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10民初20405号
原告：杭州塘栖大厦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一小区。
法定代表人：孙斌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树，浙江叠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先敏，浙江叠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人民大道401号。
负责人：葛永明，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群，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元元，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塘栖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塘栖大厦公司）为与被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11月2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日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塘栖大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树、毛先敏，被告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群、田元元到庭参加诉讼。因双方均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塘栖大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树，被告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群、田元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塘栖大厦公司起诉称：2010年1月，塘栖大厦公司因经营需要与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塘栖大厦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申请借款，塘栖大厦公司以名下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南侧塘栖大厦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为33473万元，担保有效期限自2010年1月28日至2013年1月27日，合同期限内，每笔贷款的实际放款日、还款日和实际借款额、还款方式以借款凭证为准。
2010年1月28日至2014年11月24日期间，双方实际发生借款本金总计81650万元，塘栖大厦公司按照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及其经办人员要求按时向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及指定的第三方账户还款付息。但经塘栖大厦公司财务人员多番核算，上述期间内塘栖大厦公司实际还款付息总额超过应付本息总额，其中由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经办人员俞智华签字确认500万元。塘栖大厦公司多次就超额还款付息问题要求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确认并退还，但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以经办人变更、账目需要核对为由予以搁置，至今未予答复或退还任何款项。
塘栖大厦公司曾因此事于2016年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案号为（2016）浙0110民初6728号，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在该案庭审中明确表示：塘栖大厦公司与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之间的贷款及利息均是按照合同约定标准发放、回收、结算；塘栖大厦公司无任何违约情形，无欠款或罚息；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从未收到过塘栖大厦公司交付的额外款或费用。而后法院亦传唤俞智华、仲卫娣二人调查、询问，二人均推诿时隔已久、无法记清过程，且均否认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及其个人向塘栖大厦公司收取任何额外费用。
鉴于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及俞智华、仲卫娣均否认收取额外费用，塘栖大厦公司撤诉后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南苑派出所（以下简称南苑派出所）报案，南苑派出所受理后向俞智华、仲卫娣等人询问并制作笔录，俞智华、仲卫娣向公安机关陈述确实向塘栖大厦公司收取额外费用用于存款贴息，但否认自身构成犯罪。
塘栖大厦公司认为，塘栖大厦公司已按照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经办人员提示的时间、金额、方式履行全部还款付息义务，不存在逾期还款的行为，亦未收到任何要求支付罚息或滞纳金的书面通知。经塘栖大厦公司财务人员核算超过合同约定应付利息的部分，应当予以退还。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违反金融贷款相关规定，向塘栖大厦公司收取额外费用，且在（2016）浙0110民初6728号案件中虚假陈述、拒不返还，已侵害塘栖大厦公司合法权益。塘栖大厦公司为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返还塘栖大厦公司500万元；二、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赔偿塘栖大厦公司利息损失【自2016年5月18日即（2016）浙0110民初6728号案件起诉之日起算，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暂计算至2017年11月17日为45万元】；三、恒丰银行余杭支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塘栖大厦公司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2016）浙0110民初6728号案庭审笔录一份，用以证明塘栖大厦公司、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之间的贷款及利息均已结清，且塘栖大厦公司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俞智华为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工作人员的事实。
2.字据一份，用以证明案涉500万元为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工作人员俞智华要求塘栖大厦公司支付的“回报费用”的事实。
3.电汇凭证一份，用以证明塘栖大厦公司按照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工作人员俞智华的指示将500万元汇入金伟账户的事实。
4.仲卫娣、俞智华《询问笔录》三份，用以证明仲卫娣、俞智华代表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向塘栖大厦公司收取额外费用的事实。
5.蒋国平、金伟、王淑妍《询问笔录》各一份，用以证明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违法违规向塘栖大厦公司收取款项的事实。
6.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省银监局）《申请事项答复书》一份，用以证明经浙江省银监局调查，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存在存贷挂钩行为，且该行为系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单位行为的事实。
被告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答辩称：一、本案为合同纠纷，塘栖大厦公司未能提供相应合同依据证明系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向其收取额外利息或其他费用，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二、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塘栖大厦公司诉称案涉500万元是相关贷款的额外利息或回报费用，并因此受损，而该项支付发生于2012年12月6日，因此其知晓权益受损并得以主张权利的起算点应为2012年12月6日,并自此计算两年诉讼时效。根据塘栖大厦公司第一次起诉时提交的证据显示，恒丰银行余杭支行是通过系统计算金额并以书面付款通知向塘栖大厦公司计收利息，且该利息系根据塘栖大厦公司持有的借款借据中载明的借款金额及利率计算得出，贷款到期时塘栖大厦公司已全额归还借款本金，塘栖大厦公司关于在贷款结清后经结算才发现多付案涉500万元、自此知晓权利受到侵害的主张不能成立；三、案涉500万元系塘栖大厦公司自愿支付的存款贴息款项，且支付对象为他人并非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要求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返还缺乏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由于塘栖大厦公司与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自2010年开始至2014年期间存在长期借款合同关系并保持良好合作，截至2012年11月29日，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给予塘栖大厦公司的贷款金额合计13650万元同时贷款利率较低，考虑到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作为银行金融机构年底有考核指标，所以塘栖大厦公司主动提出帮忙解决，并让俞智华联系中介，因此涉案款项系塘栖大厦公司按照其自己的意愿向他人支付的贴息款，案涉款项支付时间是2012年12月6日，而塘栖大厦公司在2012年11月29日已经获得全额贷款，因此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以贷款为要求让其帮忙解决存款问题，而是塘栖大厦公司主动提出，塘栖大厦公司在本案起诉前以俞智华骗取其款项、相关人员存在经济犯罪报案，南苑派出所依法传唤了俞智华等人并制作询问笔录，查明全部事实后认为并未涉及违法犯罪情形，故未予刑事立案，证明俞智华或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并没有骗取塘栖大厦公司500万元以及与该500万相关的主体均未实施任何诈骗、职务侵占等行为。综上，请求驳回塘栖大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存款凭证、个人业务存款凭单共一组，用以证明双方约定款项用于存款贴息，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及其员工个人均未私自收取该款项、更未获利的事实。
2.企业信用信息一组，用以证明杭州卓杨进出口有限公司、杭州高润贸易有限公司、浙江东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管或者股东就是存款贴息收款人的事实。
对原告塘栖大厦公司提交的证据，被告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质证如下：
证据1，对三性均无异议，更能证明塘栖大厦公司在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处的贷款均由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出具书面计收利息清单、付款通知，不存在另外支付利息的情况，结合公安部门侦查的结果，案涉500万元发生的过程中无违法犯罪行为；证据2，对“俞智华”的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塘栖大厦公司主动自愿提出支付500万元，不是俞智华要求塘栖大厦公司支付，字据中未出现500万元是用于支付利息或归还借款的内容；证据3，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塘栖大厦公司未收到过该款项；证据4，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真实性及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是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后该案未立案，笔录也未经过刑事审理程序进行质证，笔录也不符合民事诉讼的证据形式，即使可以作为证据也应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并接受质询；证据5，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蒋国平于2011年4月离职，本案相关细节应以俞智华陈述为准，金伟的笔录印证案涉500万元是购买存款过账用的，王淑妍的笔录与本案500万元没有直接关联，作为旁证可以证明塘栖大厦公司和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约定相关款项作为购买存款之用；证据6，对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
对被告恒丰银行余杭支行提交的证据，原告塘栖大厦公司质证如下：
证据1、2，对三性均有异议，形式上看是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单方制作的，未经塘栖大厦公司同意，双方没有关于贴息的约定，与塘栖大厦公司无关，从内容上看，有部分款项的打款时间在2012年12月6日之前，从打款内容也看不出是贴息款，且不符合财务操作流程。
本院对原告塘栖大厦公司、被告恒丰银行余杭支行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塘栖大厦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据1-6，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且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确认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被告恒丰银行余杭支行提交的证据：证据1-2，本院作综合认定。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2年12月6日，被告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员工俞智华向原告塘栖大厦公司出具字据一份，载明“现将塘栖大厦公司在恒丰银行授信壹亿叁仟陆佰伍拾万元整回报费用伍佰万元存入杭州银行余杭支行金伟账户，期限壹年，按实际贷款时间计算回报费用，多退少补。”该字据左下方还载有“金伟账号：60×××90”。当日，塘栖大厦公司向前述金伟账户转账500万元，附加信息及用途中载明为“还款”。
另认定，2010年1月28日起至2012年11月期间，塘栖大厦公司多次向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融资，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先后向塘栖大厦公司发放多笔贷款，其中于2010年1月28日发放21000万元，后于2011年1月12日、1月13日、1月14日分别发放7000万元、7500万元、5500万元合计20000万元，后又于2011年12月6日、12月7日、12月8日、12月9日分别发放4000万元、4000万元、4000万元、4000万元合计16000万元。2012年11月，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再次向塘栖大厦公司发放贷款，于11月26日、11月27日、11月28日、11月29日分别发放4000万元、4000万元、4000万元、1650万元合计13650万元。该笔贷款发放后，塘栖大厦公司于2013年2月1日向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返还借款本金470万元，于2013年8月29日返还借款本金940万元，于2013年10月8日返还借款本金470万元，于2013年11月4日返还借款本金11770万元。针对前述贷款，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均向塘栖大厦公司出具借款凭证，载明借款金额、借款利息及还款时间,并在根据借款凭证所载利率收取利息后向塘栖大厦公司出具相应的扣息凭证，对返还的本金亦出具还贷凭证。
2016年5月18日，塘栖大厦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本院【案号为（2016）浙0110民初6728号】，以实际向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还本付息总额超过应付本息总额为由，要求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返还由其经办人员签字并确认的920万元，其中包括案涉俞智华出具字据确认的500万元。2016年10月8日，塘栖大厦公司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予以准许。
后塘栖大厦公司以俞智华等涉嫌诈骗犯罪向南苑派出所报案。南苑派出所于2016年12月5日向蒋国平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蒋国平陈述如下：2009年底开始至2011年4月左右，其系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信贷员；塘栖大厦公司向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的贷款事宜由其经办，2010年1月,塘栖大厦公司与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签订贷款合同，贷款金额为21000万元，利息约定为年息10%即2100万元，但银行每年只从塘栖大厦公司账户中扣除8%左右的利息即1680万元，剩余2%的利息即420万元由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和塘栖大厦公司老板孙斌祥口头约定，恒丰银行余杭支行需要买存款时向塘栖大厦公司要钱用于支付额外利息，一般多少钱不固定，由塘栖大厦公司直接转账至指定的存款户账户中；2%的利息未在借款合同中体现、用于支付额外利息的做法系时任行长的决定，且系银行业行规，贷款给其他客户时也同样操作；具体向塘栖大厦公司要过几次钱、要了多少钱不记得了，但金额一定在利息范围之内，且其个人未从中获利；其辞职后，塘栖大厦公司的贷款事宜由仲卫娣经办。
2016年12月9日，南苑派出所向仲卫娣制作《询问笔录》一份，仲卫娣陈述如下：其自2011年中旬开始在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见习，后于2012年1月与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签订劳动合同，职务为客户经理；在其签订劳动合同前，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与塘栖大厦公司即有贷款关系，由蒋国平与塘栖大厦公司接洽，2011年底蒋国平离职后，由其与塘栖大厦公司接洽；根据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与塘栖大厦公司的口头协议，塘栖大厦公司贷款时需留存部分存款，但塘栖大厦公司存款不足，故除承担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外，还需承担向中介购买存款的费用，该笔费用由塘栖大厦公司直接转账至指定的账户，其个人及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均未从中获利。
同日，南苑派出所向俞智华制作《询问笔录》一份，俞智华陈述如下：其自2010年4月入职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职务为业务部门经理，现为行长助理；塘栖大厦公司与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的贷款业务在其入职前就已开始，从2010年年初开展至2014年年底左右；开始系蒋国平所在部门的业务，蒋国平离职后，该业务由仲卫娣接手，大约2012年左右，塘栖大厦公司的贷款业务跟随仲卫娣并入自己所在部门，其作为仲卫娣的部门经理，有时会走访客户检查工作，与塘栖大厦公司也有接洽；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与塘栖大厦公司定期签订合同，借款利息随合同变更，每年都在变动，根据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与塘栖大厦公司的口头协议，塘栖大厦公司贷款时需留存部分存款，但塘栖大厦公司存款不足，故除承担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外，还需承担向中介购买存款的费用，该笔费用由塘栖大厦公司直接转账至指定的存款户账户，其个人未从中获利。
2016年12月23日，南苑派出所向王淑妍制作《询问笔录》一份，王淑妍陈述如下：其曾于2011年7、8月在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实习，于2012年年初结束实习；实习期间，其根据部门经理俞智华的要求在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开户并办理银行卡一张，该卡在其实习结束后就已注销，卡号已记不清；办卡时，俞智华告知其用于买存款过账，经过几年工作，其明白买存款过账即是客户向银行贷款的同时需在银行存款，存款不够则通过中介来补充存款，该行为违反银监会规定，但对商业银行来说是个不成文的潜规则，一般商业银行都这样操作；该卡平时由俞智华保管，其对进账情况不清楚；其根据俞智华的指示操作转出款项，但转出的金额和接收款项的账户信息都没有印象；俞智华就该卡未给予其好处费。
同日，南苑派出所向金伟制作《询问笔录》一份，金伟陈述如下：其自2012年年初至2013年9月期间在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实习；2012年下半年，其根据部门经理俞智华的要求在杭州银行余杭支行开户并办理银行卡一张，该卡于2013年7、8月份已经注销；办卡时，俞智华告知其用于买存款过账，当时其并不懂，现明白即客户向银行贷款的同时都需要向银行存款，一般存款和贷款额度一致，具体看双方协商结果，但贷款客户一般存款不足，于是银行就会帮忙联系中介替客户存款，向中介支付中介费就是买存款过账，虽为违规操作，但系商业银行内部的潜规则；该卡由俞智华保管，且办卡时登记的手机号码也为俞智华的号码，故款项转入的情况其完全不清楚，但需要转出款项时，俞智华会让经手该笔业务的客户经理陪同其去开户行办理转账手续，将款项转账至俞智华指定的账户上；转出的款项金额大则几百万，小则一万元左右，笔数大概不少于七、八十笔，但转出的金额和接收款项的账户信息已不记得；其实习期间，俞智华就该卡未给予其好处费。
2017年1月19日，南苑派出所再次向俞智华制作《询问笔录》一份，俞智华陈述如下：其担任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业务部门经理期间，曾带过王淑妍、金伟两名实习生，其中王淑妍于2011年7、8月份来实习，金伟于2012年年初来实习；其曾让二人在恒丰银行余杭支行、杭州银行余杭支行分别办过一张储蓄卡用于买存款过账，办卡时即向二人说明该用途；购买存款的流程为客户向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贷款时，需在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留存一部分存款，如客户存款不足，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即会找中介拉客户来补充存款，并给予存款客户额外的综合回报费用，也即向存款客户购买存款的额外费用，这笔费用由贷款客户承担，经过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再转给存款客户，但因属违规操作，无法公对公流转，故让王淑妍、金伟办卡以方便流转；这两张卡流转过哪些贷款客户的回报费用想不起来，但塘栖大厦公司的金额最大故印象深刻，其中王淑妍的卡流转过420万元，金伟的卡流转过500万元，流转时间大约是2011、2012年左右，具体想不起来；让塘栖大厦公司转入该两笔款项时，已明确告知其款项用途，但未告知联系哪些单位或个人购买存款；两笔款项都流转至存款客户或中介处，具体包括杭州振宇塑化有限公司、浙江中都百货有限公司、杭州佳义经贸有限公司等，总计十几家企业单位和个人；王淑妍、金伟的银行卡平时由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审查部负责人方黎怡保管，如需转出款项，由其上报行长，经行长同意后，领取银行卡并派业务员陪同王淑妍或金伟去办理转账手续，办好后再将银行卡及转账凭证一起交至方黎怡处；塘栖大厦公司提交的字据中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但字据下方手写的金伟账号内容非其所写。
2017年4、5月间，塘栖大厦公司向浙江省银监局反映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员工俞智华、仲卫娣等人以收取贷款利息名义违规收取款项，浙江省银监局予以受理。2018年3月31日，浙江省银监局向塘栖大厦公司出具《申请事项答复意见书》一份，载明“你公司反映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员工俞智华、仲卫娣等人违规收取资金问题的补充材料收悉。我局按照有关规定派出核查组现场核查，调阅了相关业务档案，约谈了该行相关人员，并延伸调查了相关非银行工作人员。现答复如下：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在为你公司办理授信业务过程中，存在存贷挂钩行为，余杭支行员工俞智华、仲卫娣在我局2017年5月第一次信访核查时隐瞒了真实情况。你公司在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的授信业务始于2010年1月，并已于2014年11月份全部结清，存款买卖行为在授信业务结清前也已终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上述违法违规行为已超过两年的行政处罚时效。对该支行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和相关人员隐瞒真实情况的问题，我局将根据监管规定采取其他监管措施。你公司提出的追回损失问题，不属于我局监管职权范围，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再认定，南苑派出所经调查，认为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及相关工作人员未涉嫌犯罪，故未予立案。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塘栖大厦公司支付的500万元款项的性质及是否有权要求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返还。
首先，塘栖大厦公司与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之间自2010年1月开始发生贷款业务，至案涉贷款发放时，恒丰银行余杭支行曾向塘栖大厦公司发放多笔贷款，且金额均在千万元以上，塘栖大厦公司作为借款方，理应对借款利息予以重点关注，且塘栖大厦公司亦确认，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就每笔借款向塘栖大厦公司出具借款凭证及还贷凭证，并根据借款凭证载明的利率收取利息并向塘栖大厦公司出具扣息凭证，因此，塘栖大厦公司作为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的多年贷款客户，对借款利息的支付方式和金额应有足够的了解和认知。而案涉500万元既未约定在借款凭证中，也未包含在与借款凭证对应的扣息凭证中，显然不属于借款合同项下应当支付的款项，故应认定塘栖大厦公司自始即明知该500万元系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之外需支付的款项。塘栖大厦公司关于至借款结清才发现多付案涉500万元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根据浙江省银监局查实的情况，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为塘栖大厦公司办理授信业务过程中，存在存贷挂钩行为。时任业务部门经理的俞智华指示其下属实习生金伟在杭州银行余杭支行开立账户，以收取贷款方的款项向中介或第三方支付中介费或贴息款。2012年11月底塘栖大厦公司获得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发放的13650万元贷款后，于2012年12月6日将案涉500万元转入金伟账户，并无证据证明塘栖大厦公司在转账时曾提出异议，故本院有理由认定该转账行为系塘栖大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俞智华出具的字据明确该500万元系针对13650万元授信的回报费用，塘栖大厦公司一直持有该字据，至2016年5月提起诉讼长达3年多的时间内，亦无证据证明塘栖大厦公司曾对字据所载内容提出异议，故本院有理由认定塘栖大厦公司与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就13650万元贷款达成了由塘栖大厦公司承担恒丰银行余杭支行购买存款而需支付的中介费或贴息款也即对存款户的回报费用的合意，因此案涉500万元实为塘栖大厦公司自愿承担的对存款户的回报费用。塘栖大厦公司关于案涉款项为多付的利息的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对于恒丰银行余杭支行的存贷挂钩行为，浙江省银监局已认定违法违规并将根据监管规定采取相关监管措施，但存贷挂钩行为本身并未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民事法律效力不因监管处罚而受影响，故该500万元仍应根据双方的意思表示进行处理和结算。根据俞智华出具的字据，案涉500万元存入金伟账户，期限一年，按实际贷款时间计算回报费用，多退少补，因此，500万元是13650万元贷款为期一年的回报费用，回报费用的结算与贷款时间直接相关，应当根据塘栖大厦公司占用贷款的时间多退少补。恒丰银行余杭支行于2012年11月向塘栖大厦公司发放13650万元贷款后，塘栖大厦公司于2013年2月1日返还本金470万元、于2013年8月29日返还本金940万元、于2013年10月8日返还本金470万元、于2013年11月4日返还本金11770万元，故结合塘栖大厦公司的还款时间，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应向塘栖大厦公司返还524503元并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关于无需返还款项的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且因双方一直未作结算，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关于塘栖大厦公司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亦不予采纳。同时，恒丰银行余杭支行关于本案应当中止、应待浙江省银监局出具最终认定后再恢复审理的申请，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塘栖大厦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杭州塘栖大厦有限公司返还款项524503元。
二、被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杭州塘栖大厦有限公司支付利息损失47205元（以52450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6年5月18日起暂计算至2017年11月17日为47205元，自2017年11月18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所欠款项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另计）。
三、驳回原告杭州塘栖大厦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49950元，由原告杭州塘栖大厦有限公司负担44710元，被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负担5240元。
原告杭州塘栖大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其芬
人民陪审员 朱田根
人民陪审员 耿海颖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徐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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