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1302民初4758号
原告:曹某3，男，1978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
原告:饶某，女，198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四川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曹某1（曾用名曹某2），男，2013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法定代理人：曹某3、饶某，系曹某1之父母。
被告：南充现代妇产医院，住所地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驻春路***号。
法定代表人：苏冬其。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云，四川鑫中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怀东，男，196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系医院职员。
原告曹某3、饶某、曹某1与被告南充现代妇产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曾于2015年10月29日作出（2014）顺庆民初字第4172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曹某3、饶某、曹某1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8月9日作出（2015）南中法民终字第25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后本院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原告饶某及其与原告曹某3共同的诉讼代理人陈刚，被告南充现代妇产医院的诉讼代理人赵云、张怀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42000元、护理费338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00元、交通费5000元、营养费630元、残疾赔偿金89742元、住宿费4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审理中，原告增加残疾赔偿金15078元，上述费用共计212131元；2、后续治疗费待实际产生后另案主张；3、本案鉴定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5月24日，原告饶某刚怀胎3月便开始在被告南充现代妇产医院进行孕产妇保健，并建立了孕产妇保健手册，预产期为2013年11月25日。并分别于6月14日、7月10日、8月10日在被告医院进行了孕产妇的保健检查。5月24日对原告的饶某尿常规进行了检查，6月14日对原告饶某的微量元素进行了检查，并同时对胎儿是否患有唐式综合症、开放性神经管缺陷等进行了筛查。7月10日由被告医师唐莉为原告进行了尿液送检，8月10日对原告的血常规进行了检验。9月13日对原告的尿常规进行了检查。2013年6月12日原告饶某在被告处进行了彩色超声检查，检查报告为腹围108mm，检查提示为约16周孕，单活胎。检查医师签名处为张小琴。2013年8月11日，原告饶某在被告处行彩超检查，筛查胎儿是否存在畸形，检查报告为腹围约203mm，腹部胃泡显示肝肾膀胱可见，肾盂未见明显扩张，检查提示约24周孕，宫内单活胎。检查医师处签名为张小琴。2013年9月13日，原告饶某再次到被告处行彩色超声检查，检查报告为腹围272mm，检查提示约30周孕，单活胎，头位。检查医师签名为张小琴。2013年11月16日，原告饶某在南部县妇幼保健院经剖宫产分娩一子，取名为曹某2，后改名为曹某1。患儿出生后逐渐出现腹部静脉曲张，腹部膨隆。2013年12月28日在南部县妇幼保健院彩超检查示腹腔囊实性回声。2013年12月31日经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超声检查提示“腹腔内囊实性混合性包块（后腹膜肿瘤可能性大），大小约20cm×20cm×11cm”2014年1月2日在北京儿童医院超声检查示“畸胎瘤，考虑位于腹腔内，大小约12.5cm×9.8cm×12.6cm胆囊萎瘪”。为求进一步治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检查治疗。门诊以“腹部肿物”收治入院。1月7日行腹部CT增强扫描，见“腹腔内巨大囊实性肿物影，并见分隔影，CT值约13-30Hu，上至胸11椎体水平，下达骼骨，密度不均匀，内见多发斑点状及斑片状高密度灶，临近组织受压、移位”。增强扫描见“腹腔内肿块呈不均匀强化，囊性成分强化不明显，实性成分强化不明显，实性成分呈不均匀强化，腹腔动脉干及其分支、门静脉呈受压样改变”印象“腹腔囊实性肿物，考虑后腹膜肿物，神经母细胞瘤？畸胎瘤？”经充分检查，诊断为腹部肿物，畸胎瘤？经过充分的手术准备于2014年1月8日为仅54天的小婴儿实施“腹膜后肿物切除+胃修补术”手术主要经过“于上腹部弧形切口，长约15cm，逐层切开进腹，探查见肿物位于腹膜后，将胃及肠管推挤至周围，肿物边界光滑，类圆形，大小约15cm×10cm，可见囊性、骨性、肠管结构，与胰腺及胃后壁粘连。沿肿物周围游离，至胃后壁时因肿物粘连紧密予切除部分胃后壁，完整切除肿物。修补胃后壁”术后对腹膜后肿物进行病理检查示“成熟畸胎瘤，Ⅲ级，另见骨、软骨、脂肪、平滑肌、大肠、皮肤及附属器等成分”出院诊断“腹膜后未成熟型畸胎瘤（Ⅲ级）”出院建议“合理喂养，定期复查甲胎蛋白、腹部超声，不适随诊”2014年9月，原告方委托南充鼎正司法鉴定所对曹某1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曹某1腹膜后未成熟型畸胎瘤Ⅲ级切除术后，目前未发现复发征象，评定为九级残疾”评残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评定。原告饶某为了生育一个健康孩子，产前多次到被告医院实施产前检查。医院均未查出胎儿存在任何异常。结果却生产出一个腹腔内存在巨大畸胎瘤的婴儿。虽经北京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手术治疗取出畸胎瘤，但经病理检验分为Ⅲ级，具有一定的恶性，一旦复发，后果不堪设想。从孩子的出生至今，对孩子手术遭受的巨大创伤，对孩子未来的可能病变，父母无不生活在惊恐、悲痛之中。由于此畸胎瘤具有复发性，这种恐惧会一直持续。卫生部有规定，腹腔内5cm大小的畸胎瘤应当被检查出来，是否继续生育由产前诊断医院及医学论理委员会提出参考意见，最终由孕产妇决定。被告医院对饶某实施产前检查，医院未向原告告知医院的级别，诊治水平，也没有告知医院是否具有产前检查、产前诊断的诊疗项目。相反医院的各类广告将其放在一个诊疗技术水平较高的位置宣传，极易让患者信以为真。《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医院未如实、详尽告知原告，医院产前检查、产前诊断的实际情况，技术水平，侵犯了患者的知情选择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被告医院为饶某实施彩超检查的医生张小琴无医师资质，违反执业医师法的规定，系违法执业。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应当首先推定医院存在过错。事实上没有医师资质的人为原告进行彩超检查，由于缺乏彩超检验的医学知识以及对胎儿畸形筛查的经验，也不可能发现胎儿是否存在异常。原告饶某的胎儿存在严重畸形，若被告检查出来后并告知原告，原告会根据情况选择是保胎还是引产，这是原告优生优育的权利，也是到被告处进行产检的根本目的。被告让没有医师资质的张小琴为原告饶某检查，不仅违反法律规定，而且也不可能尽到医务人员的高度注意义务，以便及时发现胎儿腹腔内的巨大异物。医院的一系列过错直接导致原告丧失了优生优育的权利，应当对原告出现的现有后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为原告进行产前保健的孕产妇保健手册无医师及医技人员签字，为其实施产前保健的人员也可能没有任何行业资质，这违反《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即便有资质，也违反《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要求，更能说明医院对产妇产前保健、产前筛查的极不重视，视患者的权利为儿戏。没有签字就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这不仅检查不出任何问题，还延误产妇的全面检查，导致患者不能及时到正规医院保健、筛查。综上所述，正是由于被告一系列的医疗过错，特别是使用无任何行医资质的人员为原告行产前检查，未能发现胎儿存在严重畸胎瘤的情况，导致原告丧失了优生优育的权利。新生儿一出生便遭受了重大复杂手术的重创，还将承受畸胎瘤复发的巨大风险（一旦复发，后果极其严重）。根据《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医院应当对原告目前的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被告南充现代妇女医院辩称，1、本案案由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但是原告所陈述的事实是原告饶某在我院产检所形成的医疗服务合同，原告选择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但是被告未与原告形成任何医疗关系。2013年11月16日之前，原告曹某1并不是独立的自然人，被告与曹某1不形成任何关系，曹某1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饶某、曹某3亦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因为不是医疗服务对象，曹某3更不具适格主体，如果曹某1主张费用，其父母只能作为法定代理人，曹某1至出生起就是自然人，本案有违民法通则，综上，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2、原告的诉请不明确，无法看出其诉讼请求中赔偿费用是针对那一个原告；3、对原告饶某怀胎在我院做过检查的事实，我方无异议。但是其称我院医生张晓琴无行医资质的问题，其无任何依据，张晓琴由于平时书写习惯将其名字签名成“张小琴”，我院张晓琴医生具备行医资质。4、原告曹某1的畸胎瘤与我院无关，并且也不属于我院检查的范围，原告饶某在我院所做的检查其中最后一次及新生儿出生时都未发现有畸胎瘤，系在原告曹某1出生后很久才检查出畸胎瘤，因此所产生的费用与我院无关。5、对于原告增加的残疾赔偿金问题，本院系发回重审案件，其只能按原来的诉请金额进行主张。6、原告的诉讼请求与我院没有任何关系，我院无任何违规行医的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对请求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查明事实，本院对事实认定如下：原告饶某与曹某3系夫妻关系，均系城镇居民，2013年5月24日，原告饶某孕妊3个月后开始在被告南充现代妇产医院进行孕妊保健，并建立了孕产妇保健手册，记载了2013年5月24日、7月10日、8月10日、9月13日保健记录，期间分别进行了尿常规等检查，同时被告南充现代妇产医院于2013年6月14日、6月15日将原告饶某的血液分别送中山大学高新达安医学检验所、四川省产前诊断中心（华西第二医院）进行了微量元素检查和胎儿是否患唐氏综合症、开放性神经管缺陷筛查，2013年6月12日、8月11日、9月13日，被告南充现代妇产医院进行了彩色超声检查，均提示为单活胎，检查报告均系署名为“张小琴”的医生出具，且检查的影像资料至今保存在被告南充现代妇产医院的电脑中。
2013年11月16日，原告饶某在南部县妇幼保健院行四维彩超检查，结论是39周孕宫内活胎（脐带绕颈），当晚21时10分该医院行剖宫产术取出一活婴，该婴儿立刻、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评分分别为9分、10分、10分、10分，体格检查无异常，婴儿现名为曹某1。
2013年12月31日，原告曹某1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进行了超声检查显示“腹腔囊实性混合性包块（后腹膜肿瘤可能性大）”，2014年1月2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影响学检查提示为“畸胎瘤，考虑位于腹腔内。胆囊萎瘪，囊壁增厚”，2014年1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给曹某1实施了“腹膜后肿物切除+胃修补术”，术后病理检查提示为“未成熟型畸胎瘤、Ⅲ级（参照卵巢未成熟型畸胎瘤分级）”，2014年9月，南充鼎正司法鉴定所给原告曹某1评定为九级伤残。曹某2和曹某1系同一人，原告曹某1（曹某2）于2014年1月2日在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发生检查费1300元，2014年3月6日在北京军区超检查费120元，2014年1月3日至2014年1月24日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发生住院费40226.87元、其他物资供应费（婴儿用品）1260元，2014年10月10日在南充鼎正司法鉴定所发生鉴定费700元。
被告南充现代妇产医院系私人所有的营利性经营性质的妇产科医院，诊疗科目包括妇科、产科、生殖健康与不孕症、妇女保健等专业，该医院聘用的张晓琴于2010年11月18日取得了医学影像和放射治疗专业的医师执业资格证。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4月27日作出的《文书鉴定意见书》一份，该鉴定的委托人为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经济新闻部。委托事项为对当事医师的三次B超孕检报告的签名是否同一进行比对鉴定。鉴定意见为：2013年6月12日和2013年9月17日的《南充现代妇产医院彩色超声检查报告》医师签名处“张小琴”签名笔迹是同一人书写的，与样本打印时间2013年8月12日《南充现代妇产医院彩色超声检查报告》上张小琴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的。被告南充现代妇产医院质证意见为该份笔迹鉴定意见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并且该鉴定的委托人并非本案的案件当事人，此份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且鉴定程序未有被鉴定人亲自到场提供样本亦不具有合法性。本院认为该份鉴定书非本案当事人自行委托也非本院委托的鉴定机构所作，且该鉴定程序未有被鉴定人的笔迹比对样本，故改份证据材料不具有合法性，本院不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本案双方当事人经本院进行法律充分释明后，原告认为南充现代妇产医院的B超检查医生无相关执业资格证，系非法行医，并且其对医院是否有过错（即被告医院的医疗水平以及一个专业医生在饶某妊娠期间是否能够对胎儿明确检查诊断畸胎瘤）不申请司法鉴定。因本案涉及临床医学专门性问题，本院对双方当事人进行释明时，对举证责任分配进行了说明，告知双方其若不进行鉴定，将按照现有证据进行事实认定，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不申请鉴定，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原告坚持不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被告南充现代妇产医院表示其亦不对张小琴三次签名是否系张晓琴本人签名进行笔迹鉴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赔偿请求主要以被告医院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以及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基本条件。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原告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被告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该得到支持。
关于原告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被告认为原告选择的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被告未与原告饶某、曹某3形成任何医疗关系，两人不是医疗服务对象，因此两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2013年11月16日之前，原告曹某1并不是独立的自然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如果曹某1主张费用，其父母的身份是法定代理人。本院认为产前检查时，虽然曹某1未出生，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条“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之规定，2013年11月16日后，曹某1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以自己的身体受到医疗行为的侵害提起诉讼，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曹某3、饶某以被告医院的医疗行为侵犯了自己知情选择权，也具有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之诉的主体资格。
关于被告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的问题。首先，临床医学资料记载“胎儿患畸胎瘤是自身的发育异常所致”；其次，被告医院在本地属一般规模的私立医院，原告饶某在曹某1出生当日，即2013年11月16日在南部县妇幼保健院（南部县妇女儿童医院）手术前进行四维彩超检查时，也未查出曹某1患畸胎瘤，比被告医院规模大的妇幼专科医院，且检查时间是胎儿发育完全即将分娩时，都未能查出胎儿患有畸胎瘤，如推定被告医院有错，则显失公平；再次，被告医院的确有具有医学影像和放射治疗专业医师执业资格证的张晓琴医生，至于彩超检查报告单签名的“张小琴”与张晓琴是否是同一人，都不是引起胎儿患畸胎瘤的客观原因。因此，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推定被告医院有过错。
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医院的医疗行为有过错。原告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未对被告医院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申请鉴定，庭审中经本院进行充分的释明，原告仍坚持不申请对被告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进行鉴定。因被告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涉及临床医学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原告在本院多次释明并告知其会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的情况下，坚持不鉴定，鉴于该项鉴定必须要原告配合提供相关的资料才能进行，本院亦无法依职权组织双方进行该项鉴定。故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医院的医疗行为有过错。
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该得到支持的问题。因本案无鉴定意见，本院为了客观公正地审理，充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查阅了相关医学资料后归纳意见为“产前诊断与产前检查有明显区别，产前诊断是预防严重缺陷儿出生的最后一道防线，它主要是在产前对高风险的胚胎或胎儿是否患有某种遗传病或先天畸形进行明确诊断，通过对患胎的选择性流产和终止妊娠，达到对胎儿选择的目的，从而降低出生缺陷率，提高优生质量和人口素质。而产前检查是对孕妇定期的常规健康检查，进行产前检查的目的是保障怀孕母亲和胎儿的健康，预防和治疗母亲和胎儿可能发生的各种异常。产前诊断和产前检查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产前诊断的对象是胎儿，产前检查的对象是母亲；产前诊断的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对胎儿的外表结构、染色体数目和形态、胎儿细胞的生化成分或某些导致遗传病的基因等进行检查，而产前检查主要包括定期对孕妇和胎儿进行健康检查、孕期保健指导，比如测量孕妇的体重、宫低高度、腹围、血压，检查孕妇的血、尿，了解胎儿生长发育情况，了解胎儿是否存在宫内缺氧或发育迟缓等异常，及早发现并防治孕妇合并症和孕妇并发症，及时纠正异常胎位和发现胎儿异常，确定分娩方式等”。经产前诊断，如胎儿患严重遗传性疾病或先天性畸形的，医院应当向夫妻双方说明情况，并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由夫妻双方决定对胎儿进行选择，夫妻双方享有母婴保健的知情选择权。
如果要确定被告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医疗行为与原告曹某1患畸胎瘤是否具有直接因果关系，需要专业的法医学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原告在原告在本院多次释明并告知其会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的情况下，坚持不鉴定，鉴于该项鉴定必须要原告配合提供相关的资料才能进行，本院亦无法依职权组织双方进行该项鉴定。鉴于原告方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原告方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相应法律后果。由于本院无法确定被告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参与度，故无法支持原告要求赔偿的诉讼主张。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曹某3、饶某、曹某1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4241元，由三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仲 丽
审判员 王 毅
审判员 文 君
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
书记员 冯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