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5民终36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容，女，196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重庆市北部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泽雨，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官施民，男，1991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部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泽雨，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昀，女，1989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部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泽雨，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娇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大渡口区建胜镇民胜村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753076739Q。
法定代表人：王兴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国熹，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四川省永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威远县新场镇上游6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024206704820Q。
法定代表人：闵勇毓。
原审被告：四川思创兴旺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南开发区东西干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025095895985P。
法定代表人：钟毅。
原审被告：武侯区春浩建材经营部，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簇桥乡簇锦北路龙锦二区3-12，组织机构代码L68525525。
经营者：王春，女，197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原审被告：思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为四川思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路215号附40号1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071413179E。
法定代表人：官正荣。
上诉人廖容、官施民、刘昀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娇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娇腾公司）、原审被告四川省永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宏建司）、四川思创兴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创公司）、武侯区春浩建材经营部（以下简称春浩经营部）、思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创集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4民初11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玉妹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吴贵平、柳光洪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廖容及廖容、官施民、刘昀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泽雨、被上诉人娇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国熹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永宏建司、思创公司、春浩经营部、思创集团经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廖容、官施民、刘昀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娇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起诉；娇腾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明显程序错误。1.娇腾公司未尽到其应有的举证义务，一审应直接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娇腾公司以投资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廖容、官施民、刘昀返还投资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原则，娇腾公司应就双方存在投资合同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同时还应就投资合同未履行而解除或无效等支持其返还投资款这一诉讼请求的事实和理由承担举证责任。但是本案中娇腾公司仅在庭审中陈述双方以口头形式订立了投资合同，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就应当以举证不能为由直接驳回娇腾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审法院径行对娇腾公司未主张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予以认定并据此作出裁判，明显违反“不告不理”的民事裁判原则，属于典型的“无诉之判”。一审未依职权向娇腾公司释明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娇腾公司在一审中也未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即应依法驳回娇腾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廖容、官施民、刘昀存在不当得利，属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1.因廖容、官施民、刘昀不负有举证义务，因此即使未举证，一审也不应以举证不能为由认定其所收款项属于不当得利。既然娇腾公司主张的是“双方存在投资合同关系”，根据前面述及的举证原则和具体的举证规则，廖容、官施民、刘昀无须“就所收款项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以及是否应当收取这些款项”承担举证责任，因此一审法院不能以廖容、官施民、刘昀未举证证明所收款项的性质及依据为由就认定属于“不当得利”。何况根据廖容、官施民、刘昀在一审中已经提交的证据以及廖容、官施民、刘昀将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是可以充分证明案涉的1876万元实为融资服务费。2.一审认定廖容、官施民、刘昀所收款项属不当得利明显有违常理。首先，资金作为特殊动产，仍然适用“转移占有即转移所有权”的法律原则，因此，若付款人对已经支付出去的款项享有索回权，则必然持有相应的索回依据(如借条、合同等)，若无索回依据，则只有在发生“错误支付”的情况下才属于不当得利，而“错误支付”显然只能是单次偶发，绝不可能多次频繁发生。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娇腾公司自2013年9月12日开始，在持续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9次向廖容、官施民、刘昀转账共计1876.05万元，其中金额最大的一笔为925万元，即便金额最小的一笔也高达50万元。娇腾公司之所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9次向廖容、官施民、刘昀高额支付款项而没有任何索回依据，只能说明娇腾公司应当支付这些款项给廖容、官施民、刘昀。其次，一审法院未对廖容、官施民、刘昀主张的融资服务关系及相关证据进行充分的调查及质证，导致案件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
三、一审判决官施民和刘昀承担案涉款项的返还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官施民和刘昀与娇腾公司之间既无合同关系，也无其他法律上的关系，这是各方均认可的事实。即使认定案涉款项属于不当得利，从案内证据来看这些款项的收款人也是廖容或案外人官正勇，至于他们收款后再转给官施民和刘昀或作其他使用，则是对所收款项的再次处分行为。
娇腾公司辩称：一、本案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应当依法驳回廖容、官施民、刘昀的上诉请求。一审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审理过程中，法院明确询问了娇腾公司是以什么法律关系起诉，娇腾公司回答按照投资关系起诉，但是如果廖容、官施民、刘昀抗辩投资关系不成立，那么娇腾公司要求按照查明的基础法律关系要求返还，基于此，娇腾公司在事先明确的情况下，法院无需再次释明。法律规定的释明是指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的诉请因为法院的认定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当事人在诉讼中实现相应的实体权利，受诉法院应当释明以避免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本案中娇腾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廖容、官施民、刘昀返还收取的款项，而无论廖容、官施民、刘昀基于何种理由收取款项，无论法院确定的法律关系性质是什么，娇腾公司都只能以要求返还的诉请提出，其基础都是建立在返还请求权上，对于廖容、官施民、刘昀是否应当收取、是否应当返还的实体权利并无影响，本案中不存在娇腾公司需要变更诉请的情况。一审庭审中，娇腾公司已经明确表达了该观点，一审法院无需再释明，一审判决并不影响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即使认为一审法院没有释明，根据最高法（2013）民二终字第52号判决观点，在不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不行使释明权，因此廖容、官施民、刘昀认为一审程序违法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应当不予采信。
二、关于是否属于不当得利问题。一审认定廖容、官施民、刘昀不当得利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廖容、官施民、刘昀收取娇腾公司款项的客观事实存在，廖容、官施民、刘昀应当围绕收取款项是否符合约定、法定进行说明。廖容、官施民、刘昀除了举示官正荣在公安机关前后矛盾的供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事实上娇腾公司没有委托廖容、官施民、刘昀进行任何形式的融资服务，即使按照廖容、官施民、刘昀所述，大邑力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扬公司）和重庆铺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铺金公司）获得了银行贷款，但该两公司均是通过提供足额的财产抵押获得的正常贷款，与廖容、官施民、刘昀没有关系，廖容、官施民、刘昀没有融资服务资格且未开展任何融资服务工作，廖容与之唯一联系就是在任职的恒通公司做了部分评估报告，但上述公司也按时足额支付了费用。一审中，廖容称1876万元是官正勇获得的奖金和佣金与公安机关的供述矛盾，廖容在公安机关供述1876万元是自己收取的融资服务费并非官正勇的奖金和佣金，并且官正勇在力扬公司工作期间月薪为8万元，力扬公司按时足额发放，官正勇没有任何收取1800余万元奖金的事由，因此对于1876万元是官正勇的奖金和佣金的前后矛盾且无任何佐证的辩解不应当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廖容、官施民、刘昀以多次付款否认不当得利关系构成要件，无论一次付款还是多次付款都要以是否有法律依据来认定，收款事由是否存在应当由廖容、官施民、刘昀举证，不能以多次收款认定符合约定或法定。
三、关于官施民、刘昀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一审法院查明廖容指令把1876万元转入原审被告账户后又转入官施民、刘昀的账户，因此客观上官施民、刘昀收取了1876万元，官施民、刘昀没有收取的法律依据，官施民、刘昀在公安机关陈述1876万元已经用于购买房屋、高消费，因此应当返还不当得利款项。官施民、刘昀收取款项主观存在恶意，客观上造成了娇腾公司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287号判决观点，三人应当共同偿还。
原审被告永宏建司、思创公司、春浩经营部、思创集团二审未到庭陈述意见，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娇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廖容、官施民、刘昀共同返还娇腾公司1876万元投资款；2.永宏建司在925万元范围内，对廖容、官施民、刘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思创商贸公司在501万元范围内，对廖容、官施民、刘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春浩经营部（实际经营者王春）在350万元范围内，对廖容、官施民、刘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思创集团在100万元范围内，对廖容、官施民、刘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用由廖容、官施民、刘昀、永宏建司、思创商贸公司、春浩经营部、思创建设集团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12日，娇腾公司根据廖容的指定向永宏建司转账925万元。2014年4月10日，娇腾公司根据廖容的指定向四川思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创建司）转账100万元。2014年5月22日，娇腾公司根据廖容的指定授意其员工魏良兰向思创公司转账60万元。2014年6月17日，娇腾公司根据廖容的指定委托重庆凌欣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欣公司）向思创公司转账71.05万元。2014年9月26日，娇腾公司根据廖容的指定向思创公司分三次共转账220万元。2014年10月8日，娇腾公司根据廖容的指定向思创公司转账150万元。2014年7月21日，娇腾公司根据廖容的指定向春浩经营部转账50万元。2014年8月22日，娇腾公司根据廖容的指定向春浩经营部转账180万元。2014年9月1日，娇腾公司根据廖容的指定向春浩经营部转账120万元。
永宏建司、思创公司、春浩经营部、思创建司在收到上述款项之后，根据廖容的指示陆续将全部款项已转至官施民、刘昀的银行账户。其中，官施民共收款1156.05万元，刘昀共收款720万元。官施民、刘昀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将上述款项用于购买房产及汽车、理财投资等。
一审另查明，2014年7月29日，思创建司依法变更为思创集团。魏良秀、魏良兰、魏良惠系姐妹关系。廖容与官施民系母子关系，廖容与官正勇系夫妻关系。官施民与刘昀系夫妻关系。魏良秀系凌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良秀跟娇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兴力系夫妻关系。魏良兰系凌欣公司的会计。魏良惠系铺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容的丈夫官正勇曾在魏良惠实际控制的力扬公司上班，月薪为8万元。
一审再查明，2016年4月7日，娇腾公司以公司被廖容诈骗为由向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报案。巴南区分局进行侦查后，于2016年11月14日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已撤销案件。
一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对法律关系的性质的判断要以客观事实为前提。本案娇腾公司诉称其与廖容有共同投资的合意，但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及当事人的举证情况，除却魏良秀及与其有亲戚关系的其他个人的陈述外，并不能直接证实其与廖容之间存有共同投资的合意，也不能证实其与其他被告存在投资合意。况且本案廖容明确表示双方从未有过共同投资意向，并否认娇腾公司转账的款项是投资款。
虽然本案证据难以形成娇腾公司所诉称的投资关系的优势证明，但娇腾公司确实已按廖容的指示转款1876万元，且该1876万元最终转入廖容指定的其子官施民及儿媳刘昀的账户。廖容辩称该1876万元系其配偶官正勇在工作期间为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融资贷款获得的奖金或者佣金，但除却其本人陈述外并未举示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廖容的配偶官正勇在魏良惠控制的公司上班期间的工资是月薪8万元，结合廖容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陈述过魏良惠让官正勇去她的公司上班实际上是看中其本人在银行方面的资源，公司获得贷款后魏良惠也给予过其本人几十万的好处费，在这种背景下娇腾公司向廖容的配偶官正勇发放1876万元的奖金或佣金明显有违常理。廖容辩称本案1876万元系官正勇的奖金或佣金的意见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在此情形下，廖容、官施民、刘昀取得本案1876万元并无法律根据。因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廖容、官施民、刘昀取得不当利益事实上造成了娇腾公司的损失，娇腾公司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虽然娇腾公司所转款项经过永宏建司、思创公司、春浩经营部、思创集团的账户，但无证据表明上述四公司有占用他人财物之目的，其也非不当利益获得方，故对娇腾公司要求永宏建司、思创公司、春浩经营部、思创集团在收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廖容、官施民、刘昀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娇腾公司1876万元；二、驳回娇腾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4360元（娇腾公司已预缴），减半收取计67180元，由廖容、官施民、刘昀负担。
二审中，廖容、官施民、刘昀结合一审已经提交的证据，举示了以下证据（部分证据一审中已经举示）：
第一组证据：1.王兴力于2016年4月7日以娇腾公司名义报案的材料（九龙坡区法院第三卷113页），证明其报案称“是先后口头协议借款给廖容及其他公司共19笔用于做工程后利润提成”；2.魏良秀于2016年6月2日以娇腾公司名义报案的材料（九龙坡区法院第三卷81页），证明其报案称“是与廖容共同投资资中项目，金额为1970万元”；3.魏良秀的第1次公安询问笔录（九龙坡区法院第三卷83-85页），证明魏良秀陈述“2013年2月我妹妹魏良兰打电话给我说她的朋友廖容在南充有一个学校的施工项目叫我一起做，并给了我廖容的电话，我们通话后就决定一起做，然后廖容通过魏良兰先后给过我17次账户，也直接给过我2次账户，我于2013年4月至2015年5月分19次向其转账1950万元”；4.魏良惠的第1次公安询问笔录（九龙坡区法院第二卷17-21页），证明魏良惠陈述“是魏良惠与廖容达成的口头协议，共同投资官正荣在资中的项目做工程施工，然后魏良惠叫魏良秀投的资”；5.被骗款项明细（一审证据卷161页），证明“对方自称被骗金额经统计为19733800元，与报案所称1970万元有出入，与以上证据3中所称被骗1950万元也有出入”；6.撤销案件决定书（一审正卷第二卷009页），证明“公安机关以无犯罪事实为由撤销廖容涉嫌的诈骗犯罪案件”。以上证据综合证明：1.娇腾公司自称的被骗金额不一致，根据转账凭证统计的金额为19733800元，报案所称的金额为1970万元，魏良秀在第一次接受公安询问时所称的被骗金额又是1950万元，而本案起诉时所列明细统计的金额是18760500元，起诉主张的金额又是1876万元；2.娇腾公司所称的被骗事由也不一致，王兴力报案称是口头协议借款被骗，魏良秀报案称是共同投资做工程被骗。魏良惠陈述是由她与廖容达成口头协议后让魏良秀投的资，魏良秀又陈述是魏良兰介绍与廖容认识并由双方直接达成的口头协议。魏良惠陈述是共同投资官正荣在资中的项目施工，魏良秀则陈述是投资在南充的学校项目施工；3.经公安机关详细调查，尽管娇腾公司付款属实，但娇腾公司所称的付款事由“即基于与廖容之间的口头投资协议向其付款”不成立，因此公安机关据此撤销了案件。综上，娇腾公司在一审中所称的事实及理由可谓“前后矛盾且漏洞百出”，一审法院对此也未予认定。
第二组证据：1.廖容的第5次和第6次公安讯问笔录（一审正卷第二卷29-32页和35-41页）。廖容在被公安机关正式立案侦查且被羁押的情况下，准确无误地陈述了她及其丈夫为魏良惠控制的铺金公司和力扬公司融资的“时间、贷款银行、金额、贷款期限、贷款条件以及贷款过程”等，这充分说明了廖容及其丈夫参与融资服务的真实性，如果她没有真正参与融资服务，她是不可能如此详尽的讲出这些细节的。同时，廖容还陈述到她与魏良惠还有借贷等其他纠纷往来。另外，廖容还对她与魏良惠是如何闹僵的作出了合理解释，这也是魏良惠指使魏良秀到公安机关诬告廖容以及引发本案的真正原因；2.官正勇的公安讯问笔录（九龙坡区法院第三卷74-79页）。官正勇陈述他与魏良惠谈的按5个点计提融资报酬，但要扣税，均是由廖容在帮其融资，其他内容与廖容所述基本吻合；3.官正荣的公安询问笔录（一审正卷第二卷64-65页）。官正荣证实入账前官正勇电话联系也当面说过，有几笔“融资的劳务费”要使用他的公司账户过账；4.韦列永的公安询问笔录（九龙坡区法院第二卷102-105页）。韦列永是重庆银监局前工作人员，他证实“我和廖容是老乡和朋友，通过她认识魏良惠，在交往中了解了她的一些情况，比如她只有小学文化，廖容在帮她融资等。后来因魏良惠没有正确处理与银行的关系，在贷款合同之外与银行谈条件，让廖容不好处，双方关系因此变差，魏良惠打电话给廖容，廖容都不接，在这种情况下魏良惠在2015年给我发了一条短信，短信被我删除了，但我记得短信的内容：“廖容的老公在我的公司上班，我给他高薪，廖容帮了我的忙，我给了她上千万的好处费，现在不理我了，看能不能通过你给廖容说一下，让廖容接电话，廖容有些对不起我”。魏良惠发短信的手机号是X或X，我的号码是X”；5.祝建文的当庭证言。祝建文系魏良惠控制的力扬公司的财务总监，曾代表力扬公司与廖容对接融资的相关事宜。祝建文拟证实“廖容夫妻曾为魏良惠控制的力扬公司和铺金公司提供融资服务的相关事实”；6.祝建文与力扬公司总经理罗勇以及与廖容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4份。拟证明“祝建文是力扬公司财务总监的身份以及廖容参与融资服务的事实”，并与祝建文的证言相互佐证；7.徐长林的当庭证言。徐长林系廖容为魏良惠控制的公司提供融资服务时廖容所在的评估公司的负责人。徐长林拟证明“廖容曾利用在评估工作过程中积累的资源为魏良惠控制的公司提供融资服务并取得大额报酬，因此被公司辞退的事实”；8.廖容被辞退的证明。证明内容与徐长林的证言相同，并与其形成佐证关系；9.魏良秀的公安第2次询问笔录（九龙坡区法院第二卷14-16页）。公安机关问魏良秀上次报案说从2013年4月26日至2015年5月21日被廖容骗1950万元，分19次转入廖容指定账户，为何没有包括魏良秀2014年11月27日转给刘昀的19万元、2014年12月26日魏良兰转给刘昀的10万元、2015年1月20日魏良惠分两次转给刘昀的700万元，她答记不清楚了。该证据证明双方还有其他经济往来。10.刘昀的公安第2次询问笔录（九龙坡区法院第二卷69-72页）。刘昀证实她曾根据廖容的指示向魏良惠打款700万元、向铺金公司打款60万元，且这两笔钱都是作为借款打出去的。该证据证明双方还有其他经济往来；11.招商银行业务受理回单。证实刘昀于2013年12月18日向魏良惠打款700万元。与证据10刘昀的询问笔录相互佐证。以上证据综合证明：1.廖容及其丈夫为魏良惠控制的铺金公司和力扬公司提供融资服务客观真实，并据此获得了相应的融资服务费；2.魏良惠与廖容两方还有其他经济往来。因此，娇腾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分十多次向廖容及其指定的公司付款，一定事出有因，绝非没有任何根据的支付或错误支付所导致的不当得利。
第三组证据：1.王化淑的公安询问笔录（九龙坡区法院第一卷122-124页）。王化淑曾是铺金公司法律顾问，他证实铺金公司、娇腾公司等都是魏良惠一个人的公司，魏良兰和魏良秀只是帮她，尤其是魏良秀是典型的农村妇女，根本没有经手生意上的事；2.申勇的公安询问笔录（九龙坡区法院第一卷130-131页）。申勇是税务干部，他直接管理铺金公司和铺金汽车销售公司的税收征管，他证实老板是魏良惠，魏良秀只是法人代表，公司利润不高，最近两年都是零申报；3.吴长伟的公安询问笔录（九龙坡区法院第二卷118-120页）。吴长伟是驰盛汽车城市场部经理，他陈述他不认识魏良秀，但认识魏良惠，知道铺金汽车运输公司和娇腾公司实际老板都是魏良惠；4.铺金公司融资的信用反担保合同、股东会决议、担保项目审批表，证明魏良惠是凌欣公司和娇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5.魏良秀的第6次公安询问笔录（九龙坡区法院第三卷98-104页，我方一审已作为证据举示）。魏良秀证实娇腾公司之所以有大量的建材、地产和商贸公司的资金往来，是因为魏良惠做地产开发，是魏良惠从娇腾公司过账。该笔录反映魏良秀对娇腾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均不清楚，同时反映娇腾公司支付给我方的款项均来源于魏良惠控制的其他公司，而魏良秀对此全然不知。她同时证明魏良兰是魏良惠公司的会计；6.魏良惠的第3次公安询问笔录（九龙坡区法院卷二88-89页）。魏良惠陈述“每次打款都是廖容与我联系并发收款信息给我，我再转发给魏良秀打的款”；7.魏良秀的第3次公安询问笔录（九龙坡区法院卷二26-29页）。魏良秀陈述是魏良惠与廖容达成的口头投资协议。1970余万元分19次打的，其中17次是廖容把账户信息发给魏良惠，魏良惠再转给她的，还有2次是廖容直接发给她的。以上证据综合证明：1.娇腾公司、凌欣公司均是魏良惠实际控制的公司，如果魏良秀是娇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她不可能不知道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更不可能不知道从娇腾公司进出的这些巨额款的性质和来源；2.在本案中向上诉人方付款的三个主体即娇腾公司、凌欣公司以及魏良兰，均是受魏良惠的委托或指定，是代表魏良惠及其获得融资的铺金公司和力扬公司而向廖容付的款，因为这些款项均来源于魏良惠控制的公司，且所有的付款指令均是廖容将收款信息发给魏良惠后，再由魏良惠发给魏良秀，魏良秀不过是一个执行者或受托人而已。
娇腾公司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主张的1876万元与报案金额有差距，但是并不能认为是前后矛盾的，起诉金额低于报案金额是娇腾公司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并且被上诉人再次明确未起诉足的金额，娇腾公司将另案起诉，本案中不当得利产生的孳息也将另案起诉。关于投资对象的陈述并没有矛盾，该案由于时间跨度长，涉及金额巨大，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难免出现紧张焦虑情况，出现陈述上的瑕疵不影响本案客观事实，陈述上的矛盾在廖容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中出现频率更高。就是因为公安机关撤销刑事案件，娇腾公司才以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因此上诉人认为前后矛盾而致本案事实不清的观点不成立。
对于第二组证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部分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于一审中未举示的新的证据部分，被上诉人认为该部分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范畴，不能够被认定为新证据，且证据内容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收取的费用是融资服务费，上诉人应当举示双方是否有融资服务委托关系、廖容是否具有融资服务资格、是否开展了融资服务工作，才能确认是否为融资服务费。上诉人书面陈述中一定事出有因的陈述应当明确表示事出何因。
对于第三组证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部分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于一审中未举示的新的证据部分，被上诉人认为该部分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范畴，不能够被认定为新证据，且证据内容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娇腾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无论魏良秀、魏良兰、魏良惠之间是否有亲属关系，均不能将娇腾公司、力扬公司、铺金公司等公司进行混同。
二审中，上诉人申请了证人祝建文、徐长林出庭作证。祝建文主要证实：其2013年是力扬公司的财务总监，但公司没有任命书，2013年12月已离职。廖容的老公姓官，他在公司名义上做融资工作，实际做融资工作是廖容。在2013年的时候还融了两笔资，当时是重庆银行融了2个亿的贷款，性质是开发贷款，还有华夏银行九龙坡支行，具体哪家银行记不得了，贷款利率是基准利率上浮5%。祝建文主要对接廖总，还有罗总，其主要把资料发给他们，廖总跑银行，有邮件往来。虽然法律上不通，但融资是有融资服务费的，这是社会常情，通常是3%-8%的融资服务费。不清楚廖容有没有在力扬公司领工资，也不清楚娇腾公司的情况。徐长林主要证实：其跟廖容是四川恒通房地产土地评估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同事，其为公司的总经理、廖容是副总经理。大概是2010或2012年，恒通公司在四川有个营销代理公司，于先贵给魏良惠在大邑的楼盘做代理，把徐长林和廖容喊过去。四川恒通房地产土地评估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是做评估的合伙体制，和银行的关系很熟，廖容主要是跑银行更熟悉，就把这个事交给她了。后来廖容老公也在大邑的房地产公司做老总。业务本来是公司的，但廖容撇开了公司去把做融资服务，后来因为知道了廖容干私活就把廖容开除了。融资服务是有费用的，市场是有规矩的。不清楚廖容具体为哪家公司从事的融资服务工作，具体金额也不清楚。没有听说过娇腾公司。
上诉人认为，两位证人就所知的情况作了客观真实的叙述，徐长林的证言与上诉人提供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8相互印证，祝建文的证言与第二组证据的证据6是相互印证的，证据6中有专门发给银行的融资资料，里面有祝建文作为公司财务总监的附件。所以，两位证人的证言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请求法院采信。被上诉人认为，二审申请证人出庭不符合证据要求，应该在一审中提出，不属于新证据。证人陈述内容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祝建文陈述为案外人力扬公司的财务总监，但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其展示的电子证据收发件人的身份情况应当由相应的互联网公司出具相应证明，且电子文件所展示的只是标题，至于内容，上诉人既没有作为证据展示，也无法确认发送内容的真实性，并且自称为财务总监的祝建文连大额贷款的贷款银行都不清楚，显然不符合基本逻辑。并且对娇腾公司情况也不清楚，更未说明廖容具体进行了何种形式的融资工作，请法院不予采行。据了解，廖容为案外人力扬公司、铺金公司提供了资产评估服务，因此双方即使有邮件往来也是正常的工作联系，不能因为发送工作邮件就推定出廖容为案外人力扬公司、铺金公司提供了融资服务工作。对徐长林的证人证言，根本无法证实廖容是否进行了融资服务活动，并且在自称是专业人员的情况下对于专业性问题都回答不清楚，还存在避重就轻的情形，其证言的证明目的不应得到采信。
根据一审卷宗记载，魏良惠在公安机关陈述，廖容说官正勇弟弟官正荣在四川资中有房地产项目，邀请魏良惠一起去投资。廖容和魏良惠均陈述，2013年5月左右，两人一起到资中进行了学习考察。魏良惠称当时自己的公司在开发其他项目，没有多余的资金投资，但资中的项目不错，就叫魏良秀来投资，并和廖容达成了口头协议。而魏良秀陈述，魏良惠向其陈述是和廖容他们合作，就同意投资，因此才向廖容指定的公司打款。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一审程序是否错误；2.廖容、官施民、刘昀是否应当向娇腾公司承担还款义务。
对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错误的问题。双方主要争议的是娇腾公司系以投资关系起诉，但一审法院在没有向娇腾公司释明的情况下认定廖容、官施民、刘昀构成不当得利并判决还款是否得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该规定的目的是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可能会因为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的不同认定而发生改变，进而影响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实体权利，受诉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以避免增加当事人另诉的诉讼成本，以及人民法院违背应在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内对案件进行审理的原则。本案中，娇腾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是认为廖容以共同投资为名收取了娇腾公司的款项，但廖容并未用于投资且将款项据为己有，廖容诈骗了娇腾公司的财产，其报案的目的除追究廖容的刑事责任外，应当还包含有廖容没有合法依据持有财产、应予返还之意。在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后，娇腾公司提起民事诉讼，从其起诉的理由看，仍是认为廖容以共同投资为名收款后没有用于投资而要求返还，其请求的目的还是要求归还相应的财产。即娇腾公司在本案中的实体权利是要求廖容返还收取的款项，不论是以投资未遂的返还，还是不当得利的返还，均不影响娇腾公司的实体权利。同时，一审中，娇腾公司也多次表示，廖容、官施民、刘昀收取争议的款项于法无据，应当返还。因此，一审以不当得利判决返还并不会改变娇腾公司的诉讼请求，也未影响娇腾公司的实体权利，廖容、官施民、刘昀认为一审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廖容、官施民、刘昀是否应当返还案涉款项的问题。审理中，上诉人认为不应返还的主要理由是娇腾公司、铺金公司、力扬公司、凌欣公司均系魏良惠实际控制的公司，廖容为铺金公司、力扬公司、凌欣公司提供了融资服务，案涉款项是其应当收取的服务费。本院认为，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对于款项应由谁收取，一审中，上诉人及本案的四位原审被告均辩称该款是官正勇为铺金公司、力扬公司、凌欣公司等融资获得的奖金或佣金，二审中，廖容又称该款系自己为魏良惠的公司提供融资服务应得的服务费，只是以官正勇的名义发放。以上陈述明显矛盾，且以官正勇的名义发放也无据可证；2.廖容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陈述过魏良惠让官正勇去她的公司上班实际上是看中廖容在银行方面的资源，在公司获得贷款后魏良惠也给予过廖容几十万元的好处费，且官正勇在魏良惠控制的公司上班期间的月薪是8万元，已经获得了较高的回报，在此情形下，娇腾公司再向廖容支付高达1876万元的服务费明显有违常理；3.廖容系从事资产评估工作的从业人员，具有较丰富的财会知识和经验，案涉金额高达1876万元，对于如此大金额的服务费，廖容没有与魏良惠或其公司之间签订书面合同，亦有违常理；4.在公安机关的调查中，廖容、魏良惠均陈述一起到官正荣投资的四川资中进行了考察，魏良惠称正是因为考察后觉得可行才向廖容指定的公司转入投资款。因此，娇腾公司对其转款作了合理说明，现廖容认为收款系服务费，则应当举证证明。虽然廖容一、二审举示了一些证据，但还不足以证明其从事了相关的融资服务工作，也不能证明依照约定其应收取的服务费的比例、金额，及与1876万元的内在联系；5.从案涉款项的流向看，均系娇腾公司或其授权的其他公司或人员向本案的四位原审被告进行转账，之后再转给官施民、刘昀，如争议款项确系廖容应得的服务费，廖容完全可以由自己直接收取。故从款项的流向看，亦不合常理。
虽然案涉款项系受廖容指令转款，但最终系官施民、刘昀收取了争议款项，获得了利益，并事实上造成了娇腾公司的损失，故官施民、刘昀应当负有返还的义务。
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调取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办理的廖容诈骗案的全部材料、娇腾公司支付款项给四位原审被告的财务凭证、账簿和杭州夏好纺织品有限公司等公司转款给娇腾公司的财务凭证及账簿。本院认为，一审中，廖容已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了以上诈骗案中的所有笔录，一审法院已经调取并予质证，已无再调取之必要。至于其申请调取的娇腾公司的财务资料，和本案讼争的款项返还缺乏必要的关联性，亦无调取的必要。
综上所述，廖容、官施民、刘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4360元，由廖容、官施民、刘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玉妹
审 判 员 吴贵平
审 判 员 柳光洪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李明霞
书 记 员 王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