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中民二初字第1976号
原告靳长泉，男，196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
委托代理人赵宇，郑州市中原区石佛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王小松，郑州市中原区石佛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
代表人赵春玲，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陈勇，该行员工。
委托代理人赵明崴，该行员工。
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百花路支行，住所地郑州市。
代表人杨文祥，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赵明崴，该行员工。
委托代理人牛冬婕，该行员工。
原告靳长泉与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郑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百花路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百花路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审理后作出（2011）中民二初字第1058号民事判决书，二被告收到判决后提起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2）郑民三终字第5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1）中民二初字第1058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案卷退回后，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靳长泉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宇、王小松，被告浦发银行郑州分行委托代理人陈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浦发银行百花路支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靳长泉诉称：原告在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百花路支行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用于资金来往，2011年2月9日因交房贷要支出账户内现金时，发现账户余额与实际不符，通过查询得知在2011年1月31日在周口有人在ATM自助提款机上提走原告账户内存款，原告当日在公安机关报案后，公安机关调取了当时的银行监控，已认定是他人盗窃，且已立案侦查（但至今未果）。由于被告监管不严，使原告在被告处存款被他人盗窃，故起诉要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履行合同义务支付原告存款13810元及利息24.15元（利息计算从2011年2月1日至2011年7月10日），合计13834.15元；二被告承担违约损失误工费3061元、交通费500元、通讯费200元，合计3761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浦发银行郑州分行辩称：1、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等待刑事案件侦查审理结果。原审时该行申请本院前往周口调取该案证据获悉，周口市公安局已正式将靳长泉信用卡被盗案立案侦查，并调查、搜集了录像等相关证据，目前已锁定犯罪嫌疑人为一中年女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五款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被告认为本案的审理须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贵院应当中止审理，等待刑事案件结案后再行审理。而且法释（1997）8号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对于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对存单纠纷案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对存单纠纷案件有关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的大小依法及时进行认定和处理。可见，对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立法精神在于该刑事案件是否“影响对存单纠纷案件审理”，以及是否“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并非专指存单纠纷双方当事人中一方被刑事立案，而是涉及“有关当事人”的，均应认为与本案审理结果相关。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案发时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明，而且取款人是凭正确密码支取存款，存在恶意串通骗取银行存款的可能。因此，遵照立法真实意思，被告认为本案的审理须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应当中止审理，等待刑事案件结案后再行审理。2、被告并无原告所诉称之违约行为。自原告在该行办理储蓄存款业务时起，该行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开户协议等严格履行义务。原告诉称监管不严，与事实不符，经查，原告所称被盗存款系持卡人凭正确密码在自助终端设备上支取，而根据银行与原告签署的开户协议及相关法律法规，ATM机不区分持卡人是否为本人，它只能通过识别磁卡信息及确认密码是否正确进行程序化操作。持卡人在异地、异行的ATM机上凭正确密码支取存款，正是银行严格按照合同及法律规定为原告提供服务的证明，银行不存在原告所称之违约行为。3、原告的存款损失过错在原告自己未尽谨慎义务。根据原告诉称，原告的存款系他人盗取。被告认为，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且经常使用自助银行等电子终端设备，应当明了银行卡作为重要凭证的重要性，应当明了取款密码的保密对储蓄安全的重要性，且被告有能力做到履行该谨慎义务。假设事实如原告所称，盗取人从何处取得该银行卡的信息？又是从何处获得该银行卡的取款密码？唯一的答案是：原告处。因为银行卡为原告持有，密码为原告设立，银行既不负责保管其银行卡，更不知道其设置的密码。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原告要么有意、要么无意地泄露了银行卡及其密码，为他人留下了可乘之机。因此，原告的存款损失过错在原告自身未做到应有的谨慎保密责任，理应由原告自己承担。4、原告要求我行承担其误工费、交通费、通讯费于法无据。银行不存在原告所称之违约行为，且事实表明原告存款损失系原告自己过失所致，且其要求银行承担其误工费、交通费、通讯费于法无据，故原告诉称的误工费等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基于以上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被告请求法院中止本案审理，并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判令由原告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浦发银行百花路支行未作答辩。
原告靳长泉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一、被告浦发银行百花路支行营业执照（副本）（加盖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查询专用章）一份，用以证明该被告的主体资格。
二、账号为62×××62浦发银行东方卡一张，用以证明原告持有浦发银行东方卡，原告和被告浦发银行百花路支行之间的合同关系。
三、户名为靳长泉，账号为62×××62的《个人凭证项下指定活期账户历史明细查询打印清单》一份，清单明细的起止时间为：2010年10月1日至2011年2月10日，用以证明2011年1月31日他人非法取走存款共计13810元。
四、周口市公安局周公经立字（2011）0021号立案决定书一份，用以证明公安机关根据刑诉法八十三条、八十六条，已认定2011年1月31日不是持卡人本人交易，是他人对银行施实犯罪行为，造成原告损失。
五、户名为靳长泉的交通银行客户交易明细清单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工资收入，并以此计算原告的误工损失。
六、中国银行客户回单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在2011年2月1日早上9点办理存款业务，不可能在2011年1月31日晚上在周口取款。
七、交通费票据原件共81张，合计金额为500元，用以证明原告为了处理银行卡被盗案，多次从郑州到周口支出的交通费。
被告浦发银行郑州分行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一、二无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存款被他人非法取走。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周口市公安局根据刑诉法八十六条对原告信用卡诈骗案立案侦查，不能证明原告所说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明不能证明是原告的工资收入。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因为该证据不显示中国银行的印章，并且对其证明目的也有异议，因该证据未显示具体交易时间，不能证明原告所称“原告在2011年2月1日早上9点办理存款业务，不可能在2011年1月31日晚上在周口取款”
的内容。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所称“原告为了处理银行卡被盗案，多次从郑州到周口支出的交通费”，证据与证明目的之间不存在关联性。
被告浦发银行郑州分行和百花路支行未提交证据材料。
被告浦发银行郑州分行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三系涉案银行卡明细清单，能够证明银行卡在涉案前后的交易状况，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采信。证据四系原审时当事人申请调取的报案及处理材料，与认定本案事实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证据四系周口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决定书，该决定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作出的，刑事案件立案的为“有犯罪事实”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故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看，该立案决定书足以证明本案原告卡内现金的丢失是因他人的犯罪行为所致，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五中显示“工资转存”，仅凭该材料不能证明原告的工资收入，且该证据材料中逐次的转存数额不一致，同时原告未提交工作单位出具的工资收入证明及完税证明，故该证据同原告的待证事实之间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六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证据七用以证明原告为了处理银行卡被盗案，多次从郑州到周口支出的交通费，本案系原告与银行之间的合同纠纷，该证据不属于因本案被告违约造成的相关损失，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采信的有效证据，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2009年12月份，原告在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百花路支行处开立账户，由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百花路支行向原告交付客户账号为62×××62的浦发银行东方卡一张。后原告发现该卡内金额分5次被支取共计13810元。经原告到银行查询得知，该笔款项于2011年1月31日在河南省周口市一银行ATM机被支取，原告遂向公安机关报案。2011年4月22日，接到原告的报案材料后，河南省周口市公安局遂作出周公经立字（2011）0021号立案决定书，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决定对靳长泉信用卡被诈骗案立案侦查”。
本院认为：原告靳长泉在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百花路支行处开立账户后，由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百花路支行向原告交付东方卡，双方之间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双方应按照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各自义务。原告靳长泉将自己钱款存入申领的卡号为62×××62的浦发银行东方卡后，被告浦发银行百花路支行应尽到履行保管义务，即保护储户资金安全，防止泄露储户信息及密码等义务，而原告则应尽到保管好银行卡，按照规定使用银行卡，排除自身原因致使密码泄露等义务，本案银行卡于2011年1月31日被支取13810元，且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认定该款项系在周口市ATM机上盗取，因该款项非原告本人所支取，银行未按照规定尽到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未尽到对其核发银行卡交易安全的保障义务，没有通过有效技术手段维护持卡人的资金安全，银行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本案原告靳长泉在持有其银行卡期间，理应保管银行卡信息及密码，在他人不知道此信息的情况下不会发生银行卡盗取的现象，他人盗取资金系在知晓原告银行卡信息的情况下作出的，故原告在保管自身银行卡信息方面存在疏漏，故应适当减免银行方的责任，根据案件综合情况，二被告应向原告赔偿13810元的70%，即9667元及利息24.15元，共计9691.15元。原告主张的误工费、通讯费等费用，因没有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交通费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系被告因本案合同纠纷引起，本院未予以采信，对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中止审理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之规定，本案原告以储蓄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但该批复仅规定对此类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是否应当中止审理及中止审理的情形并未作出规定，故该批复不能作为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当存单纠纷案件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对于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对存单纠纷案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对存单纠纷案件有关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的大小依法及时进行认定和处理。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系合同法律关系，而双方同犯罪嫌疑人之间系侵权法律关系，两者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属于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故不应中止审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百花路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靳长泉赔偿9667元及利息24.15元，共计9691.15元；
二、驳回原告靳长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9元，由原告靳长泉负担107元，由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百花路支行负担13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八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并将交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
审 判 长 刘煜伟
审 判 员 丁稳静
人民陪审员 申守杰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吕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