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民提字第1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号。
负责人:郭琦，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姚晓敏，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清，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家口中地装备探矿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工业路*号。
法定代表人:卢元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保华，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秀华，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大连中聚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大窑湾保税港区****号403A-10。
法定代表人:宁宝霞，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夏建忠，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王威，北京雨仁（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内蒙古中瀚石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贲红镇杭宁达莱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刘和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夏建忠，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王威，北京雨仁（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因与被申请人张家口中地装备探矿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口公司）、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大连中聚能源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大连中瀚能源有限公司，2013年10月25日变更为现名，以下均简称大连中聚）、一审被告内蒙古中瀚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中瀚）保兑仓合作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辽宁高院）作出的（2014）辽民二终字第000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经审查，本院以（2014）民申字第114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组成由王慧君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刘崇理、代理审判员李玉林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杨立超担任书记员。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2月26日，中信银行以大连中聚、张家口公司、内蒙古中瀚为被告，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连中院）提起诉讼称：2012年，中信银行先后分别与大连中聚、张家口公司、内蒙古中瀚签订了《保兑仓业务合作协议（差额保证）》(以下简称《保兑仓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等，中信银行依约履行了义务，但各被告未履行其约定义务，故请求判令：一、大连中聚偿还中信银行承兑汇票融资业务项下所欠本金余额4999.15万元及至清偿之日所产生利息、罚息；二、张家口公司、内蒙古中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确认中信银行对内蒙古中瀚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大连中聚、张家口公司、内蒙古中瀚承担本案的案件诉讼费用及保全费。大连中院于2013年12月20日作出（2013）大民三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张家口公司、大连中聚不服，向辽宁高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4年6月13日作出（2014）辽民二终字第00080号民事判决。
一审查明：2012年5月9日，大连中聚（乙方）、张家口公司（甲方）与中信银行（丙方）签订编号为（2012）信营银保兑字第004759号《保兑仓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大连中聚向中信银行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专项用于向张家口公司支付货款。货款针对大连中聚与张家口公司之间签订的购销合同。该协议同时定义“保兑仓业务”:大连中聚根据与张家口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向大连中聚在中信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中交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专项用于向张家口公司支付货款。张家口公司凭中信银行出具的提货单向大连中聚发货，首次发货的货款不超过大连中聚向中信银行交存的保证金金额的80%，以后大连中聚每次申请提货前应向中信银行交存相当于拟提货金额的保证金。大连中聚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前5天未足额备付时,如果中信银行在本协议项下出具的提货单累计金额（无论因任何原因）少于中信银行依据本协议以及大连中聚、中信银行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而承兑的以张家口公司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则张家口公司对该差额部分以及由于逾期产生的逾期利息、罚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该协议定义购销合同：指大连中聚从张家口公司购买张家口公司产品的合同。中信银行依据本协议而承兑的以张家口公司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均应有购销合同与之相对应。该协议定义保证金：大连中聚根据购销合同与该购销合同相对应的银行承兑汇票而向中信银行交付的占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一定比例的款项作为保证金，该款项是作为大连中聚履行其在和中信银行签订《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项下的义务和责任而向中信银行提供的质押担保。该协议定义差额保证：是指大连中聚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前15天未足额备付时，如果中信银行在本协议项下出具的提货单累计金额（无论因任何原因）少于中信银行依据本协议及其与大连中聚之间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而承兑的以张家口公司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则张家口公司对该差额部分以及由于逾期产生的逾期利息、罚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银行承兑汇票的到期支付和逾期处理条款项下第（四）条约定，如果张家口公司未能按照中信银行的书面付款通知书的要求按时支付到期款项，中信银行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计收罚息；第（九）条约定，中信银行不受张家口公司与大连中聚之间的购货合同的约束。违约责任项下约定：三方均应诚实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其他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该协议同时约定了银行承兑汇票的办理、提货的处理手续、声明和保证。
2012年11月14日，内蒙古中瀚与中信银行签订编号为2012信营银最保字第2012111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由内蒙古中瀚对中信银行向债务人大连中聚授信而发生的一切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票据、保函、信用证等各类银行业务）承担最高额1亿元整的连带保证责任。该合同约定了保证期间为两年。同日，内蒙古中瀚与中信银行签订编号为2012信营银最保字第20121110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由内蒙古中瀚以其所有位于内蒙古察右后旗贲红旗镇杭宁达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320000平方米土地（证号：后国用（土）第000002411号）对中信银行自2012年11月13日至2013年11月13日向大连中聚授信而发生的一切债权承担最高额1亿元整的抵押担保责任。同时，该抵押合同约定了抵押担保范围、责任后办理了抵押登记。
2012年11月14日，大连中聚（出票人)与中信银行（承兑人）签订编号为（2012）信营银承字第005126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在担保条款项下约定：大连中聚向中信银行申请金额为4615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大连中聚应按票面金额的35%在中信银行指定的保证金账户中存入保证金，金额为1615.25万元，以担保承兑汇票到期付款。罚息项下约定：承兑汇票到期日，中信银行凭票支付票款。到期日中信银行未获清偿的票款，中信银行将根据天数及逾期付款金额，按利率日万分之五计收罚息。罚息利率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时，调整之日起按调整后的利率执行。同时，该协议约定垫款的救济方式。2012年11月15日，大连中聚（出票人)与中信银行（承兑人）签订编号为（2012）信营银承字第005127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在担保条款项下约定：大连中聚向中信银行申请金额为3076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大连中聚应按票面金额的35%在中信银行指定的保证金账户中存入保证金，金额为1076.6万元，以担保承兑汇票到期付款。罚息项下其他约定同第005126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
依据上述合同及协议，大连中聚基于与张家口公司的购销关系作为申请出票人申请中信银行出票，2012年11月14日、15日，中信银行分别开立编号为3020005322307522、3020005322307525银行承兑汇票两张（以下分别简称为7522、7525汇票），票额分别为4615万元、3076万元，汇票到期日分别为2013年1月2日、3日，属于定日付款。张家口公司在2012年11月14日和11月15日分别收到中信银行签发的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后，将其背书给案外人辽宁中聚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中聚），之后辽宁中聚背书给大连大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雪集团）。2013年1月4日，大雪集团向中信银行申请承兑。同日，中信银行向大雪集团支付4615万元及3076万元，总计7691万元。中信银行在向大雪集团支付上述款项后，根据《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第8.1条的约定，从大连中聚在中信银行的保证金账户中扣收票款2691.85万元，余款4999.15万元形成票据银行垫付。汇票承兑前，大连中聚并未按照承兑向中信银行交存票款4999.15万元直至诉讼。中信银行垫付款项后，多次向大连中聚进行催收未果，内蒙古中瀚、张家口公司也未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案涉协议签订之前，大连中聚、张家口公司向中信银行提交《大连中聚与张家口公司战略合作协议书》、张家口公司向中信银行的申请授信函、《铁精粉购销合同》等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关于铁精粉购销业务，并申请中信银行授信。
一审法院认为，中信银行与大连中聚以及张家口公司签订的《保兑仓协议》是以大连中聚与张家口公司二者之间购销合同为基础，以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货款的金融服务合同。该协议合法有效，协议各方均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中信银行对上述银行承兑汇票进行承兑，汇票到期后大连中聚未能按照合同约定交付全额票据款项，导致中信银行为其垫款4999.15万元而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为中信银行，债务人为大连中聚。大连中聚应立即偿还该笔债务，但其至今未还，中信银行请求大连中聚给付垫款本金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中信银行主张由大连中聚按照逾期天数日万分之五计算罚息，对此，大连中聚则抗辩同意按照《保兑仓协议》约定计息标准计算，即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计收罚息。一审法院认为，《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统筹于《保兑仓协议》项下，分属于具体操作保兑仓协议流程中的一项，又因《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仅在中信银行与大连中聚二者之间签订，且《保兑仓协议》在先，《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在后，罚息标准应当按照“后者优于先者”的原则视为双方对罚息标准部分的变更，故一审法院采纳《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约定的日万分之五计算罚息。对大连中聚抗辩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计收罚息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内蒙古中瀚则应当依据（2012）信营银最保字第2012111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中信银行授信额度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内蒙古中瀚应当对上述的全部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其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计收罚息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又因大连中聚对垫付款项分文未还，依据案涉三方所签订的《保兑仓协议》，张家口公司应当对全部垫款本金承担保证责任，并仅按照保兑仓协议中约定的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计收罚息部分承担保证责任。
中信银行同内蒙古中瀚签订的（2012）信营银最保字第20121110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亦体现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对抵押财产、主债权、抵押担保的范围及抵押权的实现有明确约定，且抵押财产已办理了抵押登记，中信银行对于抵押财产享有的抵押权合法有效。故中信银行主张以抵押财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张家口公司提出贸易背景虚假，主合同无效从而保证合同无效，且案涉银行承兑汇票并非用于购销合同，中信银行交付的票据已背书转让，张家口公司并未实际取得票据权利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贸易背景真实性问题，大连中聚以及张家口公司在案涉协议签订之前已向中信银行提供《大连中聚与张家口公司战略合作协议书》、张家口公司向中信银行的申请授信函以及《购销合同》等均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铁精粉购销业务往来，贸易背景存在，虽然张家口公司主张购销虚假，但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不持异议，故对张家口公司提出贸易不真实导致合同无效则保证合同无效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而对于张家口公司提出其并未实际取得票据权利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张家口公司将其合法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通过背书方式转给其他人系法律赋予的权利，是其自愿行为，张家口公司背书行为有效。案外人据此取得了票据权利抑或再次将汇票背书，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实现了汇票的正常背书流转。综上，对于张家口公司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与法律相悖，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大连中聚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偿还中信银行垫款本金4999.15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月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二、内蒙古中瀚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张家口公司对本金4999.15万元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自2013年1月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四、如大连中聚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中信银行有权对已设定抵押的位于内蒙古察右后旗贲红镇杭宁达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32万平方米土地（证号：后国用（土）第000002411号）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上述具有给付内容的判项，如果大连中聚、内蒙古中瀚、张家口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民诉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175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96758元，由大连中聚、内蒙古中瀚和张家口公司共同负担。
张家口公司和大连中聚均不服一审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张家口公司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第三项关于判令张家口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判项，判令中信银行、大连中聚及内蒙古中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大连中聚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关于大连中聚承担利息部分的判项并依法改判。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
二审法院另查明:案涉《保兑仓协议》除在第二条中对“购销合同”、“保证金”、“提货单”及“差额保证”等术语作了明确定义，第六条约定“银行承兑汇票的到期支付和逾期处理”、第七条约定三方的“声明和保证”、第八条“通知”及第九条关于“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外，在该协议第三条约定：本协议所称“保兑仓业务”是指：乙方(即大连中聚)根据与甲方(即张家口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向大连中聚在丙方(即中信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中交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专项用于向张家口公司支付货款。张家口公司凭中信银行出具的提货单向大连中聚发货，首次发货的货款不超过大连中聚首次向中信银行交存的保证金金额的80%，以后大连中聚每次申请提货前应向中信银行交存相当于拟提货金额的保证金。大连中聚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前5天未足额备付时，如果中信银行在本协议项下出具的提货单累计金额(无论因任何原因)少于中信银行依据本协议以及大连中聚与中信银行之间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而承兑的以张家口公司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则张家口公司对该差额部分以及由于逾期产生的逾期利息、罚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按本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向中信银行支付相关款项。该协议第四条“银行承兑汇票的办理”约定：中信银行有权按照自身的授信要求决定是否承兑大连中聚签发的商业汇票以及决定给予大连中聚承兑的授信条件、额度、有效期限和保证金比例。第五条“提货的处理手续”约定：(一)大连中聚欲提取本协议项下的货物时，须先向大连中聚在中信银行所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中存入相当于该次提货金额的保证金，并向中信银行出具加盖预留签章的《提货申请书》。中信银行审核无误且张家口公司及/或大连中聚未出现本协议第七(三)条约定的情形时，于5个银行工作日内出具与新存入保证金价值相当的货物的提货单。(二)张家口公司、大连中聚须委派专人到中信银行处办理承兑汇票和提货单交接手续。张家口公司在收到中信银行办理的银行承兑汇票后，应在《银行承兑汇票交接确认书》上加盖张家口公司授权人员的签章。张家口公司应对中信银行出具的提货单进行确认，确认方式为张家口公司或张家口公司授权的分支机构在中信银行出具的提货单回执联加盖公章或者张家口公司授权的经办人在中信银行出具的提货单回执联签字。(三)张家口公司、大连中聚双方应当分别为其各自指定的操作人员出具《授权委托书》。如果这类人员发生变动，张家口公司或大连中聚应当立即书面通知中信银行，在中信银行收到该书面通知之前与原经办人员所办理的业务对各方仍有约束力。(四)张家口公司确认上述单据无误后，向大连中聚发货。(五)根据大连中聚提货频率，中信银行有权要求张家口公司及/或大连中聚每月或每周向中信银行提供发货或收货的情况说明，必要时须提供发货或收货的货运单据等证明文件，张家口公司及大连中聚在此过程中须无条件配合。
2012年11月14日、15日，大连中聚向中信银行存入保证金时，没有向中信银行出具加盖预留签章的《提货申请书》，张家口公司未向中信银行出具其指定的操作人员的《授权委托书》。在存入上述两笔保证金的当日，在大连中聚办公场所，大连中聚将编号3020005322307524（以下简称7524）、金额为3076万元及编号7522、金额为4615万元的两张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给张家口公司的财务人员，张家口公司财务人员在同时在场的中信银行工作人员向其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通知(确认)函》（以下简称《确认函》）上签字盖章。三方未办理提货单交接手续，张家口公司未签发《提货通知单回执》，大连中聚亦自始至终未办理提货手续等事宜。随后，中信银行收回了编号7524金额为3076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将该汇票作了作废处理。2013年1月4日，中信银行向大雪集团分别付款3076万元和4615万元。中信银行对3076万元在“汇划来账回单”中“摘要或附言”记载为中信银行大连分银承75；对4615万元则记载为“中信银行大连分商承75”。中信银行“往来户明细表”中的“摘要信息”与此记载均一致。2012年11月14日，大雪集团通过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向大连中聚在中信银行账户内付款4616万元，隔日，大连中聚向大雪集团付回1万元；2012年11月15日，大雪集团通过案外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向大连中聚付款3076万元。该两笔款项到账后，由大连中聚分别付出。2012年5月10日，大连中聚出具《声明和保证》，称:鉴于大连中聚与中信银行、张家口公司签订的三方保兑仓协议，中信银行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由张家口公司背书给辽宁中聚，相关责任全部由大连中聚承担。
二审法院认为:中信银行与大连中聚和张家口公司签订的案涉《保兑仓协议》，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签订后协议三方对其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故该协议系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虽张家口公司主张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属越权代理，并主张该合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但因张家口公司的签约人系张家口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当然系公司行为，且即使存在越权情形，但没有证据证明中信银行和大连中聚对此系明知；而且，即使存在一方当事人伪造财务报表、增值税发票等情形，亦不足以证明案涉各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存在非法目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保兑仓协议》合法有效正确。
《保兑仓协议》是规范三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界定各方当事人应否承担及如何承担责任的合同依据。案涉《保兑仓协议》对协议框架下的购销合同、保证金、提货单、差额保证及保兑仓业务的概念，该保兑仓业务的运作模式及交易流程均作了明确约定。根据该协议可知，中信银行、大连中聚和张家口公司通过《保兑仓协议》约定了以下交易流程：首先，大连中聚向中信银行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专项用于向张家口公司支付货款，同时根据其与张家口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和与该购销合同相对应的银行承兑汇票向中信银行交付占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作为质押担保；其次，在提货的处理手续环节：1、大连中聚向中信银行出具加盖预留签章的《提货申请书》，同时向其在中信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重新存入相当于拟提货金额的保证金；2、中信银行对大连中聚新存入的保证金、《提货申请书》及提货条件进行审核后，出具与新存入保证金价值相当的货物的提货单；3、大连中聚和张家口公司委派专人到中信银行处办理承兑汇票和提货单交接手续：张家口公司应在《银行承兑汇票交接确认书》加盖其授权人员签章；对中信银行出具的提货单，张家口公司或其授权的分支机构应在提货单回执联加盖公章或由其授权的经办人签字进行确认；4、张家口公司确认上述单据无误后，向大连中聚发货；5、中信银行有权对大连中聚和张家口公司的收、发货行为进行监督审查。由此可知，《保兑仓协议》项下的票据行为，是服务于基础贸易关系，为贸易双方完成账款收转而进行的。保兑仓业务项下的银行承兑汇票应当在办理提货手续环节办理。它要求张家口公司和大连中聚向银行出具其指定的操作人员的《授权委托书》，大连中聚须向银行出具《提货申请书》并存入保证金，中信银行须在审核大连中聚存入的保证金、《提货申请书》及提货条件后出具与新存入保证金价值相当的货物的提货单；然后，大连中聚和张家口公司委派专人到中信银行处同时办理提货单和承兑汇票交接手续，而且该手续均须由张家口公司的授权人员在交接确认书和回执联签章确认。而实际情况却是，虽然大连中聚向其在中信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交存了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但是，中信银行开具两张承兑汇票时，大连中聚没有向其在中信银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中重新存入与拟提货价值相当的保证金，没有向中信银行出具《提货申请书》，中信银行未要求张家口公司出具其指定操作人员的《授权委托书》，案涉银行承兑汇票也并非张家口公司和大连中聚委派专人到中信银行处办理，办理该承兑汇票时中信银行也未出具提货单，更不存在合同中约定的对提货单进行确认的事实。而且，大连中聚自始至终未申请和办理提货；虽然张家口公司收到了该银行承兑汇票，但其随即依照大连中聚的指令将汇票转让给了其他公司，并未从中受益。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中信银行对案涉银行承兑汇票的开立和承兑均是抛开保兑仓协议的具体约定进行的，其对银行承兑汇票的签发并非为保兑仓合作业务目的进行，其对该票据的承兑也非对履行保兑仓合作业务进行的结算。故可以确认，中信银行开立和承兑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与案涉《保兑仓协议》无关，其开立和承兑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是脱离《保兑仓协议》而单独履行其与大连中聚间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的行为。
由于案涉银行承兑汇票的签发和承兑并非为履行建立在供货义务和提货权转移授信基础上的三方《保兑仓协议》进行，而是中信银行因履行其与大连中聚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为大连中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并承兑，大连中聚未能在汇票到期日前向中信银行全额支付票据款项，导致中信银行对外垫资从而引发纠纷而提起的诉讼，而该垫资行为构成了中信银行对大连中聚的实际借款，因此，本案案由应认定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大连中聚应承担双方约定的还款付息责任。中信银行基于《保兑仓协议》而要求张家口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审认定本案诉争法律关系为金融服务合同不妥，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案涉《保兑仓协议》第二条(四)款约定：“差额保证”是指大连中聚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前15天未足额备付时，如果中信银行在本协议项下出具的提货单累计金额(无论因任何原因)少于中信银行依据本协议及其与大连中聚之间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而承兑的以张家口公司为收款人的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则张家口公司对该差额部分以及由于逾期产生的逾期利息、罚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协议第三条以及第六条第(二)款中均作了与上述内容完全一致的约定。因此，张家口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前提是中信银行在本协议项下出具的提货单累计金额少于其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故该差额保证责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信用担保，而是保兑仓业务协议中附条件的合同义务，属于附条件的担保。因此，即便是中信银行与大连中聚之间的融资行为是基于《保兑仓协议》而为，也因中信银行没有出具提货单，提货单与中信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之间的差额根本不存在，中信银行不具备行使“差额保证”请求权的条件和基础，故中信银行要求张家口公司承担保兑仓协议项下差额保证责任，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大连中聚上诉称一审判决罚息错误一节，由于《保兑仓协议》属于框架式合作协议，案涉银行承兑汇票并非基于《保兑仓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操作流程签发，并非为保兑仓合作业务目的而承兑；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系由大连中聚和中信银行签订，该协议中明确约定“承兑汇票到期日，中信银行凭票支付票款。到期日中信银行未获清偿的票款，中信银行将根据逾期天数及逾期付款金额，按日利率万分之伍计收罚息。罚息利率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时，从调整之日起按调整后的利率执行”。因此，一审法院依据该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的约定及法律规定，确定大连中聚应承担约定的罚息正确。至于大连中聚上诉所称的一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因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保兑仓协议已实际履行，而大连中聚提供的相关证据证明的问题与一审法院的认定一致。因此，对该证据未予质证与一审法院的相关认定不相矛盾，故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
综上，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存在不当之处，应予纠正。张家口公司的上诉主张成立，应予支持。大连中聚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审法院依照民诉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一、维持大连中院(2013)大民三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二、四项；二、撤销大连中院(2013)大民三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三项；三、驳回中信银行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175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96758元，由大连中聚、内蒙古中瀚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91758元，其中212944元由中信银行负担，78814元由大连中聚负担。
中信银行不服上述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中信银行垫资承兑汇票的行为构成了中信银行对大连中聚的实际借款而非履行三方之间的保兑仓协议，缺乏证据证明。2012年5月9日，张家口公司（生产商）、大连中聚（经销商）与中信银行签署了保兑仓协议。由于大连中聚并没有启动提货流程，故保兑仓业务中的“存入保证金（提货）、提货申请、出具提货单、发货”等环节在本案中并未履行，但合同的不完全履行不等于合同没有履行。二审判决以中信银行开立汇票时大连中聚未存入与拟提货价值相当的保证金、没有提货环节为由认定“中信银行对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的开立和承兑是抛开保兑仓协议的具体约定进行的”、“中信银行开立和承兑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与案涉《保兑仓协议》无关”，确有不当。本案保兑仓协议签署后，除本案所涉两份银行承兑协议以及对应的两张汇票之外，中信银行与大连中聚还先后签署了（2012）信营银承字第004759、004764、004767号三份银行承兑协议，并开具了八张合计金额为1.53亿元的汇票，在汇票到期日，大连中聚交齐了全部票款。各方对这八张汇票未发生争议。本案中，2012年11月15日，张家口公司出具的《确认函》表明，其签收汇票的行为属于履行保兑仓协议的行为。收到涉案两张承兑汇票后，张家口公司将其背书转让以及其是否获益，均与中信银行无关，更不能成为拒绝承担对中信银行负有的连带保证责任的依据。因此，二审判决以张家口公司没有获益为理由之一认定涉案承兑汇票的开立、承兑与保兑仓协议无关，与合同约定不符。二、二审判决认定本案中不存在提货单与中信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之间的差额，张家口公司承担“差额保证”的条件不成就，缺乏证据证明。根据保兑仓协议第二条的约定，该差额为承兑的汇票总金额减去提货单累计金额。本案承兑汇票的总金额为7691万元，因中信银行未出具提货单，提货单累计金额为0元，因此差额为7691万元。二审判决认定“中信银行没有出具提货单，提货单与中信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之间的差额根本不存在，中信银行不具备行使‘差额保证’请求权的条件和基础”，明显与合同约定与客观事实相悖。三、二审判决将本案认定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抛开保兑仓协议的约定认定张家口公司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完全背离了保兑仓协议的约定。综上，中信银行依据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2014）辽民二终字第0008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第三项；改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家口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二审判决对涉案票据融资关系独立性的确认是正确的。中信银行所主张的主债务关系及损失并非基于保兑仓协议，本案中作为融资工具的汇票，其签发意图、签发过程和实际使用与履行保兑仓业务无关。二审判决查明了三方约定的保兑仓业务模式和在该模式下票据开具的条件、依据、签发和交付的操作流程，查实了涉案票据实际签发、交付、承兑的事实，然后在认真对比协议约定和实际操作行为的基础上，确认该涉案票据的开具和承兑是抛开保兑仓业务模式的。二审在充分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正确认定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的开立和承兑不是依据三方约定的保兑仓业务模式进行的，根据第三方抵押和保证授信签发承兑汇票也可以构成金融借款关系。二、本案二审判决对主债务主张依据的确认是正确的。二审判决认定本案系履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垫资形成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符合事实和法律。首先，从纠纷产生背景看，本案系中信银行履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为大连中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并承兑，大连中聚未能在汇票到期日前向中信银行全额支付票款，导致中信银行对外垫资从而引发纠纷而提起的诉讼。其次，从主债务的授信基础看，主债务发生基础是2012年11月13日至11月15日中信银行为大连中聚保证抵押授信办理票据，其授信基础并非是履行保兑仓业务所形成的“（提）货权”，与保兑仓业务无关。从资金交易流水和票据到期后的处理来看，2012年11月13日至1月4日，资金在“大连中聚的中信银行账户”、“大雪集团的中信银行账户”以及“中信银行自有账户”之间进行频繁的反复往来操作。账户流水证据并未显示该资金最终实际流出中信银行自有账户。中信银行未能证明其形成了实际损失。再次，根据《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约定，中信银行在大连中聚到期不履行付款义务时形成对大连中聚的实际借款，大连中聚应按照双方约定还款付息（约为年18%）。最后，中信银行内部在票据到期日将逾期金额自动直接将转为贷款，利息记为年18%。三、本案二审对中信银行尚不具备向张家口公司主张行使差额保证请求权的条件和基础的认定是正确的。差额保证责任系约定于《购销合同》和《保兑仓协议》特定协议背景之中的特定责任形式，它具有特定含义而非一般性的或综合信用保证责任。差额担保责任不是单纯的违约责任，在《保兑仓协议》第六条中约定了差额担保责任，张家口公司承担的保证责任并非对于银行承兑金额与大连中聚备付金额之间的差额承担保证责任（以下简称差额1），而是对银行出具的提货单累计金额与承兑金额之间的差额承担保证责任（以下简称差额2）。两个差额的区别植根于保兑仓业务的制度原理。《保兑仓协议》在制度设计上的目的是保护卖方的收款权利，本质上是银行作为买方的付款担保人替代买方付款。中信银行用自己承兑人的信用替代了买方大连中聚的信用。因此，对于大连中聚未能支付票据承兑金额和备付金额之间差额的风险，即差额1，实际上应当由中信银行自行承担。其发生背景、责任内容和承担方式都有明确约定，而不是单纯以不履行合同为前提的责任。“差额保证责任”是特定协议中的保证责任，具有具体含义，其承担与否会受到《购销合同》和《保兑仓协议》实际履行与否的影响。如果《购销合同》及其《保兑仓协议》中约定的货物购销实际发生了，那么整个票据行为系服务于该基础贸易关系运行，中信银行作为服务中介，为张家口公司完成了货款收转。而本案中货物购销、提货单交接确认等并未实际发生，则该票据行为即有了独立的走向，最终形成的是出票人和承兑银行之间的票据融资法律关系，而不会产生真实交易情况下的差额回购担保责任。四、张家口公司只是形式上的收款人，未取得票据权利，也未不当得利。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中信银行再审申请。
大连中聚、内蒙古中瀚答辩称，同意二审判决。该判决符合法律规定，符合法律程序，应该维持。争议的这份《保兑仓协议》一共订立三份合同，三份合同项下有过供货。如果张家口公司再供货做这笔贸易会赔钱。
再审中，大连中聚提交（大保工商企法字）第（210200000031073）号《工商变更登记核准（备案）通知书》证明其已于2013年10月25日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大连中聚能源有限公司。各方当事人对该更名无异议。
再审中，中信银行提交两组材料作为新证据。第一组为大连中聚2012年7月17日出具的《提货申请书》、中信银行出具的《提货通知书》、张家口公司出具的《<提货通知书>回执》，欲证明在保兑仓协议履行中，签发汇票在前，签发提货单在后。第二组为张家口公司《授权委托书》一份。欲证明李洪在《<提货通知书>回执》签字在张家口公司授权范围内。张家口公司质证认为:《提货申请书》和《<提货通知书>回执》均不属于新证据。无法确认《提货申请书》的真实性，对《<提货通知书>回执》上加盖的张家口公司的公章和个人名章没有异议，但回执上“李洪”不是本人签字，故否认该回执的真实性、关联性。因为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否认这两份证据的合法性。《提货通知书》没有原件，不予质证。对《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李洪有授权。张家口公司明确表示对李洪签字的真实性不申请鉴定。大连中聚、内蒙古中瀚质证认为，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不是新证据。
再审中，张家口公司书面申请其公司职员李洪出庭作证并申请调取证据。张家口公司申请李洪出庭作证的目的为辨识《<提货通知书>回执》上签名的真实性，证明张家口公司不享有票据权利且中信银行对此明知，中信银行诉请的法律关系与张家口公司无关，张家口公司对诉请债务不承担保证责任。张家口公司申请调取中信银行向大雪集团实际支付款项的支付流水记录，以及编号为7522、7524、7525汇票的档案，以证明中信银行的实际损失情况及7522、7525两张汇票的开立和兑付事实。本院准许张家口公司申请李洪出庭作证的申请，并通知李洪到庭作证。李洪证言称：2012年7月17日《<提货通知书>回执》上签的“李洪”二字不是其本人书写。2012年11月15日，其受张家口公司领导指派，到大连中聚办理业务。在大连中聚，经张家口公司领导同意，按照大连中聚的要求签收了两张汇票并背书给辽宁中聚。办理业务的过程中，有中信银行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因原审已经查明7522、7525两张汇票承兑和付款及中信银行实际损失情况的事实，故本院未准许张家口公司调取证据的申请。
此外，原审当事人提交的多组证据已经质证，但原审未予认证或认证不够全面，包括一、二审提供的证据各两组。一审证据两组：一、张家口公司提供的中信银行与大连中聚签署的（2012）信营银承字第004759、004764、004767号三份银行承兑协议下的八张合计金额为1.53亿元的汇票，欲证明购销合同未实际履行、中信银行出具7522、7525汇票不是履行《保兑仓协议》。二、张家口公司提供的2013年3月8日张家口公司、大连中聚、内蒙古中瀚与案外人辽宁中聚签订的《协议书》（以下简称3.8《协议书》）一份，欲证明张家口公司将涉案汇票背书给辽宁中聚是受大连中聚的指示要求。二审证据两组：一、中信银行提供的2012年11月15日，张家口公司向中信银行出具的《确认函》，欲证明中信银行出具7522、7525汇票是履行《保兑仓协议》。二、中信银行提交的《申请授信》、推荐授信函、《战略合作协议书》各一份，欲证明张家口公司与大连中聚存在真实贸易往来。
2014年12月8日，中信银行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经审查，本院以（2014）民申字第1149-1号民事裁定冻结、查封大连中聚、张家口公司、内蒙古中瀚的相应财产，保全费5000元。
根据前述再审及原审证据，本院查明如下事实：一、2012年5月10日至15日，中信银行承兑出票人为大连中聚，收款人为张家口公司的汇票八张，八张汇票的总金额为1.53亿元。二、张家口公司根据李洪的证言否认《<提货通知书>回执》上“李洪”签字的真实性，但明确表示对此不申请鉴定，而且确认该回执上加盖的张家口公司的公章和个人名章印文的真实性，故本院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张家口公司以中信银行未提供《提货通知书》为由否定该证据的真实性，但是，其出具的《<提货通知书>回执》载明其已收到该《提货通知书》，故本院亦认可《提货通知书》的真实性。根据上述证据，本院认定，2012年7月17日，大连中聚向中信银行出具《提货申请书》，申请提取《保兑仓协议》项下的货值为4284万元的铁精粉。其后，中信银行向张家口公司出具2012信营银保兑字第201201-1号《提货通知书》，张家口公司收到该通知书后，出具了2012信营银保兑字第201201-2号《<提货通知书>回执》。三、《确认函》内容为：“中信银行（丙方）：作为编号为2012信营银保兑字第004759号《保兑仓协议》项下的甲方，我公司已收到由大连中翰能源有限公司（乙方）为出票人的、贵行承兑的金额合计为（大写）人民币柒仟陆佰玖拾壹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共两张。”该确认函还记载了7522和7524两张汇票的号码、金额、出票日期及到期日。四、中信银行二审提交的《申请授信》和推荐授信函均系张家口公司向中信银行出具。《申请授信》出具于2011年12月12日，该函的主要内容为张家口公司“因业务需要，向贵行申请30000万元授信额度，期限一年。”推荐授信函出具于2012年4月10日，该函的主要内容为，张家口公司称其与大连中聚有多年的经贸合作，双方于2010年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目前双方已经签订了45万吨的铁精粉购销合同，为实现业务平稳发展，由张家口公司作为“保兑仓”模式中的核心厂商，向中信银行推荐给予大连中聚1.8亿元的授信额度。《战略合作协议书》系张家口公司与大连中聚于2011年5月10日签订，主要内容为，在2011年5月10日起的5年时间内，大连中聚将向张家口公司采购价值30亿元的铁矿粉、废钢等货物。五、《授权委托书》为张家口公司向中信银行出具，出具日期为2012年5月9日。委托人为张家口公司，受委托人为张家口公司总会计师李洪。授权范围为：“在我公司、大连中瀚能源有限公司及与中信银行签订的编号为（2012）信营银保兑字第004759号《保兑仓协议》的操作中，代表我公司领取银行承兑汇票、签署《银行承兑汇票交接确认书》，并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查询等事宜”。该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为：“自2012年5月9日至2013年5月9日。”六、2013年3月8日，张家口公司、大连中聚、内蒙古中瀚与案外人辽宁中聚签订3.8《协议书》。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鉴于张家口公司、大连中聚与中信银行签订《保兑仓协议》，张家口公司已于2012年11月15日将两张票号分别为7522、7525，共计金额为7691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大连中聚指定的公司，如果张家口公司因背书上述票据产生任何损失，大连中聚、内蒙古中瀚、案外人辽宁中聚共同对张家口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七、签订于2012年11月14日、11月15日的（2012）信营银承字第005216号、005127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已经一审质证，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两份协议的引言部分均载明：“乙方（即中信银行）……经审查，同意依据甲方（即大连中聚）的申请对甲方因生产经营周转需要而提交的汇票予以承兑”。证明7522、7525两张汇票的承兑时间分别为2012年11月14日、2012年11月15日。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本案案由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还是保兑仓合作协议纠纷；二、中信银行承兑7522、7525号汇票是否是履行保兑仓协议的行为；三、保兑仓协议约定的张家口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对象。
一、关于本案案由。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并对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来确定。中信银行依据《保兑仓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大连中聚、张家口公司、内蒙古中瀚分别承担相应责任，其是基于保兑仓形成的法律关系向各方主张权利，故本案案由应为保兑仓合作协议纠纷。如其主张成立，则应予支持，反之则应予驳回。张家口公司主张的金融借款法律关系，实际上是主张保兑仓协议并未得到履行，作为其不应承担保兑仓责任的抗辩理由提出，并不影响本案案由的确定。
二、关于中信银行承兑汇票行为的性质。中信银行出具7522、7525两张汇票之前，为履行《保兑仓协议》，于2012年5月承兑了八张汇票。2012年7月，大连中聚申请提货，中信银行向张家口公司发出提货通知。这与《保兑仓协议》关于申请提货后交接承兑汇票的约定不一致，说明在实际履行中，各方将交接承兑汇票的时间提前至申请提货之前。该实际履行中的变更，使张家口公司更早收到货款，对张家口公司有利。再审查明，张家口公司接受汇票的具体经办人员持有《授权委托书》。二审认定张家口公司的操作人员无授权委托书与事实不符。再审查明的《确认函》的内容表明，张家口公司以保兑仓协议中的甲方身份接受7522、7524两张汇票，可以证明中信银行出具7522、7524两张汇票系履行《保兑仓协议》。中信银行主张，因日期填写错误，7524汇票作废，以7525汇票替换，并提供了相关证据。张家口公司等四方签订的3.8《协议书》中，有关于张家口公司已将7522、7525两张汇票背书给大连中聚指定的公司的记载。该记载也能印证中信银行的主张。张家口公司未主张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是基于保兑仓协议以外的原因取得7522、7525两张汇票。本院采信中信银行关于7525汇票替换7524汇票的主张，即中信银行承兑7522、7525汇票均系履行《保兑仓协议》。中信银行承兑汇票并交付后，其行为性质不受在后的他人行为影响。张家口公司取得票据权利后，如何行使、是否从汇票中受益，大连中聚是否申请提货，后续的交易流程是否完成，均非中信银行能够决定，不影响中信银行承兑汇票系履行《保兑仓协议》的行为性质。在部分事实未查明的情况下，二审判决认定各方未严格按照《保兑仓协议》约定的方式履行，中信银行承兑7522、7525汇票并非履行《保兑仓协议》，依据不足。张家口公司向中信银行出具《申请授信》和推荐授信函、张家口公司与大连中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及前八张汇票项下的提货行为，足以令中信银行相信存在真实贸易关系。中信银行关于承兑7522、7525汇票系履行《保兑仓协议》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二审判决认定中信银行开立和承兑汇票的行为与案涉《保兑仓协议》无关，与《确认函》和3.8《协议书》等证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
三、关于《保兑仓协议》约定的张家口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对象。本院认为，在保兑仓交易模式中，如张家口公司','201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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