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31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第三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坪东路6号，组织机构代码202800313。
法定代表人：王雨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贺理，重庆盛世文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住所地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14层，组织机构代码663571840。
负责人：马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劲，男，汉族，1973年5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余亚东，男，汉族，1975年11月1日出生。
上诉人重庆市第三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交公司）与被上诉人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安诚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0日作出（2014）南法民初字第00770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公交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8月9日，重庆冠忠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与安诚保险公司签订客运承运人责任险单，约定就渝B×××××号等客车投保，保险期间为2011年8月12日零时起至2012年8月11日24时止，约定客运承运人责任险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为10万元，并约定特别条款：本保单项下只承担车上人员（乘客）保险责任，不承担司机及售票员保险责任。重庆冠忠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安监部在客运承运人责任险投保清单上盖章确认投保的车辆、金额、保费等内容，客运承运人责任险投保清单上注明了特别约定：本保单项下只承担车上人员（乘客）保险责任，不承担司机及售票员保险责任，在结尾处注明投保人申明：“本投保单所填各项内容均属实，本人已经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同意以本投保单作为订立正式合同的依据。”重庆冠忠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在投保人申明条款处盖章。但客运承运人责任险投保清单上的特别约定条款并没有以黑体字书写。2012年6月19日下午，公交公司驾驶员刘平驾驶渝B×××××号客车由云满庭开往金岗尚城，在万寿路口为避让一辆自行车而急刹车造成车内人员张先芬受伤的事故。张先芬于2012年6月19日入住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治疗，并产生医疗费用30917.16元。2012年6月27日，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22平台出具事故证明一份，证明渝B×××××号客车由于急刹车导致车内售票员张先芬腰部受伤。2012年8月18日，张先芬出具领条一张，注明领到公交公司护理费4130元。2012年12月13日，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确认张先芬为八级伤残。2013年2月26日，公交公司与张先芬达成协议，约定公交公司支付张先芬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91173.8元。同日，张先芬出具领条一张，注明领到公交公司支付的款项共计154689.64元。其后，公交公司认为张先芬是车上的乘客，要求安诚保险公司理赔赔偿金10万元。2012年6月28日，安诚保险公司理赔工作人员询问张先芬事故的情况并作笔录，张先芬在笔录中陈述其是渝B×××××号客车上的售票员，事故发生时正在该车上卖票。安诚公司认为张先芬在事故发生时是该客车上的售票员，公交公司投保的保险不承担司机及售票员责任险，故拒绝赔付。公交公司故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一审另查明：2011年7月26日，重庆市国资委批复重庆冠忠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并入公交公司，实施冠忠集团和公交公司的合并重组。2008年至2011年8月9日，公交公司均在安诚保险公司为其客车购买保险。2010年11月10日，重庆冠忠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向安诚保险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申明其所有的客车统一由该公司安监部办理保险投保、理赔等事宜，并使用“重庆冠忠（第三）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安监部”印章。
公交公司一审诉称：公交公司与安诚保险公司于2011年8月9日就其名下客车渝B×××××签订客运承运人保险合同，保险期间为2011年8月12日至2012年8月11日。2012年6月19日，公交公司驾驶员刘平驾驶渝B×××××客车行至万寿路红绿灯处时，为了避让一辆自行车，造成车内一名乘客受伤的事故。公交公司赔偿伤者医疗费等共计191173.8元。其后，公交公司要求安诚保险公司理赔未果，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安诚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10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由安诚保险公司承担。
安诚保险公司一审辩称：公交公司没有向其投保售票员责任险，也没有投保司机及售票员责任险。保险合同中的条款约定只承担车上人员（乘客）保险责任，不承担司机及售票员保险责任。本次事故中伤者张先芬是售票员，不应赔付，请求法院驳回公交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张先芬是不是渝B×××××号客车上的售票员。2、安诚保险公司是否尽到了告知义务。
对于争议焦点1，安诚保险公司举示了张先芬签名的笔录，笔录中张先芬自认其是售票员，且事故发生时，正在该客车上从事售票工作。公交公司举示的由南岸区交巡警八大队22平台出具的事故证明上也注明张先芬为售票员。公交公司认为张先芬没有与公司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为了获工伤赔偿自认是售票员，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无法推翻张先芬之自认。故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举证认为张先芬应当是渝B×××××号客车上的售票员。
对于争议焦点2，公交公司认为在其与安诚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中，对于免责条款安诚保险公司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注明，没有尽到告知义务，故该保险单上的特别条款应属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虽然保险单上的免责条款“本保单项下只承担车上人员（乘客）保险责任，不承担司机及售票员保险责任”没有用显著的字体进行标注，但以特别约定的形式单列，并且表述能够让常人所理解，另外，双方当事人长期采取诸多车辆批量投保的方式，可以推定公交公司完全知晓免责条款。故一审法院认为安诚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公交公司主张的特别约定条款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公交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公交公司负担。
公交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安诚保险公司向公交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10万元。其所提出的主要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张先芬为售票员系事实认定不清。张先芬不是公司公司售票员。虽然安诚保险公司举示了张先芬签名的笔录，笔录记录自认是售票员且事故发生时正在该客车上从事售票工作。但是该笔录是安诚保险公司单方制作的，公交公司并不知情，对该证据是否是张先芬的真实表述无法判定，因此一审中对该证据不予以认可。关于南岸区交巡警八大队22平台出具的事故证明，注明张先芬为售票员，但南岸区交巡警八大队22平台出具事故证明时并没有对张先芬的当时身份进行确认和核实。公交公司从未认同事故发生时张先芬是公司售票员，公交公司认为不能就张先芬自说自话就能单方同公交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从事售票工作”。二、一审法院认为安诚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有效，系适用法律不当。被保险人在保单约定“不承担司机及售票员保险责任”系格式合同的免责条款。按照保险法的规定，保单的免责条款应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即免责条款不仅需要给予投保人足够的提示还要对条款内容向投保人做出明确的说明。本案中所谓的特别条款也仅仅是保险合同中的一个合同约定而已，它显然不能替代保险法及保险法司法解释所要求的“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其他明显标志”提示义务，该条款无论文字、字体、符号与合同其他内容并无不同，也没有做其他明显标志以示区分。关于一审法院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的理解，一审认为安诚保险公司对合同内容表述能够让常人理解即系明确说明义务。但公交公司认为合同的说明义务应当是另行对合同免责条款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所做更为细致的说明，这样才能符合保险法立法精神以避免条款理解不同的纠纷。在本案中对售票员的理解就至少会有两种以上不同的的理解：一是从事售票工作或帮忙售票的闲杂人；二是与公交公司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被安排在售票岗位，事发时正在售票的工作人员。公交公司认为第二种更为严谨也更符合公交公司订立保险合同主观目的和保险利益。至于存在多批保单的问题，因为安诚保险公司承保是一车一个保单的方式，批量承保，但数量的多少不能替代法律规定的提示和说明义务。由此，公交公司认为本案中安诚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既未做到足够的提示义务，也没有做明确的说明，该条特别条款应当无效。
安诚保险公司答辩称：从交警认定书以及安诚保险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已经形成了证据锁链证明张先芬是公交公司的售票员，张先芬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也不影响其担任售票员职务的事实。关于明确告知义务的问题，公交公司是一个运输企业，该企业与安诚保险公司多次合作，安诚保险公司也就免责条款进行了多次的特别说明，并单列告知，安诚保险公司尽到了明确告知义务。同时公交公司在理赔过程中组织材料将张先芬的身份是作为乘客在进行索赔，也印证了其知晓免责条款的事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1、事发时张先芬是否是渝B×××××号客车上的售票员。2、安诚保险公司是否就本案保险合同载明的“本保单项下只承担车上人员（乘客）保险责任，不承担司机及售票员保险责任”向公交公司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
一、关于张先芬的售票员身份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为反驳公交公司关于张先芬不是售票员的主张，安诚保险公司举示了张先芬签名的笔录及南岸区交巡警八大队22平台出具的事故证明等证据，证明事发时张先芬为售票员。至此，安诚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相应的举证责任。公交公司认为张先芬没有与公司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为了获工伤赔偿自认是售票员，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也无其他证据证明事发时渝B×××××号客车上的售票员为其他人。故对其张先芬不是渝B×××××号客车上售票员的主张不予支持，本院认定张先芬是事发时渝B×××××号客车上的售票员。
二、关于安诚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的说明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虽然保险单上的免责条款“本保单项下只承担车上人员（乘客）保险责任，不承担司机及售票员保险责任”没有用显著的字体进行标注，但以特别约定的形式单列，其表述足以能够让常人所理解。另外，公交公司是专门的运输企业，其车辆长期采取诸多车辆批量投保的方式向安诚保险公司投保，可以推定公交公司已经知晓该免责条款。故可以认定安诚保险公司就本案所涉的免责条款向公交公司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
综合以上分析，公交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重庆市第三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严永鸿
审 判 员 徐晓瑮
代理审判员 吴贵平
二〇一四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程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