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0121刑初321号
公诉机关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合肥某某康复医院，登记号7736860534010217A5271，住所地合肥市定远路**号。
诉讼代表人陶某，男，1987年1月2日出生于安徽省长丰县，汉族，大学本科文化，合肥某某康复医院副院长，住合肥市瑶海区。
被告人陶某祝，男，1962年1月10日出生于安徽省长丰县，汉族，大学专科文化程度，合肥某某康复医院院长（法定代表人），住长丰县。被告人陶某祝因涉嫌犯单位行贿罪，于2016年4月13日经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4月27日被长丰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5月13日经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同日由长丰县公安局执行逮捕。7月12日经长丰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11月17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对其取保候审。
辩护人傅成林，安徽原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汪某梅，女，1977年5月23日出生于安徽省肥西县，大学专科文化，合肥某某康复医院主要负责人、副院长，现住长丰县。被告人汪某梅因涉嫌犯单位行贿罪，于2016年5月5日经长丰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11月17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对其取保候审。
辩护人陶涛，安徽金华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检察院以长检公诉刑诉[2016]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合肥某某康复医院、被告人陶某祝、汪某梅犯单位行贿罪，于2016年11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根据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予以受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长丰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赵咏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合肥某某康复医院诉讼代表人陶某、被告人陶某祝及其辩护人傅成林、被告人汪某梅及其辩护人陶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合肥某某康复医院为谋取本单位的不正当利益，由作为单位法定代表人、院长的被告人陶某祝和作为单位主要负责人、副院长的被告人汪某梅向多人行贿，其中陶某祝行贿数额累计达58万元、汪某梅行贿数额累计达29万元。
为证实上述事实，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检察院当庭宣读、出示了合肥某某康复医院的执业许可证，合肥市某某康复医院文件，干部任免审批表，安徽省卫生厅任免通知，中共安徽省卫生厅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文件，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安徽省实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办法及关于下发《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的通知，合肥某某康复医院工资表，安徽省卫生厅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安徽省卫生厅行政许可决定书和审批书，医疗机构注册等级申报材料，徽商银行合肥市长江路支行个人取款凭条及交易明细，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文件，合肥市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协议书，合肥市工伤康复定点医院协议书，合肥市工伤生育保险管理中心文件，合肥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变动审批表，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户籍证明，归案经过，证人阮某、常某、沈某、杜某、吴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陶某祝、汪某梅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长丰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合肥某某康复医院、被告人陶某祝、汪某梅构成单位行贿罪，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进行判处。
被告单位合肥某某康复医院诉讼代表人陶某辩称，除了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犯罪事实，因其当时还没有在医院工作，其不清楚以外，其余的指控都予以认可。
被告人陶某祝辩称：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其和汪某梅通过中间人常某送给时任安徽省卫生厅医政处副处长的阮某的20万元不应定性为单位行贿而是给常某办理医院资质升级的“中介费”，对于起诉书指控的其他犯罪事实和定性都不持异议，被告人陶某祝的辩护人傅成林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陶某祝通过常某送给阮某20万元不是单位行贿行为，应该定性为阮某和常某两人共同预谋的索贿行为；2、被告人陶某祝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3、被告人陶某祝构成自首，建议对被告人陶某祝免于刑事处罚。
被告人汪某梅辩称：对公诉机关指控其于2009年送给常某的20万元，是在陶某祝的授意下送的，其当时不清楚送钱的目的，其在沈某母亲去世时候和陶某祝分别给沈某五千元钱是正常的人情交往行为不应该定性为行贿，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其的其他犯罪事实和定性不持异议；被告人汪某梅的辩护人陶涛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汪某梅参与送给常某的20万元，是阮某伙同共同索贿人常某索取的，20万元不应当计算在汪某梅行贿的数额内；2、2014年汪某梅和陶某祝因沈某母亲去世给沈某的共1万元钱，是两人各自给沈某出的5000元人情钱，不应计算在行贿数额内；3、综上，汪某梅仅仅参与行贿了8万元，且在犯罪过程中起次要作用，行贿数额达不到依法追究其构成单位行贿罪的责任的标准，应对汪某梅作出无罪判决。
经审理查明：
一、合肥某某康复医院系在安徽省卫生厅登记注册的二级专科医院，登记号：77736860534010217A5271，住所地合肥市定远路88号。法定代表人是陶某祝，主要负责人是汪某梅，主要负责单位的行政、财物和后勤工作。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安徽省卫生厅皖医机构[2010]第2号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安徽省卫生厅卫医许[2010]0115号行政许可决定书、安徽省卫生厅行政许可审批书，某某医院的执业许可证，证实了被告单位某某康复医院的性质、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等情况。
2、户籍证明，证实了被告人陶某祝、汪某梅自然人信息情况。
3、合肥市某某康复医院文件，证实了被告人汪某梅在合肥某某康复医院担任副院长一职。
4、汪某梅的供述与辩解，证实了被告人汪某梅系某某康复医院的副院长，主要负责某某医院行政、财物和后勤工作。
以上证据，已经当庭举证、质证，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2009年时合肥某某医院是合肥市卫生局注册登记的专科医院，医保定点配额较少，就医人数不多，为了增加医保定点配额，吸引就医人数，被告人陶某祝通过时任合肥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的李春水介绍认识了时任安徽省卫生厅医政处副处长的阮某，被告人陶某祝对阮某表达了合肥某某医院想在安徽省卫生厅申请办理二级专科医疗资质，阮某称国家政策允许医疗资质的升级并让陶某祝按照申请二级专科医院的要求回去着手准备资料，后陶某祝又陆续去过几次阮某办公室接触阮某，阮某说现在有很多专门帮助医院搞资质升级的公司，其中一次陶某祝在阮某办公室时，阮某打电话让常某到其办公室并介绍陶某祝认识常某，阮某对陶某祝介绍常某是专门负责整理医院申请二级专科资质资料的“小常主任”，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小常主任”帮忙，陶某祝考虑到医院当时的床位数等条件达不到升二级专科医院的条件，为了免去整改环节，让阮某在审批上给予帮助，于是陶某祝主动联系常某并询问常某资质升级需要多少钱，后常某询问阮某某某康复医院的升级需要收多少钱，阮某说某某康复医院的申请办理和之前操作的金谷医院一样收20万元。于是，常某先跟陶某祝说升级费用需要20余万，后经双方协商确定20万元，陶某祝因担心被骗就此事与汪某梅进行了协商讨论，最终还是决定给常某20万元，由常某负责办好整个资质升级的事情，常某当时还要求事成之后陶某祝另外支付其5万元好处费。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被告人陶某祝安排汪某梅和自己女儿陶某在合肥市长江路上的一家徽商银行门口将20万元现金交给了常某，随后阮某带着常某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到某某康复医院考察并提出整改意见，因考察后一段时间陶某祝见医院审批还没有动静，于是陶某祝又去了阮某办公室找阮某了解情况，不久阮某再次带队到合肥某某康复医院验收，合肥某某康复医院于2010年1月18日获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被核准同意设为二级专科医院。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干部任免审批表、安徽省卫生厅任免通知、中共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文件关于阮某同志退休的通知（卷三P3－P12），证实了阮某自2004年9月20日起任省卫生厅调研员，兼任省卫生厅医政处副处长，2015年4月28日阮某退休。
2、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证实了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以及医政医管处的职责范围，包含了审批医疗机构设置。
3、合肥市卫生局“关于征求合肥某某康复医院升格为二级专科医院是否符合合肥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意见的复函”，证实了合肥某某康复医院是合肥市卫生局于2005年设置许可，类别：康复医院，设置许可符合“合肥市医疗卫生设施专项规划（2006－2020年）。
4、复印于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管理处的安徽省实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办法以及关于下发《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的通知（卫医发（1994）第30号）（补充侦查卷二P1-P8），证实了康复医院的标准为100张床位以上，每床至少配备0.7名卫生技术人员、每床至少配备0.25名护士的标准。
5、安徽省卫生厅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证实了2010年1月18日合肥某某康复医院经核准同意设为二级专科医院，其中床位为100张。
6、复印于合肥市某某康复医院的合肥某某康复医院2010年1月份的工资表，证实了2010年1月合肥某某康复医院工资表中显示合肥某某康复医院在职的疗卫生技术人员23人，护理人员14个人，达不到二级专科医院关于医卫生技术人员和护理人员的标准要求。
7、医疗机构注册登记申报材料，证实了合肥某某康复医院升级二级专科医院的申报材料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登记表中有胡庆富，胡庆富当时并未在合肥某某医院登记注册。
8、安徽省卫生厅行政许可决定书和审批书，证实了2010年5月28日安徽省卫生厅行政决定同意合肥某某康复医院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注册申请（审批书上有阮某的签名）。
9、徽商银行合肥市长江路支行的个人取款凭条以及从银行调取的交易明细，证实了被告人陶某祝安排其女儿陶某于2009年10月13日在徽商银行合肥市长江路支行取了现金10万元。
10、被告人陶某祝的供述与辩解，交代了2008年其通过合肥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李春水认识了阮某，2009年时合肥某某康复医院是在合肥市卫生局登记注册的医院，医保定点配额少，为了能够将医院升级为在安徽省卫生厅注册登记的二级专科医院以获得更多的医保定点配额，于是其向阮某说了升级二级专科医院的想法，阮某说现在国家政策鼓励，让其对照着二级专科医院的标准先回去准备一些材料，后来其又去阮某办公室找过阮某几次，其中一次阮某介绍了一个姓常的女子给其认识，并对其说小常可以帮其整理申请资料、跑手续之类的，其后来其听说金谷医院升级的事情就是找的小常办理的，因为她和阮某关系熟，想要升级必须找阮某才能办掉，其后来联系了常姓女子见面商谈升级需要的具体费用，小常先给其报价二十余万后双方通过协商最终确定为20万元，由小常负责帮其办好整个资质升级的事情，小常还要求事成后给她5万元辛苦费。其当时害怕小常是骗子，所以其和汪某梅商议，汪某梅说不给钱资质升级办不下来，后来还是决定给小常20万元，其还让汪某梅给小常钱的时候要找一个带监控摄像的地方，其考虑到医院当时的床位数等条件达不到升二级专科医院的条件，为了免去整改环节，让阮某在审批上给予帮助，其才最终决定给小常20万元，送给小常的20万元实际上就是给阮某、常某的好处费，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其从家里带了10万元现金又让陶某和汪某梅两人去徽商银行长江路支行取了10万元现金总共20万元在银行里交给了小常，后阮某就带队到医院检查提出整改意见，又过了一段时间审批还没有消息，其就又去了阮某办公室打探资质升级的消息又送给阮某2万元钱，没过多久阮某再次带队来医院验收后没多久审批就下来了，小常的5万元好处费其没有给，因为其觉得与阮某、常某之间就是权钱交易，资质拿到了就不想再给钱了。
11、被告人汪某梅的供述与辩解，交代了2009年合肥某某康复医院准备办理二级专科医院资质，其听陶院长说过要给当时医政处的处长阮某打点，阮某是安排一个中间人姓常的来收钱，陶院长和其商量该不该给常姓女子20万元钱，后来商量决定给姓常的女子20万元，并且陶院长让其在一个有摄像头的地方把钱给姓常的女子，其和原来在某某医院干出纳的陶某一起去取的10万块钱，陶院长自己带了10万块钱现金，在长江路上的一家招行自动取款大厅附近汇合，之后由其经手把这20万块钱现金交给了常姓女子。因为医院当时硬件条件不达标，整改需要时间、财力，所以为了节省时间，尽快拿到这个二级资质，才给阮某他们钱的。
12、证人常某的证言，于2016年3月14日证实“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具体日期记不清了，阮某打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当时合肥某某医院的陶院长也在他办公室，当时陶院长就是在找阮某，想让阮某帮忙医院升级，从一级医院升级为二级医院，阮某将我介绍给陶院长，说这是小常，你（指陶院长）这边升级的事情可以让她帮忙弄，就是协调办理的意思，这之后，我问阮某这个事情怎么办，阮某说他这个也是升级，这跟办理金谷医院的差不多，意思是指也要20万元左右，过了一段时间，陶院长打电话让我问领导（指阮某）什么时候有空，让我们去看看，看哪里需要及时改正，我将陶院长的意思告诉了阮某，阮某确定了时间后我跟陶院长说了，之后阮某带上我一起去某某医院看了，在看的过程中，阮某提出了一系列医院需要改进的建议，院长的随从工作人员都一一记录并承诺改进方案，看后几天陶某祝又打电话说是让我帮忙整理资料，我打电话沟通大概需要怎么去整理，他们先整理好后，我将资料递交给阮某看行不行，阮某看后，我按照阮某交待的意思修改好后，陶院长主动问我说这需要怎么办怎么打点呢？然后我就按照阮某之前的交待告诉他们这需要20万元。一段时间后，陶院长给我打电话约好让其会计（女）带着陶的孩子在长江路上一家自助银行里面和我见面，将20万元现金用东西包好再用袋子装的给我，第二天我将这笔现金全部送给阮某，我记得不是在他办公室就是在他车上送给他的，这期间阮某同样交待我收钱一定要只能收现金，一定要注意安全，只能两个人在场，还要注意当时的环境是否危险”。
于2016年3月16日证实：“我收这些钱之前，这些人已经找阮某要求办事，阮某介绍我和他们认识后，并说我是小常主任，有事找我联系办理，在具体办理的过程中，上述要办事的人都会问我需要多少打点费用，我就会问阮某需要多少钱，阮某告诉我需要多少钱，我再告诉这些要办事的人具体要多少钱”。
13、证人阮某的证言，证实了大约2009年，合肥某某康复医院的陶某祝院长多次找到其，希望将合肥某某康复医院升格为二级专科医院，其表示同意帮忙，并让他提供相关资料，某某医院之前做了很多年，应当是属于一级综合医院，是由合肥市卫生局审批的，但是二级标准他们医院还达不到，这个中间的变更是提升了一个档次，不光是就医院档次和收费标准等，是一个质的提高，就相当于从乡镇卫生院升格为县级专科医院了，要想升格就需要把材料报全，在材料上要体现出符合标准，就是把他们某某医院不符合标准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专家方面，有意向到他们医院执业的，可以先编入到他们医院申报材料内，然后在医院的经营方面再逐渐完善，在不影响正常经营下尽快达到标准。
14、证人陶某的证言，证实了2009年左右，大概在春天或者秋天的一天下午，其婶婶汪某梅跟其说要去银行去取一笔钱送给别人，其就去找其爸陶某祝要了他的徽商银行卡。其和其婶婶一起去了徽商银行四牌楼支行（这家银行当时叫四牌楼支行，现在叫长江路支行）其提前跟银行预约的，到了之后就从柜台取了钱，钱取出来之后，其婶婶汪某梅就让我去喊，那个女的在银行大厅里等着，其就走过去，把她喊到窗口旁边，把装钱的塑料袋交给了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当时就收下了的事实。
以上证据，已经当庭举证、质证，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2011年至2015期间，被告人陶某祝为了合肥某某康复医院与合肥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顺利签订定点协议以及在审核工伤病人的收治和保险报销等方面得到帮助，自己多次和多次安排汪某梅向合肥市工伤生育保险管理中心主任沈某行贿共计人民币30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2011年底，被告人陶某祝为了达到合肥某某康复医院与合肥市人社局工伤生育保险中心顺利签订定点协议的目的，想要找到合肥市人社局工伤保险管理处处长佘军给予帮忙，因沈某与佘军关系较好，被告人陶某祝先是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合肥市人社局工伤生育保险管理中心主任沈某，被告人陶某祝于2011年夏季的一天去沈某办公室送给沈某2万元现金，最终通过沈某向佘军做工作沟通，合肥某某康复医院顺利地与合肥市人社局工伤保险中心签订了定点协议。
（二）、沈某负责每年与合肥市某某康复医院签订工伤保险的相关协议、每月一报的工伤保险细目、病人资格审核、报销核销等方面工作，为了在上述方面得到沈某的照顾，被告人陶某祝分别于2012年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分三次共送给沈某人民币5万元。
（三）、为维护好和沈某的关系扩大合肥某某康复医院的工伤病人业务，被告人陶某祝分别于2013年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分三次共送给沈某人民币5万元。
（四）、为了在审核工伤病人的收治和保险报销等方面得到沈某的帮助，被告人陶某祝分别于2014年春节和中秋节期间，均送给沈某现金2万元，2014年6月，被告人陶某祝以赞助沈某买车的名义送给沈某现金10万元，2014年12月份，被告人陶某祝听说沈某母亲去世，于是借此机会和汪某梅两人在沈某家小区楼下各送给沈某5000元现金。
（五）、为了感谢沈某在核销保险费用等方面给合肥某某康复医院提供的帮助，被告人汪某梅于2015年春节前送给沈某2万元现金，被告人陶某祝于春节期间送给沈某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陶某祝于2015年端午节期间又送给沈某人民币1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沈某的证言，证实了2011年至2015年端午节期间，为了在医院病员推荐、资金快速结算、协议签订、康复治疗监管等方面获得其的关照，合肥某某医院医院陶某祝在逢年过节时分数次共送给其现金，具体情况是这样的：2010年，省劳动厅下文将工伤康复治疗服务协议签订权进行下放，由各个地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与医疗机构直接签订。
2011年下半年，为了与中心签订工伤定点协议，陶某祝找过其希望能成为合肥市社保中心的定点医院，因其不了解该医院具体情况，当时并没有立即答应，在去医院实地考察后，条件还好，为了能顺利签订工伤定点协议，陶某祝到其办公室送给其2万元现金，这2万元现金是用牛皮信封袋装着的，面值都是一百的，一万元一沓，共2沓。
2012年春节前，陶某祝在其的办公室从他随身带的包里掏出2万元现金交给其，这2万元现金是用牛皮信封袋装着，一万元一沓，共2沓。2012年端午节，陶某祝在其的办公室送给其1万元现金，这1万元现金是用信封装着，一万元一沓。2012年中秋节（或国庆节）期间，陶某祝在其的办公室送给其2万元现金，这2万元现金是用牛皮信封袋装着，一万元一沓，共2沓。
2013年春节，因其和陶某祝已经比较熟了，他知道其家住在香樟雅苑小区，所以在当年的春节，陶某祝不是到其所住的小区楼下就是到其办公室送给其2万元现金，这2万元现金是用牛皮信封装着，一万元一沓，共2沓。2013年端午节，陶某祝在其办公室送给其1万元现金，这1万元现金是用信封装着，一万元一沓。2013年中秋节（或国庆节）期间，陶某祝送给其2万元现金，这2万元现金是用牛皮信封装着，一万元不沓，共2沓。
2014年春节，陶某祝到其所住的香樟雅苑小区楼下送给其2万元现金和一些土特产、酒，这2万元现金是用牛皮信封装着，一万元一沓，共2沓。合肥某某医院有一辆雷诺科雷傲车子，其曾开过感觉很不错，2014年4、5月份，其准备也买了辆雷诺傲新车，陶某祝对其讲其现在医院业务量增大了，效益也不错，他准备给其买部科雷傲新车，因这辆车子价款在20多万元，其觉得钱有点多，当时没答应。2014年5月，其从4S店购买了一辆雷诺傲新车，裸车价22万多元钱，陶某祝在得知其买了雷诺傲车子后几天，陶某祝到其所居住的香樟雅苑小区，在小区绿化带处交给一个会议用的装资料的纸袋子，对其讲这是赞助其买车子的钱，收下袋子回家后，其打开袋子，里面是用报纸包着的10万元现金，1万元一沓，共10沓。2014年中秋节（或国庆节）时，陶某祝到其所住的香樟雅苑小区楼下送给其2万元现金，这2万元现金是用牛皮信封装着，1万元一沓，共2沓。2014年12月，其母亲去世时，陶某祝院长在其家香樟雅苑小区楼下送给其1万元现金，其收下了。2015年春节，陶某祝到其所住的香樟雅苑小区楼下送给其2万元现金和一箱茅台酒，这2万元现金是用牛皮信封袋装着，1万元一沓，共2沓。2015年端午节，陶某祝在其办公室送给其1万元现金，这1万元现金是用信封袋装着，1万元一沓。
因为社保中心有工伤康复服务协议的签订权，陶某祝第一次给其送2万元现金就是希望能顺利和中心签订工伤康复服务协议。二是合肥市的康复、治疗定点医院有十几家，其可以通过中心有倾向性地建议并推荐伤残职工到合肥某某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这样某某医院就能多获得病员，多增加业务收入，让他们医院获得一些竞争优势，三是其要求中心对某某医院的工伤医疗康复费用结算加快速度，社保中心规定正常的康复费用结算是3个月一结算，陶某祝在经费紧张时提出要快点结算时，其在两个月内甚至是一个月内就可以给他们结算，这样有利于某某医院资金周转，四是中心可对某某医院进行监督监管过程中，其要求中心管理人员对某某医院在康复治疗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在处理时宽容一点，从轻一点，不要影响某某医院的声誉和业务经营。
2、被告人陶某祝的供述与辩解，交代了因合肥人社局保险处处长佘军迟迟不同意合肥某某康复医院的工伤定点保险报销，其心里着急，工伤病人这一块业务长期不能扩大，因为没有工伤保险报销，只能自费，大部分工伤病人是不愿意来合肥某某康复医院的，为了增加工伤病人的数量，增加医院的业务量，其在陆应所介绍下认识沈某，2011年夏天其到合肥市政务区市人社局沈某的办公室和沈某谈起了医院工伤保险的事情，并把事先准备好的2万块钱的信封交到他手上，跟他说这个是给他帮忙请佘军他们吃吃饭，其自己去请佘军也请不动，就麻烦沈某了，然后沈某就没有再推辞了，也答应一定帮忙。又过了一段时间，其约了沈某、佘军吃饭。后来佘军同意了我们某某医院的工伤保险定点协议，沈某就按照佘军的意思执行了，某某医院和合肥市人社局工伤中心也有相关协议。这个协议现在是每年一签，就是某某医院和工伤中心签订。其在2012年春节期间，就到沈某办公室给他送了2万块钱，一方面是为了感谢沈某帮忙得到了佘军的同意，一方面是因为沈某是工伤中心主任，为了保持某某医院的工伤病人业务，也是负责每年签订和某某医院的工伤保险相关协议，还有日常的工伤保险一月一报，病人资格审核、报销核销等都属于他们管理，所以最终说来还是为了医院。其接下来的每年春节、中秋节，甚至端午节都会找机会给沈某送钱。2012年端午节期间，其又给沈某送了1万块钱现金，也是用信封或者红包包好送到他办公室的，其实说是逢年过节送的，主要还是为了医院日常的业务，2012年中秋节期间，其又到沈某的办公室去送了2万块钱现金，也是为了能够让医院的工伤病人收治、报销等业务能够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后来其感觉他们工伤中心对医院收治进来的工伤病人报销金额有增加，另外工伤保险的结算也很及时、到位。其在2013年仍然继续给沈某送钱，送钱的规矩和数额也是延续前一年的标准，基本上不是送到他办公室，就是送到他在香樟雅苑的家门口或者小区附近，一般都是其自己一个人去送，沈某也是他本人来拿，没有其他人在场。2013年端午节期间，给沈某送了1万块钱，2013年中秋节又给沈某送了2万块钱现金。在2014年春节前后，其继续给沈某送钱，这一次仍然是送了2万块钱，还是以逢年过节拜访的名义送到他办公室或者是在他住的香樟雅苑小区，2014年中秋节又给他送了2万块钱。除此之外，在2014年因为沈某买了一辆雷诺的越野车，他买的这个车子和其弟弟陶胜利的车子是同一款，其之前也承诺过沈某，如果他要买车，其赞助十几、二十万，所以看到他买的车以后，其就兑现了承诺，因为其也害怕如果不兑现承诺，他对其不照顾，影响了某某医院的效益，大约是在5、6月份，其给沈某赞助了10万块钱车款。其是从银行提了10万块钱现金，送到他住的香樟雅苑小区门口的绿化带，他是本人来取的，其记得应该是当天晚上给他的，也明确和他讲了，这个钱是赞助他的车款，因为之前也明确和他讲过了，所以这一次他也没有推辞，就收下了。2014年还有一次，是因为沈某母亲过世，某某医院的刘某到市人社局工伤中心办事，听说了这个事情，回来以后给其汇报的，其就这个机会，给沈某送了1万块钱表示慰问，实际上还是为了讨好他，找这个机会给他送钱。2015年春节又给沈某送了2万块钱现金，2015年端午节的时候给沈某送了1万块钱现金。大概是在2015年秋天，沈某正式退休了，其就没有再给他送过钱了，因为他已经管不到我了，所以就只是在2016年春节前后，也是他退休后的第一个春节，给他送了四瓶茅台酒，以示感谢，算是我没有忘记他这几年对我们医院的关照了。这一次，其是安排其儿子陶某去送的，其在附近，其叫其儿子送去给沈某的。也就是说，其从2011年到2015年下半年，总共给沈某送了30万块钱现金，其他还有一些烟酒、茶叶、土鸡蛋等物品。
3、被告人汪某梅的供述与辩解，交代了2014年下半年，其和陶某祝院长一起去给沈某送了1万块钱，因为是听说他母亲过世，所以借着慰问的机会，给他送的这个1万块钱。当时这个钱不是送到办公室就是送到他家住的东至路的香樟雅苑小区门口，是其和陶院长一起去给的，陶院长把钱装在信封里面，由其去交给沈某的；第二次是在2015年春节前，其到沈某的办公室给他送过一次钱，钱也是陶院长安排好的，装在信封里面，所以具体金额其也不清楚，以陶某祝院长讲的为准。
以上证据，已经当庭举证、质证，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三、2011年至2016年上半年，陶某祝为了能够在某某医院的医保报销过程中，尽可能减少核销数额，安排某某医院的工作人员刘某在春节、中秋节期间送给负责该项业务的合肥市人社局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杜某（另案处理）现金合计2万元。
1、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其因为工作关系其认识了负责审核合肥某某康复医院医保费用的合肥市医保中心基金科的杜某，其为了和他处好关系就从2011年中秋节至今一共5年在每个中秋节、春节两节，每节按照2000元的标准，给杜某送了2000元现金，面额都是100元一张的，用信封装着的，一般在杜某办公楼附近和水墨兰亭小区附近给他送的，一共送了2万元现金，这些钱是从其个人的资金中拿的，在单位账上没有反映。
2、证人杜某的证言，证实了每个月的月初，其单位的专管员会生成各家医院的上个月住院记录，刘某是合肥某某康复医院的医保办工作人员，其和刘某也是在业务交往中认识的，从2011年开始至今，每年中秋节和春节2节，每个节给其送2000元现金，一共给其送了2万元现金。
3、被告人陶某祝的供述与辩解，交代了其安排合肥某某康复医院的刘某给合肥市人社局职工医保中心的杜某送过累计有8万块现金，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送给他的，给杜某送线，主要是因为杜某是专门负责医保资金核算的，为了能够不扣或者少扣医保报销资金，所以其才安排人给他送了上述这些钱。
以上证据，已经当庭举证、质证，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四、2014年至2016年初，为了在某某医院收治工伤病人、报销工伤保险垫付部分的金额过程中，降低住院门槛、增加住院人数、减少核销金额等事项，陶某祝和汪某梅以逢年过节看望等名义送给合肥市人社局工伤生育保险中心科长吴某（另案处理）现金人民币合计6万元。其中，2014年1万元，2015年中秋节4万元，2016年春节1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了其于2013年5月份担任合肥市人社局二伤二科科长以后，合肥某某医院的副院长汪某梅和其逐渐熟悉起来，她有时会给其送一些烟酒，在这期间，她也多次让其对某某医院进行关照，其也都答应了，大约2014年的一天，汪某梅打电话约其在其家华业苑小区东门见面，见面后她送给其一箱牛奶，并让其在某某医院工伤病人入院审核、结算的时候多关照，其当时答应了并将牛奶收下了，回家后，其将这箱牛奶打开，发现里面有1万元现金，这1万元现金都是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大约在2015年夏天的时候，汪某梅又打电话约其在华业苑小区东门见面，见面后送给其一盒烤鸭，并让其在工伤病人入院审核及结算的时候多关照她们某某医院，其答应后把烤鸭收下了就回家了，回家后，其打开烤鸭盒，发现里面有4万元现金，这4万元现金都是100元面额的，1万元一扎，共4扎；大约2016年1月份的一天，汪某梅再次送给其一盒烤鸭和1万元现金，并请求其继续关照他们某某医院，其当时答应了并把烤鸭和1万元现金收下了。因为2014年初至2015年底这两年期间，合肥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在工伤病人治疗方式这一块没有明确，这期间由工伤二科确认工伤病人到底是进行住院治疗还是门诊住院治疗，这种情况下，其会确认某某医院更多的工伤病人进行住院治疗，帮某某医院增加收入，另外其在治疗费用结算的时候也会关照他们某某医院，在许可的范围其会尽量减少他们医药费的核减。
2、被告人陶某祝的供述与辩解，交代了2013年开始逢年过节的时候给吴某送现金，目的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工伤保险病人顺利办理入院，在工伤保险报销的时候能少扣一点钱，2013年开始的时候，给他的钱数额比较少，有两千、三千、五千这样给的，后来逐渐加大的数额，其记得中间最大的一笔是有2万元的，关于给吴某送钱的详细情况，其觉得还要通过汪某梅核实，因为其记得非常清楚，给吴某送钱，其都是安排她去的，她是经手人，大概是在2014年或者2015年这段时间，吴某给其使绊子了，审核工伤病人入院的时候非常苛刻，保险申报的时候砍掉的也很多，而且叫其去找沈主任沟通，所以其给吴某的钱也逐渐增加了。一般春节的时候给的多一点，端午节和中秋节给的少一点。这三年多时间，累计起来给了吴某有8万多块钱。给吴某钱的时候，主要还是到他位于大通路华业苑小区东门的住处附近，给吴某送钱，其都是安排汪某梅去的，其有时候会在车上坐着等她。偶尔会在吃饭的地方或者办公室给吴某塞钱，一般情况下钱是用某某医院的大信封包装好，给吴某送钱之后对某某医院是有帮助的，因为工伤病人收治还牵涉到与其他民营医院的竞争，所以能够和吴某他们搞好关系，肯定对某某医院有好处，而且确实在收治、结算方面有帮助。
3、被告人汪某梅的供述与辩解，交代了其给合肥市人社局工伤中心科长吴某送过8万块钱，都是陶某祝院长安排，其经手送的，第一次给吴某送钱是在2014年春节前，其到吴某家位于合肥市大通路南陵路的华业苑小区附近，给他送了1万块钱；第二次是在2014年中秋节前后，其记得是买了水果，然后把1万块钱放到水果箱子里，送到吴某家小区附近，打电话联系他出来拿的果篮和钱；第三次是在2015年春节前，其同样是到华业苑的他家附近给他送了1万块钱。钱是放在其事先买好的牛奶箱子里面的；第四次是在2015年10月份左右，也就是中秋节前后，其和陶某祝院长一起到他家华业苑小区，陶院长在车上等其，其自己一个人去给吴某送了4万块钱，其记得当时还带了一份吴山贡鹅，这4万块钱是放在吴山贡鹅的纸盒里的；最后一次，也就是2016年的春节前，其一个人到华业苑小区吴某家附近给吴某送了1万块钱，是用信封装的，给吴某送钱在日常的工伤病人收治门槛上，吴某都尽量照顾，那一次给他送了4万块钱以后，工伤保险费用核减的少了很多。
以上证据，已经当庭举证、质证，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2016年4月6日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被告人陶某祝犯单位行贿一案立案侦查，4月11日长丰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将陶某祝从合肥某某康复医院带回接受调查，归案后被告人陶某祝如实供述了长丰县人民检察院已经掌握其单位行贿的犯罪事实以及汪某梅向吴某行贿6万元的事实，2016年5月4日被告人汪某梅接长丰县人民检察院的电话通知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2016年9月9日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9月9日对沈某因涉嫌犯受贿罪向蜀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吴某因犯受贿罪被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一万八千元，杜某因犯受贿罪被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四个月，并处罚金二十八万。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陶某祝的归案经过，证实了被告单位合肥某某康复医院、被告人陶某祝涉嫌犯单位行贿一案，合肥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4月5日指定长丰县人民检察院管辖，长丰县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4月6日决定对陶某祝涉嫌犯单位行贿罪一案立案侦查，同年4月14日长丰县人民检察院将被告人陶某祝从合肥某某康复医院带回合肥市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归案后，陶某祝如实供述了长丰县人民检察院已掌握的向阮某行贿24万元、向沈某行贿30万元、安排其他人员向杜某行贿2万元的事实，并主动交待了汪某梅向合肥市人社局工伤生育保险中心吴某行贿6万元的事实。
2、被告人汪某梅归案经过，2016年5月4日被告人汪某梅经长丰县人民检察院电话通知接受询问，汪某梅于5月4日上午10点到达合肥市人民检察院接受询问，归案后如实交待其与陶某祝向常某、阮某行贿20万元、向沈某行贿3万元的犯罪事实，由陶某祝授意其向吴某行贿6万元的事实，2016年5月5日长丰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汪某梅立案侦查。
3、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证实了2016年9月9日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沈某涉嫌犯受贿罪向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4、干部任免审批表，沈某于2006年4月以后担任合肥市工伤生育保险管理中心主任。
5、中共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文件，证实了沈某于2015年9月17日退休。
6、合肥市工伤康复定点医院协议书，证实了2012年9月12日合肥市工伤生育保险管理中心法人代表沈某与合肥某某医院法人代表陶某祝签订了确认某某医院为工伤康复定点医院的事实。
7、合肥市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协议书，证实了2012年11月29日合肥市工伤生育保险管理中心法人代表沈某与合肥某某医院法人代表陶某祝签订了协议，确认某某医院为工伤保险定点医院的事实。
8、合肥市工伤生育保险管理中心文件，证实了2013年3月5日吴某被聘任为工伤二科科长。
9、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立案决定书、杜某的户籍证明，证实了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3月8日决定对杜某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
10、合肥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变动审批表（侦查卷三P70），证实了杜某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11、职工医保管理科的工作职责，证实了合肥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的职责中包含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以及费用审核、结算等。
12、合肥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出具的合肥市医保中心工作人员杜某岗位职能说明，证实了杜某在合肥市医保中心工作期间一直担任医保审核管理工作，2007年杜某调到基金科从事全面复核工作，2013年5月科室职能调整，稽核岗位从基金科划转，杜某调到职工医管科配合各专管员从事全面审核工作。
13、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证实了吴某因犯受贿罪被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八千元。
14、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证实了杜某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八万元。
15、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起诉书，沈某因涉嫌犯受贿罪，依法被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以上证据已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合肥某某康复医院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由作为单位法定代表人、院长的被告人陶某祝、医院主要负责人、副院长的被告人汪某梅违反法律规定，前后多次给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财物，其中被告人陶某祝、汪某梅向阮某行贿现金20万元，被告人陶某祝向沈某行贿现金30万元、指使医院工作人员向杜某累计行贿现金2万元、安排汪某梅向吴某累计行贿6万元，共计58万元，其行为显已触犯刑律，长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陶某祝被侦查机关带回调查后如实供述了侦查机','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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