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27民终12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剑江北路138号，组织机构代码21625052-7。
法定代表人席广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惠刚，该公司法规处副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万红，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荔波分公司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荔波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荔波县玉屏街道樟江东路13号，组织机构代码79528806-X。
负责人：黄万红，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炳炎，男，1968年6月5日出生，水族，贵州省荔波县人，小学文化，住贵州省荔波县。
原审第三人付红，男，1965年5月1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都匀市人，户籍住址贵州省都匀市，原系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荔波分公司经理，现下落不明，
上诉人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以下简称都匀汽运公司）、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荔波分公司（以下简称荔波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姚炳炎、原审第三人付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荔波县人民法院（2015）荔民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都匀汽运公司上诉请求二审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支付所谓欠被上诉人32万元欠款的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如果被上诉人诉请依法得到支持，上诉人承担的责任依法只是补充退还责任，而不是直接退还责任。因而一审法院直接判决上诉人偿还32万元给被上诉人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所举的“证据一”《车辆移交经营协议》移交的车辆就是被上诉人所举“证据二”《转车协议》里的贵Ｊ×××××号车属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一）被上诉人所举证据一《车辆移交经营协议》生成时间为2011年1月4日购价为51万元，而《转车协议》里的贵Ｊ×××××号车是上诉人在2011年1月13日在贵州世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23.5万元价格购得。从购买时间和购价上看“证据一”与“证据二”所指车辆不可能是同一车辆。又因按通常理解《车辆移交经营协议》应当是现有的或正在营运的车辆移交，而不是还未购买或虚拟的车辆移交。因而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一”与“证据二”所指车辆是同一辆车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在一审时所举贵Ｊ×××××号车，行政许可决定书批准时间的事实。贵Ｊ×××××号车行政许可决定书早在2010年10月11日，就已确定其经营线路是荔波至金城江的线路。而《车辆移交经营协议》形成日期在后为2011年1月4日，其内容没有写明移交车辆的线路是荔渡至金城江，客运标志牌号为403072客运班线车。《车辆移交经营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负责经营线路的行政许可，并承诺行政许可下达后将其中一块线路牌交由乙方承包经营”。据此约定得知《车辆移交经营协议》里所指移交车辆还没有获得行证许可，而贵Ｊ×××××号车线路早已获得行政许可。因而一审法院认定《车辆移交经营协议》是被上诉人意向性承包上诉人拟申报的客运班线及其车辆的认定是无事实依据的错误认定。三、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主张其诉请的“证据一”《车辆移交经营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2011年1月4日已按约定实际支付51万元给上诉人的情况下，无事实依据认定被上诉人取得还未购买的贵Ｊ×××××号车承包经营权，属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是否取得承包经营权应当查明以下事实：一是被上诉人在2011年1月4日已交付51万元给上诉人的证据。二是被上诉人交钱后与上诉人签订承包贵Ｊ×××××号车承包合同或者交付承包费的依据。以上关键事实证据被上诉人一样都没有举证，一审法院就确认被上诉人所举“证据一”与“证据二”形成相互印证，认定被上诉人取得贵Ｊ×××××号车承包经营权，及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32万元，裁判错误。四、上诉人在本案开庭前多次询问本案一审主办法官，被上诉人是否有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主办法官明确回答被上诉人没有申请，如果有都算超过举证期。为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开庭当日申请出庭作证的两证人证言不予质证，然而一审法院却把与本案无关，且无法证明其知道本案事实真相的两证人证言用来裁判本案，不仅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后果显失公平、公正。五、上诉人是一家具有50多年历史的中型国有运输企业，有一套严格的规章管理制度。按上诉人的规章管理制度，大金额的转让合同除了要加盖上诉人的公章外，还要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及其委托代理人的签字，还要有黔南州国资局批准，任何分公司都没有处置总公司财产的权力。《转车协议》除了有荔波分公司的印章外，合同主要条款车辆转让价格都没有约定，也没有上诉人的公章，没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字，该《转车协议》不仅在签订形式上欠缺主要形式要件，而且主要内容约定不清，存在很多疑点无法排除，且被上诉人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转车协议》内容的真实性，为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采信该协议作为本案主要证据违背证据客观真实存在的属性，判决错误。此外，《转车协议》约定上诉人2012年5月8日须支付被上诉人32万元巨款，但到期后，上诉人不及时向上诉人追还欠款，而是要等到其好友付红被上诉人解除职务（2014年3月4日）且于当年3月10日失联后，才于2014年4月10日向荔波县人民法院起诉上诉人偿还其所谓欠款，不合常理，也证明该《转车协议》是虚假的。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所举的“证据一”《车辆移交经营协议》和“证据二”《转车协议》一事，上诉人不仅不知晓，而且也从未授权他人买卖贵Ｊ×××××号车，据此，一审法院把被上诉人所举的两个互不相关、虚构的证据，作为本案判决依据，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姚炳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姚炳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车辆转让款32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荔波分公司系被告都匀汽运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二被告从事客运车辆营运业务，拥有相关客运班线营运权及其客运车辆的所有权，被告根据各线路营运情况决定自行经营或发包经营。第三人付红曾任被告荔波分公司经理、荔波汽车站站长多年，后于2014年3月4被被告都匀汽运公司免除其所任职务。
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车辆移交经营协议》约定：被告荔波分公司负责经营线路的行许可，并承诺行政许可下达后将其中一块线路牌交由原告承包经营；协议签订之日起，原告须交纳承包费51万元（包含车价、接车费、各类保险、购置税、入户及其它费用）；被告荔波分公司负责在2011年1月23日前将车辆办完一切营运手续，交由原告经营，如果2011年1月23日还未将车交由原告经营，被告荔波分公司不收招标费4万元，如果2011年3月份还不能上车经营，被告荔波分公司负责退还所交承包费，并承担一定的利息补偿。双方还进行了其他事项的约定。该协议签署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1月4日，加盖了被告荔波分公司的印章，原告也在协议上进行了签名。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转车协议》约定：原告将承包经营的贵Ｊ×××××号车辆转让给被告荔波分公司，转让价格双方自行商定，协议签订后，被告荔波分公司先付给首付款，余款32万元约定2012年5月8日前全部付清；原告必须将贵Ｊ×××××号车辆的全部手续（荔波至金城江线路牌号403070）交给被告荔波分公司；原告负责2011年5月8日前的车辆所有规费及交通违章处理，被告荔波分公司负责此后车辆的所有规费及债务。该协议签署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5月8日，加盖了被告荔波分公司的印章，原告也在协议上进行了签名。
贵Ｊ×××××号车辆系以被告都匀汽运公司名义于2011年1月13日向贵州世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购置价款为23.5万元，并于2011年1月14日办理了车辆注册登记，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是被告都匀汽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双方争议实质是：原告是否向被告承包经营贵Ｊ×××××号车辆及其营运线路并支付承包费及其数额，双方事后是否解除原承包协议及后果。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荔波分公司签订《车辆移交经营协议》约定的实质内容是原告意向性承包被告拟申报的客运班线及其车辆，该协议有双方的签名或盖章，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协议有效；《转车协议》约定的实质内容是解除贵Ｊ×××××号客运车辆及其营运线路承包合同关系，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协议有效，因此，该院对《车辆移交经营协议》及《转车协议》予以采信。由于被告系道路客运营运企业，在荔波当地经营业务多年，并有将其经营的客运班线及其车辆发包经营情况，贵Ｊ×××××号客运车辆车辆虽以被告的名义购买并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但从《车辆移交经营协议》及《转车协议》的约定内容看，原告已经向被告承包了贵Ｊ×××××号客运车辆及其营运线路，被告庭后虽然提供了较为规范的客运车辆承包合同样例，但该样例并不能否定《车辆移交经营协议》及《转车协议》。本案开庭审理时，原告申请的证人也陈述其曾为原告驾驶贵Ｊ×××××号客运车辆，被告虽以原告逾期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不同意质证，但原告起诉时已经提供《车辆移交经营协议》和《转车协议》，证人作证旨在补强该协议的证明力，有利查明本案事实，应予以准许，并结合本案的相关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与辩解，该院予以采信。第三人付红在被告荔波分公司任职多年且又是被告荔波分公司的负责人，其以公司名义开展道路客运相关业务属于职务行为；当地客运班线发包营运属于有限资源，而且客运班线的申办以及发包营运权限在于二被告，第三人付红在任被告荔波分公司任职期间，其以荔波分公司名义与原告商洽车辆及其营运线路发包事宜属于二被告的营运业务范围并与二被告的营运业务相关，因此，第三人付红的行为属履行职务行为；原告作为一名普通公众对第三人付红代表被告公司收取承包费已经尽了相应的审慎义务并无过错；原告陈述多次以现金方式向第三人付红支付承包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而且结合当地的交易习惯及本案情况看，原告通过现金方式多次向第三人付红交纳相应款项亦是符合常理，因此，该院认定第三人付红系履行职务行为，并已代表被告荔波分公司向原告收取了原告承包费51万元，第三人付红的该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公司承担。被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反驳原告提供证据证明的事实，且被告公司的印章管理及财务制度属于被告的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抗作为善意一方的原告，因此，根据《车辆移交经营协议》和《转车协议》及上述分析，该院确认第三人付红以被告荔波分公司名义收取原告承包费51万元、原告向被告承包了贵Ｊ×××××号客运车辆及其营运线路以及双方协商解除承包合同后被告荔波分公司尚欠原告转让款（应退承包费）32万元的事实。现因被告荔波分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原告转让款，原告要支付转让款理由正当，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故被告荔波分公司应当支付上述款项。由于被告荔波分公司系被告都匀汽运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被告都匀汽运公司应当承担向原告支付转让款的责任。至于第三人付红是否将相应款项交付给被告公司，则是被告的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抗作为善意一方的原告，二被告可以依法另行向第三人付红主张相关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姚炳炎转让款人民币三十二万元；二、驳回原告姚炳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被告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负担。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姚炳炎诉请上诉人都匀汽运公司、荔波分公司支付转让款32万元，其为此向法院提交了原审第三人付红在任荔波分公司经理期间，以上诉人荔波分公司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车辆移交经营协议》及《转车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本案上诉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知道付红的行为超越其权限，故付红的代表行为有效，荔波分公司应承担付红代表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即按约履行向被上诉人支付所欠转让款32万元的合同义务。上诉人主张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主张该“收条”内容为虚构，但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
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关于上诉人都匀汽运公司应承担的还款责任问题，本院对此认为，荔波分公司作为都匀汽运公司的分支机构，虽不能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由于其经过工商部门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并从事相关营业活动，并有自己的财产，故其应以自有财产独立承担责任，自有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部分，再由作为设立单位的都匀汽运公司依法承担补充责任。一审判决由都匀汽运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还款责任不当，本院对此予以改判。上诉人该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此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荔波县人民法院（2015）荔民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
二、由上诉人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荔波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姚炳炎转让款32万元。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上诉人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荔波分公司、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上诉人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荔波分公司、贵州省都匀汽车运输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锦
审判员 李家荣
审判员 刘国红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卢 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