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刑终608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亚明，男，1983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湖北省公安县，暂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因本案于2015年10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鹏飞，男，1988年9月5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无业，户籍地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暂住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5年10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郜超，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小飞，男，1989年1月30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无业，户籍地湖北省监利县，暂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因本案于2015年10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王宇，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雷威，男，1994年1月1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号码R584695(0)，汉族，高中文化，无业，住香港九龙深水埗区，暂住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5年10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彭超，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乔晓，女，1995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无业，户籍地湖北省松滋市，暂住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5年10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章爱萍，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梦琳，女，199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地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暂住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5年10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瑶，女，1993年1月10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暂住深圳市罗湖区。因怀孕于2015年10月16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李小梅，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娣，女，1982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住上海市崇明县。因本案于2016年1月20日被刑事拘留，同日因怀孕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徐军、杨振林（实习），广东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徐莉，女，1974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暂住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5年10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0日被逮捕。2017年12月15日被取保候审。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郑亚明、张鹏飞、李小飞、雷威、乔晓、王梦琳、陈瑶、徐莉、陈娣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2016）粤03刑初749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郑亚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被告人张鹏飞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三）被告人李小飞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四）被告人雷威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五）被告人乔晓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六）被告人王梦琳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七）被告人陈瑶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八）被告人徐莉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九）被告人陈娣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十）查扣的物品（详见随案移送清单）由扣押机关依法予以处理；查扣冻结的涉案款项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郑亚明、张鹏飞、李小飞、雷威、乔晓、王梦琳、陈瑶、陈娣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和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3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国某（在逃）操控并组织成立了一个专门走私国际名牌皮包、手表、服装等奢侈品的团伙（以下简称SARA团伙），团伙成员包括刘某（在逃）、被告人郑亚明、张鹏飞、李小飞、雷威、乔晓、王梦琳、陈瑶等人。其走私方式为：由国某及其境外团伙成员在境外采购和组织奢侈品货源，然后将奢侈品及奢侈品发票、证书等单证通过国际快递发运到香港，交由刘某或者金利运输有限公司王某宣（已判决）等接货人接货，接货人接收到奢侈品后，组织被告人徐莉等多名水客采取人身、行李藏匿等“蚂蚁搬家”的方式将奢侈品通过深圳罗湖、福田等口岸走私入境，交由SARA团伙成员在深圳收货，再通过顺丰快递发给境内货主。
被告人郑亚明主要负责协助国某联系部分境内客户、安排发货和协助管理境内店铺、向客户销售走私货物等，参与过境内接货、送货；被告人张鹏飞主要负责在深圳罗湖、福田口岸附近接收水客走私入境的奢侈品、拍奢侈品照片上传到iC1oud相册、整理库存、制作铺货表、安排转账、发快递给境内货主、记账等；被告人李小飞主要负责协助国某联系客户，并在深圳罗湖、福田口岸附近接收水客走私入境奢侈品，包装走私货物和发货等；被告人雷威主要负责到口岸附近接货、包装奢侈品、发货等；被告人乔晓主要负责登记、制作和整理奢侈品库存等；被告人王梦琳主要负责联系部分境内客户，亲自将奢侈品当面送交给境内客户等。被告人陈瑶主要负责货物出仓，并联系境内快递发货等。被告人郑亚明、张鹏飞、李小飞、乔晓、陈瑶等人还开立了多个境内银行账户交给国某用于其在境外采购奢侈品。
经司法会计鉴定，2015年3月至案发期间，SARA团伙共走私手表289块。经深圳海关计核，共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8351337.O7元。另还查明，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期间，SARA团伙委托王某宣（已判决）走私入境服装三批。经深圳海关计核，共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256729.56元。以上两项合计共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8608066.63元。
其中被告人陈瑶于2015年6月至10月，为SARA团伙共走私手表141块，共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7594929.31元。被告人徐莉系2015年3月至案发期间受刘某指使，以人身和行李藏匿的方式为SARA团伙走私手表18块，经深圳海关计核，共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897136.93元。被告人陈娣系SARA团伙的境内客户，2015年3月至9月期间，被告人陈娣向SARA团伙购买由水客走私入境的手表33块，经深圳海关计核，共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3229311.2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指定管辖决定书、查获经过、抓获经过、出入境记录、身份证明材料、开支表、铺货单、银行账户资料、发票等书证，证人王卫、王某宣等人证言，被告人郑亚明、张鹏飞、李小飞、雷威、乔晓、王梦琳、陈瑶、徐莉、陈娣的供述和辩解，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手机取证报告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郑亚明、张鹏飞、李小飞、雷威、乔晓、王梦琳、陈瑶、陈娣、徐莉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走私普通货物入境，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其中被告人徐莉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其他被告人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在走私共同犯罪中，鉴于被告人郑亚明、张鹏飞、李小飞、雷威、乔晓、王梦琳、陈瑶没有参与走私通关的核心环节，协助国某走私的行为均发生在境内，在走私团伙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均属从犯，均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徐莉作为水客，参与带货入境，在走私团伙中起次要、帮助作用，属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陈娣作为本案的货主，依法应认定为主犯，鉴于其主动从境外回国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以认定为自首，依法对其予以减轻处罚。鉴于被告人郑亚明、张鹏飞、李小飞、雷威、乔晓、王梦琳、陈瑶、徐莉到案后能基本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庭审中均表示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之规定，作出前述判决。
上诉人郑亚明上诉提出：在共同犯罪中只起了次要的辅助作用，涉案物品的数量和税金核算缺少事实依据，相关证据只有徐莉的13次通关记录，共偷逃税金1280379.65元，2015年5月以后的关税不应计入；上诉人只收取每月4000元的固定工资，一审将其列为第一被告及判处10万元罚金，量刑过重。
上诉人张鹏飞上诉提出：与SARA团队属雇佣关系，主要工作是拍照，听从他人指挥，每月只领取固定工资，是从犯，没有参与走私通关环节；在境内工作，社会危害性小，认罪态度好，与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的主犯相比，一审量刑过重。
张鹏飞的辩护人提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罪名无异议，但对走私数量和税额的认定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上诉人张鹏飞在本案中起次要、辅助作用，仅仅承担了拍照、上传、接货等工作，每月只领取几千元工资，非走私团伙的策划者和积极实施者，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小，认罪悔罪，如实供述罪行，一审对其量刑过重。
上诉人李小飞上诉提出：不知道自己所参与的接货、打包工作是犯罪，其从2015年3月离职，同年7-10月又回公司从事客户消息回复工作，没再参与接货、打包工作，没与实际走私行为接触，应将没有参与的时间从关税计核中扣除。按其所起作用，应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审量刑过重。
李小飞的辩护人提出：走私的数额的认定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在此基础上作出的量刑过重；整体判决量刑失衡，对上诉人李小飞量刑过重。虽然认定了从犯、认罪等酌情从轻情节，但其地位作用与其他同案人并无太大区别，量刑过重。
上诉人雷威上诉提出：本案能够相互印证、且查证属实的偷逃税额仅为徐莉13次入境带货的偷逃税额1280379.65元；其仅在2015年6月后参与犯罪，只是临时打工，领取了两次每月4000元的工资，主要负责打包、发货，偶尔参与接货，是从犯、初犯、偶犯。
雷威的辩护人提出：一审判决认定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对于上诉人雷威在本案中的涉案金额应结合其参与时间予以区分计算，按其走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获利情况予以考虑量刑，一审量刑过重。
上诉人乔晓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的偷逃税额证据不足，没有进行查实比对，简单按照司法鉴定意见，没有排除合理怀疑，直接认定偷逃税额18351337.07元是错误的，应按照查实的徐莉通关记录所涉金额定罪量刑。
乔晓的辩护人提出：全案认定偷逃税额18351337.07元属于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应按照有水客通关记录及带货证据认定走私数额及偷逃税金。乔晓参与犯罪的时间应是其在校上学期间。乔晓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态度好，庭审时认罪，一审量刑过重，请求减轻处罚。
上诉人王梦琳上诉提出：没有证据证明王梦琳参与了境外物品走私通关环节，也没有证据证明王梦琳与水客有过接触，其也没有到口岸接收过走私物品，仅是兼职，偶尔送一些货给客户，没有证据证明是走私货物；偷逃关税的计核没有对王梦琳参与部分计核，应按照已查实水客徐莉的通关记录及带货证据认定为1280379.65元；王梦琳每月领取3000元工资，起辅助作用，是从犯，有坦白情节，是初犯，一审判决量刑过重。
上诉人陈瑶上诉提出：一审判决对走私数额及逃税金额认定，证据不足；陈瑶无走私的主观犯意，系为人所利用，有坦白和立功情节，系初犯、从犯，主观恶性不大，未参与分赃，只领取较低工资，要求适用缓刑。
陈瑶的辩护人提出：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陈瑶的犯罪部分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依据之“海关核定证明书”中显示计税价格来源有三种，但除了国内倒扣价格这一种价格来源之外，现有的证据材料没有体现另外两种计税价格的来源，且侦查机关没有对计税价格的来源进行说明，申请重新计核偷逃税款。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2015年6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发出去的手表对应的偷逃税款承担责任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对她参与或从事的部分承担责任。上诉人在庭前已认罪认罚，预交了部分罚金，且上诉人与本案的另一名被告人（被羁押）有一个两岁的小孩，目前小孩跟着上诉人一起生活。请求改判上诉人缓刑。
上诉人陈娣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陈娣为主犯错误，陈娣没有犯罪的故意，主观恶性极小，无走私同谋，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属于间接走私行为，是海外代购，不是走私共犯，犯罪是基于主观认识错误，无从确定网络上出售的是走私物品；有投案自首情节，要求适用缓刑。
陈娣的辩护人提出：陈娣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小，应对陈娣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3年以来，同案人国某（在逃）操控并组织成立了一个专门走私国际名牌珠宝、首饰、皮包、手表、服装等各种奢侈品的团伙（以下简称SARA团伙），团伙成员包括刘某（在逃）、上诉人郑亚明、张鹏飞、李小飞、雷威、乔晓、王梦琳、陈瑶等人。走私方式为：由国某及其境外团伙成员在境外采购和组织奢侈品货源，然后将奢侈品及奢侈品发票、证书等单证通过国际快递发运到香港，交由刘某或者金利运输有限公司王某宣（已判决）等接货人接货，接货人接收到奢侈品后，组织原审被告人徐莉等多名水客采取人身、行李藏匿等“蚂蚁搬家”的方式将奢侈品通过深圳罗湖、福田等口岸走私入境，交由SARA团伙成员在深圳收货，再通过顺丰快递发给境内货主。
上诉人郑亚明、张鹏飞、李小飞、雷威、乔晓、王梦琳、陈瑶等人均为SARA团伙在深圳的成员，全部受雇于国某。在国某操控指挥下，相互配合，共同积极实施了深圳接货、发货、铺货、对账、收款、转账等行为。郑亚明主要负责协助国某联系部分境内客户、安排发货和协助管理境内店铺、向客户销售走私货物等，参与过境内接货、送货；张鹏飞主要负责在深圳罗湖、福田口岸附近接收水客走私入境的奢侈品、拍奢侈品照片上传到iC1oud相册、整理库存、制作铺货表、安排转账、发快递给境内货主、记账等；李小飞主要负责协助国某联系客户，并在深圳罗湖、福田口岸附近接收水客走私入境的奢侈品，包装走私货物和发货等；雷威主要负责到口岸附近接货、包装奢侈品、发货等；乔晓主要负责登记、制作和整理奢侈品库存等；王梦琳主要负责联系部分境内客户，亲自将奢侈品当面送交给境内客户等。陈瑶主要负责货物出仓，并联系境内快递发货等。郑亚明、张鹏飞、李小飞、乔晓、陈瑶等人还开立了多个境内银行账户交给国某用于其在境外采购奢侈品。
经司法会计鉴定，2015年3月至案发期间，SARA团伙共走私手表289块。经深圳海关计核，共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8351337.O7元。另还查明，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期间，SARA团伙委托王某宣（已判决）走私入境服装三批。经深圳海关计核，共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256729.56元。以上两项合计共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8608066.63元。
上诉人陈瑶于2015年5月底开始参与SARA团伙的走私活动，应对2015年6月份之后的走私偷逃应缴税额负责。经司法会计鉴定，2015年6月至10月，SARA团伙共走私手表141块，共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7594929.31元。
原审被告人徐莉系相对固定为SARA团伙采取人身、藏匿方式走私奢侈品入境的水客。经司法会计鉴定，2015年3月至案发期间，被告人徐莉受刘某指使，以人身和行李藏匿的方式为SARA团伙走私手表18块。经深圳海关计核，共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897136.93元。
上诉人陈娣系SARA团伙的境内客户，明知SARA团伙的货物系水客走私入境，为谋取非法利益，仍多次大量委托SARA团伙购买手表等奢侈品，交由水客走私入境，并在境内再次销售牟利。现已查明，2015年3月至9月期间，上诉人陈娣向SARA团伙购买由水客走私入境的手表33块。经深圳海关计核，共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3229311.2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书证、物证
1、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指定管辖决定书：证明深圳海关缉私局在侦查“8.19”甘某团伙涉嫌走私普通货物案时发现本案相关线索。2015年10月20日，深圳海关缉私局对本案立案侦查并于同日将该案指定南头海关缉私分局管辖。
2、拘留证、拘留通知书、取保候审决定书等：证明南头海关缉私分局于2015年10月16、17、18日分别决定对国某、刘某、张鹏飞、郑亚明、李小飞、雷威、乔晓、王梦琳、徐莉、王某宣、邱某刑事拘留；对成某（哺乳期，保证金45万元）、陈瑶（怀孕，保证金1万元）、陈娣（怀孕，保证金20万元）、王某（保证金1万元），邱某（保证金40万元）取保。
3、涉案人员基本信息、照片及身份证件：证明本案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的身份情况，无前科，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4、查获经过、抓获经过：证明2015年10月16日，在海关总署缉私局的统一指挥协调下，深圳海关联合大连海关在深圳、大连、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同步开展“正义14”行动。深圳海关缉私局在行动中抓获犯罪嫌疑人张鹏飞、郑亚明、李小飞、雷威、乔晓、王梦琳、徐莉、邱某、王某、陈瑶、成某等人，后边控抓获王某宣（另案处理，已判决）。
5、陈娣到案的情况说明：证明陈娣委托的律师吴某于2016年1月18日向南头海关缉私局递交了愿意从境外回国配合案件调查的材料。2016年1月20日，陈娣从深圳皇岗口岸入境时被边防检查站查控到案并移交给南头海关缉私分局。
6、搜查证及搜查笔录、扣押清单：证明侦查人员对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及相关证人的住处、办公场所进行搜查并扣押手机、电脑、账册资料、服饰、背包、手表等一批。
7、深圳现货仓储凭单及扣货清单、深圳现货检验证书：证明侦查人员扣押的现货入库情况及明细；深圳现场查扣的现货的品名、数量、型号、新旧程度等。
8、武汉现货仓储凭单及扣货清单，武汉现货检验证书：证明侦查人员在涉案的武汉TIME店查到大量现货，其中包括衣服、鞋、钱包、皮包、眼镜等，均被扣押入库的情况及明细。武汉现场查扣的现货品名、数量、型号、新旧程度等。
9、搜查证及搜查笔录、扣押清单、李小飞现货仓储凭单及扣货清单、现货检验证书：证明侦查人员对李小飞、郑亚明、邱某、成某、徐莉、王某、王梦琳等人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扣押了相关的涉案物品。李小飞扣押物品已入海关仓库，并对货物的品名、数量、型号、新旧程度进行了检验。
10、成某、邱某涉嫌走私手表偷逃税款情况明细表：证明（1）成某向SARA团伙购买了两块手表，一块为积家，税款145306.85元，快递单上的寄件人为郑亚明，收货人为成某；另一块为萧邦手表，税款61743.48元，快递单上的寄件人为张鹏飞，收货人为莫某娜，系成某的亲戚，成某确认购买此表并让张鹏飞直接发送给莫某娜。（2）邱某向SARA团伙购买了两块手表，一块为香奈儿，税款101333.17元，另一块为宝玑手表，税款71110.99，发货人都是张鹏飞，邱某确认购买此表，但辩解宝玑手表其未收到货。
11、2015年3月至10月，SARA团伙走私手表统计表及相关图片：证明该团伙走私手表的品名、型号、发货单等情况。
12、微信聊天记录中调取的走私货物图片（经张鹏飞确认）：证明该团伙2015年3月至10月由水客走私入境货物的具体情况。
13、刘某微信发送给郑亚明的水客走私货物图片：证明该团伙走私普通货物的犯罪事实。
14、2011年刘某违规入境记录及处罚结果：证明刘某曾因携带手提包入境未申报被处以罚款人民币8000元。
15、出入境记录：证明本案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出入境情况。
16、鑫源服饰商行工商注册资料及房屋租赁合同、营业执照、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证明商行注册日期是2014年12月30日；2014年8月2日邱某将其名下共30%的股权以279万元出让给王某林，但双方均未在协议上签字。
17、SARA成员深圳住处的租赁合同：证明租住处与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供述的一致，为本案的犯罪行为地。
18、成某确认的记账本复印件：证明是成某记录的TIME名店的相关收支、销售等记录。
19、邱某确认其所购买的货物及快递发货记录和人员相关聊天记录，证明：邱某向SARA团伙购私的情况，内容为与郑亚明、张鹏飞的聊天记录。其中有的货物因具体情况不明且无其它证据佐证无法认定。涉案两块手表，其供认香奈儿手表是买给其母亲的，另外一块宝玑手表一开始承认是自己购买，后又辩解称款式不对，已经退给国某。
经邱某确认的其微信群成员情况：证明群成员是武汉TIME名店的成员，其中有成某、邱某、郑亚明、张某、邱某1等。
经邱某确认的武汉TIME名店的微信群聊记录：证明武汉TIME名店的微信群聊记录，聊天时间是2014年9月30日至2015年2月18日，邱某在群聊名称为邱泽萱，成员当中包括了郑亚明。
经邱某确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聊天图片、邱某手机照片里面所保存的微信截图：证明其与成某之间的聊天记录，内容涉及武汉TIME名店的经营销售及相关奢侈品的情况。
20、乔晓确认的书证：证明不同客户的货物情况。
21、扣押于张鹏飞住处的境外发票、购物单证、国某等人信息资料、SARA出货标准、润媛贸易公司寄卖单、手写到货记录、商业单证、银行账户信息资料、会计财务发票、国某储蓄存单及存款证明、工行历史明细清单复印件：证明SARA团伙走私奢侈品的情况。
22、扣押的SARA快递单据原件：证明该团伙发货给国内货主的情况。
23、张鹏飞确认的开支表、铺货单、银行账户资料、发票、微信图片复印件、微信通讯录和群通讯录、与刘某的聊天记录：证实团伙成员开销统报情况，实体店售卖货物等情况；张鹏飞对刘某3月12日拍摄（表及首饰）并发给其的微信照片及其本人同日拍摄并发到微信单号群的照片复印件进行了确认。其中开支表证实张鹏飞、王梦琳、李小飞、雷威、郑亚明五人于2013年开始领取工资，乔晓于2014年8月开始领取工资。
24、涉案银行账号汇总、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涉案人员银行卡账户信息和交易明细：证实侦查机关依法调取了成某、李小飞、张鹏飞、郑亚明、陈瑶、乔晓等人的银行交易流水等，其中李小飞、张鹏飞、郑亚明、陈瑶、乔晓均提供了银行卡给国某使用，用于接收奢侈品的货款。
25、郑亚明手机取证报告目录及微信聊天记录、郑亚明与国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实相关被告人加入微信群的情况，联系代购、销售奢侈品的情况。
26、手机取证报告目录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明侦查机关依法从张鹏飞、成某的手机、iPadmini；李小飞、乔晓、徐莉、雷威、邱某的手机中提取了相关聊天记录的数据并附卷，聊天内容能够印证本案事实。
27、陈瑶与张鹏飞微信聊天记录、陈瑶确认的部分相片、手机取证报告内容：证明陈瑶有参与填写快递单、发货、收款等。
28、鑫源服饰商行（即TIME店）进口货物海关报关的相关纳税凭证：证明该商行所进的货物有正常进口的，与成某、邱某的供述相互印证。
29、成某所确认的SARA邮寄到武汉店的货物及相关快递发货记录和聊天记录：证明该店铺有接收SARA团伙走私进来的货物。
30、成某确认其购买的货物及快递发货记录和人员相关聊天记录：证明成某个人向SARA团伙购买货物的情况。在聊天记录当中，郑亚明有告诉成某盒子和手表是分开让人带过关的。成某本人也供认过知道是交给水客带过关的。
31、计税情况说明：证明有部分货物因信息不全暂时无法进行价格认证，也就无法计核税款。
32、证据情况说明及交易明细：证明陈娣到案后主动打开其支付宝账户查询出其支付宝账户交易记录明细，对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20日的交易记录明细进行了确认，同时还对整理出的交易对手为乔晓的交易记录明细进行了确认，对其与乔晓、陈瑶之间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进行了确认，印证其购买涉案走私货物的犯罪事实。
33、微信聊天记录、群聊记录、发送的部分图片等的打印件（经陈娣确认）：证明陈娣向SARA团伙联系并购买走私货物的情况。
34、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及陈娣农业银行卡开户资料和交易明细，工商银行卡账户信息和交易明细：证明陈娣向SARA团伙的陈瑶、乔晓转涉案的走私货物货款的相关情况。
35、陈娣涉嫌走私税款明细表：陈娣走私的33块手表的明细，其中红色标记部分一共8块（税额共计1072063.96）是其自己购买，另外25块（税额共计2157247.24）其辩解称是帮其朋友陈某倩购买，其本人未在当中牟利。
36、走私手表的图片（经陈娣确认）：证实来自不同微信群的三张走私手表的图片，分别代表过关、发货、收货等环节，三个环节全部对应，能够证实每只手表走私入境的整个过程。
（二）鉴定意见
1、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证明本案偷逃应缴税额的情况：
（1）深关计税字开支列表（16-03）00993号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针对卡地亚手表等61项货物、物品进行计税（3月）偷逃税款4974433.15元。
（2）深关计税字（16-03）01190号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针对香奈儿手表等共48项货物、物品进行计税（4月）偷逃税款3405377.95元。
（3）深关计税字（16-03）01189号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针对江诗丹顿手表等共37项货物、物品进行计税（5月）偷逃税款2376596.66元。
（4）深关计税（16-03）01208号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针对劳力士手表等共53项货物、物品进行计税（6月）偷逃税款2806448.96元。
（5）深关计税字（16-03）01188号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针对宝玑手表等共16项货物、物品进行计税（7月）偷逃税款924725.15元。
（6）深关计税字（16-03）01187号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针对劳力士手表等共23项货物、物品进行计税（8月）偷逃税款1272477.76元。
（7）深关计税字（16-03）01087号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针对帕玛强尼手表等共36项货物、物品进行计税（9月）偷逃税款2003647.88元。
（8）深关计税字（16-03）01027号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针对宝格丽手表等共9项货物、物品进行计税（10月）偷逃税款587629.56元。
（9）深关计税字（16-03）01231号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针对百达翡丽手表等共18项货物、物品进行计税（水客徐莉走私手表）偷逃税款1897136.93元。
2、涉案财产价格鉴证结论书：证明涉案物品的名称、规格型号、产地、新旧程度、单价、金额等情况。
3、深圳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报告（深）关（缉）鉴（电子物证）字[2015]128号、[2016]34-39号，证实对扣缴的涉案被告人的手机提取并恢复信息后刻录于光盘，相关内容印证本案的犯罪事实。
4、侦查机关出具的SARA团伙计税情况说明：证明侦查机关对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偷逃税款的数额进行了说明。
5、陈娣走私普通货物案的计税情况说明及计税情况明细表：证明SARA团伙走私入境的手表中有33块为陈娣向该团伙购买的走私货物，该33块手表对应的税额为人民币3229311.2元。
6、广东广信司法会计鉴定所鉴定意见书：证明该所对南头海关缉私分局提供手机取证报告等数据统计的本案涉嫌走私货物的数量、品名、品牌等进行了统计，该数据作为计税的基础。其中结论：将通关情况与发货情况对碰依据为货物外观及特征一致、发货时间在货物通关之后的一段时间、通关送货所用图片与发货所用图片一致。通过对碰最终得出的结论是：2015年3月至2015年10月可进行比对的货物一共1377件，其中20件货物不确定是否通关。故本案涉嫌走私的货物实际上应当为1357件。并特别说明上述1357件货物当中因有大部分货物因款式、材质、规格、型号等原因无法进行价格认证，无法计税。本案实际查实SARA团伙走私的数额为手表289块。
（三）证人证言
1、证人王某（徐莉外甥）的证言：2015年6月底我带老婆小孩来深圳住在建设路德兴大厦，小姨徐莉也从湖北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徐莉看到我没事做，就问我要不要帮“刘姨”从香港带货过来，赚点带工费，我也没有事做就答应了。第一次带货大概是7月初，徐莉带着我出境到落马洲火车站找“刘姨”拿货，她见到我和徐莉后，给了我一条没有外包装的黑色皮带，给了徐莉一条金项链跟一对金耳环，我直接将皮带系在裤子上，徐莉直接将金项链和金耳环戴在她的脖子和耳朵上。“刘姨”同时给了我和徐莉每人300元港币带工费。我们收好钱之后，就直接从福田口岸入境，将货交给了“阿飞”和“刘姨”的儿子。此后我共帮刘姨带过5、6次货，都是徐莉通知我去取货的。方式都一样。我只知道徐莉帮刘姨带过货，但不知道具体带的什么。
辨认笔录中王某辨认出雷威、徐莉、刘某、张鹏飞。
2、证人王某宣（同案人，已判决）的证言：我知道老板阿成的金利公司有做水客走私的事，但我只是公司的员工，按照公司的要求在香港工作。平时都是阿成打电话给我，但他要求我不要在手机上保存他的号码，所以我不记得他的手机号。金利公司的全称是“金利运输有限公司”，公司地址在香港上水贸易广场，是一个仓库，没有其他办公场所。公司除老板阿成以外，员工有3人，我是2013年年底来的，一直负责在仓库收货、点数、登记、发货以及协助联系货主对数等工作，其他还有两个负责货物打包的女工，一个叫阿彦、另一个叫阿君。
阿成其实是水客头，他受货主（主要是国内货主）的委托，将货主从国外订购并空运到香港的货物（奢侈品主要是各种名牌时装衣服，鞋子、包、皮带比较少）由金利公司代收货后并点数、登记后，用车拉去罗湖、福田口岸交给水客走私过关到深圳，再邮寄给国内货主或者交给国内货主在深圳请的人收货，货主收货并核对完毕后会将运费（包括水客带工费和公司之前代付的空运费）转账付给公司。
我2013年到公司开始就负责收货和登记来货。找我们走私奢侈品的其中一个国内货主是邱某，货主编号是490#，但这个人的具体身份信息我不清楚，也没直接联系过。货主邱某指定的代理人是阿明，微信名是“aming”什么的，阿成让我跟阿明用微信联系。阿明在深圳收货的人是阿飞和小飞。我不知道阿明、阿飞、小飞的全名和具体身份，也没见过面。平时都是他们打电话给我的手机，通话后我把手机号删掉。我记得阿明跟我说过他是湖北武汉的，还有邱某和阿明的国外买手有一个叫“宿壮”的，另外空运单显示给他们发货的国外公司叫“TOPFASHION”。
我的微信名是“不屈不挠”和“财叔”，其中“不屈不挠”的微信都是我发的，“财叔”的微信有时候是阿成在公司发的。
阿成让我拿我老婆邱某芳在汕尾开的工行卡用来给公司收走私运费，包括水客带工费和代付的快递空运费。阿成会让我把卡号发给阿明。对方付钱后会把网银转账的截图发给我。每次收到钱时，我或阿成就会来深圳的银行柜员机取现。
3、证人王某林的证言：我在邱某的父亲的公司工作，担任总经理。邱某在2014年上半年提出将她在武汉跟人合伙开的服装店转给我，我说我考虑一下。后来到了下半年，她又提起这个事，我都是问她亏了怎么办，她说不会亏，还说会帮我一起打理，我就答应了。然后我给了她一共一百万现金。后来她说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她就没办法办手续，也没钱还我。我给她的100万现金没有写收据。也没有写协议，因为我跟邱某的父亲关系特别好。邱某写的那个协议我没有见过，也没有签过字。
4、证人邱某的证言：大概2013年的时候，成某找到我，说想让我入股一家服装店，卖从国外进口的名牌衣服。于是我投资了279万元人民币，与成某、国某合伙开了TIMELUXURYSHOP这家服装店。我投资服装店没多久，就听说国某的弟弟因为带奢侈品涉嫌走私在上海被抓了，我就害怕有风险，另外我爸爸也极力反对，所以我就在2014年8月将我的全部股权以100万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了我的朋友王某林。我拟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但成某和国某他们都不同意在协议上签字，说是怕留下把柄之类的。但实际上我的确收到了王某林给我的100万股权转让金。因为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所以我知道转让无效，就只能继续经营。因为我平时也没什么事做，就把店里的货品拍了照片发朋友圈，如果卖出去了，我还能从中赚点差价。
从我家里查获的大笔记本上字体较小的文字是成某写上去的，是我们去法国进的一批货；字体较大的文字是我写的，主要是我向国某等国外代购购买的衣服、鞋子、皮包等货品。我有时候还会帮姐妹或者熟人买，但我基本上是纯帮忙，不赚她们钱的。
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将东西带进国内的，但我知道这些东西可能有一部分是没有交税的。不过我认为我只是从他们那里买，只是一个顾客。
我的微信名是“邱泽萱”。我认识郑亚明，开“TIME”店时，成某说郑亚明对奢侈品这块比较懂，就请郑亚明帮忙布置一下店面。我和郑亚明有微信联系，我备注他的微信名是“明哥”。邱某1的微信名是“邱老么”。我知道有张鹏飞这个人，因为国某帮我买的衣服是张鹏飞从深圳邮到我那里的。没听说过王某宣，也没听说过香港有一个“财运公司”。
店里销售的奢侈品是国某在国外采购，然后打了税款后进口，放在店里面卖的。我不知道是谁操作的，是成某告诉我的。我见过打税单，有三份。我不知道有什么商品，我也没仔细看。
我们店里的从国外订购的货物都是找SARA安排到武汉的。我们店开业的时候有报关进口过货物，具体要问成某他们。SARA那边给我们发货的人只有张鹏飞、李小飞，我没有见过他们，只是微信联系。我转钱给SARA的时候，收款的人是乔晓。刘某这个人我不知道，但是微信转账里张鹏飞说过有一个是国某小姨的人，说给我的客户送货过去，我不知道她具体是不是叫刘某。雷威、陈瑶、王梦琳做什么我不知道。张鹏飞是帮国某打工的，负责接发货、打包、发快递这些工作，工资5000元。我用微信跟成某、张鹏飞等人联系，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提到的跟SARA买货、铺货、到货、销售等情况都是属实的。
张鹏飞、郑亚明等人的快递发货群内发送的快递单写着收货人为邱某的快递单都是我向国某他们购买的货物，我跟国某单独结算这些货物的账，都是微信联系买什么货，国某他们购买之后在深圳通过快递发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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