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7民终17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有浓，女，1981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健鸿，男，199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容忠伟，是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余华超，男，1981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原审被告：梁俭楼，男，198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上诉人梁有浓因与被上诉人黄健鸿，原审被告余华超、梁俭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8）粤0705民初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有浓上诉请求：撤销（2018）粤0705民初5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驳回黄健鸿对梁有浓的全部诉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黄健鸿起诉涉案借款系余华超资金周转所需，并未指向系夫妻家庭共同生活或者其经营的江门市飞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洋公司”）资金周转。一审法院在庭审调查时也没有证据证明系夫妻家庭共同生活或者黄健鸿与余华超共同经营的飞洋公司需要资金周转。因为梁有浓自己有稳定的工资和收入，无需举债维持家庭生活开支。如果借款是用于飞洋公司或余华超为了完成其在公司的出资义务而向黄健鸿举债，黄健鸿自2016年12月起就已经是公司合法股东，共同经营飞洋公司，其完全可以出示相关的飞洋公司的财务凭证证明该事实，但其没有出示，直至目前无证据证明借款系用于梁有浓夫妻共同生活开支或飞洋公司的经营。2、一审判决以梁有浓在飞洋公司的相关股东决议上签名就推定梁有浓有参与经营飞洋公司是错误的。一审存档的飞洋公司股东决议证据全部是股权转让过户所需的相关决议和签名材料，无任何一份是涉及公司具体经营或分红或融资。梁有浓在离婚前被余华超哄骗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做了飞洋公司的挂名股东，然后被其牵着鼻子在相关股权过户的文件上签名，事实上梁有浓从未参与飞洋公司经营，也没有从公司拿过一分钱。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将相关举证责任倒置，加重了梁有浓责任，导致相关事实无法查明和错误认定。1、如上所述，涉案借款的用途无非是两个，一个是用于夫妻家庭共同生活开支，对此梁有浓已经完成举证，自己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开支无需举债。另一用途是用于飞洋公司的经营，对此举证责任应该属于黄健鸿。因为一审法院已查明梁有浓与余华超婚姻关系在2017年7月24日已经结束，黄健鸿在2016年12月8日成为飞洋公司股东，2017年2月4日飞洋公司新增股东谭志强、郑远棠，2017年10月26日梁有浓及谭志强、郑远棠退股，飞洋公司由余华超、黄健鸿两人控制经营，相关的财务凭证资料由其两人保管控制，梁有浓已经无法持有、保管或控制飞洋公司的财务凭证和资料。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5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如果涉案借款系用于飞洋公司周转，那么黄健鸿应该完成举证义务，出示飞洋公司的相关财务凭证，证明借款系用于飞洋公司经营。但一审判决在分配相关举证责任时，将本应由黄健鸿承担的部分分配给梁有浓，并推定涉案借款系用于飞洋公司的经营显属错误。2、一审判决在认定相关事实证据时的论述是自相矛盾的，黄健鸿为了证明该涉案借款系用于飞洋公司经营，提供了所谓的证据4仲裁调解书2份、送达凭证4份、账户交易明细2份，但法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已经明确不予确认，但在分配相关举证责任时，又如上所述，没有分配给黄健鸿，更没有责令其进一步用飞洋公司的财务凭证举证证明该事实。
三、涉案的借款的真实性存疑，借款方式明显不符合逻辑，梁有浓有足够的理由质疑有关证据是其双方事后串通补造出来的，至于其目的是用于对抗其他债权人，还是为了继续坑害梁有浓，希望法庭予以查明，梁有浓质疑的根据如下：借款合同系格式合同，借款人、借款金额、期限均为填空式，第一份约定的借款期限前后矛盾，打印期限为12个月，填写期限为2016年8月24日到10月23日即二个月。第二份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为一个月，但填写的具体期限只有19天即2016年10月12日到10月31日。另外一审庭审中还查明在2016年11月29日又出借160000元，为何第一笔借款尚未归还的情况下又借款，而且是多次不约定利息，梁有浓据此有足够理由相信黄健鸿与余华超等对相关事实有隐瞒和串通。这些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的地方希望法庭一并予以查明，以免梁有浓被无辜陷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实后，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二审期间，梁有浓补充如下上诉意见：1、民事判决书第六页第九行“2016年10月12日余华超以同一理由再向黄健鸿提出借款，双方签订《个人借款合同》1份”的内容，梁有浓收到的法院的《个人借款合同》证据复印件上显示只有余华超一个人的签名，也没有担保人、借出人签名，只有余华超作为借款人的签名。2、民事判决书第六页“江门市飞洋贸易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21日成立，该公司股东为余华超和梁有浓”是错误的，梁有浓提交的证据2显示，当时的股东有陈翠雅、余华超。3、民事判决书第六页“2016年6月28日，该公司股东会议修改章程确认余华超和梁有浓的出资截止时间由2016年3月17日变更为2026年3月31日”是错误的，本人已经在2017年10月26日退出，股东变成余华超、黄健鸿。
黄健鸿辩称，一、梁有浓与余华超的债务完全是由于其两人经营不善而产生的。据查，梁有浓与余华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至少开设三家公司，分别是2014年3月21日成立的飞洋公司、2016年3月9日成立的江门市诺美贸易有限公司、2017年1月5日成立的江门市鸿海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上述三家公司的主要人员均有梁有浓与余华超。该笔债务正是由于梁有浓与余华超在经营不善的情况下，不断扩大业务而产生的。二、余华超的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梁有浓应当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经一审查明事实可知，余华超所借款项是因经营飞洋公司需要产生的。债务发生时，该公司仅有两名股东，正是梁有浓与余华超。梁有浓作为该公司的股东，是有理由知道该笔债务的存在，而且该笔债务又是因经营产生的，梁有浓在享受公司权益的同时，也应当对其产生的债务负责。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维持原判。
梁俭楼辩称，其对一审判决其承担的连带责任没有意见，也没有上诉。其他的借款当时梁俭楼并不知情，是后来才知道的。
余华超未作答辩亦未提供证据材料。
黄健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余华超偿还黄健鸿借款5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0月2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7年10月24日为2175元），梁有浓、梁俭楼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余华超偿还黄健鸿借款9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7年11月1日为3915元），梁有浓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余华超、梁有浓和梁俭楼共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华超因经营飞洋公司需要，于2016年8月24日以借款人的身份与出借人黄健鸿、连带责任保证人梁俭楼签订《个人借款合同》1份，约定余华超向黄健鸿借款5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8月24日至2016年10月23日，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其后，黄健鸿于同日通过转账的方式向余华超出借款项50000元，三方同时签订《借据》，确认余华超收款的事实。2016年10月12日，余华超以同一理由再向黄健鸿提出借款，双方签订《个人借款合同》1份，由黄健鸿向余华超出借9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10月12日至2016年10月31日，双方并未约定利息。同日，黄健鸿通过转账的方式向余华超出借款项90000元。
黄健鸿认为余华超借款后并未及时偿还款项，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余华超则提供其于2016年9月23日、10月23日、11月13日、11月28日分别向黄健鸿微信转账4000元、4000元、7200元、4000元以及飞洋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及章程证明其还款的情况。黄健鸿不予确认，认为余华超的微信还款是用于偿还黄健鸿于2016年11月29日出借给余华超的160000元。
另查明，飞洋公司于2014年3月21日成立，该公司股东为余华超和梁有浓。2016年6月28日，该公司股东会议修改章程确认余华超和梁有浓的出资截止时间由2016年3月17日变更为2026年3月31日。2016年12月8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余华超、梁有浓、黄健鸿。2016年12月14日，因公司注册资本变更，黄健鸿再以货币形式认缴5万元。
再查明，余华超及梁有浓于2006年1月11日登记结婚，两人于2017年7月24日办理离婚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余华超与黄健鸿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由黄健鸿向余华超出借50000元及90000元，并有双方签名的《个人借款合同》以及《借据》佐证，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余华超称已于2016年12月8日前偿还了40000元，但其仅能提供4份微信转账记录予以佐证，四笔转账数额合共19200元（4000元+4000元+4000元+7200元），黄健鸿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上述款项均用于偿还其于2016年11月29日出借给余华超的160000元，但根据微信交易记录显示，余华超四笔微信转账的时间均在2016年11月29日前发生，当时黄健鸿所称的160000元借款尚未发生，故一审法院对黄健鸿的主张不予支持，该院采信余华超的主张，上述四笔微信转账均用于偿还数额为50000元的借款。此外，余华超主张涉案两笔借款中的100000元是黄健鸿用于投资飞洋公司，但根据余华超提供的飞洋公司股东会决议显示，余华超于2016年12月8日将该公司10%的股权以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黄健鸿，2016年12月14日因公司注册资本变更，黄健鸿再以货币形式认缴50000元。上述股东决议时间均晚于涉案两笔借款发生的时间，在黄健鸿不予确认且没有相关证据显示余华超和黄健鸿协议将私人借款转为公司投资款并得到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余华超的该还款主张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规定，经审查，余华超仅对数额为50000元的借款偿还了19200元，其不足额偿还借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现黄健鸿要求余华超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关利息，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中，借款本金为50000元的款项，因余华超及黄健鸿没有约定借期内计收利息，故余华超在2016年9月23日还款4000元及2016年10月23日还款4000元均视为偿还本金，即截至2016年10月23日余华超尚拖欠本金42000元（50000元－4000元－4000元）。借款期限届满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黄健鸿现主张自2016年10月2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清偿之日止，符合法律的规定，但利率标准应以年利率6%为上限。经查，该时间段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为4.35%，故2016年10月24日至2016年11月12日的逾期利息为100.11元（42000元×4.35%×20天÷365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余华超于2016年11月13日的还款，应先偿还逾期利息100.11元，再偿还本金，即截至2016年11月13日，余华超仍拖欠黄健鸿借款本金34900.11元[42000元－（7200元－100.11元）]。同理，2016年11月13日至2016年11月27日逾期利息为62.39元（34900.11元×4.35%×15天÷365天），余华超在2016年11月28日还款4000元后，按照先还息再还本的原则，其尚拖欠黄健鸿本金30962.50元[34900.11元－（4000元－62.39元）]，自2016年11月28日起应继续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但利率标准应以年利率6%为上限。因梁俭楼已在数额为50000元的《个人借款合同》以“连带责任保证人”的身份签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间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梁俭楼应对余华超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于借款标的额为90000元借款，因余华超并未还款，如前文所述，余华超应向黄健鸿偿还本金90000元及相关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6年11月1日起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止，上述利率标准应以年利率6%为上限。
关于梁有浓应否对余华超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涉案债务发生在余华超与梁有浓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梁有浓提供的证据，其在债务发生期间有稳定的工作收入，足以维持家庭生活。但涉案债务因经营飞洋公司产生，债务发生时，梁有浓是该公司股东，在其无法举证证明其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其与余华超共同经营飞洋公司予以确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黄健鸿主张涉案债务为余华超以及梁有浓的夫妻共同债务合法合理，梁有浓应对余华超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余华超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健鸿偿还借款30962.5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1月28日起以30962.5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上述利率标准以年利率6%为上限）；梁俭楼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余华超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健鸿偿还借款9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1月1日起以9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上述利率标准以年利率6%为限）。三、梁有浓对余华超在上述判项中第一、第二项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四、驳回黄健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余华超、梁有浓、梁俭楼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610.90元，由黄健鸿负担200元，余华超、梁有浓、梁俭楼负担1410.90元。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梁有浓提交证据如下：1、照片3张，证明在家里找到余华超和黄健鸿的银行卡26张，上面印有放款月利息、手续问题等盖有飞洋公司公章的资料，可说明一审中担保人称与黄健鸿是在财务公司工作认识，对于借款流程和做账是很熟悉的，证明这账目是伪造的，不符合事实逻辑，当时黄健鸿借款给余华超才20岁，根据一审认定借款数额为30万元，短短三个月内竟然有30万元借款记录，而且是借了没还款继续借款，这是不符合逻辑的，说明涉案证据是伪造的。2、《企业机读档案档案变更数据》证明2015年8月4日梁有浓才成为飞洋公司的股东，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该公司的股东，梁有浓是在被余华欺骗的情况下才成为公司股东；3、民事调解书一份，证明2017年7月7日梁有浓与余华离婚后，案外人陈荣俊起诉余华超借款本息88.4万元，该债务发生于2015年1月是因余华超赌博输钱而形成的债务，后经法院调解案外人同意撤回对梁有浓的起诉；4、民事判决书和恐吓短信各一份，证明梁有浓和其弟弟作为担保人担保余华超向新华村银行借款，被余华超欺骗连出庭诉讼也不参加，更要独自抚养女儿；5、《股东转让股权合同》及《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证明梁有浓已将飞洋公司10%的股权转移给余华超，已经退出飞洋公司。
黄健鸿质证认为梁有浓提交的证据材料与本案无关，也没有原件，对其三性不予确认。
梁俭楼对梁有浓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
黄健鸿提交如下证据：飞洋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开报告，证明梁有浓是飞扬公司的股东。
梁有浓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
梁俭楼对该证据没有意见。
本院审查认为：1、企业机读档案资料可说明梁有浓在飞洋公司股东登记情况，本院予以确认。2、梁有浓提交的民事调解书、民事判决书仅能说明余华超存在其他诉讼情况，与本案无关；梁有浓提交的照片和短信记录与本案争议焦点无直接相关，无法证明梁有浓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经二审审理，本院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债务是否属于梁有浓与余华超之间的夫妻共同债务。
黄健鸿主张余华超向其借款140000元提供了相关的借款借据及转账凭证予以佐证，余华超对于借款的事实亦予以确认且并未提出上诉，梁有浓上诉主张涉案余华超与黄健鸿恶意串通虚假诉讼，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黄健鸿与余华超存在14000元借款事实予以确认。虽然梁有浓与余华超现已离婚，但涉案借款发生在梁有浓与余华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余华超为飞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余华超以经营飞洋公司资金周转需要为由向黄健鸿借款，而在该债务发生时梁有浓亦是飞洋公司的股东，且余华超与梁有浓是当时唯一的两位股东，应认定飞洋公司由余华超和梁有浓共同经营，涉案债务因经营飞洋公司而发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的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经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债务属于余华超与梁有浓夫妻共同债务及梁有浓应对此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梁有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19.25元，由上诉人梁有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谢敏忠
审 判 员 张萍辉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法官助理 吴飞凡
书 记 员 胡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