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1民终81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文某，女，1973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西安市阎良区村民，住西安市阎良区。
委托代理人文某某，男，194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西安市临潼区村民，住该村。
委托代理人高涛，西安市阎良区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199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阎良区。
法定代理人文某，女，1973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西安市阎良区村民，住西安市阎良区。系上诉人杨某之母。
委托代理人文某某，男，194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西安市临潼区村民，住该村。
委托代理人高涛，西安市阎良区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事处，住所地西安市阎良区振兴*号。
法定代表人孟俊平，该街道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焦花妮，陕西荆山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阎良区国家航空高科技产业积极管理委员会，住所地西安市阎良区蓝天路88号。
法定代表人何亮，该管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熊炜如，陕西洪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杨某，男，1974年8月5日出生，汉族，西安市阎良区村民，住该组（未到庭）。
原审第三人杨某某（曾用名杨顺意），男，200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敏河村瓦*组（未到庭）。
法定代理人杨某，男，1974年8月5日出生，汉族，西安市阎良区村民，住该组，系第三人杨某某之父（未到庭）。
上诉人杨某、文某与被上诉人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振兴街办）、被上诉人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航空管委会）及原审第三人杨某、原审第三人杨某某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2016)陕0114民初1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上诉人文某及文某、杨某委托代理人高涛，被上诉人振兴街办委托代理人焦花妮，被上诉人航空管委会委托代理人熊炜如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杨某、原审第三人杨某某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己缺席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某、文某诉称，首先，文某与杨某在法院调解下离婚时因该房屋未被拆迁补偿，对后续需要拆迁补偿的房屋面积经释明未予处理；杨某、文某分户后及时已书面形式告知了当地村委会、振兴街办及航空管委会，振兴街办及航空管委会却将杨某、文某应得的房产在未取得杨某、文某身份信息情况下给予杨某直接侵权，因此原判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其次，本案直接侵权人是振兴街办及航空管委会，而非杨某，原判未核实振兴街办及航空管委会提供的委托的真实性，对杨某、文某提供的拆迁安置宣传问题只字未提，原判适用法律存在错误；最后，原判从立案到宣判超过普通程序的期限，却按简易程序审理，属于程序错误。故其认为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存在错误，程序严重违法，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改判振兴街办及航空管委会给予杨某、文某安置60平方米的房屋，一、二审诉讼费由振兴街办及航空管委会承担。
被上诉人振兴街办辩称，我们认为文某杨某不是适格的主题，因为拆迁是以户为主的，文某和杨某只是成员不能单独诉请主张权益，我们和文某、杨某没有合同关系。涉案的房产我们已经在2016年8月交付给户主杨某。一审判决正确，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航空管委会辩称，坚持一审答辩，同意街道办的上述答辩，补充两点根据涉案安置办法上诉人不符合安置条件，文某和杨某的户口不在村上，也没有宅基地故不符合安置条件的。其次，由于文某在离婚时双方协议放弃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所以我们也不存在单独给文某及杨某安置房屋，或从杨某120平方米的房屋进行分割的问题。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
原审第三人杨某、杨某某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答辩。
2016年8月文某、杨某诉至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依照安置协议给予文某、杨某安置60平方米的房屋；2.本案诉讼费由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6月份，文某、杨某响应国家号召，同意按照被告提供的分配意见进行安置。2012年12月10日，文某提出与其前夫杨某离婚，并经阎良法院（2013）阎民一初字第0011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一、文某与杨某自愿离婚；二、婚生女杨某由文某自行抚养，婚生子杨顺意由杨某自行抚养。”在分配房产前，文某将其离婚事实告知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但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在分配中未考虑文某、杨某现状，将文某、杨某的房产份额给予杨某，使文某、杨某的利益受损。经多次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
振兴街办辩称，文某、杨某并非本案适格主体，签订的拆迁安置合同是以户为单位的，而非与文某、杨某有直接的合同关系。另外，文某、杨某所述的拆迁安置合同中涉及的房产已于2016年1月8日向杨某分配。至于其户内如何分配，与振兴街办无关，故应驳回文某、杨某的诉讼请求。
航空管委会辩称，2011年6月10日，航空基地统筹局与杨某、杨顺意、文某、杨某经协商一致后，由杨建英代杨某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确定了该户在册人口为四人，2012年5月18日《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规划区域内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规定：安置人口必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户口在村上、在村内有合法宅基地和房产并参与村集体经济分配的常住人口；对符合安置条件的被拆迁人，一处合法宅基地置换一套120㎡安置用房（建筑面积），当被拆迁户符合安置条件人口超过四人以上时，按照每人30㎡（建筑面积）的标准计算。2016年1月18日，回迁安置办公室向杨某办理了120㎡安置用房的交付手续。故杨某、杨顺意、文某、杨某的拆迁利益已经得到了实现。2012年12月10日，文某诉至法院请求与杨某解除婚姻，2013年4月1日双方达成离婚协议。回迁安置办公室向杨某分配的安置用房应当属于与文某的原夫妻共同财产，文某应当通过分配该财产实现其诉请。故航空管委会无义务为文某、杨某再另行分配安置用房，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第三人杨某、杨某某未答辩。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10日，杨某（乙方、被拆迁人）委托其父亲杨建英与振兴街办、航空基地统筹局（甲方、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被拆除建筑物及附属物坐落于民合村；安置位置及面积：拆迁安置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拆除、统一上楼、自行过渡原则进行，安置区域位于飞豹路以南基地统一规划的安置社区内，安置面积选择：60平房套，90平房套，120平房套；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必须在2011年6月21日前搬离，腾空旧房交由甲方处置，2011年6月22日起拆除组将统一拆除等。航空基地统筹局系航空管委会下属的职能部门，无独立的法人资格。签订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以杨某为户主的户下共四人，分别为杨某、文某、杨某、杨顺意，且只有一处宅基地。2012年3月28日《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规划区域内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规定：征地拆迁安置工作由基地统筹城乡发展局和相关街办捆绑式工作，共同组建征地拆迁安置项目部；安置对象及人口的界定标准：安置人口必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户口在村上、在村内有合法宅基地和房产并参与村集体经济分配的常住人口；对符合安置条件的被拆迁人，一处合法宅基地置换一套120㎡安置用房（建筑面积），当被拆迁户符合安置条件人口超过四人以上时，按照每人30㎡（建筑面积）的标准计算等。2012年12月10日，文某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与杨某解除婚姻关系，并分割夫妻财产及个人财产（价值20万元）等。2013年4月1日一审法院做出（2013）阎民一初字第00110号民事调解书，协议：双方离婚；杨顺意由杨某自行抚养，杨某由文某自行抚养；杨某补偿文某17000元（已履行）；杨某承诺，对其及其母与文联军、文聪丽、梁锋锋等人之间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所涉的所有权益，均予放弃；文某其他诉讼请求，自愿放弃；其他无争议。后，文某、杨某的户籍从杨某户下分开，但文某、杨某未取得新的宅基地。2016年1月8日，（甲方）航兴社区回迁安置办公室与（乙方）杨某签订回迁安置协议书，内容如下：安置户人口情况：杨某、文某、杨某、杨某某；乙方安置房情况如下：应安置面积120平方米，总安置面积120平方米，户型选择120平方米户型1套，房屋编号26#3-201（120㎡）。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杨某委托其父亲杨建英与振兴街办、航空基地统筹局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因航空基地统筹局系航空管委会下属的职能部门，无独立的法人资格，航空管委会对该协议书认可，应由航空管委会承担该协议书的责任。该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且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严格恪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后，杨某一户按约定搬离，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于2016年1月8日向杨某交付了120平方米的安置房屋，故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已履行了交付房屋的义务。另，《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规划区域内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规定，安置人口必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户口在村上、在村内有合法宅基地和房产并参与村集体经济分配的常住人口；对符合安置条件的被拆迁人，一处合法宅基地置换一套120㎡安置用房（建筑面积），当被拆迁户符合安置条件人口超过四人以上时，按照每人30㎡（建筑面积）的标准计算。而本案中，签订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以杨某为户主的户下共四人，分别为杨某、文某、杨某、杨顺意，且只有一处宅基地。2013年4月1日文某与杨某离婚。后文某、杨某的户籍从杨某户下分开，但文某、杨某并未取得新的宅基地，故文某、杨某要求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给予60平方米房屋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文某、原告杨某要求被告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事处、被告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给予原告文某、原告杨某安置60平方米房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文某、杨某负担。
一审庭审中，文某、杨某提供了如下证据：1、杨某委托其父亲杨建英与振兴街办、航空基地统筹局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复印件）；2、宣传问答（复印件）“7“安置对象及人口的界定标准：安置人口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户口在村上、在村内有合法宅基地和房产并参与村集体经济分配的常住人口。被拆迁人以宅基地置换120平方（建筑面积）的安置楼房，家庭人口4人以上的按人均30平方计算安置面积，每户只安置一次。安置户口以拆迁公告发布之日为截止日。“8”楼房化“安置户型有60、90、120平方（建筑面积）三种，由被拆迁人按自己应安置的面积选择“。文某、杨某认为该问答可以说明其两人均有30平方安置面积，且航空管委会可以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自己应有的60平方米给予文某、杨某另行安置60平方米房屋，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却将在文某、杨某未提交身份信息的情况下向杨某安置了120平方米的房屋，损害了文某、杨某的合法权益；
3、原审(2013)阎民一初字第00110号民事调解书（原件、内容见一审认定事实）；4、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民合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内容是：“我村村民文某，女，按照阎良航空基地2011年6月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有关规定，2015年2—3月份开始安置回迁，大部分村民己基本安置完毕。文某和前夫2013年4月离婚，按照每人30平方主房安置，她母女二人应当按照60平方住房安置回迁”。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认可文某、杨某提供上列1、2的真实性，不认可证3的真实性（航空管委会认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属证人证言应出庭，振兴街办认为形式不符合证据要件），并强调按该证据内容分配安置房是按户分配，航空管委会还认为按人口分配需按照实施办法中相应宅基地等要求，安置补偿协议在先，离婚不对协议产生影响。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还认为自由选择房屋的前提是超过120平米以上的。振兴街办还提交拆迁安置补偿协议、(2013)阎民一初字第00110号民事调解书，与文某、杨某提供的证据内容一致，用于证明是按户安置房屋，文某、杨某在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后已离婚并分割共同财产。文某、杨某认可振兴街办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且认为离婚调解不涉及安置房。航空管委会提交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回迁安置协议、户籍登记薄，说明2011年11月6日拆迁安置协议签订时，文某、杨某属于杨某户的，文某、杨某的利益得以确定。文某、杨某认可航空管委会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
经查阅一审卷宗第113页的质证笔录（当事人为文某及文某、杨某委托代理人高涛），笔录内容为一审法院对“振兴街办提供了委托书的复印件，但在庭后又提交了委托书的原件，今天让你方对该份证据发表质证意见”，高涛表示：“真实性认可。但与该案所涉及的诉请没有关系，在该份委托书中只能体现是杨某委托了其父杨建英，但不能证明本案原告文某、杨某对其权利的放弃。未出现本案的二原告委托杨建英处理拆迁安置等一系列相关手续，街办、管委会片面的认定杨建英受杨某包括二原告的委托系两被告无权处置的权利。对本案的二原告来说已构成越权处理，应属认定无效。”一审卷宗第129页的谈话笔录，当事人为文某、杨某委托代理人高涛（文某、杨某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载明，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立案、出庭、代为调解、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上诉，代为领取法律文书及案件款）。笔录内容为一审法院问：“关于文某、杨某诉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在庭审中陈述涉案房屋己经分给了杨某，本案涉及合同和侵权两个法律关系的竞合，你方要以何种法律关系主张权利”，高涛答：“我方坚持按照合同来主张我们的权利”。法庭问“法律风险是否知悉”，答：“知道”。一审卷宗第127页及130页的谈话笔录载明，文某、杨某，振兴街办及航空管委会等各方均分别向一审法院申请贰个月、肆个月的庭外和解期，一审法院主办人已向各方告知上列共陆个月庭外和解时间，不计入审限，并向各方询问“听清否，同意否”，均答：“听清，同意。”嗣后，一审主办法官以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两次申请扣除庭外和解期，并经过审批同意予以扣除。
本院审理中，法庭向文某、杨某征询“你们是否坚持管委会及街道办事处给你安置60平方米的房屋，不主张杨某从120平方米房屋中分割（提示这个问题很重要略）”的意见，文某一方明确表示请求管委会及街道办事处给予60平米的房屋。不要求从杨某、杨某某已安置的120平方的房屋中分割60平米。文某、杨某虽上诉称“后续需要补偿的房屋面积经释名未予以处理”，本院审理中文某表示就此陈述没有证据证明。
原判认定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一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结合上诉人杨某、文某与被上诉人振兴街办、被上诉人航空管委会等各方的陈述，本案诉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有二：关于管委会及街道办事处按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向杨某交付拆迁安置房屋是否对杨某、文某构成侵权的问题；二是原判是否存在审判程序违法的问题。
首先，关于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按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向杨某交付拆迁安置房屋是否对杨某、文某构成侵权的问题；
本案中，杨某、文某在一审法院及本院审理中均明确表示坚持按照合同向振兴街办及航空管委会主张交付60平方米安置房屋的权利。那么，本案审查的重点就在于振兴街办及航空管委会向杨某交付拆迁安置房屋是否符合上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约定。以下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对涉案合同的分析：本案涉及两份合同，一是《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二是《回迁安置协议书》。对照两份协议书内容安置户人口均为杨某、文某、杨某、杨某某四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安置面积选择60平方套、90平方套及120平方套，《回迁安置协议书》载明应安置面积120平方米，总安置面积120平方米，户型选择120平方米户型1套。可以看出，《回迁安置协议书》实际上是在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内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方是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相对方是杨某户，并非被拆迁户中的具体家庭成员。按照《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约定，杨某户应按约定搬离，腾空旧房，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则负有按约向杨某户给付房屋补偿等费用及安置相应面积房屋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协议签订后，杨某户按约定搬离，腾空了旧房，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按照《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约定，与相对方杨某（杨某户户主）签订《回迁安置协议书》，履行了交付120平方米安置房屋的义务，其交付行为符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的内容；
二、文某、杨某诉称在杨某签订《回迁安置协议书》前，其已向所在民合村、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告知其与杨某已分户，回迁安置时应向文某、杨某安置60平方米房屋，却直接侵权将文某、杨某应安置60平方米房屋安置给了杨某的问题。
1、从《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规划区域内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规定看，该实施办法规定，安置人口必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户口在村上、在村内有合法宅基地和房产并参与村集体经济分配的常住人口；对符合安置条件的被拆迁人，一处合法宅基地置换一套120㎡安置用房（建筑面积），当被拆迁户符合安置条件人口超过四人以上时，按照每人30㎡（建筑面积）的标准计算。而本案中，签订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时，以杨某为户主的户下共四人，分别为杨某、文某、杨某、杨顺意，且只有一处宅基地。文某与杨某离婚后，文某、杨某的户籍从杨某户下分开，但文某、杨某并未取得新的宅基地，且“每人30㎡（建筑面积）的标准计算”安置面积的前提是“被拆迁户符合安置条件人口超过四人以上时”，杨某为户主的户下共四人不符合“超过四人以上时”这一前提，文某、杨某要求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给予60平方米房屋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
2、本院已查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后，《回迁安置协议书》签订前，杨某、文某离婚，双方就财产方面达成了“杨某补偿文某17000元（已履行）；杨某承诺，对其及其母与文联军、文聪丽、梁锋锋等人之间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所涉的所有权益，均予放弃；文某其他诉讼请求，自愿放弃；其他无争议”的调解意见。从已查明的情况分析，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对杨某、文某已离婚及文某、杨某的户籍已从杨某户分立的情况是知道的。由于杨某、文某离婚协议中有文某“其他诉讼请求，自愿放弃”的内容，作为基层行政机关或单位的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除非文某、杨某就杨某户内四人所涉拆迁安置房屋达成明确意见，要求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对其不应也不能做出杨某、文某财产评断情况下，对杨某户内人员予以直接安置，显然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是客观不能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回迁安置协议书》均明确杨某户下为杨某、文某、杨某、杨顺意四人，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已按协议履行了向杨某户的安置义务，文某、杨某应享有的安置面积即包含其中。
综上，振兴街办、航空管委会按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向杨某交付拆迁安置房屋符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约定，未侵权杨某、文某的合法权益。文某、杨某认为振兴街办及航空管委会在未取得杨某、文某身份信息情况下将文某、杨某的安置面积给予杨某侵权其权利，原判存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原判是否存在审判程序违法的问题。杨某、文某上诉认为原判存在审判程序违法，是指其认为本案一审从立案到宣判超过普通程序的期限，却按简易程序审理，属于程序错误。从一审卷宗第130页的谈话笔录载明的，文某、杨某，振兴街办及航空管委会等各方均向一审法院申请肆个月的庭外和解期，一审法院主办人已向各方告知“那就给你们肆个月时间，庭外和解。这肆个月时间不计入审限”，并向各方询问“听清否，同意否”，均答：“听清，同意。”嗣后，一审主办法官以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申请扣除庭外和解期，并经过审批同意予以扣除。因此，原判不存在文某、杨某诉称的审判程序违法的问题。
至于文某、杨某称原判未核实振兴街办及航空管委会提供的委托的真实性，由于在一审卷宗第113页的质证笔录中，记载了一审主办法官将该委托交其质证，杨某、文某明确表示对委托的“真实性认可“，故显然原判不存在未核实振兴街办及航空管委会提供的委托的真实性的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应认为杨某、文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文某、杨某已预交），由文某、杨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郝 卫
审判员 路小红
审判员 刘 溪
二○二○一七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白 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