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4民终9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
法定代表人：凌方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庆璋、高蔚，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衡山中控国际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山县开云镇金龙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叶广锋，该公司董事长。
诉讼代表人：袁柏顺，衡山中控国际纸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小兵、李志坚，湖南纲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封开县盈晖材料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三元一路。
法定代表人：曾庆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卓文斌，男，该公司总经理助理。
上诉人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衡山中控国际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控纸业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封开县盈晖材料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晖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山县人民法院（2015）山民二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广东省纺织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庆璋、被上诉人中控纸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小兵、李志坚及原审第三人封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卓文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纺织品公司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二、改判确认被上诉人结欠上诉人人民币5605394.1元，其中货款本金人民币5182182.53元、资金占用费人民币423211.57元；三、改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等全部诉讼费用；四、改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判决无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关系，无视上诉人多次提出要求上诉人方鉴定人员、相关陈述当事人出庭作证的要求，径行对上诉人除证据17之外的所有证据均不予采信，而对被上诉人的所有证据均予采信，构成严重证据认定错误。
（一）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互相印证，足以证明货物买卖合同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效成立且上诉人已履行货物交付义务的事实。
1、上诉人的证据18叶国华等人的名片与被上诉人的证据4叶富荣的陈述、证据5王阳的当庭证言相印证证实叶国华系被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上诉人据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叶国华对被上诉人有代理权；
2、基于对叶国华有代理权的合理信任，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证据1编号为2013GMBH01209《煤炭销售合同》（以下简称《煤炭销售合同》）、证据4《中控纸业公司结算单》（以下简称《结算单》）、证据13《通知函》、证据14《函》、证据14《通知函》、证据16《还款计划》上所加盖“中控纸业公司”公章是真实的。作为交易相对方，上诉人不可能知晓亦无途径查证被上诉人是否同时使用多枚公章，以及各个公章是怎样的版式。上述文件均是叶国华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自然有理由相信这些文件反映了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系争交易非叶国华一人行为，而是被上诉人的公司行为。退一步而言，即使依据叶国华的名片信息不足以认定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5)并进行冲抵，且以商业承兑汇票方式(证据10-12)向上诉人支付合同项下货款的行为，亦构成被上诉人对叶国华无权代理行为的追认，据此也应认定系争《煤炭购销合同》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效成立。
3、基于对叶国华的身份、以及相关文件上被上诉人公章真实性的合理信任，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编号为2013GMBH01209A《煤炭销售合同》（证据2，以下简称A《煤炭销售合同》）约定由第三人直接向上诉人交货，而被上诉人出具的《中控纸业公司地磅单》（证据3，以下简称《地榜单》）、《结算单》（证据4）互相印证证实第三人向上诉人交付了货物即上诉人履行了交货义务，依据上述证据及第三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9），上诉人以银行承兑汇票（证据6银行承兑汇票、证据7银行承兑汇票签收记录、证据8银行回单）的方式向第三人支付了货款。至于被上诉人对《地榜单》真实性的质疑，作为交易相对方，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适用何种版式的地磅单以及被上诉人从事司磅工作的工作人员身份，上诉人无从知晓亦无必要知晓；至于被上诉人对于证据9与证据6数额不一致的质疑，因上诉人与第三人有长期的业务往来，而且A《购销合同》约定了分期付货款，故第三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大于上诉人的付款金额完全有可能且是合理的。
（二）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叶国华供述、证据4中易智勇、李永洪、林立礼、叶富荣等人的陈述，以及证据3公章鉴定书均当庭提出了异议，并多次要求上述相关人员出庭接受当庭询问和质证，但原审法院未予采纳，在上述相关人员未出庭的情形下径行对上述证据材料予以了采信，有违证据认定规则。
二、原审判决在上述证据认定错误的基础上，径行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具有真实的货物买卖关系，且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交付事实，构成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
（一）原审判决错误认定系争货物买卖是“叶国华个人的融资贸易活动”，且主观臆测第三人、上诉人、叶国华之间形成所谓“三方主体之间的闭合循环买卖。”
（二）原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付款行为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
（三）原审判决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两张商业承兑汇票，系叶国华个人行为，同时未付款成功，双方之间不存在资金流向。”根据证据10商业承兑汇票，该汇票由被上诉人背书给上诉人，背书处加盖了被上诉人的财务专用章和被上诉人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吕建荣的印鉴，足以证明该汇票的交付是公司行为，非叶国华个人行为。至于未付款成功即无资金流向更是逻辑错误。
（四）原审判决错误认定第三人无法证实其履行了作为卖方的基本义务。除上述分析提到的证据3、4之外，第三人当庭陈述，以及原审判决采信的林立礼陈述，亦互相印证佐证第三人已履行了交货义务。根据第三人当庭陈述和林立礼书面陈述，林立礼是第三人委托办理涉案煤炭交付事宜的人，在本案所涉煤炭交易中，第三人委托林立礼根据上诉人的指示向被上诉人交货，而林立礼基于第三人与叶国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委托叶国华向被上诉人交货抵偿其对第三人的债务。因此第三人对煤炭交付经过不知情是完全可能的。原审判决以第三人对交货细节不知情否认交货事实的存在不仅有违客观事实，也与其对林立礼书面陈述的全面采信态度自相矛盾。
（四）指示交付是非常常见的交易模式，原审判决认定本案由上诉人向第三人采购货物，指示第三人向被上诉人交货的交易模式“不符合常理”错误。
三、原审判决将系争法律关系定性为所谓“叶国华个人的融资贸易行为”，构成严重的定性错误。一方面，如上所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证明叶国华系代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发生货物买卖，其行为应当认定为对被上诉人的表见代理；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冲抵，以及向上诉人交付商业承兑汇票以支付货款的行为，更构成对叶国华代理行为的追认；另一方面，本案若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买卖，叶国华的行为应定性为其个人实施的，甚至是与第三人共谋实施的，对上诉人的刑事诈骗行为。因为上诉人作为交易相对人，对于叶国华对被上诉人无代理权限，以及其使用所谓“假公章”，捏造已收到第三人所发运的货物情况，自合同签订至履行过程中均不知情。无论货物买卖关系是否真实存在，上诉人均已基于相应的收货确认书和货款结算文件，向第三人支付了巨额款项，遭受了重大损失。叶国华的上述行为已明显涉嫌刑事犯罪，而不仅仅是民事上的融资行为。
四、原审判决证据采信错误，并在此基础上错误认定案件事实，将系争法律关系错误定性为所谓“叶国华个人的融资贸易行为”，进而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这一做法导致上诉人既无法通过参与破产债权分配的民事途径弥补自身所受损失，又无法通过刑事途径向叶国华主张诈骗责任，将导致国有资产的巨大流失。
中控纸业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案不存在真实的煤炭交易法律关系，仅是叶国华的个人融资贸易行为，原审判决未确认上诉人的破产债权正确。
第三人述称，1、基本同意上诉人的意见，但对于其中上诉人推测的叶国华与第三人共谋实施诈骗行为的主张，第三人不予认可，若本案存在诈骗犯罪，第三人亦属被蒙骗方。2、对于原审判决证据采信错误，同上诉人的意见。3、原审判决一方面否认涉案煤炭交易合同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将叶国华的行为定性为个人贸易融资行为，而贸易融资需有合同存在，故原审判决此项认定自相矛盾。
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中控纸业公司结欠其人民币5605394.1元，其中货款本金人民币5182182.53元、资金占用费人民币423211.57元；二、判令中控纸业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叶国华因其自身的资金周转需要，进行了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目的性明确的融资贸易活动，于2013年12月18日以中控纸业公司的名义与广东省纺织品公司签订了《煤炭销售合同》，约定由中控纸业公司向广东省纺织品公司采购煤炭。而第三人封开贸易公司负责煤炭贸易的工作人员林立礼在其公司的同意下与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在同日签订了编号为A《煤炭销售合同》，并约定广东省纺织品公司所采购的煤炭，由第三人直接运送至中控纸业公司的堆场，并以中控纸业公司入库的地磅单及中控纸业公司确认的结算单，作为第三人向广东省纺织品公司交货的依据，由广东省纺织品公司与第三人进行结算并支付货款，第三人签订此合同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叶国华个人的融资贸易活动，自此形成了一个三方主体之间的闭合循环买卖。
在这个循环买卖过程中，第三人需承担作为卖方的交货义务，负责向中控纸业公司运送煤炭，而第三人负责煤炭交割的人员林立礼又将煤炭运输口头委托给叶国华个人。其后，林立礼从叶国华处获得了地磅单和结算单并交给了广东省纺织品公司，而林立礼作为第三人负责煤炭交割的人员对于本案中的煤炭运送过程是不知晓的。在广东省纺织品公司与第三人签订A《煤炭销售合同》中，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应履行作为买方的付款义务。而广东省纺织品公司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多次业务往来，本案中第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数额和广东省纺织品公司的付款数额之间存在矛盾，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和第三人都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对第三人的付款行为与本案无关。中控纸业公司向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出具的两张商业承兑汇票，系叶国华个人行为，同时也没有付款成功，广东省纺织品公司与中控纸业公司之间不存在资金流向。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系破产债权确认纠纷，而确认债权的前提是需要广东省纺织品公司、中控纸业公司及第三人之间所涉及的两份《煤炭购销合同》合法有效并实际履行，但综合本案情况来看，本案中的两份《煤炭购销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换言之本案不存在真实的煤炭交易。理由如下：1、广东省纺织品公司与中控纸业公司签订的《煤炭销售合同》，并不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行为，只是叶国华的个人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进行融资贸易活动；2、广东省纺织品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A《煤炭销售合同》，对于此买卖合同中卖方的义务是转移煤炭所有权给买方，第三人无法证实其履行了作为卖方的基本义务；3、第三人封开贸易公司对于煤炭来源不知晓，且也没有相应的煤炭出库单据和真实的运输物流记录，中控纸业公司也没有收到煤炭及相应的入库单据；4、广东省纺织品公司提交的地磅单无正常物流记录，并与中控纸业公司实际使用的地磅单不一致，结算单也不具备法律效力；5、第三人作为具有煤炭销售许可资质的公司，其完全有能力作为卖方与他人进行业务往来，而不需要以本案中的闭合循环买卖形式与他人发生业务往来，闭合循环买卖形式必然会增加作为卖方的成本，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同样，中控纸业公司如有购买煤炭的真实意图，其可以直接与第三人进行业务往来，而在本案中，是通过第三人的负责煤炭贸易人员林立礼介绍叶国华个人与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事实上，中控纸业公司没有收到广东省纺织品公司所称的其从第三人处采购的煤炭，中控纸业公司也没有向广东省纺织品公司购买煤炭的意思表示；6、在本案以融资贸易活动为目的的三方主体闭合循环买卖过程中，作为标的物的煤炭是根本不存在的，运输物流记录也不真实，煤炭并未到达中控纸业公司。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向第三人的付款行为与第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而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向中控纸业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缺乏事实依据，也没有实质性的资金流向；7、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及第三人亦无其他证据佐证《煤炭销售合同》、A《煤炭销售合同》两份合同已经生效并实际履行。
综上，广东省纺织品公司要求确认其债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至于叶国华的融资目的是否实现，不是本案的处理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广东省纺织品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038元，由广东省纺织品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原审判决证据采信问题。
1、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的规定，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是无证据能力，而是证据能力有瑕疵，即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虽叶国华、李永洪、易智勇及叶富荣未出庭作证，但叶国华关于不存在真实煤炭交易、《地磅单》、《结算单》等系其伪造；李永洪、易智勇关于其不是中控纸业公司的司磅员、未在案涉《地磅单》上签字及叶富荣关于其非中控纸业公司部门经理的证言与王阳的证人证言（无论是书面还是当庭证言）、邓彩灵、危应曾的当庭证言、衡公物签（文检）字[2015]1179号物证鉴定书（以下简称《物证鉴定书》）相印证，原审判决予以采信并未违法。至于鉴定人员未出庭作证的问题，原审法院在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情况下未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程序上确有不妥，但该鉴定意见与王阳、邓彩灵、危应增等证人证言相印证，原审判决予以采信亦无不当；另一方面，假使《地榜单》是真实的，根据《地磅单》,1973号车2013年12月19日六次从封开运煤至衡山,3215号车2013年12月21日四次从封开运煤至衡山，但封开至衡山全程611.3公里，不可能一天能有六次或四次来回，显与常理不符，而且广东省纺织品公司未能提供物流合同及相关高速运输收费凭证等证据佐证《地榜单》、《结算单》。综上，上诉人关于原审判决采信中控纸业公司证据不当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2、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向盈晖公司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虽与盈晖公司向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开出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不一致，但两方有长期业务往来，盈晖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大于广东省纺织品公司的付款金额并非不可能，而且盈晖公司在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出具的文件交收记录上盖章确收，并提供来帐业务回单证实退回了多收款项，故原审判决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未采信上述证据不当。又根据王阳的证人证言，中控纸业公司接受了广东省纺织品公司于2014年1月15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故原审判决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未采信该证据不当。同样的，中控纸业公司于2014年8月21日向广东省纺织公司背书的两张商业承兑汇票上有中控纸业公司的财务章及吕建荣印鉴，且并非背书不符合票据法要求而拒付，故原审判决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未予采信亦不当。综上，原审判决对于广东省纺织品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未予采信不当，应予纠正，至于对广东省纺织品公司提供上述证据所欲达成的证明目的则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二、关于本案是否存在真实煤炭交易以及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对于中控纸业公司进行融资性贸易是否知情的问题。
1、依据《物证鉴定书》以及王阳、李永洪、邓彩灵、叶富荣等人的证人证言可知，李永洪、易智勇非中控纸业公司的司磅员，叶富荣亦非中控纸业公司的部门经理，《地磅单》、《结算单》系叶国华伪造，本案不存在真实的煤炭交易。上述事实亦得到叶国华、林立礼的证言佐证，根据叶国华、林立礼的证人证言，叶国华的真实意思是借贸易形式进行融资，而林立礼对此知情并介绍叶国华与广东省纺织品公司进行洽谈。若本案各方均有进行煤炭交易的真实意思，在已知叶国华欲进行贸易融资的情形下，林立礼应严格依A《煤炭销售合同》的约定向中控纸业公司交付煤炭，但根据林立礼的证言，其并未向中纸业公司交付煤炭，而是基于第三人与叶国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委托叶国华向被上诉人交货抵偿其对第三人的债务，不符常理。同时，广东省纺织品公司是否有义务、有能力识别《地榜单》、《结算单》的真假不影响对《地榜单》、《结算单》真实性的认定，从《地榜单》本身来看，1973号车、3215号车分别在2013年12月19日、21日六次、四次来回封开与衡山，与常理不符。至于中控纸业公司在催款函件上盖章、出具还款承诺书、函以及接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通过商业承兑汇票向广东省纺织品公司付款等均不能直接证明中控纸业公司收到了煤炭。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不存在真实煤炭交易并无不当。
2、关于广东省纺织品公司是否知道本案无真实煤炭交易的问题，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对此未予自认，亦无其他直接证据证明其知情，但其若不知情，结合本案的证据和常理来看，有以下几个矛盾之处：首先，根据《煤炭销售合同》第八条的规定，中控纸业公司在广东省纺织品公司送货之日起90天内付款即可，而根据A《煤炭销售合同》第八条的规定，广东省纺织品公司须在收到中控纸业公司《地磅单》后三天内向履行交货义务的盈晖公司支付70%的货款，须在收到中控纸业公司《结算单》后再支付20%的货款，也就是说中控纸业公司购买煤炭不需支付或预付（部分）货款，而是由上诉人先垫资购买，中控纸业公司使用后再付款，显不符常理。尤其是根据叶国华、林立礼的证言，两份《煤炭销售合同》均是由广东省纺织品公司提供，若非知道本案名为贸易实为融资，广东省纺织品公司为何会同意在未收到货款的情形下先提供资金；其次，若本案存在真实的煤炭交易，从交易过程来看，中控纸业公司向广东省纺织公司购买煤炭，不符常理。中控纸业公司可以直接向盈晖公司购买煤炭，而不是经由盈晖公司介绍与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发生交易，再由盈晖公司代为履行。作为买方的中控纸业公司不是去减少交易中间环节节约成本反而舍近求远增加成本实与常理不符。而且根据叶国华、林立礼证言，叶国华与盈晖公司有多次贸易往来，与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反而是第一次交易。同理，作为资金提供方的广东省纺织品公司若不知情，在盈晖公司作为介绍方告知中控纸业公司需要购买煤炭，而盈晖公司本身又能提供煤炭的情形下，其何需向向盈晖公司购买煤炭交由中控纸业公司。委托第三人履行义务并无不妥，但委托有资质、有能力且又是交易的介绍方作为第三方履行义务则不符常理。第三，如上所述，中控纸业公司提供的《地磅单》存在明显瑕疵，而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对此未查觉亦不符常理。综上，根据两份《煤炭销售合同》、叶国华、林立礼等证人证言以及市场交易常识可推定，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对于本案无真实煤炭交易应是明知的。
三、虽本案所涉合同、来往函件及《地榜单》上中控纸业公司的印章系伪造，但基于案涉交易由盈晖公司介绍、广东省纺织品公司业务员又实地考察了中控纸业公司及叶国华名片信息记载叶国华为中控纸业公司董事长等事实，广东省纺织品公司有理由相信叶国华有权代理中控纸业公司，事实上，根据王阳、叶富荣等人证言，叶国华确系中控纸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另外，作为首次交易的相对方，广东省纺织品公司无能力识别上述文件上印章的真伪及无从知晓中控纸业公司印章及地榜单样式，故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为叶国华个人融资性贸易行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中控纸业公司与盈晖公司无合同关系，亦无关联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中控纸业公司、广东省纺织品公司、盈晖公司就涉案交易构成三方主体的闭合循环买卖亦不当。依据上述证据分析，盈晖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与广东省纺织品公司付款数额的差距不影响对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已实际提供资金事实的认定，故原审判决以存在差距为由认定广东省纺织品公司付款与本案无关属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亦予纠正。同样的，中控纸业公司背书的两张商业承兑汇票上盖有中控纸业公司财务章及吕建荣印鉴，原审判决认定为叶国华个人付款行为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控纸业公司与广东省纺织品公司为实现融资的目的，自愿采用买卖合同的方式进行操作，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应认定有效。根据本案事实，广东省纺织品公司有理由相信叶国华系代表中控纸业公司进行融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该融资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中控纸业公司承担。即使叶国华的董事长身份以及涉案合同、地榜单、结算单上中控纸业公司公章不足以使广东省纺织品公司相信叶国华有代理权，中控纸业公司接受增值税专用发票、在载明“货款金额及资金占用费”的《通知函》上盖章、出具包括还款期限、金额内容的《函》、《还款计划》以及通过商业承兑汇票付款等等一系列行为足以表明其对叶国华融资行为的事后追认，叶国华融资行为的法律后果亦应由中控纸业公司承担。结合银行承兑汇票、文件交收记录以及来帐业务回单可知，广东省纺织公司向盈晖公司实际提供了4485600元，至于该笔款项的处分，虽叶国华、林立礼关于如何处分该笔款项的证言有差异，但均表明该笔款项系叶国华处分，又由上可知，中控纸业公司通过一系列行为对此向广东省纺织品公司予以了承认，该承认系中控纸业公司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所规定的承认不真实债务，至于中控纸业公司为何承认，系其与其实际控制人叶国华之间的内部问题，不能对抗善意的广东省纺织品公司，亦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由于本案不存在真实的煤炭交易，故对双方基于买卖合同确定的货款金额及资金占用费，本院不予认可。根据本案事实，广东省纺织品公司实际提供的资金为4485600元。对于资金占用费，《煤炭销售合同》并未约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本院酌定以44856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于计算期限，广东省纺织品公司提供资金的时间为2013年12月23日，参照《煤炭销售合同》“接到货物之日起90天内付款”的约定，资金占用费自2014年3月23日起计算，因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5日裁定受理中控纸业公司的破产清算，故资金占有费计算至2014年12月5日止。
综上所述，广东省纺织品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四十八条、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湖南省衡山县人民法院（2015）山民二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
对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享有的下列破产债权予以确认：本金4485600元，资产占用费以4485600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23日起，至2014年12月5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一审案件受理费510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038元，合计102076元，由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0415.2元，由衡山中控国际纸业有限公司负担81660.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雪峰
审判员 周春容
审判员 吴 敏
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陈佳丽
校对责任人：吴敏 打印责任人：陈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