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7民终7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正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文苑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24786656975N。
法定代表人：李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敖岗，四川仁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洪元，四川仁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小安，女，1974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波，四川睿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州支行，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恒源大道花城广场C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24762301723G。
负责人：陈格，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然，该支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四川联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绵阳市旭朝农资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167号A1-S2-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65727551852。
法定代表人：李洪，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洪，该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圣贤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中滩村6号院7号楼8层8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563685023H。
法定代表人：刘文斗，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洪，该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汪长兵，男，1976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
原审被告：杜建华，女，1966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
上诉人四川正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德公司）、杨小安因与被上诉人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州支行（以下简称：商行安州支行）及原审被告绵阳市旭朝农资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朝公司）、圣贤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贤公司）、汪长兵、杜建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2017）川0724民初1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正德公司上诉请求：一、驳回被上诉人对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诉讼费用及上诉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原审被告旭朝公司向被上诉人商行安州支行提供的抵押物价值1000万元，而非68300元。商行安州支行应对经抵押登记确定价值为1000万元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而非以现有存货价值进行优先受偿。按照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动产抵押监管协议》的约定，一旦抵押货物不足1000万元，旭朝公司就应当及时补充新的货物或者将处分货物的价款存入商行安州支行。即只要前述合同真实有效履行，抵押货物价值不应当低于1000万元。在原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仅要求对68300元存货主张优先受偿权，依法应视为其对其余价值为9931700元的存货放弃担保权，我公司依法应当在该金额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而9931700元足以清偿原审被告旭朝公司对被上诉人的全部债务，故我公司在本案中依法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二、若商行安州支行与旭朝公司在2015年6月30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抵押物价值就不足1000万元，那么我公司有理由相信，商行安州支行与旭朝公司系恶意串通，故意骗取我公司的保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本案中应当依法免除我公司的保证责任。
杨小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依法改判为：商行安州支行对旭朝公司经抵押登记的全部存货享有优先受偿权。事实与理由：原判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原审被告旭朝公司向被上诉人商行安州支行提供的抵押物价值1000万元，而非68300元。商行安州支行应对经抵押登记确定价值为1000万元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而非以现有存货价值进行优先受偿。按照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动产抵押监管协议》的约定，一旦抵押货物不足1000万元，旭朝公司就应当及时补充新的货物或者将处分货物的价款存入商行安州支行。即只要前述合同真实有效履行，抵押货物价值不应当低于1000万元。若商行安州支行与旭朝公司在2015年6月30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抵押物价值就不足1000万元，那么我有理由相信，商行安州支行与旭朝公司系恶意串通，故意骗取我的保证，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本案中应当依法免除我的保证责任。若抵押物经四川三鼎金融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鼎公司）监管后，因三鼎公司监管不力，发生货物损毁、灭失，则应当由三鼎公司就价值减少部分承担赔偿责任。若货物减损系经商行安州支行同意，由旭朝公司将货物提出后未予补足或办理抵押登记变更手续，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应当视为商行安州支行放弃物的担保，我应在商行安州支行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
商行安州支行答辩称，一、上诉人杨小安是于2014年6月3日成为了旭朝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25%股权，金额为150万元。本案案涉借款合同签订于2014年6月30日，也就是上诉人杨小安持股期间。二、上诉人杨小安同时也是本案另一上诉人正德公司的股东，其持有正德公司15%的股份，而案涉贷款也是发生于杨小安持股期间。三、关于正德公司与旭朝公司的关系问题。旭朝公司于2013年7月15日持有了正德公司90%的股权，同时杨小安、汪长兵、杜建华也是正德公司的股东。本案中三自然人股东实际持有旭朝公司100%股权，同时此三人持有正德公司股权，虽然旭朝公司亦是正德公司股东，但旭朝公司的股东也是这三名自然人股东。也就是说该三名自然人股东实际控制了旭朝公司和正德公司，这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汪长兵，公司监事是杜建华。旭朝公司、正德公司的经营决策是由这三名股东在做，公司收益最终也是归属于这三名股东。在办理案涉贷款时，三名自然人股东表明了其是同意贷款的。借款人旭朝公司与担保人正德公司的意思表示均是三名自然人股东的意思表示。因此，两名上诉人称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恶意串通是不成立的，只有可能是这三名自然人股东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四、关于本案一审法律适用问题，上诉人均引用了《担保法》相关规定，但是《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与《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发生了冲突。且《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明确规定：“《担保法》与本法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五、关于保证实现的先后顺序问题（也就是说物保与人保哪个应当优先实现的问题），在我行与杨小安、正德公司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六条保证责任第二项中有明确约定，上诉人的说法是完全没有任何依据的。六、在本案一审起诉状中我行明确要求对借款人提供的担保享有抵押权和优先受偿权，事实与理由中也详细陈述了谁是抵押物以及抵押物登记情形，一审诉讼中我们将相关合同和抵押相关的他项权证提交给一审法院，也就是说我方从未有放弃物的担保的意思表示，我方在主张的时候是主张对全部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而不是部分抵押物。若我方对上诉人所说的9931700元货物的抵押权放弃的话，需要对这部分抵押权的放弃作出明确意思表示，但我方从未表示过放弃。现在剩余的抵押物已经作出了处分，清偿了部分贷款利息。公司抵押人就是借款人，本案上诉人实际上是借款人、抵押人的实际控制人，他们是受益者，现在他们说抵押财产受损了就要免除责任，这是说不通的。综上，我方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圣贤公司陈述称：我们认为贷款是骗局，商行安州支行把钱贷给了旭朝公司，旭朝公司把债权债务转给了我们，但前提是旭朝公司有抵押的1000万元货物，结果转让后我们才被告知没有这批货物，这是商行安州支行与旭朝公司合谋欺骗我们。
旭朝公司、汪长兵、杜建华均未作陈述。
商行安州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旭朝公司立即向我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95.10万元及其利息、罚息和复息【⑴从2016年7月14日起至2017年5月21日欠利息300856.07元（其中罚息300856.070）;⑵从2017年5月22日起至贷款本金495.10万元给付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1‰计付利息；⑶从2017年5月22日起对每个月未支付的利息，按照月利率11‰计付复利】,未按生效判决履行给付义务的，则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判令旭朝公司用其存货【动产抵押登记书登记编号：绵工商高新抵登字(2015)第033号】清偿上列债务，商行安州支行对该财产享有抵押权和优先受偿权；3.汪长兵、杜建华、杨小安、正德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圣贤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由被告方承担全部诉讼费、保全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30日，商行安州支行（乙方）与旭朝公司（甲方，汪长兵时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500万元，贷款期限为12个月，即从2014年6月30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月利率6.5‰。甲方到期不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乙方有权限期清偿，同时对逾期借款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计收罚息；并对未支付利息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计收复利。借款到期前，对甲方未按时还清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合同签订后，商行安州支行按约向旭朝公司发放贷款500万元。
2015年6月30日，旭朝公司（甲方）因未能按期偿还借款，经与商行安州支行（乙方）协商，双方签订了《借款展期协议》，约定展期期限为6个月，由甲方分次偿还借款，即2015年8月30日之前偿还30万，12月29日前偿还470万元,展期部分的利率按年利率8.8%执行。借款人未按约按期偿还本息，贷款人有权在展期利率基础上加收100%作为罚息利率，对逾期借款自逾期之日起按日100%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对未按时结清的利息按照规定计收复息。同日，双方又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旭朝公司以其所有的存放于绵阳市皂角铺、安县花荄镇文苑路仓库价值1000万元的存货作为抵押担保，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500万元债务本金及利息、复息、罚息和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并同时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动产抵押登记书登记编号：绵工商高新抵登字(2015)第033号】。
2015年6月30日，汪长兵、杜建华、杨小安（甲方，此三人系旭朝公司当时的股东）与商行安州支行（乙方）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旭朝公司在商行安州支行的借款提供最高限额（500万元债务本金及利息、复息、罚息和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2年止。其中，合同第六条第二项对保证责任的承担特别约定：无论乙方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不论其他担保何时成立、是否有效、乙方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也不论是否有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或者其他担保是否由债务人自己所提供，甲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均不因此减免，乙方均可直接要求甲方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甲方不提出任何异议。
2015年6月30日，正德公司（甲方）与商行安州支行（乙方）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甲方为旭朝公司在商行安州支行的借款提供最高限额（500万元债务本金及利息、复息、罚息和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2年止。其中，合同第六条第二项对保证责任的承担作出特别约定（内容同上述汪长兵等三人与商行安州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相应条款）。
2015年9月15日，杨小安将其在旭朝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杨兵，并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
2017年2月23日，旭朝公司股东汪长兵、杜建华、杨兵（甲方）与圣贤公司（乙方）签订《承债式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根据合同所规定的条件，以零元将旭朝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圣贤公司，该股权涵盖其对应的所有权益，旭朝公司名下全部财产（包括但不限于土地使用权、房产所有权等），除另有约定外，由甲方随股权同时移交乙方控制，不另计价。双方在该协议中特别约定，旭朝公司在商行安州支行的借款950万元（其中包含本案所涉借款500万元）全部由乙方负责归还。该协议同时加盖了旭朝公司印章。同年2月24日，双方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了相应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等事项的变更登记，圣贤公司成为旭朝公司的独资法人股东，注册资本600万人民币。
借款展期到期后，旭朝公司于2016年7月13日归还利息149,348.26元，另以处置部分抵押存货的货款于2017年4月19日归还借款本金49,000元，于2017年4月6日至2017年4月21日期间归还利息共计295,750元。截止2017年5月21日，旭朝公司尚欠商行安州支行借款本金4,951,000元、利息300,856.07元。
另查明，根据商行安州支行提供的《四川三鼎金融仓储有限公司企业监管台账》显示，截止2017年8月30日，旭朝公司用以抵押的存货结存数量为67吨，结存金额68300元（目前存放于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紫丰库区）。商行安州支行在诉讼过程中进一步明确其诉讼请求，要求对该剩余存货主张优先受偿权。
一审法院认为：商行安州支行与旭朝公司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展期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由于商行安州支行已按约发放借款，而旭朝公司并未按约如期偿还全部借款本息，故旭朝公司依法应承担继续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及相应的担保责任。商行安州支行分别与汪长兵、杜建华、杨小安及正德公司签订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汪长兵、杜建华、杨小安、正德公司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综上，由于案涉债权既有债务人自己提供的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之规定，商行安州支行应当先就抵押的剩余存货实现债权，不足部分再由保证人承担相应保证责任。汪长兵提出已将旭朝公司股权全部承债式转让，应由圣贤公司偿还债务，个人不应再承担责任，以及杨小安提出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经转让给他人，自己未参加公司经营故不应再承担担保责任的辩称主张，因不具有保证责任法定免除情形，辩称理由均依法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商行安州支行主张旭朝公司原股东与圣贤公司签订的《承债式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债权债务的特别约定，是第三人对他人债务自愿承担清偿责任，属于债务加入而非债务转移，圣贤公司应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于商行安州支行诉称直到起诉前才知晓该协议内容，且从未有过同意债务转移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商行安州支行关于旭朝公司与圣贤公司之间并不产生案涉债务转移的法律效力，旭朝公司仍应承担本案清偿责任的主张成立，法院予以支持。但是，对于圣贤公司是否因上述特别约定构成债务加入的问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债务加入并无明文规定，而从审判实践的角度，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及现有证据分析，商行安州支行作为债权人，既未与作为债务人的旭朝公司、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第三人的圣贤公司之间就债务加入签订过三方协议，也未单独与圣贤公司签订过有关债务加入的两方协议，并且圣贤公司亦未就债务加入问题向商行安州支行作出过单方承诺，法院认为，《承债式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债权债务的特别约定，在债权人不予追认债务转移效力的情况下，仅是债务人（旭朝公司）与第三人（圣贤公司）之间就债务的履行承担达成的合意，意即由第三人代为债务人履行债务的约定，并不构成债务加入的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商行安州支行没有直接向圣贤公司主张承担本案清偿责任的权利，故商行安州支行的相应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遂判决：一、限旭朝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商行安州支行偿还下欠借款本金4,951,000元及利息、罚息和复利（其中，欠2016年7月14日起至2017年5月21日的利息为300856.07元；从2017年5月22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1‰计付利息；从2017年5月22日起，对每月未按时支付的利息按月利率11‰计付复利）；二、商行安州支行对旭朝公司用于抵押【动产抵押登记书登记编号：绵工商高新抵登字(2015)第033号】的现有存货（结存数量67吨，结存金额68300元）享有优先受偿权。三、在商行安州支行首先就上述第二项存货的担保实现部分债权后，对于旭朝公司的剩余债务，由汪长兵、杜建华、杨小安、正德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商行安州支行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8,563元，由旭朝公司、汪长兵、杜建华、杨小安、正德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小安提交了《承诺书》、《动产抵押登记情况说明》，拟证明抵押货物价值系旭朝公司与商行安州支行双方确认后的金额，但目前实际情况是货物严重缺失，商行安州支行与旭朝公司在本案中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保证。商行安州支行对上述两份书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持异议。对此本院认为，《承诺书》、《动产抵押登记情况说明》系旭朝公司、商行安州支行为办理抵押登记而向绵阳高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说明，其只能够体现出说明作出当时抵押货物的情形，并不能够达到杨小安证明旭朝公司与商行安州支行恶意串通骗取其保证的目的。商行安州支行提交了旭朝公司于2014年6月19日作出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旭朝公司全体股东于2014年6月20日、2015年6月10日作出的4份《绵阳市旭朝农资化工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拟证明借款以及借款展期的事宜是经过旭朝公司全体股东也是本案保证人杨小安、杜建华、汪长兵一致同意的，杨小安、杜建华、汪长兵对与本案借款有关的事宜是清楚知晓的。杨小安、正德公司、旭朝公司、圣贤公司对上述4份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评述。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上诉人正德公司、杨小安是否可以免除保证责任。对此，本院做出如下评述：1.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担保法与本法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由于《担保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与《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不一致，故在本案中适用《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而不适用《担保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2.在正德公司、杨小安与商行安州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六条保证责任第二点中明确约定：“无论乙方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不论上述其他担保何时成立、是否有效、乙方是否应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也不论是否有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或者其他担保是否由债务人自己提供，甲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均不因此减免，乙方均可直接要求甲方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甲方将不得提出任何异议。”也就是说，在案涉保证合同签订时，商行安州支行与保证人杨小安、正德公司已经就保证实现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约定，本案中，不论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有由债务人自己提供的物保，也不论是否有第三方也就是本案中的原审被告圣贤公司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保证人，也就是上诉人杨小安、正德公司均不得因此减免其保证责任，商行安州支行可以直接要求杨小安、正德公司依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本案中债权人商行安州支行有权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实现其债权。3.本案一审及二审过程中，商行安州支行始终明确请求对旭朝公司提供的担保货物享有抵押权和优先受偿权，并未明确表示要对该物保部分或全部放弃担保权，仅是因为现存抵押物仅剩余68300元，才对该68300元货物主张实现抵押权和优先受偿权。故本院对正德公司以商行安州支行仅要求对68300元的存货主张优先受偿权，对其余9931700元的存货放弃担保权，保证人正德公司应当在商行安州支行放弃的范围内免除担保责任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商行安州支行在办理抵押登记过后，按照《动产抵押监管协议》的约定将货物交由三鼎公司监管，直至本案诉讼之时从未同意旭朝公司将抵押货物减少，杨小安也并未举证证明在此期间，商行安州支行有同意旭朝公司减少货物的情形，故杨小安以若货物减损系经商行安州支行同意，由旭朝公司将货物提出后未予补足或办理抵押登记变更手续，保证人可依据《担保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在商行安州支行放弃权利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4.关于旭朝公司是否与商行安州支行恶意串通，骗取正德公司、杨小安保证的问题。首先，虽现存货物仅剩68300元，但本案中现有证据并不能够证明办理抵押登记时，案涉抵押货物不足1000万元。杨小安在本案二审期间所举的《承诺书》、《动产抵押登记情况说明》并不能够达到其证明商行安州支行与旭朝公司串通骗取其保证的目的。正德公司亦未在本案二审过程中举证证实存在商行安州支行与旭朝公司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保证的情形。其次，根据商行安州支行在本案二审过程中提交的4份旭朝公司股东会决议可以明确看出，在办理案涉贷款过程中，杨小安是旭朝公司的股东。案涉借款决议的做出、用公司存货（化肥原材料）做抵押、借款展期等借款相关事宜，杨小安是参与了整个过程的。抵押货物价值多少，是否不足1000万元，杨小安应当是明确知晓的。故正德公司、杨小安有关商行安州支行与旭朝公司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保证应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免除其保证责任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5.至于案涉抵押货物毁损、灭失应当如何处置的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宜做出处理，当事人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杨小安、正德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综上所述，杨小安、正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272元，由四川正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48563元，由杨小安负担270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琳堤
审 判 员 李华峰
审 判 员 李 维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杨小艺
书 记 员 李林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