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高民（知）终字第34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台湾台北市中正区重庆南路一段59号。
法定代表人刘振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丽平，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于路路，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华书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法定代表人徐俊，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任海涛，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朱霆平，北京倡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99号2幢B186室。
法定代表人刘强东，董事长。
原审被告江苏圆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恒山路与江山大道交汇处金莎大厦16层A区。
法定代表人刘强东，董事长。
原审被告江苏圆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7号院3号楼10层1015。
法定代表人刘强东，董事长。
上述三原审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索士余，女，汉族，1988年8月29日出生，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江苏圆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江苏圆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法务，住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周营北街5号。
上诉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民书局）因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初字第066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9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三民书局的委托代理人张丽平，被上诉人中华书局有限公司（简称中华书局）的委托代理人任海涛、朱霆平，原审被告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简称京东公司）、江苏圆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简称圆周公司）、江苏圆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简称圆周北京分公司）共同的委托代理人索士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华书局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中华书局系具有百年历史的国家级出版机构，在海内外拥有广大读者并享有较高的声誉。1959年至1978年间，中华书局从全国调集百余位文史专家，在中华书局主持下，投入巨大成本并克服种种困难，对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种纪传体正史，即“二十四史”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点校，并陆续出版。中华书局的点校版“二十四史”是在古籍作品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劳动产生，代表中华书局意志并由中华书局承担责任，属于中华书局享有著作权的演绎作品。2014年3月，中华书局发现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史记》（一至八册）在大陆地区进行销售。京东公司、圆周公司以及圆周北京分公司经营的“京东商城”销售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史记》（一至八册）。经过比对，《新译史记》（一至八册）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了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内容，侵犯了中华书局对点校本《史记》享有的著作权。此外，由于三民书局和中华书局均系专业图书出版者，具有竞争关系，三民书局擅自使用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也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为此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三民书局立即停止出版、京东公司、圆周公司以及圆周北京分公司立即停止销售涉案的《新译史记》（一至八册）；2、三民书局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00万元并负担诉讼合理支出人民币51809.3元；3、三民书局在《中国新闻出版报》第一版就其侵犯中华书局著作权及实施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发表声明消除影响。
三民书局原审辩称：第一，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后记中记载该书参照了前人的成果。第二，《新译史记》（一至八册）译者提到原文是参考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史记》，但同时也提到参考了其他版本的《史记》。第三，《新译史记》（一至八册）的原文部分与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史记》也是不同的，不构成实质性相似。第四，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史记》是1959年出版的，已经超过了著作权的保护期，且中华书局本案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三民书局认为其不构成对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著作权的侵犯，请求驳回中华书局的全部诉讼请求。
京东公司、圆周公司、圆周北京分公司原审共同辩称：对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史记》（一至八册）在收到法院起诉材料后已经停止了销售，故请求驳回对其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确定了当前古籍整理出版的重点工作，其中包括整理和出版中国古代名著基本读物，出版古籍的今译本等。1958年4月，文化部调整中华书局等出版社的业务分工，决定以中华书局为主要出版我国古籍的出版社，出版方针和计划受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指导，中华书局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
“二十四史”为中国古代纪传体通史，其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清以前各个朝代的历史，共计3249卷。旧版“二十四史”，文字不划分段落，没有现代汉语所使用的标点符号，且因各种原因难免在文字上有错讹疏漏。
20世纪50年代，中华书局根据国家指示对“二十四史”展开全面系统的整理。中华书局组织了全国近百余位文史专家，集中到中华书局工作，并由中华书局提供资料、场地和住宿，支付参与古籍整理工作人员的工资。中华书局主持制定了关于新式标点、分段、校勘的方法和体例，参与整理的人员均统一依照执行。在此基础上，中华书局组织专家对“二十四史”进行点校，改正错字，填补遗字，修改注释，加注标点，划分段落，并撰写内容翔实的校勘记。“文革”期间，整理工作暂停。1971年，ＸＸＸ主席再次指示整理“二十四史”，并由ＸＸＸ总理亲自部署，直到1978年整理工作全部完成，“二十四史”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完成。其中，“二十四史”之一的《史记》由中华书局于1959年9月出版第一版，1982年11月出版第二版。第二版点校本《史记》，对第一版内容进行了补充和更正。截至2013年7月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已累计印刷27次，印数达到了569250册。本案中，中华书局以第二版点校本《史记》作为主张著作权的作品。
在中华书局汇编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专家评点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专题版中，许多文史专家都肯定了由中华书局点校整理“二十四史”的事实，并给予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以高度评价。
2008年2月，三民书局初次印刷出版了《新译史记》（一至八册）。2011年1月，三民书局对该书进行了修订，初版二刷。《新译史记》（一至八册）内容包括《史记》原文以及译文，经比对，《新译史记》（一至八册）中使用的《史记》原文部分与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内容虽略有差异，但表达上基本相同。该书第17页“导读”第五部分记载有如下内容：“本书的正文主要参考了目前较为通行的中华书局校点本”。2011年10月，三民书局曾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全译全注本《史记》侵犯其《新译史记》（一至八册）著作权为由起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该诉讼的（2011）一中民初字第15389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表明：三民书局以及中华书局共同确认《新译史记》（一至八册）的古籍原文部分与中华书局点校本原文一致。该案上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上述判决。
经查，三民书局涉案图书的不同分册在2012年和2013年重版。
2014年3月24日、4月1日，中华书局代理人两次从“京东商城”（网址：www.jd.com）购买了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史记》第一、三、四、五、六、七、八册，共计人民币1809.3元。
另查一，2005年8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高民终字第44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中华书局组织点校整理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具有创造性，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另查二，原审诉讼中，“京东商城”（网址：www.jd.com）已经停止了对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史记》（一至八册）的销售。
另查三，为本案诉讼，中华书局支付了律师费人民币5万元。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书局主张权利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中的《史记》系由相关古籍点校整理而成的具有著作权的作品。中华书局作为主持“二十四史”（包括《史记》）点校的组织，对经过点校整理后形成的点校作品享有著作权，他人未经许可不得使用中华书局享有著作权的点校本。三民书局在《新译史记》的说明中明确主要参考了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在先案件中也已确认过上述两书原文部分相同，且本案中经过对比两书的原文部分并无实质差异，故对三民书局有关《新译史记》（一至八册）原文部分参考了其他版本《史记》以及该原文部分与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不相似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由于中华书局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点校本《史记》是在1982年进行修订补充而形成的新作品，并未超过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限，故三民书局关于涉案作品已经超过著作财产权保护期限的主张，缺乏依据。鉴于三民书局对涉案侵权书籍的出版行为一直持续，故对三民书局关于中华书局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主张不予采信。
三民书局未经中华书局许可，使用了点校本《史记》，侵害了中华书局享有的著作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以及诉讼合理支出的民事责任。因中华书局关于赔偿经济损失及诉讼合理支出的具体数额缺乏充分的依据，故根据涉案作品的性质、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以及中华书局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和购书费等因素综合考虑，酌情确定三民书局赔偿中华书局经济损失及诉讼合理支出的数额。鉴于三民书局的涉案行为并未对中华书局造成严重的人身权利损害，故对中华书局要求三民书局登报致歉以消除影响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复制品的发行者不能证明其发行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在本案中，京东公司、圆周公司、圆周北京分公司销售的《新译史记》（一至八册）来源于三民书局，依法应当承担停止销售的民事责任。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各部门法之间存在有限补充的关系，只有在知识产权部门法无法提供有效保护且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本案中，中华书局对于涉案作品享有的权利已经得到著作权保护，故对其就不正当竞争方面的主张不再予以支持。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三民书局立即停止出版发行侵害中华书局著作权的涉案《新译史记》（一至八册）；二、三民书局赔偿中华书局经济损失人民币八十万元及诉讼合理支出费用人民币二万元；三、驳回中华书局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民书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中华书局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原审判决对中华书局两版点校本《史记》的著作权权利范围、保护期限问题认定不清，第二版并非新作品，只是做了些许修改。2、原审判决对《新译史记》（一至八册）中的原文与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内容及是否侵权的事实认定不清。3、原审法院遗漏《新译史记》（一至八册）作者韩兆琦作为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4、原审判决判令三民书局承担人民币八十万元的赔偿并负担合理支出，依据不足，有违平等原则。
中华书局、京东公司、圆周公司、圆周北京分公司均服从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并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介绍、点校本“二十四史”简报、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史记》（一至八册）、购物清单、销售发票、（2005）高民终字第442号民事判决书、（2011）一中民初字第15389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证据充分且采信得当，故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根据三民书局提交的1959年／1982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版本对比可见，1982年第二版与1959年第一版在分段、标点符号及文字等方面存在近700处不同，其中：第一册65处、第二册76处、第三册63处、第四册57处、第五册87处、第六册81处、第七册54处、第八册63处、第九册102处、第十册45处。三民书局据以对比的1959年点校本《史记》系从图书馆借阅，其表示因市场上难以找到故无法向法院提交该证据。
上述事实，有三民书局提交的对比表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著作权（署名权除外）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其发表权、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五十年内未发表的，本法不再保护。
不同类型作品的独创性体现在不同方面，作品中反映的作者独立构思及创作、作品本身具有的作者个性，或者对已有作品进行的有个性的取舍、选择、安排、设计、整理、注释，均构成作品的独创性。就古籍点校整理而言，其独创性包括选择最佳底本、改正错字、校补遗缺、加标点分段落、撰写校勘记等。对同一古籍作品的点校整理，如果在上述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即可因不同的独创性而形成不同的作品。本案中，中华书局1959年第一版点校本《史记》和1982年第二版点校本《史记》在分段、标点符号及文字等方面存在近700处不同，由此使得二者在取舍、选择、整理等方面形成不同的独创性，故二者构成不同的作品。中华书局在本案中据以主张权利的第二版点校本《史记》的首次出版时间为1982年，距离三民书局首次出版《新译史记》（一至八册）的2008年尚未超过五十年。对于尚在著作权保护期内的1982年第二版点校本《史记》而言，他人未经许可均不得使用。
根据本院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三民书局认可《新译史记》（一至八册）的古籍原文部分与中华书局点校本原文一致，且《新译史记》（一至八册）的“导读”第五部分明确记载该书正文主要参考了目前较为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同时经本院对比，《新译史记》（一至八册）中使用的《史记》原文部分与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点校本《史记》内容虽略有差异，但表达基本相同，构成实质性相似。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新译史记》（一至八册）使用了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点校本《史记》，且未经中华书局许可，侵犯了中华书局对1982年第二版点校本《史记》享有的著作权。原审法院就此所作认定正确，三民书局的相关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就本案而言，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均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涉案作品的性质、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以及中华书局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和购书费等因素，酌情确定的赔偿数额及诉讼合理支出数额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尚属合理。三民书局的相关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因出版发生的著作权纠纷，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对仅起诉出版社未起诉侵权作者的，以出版者为被告，但仅以出版者为被告无法查明出版者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可以追加作者为被告。本案中，中华书局并未起诉《新译史记》（一至八册）的作者韩兆琦，且根据在案证据能够查明出版者的行为构成侵权，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三民书局曾向原审法院提出追加韩兆琦作为当事人的申请，故原审法院未将韩兆琦作为本案当事人并不违反法律程序。对三民书局有关原审法院遗漏当事人，违反程序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三民书局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一万四千二百六十六元，由中华书局有限公司负担二千二百六十六元（已交纳），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一万二千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七十元，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谢甄珂
审 判 员 袁相军
代理审判员 钟 鸣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