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
＼ n 民 事 判 决 书
＼n（2013）汀民初字第2005号＼n原告余荣华，男，1965年10月18日生，汉族，住福建省长汀县。＼n委托代理人李旭东、范建萍（实习），福建矩圆律师事务所律师。＼n被告钟立汉，男，1957年3月20日生，汉族，住福建省长汀县。＼n委托代理人赖荣昌，长汀县天平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n第三人刘恒燊，男，1962年8月14日生，汉族，住福建省长汀县。＼n第三人钟礼煌，男，1966年1月16日生，汉族，住福建省长汀县。＼n第三人钟继镗，男，1965年5月2日生，汉族，住福建省长汀县。＼n原告余荣华诉被告钟立汉合伙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7月26日受理，依法由审判员罗文标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追加刘恒燊、钟礼煌、钟继镗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3年12月18日及2014年1月16日公开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各自的委托代理人、第三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n原告余荣华诉称，1998年，被告钟立汉、第三人刘恒燊、钟礼煌、钟继镗、王国松合伙开办了福建省长汀县古城盛林造纸厂。2004年被告钟立汉退伙，将其所有的股份转让给第三人刘恒燊、钟礼煌。2005年5月20日，王国松退伙，其将股份转让给原告。至此，福建省长汀县古城盛林造纸厂的合伙人为刘恒燊、钟礼煌、钟继镗及原告，但工商登记信息未变更。2006年，因政策取缔关闭“十五小”企业，盛林造纸厂被强行关闭拆除，造成原告等人的巨大损失。为此，原告经与其他被关闭的造纸企业业主协商，欲向有关部门提出补偿。原告也曾与合伙人商量解决方法，并于2009年7月8日与其他合伙人订立协议书一份，约定主张赔偿事宜第三人刘恒燊、钟礼煌不参与，也不承担相关费用和责任，由原告和钟继镗承受赔偿事宜的全部责任和受益。此后，原告和钟继镗与其他九家同类企业花费不少精力和财力，于2013年为原盛林造纸厂争取到90000元的补偿款。又因原告的合伙企业已被吊销，而补偿款只能汇给企业，故有关部门决定汇入原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名下。因原企业的营业执照未变更，经原告、钟继镗与被告协商，被告同意补偿款汇入其个人帐户。2013年5月8日补偿款90000元汇入了被告帐户。原告向被告主张该补偿款的一半，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诿，原告至今未得分文。现请求法院：1、判令被告立即将补偿款45000元支付给原告；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n被告钟立汉辩称，一、答辩人没有不当得利，仅是依法保管合伙款项。1、诉争的款项系县政府强制关闭答辩人等人合伙创办的造纸厂给付的补偿款。答辩人作为被关闭的造纸厂的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根据政策规定，向政府有关部门要求依法补偿，县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将原纸厂应得的补偿款汇入答辩人帐户。2、答辩人在收到补偿款后，当即通知了原纸厂的全体合伙人到答辩人家中，就如何分配该款提出方案，但因纸厂尚有未处理事务，合伙人有不同意见，故暂不宜分配，该款仍由答辩人保管。二、原告不是合伙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1、原告提供的《合伙企业设立登记申请表》和《合伙人名录》、《合股投资兴办长汀县古城盛林千纸厂协议书》、《投资人基本情况及出资表》可以看出，纸厂的合伙人是答辩人、刘恒燊、钟礼煌、钟继镗和王国松等五人，原告并非合伙人。2、原告提交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可看出，答辩人是该合伙企业的负责人，营业执照一直没有变更过，答辩人更未退伙。至于王国松是否将其股份转让给原告，答辩人并不知情，更未同意。原告提交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根本就是无效的协议，原告作为受让方在该协议书上并未签名，因此协议并未成立，更是无效。另外，该股份转让协议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原告不是该纸厂的合伙人，不具有享受该厂关闭而获得政府补偿的权利，不具有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3、原告与第三人刘恒燊、钟礼煌、钟继镗于2009年7月8日所签订的“协议”，并未得到答辩人的同意，其约定对答辩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何况，该协议约定的是与政府“打官司”，即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也未依约履行打官司的义务，该补偿款并非原告与政府打官司所获的赔偿款，因此该协议与本案无关。4、原告提交的长汀县环保局、经贸局的《关于长汀县盛林等小造纸厂因“十五小”政策强制关闭后要求经济补偿的调查报告》，虽然有被关闭的企业主上访要求补偿，但并无证据证明原告是企业主，有参与上访，即便是有他们上访，具体的补偿方案也无从落实。只是到2011年9月龙岩市政府根据省政府的相关文件出台后，长汀县才根据上级文件出台相应的方案，明确对有证照的小造纸厂进行补偿。因此，补偿款并非原告通过打官司所获得，而是县政府根据上级有关政策对符合条件的造纸厂关闭的经济补偿款，与原告并无关系。＼n第三人刘恒燊、钟礼煌述称，第三人同意被告钟立汉的答辩意见，第三人刘恒燊虽然个人有同意王国松转让股份给原告，但其他合伙人并不知情，更未同意，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企业股份的转让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显然无效。原告不是该纸厂的合伙人，故不享有分配补偿款的权利，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n第三人钟继镗述称，根据原告与三位第三人的协议，第三人刘恒燊、钟礼煌已放弃补偿款，故补偿款只能归原告、第三人钟继镗，钟立汉可以分一部分。第三人钟继镗要求与原告平均分配。＼n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n1、长汀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的原福建省长汀县古城盛林造纸厂工商登记信息复印件8张，证明盛林造纸厂是依法设立的合伙企业，合伙人有王国松等五人。＼n2、原福建省长汀县古城盛林造纸厂营业执照，证明盛林造纸厂是依法设立的合伙企业。＼n3、2005年5月20日所签订的“协议书”，证明王国松已将其所有的股份转让给了原告。＼n4、2009年7月8日的“协议”一份，证明盛林造纸厂的补偿款只有原告和钟继镗才能享有。＼n5、长汀县环境保护局、长汀县经济贸易局《关于长汀县盛林等小造纸厂因“十五小”政策强制关闭后要求经济补偿的调查报告》，证明政府对关闭的盛林造纸厂等进行补偿。＼n6、长汀县经济贸易局“汀经贸（2013）7号”请示，证明盛林造纸厂最终获得900000元的补偿。＼n7、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证明长汀县经济贸易局已将赔偿款支付到被告钟立汉的银行账户。＼n8、八家企业基本情况表，证明本案的补偿款是由八家企业争取后取得的。＼n9、收条一张，证明原告为争取补偿已花费7000元的费用。＼n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钟立汉及第三人刘恒燊、钟礼煌质证认为，证据1、2没有异议。证据3没有被告的签名，被告是合伙企业的执行人，但对转让这事并不知情。同样，证据4被告也不知情更谈不上同意，不能证明原告的合伙人。证据5即便原告有去上访但补偿款并没有办法落实，补偿款是因市政府政策出台才有的。证据6、7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与原告没有关系。证据8无异议，但同时证明了被告钟立汉有向相关部门要求赔偿的事实。证据9应有相应的人证证明，而且也不能证明是原告支付的。＼n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n龙岩市人民政府“龙政综（2011）394号‘龙岩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龙岩市淘汰落后造纸产能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证明赔偿款是根据该份文件下发后，长汀县人民政府才依法下发给有关企业的。＼n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龙岩市人民政府的通知无异议，正是由于原告与其他八家企业的争取，政府才给了补偿。＼n第三人均未提供提供书面证据。＼n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分析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2、5、6、7、8被告及第三人未提出异议，证据3、4虽然被告提出不知情，但在庭审中查明刘恒燊已知有合伙人股份转让给原告，且就补偿款分配被告也通知原告参与协商，故证据3、4亦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依据予以采用。证据9无其他证据佐证，故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依据采用。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n经审理查明，1998年，被告钟立汉、第三人刘恒燊、钟礼煌、钟继镗、案外人王国松共同出资36万元，合伙开办了福建省长汀县古城盛林造纸厂，其中被告钟立汉出资9万元、刘恒燊出资9万元、钟礼煌出资6万元、钟继镗出资8万元、王国松出资4万元，并选定被告钟立汉为合伙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刘恒燊为企业出纳、钟礼煌为企业会计、钟继镗为保管、王国松为供销员。2005年5月20日，王国松与原告订立“协议书”，约定：王国松在盛林造纸厂1／9股权转卖给余荣华。该协议书有王国松签名，在场人有王学荣、刘恒燊。此后，原告参与到企业的经营中。2006年，因政策取缔关闭“十五小”企业，盛林造纸厂被强行关闭拆除，企业账册亦进行了销毁。因企业被关闭而造成损失，原告与其他被关闭的造纸企业业主欲向有关部门提出补偿，逐与合伙人商量解决方法，2009年7月8日与刘恒燊、钟礼煌、钟继镗订立协议书，其内容为：“兹有原溜下盛林造纸厂股份制企业，在2006年被政府停厂拆除。因纸厂原来证照齐全，现在有些股东要求政府给予赔偿，但需要一定费用，经过原股东协议，刘恒燊、钟礼煌不参与此事，也不出与政府打官司的钱。余荣华和钟继镗二人要求政府给予赔偿，并且愿意出官司费用，如果官司打赢所赔偿资金与原股东刘恒燊和钟礼煌无关。赔偿资金全部归余荣华和钟继镗二人所有。以上协议经原股东签字后生效。本协议一式四份，原股东每人一份，不得反悔。”此后，原告和钟继镗与其他九家同类企业不断上访。2011年9月，龙岩市人民政府根据福建省政府的相关文件出台了《关于印发龙岩市淘汰落后造纸产能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长汀县人民政府也据此出台了相应《长汀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11年淘汰落后造纸产能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了造纸企业关闭补偿标准。然而，省、市、县的《实施方案》明确补偿的对象是经过2006年前后清理关闭“十五小”企业以后二证齐全并且还在生产的造纸企业，对无证照的造纸企业和往年列入“十五小”且已清理关闭的企业一律不列入资金补偿范围。因此，盛林造纸厂等企业并不能因此获得补偿，原告等仍继续不断上访。为做好维稳工作及减轻被关闭的、能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和环保有续的九家小造纸企业的经济损失，2012年6月12日，长汀县环境保护局和长汀县经济贸易局在调查基础上，向长汀县人民政府提交了《关于长汀县盛林等小造纸厂因“十五小”政策强制关闭后要求经济补偿的调查报告》，提出按适当的标准进行补偿的建议并获政府同意。2013年5月8日，长汀县经济贸易局根据政府制定的方案，将原盛林造纸厂的补偿款90000元汇入原企业法定代表人被告帐户中。被告收到该款后，召集原告及刘恒燊、钟礼煌、钟继镗协商该款的分配事宜，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庭审中，钟继镗表示与原告有约定，所争取到的赔偿金两人平分。＼n本院认为，本案实际为原告余荣华、被告钟立汉是否为盛林造纸厂关闭时企业的合伙人及被告钟立汉、第三人刘恒燊、钟礼煌是否有权参与分配补偿款之争，因此，本案应为合伙纠纷。虽然被告及第三人认为原告不是企业的合伙人，但实际上原告参与生产经营、分配财产的事宜，企业关闭后与其它合伙人协商并参与要求政府补偿，在补偿款下发后并将其转至被告账户并参与协商分配事宜，说明被告及第三人均已认可原告受让王国松的股份，已为该企业的合伙人的事实，故被告及第三人刘恒燊、钟礼煌提出原告不是合伙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出未见到被告钟立汉参与企业的经营，并提供了2009年7月8日原告与刘恒燊、钟礼煌等签订的协议证明关闭纸厂时股东仅四人，不包括被告钟立汉。但从原告提供的企业营业执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仍为被告钟立汉，不参与经营并不能表示不是企业的股东，而且原告也无其他证据证明被告钟立汉已退出合伙，故原告提出钟立汉已退伙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案政府发放的补偿款系对关闭的合伙企业的经济补偿，合伙企业的股东均属受益人，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钟立汉已非合伙人或已放弃该补偿，故被告钟立汉有权参与分配，但补偿款系原告与第三人钟继镗争取而得到的，必然付出一定的时间、财力和精力，对此被告钟立汉应给予一定的补偿或分担费用，根据案件的实际，酌定被告钟立汉承担1500元。原告与刘恒燊、钟礼煌、钟继镗的“协议”中，刘恒燊、钟礼煌已明确表示“不参与此事（要求政府给予赔偿），官司所赢赔偿资金全部归余荣华、钟继镗所有。”系其对自己权利的放弃，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本案讼争的补偿款正是由于原告及其他企业主不断上访而给予的补偿，故原告提出刘恒燊、钟礼煌不得参与分配补偿款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原合伙的出资比例，被告钟立汉应分得22500元，扣除被告钟立汉应承担的费用1500元，实际可分得21000元。根据原告与第三人钟继镗的约定所得款由两人平分，故各应分得345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n一、被告钟立汉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余荣华支付关闭原长汀县盛林造纸厂的补偿款34500元。＼n二、被告钟立汉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第三人钟继镗支付关闭原长汀县盛林造纸厂的补偿款34500元。＼n三、驳回第三人刘恒燊、钟礼煌的请求。＼n如果被告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n本案诉讼费人民币1850元，减半收取925元，由被告钟立汉负担720元，原告余荣华及第三人钟继镗各负担102.5元。＼n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n审判员罗文标＼n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n代书记员罗明光＼n附注：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执行申请提示＼n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n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发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n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n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n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n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n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n三、执行申请提示＼n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n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