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311民初1168号
原告：刘运华，女，1987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沿滩新城远达龙湖森林*栋*单元*楼**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安平，四川仁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晓慧，四川泽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纲，男，1976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沿滩新城远达龙湖森林*栋*单元*楼**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安平，四川仁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晓慧，四川泽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9号3幢2单元9楼5号。
法定代表人：黄海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勇，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星，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跃春，男，1971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白塔巷**号**栋*单元。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勇，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星，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运华、刘纲诉被告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仓公司）、沈跃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被告宏仓公司、沈跃春申请由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同时，被告宏仓公司、沈跃春申请追加案外人广发银行成都东大街支行为本案第三人，本院审查后以案外人广发银行成都东大街支行与本案无关为由，当庭驳回申请。原告刘运华、刘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安平、代晓慧，被告宏仓公司、沈跃春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支付二原告款项2910万元（欠款760万元及损失2150万元）；2.本案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案外人广发银行成都东大街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与被告宏仓公司为处理案外人广发银行内的其他不良贷款，经案外人广发银行客户经理曾华双介绍，原告刘运华、刘纲与被告沈跃春认识，被告沈跃春是被告宏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经多次协商，原、被告于2014年9月2日共同签订了《联合贷款协议》，协议约定：由原告刘运华提供抵押物，以被告宏仓公司的名义共同向案外人广发银行贷款3800万元，所取得的贷款实际归原告刘运华使用，贷款发放到被告宏仓公司账户后，被告宏仓公司代扣利息532万元，并由其向银行支付利息，被告宏仓公司收取居间费贷款总额的4%即152万元，其余3116万元在两个工作日内全部支付给原告刘运华。原告刘运华按照约定，提供了自贡宏伟大厦的房产作为贷款抵押物，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案外人广发银行也向被告宏仓公司发放了3800万元贷款，但被告收到贷款后，只向原告刘运华、刘纲支付了2200万元，被告宏仓公司应付的916万元一直没有支付给原告刘运华，被二被告挪用。原告刘运华向银行贷款的目的是为了投资自贡房地产开发项目和荣县双石商品房项目开发建设，被告宏仓公司挪用上述资金后，导致原告刘运华的上述两处项目无法正常进行，二原告多次请求二被告将挪用的资金支付给二原告，但二被告一直没有归还，也无力归还。经二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沈跃春提出经济困难，原告刘运华考虑到二被告的实际困难，同意适当的减少二被告的偿还金额。经双方磋商，被告沈跃春于2015年1月8日向原告刘运华出具《欠条》，载明：今下欠刘运华银行贷款尾款760.6万元正，此款在2015年元月13日前支付300万元，余款在元月内支付完毕，150万元损失待本金支付完毕后，再协商归还时间。同时，被告宏仓公司向原告刘运华承诺：若未能按时结清本息，二被告自愿承担刘运华的抵押物损失（按照广发银行成都分行对该抵押物评估金额赔偿），并对原告刘运华以自贡市中瑞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房产公司）名义开发的位于双石镇和自贡市区的两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各自按照1000万元损失进行赔偿。第二日，被告宏仓公司再次出具说明，确认付款情况，并说明被告宏仓公司如果未按约定将原告刘运华的欠款付清，原告刘运华可提起诉讼。综上，二被告欠付原告借款916万元，同时，二被告按照3800万元先行扣除利息532万元，但二被告挪用原告借款916万元，则被告宏仓公司多扣除利息128万元，应由被告宏仓公司退还给二原告（实际上二被告先行扣息532万元为贷款3800万元的一年利息，但银行实际贷款利息为252万元，二被告实际多收取了原告利息280万元），并且居间费应按照2200万元的4%计算即88万元，被告宏仓公司多收了64万元，也应该由二被告退还给二原告；另二被告承诺赔偿二原告两个项目损失2000万元，故二被告实际应给付二原告3108万元，鉴于二被告出具的欠条二原告予以了认可，二被告应付的借款本金760万元，承诺赔偿的借款损失150万元及二原告两个房产项目2000万元，则二原告诉请二被告应支付的金额为2910万元，现在支付期限已到，二被告未支付欠款，故二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宏仓公司、沈跃春辩称：1.原告所陈述的部分理由与事实不符，原、被告之间确实存在债务关系，但原、被告之间的债务是760万元；2.二原告称的2000万元的损失没有得到二被告的确认，也不是二被告所写，不是二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承诺是虚假的，150万元的损失是事实，但是是在760万元支付后再行协商支付；3.二被告没有承诺按月息3分支付二原告利息，是二原告自行添加的，不是客观存在的。
二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二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欠条》原件、《情况说明》原件、2014年9月2日《联合贷款协议》原件、被告宏仓公司银行贷款承诺原件、广发银行批复通知书、广发银行放款明细、广发银行对公活期交易清单、成都铁路运输法院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核实函、二原告与被告沈跃春、案外人黄海英、案外人陈帆的短信记录、内部承包协议、调解笔录、荣国用（2015）第07022号土地使用权证、规划许可证、公证书、投资入股合同、补充协议、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自流井法院）2016年261号执行裁定书、荣县国土资源管理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成交确认书、土地款缴款发票、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说明、房产中介公司调查笔录、本院2016年55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2017年167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民事起诉状、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安法院）2017民事3549号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拟证明原、被告约定联合贷款，贷款到位后二被告挪用款项给二原告造成的损失情况，二被告承诺向二原告赔偿损失和利息。
另，二原告向本院申请在案外人广发银行处调取了贷款办理时的相关资料，拟证明贷款事实和提供抵押物的事实及被告沈跃春为实际被告宏仓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事实。二被告对该份证据无异议。
被告宏仓公司、沈跃春围绕其诉讼主张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被告宏仓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一份、付款情况明细、遗失公告，拟证明贷款到位后二被告向二原告支付了26940500元，被告宏仓公司的公章已经遗失，《欠条》和《情况说明》上的被告宏仓公司的盖章不是真实的。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二原告举示的《欠条》，二被告未能举示证据证明存在虚假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银行贷款承诺，该承诺上加盖有被告宏仓公司公章，本院予以确认；对短信记录，二被告既未承认也未否认，结合被告沈跃春为被告宏仓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对内部承包合同、调解笔录、土地使用权证、规划许可证、公证书、投资入股合同、补充协议、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说明、调查笔录和法院的相关文书，能够证明二原告实际损失的原因和基本情况，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对二被告提供的付款情况明细、遗失公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付款情况明细不能证实已付款金额（二被告支付的26940500元包括了出具欠条后支付的160万余元利息部分，这个利息不属于支付给二原告的，是直接支付给广发银行归还贷款利息，故不应计算为已付二原告款项金额），遗失公告不能证明《欠条》的虚假性，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为：原告刘运华与被告宏仓公司于2014年9月2日签订一份《联合贷款协议》。该协议约定以被告宏仓公司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3800万元，原告刘运华以其所有的自贡市宏伟大厦、东方广场及温州商城房产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协议约定原告刘运华支付被告宏仓公司费用684万元，其中包括原告刘运华提前支付一年的贷款利息532万元，由被告宏仓公司代原告刘运华支付给银行，原告刘运华支付被告宏仓公司居间费152万元，原告刘运华合法使用3116万元。该贷款协议由原告刘运华与被告宏仓公司签章署名，被告沈跃春在协议尾部被告宏仓公司印鉴上签署其名字。协议签订后，原告刘运华提供了抵押担保房产，被告宏仓公司从案外人广发银行处贷得3800万元款项。款项到位后，二被告陆续向二原告支付了2530万元，扣除合同约定代扣了利息532万元以及居间费152万元，尚有部分款项未支付给原告刘运华。基于之前约定代扣利息金额高于实际应付贷款利息，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1月8日进行了结算并由被告沈跃春向原告刘运华出具了一份《欠条》，《欠条》载明“今下欠刘运华银行贷款尾款760.6万元正，此款在2015年元月13日支付300万元正，余款2015年元月内支付完毕。150万元损失待本金支付完毕后，在协商归还时间。此据，欠款人：沈跃春。”同时，被告沈跃春在该欠条上另注明：“760万利息按原合同执行。逾期未付款本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同日，被告沈跃春在欠条背面书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截止2015年元月8日，宏仓公司向广发银行申请贷款3800万元（叁仟捌佰万元正），已转账给刘运华及刘纲2530万元正（贰仟伍佰叁拾万元正）。扣除相关费用后，应支付刘运华及刘纲760.6万元正及相关损失费用150万元（壹佰伍拾万元正）合计910.6万元正（其中197.6万元为3800万元的2015年2月-10月银行贷款利息）。自收到我方欠款起，广发银行贷款利息由刘运华支付。如造成利息未及时支付导致银行提前收贷，由刘运华自行负责，并支付相关借壳损失。资金利息按原合同执行。特此情况说明，说明人：沈跃春。”
2015年1月9日，被告宏仓公司亦向二原告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截止2015年元月8日，被告宏仓公司向广发银行申请贷款3800万元已转账给原告刘运华及刘纲2530万元。扣除相关费用后，应支付原告刘运华及刘纲760.6万元及相关损失费用150万元，合计910.6万元（其中197.6万元为3800万元的2015年2月-10月银行贷款利息）。自收到被告宏仓公司欠款起，广发银行贷款利息由原告刘运华支付。如造成利息未及时支付导致银行提前收贷，由原告刘运华自行负责，并支付相关借壳损失。资金利息愿按合同执行，在此之后，被告宏仓公司如未按约定将原告刘运华、刘纲的欠款付清，二原告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宏仓公司愿意承担损失及法律责任。
上述情况说明出具后，原告刘纲在被告沈跃春向原告刘运华出具的欠条上增加了两项内容，第一项内容为：“所有欠款按照月息三分支付，若到期未结清本息，本人及宏仓商贸有限公司自愿在荣县人民法院起诉解决，并承担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第二项内容为：“若未能按时结清本息，本人及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自愿承担刘运华的抵押物损失，按照广发银行成都分行对该抵押物评估金额赔偿，以及对中瑞房产公司位于双石镇和自贡市区两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所造成的损失，按照各自1000万元（壹仟万元整）进行赔偿。”上述增加的内容上加盖有被告宏仓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鉴。原、被告双方对欠条上后添加的上述内容的形成时间有争议，二原告称为出具欠条后的几日内添加的，二被告认为是虚假的，并怀疑并非是在被告宏仓公司印鉴遗失之前所加盖。《欠条》和《情况说明》出具后，被告沈跃春于2015年1月13日支付原告刘运华18万元现金，被告沈跃春于2015年1月28日通过银行转帐支付原告刘纲15万元，之后，被告沈跃春在2015年5月和6月分别支付原告刘纲5000元和2000元，合计支付了33.7万元。同时，被告宏仓公司还向广发银行支付了2015年2月至2015年9月的贷款利息合计金额为1153992.45元，二被告未按照约定支付二原告欠款，二原告多次催促无果，故诉至法院。
另查明，二原告系夫妻关系。二原告在四川荣县双石镇和自贡市区有两处房产开发项目，其中荣县双石房产项目开发中原告刘运华以案外人中瑞房产公司的名义与承包方自贡市新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承包施工合同》时间为2015年9月6日；原告刘运华与案外人中瑞房产公司就自贡项目签订的投资入股合同时间为2014年6月25日，现双方就该投资入股产生争议，正在诉讼阶段；2013年12月1日，二原告向案外人ＸＸ明借款300万元，约定利息为月息3分，本院于2016年11月26日判决二原告偿还案外人ＸＸ明借款300万元并按月息2分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原告于2014年2月至9月向案外人梅艺宝借款3115万元，大部分借款约定利息为月息3分，二原告已归还大部分款项，目前案外人梅艺宝已于2017年5月向广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二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339.44万元并支付利息1105.038万元（利息按照月息3分计算）；被告沈跃春系与原告刘运华签订《联合贷款协议》的实际操作人，亦为《联合贷款合同》的签订人，且2012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宏仓公司大量对外经济合同实际均由被告沈跃春代表被告宏仓公司对外签订。
本院认为：原、被告就签订联合贷款协议、已付款项金额2530万元以及二被告应付二原告款项金额910.6万元的事实无异议，原、被告双方所争议焦点为：一、二被告应支付二原告拖欠款项金额问题，即二被告在《情况说明》中明确的2015年2月至10月贷款利息197.6万元是否应当在应付款项910.6万元中予以扣除的问题；二、二原告诉请二被告共同承担2000万元违约损失是否应当支持、如何支持的问题。
一、二被告应付二原告拖欠款项金额问题。
二原告认为二被告在银行发放3800万元贷款时已经预先扣留了一年利息532万元，且二被告的《情况说明》明确的是二被告支付910.6万元的欠款起，广发银行贷款利息才由原告刘运华支付，现在二被告未按约定支付二原告款项，则不应当再扣除了，同时，二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是单方出具的，并未得到二原告认可，则197.6万元利息亦不应在应付款项金额910.6万元中品迭。就该问题，应当从原、被告出具《欠条》和《情况说明》的客观情况进行全面分析，被告沈跃春于2015年1月8日出具《欠条》，该《欠条》载明的是欠原告刘运华贷款尾款760.6万元，定于2015年1月13日支付300万元，余款在2015年1月内支付完毕，对损失150万元，明确为本金支付完毕后再协商归还时间，而该《欠条》背面又由被告沈跃春书写的《情况说明》记载了应付款的金额910.6万元包括了损失费用150万元；之后，被告宏仓公司于2015年1月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亦明确了应付款项金额包括了150万元损失，结合先写纸张正面再写纸张背面的书写习惯，可以确定系被告沈跃春先向原告刘运华出具《欠条》，再向二原告出具《情况说明》，最后由被告宏仓公司向二原告出具《情况说明》的事实经过，上述字据的形成是有时间先后的，故应当认定二被告的《情况说明》是对《欠条》的补充说明。二原告在接受了二被告出具的《欠条》和《情况说明》并作为主张权利的证据予以提交，则《欠条》和《情况说明》对原、被告双方均具有拘束力，应当根据《欠条》和《情况说明》的约定确定原、被告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因此对二原告提出二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系单方意思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依照《情况说明》中“应支付刘运华及刘纲760.6万元正及相关损失费用150万元合计910.6万元正（其中197.6万元为3800万元2015年2月-10元银行贷款利息）”的约定，从字面意思理解，可以直接解释出二被告应支付二原告的910.6万元包括了3800万元2015年2月至10元银行贷款利息，因此对被告宏仓公司已支付的利息应予以品迭，只是应当以被告宏仓公司实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准而非约定金额179.6万元；至于《情况说明》中“自收到我方欠款起，广发银行贷款利息由原告刘运华支付”的约定，表明若二被告向二原告支付了款项后，则3800万元的贷款利息才由原告刘运华负责支付，否则仍应由二被告支付，该约定与前述应付款项金额910.6万元包括3800万元贷款利息197.6万元的阐述并无冲突，故二原告提出二被告未按约定支付款项，则不应扣除被告宏仓公司已支付的利息金额的主张，本院亦不支持。综上，按照《欠条》和《情况说明》的约定，根据被告宏仓公司提供的贷款还款的扣款明细，被告宏仓公司实际已支付了2015年2月至2015年9月的贷款利息合计金额为1153992.45元，二被告应支付给二原告的款项金额为约定金额910.6万元-
已付利息金额1153992.45元-出具《欠条》后已付款项金额33.7万元=7615007.55元。故二被告提出在应付款项金额中扣除利息179.6万元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二被告已经支付的利息金额和已付款金额应在应付款项中抵扣，品迭后，二被告应付款项金额为7615007.55元。
二、二被告如何承担损失的问题。
损失的问题，又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承诺支付2000万元项目损失的真实性问题；二是在《情况说明》中已明确了150万元损失后，二原告是否还能主张2000万元的损失赔偿问题；三是损失金额应如何确定和如何承担的问题。
(一)承诺真实性问题。
二被告认为《欠条》承诺支付2000万元属于虚假的，不是被告宏仓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理由有三：1.《欠条》上承诺的字迹与被告沈跃春书写的字迹不一致，不属于被告沈跃春书写，是虚假的；2.承诺上所加盖的公章与被告宏仓公司印章不一致，且承诺字迹和公章形成时间也与《欠条》形成时间不是同一时间，承诺形成是虚假的，并申请对印章形成时间和字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3.从常理上讲，在二被告应支付760.6万元的情况下，作出赔付2000万元损失的承诺，有违常理，不排除胁迫情形。经审理，根据原、被告双方举示的证据，本院认为，该承诺真实有效，理由如下：1.虽然承诺字迹并非被告沈跃春书写，但原告刘纲已明确表示该承诺字迹系其代为书写，由被告沈跃春加盖被告宏仓公司印章与法定代表人印鉴，在形式上表明被告宏仓公司对“支付项目损失各1000万元”的承诺是予以确认了的，其盖章行为推定出是被告宏仓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被告宏仓公司提出所盖印章虚假，其理由是《欠条》上承诺所加盖印鉴与目前被告宏仓公司所使用印鉴不一致，但被告宏仓公司现今所使用印鉴系在2015年元月31日挂失公司原有印鉴后重新启用的，现使用印鉴是在被告宏仓公司在承诺上加盖印鉴后重新制作的印鉴，当然与之前印鉴不属于同一枚，因此不能以此反推《欠条》上印鉴虚假，且《欠条》上印鉴与被告宏仓公司同原告刘运华签订《联合贷款协议》时所使用印鉴一致，故二被告认为印鉴虚假的抗辩理由不成立；3.二被告对二原告举示的《欠条》中的承诺提出异议，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定，则应由二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对此二被告申请对字迹和印鉴形成时间提出鉴定，本院予以准许，并移交给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予以鉴定，但鉴于二被告提供的鉴定比对材料无法满足鉴定条件，鉴定机构作出了终止鉴定的决定，则该鉴定不能的不利后果仍应由二被告承担，且二原告陈述承诺是在《欠条》出具后的较短时间内形成的情形与被告宏仓公司在2015年1月底挂失公章的事实并不矛盾，即是被告宏仓公司在《欠条》上加盖印鉴后才遗失的印鉴，符合情理，反证了加盖印鉴的真实性；4.从被告沈跃春书面《欠条》及《情况说明》，再到被告宏仓公司出具书面情况说明，又到被告宏仓公司承诺支付损失，其形成时间不同，恰恰能印证该承诺形成的客观过程，二原告担心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要求二被告不断完善手续的过程与原告刘纲与被告沈跃春之间的手机短信记录能相互印证，二原告要求完善支付手续并进行高额赔偿符合正常逻辑；5.从二原告举示的短信记录可见，双方发生争议后，二原告一直与被告沈跃春联系催促及时支付贷款尾款并要求按照承诺支付项目损失，虽然被告沈跃春未正面对损失进行答复，但亦未明确否认，由此表明被告沈跃春是知晓该承诺的。被告沈跃春虽然不是被告宏仓公司股东，也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从被告沈跃春向原告刘运华出具《欠条》，二原告向被告沈跃春催收款项以及被告沈跃春在欠条承诺上加盖被告宏仓公司印鉴的行为，包括《联合贷款协议》和被告宏仓公司对外经济合同均由被告沈跃春签署的事实，可以判定被告沈跃春系被告宏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职工，因此对欠条上的承诺加盖被告宏仓公司印鉴的行为应为公司行为；退一步讲，即便被告沈跃春不是被告宏仓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加盖印鉴行为也足以使二原告相信被告沈跃春能代表被告宏仓公司作出承诺，故该承诺对被告宏仓公司具有拘束力；6.被告宏仓公司抗辩在仅欠付760.6万元款项的情况下，被告宏仓公司不可能作出支付2000万元项目损失的承诺，有违常理，并有胁迫可能。就胁迫问题，二被告未举示任何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本案承诺系被告宏仓公司未履行贷款协议，未及时支付贷款尾款，在二原告的多次催款下作出的，作出承诺的当事人双方，无论二原告还是二被告，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意思表示均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合同的自由为合同的基石，原、被告双方在涉及3800万元贷款背景下的任何行为显然不是一般的民事行为而体现的是经济交往下的商事行为，商事主体的意思表示承载着区别于传统民事行为的利益与风险，应由商事主体自行决定和承担，在二原告所需款项急需用于归还借款和房地产项目建设条件下，在二被告未按约定支付910.6万元的情况下，约定要求损失以2000万元进行赔偿正体现了二原告作为商人对利益与风险的取舍，且二原告既要求二被告支付3分月息，又要求支付项目损失2000万元，也恰恰体现了商人对自己商业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现实需要，并未违背常理，故二被告提出支付2000万元项目损失的承诺有违常理的抗辩亦不成立，本院不予以采信。
(二)《情况说明》中已明确了150万元损失后，是否还能主张2000万元的损失赔偿的问题。
对于《情况说明》中150万元的损失，系二被告在2015年1月8日和1月9日向二原告出具的，该《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表明二被告认可支付贷款尾款的同时另行支付二原告相关损失费用150万元，该损失属于已经产生了的，也属于二被告自愿给付的，其性质属于二被告未及时支付款项违约后给予二原告违约损害赔偿金，且是对被告宏仓公司取得贷款至出具《情况说明》止这一期间损失的确定。而《欠条》上另行书写按月息三分计算利息、按照抵押物赔偿损失以及赔偿项目损失2000万元的承诺系在二被告出具《情况说明》后由被告宏仓公司另行确认的，该损失赔偿的约定为被告宏仓公司出具了《欠条》和《情况说明》后仍不履行而另行支付赔偿金的约定，与《情况说明》中的150万元损失赔偿并不矛盾，即一个是出具《欠条》和《情况说明》之前的损失赔偿，一个是出具《欠条》和《情况说明》之后的违约赔偿，故二原告在主张赔偿150万元损失后，仍可以就项目损失要求赔偿。
(三)损失金额应如何确定和如何承担的问题。
被告宏仓公司出具的赔偿承诺有两项，二原告只对其中一项主张权利，系二原告对起诉权的自行处分，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宏仓公司在承诺中载明：“若未能按时结清本息，……本人及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以两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所造成的损失，按照各1000万元进行赔偿。”从上述承诺内容可见，被告宏仓公司未按时归还款项，则支付2000万元赔偿损失，该承诺实际为违约金条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之规定，该承诺属于对违约金具体金额的约定，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的规定，对于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的情况下，违约方可请求适当减少。为此，庭审中本院依法向二被告进行了释明，二被告申请调整，并认为应调整到《欠条》和《情况说明》上所约定的150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之规定，违约损失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来确定，从二原告举示的证据，就荣县双石房产项目和自贡市区房产项目的损失，二原告虽然举示了向中介机构的调查笔录和垫资修建产生的多支付的修建款，但该证据只能证明有损失的可能，并不能确定具体损失金额，且项目损失属于多因一果，并非二被告未及时支付款项而直接导致，故对二原告举示的自贡项目损失达1亿多元的证据不予以确认；至于原告提供抵押物被成都铁路运输法院执行，则属于二原告作为联合贷款的担保人的法律后果，故对原告提出的该项损失2900万元，亦不采信。对于二原告损失更多的体现为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根据二原告举示的广安法院的案件受理通知书、诉状，虽然目前无法确定广安法院的最终判决结果，但因二被告没有按约定支付拖欠款项，导致二原告未及时归还对外债务必然会向他人支付借款利息，产生利息损失，且该利息损失属于二被告未及时支付款项产生的直接损失，结合本院审理的ＸＸ明诉二原告民间借贷纠纷的判决情况，二原告的利息损失应予以确认。根据二原告提供广安法院的案件受理通知书、诉状以及本院ＸＸ明诉二原告民间借贷纠纷的判决，结合自贡地区近两三年民间借贷市场利息的客观情况，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利息约定不超过年利息24%，已经履行的不超过年利率36%的规定，本院酌情按年利率20%以应付款项7615007.55为基数计算从应付款之日即2015年2月起计算至今的利息金额约为460万元，该利息损失为二原告实际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规定，则约定违约金在600万元范围内，就不属于过分高于损失的情形，而二原告主张2000万元的违约金，则显然属于“过分高于损失”，故二被告申请调整违约金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应予以调低。
根据本案二原告的实际损失，结合二被告在二原告反复多次催款的情况下仍未及时支付款项已逾期近三年的过错情况，以及二原告收回款项所能产生的预期收益,且二原告的损失因二被告的不履行仍将继续产生扩大之因素，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依法酌情确定被告宏仓公司应支付二原告的违约金金额为800万元。因该违约损失只有被告宏仓公司加盖印鉴予以确认，被告沈跃春虽然为被告宏仓公司实际控制人，但并未承诺支付此2000万违约金，故二原告要求二被告共同承担违约金的诉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基于被告沈跃春出具的《欠条》、《情况说明》与被告宏仓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扣除被告宏仓公司已经支付的银行利息金额，二被告应共同支付二原告款项7615007.55元；基于被告宏仓公司承诺赔偿二原告两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损失2000万元，本院依法对该违约损失调整为80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九、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沈跃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刘运华、刘纲拖欠款项7615007.55元；
二、被告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刘运华、刘纲违约损失800万元；
三、驳回原告刘运华、刘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73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2300元，由原告刘运华、刘纲负担74920元，被告成都宏仓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1738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四川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 强
代理审判员 喻 婷
人民陪审员 曾友智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林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