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84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阮国忠，男，1976年5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小竹，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宋维强，男，197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北京中彬律师事务所律师，住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磊，河北霍振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阮国忠因与被上诉人宋维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9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阮国忠上诉请求：1.撤销（2018）京0108民初970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阮国忠的反诉请求；2.驳回宋维强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宋维强由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宋维强仅能提供照片、未能提供《承诺书》的原件，证据形式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的规定，不具有证明效力。宋维强起诉状中称阮国忠以律师事务所盖章为由将《承诺书》原件拿走，又称阮国忠因律师事务所不便盖章故以个人名义出具《承诺书》，其陈述自相矛盾。一审法院仅依据《承诺书》的照片即认定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并判决阮国忠向宋维强支付47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二、阮国忠向宋维强出具《借条》的时间是2014年7月29日，向宋维强付款时间是2017年7月29日付5万元、2014年7月30日付13万元，与《借条》时间吻合，表明《借条》是双方结算后对欠款数额的确认。阮国忠在付款后，账户余额4万余元，不会拒绝还钱、放任计算利息。阮国忠之所以出具《借条》，是基于宋维强称通过个人关系与最高人民法院沟通，协调执行回转和国家赔偿事宜。一审法院对《借条》的关联性未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阮国忠未否认《承诺书》，只是对《承诺书》是否出具记不清楚，即便出具过，因双方重新达成了口头协议，该《承诺书》已作废，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四、宋维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重庆润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润祥公司）执行申诉一案的具体工作内容，其提交的案卷材料，均是阮国忠通过邮箱发给宋维强的，该案的工作也都是由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完成，阮国忠未按照《承诺书》的约定履行义务。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前期收取重庆润祥公司交通费5万元，在撤销裁定下达后一个月收取30万元，宋维强仅从事案件分析、文件整理工作劳务费用不可能收取高达80万元的报酬。是宋维强声称与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系、可帮助疏通，阮国忠才向其支付活动费用，《承诺书》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属无效。五、律师法第四十条明确禁止律师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一审判决将违法利益合法化，与法律规定相悖，助长了宋维强的违法行为。
宋维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一、一审法院采信宋维强提供的《承诺书》，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宋维强希望由两个律师事务所签订书面合同，一直要求阮国忠在《承诺书》上加盖其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公章，阮国忠因此拿走《承诺书》，但一直未归还，宋维强只能提供当时《承诺书》的照片，该照片与原件具有同等证明效力。阮国忠在反诉状中认可曾经出具过《承诺书》，后在庭审中又说记不清楚，其陈述前后矛盾。二、宋维强与阮国忠未订立过任何口头协议。阮国忠作为法律执业工作者，应当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口头协议。2016年7月10日阮国忠向宋维强邮箱发送文件，该时间正是宋维强向阮国忠主张尾款的时间，其行为别有用心。三、宋维强根据《承诺书》的约定完成了案件分析、材料整理工作，查阅了大量资料和案例，从事的是直接决定案件成败的核心工作，阮国忠应当支付相关的报酬。四、阮国忠上诉所述内容不属实，宋维强保留对其控告的权利。
宋维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阮国忠支付拖欠的委托事务报酬47万元。
阮国忠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确认阮国忠与宋维强于2014年7月29日达成的口头协议无效；2.宋维强向阮国忠返还已支付的28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诉讼中，宋维强向该院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4年1月2日的《承诺书》的照片打印件，内容如下：“现就重庆润祥实业有限公司执行申诉一案，部分委托北京腾波律师事务所宋维强律师从事案件分析、材料整理工作。付费方式：撤销（2013）黔高执复字第12号执行裁定书的裁定下达之日支付二十万元，一个月之内再支付五十五万元。承诺人：阮国忠。2014.1.2。”宋维强称因《承诺书》只有一份，宋维强要求与阮国忠签订正式协议，阮国忠称需要拿《承诺书》原件去找所里协商盖章，之后阮国忠未返还原件，因为当时很信任阮国忠，拿走《承诺书》的时候也没有让阮国忠写收条。阮国忠对于该《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不认可其曾向宋维强出具过承诺书。但在阮国忠向该院提交的书面反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载明：“阮国忠在代理重庆润祥公司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案中。宋维强向阮国忠谎称认识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可以帮助疏通关系，但得给其一定的活动费用。在宋维强一再承诺能把事办妥的情况下，2014年，根据宋维强的要求，阮国忠向宋维强写了份承诺书，并前后一共向宋维强支付了28万元。2014年7月29日，宋维强与阮国忠就上述活动费用协商达成一致，阮国忠尚欠宋维强2万元未结清。后来，阮国忠了解到，宋维强根本没有履行所谓的疏通关系，从开始一直就是在欺骗阮国忠。了解情况后，阮国忠便不再向宋维强支付费用，并要求宋维强返还已支付的费用，宋维强拒不返还。”
2014年1月5日，阮国忠通过中国光大银行向宋维强转账10万元。后，阮国忠分别于2014年7月29日、7月30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宋维强转账5万元、13万元。
2014年6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4）执监字第9号裁定书，裁定撤销了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黔高执复字第12号执行裁定。
2017年1月6日，就前述阮国忠支付给宋维强的28万元，阮国忠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该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宋维强偿还借款28万元并支付利息，后阮国忠撤回了起诉。本案诉讼中，阮国忠称其与宋维强于2014年7月29日达成口头协议，就阮国忠委托宋维强就重庆润祥公司执行申诉一案处理疏通关系事宜，向宋维强支付30万元，并在支付了28万元款项后给宋维强出具了一个2万元的《借条》。《借条》内容如下：“今借到宋维强贰万元整，月息壹分。阮国忠，2014.7.29。”宋维强对该《借条》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阮国忠对于其主张双方的口头协议未向该院提交其他任何证据予以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宋维强在本案中提交的《承诺书》照片打印件，阮国忠的反诉状事实理由部分称其在2014年根据宋维强的要求给宋维强写了份承诺书，阮国忠向宋维强支付28万元款项的行为，诉讼中阮国忠未向该院提交其他《承诺书》或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等事实，且阮国忠陈述前后相互矛盾的情况下，该院对该份《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另，根据《承诺书》的文义内容及阮国忠已支付款项的对象，该院认定阮国忠向宋维强出具了涉案的《承诺书》，涉案争议委托关系存在于阮国忠与宋维强之间。该《承诺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根据《承诺书》，阮国忠应当自撤销（2013）黔高执复字第12号执行裁定书的裁定下达之日支付20万元，一个月之内再支付55万元。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2日作出的（2014）执监字第9号裁定书，裁定撤销了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黔高执复字第12号执行裁定，故《承诺书》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现阮国忠仅支付了28万元，未按期足额支付剩余47万元，构成违约。现宋维强要求阮国忠支付剩余款项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阮国忠对于其抗辩主张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关于阮国忠的反诉请求，该院认为，阮国忠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宋维强之间存在其所主张的口头协议，且其反诉状内容与其诉讼中的陈述前后矛盾，故对其反诉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该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断，该院不予一一评述。
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1.阮国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宋维强47万元；2.驳回阮国忠的全部反诉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阮国忠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2014年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第0007号案件的卷宗两份，证明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案卷材料实际上是阮国忠整理好后发给宋维强，宋维强没有从事任何的案卷分析和整理工作；因案卷二是阮国忠自行整理完成，故宋维强手中没有这份卷宗资料。宋维强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卷宗中的主要材料在一审期间已经提交过，卷宗没有律师事务所的盖章，是阮国忠个人整理的材料，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宋维强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民事起诉状和交费单据，证明2018年10月19日宋维强已经就2万元借款另行起诉，该2万元的争议与本案无关。阮国忠认可证据真实性，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阮国忠提供的卷宗系其单方整理形成，能够证明其履行了相应的律师职责，但仅依据该卷宗无法证明宋维强没有从事案卷分析和整理工作的事实，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双方对宋维强提交民事起诉状和交费单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补充认定如下事实：阮国忠陈述，与宋维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委托内容是让宋维强帮助疏通最高人民法院的关系，撤销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作出的（2013）黔高执复字第12号执行裁定，并完成执行回转。阮国忠认可向宋维强书写了承诺书，但称对承诺书的具体内容记不清楚了，并主张双方后来达成了一致意见，其仅需向宋维强支付30万元，因阮国忠已经支付宋维强28万元，故出具了一张2万元的借条，宋维强将承诺书的原件撕毁。宋维强对阮国忠的上述陈述均不予认可。
另，一审期间，宋维强提供与阮国忠手机短信截图，证明其于2015年7月、2017年1月向阮国忠索要欠款的事实。阮国忠对短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主张宋维强催要的是剩余未付的2万元款项。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阮国忠对于与宋维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实不持异议，本案争议焦点是阮国忠是否应按照《承诺书》的约定向宋维强支付剩余款项。阮国忠上诉主张，宋维强未能提供《承诺书》的原件，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制品等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阮国忠认可与宋维强就撤销（2013）黔高执复字第12号执行裁定一事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其应向宋维强支付相应款项，亦认可其向宋维强出具过承诺书，宋维强提供的《承诺书》与阮国忠的上述陈述能够相互对应，具有一定的可信性。阮国忠虽不认可《承诺书》的形式真实性，但经一、二审法院反复询问，阮国忠均称对于其书写承诺书的内容已记不清楚，并未明确否认宋维强提供《承诺书》所载内容的真实性。此外，阮国忠实际向宋维强支付了28万元款项，可进一步佐证《承诺书》内容的真实性。综合上述情形，一审法院对《承诺书》真实性予以确认，符合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承诺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本院对阮国忠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信。
阮国忠上诉主张宋维强未履行《承诺书》约定的义务，无权要求阮国忠支付报酬。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承诺书》仅约定宋维强从事案件分析、材料整理工作，并未就具体委托事项进行明确，宋维强在本案审理期间，对于工作内容已经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应认定宋维强从事了《承诺书》约定的委托事务；其次，阮国忠于2014年1月5日向宋维强付款10万元，此后又于《承诺书》约定的（2013）黔高执复字第12号执行裁定书被撤销后的付款期限内，向宋维强付款18万元，表明阮国忠认可宋维强的工作成果并实际支付了相关款项；再次，阮国忠自述曾与宋维强达成口头协议，向宋维强支付30万元款项，亦表明认可宋维强履行了相关委托事项。综上，在宋维强已经履行了相关义务的情况下，阮国忠应当按《承诺书》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本院对阮国忠的该项上诉意见亦不予采信。
阮国忠上诉主张，与宋维强达成了新的口头协议，其仅需支付30万元，并认为口头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了律师法的规定，应属无效，并据此要求宋维强返还28万元。对此本院认为，阮国忠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与宋维强之间达成了除《承诺书》之外的其他口头协议，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委托宋维强向最高人民法院疏通关系的事实，宋维强对其陈述均不予认可，阮国忠上诉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阮国忠上诉主张宋维强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结合宋维强与阮国忠往来短信内容，以及庭审期间双方发表的意见，阮国忠认可宋维强向其催要过款项，但主张催要的是2万元。如前所述，本院已确认阮国忠与宋维强之间关于《承诺书》所涉委托合同关系，在阮国忠未履行付款义务的情况下，宋维强仅主张2万元《借条》项下款项、不主张47万元报酬款项，与常理不符，故催要应包括《承诺书》项下款项。故阮国忠主张宋维强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阮国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100元，由阮国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甄洁莹
审 判 员 刘海云
审 判 员 徐 硕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张 岩
书 记 员 郭 岩
书 记 员 曹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