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10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文君。
委托代理人：唐伟成，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大汉纺织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田娟，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寇晓波，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蒋文君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大汉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蒋文君、大汉公司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但蒋文君认为其与大汉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供了2015年8月份的《群升纺织对数单》，该对数单载明双方确认的交易金额为116678.31元，同时载明“经手人：三益（秦）陈某”，并提供了由魏某、东莞市宜雁纺织有限公司、嘉鑫纺织厂、盈豪纺织厂签收的收货单据。蒋文君陈述对数单载明的陈某系大汉公司员工，签收货物的魏某亦系大汉公司员工；同时陈述其系根据大汉公司的指令将货物送至东莞市宜雁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宜雁纺织）、嘉鑫纺织厂、盈豪纺织厂。大汉公司认为其与蒋文君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陈述陈某、魏某并非其员工，其亦未委托蒋文君将货物送至东莞市宜雁纺织有限公司、嘉鑫纺织厂、盈豪纺织厂。
关于交易流程，蒋文君陈述：蒋文君以广州群升纺织有限公司与大汉公司于2012年起有生意往来，所有交易均没有签书面的合同。案涉的交易是由蒋文君的业务员梁某与大汉公司的工艺魏某沟通，送货地点由大汉公司指定，蒋文君根据大汉公司要求将纱、线送至大汉公司指定的织布厂，织成布后货物由王全民拿出去卖。
蒋文君向原审法院提供了视频一份，在该视频中，无人自我介绍，对话中也没有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同时，该视频画面显示的经营单位为“三秦纺织”；并在该视频1分27秒处，蒋文君方询问画面中的人“王某甲明天会不会在这里”。
蒋文君在原审法院庭审中陈述，王全民或田娟通过自身的银行账户向其支付过款项，但是未在原审法院指定的时间内明确田娟是否通过自身的银行账户向蒋文君支付过款项。
另，广州市增城三秦纺织品经营部作为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三秦纺织”）于2004年11月24日设立，其经营者为王全民，住所地为广东省广州市增城新塘镇发达岭综合小区3号。大汉公司于2012年8月28日设立，其住所地为广东省广州市增城新塘镇发达岭综合小区3号首层部分，股东为王全民、王某乙；2013年11月25日，大汉公司股东由王全民、王某乙变更为田娟、黄某；同时，法定代表人由王某乙变更为田娟。
原审法院受理后，蒋文君向原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查封大汉公司所有的160000元的银行存款或者查封、扣押等值财产。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以保单保函的形式为蒋文君的财产保全申请提供担保。为此，原审法院依法额度冻结大汉公司银行存款8万元，同时查封了大汉公司名下的气流纺（10sOE）25件（25Kg/件）。
蒋文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大汉公司向蒋文君支付货款116678.31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诉讼费由大汉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就本案而言，蒋文君应就其或者广州群升纺织有限公司与大汉公司就涉案的款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是蒋文君仅提供了《群升纺织对数单》、收货单据以及视频，而上述证据中并未有大汉公司的签章或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名的证据，亦未有证据证明系大汉公司员工签名或基于大汉公司的指定将涉案货物送至指定人处的证据。故蒋文君就本案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蒋文君、大汉公司双方就涉案款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加之大汉公司现亦不确认蒋文君、大汉公司双方就涉案款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此，对于蒋文君所称的蒋文君、大汉公司双方就涉案款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原审法院不予确认。故蒋文君要求大汉公司支付货款116678.31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蒋文君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2634元，保全费1103元，均由蒋文君负担。
上诉人蒋文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蒋文君在原审提供的证据，结合庭审中双方的陈述及大汉公司在原审中的举证，可以认定双方存在案涉交易及大汉公司拖欠货款的事实。1.蒋文君提供的有“陈某”签名的对数单，与有魏某签字及宜雁纺织、“嘉鑫纺织”、“盈豪纺织”的送货单一一对应。对数单显示的客户名称为“大汉纺织”，魏某签字的送货单显示的购货人为“大汉”，其它送货单显示的客户为“大汉”，送货单位为“群升”。上述单证均指向与大汉公司的交易。这是本案的基础证据。2.在上述证据中，未加盖大汉公司印章，也没有证据证明签字人员是大汉公司员工或受大汉公司指定送往宜雁纺织等事实。因此，在第一次庭审询问中，蒋文君称与大汉公司之前也有交易，并由杭州一家公司代收贷款，代开发票(因蒋文君没有营业执照)，大汉公司称不清楚其客户中是否有宜雁纺织等，也不清楚杭州一家公司是否开过发票。原审庭审后，蒋文君提交了杭州一牛化纤有限公司开具给大汉公司的发票及付款银行记录，该公司否认与大汉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大汉公司也确认宜雁纺织等是其客户，但否认案涉交易是其指定送货给宜雁纺织等，大汉公司对与杭州一牛化纤有限公司关系却不能作出合理说明。现梳理一下双方的诉辩，蒋文君称案涉交易部分是由大汉公司员工签收，部分是按大汉公司指定送到宜雁纺织，“嘉鑫纺织”、“盈豪纺织”，之前与大汉公司交易时，曾经通过杭州一牛化纤有限公司走账开票。大汉公司否认交易，但又确认宜雁纺织，“嘉鑫纺织”、“盈豪纺织”是其客户，同时对为何其要转款给杭州一牛化纤有限公司、杭州一牛化纤有限公司为何要开发票给他，以及杭州一牛化纤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未作合理解释，蒋文君的主张及所提供的证据是具有高度盖然性的。3.根据证据规则，权利人以送货单等单据主张货款等权利的，送货单等只有签名、没有盖章的情况下，是由债务人提供相关的社保资料，工资凭证、员工花名册等证据来反驳，如不能提供或提供的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的，则应认定权利人的主张成立。在该案中，原审也要求大汉公司提供上述证据，但大汉公司避重就轻，仅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员工花名册，未提供真实性程度相对较高的工资发放记录，社保机构的参保查询结果。原审对此视而不见，未作任何说理，仍以蒋文君提供的单据没有盖章等理由驳回诉请。表面上看原审法院是严格适用了证据规则，实则是对现实交易情况及证据规则正确适用的无知，也是对恶意逃债等失信行为的袒护。（二）原审法院未以公正心态审理此案，全案以驳回蒋文君诉请为中心及目的，断章取意，专挑对蒋文君不利的表象作为其驳回的依据。举例如下：1.原审在对视频的认定时，特写了画面显示的经营单位为“三秦纺织”，意指与大汉公司无关。原审没有注意“三秦纺织”与大汉公司的注册经营地为同一地点。蒋文君为此专门提供了工商查询来证明大汉公司与“三秦纺织”在同一地点办公，并且办公区域未作明显隔断与区分。2.原审对视频文件认定时，特写了视频1分27秒处，蒋文君方询问“王某甲明天会不会在这里”，意在说明与大汉公司无关，大汉公司经营者没有姓王的。然而原审法院未注意到，即使大汉公司登记的股东没有姓王的，也不排除王某甲是大汉公司某一方面的负责人，这是简单的常识。视频中，蒋文君方也询问“在对账单上签字是就是你是吧”，“你就是陈某吧”，画面中的人虽未明确，但也不置可否，而且问及“大汉也在这里，三秦也在这里”时，画面中的人同样未明确表示异议，符合常理。对于这些情节，原审法院没有做出一个结合认定。3.关于王全民或田娟是否以个人账户向蒋文君转款的问题，蒋文君在第二次庭后进行了核实，发现王全民或田娟未以个人账户转款给蒋文君，并就此作了书面回复。但原审却认为蒋文君未明确该问题。综上，蒋文君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令大汉公司支付蒋文君货款116678.31元；3.改判令大汉公司支付蒋文君逾期利息(以116678.3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蒋文君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本案所有受理费及保全费由大汉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大汉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证据的认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大汉公司与蒋文君之间不存在任何买卖关系，应当驳回蒋文君的上诉请求。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蒋文君为证实魏某系大汉公司的员工，向本院提交了2015年8月期间的5份《大汉纺织织布委托加工单》传真件，抬头为“To：宜雁”，落款处“工艺师”签署“魏某”。蒋文君主张该部分加工单是由大汉公司工艺师魏某注明加工要求后传真发送给宜雁纺织，加工单中注明的纱线品种与蒋文君一审提供的收货单产品一致。
经质证，大汉公司不确认《大汉纺织织布委托加工单》的真实性，并认为该加工单未经宜雁纺织盖章，无法证实其来源，同时未经大汉公司盖章，不能证实魏某是大汉公司的员工。
蒋文君另主张其与大汉公司从2013年开始持续发生交易关系，对于前期货款大汉公司曾经以三秦纺织开具的支票进行支付，但均被退票。蒋文君就此提供了原审法院对其与三秦纺织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作出的（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837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蒋文君以三秦纺织2015年11月、12月及2016年1月开具的三张支票被退票为由要求支付票据款项235166元。三秦纺织则确认该三张支票系由其签发并交付给大汉公司用于支付货款。
经质证，大汉公司确认其以上述支票支付货款的事实，但认为其交易相对方为“广州群升纺织有限公司”而非蒋文君。大汉公司另确认2015年间其与“广州群升纺织有限公司”有交易往来，但经本院询问大汉公司有关“广州群升纺织有限公司”的送货方式及送货单据，大汉公司表示均无法提供。
二审另查明，根据蒋文君原审提供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上查询资料，无“广州群升纺织有限公司”的登记信息。另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增城分局出具《查询证明》，证实经该局电脑检索无“群升纺织”的登记资料。原审期间，大汉公司确认与宜雁纺织、嘉鑫纺织厂、盈豪纺织厂之间存在业务往来。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蒋文君与大汉公司之间是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蒋文君于原审期间提供的《群升纺织对数单》以及收货单据均未经大汉公司的盖章确认，大汉公司亦否认签名人员陈某、魏某系其司员工，但结合蒋文君二审提供的证据以及双方陈述事实，本院认为：其一，蒋文君主张某未经工商登记的“广州群升纺织有限公司”名义对外经营，已就此提供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上查询资料以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查询证明》，现大汉公司于二审期间确认其在2015年间曾经与“广州群升纺织有限公司”发生交易往来并实际支付部分货款，虽大汉公司认为蒋文君与“广州群升纺织有限公司”并非同一交易主体，但其既未能举证证实“广州群升纺织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存在，又未能提供其与“广州群升纺织有限公司”此前交易的其他原始送货结算单据。故在大汉公司不能提供反证证实与之交易的“广州群升纺织有限公司”另有其他主体存在，而蒋文君又实际持有涉案对数单、送货单以及大汉公司前期付款支票的情况下，本院确认蒋文君与大汉公司之间实际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事实。其二，关于双方2015年8月的交易事实，蒋文君已提供魏某签收的送货单以及宜雁纺织等第三方收货的收货单，大汉公司原审期间亦认可其与宜雁纺织等第三方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关系，二审期间，蒋文君进一步提供由魏某签署并发往宜雁纺织的《大汉纺织织布委托加工单》，上述证据可形成完整证据链，充分印证蒋文君对双方交易流程的陈述意见。大汉纺织虽对各项证据的真实性均提出异议，但其既未提供社保记录证实其员工任职情况，也不能提供此前已结算货款的交易单据以推翻蒋文君对双方交易流程的事实主张。即大汉公司对蒋文君提供的各项证据仅作否认表示，但在其举证能力范围内却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也未就双方交易情况作出合理解释和说明，故综合审查分析双方的举证情况，本院对蒋文君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现蒋文君提供的对数单与送货单、收货单记载送货时间、品名、数量均能一一对应，本院对其主张的欠款116678.31元事实予以确认。故蒋文君要求大汉公司支付该款并从其2015年12月7日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案根据蒋文君二审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判决予以撤销。蒋文君的上诉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八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836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广州市大汉纺织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蒋文君支付货款116678.31元及利息（从2015年12月7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各2634元、诉讼保全费1103元，均由被上诉人广州市大汉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莫 芳
审 判 员 汤 瑞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李泳筠
杨佐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