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78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邹海涛，男，1984年1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解东迎，北京市铭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德铭，北京市铭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景胜，男，1979年6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侯计燕，北京市中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高欢，男，1983年4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海川，男，1979年3月11日出生。
上诉人邹海涛因与被上诉人景胜、原审第三人高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378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邢军担任审判长，法官孙承松、法官郑慧媛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邹海涛在一审中起诉称：邹海涛因做生意需要资金，经朋友介绍，2014年4月1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建外SOHO大厦的一家做资金借贷业务的公司办理借款手续。邹海涛到该单位后，高欢负责接待，后其叫来景胜，经协商，邹海涛和景胜签订《借款合同》（但景胜未将该合同文本交付给邹海涛）、《还款协议》，约定邹海涛向景胜借款人民币600000元，借款期限为一个月。当时，景胜称三、五个工作日就会把钱打到邹海涛的银行卡账户内，所以，邹海涛提前向景胜出具了《借条》。2014年4月3日，邹海涛和景胜到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办理邹海涛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院×号楼×××号房产抵押登记手续。但在约定时间内，景胜并未将合同所载600000元借款汇入邹海涛的账户，邹海涛也从未收到该款项。经多次联系协商未果。后因邹海涛家中有事，回老家处理。直至2015年7月7日，邹海涛在北京的邻居告知邹海涛上述邹海涛名下办理抵押登记的房产已由别人入住，邹海涛和家人才赶回北京。经与高欢再次联系，其称接受了景胜委托负责办理此事，并要求邹海涛还款800000元，否则即要求法院对上述房产采取执行措施。由于邹海涛从未收到景胜承诺给付的款项，所以，经多方取证，最终获悉2014年4月1日，景胜在邹海涛不知情的情况下持邹海涛的身份证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建外SOHO大厦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外大街支行以邹海涛的名义开办了一张银行卡（当时邹海涛并不在场），账户为×××，开户后，景胜从其名下账户×××转入600000元到邹海涛账户内，后随即又从邹海涛的账户转出至高欢名下账户×××。上述操作均在邹海涛不知晓的情况下由景胜单独办理。故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邹海涛与景胜签订的《借款合同》、《还款协议》无效；判令邹海涛与景胜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无效；判令解除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院×号楼×××号房屋的抵押权登记。
景胜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邹海涛的全部诉讼请求。首先，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还款协议》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情形，当时邹海涛充分了解所有事实。至于邹海涛所称系景胜和第三人恶意串通亦不属实，景胜与第三人不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性，也不存在损害相关人利益的情况。所以，本案所涉借款合同、还款协议、抵押合同都是有效的。此外，本案所涉抵押合同经过公证，邹海涛与景胜双方均参加公证手续，不可能存在恶意串通，而且涉案房屋也已办理抵押登记。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邹海涛的全部诉讼请求。
高欢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邹海涛的诉讼请求。公证处办理的公证事项具有法律效力，抵押登记也具有合法有效性，足以证明邹海涛和景胜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涉案款项实际是邹海涛向景胜借钱还高欢的钱。具体情况如下：2014年4月1日之前，邹海涛与我就已认识，而且邹海涛还曾向我过借钱。我和丈夫刘海川去他家要求还钱，邹海涛说没钱还，我提议让邹海涛借钱先把我的钱还了，邹海涛同意，我要求邹海涛次日来我单位（北京海通万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详谈，当时我是该单位经理。后来邹海涛去了我单位，那天我也在。由于我丈夫与景胜是朋友，所以提前联系了景胜过来，那天景胜也来了。按照我们的行规，景胜给付邹海涛款项是需要监管资金走向的，以防止邹海涛不还钱挪作他用。所以，邹海涛所述与事实不符，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4月1日，邹海涛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条，内容为“经向景胜借款人民币陆拾万圆整（600000），于2014年5月1日前还清，逾期每日按5‰的违约金支付。”2014年4月2日，邹海涛（借款人、甲方）、景胜（出借人、乙方）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签订《还款协议》并办理公证手续，主要内容为：邹海涛于2014年4月1日向景胜借款人民币（大写）600000元整（￥600000.00），并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完毕。邹海涛于2014年5月1日前向景胜一次性还清上述借款。景胜指定账户（招商银行，持卡人：景胜，账号×××）收到款到帐日为还款日。邹海涛有权提前还款，景胜也同意无条件接受邹海涛的提前还款。借款期间设利息（利息为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如邹海涛未按本期还款，每拖期1天，须支付未还借款本金的0.5%作为滞纳金。双方同意本协议经本公证处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若如期未还款或到期未全部还清借款，景胜即有权单方向本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并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包括本金、利息、滞纳金及景胜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本协议一式三份，由邹海涛与景胜及本公证处各执一份。同日，该公证处根据上述《还款协议》，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并作出（2014）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332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次日，邹海涛与景胜签订《借款抵押合同》，并就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院×号楼×××号房屋办理抵押权登记手续。为查明邹海涛与景胜在公证处办理公证事宜的相关情况，一审法院前往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取证调查，确认如下事实：在该公证处办理相关公证事宜期间，公证处留存邹海涛与景胜身份证复印件、景胜名下招商银行前述银行卡复印件、招商银行客户回单（时间为2014年4月1日15:45:54,由景胜名下账户×××向邹海涛名下账户×××转账600000元），在上述招商银行客户回单上有邹海涛与景胜手写签名。此外，公证处分别与邹海涛与景胜询问核实相关问题，并制作询问笔录。其中，邹海涛认可所借的600000元系个人债务且已收至自己账户，认可有银行的转账凭证，亦认可《还款协议》的签订系自愿，没有欺骗或胁迫并同意赋予该《还款协议》强制执行效力。景胜亦称涉案款项已转账付至邹海涛账户，并有银行凭单为证。另，邹海涛与景胜在本次借款前并不相识，二人通过高欢结识。围绕邹海涛与景胜是否签订《借款合同》，双方存有异议。邹海涛称高欢与景胜系同事，二人在一个单位工作，邹海涛因需拆借资金经同事介绍去了高欢的单位，当日，高欢介绍邹海涛认识了景胜，邹海涛与景胜协商借款事宜，并签订《借款合同》，之后即办理还款协议的公证手续及房产抵押登记手续。邹海涛称上述《借款合同》在景胜处保存但就此节未举证，景胜不认可双方曾签订《借款合同》。围绕景胜是否实际付款，邹海涛与景胜亦有争议。根据招商银行转账凭单及历史交易明细可以确认2014年4月1日15时45分54秒，景胜通过银行柜台操作向邹海涛转账600000元，同日15时47分31秒，景胜通过邹海涛账户向高欢转账付款600000元。在上述两次转账中，均由景胜本人操作完成。邹海涛称当时其并未在场对上述事实均不知情，因景胜要求复印邹海涛的身份证，遂由景胜自行持有邹海涛的身份证并前往银行办理了上述事宜。景胜称当时邹海涛亦随同前往银行，仅因从邹海涛账户转账时，邹海涛未在大厅，所以才由景胜代办。此外，邹海涛称从未知晓景胜为其代办了招商银行储蓄卡，亦从未持有该银行卡。景胜对此不认可，称办卡后即交付邹海涛，并且在公证处留存的材料中亦显示邹海涛知晓其名下银行账户中转入涉案款项的事实。关于邹海涛是否知晓景胜通过邹海涛名下的银行账户转账至高欢名下的行为，邹海涛与景胜及高欢意见不同。其中，景胜、高欢均称涉案款项系景胜借予邹海涛用于偿还之前邹海涛对高欢的债务，并认为该转账付款行为系邹海涛明知。邹海涛否认曾欠高欢借款，并否认知晓景胜代办转账事宜。关于邹海涛是否拖欠高欢借款，各方均未举证。为查明景胜在银行柜台转账付款的情况，一审法院前往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外大街支行调查，确认如下事实：该行确认景胜代办开户、入账、出账事宜均在同1日办理，并确认当日与景胜在开户申请表底单留存的邹海涛名下移动电话189XX****XX联系核实相关问题。另经各方确认，上述移动电话系高欢丈夫刘海川名下。景胜称当时之所以在邹海涛名下留存刘海川的移动电话是因为忘记了邹海涛的电话号码。刘海川称当日即与邹海涛在一起，并由邹海涛与银行工作人员核实确认相关事宜。景胜已就前述（2014）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332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债务应当清偿，作为债权凭证的借据等书证虽系佐证借贷法律关系的直接证据，但在形式上有瑕疵的“借条”，出借人应对交付款项给借款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形式有瑕疵的“借条”，应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本案中，邹海涛与景胜之间符合民间借贷关系的基本特征，本案争议焦点有二：1.景胜是否已实际出借涉案款项。2.景胜自行通过邹海涛账户转出600000元至高欢名下的行为是否存在隐瞒、欺诈等致使邹海涛违背真实意思表示而作出还款承诺。围绕争议焦点一。结合景胜举证及公证处卷宗材料，可以认定，办理公证手续时，邹海涛已知晓景胜向其转账600000元，双方就款项已付的事实曾达成共识。其一，在公证处留存的景胜通过招商银行向邹海涛转账600000元的银行凭单上，有邹海涛与景胜双方签名。其二，邹海涛亦已就上述借款出具借条，而且在邹海涛与景胜签署并办理公证手续的《还款协议》上已写明“已向景胜借款600000元”字样，及“邹海涛于2014年4月1日向景胜借款600000元，并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完毕”字样。其三，通过公证处的询问笔录可见，公证处分别询问邹海涛与景胜关于涉案款项是否已实际支付邹海涛，二人均认可款项已付。所以，现邹海涛称不知晓涉案款项曾付至其账户，该院不予采纳。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自提供借款时生效，所以，邹海涛与景胜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围绕争议焦点二。景胜自行通过邹海涛账户转出600000元至高欢名下的行为，不足以构成隐瞒欺诈侵害邹海涛利益。其一，在邹海涛与景胜共同前往公证处办理公证事宜的同时，邹海涛即已知晓景胜曾向其名下银行账户转账付款600000元，就该款项的去向，邹海涛应系明知。其二，即使邹海涛当时对该款项去向不知，亦不妨碍其向招商银行核实相关信息，并就此寻求救济。但从邹海涛出具借条之日起一年有余的时间里，未见邹海涛就此借款事实提出异议，此节与常理相悖。现邹海涛仅以未实际持有景胜为其代办的招商银行储蓄卡致其无法向银行核实账户信息为由提出抗辩，该院不予采信。其三，高欢已就收取邹海涛名下汇入的600000元款项作出说明，关于此节，虽未见高欢举证，但其所述与邹海涛长期不就涉案借款主张权益的事实相符，该院予以采信。在邹海涛未充分举证证明景胜实际未借予涉案款项，以及未举证证明景胜自邹海涛账户转出账款系违背邹海涛意思表示的情况下，邹海涛与景胜就涉案房产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应视为双方真实意愿，现邹海涛主张撤销抵押权登记，该院不予支持。最后，邹海涛虽称与景胜签订《借款合同》，但未见举证，且景胜否认此事实，故该院对邹海涛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邹海涛的全部诉讼请求。
邹海涛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一审法院认定景胜以邹海涛的名义将邹海涛账户中的600000元转给高欢系邹海涛偿还高欢的欠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景胜系高欢的同事，2014年4月1日，邹海涛与景胜经高欢介绍才认识，并在高欢的牵线下，邹海涛与景胜在认识当天办理了一系列借款手续。其次，邹海涛从未向高欢借款，不存在任何的债权债务关系，然而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直接推断认定邹海涛该600000元系邹海涛偿还高欢之前的借款，邹海涛认为这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也完全不是本案事实。2.对于该600000元，邹海涛从未收到过，邹海涛之前多次和景胜和高欢联系此事，但均未解决，后来高欢的单位也不知去向，景胜就再也未联系上过，邹海涛后来查到该600000元打入高欢账户中，高欢与景胜系同事和朋友关系，邹海涛认识景胜也是通过的高欢，结合种种情况，邹海涛认为自己既从未实际收到该600000元，对方也未找到过自己。3.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是凭借高欢在一审中的陈述，最终认定邹海涛和景胜、高欢之间在之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邹海涛向景胜借款600000元系为了偿还高欢之前的借款，缺乏证据支持，属于认定事实不清。4.根据调查的事实，按照高欢在一审中的陈述，邹海涛当时就和高欢、景胜、刘海川等人在一起，而且还对该600000元的转入、转出完全知情而且自愿，那为何以邹海涛的名义开设账户，并将刚刚转进邹海涛的账户中不足2分钟的600000元转入高欢账户，完全都是由景胜来操作，而不是由邹海涛来操作。5.关于邹海涛为何一年有余的时间里没有主张权利，众所周知，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如果债权人仅仅凭借借条，而没有实际支付借款，没有借款人已实际收到借款的相关证据，一般难以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而本案当中，结合相关事实，邹海涛从未实际控制该笔借款。综上，邹海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由景胜、高欢承担。
景胜服从一审判决，其针对邹海涛的上诉请求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邹海涛的上诉请求。第一，关于600000元是否为偿还高欢欠款的问题，一审法院为了查明此事实特追加高欢为第三人。退一步讲，按照邹海涛的上诉理由从法律上来讲，600000元是否为偿还高欢的借款与本案无关。本案只要是景胜将款项支付给邹海涛就可以，至于款项用途与本案无直接关系。第二，景胜认为本案的借贷关系已经成立。双方有借条、转账凭证、还款计划，实质上也是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完成了本次借贷。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高欢服从一审判决，其针对邹海涛的上诉请求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第一天邹海涛与景胜办理了借款。第二天在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并签字。之后双方去建委做的抵押登记，其用此笔款项还清了其他的债务，邹海涛因此进行了两次解抵押业务。以此可以证明邹海涛借了景胜600000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借条、还款协议、房屋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表、借款抵押合同、公证处卷宗材料、银行转账凭单、银行历史交易明细、代办银行卡申请表等证据和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邹海涛是否实际收到了涉案借款60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在公证处留存的景胜通过招商银行向邹海涛转账600000元的银行凭单上，有邹海涛与景胜双方签名，且邹海涛亦已就上述借款出具借条，同时，邹海涛与景胜签署并办理公证的《还款协议》明确记载“邹海涛于2014年4月1日已向景胜借款600000元，并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完毕”，一审法院调取的公证处的询问笔录中邹海涛亦认可款项已付，现邹海涛虽称不知晓涉案款项曾付至其账户，但未能提交证据推翻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故对于邹海涛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其次，邹海涛称其名下银行账户内的600000元完全都是由景胜来操作被转至了高欢名下的账户，其对此不知情且未实际控制涉案借款，但邹海涛在公证处留存的景胜通过招商银行向其转账600000元的银行凭单上签字，可以表明其知晓自己的该招商银行账户，在2014年4月1日在短时间内发生两笔重大款项变动的情况下，邹海涛仍于2014年4月2日与景胜办理了债权公证，并于2014年4月3日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且长期未向高欢主张相关权益，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邹海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邹海涛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邹海涛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邢 军
代理审判员 孙承松
代理审判员 郑慧媛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黄 丹
书 记 员 刘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