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终101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伟顺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593号7栋6层3号。
法定代表人：喻朝兵。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拥军，四川上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成都市政达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泰兴路36号1-319号。
法定代表人：邓明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平，四川法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长英，女，1976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系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瑞庆物流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二仙桥南一路1号1-1幢1楼8。
法定代表人：杨剑。
委托诉讼代理人：南毅，四川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伟顺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顺达公司”）、成都市政达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瑞庆物流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瑞庆成都分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6民初5993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伟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喻朝兵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拥军，政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平、代长英，瑞庆成都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南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伟顺达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6）川0106民初599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伟顺达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二、请求判决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政达公司、瑞庆成都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错误。1.伟顺达公司未实施中铁三局、六局地铁熊猫大道、天回镇南站等渣土外运的任何业务，与上述部门签署渣土外运合同的是政达公司，案涉承运业务合同的签署、履行、款项支付、结算、封账协议等均是政达公司，伟顺达公司与中铁三局、六局熊猫大道、天回镇南站路段的承运业务没有任何联系，故伟顺达公司不应向瑞庆成都分公司承担支付义务；2.伟顺达公司只实施了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滨江路站的后部分承运业务，伟顺达公司虽与瑞庆成都分公司于2013年9月17日就滨江路段的承运业务签署《运输车辆合作协议》，但前期承运合同是由政达公司和瑞庆成都分公司履约至2013年12月，因此伟顺达公司应就此之后的承运业务承担责任；3.伟顺达公司已经就滨江路段的承运费用向瑞庆成都分公司支付了78万元，滨江路段的油费扣除1382397元，伟顺达公司已经向瑞庆成都分公司支付滨江路段共计2162397元，已经超出了被上诉人主张的支付滨江路段的费用。二、一审法院认为伟顺达公司与政达公司系“人格混同”，而应一并承担上述所有路段的运输费用，系法律理解错误。伟顺达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10日，系与政达公司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两主体虽人员相同，但分每位员工系属于不同的运输业务阶段，代表不同的公司履行职责，两者业务可以完全分开，代表的实体权益不同，不存在混同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为伟顺达公司和政达公司两者高度混同，缺乏法律逻辑性和法律依据。
上诉人政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撤销金牛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6民初5993号判决，依法改判政达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二、判令政达公司不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政达公司和瑞庆成都分公司签订的运输合作协议已于2013年5月底终止，2013年6月，瑞庆成都分公司与伟顺达公司签订了车辆运输协议并实际履行，因此政达公司不应当对2013年6月1日以后的债务承担责任；二、2013年6月以后的结算单是被上诉人利用政达公司盖有空白公章的结算单同瑞庆成都分公司结算的，政达公司不应当对此承担责任；三、政达公司同伟顺达公司还存在其他合作关系，政达公司的部分职员在伟顺达公司兼职，不排除有职员加盖印章到伟顺达公司使用。
被上诉人瑞庆成都分公司辩称：一、政达公司与瑞庆成都分公司之间签订的《运输车辆合作协议》并未终止，双方仅对2013年5月之前的承运费用作了结算，且政达公司对这笔费用也尚未付清。二、一审法院对公章的真伪情况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与公安局备案一致，证明公章是真的；现在政达公司又在本案提出空白公章的问题，申请鉴定盖公章的先后顺序，政达公司应当在一审法院提出，禁止反言；由于政达公司管理疏忽，造成其工作人员在空白结算单上加盖公章造成财产损失的，系政达公司内部责任问题，不应由合同相对方瑞庆成都分公司承担政达公司的管理风险，因此公平起见不论盖章的先后顺序政达公司都应承担责任。三、伟顺达公司陈述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虽然伟顺达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但在2013年9月以前的《验工计价审批表》上盖章应视为对其成立前的《验工计价审批表》上的运费支付进行了追认，因此伟顺达公司不仅仅只对2013年9月以后的承运费承担责任。四、伟顺达公司和政达公司在业务上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喻朝军既在政达公司工作，又是伟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双方在管理人员、业务范围、财产方面存在混同，因此双方应共同就本案案涉承运费用共同承担责任。
政达公司针对伟顺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答辩称，政达公司不应承担相关责任。
伟顺达公司针对政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答辩称，政达公司关于伟顺达公司偷盖印章的事实不成立，伟顺达不予认同。伟顺达于2013年12月31日以后才介入，所以只对这部分承担责任。
瑞庆成都分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1.判令伟顺达公司立即支付瑞庆成都分公司承运费及其他费用合计1758055.79元；2.判令伟顺达公司向瑞庆成都分公司支付承运费从2014年1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截至起诉之日的利息为17.9万元）；3.伟顺达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盾构分公司与政达公司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由政达公司分包成都地铁3号线一期05标驷马桥北站-动物园站-
熊猫大道站盾构区间及联络通道暗挖土方渣土外运消纳工程，双方于2014年12月签订《工程结算书》结算。另外，政达公司与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桥隧工程分公司签订了《土石方外运承包合同》，约定由政达公司负责成都地铁3号线土建6标段工程施工中的土石方外运。
2013年9月17日，瑞庆成都分公司（乙方）与伟顺达公司（甲方）签订了《运输车辆合作协议》，约定由乙方为甲方提供运输，在与甲方运输期间，乙方应承担所提供车辆的一切费用（包括人工费、燃油费、安全保险费、车辆运行等一切费用），甲方按每月的运输单据统计核算乙方的承运费；乙方在运输过程中须遵守国家各项交通法律法规以及成都市交通路政、交通管理局、城市管理局、扬尘办等的各项法律法规，因乙方违法违章所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和解决。第二条约定乙方按每月双方确认的结算单金额为准开具国家税务部门认可的有效运输发票，运输单据上金额的税收由甲方承担，甲方依据发票将扣除油料等费用外的承运费余额的70%在5个工作日内以转账汇款的方式转入乙方指定银行账户，余下的30%甲方在次月月底之前分批支付给乙方，甲方不得恶意拖欠乙方承运费；在运输过程中，乙方车辆在甲方指定路线因除乙方驾驶员违法违章和交通事故之外的原因导致的罚款由甲方承担；第四条约定本协议自2013年9月17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
瑞庆成都分公司亦与政达公司签订了《运输车辆合作协议》，约定内容与政达公司、伟顺达公司签订的《运输车辆合作协议》内容基本一致，但该份协议未约定生效日期及有效期。政达公司签订合同的委托代理人为李大伟。
2014年12月20日，游彦向瑞庆成都分公司出具《说明》，内容为瑞庆成都分公司于2013年3月-5月在政达公司完成运输款1505995元，政达公司已付款400000元，政达公司代垫油料款490994元，尚欠承运款615001元，李大伟于2015年1月20日签字确认。2015年2月10日，政达公司向中铁一局集团市政环保公司成都地铁3号线4标项目部、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地铁3号5标项目部出具《付款委托书》，政达公司收到款项后并出具了《收条》。庭审中，瑞庆成都分公司称其本案诉讼金额未包含2015年1月20日李大伟签字的说明中所涉及的承运款615001元。
另查明，游彦、丁某分别向瑞庆成都分公司发送《承运费用汇总表》（具体包括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期间的瑞庆物流盾构承运费用汇总、承运费结算明细、瑞庆物流代垫油料统计、傲世海付瑞庆物流承运费用明细、伟顺达公司付瑞庆物流承运费用明细表），载明瑞庆成都分公司在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在熊猫大道三局、熊猫大道六局、滨江路、天回镇南站的盾构承运费用为6612340元，2013年6月至9月代垫油料费用2380034.21元，傲世海付款1715000元，伟顺达公司付款780000元，剩余承运费用1737305.79元。丁某并于2014年12月22日对2013年、2014年的承运费结算明细签字确认。瑞庆成都分公司向伟顺达公司开具了共计1830460元的发票。
在瑞庆成都分公司提供的部分结算资料《验工计价审批表》中，有部分由伟顺达公司盖章，有部分由政达公司盖章并有傲世海、喻朝兵、游彦签字，有部分仅有傲世海签字。如施工时间为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针对熊猫六局站的《验工计价审批表》上盖有伟顺达公司公章，另一份施工时间为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针对熊猫六局站的《验工计价审批表》上则盖有政达公司公章，并有傲世海、喻朝兵、游彦签字。施工时间为2013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针对滨江路站的《验工计价审批表》（金额为84680元）上盖有政达公司公章，并有傲世海、喻朝兵、游彦签字。施工时间为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7月25日针对熊猫六局站的《验工计价审批表》（金额为36371元）上盖有政达公司公章并有傲世海签字。另一份施工时间为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7月25日针对熊猫六局站的《验工计价审批表》（金额为213000元）上盖有伟顺达公司公章。在施工时间为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7月25日针对熊猫大道站的《验工计价审批表》（金额为172760元）上盖有政达公司公章，并有傲世海签字。在施工时间为2013年9月26日至2013年10月25日针对熊猫大道站的《验工计价审批表》（金额为12491元）上只有傲世海签字。
瑞庆成都分公司另提供了多份《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刘先权、蒋先虎、宋旭等因实施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数据的违法行为、未随身携带驾驶证而被公安机关共计罚款20750元。
还查明，伟顺达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10日,李大伟系伟顺达公司的股东,喻朝兵系伟顺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喻朝兵在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期间的社保由政达公司为其购买。游彦系政达公司的财务人员,丁某原系政达公司的工作人员,二人系政达公司的受托人李大伟聘请的，丁某后来为伟顺达公司员工，傲世海是政达公司聘请的现场管理人员。
此外，庭审中瑞庆成都分公司要求由政达公司、伟顺达公司就案涉工程的相应费用承担共同的连带支付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瑞庆分公司与伟顺达公司之间签订的《运输车辆合作协议》、瑞庆分公司与政达公司签订的《运输车辆合作协议》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瑞庆成都分公司主张的运输费应当由谁承担的问题。伟顺达公司辩称只对2013年9月及之后滨江路段的渣土运输费用承担责任，但伟顺达公司却对2013年9月之前的熊猫六局站、熊猫大道的运输费用盖章结算，政达公司称只负责2013年6月之前熊猫大道六局和三局的工程以及滨江路段、天回南站的工程，在2013年6月之后由伟顺达公司负责，但是政达公司却对2013年6月之后涉及的熊猫六局站、熊猫大道站、滨江路产生的运输费用盖章确认，而且针对同一时间段、同一工程，政达公司、伟顺达公司均在与瑞庆分公司盖章结算运输费用，伟顺达公司、政达公司的抗辩与事实不符，故对伟顺达公司伟顺达公司关于只对2016年9月之后滨江路工程负责的意见不予采纳，对政达公司政达公司关于只负责2013年6月之前的工程的意见不予采纳。
在本案所涉的运输业务中，伟顺达公司与政达公司中在人员方面、业务方面存在高度混同，在业务方面,政达公司、伟顺达公司均与瑞庆分公司签订《运输车辆合作协议》，两份协议内容基本相同，在案涉工程中承担同样的运输工作并将其分包给瑞庆成都分公司瑞庆分公司完成。在人员方面,喻朝兵系伟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同时系政达公司的人员，在运输费用产生期间社保由政达公司购买，李大伟系伟顺达公司股东，但其又代表政达公司与瑞庆分公司签订合同，并代表政达公司与瑞庆分公司对2013年3月-5月的运费费用进行结算，丁某先为政达公司员工，后为伟顺达公司员工,在实际的结算中，丁某、游彦分别向瑞庆成都分公司瑞庆分公司发送的承运费汇总表涵盖的运输内容既包括伟顺达公司分包的运输业务、又包括政达公司分包的运输业务，但未对政达公司、伟顺达公司各自的运费费用进行区分，鉴于伟顺达公司与政达公司在人员方面及业务方面的高度混同，一审法院亦无法对伟顺达公司、政达公司在本案所涉的运输费用、油料扣款进行明确区分，且政达公司、伟顺达公司在庭审中亦未能对各自所负的运输费用举证确定，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伟顺达公司、政达公司分别各自与瑞庆分公司签订了《运输车辆合作协议》，形成了两个独立的运输合同关系，但在实际履行和结算中，伟顺达公司、政达公司的人员高度混同，对运输费用进行了合并结算，伟顺达公司、政达公司事实上与瑞庆分公司形成了并存的债务承担合同关系，应共同向瑞庆分公司承担支付剩余运输费用1737305.79元的法律责任。伟顺达公司、政达公司未向瑞庆分公司支付运输费用，应承担违约责任。瑞庆成都分公司明确以未付运输费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计算利息至运输费付清之日止，予以支持。
关于瑞庆成都分公司主张罚款20750元应由伟顺达公司及政达公司承担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从公安机关的处罚文书可以看出，被罚款是因为驾驶员实施违法违章行为，根据《运输车辆合作协议》约定，因瑞庆分公司违法违章所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和解决，因此一审法院对瑞庆成都分公司关于由伟顺达公司及政达公司承担罚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伟顺达公司、政达公司向瑞庆成都分公司支付运输费用1737305.79元，并以1737305.79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7月25日计算利息至运输费付清之日止；驳回瑞庆成都分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为支持其上诉主张，伟顺达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了如下证据：1.情况说明，拟证明伟顺达公司对熊猫大道六局和三局的费用、天回镇南站的费用、滨江路2013.12.11之前的费用不承担责任。2.有七组证据：第一是伟顺达公司和隧道公司的合同，第二是政达公司与隧道公司的合同，第三是计价表验工01期，第四是工程估验表07，第五是验工计价表08，第六是凭证，第七是封账协议，拟证明伟顺达公司于2013.12.11后才介入滨江路承运业务，伟顺达公司与政达公司系独立法人主体。3.伟顺达公司和政达公司工商信息，拟证明伟顺达公司和政达公司系两个独立的法律主体。4.油料资料，拟证明伟顺达公司为政达公司代垫油料款，同时在伟顺达滨江路段进行核算的事实。5.为证明其上诉主张，伟顺达公司还申请证人丁某出庭作证。
政达公司质证后认为，以上证据很大一部分与政达公司无关，不需发表质证意见；政达公司不应承担责任；政达公司和伟顺达公司是独立的主体，没有发生人格混同。
瑞庆成都分公司质证后认为，第1组情况说明，对证明力和关联性有异议；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都只是复印件，封账协议和瑞庆成都分公司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关联性；第4组证据油料资料，认可真实性；第5组证人证言证明了伟顺达公司和政达公司没有明确的区分。
本院认为，伟顺达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部分真实性存疑，部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从整体上也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及认定的证据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伟顺达公司与政达公司应否共同向瑞庆成都分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首先，从案涉运输合同建立情况看，伟顺达公司与政达公司均与瑞庆成都分公司签订有《运输车辆合作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大体相同，特定性并不明显；其次，从案涉运输合同的履行情况看，伟顺达公司与政达公司在参与人员、结算方式、付款流程等方面完全混同，并无区分；再次，从案涉欠款主体看，伟顺达公司与政达公司均主张不应承担责任，但均未提交相互结算的依据或与瑞庆成都分公司结算的依据，不能证明其是否欠款以及欠款多少。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伟顺达公司与政达公司共同向瑞庆成都分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伟顺达公司与政达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不应承担付款责任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伟顺达公司与政达公司承担不利的后果。
综上所述，伟顺达公司、政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234元，由上诉人成都市政达货运有限公司、成都伟顺达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良 谷
审判员 王晓川审判员任文磊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李 秋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