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2民终5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某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均国。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丽。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文俊。
上诉人云南某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董均国、周波、赵丽、余文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县人民法院（2016）黔0222民初2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被上诉人董均国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桂，被上诉人周波（被上诉人赵丽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余文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北汽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二、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董均国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三、上诉人不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案件事实认定不清。1、事故现场有违停车辆占道，妨碍了车辆的正常通行，尤其是夜间违停占道，直接影响了行驶中的肇事货车的合理避让以及行驶中事故轿车正常超车的通道。贵州省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规则（试行）中将此行为定为甲类行为（严重过错行为），但盘县交警大队在绘制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中遗漏了事故发生现场的违停占道车辆，导致其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背离了事故现场的客观事实，直接导致案件基本事实不清。一审判决并没有对此重大事实疑点给予审理查明，而是采信该份事故责任认定书，并认为上诉人北汽公司辩解应当由法院对事故现场的车辆进行调查核实并追加其车辆所有人或使用人为被告参加诉讼并承担20%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是严重违法的。上诉人在第一次审理的诉讼阶段才接触到事故认定书，已不存在推翻事故认定书的法定程序，一审判决以此作为驳回上诉人合理请求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应对重大存疑的事故认定书进行必要的审查。2、受害人的责任不清问题。从事故处理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乘车人坐在事故轿车的后排座位，并未系安全带，才导致头部受伤。受害人是否系安全带是关系到受害人自身是否对事故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的重要问题，如果被上诉人之子在事故发生时未系安全带，当然的会与损害后果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且未系安全带属于法定的过错范畴，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依法减轻侵害人的赔偿责任。盘县交警大队显然隐瞒了这一重要的事实。3、涉案事故轿车在案发路段连续运行状态事实不清问题。本案从法医检测结果看，涉案事故轿车司机周飞龙既没有吸毒，也没有饮酒，在没有采取任何减速措施直接撞向了前方行驶中货车，这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但又不具备自杀的合理事由。从涉案事故行驶路段来看，轿车司机周飞龙从红果大桥左转之后呈锐角度转弯后驶向事故发生地段，锐角处转弯车速应当是一种低速状态，但盘县公安交警大队对周飞龙在不足千米并且是大坡度的路段，在视线良好的前提下，突然加速行驶撞向前方行驶货车没有给出合理解释，明显存在重大疑问。盘县公安交警大队在案件被发回重审后，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涉案地段道路的视频资料是经过剪接处理的，是不完整的，并且没有充分显示涉案事故货车、轿车的运行状态，人为因素导致了事实不清。4、涉案事故车辆撞击过程不清，涉案违停占道车辆及涉案货车尾灯失灵、未安装反光条、没有合理避让等一系列的违法行为，与事故车辆发生碰撞之间的影响不清等问题，盘县交警大队却对此却没有给予合理的解释或说明。上诉人有理由认为，盘县公安交警大队在刻意隐瞒案件事实真相，且一审法院不但不调查，反而支持盘县交警大队。曲靖恒通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程序违反了司法鉴定的程序规定，作出了涉案事故轿车撞击时每小时135公里的车速分析结论是在没经过事故的现场实际测量的前提下，直接凭“臆想”计算参照物之间的间距。盘县公安交警大队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轿车车速鉴定结论，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二、一审判决采信证据严重违法。本案发回重审的主要理由是盘县公安交警大队所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卷宗”存在诸多违法之处，不能客观反映案件事实。盘县公安交警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书是不应被采信的，但一审判决却将事故认定书作为判决的主要依据，这是严重违法的。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人签字是伪造的。盘县交警大队出具的黔公交认字[2015]第0000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制作人是民警王静，但上诉人代理律师在查阅本案卷宗材料时发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与“道路交通事故归档卷”中前期王静的签字笔迹明显不是同一人书写。2、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卷宗中的鉴定结论是严重违法形成。曲靖恒通司法鉴定所作出《曲恒通(2015)车鉴字第100号无号牌小型客车技术检验鉴定意见书》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四条、司法部《关于印发<司法鉴定文书规范>和<司法鉴定协议书（示范文本）>的通知》的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的规定，且该鉴定书作出的135公里／小时车速分析是主观臆断。3、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卷宗中故意隐瞒事故的伤亡人数。在该事故卷宗的第1页“受理道路交通事故登记表”中，接到报警时已经确认事故中的一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而在事故卷宗第2页“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察笔录”中，“初步判定现场人员伤亡”一栏中，死亡人数为“0”，受伤人数为“6”，可以认定盘县交警大队在涉案事故发生的初始阶段就刻意的隐瞒事故真相。4、“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卷宗”故意违法制作“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没有标注“违停车辆”，当时至少有两辆“违法占道”停放的车辆，故意遗漏事故责任人，是一种故意违法行为。5、“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卷宗”目录部分没有标明“视频资料”证据。盘县公安交警大队一方面隐瞒重要的“视频资料”证据，另一方面却在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过程中，将“视频资料”作为主要证据材料。三、一审判决涉及的严重违反实体法、程序法问题。1、一审判决乱用司法权故意曲解国家法律。当道路交通事故中造成的伤亡人数众多，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巨大，一般性的交通事故即转化为特大交通安全事故，而特大交通安全事故属于特大安全事故的种类之一，这是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要求。一审判决为达到恶意曲解法律的目的，故意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根据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事故调查组的组成应当遵循精简、效能的原则。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及第二十四条规定，参与安全事故处理调查工作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人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依然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例如水黄公路“4·09”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水黄公路“1·02”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水城县境内102省道“2·23”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均是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查的。盘县县委、盘县人民政府、盘县公安交警大队恶意隐瞒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规避承担行政法律责任。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管辖是法定的，盘县交警大队恶意越权执法，违法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一审合议庭不予准许上诉人在庭审中提出对盘县公安交警大队提供的视频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司法鉴定，这是严重违法的。上诉人的该申请是合法的基本诉讼权利。盘县公安交警大队将重要证据排除在归档卷宗之外，但司法鉴定机构是根据视频资料作出鉴定结论的，因此，视频资料如作为证据使用，必须要在法庭审理中接受质证检验。一审合议庭以“复制视频证据”无法进行鉴定为借口拒绝鉴定，显然是严重违法的。3、一审法院在本案发回重审时依职权追加了事故认定书认定不负责任的余文俊为本案的被告，说明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据盘县公安交警大队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来追加余文俊的，而是依据涉案交通事故的客观事实来进行主动追加的。上诉人请求一审法院追加涉案事故中占道违停车辆的所有人（使用人）为本案的被告，一审法院却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确定路边车辆属于违规停放并对本案所涉事故的发生产生影响并承担责任为由不予准许，一审判决的认定理由自相矛盾。4、一审判决当庭拒绝上诉人提出盘县人民法院和审判长回避本案审理的请求，严重违法。上诉人有理由断定本案是盘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指令盘县公安交警大队瞒报了重大安全事故，盘县县委、县政府个别领导就在干扰案件的正常办理。盘县人民法院作为盘县县委、县政府的下辖机构，为使案件得到公平、公正审理，应当主动回避本案的审理。四、一审判决涉及的适用法律错误问题。1、一审判决针对货车司机余文俊所应承担事故民事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货车司机余文俊在涉案事故中涉及众多严重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车辆尾灯（应急灯）失效、车辆车身未粘贴反光标识；未安装防护栏、车辆未经年检不允许上路行驶、未采取避让措施等等，没有任何理由不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本案中，涉案事故民事责任承担包括四方责任主体，一是货车司机余文俊，二是轿车司机周飞龙，三是事故现场违章占道停车的责任人，四是涉案事故中轿车后排乘坐人员。关于涉案事故直接责任划分，货车的司机余文俊承担涉案事故责任的60%，轿车司机周飞龙应承担涉案事故责任的20%，事故现场违章占道停车的责任人承担涉案事故责任20%。但本案中，货车司机余文俊没有赔偿能力，且涉案事故造成多人伤亡，损失赔偿数额十分庞大，于是，在人为因素干扰下，盘县公安交警大队作出了将来能够实现赔偿目的的事故责任认定，盘县法院在诉讼前就预定了实施方案，事先冻结上诉人200万资金。2、肇事货车未依法安装防护栏，涉案事故中轿车后排乘坐人员未系安全带，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明显过错责任，是造成涉案事故伤亡后果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理应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一审判决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了民事审理应当遵守的公平、公正原则。
被上诉人董均国辩称，本案定性为交通事故恰当，应由盘县交警大队管辖，且盘县交警大队作出的黔公交认字[2015]第00002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根据法律规定属于民事证据，是人民法院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证据之一，如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无相反的证据或者足以推翻的事实和理由，该事故认定书应当作为审理交通损害赔偿案件的证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并无相应证据，且不足以推翻其结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采纳恰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周波及赵丽辩称，盘县交警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存在重大瑕疵，制作和公布程序、合法性证据不足，被上诉人余文俊驾驶的车辆存在未年检、未粘贴反光标识、未购买交强险、未安装防护栏等情况及占道违停车辆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事故认定书上并没有作出认定。相关机关隐瞒上报伤亡事故，原审原告只一味的追求赔偿，不追求事故的事实真相，就某个程度上给法院判决时带来一些混淆不清，请求合议庭公平公正查明事实真相，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被上诉人余文俊未提交答辩状。
原告董均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被告周波、赵丽在其继承周飞龙的遗产范围内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450964.20元、丧葬费21893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律师代理费23185.72元，合计546042.92元。二、判决被告云南某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被告周波、赵丽赔偿不足的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飞龙（已在涉案事故中死亡）生于1992年8月8日，未婚，被告周波、赵丽系周飞龙之父母。2015年1月2日，周飞龙以付全款的方式从北汽公司购买了一辆车辆型号为现代牌型号为BH6478的小型普通客车（车辆识别代号为LBEDMBKD2EZ136874，发动机号为DH417087）。在周飞龙尚未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的情况下，北汽公司向周飞龙提供了一张北汽公司其他车辆的临时号牌（云Ｄ×××××）并将车辆交付给周飞龙，该临时号牌对应的车辆型号为BH7180PAY，车辆识别代号为LBECFAHB6EZ087619，发动机号为EW190642，车辆所有权人为北汽公司，系北汽公司于2014年12月29日在云南省曲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注册登记领取。周飞龙将车辆驾驶回到盘县红果镇后，张某1、董某、张某2、蔡丰卉等人便与周飞龙联系相约在盘县红果镇聚会。当晚，周飞龙驾驶该车载张某1、董某、张某2、蔡丰卉等人从盘县红果城区东湖大桥沿江源路往县政务服务中心方向行驶，22时47分左右，行至盘县红果××路浅水湾小区门前，追尾碰撞由被告余文俊驾驶的贵Ｂ×××××号中型自卸货车尾部，造成蔡丰卉受伤，周飞龙、张某1、董某、张某2死亡，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盘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并于2015年2月10日作出黔公交认字[2015]第0000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将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分析如下：“当事人周飞龙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件、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当事人余文俊驾驶的机动车未安装后护栏及未粘贴车身反光标识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但由于该起事故发生时，事故路段路面完好，道路平直，有双排路灯照明，视距清楚，视线良好。故余文俊的违法行为与该事故的形成无因果关系，其在此次事故中无过错。当事人董某、汤沛、张某2、蔡丰卉、张某1无交通违法过错。”并根据以上分析认定周飞龙承担此起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告余文俊不承担责任，张某1、董某、张某2、蔡丰卉无事故责任。该认定书中还载明，周飞龙于2014年6月11日取得机动车C1类驾驶证，驾驶的肇事车辆尚未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未办理落户注册登记，系挪用云Ｄ×××××号临时号牌上路行驶。
另查明，2014年贵州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8487元/年，2015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79.64元/年。原告为主张权利委托律师代为参加诉讼，支付了律师代理费23185.72元。涉案事故导致张某1、董某、张某2死亡及蔡丰卉受伤后，张某1的母亲朱昌莲、张某2的父亲班平、蔡丰卉均已提起诉讼，为方便查清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已将上述三案与本案进行了合并审理。周飞龙死亡后，其遗产有存于盘县征地拆迁办公室的房屋拆迁补偿款518776.20元。
又查明，被告余文俊驾驶的贵Ｂ×××××号中型自卸货车登记在敖春萍名下，但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和控制人均是被告余文俊，被告余文俊未为该车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
还查明，涉案事故导致张某1、董某、张某2死亡以及蔡丰卉受伤后，张某1的母亲朱昌莲、张某2的父亲班平以及蔡丰卉均向法院提起诉讼。蔡丰卉的各项经济损失在（2016）黔0222民初2310号案件中已经认定为医疗费368562.62元+后续治疗费22000元+特别陪护费3520元+护理费6842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900元+营养费18000元+交通费3899.5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7748元+残疾赔偿金491592.80元+鉴定费27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共计1629202.92元。朱昌莲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在（2016）黔0222民初2313号案件中已认定为丧葬费21893元，死亡赔偿金450964.2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共计492857.20元。班平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在（2016）黔0222民初2312号案件中已认定为，丧葬费21893元，死亡赔偿金450964.2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共计492857.2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的应当适用何种法律关系进行处理。二、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告的各项主张是否合理。
关于本案应当适用何种法律关系进行处理的问题，本案的产生是周飞龙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过程中，与被告余文俊驾驶的车辆发生追尾碰撞后造成乘坐周飞龙所驾驶车辆的原告之女董某等人伤亡的事故，是机动车交通事故。本案是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身伤害，受害人及其近亲属要求机动车使用人、所有人及依法可能承担责任的人员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章中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相关规定进行审理。在事故发生后，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安全法》、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由县级公安机关交通警察部门予以调查处理，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此本案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安全法》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故原告主张由被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理由成立。被告周波、赵丽辩解应当按照义务帮工法律关系进行处理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北汽公司虽辩解本案的事故属于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不应当按照道路交通事故来处理，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进行调查处理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主管，并由事故发生地的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黔公交认字[2015]第0000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盘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依照其法定职权及法定程序作出，其对事故中存在的违法行为均进行了论述，并未回避或抹掉被告余文俊的相关违法行为，在确认被告余文俊与驾驶员周飞龙的相关违法行为并对周飞龙及余文俊的违法行为对事故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才作出了责任划分，并对相关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该事故认定书符合证据的三性规定，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道路交通事故档案及视频资料是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形成的相关材料，能够客观反映事故发生时及发生后的情况，也应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调查处理交通事故是交通警察部门的法定职责，被告北汽公司质证认为县级交通警察部门无权处理本案所涉事故，应当由市级人民政府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由于盘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已经对周飞龙及被告余文俊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了充分的列举和论证，并认定“由于该起事故发生时，事故路段路面完好，道路平直，有双排路灯照明，视距非常清楚，视线良好。故，余文俊的违法行为与该事故的形成无因果关系，其在此次事故中无过错”，被告余文俊虽在事故中没有责任，但由于被告余文俊作为投保义务人，未为其驾驶的贵Ｂ×××××号中型自卸货车投保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被告余文俊应当在无责任时的交强险限额内（12000元）赔偿受害人的损失。由于被告余文俊的违法行为并不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被告余文俊不承担事故责任，故原告主张由被告余文俊承担30%赔偿责任的理由，被告北汽公司辩解被告余文俊应当承担60%责任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根据原告及被告周波、赵丽的陈述，再结合事发后交警部门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时制作的询问笔录，能够认定周飞龙与张某1、董某、张某2、蔡丰卉等人系朋友关系。事发当天，周飞龙从北汽公司购买车辆回来后，张某1、董某、张某2、蔡丰卉等人便与周飞龙联系并举行聚会，聚会结束后周飞龙驾驶其购买的车辆载张某1、董某、张某2、蔡丰卉等人在盘县红果镇城区行驶。由于周飞龙属于聚会的参与者之一，其驾驶车辆载张某1、董某、张某2、蔡丰卉等人在路上行驶的行为应视为其在聚会过程中提供了交通工具，并从事了与聚会有关的活动，周飞龙也是聚会活动的参与者，周飞龙并没有为张某1、董某、张某2、蔡丰卉等人提供劳务。即使周飞龙在聚会结束后是驾驶车辆送张某1、董某、张某2、蔡丰卉等人回家，其与张某1、董某、张某2、蔡丰卉等人之间也不构成义务帮工关系。周飞龙作为驾驶人，其有义务保障乘车人的安全。周飞龙当天购买车辆后并没有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也没有办理注册登记，在北汽公司向其提供了一张与其购买的车辆不相符的临时号牌后，其就驾驶车辆上路行驶，后又因超速行驶，没有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而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张某1、董某、张某2死亡及蔡丰卉受伤。对此，交警部门也已认定周飞龙承担此起事故的全部责任。可见，周飞龙对于涉案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在被告余文俊在无责任时的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后不足的部分，应当由周飞龙对张某1、董某、张某2死亡及蔡丰卉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被告周波、赵丽辩解周飞龙是属于无偿义务帮工，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公安部制定的《办理使用伪造变造和挪用机动车号牌案件工作规范（试行）》第二条规定，套牌行为是指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驾驶人使用伪造、变造的其他机动车号牌或者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具体到本案中，北汽公司将车辆销售给周飞龙后，向周飞龙提供了一张该公司其他车辆的临时号牌让其上路行驶。从交警部门处理涉案事故时调取的该临时号牌看，其正面为号牌标识，背面注明所对应的车辆所有权人、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等信息。周飞龙作为购车人，应当知道北汽公司提供的临时号牌与其购买的车辆不相符，但周飞龙仍然使用该临时号牌驾驶车辆上路行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的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需办理注册登记，即取得车辆号牌，尚未登记的，需取得临时号牌方可上路行驶。据此，要求车辆上路必须取得车辆号牌是一种强制性规定，是国家对车辆号牌的一种管理行为，法律已经明确禁止并规定了套牌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由套牌人和被套牌人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被告北汽公司辩解其提供其他车辆号牌的行为并不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应当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余艳波是被告北汽公司的员工，在周飞龙购买车辆并使用北汽公司的其他车辆临时号牌驾驶车辆离开北汽公司时经过北汽公司的重重门岗检查放行，应当认定为是北汽公司的行为而不是余艳波的个人行为，即便是下班时间所为也是北汽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故被告北汽公司辩解余艳波是在下班时间向周飞龙提供其他车辆的临时号牌，不是公司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北汽公司作为被套牌车辆的所有权人，提供该公司其他车辆的临时号牌给周飞龙使用的行为即是同意周飞龙套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套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同意套牌的，应当与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对涉案事故导致张某1、董某、张某2死亡及蔡丰卉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被告余文俊在无责任交强险的限额内赔偿后不足的部分，应由周飞龙与北汽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周飞龙已在事故中死亡，对于上述经济损失应由周飞龙的继承人在其继承周飞龙的遗产范围内与北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盘县征地拆迁办公室出具的证明证实周飞龙尚有518776.20元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存于盘县征地拆迁办公室。对于该笔款项，被告周波、赵丽虽辩解被拆迁的房屋是其共同出资购买，只是登记在其子周飞龙名下，相应的拆迁补偿款不是周飞龙的遗产，而是被告周波、赵丽的财产，但房屋属于不动产，不动产的权属以登记为准，且盘县征地拆迁办公室在出具的说明中已明确拆迁户为周飞龙，故该笔款项应属于周飞龙的遗产。周飞龙死亡时未婚，被告周波、赵丽作为周飞龙的父母，是其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其并没有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由于涉案交通事故导致张某1、董某、张某2死亡及蔡丰卉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属于因周飞龙的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债务，被告周波、赵丽应在其继承周飞龙应得的518776.20元房屋拆迁补偿的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被告周波、赵丽在其继承的遗产限额内赔偿后不足的部分，应由北汽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被告北汽公司辩解的路边违停车辆及原告之女董某等受害人的责任问题，调查处理交通事故并根据现场情况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职责，本案中，盘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已经根据相关调查情况作出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并没有确定路边车辆属于违规停放并对本案所涉交通事故的发生产生影响并应当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并不是调查处理交通事故的主体，且在盘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并未被推翻、事故现场也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被告北汽公司辩解应当由法院对事故现场的车辆进行调查核实并追加其车辆所有人或使用人为被告参加诉讼并承担20%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盘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就本案的交通事故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已经清楚记载蔡丰卉、张某1、董某、张某2无交通违法过错，当然包含了上述四位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没有任何导致交通事故发生或加重交通事故后果的违法行为存在，并非未对受害人是否配系安全带的行为进行调查，因此，被告北汽公司辩解根据车辆相对时速推断受害人未配系安全带并应当由行政管理部门承担举证责任，受害人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是否合理的问题。1、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该笔费用应按（2015）黔盘民初字2456号案件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年度即2014年贵州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即丧葬费应为24243.50元（48487元÷2），原告主张的21893元未超过上述金额，予以支持。2、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董某生前系城镇居民，死亡赔偿金应按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年度即2014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计算，董某死亡时未满60周岁，死亡赔偿金应为450964.20元（22548.21元/年×20年），故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450964.20元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3、精神损害赔偿金，因涉案交通事故导致原告之女董某死亡，已造成严重后果，原告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但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物质生活水平以及涉案事故的发生经过，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过高，仅支持20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4、律师代理费，本案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即侵权类纠纷的案件，原告主张的律师代理费不是涉案事故给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且代理费也不是必然产生的费用，故原告要求赔偿其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涉案事故导致张某1、董某、张某2死亡以及蔡丰卉受伤后，张某1的母亲朱昌莲、董某的父亲董均国、张某2的父亲班平以及蔡丰卉均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蔡丰卉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在（2016）黔0222民初2310号案件中已认定为医疗费368562.62元+后续治疗费22000元+特别陪护费3520元+护理费6842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900元+营养费18000元+交通费3899.5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7748元+残疾赔偿金491592.80元+鉴定费27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共计1629202.92元。朱昌莲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在（2016）黔0222民初2313号案件中已认定为丧葬费21893元，死亡赔偿金450964.2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共计492857.20元。班平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在（2016）黔0222民初2312号案件中已认定为，丧葬费21893元，死亡赔偿金450964.2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共计492857.20元。对于本案及另外三个案件中的原告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支持部分的数额共计3107774.52元（1629202.92元+492857.20元+492857.20元+492857.20元），明显超过了被告余文俊在无责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赔偿金额及周飞龙的遗产数额，应按所支持的每个案件的损失数额所占四个案件总的损失数额的比例来确定每个案件应得到的赔偿数额，赔偿后不足的部分由被告北汽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余文俊应当在无责任交强险的限额内赔偿原告董均国1903.06元（492857.20元÷3107774.52元×12000元）；被告余文俊赔偿后不足的部分由被告周波、赵丽应在其继承周飞龙的遗产限额内赔偿，即被告周波、赵丽应当赔偿原告82271.92元（492857.20元÷3107774.52元×518776.20元），剩余408682.22元（492857.20元-1903.06元-82271.92元）由被告北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予以赔偿。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由被告余文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董均国各项损失1903.06元；二、由被告周波、赵丽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在其继承周飞龙的房屋拆迁补偿款518776.20元的限额内赔偿原告董均国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82271.92元；三、被告云南某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赔偿原告董均国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408682.22元；四、驳回原告董均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义务人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60元，由原告董均国负担902元，由被告余文俊负担32元，由被告周波、赵丽负担1395元，由被告云南某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6931元。
上诉人北汽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一份《致贵州省六盘水市周荣市长的问题反映信》及《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致周荣市长的问题反映信调查核实情况的复函》，证明上诉人把本案事故向六盘水市委汇报，由市委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盘县政府有瞒报事故的嫌疑。被上诉人董均国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达不到上诉人北汽公司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周波及赵丽对该份证据无异议。
被上诉人董均国、周波、赵丽、余文俊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北汽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审理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无关，在本案中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主要是：1、黔公交认字（2015）第000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否作为定案证据？2、对上诉人北汽公司主张追加事故现场违停占道车辆的所有人参加诉讼的上诉请求是否应予支持；3、本案乘车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4、余文俊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是否应承担责任，上诉人主张余文俊应承担60%的事故责任是否应予支持；5、一审法院未准许北汽公司申请对交警大队视频资料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司法鉴定及一审法院合议庭成员未回避是否程序违法。
本院认为，关于黔公交认字（2015）第0002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否作为定案证据的问题。上诉人北汽公司主张本案是特大交通安全事故，六盘水市处理该类事故都是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的程序组成调查组调查。因本案是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发生的交通事故，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不是生产安全事故，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等并无不当，本案纠纷不适用《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依照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条“道路交通事故由发生地的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的规定，本案事故由盘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此次事故进行调查并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符合程序规定，上诉人认为应按照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由市级人民政府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的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盘县交警大队就本案事故形成的卷宗材料是在处理事故过程中综合形成，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该档案材料能够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盘县交警大队依职权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各方当事人及其家属均未申请复核，虽然上诉人北汽公司对该事故认定书存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现上诉人北汽公司并未能提交证据推翻该事故认定书，故该事故认定书依法可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上诉人北汽公司主张该事故认定书系违法作出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北汽公司主张追加事故现场违停占道车辆参加诉讼的上诉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从一审法院调取的视频看，事发前该道路上虽有车辆停放在路边，但上诉人北汽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路边车辆属于违停，且从一审法院调取的视频资料看，案涉发生追尾的两辆车在驶入该路段时，与停放车辆并不在同一条行车道上，没有证据证明停放车辆直接影响了案涉货车的合理避让及事故轿车正常超车的通道，交警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书也未认定属于违停占道及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有影响，故对上诉人北汽公司主张追加违停车辆参加诉讼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乘车人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我国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对城市道路行驶的车辆后排乘车人是否必须系安全带没有作出强制性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也明确乘车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无交通违法过错，故对上诉人北汽公司主张乘车人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余文俊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问题。本案从事故认定书及鉴定结论看，余文俊驾驶的货车确实存在未安装后防护栏及未粘贴车身反光标识等情形，但事故认定书中进行了分析认定，即“由于该起事故发生时，事故路段路面完好，道路平直，有双排路灯照明，视距清楚，视线良好，故余文俊的违法行为与该事故的形成无因果关系，其在此次事故中无过错”。一审法院追加余文俊参加诉讼，是因其没有为案涉货车投保交强险，其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余文俊的行为是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或主要原因，故对上诉人北汽公司主张余文俊应承担60%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一审法院未准许上诉人北汽公司申请对交警队视频资料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司法鉴定及合议庭成员未回避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一审法院从交警队调取的视频资料系交警队为查明案件事实从各个路段调取的事发前后的相关视频，必然不是完整的，上诉人北汽公司也不能举证证明该视频资料不真实，因此一审法院对其申请对该视频真实性、完整性进行鉴定不予准许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北汽公司主张一审法院合议庭成员应当回避的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的；（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本案一审合议庭成员并不存在上述应当回避情形，上诉人北汽公司主张一审合议庭成员应当回避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云南某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60元，由上诉人云南某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 敏
审判员 龙 婷
审判员 张德权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罗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