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商）终字第74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市恒治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号*号楼2001。
负责人王晶，主任。
委托代理人曾明，北京市恒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筠，北京市恒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中车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2号607室。
法定代表人陶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谢兆敏，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吕国玉，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市恒治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恒治律所）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中车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检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105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甄洁莹担任审判长，法官吕云成、法官王晴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治律所的委托代理人曾明、张筠，被上诉人中车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谢兆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治律所在一审中起诉称：中车检公司因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公司）之间的《事故车辆定损系统购置及相关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于2009年9月10日与恒治律所签署（2009）京律恒经字第0909008号《律师代理合同》，委托恒治律所的曾明律师作为代理人通过非诉讼及诉讼方式处理中车检公司与人保财险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律师代理合同》签署后，恒治律所认真研究中车检公司提供的海量证据资料，组织全所反复讨论分析案情，在中车检公司的参与下制定了“先调解、后诉讼”的方针。自2009年10月以来，恒治律所工作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谈判调解阶段，自2009年10月至2010年3月为期5个月。期间，曾明律师代表中车检公司与人保财险公司进行了多次艰苦的谈判。在律师的努力下，人保财险公司从当初只答应给付3000万元的服务费到答应给付1亿元服务费，甚至1.5亿元也可以考虑。但是中车检公司坚持索要4亿多元的服务费，双方差距太大，导致谈判调解失败。第二阶段：法院庭前准备程序阶段，自2010年3月20日至2010年8月24日为期6个月。2010年3月20日，中车检公司要求恒治律所准备起诉，双方为此于当日签署《关于更改﹤律师代理合同﹥第五条b款的备忘录》。期间，恒治律所积极准备《起诉书》和大量证据资料，为支持中车检公司的诉讼请求做了充分详细的准备。2010年5月1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并组成庭前准备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核、调查、质证和调解。第三阶段：法院实体审理程序阶段，自2010年8月24日至今为期两年零八个月。期间，法院成立实体审理合议庭，进行了开庭、谈话、调解等审理工作。恒治律所负责起草了《起诉书》，向法庭提供了《中车检公司陈述意见》、《律师代理词》、《中车检公司关于调解的意见》、《律师补充代理词》等书面诉讼文书并参加了所有的第一审庭审活动。上述三个阶段的证据资料、文件文稿堆积起来高达1米以上，足以证明恒治律所的律师严格遵照《律师代理合同》约定，勤勉尽责地履行代理义务，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中车检公司的权益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从法庭审理程序的角度看，恒治律所已经全部完成了所有诉讼代理律师应该完成的工作，一审法庭庭审阶段（诉讼代理律师应履行职责阶段）已经结束，只等着法院作出判决。现在，中车检公司单方面通知恒治律所解除《律师代理合同》，另外聘请律师代理其参与对人保财险公司的诉讼，明显违反《律师代理合同》的相关规定。《律师代理合同》第8条的规定包含两点意思：a、解除合同必须经双方协商同意；b、中车检公司若单方面解除合同必须符合特定条件。除此之外，中车检公司无权单方面终止或解除合同。第9条第4款第1项的规定，目的就是防止中车检公司任意解除合同，另行聘请律师，损害恒治律所的合法权益。综上，恒治律所认为，中车检公司在恒治律所已经全部完成委托事项之后，无故终止双方签订的《律师代理合同》并且另行聘请其他律师，明显违反《律师代理合同》，属于违约行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恒治律所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中车检公司向恒治律所支付（2010）高民初字第1280号案件第一审程序的律师代理费500万元；中车检公司承担所有涉案费用。
中车检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恒治律所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车检公司解除双方之间的《律师代理合同》有正当理由，恒治律所无权主张律师代理费。一、中车检公司解除《律师代理合同》系归责于恒治律所的事由。《合同法》第405条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依据上述规定，恒治律所若要求中车检公司在解除合同的情形下支付报酬，必须对合同解除没有任何责任，而本案中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恒治律所，依据双方协议约定及上述法律规定，其无权要求支付任何报酬。1、恒治律所擅自更换律师却未告知中车检公司，符合双方约定的解除合同条件。《律师代理合同》第8条约定“未经中车检公司同意，擅自更换代理律师的，中车检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双方合同第3条约定“恒治律所根据中车检公司本次业务类型指派律师曾明、刘昆及律师助理张筠、高静负责本项目”。但恒治律所的刘昆律师在2010年年底前后已经不再在恒治律所执业，无法再作为委托事项的具体承办律师，但恒治律所却向中车检公司刻意隐瞒了该重要情况。依据约定，中车检公司有权解除合同。2、除上述情形外，恒治律所同时存在其他符合中车检公司根据合同约定解除合同的情形，包括恒治律所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有效履行代理职责。双方《律师代理合同》第5条约定“恒治律所应在本合同签订后7日内即2009年9月17日前完成致人保财险公司的律师函”，但恒治律所在2009年10月10日才向人保财险公司发送律师函，远远超过了双方约定的期限。同时，恒治律所也自认其在确认代理案件的策略时存在“错误判断，白白浪费了委托人主张权利的宝贵时间”，故依据双方《律师代理合同》第8条“因恒治律所的律师工作延误、失职、失误导致中车检公司蒙受损失的，中车检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之约定，中车检公司有权解除合同。3、恒治律所并未实现其承诺的预期目标，中车检公司同样可以依据合同约定解除合同。《律师代理合同》第8条约定“2010年3月15日前恒治律所与人保财险公司达成的初步解决方案总金额少于9500万（中车检公司同意的除外）的，中车检公司有权解除合同”。该约定有两层意思，一是恒治律所必须在2010年3月15日前与人保财险公司达成初步解决方案；二是该解决方案总金额不得少于9500万。但事实证明恒治律所并未在规定时间内实现上述目标，且其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未达成该预期目标的原因系中车检公司所致，故依据上述约定，中车检公司有权解除合同。4、恒治律所代理工作不力，对代理案件久审不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车检公司丧失对其的基本信任。最初恒治律所的代理律师为了承接案件，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夸大其词，骗取了中车检公司的信任，而其在代理过程中的表现却极不专业。案件自2010年8月庭审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恒治律所并未采取任何行之有效的措施推动案件进展。特别是其代理律师处事专断、自负、动辄使用威胁口气，无法与该案承办法官保持积极、有效、良好的沟通，给案件的顺利审结制造了障碍。因此，恒治律所的种种表现已经让中车检公司对其丧失信任，中车检公司有权依照合同约定单方行使解除权。二、恒治律所主张已全面完整地履行完代理职责与客观事实不符，其无权索要律师代理费。从《律师代理合同》第2条委托权限及第5条律师收费的约定可以看出，必须至所代理案件诉讼程序全部终结后，恒治律所才履行完代理职责。而目前该案仍处于一审审理阶段，恒治律所并未全面、完整地履行完代理职责，恒治律所要求支付律师代理费缺乏事实基础。三、恒治律所无权依据《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索要律师费。中车检公司与恒治律所对如何支付律师服务费有明确合同约定。《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是地方政府的指导性文件，并不是强制性规定，在当事人对律师代理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个案情况援引作为参考，但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如何支付律师服务费早有明确约定，双方在合同第5条约定了风险代理，即按中车检公司取得款项的一定比例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模式，上述指导性文件并不适用于本案。同时，合同解除的原因在于恒治律所的过错，而不是中车检公司，恒治律所无权因为自己的过错获得进一步的利益。综上，中车检公司有权在出现双方约定的单方行使解除权的情形时依法解除双方之间的律师代理合同，恒治律所无权向中车检公司索要律师代理费，请求法院驳回恒治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
中车检公司在一审中反诉称：2009年9月10日，中车检公司与恒治律所签订《律师代理合同》，委托恒治律所的曾明等律师作为代理人代理中车检公司与人保财险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中车检公司在与恒治律所签署《律师代理合同》后，根据恒治律所的要求向其支付了30万元案件受理费。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之规定，恒治律所收取的案件受理费是应当缴纳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其无权以任何名义非法占有，但时至今日，上述费用仍由恒治律所以案件受理费名义据为己有，中车检公司另行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了相关案件受理费。故此，中车检公司提起反诉，请求法院判令：1、恒治律所向中车检公司退还其代收的案件受理费30万元；2、恒治律所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恒治律所在一审中针对中车检公司的反诉，答辩称：请求法院驳回中车检公司的反诉请求。理由有：1、《律师代理合同》明确约定：“第五条律师收费1、经双方协商同意，律师费按以下约定支付：a、本合同生效后支付案件受理费30万元人民币。”2、早在80年代北京还只有官办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律师接案与法院接案一样，都有案件受理费，恒治律所只是沿用这一说法。3、在2009年11月3日，恒治律所给中车检公司出具的加盖了财务专用章的正式律师收费发票，其上明确注明收款名目为“律师代理费”。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
一、双方当事人的签约情况
2009年9月10日，中车检公司（甲方）与恒治律所（乙方）签署了编号为（2009）京律恒经字第0909008号的《律师代理合同》，双方约定：鉴于甲方与人保财险公司因执行《事故车辆定损系统购置及相关技术服务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发生纠纷，甲方委托乙方如下事项：第一条委托代理事项。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在下列案件中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1、对方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人保财险公司”；2、案由：追索拖欠PEDS相关款项纠纷；3、审理机关：人民法院（含非诉）。第二条委托代理权限。除下述8项外，须甲方特别授权：1、代为起诉；2、承认诉讼请求；3、进行调解或者和解；5、提起上诉；6、申请执行；7、收取或者收转案件标的物；8、签署、送达、接受法律文书；9、起草、修改涉及本案结果的其他第三方合作法律文件。第三条乙方工作团队。1、乙方根据甲方本次业务类型指派律师曾明、刘昆及律师助理张筠、高静负责本项目；2、乙方所指定的律师及助理应获得甲方的许可，甲方有权在服务中对该些人员的能力和工作表现提出评估建议，乙方应接受甲方的合理建议以满足甲方的要求，该些建议可包括但不限于在理由充分的情况下对人员更换的要求。乙方保证人员的更换将不会对律师代理费用引起任何变化。第四条甲方的义务。1、甲方应当真实、详尽和及时地向乙方律师叙述案情，提供与委托代理事项有关的证据、文件及其它事实材料；2、甲方应当积极、主动地配合乙方律师的工作，甲方对乙方的律师提出的要求应当明确清晰、合理合法；3、甲方应当依约定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用；4、甲方指定朱卫列为甲方与乙方律师联系人，负责转达甲方的指示和要求，提供文件和资料等，甲方更换联系人应当通知委托代理人；5、甲方有权对委托代理事项作出独立的判断和决策，甲方根据乙方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建议、方案自行作出的决定而导致失误的，除非证明乙方确有过错，甲方不得追究乙方责任。第五条乙方的义务。1、乙方律师作为上述案件中甲方的委托代理人，甲方同意上述律师指派其他业务助理配合完成辅助工作，但乙方更换代理律师应取得甲方认可；2、乙方律师应当勤勉、尽责地完成第一条所列委托代理事项（鉴于第一条规定仅为委托目的，具体工作要求除本合同已有约定外，甲方可以口头或备忘录形式提出）；3、乙方律师应当以其依据法律作出的判断，向甲方进行法律风险提示，尽最大努力维护甲方利益；4、乙方律师应当根据审理机关的要求，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出庭，并应甲方要求通报案件进展情况；5、乙方律师不得违反《律师职业规范》，在涉及甲方的对抗性案件中，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同时担任与甲方具有法律上利益冲突的另一方的委托代理人；6、乙方律师对其获知的甲方的商业机密或者甲方的个人隐私负有保密责任，非由法律规定或者甲方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7、乙方对甲方业务应当单独建档，保存完整的工作记录。对甲方提供的证据、法律文件乙方只保存复印件，原件应由甲方自行保存。8、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后7日内完成致人保财险公司的律师函。第五条律师收费。1、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同甲方依据《合同》从人保财险公司实际收到的结算款总额（以下简称“实收金额”或“实收结算款”即经乙方确认扣除的为此项目提供明确协助的、签署合同的第三方分利后甲方实际收到的金额，下同）挂钩。律师费按照以下约定支付：a.本合同生效后支付案件受理费30万元人民币（其中10万元在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支付，20万元在30天内支付）。b．乙方可以通过法律允许的一切方法（包括但不限于诉讼、非诉讼调解）帮助甲方催缴应收款，如果甲方实收金额在人民币9500万元以内且甲方在2010年3月15日前实际收到全款或首付款，甲方按实收金额的3％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如果实收结算款总额超过9500万元，甲方按超过部分12％支付律师代理费。如果在2010年3月15日未能达到上述目标，则实收结算款总额15000万元之下部分按照3％，超过部分按照12％支付律师代理费。c.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的案件受理费、律师代理费的同时，应为甲方开具正式律师法律服务发票。2、前款b项的支付顺序和方式为：甲方自收到人保财险公司结算款后10日内须按照本合同第五条第1款b项约定比例的数额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即如果人保财险公司分期支付，甲方按照收到的金额同比例支付给乙方）。3、乙方银行账号。本合同终止或者提前解除，应当由双方书面确认并结清有关费用。甲方确认本合同的代理律师为律师代理费的接收人。第六条代理工作费用。乙方律师办理甲方委托代理事项所发生的下列工作费用，应当由甲方承担：1、相关行政、司法、鉴定、公证等部门收取的费用；2、征得甲方同意后支出的其他费用。乙方律师应当本着节俭的原则合理使用工作费用。第七条律师工作成果的所有权。对乙方在本合同下新生成的一切服务成果，包括方案、合同文本、法律意见书、调查报告、备忘录等法律文件之所有权归乙方所有，但甲方可自由的以任何形式使用，而无需给予乙方任何经济补偿。乙方亦对上述工作成果负有永久保密义务，除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向任何第三方泄漏。第八条合同解除。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可以变更或者解除本合同。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1、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更换代理律师的；2、因乙方律师工作延误、失职、失误导致甲方蒙受损失的；3、违反本合同第二条规定的乙方义务之一的；4、2010年3月15日前与人保财险公司达成的初步解决方案总金额少于9500万（甲方同意的除外）；5、2009年12月10日前未能有任何明显积极、实质性的法律作为，包括但不限于制订非诉方案、诉讼预案、与人保财险公司约谈等（不含法律意见书）行为，合同解除，案件受理费退还20万。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1、甲方的委托事项违反法律或者违反律师执业范围的；2、甲方有捏造事实、伪造证据或者隐瞒重要情节等情形的；3、甲方逾期30日仍不向乙方支付律师费或者工作费用的。第九条违约责任。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第一条规定（含甲方书面具体要求）的法律服务或者违反第二条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部分或者全部已付的法律代理费。乙方律师因工作延误、失职、失误或者违反本合同第二条规定的义务之一，导致甲方蒙受损失，乙方应当通过其所投保的保险公司，以执业保险方式向甲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律师代理费或者工作费用，或者无故终止合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律师代理费和未报销的工作费用以及延期支付的罚息。甲方以如下非正当理由要求乙方退费属于违约：1、甲方单方面又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的（乙方同意的除外）；2、乙方完成委托代理事项后，甲方以乙方收费过高为由要求退费或不予支付的；3、其他非因乙方律师的原因，甲方无故终止合同的。第十条争议的解决。甲乙双方如果因本合同或与本合同相关事宜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十一条通知和送达。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相互发出或者提供的所有通知、文件、资料，均以尾页所列明的地址送达，一方如果迁址应当书面通知对方。通过挂号邮寄方式的，以投邮时间视为送达。第十二条合同的生效。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由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自2009年9月10日起生效，至乙方完成甲方所委托的代理事项为止。
2010年3月20日，中车检公司（甲方）与恒治律所（乙方）签署《关于更改﹤律师代理合同﹥第五条b款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载明：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将（2009）京律恒经字第0909008号《律师代理合同》第五条b款做如下更改：“第五条律师收费。b.乙方可以通过法律允许的一切方法（包括但不限于诉讼、非诉讼调解）帮助甲方催缴应收款，如果甲方实收金额在人民币9500万元以内，甲方按实收金额的3％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如果实收结算款总额超过9500万元，甲方按超过部分12％支付律师代理费。主合同其他条款不变。”《备忘录》还注明：由于排版编辑错误，合同有两个“第五条”，本备忘录指的是第二个“第五条”，即约定律师费用的第五条。
2013年3月31日，中车检公司向恒治律所发送《终止委托﹤律师代理合同﹥通知书》，其上载明：“我司与贵所于2009年9月签订了《律师代理合同》。依据该合同，贵所指派曾明等律师负责代理我司与人保财险公司因履行《事故车辆定损系统购置及相关技术服务合同》发生合同欠款纠纷一案。自与贵所签订代理合同以来，我司对贵所代理团队非常信赖，并尽其所能地支持贵所的代理工作。令人遗憾的是，贵所自受托以来，至今已经三年半时间，从2010年8月最后一次开庭至今也已两年半有余，但此案的代理工作未获得预期效果，实际上陷入长期停滞状态。我司为此承受着巨大压力。我司理解，案件出现这样不利的局面，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贵所作为此案的代理机构，未能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有效扭转停滞不前的局面。鉴于上述情况，我司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终止与贵所的代理关系。自本函送达贵所之日起，贵所律师在本案中不再担任我司的诉讼代理人。由于贵所代理本案期间未取得合同约定的效果，合同约定的风险律师费不符合支付条件，我司此后委托其他代理机构如取得赔偿收入，与贵所无关。就贵司前期已经进行的代理工作，我司表示非常感谢，并愿意在本案结束后并获得被告执行款后，支付给贵所适当、合理的费用。至于支付的金额和方式，以及双方合同的其它善后事宜，我司愿意与贵所另行协商，以期达成书面协议。最后，我司再次感谢贵所为此案付出的工作努力，诚望贵所理解我司处境和决定，积极做好工作交接，处理好相关善后事宜”。
二、合同款项的收付情况
2009年9月14日，中车检公司向恒治律所支付10万元。次日，恒治律所向中车检公司出具了金额为10万元的案件受理费收据。
2009年11月3日，恒治律所作为收款单位开具了《北京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专用发票》，其上载明的经营项目为“律师代理费”，金额为30万元，付款单位为中车检公司。
2009年11月4日，中车检公司向恒治律所支付20万元。同日，恒治律所将11月3日开具的30万元发票交付给中车检公司。
三、受托事项完成情况
2009年10月10日，恒治律所出具《关于双方合作之PEDS项目结算事宜的律师函》并向人保财险公司发送。
2009年11月3日，恒治律所向人保财险公司发送了《关于双方合作之PEDS项目结算事宜的第二次律师函》。
2009年11月5日，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受人保财险公司委托，针对2009年10月10日《关于双方合作之PEDS项目结算事宜的律师函》向中车检公司进行了回函，载明“……人保财险公司同意贵司的提议，愿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具体协商时间和地点双方可另行协商”。
2009年11月12日，中车检公司委托恒治律所的曾明律师为“关于双方合作之PEDS项目结算事宜”的代表，授权权限为全权，授权期限为两个月。
2009年11月16日，恒治律所向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发送《关于双方合作之PEDS项目结算事宜的洽商函》。
2009年12月23日，中车检公司向人保财险公司发送《关于双方合作之PEDS项目结算事宜的催告函》。
2010年3月18日，中车检公司向人保财险公司发送《关于PEDS项目结算事宜双方洽商情况通报及我们的意见专函》，其上载明：“自2009年10月10日我公司委托律师向贵公司发出《关于双方合作之PEDS项目结算事宜的律师函》至今已经五个多月了，其间，双方授权代表仅仅接触三次，且相关事宜没有丝毫进展……”。
2010年4月15日，中车检公司出具《民事起诉状》，其上记载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人保财险公司向中车检公司支付事故车辆定损系统购置费、数据更新费及其他软件开发和数据整理分析费共计42755万元；2、判决人保财险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截止中车检公司起诉时发生的迟延付款利息4084.62万元，以及此后至终审判决生效时发生的迟延付款利息；3、判决人保财险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同日，中车检公司向恒治律所的曾明律师以及公司经理朱卫列出具《授权委托书》，两位受托人的代理权限均为：代为立案，代为承认、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代为提起反诉或者上诉，代为递交、接受相关诉讼文件，代为接收案款等。
2010年5月1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上述委托案件。
2010年7月16日，中车检公司向法院提出证据保全及调取证据申请。
2010年7月28日和2010年8月24日，案件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中车检公司共提交36份证据，中车检公司与人保财险公司分别针对对方提交的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
2010年8月31日，案件开庭审理。同日，恒治律所的曾明律师出具书面《律师代理词》，其中载明：“我在承接本案之初（2009年9月），虽然明知双方的结算谈判已经长达一年之久未果，还是强烈要求委托人给我半年的时间与被告重开谈判，以求调解。遗憾的是，被告没有表现出其应有的风度、诚意和智慧，致使调解最终夭折。……由于我的错误判断，白白浪费了委托人主张权利的宝贵时间，谈判最终成为消磨时间的游戏。”
2012年5月15日，恒治律所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出催办函并就案件焦点问题出具了《原告律师意见》。同日，中车检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6份证据，就此部分证据，人保财险公司未予质证，法院未组织开庭。
2013年4月2日，中车检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关于变更诉讼代理人的确认书》，将原委托代理人朱卫列、曾明变更为刘道臣、谢兆敏。此前，恒治律所的曾明律师全程参与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组织证据交换、开庭、询问等程序。
2013年12月1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高民初字第1280号民事判决，判令：1、人保财险公司向中车检公司支付2007年以及2008年上半年数据更新服务费1539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08年9月2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驳回中车检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其他事项
本案中，经询，恒治律所称其主张500万元代理费的依据是2010年5月5日《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京发改（2010）651号）的规定。该文件规定：“……二、民事诉讼案件收费标准。（一）民事诉讼案件按审判阶段确定收费标准。1、计件收费标准。每件收费3000-10000元。2、按标的额比例收费标准。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10％（最低收费3000元）；10万元至100万元（含100万元），6％；100万元至1000万元（含1000万元），4％；1000万元以上，2％。按当事人争议标的额差额累进计费。3、上述收费标准下浮不限。……”。经询，恒治律所称，按照上述“按标的额比例收费标准”，以委托案件的起诉标的额46839.62万元为计算本金，计算得出的应得律师费为9591924元，恒治律所在本案中自愿降低为500万元。此外，恒治律所称，刘昆律师于2010年底离开该所。
经询，中车检公司认为其解除合同的行为属于约定解除，解除合同系基于：1、恒治律所擅自更换律师；2、恒治律所工作延误、失职、失误致使中车检公司蒙受损失；3、恒治律所未就委托案件存在的问题及风险向中车检公司进行书面提示；4、恒治律所于2012年5月15日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已超出举证期限；5、恒治律所未将取得的两份原件及时交给中车检公司保存，一份是2009年11月5日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受人保财险公司委托向中车检公司出具的《回函》，另一份是人保财险公司在委托案件中出具的《答辩状》；6、恒治律所未于2009年9月17日前完成致人保财险公司的律师函；7、恒治律所未在2010年3月15日前与人保财险公司达成总金额不少于9500万元的初步解决方案。
以上事实，有恒治律所提交的《律师代理合同》、《备忘录》、《关于双方合作之PEDS项目结算事宜的律师函》、《民事起诉状》、《律师代理词》、《终止委托﹤律师代理合同﹥通知书》、《关于双方合作之PEDS项目结算事宜的第二次律师函》及快递邮单、《关于对2009年10月10日﹤律师函﹥的回复函》、《专项授权书》、《关于双方合作之PEDS项目结算事宜的洽商函》及快递邮单、《关于双方合作之PEDS项目结算事宜的催告函》、《关于PEDS项目结算事宜双方洽商情况通报及我们的意见专函》、《证据目录》、《证据保全并调取申请书》、《开庭质证意见》、催办函、《原告律师意见》、传票、授权委托书、律师代理费发票及收条，中车检公司提交的证据交换笔录、律师查询页、支票存根及收据、（2010）高民初字第1280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材料以及该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恒治律所与中车检公司签署的《律师代理合同》以及《备忘录》，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关于合同的解除，《律师代理合同》第八条约定，中车检公司在五种情形下有权解除合同，其中，第三种情形为“违反本合同第二条规定的恒治律所义务之一的”。但是，该合同第二条是对委托代理权限的约定，该合同第一个第五条才是对恒治律所所负义务的约定，由于《律师代理合同》的数字条款序号存在错误，故从文义理解看，第三种情形应指向合同第一个第五条。由此，结合《律师代理合同》第八条及第一个第五条的约定可知，中车检公司在以下情形下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1、未经中车检公司同意，恒治律所擅自更换代理律师；2、因恒治律所的律师工作延误、失职、失误导致中车检公司蒙受损失；3、恒治律所违反下列义务之一的：（1）恒治律所更换代理律师应取得中车检公司的认可；（2）恒治律师应当勤勉、尽责地完成第一条所列委托代理事项；（3）恒治律所的律师应当以其依据法律作出的判断，向中车检公司进行法律风险提示，尽最大努力维护中车检公司的利益；（4）恒治律所的律师应当根据审理机关的要求，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出庭，并应中车检公司的要求通报案件进展情况；（5）恒治律所的律师不得违反《律师职业规范》，在涉及中车检公司的对抗性案件中，未经中车检公司同意，不得同时担任与中车检公司具有法律上利益冲突的另一方的委托代理人；（6）恒治律所的律师对其获知的中车检公司的商业机密或者中车检公司的个人隐私负有保密责任，非由法律规定或者中车检公司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7）恒治律所对中车检公司的业务应当单独建档，保存完整的工作记录。对中车检公司提供的证据、法律文件，恒治律所只保存复印件，原件应由中车检公司自行保存；（8）恒治律所应在本合同签订后7日内完成致人保财险公司的律师函；4、2010年3月15日前与人保财险公司达成的初步解决方案总金额少于9500万（中车检公司同意的除外）；5、2009年12月10日前恒治律所未能有任何明显积极、实质性的法律作为，包括但不限于制订非诉方案、诉讼预案、与人保财险公司约谈等（不含法律意见书）行为。
本案中，中车检公司认为其解除合同符合上述第1、2、3（1）、3（3）、3（4）、3（7）、3（8）、4项约定的情形。对此，该院逐一评述如下：
第一，关于更换律师的问题。双方在《律师代理合同》中明确约定，恒治律所指派律师曾明、律师刘昆、律师助理张筠、律师助理高静负责本项目，因此，恒治律所接受委托的前提是组织团队工作，然而，刘昆律师于2010年底离开，恒治律所却未将此情况告知中车检公司，亦未安排其他律师接替，明显违反合同的约定，故中车检公司有权解除合同。考虑到刘昆律师系于委托案件一审庭审结束之后离开律所，故并未给中车检公司造成较重损失。
第二，关于工作失误的问题。根据《律师代理合同》的约定，因恒治律所的律师工作延误、失职、失误导致中车检公司蒙受损失的，中车检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恒治律所的律师在委托案件中出具的《律师代理词》载明，“我在承接本案之初（2009年9月），虽然明知双方的结算谈判已经长达一年之久未果，还是强烈要求委托人给我半年的时间与被告重开谈判，以求调解。遗憾的是，被告没有表现出其应有的风度、诚意和智慧，致使调解最终夭折。……由于我的错误判断，白白浪费了委托人主张权利的宝贵时间，谈判最终成为消磨时间的游戏”，不论恒治律所基于何种原因作出如上陈述，中车检公司认为恒治律所存在工作失误，有恒治律所的自述为证，该院予以采信。
第三，关于风险提示的问题。委托案件的涉诉标的额较大，恒治律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应当向中车检公司提示相应法律风险。恒治律所虽主张其已进行过该项工作，但却未能就此提供有效证据，而中车检公司对此又不予认可，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恒治律所应就其该部分抗辩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缺少风险提示的情况下，中车检公司容易进行不理智诉讼，无形中增加了自身诉讼成本，恒治律所对此负有一定过错。
第四，关于及时举证的问题。《律师代理合同》约定，“恒治律所的律师应当根据审理机关的要求，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出庭”，在委托案件中，恒治律所确于庭审结束之后代理中车检公司向法院提交了部分证据材料且未被质证，违反了上述约定。但是，在并无证据表明恒治律所于庭审前已从中车检公司处接收证据而未及时向法院提交、或者委托案件争议焦点涉及某些关键证据而恒治律所未尽到提醒义务的情况下，对于在庭审结束后提交证据的行为，恒治律所并无明显过错。
第五，关于原件保存的问题。《律师代理合同》约定，“对中车检公司提供的证据、法律文件，恒治律所只保存复印件，原件应由中车检公司自行保存”，本案中，中车检公司指出恒治律所保存了人保财险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回函》以及人保财险公司出具的《答辩状》，对此，该院认为，上述两份文件并非由中车检公司所提供，恒治律所并未违反上述约定。中车检公司主张恒治律所存在违约行为，该院不予采信。
第六，关于函件时间的问题。《律师代理合同》约定，恒治律所应于2009年9月17日前完成致人保财险公司的《律师函》，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函系2009年10月10日被发送至人保财险公司，故恒治律所违反了约定。但是，考虑到函件时间并非严重逾期，且中车检公司当时已知晓此情况并未提出异议，该院认为恒治律所迟延发送函件并未对中车检公司产生不良影响。
第七，关于谈判目标的问题。《律师代理合同》约定，若2010年3月15日前与人保财险公司达成的初步解决方案总金额少于9500万元（中车检公司同意的除外），中车检公司可以解除合同。诉讼中，恒治律所称当时谈判金额已经高于上述金额，但却未能就此提供相应证据，该院认定，恒治律所并未完成合同约定的谈判目标。但是，中车检公司当时已知晓该情形并未提出异议，而是继续委托恒治律所代理后续诉讼工作，并且与恒治律所签订《备忘录》对付款的时间条件作出相应更改，应视为中车检公司对谈判情况的接受，即满足了“中车检公司同意”的条件，故对中车检公司以此为由解除合同，该院不予支持。
结合上述，中车检公司解除《律师代理合同》的行为符合合同约定，《律师代理合同》已于2013年3月31日解除。因《备忘录》系双方对《律师代理合同》中个别条款作出的特殊约定，属于双方协议内容的一部分，故《备忘录》随着《律师代理合同》的解除而解除。
需要指出的是，诉讼代理合同作为委托合同的一种，以双方当事人相互信任为基础，中车检公司和恒治律所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加强沟通与配合，但是，对于上述恒治律所的部分违约行为，中车检公司并未即时指明或者提出异议，甚至在最终解除合同的函件中也未提及，导致恒治律所一直依据自身判断履行协议，因此，中车检公司对本案纠纷的发生负有一定过错。
关于律师代理费一节，双方在《备忘录》中约定，“恒治律所可以通过法律允许的一切方法帮助中车检公司催缴应收款，如果中车检公司实收金额在9500万元以内，中车检公司按实收金额的3％向恒治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目前，由于中车检公司已解除协议，恒治律所无法代理中车检公司继续进行委托案件的二审和执行，中车检公司最终实收金额亦无法判断，因此，该条款在本案中不具备适用条件。
恒治律所称，按照《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规定的“按标的额比例收费标准”，结合委托案件的标的额，其应得律师费为9591924元。对此，该院认为，上述文件为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司法局印发的规范性文件，对当事人双方并无法定约束力，该文件规定的仅为政府指导价，且该指导性收费价格确定的前提应是律师事务所全面依约履行合同，故对于恒治律所直接适用上述标准主张代理费的意见，该院不予采信。恒治律所在签署《律师代理合同》之初已经从中车检公司收取了30万元，该院结合恒治律所在接受委托的三年半时间里所作的一系列工作，综合考虑恒治律所的主观过错、违约行为性质及其后果、中车检公司的履约情况及过错程度等因素，酌定恒治律所另行应得的律师代理费为30万元。对于恒治律所要求支付30万元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至于反诉一节，双方当事人对于中车检公司已交纳的30万元的性质存在争议，对此，该院认为，虽然《律师代理合同》记载的为“案件受理费30万元”，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可以确定此30万元为恒治律所收取的律师代理费。这是因为，其一，上述约定系记载于合同第二个第五条“律师收费”项下，且“案件受理费30万元”前款明确载明“律师费按照以下约定支付”；其二，恒治律所为中车检公司开具了《北京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专用发票》，其上明确载明经营项目为“律师代理费”；其三，中车检公司已交纳了案件受理费并取得了法院出具的票据，其对之前恒治律所收取的30万元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对该款项属于代理费的性质应属明知。综上，对于中车检公司以恒治律所无权占有30万元案件受理费为由起诉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中车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恒治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三十万元；二、驳回恒治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中车检公司的反诉请求。
恒治律所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恒治律所在履行合同中有“主观过错和违约行为”。1、所谓“工作失误”纯属子虚乌有。一审判决引用曾明律师在代理案件中的《律师代理词》，认定为恒治律所对“工作失误”的自述。所谓“要求委托人给我半年的时间与被告重开谈判”，说明这半年的谈判时间是委托人即中车检公司给予的。谈判所占用的时间是恒治律所与中车检公司的双方合意，不存在违约问题。所谓“我的错误判断”不能证明“我的主张和行为错误”，一审判决混淆了“错误判断”与“工作失误”的概念。在恒治律所的努力下，人保财险公司答应给付1亿元服务费，甚至1.5亿元也可以考虑，但是中车检公司坚持索要4亿多元的服务费，导致调解失败。所有的代理行为都有中车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朱小民的弟弟即另一代理人朱卫列参与，中车检公司对可能的谈判结果非常清楚，但是一审法院回避这个问题而不予查明。恒治律所曾明律师的“自述”并没有承认自己工作失误，无论是律师要求调解的请求、调解所用的时间、调解的工作内容和方式，律师均无失误，《律师代理合同》中也没有相应规定。中车检公司在长达三年的时间中从没有对律师的调解工作提出异议，在最后的解除代理函件中都未提及，现指责恒治律所律师工作失误没有事实依据。2、所谓“风险提示”纯属无中生有。根据一审判决书的认定，律师不进行风险提示的后果是委托人的不理智诉讼。《律师代理合同》中并未要求恒治律所“书面提示”，且委托人是否诉讼与提出多少诉讼请求不是律师是否提示的问题，而是委托人是否听从提示的问题。中车检公司与人保财险公司的案件，中车检公司上诉请求标的仍高达4.3亿元，说明中车检公司不听从提示，自认为如此高额的请求标的是正确的，一审法官不应将中车检公司的不理智诉讼归责于代理律师。3、一审判决忽视了辅助律师与代理律师的区别，曲解了合同本意。中车检公司授权代理参与谈判与诉讼的仅有曾明律师一人。合同中的律师团队是为代理律师服务的，是为代理律师分担部分辅助性工作。二、一审判决书“酌定”律师费毫无依据。1、中车检公司属于无故解除《律师代理合同》，合同的解除没有可归责于代理人的过错，只能适用于委托合同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2、中车检公司解除合同在律师参加庭审代理之后，其后法庭闭庭，应认定恒治律所律师已全部履行了一审律师代理职责。3、中车检公司在解约通知中明确判决结果“与贵所无关”，证明无论胜败诉与恒治律所无关，判决结果的数额与恒治律所无关，这客观上撤销了风险代理的承诺，回归了以诉讼请求标的计算律师费的常态。4、按照社会常规和惯例，法院收费和律师收费是按照请求数额计算。5、按照合同规定，9500万以下的律师费为3％，一审判决结果是1500万，其3％应是45万，一审判决酌定30万没有依据。恒治律所的非诉讼谈判与诉讼代理工作历时四年，恒治律所指派的律师及律师助理四人在此期间进行了大量工作，一审判决的数额不合理。恒治律所认为法律服务机关中法院收费最低，恒治律所认为合理费用不应低于法院的诉讼费数额，故其上诉请求律师代理费数额为法院相应诉讼费用收费标准上加一块钱。三、恒治律所从未提出过要求30万元律师费的主张。一审判决书中称“对于恒治律所要求支付30万元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恒治律所请求的律师费始终是500万元，从未提出过30万元的律师费请求，该认定属事实不清。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车检公司向恒治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238.3782万元。
中车检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恒治律所的上诉理由及请求答辩称：一、中车检公司解除合同一共提出了7个理由，一审法院均进行了评述并支持了3个理由，并不是恒治律所说的2个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恒治律所擅自更换律师，构成解除理由是成立的，对此恒治律所也认可。二、恒治律所的工作失误明显。恒治律所在其代理词中自认在决定谈判及谈判过程中存在失误，当时中车检公司与人保财险公司已经历经一年的谈判，恒治律所明知这个情况强烈要求谈判，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谈判应完成的一系列目标，作为解除合同的理由之一。恒治律所在上诉状中陈述与人保财险公司能够达成1.5亿元左右的调解意见，这与其在他案中提交的代理词中陈述人保财险公司在谈判期间未能提出自己观点的意见不符，故恒治律所在上诉状中的陈述不是事实。三、恒治律所主张其已全面完整的履行了代理职责，判决结果是4.6亿元的诉讼请求只支持了1500万元，恒治律所对该判决结果有明显责任，恒治律所认为应当调解不应诉讼，但其没有正确履行风险提示的义务，风险提示是双方明确约定的，恒治律所明知诉讼有风险，恒治律所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风险提示义务的事实。四、恒治律所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后提交证据，恒治律所没有将中车检公司的材料交还给中车检公司自己保管，中车检公司认为恒治律所对此存在过错。一审判决中车检公司支付恒治律所30万元律师费过于保护恒治律所的权益，按照合同法第405条及双方合同第9条的规定，恒治律所只有退费的义务，没有主张律师费的权利。双方合同中的结算条款和清理条款是有效的，故恒治律所主张按照《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收费不能成立，应根据双方之间的代理合同的约定，按照恒治律所在本案的表现、付出的工作及代理的阶段酌定费用。另外，以法院收取的诉讼费进行参考收取律师代理费不合理，诉讼费的收取依据的是强制性规定。中车检公司认为，恒治律所的工作时间主要是2009年10月到2010年8月，一审判决酌定的数额已经偏高。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尚有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恒治律所与中车检公司签订的《律师代理合同》以及《备忘录》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之间形成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照《律师代理合同》与《备忘录》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恒治律所上诉主张其在履行合同中并不存在主观过错和违约行为，就此本院认为：第一，关于更','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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