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
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302民初5776、9003号
原告（被告）刘佳兴，男，汉族，无业，现住秦皇岛市，公民身份号码×××。
原告（被告）刘佳慧，女，汉族，无业，现住秦皇岛市，公民身份号码×××。
原告（被告）刘保贵，男，汉族，现住秦皇岛市，公民身份号码×××。
原告（被告）刘凤英，女，汉族，现住秦皇岛市，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代理人李文策，河北德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第三人）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
负责人王轩，经理。
第三人（原告）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负责人王树彪，处长。
委托代理人耿磊，男，汉族，现住天津市，系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民警。
委托代理人周永利，天津欧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佳兴、刘佳慧、刘保贵、刘凤英与被告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第三人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以及原告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与被告刘佳兴、刘佳慧、刘保贵、刘凤英、第三人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二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佳兴、刘佳慧、刘保贵、刘凤英委托代理人李文策，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委托代理人耿磊、周永利到庭参加了诉讼,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被告）刘佳兴、刘佳慧、刘保贵、刘凤英诉辩称，2006年1月初，原告亲属刘金阁到第三人下辖的秦皇岛火车站派出所管辖的秦皇岛火车站铁路沿线从事护路员的安保工作，后来据第三人下辖的秦皇岛火车站派出所领导称：”他们是替被告代管”。刘金阁工作的内容为：”对铁路沿线进行经常性的巡视和清理路基等，保证不让外人进入秦皇岛市第13中学北侧的铁路沿线，保证铁路沿线没有杂物，保证列车的安全行驶”，刘金阁一直工作至2014年12月30日晚上，其工作时间：”白班为早8:00-晚7:00，晚班为晚上7：00-第二天早上8:00，平均每天工作近12小时”，其每月工资为1680元，被告和第三人没有与刘金阁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没有为其补缴各种社会保险，也没有给付其加班费和夜班津贴，后来工作满一年时，被告和第三人也没有与刘金阁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刘金阁工作的地点有考勤表，由上班人员签字，最后由第三人下辖的秦皇岛火车站派出所的负责人拿走考勤表进行考核；2012年3月后刘金阁的工资就开始打到刘金阁的中国工商银行卡里了。2014年12月30日晚，刘金阁在铁路沿线进行巡视安保工作时，不慎被地上的石块绊了一下，致意外摔倒，后被120急救车送往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进行救治，诊断为”脑出血等”。就赔偿问题，被告和第三人一直互相推脱。因当时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均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所以，被告和第三人对于原告亲属刘金阁的工伤索赔问题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于2015年11月25日向秦皇岛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经过仲裁庭审，原告认为：”原告亲属刘金阁与被告和第三人均存在劳动关系，二者应该共同赔偿刘金阁的工伤待遇80万元”，但仲裁委员会却没有依法支持其各项仲裁请求。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将被告起诉至贵院，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判令:1、刘金阁（身份证号码：×××）与被告和第三人均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和第三人共同赔偿申请人的工伤待遇80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针对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的起诉，刘佳兴、刘佳慧、刘保贵、刘凤英辩称，刘金阁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
第三人（原告）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辩诉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1、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本身是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作为一个个体不可能同时与两个单位形成劳动关系；2、第三人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劳动关系；3、原告诉状中的事实和理由中部分是不真实的，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起诉称，被告于2015年11月25日，因”工伤待遇”向秦皇岛市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以案外人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保安分公司为被申请人，以原告为第三人的劳动仲裁。经秦皇岛市劳动仲裁委员会审理做出了：秦劳人仲案字(2015)第856号《仲裁裁决书》，原告认为：该裁决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属于违法裁决。一、仲裁裁决违反法律规定越权裁决。被告在仲裁时的仲裁请求是：要求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被申请人与第三人共同赔付申请人工商待遇30万元。而仲裁的裁决内容是：申请人（本案被告）与第三人（本案原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该裁决超出了申请人的请求范围，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不诉不理”的基本原则。二、仲裁裁决所认定的事实没有证据支持，且互相矛盾。在仲裁时被告就劳动关系仅提供了两份证据，一份工资明细表；还有一份是证人证言。被告在仲裁时提供工资表证明的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保安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证人证言所证明的事实本身就是不客观的，况且由于证人与被告之间的同事关系，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因此该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三、仲裁裁决违反了《证据规则》的规定，加大了原告的举证责任。民事诉讼举证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在仲裁裁决中径行认定：第三人作为国家机关，应当配合仲裁机构查明事实真相，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劳动争议一方当事人，应当负责向本委提交申请人可能系由被申请人或其他公司招用和管理的相关证据，但未能提交，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根据法律规定：证明被告与谁形成劳动关系的责任是由被告举证的，不是本案的原告。因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劳动关系怎么可能举证？四、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具有劳动关系；从原告的特殊身份及被告所从事的劳动内容来看，原被告之间不可能形成劳动关系。1、被告在仲裁时提供的证据证明的是：与被申请人（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保安分公司）具有劳动关系。2、原告是依法设立的公安机关，根据《警察法》第二条的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第六条（十三）款的规定：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3、通过被告在仲裁申请中所叙述的事实是：被告的主要职责是，对铁路沿线径行经常性巡视，保证铁路沿线无杂物，确保列车行驶。可以看出：其完成的是铁路的防护工作，目的是确保列车安全行驶。铁路的防护工作不是公安机关的业务组成部分。4、被告所遵守的是铁路的劳动规章制度，不是原告的劳动规章制度。5、现有证据证明劳动报酬的支付方不是原告。6、根据劳动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根据该规定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合法的主体资格；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从事的劳动是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且该报酬是由用人单位发放。五、仲裁裁决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严重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原告对被告的保安服务活动确实行使过管理职能，但该管理职能不是基于劳动关系而是基于法律规定。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保安服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保安服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保安服务行业协会在公安机关的指导下，依法开展保安服务行业自律活动。法律明确禁止公安机关自己设立保安公司，更不能招录保安员，申请人作为公安机关只是根据法律规定行使监督管理之责。综上，劳动仲裁裁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原、被告之间没有形成劳动关系，因此劳动仲裁裁决是错误的，请求法庭判令原告与被告亲属刘金阁之间没有事实劳动关系，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第三人）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5日，刘金阁以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为被申请人、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为第三人向秦皇岛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被申请人与第三人共同赔付申请人工伤待遇30万元。仲裁委作出秦劳人仲案字[2015]第85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6年2月1日，刘金阁死亡。刘佳兴、刘佳慧、刘保贵、刘凤英作为刘金阁的近亲属、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不服仲裁裁决，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刘佳兴系刘金阁之子，刘佳慧系刘金阁之女，刘保贵系刘金阁之父，刘凤英系刘金阁之母。在庭审过程中，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对刘金阁在秦皇岛火车站铁路沿线从事护路员的安保工作、向刘金阁账户支付工资的王林是秦皇岛火车站派出所的民警无异议。
原、被告对刘金阁与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存有争议：
刘佳兴、刘佳慧、刘保贵、刘凤英主张刘金阁与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刘佳兴、刘佳慧、刘保贵、刘凤英为证明该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证一、王金华和常己怀出具的证人证言两份，其中王金华和常己怀的证言内容为：”...我和刘金阁是同事，我们都在秦皇岛火车站铁路沿线从事护路员的安保工作...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秦皇岛火车站派出所的领导曾经说过'他们是替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代管我们的，我们的用人单位是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证明刘金阁在秦皇岛火车站铁路沿线从事安保工作以及月工资标准、工作时间、考勤表由秦皇岛火车站派出所派人取走并支付工资，证明刘金阁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证二、2012年3月21日至2015年12月2日刘金阁工商银行交易明细（打印件），证明在此期间刘金阁的工资是由×××这个账号支付的工资，这个工资是由秦皇岛火车站派出所所长王林的账户支付的，而天津公安处在仲裁时也承认秦皇岛火车站派出所对铁路沿线的安保人员进行日常监督和管理，也能证明工资是由天津公安处支付；
证三、刘金阁的火化证明（复印件），证明刘金阁于2016年2月1日死亡；
证四、刘金阁和杨秀秋离婚证复印件一份以及海港镇东盐务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服务里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证五、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诊断书一份，证明刘金阁于2014年12月31日至2015年2月17日在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进行救治；
证六、秦劳人仲案字[2015]第856号仲裁裁决书一份及送达证明一份，证明刘金阁的劳动争议案件经过了仲裁前置程序，也证明了天津公安处与刘金阁之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
证七、仲裁委员会庭审笔录一份，证明天津公安处认可其下属的秦皇岛火车站派出所对铁路沿线的安保人员行使日常监督检查权利，也证明刘金阁与天津公安处之间是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
证八、港城大街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一份，证明刘金阁已经死亡。
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对刘佳兴、刘佳慧、刘保贵、刘凤英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一、根据证据规则，证人应出庭作证，没有出庭作证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两份证明也无法证实证人所出具，既没有证人的身份证明也没有证人的签字；对证二、该份明细不是原件，不予质证；对证三、不是原件，不予质证；对证四、该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身份证明应该由公安机关出具，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对离婚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刘金阁和杨秀秋离婚的事实，但是不能证明四原告合法的诉讼地位；对证五、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刘金阁与天津公安处存在劳动关系；对证六、证七、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八、没有异议。
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主张其与刘金阁不存在劳动关系。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为证明该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证一、秦劳人仲案字[2015]第856号仲裁裁决书一份，证明本案经过了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天津公安处不服仲裁裁决提起了诉讼；
证二、《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一份，证明公安机关对保安服务公司进行指导、监督的职责；
证三、《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证明公安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对保安服务公司以及保安员进行指导、监督。
证四、账号为×××的银行卡和账号为×××的银行卡的流水明细共计17页，证明秦皇岛站派出所民警王林给保安发放工资的资金来源为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公司。另外说明一点，尾号0682号银行卡因丢失已在银行挂失，并重新补办了尾号4423号的银行卡，在尾号4423号的银行卡中有明确的显示是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将保安的工资打到王林的账户中。
刘佳兴、刘佳慧、刘保贵、刘凤英对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一、秦皇岛市仲裁委员会经过庭审查明刘金阁与公安处之间确实存在劳动关系，该裁决结果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根据法律对第三人的相关解释，经审理查明的第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对证二、证三、该证据属于行政法规，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其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四，尾号为4423的银行卡流水明细中2016年1月14日向刘金阁转账的对方账户名称显示是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一分公司，我方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该证据的出具时间与原告亲属刘金阁出事时间不是同一时间。除了上述时间显示的对方账户名称是天津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这也能证明刘金阁与天津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也存在劳动关系。尾号为0682的银行卡变更为尾号为4423的银行卡，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不能证明银行卡变更的原因，其承认是王林的账户转账至刘金阁账户的工资，也能证明刘金阁与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存在劳动关系。所以，刘佳兴一方认为刘金阁与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天津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均存在劳动关系。
天津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意见和证据。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调取了：1、账号为×××的银行卡和账号为×××的银行卡的银行明细（银行在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提供的明细上直接加盖公章）；2、刘金阁名下账号为×××的银行卡自2012年至今的交易明细；3、账号为×××的银行卡开户名称查询卡片信息。刘佳兴、刘佳慧、刘保贵、刘凤英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银行出具的查询卡片信息没有异议，对刘金阁银行卡交易明细没有异议，对王林名下两个账号的银行明细没有异议。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刘金阁与被告及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银行出具的查询卡片信息没有异议；对刘金阁银行卡交易明细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王林名下两个账号的银行明细没有异议，证明王林卡里工资款的来源是由天津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提供的。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调取的上述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关于刘金阁与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刘佳兴、刘佳慧、刘保贵、刘凤英主张刘金阁与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主张其与刘金阁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刘金阁与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确认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综合考量双方的关系是否具备上述条件。综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应认定刘金阁与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理由如下：1、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提供的其下属秦皇岛站派出所民警王林的银行账户显示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将铁路沿线安保人员的工资打入王林的银行账户，再由王林支付给王金华、常己怀等安保人员；2、刘佳兴、刘佳慧、刘保贵、刘凤英一方提供的王金华、常己怀证人证言亦称”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秦皇岛火车站派出所的领导曾经说过'他们是替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代管我们的，我们的用人单位是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该证言与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提供的的银行明细相互印证；3、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对刘金阁在秦皇岛火车站铁路沿线从事护路员的安保工作没有异议；4、《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第六条规定，公安机关负责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保安服务进行日常监督检查；5、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述事实能够认定刘金阁受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的劳动管理，从事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刘金阁与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之间具备上述劳动关系成立的条件、与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不具备上述劳动关系成立的条件，故本院认定刘金阁与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不存在劳动关系。
关于刘佳兴、刘佳慧、刘保贵、刘凤英提出要求赔偿工伤待遇8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刘佳兴、刘佳慧、刘保贵、刘凤英未提供刘金阁属于工亡的证据，该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刘金阁与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刘金阁与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不存在劳动关系；
三、驳回刘佳兴、刘佳慧、刘保贵、刘凤英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铁路分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张冬梅
人民陪审员郑春芳
人民陪审员赵聪
二O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罗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