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宁商终字第12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春涛，男，1954年5月10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曲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江东北路***号滨江广场*栋**楼。
负责人钱世云，该所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自忠，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春涛因与被上诉人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苏源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4）鼓商初字第3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春涛的委托代理人曲峰、被上诉人苏源律所的委托代理人陈自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源律所一审诉称：双方于2013年7月29日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李春涛委托苏源律所的律师作为其与丁文华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以下简称另案）第一审的诉讼代理人，苏源律所接受李春涛的委托，指派苏源律所律师陈自忠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参加诉讼，如苏源律所无故停止履行合同，所收费用全部退还李春涛；如李春涛无故要求撤销委托合同，所收费用不予退还，尚未收取的，李春涛应在撤销委托后三日内支付。按照律师业务收费有关规定或协商收费达成一致，李春涛选择按照下列方式向苏源律所支付代理服务费，由李春涛向苏源律所支付基本服务费100万元，风险收费部分另行协商。李春涛与他人争议案件标的34173.9万元，按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应收取代理费250万元。苏源律所考虑李春涛提出标准收费太高，李春涛愿意先付100万元基本律师费，剩余费用等案件胜诉后再付，所以合同就约定先付100万元，风险收费部分另行协商。合同签订后，李春涛向苏源律所支付了100万元基本服务费，苏源律所指派陈自忠律师开展了代理工作。2013年9月27日，李春涛通过快递公司向苏源律所提出了解除委托合同关系函。此后，苏源律所到江苏高院调查获悉，2013年9月20日李春涛已向江苏高院提交了撤销委托授权通知，但李春涛迟迟未告知苏源律所，苏源律所在收到李春涛解除授权委托函后，回函告知李春涛，同意解除委托关系，但依照约定所收100万元基本律师费不予退还。2013年10月9日，李春涛再次致函苏源律所要求退费。现苏源律所请求判令：1、确认双方于2013年7月29日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已解除；2、确认苏源律所依约所收费用人民币100万元不予退还；3、诉讼费用由李春涛承担。
李春涛辩称并反诉称：对苏源律所第一项诉讼请求没有异议，对于其他诉请不予认可，请求予以驳回。因为苏源律所没有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已违约在先。李春涛认为该委托代理合同是一个格式合同，在订立合同时，苏源律所有义务对格式合同加以特别说明。100万元基本服务费与实际代理行为并不对称，也显失公平，不应当扣除相关的费用，苏源律所应当全额返还。
有关反诉事实是：2013年7月中旬，经中间人周某介绍，李春涛与苏源律所律师陈自忠相识。首次见面陈自忠律师便向李春涛表示与江苏高院非常熟络，并作出如果代理此案则能够协调好关系、保证胜诉等承诺。在此情况下，2013年7月29日李春涛与苏源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中写明由苏源律所陈自忠律师，就李春涛拟在与丁文华、乳山光谷新力房地产公司、哈尔滨阳光房地产公司乳山分公司借贷纠纷一案，在江苏高院进行诉讼代理事宜。同日，签署了《诉讼／仲裁案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李春涛于2013年8月19日向苏源律所一次性支付律师费100万元。委托代理关系建立后，苏源律所委派律师陈自忠律师作为代理人未能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代理职责和工作，包括未能起草准备各项起诉文件和材料，未能代理完成财产保全，也未能将案件的进展情况向李春涛通报和告知。所代理案件原定于2013年9月27日在江苏高院进行开庭，在此情况下陈自忠作为代理人未能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代理职责和工作的情况下，李春涛不得不自己向法院申请延期开庭、举证，试图能够获得更多准备时间，但未能获得法院准许，而于2013年9月27日在江苏高院进行的开庭，陈自忠律师未能参加庭审。鉴于陈自忠在订立委托代理关系前的虚假承诺以及订立委托代理关系后未能履行合同约定各项代理职责和工作等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的原因，李春涛对代理律师严重不满并彻底丧失信任，于2013年9月27日最终决定解除授权委托，并将《解除授权委托通知书》寄给苏源律所及陈自忠律师，此后李春涛收到苏源律所2013年9月30日的复函，复函称同意解除委托代理合同的要求并称无故要求撤销委托，所收取的人民币100万元基本服务费不予退还。2013年10月9日，我方致函苏源律所，提出了对于2013年9月30日复函的异议，除向其陈述了上述不满意见外，在复函中要求苏源律所在收到复函后的5日内，将上述基本服务费退还，但至今未收到任何款项。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双方于2013年9月27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解除；2、苏源律所立即返还100万元人民币基本服务费，并承担自2013年9月27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3、请求按照苏源律所所诉的违约行为，由于违约责任过高，请求法院予以依法调整；4、本案诉讼费用由苏源律所承担。
苏源律所针对李春涛的反诉辩称：苏源律所认为李春涛全部抗辩意见均不能成立，李春涛经人介绍与我方律师认识是事实，但其陈述中称首次见面时陈自忠律师便向李春涛表示与江苏高院非常熟络，并作出如果代理此案则能够协调好关系、保证胜诉等承诺内容纯属其为擅自解除合同而寻找的借口。关于我方代理人未起草起诉文件及材料，李春涛起诉时间早于我方与李春涛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间，提起诉讼、申请保全在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已经完成，该项内容并不属我方工作范围。关于财产保全，苏源律所指派律师已经充分尽到了律师义务，财产保全是人民法院的职能，江苏高院在李春涛提供担保后，人民法院已依法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在此期间代理人已做过多次协调沟通，促成法院承办人早日采取了保全措施。对李春涛一些不合法要求，人民法院可以予以拒绝，但不能将责任归结于苏源律所指派的律师；关于案情通报，委托合同并未要求代理人通报案情，但代理人还是与另一代理人和李春涛的联系人李健进行过多次沟通；陈自忠未能参加2013年9月27日上午质证庭，李春涛申请延期开庭并未告知陈自忠，李春涛早在2013年9月20日已撤销对陈自忠委托并通知了江苏高院，在开庭前陈自忠不仅接到了另一代理人曲峰延期开庭告知，还接到了李健的撤销代理的短信通知。综上，李春涛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擅自解除合同依法应承担相应责任，请求法院驳回李春涛反诉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春涛（合同甲方）与苏源律所（合同乙方）于2013年7月29日就江苏高院受理另案一审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涉案标的额为34173.9万元。合同约定，乙方律师必须认真地履行职责，按照法院规定的时间出庭诉讼，如乙方无故停止履行合同，所收费用全部退还甲方；如甲方无故要求撤销委托合同，所收费用不予退还，尚未收取的，甲方应在撤销委托后三日内支付。按照律师业务收费有关规定或协商收费达成一致，甲方选择按照下列方式向乙方支付代理服务费，由甲方向苏源律所支付基本服务费100万元在合同签订后一周内支付，本案本审结案后另按争议标的向乙方支付服务费，该服务费在本案结案后一周内支付，还实行风险收费，该部分费用另行协商，乙方服务期自本合同订立之日起至本案本审终结时止。合同还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和义务。同日，双方还签署了《诉讼／仲裁案件授权委托书》。合同签订后，李春涛于2013年8月19日向苏源律所一次性支付律师费100万元。苏源律所指派的律师陈自忠，两次前往山东省乳山市协助查封、冻结被告方的房产、银行账户等财产。2013年9月27日该案需在江苏高院开质证庭，经办律师陈自忠在9月26日下午与李春涛同时委派的另一名上海律师曲峰取得联系，并进行了电话沟通。在庭审中，双方对此次通话的内容意见不一。苏源律所称曲峰明确表示了9月27日因李春涛申请追加被告延期了开庭时间，曲峰则认为只是告诉陈自忠律师李春涛向江苏高院递交了追加被告和延期开庭申请，并没有明确9月27日的质证庭不开。2013年9月26日17：50由李春涛委托李健给陈自忠发来短信，主要内容为江苏高院案件已经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就不再委托陈自忠，从而终止与苏源律所的代理委托。
2013年9月27日，李春涛通过快递公司向苏源律所寄出了解除授权委托通知书，该通知书落款时间为2013年9月20日，内容为鉴于相关原因，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与苏源律所及其律师解除委托代理关系，自通知书递交之日为解除日。苏源律所在收到李春涛解除授权委托通知后，于2013年9月30日回函告知李春涛，同意解除委托关系，但依照约定所收100万元不予退还。同期，江苏高院也收到了同样的通知书。2013年10月9日，李春涛再次致函苏源律所要求退费。另查明，按2013年执行的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案件标的34173.9万元应收取代理费约250万元。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李春涛在江苏高院的起诉状、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合同、解除授权委托通知书、苏源律所发给李春涛的函件、李春涛发给苏源律所的致函、江苏高院的开庭传票、延期开庭申请、李健发出的短信、银行转账凭证、李健的证人证言以及原审法某
原审法院认为：苏源律所与李春涛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和授权委托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关于双方均已认可的合同解除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李春涛应依照诚实信用原则自觉履行合同义务，并对其民事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由李春涛在合同签订后一周内先行向苏源律所支付基本服务费100万元，案件结案后一周内另按争议标的向苏源律所支付服务费，风险收费部分双方另行协商；李春涛无故要求撤销委托合同，所收费用不予退还，尚未收取的，李春涛应在撤销委托后三日内支付。合同约定了服务费用的标准、支付时间以及解除合同后的责任承担。在合同履行中李春涛称苏源律所委派律师陈自忠未能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代理职责，并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并以此为由解除合同，其在所列举的未尽职的理由中称，陈自忠律师曾作出能够协调好与江苏高院关系、保证胜诉等承诺，只提供了李健的证词，李健是李春涛办理委托事务的直接联系人，而此人与李春涛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其证词的证明力较小。李春涛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陈自忠承诺内容可信度有能力加以判断，并为此作出选择，况且李春涛亦未能提供其他相应的证据证实苏源律所承诺的存在事实，这只是李春涛的一种期待，仅以此理由解除合同，李春涛存在过错。关于陈自忠律师未能起草起诉文件及材料，由于双方的委托合同订立于起诉之后，不能认定陈自忠在该项工作中存在工作失职。关于李春涛提到的陈自忠未能代理完成财产保全，财产保全是人民法院依照职权进行的措施，需依法实施，代理律师只是根据委托人的要求履行申请、协助义务，李春涛也认可陈自忠两次到被告财产所在地协助法院开展了财产保全工作，说明代理人已履行相应的职责。陈自忠未能参加2013年9月27日上午质证庭，通过李春涛发出的撤销委托通知、李健的短信、以及陈自忠与曲峰的通话背景，陈自忠律师有理由认为当天的庭审被延期，其不去开庭也是在情理之中，陈自忠在主观上没有不履行代理职责的故意。诉讼案件在代理过程中，除庭审前的证据收集和整理等工作外，庭审过程最能体现代理人的能力及代理人作用，而李春涛在开庭前就撤销对陈自忠律师的委托，从而使陈自忠丧失了履行职责的机会，责任不在于苏源律所，系李春涛单方因素所造成。虽然李春涛享有单方解除权，但其对擅自解除合同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由于苏源律所在李春涛反诉前，已收取的基本服务费的合同权利未受侵害，其提起确认不予退还的请求不具备起诉条件，现该请求可以作为反诉中的抗辩意见在反诉中予以审理。李春涛在反诉中请求，由于苏源律所主张的违约责任过高，请求法院予以依法调整与第二项请求相互矛盾，可以理解为抗辩事项，不构成独立诉讼请求。由于合同双方在服务费的约定上是按争议标的收取，另还有未商定的风险收费，就单纯按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34173.9万元的标的，应收取代理费达250万元，这属苏源律所代理合同得到履行后可获得利益，而现苏源律所只按照基本服务费100万元收取，属合理收费，应获得保护。李春涛以违约责任过高予以调整的要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格式合同上争议，苏源律所不否定合同存在格式化，但从合同内容看，并无加重李春涛负担的情形存在。李春涛对此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李春涛的其他反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与李春涛于2013年7月29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于2013年9月27日解除；二、驳回李春涛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李春涛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3800元，反诉受理费6900元，合计20700元，由李春涛承担（其中13800元鉴于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已预交，李春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给付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
判决后，李春涛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本案程序存在严重瑕疵。本案于2014年2月21日经一审法院受理，苏源律所的诉讼请求是一个不具备起诉条件的请求，本案根本不具备受理的条件，一审法院缺乏受理依据，明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立案条件的规定，在立案中存在瑕疵。李春涛早在2014年1月22日便向江苏省司法厅进行了投诉，而苏源律所滥诉，意在不予退还已经收取的100万元律师代理费。李春涛为保护已方权益不得不提起反诉程序，但由此程序倒置、程序瑕疵中直接影响了李春涛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二、一审判决事实不清且认定错误。本案应查明在李春涛已支付了100万元律师代理费和履行了《委托代理合同》全部义务的情况下，苏源律所履行了那些义务。一审中苏源律所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哪些义务，仅有的履职就是两次到另案被告财产所在地协助法院开展财产保全工作。一审法院对于“苏源律所已履行相应的职责”的认定没有证据支持，存在明显错误。一审判决也不符合常理逻辑，李春涛作为《委托代理合同》的委托人，一次性支付了全部律师代理费，唯一期待的便是代理人能够尽善尽职履行代理职责。苏源律所作为《委托代理合同》的代理人应当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未履行义务。三、委托代理合同中的“如甲方无故要求撤销委托合同，所收费用不予退还”条款，系霸王条款，免除对方的履约义务、加重李春涛责任、排除李春涛法定解除权的格式条款，苏源律所也不否认该条款确实是格式化合同条款，应当认定无效、撤销或作出不利于对方的相应解释。四、双方从未按照34173.9万元的标的额收费，按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250万元代理费参照的任何约定。同时，一审法院认定苏源律所只按照基本服务100万元属于合理收费，明显脱离实际损失、且违背公平原则。苏源律所在一审审理中，无任何证据证明实际损失的存在，相反在李春涛已经足额支付了律师代理费的情况下，苏源律所未能履行合同义务，应当向李春涛承担违约责任，而非将李春涛的法定解除权作为构成违约的认定。五、一审法院未能定性“何为无故撤销委托”，认定李春涛构成所谓的无故撤销委托是错误的。李春涛行使委托代理合同解除权本就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具有充分的合理理由，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所谓无故撤销委托。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苏源律所返还李春涛100万元律师代理费，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苏源律所承担。
为支持其主张，李春涛二审中提供以下证据：1、江苏高院的案件受理通知书，载明的时间是2013年8月23日，证明双方委托代理合同建立在立案之前，并不是在之后。2、一份由李春涛签署的“撤销陈自忠律师代理的通知书”及顺丰快递单复印件，落款日期虽然是2013年9月20日，实际邮寄日期是2013年9月27日。证明一审认定事实错误。3、2013年12月4日由江苏高院向哈尔滨工商局阿城分局作出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13苏民初字第50号），证明案件保全的代理工作在苏源律所代理过程中根本没有全部完成，直到上述时间仍在补充采取保全措施。4、追加被告申请书。证明李春涛在诉讼权利中存在重要诉讼主体遗漏，因此在开庭前申请追加，这是当事人李春涛自行申请追加的，苏源律所作为代理人没有做到尽责。5、延期开庭申请书。证明李春涛自行向法院申请延期开庭，苏源律所没有尽责。6、延期举证申请书。证明因另案案件存在多笔借款关系，借款事实和时间久远举证存在困难，故申请延期举证，苏源律所代理人没有尽责，完全是由李春涛的另一代理人完成代理工作。7、延期开庭申请书。证明在2013年9月20日向法院申请延期开庭，其中提到了原因是因为双方正在磋商和解。8、和解协议书，证明2013年9月28日另案当事人形成了和解方案，使得案件发生了客观的变化。9、乳山光谷新力房地产有限公司在另案中提供的延期开庭申请书，证明当时双方正在磋商和解。证据7、8、9可以证明另案发生了变化，纠纷不存在了，委托苏源律所代理已无必要。
被上诉人苏源律所答辩称：原审法院审判程序正当合法。首先，苏源律所之所以在一审中提起诉讼，完全是由于李春涛在另案调解和解，不愿意承担100万元律师费，擅自无故解除合同，而且于2014年1月22日分别向江苏省司法厅和江苏省律师协会进行歪曲事实的投诉。为了维护合法权益，苏源律所不得已提起本案诉讼。其次，苏源律所在起诉时，诉讼请求之一是确认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完全具备立案条件。李春涛称一审法院存在立案瑕疵，这完全是主观臆断，立案没有任何瑕疵。苏源律所并不否认代理合同存在格式化，李春涛已经充分阅读并了解其中的内容。合同的解除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格式合同中的无故要求撤销合同是指无法定理由解除合同，这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相一致，与法定解除权并不相悖。另案按照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应当收取250万元到280万元，李春涛主动提出支付100万元基本费用，剩余的实行风险收费，由于李春涛违约解除合同，致使苏源律所可得利益不能实现。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正当合法。李春涛提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苏源律所就其抗辩意见未提供新的证据，对李春涛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江苏高院已经受理了另案，并且告知李春涛合议庭的组成人员，但是该案在受理之前李春涛已于2013年7月22日向江苏高院提出民事起诉状和诉讼保全申请。本案委托代理合同是在2013年7月29日签订，所以向法院提出起诉和诉讼保全已经在签订合同之前完成。不能达到李春涛的证明目的。2、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说明2013年9月20日，也就是开庭前7天李春涛已经决定解除对苏源律所授权委托。对其提交的顺丰快递单是复印件，故不予认可。3、对证据3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是发生在解除委托代理合同之后的事实。4、对证据4、5、6、7、8、9真实性没有异议，但9月20日李春涛的追加被告申请，由于当时李春涛已经决定解除与苏源律所的代理合同，所以其并没有与苏源律所沟通要求追加被告，后面的延期开庭也没有与苏源律所沟通，要求苏源律所指派的律师向法庭提出延期审理，而且江苏高院2013年9月27日仅仅是证据交换，并不是开庭。和解协议书反而印证苏源律所所说的李春涛在2013年9月27日之前已经与另案其他几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意向，所以其才于2013年9月20日决定解除与苏源律所的委托，2013年9月28日就达成了和解协议书，也印证了李春涛的联系人李健所发给苏源律所指派的律师信息中提到的解除合同的原因是因为另案双方达成和解。
本院认证意见：除对快递单外，苏源律所对李春涛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其认可的证据予以确认。快递单没有原件供核对，本院不予确认。证据1受理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并非立案通知书，李春涛庭审中认可另案立案时间为2013年7月24日，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3系李春涛解除与苏源律所委托代理后发生的事项，与案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对其他证据的关联性，本院将在下文中综合认证。
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一审是否存在程序问题。2、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约定是否存在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己方责任的情形。3、李春涛是否系无故解除委托合同，苏源律所是否应全额退还李春涛已支付的代理费100万。
就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一审诉讼时苏源律所主张确认委托代理合同已解除，不予返还代理费，该诉请旨在要求变更或消灭其与李春涛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否返还代理费系合同解除后必然涉及的问题，一审法院对苏源律所的起诉予以立案受理并无不当。李春涛诉称称一审法院不应立案受理苏源律所的本诉，一审程序存在问题，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就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约定了苏源律所、李春涛双方的权利义务，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系双方磋商洽谈达成的，条款文本含义清楚，也不存在加大一方责任，免除对方责任的问题。李春涛称该条款免除了苏源律所的履约义务、加重了李春涛责任，应当认定无效、撤销或作出对苏源律所不利的解释，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就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苏源律所、李春涛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义务。苏源律所接受李春涛委托后，指派律师完成了必要的代理工作，由于2013年9月20日李春涛已知晓其和另案当事人即将达成和解，决定解除委托代理合同，但未及时告知苏源律所，解除委托代理合同也未征得苏源律所的同意。在另案2013年9月27日即将在江苏高院开庭审理质证时，李春涛的另一代理人此前曾告知苏源律所其申请延期的事实，苏源律所在2013年9月26日才通过案外人李健得知因李春涛与另案当事人正在和解，李春涛解除了与苏源律所的委托代理合同，苏源律所在此情况下未参加次日的庭审，其对此并无过错。另案诉讼过程中，李春涛向江苏高院提出追加被告、延期审理、延期举证的申请，系因李春涛当时已决定解除其与苏源律所的委托代理合同，且并未及时告知苏源律所，也未就申请事项和苏源律所进行沟通，且李春涛在另案中的另一个代理律师和苏源律所的代理人双方就另案中代理工作的分工并未约定，苏源律所未能提出上述申请也并非自身原因所致，李春涛不应以此为由认为苏源律所未完成代理任务。2013年9月28日在另案中李春涛和其他当事人达成和解，其据此认为具备解除与苏源律所委托合同的理由，本院认为，该理由不能成为解除委托代理的合法理由，相反，另案另一委托代理人并未因此被李春涛解除委托代理，由此可以印证李春涛解除和苏源律所的委托代理，意将其交纳给苏源律所的代理费退回，违反了诚信原则，属于无故解除委托代理的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在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约定了李春涛无故撤销委托合同的，苏源律所所收费用100万元不予退还，该条款具有违约金性质，李春涛要求调整，考虑到苏源律所在另案中所从事的代理工作量及预期利益、李春涛的违约行为及过错等因素，本院酌情认定苏源律所收取70万元代理费为宜，余款30万元应退还给李春涛。
综上，李春涛的部分上诉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实体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4）鼓商初字第3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与李春涛于2013年7月29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于2013年9月27日解除”。
二、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退还李春涛30万元代理费。
三、驳回李春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3800元，反诉受理费6900元，合计20700元，由苏源律所负担6210元，由李春涛负担144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苏源律所负担4140元，由李春涛负担96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荣 艳
审 判 员 张广永
代理审判员 黄建东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