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廊民再终字第62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公司。
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广阳道**号建业大厦。
法定代表人：武丽英，总经理。（未到庭）
委托代理人：邢少文，河北天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安建芳，河北天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瑞生，个体工商户，天津市武清区大王古庄乡大王古庄村四区14排7号。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常文英，个体工商户，天津市武清区大王古庄乡大王古庄村四区14排7号。
委托代理人：杨海雷，北京市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海燕，现羁押于河北省女子监狱。（未到庭）
申请再审人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廊坊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与被申请人杨瑞生、常文英、一审被告王海燕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广阳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3日作出（2013）广民初字第1001号民事判决。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18日作出（2014）廊民二终字第199号民事判决。保险公司仍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1日作出（2014）冀民申字第43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的委托代理人邢少文、安建芳、被申请人杨瑞生、常文英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海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王海燕系被告保险公司业务员，二原告自1998年开始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所有业务均由王海燕经办，因被告王海燕业务能力强被廊坊市电视台专访，2011年3月份被告王海燕以保险公司业务员的身份动员二原告投保国寿新鸿泰两全险。原告随后与被告王海燕到被告保险公司处办理了转保手续，支付了20万元保险金。后来二原告再次随被告王海燕到被告保险公司位于爱民道的营业部投保，并支付了30万元保险金。2012年二原告到被告保险公司办理退保手续时，得知被告王海燕因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二原告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二原告认为被告王海燕作为被告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且一直与二原告联系保险业务，被告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责任。故起诉要求二被告返还保险金50万元及利息。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保险公司与二原告没有保险关系，没有收取过二原告的保险费，被告保险公司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王海燕辩称，被告王海燕系因犯诈骗罪，已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现正在服刑。二原告投保时被告王海燕系被告保险公司职员，二原告在被告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均系被告王海燕协助办理的。
原审查明，被告王海燕系被告保险公司职员，二原告曾于1998年3月12日通过被告王海燕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人寿保险，保险名称为“为了明天人寿保险（99鸿福）”，缴费期为10年；2011年3月13日二原告在被告王海燕的介绍下再次投资20万元，在被告保险公司位于廊坊市广阳道的业务大厅购买了其推出的“国寿新鸿泰两全保险”存款合同号为：1110131800160281，以支票方式支付，被告王海燕通过背书支票的方式将该笔保险金归为己有；2011年4月11日，二原告通过被告王海燕的介绍下投资30万元，在被告保险公司位于爱民东道的营业部购买了其推出的“国寿新鸿泰两全保险”，存款合同号：1110131800160282，以现金的方式支付，被告王海燕于当日向二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和保险合同书，后王海燕又将该笔保险金归为己有。另查明，被告王海燕利用为被告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身份，私刻被告保险公司印章，使用伪造保险公司保险合同文本，从事犯罪活动，后经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廊广刑初字第195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王海燕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10000。现被告王海燕在河北省女子监狱服刑。
原一审认为，二原告曾通过被告王海燕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过人寿保险，且当时被告王海燕系被告保险公司职员，同时二原告在投保“国寿新鸿泰两全保险”时，被告王海燕仍为被告保险公司职员，故二原告有理由相信本案中的两份保险合同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被告王海燕构成表见代理，被告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主张的利息应当自其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判决：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杨瑞生、常文英保险金50万元及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5月13日至判决应给付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人保险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表述不客观、不全面。本案的事实2011年3月14日被上诉人以退保形式从上诉人处取得退费支票一张，面额194713.94元，而王海燕与被上诉人串通在一起，于2011年3月13日为被上诉人出具了收款20万元的“收据”与所谓的“合同”。这里的关键是，在被上诉方没有交款的情况下，就取得了交款“收据”与“合同”。而一审判决中却将此表述为“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13日，二原告……再次投资20万元……以支票形式支付……”，似乎2011年3月13日被上诉方就支付了20万元。一审判决对30万元的投保款的表述亦是如此。30万元被上诉方未在柜台交纳，也未按规范程序审核，而是在公司外私下交给王海燕的。但在一审程序判决中被表述为“在被告保险公司位于爱民道的营业部购买……”。这种似是而非的表述严重歪曲了本案的事实真相，既不客观又不真实，其目的是为后面的“本院认为”及“判决如下”打伏笔，在法律上严重违背了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原则。第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的是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而本案却不符合表见代理的要件与特征。第三、一审判处不公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7号文第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王海燕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其犯罪手段系私刻单位公章签订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二被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审判决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基于庭审质证、举证及王海燕的确认所查明的事实，王海燕在履行保险业务的职责的过程中，其所犯的过错是由于上诉人管理失职造成的，其过错在于上诉人一方，被上诉人基于对王海燕保险公司业务经理身份的认可及保险业务的办理地点在上诉人的业务大厅及位于爱民道的保险公司的财务室，所以被上诉人一方完全确信王海燕的行为是属于上诉人的职务行为，在这一点上王海燕构成了表见代理的行为。虽然3月14日交费，3月13日开的收据，在一审过程中已经查明是由于被上诉人在3月13日没有时间，推迟到3月14日到广阳道上诉人公司办理的业务，时间的差异已经得到王海燕的证实，虽然有一定的瑕疵，但是并不能改变保险业务办理的事实，王海燕是否违反了操作程序属于上诉人公司内部的管理问题，其由于管理失职而致使被上诉人保险资金损失，因此上诉人存在严重过错。上诉人上诉状声称王海燕与被上诉人串通，这一点完全是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并且30万元的投保款是在爱民道营业部直接交到了财务室，这一点也是事实。
本院二审认为，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保险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遵守并应全面履行合同。本案中王海燕作为上诉人的职工，代理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签订了保险合同并收取了保费，上诉人应当对王海燕的对外民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对于因上诉人管理不到位，致使王海燕有机会实施不法行为，上诉人有明显过错，上诉人不能以其管理失职产生的后果对抗被上诉人。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申请再审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与二审上诉的理由基本一致。认为一判决认定原审被告王海燕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二审认定原审被告王海燕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的事实有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7号文第五条的第一款“即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而不是第二款“即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申请人辩称，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关于原审被告王海燕与被申请人杨瑞生、常文英所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本院认为表见代理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继续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则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原审被告王海燕系申请再审人保险公司的职员，其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与被申请人杨瑞生、常文英签订保险合同，不属于表见代理行为。关于保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审被告王海燕利用其为公司职员的特定身份，在公司营业场所，采取私刻公章伪造保险合同的手段，骗取杨瑞生、常文英的信任并与其签订保险合同该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该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杨瑞生、常文英是在保险公司的经营场所投保，尽到了一般投保人的注意义务，对因王海燕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导致合同无效的结果，杨瑞生、常文英无过错。申请再审人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不健全、对王海燕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合同诈骗未能及时发现制止，具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申请人杨瑞生、常文英无法收回保险本金及利息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申请再审人关于王海燕合同诈骗犯罪与公司无关的再审理由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原审判决阐述理由、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但原审判决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4）廊民二终字第199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润涛
审判员 刘玉才
审判员 李德水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崔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