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12行终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封开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黄学武，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钱旭平。
委托代理人曾海斌。
上诉人（原审被告）封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法定代表人八伙垣，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孔德河，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聂锦洪，封开县法律援助处律师。
被上诉人邓益义，男，汉族，住封开县南丰镇，公民身份号码：×××3355。
原审第三人林银花，女，汉族，住封开县南丰镇，公民身份号码：×××2581。
上诉人封开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封开县府）、封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封开卫计局）因与被上诉人邓益义及原审第三人林银花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封开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肇封法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2月6日，邓益义与林银花结婚。2001年5月28日，生育女孩即邓琳。2001年9月19日，邓益义与林银花到南丰镇计生办领取独生子女优待证。2010年9月20日，林银花在单位组织查环查孕时发现自己怀孕。9月28日至10月1日到广西梧州市桂东人民医院住院要求药流手术。2010年10月3日，广西梧州市桂东人民医院超声检查无孕报告。2010年10月8日，邓益义与林银花协议离婚，对女儿邓琳的抚养问题、房屋的分割、财产的处理，协议商定。2010年12月17日，林银花与长安镇西山村委门楼村的全炳祥再婚。2010年12月20日，林银花向全炳祥的户口所在地居委会、镇人口计生办申请再生育，提供广东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号为：0000666506妇科B超检查报告，领取了《广东省计划生育服务证》。2011年5月10日，林银花在广西梧州人民医院剖宫产下男孩（林炜添），出生医学证明林炜添父亲全炳祥，母亲林银花。2011年6月24日，全炳祥与林银花协议离婚，协议内容：1、双方离婚自愿讲和离婚，无异议。2、婚后双方无任何财产分割，也没有任何共同债务。3、离婚后儿子林炜添由女方抚养，一切费用由女方负责，直到其18周岁止。林银花一直没有再婚，邓益义也没有再婚。2014年4月15日，县纪委信访室接到群众举报南丰交警中队副队长邓益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2胎，遂后封开卫计局展开调查，作出《关于林炜添是林银花、邓益义违法所生孩子的认定书》。遂后封开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封开卫计局作出的《关于林炜添是林银花、邓益义违法所生孩子的认定书》。其后，封开卫计局于2015年2月9日对邓益义和林银花分别作出《封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封卫计征决字（2014）（17）第02号和封卫计征决字（2015）（17）第01号】，认定邓益义与林银花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怀孕、共同生育的“林炜添”属超计划生育，并决定分别征收36561元社会抚养费。邓益义不服该决定向封开县府申请复议，封开县府经复议维持封开卫计局的征收决定。邓益义仍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原告作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合适。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封开县府的主体适格。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封开卫计局是适格主体。根据《行政行诉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林银花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主体适格。疑难、复杂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案件具有部分证据存疑，甚至存在矛盾，难以分析认定的特点，对证据分析、采纳问题，一定符合证据规则，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明认定的事实依据。被告封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做出的《封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主要表现在：1、林银花与全炳祥再婚期间共同生育的儿子林炜添，《决定书》认定是前夫即邓益义的，缺乏事实和依据。林炜添的出生医学证明记录，父亲全炳祥，母亲林银花，而且再婚前，曾经医学权威B超检查过无孕。虽然单位检查时有怀孕在身，但服药后，经B超检查后已排出胚胎。根据封开卫计局认定未排出胚胎，又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适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开地分析、判断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根据当事人提供的B超检查图片，封开卫计局没有证据证明未排出的书证，没有形成证据链，法院认定已经排出胚胎。林银花与全炳祥婚姻是遵循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自愿、离婚自由而结合的，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重新结合家庭，受法律保护的，他们夫妻按照《广东省人口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生育（含依法收养下同）两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可再生一胎的政策，完全是依法依规的。全炳祥是初婚，林银花是再婚，且再婚前已生育有一个子女邓琳的事实，他们在婚姻存续期间（2015年5月10日）共同生育儿子林炜添。这与邓益义毫无关系的，封开卫计局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推定林银花与全炳祥婚姻存续期间再生育的儿子林炜添为前夫邓益义所生，是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足以证明，邓益义的行为是虚假的事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林银花与邓益义婚姻存续期间，林银花承认已与全炳祥相识，在这过程中，难免有出轨的行为，即使林银花有不忠于丈夫邓益义的道德行为，亦属于道德范畴，无法用证据去说明。既然双方性格不合，并离婚，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在离婚协议书已陈述清楚，不再追究。林银花与全炳祥共同生育的儿子林炜添与邓益义又没有一点关系，而需要做DNA医学鉴定，由全炳祥去鉴定，封开卫计局推定邓益义不愿与林炜添做亲子鉴定，就对邓益义默认确定亲子关系的推理，是不成立的。应负举证责任，不符合证据规则，证明主体依法收集，或提供证据认定或阐明案件事实，承担了证明责任的主体不能提供充足的证据，将会承担不利的后果，所以，封开卫计局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所证明的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2、《行政复议决定书》中三处用“推定”的词语，认定事实明显不当。1）因此，可以推定林银花在广西桂东人民医院入院人工流产终止妊娠手术时没有服药，是林银花故意制造的假象并说明用假B超报告掩饰自己的行为；2）两报告推定的怀孕期与2011年5月10日林银花所产39周婴儿的孕期有矛盾；3）林银花、邓益义拒绝做亲子鉴定亦未提出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三十四条、三十五条的规定，封开卫计局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有举证责任，不得自行向当事人和证人收集证据。主要事实、重要证据不足，在行政诉讼中，不能泛用“大概”“可能”“估计”之类的词语，表示对作出的行政行为及其不严肃，没有起到证明的作用，该证据不可信。3、广州市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于2010年12月30日妇科B超检查报告书显示怀孕7＋周大小，封开卫计局去函广州越秀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查证，答复检查时间是2010年6月23日，检查姓名不是林银花。封开卫计局应向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调查门诊号0000666506是何人何时做B超，这样的证据才有说服力。而不是靠判断、推理得出结论，该证据可信度低。综上所述，封开卫计局的调查、取证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依法予以撤销。邓益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原审判决：撤销封开卫计局2015年2月9日作出的封卫计征决字（2014）（17）第02号《封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受理费50元，由封开卫计局负担。
上诉人封开县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不清。表现在：（一）原审判决错列上诉人的第二位代理人。上诉人于2015年7月5日提交给原审法院的《授权委托书》记载的第二位代理人是上诉人法制局的曾海斌，原审判决书在第1页却错列为陈日鸿。（二）被上诉人起诉的行政行为不存在；原审判决撤销的行政行为，与被上诉人起诉的行政行为不是同一行政行为。被上诉人在《行政诉状》中列明是不服“被告于2015年2月9日作出的封卫计征决字（2014）（17）第O1号《封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以下简称《征收决定书》）”，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征收决定书》”。而事实上，封开卫计局在2015年2月9日只作出过两份《封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编号分别为：封卫计征决字（2015）（17）第O1号、封卫计征决字（2014）（17）第02号；没有作出过被上诉人起诉请求撤销的封卫计征决字（2014）（17）第Ol号《封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原审判决书在最后一页（第37页）第二自然段，判决“撤销被告封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5年2月9日作出的封卫计征决字（2015）（17）第O1号《封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被上诉人在起诉后至本案一审判决前，未曾对其诉讼请求提出过变更。（三）原审判决书第32页倒数第6-7行记载的“提供广东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号为00006665妇科B超检查报告”与事实不符。1、原审第三人在向封开县长安镇、南丰镇计生办申请再生育时，提供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B超检查报告》（门诊号为：0000666506，见封开卫计局提交的证据8，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而不是门诊号00006665。2、鉴于原审判决第36页倒数第二自然段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应向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调查门诊号0000666506是何人何时做B超，这样的证据才有说服力。而不是靠判断、推理得出结论，该证据可信度低”，封开卫计局持原审判决再次向广州市越秀区计生局求助。2015年11月18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务科出具了该院门诊号0000666506的《妇科B超检查报告》的电脑打印件（见二审提交的证据1），该《妇科B超检查报告》与原审第三人提交给南丰镇计生办的《妇科B超检查报告》的区别有三：①检查者姓名不同，该证据为李妹连，原审第三人提供的为其本人；②年龄不同，李妹连32岁，原审第三人提供的为34岁；③检查日期及报告时间不同，李妹连的为2010年6月23日，原审第三人提供的为2010年12月30日。可见，原审第三人提交给南丰镇计生办的《妇科B超检查报告》（门诊号0000666506）是伪造的。2015年11月18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还向封开卫计局提供一张检查者姓名为林银花，性别：女，年龄：34岁，申请科室：妇科门诊，检查日期为2011年3月1日的《超声科检查报告》（门诊号：0000750532，见二审提交证据2），检查项目：胎儿心脏彩超检查，二维。鉴于封开卫计局的行政执法区域仅仅是肇庆市封开县，2014年8月18日，封开卫计局发出《关于协查林银花的B超检查报告真伪的函》给广州市越秀区计生局。2014年8月27日，越秀区生育局回复《关于协查林银花的B超检查报告真伪的复函》（见封开卫计局的原审证据13），记载“2014年8月27日经广州市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系广州市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更名）医务科（电话020-830××××7）调查核实，门诊号0000666506的妇科B超检查报告检查时间是2010年6月23日，检查姓名不是林银花”，并附具了该局的联系人、联系电话和传真。可见，封开卫计局的原审证据13是真实、合法、有效的，而广州市医科大学第一附属××患者个人隐私需要，未透露检查者姓名，过错不在封开卫计局。在封开卫计局提供有联系电话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未依职权进行调查核实，就径行认定“该证据可信度低”，显然有失公平、公正。（四）原审判决第32页倒数第6行、第7行，原审法院将上诉人经行政复议程序依法撤销的《广东省计划生育服务证》（441715153222000086号）作为定案的依据，完全是错误的。原审第三人对封开卫计局作出的《关于撤销＜广东省计划生育服务证）（441715153222000086号）的处理决定》（封卫计决字（2014）1号）不服，向上诉人申请复议，经过上诉人复议后，2014年12月25日，上诉人维持该处理决定。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封府行复（2014）4号】后15日内没有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封开卫计局作出的该处理决定已发生法律效力。《广东省计划生育服务证》（441715153222000086号）已经被撤销，不具有合法性，原审法院却将该《广东省计划生育服务证》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五）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足，遗漏了主要事实一：原审第三人于2010年9月29日17时至10月22日，在广西桂东人民医院（梧州市）因“早孕，要求终止妊娠，药流”，而住院23天（见封开卫计局的原审证据4），年龄34岁，住院号224284，床号＋25。原审第三人在住院时自述末次月经2010年8月18日。原审第三人在该次住院的××案》、《临时医嘱单》中均记载其年龄为34岁。而在原审第三人提交给封开卫计局于2014年7月1日补单，检查日期为2010年10月3日的《广西桂东人民医院超声检查报告》（超声号152555）记载的“林银花”的年龄是30岁，而且，该《广西桂东人民医院超声检查报告》是一张门诊B超检查报告，不是住院的B超检查报告。2010年10月3日是原审第三人在桂东人民医院住院期间，原审第三人不在住院部的主治医生处开住院的B超检查报告，却走到门诊部开B超检查报告；而且，该B超检查情况及内容在原审第三人住院时形成的《一般患者护理记录》中却只字未提及。因此，不能证明检查日期为2010年10月3日的《广西桂东人民医院超声检查报告》（超声号152555）的检查人员林银花是本案的原审第三人。（六）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足，遗漏了主要事实二：原审第三人和被上诉人在婚姻存续期间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责任。原审第三人在广西梧州市人民医院待产时自述末次（LMP）月经是2010年8月10日，2010年9月原审第三人参加其单位组织的孕检检出有孕，原审第三人和被上诉人对2010年9月俩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审第三人怀孕的胚胎有采取补救措施的义务，负有共同责任。然而，在273天后，2011年5月10日，原审第三人在广西区梧州市人民医院剖宫产下一个孕39周成熟新生儿（林炜添），阿氏评分10分。因此，原审第三人和被上诉人生育林炜添的行为已构成超计划生育。原审第三人于2011年5月4日至17日在梧州市人民医院住院生产（住院号196195）14天期间的《疾病证明书》、××案》、××情告知书》、××人谈话记录书》、《新生儿出生记录》、《超声诊断报告单》（检查号：201105040050）等证据材料（见封开卫计局的原审证据9）均已证明，原审第三人自述末次月经（LMP）是2010年8月10日，2011年5月10日原审第三人在广西梧州人民医院剖宫产下一个孕39周成熟新生儿（林炜添）。而原审法院对此关键事实却只字未提。原审第三人于2011年5月4日至17日在梧州市人民医院住院生产（住院号196195）的14天期间，该医院的一系列住院记录是绝对真实可靠的，她人难以冒名顶替。2011年5月10日，原审第三人剖宫产下一个孕39周成熟新生儿（林炜添），这是本案不可争议并且不容忽视的事实。原审第三人在2010年9月29日至10月22日在桂东人民医院住院“药流”时自述末次月经2010年8月18日，与其在2011年5月4日至17日在梧州市人民医院住院生产时自述末次月经2010年8月10日，时间相差不大，符合常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二条“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第十七条“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和《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条“夫妻双方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实行计划生育是违法行为”的规定，原审第三人和被上诉人在婚姻存续期间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和《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原审第三人和被上诉人均为非农业人口，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符合再生育一胎子女的条件，因此，原审第三人和被上诉人对2010年9月俩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审第三人怀孕的胚胎有采取补救措施的义务，负有共同责任。2010年8月10日至2011年5月10日一共是273天，正好是39周余3天。原审第三人于2011年5月将该胚胎孕39周成熟后生产，因此，足以证明原审第三人和被上诉人生育林炜添的行为已构成超计划生育。（七）原审法院在原审判决书第35页最后一个自然段至第36页第1、2自然段的“本院认为”有失公允。原审法院所认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中三处用‘推定’的词语，认定事实明显不当”，明显是对上诉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的错误评判。原审法院在原审判决第36页第2自然段所说的“推定”及内容，均是封开卫计局在其提交给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答复书》中的表述，但不是其行政行为--《封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封卫计征决字（2015）（17）第O1号】中“查明的事实”和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却作出“在行政诉讼中，不能泛用‘大概’、‘可能’、‘估计’之类的词语，表示对作出的行政行为及其不严肃，没有起到证明的作用，该证据不可信”的认定，显然过于武断，显失公平、公正。
二、上诉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封府行复（2015）2号】和封开卫计局的《征收决定书》【封卫计征决字（2015）（17）第01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表现在：（一）封开卫计局作出的《征收决定书》属于其法定职责。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主管计划生育工作，在本行政区域内负责本条例的具体实施和监督检查”和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应当征收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由县级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以上直属农林场作出征收决定，具体工作由所属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执行，村（居）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应当协助执行”的规定，封开卫计局有权对违反计划生育的行为人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二）封开卫计局是上诉人负责计划生育管理的工作部门，依据本案被上诉人的选择，上诉人受理原审第三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上诉人的行政复议职责范围。（三）上诉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和封开卫计局的《征收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原审第三人是本县第二人民医院职工，为非农业人口。被上诉人是本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干警，也为非农业人口。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于1999年2月6日结婚，于2001年5月28日生育一女孩，取名邓琳。原审第三人于2010年9月20日在其单位组织女职工查环查孕时，得知自己已怀孕，并将有孕告知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于2010年9月28日至10月22日到桂东人民医院住院拟药流终止妊娠，封开卫计局通过调查取得桂东人民医院关于原审第三人在此期间的人工流产手术记录及病历资料，发现原审第三人在入院时自报职业为教师，入院要求药流，自报末次月经为2010年8月18日。××患者自诉：已排出胚胎，医务人员未观察到，建议复查B超”。在桂东人民医院提供的原审第三人在该住院期间的“一般患者护理记录”表中记载：“2010年9月29日17时30分，患者于17时30分步行入院，诊断：早孕药流，测T360C，P80次／分，BP100／70mmhg，自诉末次月经2010年8月18日，B超提示：宫内早孕，要求入院终止妊娠，门诊已给药流药口服，嘱第三天来院观察；2010年10月1日12时，病人来院观察自诉排出胚胎，但未给医务人员看；2010年10月22日10时，按医嘱予出院，已交待其注意事项”。2010年10月8日，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离婚。2010年12月17日，原审第三人和本县长安镇西山村的全炳祥再婚。3日后，原审第三人向南丰镇街道社区居委会递交一张签有原审第三人和全炳祥名字的《再生育一个子女申请表》，原审第三人填写的该表中“工作单位”栏女方和男方均空白，未予填写；“所在单位意见”栏女方和男方也均空白。该表记载：12月20日，南丰镇街道社区居委会加具意见“情况属实”；12月21日，长安镇西山村委会加具意见“全炳祥属初婚，情况属实’，；12月24日，长安镇计生办加具审批意见“男方属初婚未育，无违反计生政策”；2011年1月10日，南丰镇计生办的审批意见是“符合政策，同意安排贰零壹壹年捌月后生育第贰胎”。另外，原审第三人在申请再生育时提供了一份检查单位是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号为：0000666506的《妇科B超检查报告》复印件，记载检查时间是2010年12月30日。经广州市越秀区计生局向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核实，该院门诊号为：0000666506的《妇科B超检查报告》检查时间是2010年6月23日，检查者姓名不是林银花。2011年5月10日，原审第三人在梧州市人民医院剖宫产一活男婴，主治医生诊断为孕39周成熟新生儿，取名为林炜添。原审第三人和被上诉人均拒绝就原审第三人于2011年5月所生育孩子做亲子鉴定。2014年8月25日，封开卫计局作出《关于撤销＜广东省计划生育服务证）（441715153222000086号）的处理决定》（封卫计决字（2014）1号），原审第三人不服，向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上诉人依法予以受理。经审查，2014年12月25日，上诉人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封府行复（2014）4号），维持了封开卫计局作出该处理决定。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没有向人民法院起诉，该行政复议决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4年8月25日，封开卫计局作出《关于林炜添是林银花、邓益义违法所生的孩子的认定书》（封卫计认字（2014）1号），原审第三人、被上诉人均不服，分别向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上诉人依法予以受理，将两案合并审理。经审查，上诉人认为，原审第三人于2011年5月11日在梧州市人民医院产科生育的第二个孩子林炜添是在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怀孕，原审第三人、被上诉人对2010年9月俩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审第三人怀孕的胚胎有补救措施的义务，负有共同责任。但由于封开卫计局的该认定书未载明适用法律依据以及提交行政复议答复时没有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上诉人依法撤销该认定书；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原审第三人、被上诉人均未向人民法院起诉，该行政复议决定已发生法律效力。2015年2月9日，封开卫计局对原审第三人作出《封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封卫计征决字（2015）（17）第O1号】，同日，封开卫计局对被上诉人作出《封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封卫计征决字（2014）（17）第02号】。（四）上诉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依据正确，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2015年4月8日，原审第三人不服封开卫计局作出的《征收决定书》，向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见原审证据1）。经审查，原审第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上诉人依法予以受理。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于2015年4月13日，依法将《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发送给封开卫计局（见原审证据2）。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条第三款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2015年4月13日，上诉人依法将《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送达给被上诉人（见原审证据3）。2015年4月15日，封开卫计局在法定的行政复议答复期限内向上诉人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并提交作出原行政行为的相关证据、依据和其它有关材料（见原审证据4）。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提交书面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经审理，上诉人认定封开卫计局作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上诉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封开卫计局的《征收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给行政复议案件的当事人（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见原审证据5）。可见，以上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见原审附件六）的相关规定。鉴于以上事实和证据，上诉人适用《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封府行复（2015）2号），显属适用法律依据正确。（五）封开卫计局的《征收决定书》适用依据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社会抚养费征收是行政征收行为，不适用《行政处罚法》。封开卫计局根据县纪委移交的案件线索，对原审第三人和被上诉人涉嫌违法生育行为开展调查取证，在查清原审第三人和被上诉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怀孕、共同生育林伟添属于超计划生育的事实后，依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征收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给当事人，显属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上事实已在原审时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封开卫计局实施举证，上诉人只对复议程序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对原行政行为合法性不再重复举证。
三、封开卫计局的证据材料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审第三人是否已将其与被上诉人俩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2010年9月检出的已孕胚胎，在2010年9月28日至10月1日已采取补救措施（药流），还是在2011年5月10日将该胚胎怀孕成熟后生产？答案当然是后者，即原审第三人将2010年9月检出的已孕胚胎，在2011年5月10日怀孕39周成熟后生产，并取名林炜添。主要证据有：（一）原审第三人分别在其于2010年9月至10月在桂东人民医院住院（封开卫计局的原审证据3）、2011年5月在梧州市人民医院住院生产（封开卫计局提交的原审证据9）时，自述并由主治医生记录的末次月经分别是2010年8月18日、2010年8月10日，两者相差8天，符合常理。（二）梧州市人民医院在原审第三人入院时所做的《超声诊断报告单》（检查号：201105040050）记载，超声提示：“1.宫内晚孕，单活胎；2.羊水量偏多；3.脐动脉自由流未见异常”与原审第三人林银花的《新生儿出生记录》（母住院号196195）记录：林银花在2011年5月10日剖宫生产一个重3.6公斤的成熟新生儿，两者完全一致。而且，在原审第三人的该次住院生产期间，被上诉人及其母亲蒙连均到林银花身边、护理，蒙连担当林银花诊疗期间的代理人，与自己的关系是“婆媳关系”，被上诉人则代全炳祥在家属栏签名（封开卫计局的原审证据9、11、12）。（三）原审第三人在2010年12月申请再生育时提交给南丰镇计生办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B超检查报告》（门诊号0000666506）已被证明是伪造的，则该检查报告记载“超声提示约：孕7＋周大小”是虚假的。由此可见，封开卫计局的证据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封府行复（2015）2号）和封开卫计局的《征收决定书》【封卫计征决字（2015）（17）第Ol号）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作出判决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法律公正，特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封开卫计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的上诉理由于被上诉人封开县府基本一致。
被上诉人邓益义答辩称：一、答辩人邓益义与原审第三人林银花合法结婚，依法离婚，在婚姻存续期间没有生育第二个孩子，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答辩人与原审第三人离婚后，没有与他人结婚亦未与他人非婚生育二孩，更没有与原审第三人生育二孩。二、上诉人上诉期间提交的新证据与答辩人无关，亦与本案无关联，对其证据效力答辩人不予认可。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上诉人封开卫计局作出的案涉征收决定及封开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均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处理不当，依法应予撤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审理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并驳回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林银花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其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口头答辩认为，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审理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本案事实清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本院决定对本案进行不开庭审理。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期间，上诉人封开卫计局向法庭补充提交其在原审判决作出后获取的两份证据：1、2015年11月18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务科出具的该院门诊号为0000666506的《妇科B超检查报告》，该报告显示检查者姓名为李妹连，检查日期是2010年6月23日；2、2015年11月18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务科出具的该院门诊号为0000750532的《超声科检查报告》，该报告显示检查者姓名为林银花，检查日期是2011年3月1日，检查项目：胎儿心脏彩超检查，二维。
本院认为，本案系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六条第二款、《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和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上诉人封开卫计局是本行政区域内计划生育工作的主管部门，有对本行政区域内违反计划生育的行为人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的职权，其为本案适格主体。上诉人封开县府作为封开卫计局的本级人民政府，其受理当事人不服封开卫计局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封开县府亦为本案适格主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审理主要对上诉人封开卫计局于2015年2月9日作出的封卫计征决字（2014）（17）第02号《封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及上诉人封开县府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的封府行复（201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首先，关于封开卫计局作出案涉《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及封开县府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封开卫计局根据封开县纪委移交的案件线索，对邓益义与林银花涉嫌违法生育行为展开调查取证，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并将征收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封开卫计局上述作出决定的程序符合《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邓益义不服封开卫计局作出的征收决定于2015年4月7日向封开县府申请复议，封开县府受理后于2015年4月13日分别向封开卫计局及林银花送达《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和《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在综合各方陈述及调查取证的情况后，封开县府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将决定书依法送达各方当事人。封开县府的上述复议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
其次，关于封开卫计局作出案涉《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及封开县府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所依据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以及处理结果是否正确的问题。此为本案各方争议的焦点。综合原审及二审情况分析，封开卫计局对邓益义作出征收决定的主要事实依据是认定林银花于2011年5月10日生育的男孩“林炜添”属邓益义与林银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怀孕及共同生育。从现有查明的事实看，邓益义与林银花于2010年10月8日已协议离婚并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至林银花2011年5月10日生育“林炜添”，双方并无复婚，故从时间上看，“林炜添”并非邓益义与林银花婚姻存续期间共同生育。封开卫计局所调查的一系列证据仅能证明林银花在与邓益义离婚及生育“林炜添”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的可能，但不能直接证明“林炜添”是邓益义与林银花共同生育。故此，封开卫计局以此为由对邓益义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缺乏充分确实的证据。封开县府复议决定维持封开卫计局的征收决定同样证据不足。
综上所述，上诉人封开卫计局于2015年2月9日作出的封卫计征决字（2014）（17）第02号《封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及上诉人封开县府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的封府行复（201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但主要证据不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应予以撤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基本清楚，审理程序合法，判决撤销封开卫计局作出的案涉《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正确。上诉人封开县府及封开卫计局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相应判决。原审没有对封开县府的复议决定作出判决属适用法律不全，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广东省封开县人民法院（2015）肇封法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为：“撤销封开卫计局2015年2月9日作出的封卫计征决字（2014）（17）第02号《封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和封开县府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的封府行复（201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二、驳回上诉人封开县府及上诉人封开卫计局的上诉。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启智
代理审判员 陈卓杰
代理审判员 叶志敏
二〇一六年九月七日
书 记 员 钟 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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