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5民终22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中良，男，1968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健，女，197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
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于权，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也，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江津区汉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鲤鱼石路临江广场甲2幢113号-1，组织机构代码57717184-0。
法定代表人：张文，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光明，重庆善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梅，重庆善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梅劲松，男，1972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
原审被告：李雪芳，女，1972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
上诉人徐中良、吴健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江津区汉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信公司）、原审被告梅劲松、李雪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6民初25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中良、吴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涉案借贷关系，徐中良向被上诉人提供案外人张秀娟的银行账户系履行职务行为，并非以借款人身份提供的收款账户，一审法院认定徐中良系本案50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缺乏证据支撑；2、本案实际借款人为陈某，且对实际借款人陈某的还款情况未作审查，事实上陈某已经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清偿了全部涉案款项；3、一审法院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过于草率、简单。
汉信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梅劲松、李雪芳未作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汉信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徐中良、梅劲松、李雪芳、吴健立即偿还汉信公司借款本金500万元；2、徐中良、梅劲松、李雪芳、吴健支付利息自2014年12月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还清时止；3、本案诉讼费、担保费、保全费由徐中良、梅劲松、李雪芳、吴健承担。一审诉讼过程中，汉信公司自愿放弃第3项诉讼请求中的担保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3日，汉信公司指示案外人周裕峰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向案外人张秀娟转款共计600万元。张秀娟的银行账户系徐中良提供给汉信公司。
2012年8月9日，案外人刘满琴的银行账户向宜兴广秀钢材有限公司转款100万元。汉信公司认为此款为徐中良向其归还的本案部分借款。
后汉信公司打印《借款借据》一份，载明“借款日期：2012年8月3日；借款金额：500万元；借款期限：2012年8月3日至年月日止”。徐中良于2013年1月在该《借款借据》的“借款人签字或盖章”处签名。梅劲松、李雪芳于2013年3、4月在该《借款借据》的“担保人签字或盖章”处签名。汉信公司与梅劲松、李雪芳未约定保证方式、保证期间和保证范围。
2013年7月13日，汉信公司召开2013年中股东会，并形成《重庆汉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暨重庆市江津区汉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013年年中股东会会议决议》，其中载明“三、关于公司不良资产的损失预估情况见下表：项目名称业务类型目前本金金额预计本金损失金额……徐中良小贷900。”。徐中良在《会议签到单》“股东名称或姓名吴健”处及《股东会会议决议》末尾的“股东（签名或盖章）”处签署“吴健”的名字。
另查明：2014年12年5日，汉信公司曾就本案同一事实向宜兴市人民法院起诉徐中良、梅劲松、李雪芳、刘满琴，宜兴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2日立案受理。2016年1月13日，汉信公司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宜兴市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其书写的《撤诉申请》载明“申请人诉徐中良、梅劲松、李雪芳、吴健500万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4）宜商初字第2122号]，鉴于申请人始终不认可追加陈某是借款人，故申请暂撤回起诉，将另行提起诉讼”。2016年1月27日，宜兴市人民法院作出（2014）宜商初字第21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汉信公司撤回起诉。
还查明：徐中良与吴健系夫妻关系，于1993年12月22日登记结婚。徐中良系银行职工，曾以吴健的名义入股汉信公司，出具本案《借款借据》时为汉信公司的实际股东。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就本案所涉500万元徐中良与汉信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该院认为，徐中良与汉信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理由如下：首先，从本案所涉款项的支付来看，张秀娟的银行账户系徐中良向汉信公司提供，汉信公司才指示周裕峰于2012年8月3日向张秀娟转款600万元；其次，徐中良于2013年1月在本案所涉《借款借据》的“借款人签字或盖章”处签名，也能说明双方事后对本案所涉500万元形成了借款合意。徐中良辩称其借鉴银行工作经验，提议用借贷还贷的形式来完善手续收回借款，因此才会在汉信公司打印好的《借款借据》上签字。因徐中良系银行职工，作为一个专业的金融工作者，应比普通人更知晓出具《借款借据》的法律后果，故徐中良的该辩称意见不具有合理性，该院不予采信。再次，从本案的《借款借据》来看，借款人仅为徐中良，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也应是徐中良与汉信公司建立民间借贷关系。至于徐中良辩称陈立锋为实际借款人，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陈立锋与汉信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或借款借据，故该院不予采信。陈立锋有可能是本案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但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与借款人是2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综上所述，本案所涉500万元应认定为徐中良在汉信公司处的借款。双方对借款期限未明确约定，汉信公司可随时催告徐中良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借款，徐中良未及时返还，应承担返还借款的民事责任。故汉信公司起诉要求徐中良偿还借款500万元，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汉信公司请求的利息问题。本案《借款借据》上未明确载明利息，汉信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双方有利息的约定，故应视为不支付利息。但徐中良未及时返还借款，给汉信公司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应向汉信公司支付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汉信公司请求徐中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利息。因汉信公司请求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超出了年利率6%，故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该院确定徐中良从宜兴市人民法院立案后的15日（即2014年12月27日）起按年利率6%向汉信公司支付逾期利息。
关于吴健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问题。吴健与徐中良系夫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的借款发生在吴健与徐中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该债务虽以徐中良个人名义所负，但吴健并未举证证明此债务出借人与借款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故上述债务应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应由吴健与徐中良共同返还。
关于梅劲松、李雪芳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梅劲松、李雪芳在《借款借据》担保处签名，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故梅劲松、李雪芳为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本案汉信公司与徐中良未明确约定借款期限，与梅劲松、李雪芳也未约定保证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故梅劲松、李雪芳应对徐中良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徐中良、吴健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重庆市江津区汉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500万元；二、徐中良、吴健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重庆市江津区汉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逾期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12月27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借款付清时止）；三、梅劲松、李雪芳对徐中良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重庆市江津区汉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徐中良、吴健、梅劲松、李雪芳负担；此款汉信公司已预交，限徐中良、吴健、梅劲松、李雪芳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该院缴纳。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徐中良、吴健、梅劲松、李雪芳负担；限徐中良、吴健、梅劲松、李雪芳在履行上述判决义务时一并支付给汉信公司。
二审中，徐中良、吴健申请陈某出庭作证，陈某称涉案借款系其向汉信公司所借，加上本案的借款，自己一共向汉信公司借过1360万，截至目前已经还了1200多万。徐中良、吴健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认可，汉信公司质证称，证人称涉案款项是其向汉信公司所借，是通过徐中良的陈述，证人的陈述自相矛盾，违背生活常理，不应当采信。本院认为，证人陈某的证言只是其单方陈述，其就涉案款项也未举示与汉信公司之间有任何的书面协议，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是如何认定本案的实际借款人以及吴健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关于本案实际借款人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汉信公司指示周裕峰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向案外人张秀娟转款600万，而徐中良在庭审中也认可张秀娟的账户系其向汉信公司提供。在汉信公司转款之后，徐中良在《借款借据》中对尚欠的借款金额进行了签字确认，更是让梅劲松、李雪芳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借据》上签字。徐中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更是银行工作人员，应当知晓在《借款借据》上签字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在之后2013年7月13日汉信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徐中良以吴健的名义在股东会决议上对借款金额进行了签字确认。因此，汉信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能够证实本案的实际借款人为徐中良，汉信公司与徐中良之间建立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合法有效。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徐中良系本案50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缺乏证据支撑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虽提出陈某是实际借款人，但并未举示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至于陈某与汉信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上诉人提出陈某已经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清偿了全部涉案款项，也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如果陈某认为其向汉信公司多还了款项，可以另案主张权利。
关于吴健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基于徐中良和吴健系夫妻关系的身份，吴健曾是汉信公司的股东，徐中良曾是汉信公司的实际股东，徐中良和吴健在该公司的行为实际上是共同经营行为。基于此，徐中良与该公司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行为都应当视为徐中良和吴健的共同经营行为，吴健应当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令吴健承担责任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徐中良、吴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徐中良、吴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克
审判员 陈 霞
审判员 张应洪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周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