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82民初1531号
原告：华维，男，1982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青，四川天府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彭州市东丽行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工业开发区清白江东路38号。
法定代表人：赵敬建，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鹰，四川道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怡，四川道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赵敬建，男，1979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娟，四川道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华维与被告彭州市东丽行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丽行公司）、第三人赵敬建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青，被告彭州市东丽行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鹰、牟怡，第三人赵敬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华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解散被告公司即彭州市东丽行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事实与理由：原告与第三人2015年4月16日协商，由原告出资与第三人共同成为被告股东。同日被告组织章程在彭州市工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人民币，第三人认缴出资额120万元，出资比例60%,出资时间2011年11月24日，2015年4月1日；原告认缴出资额80万元，出资比例40%,出资时间2015年4月1日。从原告成为被告股东之日起，第三人作为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拒不让原告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也不让原告知晓被告的一切日常经营，人事管理，对内对外合同签订履行，债权债务等。从2015年4月起至今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经营管理出现僵局。2017年7月至9月1日被告停工一个半月无法生产，2018年1月1日至3月1日被告因内部股权纠纷又停工两个月。从原告成为被告股东之日起从未在公司分配有红利，公司隐瞒客观事实将第三人的亲戚招聘到企业从事管理。掌握企业生产，财务等重大事项。2017年被告违反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不与员下签订书而劳动合同，被告员工因工受伤等在仲裁部门，人民法院多次仲裁、诉讼。现被告经营管理出现僵局，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特诉至人民法院。
被告东丽行公司辩称，一、原告系被告公司股东，但是按照公司章程的明确规定，原告仅享有与其股东身份相适应的表决权与分红权等相关权利，并不实际参与公司任何的经营管理，而是由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赵敬建负责全面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其职权包括但不限于：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股东会决议，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股东会授予的其他职权等）。因此，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的经营管理应当由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赵敬建负责，原告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与资格。二、即便如此，公司不仅并未阻碍原告行使其正当的股东权利，还积极主动与原告合作、与原告随时沟通公司的生产与经营状况，原告完全清楚并实际参与公司的生产与经营管理。事实上，在引进原告作为公司的股东之初，被告与股东赵敬建是希望原告的销售能力能够为公司的生产与发展开辟一条新道路。因此，在公司的经营中，虽然原告的身份仅仅是股东，但是公司与原告之间是合作关系，公司将生产的所有产品低价销售给原告，由原告单独成立的成都绿华包装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再行对外销售。鉴于该合作关系，被告与赵敬建在日常的生产与经营中时刻与华维保持高度、紧密的联系，凡事都与原告商量，原告完全清楚公司的全部生产与经营状况，实际参与公司的运营管理与决策。三、被告公司根本不存在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情形，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无任何严重困难，更未存在陷入公司僵局的情形。首先，公司仅有两名股东，鉴于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合作模式、时刻高度、紧密的联系及原告随时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公司经营与管理具有人合性与灵活性，在没有重大变更事项的前提下，并没有任何需要召开股东会的实际需要，并且公司未召开股东会不等于无法召开股东会，事实上，公司内部除了设股东会，还设执行董事、监事行使管理与监督的职责，各权力机构均正常运行并履行职责。其次，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分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股东会每半年定期召开，由执行董事召集主持，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如果真的是应该召开股东会而没有召开，执行董事不召集，监事可以召集，监事不召集，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也可以召集，也就是原告也同样有权可以召集股东会，发挥股东会应有的管理机制，但原告并未召集任何股东会，也未就公司解散与否与公司协商并寻求任何其他解决途径。故股东会并非无法召开，而是没有召开的实际需要。再次，公司无论是管理机制还是业务经营均正常推进，并未出现任何困难，公司不仅正常存续，并且一直在持续投入扩大生产，并未出现任何需要解散公司的法定事由。公司设置执行董事、监事行使管理与监督的职责，各权力机构均正常履职。并且，公司多年经营，生产的塑料产品在成都以及西南地区行业内口碑甚好，影响巨大。公司不仅正常经营还一直致力于扩大生产，寻求更大的发展。综上，被告公司并未出现任何法定的需要解散公司的事由之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赵敬建述称，其意见与被告辩称意见相一致。同时第三人全面负责被告管理运营工作，公司章程约定，原告非被告公司高管，仅享有与其股东身份相应的分红等相关权益，不参与公司任何的经营管理。原告加入被告公司后，公司与原告积极合作，公司将生产的产品低价销售与原告，由原告单独成立的成都绿华包装服务有限公司对外进行销售，鉴于合作关系，原告与第三人在日常交易中保持紧密联系，凡事均互相商议，实际参与公司的运营与决策，公司不存在无法召开股东会的情形。原告起诉的原因，是原告购买被告产品过程中，一直以极低价格买入，但随着人力、物价上涨，原告支付的价格已不足以支付被告生产成本，被告获利甚微，被告决定提高价格，原告与被告未达成一直意见，产生矛盾。原告除了合作初期向被告投入30万元以外，再没有投入其他资金，被告后续生产扩张，都是第三人单独投入，原告低价拿货高价卖出，通过被告获利较多，只是被告所有盈利均用于公司扩大生产，公司暂时没有分红，如今公司规模也在扩大。
经审理查明，东丽行公司成立于2011年12月1日，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000元。2015年4月16日，原告与第三人协商，由原告出资与第三人共同成为被告股东，并在彭州市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手续。被告章程载明：股东为赵敬建、华维，其中赵敬建认缴出资1200000元、华维认缴出资8000000元，该二人出资比例分别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60%、40%，公司不设董事会只设董事一名，赵敬建担任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肖继旭担任被告公司监事；股东会分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股东会每半年定期召开，由执行董事召集主持，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被告经营范围包括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生产、加工销售等业务等内容。另查明，被告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了民事诉讼纠纷及因环保问题被相关部门处理的情况；被告目前尚在经营中；原告成都绿华包装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华公司”）的股东，并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该公司主营产品为塑料包装制品，被告将生产的所有产品销售给绿华公司，由绿华公司再另行对外销售，双方系长期合作的关系。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原告身份信息、及被告工商登记信息（工商局打印）、第三人身份信息、被告章程、股东决议、资产负债表、民事裁定书、行政处罚详情、微信聊天记录，被告提交的被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公司章程、成都绿华包装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绿华公司对外销售塑料饭盒产品的送货单据、成都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咨询合同、环保工程设计施工合同、关于彭州市东丽行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服装专用胶盒领塑胶片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查批复（彭环审【2017】141号）、彭州市公安消防大队消防监督检查记录（2017）第2271号、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510182-2017-868-L）、彭州市“小散乱污”工业企业联合验收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申请、被告支付环评费用的相关依据、四川鼎恒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书、职业病危害评价技术服务合同、一次性餐盒检验报告（BZ-201500723、GBZ-W201601058）、一次性塑料餐盒检验报告（GBZ-201501362）、PP餐盒检验检测报告（ABZA118Z00124）、一次性餐饮具（pp托盘）（ABZB1W170331007）、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复查抽样单、厂房租赁合同、租金支付票据、购销合同（20160606）、购销合同（BM20160317）、设备订购合同（KLX-2016-03-01）、加工承揽合同（JBD-150325-L-YHH）、被告2017年11月、12月员工工资表、员工工资条、2018年1月份工资表、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2018)川0182民初1531号、工厂正常生产的照片、彭州市东丽行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出资情况表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佐证。上列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因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请求判令解散被告东丽行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规定，原告具有提起解被告的主体资格，但解散公司主要审查被告是否符合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的规定，即司法解散公司要以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出现公司僵局为前提。“公司僵局”主要是指在公司存续期间，由于股东、董事之间的矛盾冲突激烈，使得股东会、董事会等权力和决策机关陷入权力对峙、无法表决，进而导致公司内部事务处于瘫痪状态，公司无法进行正常经营活动情形。本案中，被告股东只有原告和第三人，被告章程已作出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只设董事一名对股东负责，执行董事有权拟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拟定公司财务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并有权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等；被告仅有两名股东，被告与华维之间长期有业务关系，双方经常也通过日常交易互通情况，且从双方的合作模式来讲，被告的经营与管理具有一定的人合性与灵活性，原告与被告有长期业务关系，与第三人也经常在日常交易中保持紧密联系，原告对被告情况有一定了解；被告在经营过程涉及诉讼纠纷、因环保问题被处理、被告存在停工等，均属于被告经营中产生的问题，与公司陷入僵局无直接关系；事实上，被告内部除了设股东会，还设执行董事、监事行使管理与监督的职责，各权力机构均正常运行并履行职责。因此，被告虽于2015年4月起未召开股东会，但不能说明是无法召开股东会，且但被告也不会因股东之间的矛盾冲突陷入决策僵局，从而导致被告无法进行正常的经营活动。
其次，《公司法》立法本意是希望通过公司自治等方式解决股东之间的僵局状态，公司解散并非解决股东之间矛盾分歧的唯一途径，“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是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必备要件。股东只有在穷尽一切可能的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公司僵局时，才能通过司法程序要求强制解散公司。虽然被告现两股东在经营理念，运作思路及股东利益等方面存在一定矛盾和冲突，股东会议亦未定期召开，但原告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如请求召开临时股东会提出议案、要求被告以合理价格购买其股权等。针对原告的知情权、红利分配权等，原告可通过相应的救济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权益受到侵害与被告应否解散并无必然联系。
综上，原告作为被告享有40%股权的股东，虽具有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主体资格，但其所举证据均不足以证明被告符合公司解散的法定条件，故原告请求判令解散东丽行公司，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华维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华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海萍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魏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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