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鼓民初字第4299号
原告邓某，女，汉族，1969年9月21日生。
委托代理人丁久阳、叶黎静，江苏苏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鼓楼医院，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路***号。
法定代表人韩光曙，职务院长。
委托代理人乔军，男，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主治医师。
委托代理人黎玫玫，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建安，职务院长。
委托代理人徐江陵，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谊，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医师
被告渠县人民医院，住所地四川省渠县渠江镇营渠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健，职务院长。
委托代理人李江波、刘睿，渠县人民医院医务处职员。
原告邓某诉被告南京鼓楼医院（以下简称鼓楼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浙大二附院）、渠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渠县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某的委托代理人丁久阳,被告鼓楼医院的委托代理人黎玫玫、乔军，被告浙大二附院的委托代理人徐江陵、郭谊，被告渠县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李江波、刘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邓某诉称，2014年3月4日，原告入住鼓楼医院，入院时查明现病史“患者15年前在无明显诱因下出现背部疼痛、活动受限，日久发现背部后凸畸形，当地医院诊断为脊柱结核伴后凸畸形，在疼痛消失后未予特殊治疗。”既往史：“既往有结核病史。”2014年3月5日，CT检查报告诊断结果：“1.脊柱后凸畸形，T9-L2椎体及其部分附件骨质破坏……，考虑结核可能，请结合临床病史”。2014年3月24日，鼓楼医院为原告实施“脊柱后路椎板减压内固定植骨融合术”。2014年4月5日出院。
从鼓楼医院出院不久，原告出现无明显诱因的头痛，意识模糊。2014年4月29日至绍兴市××桥区中医院就诊，考虑“脑炎”。2014年4月30日至浙大二附院就诊，诊断：“颅内感染：结核性脑膜炎首先考虑”，住院期间进行了抗结核治疗。
2014车5月10日，原告入住渠县医院治疗，该院诊断：结核性脑膜炎，住院期间进行了抗结核治疗，出院时，原告双侧瞳孔扩大约0.4cm，对光反射消失，双眼脸下垂，双眼视力消失，深浅感觉消失。
原告认为，鼓楼医院手术前没有对原告进行抗结核治疗是原告出现结核性脑膜炎的根本性原因。浙大二附院在原告未被明确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的清况下称无法治疗，直接建议家属将原告带回家，存在过错。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被告鼓楼医院和浙大二附院赔偿原告医疗费109699.81元、护理费730000元、误工费17700元、营养费2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96元、交通费5144元、残疾赔偿金52042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1437561.81元，两被告按照40%的比例共计赔偿575024.72元，其中鼓楼医院承担90%的责任为517522.25元，浙大二附院承担10%的责任为57502.47元；2、被告鼓楼医院和浙大二附院承担鉴定费及案件受理费。
被告鼓楼医院辩称，原告入住鼓楼医院后，鼓楼医院诊断明确，原告有手术指征，选择手术治疗是正确的。原告入院时，根据其陈述其是在15年前就存在脊柱结核伴后突畸形，结合相关检查，鼓楼医院认为原告的结核是陈旧性结核，并不在活动期，根据医疗常规在手术之前不需要进行抗结核治疗。即使是活动期结核，在进行抗结核治疗后，也不能完全避免结核的扩散。原告是在出院后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出现头痛等症状，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的上述症状是手术导致。且之后原告又至浙大二附院和渠县医院治疗，原告目前的损害后果是否和这两家医院的治疗有关，不能确定。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鼓楼医院的诉讼请求。
被告浙大二附院辩称，2014年4月30日，原告至我院神经内科急诊，在进行初步检查和询问病史后，初步诊断头痛待查：颅内感染待排，急查头颅CT及CTA未见明显异常，予抗病毒、抗感染等治疗。5月1日拟行腰穿，但因原告精神症状明显，检查未成功。5月2日，收住神经内科予以治疗。5月5日上午行腰椎穿刺术，见淡黄色脑脊液，行脑脊液常规检查。后查CT又发现双肺上多个结节灶。追问病史，发现原告有肺结核密切接触史。结合原告抗病毒治疗效果不佳及脑脊液化验结果，考虑结核性脑膜炎可能，请红会医院结核科急会诊，予抗结核治疗。会诊考虑“结核性脑膜炎，同意诊断性抗结核及激素治疗”。后充分告知原告家属原告的病情及抗结核治疗药物副作用。2014年5月9日原告状况不佳，建议其至红××医院结核科（杭州市××定点医院）继续治疗，家属主动要求出院，充分告知家属应继续住院治疗及出院后风险，家属仍要求出院。我方对原告的整个治疗过程均严格按照诊疗规范进行，抗结核治疗及时，且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请求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
被告渠县医院辩称，原告自2014年5月10日入住我院治疗，期间办理三次入院出院手续，是为方便原告报销医疗费用，实际上并未出院。我院对原告的诊断正确，治疗及时，我方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
经审理查明，原告因“发现胸腰部后凸畸形15年”于2014年3月4日入住鼓楼医院。原告15年前出现腰背部疼痛伴逐渐后凸畸形，当地医院诊断为脊柱结核并予以抗结核治疗，但在其疼痛消失后未再继续接受治疗。在1年半前曾不慎摔倒后出现双下肢麻木，左下肢重，X片（外院）示胸腰段后凸畸形。入院查体：弯腰可见明显胸腰部后凸畸形，双下肢肌力4级伴双下肢麻木，左下肢重，腹壁反射、双膝腱减弱，病理反射未引出。入院诊断：胸腰椎后凸畸形伴不全瘫。术前查CT示：脊椎后凸畸形，T9-L2椎体及部分附件骨质破坏，局部融合畸形，L3-4椎体内低密度影，Ll-3椎体旁腰大肌内圆形低密度影，双侧腰大肌内多发点状钙化灶，双侧多发肋骨近胸肋关节处骨质异常伴局部融合，考虑结核可能。MRI示：胸腰段脊柱后凸畸形，T8-Ll段椎体形态失常，相互融合，右侧腰大肌内囊性占位，Tl0椎体层面椎管狭窄，脊髓受压。X线片示：脊柱后凸，Tll、12及Ll、2、3椎体骨质破坏，左肺多发陈旧性病灶可能。查血沉(仪器法）18mm/h，C反应蛋白3.5mg/L，结核抗体结果阴性，T细胞r干扰素结果阳性。3月24日在全麻下行“脊柱后路椎板减压内固定、植骨融合术”，术后予以抗感染等治疗，伤口愈合良好，四肢活动自如，肌力5级，于4月5日出院。
2014年4月30日原告因“头痛1周，伴意识不清一次2天”至浙大二附院急诊就诊，查体：神志清，对答切题，颈抵抗、克氏征可疑阳性，四肢活动自如，肌力5级，病理反射未引出。查血常规示：白细胞8.7×109/L，中性粒细胞80c/o，头颅CT+CTA平扫未见明显异常，脑动脉CT未见异常征象，腰椎穿刺失败，初步诊断：颅内感染;胸椎矫形术后。予抗病毒、补液、降低颅内压等治疗。5月2日收住神经内科，初步诊断：颅内感染；病毒性脑炎？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待排。予抗感染、抗病毒、降低颅内压等治疗。5月5日行腰椎穿刺术，见淡黄色脑脊液流出，测脑脊液压力230mmH2O，脑脊液常规示：隐血试验阳性、潘氏实验阳性、淋巴细胞97%。5月6日CT示：颅脑平扫未见明显异常，左颞叶白质密度稍低，颅底伪影可见；双肺上叶多个结节灶，纤维增殖灶考虑：当日原告出现右侧眼睑下垂，右侧瞳孔约8mm，对光反射消失，右眼内收上、下视受限，诊断考虑结核性脑膜炎，予临时抗结核等治疗。5月9日原告意识尚清，呼之能应，对答基本切题，间断有头痛，仍有发热，出现吞咽呛咳，咽反射减弱，建议转至红会医院结核科治疗，原告家属要求回当地医院治疗并自动出院。
2014年5月10日原告转入渠县医院传染科，入院诊断：结核性脑膜炎，肺结核（陈旧性)，肺部感染，低血钾症，脊柱内固定术后，乙肝病毒携带者。予抗感染、抗结核、保肝等治疗，病情好转，于7月29日出院。××患者神志清，无头痛，双侧瞳孔扩大约0.4cm，对光反射消失，右眼睑下垂，两眼视力消失，左上肢肌力3级，左下肢肌力4级，右上肢肌力5级，嘱继续抗结核、保肝治疗2年。
审理中，经本院委托，南京医学会对本病例作出医疗损害鉴定。鉴定书分析意见认为：原告于2014年3月4日入住鼓楼医院，主诉为“发现胸腰部后凸畸形15年”，影像学检查提示脊柱后凸畸形明确，原告双下肢麻木伴肌力减退(4级)，鼓楼医院术前诊断“胸腰椎后凸畸形伴不全瘫”明确，行“脊柱后路椎板减压内固定植骨融合术”有手术指征，手术方式选择符合常规；原告术前无活动性结核的症状、体征，相关检查亦不支持，故不存在手术禁忌证：术后原告双下肢肌力改善，达到手术治疗的效果。鼓楼医院病历记录原告既往有结核病史（现场调查为密切接触史)，术前全胸片提示左侧肺野多发斑片状高密度影，脊柱CT提示结核可能，T-SPOT检查结果阳性，综合以上因素，应高度怀疑结核病变（静止期）；鼓楼医院对静止期××灶在手术后可能诱发结核播散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存在医疗过错。原告术后出现头痛，加重伴意识模糊，于2014年4月30日至浙大二附院急诊留观，腰椎穿刺失败，诊断考虑颅内感染待排，予抗病毒、抗感染等治疗，5月2日收住入院继续治疗，并于5月5日施行腰椎穿刺术，临床诊断结核性脑膜炎可能性大，5月6日起予抗结核治疗并建议转专科医院继续治疗，5月9日原告自动出院并转回当地医院；浙大二附院在首诊时腰椎穿刺失败，而原告病情需及早行腰椎穿刺明确脑脊液性质的情况下，至5月5日才完成腰椎穿刺，有一定时间的延迟，未尽合理的诊疗义务。原告于2014年5月10日转入渠县医院，渠县医院按“结核性脑膜脑炎”进行治疗，临床治疗效果良好，在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根据原告病史、临床表现、相关检查及治疗效果，临床诊断结核性脑膜脑炎成立。根据现场医学检查，原告目前主要表现为部分颅神经受损、左侧肢体轻度瘫痪，为结核性脑膜脑炎的后遗症。原告××变基础及自身机体状况是其发生结核性脑膜脑炎及目前后遗症的主要因素。鼓楼医院和浙大二附院在诊疗过程中有一定过错，与患者损害后果亦有一定因果关系，为次要因素。鉴定意见为：渠县医院不存在医疗过错行为；鼓楼医院和浙大二附院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与原告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次要因素；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原告伤残等级为四级。鉴于两医院的过错程度及与损害后果的关联性，建议在次要因素中，鼓楼医院承担70%，浙大二附院承担30%。原告为此预交鉴定费2200元。
渠县医院对上述鉴定意见无异议，原告、鼓楼医院、浙大二附院对上述鉴定意见持异议。经原告与浙大二附院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江苏省医学会再次进行医疗损害鉴定。
江苏省医学会鉴定书分析意见认为：鼓楼医院根据检查结果诊断原告为“胸腰椎后凸畸形伴不全瘫”明确，由于其胸腰段脊柱后凸畸形严重，且Tl0椎体层面椎管狭窄，脊髓受压伴不全瘫，应尽早手术为宜，故行“脊柱后路椎板减压内固定植骨融合术”有手术指征，术式选择符合常规。原告既往有结核病史，术前胸部X线片提示“左肺多发陈旧性病灶可能”，结合CT、MRI检查以及T细胞γ干扰素结果阳性等，应考虑原告存在陈旧性肺结核伴胸腰段脊柱结核。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外科学》第8版以及《实用骨科学》第4版、《脊柱外科治疗原则》等著作中关于脊柱结核手术治疗的相关论述认为，手术有可能导致结核和血行播散，因此术前抗结核冶疗应不少于2-4周，术后需继续抗结核治疗直至痊愈。根据鉴定会现场调查，原告在15年前曾行三个月的抗结核治疗，之后自行停药，未再进行任何抗结核药物治疗。考虑原告术前体检营养状况良好，无潮热、盗汗等明显活动性结核的症状体征，血沉18mm/h，C反应蛋白3.5mg/L，结核抗体(-)，血常规检查各项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结核病处于稳定期，术前无预防性抗结核治疗的必要，无骨科手术禁忌症，手术符合诊疗常规。但鼓楼医院对术后有可能引起结核复发和播散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在术后未及时的抗结核治疗，没有针对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进行知情告知，在出院时亦没有开立相关疾病的复查医嘱，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原告因“头痛1周，伴意识不清一次2天”于2014年4月30日至浙大二附院急诊就诊，由于原告病情严重，需尽早行腰椎穿刺帮助明确诊断。但急诊接诊医生在第一次腰穿失败后未及时请相关专科会诊，未进行再次穿刺，直至5月5日进行第二次腰椎穿刺后才明确诊断并进行治疗。浙大二附院明确诊断有一定的延迟，未尽到早期诊疗义务，存在过错。原告于2014年5月10日转入渠县医院传染科后，渠县医院按“结核性脑膜炎”等予以治疗，效果良好，诊疗过程符合规范。根据医患双方提供的资料和现场医学调查综合分析，原告结核性脑膜炎主要可能与脊柱手术后结核血行播散有关。原告在脊柱手术前已经存在肺部和脊柱结核病的基础是导致血行播散的主要因素。鼓楼医院对于手术有可能导致结核复发和播散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未在术后对原告进行抗结核治疗，存在诊疗过错，该过错行为××原告手术后发生的结核性脑膜炎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浙大二附院在诊疗过程中未尽到合理的诊疗义务，存在过错，该过错行为与原告损害后果之间有轻微因果关系。渠县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无过错行为。综上所述，渠县医院在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行为。鼓楼医院和浙大二附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行为，与原告目前的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原因力为次要因素。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原告伤残等级为四级，鉴于两医院的过错程度与损害后果的关系，建议在次要因素中，鼓楼医院承担90%责任，浙大二附院承担10%责任。五位专家中有两位专家认为原因力为同等因素，鼓楼医院承担90%责任，浙大二附院承担10%责任。专家意见为：鼓楼医院和浙大二附院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与原告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次要因素：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原告伤残等级为四级。鉴于两医院的过错程度及与损害后果的关联性，建议在次要因素中，鼓楼医院承担90%，浙大二附院承担10%。原告和浙大二附院为此各预交鉴定费1600元。
原告及被告鼓楼医院对上述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原告认为鉴定意见没有确认被告漏诊了原告存在“脊柱结核”的病情，亦未确认“手术中未清除结核病灶”系医疗过错行为，且专家认为处于稳定期的结核病不需要在术前进行预防性治疗是错误的，另外就原因力的大小的确定原告认为被告的过错行为至少应为主要因素，故请求江苏省医学会三位鉴定专家出庭作证。被告鼓楼医院认为原告术后无进行结核治疗的指征，出院记录中也医嘱“如有不适，立即就诊”，故被告鼓楼医院已尽告知义务，鉴定意见对鼓楼医院的责任认定过重。
鉴定专家出庭就原告与被告鼓楼医院的异议答复如下：原告被诊断为胸腰椎后突畸形伴不全瘫，诊断正确，鼓楼医院在术前已经做了CT检查、血沉检查、核磁共振检查，提示是陈旧性结核病灶，就原告的陈旧性结核问题，会诊记录和病程记录均有明确记载，就此问题骨科医生已请呼吸科医生会诊，不存在漏诊；脊柱矫正手术和结核病灶清除术手术方式不一样，且术前检查结核是稳定的，不需要清除；实施结核病灶清除术，必须进行抗结核治疗，但实施矫正手术并不一定要进行抗结核治疗；被告鼓楼医院在术后并未明确就原告存在的陈旧性结核提示原告术后密切注意结核病发的可能、并提示原告至专科医院就诊以决定是否进行抗结核治疗，存在过错。原告为此预交专家出庭费4000元。
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就原告的误工、营养、护理期限及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出具南医大司鉴所[2015]临鉴字第172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分析意见认为：原告于2014年3月4日因腰椎后凸畸形伴不全瘫入鼓楼医院行脊柱后路椎板减压内固定植骨融合术等治疗，病情稳定后出院。2014年5月2日因头痛加重伴意识模糊入浙大二附院治疗，临床完善检查后考虑结核性脑膜炎可能性大，予以抗结核治疗，2014年5月9日出院至渠县医院继续抗结核治疗，2014年6月3日出院，出院时原告神清，双眼视力消失，左侧上下肢肌力2级，右侧上下肢体肌力5级，双侧巴氏征阳性，深浅感觉消失。本次法医学鉴定见原告双眼外观可，对光反射未引出，双眼盲目5级，背部胸腰段遗留手术瘢痕，腰部主动活动不利，左侧肢体偏瘫（肌力4级)，右侧肢体肌力5级，双侧巴氏征(-)。比照GA/T1193-2016《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第4.9条、5.1.11条、9.1.2条、A.5条、A.7条之规定，原告误工期限自2014年3月4日起至定残前一日止，营养期限为120日。根据护理原则及GB/T31147-2014《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5.2.2.2之规定，原告目前状况需他人长期护理，存在大部分护理依赖。原告为此预交鉴定费1440元。
审理中，经原告与被告鼓楼医院和浙大二附院一致确认的纳入赔偿范围的损失包括误工费17700元、营养费2400元、残疾赔偿金520422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他费用，争议如下：
1.原告主张医疗费109699.81元，其中在鼓楼医院治疗的医疗费为91644.69元，在浙大二附院治疗的医疗费为5629.35元、在渠县医院治疗的医疗费为12425.77元。鼓楼医院认为原告在鼓楼医院的治疗费91644.69元是治疗原发疾病即背部后凸畸形，不应纳入损害赔偿范围。浙大二附院认为原告在鼓楼医院和渠县医院的治疗费用均是治疗原告的原发疾病，且鼓楼医院的治疗行为先于浙大二附院，故原告在他院的治疗费用不应由浙大二附院承担。
2.原告主张护理费730000元（100元/天×365天/年×20年），并提供收据四张，收据显示原告自2014年7月29日至今在忠县拔山夕阳乐老年公寓每日的生活、护理费为130元。原告认为减去生活费30元/天，护理费应为100元/天。鼓楼医院认为护理费应为70元/天，一次性计算20年过长，应先按5年计算。浙大二附院认为护理费应为70元/天，大部分护理依赖并非完全护理依赖，考虑原告的年龄及身体状况，护理期限应按5年为单位计算比较合适。
3.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2196元（18元/天×122天）。鼓楼医院和浙大二附院均认为在鼓楼医院住院的32天系治疗原发疾病，故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1620元（18元/天×90天），且在鼓楼医院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包含600元伙食费。另外，浙大二附院认为在鼓楼医院的治疗先于浙大二附院的治疗，故在鼓楼医院期间产生的费用××浙大二附院无关。
4.原告主张交通费5144元，并提交因三次鉴定原告及其家属、护理人员往返于南京和重庆的飞机票。鼓楼医院和浙大二附院认为原告所主张的交通费系诉讼产生的费用，不应纳入损害赔偿范围，但鉴于就医必然会产生交通费，具体数额请求法院酌定。
5.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鼓楼医院和浙大二附院均认为过高，请求法院酌定。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原告提交的病历资料、医疗费发票、护理费收据，医疗损害鉴定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被告提交的病案资料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责任。原告提起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系向被告主张侵权责任，其应举证证明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且该诊疗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本案中，原告因“胸腰椎后凸畸形伴不全瘫”在鼓楼医院行“脊柱后路椎板减压内固定植骨融合术”；原告术前结核病处于稳定期，术前无预防结核治疗的必要，无骨科手术禁忌，手术指征明确，术式选择符合常规。但鼓楼医院对术后可能引起结核复发和播散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在术后未及时行抗结核治疗，亦没有针对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进行告知，出院时亦未开立相关明确医嘱，存在过错。
2014年4月30日原告至浙大二附院治疗，由于原告病情严重，需尽早行腰椎穿刺以明确诊断，但浙大二附院在第一次腰椎穿刺失败后未及时行再次穿刺，直至5月5日才行二次穿刺，有一定延误，存在过错。
本院认为，原告目前的结核性脑膜炎主要可能××脊柱手术后结核血行播散有关，但原告术前已存在的肺部和脊柱结核病是导致血行播散的主要原因，鼓楼医院的过错行为和浙大二附院未尽到早期诊疗义务的过错行为与原告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原因力为次要因素，本院认定被告鼓楼医院和浙大二附院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40％的赔偿责任，在40%的责任比例中，被告鼓楼医院承担90%责任，被告浙大二附院承担10%责任。
关于原告的各项损失，本院认为，双方无异议的损失有误工费17700元、营养费2400元、残疾赔偿金520422元，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其他费用认定如下：
1.原告在鼓楼医院的治疗费用系治疗脊柱畸形，对于脊柱畸形的手术治疗鼓楼医院并无过错，其过错在于对术后结核血行播散认识不足，未采取措施予以防范。故鼓楼医院的治疗费用系治疗原告原发疾病的费用，不应纳入损害赔偿范围，本院认为纳入损害赔偿范围的治疗费用为18055.12元。
2.根据原告的病情及其实际支出的护理生活费数额，本院酌定护理费按80元/天计算。关于护理期限，根据原告的年龄和健康状况等实际情况本院确定为5年，但若5年后原告确需继续护理，可再行主张护理费用。本次纳入损害赔偿范围的护理费为146000元（80元/天×365天/年×5年）。
3.原告在鼓楼医院住院治疗的32天系治疗其原发疾病，在此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不应纳入损害赔偿范围，故纳入损害赔偿范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620元（18元/天×90天）。
4.原告主张的交通费系因三次鉴定产生的原告及其家属和护理人员往返南京和重庆的飞机票费用。本院根据原告在三被告处就医及三次鉴定的事实，按火车票的价格及一人陪护的标准计算，原告主张的交通费亦属合理，故对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5144元，本院予以支持。
本案应纳入赔偿范围的赔偿总额为711341.12元，40％的份额应为284536.45元。考虑到被告的过失性质和程度以及原告方的精神痛苦，本院酌定精神抚慰金为20000元。综上，鼓楼医院和浙大二附院共应赔偿原告304536.45元，其中鼓楼医院应赔偿274082.81元，浙大二附院应赔偿30453.64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南京鼓楼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邓某274082.81元；
二、被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邓某30453.64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275元、鉴定费10840元（包括专家出庭费用），由原告邓某承担受理费1352元、鉴定费4000元，被告南京鼓楼医院承担受理费1770元、鉴定费5240元，被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承担受理费153元、鉴定费1600元（原告邓某已预交案件受理费3275元和鉴定费9240元，被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已预交鉴定费1600元，被告鼓楼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在向原告给付上述款项时加付受理费元和鉴定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颜 敏
人民陪审员 刘继红
人民陪审员 魏红兵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见习书记员 徐盛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