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安0621民初7231号
原告景卫国，男，1971年2月1日生，住海安县。
委托代理人张霞，女，1975年4月15日生，住海安县。
委托代理人吉玉梅，江苏苏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通市京安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县城东镇迎宾路191号4－1。
法定代表人ＸＸ湘，南通市京安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宏，南通市京安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李进玲，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景卫国诉被告南通市京安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安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景卫国于2016年12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潘秀宗独任审判并于2016年12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景卫国的委托代理人张霞、吉玉梅，被告京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宏、李进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景卫国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判决由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40000元（按照5000元/月的标准计算）、返还原告垫付混合动力设备折旧费3000元。
事实和理由：原告为被告单位的出租车驾驶员，双方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2015年5月20日，双方订立自2015年5月21日至2018年5月21日的出租车租赁合同，约定原告每月须向被告缴纳4500元，缴纳履约保证金30000元。今年以来，由于“滴滴”、“快的”等网约专车服务的兴起及国家政策影响，出租车行业受到较大的影响，原告的收入已经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原告向被告提出降低每月缴纳费用未果。在被告逼迫之下，原告同意向被告退车、被告向原告退还履约保证金，双方终止合同。但被告未按照法律规定对于原告进行经济补偿，并退还原告垫付的混合动力改装折旧费。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已经先后在被告单位工作8年，但未获得任何补偿。原告向海安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未获仲裁委受理。
被告京安公司辩称：（1）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工作的内容不接受公司的指示，工作时间也不受公司的控制，收益也不是全部交给公司且由其自行支配。（2）国务院及省政府等政府机关多次出台文件，允许出租车行业成立劳动合同关系，也允许其他形式经济合同关系的存在。从双方的情况来看，双方更符合租赁关系或承包经营关系。（3）原告等人提出要求压降费用，在要求未获满足的情况下，从2016年10月8日起至21日罢运，并每天在公司聚集，逼迫公司满足其要求。在此情况下，县交通局、公安局、信访局等部门介入协调，公司做了一些让步，接受的方案是，原告等人停运期间的租金由公司买单，如继续经营的，由公司实行每年6个月的淡季下浮，每个月下浮300元，且将履行保证金由30000元降为20000元；不继续经营的，向公司提出申请，他们退车，公司不收取他们的违约金、向他们退还履行保证金，双方终止关系。但是否继续经营，由他们自己选择。在此情况下，原告等人向公司书面声明，选择退车、退保证金，并承诺双方之间的纠纷一次性了结。目前为止，公司尚有62人选择继续承包经营，没有解除合同。原告等人主动与公司解除合同关系，即使双方之间系劳动合同关系，也不存在经济补偿的问题。（4）原告等人曾向公司声明不需要公司为其缴纳社保费用，并承诺双方之间仅仅是租赁关系而非劳动合同关系。而事实上，原告等人自负盈亏的经营方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等人的收入并不缴给公司，按照5000元/月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金，更是没有依据。（5）公司将10万元左右的固定资产交给原告经营，原告租赁过程中存在不向公司缴纳承包金、要求公司承担事故赔偿金、车辆损毁等多种风险。故公司向原告等人收取每人30000元押金，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是公司正常规避风险的行为。（6）2012年5月份，双方合同中曾约定原告等人自主选择是否安装混合动力装置，但一旦选择安装，租赁合同期满或终止合同时，原告既不能将已经安装的混合动力装置拆除，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补偿问题。综上，原告的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原、被告签订《出租车租赁合同》1份。合同约定，原告租赁被告所有的轿车从事出租车经营，期限自2012年5月21日至2018年5月21日；原告每月向被告缴纳租金4500元，先缴费后经营，不按期缴费逾期15日，被告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收回出租车，原告承担违约金10000元；原告聘用辅驾（即二驾）须被告批准，辅驾应向被告缴纳风险保证金30000元（不计息）、向被告每月缴纳管理费200元；原告等人除缴纳租金外，还要承担营运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含车辆保养、修理等费用，燃料、轮胎、灭火器等工具费用，路桥及过江等费用及罚款，交通事故损失等）；原告等每月缴纳的租金，不含医保等社会保险费用；原告等人须向被告缴纳履行保证金30000元（不计息），合同期满或解除、终止时，被告扣除原告等人应承担费用后退还履约保证金；被告为车辆缴纳各项保险（包括交强险、车损险、100万元三责险、每座不低于40万元的承运人责任险、火灾爆炸自燃险等，其他险种原告自理）；双方仅为合同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原告声明其个人养老等社会保险费用已正常缴纳，为不重复缴纳，要求被告不再为其缴纳，如有违约由其自已承担；被告同意原告的要求，并由原告向被告提供相关社保缴费证明；原告在承租期间，选择是否加装混合动力设施并自行承担费用，合同期满向被告还车时，不得拆除该设施，被告亦不补偿原告该费用。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因近来网约车挤占出租车经营市场，原告等人遂向被告提出要求降低缴费标准等诉求，未获被告同意。2016年10月8日起2016年10月21日，原告等人即以罢运的方式向被告及有关方面施压。为此，县出租车管理部门海安县交通运输管理局、信访局等部门参与协调处理。被告接受如下方案，罢运表达诉求期间应缴公司费用免除；如继续经营，则减少押金并实行淡季收费下浮；如不愿继续经营，则选择退车、退押金，被告免除违约金。
2016年10月21日，原告向被告出具退车申请，申请退车。10月23日，原告出具书面申明，声明原告“向贵公司提出解除相关租赁合同的申请，并与……公司结清了所有账目，交还了承租的汽车……公司……放弃追究本人解除合同的相关违约责任，本人也申明今后决不做任何有损贵公司形象和利益的事情”。
2016年11月30日，原告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被告予以经济补偿并返还混合动力设备折旧费用3000元，仲裁委未予受理。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双方认可2012年5月，协议自主加装了混合动力装置，且协议与上述协议内容一致。
本院要求原告等人明确到被告公司工作的年月等信息。经原告确认，其主张于2008年10月至被告公司工作。本院同时责令被告提供原告主张至被告公司工作期间的账务凭证、人员花名册、与原告签订的合同等证据，被告提供了部分人员各个年度签订的租赁合同，并承认原告自2012年5月19日起至被告公司工作，其他证据未向本院提供。同时，被告主张，其公司系于2004年成立；海安县文华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华公司）于2003年成立；两家公司成立后均在海安县原图书馆大楼一楼办公，后因公司遭水灾致档案被水浸泡致档案损毁；2011年6月，文华公司与京安公司合并；2014年4月，公司迁址。原告等人认可文华公司、京安公司成立时间，亦认可两家公司合并的事实。
根据原告等同批次起诉人员提供的相关证据，历年被告与驾驶员签订了相关租赁合同，合同内容与上述合同也大体相似。
审理中，原告等人主张被告收取其30000元的押金，违反了法律禁止性的规定；主张按照5000元/月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金；为避免亏损，不得不起早贪黑跑出租。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同时有原告提供的与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仲裁委不予受理通知书，被告提供的原告于2016年10月21日的申请及10月23日的申明、与原告2012年5月19日的租车合同、情况说明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或相关人员历年来与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的内容，被告公司均以租赁合同的形式规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相关规定，故双方之间虽然名为租赁合同关系，但实际兼具劳动合同关系特征，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被告所辩，不符合事实与法律，本院不予采信。
由于对于双方劳动合同关系的开始时间，只有原告的主张而无被告的档案证据。对此，本院认为，保留劳动者的档案是被告公司的职责，被告单位用以证明原告等人的劳动者身份的途径很多，被告虽然主张单位档案遭水灾损毁，仍不足以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仍应推定被告持有证据而拒不提供。由于被告持有证据而不提供的行为依法构成证据妨碍，故应当承担依法推定原告主张事实存在的不利后果。综上，本院认定原告自2008年10月起与被告成立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对于2016年10月23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无异议，本院照准。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采用内部承包经营方式经营，由劳动者在自己负担自身报酬、社保费用、运营费用等的基础上，向用人单位缴纳一定的经营收益，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奖勤罚懒原则的要求，应当予以允许。用人单位采用内部承包经营模式对劳动者实行内部承包经营时，劳动者必须在保障自身的基本报酬获得、社保保障费用支出的基础上，向用人单位缴纳一定比例的经营收益，用人单位还必须在社会基本保障托底的基础上分摊亏损风险，必须保证劳动者获得不低于本地最低工资的报酬，防止劳动者依赖经营收益尚无力承担自身基本报酬（维持本地区最低工资收入标准）并无能力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目的是防止用人单位倚仗内部承包合同，将用人单位的所有经营风险转嫁给劳动者。一旦出现内部承包经营的劳动者经营收入尚不足以维持最低工资收入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等亏损情形时，劳动合同部分无效，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予以托底保护并分担亏损。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采用内部租赁经营的方式经营，符合法律规定。国家法律虽然禁止向劳动者收取履行劳动合同的押金，但并不禁止内部承包经营模式下的押金。本案中，被告向原告收取押金，不同于《劳动合同法》所禁止的，为强迫劳动者履行劳动合同，而在招用劳动者时以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提供担保或收取的其他财物所实施的行为，故原告主张被告向其收取租赁押金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经营收入不足以维持其本地区最低工资收入标准、不足以缴纳社保费用等劳动合同部分无效，且需要被告对于原告保障最低工资收入并缴纳社保费用、分担运营风险。
按照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致使劳动者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予以经济补偿。本案中，原告等人以内部承包经营的方式，不构成用人单位对其基本劳动保护规定的违反，不成立迫使劳动者主动解除劳动合同并需要用人单位经济补偿。原告等人在相关行政机关参与、协调之下主动向被告提出解除合同关系，不符合用人单位需要给予其经济补偿的其他条件。同时，原告主张按照每月5000元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金，也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故原告主张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自主选择加装混合动力装置，并承诺在合同到期后不拆除、不要补偿，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景卫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本院予以免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潘秀宗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孙Ｘ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