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津0105行赔初11号
原告刘爱军，男，1968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红桥区。
法定代理人刘某（兄妹关系），女，197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安定医院护士，住天津市红桥区。
委托代理人高明，天津天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为，天津四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河北区司法局，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黄纬路11号。
法定代表人刘月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曹继星，天津市河北区司法局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贾芳，天津德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司法局，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北道52号。
法定代表人张铁英，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金良，天津市司法局政策法规研究室干部。
委托代理人郄翼龙，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爱军诉被告天津市河北区司法局（以下简称区司法局）、天津市司法局（以下简称市司法局）行政赔偿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爱军、刘爱军的法定代理人刘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高明、罗为，被告区司法局的负责人刘明及委托代理人曹继星、贾芳，市司法局的委托代理人王金良、郄翼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允善律所律师张琳于2016年2月22日以律师高月将要于2016年5月份回老家结婚为由拒不履行其代理职责义务，置我父亲诉讼维权不顾，损害我百姓权益权利，阻碍我父亲维权。2016年2月24日反映投诉至天津市司法局、依照市司法局律管处指示到区司法局公律科反映投诉，并依照区司法局公律科要求于2016年2月29日再次向区司法局提交书面申请书。3月10日区司法局口头答复说：允善律所就是不代理。无奈下，2016年3月11日再次到天津市司法局律管处，律管处的领导告知区司法局应出具书面答复书。2016年3月31日区司法局出具《投诉处理答复书》，认为“允善律师事务所没有违反《律师法》的行为，投诉内容不属于本机关管辖范围”。原告不服区司法局处理，于2016年4月21日向被告市司法局提出复议申请，市司法局于2016年7月12日出具津司复决字[201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区司法局作出的《投诉处理答复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原告认为，律所、律师职责是国家、人民赋予的神圣的、特殊的行业职责义务，是受国家法律、人民监督管辖，律师律所在代理诉讼时是受国家宪法、《律师法》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制裁，基于《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等法条规定，允善律师、律所以不当理由不代理履行律师职责义务行为已违法，违反《律师法》行为在先。两级司法局裁定启用、适用的法律条款明显错误，存在恶意徇私舞弊行为，依据《律师法》等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司法局负有处理原告反映投诉的义务职责，依照国家各项法律，作为国家两级执法行政机关认为允善律所没有违反《律师法》的行为，情节严重、恶劣，玩忽职守渎职，极大、巨大地损害原告父亲依法维权的权益权利。两级司法局未依法、不依据投诉反映事实、以法律为准绳，出具明显舞弊的行政行为书，其行为恶劣、舞弊、弄虚作假为律所逃脱责任，极大地损害剥夺原告父亲维权的权益权利，已违法。因此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的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5万元，对两级司法局作出处理，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权利，维护原告父亲维权的权益权利。
原告就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供了如下的证据（复印件）：
证据1、委托合同，证明原告与允善所签订合同，允善所应履行代理职责，不得任意终止、解除该合同；
证据2、笔迹鉴定申请书；
证据3、申请询问鉴定人员申请书；
证据2、3，证明案件进行中，允善所在没有正当原因的情况下，突然决定不再继续代理，原告未欺骗律师，允善所要求终止合同理由是不成立的；
证据4、投诉书，证明原告就允善所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要求区司法局对律所及律师进行处罚；
证据5、区司法局投诉处理答复书，证明被告区司法局徇私舞弊对原告投诉以“不属于管辖范围”为由拒绝处罚；
证据6、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收到答复书后，提出复议申请，要求市司法局对遗漏事实进行调查，对适用法律错误进行更正；
证据7、行政复议声明，证明允善所违法解除合同，原告要求处罚，被告区司法局徇私舞弊未处罚；
证据8、申诉书（致天津市司法局律管处领导），证明区司法局口头处理决定后，原告再到市司法局申诉的事实，区司法局才重新做出书面答复；
证据9、市司法局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明市司法局已受理原告复议；
证据10、市司法局复议延期通知及回证，证明该案复杂，被告市司法局已做出延期决定，但事实上被告市司法局仍然未调查；
证据11、市司法局复议决定书及回证，证明事实未调查，适用法律错误，也未对允善所进行处罚；
证据12、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卷宗材料，证明被告区司法局提供的证据与事实不符；
证据1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延期审理申请书，证明允善所违反合同约定，拒绝代理的行为导致原告的民事诉讼无法进行，给原告造成损失；
证据14、电话记录，证明原告向市司法局反映情况。
证据1-14用以证明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
证据15、证明；刘某收入情况，残疾情况，被告对我
造成心里和精神损害。
证据16、律师费发票5000元；证明被告给原告造成的损失。
证据17、笔迹鉴定发票8800元，在和平法院审理的另一案件中预交的；证明被告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是和二被告相关联的。
证据18、律师收费指引；证明原告另行请律师，大概花费费用5万左右。
证据15-18用以证明被告的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害。
被告区司法局辩称：一、被告履行行政赔偿义务的重要前提是实施了违法的行政行为，而该事实的认定要以原告诉被告撤销行政行为一案的最终结果作为依据。二、被告作出的《投诉处理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履行程序合法，并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原告要求5万元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区司法局为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向法庭提供如下的证据及依据（复印件）：
证据1、投诉接待登记表，证明原告来区司法局口头投诉允善所的律师张琳、高月，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证据2、投诉书，证明原告递交书面投诉书，陈述事实、理由；
证据3、电话记录，证明区司法局电话通知允善所，要求其提交书面材料；
证据4、投诉处理答复书，证明区司法局做出投诉处理答复书；
证据5、回执，证明原告领取了答复书；
证据6、律师事务所（允善所）执业许可证；
证据7、律师（张琳、高月）执业证；
证据6、7，证明允善所具有依法执法的资质，律师张琳、高月具有从事律师工作的资质；
证据8、委托合同；
证据9、收费发票；
证据8、9，证明2015年6月11日，允善所与二原告签订合同，指派律师张琳、高月代理原告起诉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损害案，代理费收取5000元；
证据10、张琳等代理案件情况说明；
证明11、询问笔录；
证据12、录音证据；
证据13、司法鉴定意见书；
证据14、解除委托合同通知书；
证据15、快递证明；
证据16、递交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声明；
证据10-16，证明区司法局调取相关证据，得知解除合同的理由是不尊重，不相信律师，隐瞒事实，依据规定解除合同，并当面口头告知和书面寄发通知书告知原告；
证据17、民事诉状；
证据18、医疗损害鉴定书；
证据19、调查取证申请书；
证据20、笔迹鉴定申请书；
证据21、申请询问鉴定人员申请书；
证据17-21证明经过区司法局调查核实，允善所张琳、高月在代理原告诉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损害一案中，按照合同约定开展代理工作，履行代理职责；
证据22、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市司法局发出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区司法局10日内提交答复书；
证据23、复议延期通知书，证明市司法局向被告区司法局发出复议延期通知书；
证据24、区司法局复议答复书，证明区司法局按时做出复议答复书；
证据25、市司法局复议决定书，证明市司法局出具决定书，维持区司法局的答复书；
证据22-25是区司法局做出行政行为之后的复议阶段的行政行为。
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依据2、《律师职业管理办法》；
依据3、《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依据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依据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被告市司法局辩称：一、被告所作的《天津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不存在被告行政行为违法这一行政赔偿的基础性前提条件。二、被告所作的《天津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决定书》没有实际处理或侵犯原告的财产及人身权益，因此，不存在因违法的行政行为而使原告遭受实际财产或人身损失这一行政赔偿的基础性前提条件。三、被告所作《天津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最终对行政复议事项的结论是“维持被申请人天津市河北区司法局作出的《天津市河北区司法局投诉处理答复书》的行政行为”。并没有加重天津市河北区司法局对原告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中原告的责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被告作为复议机关在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且未加重原告责任的情况下不应承担本案的行政赔偿责任。四、原告诉请中对于因案外人天津允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琳、律师高月解除代理合同所产生的损失部分的叙述，属其他的法律关系，不在本案范围之内，应由原告依据《民事诉讼法》另案向法院起诉。据此，原告诉请行政赔偿，缺乏事实上的依据，同时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市司法局为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向法庭提供如下的证据及依据（复印件）：
证据1、原告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依据，证明原告申请复议；
证据2、市司法局受理复议申请登记表，证明市司法局将原告申请材料进行登记。
证据3、市司法局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及回证，证明市司法局做出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并送达原告。
证据4、市司法局复议答复通知书及回证，证明市司法局做出复议答复通知书并送达区司法局。
证据5、区司法局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证明区司法局提交答复书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证据6、阅卷申请书，电话记录及阅卷登记表，证明市司法局三次组织原告阅卷，保障其相关权益；
证据7、复议延期通知书及回证，证明市司法局做出复议延期通知并送达原告及区司法局；
证据8、市司法局复议决定书及回证，证明市司法局做出复议决定书送达原告，直接送达区司法局；
证据1-8证明市司法局收到原告复议申请后，依法履行职责，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依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庭审中，原告对被告区司法局提供的证据及依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除对证据2、4、5、6、7、22-25无异议外，对其他证据均有异议：对证据1，投诉接待登记表没有原告签字，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3，电话记录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8，两份委托合同签字版本不一致；对证据9，律师服务收费发票的章不一致；对证据10，情况说明是允善所单方面做出的，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1，张琳的询问笔录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12，录音根本不合法，是诱导式的，断章取义，剪切合成，不能作为证据；对证据13，鉴定人员资质有异议，鉴定过程不合法，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4、15不认可，原告未收到过，并且通知书是在原告投诉后作出的；对证据16，原告在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调取的声明没有印章和接收的时间；对证据17-21，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依据1—3、5无异议，对依据4有异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被告市司法局对被告区司法局提供的证据及依据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市司法局提供的证据及依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8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市司法局仅是调取材料，而没有进一步调查核实，程序不合法，至少是有瑕疵，对依据无异议。
被告区司法局对被告市司法局提供的证据及依据无异议。
被告区司法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6无异议；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隐瞒律师，才造成解除合同，在允善所解除合同前，履行了代理职责；对证据2、3真实性认可，原告主观上否认病历上签字的真实性，客观上未能提供证据推翻鉴定结论，是隐瞒和欺骗行为；对证据4投诉书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只是要求允善所继续履行合同，并没有提出要求区司法局对律师行为进行处罚；对证据5、7、8、1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9-11、14，认为是针对市司法局的，未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3，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5不认可真实性；证据16、17真实性无异议，但缺乏关联性；证据18与本案无关。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区司法局的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失后果，没有因果关系，我们认为区司法局做出的答复是合法正当的。
被告市司法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4-6、9-1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3真实性存疑，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8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10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1-14，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5-18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区司法局的质证意见一致。
经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依据作出如下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4-6、9-11、证据12中的声明，均客观、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2、3、12（除声明外）、13、15-18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不予以采信，证据7、8、14，因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均不予以采信；被告区司法局提供的证据2、4—9、11、14-16均客观、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3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据10、12、13、17—21，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不予以采信，被告区司法局提供的证据22—25不属于其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与其作出的行政行为无关联性，被告区司法局提供的依据1、2系法律、规章均适用于本案，依据3—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适用；被告市司法局提供的证据1-8均客观、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市司法局提供的依据1、2系法律法规，均适用于本案。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爱军及刘某曾于2016年7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区司法局作出的《投诉处理答复书》及市司法局作出的津司复决字[201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经审理，本院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遂作出(2016)津0105行初74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原告刘某及刘爱军的诉讼请求。刘某、刘爱军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2日作出（2017）津01行终56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虽然主张被告的行政行为给其造成损失，要求赔偿5万元，但原告所举证据无法证实其主张的损失是由被告的行为所造成的。此外因被诉行政行为亦未被生效的行政判决确认为违法，故原告刘爱军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爱军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光乃
审 判 员 魏冬梅
人民陪审员 夏淑琴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单 欣
附：本裁判文书适用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