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一终字第03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镇茶西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吴凯军，职务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岩峰，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福禄，男。
委托代理人祝爱波，天津安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福国（徐福禄之兄弟）。
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镇茶西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茶西村委会）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8日受理，2014年4月4日作出的（2014）滨汉民初字第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6日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茶西村委会的委托代理人李岩峰，被上诉人徐福禄的委托代理人祝爱波、徐福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系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镇茶西村村民，户籍为农业户籍。1985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约定原告承包经营被告所有的口粮田2.66亩（茶西村六号土地）、责任田2.83亩（茶西村二号土地），承包期限15年不变，增人减口15年内不做个别调整。原告将责任田2.83亩流转给其弟徐福营种植经营；1994年始原告将口粮田2.66亩流转给案外人吴士龙种植经营，吴士龙随后将口粮田流转给案外人张术霞种植经营，1999年张术霞将该土地返还给原告。2000年初，原告将该土地流转给案外人冯德香种植经营。上述土地经营流转期间，土地占有种植人负责缴纳各项种植经营费用。1997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其中第二条明确要求认真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的工作，在具体工作中，必须明确以下几点：（一）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指的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集体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二）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不能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发包，更不能随意打破原生产队土地所有权的界限，在全村范围内平均承包。已经做了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地方，承包期限不足30年的，要延长到30年。（三）承包土地“大稳定、小调整”的前提是稳定。其中特别强调“小调整”只限于人地矛盾突出的个别农户，不能对所有农户进行普遍调整，不得利用“小调整”提高承包费，增加农民负担。“小调整”的方案要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批。1998年6月份，在原《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承包期内，被告按照国家有关政策统一与本村村民签订了《农渔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书》，承包合同期限为三十年，自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但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农渔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书》。
原告徐福禄诉称，1985年1月1日原、被告订立《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1998年被告按照上级指示进行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延包工作，但对于原告上述家庭承包的土地被告遗漏了延长期限，请求判令：依法延长原告与被告1985年1月1日订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承包期限三十年；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担负。
被告茶西村委会辩称，原、被告1985年签订《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后，原告将该合同书所涉土地进行了数次流转，截止至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原告名下已不存在任何土地，与被告不存在所谓的延包关系；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农村土地承包是民主自治，应当遵循民主协商，法院无权就承包合同的期限进行认定，本案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家庭承包方式，一类为其他方式承包。不同的承包方式有不同的承包主体，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家庭承包的具体客体一般包括耕地、林地以及草地，该类承包具有强烈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功能，故该类土地承包应当严格遵循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更是农民最主要的生活来源。故，原告1985年与被告签订的名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是为保障原告民生的承包合同，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流转应严格认定。被告所主张的诉争土地种植占有人缴纳各项费用的事实亦不能证实原告将涉案土地中的六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他人，况且谁种地谁受益，由土地种植经营人缴纳土地各项费用亦符合客观民情，故被告的涉案土地由他人缴纳各种费用应视为原告已将涉案土地流转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1998年6月被告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应与原告签订延长承包期限的《农渔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书》来代替《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但被告因故未与原告签订，原告直至2013年向案外人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时才发现原、被告之间并未签订《农渔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书》，况且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的一种，理论上对于物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承包合同约定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记载的承包期限短于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期限，承包方请求延长的，应予支持。故，被告的原告请求延长承包期限的诉求不属法院收案范围的抗辩，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本地客观情况以及被告1998年6月与本村村民签订《农渔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书》的统一规定，考虑到整体社会的稳定性与一致性，原告与被告1985年1月1日签订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承包期限应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止，不宜延长原告主张的三十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判决：“一、延长原告徐福禄与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镇茶西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土地承包期限至2027年12月31日。二、驳回原告徐福禄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元（原告已经预交），由被告担负。被告担负的案件受理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
上诉人茶西村委会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徐福禄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1985年签订《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后，被上诉人对该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土地多次自行流转，并在上诉人处进行登记备案，至1998年6月重新延包时，被上诉人名下已无承包土地。在被上诉人流转承包土地后，上诉人已经按其流转范围重新确定土地承包人，被上诉人始终认可，并未主张任何权利。二、原审判决延长被上诉人原始合同，并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徐福禄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诉人就其上诉主张未举出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系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85年被上诉人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与上诉人签订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承包合同约定的粮田土地承包期为15年不变。在土地承包期限内，虽然存在被上诉人将承包的土地交由他人耕种，并由土地实际种植经营人缴纳土地各项费用的事实，但该事实并不能认定为被上诉人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他人。上诉人所举证据地亩账，有多处改动痕迹，且无被上诉人的确认，该证据材料不具有证明效力。故，上诉人主张至1998年6月进行土地延包时，被上诉人名下已无承包土地，不能成立。1998年6月上诉人按照国家相关政策与村民签订延长土地承包期限的《农渔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书》代替《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根据政策规定，就被上诉人《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书》项下土地，上诉人应当与被上诉人签订《农渔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书》。上诉人未与被上诉人签订延包合同，被上诉人有权利要求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就上诉人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虽然自1998年6月至2013年被上诉人向案外人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时隔十几年，但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重新确定被上诉人原承包土地的承包人是明知并且认可的，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述称自2013年向案外人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时方知上诉人应当而没有与其签订土地延包合同，本院予以采信。故，上诉人以诉讼时效抗辩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承包合同约定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记载的承包期限短于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期限，承包方请求延长的，应予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主张符合上述规定。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茶淀镇茶西村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素梅
审判员 周金钟
审判员 李 铁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
书记员 任士强
速录员 刘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