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6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曾勇，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詹先来，广东卫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深圳市恒胜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银，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谭玲春，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田广星，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曾勇为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恒胜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胜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4）深南法蛇民初字第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恒胜公司作为乙方，被告曾勇作为甲方，双方签订《按揭贷款服务合同》，合同载明：“因甲方资金需要，拟向银行金融机构或其他融资机构申请贷款人民币950万元（此贷款金额是否获得批准，以银行或融资机构最终放款的金额为准），乙方负责为甲方提供按揭贷款的信息咨询及相关的服务”；“乙方提供的服务期限，自2013年10月25日至2014年3月24日止”；“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收集、整理和传递相关按揭申请材料以及其他审查事项”；“鉴于乙方提供的服务，甲方须在签署本合同后支付服务费人民币19万元”；“在合同期内，若甲方不配合或拒绝提交银行所需全部资料、拒绝在相关贷款资料上签字或放弃贷款、采取拖延或越过乙方自行申请贷款等行为，导致贷款事宜无法进行的，责任由甲方承担，甲方向乙方支付的费用不予退还；在合同期限内，因甲方不配合办理贷款相关手续或不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最终导致银行延期放款或放款不成功的，甲方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与乙方无关，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约定的服务费，甲方并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乙方要求退回；若甲方已提交贷款申请并与乙方推荐的银行或其他融资机构签约，因银行或其他融资机构原因导致放款延期的，与乙方无关，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约定的服务费，甲方并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乙方要求退回；若甲方已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而银行金融机构或其他融资机构审核未通过导致最终放款不成功的，乙方在收到甲方退款申请书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无息退还所交服务费；甲方未按本合同的约定支付服务费的，每逾期一日，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以服务费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五支付滞纳金至支付日为止”；“备注：750万（元）为个人房贷，200万（元）为授信贷款（贷款银行为三家），资料齐审批8个工作日内出承诺函”。该合同未载明签订日期。
合同签订后，曾勇向恒胜公司支付了人民币8.5万元。2013年11月12日，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出具了《二手房贷款承诺函》，应曾勇申请向赵某发放贷款人民币665万元，且于2013年11月另应曾勇申请向其发放了贷款人民币100万元。
2014年1月23日，恒胜公司向曾勇发出《催促函》，称曾勇有义务配合收集、整理和传递相关按揭申请材料以及其他审查事项，现曾勇在其多次催促下，未能配合其继续完成合同中约定的人民币200万元的授信贷款，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要求曾勇在收到函件三个工作日内与恒胜公司工作人员张婷联系，办理授信贷款，否则视为曾勇自动放弃授信贷款，按违约处理并支付服务费。曾勇确认收到该《催促函》，但表示恒胜公司要求曾勇按照办理按揭贷款的方式办理授信贷款，属于履行不能。2014年3月27日，曾勇向恒胜公司出具《退款申请书》，称恒胜公司未能依贷款服务合同的特别约定办理人民币200万元的贷款，现要求恒胜公司依约退还服务费8.5万元。该《退款申请书》曾勇于2014年3月28日寄出，并于2014年3月31日被恒胜公司工作人员签收。
原告恒胜公司请求被告曾勇支付尚欠的服务费10.5万元，并支付滞纳金。被告曾勇提起反诉，请求恒胜公司返还已经支付的服务费8.5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恒胜公司和曾勇对双方签订的《按揭贷款服务合同》均无异议，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双方均确认通过恒胜公司提供的服务，中信银行依照曾勇的申请，已于2013年11月份向赵某发放贷款665万元、向曾勇发放贷款100万元，以上贷款金额共计765万元。恒胜公司主张系因曾勇不配合导致未能完成《按揭贷款服务合同》中约定的剩余200万元的授信贷款。但根据恒胜公司提交的催促函及电话录音，恒胜公司既未明确拟联系办理授信贷款的银行，亦未列明曾勇需要提交的用于配合办理授信贷款的资料，恒胜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为曾勇办理授信贷款提供服务且系因曾勇未能配合导致未能成功办理授信贷款。恒胜公司依照《按揭贷款服务合同》约定为曾勇提供服务，使曾勇成功申请了金额765万元的银行贷款，曾勇依约应当支付相应服务费用。曾勇以恒胜公司未能为其成功办理授信贷款为由拒付全部服务费，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根据双方签订的《按揭贷款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费及贷款金额之间的比例，认定曾勇应当支付恒胜公司的服务费金额为15.3万元。因曾勇已支付8.5万元，尚须支付服务费6.8万元。恒胜公司要求曾勇以所欠服务费金额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五计算滞纳金，但《按揭贷款服务合同》中仅约定了服务费19万元，并未约定具体支付服务费的时间，且在本案起诉之日前，双方对于《按揭贷款服务合同》关于授信贷款的办理尚存争议，故对滞纳金的主张不予支持。曾勇主张因恒胜公司不作出贷款保证，在明知无法办理授信贷款的情形下为取得服务费隐瞒办理材料，合同应当无效。但依照《按揭贷款服务合同》的约定，双方已经明确约定办理的贷款包括金额为750万元的个人房贷及200万元的授信贷款，且恒胜公司亦已履行合同并成功为曾勇申请到金额765万元的贷款，曾勇主张服务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恒胜公司返还已支付的服务费8.5万元，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曾勇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深圳市恒胜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服务费人民币6.8万元。二、驳回原告深圳市恒胜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曾勇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1268元，由恒胜公司负担497元，曾勇负担771元；反诉受理费481.25元，由被告曾勇负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曾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没有正确区分本案合同的性质。涉案合同为被上诉人所拟写的格式合同，格式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格式条款全部内容为“按揭贷款服务”，仅有的一条非格式条款为“750万元为个人房贷，200万元为授信贷款”。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本案应当排除关于“按揭贷款服务”之格式条款的适用，仅能适用关于“个人房贷与授信贷款服务”之特约非格式条款。本案合同的性质应当定性为“个人房贷与授信贷款服务合同”。无论按揭贷款服务还是个人房贷服务，都不过是代办服务，代办人仅能取得代办劳务费。而合同所约定的授信贷款则不同，授信贷款之授信金额是根据被授信人的经济状况、信用状况以及所能提供的抵押物的价值及第三方保证能力来确定。正是上诉人无法获得授信，所以只能依靠被上诉人的服务而获得授信，被上诉人不对上诉人提供贷款保证，上诉人是不能取得银行授信的。显然本案之授信贷款服务与按揭贷款服务或个人房贷服务的服务内容是大相径庭的。所以必须要区分本案合同的性质。二、原审判决没有对上诉人所主张的被上诉人欺诈作出评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对按揭贷款与授信贷款区分不能而对上诉人欺诈，即被上诉人故意混淆按揭贷款与授信贷款，对上诉人发出《催促函》，明确要求上诉人按不能适用的合同格式条款之关于按揭贷款的约定办理授信贷款。三、原审判决契合了被上诉人行欺诈手段而获取天价利益的陷阱目的。在法律上，无论是格式条款所给定的按揭贷款服务还是非格式条款所约定的个人房贷服务，都是最简单劳务代办服务，只是取得很少的劳务费。被上诉人通过提供格式合同故意混淆按揭贷款与授信贷款后，就可能投机地获取授信贷款服务之保证服务费，其收益是远大于代办劳务费的。一审判决不正确区分个人房贷服务合同与授信贷款服务合同，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出的本案中个人房贷服务合同与授信贷款服务合同的不同服务内容作出评判，将合同约定的服务费按个人房贷服务与授信贷款服务总额进行平摊，该判决不仅是对个人房贷服务与授信贷款服务内容的混淆，发生事实认定错误，更严重的法律后果是契合了被上诉人行欺诈手段而获取天价利益的投机目的（将按揭贷款与授信贷款混淆，通过代办按揭贷款的极少劳务付出，就可以借授信贷款服务之名收获授信贷款保证的风险利益）。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已经支付的服务费8.5万元。
被上诉人恒胜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曾勇与被上诉人恒胜公司签订合同，约定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向银行申请个人房屋贷款及授信贷款提供服务，上诉人支付约定的服务费用，双方之间形成服务合同关系。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以授信贷款为诱饵，欺诈上诉人订立合同，其订立合同的目的实际上只是为了授信贷款。对此，结合本案证据，本院认为，合同中并没有约定签订合同的根本目的或者服务费的支付系以获得授信贷款为前提；双方也没有针对个人房屋贷款和授信贷款的难易程度，约定不同的服务费标准，而是笼统地约定服务费总额。因此，本案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系受欺诈订立合同，未获得授信贷款即导致上诉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关于违约责任的承担问题。被上诉人根据合同约定，为上诉人房屋贷款765万元提供了信息咨询及其他服务。之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函催告上诉人配合办理相关手续。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履行了合同约定的配合办理手续的义务，故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审法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确定按照双方约定的服务费比例，判令上诉人支付已经获得的贷款数额相对应的服务费，符合双方约定，也是合理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498.5元，由上诉人曾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辉辉
代理审判员 陈俊松
代理审判员 侯巍林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