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桂市行终字第11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邓三妹，农民。
委托代理人赵财仁，男，1976年3月27日出生，瑶族，农民。系上诉人丈夫。
委托代理人潘德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临桂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何新明，县长。
委托代理人李春生。
委托代理人李明权。
一审第三人临桂县宛田瑶族乡洞头村民委员会下洞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邓万才。
上诉人邓三妹因撤销林权登记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县人民法院2014年6月26日作出的（2014）临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受理了本案并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邓三妹及委托代理人赵财仁、潘德庆，被上诉人临桂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春生、李明权，一审第三人临桂县宛田瑶族乡洞头村民委员会下洞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邓万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查明：原告邓三妹户（邓三妹名下）持有的由被告县政府于2009年12月9日核发的临林证字（2009）第1903号《林权证》中04503070107GDYMSY040021宗地“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记载：林木、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为邓三妹，小地名水沟底，小班21号，面积29亩，主要树种竹、有林地，林地使用期70年；四至界线为：东万才桃竹；南会英水沟；西岭槽；北岭槽。附件“林权现场勘界图”显示，第021号宗地的北面界线画至“竹山底”客村邓益甫（邓汉甫）等人的房屋后墙边。2011年5月份，洞头村委会客村组邓汉甫、邓汉荣等五家人欲将屋前一小地平整为晒谷坪时，遭邓三妹夫妻阻止，遂得知其已将邓汉甫等户的房前屋后的菜园、空地填进了第1903号《林权证》内。此后，邓汉甫等人认为邓三妹侵占其房前屋后土地使用权，遂陆续向村委会、宛田乡司法所、乡政府、县林业局林改办、自治区纠风办和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主办的《阳光在线》栏目等部门不断反映情况，要求纠正邓三妹名下《林权证》的北面界线的错填内容，解决邓三妹非法侵占其“合法权益”的问题。2013年3月2日，邓汉甫等五户主以书面《关于修改洞头村委下洞组邓三妹林权承包范围的申请》呈交县林业局，再次要求解决上述问题。2013年3月22日下洞组组长赵艳文等15户（或称15名）村民签名向临桂县林业局林改办呈交《关于修改洞头村委下洞组邓三妹林权承包范围的申请》，指出邓三妹名下《林权证》0021号林地的北面界线应为“水沟”，填写成“岭槽”是错误的，因为北面是没有“岭槽”的，其行为及事实已非法侵占了下洞组集体的林地，要求重新勾图备案，并将北面界限修改为正确的界限。尔后，县林业局林改办工作人员经重新到现场勘验核对，得出“21号小班图纸勾绘北面是以邓益甫（邓汉甫）等农户屋后边为界，而不是岭槽”的结论。被告县政府遂认为，该证图表记载内容不符，四至界线与实地不符，属错误登记。遂于2013年7月1日作出临政撤字（2013）3号决定。邓三妹不服该决定，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3年12月16日市政府作出市政复决字（2013）16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临政撤字（2013）3号决定。邓三妹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作出如其诉请之判决。
同时查明，1982年（原告自称的年份）下洞组存档的《使用承包户主姓名邓有茂（注：邓三妹的爷爷）村民小组使用承包集体土地分户明细登记表》记载：类别竹山，座落地名“桥国”（注：邓三妹称“桥国”就是指“水沟底”这块林地，一个地方有两个地名的称谓），面积3亩，四至：东至水沟为界，南至瓦厂边为界，西至水沟为界，北至岭槽为界。1999年1月1日县政府颁发给下洞组户主邓世坤（注：邓三妹父亲）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显示：类别：竹山，座落地名：桥国田庭西（注：邓三妹称指“水沟底”这块林地），面积3亩，四邻界址：东水沟为界，南瓦厂为界，西水沟为界，北岭槽为界。将上述《登记表》和《土地承包证书》相对比，两者记载的内容完全相同，出现两方位（东、西）为“水沟”，一方位（北）为“岭槽”，面积为3亩。而邓三妹名下的第1903号《林权证》中021宗地记载的四至为：东至万才桃竹；南至会英水沟；西至岭槽；北至岭槽。面积为29亩。与上述《登记表》和《土地承包证书》的四至对比，《林权证》出现两方位（西、北）为“岭槽”，除北面均为“岭槽”外，其余三个方位均不相同，面积亦不相同，3亩与29亩相距甚远。经县政府林业局工作人员重新勘验现场以及本院工作人员到现场实地勘察，表明和确认正确的四至界线（限）为：东面有一瓦厂（无水沟），瓦厂之上是邓万才岭场，种桃竹，瓦厂之下是邓世美岭场，直接与邓三妹的林地相连，南（山顶）与邓会英岭场（隔一条水沟）相连；西有一“岭槽”（无水沟），岭槽之外从上而下与邓万能、罗万付、邓世美承包岭场相邻，最下面与上洞组田为界，北面按邓三妹的主张，大部分到邓汉甫等人房屋后边墙底，小部分（约2半宽）至对直邓汉甫等人房屋（有一简易棚）相连处边上。再往下（北）是一条从321国道边修上来邓汉甫等人房屋前的小路（顺岭底修建），小路再往下（北）是上洞组的一片水田，未见到有“岭槽”。而邓三妹所主张的“岭槽”，是与邓世美隔界的交界处，实际上也不存在什么“岭槽”，完全与邓世美的林地连在一个平面上（见照片和勘验图），未见到有“凹陷”处，而这条隔界线应为东面界线，不能称为北面界线。但邓三妹硬说成是北面界线且有“岭槽”。此说法与现场不相符。综上所述，从邓三妹提供的《登记表》和《土地承包证》记载的四至与现场对照，其四至与现场完全不相符；而其名下的《林权证》记载的“四至”与“老证”相比也不吻合，与现场对比，东南西三面算基本符合，但北面界线实实在在是没有“岭槽”的。邓三妹一直主张，办理《林权证》时是按照“老证”（注：指上述《登记表》和《土地承包证》）延续下来，照抄照搬的。但其与《林权证》记载的四至并不吻合，承包面积也由3亩“扩大”成29亩。因此，原告主张的“县政府1999年颁发给原告的《土地承包证》和1982年原始分山时的《登记表》记载0021号宗地的四至界限与2009年颁发的《林权证》四至界限相同，说明现原告持有的证书是正确的”的观点是违背客观事实的。
一审判决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即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等进行合法性审查。本案中，根据上述已查明和确认的事实，原告邓三妹名下的《林权证》中0021号宗地四至界线的北面界线是没有“岭槽”的，也就是说，如果按客村组邓汉甫等人以及下洞组集体的主张，其北面界限只到邓汉甫等人屋后约40米远的“水沟”处，即使按邓三妹的主张是到邓汉甫等人房屋后墙边和一小段岭脚底（或称山脚底），也不存在有“岭槽”的说法。县林业局勾绘0021号宗地的《林权现场勘界图》上显示的该宗地北面界线是“房屋边”而不是“岭槽”，本院经现场勘察亦表明和证实该宗地的北面界线确实没有“岭槽”。因此，原颁发给原告邓三妹的第1903号《林权证》中0021号宗地范围的北面界线记载为“岭槽”确系错误登记。违反了“图、表、册一致，人、地、证相符”的颁证原则。故，被告县政府遂根据第三人下洞组集体（包括客村组邓汉甫等人）的申请，依照《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2000年12月31日国家林业局令第1号）第十七条“发现林权证错、漏登记的或者遗失、损坏的，有关权利人可以到原林权登记机关申请更正或者补办”之规定，并同时依据法定职权，作出了临政撤字（2013）3号决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依法应予维持。
关于原告诉称的“被告县政府是越权处理”、“原告与第三人根本没有土地权属纠纷，是被告工作人员无中生有制造纠纷”的问题。其一、原告持有的《林权证》是县政府根据广西区党委、区人民政府桂发（2009）2号《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政策，结合本县实际，在全县范围内全面铺开这一工作，成立“林改办”具体抓落实，以县政府名义颁发的。如发现错登、漏登或有纠纷未解决等情形颁发《林权证》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林改”政策之规定，当然是由原颁发机关即县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即使原告与第三人下洞组之间因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引起土地使用权争议，按照《广西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九条规定：“因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引起的土地使用权争议、行政区域边界争议，不适用本条例”，即本案情形不由乡（镇）人民政府调处。故原告主张的“本案应先由乡（镇）人民政府调处”、“县政府直接撤证是越权处理”之观点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其二，第三人下洞组集体作为林地所有权人和发包人，对承包人邓三妹的承包林地范围有权提出异议，且以原组长赵艳文等15名（或称15户）村民代表签名提出了书面申请，要求更正；又加上客村组邓汉甫等5户村民也提出了书面申请（因其未以客村组集体名义提出，故县政府未在《决定》中列其为当事人），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故原告诉称的“与第三人没有纠纷”、“是被告县政府工作人员无中生有制造纠纷”等观点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三、需要进行法理释明的是，第三人下洞组在本案诉讼中陈述的答辩意见完全推翻原下洞组写给县林业局林改办的《关于修改洞头村委下洞组邓三妹林权承包范围的申请》中的意见（有原组长等15名村民代表签名），其主张理由与原告邓三妹一致，均主张被告县政府的撤证决定是错误的。该答辩没有下洞组三分之二以上户主或村民代表签名（未见一个户主或村民代表签名）又无证据证明下洞组有多少户农户，故不能代表下洞组集体的观点，疑似现任组长邓万才个人的意见，因已查明邓万才与原告邓三妹系家族中的堂兄妹关系，不可排除这种可能性。况且，依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针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所依据和认定的事实是否真实、合法，而不是作出之后已发生变化的事实（如提起诉讼后）。故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第三人下洞组在本案诉讼中所陈述的观点。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被告临桂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7月1日作出的临政撤字（2013）3号《关于撤销临林证字（2009）第1903号<；；林权证>；；中04503070107GDYMSY040021宗地林权登记的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邓三妹负担。
上诉人邓三妹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以无效的证据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既不采纳上诉人的证据，也不采纳第三人的证言证词，违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作出错误的判决。适用法律也是错误的。一、本案被上诉人的办案人员严重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一条及第四十条的规定。第三人和上诉人本来没有任何土地纠纷，只是下洞组村民邓益斌与上诉人有过节，采用请人喝酒的非法手段联名向县林改办写一份所谓《关于修改洞头村委下洞组邓三妹林权承包范围的申请》（以下简称下洞组申请）。在庭审时已查明，被上诉人以下洞组邓益斌、罗福生、邓世庆等15户（或称15名村民）签名呈交给县林业局林改办的“下洞组申请”，被上诉人作为依据而作出《决定》。庭审质证时，第三人的诉讼代表人邓万才已当庭明确指出：“下洞组申请”不具有合法性：“一是下洞组从未开过任何会议讨论研究过要写申请的事。二是该申请是与邓三妹有过节的人，利用请人喝酒后签的名。三是签名的人，其中白井保是中洞组人，并非下洞组的村民，无权决定下洞组的事。四是罗福茂并非成年人，还是儿童，不具表决权和决定权。五、罗福生与罗林俊是公孙关系，是一个户头的人，不能代表2户。六、赵艳文和赵顺贤是同一个人（是现用名和曾用名不同、并非两个人）。七、申请书上所有签名，不一定是其本人签的，在庭审时未出庭作证，因此该申请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八、申请人只有11人签名，只能代表10户人，下洞组共有22户，签字的户数不到一半。总而言之，无论是签字的人数和户数都未达到三分之二以上，不具有合法效力。一审法院不顾事实，以“下洞组申请”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来判决，显然一审的判决是错误的。二、一审的判决歪曲事实。一是在判决书的第3页顺数第六行“本院发出通知后，被告县政府于2014年2月10日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具体行为的依据、证据”及第五个证据（倒数第五行）“以及洞头村委客村组邓汉甫、邓益记、邓益雄、邓益秀等五户村民于2013年3月2日呈报给县林业局的《关于修改洞头村委下洞组邓三妹林权承包范围的申请》”。事实上，在庭审过程中法庭根本没有将洞头村委客村组邓汉甫、邓益记、邓益雄、邓益秀等五户村民给县林业局的《关于修改洞头村委下洞组邓三妹林权承包范围的申请》进行质证过。本案被上诉人在《决定》中也只字未涉及到洞头村委客村组邓汉甫、邓益记、邓益雄、邓益秀等五户村民曾于2013年3月2日呈报给县林业局的《关于修改洞头村委下洞组邓三妹林权承包范围的申请》，或因山场林木有过纠纷，在庭审过程中法庭也未涉及到上诉人或第三人与客村或邓益甫等五家有任何林木土地纠纷。而一审法院的判决却有邓汉甫等五户《关于修改洞头村委下洞组邓三妹林权承包范围的申请》，并认定被上诉人提交了该证据，判决书（第10页）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所有书证（含照片附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均予以认定，并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二是在前面已叙述了“下洞组申请”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都无法认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作出不切合实际的判决。三是判决书（第9页倒数第6行）认定“诉讼过程中，本院于2014年5月6日召集原、被告、第三人三方代表到界线争议地现场及周边环境进行勘察，拍摄了一组照片（6张），并制作了现场勘察平面草图，三方代表及在场人均签名认可”。这也不是事实。当天虽然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人和办案的法官以及下洞组其他村民作为见证人都到场进行勘察，但在制作草图时，上诉人、第三人和被上诉人针对北面的界限有分歧。被上诉人主张北的界限是到邓益甫等人的屋后边；而上诉人和第三人以及到场的下洞组村民都一致认定北面的界限是到岭漕。在事实面前被上诉人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被上诉人没有参加制作现场勘察平面草图，当天被上诉人并没有代表在图上签过字，而当时在场签字的人可以作证，下洞组村民作为见证人还用手机拍了照。在二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请求二审办案人员务必到现场重新勘察。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982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第三人就将临林证字（2009）第1903号《林权证》中21号宗地发包给上诉人承包。一是有1982年生产队的分山记录；二是上诉人持有临桂县人民政府1982年颁发的《土地承包证书》；三是上诉人还持有临桂县人民政府1999年颁发给上诉人的《土地承包证》；四是2009年12月9日临桂县人民政府又再次颁发给上诉人（2009）第1903号《林权证》。无论是分山存根，还是1982年、1999年、2009年被上诉人颁发给上诉人的《土地承包证》和《林权证》中所规定的四至界限是完全一致的，北是以岭漕为界。第三人在庭审质证过程中，也认定了该事实，而只有被上诉人予以否定，硬说北是以邓汉甫等五户人的屋背为界。五是众所周知，该处山场是第三人发包给上诉人承包，山场界限是由第三人和上诉人定的，现第三人和上诉人都一至认定北面的界限是以岭漕为界，30多年来没有任何纠纷。六是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完全否定第三人在庭审中所作的陈述，判决（第16页第11行）以“疑似现任组长邓万才个人意见，因已查明邓万才与原告邓三妹系家族中的堂兄妹关系，不可排除这种可能性……，故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第三人下洞组在本案诉讼中所陈述的观点”。因此一审法院不仅否认上诉人的所有证据，同时也不采纳第三人的观点，一审法院的判决没有法律依据。四、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不仅是适用法律错误，还有程序违法。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持有的《林权证》四至界限的“北至岭漕”不准确，而是“以邓益甫等农户屋后为界，而不是岭漕”为界，认定：属登记错误。遂根据《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21号宗地是第三人发包给上诉人承包的，第三人认为该证的四至界限并没有过错，上诉人也认为没有过错。上诉人认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申请确权处理，应当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包括下列内容：（一）申请人及对方权属纠纷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住所、联系方式，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二）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争议地点、区域的四至范围、面积；（三）对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和理由。而邓益斌等的“下洞组申请”只有签名，并没有按以上规定写明姓名、性别、年龄、住所、联系方式等。因此出现该申请的人员中有不是下洞组的村民白井保签名，罗福茂不是成年人不具有法定效力的儿童也签了名。根本无法认定以上签名是谁签的，连签名人的基本身份信息都没有，这些名字也许是被上诉人自己签上去都会有可能。申请书并没有明确的请求，而被上诉人的决定也没有明确将修改上诉人《林权证》划分出来的土地使用权确归给谁所有。邓益斌等15人除了交以上的“下洞组申请”外，并没有出具任何证据材料，也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被上诉人还应当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审查申请人的申请是否符合受理条件，显然第三人的申请不符合法定的条件，而被上诉人却仍然受理，作出违法的行政行为。退一万步来说，假设上诉人与第三人确有土地纠纷，也应当按照第三人的申请，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第三、第四、第八、第九、第十二、第二十五、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按法定的程序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才由人民政府进行确权。而本案并没有依法通过任何一级调解委或政府进行调解过，上诉人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是违法的。显然被上诉人在作出决定时所适用的法律不正确，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是正确的，因此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理所当然也是错误的。综上所述，本案上诉人与第三人并没有任何纠纷，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程序是非法的。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不查明事实，既不听取上诉人的陈述，也不采纳第三人的观点。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临桂县人民法院（2014）临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和临桂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临政撤字（2013）3号《关于撤销临林证字（2009）第1903号<；；林权证>；；中04503070107GDYMSY040021宗地林权登记的决定》。
被上诉人临桂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临政撤字（2013）3号决定的事实和理由。邓三妹持有的临桂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12月9日核发的临林证字（2009）第1903号《林权证》中21号宗地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中记载：林地、林木、使用权权利人为邓三妹，小地名水沟底，小班21号，面积29亩，四至界线：东至万才桃竹；南至会英水沟；西至岭槽；北至岭槽。经实地核对，该证附图图纸上21号宗地北面界线标注在洞头村委会客村组村民邓益甫等农户屋后边，而不是岭槽。其四至界线记载“北至岭槽”，而该宗地北边没有岭槽。该证图表记载内容不符，四至界线与实地不符，属登记错误，根据《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2000年12月31日国家林业局令第1号）第十七条“发现林权证错、漏登记的或者遗失、损坏的，有关林权权利人可以到原林权登记机关申请更正或者补办”的规定，答辩人依第三人的申请，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撤销临林证字（2009）第1903号《林权证》中21宗地的林权登记内容。待本政府重新核实后颁发，并无不当。二、答辩人作出的临政撤字（2013）3号文只是撤销登记错误的林权证，并非确权。被答辩人将该行政行为视作确权行为，属误解。第三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承包关系纠纷，不属本案涉及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规定，土地承包使用权纠纷亦不属人民政府处理范围。三、因洞头村委会客村组村民邓汉甫等5人只是以个人名义向人民政府提出修改被答辩人持有的21号宗地林权证的申请，而不是以集体名义提出申请，所以答辩人没有将其列为当事人，是正确的。综上所述，（2014）临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和《关于撤销临林证字（2009）第1903号《林权证》的决定》（临政撤字（2013）3号）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恰当。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临桂县宛田乡洞头村委会下洞村民小组答辩称，完全赞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4）临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以下简称判决）和临桂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临政撤字（2013）3号《关于撤销临林证字（2009）第1903号〈林权证〉中04503070107GDYMSY040021宗地林权登记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一、上诉人承包的桥国（地名）山场，是第三人依法于1982年发包给上诉人的，有本组分山记录底稿。有临桂县人民政府分别于1982年，在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颁发给上诉人的《土地承包证》；1999年延长土地承包期时重新颁给上诉人的《土地承包证书》；林改时，于2009年12月19日又再次颁发给上诉人（2009）第1903号《林权证书》。临桂县政府颁发给上诉人的证书四至界限与本组1982年的分山记录底稿完全一致，并没有任何过错。其实上诉人承包的山场四至界限清楚，临桂县人民政府的决定认定：“21号小班图纸勾给北面是以邓益甫等农户屋后边为界，而不是岭槽。”是完全错误的，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曾组织三方到现场勘査过，从现场来看，政府的决定认为“北面的界限”是到邓益甫等房至后面，明显与事实完全不符，事实上是到漕。政府办案人员在绘图时提前离开，未参予绘图。而一审法院的判决却不承认以上事实，而是违背事实，作出认定临桂县政府“颁发给被原告邓三妹的1903号林权证中0021号宗地范围的北面界线记载为‘岭槽’确系错误登记”的错误判决。二、临桂县政府作出的决定程序不合法，适用法律错误。一是第三人和上诉人根本没有任何土地纠纷，既然第三人与上诉人没有任何纠纷，临桂县政府凭什么一定要作出所谓的处理决定。二是第三人与上诉人即使有土地纠纷，也应依法进行处理。而临桂县人民政府严重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首先是临桂县政府没有通过调解的法定程序就作出决定；其次是第三人和上诉人是属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土地权属纠纷，应当由宛田乡政府作出处理决定为妥，而临桂县人民政府不通过宛田乡政府就直接作出处理决定，越级作出处理程序不合法。哪怕是由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也应当通过乡政府调解，调解不成的再由乡政府写一份处理意见书附调解笔录等材料交给县政府，县政府才能作出决定。县政府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而一审法院的判决却仍然予以认定属合法。三、县政府处理决定作为定案的基本事实和依据与客观实际完全不相符，其是用无效的证据作为处理决定的依据，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而一审法院却对第三人和上诉人的证言证词，所有的证据一概不予认可，而县政府的证据全部都作为定案的依据。尤其是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依据：一是以洞头村客村组邓汉甫、邓汉荣、邓益记、邓益雄、邓益秀等五户村民于2013年3月2日呈报给县林业局的《关于修改洞头村委下洞组邓三妹林权承包范围的申请》，邓益甫等五户是客村组的村民，其无权要下洞修改上诉人承包的山场范围。而在一审庭审时，此证据根本没有拿来质证过。二是以罗福生、邓世庆等15户（或称15名村民）签名呈交给县林业局林改办的《关于修改洞头村委下洞组邓三妹林权承包范围的申请》，答辩人和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曾提出异议。该申请是下洞组个别村民与上诉人有过节，以请人喝酒的方式喊人签名得的，签名的人有不是本组的村民，有幼年儿童，为了达到签名的人数，而重复签名的也有，特别是没有通过任何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该申请上签的名，是否是他人冒签的也不知道，而且签名的人，没有一个到庭证实，该申请的真实性、合法性根本无法认定。而一审法院却以这样的证据来作本案的主要依据来判决是错误的。因此，一审第三人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邓三妹持有的林权证是以被上诉人临桂县人民政府名义颁发的，如发现林权证有错登、漏登或有纠纷未解决等情形，依照有关规定，应当由颁发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撤销登记错误的林权证。本案中，被上诉人临桂县人民政府颁发给上诉人的林权证图表记载内容不符，四至界线与实地不符，违反了“图、表、册一致，人、地、证相符”的颁证原则，属错误登记。被上诉人依申请，重新到现场勘察后作出了临政撤字（2013）3号行政处理决定，依法撤销临林证字（2009）第1903号《林权证》中21号宗地的林权登记内容，待重新核实后再行颁发。被上诉人作为林权证的颁发机关直接撤销林权证中登记错误的内容，并没有越权，亦并非确权行为，其发现错误自行纠正是行政机关之职责。因此，被上诉人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撤证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一审判决对此予以维持正确。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直接撤证是越权处理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邓三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陶 明
审 判 员 陈桂良
代理审判员 吕 明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黎俊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