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浙金商终字第10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甲。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乙。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孟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有限
公司，住所地义乌市××州××号。
法定代表人：王丙。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汪某。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某。
上诉人王甲、王乙为与被上诉人浙江省××对外经济贸
易有限公司进出口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
人民法院（2010）金义商初字第3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
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从2002年至2008年，原告发到刚果
黑角以原告侄子王某为收货人的货物均委托被告进行外贸出口
代理。2006年初，两原告又与侄子王丁成搪瓷盆、包、头饰、
鞋等一批价值52581.70美元的日用品买卖的口头合同。之后，
两原告即照例通过被告属下20部经理倪某与被告达成口头出口
代理合同，委托被告将这批日用品出口到刚果黑角，以集装箱
海运的方式送交给王某。接受委托后，被告以自己的名义办理
报关等出口手续，并与达贸公某达成海运协议约定，由承运人达贸公某将装有这批日用品的集装箱从上海港海运至刚果黑角
港，送交收货人王某。2006年7月4日，装有该集装箱的“达贸
贺宾”轮从上海港启航。2006年7月7日，该轮在香港半山石抛
锚区加载货物并调整仓位，操作过程中吊机钢缆折断，该集装
箱从高处坠落，致使箱内货物部分毁损。事故发生后，原、被
告及王某共同出面与达贸公某交涉索赔未果。2007年1月15日
，王某向上海海事法院起诉达贸公某，要求达贸公某赔偿损失
1065089.73元。上海海事法院接到王某的起诉材料后，于2007
年1月22日，书面通知王某补齐立案相关材料，由于王某未补
交相关立案材料，上海海事法院就未予立案。2007年9月，被
告向某某海事法院起诉达贸公某，要求达贸公某赔偿货损。宁
甲事法院于当日立案，并定于2008年12月8日开庭，传票送达
了本案被告。届时，本案被告未出庭参加诉讼，该案被宁甲事
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至今，原告没有向被告交纳过本案的出
口代理费用。
原审原告王甲、王乙于2009年4月1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
诉讼，诉称：从2002年到2008年，原告出口到刚果黑角以原告
侄子王某为收货人的货物均委托被告进行外贸出口代理。2006
年7月初，原告照例通过被告属下20部经理与被告达成口头委
托代理出口协议，由被告代理原告出口搪瓷盆、包、头饰、鞋
等日常用品，货值52581.70美元。该批货物被告以集装箱的方
式委托法国达贸（中国）船务有限公某（以下简称达贸公某）
从中国上海港运至刚果黑角港。2006年7月4日装载两原告货物
的货轮自上海港启航，该货轮于7月7日在香港半山石抛锚区装卸集装箱，操作过程中吊机钢缆折断，致装载原告货物的集装
箱从高处坠落，箱内货物严重损坏。事故发生后，原告认为达
贸公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由于该集装箱海运提单的托运人
是被告，因此原告请求被告向达贸公某索赔。在原告的多次催
促下，在离诉讼时效只有5天时，被告才向某某海事法院提起
诉讼。宁甲事法院于2007年9月立案。在宁甲事法院审理该案
的过程中，被告没有按法院传票规定的时间到庭，因此，该案
被宁波市海事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由于被告的无端放弃诉讼
，致使原告未能通过被告向达贸公某追回货损，该批货物相当
于全部灭失，对此，被告应负全部责任。为此，诉请判令被告
赔偿原告货物损失420311.82元人民币（货值52581.70美元，
以1美元折合人民币7.9935元计算），并从2006年7月5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赔付利息损失至实
际履行日；赔偿两原告交通费损失29216.5元。
被告外贸公某在原审中辩称，在本案外贸出口代理合同
中被告的义务是报关定仓，代理出口的货物顺利装船发运，说
明被告的义务已履行完毕；作为外贸出口代理人的被告，没有
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达贸公某为原告追回损失的法定义务，双方
也未就如何诉讼达成协议，被告也不负有约定义务。至于被告
向某某海事法院起诉达贸公某，是被告鉴于原告在诉讼时效即
将完成之际尚未提起诉讼，为防止自己可能的不利风险而自行
提起。而被告的起诉不会给原告行使包括自己起诉在内的索赔
权某造成障碍。因此，被告起诉达贸公某的诉讼按撤诉处理，
并不损及原告的利益；再者原告在本案中并无损失。按照法律规定，货物的所有权的毁损、灭失的风险自货物交给承运人起
就转移给了收货人王某。据此，原告可以据此向王戊张甲，至
于原告对王某的债权是否已经实现，则与本案无关。因此，应
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不管是何种理
由，其前提是原告必须要有现实的损失。因此考量原告在本案
中有无损失，是问题的关键。综观本案，原告与王某订立货物
买卖合同，为了履行这个合同，又与被告订立出口代理合同，
其目的无非是要获取对王某的货物对价支付请求权。如果货物
能顺利按约交付给王某，原告当然就能获得这项权某。现实是
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承运人的原因受损，这对原告获取这项权
某有无影响。对这个问题，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
在买卖合同履行中，买卖双方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而买卖标的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
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本案中，原
告与王丁成的口头买卖合同并未约定明确的交货地点，且货物
是需海运交付的，应当适用这条规定。按照这条规定，当被告
代理原告将集装箱交付给达贸公某承运起，货物的毁损和灭失
的风险责任就转移给买受人王某承担，也就是说即使货物在运
输途中受损，王某仍负有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义务，此时原告请
求王某支付货款的合同权某，已达法律上的完满状态，此后发
生的海运货损事故及被告的诉讼行为均不对原告的这项权某产
生影响。所以，原告在本案中没有利益损失。对此，原告认为
没有收到王某的货款就有损失，被告具有委托代理合同的受托人和买卖合同的出卖方的双重身份，有义务为原告向王某讨回
货款。对此，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在本案出口代理中是以自己
的名义办理委托事务，但这仅是隐名代理，说到底还是代理人
，不可能取代原告成为买卖合同的出卖人而享有请求王某支付
货款的权某。原告作为买卖合同出卖方，完全可以自主决定是
否向王戊张甲，至于权某能否实现，这是这桩买卖本身的商业
风险决定的，与本案无关。从事故发生后，原告和王某共同署
名向太阳报投诉，共同署名发信函要求被告向达贸公某索赔等
一系列事实看，本案原告与王某对本案的权某主体和利益归属
主观上发生了混淆，原告把王某的损失视为自己的损失，把王
某的权某视为自己的权某，根本原因是原告与王某之间紧密的
亲属关系，把双方视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其实原告和王某是买
卖合同的相对方，其权某义务不仅不趋同，且是相对的。正因
为如此，王某作为受损一方是否向达贸公某索赔及用何种方式
索赔均取决于王某自己的意愿，与原告无关，与本案也无关。
如上所述，原告在本案中没有损失，要求被告赔偿就缺乏事实
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原告在达贸公
某的海损事故中受损，其对被告的诉讼请求也不能得到支持。
其理由一是被告在本案中既没有为原告向达贸公某索赔的法定
义务，也没有约定义务。虽然被告在履行出口代理合同中，由
于出口权的限制，以自己的名义办理委托事务，但这仅是隐名
代理。对此，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
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
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
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某，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
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按照这条规定，货物
在海运途中因达贸公某的原因受损后，被告作为受托人，只需
履行向原告披露承运人是达贸公某的义务，显然，本案被告已
履行了这个义务。原告作为委托人此时就享有了向达贸公某索
赔的权某，完全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索赔和如何索赔。原告认为
，这是原告的介入权，在原告不愿意介入的情况下，被告作为
代理人必须为原告追回损失。本院认为，法律并没有规定，委
托人不愿自己主张甲的时候，受托人必须为委托人追回损失。
因为，自己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照顾者，为了自己的利
益无需假手于人或受制于人，因此，原告的此观点没有法律依
据，本院不予采纳。由此可见，被告不负有为原告向达贸公某
索赔的法定义务。本案中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事后与被告达
成过由被告向达贸公某索赔的协议，因此，被告也不负有这项
合同义务。至于被告为了自己的利益，预防性地起诉达贸公某
并不影响原告相关权某行使，因此，该案件是否按撤诉处理对
原告利益并无影响；理由之二，被告起诉达贸公某索赔的诉讼
能否胜诉，能胜诉多少，均无法确定。本案中货损是达贸公某
的原因造成的，对此，被告不负有责任。但原告认为被告起诉
达贸公某索赔这个案件的胜诉利益是归其享有的，由于被告诉
讼行为不当，原告丧失了胜诉利益，所以要求被告赔偿。照此
，即使原告享有利益，最多也只能享有被告起诉达贸公某这个
案件的胜诉利益。但该案的胜诉与否受发生事故的原因、货损的程度、余货的处理及海运赔偿规则等因素的影响。对此，原
告均未举证证明。因此，这个案件原告能够享有的胜诉利益是
不确定的。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
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甲、王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9066元，由两原告共同负担。
上诉人王甲、王乙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
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在本案中没有损失，要求赔
偿就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认为，这一认定是违背客观事实和
没有法律依据的。上诉人是该批货物的出资人，上诉人将该批
货物交给被上诉人代理出口后，时至今日，已近四年都没有收
回货款，这一损失的存在，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一审判决之所
以认定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损失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是本案
中的买卖合同并未约定明确的交货地点，且货物是需海运交付
的，按照我国《合同法》第145条的相某某定，当被上诉人将
集装箱交给法国达贸公某承运起，货物的毁损和灭失的风险责
任就转移给了买受人王某承担。也就是说货物损失是王某的，
上诉人并不存在损失。二是被上诉人已完成了交货义务，请求
王某支付货款的合同权某，已达法律上的完满状态，上诉人完
全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向王戊张甲，而被上诉人“不可能取代原
告成为买卖合同的出卖人而享有请求王某支付货款的权某”。
言下之意，是上诉人自己放弃了向王某追讨货款的权某，与被
上诉人无关，所以，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损失，要求被上诉人
赔偿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的上述两个理由都
是不能成立的。其一，尽管本案中没有书面的买卖合同，交货地点没有书面合同可以确认，但本案的海运提单上却清楚的写
着交货目的地为刚果黑角，收货人为王某，并且海上运输事项
都是由出卖人负责完成。根据这一点，完全可以推定该口头买
卖合同是明确约定了交货地点的，因为海运提单的这些内容本
身就是直接来源于买卖双方合同的约定，出卖人也是根据买卖
合同的约定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运输合同的。因此，根据我国《
合同法》第61条关于“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格或者
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
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
确定”的规定，本案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是完全可
以确定交货地点的。所以，上诉人认为本案是不能适用我国《
合同法》第145条的，因为按照《合同法》第145条规定：“当
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依照本法第141条第二
款第一项的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
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而要
适用《合同法》第141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又必须满足第1
41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
依照本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状况。如前所述，依照
《合同法》第61条，本案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是完
全可以确定交货地点的。故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145条
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说到底，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将
货物交给承运人法国达贸公某后，海上运输货物毁损、灭失的
风险并没有转移给王某。其二，本案被上诉人未完成交货义务
，故向王某请求支付货款的合同权某也未达到法律上的完满状态。就外贸买卖合同而言，出卖人要完成交货义务，不仅要向
买受人交付货物，还必须交付象征货物所有权凭证的各种单据
，包括海运提单、商业发票、报关单等。而在本案中，王某既
未收到货物（包括已被损坏的货物），也未收到象征货物所有
权凭证的各种单据，怎么能说已完成交货义务呢？当王某以海
运合同的收货人名义，向上海海事法院起诉承运人法国达贸公
某时，上海海事法院曾向王某下发“补齐立案材料通知”，其
中要求王某提供“反映原、被告间存有法律关系的证据”，包
括海运提单、商业发票、报关单、磅单等。但这些凭证都控制
在被上诉人手中，并不配合和提供给王某，致使王某在规定的
时间内不能补齐立案材料，无法证明自己是该批货物的收货人
或所有权人，而最终未能立案，这不正有力的说明被上诉人没
有完成交货义务吗？再就本案的买卖合同而言，由于被上诉人
未能完成交货义务，已构成对买受人王某的违约，并且违约在
先，因此，出卖人（被上诉人包括上诉人）都无权请求王某支
付某某的货款。相反，王某却有权要求出卖方承担违约责任，
或者要求继续履行，或者要求解除合同，一判判决根据什么说
“此时原告请求王某支付货款的合同权某，已达法律上的完满
状态”了呢？值得注意的是王某却无权请求出卖人赔偿货款的
损失，因为王某并未对该批货物支付给相应的对价，不存在货
款的损失，货款的损失仍然归属于上诉人。因此，何来“本案
原告与王某对本案的权某主体和利益归属主观上发生混淆，原
告把王某的损失视为自己的损失，把王某的权某视为自己的权
某”问题。由此可见，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损失，显然是对事实认定不清和没有法律依据。其三，若按照一审
法院的认定，被上诉人已完成交付义务，则被上诉人不仅有义
务，而且完全可能以买卖合同出卖人的身份享有请求王某支付
货款的权某。首先，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是“原告与王某订立
货物买卖合同”，这一认定是错误。在我国现行的外贸体制下
，包括加入wt0后，上诉人作为无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个人（既
未登记也未备案），是不具有与外商签订外贸合同的主体资格
的，其需要进、出口商品，必须委托有该类商品外贸经营权的
公某、企业来代理完成。而这些受托的公某、企业在与外商签
订外贸合同时，又必须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外贸合同，并履行合
同事项。所以，在本案中，尽管没有书面的买卖合同，但从法
律上应该认定该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卖方是被上诉人，买方
是收货人王某。这也是外贸代理合同与《合同法》上规定的一
般委托合同中隐名代理的不同之处。正因为如此，外贸代理人
事实上负有一种特殊的义务，即其不仅要谨慎地执行国内委托
人的委托，还应积极促使其与外方之间的合同得到全面的履行
，只有全面履行合同，才能保障国内委托人的利益，这是由我
国现行外贸体制状况所决定的。而不是像一审判决所说的，被
上诉人“不可能取代原告成为买卖合同的出卖人而享有请求王
某支付货款的权某”。若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同样都是隐名代
理，被上诉人又凭什么取代上诉人成为运输合同的托运人而享
有请求达贸公某赔偿损失的权某呢？其次，1991年8月29日对
外经济贸易部发布《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以下
简称暂行规定）第20条“因外商不履行合同义务导致进出口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完全某某、迟延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条件
的，受托人应按进出口合同及委托协议的有关规定及时对外索
赔，或采取补救措施。”根据这一规定，若认为被上诉人已完
成交货义务，而支付对价又是买受人的主要义务。那么，被上
诉人具有法定的义务为委托人向外商讨回货款，以完成国内委
托人的委托事项。二、一审判决认定，“即使原告在达贸公某
的海损事故中受损，其对被告的诉讼请求也不能得到支持，其
理由一，“被告在本案中既没有为原告向达贸公某索赔的法定
义务，也没有约定义务”；其理由之二，“被告起诉达贸公某
索赔的诉讼能否胜诉，能胜诉多少，均无法确定”。上诉人认
为，一审判决的这两个理由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首先，上
诉人想说明的是，假设被上诉人已完成交货义务，则被上诉人
为上诉人挽回损失有两条救济途径：一是以出卖人的名义起诉
王某，讨回货款；二是以托运人的名义起诉承运人达贸公某，
要求赔偿损失。基于上诉人与侄子王某是亲属关系，其利益具
有相对的一致性，若起诉王某讨回货款，再由王某起诉达贸公
某赔偿损失，自然是多了环节，走了弯路的（何况如前所述，
该起诉也是不成立的）。因此，上诉人请求由被上诉人以托运
人的名义直接起诉达贸公某要求赔偿损失，是最简单直截的方
某，于情于理于法都是说的通的。其次，在本案中，被上诉人
为上诉人向达贸公某索赔具有法定的义务，根据我国《合同法
》的规定，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的，受
托人具有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的义务。披露第三人的法律意义
，目的是更好的保护委托人的利益，后果是产生委托人的介入权。而介入权作为一种权某，委托人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
当委托人放弃介入权的时候，若说受托人因此就没有任何义务
的话，那委托人的利益谁来维护呢？因此，根据我国《合同法
》的规定，在委托人放弃介入权的情况下，受托人仍然有义务
向第三人追究责任以完成某某义务应是该规定的应有','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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