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122刑���450号
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曾桂忠，男，1963年11月11日出生于广西武鸣县，壮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系南宁市武鸣区渔政监督管理站（原武鸣县渔政监督管理站，下同）站长，住南宁市武鸣区。因涉嫌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于2016年6月28日被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6月29日被取保候审。本院于2016年11月30日决定对其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辩护人周化冰，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韦灿龙，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人邓主华，男，1963年10月4日出生于广西武鸣县，壮族，中专文化，中共党员，系南宁市武鸣区渔政监督管理站副站长，住南宁市武鸣区。因涉嫌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于2016年6月28日被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6月29日被取保候审。本院于2016年11月30日决定对其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辩护人陆廷海，广西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肖艳，广西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曾桂忠、邓主华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于2016年11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武鸣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潘美胜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曾桂忠及其辩护人周化冰、韦灿龙，被告人邓主华及其辩护人陆廷海、肖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武鸣区渔政监督管理站自2003年成立以来，其职责包括负责武鸣辖区的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及渔政监督管理工作。2015年10月13日，在南宁市江南水街从事龟鳖养殖、销售的个体户韦某要将其养殖的329只黄喉拟水龟及360只山瑞鳖运输、销售至海南省，找到南宁市龟鳖协会秘书长黄某1帮忙办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黄某1即与其相熟的武鸣区渔政监督管理站站长曾桂忠联系。曾桂忠碍于黄某1的情面，就与武鸣区渔政监督管理站副站长即被告人邓主华商量，两被告人决定让黄某1检疫韦某的这批龟鳖，如没有问题就可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同年11月30日，已将这批龟鳖运输到海南省儋州市邓某的儋州中投特种养殖种苗基地的韦某，由于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相关手续，被儋州市森林公安局扣押了279只黄喉拟水龟。同年12月初的某日，韦某、黄某1就赶到武鸣区渔政监督管理站找到曾桂忠，要求开具之前答应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曾桂忠、邓主华明知水产苗种检疫工作须遵循属地管理原则和现场检疫原则，仍违反规定，在没有具有官方资质的检疫人员现场检疫的情况下，即给非武鸣辖区的养殖户韦某开具了两张编号为NO4500056945和NO4500056946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A）。当中，邓主华还按照韦某的请求，把这两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开证时间倒签到2015年10月13日。同年12月25日，韦某持该两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到海南省儋州市森林公安局办理解押手续，儋州市森林公安局依法发还了所扣押的279只黄喉拟水龟。
公诉机关认为二被告人身为动植物检疫机关的检疫人员，徇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应当以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曾桂忠辩称其行为构成违规，但是没有达到犯罪，请求给予无罪判决。
被告人曾桂忠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曾桂忠不构成动植物徇私舞弊罪。其提出如下答辩意见：1、被告人曾桂忠不是动植物检疫机关的检疫人员，主体不符合。被告人曾桂忠虽然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苗种检疫员证》，具备从事水产苗种的检疫工作的资格，但由于其并不在“动植物检疫机关”工作，不是动植物检疫机关的工作人员。2、即使认为被告人曾桂忠是动植物检疫机关的检疫人员，但其行为并未达到“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立案追诉标准。本案被告人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时，检疫对象早已经运抵海南（超过20天），货物已交付并混同，也早已被公安机关违法查封扣押。二人所开具的这两份合格证明的有效期只有3天（2015年10月13日至16日），所以在二人开具这两份合格证明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失效。实质二人伪造的并不是真正���“合格证明”，而只是“两张废纸”，不构成犯罪。3、被告人曾桂忠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小，情节显著轻微，不应认为是犯罪。本案被告人不知整件事情的经过，也不知他人所下的圈套，为了帮助韦某及时拿到货款减少经济损失，才违规开具。被告人违规开具的证明行为未造成任何实际危害后果，被告人曾桂忠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身违法违规行为，深刻认识自身错误，积极主动配合办案机关调查工作，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不大，情节显著轻微。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应认为是犯罪。
被告人邓主华辩称其行为情节轻微，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邓主华的辩护人对被告人曾桂忠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表示认同。另其还认为：1.本案是邓某主导的骗局的一部分，被告人邓主华被动参与其中，邓主华的行为虽并不合法合规，但是其行为后果一切均在邓某的掌控之中，并不可能危害邓某，也不可能造成社会危害性，因此，邓主华的行为不构成犯罪。2.被告人邓主华的行为并不属于伪造检疫结果。因为没有证据证实该批龟鳖检疫不合格，也就不能认定邓主华伪造检疫结果。该《动物检疫合格证》自始无效，没有所谓的检疫结果，亦不存在伪造或不伪造的事实。3.被告人邓主华并没有违法开具涉案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故意。邓主华是基于之前委托黄某1代为检查该批龟鳖和国家没规范的龟鳖类检疫规范等原因违规出证，主观上并不是故意违规。该批龟鳖交易已经完成一个月，没有任何疫情发生，基于对黄某1的信任以对水产经营户的同情，只要补个手续，这些老实的广西水产经营户养殖户就可以结账收回90多万的本钱。所以邓主华、曾桂忠本身并无犯罪的主观故意。4.邓主华主体身份不符合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主观上没有犯罪意图，其行为虽然违规，但并不构成犯罪。应宣告无罪，如需处罚，由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就足够了。
经审理查明，南宁市武鸣区渔政监督管理站是武鸣区水产畜牧兽医局下属的二层机构。武鸣区水产畜牧兽医局除本局的科室之外，主要有动物卫生监督所、水产技术推广站及渔政监督管理站。2003年之前武鸣县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及渔政监督管理工作都是由武鸣县水产技术推广站负责。2003年以后新增设“武鸣县渔政监督管理站”，实际就是在原“武鸣县水产技术推广站”增挂牌子，实行一套人马两套牌子管理，并明确将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及渔政监督管理工作交由渔政监督管理站负责。2008年武鸣县水产技术推广站更名为武鸣县水产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站，因为没有配备相应水产技术人员，所以水产技术推广工作仍由武鸣县渔政监督管理站负责。武鸣县水产苗种产地检疫仍由武鸣县渔政监督管理站负责。2010年国家颁布《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由地方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委托同级渔业主管部门实施。武鸣县渔业主管部门是武鸣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因为动物卫生监督所和渔政监督管理站都是水产畜牧兽医局的下属二层机构，具备水产苗种检疫资格的人员都在渔政监督管理站，所以水产畜牧兽医局决定由渔政监督管理站负责水产苗种检疫，但是没办理相关检疫委托手续，所需的检疫证章标志由武鸣县动物卫生监督所统一提供。武鸣县渔政监督管理站对于辖区内的水产苗种产地检疫过程中，2014年检疫75批次，2015年100批次，绝大多数检疫品种为鱼类，仅出具两份龟鳖类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A）。
被告人曾桂忠2003年6月起���武鸣县渔政监督管理站工作，2003年7月10日任县渔政监督管理站站长，被告人邓主华2003年3月起在武鸣县渔政监督管理站工作，二人于2014年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畜牧兽医局颁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苗种检疫员证》。
2015年10月13日，在南宁市江南水街从事龟鳖养殖、销售的个体户韦某要将其养殖的329只黄喉拟水龟及360只山瑞鳖运输、销售至海南省，找到南宁市龟鳖协会秘书长黄某1帮忙办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黄某1即与其相熟的武鸣县渔政监督管理站站长曾桂忠联系。曾桂忠碍于黄某1的情面，就与武鸣县渔政监督管理站副站长邓主华商量，两被告人决定让黄某1检疫韦某的这批龟鳖，如没有问题就可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同年10月14日这批龟鳖运至海南省儋州市邓某的儋州市中投特种养殖种苗基地。12月初韦某向邓某催收货款，邓某称279只黄喉拟水龟于2015年11月30日被儋州市森林公安局暂扣，不能支付货款，要求韦某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解除扣押后才能交付货款。韦某即找黄某1于2015年12月5日到武鸣县渔政站，请求曾桂忠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曾桂忠、邓主华即开具了两张编号为NO4500056945和NO4500056946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A）。并将开证时间倒签到2015年10月13日。同年12月25日，韦某持证办理了解押手续。事后邓某仍未支付货款，韦某则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起诉邓某，要求邓某支付货款，2016年4月邓某向武鸣县纪委举报邓主华虚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法庭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
1、立案决定书，证实侦查机关依法立案的事实；
2、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武鸣���渔政管理站相关成立批复、任免职通知、年度考核登记表、水产苗种检疫员证复印件，南宁市武鸣区农业局关于武鸣区水产苗种检疫试点情况说明、核销报告单、动物检疫及水产苗种检疫的相关政策及文件、说明等。证实了武鸣县水产苗种检疫工作由武鸣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决定由武鸣县渔政监督管理站负责，2015年武鸣区水产苗种检疫试点工作武鸣区农业局安排城区渔政监督管理站实施。二被告人系武鸣县渔政监督管理站工作人员，被告人曾桂忠任站长、邓主华任副站长，二人于2014年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畜牧兽医局颁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苗种检疫员证》，实际从事辖区内的水产苗种检疫工作。山瑞鳖、黄喉拟水龟均属爬行类水生动物，出售或者运输时应当向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经检疫合格，并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后，方可离开产地，投放养殖场所、出售或者运输。
3、儋州市森林公安局《关于扣押儋州中投特种养殖种苗基地黄喉拟水龟的情况说明》、扣押清单、发还清单，证实2015年11月30日下午，该局局长谢圣和接到举报，带领两位民警到儋州中投特种养殖种苗基地，对该基地2015年10月14日收购韦某、李某的一批279只黄喉拟水龟（石金钱龟）予以暂扣，暂扣的原因是没有养殖证、运输证、检疫合格证。2015年12月初，韦某拿了三份证明材料到该局后，经民警审核，局长同意，于2015年12月25日全部解除扣押。
4、举报信、相关诉讼材料，证实邓某与韦某因该批龟鳖的货款产生纠纷，邓某实名举报了被告人邓主华开具虚假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情况。
5、证人韦某、黄某1的证言，证实2015年10月13日，在南宁市江南水街从事龟鳖���殖、销售的个体户韦某要将其养殖的329只黄喉拟水龟及360只山瑞鳖运输、销售至海南省，找到南宁市龟鳖协会秘书长黄某1帮忙办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黄某1即与其相熟的武鸣县渔政监督管理站站长曾桂忠联系。曾桂忠碍于黄某1的情面，就与武鸣县渔政监督管理站副站长邓主华商量，两被告人决定让黄某1检疫韦某的这批龟鳖，如没有问题就可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同年10月14日这批龟鳖运至海南省儋州市邓某的儋州市中投特种养殖种苗基地。12月初韦某向邓某催收货款，邓某称279只黄喉拟水龟于2015年11月30日被儋州市森林公安局暂扣，不能支付货款，要求韦某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解除扣押后才能交付货款。韦某即找黄某1于2015年12月5日到武鸣县渔政站，请求曾桂忠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曾桂忠、邓主华即开具了两张编号为NO4500056945和NO4500056946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A）。并将开证时间倒签到2015年10月13日。同年12月25日，韦某持证办理了解押手续。
6、证人邓某的证言，证实邓某因与韦某等人买卖龟鳖有纠纷，拒绝支付90多万元的货款。2015年11月25日和26日，韦某和李某分别打电话要求支付货款，邓某即于2015年11月30日跟公安机关联系说明情况，当天儋州市森林公安局即将279只黄喉拟水龟暂扣并寄养在儋州中投特种养殖种苗基地。2015年12月25日解除扣押后，12月30日邓某发函给韦某，要求韦某将黄喉拟水龟取走，并支付代管费用（261144元）。后韦某将邓某告到法院要求支付货款，邓某则将举报韦某使用虚假开具动物检疫证明。
7、证人黄某2、黄某3、陈某（黄某2系武鸣县水产畜牧局前局长、黄某3曾任该副局长、陈某曾任该局办公室主任）的证言，证��武鸣县水产畜牧兽医局2003年起在实际工作中将武鸣县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工作交由武鸣县渔政监督管理站人员负责。
8、证人李某、黄某4、张某的证言，证实三人均长期从事龟鳖生意，在交易过程中，未有买方要求检疫证明，交易习惯是货到付款，邓某未支付上述龟鳖的货款。上述龟鳖所需的养殖面积总共大约为30平方米。
9、被告人曾桂忠、邓主华的供述，证实二人均系武鸣县渔政监督管理站工作人员，具备水产动物检疫资格，根据武鸣县水产畜牧局的安排从事水产苗种的检疫工作。2015年10月13日，黄某1请求曾桂忠开具黄喉拟水龟和山瑞鳖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曾桂忠与邓主华商量后，决定让黄某1检疫韦某的这批龟鳖，如没有问题就可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韦某即找黄某1于2015年12月5日到武鸣县渔政站，���求曾桂忠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曾桂忠、邓主华即开具了两张编号为NO4500056945和NO4500056946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A）。并将开证时间倒签到2015年10月13日。
10、《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A）、字迹鉴定书、辨认情况，证实NO4500056945和NO4500056946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A）系邓主华所开具，货主是韦某，动物分别是329只黄喉拟水龟和360只山瑞鳖，启运地点是广西南宁市武鸣县，到达地点海南儋州市三洋乡，签发日期为2015年10月13日。
本院认为，被告人曾桂忠、邓主华具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苗种检疫员证，受武鸣县水产畜牧兽医局的指派实际负责武鸣县水生动物检疫工作，是动植物检疫机关的检疫人员。二被告人违反了法律规定，未到现场进行检疫，也没有按照属地的原则进行检疫工作，即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曾桂忠、邓主华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成立。在共同犯罪中，二被告人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二被告人犯罪后如实供述其罪行，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曾桂忠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免予刑事处罚。
二、被告人邓主华犯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免予刑事处罚。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黄亚军
人民陪审员 谭庆仁
人民陪审员 韦长信
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张均霞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三十七条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第四百一十三条动植物检疫机关的检疫人员���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款所列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对应当检疫的检疫物不检疫，或者延误检疫出证、错误出证，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