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内05民终18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有波。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仁玉（曹柏春）。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彦春，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某镇某某嘎查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白少军（白金庄），职务嘎查达。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国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作华，内蒙古宏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有波、曹仁玉因与被上诉人科尔沁左翼中旗某某镇某某嘎查、吴国江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2016）内0521民初28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有波、曹仁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为”二原告出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指向，不予采信”。上诉人认为如此认定缺乏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是要求被上诉人履行承包合同，交付承包土地，确认其与第三人签订的承包四荒地合同书无效。对此上诉人出示的《承包四荒地合同书》，能够证明上诉人承包土地的事实，尽管法定代表人白少军质证时否认合同书上”白少军”的签字是本人所写，但合同书上盖有被上诉人某某嘎查的公章，被上诉人并没有否认公章的真实性，也就是《承包四荒地合同书》的真实性。上诉人提供的承包费收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履行了合同约定，交纳了承包费。上诉人交纳的10,000.00元承包费是当时嘎查的书记写的收据，对此原审法院到嘎查进行了调查，证明是真实的。上诉人提供的二被上诉人与嘎查委员会签订的《承包四荒地合同书》，其签订日期晚于上诉人的承包合同的签订日期，且承包地四至不清，故二被上诉人与嘎查委员会签订的承包合同依法应为无效合同。综上，上诉人出示的证据指向十分清晰，原审判决认定缺乏根据，缺乏公正性。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下判，而该条款是合同无效的规定。上诉人与嘎查委员会签订的《承包四荒地合同书》不存在无效情形，判决论述中也未论述合同无效，却引用该法条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白少军否认签名提出了鉴定申请，原审法院以调解为由未进行鉴定。四、上诉人承包的土地亩数2014年嘎查进行了变更，这是承包期到来时对承包合同个别条款的调整变更，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不应该是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理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某某镇某某嘎查委员会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上诉人的承包合同中的”白少军”的签名不是嘎查达白少军本人所签。
吴国江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二上诉人与嘎查委员会签订的《承包四荒地合同书》，某某嘎查的法定代表人白少军并不知情，合同书上”白少军”的签名也不是他本人书写，并且嘎查委员会的账目上也没有上诉人交纳承包费的凭证，上诉人提供的收据上也没有嘎查委员会的公章，这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向村委会交纳了承包费。此外，该份合同存在诸多瑕疵，并不是被上诉人嘎查委员会的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真实。二、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而上诉人曹仁玉不是并不是某某嘎查的村民，其与邵有波与嘎查委员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并没有经过上述法定程序，因此该合同的签订侵犯了村民的民主议定原则，应属无效合同。三、被上诉人吴国江于2004年3月6日就与嘎查委员会签订了《承包沼地造林合同书》，该合同所涉的土地就是本案争议地，承包期限为2004年至2014年，2004年4月2日吴国江将包括争议地在内的土地流转给原告曹仁玉，并与其签订承包合同书，承包期限为2004年至2014年，而上诉人明知这一事实，却在吴国江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吴国江与嘎查委员会的合同期限内，又与嘎查委员会签订了承包合同。我国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上诉人与嘎查委员会签订的承包合同严重侵犯了被上诉人吴国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流转权，因此，该合同是无效的。四、吴国江于2012年4月1日与嘎查委员会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原合同的续签，续签的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是有效的。虽然续签的合同四至不清，但在一审中双方均认可争议地是同一块地的事实。且，被上诉人均认同所签订的合同四至清楚，因此不存在承包地四至不清的情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邵有波、曹仁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履行与原告签订的《承包四荒地合同书》，交付承包土地，并依法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承包四荒地合同书》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审理查明，2004年3月6日，第三人吴国江与被告某某嘎查委员会签订《承包沼地造林合同书》，合同约定承包面积为150亩，承包期限为2004年至2014年。2004年4月2日，第三人吴国江与原告曹仁玉签订《承包碱地沼地合同书》，将包含2004年3月6日合同在内土地200亩流转给原告曹仁玉，期限为2004年至2014。原告邵有波、曹仁玉向法庭出示2011年6月1与被告某某嘎查签订的《承包四荒地合同书》，并且自认该合同是格式填空合同，土地亩数148亩是2014年修改的，合同上加盖某某嘎查委员会公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白少军的签字，但白少军否认该签名为其本人书写。二原告陈述”2011年签订合同时预交承包费10,000.00元，该地原合同2014年到期发生争议，二原告再交剩余承包费时村委会就不收了。”嘎查委员会对二原告交纳承包费之事不知情，且该收据无嘎查委员会公章，只签属”窦云江”的姓名。2012年4月1日，第三人吴国江与被告某某嘎查委员会签订《承包四荒地合同书》，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由吴国江承包150亩土地。以上合同涉及地块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是同一块土地，原告邵有波、曹仁玉认为该地位于村南，面积是148亩，四至为：南至徐某某林地，北至草牧场，东至邵有波，西至吴国江。被告认为是同一地块。但原告所述四至南北属实，2004年签订合同时东至荒地，西至吴国江草牧场。第三人吴国江认为原告所述四至南北属实，2004年签订合同时东至荒地，西至吴国江草牧场。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三人吴国江与被告某某嘎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后第三人吴国江又将该土地流转给原告曹仁玉，在第三人吴国江流转给原告曹仁玉承包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被告某某嘎查委员会将该争议地先后流转给二原告及第三人吴国江。原告曹仁玉、邵有波签订的合同日期在先但被告某某嘎查法定代表人白少军对合同上”白少军”签字不认可，二原告虽在开庭时提出要求鉴定，但未按指定日期到法院递交鉴定申请，视为放弃权利。并且该合同上亩数是在2014年后进行确定的，不能对抗被告与第三人吴国江之间的合同效力。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邵有波、曹仁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原告邵有波、曹仁玉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第八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第七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我管理组织，应依据民主原则，依法管理集体所有的土地和财产。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发包是关系到本集体经济组织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不能享有法外特权，不能优亲厚友，恃权发包，必须保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本案中某某嘎查委员会对同一块承包期限尚未届满的土地，由嘎查达和党支部书记先后签订两份承包合同，本别发包给各自的亲属即本案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以致发生本案争议的纠纷。该两份承包合同虽均加盖了嘎查委员会的公章，但均不是嘎查委员会的意思表示，而是嘎查达及党支部书记的个人意思表示，故均不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提出的要求某某嘎查委员会履行合同并交付承包土地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其在二审诉讼中提出的鉴定申请并非认定事实之必须，故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但一审判决处理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邵有波、曹仁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师国亮
审判员 白云飞
审判员 陈婷婷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于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