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陕04行终1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公孝，男，1962年9月出生，汉族，系咸阳市渭城区村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珍珠，女，1972年10月出生，汉族，系咸阳市渭城区村民，住。系原告黄公孝之妹。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博，陕西玖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咸阳渭城区兰池大道中段。
法定代表人杨占文，该管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文安，该管委会法务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建勇，该秦汉新城管委会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新桂，女，汉族，1975年1月14日出生，系咸阳市渭城区村民，住。系黄公孝之弟媳。
上诉人黄公孝、黄珍珠诉被上诉人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秦汉新城管委会）、杨新桂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不服渭城区人民法院（2018）陕0404行初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公孝、黄珍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博，被上诉人秦汉新城管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文安、杜建勇，被上诉人杨新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ＸＸ义生前有子女五人，黄公孝系ＸＸ义儿子、黄珍珠系ＸＸ义女儿,杨新桂属五儿子黄公亮的媳妇，ＸＸ义的儿媳妇，2016年11月14日ＸＸ义因病去世，生前ＸＸ义与黄公孝、黄珍珠共同居住在咸阳市××城区××镇××号院内（ＸＸ义属户主），其余三子没有在一起居住。2016年5月5日秦汉新城管理委员会对咸阳市××城区××镇××号院进行拆迁征收，因黄公孝、黄珍珠在外打工，ＸＸ义给杨新桂出具委托书一份，“因ＸＸ义本人无身份证（610404193306154016）有病在床，委托儿媳杨新桂代替本人和秦汉新城拆迁办谈赔付及拆除后代替我本人领款及有关事宜”,有咸阳市渭城区正阳街道办事处黄家寨村村民委员会盖章，ＸＸ义、杨新桂均签字。同日杨新桂代替ＸＸ义签订了咸阳市××城区××镇××号院“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一份，2016年11月14日ＸＸ义因病去世，黄公孝、黄珍珠诉至本院要求确认秦汉新城管委会与第三人杨新桂签订的“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无效；请求依法确认黄公孝、黄珍珠为被拆迁人并享有相关补偿款及安置房。
原审法院认为：2016年5月5日ＸＸ义在世时委托儿媳杨新桂代替其和秦汉新城管委会协商拆迁安置问题，并向儿媳出具委托书，并经村委会盖章确认。故第三人杨新桂与秦汉新城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咸阳市××城区××镇××号院的《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秦汉新城管委会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故黄公孝、黄珍珠要求确认秦汉新城管委会与ＸＸ义委托人即杨新桂签订的《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无效，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黄公孝、黄珍珠要求确认被拆迁人并享有相关补偿款及安置房，因属于家庭成员内部的分配问题，不属行政案件受案范围，本案不予论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遂判决：驳回原告黄公孝、黄珍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黄公孝、黄珍珠承担。
上诉人黄公孝、黄珍珠上诉称，《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中被拆迁人为杨新桂属于主体错误，该产权调换协议无效。且《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不能否认上诉人作为被拆迁人依法享有的0171号宅院相关补偿款及安置房。委托书虚假无效，咸阳市渭城区正阳街道黄家寨村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12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中写明“ＸＸ义几年前患有老年痴呆症，没有行为能力，2016年11月14日病逝”，上诉人认为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在不通知其他家庭成员或ＸＸ义其他儿子的情况下，用受托人（杨新桂）未签名的委托书处理涉案财产显然无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故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秦汉新城管委会答辩称，黄公孝、黄珍珠二人虽然当初和其父ＸＸ义在同一户口本上，但黄公孝长期在外打工、黄珍珠早就远嫁陕北，直至2016年开展征迁工作之时，二人均不在家中生活，秦汉新城管委会和ＸＸ义签订协议，但其不会写字，更重要的是ＸＸ义当时连身份证都没有。在此情况下若秦汉新城管委会与ＸＸ义签订协议，那么补偿款将无法发放，因为ＸＸ义无法在金融机构开户。为了保证征迁工作顺利进行，也为了保证给群众发放的补偿款能够顺利到位，我们在签订协议时进行了变通，在村委会干部、征迁工作人员、当事人均在场的情况下，ＸＸ义书面委托儿媳杨新桂代其与秦汉新城管委会签订了协议，之后秦汉新城管委会已按照协议履行了付款义务，包括黄公孝、黄珍珠的份额也足额给付，由杨新桂签订该协议并未影响黄公孝、黄珍珠的任何权益，剩下的属于家庭成员内部的分配问题，与秦汉新城管委会无关。综上所述，秦汉新城管委会与杨新桂签订协议的行为既未影响黄公孝、黄珍珠的合法权益，也是为了黄公孝、黄珍珠家庭补偿款的顺利发放而做的变通，均属正常工作范畴，无论从哪方面均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杨新桂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一百六十五条“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2016年5月5日ＸＸ义在世时委托儿媳妇杨新桂代替其和秦汉新城管委会处理拆迁安置事宜，并向第三人出具委托书，ＸＸ义加盖指印，第三人签字确认，并经村委会盖章确认。上诉人认为《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主体错误且虚假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现秦汉新城管委会已经按照《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内容履行了付款义务，包括二上诉人的份额也足额给付，该协议内容及第三人的行为未影响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ＸＸ义生前有子女五人，黄公孝系ＸＸ义儿子、黄珍珠系ＸＸ义女儿,杨新桂系其五儿子黄公亮的妻子，ＸＸ义的儿媳妇。2016年11月14日ＸＸ义因病去世，ＸＸ义生前与黄公孝、黄珍珠共同居住在咸阳市××城区××镇××号院内（ＸＸ义属户主），其余三个儿子没有与ＸＸ义一起居住。后秦汉新城管理委员会对咸阳市××城区××镇××号院进行拆迁征收，2016年5月5日的一份委托书载明：“我叫ＸＸ义，住黄吊庄三组，现因我本人无身份证（610404193306154016）有病在床，特委托我儿媳杨新桂（）代替我本人和秦汉新城拆迁办谈赔付及拆除后代替我本人领款及有关事宜”，该“委托书”落款中“委托人：ＸＸ义”、“受托人：杨新桂”的签名均不是其本人所签。同日，以征迁人（甲方）：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理委员会、被征迁人（乙方）：杨新桂为协议双方，签订了《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对渭城区正阳镇黄家寨村0171号房屋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承诺，乙方系被征迁房屋的唯一所有权人，房屋未设置任何质押等第三方权利，……”。2016年7月15日，黄家寨村0171号房屋补偿款270291元存入以杨新桂为户名的账号上。2016年11月14日ＸＸ义因病去世。黄公孝、黄珍珠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秦汉新城管委会与第三人杨新桂签订的“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无效；请求依法确认黄公孝、黄珍珠为被拆迁人并享有相关补偿款及安置房。
另查明，被上诉人秦汉新城管委会对上诉人黄公孝、黄珍珠系黄家寨村0171号的被拆迁人并应享受相关补偿的事实无异议。
本院认为，ＸＸ义生前与黄公孝、黄珍珠共同居住在咸阳市××城区××镇××号院内，ＸＸ义属户主，黄公孝、黄珍珠为家庭成员。2016年5月5日的委托书不是委托人ＸＸ义本人书写，落款中“委托人：ＸＸ义”及“受托人：杨新桂”的签名均不是本人所签，现上诉人黄公孝、黄珍珠作为共有人对该委托书提出异议，虽然委托书上有村委会的盖章，但村委会在一审中向一审法院出具的“证明”载明：“……ＸＸ义几年前患有老年痴呆症，没有行为能力，2016年11月4日因病去世……”，故村委会在“委托书”上盖章的行为与其向一审法院出具的“证明”所载明的内容相互矛盾。另外，《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是被征迁人获得实物及货币补偿的书面凭证，本案中，签订0171号宅院拆迁协议时，被征迁人应为ＸＸ义及上诉人黄公孝、黄珍珠，但被诉《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将杨新桂作为被征迁人缺乏依据。一审判决认为杨新桂与秦汉新城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咸阳市××城区××镇××号院的《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缺乏依据。因被上诉人秦汉新城管委会对上诉人黄公孝、黄珍珠系黄家寨村0171号的被拆迁人并应享受相关补偿的事实无异议，故对该事实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渭城区人民法院（2018）陕0404行初3号行政判决；
二、确认2016年5月5日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委会与杨新桂签订的《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无效。
一审诉讼费50元，二审诉讼费50元，由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委会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智慧
审判员 周昌柱
审判员 张 娟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常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