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民终7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伊宁市边境合作区新联外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合作区北京路金苹果花园•青苹果15号楼3单元3层302室。
法定代表人：何春云，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清，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成都成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汽车城大道668号。
法定代表人：李一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潇，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婕，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何春云，女，1972年9月6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合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清，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唐小虎，男，1973年2月21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朝岚，四川方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琴，四川方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伊宁市边境合作区新联外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成都成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工公司）及原审被告何春云、原审第三人唐小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初2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联公司、原审被告何春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清，被上诉人成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婕、丁潇，原审被告何春云，原审第三人唐小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联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成工公司的诉讼请求。其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违反法定程序。（一）一审严重超审限，一审法院2014年9月29日立案，2015年8月20日作出判决，经过近11个月的审理期间，超出了6个月的审理期限；（二）一审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一审共开过四次庭，一审判决书中却称只开过两次庭，且这两次庭审新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清均未参加，杨华清仅参加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庭审。唐小虎直到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届满的最后一日才通过邮局向法院寄送材料。2015年4月3日，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质证时，新联公司指出唐小虎所提交的证据系伪造，是先有公章后有文字，并申请对证据进行司法鉴定。后法院告知当事人司法鉴定交由四川光明司法鉴定所鉴定。2015年7月28日，一审合议庭另一位法官组织各方当事人对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即余渊的《调查笔录》进行质证，并告知各方当事人称，法院技术室提出由于技术原因，新联公司所申请的司法鉴定不能实施。2015年9月2日，新联公司接到一审判决，该判决书对后两次开庭只字未提，却采信了最后一次开庭出示的余渊的《调查笔录》。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成工公司所提交的20份《工业品买卖合同》不能证明新联公司是案涉合同的买方，相反《工业品买卖合同》所附《特殊合同审批表》将新联公司标注为代理出口的外贸公司，能够证明案涉合同货物的真正买方在国外，案涉合同标的物销往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也印证了新联公司并非合同的买方；（二）成工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仅委托余渊接受2台ZL5**-3和2台95**型装载机，授权期限为2012年7月24日至2012年7月25日两天；《海外业务部接车人员信息》中对余渊的授权期限为1天，货物数量为4台，此外，成工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向新联公司交付了合同所列82台装载机。一审认定成工公司已经交付装载机错误；（三）新联公司所支付的货款包括其向唐小虎个人所支付的款项，已经超过案涉买卖合同所涉货款，新联公司无须再向成工公司支付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四）《成工—新联外贸对账表》反映的是外方购买成工公司产品的时间、品名、型号、台量、单价、付款时间、付款金额等信息。对账结论是“截止2013年底：余额4334896.07”，没有任何文字显示新联公司欠成工公司货款4334896.07元，该对账表不足以支持成工公司的诉讼请求。同理，新联公司所作《情况说明》也是确认“截止2013年底余额4334896.07元”，并明确提出新联公司、成工公司及境外代理商的合作关系，因2013年度销售下降，境外汇款有拖欠现象，新联公司将在国外客商付汇后，尽快结清余额，进一步说明系国外客商欠款，而非新联公司欠款。
成工公司辩称，一审审理并未违反法定程序，也没有超审限。新联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不是出口买方。成工公司本身具有外贸资质，无须再请代理商。成工公司与新联公司之间签订了买卖合同，且成工公司也向新联公司交付了货物，新联公司委托他人收取了货物，支付了相应运费，并向成工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上述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成工公司履行的是买卖合同。新联公司指出成工公司只交付部分货物不是事实，根据余渊提交的货物运输协议书以及收款说明，均能证明新联公司委托物流公司接收了全部货物。根据新联公司向成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新联公司承认欠成工公司400余万元。
何春云述称，一、其并非《工业品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未在该合同上签字，因此该合同关于何春云以其个人财产对新联公司所购设备余款进行担保的约定，对何春云没有约束力；二、《担保协议》未成立，《担保协议》上只有何春云的签名，成工公司并未加盖公章，双方并未就担保问题达成一致，不具备法律效力。综上，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唐小虎未发表意见。
成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新联公司支付货款4174896.07元；2.新联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03465.75元；3.新联公司支付违约金208744.80元；4.何春云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由新联公司和何春云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至2013年4月，成工公司与新联公司签订20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新联公司向成工公司购买装载机82台，合同金额共计20046190元。上述20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的内容除第一条“标的、数量、价款”、第二条“付款方式、时间”和第十条“担保方式”不一致外，其余内容全部一致。其中第九条约定：“交货方式、时间、地点，当事人选择以下第（一）中方式：（一）标的物不需要运输，由卖方在卖方所在地将货物交付卖方…”；第十二条约定：“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应向对方支付合同总金额5%的违约金，并赔偿对方损失”。所有合同的尾部均载明了成工公司与新联公司的开户银行及账号，唐小虎在成工公司委托代理人处签名，王军在新联公司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其中2013年2月25日由ＸＸ在新联公司委托代理人处签名），所有合同均加盖了成工公司与新联公司的公章。
2011年11月5日，成工公司与何春云签订《担保协议》，约定：何春云自愿为成工公司与债务人新联公司之间形成的相关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被保证的债权是指自2011年11月24日起至2014年11月23日期间因成工公司与新联公司之间形成的所有债权，最高额度为34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四年止。何春云在该《担保协议》上签名。
从2011年4月2日起至2013年9月18日，新联公司向成工公司账户转账共计32笔，金额共计15800893.90元。从2011年4月27日起至2013年7月4日，成工公司向新联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共计82张，金额总计20135790元。2011年1月24日起至2013年11月22日，新联公司向唐小虎个人转账5172633.41元，受唐小虎委托向案外人转账200000元。
2014年1月16日，新联公司向成工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并附表一《成工—新联外贸对账表》和表二《2013年俄罗斯代理成工设备库存状况》。其中《情况说明》载明：“新联公司自2011年与贵厂合作以来的对账情况详见附表一《成工—新联外贸对账表》，该表中所列双方往来的总货款、付款明细已经核实，数据正确，截止2013年余额4334896.07元。双方存在下列三点事项未在账务中反映：一、2013年与成工公司共同开拓俄罗斯市场，建立境外代理商销售渠道，参加展会的展示样机，目前境外库存有9台设备，货值2098590元（详见附表二—库存情况表）。二、2013年成工公司与我公司合作向该俄罗斯客户出口设备13台，该客商已直接将货款结算给贵厂，按合作约定，贵厂给我公司的利润部分应当冲减我公司的应付款未结算，应在双方账务中反映。三、成工公司与我公司在2011年建立合作关系时，双方约定，每年给予我公司授信额度340万元。2011年贵厂、我公司及境外代理商三方合作的关系确定以来，感谢贵厂的投入和支持，境外代理商也在努力开拓销售。2013年度销售下降，境外回款有拖欠现象，境外代理商正在促销并积极回笼资金，我公司近期与国外客商协商一致后，向贵厂提交具体的还款计划，确保尽快结清余额继续开展出口业务，请贵厂领导给予支持”。其中附表一《成工—新联外贸对账表》显示货款总金额为20135790元，新联公司已经付款金额为15800893.93元，截止2013年底余额为4334896.07元。
成工公司认可新联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后，于2014年5月24日支付货款6万元，于2014年10月20日支付货款10万元。
成工公司具有经营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资格，已经办理《生产企业、科园院所自营进出口授权登记证书》，并办理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成工公司与新联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成工公司要求新联公司支付货款的主张能否成立；3.成工公司要求新联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并承担违约金的主张能否成立；4.成工公司要求何春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能否成立。
一、关于成工公司与新联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一方面，双方从2011年3月至2013年4月，共订立了20份《工业品买卖合同》，每份合同上均加盖双方公章，应认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新联公司关于成工公司不具有出口外贸权、成工公司系借用新联公司名义出口的抗辩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另一方面，成工公司向新联公司交付装载机82台，并开具82张增值税发票。新联公司也支付了大部分货款，并出具了《情况说明》和《成工—新联外贸对账表》，对双方之间的交易往来及债权债务进行了明确，上述事实说明双方实际履行了20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因此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新联公司抗辩认为其并未收到货物的问题，一方面，通过一审法院对提货人余渊的调查可以看出，新联公司向货物运输人余渊支付过运费；另一方面，新联公司也实际向成工公司支付了货款，故新联公司的抗辩不符合常理，亦无其他证据佐证，不予采信。
二、关于成工公司要求新联公司支付货款4174896.07元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从新联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和《成工—新联外贸对账表》来看，截止2013年底，新联公司尚欠成工公司货款4334896.07元。因新联公司在出具《情况说明》后又向成工公司支付16万元，故新联公司还应向成工公司支付货款4174896.07元。新联公司认为唐小虎代成工公司收取了货款共计5372633.41元，故新联公司不欠成工公司货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双方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来看，每份合同均载明了成工公司的开户银行及账号，并无可由销售人员唐小虎代收货款的约定，且新联公司亦向成工公司账户支付了大部分货款，故新联公司对于应通过成工公司账户支付货款应当明知；其次，在双方交易往来期间，关于新联公司向唐小虎个人的转账，唐小虎本身并不认可系代表成工公司收取货款；最后，新联公司累计向唐小虎个人转账55笔，代唐小虎向案外人叶伟转账1笔，共计56笔，金额涉及5372633.41元，在新联公司明知成工公司账户的情况下，仍如此频繁将货款转给销售人员唐小虎并不符合生活经验，并且新联公司向唐小虎的转账中还有部分发生在新联公司与成工公司订立合同之前，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新联公司与唐小虎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双方可就5372633.41元款项的性质另案解决，该争议并不影响本案处理。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5372633.41元系新联公司向成工公司所支付的货款，故成工公司所持新联公司还应向其支付货款4174896.07元的主张成立，予以支持。
三、关于成工公司要求新联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并承担违约金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第十二条“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应向对方支付合同总金额5%的违约金，并赔偿对方损失”的约定来看，新联公司应当按照其未按照合同约定付款的合同总金额的5%向成工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现成工公司要求新联公司按照未付款的5%承担违约金，与合同约定不符。另外，除要求新联公司承担未付款金额的5%的违约金外，成工公司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要求新联公司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承担未付款的资金利息损失，但因双方就逾期付款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本案无适用该条的前提，成工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本案中，因新联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付款的事实客观存在，故新联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新联公司因未按照合同约定付款所承担的违约责任应当与成工公司的实际损失相当。成工公司未举出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故一审法院认定成工公司的实际损失为资金利息损失，具体如下：以4334896.0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4年1月17日起计算至2014年5月24日；以4274896.0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4年5月25日起计算至2014年10月20日；以4174896.0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4年10月21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四、关于成工公司要求何春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根据成工公司与何春云所签订的《担保协议》的内容来看，对于成工公司与新联公司自2011年11月24日起至2014年11月23日间所形成的相关债权（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何春云自愿提供最高额度为340万元的连带保证责任，该保证系何春云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现何春云担保的债权余额已经超过最高债权限额，故何春云应在其提供的最高额度340万元范围内向成工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新联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向成工公司支付货款4174896.07元；二、新联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向成工公司支付逾期利息（以4334896.0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4年1月17日起计算至2014年5月24日；以4274896.0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4年5月25日起计算至2014年10月20日；以4174896.0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4年10月21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三、何春云在340万元范围内对新联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四、驳回成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496.85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8496.85元，由成工公司负担2424.85元；由新联公司负担46072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二审查明，除新联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的“2011年11月5日，成工公司与何春云签订《担保协议》”的事实有异议之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针对新联公司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的异议，本院认定如下：根据成工公司于一审中所提交的《担保协议》的内容来看，何春云在《担保协议》乙方处签字并按捺指印，该协议载明的签约时间为2011年11月5日，成工公司并未加盖印章。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11月5日，成工公司与何春云签订《担保协议》”表述不准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以及一审卷宗所列证据，本院另查明：
一、案涉买卖合同当事人情况。
《工业品买卖合同》所附成工公司《特殊合同审批表》中载明的合同购方系新联公司。申请原因载明：“（1）外贸公司：新联外贸有限公司代理出口……”。
二、成工公司交货情况。
成工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产品接车单位验收单》30份，对应装载机30台；《成工产品出门条》38份，对应装载机38台，《产品接车单位验收单》与《成工产品出门条》对应的装载机有30台重合。其中《产品接车单位验收单》上载明的收货单位均为：成都三得利物流有限公司，收货单位确认处均写明“三得利物流”，并均有余渊的签名；《成工产品出门条》上载明的收货单位均为：成都三得利物流有限公司，提货人处有余渊的签字。上述《产品接车单位验收单》和《成工产品出门条》载明的装载机数量和型号能够与案涉7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对应，所涉装载机数量共计38台，所涉货款共计8577340元。具体如下：
（一）2012年2月13日的4张《产品接车单位验收单》和4张《成工产品出门条》载明的标的型号、数量与2012年2月6日的《工业品买卖合同》能够一一对应，该合同约定的标的总金额为737200元。
（二）2012年3月20日的6张《产品接车单位验收单》和6张《成工产品出门条》载明的标的型号、数量与2012年3月17日的《工业品买卖合同》能够一一对应，该合同约定的标的总金额为1105800元。
（三）2012年4月13日的5张《产品接车单位验收单》和5张《成工产品出门条》载明的标的型号、数量与2012年4月6日的《工业品买卖合同》能够一一对应,该合同约定的标的总金额为1448750元。
（四）2012年4月20日的5张《产品接车单位验收单》和5张《成工产品出门条》载明的标的型号、数量与2012年4月19日的《工业品买卖合同》能够一一对应，该合同约定的标的总金额为1148550元。
（五）2012年6月13日的10张《产品接车单位验收单》和10张《成工产品出门条》载明的标的型号、数量与2012年6月6日的005号《工业品买卖合同》能够一一对应，该合同约定的标的总金额为1797400元。
（六）2012年8月17日的4张《成工产品出门条》载明的产品型号与数量与2012年8月13日的《工业品买卖合同》能够一一对应，该合同约定的标的总金额为1183400元。
（七）2012年7月24日的4张《成工产品出门条》载明的产品型号与数量与2012年7月22日的《工业品买卖合同》能够一一对应，该合同约定的标的总金额为1156240万元。
三、新联公司的付款情况和结算情况。
新联公司于一审中所提交的《2011年至2013年四川成工工程公司出口外贸82台装载机的收款凭据》（以下简称《82台装载机收款凭据》）所附的《付款凭据表》以及付款凭证显示，新联公司在2011年至2013年间向成工公司账户和唐小虎个人账户支付过款项。
（一）新联公司向成工公司支付的款项。
1.付款情况。新联公司于一审中所提交的《82台装载机收款凭据》所附的《付款凭据表》以及付款凭证中载明的收款单位名称为“四川成都成工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付款明细共32笔，总金额为15800893.90元。
2.结算情况。2014年1月16日，新联公司向成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所附《成工—新联外贸对账表》载明货物品名、型号、数量、单价能够与案涉20份《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一对应；其上载明的付款明细共计32笔，付款总金额15800893.90元，能够与《82台装载机收款凭据》所附的《付款凭据表》以及付款凭证中载明的收款单位名称为“四川成都成工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付款明细一一对应。
（二）新联公司向唐小虎支付的款项。
1.付款情况。（1）《82台装载机收款凭据》所附的《付款凭据表》载明的2011年收款单位名称为“唐小虎”的付款明细共16笔，总额为1121090.05元。其中2笔总金额共计86000元的款项，系新联公司于案涉最早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签订日（2011年3月28日）之前支付给唐小虎，支付时间为2011年1月24日、2011年1月30日。
（2）《82台装载机收款凭据》所附的《付款凭据表》载明的2012年收款单位名称为“唐小虎”的付款明细共21笔，金额总计2743489.06元；收款单位名称为“叶伟”的付款明细共1笔，金额为20万元。
（3）《82台装载机收款凭据》所附的《付款凭据表》载明的2013年收款单位名称为“唐小虎”的付款明细共18笔，金额总计1308054.30元。
上述付款总金额为5372633.41元，其所对应的付款凭证所载明的用途有“货款”、“还款”、“旅购款”等，其中以“还款”居多。
2.结算情况。上述付款均发生在新联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之前，新联公司在《情况说明》中对其与成工公司往来款进行结算时，并未将上述款项计入已付款项中。新联公司在二审中认可其向唐小虎个人账户支付款项时，知道唐小虎没有成工公司的收取货款的授权委托。
四、唐小虎与新联公司之间的关系。
（一）唐小虎在一审中所提交的2011年12月10日的《还款确认书》中确认了以下内容：1.新联公司确认唐小虎2011年所垫付的新联公司委托协助办理所采购成工公司及国内其他厂家产品运输事宜中产生的相关费用及其他费用；2.新联公司确认2011年唐小虎共垫付2410000元，并向唐小虎分批16次支付款项，共计还款1121090.05元。其上加盖了新联公司的印章和何春云的个人印章。该《还款确认书》所确认的还款次数和还款总额与《82台装载机收款凭据》所附的《付款凭据表》载明的2011年收款单位名称为“唐小虎”的付款次数、总额均能够对应。
唐小虎在一审中所提交的2013年12月29日的《还款确认书》中确认了以下内容：1.新联公司确认2012年至2013年唐小虎所垫付的款项系新联公司认可的委托唐小虎办理采购成工公司及国内其他厂家产品运输事宜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及其他费用；2.新联公司确认2012年至2013年向唐小虎个人还款共计4051543.36元，具体为：（1）2012年分22次支付，向唐小虎还款2743489.06元；（2）2013年分18次支付，向唐小虎还款1308054.30元。新联公司确认支付给叶伟名下的20万元系代垫运杂费，计入偿还唐小虎的借款中。其上加盖了新联公司的印章和何春云的个人印章。该《还款确认书》所确认的还款次数和还款总额与《82台装载机收款凭据》所附的《付款凭据表》载明的2012年、2013年收款单位名称为“唐小虎”的付款次数和总金额能够对应。
新联公司在一审中主张上述《还款确认书》上的新联公司印章系先于文字形成，故其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并申请法院鉴定。但鉴定部门称印章与文字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属于现有技术无法鉴定的事项。
（二）一审法院依据职权所调取的《货物运输协议》载明的甲方为新联公司，乙方为成都三得利物流有限公司，丙方为唐小虎，其内容为：“经三方同意，达成以下货物运输协议：（1）新联公司委托成都三得利物流有限公司代为运输经满洲里出口到俄罗斯的新联公司采购的成工装载机；（2）本着发货及时，便利原则，新联公司同时委托唐小虎代位垫付所产生的国内运费，目的地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此费用由唐小虎先行支付给成都三得利物流有限公司，货物到满洲里后由新联公司支付给唐小虎”，甲方签字盖章处加盖新联公司印章。余渊在成都三得利物流有限公司签字盖章处签字并按捺指印，唐小虎在丙方签字盖章处签字。合同落款时间为2011年11月1日。
（三）一审法院依据职权所调取的《收款说明》载明：成都三得利物流有限公司收到由唐小虎代为支付的新联公司的运费款总计1470000元，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其上加盖新联公司印章和成都三得利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四）成工公司所提交的2012年7月19日的《授权委托书》载明：新联公司授权余渊代表新联公司接收从成工公司发运的装载机，数量为2台，授权期限为2012年7月24日至2012年7月25日。2012年2月13日的《货运委托书》载明：新联公司授权余渊代表新联公司到成工公司提货，数量为4台，新联公司在其上加盖印章。
五、一审审理程序。
（一）一审中，新联公司与何春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杨华清与杨进两位律师。
（二）2014年12月16日，新联公司与何春云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追加唐小虎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于2015年1月14日发出《通知书》，追加唐小虎为本案第三人。
（三）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间为2014年12月16日，成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雨、丁潇，新联公司和何春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进，何春云到庭参加诉讼。
（四）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时间为2015年3月11日，成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雨，新联公司和何春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进，唐小虎，何春云到庭参加诉讼。
（五）2015年4月3日，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就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进行质证。成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雨，新联公司和何春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清，唐小虎及唐小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琴参加质证。
（六）2015年4月7日，新联公司向法院申请对唐小虎提供的2010年8月14日的《借条》、2011年3月26日的《确认书》、2011年4月10日的《借条》、2011年12月10日的《还款确认书》、2013年7月6日的《确认书》、2013年12月29日的《还款确认书》等6份书证进行鉴定，确定公章是否系在文字打印之前加盖、打印文字形成时间与落款时间是否相符。
（七）2015年7月8日，一审法院询问了案外人余渊。在此次询问中，余渊陈述称：（1）其根据唐小虎的电话委托，以收货人的名义提取新联公司的装载机；（2）余渊所在公司为成都三得利物流有限公司，其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3）装载机全部运往了满洲里，相关运费一部分由新联公司支付，其余部分由唐小虎支付，但唐小虎声称系代新联公司向余渊支付。
（八）2015年7月28日，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就法院依职权所调取的两份新证据《货物运输协议书》和《收款说明》以及一审法院对余渊调查所形成的《调查笔录》进行质证，成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雨，新联公司和何春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清，唐小虎参加质证。成工公司、唐小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新联公司和何春云对《货物运输协议书》和《收款说明》的真实性与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调查笔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在此次质证之前，一审法院口头告知各方当事人，由于技术限制，新联公司所申请的鉴定事项无法鉴定。
本院认为，根据新联公司的上诉理由、成工公司的答辩理由和何春云、唐小虎的陈述，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新联公司是否应向成工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二、何春云是否应当在340万元的范围内对本案中新联公司所欠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
一、关于新联公司是否应向成工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
（一）关于新联公司是否系案涉《工业品买卖合同》的当事人的问题。
本案中，2011年3月至2013年4月，成工公司与新联公司签订20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新联公司向成工公司购买装载机共82台，总金额共计20046190元。新联公司也于2011年4月2日起至2013年9月18日期间，以货款的名义向成工公司账户转账32笔，金额共计15800893.90元，达到了20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货款总金额的78.82%。新联公司在《情况说明》中也明确表明：“《成工—新联外贸对账表》对所列双方往来的总货款、付款明细已经核实”。换言之，新联公司不仅与成工公司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其向成工公司购买装载机，并实际支付了大部分货款，且在结算中明确表明新联公司所进行的结算是“双方往来的总货款”，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新联公司系案涉20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的买方。而案涉《工业品买卖合同》所附成工公司《特殊合同审批表》中关于“新联外贸有限公司代理出口”的内容，仅系该审批表载明的审批“申请原因”，并不具有确定买卖合同当事人的作用，且该表载明的合同购方明确为新联公司，新联公司以《特殊合同审批表》将新联公司标注为代理出口的外贸公司为由，主张其并非案涉买卖合同当事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至于案涉合同标的物最终销往何处，与确定本案《工业品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新联公司以案涉合同标的物最终销往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为由，主张案涉合同货物的真正买方在国外的上诉理由，事实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二）关于成工公司是否向新联公司实际交付案涉20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的装载机的问题。
1.关于唐小虎提供的2011年12月10日和2013年12月29日的两份《还款确认书》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的问题。第一，本案中唐小虎所提供的2011年12月10日和2013年12月29日的两份《还款确认书》中所记载的还款次数和还款金额，能够与新联公司所提供的《82台装载机收款凭据》所附的《付款凭据表》及相应付款凭据载明的以唐小虎为收款单位的付款的次数与金额对应；第二，两份《还款确认书》所确认的“唐小虎所垫付的款项系新联公司认可的委托唐小虎办理采购成工公司及国内其他厂家产品运输事宜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及其他费用”的内容，能够与新联公司所提供的《82台装载机收款凭据》所附的《付款凭据表》以及对应的付款凭据载明的“还款”、“旅购款”、“货款”等款项用途相互印证；第三，两份《还款确认书》的内容能够与一审法院依据职权所调取的《货物运输协议》中新联公司、三得利公司和唐小虎有关“新联公司委托成都三得利物流有限公司代为运输经满洲里出口到俄罗斯的新联公司采购的成工装载机…此费用由唐小虎先行支付给成都三得利物流有限公司，货物到满洲里后由新联公司支付给唐小虎”的约定，以及成都三得利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渊关于“（我）根据唐小虎的电话委托，以收货人的名义提取新联公司的装载机...相关运费一部分由新联公司支付，其余部分由唐小虎支付，但唐小虎声称系代新联公司支付”的陈述相互印证。因此，虽然新联公司以唐小虎所提交的两份《还款确认书》上的新联公司印章形成于文字之前为由，否认该两份《还款确认书》的真实性，但两份《还款确认书》的内容能够与本案中新联公司所提交的《82台装载机收款凭据》所附的《付款凭据表》及相应付款凭据、一审法院依据职权所调取的《货物运输协议》以及成都三得利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渊的陈述等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共同佐证以下事实：（1）新联公司委托唐小虎协助办理所采购成工公司及国内其他厂家产品运输事宜，并由唐小虎垫付产生的相关费用及其他费用；（2）新联公司委托成都三得利物流有限公司代为运输其所购买的成工公司的货物。故新联公司所持唐小虎所提交的两份《还款确认书》系唐小虎先加盖新联公司印章、后打印相关文字，《还款确认书》不具有真实性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2.根据案涉《工业品买卖合同》关于“标的物不需要运输，由卖方在卖方所在地将货物交付卖方”的约定，结合新联公司委托成都三得利物流有限公司运输货物的事实，成工公司将货物交付给成都三得利物流有限公司，即能产生成工公司向新联公司交付货物的法律效果。本案中，首先，成工公司所提交的部分《产品接车单位验收单》、《成工产品出门条》上载明的收货单位均为成都三得利物流有限公司，提货人均为余渊，且《产品接车单位验收单》、《成工产品出门条》上载明的产品数量、型号与案涉7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的产品数量、型号能够相互对应；其次，上述7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的总金额为8577340元，新联公司已付货款金额为15800893.93元，已经超付7223553元；第三，新联公司已经就案涉买卖合同的标的物82台装载机的未付款进行了结算，且成工公司也向新联公司开具了82张增值税发票。新联公司作为具有一般理性的商事主体，应当具备正常的结算能力和认知能力，其不可能在未收到货物的情况下，超额付款达7223553元，也不可能在结算应付款项时，将未实际收到的货物对应的款项结算为自身的应付款项。本案中，新联公司在主张其未收到货款的同时，并未对其超付巨额货款以及对全部82台装载机价款进行结算的行为做出合理说明。根据上述事实，结合交易常理，新联公司的付款、结算行为和成工公司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成工公司通过向新联公司的委托运输方交付合同约定的装载机的方式，向新联公司交付了20份《工业品买卖合同》所约定的82台装载机。新联公司以成工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向新联公司交付了合同所列82台货物为由，主张其并未收到相应的装载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也有悖交易常理，不予支持。
（三）关于新联公司是否尚欠成工公司货款的问题。
1.新联公司支付给唐小虎个人的款项是否是本案所涉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
根据新联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双方对货款总金额为20135790元，新联公司已经付款金额为15800893.93元的事实并无异议。新联公司主张其支付给唐小虎的款项5372633.41元亦应作为其支付给成工公司的货款。本院认为，首先，在新联公司就其与成工公司往来款进行结算时，新联公司与唐小虎之间的款项往来已经发生，但新联公司在《情况说明》中，并未将其支付给唐小虎的款项作为已付货款进行结算；其次，两份《还款确认书》显示，新联公司确认了其支付给唐小虎的费用为唐小虎“所垫付的新联公司委托协助办理所采购成工公司及国内其他厂家产品运输事宜中产生的相关费用及其他费用”；再次，新联公司支付给唐小虎的部分款项的时间在案涉20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签订之前。根据上述事实，足以认定本案中新联公司与唐小虎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且新联公司在结算时，亦未将其支付给唐小虎的款项作为案涉《工业品买卖合同》项下的已付货款进行结算，在新联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支付给唐小虎的款项系案涉买卖合同项下货款的情形下，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新联公司所支付给唐小虎的费用系本案买卖合同所涉货款。新联公司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即便新联公司有证据证明其案涉买卖合同的货款支付给了唐小虎个人，唐小虎作为成工公司的签约代表和工作人员，也并不当然有收取货款的权利。本案中，案涉20份《工业品买卖合同》中均明确载明了成工公司的收款账户，却无一载明唐小虎个人账户，无一约定唐小虎有权代表成工公司收取案涉买卖合同的货款，且新联公司在向唐小虎支付款项时，明知成工公司未授权唐小虎收取货款，故新联公司向唐小虎的付款行为，因付款对象错误，不能对成工公司产生法律上的履行效果，不能构对成工公司的有效支付，新联公司仍应向成工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如果新联公司有证据证明其向唐小虎所支付的款项系案涉买卖合同所涉货款，可另行向唐小虎主张。
2.新联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否作为认定新联公司差欠货款的依据。
2014年1月16日，新联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的对象是成工公司，该《情况说明》中载明的“新联公司自2011年与贵厂合作以来的对账情况详见附表一《成工—新联外贸对账表》，该表中所列双方往来的总货款、付款明细已经核实，数据正确，截止2013年余额4334896.07元”的内容，虽然没有使用类似“尚欠货款”等明确直白的语言，但是在新联公司和成工公司之间存在《工业品买卖合同》这一交易关系的特定背景下，按照一般理性人的通常理解，其所表达的确切含义应当是，新联公司就其与成工公司之间的总货款、付款明细进行了核实，并确认自己还未向成工公司支付的货款余额为4334896.07元，上述内容不可能产生“外国客商拖欠成工公司货款”的含义。同理，《情况说明》所附《成工—新联公司对账表》所载明的“余额4334896.07”的内容，其确切含义是指新联公司所欠成工公司货款的余额。因此，新联公司应当按照结算余额，向成工公司支付货款。新联公司以《情况说明》及其所附《成工—新联公司对账表》没有任何文字显示新联公司欠成工公司货款4334896.07元为由，主张新联公司未欠成工公司货款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案涉20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系成工公司与新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成工公司向新联公司交付了合同约定的标的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关于“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的规定，新联公司应当向成工公司支付货款。本案中，新联公司在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尚欠成工公司货款4334896.07元后，又分别于2014年5月24日、2014年10月20日向成工公司支付货款共计16万元，故新联公司尚欠成工公司货款4174896.07元（4334896.07元-160000元）。新联公司未向成工公司支付剩余货款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新联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新联公司系案涉《工业品买卖合同》的买方，应向成工公司支付货款4174896.07元，并按照成工公司的实际损失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事实与法律依据充分。
二、关于何春云是否应当在340万元的范围内对本案新联公司所欠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案涉《担保协议》虽无双方签字，但保证人何春云在该协议上签字并按捺指印，其性质应属何春云单方以书面形式向成工公司作出了其自愿在340万元的最高额度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相对方成工公司并未提出异议，且据此主张担保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的规定，案涉《担保协议》成立并有效，何春云应当根据《担保协议》的约定，在340万元的范围内，对新联公司所欠成工公司的货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何春云在340万元的范围内对新联公司的货款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法律依据充分。
三、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
首先，本案中，各方当事人或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参与了一审法院的两次开庭和两次质证，一审法院的开庭和质证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其次，一审法院向案外人余渊调查所作《调查笔录》，系法院依职权向余渊询问所形成，其内容与本案案件事实认定相关，且经各方当事人质证后，才作为案件证据采信，一审法院对证据的采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关于“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关于“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第三，唐小虎在举证期限届满前，通过邮寄方式寄送证据不违反法律规定；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六）项的规定，民事案件的鉴定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一审不存在超审限审理的情形。新联公司所持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新联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497元，由伊宁市边境合作区新联外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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