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锡民终字第12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鸿。
委托代理人李通能，江苏仁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ＸＸ燕。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程。
委托代理人徐雪峰，江苏维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鸿因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程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4）澄滨民初字第06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王志鸿及其委托代理人李通能、ＸＸ燕，王志程委托代理人徐雪峰到庭参加诉讼。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志鸿一审诉称：他与王志程系兄弟关系，家庭成员有父亲王某恒、母亲焦某玉（官），父母所生兄弟姐妹的排行为大姐王某贞、二哥王某鹏、三弟王志鸿、四妹王某珍、五弟王志程。1951年土地改革时，他们家庭取得了位于江阴市板桥焦家村（现为江阴市澄江街道工农村）的四间半平房的房屋土地所有权，权证上载明由王某恒、焦某官、王某鹏、王志鸿、王志程、王某贞、王某珍七人共有，房屋面积为三分五里七毫（折合238平方米）。
1982年夏天，因父母碍于面子，欲将焦姓房改为王姓房，遂提议对焦家村房子进行翻建。此后，由父母、大姐王某贞和他三方出资（他当时汇款3000元给母亲，其中一次2000元，一次1000元），由王志程负责操办（因其当时在供销社能买到便宜原材料）翻建事宜。房屋翻建的具体情况为：1、在板桥焦家村房子拆除后的原地基上建造；2、重复利用老房所拆下的所有木料、砖瓦，由王志���购置水泥、黄沙及其它一些辅助材料。由于当时全家无房居住，临时搭棚居住在屋前空地上，所以很快就着手了翻建工作，于当年秋天建成了三间二层楼房（实际面积共250.48平方米），估计工程款约为1万元左右。这就是后来的焦家村45号。在办上梁酒时，父母当众宣布以后东面一半给他、西面一半给王志程。
1987年9月父亲王某恒去世。1994年他退休后就回家和母亲、大姐居住在一起，1997年9月母亲焦某玉去世。1999年大姐王某贞搬离焦家村45号，去了无锡中桥二村敬老院，为了便于看望大姐，他也住到了无锡女儿家中，但每年都回江阴打扫及整理房屋。
2013年4月，王志程擅自与拆迁部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将他家中的财物转移或丢弃，欲将房屋拆迁所得利益全部占为已有。事后，他多次找王志程及拆迁部门协商未果，遂诉至法院。他认为，该房屋系家庭共有财产，因客观原因演变为被拆迁房屋，但产权性质一直未发生变化，应为家庭成员七人共同共有，每人各占1／7的份额。父母去世后，按照法定继承，各子女的份额为1／5。现除王志程外的其余兄弟姐妹自愿将其份额赠予给他，他应当享有4／5的财产份额。但考虑到父母生前曾口头做过分配且他与王志程之前曾协商各占1／2的拆迁利益。故请求法院依法确认江阴市澄江街道工农村焦家村45号房屋的拆迁利益的1／2归他所有并予以分割。
王志程一审辩称：1、本案诉争的拆迁前的焦家村45号三间房产是他夫妇独立建造完成的。在建造房屋时，除他以外的其它兄弟姐妹均已离开焦家村。上述房产是他夫妇的共同财产，而不是家庭共有财产。2、在已经判决的继承纠纷中，王志鸿陈述焦家村45号房产系其父母建造，应作为遗产分割，被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在本次诉讼中，王志鸿又陈述是其父母及王某贞建造，前后陈述相互矛盾。3、关于焦家村45号房产的建造情况，他在上次继承纠纷的庭审中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房屋系由他夫妇建造。综上，请求法院驳回王志鸿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查明：（一）、王志鸿、王志程的父亲王某恒（1903年出生，1987年9月去世）与母亲焦某玉（官）（1903年出生，1997年9月18日去世）共生育三子三女。即长子王某鹏、次子王志鸿、三子王志程、长女王某贞、次女王某珍，另一女儿幼年夭折。解放后，王某恒、焦某玉一直未参加过工作，没有收入来源。子女成年后，王某鹏（1962年结婚）在无锡工作生活，王志鸿（1960年结婚）在兰州工作生活，王某贞（未婚）在上海工作生活、王志程（1967年结婚）与王某恒、焦某玉在江阴工作生活，王某珍（1965年结婚）婚嫁后亦在江阴工作生活。
（二）、解放前，王某恒、焦某玉夫妇及其子女均居住在焦家村四间半平房内，该房原无门牌号，后编为45号。当时该房的结构为：中间隔墙为土基，外墙的里墙是土基，外面的墙面是土基加乱砖，屋顶是木头椽子加土瓦，房间里地面铺的地板是其他人家家里拆下来的旧地板，其他房屋里的地面均为泥地。1951年原江阴县人民政府向王某恒、某官、某鹏、某鸿、志成、某珍、美某颁发谢字第八二七号土地房产所有证，确认可耕地贰段（贰分三厘）、非耕地壹段（壹分贰毫），房屋伍间、地基贰段（叁分伍厘柒毫）。其中房产：焦家村瓦屋四间半（贰分零肆毫）、基地（壹分伍厘叁毫），土地：焦家村南水旱田、旱田、坟地。为王某恒、某官、某鹏、某鸿、志成、某珍、美某的私有产业。
（三）、1982年10月，在未办理准建手续的情况下，由王志程操持对焦家村45号房屋进行了翻建，原有四间半平房全部予以拆除，于1983年重新建成了三间二层楼房，之后又在该楼房前方的东西两侧各建造辅房一间。1989年又对该楼房进行了装修。
（四）、因江阴虹桥南路南延伸段一期项目，焦家村45号房屋列入拆迁范围。2013年3月8日，经有关部门评估，焦家村45号房屋（面积为250.48平方米）拆迁评估结果为91620元，装饰装修评估为15424元，地面附属物（包括围墙、花坛等等）评估为20191元，其他补偿（包括临时及违章建筑补偿、综合补贴）30363元。
2013年4月15日，王志鸿知晓焦家村45号房屋即将拆迁，向拆迁人江阴市人民政府澄江街道办事处主张权利，但拆迁人以其不是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为由，未与王志鸿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2013年4月24日，王志程与江阴市人民政府澄江街道办事处签订江阴市市区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1、江阴市人民政府澄江街道办事处支付王志程房屋评估价91620元及超置换面积25.24平方米补偿款2770元，装饰装修补偿款15424元，附属物补偿款20191元，其他补助30363元，合计房屋补偿、补助款为160367.36元。2、江阴市人民政府澄江街道办事处提供王志程梅园路西侧区域安置房230平方米，其中125户型一套，105户型一套。该区域安置房建安价基价为750元／平方米，市场价基价为7200元／平方米。同日，江阴市人民政府澄江街道办事处又与王志程就提前搬迁的奖金、搬迁费、搬家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等签订了征收（拆迁）奖金及有关补助、补贴协议。目前拆迁安置房尚未建成，实际的安置尚未落实。
审理中，王志鸿对王志程与江阴市人民政府澄江街道办事处签订的上述安置、补偿协议的内容无异议，其仅对被拆迁人的主体为王志程有异议，认为被拆迁人应为王志鸿。
（五）、2013年6月17日，王志鸿向一审法院起诉王某鹏、王志程、王某贞、王某珍，请求法院判令焦家村45号房屋由他与王志程各半继承。
审理中，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就王志鸿主张的请求权所依据的法律基础依法向王志鸿行使释明权。经释明后，王志鸿坚持要求按照继承法律关系主张权利。
经审理后，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指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和法律规定可以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权益。成为遗产的最首要前提是被继承人对该财产享有所有权。本案中，1、王志鸿提供的1951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系翻建以前的房屋权属证明，证明的是王某恒、某官、某鹏、某鸿、志成、某珍、美某在1982年之前享有四间半房屋的所有权。庭审中，双方均陈述在1982年翻建过程中已将原有房屋全部拆除。房屋拆除后，所有权随即灭失。重建的焦家村45号的房产没有办理所有权登记��续，王志鸿不能以1951年的土地房产证确认1982年翻建以后的焦家村45号三间二层楼房的所有权。2、王志鸿既主张王某恒、焦某玉夫妇已将1982年重建的焦家村45号房屋分配给其与王志程各人一半，又主张该房属王某恒、焦某玉夫妇留下的遗产，二者之间存在矛盾。3、1982年重建房屋时，王某恒、焦某玉夫妇的年事已高，且解放后夫妇两人无收入来源。4、审理中，王志程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建房时购买材料的相关发票。综上，王志鸿主张的已拆除的焦家村45号房产属于王某恒、焦某玉夫妇的遗产，证据不足。故一审法院于2013年12月9日作出（2013）澄滨民初字第07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王志鸿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六）、2014年3月27日，王志鸿向一审法院起诉王志程，要求确认焦家村45号房屋的拆迁利益的1／2归其所有并依法予以分割。
（七）、1982年10月，翻建焦家村45号房屋时，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发布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的通知》的规定，王志鸿在兰州工作生活，不符合翻建房屋的条件。
以上事实，有（2013）澄滨民初字第0712号《民事判决书》、土地房产所有证、户籍信息证明、文档资料、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征收（拆迁）奖金及有关补助、补贴协议、评估明细表、补偿明细单、证人证言、司法鉴定意见书、一审法院调查笔录等及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在卷予以佐证。
二、对于有争议的事实，经双方举证、质证，法院的认证如下：
（一）、王志鸿为证明共同建房的事实及出资情况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王某贞、王某鹏、王某珍分别出具的声明、证明各一份。
2、王某曦（王某鹏之女）出具的证明一份。
3、赵某蓉（王某鹏之妻）、焦某伟（王某珍之子）、焦某萍（王某珍之女��、王某鹏的证人证言。
4、焦某的书面证言一份。
5、他与王志程协商的谈话录音两段。
6、缪某江（王志鸿、王志程之远房外甥）的证人证言。
王志程对王志鸿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如下：
1、对王某贞、王某珍、王某鹏的声明、证明均不予认可，理由是王某贞现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其未参与1982年建房；王某珍现精神不正常，不能准确表达意志，不具有证人资格；王某鹏与王志鸿除兄弟关系外还有其他利害关系，王志鸿现在的女儿系王某鹏的生女，由王某鹏过继给了王志鸿。
2、对王某曦的书面证明不予认可，证人应当出庭。
3、从赵某蓉、焦某伟、焦某萍、王某鹏的证言反映，关于造房的情况，他们要么道听途说要么完全不清楚，其证言的证明效力很低，不足以证明原焦家村45号房产的权属。
4、对焦某的书面证言不予认可，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
5、对王志鸿与他谈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录音可能经过剪辑，申请法庭对录音完整性进行鉴定。
6、缪某江与他们家基本没有往来，其本人也不在江阴生活，对他家的情况也不清楚，其所作证言不具有证明力。
一审法院对王志鸿提供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对王某贞、王某珍、王某曦、焦某出具的书面证明或声明，因该证据在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原、被告双方的质询，无正当理由未能到庭的，其所作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赵某蓉、焦某伟、焦某萍、王某鹏、缪某江的证人证言，该些证人到庭均陈述王志鸿在1982年建造房屋的过程中有出资，但至于王志鸿出资的金额各方陈述不一，且对于王志鸿出资的情况各证人均是从不同的人处听取获得，该证据既是证言又属于传来证据，证明力较低，仅凭证人��言不足以证明王志鸿具体出资的事实。
经王志程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王志鸿提供的关于其与王志程谈话录音的完整性进行鉴定。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8月18日出具司鉴中心（2014）数鉴字第10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未发现检材录音经过剪辑处理；2、检材录音时长为4分49秒。该鉴定意见经质证，王志鸿、王志程均无异议。据此，一审法院依法确认该录音的证据效力。从该录音的内容可以得出，王志程认可在1982年建房过程中王志鸿曾出资2000元，再结合赵某蓉、焦某伟、焦某萍、王某鹏、缪某江的证言，一审法院对王志鸿曾于1982年建房过程中出资2000元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二）、王志程为证明焦家村45号房屋系其出资建造，向一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
1、自1982年2月-1983年9月��，购货单位为“王志程”、“王志成”、“王志仁”、“黄志成”、“黄志仁”“吴秀英”、“王”、“黄”、“长山供销社”、“石牌供销社”、“曹宜明”、“许澄荣”等以及没有写明购货单位的购货发票、收款收据100余份，购买有杉木、八五砖、机砖、砂石、水泥、石灰、钉、木螺丝等。
2、1989年8月，购货单位为“黄志仁”、“第二经营部”以及没有购货单位的购货发票、收款收据3张，购买的是三夹板、浴缸、瓷砖、白铁管等。
上述1、2两组证据的发票金额为7600余元。
3、没有对应发票的购买香烟等物品的流水账、清单。
王志鸿对王志程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如下：
对于购货单位为王志程的发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发票不能证明是王志程个人出资。对于其余的与其姓名不符的或者没有姓名的单据均不予认可，认为王志程担任供销社主任，票据是利用职务便利留存的单据，不能说明用于争议房屋的翻建。
对王志鸿提供的上述证据，一审法院作如下认证：
1、对于购货单位为王志程的购货发票的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2、对于购货单位为“王志成”、“王志仁”、“黄志成”、“吴秀英”、“黄志仁”、“王”、“黄”的购货发票。均由王志程持有；而在江阴的地方方言中“王”、“黄”不分，“成”、“程”读音一致，而“程”、“仁”的读音相近，“吴秀英”是王志程的妻子；且该部分的购货发票的日期均在焦家村45号房屋翻建期间。因此，对于购货单位为“王志成”、“王志仁”、“黄志成”、“吴秀英”、“黄志仁”、“王”、“黄”的购货发票，一审法院确认为王志程的购货发票。
3、对于购货单位为“长山供销社”、“石牌供销社”的购货发票。该发票均由王志程持有；依据日常经验法则，如果是“长山供销社”、“石牌供销社”购货，必定将发票入“长山供销社”、“石牌供销社”的账册，不可能发票的原件留存在王志程手中；且该部分的购货发票的日期均在焦家村45号房屋翻建期间；且王志程曾经在“长山供销社”、“石牌供销社”担任领导职务。因此，对于购货单位为“长山供销社”、“石牌供销社”的购货发票，一审法院确认为王志程的购货发票。
4、对于没有写明购货单位的购货发票，该发票均由王志程持有，且购货发票的日期均在焦家村45号房屋翻建期间；因此，对于没有写明购货单位的购货发票，一审法院确认为王志程的购货发票。
5、对于购货单位为“曹宜明”、“许澄荣”的购货发票，虽由王志程持有，但“曹宜明”、“许澄荣”无论从读音还是其他方面均与王志程无关联，王志程也没有提供与其相关联的相应证据。因此，对“曹宜明”、“许澄荣”的购货发票，一审法院不能确认为王志程的购货发票。
6、对于没有对应发票的购买香烟等物品的流水账、清单，王志鸿予以否认，王志程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故该流水账、清单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王志鸿对已被拆迁的原焦家村45号房屋是否享有共有权，其是否有权要求分割被拆迁房产的拆迁利益。
一、关于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载明的四间半平房与1982年拆除该平房后翻建成三间二层楼房之间的权属关系。
王志鸿、王志程对1951年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权属内容以及1982年拆除原四间半平房翻建成三间二层楼房的事实并无异议，双方有争议的是原四间半平房的所有权权属是否可以延续到翻建成的三间二层楼房上。
一审法院认为：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载明的四间半平���的权属不能延续到1982年翻建成的三间二层楼房上。理由如下：
1、1982年对原四间半平房进行的所谓“翻建”并非重大修缮，而是推倒重建。根据法律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和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原有房屋被拆除后，标的物归于灭失，物权也随即消灭。
2、尽管新建房屋所在的宅基地在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上体现为家庭共有，但1982年建房时，国家对于农村土地所有权权属的法律法规、政策早已发生了重大变更。1951年的土地房产证上王某恒、焦某玉（官）家庭对宅基地享有所有权是基于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但自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以及1956年全国人大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后，农村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已开始归集体所有。1963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各��对社员宅基地问题做一些补充规定的通知》，通知重新明确了“社员的宅基地、包括有建筑物和没有建筑物的空白宅基地，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1981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规定“必须重申，农村社队的土地都归集体所有。分配给社员的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和承包的耕地，社员只有使用权…”。1982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至此，农村宅基地归集体所有以宪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因此，1982年建房时，房屋所在宅基地的所有权已并不属于王某恒家庭成员共有，而是归集体所有，农村社员对宅基地只享有使用权。
3、王志鸿认为1982年翻建三间二层楼房时重复利用原四间半平房拆下的所有木料、砖瓦，王志程予以否认。审理中，双方对原四间半平房的结构为土基加乱砖、木头椽子、土瓦没有异议，那么土基、乱砖及土瓦不可能用到楼房的建造中，只有木头椽子是否用到楼房上，王志鸿虽然提供了证人证言，但证人之间陈述不一，相互矛盾，不能证明王志鸿的主张。
二、王志鸿能否基于出资对新建房屋享有共有权。
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建房，首先要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1982年建房时，土地管理法尚未颁布，但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发布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的通知》已经开始实施。该通知第十四条规定，“农村社员，回乡落户的离休、退休、退职职工和军人，回乡定居的华侨，建房需要宅基地的，应向所在生产队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大队审核同意，报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准…”1982年建房时，王志鸿在兰州工作生活，不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政策所规定的申���宅基地的条件，其无法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其不能根据建房时出资2000元的事实而取得对新建房屋的共有权，该2000元可视为王志鸿对王志程享有的债权。考虑到：1、当时王志鸿出资的2000元，约占整个建房款的20%左右；2、1982年与现今的货币购买力、通货膨胀率均发生了重大变化；3、焦家村45号房屋拆迁时的评估价为91620元远远高于建房所需要的金额。王志程应返还王志鸿2000元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该经济补偿的金额应小于房屋拆迁时的评估价91620元。但经一审法院征求王志程的意见，王志程鉴于兄弟情谊，返还王志鸿的款项加经济补偿款，自愿一次性支付15万元，该金额是王志程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
三、一审法院于2013年12月9日作出（2013）澄滨民初字第0712号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王志鸿主��的焦家村45号房屋属于王某恒、焦某玉夫妇的遗产，证据不足。而在本案中，王志鸿对此也没有提供新证据。因此，焦家村45号的房屋不属于王某恒、焦某玉夫妇的遗产，王某恒、焦某玉夫妇去世后也不存在法定继承。既然不属于王某恒、焦某玉夫妇的财产，即王某恒、焦某玉夫妇亦无权在焦家村45号房屋建成时对房屋予以处分，宣布楼房东面一半归王志鸿，西面一半归王志程。
综上，王志鸿对已被拆迁的原焦家村45号房屋不享有共有权，也无权要求分割被拆迁的焦家村45号房屋的拆迁利益。故对王志鸿主张：1、焦家村45号房屋建成时，王某恒、焦某玉夫妇对房屋予以处分，王志鸿得楼房东面一半归，王志程得楼房西面一半；2、焦家村45号房屋为家庭七个成员共同共有，每人享有1／7；3、王某恒、焦某玉夫妇去世后，按照法定继承，各子女的份额为1／5，除王志程外���其余兄弟姐妹自愿将其份额赠予给他，他应当享有4／5的财产份额的诉讼主张，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志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志鸿15万元。二、驳回王志鸿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财产保全费1570元，鉴定费4000元，合计11370元，由王志鸿负担5000元，由王志程负担6370元。
王志鸿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和举证责任分配方面明显偏袒王志程。1、王志鸿在一审中申请多名证人出庭作证，以证明1982年在父母要求下全家人齐心合力共同翻建原房屋的事实，虽证人证言因时间久远不完全一致，但都能证明全家人共同建房。一审法院不应拘泥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全部要求王志鸿承担举证责任，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由王志程举证证明其有能力独立建房。2、王志鸿在一审中提供了双方录音，证明自己在建房时至少出资2000元，而王志程在一审所有庭审及（2013）澄滨民初字第0712号案件审理时始终否认此事实，足以证明其在法庭上没有如实陈述。此情况下，法院更应审查其独资建房的真实性。以王志程当时收入，根本不可能有能力独立完成房屋的翻建。王志鸿及其证人陈述的全家共同出资共同建房是合理的。3、证人焦某因年事已高虽未到庭作证，但其提交了亲笔信说明当时情况，一审法院未主动调查即以证人未出庭作证为由对其书面证言不采信是极不公正的。4、王志程在一审庭审中承认翻建房屋时沿用了大部分老房基并记录在案，一审法院主观���为土基不能用到楼房的建造，直接否认双方说法违背事实。5、王志程1989年已居住到江阴市里，其提供的1989年发票完全是用于自己居所，不能用来证明和1982年建房有关。6、争议房屋的拆除重建是在父母的决定和授意下所为，王志程个人无权决定对家庭共有的房屋进行拆除翻建，建成后各家庭成员仍旧居住在该房屋中，直到父母去世后才开始分散居住。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王志鸿有无资格建房不影响房屋所有权的共有性质。2、一审判决认为王志鸿无土地使用权并将2000元出资视为债权完全错误，更没有法律依据。首先，王志鸿拥有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就必然拥有其下的土地使用权；其次，如果按照一审判决逻辑，王志鸿因不是农村社员而不能取得土地使用权，王志程同样不是焦家村的社员，也无资格取得使用权；关于2000元出资，王志程都没认为是借��，法院擅自将其视为债权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王志鸿的诉讼请求。
王志程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王志鸿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本案江阴市焦家村45号房产系王志程夫妇独立建成，在建造过程中，其兄弟姐妹均已离开焦家村，在外地工作生活，王志程已提供了建造房屋购买材料的相关凭证，足以证明上述房屋是王志程夫妇共同财产，而非家庭成员共同财产。2、王志鸿对该房产权属始终处于变化的态度，在2013年继承权诉讼中，其认为房产是其父母建造，要求以遗产分割。在本次诉讼一审中，认为是由其兄弟姐妹、父母共同建造，两者存在显著矛盾，说明其对于房屋建造并不清楚。
王志程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王志鸿对一审查明的无争议的事实部分没有异议，但认为查明的第（五）项事实系引用了另一继承权诉讼中的判决书内容，该案中查明的事实不一定正确。本院鉴于一审法院查明的无争议的事实均有证据予以证明，对该部分事实予以确认。
对于一审中存在争议的事实，王志鸿对一审法院关于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及王志程提交的发票的认证意见存有异议，认为证人焦某及其他证人的证言应当被采信，对王志程发票的内容真实性仍持异议，认为发票中多数为购买衣架糖果等物品，而建房必需品却没有发票，且该发票反映的购买行为并非王志程本人付款产生。
王志鸿在二审中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依据王志鸿的申请，向一审证人焦某进行了调查，并形成谈话笔录一份。
王志鸿对该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及焦某证明的内容均无异议。王志程对该谈话笔录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焦某反映的不是客观的事实。1、焦某对建房情况并不了解；2、王志程妻子当时的工作是裁缝，不是财务，做会计是建房后的事情；3、焦某并非村委领导，对于申请建房没有发言权，并非如其所言只要随便写个报告即可；4、即使按焦某说法王志鸿上梁时出了2000元，按农村习俗，上梁即建房结束，那王志鸿在建房时并未出钱；5、据王志程反映其与焦某关系一般，王志程父母与焦某家更不融洽，其本人也未与焦某讨论过房屋的产权问题；6、房子楼下上首是王志程父母居住，下首是王志程两个女儿居住，在王美某退休后，王美某与母亲焦某玉居住一个房间，楼上是王志程夫妇居住，与焦某所言不符。
王志程在二审中补充提交了下列证据：1、水费专款收据、电费缴费凭证，证明在焦家村45号只有王志程一户居住。2、户口簿，证明焦家村45号的户主是王志程，常住人口为王志程妻子吴秀英。3、公安局迁入凭证，证明王志程妻子���秀英于1979年7月24日迁入工农村。4、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1996年前王志程一直居住于焦家村45号，也是驳斥王志鸿关于王志程在八十年代搬出焦家村的证据。
王志鸿将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交由法院审核，但认为：证据1只能证明王志程曾经居住过焦家村45号，不能排除其他兄弟姐妹居住的事实；证据2，是2003年11月签发的，上面载明2003年11月24日搬迁迁入，证明王志程夫妇在2003年11月24日之前户口不在焦家村45号，而是属于江阴市西大街74号2幢405室；证据3，公安局的迁入凭证不能证明吴秀英迁入的是焦家村45号，与其户口簿不一致，不是事实；证据4，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也只能反映王志程1995年与物业公司签订了合同一份，不能证明其就是1995年入住。
对于焦某的调查笔录及王志程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其证明力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予以综合认定。
二审另查明：
1、2015年6月24日，本院向焦某制作谈话笔录一份，焦某认可其在一审中出具的书面证言属实，并再次向本院陈述涉案焦家村45号房屋的由来及翻建情况。焦某陈述其系王志鸿、王志程的姑表兄弟，其父焦子章与王氏兄弟的母亲焦某玉是同胞兄妹。焦家村45号房屋是焦达章的房产，其在外地过世后，因无子嗣，由焦某玉二子王志鸿鼎嗣将其灵柩带回老家。焦某玉后继承其兄的遗产，一家七口入住其中，因此办理的土地使用证上有七人的名字。因被村民们挖苦是白得来的房子，焦某玉为争一口气，决定从1982年开始翻建房子。八十年代初，在农村翻建房子是不容易的事，除一名台胞外，焦家是第二个翻建的。他们全家共同出资才能够翻建此房。付钱最多的是大姐王美某（贞，下同），她终身未嫁，在上海工作，平时回家与父母住在一起。王志鸿具体出多少钱不清楚，但肯定出了2000元上梁费。大哥王某鹏因为分得澄江镇西门蒋家巷内的父系房产，因此建房时焦某玉让王某鹏出钱支持，王某鹏表示如果他出钱要立字据的，焦某玉不肯，所以王某鹏没有出钱。王志程是供销社营业员，后来是门店经理，他老婆是财务，他们夫妇没有经济实力独立建房，只要算他们的收支总账就可知道。
焦某在一审出具的书面证言中载明：焦某玉曾到焦某家问焦某，“请你算算，造三间六阁头两层楼，用钢筋水泥结构，大约多少钱？”焦某算后告诉焦某玉，白市8000至10000元，黑市12000至15000元。焦某玉后说：“我身边平时节余有6000至9000元，主要是大姐美某的工资她月月都交给我，某鹏、某鸿也都有汇款，志程工资低、负担重、小人多，这次起楼只希望他出面联系、管好匠人、负责材料的购买。他在石牌商业社工作，人事关���比较好，能买白市价的，我看差不了多少钱。”从1980年后焦家就着手准备材料，红砖、水泥、钢筋、石灰、瓦等逐渐进场。1982年春节后，焦某玉又到焦某家说：“今年春节我把儿女们都叫齐了，对他们说材料基本齐全，志程联系匠人，择吉日动工，开办费有2000多元，最后到上梁时算算还要多少钱，某鸿回兰州后要备2000至3000元，见电报立即汇款。”大约四月份动的工，当时安排情况是由焦某玉总管，王某恒协理，志程负责工程匠人、采办联络协调，后勤负责是大姐美某，伙房帮忙是秀英等侄女、外甥女。大约上梁前一周，焦某玉来焦某家里要焦某到城里发电报给兰州某鸿，焦某发了电报“上梁缺款速汇2000元”。1983年春节前后。全家入住新房，当时分配情况是：楼下上首父母住，楼下下首长女美某住，中间正厅公共出入，楼上上首王志鸿夫妇住，楼下下首是王志���夫妇，中间客厅。后来父母亡故，美某有病入住敬老院，某鸿退休后定居无锡，志程市区分房后迁出。焦某曾建议王志程将空屋租出，王志程以“一人出力操心，三户人家分钱，我不愿意”回答。后得知该屋可能拆迁，王志程亦多次与焦某谈起该屋他出力操心最多，但要三家分，而且大姐在敬老院，由阿贤侄女照料，听说可能要把自己的房产赠予阿贤，而阿贤是某鸿养女，最终王志鸿得三分之二，其不甘心。王志程产生独建之心是在2013年4月底到村委拆迁办，知道拆迁办只认建房申请人，而建房申请人是其个人而引发的。焦某问其美某、某鸿的怎么办，志程回答他只管自己，他们要房问拆迁办去要，从而引发本案纠纷。
2、地址在工农村焦家村45号的水费、电费缴费卡显示，户名均为王志程。户籍信息资料显示，吴秀英于1979年7月24日迁入工农居委，王志程、吴秀英夫妇于2003年11月24日由城西西大街74号2幛405室迁入江阴南外工农村澄江镇工农村焦家村45号。
3、1995年1月15日，王志程与江阴市联华经贸物业公司签订《江阴市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购买住宅房一套，建筑面积84.41平方米。
王志鸿在二审中明确其诉讼请求为确权，即请求确认其对原焦家村45号房屋享有一半的所有权。
综合双方当事人一、二审诉辩主张，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王志鸿对原焦家村45号房屋是否享有共有权。
本院认为，王志鸿对1982年翻建的原焦家村45号房屋享有共有权。
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本案中，王志鸿上诉称，其申请的多名证人均能证明涉案房屋为全家共同翻建，而非王志程夫妇独自建造，其基于实际出资和原来权属的延续而主张享有共有权。王志鸿则辩称其系建房申请人，涉案房屋系其夫妇独自建造，并以采购发票、工匠说明、水费电费缴费卡、户籍信息等予以证明。因此，判断王志鸿是否享有涉案房屋共有权的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证明参与共建房屋的事实。
王志鸿提交了1951年原江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其上载明由父母兄弟姐妹等七人共有，并据此主张老房的权属关系自然延续到涉案新建房屋之上。对此，本院认为，原七人共有之房屋被拆除后，物权随即灭失。新建房屋因合法建造而产生了新的物权，由建造人享有，如果存在共建行为，则由共建人共有。王志鸿主张权属关系自然延续，本院不予采纳。
但是，其提交的该份土地房产证与其提供的各份证人证言一起，却能形成证据优势，使本院倾向认为涉案房屋在父母主持下全家共同翻建这一事实。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王志鸿一审中提供了王某鹏、赵某蓉、焦某伟、缪某江、焦某萍的证人证言，上述人等分别为王志鸿、王志程共同的兄、嫂、外甥、外甥女，在关系亲疏远近上理应相当，且王志鸿常年工作在兰州，常理上讲，无锡亲戚间走动会更频繁，关系也更密切。该五人没有理由为了王志鸿个人捏造事实。因此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五人出具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应当予以认可。另外，一审中虽出具书面证言但未出庭作证的焦某，在二审中接受法院调查，其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他与前述证人不无例���地均陈述涉案房屋由王志鸿、王志程父母主持、家庭共同翻建，资金方面是由父母积蓄加上王某贞、王志鸿出资解决，人力方面主要是由王志程具体操办。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且从证言内容来看，焦某直接从王志鸿、王志程母亲焦某玉处得知建房情况，王志鸿从兰州将钱寄至焦某由其转交，可见焦某与王家关系密切，焦某出具的证言更具信服力，其陈述的房屋翻建过程也更全面客观。虽然证人证言的效力低于书证，但是考虑到农村都是“熟人”社会这一客观事实，一家造房，全村都知在八十年代应是常态，更何况出具证言的均是王家近亲，即使是传来证据，也具有相当的证明力。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于上述证人证言尤其是焦某的证言内容予以采信，认定全家共同翻建房屋、王志鸿出资至少2000元这一事实客观存在。王志程虽辩称与焦某关系一般，其对���房情况并不了解，但没有相反证据予以支撑。另外，一审法院确认王志鸿曾于1982年建房过程中出资2000元这一事实，王志程在二审中并无异议。因此其辩称即使王志鸿上梁时寄了2000元，上梁即意味着建房结束，其未参与建房的观点，与事实不符，本院亦不予采纳。
其次，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王志程为反驳王志鸿主张的全家共建这一事实，提供了部分建房材料的购置发票、匠人说明、水费电费缴费卡、户籍信息等以证明涉案房屋由其夫妇单独建造。本院认为，发票和匠人说明只能证明王志程在具体操办建房事宜，并不能直接证明房屋由其独立建造。全家共同建房，也不可能以全家人的名义购置相关材料，交由具体经办人进行采买和匠人联络等事宜符合常理。发票和匠人说明与证人陈述王志程主要出力恰好印证。至于水费电费缴费卡、户籍信息等也只能证明王志程夫妇曾在焦家村45号居住，况且户籍信息也显示其于2003年迁入，因此居住情况并不能作为确权的直接证据，也不能够证明该房由其夫妇单独建造。王志程二审中还提交1995年购房合同以证明其1995年搬出焦家村45号而非王志鸿所说八十年代搬出，本院认为其是否居住及何时居住只能作为佐证，而非直接能确权的证据，故该份证据与本案确权并无关联。另外，如果如王志程所言系其夫妇独自建造，那王志鸿出资2000元则解释不通，2000元在八十年代并非小数目，双方既无赠予亦无借贷关系。因此，王志程提供的证据不足以使本院确认其夫妇独自建造这一事实客观存在。
再次，王志程以其建房��请人身份否认涉案房屋为共有，本院亦不予采纳。一、已生效的江阴市人民法院（2013）澄滨民初字第0712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查明“1982年，在未办理准建手续的情况下，由王志程操持对焦家村45号房屋进行了翻建。”因此，王志程以个人名义申请建房，村委并据此批准建房，并无事实依据。且即使确如其所言，也不能以此倒推其即为该房的所有人。二、涉案房屋属旧房翻建，且1982年建房时相关法律制度并不完备。据焦某陈述，当时申请建房，只要邻居不反对，向村里打报告申请即可，村委并不做实质审查。工农村村委会主任邢伟在一审法院对其调查、询问“1982年焦家村45号拆除老房建新房有何条件”时，也曾表示，当时造楼房很少，具体到王家，一个是老房子在，拆了老房子往后移了点，造了三间二层楼房；二个是王志程的母亲是焦家村人；三个是老房子是王志程舅舅的，没有子女，给他们家的。可见，当时批准建房并未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和条件，也并非因王志程个人因素而准予建房，全家共有的老房的存在恰恰是主要因素。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度导致农村房屋存在两种权利即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王志鸿身份虽不符合当时申请宅基地的条件，但并不影响其对地上已建成房屋的共有权利。四、1982年父母均在世的情况下，由王志程独立拆除旧房，翻建新房不合常理，王志鸿及证人所言由父母主持、全某、“哥东弟西”更符合农村风俗人情。
综上，相较王志鸿、王志程提交的证据，再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本院认为王志鸿提交的证据更具优势，其证明的家庭共建的事实更具高度可能性。王志鸿虽提起确认所有权之诉，但本案实为分家析产纠纷。由于王志鸿、王志程父母已去世，王某鹏、王某珍并未参与主要建房事���，且王某鹏、王某贞、王某珍均声明自愿将其应得的份额赠与王志鸿，故涉案1982年翻建的原焦家村45号房屋应为王志鸿、王志程兄弟共同共有，王志鸿上诉请求确认一半的所有权，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因该房屋现已拆除，并曾于1989年进行过装修，故本院仅确认与1982年所建房屋相对应的拆迁利益由王志鸿、王志程各半所有。一','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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