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904民初1224号
原告：曾繁富，又名曾凡富，男，汉族，生于1963年12月24日，住遂宁市安居区。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蒋兴顺，四川遂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遂宁市安居区安居大道行政小区。组织机构代码68237724-2。
法定代表人：管昭，该区区长。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谭伦全，遂宁市安居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遂宁市安居区水务局，住所地遂宁市安居区安居大道中段637号。组织机构代码76230672-7。
法定代表人：曾凉雄，该局局长。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蒋艳平，四川文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曾繁富与被告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安居区政府）、遂宁市安居区水务局（以下简称安居区水务局）用益物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16日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繁富及其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蒋兴顺，被告安居区政府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谭伦全，被告安居区水务局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蒋艳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曾繁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98万元，诉讼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392.04万元（220公顷×15亩/公顷×396元/亩*年×3年），后又申请恢复调整为198万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等费用。事实和理由：2003年3月1日，原告与遂宁市原市中区水利局签订了《遂宁市市中区琼江河渔业资源增值保护管理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原告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原告不仅按时缴纳管理费，而且切实对承包河面进行管理，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和资金，购置拦鱼、打鱼网具和打鱼木船等设施，分类别分时段投入鱼苗，安排专人对承包河面定时巡护。原告经过十多年的艰辛打理，杜绝了沿河两岸的毒鱼、炸鱼和偷鱼等现象发生，由于每年的科学投放，良好的生物链形成，琼江河的水质得到了改善，原告收益也一年比一年增加。2014年9月，原告与鱼苗供应商签订2015年鱼苗投放合同，近百万元鱼苗投入后，安排巡护人员加强巡护管理，增强拦护设施，鱼儿长势甚好，只待秋捕丰收。2015年10月中旬，被告安居区水务局工作人员电话通知原告，被告安居区政府因萝卜园水库开工修建，将放干琼江河河水，原告接此通知后不知所措，无奈之下，原告组织人员放网围栏，但2015年11月中旬，工程开工将下游河提挖开放水，原告承包河内的鱼全部被放走，给原告造成严重损失，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理应获得赔偿，损失按合同期内的2015年、2016年、2017年三个年度既得收入计算。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安居区水务局辩称，萝卜园水库的建设是经过各部门多年的计划争取到的国家建设工程项目，在2014年10月被告安居区水务局已经用电话通知的方式通知了原告停止投放鱼苗、加快捕捞，2015年工程开工建设之前，区防洪办胡忠、区水务局分管领导瞿志等工作人员也多次与原告就放水事宜进行协商，原告也积极配合，在正式用机械破堤放水时本案原告自己根据区水务局的要求，已经组织人员搬开了30-50公分高的拦河坝石块进行放水。2015年，因为工程要组织开工仪式，区萝卜园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又给本案原告发了书面放水通知，这就足以证明，在2015年这一养某年度，原告在2014年已经收到了放水通知，且最后的放水时间为2015年底，该年度原告不存在渔业养某的损失。原告要求的按正常的蓄水面积及养某面积补偿其渔业养某每亩的纯收益396元，这一标准不科学，不实际，不合情理。据了解一般的河流增增殖养某每年的纯收益每亩大约在50-60元，故请求法庭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确认。
被告安居区政府辩称，根据原告与遂宁市原市中区水利局水政监察大队所签订的协议来判定，本案所对应的诉讼主体应该是遂宁市原市中区水利局，安居区人民政府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水法》第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县级以上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本行政区的水行政事务，因此本案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均应由被告安居区水务局具体承担。被告安居区政府同意被告安居区水务局的答辩意见。
原告曾繁富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被告双方的身份及基本信息证明，以证明当事人双方是本案适格主体。
2.原告与遂宁市原市中区水政监察大队签订的《遂宁市市中区渔业资源增殖保护管理协议书》一份，以证明协议合法有效。
3.被告安居区政府颁发的《水域滩涂养某证》一份。以证明原告合法取得案涉河段的养某、捕捞许可。
4.遂宁市人民政府的纪要和《解除合同协议书》各一份，以证明遂宁市人民政府为了解决观音湖承包合同终止问题，市政府对于合作方进行赔偿的这一事实，以此作为诉请中赔偿计算标准的参考依据。
5.原告在2014年9月20日的鱼苗购买合同一份，以证明原告每一年度都按照所签订的协议书要求投放各种规格的鱼苗，同时原告在2014年投放几十万的鱼苗是为了2015年获得收益的这一事实。
6.证人舒某书面证词一份，以证明从事类似水产养某的正常年获利情况，以此作为诉请中赔偿计算标准的参考依据。
7.证人古某出庭作证陈述，以证明证人与原告系同行，被告安居区区水务局第一次颁发许可证是2014年11月3日，案涉河段水产养某每亩每年纯利润不低于300元。
8、证人丁某出庭作证陈述，以证明证人与原告系同行，证人在同区域其他河段从事渔业养某16年时间，年纯收入最差也有40万，而且证人养某的水域面积小于原告的养某面积。
上述证据，经被告安居区政府、安居区水务局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损失情况。安居区政府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养某证许可时间从2014年11月3日至2016年3月7日期间，安居区水务局对证据3与安居区政府意见一致，同时认为案涉水域面积应当以测绘的实际面积为准。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安居区政府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从合同签订时间来看，签订时间是2014年的9月20日，而安居区政府给原告颁发许可证的时间是2014年11月3日，在原告尚未取得养某许可的情况下就签订鱼苗购买合同，很显然是不符合情理的，虽然之前原告与原市中区水务局水政监察大队签订了管理协议，但是养某必须是人民政府行政许可后方能进行。因此，该协议与事实不符。安居区水务局同意安居区政府对证据5的质证意见，并补充认为，该合同约定的内容是不科学的，若按照原告购买鱼苗的规格及数量分摊，那么原告投放鱼苗的密度将达到每平方米的水域就有一尾鱼，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对证据6真实性有异议，证人所说的养某获利没有任何事实来支撑。绵阳地区与遂宁市的水产养某环境不一样，水质、气候、养某技术及日常管理不一样都会直接影响收益，因此不能类比。对证据7真实性有异议，证人证言没有反应客观真实情况，证人称与本案的原告是亲兄弟一样的朋友关系，其所陈述的每一亩养某有300元的纯利润没有事实依据，其证言不能采信。对证据8认为，从证人所陈述的情况看，证人的养某方法与原告的养某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具可比性，不能以证人的养某获利来推定原告的养某一定能获利。因此，该证言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对于原告曾繁富提交的证据，本院综合分析认为，证据1、2、3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能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作为有效证据。证据4虽是来自市政府的纪要，具有真实性，但该纪要所针对的是观音湖文化旅游项目合作协议的解除、补偿事项，而协议中的赔偿包含文化、旅游、自然水域养某等方面收益损失，其协议涉及的合作内容、水域状况、经营服务范围均与本案琼江河案涉河段情况均有明显不同，原告以此作为其损失计算的参照，依据不足，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5，虽可以证明原告有购买鱼种、鱼苗的事实，但该证据对原告购买的数量及规格证明力尚不充分，不予采信。对证据6证人书面证词，因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该证言不具有证明力，不予采信。对证据7的证人证言，因其与原告有较为特殊关系，且其证言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其证言不予采信。对证据8的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予采信。
被告安居区水务局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遂安府函（2012）76号，遂安萝指办（2015）3号，遂发改（2014）365号，川水函（2015）1126号，遂安府函（2015）93号。以证明案涉河段需放水是因合法审批的萝卜园水库建设工程需要。
2．安居区水务局说明、区防洪办说明、区水产站说明、萝卜园水库工程指挥办放水通知，以证明被告方已经尽到了提前通知原告要提前放水的义务。
3．本案原告于2016年7月5日、2016年11月30日、2017年4月25日向被告安居区水务局提出的诉求及书面申请，以证明原告向本院起诉的赔偿金额与向被告安居区水务局要求的赔偿金额严重不符。
4．《水面积测量报告》，以证明原、被告共同协商选择并确认测绘机构对案涉河段正常水面面积进行测绘，测绘面积结果是1445.8867亩。
上述证据，经原告曾繁富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不具有真实性，认为是虚假的，被告2015年还收取了原告的管理费用，原告并没有收到被告方任何部门及工作人员的通知。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该证据是原告的几次请求仅仅是针对遭受的直接损失提出的，并非是原告的全部损失。对证据4的测绘面积结果有异议，因在2012年左右，围堰处加高了30-50公分，水域面积自然会增加，该测绘面积不准确。
对于被告安居区水务局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1系省、市、区人民政府或有关职能部门的请示、批复文件，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能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作为有效证据。证据2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原告已收到要求原告破堰放水的通知，该组证据不予采信。证据3能够证明原告多次向被告主张权利的事实。证据4是本案当事人各方协商一致，共同选择的测绘机构并认可其测绘成果所得出的案涉河段正常情况下的水域面积，且在测绘前征求当事人意见时，当事人各方均同意只测绘琼江河主河段水域面积，主河段上游两条支流上的三合碑拦河坝（蟠龙河）、红岩子拦河坝（白安河）因护村庙石河堰拦河坝放水未对两条支流产生实质影响，故原告所管理的支流河段并未纳入测绘范围，因此该证据客观真实，应予采信。
被告安居区政府未提供证据。
根据案件需要，本院依职权收集下列证据：
1.四川省水产研究所所长杜军的咨询意见，根据该案涉河段基本状况、增殖放养协议要求及案件基本情况，杜军认为，该河段增殖养某鱼类以花鲢鱼（又名鳙鱼）、白鲢鱼为主，可辅助养某少量鲤鱼、鲫鱼等品种，若水质条件较好，排除自然灾害等因素，亩产量可达到40-50斤，若水质差一点，亩产量会低于40斤；在秋季用一个半月时间捕捞河道内大部分鱼类难度不大。
2．四川省水产学校副校长龙祥平、教师黄劼、四川农业大学副教授杜宗君的咨询意见，根据该案涉河段基本状况、增殖放养协议要求及案件基本情况，共同认为，案涉河道的增殖放养鱼类只考虑花、白鲢鱼种，其他鱼种建议不予考虑，正常情况下亩产在20-50斤范围内，这其中产量应包含有自然生长约占20-30%的其他杂鱼。对于秋季一个半月时间用于捕捞河道内的鱼类，时间充足，可以保证完全捕捞。
3.遂宁市农业局水产站提供的《遂宁市2015年11月主要水产品价格上报表》，该表显示该期间“生产者价格”鳙鱼（花鲢）为15.80元/公斤，白鲢为5.8元/公斤。
原告对本院依职权收集的上述咨询意见，认为与客观事实不符，原、被告对价格上报表无异议。
本院认为，本院依职权收集的咨询意见及价格上报表来源合法，意见客观，可作为本案裁判的参考依据。
本院根据经庭审采信的证据和到庭当事人的陈述，综合认定如下事实：
2003年3月1日，原告曾繁富（乙方）与遂宁市原市中区水政监察大队（甲方）签订《遂宁市市中区琼江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管理协议书》，协议约定：“一、协议管理区域和范围甲方经授权将安居镇境内的护村电站至林家高滩石埝脚下游和三河碑至高坎河石埝脚下游琼江水面开发的渔业资源增殖保护管理责任给乙方管理，时间从2003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三、乙方权利义务……2、每年必须向管理河段投放各种规格鱼种……10、每年向甲方交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管理费14000元……五、在履行职责的前提下，乙方享有该河段的渔业资源增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权利。”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名、签章，遂宁市原市中区水政监察大队的主管机关遂宁市原市中区水利局签章。2003年6月19日，遂宁市原市中区公证处出具（2003）遂区证字第1972号《公证书》对该协议进行了公证。此后，原告按照协议约定代为履行案涉河段相应管理职责，开展增殖放养，每年向河段内投放一定数量的鱼苗并获得收益。
另查明，2003年12月，因区划调整，遂宁市原市中区拆分为遂宁市船山区和遂宁市安居区，本案案涉河段纳入遂宁市安居区范围，其行政管理机关为本案被告安居区水务局。2014年11月3日，被告安居区政府向原告曾繁富颁发《水域滩养某殖证》，该证载明：“核准水域滩涂面积”为220.0公顷，“核养某殖方式”为“大面积放养”，“核准水域滩养某殖权期限”为2014年11月3日至2016年3月17日。2014年11月3日，遂宁市安居区渔政管理站对原养某殖期限变更登记为至2016年3月7日，原告支付清了此期间的管理费。原告管理的河段为支流蟠龙河、白安河部分河段至琼江河护村庙石河堰拦河坝处。
再查明，2014年12月1日，遂宁市发改委批复同意安居区萝卜园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遂宁市政府将该工程列为2015年重点水利建设工程，安居区2015年重点开工建设项目。2015年8月19日，四川省水利厅批复萝卜园水库工程设计报告，工程进入前期施工准备阶段，2017年11月中旬工程开工建设。
2015年10月中旬，原告曾繁富接到电话通知，因萝卜园水库工程建设需要，其所管理的河段需破堰放水，2015年11月底，原告按工程建设需要在护村拦河围堰处开启一道高约30cm,宽约120cm的泄水口，2015年12月8日，工程指挥部决定对护村庙石河堰进行再次破除。
诉讼中，被告安居区水务局向本院申请对案涉河段水域面积进行测绘，经原、被告协商同意并共同委托四川鑫盛农科科技有限公司对案涉河段正常蓄水面积进行测绘，对测绘成果均予以认可。此次测量范围为：琼江河三合碑拦河坝（蟠龙河）、红岩子拦河坝（白安河）处至琼江河萝卜园水库大坝下游护村庙石河堰原拦河坝处。该公司于2018年1月4日出具《正常蓄水面积测量报告》，结论为：“本次测量河道总长度为14.15公里，正常蓄水位水域面积为963924.48平方米，合1445.8867亩。”此次测量产生测量费28000元。
庭审中，原、被告均坚持各自诉辩主张，并同意休庭调解，但休庭后调解未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认为，原告曾繁富于2003年3月1日与遂宁市原市中区水政监察大队签订《遂宁市市中区琼江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管理协议书》并取养某殖许可，该协议系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协议有效。
本案争议焦点为：安居区人民政府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引起本案讼争的责任是原告还是被告；原告所主张的损失是否存在，如何确定。
（一）关于安居区人民政府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我国《渔业法》规定，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的渔业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国家对水域利用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可以用养某殖业的水域和滩涂。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养某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养某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养某殖生产。核养某殖证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其管理的渔业水域统一规划，采取措施，增殖渔业资源。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向受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专门用于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本案案涉河段水域属国家所有，该水养某殖的行政主管部门在纠纷发生时为被告安居区水务局（之后渔业管理职能调整为安居区农业局），但基于原告主张因萝卜园水库工程建设破堤放水致原告财产遭受损失系被告安居区水务局职能行为所致，符合客观事实，被告安居区水务局是本案适格主体。安居区政府根据法律规定向原告颁养某殖许可证，原告并不是就该行政许可行为主张权利，而是因通过合同约定取养某殖许可期间的财产权益受到侵害的赔偿请求权，此权益属民事权益范畴，原告请求侵权方，即本案被告安居区水务局的上级主管部门安居区人民政府共同承担民事责任，于法无据，应予驳回。
（二）关于引起本案讼争的责任是原告还是被告的问题。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被告安居区水务局因萝卜园水库工程建设需要，需对其所管理的琼江河护村庙石河堰拦河坝破堤放水，被告安居区水务局本应切实履行通知原告做好提前捕鱼放水准备的工作职责，给予原告留足充裕时间进行捕捞，确保原告养某殖的鱼类不受损失，但被告安居区水务局未尽到及时、合理的通知义务，在本案中存在过错，应承担本案的主要民事责任。被告安居区水务局称于2014年就通知原告因萝卜园水库工程建设需要准备破堤放水，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意见不予采纳。原告作为长期从事渔养某殖的专养某殖户，在2015年10月中旬接到萝卜园水库工程建设需要准备破堤放水的通知至同年11月下旬第一次放水期间近一个半月时间里，原告有较为充裕时间对河段鱼类进行及时捕捞。同时，根据第一次放水缺口（宽120cm、高30cm）情况来看，此季节案涉河段属于枯水期，上游来水量较小，原告只要在破堤围堰上方位置加装适当拦网，亦可有效阻止鱼类流入下游，减少损失的发生。因此，原告在本案中也存在一定过错，应减轻被告安居区水务局的民事责任。
（三）关于原告所主张的损失是否存在，如何确定的问题。
从前述确认的事实判断，被告安居区水务局因萝卜园水库工程建设需要，在没有给予原告曾繁富足够时间捕捞案涉河段鱼类情况下，通过破堤放水势必会造成该河段部分鱼类冲入下游河段，给原告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该损失虽应当由被告安居区水务局承担赔偿责任，但原告所主张赔偿的计算依据标准不充分。其损失需结合本案的基本事实和相关的间接证据来进行确定。
根据本地区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以及琼江河段水体状况等因素，结合庭审确认的事实和专家咨询意见，正常情况下，原告曾繁富管理的河段主要适养某殖花鲢鱼和白鲢鱼，其投放和产量均可按各占一半估算，案涉河段的年均亩产量以按35斤计算为宜。因原告有近一个半月时间进行捕捞，时间较为充裕，结合原告从事多年的渔养某殖，具有相当丰富养某殖、捕捞和市场营销经验的情况，这期间按捕捞率70%计算较为适宜。《侵权责任法》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参考遂宁市水产站提供的《2015年11月主要水产品价格上报表》“生产者价格”对应的鳙鱼为15.80元/公斤，白鲢为5.80元/公斤，按照两类鱼种产量均等情况下，该时间节点生产者水产品价格折算为5.40元/斤。原告主张按三个年度计算其所受损失，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因此，原告的鱼类损失确定为：5.40元/斤×1445.8867亩×35斤/亩×（1-70%）=81981.78元，该损失被告安居区水务局应予以赔偿。原告从2015年10月中旬起已与被告安居区水务局终止了管理协议，原告交纳管理费期限至2016年3月，原告有约5个月时间不能履行管理职责，获养某殖利益，被告安居区水务局应当返还该5个月的管理费，即14000元÷12×5＝5833.33元。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未被本院全部支持，其超出请求部分的诉讼费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因测量案涉水域发生了测量费，而产生本纠纷的主要过错在于被告安居区水务局，故被告安居区水务局应负担测量费的主要部分，即20000元，原告负担其余测量费80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条、第十一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遂宁市安居区水务局赔偿曾繁富损失81981.78元；
二、遂宁市安居区水务局返还曾繁富管理费5833.33元；
三、驳回曾繁富对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的诉讼请求。
上述一、二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清。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620元，测量费28000元，合计50620元，由遂宁市安居区水务局负担22000元，曾繁富负担2862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伟
审 判 员 胡洪彬
人民陪审员 唐坤童
二〇一八年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钟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