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322刑初108号
公诉机关博罗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孙理峰，男，1962年9月2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博罗县。因涉嫌诈骗罪，于2015年5月20日被博罗县公安局抓获，同日被刑事拘留，经博罗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同年6月4日由博罗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博罗县看守所。
辩护人欧惠忠，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博罗县人民检察院以博检公诉刑诉〔2015〕139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孙理峰犯诈骗罪，于2016年1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博罗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梁海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孙理峰及其辩护人欧惠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1992年期间，被害人陈某1出资委托林某1代其征收博罗县罗阳镇鸡麻地村第六小组上浪（文昌公）约63亩的土地，林某1便以环宇特种装饰工程总公司的名义委托博罗县金龙房地产公司、博罗县投资发展公司代征上述土地，陈某1先后共支付了约260万元的征地款。1997年陈某1因犯罪被判刑入狱。2008年，博罗县人民政府征收包括上述土地在内的鸡麻地村第六小组的土地建设体育中心时，将上述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共3536400元转至鸡麻地村第六小组的账上。2009年，被告人孙理峰伪造征地合同、补偿协议等材料，假冒上述土地的征用人，从鸡麻地村第六小组领取了3321400元征地补偿款。破案后，赃款无法追回。
公诉机关就上述指控的事实提供了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孙理峰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鉴于被告人拒不供认犯罪事实，诈骗数额达3321400元。建议对被告人孙理峰判处十二年以上十四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被告人孙理峰当庭辩称涉案土地是其买的，不认罪。
辩护人欧惠忠辩称被告人无罪，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所涉土地的买卖过程：孙理峰与罗阳镇鸡麻地管理区六村（下称六村）的干部原本比较熟。当了解到陈某1的博罗县食出贸易发展公司需要买地时，林某1与孙理峰商定，先由孙理峰的博罗县宏达工贸有限公司（下称宏达公司）征得该地再转让给林某1，随后林某1提高差额后再以“代征”的方式转让给陈某1。二、关于孙理峰获得政府补偿款的经过。博罗县人民政府在决定征用本案所涉土地用于建设体育中心后，当向六村了解到该土地已于此前被孙理峰的宏达公司征收时，博罗县国土资源局与博罗县罗阳镇人民政府曾先后下发了三份红头文件。第一份于2008年8月19日作出的《关于增加县体育中心新征地的请示》（博国土资[2008]209号）；第二份于2008年10月15日作出的《关于县体育中心新征地补偿问题的请示》（博国土资[2008]243号）；第三份于2008年11月25日作出的《关于宏达公司填土有关情况的报告》（博国土资[2008]303号]。正由于有上述三份文件对相关问题的确认，孙理峰才收到通知并据此获得了补偿款项。不难看出，政府及土地主管部门对该土地的权属及该土地先由孙理峰的宏达公司征收后再转让给了陈某1的食出贸易公司是清楚的，把补偿款先补偿到六村再由六村转给孙理峰，然后由孙理峰与下家进行民事上的结算处理，也是正确的。三、关于对被告人孙理峰提出一系列的指控问题。（一）公诉机关称，被告人孙理峰伪造征地合同、补偿协议等材料。孙理峰有可能涉嫌制作、伪造的材料主要有：1、与六村签订的《征用土地合同书》；2、与李某3签订的《补偿协议书》及李某3出具的《收据》；3、与苏某4康签订的《填土合同书》及苏某4康出具的《收款收据》，等等。我们认为，不管是何种情形，之所以制作了这些材料也罢，还是伪造了这些证据也好，目的均为了应如何确定补偿问题而来的。政府在第一份红头文件中就已经确定了本案所涉的土地是被宏达公司征收的，就应如何确定补偿款项的数额问题，政府决定交由中介机构即惠州广诚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评估。但当会计师事务所要求孙理峰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时，由于事隔多年、时过境迁，而且时间紧迫，在一时无法收集到当年的原始相关材料后，提交了这些大概与当年事实相符的材料作为参考的基本数据。孙理峰当年与六村签订了《征用土地合同书》，六村的村干部及所有的知情人可以证实，确有其事。该原始合同在村干部换届时也作了移交，可后来确实是被大水冲走遗失了。孙理峰手上的那一份也因数年前被检察机关扣押后而未予归还致使无法找到。因此，六村与孙理峰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即便是补签一份征地合同也觉得符合情理。至于说上述《补偿协议书》上李某3的签名，虽然不是李某3所签，但李某1承认，这是他代其妹夫李某3的签名，并由李某3补盖了私章，而且他们当时的补偿款也是向孙理峰要的。尽管证据材料及数据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然而这些证据材料及数据乃至会计师事务所凭此做出的《专项审计报告》，全部被作废，与孙理峰领取到六村的补偿款300多万元毫不相干。（二）公诉机关称，被告人假冒土地征用人，从六村领取了3321400元。我们认为，所谓假冒应有假冒他人的行为，即以被假冒人的名义，企图以假乱真，使人误信。本案中，孙理峰自始至终均以自己或者自己的宏达公司的名义，从来就没有假冒他人。如上所述，根据政府的三份文件，确定了他的宏达公司就是本案所涉土地的第一个征收人，也因此才有资格领取了六村的300多万元。这是名正言顺、无可厚非的事。根本就不存在假冒的问题。（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孙理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了他人财物。起诉书认为陈某1是本案的被害人。辩护人觉得欠妥。首先，陈某1个人并不能等同于陈某1所在的国有公司即博罗县食出贸易公司。假如食出公司因本案所涉土地的转让合同关系而获得了款项，应当是作为公司的财产，并不是陈某1个人所有。同时，陈某1根本就没有损失更加没有被害，因为就本案所涉土地的几个转让关系，陈某1或者说其所在公司，当时只支付了280万元，而其转卖给水电公司时却已获得了巨额盈利。其次，孙理峰也没有从陈某1个人处或其所在公司骗走款项的事实。再次，孙理峰之所以能领取了上述300多万元的补偿款，是基于政府的上述三份红头文件确定的，而并非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最后，孙理峰正因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才会有后来与陈某1通过多次协商，并最终达成撤案结款的协议。
综上所述，孙理峰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陈某1或其所在公司从来就没有与什么人签订过本案所涉的土地征用合同，虽然与林某1借用的环宇特种装饰工程总公司签订了—份《代征土地协议书》，但作为代理方，也未曾以被代理方的名义与六村签订过征用合同。本案是一宗典型的按照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一种炒卖地皮行为，纯属一起民事纠纷。当然，也不排除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存在行政不当的问题，比如应当加强该补偿款的监管。又比如，陈某1手上持有的《规划许可证》，到目前为止，国土、规划等部门查不到陈某1或其所在公司与该宗地征用的任何手续及档案，规划部门也不认可该规划许可，因此该《规划许可证》存在严重的虚假问题。孙理峰原本想领回了该土地的补偿款项后，将与林某1及陈某1进行结算。基于本案的事实过程比较复杂，有可能是政府或是六村把补偿款项给错了人，孙理峰或许最终不应得到这些款项，那么冲其量孙理峰也只不过是民事上的不当得利之嫌，利益相关方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主张其权利，被告人孙理峰没有主观恶意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
经审理查明，1992年期间，被害人陈某1出资委托林某1代其征收博罗县罗阳镇鸡麻地村第六小组上浪（文昌公）约63亩的土地，林某1便以环宇特种装饰工程总公司的名义委托博罗县金龙房地产公司、博罗县投资发展公司代征上述土地，陈某1先后共支付了约260万元的征地款。1997年陈某1因犯罪被判刑入狱。
2008年，博罗县人民政府征收包括上述土地在内的鸡麻地村第六小组的土地建设体育中心时，将上述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共3536400元转至鸡麻地村第六小组的账上。2009年，被告人孙理峰伪造征地合同、补偿协议等材料，假冒上述土地的征用人，从鸡麻地村第六小组领取了3321400元征地补偿款。破案后，赃款无法追回。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且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
二、抓获经过，证实被告人孙理峰于2015年5月20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无自首情节。
三、人口信息，证实被告人孙理峰作案时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四、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陈某1述称，1992年12月1日，其公司委托环宇公司到鸡麻地六村征收4万多平方米的土地，在2008年期间因政府建造体育中心规划中要征收该土地，但政府的补偿款被一个孙理峰的人冒领。该土地有博罗县规划局核发的规划证，有征地双方确认的地块红线图，并盖有当时被征地的村委会及村小组公章。当年是用其承包的博罗县食出贸易发展公司的名购买征地。当年，他的一个朋友林某1对鸡麻地六队的村干部比较熟悉，为了方便于是其叫林某1代去征地并办理一切手续，征地款全部由其支付，其与林某1还签订有代征土地协议书。林某1当时在惠州粤海公司工作，但他为何用环宇公司的名去征地其就不清楚。其于2010年12月13日刑满释放后，到国土局了解才知道其的土地补偿款被孙理峰冒领，共领走350多万元。
孙理峰在前段时间主动与其联系，愿意跟其协商，从他领取的土地补充款3321400元中退回220万元给其，并要求其向公安机关提出不予立案申请，所以其今天（2013年8月23日）来向公安机提交申请要求。后来，孙理峰没有退回钱给其,他说在政府领的钱，跟其无关。
其在1992年（实际是1993年）4月份将鸡麻地文昌公42092平方米土地转让给惠州市水电工程公司，对方公司的负责人姓卢。
涉案土地的规划许可证在1993年3月9日由其本人去办理，当时是以香港东兴行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申请征地兴建饲料有限公司，申请征地报告没有其公司的盖章，因为当时的政策是申请政府用地要用外资公司申办工业用地比较好批，所以用香港东兴行投资有限公司申请的，东兴行并没有出资购买土地。因此申请用地单位一栏是东兴行，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用地单位是食出公司。
五、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被告人孙理峰于2013年3月5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其在1993或1994年认识陈某1，没有合作过生意。当时其在宏达公司工作，该公司1992年成立，有其、骆某1、陈某4战。1992年底，其在6村买了4万多平方、在9村买了2万多平方地皮。现在，其不知道6村购买土地的合同、付款收据放在什么地方了。其当时找叶某1购买土地的，其公司的人全部都知道。这块地算补偿青苗、鱼塘等共买了400多万元，当时其公司付了多少钱不清楚，有些钱是其公司转账支付的，有些是林某1付的。因为在1993年其又将这块地转卖给林某1，所以没有交齐的款由林某1支付。其跟林某1的交易双方有合同但不知道合同在那里。其不知道陈某1在1992年委托林某1去六村代征土地的事情。其在6村买的地被政府征收做体育中心，当时领取了320万元的补偿款，因为当时其跟六村签购地合同的，其转卖给林某1后，6村跟林某1没有合同，所以其去领取。其去领取钱的事情林某1不知道，也没有告诉他，因为当时林某1跟其买地时只付了5万元，其余300多万元是其给的，所以其认为这块地还是其的。
2013年4月18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其从鸡麻地6村领取了征地补偿款3321400元。1992年，其在罗阳镇鸡麻地村6队购买了4万多平方米的土地，2008年博罗县政府征用该地建体育中心。其购买的土地的地名叫“柑园”，当时该地都是鱼塘、柑树还有猪栏等。其跟6村购买土地签的征地合同及付款收据没有找到，在2007年或2008年，其被惠州市检察院抓获协助调查惠州市银华公司的案件时，放在宏达公司的有些合同票据被检察院拿走了，估计是那次丢失的。其没有和林某1一起跟6队队长“阿年仔”在1993年签名征收6队土地的合同，也没有跟林某1一起合作到6队征收到地后转卖给陈某1。1992年，其自己找当时的村长“阿年仔”商谈购买地名叫“柑园”那块4万多平方米的土地，没有跟林某1一起去。其购买这块地怎样付款、付了多少款已记不清楚了，收据也不知放在那里了。买地一年之后，其将该地转卖给林某1，后来听说他卖给了陈某1。当时，林某1只付了5万元定金给其，就再也没有付钱了。当年跟6队征收土地时，征地款都是其自己亲自交给村小组的，有些钱是转账，有些是现金。
1992年底，其确实跟林某1一起去征地，但当时是否陈某1委托征地其就不知道。但是，当时我们二人要征鸡麻地5队和6队交界有一块70多亩的土地，后来因为跟村民没有谈妥青苗的补偿陡题，没征收到。县政府征收6队“柑园”建体育中心时，其没有当年征地合同，当时其找6队小组长“豆腐”，后来村干部也讲当年地是其去买的，后来征用土地补偿款时，其又跟村小组补签了一份合同，这样就认定地是其的，征地款就由其拿走。其买地的合同丢失了。这块地其卖给林某1当时只收了他5万元定金，他与陈某1之间的事情其不清楚，土地是其最早买的。
2013年6月24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其于1992年向6队购买了4万多平方米的土地，签有合同，合同现无法找到。当时以25000元一亩买的，付了140多万元，没有付清。没有到政府部门办理任何手续，其现无法出示当年购买土地的有关收据等相关凭证。因为1996年其被惠州市检察院传去协助调查惠州银华公司案，其公司有一些账本合同被扣押拿走了，到现在也没有拿回来。2007年11月，其和6队补签有一份征地补充合同。2007年下半年，其得知县政府要征收其原在6队地名“龙门架”购买的4万多平方米地建体育中心，当时其跟工作人员反映鸡麻地6队“龙门架”那个地方4万多平方米土地是其买的，现合同遗失了。其当时也向6队干部叶某3反映过那块地是其买的。后经政府有关部门调查，这块地是其公司购买的，但没有及时办理国土证，所以征地领导讲补偿土地款不能直接补给其，要补回给村，再由其跟村交涉，所以其才起草那份补充征地合同。其也不清楚6队为何拿不出当年其签的购买土地合同，村干部都说找不到。其没有在1992年跟林某1一起到6队代征60多亩鱼塘的土地，然后转卖给陈某1。但在1993年初，其确实跟林某1到7队想购买“文昌公”那个地方的土地，当时想买60-70亩，但因为其跟7队村民因青苗补偿款的问题没有协商好，所以土地没有买成，当时也没有说这块地转卖给陈某1的。林某1当年没有转交过280万元给其去同陈某1代行征土地。1992年，其去6队购买土地时，并没有同林某1讲过一起购买土地然后转卖给陈某1的公司。其领取县政府的征地补偿款后，陈某1打电话给其叫其退回三百多万元补偿款给他，其就说当时是林某1同其签购买这块地的合同，其要当面同林某1对数、讲清楚。当年林某1跟其买土地签的合同，其现在也找不到了，林某1当时有一份的。
2013年9月23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其今天与陈某1一起到公安机关来反映情况。根据陈某1提出的要求，在其领取的土地补充款中给220万元给他，他向公安机关提出不予以立案申请。2008年，除了当年卖地时没有交清的约21万元外，其共领取了3321400元。其领取的土地补偿款还没有给220万元给陈某1，待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后，其还要跟陈某1办理一些手续才给钱。这件事是双方协商的，他提出来的，他没有威胁其。其承诺会按时给回220万元给他，但要分期分批给。
2015年4月28日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称，1990-1994年期间，其没有在金龙公司和投资公司当业务员，但其于1990年就认识金龙公司经理许某来、副经理蔡某1和投资公司总经理曾某兴。宏达公司大概在1991-1992年成立，其任该公司法人和经理，该公司职员其记不清楚了。宏达公司与金龙公司、投资公司有做过生意。1991-1992年期间，在鸡麻地6、7、9村都购买过土地，其中9村那块地已转让给金龙羽做了厂房，6村和7村的土地现在建了体育中心。三块地都是以金龙公司的名义去征地的，由其公司出资的。当年的购地合同和付款凭证都在1994-1995年间被惠州市人民检察院和惠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怀疑其行贿而拿走了。其购买6村那块地的地名叫“文昌公”，面积60多亩，是其公司在1991或1992年买的。60多亩地当中有20-30亩是鱼塘，剩下的是柑树还有蕉园。鱼塘承包主是李某1，柑树和蕉园是谁的记不清了解。鱼塘赔偿了100万给李某1，柑园和蕉园赔偿50到60万元。鱼塘那100万是以投资公司名义赔偿的，其给现金给投资公司，由投资公司代付，当时投资公司有收据给其，现在不见了。其他赔偿款都是以宏达公司赔偿的。当时6村这60亩土地中的鱼塘填土工程是苏某4康和胡某等人做的。2008年10月，县征地领导小组和县国土局联合发文给其公司，要征收其公司的土地建体育中心，叫其公司提交这块地的支出情况去会计事务所审计，其提供了收款收据、有关填田合同赔偿协议书、与六村的补充征地合同，那些单据有宏达公司盖章的都是其公司支出的。其当年给鱼塘承包人100万的赔偿款，记不清有无跟对方签补充协议书。其不认识投资公司的职员温某1。
2015年5月20日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称，其至今没有找到当年购买6村土地的付款凭证。因为当时的政策规定个人公司是没有权去征购土地的，其就委托投资公司和金龙公司去6村购买这块土地，然后其通过其公司（宏达公司）的账户从中行、建行、广发行、农行转款到投资公司和金龙公司的账户。其记不清楚共付了多少钱到以上委托的公司的账户，要到银行查才清楚，其公司有记账的，但在1994年和2011年时因惠州市检察院和惠州公安局经侦支队分别搜查其公司办公室，将公司账本都拿走了，至今没有给回。其领取的332万多元用在公司的生意上了。2008年10月给广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报告及有关票据是其提供的，是县国土局叫其公司对六村购买的这块地用了多少钱进行审计，所以其才做的。
2015年5月21日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称，其认为自己不构成诈骗。政府赔偿的3321400元是其拿了，但是6队的63亩土地是其出钱购买的，这些钱就应该赔偿给其。至于为何不将购买这63亩土地的付款凭证是从哪个银行转账的信息提供给公安机关，是由于其购买土地的那些合同、票据在1996年时因惠州市人民检察院在侦查惠州银华公司经理邹某案件时，怀疑其行贿，搜查了其公司并扣押了一些账本和票据去调查，但这些账本没有拿回来。2011年7、8月，又因为涉嫌陈某4欢的案件怀疑其行贿，惠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又来搜查其公司一次，又带走其公司的一些账本及合同票据，后来这些账本都没有领回来，其中就有些是其当年购买土地的合同和票据。当时，写有扣押物清单给其，后来其回来后，这些扣押物品清单不知道丢到那里去了。其在1997年到惠州市检察院询问被扣押的公司账本，要求领回但没有领回。2012年3、4月，其又到惠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要求领回其公司被扣押的物品，但也没有领回全部资料，只领回部分票据、合同，但也没有6队这块地的资料。其领取的补偿款3321400元被公司做生意用了，但大部分被其借给别人了。当年（2009年7月），其自己去问村干部土地款有没有到，村小组干部告诉其，其才去领这300多万元的土地款的。
其提供给广诚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同、收据等材料中：合同由其制好之后给村小组干部叶某3看过之后签名盖章的。填土款是其给钱之后，苏某4康开票的。李某3的补偿猪栏款是其自己制票后，因为已给了钱给他而他不肯签名，其自己写上他的名字上去的，因为他提出要150万元，其不同意，所以他不签名。补偿票据上“补偿猪栏、房屋、鱼塘款”1202000元都给了。这些钱都是其公司付的，一部分是现金，一部分是其在银行开户写李某3的名字存入钱给他的，但其在什么银行开的户记不清楚了。其至今认为该块地是其公司买的，只不过购地的资料及票据丢失了，其不认为自己是犯罪。
六、证人证言
1、林某1的证言证实，陈某1原是博罗县食出口公司下属一个公司的经理。1991年年底到1992年期间，陈某1的公司委托其替他到博罗县罗阳镇鸡麻地村第六村小组征地，当时我们讲好由其去找人负责征地。土地征收好时，其又开出一个价钱卖给陈某1，从中赚取差价。1992年，其与陈某1签订了一份代征土地协议书。
2014年12月，其刑满释放回家后重新找到了当年陈某1的公司委托其去鸡麻地村第六村小组征地的原件合同及有关付款凭证，并提供给公安机关，包括当年其委托金龙公司、投资公司去六村征地的合同、其公司付款给投资公司的征地款银行汇票、其付款给孙理峰去交土地款的收据、其公司与金龙公司和投资公司三方于1995年就购买六村63亩地的结算清单，均是原件。
当年，很多公司都有做“炒地皮”生意，其知道最早到6村谈63亩土地的是金龙公司，当时这63亩地都是鱼塘。孙理峰当时在金龙公司做业务员，其是通过投资公司的经理曾某兴认识他的。当时，其了解到陈某1的食出公司想购买地皮。为了做好这笔中介生意，其跟曾某兴的公司和金龙公司的经理蔡某1商量，其以环宇公司为名委托金龙公司、投资公司去6村征那63亩鱼塘的土地，然后其再转卖给陈某1。当时签有合同，合同规定金龙公司、投资公司以43元每平米卖给其，其又以83元每平米转卖给陈某1，包括办好证件及赔偿青苗、房屋补偿在内。签订的合同为《联合征用工业用地合同书》，签订时，其和曾某兴、蔡某1、投资公司的出纳员温某1在场，其和曾某兴在曾某兴办公室签名，金龙公司法人许某来是由曾某兴带合同去给他看后签名的。当时，合同以环宇公司为乙方是因为当时其注册的新峰公司还没有成立，所以只好借用其同学张某赞的环宇公司来签合同。我们签订这份合同，陈某1不知道的。
1993年春节后，孙理峰成立宏达公司，1992年时他是没有公司的。1992年，陈某1委托其去6村征地期间付了260多万元到其公司。征地过程中，陈某1付款到其的环宇公司，然后其又转付款到投资公司，由投资公司付土地款给6村。当时为了好办证，投资公司付给6村的土地款收据都是写“博罗县食出贸易发展公司”付的。其总共付了280万元给投资公司，其中100万元是其公司通过博罗城信社光明储蓄所汇款到投资公司转交给鱼塘承包人李某3的，另180万元是按43元每平米计算付给投资公司转给6村及付给规划局办证及丈量土地费用的。这些都有当时的投资公司经理曾某兴、金龙公司法人许某来的亲笔签名。
其帮陈某1代征6村土地时，孙理峰没有出资。金龙公司、投资公司也没有出资。所有的钱都是陈某1的公司转给其，然后由其转到曾某兴的投资公司去支付土地款。至于其委托投资公司、金龙公司去六村征地，为何会有孙理峰跟6村以及跟其本人有联系，并产生孙理峰在付土地款的收据有名字？这是因为当年孙理峰在金龙公司任业务员，是金龙公司、投资公司安排孙理峰具体去同6村谈征购这63亩土地的事，有些付款是委托孙理峰去交的，所以写有孙理峰的名字，但孙理峰的宏达公司是没有支付过这63亩鱼塘的土地款的，1992年孙理峰还没有注册公司，我们在1992年10月就已开始付土地款给6村了。
其确认，李某3领取的100万元青苗补偿款是其转到投资公司后，转付给李某3的，其还保存有当年通过博罗城信社光明路储蓄所分别汇给投资公司，转交给李某350万元以及他的岳父李某150万元共100万元的记录及付款账号。温某1是投资公司的出纳员，中国工商银行汇票存根的钱都是陈某1转给其环宇公司，然后其转到曾某兴的公司去6村交款的。
李某4英是环宇公司的会计。当年，其收到陈某1公司购买6村土地款后就通过环宇公司公司的账号付款给投资公司，由投资公司去支付给6村。后来，其注册的新峰公司成立后，其也有从该公司付款给投资公司。
另外，1993年，其给了60万元给孙理峰去六村代征“完角”50亩土地，但孙理峰收到钱后没有征收到，据他说是因为同村民没有谈妥征地补偿问题，但这与陈某1委托其去征那60多亩鱼塘的土地是没有关系的。
2、叶某1的证言证实（2013年1月23日），其从1985年起任6村村长至2000年退下来。1992年，孙理峰、林某1来找六村干部想购买六村“文昌公”63亩土地，后六村小组干部经村民代表同意以3万元一亩，卖了63亩土地给孙理峰、林某1。开始是孙理峰和林某1以宏达公司的名义来征地的，并签有征地合同。但后来其听陈某1讲是他委托孙理峰和林某1以公司的名义来购买土地的，钱是陈某1的公司出的，但内情是怎样他们之间才清楚。其于1980年已认识孙理峰，是博罗一间房地产公司老总曾某兴介绍来其村购买土地时认识他的，后来我们之间相互有来往。购地款是孙理峰来交的，是银行转账的，其签名的，这些钱都已经入村小组账。
（2013年4月16日）证实，在1992年时，其村小组“文昌公”这个地方都是村的鱼塘。后来，其认识的朋友孙理峰找其说有人想购买这块土地。之后其通过村及小组干部讨论同意将该土地转让。当时是孙理峰先找其商量的，后来他又带林某1来。“文昌公”这63亩土地的征收合同是其代表村跟孙理峰、林某1签的。当时孙理峰签订合同时用什么公司名称其记不清楚了，原始合同有他们公司盖的印章。购地款都是由孙理峰银行转账的，有些是他直接拿现金来交的。孙理峰到村交购地款时，其曾听村民说实际购买该土地的人是博罗县食出公司的经理陈某1，是他出钱叫孙理峰来办理的。其曾亲口问孙理峰是否有这回事，但孙理峰当时没有回答其。购买文昌公63亩地，孙理峰没有交齐地款，还欠20多万元。另外，其知道孙理峰当时在鸡麻地七队买有一块地叫“柑园”的约100亩度。1993年4-5月，浪头村民苏某1承接了文昌公这块地的鱼塘平整土地工程，其才认识陈某1并知道这块地是陈某1的公司购买的，后来因为这块地的填土工程，陈某1跟其接触很多，相互之间也清楚这块地是谁的。孙理峰办完这块地征收手续后就没有来找其。
（2013年6月3日）证实，当时，其跟孙理峰签“文昌公”上浪鱼塘60多亩土地“征用土地合同书”时，六村小组的干部都在场，是在其家签的。孙理峰那方来了两个人。当时，其并不认识林某1。其跟孙理峰签的征地合同在其离任时移交给村小组。（经公安机关出示六村现任干部叶某2提供的一份时间为1993年的“征用土地合同书”（卷五21）辨认，其指出合同书上的签名确是其签的,但合同所述的土地是“完角”旱地，孙理峰没有买成。）当时，确实是孙理峰来找其谈买地的事情，也是他拿钱来交给村小组转账入账的。但是。经其了解土地是陈某1出钱委托他来办的。因为当时其不认识陈某1，也没有核对这件事，反正村小组已经收到了出让土地款。当时鱼塘是李容添承包没有青苗，63亩全是鱼塘，鱼塘边上有几间猪舍。补偿猪舍、鱼塘的钱由征地方直接补给承包人的，由他们之间协商。
（2015年8月11日）证实，现县体育中心篮球场至足球场一半这范围的地方，我们村叫“文昌公”，习惯上“文昌公”和“上浪”两个名是重叠的叫法，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当年，征购“文昌公”的土地时，曾某兴曾和孙理峰一起来过，但曾某兴来过一次就没有来了。公安机关出示的一份“文昌公”63亩地“征地合同书”经其辨认，合同上的签名不是其亲笔签名。公安机关出示的收据“收到博罗县宏达工贸实业公司代付惠州新峰公司征地（文昌公鱼塘）款20万元”，经其辨认字迹和签名都是其写的，记得当时是孙理峰付款时叫其这样写的。开该收据时，村小组会计叶某4、出纳叶某5友知道，该款已入村小组账。购地款都是孙理峰来付的，但钱谁出的其不清楚，每一笔付款村小组都写有收据给孙理峰带走的，如果收支票，我们也会转账后写回收据给他。
（2015年10月29日）证实，1992年至1993年间，孙理峰找其想购买“文昌公”63亩鱼塘的土地，其和孙理峰签订“征地合同书”，当时村小组会计叶某4知道。还有一次，孙理峰找其和叶某4想征“完角”（地名）的水田和山丘地，谈好后他就拿了一份已打印好的“征用土地合同书”来，其和孙理峰二人签名，签合同时林某1没有在场，但合同书有林某1的名。林某1只来过一次，见过一次面。公安机关出示一份“征用土地合同书”经其辨认，该份合同是其签的，公章是叶某4盖的，但该合同是指征购“完角”这块地，后由于孙理峰与村民没有谈好青苗补偿，土地没有卖成。“文昌公”那块地的合同，当时是孙理峰写好拿来给其签名的，是手写的。
3、李某2的证言证实(2013年1月10日)，其1992年任鸡麻地村委文书，认识陈某1，他原先是博罗县食出贸易公司的经理。1992年期间，陈某1的公司在鸡麻地六村购买土地，后他要到政府相关部门办理手续，到村委会盖公章，这样其就认识了他。他在六村叫“文昌公”（地名）购买土地，当时六村小组干部叶某1比较清楚陈购买土地的事情。他当年在六村买的土地面积约有60多亩，购买土地款当年在六村入账。其不知道他买的土地是否有办理国土部门审批的有关手续，但其有盖村委会公章给他去办证，该地在2007年被县政府征收用于建造体育中心。
4、李某1的证言证实，其从1989年至2008年任鸡麻地村委书记。1993年，其与妹夫李某3承包了六村文昌公的8口鱼塘面积约60多亩，因为该地被六村卖了，其找到征收土地的孙理峰催交当年的几千元公余粮款，孙理峰叫其去陈某1的公司拿钱。其当时代表村委会去收公余粮款的，当时村委文书李某2也清楚。当时，孙理峰来征收60多亩土地，是他来办理征地手续的。1993年，其承包的“文昌公”鱼塘被村卖给孙理峰，第二年孙理峰要填土，其找他要求对60多亩鱼塘的鱼作出赔偿后才能填土。后来，其与妹夫李某3找他协商赔偿的问题，双方谈好赔偿100万元，但谈好之后，孙理峰叫其找博罗工业发展公司经理曾某兴要，后其找到曾某兴公司，曾某兴给其和李某380万元。至于为什么是孙理峰征收土地，而补偿款由曾某兴支付其就不清楚，是孙理峰叫其去找曾某兴的。
其印象中与征地一方有签订补偿协议，（公安机关出示一张甲方代表为投资公司和金龙公司补偿协议书给他辨认）经辨认，该协议书是真实的，“李某1”三个字是其签的，李某3的名字是其代签的，后来李某3补盖他的私章。对于该协议的甲方是投资公司和金龙公司，原因是其在1992年时和李某3承包的文昌公鱼塘被六村卖了，但是鱼塘的补偿款及当年要交的公余粮却没有按时作出补偿。于是其就追问当时来六村征收土地的孙理峰，孙理峰叫我们到投资公司找曾某兴，后来其多次找曾某兴谈好了补偿，该协议是曾某兴他们制好之后由其签名。
最早是孙理峰找其谈购买63亩地的事情，由于村里收不到公余粮的补偿，其就去了解63亩土地的公余粮要向谁收时，才知道投资公司曾某兴派孙理峰来办事的。后来其找曾某兴收公余粮款，曾某兴跟其说他的公司是代陈某1的博罗食品贸易公司去购买土地的，叫其去找陈胜辉的公司收应交的公余粮款。第一年，我们派人去收到了款，第二年陈胜辉就被抓了。当年其承包的鱼塘没有耕地，共有八口鱼塘，63亩左右。100万元补偿款是由其写收据让其妹夫李某3拿去投资公司领钱的，其还保存有收据的存根，50万元一张，共二张。
5、李某3的证言证实，1992年，其承包了六村上浪的60亩鱼塘，大概在1992年至1993年期间，孙理峰想买这60亩鱼塘，要先征得其同意解除承包合同，并对其作出补偿。孙理峰当时跟其讲这60亩土地是他代曾某兴的广博实业公司购买的，后来孙理峰买下这60亩鱼塘。当时一直是孙理峰找其谈鱼塘补偿问题，其提出要补偿100万元。孙理峰代表曾某兴的公司成功购买了土地后，曾某兴的公司派人来制止其不准再养鱼、养猪，但赔偿款没有到位，于是其就多次找孙理峰追补偿的事情，后来其就直接找曾某兴要补偿款，曾某兴叫其带票到他的公司去领钱。其买了本发票本，分别写了两张收据到他的公司，由曾某兴亲手写一张100万元的现金支票给其，其拿到广发行兑现。孙理峰对鱼塘作出补偿时，其与孙理峰没有签协议。（公安机关出示广诚会计所提供的补偿协议书复印件给李某3辨认，其确认上面“李某3”的姓名不是其签的）。（公安机关出示广诚会计所提供的1992年10月6日宏达工贸有限公司的猪栏、房屋以、鱼塘补偿款120200元的收据给李某3辨认，其确认上面“李某3”的姓名不是其签的，其没有收到宏达工贸有限公司的补偿款120200元。）其不知道博罗县宏达工贸有限公司是谁的，其认识孙理峰时他没有公司的。
其对当年与曾某兴谈赔偿时有无签补偿协议书记不清楚了。（对公安机关出示的赔偿协议书，共经辨认该内容是真实的，但名字是其老婆哥李某1代其签的，赔偿了100万元也是真实的）。当时，其买好收据由其老婆哥李某1写好后，由其拿去曾某兴的公司领取的。孙理峰的宏达公司没有给过鱼塘补偿款。
6、苏某1的证言证实，其又名苏某5。1992年，陈某1请其的工程队在鸡麻地六村做过一宗鱼塘的填土工程。当时，其跟陈某1签订有填土工程合同，但因为搬家装修资料都不知在什么地方了。其总共收了陈某1100多万元填土款，现在陈某1还欠10多万填土款未付。当年，其是以博罗建筑安装公司109施工队的名义与陈某1结算工程款的，写有收据。1992年时苏某4康没有成立公司，也没有正当职业。
7、叶某2的证言证实，其从2008年任某小组干部，任六村副村长、会计。在其任职期间陈某1没有在村小组买地，之前的就不知道。其见过孙理峰，但没有来往。孙理峰在村小组购有土地，后由于县政府要征用孙理峰购买的土地，在领取土地补偿款时，其才在征地小组工作人员引见下见到孙理峰。孙理峰是在1993年在六村买地的，当时村长叶某1作为村代表跟孙理峰的宏达公司签有征用土地合同书。叶某2提供有关合同给公安机关，根据合同，乙方有两位代表分别是孙理峰和林某1，其不清楚为何有两个人的签名。合同书写有50亩，但按规划红线图有60亩左右。全部被政府征用了。其不知道孙理峰和林某1购买了该地是否有办理土地证，但按当时政府征地领导小组核对，该地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所以征地小组在征收“文昌公”时，把征地款拨付到六村。后来，孙理峰拿“征地补充合同”找到村干部，村干部按这份合同办理了补偿款给孙理峰。政府共补偿了3536400元，六村扣除了孙理峰没有交清的215000元购地款后，剩下的3321400元全部给孙理峰开票领走。2008年期间，村小组同“博罗县宏达工贸有限公司”的孙理峰签了一份“征地补充合同书”，其是后来听叶某5丰村长讲的，签了这份合同村小组就可扣回被欠的土地款20多万元。2009年7月20日，当时体育中心建设指挥部财会人员打电话给其，叫其小组转账土地款给孙理峰，其和村出纳员叶某5青一起到体育中心建设指挥部，在工作人员介绍下认识孙理峰，后其和叶某5青与孙理峰去到县城汔车东站对面的农信社将300万多元支出给孙理峰转存（当时没有支现款）。
8、叶某3的证言证实，其于2000年-2008年4月任六村小组村长。2007年，县政府要征用六村土地建体育中心，而六村上浪有4万多平方米土地当时听村民及镇府干部讲是孙理峰在1992年前购买的，就因为这件事孙理峰找过其两次，其才认识孙理峰。孙理峰第一次找其时讲，上浪有60多亩土地是他在1992年购买的，现在政府要征收，补偿款要补回给他。其当时就要求孙理峰拿出购买土地的合同来，但他说合同不见了，无法出示。而六村也找不到该合同。其跟前任村干部了解到，1992年期间，孙理峰确实来付款买60多亩土地，现仍欠村小组20多万元土地款。但村小组和孙理峰双方都拿不出原始的购买土地合同。当时为了能顺利扣回孙理峰原购买土地的欠款20多万元，所以在2007年由其代表六村跟孙理峰签订一份“征地补充合同书”。该合同是孙理峰用电脑打好后拿给其看过，其跟孙理峰签名的。当时，由于双方都拿不出当年证实孙理峰购买60多亩土地的原始合同，其向前任村长、镇府一些干部及国土局的一些工作人员反映，他们也讲这60多亩土地原来是孙理峰购买的，为征地工作顺利，也为六村能顺利扣回欠款，所以其才同意跟孙理峰签补充合同。这份补充合同的法律效力其就不清楚。签补充合同没有召开村小组干部会议，其只是口头跟村干部讲过。其对六村1992年有没有收到孙理峰当年购买土地的付款单不清楚。
1992年，其家在上浪那一片鱼塘边上确实种有荔枝树、蕉树，数量大约有几百棵，猪舍3间。1992年冬天，按评估补偿约10万元，补偿款是孙理峰发给其的，当时没有写收据，只是在一张纸上签了名。
9、骆某1的证言证实，其从1988年起至今任鸡麻地村麦洞小组（九村）小组长，没有同孙理峰合伙成立“博罗县宏达工贸公司”。其于1991年认识孙理峰，他于1992年上半年找到其称他想成立一家公司但要几个人合伙才能注册，向其借身份证去办理公司的事。其没有在孙理峰公司上过一天班，也没有去过他的公司，更没有出资。
10、刘某1的证言证实，其原任县规划局副局长，现已退休。其认识原博罗县食出贸易公司的陈某1。1993年期间，陈某1找到其说他在鸡麻地六村有地皮想转让，请其帮忙联系客户。其就将这件事告诉惠州市水电工程总公司工作的卢某和。水电公司有与陈某1协商过转让地皮的事情，但其没有参与，后来听卢某和说他们已谈妥价钱并已支付几百万元。当时，其知道陈某1是以“博罗县食出贸易公司”的名义征地，按当时的政策他的公司是不能单独征地的，据其分析他是因为公司没有征地权，所以冒用“香港东兴行投资有限公司”来征地，但这情况陈某1没有告诉其。
11、苏某2的证言证实，1992年或1993年间，其在惠州市水电工程总公司任副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卢某和经刘某1介绍到博罗鸡麻地购买过土地，是以惠州市水电建筑工程总公司出面跟博罗县食出贸易发展公司商谈买地事宜，总公司还协同惠州市水电开发服务公司联合出资购买地块的，总公司这边共支付了445万多元给博罗县食出贸易发展公司。至于当时为什么没有办理有关土地的证件其就不是很清楚。
12、刘某2的证言证实，其在惠州市水电建筑工程公司任办公室主任。2015年4月，其随副总经理苏某2到公安机关接受有关情况询问后向公司领导汇报，公司领导说公司当年确实预付了445万元给博罗县食出贸易公司，但土地一直没有转到公司名下，后来公司就没有支付余款。我们有支付土地款的收据及转账汇票，双方的土地合同没有解除。公司对支付的土地款保留追收的权力，但据其所知近几年就没有到相关部门提出诉求。
13、温某1的证言证实，其从1987年至2001年在博罗县投资发展公司任出纳员。在1992至1993年期间，林某1这个人其有印象，高高瘦瘦的，当时我们叫他“林经理”，他有来投资公司找经理曾某兴，但其不清楚他是什么公司的。当时投资公司的账户建在工商银行，其不敢肯定其本人或公司在1992年或1993年间是否有在博罗城信社光明路储蓄所有账户，时间太长记不清了。1992年至1993年期间，公司没有叫孙理峰的。其当时不是公司领导，对公司的业务、资金走向不是很清楚，只是听从领导安排分工。
14、蔡某1的证言证实，其当时任博罗县经济发展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兼金龙公司副经理。博罗金龙公司和博罗投资发展公司都是经济发展总公司管辖的公司。金龙公司总经理是曾某兴，投资公司总经理是许某来。当年其二个公司确实是环宇公司的林某1委托去征地的，征地款也是林某1支付的。因为当时的政策，林某1的个人公司没有征地权，所以他们出资由我们总公司出面去征地，我们争取一些中介费。我们二个公司和鸡麻地六小组的队长叶某1签订有合同的。我们公司没有请过孙理峰任业务员，但是他确实去过六小组找叶某1办理过这些事，可能是林某1委托他去的，而曾某兴、许某来有没有委托他去其就不知道了。据其所知，孙理峰去找叶某1征购土地，是和林某1得中介费的。
15、苏某3的证言证实，苏某4康是其同村人。“文昌公”的填土工程是浪头村人“蔗姑”苏某5做的，不是苏某4康做的，当时他还没做填土工程呢。
16、钟某的证言证实，1993年至2006年，其在博罗食品进出口公司任副总经理。2005年之前其不知道陈某1在六村买了土地，2005年镇政府通过我们总公司说鸡麻地村有块地涉及陈某1承包的食出贸易公司，当时陈某1在坐牢所以通知其作代表去开会。当时会议的内容是要积极配合征地工作。
17、陈某2的证言证实，陈某1系其哥哥。2007年，其二嫂找其说二哥陈某1在鸡麻地村购买的土地要被征收做体育馆，要提供手续、票据等。其去监狱告诉其二哥，后其考虑到二哥没有释放出来怕二嫂那边对金钱有其他想法就跟二哥商量等他回来再处理，二哥也同意的。
18、叶某4的证言证实，1991年至1994年，其任某小组会计。当时，其知道“文昌公”的鱼塘那块地卖给孙理峰，有些合同其盖章的但合同其没看，是村长叶某1谈的，谁来交钱其也不清楚。鱼塘李某3承包养鱼的，边上种了一些香蕉树，是承包人种的，不可能有叶某3、叶某5根种的果树。
七、书证
1、9306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签收表格、还款合同。
（1）证实博罗县规划局于1993年3月9日将鸡麻地秀岺咀“文昌公”面积为42092.12平方米的工业用地办在“博罗县食出贸易发展公司”名下，领证人为陈某1，并附有红线图。
（2）证实2013年11月1日孙理峰与陈胜辉经协商达成协议：因孙理峰于2009年错领了陈某1在博罗县体育馆的土地政府补偿款350万元，经双方协商同意，由孙理峰退还给陈某1220万元作为了结双方存在的纷争。于2013年11月10日前由孙理峰付给陈某110万元，同时陈某1应将公安机关《不予立案通知书》原作交由孙理峰收执。余款210万元于2013年11月10日起由孙理峰每月付给陈某130万元，直至还清为止。如孙理峰未能按上述期限足额支付的，孙理峰应以实际拖欠数额按每天3%向陈某1支付违约金。
2、代征土地协议书，证实1992年12月1日，惠州市环宇特种装修工程总公司（林某1称当时其的新峰公司还未成立，所以借朋友','201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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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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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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