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民再35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项守彪，男，1977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彰武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权，男，193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东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红娟，沈阳市东陵区。
原审第三人：彰武县大德乡关家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宋国忠，该村委会主任。
再审申请人项守彪与被申请人王权及原审第三人彰武县大德乡关家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关家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彰武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1日作出（2016）辽0922民初788号民事判决。项守彪不服，向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5日作出（2017）辽09民终628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项守彪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2018）辽民申12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项守彪，被申请人王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红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关家村委会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项守彪申请再审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国家粮食补贴原则是谁种地补给谁，目的是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也是给种地农民购买种子、化肥的补贴。项守彪承包之前，王权的土地也是承包给他人，粮食直补款也是由他人领取，王权从未领取过粮食直补补贴。项守彪承包后，从2007年开始领取粮食补贴，直接打入项守彪补贴折中，政府根据政策依据事实发放补贴款。土地转让合同的备注也明确在承包期间发生的一切变化与王权无关，王权概不负责，均由项守彪承担责任和享有权利。虽未直接写明补贴款归谁，但有口头协议，有证人证明。如补贴款不归项守彪领取，项守彪2006年也不能高于当时的土地承包价格承包王权的土地。王权没有种地、户口迁出，事实上也不可能享有粮食直补款。2、王权提供的2009年至2016年的粮食直补情况，也不能证明支持王权的诉讼请求。直补款是给项守彪种地的补贴，政府也认为不能直接补贴给王权。3、双方口头约定粮食直补款归项守彪，在场人姜维双、丛柏生可以证明。姜维双、丛柏生是本案的直接证明人，可向二人取证。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予以改判。
王权辩称，诉争粮食直补款归王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王权拥有案涉土地合法经营权。2、王权的户口虽迁出，但仍为农业户口，且在现居住地未承包土地。3、项守彪与王权于2006年1月1日签订土地转让合同未经相关部门备案登记，国家并未承认项守彪是案涉土地的经营人，粮食直补款直接打入项守彪的补贴折中，明显错误，项守彪无领取该款的资格。4、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未约定粮食直补款的归属，项守彪提出王权口头承诺粮食直补款归其所有，但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
原审第三人关家村委会未到庭、未陈述意见。
王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项守彪返还19.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项守彪返还2006年起至今的粮食直补款2万元；诉讼费由项守彪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权与项守彪均系彰武县大德乡关家村村民。2006年1月1日，王权与项守彪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将本户位于关家西组的承包地19.4亩转包给项守彪，承包期限自2006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承包费用共计19000元。该合同由关家村会计丛柏生书写，时任关家村村主任、现任关家村党支部书记姜维双在证明人处签字。通过王权提供的大德乡村民粮食直补存折及法院调取的大德乡三资代理服务中心的证明，经计算2009年至2016年本案所涉土地的粮食直补款共计11187.54元。一审法院判决：一、项守彪返还王权2009年至2016年粮食直补款11187.54元，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二、驳回王权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王权、项守彪各负担50元。
项守彪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审法院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王权于2003年户口从彰武县大德乡关家村迁至沈阳市浑南新区五三街道办事处浑河堡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委员会。二审法院认为，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王权与项守彪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合法有效。合同中双方没有约定粮食直补款的归属，虽项守彪提出王权已口头承诺粮食直补款归项守彪所有，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王权对此予以否认，故项守彪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项守彪应返还王权相应的粮食直补款。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项守彪负担。
本院再审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王权与项守彪2006年1月1日签订的流转合同虽名为“土地转让合同”，但其合同主要内容为“王权将自己家承包的土地壹拾玖亩肆分，按王权《耕地承包合同》执行，承包给关家东组村民项守彪”，即为转包之意。同时，该村委会原主任姜维双是以证明人的身份在该流转合同上签字，不具备转让所需的发包方同意的要件，故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名为转让实为转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本案中，王权与项守彪在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前提下依法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该合同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多年，王权请求判令项守彪返还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驳回王权要求项守彪返还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诉讼请求，处理正确。
本案再审的焦点问题是原审判决项守彪返还王权2009年至2016年粮食直补款11187.54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关于做好2009年对种粮农民农资综合直补和粮食直补发放工作的通知》及《辽宁省2010年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工作方案》等文件规定“农民承包地实施流转的，原则上补贴给原承包户，流转双方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本案中，王权要求项守彪返还粮食直补款，项守彪抗辩称签订流转合同时口头约定粮食直补款归其所有，对此项守彪应承担举证责任。原审诉讼过程中，项守彪提供关家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人为姜维双，经手人为丛柏生（会计），证明王权将案涉土地转包给项守彪并口头答应“在承包期内一切费用由项守彪承担，国家一切政策、待遇归项守彪所有。2006年至今王权未曾来村要过直补款。”王权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称姜维双与项守彪有亲属关系，且如果当时对粮食直补的归属有约定应该落在书面上，不能只是口头说。关家村委会的意见是，该份证明是由村会计丛柏生书写，与双方的土地转让合同书系同一人书写，虽姜维双与项守彪有亲属关系，但丛柏生与项守彪无亲属关系，且王权与项守彪也有亲属关系。原一审法院对执笔流转合同的关家村会计丛柏生进行询问，丛柏生证实称：“当时约定土地上的一切权利义务都归项守彪。王权的想法就是以后这地他都不管了，如果有集体抽回土地的情况他也不负责，所以在合同上注明了在承包期间发生一切变化王权概不负责。当时粮食直补金额比较低，在包给项守彪前，该土地是转包给别人的，但承包费都很难要上来，所以王权才想一次性转包。至今王权也没有找村上要过粮食直补。”对此，王权的质证意见是丛柏生所述不属实。关家村党支部书记姜维双作为关家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出庭，其陈述：双方签订土地转让合同时其任村主任，合同是会计丛柏生书写的，其在证明人处签字，其记得约定是“以后土地的一切问题都不管了”，村委会知道王权、项守彪土地转让事宜，所以将粮食直补款放到项守彪名下。对以上证据综合分析：本案流转合同是村会计丛柏生执笔，时任村主任的姜维双是证明人，该二人是本案待证事实最直接的证明人。关家村委会作为本案第三人，可以认为丛柏生、姜维双与本案有一定利害关系，姜维双与项守彪、王权有远亲关系亦有一定利害关系，所以丛柏生、姜维双的证实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只有在有其他证据佐证补强其证据价值的情况下，才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国家自2004年起实施粮食直补政策，案涉流转合同签订时就存在粮食直补，王权户口迁出后仍在农村生活，对粮食直补问题是应该完全了解的，其从2006年至本案起诉前未向项守彪主张过粮食直补款，此节事实可以补强丛柏生、姜维双二人的证言的证明力。可以认定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王权、项守彪口头约定粮食直补归属项守彪，王权要求项守彪返还粮食直补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以没有书面约定且王权否认，判决项守彪返还2009年至2016年粮食直补款11187.54元，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9民终628号民事判决及彰武县人民法院（2016）辽0922民初78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王权的诉讼请求。
原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原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合计200元，由王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米继东
审判员 张云涌
审判员 王 双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书记员 辛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