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36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万吉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武义经济开发区白洋工业区（深塘）。
法定代表人：施勇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琼，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金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广本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城郊街大夫田华林路往明珠工业园方向约200米侧。
法定代表人：钟云生，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源，广东流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缅文，广东流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广丰摩托车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从化经济开发区丰盈路20、22号（1建厂房、2建厂房、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陈颂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智慧，广东颂勤律师事务所律��。
上诉人浙江万吉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广本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本公司）、广州广丰摩托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4民初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万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广本公司、广丰公司共同清偿涉案债务1261395元及利息，涉案诉讼费和担保费由广本公司、广丰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重审一审法院适用证据规则错误，罔顾有效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一味用推定去相信和偏袒广本公司、广丰公司的主观陈述。1.关于涉案买卖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涉及到的员工的身份，包括合同签订人杜春明；收货��刘佳，张继水、江恩文；对账单的确认人黄丽仙：发增值税发票签收入邓佩嫦，万吉公司提交了从社保部门取得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资料，资料显示：上述员工的社保缴费单位均为广本公司。一审法院却凭广本公司自身制作的工资条（且广丰公司从未出过庭）以及其代理人的口头陈述“广本公司只是继续帮其购买社保”，而认定“上述工作人员实属广丰公司工作人员”是错误的。涉案员工社保关系位于广本公司，该证明表明，广本公司、广丰公司及员工本人长期对涉案员工的职务隶属关系的没有异议，广本公司的自述事实，不能对抗社保证明。万吉公司认为，《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记载的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其证明效力远远高于广丰公司的自制凭证及代理人的口头陈述，其证明效力也足以推翻广丰公司的自制凭证及代理人的口头陈述。且一直以来万吉公司也坚称：涉案货物万吉公司一直是送到广本公司的，在广丰公司加入涉案交易前后，与万吉公司进行具体交易接洽的员工并没有发生变化。
2.欠款确认书鉴定不能的法律后果，应由广本公司承担。一审法院适用证据规则错误。欠款确认书上盖有广本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该财务专用印章与广本公司用来支付涉案货款的两张支票上的财务专用印章一致。广本公司支票上的财务专用章相关银行处留有备案，银行退票的原因是因账户余额不足，并不是财务专用章与在银行备案章印鉴不符。故万吉公司认为，欠款确认书真实合法有效，具有法律效力。万吉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欠款确认书，以证实万吉公司与广本公司之间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广本公司应向万吉公司支付货款1261395元，其举证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广本公司对该欠款确认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的，应当提交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庭审中，广本公司对欠款确认书予以口头否认，并提出和提交了鉴定申请。但由于广本公司自身管理漏洞，无法提供经工商或公安部门登记备案的财务印章，导致鉴定无法进行。鉴定不能进行的法律后果应当有广本公司承担，而不是万吉公司。因此，广本公司未能提出相反证据证明万吉公司提交的欠款确认书是不真实的，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法院也应当确认该欠款确认书的真实性。但是，一审法院适用证据规则错误，将鉴定不能的法律后果由万吉公司承担，从而否认欠款确认书的真实性，是极其错误的。广丰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颂华的询问笔录为证人证言，是主观证据且未经质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五十五条的规定，陈颂华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陈颂华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其私自到法庭作询问笔录，却自始不敢出庭应诉，恰恰表明了广本公司、广丰公司与一审法院不一般的非正常关系，一审法院此举明显违反程序，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3.关于与涉案增值税发票买卖相关事实认定的问题。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万吉公司认为，万吉公司的证据不仅有增值税发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为广本公司，还有标的物的签收人刘佳、张记水等人为广本员工，同时还有广本公司的书面欠款确认书。除此之外，万吉公司还提交了下列证据：2008年，万吉公司与广本公司签订了《铝轮总成份解价》价格协议，该协议双方亲自盖章确认，且没有期限约束，从2008年开始，2009年、2010年直至2012年万吉公司一直是以广本公司为购货单位开具增值税发票，广本公司进行抵扣退税从无异议；从2007年开始直至2012年，广本公司一直以购货单位向万吉公司支付货款，支付方式有银行承兑汇票、电汇以及支票等，与涉案货款的两张支票仍然是广本公司支付的。上述证据已经形成系列证据链，无论从合同到收货人，还是从付款人到税票抵扣，广本公司一直在交易中履行合同义务。
至于2009年的《配套采购合同》，是复印件，该复印件的采购方没有任何单位盖章确认，采购主体处于不确定状态，不确定状态的原因是广本公司、广丰公司怠于履行主体确认造成的，其法律后果应当由广本公司、广丰公司承担。而在合同上签名的唯一员工杜春明却是广本公司员工，故2009年合同应当是杜春明代表广本公司与万吉公司所签。故涉案交易从合同签订到收��人、对帐人、发票签收人、付款人、再到增值税发票的签收和抵扣退税均为广本公司所为，一审法院忽视上述系列证据链所反映的客观法律事实，为了偏袒广本公司、广丰公司，将系列证据强行割裂开来，导致事实认定错误。
（二）重审一审法院认定广本公司、广丰公司之间签订的《商标转让挂靠协议》是商标有偿转让合同，与客观事实不符，而且定性错误。一审法院将广本公司、广丰公司于2009年12月19日签订的《商标转让挂靠协议》定性为“商标有偿转让合同”与事实不符，也是极其错误的。1．2009年12月，“广丰”摩托车类型商标已被他人注册，该商标不归广本公司所有。2．该份协议除了名称有“商标”两字，具体条款从头到尾没有再出现过商标两字，条款内容围绕的都是“广丰摩托车品牌”转让的相关事项。3．广丰摩托车品牌之所以具有转让价值��是因为摩托车是机动车行业，根据《摩托车生产准入管理办法》第三条，国家实行摩托车生产准入管理制度，并在工信部公告目录中进行备案登记，经工信部备案登记的主体才有权生产销售，其他人无权生产销售。经工信部备案登记实际上一种资质的准入，该资质未经行政部门批准，不得私自转让。正是因为如此，协议有如下约定：（1）广本公司将自有的工信部公告目录中的广丰摩托品牌以500万元转让（第一条）；（2）“品牌挂靠费10万、20万、30万”（第三条）；（3）同时还向陈颂华销售合格证、3C标志、下乡标志及产品生产销售授权委托书，按5元每套计算（第九条）；（4）在约定情形下广本公司有权提出脱离挂靠关系（第十二、十三条）。
协议第三条、第九条、第十二、十三条都是挂靠关系的费用及形式表现：基于广丰摩托车品牌只有广本公司有权对外生产和销售，任何它人都无权生产销售。凡是出售广丰品牌摩托车的，必须取得了广本公司名下的“销售合格证”“3C标志”“下乡标志”等，广丰公司根本没有权利对外生产和销售“广丰品牌摩托车”。所以广本公司在收了品牌转让费后，还要另行收取其品牌挂靠费，还有合格证、3C标志等按每套单独计费；因为存在挂靠关系，同时也约定了脱离挂靠的相关情形。所有售出的广丰摩托车存在质量问题或损失赔偿均由广本公司承担责任，这也是摩托车行业的行规。万吉公司认为，对一份协议的定性，不应当以协议名称来定，而应当根据协议具体内容来定。广本公司、广丰公司之间为广丰摩托车品牌转让及挂靠协议，广本公司、广丰公司之间为当然的挂靠关系。
（三）一审法院即便不认定本案买方为广本公司、广丰公司，也应基于广本公司对债务的确认���令广本公司承担责任，基于公司人格混同判令广本公司、广丰公司共同承担责任。1．不论买卖合同的买方是一方还是两方，也不论万吉公司的基础债权合同性质为何，围绕本案万吉公司的债权，最后出现的证据是广本公司的债务确认书。因此，广本公司无论如何都应当承担本案债务。2．本案证据，已经达到了充分、确实的标准，能够证明广本公司、广丰公司人、财、物完全混同，如广本公司否认，举证责任应转移由广本公司承担，而广本公司并不能一一作出反证，甚至广丰公司都未出庭，法院没有理由在广本公司未能充分举证的情形下，排除公司人格混同注律责任的适用。
（四）一审判决严重偏袒广本公司，完全无视客观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认定事实错误。1．《商标转让挂靠协议》的主体是广本公司与陈颂华个人，而不是广本公司与广丰公司；其次，一审法院认定广本公司与广丰公司双方是“商标有偿使用”关系，但是，“广丰”摩托车商标根本不是本案的广本公司所有，而是案外人广州广本机车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最后，“广丰”摩托车商标注册日期为2012年3月21日。因此，广本公司于2009年12月19日与陈颂华签订的挂靠协议没有商标转让基础。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广本公司、广丰公司广本与广丰公司为“商标有偿使用”关系、且协议的一方主体为广丰公司错误。2．关于广本公司与广丰公司的《租赁协议书》涉及的几个问题：（1）广本公司与广丰公司于2012年2月1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没有生效。该协议落款处甲方广本公司加盖的办公室印章，而非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在正式的合同文本中落款理应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此外，该协议落款处乙方广丰公司只有其法定代表人陈颂华的签名，而没有加盖广丰公司��公章，因此，该《租赁协议书》是没有生效的。另一方面，广本公司在正式的合同文本中加盖办公室印章，也印证了广本公司对印章的管理和使用是混乱的，广本公司财务人员在《欠款确认书》中加盖财务专用章也是符合广本公司的一惯做法。（2）并且，广州华林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集团）在2007年7月9日向广州市公安局从化分局作出的《提供说明》中明确从化市经济开发区丰盈路22号厂房是由华林集团无偿提供给其下属公司广丰公司使用的。而广本公司与广丰公司同为华林集团的下属公司，因此，广本公司再与广丰公司签订《租赁协议书》，这明显是不合常理的，万吉公司严重怀疑该份协议书的真实性。（3）退一万步讲，假如该租赁协议是真实的，但租赁协议载明的租赁期限为2012年2月1日－2012年12月31日止，广丰公司只是从2012年才开始在广本公司的��所地办公。但万吉公司自2007年开始的送货地点及收货人都为广本公司，且本案所涉一半货款产生在2011年。【有2张支票为证，其中一张金额为499869元的支票出票日期为2011年11月19日，另一张金额为120492元的支票出票日期为2011年12月30日】。一审法院据此租赁协议即认定买受人仅为广丰公司，纯属主观臆断。
3．关于广本公司提交的《配套采购合同》，首先，合同中载明的主体虽为万吉公司与广丰公司，但合同落款处需方广丰公司并没有盖章确认，仅是广本公司的员工杜春明在部门主管处签名，根据该合同第七条“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签名盖章后生效各执一份”的约定，该合同因广丰公司没有盖章确认而未生效。其次，合同载明的期限为2009年4月1日至2009年10月31日，但本案所涉的货款产生的期限为2011年后，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应支付货款的责任方为广丰公司，与客观事实不符。
4．关于涉案的五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该五张发票是万吉公司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在广本公司购货后向其开具的，发票上也清楚载明购货单位为广本公司，发票的签收人也是广本公司的员工。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发票是一种收付款的凭证，并且该收付款活动是以购销产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为前提的，因此，一审判决中认定“原告向广丰公司开具购货单位为广本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事实错误。
5．广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颂华于2017年6月13日所作的询问笔录未经法庭质证，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且，在诉讼过程中，广本公司与广丰公司互相串通，暗打配合，为了统一口径，广丰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陈颂华在本案的一审、二审、再审甚至发回重审阶段都没有出庭应诉，也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但陈颂华为了撇清广本公司的责任，却私自到法庭作询问笔录，一审法院未在法庭上出示该证据，也未组织质证，却以此证据认定涉案货款与广本公司无关，明显不合法。
（五）一审法院遗漏查明如下案件重要事实：1．从2007年开始，广本公司与万吉公司一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于2008年5月底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铝轮总成分解价》及《补充协议》，广本公司一直以购货方的身份向万吉公司购买货物并支付货款，万吉公司也向广本公司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万吉公司将“广丰”品牌的摩托车零配件送货至广本公司，并由广本公司的员工刘佳、张记水、江恩文在《送货单》、《送检单》中签收和验收。3．万吉公��定期与广本公司针对购货情况进行对账确认，并由广本公司员工黄丽仙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4．万吉公司向广本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广本公司己签收。《发票签收回单》中明确载明的购货单位为广本公司，签收人也为广本公司的员工邓佩嫦、黄丽仙。并且，该回单底部注明“以上412452．00元是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月31日万吉供货到金威的货物价值”，后“金威”被修改为“广丰”。事实上，广本公司名下具有广丰、远大、金威、台阳四大摩托车品牌，而这四大摩托车品牌的生产车间都在广本公司的厂区内分车间生产，所以回单中注明的“广丰”是“广丰”品牌，而非广丰公司。5．在万吉公司与广本公司履行买卖合同的过程中，广本公司购买货物的货物签收人、验收人刘佳、张记水、江恩文，对账单的确认人黄丽仙，发票的签收人邓佩嫦、黄丽仙均为广本���司的员工。6．广本公司用于支付货款的支票（支票号：06300328）是由广本公司背书给万吉公司的，但由于无法兑现，广本公司另以两张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并支付现金4万元，广本公司向万吉公司支付了货款81374元。7．广本公司于2013年5月24日向万吉公司出具了《欠款确认书》，确认尚欠万吉公司货款1261395元。综上，一审法院遗漏查明的上述事实己充分证明广本公司与万吉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广本公司尚欠万吉公司货款1261395元。但是，一审法院严重偏袒广本公司，故意遗漏案件重要事实，认定事实错误，作出错误判决。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支持万吉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以维护万吉公司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广本公司辩称：答辩意见与原一审、二审、再审及本案一审答辩意见一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持，万吉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广丰公司辩称：（一）还款协议是万吉公司与广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就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的核算和总结，证实了当时双方确认双方为交易相对方。（二）相关工作人员邓佩嫦、黄丽仙之前是广本公司员工，在广本公司参保后转至广丰公司，为避免麻烦没有转社保，该两人与广本公司仅属挂靠保险关系，并无劳动关系。（三）对账确认书，万吉公司认为对账确认书无法确认，不利后果应由广本公司承担，广丰公司认为该确认书无法进行鉴定，是因为万吉公司不同意用支票上的印章做鉴定，且经过专业鉴定机构回函，欠条字迹形成时间不能鉴定，且在登记部门查找不到备案的财务印章，因此无法鉴定，由此该确认书无法鉴定的法律后果应该由万吉公司承担。（四）广本公司与广���公司签订了商标转让挂靠协议皆因广丰公司没有出口权，需要利用广本公司摩托车出口权办理扣税，广本公司与广丰公司互相独立，不存在承包关系。（五）合同是否生效并不以广丰公司是否盖章来确认，陈颂华作为广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签名行为视为广丰公司职务行为，且合同是否生效以实际履行情况为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广丰公司承担责任没有异议。
万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广本公司、广丰公司立即向万吉公司支付货款1261395元及利息（从2012年11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财保费由广本公司、广丰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2月19日，广丰公司与广本公司签订《商标转让挂靠协议》，广本公司将其“广丰”摩托车品牌给广丰公司有偿使用。2012年2月1日，广本公司、广丰公司签订租赁协议书，广本公司将其仓库和办公室租赁给广丰公司使用，租赁时间为2012年2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2009年，广丰公司与万吉公司签订《配套采购合同》，广丰公司向万吉公司采购摩托车配件。从2011年11月开始拖欠万吉公司货款。广丰公司用于支付货款的五张支票：（1）支票号码为1050443006300328、出票日期为2011年11月19日、出票人为佛山市宝鹰摩托车有限公司、背书人为广本公司、被背书人为万吉公司、票面金额为499869元；（2）支票号码为1050443006300345、出票日期为2011年12月31日、出票人为佛山市宝鹰摩托车有限公司、背书人为广本公司、被背书人为万吉公司、票面金额为120492元；（3）支票号码为4020443016347973、出票日期为2012年7月31日、出票人为佛山市南海力超摩托车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为万吉公司、票面金额为401066元；（4）支票号码为4020443016347975、出票日期为2012年6月30日、出票人为佛山市南海力超摩托车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为万吉公司、票面金额为200000元；（5）支票号码为1050443016831439、出票日期为2012年11月10日、出票人为陈颂华、票面金额为121342元、收款人等为空白。上述支票金额合计1342769元。
由于万吉公司未全部收到上述支票款项，2012年11月23日，万吉公司与广丰公司签订《还款协议》，双方确认：截至2012年11月20日广丰公司欠万吉公司货款1261395元，广丰公司于2013年1月30日前还款120492元，剩余1140903元往后每月28号前还款47538元至全部还清。签订《还款协议》后广丰公司仍未按协议约定进行还款。
另查明，万吉公司向广丰公司开具购货单位为广本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1年8月19日，金额为919380元；2012年2月15日，金额为118470元；2012年3月14日，金额为2794元；2012年2月16日，金额为412452元；2012年6月11日，金额为79300元。广本公司已将上述五张增值税发票在税务部门进行认证并抵扣进项税额。
又查明，广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颂华于2017年6月13日的询问笔录中称，万吉公司所主张的涉案款项都是万吉公司与广丰公司之间因货物买卖所产生的款项，与广本公司无关。
一审中，万吉公司围绕其诉请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中国建设银行支票2张，拟证明广本公司与广丰公司是共同的买受人，给万吉公司的2张支票共499869元（支票号为06300328、06300345），该票据款未能兑现，以及万吉公司与广本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
2.农村信用合作社支票2张、建设银行支票1张，拟证明广丰公司用来向万吉公司支付涉案款项的3张支票722408元（号码为16347973、163479735、16831439号），该���据款未能兑现，以及万吉公司与广丰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
3.还款协议，拟证明就所欠贷款，仅广丰公司向万吉公司出具了还款计划，但没有履行，因涉案的还款计划只有广丰公司肯向万吉公司出具，万吉公司方没有取得广本公司的还款计划等事实。
4.增值税发票5张及发票签收回单3份，拟证明发票的购货主体、涉案的买受人是广本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签收人邓佩嫦是广本公司的员工，广本公司已就涉案发票到相关部门做了抵扣。
5.退票理由书2份，拟证明有广本公司印章的支票（支票号300345、06300327）已经银行鉴别，根本不存在印章虚假的问题。
6.银行支票及对应支付系统凭证各3份，拟证明广本公司自2008年开始与万吉公司存在频繁发生单独买卖关系的事实。
7.支票及银行承兑汇票2张，拟证明涉案的款项支票号为06300328背面手工记载的4万承兑，另外的4万元是广本公司用现金支付的，已由广本公司支付81374元，由2份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8.5张发票的退税相关情况，拟证明广本公司已用涉案发票到相关部门做了抵扣。
9.《铝轮总成分解价》2份、补充协议1份，拟证明万吉公司与广本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开始于2007年，于2008年5月底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供货方为万吉公司，购货方为广本公司，也是为了否认广本公司在一审当中称与万吉公司从没有发生业务关系的事实。
10.2008（2张）、2009、2010、2011、2012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6张（原件），拟证明为了否认广本公司在一审当中称与万吉公司从没有发生业务关系，但从2007年开始直至2012年，万吉公司与广本公司都是有业务往来的。
11.2007年银行承兑汇票、2008年工商银行汇划补充凭证、2009大额支付系���专用凭证、2010年银行进账单（复印件），拟证明从2007年开始，广本公司一直以购货方的身份向万吉公司购买货物及支付货款等。用以支付货款的有银行承兑汇票、电汇以及支票等方式。
12.广丰2011年7月24-8月31日对账单（原件）、中国建设银行支票2张（06300327无原件、06300328原件）、票号为300327的退票理由通知书（原件）、2011大额支付系统专用凭证（复印件）、2011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拟证明：（1）经黄丽仙于2011年9月8日签字确认的《广丰2011年7月24-8月31日对账单》，总金额699869元，确认黄丽仙就是广本公司的员工以及涉案的广本公司开具的499869元的支票的印章真实有效，并不是广本公司称的从没有向万吉公司支付过款项的事实；（2）上述货款广本公司分别以499869元、20万元的两张建设银行的支票支付给万吉公司，499869元也转入到本案涉案的借款当���；（3）20万元的支票被银行退票后，广本公司另行以银行电汇10万元及银行承兑汇票10万元的方式支付给万吉公司；（4）499869元的支票同样为空头支票（本案所涉支票之一），随后广本公司支付了81374元（其中4万元是广本公司分两张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余额418495元至今未付。
13.送货单三份（尾数为359号的有原件，其余两张无原件提交）、广丰9月1日至31日对账单、2011大额支付系统专用凭证（均为复印件），拟证明：（1）140352元的款项已经向万吉公司进行了支付，此款项是广本公司用电汇的方式支付给万吉公司，且送货单的人员张继水，同样是广本公司的员工，送货单所具名的广丰，就涉案的广丰公司也有向万吉公司付款的事实；（2）双方于2011年9月29日对账，货款金额为140352元，此款项是广本公司用电汇的方式支付给万吉公司的；（3）广本公司于2011年12月8日通过银行电汇方式向万吉公司支付了上述货款140352元，此款项是广本公司用电汇的方式支付给万吉公司的。
14.广本公司网站（复印件），拟证明广本公司名下有四大摩托车品牌及其营业性质和经营范围。
15.广本公司出具的欠款确认书（原件），拟证明广本公司确认尚欠万吉公司货款1261395元。
16.邓佩嫦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原件），拟证明邓佩嫦于2010年8月至2012年8月期间在广本公司工作，是广本公司的员工。
17.黄丽仙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原件），拟证明黄丽仙于2008年7月至2013年5月期间在广本公司工作，是广本公司的员工。
18.提供说明（原件），拟证明广丰公司是华林集团公司的属下公司。
19.华林集团公司的工商信息（打印件），拟证明广丰公司和广本公司都是华林集团公司的下属公司。
20.广本公司章程、广本机车公司章程、工商信息（打印件），拟证明广丰公司与广本公司是关联企业。
21.广丰公司监事会成员情况（原件），拟证明林海作为华林集团公司的大股东，不单是华林集团公司及广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是两公司的执行董事，也是广丰公司的监事。
22.华林集团公司简介（打印件），拟证明林海作为华林集团公司的大股东，不单是华林集团公司及广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是两公司的执行董事，也是广丰公司的监事。
23.租赁合同（原件），拟证明广丰公司的办公场地是由华林集团公司租赁并提供给其属下公司广丰公司无偿使用的。
24.广丰公司指定代理人的证明（原件），拟证明邓佩嫦为广本公司的员工，其工作范围不但包括广本公司的事务，还包括广丰公司的事务。
25.广本公司的人��处罚文件（原件），拟证明广丰公司的对账单文件背面却有广本公司的人事处罚文件，说明广本公司与广丰公司就是一套人马，两个班子在经营的事实。
广本公司对万吉公司提交的证据1、2、3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其无关。对证据4、5，由于无原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认为与万吉公司不存在买卖关系，与发票签收人亦不认识。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存款余额不足，并不能证明票据中的盖章是真实的。对证据7，万吉公司在诉状中称与广丰公司买卖关系始于2009年，因此，2008年的支票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8，由于无原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也只能说明广本公司是背书人，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无关联性。对于还款协议，因从该还款协议是万吉公司与广丰公司进行一个总的结算和确认后才签订的，从整个内容和落款签章看，欠款人是广丰公司，另还款协议中明确提到是双方协商所得的结果，并非万吉公司在起诉中和庭审中提到的是广丰公司单方制作的，即使该协议是广丰公司单方制作的，万吉公司的签名者施俊钢亦是可以拒绝签名确认的，也可以在还款协议中说明有另一欠款人，该还款协议中有提到如果广丰公司没有按时还款，万吉公司有权向上诉法院解决，万吉公司也确认欠款人只有广丰公司一个，因此到法院起诉时，也只能起诉广丰公司，这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万吉公司方提到的发票签收人等是广本公司的员工，但被告所出示的证据中显示这些人的工资一致是由广丰公司发放的，其社保因是此前一致在广本公司购买，但并非广本公司的员工。对于证据9，广本公司有签订，但是在之前发生的，且只是报价表并非合同，完全与本案中万吉公司向广丰公司供货无关。对于证据10，���因为广丰公司没有摩托车出口资格，故要求广本公司为其开具增值税发票，在广本公司向税务部门退税后，退税款项属于广丰公司。对于证据11中的银行承兑汇票，由于没有原件，广本公司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该证据不进行质证。对于证据11中的其他证据，广本公司是收到税务部门退税款后就马上按广丰公司要求，直接支付货款给万吉公司。对于证据12，质证意见与证据11的质证意见一样。对于证据13，对2011年9月2日、21日的《送货单》及《广丰9月1日-9月31日对账单》由于没有原件，广本公司无法核实真实性，对该证据不进行质证。另《送货单》及《广丰9月1日-9月31日对账单》均明确收货单位是广丰。《大额专用支付凭证》质证意见与证据11一样。对于证据14无异议，网站是为了宣传的需要，广本公司与广丰公司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对于证据15，我方认为是伪证，理��是：（1）万吉公司方提交的此证据是不全面的，万吉公司只提交了盖有红章的一面，背面没有复印提交，背面是一张“2009年10月10日”一张作废的支票复印件；（2）我方要求法院将该背面的页面内容也复印在同一页，且该证据的内容也是经过裁剪的，对于被裁剪的内容我方不得而知，为什么裁剪的原因也不得而知；（3）关于广本公司的财物专用章不是正面盖章，对于涉及一百二十多万的欠款单，明显与常理不符，另，也没有书写欠款单人的签名确认，而根据万吉公司和广本公司所签订的还款协议来讲，理应适用的是公章、正式文本，并不是一个财务章而已，而本案中，是2011年发生的货款关系，在万吉公司申请再审的时候才提交，对于如此重要的证据，万吉公司以该证据存放于某位业务员身上，而恰好也是存在该业务员的遗物中，存在编造事实的情况，明显与常理不符；（4）万吉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所谓的王德胜是该公司的业务员，也没有证据证明王德胜是与广本公司联系的人，按常理，签订一百多万的欠款单，为何不上交给公司，而是由私人进行保管，也与常理不符，我方认为在收到该欠款单证据后，也找过所有2013年期间在公司的人员，均没有说写过该欠款单证据的单据，（5）即使该欠款单是真实的，也不过是一张试盖印章，是作废的，是经过裁剪的；在再审期间写上内容的，在再审时，我方对该财务章是否真实及笔迹所形成的真实时间提交过鉴定申请，认为笔迹所形成的真实时间是在2015年年底，绝不会是在2013年所写的。在发回重审阶段，我方正式要求对上诉两项进行一个鉴定，按现时科学技术是完全能鉴定该笔迹形成的真实时间。综上，我方认为该欠款单是一个伪证，也要求法院对做伪证一方进行法院追究责任。��于证据16、17，其社保虽是一致在广本公司购买，但并非广本公司的员工。对于证据18-22，证据恰好证明广本公司、广丰公司是两间不同公司，独立的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对于存在执行董事和监事的责任，也是法律所允许的，并不能证明万吉公司所证明的内容。对于证据23，是为了当时广丰公司办理营业执照所需要的，但实际并非无偿租赁给广丰公司，更加不是无偿使用。对于证据24、25，邓佩嫦是在广本公司工作过，有时候帮广本公司代办事务也是无可厚非，且对于一套人马，两个班子或者相联公司的概念在法律上是没有的，广本公司、广丰公司是两间独立法人的不同主体的公司。
广本公司围绕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商标转让挂靠协议（复印件），证明广本公司将商标给广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颂华使用，陈颂华也没有支付商标转让款，本案不是因为商标转让及产品质量，以及使用商标所发生的纠纷，所以与广本公司无关；
2.广州广丰摩托车工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广丰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与广本公司没有关系；
3.配套采购合同（复印件），证明万吉公司与广丰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与广本公司没有关系；
4.送货单（复印件）；
5.广州广丰摩托车送检单（复印件）；
6.广丰5月1日至5月31日送货对账单（复印件）；
7.支票（复印件）；
8.收款收据（复印件）；
9.增值税专用发票签收回单（复印件）；
以上证据4-9证明万吉公司送货、收货、结算、开具收据均是广丰公司，与广本公司无关；
10.《租赁协议书》、《函》（复印件），证明广丰公司向广本公司租赁厂房，但其债权债��与广本公司无关；
11.广州广丰摩托车工业有限公司2011年4月份工资表、广州广丰摩托车工业有限公司委托银行发职工工资表、广州广丰摩托车工业有限公司2011年6月份工资表（原件），证明广丰公司与广本公司互相独立；
12.鉴定书（复印件），证明万吉公司提供的广本公司背书的两张支票中背书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与广本公司一直使用的印鉴不一致，该两张支票从未背书；
13.《关于部门人事任命的通知》（复印件），拟证明张国详、邓佩嫦、黄丽仙均是广丰公司的员工。
万吉公司对广本公司提供的对证据1的三性均不予确认，此协议可看出的事实是广本公司、广丰公司存在业务混同、品牌混同，且广丰公司的品牌是广本公司、广丰公司同时做的，广本公司、广丰公司实际上是兄弟企业。对证据2的三性予以确认，但广丰公���并非在登记的地址上办公，实际上广丰公司是在广本公司的场地经营，双方存在场地混同的情况。对证据3的三性予以确认，但证明的内容是配套采购合同签订的是短期的，从2009年4月1日到2009年10月31日广丰公司的加入是广本公司经营的需要，后要求广丰公司加入到涉案买卖的，此情况下，协议中只有万吉公司方的盖章、广本公司、广丰公司均没有盖章，且协议的签订人杜春明是广本公司的员工，场地、送货的经营地址显示是在广本公司，万吉公司的送货地址没有变更，在合同期内或者合同期外，双方的交易习惯并没有发生变化，万吉公司的货还是送到原来地址，是原来的货物签收人进行签收，对账人也是原来广本公司的员工，仅是在主体上加入广丰公司；对证据4的三性予以确认，送货单中的员工刘佳、江恩文及收货人均为广本公司的员工。证据5下有黄丽仙的签名，社保记录显示其也是广本公司的员工。对于证据6的对账单，其确认人是黄丽仙，是广本公司的员工，且其中一张对账单121206号至2011年7月27日对广丰品牌，正面是黄丽仙确认的，但其反面是一个广本公司对其员工林叔楼的处罚通知，证明的是其人员、场地均是混同工作的，黄丽仙同是广本公司、广丰公司的员工，广本公司、广丰公司就是一班人马两个牌子经营的事实。对于证据7，付款支票尾号327中也有广本公司作为收款人的，但广本公司代理人答辩中却否认支票印件的真实性，两者是不符合的。对证据8的真实性确认。对证据9三性予以确认，发票的签收人邓佩嫦社保记录显示是广本公司的员工，签单回单下显示货物是2012年1月1日至1月31日万吉公司供货到广丰品牌的，证实广丰、金威同为摩托车品牌，此“广丰”对应的是广丰品牌的，而不是广丰公司，上面所涉的��丰字眼，均是广丰品牌，并不是广丰公司。增值税发票证明发票已在相关部门已做抵扣的事实，在此前的庭审中，广本公司否认这些增值税发票，称没有收过万吉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两者对应显示，广本公司是不诚信的，专用发票上所涉的货款金额是2011年间的，货物也是广丰品牌的货物价值。对于租赁协议书，对其三性均不予确认，理由是万吉公司不是协议书里的主体，不清楚其真实性，关联性是本案中涉及的广丰公司的经营注册地是在广本公司以外的地方，但和广本公司是一个关联企业，本案是一个买卖合同纠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协议中广丰公司并没有盖章确认，是一个无效的协议。对于几份工资表，三性均不予确认，本案中证据证明所涉的张纪水等人，从他们的社保记录可显示他们均是广本公司的员工，广本公司也称原先是他们公司的人，后来才去广��公司的，只是继续帮他们购买社保。根据购买社保的规定，以及广本公司、广丰公司的注册时间是同一年的，这些工资表只是广丰公司内部的文件，广本公司声称自己与广丰公司没有关联，但其却很容易的把广丰公司的公司原件拿出来举证，因此广本公司称与广丰公司没有关联是不真实的。对于鉴定书的三性不予确认，因鉴定是基于事实的鉴定，且鉴定是要经过法院进行鉴定，才能被法院采纳，而广本公司是凭着支票的复印件，私自去鉴定。对于证据11，只是显示邓佩嫦转账给黄丽仙的一个转账记录，并不能说明是工资发放。对于其余的证据原件，工资表等均是公司的一个内部文件，但广本公司在广丰公司仍存在的时候能轻而易举的拿到此些文件，恰恰证明广本公司、广丰公司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在经营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万吉公司与广丰��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问题。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广丰公司拖欠万吉公司货款1261395元未付，有采购合同、送货单据及还款协议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广丰公司至今未按约定还款，导致万吉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依法应承担清偿责任。故万吉公司起诉要求广丰公司清偿拖欠的全部货款1261395元，符合双方的约定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万吉公司要求广丰公司从2012年11月2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由于万吉公司与广丰公司于2012年11月23日签订还款协议，约定广丰公司2013年1月30日前清还120492元，余款1140903元每月28号还款47538元直至还清，故利息应从每期逾期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分段计算：（1）首期应付货款之利息，以120492元为基数，从2013年1月31日起���算至一审法院确定的还款日止；（2）2013年3月1日至万吉公司起诉前（2013年6月6日）的应付货款之利息，每月以47538元为基数，分别从2013年3月1日、2013年3月29日、2013年4月29日、2013年5月29日起计算至一审法院确定的还款日止；（3）万吉公司起诉后的应付货款之利息，以950751元为基数，从2013年6月7日起计算至一审法院确定的还款日止。
二、关于广本公司与万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是否应对广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万吉公司与广本公司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存在，万吉公司是否向广丰公司与广本公司共同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广本公司��否应与广丰公司向万吉公司共同清偿货物款项。万吉公司提供还款协议、欠款确认书、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等证据，主张广本公司与广丰公司同为货物买受人，应与广丰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广本公司认为，其与广丰公司非共同买受人，不应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否认万吉公司提交的欠款确认书的真实性，主张对欠款确认书中“广东广本机电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印章进行鉴定，但因在登记部门无法找到备案登记的印章，无法进行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配套采购合同》的购销双方为万吉公司与广丰公司，有万吉公司盖章确认及广丰公司的部门主管杜某予以签名确认。合同中并未将广本公司列为合同当事人。则合同履行的权利义务相对方为万吉公司与广丰公司，与广本公司无关。
就合同的实际履行来看，关于送货单位��万吉公司随货物所附的送货单上，购货单位一栏明确注明“广丰”二字。则万吉公司应是明确知道其送货对象是广丰公司，而非广本公司。关于收货人，万吉公司提交邓佩嫦、黄丽仙等员工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证明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发生期间，收货人邓佩嫦、黄丽仙是由广本公司缴纳社保，是广本公司的员工，广本公司辩称，邓佩嫦、黄丽仙等人之前确实是广本公司的员工，但是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发生期间，已转到广丰公司工作，广本公司继续帮其购买社保，仅是挂靠购买保险，有广丰公司的工资条、人事任命书为证。一审法院认为，万吉公司仅提交了邓佩嫦、黄丽仙等人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但无其他证据证明，仅能证明广本公司替邓佩嫦、黄丽仙购买社保，但不能证明该双方存在真实劳动关系，而广本公司提交了广丰公司的工资条、人事任命书，故广本公司提出的邓佩嫦、黄丽仙等人实属广丰公司员工，与广本公司仅属挂靠购买保险关系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送货地点，万吉公司认为送货地点是广本公司的地址，但广丰公司与广本公司签订了《租赁协议》，租赁了广本公司的场地办公，由于与万吉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主体及万吉公司送货单中显示的收货对象均是广丰公司，收货人是广丰公司的员工，而广本公司、广丰公司均是独立的法人，即使送货地点是广本公司的地址，万吉公司也应知道送货的对象是广丰公司。
对于货款的给付，就万吉公司目前用以主张欠款的五张票据来看，除了有两张建设银行的支票显示是由广本公司背书给万吉公司的以外，另有两张农信社支票是由佛山市南海力超摩托车有限公司直接开具给万吉公司的，还有一张是广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颂华直接出具的，未写明收款人。万吉公司也确认，在其与广丰公司的交易过程中，广丰公司也有支付过货款，但并未从自己的账户直接付款给万吉公司，而是通过他人票据背书的方式付款。因此本案中，付款人并不代表其就是涉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并不必然需就广丰公司的欠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至于增值税发票的开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可见，发票只是收付款凭证，没有买卖合同或者交货凭证等证据相结合，不能单独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本案中，虽然万吉公司就向广丰公司的送货向广本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但广本公司并非唯一的付款单位、万吉公司送货单所注明的购货单位是广丰公司、确认货款及签收发票的工作人员均为广丰公司工作人员。结合万吉公司与广丰公司的买卖合同、送货单等证据，可以证明万吉公司知道实际的购货单位为广丰公司，但开具了购货单位为广本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故万吉公司以开具购货单位为广本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为由，主张广本公司为涉案货物买卖的相对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对���广本公司代广丰公司支付部分货款以及收取万吉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事实，广本公司解释系因为广丰公司没有出口权、需利用广本机电公司的摩托车出口权、并办理相应的税额抵扣；对于抵扣后的税款，其则根据广丰公司的指示支付给万吉公司，结合广本公司提供的其与广丰公司签订的《商标转让挂靠协议》以及目前“','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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