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3民终17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钦波，男，1971年4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临沭县南古镇周家庄**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鲁山，男，1991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临沭县临沭经济开发区高埠前后村*****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元森，男，198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临沭县华丰现代城*号*单元****室。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立磊，山东图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钦波因与被上诉人高鲁山、被上诉人杨元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2015）沭商初字第1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钦波、被上诉人高鲁山代理人吴立磊、被上诉人杨元森及其代理人吴立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钦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购沙款8000元及逾期利息”；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单方陈述前后矛盾，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1、认定两被上诉人系雇佣关系错误。高鲁山陈述“我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我从未在原告处购过沙，也未在原告处登记过购沙车数”，同时又主张诉讼时效及追加被告。但在庭审过程中却认可拉沙并登记拉沙及未付款的事实。而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被告杨元森到原告处购沙并雇佣被告高鲁山等人将沙运至商砼站”，此“雇佣关系”上诉人不认同。一审判决仅依据被上诉人相互之间矛盾并存有诸多疑点的单方陈述而认定两被上诉人系雇佣关系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买受人为杨元森，并非高鲁山错误。高鲁山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购沙并签名，表明高鲁山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3、一审判决认定“对本案主张的沙款，原告除所提供的由运沙司机记录的流水账外未提供其他证据相互印证”错误。高鲁山等均为买受人，拉沙并登记，至于拉向哪里及为谁拉沙与上诉人无关。4、一审判决认定证人与上诉人存利害关系，不予认定拉沙时间及沙价格错误；对被上诉人的自认不予认定更属错误。证人仅为上诉人临时雇佣，与被上诉人等亦为朋友，关键是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无异议，一审判决忽视此两点，对此不予认定错误。高鲁山自认拉沙时间为端午节后，拉完沙捉知了，据此拉沙时间应为7-8月份，非6月份（2013年6月12日为端午节，6月21日为夏至，夏至之后才能出知了，7-8月份收完麦子后才能逮知了，6月20日之前不会出知了），被上诉人杨元森确认拉沙时间为2013年6月20日之前，沙的价格为每车450元，却又自认先拉沙，后付款，根据记账进行结算，沙票也找不到了，也没有相关记账等。一审判决无视此自然规律，否认当事人自认错误。5、一审判决认定每车沙450元错误。2013年6月份，沙塘沙为每车450元，岸上的沙场及院子里的沙均为每车500元，因有转沙成本，每车450元仅为被上诉人杨元森自述。6、一审判决认定超诉讼时效错误。双方当事人至今未结算，庭审过程中才对购沙车数进行结算，该合同亦未对履行期限进行约定，被上诉人之前亦未明确表示拒绝付款，该买卖合同仍在履行过程中，上诉人不知亦不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上诉人主张请求权时开始计算。二、一审判决认定证据错误。1、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和记录的流水账不予认定错误，该证据被上诉人已认可，足以证实购沙人、购沙、沙款、未付款四事实；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定错误。被上诉人虽部分否认购沙时间、购沙地及购沙款，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单方陈述无证明力，从证明力上来说以上两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上诉人主张。2、一审判决认定两被上诉人系雇佣关系错误。除两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无任何证据证实。忽略了合同的相对性，与客观事实及生活常理不符，上诉人不认可。3、把互为利害关系的两被上诉人认定为一主体错误，把两事并为一事错误。人不同，事不同，购沙地亦不同。高鲁山单方陈述只为杨元森拉过一次沙，杨元森单方陈述只雇佣过高鲁山一次，均存在于2013年6月20日之前。此后的签名拉沙亦属实，明显属不同时间所发生的不同事实，一审判决忽略此客观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一审判决追加杨元森为被告程序不合法，法律关系及诉讼主体均不同。2、追加后将本案与其他案合并审理程序不合法，当事人均在场，陈述一致或复制，明显故意引导串供。3、审理一案后将该人的答辩、陈述、质证等庭审调查作为其他人、其他案的答辩、陈述、质证等庭审调查程序不合法，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亦属人为串供及偏袒。
综上，刘钦波主张由高鲁山偿还购沙款及逾期利息，提供由其在刘钦波处亲笔签名的购沙姓名、车数和车号的登记凭证、欠条及证人证言足以证实。高鲁山答辩主张未购沙，未签名，不欠钱，本案已超诉讼时效，杨元森与刘钦波存合同关系，提供证据刘钦波为“杨元森”出具的“收到条”意欲证实，同时追加“杨元森”为一审被告，后又认可签名、购沙属实，但对购沙地点、购沙日期有异议，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经追加的一审被告杨元森主张2013年6月20日之前与刘钦波存在合同关系，不欠钱，沙款已结清，本案已超诉讼时效，与拉沙人系雇佣关系，提供证据为收到条，日期为2013年6月20日，后又主张刘钦波欠其沙或款，其曾在2013年6月之前雇佣过高鲁山，后来没有雇佣过，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根据庭审，因自认以下为查明的事实：高鲁山在刘钦波处拉沙并登记和书写欠条；至今未付款；杨元森与刘钦波2013年6月20日之前曾存合同关系；沙塘欠款已结清。其余均未查明。上诉人认为：二被上诉人曾存在雇佣关系，但本案不存在。高鲁山在刘钦波处拉沙并亲笔登记了姓名、车数和车号，买卖合同因实际履行而成立并且生效。该合同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予支持。被上诉人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原告主张请求权时开始计算。二被上诉人出具的收到条日期在本案之前，亦未对与本案的关联性提供证据证实，抗辩主张不成立。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和债的相对性与特定性，高鲁山应依法承担偿还欠款的法定责任，杨元森自愿承担责任，亦不能免除高鲁山的偿还责任，虽与本案法律关系不同，因自愿可视为承诺或担保，应对本案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证据错误、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从而导致实体判决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购沙款8000元及逾期利息”；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高鲁山、杨元森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钦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高鲁山于2013年7-8月份在原告处赊欠购沙16车，每车500元，合计8000元，并于拉沙时在刘钦波处亲笔登记了购沙车数。后经多次催要至今未还，故诉至法院，请依法判令被告给付购沙款8000元及逾期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钦波经营沙塘，杨元森到刘钦波处购沙并雇佣高鲁山等人将沙运送至商砼站。刘钦波一审提交登记被告拉沙的记录本1个、便签单页2张（单面记录）、记录本单页2张（双面记录），载明高鲁山等人在刘钦波处拉沙的时间、数量及车号等信息，由高鲁山等人每拉一车沙登记一次信息，均由本人记录，其中高鲁山登记拉沙16车。上述记录本首页开头处载明“2013年8月19日，柱子拉沙500.00每车”，第九页结尾处载明“共计120车”，第十页开头处载明“2013.8.20”，第十六页结尾处载明“共计91车”、另起一行载明“柱子共计228车”。便签单页2张（单面记录），首页开头处载明“柱子用沙2013年8月22日拉沙”，第二页结尾处载明“共计17车”。记录本单页2张（双面记录），其中一页开头处载明“柱子用沙”、右上角载明“7.11”。刘钦波提供的证人王志林证实上述载明的内容中除“柱子”外均为其书写，证人王涛亦证实上述内容为王志林书写，二人均为原告刘钦波雇佣负责卖沙的工作人员。对于“柱子”系由谁书写，证人王志林、王涛均表示不知道，刘钦波否认为其书写，亦未指出由何人书写。原、被告及证人均确认“柱子”即为杨元森。高鲁山认可受杨元森雇佣在原告处签名拉沙16车，但否认原告提供证据上的拉沙时间，主张是在2013年6月份拉的沙。杨元森认可雇佣司机高鲁山等人到原告处拉沙，但否认原告提供证据上的拉沙时间和沙的价格，并主张在2013年6月20日前与原告存在购沙合同关系，当时约定每车沙450元，购沙款已于2013年6月20日结清，原告向其出具了收到20万元沙款的收到条。原告认可该收到条，但主张收到条中的沙款不是本案主张的沙款，而是杨元森购买的其他沙款，并主张与杨元森之间存在多笔购沙合同关系，凡是2013年6月20日之前的均已结清。对本案主张的沙款，刘钦波除所提供的由运沙司机记录的流水账外未提供其他证据相印证。另查明：刘钦波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未向杨元森就涉案沙款主张过权利，而向高鲁山等人主张过权利，高鲁山等人均否认，刘钦波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与刘钦波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杨元森，而非高鲁山。杨元森与高鲁山之间系雇佣关系，高鲁山在刘钦波处签名拉沙，应由其雇主杨元森承担付款责任。刘钦波主张的涉案购沙款，杨元森主张已结算支付完毕，并提供了原告于2013年6月20日出具的收到购沙款20万元的收到条。双方均认可2013年6月20日之前的购沙款已结算支付完毕。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发生在2013年6月20日之后及沙的价格为每车500元。原告提供的拉沙记录中载明的“2013年8月19日500.00每车”、“2013年8月20日”、“2013年8月22日”、“7.11”均为原告的工作人员书写，与原告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在被告不予认可、原告又不能提供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无法确认该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发生时间及沙的价格。因此，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沙款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另外，原告提供的拉沙记录中明确载明“柱子拉沙”、“柱子用沙”并进行了总量统计，被告高鲁山等拉沙人员的记录亦为流水登记而非单独登记，上述信息说明原告应明知与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柱子”而非其雇佣的拉沙人员。原告亦明知“柱子”即为被告杨元森。如确实存在拖欠涉案沙款的情形，原告理应向被告杨元森而非其雇佣的拉沙人员主张权利。原告明确表示从未向被告杨元森主张过权利，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向被告高鲁山等人主张过权利，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原告刘钦波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钦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刘钦波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杨元森在一审答辩状中自认其小名叫“柱子”。上诉人刘钦波二审中称高鲁山、陈常虎、高宾希、高仁文、王江、吴兴文“都是拉沙的，自己都有车，具体是从中赚取差价还是运费不清楚”，杨元森称上述人均为其雇佣司机，赚取运费，每车90元。刘钦波与杨元森双方均认可买卖沙子的交易惯例及过程为：以现金购买沙票，凭沙票拉沙，没有沙票不能拉沙。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刘钦波持有的记录本首页抬头处载明“2013年8月19日，柱子拉沙500.00每车”，第九页结尾处载明“共计120车”；第十页开头处载明“2013.8.20”，第十六页结尾处载明“共计91车”、另起一行载明“柱子共计228车”。便签单页2张（单面记录），首页开头处载明“柱子用沙2013年8月22日拉沙”，第二页结尾处载明“共计17车”。记录本单页2张（双面记录），其中一页开头处载明“柱子用沙”、右上角载明“7.11”。上述证据载明的正文内容为每拉一车沙，由司机签名并标明车号。上述证据载明的内容清楚的表明与上诉人刘钦波存在买卖关系的是杨元森（小名柱子），即杨元森是刘钦波货物的实际买主，高鲁山、高宾希、高仁文、陈常虎、王江、吴兴文均系受杨元森雇佣为其运输沙子的司机，并非沙子的实际买受人，故一审判决认定杨元森为沙子的买受人；高鲁山、高宾希、高仁文、陈常虎、王江、吴兴文均系受雇于杨元森并为其运输沙子的司机正确。刘钦波称高鲁山系货物的实际买主，与其持有的上述证据内容相矛盾，二审中亦未提交证实高鲁山系实际买主的其他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其要求高鲁山支付沙款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依据刘钦波与杨元森双方均认可的“以现金购买沙票，凭沙票拉沙，没有沙票不能拉沙”的交易惯例，可得知杨元森雇佣司机凭票拉沙，所凭沙票为之前购买，即司机所拉的沙的货款在购买沙票时既已支付。拉沙司机在刘钦波持有的记录本的签名仅系凭票拉沙后的收货记录，对刘钦波以此作为被上诉人的欠款依据并据此向拉货司机索要货款的诉讼请求，与当事人自认的交易惯例相悖，本院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高鲁山、陈常虎、高宾希、高仁文、王江、吴兴文同系杨元森的雇佣司机，均在刘钦波持有的同一份拉货单上签名，刘钦波依据同一份拉货单起诉上述当事人要求偿还沙款，即诉讼标的系同一种类，故一审法院据此合并审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刘钦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钦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骏
审判员 李言涛
审判员 张念国
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
书记员 孙 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