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148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安，男，1965年5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劲华，四川鼎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鸿，女，197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劲华，四川鼎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亨利达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府路555号万贯五金机电市场9栋22号。
法定代表人：寇子雨，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祥，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嘉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西安中路8号B幢13楼5号。
法定代表人：程跃，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旖，四川英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安、张鸿因与被上诉人成都亨利达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利达公司）、四川嘉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6民初4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江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亨利达公司对江安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与理由如下：1.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是亨利达公司和嘉阳公司，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亨利达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中写明的收货单位为嘉阳公司，亨利达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中，均写明收到的嘉阳公司支付的货款，可以证明亨利达公司明知买方主体为嘉阳公司，而非江安、张鸿。2.一审判决已经查明江安系嘉阳公司的项目执行经理，张鸿系项目部的财务人员，嘉阳公司为江安、张鸿购买了保险，双方为签订内部承包协议，这足以证明江安并非实际施工人，无法与嘉阳公司进行工程款结算。故江安与亨利达公司签订和履行买卖合同的行为，是履行嘉阳公司职务的行为，相应的民事责任应由嘉阳公司承担。3.在亨利达公司供货过程中，嘉阳公司从未提出异议并接受、使用了亨利达公司的货物，其行为默认了亨利达公司供货商的身份，应视为对买卖合同的追认。
张鸿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亨利达公司对张鸿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与理由如下：1.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是亨利达公司和嘉阳公司，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亨利达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中写明的收货单位为嘉阳公司，亨利达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中，均写明收到的嘉阳公司支付的货款，可以证明亨利达公司明知买方主体为嘉阳公司，而非江安、张鸿。2.一审判决已经查明江安系嘉阳公司的项目执行经理，张鸿系项目部的财务人员，嘉阳公司为江安、张鸿购买了保险。张鸿在项目部授权范围内从事相应工作，相应的民事责任应由嘉阳公司承担，买卖合同的主体是亨利达公司和嘉阳公司。3.在亨利达公司供货过程中，嘉阳公司从未提出异议并接受、使用了亨利达公司的货物，其行为默认了亨利达公司供货商的身份，应视为对买卖合同的追认。
亨利达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1.在一审之前，亨利达公司并不清楚江安、张鸿与嘉阳公司的具体关系。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江安、张鸿与嘉阳公司确系承包关系，本案《物资买卖合同》由江安、张鸿在甲方处签字，可以看出该两人确系合同相对方，应由江安、张鸿承担合同责任。2.签订合同时，江安、张鸿并未出示嘉阳公司的委托授权手续。3.亨利达公司交付的货物由谁使用，系其作为买受人自行处理物品的权利。4.对账单由江安、张鸿签字确认，部分货款也由江安、张鸿个人账户支付，可以看出合同是由江安、张鸿实际履行。
嘉阳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1.嘉阳公司未授权江安、张鸿与亨利达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本案合同的签订、货物接收、结算办理以及款项支付均由江安、张鸿履行，嘉阳公司对江安、张鸿的行为未进行事后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亨利达公司有权直接请求江安、张鸿履行付款义务。2.江安、张鸿不是嘉阳公司的员工，二者之间是挂靠关系，购买社保仅是为了规避工程挂靠的风险。江安在借用嘉阳公司资质的同时，也借用了湖南楚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资质承建整个华府春天的项目，可以印证江安就是整个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并非嘉阳公司的员工。3.江安就是项目执行经理，不是项目经理，其行使权限应由嘉阳公司的授权。江安与亨利达公司签订和履行买卖合同的行为，对嘉阳公司没有约束力。
亨利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解除亨利达公司与嘉阳公司、江安、张鸿签订的《物资买卖合同》，嘉阳公司、江安、张鸿支付拖欠货款1117815.75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每月2%标准自2016年2月3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嘉阳公司、江安、张鸿承担。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2016年7月15日，江安、张鸿以嘉阳公司（甲方、买方）名义与亨利达公司（乙方、卖方）签订《物资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电缆，用于蓝润华府春天二期项目，甲方指定收货人张健、袁守常，甲方指定李玉方、张鸿签字的对账单为有效对账单；甲方签订合同后2016年7月30日前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500000元为定金，2016年8月30日前向乙方支付800000元至1000000元，9月支付500000元，合同项下的全部余款（除质保金5%外）应在2016年12月30日前向乙方全部支付，甲方逾期支付各期货款，乙方有权中止后续的交货义务，如果逾期1个月以上仍不付款，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同时按照合同总额的20%赔偿乙方违约金；甲方货款逾期支付在1个月内的，按未履行总额每天万分之八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超过2个月仍未支付的，按未付款总额向乙方赔偿每月5%的资金周转损失。江安、张鸿在合同尾部甲方处签名，并加盖“嘉阳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非经济合同章”。亨利达公司于2016年4月15日至2016年10月15日向华府春天项目送货。2018年2月28日，亨利达公司出具《电线电缆供货对账单》，记载需方共提货3522815.75元，截止2018年2月28日已付款2405000元，尚应付款1117815.75元。江安在该对账单需方项目负责人处签名；2018年3月8日，张鸿在核对人处签名并备注“以上数据属实”；李玉方、何川在对量人处签名。
嘉阳公司系“蓝润•华府春天”二期一标段（7#、8#、9#、11#、1号商业楼、地下室、垃圾房、小区道路、路灯、物管用房、业主委员会活动室、公厕、消防控制室、地上停车位）工程承包人。2014年11月1日，江安向张鸿出具《委托书》，记载“现嘉阳公司承建的蓝润•华府春天二期一标段项目，此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江安现委托张鸿负责该项目的工程款事宜……”。2014年11月21日，嘉阳公司出具《关于任命“蓝润•华府春天二期一标段”项目部项目现场执行经理的通知》，任命江安为“蓝润•华府春天二期一标段”项目的现场执行经理，负责监督协调项目管理和项目部施工工作。“嘉阳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非经济合同章”由张鸿保管。2016年4月至2018年3月期间，嘉阳公司为江安、张鸿缴纳社会保险。
庭审中，嘉阳公司表示其将华府春天二期一标段工程分包给江安，并已向江安支付74715164.99元工程款，江安认可收到50000000余元，但表示该款项为嘉阳公司通过其个人向供货商支付的材料款。亨利达公司表示系江安、张鸿在与其接洽买卖，在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江安、张鸿没有提及其系代理嘉阳公司进行买卖，《物资买卖合同》上“嘉阳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非经济合同章”是后来补盖。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亨利达公司的合同相对方是谁。首先，从合同形式上看，《物资买卖合同》上有“嘉阳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非经济合同章”及江安、张鸿个人签名，而“嘉阳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非经济合同章”仅为技术资料专用章，且明确标注“非经济合同章”，故仅凭在《物资买卖合同》上加盖“嘉阳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非经济合同章”印章，不能表明嘉阳公司系该合同当事人，《物资买卖合同》不对嘉阳公司产生法律效力。其次，根据亨利达公司陈述，在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与其接洽的为江安、张鸿个人，江安、张鸿没有提及其系代理嘉阳公司进行交易，故江安、张鸿与亨利达公司进行交易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其实施的买卖行为不对嘉阳公司产生法律效力。再次，关于江安、张鸿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本院认为江安、张鸿虽提交嘉阳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据，但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江安、张鸿与嘉阳公司之间构成劳动合同关系，亦不能证明江安、张鸿签订合同、进行结算的行为系履行职务，江安、张鸿提出其系职务行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认定《物资买卖合同》的甲方为江安、张鸿，亨利达公司要求嘉阳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物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亨利达公司及江安、张鸿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义务，根据江安、张鸿签署确认的《电线电缆供货对账单》，江安、张鸿尚余货款1117815.75元未支付，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物资买卖合同》约定，江安、张鸿应于2016年12月30日之前支付除质保金之外的全部货款，其逾期付款已超过1个月，符合该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故亨利达公司要求解除《物资买卖合同》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之规定，《物资买卖合同》虽解除，但不影响结算条款的效力。依照《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第七条“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房屋建筑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四）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为２年；……”之规定，本案中电缆商品的保修期应为2年，亨利达公司于2016年10月15日完成供货，故截至本案一审开庭之日，质保期尚未届满，江安、张鸿无需支付质保金176140.79元（3,522,815.75元×5%），扣除质保金后，江安、张鸿应支付剩余货款941674.96元并支付违约金，亨利达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因逾期付款受到的损失金额，对其主张的每月2%标准计算违约金进行调整，将该计算标准下调至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故江安、张鸿应以941674.96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3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向亨利达公司支付违约金。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江安、张鸿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亨利达公司支付941674.96元，并自2016年12月3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二、驳回亨利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亨利达公司未提交新证据。
江安、张鸿提交了如下证据：1.《新型墙材使用现场验收表》，拟证明案涉项目的施工主体是嘉阳公司；2.亨利达公司向嘉阳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4份，拟证明嘉阳公司系本案买卖合同主体。
亨利达公司质证称，对江安、张鸿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江安、张鸿的证明目的。
嘉阳公司质证称，对江安、张鸿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根据该份证据的来源恰恰证明了江安与嘉阳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证据2证明了亨利达公司主张的货款包括华府春天一、二标段的货款，该两个标段的货款均由张鸿支付，可以证明江安、张鸿借用了嘉阳公司、湖南楚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资质，江安、张鸿不是嘉阳公司的员工。
嘉阳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张鸿向嘉阳公司出具的24张《收条》，拟证明嘉阳公司向张鸿支付2000万元的工程款，江安、张鸿与嘉阳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2.成都蓝润智邦置业有限公司与湖南楚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蓝润.华府春天”二期二标段（10#楼、12#楼、13#楼）及地下室施工总承包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拟证明整个华府春天项目工程均由江安承建，江安与嘉阳公司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
江安、张鸿质证称，对嘉阳公司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张鸿作为项目部的财务人员，收支款项合理合法，故不能达到嘉阳公司的证明目的；对嘉阳公司提交的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由于湖南楚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老总不在四川，故委托江安代签合同，故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嘉阳公司的证明目的。
亨利达公司质证称，对嘉阳公司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法判断，如果该证据真实，可以证明江安、张鸿与嘉阳公司之间存在工程挂靠关系；对嘉阳公司提交的证据2真实性无法判断，假设该证据真实，嘉阳公司仅承包了华府春天一标段的工程，江安、张鸿如果系嘉阳公司员工，不应超过嘉阳公司的承包范围向亨利达公司支付货款，由此可以看出江安、张鸿之间不是雇佣关系，而是挂靠关系。
经审查，本院认为，嘉阳公司对《新型墙材使用现场验收表》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新型墙材使用现场验收表》与本案有一定关联，本院予以采信；收款《收据》出具人亨利达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且与本案有一定关联，本院予以采信；《收条》出具人张鸿对《收条》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江安对其在《“蓝润.华府春天”二期二标段（10#楼、12#楼、13#楼）及地下室施工总承包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的签字行为予以认可，故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二审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蓝润.华府春天”二期建设单位为成都蓝润智邦置业有限公司，一标段施工单位为嘉阳公司，二标段施工单位为湖南楚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1月27日，江安代理湖南楚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成都蓝润智邦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蓝润.华府春天”二期二标段（10#楼、12#楼、13#楼）及地下室施工总承包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2014年-2016年期间，张鸿向嘉阳公司出具24份《收条》，共收到嘉阳公司支付的“蓝润.华府春天”二期一标段工程项目民工工资2000万元。
本院二审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集中江安、张鸿与亨利达公司签订、履行《物资买卖合同》的行为是否是代理嘉阳公司的行为。《物资买卖合同》虽以嘉阳公司名义与亨利达公司签订，并加盖了“嘉阳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非经济合同章”，但加盖的印章本身已经表明用途，并明确标注“非经济合同章”，故《物资买卖合同》上加盖的“嘉阳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非经济合同章”不能证明嘉阳公司有与亨利达公司缔结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江安、张鸿主张其系嘉阳公司员工，与亨利达公司签订和履行《物资买卖合同》的行为系代理嘉阳公司的职务行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江安、张鸿为证明其系嘉阳公司员工，提交了嘉阳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据；嘉阳公司为否认江安、张鸿系其公司员工，提交了张鸿向其出具的《收条》以及江安代理湖南楚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成都蓝润智邦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蓝润.华府春天”二期二标段（10#楼、12#楼、13#楼）及地下室施工总承包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综合上述证据，嘉阳公司与江安、张鸿之间系挂靠关系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双方系雇佣关系的可能性，理由如下：1.嘉阳公司提交证据证明了“蓝润.华府春天”二期二标段施工单位为案外人湖南楚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安代理湖南楚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足以说明江安系整个“蓝润.华府春天”二期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张鸿向嘉阳公司出具《收条》的行为与其所称的系嘉阳公司员工的主张相矛盾。其次，嘉阳公司虽任命江安为“蓝润.华府春天”二期一标段项目部现场执行经理，江安又委托张鸿负责该项目的工程款，但上述任命和委托并不表明江安、张鸿有权代表嘉阳公司对外签订经济合同。亨利达公司、江安、张鸿均认可《物资买卖合同》签订时，江安、张鸿并未得到嘉阳公司委托授权。再次，江安在一审中陈述称货款系由其向亨利达公司支付，江安、张鸿二审中提交的《收据》也不能证明货款系由嘉阳公司向亨利达公司支付。综上，江安、张鸿以嘉阳公司名义与亨利达公司签订和履行《物资买卖合同》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行为，且未得到嘉阳公司的事后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款“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之规定，亨利达公司有权请求合同签订人江安、张鸿履行货款支付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878元，由江安、张鸿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侯文飞
审判员 史 洁
审判员 仇 静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别季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