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3）惠中法行终字第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惠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何满化。
委托代理人：刘飞杰。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立信国际洋酒连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适明。
委托代理人：罗如洪、黄振叶，广东商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下称城区工商局）与被上诉人惠州市立信国际洋酒连锁有限公司（下称立信公司）因工商行政处罚纠纷—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城区工商局的委托代理人刘飞杰、被上诉人立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罗如洪、黄振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2012年6月20日，被告城区工商局对原告立信公司存放在惠州市惠城区桥东新建路仓库内的酒类进行检查，发现该仓库内存放有一批进口洋酒没有贴中文标签，便予以扣押，并开具了扣押清单［电脑主机2台、经营资料1箱、五粮液专用酒4箱（6瓶／箱）、轩尼诗XO2箱（6瓶／箱）、轩尼诗XO2箱（750ML／瓶、12瓶／箱）、卡幕特醇2箱（700ML／瓶、6瓶／箱）、马爹利XO1箱（1L／瓶、6瓶／箱）、马爹利XO3箱（1.5L／瓶、6瓶／箱）、五粮液3箱（52度、500L／瓶、6瓶／箱）、茅台酒1箱（53度、500ML／瓶、6瓶／箱）、路易凯旋庄园581箱（6瓶／箱）、路易凯旋AOC174箱（12瓶／箱）、路易凯旋VDP223箱（12瓶／箱）、拉菲370箱（6瓶／箱）］。在被告城区工商局查扣涉案洋酒等物时，原告立信公司向被告城区工商局提出该批进口洋酒有中文标签，且向被告工商局提交样本，但被告工商局并未认可。2012年6月26日，原告立信公司的总经理刘某某到被告城区工商局处接受调查。在调查中，刘某某总经理向被告城区工商局陈述了被扣押的洋酒的进口情况，并提供了相关的海关进口手续等资料。在这次调查中，被告城区工商局并没有涉及一并扣押的国产五粮液、茅台酒。2012年6月29日，原告立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适明到被告城区工商局处接受调查。此次调查，主要是关于被扣押进口洋酒的来源等内容。2012年8月17日，原告立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适明又到被告城区工商局接受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是相关进口洋酒的销售情况。2012年8月20日，被告城区工商局向原告立信公司送达了惠城工商听告字（2012）422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在告知书中，有相关的事实、被告工商局认为原告立信公司所违反的具体法律规定、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及法律依据、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申请听证和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等内容。2012年9月11日，被告城区工商局举行了听证，原告立信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适明及其委托代理人罗如洪律师、黄振叶律师参加了听证。听证是“因当事人对其涉嫌销售的进口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拟受到行政处罚一事提出听证申请而举行。”在听证中，原告立信公司强调：一、立信公司存放在仓库内待售葡萄酒没有违反《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在工商局进行查扣时，立信公司便向工商局提供了涉案葡萄酒的中文标签，同时提交了检验检疫卫生证书，这些证据至少可证明两个内容，一是这批洋酒有中文标签，二是这些中文标签已经检验合格，可以使用。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进口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才属违法。没有中文标签的预包装食品不得进口，现在立信公司涉案葡萄酒有合法进口手续，则反证这批葡萄酒有中文标签。工商局以这批葡萄酒没有中文标签而进行处罚，显然站不住脚。二、在被告的听证告知书中都承认原告的洋酒是存放在仓库内，那又何来“销售”之说？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进口洋酒必须在什么期限内应加贴中文标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存放在仓库内的待售进口酒也必须加贴中文标识，只是规定没有加贴中文标识不得销售。所以，被告认为原告的行为属于销售的进口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的行为，与事实不符。三、原告不存在《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违法情形，被告依据该法条对原告作出处罚站不住脚。等等。被告城区工商局不采纳原告立信公司的意见。2012年9月18日，被告城区工商局对原告立信公司作出了惠城工商处字（2012）4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处罚决定书的查明部分，被告城区工商局查明“2012年6月20日在当事人惠州市立信国际洋酒连锁有限公司仓库内，查获未贴有中文标签的路易凯旋庄园葡萄酒……”、“存放在仓库内待售的无中文标签的……”，认定原告立信公司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并根据该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一、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二、没收路易凯旋庄园葡萄酒（LOUISTRIOMPHECHATEAUCAZEAUAOCBORDEAUX2008）581箱（6瓶／箱）、路易凯旋AOC葡萄酒（LOUISTRIOMPHEAOCCOTESDEDURAS2008）174箱（12瓶／箱）、路易凯旋VDP葡萄酒（LOUISTRIOMPHEIGPDELAUDE2010）223箱（12瓶／箱）、09拉菲圣堡葡萄酒（CHATELAINdeLAFFY）277箱（6瓶／箱）、06拉菲帝堡葡萄酒（CHATELAINdeLAFFY）93箱（6瓶／箱）；三、罚款400000元上缴国库等。处罚决定书还有立信公司的违法事实、所违反的法律规定、工商局作出处罚决定的法律依据、立信公司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及期限、立信公司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权利及期限等内容。被告城区工商局对一并扣押的五粮液酒（52度，三箱共计18瓶）、茅台酒（53度，一箱共计6瓶）没有在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一并作出处理，至今也没有退还给原告立信公司。2012年9月25日，被告城区工商局向原告立信公司送达了该处罚决定书。原告立信公司不服被告城区工商局作出的该处罚决定，于2012年12月6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如所请。原审法院受理后，依法于2013年3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后，原审法院对双方进行协调，未果。
被告城区工商局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答辩状、现场检查笔录、采取强制措施的材料、涉案酒类照片、调查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法律依据等证据材料。
原告立信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起诉状、行政处罚决定书、扣押清单、卫生证书、通关单、报关单、涉案洋酒的中文标签、函及委托书等证据材料。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工商行政处罚而引起的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案件主要是三个问题，一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二是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是否确凿，三是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关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问题。被告城区工商局向原审法院提供了立案材料、查封扣押材料、听证材料、处罚决定、相关的听证材料及处罚决定均向行政相对人告知了相关的违法事实、所违反的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及所适用的法律、相对人依法享有的申请听证、提出陈述和申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等，原告立信公司对上述证据亦予确认。被告城区工商局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在被诉行政行为中，均依照行政处罚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规定进行行政，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关于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问题。从原、被告双方所提供的证据来分析，涉案洋酒有经海关进口的合法手续，有经海关核验的中文标签，涉案洋酒是存放在原告立信公司的仓库内（尚无进行销售），相应的中文标签还没有加贴在每瓶洋酒上。而被告城区工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前面认定原告立信公司涉案洋酒“未贴有中文标签”，后面却又认定是“无中文标签”，“未贴有中文标签”与“无中文标签”是两个不同概念，被诉行政行为事实认定错误。关于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理解及适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下称《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规定的，不得进口。本案中，原告立信公司既向被告城区工商局、也向原审法院提供了涉案洋酒的相关的经海关核验的中文标签、相应的海关进口手续，且被告城区工商局无论是在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中、还是在本案庭审中，均没有否认原告立信公司提供的这些证据的合法性。那么，根据上述法律之规定，足以证明涉案洋酒是经国家海关合法进口，足以证明涉案洋酒有经国家海关核验的中文标签。这是其一。被告城区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而对原告立信公司作出处罚的，但该法条只有一款四项，规定了四大类违法情形可以适用该法条进行处罚。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原告立信公司不知道被告城区工商局认定其属哪一种违法情形，在庭审中，被告城区工商局也没有表明具体适用该法条哪一项对原告立信公司进行处罚。这是其二。前面已述，原告立信公司的涉案洋酒有经海关核验可以使用的中文标签，是存放在仓库内待售的，尚无在每瓶洋酒上加贴上中文标签。对于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到底应该在哪个时间节点必须要加贴上中文标签，被告城区工商局没有提供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是规范性文件。在这种法律情形下，即使原告立信公司的行为违法，那也是轻微的违法行为。这是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该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原告立信公司还没有将涉案洋酒摆放在货架上面对消费者销售，没有违法收入，行为并没给社会造成危害，而被告城区工商局对原告立信公司却作出没收被扣押的全部洋酒、并处罚款人民币40万元（货值2倍）的行政处罚，原告立信公司的所谓“违法行为”与受到的行政处罚明显不适当，过于严苛，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这是其四。综上四点，被告城区工商局在事实认定、性质认定、法律理解及适用方面均是错误的。关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归还被扣押洋酒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现在，原告立信公司请求判令被告城区工商局归还被扣押的全部洋酒，证据充分，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本案被告城区工商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惠城工商处字（2012）第4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而该行政行为并不涉及原告立信公司为被告城区工商局所扣押的五粮液等国产酒，所以，对原告立信公司请求判令被告城区工商局归还所扣押的五粮液酒，不是本案应审查的范畴。但是，因这些国产酒也是与本案所涉洋酒一并扣押的，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法保护合法经营的角度出发，原审法院建议被告城区工商局依法妥善处理为宜。综上所述，被告城区工商局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性质认定错误，法律理解及适用方面亦是不当，是违法的行政行为，应依法予以撤销；原告立信公司的诉请部分合法有理，合法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2目以及上述所引用的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惠州市惠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2012年9月18日作出的惠城工商处字（2012）4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被告惠州市惠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应当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所扣押的路易凯旋庄园葡萄酒581箱（6瓶／箱）、路易凯旋AOV葡萄酒174箱（12瓶／箱）、路易凯旋ADP葡萄酒223箱（12瓶／箱）、09拉菲圣堡葡萄酒277箱（6瓶／箱）、06拉菲帝堡葡萄酒93箱（6瓶／箱）等归还原告惠州市立信国际洋酒连锁有限公司。三、驳回原告惠州市立信国际洋酒连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城区工商局上诉称：一、原审法院2013年6月4日作出的（2013）惠城法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是违背事实，违反法律和审判规定，且判决有悖常规，存在明显偏袒被上诉人的事实，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从原审法院的《行政判决书》看，原审法院撤销上诉人惠城工商处字（2012）4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依据一是上诉人认定被上诉人的违法事实错误；二是没有提供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据此，上诉人认为，这是原审法院故意歪曲事实，明显袒护被上诉人的真实反映。现就原审法院的上述观点提出以下反驳意见供二审法院审理参考：第一、被上诉人被没收的无中文标签、说明书的进口酒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上诉人被依法没收的1348箱共计10470瓶无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书的进口酒是上诉人在2012年6月20日在被上诉人经营待售仓库查获的。现场查获时，这批进口酒并没有贴有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书，同时既没有粘贴这批进口酒的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书，也没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记录这批进口酒具体来源的台账，而且也没有在上诉人规定的2012年6月21日9时期限内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见证3）、扣押物品（见证据4）、实物照片（见证据5）和证据3之询问通知书为证。第二、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被没收的1348箱共计10470瓶进口酒是有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书。在听证中，被上诉人虽称这批进口酒是有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书的，并提供了广州市某公司、山东省某公司进口的卫生检疫证书复印件，但这些复印件材料只能证明两公司销售过同类进口酒给被上诉人，而并不能证明两公司销售给被上诉人的同类进口酒是有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书。被上诉人要想证明这批进口酒清白，至少必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证据予以证明：1、有证明这批酒来源的记录台账（被上诉人自身和进口商的台账记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条和《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二十一条的强制性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必须建立随时可以检查的如实记录台账。2、现场有附加的标识（不能分开）。根据《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食品或者其包装上应当依法附加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标识。被告查获这批进口酒时，在这批进口酒的现场、包装箱内没有附加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第三条基本要求之3.7规定标签不应与食品或者其包装物（容器）分离。3、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相关手续证明。上诉人在2012年6月20日向被上诉人发出了《询问通知书》，规定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处接受询问，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但被上诉人并没有依时接受调查询问和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其中法律、法规规定的强制性进货记录台账至今没有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据此，可以认定被上诉人被没收的1348箱共计10470瓶进口酒是无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书。同时，被上诉人应当为自己没有依据法律、法规建立食品来源记录台账承担法律责任。在这里需要提醒二审法官注意的是，原审法院在其判决书第4页倒数第4行中在没有证据证明，偏听偏信认定被上诉人在查扣其被没收的1348箱共计10470瓶进口酒时提交了样本证据（如有可在二审时提交质证），这纯属无中生有，并明显在为被上诉人狡辩，是典型的枉法裁判的具体体现。第三，本案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核心的问题是上诉人根据市、区“三打”办转来群众举报，现场查获被上诉人的1348箱共计10470瓶进口酒时并没有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书，被上诉人要想证明这批进口酒是合法采购的，是有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书的，那么被上诉人就必须用有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为此，本案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但被上诉人在上诉人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没收的这批进口酒具有合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据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第四，被上诉人储存并拟销售的这批1348箱共计10470瓶无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书的进口酒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调整范畴。《食品法》对食品流通行为实行的是行为禁止性规定，非行为产生结果的禁止性规定，也就是说，只要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就可以对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而无须看行为有无产生实际效果。本案问题的关键是被上诉人被没收的1348箱共计10470瓶无中文标签和无中文说明书的进口酒是储存待销售行为，这一行为是否属于前述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释义对该法第一条立法宗旨的解释：食品流通，指食品的采购、储存、运输、供应、销售等环节。据此，储存进口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调整范围。可见，被上诉人被没收的1348箱共计10470瓶无中文标签和无中文说明书的进口酒在食品流通中已进入采购、运输、记录、储存、待销售环节，这些环节均属于《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规定的行为禁止性规定。至于被上诉人称并没有销售，这只是处罚时作为从轻的情节，并不是减轻或免予处罚的情节。除非被上诉人有证据证明这批进口酒是自己食用的，并非用于销售。第五，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准确，提供的法律依据充分，作出的行政处罚恰当。因被上诉人采购并拟销售的1348箱共计10470瓶价值196898.76元进口酒无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书，属于《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本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定的，不得进口”和第八十六条第（二）项“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情形”，以及第八十六条第（二）项“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据此，上诉人依据《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被上诉人作出没收物品和处以40万元罚款是适法准确和处罚幅度符合从轻处罚的规定。为了证明上诉人适用法律准确，庭审前和庭审后，上诉人均按照法庭提出来的要求，向原审法院提交了《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释义，但原审法院在判决书根本不提及，反而认为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依据，这不是在明显袒护被上诉人吗？第六，原审法院不尊重事实和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条和《法官法》第七条规定审理本案。本案的事实非常清楚，即一是被上诉人被没收的进口酒现场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二是被查获后没有在上诉人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记录这批进口酒的台账，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合法手续等；三是被没收的这批进口酒是2010年3月份和2011年8月份进的，查获这批进口酒时是2012年6月20日，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如何不能及时提供，原审法院如果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的规定，从五个日常规律审查，即：（1）被上诉人现场被查获的1348箱共计10470瓶进口酒无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书、标签，而且在上诉人规定提供证据期限内没有提供手续。（2）被上诉人要想证明现场被查获的1348箱共计10470瓶进口酒是有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书就应当在第一时间或至少在上诉人规定的期限内提供中文标签和说明书，以及能证明被查获的进口酒的合法材料，而不是不着急、慢慢提供。（3）被上诉人认为其这批进口酒是2011年8月份进的，上诉人查获这批进口酒时是2012年6月20日，被上诉人是从事酒业批发的，难道这批酒要等待提价才出售（此时段没有该类酒有涨价的迹象）？且既然认为有中文标签和说明书，常理的做法就是放置仓库内或酒箱内，而不是花很长时间的“寻找”。（4）被上诉人承认违法（见上诉人递交《行政诉讼代理词》时一并提交了被上诉人的《关于请求工商部门免除处罚的报告》和一审证据17）。（5）进口商品“一证多用”在行业内已是司空见惯了，被上诉人无法依时提供手续和标签、说明书及其他合法证明，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想方设法寻找“替代”被查获的这批进口酒。据此，原审法院完全可以根据以上五个方面的事实推定被上诉人拟销售的1348箱共计10470瓶价值196898.76元进口酒是无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书的，并支持上诉人的主张。但原审法院没有这样做，而丧失人民法官尊重事实、尊重法律的职业道德，违法作出撤销上诉人合法行政处罚行为的判决。第七，上诉人作出的惠城工商处字（2012）4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具有合法性。检验行政处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标准有七：一是事实是否清楚；二是证据是否充分、确凿；三是定性是否正确；四是处罚的法律依据是否准确；五是被告是否具有管辖权；六是处罚幅度是否得当；七是整个处罚程序是否合法。纵观本案，上诉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以上七个标准，属于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第八，故意回避、不提及上诉人提交《行政诉讼代理词》陈述的观点和相关法律依据摘录、原告承认违法的请求书、《食品安全法》释义的法律效力等，理由非常简单就是想“徇私舞弊”，为被上诉人逃避法律制裁，导致应当属于国家财产的40万元付之东流。二，原审法院撤销上诉人《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第一，《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列举的5种可以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形不符合本案。一是上诉人确认被上诉人违法事实的证据充分（详见第一大观点中的第一小观点）；二是被上诉人采购并拟销售的1348箱共计10470瓶价值196898.76元进口酒是无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书的，上诉人依据《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被上诉人作出处罚是适法准确；三是上诉人处罚程序合法得到法院的确认；四是上诉人具有管辖食品流通领域的权利；五是上诉人没有滥用职权。据此，原审法院作出撤销上诉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判决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第二，原审法院直接作出撤销判决不当，且违反法律规定。食品安全关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是重于泰山的案件。据此，《食品安全法》对违反该法规定的，给予处罚的标准是从严、从重的。原审法院不考虑案件的性质，轻率作出撤销判决显然违反《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也就是说，本案假设上诉人在表述被上诉人违法事实有瑕疵的话，也只能作出撤销上诉人行政处罚决定的同时判决上诉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三、被上诉人采购并拟销售的1348箱共计10470瓶价值196898.76元进口无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书酒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可以免于处罚的情形。原审法院在其判决书上认为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轻微违法不予处罚的情形。上诉人认为这是原审法院故意曲解法律的立法含义。《食品安全法》对食品流通行为实行的是行为禁止性规定，非行为产生结果的禁止性规定，也就是说，只要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就可以对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而无须看行为有无产生实际效果。本案被上诉人采购并拟销售的无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书1348箱共计10470瓶进口酒价值达196898.76元，且没有按照规定建立并遵守查验记录制度，显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可以免于处罚的情形。但基于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已经销售，属于从轻处罚行为。为此，上诉人只依据《食品安全法》的第八十六条一款规定的最低倍数2倍对被上诉人进行处罚，这是最大人性化的具体体现，这一体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过罚相当的立法精神。综上所述，上诉人于2012年9月18日作出的惠城工商处字（2012）42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法有据和准确、处罚幅度恰当，而且程序合法，被上诉人的诉求不能成立，且原告对其经营无中文标签、说明书的违法性予以了认可（证据17和代理词之附件2）。为此，上诉人希望人民法官审理案件要尊重事实、公平、公正，绝对不能昧着良心、职业道德，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
被上诉人惠州市立信国际洋酒连锁有限公司答辩称：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极正确地纠正了被答辩人的违法行政行为，是中国法制建设进步的最好体现，依法应予以维持。现就被答辩人不服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提起的上诉，答辩如下：一、答辩人早已提供证据证明涉案的葡萄酒有中文标签。1、在被答辩人对答辩人所谓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时，答辩人即向被答辩人提交了涉案葡萄酒中文标签样本，同时向被答辩人提交了涉案葡萄酒的《出入境检验检疫卫生证书》，上面清楚地写明：所检项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要求，中文标签经检验合格，未加贴此中文标签不得在中国境内销售／准予销售、食用。该《卫生证书》至少可以证明两个内容：一是这些进口的葡萄酒有中文标签；二是这些中文标签已经检验合格，可以使用。在本案一审庭审时也已查明，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表明在查扣现场就有向被答辩人的执行人员出示中文标签，但遭到拒绝。之后，在2012年6月26日对答辩人的总经理刘某某进行询问时，刘某某就又向被答辩人提交了涉案葡萄酒的中文标签，这从2012年6月29日对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的询问笔录中可以得到证实。2、答辩人已销售的与涉案同一批号的葡萄酒也达几百箱，均加贴了中文标签，这从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及《案件讨论会议记录》可以得到证实，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涉案的葡萄酒肯定有中文标签，答辩人不可能提供不了中文标签。二、答辩人存放在仓库内未加贴中文标签的涉案葡萄酒并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本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定的，不得进口。”根据该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时，才属违法。而正如上面所述，答辩人涉案的葡萄酒有中文标签，则被答辩人又如何能依据该条规定对答辩人作出行政处罚？且从该条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出，预包装食品如果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定的，甚至都不得进口，现在涉案的葡萄酒都经过合法手续进口，则也可以反证涉案的葡萄酒肯定有中文标签。因此，答辩人的涉案葡萄酒有中文标签，被答辩人依据该规定对答辩人作出行政处罚，是站不住脚的。三、在被答辩人无法提供法律法规有强制性规定答辩人存放于仓库内的葡萄酒也必须加贴中文标签的情况下，被答辩人就不能对答辩人作出行政处罚，因为这样的处罚没有法律依据，不是依法行政。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强制性规定答辩人必须在什么期限内应该加贴中文标签，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存放在仓库里待售的葡萄酒也必须加贴中文标签，只是《卫生证书》上说没有加贴就不能销售而已。因此，除非被答辩人能提供法律法规规定存放于仓库内的葡萄酒必须加贴中文标签，否则就不能对答辩人作出行政处罚。在这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以说明被答辩人行为的违法性。按照法律规定，商场里在货架上销售的商品一定要加贴价格标签，但相关行政机关能到商场的仓库里执法，以其存放在仓库里的货物未加贴价格标签为由对其进行查处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四、在法律法规无明文规定应在何时加贴中文标签的情况下，就只能依据《卫生证书》里的规定来对本案进行处理，而《卫生证书》明确写明：中文标签经检验合格，未加贴此中文标签不得在中国境内销售。因此，根据该规定，只有在答辩人存在销售未加贴中文标签的葡萄酒的行为时，才能认为其违法，才能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而很明显，本案中的葡萄酒只是存放于仓库，并没有进行销售，被答辩人当然不能对其进行处罚。五、也不知道是被答辩人故意为之还是自己都搞不清楚，从该案一开始，被答辩人就没弄清楚未加贴中文标签及无中文标签这两个概念。这从《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及《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均可以看到，因为其前面都是写明“未贴有中文标签”，而后又变成”无中文标签“。而在本案一审及从上诉状看，被答辩人也想混淆视听，称被没收的进口酒为无中文标签。在这里答辩人再强调一下，涉案的葡萄酒是有中文标签的（这从《卫生证书》就可以得到证实），只是葡萄酒存放于仓库内，没有进行销售而没有加贴而已。六、答辩人向被答辩人提交的《报告》及《申请书》并不能证明答辩人承认自己的行为违法。1、很明显，《报告》完全是一份求情书，目的是为了答辩人不为违法行政所害，并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而如果《报告》书中没有妥协的态度及语气，被答辩人肯定不会接受，在此情况下，答辩人才尝试着以这种方式求情，以求能够避开这无妄之灾。而《延期缴纳罚款申请书》也是在同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因为《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规定，决定书作出之日起15日内，无论答辩人是否提起诉讼，本案是否进入诉讼程序，均应缴纳罚款，而答辩人这时根本就没有履行能力，也深信自己的行为并没有违法，因此才向被答辩人提交申请。2、是否存在违法行政行为，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靠当事人的承认来认定。3、如果答辩人认为自己的行为真的违法的话，那就不可能申请听证，也不可能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且诉讼请求还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支持。七、《行政处罚决定书》写明是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答辩人作出处罚，但该法条只有一款四项，而直到现在，答辩人也不知道被答辩人认定其属哪一种违法情形，在一审庭审中，被答辩人也没有表明具体适用该法条哪一项对答辩人进行处罚。八、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并没有同时判决要求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完全正确、合法。《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是“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可以”而不是“应当”，判不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判决撤销违法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可以分别采取以下方式处理：（一）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二）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三）向被告和有关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四）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的，建议有权机关依法处理。”根据该规定，也是“可以”。且本案显然不属于“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情形，因为涉案的葡萄酒是有合法进口手续的，不属于假冒伪劣产品，并不会对人产生任何危害。本案的事实仅是存放于仓库内待售的葡萄酒未加贴中文标签而已，而这种行为能给国家、公共利益或他人造成什么损失？九、本案中，被答辩人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存在程序不合法的地方。1、本案始于2012年6月20日，按照《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本案查封、扣押的期限最长为60日，即2012年8月20日。而被答辩人直到2012年8月27日，才在答辩人的多次要求下，向答辩人归还被其扣押的经营资料，此时显然已超过了法定期限。2、答辩人于2012年9月26日向被答辩人提交了《延期缴纳罚款申请书》，而直到现在，被答辩人也没有向答辩人作出任何答复，这显然也是违法的。3、与本案涉案葡萄酒一起扣押的五粮液国产酒，直到现在被答辩人也没有依法向答辩人归还。本案一审时，在法官的追问下，被答辩人的代理人声称可以立即归还这些违法扣押的酒，但直到现在仍没有归还。一审判决也建议被答辩人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法保护合法经营的角度出发，依法妥善处理为宜。十、被答辩人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释义》完全与本案无关。1、《释义》仅是一本理论书籍，仅用于学术研究、探讨或法律培训教材，其并不是行政法律、法规或规章，根本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2、《释义》仅是指食品的流通包括采购、储存、运输、供应、销售，但不可能任何一个项目在这些环节中都应该有，如储存在仓库中的酱油没有加贴产品信息，能说它是违法吗？而如果在销售时没有加贴产品信息，那当然是违法的。因此，答辩人实在不明白这个《释义》能起到什么证明作用。十一、被答辩人称答辩人一直没有提供记录台账，这完全与事实不符。1、本案被答辩人对答辩人作出行政处罚的违法事实并不是答辩人没有提供记录台账，而是无中文标签，被答辩人不能老是转移话题，混淆视听。2、从全部材料看，没有一处有载明被答辩人曾要求过答辩人出示记录台账。且全部经营资料当天就被同时扣押，直到2012年8月27日才在答辩人的多次强烈要求下逾期归还。这如何能说答辩人没有提供记录台账？3、同时，涉案的葡萄酒已经过被答辩人的多次、多处协查，均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从《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及《案件讨论会议记录》均可以得到证实。老实说，如果涉案的葡萄酒真是涉嫌走私的话，恐怕就不是罚款扣押这么简单了。十二、退一万步讲，即使答辩人存在违法行为，也是很轻微的，也没有造成任何危害后果，因此，根据法律规定，也应不予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二十七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本案中，答辩人可能存在过错的地方就是存放在仓库中的葡萄酒没有加贴中文标签，而这种行为并不违法。退一万步讲，即使违法，其行为也是显著轻微，经过此次事件之后，答辩人以后也会及时纠正，且答辩人的行为也没有造成任何危害后果。同时，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应与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轻微的行为，坚持处罚与教育想结合，以教育为主的原则。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被答辩人也应对答辩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十三、罚款并不是《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存在的违法行为，根本就不可能危害到他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答辩人也并没有从事任何制假售假的行为。因此，决定作出没收答辩人的涉案葡萄酒及对答辩人作出巨额罚款的行政处罚，显然是与《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相悖的。十四、本案中上一级行政机关法规科负责人直接代理下一级机关的行政诉讼案件，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在一审被答辩人提供的《案件讨论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本案在作出处理决定时，就已经请示过上级机关法规科的科长，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上级机关就直接插手下级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更明显的是，在本案一审时，上级机关法规科的负责人居然作为唯一的代理人直接代理这个案件，那《行政处罚决定书》最后“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议”还有何意义？这不是赤裸裸地剥夺了答辩人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权利吗？很难相信，在法制越来越健全的今天，居然还有人敢这样明目张胆地违法行政。答辩人也恳请贵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判决撤销违法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可以分别采取以下方式处理：……（三）向被告和有关机关提出司法建议；……”的规定，向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司法建议，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十五、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多次称一审法院偏袒答辩人，属枉法裁判，这明显与事实不符。本案是经过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才作出的判决，试问，如果答辩人真的存在违法行为的话，审判委员会会支持一个小小的民营企业而不支持一向似拥有特权的行政机关吗？现在，只能说行政机关说一不二、对是对、错也是对的日子早已经远去了，答辩人也非常感谢法律的公正、公平，感谢司法机关为自己主持公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为此，恳请贵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原审查明部分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惠州市立信国际洋酒连锁有限公司所购买的涉案洋酒被上诉人查扣时，有无中文标签及中文说明书？还是有中文标签但没有加贴。如有中文标签及中文说明书，具体是在何时提交给上诉人的，原审对以上事实未查清。如有中文标签，何时应将该中文标签贴在进口洋酒瓶容器上，对此，上诉人有无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即法律、行政法规有无明确规定在哪个具体流通环节（包括采购、运输、仓储、批发、零售等）将中文标签加贴在瓶身上或容器上，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原审判决对此未作审查，存在不当。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部分不清，在适用法律方面未作严格审查，本案应发回重审为宜。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惠城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4日作出的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
二、本案发回惠城区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回。
审 判 长 王瑞南
审 判 员 黄潮明
代理审判员 李莲莲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廖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