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5民终6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南岸长江大道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50090885070X4。
负责人：王彦,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四川宏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超，四川宏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才根，男，1971年12月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江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小英，女，1977年12月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江安县。
李才根、龙小英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六生，四川景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雨，男，1989年5月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江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占芳，女，1974年11月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高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怀均，男，1974年4月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高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某，女，2016年出生，汉族，幼儿，住四川省高县。
法定代理人：陈某（严某之母），女，1996年2月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高县。
原审被告：肖艳红，女，1996年11月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江安县。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宜宾人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才根、龙小英、钟雨、严某、周占芳、严怀均，原审被告肖艳红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江安县人民法院（2017）川1523民初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字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宜宾人保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钟雨赔偿被上诉人李才根、龙小英因李杰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215000元；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以（2017）川1523刑初字112号刑事判决书对钟雨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未认定逃逸情形作出相应定罪量刑为由，对交通事故中关于钟雨逃逸的认定不予采信是对刑事判决书的歪曲引用和矛盾解释，是对本案客观事实的错误认定。上述刑事判决书对钟雨逃逸的行为性质作了多处的认定表述，钟雨拨打120的行为不能改变其逃逸的性质。江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书明确认定钟雨属于肇事逃逸，一审法院对事故认定书不予采信错误。2.逃逸行为免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公司对此仅需尽到提示义务，而不是明确说明义务。投保单中“钟雨”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并不重要，保险单中“重要提示”一栏已经对责任免除等重大事项进行了特别提示，钟雨手持并自己出示保险单的行为足以证明保险公司尽到了提示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李才根、龙小英答辩称：钟雨不存在逃逸的行为，事故发生后，钟雨及时报警打电话，顶包是钟雨父亲的单方行为。投保单上的签名非“钟雨”本人签名，保险公司无证据证明向投保人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周占芳、严怀均、严某、肖艳红的答辩意见与李才根、龙小英答辩意见一致。
钟雨未提出答辩意见。
李才根、龙小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钟雨、严某、周占芳、严怀均、肖艳红、宜宾人保公司赔偿各项损失606933元，其中死亡赔偿金28335元/年×20年=566700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丧葬费27233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8人×5天×100元/天=4000元，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5000元，处理丧葬事宜的生活费2000元，车损费2000元，合计646933元，已付40000元，应付606933元（诉讼中变更后的金额）；2、本案诉讼费由钟雨、严某、周占芳、严怀均、肖艳红、宜宾人保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6年10月24日22时40分，钟雨驾驶川Ｑ×小型轿车，沿江安县江安镇竹海大道东段方向往西段育江广场方向行驶，行至竹海大道与华夏路交叉十字路口时未减速慢行，与沿华夏路由南往北方向，由严波驾驶搭乘李杰的川QC×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李杰当场死亡，严波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两车部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钟雨拨打“120”急救电话后弃车离开现场，由其父亲钟树超出面代其处理事故，支付了严波的抢救费用2752.76元，并于次日分别垫付严波、李杰损失各40000元。2016年11月8日，四川金沙司法鉴定所出具川金司鉴所[2016]病鉴字第116号尸表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死者李杰符合暴力致颅脑及胸腔损伤，中枢神经系统受损，肺挫伤、肺水肿严重，二者共同所致急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2016年12月12日，江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公交重认字[2016]第0000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钟雨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行经十字路口未减速慢行，且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未立即报警并弃车逃逸，其过错是事故的直接原因，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严波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行经十字路口时未减速慢行，其过错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李杰无责任。2017年5月26日，江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1523刑初112号刑事判决书，未认定钟雨存在逃逸情形，并以此作出相应量刑判决，该判决现已生效。诉讼中，经钟雨申请，经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投保单上“钟雨”的署名进行字迹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7年10月9日出具[2017]鉴字第29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编号为“TDAA201651250000037436；TDZA201651250000063749”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正本）》原件反面'投保人签名/签章'处'钟雨'署名字迹与送检同名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
另查明，李才根、龙小英系李杰的父母。李杰生于1997年4月16日，系农村户口，事故发生时年满19周岁，2012年9月至2015年6月在江安县学前教育专业学习，2015年6月2日取得教师资格证，实习期及毕业后在欣材幼儿园任教。严怀均、周占芳系严波的父母，严某系严波的非婚生女。事故发生当日，肖艳红宴请李杰等人庆祝生日，严波作为李杰的朋友中途参加，后醉酒驾驶川QC×电动自行车，在搭乘李杰先行离开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二人死亡。
川Ｑ×小型轿车的所有人为钟雨，具有合法的行驶和驾驶资质。该车在宜宾人保公司投保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其保险责任限额为：交强险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500000元，并不计免赔。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险期间均是从2016年4月7日11时起至2017年4月7日11时止，此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严怀均一案中，已依法确认严怀均、周占芳、严某因近亲属严波死亡产生的损失814884.76元，其中医疗项损失2752.76元，死亡伤残项损失812132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存在四个方面的争议焦点：一是江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否作为确定钟雨存在逃逸行为及责任划分依据？二是宜宾人保公司是否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应否免除商业三者险赔付责任？三是死者的损失应依据何种标准进行赔偿及赔偿金额？四是肖艳红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做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其属性在民事诉讼中应为书证，其效力应经过质证后，由人民法院审查确定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而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据《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项对逃逸免赔的表述为“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而本案中，钟雨在事故发生后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对死伤者施救，由其父亲钟树超出面代其处理事故，支付了严波的抢救费用，于次日分别垫付严波、李杰损失各40000元，钟雨在本案中无逃避责任的故意和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行为，亦未造成扩大损失的后果；且一审法院（2017）川1523刑初112号刑事判决书对钟雨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未认定逃逸情形并作出相应定罪量刑，故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关于钟雨逃逸的认定不予采信。钟雨虽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划分有异议，但认可（2017）川1523刑初112号刑事判决内容，该判决仍认定钟雨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李才根、龙小英及其他一审被告对责任划分亦无异议，依法予以采信，并作为本案民事责任划分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第五十二条“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机动车一方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负事故主要责任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80%的赔偿责任……”之规定，依法确定钟雨应承担本次交通事故80%的民事赔偿责任，严波承担20%的民事赔偿责任。因严波与李杰系朋友间的好意搭乘关系，且李杰在明知严波醉酒的情况下自愿搭乘，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依法确定在严波应承担的20%责任内，李杰自行承担20%的责任（即严波承担总损失的16%，李杰承担总损失的4%）。
关于争议焦点二，庭审中，宜宾人保公司提交了一份“投保人签字（盖章）”处有“钟雨”签名，无落款时间的投保单和机动车保险条款，拟证明保险公司已对钟雨就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的内容尽到了提示义务，以钟雨有逃逸行为主张对商业三者险免赔。钟雨否认该投保单上的“钟雨”是自己的签名并申请字迹鉴定。经鉴定，投保单上“钟雨”二字不是钟雨本人所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出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投保人的追认效力只涉及追认保险合同的成立，而非追认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已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据此，因保单上非钟雨本人签名，宜宾人保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对逃逸免赔条款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故对其对商业三者险免赔的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三，李杰虽系农村户口，但李才根、龙小项提供的李杰的毕业证书、教师资格证、欣材幼儿园证明、劳动合同书等证据，能够形成锁链证明死者李杰在交通事故发生时从事教师职业，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的教师薪酬，其就业前后的经常居住地均为城镇；对方当事人对此亦未提供证据反驳，故李才根、龙小英以2016年城镇人口标准计算赔偿金额的诉求，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之规定，对李才根、龙小英的合理经济损失作如下核定：1、关于死亡赔偿金566700元（28335元/年×20年），符合规定，予以支持；2、关于精神抚慰金40000元，对方当事人认为过高，结合本地实际，依法确定为30000元；3、关于丧葬费27233元，依据2016年标准应为27212元，依法确认为27212元；4、关于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4000元（8人×5天×100元/天），对方当事人认为标准和人数过高，结合本地实际，依法调整为1200元（3人×5天×80元/天）；5、关于交通费5000元，李才根、龙小英未提供相应依据，钟雨同意酌情认定，故酌定为600元；6、关于处理丧葬事宜的生活费2000元、车损费2000元，李才根、龙小英未提供相应依据，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不予支持。综上，李才根、龙小英因女李杰死亡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共计为625712元。
关于争议焦点四。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严波和李杰均系死于交通事故，而非醉酒身亡，与肖艳红组织宴请无因果关系，肖艳红非本案适格被告，故对肖艳红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诉求不予支持。
川Ｑ×小型轿车在宜宾人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此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宜宾人保公司作为川Ｑ×小型轿车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险人，在本次事故中依法应当在川Ｑ×小型轿车交强险赔付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险限额的部分由钟雨、严波、李杰分别按已经确定的80%、16%、4%的比例分担。
本案死亡伤残项损失625712元已超过该车交强险限额，且造成严波死亡(另案处理)的后果，参照两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死亡伤残项损失应赔付数额，依法确定李杰、严波的赔付比例为44:56，故在本案中，李才要、龙小英请求的死亡伤残项损失在川Ｑ×号小型轿车交强险中获赔48400元，在交强险中未获得赔付的577312元，按照已经确定的钟雨、严波、李杰承担比例80%、16%、4%进行赔偿，即严波赔偿92369.92元，李杰自行承担23092.48元;钟雨赔偿461849.60元。钟雨承担额，应由宜宾人保公司在川Ｑ×号小型轿车商业三者险的限额内赔付。本次事故同时造成严波死亡(另案处理),参照二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扣除交强险后剩余赔偿款的数额，依法确认李杰、严波的赔付比例为43:57，故李才根、龙小英在商业三者险内的获赔额为215000元；超出商业三者险的部分，由钟雨承担246849.60元。因严波已死亡，其应赔偿数额由其法定继承人严怀均、周占芳、严某在继承严波遗产范围内承担。
关于钟雨主张在事故发生后为李杰垫付现金40000元，请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因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为减少诉累，依法予以支持。品迭后，宜宾人保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给付李才根、龙小英48400元；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给付李才根、龙小英215000元，钟雨赔偿李才根、龙小英206849.60元(246369.60元-40000元),严怀均、周占芳、严某在继承严波遗产范围内赔偿李才根、龙小英92369.9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在川Ｑ×号小型轿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李才根、龙小英因其女李杰在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48400元;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在川Ｑ×号小型轿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李才根、龙小英因其女李杰在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215000元。三、钟雨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李才根、龙小英因其女李杰在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206849.60元。四、严怀均、周占芳、严某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在继承严波遗产范围内赔偿李才根、龙小英因其女李杰在交通事故中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92369.92元。五、驳回李才根、龙小英对肖艳红的诉讼请求。六、驳回李才根、龙小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23元，由李才根、龙小英负担523元，钟雨负担8100元（钟雨已预交800元，还应负担7300元），严怀均、周占芳、严某共同负担1600元，各当事人应负的担额，李才根、龙小英已预交，由各方当事人在支付上述赔偿款时一并支付李才根、龙小英。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江安县人民法院（2017）川1523刑初112号刑事判决书查明，本次交通事故案发后，钟雨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后弃车逃离现场。钟雨的供述证实事故发生后，钟雨与其父亲通电话，其父亲叫其离开现场，后面的事情由其父亲处理，然后钟雨便回家。第二天钟雨照常上班，下午回家钟雨的父亲叫钟雨不要害怕，由他处理，意思就是其父亲对警察说车是父亲驾驶的。钟雨因出事后，心里怕，孩子又小，怕出事对孩子不好，就同意父亲顶包的事。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钟雨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是否存在肇事逃逸的行为；2.肇事逃逸是否属于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负有的提示、说明义务的程度标准应如何确定；3.宜宾人保公司对投保人钟雨就商业三者险肇事逃逸责任免除条款是否尽到了符合法律规定的提示和说明义务。
针对焦点一，事故发生后，江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勘查核实认定钟雨驾驶车辆行经十安路口未减速慢行，且事故发生后未立即报警并弃车逃逸；江安县人民法院（2017）川1523刑初11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本次交通事故案发后，钟雨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后弃车逃离现场。因此，钟雨在事故发生后、交警未到达现场之前弃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事实客观存在。根据钟雨的供述，钟雨在事故发生后同意其父亲的建议离开现场、由其父亲出面处理后续事宜；且因自己非常害怕，同意其父亲进行顶包。钟雨的供述能够反映钟雨离开事故现场存在逃避法律责任的侥幸心理。综合钟雨事发后的心理状态和行为，钟雨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肇事逃逸。一审法院认定钟雨弃车离开现场不属逃逸的行为属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针对焦点二，上诉人主张肇事逃逸属于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公司对相应的责任免除条款仅需尽到提示义务。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对于保险免责条款因其免责事由为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而免于保险人再作明确说明，减轻了格式合同提供方的举证责任，因而对于该禁止性规定的范围理应从严限制，不得不当扩大。即一般人能明确判断出约定的保险条款免责事由为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禁止情形，该情形为法律、行政法规明确命令不得为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上述规定对于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驾驶人应当采取的措施进行规范，应属于对当事人的义务性规范的范畴。其次，肇事逃逸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肇事逃逸的影响只及于事故发生以后，不溯及以前，投保人只应对逃逸行为扩大损害的部分担责。再次，对于交通事故肇事方有醉驾、毒驾、无证驾驶等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令禁止情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赋予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内赔偿后享有对肇事方的追偿权，但上述法律规定均没有赋予保险公司针对肇事逃逸的情形享有追偿权。因此，肇事逃逸与醉驾、毒驾、无证驾驶等法律、行政法规命令禁止行为在责任终局承担方面明显不同。综合以上几点，肇事逃逸并不属于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相应的责任免除条款应认定为一般性质的责任免除条款，保险人理应向投保人就责任免除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针对焦点三，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投保单上投保人签字（盖章）栏“钟雨”的签名，经鉴定机构鉴定不是钟雨本人的签名，不能以此证据证明钟雨对投保单上特别提示内容进行了阅读并确认。上诉人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对相应责任免除条款向投保人钟雨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逃逸免赔条款对钟雨不产生效力。宜宾人保公司主张在商业三者险内免赔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钟雨弃车离开现场不属逃逸的行为，系认定错误，但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25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永
审判员 张问桃
审判员 王 春
二〇一八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陈河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