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孝感中民二终字第002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旱西关街26号旱西关街**#商住楼***户。
法定代表人宫志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邓宏、李家军，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建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星城镇戴公庙村*组（原七峰村）。
委托代理人肖卓民，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调查、收集证据，开庭应诉，参入和解、调解，代为签收法律文书。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汉川市城隍钢筋经营部。住所地：湖北省汉川市城隍镇。
该钢筋经营部经营者黄吉平。
原审第三人黄吉平。
被上诉人汉川市城隍钢筋经营部与原审第三人黄吉平的委托代理人黄吉生，湖北扶轮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提出申请保全、取证、答辩、庭外和解，代为提出变更、放弃、承认诉讼请求，代为出庭应诉、提起反诉、上诉，代为与对方进行调解、和解，代为签收所有诉讼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等。
上诉人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基公司）、长沙建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公司）与被上诉人汉川市城隍钢筋经营部（以下简称汉川经营部）、原审第三人黄吉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汉川经营部于2014年6月30日向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于2014年12月21日作出民事判决，国基公司不服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14）鄂汉川民初字第01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于2015年4月14日作出（2015）鄂孝感中民二终字第00050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汉川市人民法院重审。该院重审后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2015）鄂汉川民初字第00869号民事判决，国基公司、长沙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国基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家军，长沙公司委托代理人肖卓民，汉川经营部、原审第三人黄吉平的委托代理人黄吉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汉川经营部原审诉称，其与国基公司CBD工程项目第四施工队于2013年7月19日签订《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工程钢材供需合同》。《合同》约定，国基公司CBD工程项目部第四施工队在汉川经营部购买钢材。汉川经营部接到国基公司购买钢材的材料计划清单后七日内将冷拉R7-R9钢筋送货到甲方施工工地车板交货；其他类型钢材汉川经营部应在接到国基公司购买钢材材料计划清单后三日内送货到甲方施工工地车板交货。国基公司若对货物有异议应在取得检测机构出具报告单次日提出，逾期视同对货物认可。国基公司收货认可后应于2013年9月1日前将钢材货款全部付清。现汉川经营部已按合同约定将钢材全部交于国基公司，并经国基公司收货认可。合同还约定如果国基CBD项目部第四施工队逾期未支付货款，汉川经营部有权以所欠货款为基准按4%的月利率加收利息。国基公司收货认可后支付了一部分货款，但至今尚欠汉川经营部货款1400000元未支付。汉川经营部多次催讨未果，国基公司CBD工程项目部第四施工队的此种行为属于根本违约，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560000元。综上，汉川经营部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而国基公司CBD工程项目部第四施工队却拖欠汉川经营部货款，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属于严重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汉川经营部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国基公司支付货款1400000元；2、国基公司支付违约金560000元（截止至2014年7月1日）；3、由国基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汉川经营部于2015年6月16日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申请，请求判令：1、国基公司支付货款955545元；2、判令国基公司支付违约金382218元（截止至2014年7月1日）；3、国基公司从2014年7月2日起至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止以所欠货款为基数按每月4%支付违约金；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汉川经营部实际向CBD工程项目施工地供应钢材共计货款2355545元，有三张欠条为证（其中包含原一审请求支付货款1400000元）。
国基公司辩称：其与汉川经营部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不应支付汉川经营部货款。
长沙公司辩称：其与汉川经营部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汉川经营部承认与其买卖的是田中跃（原审误为“田中饫”）。合同公章不是我公司加盖的，即使加盖了公章也不是我公司承担的责任，是公司的见证行为。
原审查明，2013年7月19日，国基公司项目部第四施工队与汉川经营部签订了一份《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钢材供需合同》，合同约定：国基公司CBD工程项目部第四施工队在汉川经营部处购买钢材。汉川经营部接到国基公司购买钢材的材料计划清单后七日内将冷拉R7-R9钢筋送货到甲方施工工地车板交货；其他类型钢材汉川经营部应在接到国基公司购买钢材材料计划清单后三日内送货到甲方施工工地车板交货。国基公司若对货物有异议应在取得检测机构出具报告单次日提出，逾期视同对货物认可。合同还约定国基公司应于2013年9月1日前付清货款；如果逾期付款，以所欠货款4%的月利率加收利息等。合同签订后，汉川经营部按约定向该建设工地处送货。后经结算，经办人田中跃于2013年12月11日出具了欠钢材款计人民币220万元的欠条；经办人田军、向春龙于2014年1月16日出具了欠钢材款计人民币99590元的欠条；经办人雷传金于2014年1月16日出具了欠钢材计款人民币56000元的欠条。上述欠条均加盖了长沙公司公章，三项合计共欠钢材款235.559万元未予清偿。经汉川经营部多次催要，国基公司除支付部分货款外，其他款项未予清偿。经庭审核实，合同是在挂有国基公司项目部招牌的工地上的第四施工队的办公室签订，汉川经营部的交货地点是在挂有国基公司项目部招牌的工地上，整个工地上都没有显示长沙公司任何招牌。汉川经营部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国基公司现支付钢材款2355545元及违约金942218万元（截止2014年7月1日止）；［计算方式：2355545元×10个月（从2013年9月2日起至2014年7月1日）×4%=942218元］并从2014年7月2日起至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止以所欠货款为基数按每月4%支付违约金；由国基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另查明，国基公司于2013年2月18日与长沙公司签订了一份《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国基公司将自己承包施工的中国（华中）电动车CBD工程建设项目的工业厂房5.7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全部承包给长沙公司，工程暂定造价8850万元。合同还约定：长沙公司向国基公司缴纳工程总造价12%的管理费，挂靠费用1%由长沙公司承担，工程建设所需的一切材料均由长沙公司自行采购、自主定价，国基公司的职责是督促长沙公司全面履行业主合同，协助长沙公司协调与业主及相关部门的关系，工程款拨款只能进入国基公司账户，长沙公司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向业主方借支工程款，并对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双方授权代表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国基公司项目部与长沙公司的公章。同时庭审查明，国基公司与开发商湖北东森置业有限公司（业主）签订了CBD工程建设项目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庭审还查明，国基公司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的资质，长沙公司仅有建筑劳务资质，不具备承接建筑工程的资质。还查明：国基公司设立的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中）电动车CBD项目工程建设项目部为乙方和长沙公司田中跃（作业四队）为丙方与案外人湖北东森置业有限公司为甲方于2014年4月20日签订了一份《华中电动车CBD一期一标专业市场土建工程补充协议》。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中）电动车CBD项目工程建设项目部和案外人湖北东森置业有限公司各自在协议上加盖印章，田军作为长沙公司田中跃（作业四队）的代理人在协议上签字。国基公司为甲方和长沙公司夏龙望、田中跃（作业一队、作业四队）、张福林（作业二队）、徐海（作业三队）为丙方与案外人汉川华天商砼有限公司为乙方、案外人湖北东森置业有限公司为担保方于2014年4月3日签订一份《华中电动车CBD一期一标专业市场商品混凝土委托付款协议》。国基公司在协议上加盖了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中）电动车CBD项目工程建设项目部的印章，雷传金为作业一队的代理人在协议上签字，向祥丹为作业四队的代理人在协议上签字。还查明：长沙公司出具的欠条金额为2355590元，而汉川经营部仅主张了长沙公司欠款2355545元的债权。
原审法院认为，汉川经营部与田永庆代表国基公司CBD项目部和第四施工队签订的《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钢材供需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除双方约定违约金外合同的其他条款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虽然国基公司、长沙公司在法庭上不认可该合同，但在汉川经营部按约定将价值人民币235.559万元的钢材运送至CBD项目建设工地后，经施工一队、四队的经办人签收出具了欠条，长沙公司加盖了印章，长沙公司又没有其它的证据否认“欠条”作为结算的依据。长沙公司出具给汉川经营部的“欠条”的唯一“合同”依据是钢材供需合同。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二条“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据此，长沙公司出具欠条的行为不仅表明是对《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钢材供需合同》的履行行为，也是对田永庆与汉川经营部的签约行为的认可，亦是对合同的认可。国基公司、长沙公司以未授权田永庆签订合同并以此否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未予采信。汉川经营部依据合同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长沙公司的工作人员田中跃、田军、向春龙、雷传金收货并经结算后出具了欠条，长沙公司在欠条上加盖印章，对欠条进行确认。田中跃、田军、向春龙、雷传金均系长沙公司所属的施工队的工作人员，其行为是职务行为。三份“欠条”上所加盖的长沙公司的印章，因在该施工地的其他场合也使用了该枚印章，且国基公司也予以了认可，同时，长沙公司也没有其他的证据否认该印章的真实性。故长沙公司以欠条上加盖的印章与现备案使用的印章不一致为由认为欠条与自己无关联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未予采信。故长沙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汉川经营部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另，原审法院认为，国基公司与长沙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虽名为内部承包，但实质上表明是挂靠关系，国基公司为被挂靠人，长沙公司为挂靠人。长沙公司仅有建筑劳务资质，不具备承接建筑工程的资质，在CBD项目建设中以国基公司项目部的名义进行商事活动。田永庆代理长沙公司以国基公司项目部的名义与汉川经营部签订的《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钢材供需合同》时即便没有代理权，但合同是在挂有国基公司项目部招牌的工地上的第四施工队的办公室签订；汉川经营部的交货地点亦是在挂有国基公司项目部招牌的工地上；整个工地上都没有显示长沙公司任何招牌：汉川经营部有足够理由相信长沙公司所属施工队是以国基公司项目部的名义承建施工CBD项目工程并开展相关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汉川经营部作为善意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田永庆以国基公司CBD工程项目部与其签订钢材供需合同的行为系代表国基公司，田永庆的该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认定国基公司与汉川经营部之间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国基公司以“没有授权长沙公司田永庆签订合同，国基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为由主张其与汉川经营部没有合同关系，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亦不能成立。汉川经营部要求国基公司对长沙公司向汉川经营部支付货款及偿付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按月利息4%计算过高，根据法律有关规定，法院适当酌情调整违约金，按月利息2%计算。经原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一、长沙建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支付汉川钢筋经营部货款2355545元及违约金（从2013年9月2日起按月利息2%计算利息至判决书生效之日止）；二、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汉川钢筋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长沙建强劳务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诉理费30167元，保全费5000元，由长沙建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国基公司不服原判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国基公司与汉川经营部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错误。国基建设项目部第四施工队与汉川经营部于2013年7月19日签订的《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钢材供需合同》，该合同签字盖章的主体即为：田永庆和黄吉平。田永庆既非合同中约定的授权代表，也未经过国基公司的任何授权，国基公司更是未设立所谓的“国基建设项目部第四施工队”，其与黄吉平签订的《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钢材供需合同》仅为二人的个人行为，而不应认定为国基公司行为。2.法院认定汉川经营部履行了交货义务，国基公司应当支付货款错误。本案中，汉川经营部既未提供送货单作为主张的证据，也没有提供其交货钢材相应的材质证明书，法院认定汉川经营部完成其交付钢材的依据仅仅是其所提供田中跃、田军、向春龙、雷传金的欠条。该欠条均为个人手写，也未经国基公司的确认，其中加盖的长沙公司公章更表明该欠条与国基公司无法律上的任何关系。且该欠条上的签字主体未到庭作证，无法证实该欠条的真实性。汉川经营部诉称其按照《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钢材供需合同》提供了二期工程的钢材，然而国基公司并未承建CBD工业厂房的二期工程，汉川经营部所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国基公司并未设立所谓的施工一队、四队，未在建设工地上悬挂国基公司牌子，汉川经营部、黄吉平未提供任何照片、实物等证据进行证明，《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钢材供需合同》的合同主体也不能依据合同签订点来确认。3.原审法院认定国基公司与长沙公司的法律关系错误。国基公司与长沙公司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长沙公司并非国基公司的挂靠机构，而是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对外自行承担一切的独立法人。黄吉平并非善意第三人。本案中，长沙公司作为分包方，是自行承担起工作范围内的所有费用的，汉川经营部所提供的证据证明其明知这一事实。因此，无论长沙公司是否购买汉川经营部的钢材，国基公司均无需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将未经庭审质证的证人证言作为审判的依据，程序违法，严重侵害了国基公司的合法权益。2.原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以《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钢材供需合同》是在国基公司的工地上的第四施工队的办公室内签订，工地上没有长沙公司的任何招牌为由认为《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钢材供需合同》理应约束国基公司，于法无据。其一，本案中，国基公司既未与汉川经营部签订任何买卖合同，也未授权任何人签订该买卖合同，合同效力不能约束国基公司。其二、田永庆不能代表长沙公司，更不能代表国基公司。汉川经营部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田永庆的身份和相关授权书。田永庆没有授权，便是其个人的行为，其应当自行承担后果。汉川经营部与田永庆签订合同时，未核实田永庆的身份，也未要求其提供相关授权证明，甚至要求支付货款时，也仅要长沙公司加盖公章，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汉川经营部从未向国基公司主张任何合同义务或者要求确认任何合同实施。因此，汉川经营部主张田永庆构成国基公司的表见代理难以为证。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汉川经营部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上诉费以及因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汉川经营部承担。
汉川经营部对国基公司的上诉发表如下答辩意见：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国基公司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田永庆代表国基公司CBD工程项目部第四施工队与汉川经营部签订《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工程钢材供需合同》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代理行为。合同上虽然是田永庆个人签字，由于汉川经营部按约定将价值人民币235.559万元钢材运送至CBD项目建设工地，经施工一队、四队的经办人签收并出具了欠条，长沙公司在欠条上加盖了印章。长沙公司出具欠条的行为是对田永庆与汉川经营部签约行为的认可。2、田中跃、田军、向春龙、雷传金出具的欠条真实有效。首先，前述人员只有汉川经营部所交付的货物在符合合同约定时才收货并经结算后才出具欠条，汉川经营部无需举证。3、根据国基公司于2013年2月18日与长沙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内容承包合同》，国基公司将自己承包施工的中国（华中）电动车CBD工程建设项目的工业厂房5.7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全部承包给长沙公司，而不是分包；长沙公司向国基公司缴纳工程造价12%的管理费，挂靠费用1%由长沙公司承担。工程建设所需的一切材料均由长沙公司自行采购、自主定价，国基公司的职责是督促长沙公司全面履行主合同，长沙公司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向业主方借支工程款。进一步说明双方是挂靠法律关系。国基公司与长沙公司是以内部承包的方式的挂靠关系，即长沙公司为挂靠人，国基公司为被挂靠人。国基公司上诉将其说成是分包关系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认定长沙公司与国基公司的挂靠关系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完全正确，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国基公司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国基公司虽然不认可田永庆代理长沙公司以国基公司CBD项目部的名义与汉川经营部签订的《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钢材供需合同》的直接签字当事人，田永庆签订合同时即便没有代理权，但国基公司确实设立有CBD项目部、合同是在挂有国基公司项目部招牌的工地上的第四施工队的办公室签订、汉川经营部的交货地点亦是挂有国基公司项目部招牌的工地上、整个工地上都没有显示长沙公司任何招牌。故汉川经营部作为善意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田永庆以国基公司CBD工程项目部与汉川经营部签订钢材供需合同的行为系代表国基公司，田永庆的该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认定国基公司与汉川经营部之间的钢材买卖关系成立。国基公司以没有授权长沙公司田永庆签订合同为由主张其与汉川经营部没有合同关系，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至于汉川经营部从未直接向国基公司主张合同权利或者要确认任何合同事实，而仅向长沙公司主张合同权利真正证明汉川经营部相信田永庆“以国基公司CBD工程项目与汉川经营部签订钢材供需合同”的行为系代表国基公司，原审法院认定田永庆的该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符合事实和法律。综上所述，国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吉平对国基公司的上诉不发表答辩意见。
长沙公司对国基公司的上诉发表如下答辩意见，答辩意见同国基公司的上诉意见。
长沙公司不服原判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法院认定汉川经营部与国基公司签订《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钢材供需合同》就可以证明长沙公司与汉川经营部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明显错误的。本案中，汉川经营部除提供《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钢材供需合同》外，并没有提供送货单、收货单、发票等证据证明其实际向买货方交付了钢筋。汉川经营部如不能提供其他证据，则难以认定其与厂商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长沙公司与国基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明确约定长沙公司承包的是中国（华中）电动车CBD工程建设项目一期工业厂房，不可能就二期工业厂房与汉川经营部签订钢材供需合同。原审法院认定田永庆系受作业四队田中跃委托签订了该合同，既没有得到田永庆或田中跃的承认，长沙公司也没能提供相应的授权委托书，仅依据汉川经营部单方面的陈述就认定田永庆代表作业四队签订了钢材供需合同明显错误。2.原审法院认定长沙公司仍欠汉川经营部货款2355590元是错误的。首先，一审庭审过程中，汉川经营部陈述其在签订合同前、签订合同时、合同履行时、所有货款时一直是与田中跃进行交涉，其完全不知道长沙公司的存在。2.一审庭审中汉川经营部也承认田中跃向其支付过部分货款，在其起诉状中也提到过支付部分货款，但原审法院并未查明已付货款的具体金额；再次，出具欠条的雷传金、田军、向春龙均未参加本案诉讼不能核实欠条上的签名是否真实。另外，三份欠条上所盖我公司的印章系伪造，明显与我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公章不同。从欠条内容上看，雷传金出具的签名明确载明其仅为经办人并没有载明具体的欠款人，田中跃、向春龙出具的99590元的欠条上也没有载明欠款人。三张欠条上虽都有公司印章，但不能就以此认定长沙公司为欠款人，在欠条上盖章只是起到证明作用。因此，原审法院错误的认定了长沙公司仍欠汉川经营部货款2355590元。3.原审法院认定汉川经营部在挂有国基公司项目部招牌的工地上的第四施工队的办公室签订，除汉川经营部陈述外，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上述事实，属事实认定不清。4.原审法院认定田中跃、田军、向春龙、雷传金系长沙公司员工，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上述事实，并且原审判决前后矛盾，既将雷传金认定长沙公司员工，又将其认为国基公司员工。5.一审中对汉川经营部提供证据、国基公司提供证据三夏龙望的授权委托书，均未当庭提交原件。而原审法院仅凭复印件就采信了上述证据。因此，原审法院根据上述证据认定的事实，属事实认定不清。6.汉川经营部提交的证据五《华中电动车CBD一期一标专业市场商品混凝土委托付款协议》在（2014）鄂汉川民初字第02619号案件中没有被采信，该案以调解结案。因此，原审法院采信该证据违反证据规则的规定。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错误的认定长沙公司对田永庆无权代理的行为进行了追认。本案中，田永庆与汉川经营部签订的《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钢材供需合同》并不是以长沙公司名义签订的，长沙公司根本不是被无权代理人，更谈不上对该合同进行了追认。三、一审遗漏了必要当事人。田永庆与汉川经营部签订了《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钢材供需合同》，田中跃、田军、向春龙向汉川经营部出具了欠条。他们与汉川经营部于本案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并且本案很多事实，必须他们参加诉讼才能查明。汉川经营部陈述田中跃向其支付了货款，原审法院明知该事实，却没有追加田中跃参加诉讼。因此，一审明显遗漏了必要当事人。综上，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5）鄂汉川民初字第00869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长沙公司不需向汉川经营部支付货款及违约金；2、本案诉讼费由汉川经营部承担。
汉川经营部对长沙公司的上诉发表如下答辩意见，长沙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原审法院认定汉川经营部与长沙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长沙公司应履行合同义务是正确的。首先田永庆代表囯基公司CBD工程项目部第四施工队与汉川市经营部签订的《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工程钢材供需合同》，虽然是田永庆个人在合同上签字，因长沙公司给汉川经营部出具“欠条”的行为，是对田永庆签约行为的认可。2、原审法院认定长沙公司欠汉川经营部货款235559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首先，长沙公司以“该‘欠条’上的签字主体均未到庭作证”为由认为“欠条”上的签名的真实性“无法证实”，但有证据表明田中跃、田军、向春龙、雷传金就是长沙公司的工作人员。其次长沙公司以欠条上的印章与其现使用的印章不一致为由认为欠条上的印章系伪造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两枚印章虽不相同，但长沙公司没能举证证明欠条上的印章系伪造；再者，有证据表明长沙公司在其他地方也使用过欠条上的印章，表明长沙公司是认可该枚印章的；即便该枚印章系伪造，也只能说明长沙公司内部管理有问题，其责任应自负，不能将过错强加于他人。第三，长沙公司在欠条上加盖公章，不仅是对欠条载明欠款数额的确定，而且也是对田中跃、田军、向春龙、雷传金出具欠条行为的认可，况且欠条上并没有证明人的文字表述，“在欠条上盖章只是起到证明作用”之说只是长沙公司一面之词，毫无事实依据。因此，长沙公司认为“原审法院错误的认定了长沙公司仍欠汉川经营部货款2355590元”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3、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第一，关于施工一队、四队在施工工地挂有牌子长沙公司是认可的，且有证据表明施工一队、施工四队是真实存在的。第二，有大量的证据证明田中跃、田军、向春龙、雷传金是长沙公司的员工。原审法院采信《华中电动车CBD一期一标专业市场商品混凝土委托付款协议》这份证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该份证据是汉川市法院（2014）鄂汉川民初字第02619号民事调解书中作为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而被釆信，第二、原审法院没有遗漏当事人，田中跃等自然人并非是本案的诉讼必要当事人。田永庆代表囯基公司CBD工程项目部第四施工队与汉川经营部签订的《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工程钢材供需合同》、田中跃、田军、向春龙、雷传金出具欠条的行为，因田永庆、田中跃、田军、向春龙、雷传金均系长沙公司的工作人员，其签订合同、出具欠条的行为为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其个人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至于上述人员对于本案所渉事实确实有关联，那也只能是长沙公司的证人证明而已，而不是本案的必要诉讼当事人。长沙公司认为“一审明显遗漏了必要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长沙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上诉。原审法院认定长沙公司与汉川经营部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长沙公司应当承担向汉川经营部支付货款和偿付违约金的民事责任的判决，证据充分，判决于法有据，应依法维持。
黄吉平对长沙公司的上诉，不作答辩。
国基公司对长沙公司的上诉不予答辩。
国基公司、汉川经营部、黄吉平在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
长沙公司为支持其上诉，向本院提交“2015年12月21日汉川市公安局出具的《受案回执》”一份，拟证明该公司“公章被伪造”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立案受理，正在调查中。
国基公司认可长沙公司提交的证据效力。
汉川经营部对该证据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欠条上的印章，系长沙公司的员工出具的，是委托人出具的欠条，章子的真假与欠条的真假没有关系，公章的真实与否与欠条的真实性无关；2、印章只是与现在使用的印章不一致，欠条上面的印章，长沙公司在其他场合、在出具国基公司的委托书上也使用过，长沙公司是认可该印章的。
本院对长沙公司提交的证据评判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二审程序中‘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国基公司提交的证据属于一审判决作出后，新发生的事实，而不是“一审判决作出前未被发现、二审辩论终结前发现的”证据，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
本案焦点问题：1、汉川经营部是否和国基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田永庆是否有权代表国基公司；2、国基公司与长沙公司的关系；3、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是否遗漏当事人参加诉讼。
本院认为，一、汉川经营部与国基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田永庆的行为代表国基公司，田永庆以国基公司CBD工程项目部第四施工队的名义与长沙公司签订《CBD项目工业厂房二期工程钢材供需合同》合法有效。汉川经营部按照合同约定将价值人民币235.559万元的钢材运送至CBD项目建设工地后，经施工一队、四队的经办人签收并出具了欠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汉川经营部作为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田永庆以国基公司CBD工程项目部与汉川经营部签订钢材供需合同的行为系代表国基公司。故认定国基公司与汉川经营部的钢材买卖合同有效。
二、国基公司是案涉工程的承包人，长沙公司是以国基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的实际施工人。2013年2月18日国基公司与长沙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国基公司将自己承包施工的中国（华中）电动车CBD工程建设项目的工业厂房5.7万平方米全部承包给长沙公司，工程暂定造价8850万元。长沙公司向国基公司缴纳工程总造价12%的管理费，挂靠费用1%由长沙公司承担，工程建设所需的一切材料均由长沙公司自行采纳、自主定价，国基公司只负责督促长沙公司全面履行业主合同，协助长沙公司协调与业主及相关部门的关系，工程款拨款只能进入国基公司账户，长沙公司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向业主方借支工程款。加之长沙公司并非国基公司的内部机构或下属单位，二者之间不可能有“内部”关系，亦即不可能是内部承包。国基公司是案涉工程的承包人，长沙公司是以国基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的实际施工人，在CBD项目建设中以国基公司项目部名义进行建筑活动。
三、原审没有遗漏当事人。田中跃、田军、向春龙、雷传金系长沙公司工作人员，其行为是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其个人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明显遗漏必要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法应予维持。国基公司、长沙公司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汉川经营部的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167元，由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建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各负担15083.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铮
审判员 汪书力
审判员 胡 红
二〇一六年二月四日
书记员 张 依
附：适用法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