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1民终63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杨真，男，197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侯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峰，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陈遵桐，男，195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进、黄薇，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余玉华，女，197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古田县。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余延勇，男，197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古田县。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陈顺银，女，1974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古田县。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福建博大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叶夏路192号4号楼。
法定代表人：余延勇，执行董事。
上诉人杨真因与被上诉人陈遵桐，原审第三人余玉华、余延勇、陈顺银、福建博大食品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闽0102民初5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真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闽0102民初5562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支持上诉人的请求，即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店面；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第三人余延勇签订有租赁合同，且上诉人已履行了支付租金的义务。上诉人的租赁权利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二、因租赁期限及租金的争议，上诉人曾对第三人余延勇、余玉华提起诉讼，经晋安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上诉人与第三人余延勇、余玉华达成调解，调整了上诉人的租赁期限。而一审法院无视上述事实及生效法律文书，错误的驳回上诉人的诉请，损害了上诉人合法利益，非法保护了被上诉人的不当权利。上诉人认为鼓楼区人民法院与晋安区人民法院系同级法院，原审法院无权否定、推翻晋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
陈遵桐辩称，一、杨真与余延勇所签订的《店面转租协议》属于明显虚假的协议。1.该协议约定租赁期限20年，并一次性支付20年的租金，明显不合常理。2.杨真提交的350万元《网银转账回单》上明确注明用途为“借款”，而非杨真所主张的“租金”。3.陈遵桐在执行异议审查时已明确指出该《店面转租协议》是杨真与余延勇二人恶意串通，根据银行转账回单的时间而倒编的协议。对此，执行异议审查阶段法院已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杨真，责成其对《店面转租协议》的形成时间申请鉴定，但杨真拒绝缴纳鉴定费用，对此，应由杨真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二、杨真在执行异议审查期间，向福州市晋安区法院起诉所获取的《民事调解书》涉嫌虚假诉讼，且该《民事调解书》依法也不能对抗法院的执行。1.杨真于2016年6月就《店面转租协议》向鼓楼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在异议审查期间，于2016年11月22日另案向晋安法院提起租赁合同诉讼，而所谓的出租方、转租方即本案被执行人余延勇、余玉华积极配合调解，该案在2016年12月6日即完成调解，前后历时仅15天。该调解书第五项约定“三方无其他争议”，明显与本案正在进行执行异议程序不符，其三方向晋安法院隐瞒该事实。上述不正常情况足以推定该诉讼是其三方配合进行的虚假诉讼，目的只是以该调解书对抗本案执行异议审查。2.该民事调解书并未对租赁合同的效力进行确认，而只是租赁合同各方自行确认继续履行转租协议。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第2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原审第三人余玉华、余延勇、陈顺银、福建博大食品有限公司未答辩。
杨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2016）闽0102执异112号执行裁定书；2.支持杨真的执行异议请求即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店面；3.判令陈遵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陈遵桐与余延勇、陈顺银、福建博大食品有限公司、余玉华民间借贷纠纷强制执行一案，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3日立案受理，执行依据为（2015）鼓民初字第2382号民事判决：一、余延勇、陈顺银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遵桐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50万元以及支付利息41666.67元（利息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从2015年3月11日起计算至还清全部借款为止，现暂计至2015年3月30日）；二、余延勇、陈顺银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真支付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损失人民币35000元……
2015年4月7日，依照陈遵桐提出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15）鼓民保字第2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查封余玉华所有的位于福州市晋安区店面（查封价值人民币250万元）……后本案进入执行阶段，在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作出（2015）鼓执字第3171号《公告》，内容如下：一审法院依据（2015）鼓民保字第238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余玉华所有的位于福州市晋安区店面，上述房产已由相关部门协助一审法院登记查封，非经一审法院同意，任何人不得对被查封的财产有转移、隐匿、损毁、变卖、抵押、典当、赠送等处分行为，否则一审法院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2016年3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鼓执字第3171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上述涉案房产。
杨真与余延勇、余玉华签订的《店面租赁合同》载明：余延勇自愿将涉案房产出租给杨真使用，租期20年，租赁期限自2015年5月21日起算。杨真必须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交清240个月租金合计人民币350万元。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
一审法院另查明：杨真向一审法院提交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6日作出的（2016）闽0111民初5236号杨真与余延勇、余玉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如下：一、杨真与余延勇、余玉华共同确认杨真与余延勇、余玉华于2015年5月15日签订的《店面转租协议》继续履行，合同期限变更为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33年9月5日止……
在此过程中，杨真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房产。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立案受理杨真执行异议申请。一审法院经审查，于2017年6月14日作出（2016）闽0102执异11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杨真提出的执行异议。杨真不服该裁定，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杨真提交的《店面转租协议》系在诉争店面被依法查封之后所签订，同时协议约定租赁期限为20年，租金共计350万元，在签订协议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该约定有悖日常租赁的交易习惯。同时，在协议签订后五天即2015年5月20日，杨真向余延勇转账350万元的转账凭证上备注的用途却为借款，上述款项系用于支付诉争店面的租金。综上，杨真无法证明其与与余延勇、余玉华签订的《店面转租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杨真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占有使用诉争店面。杨真与余延勇、余玉华在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达成的调解协议系在涉案房产被一审法院查封、扣押之后，且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异议和复议审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可排除执行的情形，杨真据此诉请排除对诉争店面的执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杨真并未提交有效证据用以证明在一审法院查封讼争店面之前其与余玉华、余延勇之间就已存在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并占用使用诉争店面，即杨真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对讼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之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杨真之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余玉华、余延勇、陈顺银、福建博大食品有限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愿放弃抗辩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及判决。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杨真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均无新证据提交。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认定一审法院查明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的《店面租赁协议》有笔误，应为《店面转租协议》，签订协议双方为杨真与余延勇。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对涉案店面是否享有合法有效的租赁权足以对抗执行。上诉人虽然提供了其与被上诉人余延勇签订的《店面转租协议》及上诉人向余延勇转账350万元的网银转账回单等证据，但该《店面转租协议》系在案涉店面被法院依法查封之后签订的，协议约定一次性支付20年的租金350万元，亦有违常理。另转账凭证上注明钱款用途是“借款”并非租金，故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对抗执行。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上诉人杨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欧晓红
审 判 员 陈 青
审 判 员 陈 洪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王百灵
书 记 员 郦思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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