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苏0923民初2500号之二
原告：王春，女，1964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市民，住盐城市阜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海，江苏阜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殷明光，男，1935年8月8日出生，汉族，市民，住镇江市。
被告：殷伊玲，女，1977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市民，住镇江市。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忱，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亚莉，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台江弈利科技（镇江）有限公司，住所地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大道101号五洲创客5楼。
法定代表人：王东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佩，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春与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台江弈利科技（镇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弈利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3日立案后，被告殷伊玲于2017年6月8日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裁定驳回其异议。被告王春对本院裁定提起上诉，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本院裁定。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海，被告殷伊玲及其与殷明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忱、徐亚莉，弈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偿还借款本金4446万元及利息（自2017年6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被告殷明光、殷伊玲互负连带清偿责任；2.被告弈利公司对上述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殷明光、殷伊玲系父女关系，两被告因投资需要，于2013年向原告借款5346万元，并出具借条，口头约定月利率1%。为便于原告向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出借款项，另考虑个人之间借贷的不确当，原、被告以射阳县广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达公司）与弈宣软件开发（盐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弈宣公司）名义签订《合作协议书》。后殷明光、殷伊玲将所借款项用于投资成立江苏益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邦公司）和镇江项目中，具体是被告殷伊玲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盐城弈宣公司将所借原告的款项中的4900万元投入到益邦公司，然后抽出1900万元出资，由占益邦公司49%的股权变为30%的股权，后又将30%的股权转让，又与红星公司成立了被告弈利公司。嗣后，被告殷明光、殷伊玲于2015年4月、2016年1月分别偿还借款利息500万元和200万元，被告殷明光于2017年2月28日傍晚在其镇江住所重新出具金额为5346万元的借条一张，约定于2017年5月底还清借款,逾期每月承担5%的违约金。同日，殷明光在借条上加盖弈利公司的章印，由被告弈利公司为两被告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被告殷伊玲于2017年3月10日左右在借条上的借款人处签名。因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已在借条上作为借款人签名，即使5346万元是投资款，也已变更为借款。后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归还借款本金900万元，现还款期限已到，原告发现三被告有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殷明光、殷伊玲辩称，本案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广达公司与盐城弈宣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纠纷，并非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原告王春曾经任广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殷伊玲系盐城弈宣公司法定代表人，广达公司与盐城弈宣公司于2013年就镇江官塘台江软件园项目进行洽谈，于2013年12月19日签订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就官塘台江软件园进行合作，广达公司首期出资4900万元，每年支付盐城弈宣公司480万元作为招商运营费用。2013年12月20日即合同签订的第二天，广达公司向盐城弈宣公司转账4900万元，该笔款项的付款时间、付款金额与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首期出资完全吻合，显属广达公司履行合同义务而支付的款项，与本案的原、被告个人借贷无关。上述项目已经实际履行，广达公司委派顾海涛等四人参与项目公司经营管理，其中顾海涛经项目公司董事会决议任命为总经理特别助理，郎永才、欧阳、ＸＸ作为广达公司的代表亦先后进入项目公司工作。后广达公司转账给殷伊玲个人50万元、广达公司转账给盐城弈宣公司320万元、沈大军支付给冒香香的16万元、胡定玲转账至顾海涛账户20万元，上述款项均是合作协议约定的第一年招商运营费用480万元的组成部分，其中50万元是项目前期费用。其中沈大军支付至冒香香的银行回单中明确记载为镇江台博园投入，显然这些款项的往来均与两家公司履行合作协议相关。王春于2017年4月以广达公司名义出具给镇江日报社的一份情况说明中，称其系弈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实际上是认可两家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
原告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原告所诉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法律规定，需同时符合两个要件，其一是借贷合意，其二是款项交付，本案中上述两要件均不能成立。首先，被告殷伊玲、殷明光个人并无向王春借款的意思表示，该借条系原告纠结数人以限制人身自由、损害被告殷明光、殷伊玲生命安全为要胁，威迫被告殷明光按照原告的要求出具借条，并胁迫被告殷明光、殷伊玲签字，故借款并非被告殷明光、殷伊玲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胁迫被告在殷明光、殷伊玲借条上签字时，弈利公司部分工作人员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且殷明光、殷伊玲已向公司机关报案，本案存在极大的虚假诉讼的可能性。在广达公司与盐城弈宣公司就投资款多次协商后，已退回部分投资款。殷明光已年逾八旬，没有巨大的资金需求，并无据此借条获得5346万元款项的意图，更无将盐城弈宣公司的债务转为为个人债务的理由。殷伊玲有正当的工作和不扉的收入，虽系弈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并非公司的股东，并无将公司债务承担为个人债务的动机。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借条上记载“今借到”，应理解为出具借条当天收到借款款项，但当天及之后原告并未向被告殷明光、殷伊玲交付任何款项。在原告的胁迫下被告殷明光按照原告要求照抄了一份陈述，该份陈述显示贷款人为广达公司，并非原告本人。如将原本属于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化为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有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资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综上，请求依法驳回起诉，或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弈利公司辩称，关于借款事实部分同意被告殷明光、殷伊玲的答辩意见。另补充，原告称本案自始自终是以投资的名义从事借款行为，这显然不合理，也不合法。在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2015年出台之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但自然人之间借款既受法律保护，也符合民间借贷的社会需要。依照原告的主张，可以受到法律保护的借贷关系，却以两家公司的名义签订投资协议，由原告将5000多万元的资金转给广达公司，广达公司再将款项转给盐城弈宣公司，再由盐城弈宣公司将款项支付给殷明光、殷伊玲，以构成原告主张的借款，显然不符合常理。
此外，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借款合同或借条在无欺诈、胁迫的情况下，仅能体现有借款的意思表示，而根据法律规定，款项交付才能代表合同生效，原告所主张的借款至今未有交付，因此借款合同尚未生效，担保合同也应无效。其次，该借款合同存在诸多无效的情形，担保合同自然应当无效。首先，本案中的借条系殷明光、殷伊玲在被胁迫的情形下所出具，不能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借款合同成立后，有可能损害该借条上作为担保人的弈利公司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亦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该合同无效。本案中弈利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与原告及殷明光、殷伊玲之间可能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无任何瓜葛，却无故成为担保人。该借款的起因系盐城弈宣公司与广达公司之间的投资纠纷，即便两公司之间由投资关系转化为借款关系，债权人也应当是广达公司，在广达公司未履行任何债权转让及通知手续的情况下，原告王春个人对盐城弈宣公司以及两自然人被告不享有有效债权，担保自然也无效。
借条上弈利公司作为担保人的章印并非弈利公司或其授权人员加盖，不能代表弈利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弈利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弈利公司系国有企业，有严格的用印程序和规范的用印记录，而据公司查询，没有为本案所谓的借款提供担保的用印记录。2017年3月1日，王春带人前往弈利公司，胁迫殷明光书写借条时，恰遇弈利公司管理人员交接相关印章，因王春想控制弈利公司的经营权及财务权，故将弈利公司及弈宣公司等企业的公章、财务章等均拿走，至今仍被王春控制。故在借条及弈利公司的公章均在王春手里的情形下，应由原告举证证明借条上弈利公司的章印是何人加盖。加盖章印与担保的意思表示行为在性质上具有相对独立性，担保内容是担保人形成担保意思的表现形式，而加盖印章是确认担保人意思表示的方式，二者之间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担保意思真实性的情况下，如印章遗失、被盗抢等，即不能根据印章的加盖真实推定担保合同的真实性。弈利公司为一家公司法人，公司的公章必须在授权人或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控制下进行操作才具有代表公司的效力。借条上书写的担保单位字样并非出自弈利公司的工作人员或授权人员之手，公章又非弈利公司人员加盖，且弈利公司在本案中没有任何担保的动机和意思表示。
本案担保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意，另根据国有资产法第三十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为他人提供大额担保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不得损害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权益。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关合同应认定无效。弈利公司的股东为红星公司和盐城弈宣公司，红星公司为国有资产全资控股的子公司，依据国有资产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弈利公司的企业性质，应当认定担保无效。
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弈利公司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证据规则、具体案情和法律规定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3年12月19日，盐城弈宣公司（作为甲方）与广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合作项目名称为官塘台江软件园；乙方投资，甲、乙双方共同管理，以甲方的名义，与镇江市交通投资建设发展公司（以下简称镇江交投公司）共同合作履行原合作协议约定的项目；甲、乙双方投资比例为15%、85%，甲方以其从事软件园开发、招商和运营的专业技术、管理经验以及相关无形资产作为投资占本协议中甲、乙双方投资比例的15%，本股权仅作为分配利润所用，不享有返还股金的权利；乙方的建设、建筑专业水平、管理经验及现金（首付0.49亿元，后期1.51亿元）作为投资，占本协议中甲、乙双方投资比例的85%；在原合作协议约定的软件园封顶时，乙方以甲方的名义，向益邦置业有限公司再行投资1.51亿元，全部投资总额为2亿元，按原合作协议受让镇江交投公司持有项目的部分股权；甲方享有按原合作协议约定指定项目公司董事及总经理、监事的权利，以甲方的名义指派乙方相关人员担任总经理助理、监事等人员的职务，日常事务管理由甲、乙双方共同商定；乙方每年支付甲方人民币480万元的招商运营费用，时间三年，此款项为全部招商运营费用，该款项列入双方合作成本；乙方投入的全部资金的财务成本从投入时间起，月利率按1%计息，每年审计、结息一次；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接受其解释。《合作协议书》另对盐城弈宣公司和广达公司的其他权利与义务作出约定。
广达公司于2013年11月1日通过银行向殷伊玲转账计90万元，于2013年12月20日向盐城弈宣公司汇款4900万元，于2013年12月26日向盐城弈宣公司汇款320万元，另胡定玲于2014年2月22日汇至顾海涛银行账户20万元，沈大军于2014年1月24日汇款至冒香香银行账户16万元（在银行回单中记载为镇江台博园投入）。盐城弈宣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通过银行向原告王春转账计500万元，于2016年2月1日计向王春转账200万元。
被告殷明光向原告王春出具借条一张，借条落款时间为2017年2月28日，内容为：“今借到王春人民币伍仟叁佰肆拾陆万元（5346万元），定于2017年5月底前还清。如果到期未还清，愿补偿王春违约金，补偿金额为每月支付未还清部分的5%”，殷明光在借条尾部书写两行“借款人”、在其中一处“借款人”后书写“殷明光”，殷明光另在借条尾部书写“担保单位”和“2017年2月28日”。在借条担保单位处，加盖有弈利公司的章印。同日，殷明光出具《陈述》一份，内容为：“我殷明光、殷伊玲于2013年至2014年分五次共向射阳县广达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合计人民币伍仟叁佰肆拾陆万元（5346万元），具体借款时间及金额为：一、2013年10月31日借款玖拾万元（900000.00），借款人殷伊玲；二、2013年12月26日借款金额叁佰贰拾万元整（3200000.00）借款人殷明光；三、2013年12月20日借款肆仟玖佰万元整（49000000.00），借款人殷伊玲；四、2014年1月24日借款拾陆万元（160000.00），借款人殷伊玲；五、2014年2月22日借款贰拾万元整（200000.00），借款人殷伊玲”，殷明光在《陈述》中借款人处签名。后殷伊玲于2017年3月中旬在借条和《陈述》中“借款人”处签名。被告殷伊玲于2017年3月1日、3月2日通过中国银行计向原告王春转账900万元。2017年4月17日，殷伊玲向镇江润州分局蒋乔派出所报警，称其父于2017年3月1日被人逼迫出具借条一张，民警告知其通过法院途径解决。
另查明，原告王春曾任广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4年1月10日作为监事列席益邦公司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与会董事另有殷伊玲、顾海涛等。弈利公司、盐城弈宣公司的章印及殷明光、殷伊玲的个人印章自2017年3月1日起由原告王春持有。2017年4月26日，弈利公司在镇江日报公告遗失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2017年4月27日，原告王春向镇江日报提交《情况说明》，内容为：“我们是台江弈利科技（镇江）有限公司的实际投资人，所有的注册资金全部来源于我们，所谓的法定代表人王东祥仅是署名，故该公司的公章、财务章、U盾1枚，由我们保管、控制，现上述章印在我们处，不存在遗失或其它说法，特此说明。射阳县广达置业有限公司王春”。
还查明，盐城弈宣公司为台港澳法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殷伊玲。盐城弈宣公司与镇江交产公司签订《官塘台江软件园合作协议》，交产公司子公司红星公司与盐城弈宣公司于2012年5月3日投资成立益邦公司，作为履行上述协议的项目公司。盐城弈宣公司投资4900万元、红星公司投资5100万元，对益邦公司持有股权分别为49%、51%。2014年8月，盐城弈宣公司将其持有的益邦公司19%的股权作价1900万元转让给红星公司，2016年4月，盐城弈宣公司将持有益邦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弈品投资顾问（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弈品公司）。2014年8月25日，红星公司与盐城弈宣公司投资成立弈利公司，殷伊玲任该公司总经理。
在本案诉讼中，原告王春提交广达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其内容为：“2013年10月31日汇90万元，2013年10月26日汇320万元，2013年12月20日汇4900万元，2014年1月14日汇16万元，2014年2月22日汇20万元，上述我公司汇给殷明光、殷伊玲的款项是受我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王春的委托汇款，此权利归王春所有、主张。特此说明。射阳广达置业有限公司，2017年4月10日”。原告王春另提交加盖弈利公司章印的《情况说明》，其内容为：“2017年2月28日，我台江弈利科技（镇江）有限公司为殷明光、殷伊玲二人向王春借款人民币伍仟叁佰肆拾陆万元整（53460000.00元）提供担保。该款项实际上是殷明光、殷伊玲二人多次向王春借资，用以注资（包括我司注资）及前期运营费用，王春通过射阳广达置业有限公司予以借款、结账产生的数额。双方结账后，我司对所结账目（总欠款）进行的担保。特此说明。说明单位：台江弈利科技（镇江）有限公司，二0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原告王春还提交《台江弈利科技（镇江）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书》，内容为同意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营业部设立的弈利公司账户所预留的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印鉴继续留存使用，不得办理更换印鉴之手续。决议书上载明的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加盖弈利公司章印，并在股东签章处加盖盐城弈宣公司和殷伊玲章印。
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向本院提交盐城弈宣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其内容为：“广达公司与盐城弈宣签订镇江官塘台江软件园项目的《合作协议书》后，广达公司首期出资4900万元，并约定广达公司每年支付盐城弈宣公司480万元作为招商运营费用；协议签订后广达公司向盐城弈宣公司转账5346万元，以上款项为盐城弈宣公司与广达公司履行合作协议的资金往来，与殷XX、殷XX、冒XX、顾XX等个人无关；合作协议目前尚在履行中，盐城弈宣公司未授权殷伊玲或其他任何人代表公司对合作协议相关权利义务进行处置，基于合作协议与广达公司之间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盐城弈宣公司享有和承担，与殷伊玲及其他任何人无关；盐城弈宣公司认可的合同相关方为广达公司，与王春个人无关”。
被告弈利公司申请的证人弈利公司员工陈某出庭证明，其与殷伊玲于2017年3月中旬从台湾回到镇江，王春拿出殷明光已签名的借条胁迫殷伊玲签名，后殷伊玲在借条上签名。在殷伊玲签名时，借条上没有加盖弈利公司的章印。被告弈利公司申请的证人盐城弈宣公司驾驶员谷某出庭证明，其于2017年2月27日晚至南京机场接殷明光，后与殷明光一起回盐城，于2017年3月1日至镇江。被告弈利公司申请出庭的证人吴某证明，其受雇于殷明光从事家政服务，殷明光与驾驶员驾驶尾号为4888的轿车，于2017年2月28日下午4时左右从阜宁接其至盐城，后于次日从盐城至镇江。被告弈利公司提交其名下牌号为苏Ｊ×××××苏通卡客户账单，载明该车辆于2017年2月28日8时35分从镇江南驶入高速公路，于10时22分从盐城西驶出高速公路，于2017年3月1日8时27分从盐城西驶入高速公路，于10时19分从镇江南驶出高速公路。
应原告王春的申请，本院依法裁定对被告殷明光、殷伊玲银行存款及弈利公司对红星公司、益邦公司的到期债权计2500万元予以查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5346万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二）投资款能否转化为借款？
（一）关于涉案5346万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的问题。原告王春主张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因投资需要，向其借款5346万元，被告殷明光、殷伊玲辩称5346万元为广达公司与盐城弈宣公司之间的合作投资款。为证明各自主张，王春提交的主要证据为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出具的借条，被告提交的主要证据为广达公司与盐城弈宣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原、被告就同一款项交付的事实，分别主张了不同的法律关系，并提交了相反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据此本院认为，如何认定款项交付背后存在的法律关系，须以双方提交证据的证明力的大小予以认定，而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取决于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来源的合法性。
关于原、被告提交证据的关联性。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出具的借条和《陈述》载明差欠原告王春借款5346万元，但借条和《陈述》出具的时间载明为2017年2月28日，与主要款项4900万元的交付时间为2013年12月20日存在差异。此外依据原告王春的主张，其与被告殷明光、殷伊玲个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但主要款项4900万元、320万元均系广达公司给付盐城弈宣公司，另沈大军汇款至冒香香账户的16万元在银行回单中记载为镇江台博园投入，故款项交付、接受的主体与原告主张的借贷事实不一致。虽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出具的《陈述》中载明借条中借款款项的形成时间，亦认可是殷明光、殷伊玲的个人借款，但《陈述》同时载明殷明光、殷伊玲五次计向广达公司借款5346万元，此与王春主张的向其个人借款不符。广达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证明该公司汇给殷明光、殷伊玲的款项是受王春委托，权利归王春所有，但上述证据均为间接证据，不能直接反映王春交付借款款项的事实。被告殷明光、殷伊玲提交的盐城弈宣公司与广达公司于2013年12月1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其中载明首付投资款4900万元，此后广达公司于次日12月20日通过银行汇款给付盐城弈宣公司4900万元，该4900万元的给付与《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首付款在时间、金额、付款方和受款方上高度吻合。相比较原、被告为证明各自主张的法律关系提交的证据，被告提交的证据更能直接反映待证事实，与待证事实的联系更加紧密，故具有较高的关联性。
关于原、被告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对于原告王春提交的借条和《陈述》，被告殷明光、殷伊玲主张是王春胁迫所致，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向公安机关的报警记录。本院认为，在报警记录中仅记载殷伊玲反映的被迫出具借条的内容，公安机关对反映事实未作调查和认定，故无法认定殷明光、殷伊玲受胁迫的事实。但鉴于殷明光、殷伊玲于本案诉讼前反映上述事实，故借条及《陈述》形成过程的合法性可能存在瑕疵。对于被告殷明光、殷伊玲提交的盐城弈宣公司与广达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原告王春加主张是方便款项的出借，并非真实的合作意思表示，但并未否认签订《合作协议书》是广达公司的自愿行为，故此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原、被告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据真实性的认定应当依据逻辑规律和经验法则。原告王春主张与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故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出具借条、《陈述》，并主张广达公司与盐城弈宣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是为方便借款。对此本院认为，我国法律并未禁止个人之间的借贷行为，为掩盖个人借贷而签订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并以公司名义给付借款款项与情理不符。被告殷明光、殷伊玲主张5346万元是广达公司给付盐城弈宣公司的投资款，此主张与两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相吻合，亦与主要款项系广达公司给付盐城弈宣公司的事实相吻合。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另主张借条和《陈述》出具的时间系在2017年3月1日王春持有公司印章后出具，而非借条和《陈述》载明的2017年2月28日。证人谷某、吴某证明2017年2月28日下午殷明光在阜宁和盐城两地，2017年3月1日上午从盐城至镇江。另被告弈利公司提交的苏通卡客户账单反映盐城弈宣公司的车辆2017年2月28日下午在阜宁、盐城两地。上述证据与原告王春主张的殷明光于2017年2月28日下午在镇江向其出具借条的《陈述》相矛盾。故被告殷明光、殷伊玲据其主张提交的证据比较原告王春提交的证据，具有较高的真实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院认为，经上述对原、被告所举证据的分析，原告王春主张的其与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存在借贷关系及5346万元是个人之间借款的待证事实不具有高度可能性，被告殷明光、殷伊玲主张5346万元是盐城弈宣公司与广达公司的投资款，所提交的证据足以使原告王春主张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故本院不予认定。
（二）关于投资款能否转化为借款的问题。
原告王春主张即使是投资款，也已变更为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据此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当以审理查明的事实为依据，并依据真实的基础法律关系作出裁判，只有如此才能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准确界定和处理。据以上对证据的分析可认定，涉案5346万元是广达公司因履行《合作协议书》给付的投资款，并非民间借贷的借款，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作投资纠纷，按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被告殷明光、殷伊玲虽向原告王春出具借条，王春不能依照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主张权利。
另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除借款合意外，还须以借款款项的交付为生效要件。被告殷明光、殷伊玲虽向原告王春出具借条，但5346万元是广达公司给付的投资款，并非王春给付殷明光、殷伊玲的借款，原告王春主张与殷明光、殷伊玲存在借贷关系，因缺乏借款款项交付的事实，本院因此亦不予认定。
综上，原告王春与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就涉案同一笔5346万元款项分别主张不同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原告王春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个人借贷的主张，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及弈利公司所举证据足以使得原告王春的主张处于真伪不明，原告王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因《合作协议书》系广达公司与盐城弈宣公司签订，关系着两公司的权利与义务，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向原告王春出具借条的行为，不能认定原告王春对被告殷明光、殷伊玲享有债权。原告王春基于其与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要求被告殷明光、殷伊玲归还借款、利息，以及要求弈利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与实际的基础法律关系不符，上述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王春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264800元（原告已预交264800元），退还原告王春。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及其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倪常春
代理审判员 朱 慧
人民陪审员 王建军
二〇一八年四月六日
书 记 员 曹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