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8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霍某甲（兼霍某丙、徐某、霍某丁的委托代理人），男，195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霍某乙，男，195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霍某丙，男，1963年9月3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女，1932年7月17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霍某丁，男，1955年5月24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己，男，1976年5月1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胡力明，女，汉族，1955年5月18日出生，系周某己之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庚，男，1983年12月21日出生，香港永久性居民，证件号码：Z123037（A）。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辛，男，1951年8月18日出生，香港永久性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壬，男，1962年7月4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癸（兼周某己、周某庚、周某辛、周某壬的委托代理人），男，1945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
原审原告霍某戊，男，1962年1月5日出生，汉族。
原审原告周某甲，男，1950年3月1日出生，汉族。
原审原告周某乙，男，1955年6月13日出生，汉族。
原审原告周某丙，男，196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
原审原告周某丁，女，192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
原审原告周某戊，女，195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霍某甲、霍某乙、霍某丙、徐某、霍某丁因与被上诉人周某己、周某庚、周某辛、周某壬、周某癸、原审原告霍某戊、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周某丁、周某戊房屋确权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1）穗黄法民一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周成又名周孟羌、周经贱、周锦华，男，1906年出生，解放前后在广州生活，娶有多名妻妾，1951年赴香港谋生，1981年于香港死亡。
周成与妻陆凤珍（1990年死亡）生育儿子周宜绢（1985年死亡）、女儿周某丁。周宜绢与妻子欧桂婵（2005年死亡）生育儿子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女儿周某戊。
周成与妻梁某（名不详，1925年死亡）生育儿子周耀汉（2005年死亡）。周耀汉与妻黄凤仙（2012年死亡）生育周某癸、周某辛、周爱莲、周爱莲、周小雯（1972年死亡）、周茵、周筱、周丽华、周丽云、周某壬。周小雯生有一子黄剑烽。
霍瑞兰与周耀汉的父亲周成于1943年至1951年期间在广州市大德路拐脚楼4号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未生育子女。坐落于广州市黄埔区鱼珠新街12号房屋（旧门牌2号），于1948始建1949年初建成，1949年5月取名“红棉酒家”开业经营，由周耀汉管理。周耀汉提供的“红棉酒家股份合同簿”显示，周耀汉为红棉酒家最大股东，在全部二十点五股中占有五股。周成在红棉酒家没有股份。根据“领取股息通知单”显示，解放后“红棉酒家”被广州政府部门接管，实行公私合营。1951年至1956年周耀汉作为股东领取股息，并以股息缴纳了房地产税及借税。1951年周成到香港谋生。1959年4月广州市中区人民法院判决，霍瑞兰与周成脱离夫妻关系。1960年1月，红棉酒家由国家经租，周耀汉以业主身份领取租金。1981年周成在香港病故。1988年7月22日，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作出（1988）撤改字2973号“广州市处理确认产权遗留问题撤管通知书”，以属非建制镇侨港眷属房产发还为由将黄埔区鱼珠新街旧门牌2号（黄埔区鱼珠新街12号即原红棉酒家）面积328平方米的全幢房产发还给周耀汉。
上述事实，有双方的陈述，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人民法院依法调查收集的证据：“香港死亡注册证书”、“红棉酒家股份合同簿”“私股领息凭证”、“领取股息通知单”、“领定息凭证”、“广州市处理确认产权遗留问题撤管通知书”、“广州市黄埔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出具的《关于鱼珠新街2号产权问题的复函》”、“广州市黄埔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出具的《关于修改﹤关于鱼珠新街2号产权问题的复函﹥的复函》”、“广州市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以及原审法院依法调查、收集的相关档案材料，广州市房管局档案资料关于鱼珠新街12号（旧门牌2号，即红棉酒家）“处理意见审批表”“私房改造遗留问题调查表”、广州市房管局档案馆《关于穗国房群字（2010）853号信访的复函》、广州市黄埔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协助查证广州市房地产公司国家经租房产领定息凭证的复函》、“广州市黄埔区饮食服务公司出具的证明”、“转移登记房地产平面图、房地产权证”、“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证件收据”、“周孟羌的遗嘱”、“族谱八份”、“广州市黄埔区大沙镇姬堂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询问笔录”、“调查笔录”、“（2009）粤穗萝证字第3413号公证书”、“（2000）穗黄证字第4076、4077号公证书”等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
1992年12月2日，霍瑞兰以周耀汉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诉称：霍瑞兰与周耀汉的父亲周成（又名周经贱、周锦华）于1943年在广州结婚。坐落在广州市黄埔区鱼珠直街12号的房屋是1948年周成所建，1949年落成取名“红棉酒家”并于当年5月开业，交由周耀汉管理。解放后周成被定性为地主于1951年到香港谋生，“红棉酒家”被政府管理。1981年周成在香港病故。1988年广州市政府落实中央【84】44号文将该房屋发还，而周耀汉竟瞒住政府和霍瑞兰自行继承该房屋。霍瑞兰于1959年4月因种种原因与周成解除夫妻关系，由于当时该房屋已由国家管理，且周成对是否同意离婚没有答复，所以当时未能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现在落实政策霍瑞兰要回自己的财产份额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因该房屋是霍瑞兰与周成的夫妻共同财产。现周耀汉全部继承该房侵犯了霍瑞兰的合法权益，特诉诸法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析产，要回自己的份额。
经审理，原审法院于1993年5月28日作出（1992）黄法民字第1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霍瑞兰的诉讼请求。霍瑞兰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期间，霍瑞兰于1993年12月25日死亡，其诉讼权利由其唯一继承人胞弟霍煖承担。本院于1995年12月18日作出（1993）穗法房复字第694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审法院的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原审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1996年12月11日作出（1996）黄民初字第14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讼争房产及房产租金177300元应为周孟羌（周成）、陆凤珍、霍瑞兰共有，各得三分之一并由三人的合法继承人继承。周耀汉不服提起上诉，1997年12月25日，本院作出（1997）穗中法房终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耀汉不服该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1999年4月28日作出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认为周耀汉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原判决应予维持。之后，周耀汉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2月6日作出（2000）粤高法审监民申字第138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审判决遗漏主体为由指令本院再审。本院追加欧桂婵、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作为诉讼第三人并于2001年12月3日作出（2001）穗中法民再字第22号判决书，撤销（1997）穗中法房终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变更（1996）黄民初字第147号民事判决书的部分判决。2005年1月21日周耀汉死亡。黄凤仙、周某己、周某庚不服本院的再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2008年9月4日，霍煖死亡。2009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08）民监字第284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再审过程中，霍煖的法定继承人徐某（配偶）、霍某丁、霍某甲、霍某乙、霍某戊、霍某丙（儿子）参加诉讼。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11日作出（2009）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3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
原审法院受理后，依法通知周某甲、周某乙、周某丙、周某丁、周某戊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2012年6月29日，黄凤仙死亡，根据“公证遗嘱”由周某癸、周某庚、周某辛、周某己、周某壬参加诉讼。
周某癸、周某庚、周某辛、周某己、周某壬在重审答辩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鱼珠新街12号系周耀汉所建是周耀汉的财产，根本不存在属于周孟羌（周成）的证据。“关于黄埔房管局对周耀汉发还产权的说明”系不举证不质证的虚假说明，与事实不符。相反，广州市房地产证，穗房地证字第85787号，权属人系周耀汉是确实证据，其产权来源不是继承周孟羌。鱼珠新街12号属周耀汉的财产与档案吻合，事实清楚。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诉讼争议关联五代当事人，先后经由四级人民法院历时二十多年进行了九次审理，法律关系的时间跨度长达七十年以上，涵盖了财产所有、婚姻、继承等诸多法律问题；涉及到公私合营、国家经租、政策发还等诸多非法律的历史遗留问题；经历了政权更迭，新旧法律制度的兴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几度变革，社会生活中，婚姻、财产法律制度，家庭伦理、道德观念，都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如此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条件下，不仅双方当事人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诉讼主张针锋相对截然不同，在其他诉讼参与人当中甚至是在同一方当事人之间，不同的时期基于不同的利益、情感、生活阅历、知识结构、道德水平和价值偏好，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政策，法律制度和所发生的法律事件、法律行为，均持有迥然不同的记忆、认知与解读。因此，审理、裁判如此长期、复杂的民事权益争议，应当理性面对几个客观存在，无法克服的现实局限性：第一，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无法全面、真实、细致地再现数十年前发生的引起案件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所有客观事实，只能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证据规则，尽可能客观地认定有关法律事实。第二，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无法确定查实与本案诉讼标的存在法律上权益关联的所有当事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以及有关必要的共同诉讼的规定，确定应当参加诉讼的相关主体。第三，对历史遗留的非法律问题、政策性国家行为，民事审判无权予以评价，只能当作一个基本事实进行分析，并在裁判时予以考量。
原审法院的基本立场是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据此，经审理认为，本案双方诉讼争议的焦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本案诉争房产，坐落于广州市黄埔区鱼珠新街12号的房屋（旧门牌2号）是否为霍瑞兰与周耀汉之父周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在诉讼过程中，双方之间的争论主要集中于该房产是谁人出资建造？一方主张为周成出资所建，另一方主张为周耀汉出资所建。原审法院认为，该争论在法律上并无实质意义。首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各执一端，相持不下，均无充分证据证实各自的观点。该房屋的初始建设时间距今已七十多年，知情者大多死亡，或下落不明。是否存在能够证实该房产由何人出资建造的证据无从知悉，即使存在该房产出资建造的相关证据，也无从查证。其次，即使能够证实由谁人出资，也不能据此简单推断该房产的所有权归属。因为，确认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在法律上包含两方面的要素，一方面是该房屋物质实体的建造，占有，管理，使用，收益等事实方面的要素；而另一方面还有民事法律对该房屋所有权的确认、登记、公示，调整、保护等规范要素。出资建造只是确认房屋所有权过程中可以参考的要素之一，并非唯一要素。况且，诉争房产建成于1949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该房产在法律上的归属处于不确定状态。第三，即使在房屋所有权取得以后，仍然存在着所有权通过赠予、继承、买卖等方式依法转移，变更的可能性。而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依法确立了从国家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本案争议的房产（红棉酒家）作为生产资料所经历的“公私合营”“国家经租”等经营形式即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的历史进程。故本案的关键事实是，诉争房产是否为霍瑞兰与周耀汉之父周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霍瑞兰是否拥有诉争房产的共同所有权。霍某甲等人主张对诉争房产享有共同所有权，理由是该房产由周成于1948年出资所建，属于周成与霍瑞兰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在诉讼过程中，霍某甲等人除了自身陈述以外未能提供能够充分证明这一主张的其他相关证据。周某癸等人虽然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房屋为周耀汉出资所建，但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在诉争房产建成以后周成尚未离开广州期间，该房产一直由周耀汉占有、管理并从中取得收益。从物权法的角度，对不动产的公开、有效占有，管领并取得收益，是非常重要的物权权能要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霍某甲等人未能证明诉争房产是属于自己的共有财产，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周耀汉对诉争房产长期占有、管理、收益是一个客观事实，霍某甲等人在诉讼过程中不能依法证明该房产是其共有财产，即无法主张对该房产的所有权，请求分割。通过庭审全面、客观地查证，质证无法认定诉争房产是由周耀汉之父周成出资建造并属于霍瑞兰与周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无法认定霍瑞兰拥有广州市黄埔区鱼珠新街12号的房屋（旧门牌2号）的共同所有权。
二、霍瑞兰于1992年提起诉讼，要求确权并析产有无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有关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霍瑞兰主张诉争房产属于其与周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共同财产，应当依法在1959年与周成诉讼离婚时提出确认并分割该项共同财产的请求。广州市中区人民法院在1959年判决解除双方婚姻关系时中并未确认该房产为家庭共同财产也未判决分割。而自诉争房产建成直至霍瑞兰起诉离婚期间，周耀汉始终公开对诉争房产行使占有、使用、管领、收益等物权权能，并且相关权益得到国家政府有关部门认可。1992年12月，在霍瑞兰与周成解除婚姻关系33年，周成死亡11年之后，霍瑞兰提起诉讼，主张确认并分割与已离婚并亡故前夫周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长时效，没有法律依据。霍瑞兰起诉要求确权析产时，认为1988年广州市房管局对诉争房产发还不当。根据广州市黄埔区房地产管理局的提供的证据“处理意见审批表”中决定意见栏记载：经区落实侨房政策领导小组讨论，认为该房产属港澳侨眷房产，按中办发【84】44号文和省粤发（84）24号文规定：非建制镇私改的华侨、港澳同胞房屋，全部撤销改造交还业主管理和使用。同意发还产权由业主管业，原属出租房可续行租约。暂不发还使用权。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市黄埔区房地产管理局的上述发还房产行为，属于落实政策的国家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1992）法发第38号《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根据上述两点理由，霍瑞兰于1992年起诉要求确权析产，没有法律依据。
三、1988年广州市房管局在发还诉争房产过程中，是否存在可以证实霍瑞兰共有诉争房产的事实依据？在本案争讼过程中，霍某甲等人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观点是，认为周耀汉在申请发还该房产时弄虚作假，隐瞒了周成已死亡的事实，以港侨眷属的身份领取了发还的房产。根据广州市黄埔区房地产管理局的出具的“处理意见审批表”中审核意见栏记载：房主周孟羌（周成）于1950年去港继承父业（周定窝）做船工，周定窝置有房产在鱼珠街，分给两个儿子周孟羌和周跻。周孟羌于1981年在港去世。私改时周孟羌还在世，但当时房主姓名已分别填写（分给）两个儿子周耀汉、周宜绢。该房产按政策仍可作为侨（港）眷的房产处理。同意发还。上述证据表明：第一、广州市黄埔区房地产管理局在发还该房产时，已经知悉周成死亡，并且确认在私改时在该房产已经填写在周耀汉名下。意即，如果根据政策，发还对象是港侨周成，政府部门在知悉周成死亡以后对周成的儿子发还遗产，无不妥之处。不存在因周耀汉弄虚作假导致发还不当的情况。第二、广州市黄埔区房地产管理局在发还该房产时确认，私改时周孟羌（周成）还在世，但当时房主姓名已分别填写（分给）两个儿子周耀汉、周宜绢。该房产按政策仍可作为侨（港）眷的房产处理。同意发还。意即，周耀汉作为港侨周成的儿子，根据国家政策申请发还侨眷财产，并无不合理之处。第三、退一步分析，即使广州市黄埔区房地产管理局在发还该房产时认为，该房产属周成所有，而霍瑞兰早在1959年已与周成解除婚姻关系，1988年发还房产时已非港侨眷属身份，并不符合申请发还的条件。双方就诉争房产发还问题争执比较大的另一个问题，是围绕广州市黄埔区房地产局在1994年向本院提供的一份说明：《关于黄埔区房管局对周耀汉发还产权的说明》。该说明并不具有推翻或撤销原发还决定“广州市处理确认产权遗留问题撤管通知书”的效力，只是说明发还房屋时周耀汉没有提交继承公证书。而事实上，霍瑞兰与周成（周孟羌）于1959年解除夫妻关系，周成于1981年死亡，发还诉争房屋时霍瑞兰与周成之间并不存在法定继承关系。据此，在国家机关依照政策发还诉争房产的过程中，没有发现可以证明霍瑞兰对该房产拥有共同所有权的事实证据。
综上所述，霍某甲等人起诉要求对广州市黄埔区鱼珠新街12号（旧门牌2号）房产进行析产并要回自己的份额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首先，他们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为霍瑞兰与周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周成出资所建，为双方共同财产；其次，该房屋建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房屋所有权处于不确定状态，建国后，国家通过“公私合营”“国家经租”等经营形式对本案争议的房产（红棉酒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所承认的私人财产权益，均确认属周耀汉所有；其三，1988年广州市房管局在发还诉争房产过程中，不存在可以证实霍瑞兰共有诉争房产的事实依据。故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3年6月27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霍某甲、霍某乙、霍某丙、徐某、霍某丁、霍某戊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500元，由霍某甲、霍某乙、霍某丙、徐某、霍某丁、霍某戊负担。
判后，霍某甲、霍某乙、霍某丙、徐某、霍某丁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争议析产的黄埔区鱼珠新街12号（旧门牌2号）始建于1948年，1949年5月落成开业，取名红棉酒家。该房产的建造时间已得到双方及多方证人证词证实，并无争议。充分证明是房主周孟羌（又名周成、周锦华）和霍瑞兰（1943年结婚，婚后居住在广州市大德路拐脚楼4号。1950年周逃去香港不敢回来；因当时的政治环境1959年4月由中区法院单方判脱离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续存期间所建房产。因建成不久就解放，周孟羌害怕被专政出逃香港，所以未有领取房屋契证。尔后，红棉酒家公私合营，1960年改由国家经租，直到落实政策才发还。二、关于谁出资兴建的问题，早就在1996年黄埔区人民法院审判时已有定论。庭上霍某甲等人的陈述和出示的证据已有证实，周耀汉也承认是其父周孟羌出资兴建。现原审法院认为“谁人出资兴建在法律上并无实质意义”是十分错误的。因房产没有产权证时，这关系到该房属谁所有，可以证实是否是霍瑞兰与周孟羌婚姻续存期间的共同财产的主要依据。原审有意回避这一事实，有违法律公正。三、本来该房产已得到多方证人证词，证实是周孟羌的财产，霍某甲等人已多次举证；周耀汉在申请发还的《私房改造遗留问题调查表》中，已清楚写明房主周孟羌，代理人周耀汉及其亲属与房主的关系，并以继承人的身份申请发还的。房管部门当时以为周耀汉是该房产的唯一继承人，符合发还的条件而发还的。为此，黄埔区房管局在1994年给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关于黄埔区房管局对周耀汉发还产权的说明》。原审却无视这一现实，认为霍某甲等人举证不力，枉法判决。四、原审无视甚至剥夺妇女的合法权益，拒不承认《婚姻法》规定的夫妻续存期间所建房产的共同所有权，却认定周耀汉作为港侨周孟羌的儿子，继承该房产并无不妥和并无不合理，既承认该房产是周孟羌的，又无视其他共有人和继承人的权利。五、原审判决不提周某己等人本已过了申诉期限（终审判决近八年），翻案无理；认为霍瑞兰是1959年脱离夫妻关系，距1992年提出析产已过诉讼期限，剥夺霍瑞兰的权利。事实上，周孟羌本人一直都没有同意离婚，而霍瑞兰也没有再婚。六、从1966年《阶级成分登记表》中可以证实，周耀汉名下并无红棉酒家这么重要的房产登记（当时最大的房产），而该房产在发还前从未有过赠予、买卖等形式的变更及转移。经租期间，周耀汉作为周孟羌的儿子，代理和收取定息均属正常（当时属地分工管理），但不等于财产已转移。对此，广州市大德路拐脚楼4号楼房，当时就是由霍瑞兰管理并领租和占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没有支持经管、领租或占用就是确定产权的做法。七、因周耀汉隐瞒了其他共有人和继承人的存在，妄想独吞该房产，并己骗取了房产证，为此，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己作了调查并发文纠正（终审前），在2000年4月6日注销了周耀汉的“穗房证字85787号”房产证，于2000年4月8日在广州日报登报声明。据此，霍某甲等人已提交了证据，但原审却有意袒护周某己等人，对霍某甲等人提供的证据不提，只采用周某己等人单方的陈述或未经证实真伪的证据，甚至将黄埔区房管局提供应较有说服力的证据，也是一语带过，有违公平、公正的原则。八、该房从1948年起建到现在也不过六十五年，该民事判决书却写出“七十多年”，多处出现如此低级错误又怎能清楚、明白从而公正判案，从判词的第14页中“上述证据表明”第一至第三都强调该房是周孟羌的产业，周耀汉是周孟羌的儿子，是合法继承人，符合申请发还条件，这和前面提到的管理、领租等同产权的理论，同时又提出由周耀汉个人提供给房管科的所谓填写（分给）说，前后矛盾。退一步讲，按律周孟羌要将房产分给儿子，也只能将其拥有份额分配，属于其他人的财产他无权分配。为此，上诉人霍某甲、霍某乙、霍某丙、徐某、霍某丁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周某己、周某庚、周某辛、周某壬、周某癸、答辩称：一、上诉人在原审起诉时要求析产的是鱼珠直街12号，与周耀汉所有的鱼珠新街12号房屋无关，鱼珠直街和鱼珠新街是两条不同的街道，原审法院就鱼珠新街12号进行审判和处理，程序不合法。二、1984年周宜绢申请发还鱼珠新街17号及鱼珠直街65号时，称鱼珠的房屋是由周定窝所建，周孟羌是守业，并没有说鱼珠新街12号是周孟羌所建。周某甲出具申请书，也称鱼珠的房屋是周定窝与周孟羌共同建造。核发房产证时，周定窝于1943年去世。三、1995年12月18日由广州市国土房管局核发的鱼珠新街12号房产证，权属人是周耀汉，权属来源不是继承周孟羌。四、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周某甲的调查笔录，检查人员问周某甲为何不办理红棉酒家的手续，其答因为红棉酒家是写周耀汉的名称。五、根据1959年的离婚判决书，霍瑞兰是1946年与周孟羌同居的。六、阶级成分登记表如何填写是政府行为，周耀汉无权过问。如果上诉人认为房屋属于周孟羌，应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周某甲、周某丙述称：祖父周孟羌留下的遗产房现属情况：上堂村大街六巷一号，现拥有人为已故耀汉子女占有；上堂村大街八巷十一号，现拥有人为已故耀汉与己故宜绢子女共有；鱼珠直街65号，现拥有人为己故耀汉子女占有；鱼珠直街67号为己故耀汉与已故宜绢子女共有；鱼珠新街12号现尚未确定拥有人。与周孟羌在家厮守到老的原配妻子陆凤珍与其亲子周宜绢没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完整单独的房子，实为不合情理。因此我们认为鱼珠新街12号房屋理应由周宜绢的子女继承方显公平，否则我们要求法院将己故周孟羌遗产房重新依法公平裁决给应有的继承人。
原审原告霍某戊、周某乙、周某丁、周某戊均无到庭陈述意见。
经二审审查，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确认周孟羌1950年赴香港谋生。另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确认按照1959年判决书认定的事实，霍瑞兰与周成从1946年起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述称其在本案中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涉案房屋为周孟羌所建：1.周耀汉申请撤管发还房屋时，提交申请书上已经记载了房主为周孟羌，周耀汉为继承人。2.黄埔区房管局1994年出具一份《说明》。3.在多次庭审中霍煖主张房屋是周孟羌所建。
本院认为，本案确权析产纠纷诉讼历经四级法院十次审理，前后二十余年，诉讼当事人因死亡原因几经更迭，而双方争讼的鱼珠新村12号房屋的建造事实距今更超过60年，截至目前由双方当事人举证及经法院调查，均未能提供或查找到争讼鱼珠新村12号房屋建造或产权登记方面的直接证据。因此就本案确权纠纷的处理，应当立足于现有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的规则进行裁判。本案系上诉人主张争讼鱼珠新村12号房屋为霍瑞兰与周孟羌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应由上诉人就该房屋属于周孟羌建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称据以提起本案主张的证据主要有三，一是《私房改造遗漏问题调查表》上记载房主为周孟羌；二是黄埔区房管局1994年出具的《对周耀汉发还产权的说明》中认定“业主周孟羌于1948年建房”；三是霍煖的庭审陈述。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分述如下：1、黄埔区房管局1994年出具的《对周耀汉发还产权的说明》中记载“业主周孟羌于1948年建房”，但该局已于2004年另出具说明，确认上述《说明》中“业主周孟羌于1948年建房”的说法没有证据证明，即黄埔区房管局申明该局在《对周耀汉发还产权的说明》中关于“业主周孟羌于1948年建房”的说法缺乏证据证明，不具有证明力。2、《私房改造遗漏问题调查表》上登记房主为周孟羌，但广州市黄埔区房管局出具的《处理意见审批表》显示经审核“房主周孟羌于1950年去香港继承副业（周定窝）做船工，周定窝置有房产在鱼珠街分给两个儿子周孟羌和周跻，周孟羌于1981年在港去世，私改时周孟羌还在世，但当时房主姓名已分别填写（分给）两个儿子周耀汉、周宜绢，该房产按政策仍可作为侨（港）眷的房产处理，同意发还”，记载该房产在私改时已经登记房主姓名为周耀汉。《私房改造遗漏问题调查表》与《处理意见审批表》均为国家机关存档资料，证据效力相当，但各自对于房主的记载相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上诉人作为主张一方，负有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后果，即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关于房主为周孟羌的主张。3、霍煖的庭审陈述，属于当事人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坚决否认霍煖的陈述，且上诉人亦未能提供周孟羌建房的相关证据，因此霍煖的陈述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综上，原审以上诉人对自己的主张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霍某甲、霍某乙、霍某丙、徐某、霍某丁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