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4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建波，男，197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小伟，四川汇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梅，四川汇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西南宁市升发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高新区高新大道**号中诺工业楼第*层***********************************************号房。
法定代表人：韦敏翔，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阳广琴，四川德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加兵，四川德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魏建波因与被上诉人广西南宁市升发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发昌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7）川0116民初90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魏建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小伟、李春梅，被上诉人升发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阳广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建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升发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起诉。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具体表现如下：1、案涉双方的基础合同，究竟是2014年5月17日的《租赁合同》，还是2015年6月13日的《租赁合同》，以及2014年5月17日的《租赁合同》是否真实存在，一审法院未予查明。2、案涉5台塔机的产权并未登记在升发昌公司名下，且2015年6月13日的《租赁合同》中甲方一栏、2015年10月18日的《还款计划协议书》中甲方一栏，并无升发昌公司盖章，因此，升发昌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此外，2015年6月13日的《转租合同》第六条第四款所指的两份合同，其中“赵君与四川第七建筑公司之间于2014年3月1日签订的合同”，实际上是案外人成都市升发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四川第七建筑工程公司签订的。3、关于魏建波的身份问题。在建设工程中，由于本地劳务公司与外地的租赁公司之间互相缺乏信任，因此产生了双方共同信任的中间方来促成交易。具体到本案中，劳务公司只认魏建波，把账算给魏建波，再由魏建波把账付给实际出租方，这即为2015年6月13日的《转租合同》第六条第四款所指“2013年12月14日魏建波与四川明晟泰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的由来；同理，出租方也只认魏建波，因此才有2015年6月13日《转租合同》第四条第五款关于“甲方按约定支付给乙方介绍费3000元/台，管理费1000元/月.台，招待费3000元/台，费用从租赁费中扣除”的由来。上述事实表明，魏建波只是特定交易条件下实际出租方与实际承租方的居间人，即不是出租方，也不是承租方，而魏建波于2016年9月8日出具的《自愿书》，要求赵君、韦敏飞尽快到劳务公司对账，也印证了魏建波的居间事实。4、赵君、韦敏飞的身份问题。案涉塔机的实际出租方是成都市升发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并非升发昌公司，赵君、韦敏飞仅是成都市升发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而已。5、关于案涉债务是否已经结清（消灭）的问题。根据2015年10月24日的清单，载明魏建波已为开展租赁业务需要而对外偿付他人386100元，该付款事实是赵君、韦敏飞二人同意且确认的，符合合同法关于抵销的法律规定；赵君、韦敏飞亦认可魏建波尚欠23300元未付，该笔款项应转至韦敏飞账户上。此后，魏建波于2015年10月26日向韦敏飞转账支付23300元，双方之间的债务即予结清（消灭）。而《还款计划协议书》签订在前，确认欠款384000元，而在2015年10月26日，魏建波支付了409400元，已经超付。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具体表现在：1、关于债务是否已经清偿的问题。一审法院既然已经认定2015年10月24日的清单是双方就某笔款项进行的结算和支付，但却以清单中未载明所涉结算款即为案涉384000元且金额不相符为由，未予采信魏建波关于款项已结清的主张，是错误的。首先，魏建波与赵君、韦敏飞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应当由升发昌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其次，双方合意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可对约定数额进行变更，因此，魏建波实际支付的数额超过《还款计划协议书》约定数额的事实，不影响债务已经结清的认定；再次，抵销是债务清偿的合法方式，赵君、韦敏飞的身份虽为委托代理人，但不管该两人代理的实际出租方是谁，都应当认定赵君、韦敏飞的行为后果及于其委托人，因此，魏建波与赵君、韦敏飞进行的抵销、结算行为，能够证明《还款计划协议书》中的债务已经结清。2、一审法院依据《自愿书》认定时效中断，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法院对升发昌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进行调整，未依法向魏建波进行释明，程序违法。4、《自愿书》是魏建波被胁迫而出具，赵君、韦敏飞实际上已收回全款，升发昌公司应向赵君、韦敏飞主张权利。
升发昌公司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升发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魏建波支付塔吊租金384000元及滞纳金（以384000元为基数，按每月3%的标准，从2016年2月28日起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暂算至起诉之日为20736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3日，升发昌公司与魏建波签订了《塔式起重机转租合同》（以下简称《转租合同》），约定魏建波租赁升发昌公司的5台塔机放在成都中信城右岸项目，租用期限约18个月，同时约定，租金支付方式：塔吊每使用一个自然月，结算一次，当月租金于次月25日前转到升发昌公司指定账户；结账时必须赵君和韦敏飞两人同时签字以后，所有款项汇入：户名韦敏翔账号：无。为了保障双方权益，魏建波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租金及进退场费，魏建波必须将应付的所有款项汇入合同中指定的账号并且在汇款时打电话通知升发昌公司，否则视为魏建波未向升发昌公司支付款项；升发昌公司按照约定支付给魏建波介绍费3000元/台、管理费1000元/月台、招待费3000元/台，费用从租赁费用中扣除；魏建波应按时支付塔吊租金及进退场费，逾期30天付款，升发昌公司有权停机，由此造成工地和魏建波损失，升发昌公司不负责任，停机超过两个月，升发昌公司有权拆除塔吊并保留继续追款的权利，另外，魏建波应付违约金5%，塔吊正常报停拆除时，魏建波应当把所有租金费用的80%付给升发昌公司才能拆塔吊，否则有权不拆塔吊，继续算租金，剩余款项在塔机拆除后3个月内全部付清，如超过三个月未付余款按5%滞纳金收取；本转租合同是以赵君和魏建波与工地签订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的为基础上补签，两份合同同样有效（两份合同签订时间为2014年3月1日赵君与四川第七建筑工程公司，2013年12月14日魏建波与四川明晟泰劳务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8日，升发昌公司与魏建波签订了《设备结算款还款计划协议书》（以下简称《还款计划协议书》），载明双方于2014年5月17日签署了《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魏建波承租升发昌公司建机塔吊5台，分别安装在成都中信城右岸二期二标段项目2、5、9、10、11号楼，现在5台塔吊已经报停，即将拆除，租金结算于2014年2月开工至2015年9月止，经双方核实，进行租金结算确定，魏建波应当支付升发昌公司金额累计1730000元，累计已付金额1346000元，尚欠结算款384000元，还款计划为：尾款在2016年2月28日前分三次付清，如果魏建波不按以上日期还款，则升发昌公司有权每月收取总欠款的3%滞纳金。
另查明，2015年10月24日，魏建波出具了款项结算复印件，上载明“合计236100元，支付现金15万，总计386100元”。赵君在该复印件上签字“同意支付”，韦敏飞、赵君分别进行了署名。
同日，赵君在魏建波出具的载明了“总计386100元，余23300元”的款项结算复印件上签字“转韦敏飞卡上23300.00”，并签名。
2015年10月26日，魏建波通过银行转账向韦敏飞支付了23300元。
2016年9月18日，魏建波向升发昌公司出具《自愿书》一份，载明“本人魏建波自愿将川Ａ×××××寄存在韦敏飞、赵君处，作为中信城右岸徐峰劳务结算未办理作为担保，希望韦敏飞及赵君尽快到劳务公司结账，从2016年9月18日晚22:00时起产生的法律法规由以上两人自行负债”。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如下证据：《转租合同》、《还款计划协议书》、《自愿书》、转账凭证、庭审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法律关系，魏建波主张本案系居间服务关系，实际的承租方为案外第三人，却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一审法院对魏建波的主张依法不予采信，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转租合同》、《还款计划协议书》证明了本案的法律关系为建筑设备租赁合同法律关系。
关于诉讼时效，因本案本质上是因魏建波拒付租金引起的纠纷，应当适用1年的诉讼时效。但2016年9月18日，魏建波向升发昌公司出具了《自愿书》，载明了对欠付租金要求升发昌公司直接找徐峰劳务结算，应当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故对魏建波认为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
关于欠付租金，魏建波主张其与升发昌公司结算款项所签订的《还款计划协议书》系受胁迫签订的，却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另主张《还款计划协议书》中载明的384000元已经还清，其所提交的分别有韦敏飞、赵君签字“同意支付”的结算条，以及赵君签字的“转韦敏飞卡上23300.00”的结算条，以及转账记录，仅能证明双方就某笔款项进行了结算和支付，但未载明该笔结算款项即本案中争议的384000元，且金额不符，升发昌公司也不予认可，故对魏建波认为该笔款项已经结清的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不予认可。结合合同的签订情况以及庭审中的陈述，升发昌公司提供的塔吊租赁时间系从2014年2月至2015年9月，魏建波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升发昌公司支付相应的租金，故对双方经结算确认的欠付租金384000元，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关于滞纳金，实际上是升发昌公司、魏建波约定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每月3%的滞纳金计算标准过高。虽然魏建波在庭审中未提出该违约金过高的主张，但其否认尚欠租金，应视为提出根本抗辩，一审法院酌情调整该项费用为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为宜，但应从2016年2月29日起算。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魏建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升发昌公司支付塔吊租金384000元及滞纳金（以384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的标准，从2016年2月29日起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57元、保全费3477元，由魏建波负担6901元，升发昌公司负担1433元。
本院二审期间，魏建波围绕其上诉请求、升发昌公司围绕其答辩意见依法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魏建波提交的新证据如下：
第一组：2015年10月18日的《还款计划协议书》；该协议书的内容虽与一审中升发昌公司提交的基本一致，但其中未加盖升发昌公司公章，故升发昌公司并非《还款计划协议书》的当事人；结合魏建波在一审中已提交的2015年10月24日的两张结账单、2015年10月26日向韦敏飞转账支付23300元的凭证，拟证明：魏建波已付清《还款计划协议书》所涉全部款项，债务已经清结；
第二组：1、龙泉驿区洪河镇桃源酒店监控视频；2、魏建波于2016年9月8日出具的《自愿书》，该证据系当日魏建波在出具《自愿书》后拍照形成；3、韦敏飞、赵君于2016年9月8日出具的《收条》两张；拟证明：赵君、韦敏飞动用黑社会性质的人员，采取控制魏建波车辆的“收账方式”胁迫魏建波出具《自愿书》，该《自愿书》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且一审中升发昌公司提交的出具时间为2016年9月18日的《自愿书》是经变造产生，不能作为证据采信；
第三组：1、2015年6月13日的《转租合同》；2、升发昌公司及成都市升发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3、《塔吊复工启用单》三张（复印件）；4、中信城.右岸.二标段2#、5#、9#、10#、11#楼所使用塔吊的备案表、使用登记证、使用登记表、安（拆）资料审核表、安装告知表、拆卸告知表、产权备案证等；5、《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安全协议》；6、成都市升发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拟证明：升发昌公司既非《转租合同》、《还款计划协议书》、《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安全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又非案涉塔吊的所有权人，本案与升发昌公司不存在利害关系，其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且升发昌公司变造证据的行为明显；其中，证据1、5该的内容虽与一审中升发昌公司提交的基本一致，但其中未加盖升发昌公司公章，魏建波认为合同的相对方是赵君、韦敏飞。
第四组：1、赵君或赵君、韦敏飞于2014年7月13日至2015年10月24日期间出具给魏建波的《收条》共九张；2、魏建波于2015年10月16日、10月26日的银行转款流水；拟证明：九张《收条》中的付款数额，加上魏建波与赵君、韦敏飞协商一致同意魏建波收取的介绍费86000元，即为2015年10月18日的《还款计划书》中确认的已付款1346000元；再加上双方于2015年10月24日结算时，确认魏建波尚欠23300元未付，后魏建波于10月26日支付，至此，《还款计划书》中载明魏建波应向赵君、韦敏飞支付的173万元，已全部付清。
经质证，升发昌公司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理由是：《还款计划协议书》在一审中系升发昌公司已提交的证据，与魏建波在二审提交的文本内容是一致的，该协议书中明确载明的甲方是升发昌公司，升发昌公司在协议书中加盖公章并无不当，而魏建波持有的文本属于尚未完成的合同；至于魏建波在一审中已举示的转款凭证及结算清单，升发昌公司对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第二组证据中，证据1系监控视频，对真实性不认可，即使该证据属实，也不能达到证明魏建波受胁迫的证明目的；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魏建波确实在2016年9月8日出具了《自愿书》，并就其所欠租赁费的事宜自愿用其的车辆作为债务担保，《自愿书》并非是其受胁迫出具；后因升发昌公司持有的《自愿书》遗失，遂要求魏建波于2016年9月18日另行出具《自愿书》一份，内容与前份《自愿书》完全一致，一审中升发昌公司亦提交作为证据出示，对此魏建波的质证意见是认可其真实性；而赵君、韦敏飞二人出具的《收条》，恰恰证明魏建波尚欠租赁费的事实，但不能证明《自愿书》系魏建波受胁迫出具；故该组证据均不能达到魏建波的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除证据3系复印件，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证据1、5系魏建波持有的尚未完成的合同，质证意见同第一组证据；至于案涉塔吊的所有权人，因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并非权属确认纠纷，升发昌公司是否系案涉塔吊的所有权人，与本案的处理无关；更何况，案涉塔吊是由升发昌公司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购买，只是在出租给魏建波后，由实际的使用单位按照建筑设备租赁的相关管理要求办理备案手续。第四组证据，九张《收条》中，对赵君出具的2014年7月13日、2014年7月29日的《收条》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两份收条中的数字存在篡改，并申请对2014年7月13日《收条》中“14万元”中的“1”形成时间，与其余文字形成时间是否一致进行司法鉴定；以及对2014年7月29日的《收条》中“27万元”中的“2”的形成时间，与其余文字形成时间是否一致进行司法鉴定；对其余七张《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除有异议的两张收条外，魏建波通过转账或现金方式已支付的款项为1346000元，该数额与《设备结算款还款计划书》中载明的累计已付款一致，不能作为该还款计划书出具后魏建波对确认384000元欠款的支付；同时，根据合同第4、5项的约定，需从租赁费中扣除介绍费、招待费、管理费，因此还款计划书中确认的应付款173万元，是已经扣除了上述费用的。该组证据不能达到魏建波的证明目的。
升发昌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
升发昌公司作为需方，与广西建工集团建筑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2013年12月20日、12月30日签订的《机构产品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拟证明：案涉五台塔机均系升发昌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向案外人购买，并在购买后出租给魏建波使用。
经质证，魏建波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属实，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升发昌公司的证明目的。
本院审查认为，魏建波在一审已举示且经过升发昌公司质证的证据，依法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应以双方在一审中各自的举证、质证意见为准；魏建波提交的二审新证据中，除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监控视频及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3《塔吊复工启用单》，以及第四组证据中的两份《收条》的真实性升发昌公司提出异议之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升发昌公司无异议，本院对升发昌公司针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升发昌公司提交的二审新证据，均举示了原件，魏建波仅以自己不是合同当事人为由表示不能确认真实性，但并未对合同中的签名或加盖的印章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对上述真实性能够确认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力在其后予以阐述。
双方未提交其他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一审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魏建波明确表示，案涉《还款计划协议书》中所称“2014年5月17日双方签署了《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魏建波从未签订过，也不清楚该合同是否真实存在。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三个，现评判如下：
一、案涉2015年6月13日的《转租合同》法律关系性质及合同相对方的认定。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2015年6月13日的《转租合同》中，承租方系魏建波，出租方系升发昌公司，合同约定的租用期限、租金支付以及双方各自权利义务等内容，符合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基于该《转租合同》建立的是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并无不当。魏建波虽主张其在本案中系居间方，实际的出租方是赵君、韦敏飞，实际的承租方是案外人四川明晟泰劳务有限公司、四川第七建筑工程公司，但对此主张，除自己的陈述外，在本案中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升发昌公司对此亦不认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之规定，魏建波的该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升发昌公司、魏建波各自举示的《转租合同》及《还款计划协议书》，内容基本一致，唯一区别在于合同中是否加盖了升发昌公司的公章；魏建波据此主张合同相对方是赵君、韦敏飞，升发昌公司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对此，本院认为，《转租合同》及《还款计划协议书》中载明的甲方均为升发昌公司，韦敏飞、赵君是在“经办人”或“委托代理人”处签字，不论《转租合同》及《还款计划协议书》中升发昌公司的公章是否系事后加盖甚至是否真实，现升发昌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系对《转租合同》及《还款计划协议书》中全部意思表示的追认，公章是否在事后加盖或真实与否均不影响升发昌公司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亦不影响魏建波的意思表示，故，升发昌公司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本案系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升发昌公司是否系案涉租赁塔吊的所有权人，并不影响其作为出租方的认定。魏建波以合同签订主体为赵君、韦敏飞以及升发昌公司并非塔吊所有权人为由，上诉主张应当驳回升发昌公司起诉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魏建波上诉认为一审未查明2014年5月17日《塔式起重机转租合同》的问题，二审中，魏建波明确表示，案涉《还款计划协议书》中所称“2014年5月17日双方签署了《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魏建波从未签订过，也不清楚该合同是否真实存在。本院认为，本案中，升发昌公司是依据2015年6月13日的《转租合同》主张权利，而非依据2014年5月17日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魏建波作为《还款计划协议书》的签订当事人，其应知晓所签文书的具体内容并尽到审慎注意义务，而根据魏建波在二审中的明确陈述，2014年5月17日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可能根本不存在。因此，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中列出该合同，仅是基于《还款计划协议书》的原始载明内容，除此之外，2014年5月17日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与本案的处理不具有任何关联性，加之双方在一审中均未提交2014年5月17日《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作为证据，一审法院对该《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未作任何事实认定，并无不当。魏建波据此主张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魏建波是否已履行完毕《还款计划协议书》中的付款义务，进而一审判决认定的塔吊租金及滞纳金数额是否恰当。
二审中，魏建波提交了赵君、韦敏飞在2014年7月13日至2015年10月24日期间出具的九张收条及2015年10月16日、10月26日的两张银行转款凭证，据此主张《还款计划协议书》中的尚欠款项384000元已付清。对此，本院认为，《还款计划协议书》于2015年10月18日签订，魏建波在其上签字确认，能够证明双方对应付款、已付款及欠款核对一致。经查，魏建波在二审中提交的收条及转款凭证中，除2015年10月26日向韦敏飞支付的23300元之外，其余付款事实均发生在《还款计划协议书》出具之前，对应的付款数额已计入该次对账时的已付款，因此，上述付款事实对《还款计划协议书》中确认的欠款数额并无影响。同时，根据《转租合同》第四条第3项关于“结账时必须赵君、韦敏飞两人同时签字以后所有款账汇入韦敏翔账号，为了保障双方权益，乙方（即魏建波）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租金及进退场费，乙方必须将应付的所有款项汇入合同中指定的账号并且在汇款时打电话通知甲方（即升发昌公司），否则视为乙方未向甲方支付款项”的约定，魏建波在一审中举示的2015年10月24日的一份清单复印件，其上虽分别有韦敏飞签名及赵君“同意支付”、“转韦敏飞卡上”的内容及签名，但该清单中的款项数额与《还款计划协议书》中确认的尚欠384000元不相符，且魏建波缺乏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清单中的款项即是对案涉租赁费进行的结算；而2015年10月26日魏建波向韦敏飞支付23300元的事实，该款项的支付及确认方式亦与前述双方约定的案涉设备租赁费支付方式不吻合。故，魏建波以韦敏飞、赵君分别签字的两份清单及23300元的付款凭证，主张其已付清《还款计划协议书》确认的尚欠款项384000元，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还款计划协议书》中关于“尾款在2016年2月28日前分三次付清”的约定，以及该协议书出具后魏建波再未向升发昌公司支付案涉租赁费的事实，认定魏建波应承担的塔吊租金及滞纳金数额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三、升发昌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二审中，魏建波虽主张其系受胁迫出具《自愿书》，但其提供的视频录像仅显示酒店人员进出情况，并无任何受胁迫内容，该视频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魏建波自认《自愿书》的出具时间是2016年9月8日，虽然一审中升发昌公司提交的《自愿书》载明为2016年9月18日，升发昌公司称系原9月8日出具的《自愿书》遗失后要求魏建波重新出具，且内容一致，魏建波对此未提出异议，且在《自愿书》出具后至本案诉讼前，未就《自愿书》的出具向公安机关报警或提起撤销之诉，在此情况下，魏建波关于《自愿书》是受胁迫出具，不应采信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还款计划协议书》中约定“尾款在2016年2月28日前分三次付清”，但根据《自愿书》的内容，能够证明升发昌公司向魏建波主张了未付租赁费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欠款的诉讼时效在《自愿书》出具时构成时效中断，进而升发昌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魏建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14元，由上诉人魏建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 骥
审判员 夏 伟
审判员 龚 耘
二〇一八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梅芳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