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绍诸民初字第1303号
原告：周凤仙。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蔡水鑫。
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鲁伟军。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蒋维洪。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慧高。
被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法定代表人：何超。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虞洪。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徐江陵。
原告周凤仙为与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追加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以下简称邵逸夫医院）为被告参加诉讼，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本院曾中止诉讼，后于2012年5月30日恢复审理，并于2012年6月13日、11月27日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凤仙及其委托代理人蔡水鑫、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的委托代理人蒋维洪、王慧高、被告邵逸夫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徐江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凤仙起诉称：2007年5月23日，原告因患宫颈癌在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处接受手术治疗，术后进行化疗和放疗。因放疗剂量过大，致原告患放射性肠炎、低蛋白血症，遂于同年8月7日转邵逸夫医院治疗，经该院放疗科医生会诊，预计前期放疗剂量达到4500CGY（病历记载的放疗剂量为3600CGY），经治疗好转后出院。2008年初，原告再次因下腹不适、排便困难入住诸暨市人民医院，后又转院至邵逸夫医院。经急诊手术发现原告回肠多处穿孔，为此切除了部分回肠、回盲部，进行回肠、结肠造瘘。术后诊断为：急性继发性腹膜炎、肠穿孔、不完全性肠梗阻。术后好转出院、同年4月，原告因营养不良入住诸暨市第三人民医院，长期接受营养支持，刀疤及造瘘护理消炎，期间曾因细菌感染出现败血症。2009年2月14日之后，原告因病症严重，先后辗转邵逸夫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汤山分院进行治疗，期间经过小肠部分切除吻合术、末端回肠升结肠吻合术、横结肠袢式造口术等多次手术治疗，并长期需肠外营养支持、腹壁瘘口充分引流等治疗，于同年7月出院。此后长期服用云南白药胶囊、兰索拉唑片、整蛋白型肠内营养剂及百普力。2010年10月，原告出现双下肢麻木疼痛症状，入住诸暨市人民医院，住院期间在病房摔倒导致股骨颈骨折。原告认为，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在对原告治疗期间存在放疗过量的医疗过失行为，致使原告长期遭受病痛和手术的折磨，内脏器官受到损坏，下肢肌力不足以及股骨颈骨折等后果，身心遭受严重伤害，为此起诉要求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赔偿医疗费743895.64元、误工费91476元、护理费9147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780元、残疾赔偿金349283元、营养费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10000元，合计1367910.64元。本院追加邵逸夫医院为被告参加诉讼后，原告认为如邵逸夫医院存在医疗过失，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答辩称：我院在对原告周凤仙诊疗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因患子宫宫颈癌在我院接受术后放射治疗，后出现放射性肠炎，期间先后在邵逸夫医院、诸暨市第三人民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等医院治疗，多家医疗机构对原告的诊疗应作为一个整体医疗行为看待，在鉴定时应当确定其他医疗机构是否存在相应的医疗过错。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原告目前患有短肠综合征，而放射性肠炎并不必然导致短肠综合征。原告所称的损害后果与我院的治疗行为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邵逸夫医院答辩称：一、就程序而言，我院系根据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的申请由法院追加为被告参加诉讼，而非基于原告周凤仙的要求，也没有证据表明我院在对原告治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故追加我院作为被告并不妥当；二、就实体而言，我院对原告周凤仙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医疗过错。
经审理查明，2007年5月27日，原告周凤仙因接触性出血半年余，入院前宫颈活检报告示子宫颈腺鳞癌而入住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治疗，5月29日下午在硬麻＋全麻下作广泛性子宫切除术＋盆腔淋巴结清除术。术后标本剖视：后病灶约3.5cm，菜花状，宫体肌层及宫腔无殊，未及肿大淋巴结，送病检。6月1日病例报告示：1、子宫颈隆起性腺鳞癌，肿瘤细胞浸润宫颈肌层，未侵及宫颈内口及两侧宫旁组织；2、子宫内膜异位。术后恢复良好，医方于6月14日向家属交代周凤仙需补充同步放化疗，予化疗5-FV4.0静泵×96小时，DDP30mg，静滴4天，并予15MVX全盆腔体外照射，并交代了有关并发症事项。次日起即开始化疗。6月25日，医方拟定用直线加速器放疗，能量15MV，拟定剂量A野及B野各为2402及2479CGY，肿瘤总量A野及B野各为2250及2250CGY。6月25日起开始照射。6月28日起周凤仙开始出现腹泻。医方曾给予复方苯乙瓜啶片止泻。7月12日起腹泻次数开始增加，至8月2日的22天中，腹泻次数超过10次者达15日，其余7日腹泻次数从4次到9次不等。7月19日因周凤仙腹泻严重改变放射剂量A野102CGY，在照射3次后停止照射，末次照射时间为7月22日，7月23日周凤仙出现发热症状。随后医方曾请消化内科、感染科和放疗科会诊，均认为有放射性肠炎，采取了罗士芬等抗生素及相应措施，又全院会诊，发现口腔内霉菌感染，下腹压痛，诊断为发热待查，腹膜炎、败血症、霉菌感染、骨髓抑制，给予斯皮仁诺抗霉菌感染，并用抗生素抗炎，继续给予惠尔血、瑞白、输血浆等支持治疗，体温逐渐下降，腹痛减轻，因周凤仙要求转上级医院治疗，遂于8月7日出院，出院诊断：子宫颈癌IB期、放射性肠炎、骨髓抑制、低蛋白血症、口腔溃疡。出院当日，周凤仙转入邵逸夫医院治疗，予积极治疗，静脉营养，补液、抗感染等，并予皮肤局部处理，于8月25日出院。
2008年1月9日，原告周凤仙因腹胀伴肛门排便排气减少10余天再次入住诸暨市人民医院，经保守治疗后病情未能得到缓解，家属及本人要求转杭州医院进一步治疗，遂于同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不全性肠梗阻：放射性肠炎？肠道转移性肿瘤待排；2、子宫颈癌术后。次日转入邵逸夫医院治疗，入院后行腹部探查、回肠部分切除、回肠造瘘、结肠造瘘，于4月4日出院。出院诊断：放射性肠炎，肠穿孔，腹部探查，回肠部分切除，回盲部切除，回肠造瘘，结肠造瘘术后，宫颈癌术后。
2008年4月27日至2009年1月24日，原告周凤仙因头晕、乏力在诸暨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后予完善相关检查，予营养支持、对症处理治疗。2009年2月18日，周凤仙再次入住邵逸夫医院治疗，入院后行回肠造瘘口重建术，术后出现回肠腹壁瘘，经治疗后稳定，于同年8月25日出院，出院诊断：回肠造口缩窄并不完全性肠梗阻、回结肠造瘘术后，建议转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继续治疗。周凤仙于当日转入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治疗，入院后在局麻下行右锁骨下静脉置管，予肠外营养支持改善营养状况，于9月19日出院，出院诊断：肠瘘、放射性肠炎、宫颈癌术后、回结肠造瘘术后、结肠造口还纳术后。出院当日周凤仙转入诸暨市红十字医院治疗，予补液营养治疗，于同年12月1日出院。同日，周凤仙又入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治疗，入院后经会诊，医生建议3-6月后再考虑手术治疗，遂于12月31日出院，出院诊断：肠梗阻术后肠瘘、子宫内膜癌术后。
2010年3月24日，原告周凤仙再次入住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治疗，入院后在全麻下行小肠部分切除吻合术、末端回肠升结肠吻合术，术后病例提示：“空肠”符合放射性肠炎之改变。同年6月3日转入该院汤山分院治疗，入院后在全麻下行横结肠袢式造口术，于7月19日出院，出院诊断：放射性肠损伤、肠瘘、短肠综合征、下消化道出血、营养不良、胆囊结石、双肾结石、左侧肾盂积水、宫颈癌术后、回结肠造瘘术后、结肠造口还纳术后、低位结肠不全性梗阻、放射性膀胱损伤、膀胱出血。出院后周凤仙又在诸暨市人民医院两次住院治疗，予肠道营养、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
2010年12月28日，周凤仙再次入住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治疗，经神经内科专家门诊，诊断为神经性损伤，予继续行神经营养药物对症治疗，继续行肠内营养支持治疗，于2011年1月8日出院。出院后周凤仙入住诸暨市人民医院治疗，入院后予营养支持治疗，后周凤仙因股骨颈骨折转入骨科，行右股骨颈骨折闭合复位空心加螺钉内固定术，出院时情况：左下腹可见结肠造口、双下肢不肿、右下肢肌力Ⅳ级、左下肢肌力Ⅳ-级，右膝关节以下痛温觉减退，于6月29日出院。同年7月24日，周凤仙又入住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入院后完善常规检查，予肠内营养、肠外营养、改善肠粘膜功能、制酸、营养神经、改善微循环、止痛、利尿等综合治疗，同时行肢体功能锻炼，于8月11日出院，出院医嘱：继续长期肠内营养支持联合静脉营养支持等治疗，继续营养神经（鼠神经生长因子）、改善微循环等治疗，定期检测肝肾功能、电解质、血常规，保持小便量正常，肢体继续康复锻炼。
在上述医院住院期间，原告周凤仙共支出医疗费829531.28元（不包括起诉后产生的医疗费用，其中2007年5月27日至8月7日在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住院时支出48247.86元，2011年1月9日至6月29日在诸暨市人民医院住院时支出139126.77元）。上述医疗费用当中，周凤仙通过医保报销501028.40元，诸暨市第三人民医院减免医疗费4512.60元，周凤仙实际支出323990.28元。2011年9月，周凤仙诉讼来院，要求本院判如所请。
审理中，根据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的申请，本院委托上海华医司法鉴定所对医方在本次医疗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原告周凤仙的人身伤残等级等事项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所于2012年5月25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认为：（1）周凤仙入住诸暨市人民医院时已明确诊断为子宫颈腺鳞癌，属IB期，入院后作广泛性子宫切除和两侧附件切除、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切除标本的子宫旁组织、阴道切缘、双侧卵巢血管及清扫的盆腔淋巴均阴性，但因宫颈肿瘤组织呈菜花状，且较大，病理上属腺癌，故可考虑术后追加放化疗。（2）化疗后观察期间，周凤仙6月20日的血白细胞为3.3×109／L，6月22日计数降至2.8×109／L，按规定应连续观察白细胞上升至3.0×109／L方可进行放射治疗（根据中华医学会编著，2006年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的“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放射肿瘤学分册”第53页子宫放射治疗前准备实验室检查一项中“白细胞不得﹤3.0×109／L”），而诸暨市人民医院于6月25日即开始放射治疗，违反此规定，为以后发生放射性肠炎奠定了基础。（3）放射治疗中，导致放射性肠炎的照射剂量与控制肿瘤的剂量有时非常接近，特别是同时接受放化疗的病人，即使总量小于常规剂量，也可发生放射性损伤，再加上病人对放射线的敏感度不一，照射剂量的掌握有时存在一定的难度，为此更应在治疗期间密切观察放射损伤的严重度，从而及时调整照射剂量或停止照射。本病例中，诸暨市人民医院自6月25日起对周凤仙进行放射治疗，7月6日周凤仙曾腹泻达6次以上，7月12日起腹泻次数增加，放射反应极其强烈，应调整照射剂量或者停止照射；据统计，从7月12日至8月2日的22天中，腹泻次数超过10次者达15日，其余7日每次腹泻次数至少在4次以上，但医方并未引起重视，病史中甚少提及，至7月19日始放射减量，7月23日才完全停止照射，但已造成放射性损伤，发生严重的放射性肠炎，导致以后的肠穿孔、短肠综合征、双下肢神经源性损害等并发症。故诸暨市人民医院在放射治疗中存在过错。（4）股骨颈骨折问题。周凤仙在住院期间致股骨颈骨折，其原因有多方面，除近50岁的女性易患骨质疏松外，尚有短肠综合征、营养不良、多次手术导致长期卧床等方面的原因，诸暨市人民医院存在一定的责任。（5）周凤仙双下肢神经源性损害的疼痛主要系放射性神经炎所致，与照射过量存在一定的关系。（6）放射性肠炎的病理变化有较长期延续性发展的特点，周凤仙在邵逸夫医院手术后出现回肠造口缩窄及回肠腹壁瘘均系放射性肠炎延续性发展的后果，同时提示邵逸夫医院当时手术中所作肠切除并不过多，因此肠切除术不是短肠综合征的首发原因，造成短肠综合征的原因也是放射性肠炎本身，故邵逸夫医院对周凤仙放射性肠炎的诊疗过程符合保证生命安全前提下最大限度保留肠断的外科手术原则，并不存在过错。（7）伤残等级评定问题。周凤仙因短肠综合征致仅剩70cm小肠，比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二.（二）.13之规定，相当于医疗事故三级伤残；周凤仙的双下肢神经源性损害与股骨颈骨折无相关条文可资比照。根据上述分析，最终鉴定结论如下：（1）诸暨市人民医院在对周凤仙放射治疗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放射性肠炎及以后发生的短肠综合征、营养不良、双下肢神经源性损害所致的疼痛等并发症均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为50%-60%；（2）邵逸夫医院在本次医疗事件中不存在过错；（3）周凤仙的短肠综合征相当于医疗事故三级伤残。为此鉴定，诸暨市人民医院支出鉴定费16000元。
2012年8月，根据原告周凤仙的申请，本院又委托绍兴明鸿司法鉴定所对原告周凤仙的护理依赖等级和今后所需的营养费用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所于2012年9月出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认为：周凤仙现生活不能自理，双下肢不能独自站立和行走，大小便需依赖他人护理，自主行动受限，参照《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GB／T16180-2006）第4.1.4条之规定，其护理依赖程度属部分护理依赖；根据周凤仙目前短肠综合征、营养不良、双下肢神经源性损害的情况，其短肠综合征为不可逆改变，对人体营养消化吸收存在严重影响，通过日常摄食不能满足人体对热量和各种营养物质的需求，建议给予长期营养支持。为此鉴定，周凤仙支出鉴定费1600元。
审理期间，原告周凤仙仍长期在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诸暨市人民医院、诸暨市红十字医院等医院治疗，支出医疗费129666.72元（其中通过医保途径支付92415.63元，其余部分自负）。原告周凤仙为此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方赔偿医疗费916815.57元、误工费178649.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8200元、伤残赔偿金519636元、护理费714597元、交通费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合计2667795.72元。此外，周凤仙还要求被告方赔偿营养费（具体金额以司法鉴定结论为准），后又撤回该项诉讼请求。
另查明，原告周凤仙自1995年12月起在浙江诸暨小林精密密封件有限公司工作，其在2006年11月至2007年5月的工资在2200元至2500元之间。周凤仙上有父亲周联浩需要其抚养。周联浩系农业家庭户口，出生于1933年3月3日，膝下有二子一女。
上述事实，除有原、被告的陈述证实外，还有下列证据予以佐证：
1、关于医患双方建立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方面的证据有：（1）原告周凤仙提供的门诊病历、客观性住院病历资料一组，以证明原告先后在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邵逸夫医院等医院接受治疗的事实；（2）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提供的住院病历五份、加速器治疗单二份、直线加速器治疗登记簿两份，以证明原告在诸暨市人民医院的治疗经过，以及具体的放射治疗过程；（3）被告邵逸夫医院提供的住院病历三份，以证明原告周凤仙在该院的诊疗过程，该诊疗过程符合医疗操作规范。对于第（1）组证据，经庭审质证，两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有效。对第（2）组证据，原告周凤仙无异议，被告邵逸夫医院认为该组证据与其无关，不予质证。本院认为，原告和被告邵逸夫医院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第（3）组证据，原告周凤仙和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均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有效。
2、关于本次医疗事件给原告周凤仙造成的损害后果方面的证据有：原告提供的住院收费收据、门诊收费收据、住院费用清单、住院报销结算单、劳动合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社会保险缴费清单、工资表、浙江诸暨小林精密密封件有限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被抚养人周联浩的身份证复印件、周联浩的生育情况证明，以证明原告为治病所支出的医疗费用数额，以及在本次医疗事件发生前长期在企业上班，目前父亲周联浩需要其抚养等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医疗费用中治疗原发病的费用不应列入赔偿范围，且大部分医疗费用已经通过医保途经报销，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也不应列入赔偿范围。被告邵逸夫医院认为与其无关。因两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确认有效。
3、关于被告在本次医疗事件中存在医疗过错以及该医疗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方面的证据有：上海华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华医（2012）临鉴字第4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明确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在本次医疗事件存在相应的医疗过错，与原告周凤仙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邵逸夫医院在本次医疗事件中不存在医疗过错等事实。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认为其中确定的医疗过错参与度偏低，正确估值应在60%-80%；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提出异议，认为鉴定人员并非放疗领域的专家，使得鉴定结论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大打折扣，分析意见中存在先入为主、断章取义的情况，该院在诊疗过程中并不存在医疗过错，原告在放疗后出现的放射性肠炎症状属于放疗的并发症，且该症状只是造成短肠综合征的原因之一，邵逸夫医院在原告住院手术时肠切除过多也是原因之一；被告邵逸夫医院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鉴定意见书从医方在诊疗活动中应尽到与其医疗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出发，判定医方存在一定的医疗过错，分析论证详实、到位，结论客观、真实；且鉴定机构系具有合法鉴定资格，鉴定程序合法，符合法定证据的要求，能够证明案件事实，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提出的质证意见理由不充分，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书依法确认有效。
4、关于原告周凤仙护理依赖程度方面的证据有：绍兴明鸿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绍明司鉴所（2012）临鉴字第A2008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明确原告的护理依赖程度为部分护理依赖，且需长期营养支持（未明确具体的营养费数额）。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认为其护理依赖程度属于大部分护理依赖；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对该证据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是在原告目前状况的基础上作出的，并没有明确与诸暨市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被告邵逸夫医院无异议，但认为与其诊疗行为不存在关联性。本院认为，根据《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GB／T16180-2006）第4.1.4条之规定，护理依赖是指工伤致残者因生活不能自理，需依赖他人护理。生活自理范围主要包括下列五项：a）进食（指完全不能自主进食，需依赖他人）；b）翻身（指不能自主翻身）；c）大、小便（指不能自主行动，排大、小便需依靠他人）；d）穿衣、洗漱（指不能自己穿衣、洗漱，完全依赖他人）；e）自主行动（指不能自主走动）。护理依赖的程度分三级：a）完全护理依赖指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上述五项均需护理者；b）大部分护理依赖指生活大部不能自理，上述五项中三项需要护理者；c）部分护理依赖指部分生活不能自理，上述五项中一项需要护理者。绍兴明鸿司法鉴定所认定原告的护理依赖程度为部分护理依赖，符合周凤仙目前的实际情况，结论正确，原告和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对该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依法确认有效。
本院认为，医疗机构在对患者诊疗过程中，由于过错侵害患者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在对原告周凤仙进行治疗时，未尽到与其医疗水平相应的高度注意义务，在周凤仙身体条件尚不具备放射治疗的情况下（血白细胞低于3.0﹤×109／L）即开始对其进行放射治疗，在周凤仙出现强烈的放射反应后，也未及时调整照射剂量或停止照射，最终造成周凤仙放射性损伤，出现放射性肠炎以及其后一系列的并发症，存在相应的过错，上述过错与原告周凤仙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应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适应的赔偿责任。上海华医司法鉴定所确定本病例中医疗过错参与度为50%-60%，本院予以采信。根据本案实际，本院确定由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承担55％的赔偿责任份额。被告邵逸夫医院在本次医疗事件中不存在医疗过错，无需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原告周凤仙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合理的经济损失依法计算如下：（1）医疗费，扣除诸暨市第三人民医院减免的医疗费4512.60元，原告实际支出的医疗费为954685.40元，其中原告在2007年5月27日至8月25日支出的住院费用中包括了治疗原发病的费用，不应纳入赔偿范围，该部分费用酌情确定为38000元。至于原告通过医保报销的部分，是基于其个人身份通过社会保障体系享受的一种待遇（享受前需支付相应的医保金），且对其以后的医保报销费用金额也会有所影响，不应进行扣减。原告在2011年1月9日至6月29日支出的住院费用139126.77元，其中包含了治疗股骨颈骨折所产生的费用，该部分费用酌情确定为20000元，根据过错程度，确定由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赔偿6000元。故确定医疗费用的赔偿数额为902685.40元；（2）误工费，原告主张误工时间为5年，应属合理，因原告在本次医疗事件发生前长期在制造企业上班，误工费计算标准可按2011年浙江省私营单位制造业年平均工资这一标准予以计算，为28999元／年×5年＝144995元；（3）护理费，除了支持原告就医至今所产生的护理费（护理期限确定为5.3年）外，因原告存在部分护理依赖，尚应支持长期护理费，护理期限酌定为10年，合计为35731元／年×5.3年＋35731元／年×10年×40%=332298.3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请求为28200元，应属合理，本院予以支持；（5）残疾赔偿金，原告在本次医疗事件发生前在某企业上班，并参加了企业养老保险，以非农收入作为其主要生活来源，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为30971元／年×20年×80%＋9644元／年×5.50年÷3×80%（被抚养人生活费）=509680.53元；（6）交通费，根据原告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原告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推算，本院对原告请求的10000元予以支持；（7）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因本次医疗事件致其三级伤残，长期遭受病痛折磨，存在严重的精神伤害，应给予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和本地区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考虑，本院对原告周凤仙请求的40000元予以支持。上述合计1967859.23元。根据前面确定的赔偿比例，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应承担（1967859.23元-6000元）×55%＋6000元=1085022.58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赔偿原告周凤仙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经济损失1085022.58元，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周凤仙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应收受理费13739元、鉴定费16000元，合计29739元，由原告周凤仙负担7914元，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负担218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13739元，款汇至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0900000103326300413-9008，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郭 昕
代理审判员 张晓龙
人民陪审员 周苗来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汝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