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杭拱刑初字第73号
公诉机关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骆继昌。因本案于2013年4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依法逮捕。现押于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
辩护人周伟良、尹口。
被告人沈小良。因本案于2013年3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3日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2013年7月5日被依法逮捕。现押于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
辩护人胡东迁、张蜂。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以杭拱检刑诉（2013）63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骆继昌犯挪用公款罪、贪污罪、行贿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人沈小良犯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于2014年1月2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许建平等二人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骆继昌、沈小良及其辩护人周伟良、尹口、胡东迁、张蜂及辩护人提请的证人谭某到庭参加诉讼。期间，经检察机关建议，本案分别于2014年3月20日、6月20日延期审理，同年4月20日、7月18日恢复审理。因案情复杂，同年10月13日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案件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0年10月8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国有企业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以下简称“杭丝联”或丝绸印染厂）破产，成立丝绸印染厂破产清算小组（以下简称：破产清算组），指定该厂上级主管单位、国有企业杭州丝绸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丝绸控股）的财务处处长吕某乙（另案处理）为破产清算组副组长。破产决定前、身为丝绸印染厂法定代表人的被告人骆继昌被丝绸控股任命为破产工作组组长，受委托具体负责企业行政工作，并利用杭州丝联时装公司（以下简称：时装公司，国有企业，由丝联印染厂独家出资成立）控股的合资公司杭州丝联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装有限公司）进行为期一年的生产自救。实际上，丝绸印染厂、时装公司、时装有限公司都受被告人骆继昌、沈小良的经营、管理。
一、挪用公款部分
1、2001年7月，被告人骆继昌在丝绸印染厂破产清算及生产自救快结束之际，筹建注册资金为500万元的杭州丝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但因缺少资金用于出资，便利用实际掌管丝绸印染厂和时装有限公司实际生产经营的职权，伙同时任丝绸印染厂财务部主任、时装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的被告人沈小良，在未得到清算组同意的情况下，向时装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张某、陈某民、何某胜、梁某浙等隐瞒了真相，获取或伪造了签名，制造了时装有限公司董事会同意为被告人骆继昌和余某乙、陈某乙个人银行贷款进行担保的决议。被告人沈小良在被告人骆继昌的指使下，向原杭州商业银行（现杭州银行）湖墅支行提供被告人骆继昌、余某乙、陈某乙三人共计200万元贷款所需材料，并用时装有限公司在该银行的5张共计445万元定期存单做质押。最终，杭州商业银行湖墅支行于同年8月7日向被告人骆继昌贷款70万元、余某乙贷款65万元、陈某乙贷款65万元，贷款期限为三个月，担保方式为单位存款质押。
2、2000年8月，被告人骆继昌面对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坦公司）多次上门催讨欠款，利用万一破产、仅有110万元债权的泰坦公司和其他巨额债权一起进行债权分配时无法得到有效清偿的心理，遂和泰坦公司的陈某甲等人进行商定：丝绸印染厂仅需偿还60万元；剩余的50万元由丝绸印染厂开出汇票，由泰坦公司在丝绸印染厂内在背书人一栏盖上该公司财务章和法人章，汇票由丝绸印染厂持有。被告人骆继昌指使被告人沈小良将这张8月17日的50万元汇票按照商定内容操作好。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8月31日对丝绸印染厂发出通知不得自行处理分配丝绸印染厂的债权债务和财产后，被告人骆继昌和沈小良分别利用实际掌管企业和财务工作的职权便利，在未得到破产清算组同意的情况下，为了生产自救时留有一笔资金，私自于2000年9月6日将该笔50万元汇票背书给淳安县汾口制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汾口公司）。该笔资金一直被汾口公司的汪某使用。在检察机关介入调查相关情况后，被告人骆继昌和沈小良于2001年8月27日又让汪某将该笔50万元从汾口公司最终转入破产清算组账户内。被告人沈小良又和汪某补签多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称是支付汾口公司购丝款的定金，用于掩盖这笔账外的50万元资金存在。
二、行贿部分
在为期一年的破产清算和生产自救期间，吕某乙利用职务便利，为骆继昌、陈某乙、余某乙等发起成立的实业有限公司参与竞拍丝联印染厂提供建议和帮助。2001年8月29日，吕某乙又利用破产清算组副组长的职权，签字同意由实业公司取代时装有限公司继续代收房租。2002年7月15日，吕某乙从丝绸控股退休，作为留守人员处理后续工作期间，为被告人骆继昌因出资实业公司的问题被司法机关调查，以当时丝绸印染厂的上级主管丝绸控股留守工作组的名义出具了情况说明和被告人骆继昌的所写材料一起递交给上级主管杭州市工业资产经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9月更名为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工投公司），后司法机关调查后，未能查实骆继昌有涉嫌犯罪的事实。被告人骆继昌表达了感谢之情。2003年1月至2007年6月，由于破产后遗留问题需要处置，吕某乙又进入市属工业破产、歇业企业托管机构（以下简称：托管中心）中工作，利用继续负责原丝绸系统国有资产破产后遗留问题的职务便利，知道实业公司资金比较困难，但仍不催收、也未收回生产自救期间产生的债权700余万元及由时装有限公司和实业公司代收的原丝绸印染厂房租2632879.6元。2007年6月，吕某乙从托管中心离开，正式不再处理相关事务，在将原丝绸系统资料移交市工投公司时，既未移交相关材料也未向市工投公司说明实业公司掌管有丝绸印染厂资产的情况。致使上述资金，一直被实业公司用于购买金融理财产品，所得收益的80余万元被每月以实业公司的奖金名义分发给实业公司的被告人骆继昌、沈小良等九人。
2011年6月的一天，被告人骆继昌为了感谢吕某乙给予的帮助，便电话联系吕某乙，并让被告人沈小良将人民币10万元送给吕某乙。2012年4月的一天，被告人骆继昌采用同样方式，让被告人沈小良将人民币10万元送给吕某乙。吕某乙均予以收受。
三、职务侵占部分
2010年至2013年3月期间，作为持有实业公司最多股份的被告人骆继昌在担任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时，利用上林金鑫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鑫公司）向实业公司借款并按实际借款天数以月利1分收取借款利息的机会，伙同被告人沈小良，要求金鑫公司将归还的借款打入实业公司账户的同时将利息打入被告人沈小良个人的工行账户内。采用不入公司账的方法，共计有1220667元的利息进入过被告人沈小良的个人账户。两名被告人对实业公司其他股东隐瞒利息的情况下，将部分本应归入实业公司账户内进行处分、分配的利息据为己有，共计人民币537334元。其中，被告人骆继昌分得371334元、被告人沈小良分得166000元。
四、挪用资金部分
2009年8月7日，被告人骆继昌为了偿还房屋贷款，在未征得公司其他董事、股东同意并在隐瞒的情况下，指使被告人沈小良将实业公司小金库的100万元转入自己的账户。被告人沈小良明知上述情况，仍将实业公司的100万元通过网银转账转入被告人骆继昌的银行账户内。
2010年7月，被告人骆继昌和嘉善银辉包覆丝有限公司的王某丙联系，向其个人借款100万元。后王某丙根据被告人骆继昌的要求，从嘉兴银行嘉善支行，分两个账户共计打款100万元给被告人沈小良的工行账户内。被告人沈小良将该100万元偿还了上述款项。
2012年，被告人骆继昌偿还了王某丙的100万元借款，并拿回了欠条。
五、贪污、隐匿故意销毁会计账簿和其余职务侵占部分
2006年9月15日，被告人骆继昌、沈小良将原先由实业公司为丝绸印染厂代收的房租中90万元转账至汾口公司，借给汪某使用。
2007年5月29日，汪某根据被告人骆继昌的要求，将代收房租90万元中的50万元汇入骆继昌工行尾号为9194的账号。同日，被告人沈小良根据被告人骆继昌的指使，从工行账户用于实业公司日常开支的小金库内，向被告人骆继昌的上述工行账号内转账19万元。被告人骆继昌将上述款项用于购买本市水岸帝景公寓x单元xxx室。直至案发，被告人骆继昌也未归还50万元和实业公司的19万元。
2011年左右，被告人沈小良考虑到这笔90万元始终挂在时装公司的账上要收税，便指使会计施某做了一张会计凭证，通过科目结转的方式，将该笔转至汾口公司的90万元在时装公司的账目做平，无法显示汾口公司尚欠时装公司的这笔90万元。直至2013年3月22日，汪某打电话给被告人沈小良，告知其检察机关在调查账目。被告人沈小良在查看了账册后，于2013年3月27日又指使施某重新制作5页账册，做回汾口公司尚欠时装公司90万元，并将原先这几页账册予以销毁。
为证实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宣读、出示了证人朱某、周某、史某、谭某等人的证言、干部履历表、民事裁定、市政府相关文件、协议书、工商资料、银行资料、扣押物品文件清单、抓获经过、户籍证明、被告人骆继昌、沈小良的供述、相关人吕某乙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认为被告人骆继昌、沈小良先后身为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人员、公司工作人员，骆继昌的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250万元）、贪污罪（50万元）、行贿罪（20万元）、挪用资金罪（100万元）、职务侵占罪（72万余元）。被告人沈小良的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250万元）、行贿罪（20万元）、挪用资金罪（100万元）、职务侵占罪（53万余元）、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90万余元）。要求依法予以惩处。
被告人骆继昌辩称：挪用公款部分中第一笔其向上级领导汇报过并取得同意，质押合同由张某签订，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其没有参与；第二笔50万元其不是为了个人使用，是为了生产自救。行贿部分，是公司的事情，也不是其个人的事情，其从来没有承诺过给吕某乙钱，其中也不存在非法利益。贪污部分，其是向汪某个人借款。对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其没有异议。
被告人骆继昌辩护人的意见为：该被告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理由：一、存单部分：（1）445万元定期存单不是国有资产，清算组决定利用时装有限公司为托盘企业进行生产自救，托盘企业租用杭丝联资产并支付租金，上述存单系生产自救间形成的财产。（2）动用该存单已得到合法批准。丝绸控股集团董事长谭某到庭陈述：骆继昌动用存单作抵押得到其口头同意，其也将此情给其他领导通报过。董事会成员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同意。骆继昌系生产自救实际负责人，有权决定动用该存单作抵押。（3）即便认定董事会决议形成过程中有隐瞒、伪造行为，骆继昌是不知情的，不需承担刑事责任。
二、50万元部分：（1）该50万元实为向汾口公司支付的定金。（2）即使认为该50万元系被告人决定无偿借给汾口公司使用，该行为不是“归个人使用。该行为不属于供自然人使用。也不属于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应以杭丝联的名义转给汾口公司。（3）该行为属于“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无证据证明被告人从中谋利，故不属于“归个人使用”。（4）被告人没有挪用公款的主观故意，挪用是为生产自救留流动资金。（5）被告人不是挪用公款的适格主体，从在案证据显示杭丝联挪用该50万，因单位不是挪用主体，故被告人不需承担刑事责任。
三、该被告人不构成行贿罪：（1）被告人非适格的行贿主体。（2）吕某乙也不是行贿罪的适格行贿对象。（3）被告人主观上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4）被告人客观上也没有牟取到不正当利益。
四、该被告人不构成贪污罪。（1）骆继昌不是贪污罪的适格主体。清算组不具有委托的资格。被告人并非委托的对象。清算组委托的收取房租，是一种民事委托。（2）根据证据应认定为向汪某个人借款。（3）所涉90万元不是国有资产。（4）被告人的行为至多认定为挪用资金。因为被告人并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辩护人对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罪无异议。但认为该被告人如实供述，所挪用资金曾向董事会成员汇报过，且案发前已归还，建议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沈小良辩称：关于隐匿、销毁会计账簿：其只是让会计按单位分开做账，没有销毁凭证、账册，也没有指使会计去销毁。挪用公款：张某对决议看得很清楚才签字，其也没有伪造梁某浙和何某胜的签字，至于字是谁签的，其已回忆不起来了。实业公司与汾口公司交易价大概在300万左右，后来再打给汪某50万确实是买厂丝交易所用，其个人也没有谋取任何利益。关于行贿：收房租是吕某乙要求实业公司收的，约定很清楚资金需要偿还，即使迟延偿还，也要支付利息的。公司欠清算组大概20万左右，没有700万这么多。股权转让后，实业公司对时装有限公司资金的运作具有自主权。
被告人沈小良的辩护人认为指控该被告人隐匿会计账簿罪，挪用公款罪证据不足，定性错误。理由：一、隐匿会计账簿罪：（1）被告人沈小良指使财务人员将伪造的会计凭证销毁，重新书写新的账页入账，是为了纠正原先的错误入账行为，而不是为了对抗检察机关的调查。（2）被告人沈小良指使会计的调账行为，符合会计法的相关规定，具有合法性。
二、挪用公款罪：（1）445万元定期存单质押担保之事，经集体同意，并经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同意的。有书证作证。有董事会成员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时装有限公司是生产自救的托盘企业清算组决定利用时装有限公司为托盘企业进行生产自救，托盘企业租用杭丝联资产并支付租金，上述存单系生产自救间形成的财产。（2）动用该存单已得到合法批准。丝绸控股集团董事长谭某到庭陈述：骆继昌动用存单作抵押得到其口头同意，其也将此情给其他领导通报过。董事会成员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同意。骆继昌系生产自救实际负责人，有权决定动用该存单作抵押。（3）即便认定董事会决议形成过程中有隐瞒、伪造行为，骆继昌是不知情的。（4）50万元系时装有限公司以购买白厂丝予付定金名义打给汾口公司，不是给个人使用，即便将公款出借，也是提供给单位使用，未谋取个人利益，故其认为挪用公款两笔均不作认定。
三、行贿罪部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骆继昌、沈小良与退休人员吕某乙存在事先约定，不足以证明两被告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即便成立行贿罪，也属单位犯罪。被告人沈小良系从犯，有自首情节。
四、职务犯罪中，挪用资金罪中，被告人沈小良系从犯，有自首情节。被告人沈小良已退清所得赃款，建议对其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一、挪用公款部分：
2000年10月8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国有企业丝绸印染厂破产，成立破产清算小组，指定该厂上级主管单位、国有企业丝绸控股的财务处处长吕某乙（另案处理）为破产清算组副组长。破产决定前、身为丝绸印染厂法定代表人的被告人骆继昌被丝绸控股任命为破产工作组组长，受委托具体负责企业行政工作，并利用时装公司（国有企业）控股的合资公司时装有限公司，进行为期一年的生产自救。实际上，丝绸印染厂、时装公司、时装有限公司都受被告人骆继昌、沈小良的经营、管理。
2000年8月，被告人骆继昌面对泰坦公司多次上门催讨欠款，利用万一破产、仅有110万元债权的泰坦公司和其他巨额债权一起进行债权分配时无法得到有效清偿的心理，遂和泰坦公司的陈某甲等人进行商定：丝绸印染厂仅需偿还60万元；剩余的50万元由丝绸印染厂开出汇票，由泰坦公司在丝绸印染厂内在背书人一栏盖上该公司财务章和法人章，汇票由丝绸印染厂持有。被告人骆继昌指使被告人沈小良将这张8月17日的50万元汇票按照商定内容操作好。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8月31日对丝绸印染厂发出通知不得自行处理分配丝绸印染厂的债权债务和财产后，被告人骆继昌和沈小良分别利用实际掌管企业和财务工作的职权便利，在未得到破产清算组同意的情况下，为了生产自救时留有一笔资金，私自于2000年9月6日将该笔50万元汇票背书给汾口公司。该笔资金一直被汾口公司的汪某使用。在检察机关介入调查相关情况后，被告人骆继昌和沈小良于2001年8月27日又让汪某将该笔50万元从汾口公司最终转入破产清算组账户内。被告人沈小良又和汪某补签多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称是支付汾口公司购丝款的定金，用于掩盖这笔账外的50万元资金存在。
由公诉机关出举，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骆继昌的身份）丝绸控股任命文件，证明：1996年12月26日，丝绸控股党委任命骆继昌为中共丝绸印染厂委员会委员、书记。丝绸控股任命骆继昌为丝绸印染厂厂长。
组织部文件，证明：1997年5月13日，中共杭州市委组织部推荐骆继昌任丝绸控股董事会董事。同年6月19日，丝绸控股任命骆继昌为丝绸控股董事会董事。
丝绸控股变更通知，证明：2000年8月14日，丝绸控股免去骆继昌丝绸印染厂法定代表人（厂长）职务，任命张某为厂长。
丝绸控股关于成立杭丝联等五家企业破产工作组的通知，证明：2000年8月14日，丝绸控股下发文件，成立杭丝联等五家企业破产工作组，受公司委托具体负责企业行政工作。其中杭丝联工作组组长为骆继昌、副组长为张某。
2、（被告人沈小良的身份）关于撤销财务审计部建制及沈小良等通知职务任免的通知，证明：1999年12月9日，丝绸印染厂任命沈小良为财务部主任。
任职证明，证明：2001年8月10日，时装有限公司由张某、何某胜、梁某浙、陈某民、沈小良五个人任董事。其中沈小良为公司财务经理。
关于聘任许某等同志职务的通知，证明：2002年6月21日，实业公司任命沈小良为财务部主任。
3、丝绸印染厂的工商资料，证明：丝绸印染厂于1958年5月1日成立，性质为国有企业，于2001年11月30日被注销。
1997年1月27日，该厂的法定代表人由张甫荣变更为骆继昌，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
2000年8月18日，该厂的法定代表人由骆继昌变更为张某，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
2001年11月26日，该厂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破产程序终结。
4、证人汪某的证言，证明：2000年9月份的时候，杭丝联的财务科长沈小良打电话给汪某，说有50万元汇票会背书到汪某这里，这50万先放在汪这里，如果汪用的话就给汪用，放在汪这也不要利息的。汪某想反正也没损失，汪某就同意了。这张汇票是其他公司背书给汪某公司的。这笔钱到汪某公司账上汪某就自己用了。2001年8月份左右，沈小良打电话给汪某说他要用了，让汪某把这笔钱还回去，杭丝联破产时，汪某公司与杭丝联没有债务关系。汪某与新昌的机械厂没有业务往来的。
5、证人余某甲的证言，证明：汾口公司和丝绸印染厂等除了正常的货款交易，还有借款。2000年10月20日，账目上和丝绸印染厂之间的账目是贷方余额为50万零1角。后这笔钱是还掉的。
6、证人陈某甲的证言，证明：杭丝联破产前，陈某甲、业务员吕志新，对方是骆继昌和他们的业务员王某乙，在杭州杭丝联厂里谈的。后来骆继昌他们提出来将债务打折，只还给陈某甲的单位一部分，就算是全部债务偿还掉了。如果真是要去债权申报，到时不可能拿到钱的。因此通过谈判协商，拿一部分钱，另外的钱就直接免掉了。
7、证人吕某甲的证言，证明：泰坦公司账上没有50万元汇票的这张记录。而且泰坦公司根本没有折扣的说法，直接免掉债务的。
8、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明：当时任丝绸印染厂分管生产经营的副厂长王某甲没有听过厂领导班子讨论过泰坦公司债权债务的问题，也没有听过有一笔50万元从泰坦公司收回作为购买厂丝的定金支付到汾口公司。
9、证人徐某的证言，证明：当时任丝绸印染厂副厂长的徐某受骆继昌的委托对泰坦公司上门来讨债的陈厂长进行谈判，当时记得很清楚是让泰坦公司直接减免掉债务。而且当时没有协议的，就是口头说说。更没有说从泰坦公司回来用于生产自救的说法，肯定是没有经过班子讨论的。
10、证人王某乙的证言，证明：债务纠纷是骆继昌处理的，骆继昌说起过是打折处理的。但是付了多少钱等都是骆继昌和沈小良弄的。对方是陈某甲和吕志新。
11、证人余某乙的证言，证明：余某乙不记得当时有钱从泰坦公司回来并支付到汾口公司，并且这个事情领导班子也没有讨论过。同时有证人张某的证言相互印证。
12、证人吕某乙的证言，证明：吕某乙对50万元从新昌泰坦公司背书到汾口公司的事情不知情。直到这笔钱打回清算组才知道。
13、账册及银行某，证明：市档案馆保存的丝绸印染厂账册显示，2000年8月17日有一笔向泰坦公司还款50万元的记录。
银行汇票申请书显示丝绸印染厂2000年8月2日通过杭州市商业银行向泰坦公司分两次各支付30万元。
付款凭证显示2000年8月17日丝绸印染厂同日通过中信银行向泰坦公司支付了50万元。
14、收款收据，证明：2000年8月19日，泰坦公司收到丝绸印染厂银行汇票两张共计60万元。
15、客户明细账，证明：截至2000年8月23日，泰坦公司对丝绸印染厂有577285.12元债权。
2001年2月17日，泰坦公司对丝绸印染厂还有489485.12元债权。
16、银行资料，证明：中信银行提供丝绸印染厂的账户明细显示，2000年8月17日丝绸印染厂向泰坦公司打出50万元。
17、银行资料，证明：2000年9月6日，丝绸印染厂支付汾口公司50万元。
18、银行资料，证明：2000年8月17日，丝绸印染厂支付给泰坦公司的50万元通过背书，由中信银行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淳安支行于2000年9月6日打入汾口公司。整个资金流向从未进入泰坦公司的账户内。
19、会计账本，证明：汾口公司收到丝绸印染厂过来的50万元后，账面做账为县中行汇款；于2000年9月8日将此50万元从县中国银行汇入汾口农村信用社的账户内，9月20日账面做成银行存款；于2001年8月23日通过农行还给时装有限公司，8月31日账面做成应付账款，归还丝绸印染厂的借款。
20、会计账本，证明：汾口公司于2001年8月27日通过农行将50万元款项打入清算组的工行账户内，清算组于2001年8月27日将该笔50万元做成汾口公司货款，
21、银行资料，证明：汾口公司于2001年8月23日将50万元打入时装有限公司，后由时装有限公司背书给清算组。
22、协议书，证明：复印件原件上显示：2000年8月1日泰坦公司和丝绸印染厂就丝绸印染厂欠泰坦公司1428800元的货款达成协议，由丝绸印染厂一次性支付泰坦公司110万元的货款，其余款项是泰坦公司给丝绸印染厂的货款折让不再催讨。
此外下面还手写了“有50万元返回，作为杭丝联破产后生产自救购原料定金背书给淳安汾口制丝有限公司。最终于生产自救结束前将50万元由淳安汾口制丝有限公司退回给杭丝联破产清算组。”
23、资产、资金往来情况汇报，证明：2002年4月12日，时装有限公司向清算组报告资金、资产往来情况的汇报。其中，2000年共四项资金往来共计借用丝绸印染厂资产共计15227411.01元，其中2000年10月7日向丝绸印染厂借款50万元付给汾口公司购原料定金并与2001年8月27归还，解释称是泰坦公司返还款。
24、被告人骆继昌的供述，证明：骆继昌称为了防止丝绸印染厂宣布破产后账号被封和为企业留有备用金，对泰坦公司以一旦破产无法获得更多债权为由进行谈判，就泰坦公司的110万元债务达成协议，分一张60万元和一张50万元汇票，其中一张50万元汇票在丝绸印染厂办公室内要求泰坦公司当场在背书人上盖章，并将汇票留在了丝绸印染厂。后该50万元假借合同定金的名义打入汾口公司。在2000至2001年检察机关调查后，骆继昌又让汾口公司将该50万元打入时装有限公司的账户内，再转入清算组账户内。具体操作是沈小良操作的。
25、被告人沈小良的供述，证明：对于通过泰坦公司背书到淳安汾口公司的50万元属于国有资产，这么做是骆继昌吩咐的，目的是为了留把米，就是隐匿国有资产。但当时以向汾口公司支付的定金名义，事后还补签了订货合同。但是2000年检察机关来进行调查后，不知什么原因，骆继昌让沈小良将该笔50万元又打入了时装有限公司再付给了清算组。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无异，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01年7月，被告人骆继昌在丝绸印染厂破产清算及生产自救期间，为了购买时装公司、时装有限公司的国有资产，在筹建注册资金为500万元的实业公司过程中因缺少资金用于出资，便利用其在该厂担任破产工作组长实际掌管丝绸印染厂和托盘企业时装有限公司实际生产经营的职权，指派时任丝绸印染厂财务部主任、该厂托盘企业时装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沈小良，制作了时装有限公司董事会同意为被告人骆继昌和余某乙、陈某乙个人银行贷款进行担保的决议，然后将此决议交给时装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张某、陈某民、何某胜、梁某浙等，让上述人员在此决议上签名。被告人沈小良在被告人骆继昌的指派下，向原杭州商业银行（现杭州银行）湖墅支行提供被告人骆继昌、余某乙、陈某乙三人共计200万元贷款所需材料，并用时装有限公司在该银行的5张共计445万元定期存单做质押。最终，杭州商业银行湖墅支行于同年8月7日向被告人骆继昌贷款70万元、余某乙贷款65万元、陈某乙贷款65万元，贷款期限为三个月，担保方式为单位存款质押。被告人骆继昌在用单位存款质押前，将此情口头报告给丝绸印染厂上级主管部门丝控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谭某，获得了其的同意。
上述事实有被告人沈小良的供述、被告人骆继昌的供述、证人陈某乙的证言、证人余某乙的证言、张某的证言、梁某浙的证言、谭某的出庭所作证言、一系列书证等证据予以证实。
二、单位行贿部分：
2000年10月，丝绸印染厂开始进入破产程序。丝绸印染厂控股的国有公司时装有限公司作为托盘企业进入，和丝绸印染厂破产清算组签订租赁协议，进行生产自救。此期间，吕某乙利用职务便利为骆继昌等人成立的实业公司参与竞拍丝联印染厂提供建议和帮助，使实业公司成功竞拍该厂的标的物。
2001年8月29日，作为破产工作组组长的被告人骆继昌伙同沈小良又在成立实业公司后，向破产清算组副组长的吕某乙提出由实业公司代收丝绸印染厂向外租房的房租，并得到了吕某乙的同意。为此实业公司共计代收了2632879.6元房租。吕某乙明知房租由实业公司代收，没有按照相关的要求及时清算、回收资金。直至案发，该笔资金也没有被清算、没有被回收，致使国有资金流失且追回困难。数百万资金被时装有限公司和实业公司用于生产经营及理财，直至案发时，所得收益的80余万元被以奖金名义分发给被告人骆继昌、沈小良等九人。
2002年9月，被告人骆继昌因实业公司出资问题，被司法机关调查。骆继昌找到丝绸控股留守工作组人员吕某乙，要求帮助证明其没有问题。吕某乙便根据骆继昌自己亲笔书写的情况说明，以丝绸控股留守工作组的名义出具证明。最终，被告人骆继昌相关涉案事实在当时未能查实。骆继昌认为吕某乙给自己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便在2002年下半年开始，多次表示要对吕某乙进行感谢。2011年6月的一天，骆继昌为了表示感谢，打电话给吕某乙，送10万元用于感谢，并让被告人沈小良和吕某乙联系。沈小良在本市仙林苑菜场送给吕某乙人民币10万元。2012年4月的一天，骆继昌同样为了表示感谢，让沈小良和吕某乙联系。沈小良按照骆继昌的要求，在仙林苑菜场附近送给吕某乙人民币10万元。
由公诉机关出举，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沈小良的供述，证明：为了感谢吕某乙在生产自救以及拍卖过程中给予的帮助，骆继昌送给吕某乙20万元。
2、相关人吕某乙的供述，证明：骆继昌基于吕某乙帮过很多忙，第一是吕某乙指导拍卖方案，顺利竞拍成功；第二是因资金困难，吕某乙一直拖着不清算和回收国有资产；第三是因相关部门调查，吕某乙帮助出情况说明帮助骆继昌等人逃过调查，后送给吕某乙20万元。
3、证人施某的证言，证明：会计施某根据账簿核算，实业公司代收破产清算组的房租是2632879.6元。这些钱属于破产清算组，即是国有资金。同时根据会计施某的证言，当时时装有限公司的注册是资金有700余万元。属于丝绸印染厂破产期间生产自救的盈利，也应属破产清算组。沈小良要求将这700多万元用于理财，产生收益用于发放奖金等。
4、证人陈某乙的证言，证明：陈某乙对于700多万元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只是在2007年沈小良起草了董事会决议，说时装有限公司注销有一笔钱没有和清算组清算。为了保值增值，进行个人理财。
5、证人谭某的证言，证明：谭某2002年退休时，丝绸印染厂没有和清算组结清，材料移交给市工投公司了。
6、证人孙某的证言，证明：作为当时丝绸控股的总经理，孙某不知道时装公司、时装有限公司改制的事情，也没有下文要求改制；对于代收房租的事情，丝绸控股也没有下过文件，吕某乙等人也没有汇报过。
7、证人黎某的证言，证明：原先浙江信托投资公司第四证券营业部租用丝绸印染厂回趟，租赁期1998年到2007年。双方当时签协议，每年租金是50万，是财务和丝绸印染厂财务账户支票往来的。丝绸印染厂开发票给证券营业部的。
8、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张时任时装有限公司时只是挂名的法定代表人，对于具体情况均不知情。
9、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周某说明了当时的破产政策，认为吕某乙负责丝绸系统的破产遗留问题，按道理应该已经清算完毕。
10、证人高某的证言，证明：1998年至2002年期间，证人高某民在丝绸控股担任副总经理和党委委员，2002年至2004年在杭州市供销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兼几位书记。在2000年10月8日，证人高某民担任了包括丝绸印染厂在内五家破产企业的破产清算小组组长。经过丝绸控股班子集体定下来并向法院推荐，由吕某乙担任清算组副组长。
11、书证：
（1）吕某乙的身份情况，证明：1994年4月3日，吕某乙担任丝绸控股公司财务处处长；2002年7月16日退休；2003年1月至2007年6月，进入托管中心工作，处理丝绸印染厂破产的后续工作。系国家工作人员。
（2）沈小良送钱银行某，证明：2011年6月17日，金芳代沈小良从工行卡内取款49900元。2011年6月18日，沈小良从工行卡内取款49900元。从而组成了第一次送吕某乙的10万元。
2012年4月6日，沈小良从工行卡网银转款5万元至施某账户内，由施某于4月6日取款5.5万元；又网银转款5万元取款。从而组成了第二次送吕某乙的10万元。
（3）吕某乙收受20万元的去向资料，证明：吕某乙2011年6月27日存入工行银证7万元；8月23日存入了2万元（吕某乙指认其中的一万元）。
2012年5月24日，吕某乙存入了6万元。
（4）租赁协议，证明：时装有限公司于2000年10月9日从清算组租赁了部分场地和设备、员工，用于生产自救。
（5）联系函，证明：实业公司于2001年8月29日向清算组提出，丝绸印染厂的房租由实业公司代收。吕某乙代表清算签字同意。
（6）拍卖成交确认书，证明：时装有限公司在2001年的拍卖中，以1560万元的价格拍卖丝绸印染厂破产清算资产。
（7）转让协议，证明：2002年5月9日，丝绸控股（清算组）和实业公司签订转让协议，将90亩土地上的房产以583.28万元转让给实业公司，先付100万元定金，再付483.28万元余款。
（8）情况说明，证明：2007年，托管中心移交给市工投公司的材料全部复印提供在案卷内。同时2002年丝绸控股并入市工投公司时不存在对丝绸印染厂的应收款，并入后至今，市工投公司也不存在对丝绸印染厂的应收款项。
（9）代收房租及账册，证','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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