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桂市民三终字第3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光。
委托代理人杨雪峰。
委托代理人王波。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何金枝。
委托代理人何贵军。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郇泽林。
委托代理人田景旭。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临清盛世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国立。
委托代理人宋玉保。
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3）恭民初字第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媛媛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潘文华、代理审判员阳志辉参加的合议庭，于同年3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盘林云担任记录。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委托代理人杨雪峰、王波、被上诉人何金枝及其委托代理人何贵军、被上诉人郇泽林委托代理人田景旭、被上诉人临清盛世物流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宋玉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3年1月12日13时许，被告郇泽林驾驶鲁Pxxx**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鲁PLx**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沿省道201线由沙子往全州方向行驶至163KM＋500M路段时，超越道路中心线与对向行驶由原告何金枝驾驶并搭乘黄家文、罗意庆、罗峰等乘客的桂HTxx**小型普通客车发生刮擦，造成原告何金枝及乘客黄家文、罗锋、罗意庆受伤、桂HTxx**号小型客车损坏的交通事故，被告郇泽林驾车逃离事故现场。事故经恭城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处理，认定被告郇泽林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受伤后先后在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中心医院住院治疗至2013年2月19日，其伤情经诊断为：1、左上肢毁损伤；2、左肩胛骨骨折；3、创伤性轻型颅脑损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左顶部头皮血肿；4、左侧第2、3肋骨骨折；5、双下肺挫伤；6、失血性贫血；7、低蛋白血症；8、左侧动眼神经、视神经损伤。共发生医疗费41137.33元。2013年2月28日，经桂林市正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原告何金枝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致残属V（五）级伤残。假肢配置及维修相关费用为人民币198600元。
被告郇泽林驾驶的鲁Pxxx**号、鲁PLx**号车的车主登记为被告临清盛世物流有限公司（下称盛世物流公司），双方是融资租赁关系。两车均在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下称聊城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且在保险有效期限内，交强险赔偿总限额共计244000元。两车还在该支公司投保了第三者商业险且在保险有效期限内，保险赔偿限额分别为500000元和50000元，共计550000元。
另查明，原告何金枝的户籍虽登记为农村户口，但其从2010年开始就在恭城瑶族自治县恭城镇从事汽车客运工作，其生活、居住地均在恭城镇。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郇泽林驾驶登记为被告盛世物流公司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被告郇泽林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告郇泽林辩称在事故中没有逃逸行为，不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辩解理由，缺乏相应证据证实，不予采信。被告郇泽林具有驾驶资格，其既非被告盛世物流公司的员工，与被告盛世物流公司也不是挂靠关系，而仅是融资租赁关系，因此被告盛世物流公司对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故依法应由被告郇泽林在过错范围内承担本案全部赔偿责任。因被告郇泽林驾驶的车辆在被告聊城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且被保险人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险额内直接赔偿给原告，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被告聊城中心支公司应依法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付，对被告聊城中心支公司认为驾驶员郇泽林是肇事后逃逸，不同意在商业第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被告聊城中心支公司提交的商业第三者险投保单等保险合同是格式条款，且在签订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仅仅采用将保险条款送交投保人阅读的方式，没有对所约定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不构成对说明义务的履行。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仍应在商业第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对投保车辆所造成第三者的事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何金枝自2010年至今在恭城瑶族自治县恭城镇从事汽车客运工作，其生活、居住地均在恭城镇。根据2006年6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中“受害人虽然为农村户口，但是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均为城市，有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的规定，其相关赔偿费用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综上所述，并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应确定如下：1、医疗费41137.33元；2、误工费5188.80（110.4元／天×47天）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1560元（40元／天×39天）；4、护理费5491.20元（70.40元／天×39天×2人）；5、营养费780元（20元／天×39天）；6、残疾赔偿金226248元（18854元／年×20年×60%）；7、残疾辅助器具费198600元；8、交通费酌情支持1000元；9、车辆损失费13731元；10、车损鉴定费700元；11、车辆施救、保管费1345元；12、精神抚慰金酌情支持10000元。合计：505781.33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何金枝各项经济损失505781.33元；二、驳回原告何金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5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730元，合计11486元，由原告何金枝负担1033元，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负担10453元（此款原告已预交，在执行中由被告一并给付原告）。
上诉人聊城中心支公司（下称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上诉人在机动车商业第三者险保险合同签订时，没有对保险合同条款及免责条款向被上诉人盛世物流公司尽到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该认定错误。（一）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承保车辆鲁Pxxx**和鲁PLx**挂的保险单、投保单、保险条款及机动车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足以证实上诉人对保险条款及免责条款向被上诉人尽到了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鲁Pxxx**和鲁PLx**挂车辆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单》、《机动车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首先，上诉人在《投保单》首页抬头处以加粗加黑的字体提示投保人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及免责条款；其次，在《保险条款》中上诉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责任免除”专章形式，同时对所有免责条款的文字均以加粗、加黑的方式作出明显标记；再次，上诉人在《机动车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中，对“责任免除”四个字标示得异常醒目，且该说明书的开始部分特别注明：“尊敬的投保人，就保险合同相关的责任免除（即不能赔偿）内容，我公司明确说明如下……”。保险合同的投保人盛世物流公司在《投保单》及《机动车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上作出声明并签章确认，认可上诉人向其提供了保险条款，并对其尽到了提示与说明义务。另外，一审中被上诉人盛世物流公司提交的《保险单》中“重要提示栏”明确记载“请仔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和赔偿处理的部分”。上述证据足以认定上诉人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做到了《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的提示义务。2、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上诉人在保险合同签订时，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另行以《机动车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的形式向投保人作出了书面的明确说明。该《说明书》第一条第一款第（六）项明确说明：“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由此可见，上诉人对肇事逃逸的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无论从概念、内容还是法律后果等均通俗易懂，不属于内容专业、文字晦涩的专业术语，不会引起一般社会公众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被上诉人盛世物流公司作为专业的物流公司更应当理解、知晓。其在该说明书中作出声明并签章确认，足以证实上诉人对免责条款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3、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承保机动车辆的驾驶人经交警部门认定其行为属于“肇事逃逸”。“肇事逃逸”是众所周知的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规定，上诉人将其作为免责条款无需向被上诉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事实上，上诉人提交的《机动车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显示，上诉人在保险合同签订时，对“肇事逃逸”的免责事由依然向被上诉人盛世物流公司作出了明确说明。另外，商业第三者险是有别于交强险的一般商业性质的险种，由投保人与保险人根据意思自治、缔约自由的民法原则订立，且上诉人将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事由并没有“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也未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本案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明显错误。
二、从法理及社会公允的角度上看，一审法院在驾驶员存在“肇事逃逸”违法行为的情形下，判定上诉人承担商业第三者险保险责任有违诚实信用、社会公序良俗原则。国家将“肇事逃逸”列为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符合促进道路交通安全等社会公共利益，保险人将此法律禁止性规定列为保险责任免除范围亦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正确的价值导向。一审法院如此判决，一则无法彰显交通法规的威慑力，纵容违法行为，减轻违法成本，有违诚实信用、社会公序良俗的原则，二则与社会公德相违背，违反公平、合理、合法的原则，不仅不能起到“督促驾驶员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文明谨慎驾驶，减少交通事故”的立法本意，反而让违法人占便宜，让守法的人失望，而且更不利于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及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深入，也使《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形同虚设。法律所保护的应当是合法利益，对违法行为应当作出否定性评价。法律颁布施行也不仅仅是为了惩罚违法行为，更重要的是引导社会公众去遵纪守法。本案中，被上诉人郇泽林作为专业的货车司机应当明知“发生交通事故时不得逃离现场”这样众所周知的法律禁止性规定，如果仍通过保险理赔得到救济，则会引起错误的价值取向，有违公序良俗，更有违设立保险制度的宗旨。
三、退一步讲，被上诉人何金枝不是桂HTxx**小型客车财产损害赔偿权利人，其无权请求被告承担桂HTxx**车辆损失。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向其承担车辆损失、鉴定费、施救费等费用错误。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及桂HTxx**车辆行驶证可以证实，桂HTxx**车辆的所有人为恭城县安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而非本案的被上诉人何金枝。被上诉人何金枝不属于《物权法》规定的财产损失赔偿请求权人，因此无权请求被告承担桂HTxx**车辆损失及相关费用。
综上三点所述，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临清市盛世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机动车商业第三者险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在该保险合同签订时对保险条款特别是“肇事逃逸”的免责条款已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向被上诉人尽到了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亦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对保险条款及免责条款没有尽到提示与说明义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并导致实体判决不当。特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商业第三者险保险责任。
被上诉人何金枝提出如下答辩意见：一、上诉人应在商业第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商业险免责条款应做出“明确说明”，否则该免责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在《保险条款》或《说明书》中笼统地将“肇事逃逸”列为免责事由，并没有申明具体情况。而答辩人认为，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第（六）项或者《说明书》该格式条款，投保人可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这里的损失是指事故发生后到肇事人逃逸前所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均不负责赔偿；二是这里的损失是指肇事者逃逸后，因逃逸行为所造成的扩大损失，保险公司均不负责赔偿。这些损失是投保人当初投保时与保险公司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上诉人理应根据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答辩人认为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应以第二种理解作出解释。其次，上诉人以肇事逃逸不属赔偿范围的免责条款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关于肇事逃逸不属于赔偿范围免责条款的效力，合同相对性决定保险合同仅在保险合同缔结方之间具有法律效力，合同约定不得对抗受害第三人。上诉人欲以保险合同约定免除保险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其不应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可依据保险合同和有关法律规定另行向保险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寻求救济。再者，上诉人在商业险设置免责条款违反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法规定，其免责条款无效。上诉人开设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即意味其承诺在收取保险费后愿为投保车辆可能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上诉人在订立合同时利用其优势地位，在保险条款中笼统地将肇事逃逸列为免责事由一概拒赔，以格式条款的方式免除自己的责任，加重投保人的负担，完全是一种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其所设置的免责条款属无效条款。
二、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对答辩人财产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是正确的。答辩人一审已提供证据证实答辩人是实际车主，恭城县安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是名义上的车主，双方属挂靠关系。一审法院以答辩人系肇事车辆桂HTxx**车实际车主为由判令上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是正确的。确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不能简单以车辆所有权登记为依据，对此我国法律明确采用“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归属原则”，规定当车辆登记人与实际出资人或控制人不一致时，车辆登记人对车辆的运行实际上无法支配，也没有从其运行中取得额外利益的，应以实际出资人或控制人作为赔偿责任主体。因此根据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答辩人可以作为本案财产损害赔偿诉讼主体。基于以上事实理由，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不足，依法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实体处理恰当，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郇泽林答辩意见如下：一、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采纳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法律程序适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
二、本案中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能成为保险公司免责的理由和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答辩人在事发时并未察觉到发生交通事故从而离开现场，主观上没有逃逸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导致受害人损失的扩大，因而答辩人的行为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肇事逃逸”，只能理解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现场。一审时答辩人对此已提交大量而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所提出的基于答辩人逃逸而对于商业第三者险予以免责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在本案中，即使认定答辩人逃逸成立，由于答辩人的行为并没有扩大受害人的伤害，也没有扩大受害人的损失，更不会因此扩大上诉人在赔付时承担的赔偿责任。这意味着答辩人即使属于逃逸也并没有因此加重保险公司的法律责任和赔付义务，因而答辩人的所谓逃逸行为并不能作为保险公司免责的理由。
三、答辩人租赁经营该车辆，系该车辆实际占有人和运营主体，是本案涉及的保险合同实际投保人，只是以盛世物流公司的名义投保。上诉人并未对答辩人进行任何提示和说明，所以该所谓免责条款不具法律效力，不应适用。上诉人与盛世物流公司签订商业第三者险合同时，就免责条款对盛世物流公司以及答辩人均未尽到告知义务，未明确告知和提示盛世物流公司以及答辩人该免责条款的真实含义及其法律后果，该条款不是盛世物流公司和答辩人一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而该合同条款并未成立和生效，故不应适用。所谓免责条款是典型的格式条款，答辩人认为对该条款规定的“损失”存在两种解释，即：一是这里的损失是指事故发生后到肇事人逃逸前所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均不负责赔偿；二是这里的损失是指肇事者逃逸后，因逃逸行为所造成的扩大损失，保险公司均不负责赔偿。对于该免责条款上诉人是否进行了明确说明与提示也存在两种解释：投保人认为上诉人没有明确说明与提示，保险公司认为已经明确说明与提示。依据法律对格式条款的规定，当合同双方对格式条款的理解与解释发生分歧时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理解与解释。据此，在本案中对“损失”应解释为上诉人对因逃逸造成扩大的损失不负责赔偿，对没有因此扩大的损失负责赔偿；对所谓免责条款应当解释为投保人所理解的上诉人没有尽到明确说明告知和提示的义务，该免责条款不能作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和依据。上诉人依然应当在商业第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
四、商业第三者险可由受害者直接向肇事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进行主张，由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第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第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该司法解释的条款明确规定保险公司按照交强险、商业第三者险的顺序向交通事故受害者分别承担赔偿责任。该司法解释的全部条款中丝毫未提及“逃逸”系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保险公司提出免责的依据只是保险合同及其所谓免责条款。所谓免责条款只是保险合同主体之间的一种约定，不应用来约束和限制受害人的诉讼请求，侵害受害者的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请求将承保商业第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该司法解释的立法本意在于：之所以把商业第三者险纳入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与交强险一并判决，就是为了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使得当事人得到及时的损害赔偿，这是一种公益诉讼的性质，没有违背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原则，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公序良俗。保险公司赔偿之后，完全可以对投保人进行追偿，保险公司不会因此受到损失。因而，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在驾驶员存在“肇事逃逸”情形下判定上诉人承担商业第三者险责任有违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的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以前的诉讼实践中对于逃逸作为商业第三者险的免责事由是在单纯的商业合同诉讼中，而现在的诉讼实践将其合并到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中，该免责事由不应再适用。
五、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违反了民法原则中的公平原则、诚信原则以及不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第五十三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依据以上法律规定，即使上诉人在保险合同签订时已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和说明，由于上诉人与投保人所签订的免责条款损害了第三人即交通事故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使得受害人不能及时有效的获得损害赔偿，并且上诉人在提供格式合同及格式条款时加重了对方责任、排除了对方主要权利，所以该免责条款系无效条款，对受害者不发生法律效力，不应予以适用，上诉人仍应在商业第三者险赔偿限额内对受害者承担赔偿责任。
六、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何金枝不是其所驾驶车辆的车主，无权主张车辆损失的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该车辆系何金枝享有所有权的车辆，只是挂靠在安顺运输公司从事客运经营，所以何金枝享有对车损的主张权。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采纳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法律程序适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足，对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
被上诉人盛世物流公司答辩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由此可见，只要是肇事车辆承保有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当事人（一般指事故中的受害人）在起诉中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并要求其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责任就应该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同时，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保险公司理赔后完全可以通过向违法违规的肇事者追诉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损失。做为投保人投保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能够让保险公司为投保人分担损失，使伤者得到有效的赔偿。所以，一审判决上诉人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内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二、上诉人在与我公司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对于免责条款的告知存在重大瑕疵，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完全正确。上诉人在订立合同时提供的《机动车车辆保险投保单》和《机动车商业险责任免除说明书》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文本（投保单没附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2012年6月，上诉人业务员与我公司沟通好后在当月22号来到公司要求在投保单上盖章。当时，恰巧公司经理出差在外，他就找到会计王波（一般公司经理外出时均由其掌握公司章）。由于是上午10点左右，公司业务较多加上公司经理外出之前，已告知其会有保险业务员过来盖章，王波就顺手将章交给了业务员，由其加盖。至于盖了几个，盖的内容是什么，王波一概不知。业务员盖好章后，将所有的资料拿走。后来通过邮寄方式将保险单（邮回的文件中不含有任何“责任免除”内容）给我公司寄了过来。在此过程中，我们所有人员能见到和接触到上诉人所说的“免责条款”的书面内容的只有其业务员到我公司盖章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业务员没有讲有什么“免责条款”。我公司工作人员也的的确确没有看到所谓的“免责条款”，更不要说了解了。同时我公司认为，上诉人提出的交通肇事逃逸中的“损失”应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与解释：一种是认为这种逃逸造成的损失是指事故发生后到肇事人逃逸前所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均不负责赔偿；二是指肇事者逃逸后，因逃逸行为所造成扩大的损失，保险公司均不负责赔偿。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合同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该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该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该采用非格式条款。上诉人所提供的投保单等系列合同内容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因此本案应该以第二种理解作出解释。根据我公司与上诉人的保险合同，上诉人应该对被上诉人郇泽林造成的损失在商业险合同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以签订合同时对我公司进行了告知为由的抗辩完全不能成立。《保险法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均明确规定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有提示义务。本案中上诉人业务员在到我公司加盖公司印章时，根本没有任何提示，所以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责任完全正确。
三、上诉人所主张的免责理由因违背了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法》而不能成立。我公司购买商业第三者险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公司的车辆发生事故后能将赔偿责任转移给保险公司，确保第三者能够得到切实有益的赔偿。在本案中，保险事故即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发生意味着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成就，保险人的赔偿义务便从或然转变成应然。被上诉人郇泽林在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的行为，并不能改变在这之前已经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即使其行为真的构成逃逸，这种逃逸行为的影响也仅及于逃逸之后，不溯及以前。保险公司开设商业三者险业务，即意味着保险人承诺在收取保费后愿为投保车辆可能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利用其优势地位，以格式条款的方式免除自己的责任，加重投保人的负担，完全是一种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
四、本案中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不能成为上诉人免责的理由。上诉人认为本案中交警部门出具的责任事故认定书认为被上诉人郇泽林的行为是交通事故逃逸，因此上诉人不再对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这也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责任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该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在本案中被上诉人郇泽林在事故发生后，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认识到是自己导致事故的发生，基于怕惹祸上身的感觉而离开现场。这种逃逸行为与《道路交通法》中的交通肇事逃逸是有显著区别的，所以公安机关也仅仅对其简单罚款了事，并没有追究其他责任，可见公安机关也并不认为该行为有太大的社会危害。而且被上诉人郇泽林的行为并没有给上诉人造成新的损失，所以上诉人不能以此为由免除自己对伤者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另外，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属于行政法规，调整的对象是国家与公民、法人（含其它组织）以及公民、法人之间在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证交通安全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商业保险属于经济活动，其合同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以国家确定的交通事故归责方法作为确定保险人是否应该履行合同义务的根据。而且我公司购买商业三者险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事故发生以后能够转移风险，使伤者得以及时有效的赔偿，这是我们订立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目的。既然本合同中双方约定的条件已经成就，那么上诉人不承担责任对我们也是不公平的。当然，如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郇泽林的行为确实就是交通肇事逃逸，其承担保险合同义务后，完全可以通过另行提起追索诉讼的方式来弥补，所以其在本案中逃避合同义务的行为对伤者也是不公平的。
五、上诉人认为何金枝并非桂HTxx**车辆的所有人的观点也不成立。经过案件审理已明确何金枝是挂靠恭城县安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经营，其作为车辆的实际所有者其完全可以主张车辆财产损失的。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合情、合理、合法。故请求上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涉案商业第三者险的免责条款是否有效，上诉人是否应据此条款赔偿或免责；二、被上诉人何金枝就桂HTxx**车辆损失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三、被上诉人郇泽林和被上诉人盛世物流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挂靠关系，是否应承担本案连带赔偿责任。
对于本案事实，各方当事人除对上诉人是否就涉案商业第三者险的免责条款履行告知和说明义务的事实，被上诉人何金枝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以及被上诉人郇泽林和被上诉人盛世物流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挂靠关系存在争议外，对其余案件事实均无争议，本院亦予以认定。
对于上诉人是否就涉案商业第三者险的免责条款履行告知和说明义务的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保险条款》一份、商业第三者险《投保单》两份、《机动车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两份支持其主张。上述证据均经其他各方当事人质证，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
对于被上诉人何金枝就桂HTxx**车辆损失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被上诉人何金枝在一审中提交了交强险《投保单》、恭城县安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证明》和《加入恭城县安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经营合同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等证据支持其主张。上述证据均经其他各方当事人质证，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
对于被上诉人郇泽林和被上诉人盛世物流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挂靠关系的事实，被上诉人郇泽林在一审中提交了《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投保单》各两份、《桂林市顺成物流中心公路运输合同》等证据支持其主张。被上诉人盛世物流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汽车租赁合同》、《还款承诺书》、《借款条》、《营业执照》等证据支持其主张。上述证据均经其他各方当事人质证，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
另查明，被上诉人何金枝车上乘客罗锋的损失41154.66元，已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3）恭民初字第119号生效判决中由上诉人予以赔偿。另一乘客黄家文的损失49814.74元，已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3）恭民初字第120号生效判决中由上诉人予以赔偿。
本院认为，一、对上诉人是否就涉案商业第三者险的免责条款履行告知和说明义务的事实，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上诉人已就涉案商业第三者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在投保单上予以说明存在合同附件，并将该附件以《机动车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的特殊形式送达了作为投保人的被上诉人盛世物流公司，同时还将其中涉及免责事由的文字作了加黑加粗处理，其中包括涉及本案的“肇事逃逸”事由。该事由属于我国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属于严重的应予处罚的违法行为。作为任何驾驶机动车的人员对于该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均应必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据此可以认定上诉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另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对于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仅要求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并不像其他免责事由需要特别说明。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基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是任何个人和法人及其他组织都必须自觉遵守和避免的。因此涉案商业第三者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应属有效条款，对合同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上诉人据此可以免除相应的赔偿责任。二、对于被上诉人郇泽林和被上诉人盛世物流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挂靠关系的事实，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分析，涉案车辆登记于被上诉人盛世物流公司名下，由其投保，其是涉案车辆的名义所有人。虽然其提交了《汽车租赁合同》、《还款承诺书》、《借款条》等证据欲证明双方为汽车融资租赁经营关系，但我国现行相关道路运输法律规定个人不得从事道路运输经营，必须以公司法人的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基于道路运输经营属于具有一定特殊性和危险性的行业，所以采取严格的行政准入和审批制度。涉案车辆作为营运车辆登记在被上诉人盛世物流公司名下，依法只能以其名义运营，因为双方并非单纯的车辆融资租赁。更为重要的是合同中包含了经营权的转让和行使，故据此应当认定双方名为汽车融资租赁经营关系，实际上为事实上的挂靠关系。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应由实际车主或经营人承担赔偿责任，由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对上述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三、关于被上诉人何金枝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其所提交证据已足以证明其是涉案受损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和营运人，其有权提出索赔的权利，具备作为原告提起相关诉讼的权利。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何金枝无权就财产损失提出诉请的主张于法无据，不能成立。四、关于本案被上诉人何金枝的损失505781.33元赔偿问题。由于涉案鲁Pxxx**号和鲁PLx**号挂车在上诉人处投保了交强险，保险金额为244000元，依法应先由上诉人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被上诉人郇泽林予以赔偿，被上诉人盛世物流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上诉人已在另两案中分别赔偿同一事故的伤者罗锋、黄家文41154.66元和49814.74元，故上诉人还应赔偿被上诉人何金枝的损失为153030.6元，不足部分352750.73元由被上诉人郇泽林予以赔偿，被上诉人盛世物流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本案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判决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3）恭民初字第133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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