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民再14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浙江舟山广宇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白泉镇白泉路80号。
法定代表人：汪粮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孟廷，浙江万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舟山市天佑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船厂路怡沁苑3幢201室。
法定代表人：徐法海，董事长。
一审被告：林西耕，男，1961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再审申请人浙江舟山广宇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宇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舟山市天佑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佑公司）、一审被告林西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9民终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作出（2016）浙民申192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广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孟廷到庭参加诉讼。天佑公司、林西耕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宇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法院对《承诺书》认定有误，且天佑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不存在重大误解。一审法院认为天佑公司在邻近年关背负工人工资压力下签订《承诺书》具有主观上的重大误解，客观上林西耕并无支付余款的责任和意愿，如按承诺书履行，则天佑公司提供了建材却无法取得相应货款，广宇公司收到建材却拒付货款，有违公平等价原则。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依法确认，并也认定天佑公司系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下签署《承诺书》。广宇公司认为，一、二审法院上述认定事实无任何证据相支持，且明显违背了法律，与公平原则更是背道而驰。天佑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第一段话“舟山市天佑物资有限公司与浙江舟山广宇建设有限公司的材料款”载明了《承诺书》的承诺对象为广宇公司与天佑公司之间的材料款，但广宇公司仅承认其中的水泥款，从公司的内部支票中也可以反映。该《承诺书》第二段话“现浙江舟山广宇建设有限公司支付了贰拾伍万元后，舟山市天佑物资有限公司与浙江舟山广宇建设有限公司款项结清”非常明确的表述，说明广宇公司与天佑公司的款项在广宇公司支付了25万元后结清，该部分也是《承诺书》的中心主题（即承诺的主要内容）。该《承诺书》第三段话“剩余款项本公司与林西耕结算，与浙江舟山广宇建设有限公司无关。”表明广宇公司与天佑公司的款项已结清，但是并不妨碍天佑公司与林西耕对他们双方之间的个人债务进行结算，而该结算显然与广宇公司无关。广宇公司认为，一、二审法院均认定上述《承诺书》存在重大误解，应当撤销，不符合法律规定。所谓重大误解，是指在天佑公司对条文的理解出现了重大的误解，使自己的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况。但本案不符合：其一，该《承诺书》是天佑公司自己出具的，自己对自己产生重大误解从逻辑上不能成立。所谓《承诺书》系广宇公司所聘律师起草的说法系被申请人单方说法，没有证据予以支持，二审法院直接采信该说法无依据。其二，关于《承诺书》中第三段话中的“剩余款项”联系上文应系指该款项系林西耕与天佑公司的个人债务。不应再牵扯到广宇公司。其三，为何天佑公司就不能向林西耕主张欠款？一、二审均根据天佑公司与林西耕的说法认定上述债务全部是广宇公司的债务，故天佑公司无法向林西耕主张欠款。这个认定是一、二审基于天佑公司与林西耕的说法而得出的结论。一、二审做出了本案不存在林西耕个人债务的认定，但这仅仅只是一、二审自己认定的一个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一、二审法院均把自己推认的事实作为反推天佑公司“重大误解”的依据。其四，广宇公司不可能了解天佑公司与林西耕之间是否存在债务问题。但是二审法院认为“广宇公司比天佑公司更加清楚其与林西耕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更加具备判断林西耕是否系付款责任主体的条件”。从二审法院的观点来看，似乎只要是林西耕曾是广宇公司的内部承包人，其与天佑公司之间的行为一定是职务行为。所以，即便是林西耕在与广宇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的2015年所签字确认的《结算单》也应当是广宇公司欠付货款的依据。即便天佑公司在《承诺书》中明确表明与广宇公司的货款结清，向林西耕主张“剩余款项”也应当是“客观上不可能实现”，属重大误解。而广宇公司应当清楚地了解付款责任问题。显然，二审法院在“理解付款责任主体”这样的问题上对广宇公司与天佑公司实行了极端的双重标准。其五，一、二审在理解《承诺书》的性质、出具对象及出具原因方面均出现重大错误。二审法院认为：“同时林西耕并未参与承诺书的协商及在承诺书中签字，广宇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三方已协商一致将广宇公司的涉案债务约定转移给林西耕，林西耕在原审接受法院询问中也明确表示案涉款项应由广宇公司承担。”广宇公司认为，首先二审法院得理解该《承诺书》是谁出具给谁，以及该《承诺书》到底属于一个怎样的性质。该《承诺书》就是天佑公司出具给广宇公司，解决的是广宇公司与天佑公司的款项结算问题。而《承诺书》的性质应当是天佑公司向广宇公司出具的一份承诺，不应当是一审法院认为的“双方买卖合同的补充条款”。承诺不是合同，合同需要双方共同遵守，而承诺仅为单方设定了义务。既然如此，该《承诺书》还要什么林西耕参与，要林西耕签字确认。如果天佑公司自己出具的《承诺书》还需要林西耕签字才发生效力，那不应当是《承诺书》，而是《三方协议》，是《债务承担合同》。所以，《承诺书》从法律效力上来说也不适用《合同法》的重大误解条文。综上，广宇公司认为，一、二审法院在认定天佑公司是否“重大误解”的问题上，没有综合依据《承诺书》的三段话作出清晰的判断、反而完全依据天佑公司诉讼中的托词，进而又在天佑公司与林西耕之间是否存在个人债务的问题上擅自作出判断。预设了天佑公司当初写第三句话的意图，又擅自判断天佑公司意图的不可实现，得出天佑公司系“重大误解”的荒谬结论。（二）双方的结算不存在显失公平。《合同法》中的“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在紧迫或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而订立的明显对自己有重大不利的合同。而本案中，双方的结算行为不属于《合同法》里的显失公平，要说一方逼迫另一方也应当是“强迫”等词语，而广宇公司显然不存在这种行为。即便要从《合同法》的显失公平上套，且不说一、二审法院自己判断将林西耕所做的《结算单》完全作为广宇公司欠付的货款是否有依据。本案中，广宇公司已经支付了大部分的货款，最后在尾款的结算上，双方按照《承诺书》的方式解决了争议。同时天佑公司在《承诺书》第三段话上又表明“剩余款项”与林西耕结算，显然，剩余款项系其与林西耕的个人债务问题。广宇公司与天佑公司结算当然不存在任何问题。（三）一、二审法院程序违法。既然二审认为，“撤销《承诺书》仅是被上诉人为实现其实体诉求所应完成的程序要件”，那么，又得出“《承诺书》是否可撤销已进行了审理并在本院认为部分作出回应，并没有使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且符合民事诉讼程序效益原则，并无不妥”。且不说本案的《承诺书》实体上是否符合《合同法》的可撤销情形。单单从程序上说，二审法庭既已对本案作出先入为主的判断，同一个合议庭处理同一件案子，自然作出同样的判断。但不同的案子，不同的合议庭来处理，结果却未必相同。而二审法院既已认为撤销《承诺书》是必要的程序要件，却仍然绕过了该程序判决，在此基础上作出实体判决，显然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天佑公司的诉讼请求。
天佑公司向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广宇公司、林西耕立即支付货款499376元，并支付自2015年2月17日起至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广宇公司、林西耕支付货款749376元自2013年3月1日起至2015年2月16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宇公司自2009年起将其承包的舟山医院、临城杜家岭小区、盐仓经济适用房三个建设工程承包给林西耕施工，双方签订了内部经营承包合同。广宇公司于2009年11月至2012年1月为林西耕缴纳了养老保险，广宇公司、林西耕均认可林西耕曾系广宇公司的职工。2010年4月9日，广宇公司与天佑公司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约定广宇公司向天佑公司购买水泥，期限自2010年4月9日至2011年10月8日，合同上加盖广宇公司公章，林西耕在代表人处签字。因施工需要，后林西耕与天佑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由天佑公司为广宇公司承包的建设工程提供红砖等建材。合同签订后，天佑公司于2010年4月起为广宇公司承包的三个建设工程提供水泥、红砖等建材。大部分货款由广宇公司陆续直接支付给天佑公司，小部分货款由林西耕出面支付，因尚欠部分货款迟迟未付，天佑公司与林西耕进行了结算，林西耕于2015年2月7日出具结账单一份，主要载明：天佑公司为广宇建筑工地提供水泥和红砖共计价款3992226元，截止到2013年2月已付款3242850元，尚欠749376元。2015年2月15日，广宇公司支付给天佑公司250000元，天佑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主要载明：广宇公司支付了贰拾伍万元后两公司的款项结清，剩余款项天佑公司与林西耕结算，与广宇公司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天佑公司与广宇公司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约定由天佑公司为广宇公司承建的工程提供建材，合同期满后天佑公司根据广宇公司的工程内部承包人林西耕的要求继续为三个工程提供建材，广宇公司也支付了大部分货款，双方的实际履约行为视为对买卖合同的补充，故天佑公司与广宇公司就建材买卖达成的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天佑公司已按约为广宇公司在舟山医院、临城的杜家岭小区、盐仓的经济适用房三个建设工程提供了建材，广宇公司应按约向天佑公司支付货款。虽然广宇公司提出林西耕在2015年2月7日出具结算单的货款金额可能包括了其在其他承包工程中所用建材的抗辩意见，因林西耕作为上述三个工程的内部承包人，亦为广宇公司买卖合同签订的经办人，收货事宜也由林西耕负责，对工程所用建材有权进行结算，其作出结算的法律后果对外应由广宇公司承担，且广宇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天佑公司与林西耕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事实，故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剩余货款的付款责任主体，虽然天佑公司于2015年2月15日领取广宇公司250000元货款后向其出具了一份承诺书，约定余款499376元由林西耕支付，该承诺书应视为双方买卖合同的补充条款，但却未征得林西耕同意，故上述承诺书对林西耕未发生法律效力。天佑公司在2015年2月7日临近农历年关之时背负支付工人工资的压力，为取得广宇公司的250000元货款而做出承诺，天佑公司真实意思并未放弃对剩余货款的权利，但其并未真正理解广宇公司与林西耕之间的法律关系，对付款责任主体存在认识上的重大误解，且广宇公司作为内部承包的发包人对业主单位支付的工程款具有掌控力，与林西耕对上述三个工程的工程款尚未结清，广宇公司可在支付剩余货款后再与林西耕进行结算。综上，该院认为天佑公司在临近年关背负工人工资压力下对上述承诺具有主观上的重大误解，客观上林西耕并无支付余款的责任和意愿，如按承诺书履行，则天佑公司提供了建材却无法取得相应货款，广宇公司收到建材却拒付货款，有违公平等价原则，故对天佑公司要求撤销承诺书的主张予以支持，广宇公司应支付给天佑公司剩余货款49937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利息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故自天佑公司起诉之日即2015年8月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浙江舟山广宇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舟山市天佑物资有限公司货款499376元，并支付自2015年8月3日起至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舟山市天佑物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91元，由浙江舟山广宇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广宇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错误理解了《买卖合同》、《结算单》及《承诺书》的性质。（一）根据2010年4月9日广宇公司与天佑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双方买卖的货物仅限水泥，并没有红砖，且供货时间限定为2010年4月9日到2011年10月8日止。林西耕作为广宇公司的代表人签字。故林西耕有权在该期限内代表广宇公司向天佑公司购买水泥。但合同期满后天佑公司根据林西耕的要求继续为三个工程提供水泥、红砖，此时林西耕与天佑公司的买卖行为显然没有得到广宇公司的任何授权，林西耕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是天佑公司与林西耕个人之间的买卖行为。即便广宇公司之后根据林西耕的要求仍然向天佑公司支付货款，但是此时的付款行为并非对买卖合同的补充，广宇公司与天佑公司之间已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原审法院认为林西耕的《结算单》应当作为广宇公司欠付天佑公司货款的依据认识错误。首先，广宇公司与天佑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并未变更，故之后的水泥、红砖等材料并非直接发生在广宇公司与天佑公司之间。其次，林西耕无权于2015年2月7日代表广宇公司结算货款，因涉案的三个工程2013年已全部完工，此时林西耕也并非广宇公司的员工，无任何广宇公司授权的表象。林西耕期间还作为别的建筑公司的内部承包人承包工程，天佑公司运送的建材无法证明全部送到了广宇公司工地，更何况天佑公司也根本不曾提供送货单供广宇公司核查。故此时林西耕个人与天佑公司的货款结算行为不能作为广宇公司欠付天佑公司货款的依据。（三）原审法院认为“承诺书应视为双方买卖合同的补充条款”认识错误。广宇公司与天佑公司从来没有对《买卖合同》约定过补充条款。天佑公司的《承诺书》中也没有提到过该《承诺书》系对双方合同的补充。该《承诺书》仅是广宇公司与天佑公司双方在最后的货款争议解决后天佑公司自愿作出的一项声明，该声明并非属于“买卖合同的补充条款”。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并不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广宇公司与天佑公司订立的《买卖合同》、《承诺书》均无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之处。天佑公司原本就无任何依据要求广宇公司按照《结算单》支付货款。广宇公司与天佑公司最后按照《承诺书》上的方式解决了货款争议也是两个商事主体之间对货款结算事宜的自由处分，并无显失公平之处。而天佑公司在承诺书末尾写上“剩余款项本公司与林西耕结算，与浙江舟山广宇建设有限公司无关。”表明天佑公司还要与林西耕个人结算该货款。该表述即便对林西耕未发生法律效力，即便真实意思并未放弃对剩余货款的权利，也不是可以“重大误解”要求撤销该《承诺书》的理由。且根据广宇公司与天佑公司订立《买卖合同》时林西耕的授权表象，以及双方最后结算货款时林西耕只能结算其个人债务的权利表象，不存在原审法院认为的“对付款责任主体存在认识上的重大误解”。广宇公司与林西耕是否最后进行过结算并不影响天佑公司权利。而天佑公司认为其在工人工资的压力下出具承诺书更是其单方推卸责任的说辞，天佑公司不能很好解决工人工资问题只能说明其管理出现问题，不能将该问题的责任转嫁到广宇公司处，更不是广宇公司必须支付货款的理由。三、原审法院程序不当。本案系《买卖合同》的货款纠纷，天佑公司在起诉时也未提到要撤销《承诺书》。在原审法院第二次庭审中，天佑公司将《承诺书》作为合同的一项补充条款，并提出了要撤销《承诺书》，但该项请求并未在天佑公司的诉讼请求中明确。原审法院直接在判决书的认定部分中认定《承诺书》可撤销而不是在最后判决部分撤销《承诺书》，显然程序不当。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天佑公司诉讼请求。
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舟山中院二审认为：广宇公司确认自2009年起承建舟山医院、临城杜家岭小区、盐仓经济适用房三个工程，并通过内部经营承包合同方式承包给林西耕负责施工，同时认可工程施工期间林西耕与广宇公司关系系职工关系。在与天佑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中，在落款乙方（买受人）处，加盖有广宇公司公章，且林西耕作为代表人签名。之后天佑公司的货款大部分均由广宇公司经林西耕签字确认后直接向天佑公司支付。以上事实足以认定，林西耕在舟山医院、临城杜家岭小区、盐仓经济适用房三个工程建设期间对外进行的与工程建设相关的业务，均系履行职务行为，其后果应由广宇公司承担。广宇公司与林西耕之间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对外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案所涉水泥、红砖等材料款，有林西耕签名确认的结账单为凭，可以认定。虽买卖合同系针对建设用水泥签订，但结合结账单中明确载明“舟山医院、杜家岭、盐仓等工地水泥、红砖等材料款……注：天佑物质公司与林西耕发生的广宇建筑工地材料款所有账单作废，以此单为准”，以及林西耕确认在三个工程承建期间没有承包其他工程，广宇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红砖系林西耕用于其自行承建的其他工程，故对广宇公司提出的购买红砖行为没有得到广宇公司的任何授权，不构成表见代理，系天佑公司与林西耕个人之间的买卖行为的意见，不予采纳。因此，林西耕就三个工程购买的货款，天佑公司作为出卖方，有权向广宇公司主张。
关于2015年2月15日天佑公司领取广宇公司250000元货款后向其出具的《承诺书》。该《承诺书》中载明：“剩余款项本公司（天佑公司）与林西耕结算，与浙江舟山广宇建设有限公司无关”。从该内容看，天佑公司显然无放弃剩余款项债权的意思。因案涉《承诺书》签署时间为临近年关，当时天佑公司确有回收债款的迫切需求，广宇公司比天佑公司更加清楚其与林西耕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更加具备判断林西耕是否系付款责任主体的条件，且《承诺书》的内容系广宇公司聘请的律师起草，双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天佑公司签署《承诺书》时的真实意思应为在依法可以向林西耕求偿的基础下，同意剩余款项自行向林西耕求偿。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林西耕在本案所涉交易中，系以广宇公司经办人的身份，代表广宇公司与天佑公司进行买卖交易，应属履行职务行为，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应为广宇公司与天佑公司，而不是林西耕。因此，林西耕的签订合同行为及结算行为，均应视为广宇公司的行为，其后果依法应由广宇公司承担。同时林西耕并未参与承诺书的协商及在承诺书中签字，广宇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三方已协商一致将广宇公司的案涉债务约定转移给林西耕，林西耕在原审接受法院询问中也明确表示案涉款项应由广宇公司承担。故按照《承诺书》的约定将导致天佑公司无法收回剩余40余万元货款，这并非天佑公司签署《承诺书》时的真实意思，且广宇公司承建的工程使用了天佑公司提供的建材却可以拒付货款，显然也有违公平原则。故可以认定天佑公司系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下签署《承诺书》，依法可以请求撤销。
关于广宇公司提出原审直接在判决书认定部分中认定《承诺书》可撤销而不是在最后判决部分撤销《承诺书》，显然程序不当的意见，该院认为，本案双方诉讼目的是解决广宇公司是否应承担案涉货款支付责任的问题，撤销《承诺书》仅是被上诉人为实现其实体诉求所应完成的程序要件，基于本案已启动实体权利诉讼，原审在审理广宇公司实体权利过程中对《承诺书》是否可撤销已进行了审理并作出回应，并没有使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且符合民事诉讼程序效益原则，并无不妥。
综上，广宇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91元，由浙江舟山广宇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广宇公司是否需要支付案涉买卖合同剩余货款及利息。根据查明事实，林西耕与广宇公司系内部承包关系，林西耕2009年起承包广宇公司承建的舟山医院、临城杜家岭小区、盐仓经济适用房三个工程，期间为工程建设所需与天佑公司签订案涉买卖合同购买水泥。其后广宇公司陆续向天佑公司支付部分货款。2015年2月7日林西耕向天佑公司出具结账单，确认舟山医院、杜家岭小区、盐仓等工地水泥、红砖等材料款共计欠款749376元，天佑公司与林西耕发生的广宇建筑工地材料款所有账单作废，以此单为准。天佑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亦表示其系与广宇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故二审判决根据以上事实，认定林西耕在承包期间对外进行的与工程建设相关的业务，系履行职务行为，天佑公司有权依据买卖合同向广宇公司主张货款，有一定依据。但根据2015年2月15日天佑公司领取广宇公司25万元货款后出具的承诺书载明:“现浙江舟山广宇建设有限公司支付了贰拾伍万元后，舟山市天佑物资有限公司与浙江舟山广宇建设有限公司款项结清，剩余款项本公司与林西耕结算，与浙江舟山广宇建设有限公司无关。”该承诺意思表示清晰明确，表明天佑公司收到广宇公司支付的25万元后，放弃向广宇公司主张剩余款项的权利。天佑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出其他证据证明其出具承诺书时存在重大误解或受欺诈、胁迫的情况，二审判决认定天佑公司可以撤销该承诺书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本案承诺书未经林西耕签字同意，林西耕出具的结账单也未有其支付欠款的意思表示，故对天佑公司要求林西耕支付剩余款项的主张不予支持。若天佑公司有其他证据证明与林西耕达成货款结算意向，其可另行主张相应权利。
综上，广宇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9民终62号民事判决和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5）舟普商初字第92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舟山市天佑物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79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91元，均由舟山市天佑物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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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黄培良
审判员 梅 冰
审判员 徐乐盛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周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