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14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另案被告）：郑健红，女，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032X。
委托代理人：汤佳杰，广东泓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莉娴，广东泓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另案原告）：江门市淇利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
法定代表人：黄兴椿。
委托代理人：李力，广东聚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艳芬，广东聚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健红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淇利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淇利来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民四初字第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郑健红为淇利来公司员工，双方于2007年9月28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07年8月1日至2008年7月31日，工作岗位为审计助理，其中试用期为30天，试用期满后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800元／月；2008年8月1日，双方继续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至2010年12月31日，工作岗位不变，正常工作时间工资调整为1400元／月；2011年11月1日，双方第三次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1年1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工作岗位不变，正常工作时间工资调整为1500元／月，之后郑健红一直在淇利来公司工作至2015年7月22日。
2015年2月1日，淇利来公司作出《调岗》通知，内容为“……3、财务经理吕伟光到一楼新任客服经理、坐郑健红位。4、郑健红记账组长上二楼，坐文红位待产……7、陆玳欣新任记账组长……”庭审中，郑健红确认该份通知，但其认为，该通知中淇利来公司并未表示对其岗位进行调动，仅是更换办公位置，故淇利来公司仍应按照记账部的规定发放郑健红工资；淇利来公司认为，该通知明确为调岗，且已经新任记账组长接替郑健红工作，故该通知是经郑健红同意对其工作岗位的调动。
2014年8月22日，郑健红以“登记”为由向淇利来公司请假，时间为2014年8月22日至同年8月25日；2014年8月29日，郑健红又以“婚假”为由向淇利来公司请假，时间为2014年9月1日至同年9月5日。2015年2月26日，郑健红开始休产假，郑健红陈述称其于2015年6月26日休完产假并回到淇利来公司工作，淇利来公司及证人陈述称因6月26日临近周末，故郑健红在休完周末后于2015年7月1日正式回淇利来公司上班。
另查明，郑健红在淇利来公司工作期间的工资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郑健红陈述称其在淇利来公司工作期间每月工资是次月发放，淇利来公司陈述称2015年3月之前，公司于次月发放上月工资，2015年3月开始当月工资当月发放。根据郑健红提交的银行卡明细中“摘要”和“交易金额”显示，2013年1月至2015年2月期间，淇利来公司还发放给郑健红“福利费”等其他项目，但发放时间和数额不固定。根据淇利来公司提交的《审计部绩效工资实施办法》（2015年3月11日）显示，从2015年3月1日起，淇利来公司每年6月、12月分两次统计发放绩效工资，其他月份实行预发工资，预发工资在6月、12月计算绩效工资时从每个人实际提成中扣除。
2015年7月22日，郑健红称当日在淇利来公司二楼开会期间被殴打，向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报警；该事经蓬江公安分局新城派出所调查发现，郑健红所称事发现场没有监控录像，事件当事人董琼、张淇和被调查的与会人员均确认当日开会期间，因郑健红使用手机拍摄公司内部资料发生过争执，但不存在殴打情形。后蓬江公安分局新城派出所两次召集郑健红、董琼和张淇进行调解，均未果。2015年7月22日之后，郑健红未再到淇利来公司上班。
再查明，2015年8月26日，郑健红向蓬江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仲裁委依法确认其与淇利来公司于2015年8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并请求裁决淇利来公司支付：1、2014年9月婚假8天的工资1690元；2、2014年10月欠发工资600元、2015年2月欠发工资3000元及2015年7月欠发工资3600元；3、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39100元。2015年10月9日，蓬江区仲裁委作出蓬江劳人仲字（2015）241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确认郑健红与江门市淇利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5年8月15日解除。二、江门市淇利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应在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郑健红支付2014年10月欠发的工资600元、2015年2月欠发的工资2999.20元、2015年7月欠发的工资3549.20元。三、驳回郑健红要求江门市淇利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39100元的仲裁请求。四、驳回郑健红其他的仲裁请求。郑健红和淇利来公司均不服上述裁决，于同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诉求如前所述。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因郑健红与淇利来公司对劳动关系于2015年8月15日解除均没有异议，故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淇利来公司应否支付郑健红婚假8天的工资1690元；2.淇利来公司是否拖欠郑健红2014年10月、2015年2月及同年7月的工资；3.淇利来公司应否支付郑健红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一、关于淇利来公司应否支付郑健红婚假8天的工资1690元的问题。
郑健红认为其在淇利来公司工作期间，仍有8天的婚假未休，淇利来公司应为此另外支付郑健红工资。对此，首先，《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职工本人结婚，可享受婚假3天，晚婚者（男年满25周岁，女年满23周岁）增加10天。”第九条规定：“年休假、婚假、丧假、探亲假、产假、看护假的假期原则上应一次性连续安排，假期内遇公休假日的，均不另加假期天数。”婚假是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结婚时的假期福利。又根据上述规定婚假的请假时间原则上应是一次性连续不间断的假期且包含双休日的时间，结合郑健红与淇利来公司双方均确认的请假条，原审法院认为郑健红2014年8月22日至同年8月25日已休婚假4天，2014年8月30日至9月7日（含两个双休日）已休婚假9天，合计休婚假13天，故郑健红已休完全部婚假。其次，婚假并非双休日、法定节假日等如有正常上班需要另外支付工资的假期，故对于未休或未全休婚假而主张加班工资的，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对于郑健红主张的该项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淇利来公司是否拖欠郑健红2014年10月、2015年2月及同年7月工资的问题。
1．郑健红的工作岗位是否经淇利来公司合理调动，郑健红的工资应按何标准发放。
淇利来公司提交了《调岗》通知，证明淇利来公司于2015年2月将郑健红调至二楼审计部办公，庭审中，郑健红确认该调岗通知的真实性，但其认为公司该通知仅更换其办公位置，没有告知郑健红调动岗位。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首先，《调岗》通知中已经新任陆玳欣为记账组长，代替郑健红工作；其次，郑健红提交的《工作总结》，证明其在记账部的工作为录入、成本、客户沟通等，而2015年7月休完产假后的工作内容为出具审计报告及更正报告；再者，用人单位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在不具有侮辱性或惩罚性及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可以行使用工自主权，淇利来公司调整郑健红的工作岗位系根据自身工作计划，对劳动者工作岗位作出的调整，属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范畴；最后，郑健红与淇利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岗位是“审计助理”，淇利来公司对郑健红的调动并不违反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郑健红亦未有证据证明其就此提出过异议。因此，原审法院确认淇利来公司于2015年2月将郑健红调岗至审计部工作的事实，淇利来公司制定的工资实施方案亦是根据其自身工作需要，属于企业自主管理范畴，故淇利来公司按照审计部工资实施方案为郑健红发放工资具有合理性。
2.淇利来公司是否拖欠郑健红2014年10月工资600元。
郑健红主张其每月工资应为两笔，其中一笔为“福利费”，固定数额2400元，对于此项工资，淇利来公司于2014年10月仅发放1800元，但根据郑健红提交的2013年1月至2015年8月的银行卡交易明细，结合郑健红对相关发放项目作出的解释，淇利来公司每年对绩效工资或福利费的发放时间、发放数额并不固定，郑健红陈述认为该部分款项为每月发放固定金额与事实不符，故郑健红的该项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3.淇利来公司是否拖欠郑健红2015年2月工资2999.20元、7月工资3549.20元。
（1）淇利来公司有无发放郑健红2015年2月的工资。
根据郑健红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其2015年2月至2015年8月的工资及福利费发放记录为：2015.02.16-“工资”-2199.20元、2015.02.16-“福利费”-4500元、2015.02.16-“福利费”-2400元、2015.03.23-“工资”-1600元、2015.04.25-“预提”-1600元、2015.05.18-“支付预提”-1600元、2015.07.04-“预发”-1600元、2015.07.25-“支付工资”-1400元、2015.08.24-“工资”-1050元。对此，郑健红认为，淇利来公司于2015年2月16日发放的“福利费”4500元是2015年1月的年底双薪，淇利来公司于2015年3月23日发放的1600元是郑健红2015年2月工资，淇利来公司于2015年8月24日发放的1050元是郑健红2015年7月工资；淇利来公司辩称，郑健红2015年2月的工资2199.20元已于2015年2月16日发放，并与2014年12月的福利费2300元一起以“福利费4500元”发放给郑健红，2015年3月开始，审计部实行预发工资且当月工资当月发放，故2015年3月23日发放的是郑健红2015年3月的工资，2015年7月25日发放的1400元是郑健红7月工资，2015年8月24日发放的是郑健红8月工资，淇利来公司并提交了《淇利来工资审批表》和《淇利来-
郑健红福利发放表》予以证实。针对上述双方的解释，原审法院认为，首先，郑健红述称2015年2月16日所发放的“4500元”是年底双薪，但淇利来公司及证人均对此予以否认，郑健红没有证据证明淇利来公司存在年底双薪制度，其提交的银行卡账单明细亦不能反映出郑健红在淇利来公司工作期间享受过年底双薪待遇；其次，淇利来公司解释称郑健红2015年2月的工资是2199.20元，加上2014年12月的福利费2300元，淇利来公司于2015年2月16日一并发放4500元给郑健红，该数额差距不大，较为合理，且在2014年12月22日，淇利来公司存在以“福利费”为郑健红发放2014年11月工资2202.88元的情形，郑健红对此亦确认，故淇利来公司解释郑健红2015年2月的工资包含在“福利费”4500元中有合理之处；再者，时任淇利来公司出纳人员的张艳红作为证人也出庭证明由其将郑健红2015年2月工资2199.20元和2014年12月的福利费2300元，合计4500元的款项转至郑健红账户；最后，比照郑健红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和淇利来公司提交的工资发放表，该两份证据上的工资数额能够吻合一致，且对于2015年2月前的发放明细，郑健红与淇利来公司双方的解释一致，由此可见，无论是2015年2月之前或是2015年2月之后，淇利来公司均能按照其提供的工资表上的计算数额为郑健红发放工资，那么，淇利来公司在已经计算出且确认郑健红2015年2月的工资为2199.20元的情况下，未发放郑健红该笔款项不符合情理和往常的发放习惯。综上，原审法院认为，郑健红的上述解释，缺乏证据且存在矛盾之处，不应予以采纳；淇利来公司的上述解释，与其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应予采纳，即原审法院确认淇利来公司已发放郑健红2015年2月工资2199.20元。
（2）淇利来公司有无发放郑健红2015年7月的工资。
淇利来公司辩称2015年3月23日发放的是郑健红2015年3月的工资，2015年7月25日发放的1400元是郑健红7月工资，2015年8月24日发放的是郑健红8月工资。对此，首先，该解释与其提交的证据所证明的，淇利来公司审计部自2015年3月实行预发工资，当月工资当月发放的事实相一致；其次，淇利来公司提交的《淇利来工资审批表》上的“制作时间”及“发放数额”，与郑健红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记录的“交易时间”及“交易金额”较为吻合。因此，原审法院确认，淇利来公司已于2015年7月25日为郑健红发放2015年7月工资1400元。
（3）淇利来公司为郑健红发放的2015年2月、7月工资是否为足额发放。
首先，前述原审法院已经认定淇利来公司并非每月为郑健红固定发放“福利费”2400元；其次，前述原审法院已经确认郑健红于2015年2月实际调岗至审计部，淇利来公司按照审计部工资实施方案为郑健红预发工资具有合理性；再者，淇利来公司为郑健红发放的工资数额与其提交的证据工资发放表内容一致，且有相关证人证言予以印证，对此，郑健红没有证据予以推翻。故原审法院确认，淇利来公司不存在拖欠郑健红2015年2月及7月工资的情形，对于郑健红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淇利来公司应否支付郑健红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39100元的问题。
郑健红要求淇利来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淇利来公司存在拖欠其工资的情形；二是淇利来公司存在殴打郑健红，使其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形。针对郑健红的上述理由，首先，原审法院在以上论述中，已认定淇利来公司不存在拖欠郑健红2014年10月、2015年2月及同年7月工资的情形；其次，郑健红主张淇利来公司工作人员对其进行殴打，淇利来公司予以否认，而郑健红提交的“报警回执”、“医生证明”、“媒体资料”、“派出所调解协议”等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因此，郑健红的该项请求，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健红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0元，由郑健红承担。
上诉人郑健红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郑健红是被逼与淇利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淇利来公司应依法向郑健红支付经济补偿金。1.淇利来公司克扣及未及时足额支付郑健红工资，郑健红在哺乳期间在公司上班被打，人身及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被逼解除劳动合同。2.就郑健红上班期间遭遇淇利来公司主管人员殴打一事，郑健红已向原审法院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在该案没有作出判决之前，原审法院不应草率认定淇利来公司工作人员不存在殴打郑健红的事实。二、原审法院对淇利来公司在经营期间的工资发放情况认定错误，导致错误认定淇利来公司不存在克扣郑健红工资的情形。根据郑健红提交的资料可以证实淇利来公司的工资发放方式为：月工资分两次发放，第一次以基本工资的名义在当月发放，第二次以福利费的名义隔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发放，年尾双薪制系淇利来公司发放的固定福利。淇利来公司作为专业的会计审计部门，以福利形式发放工资可避免因工资高于当地社保缴纳基数但不按实际工资申报而受到社保稽查和劳动监察罚款、补缴、滞纳金及员工投诉、起诉的风险；同时能因员工与公司发生劳动纠纷时少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淇利来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工资及福利发放是为了应诉而制作的。三、本案诸多证人均为淇利来公司的在职员工，与淇利来公司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予以认定事实。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淇利来公司向郑健红支付2014年10月工资600元、2015年2月工资2999.2元、2015年7月工资3549.2元，合计共7149.4元。3.淇利来公司赔偿郑健红因克扣及拖欠工资、哺乳期间在公司被打、人身及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39100元（2007年6月15日至2015年8月15日，8个半月，4600元／月×8.5月=39100元）。4.淇利来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淇利来公司答辩称：淇利来公司已足额支付郑健红2014年10月工资、2015年2月工资、2015年7月工资。1.郑健红的劳动合同约定其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1500元／月。结合淇利来公司的薪酬制度、工资表、银行转账凭证可证实郑健红2014年10月工资是2202.88元，已于2014年11月24日足额发放；2015年2月工资是2199.2元，已于2015年2月16日足额发放；2015年7月工资是1400元，已于2015年7月25日足额发放。2.福利费是淇利来公司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和参考员工工作表现、工作态度不定时不定额不固定形式向员工发放的，非劳动报酬的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十一条、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规定﹥若干具体范围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职工福利费用不列入工资总额范畴，不属于工资组成部分。原审法院也认定了淇利来公司并非每月向郑健红固定发放福利费2400元。3.淇利来公司从来没有年尾双薪制度。郑健红在其提交的2013年至2015年8月31日的银行流水清单里对一些交易记录自己作了注释，其中郑健红仅对2015年2月16日发放的4500元注释为年尾双薪，可见郑健红明确知道淇利来公司没有年尾双薪制度。事实上2015年2月16日发放的4500元是淇利来公司发放给郑健红的2015年2月工资2199.2元和2014年12月的福利费2300.8元。二、淇利来公司员工董琼、张淇不存在殴打郑健红的事实，且员工个人之间的纠纷不属于用人单位以暴力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郑健红提供的报警回执、调解协议书、媒体资料均不能证明郑健红被殴打，而《病历》和《出院记录》里的“被人打伤”只是医生记录郑健红自己的陈述，并不能证明如何受伤，因何人受伤及在何处受伤。根据淇利来公司提交的7月22日会议记录和张艳红、黄秀梅、何礼浩的证人证言，2015年7月22日当天是因在开会期间，郑健红玩手机，态度强硬，单位同事大声制止，过程中郑健红随意走动时踢到垃圾桶不小心摔倒的，不存在淇利来公司员工殴打郑健红的事实。且原审判决也认定了郑健红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郑健红提出的（2015）江蓬法棠民初字第897号案是郑健红与董琼、张淇个人之间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法》第三十八条淇利来公司应向郑健红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该案的审理与本案无关。三、郑健红主张的经济补偿金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淇利来公司已足额支付郑健红全部工资。在2015年7月22日，淇利来公司的员工不存在殴打郑健红的情形，且员工个人之间的纠纷不属于用人单位以暴力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应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郑健红在2015年7月期间上班工作态度欠佳，不及时完成任务，多次私下拍照淇利来公司内部文件违反商业保密协议，拒绝改正。从2015年7月22日起一直未遵守淇利来公司的考勤制度、休息休假制度、劳动纪律制度。郑健红在此情形下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淇利来公司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四、淇利来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张艳红、黄秀梅、吕伟光、何礼浩清楚本案事情，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其证人证言与淇利来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均能相互印证，且郑健红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第七十二条。
二审期间，双方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郑健红与淇利来公司均对郑健红2015年2月前（不含本月，除2014年10月）的工资发放情况没有提出异议。淇利来公司所提交的《淇利来工资表》显示，郑健红于2014年3~4月、6~12月、2015年1~2月、7月的基本工资为1500元。
本院认为：本案是劳动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针对上诉人郑健红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淇利来公司需否向郑健红支付2014年10月工资600元、2015年2月工资2999.2元、2015年7月工资3549.2元及经济补偿金39100元？
关于2014年10月的工资问题。从郑健红所提交的证据来看，双方并没有淇利来公司每月向郑健红支付福利费2400元的约定，而郑健红提交的工资流水中，也未能反映郑健红每月有固定福利费2400元。因此，本院对郑健红认为其每月均享受2400元的福利费的意见不予采纳，进而，郑健红主张因2014年10月淇利来公司仅发放1800元，淇利来公司尚欠其2014年10月工资600元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5年2月的工资问题。2015年2月16日，淇利来公司向郑健红支付4500元，郑健红主张该款为年底双薪，但除该笔款项外，郑健红所提交工资收入流水未能反映其曾享受年底双薪，且淇利来公司否认存在年底双薪制度。因此，在郑健红没有证据足以证实其主张的前提下，本院对其该意见不予采纳。对于淇利来公司主张该款包含郑健红2015年2月的工资2199.2元及2014年12月福利费的问题，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郑健红确认淇利来公司曾将所发放的工资注释为“福利费”，因此，淇利来公司2015年2月16日向郑健红发放的“福利费”4500元中存在包含2015年2月工资的可能；其次，对于2015年2月前（不含本月）工资发放明细，双方解释一致，且除2014年10月外，郑健红并未主张淇利来公司欠付2015年2月前其他月份的工资。而在2015年3月淇利来公司实行每月发放当月工资制度以来至郑健红离职的6个月中，淇利来公司向郑健红发放了6次金额较为接近的款项。与此同时，郑健红提交的工资收入流水与淇利来公司提交的工资发放表所记载的工资金额基本吻合；最后，在双方均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该4500元的支付名目时，郑健红的主张显然不成立，淇利来公司的主张与双方约定及本案其他证据并无根本冲突。故此，本院依法采信淇利来公司的主张，即郑健红2015年2月的工资2199.2元已包含在淇利来公司2015年2月16日向其发放的4500元中。
关于2015年7月的工资问题。首先，如前所述，在2015年3月淇利来公司实行每月发放当月工资制度以来至郑健红离职的6个月中，淇利来公司向郑健红发放了6次金额较为接近的款项，此事实与淇利来公司陈述2015年3月开始实行预发工资的事实基本一致，即淇利来公司所陈述的2015年3月23日发放3月工资、同年4月25日发放4月工资、同年5月18日发放5月工资、同年7月4日发放6月工资、同年7月25日发放7月工资、同年8月24日发放8月工资。郑健红所主张的2015年3月23日发放2月工资、同年4月25日发放3月工资、同年5月18日发放4月工资、同年7月4日发放5月工资、同年7月25日发放6月工资、同年8月24日发放7月工资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3年12月31日期满，但郑健红仍一直在淇利来公司工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规定，结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关于劳动报酬、福利条款中所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额为1500元／月及淇利来公司应为郑健红购买社保等内容，淇利来公司在核减郑健红应付的社保费用后，2015年7月向其支付实发工资1400元符合常理。最后，淇利来公司提交的《淇利来公司审批表》的制作时间、工资金额与郑健红提交的工资流水记录所显示的交易时间与交易金额较为吻合。综上，郑健红虽主张其淇利来公司尚欠其2015年7月工资3549.2元，但淇利来公司所提交的证据足以推翻郑健红的上述主张，同时，对其主张，郑健红亦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因此，本院依法采信淇利来公司的意见，郑健红2015年7月的工资1400元已于2015年7月25日向郑健红发放。
关于经济补偿金39100元的问题。郑健红主张其离职原因为淇利来公司拖欠其工资及对其殴打，使其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故此淇利来公司应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如上所述，淇利来公司不存在拖欠郑健红工资的行为。至于郑健红所陈述的殴打行为，其是郑健红与淇利来公司其他员工因工作而起的争执进而发生轻微的肢体冲突，具有突发性及偶然性。同时，郑健红所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在淇利来公司工作期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其请求淇利来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因此，原审法院驳回郑健红的上述主张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郑健红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郑健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炜
审 判 员 李 翔
代理审判员 林瑞环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林银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