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32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康妆化妆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钟少波，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包邦禹，住浙江省苍南县。
委托代理人：徐克帆，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晓霞，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康妆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包邦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钟民初字第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包邦禹于2015年1月5日、1月6日、1月8日、1月16日、1月17日、1月19日、1月21日、1月24日、1月26日、2月4日、3月30日、3月31日、4月3日、4月7日、4月8日分别出具送货单一张，上述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均为大康，2015年1月5日金额为14316元的送货单上无收货单位或经手人签名，2015年3月30日金额为9600元、2015年4月8日金额为6422元的送货单上有“冯某”的签名，其余总金额为132233元的送货单上有“田某”的签名。2015年5月25日，包邦禹通过EMS快递向康妆公司发送律师函（该EMS快递单载明的收件人为钟少波，电话号码为137××××2812），要求康妆公司清偿拖欠的货款162571元。
原审另查，康妆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钟少波。
原审诉讼中，为证实双方存在业务往来以及田某是康妆公司的公司员工，包邦禹提交了2014年7月至12月的送货单、对账单、银行交易流水、手机短信予以证实。送货单上有“田某”、“袁某”、“白某”等人的签名；2014年7月至10月的送货单、2014年11月至12月的送货单载明的交易金额分别为88596元、225192元，同时，送货单与所对应的对账单在交易时间、产品名称及数量一致；2014年7月至10月的对账单、2014年11月至12月的对账单载明的交易金额分别为85044元、220572元；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康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少波于2015年1月10日、2月9日分别向包邦禹转帐85044元、220572元；短信显示，包邦禹要求137××××2812的手机机主结账，但该机主告知包邦禹需田某确认才能结账。康妆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认为包邦禹、康妆公司之间无交易往来，对账单系包邦禹单方制作，银行交易明细与本案无关，137××××2812手机的机主并非康妆公司钟少波。
2015年6月23日，包邦禹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康妆公司支付包邦禹货款162571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6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诉讼费由康妆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包邦禹提交2014年7月至12月的送货单、对账单在交易时间、产品名称及数量上一致，结合康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少波其后付款的事实和付款的时间，且所付款项与送货单、对账单上的金额相吻合，上述证据形成证据链，与包邦禹陈述相符，可以推定双方于涉案合同前存在交易往来及田某系康妆公司员工的事实。及后，包邦禹再次给康妆公司供货且由田某签收，足以证实双方于2015年1月至4月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货款亦应由康妆公司予以支付。康妆公司认为包邦禹、康妆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康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少波给包邦禹汇款与康妆公司没有关系，但康妆公司对其公司法定代表人钟少波汇款的事实及原因未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交反证推翻包邦禹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对康妆公司的抗辩不予采信。至于交易的金额，原审法院对由田某签名总金额为132233元的送货单据予以确认。对无签名或由冯某签名的送货单据，因包邦禹未举证证实该单据所对应的货物系由康妆公司所签收，故原审法院对该送货单不予采信。综上，包邦禹向康妆公司供应了货物，康妆公司应支付货款132233元。至于利息，包邦禹主张自起诉之日即2015年6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未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康妆公司支付包邦禹货款132233元及利息（利息以132233元为本金，自2015年6月23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包邦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551元，由包邦禹负担662元，康妆公司负担2889元（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
判后，上诉人康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完全是在靠推断进行判案。首先，包邦禹在原审起诉书所指向的是2015年1月5日至2015年4月8日间的货款，同时提交了包邦禹自行填写的送货单作为证据，上面没有任何康妆公司的签章和物流发货凭证，签收人也非康妆公司的员工。在没有其它的任何证据能佐证包邦禹诉求的情况下，其找到两张康妆公司法定代表人钟少波的转账凭证，同时又提供了几张自制没有任何康妆公司签章和物流发货信息、且与本案完全无交集仅与转账凭证上的金额一致的2014年7月至12月“送货单”。然而原审法院就是凭借钟少波的转账凭证与包邦禹自制送货单金额相符这一情况，直接推定康妆公司与包邦禹存在交易往来，包邦禹自制单据上的收货人田某即康妆公司的员工；康妆公司认为原审法院如此推断判案，不但有失法律基本的公平、正义，同时是存在极大的法律风险，在原审时康妆公司就陈述过，“送货单”系包邦禹单方制作，该单据其能做1张就能做100张，若依原审法院的判决，今后只要包邦禹做出“田某”字样的签收单据，康妆公司都要无条件付款。其次，原审法院以“被告对其公司法定代表人钟少波汇款的事实及原因未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交反证推翻原告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推定康妆公司主张与包邦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康妆公司在原审中已明确解释了钟少波虽是康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他与包邦禹是认识的存在私人交往，钟少波向包邦禹的转账可能是民间借贷也可能是私人资金往来，但与康妆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应当由包邦禹举证钟少波转账款项是为康妆公司支付货款或授权交易，而不是将举证责任强加给康妆公司，原审法院如此滥用举证规则，反而体现了其在原审判决书中的一系列推断观点是没有任何实质证据可以支撑的。事实上原审法院仅依据涉案纠纷之前与康妆公司无任何关联的转账凭证，就推判全案的做法，无论在民间借贷纠纷或是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除了上述一系列推定判案外，还存在不区分法人行为与法定代表人行为的情况，康妆公司属于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行为通常要求行为人以法人名义实施；非法人行为通常是由法定代表人以自己个人名义实施。本案既无任何书面证据证实康妆公司与包邦禹存在合同关系，也无康妆公司授意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货物买卖或者包邦禹有将涉案货物送到康妆公司住所地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仅凭公司法定代表人钟少波与本案涉诉纠纷无任何关系的转账凭证就将钟少波与康妆公司划上绝对等号，进而推定康妆公司应当对包邦禹自制的所有“田某”字样的送货单承担法律责任，完全背离了事实真相，与情不符、与法不合。综上，康妆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包邦禹原审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包邦禹承担。
被上诉人包邦禹答辩称：不同意康妆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1.从包邦禹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看，在康妆公司与包邦禹的货款支付中，明确要求包邦禹与康妆公司的员工沟通并结算货款，故可证明田某是康妆公司的员工。2.康妆公司的法人代表与包邦禹有资金来往，是货款的支付，而非康妆公司所称的私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从该金额来看，有几元钱的金额，不符合借贷常理，明显是支付货款。3.包邦禹将货物送到康妆公司的经营场所所在地或仓库，由康妆公司的员工进行签收，足以证明康妆公司收到包邦禹的货物。根据法律规定，康妆公司的法人代表代表康妆公司进行行为并不需公司的授权，故康妆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可以代表康妆公司进行法律行为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关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康妆公司认为：钟少波同时担任广州大康化妆品有限公司和康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包邦禹提交的有田某签名的单据是真实的，但田某是代表广州大康化妆品有限公司。对此，包邦禹认为，包邦禹送货的对象是康妆公司，没有核实是否存在广州大康化妆品有限公司。双方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1.“广州市白云区大康化妆品商行”为个人独资企业，成立于2012年9月3日，于2015年10月12日核准注销，投资人为钟少波；“广州大康化妆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20日，法定代表人为钟少波；“广州市康妆化妆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9月11日，法定代表人为钟少波。2.二审庭询过程中，康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少波确认其平时所使用的电话号码为137××××2812，田某为康妆公司员工，原审判决确认的由田某签名确认的货物是由包邦禹送到康妆公司处由田某签收的。另一方面，二审庭询时，钟少波先是称本案与包邦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是“广州大康化妆品有限公司”，后又称应该是“广州市白云区大康化妆品商行”，“广州市白云区大康化妆品商行”是康妆公司的一个客户，故有些“广州市白云区大康化妆品商行”的货物也会送到康妆公司处接收。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上诉争议的焦点在于康妆公司与包邦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上述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案涉争议的货物由包邦禹一方送到康妆公司所在地由康妆公司的员工田某签收，故如康妆公司认为该签收货物的行为是代表“广州市白云区大康化妆品商行”，则需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其次，康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少波于2015年1月10日、2月9日分别向包邦禹转账支付85044元、220572元，康妆公司称该款实际是钟少波与包邦禹之间的借款关系或其他资金往来，但康妆公司并未对此举证证实。另一方面，康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少波使用的号码为137××××2812的手机向包邦禹回复的短信中称需田某确认才能结账，而田某为康妆公司员工，如案涉交易并非在康妆公司与包邦禹之间进行，则显然与上述短信的回复内容相悖。最后，康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原审诉讼中，否认137××××2812的手机号码为康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少波所使用。康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钟少波在二审庭询中，先是认为本案的合同交易主体为“广州大康化妆品有限公司”，后又称是“广州市白云区大康化妆品商行”。上述诉讼行为缺乏诚信，故康妆公司的辩解可信度较低。综上，仅凭案涉争议的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记载为“大康”的事实，不能否定康妆公司为案涉交易的合同相对方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案涉交易的主体为康妆公司与包邦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康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45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康妆化妆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国平平
审判员 张纯金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陶智斌
介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