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01民终57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丽，女，1973年5月1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户籍地哈尔滨市南岗区，现住加拿大。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锴，黑龙江新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哈尔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黎明支行，住所地哈尔滨市香坊区军民街副102-6号。
负责人：王伟，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洪波，黑龙江达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红丽因与被上诉人哈尔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黎明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黎明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2017）黑0110民初40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红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锴，被上诉人农商行黎明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洪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红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农商行黎明支行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错误。一审判决仅依据农商行黎明支行提供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和借款凭证等证据上是刘红丽本人签名,却不去调查合同及凭证所载内容是否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就轻易认定2009年7月14日农商行黎明支行向刘红丽发放贷款60万元,并以刘红丽名下位于南岗区××号福顺尚都1栋3单元7层2号房屋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该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属事实认定错误。事实是：2009年7月,刘红丽父亲刘国宝因建厂房资金不足,需要贷款50万元,经人介绍孙江涛愿意帮助贷款。孙江涛说以房产证所有人名义抵押贷款,贷款50万元数额较大,需要两本房产证,房产证所有人要提供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原件。为此,刘红丽及弟弟刘某各自拿着本人房产证、户口本、结婚证、身份证原件到了孙江涛位于林兴路的公司,孙江涛看过证件后,拿出空白贷款手续让刘红丽和刘某在他指定的位置上签上各自姓名后,将前述证件和手续收起,告诉刘红丽和刘某回去等,他去黎明信用社给去办理贷款。此后不久孙江涛领着刘红丽和刘某去了黎明信用社,在刘主任办公室让刘红丽和刘某在空白的借款凭证上签上各自姓名后,让刘红丽和刘某回去等着。几天后,孙江涛给刘国宝送去50万元,并说这是帮助给贷的款,还款时直接还给他就行,他去还给黎明信用社。2009年10月15日,由于刘国宝资金周转过来,刘红丽与刘国宝一起去孙江涛公司将50万元交给了孙江涛,让孙江涛偿还黎明信用社并将刘红丽和刘某的房产证取回。孙江涛答应尽快给取回,但经多次催促,孙江涛以各种托词迟迟未将房产证归还。在多次催要下,孙江涛于2009年12月10日为刘红丽出具50万元收据,并说明刘红丽在黎明信用社贷款50万元本金已于2009年10月15日全部还清。但经多次催要仍未归还刘红丽和刘某的房产证。2012年7月,孙江涛因涉嫌诈骗犯罪,经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孙江涛使用刘红丽和刘某的房产证、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在隐瞒真相的情况下,利用空白贷款手续,以帮助刘国宝贷款50万元为名,骗得刘红丽和刘某在空白贷款手续上签名,并伪造和编造相关资料,串通农商行黎明支行工作人员刘志刚、于沛亮、石宏军,在孙江涛伪造、编造的贷款手续上盖章和签名审批,制造刘红丽贷款60万元、刘某贷款50万元的巨额债务,并骗得刘红丽和刘某在空白借款凭证上签名,实际款项由孙江涛提取后,仅给刘国宝送去50万元,隐瞒其余60万元自己使用。对此,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孙江涛构成诈骗罪,（2014）哈刑二初字第120号刑事卷宗和判决书已明确证实和查明。以上事实充分表明,《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及《房地产抵押合同》是孙江涛进行诈骗的非法手段,隐瞒实际贷款110万,仅仅告知刘红丽父亲贷款50万元,自己使用60万元的非法目的,并且农商行黎明支行负责人刘志刚指使并与石宏军、于沛亮在孙江涛伪造、编造的贷款手续上签字盖章,共同制造刘红丽借贷巨额款项的恶劣后果,《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及《房地产抵押合同》实属恶意串通损害刘红丽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及《房地产抵押合同》当然属于无效。一审判决却认定《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及《房地产抵押合同》合法有效,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2009年7月16日刘红丽在农商行黎明支行借款凭证上签字确认领取借款60万元与事实严重不符。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哈刑二初字第120号刑事判决书第17-18页,孙江涛供述：我用刘某、刘红丽的房产证在黎明信用社贷过款,一个贷了50万元,一个贷了60万元。当时刘某、刘红丽都去信用社了,这两笔贷款的借款凭证都是在黎明信用社现场填写的,他俩都在贷款合同上签的字。刘某的50万元下来后,我就把钱给他了。半年之后,他还给的我,但我没还信用社,我一直用着了。刘红丽的60万元我自己用了,这两笔钱都没还信用社。这笔贷款是在黎明信用社贷的,贷款手续是空白的,就让刘某在借款人那签名了。这表明,刘红丽虽然在借款凭证上签名,但该款项并没发放给刘红丽本人,而是发放给了孙江涛,故一审判决认定2009年7月16日刘红丽在农商行黎明支行借款凭证上签字确认领取借款60万元属事实认定错误。基于上述错误事实认定,一审判决各判项结论都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属于金融借贷纠纷,而该判决书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程序违法。本案中,孙江涛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为无论是从案件事实的查明,还是案件判决结果,孙江涛与本案都具有利害关系,应当通知孙江涛以第三人身份参加本诉讼,一审法院未通知孙江涛参加诉讼,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程序违法。
农商行黎明支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当依法驳回刘红丽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二、刘红丽在一审中说是为了弟弟用款，在上诉状中又称为其父亲用款，不管是为了弟弟还是父亲用款，都可以证明刘红丽是自愿主动向农商行黎明支行借款，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刘红丽一方面称其被骗贷款，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承认《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借款凭证均为其本人签字确认，并领取的相应款项。并以个人名下所有权的房产为自己所贷款项担保，同时依法办理了他项权利证书。据了解，房地产行政部门办理他项权必须本人持所有权证，提供各项材料、合同证明办理,且必须本人亲自持有所有权证领取他项权利证书，银行收到他项权利证书后放款。故刘红丽称其贷款行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事实，更无法律依据。三、刘红丽称其在案外人处办理贷款手续，却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供，也不能向法庭提供其案外人为银行工作人员或经银行授权的证据。四、刘红丽取得银行贷款后，未按要求使用，已经违反了双方的合同约定，还以种种理由拒不偿还借款，其行为不仅违背了合同约定，而且也违反了法律规定。
农商行黎明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红丽给付农商行黎明支行借款本金60万元，给付农商行黎明支行2017年4月13日前借款利息523,800元，总计1,123,800元，自2017年4月14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履行期满之日止的利息，按借款凭证上约定的逾期日利率0．045％（月利率9‰×12月×1.5÷360×100％）执行；2、判令农商行黎明支行对刘红丽用于抵押的位于南岗区××号福顺尚都1栋3单元7层2号（《房屋所有权证》为哈房权证南字第××号，《他项权证》为哈房他证南字第××号）的房屋享有抵押权，有权就该抵押物折价、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3、案件受理费由刘红丽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7月14日，农商行黎明支行与刘红丽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及《房地产抵押合同》，刘红丽向农商行黎明支行借款60万元，并以其名下的位于南岗区××号福顺尚都1栋3单元7层2号（房屋所有权证号：哈房权证南字第××号，他项权证号：哈房他证南字第××号）房屋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贷款期限自2009年7月14日起至2012年7月13日止。2009年7月16日，刘红丽在农商行黎明支行借款凭证上签字确认领取借款60万元，借款凭证上载明月利率为9‰，借款到期日为2011年6月16日。贷款明细查询单显示刘红丽最后一次偿还利息时间为2011年12月21日。2013年12月12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哈刑二初字第10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中第14页“经审理查明：（三）被告人孙江涛诈骗犯罪……2.2009年7月，被告人孙江涛帮助被害人刘某在哈尔滨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黎明信用社办理贷款。在实际贷得人民币110万元情况下，孙江涛隐瞒真相，只转交给刘某人民币50万元，余款人民币60万元被其骗得。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关于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涉合同的诈骗犯罪存在着有所牵连但截然不同的两个行为—诈骗行为与合同行为。合同行为则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共同实施的行为。民法的着眼点则在于合同行为，所评价的是该行为是否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是否应赋予该行为以私法上的效力。民法关注缔约的手段，但最终落脚点则在于缔约的结果是否具有效力。本案中，农商行黎明支行与刘红丽签订的《最高额个人担保借款合同》、《房地产抵押合同》及借款凭证等法律文件皆系农商行黎明支行及其工作人员签章及刘红丽本人签署，且农商行黎明支行及其相关人员和刘红丽均未被认定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贷款诈骗罪等相关犯罪，该借款合同并不存在农商行黎明支行和第三人恶意串通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涉及合同无效的法律情形，故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虽然刑事判决书中有关于刘红丽贷款的相关表述，即“被告人孙江涛供述：我用刘某、刘红丽的房证在黎明信用社贷过款，一个贷了50万元，另一个贷了60万元。当时刘某、刘红丽都去信用社了，这2笔贷款的借款凭证都是在黎明信用社现场签的字。刘某的50万元下来后，我就把钱还给他了，半年之后，他还给的我，但我没还给信用社，我一直用着了。刘红丽的60万元我自己用了。这2笔钱都没还给信用社。”、“2009年7月，被告人孙江涛帮助被害人刘某在哈尔滨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黎明信用社办理贷款。在实际贷得人民币110万元情况下，孙江涛隐瞒真相，只转交给刘某人民币50万元，余款人民币60万元被其骗得。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但是，该表述恰恰可证明孙江涛犯的诈骗罪（非贷款诈骗罪）与本案的借贷行为分属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刘红丽可另行主张其权利。关于抵押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在主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担保合同的效力更多地取决于担保行为本身，而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同样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认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抵押合同形成过程中，均由农商行黎明支行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签章或刘红丽本人亲笔签名，并不存在合同无效的相关情形，故该抵押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综上，农商行黎明支行在履行出借义务后，刘红丽理应及时还本付息，拖欠不付无理，故对农商行黎明支行诉请刘红丽偿还借款本息，并承担担保责任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判决：一、刘红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农商行黎明支行借款本金60万元；二、刘红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自2011年12月22日起，按月利率13.5‰计算，给付农商行黎明支行借款利息直至借款本金60万元实际偿还完毕之日止；三、如刘红丽不能履行第一、二项还款付息义务，农商行黎明支行对刘红丽抵押担保的坐落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号福顺尚都1栋3单元7层2号房屋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案件受理费14,914.00元，由刘红丽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刘红丽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八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第一组证据：蒋某、刘某、刘国宝、陈某、周某五位证人出庭作证，刘某系刘红丽弟弟，刘国宝系刘某和刘红丽父亲，蒋某、陈某、周某为刘某、刘国宝同村村民。蒋某证言:2009年6月，刘红丽父亲刘国宝让蒋某帮他办贷款，开始到哈尔滨银行没办成，蒋某就把这事和孙江涛说了，孙江涛是小额贷款公司帮人做贷款的。孙江涛让蒋某领着刘国宝持房产证手续到他的公司去，刘国宝让刘某拿着房产证、身份证和其他手续到了林兴路孙江涛的公司，孙江涛看了手续后说还需要一本房产证，刘某就又去取了一本。孙江涛拿出空白的贷款合同，让刘某、刘红丽签了字，签完字后孙江涛告诉刘某和刘红丽，说手续放他这儿，他去黎明信用社找刘主任办。之后的事儿蒋某就不知道了。刘某证言：2009年7月份左右，刘某父亲刘国宝找蒋某帮忙贷款，蒋某领刘某到孙江涛那，刘某说要贷50万，孙江涛说一个房照贷不了50万，刘某就回去找其姐姐刘红丽，刘某与刘红丽持其房照一起回到孙江涛办公室。孙江涛拿出一些空白的手续，让二人签字，签完后就让刘某和刘红丽回去等。两天后，孙江涛领刘某和刘红丽到信用社主任办公室，到办公室以后，刘志刚起身把座位让给了孙江涛，后来才知道他是刘志刚，孙江涛坐在主任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又拿出一些空白的贷款手续让刘红丽和刘某签字。当时孙江涛在主任办公桌上签了字，他的着装和银行的着装都一样，刘某还以为他是黎明信用社的人，签完字以后他就让二人回去等信。过了两天，孙江涛把50万现金就送到刘国宝办公室去了，刘国宝用了三个月，刘某与刘国宝找到孙江涛要还贷款，孙江涛说钱是他给的现金，一切手续都在他那，说把钱直接还给他就可以，然后刘某就把50万还给孙江涛了。刘某向孙江涛要房产证和其他手续，他迟迟不给，后来孙江涛给刘某打了一张50万的收条，直到孙江涛被拘留，信用社才找到刘某，说让还贷款。刘某才知道孙江涛用刘某和刘红丽的房产证总共贷了110万，那50万他也没还给信用社。刘国宝、陈某、周某证言：孙江涛给刘国宝送去50万元，并说这是帮助给贷的款，证明该50万元刘红丽并未在农商行黎明支行处领取，也没有在农商行黎明支行领取60万元。
农商行黎明支行经质证，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蒋某为哈达村村民，与刘红丽同村，且刘红丽的父亲刘国宝为该村村长，蒋某与刘红丽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该份证言恰恰证明，孙江涛并非农商行黎明支行的工作人员。刘某与刘红丽为姐弟关系，应该为利害关系人。刘某所述贷款50万元与刘红丽贷款60万元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刘某明知在黎明信用社贷的款。刘国宝与刘红丽为父女关系，陈某、周某为哈达村村民，且刘国宝为哈达村村长，刘国宝、陈某、周某与刘红丽为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三位证人同时证明孙江涛并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其证明的50万元借款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事实，不能证明本案事实。
第二组证据：市公安局侦查员高善军与刘红丽QQ视频、视频笔录。证明问题同刘某证言。
农商行黎明支行经质证，对该份证据的证据来源、合法性、真实性、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该份证据证明不了其合法来源，且该份证据为刘红丽单方所述，不一定就是真实的，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也存疑。但该份证据恰恰证明刘红丽贷款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也是本人签字确认并领取的款项。
第三组证据：黎明信用社贷款档案，来源于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哈刑二初字第120号刑事案件卷宗。1、刘红丽个体工商户贷款基本档案；2、刘红丽身份证复印件；3、哈房权证南字第××号房产证复印件；4、刘红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5、刘红丽户口复印件；6、贷款第一责任人回收贷款承诺；7、刘红丽贷款申请；8、房屋担保借款协议书；9、抵押“一证通”贷款承诺书；10、借款人配偶同意书；11、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凭证；12、刘红丽结婚证复印件；13、客户（自然人）基础信息采集表刘红丽；14、贷款证副本刘红丽60万元；15、房地产抵押合同刘红丽；16、抵押物品清单；17、刘红丽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18、黑龙江农村信用社借款凭证刘红丽60万元；19、刘某个体工商户贷款基本档案；20、刘某身份证复印件；21、哈房权证南字第××号房产证复印件；22、刘某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23、刘某户口复印件；24、刘某房屋担保借款协议书；25、抵押贷款承诺书；26、刘某抵押“一证通”贷款承诺书；27、借款人配偶同意书；28、刘某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凭证；29、刘某结婚证复印件；30、刘某客户（自然人）基础信息采集表；31、刘某贷款正副本；32、房地产抵押合同；33、抵押物品清单；34、刘某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35、刘某黑龙江农村信用社借款凭证50万。上述证据证明孙江涛使用刘红丽和刘某的房产证、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在隐瞒真相的情况下，利用空白的贷款手续，以帮助刘国宝贷款50万元为名，骗得刘红丽和刘某在空白贷款手续上签名，并伪造和编造相关资料，串通农商行黎明支行工作人员刘志刚、于沛亮、石宏君，在孙江涛伪造、编造的贷款手续上盖章和签名审批，制造刘红丽贷款60万元、刘某贷款50万元的巨额债务，并骗得刘红丽和刘某在空白借款凭证上签名，实际款项由孙江涛提取后，仅仅给刘国宝送去50万元，隐瞒其余60万元自己使用。
农商行黎明支行经质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组证据刘红丽自认其证据中相关合同文件的签字为其本人所签，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所有的内容合法有效。也能证明农商行黎明支行是按程序向刘红丽提供的该笔贷款。
第四组证据、2013年4月17日孙江涛讯问笔录，共8页。证据来源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哈刑二初字第120号刑事案件卷宗。证明孙江涛帮助刘国宝在黎明信用社贷款50万元，伪造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契税发票、组织机构代码证。
农商行黎明支行经质证，对该份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有异议。首先，该份证据并未针对本案说明，且为案外人孙江涛自述，即使真实，也仅能证明信贷人员对刘红丽提供的进一步证明其还款能力的材料未尽到审慎义务，证明不了本案合同的签订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况且该案为刘红丽用自有房产抵押贷款，故该份证据证明不了其所要证明的问题，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
第五组证据、2012年11月2日刘志刚讯问笔录，证据来源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哈刑二初字第120号刑事案件卷宗。证明农商行黎明支行负责人刘志刚与孙江涛系亲属关系，在孙江涛使用刘红丽和刘某的房产证、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在隐瞒真相的情况下，利用空白的贷款手续，以帮助刘国宝贷款50万元为名，实际贷款110万元，农商行黎明支行与孙江涛恶意串通，在孙江涛伪造、编造的贷款手续上盖章和签名审批。
农商行黎明支行质证意见同第四组证据质证意见，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
第六组证据、2012年10月25日、2012年11月11日石宏军讯问笔录，证据来源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哈刑二初字第120号刑事案件卷宗。证明农商行黎明支行工作人员石宏军在负责人刘志刚授意下，在孙江涛使用刘红丽和刘某的房产证、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在隐瞒真相的情况下，利用空白的贷款手续，以帮助刘国宝贷款50万元实际贷款110万元时，与孙江涛串通，在孙江涛伪造、编造的贷款手续上盖章和签名审批。是恶意串通，损害了刘红丽的合法权益。
农商行黎明支行质证意见同第五组证据质证意见，在证据当中也并未针对本案当事人。
第七组证据、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哈刑二初字第120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孙江涛使用刘红丽和刘某的房产证、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在隐瞒真相的情况下，利用空白的贷款手续，以帮助刘国宝贷款50万元为名，骗得刘红丽和刘某在空白贷款手续上签名，并伪造和编造相关资料，串通农商行黎明支行工作人员刘志刚、于沛亮、石宏君，在孙江涛伪造、编造的贷款手续上盖章和签名审批，制造刘红丽贷款60万元、刘某贷款50万元的巨额债务，并骗得二人在空白借款凭证上签名，实际款项由孙江涛提取后，仅仅给刘国宝送去50万元，隐瞒其余60万元自己使用。
农商行黎明支行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来源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刘红丽所要证明的问题，且在该份证据的第16页上数第3行和刘红丽的上诉状中的引用为“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哈刑二初字第120号刑事判决书第17-18页，孙江涛供述:我用刘某、刘红丽的房产证在黎明信用社贷过款，一个贷了50万元，一个贷了60万元。当时刘某、刘红丽都去信用社了，这两笔贷款的借款凭证都是在黎明信用社现场填写的，他俩都在贷款合同上签的字”。该份证据恰恰证明了刘红丽在农商行黎明支行贷款60万元，并亲自到农商行黎明支行签署相关文件，他俩都在合同上签了字。证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并且符合贷款程序及相关法律规定，也证明所述在其他的地方，在案外人孙江涛公司签订的合同及不是本人领取款项不是事实。
第八组证据：孙江涛出具的收据。证明孙江涛于2009年12月10日为刘红丽出具50万元收据，并说明刘红丽在黎明信用社贷款50万元本金已于2009年10月15日全部还清。
农商行黎明支行经质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该份证据系案外人所签，且所述金额与本案不符，与本案无关。系刘红丽与案外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其想要证明的问题。
二审中，农商行黎明支行没有举示证据。
本院认证意见，对刘红丽举示的第一组证据，因证人蒋某、陈某、周某均系刘红丽父亲刘国宝任村长所在村的村民，刘国宝系刘红丽父亲，刘某系刘红丽弟弟，上述证人与刘红丽均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其证明效力低于农商行黎明支行举示的书证；第二组证据因其形式为当事人陈述，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需结合其他有效证据予以确认；第三组证据均系孙江涛在帮助刘红丽贷款中提交的贷款所需材料，不能证明刘红丽所要证明的问题，也不能否定刘红丽在贷款合同、借款凭证上签字的真实性；第四组证据因孙江涛在讯问中没有提到与刘红丽有关的事实，不能证明刘红丽所要证明的问题；第五组证据只能证明刘志刚与孙江涛的亲属关系，不能证明刘红丽要证明的其他问题;第六组证据因石宏君在询问中没有提到与刘红丽有关的事实，不能证明刘红丽所要证明的问题;第七组证据因系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第八组证据因系案外人孙江涛出具的收到50万元的收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哈刑二初字第102号刑事判决书已被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并发回重审，重审后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哈刑二初字第120号刑事判决书已生效，该判决与本案相关的案件事实是，第13页认定“……二、被告人孙江涛诈骗犯罪事实、被告人姜睿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事实……2、2009年7月，被告人孙江涛帮助被害人刘某在哈尔滨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黎明信用社办理贷款。在实际贷得人民币110万元的情况下，孙江涛隐瞒真相，只转交给刘某人民币50万元，余款人民币60万元被其骗得……”
在二审中农商行黎明支行陈述借款凭证中有一栏是转账账号，如果有账号的话就直接打入账户，没有账号的话就是现金交付，签完凭证后才能提款。在农商行黎明支行举示的经刘红丽签字的借款凭证中借款账号、扣款账号栏均为空白。
除上述事实外，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及《房地产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因双方当事人均有借款及以刘红丽所有的房屋进行抵押的真实意思表示，刘红丽也并不否认在合同中其签字的真实性，上述合同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刑事判决也没有认定案涉借款是孙江涛与农商行黎明支行恶意串通而形成，因此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均合法有效。因案涉借款的出借人与借款人均未涉嫌犯罪或被生效判决确认为犯罪，故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确认合同效力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刘红丽承认是到农商行黎明支行签署了借款凭证，该借款凭证是银行交付借款的有效证据，能够证明刘红丽收到了借款。虽然孙江涛供述借款60万最终没有交给刘红丽使用，但其供述既不能说明刘红丽对此不知情，也不能说明银行将借款直接交付给了孙江涛。刘红丽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在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及借款凭证上签字的法律后果，其虽主张签字时合同和借款凭证均为空白，但没有举示有效证据证明该主张，其应当承担在相关合同、借款凭证上自愿签字的法律后果，即承担还款责任。因本案不是侵权纠纷，而是合同纠纷，合同具有相对性，孙江涛不是本案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其相关犯罪行为与本案亦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因此刘红丽关于追加孙江涛参加诉讼的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红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论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914元，由刘红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侯芳芳
审判员 唐新元
审判员 张 宇
二〇一八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胡恬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