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 n 民 事 判 决 书
＼n（2013）邢民三终字第154号＼n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桂香，女，汉族，1951年10月6日出生，现住邢台市桥东区。＼n委托代理人李广民，邢台市桥西区昌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n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市桥东支公司，住所地邢台市桥东区。＼n负责人秦庆芳，系该支公司经理。＼n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第一营销服务部，住所地邢台市桥东区。＼n负责人王鸿彬，系该服务部经理。＼n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住所地邢台市桥东区。＼n负责人刘林，系该分公司总经理。＼n三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茂刚，河北正邦律师事务所律师。＼n三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黄丽君，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监察部经理。＼n上诉人徐桂香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市桥东支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第一营销服务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5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桂香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广民，三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茂刚、黄丽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n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提交如下证据1、收款收据一张，证明2010年11月11日，原告在人寿保险公司桥东支公司投保红鑫保险5万元，期限为两年，年息1分，到期后还本付息，该收据上加盖人寿保险公司桥东支公司印章，并有张建忠签字，说明桥东支公司收取原告5万元保费，依据保险法规定收款收据属于保险合同的一种形式，证明原、被告之间保险合同关系成立；证据2、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3）邢东刑初字第102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证明人寿保险公司分公司营销员张建忠，在其与保险公司代理关系终止后仍然以该公司名义对外卖保险，属于表见代理，且使原告足以相信张建忠代表人寿公司对外办理保险合同；证据3、人寿保险公司保险单、保险合同一份，证明人寿保险公司邢台分公司业务员张建忠在2004年3月4日为原告孙子办理国寿英才少儿保险一份，保险期间自2004年3月4日至2028年3月3日，保单在续保期间，张建忠在该保单有效期内再次给原告办理了红鑫保险，说明张建忠在与保险公司解聘后仍以保险公司名义签订业务，构成表见代理，原告投保红鑫保险与人寿公司构成保险合同。＼n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收款收据（编号0003478）不是保险公司的收据，我公司从未有过红色收据且保徽是绿色的，球的立体感特别强；该收款收据没有保险合同、投保单的编号，我公司没有红鑫险种，交费方式不存在两年的交费方式，应是趸交或年交、期交，收据的交费期间、收费项目、所交年度、期数、营业单位、收款员空白，客户拿的是财务联，财务联是财务留存的，该证据没有保险合同专用章、收款专用章，章是邢台市桥东支公司的业务处理专用章，括弧内载明非订立新合同章，保险合同是不计利息的，没有年息的说法，故收款收据不能说明原告和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证据2刑事判决书中写明张建忠是保险公司的营销员，营销员只是从所代办的保险费中按比例提取佣金；证据3保单本身无异议，对投保人孙继跃系原告儿子认可，证据3保单生效时间是2004年3月4日，既然原告曾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参加过保险，应很清楚保险合同由什么构成，在原告提交的证据3中既有保险单也有保险单号、投保单号、交费方式、交费日期，但原告提交6年后的收款收据没有保险合同号、保险单号、投保单号、交费方式、交费日期；关于保险公司的收款收据应是什么样的，原告应当十分清楚，因在原告提交的保险合同中每一年度的收款收据或发票都是正规有效的，6年后的收款收据跟原告提供证据3中的发票不一样，在证据3历年交费的保费发票明确显示2008年4月14日业务员是张建忠，而2009年4月22日之后保费发票中业务员都是张红霞，在证据3合同后面有个人保险投保单、保险合同送达书，从而反证原告提交的证据1收款收据不能证明保险合同成立，因原告几年前参加过保险，且获得了有效的保险合同，就不应该以所谓的保险公司的收款收据来证明保险合同的成立，原告应当十分清楚。＼n三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第一组证据：关于转发省人行《关于设立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及下属机构的批复》的通知及关于成立分公司营业部的请示，证明我公司于1996年正式成立，自成立后，我公司即使用自己的名称和印章进行运营，不能更不会使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抬头之类的单证；第二组证据：盖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保险合同专用章的正式生效的保险合同样本、空白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保险投保单、收款收据、付款收据、河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的机打发票、已使用并有效的盖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收讫、现金收讫、发票专用章收款收据、付款收据的样本，证明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是我公司构成保险合同合法有效的单证，该证据没有证据力；第三组证据：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国寿人险发（2009）457号文件：关于下发《国寿祥福定期寿险》等186款产品条款的通知﹤摘引﹥，证明国寿金鑫两全保险于2009年9月8日已经停办；第四组证据：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个人代理人登记表、个人代理人保险代理合同解约通知书（个人代理人用）、保险营销员解约清单，证明张建忠曾是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第一营销服务部的代理人，并于2008年10月29日正式办理解约手续，张建忠不是桥东支公司的代理人；第五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印章上缴登记表，证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市桥东支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于2010年10月18日已经上缴（停用），原告提交的证据没有证据力。＼n原告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二组的保险合同、投保单、保险收据加盖注销章，说明不具有证据效力，被告提供的国寿金鑫保险跟原告投保的险种不一样，不应当适用同一格式保险合同，收款收据、发票注明的险种与原告投保的不是一个险种，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应当提供与本案险种一样的保险单、保险合同、保险条款、保险手续，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所投的金鑫保险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三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所投的金鑫保险已经停办，只是证明国寿金鑫、国寿祥福两保险已经停办；第四组证据：解聘张建忠应当通知各投保人，由于被告过失导致原告被骗，责任在被告；第五组证据印章上缴应当交公安或工商，不应交给本公司或公司上级，且应登报声明，但被告没有登报声明。＼n另查明，张建忠所收原告款项未交给公司，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3年4月12日（2013）邢东刑初字第102号刑事判决书以合同诈骗罪、诈骗罪判处张建忠有期徒刑10年，该判决已生效。＼n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张建忠曾是同事关系，2004年3月3日原告曾为其孙孙嘉壕投保国寿英才少儿保险，原告在提交的人寿保险公司保险合同中有国寿英才少儿保险条款、个人保险投保单、保险单和历年缴纳保费的发票，每张保费发票均盖有发票专用章、现金收讫章，每张保费发票均为发票联，有保险合同编号、缴费方式，证明原告对投保流程、有效的收款收据格式、加盖何种印章非常清楚，而张建忠2010年11月11日出具的编号为0003478收款收据为财务联，无保险合同／投保号，约定年息1分，加盖公章系邢台市桥东支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该收款收据与前述人寿保险合同中的保费发票明显不同，故原告对该收款收据不是合法有效收据应是明知的；原告对投保流程清楚，但在2010年11月11日付款前既未看过红鑫保险条款、填写个人保险投保单，付款后又未向张建忠索取保险单或向保险公司核实，其行为显然不合常理；同时，原告既然曾让张建忠为其孙办过国寿英才少儿保险，应当清楚知道张建忠曾是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第一营销服务部保险代理人，而编号为0003478的收款收据加盖的是邢台市桥东支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证明原告当时对间隔6年后张建忠的真实身份、是否还具有代理权没有进行充分足够的审查；再者原告曾参加过保险，应当知道保险公司经营范围是保险业务，没有存储业务，即使个别险种有分红，但不会按年支付固定利息，原告的真实意思是存款获取利息，其行为不是保险合同的正常业务行为；综上，原告显然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自身明显存在过错，不符合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张建忠的行为有代理权的构成要件，因此张建忠的无权代理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故原告诉请三被告返还原告保险费5万元，并按约定支付年息，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徐桂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为525元，由原告负担。＼n上诉人徐桂香对上述判决不服，提出的上诉理由是：1、上诉人持有的保险公司出示的收款收据可以证实保险公司收取了上诉人的保险费，该凭证加盖保险公司印章，属于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公司出示证据想证实其公司从未有此收据，收据印章已上缴上级保险公司的说法不成立，保险公司应当依法上缴到工商部门或公安部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已形成保险合同。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个人借用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空白合同书等对外签订的经济合同所取得财物占为己有的除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外，该公司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张建忠的行为符合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依法已构成表见代理。张建忠先前为上诉人徐桂香孙子办理保险合同，在保险合同生效期间张建忠又为徐桂香办理保险，张建忠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与上述法条不符，也等于推翻了原审法院作出的张建忠刑事判决。3、应判令上诉人与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赔偿上诉人损失，并按约定支付红利。4、被上诉人没有登报声明已解聘张建忠或通知上诉人，被上诉人管理不严，导致其公司收款收据和印章任意流通，导致上诉人遭受损失。上诉人与张建忠曾是同事关系，并且张建忠持有保险公司加盖印章收款收据，足以相信张建忠就是保险公司保险营销员。上诉人不知道保险公司收款收据是什么样的格式收据，应当加盖公司内部什么印章，上诉人不是专业人员，对此不知情也无法辨认，上诉人无过错，是善意第三人，被上诉人存在过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判决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交纳的保险费，并支付上诉人红利。＼n三被上诉人当庭答辩称：一、根据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保险合同，本案纠纷中，对方当事人没有提供一份投保单，不能证明她们有参加保险的意愿和要求，也没有得到保险公司的任何承诺，所以说保险合同根本不能成立。二、关于上诉人所提到的保费收据问题。一般来讲，进行交易都要开发票。三、本案收据显示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收款收据，但是这个收据是假的，在一审庭审中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向法庭提交了从1996年机构分设以后至今各历史阶段所使用的收款收据的样本，上诉人提交的收款收据中既没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收费专用章或者收讫专用章，也没有具体的收款人的签单和签名，而且上诉人提交的收据中都没有这些章，只有张建忠在制单人项下的签名，这说明三被上诉人保险公司从来没有收到过这笔钱。四、关于上诉人提及的收据上的公章问题。收据上加盖的章是桥东支公司的业务处理专用章，而且在该章的下方有专门注明的非订立新合同章，这不是公章，是保险公司内部业务流转中章，也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上缴公安机关的问题。本次诉讼赵新英和程长芹持有同一个号码的收据。上诉状中提到人民法院对张建忠判处诈骗罪从而表见代理，法院之所以判处其诈骗罪是因为其虚构了事实，如果说保险公司合同成立，要件齐全，张建忠仅仅是收了钱没有给保险公司交，他仅构成职务侵占罪或贪污罪。上诉人提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应适用第三条、第四条，我们认为应适用第五条，根据该条规定单位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并判令其承担一切费用。＼n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n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围绕和囿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徐桂香在原审及二审期间，均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保险合同成立，并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按照保险合同显示的内容，履行合同义务。关于徐桂香与被上诉人之间保险合同是否成立问题，本院应对张建忠虚构保险事实骗取上诉人徐桂香保费的行为，在民事上是否构成对被上诉人的“表见代理”进行审查。张建忠收取徐桂香保费时，张建忠已不是被上诉人单位员工，已无权代理被上诉人与徐桂香签订保险合同，张建忠给徐桂香出具的票据字面外部意思及加盖“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市桥东支公司业务处理专用章（非订立新合同章）”，均在外部形象显示票据存在明显瑕疵，并且该印章明确显示“非订立新合同章”，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也未对张建忠的真实身份及与何单位签订合同进行必要的审查。上诉人没有尽到通常情况下普通人交易时所应具有的合理注意义务，自身存在明显过失。上诉人在处理自己投保事务中，也未能理性判断其投保险种等情况。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张建忠的行为系有权代理被上诉人的行为，上诉人也未举出按照与张建忠发生行为的相同交易经验，已与被上诉人成就并履行相关保险合同的证据。因此，在上诉人注意能力存有明显过失的情况下，普通人根据交易经验不能得出有理由相信张建忠的行为系代理被上诉人的行为的结论。故张建忠的行为不能使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张建忠的行为自始不对被上诉人产生效力。本案情况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四条规定中的情形，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成立保险合同。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保费等诉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事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n驳回上诉，维持原判。＼n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徐桂香负担。＼n本判决为终审判决。＼n审判长邓永胜＼n审判员刘计虎＼n代理审判员崔丽华＼n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日＼n书记员张姿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