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浙民提字第62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严某。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
法定代表人：严明峰。
上述两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陆秋华。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富阳市高桥镇勤丰村第五村民小组。
负责人严成伟。
委托代理人汪明岳、沈培红。
一审被告富阳市高桥镇勤丰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邱为钦。
委托代理人陆玉农。
委托代理人王重德。
申请再审人严某、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为与被申请人富阳市高桥镇勤丰村第五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勤丰村五组）、富阳市高桥镇勤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勤丰村委会）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杭民终字第14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2年4月12日作出（2011）浙民申字第1297号民事裁定，决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再审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5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申请再审人严某、严某与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陆秋华，被申请人勤丰村五组的委托代理人汪明岳、沈培红，一审被告勤丰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陆玉农、王重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富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
1、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的负责人严明峰、严某均系原富阳县新联人民公社勤丰大队第五生产队（以下简称“五队”），即目前的勤丰村五组成员。严某曾于2005年7月到2008年6月间担任勤丰村委会主任。严水林曾担任严某的前一任村主任。证人王重登曾担任五队的队长，王某曾担任五队的会计，王重登、王某系同胞兄弟，王某系王宏杰的父亲。2、在改革开放之前，五队以其所有的，位于勤丰村和尚庄的七间农具所（木结构泥墙房）及相应的场地为经营场所，开办了富阳县勤丰电器配件厂。1984年1月15日，经有关部门批准，时任生产队队长的王重登代表五队与严某签订《勤丰电器配件厂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由严某承包该厂，每年上交利润1600元，其中6月交800元，12月交800元。承包期限自1984年1月1日起至1986年年底止为三年，五队负责解决该厂的厂房，安排全厂劳力所需，提供用电方便。生产队负担严某一方的电费开支及上交国家所得税，工商税由严某自负。如企业亏损，由严某独赔，超利润职工得奖金15%，因职工实行计件工资，平均工资75元左右。其余全奖承包者，实行全奖全赔制。合同签订后，双方均按约履行了相关的合同义务。1984年7月6日，经五组的村民代表讨论决定，和勤���村委会同意，严某与五组的村民代表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将承包期限改为六年，即自1984年1月1日到1989年12月31日止。严某分三次向五组交纳前三年的承包金各1600元，由时任勤丰村会计的邱余明以五组的名义分别于1984年9月5日、1985年10月5日和1987年3月15日向严某承包经营的富阳勤丰机电弹簧厂开具现金收款收据，收款项目分别为“上交集体承包款”、“上交85年度集体承包款”、“上交86年承包款”。而五队（或五组）也分别以“支付欠款”、“支付应收款”、“支付暂收款”等名义，于1985年9月到1987年1月间向严某承包经营的富阳勤丰机电弹簧厂分三次返还1500元（每次500元）。3、除上述承包款外，1984年9月，严某向五组交纳4200元，由时任勤丰村会计的邱余明以五组的名义于1984年9月3日开具现金收款收据，收款项目为暂收严某农具所上交款。此后，严某在该农具所旁��的相关场地上搭建了部分建筑物。4、1987年1月2日，王某、邱官法代表富阳县新联乡勤丰村勤丰村五组与严某的妻子即严明峰的母亲张苏琴，就富阳机电弹簧厂的承包问题签订承包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方（即勤丰村五组，以下统一称“甲方”）解决乙方（即张苏琴）现有场地、设备、流动资金10000元，负责乙方用电，保证正常生产，并协助乙方解决所需劳力。乙方在每年底上交甲方5000元。职工实行按件计酬工资制，平均月工资75元左右，并享受社会标准福利事业。超产奖按职工30%，承包者70%分配；亏损职工不负责赔偿，由承包者独赔。乙方上交甲方款额如年底不兑现，以家庭财产折价抵押上交甲方。承包期限自1987年1月1日起至1989年12月31日止。5、1991年4月18日，原富阳县土地管理局在统一核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时，为富阳机电弹簧厂所占用的相关厂房及场��核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为“勤丰机电弹簧厂”，用地面积1352㎡，建筑面积为490㎡，东至沈观法户，南至路、西至路、北至什地竹元。该宗土地上的建筑物包括案涉七间农具所。2004年9月17日，严某之子严明峰以上述建筑物为经营场所，投资申请登记设立了私营企业即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6、2006年5月20日，五组部分村民出具证明一份，证明1984年9月3日，勤丰村第五生产队各农户在本队王某家召开生产队会议，决定将本队农具所及场地卖掉。当时只有邱关坤、严某两人想买，最后严某以4200元买下七间农具所包括场地。当晚严某将现金当场兑现，然后由队长负责将4200元全部分给各农户。2006年5月23日，富阳市高桥镇勤丰村委会出具一份调查报告，认定勤丰五队的七间农具所及场地，确属勤丰机电弹簧厂（严某）所有，土地所有权属村集体所有。2006年7月3日，中国共产党富阳市高桥镇勤丰村支部委员会出具一份调查报告，其中认为根据五组提供的资料，该村共9个小队，各队均独立核标，有各自独立的农具所和晒谷场。分田到户后除五队的农具所和晒场因承包办厂未卖外，其余八个组的场地和房子均一次性处理给本组村民。7、一审法院在审理中了解到，1984年前后，由于农村承包责任制进一步落实，富阳范围内的大部分生产队将集体所有的农具所、农具等生产设备、设施出售给部分集体成员。1984年9月，原富阳县新联人民公社勤丰大队的其余8个生产队均将其集体所有的农具所出售给相应的村民。严某曾委托第四生产队的周泉荣向第四生产队购买了四间农具所，该农具所与严某所在的五队的农具所相毗邻。一审法院依职权向原富阳市高桥镇勤丰村的会计邱余明及勤丰村五组的村民邱松基、邱关坤、严柏松、陆某、王重登、王某等7人分别所作的调查笔录。邱余明在其证言中证实勤丰村的9个生产队在1984年9月3日前后均将相应的农具所出售给相关村民。邱松基、严柏松在其证言中证实在1984年9月的一个晚上，五队的全体成员在王某家中通过竞价的方式，以4200元的价格将五队的七间农具所出售给严某，所得款项也为全体五队的成员所分割。邱关坤在其证言中证实，其也曾参与竞买农具所，最后因资金不足而未能如愿。王重登则在其证言中证实，2006年4月严某要求其出具书面证明，以证明农具所已出售给严某的事实时，其通过回忆认为确有其事，故为严某出具了相应的书面证明。但后来在王某处见到了二份关于富阳机电弹簧厂的承包合同时，对自己的记忆产生了怀疑，转而倾向于此七间农具所仍然为五组全体村民所有的态度。陆某在其证言中证实，在其记忆中不存在出售农具所的事实，而且在当时的勤丰村9个生产队中只有五队利用农具所开办了集体企业，1984年起由严某承包该企业，故只有严某承包集体企业富阳机电弹簧厂的事实，并无严某购买农具所的事实。如果说有购买农具所的事实，应当由严某提供相应的凭证。王某在其证言中证实，其作为时任生产队会计记不清曾发生过严某购买生产队农具所的事实，如果说有购买农具所的事实，应当由严某提供相应的凭证。农具所用于开办富阳机电弹簧厂，该厂由严某和其妻子张苏琴承包经营，张苏琴承包期间仅交纳了1987年度的5000元承包金，而其余两年的承包金则一直未交纳，但农具所一直由严某一家占用。严某于1984年9月3日所交纳的4200元人民币属于其预付的富阳机电弹簧厂承包款。王某在其证言中也承认除农具所外，五队（五组）并未对富阳机电弹簧厂实际投入设备和资金。1987年1月2日与��苏琴签订的承包合同中虽然约定“由甲方（五组）提供流动资金10000元”，但五组也未实际投入。8、由于缺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企业登记材料，一审法院对于富阳机电弹簧厂的设立、经营期限及企业注销事实均无法查明。但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富阳县勤丰电器配件厂为原五队所开办，经营场所即七间农具所，于1984年更名为富阳机电弹簧厂。9、庭审中，严某、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确认案涉农具所已于2004年9月17日由严某转让给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
2009年11月5日，严某、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勤丰村五组的七间农具所（包括晒场在内）为严某、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所有，并拥有土地使用权，本案诉讼费用由勤丰村五组及勤丰村委会负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所有权确认之诉，因此勤丰村委会作为被告并无不当。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涉案农具所的归属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农具所现应属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所有。其理由如下：第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富阳地区几乎所有的生产队均将相关的农具所、农机具和相应的设施设备转让给相应的村民，本案双方当事人所在的五队也同样存在着出售农具所的可能性。况且在富阳县新联人民公社勤丰大队其余8个生产队将农具所出售给相关村民的情况下，五队在通常情况下也存在出售农具所的可能。第二、五队的成员邱松基、邱关坤、严柏松的证言均证实了生产队将农具所出售给严某的事实存在，其中邱松基、严柏松的证言中证实出售农具所所得款项分配给全体生产队成员的事实，邱关坤的证言证实其也参与了竞买农具所的活动，只是由于出价过低未能获得农具所的事实。邱松基、邱关坤、严柏松作为生产队出售农具所事件的亲历者，其证言的可信度相对较高。第三、证人王重登作为时任生产队队长在其证言中也坦承在其的记忆中存在农具所出售的事件，其在2006年4月为严某所出具的书面证言出自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只是在见到了1984年1月15日和1987年1月5日的承包合同后才对自己的记忆产生了怀疑。王重登对涉案农具所的归属问题上前后立场的改变是在受到其他外来因素干涉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因此其于2006年4月为严某所出具的书面证言的可信度相对较高。第四、证人陆某和王某在其证言中均仅表示不记得存在出售农具所的事实，如有该事实应当由严某一方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该项表示尚不足以否定生产队出售农具所的事实。第五、由时任富阳县新联人民公社勤丰大队的会计邱余明于1984年9月3日所开具的收取严某4200元的收款收据也可以证明涉案农具所出售的事实成���，该收款收据的内容为“暂收严某农具所上交款”，该上交款显然与富阳机电弹簧厂承包款系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且邱余明的证言中也证实其他8个生产队出售农具所的收款收据上也表述为“暂收……农具所上交款”。同时，现有证据证明严某在承包富阳机电弹簧厂过程中交纳的承包金1600元／年已经另行按约交纳。而王某在其证言中所谈到的该“上交款”为严某预付的承包金，其与另一案的王宏杰系父子关系，与本案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相对较低；另一方面该证言也缺乏其他证据证明，而且有违生活常理。故对于王某的该部分证言内容不予采信。第六、从1984年1月15日和1987年1月5日的两份承包合同的用词变化分析也存在农具所出售的可能，1984年1月15日的承包合同中发包方为承包方解决“厂房”，而1987年1月5日的承包合同中发包方负责解决“现���场地”。两份承包合同的订立时间分别在所谓的出售农具所的时间点前后，在用词上由“提供房屋”变成“提供场地”，在用词的变化上也可能反映出双方已经意识到农具所出售的事实存在。第七、富阳机电弹簧厂为集体企业的性质与农具所出售给严某的事实并不矛盾，富阳机电弹簧厂虽然由勤丰村五组开办，该企业的性质是在登记设立时已经决定的，考虑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为了规避国家的税收政策，名为集体企业实为私营企业的戴“红帽子”企业大量存在，富阳机电弹簧厂在1984年9月3日以后名为集体企业实为私营企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第八、根据王某的陈述，勤丰村五组除提供“厂房”外并无其他资金、设备投入，严某的妻子张苏琴在交纳了1987年的5000元承包金后，并未按约交纳其他的承包金，而在此后到2006年的近20年时间段内，勤丰村五组也一直未向严某或者张苏琴主张交纳企业承包金，或者主张收回相应的农具所，由此可见，严某主张1984年9月3日生产队以4200元的价格出售给其的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较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1984年9月3日原五队将七间农具所转让给严某的事实成立，当时法律、法规并未禁止该转让行为，因此该转让行为应属有效。案涉房屋系建造在集体土地之上，而该土地的性质又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现实中农村房屋尚未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严某取得案涉房屋并未违反当时法律规定，同时案涉房屋亦早已交付其使用，因此1984年9月3日后严某已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后严某将案涉房屋转让给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的事实，双方已予确认，一审法院予以认可。该转让行为同样未违反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在案涉房屋再次转让后，由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争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不属人民法院主管范围，故严某、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要求确认土地使用权的诉讼请求，不予审理。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富阳县新联人民公社勤丰大队第五生产队（现为富阳市高桥镇勤丰村勤丰村五组）七间农具所为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所有。二、驳回严某、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勤丰村五组负担。
勤丰村五组不服，提出上诉。经二审法院审理认定，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第2部分中关于“五队（或五组）也分别以‘支付欠款、支付应收款、支付暂收款’等名义，于1985年9月到1987年1月间向严某承包经营的富阳勤丰机电弹簧厂分三次返还1500元（每次500元）。”一节与现有证据所载内容不符，应当认定为：1985年9月20日、1986年2月7日以及1986年12月31日，富阳机电弹簧厂以“收回勤丰五队欠款”、“收回勤丰五队暂付款”、“勤丰五队应收款”的名目分别领取500元，总计1500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严某、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与勤丰村五组、勤丰村委会一致确认，案涉1984年1月15日承包协议中所指厂房即指案涉农具所。另查明：富阳市国土资源局于2006年8月30日出具《关于高桥镇勤丰村第五村民小组控告“篡改土地使用证”一事的情况报告》，其中载明，土地登记证上记载的土地使用者为勤丰机电弹簧厂，而土地登记归户卡记载的土地使用者为富阳机电弹簧厂。认定该土地使用者为同一使用人，即为当时的村集体企业富阳机电弹簧厂。再查明：在1987年1月5日的《工商企业登记事项年检报告书》中富阳机电弹簧厂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主办单位为勤丰五���，企业负责人为张苏琴。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农具所的转让事实，严某及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有：1984年9月3日开立的“暂收严某农具所上交款”4200元的现金收据一份以及相关证人证言。但该收据中所载款项内容与案涉房屋转让交易的事实间缺乏直接对应，而案涉两份承包合同中也均未载明案涉房屋业已出卖与严某。同时，严某、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一审中提交的证人证言，是基于对二十余年前所发生事实经过的回忆，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印证，且其中亦有相关证人在诉讼中推翻了原有证言。而一审法院以证人反言的内容有违常理以及与另案当事人间有利害关系，不予采信，也缺乏足够的法律和事实依据。此外，就严某、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主张的该转让事实发生当时，即1984年间有关富阳机电弹簧厂存有名为集体企业而实为私营企业这一情形，也缺乏充分有效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亦系以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进行的推定。据此，一审法院对于案涉农具所的转让事实的认定均是建立在间接及传来证据的基础上，通过推理认定该转让事实成立，存有不妥。而就案涉房屋所依附的土地使用权而言，虽然土地使用权证书上载明使用权人为“勤丰机电弹簧厂”，且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主张其为土地使用权人，但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成立于2004年，根据当地土地管理部门出具证明显示该土地使用权人应为富阳机电弹簧厂。因此，该地块土地使用权仍存有争议，依法亦应由人民政府予以确认。综上，在有关案涉农具所转让事实尚缺乏充分有效证据印证，同时该房屋所依附土地的使用权亦在本案当事人间存有争议情形下，一审法院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即确认案涉农具所的所有权已发生转移，归属于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应属不当。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富阳市人民法院（2009）杭富民初字第170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及诉讼费用负担部分。二、驳回严某、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0元，均由严某、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负担。
严某申请再审称：一、本案的事实是：严某于1983年6月创办五金机电企业，1984年通过竞买以4200元的价格购得原五队七间农具所及晒场，因当时的政策要求挂靠村委，故成立富阳机电弹簧厂，以承包形式签订承包协议，实际出资、经营成果、风险均由严某享受、承担。1991年4月，富阳机电弹簧厂就案涉房产交清规费，申领了土地使用权证，载���土地的使用者为勤丰机电弹簧厂。2004年9月，因国家政策规定挂靠企业必须摘帽，严某的儿子严明峰用原富阳机电弹簧厂的资产、场地申请注册了“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2006年5月，因严水林、王宏杰与严某发生矛盾，对严某的产权提出异议，村委进行了调查核实，并取得了原五组成员及经办人的书面证明，村委认定勤丰五队的七间农具所及场地确属勤丰机电弹簧厂（严某）所有。2008年9月24日，严水林、王宏杰用大型挖掘机将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的厂房推倒。二、会计邱余明于1984年9月3日开具的收取严某4200元的收款收据，记载“暂收严某农具所上交款”，足以证明案涉农具所已出卖给严某。邱余明的证言也可证明本村包括五队在内的九个生产队均将农具所出售的事实。五队成员邱松基、邱关坤、严柏松的证言均可证明生产队将出售农具所所得分配给全体生��队成员的事实。现有证据也表明，在农具所转让后，严某另行交纳1600元／年的承包款。村委报告、拆迁协议、土地使用权证也能证明案涉农具所及土地使用权为严某、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所有。三、二审判决不符合常理。如果农具所仍为勤丰村五组所有，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无人管理，而是一直由严某、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并不符合常理。尤其是在部分房屋被拆迁，补偿款均归严某所有时，勤丰村五组无一人提出异议。在2008年前，也没有任何村民小组成员对严某、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的使用权提出异议。综上，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支持严某、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的一审诉讼请求。
勤丰村五组答辩称：一、勤丰村五组于1980年创办集体企业“富阳县新联公社勤丰电器配件厂”，自1984年1月至1989年12月承包给严某，在承包过程中更名为“富阳机电弹簧厂”，实际早在1989年12月31日承包经营期满前就停止经营，案涉农具所一直系集体所有。二、1991年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错误，将集体企业“富阳机电弹簧厂”的名称错误登记为“勤丰机电弹簧厂”。该土地使用权证是由村里办理并存放在村里的。由于严某于1995-1997年担任村长，2005-2008年担任村主任，不知通过何种途径，严某取得了该土地证，并于2004年由其子严明峰虚设企业“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该主体与土地证上错误登记的“勤丰机电弹簧厂”并非同一主体。根据土地使用权登记归户卡及富阳市国土资源局于2006年8月30日作出的澄清，明确1991年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使用者为集体企业“富阳机电弹簧厂”。在拆迁过程中，严某以虚设的“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冒充勤丰村五组的集体企业骗取了拆迁款。由于集体企业土地使用权的范围���还包括勤丰四组的农具所四间和承包过程中扩建的房屋，为达到彻底混淆的目的，严某串通勤丰四组的周泉荣作伪证，称严某购买了勤丰四组的四间农具所。后周泉荣澄清了事实，证明实际系周泉荣购买。在云森公司拆迁的过程中，勤丰村五组的村民发现严某试图侵占农具所的情况并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土地证被篡改的事实，由此引起勤丰村五组村民和严某的矛盾激化，导致严某在2008年换届选举落选。由于严某继续阻挠村里对农具所的拆迁工作，五组村民在过于激愤的情况下，拆毁部分农具所房屋。三、4200元的暂付款收款收据与所谓的农具所转让并无关联。该4200元款项为预付的承包款，其目的在于保证承包合同的履行。由于当时严某提出将承包期从三年改为六年，而严某当年的承包款并未按期于六月份缴纳，村民未获得实际利益，故组里要求严某先预付三年承包��作为延长承包期的条件，如以后承包款如期支付，组里资金改善时，逐步予以返还。但由于严某流动资金不足，故只收取了4200元。该票据的开具时间为1984年9月3日，实际上款项缴纳时间为1984年7月6日，也就是承包权限从三年延长到六年的决议当天，且于7月8日分配完毕。四、严某得以实施侵占行为，与其是村主任密切相关。严某提交的邱余明、王重登、周泉荣证言以及村民签字均是在其担任村主任期间获得。而严某提交的一审证据7即村民签字证明，共有33人签字，除严某、严明峰外，另有16人与其有直接或间接亲属关系（其中一人智障），有13人在1984年时尚未成年，有2人已故。大部分人在事后予以了澄清，包括周泉荣、王重登、邱观法，而10户村民中有9户在“同意拆除本组农具所”的书面材料上签字。由于严某曾经为邱余明作伪证，两人之间有利害关系，邱余明在法院所作证言不客观、不真实。邱余明在证言中对其他八个生产队出售农具所的收款收据上也表述为“暂收农具所上交款”，但四组的收款收据就不是暂收款，会计王某的证言也表明4200元不是转让款而是预付承包款。至于村委会的调查报告，也是在严某担任村主任期间，未经村支两委讨论，私自签发，在上面签字的村委委员与严某是利益共同体，且都不是五组成员，对本案的有关情况根本不清楚。五、集体企业停止经营后，农具所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并不存在严某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情况。严明峰虚设的“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除工商登记外，根本没有员工、设备，没有生产。六、严某关于农具所转让的主张，缺乏客观合理性。严某无法解释为什么承包合同在前，农具所转让在后，无法解释买卖款为什么“暂收”，无法解释返还的1500元款项，无法解释在买得“富阳机电弹簧厂”几乎全部的资产即厂房后，为什么还要继续履行原来的承包合同并缴纳承包款，且1987年承包款从每年的1600元大幅增长至5000元，也无法解释在政策放开的情况下，为何不脱钩，土地证普查办理过程中，为何不脱钩，不提出权利主张，还是办在集体名下。请求再审法院驳回严某、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的再审申请，维持二审判决。
勤丰村委会述称：一、严某称政策规定必须挂靠村集体企业是错误的。承包的原因在于集体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二、关于1991年的土地使用权证，当时是统一补办的，由于土地管理法尚未实施，围墙打在哪里，使用范围就在哪里。三、关于勤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拆迁协议的签字，陆玉农是在严某保证集体企业及土地使用权已发生变更的情况下签字的，勤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没有村党支部的盖章，严某有利用职务���利的嫌疑。案涉暂付款凭证是支部和村委把能收集到的材料装订成册交给镇党委，在其中找出来的。四、暂付款的问题，财物科目是不能随便作的。请求再审法院维持二审判决。
再审中，严某提交1991年9月交款单位为富阳机电弹簧厂、收款项目为土地申报费、编号为021475的富阳县农业发展基金收款收据收据联一份，拟证明1991年办理农具所的土地使用权证时是其缴纳了相关规费。
勤丰村五组质证认为：该证据已在1991年形成，但并未在一、二审提交，并非本案的新证据，该收款收据撕下来的痕迹和褶皱，是新形成的，笔迹没有任何泛黄、褪色的迹象，且月份是从7改为9，经向富阳市高桥镇（原新联乡）人民政府财务统计办公室调查，该收据记账联与收据联笔迹完全不同。收据由谁持有，与农具所转让的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勤丰村五组另提交了前述土地申报费的记账���，拟证明记账联和收据联的笔迹不同。
勤丰村委会质证认为：同意勤丰村五组的质证意见。
针对勤丰村五组的质证意见，严某解释认为，导致记账联与收据联笔迹不同的原因在于开发票时少垫了一张复写纸。
对严某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审核认为，勤丰村五组并未对严某持有的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提出明确的异议，且记账联和收据联除笔迹不同外，其他完全相同，故该证据的真实性应予认定。但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的案涉七间农具所是否已由严某买受的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核当事人于一、二审程序提出的书证及所做陈述，本院对原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案涉七间农具所是否已由严某买受。
本院认为，严某主张其为讼争七间农具所的所有权人，主要依据是其提交1984年9月3日的“暂收严某农具所上��款4200元”的收款收据。但根据该收据文义本身并不能直接认定勤丰村五组与严某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且收据上记载的“暂收”两字与在案的勤丰四组出卖农具所收款收据使用的“上交”两字含意也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仅依据该收款收据并不能证明严某以4200元的价格受让七间农具所的事实。此外，严某还提交了一些证人证言，但某证人在诉讼中已推翻了原先的证言，即使证人证言前后一致，在勤丰村五组、勤丰村委会明确否认存在买卖事实的情况下，仅凭证人对二十余年前所发生事实经过的回忆，本院难以认定存在严某所主张的买卖事实。严某还主张富阳机电弹簧厂系其所创办并挂靠勤丰村的私营企业，但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关于案涉房屋所依附的土地使用权，由于土地使用权证书上载明使用权人为“勤丰机电弹簧厂”，但该“勤丰机电弹簧厂”显非2004年才成立的本案的申请再审人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而根据当地土地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该土地使用权人应为富阳机电弹簧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当事人对土地使用权存在争议的，应由人民政府处理。综上，仅凭现有证据尚不能认定讼争七间农具所已出卖给严某的事实，故申请再审人严某、富阳市勤丰机电弹簧厂的再审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杭民终字第1421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少春
审 判 员 陈其荣
代理审判员 田建萍
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
书 记 员 杨韧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