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01民终741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戴以民，男，1974年6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浙江省天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俐，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旭，男，197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巴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繁玉，巴彦县兴隆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巴彦县龙达出租车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巴彦县巴彦镇兴胜街。
法定代表人：盖庆文，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方雪，黑龙江九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戴以民因与被上诉人王旭、巴彦县龙达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达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2018）黑0126民初11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以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俐、被上诉人王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繁玉、被上诉人龙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方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以民上诉请求：1.撤销巴彦县人民法院(2018)黑0126民初1175号民事判决;2.驳回龙达公司要求戴以民给付龙达公司已支付给被害人的赔偿款91460元的诉讼请求,或改判由王旭给付龙达公司该项赔偿款;3.一、二审诉讼费由王旭和龙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巴彦县龙达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达公司)是与邵立超的法定继承人郑红杰、邵文俊、刘俊荣、邵欣蕊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未予采信,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龙达公司是基于木兰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黑0127民初470号、475号民事判决书、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黑01民终6237号、6238号民事判决,判决邵立超的法定继承人郑红杰、邵文俊、刘俊荣、邵欣蕊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龙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现龙达公司虽然已经履行了给付全部赔偿款的义务,但龙达公司最终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是不确定的。由于龙达公司的赔偿义务是基于与邵立超的法定继承人的连带责任产生的,在龙达公司承担完连带责任后,首先享有对邵立超的法定继承人追偿的权利。二者的连带责任未划分,龙达公司未向连带责任人索赔的情况下,直接基于《出租车经营合同》向戴以民主张赔偿请求,属于放弃了其向连带责任人内部索赔的权利,从而加大了与龙达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的戴以民的赔偿责任。龙达公司在未向法院判决承担连带责任人行使求偿权的情况下,直接向合同相对人戴以民索赔,会造成龙达公司获得双倍赔偿的权利。所以在龙达公司未向连带责任人邵立超的法定继承人索赔的情况下,由于龙达公司索赔金额具有不确定性,所以龙达公司直接向戴以民索赔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2.龙达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被判承担连带责任是基于其作为被挂靠人的关系,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黑01民终6237号、6238号民事判决在判决中已经认定戴以民将车辆转卖给王旭的过程中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的判决违背了现有的生效判决。由于戴以民与龙达公司之间的关系,已经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由法院予以认定,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黑01民终6237号、6238号民事判决明确认定戴以民将车辆转卖给王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法院就事故发生时戴以民与龙达公司的挂靠关系已不存在,法院判令实际侵权人邵立超对此承担责任,将龙达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判令承担连带责任,这已将戴以民在此次事故中的责任做了明确认定,一审法院罔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却基于戴以民与龙达公司签订的无效的《出租车有限公司车辆承包租赁经营合同书》判令上诉人戴以民承担责任,明显有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3.戴以民已经于2016年12月28日将本案车辆卖给王旭,并完成交付,本案的侵权行为发生车辆买卖交付后,事发时,上诉人与车辆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不应对此承担责任。上诉人与王旭于2016年12月28日签订买卖协议,将涉案的车辆与其余13台车辆一起出售给王旭,售车款5万元,并完成车辆的交付。同时合同中约定,2016年12月28日之后产生的所有费用归买方王旭负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车辆所有权的转移以交付为准,登记只是对抗要件。
王旭辩称，1.本案龙达公司与戴以民之间是合同民事法律行为,而在已经生效的(2017)黑01民终6237、6238号判决中，双方是基于侵权行为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因与龙达公司与戴以民之间挂靠行为所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而本案并不是侵权行为，而是合同之间民事法律行为，是基于合同主体相对性提起的合同纠纷之诉。2.戴以民混淆合同之诉与侵权之诉的关系，意图将龙达公司及王旭引入到侵权之诉的陷阱之中。本案不存在竞合之说，合同与交通事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两者不能混淆。3.龙达公司与戴以民之间存在挂靠关系，所以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一审法院从权利外观上认定龙达公司负连带责任是正确的，但是龙达公司与戴以民之间的合同民事法律行为，要求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是正确的。4.《出租车有限公司车辆承包租赁经营合同书》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按照上述约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公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龙达公司辩称，1.龙达公司是否向邵立超的法定继承人行使追偿权不是龙达公司起诉戴以民的必要条件，本案是基于合同相对性法律关系提起的诉讼。2.《出租车有限公司车辆承包租赁经营合同书》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该合同真实有效。3.戴以民将案涉车辆卖给王旭并未通知龙达公司，戴以民与龙达公司之间的经营合同并不会因此而解除。4.龙达公司与王旭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戴以民与王旭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但不在本案处理范围之内，王旭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戴以民在承担本案的责任后对王旭是否享有追偿权，不应由本案审理。
龙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戴以民承担原告已经给付车辆肇事被害人的赔偿款项91460元；2.赔偿车辆不能更新给原告带来的损失19200元；3.诉讼费用由截以民、王旭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4日7时10分，杨金龙驾驶黑Ｌ×××××号欧曼牌重型厢式货车沿哈肇公路由西向东行驶，庄雨新驾驶黑Ｌ×××××号楚风牌大型普通客车沿哈肇公路由东向西行驶，邵立超驾驶黑Ｌ×××××号奇瑞牌小型轿车在庄雨新车后沿哈肇公路由东向西行驶，当其驾车行驶至哈肇公路112KM＋600M处超越前方车辆时与对向杨金龙驾驶的黑Ｌ×××××号欧曼牌重型厢式货车相撞，之后黑Ｌ×××××号奇瑞牌小型轿车又与庄雨新驾驶的黑Ｌ×××××号楚风牌大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黑Ｌ×××××号奇瑞牌小型轿车驾驶员邵立超及乘车人窦霞、李美东、李佳霖死亡，朱凤会受伤，三方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邵立超负事故主要责任，杨金龙负事故次要责任，庄雨新、窦霞、李美东、李佳霖不负事故责任。邵立超驾驶的黑Ｌ×××××号奇瑞牌小型轿车，使用性质：出租客运。机动车注册登记所有人为龙达公司，该车的实际所有人具体情况为：戴以民在他人处购买了该车辆，购买时该车的机动车注册登记所有人为龙达公司，2012年9月3日，龙达公司与戴以民签订了一份《出租车有限公司车辆承包租赁经营合同书》，双方约定合同期限为8年，即从2010年至2018年5月19日止，合同期内乙方（戴以民）每月向甲方（龙达公司）交纳200元钱，之后戴以民先期将该车辆转租给王旭，并于2016年12月28日将该车辆卖给王旭，共14台车（其中包括该车辆）价格50000元，双方签订了《买卖协议》，王旭为戴以民出具了50000元欠条。2016年3月1日王旭将该车辆租给李金东，期限为2016年3月1日起至2017年3月1日止。后李金东于2016年4月8日将该车辆转租给邵立超经营，期限为2016年4月8日至2017年4月8日止。该案经木兰县人民法院和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一、二审判决，认定龙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赔偿受害人合计91460元，该款项经木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原告已经给付。现龙达公司以与戴以民之间形成合法的出租车租赁合同关系，在合同条款中明确约定，戴以民如将出租车辆转让经营给第三者的，需向原告提出书面申请，经原告与第三者重新签订书面合同后，转让行为生效，同时确定出租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所产生的所有的赔偿费用，除保险公司和他方给予的赔偿外，其差额部分由戴以民自行承担。因此，原告作为出租车公司，在承担了判决当中给付被害人部分赔偿的义务之后，有权向戴以民进行追偿。另外，由于该出租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报废，造成了原告每月200元不能收取管理费用，并且该车辆不能做更新处理，按照更新车辆8年的营运时间，原告的管理费用为19200元，该损失应由戴以民承担为由，要求戴以民承担原告已经给付车辆肇事被害人的赔偿款项91460元，以及车辆不能更新给原告带来的损失19200元。案件审理过程中，戴以民申请追加王旭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庭审中，戴以民称：第一、原告与戴以民签订的《出租车经营合同书》无效，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同样无效，戴以民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第二、戴以民已经于2016年12月28日将本案车辆卖给王旭，并完成交付，戴以民对此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第三、原告就91460元应先向责任人邵立超的合法继承人主张权利；第四、原告向戴以民主张的车辆不能更新损失，无法律依据，法院不应支持；第五、虽然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王旭不是本案的租赁合同的相对人，但是由于王旭与戴以民的买卖合同当中约定了2016年12月28日以后的责任都由王旭承担，所以王旭是直接责任人，可以突破合同的相对性由王旭承担责任；第六、原告是不享有9万多元的债权的，由于债权是邵立超的继承人和原告之间的连带责任，在连带责任划分前原告是不享有9万元债权的，所以原告不能依据判决书向戴以民主张9万元债权；第七、关于间接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同时涉案车辆是在王旭处，车辆的所有手续是在原告处，车辆后续更新手续应当由原告与王旭办理，与戴以民无关，原告无权向戴以民主张损失的抗辩理由，不同意龙达公司的诉讼请求。王旭认为：原告与戴以民之间的合同实质没有终止。因为戴以民庭审中自认曾经向案外人迅达公司提出转让车辆的申请，没有提出证据证明其向龙达公司提出要求办理转让手续，所以这份合同截止到现在是有效的，合同的主体仍然没有发生变更。所谓的间接损失是有法律依据的，本案中龙达公司的诉求是直接源于龙达公司与戴以民之间的合同关系，戴以民认为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戴以民没有完成举证义务，原告行使追偿的权利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辩理由，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分析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举示的证据和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龙达公司与戴以民签订《出租车有限公司车辆承包租赁经营合同书》的性质，龙达公司在承担连带责任后可否向戴以民行使追偿权；二、原告所诉车辆不能更新损失19200元的合法性。关于如何确认龙达公司与戴以民签订《出租车有限公司车辆承包租赁经营合同书》的性质，龙达公司在承担连带责任后可否向戴以民行使追偿权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其适用有两个情形：首先，只适用于挂靠情形，其他导致实际经营人和名义经营人不一致的情形不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其次，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挂靠情形，只适用于对道路运输经营权的挂靠，即车主经运输企业同意，以运输企业名义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其中车主为挂靠人，运输企业为被挂靠人。本案中，龙达公司与案涉车辆形成挂靠关系符合该法律规定的情形。而挂靠人以被挂靠人的名义对外经营，实质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具有欺诈性质的民事行为。因此，挂靠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要先行认定对外责任：首先，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付；其次，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区分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以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认定挂靠车辆作为“机动车一方”是否承担责任和承担责任的比例；最后，对于属于挂靠车辆的责任，依据司法解释规定认定具体承担责任的主体。本案中，龙达公司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承担连带责任情况下，履行了其义务，即依法产生追偿权。戴以民与龙达公司签订的《出租车有限公司车辆承包租赁经营合同书》，应为其双方作为挂靠关系履行过程中的内部协议，现龙达公司向戴以民主张权利，属于内部追偿问题。首先，关于被挂靠人是否向挂靠人追偿，该司法解释未作规定，内部追偿权是连带责任的固有之义，即使不作规定，只要当事人无特别约定，就不影响权利的行使；其次，戴以民是与龙达公司签订该内部协议的合同相对方，虽然戴以民转让案涉车辆的事实成立，但其未有证据佐证车辆转让经龙达公司许可，其依然是该合同义务主体；最后，龙达公司基于生效法律文书产生的连带责任已履行完毕，其当然产生请求权基础。据此，龙达公司要求戴以民给付已支付的赔偿款9246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至于王旭是否存在责任，属于戴以民与其之间的法律关系，非本案调整范围。关于原告所诉车辆不能更新损失19200元的合法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该法律规定，原告应对其收取该费用的合法性举示证据证明，因其举证不能，对此不予确认。判决：戴以民给付龙达公司已支付给车辆肇事被害人的赔偿款项91460元；于判决书生效时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87元，减半收取1043.5元，由戴以民负担。此款于判决书生效时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戴以民提交弃车协议一份（复印件）、巴彦县龙达以及巴彦县讯达出租车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各一份（打印件），拟证明:龙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盖庆文与讯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盖庆军是亲兄弟，二公司有关联性，没办理车辆变更登记手续的原因是因为迅达公司不同意。王旭质证意见为：证据无出处，证据来源没有合法性，如在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出来的盖公章的可以，弃车协议就是一个模板，没有人签名。不是新证据，不影响本案主要事实。盖庆军和盖庆文虽然是亲兄弟，但属于两个不同的公司，戴以民推论要求龙达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基础。龙达公司质证意见为：部分同意王旭的意见。该证据与戴以民主张的事实没有关联性，无法证实戴以民转让出租车手续未成功是因龙达公司的过错。戴以民将迅达公司拽进本案对本案处理结果没有影响。本院认证意见为：弃车协议是空白协议，未经当事人签名、盖章，不具有证据效力。企业信息公示报告不能证明戴以民没办理车辆变更登记手续与迅达公司有关，故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已经生效的（2017）黑01民终6237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内容为：郑红杰、邵文俊、刘俊荣、邵欣蕊在继承邵立超的遗产范围内，给付盖志梅、窦伯健、李淑芹赔偿金18112元，龙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二审案件受理费9537元，……郑红杰、邵文俊、刘俊荣、邵欣蕊负担3314元，龙达公司连带负担。已经生效的（2017）黑01民终6238号民事判决书第九项内容为：杨金龙、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市中心支公司保险赔偿后，李美冬的赔偿仍有不足部分58333元，由邵立超的法定继承人郑红杰、邵文俊、刘俊荣、邵欣蕊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龙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11596元，保全费1520元，鉴定费3600元，共计16716元，其中5015元由杨金龙负担，其中11701元由郑红杰、邵文俊、刘俊荣、邵欣蕊在继承邵立超的遗产范围内负担，龙达公司连带负担。上述两起案件中，龙达公司与郑红杰、邵文俊、刘俊荣、邵欣蕊在邵立超的遗产范围内连带负担的诉讼费合计15015元，与郑红杰、邵文俊、刘俊荣、邵欣蕊在邵立超的遗产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赔偿款合计76445元，总计91460元，通过执行程序，龙达公司已经全部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上述规定，龙达公司将应当与郑红杰、邵文俊、刘俊荣、邵欣蕊在邵立超的遗产范围内连带负担和承担连带责任的款项合计91460元一并要求戴以民承担，但没有提交该91460元中应由龙达公司自行承担部分的证据，故该事实无法认定，一审法院仅依据双方签订的《出租车有限公司车辆承包租赁经营合同书》判决戴以民应当承担91460元给付义务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龙达公司更新车辆的损失证据不足，不予认定正确。故龙达公司要求戴以民承担其已经给付被害人的赔偿款91460元及车辆更新损失192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戴以民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2018）黑0126民初117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巴彦县龙达出租车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2513元，由被上诉人巴彦县龙达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晓 波
审 判 员 张 宇
审 判 员 毛 保 森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刘向坤书记员张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