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温商终字第15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利济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坚。
委托代理人：黄新建。
委托代理代：。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瑞安市卫生局。
法定代表人：陈继昌。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瑞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陈文伟。
上列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冯蒋华，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陈继峰，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温州利济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瑞安市卫生局（以下简称卫生局）、瑞安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二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2）温瑞商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9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方飞潮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陈久松、代理审判员黄丽君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3年12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利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新建、吕淑琴，被上诉人卫生局、二医的委托代理人陈继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二医是卫生局下属公益性医院，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由于医院机制和管理的原因，经瑞安市政府审批，同意二医实施委托管理。被告卫生局作为二医上级管理单位，在二医当时出现机制和管理问题情况下，于2005年8月13日作为委托方（甲方），原告为受托方（乙方），以及大城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担保方（丙方），三方签订《瑞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委托管理合同》。《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05年8月15日始至2020年8月14日止，共计15年（第三条）。合同期内，“二医”仍为事业单位性质的非营利性医院，其行政隶属关系不变；甲方委托乙方对二医在医疗卫生、教学、科研、人事、财务、后勤等医院正常运转所涉及的所有方面进行全面管理（第五条）；双方共同努力，在5年内使二医的整体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医院标准，10年内力争达到二级甲等医院标准（第四条）；成立二医管理工作协调委员会，对重大问题进行协调和咨询管理（第七条）；合同签订后，双方应组织有关人员对“二医”现有资产进行清点评估、办理交接手续，由乙方经营，资产权属不变，原“二医”发生的债权债务（附件清单所列部分）乙方分年度享受和承担（第八条）；收益分配，合同期内前12年，即2017年8月15日前，收支结余中一部分用于冲抵已由乙方承担的原二医发生的债务，剩余部分归乙方所有（第九条第一款）；清算办法为：第二人民医院评估后的资产总额（房地产不计）、合同期内分成收益及政府财政对设备购置、基本建设等项目投入等仍为国家所有（第十一条第一款），合同期满后对医院资产（房地产不计）进行财务审计、清产核资、评估，经评估作价后，转入原二医，评估后的净资产总额除本条第一款外，其增加部分归乙方所有（第十一条第二款）；甲方提供二医医疗用房，乙方可根据需要对用房进行修缮、改造及周边环境改善，如重建、新建及迁建和扩建用房双方再协商解决（第十三条）；人事管理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用人制度（第十五条）；合同期内，医院的运转资金由乙方自行解决，本合同签字后一个月内乙方必须投入资金不少于300万元人民币；视医院发展情况，再陆续投入500万元，五年内投入资金累计必须达到1000万元，五年后继续投入资金，累计1500万元（第十七条）；合同期内，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二医”出现亏损，乙方每年须按实际发生额以足额现金抵补；长期出现亏损时，甲乙双方可协商解决终止或继续履行合同问题；从第二年开始以年度为单位确定清偿债务数额，第二年至第七年每年按40万元计算，第八年至第十二年每年按50万元计算债务额（以具体债务额平均计算），期间利息由乙方负担（第十九条）；本合同经甲乙丙三方代表签字（盖章）后即成立，瑞安市人民政府审批后生效（第二十七条）。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将二医资产移交清单、评估报告；人事、劳动关系处置细则；职工福利待遇的解决细则；债权、债务清单与处置细则作为合同附件。2005年8月，被告卫生局根据托管合同的要求将二医资产委托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作评估，评估结论：被评估的设备在评估基准日2005年8月31日的重置价为2865421.50元，评估值1251289元。
合同签订后，双方依约履行合同。原告先后聘任医技和管理人员，外聘医护人员充实诊疗一线，聘任财务管理人员。二医在托管经营过程中，用工管理和经营管理出现了松散状况，并且管理层之间发生矛盾，经营亏损，特别是从2009年开始经营连续亏损。2011年1月26日卫生局对二医例行卫生监督检查，发现个别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执业活动。同年2月间，矛盾进一步突出，原告利济公司对继续托管经营产生疑虑，于2月20日和同年3月10日，先后向被告卫生局递交“关于二医职工闹事的情况报告下一步工作意见”和“关于二医下一步的打算”。同年3月14日，被告卫生局向二医发出限期改正通知书，对二医在管理和诊疗活动中存在的三项主要问题责令其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同年4月12日，被告卫生局向原告利济公司发了催告函，要求原告利济公司全面履行合同第四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约定的义务。由于卫生局于同年4月11日对二医限期整改作检查，卫生局以二医没有实施整改措施为由于同年4月14日向二医发出停业整顿通知书。同年4月18日原告利济公司委托原告方公司经理黄新建代表其与被告卫生局就二医收回托管经营权，传达利济公司放弃托管二医经营权的条件与卫生局进行磋商、谈判。同年4月25日，被告卫生局在瑞安市公证处现场监督公证下对二医进行财产清点，瑞安市公证处作出四份公证书。同年4月27日，被告卫生局向原告利济公司发送了《解除合同通知书》。
原告利济公司与被告卫生局就二医托管合同解除后，双方对解除托管后资产处理作协商。于2011年5月11日，双方共同委托瑞安市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2005年8月至2011年4月期间二医的财务收支和盈亏、2011年4月30日的资产负债情况、受托管理方实际投入资金及使用情况进行审计。2011年7月26日瑞安市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瑞融会审（2011）484号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主要内容：一、资产负债情况：截止2011年4月30日，二医的账面资产总额为20643198.47元，负债总额20794280.13元，净资产合计为－151081.66元；二、财务收支情况：从2005年9月至2011年4月，二医收入总额88193543.06元，其中财政专项补助收入1047400元，财政和上级经常性补助收入3068618.40元，经营业务和其他收入84077524.66元。支出总额93966083.13元，其中经营业务和其他支出92918683.13元，财政专项支出1047400元。收支结余－5772540.07元。三、净资产变动情况：2005年8月15日委托管理期初（即会计账面2005年8月31日的数据）的账面净资产为3993622.58元，截止2011年4月底，账面净资产－151081.66元，委托管理期间净资产共减少4144704.24元，其具体包括：自2005年9月至2011年4月账面经营亏损5772540.07元，上介1%药品收入款17702.40元，福利基金支出大于计提数152324.7元；减财政和上级补助直接记入基金科目1048790元，计提收购基金大于支出面增加基金746572.93元，科研经费结余2500元。经审计，应调整减少委托期间亏损额2696770.47元，调整后委托管理期间实际减少净资产1447933.77元。四、管理方投入资金，截止2011年4月底，管理方实际投入资金余额为12373788.32元（已扣除支付的利息和开办费）。五、其他事项说明（其中），财政专项收入和支出都是1047400元，其中基本建设和添置设备拨款101万元记入专用基金修购基金项目；还有其他审计报告的附表，如：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汇总表、科目余额表、新增固定资产表等。审计完毕后，供以上述审计使用的财务会计资料等文件由原告方收回，现由原告方保管。双方收到上述瑞融会审（2011）484号审计报告后，原告于2011年8月16日，向被告发出催促函，协商解决解除托管后的投资款返还事宜，后因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故酿成纠纷。
诉讼中，原审依法对被告二医托管期间发生的尚未入账的债务和费用，委托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作审计鉴定，作出瑞融会审（2013）785号会计鉴定报告，该会计鉴定报告认定，属于2011年4月27日前的费用债务为2632249.47元（已调减会计鉴定报告附表中第37项医疗废物处置费2300元）。
诉讼中，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经质证后，对原告的投资款应作调整扣减的事项如下：1、根据《托管合同》约定，从托管的第二年开始，按每年40万元的标准计算，托管期间5年8个月计算，原告应承担被告方原二医的债务186.67万元的清偿责任。2、根据瑞融会审（2011）484号审计报告表明，托管期间的净资产减少为1447933.77元。3、瑞融会审（2011）484号审计报告后附的科目余额表中其他应收款（被告在答辩中提出部分）部分，其中属于二医费用性质的款项，根据有关会计制度的规定，长期挂账三年以上未清偿的其他应收款可作坏账处理，应作托管期间的费用列支，三年以上（指发生在2008年4月30日之前包括上期结转和表中未注明时间）为费用性质的金额为234701.63元，作坏账处理，故扣减原告的投资款。4、经瑞融会审（2013）785号会计鉴定报告认定，属于2011年4月27日前的费用债务为2632249.47元。5、原告在托管期间利用财政拨款投入的101万元，其中66.5万元用于设备购置的支出，原告已作新增固定资产。6、在职工人张飞调于托管期间死亡的丧葬费和抚恤金支出32360元。上述六项扣减的金额共计6878944.87元。
综上，原告在托管期间净投入的资金12373788.32元扣减上述六项的金额后为5494843.45元。
另查明，二医托管经营中出现的管理混乱和矛盾的情况，2011年4月初相关新闻媒体曾作报道。原、被告解除托管合同后，2011年11月和12月间，部分新闻媒体主要就解除托管合同后原、被告对原告投资款结算和返还事宜作相关报道。
原告利济公司于2011年12月29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二医是被告卫生局下属公益性医院，由于医院机制陈旧，管理滞后，至2005年上半年医院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为让“二医”重焕生机，改革“二医”管理模式。为此，2005年8月13日，被告卫生局为委托方（甲方），原告为受托方（乙方），以及大城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担保方（丙方），三方签订《瑞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委托管理合同》。《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05年8月15日始至2020年8月14日止，共计15年。合同期内，“二医”仍为事业单位性质的非营利性医院，其行政隶属关系不变；甲方委托乙方对二医在医疗卫生、教学、科研、人事、财务、后勤等医院正常运转所涉及的所有方面进行全面管理（第五条）；双方应组织有关人员对“二医”现有资产进行清点评估、办理交接手续，由乙方经营，资产权属不变，原“二医”发生的债权债务（附件清单所列部分）乙方分年度享受和承担（第八条）；清算办法为：第二人民医院评估后的资产总额（房地产不计）、合同期内分成收益及政府财政对设备购置、基本建设等项目投入等仍为国家所有（第十一条第一款）；合同期满后，对医院资产（房地产不计）进行财务审计、清产核资、评估，经评估作价后，转入原二医，评估后的净资产总额除本条一款外，其增加部分归乙方所有（第十一条第二款）；人事管理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用人制度（第十五条）；合同期内，医院的运转资金由乙方自行解决，本合同签字后一个月内乙方必须投入资金不少于300万元人民币；视医院发展情况，再陆续投入500万元，五年内投入资金累计必须达到1000万元，五年后继续投入资金，累计1500万元（第十七条）；合同期内，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二医”出现亏损，乙方每年须按实际发生额以足额现金抵补；长期出现亏损时，甲乙双方可协商解决中止或继续履行合同问题；从第二年开始以年度为单位确定清偿债务数额，第二年至第七年每年按40万元计算，第八年至第十二年每年按50万元计算债务额（以具体债务额平均计算），期间利息由乙方负担（第十九条）。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并将二医资产移交清单、评估报告；人事、劳动关系处置细则；职工福利待遇的解决细则；债权、债务清单与处置细则作为合同附件。
合同签订后，双方依约履行合同。为提升“二医”医技力量和管理水平，原告先后聘任医技和管理人员，外聘医护人员充实诊疗一线。但是，由于在人事制度上实行所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而且被告掌握人事管理决定权，致使劳动用工方面矛盾重重，乙方难以实现有效管理，至2011年2月，逐步发展部分职工有组织排斥乙方托管，架空乙方管理，使“二医”陷入经营困境。被告于2011年4月27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以原告未能按合同约定的要求全面履行合同，使医院达到预期托管目的；同时托管期间内部管理混乱，各方面矛盾突出等理由，决定在通知到达原告当日解除《托管合同》，并要求在合同解除后协助其处理好合同解除后的事宜。
原告认为，“二医”托管后期的混乱局面同样不能单一归责于原告，被告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和管理职责也是原因之一。由于医院投资周期长，前期主要是投入培育期，需经历一定年限的经营后才能具备投资回报条件，现被告解除合同，原告尚未取得投资回报，并此次丧失了取得投资回报的基础，对此被告应当予以赔偿。基于赔偿计算的复杂性，原告愿意化繁为简，只要求收回投资款项。为此，根据被告要求，原、被告双方共同委托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托管期间的盈亏、2011年4月30日的资产负债情况、原告实际投入的资金及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2011年7月26日出具了《瑞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审计报告》。但被告未依据《瑞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审计报告》返还原告投资款项，不表达任何对原告投资的处置意见，经原告催告未果，故原告向法院起诉：1、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12373788.32元及自2011年7月26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要求两被告共同返还投资款12373788.32元及自2011年7月26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被告卫生局和二医辩称：1、解除合同的主要原因系原告在托管期间管理不善导致职工矛盾突出，医院常用药品缺乏存在医疗安全隐患，经整改仍无好转，过错在原告方。2、解除合同后，原告未按审计报告的要求与被告进一步核对有关账目，也未移交托管期间的账目、财务凭证，致使被告无法核实其账面反映的债权债务真实情况。合同解除后，原、被告共同委托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二医的账目进行审计，审计报告已指出，报告只限于账面记录和所提供清单内容，不涉及资产实物盘点损溢、债权债务真实性及对变现差额。合同解除至今，原告对托管期间的账目和财务凭证未移交，被告有权扣留原告的返还投资款。3、因原告的原因导致合同解除，应按托管合同约定的清算办法在资产评估扣除其应承担的款项后返还原告投资款。原告投入的资金和应扣除的款项：（1）根据托管合同第19条和附件四第1条约定，原告托管至合同解除期间为5年8个月，按合同约定标准应承担遗留债务186.67万元的清偿责任；（2）托管合同第11条约定，托管期间的应收债权和资产减少据账面反映，债权及亏损总额263.49万元，应在原告的投资款中扣减；（3）审计报告中未列入托管期间的债务356.89万元，该部分费用应在原告的投资款中抵扣；（4）审计报告中反映的新增设备资产414万元，应根据托管合同第11条第2项约定执行，对设备进行评估，评估后资产价值高于被告托管交付的资产价值为原告实际投入；（5）托管期间，财政拨款投入的101万元设备购置款，根据托管合同的约定，仍为国有，应在返还原告的投资款中扣减；（6）审计报告中的房屋修缮费210万元，系原告单方账面反映，不符合托管合同的规定，且新建的房屋属违章建筑，该部分投入不应计入投资总额，应予扣减。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卫生局系被告二医的上级行政管理部门，卫生局为了推进卫生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医院管理体制，提高二医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及人民群众，由卫生局名义与原告利济公司签订了一份《瑞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委托管理合同》。卫生局代为二医与原告利济公司签订合同，虽然二医为独立的法人资格的单位，其对被告卫生局与原告利济公司签订的《托管合同》无异议，予以认可。原告利济公司与被告卫生局签订的《瑞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委托管理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约定履行。由于双方约定的在人事管理制度上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而该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了问题，导致双方对二医管理产生分歧意见和障碍，引发劳动用工矛盾，使二医陷于僵局，达不到原告投资的目的和卫生局对二医托管的初衷，被告卫生局选择通知解除托管合同。2011年4月27日，原告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对解除合同没有异议，就解除合同的责任和解除合同后其投资款结算事宜有异议。综上，基于当时二医托管现状，解除托管合同利大于弊，解除合同同样减少了原告的经济损失，导致托管合同解除的根源在于双方确定的管理机制，也正如原告诉称陈述的出现托管后期的局面不能单一归责任于原告，被告卫生局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和管理职责任也是原因之一，故认定双方为合意解除托管合同。原告主张的被告单方解除合同，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与事实不符。
由此可见，解除托管合同的日期为原告收到解除通知书之日即2011年4月27日。解除合同资产的清算基准日为2011年4月27日（从财务会计核算的角度实质意义上的时间为2011年4月30日）。既然为双方合意解除合同，解除合同后的资产清算方法参照《托管合同》第十一条约定的合同期满后的清算办法，并对应收债权和应付债务根据相关规定作合理适当调整。《托管合同》第十一条第一款约定，对二医评估后的资产总额（房地产不计）、合同期内分成收益及政府财政对设备购置、基本建设等项目投入等仍为国家所有；对二医资产（房地产不计）进行财务审计、清产核资、评估，经评估作价后转入原二医，评估后的净资产总额除上述第一款外，其增加部分归乙方所有（第十一条第二款）。故原告管理期间投入的资金应扣减其在托管经营过程中亏损、资产的减少、应收债权及应付债务等。
根据《托管合同》第九条第一款的约定，合同期内前12年，收支结余中一部分用于冲抵已由乙方承担的原二医的债务，剩余部分归乙方所有；《托管合同》第十九条约定，合同期内，实行自负盈亏，如二医出现亏损，乙方每年须按实际发生额足额现金抵补，长期出现亏损时甲乙双方可协商解决终止或继续履行合同问题，从第二年开始以年度为单位确定清偿债务数额，第二年至第七年每年按40万元计算；《托管合同》附件四第一条约定，原二医发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分年度享受和承担。该院认为，从托管经营至合同终止，在会计核算理论上反映，资产负债表流动负债中的期初与期末数额有减少，可说明原二医的债务数额减少，原告在托管期间有清偿原二医的债务，但该并不表明原告承担了对原二医债务的清偿责任。故原告应当按约承担从托管的第二年开始，按每年40万元的标准计算，托管期间按5年8个月计算，应承担债务为186.67万元的清偿责任。根据有关会计制度的规定，长期挂账三年以上未清偿的其他应收款可作坏账处理，应作费用列支。本案中，在瑞融会审（2011）484号审计报告后附的科目余额表中其他应收款部分，其中属于二医费用性质的款项，实质上不属于应收债权的，三年以上的即指发生在2008年4月30日之前包括上期结转和表中未注明时间部分（见附表），为费用性质的金额为234701.63元，应作坏账处理，作为原告托管期间的费用支出，扣减原告的投资款。例如：原告提供的证据，瑞安市江溪卫生院2007年4、5月份职工曲立斌、林少祥、丁翠艳工资及补贴6570元，该笔款项实际属于费用支出，会计做账时记作其他应收款，实际不存在该笔债权。对于未包括在瑞融会审（2011）484号审计报告中发生于原告管理二医期间的费用债务，应当进行清算审计，瑞融会审（2013）785号会计鉴定报告的审计，属于2011年4月27日前的费用债务为2632249.47元（已调减会计鉴定报告附表中第37项医疗废物处置费2300元），应扣减原告的投资款。原告方托管期间利用财政拨款投入的101万元，其中66.5万元用于设备购置的支出，而二医托管期间财务记账已作新增固定资产，根据托管合同的约定，该部分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应在返还原告的投资款中扣减。原二医在职职工张飞调于2009年7月17日死亡，根据《托管合同》附件三职工工资福利待遇细则规定的精神应由管理单位承担，故张飞调于托管期间死亡支出的32360元丧葬费和抚恤金，由原告方承担，扣减原告的投资款。在职工人张飞调的家属在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保局的2012年11月17日的文件规定享受待遇，原告以提出死亡待遇要求已过诉讼时效为由表示不予承担，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原告对瑞融会审（2013）785号会计鉴定报告的第27项退休人员增加生活补贴承担责任有异议，双方对发放的依据为瑞安市委常委会1号会议纪要规定的按原渠道发放无异议，而对会议纪要的“原渠道发放”双方有各自理解，该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托管合同》附件三职工工资福利待遇细则规定，应由托管期间的二医承担，即使该部分不属于职工福利待遇性质的，或属于政策性的补贴，该部分的补贴费用发生于托管期间，应作为托管经营的费用，故应由原告承担。
诉讼中，被告卫生局申请的资产评估（补充证据7），该院认为，对资产评估的实物评估，是追朔到两年前的资产价值，现作评估不能对资产的价值作出客观公平的评估结果，故不作实物评估；若按照财务会计核算制度方法计提修购基金（折旧），因托管期间二医已计提的修购基金大于支出746572.93元（见瑞融会审（2011）484号审计报告），因托管期间计提修购基金的随意性和范围不确定性，导致本案诉讼中无法再重新另行计提。被告以瑞融会审（2011）484号审计报告中房屋及建筑物和在建项目的支出的房屋修缮费系原告没有按合同约定实施的违章建筑为由抗辩该部分投入的210万元不应计入原告的投资总额，该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0反映内容的房屋修缮向被告卫生局报批范围包含了瑞融会审（2011）484号审计报告中房屋及建筑物项目，故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支持。被告主张的应收债权其余部分，该院认为，该部分不属于费用性质或是三年之内的暂支款，又双方为合意解除合同，故由被告负责处理为宜，归被告所有，不应在原告的投资款中扣减。
综上，被告应当返还原告的投资款为5494843.45元。
被告卫生局以自己的名义代二医与原告签订托管合同，被告二医对其行为认可，其行为约束于二医与原告，故被告二医应当承担返还原告投资款的责任。
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二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于2013年7月19日判决：一、被告瑞安市第二人民医院返还原告温州利济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款5494843.45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瑞安市第二人民医院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546元，鉴定费20000元，合计118546元，由原告与被告二医各负担59273元。
上诉人利济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卫生局未依约履行合同和管理职责是造成纠纷的原因之一是不符合事实的。原审法院在未对双方履行合同义务的一节事实作任何审查的情况下，就将纠纷产生的原因简单的归咎为双方合同中“确定的管理机制”，轻描淡写的认定“被告卫生局未依约履行合同和管理职责”是造成纠纷的“原因之一”与事实不符。本案纠纷产生的原因，根本在于被上诉人卫生局不履行合同义务。（一）被上诉人卫生局没有履行按照正常财政渠道向二医提供财政拨款的义务。合同明确规定，二医仍为事业性质的非营利医院，行政隶属关系不变，基本医疗任务不变，并承担职责范围内公共卫生任务、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突发性医疗任务和其他临时性任务。因为二医的“事业性质的非营利”属性、行政隶属关系及承担的医疗职能，都不因托管合同的签订而有变化，所以合同明确约定卫生局“在合同期内对二医的正常性财政拨款渠道不变，按相关文件规定确定拨款数目”，也就是说，二医享受的国家政策也不变。诉讼中，被上诉人卫生局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对二医的“正常性财政拨款渠道不变”的义务。事实上，卫生局不履行此项义务的后果是使上诉人对二医的经营、管理起到了釜底抽薪之效：二医的硬件落后了得不到改善、职工因待遇与福利的滑坡而人心涣散。（二）被上诉人卫生局不履行对二医在编职工的管理义务。合同第十五条规定，人事管理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即原有在编在职人员身份不变，实行聘用合同制，力争全员上岗，解聘、辞职、开除须严格按相关程序执行；新进人员，原则上实行有期限聘用合同制。实事求是的讲，从中国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历史与现状来讲，合同中的这种约定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即使对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进行改革，对人事管理这样的因为原有体制遗留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医院引进市场机制改革就能解决的。二医在托管过程中出现的个别在编骨干人员调离，没有调离的不服管理、消极怠工，排斥上诉人外聘的职工，甚至是有组织的抗拒上诉人的管理，使二医的托管陷于僵局等等不正常现象，并不是如判决书认定的仅仅是合同约定的人事管理上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制度造成的。同样实行着“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人事管理制度，开始的三年多情况很好，到后来在编的职工却不服管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卫生局没有履行按照正常财政渠道向二医拨款的义务，没有履行对二医的在编职工进行有效管理的义务。随着瑞安对公立医院财政补贴、基建投入的力度逐年加大，二医无法获得正常的财政支持，二医与瑞安其他公立医院的就医环境、医疗设备等硬件条件及职工工资、福利的差距在逐渐拉大，医院人事管理的矛盾才日益尖锐。在编职工中有关系、有办法的通过被上诉人卫生局调到条件好的其他医院。从2009年起，共有11名医疗和管理骨干流失到其他医院。没有关系、调不走的在编职工也觉得医院被他人托管没有前途而怨气十足，迟到、早退、旷工、请假，就是上班也是“出工不出力”，以医院的名义给自己的诊所揽活，甚至私自行医造成医疗事故，在编职工排斥外聘的职工。至2011年2月，在编职工以提高工资的名义有组织的罢工、闹事，直接喊出了“赶走上海公司，赶走上海专家医生”的口号，使上诉人对二医的管理完全无法正常进行。上述事实表明，“老人”也好，“新人”也罢，关键都在管理。在编职工违反纪律、有组织的闹事、私自行医造成医疗事故等，都是极其严重的问题，但都没有得到卫生局及时、有效的处理。医疗骨干、管理人员通过卫生局批准调离，二医的医疗任务多数靠上诉人外聘的专家、医生来支撑。卫生局完全清楚这种不正常状态，却没有及时采取任何措施予以纠正，甚至是放任二医的管理陷于瘫痪。卫生局对二医在编人员管理上的不作为，才是二医人事管理限于混乱的根本原因。（三）被上诉人卫生局没有坚持履行自己对二医的支持、监督、管理的义务。在协商托管合同及托管合同签订之后的一段时间，被上诉人卫生局多次在多种场合郑重表示，卫生局作为政府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会坚持政府主导、同时发挥市场作用的方针，对二医的医疗工作保证关心、支持、帮助、监督、指导。事实是，在上诉人托管后至2008年底，卫生局对二医是关心的，总有一位分管副局长，经常到二医来，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上诉人对二医的管理也顺畅、有效。上诉人托管的二医能作为医疗改革的典型在全国介绍经验，二医的托管改革受到国家卫生部的肯定。这也充分说明上诉人如果能得到卫生局的支持，是有能力管理好二医的。2009年之后，二医获得的财政拨款越来越少，尤其是员工的工资福利与其他公立医院的差距越来越大，被上诉人卫生局对二医的关心、支持、监督也明显不如从前。合同第七条明确规定，二医须成立由卫生局指派主任人选并派员两人、上诉人派员一人的“二医管理工作协调委员会”，对二医的“重大问题进行协调和咨询管理”。从托管合同签订到纠纷发生，这个协调委员会一直没有成立。没有一个正常的班子和渠道保证卫生局对二医的管理，以至于二医的经营到了从2009年连续亏损，管理方与在编职工矛盾尖锐，在编医生私自行医造成事故，在编医生有组织的罢工、闹事，医院管理陷于瘫痪的地步。从2010年末，围绕这些事件，上诉人给卫生局的请示、汇报、报告等就有十几份，基本上都没有回音。卫生局举证证明自己履行了管理义务的“停业整顿通知书”，还是在上诉人反复催促，甚至派员坐在卫生局督促的情况下做出的。卫生局对二医管理上的不作为，才是二医管理瘫痪、托管失败的根本原因。二、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合意解除托管合同没有事实依据。从案件当事人双方提供的全部证据资料看，没有双方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一致的证据。被上诉人卫生局的民事答辩状中，也明确表达“被上诉人无奈予以解除合同”，而不是判决书认定的“合意解除”。因此，原审判决认为“原告主张的被告单方解除合同，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三、原审判决认定“解除托管合同的日期为原告收到解除通知书之日的2011年4月27日”没有事实依据。2011年4月27日是被上诉人卫生局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日期。既然判决认定是合意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时间应当是双方就解除合同达成合意的日期，怎么能是卫生局单方表示解除的通知之日呢？这一认定与前述合意解除的认定也是矛盾的。四、原审判决将二医托管失败的责任全部由上诉人承担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托管合同约定的上诉人在合同期内“自行解决运转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及合同终止后的债务承担、资产处理等，都只能在“正常性财政拨款渠道不变”、“同样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前提下。否则，就是混淆了医院这样的事业单位与企业的本质区别。原审判决不审查卫生局是否履行了对二医“按照正常性财政拨款渠道拨款”的义务，而仅以合同第十九条“合同期内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规定为依据，将上诉人管理二医期间投入的资金应扣减其在托管经营过程中亏损、资产的减少、应收债权及应付债务等而予以返还。这一判决混淆了医院这样一个非营利的承担公众医疗卫生服务的事业单位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单位的界限，因此是错误的。至于原审判决中的具体扣除数额，除上述理由不该由上诉人承担之外，原审判决的认定也有诸多荒唐之处：1、关于186.67万元原二医的债务问题。双方合同都解除后，法院还要求上诉人按照合同条款承担自己的合同义务，替政府偿还二医原来的债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争议合同的有效期是从2005年8月3日至2017年8月15日，所有的合同条款包括替二医还旧债，都是在上诉人拥有15年经营时间的基础上约定的。卫生局不履行合同义务，故意让上诉人的经营进行不下去，还公然提前9年4个月撕毁了合同，现在却要上诉人按照十五年经营计划所作的承诺来履行义务，明显不公平。2、关于234701．63元的费用。原审判决要求已经被解除了合同的上诉人承担234701．63元的费用，同样没有任何依据。而且细看这234701．63元的构成，统统让上诉人承担，更是荒唐。如邓金光等五人的应收款17000多元，他们都是二医的员工，借了单位的钱就该还钱，怎么就成了坏账，由上诉人承担呢？花木工程的预支款25000多元，那是医院进行绿化时用掉的费用，工程队预支的款项补张发票就能结算，凭什么让上诉人来承担呢？夏丽丽等四人的4000元备用金，是医院给收银员收银备用的，他们还在二医作收银员，怎么也要上诉人承担了呢？至于沈阳东软医疗系统有限公司的10万元CT款。上诉人为履行合同义务使医院上等级必须购买CT设备，2007年1月给卫生局专题报告，同年10月与厂家签订购买合同并付出10万定金。由于卫生局迟迟不给答复，结果设备没有买成，付出的定金也收不回了。如果说这10万元是损失，也是卫生局造成的。3、关于2632249．47元费用债务。2011年2月17日之后的二医已不是上诉人管理的，补充审计中清楚的表明，第一、属于2011年4月27日前的费用债务为2634549.47元，属于2011年2月17日前的费用债务为1765304．46元，其中差额872215．01元。第二，上诉人经营是从2005年8月3日至2011年2月17日有5年6个月14天的时间，发生的费用债务为1765304.46元，平均每个月有26000多元，而在2011年2月17日到4月27日的两个月又10天的时间里，发生的费用债务是872215.Ol元，平均每个月有40多万元；第三，从2011年2月17日开始，上诉人对二医就已经完全失去控制，这些费用都不是上诉人控制和花费的。原审判决让上诉人来承担这些费用，没有道理。4、关于财政拨款的66.5万元。原审判决认定该66.5万元的支出，二医托管期间的财务记账已作为新增固定资产，既然是固定资产，就属于国家所有，应当在原告的投资款中扣除，也是没有道理的。5、关于退休人员补贴的1120950元。退休人员的这项补贴是一审起诉之后冒出来的。托管合同从来未约定过这项开支由上诉人承担。托管期间上诉人也从未支付过这项补贴。上诉人了解的情况是，瑞安医疗系统是2011年补发2010年的补贴，2012年补发2011年的补贴。2010年的补贴是以政府财政拨款的形式，2011年的补发是以市府补贴的形式，2012年的补发还在等政府财政的精神。第四，既然原审判决认定托管合同已经在2011年4月27日解除，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此项义务也不需上诉人来履行了。因此，已经被解除了合同的当事人还要替政府支付养老补贴，没有这样的道理。五、2013年12月26日二审开庭时，上诉人才从卫生局提供的2007年至2010年瑞安市《卫生经费补助情况表》中，了解到了瑞安市政府通过卫生局给予各公立医院的财政补贴的具体情况。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合同的严肃，也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郑重表示，在原诉讼请求的基础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即要求卫生局按照托管合同23条第三项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27405.08万元。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卫生局答辩称：一、一审认定合同属于双方合意解除，且将合同解除时间认定为2011年4月27日正确。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托管合同的解除是基于双方的合意。这一点通过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上诉人的报告等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对合同解除的明确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向其送达解除通知，是在上诉人已经提出解除合同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做的合意表示。因此，认定合同解除属于双方合意，有充分的证据佐证。合同解除时间以后，作出合意表示的被上诉人卫生局通知时间（即2011年4月27日）为准，符合双方合意时间的确定。另外合同解除后，双方共同委托审计单位进行审计时，一致确定将审计基准日定为2011年4月30日，也充分说明了双方对合同解除日期的一致认定。上诉人主张合同解除日为2011年2月份，没有任何依据。2011年2月份仅是上诉人单方擅自放弃二医管理的时间，且该时间被上诉人并未明确作出同意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也未接管二医。上诉人简单的将自己单方擅自撤离的时间，作为双方合意解除合同时间，其理由不能成立。在双方合意解除合同的前提下，一审判决对合同解除后被上诉人应返还投资款，参照托管合同约定合同期满后的清算办法计算，也是正确的，符合整个案件的事实。二、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卫生局未能履行财政拨款合同义务，是导致二医陷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上依据。1、对上诉人的财政拨款额度，不是被上诉人所能决定的，是按瑞安市政府相关文件的规定所确定。且在事实上，被上诉人已经按正常渠道，每年对其足额发放相应的财政拨款，该点通过审计报告的财政拨款投入101万元设备款、以及上诉人提供的瑞安市卫生经费历年的补足情况表均能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财政拨款的合同义务。退一步来讲，如确实存在前述问题，根据上诉人一遇到问题就打报告的一贯行为方式，那么上诉人就会提出书面报告或当庭异议，但贯穿整个托管期间和一审活动，均未提起相应主张。2、至于上诉人诉称财政拨款不足的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应由上诉人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佐证，但贯穿整个一、二审过程，上诉人仅是口头提出异议，并没有提供相应的实质性证据，所以因由上诉人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责任。三、被上诉人卫生局在整个托管期间，既为合同的主体一方，又是上诉人所托管的二医的行政主管单位，具有双重身份与职责。而上诉人所诉称的被上诉人卫生局在托管期间不履行合同义务和管理职责的方面，均仅是被上诉人卫生局作为二医的行政主管单位，履行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责，而非合同主体中的合同义务。这是上诉人混淆了被上诉人卫生局合同主体与行政主管单位的双重身份，将被上诉人卫生局作为行政管理部门的行为纳入合同义务进行考量，是错误的。四、托管期间，上诉人应承担管理在编职工的义务，而非被上诉人。1、上诉人诉称被上诉人抽调医院骨干精英，对托管造成影响，不符合事实。首先，上诉人同意二医职工外调，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请，而非被上诉人刻意主动的行为，被上诉人是履行自身相应合法、合理的行政管理职能。其次，造成二医职工外调的原因，系上诉人自身管理不善，导致自身留不住人才，责任在于上诉人。这是上诉人歪曲事实，严重地不负责任。2、上诉人诉称医院员工带头闹事，被上诉人不作为，系不实的。事实上，经被上诉人调查，造成以上纠纷发生的原因，是上诉人拖欠职工工资，以及上诉人在托管期间有意向物流公司转让托管合同的消息外传，导致职工人心惶惶，且上诉人未作出妥善处理等原因造成的。上诉人认为未对以上员工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就是不作为，系极其荒谬的。五、关于解除合同后应返还投资款的责任主体，应由被上诉人卫生局承担较为适当。基于二医目前的财政状况肯定是无法正常、及时支付上述款项，即使法院判决由其承担，最终的结果也是等待被上诉人卫生局的财政拨款到位后予以支付。但是被上诉人作为行政主管单位，是二医财政拨款的发放主体，如判决由其直接承担返还责任，则可以较为及时、便利地履行法院判决确定的义务，而不用在实际操作中多一道程序，有利于本案纠纷的解决。六、一审判定对投资款应做调整扣减的事项，均有相关合同或事实依据，认定准确，现针对上诉人争议的项目，再做说明如下。1、根据《托管合同》第十九条约定上诉人在亏损状态下自第二年起以年度为单位确定债务清偿数额，第二年至第七年每年按40万元计算向被上诉人支付。该条款是对《托管合同》第九条第一项在赢利状态下债务清偿的补充。上诉人在接管二医期间，出现连年亏损，因此，理应按照《托管合同》第十九条的规定按年支付40万元，作为清偿被上诉人二医所欠债务的用途。所以上诉人支付的前述款项，应按应还债务计算，而不是计算在应返还的投资款内，应从判决所确定的返还金额中予以扣除。2、一审判决应扣减的第三项做坏账扣减的金额，是属于上诉人在托管期间，二医账面反映的债权。根据《托管合同》第十一条清算办法第三项的规定，合同期限上诉人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由上诉人承担。因此，严格按照清算条款执行的话，不仅是一审判决认定的三年期以上的债权，包括账面反映的所有托管期间的债权，均应由上诉人负责，应从其投资额中扣除。但一审法院充分考虑了合同解除后，若由上诉人进行债权追索可能存在操作上的不便利，所以考虑公平原则，才按会计准则，对三年期以上的债权做坏账处理。需要说明的是，对上诉人托管二医期间发生的债权，上诉人至今未能向被上诉人交付任何债权凭证。对此，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就已经提起了要去上诉人先行交付账册和相关债权凭证，再行进行投资款返还的抗辩。3、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扣减项目，均由审计单位的审计报告予以明确说明和认定，对在职工人的抚恤金等支出，亦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二医辩称：同意卫生局的答辩意见。由于本案合同主体是卫生局，还款的渠道也是卫生局拨款，所以应由卫生局负责返还上诉人的投资款。
上诉人利济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1，《枯木逢春再创辉煌》，证明托管前的二医已关门停诊，托管开始后两年二医走入正轨，收到明显实效。
证据2，廖世旺任期经济审计结果公告，证明2010、2011年卫生系统的财政收入为5亿多元。
证据3，2009年以后调离人员名单，证明经卫生局批准调离的在编职工11人，诸多科室陷入瘫痪。
证据4，关于《内科医生周日华私自在外行医导致病人死亡》的情况汇报，证明：1、周日华系在职职工，卫生局不予处理；2、二医在职职工不服上诉人管理，纪律涣散、急需加强管理：3、卫生局没有任何处理意见。
证据5，关于二医托管经营情况的分析及人事管理方案，证明：1、针对医院在编职工不服管理的现实，上诉人提出改革管理的方案；2、没有得到卫生局的支持。
证据6，上诉人写给瑞安领导的信，证明：1、2.17日职工闹事后，实际上剥夺了上诉人的托管经营权；2、4月21日卫生局在电视台单方面宣布解除托管合同；3、向瑞安市领导表示解除托管的条件是全额返还投资款。
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同意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且被上诉人不同意质证，本院不予采纳。
二审期间，本院责令被上诉人卫生局提供对瑞安市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材料，为此被上诉人卫生局向本院提供了2007-2010年度的卫生经费补助情况表（差额单位）。经庭审质证，上诉人利济公司对上述卫生经费补助情况表没有异议，该表可以反映卫生局未按正常标准给予二医卫生经费补助。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卫生局提供的2007-2010年度卫生经费补助情况表的内容客观真实，证据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医是卫生局下属公益性医院，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由于医院机制和管理的原因，经瑞安市政府审批，同意二医实施委托管理。卫生局作为二医上级管理单位，在二医当时出现机制和管理问题情况下，于2005年8月13日作为委托方（甲方），利济公司为受托方（乙方），以及大城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担保方（丙方），三方签订《瑞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委托管理合同》。《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自2005年8月15日始至2020年8月14日止，共计15年（第三条）。合同期内，“二医”仍为事业单位性质的非营利性医院，其行政隶属关系不变；甲方委托乙方对二医在医疗卫生、教学、科研、人事、财务、后勤等医院正常运转所涉及的所有方面进行全面管理（第五条）；双方共同努力，在5年内使二医的整体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医院标准，10年内力争达到二级甲等医院标准（第四条）；成立二医管理工作协调委员会，对重大问题进行协调和咨询管理（第七条）；合同签订后，双方应组织有关人员对“二医”现有资产进行清点评估、办理交接手续，由乙方经营，资产权属不变，原“二医”发生的债权债务（附件清单所列部分）乙方分年度享受和承担（第八条）；收益分配，合同期内前12年，即2017年8月15日前，收支结余中一部分用于冲抵已由乙方承担的原二医发生的债务，剩余部分归乙方所有（第九条第一款）；清算办法为：第二人民医院评估后的资产总额（房','2018-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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