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民终97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杜国卫，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广州市美力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吴志斌，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爱珍，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丹，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黄业敬，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一审被告：广州源丰威达皮革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黄业敬。
上诉人杜国卫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美力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力公司）及一审被告黄业敬、广州源丰威达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丰威达公司）民间借贷及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民四初字第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杜国卫、美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爱珍、陈丹到庭参加诉讼。黄业敬、源丰威达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国卫上诉请求：1．判决驳回美力公司的起诉；2．判决杜国卫不承担担保责任。3．诉讼费由美力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依据《债权转让声明》，债权人应为张秀成，美力公司无权以原告资格起诉。一审法院未全面审核《债权转让声明》《欠款确认书》的真伪。美力公司依据《欠款确认书》就840万元债权债务主张权利，应当举证证明债权的由来，但美力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享有840万元的债权。2．杜国卫有证据证明《欠款确认书》系受吴志斌、张秀成的胁迫而签订，《欠款确认书》无效。《欠款确认书》签订前，张秀成曾威胁黄业敬，黄业敬已报警。杜国卫提交了张秀成向其发送的威胁短信，证明杜国卫受到胁迫。（二）一审审判程序违法。一审法院于2014年7月8日受理本案，但杜国卫在7月21日才收到应诉通知书，2015年1月14日才收到公告送达的证据交换通知和开庭通知。对于为何采用公告送达，当时的承办法官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合议庭变更后，杜国卫没有收到开庭质证的通知，后于2015年10月20日收到一审判决。案涉债权于2014年6月6日转让给张秀成，美力公司于6月10日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其主体已不适格。法院在采取保全措施后一个月余均未通知杜国卫，杜国卫在7月7日才收到财产保全的裁定书。本案能够立案，存在违法操作。（三）一审判决关于杜国卫担保的问题认定有误。杜国卫提供担保并无好处。杜国卫担保的债权数额为600万元。黄业敬、源丰威达公司在2013年12月6日已还款761万元，杜国卫提供的担保已消失，且诉讼时效也已经过。《债权转让声明》《欠款确认书》的落款时间是2014年6月6日，备注载明“2014年6月6日之前所签文件作废”，包括2014年6月6日当日所签的《债权转让声明》《欠款确认书》均应作废。（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肯定引起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关于原告起诉资格、840万元的证据、诉讼时效、诉讼主体等问题适用法律有误。
美力公司辩称，不承认杜国卫的全部上诉请求。（一）美力公司主张的债权真实、合法，美力公司有权提起本案诉讼。1．就《欠款确认书》中840万元借款，美力公司提交了部分借据及转账记录予以证实。杜国卫一审时确认其提交的转账记录与《欠款确认书》中的840万元款项无关。杜国卫主张其受胁迫签订《欠款确认书》并要求法院调取黄业敬的报警笔录，但该报警笔录的时间及内容均与杜国卫陈述的不一致。报警笔录中的内容印证了案涉债权是真实的，不存在高利贷情形。2．杜国卫称美力公司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并主张债权已转让给案外人，其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杜国卫上述主张并不属实。（二）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的程序合法。
黄业敬、源丰威达公司未陈述意见。
美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业敬清偿借款人民币84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6月6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判令杜国卫、源丰威达公司对黄业敬所欠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由黄业敬、杜国卫、源丰威达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6月6日，黄业敬作为欠款人出具《欠款确认书》，确认至2014年5月30日止欠美力公司840万元，保证单位处盖有源丰威达公司的公章，担保人处有杜国卫的签名，并在左下角备注“2014年6月6日之前所签文件作废”。杜国卫确认《欠款确认书》的文字包括备注的内容均为其所写，但其认为受胁迫所写。
美力公司提交了黄业敬出具的借据及银行支票存根、银行取款凭证、客户回单、电子转账凭证、转账明细等，显示黄业敬分别于2010年12月28日借款300万元、2011年1月11日借款200万元、100万元、6月23日借款100万元、8月22日借款100万元、9月28日借款150万元、2012年1月13日借款150万元。美力公司称除上述借款外，其曾以现金方式借款给黄业敬，借款总额超过本案标的是因为黄业敬曾经还款，双方在2014年6月6日结算的数额包括之前的借款和还款，因黄业敬是源丰威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按照黄业敬的指示，部分款项付给源丰威达公司和卓某，有卓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可以证实；因梁高均是美力公司的员工，故美力公司委托梁高均支付部分款项，美力公司有转账凭证的原件，可证明是美力公司付款。杜国卫确认其参与上述借款中的三笔，即2010年12月28日借款300万元、2011年1月11日借款200万元、100万元，对该三笔借款予以确认。
杜国卫提交了2011年至2012年期间银行流水账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汇款记录、结算业务申请书、转账汇款指令、汇款凭条存单等，证明源丰威达公司和黄业敬已还款965.5万元。杜国卫称上述已还款项与《欠款确认书》中的840万元无关，并提交了《债权转让声明》复印件，表示无法提供原件供核对。美力公司否认其和吴志斌签订过该《债权转让声明》，确认其未将案涉债权转让给他人。
一审法院调取的黄业敬向公安机关报警的询问笔录记载：2014年6月6日9时许，被询问人黄业敬称其在2014年5月30日接到自称为“大哥成”的人的电话，“大哥成”称受吴志斌的委托，收取之前黄业敬向吴志斌的借款，要黄业敬在5月31日前还款300万元。因黄业敬不认识“大哥成”，其没有去，因而报警。黄业敬承认在三年前向吴志斌借款750万元，当时有借条，并按了指纹，这笔借款不属于高利贷。
杜国卫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卓某称：卓某是源丰威达公司的会计，黄业敬和源丰威达公司曾向美力公司借款600余万元，借款有些以支票支付，有些通过银行汇款；黄业敬安排卓某把钱还给吴志斌、洪某和陈某，作为向吴志斌的还款；2011年初到2012年共还款966.5万元；账号由吴志斌以短信的方式提供给黄业敬，现在无法联系上黄业敬。
杜国卫申请洪某、吴志斌、陈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理由系上述三人已收到源丰威达公司和黄业敬的还款。
美力公司、杜国卫确认本案适用我国内地法律。
一审法院认为，黄业敬是香港居民，本案属于涉港纠纷，参照涉外案件处理。各方当事人没有约定处理争议所适用的法律，美力公司与黄业敬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美力公司与杜国卫、源丰威达公司存在保证合同关系，合同的签订、履行均在我国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且诉讼中到庭当事人合意本案适用我国内地法律，故一审法院确认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
关于《欠款确认书》是否受胁迫所签订、是否有效的问题。受胁迫签订的合同是指行为人以将要发生的损害或者以直接实施损害相威胁，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惧而与之订立合同。因胁迫而订立的合同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将要发生的损害相威胁而使他人产生恐惧，将要发生的损害可以是涉及生命、身体、财产、名誉、自由、健康等方面，这种损害必须是相当严重，足以使被胁迫者感到恐惧；另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实施不法行为直接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人为的损害和财产的损害，迫使对方签订合同，这种直接损害可以是对肉体的直接损害，也可以是对精神的直接损害。因胁迫而订立的合同要具有如下构成要件：一是胁迫人具有胁迫的故意，即胁迫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将会对受胁迫方从心理上造成恐惧而故意为之的心理状态，并且胁迫人希望通过胁迫行为使受胁迫者作出的意思表示与胁迫者的意愿一致；二是胁迫者必须实施了胁迫行为，必须有以将要有的损害行为或者直接对对方施加损害相威胁的行为；三是胁迫行为必须是非法的；四是必须要有受胁迫者因胁迫行为而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与胁迫者订立的合同。本案中，杜国卫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美力公司对其和黄业敬、源丰威达公司采取胁迫行为，对其所称的胁迫语言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黄业敬的报警回执和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从时间、内容上均不能表明与《欠款确认书》的签订有关，杜国卫在《欠款确认书》签订后并未报警，也未请求法院撤销或变更该《欠款确认书》，现有证据不能支持杜国卫所述《欠款确认书》是其受胁迫所签订的主张。《欠款确认书》应视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应为有效。黄业敬、杜国卫、源丰威达公司均应履行相应的义务。
关于欠款数额。《欠款确认书》表明，截至2014年5月30日的欠款数额为840万元。美力公司提交的黄业敬出具的借据及相关银行凭证显示，黄业敬在2010年12月28日至2012年1月13日期间收到美力公司借款1100万元。美力公司关于双方在2014年6月6日结算的数额包括之前的借款和还款的意见与《欠款确认书》的备注内容相符，且诉讼中，杜国卫承认黄业敬曾向美力公司借款，并表示已还款项与《欠款确认书》中的840万元没有关系。因此，一审法院确认欠款数额为840万元。至于已还款的数额，杜国卫提交的部分还款凭证没有原件，证人卓某的证言也不足以证实已还款的事实，且杜国卫表示已还款项与本案诉讼标的无关，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洪某、吴志斌、陈某是否收到黄业敬和源丰威达公司的还款对本案处理并无影响，洪某、吴志斌、陈某既未对本案诉讼标的提出独立请求权，又与案件处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杜国卫申请追加上述人员为本案第三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不予准许。
关于还款责任。《欠款确认书》没有明确还款时间和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履行。黄业敬、源丰威达公司、杜国卫在签订《欠款确认书》后没有还款，故黄业敬应该承担还款责任，源丰威达公司、杜国卫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欠款确认书》没有约定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美力公司主张支付借款期内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各方没有约定借款期，利息可从美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4年7月8日起算，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美力公司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关于保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因各方当事人在《欠款确认书》中没有约定保证方式、担保范围和保证期间，故杜国卫、源丰威达公司应对黄业敬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美力公司于2014年7月8日提起诉讼，其要求杜国卫、源丰威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超过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的保证期间，杜国卫、源丰威达公司应对黄业敬的欠款向美力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杜国卫、源丰威达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黄业敬追偿。
关于美力公司是否具备起诉资格。《欠款确认书》及借据、银行转账凭证表明，美力公司是出借人，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杜国卫辩称美力公司已将债权转让给他人，但杜国卫仅提交了《债权转让声明》复印件，其无法提供原件供核对。杜国卫的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信。
关于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2014年6月6日的《欠款确认书》确定杜国卫和源丰威达公司连带责任保证人的法律身份，美力公司于2014年7月8日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杜国卫认为美力公司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判决：（一）黄业敬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15日内向美力公司还款人民币840万元及其利息（从2014年7月8日起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杜国卫、源丰威达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判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杜国卫、源丰威达公司承担责任后，有权向黄业敬追偿；（三）驳回美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0670元，由美力公司负担84元，黄业敬、源丰威达公司、杜国卫连带负担70586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黄业敬、杜国卫、源丰威达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杜国卫依法提交了证据及调查取证申请书。本院依据杜国卫的调查取证申请，向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刑警大队调查了解《债权转让声明》的有关情况，该队称未曾查获《债权转让声明》原件。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杜国卫向本院提交的手机短信照片显示，手机短信有“我系外面等你，我求你了”“杜生，我被人追债，屋企也不敢回了，你是否想我糸你面前自杀”“杜生，你可想好了？到星期一，我什么也不想同你讲，我一反起身，你上班办公室，你这个卖紫沙办公室，我同会各派人来守。写横额大字。我的忍耐性是有个尺度”等内容。杜国卫称该短信内容系吴志斌串通张秀成恐吓及骚扰杜国卫。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美力公司以《欠款确认书》等为据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黄业敬清偿借款、杜国卫、源丰威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黄业敬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民间借贷及保证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所述意见，综合全案证据，并结合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欠款确认书》的效力；（二）美力公司作为债权人起诉是否适格；（三）杜国卫应否承担担保责任；（四）一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
一、关于《欠款确认书》的效力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杜国卫主张《欠款确认书》系其与黄业敬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签订、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经查，一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黄业敬的报警笔录显示，黄业敬向公安机关报警发生于《欠款确认书》签订之前，故依据该报警笔录并不能证实黄业敬受胁迫而签订《欠款确认书》。本案二审期间，杜国卫确认其在签署《欠款确认书》后并未报警，也未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其予以变更或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杜国卫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欠款确认书》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杜国卫关于《欠款确认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无效的主张欠缺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杜国卫另以《欠款确认书》签订于2014年6月6日、备注有“2014年6月6日之前所签文件作废”为由，主张该确认书无效。美力公司解释称，该处备注系指2014年6月6日签订《欠款确认书》之间双方所签借贷文件无效，并不包含《欠款确认书》本身。按照通常习惯，当事人欲将当日所签文件作废，可以采取将文件销毁等安全、便捷的方式。杜国卫将“2014年6月6日之前所签文件”解释为包含2014年6月6日签订的《欠款确认书》，既不符合文意解释规则，亦有违通常习惯。杜国卫关于《欠款确认书》已作废的主张并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美力公司作为债权人起诉是否适格的问题
杜国卫主张2014年6月6日美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债务人黄业敬、担保人杜国卫等签署了《债权转让声明》、将案涉债权转让予张秀成，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杜国卫提交了《债权转让声明》的照片打印件，并以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刑警大队在办理张秀成等人所涉刑事案件中从张秀成处查获《债权转让声明》原件为由，申请本院调查收集该证据。经本院向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刑警大队调查取证，该队称未曾查获《债权转让声明》原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通过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或者其他方式无法获得书证原件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制品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现美力公司对债权转让事宜予以否认，黄业敬未能到庭说明情况，张秀成未以其受让债权为由主张权利，杜国卫亦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债权转让声明》的真实性。故依据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认定《债权转让声明》的真实性及美力公司将债权让与张秀成的事实。杜国卫关于美力公司已将债权转让予他人、无权起诉的主张欠缺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杜国卫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
《债权转让声明》载明，黄业敬尚欠美力公司840万元。美力公司为证明其向黄业敬出借款项，提交了银行支票存根、取款凭证、客户回单、电子转账凭证等作为证据，证据中显示的借款总额已逾840万元，且美力公司能够说明借款形成的具体过程。杜国卫关于美力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享有债权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杜国卫称黄业敬、源丰威达公司已于2013年12月6日已还款761万元，而《债权转让声明》签订于2014年6月6日，杜国卫未能提交《债权转让声明》签订后债务人或担保人偿还款项的相关证据。《债权转让声明》并未约定还款期限，杜国卫亦未举证证明本案起诉前美力公司曾向其主张权利且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美力公司依据《债权转让声明》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并未经过。美力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已以杜国卫作为被告、主张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杜国卫的保证期间亦未经过。杜国卫关于案涉债权业已清偿及诉讼时效、保证期间已经过的主张均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杜国卫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就黄业敬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杜国卫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黄业敬追偿。
四、关于一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杜国卫另提出一审法院立案程序违法、其收到应诉通知书及财产保全裁定书较迟、一审法院采用公告方式送达文书等，主张一审审判程序违法。经查，一审法院立案程序并无违法之处并已依法向当事人送达有关诉讼文书，杜国卫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了一审诉讼活动并曾亲自到庭参加审理，一审审判程序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所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等情形。
综上所述，杜国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914元，由杜国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慧怡
审 判 员 李民韬
代理审判员 贺 伟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贺之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