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7民终182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建军，男，1962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工人，现住锦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士富、田伟，辽宁融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住所地锦州市。
负责人：刘广宏，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海燕，辽宁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建军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2016）辽0702民初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建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士富、田伟，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海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建军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内退协议”、“退养协议”合法有效；该两份协议违反行政法规国务院国发[1993]111号令、国务院国发[1978]104号令、劳动部劳部发[1994]259号令的强制性规定，应被认定为无效合同。以上国务院和劳动部的法规规定工人退养年龄为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一审原告王建军退养时年龄为男38周岁，退养时年龄均达不到规定要求。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决在两份协议违反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未能正确适用该行政法规认定协议无效，其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内退协议”第八条规定，本协议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有关规定相抵触的，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有关规定执行。“内退协议”、“退养协议”的依据是一审被告的内部文件《辽移[2000]331号通知》，该《通知》违反国务院国发[1993]111号令、国发[1978]104号令、劳动部劳部发[1994]259号令。而且《辽移[2000]331号通知》是企业内部文件，不能作为法律渊源。因此，上诉人主张协议无效要求被上诉人支付退养造成的工资差额、调整岗位级别等诉讼请求，法院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有错误，上诉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国务院国发[1993]111号令没有职工距退休年龄不到五年办理退养的禁止性规定，劳社部发[2003]21号第一条第六款规定，职工在改制之前已经办理内部退养手续的，一般由原企业继续履行与职工的内部退养协议，所以内退协议和退养协议不违反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王建军向一审法院诉求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2000年9月至2015年9月期间拖欠工资人民币1060682元；2、被告将原告现有职位等级5等调整为7等；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1979年10月参加工作，系被告员工。2000年，辽宁移动通信公司下发“关于做好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安置工作的通知”及“补充说明”，该通知规定“允许员工退养：凡我省移动通信系统的富余人员，按法定退休年龄可提前5年。对身体不好，又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可提前10年或工龄满30年的；经本人提出书面申请，所在单位领导同意，按管理权限审批，履行退养手续，可退出现工作岗位休养”。补充说明中载明“不符合退养条件的员工，本人可以提出书面申请，但必须报送省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省公司批准后方可执行”。2000年8月10日，原告本人向被告出具书面退养申请：“根据省公司有关文件精神，本人因身体状况不好，文化水平偏低，不利于继续留在公司工作，为此本人特自愿提出申请，在公司退养，望公司批准”。经本单位及主管部门批准，原告与被告于2000年8月18日签订退养协议书，协议期限为2000年8月18日起至2022年7月止，在协议期间，被告按时向原告支付退养费每月726.50元，并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费85000元。之后，双方按该协议履行。2003年，辽宁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下发《关于内退人员竞聘上岗工作的意见》，规定凡2000年按辽宁移动通信公司《关于做好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安置工作的通知》办理企业内部退养的人员，自愿选择参加培训竞聘上岗的，可以申请参加培训竞聘上岗，自愿选择继续内部退养的，可以继续内部退养。2003年9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内退协议书，约定协议期限自2003年9月起至达到退休年龄时正式办理退休手续（2022年7月）时止，被告每月按时向原告支付基本生活费。基本生活费标准按原告内退前标准工资的100%计发即每月772元，生活费标准不得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2009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再次下发“关于内退人员竞聘上岗工作的指导意见”。2009年11月原告重新竞聘上岗并签订劳动合同，在公司做房产协管员工作。该岗位当时的工资标准为4岗，原告上岗时清楚该岗位对应的工资设置为4岗。2011年1月普调到5岗。在原告内退期间被告单位实行按岗位确定工资的工资分配制度，相应岗位对应相应级别工资。2015年9月，原告向锦州市劳动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该仲裁院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锦劳仲案字第15号仲裁裁决书，对原告申请的事项未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退养协议”“内退协议”，从性质上看，是企业富余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的一种劳动管理形式，内退职工仍然与企业保持劳动关系，仍然是企业的职工。因此，就内退协议的订立，双方应遵循《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退养协议和内退协议，是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基础上订立，不违反劳动法规定，不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因此，原告主张协议无效进而要求被告给付工资差额、岗位级别差额损失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建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王建军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在不侵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申请，为其办理了内退，并在履行三年后，重新办理了退养协议。上诉人按约定领取了生活费，一直到重新返岗，应视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为其办理的退养表示认可。上诉人主张其受到欺诈与胁迫的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一次签订退养协议的时间为2000年8月，至2003年9月又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内退协议，经过三年时间，上诉人不但没有向任何部门主张其受到欺诈、胁迫，还仍然与被上诉人就退养事宜重新做出约定，且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在受到欺诈、胁迫情形下才同意企业为其办理内退手续，故对上诉人主张受到欺诈、胁迫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主张内退协议无效的问题。国务院《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第九条规定：“职工距退休年龄不到五年的，经本人申请，企业领导批准，可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该条规定赋予距离退休年龄不到五年的职工选择内退的权利，旨在保护缺乏再就业能力的大龄职工，但法律对企业自主放宽内退政策并无限制性规定，且职工的内退权利是附条件享有的，需经过企业领导批准。本案中，被上诉人根据企业经营状况自主放宽职工内退条件，并依照上诉人自愿申请签订内退协议，办理内退手续，符合上述规定的精神。2000年8月上诉人自愿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向被上诉人申请退养，经被上诉人同意后双方达成了退养协议。2003年9月，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内退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受法律保护，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有效正确。
关于上诉人提出内退期间的工资差额与调整岗位级别的问题。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富余人员、放长假的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但其劳动合同与在岗职工的劳动合同在内容上可以有所区别。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经协商一致可以在劳动合同中就不在岗期间的有关事项作出规定。2003年9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内退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在内退期间，甲方每月按时向乙方支付基本生活费。基本生活费标准按乙方内退前工资的100%计发（即772元/月）；生活费标准不得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该条规定对上诉人的生活费进行了明确约定，且在履行约定期间，对该标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并不低于上诉人所在地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建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王建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吕会杰
审判员 邸新立
审判员 王 波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潘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