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民再10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广东省越发实业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王伟宏，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桐样，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富昌兴业投资有限公司（原深圳市富昌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法定代表人：郝敬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朝晖，广东德法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定黔，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广东省越发实业公司（以下简称越发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深圳市富昌兴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昌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佛山中院）（2014）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11月17日作出（2015）粤高法民二申字第129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胡晓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饶清、审判员郑捷夫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书记员黎云香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越发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
（一）越发公司签订抵押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并未发生，原审判决不依照法律而是依照推理和解释推定担保债权的存在，显然错误。
1、越发公司签订的（95）佛工银技改贷押合字22号《工商企业贷款抵押合同》（以下简称22号抵押合同），其性质为“最高额抵押合同”，无论是依照担保法第59条，还是物权法第203条，这种合同均是对未来一定期限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因此，先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后签订借款合同等主债权合同，符合法律的规定。原审认为这种做法有违银行操作惯例，进而驳回越发公司的抗辩，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原审中，法院作为判决依据之一的、所谓银行的惯常做法，根本没有相应的证据证实。
2、22号抵押合同在前言部分以及第14条先后两次明确约定，对1995年11月1日至1997年10月31日期间签订的借款合同设立抵押，因此22号抵押合同所担保的债权非常清楚，并不存在争议，根本无需进行合同解释。中国工商银行南海市支行（以下简称南海工行）与南海中信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材）签订《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以下简称1994年借款合同）的时间系1994年12月19日，发生在1995年11月1日之前，因此原审以合同解释推定1994年借款合同就是22号抵押合同担保的主债权合同错误，显然是法律解释的滥用！
3、在22号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已明确的情况下，富昌公司如认为1994年借款合同就是22号抵押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则应当举证证明，现富昌公司所举证据并不能证实其主张，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案并不属于该司法解释第4条规定的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之一，但原审法院却错误地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将举证责任归于越发公司，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
（二）退一步讲，即使1994年借款合同就是22号抵押合同的主债权，但富昌公司此时要求越发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早已过了诉讼时效。
1、原审依照物权法第202条规定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明显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物权法第202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据此规定，即使22号抵押合同的主债权就是1994年借款合同的债权，则富昌公司行使抵押权，也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否则即丧失胜诉权。对于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另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本案中，1994年借款合同第三条约定，借款期限至1996年6月。据此，若没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则主张债权的诉讼时效应当在1998年7月之前。2002年5月31日，南海工行里水支行就1994年借款合同的债权，向佛山中院提起诉讼，案号：（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因此，依照民法通则第140条，该债权因2002年5月31日提起诉讼而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则该债权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02年6月1日起重新计算二年，即至2004年5月31日止，这才是债权人行使抵押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若债权人没有及时行使，则人民法院应不予保护。也就是说，富昌公司此时行使抵押权，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理应直接驳回其诉求。但令人诧异的是，原审法院竟以所谓的主债权尚未清偿、并处于公力保护期间为由，认定富昌公司有权行使抵押权。
2、即使依照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富昌公司行使抵押权也超过了诉讼时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2款规定，“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换言之，若担保权人在债权诉讼时效结束后二年内没有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结合本案，即使富昌公司有权对越发公司主张抵押权，因转让之前的债权人南海工行里水支行在2002年5月31日已起诉，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但中断后主债权诉讼时效截止的日期为2004年5月31日，所以即使依照上述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南海工行里水支行也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即在2006年5月31日之前行使抵押权，否则即丧失胜诉权。
（三）再退一步讲，即使1994年借款合同就是22号抵押合同的主债权，即使富昌公司行使抵押权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但由于其没有在抵押权的有效期限内及时行使以防止利息损失的扩大，故其不得就2004年5月31日之后的利息损失主张赔偿并优先受偿。
合同法第11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本案中，即使富昌公司有权向越发公司主张抵押权，根据前述诉讼时效的分析，在借款人未及时还款后，南海工行里水支行最迟应在2004年5月31日之前向越发公司主张权利。但是，南海工行里水支行怠于行使抵押权，且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没有任何行动。为此，依照合同法119条的规定，南海工行里水支行因在借款人违约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损失的扩大，故其无权就扩大的利息损失即2004年5月31日之后的利息主张赔偿并优先受偿。
（四）原审超出诉讼请求判决。
本案中，富昌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判令越发公司对中信建材在（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判决的贷款本金余额3675927.16元及相应的利息范围承担连带担保偿还责任，优先偿还金额以粤房地他证字第××号房地产他项权利证项下的房地产处置所得为限。但原审判决：富昌公司有权对越发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位于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桂园新村的房产（房地产权证号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他项权证号粤房地他证字第××号）在佛山中院（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判项一所确定的中信建材的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其利息债务范围内以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因此，判决的400万元及利息的范围明显超出了富昌公司请求的3675927.16元及相应的利息。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此再审请求：1、撤销佛山中院（2014）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23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富昌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富昌公司承担。
富昌公司答辩称：（一）富昌公司依法取得案涉债权。案涉债权两次转让后，债权人分别于2006年3月4日、2013年12月17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公告的形式，通知债务人。从公告内容可知，22号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为94年借款合同，同时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原名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以下简称深圳信达公司）在公告中主张行使抵押权，其后深圳信达公司将案涉债权包括22号抵押合同依法转让给富昌公司。
（二）1994年借款合同是22号抵押合同的主合同。
越发公司再审申请中认为22号抵押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并未发生，原审法院不应依照推理与解释推定担保债权的存在。我方认为，越发公司这一理由恰恰说明对22号抵押合同进行合理解释和理解的必要性。因为，既然没有发生债权，那为何越发公司要签署22号抵押合同，且当天即配合银行专门办理房地产他项权证，并直至一审答辩时才提出要求返还其房地产他项权证？加上与22号抵押合同相关联的，也是同一天签订的（95）佛工银技改贷押合字23号《工商企业贷款抵押合同》（以下简称23号抵押合同）首条款中确实存在笔误（该条款约定甲乙丙三方就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九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所签订的借款合同设立本抵押合同，其约定担保期间明显不合理，一是时间倒置，二是担保期只有一天，不符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性质，因此，确有必要从当时签订22号抵押合同的实际情况分析，才能正确理解涉案这份仓促而成的抵押担保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我方认为，共有以下五方面的事实，能形成完整、严谨的证据链，证明1994年借款合同就是22号抵押合同的主合同，22号抵押合同正是为1994年借款合同提供担保的。
1、1995年11月1日，南海工行分别与越发公司和广东中煤工贸实业公司（以下简称中煤工贸）签订了两份贷款抵押合同即22号抵押合同和23号抵押合同。这两份合同，使用的是同一版本，抵押合同编号方式一致，号码连续，广东省煤炭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省煤炭总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饶胜华作为两抵押人中煤工贸及越发公司的主管单位，于同一日在上述两份抵押合同上盖章签字，卢富万则作为借款人中信建材及抵押人中煤工贸的具体经办人于同一日在两份抵押合同上签章。从上述情况看。越发公司与中煤工贸的抵押实际发生在具有极其密切关联关系的集团企业内部间，在同一时间发生，同一笔债权有共同的人员予以办理，应是指向同一债权，而涉案借款本金为400万元，22号抵押合同和23号抵押合同所提供的抵押品价值分别是300万和320万（时值），按70%计算，正好与涉案借款本金为400万元相互吻合，充分说明22号抵押合同和23号抵押合同的整体关系。已经生效的（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中，省煤炭总公司和借款人中信建材均已确认23号抵押合同是为了1994年借款合同设立，因此，22号抵押合同也应认定是为1994年借款合同而设立。
2、1994年12月19日中信建材向南海工行借贷的400万元借款中，有两笔共计200万元先于1995年12月25日到还款期限，而中信建材无力偿还该债务，在这种情况下，签订抵押合同为到期债务做担保是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方式，而案涉主债务的三笔债务最早到期的两笔是于1995年12月15日到期，另外一笔是1996年6月25日到期，均发生在22号抵押合同签订的1995年11月1日之后，正好是在案涉合同的担保期间内，这也符合签订案涉担保的目的和本案实际情况。事实上，也正是签订22、23号抵押合同后，南海工行除了为了中断诉讼时效而发出催收函外，并未对中信建材进行实质性催收借款，这也可充分证明23号抵押合同的签订确实达到了延期偿还涉案债务的目的。
3、1994年借款合同与22号抵押合同的借款用途具有关联性。23号抵押合同虽然对借款用途未做明确约定，但是根据合同编号中的“技改”两字已经清楚说明其担保的借款是用于技改项目。依据省煤炭总公司和省经委对于中信建材设立的批复以及涉案主合同的约定，都可以明确中信建材于1994年12月19日向南海工行的借款正是用于技改项目。同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在23号抵押合同签订期间，中信建材有新的技改项目需要借款，越发公司也不能举证有新的借款合同。另外，从1994年借款合同的流程还可以看出，作为国企的中信建材，其有使用资金需要贷款时要向其主管部门报告，与中信建材作为企业集团一员的越发公司，为中信建材提供担保也需要上级的审核同意，但其连内部的关于有新的借款需要的报批手续都不能举证，就充分说明中信建材根本就没有新的借款需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4、越发公司在取得上述房地产权证当天就即刻和南海工行签订了22号抵押合同并办理了他项权证书，这足以说明借款人中信建材有急于向南海工行还款的需要。根据中信建材在1994年12月19日的借款流程来看，如果其需要融资，要得到其主管部门省煤炭总公司的批准，但事实上并无证据证明中信建材当时有新的立项和审批项目，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主管部门省煤炭总公司批准其进行新的融资，因此中信建材并没有新的借款需求，越发公司所谓的22号抵押合同是为新的贷款所做的担保的说法无任何事实依据。以上事实说明越发公司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中信建材的还款困境而为之前的借款设立抵押，1994年借款合同正是22号抵押合同的主合同。越发公司对这情况也是心知肚明，否则为何该司十多年从未申请协商撤销或者申请法院撤销抵押，直至一审答辩时才提出要求返还其房地产他项权证。
上述事实可充分证明22号抵押合同为1994年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是当时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请从维护债权人权益原则出发，支持抵押权有效！
（三）案涉抵押权担保时间尚没开始计算，更谈不上已过讼诉时效。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该条文立法本意是指主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抵押权人不能再继续行使抵押权。但在理解该条规定时，应当注意：不能将“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等同于普通诉讼时效的两年的绝对期间。因为诉讼时效是可变期间，在具有中断、中止、延长事由的情况下，其可能延续若干年，只要诉讼时效没有届满或完成，法院对抵押权人的诉讼请求就应当支持。如前所述。本案主债权已被起诉，法院做出判决并执行，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因此本案并不适用该条款的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3月19日审理的农业发展银行青海分行营业部诉青海农牧总公司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中认为：农发行营业部在本案1100万元贷款的合同履行期限内于1999年9月6日向农牧公司发出《到（逾）期贷款通知书》，因本案主债务的履行最后截至日为1999年9月29日，此时其保证期间尚未开始计算，后在保证期间内主债务人羊毛公司被宣告破产，农发行营业部依法申报了债权，并在羊毛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就该1100万元贷款未得以清偿的部分向保证人农牧公司主张权利，依法应予支持。在这里我们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使用了“其保证期间尚未开始计算”的用词。本案与该案情形相近，涉案主债权已被（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所确认并申请执行，尚未履行完毕，也即是涉案抵押担保的期间尚未开始计算，谈何已过诉讼时效？另外，22号抵押合同第十四条也明确约定：本抵押合同借款本息尚未全部清还前，本抵押合同仍为有效，抵押合同的效力，不因借款合同内容的变更而改变。
3、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明确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南海工行于2002年5月31日就主债权提起诉讼，越发公司在申请书中也确认抵押权的诉讼时效发生中断，但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片面的理解为从提起诉讼当日就应该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因此错误地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截止2004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四川高院请示长沙铁路天群实业公司贸易部与四州鑫达实业有限公司返还代收贷款一案如何适用法（民）复（1990）3号批复中“诉讼时效期间”问题的复函》（1999）民他字第12号“我院经研究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天群贸易部向法院起诉，应视为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撤诉之日起重新计算。”还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涉外商事审判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粤高法发（2004）32号）“（六十一）在涉外商事诉讼中，原告起诉后又撤诉，诉讼时效是否中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民他字第12号《关于四川高院请示长沙铁路天群实业公司贸易部与四川鑫达实业有限公司返还代收货款一案如何适用法（民）复（1990）3号批复中“诉讼时效期间”问题的复函》的规定，当事人提起诉讼后又撤诉，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从撤诉之日起重新计算。从最高人民法院（1999）民他字第12号复函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粤高法发（2004）32号）通知中不难看出，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而中断，中断后诉讼时效期间应于诉讼终结或法院作出裁判时重新计算；权利人申请执行程序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以执行程序完毕之时重新计算。本案中，由于南海工行已经于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并就生效的（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件至今尚未执结，因此本案的中断事由持续至今，还未重新计算时效期间，所以不存在物权法规定的时效届满问题。
因此，越发公司认为抵押担保合同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四）本案债权人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
如前所述，涉案抵押担保的期间尚未开始计算，根本不存在越发公司所说的怠于行使权利造成其损失扩大的情形。相反越发公司作为中信建材的关联公司，当时其为到期债务免受立即追索而提供担保，现中信建材无力偿还借款，越发公司不但不主动承担担保责任还款，诚信经营，反而还想方设法逃避责任。
综上所述，越发公司因中信建材欠到期债务无法偿还，签订22号抵押合同为中信建材债务提供担保，现有的事实及证据可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其抵押担保的期间因主债务已被法院判决确认并在执行当中，尚未开始计算。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2014年4月24日，富昌公司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海区法院）起诉请求：南海工行于1994年12月19日与中信建材签订了1994年借款合同，约定南海工行向中信建材发放固定资产额度贷款本金人民币400万元。根据该借款合同，南海工行向中信建材发放了三笔合计400万元的贷款，其中两笔各为100万，到期日均为1995年12月25日，一笔200万，到期日为1996年6月25日。
1995年11月1日，南海工行与中信建材及越发公司签订了抵押合同，越发公司愿以其名下房地产的处置所得为上述400万元贷款提供优先的抵押连带偿还责任。为此，双方办理了编号为粤房地他证字第××号房地产他项权证。
在贷款催收期间，2005年7月，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以下简称广东工行）与深圳信达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广东工行将下属南海工行依法享有的上述对中信建材、越发公司等债务人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深圳信达公司，广东工行与深圳信达公司就该债权转让事宜联合于2005年9月7日及2013年12月16日《南方日报》上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依法向各债务人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完成了债权转让的告知义务，涉案债权已经转让给了深圳信达公司。
2012年10月18日，深圳信达公司与富昌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2012）转字第014号］，深圳信达公司已将依法从南海工行处继受而来的上述对中信建材、越发公司等债务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富昌公司，深圳信达公司就该债权转让事宜已于2013年4月25日及2013年12月17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依法向各债务人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完成了债权转让的告知义务，涉案债权已经转让给了富昌公司。
现富昌公司作为继受债权人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判令越发公司对中信建材在（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判决的贷款本金余额3675927.16元及相应的利息范围承担连带担保偿还责任，优先偿还金额以粤房地他证字第××号房地产他项权利证项下的房地产处置所得为限；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越发公司承担。
庭审中，富昌公司明确强调第1项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处置越发公司提供的粤房地他证字第××号房地产他项权证项下的2955.6平方米房产以及他项权证中注明的土地坐标号的3485平方米土地，富昌公司对其有优先受偿权，优先受偿权的范围是（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判决项下全部未偿还的债务。
越发公司辩称：一、富昌公司用一份早已过了诉讼时效的十九年前的无效合同向越发公司提起诉讼，越发公司感到非常地不可思议。富昌公司在起诉及提供的证据中，无任何关于越发公司贷款抵押合同生效的基础法律事实。
1995年11月1日，越发公司与南海工行、中信建材签订工商企业贷款抵押合同，该合同首条款规定：甲、乙、丙三方就1995年11月1日至1997年10月31日所签订的借款合同设立本抵押合同；第十四条明确约定：本抵押合同是甲、乙、丙三方在1995年11月1日至1997年10月31日所签订的全部借款合同的附件。
抵押合同签订后，自约定的生效期限至期限界满时，甲、乙、丙三方并无签订任何借款合同。在这设定的期限内，南海工行也没有向借款人发放过相关的贷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由于主合同（三方所签的借款合同）并不存在，附生效条件的抵押合同并未成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甲、乙、丙三方所签抵押合同属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二、富昌公司以（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判决为诉越发公司承担连带担保偿还责任的依据，有违法律事实。
（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查明南海工行与中信建材就400万元贷款，双方已到有关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领取了编号为粤房地他证字第××号《房地产他项权证》，法院已作出明确的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条规定：抵押权不得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富昌公司无视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篡改为由越发公司为抵押合同设定的时限以外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有违事实与法律。
三、越发公司从未单独与中信建材签订过任何借款担保合同。富昌公司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标的责任明细》中，第257序号标示的涉及中信建材的全部债权中，担保和抵押项均与越发公司无任何关联。南海工行1997年8月18日起，一直发函向借款人中信建材及借款担保人中煤工贸对400万元借款进行债权追索直至2002年提起对400万元借款纠纷的法律诉讼。但十九年来，南海工行从未向越发公司提出过债权主张，完全可以佐证越发公司与南海工行根本不存在借款担保纠纷。
综上所述，越发公司认为，富昌公司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并返还越发公司粤房地他证字第××号《房地产他项权证》。
南海区法院一审查明：1994年2月20日，省煤炭总公司向中煤工贸作出《关于兴建新型墙体材料项目的批复》，同意中煤工贸在南海市里水镇兴建新型轻质墙体材料及金属网架项目，资金来源为申请国家技改贷款400万元，企业自筹580万元。同年4月14日，省经委以粤经改（1994）162号文件批准。同年5月31日，中信建材登记成立，股东分别为中煤工贸（投资比例75%）、联合国贸易公司（香港）（投资比例25%）。
1994年12月12日，中信建材向南海工行申请项目技改贷款400万元。同年12月19日，南海工行为贷款方与借款方中信建材、保证方中煤工贸三方签订了1994年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400万元，实际发放额以借据为凭，用途为用于新型墙体材料技改项目。同日，南海工行向中信建材发放了三笔合计400万元的贷款，其中两笔各为100万，到期日均为1995年12月25日，一笔200万，到期日为1996年6月25日。
1995年8月18日，越发公司申请办理产权登记。同年11月1日，房管部门核准登记并发出权属人为越发公司的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证书所载的房屋建筑面积2955.60平方米，用地面积3485平方米。
1995年11月1日，南海工行为贷款抵押权人与抵押人中煤工贸（梁忠及卢富万加盖私章）、借款人中信建材（梁忠及卢富万加盖私章）签订23号抵押合同，约定三方就1995年11月1日至1995年10月31日所签订的借款合同设立本抵押合同，抵押贷款内容包括：1、贷款种类为固定资产；2、借款合同编号为三方签订的各种借款合同；3、贷款额度为400万元；4、抵押品现值金额为320万元，按现值70%；抵押期限为贷款本息清还之日止。在该《工商企业贷款抵押合同》中，对抵押物的其它情况则没有表述。省煤炭总公司在中煤工贸主管部门处签名盖章（饶胜华签字）。
同日，南海工行为贷款抵押权人与抵押人越发公司（王伟宏加盖私章）、借款人中信建材（张秉渊及卢富万加盖私章）签订22号抵押合同，约定三方就1995年11月1日至1997年10月31日所签订的借款合同设立本抵押合同，抵押贷款内容包括：1、贷款种类为固定资产；2、借款合同编号为三方签订的各种借款合同；3、贷款额度为400万元；4、抵押品现值金额为300万元，按现值70%；抵押期限为贷款本息清还之日止。在该《工商企业贷款抵押合同》中，同样对抵押物的其它情况没有表述。省煤炭总公司在越发公司主管部门处签名盖章（饶胜华签字）。
同日，房管部门核准登记并发出粤房地他证字第××号他项权证，该他项权证登记房屋坐落南海市盐步镇桂园新村，房地产权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号，权属人为越发公司，抵押权权利人为南海工商银行技改信贷部，权利范围全部，建筑面积2955.60平方米，权利价值190万元，设定日期1995年11月1日至1997年10月31日止。
2002年5月31日，南海工行里水支行以中信建材、中煤工贸、省煤炭总公司、中国煤炭综合利用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煤炭集团公司）为被告向佛山中院提起诉讼，案号（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在该案中，南海工行里水支行诉称其受让南海工行债权，请求判令借款人中信建材归还上述400万元贷款本息、其对中煤工贸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中煤工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省煤炭总公司和煤炭集团公司承担清理及清偿责任等。经审理，佛山中院作出（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南海工行与中煤工贸签订23号抵押合同后，双方到有关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领取了编号粤房地他证字第××号房地产他项权证，遂判令中信建材归还借款本息，南海工行里水支行对中煤工贸提供的抵押物（粤房他证字第××号房地产他项权证）享有优先受偿权。上述判决生效后，南海工行里水支行申请执行。2003年11月17日，佛山中院以无财产可供继续执行为由裁定终结执行。
2005年7月20日，广东工行与深圳信达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广东工行将对中信建材所欠的贷款本金3675927.16元及相应利息但不包括已转让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表内应收利息转让给深圳信达公司，转让基准日为2005年4月30日。债权转让清单上列明贷款本金余额为三笔，分别是100万元、675927.16元、200万元。2006年3月4日，广东工行与深圳信达公司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该公告内容列明贷款人为南海工行，借款人为中信建材，担保人为中煤工贸，贷款本金3675927.16元，没有列出越发公司为抵押人。
2012年10月18日，深圳信达公司与富昌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2）转字第014号】，合同附件《标的债权明细》中列明客户名称为中信建材，截至2012年6月20日拟处置债权合计1236.25万元，担保和抵押包括中煤工贸、房产、土地抵押。2013年4月25日，深圳信达公司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该公告内容列明借款人为中信建材，担保人为中煤工贸，贷款本金三笔，分别是100万元、675927.16元、200万元，并没有列出越发公司为抵押人。2013年12月17日，深圳信达公司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对越发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通知称越发公司以其名下房地产为前述中信建材400万元贷款追加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该债权已转让给富昌公司，请越发公司向富昌公司履行相应的抵押担保义务。
南海区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995年11月1日南海工行与越发公司等签订的22号抵押合同所指向的主债务是否就是1994年12月19日南海工行向中信建材发放的三笔合计400万元的贷款。
上述22号抵押合同的主要要素均与涉案4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一致：包括贷款种类均为固定资产贷款，贷款额度均为400万元，设定抵押的时间在部分贷款将届还款期，而债务人还款不能的时间段，而此时，越发公司也是刚完成了涉案房地产的产权登记。
另一方面，上述22号抵押合同与中煤工贸签署的23号抵押合同为同一时间签署，使用的是同一版本，抵押合同编号方式一致，号码连续，且约定内容完全一致。省煤炭总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饶胜华作为两抵押人中煤工贸及越发公司的主管单位，于同一日在上述两份抵押合同上盖章签字，卢富万作为借款人中信建材及抵押人中煤工贸的具体经办人于同一日在两份抵押合同上均有签章。从上述情况看，越发公司与中煤工贸的抵押实际发生在具有极其密切关联关系集团企业内部间，在同一时间发生，指向同一笔债权，由共同的人员予以办理。而中煤工贸的抵押已经（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是为涉案400万元借款所做的抵押。在该案审理中，当事人均无对此提出异议。
越发公司辩解签订上述22号抵押合同是为新的贷款做抵押担保，但其不能提交该所谓新的贷款的主合同即借款合同或相关的项目立项、审批及申请贷款等证据予以佐证。抵押合同是从合同，如主合同未签署，则抵押合同根本无法确定合同内容，无法设置抵押对应主债权的权利义务。仅签署抵押合同而无借款合同是与银行的惯常做法相悖的。
上述22号抵押合同签订后，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南海工行取得了粤房地他证字第××号房地产他项权利证，至今未解除抵押登记，注销他项权利证书，越发公司也没有向抵押权人提出过该项主张，该事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该项抵押就是为涉案400万元借款提供抵押，而不是所谓新申请贷款的事实。
综上所述，南海区法院认定1995年11月1日南海工行与越发公司等签订的22号抵押合同所指向的主债务就是1994年12月19日南海工行向中信建材发放的三笔合计400万元的贷款。富昌公司现为涉案债权的权利人，其请求越发公司承担相应的抵押担保责任，南海区法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富昌公司有权对越发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位于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桂园新村的房产（房地产权证号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他项权证号粤房地他证字第××号）在佛山中院（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判项一所确定的中信建材的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其利息债务范围内以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由越发公司负担。
越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佛山中院提起上诉请求：一、1994年借款合同非22号抵押合同之主合同。
（一）南海区法院认定1994年借款合同项下的400万元贷款为22号抵押合同所指向的主债务，是错误的。首先，22号抵押合同的抵押人与23号抵押合同虽具一定相似性，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因两合同的抵押人非关联企业，故为不同主体所签订的独立合同。南海区法院以两合同签署时间、合同版本及约定内容均相同，且两合同的编号具有连续性等为由，认定两份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为同一主合同债务，是对合同相对性原理的否定。其次，在（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案的审理过程中，省煤炭总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确认23号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为1994年借款合同。因此，南海区法院依据该案民事判决书认定的相应事实，并以中煤工贸未提出异议为由，认定1994年借款合同为22号抵押合同的主合同，理据不足。再次，案涉抵押物至今未办理注销抵押登记手续，其原因在于南海工行不予配合，且是否注销抵押登记与主债权的认定无必然联系。故南海区法院以案涉抵押物至今未解除抵押登记为定案依据，属逻辑错误。最后，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为将来一定期间内形成的主债权，故该合同签订时，主债权尚未发生。因此，先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后签订借款合同，符合银行办理此类业务的通常做法，南海区法院以仅签署抵押合同而无借款合同与银行惯常做法相悖为由加以推理，是错误的。
（二）本案证据可证实1994年借款合同非22号抵押合同的主合同。据22号抵押合同的约定可知，该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为越发公司与南海工行在1995年11月1日至1997年10月31日期间订立的借款合同。因1994年借款合同签订于1994年12月12日，故不属于22号抵押合同的主合同。如22号抵押合同为1994年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则案涉债权让与时，担保权亦一并让与，然而，就案涉债权的首次让与行为，相应主体并未通知越发公司。且对于案涉债权的再次让与，债权转让方深圳信达公司首次刊登债权让与公告时亦遗漏通知越发公司，直至2013年12月17日，该司才刊登公告将案涉债权转让的事宜通知越发公司。可见，富昌公司关于1994年借款合同为22号抵押合同之主合同的主张，乃该司为收回债权而捏造。事实上，在1994年借款合同约定的主合同形成期间，中信建材与南海工行未签订任何借款合同。
二、案涉债权转让对越发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案涉主债权的首次让与发生于2005年7月，而就该债权让与事宜，相应主体并未通知越发公司，根据债权转让不通知对债务人不生效的法理，案涉债权让与对越发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相应地，2013年12月17日，深圳信达公司于案涉债权发生第二次转让后登债权转让通知的行为，对越发公司必然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越发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三、富昌公司在本案中丧失了胜诉权。首先，即便越发公司与南海工行之间存有诉争担保关系，由于1994年借款合同缔结于1994年，且如前所述，案涉债权让与因未履行通知义务而对越发公司不具法律效力，故富昌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其司的权利依法不予保护。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担保物权应在主债权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因案涉主债权的诉讼时效于（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作出时结束，故富昌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行使担保物权的法定期限，该司的诉请应依法予以驳回。
四、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主合同不得转让。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在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不特定债权特定后，原债权银行转让主债权的行为有效，但22号抵押合同涉及的主债权并不存在，故不能特定化。因此，案涉主债权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一条所规定的不得转让的主债权范畴。
据此请求：1、撤销南海区法院判决，改判驳回富昌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富昌公司承担。
二审期间，越发公司未向佛山中院提交新证据，但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佛山中院调查案涉抵押物登记档案，以证明1994年借款合同非22号抵押合同的主合同。
针对越发公司的上诉，富昌公司答辩称：一、南海区法院在认定22号抵押合同的主债权指向时作出的推理，是正确的。首先，22号抵押合同与23号抵押合同非具一般相似性，而是具有高度一致性，如两合同在贷款种类、贷款额度及签订时间等方面是相同的，且两合同的编号具有连续性。因此，两合同具有关联性。其次，案涉的数个债务人存有关联关系。在22号抵押合同与23号抵押合同中，省煤炭总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饶胜华均在抵押人主管部门处签章。再次，由于省煤炭总公司为中煤工贸的主管部门，中信建材为1994年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且省煤炭总公司、中信建材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故省煤炭总公司、中信建材对23号抵押合同所反映的中煤工贸提供抵押之事实理应清楚。因此，在（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虽中煤工贸未确认23号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为1994年借款合同，但因出庭应诉的省煤炭总公司、中信建材对中煤工贸提供担保的事实不持异议；加之，23号抵押合同关于主合同形成期间的约定亦存在笔误。故此，南海区法院的相应推理亦是正确的。再次，银行办理最高额抵押业务的通常做法为，先签订主合同，后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可见，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时，主合同业已存在。因此，越发公司主张22号抵押合同的主合同不存在，不符合商业惯例。最后，如抵押物所担保的主合同不存在，则抵押物产权人应第一时间主张解除抵押登记。因此，案涉抵押物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未解除抵押登记，有悖常理。
二、本案证据可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当事人缔结22号抵押合同的真实意图，在于为1994年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担保。因此，22号抵押合同中关于主合同形成期间的约定存在笔误。
三、富昌公司已举证证明，案涉债权的两次转让已采取分别于2006年3月4日、2013年12月17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公告的形式通知债务人。据公告内容可知，22号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为1994年借款合同，同时，深圳信达公司在公告中主张行使抵押权。
四、案涉主债权业经生效判决所确定，且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故主债权不适用于诉讼时效抗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应规定，于主债权未取得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形下，抵押权亦不能取得诉讼时效抗辩。另，越发公司关于案涉抵押权行使期限起算时点的主张，属该司对法律的误解。因此，越发公司的相应抗辩不成立。
佛山中院除认定南海区法院所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深圳市富昌担保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29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变更（备案）企业名称为富昌公司。
佛山中院二审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因富昌公司的企业名称于二审期间发生变更，故原由深圳市富昌担保有限公司享有及承担的民事权利义务，依法由变更后的富昌公司继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越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案二审的审查重点为：富昌公司主张的借款合同是否为22号抵押合同之主合同。若是，富昌公司是否有权依约行使抵押权。
首先，关于富昌公司主张的借款合同是否为22号抵押合同之主合同的认定问题。本案中，富昌公司主张，1994年12月12日签订的1994年借款合同为22号抵押合同的主合同，该司有权就约定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权。越发公司则以前述借款合同非在22号抵押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形成期间签订等为由加以抗辩。因双方当事人对22号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存有争议，故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进行合同解释，以探求双方当事人其时缔结22号抵押合同的真意是否为前述借款合同项下之债权提供担保。经审查，富昌公司一审举示的1994年借款合同、《关于兴建新型墙体材料项目的批复》、《中国工商银行中短期设备贷款申请书》、中信建材的工商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可反映，中煤工贸乃中信建材的股东之一，中信建材申请案涉贷款，旨在实施兴办新型墙体材料项目，且该项目乃省煤炭总公司据中煤工贸所报立项报告批准；另，据23号抵押合同与22号抵押合同所载内容可知，省煤炭总公司作为贷款抵押人中煤工贸及越发公司的主管部门分别在两抵押合同上加盖印鉴。可见，富昌公司所举前述本证能形成完整证据链，可初步证明22号抵押合同为担保1994年借款合同项下之债权而缔结。越发公司对此持有疑义，并于二审期间申请佛山中院调取案涉抵押登记档案资料，但如前所述，22号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认定应围绕当事人缔结合同时的真实意思加以审定，故抵押登记档案有否留存案涉主合同不属本案审查范围，佛山中院对越发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接纳。由于越发公司对其反驳主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不足以动摇富昌公司所举前述本证之证明力，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应由越发公司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因此，南海区法院认定22号抵押合同所指向的主债务为1994年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佛山中院予以确认。
其次，关于富昌公司是否有权依约行使抵押权的问题。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关于“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之规定，抵押权应在主债权受公力保护的期间内加以行使。本案中，诉争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业经（2002）佛中法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加以判','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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