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鄂0102行初47号
原告姜艳春，女，汉族，1969年11月17日出生，户籍地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166号。
法定代表人邬利平，系该局局长。
行政负责人陈辉，系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斌（特别授权代理），系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塔子湖街派出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邹智明（特别授权代理），系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原告姜艳春诉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以下简称江岸公安分局）公安行政处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2月21日受理后，向被告江岸公安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钢平、刘华女参加的合议庭，于2017年6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艳春，被告江岸公安分局的行政负责人陈辉及委托代理人邹智明、陈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姜艳春诉称，其不服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岸公（塔）行决[2016]30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原告姜艳春的具体行政处罚主要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处罚程序不符法律规定，适用法律不当，主要理由在于：1、主要证据不足，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并不存在扰乱中南海公共秩序的受案登记表、现场的录音录像、现场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训诫书原件、扰乱公共秩序的程度，事实上原告姜艳春并没有违法，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也就不存在证明原告姜艳春违法的证据；2、与事实不符，原告姜艳春于2016年10月25日上午十点左右，从北京的14路公交车府右街力学胡同站下车，刚下车原告姜艳春就被警察查身份证和行李，查出有上访材料和访民身份，警察就将原告姜艳春送到马家楼救济中心。驻京办的工作人员将原告姜艳春接出马家楼救济中心，交给了一群黑保安，强行将原告姜艳春押上了车并收走了手机和身份证，从2016年2月25日中午13时到次日14时非法限制了原告姜艳春人身自由25个小时，并将其押至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塔子湖街派出所，原告姜艳春向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塔子湖街派出所报案，但并没有警察受案且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对原告姜艳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拘留了十日；3、处罚程序不合法，没有传唤证，警察滥用权力，变相非法限制原告姜艳春的人身自由，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在中南海周边行走，就定为“非访”；4、根据国务院2005年1月10日颁发的第431号《信访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法律是保障公民上访的权利的，根据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且《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超越地域管辖范围内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超越职权。知法犯法，违法不报，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应当熟悉限制人身自由的相关法律，在明知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将一个没有违法犯罪事实的人非法拘留十日，这显然是违法的，而且是滥用职权；5、适用法律不当，原告姜艳春没有触犯法律规定的禁止行为，没有违法情节，更没有扰乱公共秩序，所以被告江岸公安分局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不当。并且原告姜艳春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申请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为2016年10月25日原告姜艳春在中南海周边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查获的受案登记表、查获经过、案件移送通知书、处理处罚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信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答复称未制作该政府信息，因此不存在，未与当地公安局进行移交。综上，原告姜艳春认为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岸公（塔）行决[2016]30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没有法律依据，捏造事实，制造伪证，打击报复上访人员，属于滥用职权法，越权执法。据此，原告姜艳春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确认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岸公（塔）行决[2016]30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并予以撤销；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赔偿原告姜艳春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等，并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承担本案诉讼费50元整。
原告姜艳春为证明其观点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照片两张（邮寄挂号信凭证及派出所照片），派出所照片证明原告姜艳春在北京没有违法，北京派出所电视上的训诫内容仅是告知，挂号信照片证明原告姜艳春只是在北京寄信，并没有违法行为；
2、ＸＸＸ讲话，来源于网上下载的照片；3、ＸＸＸ讲话，来源于网上下载的照片，证据2、3证明原告姜艳春是正常上访，不能以维稳的形式打压群众；4、ＸＸＸ讲话，来源于网上下载的照片，证明原告姜艳春是正常上访，原告姜艳春在中南海上访没有违法行为，没有法律规定原告姜艳春不能在中南海行走；5、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出具的京公朝决字[2012]第0078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即使原告姜艳春在北京违法了，北京警方会履行其职责对原告姜艳春进行处罚，不应由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原告姜艳春进行处罚；6、训诫内容，证明原告姜艳春在北京只是被训诫，告知原告姜艳春按照正常程序上访；7、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出具的岸公（塔）行决[2016]30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处罚决定书违法，没有北京公安局的移交手续，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引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认为原告姜艳春扰乱公共秩序并且情节严重，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姜艳春采用了哪种方式和手段扰乱了哪里的公共秩序，原告姜艳春去北京上访的准备行为并不违法，没有任何法律将此行为列为禁止性行为，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处罚依据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原告姜艳春准备上访的行为被处罚没有法律依据；8、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出具的岸不受字（2017）第010号《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证明原告姜艳春申请了行政复议，但是超过期限不予复议；9、行政一审案件登记卡，证明原告姜艳春进行起诉时，将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进行了分开诉讼；10、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出具的西公（2017）第34号-答复告《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证明没有移交手续，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未予当地公安机关进行移交，故受案登记表、查获经过、处罚情况证人证言信息不存在，也再次证明原告姜艳春在北京没有违法的行为；11、挂号信照片，证明信息公开答复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向原告姜艳春邮寄的。
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辩称，1、原告姜艳春于2016年9月6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我局行政拘留十日。2016年10月25日12时许，原告姜艳春再次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扰乱了中南海周边公共秩序，被北京警方训诫。其行为已经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2016年10月26日，我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原告姜艳春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2、原告姜艳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事实有受案登记表、查获经过、询问笔录、训诫书等证据证实，我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综上，原告姜艳春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姜艳春的诉讼请求。
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为证明其观点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岸公（塔）受案字[2016]102601号《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受理本案；2、岸公（塔）行决字[2016]30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对原告姜艳春进行处罚；3、岸公（塔）行传字（2016）第102601号《传唤证》，证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对原告姜艳春进行了传唤；4、岸公（塔）行传通字[2016]第102601号《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证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依法通知原告姜艳春的家属；5、公（塔）行拘通字[2016]第102601号《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依法通知原告姜艳春的家属；6、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原告姜艳春依法进行处罚前的告知；7、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份），证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告知原告姜艳春权利义务；8、查获经过（2份）；9、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原告姜艳春的询问笔录（4页）；10、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李国雄的询问笔录（3页）；11、训诫书（2份）；12、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塔子湖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塔子湖街道办）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8-12证明原告姜艳春的违法事实；13、原告姜艳春的身份信息证明，证明原告姜艳春的身份。
经庭审质证，原告姜艳春对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认为报案人处是空白，移送单位空白，接报民警是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塔子湖街派出所的民警，接报时间是2016年10月26日，如果说原告姜艳春在北京违法，应当在北京报案，没有移送单位，接报民警也应该是北京的执勤民警，简要案情和报案记录是2016年10月26日塔子湖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将扰乱北京公共秩序的姜艳春接到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塔子湖街派出所，不符合规定，因此对受案登记表的合法性有异议，关联性不认可，没有管辖权和移交手续，且应当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进行管辖，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要在北京行使管辖权，也应该是由北京公安移送的管辖权，以北京公安处理为前置条件，再由北京公安移送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没有北京公安机关的先行处理就受理本案，程序错误不合法，对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2，认为被告江岸公安分局给原告姜艳春的原件是空白的没有手写的字样，但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上面有手写的字迹，且《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的内容，原告姜艳春在中南海周边上访，中南海周边是公共场所的区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说原告姜艳春不能在中南海周边行走，扰乱公共秩序的程度也没有写，受害人的笔录及录音录像也没有，原告姜艳春进京上访是依照法律规定依法上访，不存在违法行为，没有扰乱任何地方的公共秩序，事实中写的受案登记等证据，原告姜艳春也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申请信息公开了，根本不存在，是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伪造的，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原告姜艳春进行行政处罚，对此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3，认为被告江岸公安分局程序违法，原告姜艳春是直接被押到派出所的，被黑保安押去的，当时根本什么都没有，是之后补上的，对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4、5，认为该证据程序违法，当时什么都没有，没有通知家属就是违法的；对证据6，认为该份证据的程序是违法的，原告姜艳春没有违法行为，公共场所秩序被扰乱严重到什么程度没有写上，对笔录告知书不认可，程序是违法的；对证据7，认为是违法作出的，故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8，认为两份查获经过是违法作出的，如果是原告姜艳春违法了应该由北京警方移交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塔子湖街派出所，塔子湖街道办的人不能认定原告姜艳春违法，所以对查获经过不认可，查获经过应该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现场查获，也应该有现场的录音录像，不应该由塔子湖街道办或者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塔子湖街派出所查获；对证据9，认为如果原告姜艳春违法，只有现场的执勤民警有询问的权利，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塔子湖街派出所的民警不是现场的执法民警，对此询问笔录内容不认可；对证据10，不认可李国雄的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上写证明塔子湖街道办的李国雄说其在北京等着接原告姜艳春，该证据认可了原告姜艳春一直在反映问题，政府早就将原告姜艳春列为重点关注人员、重点帮扶人员，原告姜艳春的举动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中，所以从原告姜艳春坐上去北京的车之后，就立即安排人员去北京劝说原告姜艳春，这个证言完全说明了这次接访和抓回来之后的拘留是一场早就预谋好的阴谋，并且该份证据证实了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在北京设有驻京办，由楼主任安排重金聘请黑保安、租用黑面包车将原告姜艳春押回武汉，北京马家楼民警参与办案，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违规设立驻京办，被告江岸公安分局非法用强制限制人身自由，拘留不折抵日期，北京公安办了案，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却没有合法的移交手续，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自己认定的事实是矛盾重重颠倒黑白；对证据11，训诫书不能证明原告姜艳春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训诫书是对没有违法但有一定违法可能性的一种措施，是一种极度轻微警告，因此训诫书只能证明原告姜艳春有上访行为，而不能证明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也就是说训诫书证明原告姜艳春还没有违法，没有违法就是合法，所以训诫书是原告姜艳春行为合法的证据，用训诫书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明证据，是用证明行为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行为违法，显然是可笑的，训诫书来源不合法，当地公安所持训诫书作为证据，按理说，训诫书应当是由北京公安派出所给原告姜艳春出具的，当地公安只有向原告姜艳春索取训诫书才是其合法持有训诫书唯一途径，但事实上原告姜艳春并不知晓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给其开过训诫书，更不清楚应当交给原告姜艳春的训诫书是怎样到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手中的，因此原告姜艳春质疑该训诫书来源的合法性同时质疑其真实性，而对来源不合法的证据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假使训诫书是真实的，说明北京警方已经对原告姜艳春进行了行政处罚，纵观我国法律体系，从行政处罚到刑事犯罪的判决，只有数罪并罚没有一罪累罚，即一事不再罚原则。所以当地公安对原告姜艳春进行行政拘留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如果北京派出所向原告姜艳春作出的训诫行为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只是北京公安机关作出的一种普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一项普通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不能证明当事人的行为是必然违法的，训诫书的重要意义是告知原告姜艳春应到相应信访部门去反映问题，要依法维权，不要做违法事情，上面没有记录原告姜艳春有违法行为，如果原告姜艳春在北京违法了，北京公安机关必然会履行自己的职责，依法处理，从北京公安派出所对原告姜艳春的上访行为没有实施行政处罚而是出具训诫书，这一情况可以证明原告姜艳春的上访行为并没有违法，没有违法就是合法。所以训诫书是行为合法的证据，是用证明行为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行为违法，显然是颠倒黑白，所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只能证明原告姜艳春准备到中南海上访，对原告姜艳春扰乱中南海的公共秩序没有任何证明力，所以该训诫书不能用来作为对原告姜艳春进行行政处罚的证据，且经过查看原件，虽其与复印件是一致的，对来源质疑，北京的训诫书是当事人现场的照相，不应该是身份证的照相，应该由北京警方现场交给当事人签名，上面的公章看不清楚，没有原告姜艳春的签名，上面也没有编号，对真实性合法性来源均不予认可；对证据12，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13，无异议，是原告姜艳春的真实信息。
经庭审质证，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原告姜艳春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7，认可是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当时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原告姜艳春时，要求原告姜艳春在被告江岸公安分局留存档案的一份上签字，但原告姜艳春拒绝签字，因此在上面予以了注明；对其他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1、原告姜艳春提交的证据1、5、8、9、10、11真实、来源合法，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纳；证据2、3、4、6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证据要件，本院依法不予采纳；证据7，真实、来源合法，是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本院依法予以采纳。
2、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依法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原告姜艳春于2016年10月25日因其房屋拆迁等问题到北京市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依法进行训诫。同年10月26日，原告姜艳春被送回武汉市，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塔子湖街派出所遂依法对其进行口头传唤并询问调查。经调查核实并经塔子湖街道办出具情况说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认为原告姜艳春于2016年10月25日12时许到中南海周边上访，扰乱了中南海周边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警方训诫，其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故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并告知了原告姜艳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2016年10月26日，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依法向原告姜艳春作出并送达岸公（塔）行决字[2016]30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其处以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十日。原告姜艳春不服该处罚决定，故诉至本院，诉请如前。
另查明，原告姜艳春曾于2016年9月5日因房屋拆迁等问题到北京市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依法进行训诫，被告江岸公安分局据此作出岸公（塔）行决字[2016]26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姜艳春行政拘留十日。
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原告姜艳春因房屋拆迁等问题进京上访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治安案件负责。中南海周边地区并非信访接待场所，原告姜艳春因个人诉求多次到北京上访并在中南海周边地区停滞，违反了《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扰乱了北京地区的公共秩序。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依法调查收集了原告姜艳春于2016年10月25日在北京上访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证据，并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前依法对其进行了调查询问，告知其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
训诫系一种批评教育处理方式，不具有制裁性和惩罚性，不属于行政处罚的法定种类，故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原告姜艳春进行训诫后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再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原告姜艳春要求撤销被告江岸公安分局作出的岸公（塔）行决字[2016]30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姜艳春要求被告江岸公安分局对其赔偿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等，并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因原告姜艳春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亦无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姜艳春的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姜艳春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邮寄送达费人民币20元，合计人民币70元由原告姜艳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薇
人民陪审员 刘钢平
人民陪审员 刘华女
二○二○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黄牧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