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浙民申350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鲁阳，男，1954年12月9日出生，俄罗斯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鲁宁，男，195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鲁华，女，1960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
再审申请人鲁宁、鲁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鲁阳。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汉银，男，195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汉龙，男，1957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汉金，男，196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汉宝，男，1965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玉云，女，1950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玉芬，女，1952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碎芬，女，195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一审第三人：黄建，男，195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
一审第三人：黄勇，男，1956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玉环县。
一审第三人：黄敏，女，1948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荷池新村**号***室，现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一审第三人：黄抗美，女，195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大河巷**号**幢***室，现住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
再审申请人鲁阳、鲁宁、鲁华因与被申请人郑汉银、郑汉龙、郑汉金、郑汉宝、郑玉云、郑玉芬、郑碎芬及一审第三人黄建、黄勇、黄敏、黄抗美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终1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鲁阳、鲁宁、鲁华申请再审称：一、被申请人的“卖契”是伪造的，原判决认定“卖契”真实有效，背离本案基本事实，错误。1、被申请人提出的“卖契”，实际上根本不存在。⑴被申请人声称“卖契”是在1964年8月18日由其父亲郑祥皆与郑倪氏、郑微在涉案房屋所在地亲自签订的，但始终没有提供任何关于郑倪氏与郑微当时确实到过现场的有效证据。⑵在被申请人的“卖契”上，虽然盖有“郑倪氏”与“郑微”字样印章，但却不能证明这两个印章为该两人所有并加盖。申请人的祖母不可能不使用自己的名字郑贤惠而用什么“郑倪氏”。被申请人欲证明“卖契”真实性，必须举证证明“郑倪氏”、“郑微”字样印章确为本人所有。但被申请人一直没有提供相关证据。⑶原判决采用的证据《温州律政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在程序上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排除。退一步说，即使其合法可信，也不能证明“卖契”是真实的。⑷后横村村委会2015年7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与“卖契”无关，不能证明郑祥皆于1964年购买涉案房屋这一待证事实，不能证明写“祖传”是笔误。⑸本案及行政诉讼案所反映出来的诸多异常情节或疑点，进一步印证了“卖契”的虚假性。2、“卖契”即使是真实的，也不属于依法成立的合同，因而无效。⑴原判决认定涉案房屋“属郑体光户内成员所共有”，与事实不符，同时违反已生效的行政裁判。⑵原判决认定郑祥皆为善意购房者，与事实不符。⑶本案不存在郑体光对房屋出售予以“默认”和其他“共有”人对房屋出售予以“追认”的情况。⑷原审法院违法排除证据。申请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多项证据，用以证明“卖契”不具有真实性，不是依法成立的合同，但全部被原审法院违法排除或者以不置可否的方式弃之不用。⑸二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被申请人在民事上诉答辩状中声称，“本案房屋买卖民事行为发生在1986年8月”，此与“卖契”落款时间不一致，但显然非属笔误，而是刻意为之。二审未对此事实（证据）进行认证。被申请人自相矛盾的事实主张，说明“卖契”必定是虚假的，因此足以推翻原判决。二、原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1、原判决认定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适用法律错误。被申请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且不属于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形，人民法院应不予保护。2、原判决对本案基本法律关系的认定，采信司法鉴定意见书，对“卖契”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适用法律错误。3、原判决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和法律适用规定。4、原判决适用的法律与本案性质明显不符。原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和《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认定“卖契”有效，但该2条法律均与本案性质不符。认定“卖契”有效，是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明显违背立法原意。5、原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作出判决，犯了多重适用法律错误。三、二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剥夺申请人的辩论权利。申请人在二审庭审中发表辩论意见时，审判长打断申请人的发言，不让申请人继续讲，审判长制止申请人正常发言的行为，剥夺了申请人的辩论权利。综上，鲁阳、鲁宁、鲁华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四、六、九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郑汉银、郑汉龙、郑汉金、郑汉宝、郑玉云、郑玉芬、郑碎芬提交书面意见认为：一、本案1964年8月18日房屋卖契完全真实。1、卖契是书面原始件，买房后已居住管业50年。卖契形式要件齐全，有两个出卖人盖章，有见中人，有代笔；出卖人是房屋的共有人，家庭的主要成员有权代表全家出卖房屋；卖契内容，房屋标的、名称、数量、四至范围清楚；涉及标的物周边众用部位的使用权享用明确；以合理的价格受让，立契后马上付清了房款，因租赁关系已居住了房屋，买卖双方履行了房屋买卖的权利义务；申请人祖母将全部房屋卖给郑巨南和郑汉银父亲两户人家，在同样时间、地点和同样中人、代笔，签订两份同样形式的卖契；买受人买房后对房屋经过改造，并实际使用管业了50年，从无权属纠纷。2、申请人称卖契伪造虚假，缺乏充足反驳证据。⑴言无父亲委托和来信已经死无对证。但在出卖房屋前，郑体光3次去玉环探望母亲，可以推定有过商量。重要的是老屋已无人居住，只有选择卖掉；⑵言其祖母身体不好没有来过乐清出卖房屋（但未否定姑母到老家卖房）的证人证言证明力不足；⑶对于卖契上盖有申请人祖母姑母印章，申请人无证据予以否定。卖房是事实，卖契又客观存在，卖契上印章符合过去年代的习惯。对代笔人笔迹经过鉴定，属真实，对此，申请人没有申请重新鉴定；⑷言被申请人对卖契订立的原因条件、时间地点、当事人信息内容、笔迹签章举证不足，这是申请人的狡辩；⑸有关行政诉讼中的证据和行政判决书，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二、卖契依法成立而有效。1、卖契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效条件。⑴买卖双方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郑体光长期不在家，申请人祖母是家庭的实际家长，有权作出出卖无人居住的房子；⑵卖契经过中人协调，程序上是双方自愿协商一致，双方意思表示真实；⑶涉案房屋是经过土改确权登记，虽然户主是郑体光，但属户内成员6人共有，出卖时其他共有人不反对；⑷房屋因无人居住，成为卖房的现实原因和正当理由；⑸涉案房屋买卖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事实证明出卖人出卖房屋后，连续50年无争议。2、法院判决认定合同有效适用的法律正确，符合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规定和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三、其他问题。1、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⑴基于房屋卖契系合同关系，请求确认合同有效，买受人是当然的权利主体；⑵由于出卖人已去世，列房屋共有人郑体光的继承人为被告，列其他共有人和共有人的继承人为第三人，诉讼主体正确；⑶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时故意提供不完整的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隐瞒房地产的共有人，将土改房地产作为其父亲个人财产，将自己作为父亲的继承人，遗漏原告主体，违反法定程序。在我国实行房地一体的规定，本案属于地随房走的权属转让而转移使用权，故在地上房屋权属未解决的情况下，申请人登记的土地使用权证是违法的无效的。2、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本案涉及合同法律关系。郑祥皆通过立卖契，以合理房价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成为房屋权利人。而后，善意、公开、持续地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50年，在法律上成为取得时效。请求确认合同有效，与诉讼时效无关。申请人混淆了确认之诉与侵权之诉的区别，用“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来抗辩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3、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本案判决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颠倒举证责任承担的情况。综上，原审判决确认合同有效正确，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在原登记于被申请人父亲郑祥皆名下的涉案房屋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被行政判决撤销，乐清市国土资源局于2014年10月30日向申请人核发了乐政集用（2014）第6195号土地使用权证后，被申请人于2015年5月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1964年8月18日的卖契有效。本案再审审查的争议焦点是涉案卖契是否真实及有效。
关于涉案卖契是否真实的问题。经审查，一审期间，被申请人申请对涉案卖契上代笔人倪遂初的笔迹进行鉴定，鉴于倪遂初已经去世，故提供由倪遂初代笔的落款时间为1961年10月10日的卖契（泮垟后横村郑元存持有）、落款时间为1979年10月初八的卖契（泮垟后横村郑岁生持有）作为样本。经一审法院委托温州律证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分析结论为上述两份样本属于同一人笔迹，涉案卖契上代笔人倪遂初的笔迹与两份样本属于同一人笔迹。本院认为，由于涉案的1964年8月18日卖契上的出卖人郑倪氏及郑微，见中人代笔倪遂初，见中人黄源波均已去世，因此，就涉案卖契的真伪已经无法通过当事人陈述或者直接的痕迹鉴定的方式来验证。一审法院将同时期同村由同一代笔人书写的卖契与涉案卖契进行对比鉴定的方式，并无不妥，鉴定机构有专业资质，鉴定方法科学，鉴定结论可予认定。原审法院据此并结合证人证言认定涉案卖契系倪遂初代笔所写，得当。申请人再审申请就鉴定所提之异议不能成立。涉案卖契书写于宣纸之上，内容完整记载了出卖人出卖房屋的意思及出卖房屋的位置、结构、作价及出入通行、红白喜事众用部分等，文字表达符合当时的行文习惯。据申请人所称，其祖母名字叫倪贤惠，因此，称呼其郑倪氏符合当时的表达习惯，而使用私章代替签名亦符合当时代笔文书的习惯做法。综合上述分析，原审法院对涉案卖契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符合本案实际，并无不当。申请人再审申请认为卖契系伪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至于申请人在再审申请书中提出的“二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的问题，经查阅二审庭审笔录，被申请人在庭审中明确其上诉答辩状中所写的“本案房屋买卖民事行为发生在1986年8月”中的“1986年”系笔误，并明确“是1964年签订的合同”。申请人以此所提之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涉案卖契是否有效的问题。一审诉讼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提供了乐清县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该分户清册记载，郑体光为户主，户内人数1953年、1954年为6人，1955年变为7人，房屋有地号1896-1、1892、1900、1890上的房屋合计6间，均为平房，另记载了其他耕地等。根据该分户清册，可以认定坐落在原地号1896-1、1892、1900、1890上的房屋，属郑体光户内成员所共有，郑体光是该户的户主。申请人认为涉案房屋系郑体光个人所有的理由不能成立。虽然分户清册中未登记户内成员的姓名，但从当时的家庭成员来看，可以确认郑体光的母亲郑倪氏、姐姐郑微系其中成员。郑倪氏、郑微将其享有部分共有权的房屋出卖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的行为。1984年8月30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规定，“部分共有人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应宣布买卖关系无效。买方如不知情，买卖关系是否有效应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其他共有人当时明知而不反对，事后又提出异议的，应承认买卖关系有效”。申请人一审中称郑体光自1945年即离家外出上学、参军，长期在外，故老家家中事务由郑体光母亲郑倪氏和姐姐郑微打理应在情理之中。而介绍郑祥皆购买房屋的郑巨南在购房之前就因为火灾失去了原住房而长期租住在涉案房屋中，向郑倪氏和郑微支付房租，其也有理由相信郑倪氏和郑微是有权处分涉案房屋的权利主体。郑倪氏、郑微在郑体光不在的情况下将共有房屋的东首下轩间、下轩间后厨房间、厨房新间、猪栏出卖给郑祥皆，双方订立了卖契，当场支付了房款、交付了房屋，应认定郑祥皆为善意购房者。郑祥皆购买了涉案房屋后一直居住、管业，并对房屋进行了抬楼加层，其去世后由子女使用至今。郑体光在其生前尤其是探望郑倪氏时不可能不向家人了解房屋的情况，有理由认为其知悉涉案房屋出售事宜，可认定郑体光生前认可郑倪氏、郑微的出售行为。对于除郑倪氏、郑微、郑体光之外的共有人具体是谁，现已无档案可以查询确认，但因郑体光于1953年在外地结婚，根据分户清册上所载的当时家庭成员的人数，家庭成员无外乎是黄志国及其子女，黄志国在世时从未就涉案房屋买卖提出异议，四位第三人作为郑微和黄志国的子女在获知本案纠纷后也均未表示要提出异议、主张权利，故此，应视为其他共同共有人均予以追认。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关于“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之规定，应认定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原审法院确认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就法律适用所提之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申请人提出的二审法院剥夺其辩论权利的问题。经查阅庭审笔录，庭审中进行了两轮法庭辩论，申请人方在两轮辩论中均发表了详细的辩论意见，记录在案，且审判长明确告知双方，如果还有补充辩论意见，可在庭后提交书面代理意见。故申请人该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鲁阳、鲁宁、鲁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三、四、六、九项之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鲁阳、鲁宁、鲁华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苏 虹
审判员 孙 奕
审判员 卢世昌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