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粤71行初185号
原告：李俭平，女，19XX年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
原告：苏茜茹，女，19XX年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原告：苏硕智，男，19XX年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
原告：苏兆伟，男，19XX年X月XX日出生，现住香港，
原告：陈美珍，女，19XX年XX月X日出生，现住香港，
以上五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蓝丽丝、罗俊杰，均系广东信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王宏伟，主任。
委托代理人：周佳、陈伟伟，均系该委干部。
原告李俭平等五人不服广州市地铁指挥部越秀区拆迁办公室作出《补充证明》，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住建委）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5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俭平等五人诉称：苏兆麟、苏兆榕和原告苏兆伟系朱惠珍的儿子。原告李俭平、苏茜如、苏硕智分别系苏兆麟的妻子、女儿和儿子。原告陈美珍系苏兆榕的妻子。
1996年9月26日，广州市地铁指挥部越秀区拆迁办公室以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的名义（甲方）与朱惠珍及苏树勋、苏德馨、苏英海、黄宇心共五人（乙方）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乙方同意甲方拆除坐落在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158-160号的房屋，该房屋为砖木结构，经市房管部门核定，建筑面积为282.57平方米；甲方将自有的房屋建筑面积为385.3978平方米，用作拆除乙方原址房屋后的产权调换（补偿），其中包括广州市黄石路黄园三街八号西梯406房（以下简称涉案房屋）。
1997年1月17日，朱惠珍与案外人苏树勋、黄宇心、苏德馨在广州市越秀区公证处（以下简称越秀区公证处）的见证下订立《产权析产及弃产补偿协议书》，其中约定：涉案房屋由朱惠珍和案外人苏英海共同所有，其中的27.69平方米产权归朱惠珍所有。1998年3月11日，朱惠珍在越秀区公证处订立公证《遗嘱》，将上述产权交由其三个儿子苏兆麟、苏兆榕和原告苏兆伟共同继承。1999年1月10日，朱惠珍去世。2001年8月，其三个儿子共同在越秀区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继承了涉案房产。2014年4月11日，苏兆麟死亡，其遗产依法由三原告李俭平、苏硕智、苏茜茹继承。2010年2月22日，苏兆榕死亡，其遗产由原告陈美珍继承。
2004年6月18日，广州市地铁指挥部越秀区拆迁办公室出具《补充证明》，称苏兆麟、苏兆榕和原告苏兆伟等3人已对涉案房产作弃产补偿处理，并将该房屋补偿给案外人苏英海。但实际上，苏兆麟、苏兆榕和苏兆伟等3人均未对涉案房屋作出任何弃产意思表示。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是被告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管理的正处级事业单位，负有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的行政职责，并接管了广州市地铁拆迁办公室业务。原告认为，涉案房产是朱惠珍的遗产，已由五原告依法继承，五原告对该房屋的回迁补偿享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广州市地铁拆迁办公室出具的《补充证明》缺乏事实依据，并严重损害了五原告取得涉案房产的合法权益，应予撤销。诉讼请求：1、撤销广州市地铁指挥部越秀区拆迁办公室于2004年6月出具的《补充说明》；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市住建委答辩称：一、确定被告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和所属事业单位的依据是《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穗府办[2015]52号）、《关于明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所属事业单位的通知》（穗编办[2015]514号）和《关于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更名等问题的批复》(穗编字(2011)365号），根据上述文件，广州市地铁指挥部越秀区拆迁办公室非被告管理的单位，其工作职责也未划转被告，因此，将被告列为(2018)粤71行初185号案被告主体不适格。被告于2018年6月补充有关广州市地铁指挥部越秀区拆迁办公室归属情况的材料显示，该办由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于2002年6月18日作出《关于撤销区地铁办的请示的批复》，批示同意撤销区地铁办。
二、由于涉案《补充证明》的行为非被告作出，且广州市地铁指挥部越秀区拆迁办公室并非被告下属单位，被告无权撤销他人作出的证明文件，原告要求被告撤销涉案《补充证明》无法律和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由原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本院经审查，原、被告双方提供的材料显示：1996年9月26日，广州市地铁指挥部越秀区拆迁办公室以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的名义（甲方）与朱惠珍及苏树勋、苏德馨、苏英海、黄宇心共五人（乙方）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乙方同意甲方拆除坐落在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158-160号的房屋，甲方将自有的房屋建筑面积为385.3978平方米，用作拆除乙方原址房屋后的产权调换（补偿），其中包括广州市黄石路黄园三街八号西梯406房（涉案房屋）。1997年1月17日，朱惠珍与案外人苏树勋、黄宇心、苏德馨在越秀区公证处的见证下订立《产权析产及弃产补偿协议书》，对广州市地铁总公司在上述《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拆迁补偿的房屋约定了各自拥有的房产、弃产的面积及补偿的货币金额，其中约定“涉案房屋由朱惠珍和案外人苏英海共同所有，其中的27.69平方米产权归朱惠珍所有”。朱惠珍死亡后，其子苏兆麟等人以（2001）穗越证内字第1933号《继承证明书》公证继承涉案房屋属朱惠珍的部分。2004年6月18日，广州市地铁指挥部越秀区拆迁办公室出具《补充证明》，认定《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补偿的房屋中朱惠珍的弃产面积及其子苏兆麟等人继承后对涉案的27.69平方米产权也弃产，根据有关继承公证、析产公证和具结保证书将补偿协议约定的房屋分别补偿给苏树勋等四人。2002年6月18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撤销区地铁办的请示的批复》，批示同意撤销区地铁办（广州市地铁指挥部越秀区拆迁办公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下有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本案中，广州市地铁指挥部越秀区拆迁办公室于1996年9月与朱惠珍等五人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向五人进行拆迁补偿，并明确了具体产权补偿的房屋。广州市地铁指挥部越秀区拆迁办公室后于2004年出具《补充证明》，确认朱惠珍的弃产面积，根据有关继承公证、析产公证和具结保证书，将相关房屋补偿给其中四人。该《补充证明》实质上属于广州市地铁指挥部越秀区拆迁办公室对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履行范畴。原告诉请撤销该《补充证明》，实质上属于拆迁补偿协议的履行争议。在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布实施之前，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不同于之后征收管理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不是行政协议。拆迁补偿协议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订立的民事合同。根据（2007）民立他字第5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之间达成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仅就协议内容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问题的复函》规定，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争议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予以解决，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据此，原告提起本案之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李俭平、苏茜如、苏硕智、苏兆伟、陈美珍的起诉。
原告预交的诉讼费50元，在本裁定生效后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杨立志
审判员 杨 芳
审判员 石晓利
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王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