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 n 民 事 判 决 书
＼n（2014）鄂襄阳中民三终字第00039号＼n上诉人（原审被告）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n负责人陈强，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总经理。＼n委托代理人汪涛，湖北忠三（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n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玉琴。＼n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炎。＼n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星。＼n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檀锐，湖北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n原审被告刘贵敏。＼n原审被告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枣阳营销服务部（以下简称生命人寿枣阳营销部）。＼n负责人王东溟，生命人寿枣阳营销部经理。＼n上诉人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曹玉琴、姚炎、姚星及原审被告刘贵敏、生命人寿枣阳营销部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枣阳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9日作出的（2013）鄂枣阳民三初字第000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魏俊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杨斌福、任侨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4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汪涛，被上诉人曹玉琴、姚炎、姚星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檀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n原审原告曹玉琴、姚炎、姚星一审诉称：2012年7月，被告生命人寿枣阳营销部营销员刘贵敏向姚成洲出售生命金运保险卡一张，卡号（保单号）为B06499900120006099，被保险人为姚成洲，保险期限一年，生效时间为2012年7月17日。保险责任为：航空意外险、水陆交通险、意外身故险、意外残疾险及意外医疗费用补贴险，其中意外身故险保险金为30万元。2012年9月24日，被保险人姚成洲发生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于2012年9月26日死亡。原告方为此向被告生命人寿枣阳营销部索赔，被告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以被保险人职业为货车司机不属于承保对象为由拒赔。但保险公司的承保行为已构成保险法上的弃权，其承保后又以不属于承保对象为由拒赔，违反保险法关于禁止反言原则，其拒赔不能成立。为此，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按约定赔偿姚成洲身故保险3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n原审被告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辩称：被保险人姚成洲职业为货车司机，不属于本案争议保险合同的承保对象，原告曹玉琴原为新华寿险公司业务员，具备保险知识，在明知货车司机不属于本案争议保险的承保对象情况下仍然进行投保，即便是保险人同意并实际承保的，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也不承担赔偿责任。＼n原审被告生命人寿保险枣阳营销部辩称：程序上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无证据证明其系争议保险合同当事人；实体上因被保险人职业为货车司机，不属于本案争议保险合同的承保对象，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n原审被告刘贵敏辩称：其本人不知道被保险人姚成洲是货车司机，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投保人曹玉琴（被保险人之妻）的。对于被保险人姚成洲的职业情况，曹玉琴投保时没有告知。如果是货车司机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销售保险是公司经营行为，其本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n原审判决认定，2012年7月，刘贵敏将名称为“生命金运”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销售给姚成洲之妻曹玉琴进行承保，收取保费380元，卡号（保单号）为B06499900120006099，被保险人为姚成洲。保险责任为：航空意外险、水陆交通险、意外身故险、意外残疾险及意外医疗费用补贴险，其中意外身故险保险金额为30万元，本合同激活后生效。2012年7月17日，曹玉琴通过刘贵敏让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代被保险人激活保险卡，保险合同责任自激活后开始，保险期间自2012年7月17日零时起至2013年7月16日24时止。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保险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就免责事项、承保对象的职业等相关情况进行询问和说明。＼n原审另查明，原告曹玉琴系姚成洲之妻，姚星、姚炎系姚成洲之子。2012年9月24日，被保险人姚成洲发生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于2012年9月26日死亡。原告为此向被告生命人寿枣阳营销部和生命人寿保险襄阳中心支公司索赔，被告于2013年3月5日向原告书面下达了拒赔决定通知书，以被保险人职业为大货车司机，不符合其投保范围为由拒赔。＼n原审还查明，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为登记注册并领取有营业执照的保险分支机构，具备经营人身意外伤害寿险业务资质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刘贵敏为生命人寿保险枣阳营销部营销员。生命人寿保险枣阳营销部为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在枣阳市设立的派出机构，从事寿险业务的辅助性工作，不具备独立开展寿险业务资质，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n原审认定的上述事实，有原审原告曹玉琴、姚炎、姚星提供的身份证明、保险卡、录音资料、电子保单，原审被告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提供的证明、拒赔通知书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笔录、庭审笔录在卷证实。＼n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合同是以保险卡为表现形式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以激活为生效要件。保险卡是保险人交付于投保人用以证明双方存在保险合同关系的凭证，保险卡记载的保险责任、保险金额等内容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2012年7月17日，该保险卡经由保险人代为激活后保险合同生效，该合同的订立及其内容等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应当按约定履行。根据保险卡及保险合同条款约定，意外身故保险金为30万元。2012年9月26日，被保险人姚成洲因交通事故死亡，保险人应按保险合同条款第3条第一款约定向被保险人的法定受益人（本案原告）赔偿保险金30万元。对此，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拒绝赔偿并以保险条款第6条第（二）项规定的货车司机属于拒保职业为由提出抗辩。但保险人在投保人投保时有权就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进行询问（未经询问的，投保人无主动告知义务），保险人在未经询问查明被保险人职业的情况下，仍同意承保并收取保费，系保险人自动放弃自己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保险人自行承担。而保险人拒保理由中“拒保职业”，其字面理解为：保险人有权对特定职业的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提出的投保请求有权拒绝承保。由此说明，对特定职业人群提出的投保请求拒绝承保是保险人的权利，且不属于被保险人义务。故不管被保险人为何种职业类别，也不管被保险人是否知道自己属不属于拒保对象，都有权向保险人发出订立保险合同的要约、请求投保，但对投保人的投保要约是否作出承诺、同意承保，决定权在保险人自已，一旦同意承保，保险人就放弃了原本属于自已的拒保权利。保险人弃权后，不得再以已经放弃的权利为由提出抗辩、拒绝赔偿。故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以此为由拒赔与法相悖，不能成立。从另一角度看，保险人拒绝赔偿的，须根据保险法规定和保险合同约定，证明保险事故存在免责事由，或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并已经解除了合同。否则，保险人应当按合同约定支付保险金。本案中，既不存在保险合同第4条责任免除条款约定的14种情形，保险人也没有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合同。故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拒绝赔偿缺乏事实依据，也不能成立。三原告作为被保险人的受益人依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要求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给付保险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刘贵敏为生命人寿枣阳营销部保险营销员，其行为属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生命人寿枣阳营销部承担，而生命人寿枣阳营销部为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在枣阳市设立的派出机构，不具有独立开展保险业务和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该责任应由其设立机构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承担。被告刘贵敏和生命人寿枣阳营销部辩称其不是责任主体的理由，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刘贵敏和生命人寿枣阳营销部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与法相悖，不能成立。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赔偿曹玉琴、姚星、姚炎保险金3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二、驳回曹玉琴、姚星、姚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n上诉人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为构成弃权的主要理由就是上诉人对被保险人的职业类别没有提出询问，因此构成对特殊行业拒保权利的放弃，该观点不能成立。1.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在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情况下，业务员代投保人在投保单上签字的，视为投保人对投保单填写内容的认可。而本案属于电子保单业务，投保单是通过网上激活的形式完成的，业务员代为激活保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代为电子签名，而电子签名属于签名的一种。既然投保人已经缴纳保险费，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应视为投保人对投保单内容的认可。2.从保单激活的过程来看，保单激活过程中已经对被保险职业类别进行了询问，而投保人就此事项没有向保险人告知，其行为构成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因此，本案不构成保险法上的弃权。（二）上诉人对货车司机属于拒保行业以及因从事拒保行业引发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已经进行了明确的提示与说明。从现有的证据来看，上诉人在保险卡背面、保险服务手册以及保险卡的激活流程中均对货车司机属于拒保行业以及因从事拒保行业引发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做出了特别提示与说明，保险人已经尽到了保险法上的提示与说明义务。既然如此，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本案的事故不属于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范围。（三）被上诉人的投保行为违反了保险法上的最大诚信原则。由于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保险法上对保险合同当事人提出了比一般民事行为更高的诚信要求。而被上诉人曹玉琴曾经长期在保险公司从事保险营销工作，其在明知被保险人从事的货车司机职业属于保险公司拒保行业的情况下故意隐瞒被保险人从事货车司机职业这一事实，其行为显然是一种严重的不讲诚信的行为，属于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责任。原审判决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n被上诉人曹玉琴、姚炎、姚星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n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n二审另查明，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将生命人寿枣阳营销部、刘贵敏作为被告，尚未将上诉人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作为被告，后上诉人向原审法院出具《证明》一份，其中载明，生命人寿枣阳营销部是上诉人的派出机构；刘贵敏系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员工，并非生命人寿枣阳营销部工作人员；原审原告是向上诉人提出的理赔申请，拒赔决定书也是上诉人向原审原告作出的；生命人寿枣阳营销部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被上诉人收到的拒赔决定通知书的落款单位为“生命人寿湖北分公司”。一审中上诉人举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向原审法院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被上诉人曹玉琴为该公司枣阳营业区已解约保险营销员（代理关系），自2007年9月6日至2009年9月1日在该公司从事保险代理销售工作。证明目的是曹玉琴对货车司机不能投保意外伤害险是知道的。被上诉人表示，该《证明》的出具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出具人应当提供委托合同、佣金标准等而未提供，对该《证明》不予认可。＼n二审同时查明，涉案保险合同中单列的“责任免除”条目项下，未将被保险人从事的职业为拒保职业作为免责事由。＼n二审中，上诉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除“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保险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就免责事项、承保对象的职业等相关情况进行询问和说明”外无异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举出的涉案《生命金运保险卡》背面载明：“注意事项：1、为了保障您的权益，请在激活此卡前详细阅读随卡附送的《生命金运保险卡服务手册》。……3、本保险卡仅供客户投保使用，非保险凭证。……5、投保人群为……，职业为《生命职业类别分类表（2005版）》（可登陆生命人寿网站查询）中1-4类人员，且从事的职业不属于本保险拒保职业的人员；……”。上诉人陈述保险卡与保险卡服务手册是在一起的。上诉人在一审中举出的《生命金运保险卡服务手册》载明“本公司不接受从事如下行业的人员投保本保险，并不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如果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改变所从事的职业类别，从事以下职业，本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终止。……（……营业用货车……）驾驶员”。上诉人在一审中为说明保险卡激活过程提供的《自助保险卡网上激活使用手册》载明，在激活过程中的“拒保类行业提示”步骤中有“营业用货车驾驶员”一项，对该步骤需要激活人进行“是”或“否”的回答；该手册对该步骤的说明提到，如果选择“是”并点击“确认”对话框则“激活失败”，如果选择“否”并点击“确认”对话框则“激活此保险卡”，若填写的信息符合承保规定则进入“激活确认界面”，通过点击“保险确认书”对话框获取“承保确认书”，“至此，激活过程结束”。原审被告刘贵敏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保险卡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表示不会激活，保险卡服务手册也给被上诉人看了后被上诉人才让激活，是通过生命人寿襄樊支公司激活的，买保险时其问过被保险人职业，但被上诉人未回答。被上诉人陈述，2012年7月刘贵敏向其销售保险，其同意后交付了保费，刘贵敏收取保费后代为激活，然后交付保险卡；被上诉人表示未收到保险卡服务手册。上诉人陈述，激活保险卡时曹玉琴在场，其在营业厅让代销人帮忙激活的。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其与刘贵敏交谈录音一份，原审被告刘贵敏表示录音是对方有预谋的，上诉人认可录音真实性。该录音中刘贵敏与曹玉琴的一段谈话显示，曹玉琴询问“襄樊激活他也没有什么手续？”，刘贵敏表示“这激活没有手续，这有什么手续啊？激活了然后卡单发回来”。该录音中刘贵敏与姚星的一段谈话显示，姚星表示“那你当时像我老爹这种情况，你也比较熟悉，你也知道他长期开大车的”，刘贵敏对此表示认可，姚星接着询问“那像这种情况你报的是什么职业呢？”，刘贵敏表示“我们报的职业类别都比较低”；该段录音中刘贵敏向姚星说明了大货车驾驶员属于高风险职业是不允许投保的。上诉人表示录音具有明显诱导性，证据效力存在重大瑕疵；从该录音材料来看，刘贵敏在录音中告知了货运司机属于拒保范围，被上诉人也知道，只不过是被上诉人和刘贵敏非常熟悉而共同隐瞒被保险人为货运司机；如果录音材料反映的情况属实，也只是证明了被上诉人和保险公司代理人恶意串通的事实，不能证明上诉人弃权。＼n本院认为，涉案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本案中，被保险人姚成洲从事的职业为涉案保险合同拒保职业，对于被保险人的职业，如果投保时保险人提出询问的，投保人负有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的可能导致发生保险人法定的合同解除权。上诉人提供的保险卡激活流程显示，保险人提出关于被保险人职业的询问是在保险卡激活过程中进行的，而涉案保险卡是由曹玉琴通过刘贵敏让上诉人代为激活的，不排除曹玉琴未被询问的可能，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应当对其就被保险人职业向被上诉人作出过询问承担举证责任。即使涉案保险卡激活过程中对上述询问的回答是按照被上诉人的回答作出的，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与原审被告刘贵敏的交谈录音，可以认定刘贵敏在投保时是知道姚成洲的职业为拒保职业的；保险卡是刘贵敏销售并经其由上诉人激活的，刘贵敏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可以认定上诉人在合同订立时属于已经知道被保险人姚成洲的职业为拒保职业的认知状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六款“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之规定，应认定上诉人已丧失因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解除合同的权利，发生保险事故的，上诉人应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保险人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直接以存在第第四款、第五款规定的情形为由拒绝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就拒绝赔偿事宜及保险合同存续另行达成一致的情况除外。”本案中，上诉人拒赔的理由是被保险人从事的职业为拒保职业，被保险人从事职业的情况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所规定的“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保险卡激活流程显示保险人就被保险人的职业进行了询问，该项情况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所负如实告知义务的告知事项，若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而拒赔，应当先行解除合同，直接拒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涉案保险合同未将被保险人的职业为拒保职业作为“责任免除”条款，虽然保险卡服务手册上在拒保职业相关内容处写有“不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但关于保险卡是激活前还是激活后交付被上诉人，以及保险卡激活前服务手册是否交付被上诉人，当事人之间陈述不一，且原审被告刘贵敏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的情况与其在交谈录音中的说法相互矛盾；保险卡背面载明其“非保险凭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第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之规定，保险卡背面关于拒保职业的内容并不属于上述规定之提示，对投保人不产生提示效力；保险卡激活过程是由上诉人代为操作，尚不能因为保险卡已被激活而确认上诉人已就拒保职业条款向被上诉人作出了提示和明确说明。故上诉人上诉称其已就货车司机属于拒保职业及相应的免责后果进行了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与原审被告刘贵敏的交谈录音，其中并无内容表明刘贵敏在投保时向被上诉人告知了拒保职业条款，其系在交谈中向被上诉人姚星告知的大货车驾驶员属于拒保职业；凭该交谈录音尚不足以说明交谈双方在投保时系共同隐瞒被保险人职业或构成恶意串通。被上诉人在投保时是否知道涉案保险的承保或拒保职业范围，不影响本案当事人权利义务及相应责任的确定。综合以上情况，上诉人拒赔不论是依据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还是依据拒保职业条款为免责条款，均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应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综上，上诉人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n驳回上诉，维持原判。＼n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生命人寿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n本判决为终审判决。＼n审判长魏俊＼n审判员杨斌福＼n审判员任侨＼n二〇一四年四月二日＼n书记员何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