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 n 民 事 判 决 书
＼n（2013）穗花法山民初字第725号＼n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宏成电子厂。＼n法定代表人张业成，该公司的总经理。＼n委托代理人李传波，该公司职员。＼n委托代理人李建，该公司职员。＼n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n法定代表人：王运福。＼n被告王贺宁。＼n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n法定代表人：王贺宁。＼n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致陶，广东古风律师事务所律师。＼n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柯漫，广东古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n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宏成电子厂诉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王贺宁、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原起诉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王贺宁，本院于2013年8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宏成电子厂的委托代理人李传波、李建，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王贺宁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致陶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后，原告依法追加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为被告，本案于2013年12月27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宏成电子厂的委托代理人李传波、李建，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王贺宁、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致陶、柯漫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n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宏成电子厂诉称，原告一直给三被告提供货源，被告收货后定期给原告结算货款，被告曾分别于2012年6月10日、7月5日、7月14日、8月18日给原告出具了四张支票以结算部分货款，出票银行：交通银行广州花都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花都支行、交通银行广州花都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支票号码分别是：03680444（金额111615元）、22379390（金额18905元）03681218（金额127055元），01530502（金额142055元），但原告三次到银行兑现时，被告账上都是余额不足，经过原告多次询问并追讨货款，被告始终置之不理，原告无奈之下，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563205.7元以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9907.5元（2013年1月货款111615元从2013年2月1日暂计至2013年7月31日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为3906.5元，2013年2月货款18905元从2013年3月1日暂计至2013年7月31日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为551.4元，2013年3月余款127055元从2013年4月1日暂计至2013年7月31日银行同期贷款利息2964.6元，2013年4月货款142055元从2012年5月1日暂计至2013年7月31日银行同期贷款利息2485元，要求计算到支付完毕为止）；2、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n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3年5月送货单，2、2013年6月送货单，3、2013年7月14日、2013年8月18日出具的支票及退票理由书，4、2013年6月10日、2013年7月5日的支票（复印件）各一张，收条两张，5、原告与三被告的身份资料。＼n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答辩称，原告起诉的是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但是拖欠货款的是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两者是不同的主体，原告起诉主体错误。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从去年开始就没有从事相关电子设备的生产活动，2013年年初已在申请注销，开发票的设备已被税务部门收走了。现仍在撤销程序中。＼n被告王贺宁答辩称，我不应作本案被告，我是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不应超越公司单独作为诉讼主体，应由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承担责任。原告所主张的拖欠货款的关系没有举证，而且原告是以支票退票为由起诉，不应该以拖欠货款作为案由，而应该根据票据法的有关规定来起诉。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曾经拖欠货款也由原告通过搬运货物的方式抵偿货款。＼n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的意见与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王贺宁一致。＼n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王贺宁、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收料单，2、退货单，3、搬运货物签收单，4、《债务清偿协议》，5、劳动合同，6、营业执照，7、发票缴销登记表。＼n经审理查明，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宏成电子厂认为，其与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王贺宁、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关系，三被告共同从2013年1月起开始拖欠应支付给原告的货款，至起诉时合计563205.7元，原告故起诉至法院成讼。＼n另查明，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是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王运福。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王贺宁。2013年7月14日，王贺宁向原告开具交通银行支票，支票号为03681218，金额为127055元，用途：往来，该支票后因账户余额不足退票。2013年8月18日，王贺宁向原告开具中国民生银行支票，支票号为01530502，金额为142055元，后也未兑现。2013年6月10日，王贺宁向原告开具交通银行支票，支票号为03680444，金额为111615元。后该支票退票，原告将该支票退回王贺宁。2013年6月26日，王贺宁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宏成交来退票一张，号码03680444，货款金额﹤￥111615元﹥王贺宁20**年6月26日”。＼n再查明，原告在涉案送货单上注明客户名称为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相应收料单名称为“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收料单”，收料单备注：“收料单为供应商和本公司结算款项的唯一有效凭证……”原告在2013年5月向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送货合计12600＋892.7=13492.7元，原告在2013年6月向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送货9800＋2529.6＋19000=31329.6元，相应送货单均有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员工郭宗宁签收确认。原告与王贺宁、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确认双方2013年6月的货款未经结算。＼n诉讼中，原告认为，其与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王贺宁存在买卖关系，王贺宁代表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与原告进行交易。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王贺宁与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的关系。原告并认为，双方交易习惯是：由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的采购员以传真，电话等方式下订单；15天之内供应货物给电子厂，由电子厂的仓管人员收货并签收供货单；双方有送货单、收料单，原告的送货单有电子厂的仓管人员签名，收料单由对方打印签名后给原告；双方以月结方式结算货款，当月货款次月以支票形式支付。原告还认为，在被告拖欠货款后才知道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的存在。在原告追加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后，原告认为，原告是与王贺宁主要存在买卖关系，出具的支票全都是王贺宁开具的，所以本案货款应由王贺宁承担支付义务，王贺宁安排另外两个被告收货，另外两被告应当对此货款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n诉讼中，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否认与原告存在买卖关系。被告王贺宁、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确认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与原告存在买卖关系，双方2013年6月的订单没有结算。王贺宁认为，每次收货时，原告会提供送货单。由我方进行收货登记，登记的人是收料人郭宗宁。在初步点算后郭宗宁在对方的送货单上签名，由我方的仓管员如刘林芳，对货物的质量、数量进行核实。经采购人员核对后才收货，不符合质量的货物退回给原告。原告送货单上注明的客户名称虽然是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实际货物时送给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即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这就是单价和数量是一样的原因。收料单是我方开具的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的收料单。在送货单和收料单上签名是有时间差的，需要核实收货数量。收料单上注明了收料单是供应商和本公司结算的唯一有效证明。因此我方的收货是以收料单为准，而不是由送货单数量为准。结算是原告持收料单找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的老总签名，由财务付款。与原告发生买卖关系的是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而不是王贺宁本人。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认为，王贺宁作为其法人代表，已经提交了公司的收货程序，原告把货物送来，提交送货单，由仓管员、收料员及主管领导审核后会向原告出具收料单，收料的一联（黄色联）是给送货单位的，由送货单位拿着黄色联去找公司财务进行结算。所以如果供货单位提供黄色联，公司都会支付货款。＼n诉讼中，原告认为，为支付货款，王贺宁曾交给原告4张支票，支票号码分别是：03681218（金额127055元）、01530502（金额142055元）、03680444（金额111615元）、22379390（金额18905元），原告为此提供了4张支票复印件及收条两张，其中支票号为22379390（金额18905元）的支票为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开具，收款人为原告，所涉收条为手写，内容为：“今收到宏成对公支票壹张，金额：壹万捌仟玖佰零伍元正﹤18905元﹥花都区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2013年6月18日”，该收条无加盖任何公章。原告并认为，03680444（金额111615元）、22379390（金额18905元）的支票已退回给王贺宁。三被告确认03681218（金额127055元）、01530502（金额142055元）支票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该支票没体现出两被告拖欠货款，支票并不一定是货款的支付，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支票开具理由。三被告对原告出示的2013年6月10号的交行支票因为是复印件不予确认，但对王贺宁出具的收条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体现被告拖欠货款。三被告对支票号为22379390（金额18905元）的支票因为是复印件，亦不予确认。三被告对该支票的相应收条认为只写了金额，没写支票号码，也没有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的盖章，签名没有效力，也不确认上面所说的金额。＼n诉讼中，关于拖欠货款，原告认为，三被告共拖欠货款为涉案4张支票退票的货款399630元及2013年5月、6月送货单所涉货款44822.3元，原告按其主张计算为563205.7元。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认为与原告发生买卖关系的是王贺宁和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被告王贺宁、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认为，原告必须提供正式的收料单作为依据，如果有我方开具的相对收料单，我方同意支付货款。以王贺宁名义开具的支票，属于票据法的调整范围，不应在本案中作为拖欠货款的证明。王贺宁开具的支票都是相对应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来开具的，承担责任的主体不应包括王贺宁。原告利息的请求，没有基础事实，不予认可。另外120000元不能提供相应收料单的货款，亦不予确认。＼n诉讼中，三被告认为，原告从被告处拿走拿走了1750台dvd机已抵货款，三被告为此提供了搬运货物签收单、《债务清偿协议》。三被告并提供了退货单证明有向原告退货。但原告否认三被告的上述意见，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n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如下两点：＼n一、原告与哪一被告存在买卖关系？＼n原告先主张与被告王贺宁、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存在买卖关系，后又主张与被告王贺宁主要存在买卖关系。被告王贺宁、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主张与原告存在买卖关系的是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否认与原告存在买卖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王贺宁与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之间的关系，虽然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上显示客户填写为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但送货单是原告单方出具，而其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所出具的收料单抬头为“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签收人郭宗宁也是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也就是说，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是原告供货的实际收货人。故原告主张与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存在买卖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与王贺宁发生买卖关系，但原告也确认王贺宁是原告与其发生买卖关系的相对方代表人。原告送货的收料单没有王贺宁签名，收料单不是以王贺宁名义开具，不是王贺宁收货。因此原告主张主要与王贺宁发生买卖关系，证据不足。另一方面，王贺宁是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是代表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对外履行职务，被告王贺宁、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也确认与原告发生买卖关系的是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原告提供的实际收货人开具的收料单上的公司名称也与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近似。因此，根据买卖关系的实际履行情况，原告主张与王贺宁发生买卖关系，证据不足，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关系。＼n二、原告被拖欠的货款数额及三被告是否应承担货款清偿责任。＼n本院已认定原告与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关系，故如有拖欠货款，应由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原告主张王贺宁承担支付货款义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澳得利电子厂与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n原告主张被告拖欠货款合计563205.7元，包括遭到退票的4张支票所涉货款合计399630元及2013年5月、6月送货单所涉货款44822.3元。关于支票所涉货款，其中支票号为22379390（金额18905元）的支票原告仅提供了复印件，且相应收条落款人为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又无该公司盖章确认，被告王贺宁与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也不予确认，故原告主张的该部分支票所涉货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另外3张支票，其中被告王贺宁确认开具了支票号为03681218（金额127055元）、01530502（金额142055元）的支票，收到原告交回支票号为03680444（金额111615元）的退票，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并认为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曾经拖欠货款也由原告通过搬运货物的方式抵偿货款。对此，本院认为，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作为买受人，在与原告的买卖关系中有支付货款的义务，被告王贺宁、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均确认王贺宁开具的支票是对应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来开具，且王贺宁为收回遭退票的支票所写支票注明该支票与货款有关，且王贺宁在支票号为03681218（金额127055元）的支票中注明用途为“往来”，也可以与双方存在的买卖关系相印证。因此，可以认定双方的交易习惯中，是王贺宁开具支票给原告以支付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的货款。故本院认定王贺宁开具的支票号为03681218（金额127055元）、01530502（金额142055元）、03680444（金额111615元）所涉款项合计380725元为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应支付给原告的货款。相应支票退票后，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未举证证明已另外向原告支付了该部分货款，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应当向原告支付该部分货款。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主张原告拿走货物抵货款，其出示的证据为手写，无双方盖章确认，也无法看清货物是否有人签收，原告也予以否认。故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的该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n关于原告主张的送货单所涉货款，被告王贺宁与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确认2013年5月的送货单，但认为2013年6月送货单因未结算，不同意支付货款。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无书面合同约定双方的买卖关系，故双方的交易应以实际发生为准，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确认原告提供的2013年5月的送货单、收料单，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支付该部分货款13492.7元，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应当向原告支付该部分货款。原告提供的2013年6月的送货单，虽未结算，但已由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员工签收，证明原告的供货义务已经实际履行。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作为买受人，对所收货物有及时检验、支付货款的义务，在本案中也可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实际收货情况、是否需要退货并直接与原告结算该部分货款等。而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提供的退货单为手写，既无双方盖章确认，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面所写姓名为原告公司员工所写，原告也对被告的主张及该证据不予确认。因此，被告主张双方交易存在退货，证据不足。被告在2013年6月已收到原告供货后，至今仅以双方未结算为由不同意支付货款，理据不足。据此，本院按原告提供的2013年6月送货单，认定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应向原告支付该部分货款44822.3元。上述货款合计425547.3元。＼n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支付货款的相应利息，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交易习惯中关于支付货款的约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对于买受人支付价款的时间约定不明的，应当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支付。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至今未支付上述货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未及时支付货款的违约责任，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支付拖欠货款利息，本院予以支持，但利息的计算方式应调整为：以427547.3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即2013年8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付清款日止。＼n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n一、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425547.3元及利息（以425547.3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即2013年8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款日止）给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宏成电子厂。＼n二、驳回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宏成电子厂的其他诉讼请求。＼n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n案件受理费9532元，由原告广州市花都区宏成电子厂负担2330元，被告广州市澳得利电子有限公司负担7202元。＼n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n审判长刘靖＼n审判员周嘉＼n人民陪审员夏建萍＼n二〇一四年××月××日＼n书记员危秋燕＼n附本判决引用法律条文：＼n《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n第一百六十一条【支付价款的时间】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