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06民初18528号
原告(反诉被告)：许童麟，女，1980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
负责人：周志强，职务主任。
委托代理人：江立民，上海震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许童麟与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1月10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6年12月14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许童麟及其委托代理人于崇洋、被告(反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江立民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合意延长简易程序适用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许童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法律服务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50000元，并支付原告逾期利息损失，以150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7月2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原告因与案外人田某某离婚纠纷一案，在原委托代理人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完成夫妻共同财产的调查、财产保全、拟写诉状、证据准备及立案等工作后，与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解除委托合同，并于2016年2月12日与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被告在收取原告律师费人民币150000元后，并未在原告与案外人田某某离婚纠纷一案诉讼过程中切实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致原告诉讼目的难以实现。原告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于2016年7月26日通知被告解除委托合同。因被告未能妥善完成原告委托的事务，故要求判如诉请。
被告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反诉原告)辩称及反诉称，原、被告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被告收费并未超出律师收费标准范围。且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已向原告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服务，不同意返还原告法律服务费及支付逾期利息。另，原告自认其与案外人田某某夫妻共同财产总额为XXXXXXXX元，根据合同约定，原告应再向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0元。因原告未按约支付，故被告(反诉原告)请求法院判令原告支付被告律师代理费50000元。
反诉被告许童麟辩称，原、被告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明确约定，由被告在原告与案外人田某某离婚案件第一次、第二次诉讼中担任委托代理人，故原告支付被告的150000元律师费包含两次诉讼的代理费用。但本案并没有第二次起诉，且在原告与案外人田某某离婚案件诉讼过程中，被告并未参与该案的立案及保全工作，原告也在第一次开庭前即通知被告解除合同。被告并未完成《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委托代理工作，故不同意被告(反诉原告)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2月12日，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为解决许童麟与田某某离婚纠纷一案，委托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或调解、参与约定的法律事务)，律师费150000元。同时约定若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无故终止或因律师过错而许童麟提出终止委托关系，代理费全部退还许童麟；若许童麟无故解除合同，代理费不予退还。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至许童麟协议领取离婚证书或者领取法院《民事调解书》或者《民事判决书》上载明离婚之日止。《委托代理合同》下方，许童麟与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添加补充协议，约定如许童麟的夫妻共有财产为XXXXXXXX元以内，则许童麟应在一审判决后五日内一次性补充支付XXXXXXXX总额的2%律师费，若超过XXXXXXXX元，则按总额的3%支付律师费。合同签订当日，许童麟向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150000元。同日，许童麟与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签订《签订诉讼、非诉讼、仲裁委托合同告知书》，载明：“……七、如因各种原因您要求退案时，可以退案。您的律师费用本所收取后，在本所参加或进行调查取证、调解、和解阶段时，律师费凭我所票据，按照合同所实收律师费的百分之三十(30%)退还给您(代理合同有约定按照约定)；诉讼材料交至法院后律师费不再退还；……委托人确定：律师已告知我并解释以上事实，我方已经了解本《告知书》所提示的内容，并认可作为《委托代理合同》的附件之一。”2016年7月26日，原告(反诉被告)通过微信通知被告(反诉原告)指派的胡萍律师解除委托关系。
审理中，原告(反诉被告)称被告(反诉原告)在接受委托后，一直未将许童麟诉田某某离婚纠纷一案的诉讼进程、案外人隐藏股权情况、保全结果等工作内容及时告知原告(反诉被告)，后原告(反诉被告)与保全法官联系，才得知财产几乎都没有保全到，原告(反诉被告)怀疑被告(反诉原告)在保全工作中存在过错与疏忽，才屡次要求更换保全材料。原告(反诉被告)需要知道的是田某某隐藏的财产有哪些，胡萍律师并没有让原告(反诉被告)达到该目的，反而因为胡萍律师的工作失误致田某某有时间转移财产。原告(反诉被告)与田某某签订的《婚内财产约定协议》和《委托持股协议》均系胡萍律师在之前原告(反诉被告)与田某某初步达成的家庭财产协议及此后原告(反诉被告)与田某某协商的基础上拟定，两份协议均对田某某有利。2016年7月25日，因为胡萍律师误导原告(反诉被告)，致原告(反诉被告)认为股权已无法分割，才同意前往法院按照两份协议调解离婚。2016年7月26日，原告(反诉被告)在与胡萍律师谈到剩余律师费用支付问题时，发现胡萍律师对资本市场完全不懂，且原告(反诉被告)重新梳理案情，发现胡萍律师的工作未能达到原告(反诉被告)的要求，田某某的财产极有可能已经转移，若原告(反诉被告)按照拟定的两份协议调解离婚，对原告(反诉被告)非常不利，故原告(反诉被告)恢复了理智，才决定与被告(反诉原告)解除委托关系，并于次日前往法院撤诉。
被告(反诉原告)称，2016年2月24日原告(反诉被告)解除与北京(长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的委托关系后，被告(反诉原告)与该所交接后，复印、阅看许多材料，并重新为原告(反诉被告)制作并向法院递交财产保全申请书及财产清单。后胡萍律师与田某某约谈数次，经胡萍律师做工作，田某某自认原告(反诉被告)并不知情的宁波多么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股权情况，并主动放弃两套房屋的全部产权，并同意剩余贷款全部由田某某负责偿还。后胡萍律师为原告(反诉被告)与田某某拟订了《婚内财产约定协议》、《委托持股协议》，并得到了原告的肯定及同意，原告(反诉被告)也于2016年5月7日在两份协议上签字。在胡萍律师与原告(反诉被告)的微信交谈记录中，可以看出原告(反诉被告)系主动和胡萍律师联系，并提出给付胡萍律师前期律师费150000元、后期律师费5000万以下两个点，5000万以上三个点。
上述事实，有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的当庭陈述及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签订诉讼、非诉讼、仲裁委托合同告知书》、律师费发票、收款凭证、签购单、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诉讼费收据、微信记录，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物价局收费标准复印件、财产分割清单、缴纳诉讼费用通知复印件、财产保全申请书复印件、申请法院调查申请书复印件、证据保全申请书复印件、谈话笔录复印件、共同财产清单复印件、财产保全情况告知书复印件，《婚内财产约定协议》、《委托持股协议》等证据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的《委托代理合同》上盖有被告(反诉原告)的合同专用章，原告(反诉被告)也在该合同上签名捺印，该份《委托代理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双方应当依约履行。原告(反诉被告)虽在诉讼过程中解除了与被告(反诉原告)的委托代理关系，但在原告(反诉被告)签字确认的《签订诉讼、非诉讼、仲裁委托合同告知书》中，已明确“诉讼材料交至法院后律师费不再退还”。原告(反诉被告)虽称被告(反诉原告)的代理行为损害了其利益，但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可，原告(反诉被告)现要求被告(反诉原告)退还律师费150000元，本院依法难以支持。被告(反诉原告)要求原告(反诉被告)补缴律师费50000元，因《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如夫妻共有财产为XXXXXXXX元以内，则原告(反诉被告)应补充支付XXXXXXXX总额的2%律师费，但原告(反诉被告)诉田某某离婚纠纷一案以撤诉结案，夫妻共同财产数额并不明确，故被告(反诉原告)的诉请，本院亦难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许童麟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165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许童麟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5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52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震亚律师事务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娟娟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孙鸿波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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