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77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南岭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棠下儒林大街五社大塘xxx号之一。
法定代表人：刘光大，职务执行董事兼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光大，男，1981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隆回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治群，女，1976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明辉，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伟雄，男，197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如榜，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南岭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岭公司）、刘光大、刘治群因与被上诉人许伟雄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7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南岭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南岭公司支付许伟雄广州市天河区棠下儒林五社大塘xxx号之一场地自2014年3月6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场地使用费733976.30元及利息（自立案之日起计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同期利率）；2、上诉费用由许伟雄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查清许伟雄实际支付的款项，认定事实不清。南岭公司股东刘治群在2014年6月16日下班后就涉案场地向出租方缴纳了15万租金，次日出租方财务郑小玲向刘治群出具了收条。2014年7月3日，南岭公司财务出具了借条给了刘治群。刘治群所垫付的15万租金，应作为南岭公司交付的租金，应予以扣除。
上诉人刘光大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上诉费用由许伟雄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许伟雄支付了2013年7月2日至2014年3月5日期间的场地租赁费”，属认定事实错误。许伟雄一审提供的证据，显示支付单位为“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南岭汽车修理厂”，而非许伟雄，且无出租单位出具的收款收据作为凭证。自2013年7月2日之后，购买了修理厂的相应股份，场地的实际使用人为修理厂，即使支付租赁费用也是由修理厂支付，而非许伟雄。事实上，修理厂支付了出租方截止2014年3月6日前的255098元的费用。刘光大无须支付费用，许伟雄也无追偿权。二、刘光大与许伟雄所签股权协议，并未约定由刘光大分担场地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刘光大承担费用，没有法律依据。三、2013年8月6日，许伟雄办理了升级申请，经广州市工商局天河分局批准，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该日之后，应认定为南岭公司成立前的筹备期间，筹备期间所发生的债务应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刘光大无须承担相应的债务。四、即使认定许伟雄支付了2013年7月2日至2014年3月5日期间的费用，其行使追偿权超过了诉讼时效。
上诉人刘治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上诉费用由许伟雄承担。事实和理由与刘光大所提出的一致。
针对南岭公司、刘光大、刘治群的上诉，被上诉人许伟雄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许伟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南岭公司、刘光大、刘治群立即向许伟雄支付2013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0日场地使用费1183182元（其中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场地使用费35901元/月，共6个月，合计215406元；2014年场地使用费38773元/月，共12个月，合计465276元；2015年场地使用费41875元/月，共12个月，合计502500元）；2、南岭公司、刘光大、刘治群向许伟雄支付利息（以118318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从2015年12月3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南岭公司、刘光大、刘治群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6日，案外人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街棠下第五股份合作经济社（甲方、出租方，简称棠下五社）、许伟雄（乙方、承租方）双方签订《租赁厂房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承租广州市天河区棠下儒林五社大塘xxx号之一（简称2号之一场地），建筑面积共1510.98平方米（其中后加卫生间，梯底间29.78平方米）。租赁年限由2010年10月10日起至2015年12月30日止。乙方每月应向甲方缴纳厂房租赁款每平方米22元，每月共33242元租赁款。每年应向甲方缴纳租赁款398904元，租赁款第二年后累计每年向上递增8%。乙方应在每月的五号前向甲方缴纳当月的租金，逾期付租，每天按所欠租金的1%支付违约金给甲方。逾期付租超过30天，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乙方除应付清欠租外，还应按租期内的总租金的30%支付解约违约金给甲方。如乙方拒缴租赁款，乙方无条件同意甲方变卖乙方财产抵扣所欠租赁款。合同签订时乙方应付给甲方租赁厂房押金90000元，合同期满（手写“本次并没有重新交……”等字样并盖有棠下五社合同校对章），属甲方的财产，乙方应保持租赁前的结构完好交回给甲方，属乙方的财产应在合同期满五天内搬迁完毕，甲方应将押金退回给乙方。另补充规定：1、乙方向甲方交纳的租赁款由2013年1月升为35901元，由2014年1月升为38773元，由2015年1月升为41875元。2、乙方向甲方交纳的租赁款内不包含缴纳的税费款，如甲方开票后的税费款应由乙方负责支付其开票额内的税费款等。
2015年5月20日，棠下五社以许伟雄、刘光大、南岭公司为被告，以欠缴2号之一场地租金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931号，简称931号案］，要求判令解除《租赁厂房合同》、交还涉案场地及支付2014年8月起至交还涉案场地止的租金等。该案中该院根据棠下五社的申请查封了许伟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两套房产。该案庭审中许伟雄表示：涉案房屋实际使用人南岭公司是挂牌对外公开经营，棠下五社对此也是知晓的，对该租赁行为也是默认的，棠下五社的催租函是发到南岭公司的所在地，收件人也是南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见在2014年3月之后实际合同关系应是棠下五社与南岭公司，故棠下五社主张的租金应由南岭公司承担；根据棠下五社诉状选择的被告主体也可看出棠下五社确认了其与南岭公司之间的事实租赁合同关系。在该案2016年3月15日的调解笔录中，许伟雄一方表示：我方希望与刘光大及另一位股东协商，一并将该案租金问题及股东之间的股权纠纷一揽子解决，希望法院能给予两周左右时间让三个股东再协商。刘光大及南岭公司对许伟雄以上陈述表示同意。2016年5月24日，棠下五社与许伟雄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许伟雄分期向其支付2014年6月至2016年1月6日的租金共计808472元（含许伟雄于2014年6月支付的100000元及租赁押金90400元）等。一审法院对此出具（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931号民事调解书。2016年7月18日，许伟雄向棠下五社清偿了租金，当日棠下五社向一审法院提交解封申请书，此后该院依法裁定解除了对许伟雄名下两套房产的查封。
2015年6月25日，南岭公司以许伟雄损害公司利益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案号（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508号，简称1508号案］，要求许伟雄归还业务收入款757110.72元及利息损失。许伟雄在该案辩称中提及“事实上2013年7月–2014年5月期间，被告个人还为原告垫付了场地租金将近40万元”。2016年7月20日，该院作出（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508号民事判决（简称1508号判决）。1508号案判决审理查明：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商事登记信息资料显示，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南岭汽车修理厂（简称南岭汽修厂）成立于2009年，业户地址在广州市天河区棠下儒林五社大塘xxx号之一，经营者为何兆伦，属个体工商户。2013年5月18日，何兆伦发表声明称：南岭汽修厂系以其本人（身份证号码：）名义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该修理厂实际出资人为许伟雄（身份证号），实际经营者也是许伟雄，该修理厂的所有权利义务由许伟雄承担。2013年6月6日，许伟雄（甲方、转让方）与刘光大（乙方一、受让方）、刘治群（乙方二、受让方）签订《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南岭汽车维修厂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一、股权转让对价及付款：（一）转让价格：1、甲方同意将南岭汽修厂整体股份作价65万元（其中包括甲所有股权和原有的所有设备、设施、库房配件、工具、检测仪、电脑、空调、办公用品、宽带等物件），将其中的70%的股权作价45.5万元转让给乙方；2、甲方同意将合法持有南岭汽修厂40%的股份作价26万元转让给乙方一，乙方一同意按此价格购买上述股份；3、甲方同意将合法持有南岭汽修厂30%的股份作价19.5万元转让给乙方二，乙方二同意按此价格购买上述股份。（二）付款方式：1、乙方在本合同订立后3日内以现金形式支付总受让价10万元作为本次合同的定金，甲方收讫价款后，需在壹月内办妥清偿公司对外债务，办妥营业场所变更、法人代表变更、股权转让变更、税务手续等事宜；2、甲方完成前述每1项工作并经乙方确认后壹月内，乙方以现金形式支付总受让价的剩余部分即35.5万元给甲方，至此乙方应付总价款支付完毕；3、如果证照不能近期更改，且不属于乙方造成，甲方应将乙方所支付的所有转让费用退还乙方，并赔偿所缴场地租金、员工费用等一切经济损失，甲方全权负责办理该公司的维修许可证年审服务，以保障该公司顺利开展运营。（三）在乙方首付款前，甲方转移南岭汽修厂现有资金，同时提供公司以往所有财务往来账目原件供乙方审核。三、公司责任承担：甲方个人对公司变更登记办理完成前，公司内外决策所引发各项行为的法律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六、印件管理：1、公司的公章归刘光大保管，财务专用章归刘治群保管，法人代表章归许伟雄保管，发票专用章归财务保管；所有印章使用必须办理申请并签名手续；2、所有有关公司的收回现金必须于2个工作日内交款入财务；客户的理赔存折均由财务保管；3、财务于每月10日出具上月公司收支明细表，各股东需共同确认方可。附加：关于本合同的第二项付款方式的2、3项内容，由于目前本厂的企业性质属于个体工商户，该两条内容不能按照合同约定执行，故以公正方式约定此两项的相关内容，甲乙双方均照执行等。2013年8月5日，许伟雄（甲方）与刘光大（乙方一）、刘治群（乙方二）签订《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南岭汽车维修厂股权转让合同附加协议》，约定：一、南岭汽修厂因2013年7月1日之前经营时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以及因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处罚由甲方承担，乙方不负连带责任；如甲方无力承担或在约定的时间内拖延不处理，乙方有权将甲方在南岭汽修厂的部分股权作为偿还债务或因政府相关部门的处罚处理。三、乙方在本次交付20万元股权转让费用时甲方需交接以下资料……本协议与《南岭汽修厂股权转让合同》互为补充，不可分割，具备同等法律效力等。2013年8月6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核准南岭汽修厂升级设立为广州市南岭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简称南岭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3月6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核准南岭公司登记设立，住所地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棠下儒林大街五社大塘xxx号之一，主营项目为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何兆伦投资1万元，占有投资比例1%，股东刘光大投资40万，占有投资比例40%，股东刘治群投资30万，占有投资比例30%，许伟雄投资29万，占有投资比例29%，股东刘光大为法定代表人，许伟雄为公司监事。2013年6月10日、2013年9月4日至9月6日期间，刘光大、刘治群向许伟雄支付股权转让款合共20万元；刘光大于2013年8月7日签收了《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南岭汽车维修厂股权转让合同附加协议》约定交接的资料……该案庭审中许伟雄确认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5月20日期间，南岭汽修厂在广州银行的对公账户收入的款项金额为757110.72元。1508号案判决认为，上述757110.72元款项应属于公司财产，许伟雄继续控制和占用公司财产于理无据，其主张的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故南岭公司诉请许伟雄归还款项757110.72元及利息损失有理。1508号案判决一审判令：许伟雄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南岭公司返还款项757110.72元及利息（以757110.72元为本金，自2014年5月2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等。许伟雄不服1508号判决，提起上诉，上诉理由包括“岭南公司应举证证明757110.72元相应的合同或者维修事实。即使这笔款项为我方之前的业务尾款，但由于岭南公司拒付租金，我方也只好从之前的收入中支付租金近40万元”。2016年12月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1民终16326号民事判决（简称16326号判决），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许伟雄不服16326号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申请再审理由包括“虽然场地租赁合同由许伟雄与相关方签订，但是考虑到该租赁合同的延续性背景以及许伟雄与案外人刘光大、刘治群在涉案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对场地租金承担所达成的默许意思表示，该租金理应由南岭公司承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6日作出（2017）粤民申1942号民事裁定（简称1942号裁定），裁定认为：许伟雄主张代为垫付的场所租金应当由南岭公司承担，由于该租金的承担与本案分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许伟雄在一审时也并未就此提出反诉，二审法院依法对此不作处理，许伟雄可另行主张……。该裁定最终驳回许伟雄的再审申请。
2017年3月6日，许伟雄另以案外人广州礼华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简称礼华公司）使用涉案场地东边自建夹层100平方米未支付租金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7）粤0106民初7114号］，要求礼华公司向其支付2013年7月4日至2015年12月30日的场地使用费等。该院于2018年3月28日对上述案件作出一审判决，驳回许伟雄的全部诉请。上述判决已一审生效。
本案一审诉讼中，许伟雄与南岭公司、刘光大、刘治群均确认：涉案场地约在2016年1月5、6日被收回。
一审法院认为：按查明的事实，关于涉案场地，许伟雄向棠下五社承租后用作其南岭汽修厂的经营场所；2013年6月6日许伟雄与刘光大、刘治群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许伟雄将其南岭汽修厂的部分股权分别作价转让给刘光大、刘治群；2014年3月6日许伟雄、刘光大、刘治群等共同作为股东的南岭公司登记成立，此后南岭公司为涉案场地的实际使用人；许伟雄作为承租人向棠下五社支付了截至2016年1月6日的涉案场地租金。本案为许伟雄在对外支付了涉案场地2013年7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租金后的内部追偿权纠纷。
关于许伟雄要求南岭公司承责的诉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42号裁定虽驳回了许伟雄的再审申请，但裁定认为许伟雄主张代为垫付的场所租金应由南岭公司承担，由于该租金的承担与该案分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许伟雄在一审时也并未就此提出反诉，二审法院依法对此不作处理，许伟雄可另行主张。本案中，南岭公司为涉案场地的实际使用人，根据公平合理、等价有偿原则，许伟雄要求南岭公司承责并无不当，南岭公司应承担涉案场地自其登记成立之日2014年3月6日至许伟雄主张的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场地使用费。南岭公司提出许伟雄主张权利已超过一年的租金诉讼时效的抗辩。对此，首先，如上所述，本案为内部追偿权纠纷，并非出租方向承租方追讨租金纠纷，本案不适用租金一年的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应适用普通诉讼时效规定。其次，关于诉讼时效是否存在中断的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其中规定，在诉讼中主张抵销的，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的效力。按查明的事实，在南岭公司于2015年6月25日提起的向许伟雄主张损害公司利益纠纷的1508号案中，南岭公司要求许伟雄归还业务收入款757110.72元等，许伟雄在一审、二审、再审中均提及其为南岭公司垫付了涉案场地租金一事，应视为许伟雄已提出要求或主张债务抵销，依法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另外，在棠下五社追讨涉案场地租金的931号案中，许伟雄、刘光大、南岭公司均作为被告到庭应诉，许伟雄庭审中也称涉案场地的实际使用人为南岭公司，场地使用费应由南岭公司负担。因此，许伟雄在2017年3月7日提起本案诉讼，关于2014年3月6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场地使用费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按此，南岭公司应向许伟雄支付自2014年3月6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场地使用费合计883976.3元［32519.3元（38773元/月÷31日×26日）+348957元（38773元/月×9个月）+502500元（41875元/月×12个月）］。综合本案案情，遵循公平合理原则，上述款项的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许伟雄清偿涉案场地租金次日即2016年7月19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
关于许伟雄要求刘光大、刘治群承责的诉请。刘光大、刘治群与许伟雄于2013年8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附加协议约定南岭汽修厂2013年7月1日之前的债权债务由许伟雄承担，本案中许伟雄诉称2013年7月1日之后南岭汽修厂的债权债务包括涉案场地的场地使用费应由刘光大、刘治群分别按其受让的股权比例进行分担，未违反公平合理、等价有偿原则。鉴于南岭公司已于2014年3月6日登记成立，此后刘光大、刘治群作为股东依法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故涉案场地2013年7月2日至2014年3月5日期间场地使用费合计298047.6元［34742.9元（35901元/月÷31日×30日）+179505元（35901元/月×5个月）+77546元（38773元/月×2个月）+6253.7元（38773元/月÷31日×5日）］应由刘光大、刘治群分别按其受让的股权比例40%、30%负担，按此刘光大应负担119219元（298047.6元×40%），刘治群应负担89414.3元（298047.6元×30%）。亦如上所述，上述款项的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许伟雄清偿涉案场地租金次日即2016年7月19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
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南岭公司支付许伟雄关于广州市天河区棠下儒林五社大塘xxx号之一场地自2014年3月6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场地使用费合计883976.3元及利息（以883976.3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7月19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刘光大支付许伟雄关于上述场地2013年7月2日至2014年3月5日期间场地使用费119219元及利息（以11921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7月19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三、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刘治群支付许伟雄关于上述场地2013年7月2日至2014年3月5日期间场地使用费89414.3元（以89414.3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7月19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四、驳回许伟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6780元，由许伟雄负担1710元，南岭公司负担12150元，刘光大负担1670元，刘治群负担12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许伟雄负担1380元，南岭公司负担3620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诉讼中，南岭公司、刘光大、刘治群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收款收据两张，拟证明南岭公司成立前是由南岭汽修厂支付租金；2.2014年5月28日－2014年12月31日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拟证明2014年6月16日刘治群代南岭公司向出租方缴纳了15万元租金；3.南岭公司向刘治群出具的借条，内容为“向群姐个人借入现金15万元用于交租金”。经质证，许伟雄表示上述证据的形成时间均在一审诉讼前，故不是新证据，并认为证据1写明是许伟雄交，不清楚这两张收据为何保存在南岭公司处；证据2的款项没有显示为租金，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三性均不认可。
另查明，本案一审诉讼中，许伟雄向法院提交了相关租金收款凭证（包含2013年7月16日、11月11日、12月18日、12月26日的四张支票），拟证明许伟雄已全部缴交涉案租赁厂房的租金。经质证，南岭公司、刘光大、刘治群表示对上述支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支票所涉费用支出并没有明确为涉案场地的租金。二审中，南岭公司、刘光大、刘治群称上述支票款项是由三方股东合作之后的共同收入所支付的，而非许伟雄个人所支付的。许伟雄确认上述支票款项属于该厂收入中757110.72元的范围，已在南岭汽修厂的对公账号中支出，该款项本应在1508号案中扣减，但该案中没有扣减，故上述支票所支付的租金应当视为许伟雄个人支出。南岭公司、刘光大、刘治群无证据证明上述支票款项是以757110元以外的南岭汽修厂资金来支付。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许伟雄要求南岭公司承责的问题。南岭公司为涉案场地的实际使用人，一审法院认定南岭公司应承担涉案场地自其登记成立之日2014年3月6日至许伟雄主张的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场地使用费，并无不当。南岭公司二审中对许伟雄实际支付的款项提出异议，认为2013年7月16日、11月11日、12月18日、12月26日的四张支票所涉款项是由三方股东合作之后的共同收入所支付的，而非许伟雄个人支付。对此许伟雄确认上述支票款项确在南岭汽修厂的对公账号中支出，并认为上述支票款项属于该厂收入中757110.72元的范围。南岭公司、刘光大、刘治群对于许伟雄上述陈述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结合支票款项支出时间，本院对许伟雄上述陈述予以采信。鉴于1508号案判决已判令许伟雄向南岭公司返还款项757110.72元及利息，并未扣减上述支票款项支出，而1942号裁定也认为“许伟雄主张代为垫付的场所租金应当由南岭公司承担，由于该租金的承担与本案分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许伟雄在一审时也并未就此提出反诉，二审法院依法对此不作处理，许伟雄可另行主张”，故许伟雄本案中主张上述租金支出应由南岭公司承担，合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南岭公司主张刘治群于2014年6月16日代南岭公司向出租方缴纳了15万元租金的问题，南岭公司对此仅提交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未能提交出租方开具的租金收据，且（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931号民事调解书已确认由许伟雄向棠下五社支付2014年6月至2016年1月6日的租金。故南岭公司提交的证据未能确切证实刘治群所支付款项确为租金以及对应的月份，故对南岭公司上述主张本院不予确认。
其次，关于刘光大、刘治群应否承责的问题。刘光大、刘治群与许伟雄于2013年8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附加协议约定南岭汽修厂2013年7月1日之前的债权债务由许伟雄承担，故许伟雄主张2013年7月1日之后至2014年3月5日南岭公司登记成立前，南岭汽修厂的债权债务包括涉案场地的场地使用费应由刘光大、刘治群分别按其受让的股权比例进行分担，符合公平合理、等价有偿原则，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至于刘光大、刘治群提出许伟雄行使追偿权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一审判决对于该问题的论述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对刘光大、刘治群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南岭公司、刘光大、刘治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19元，由广州市南岭汽车修理有限公司负担3300元、刘光大负担2684元、刘治群负担203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嵩
审判员 吴国庆
审判员 刘 卉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王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