事纠纷。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此均表示同意，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阶段的争议焦点是1.萧松生开设的伟成布行与顺德嘉和公司是否存在案涉买卖合同关系；2.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问题。
关于案涉买卖关系的主体问题，萧松生主张其开办的伟成布行与顺德嘉和公司存在案涉买卖关系，顺德嘉和公司上诉主张该司与伟成布行不存在买卖关系，该关系发生在香港嘉和公司与伟成布行之间。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1.顺德嘉和公司在一审期间答辩称该司与萧松生开办的伟成布行有布匹买卖关系，双方的交易流程是萧松生的伟成布行根据顺德嘉和公司的采购要求委托恒昌公司送货，双方根据对账单不定时对账，付款方式是月结30天；顺德嘉和公司已经如约向萧松生结清所有货款，但保存的案涉货款相关付款凭证已被销毁，无法提交部分付款凭证、记账凭证。顺德嘉和公司在一审的以上自认实际上是确认其与萧松生开办的伟成布行存在案涉买卖关系。该司二审期间否认上述事实，主张该买卖关系发生在萧松生开办的伟成布行与香港嘉和公司之间，但未能提供足以推翻其一审自认的反驳证据。
2.根据查明的事实，梁炳辉是香港嘉和公司的经营者（东主），该司主要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与此同时，顺德嘉和公司的唯一股东是香港嘉和公司，该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样是梁炳辉。顺德嘉和公司主要经营服装生产业务。香港嘉和公司与顺德嘉和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加工关系。基于两公司的投资关系、相同控制人以及两公司的业务联系，香港嘉和公司与顺德嘉和公司具有关联关系。梁炳辉的投资经营意志既可表现在香港嘉和公司之上，也可通过顺德嘉和公司来反映。
3.萧松生在二审期间主张案涉买卖合同由其本人与梁炳辉在香港即时口头达成，梁炳辉予以认可。该事实表明案涉买卖合同由萧松生和梁炳辉达成口头合意并由各自开办的布行和公司履行。在口头合同中，萧松生、梁炳辉两自然人是否每次均披露买方是香港嘉和公司或顺德嘉和公司，本院从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考证，而且，从两当事人的交易习惯来看，该特定主体的确定并非案涉买卖合同建立和履行的关键因素。
4.根据萧松生提供的送货单、发票、出仓单等证据，无论是香港嘉和公司还是顺德嘉和公司均有参与案涉买卖合同的履行。顺德嘉和公司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足以推翻萧松生主张的反驳证据。
基于以上四点分析，本院认为顺德嘉和公司的上诉主张不可信。一审法院对于案涉买卖关系的认定正确，应予维持。
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萧松生主张的货款最迟发生于1999年。由于萧松生与梁炳辉对案涉买卖合同在口头约定之时没有特别确定付款期限，根据现有证据本院也无法确定履行期限，因此，案涉货款的支付应视为未约定期限。对于该种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特别规定了若买受人不明确支付货款的期限，其应当在收货的同时支付货款。该法条是对买受人付款期限的积极规定，并没有对出卖人主张货款的时间点做出限定。在此情形下，出卖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随时要求买受人履行，但必须给予对方准备时间。出卖人通知买受人付款而买受人在合理期限内未予支付的，出卖人的权利在此时受到侵害，其诉讼时效才开始计算。案涉货款的诉讼时效应当从萧松生向顺德嘉和公司主张而未获受偿之时起算。此外，萧松生在二审庭审中主张其于2016年在香港家中向梁炳辉主张尚欠货款。梁炳辉承认两自然人确有约谈之事。可见，萧松生曾积极主张权利。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的认定正确，应予维持。顺德嘉和公司上诉主张萧松生的诉请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顺德嘉和公司的上诉，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522.38元，由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嘉和制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凯原
代理审判员 梁亦民
代理审判员 禤敏婷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巫江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