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浙0212行初277号
原告楼秀菊，女，1925年1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代理人董安琪，系原告楼秀菊女儿，1953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被告宁波市鄞州区房屋拆迁办公室，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新城区保丰路***号。
法定代表人蔡德山，主任。
第三人董成玉，女，197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闽，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越，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楼秀菊诉被告宁波市鄞州区房屋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鄞州区拆迁办）拆迁行政协议一案，原告于2017年10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楼秀菊的委托代理人董安琪，被告宁波市鄞州区房屋拆迁办公室的法定代表人蔡德山，被告与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闽、张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2月19日，被告鄞州区拆迁办与第三人董成玉签订《国有土地上住宅用房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货币补偿协议》），协议载明：被征收房屋坐落于东新××号，为砖混三等结构，建筑面积116.88平方米。使用状况为自住住宅，使用人口为2人。第三人董成玉选择的补偿安置方式为货币补偿。
原告楼秀菊起诉称：原告在鄞州区姜山镇××东街××幢自有房屋，土地性质为国有。1990年3月19日，该房屋办理了产权证，载明的权利人为原告，权证号为鄞姜000499号，房产证载明土地使用面积33.8平方米，建筑面积76.5平方米。该房屋原告一直租给他人使用。1993年以后，原告的大儿子董祺恒要求租用，原告同意，但董祺恒一直没有支付租金。原告向其追要，董祺恒提出房子旧了需要翻新，应付的租金就抵房屋翻新费用。原告表示同意，并让董祺恒去办理相关批准手续和翻新工程。房屋重新翻新后，董祺恒的女儿董成玉结婚后继续租住。2013年，该房屋拆迁，拆迁公告上也是原告的名字。董祺恒和董成玉说原告年龄大了，行动不便，拆迁事宜他们会办好。后来董成玉告诉原告，房屋拆迁协议都办好了，安置房过几年才可以拿到，原告也信以为真。今年七月，其他的安置户都拿到了房子，没有原告的房子，原告去拆迁办询问，方知拆迁办已和董成玉签订了《货币补偿协议》，并且董成玉已领取了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原告认为，被告鄞州区拆迁办在明知该房屋的权利人为原告，但却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签订了《货币补偿协议》，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确认被告鄞州区拆迁办与第三人董成玉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无效。
原告楼秀菊向本院提交了《货币补偿协议》、编号为G20171012-0103287的《鄞州区不动产登记权属信息查询证明》（以下简称《查询证明》）及相应的土地审批表各1份，用以证明位于姜山镇××××号的房屋为原告所有，故被告与第三人所签订《货币补偿协议》应属无效。
被告鄞州区拆迁办答辩称：一、因姜山核心一号地块改造项目需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作出鄞政房征决[2013]第3号《房屋征收决定》，涉案房屋列入征收范围，对其征收符合法律规定。二、涉案房屋占用的土地原登记于原告名下，原为一间建筑面积为33.75平方米的木结构平房。后由于分家析产，该房屋归原告儿子董祺恒所有。1994年，董祺恒在办理相关手续后，把木结构平房推倒后重新建了砖混结构的楼房，面积为116.88平方米，即本案被依法征收的房屋。被告认为，涉案的房屋已非房屋初始登记时的33.75平方米平房，该平房在被推倒重建时，物权已经消灭，因此原告主张对涉案房屋拥有物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董祺恒在1994年翻建房屋时以其自己的名义办理了土地、规划等相关手续，属于合法建设，因此，涉案房屋符合征收安置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根据董祺恒的要求，被告与其女儿董成玉签订了《货币补偿协议》。三、《货币补偿协议》对各项补偿款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法公平。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鄞州区拆迁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姜山核心一号地块B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鄞政发〔2013〕116号），用以证明涉案房屋依法被纳入征收范围的事实；
2.《鄞县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1份，用以证明东新××号的房屋系第三人父亲董祺恒分家所得，且董祺恒于1994年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后将原平屋进行了拆除和重建；
3.《鄞县城镇房屋分幢调查表》及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各1份，用以证明位于东新××号原房屋的建筑面积为38平方米，而非原告所称的76.5平方米；
4.原告与鄞州区拆迁办于2013年12月19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上住宅用房征收产权调换安置协议》，用以证明原告位于姜山镇东新××房屋××同被列入征收范围内，该房屋的安置协议由原告本人签订的事实。
第三人董成玉陈述称，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鄞国用（90）字第37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鄞姜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原位于姜山镇××××号的房屋面积为33.8平方米，该房屋并非《货币补偿协议》所涉的房屋。
对上述证据材料，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以及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被告和第三人对《货币补偿协议》无异议，对《查询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明所载的部分信息有误。对此，本院向宁波市鄞州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进行核实，该中心出具了《情况说明》1份，载明此前出具的《查询证明》中的相关数据有误，位于姜山镇××××号的房屋面积为33.8平方米。据此，本院对《货币补偿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查询证明》不予认定。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第三人无异议。原告对其中的证据材料1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材料2，原告认为《鄞县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未经县土地管理局审批，不具有合法性，且原告没有对东新××号的房屋进行分家析产过。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客观真实，但无法证明相关分家析产的事实，故对该证明对象不予认定。对证据材料3，原告认为与《查询证明》相矛盾，故对其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材料与本院核实的事实相吻合，故对该组证据材料予以认定。对证据材料4，原告表示不清楚该份协议是谁签订的，但认可该协议项下的安置房是给原告的。本院对该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不予认可，被告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材料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此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楼秀菊在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原有木结构平屋两套，土地性质均为国有土地，并于1990年分别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其中，房产证号为鄞姜字第××号项下的房屋位于姜山镇××××号，房屋占地面积33.8平方米、建筑面积33.8平方米；房产证号为鄞姜字第××号位于姜山镇××××号，房屋占地面积78.4平方米、建筑面积76.5平方米。1993年前后，原告将位于姜山镇××××号的房屋交由其儿子董祺恒居住使用。1994年，董祺恒因使用需要将该房屋进行拆除重建，原告亦将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及相应土地使用权证交由董祺恒。经姜山镇人民政府审核后，董祺恒将该房屋拆除，并在原址上新建起砖混结构的楼屋，但并未办理原鄞姜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及相应土地使用权证的注销手续。该楼屋建成后，由第三人董成玉居住使用。
2013年8月28日，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作出鄞政发〔2013〕116号《关于姜山核心一号地块B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位于姜山镇××××号及东新××号的房屋均位于上述项目的征收范围内。2013年12月19日，原告与被告鄞州区拆迁办就其位于东新××号的房屋签订了《国有土地上住宅用房征收产权调换安置协议》。同日，第三人之父董祺恒代第三人亦与被告鄞州区拆迁办就位于东新××号的房屋签订了《货币补偿协议》。随后，两处房屋一并被拆除。
本院认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应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原告认为位于姜山镇东新××及××号的房屋均为其所有，因该两处房屋一并被列入姜山核心一号地块B项目房屋征收范围，且原告于2013年12月29日与被告鄞州区拆迁办就其中位于东新××号的房屋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因此，原告在2013年12月29日即应当知道位于姜山镇××××号的房屋系被告鄞州区拆迁办与他人签订。即原告于2013年12月29日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但迟至2017年10月才就该《货币安置协议》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其起诉应当驳回。据此，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楼秀菊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小娟
人民陪审员 孙象伟
人民陪审员 卓祥国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代书 记员 孙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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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
……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