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313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蔡高越，男，1981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磊，广东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邝敬康，广东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聂秀兰，女，1962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干林，广东四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俞春，女，1980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
上诉人蔡高越诉被上诉人聂秀兰、一审被告俞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8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高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聂秀兰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聂秀兰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有偏向性采纳证据，割裂蔡高越提供的多项证据并否认相关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本案中由多名案外人提供的证言证明招嘉恒系会所的老板与实际经营者之一，参与日常经营管理，但是一审法院以“存在利害关系”为由未采纳相关证据。二、一审法院对于涉案款项系借款的事实认定有误，聂秀兰并未提供直接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系借款，但是一审法院仅凭短信、微信截图作为证据，未查明客观事实便认定案涉款项为借款，应予改判。三、本案事实认定中还有多个疑点。1.陈玉敏向蔡高越的转账标注为“zhao”，如果本案系借款，那么为何备注不是与聂秀兰有关，反而是与招嘉恒有关?这明显违背常理。据上诉人蔡高越知悉的情况：招嘉恒是向陈玉敏借钱用于增加投资，当时招嘉恒以其母亲聂秀兰作为名义借款人并以聂秀兰的房屋作为抵押借款。陈玉敏将款项交付给名义借款人聂秀兰后，该款项的所有权人即为聂秀兰，只不过陈玉敏与聂秀兰之间存在就该笔款项的借贷关系。因此陈玉敏知道该款项实为招嘉恒为增加投资而以其母亲名义借款周转的事实，所以其划账汇款时自己备注信息“zhao”。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应传唤陈玉敏当庭询问，以查清事实。2.若真如聂秀兰诉称是“借钱给儿子的朋友经营会所”，为何其出借巨额款项给他人经营会所后，自己儿子还长期义务到会所参与经营，这明显严重违背常理。3.根据蔡高越提供的证据“聂秀兰儿子招嘉恒与钟凯英签订的借款金额为215000元的《借条》及《收款收据》”，可见若真实存在借贷关系，以招嘉恒的习惯，会与出借人明确签订借条以确立借贷关系。招嘉恒自身借钱都有签订借条的习惯，反而其劝说母亲出借巨额款项而不签订任何借条等债权凭证?这明显不符合常理。4.若真实存在借贷关系通常会对利息、还款时间等进行约定，但是本案借款金额高达135万元却未约定任何债权凭证、利息、还款时间等等。5.若本案中蔡高越因资金不足提出借款，也应当一次性明确提出借款金额，而本案款项系多次划出，即便部分民间借贷资本存在多次划出的情况，但本案中多次划出时间跨度接近半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改判。
聂秀兰答辩称：其不同意蔡高越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一审被告俞春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内容正确。2.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系借款性质的认定有误。
聂秀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蔡高越、俞春连带偿还借款1350000元；2.诉讼费、保全费由蔡高越、俞春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聂秀兰称其向蔡高越、俞春出借款项，并对此提交以下证据：一、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汇款凭证》以及《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实2015年9月2日，聂秀兰向蔡高越6217003320034935125的账户转账支付了576800元，备注为“往来款”；二、《跨行人民币汇款凭证》，证实2015年10月16日，聂秀兰向蔡高越转账支付了50000元，用途及附言处备注为“借款”；三、工商银行ATM《存取款一体机对账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实聂秀兰于2015年11月4日向蔡高越上述账号转账支付了50000元；四、工商银行ATM《存取款一体机对账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实聂秀兰于2015年11月5日向蔡高越上述账号转账支付了49800元；五、《个人业务凭证》和《汇款凭证》、《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实聂秀兰于2015年11月5日向蔡高越转账支付了284000元；六、《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证实案外人陈玉敏于2016年1月13日向蔡高越6217003320034935125的账户转账支付了348833元；七、陈玉敏出具的《代付款证明》，陈玉敏确认于2016年1月13日从其本人账户转款348833元到蔡高越账户，该笔款项所有权人为聂秀兰，系受聂秀兰委托进行代付的；八、《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实蔡高越于2017年2月19日向聂秀兰支付宝转账偿还10000元；九、聂秀兰与蔡高越手机短信聊天记录截图，记载对方手机号码为13139××××4440容包括：2017年1月26日聂秀兰向对方发送“我们初三必须见面详细谈谈还款的事”，对方回复“见个面无问题，之前都同阿恒都全部交代清楚了，初三下午碰一碰面应该可以有时间”；2月19日聂秀兰发送“聂秀兰工行卡账号9595×××88“你好：上次说好先还款19000元的，怎么只有10000元呢？”；2月22日聂秀兰再次发送“上次说好先还款19000元的，怎么只有10000元呢？今天22号了”；2月27日聂秀兰发送“蔡高越你好，本月4号你说在本月20日还款19000元的，还有9000元未还，今天27号”等。对于上述证据，除了短信记录外，蔡高越、俞春确认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不是借款，而是聂秀兰儿子招嘉恒的增加投资款，2017年2月19日的并非还款，是因为聂秀兰儿子招嘉恒称因投资太多钱与母亲生活困难，所以是蔡高越对聂秀兰母子的经济帮助。另外，对于短信记录，蔡高越、俞春予以否认，认为即便从截图上也无法显示是对借款事实的认可，但蔡高越、俞春确认13139××××4440机号码为蔡高越的。
蔡高越、俞春称聂秀兰与蔡高越之间没有借贷关系，涉案款项是聂秀兰儿子招嘉恒对广州市思熙商贸有限公司的增加投资款，对此，蔡高越提交以下证据：一、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称按照聂秀兰儿子招嘉恒、蔡高越、郭俊峰三方约定，由蔡高越以其个人名义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市思熙商贸有限公司进行会所经营；二、郭俊峰的《询问笔录》，证实聂秀兰划账交付给蔡高越的涉案款项是其儿子招嘉恒对广州市思熙商贸有限公司的增加投资款；三、吴俊江出具的《证明》2份、彭利宏出具的《证明》2份、陈勇生出具的《证明》2份、谢心恩出具的《证明》2份以及聂秀兰儿子招嘉恒在醍醐会所经营餐饮事务管理的工作录像光盘及“录像说明”、聂秀兰儿子招嘉恒在醍醐会所经营餐饮事务时为客人点菜时所亲笔书写的菜单，共同证明聂秀兰儿子招嘉恒、蔡高越、郭俊峰均是醍醐会所、金源山庄的实际投资人，招嘉恒作为老板之一，同时参与会所及山庄的日常经营事务，负责厨房及餐饮事务；四、2016年1月13日陈玉敏向蔡高越划账交付348833元的银行流水，该笔转账备注为“ZHAO”，证实聂秀兰所诉的事实及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五、聂秀兰儿子招嘉恒与钟凯英签订的借款金额为215000元的《借条》及《收款收据》，证实招嘉恒的其他借款有出具相应凭证，聂秀兰所诉的事实及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对于上述证据，聂秀兰认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仅有一名股东，聂秀兰儿子招嘉恒并非公司股东，也无法显示有“合营”关系或合意；对于郭俊峰的《询问笔录》，认为不符合证据要素，无法单独定案；对于案外人分别出具的《证明》不予认可，相关证人均未出庭，且都曾为蔡高越员工，存在利害关系；对于招嘉恒的工作录像光盘及说明，认为无法证实真实性，更无法证明招嘉恒参与了会所经营管理，招嘉恒与蔡高越本身就是好朋友关系，出现在会所甚至帮忙都是合理的，不足以证实蔡高越、俞春主张；对于招嘉恒书写的菜单，完全存在代写或消费时自行书写的可能；对于陈玉敏转账的银行流水，认为恰好证实了蔡高越已经收到聂秀兰借款，备注也不能证明蔡高越、俞春的推断；对于《借条》、《收款收据》，则认为无法证实招嘉恒具有某一种习惯，更不能证实与蔡高越发生了“合营”关系。
案件审理过程中，招嘉恒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陈述称其为聂秀兰儿子，知道聂秀兰借了一笔钱给蔡高越做生意，认为其与蔡高越曾是很好的关系，且蔡高越与其岳父岳母关系都很好，所以当初借款时也帮忙劝说聂秀兰借钱给蔡高越，但后来还款时，蔡高越一拖再拖，只归还了10000元，剩余款项均没有归还。同时，招嘉恒表示其没有参与蔡高越餐饮公司的经营及投资，但经常去蔡高越的餐饮公司，认识吴俊江、彭利宏、陈勇生、谢心恩，在过去吃饭的时候有时帮朋友写一下菜单。
一审庭审中，蔡高越、俞春明确表示关于蔡高越与聂秀兰儿子招嘉恒之间的投资关系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等相关文件，关于其所述对广州市思熙商贸有限公司股权比例的问题，也没有书面协议可以提交。同时，蔡高越、俞春明确表示“会所与山庄的生意很差，一直在亏钱，所以没有分红或回报”。另外，在一审法院询问若蔡高越认为涉案款项为招嘉恒的追加投资款，那初始投资款是如何支付时，蔡高越表示是招嘉恒以现金形式出具，但对此亦没有书面证据。
另，聂秀兰表示由于蔡高越偿还了10000元，四舍五入后要求蔡高越偿还剩余1350000元。
另查明，蔡高越、俞春为夫妻关系，于2006年5月8日登记结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聂秀兰已举证证实向蔡高越支付了涉案1359433元，蔡高越亦明确表示收到了相关款项，则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几点：一、涉案款项的性质问题；二、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对此，一审法院分别作如下辨析：
关于涉案款项性质的问题。首先，蔡高越主张涉案款项为招嘉恒的追加投资款，但对此并未提交招嘉恒与其之间就合作等关系签订的任何书面文件，更无法证实本案的款项与其所谓的合作之间有直接关联；其次，蔡高越、俞春提供的案外人出具《证明》及录像等证据，由于案外人均是蔡高越的前员工，与其有利害关系，更未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得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无论蔡高越与招嘉恒之间是否存在其他纠纷，上述证据均无法直接证实涉案款项是所谓的追加投资款，更无法证实是聂秀兰代招嘉恒支付的款项；再次，聂秀兰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其与13139××××4440号的短信聊天记录可见，双方曾对还款作出协商的意思表示，虽然蔡高越、俞春不确认短信真实性，但已认可了该手机号为蔡高越所有，在蔡高越未举证证实相关短信内容并非蔡高越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应由蔡高越承担相应不利后果。该短信记载内容明显区别于蔡高越关于向聂秀兰支付的10000元是因招嘉恒称其与母亲生活困难而支付费用的陈述，结合蔡高越当庭明确表示“会所与山庄的生意很差，一直在亏钱，所以没有分红或回报”，足以证实该10000元并非所谓的合作分红或回报。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蔡高越、俞春关于涉案款项为增加投资款的陈述，应由蔡高越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没有证据证实聂秀兰与蔡高越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的情况下，结合双方的协商情况及蔡高越的还款，依据高度盖然性原则，一审法院对聂秀兰关于涉案款项为借款性质的主张予以采信。现聂秀兰要求蔡高越返还剩余1350000元款项，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要求俞春承担责任的问题。涉案债务虽发在蔡高越、俞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聂秀兰陈述蔡高越借款是用于开办私人会所资金所需，该用途显然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借款性质不同，且1359433元款项金额亦超出正常日常生活所需的范围。聂秀兰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俞春对涉案借款知情，更不能证实俞春存在与蔡高越共同向聂秀兰借款的意思表示，且本案亦无证据表明俞春分享了该笔借款所带来的利益。蔡高越个人向聂秀兰借贷不构成夫妻共同举债的表见代理，与家事代理原则不符。依上辩析，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是蔡高越的个人债务。聂秀兰要求俞春承担责任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蔡高越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聂秀兰偿还1350000元。二、驳回聂秀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695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蔡高越负担。
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有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本案二审主要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款项的性质是民间借贷资金还是投资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蔡高越抗辩涉案款项是聂秀兰儿子招嘉恒的投资款，但蔡高越既未提供其与招嘉恒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等书面文件证明其与招嘉恒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招嘉恒委托聂秀兰将投资款转账给蔡高越，且短信聊天记录中双方对还款作出协商的内容也与蔡高越的抗辩不一致，蔡高越提供的证人因与其有较亲密的关系，故而其证言的证明力较弱。综合考量蔡高越提供的证据，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系借款，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蔡高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950元，由上诉人蔡高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肖晓丽
审判员 汪 毅
审判员 汤 琼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书记员 郭晓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