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东西湖民初字第00583号
原告王定秋。
委托代理人王勋。
委托代理人许卫斌，湖北东吴弘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俊魁。
委托代理人黄琳，湖北广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定秋与被告李俊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蜀军独任审判，于2015年5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定秋的委托代理人许卫斌、王勋，被告李俊魁及其委托代理人黄琳到庭参加了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蜀军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孙相云、曾晨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定秋的委托代理人许卫斌、王勋，被告李俊魁及其委托代理人黄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定秋诉称，我与包括被告李俊魁在内共计四人协商承包武汉市黄陂区黄花涝蓦家湖进行水产养殖等业务并于2011年2月17日签订《武汉勋毅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蓦家湖养殖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于2012年4月签订《合伙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被告李俊魁因投资款先后于2010年11月22日和2011年2月21日向我借款共计130，000元。后由于合伙经营到期，在清算过程中我要求被告李俊魁偿还借款时，被告李俊魁却拒绝偿还。我认为，前期30，000元借款约定了还款时间，且用于双方合伙期间购买业务用车，后期100，000元借款应属于合伙人出资时相互借贷，用于被告李俊魁在合伙期间的投资款。根据《合伙协议》，被告李俊魁负责财务管理、资金运作，其投资份额是200，000元，被告李俊魁出资到位，这与其出资不足的辩称意见相矛盾，而根据《补充协议》，被告李俊魁未到位的出资近400，000元，这又与借条相悖；即使其出资不到位，被告李俊魁也没有必要向我出示借条，而应该向各合伙人出示；从《补充协议》来看，各合伙人有相互借款的约定且有利息约定，印证了之前的借贷关系。被告李俊魁向我出具借条又称该笔100，000元系合伙经营出资并非借款，与事实不符，若该笔款项属于合伙人出资，该借条应作为合伙经营的财务凭证入账，不可能在我手中；关于借款利息，借条中曾约定利率为每月1%，且《合伙协议》约定每个合伙人均按1%计算利息，由此可见原、被告的合伙关系，《补充协议》的签订日期在借条之后，故该补充协议应追溯到借款之日，由于借款用于投资、存在收益，因此被告李俊魁需支付100，000元借款利息。此外，原、被告借贷关系发生在2011年2月，即合伙组织成立之前，《合伙协议》原约定由原告王定秋做账，《补充协议》中又变更为被告李俊魁负责账目，且本案起诉之前三方共同聘请了会计师事务所对全部合伙账目进行了清算，只有经过各合伙人认可的账目凭证才能作为出具清算报告的依据，合伙组织的盈亏是合伙组织的经营问题，与本案中各合伙人为出资相互借款是两个法律关系。请求：1、要求被告李俊魁偿还借款人民币130，000元；2、要求被告李俊魁以人民币100，000元为基数从2011年2月22日起每月按1%支付利息直至被告李俊魁实际还款日止（截至起诉日为49，400元）；3、要求被告李俊魁以人民币30，000元为基数从2010年11月23日起每月按1%支付利息直至被告李俊魁实际还款日止（截至起诉日为15，73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李俊魁承担。
被告李俊魁辩称，诉状诉称与事实不符。关于30，000元借款，应受诉讼时效约束，原告王定秋在诉讼时效期间并未主张权利；关于100，000元借款，我实际并未收到，这笔钱是从武汉勋毅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王勋的账户上取出，该账户是合伙组织的专用账户，这笔钱实际是取出的合伙财产，用于合伙经营，与借条所称原告王定秋的借款并非同一款项，该笔100，000元属于合伙财产，应按《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对出资的约定进行分割，根据原告王定秋的庭审陈述，其2011年3月2日支付我130，000元，我当日收到的此笔款项是从合伙组织专用账户取出、用于合伙经营及各项费用支出的资金；关于《补充协议》中1%利息的约定，恰好反映出合伙人之间借款的性质，该笔借款系合伙人出资不到位，占用其他人的资金应支付的利息，而非真正的借贷关系中对利息的约定，若确为民间借贷，应在借条中约定利息的计算方式；从《合伙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来看，原告王定秋负责出纳、财务，我负责事务的管理、生产技术，此借条一直在原告王定秋手中，在审计报告的可分配资金明细表中，该借款已计入合伙期间的成本核算，将100，000元借条认定为合伙经营的资金凭证。综上，本案应属合伙纠纷，而非民间借贷，请求驳回原告王定秋的诉讼请求。
原告王定秋为支持其诉称意见，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蓦家湖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复印件、《合伙协议》、《补充协议》，证明原、被告成立合伙关系时间以及各合伙人出资份额的约定并约定各合伙人之间个人借款约定月息为1%；
证据二、借条两张，证明被告李俊魁分两次向原告王定秋借款的事实；
证据三、取款流水，证明原告王定秋已将款项交付给被告李俊魁；
证据四、2012年4月资金调整情况表，证明被告李俊魁按《合伙协议》约定向合伙组织交付了投资款，其向合伙组织投入的款项按1%计算利息收益；
证据五、清算报告，证明合同到期，各合伙人向合伙组织投资的款项是计算利息的。
被告李俊魁对原告王定秋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中《合伙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成立时间无异议；《蓦家湖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是复印件，我方不予质证；对《补充协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2年4月，内容是对合伙关系的约定，之前的民间借贷关系不能适用，本案应属合伙协议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100，000元借条并无利息约定，利息的约定在《补充协议》中才出现，本案其实是合伙出资的纠纷；对证据二、三中的借条两张，30，000元借条的签订时间是2010年11月22日，约定三个月后归还，借款用于购置车辆，车辆用于合伙经营，从2011年2月21日开始起算时效，原告王定秋在借款期内和合同逾期后均未向被告李俊魁主张权利，清算过程中，其才出示此借条，该借款已过诉讼时效，应不予支持；100，000元借条的签订时间是2011年2月21日，内容是“借到王定秋现金计人民币壹拾万元正”，原告王定秋并未履行支付义务，根据银行流水，该款取款时间是2011年3月2日，取款账户户名是王勋，此银行流水与借条无关联性；原、被告是合伙关系，被告李俊魁收到的100，000元，系合伙期间合伙人在合伙公共账户上支取的合伙经营款，用于养殖、购置鱼苗，并非2011年2月21日的借款；证据四是合伙经营期间的账目往来，与本案无关联性，恰好印证本案属于合伙协议纠纷，对如何分配合伙利益、分割合伙财产有争议；对证据五，系对合伙经营的账目清算，全部都是原告王定秋单方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清算，整个清算过程的财务凭证提交等，被告李俊魁均未参与，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如做证据，被告李俊魁要求提起反诉，请求法院委托第三方对合伙期间的账目重新进行清算，对整个合伙经营的账目进行审计。
被告李俊魁为支持其辩称意见，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2011年7月20日签订的《合伙协议》，证明2011年7月20日签订的《合伙协议》第三条约定，所需资金需共同筹措，被告李俊魁未收到该款项，原告王定秋未举证证明收到100，000元款项，资金的来源和去向不清楚。
原告王定秋对被告李俊魁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前期交付租金和购买鱼苗是被告李俊魁和合伙人ＸＸ萍操作，原告王定秋与合伙人张建联在2011年4月才介入参与合伙经营，出资款也是后期陆续投入，所以协议签订的时间是在2011年7月。关于被告李俊魁所称的出资不到位，由于被告李俊魁负责财务管理，其清楚出资款是否存入对公账户；全部的账务材料均得到被告李俊魁认可，清算报告是原、被告及合伙人张建联共同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根据会计审计的规定，提交给事务所的全部会计凭证必须经过所有合伙人的确认才能作为清算依据。
原告王定秋为证明《蓦家湖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真实性及签订时间，申请本院对合伙人ＸＸ萍进行调查。合伙人ＸＸ萍陈述：2011年春节后，王定秋、张建联、李俊魁三人合伙承包武汉市黄陂区黄花涝的蓦家湖经营水产养殖，我与李俊魁妻子关系较好，便参与合伙。合伙期间，我发现合伙组织会计账目混乱，便为其安排一个会计对账，之后其财务账目依旧混乱，一年后我要求退伙，但未得到其他合伙人同意，我又要求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他人，他们无奈只好同意我退出。我入伙时出资400，000元，后期追加100，000元，退伙时由合伙组织作价582，000元支付给我，当时是王定秋支付给我的，具体谁出钱、各出多少，我不清楚。我入伙时，组织内的会计和出纳是王定秋聘请，财务亦是其请人代账；各合伙人分工为王定秋负责肥料、李俊魁负责生产技术和鱼苗购买、张建联打杂，我没有具体事务，有空去湖里看看；王定秋、李俊魁和张建联之间曾私下谈过由王定秋出钱、李俊魁出人，我个人认为100，000元应属合伙经营款。
经庭审质证，原告王定秋对本院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为：从ＸＸ萍的陈述可以看出，《蓦家湖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签订时间是2011年2月17日，此时各方谈好了意向但未合伙，2011年3月各方才正式开始合伙经营并建账，《合伙协议》系2011年7月补签；ＸＸ萍与被告李俊魁有利害关系，其出资与《合伙协议》的约定不符，该协议约定每人出资200，000元作为启动资金，之后是按合伙人的各自能力出钱，都算个人的出资款；对于ＸＸ萍所称的出资之后的内容不认可。被告李俊魁认为其与ＸＸ萍并无利害关系，从ＸＸ萍的陈述来看，合伙组织会计账目混乱，全部都是原告王定秋及其子在管理；100，000元实际是出资款，其分割也应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处理；本案不应定性民间借贷，而是合伙纠纷。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双方质证均无异议的证据予以认定，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原告王定秋提供的《蓦家湖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虽系复印件，但其内容在《合伙协议》有所反映，且与ＸＸ萍的陈述相互印证，原、被告双方对于《合伙协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五，因被告李俊魁对委托审计提出异议，且该证据与本案借贷关系无关，故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被告李俊魁提供的证据与原告王定秋提供的证据一中的《合伙协议》一致，故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ＸＸ萍所做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述真实性予以确认的全部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综合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武汉勋毅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系2007年12月18日登记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出资总额80，000元，业务范围水产品鱼、蟹、虾养殖及销售，王勋为法定代表人。
2011年2月17日，王勋（王定秋次子）、李俊魁与王小桥等人签订了一份《蓦家湖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王小桥将其享有的蓦家湖（又名麦家湖）大约2600亩水面的承包经营权以出租方式流转给王勋等人，租赁用途为淡水鱼养殖，租赁期限自签约之日至2013年腊月二十日（2014年1月20日）止，交湖时间2011年正月二十五日（2011年2月17日）；租赁费用为每年包干价200，000元，水面中未起产的存鱼价值200，000元于签订合同时由王勋一次性支付给王小桥。王勋、李俊魁、张建联共同出资约480，000元支付给王小桥等人。不久，王定秋与张建联因蓦家湖水位的问题存有异议，并提出退伙，同时ＸＸ萍入伙，ＸＸ萍退450，000元给王定秋指定的王勋在中国银行的账户（其中2011年2月17日转账190，000元至该账户，2011年2月28日转账260，000元至该账户），ＸＸ萍与李俊魁继续承包蓦家湖水面。2011年3月9日，王定秋、张建联又决定重新入伙，在四合伙人均在场的情况下，由王瑞（王定秋长子）记账确认支付给蓦家湖一年租金200，000元、起底子鱼200，000元、定合同费用80，000元；李俊魁出资190，000元；支付鱼苗费166，900元。
2011年7月20日，王定秋与张建联、李俊魁、ＸＸ萍补签了一份《武汉勋毅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蓦家湖养殖合伙协议》，约定：四合伙人共同出资合伙经营蓦家湖养殖，于2011年2月17日与武汉市黄陂区黄花涝蓦家湖承包经营者王小桥等人签订了蓦家湖水面承包流转合同，用于淡水鱼的养殖，对外经营以武汉勋毅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之名，对内四人合伙，合伙期间所产生的利益及债务与合作社其他成员无任何关系；合伙人的出资：王定秋、张建联、李俊魁、ＸＸ萍各出资200，000元作生产启动资金，在生产过程中所需资金共同筹措，所筹措的资金存入“武汉勋毅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对公账户，以资金管理和计算利息；王定秋为合伙负责人，负责签订合同，履行出纳职责、负责后勤、物资供应以及合伙业务的日常经营和管理；李俊魁、ＸＸ萍为合伙人，权限为参与合伙事业的管理，派出或指定相关财务人员进行任职，对营业收入、支出等营运资金进行规范管理，负责处理湖里的安全、巡湖照湖以及生产经营中的各种安全事项和问题解决；利润分享和亏损分担的比例为四合伙人各占25%；生产中所需肥料、药品、鱼苗、生产用具等价格随行就市，赊欠计息作为生产成本开支；合伙人还就财产份额转让、合伙事务表决、合伙人的责任、入伙、退伙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合伙期间，王定秋的大儿子王瑞担任会计，小儿子王勋担任出纳。
2010年11月22日，李俊魁因购买车辆向王定秋提出借款，并向其出具了一份借条，注明“借到现金叁万元整。利息百分之壹／月，三个月后归还。（2011年3月份还）”。李俊魁认为系因购买车辆向王定秋借款30，000元，所购车辆用于合伙经营，王定秋对此无异议，但认为车辆使用的费用包括修理费、汽油费都已计入合伙支出费用。
2011年2月21日，李俊魁向王定秋出具了一张借条，注明“今借到王定秋现金计人民币壹拾万元整”。2011年3月2日，王勋从其中国银行的账户（退伙费用）取现金100，000元支付给李俊魁，李俊魁在该取款回单上注明“2011年3月2日收壹拾万元。李俊魁”。对于100，000元的借款，李俊魁辩称是从公账上拿钱100，000元加上自己出资60，000余元用于购买鱼苗，借条中的款项并未实际支出。2012年3月，ＸＸ萍申请退伙，经协商，王定秋、李俊魁、张建联三人确认应当退还ＸＸ萍入伙期间的出资共计582，000元，该款陆续支付给了ＸＸ萍。
2014年2月，因合同到期，王定秋、李俊魁、张建联终止了合伙关系。王定秋因与李俊魁就130，000元借款发生争议，诉讼来院，要求如诉称。审理中，因双方调解意见分歧较大，致本案无法调解。
本院认为，一、关于借款30，000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被告李俊魁于2010年11月22日出具的金额为30，000元的借条中约定了借款期限为三个月，该笔借款于2011年1月22日到期，其时被告李俊魁未偿还借款，原告王定秋从借款到期之日起便知道其权利被侵犯，应当在二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其时隔四年之久才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李俊魁偿还该借款，且在庭审中原告王定秋未能举证证明其自2011年3月至2015年4月（起诉之日）曾向被告李俊魁主张过债权，存在时效中断的情况，故原告王定秋的该项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被告李俊魁关于时效的辩称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王定秋对该笔借款丧失了胜诉权，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借款100，000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如前所述，被告李俊魁于2011年2月21日向原告王定秋出具了金额为100，000元的借条一张，原告王定秋诉称于2011年3月2日从其子王勋的中国银行卡中支出现金100，000元给被告李俊魁，并提供了其子王勋的取款凭证予以证实，对此被告李俊魁辩称该款系从公账中取款并已支付鱼苗款166，900元（被告李俊魁自付66，900元），所购鱼苗已投放入合伙经营的鱼塘，100，000元的借款行为并未实际发生，而是对合伙出资的确认。结合原告王定秋提供的2011年3月1日至2011年4月30日的会计凭证，其中收录了合伙人ＸＸ萍、被告李俊魁于2011年3月1日共同出具的166，900元的欠条“今欠鱼种款壹拾陆万陆仟玖佰元（166900.--）”。据此可以认定，被告李俊魁借款系支付该欠条对应的鱼苗款，该款已作为合伙经营支出于2011年3月9日登记入账，同时也印证了被告李俊魁对于借款100，000元的辩称意见，故原告王定秋并未实际支付被告李俊魁于2011年2月21日出具借条中的借款100，000元，原告王定秋的该项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定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202元（原告王定秋已预交），由原告王定秋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4，202元，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蜀军
人民陪审员 孙相云
人民陪审员 曾 晨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