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鄂0103行初73号
原告王丽萍，女，1963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
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199号。
法定代表人刘坚，局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方定信，政治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肖芳，女，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红斌，男，系该局新华街派出所教导员。
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188号。
法定代理人李某，局长。
委托代理人代远鸣，男，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剑，男，系该局工作人员。
原告王丽萍（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以下简称“被告江汉公安分局”）、武汉市公安局（以下简称“被告市公安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2月1日受理后，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被告江汉公安分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方定信、委托代理人肖芳、王红斌，被告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代远鸣、王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汉公（华）行决字〔2017〕109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2017年8月30日，江汉公安分局新华街派出所接到武汉市委市政府驻京群众工作办公室反映：王丽萍在北京市中南海（天安门）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新华街派出所依法将违法嫌疑人王丽萍书面传唤到新华街派出所进行询问。经询问，违法嫌疑人王丽萍如实（拒绝）交代了其在2017年8月30日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以上事实有查获经过、违法嫌疑人王丽萍的陈述、违法嫌疑人王丽萍的训诫书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对王丽萍行政拘留五日。执行方式和期限：本决定书送达后，由本机关将处罚人王丽萍送交武汉市第一行政拘留所执行拘留（时间自2017年8月31日至2017年9月5日止）。
被告江汉公安分局提交以下证据及规范性文件依据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事实证据包括：证据1、受案登记表，证明新华街派出所依法受理原告扰乱公共秩序案；证据2、汉公（华）行决字〔2017〕109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依法对原告给予行政处罚；证据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新华街派出所在对原告行政处罚前履行告知义务；证据4、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新华街派出所将原告送武汉市第一拘留所执行拘留；证据5、查获经过，证明新华街派出所依法开展调查；证据6、传唤证，证明新华街派出所依法开展调查；证据7、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新华街派出所依法对原告进行询问，原告如实交代其在北京中南海地区非访的违法事实；证据8、原告的人口信息，证明新华街派出所依法开展调查工作；证据9、训诫书，证明原告到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予以训诫；证据10、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到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的违法事实；证据11、事情经过，证明原告到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的违法事实；证据12、武公复决字[2017]1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市公安局依法维持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作出的汉公（华）行决字〔2017〕109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法律及程序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七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第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信访条例》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四十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百四十一条。
原告诉称：首先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伪造事实证明原告是因与侨通公司民事案件一审判决不服上访，诬陷原告上访人员。原告到北京经过正常安全检查，通过中南海大门参观并正常行走通过，为什么成为到北京非正常上访？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以北京训诫作为行政处罚的理由，但训诫书不能证明原告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被告江汉公安分局认定原告行为扰乱了北京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认定原告是违法人员是错误的。原告通过中南海时经过两次当地北京安全监督检查，没有携带违禁物品和上访资料，顺利通安全检查。原告没有采取任何过激行为，也没有毁坏公私财物等行为，故被告江汉公安分局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滥用职权，践踏国家法律乱作为，错误作出对原告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
2017年8月30日原告到北京，所带物品均与上访无关，只是天太黑了独自一人想回武汉经济上出现问题，于是要求民警送到救济中心回汉。难道国家办的救济服务中心是违法场所，要求去救济服务中心人员就是违法人员，中国哪条法律法规有如此规定？
原告长期未居住在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1325号8楼1号，只不过是户籍挂靠。被告江汉公安分局无中生有，认定原告到北京是非正常上访，体现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利用国家公权力乱作为违反法律规定，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声称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30日，原告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只有年月日交代，却没有具体违法时间、具体违法地点、具体违法行为、对正常秩序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没有任何现场证据和违法事实能证明原告在北京违法，因此被告江汉公安分局违反法定程序和合法性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对原告行政处罚拘留5日是错误决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以及在程序上，均存在十分严重的错误，同时还存在滥用职权，因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撤销武公复决字[2017]1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依法撤销汉公（华）行决字〔2017〕109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书面答辩称：2017年8月30日，本局新华街派出所接到武汉市委市政府驻京群众工作办公室反映，王丽萍（身份证号码，户籍地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1325号8楼1号）于2017年8月30日因对江汉区人民法院关于其与武汉市侨通出租车公司的经济合同纠纷的民事判决不服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并给予训诫。本局新华街派出所依法将原告传唤到派出所进行询问，经询问，原告如实交代了其在2017年8月30日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法上访，扰乱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事实。
原告明知中南海周边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的情况下，仍然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其行为扰乱了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2017年8月31日，本局依法对其作出汉公(华)行决字〔2017〕109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其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原告于2017年10月25日向被告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公安局以武公复决字[2017]112号复议决定书维持汉公（华）行决字〔2017〕109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决定。
上述事实有原告的询问笔录，民警的查获经过，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行政复议决定书》等证据证实。
综上所述，原告越级上访、非正常程序上访。严重扰乱北京市中南海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其行为违反了《信访条例》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之规定，本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对王丽萍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裁量适当。特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和保障本局依法履行职责的职能。
被告市公安局书面答辩称：原告不服被告江汉区公安分局作出的汉公(华)行决字〔2017〕10968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17年10月25日向本局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12月21日，本局认为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武公复决字[2017]1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江汉公安分局汉公（华）行决字[2017]109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作出的行政拘留五日的决定，并于同月25日向原告直接送达了《行政复议决定书》。
本局认为：本局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决定受理该申请，并向被告江汉公安分局送达了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本局书面对江汉区分局提交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审查后，认为该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即于六十日内作出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给原告。本局复议决定维持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材料及规范性文件依据：事实证据材料包括：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被告市公安局收到原告的申请；证据2、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证明被告市公安局依法受理并要求被告江汉公安分局提交书面答复和相关证据；证据3、武公复决字[2017]1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证据4、送达回执，证明《行政复议决定书》已送达原告。
法律依据及程序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江汉公安分局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4、证据8及证据11无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填写的报案地点是武汉，但当时原告在北京，所谓“书面传唤”、“传唤证”都是虚假的，上面所记载原告拒签也不是事实。证据7是在原告不清楚的情况下所作的笔录，签字时原告对笔录的情况不清楚。证据9训诫书应该由原告签字，原告持有，但原告没有收到任何训诫书。证据10的程序有问题，上面记载的是劝返回汉，说明不了原告进京非正常上访的事实。证据12是在被告市公安局调查不仔细的情况下做出的，没有事实依据，原告已经请求撤销。被告市公安局对被告江汉公安分局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市公安局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2不清楚，证据3被告市公安局依法送达给了原告，但行政复议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对被告市公安局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及被告市公安局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可，以上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江汉公安分局对原告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事情的调查及处罚经过。
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30日，原告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民警训诫，北京警方向其出具《训诫书》。2017年8月30日，新华街派出所接到武汉市委市政府驻京群众工作办公室反映：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同日，新华街派出所依法受理了该案，向原告告知其在行政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对原告予以传唤并对原告进行询问，原告陈述“在武汉市与本公司的经济合同纠纷，同时对法院的判决不满与不公，我希望找到高层有关部门反映并解决此事，于是就找到中南海上访”，并承认北京警方对其进行了训诫。新华街派出所调查了相关情况，收集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原告出具的《训诫书》及相关证据，并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告知了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原告依法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2017年8月31日，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作出并向原告送达汉公（华）行决字〔2017〕109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处以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原告拒绝签字。原告于2017年8月31日至2017年9月5日在武汉市第一拘留所被执行行政拘留。
原告不服上述行政处罚，于2017年10月25日向被告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公安局于同月26日受理后，向被告江汉公安分局送达了武公复答字[2017]142号《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2017年12月21日，被告市公安局作出武公复决字[2017]1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江汉公司分局作出的汉公（华）行决字〔2017〕109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同月25日，直接向原告送达。原告不服，提起了本案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被告江汉公安分局负责本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第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市公安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复议工作，具有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正确，程序合法。1、本案中，被告的证据8原告的人口信息能够证明原告的户籍地为武汉市江汉区，属于被告治安管辖范围。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的规定，被告下辖新华街派出所对原告于2017年8月30日在北京市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的违法行为作为治安案件予以受理，具有本案的行政管辖权。2、在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程序中，被告民警依法告知了原告在行政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依法对原告进行了询问，调查收集了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的证据材料，在被诉行政处罚作出之前告知了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原告所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被告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在信访过程中违反《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实施了在北京市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的行为。根据《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被告认定原告上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程序并无不当。三、被告市公安局经过调查，维持了被告江汉公安分局作出的汉公（华）行决字〔2017〕109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丽萍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王丽萍负担（原告王丽萍已预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梅小丽
人民陪审员 纪世荣
人民陪审员 叶桃英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肖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