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1民终14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住所地日照市泰安路179号国际大厦001号楼03单元501-503室，组织机构代码72328828-X。
法定代表人：靳照，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志，北京市奕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琪，北京市奕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牟敦玲，女，1974年7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永亮，山东中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山东中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牟敦玲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7）鲁1102民初5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不符合股东身份认定的基本原则和标准。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身份认定应当有以下六个标准：（1）记载于公司章程中的；（2）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中的；（3）工商登记的股东具有股东资格认定的优先效力；（4）实际出资不是认定股东身份的决定条件；（5）出资证明只是股东资格认定的初步证明；（6）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不是享有股东资格的条件。本案中，被上诉人除了在上诉人设立时由出资行为获取了出资凭证之外，既没有签署公司章程（2000年2月28日签署的章程并非上诉人设立的章程），也没有工商登记，亦没有列入股东名册，更没有实际的行使股东权利，依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6条、30条的规定，依法不能认定其享有股东资格。其次，公司设立时的章程是1999年由8名股东签署的并经过了工商登记，如果认定2000年2月28日签署的章程，将否定经过工商登记确认的章程。再次，如果认定2000年2月28日的章程是被上诉人出资行使股东权利义务的依据与凭证，那么更应该依据该章程中有关“退股”的约定，因被上诉人提起本案时已具备“退股”条件而驳回被上诉人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并予以登记的请求。二、一审法院判决违反法律规定，过分强调历史原因将导致政策大于法律、法官自由裁量权超越司法解释的结果。1、一审判决不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人数的法定要求。首先，如果认可了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则与被上诉人相同情况的人员将都可以被认定为股东，该人数将高达六百余人，远超公司法规定的50人的股东人数上限。其次，被上诉人及与其同种情况的人员如果被认定为股东，将面临出资和股权不能一一对应的问题。一审法院未对被上诉人出资所对应股权份额进行明确，二审上诉人继续申请法院予以查明，以方便本案的具体执行。然而实际上该问题根本不可能解决，因为一旦认定被上诉人及其同情况人员为股东，则该部分人员的出资和股权比例必将与现在公司登记的股东和出资比例相冲突。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股权被其他股东代持，但并未明确是单一代持还是混合代持，导致一审判决遗漏应作为被告的股东。被上诉人仅以上诉人为被告、未追加争议股权的股东为第三人，违反了公司法解释三第22条、24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4条的规定，是一审判决认定股东身份错误的主要原因。3、一审在依照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规定在支持被上诉人主张并判决将其股东身份记载于股东名册的同时，驳回被上诉人据此要求办理股权登记的请求，前后矛盾，违反了最高院司法解释第21条、山东省高院司法意见第24条的规定。4、一审法院违反最高院司法解释第22条规定，错误认定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
牟敦玲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符合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和标准。首先，被上诉人等职工根据主管部门要求不但参与设立了公司、签署了公司章程、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还实际依法交纳了出资，履行了公司成立的法律行为和实质性义务，并在随后实际分得了部分红利用于增资扩股，实际行使了部分股东权益，综合以上情形，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具有股东身份是正确的。其次，2000年2月28日公司章程中的退股约定并不能当然产生退股的效力，退股必须经过双方协商、股价评估，并具备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法定退股条件和程序才能产生效力。二、上诉人不能否定当时主管部门审批文件的效力。首先，根据原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职工全员参股是我国一定时期的新事物，虽与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限制有所冲突，但是在特定时期应当遵照国家政策文件，受其指导和约束，更重要的是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其次，目前公司的股权结构并不能真实对应登记股东的出资份额，上诉人对其8名登记股东的出资款项来源并不能做出合理说明，更不能说明被上诉人等职工股东出资款的合理去向，这足以说明上诉人的登记股东在上诉人登记注册时使用了被上诉人等职工股东的出资份额，被上诉人的出资构成了上诉人注册资本的一部分。三、一审适用法律正确。首先，争议股权股东是否参与诉讼并不是认定被上诉人股东身份的实质条件和法定条件。其次，法院在认定被上诉人股东身份后，不需要再单独判决办理股权登记，因该内容只需要在执行阶段由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即可。
牟敦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牟敦玲具有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股东身份，并要求记载于股东名册及协助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登记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1999年11月4日，日照市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就日照市商业局《关于报转日照市百货大楼企业改制方案的报告》（日商字[1999]22号），经市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并报领导小组同意，作出日企改组发（1999）17号《日照市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关于日照百货大楼改制方案的批复》，内容为：一、同意日照市百货大楼改制形式，采取向企业职工整体转让的方式，将处置后的国有净资产（含土地使用权1266万元）全部出售转让给职工；受让方代表人可在企业内部采取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方式确定。二、由受让方代表人发动企业职工及有关方面出资入股，按照《公司法》及有关规定组建新的有限公司。新公司股本总额560万元人民币，其中，决策层持股占总股本的25.5%，职工持股占总股本的74.5%。三、同意企业的资产处置意见……四、转让产权时，同意受让方一次性上缴产权转让金，并按规定给予15%的优惠，优惠金额为94.1万元。五、由市国资委代表企业产权转让方同新公司签订企业产权转让合同，按国资局确认和土管局批复的资产评估结果，将企业净资产减去处置、扣留和优惠后的产权转让金计533.1万元，在签订合同前由市国资委一次性收缴。六、产权转让后，新设立的有限公司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权责明确、协调运作、有效制衡的运行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和完善《公司章程》及企业内部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内部管理，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七、在政府机构改革……统计口径不变。请按《公司法》、《公司登记条例》及有关规定办理公司登记、产权及财产变更、土地出让、债权债务划转等手续，并报企业改革办公室备案。
1999年11月18日，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的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中公司股东或者发起人姓名或者名称栏载明：股东或者发起人为靳照、李其雨、杨洪忠等8人。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第五条载明公司注册资本666万元人民币。第六条股东姓名或名称、出资方式及出资额载明了8名股东的出资情况，出资时间记载为1999年11月10日。第九条载明股东承担以下义务：（一）遵守公司章程；（二）按期缴纳所认缴的出资；（三）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承担公司债务；（四）在公司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后，股东不得抽回投资。第十条载明股东之间可以互相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以上公司章程无落款时间，牟敦玲主张为公司设立时的公司章程。章程尾部有八名股东签名或捺印。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另提交时间为2000年2月28日的公司章程一份，章程第二条载明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是根据日照市企业改革领导小组日企改组发[1999]17文件批复，由百货大楼改制而成的股份制企业。公司依法成立后即成为独立的企业法人。第四条载明公司注册资本666万元人民币。第八条载明公司的出资者为本公司股东，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享有权力，承担义务。第九条载明各股东认缴的出资额转入公司账户，经有关法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出具验资报告。第十条载明公司依法成立后应向各股东颁发出资证明书，由公司妥善保管或由中介机构托管，公司用股东花名册备案。第十一条载明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但不得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第十二条载明股东之间转让出资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按出资额大小依次享有优先购买权。如其他股东不同意购买其转让的出资，经董事会研究同意，由公司收购其出资。第十三条载明以下情况应转让其出资：（1）调离公司的股东；（2）退休、内退、退居二线的股东；（3）辞职、被公司辞退、除名、解除劳动合同或因违纪被开除的固定；（4）因各类原因辞世的股东。转让方式按本章程第十二条办理。第六十九条载明本章程一式671份，公司存档一份，股东各持一份，报公司登记机关、主管部门和日照市人民政府、市公证处留存各一份备案。包括牟敦玲在内的人员在章程附后的“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股东讨论通过《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章程》签名”处分别签名。
1999年11月20日，日照市商业局向市工商局出具企业清理债权债务的证明，内容为：我局原下属企业日照市百货大楼，由于企业改制原因撤消。资产由原单位干部职工全产权买断，成立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现申请办理日照市百货大楼注销登记。其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企业注销后出现的债权债务由改制后的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承担。2000年8月7日，日照市百货大楼注销。
牟敦玲于1999年11月6日缴纳出资4000元，提交的收款凭证载明“交款人牟敦玲摘由收入股款4000元”，收款收据加盖日照市百货大楼现金结算收讫章。2001年10月21日，牟敦玲缴纳出资4000元，提交的收款凭证载明“交款人牟敦玲摘由交股金4000元”，收款收据亦加盖日照市百货大楼现金结算收讫章。牟敦玲主张其出资经配股增至8680元，被告对此无异议。
2005年10月12日，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作出《关于与牟敦玲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决定与牟敦玲解除劳动合同。牟敦玲在决定上签字。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提交的2007年6月4日记账凭证载明：摘要股金转出，会计科目实收资本（或股本）个人股牟敦玲8680元，转入其他应付款往来账款牟敦玲8680元。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主张已按照2000年2月的《章程》第12、13条的约定办理了“投资股金”的退还手续，只是牟敦玲没有领取,牟敦玲对此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于1999年进行股份制企业改制时，牟敦玲缴纳出资，虽然1999年11月6日的出资收款凭证盖章为日照市百货大楼，但因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系由日照市百货大楼改制而来，当时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尚未注册成立，收款由改制前的企业收取亦符合客观实际，况2001年10月21日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向牟敦玲出具的收款凭证仍然加盖的系日照市百货大楼现金结算收讫章。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牟敦玲出资额为8680元的事实，一审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虽然工商登记机关的登记材料中未登记牟敦玲为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的股东，但其为设立公司而出资，这与日企改组发（1999）17号《日照市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关于日照百货大楼改制方案的批复》的内容中“同意日照市百货大楼改制形式，采取向企业职工整体转让的方式，将处置后的国有净资产（含土地使用权1266万元）全部出售转让给职工；”、“由受让方代表人发动企业职工及有关方面出资入股，按照《公司法》及有关规定组建新的有限公司。”的客观实际情况相符，现牟敦玲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且其履行的出资义务是为了设立公司的出资行为。再者，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提交时间为2000年2月28日的公司章程一份，该章程虽未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但有包括牟敦玲在内的出资人签署，在公司内部对各股东具有拘束力，且恰恰证明了牟敦玲等隐名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该章程第二条载明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是根据日照市企业改革领导小组日企改组发[1999]17文件批复，由百货大楼改制而成的股份制企业。公司依法成立后即成为独立的企业法人。第八条载明公司的出资者为本公司股东，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享有权力，承担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才出资，且不违法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现牟敦玲已经举证证明其向公司出资的事实。《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6条之规定“当事人对于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人民法院应结合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出资情况、出资证明书、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因素，充分考虑当事人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对股东资格作出认定。”牟敦玲等人为设立公司的目的履行了出资义务，并且与其他股东共同签署了2000年2月28日的公司章程，是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的合法股东。至于牟敦玲实际出资但未在工商登记中登记的问题，工商登记仅是一种证权登记，并非设权登记，对外起宣示作用，对内不能否定未登记股东所享有的与登记股东同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就是说工商未登记仅应视为不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更不能因此否定未登记股东的公司股东身份。在股东资格认定等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应按公司自治原则处理，不能以未登记为由否认股东资格，这也与本案企业改制过程中，因为职工入股人数较多，无法一一登记为股东的客观历史情况相符合。同时，国有企业改制是特殊时期的公司设立的产物，带有一定的政策性，考量企业职工是否享有股东身份，要结合改制时的政策、改制过程中的改制文件落实、推进情况及职工是否实际出资、对出资是否形成了事实上的合意等综合予以考量，基于上述分析，系争目标公司在改制时，改制主体已明确企业资产以职工入股形式向企业整体出让，牟敦玲等股东亦实际交付了出资，签署公司章程行使了股东权利，应当认定就股东出资达成了事实上的合意，基于目标公司交纳出资的股东人数与当时公司法对投资主体人数的限制，出资股东不可能均在工商登记中被登记为显明股东，但其内部股东身份不应被否定。综上，牟敦玲要求确认为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予以支持。至于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主张牟敦玲等股东的出资应被认定为“债权投资”的问题，该主张与目标公司改制的事实不符，更侵害牟敦玲等股东的合法权益。国有企业改制作为特殊时期的产物，在职工出资入股后，因当时公司法对股东人数的限制，为登记需要往往由目标公司成立委托持股会或为完成登记虚拟委托持股协议等进行，其操控权在于公司的决策层，入股股东通常无法决定和控制，但按照同股同权的基本原则，在改制资产恒定、公司注册资本确定的情况下，职工入股成为公司的股东，就应当认定其投资享有股东身份和相应股权。至于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提出公司成立后多次增资，无法确定牟敦玲对应的股权等问题，这涉及到股东增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侵犯股东权益等问题，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故对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提出的抗辩意见一审不予支持。
对于牟敦玲提出要求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诉讼请求，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有限制，但股东名册登记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双方2000年签署的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以下情况应转让其出资：……（3）辞职、被公司辞退、除名、解除劳动合同或因违纪被开除的股东；”现牟敦玲虽已与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但牟敦玲在未丧失股东资格前仍然有权主张其股东权利，故对于牟敦玲要求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予以支持。
对于牟敦玲要求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协助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双方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自行到工商行政登记机关变更工商登记，故对于牟敦玲提出要求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协助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一审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确认牟敦玲为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股东，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将牟敦玲记载于股东名册；二、驳回牟敦玲要求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协助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的证据和事实，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相同。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规定，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为公司发起人，公司成立后发起人即为原始股东，享有公司股权。被上诉人按照日照市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关于日照百货大楼改制方案的批复（以下简称改制批复），1999年11月6日缴纳出资4000元，日照市百货大楼出具收款凭证明确载明“收股金”，该出资显系日照市百货大楼为设立中的上诉人代收。该出资后由上诉人财务列“实收资本（股本）”会计科目，2007年上诉人拟单方退股时记账凭证仍明确载明：“摘要股金转出，会计科目实收资本（或股本），个人股转入其它应付款往来账款”。2000年2月28日被上诉人与包括登记八股东在内的666名企业职工共同签署公司章程，其按照改制批复与其他股东共同投资设立公司的意思表示明确，据此，被上诉人认购、实缴了出资，并签署公司章程，履行了公司设立职责，应认定公司股东。此后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一直得到上诉人认可，在上诉人统一安排下增资扩股,这说明被上诉人已经实际行使了增资、分红等股东权利。
关于上诉人主张两份章程冲突、2000年2月28日章程在公司成立后签署问题。因被上诉人缴纳出资在公司成立前，且无论时间前后均是按照改制批复在公司领导层的统一安排下进行，上诉人关于公司成立在前、章程签署在后的主张不能否认被上诉人的公司发起人身份。根据被上诉人一审诉讼中提供的胡桂英、李艳股权转让协议，胡桂英、李艳与被上诉人同为2000年2月28日签署章程的非登记股东，其股东身份得到了公司及登记股东的明确认可，这也进一步证明章程签署时间对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并无影响。结合改制批复及上诉人自认的改制事实，以及2000年2月28日章程第二、十二、十三条等特殊规定，应认定2000年2月28日章程才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实际生效的章程；1999年11月18日的登记备案章程是为确保公司顺利登记、基于登记机关提供的格式文本改动形成，并未反映公司设立的真实情形和真实意思，对本案确认被上诉人股东资格不具有证明力。
关于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限制问题。上诉人主张认可被上诉人股东资格将导致认可与其相同情况的其他人员资格，导致违背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限制。对此，改制批复明确要求“按照《公司法》及有关规定组建新的有限公司”，而上诉人工商登记八名股东在先，组织被上诉人等666名股东签署章程在后，只能说明上诉人在公司成立时是按照当时国企改制的有关政策，采取了职工全员入股、部分股东登记代持的技术处理，股权代持并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也能有效解决上诉人所称的公司股权超100%的问题，上诉人有关主张亦不成立。
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纳入工商登记及股东名册问题。依据公司法及相关配套规定，公司工商登记事项对外具有公示效力，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事项应以工商登记为准；而对于股东资格等公司内部事项，则应以公司内部认可的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等为准。如上所述，被上诉人等职工自缴纳出资、签署公司章程即已成为公司股东，工商登记八名股东是采取代持处理的结果，工商登记不能成为否认被上诉人股东身份的依据，工商登记备案章程亦不足以对抗2000年2月28日章程。上诉人诉讼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置备股东名册，其主张被上诉人因未纳入名册而不具备股东资格亦不成立。
关于被上诉人离职问题。2000年2月28日章程第十三条规定从公司离职人员应转让其出资，该规定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应属有效；该条第二款规定转让方式按照章程十二条办理，十二条规定股东转让出资，其他股东不同意购买的情况下，应由公司收购。被上诉人2005年离职，其出资一直未能转让，依据章程第十二条上诉人应予收购。但章程中仅约定了股东退股的条件和流程，并未对退股的具体股价确定方式作出约定，故在股东和公司协商不能时，上诉人单方面办理“投资股金”的退还手续对被上诉人并不当然产生丧失股东身份的效力。出资无论由其他股东购买还是公司收购，应按照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上诉人在公司发展多年后按出资原值退股，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胡桂英、李艳股权转让协议价格，显然不合理。章程第十三条的规定并不意味着职工离职即丧失股东身份，在被上诉人出资依据章程十二条自愿转让或按合理市场价格被公司收购前，其股东身份一直存在，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离职即不再具有股东资格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也不符合章程规定。
最后，关于一审未追加第三人及驳回被上诉人股权登记请求的问题。如前所述，被上诉人股权是通过登记股东代持方式存在，登记股东的登记股权并非其真实享有，所以本案确认被上诉人股权也不存在上诉人上诉主张的所谓与登记股东股权冲突问题。但因上诉人诉讼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各股东股权的具体代持情况，且上诉人多年历次股东变更、增资扩股的事实及其是否符合公司法均已超出本案审理范围，被上诉人股权代持人及代持情况不明；同时，因被上诉人早已离职，依据公司章程应在股权转让后丧失股东资格，在此情形下，明确被上诉人股权代持人及进行股权工商登记均已无必要，一审不支持被上诉人股权登记请求与确认其股东资格并不矛盾。结合上诉人股东均为本公司职工、公司成立、股东入股、增资、股权代持均是在公司统一安排下进行，不追加第三人并不影响本案事实查明，也不必然影响他人权益，一审未追加第三人未对本案处理产生实质影响，上诉人相关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在公司成立时主动吸收职工入股，而在公司发展后却将职工入股视作“债权投资”，违背政府改制批复，违背广大入股职工本意，违背同股同权原则，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日照百货大楼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公衍义
审判员 马德健
审判员 田仕杰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武德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