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12民终8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中华，男，1976年11月7日生，汉族，住泰兴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登元，男，1961年7月7日生，汉族，住泰兴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季静，女，1964年10月18日生，汉族，住泰兴市。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虎，江苏律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裕贯，男，1959年5月3日生，汉族，住泰兴市。
上诉人薛中华因与被上诉人马登元、季静、薛裕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16）苏1283民初93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薛中华上诉请求：撤销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16）苏1283民初9357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马登元偿还上诉人薛中华借款本金66万元及利息；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错误认定夏某于2015年11月11日代马登元偿还45万元。（1）2015年11月11日，丁某通过银行卡转账45万元至薛中华银行卡，系案外人夏某委托丁某偿还其对薛中华的其他借款，与本案马登元的借款无关。（2）2010年8月3日，夏某向薛中华借款70万元，2015年11月25日至2016年1月18日又多次发生大额借款往来，有证据证明的金额累计达到384万元。2016年1月25日双方结账时，扣减夏某的还款，夏某尚结欠薛中华180万元并重新出具了借条，此前所有的借据均已退还给夏某。丁某通过银行转账的45万元，即在此结账之列，已计入夏某的还款当中。（3）夏某在其与薛中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提供了银行对账明细单，上述45万元计入了夏某对薛中华的还款，与薛中华提交的与夏某往来明细表一致。而薛中华制作的往来明细中，夏某及丁某向薛中华借款金额达1034.6万元，其中不包括本案借款66万元。2.夏某没有代马登元还款的事由。（1）马登元辩称借款实际由夏某使用，夏某代其还款，但证人丁某、夏某的证言却与其主张相悖。证人丁某一审中的证言可以证明借款人马登元向薛中华借款的目的是为了向夏某交纳保证金，而夏某的证言可以证明马登元向薛中华借款，是为了偿还马登元、薛裕贯对其本人的欠款。两位证人的证言一致反映夏某对马登元享有债权，马登元借款是为了履行对夏某的还款义务，而非代夏某向薛中华借款。（2）无论是借款人马登元，还是实际用款人夏某，都没有反映双方事后又达成马登元再次向夏某借款，并由夏某直接向薛中华还款的协议。夏某陈述薛裕贯本来就欠其20多万元，即便代为还款，为何不将欠款扣除。（3）因夏某与马登元、薛裕贯存在工程款往来，具有利害关系，双方存在恶意串通，达到“一款两抵”的目的。夏某与丁某前后陈述矛盾，且证言与事实有诸多不符之处，所作案涉45万元转账系代马登元还款的陈述，不应采信。
被上诉人马登元、季静答辩称：1.一审认定案外人丁某受夏某委托于2015年11月11日转账45万元给上诉人薛中华系偿还本案借款，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理由如下：（1）马登元出具的借条中载明其中50万元打入丁某银行账户中，同日薛中华将50万元汇入丁某的账户内，故通过丁某银行账户偿还本案借款符合借款本意。（2）案外人丁某、夏某的证言可以证实，转账的45万元系偿还本案借款。（3）马登元虽然出具借条，但其并没有实际使用，而是由案外人夏某实际使用。马登元多次问薛裕贯该借款有无偿还，薛裕贯明确告知已经全部偿还完毕。（4）薛中华诉称45万元转款是偿还2010年8月3日夏某向薛中华借款70万元的还款，不合常理。薛中华不能仅凭银行转账就确认其与夏某于2010年8月3日存在借贷关系，即便存在借贷往来，该款项也是汇入夏某银行账户中，并未通过丁某，故还款理应通过夏某本人银行账户更为合理。同时，夏某不可能拖到2015年11月才将2010年借款予以偿还。2.16万元现金实际未交付，同时本案借款不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上诉人季静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被上诉人薛裕贯未作答辩。
薛中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马登元、季静、薛裕贯偿还薛中华借款66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11月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马登元、季静、薛裕贯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马登元向薛中华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薛中华人民币陆拾陆万元整（660000元），月息2%计息，利随本清（在出具此借条前此款已交付完毕，其中伍拾万元打入丁某卡号62×××95其他现金已收到）。具借人：马登元，21015.11.3，连带担担人薛裕贯，2015.11.3。”2015年11月3日，薛中华通过银行卡（卡号62×××52）向案外人丁某银行卡（卡号62×××95）转账50万元。2015年11月11日，案外人丁某通过银行卡（卡号62×××75）转账45万元至薛中华银行卡（卡号62×××19），转账用途为“还款”。庭审中，薛中华陈述，马登元书写的落款日期“21015”及薛裕贯书写的“连带担担人”均为笔误。
另查明，马登元与季静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86年5月1日办理结婚登记，经查询，马登元、季静未在婚姻登记机构或在一审法院办理过离婚事宜。
审理中，依据薛中华的申请，一审依法裁定冻结马登元、季静、薛裕贯的银行存款90万元或查封其同等价值的财产。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
1.薛中华与马登元之间是否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马登元辩称借款是夏某急需流动资金而请薛裕贯帮忙借款，其并未拿到分文。一审认为，薛中华提供的借条系马登元本人书写并作为具借人签名，马登元借款后将借款交付给何人使用并不影响其与薛中华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故确认薛中华与马登元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
2.薛中华与马登元间的借款金额应如何认定。马登元辩称，借条实际是2015年11月2日出具，但马登元与薛裕贯书写的落款日期均为“11.3”，其提交的证据也无法证明其主张，对此不予认可。马登元又辩称，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为66万元，但薛中华实际仅于2015年11月3日交付50万元，对此薛中华不予认可。一审认为，马登元出具给薛中华的借条中明确载明借款金额为66万元，且在借条中注明“出具此借条前此款已交付完毕，其中伍拾万元打入丁某卡号62×××95其他现金已收到”。民间借贷行为中，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条所记载的内容，一般不能否定借条的证明力。由于马登元出具的借条中明确载明了借款金额及借款的交付方式，并且确认已收到款项，马登元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对借条内容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故对其辩称未足额收到66万元借款的意见，不予采信。
3.讼争借款有无偿还。马登元辩称，讼争借款已由案外人夏某委托丁某于2015年11月11日偿还45万元，并申请证人丁某、夏某出庭作证。证人丁某的证言为：2015年11月2日薛裕贯带我到薛中华办公室，当时薛裕贯和马登元需要交保证金给夏某，说把钱打到我卡上，马登元出具借条给薛中华，薛中华在现场没有给现金马登元，出具借条后薛中华转了50万元到我卡上；2015年11月11日，夏某让我转了45万元给薛中华，说还的马登元的这笔钱；在此之前我及夏某与薛中华没有借贷往来。证人夏某的证言为：马登元出具借条给薛中华的情况我不清楚，当时薛裕贯欠我20多万元，薛裕贯、马登元和丁某去薛中华处借款，最后打了50万元给我，约定10天还；2015年11月11日，我让丁某从她卡中转了45万元给薛中华偿还马登元借的这笔款项；在此之前我本人没有向薛中华借款，仅在2010年帮别人借过一笔钱。对两名证人的证言，薛中华经质证认为，两名证人的证言前后矛盾，有恶意串通嫌疑，其与夏某在2015年11月11日前就有经济往来，夏某让其会计丁某于2015年11月11日偿还的45万元是归还的2010年8月3日夏某向其借款70万元的往来，此款夏某已陆续归还完毕，借条已退还给夏某，并且此后双方发生多笔借贷往来。薛中华为证实其主张提供2010年8月3日汇款70万元给夏某的银行凭证复印件。马登元、季静经质证认为，该复印件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证明夏某曾向薛中华借款且未偿还。薛中华与马登元对案外人丁某受夏某委托于2015年11月11日转账45万元给薛中华的事实无异议，双方对该45万元的用途产生争议。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陈述和证人证言，一审法院对马登元的辩称意见予以采信，该45万元应认定为偿还的本案讼争借款，理由是：一、薛中华主张该45万元是偿还的夏某欠其款项，但其提供的2010年8月3日的银行转账记录复印件不足以证明当日其与案外人夏某发生民间借贷往来，亦不能证明该借贷往来截止2015年11月11日尚未结清；2.即使薛中华2010年8月3日确实与夏某发生借贷往来，该款项是直接汇入夏某银行卡中，并未通过案外人丁某，还款理应通过夏某本人银行账户更为合理，故薛中华主张该45万元是夏某偿还其本人2010年8月3日的借款，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观点，亦未得到证人夏某、丁某的证言予以佐证，不予认可。马登元出具的借条中约定月息2%，自2015年11月3日至2015年11月11日借款利息计算为3960元【660000元×（9天÷30天）×2%】。夏某于2015年11月11日代马登元偿还45万元，故截止2015年11月11日，马登元尚欠借款本金213960元【660000元-（450000元-3960元）】。自2015年11月12日起，马登元应当以21396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支付借款利息。
4.讼争借款是否为马登元、季静夫妻共同债务。季静辩称，不知道马登元向薛中华出具借条的情况，马登元也没有将借款用于家庭生活。一审法院认为，讼争借款发生在马登元与季静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季静未能举证诉争借款是马登元个人债务，故应为夫妻共同债务，由马登元、季静共同偿还。
综上所述，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马登元向薛中华借款66万元，并出具了借条，薛中华履行了给付义务，马登元亦在借条上予以确认，故薛中华与马登元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予以确认。马登元应偿还剩余借款本金213960元及利息（自2015年11月12日起至借款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薛裕贯作为连带担保人在借条中签名，对上述款项的给付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为夫妻共同债务，季静对此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薛裕贯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诉讼，视为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一审判决：一、马登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薛中华借款本金213960元及利息（自2015年11月11日起至借款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季静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薛裕贯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薛中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0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6000元，由马登元、季静、薛裕贯负担5600元，薛中华自行承担10400元（此款薛中华已垫付，马登元、季静、薛裕贯于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加付给薛中华）。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薛中华提供证据材料如下：1.一审法院（2017）苏1283民初1264号民事判决书、该案2017年3月31日庭审笔录、2017年10月12日庭审笔录以及该案中夏某提供的银行对账明细单复印件、本院（2018）苏12民终8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夏某在本案中的陈述与其在另案中的陈述相互矛盾，本案中其主张2015年11月11日丁某转账给薛中华的45万元是偿还马登元向薛中华的借款，但在另案中，其又主张该笔45万元是偿还夏某本人向薛中华的借款，夏某“一款两抵”明显违背诚信原则。2.夏某于2016年1月25日出具给薛中华结欠180万元的借条、于2016年8月7日出具给薛中华的承诺书，证明：（1）夏某向薛中华借款、还款都是通过其会计丁某的银行账户操作；（2）2015年11月11日丁某转账给薛中华的45万元就是偿还夏某本人向薛中华的借款，并已于2016年1月25日计入夏某的还款中；（3）2016年1月25日的借条原件中注明了截止该日夏某共欠薛中华180万元，之前的所有借条已经全部作废退还给夏某，夏某于2010年8月3日向薛中华借款70万元也已清偿完毕，借条一并退回；关于180万元借款的组成，截止2016年1月25日前，夏某仍然欠薛中华101万元，2016年1月25日当日，薛中华转账支付夏某74万元并给付5万元承兑汇票。3.薛中华提供的详细往来清单、夏某向薛中华出具的借款借条及转账凭证，证明夏某偿还45万元后又陆续向薛中华借款384万元，截止2016年1月25日，夏某累计向薛中华借款454万元，结欠101万元，不计算利息，已经还款应为353万元，但夏某能够提供的还款凭证只有273万元（其中包括了2015年11月11日的45万元），按照债务形成的先后时间顺序抵充方式，案涉45万元还款是归还的夏某本人所欠薛中华借款，并已纳入双方还款对账明细。4.薛中华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农村商业银行）2010年—2015年期间的银行流水，证明此期间内薛中华与夏某及担保人卞书林之间未发生往来，不存在偿还先前所借70万元的事实。5.薛裕贯出具的2015年12月16日结账说明一份，证明本案借款的担保人薛裕贯承认截止2015年12月16日前其担保的债务（案涉借款）没有偿还，本案债务是2015年11月3日所借，故2015年11月11日45万元转账并非针对本案借款的还款。6.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三份、投资协议两份，证明2010年—2015年期间薛中华的主要精力用于投资建设华鼎重工公司，没有精力放在债务往来上。7.卞书林出具的2010年8月7日借条原件一份，证明因为卞书林下落不明导致卞书林所欠薛中华的债务一直未能主张，截止目前卞书林于2010年8月7日向薛中华借款23万元仍然未能偿还，卞书林没有偿还先前的70万元借款，而是由夏某本人进行偿还。8.夏某借款前提供给薛中华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两份，证明夏某以其承建了优质建设工程需要资金为由，说服薛中华陆续向其提供借款以完成工程，说明夏某主动偿还之前所欠70万元债务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薛中华的信任，以提供更多借款。
被上诉人马登元、季静质证称：1.对另案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2017）苏1283民初1264号案件所处理的是夏某尚未归还的6张借条载明的借款；承诺书的内容，与本案借款无关。2.通过薛中华提供的详细往来清单以及夏某提供的对账明细单可知，2015年11月11日案外人丁某汇给薛中华的45万元系偿还马登元的借款。2016年1月25日借条的落款时间与丁某2015年11月11日转账45万元的时间相隔近3个月，该45万元并没有列入到薛中华本人出具的详细往来清单之中。关于180万元的结账情况，不影响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即薛中华与夏某在2010年8月3日并不存在借贷往来，案涉45万元转账是偿还本案66万元借款中的部分。3.对薛中华银行账户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银行转账凭证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也不能确认在2010年8月3日薛中华与夏某之间存在借贷往来。4.关于薛裕贯2015年12月16日出具的结账说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即便该结账说明真实，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5.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6.对卞书林出具借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薛中华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依法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
上诉人薛中华申请证人李某、余某出庭作证。证人李某的证言为：2011年、2012年我有一个老乡跟着薛中华做驾驶员，有一次我老乡和薛中华一起找我，让我帮忙打听夏某，后来没打听到。当时我也不认识夏某，我老乡说夏某欠薛中华不少钱，我是2016年下半年的时候才认识夏某的。证人余某的证言为：2014年上半年，在薛中华的办公室，薛中华从其办公室抽屉里拿出了一张借据和一张汇款单，当时我看到借据上有担保人，就提议起诉担保人，薛中华说担保人欠债较多没有支付能力，还是要起诉夏某的，我就说一定要找到夏某的身份信息。借条的内容是夏某向薛中华借款70万元，就是汇款单的金额，还有利息，月息不是2%就是3%，我当时还给薛中华计算了利息数额，本金加利息当时应该有150万元左右。
上诉人薛中华质证称：证人陈述的是事实。
被上诉人马登元、季静质证称：两位证人与薛中华存在利害关系，对两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也不属于新证据。此外，薛中华本人向法庭陈述在2015年薛裕贯把夏某带到其办公室时，夏某主动打招呼，而薛中华一开始不认识夏某。如果在2011年、2012年、2014年薛中华通过多种途径找过夏某，不可能存在2015年夏某主动找薛中华而薛中华不认识的情况。
本院认证如下：对于薛中华提供的薛裕贯出具的2015年12月16日结账说明以及卞书林出具的2010年8月7日借条的真实性，马登元虽不予认可，但亦未能举证予以推翻。对于薛中华提供的其他证据材料，马登元对其真实性未提异议，故本院对薛中华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薛中华提供的证据能否证明其主张的2015年11月11日丁某向其转账的45万元不是本案马登元借款的还款，需要结合全案事实进行综合审查认定。
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夏某委托丁某于2015年11月11日向薛中华转账45万元能否认定为系针对本案马登元向薛中华所借款项的还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马登元主张2015年11月11日丁某向薛中华转账45万元，是向薛中华偿还其本人的借款。对此主张，马登元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但综合全案事实来看，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虽然马登元主张案涉45万元转账是针对其本人借款的还款，但此转账系通过案外人丁某银行账户而并非通过马登元本人的银行账户，亦未在银行转账交易时备注此款系偿还马登元的借款，且薛中华也不予认可。对此，马登元在一审中申请证人丁某及夏某出庭作证，而两位证人关于该笔45万元转账是代马登元向薛中华还款的证言，本院难以采信。（1）证人丁某陈述本案借款是马登元和薛裕贯向夏某交保证金，薛裕贯之前向夏某借过钱，薛中华汇给其的50万元是还给夏某的，被夏某和薛裕贯两人所用；向薛中华转账45万元系受夏某委托，偿还马登元的借款，但一审询问其为何由夏某还款时，其陈述“我认为就是还的马登元这笔钱，具体其他情况我不清楚”，可见其实际并不确定该笔45万元转账系偿还马登元的借款。（2）证人夏某陈述自己要交工程保证金，薛裕贯欠其20多万元，其向薛裕贯催要，薛裕贯、马登元帮忙借款，而夏某在收到50万元转款后，在薛裕贯还尚欠其20多万元的情况下，未予扣减，而径行委托丁某代马登元向薛中华偿还45万元，明显不合常理。（3）2017年3月30日，夏某在本案作为证人出庭陈述45万元转账系偿还马登元的借款，而在其本人与薛中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次日庭审时，提供丁某与薛中华的对账明细单，并陈述向薛中华偿还共计666.6万元（包含诉争的45万元）。在该案2017年10月12日庭审中，薛中华再次询问夏某其提供的对账明细单中包含2015年11月11日45万元在内的666.6万元还款是否偿还其本人向薛中华借款时，夏某陈述有借款本金及利息，并未提及代马登元还款。（4）本案一审中，马登元与夏某均陈述其二人之间存在工程款往来，夏某目前尚欠马登元款项。该节事实虽然马登元在本案二审中予以否认，但其一审时已自认夏某欠其约有100万元工程款保证金未还。结合本案其他事实，同时考虑到马登元、薛裕贯与夏某存在工程款往来，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且因夏某、丁某的证言存在诸多矛盾、不合理之处，故其二人所作代马登元还款的陈述可信度较低。综上，夏某、丁某关于案涉45万元转账系偿还马登元本案借款的证言，缺乏其他证据佐证，且与相关案件事实不符，亦不合常理，本院难以采信。
第二，薛中华主张2015年11月11日的45万元转账是夏某偿还其本人2010年8月3日向薛中华所借70万元的还款。在薛中华起诉夏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2017年7月19日庭审时，薛中华提供其与夏某借款往来明细及相关凭证，并特别说明不包括2015年11月3日案外人马登元所借66万元，详细往来表中所列夏某第一次向薛中华借款时间便为2010年8月3日的70万元（亦有银行转账记录为证），在对应的还款情况一栏中明确注明了包含2015年11月11日丁某向薛中华转账的45万元。夏某质证时未提出异议，仅表示2010年8月3日70万元借款，约定借期一个月，但担保人李碧海、卞书林已经偿还，而薛中华认为此笔70万元借款在2015年11月11日之前尚未偿还，而是自2015年11月11日陆续偿还完毕，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予以佐证。同时，薛中华陈述与夏某在2016年1月25日结账时出具的180万元总借条，该借条借款系由先前夏某结欠101万元，加上当日转账74万元及交付承兑汇票5万元组成，并对此结账借条不包含2015年11月3日本案马登元所借66万元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据佐证，而夏某与马登元对薛中华的该项主张均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推翻，即在夏某与薛中华在本案借款之前存在款项往来的情况下，且之后双方又发生多笔借款、还款的事实，本院难以认定本案诉争的45万元转账是夏某委托丁某代马登元偿还借款。
第三，根据薛中华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可知，其与夏某、薛裕贯具有对账结算的交易习惯，从2015年12月16日薛裕贯出具的结账说明以及夏某多次出具的结算借条内容来看，薛裕贯、夏某在还款后，会注明款项结清、借据退回作废处理等字样。马登元一审庭审陈述其本人未向薛中华偿还过款项，薛裕贯告知其案涉借款已偿还完毕，借条已被撕毁，但薛裕贯在2015年12月16日出具的结账说明中，注明了截止2015年12月16日前，除2015年8月13日借款85万元未还，其他款项均已结清，借据已退回，但不包括担保款项。本院认为，本案马登元作为借款人、薛裕贯作为担保人是在2015年11月3日向薛中华出具了66万元借款借条，若如马登元所述，本案借款已偿还完毕，则薛裕贯也会要求薛中华退回案涉66万元借条或在出具的结账说明中予以明确注明还款事项。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以及生活常识也可知，在借款已偿还完毕的情况下，马登元也会要求薛中华退回借条、出具收条或相关情况说明。对此，马登元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且其二审中仅陈述“我相信薛裕贯和夏某，我和薛中华不认识”，明显不合常理。同时若马登元与薛中华不认识，在其又主张是帮夏某借款的情况下，其在二审中所作夏某没有向其出具借条、其与夏某不存在经济往来、薛裕贯告知本案借款已清偿、借条已撕毁等相关陈述，既与相关案件事实相悖，也不符合一名理性成年人的正常生活认知及日常交易行为。因此，薛中华现所持马登元出具的借条原件起诉主张借款债权，足以说明案涉66万元借款尚未偿还。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证明活动为本证，不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对本证进行反驳的证明活动为反证。本案中，被上诉人马登元提交证据证明案涉45万元转账是对其本人借款的还款行为系本证，其应当充分举证证明待证事实成立，但结合本案调查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证人证言的陈述可知，上诉人薛中华所提交的证据已使得马登元所要证明的待证事实陷于真伪不明的状况，根据上述证据规则的规定，被上诉人马登元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针对夏某、丁某前后矛盾、不合理的陈述，本院要求马登元二审中申请两位证人再次到庭作证予以说明，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是马登元至今未能申请两位证人到庭作证说明。
综上所述，因二审中出现新的证据，上诉人薛中华的上诉请求成立，即一审判决认定丁某2015年11月11日向薛中华转账45万元是偿还本案马登元向薛中华的借款，尚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应予纠正。同时，二审中薛中华自愿放弃要求被上诉人季静共同承担本案马登元借款之债，此系薛中华自行处分自身的实体权利，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16）苏1283民初9357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第三项；
二、撤销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16）苏1283民初9357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
三、变更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16）苏1283民初9357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为马登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薛中华借款本金66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11月3日起至借款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66万元按月利率2%计算）。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40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6000元，全部由马登元、薛裕贯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马登元、薛裕贯负担（薛中华交纳的案件受理费10400元由本院全部退还，马登元、薛裕贯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8050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旭
审判员 刘艳生
审判员 缪翠玲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刘 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