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湘0281行初22号
原告黄满贤，男，汉族，1963年12月12日生，住湖南省醴陵市大桥北路。
被告醴陵市公安局，单位地址：湖南省醴陵市来龙门街道办事处醴陵大道。
法定代表人何忠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志干，醴陵市公安局法制室干警。
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包括调查取证、开庭陈述事实和理由、参加辩论，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代为领取诉讼文书等。
委托代理人朱化，醴陵市公安局来龙门派出所干警。委托权限：一般代理。
原告黄满贤不服被告醴陵市公安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22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满贤，被告醴陵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周志干、朱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醴陵市公安局以原告黄满贤在2017年6月10日、2017年7月9日，携带上访材料在北京市重点地区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严重扰乱该公共场所秩序为由，于2017年10月16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醴公（来）决字[2017]第183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原告黄满贤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原告诉称，原告2017年10月15日18时许被醴陵市来龙门办事处人员骗至来龙门派出所门外等人一起吃晚饭，被告工作人员朱化在门外当着众人面突然勇左臂紧抱原告脖子压迫头部，右手掐住原告右臂将原告拽到询问室，搜身限制自由后，补办传唤证。被告以原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为由，作出对原告上访的行政处罚。原告认为，被告作出了认定事实不清、适应法律不当的处罚，为此，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提取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醴公（来）决字[2017]第18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醴陵市公安局醴公（来）决字[2017]第183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作出了行政行为，对原告进行了处罚；
证据2、车票，拟证明2017年6月10日购买了车票回长沙，乘车的时间是22点08分，证明滞留时间的问题。
证据3、相片，拟证明原告能够进入天安门进行拍照，不是非法人员；
证据4、证人证言拟证明上访过程。
证据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各地驻京办事机构的管理意见》，拟证明有文件，已经没有驻京安置的情况，既然他们驻京人员无权在北京日常执法，来龙门办事处也无权将原告劝返，限制原告自由，将原告移交至派出所。根据《信访条例》第二十条之规定的违规行为共有六条，但原告一条也够不上，训诫书也是根据信访条例出具的，原告没有违反治安处罚法。
被告醴陵市公安局辩称，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案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查处该案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一、被告认定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7年6月10日，原告等人携带材料在北京市中南海地区周边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查获并训诫。2017年7月9日，原告伙同其兄黄玉贤携带材料在北京市中南海地区周边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查获并训诫。上述事实，有原告的询问笔录、受案记录、证人证言、训诫书、视听资料、到案经过等证据证实。原告诉称被告认定事实不清不成立，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原告的两份训诫书已在2017年7月28日移交至被告处，该两份训诫书证实了原告于2017年6月10日、2017年7月9日先后两次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上访被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并训诫。二、被告办理本案的程序合法：被告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了受案、传唤、调查取证、告知、裁决、宣布、送达等程序，整个办案过程都是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并且充分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被告在2017年7月28日受理该案后，就在2017年7月30日、9月10日开具了醴公（来）行传字[2017]第0484号、0496号传唤证到原告家中对其进行传唤，但原告未在家中，社区工作人员李斌作为见证人证实了被告两次对原告进行传唤，2017年10月15日18时醴陵市来龙门办事处工作人员将原告从北京接回醴陵后，在醴陵市来龙门派出所门口将原告移交至被告处，被告当场出示了醴（公）来行传字[2017]第0503号传唤证，依法传唤原告接受公安机关调查。被告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充分保障了原告的合法权利。被告在开始询问原告时出示并送达了《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书中已列明原告的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同时被告办案民警严格按照办案程序规定，依法对原告进行询问，无引诱、恐吓等行为，并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前将被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了原告，原告在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提出要求公开听证，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八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处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本案中被告没有对原告作出上述两种处罚，因此被告没有支持其申请听证的请求。被告提供的询问原告、处罚告知的同步录音录像视频，既清晰、客观的还原了询问笔录制作、被告告知原告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听取了原告的陈述与辩解的整个过程，更是证明了被告干警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执法，对原告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进行治安处罚是正确的。三、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决定法律适用准确。公民有按正常渠道和程序向国家机关反映问题的权利，但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如果违反规定，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两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本案中，原告伙同其兄黄玉贤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上访、滞留，而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原告没有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上访，其行为已经扰乱了北京市中南海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进行处罚。四、原告扰乱公共场所行为情节严重，被告对原告的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得当。原告携带信访资料先后两次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严重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属于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综上所述，被告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的醴公（来）决字[2017]1836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证据，符合法定程序，处罚适当，请求法院依法维持被告作出的醴公（来）决字[2017]1836号行政处罚决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醴陵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1、醴公（来）受案字[2017]1720号受案登记表，拟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受理为行政案件进行调查；
证据2、醴公（来）行传字[2017]第0484号、第0496号、第0503号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拟证明被告三次对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原告进行传唤，并告知原告的亲属；
证据3、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黄满贤的自述材料，拟证明被告在拟做出行政处罚前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告知，并告知其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充分保障了原告的申诉的权利，被告充分听取了原告对自己违法行为的辩解；
证据4、醴公（来）决字[2017]第183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醴公（来）执通字[2017]1799号行政拘留执行回执，拟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并送达醴陵市拘留所执行拘留；
证据5、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拟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行政拘留的处罚结果通过电话告知原告的亲属；
证据6、到案经过，拟证明原告的到案的具体经过；
证据7、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对黄满贤的询问笔录，拟证明1、被告干警在对原告的询问过程中将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了原告；2、原告交代在北京上访并在中南海周边地区滞留的行为；
证据8、对江午阳、林化、李斌、邓谷林的询问笔录，其中江午阳的笔录拟证明原告在今年6月10日和7月9日两次进行了上访，以及10月14日在北京将其接回的过程；
对林化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原告两次上访的时间；对李斌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原告如2017年6月10日到北京上访；对邓谷林的询问笔录，拟证明2017年6月10日原告到北京上访的情况；
证据9、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劝返接回通知单、训诫书(2017年6月10日)、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拟证明1、林化向被告提交了劝返接回通知单、训诫书、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等证据材料；2、2017年6月10日黄满贤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被北京市西城分居训诫；
证据10、训诫书(2017年7月9日)、及对黄玉贤、邓谷林、林化的询问笔录，拟证明2017年7月9日黄玉贤与原告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被北京市西城分居训诫的事实；
证据11、原告同步询问录像（2号盘）、民警告知原告和通知原告家属的录像（1号盘），拟证明1、被告在对询问过程中告知原告的权利与义务，并充分保障了原告的各项权利；2、证明被告对原告的整个询问过程；3、被告依法将行政拘留处罚通过电话告知原告的家属；
证据12、《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拟证明本案被告具有管辖权；
证据13、《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以及《湖南省公安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关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处罚依据中属于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处罚基准是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允许500元以下的罚款，拟证明对原告的处罚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处罚幅度适当。
经庭审质证，被告醴陵市公安局对原告黄满贤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没有使用的情况，也没有具体使用的时间，只有一个日期，只能够证明确实这份证据在排除真伪的情况下，只能说是当时订了这么一个车票；对证据3有异议，这份证据不能够证明其他的，且证据2-3更加佐证了原告到北京上访的事实情况；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原告黄满贤对被告醴陵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来龙门派出所不具有行政治安管辖权，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既然是工作发现，就应该有工作人员的姓名，电话等，报案人也没有，则证明这份证据违法无效。来龙门派出所接报人是刘明强，接报时间是2017年7月28日11时29分，国瓷派出所接报人朱洪伟，接报时间2017年7月13日10时57分的受案记录表有瑕疵，对这两个时间都有异议；对证据2有异议，这上面没有姓名，且没有身份证号码，这是有瑕疵的，这上面只有时间，上面内容写的7月9日和6月10日，且跟被告提交的证据2自相冲突，我一直在家里，被告说通知我了，我并不知晓，第三次的传唤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实，且这个传唤证是把我带到传唤室之后才向我出示的，这几张传唤证我都没有在上面签字；对家属通知书有异议，这是对我拘留之后才通知我的家属；对证据3中的告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来龙门派出所不具有行政治安管辖权，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1、进北京上访和来龙门派出所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和必然关系，根据治安处罚法第七条之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另具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原告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如果有违法行为，应该由北京市公安局进行管辖，而不是醴陵市公安局来龙门派出所管辖。所以说，醴陵市公安局来龙门派出所在本案中不具有执法资质，不具有行政治安管辖权。可以认定被告行政主体违法。2、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和规定不许信访，属地处罚告知书是一种违法行为，因为原告没有违法行为，根据信访条例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之规定，为了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利，维护信访秩序，制作本条例；3、株洲市驻京工作人员出具的是假证，训诫书是训诫原告自己的，怎么会到了他们手上呢？训诫书上面写的是纠纷二字，并没有违法，纠纷是可以进行调解的，原告准备对其提起行政诉讼；对证据4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有异议，被告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几项，并没有指出原告的具体违法事实，所以属于无效文书；对回执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有异议，因为被告通知的人连原告的旁系都不算，不是原告的直系亲属，这就是属于没有通知；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7中的权利义务告知书有异议，被告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并且没有签字，与事实不符；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来龙门派出所不具有治安管辖权，根据公安机关行政程序的规定，公安令125号第九条之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来龙门派出所如果要对原告进行处罚，必须要有相应的移交材料才行，但来龙门派出所并没有相应的材料及移交函。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笔录中的内容全部不是原告说的，全是被告的下属疲劳审训等非法方式收集自述编写的询问笔录。原告没有在北京任何地点具有违法行为的事实，因此认定原告扰乱公共秩序没有证据；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因为是来龙门街道办事处截访人员作出来的笔录，对其合法性有异议，截访人员不具有情况说明的能力，因为原告没有委托任何人，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非法截访人员没有权利劝访且无法接触到事实依据。篡改法律依据扰乱公共秩序会同驻京办人员在北京截访是行为违法的；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因为是街道办的截访人员作出的，对训诫书有异议，原告没有这个事实，这上面写的是纠纷，上面没有训诫人，上面也没有说原告违反了什么，且没有对原告进行训诫，原告也不知道有这个训诫书，没有这个事实。对判决书、裁定书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是经过了一审二审和再审，我们按照合法的程序，可以到北京去进行上访的，所以说原告到北京依法向最高院提起再审，是合理合法的诉求；对证据10的训诫书有异议，这不是事实，对询问笔录有异议，这是疲劳审训所得到的；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没有治安管辖权。
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一、原告提交的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4、能证明本案的真实情况，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证据3、证据5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均能在不同程度上证实本案的相关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10日，原告黄满贤为反映房屋拆迁问题，去北京上访。原告黄满贤在北京市重点地区中南海附近，被北京市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执勤民警要求查询身份，询问情况，并予以训诫。2017年7月9日,原告黄满贤与其兄黄玉贤为反映房屋拆迁问题，一同去北京上访，在北京市重点地区中南海附近，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执勤民警送至九敬庄收容中心，并被训诫。株洲市信访局驻北京上访局的人员将原告黄满贤与黄玉贤从收容中心接出交给醴陵市来龙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邓谷林和林化，原告黄满贤与黄玉贤在林化的陪同下回到醴陵市。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将训诫原告黄满贤及黄玉贤的训诫书寄至醴陵市信访局，醴陵市信访局通知邓谷林领取，随后邓谷林将训诫书交到醴陵市公安局国瓷派出所。随后醴陵市公安局国瓷派出所对黄玉贤给予了五天的行政拘留处罚。2017年10月14日20时左右，原告黄满贤与其兄黄玉贤在去北京上访，在北京南站上访人员聚集地被醴陵市来龙门办事处维稳人员江午阳、林化找到。经过劝说后，2017年10月15日原告黄满贤及黄玉贤随江午阳、林化一起回到醴陵。原告黄满贤到达醴陵后，被醴陵市公安局来龙门派出所传唤，被告醴陵市公安局于2017年10月16日以原告黄满贤于2017年6月10日、2017年7月9日携带上访材料在北京市重点地区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对原告黄满贤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公民具有信访的权利，但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信访，其行为不得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或者其他公共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聚众实施前款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本案中，原告黄满贤去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上访、滞留，而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允许信访人员走访、滞留或聚集，原告没有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上访，其行为已经扰乱了北京市中南海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被告根据训诫书和原告的陈述、辩解、证人证言、录音录像等证据，依法认定原告扰乱北京市中南海地区的公共秩序。被告按照法定程序收集相关证据，对原告进行合法传唤，告知原告对其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享有的权利等。故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恰当。原告之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满贤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满贤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50元。现金缴纳的，直接向华融湘江银行株洲金汇支行驻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点缴纳。汇款或转账的，开户行：华融湘江银行株洲金汇支行，收款单位：代收法院诉讼费财政专户，帐号：5017330100016。逾期未缴纳的，将承担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后果。
审 判 长 陈水平
人民陪审员 邓春生
人民陪审员 王邦迪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吴楷汉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 （三）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四）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机动车、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 （五）破坏依法进行的选举秩序的。
聚众实施前款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