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54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维政，男，汉族，1946年8月12日出生，住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代理人：肖诗荣，女，汉族，1954年4月5日出生,住武汉市江汉区,系田维政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汉区房地产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民意一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肖汉江，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熊慧，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维智，男，汉族，1948年10月29日出生，住武汉市江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志鹏，男，汉族，1984年2月10日出生，户籍地：武汉市江汉区，现住武汉市汉阳区，系被上诉人田维智之子，
上诉人田维政与被上诉人武汉市江汉区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江汉房地公司）、田维智、田志鹏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上诉人田维政不服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鄂0103民初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田维政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鄂0103民初2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为田维政享有人民巷44号1楼3号公房的承租权。2、一审、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4520元由田维智、田志鹏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部分证据及事实未予以认定，有失公平，认定事实错误。缺少对田维政一代身份证户籍居住地的认定，缺少1996年拆迁未果后，原承租人田维政搬回，后出租给皮件商人陈运来的事实，缺少田顺英与田芳于2017年9月出具的说明。缺少对田维政于1972年承租案房屋的原由及事实，有吴生昌及田芳（代）的证词为证。缺少田维政多年上访的事实。缺少统一房管所所长与田维政的谈话录音的光碟内容。二、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实际占有人、使用人亦为田维智一家是错误的。我方认为：1、签订拆迁协议后，父母亲在我位于武汉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宿舍过渡。拆迁无果，父母亲搬回至案涉房屋居住，直至父亲、母亲于1994年，1996年先后去世。田维政即搬回人民巷44号1-3居住，后出租给陈运来。（有田顺英田芳签署的证词为证）。2、虽拆迁协议中被拆迁人为田维智，而原承租人田维政未去房管部门办理过户手续，汉江房地公司将原承租人由田维政变为田维智，没有依据。3、依田维智一审答辩内容，拆迁未果后，即新峰公司宣告原所有拆迁协议及通知等等作废。江汉房地公司换发新租约应依据武汉房屋管理条例及原公房租约、档案，不应根据田维智保留的新峰公司《拆迁协议》复印件换发。三、公房租赁关系是一种严格依法依行政法规的特殊合同关系，当事人必须严格依照《公房管理条例》选择及更换合同相对人。四、我代田维智签订《拆迁协议》的意思是让出拆迁的收益，并非为我放弃承租权或者办理过户手续。新锋公司同意他人代签，代签的《拆迁协议》应为无效。对原共有住房租约进行涂改，房管工作人员私自盖上个人印章都是非法的。五、江汉房地公司下属统一房管所的工作人员刘丹受田维智的欺骗，存在工作失误，换发给田维智的新租约属非法。六、基于田维智换领公房租约为非法，田维智将案涉房屋有偿转让给田志鹏也属非法，田维智企图以转让的方式让非法承租权转让变为合法。且江汉房地公司要求田志鹏签字手印承诺“不得再转让”，不符合常理。因田维智陈述不实，导致刘丹在审批表上只写“不欠房租，同意”，回避武房管（1998）244号文件第七条的规定。七、自2010年1月7日起，我方发现承租权被侵犯后，一直上访维权。当田维智拿出新峰公司拆迁协议复印件后，江汉房地公司的统一房管所不是按公房管理法规更正，而是依田维智的复印件回复我方，直到法庭上也不提供案涉房屋信息。通过七年多的努力，得到中共武汉市委秘书长强汉生及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督办，江汉房地公司发出红头回复函（江房信【2016】4号）给我方，该函承认人民巷44号1-3号公房的原承租人为田维政。但红头回复函中明显袒护房管基层中的错误，认为是我寻找当年过户的漏洞，及其他托词。八、1974年，田维政与妻子肖诗荣在案涉房产结婚。1990年，因人民巷44号进行维修，田维政的父母亲在田维政的宿舍过渡的，维修费是田维政承担的。因田维政于拆迁无果后将房产出租给陈运来，与田维智发生争执。但田维政考虑大侄女田芳生活困难，变把出租的钱和租房合同给了田芳，让他们出租补贴家用。田维智曾拿到位于清芬三路1号4楼的文革房指标。综上，请求法院撤销原判，支持上诉请求。
汉江房产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田维智、田志鹏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田维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田维政享有武汉市江汉区人民巷44号1楼3号公房承租权；2、被告田维智退还原告田维政房屋租金（自2010年元月至2012年8月，按照800元/月计算共计25600元）；3、被告田志鹏退还原告田维政房屋租金（自2012年9月至2017年9月按照800元/月计算共计48800元）；4、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田维政与田维智系兄弟关系，田志鹏系田维智之子。坐落于本市江汉区人民巷44号1楼3号公房（计租面积12.03平方米）系江汉房地公司管理的国有直属公房,该房屋原承租人为田维政。1993年，因民权路地块实施拆迁，诉争房屋纳入拆迁范围，在与新峰公司签订《拆迁协议书》时，田维政在“被拆迁人”一栏及1993年9月7日的《房屋拆迁手续通知单》上签署了田维智的名字，此后的拆迁费均由田维智领取，且诉争房屋实际占有、使用人亦为田维智一家。后因种种原因诉争房屋未能实施拆迁，并按政府要求由江汉房地公司重新接管诉争房屋所在片区。2009年8月30日，江汉房地公司根据新峰公司提供的拆迁人名单向田维智发放诉争房屋租约，并由田维智将诉争房屋自1996年至2008年12月的租金全部缴清。2012年5月，田维智向江汉房地公司申请将诉争房屋有偿转让给其子田志鹏，同年9月11日，诉争房屋承租权转至田志鹏名下。因田维政认为江汉房地公司未经其同意将诉争房屋承租权登记至田维智名下侵害其合法权益，其才是诉争房屋合法承租人故而引起本案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公房租赁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当事人享有自主选择合同相对人的权利。本案诉争房屋系由江汉房地公司管理的国有直管公房，在诉争房屋纳入拆迁范围后，田维政自愿以田维智名义与新峰公司签订拆迁协议，其对该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江汉房地公司接管诉争房屋后，其作为诉争房屋的管理人依照拆迁协议及过渡费名单等重新向田维智发放租约，该发租行为本属于其自行决定范围，且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并未侵犯田维政的财产权益。田维智将诉争房屋承租权有偿转让给田志鹏也系经江汉房地公司同意的合法转让行为，故田维政要求确认其享有诉争房屋承租权并要求田维智、田志鹏赔偿其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田维政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田维政于1985年12月31日领取的第一代身份证，该证上载明的住址为武汉市江汉区人民巷44号1楼3号。2006年1月24日，田维政领取第二代身份证，该证上的住址为武汉市江岸区江大路28-2号2楼3号。
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坐落于武汉市江汉区人民巷44号1楼3号系国有直管公房。直管公房的管理人依法享有签订租约、收租等管理权。原承租人为田维政。在案涉房屋纳入拆迁范围后，田维政以田维智名义与新峰公司签订拆迁协议，拆迁期间的拆迁过渡费由田维智领取。拆迁未果后，由江汉房地公司接管案涉房屋。江汉房地公司作为案涉房屋的管理人，依照《拆迁协议》及过渡费名单等重新向田维智发放租约，系行使管理职权，并于2009年7月8日与田维智签订确认租约关系的《协议书》，江汉房地公司的行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田维智已向江汉房地公司交纳了案涉房屋自1996年至2008年12月的租金，江汉房地公司与田维智已建立了实质上公房租赁关系。2012年5月22日，田维智将案涉房屋承租权转让给其子田志鹏，该转让行为也得到江汉房地公司的同意，该转让亦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案涉房屋的现承租人为田志鹏。田维政提交的第一代身份证，田顺英及田芳的证言仅可证明其曾经在案涉房屋中居住。而田维政于2006年1月24日领取的第二代身份证显示，其住址已更改为武汉市江岸区江大路28-2号2楼3号。田顺英及田芳作为证人提供证言并未到庭接受质证，一审法院未对田顺英及田芳等人的证言进行采信，符合法律规定。故，田维政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始终在案涉房屋内居住并按期缴纳租金，其提出以田维智的名义签订《拆迁协议》仅为让出拆迁收益，江汉房地公司未依法选择及更换承租人，田维政享有对案涉房屋承租权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田维政提出其享有人民巷44号1楼3号公房承租权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并无不当，本院对田维政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田维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隽
审 判 员 蹇鹏飞
审 判 员 李 娜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鲍 刚
书 记 员 褚 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