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11民再13号
抗诉机关：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明光市信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明光市桥头镇中心街（桥头镇政府西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82570420357F（1-1）。
法定代表人：韩本水，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兵，男，1964年11月2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安徽省巢湖市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军，北京德和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明光市金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明光市体育路公租房1-1-10.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82667942055P（1-3）。
法定代表人：王锦发，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军，安徽俊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明光市信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和房地产公司）因与被申诉人明光市金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鑫建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滁民一终字第01609号民事判决，向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申诉。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皖检民（行）监（2018）34000000003号民事抗诉书，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民抗1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安徽省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丽莉、检察员助理邓家元出庭。申诉人信和房地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兵、鲁军，被申诉人金鑫建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滁民一终字第0160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1、二审法院根据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认定信和房地产公司应当在2015年11月8日之前支付剩余的182956.95元（3659139元×5%）缺乏证据证明。2014年5月13日，信和房地产公司（甲方）、金鑫建安公司（乙方）及开户行中国银行明光支行（丙方）签订了一份《滁州市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托管协议书》，甲方、乙方共同委托丙方对明光市金桥花园小区商住楼一期2标段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进行托管，并对三方的责任和义务作了明确约定。信和房地产公司按照协议约定于2014年6月13日将182950元质量保证金存入托管银行，该款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条款中约定应在两年保修期满后一个月内付清剩余5%工程款，视为双方对该5%工程款支付方式的变更。故对于此款应按新的约定方式履行。一审法院对此节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虽对一审查明的事实确认，但在计算信和房地产公司已付工程款时却未将此款计算在内，仍然认定信和房地产公司应在2015年11月8日之前支付剩余的182956.95元工程款，缺乏证据证明。2、二审法院对信和房地产公司提供的一份收款收据载明的74万元款项不予认定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信和房地产公司称该收款收据载明的74万元是用现金代金鑫建安公司支付的材料款和人工工资，事后金鑫建安公司出具该收款收据予以确认。同时信和房地产公司提供的18张发票数额（3519800元）与其提供的转账凭证及收据的总额（3514800元）基本相同。金鑫建安公司提出该收据不是其公司出具的，收据上财务章是伪造的，其公司也未受到过该笔款项，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应由金鑫建安公司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二审法院以信和房地产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上述数额款项的支付依据，且付款的时间与次数也不能明确，金鑫建安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为由，对该笔74万元款项不予支持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3、信和房地产公司提供的三份收条、现金支票存根及客户对账单为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二审判决后，为证明该74万元支付的事实，信和房地产公司与离职会计联系后，取得了支付74万元款项时由史伟出具的三份收条及部分款项的现金支票存根和相应的客户对账单。根据法律规定，信和房地产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属于新证据，足以证明信和房地产公司向史伟支付了74万元工程款的事实。二审法院已认定史伟在涉案工程的工地上负责施工，并认为信和房地产公司有理由相信史伟有权收取涉案工程其他两笔款项，即信和房地产公司向史伟支付工程款的行为应对金鑫建安公司产生法律效力。故对于上述74万元工程款也应当计入信和房地产公司已付款项内。
信和房地产公司称，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在提交抗诉申请时提交了相关的证据证明申诉人已经完全履行了双方合同项下的工程款支付义务。
金鑫建安公司辩称，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从抗诉书的内容看，史伟的收据，现金支票存根及现金流水都不属于新证据，抗诉机关以其为新证据提起抗诉的意见不能成立。原二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抗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维持原判决。
金鑫建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信和房地产公司支付工程款103433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信和房地产公司应付款之日起，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标准计算至2015年4月15日，之后继续按1034339元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标准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1月1日，信和房地产公司将其开发的位于明光市桥头镇金桥花园小区商住楼一期Ⅱ标工程发包给金鑫建安公司施工，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对该商住楼施工内容、工期、价款等内容做出明确约定，其中双方补充条款约定：⑧工程竣工验收后付至工程总价的90%，⑨工程竣工决算后付工程总价的5%，剩余5%工程款两年保修期满后一个月内付清。合同签订后，金鑫建安公司即按照施工要求开展施工，该涉案工程于2012年6月8日竣工，于2013年1月8日通过验收，2013年10月18日，经双方审定决算，该工程造价为3659139元。从庭审查明情况看：依照双方签订的合同补充条款第⑨项约定，工程竣工决算后付工程总价的5%，即自2013年10月18日起，信和房地产公司应向金鑫建安公司合计支付工程款3476182.05元（3659139元×95%）；剩余5%工程款自工程竣工决算后两年保修期满后一个月内付清，即信和房地产公司应在2015年11月8日之前将剩余的182956.95元支付给金鑫建安公司。庭审中，信和房地产公司向法庭提供票据18张，证明截止2013年4月19日，信和房地产公司已经合计向金鑫建安公司支付工程款3519800元；提供质量保证金托管协议、质量保证金缴存通知书，证明其已经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在2014年6月13日将182950元质量保证金存入托管银行。
一审法院认为：信和房地产公司在庭审中对金鑫建安公司出示的工程造价审定单证明工程审定造价为3659139元不持异议，并向法庭提供18张正式发票、质量保证金托管协议以及质量保证金缴存通知书，证明信和房地产公司截止2013年4月19日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合计向金鑫建安公司支付工程款3519800元，在2014年6月13日已经按照约定将182950元质量保证金存入托管银行；在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条款中约定：工程竣工验收后付至工程总价的90%，工程竣工决算后付工程总价的5%，剩余5%工程款两年保修期满后一个月内付清，按照上述约定信和房地产公司应在自2013年10月18日起支付工程款3476182.05元（3659139元×95%），在2015年11月8日之前支付剩余的182956.95元（3659139元×5%），从庭审查明情况看，信和房地产公司已经实际按照约定完成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依据双方合同内容和金鑫建安公司庭审中的陈述，金鑫建安公司对史学雷系其项目经理不持异议，信和房地产公司庭审中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亦明确记载史学雷系金鑫建安公司签订合同的委托代理人及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虽然金鑫建安公司不认可史学雷为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但是庭审中对于其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委托代理人”一项后的“史学雷”三个字为何被涂改并未提供合理的说明和相反的证据；金鑫建安公司庭审中对于信和房地产公司提供的18张发票中的票号为00001268、00001294、00000253三张票据不予认可，认为该票据上加盖的其公司发票专用章系史学雷伪造的，但是对于该项辩称其亦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予支持。对于金鑫建安公司辩称史学雷是项目经理，但是其只能行使与工程施工相关的工作，无权收取工程款的辩称，因其庭审中亦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应认定史学雷收取信和房地产公司工程款系履行职务行为，至于金鑫建安公司的辩称，应属其公司内部管理，对外不具有约束力，且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对于工程款支付方式没有特殊或另行书面约定，故信和房地产公司向史学雷支付工程款的行为，应对金鑫建安公司产生法律效力。对于金鑫建安公司庭审中提供律师函及邮寄单据，证明其在2012年9月17日向信和房地产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信和房地产公司加强资金管理，防止项目经理从信和房地产公司领取工程款，信和房地产公司质证称并未收到该邮件，金鑫建安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实该邮件已经实际送达至信和房地产公司，且通过该律师函载明内容看，并不能达到金鑫建安公司的证明目的。综上，信和房地产公司已经实际按照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完成工程款的支付义务，故对于金鑫建安公司诉讼要求信和房地产公司支付工程款以及相应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原告明光市金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07元，减半收取7053.5元，由原告明光市金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负担。
金鑫建安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发票只能证明有经营业务交易的发生，一般由收款方向付款方开具，但是不能单独作为已付款证明，还需要其他补强证据来加以证明。信和房地产公司对该工程造价审定为3659139元，尚欠1034339元未付。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二审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确认外，二审另查明：信和房地产公司以房作价80000元抵付工程款，另以房产作价114300元抵付所欠材料款。金鑫建安公司认可信和房地产公司付款数额为2624800元（2430500元+114300元+80000元）。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信和房地产公司是否存在欠付工程款的事实；2、如果存在上述事实，拖欠工程款的数额如何确定。
针对争议焦点一。信和房地产公司提供金鑫建安公司开具的18张发票，证明截止2013年4月19日，其已支付工程款3519800元。但发票只是确认经营者之间发生业务及其具体金额的凭证以及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发票本身并不具有支付功能，更不能单独作为已付款的证明，尚需要进账单、现金收据等补强证据来加以证明。二审中，信和房地产公司补充提供了二十四份电子转账凭证和三份收据，证明其公司以电子转账方式付款数额为2580500元，以现金方式付款数额为1054300元，其公司未拖欠工程款。金鑫建安公司仅对于收款人为其公司的二十二份转账凭证予以认可，所认可的转账凭证载明付款数额为2430500元。对其余付款均不认可。据此，二审法院对信和房地产公司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一）对信和房地产公司提供三份收据的认证：1、2012年5月24日的收款收据，信和房地产公司陈述740000元款项均支付给史学雷，与该公司支付习惯存在差异，因该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上述数额款项的支付依据，且付款的时间与次数也不能明确，金鑫建安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2、2013年4月19日和2014年1月27日两份收据，金鑫建安公司对真实性予以认可。收据上均载明所对应的发票票号，2013年4月19日和2014年1月27日两份收据列明的款项114300元（系信和房地产公司以房产作价114300元抵付所欠金鑫建安公司的材料款）和200000元（系信和房地产公司2014年1月27日转账给金鑫建安公司120000元及另用房产作价8万元抵付工程款的总和）金鑫建安公司均认可，并列入信和房地产公司已付款项内。该两笔款项不应再列入漏列款项而重复扣除。据此，信和房地产公司主张其公司除通过转账方式外，另行以现金方式支付金鑫建安公司三笔工程款1054300元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不予采信。（二）对信和房地产公司提供二份收款人为史伟电子转账凭证的认证，信和房地产公司提供了证据证明史伟的身份，结合金鑫建安公司认可史学雷系涉案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史伟系史学雷的儿子，且史伟曾向其公司递交过相关工程材料的事实，足以认定史伟在涉案工程的工地上负责施工，信和房地产公司向史伟支出该两笔款项与本案存在关联性，金鑫建安公司对此虽不予认可，该两笔款项已由信和房地产公司实际支付，根据史伟与史学雷之间特殊的身份关系，该公司有理由相信史伟有权收取上述两笔款项。对该两份转账凭证予以认可，应当计入信和房地产公司已付款项内。
据此，针对发票总额与金鑫建安公司认可付款数额的差额部分，信和房地产公司提供的补强证据不能证明其公司将差额款项确已全部支付给金鑫建安公司。工程款支付流程一般为承包方在与发包方结算工程款并确定应付款项后，先将完税发票交由发包方，再由发包方按票面数额付款。根据查明的事实，信和房地产公司已付款数额为2774800元（2430500元+114300元+80000元+150000元）。涉案工程审定造价为3659139元，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按照合同约定，信和房地产公司应自2013年10月18日起支付工程款3476182.05元（3659139元×95%），根据该公司已付款的数额，足以认定信和房地产公司存在欠付工程款的事实。金鑫建安公司主张信和房地产公司欠付工程款的理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采纳。原审判决以信和房地产公司持有发票，认定该公司已完成付款义务判处错误，予以纠正。
针对争议焦点二。根据合同的约定，信和房地产公司在2015年11月8日之前需支付剩余的182956.95元（3659139元×5%），该笔付款期限已至，信和房地产公司理应支付。至此，信和房地产公司应当给付金鑫建安公司的工程款数额为884339元（3659139元-27748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金鑫建安公司主张信和房地产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金鑫建安公司支付逾期还款利息的基数与节点为：2013年10月18日至2015年11月7日，以701382.05元为基数计算利息；2015年11月8日至欠款付清时止，以884339元为基数计算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款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双方对逾期还款利息计付标准没有约定，故金鑫建安公司主张利息计算标准为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综上，金鑫建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2015）明民一初字第02096号民事判决，即：驳回原告明光市金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明光市信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上诉人明光市金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884339元及相应利息（自2013年10月18日起至2015年11月7日，以701382.05元为基数计算利息；自2015年11月8日起至欠款付清时止，以884339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以上利息计算标准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上诉人明光市金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107元，减半收取705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107元，合计21160.5元，由上诉人明光市金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由被上诉人明光市信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6160.5元。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申诉人信和房地产公司为支持其申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史伟出具的收款收据三份，现金支票存根7张（现金支票存根上有史伟的签名，并说明款项的性质为工程款）及支取现金支票后账户上的银行客户对账单。证明：史伟出具的三份收条总额为74万元，与被申诉人在2012年5月24日出具给申诉人的收款收据金额完全吻合。
金鑫建安公司质证意见为：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三张收条的“三性”均不认可。史伟没有权利代表被申诉人向申诉人收取工程款，且该三张收条与申诉人在二审中的陈述“该74万元是支付给史学雷的”相矛盾。被申诉人没有收到该74万元。对于支票存根上的史伟签名，无法确定该史伟的具体身份，不能确定是史学雷的儿子，也不能确定史伟二字是谁签的。
证据二，史伟在现场抽检备案书上的签名。证明：史伟是被申诉人的工作人员，在相关的材料上有相应的签名可以进行比对，申诉人和被申诉人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叫史伟。史伟是被申诉人的项目经理同时也是合同中列明的委托代理人史学雷的儿子。由于史学雷不识字，在项目的现场都是由史伟处理日常的事宜。
金鑫建安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材料的真实性认可。史伟只是这份合同的见证人，不是施工单位的项目经理。
金鑫建安公司为支持其抗辩理由，提交了原一审法院在执行阶段，申诉人和被申诉人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一份。证明：申诉人认可二审判决中尚欠的工程款数额。
信和房地产公司质证意见为：该份执行和解协议是在没有发现新证据的情况下签订的。该协议后来信和房地产公司没有认可。
本院认为，虽然信和房地产公司提交了自称是史伟出具的三张收条，总计金额74万元，但金鑫建安公司不予认可，史伟本人也未出庭作出说明，证明该三份收条是其出具，现有材料无法确认该三张收条系史伟本人出具，故对该三份收条是否是史伟出具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同理，对于信和房地产公司提交的自称是史伟签名的7张现金支票存根，证明是信和房地产公司已向史伟支付423000元，本院亦不予确认。对于信和房地产公司提交的客户对账单，由于加盖有银行的印章，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金鑫建安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双方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对于金鑫建安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
针对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焦点是：1、申诉人信和房地产公司向质量保证金托管账户缴纳保证金款项是否应当计算在信和房地产公司已支付的工程款内；2、信和房地产公司主张的已支付给史伟74万元工程款是否有事实依据。
根据申诉人信和房地产公司与被申诉人金鑫建安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对金鑫建安公司承建的商住楼工程施工内容、工期、价款等内容做出明确约定，其中双方补充条款约定：⑧工程竣工验收后付至工程总价的90%，⑨工程竣工决算后付工程总价的5%，剩余5%工程款两年保修期满后一个月内付清。该涉案工程于2012年6月8日竣工，2013年1月8日通过验收，2013年10月18日，经双方审定决算，该工程造价为3659139元。依照双方签订的合同补充条款第⑨项约定，工程竣工决算后付工程总价的5%，即自2013年10月18日起，信和房地产公司应向金鑫建安公司合计支付工程款3476182.05元（3659139元×95%）；剩余5%工程款自工程竣工决算后两年保修期满后一个月内付清，即信和房地产公司应在2015年11月18日之前将剩余的182956.95元支付给金鑫建安公司。虽然2014年5月13日，信和房地产公司、金鑫建安公司及中国银行明光支行三方签订了一份《滁州市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托管协议书》，信和房地产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将182950元质量保证金存入托管银行中国银行明光支行，该款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条款中约定应在两年保修期满后一个月内付清剩余5%的工程款。虽信和房地产公司将182950元质量保证金存入托管银行，但并未支付给金鑫建安公司，且按照托管协议的约定，质量保证金的支取并不完全由金鑫建安公司所能决定，故信和房地产公司认为应视为双方对该5%工程款支付方式的变更，该款应当计算在信和房地产公司已付金鑫建安公司工程款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信和房地产公司是否向金鑫建安公司支付过74万元工程款问题。信和房地产公司在原二审期间提交了一份称是金鑫建安公司于2012年5月24日出具的74万元收款收据，称该74万元款项均支付给了史学雷，但金鑫建安公司否认2012年5月24日的收款收据是其公司出具的，且信和房地产公司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74万元已支付的依据，且付款的时间与次数也不能明确，故原二审判决对信和房地产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信是正确的。信和房地产公司再审认为对2012年5月24日的74万元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以及金鑫建安公司是否收到74万元，金鑫建安公司依法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再审中，虽然信和房地产公司提交了三张自称是“史伟”出具的合计为74万元收条和自称是“史伟”签名的7张现金支票存根，以及银行客户对账单，证明其公司已用现金方式支付74万元工程款给金鑫建安公司的史伟，但金鑫建安公司对三张收条及现金支票存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史伟本人也未出庭作出说明，证明该三份收条是其本人出具且已收到信和房地产公司支付的现金74万元。信和房地产公司所举7张现金支票存根及客户对账单所对应的款项也只有423000元，信和房地产公司所举证据不能证明三张合计为74万元的收条系史伟本人出具，7张现金支票存根上的签名为史伟本人所签，其所举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已支付给史伟74万元工程款，故对信和房地产公司认为其再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已向史伟支付74万元现金，其已将涉案的工程款项全部支付给了金鑫建安公司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滁民一终字第0160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信和房地产公司的再审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滁民一终字第01609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乃康
审判员 蔡太传
审判员 闫 真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书记员 王 蕾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