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10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国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秋芬。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升红。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甲。
法定代理人周升红，系周某甲之父。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露莺。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春香。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杭州疗养院海勤疗养区。
法定代表人张明月。
委托代理人林永年、曹任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唐瑞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斌，现羁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上诉人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杭州疗养院海勤疗养区（以下简称海勤疗养院）、杭州唐瑞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瑞公司）、孙斌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2）杭西民初字第2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周某乙通过陈秋芬与孙斌联系，孙斌与周某乙口头约定由孙斌为周某乙患有糖尿病进行调理，价格为80000元左右。2011年11月28日，周某乙入住海勤疗养院的栖凤楼宾馆109室房间，由孙斌负责照顾。2011年11月29日，周某乙至海勤疗养院进行体检。2011年12月1日，海勤疗养院出具《健康体检报告》，载明为II型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建议及时到内分泌专科就诊，规范治疗。2011年12月2日下午，周某乙出现呕吐症状后被送至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吴山分院治疗，后于2011年12月3日死亡。2011年12月5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2011年12月3日周某乙死亡事件调查情况告知》，载明：2011年12月3日晚上18时报警前，死者周某乙的尸体由家属带回余姚处理，刑侦大队民警第二天赶赴余姚对死者家属进一步调查访问，并通知死者家属如对周某乙死亡有异议应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周某乙直系家属均不要求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死者后事于当天要开始进行处理。经民警对2011年12月3日抢救周某乙的医生进行走访并对周某乙的病程记录进行调取，医院对周某乙死亡的鉴别诊断为：患者猝死原因，根据病史发展特点，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导致呕吐，误吸导致窒息出现心跳、呼吸停止，可能性大。孙斌原系唐瑞公司员工，唐瑞公司曾租赁海勤疗养院的场地进行经营，经营范围为非医疗性健康咨询，唐瑞公司于2011年9月左右已实际停止营业。周某乙系周国强、陈秋芬之女，周某乙与周升红系夫妻关系，2008年9月11日生育一女周某甲。2012年9月27日，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海勤疗养院、唐瑞公司、孙斌连带赔偿给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丧葬费19074元、死亡赔偿金6811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73367.9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交通住宿费600元、误工损失5120.50元，合计1029322.4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海勤疗养院、唐瑞公司、孙斌与周某乙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现有证据显示，周某乙本患有严重糖尿病，其与孙斌就调理糖尿病达成口头协议后于2011年11月28日入住栖凤楼，后于2011年11月29日进行体检并于2011年12月1日取得体检报告。在此期间，其均由孙斌进行照顾。而孙斌并非专业的医疗人员，也没有相关从业资格，其所述对周某乙的糖尿病调理亦没有得到国家认可的相应资质。虽无充分证据证明周某乙的死亡结果系孙斌的调理行为所致，但周某乙该期间病发后孙斌不能对其进行专业的救治。故原审法院认定孙斌在没有相关资质和经验的情况下为获取经济利益允诺对周某乙进行糖尿病调理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损害结果的发生经过结合孙斌的过错程度，原审法院酌情确定孙斌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关于唐瑞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孙斌自述其当时已非唐瑞公司员工，唐瑞公司亦已于2011年9月左右停止营业，为周某乙进行糖尿病调理系孙斌的个人行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唐瑞公司对周某乙死亡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故对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要求唐瑞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海勤疗养院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周某乙虽由孙斌带至海勤疗养院的栖凤楼入住，但栖凤楼系对外营业的宾馆，海勤疗养院仅对周某乙进行正常体检，并无证据证明海勤疗养院对周某乙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治疗，故海勤疗养院与周某乙的死亡结果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要求海勤疗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所述唐瑞公司存在非法行医，海勤疗养院放任唐瑞公司非法行医的意见，并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本案中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的损害，应根据法律规定确定。现有证据表明，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因周某乙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损害有：1、死亡赔偿金762479元。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周某乙在事故发生前已在城镇工作一年以上，其主要收入来源在城镇，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按照2011年度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971元的标准计算20年为30971×20＝61942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周某甲于2008年9月11日出生，按照2011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437元的标准计算14年为143059元，合计762479元。2、丧葬费17865.50元。按照2011年度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5731元的标准计算6个月为17865.50元。3、交通费及住宿费600元，因周某乙家属办理相关丧葬事宜确会产生必要的交通、住宿费用，现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主张600元在合理范围内，予以支持。4、误工损失881元，因周某乙家属办理相关丧葬事宜确会产生必要的误工损失，按照2011年度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5731元计算3人3天为881元。由于本次事件造成周某乙死亡，势必给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造成一定的精神痛苦，原审法院依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行为造成的后果及受诉法院所在地的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5000元。关于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主张的周某乙父亲即周国强的抚养费，因周某乙死亡时，周国强尚未年满60周岁，亦无证据证明周国强丧失劳动能力，故对该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述1－4项合计781825.50元，由孙斌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234548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孙斌赔偿给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共计234548元，该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孙斌赔偿给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该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47元，由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负担4202元，由孙斌负担1345元，孙斌负担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至原审法院。
宣判后，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未对证据进行客观辨认，故意断章取义，认定事实严重有误。（一）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病程记录》及《死亡记录》显示，受害人周某乙死亡原因为“死于l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引起的高渗性昏迷最终死亡”。上述医学诊断是根据受害人之前一贯的身体病症及现实临床表现所作出的最终判断，符合客观严谨的医疗操作规程。一审法院对上述记载采取故意忽视的手段，采纳受害人在入院时的初步诊断意见而非最终诊断，认定周某乙的死亡鉴别诊断为“患者猝死原因，根据病史发展特点，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导致呕吐，误吸导致窒息出现心跳、呼吸停止，可能性大”，不顾中国传统风俗及受害人家属的情感，对受害人的死因予以模糊处理，从而撇清被上诉人与受害人死亡之间存在的直接性因果关系。（二）一审法院仅仅基于被上诉人在庭审时前后矛盾的陈述，断然认定“周某乙的死亡结果系孙斌的调理行为所致”，忽略对公安笔录等其他证据的采纳，存在严重不公。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在事发后便对参与对周某乙诊治的王小边、孙斌、王永浩等人进行询问，相关询问笔录所反映情况应当具有高度真实性。其中孙斌在2011年12月3日21时至4日1时的询问中明确陈述“当时病人周某乙的精神状态如何答：精神状态正常的”、“我知道调理已经开始已经对病人周某乙开始净身”、“净身是指什么答：就是让病人只吃水果和果汁，不能够吃其他食品”。该处询问笔录皆反映出孙斌已经安排对周某乙进行所谓治疗，而且未对受害人进行注射胰岛素的常规措施。因而，孙斌的所谓“治疗”行为对周某乙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三）被上诉人唐瑞公司并无医疗资质，但长期雇佣孙斌等人打着“杭州海勤疗养院”的名义开展糖尿病医治活动。其在事发前并未与孙斌等人解除劳动合同，反而准允孙斌等人仍然使用其所借用杭州海勤疗养院的房间、允许其使用原公司宣传资料及相关医疗器械，连同事王晓边也认为孙斌仍为该公司负责人，因而该公司在孙斌侵害周某乙生命权过程中存在不可推卸的管理过失责任。一审法院贸然认定唐瑞公司已在9月停业，显然未对所调取的证据进行全然客观的鉴阅，对事实的认定也就缺乏客观公正性。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周某乙自行入住并支付房款，不符合客观事实。事实上，周某乙入住的是唐瑞公司借用海勤疗养院的房间且房间走廊处仍悬挂唐瑞公司的医疗宣传资料，同时各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始终未提供过孙斌拿身份证开房的证据。二、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不明的情况下，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武断撇除海勤疗养院与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侵害上诉人合法利益。（一）被上诉人海勤疗养院为专门的军队疗养医构，设有专门的门岗保安，其所有的栖凤楼主要针对军队疗养人员开展服务，对外开放的情况较少。其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违法将医疗场所出租或承包给医疗机构以外的人员经营，允许他人违规放置非法医疗的宣传资料，其实质就是变相出租、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二）放任孙斌、唐瑞公司在其医疗场所非法行医并提供健康体检、住宿之便利，让受害人等以此误信上当。此外，海勤疗养院在对受害人周某乙进行体检时，对其病情未能正确辨识，认定周某乙为2型糖尿病，致使受害人对自身病情存在混淆，严重影响其对自身健康状态的基本判断，从而更加误信孙斌的所谓“治疗能力”。退一步讲，如海勤疗养院所声称，其将所拥有的医疗场地（栖凤楼）承包给唐佳莲，并同意唐佳莲仍以海勤疗养院之名义进行经营，然受害人对此根本不知情，海勤疗养院亦未提供相关租赁协议，受害人仍然信任人民军队的威信，信任海勤疗养院，前去治疗。海勤疗养院在明知唐瑞公司无行医治疗的资质后仍然放任唐瑞、孙斌在其公开场所随意放置医疗宣传资料，为相关责任人混淆宣传打擦边球，存在严重管理过失。故海勤疗养院虽未对周某乙的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其严重的管理过失行为却间接促成周某乙的死亡，毫无疑问，海勤疗养院应对此承担法定责任。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赔偿金额标准计算有误。根据《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周某乙为宁波余姚籍，长年生活工作在城镇，而宁波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相关赔偿标准应适用宁波地区标准而非浙江省标准，且应以判决时的标准计赔。此外，由于本案历时较长，在一审判决作出时，周国强已逾六十周岁（受害人周某乙父亲，1953年10月出生），无其他生活来源，故应在赔偿金额中应予以合理考虑。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海勤疗养院、唐瑞公司、孙斌赔偿其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住宿费、误工损失等各项损失合计1339719.25元，或将该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海勤疗养院答辩称：1、海勤疗养院在一审中已经提交可以对外有偿租赁相关房屋的文件，且海勤疗养院是杭州市的体检定点单位，上诉人称海勤疗养院违反医疗机构管理的相关规定没有依据。2、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海勤疗养院允许他人违法放置医疗资料，事实上不存在该情况，目前海勤疗养院只公示科学的医疗知识。3、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海勤疗养院出借医疗机构医疗许可证。4、海勤疗养院不存在放任孙斌、唐瑞公司非法医疗的情况，唐瑞公司从2011年9月起已经不在海勤疗养院，而孙斌没有进行医疗行为。5、受害人在海勤疗养院体检后的第二天就出现了相关症状，海勤疗养院没有对受害人进行过治疗，海勤疗养院对受害人的体检认定受害人患有糖尿病，已经提醒受害人立即去专科医院进行治疗。6、受害人死亡原因不确定，受害人死亡后公安机关要求解剖，而家属不要求进行解剖并马上火化。受害人的死因只有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个可能性结论。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唐瑞公司答辩称：上诉人混淆了责任主体。唐瑞公司向海勤疗养院租赁房屋，提供健康咨询、健康管理服务，从3月开始至9月结束，不存在治疗糖尿病、非法行医的情况。唐瑞公司在9月已经停业，而事件发生在11月，唐瑞公司法定代表人从未见过受害人或其家属，上诉人也没有提供有唐瑞公司盖章确认的任何材料。孙斌的行为与唐瑞公司无关。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孙斌二审中未作答辩。
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吴山分院对周某乙死亡原因诊断为：“死于l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引起的高渗性昏迷最终死亡”。海勤疗养院、唐瑞公司、孙斌称唐瑞公司于2011年9月左右已实际停止营业。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孙斌在没有相关资质和经验的情况下，为获取经济利益允诺对周某乙进行糖尿病调理，周某乙在接受其调理期间病发，并最终抢救无效死亡，现虽无充分证据证明周某乙的死亡结果系孙斌的调理行为所致，但孙斌在周某乙病发后未能对其进行专业的救治，其对整个事件的发生负有过错应无异议，原审法院酌情确定孙斌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唐瑞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孙斌与唐瑞公司均称事发时孙斌已非唐瑞公司员工，但事发时栖凤楼宾馆内仍留有唐瑞公司的房间及广告牌，为孙斌的上述行为提供便利，并且，唐瑞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健在事发后公安机关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也称孙斌打着唐瑞公司的旗号招揽业务，据此，应认定唐瑞公司与孙斌构成共同侵权，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本院酌情确定其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与孙斌互负连带责任。关于海勤疗养院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周某乙虽由孙斌带至海勤疗养院的栖凤楼入住，但栖凤楼系对外营业的宾馆，海勤疗养院仅对周某乙进行正常体检，未对周某乙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治疗，上诉人关于海勤疗养院存在严重管理过失的主张也缺乏依据，对上诉人要求海勤疗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因周某乙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损失，上诉人主张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误工费应按一审判决时的统计标准计算，但上诉人在一审诉请中对上述各项费用金额均是按2011年的统计标准计算，故原审法院据此对上述各项费用金额按2011年的统计标准计算并无不当。因上诉人住所地在宁波市，上诉人关于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宁波市而非浙江省统计标准计算的上诉主张于法有据，本院将上述两项费用分别调整为681160元和160837.90元。交通费及住宿费一审认定600元合理，本院予以认定。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周某乙父亲即周国强的抚养费，因周某乙死亡时，周国强尚未年满60周岁，亦无证据证明周国强丧失劳动能力，故原审法院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述各项费用合计861344.40元，由孙斌承担30%计258403.30元，由唐瑞公司承担20%计172268.90元。鉴于周某乙死亡给上诉人造成的精神痛苦，原审法院依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行为造成的后果及受诉法院所在地的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合理，该费用由孙斌承担9000元，唐瑞公司承担6000元，并互负连带责任。综上，对上诉人上诉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2）杭西民初字第2689号民事判决。
二、孙斌赔偿给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67403.30元，该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杭州唐瑞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赔偿给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78268.90元，该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四、孙斌与杭州唐瑞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互负连带责任。
五、驳回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547元，由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负担3145元，由孙斌承担1441元，由杭州唐瑞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担961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5547元，由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负担4549元，由杭州唐瑞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负担998元。周国强、陈秋芬、周升红、周某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退费。杭州唐瑞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应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20202440900880296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志军
审 判 员 韩 昱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