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四终字第8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广东省招商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号君怡大厦君子阁**楼*室。
法定代表人：刘思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敏，广东法纳川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何灿钦，男，汉族，1961年4月21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扬飞，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孙照明（SUNZHAOMING），男，1952年7月13日出生，澳大利亚籍公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华民，广东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桂，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蔡满求，男，汉族，1976年1月13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之民，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省招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公司）何灿钦因与被上诉人孙照明、蔡满求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3)东二法民四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招商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支持招商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及诉讼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承担。具体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现有涉案证据未显示存在孙照明、蔡满求委托叶某对外作出影响两人重大权益的民事行为的口头授权习惯，故不能认定孙照明、蔡满求授权叶某签署《关于组建东莞市华锐客运站场的意向书》（以下简称“《意向书》”）、《协议书》及《补充协议》”错误。2.一审认为招商公司在对待叶某代表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三人的问题并非“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叶某有代理权，不构成表见代理错误。事实上，叶某得到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三人的口头委托，叶某签署《协议书》的行为是有权代理行为，不需要对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进行认定。而且一审以叶某以投资方的名义签署《意向书》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判断叶某以投资方的名义签署《协议书》、《补充协议》是为明确双方在2001年签署的意见书中关于注册资本金和管理费事项而签署的，同样不构成表见代理的认定也是缺乏事实依据的。现实生活中，一人在同一天既委托他人签署文件，又亲自签署文件的情况比比皆是，故《公司名称变更申请》及2004年12月16日东莞市长安上沙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沙公司”）章程中有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三人签名，而2004年12月17日《协议书》上没有该三人签名是符合常理的；且《公司名称变更申请》及公司章程是工商管理部门要求股东必须亲自签署的文件，而《协议书》并未要求需股东本人签署，且《公司名称变更申请》及公司章程是在东莞签署的文件，而《协议书》是在广州签署的。因此，根据意思自治原则，代理权以何种方式授予由当事人自行确定；同时，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民事委托代理可以采用书面或口头形式。只有在法律特别规定必须为书面时，授权才需采取书面形式。本案主客观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对叶某的授权行为。3.一审判决认为孙照明、蔡满求没有对《意向书》、《协议书》、《补充协议》予以追认，进而认为前述三份协议对孙照明、蔡满求不具有拘束力错误。（1）《意向书》、《协议书》、《补充协议》的效力应依法确定，而并不取决于孙照明、蔡满求是否追认。（2）本案承包协议的产生有其特定的背景，法院应予确认。成立运输企业必须具备运输行业资质。上沙公司的设立就是依赖于广州方公司拥有运输行业资质。地处广州市的华锐晨熙公司与招商公司足额注册并支付了公司开办费，但因上沙公司在东莞，广州公司不便于经营，因此才产生承包经营模式。上沙公司是交由东莞方三股东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经营的，且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招商公司在上沙公司成立后参与过公司的经营。再者，叶某的证言与其其他证据，包括孙照明所说“原定下公司600万元盈利不能实现”等是能互相印证第一年承包经营费240万元是经过双方充分讨论而确定的。（3）承包关系及承包费的约定真实存在。上沙公司成立后，招商公司及广东华锐晨熙客货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锐晨熙公司”）没有参与任何经营，没有分配任何利益。如果没有承包关系，广州方两公司没有任何理由不参与上沙公司的运作。而且，孙照明在传真件上明确承认了需支付承包费的事实。孙照明的传真件与2009年6月19日、2009年8月26日上沙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叶某《关于我代表东莞投资方三股东签订承包协议书的情况说明》、2004年12月17日的《协议书》、2009年8月28日《股东会议纪要》以及何灿钦的庭上陈述等亦是相互印证的，可见孙照明在诉讼中否认传真件是不诚实的行为。在2009年9月28日四股东均有签名的股东会会议纪要中，对招商公司质问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三人为什么当初答应每年上缴240万元给招商公司，现又否认当初承诺时，孙照明很明确的回答“不是不承认，而是公司根本赚不到这么多钱”。孙照明当时的承认就是对招商公司支付承包费的承诺。而且蔡满求也承认，每次股东会，招商公司都有提到交管理费。在2009年6月19日的上沙公司股东会会议议题上也包括了“自公司成立至今，经营方欠广东省招商投资有限公司的管理费事宜”。如果按孙照明、蔡满求所说并不存在承包关系及需要交承包费的问题，其二人必然会马上提出质疑。显然，孙照明、蔡满求不在会议纪要上签字，只是想逃避责任。叶某在证词中也表示，虽然他当时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是一直与他一起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工作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强行变更案涉协议内容并强行将招商公司对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三人的诉讼请求分割为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各人的诉讼请求，等于为当事人创设了新的个人承包合同关系，违反了意思自治和不告不理原则；且一审判决对何灿钦支付数额计算错误。即使按照一审判决的计算方式，何灿钦第一年应付的承包费是1120080元，而不是672000元。三、招商公司提交的证据已经司法鉴定，不存在任何虚假成分，应予采信。四、《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应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
何灿钦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支持招商公司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孙照明、蔡满求共同承担。具体事实和理由：一、案涉口头委托合同依法成立，应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事实上，自公司筹办起，东莞方三股东（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就形成了对叶某口头授权的习惯，在第一次洽谈组建公司的时候，叶某就代表东莞三股东与招商公司具体谈判，并签订了一系列文件，包括《关于组建东莞市华锐客运站场的意向书》、《合作经营东莞市华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合同》（以下简称“《合作合同》”）等；同时，《股东会纪要》等证据证明，公司成立后，为共同筹集开办期费用，叶某从2006年1月10日至2009年1月8日代表东莞方三股东从公司分次陆续借款260万元也都只有口头授权。结合叶某的证人证言，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口头授权为公司习惯，叶某有权代表东莞方三股东签署《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二、一审判决拆分承包费没有依据。东莞方三股东向招商公司承包，该承包是东莞方三股东的集体行为，东莞方三股东作为一方当事人，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是一个整体，各方当事人并没有约定东莞方三股东内部的承包缴费比例，更没有约定个别股东进行承包。一审判决强行变更承包合同内容，将招商公司对东莞方三股东的诉讼请求分割为分别对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个人的诉讼请求，错误地判决何灿钦按其在上沙公司所占股权份额向招商公司清偿承包费（第一年为672000元），一审判决等于为当事人创设了新的个人承包合同关系，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缺乏事实依据；且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计算规则，即使孙照明和蔡满求也按照其所占股权份额向招商公司支付承包费，第一年的承包费总额也只有144万元，不足240万元。三、司法鉴定结论表明招商公司的证据是真实的，有力地证明了承包关系的存在。孙照明、蔡满求要求的司法鉴定，其结论均不能支持其主张，反而证明了招商公司证据的真实性，而招商公司申请的司法鉴定则基本支持了其主张。案涉承包关系真实存在。
孙照明向本院辩称：1.孙照明没有在《意向书》、《协议书》、《补充协议》上的任何一份文件上签字，故不存在对孙照明有约定的义务。2.关于叶某的签字，孙照明没有对叶某任何有关承包费的表决或签署协议的授权，事后也没有对叶某的行为作出追认，在没有授权也没有追认的情况下，孙照明不可能对他人的承诺承担责任。3.关于股东会议上孙照明的讲话也是明确否认承包费的提议的，且孙照明在会议上讲得很清楚，即孙照明是在2009年8月之后才听说有承包费的事情。这说明之前招商公司从来没有征询过孙照明关于承包费的意见，且招商公司也不能出示任何的证明证实招商公司曾经向孙照明提交过《意向书》、《协议书》、《补充协议》这些记载了承包费并由叶某签字的文件。由此足以证明招商公司与孙照明之间从未就承包费问题进行过协商或签订过任何正式的协议。4.关于鉴定的问题，孙照明认为在一审法院送交鉴定的鉴定结论不能支持招商公司的意见。这些鉴定关于传真件只是称传真件的打印件是连续形成，但没有鉴定传真件的真实性。一审没有调查传真件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工具发送的，一审就此称是查无数据，故传真件是否为传真件无法确认；关于股东会议纪要也只是称有连续性，但有关的股东会议纪要的前面几页没有孙照明的签字，且孙照明对承包费是有异议的，这些内容更没有形成承诺；5.关于何灿钦的自认，何灿钦和叶某具有亲戚关系，何灿钦的自认违背正常生活逻辑；而且作为正常人，没有理由在可以不承担巨额民事责任的情况下却主动承担，这也是不符合逻辑的。本案不能排除何灿钦与招商公司存在恶意串通。同时，本案三份承包文件均没有孙照明的签字，法院应当公正识别其中的关系；6.孙照明与蔡满求已在一审时提出招商公司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7.本案可能是招商公司与何灿钦串通的虚假诉讼。招商公司之前称盖章是在2004年，后去公安局调查完后又改口称是2006年盖的。招商公司所称的口头委托的习惯也与2009年一直以来召开股东会议解决问题的形式相矛盾；此外，承包协议存在倒签的情况。综上，孙照明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蔡满求向本院辩称：案件主要是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应当是谁经营谁给钱，谁签署意向书谁出钱。事实上上沙公司由叶某与凌耀安把持。凌耀安作为上沙公司的总经理，在股东会议中张志伟也称上沙公司是由叶某和凌耀安经营着。上沙公司任命蔡满求和孙照明为副总经理的任命状也是由叶某颁发的。2008年10月叶某有私刻公章的行为，派出所有相关的报案记录。后来由此叶某对蔡满求进行开除，可以看出上沙公司是叶某在经营。《承包经营合同》、《意向书》、《协议书》前后的时间是有矛盾的。叶某正式入职是在2002年，当时他还没有具备签订《意向书》的资格，不可能构成委托。何灿钦是2002年12月经叶某介绍才购买股份成为股东，因此口头委托签订《意向书》不成立。叶某与何灿钦具有亲戚关系。叶某所签订的《协议书》内容对蔡满求应没有约束。何灿钦的民事行为应当由其个人承担，本案管理费用也应由其承担。综上，蔡满求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招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连带向招商公司立即清偿自2004年12月17日至现在的管理费（即承包费）人民币1348096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还贷利率算至还清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利息约为人民币1650758元）；2.由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负担案件诉讼费用。招商公司在一审中主张：2001年，招商公司与叶某为代表的东莞投资方（即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签订了《意向书》，约定招商公司占合作公司股份的40%，投资方占60%，投资方负责合作公司全部注册资本金的投入，并由投资方每年向招商公司缴交管理费，首年为人民币2400000元，之后每年在此基础上递增10%。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孙照明以其自有的东莞市长安明和消声器厂有限公司（以下称明和公司）与华锐晨熙公司分别签订了《合作合同》、《补充协议》及《出资协议书》，内容均为组建公司，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公司运作模式与意向书内容一致。从最初协商至2004年上沙公司正式登记成立，经过了四、五年时间，招商公司及华锐晨熙公司与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叶某经过了无数次反复协商，双方的意思表示明确，权利义务清晰。2004年12月17日，招商公司与孙照明、何灿钦、蔡满求及华锐晨熙公司，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上沙公司。该公司的股权比例为招商公司占30%，华锐晨熙公司占10%，孙照明占20%，何灿钦占28%，蔡满求占12%。上沙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00元，各股东均完成注资。招商公司并支付了公司开办费人民币2400000元，各股东聘用叶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2004年12月17日，以招商公司、华锐晨熙公司为甲方，叶某代理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为乙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乙方每年合共向甲方缴交管理费，首年的管理费是人民币2400000元，之后每年的管理费在上年度管理费的基础上逐年递增10%；并约定由乙方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公司员工工资、税金、福利等一切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甲方不承担公司的亏损责任。同样，公司的利润与甲方无关，由乙方享有。2005年8月28日，华锐晨熙公司将其在上沙公司所占的10%股权转让给招商公司。转让后，招商公司占有公司40%股权。2006年11月1日，上述《协议书》的甲乙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明确原由华锐晨熙公司应收的管理费（即承包费）份额，转由招商公司收取，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应尽快向招商公司交付管理费（承包费）。之后，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一直没有向招商公司交付承包费，故招商公司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请。
招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2004年12月17日《协议书》；2.2006年11月1日《补充协议》；3.2001年11月3日《意向书》；4.2002年1月8日《出资协议书》；5.2002年1月31日“东莞市华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6.2004年11月18日《投资者决议》；7.2004年12月29日东莞市消防局函件；8.2005年8月25日上沙公司股东会决议；9.2005年8月28日上沙公司章程修正案；10.2005年8月28日上沙公司的公司章程；11.2004年12月2日银行进账单；12.2009年8月7日查询的上沙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13.2009年6月19日上沙公司股东会签到表；14.2009年6月19日股东会纪要；15.2009年8月26日上沙公司股东会签到表；16.2009年8月26日股东会纪要；17.2009年8月26日股东会纪要；18.2009年8月26日股东会纪要；19.2009年8月28日股东会纪要；20.2006年1月1日任命蔡满求为上沙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安全生产负责人的委任状；21.何灿钦、蔡满求领取工资的工资单；22.《关于上沙汽车客运站的债务与日后运作本人提出一些问题和要求》（传真件）；23.叶某于2010年2月2日出具的《关于我代表东莞投资方三股东签订承包协议书的情况说明》；招商公司申请了证人叶某出庭作证，但后又称未能联系证人叶某，故叶某于案件重审中未出庭作证，但叶某于原审中已出庭作证；24.（2011）东二法民一初字第5010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书。
孙照明向一审法院辩称：招商公司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招商公司是基于《协议书》、《补充协议》起诉的，但该两份合同是虚假的，是为了诉讼补签的。即使《协议书》、《补充协议》是真实存在的，孙照明作为合同的主体也是错误的，孙照明不是《协议书》、《补充协议》的相对方，也没有授权任何人签名。此外，《意向书》也是虚假的，这是2004年的签名模式，并非2001年的签名模式，孙照明也没有授权叶某签名，故《意向书》是无效的。
孙照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收据》、《请示》；2.《告知函》、《股东会召开要求提议》；3.《股份初步转让协议》；4.（2011）东中法民一终字第3617号民事判决书；5.会计报表；6.（2013）东二法民一初字第1219号民事判决书；7.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25日的开庭笔录；8.2011年6月9日《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9.（2009）东二法民二初字第2447号民事判决书、（2010）东中法民二终字第903号民事判决书；10.2004年12月10日招商公司的《股东会决议》；11.2011年8月30日上沙公司《股东会决议》及相关资料；12.2014年9月11日上沙公司《股东会决议》及相关资料；13.2004年12月16日上沙公司章程、2004年12月15日公司名称变更申请。
何灿钦向一审法院辩称：招商公司所述属实，何灿钦基本同意招商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上，从公司筹办开始，东莞方的三个股东即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就形成了授权叶某的口头习惯。在最初洽谈组建公司时，叶某就代表东莞方三股东与招商公司具体谈判，并签订了一系列的文件，包括《意向书》、合作合同等。上沙公司成立后，叶某也曾代表东莞三股东从上沙公司借款人民币2600000元，同样只有口头授权。所以，案件的证据足以证明东莞方三股东口头授权叶某的习惯。孙照明、蔡满求否认该事实，违反了当初签订的合同，也违背了诚信原则。
何灿钦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
蔡满求向一审法院辩称：一、《协议书》、《补充协议》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对蔡满求没有约束力。蔡满求从未以任何形式授权叶某与招商公司签署《协议书》、《补充协议》，蔡满求是在2009年开股东会时才听到招商公司承包费之说，也从未对该两份文件进行任何形式的确认、追认。《协议书》涉及的事项如此重大，但《协议书》上竟然没有蔡满求的签名，而公司章程、章程修正案等并不涉及蔡满求实体权利的文件反而有所有股东的签名。招商公司为何不让东莞三股东对《协议书》进行签名确认，反而去加盖公章，公章代表的是公司而非股东，且2004年尚未存在该公章，公章是如何加盖和何时加盖的？上述列举的事实显然不符合常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已经能够推定《协议书》是不真实的。二、蔡满求从未实际承包经营过上沙公司，即《协议书》是从未履行的。蔡满求在上沙公司成立前几年仅负责安保及杂务，主营的客运相关业务从未有涉及过。后来与叶某发生矛盾后更被赶出公司，此后再未能参与上沙公司的任何管理行为。蔡满求并非实际承包经营者才被如此排挤，上沙公司实际一直由招商公司和叶某、何灿钦把控和实际经营的。另案中，蔡满求被起诉归还借款及被要求以人民币1480000元收购招商公司的股权，均可以看出蔡满求并非实际控制人、承包经营者。三、即便《协议书》有蔡满求、孙照明、何灿钦的签名，即便当事人对《协议书》均予认可，《协议书》依法也应是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协议书》是一份典型的股权承包经营合同，但股权在法律上是不可能被承包经营的，故《协议书》是无效合同。发包方股东只负责收取承包费（管理费），而不负责公司的工资、税金等费用，不负责公司的亏损，实质是以承包经营的方式剥夺了股东会通过董事会亲自经营管理公司的权利，故《协议书》违反了公司法关于公司治理结构设置及其职权的规定，违反了公司法关于会计制度的规定，而该些被违反的规定均是强制性法律规范，故《协议书》应为无效合同，此从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也可以知悉。综上，请求一审法院驳回招商公司的诉讼请求。
蔡满求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2011）粤高法民二终字第67号民事判决书；2.《合作合同》、《意向书》、《出资协议书》；3.公证书、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4.2002年11月18日蔡满求转让股权给何灿钦的《协议书》。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关于上沙公司成立的相关事实
2001年10月15日，明和公司与华锐晨熙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一份，约定：双方合作开办“东莞市华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共出资人民币3000000元，华锐晨熙公司出资人民币12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40%，明和公司出资人民币18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60%；注册资本由明和公司采用一次性投入方式，在合同签订后30天内注资完毕；其他方式投入包括华锐晨熙公司以取得经营权和管理的方式投入，明和公司以提供已装修好（按双方要求）的站场、停车厂等硬件设施投入；第三十三条约定，双方的利润按股比进行分配，直至合同期满。装修费和开办费则按税法规定提取折旧和分摊，优先返还给明和公司等等。同日，明和公司与华锐晨熙公司签订《东莞市华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合同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华锐晨熙公司的注册资金由明和公司负责，开办费和装修费不计利息，其处理办法按合同第三十三条执行等等。该两份合同加盖了明和公司的公章，孙照明亦在该两份合同上签名。
2002年1月8日，明和公司与华锐晨熙公司签订《出资协议书》一份，约定：共出资人民币500000元设立“东莞市华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华锐晨熙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200000元占出资额的40%，明和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300000元占出资额的60%；股东应按协议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双方同意委托明和公司职员叶某作为申请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公司名称预先登记和设立登记；因某种原因导致股东不再愿意设立该公司，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可停止申请设立公司，所耗费用由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各自承担；等等。该份合同加盖了明和公司的公章，孙照明亦在该份合同上签名。
2002年1月31日，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预先核准华锐晨熙公司与明和公司设立的“东莞市华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
2004年11月18日，“东莞市华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包括孙照明（加盖明和公司印章及独自签名）、何灿钦、蔡满求、张志伟（加盖华锐晨熙公司印章）、张美珊（加盖招商公司印章）在内的全体股东出席会议，并全体同意明和公司将其所持的“东莞市华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20%股份变更为自然人孙照明所有。
2004年12月2日，华锐晨熙公司向“东莞市华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300000元，招商公司向“东莞市华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900000元。
2004年12月17日，东莞市长安上沙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即案涉上沙公司）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注册资金为人民币3000000元，股东为招商公司、华锐晨熙公司、孙照明、何灿钦、蔡满求，所占股权比例分别为30%、10%、20%、28%、12%。股东推选叶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上沙公司变更前的名称即为“东莞市华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2004年12月15日的《公司名称变更申请》及2004年12月16日的上沙公司章程，其上均有张志伟（加盖华锐晨熙公司印章）、张美珊（加盖招商公司印章）、孙照明、何灿钦、蔡满求的签名。
2005年8月25日，上沙公司的全体股东招商公司、华锐晨熙公司、孙照明、何灿钦、蔡满求出席股东会并100%表决通过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华锐晨熙公司将持有对上沙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招商公司，并批准了华锐晨熙公司与招商公司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2005年8月28日，招商公司、何灿钦、蔡满求、孙照明签署《东莞市长安上沙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基于2005年8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招商公司受让华锐晨熙公司对上沙公司的股份，决定对上沙公司的章程进行修改为：招商公司出资人民币1200000元占上沙公司注册资本的40%，孙照明出资人民币6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20%，何灿钦出资人民币84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28%，蔡满求出资人民币36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12%。
二、涉及承包经营管理费的相关合同
招商公司提供的《意向书》显示，甲方招商公司与乙方叶某（投资方），于2001年11月3日签署该《意向书》，约定：双方合作组建“东莞市华锐客运站场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招商公司占股40%，叶某（投资方）占股60%，注册资金全部由叶某（投资方）投入；叶某（投资方）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负责每年向招商公司缴交管理费；自公司成立之日起，叶某（投资方）每年合共向招商公司缴交管理费，首年管理费为人民币2400000元，之后每年的管理费在上年度管理费的基础上逐年递增10%。叶某在“乙方签章”处签名。经鉴定，《意向书》两页印刷体文字是一次性连续打印形成。
招商公司提供的《协议书》显示，甲方招商公司、华锐晨熙公司，与乙方叶某（投资方），于2004年12月17日签署该《协议书》，约定：为明确双方在2001年11月3日签署的《意向书》中关于注册资本金和管理费等事项，特签署协议；自公司成立之日起，叶某（投资方）每年合共向招商公司、华锐晨熙公司缴交管理费，首年的管理费为人民币2400000元，之后每年的管理费在上年度管理费的基础上逐年递增10%；叶某（投资方）负责公司全部注册资本金的投入及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公司的员工工资、税金、福利等一切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叶某（投资方）负责，招商公司、华锐晨熙公司不负责公司的亏损责任；上沙公司的利润与招商公司、华锐晨熙公司无关，由叶某（投资方）享有。该《协议书》“乙方签章”处有叶某的签名，并加盖了上沙公司的印章。叶某及招商公司解释是，签署合同时没有印章，在上沙公司的印章刻制好后加盖，加盖时间约在2006年。经一审法院调查，上沙公司现使用的印章是在2006年9月29日经公安部门准许重新刻制的。经鉴定，叶某的签名的形成时间无结论，但上沙公司的印章是在叶某签名后加盖。
招商公司提交的《补充协议》显示，甲方招商公司、华锐晨熙公司，与乙方叶某（投资方），于2006年11月1日签署该《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曾于2004年12月17日签订《协议书》，为进一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双方现在原《协议书》的基础上补充及变更条款；华锐晨熙公司已于2005年9月16日将其持有的上沙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招商公司，华锐晨熙公司在其持股期间应收未收的管理费已连同其股权一并转让给招商公司，故叶某（投资方）需按原《协议书》约定的标准将全额管理费向招商公司支付。该《补充协议》“乙方签章”处有叶某的签名，并加盖了上沙公司的印章。经鉴定，上沙公司的印章是在叶某签名后加盖的。
招商公司提交了叶某于2010年2月2日出具的《关于我代表东莞投资方三股东签订承包协议书的情况说明》，叶某称其原是明和公司的员工，其受东莞三股东的委托签订《意向书》、《协议书》、《补充协议》。经鉴定，该证据的印刷体文字是一次性连续打印形成的。叶某未于案件一审中出庭作证，招商公司称打叶某电话被转到留言信箱，且叶某没有回复。在(2010)东二法民二初字第685号案件一审庭审中，叶某到庭作证称，叶某签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经东莞三股东口头委托的，反映了东莞三股东的意思。法庭询问证人“你知道为什么孙照明、何灿钦、蔡满求要每年支付管理费给招商公司吗？”证人表示“不清楚。”法庭询问“以什么标准订的管理费？”证人表示“不清楚”。法庭就《意向书》、《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询问证人为什么只有证人的签名没有孙照明、何灿钦、蔡满求的亲笔签名，证人回答“多年习惯是他们口头委托我，我就去办。”
三、涉及承包经营管理费的股东会会议
2009年6月19日，上沙公司召开股东会。蔡满求、孙照明、何灿钦、叶某等在会议签到表上签到，签到表上列明了会议议题包括“2.自公司成立至今，经营方欠‘广东省招商投资有限公司’的管理费事宜”。当日形成股东会会议纪要。在该次会议上，招商公司提出“公司的赢利和亏损都与我司无关，东莞方每年向我司缴交管理费，首年的管理费为人民币240万元，之后每年的管理费在上年度的基础上逐年递增10%。我司多次提出收取该管理费，但东莞方尚未缴交该笔款项给我司，鉴于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我司也表示理解。”股东会会议纪要还记录“孙生提出各股东应向其归还所欠款项；就公司目前亏损的经营状况，既无收入，每年还要向招商公司支付200多万的管理费，本人将退出合作。如能归还欠本人的欠款，本人愿无偿交出所占公司的股份。”该次股东会议有招商公司、何灿钦签名，以及列席人员凌耀安、潘小雪、张志伟、叶某签名。蔡满求与孙照明没有在会议纪要上签名。蔡满求与孙照明在(2010)东二法民二初字第685号案件一审庭审中解释称，会议记录的内容不真实，所以拒绝在纪要上签名。经鉴定，2009年6月19日的会议签到表及会议纪要上的印刷体文字均是一次性连续打印形成的。
2009年8月26日，上沙公司再次召开股东会。蔡满求、孙照明、何灿钦、叶某等在会议签到表上签到。该次股东会形成三份股东会议纪要。1.第一份会议纪要是对上沙公司成立历史的确认，其中提及：2001年，东莞方（孙照明、蔡满求、何灿钦三人）、叶某考察了东莞的汽车客运市场的情况后，认为客运站场项目大有可为，并拟在东莞市××一个汽车客运站场。由于交通管理部门的行业规定，成立汽车客运站场的股东之一必须是拥有运输行业资质的公司，因此，东莞方委托叶某与广州公司（华锐晨熙公司、招商公司）商讨共同筹建该项目，利用广州公司的运输行业资质并负责向各级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各项审批手续，以及东莞方的资金、场地，拟共同组建公司。东莞方提出按广州公司占60%，东莞方占40%的股份比例共同组建公司，广州公司考虑到本身在广州而组建公司的注册地点却在东莞，以及广州公司日后原则上不参与组建公司的日常营运等客观原因，认为东莞方占60%、广州公司占40%的股份比例较为合适。最后，东莞方以“东莞市长安明和消声器厂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华锐晨熙公司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2年1月31日核准企业名称为：东莞市华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明和公司占60%，华锐晨熙公司占40%。经过三年多的筹备工作和各方的共同努力，终于在2004年12月19日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注册成立，按交通管理等部门的行业相关规定，公司名称由原来的“东莞市华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改为“东莞市长安上沙汽车客运有限公司”，注册资金由原来的50万元改为300万元，股东则由2个改为5个：华锐晨熙公司占10%，招商公司占30%，孙照明占20%，蔡满求占12%，何灿钦占28%，公司全体股东一致选举叶某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职务，兼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全权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2005年9月，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华锐晨熙公司将所持有的公司10%股份转让给招商公司，公司股东由5个变更为4个：即招商公司占40%，其他3个自然人股东的股份比例不变。该份会议纪要未提及承包经营管理费的问题。招商公司、孙照明、蔡满求、何灿钦均在该份会议纪要上签名或盖章；2.第二份会议纪要是对前期筹办费用的确认，其中提及在2001年开始，各股东开始筹办在东莞设立汽车客运站场的事宜，为解决公司在筹办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需要投入的前期筹办费用，经各股东商议后决定共同筹集开办期费用人民币600万元（该开办费用不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并按各自股份比例承担。其中，招商公司承担的240万元已付清现金；另三个股东孙照明、何灿钦、蔡满求共应付360万元，其中已付100万元现金，剩余应付的260万元由该三个股东委托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某从2006年1月10日至2009年1月8日共分11次代为从公司营运现金中借支去支付（公司暂未作账务处理）。该份会议纪要未提及承包经营管理费的问题。招商公司、孙照明、蔡满求、何灿钦均在该份会议纪要上签名或盖章。一审法院受理了（2011）东二法民一初字第5010号上沙公司诉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经审理后作出（2011）东二法民一初字第5010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已于2011年10月14日生效。该民事判决对第二份会议纪要是予以确认的；3.第三份股东会议纪要提及：在“确认公司初期有关的合作前景、人事安排、经营的思路”部分，记录孙照明称“公司最早的筹备情况，是由蔡满求、何灿钦、叶某具体负责和晨熙公司接触和商谈筹建公司事宜，公司是否有发展前景也是听他们三人说。”叶某也讲述了当时的筹备情况，和张总上述所说的基本一致。而且当时在君子阁20楼，和孙、蔡、张总一起开会，参照东莞市长安汽车客运站每年3000-4000万元的利润，认为成立一个新的汽车客运站场，估计每年利润可达1000万元，保守估计应有不少于600万元的利润，评估该项目的发展绝对是有利可图的，并决定筹建公司。因此，就算每年要支付给招商公司240万元的管理费（承包费）和每年给镇政府的80万元费用后，公司还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各股东决定共同筹建公司。在商讨解决相关的债权、债务问题部分，记录孙照明称“如果公司有每年有600万元的利润收入，那么每年支付给招商公司240万元的管理费（承包费），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公司各股东和列席会议人员就公司的成立历史、前期开办费用的问题分别另签署两份股东会会议纪要。蔡满求、孙照明没有在该份股东会议纪要上签名。经鉴定，2009年8月26日的会议签到表及三份会议纪要上的印刷体文字均是一次性连续打印形成的。
2009年8月28日，上沙公司又召开股东会，形成会议纪要。会上，股东们提及公司的承包或收购方案等问题。会议纪要记录招商公司称：“当初大家对公司充满信心，你们三个股东孙照明、何灿钦、蔡满求答应每年上缴240万元给招商公司，现在公司经营效益不理想导致未能支付该管理费（承包费），但不能够否认当初给招商公司的承诺。”孙照明回答称：“我不是不承认，但我是在前两次的股东会听到要每年支付240万元的管理费给招商公司。如果每年要支付240万元给招商公司和每年支付80万元给政府，公司根本赚不到这么多钱，我认为只能将公司结业。”叶某称：“前期开办费中，我代孙照明、何灿钦、蔡满求从公司营收中代该三个股东代付260万元的前期开办费，该开办费现应列入公司账务，各股东至少应给我收据。”蔡满求、孙照明有在会议纪要最后页签名，蔡满求、孙照明在一审庭审中只确认会议纪要的签名页。一审法院经鉴定，2009年8月28日的会议纪要上的印刷体文字是一次性连续打印形成的。孙照明提交了（2009）东二法民二初字第2447号民事判决书、（2010）东中法民二终字第903号民事判决书，该两份判决是招商公司、何灿钦诉蔡满求、孙照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一、二审判决。该两份判决对前述2009年8月28日的会议纪要予以确认。终审判决于2011年3月10日作出，判决结果为：一、限蔡满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协助招商公司、何灿钦办理上沙公司股权出让变更登记手续；二、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办理上沙公司股东变更手续之日，蔡满求应向招商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480000元、向何灿钦支付股权转让款1036000元。三、驳回招商公司、何灿钦的其他诉讼请求。
在本案中，招商公司提交一份有“孙照明”签名落款日期为2009年6月25日的《关于上沙汽车客运站的债务与日后运作本人提出一些问题和要求》（传真件），文件中谈到上沙公司欠具件人4372185.5元债务，要求清偿，并要求按银行利率0.75%计算每月利息；假如同意收购上沙公司，具件人愿意出资10000000元收购；假如同意承包，具件人愿意承包并每年支付承包费800000元；文件中一并提到“原来公司定下每年可盈利600万元纯利的目标无法实现，故此，若按盈利目标600万元的40%计算，每年应付240万元给‘广东省投资公司’也无法实现”；文件中另提到“公司由2001年开始筹建办，期间我物业为了公司需要设计改建已花了我1000多万元”。一审法院经鉴定，该证据的印刷体文字是一次性连续打印形成的。孙照明否认出具该传真件。招商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至电信部门调查取证，电信部门回复称“没有查询到清单数据”。
四、其他查明事实
孙照明提交了《股东会召开要求提议》、《告知函》、2011年6月9日《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2011年8月30日上沙公司《股东会决议》及相关资料、2014年9月11日上沙公司《股东会决议》及相关资料，主张孙照明并非上沙公司的实际经营者。蔡满求亦提交了《公证书》、《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内容与孙照明提交的2011年8月30日、2014年9月11日上沙公司《股东会决议》及相关资料一致），主张何灿钦、孙照明、蔡满求没有承包经营上沙公司。招商公司则提交了上沙公司于2006年1月1日委任蔡满求为副总经理兼任安全生产负责人的《委任状》，及蔡满求、何灿钦2004年至2008年8月期间的领取工资的部分记录。蔡满求对《委任状》及领取工资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孙照明提交了（2011）东中法民一终字第361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为孙照明诉上沙公司、招商公司、蔡满求、叶某、何灿钦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终审判决。后孙照明又对上沙公司提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3）东二法民一初字第1219号民事判决书。
孙照明、招商公司于本案一审中均申请文书鉴定，其中孙照明申请3项鉴定预缴鉴定费42150元，招商公司申请11项鉴定预缴鉴定费14199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孙照明是外国人，故本案属涉外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没有选择处理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各方当事人诉争的合同、管理费所涉企业上沙公司在中国，中国具有最密切的联系，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叶某在没有取得孙照明、何灿钦、蔡满求的书面授权下与招商公司、华锐晨熙公司签订了《意向书》、《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何灿钦确认叶某签署的前述合同对其本人的效力，并基本同意招商公司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据此，何灿钦应按协议的内容，就其在上沙公司所占股权份额向招商公司清偿承包费及偿付逾期付款利息。但何灿钦仅为上沙公司其中的一个股东，其确认《意向书》、《协议书》、《补充协议》及同意招商公司诉讼请求的后果不能直接及于孙照明、蔡满求。故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叶某签署的《意向书》、《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否对孙照明、蔡满求产生约束力。关于该焦点，可从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孙照明、蔡满求有无授权叶某签署《意向书》、《协议书》及《补充协议》
本案涉及承包经营管理费的三份合同《意向书》、《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其乙方均为“叶某（投资方）”，并均由叶某签署合同,但孙照明、蔡满求并没有在该三份涉及其重大权益的合同上签名确认。孙照明、蔡满求没有书面授权叶某签署该三份合同，而叶某在(2010)东二法民二初字第685号案件一审庭审中，到庭作证称“多年习惯是他们口头委托我，我就去办。”由此，需认定孙照明、蔡满求与叶某之间，是否存在孙照明、蔡满求委托叶某对外作出影响两人重大权益的民事行为的口头授权习惯。案件各方提交的证据中，主要有三份证据反映叶某的权限：
其一，明和公司与华锐晨熙公司于2002年1月8日签订的《出资协议书》中，明和公司与华锐晨熙公司同意委托叶某作为申请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公司名称预先登记和设立登记。该份证据显示叶某的权限仅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公司名称预先登记和设立登记”，并无代表孙照明或明和公司对外签署涉及重大权益合同的权限。
其二，2009年8月26日确认上沙公司成立历史的股东会会议纪要，孙照明、蔡满求在该份会议纪要的第二页签名，而经鉴定该份会议纪要上的印刷体文字是一次性连续打印形成，故一审法院对该份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份会议纪要显示，东莞方委托叶某与广州公司（华锐晨熙公司、招商公司）商讨共同筹建该项目、共同组建公司；公司全体股东一致选举叶某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职务，兼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全权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由此，叶某的权限仅在于商讨共同筹建项目、共同组建公司，并在合作公司成立后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全权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但没有明确叶某在合作公司成立后，具有代表东莞方股东与广州公司确定合作公司的经营模式的权限，故不能由此认定叶某有权代表蔡满求、孙照明对外作出影响两人重大权益的民事行为。
其三，2009年8月26日确认前期筹办费用的股东会会议纪要，孙照明、蔡满求在该份会议纪要的第二页签名，而经鉴定该份会议纪要上的印刷体文字是一次性连续打印形成，且生效裁判亦已对该份会议纪要予以确认，故一审法院对该份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份会议纪要显示，孙照明、蔡满求、何灿钦委托叶某分11次代为从公司营运现金中借支去支付剩余应付的260万元前期筹办费用，并没有明确叶某享有其他的权限。该份会议纪要于2009年8月26日形成，而叶某代支款的时间为2006年1月10日至2009年1月8日期间，故是各股东对孙照明、蔡满求、何灿钦委托叶某从公司营运现金中借支款的事后确认，该事后确认的效力仅及于所涉的借支款，并不当然推导出孙照明、蔡满求存在委托叶某对外作出影响两人重大权益的民事行为的口头授权习惯。
综上，孙照明、蔡满求没有书面授权叶某签署《意向书》、《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现有涉案证据亦未显示存在孙照明、蔡满求委托叶某对外作出影响两人重大权益的民事行为的口头授权习惯，故不能认定孙照明、蔡满求授权叶某签署《意向书》、《协议书》及《补充协议》。
二、叶某以投资方名义签署《意向书》、《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此即表见代理的规定，表见代理的认定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具体到案件中：
其一，2009年8月26日确认上沙公司成立历史的股东会会议纪要显示，东莞方（孙照明、蔡满求、何灿钦三人）、叶某于2001年考察了东莞的汽车客运市场的情况后，认为客运站场项目大有可为，并拟在东莞市××一个汽车客运站场，东莞方委托叶某与广州公司（华锐晨熙公司、招商公司）商讨共同筹建该项目，拟共同组建公司。而本案证据显示，明和公司与华锐晨熙公司于2001年10月15日签订的《合作合同》为第一份合作合同。该合同虽然约定注册资本全部由明和公司一次性投入，但其他方式投入还包括华锐晨熙公司以取得经营权和管理的方式投入，明和公司还需提供已装修好（按双方要求）的站场、停车厂等硬件设施投入。该合同中约定的利润分配方式为“利润按股比进行分配”。故《合作合同》约定的经营模式包括华锐晨熙公司参与合作公司的管理，而利润分配方式为按股权比例分配。其后，甲方招商公司与乙方叶某（投资方）于2001年11月3日签署的《意向书》，除注册资本仍由叶某（投资方）投入外，前述合同约定的经营模式进行了变更，变为由叶某（投资方）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负责每年向招商公司缴交管理费。明和公司与华锐晨熙公司于2002年1月8日签订的《出资协议书》并未提及合作公司的经营模式，但约定股东应按协议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经协商一致同意停止申请设立公司的，所耗费用由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各自承担，显然更为强调各股东自担风险，与《意向书》约定的招商公司仅收取管理费而不参与管理及不承担经营风险的模式亦明显不同。2002年1月31日，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预先核准华锐晨熙公司与明和公司设立的“东莞市华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在“东莞市华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名称预先核准前的三份合同中，有两份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为明和公司与华锐晨熙公司，约定开办设立的是“东莞市华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而《意向书》的合同相对人为招商公司与叶某（投资方），约定合作组建“东莞市华锐客运站场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无论是合同签署人及约定设立的公司名称均不相同。2009年8月26日确认上沙公司成立历史的股东会会议纪要载明，东莞方与广州公司是利用广州公司的运输行业资质及东莞方的资金、场地共同组建公司。华锐晨熙公司具有运输行业资质，而孙照明或其开办的明和公司拥有场地，故以明和公司及华锐晨熙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更能保障各方的权益。而事实上，东莞方股东虽然委托叶某与广州公司商讨共同筹建该项目，但从第一份合同《合作合同》的签订主体来看，涉及各方重大权益的合同是由明和公司与华锐晨熙公司签订的。招商公司参与合作公司的筹建过程，熟悉相关人员孙照明、蔡满求、何灿钦、叶某、华锐晨熙公司的情况及可能的出资情况，其在《合作合同》存在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抛开明和公司转而相信叶某有权代表东莞方股东，故叶某的代理','201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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