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4民终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6号1号楼23-32层。
负责人：赵松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娜，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自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百琴，女，1965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朝阳区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国（杨百琴之夫），男，1962年7月26日出生，个体出租司机，住北京市朝阳区。
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百琴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7)京7101民初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娜、被上诉人杨百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7）京7101民初3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杨百琴的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一、认定事实错误。1.杨百琴在投保单上“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处亲笔签名，认可保险公司已对保险条款、责任免除事项等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杨百琴在上述投保资料上签字，应当承担签字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仅以字体没有加黑加粗，即认定保险公司未履行说明义务不当。2.保险不同于银行储蓄的功用在于为人的寿命和身体提供保障。本案所涉保险产品是分红产品，分红产品的特点是不仅为被保险人提供固定生存保险金和浮动的红利，还为被保险人提供身故保障。如果发生身故风险，保险公司将依据合同约定支付身故赔偿金。一审判决混淆了保险产品与银行储蓄的差别，以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红利利息损失没有合同依据。3.本案合同履行期间，杨百琴因个人原因导致提前终止合同，假设将其投保行为视同于存款行为，亦应依据银行存款提前支取的利率即活期存款利率支持，而保险公司支付的投保金及红利已高于同期银行活期利息。4.本案中，杨百琴于2014年8月14日亲自到保险公司办理了退保手续，因此合同在投保人申请退保时候提前终止，但在一审判决中并未提及。二、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以投保单上“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部分及“投保人声明书”内容没有加黑加粗，认定保险公司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不当。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将红利事项作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而一审判决却适用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认定红利事项也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错误。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显失公平，故请求改判。
杨百琴辩称，一审法院所判决的利率并非为银行存款利率且低于银行存款利率。杨百琴持有保险公司业务员手写的自动滚存的证明，但保险公司并未按照承诺给予红利，故应依照保险法中的诚信原则给予补偿。同意一审判决。
杨百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保险公司返还杨百琴利息差额32460.15元，诉讼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保险公司与杨百琴签订的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于2010年5月31日成立，2010年6月1日生效。合同（组）号码为××，保险金额为645000元，保险期间为6年，标准保费为60万元，交费方式为趸交。本案保险合同投保单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部分虽有杨百琴的签名，但该部分内容并未加黑加粗，且字体偏小，不易看清。
保险合同第六条红利事项载明：“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在符合保险监管机构规定的前提下，本公司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如果本公司确定本合同有红利分配，则该红利将分配给投保人。”
本案所涉保险单背面附有现金价值表记载，本案所涉保险产品以保单载明的每1000元标准保费为标准，4年度末现金价值为1006元。
保全业务受理单显示，本案所涉保险退保，保险公司向杨百琴退回638639.85元，其中退保金额为607793.33元，红利为29078.15元，红利利息为1768.37元。该保险业务受理单由杨百琴签字，确认日期为2014年8月14日。杨百琴和保险公司均认可杨百琴已收到上述金额。
本案所涉人身投保提示书中记载：五、“犹豫期”后解除保险合同请您慎重，若您在犹豫期后解除保险合同，本公司自当日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根据合同条款中解除合同的有关规定退还现金价值或相应保险费，您可能会蒙受一定的损失，请您详细了解，慎重决定。六、请您充分认识分红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风险和特点，（1）如果您选择购买分红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分红水平主要是取决于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成果。如果实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假设，保险公司才会将部分盈余分配给您。如果实际经营成果差于定价假设，保险公司可能不会派发红利。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演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不能理解为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该投保提示书第二页下方方框内打印有“本人已详细阅读并理解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及以上事项”，并有“杨百琴”签字。
本案所涉保险合同送达书记载主要内容为：在您收到本保险合同后，请认真核对合同构件是否完整，有无缺页、遗漏，检查合同内容与您的投保要求是否一致，并仔细阅读保险条款。保险合同构件：保险单、现金价值表/保单费用扣除及权益表、保险条款、保险费交付凭证、投保单客户留存联。以上各项如有疑问和差错，请向经办员或我公司咨询。该保险合同送达书下方书写有“本人已阅读产品说明书及保险条款及分红的不确定性。”及“杨百琴”签字。
一审庭审中，杨百琴不认可人身投保提示书方框中签字系其本人书写，亦不认可保险合同送达书下方书写有“本人已阅读产品说明书及保险条款及分红的不确定性。”及“杨百琴”签字为其本人书写。对此保险公司表示，在合同订立之时，因上述手续为银行收集，故保险公司并不知晓上述手续中的签字非杨百琴本人书写。此外，上述签字即便不是杨百琴书写，在杨百琴已足额交纳保费，拿到保险合同4年有余，未向保险公司提出过异议的情况下，充分说明杨百琴已经认可保险合同的内容，因此非杨百琴签字的情况并不影响本案合同的效力。
一审庭审中，保险公司表示祖某是其工作人员，她通知杨百琴退保，可能是因为内部系统故障或其权限所限，她误以为本案所涉保险合同没有退保，所以才善意提醒杨百琴退保。而康某不是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经法庭询问，杨百琴称主张的48037.48元，系以60万元为本金，4年为期间（3年期存款利率为3.2%，1年期存款利率为2.25%），计算其应得利息为71100元，扣除已得到的38639.85元，剩余金额为32460.15元。
一审法院认为，杨百琴和保险公司之间签订的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保险公司是否对杨百琴就涉案合同红利的不确定性已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对此，法院做如下分析：
杨百琴自银行处购买涉案保险产品，尽管杨百琴在投保单上签名真实，但保险公司的投保单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部分的内容并未加黑加粗，且字体偏小，不易看清。现有证据显示，杨百琴确认并签字的内容仅为“保险人已经向投保人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尚没有达到明确说明的标准，不能据此认定保险公司向杨百琴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
涉案保险产品说明义务的目的是让投保人理解与其权利义务相关条款，如红利分配条款的概念、内容、法律后果，其标准是投保人实际理解或者明了。投保人是否实际理解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难以衡量。形式上，只要保险人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对红利分配条款、免责条款等有显著标志（如字体加粗、加大、相异颜色等），附有“投保人声明书”，投保人签字确认并同时表示对相关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均已经明了的，可认定保险人已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本案“投保人声明书”的内容并未采用加黑加粗等显著标志，此外，保险公司和杨百琴均认可涉案保险合同送达书上“本人已阅读产品说明书及保险合同条款及红利的不确定性。”、“杨百琴”签字及投保提示书中“杨百琴”签字均非杨百琴本人所书。在此情况下，尽管本案中杨百琴就涉案合同提前退保，但仍应认定杨百琴对涉案保险产品的红利分配方案的认知与保险条款不一致，并确认保险公司对于涉案保险产品的红利分配条款并未向杨百琴履行明确说明义务。
本案中，保险公司在向杨百琴销售涉案保险产品时，未能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使杨百琴产生误解，将涉案保险产品误认为是高息理财产品加以购买，给杨百琴造成了利息损失，故保险公司应赔偿杨百琴的损失。杨百琴主张红利损失按同期存款利率计付，因2010年5月到2014年8月间，同期存款利率不断变化，为便于计算，酌定红利损失按年利率百分之二点五计付。杨百琴交纳保险费60万元，保险合同存续期间计四年，利息为6万元，扣除被告保险公司已付红利38639.85元，保险公司应给付杨百琴红利损失21360.15元。据此判决：一、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百琴支付红利损失二万一千三百六十元一角五分。二、驳回原告杨百琴其他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公司在向杨百琴销售涉案保险产品时，是否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以及是否应对杨百琴因误解而导致的利息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系体现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基本要求，并应具体包括订约说明义务和对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两方面内容。与此同时，因保险合同具有专业性，故拥有专业技术优势的保险人特别应当对涉及双方当事人重大经济利益的条款进行说明，以使最终成立的保险合同建立在双方充分理解合同条款含义的基础之上。
结合本案，涉案保险产品因涉及红利分配，较之一般保险产品更具专业性和技术性，一般投保人对红利分配条款的概念、内容、法律后果等保险术语的含义均不甚了解，故保险人更应本着最大诚信原则，全面、客观、明确、有效地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但是，本案“投保人声明书”的内容并未采用加黑加粗等显著标志，且涉案保险合同送达书上“本人已阅读产品说明书及保险合同条款及红利的不确定性。”、“杨百琴”签字及投保提示书中“杨百琴”签字均非杨百琴本人所书，均表明保险公司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存在明显瑕疵，且未能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客观上使投保人杨百琴产生误解，将涉案保险产品误认为是高息理财产品加以购买，进而造成一定的利息损失，保险公司应对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情况，酌情判令保险公司支付杨百琴利息损失，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无不当，应予维持。保险公司提起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4元，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温志军
审 判 员 王 翔
审 判 员 李 军
二〇一七年九月七日
法官助理 李晓蕊
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