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民终48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恒飞顺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林荫北街13号信息大厦18层1808-20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592376940G。
法定代表人：赵恒飞，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戚仁兵，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星，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荣牌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长丰县双凤工业区凤霞路42号1幢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09840220XW。
法定代表人：夏菲，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善飞，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士光，长丰县水湖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菲，男，1982年1月3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士光，长丰县水湖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北京恒飞顺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达商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合肥荣牌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牌电器公司）、夏菲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8）皖0121民初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顺达商贸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安徽省长丰县人民
法院作出的（2018）皖0121民初374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合肥荣牌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返还上诉人保证金10万元及利息5542元，合计105542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0月27暂计算至2017年12月28日），利息后期顺延至款清时止；3、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夏菲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依约履行合同，涉案的10万元保证金系为了对上诉人再次进货数量的约束，上诉人除了合同签订的采购400台荣事达净洗机外，三个月内仍需再累计低于400台的保证金，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涉案的10万元保证金系被上诉人为了保证双方2016年10月19日签订《采购合同》在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依约按合同第一条约定的400台采购并支付货款的履约保证金。2016年10月19日，上诉人北京恒飞顺达商贸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合肥荣牌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牌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约定上诉人从被上诉人荣牌公司处采购400台型号为A800荣事达净洗机，每台9**元，合计392000。此外，合同第五条约定上诉人需支付10万元给被上诉人荣牌公司作为销售保证金。上诉人认为该合同约定10万元保证金的合同目的系被上诉人荣牌公司确保上诉人在依约履行《采购合同》第一条中约定采购400台型号为A800荣事达净洗机的履约保证金，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除了合同约定的第一条外，三个月仍需再采购400台的保证金。2016年10月26日，上诉人依约向被上诉人支付10万元保证金。2016年10月30日、12月7日上诉人分5次向被上诉人共计支付392000元货款购买400台净洗机，符合合同第五条约定“签订本协议三个月内累计进货量不得低于400台”约定，上诉人无违约情形，被上诉人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及时足额返还10万元保证金。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采购合同》前期的磋商阶段，被上诉方称因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采购400台荣事达净洗机，数量较大，被上诉人作为销售型公司其需要从荣事达生产企业进行提前下单准备货物，而生产企业下单生产或准备提货亦需要提前支付保证金，以防止上诉方在签订合同下单后违约不支付货款采购，而导致企业在接单生产了大批净化器后又无法及时出售造成库存积压，故此才在合同中约定了10万元保证金作为上诉人履行合同第一条款采购400台保证金，这也符合企业生产销售大批量电器的行业惯例，该保证金条款是被上诉人要求依照其惯例必须要加上的，上诉人为了促成交易被迫同意，故才有第五条销售保证金关于“三个月内累计进货量不得低于400台的约定。”，而且“不低于400台”的数量与第一条中采购数量“400台”一致，及上诉人先支付保证金，后支付货款也能印证该事实。
二、一审法院对争议的焦点合同第五条款的内容实际含义解释错误，断章取义，其错误的将上诉人依约履行全额足额支付货款的行为推定为对上诉人不利证据有违诚实信用、公平责任原则。一审法院认定“如按原告所述，在签订合同采购合同的当天原告即完成400台进货量，那么双方再约定保证金确保原告进货量毫无意义。”来推定上诉人仍需再进不低于400台货的保证金，其未综合整个合同条款及正常的交易习惯来推定事实，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需提醒法庭注意，关于采购400台净洗机的合同虽于2016年10月19日签订，但依据合同的约定，合同签订的当天上诉方无需支付任何货款或保证金，合同于当日虽成立并生效但并未实际履行，合同约定的上诉人400台的进货尚未实际履行完毕,故而才有被上诉人所要求约定10万元保证金的约定。结合被上诉人荣牌公司一审中提交第三组证据所称的《荣事达净洗环保家电空气净化器采购合同》手稿格式条款（未成立生效）中第七条中约定“双方签订合同后，当日需支付全款。”后该付款时间及方式确定为本案生效的《采购合同》第四条款“双方签订合同后，叁日内需支付本次。”，若合同约定签订当日需一次性支付货款，自然是无需保证金条款，但涉案的《采购合同》关于付款时间及方式约定为签订后三日内且分期支付，故才有被上诉人要求的在第四条付款时间条款紧随的第五条中添加的要先支付10万元保证金的约定。这也能侧面反映本案的10万元保证金系为了保证合同第一条约定400台的采购约定。一审法院对10万保证金及进货量的错误的事实认定，明显违背买卖合同中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其扭曲合同条款的理解，使买卖合同双方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加重上诉人的责任。对于为何在原告在支付10万元保证金未直接抵扣第一条中采购货物400台货款，而全额支付剩余货款的主要有两点原因：1、上诉人在支付后期的货款前有要求直接抵扣10万元但是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按照在合同“第四条”规定先支付剩下的50%货款。被上诉方称因现在尚未满合同“第五条”约定的“三个月”期满的期限，且400台的货物尚未发出，交易尚未完成，而保证金也在荣事达生产公司，财务无法结算，现不方便直接抵扣，但承诺10万元保证金后期会退还，并称若以后能长期合作，也可以在以后自愿进货中抵扣。上诉人考虑其远在北京，且前期已向被上诉方支付了数十万的货款及保证金，但仍未收到货物，而对外的销售平台也急需货物，上诉方处于劣势，被上诉人作为销售公司处于强势地位，具有主动权，为了进一步促成双方的本次交易，再者合同约定乙方有自行决定是否二次进货的决定权，考虑双方若能长期合作，只能应被上诉方的要求先足额支付剩余货款；2、之前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赵恒飞有一家名为北京恒飞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过《代理协议书》后双方协商一致解除，被上诉方依约将保证金返还该公司，两公司虽系独立的公司，但基于被上诉方之前的返还保证金的行为，才确信其将继续守约如约返还保证金，故未坚持要求直接抵扣，奈何在本案中被上诉方却违约未依约返还保证金。而一审法院却错误的将处于弱势地位的上诉人按被上诉人的要求全部足额支付货款的行为推定为仍需三个月再进货400台，系对《采购合同》第五条的规定，断章取义，歪曲理解，没有结合整个合同条款，有违公平原则。
三、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采购合同》第六条“乙方二次进货根据价格和数量由乙方自行决定”系对累计进货约定的补充和说明的理解的裁判逻辑，那么上诉人在合同签订后的三个月内实际定了二次货，汇了二次款（2016年10月30日19.6万和2016年12月7日19.6万），合计金额392000元共计400台，也应符合一审法院对合同条款的曲解。显然一审法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退一步说，即使按照一审法院错误的将合同条款解释为“原告可自行决定二次进货的数量，是对累计进货约定的补充说明”，那么上诉人是在2016年10月19日合同签订后在2016年10月26日汇了案涉的10万保证金，三个月内分五次汇款，分别是第一次订货2016年10月30日汇款19.6万，第二次订货2016年12月7日汇款19.6万，合计订购了总金额为392000元的400台，也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也符合一审法院对合同第六条的曲解；由于上诉人在合同签订后分二次订货，二次付款，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和一审法院的认定，因此诉请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不了解买卖合同商业习惯和规则，机械教条的理解合同条款造成的。
四、涉案的《采购合同》系一份完整的买卖合同，合同第一条款关于采购数量及价格约定，随后条款是关于质量、运输、货款支付方式及保证金、争议解决方式的条款，合同第二条至第十条都是对第一条采购的补充和说明，构成了一份完整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关于400台荣事达净洗机买卖合同约定，故合同第五条款约定，保证金条款中“签订本协议三个月内累计进货量不得低于400”与合同第一条款中采购“400”台一致，上诉人已依约履行采购400台净洗机的义务，无违约行为。
若如一审法院推定的合同第一条约定的400台不包含在合同第五条约定的不低于400台中。按照一审的未直接将保证金抵扣为货款推定逻辑，为何不在《采购合同》直接表明，或另签定一份合同约定保证金及进货量？为何合同第六条款中又约定乙方可自行决定是否二次进货呢？综合合同条款的上下文可见，结合第一条合同采购的数量为“400台”及第六条合同约定“乙方二次进货根据价格和数量由乙方自行决定”的合同条款，合同第五条款保证金的约定系为了确保上诉人依约实际履行合同第一条400台采购量的规定。此外，结合被上诉人荣牌公司一审中提交第三组证据《荣事达净洗环保家电空气净化器采购合同》手稿（该合同未成立及生效）中下方手写“备注”的内容“签订本协议三个月内累计进货量不得低于400台（前除外）”，而在双方在实际签订的合同（成立并生效）中“前除外”三个字却并未载入合同条款，也能侧面印证经过双方协商，双方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内容条款中的真实意思无再次进货的约定。否则，该条款就会变成“除前400台外，签订本协议。”。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买卖合同正常的交易惯例也不存在合同条款中约定，买方完成第一次采购后，卖方强制乙方二次进货，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明显违反常理。此外，本案的《采购合同最后拟定和出具是由被上诉人方提供的，若对合同条款的解释产生歧义，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及公平责任原则，也应当采用对被上诉人不利的合同解释。
五、被上诉人夏菲作为被上诉人荣牌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兼经理其将公司货款指定要求打入个人帐号，一审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货款的用途，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根据《公司法》第20条规定，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整个事实认定及裁判逻辑系先认定是上诉方违约，然后再倒推，从有利于被上诉人方的角度，曲解合同条款的真实含义，违背案件的事实及依法裁判规律，恳请二审法院仔细查看涉案《采购合同》的条款内容，结合电器销售行业的商业销售惯例，还原合同条款的真实意思，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合肥荣牌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返还上诉人保证金10万元及利息，被上诉人夏菲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荣牌电器公司、夏菲辩称：1、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上诉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本案涉案合同约定的货款是清楚的。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已经支付了400台的订货款，后期支付了10万元保证金，根据合同约定这个保证金是对后期进货满400台的保证金并不是对合同签订时订货的保证。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在3个月内继续进货，违反了合同约定；2、上诉方提出的10万元是生产保证金没有依据，合同中10万元是销售保证金，保证的是3月内另外400台。如果作为上诉方提出的10万元是生产保证金，那么上诉方分六次汇入账户共49.2万元，如果属于上诉方提出的10万属于生产保证金，那么最后支付的四笔共计19.6万元仅仅需要支付9.6万元即可，因为生产已经结束。上诉方提出的二次付款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上诉方仅仅提走了首次合作的400台，10万元保证金在合同中约定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成为合同违约金。3、夏菲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仅仅是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完全有能力对外承担责任。
顺达商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返还保证金10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0月27日起至款清之日止）；2、被告夏菲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19日，北京恒飞顺达与合肥荣牌电器签订《荣事达净洗环保家电空气净化器采购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为：一、北京恒飞顺达从合肥荣牌电器处采购400台型号为A800荣事达净洗机，单价980元，总价392000元。二、北京恒飞顺达需支付100000元销售保证金，签订本协议三个月内累计进货量不得低于400台，保证金转为货款，否则保证金自动转为违约金，合肥荣牌电器有权取消北京恒飞顺达的销售权利。三、北京恒飞顺达二次进货根据价格和数量由其自行决定。合同签订后，北京恒飞顺达法定代表人赵恒飞于2016年10月26日向合肥荣牌电器法定代表人夏菲账户转账100000元保证金。之后，北京恒飞顺达及其法定代表人赵恒飞分别于2016年10月30日、12月7日分五次向夏菲转账总计392000元。合肥荣牌电器也将400台的货物发给北京恒飞顺达。之后，由于北京恒飞顺达未向被告二次采购，合肥荣牌电器以此为由拒绝退还保证金，致双方发生争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签订本协议三个月内累计进货量不得低于400台，保证金转为货款，否则保证金转为违约金。”的约定是否包含双方达成协议时的400台进货量，如果包括，则北京恒飞顺达已按约完成，合肥荣牌电器应将收取的保证金退还，否则，应不予退还。
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本案中，根据合同文义内容，双方关于保证金约定的目的实际是合肥荣牌电器对北京恒飞顺达进货数量的约束，即三个月内累计进货量应不低于400台，如按北京恒飞顺达所述，在签订采购合同的当天北京恒飞顺达即完成400台进货量，那么双方再约定保证金确保北京恒飞顺达的进货量根本毫无意义，而且在之后的履行过程中，北京恒飞顺达完全可以依约将100000元保证金转为货款并在付款过程中进行抵扣，但北京恒飞顺达实际履行行为表明除支付100000元保证金外还应全款付清合同签订当天的400台净化器的货款，且合同中关于二次进货的约定更进一步证实北京恒飞顺达不是一次采购400台即可完成累计进货量的事实，至于北京恒飞顺达可自行决定二次进货数量的约定，实际是对累计进货约定的补充说明，既然是累计数，则不要求之后每次的进货数量，只要三个月累计完成400台的进货数量即可。综上所述，“签订本协议三个月内累计进货量不得低于400台”条款的真实意思应推定为不包含采购合同成立时所订购的400台，因此，北京恒飞顺达未依照双方约定履行合同，故对于其主张合肥荣牌电器返还100000元保证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北京恒飞顺达商贸有限公司对被告合肥荣牌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10元减半收取1205元，由原告北京恒飞顺达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2016年10月19日，北京恒飞顺达与合肥荣牌电器双方签订的《荣事达净洗环保家电空气净化器采购合同》第四条约定：双方签订合同后，3日内需支付本次采购总额50%，产品出货前3日甲方通知乙方，乙方将剩下50%支付给甲方，甲方发货。合同第六条约定：乙方二次进货根据价格和数量由乙方自行决定，款项100%发货前汇给甲方。合肥荣牌电器在一审提供《2016年5月31日《合肥荣牌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产品代理协议书》合同签订的乙方主体为北京市恒飞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6年10月26日《作废合同协议书》合同签订的乙方主体仍为北京市恒飞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其他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北京恒飞顺达已转付的货款虽与合同约定总价款一致，但其在3个月内已采购400台，北京恒飞顺达与合肥荣牌电器双方未再订立采购合同，该10万元保证金虽未扣抵货款，而合肥荣牌电器认为系前一合同履行的保证金，但其向一审法院所提供的合同签订主体与本案并非一致，且亦无其他证据证明系此后采购另400台机器的保证金，因此，合肥荣牌电器对该10万元保证金应当退给北京恒飞顺达。综上，北京恒飞顺达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主张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8）皖0121民初374号民事判决；
二、合肥荣牌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北京恒飞顺达商贸有限公司货款保证金10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10元减半收取12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10元，合计3615元，由合肥荣牌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爱民
审判员 张 健
审判员 陆文波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日
书记员 沈晨晨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