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04民终12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施玉龙，男，1966年3月25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东阳市人，经商，住浙江省东阳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施某，女，1987年05月05日出生，汉族，上海市人，武汉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住上海市松江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俊，于晓洁，江西际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丽丽，女，1965年4月26日生，汉族，江西省武宁县人，经商，住武宁县。
委托代理人聂文虎，江西修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志刚，男，汉族，1954年10月11日出生，住江西省武宁县。
原审被告武汉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银纱轩131号。
法定代表人施玉龙，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东明广厦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东明县五四路33号财富广场。
法定代表人柯仙仙，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武汉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阳新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阳新县兴国镇环城路竹林塘。
负责人施玉龙。
上述三原审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吴俊，于晓洁，江西际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柯仙仙，女，196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东阳市人，经商，住浙江省东阳市。
原审被告易王菊,女,1965年7月5日生,汉族，江西省武宁县人，经商，住武宁县。
上诉人施玉龙、施某因与被上诉人黄丽丽、原审被告易王菊、柯仙仙、武汉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广厦公司）、东明广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明广厦公司）、武汉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阳新分公司（以下简称阳新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法院（2015）武民一初字第1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施玉龙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法院（2015）武民一初字第1319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本案本是一起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但一审法院却故意将其复杂化，一审法院基于有另49人将款项也借给本案中原审被告易王菊，且提起诉讼时间、案件所有被告和案件情形与本案也是同时和相似，因此作出了将本案与另49个案件合并审理的决定，但一审法院在合并审理过程中却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其次，本案与另49起案件虽然案由一致，但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且每个案件借款时期不同，借款金额不同，借款利率计算方式等等均不同，但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并没有对每一个案件严格区分开来，在查封、冻结一审所有被告财产期间，制作一份民事裁定书，对每一个案件的查封、冻结的金额未明确说明，只是笼统的说明一并查封、冻结，这是违反法定程序的。再次，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对每一起案件，仅仅对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借款金额、利率、利息进行核对，但因被上诉人均要求三家公司对被上诉人的借款承担责任，且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该规定要求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企业应当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本应查明每一个出借人所借的款项是否真实被三家公司用于生产经营，但一审法院没有，只是笼统，全部放在一起说，认为所有50位原告一共借给易王菊多少款项，然后易王菊将这些款项全部用于三家公司，据此认定所有50位出借人的钱全部被三家公司所用，然后三家公司应当承担责任，这实在是荒唐至极，不仅是本案，包括另49起案件的所有的借款都没有汇入过三家公司，而是直接与易王菊之间发生往来，易王菊在庭审中已明确说明，所借款项大部分用于偿还其他债权人的借款本息，对此一审法院也置之不理，仍然作出上述认定，一审法院此举实在令人费解。最后，一审庭审中，三家公司均提出既然出借人认为借款被三家公司使用，又无法提供确切证据，那么可以通过对三家公司的银行流水进行司法审计来查明三家公司是否实际使用出借人的借款，一审法院对此置之不理，而是笼统的认为易王菊只要汇款给三家公司的金额超过出借人所借的金额的数字，那么钱就是被三家公司使用了，这种结论不知一审法院是根据哪一部法律得出。（二）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未主张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属于程序违法。首先，被上诉人在起诉中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是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认为上诉人是简称武汉广厦公司和阳新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关于公司股东的限制扩大到实际控制人的适用。对此，上诉人在诉讼过程中对上诉人的身份及法律适用问题提出抗辩，但令上诉人没有想到的是，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变更诉讼的前提下，认为武汉广厦公司、阳新分公司、东明广厦公司对阳新阳华房地产有限公司享有到期债权而怠于行使为由，认为被上诉人享有代位求偿权，并依据代位求偿权的法律规定作出认定和判决，完全是在偏帮被上诉人一方，刻意为被上诉人找借口，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并非代位求偿权纠纷，而是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在审理和判决时，同时审理了两个民事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一审诉讼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法院应当驳回其起诉，而不应作出实体判决；法院径行对当事人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既是代替当事人行使起诉权利，又剥夺了对方当事人的抗辩权利，属于程序违法。本案中被上诉人在诉讼期间从未对代位求偿权提出任何主张，一审法院直接据此作出认定，就是代替被上诉人行使起诉权利，又剥夺了上诉人的抗辩权利，属于程序违法。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系施某、柯仙仙股份幕后持有者及实际控制人，并转移1087.16万元到阳新阳华房地产有限公司进行投资，给三家公司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是错误的。（一）上诉人仅仅是武汉广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阳新分公司的负责人。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柯仙仙、施某是夫妻、父女、母女的关系，认为上诉人系施某、柯仙仙股份幕后持有者及实际控制人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能单凭三个人之间的家庭关系就认定三个人在公司中的关系，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在家庭中可能是一家之主、一家之长，但在公司中，上诉人仅仅是公司所聘请的法人、负责人，并非持股股东，上诉人的代表公司所做的言、行，均是公司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确定的他的职责，一审法院以民法调整的家庭关系来确定上诉人、柯仙仙、施某在公司法调整的公司之间的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撑，也与法相悖。（二）在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了上诉人是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后，又鉴于《公司法》第二十条对实际控制人无法适用，但为了帮助被上诉人，又刻意找到另一条法律规定即代位求偿权，试图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责任，并作出判决，更是错上加错。上诉人自始至终并未转移过任何一家公司的财产，一审法院在审理查明中提到，阳新分公司向上诉人转账2064.1314万元、东明广厦公司向上诉人转账20万元，但一审法院却对上诉人向武汉广厦公司转账132.885万元、向阳新分公司转账2716.151万元，上诉人向三家公司的转账金额远远高于公司转给上诉人的金额，且上诉人投资到阳新阳华房地产有限公司1087.16万元是其个人投资，与武汉广厦公司、阳新分公司、东明广厦公司无关。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是转移的公司资产，导致公司对上诉人享有到期债权，而公司怠于行使权力，导致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享有代位求偿权，实在是荒谬至极。（三）代位权行使要件要求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按照一审法院的此种认定，那么首先三家公司对上诉人享有到期债权，而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投资款属于三家公司所有的，被上诉人也不可能提供证明，因为这是一审法院自己帮被上诉人做的主。其次，要求对到期债权怠于行使，那么怠于行使的证据又再何处？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明。最后，要求怠于行使权利对债权人造成损害，那么本案债权人的损害又在何处。一审法院受理的50位债权人起诉的案件全部债金额也不过5000万，而一审法院却查封了所有一审被告近3个亿的资产，查封、冻结的财产在三家公司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清偿全部债务，被上诉人的债务完全不会受到侵害。据此被上诉人无权在本案中行使代位求偿权，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而一审法院却以代位求偿权的法律关系作出判决，且作出的判决毫无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撑，适用法律错误。
四、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在其转移1087.16万元到阳新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投资的范围内对武汉广厦公司、阳新分公司、东明广厦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更是在扩大案件影响力。一审法院不仅对被上诉人的该起案件如此判决，对一同起诉、一审法院一并审理，并且同时生效的另49起案件也是如此判决，如果整个50起案件同时生效，所有债权人将如何执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范围是1087.16万元，而所有50起案件总争议金额高达5000万元，加上逾期利息可能更高，一审法院如此判决根本不是在解决矛盾，而是在制造矛盾，给整个社会稳定带来不安影响。
上诉人施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法院（2015）武民一初字第1319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本是一起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但一审法院却故意将其复杂化，一审法院基于有另49人将款项也借给本案中原审被告易王菊，且提起诉讼时间、案件所有被告和案件情形与本案也是同时和相似，因此作出了将本案与另49个案件合并审理的决定，但一审法院在合并审理过程中却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其次，本案与另49起案件虽然案由一致，但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且每个案件借款时期不同，借款金额不同，借款利率计算方式等等均不同，但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并没有对每一个案件严格区分开来，在查封、冻结一审所有被告财产期间，制作一份民事裁定书，对每一个案件的查封、冻结的金额未明确说明，只是笼统的说明一并查封、冻结，这是违反法定程序的。再次，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对每一起案件，仅仅对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借款金额、利率、利息进行核对，但因被上诉人均要求三家公司对被上诉人的借款承担责任，且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该规定要求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企业应当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本应查明每一个出借人所借的款项是否真实被三家公司用于生产经营，但一审法院没有，只是笼统，全部放在一起说，认为所有50位原告一共借给易王菊多少款项，然后易王菊将这些款项全部用于三家公司，据此认定所有50位出借人的钱全部被三家公司所用，然后三家公司应当承担责任，这实在是荒唐至极，不仅是本案，包括另49起案件的所有的借款都没有汇入过三家公司，而是直接与易王菊之间发生往来，易王菊在庭审中已明确说明，所借款项大部分用于偿还其他债权人的借款本息，对此一审法院也置之不理，仍然作出上述认定，一审法院此举实在令人费解。最后，一审庭审中，三家公司均提出既然出借人认为借款被三家公司使用，又无法提供确切证据，那么可以通过对三家公司的银行流水进行司法审计来查明三家公司是否实际使用出借人的借款，一审法院对此置之不理，而是笼统的认为易王菊只要汇款给三家公司的金额超过出借人所借的金额的数字，那么钱就是被三家公司使用了，这种结论不知一审法院是根据哪一部法律得出。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审法院在错误地认定三家公司应当对易王菊的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后，认定上诉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一）武汉广厦公司、东明广厦公司、阳新分公司并非本案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依法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首先，本案实际借款人为易王菊，三家公司不管是借款前、借款后都从未授意易王菊借款也未使用该借款，一审法院以易王菊个人账户资金往来金额大为由，认定易王菊的11个账户不符合其个人生活消费往来特征，认定易王菊向被上诉人所借款项是三家公司授意并用于三家公司经营，完全是错误的。易王菊作为武汉广厦公司的股东，她向三家公司及上诉人、施玉龙、柯仙仙汇款的行为不论是她作为股东的投资也好作为个人的资金往来也好，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一审法院却据此认为易王菊的账户与三家公司和上诉人、施玉龙、柯仙仙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账户存在密切关联就是用了被上诉人的借款，完全是无稽之谈。其次，一审法院认为，三家公司及易王菊个人的报告等书面材料和其他案外人的借款，能够认定易王菊向被上诉人所借款项是三家公司授意并用于三家公司经营，完全无事实依据。三家公司在易王菊无力清偿个人对外债务后，考虑到易王菊系武汉广厦公司的股东，公司的资产也有她的份额，才同意拿出部分资产给易王菊去清偿债务，被上诉人提供的三家公司所出具的《资产处置方案》、《授权委托书》、《股东会议纪要》、《资产明细表》、以及与施玉龙之间的通话录音等证据材料，均是在易王菊借款之后，在易王菊无法承担债务之后所形成和作出的，完全是在事后为了帮助易王菊解决困难，而不是同意作为共同还款人的身份对易王菊的债务表示认可。而一审法院完全不顾客观事实，认定三家公司的行为是授意易王菊向被上诉人借款，并实际使用了借款，是荒谬的。至于其他案外人的借款，更是与本案无关。综上，一审法院以上述事实认定三家公司对易王菊的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无事实依据。上诉人并未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更不存在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首先，上诉人滥用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是一审法院在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错误认定。上诉人作为东明广厦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出资出力、从未滥用自己股东的权利，而利用股东有限责任来逃避债务更是一审法院无中生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三家公司经营过程中，从阳新分公司转走503.76万元，从东明广厦公司转走916万元，且不说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转走的金额是否有足够证据支撑，但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向武汉广厦公司转账658.1万、向阳新分公司转账582万、向东明广厦公司转账5831万元视而不见，上诉人不仅没有一审法院认定的转移资产，反而是向三家公司转账的金额远远高于从三家公司转走金额，这些金额也是一审法院查明的，一审法院在自己查明的这些数据面前，依然认定上诉人存在恶意转移资产，实在是令人费解，另外东明广厦公司将其开发的财富广场13-01-21号房产登记在上诉人名下，是为了在金融机构办理贷款需要，且贷款也是东明广厦公司使用，这些事实和证据均可以证明上诉人并没有侵占公司资产的行为，且与三家公司来往密切的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实际上是三家公司为了经营方便，以上诉人名义开户，实际是供三家公司使用，上诉人不存在任何逃避债务的行为。其次，三家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虽然目前不是日进斗金的盈利状态，但也不至于到了需要破产而资不抵债的地步。一审法院以三家公司之间财产混同、人员混同、业务混同等理由，认为上诉人存在不正当目的，公司在财产向股东不当流动，是错误的。上诉人在东明广厦公司持有股份，武汉广厦公司是东明广厦公司的股东，阳新分公司是武汉广厦公司的分公司，基于三家公司的关系，那么三家公司必然存在部分人员相同的情形，既然武汉广厦公司对房地产行业有着经验，那么对投资的东明广厦公司也从事房地产行业又有何不妥，这是公司经营的一种方式和策略，怎么到了一审法院眼中就变成人员混同、业务混同的恶意行为。再次，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滥用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更是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撑的。一审法院在诉讼期间查封阳新锦湖豪苑价值49344762元的房产、山东东明财富广场价值228929131元的房产、实际冻结易王菊89928.12元存款、阳新分公司307622.19元存款、东明广厦公司111194.64元存款等近3个亿的资产，使是将一审法院受理的50位债权人起诉的案件，全部债权人的债权金额也不过5000万，而一审法院却查封了所有一审被告近3个亿的资产，暂不谈一审法院存在着超标的查封、冻结的行为，查封、冻结的财产在三家公司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也完全可以清偿全部债务，被上诉人的债务完全不会受到侵害，一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的行为严重的损害被上诉人的权利，导致被上诉人的权利难以实现，据此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分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适用的是《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诉人并未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权利。更没有滥用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房产均是东明广厦公司自己经营使用，只是借用了上诉人名义而已，上诉人向三家公司转账的金额远远高于三家公司转给上诉人的金额，并没有转移资产的行为，一审法院在没有事实和证据的前提下，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次，上诉人也没有利用自己是武汉广厦公司控股股东的身份，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没有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第二十一条作出判决，也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作出公正判决。
针对施玉龙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黄丽丽答辩称，一、原审审判程序合法。（一）原审法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按照法定程序送达了相关诉讼文书。原审法院为了避免重复审理，节约诉讼资源，在召开了两次庭前会议的基础上，分别征询了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的意见后，确定同时开庭。庭审中，法庭先就各原告的借款时间、数额、利率、还款情况，进行分别审理，再次查明借贷事实后，再就公司责任、股东及相关人员的责任进行庭审举证质证，然后进行辩论，最后就个案分别作出判决，整个庭审过程和庭审后上诉人均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为了确保实现债权，答辩人和其他案件原告均依法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书，交纳了保全费用，原审法院根据案件的同一属性，以一纸法律文书统一对一审被告的财产进行查封、冻结，既未超出答辩人和其他原告的申请范围，也未超出案件的标的，同样不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存在不当。（二）由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施某、柯仙仙特殊的亲缘关系，虽然上诉人表面上不是公司股东，但其担任了武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阳新分公司的负责人，并直接染指东明公司，其实际控制三公司的事实已经有大量证据证实。上诉人利用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从三家公司和易王菊银行帐户卷走大量资金，并以自己退股金的方式协助原审被告施某、易王菊抽逃出资，已经构成了对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损害。就上诉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在一审庭审中，答辩人及代理人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与原审被告柯仙仙、施某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是按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行使代位权，要求上诉人在转移公司资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三是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4条第2款规定，要求上诉人在协助股东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决施玉龙在该转移资产的范围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作出这样的认定，一是基于答辩人的请求，二是根据法律规定，无非是选择了更加准确的定性，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剥夺上诉人的诉讼权利。故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变更诉讼请求的前提下”，“完全是在偏帮被上诉人一方，刻意为被上诉人找借口，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中被上诉人在诉讼期间从未对代位求偿权提出任何主张”，纯粹是信口雌黄，毫无事实根据，依法不能成立。
二、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关于上诉人系柯仙仙、施某的股份幕后持有者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在原审中，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以下事实：①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柯仙仙、施某分别系夫妻、父女关系；②武汉公司成立时，原审被告施某作为控股股东，只有18周岁，尚在上海某大学读书，明显不具有数千万元投资的能力，其股份实际幕后持有人即为上诉人和原审被告柯仙仙；③上诉人担任武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阳新分公司的负责人，原审被告柯仙仙担任东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直接控制武汉公司和阳新分公司，并直接染指东明公司；④上诉人掌握三公司的经营命脉，指使、协助股东抽逃出资、转移资产，并直接挪用公司资金；⑤作为三家公司的决策人，在东明公司唯一自然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柯仙仙不在场的情况下，组织三家公司人员一道开会，决策三家公司的大政方针，制定二法人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任意交叉安排使用三公司人员；⑥全权代表三公司直接与债权人对话，当债权人的面亲口承认公司是他的，并对债权人作出承诺。以上事实已经庭审查证，原审法院依法确认上诉人为被告柯仙仙、施某的股份幕后持有者及实际控制人，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是剥开了施玉龙伪装的面纱，还原了施玉龙真实的面目。上诉人企图以简单的家庭成员关系和聘用关系来掩盖其在公司中的地位和作用，逃避法律责任，是不能成立的。（二）关于上诉人转移财产的认定，原审中，答辩人提供了以下证据：①原审三被告公司的部分银行流水；②原审被告易王菊个人部分银行流水；③阳新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怡璟新城项目资料和协议及收款收据；④阳新分公司部分账簿、账目、文件。上述证据表明，上诉人从公司挪用资金2000余万元；从易王菊个人银行账户挪用公司资金近1600万元，并将此款中的1087.16万元用于其在阳新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怡璟新城项目的投资。对此，在一审开庭时已经当庭质证，法庭已经查证属实，上诉人亦未提出异议。（三）关于上诉人抗辩其向公司转入了大量资金的问题，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上诉人认可自己就是公司股份的实际持有人，才会向公司投入如此大量的资金，否则仅仅是聘用关系为什么会向公司投入如此大量的资金？为什么会与公司发生如此巨额的资金往来？依照《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的三大原则和公司会计制度，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并不能以其转入公司资金来抵消其侵占、挪用和抽逃资金的责任。所以，上诉人和其他被告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也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原审法院依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并依答辩人的诉请，判令上诉人在其转移的1087.16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判令原审被告柯仙仙、施某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四）关于上诉人称三公司完全可以清偿债务的问题，答辩人不清楚是指三公司剩余资产可以还清所欠本案原审48位原告的债务，还是可以还清公司所欠的所有债务，如果单指所欠本案原审48位原告的债务，是有还清的可能性，但要说是还清公司所负所有债务，显然与事实不符，也正因为通过多种渠道获悉三公司可能资不抵债，所以，答辩人和其他原告才根据已经掌握的三上诉人侵害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损害公司利益和转移公司财产的情况，依法追加三上诉人为被告，追究他们承担连带责任和在转移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有关被告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信息来源有四方面：一是武汉公司和东明公司的会议纪要、决定、授权委托书、资产处置方案等文件中载明：公司经营难以为继，资不抵债，无能力偿还银行贷款和公司其他负债等等；二是三公司实际控制人施玉龙在与债权人代表协调会上多次讲过，公司的资产就这么多，但我们在云南、山东、阳新等还有资产来还你们的债（这些资产不是三被告公司的）；并多次讲过，公司如果不好好地处理债务，把所有的债全加起来，公司将要破产；三是被告方代理人吴俊律师在2015年07月22日和08月18日法院主持的两次调解会上都说过，公司可能面临破产；四是原告方掌握的三公司负债信息，仅以易王菊名义出面借款不仅仅是答辩人等48人1.2亿多元，还有另案起诉的，没有起诉的，按被告方曾经在与债权人协调会上讲的有2.5亿元之多。另还有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中讲的柯仙仙、刘福英以公司名义的借款，还有银行贷款和房产交易税收等等，到底三被告公司总负债是多少，原告方不清楚，而三公司的资产按吴俊律师2015年08月18日在法院主持的调解会上提供的剩余资产表进行估算，是难以还清以上所提到的公司债务和税收的。所以，答辩人等原告申请追加三上诉人为被告，依法追究他们承担连带责任和在转移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力；二是制止三上诉人恶意逃避债务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进一步防止三上诉人继续操控公司，转移资产，扩大债务，以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五）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审计问题，从起诉前的协调到诉讼过程中的证据保全，答辩人和原告一直希望对被告方的财务账目及公司资产和公司总负债情况进行审计，而上诉人和易王菊也承诺进行审计，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方代理人吴俊律师在2015年07月22日和08月18日法院主持的两次调解会上承诺，同意原告方聘请有资质的机构对三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情况进行全面审计，但2015年08月20日原审法院到湖北阳新去调取被告公司财务帐目时，被告方却将公司帐目转移，原审只扣押到一些零星的资料，后原审法院向被告发出责令并限期提交的通知，但被告方置之不理，拒绝提交，庭审中，武汉公司、阳新分公司、东明公司及上诉人又提出要审计，合议庭责令其三日内提交公司全部财务账目，然三公司拒不提交。现上诉人居然以此为上诉理由，如此反复无常，充分暴露其意欲拖延和逃避债务的企图。
三、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认定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原审法院已经查明，上诉人是被告柯仙仙、施某的股份幕后持有者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仅从三家公司和易王菊处获取大量资金，还将公司资金用于个人投资，又协助原审被告易王菊、施某抽逃出资，还将公司财务、业务、人员混同于其他公司，参与、指使其他股东转移公司资产，造成公司资产减少，公司履行债务能力下降，严重影响债权人实现债权。答辩人依法行使代位权，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适用《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判令上诉人在转移资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四、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被易王菊和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施某、柯仙仙承担连带责任，是对恶意逃债行为的有效制止，是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充分保护。本案一审中的七被告，无视债权人的利益，大肆转移资产，企图以虚高价格的房产以抵债方式抵消债权，逃避债务；同时，利用股东有限责任和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将公司之间、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财产混同、财务混同、业务混同、人员混同，企图逃避公司和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致使债权人难以实现债权。上诉人的恶劣行径已经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逃避法律责任的主观恶意十分明显，应依法予以制裁。
针对施某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黄丽丽答辩称：原审审判程序合法。原审法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按照法定程序送达了相关诉讼文书。原审法院为了避免重复审理，节约诉讼资源，在召开了两次庭前会议的基础上，分别征询了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的意见后，确定同时开庭。庭审中，法庭先就各原告的借款时间、数额、利率、还款情况，进行分别审理，再次查明借贷事实后，再就公司责任、股东及相关人员的责任进行庭审举证质证，然后进行辩论，最后就个案分别作出判决，整个庭审过程和庭审后上诉人均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为了确保实现债权，答辩人和其他案件原告均依法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书，交纳了保全费用，原审法院根据案件的同一属性，以一纸法律文书统一对一审被告的财产进行查封、冻结，既未超出答辩人和其他原告的申请范围，也未超出案件的标的，同样不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存在不当。
二、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一）原审中，答辩人就原审被告易王菊将借款用于武汉公司、阳新分公司和东明公司等房地产项目建设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证据，原审法院依据上述公司实际使用借款的法律事实，判决三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宣判后，三公司未提出上诉，足以说明三公司对实际使用借款事实内心已经确认，对公司之间、公司与股东之间银行账户和财务严重混同的事实内心已经确认，并接受原审法院该项判决。然上诉人罔顾事实，代言三公司开脱法律责任，显然与其主体不相印衬，对上诉人代言三公司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抗辩，二审法院已经决定不予审查，答辩人支持二审法院的决定，对此也不予答辩。（二）关于上诉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答辩人提供的武汉公司、阳新分公司、东明公司之间财务混同、业务混同、人员混同、债务混同和各股东任意支配公司资金资产、公私不分，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证据，足以证明以下事实：①三公司股东结构明显趋于家族性质，施玉龙虽然表面上不是公司股东，但实际控制了三公司的命脉；②公司之间、公司与股东之间银行帐户高度混同，相互任意调配资金，财务严重混同；③股东违反法定程序，任意抽逃出资，挪用公司资金用于个人投资；④不经对价交易，将公司大量资产登记为股东名下，公私不分特征明显；⑤三家公司人员任意交叉安排使用，人员严重混同；⑥公司与股东个人业务范围高度重合，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场所混同。支撑上述法律事实的证据，在一审开庭时已经当庭质证，法庭已经查证属实。由此可以证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施某、施玉龙利用了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身份，以其个人意志代替公司意志，公司之间存在明显的人格混同、财产混同、业务混同和人员混同，同时，因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还抽逃出资、挪用资金、转移资产，损害了公司法人的独立性，降低了公司履行债务能力，从而使公司趋于形骸化，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称，其向三公司转帐金额远远高于从三公司转走的金额，并以此抗辩其未恶意转移资产。大量证据表明，上诉人不仅从三公司获取1400余万元资金，还从易王菊账户上获取了1300余万元资金；同时，上诉人还不经对价交易，将东明公司财富广场价值数千万元的3623.3平方米铺面(财富广场13-01-021号房产)登记在其名下，仅就现有的证据，就已经表明上诉人已经从三公司及易王菊帐户上卷走了大量的资金和财产，更何况现有的证据只是答辩人及其他原告根据掌握的信息申请原审法院调取到的被告方的部分财务账目和原审被告三公司及易王菊部分银行帐户流水，其他主要财务帐目和全部的银行帐户交易等相关资料，被告方隐匿至今未向法庭提交，现有证据尚不能全面反映公司与股东的财务状况，也正是因为被告公司与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大量资金的不当流动，被告方担心真相败露，所以在原审中才处心积虑地转移隐匿了账目。同时，依照《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的三大原则和公司会计制度，股东并不能以其转入公司资金来抵消其侵占、挪用和抽逃资金的责任。所以，上诉人和其他被告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也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三）关于原审查封被告资产价值问题，上诉人称，一审法院查封“锦湖豪苑”4934.4762万元的房产，查封“财富广场”2.28929131亿元的房产，包括冻结易王菊、阳新分公司、东明公司银行账户资金，共查封冻结资产近3个亿，而答辩人等原告的债权仅有5000万元，三公司完全可以清偿债务。首先，上诉人对答辩人等原告的债权进行了严重缩水，按照一审判决，债权人的金钱利益已经超过了1.2亿元；其次，上诉人称一审法院查封冻结公司资产近3个亿，完全是在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姑且不论房地产市场的低靡因素，就按照原审被告三公司委托代理人吴俊律师在2015年08月18日向原告方提交的武汉公司和东明公司剩余资产表，在单位价格上就不知道虚高了多少，也正是因为被告方企图以虚高的价格抵消债权未果，才酿就了这一群体性案件的发生。再说，一审法院查封冻结的资产，现在已有案外人对部分产权提出了异议，还有待执行过程中予以鉴别。事实上，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债权，与查封冻结的资产数额是相适应的，但执行变现后的真正价值还有待执行后再作定论。（四）关于上诉人称三公司完全可以清偿债务的问题，答辩人不清楚是指三公司剩余资产可以还清所欠本案原审48位原告的债务，还是可以还清公司所欠的所有债务，如果单指所欠本案原审48位原告的债务，是有还清的可能性，但要说是还清公司所负所有债务，显然与事实不符，也正因为通过多种渠道获悉三公司可能资不抵债，所以，答辩人和其他原告才根据已经掌握的三上诉人侵害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损害公司利益和转移公司财产的事实，依法追加三上诉人为被告，追究他们承担连带责任和在转移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有关被告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信息来源有四方面：一是武汉公司和东明公司的会议纪要、决定、授权委托书、资产处置方案等文件中载明：公司经营难以为继，资不抵债，无能力偿还银行贷款和公司其他负债等等；二是三公司实际控制人施玉龙在与债权人代表协调会上多次讲过，公司的资产就这么多，但我们在云南、山东、阳新等还有资产来还你们的债（这些资产不是三被告公司的）；并多次讲过，公司如果不好好地处理债务，把所有的债全加起来，公司将要破产；三是被告方代理人吴俊律师在2015年07月22日和08月18日法院主持的两次调解会上都说过，公司可能面临破产；四是原告方掌握的三公司负债信息，仅以易王菊名义出面借款不仅仅是答辩人等48人1.2亿元，还有另案起诉的，没有起诉的，按被告方曾经在与债权人协调会上讲的有2.5亿元之多。另还有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中讲的柯仙仙、刘福英以公司名义的借款，还有银行的贷款和房产交易的税收等等，到底三被告公司总负债是多少，原告方不清楚，而三公司的资产按吴俊律师2015年08月18日在法院主持的调解会上提供的剩余资产表进行估算，是难以还清以上所提到的公司债务和税收的。所以，答辩人等原告申请追加三上诉人为被告，依法追究他们承担连带责任和在转移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力；二是制止三上诉人恶意逃避债务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进一步防止三上诉人继续操控公司，转移资产，扩大债务，以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五）至于上诉人提出的审计问题，从起诉前的协调到诉讼过程中的证据保全，答辩人和原告一直希望对被告方的财务账目及公司资产和公司总负债情况进行审计，而原审被告施玉龙、易王菊也承诺进行审计，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方代理人吴俊律师在2015年07月22日和08月18日法院主持的两次调解会上承诺，同意原告方聘请有资质的机构对三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情况进行全面审计，但2015年08月20日原审法院到湖北阳新去调取被告公司财务帐目时，被告方却将公司帐目转移，原审只扣押到一些零星的资料，后原审法院向被告发出责令并限期提交的通知，但被告方置之不理，拒绝提交，庭审中，武汉公司、阳新分公司、东明公司及上诉人又提出要审计，合议庭责令其三日内提交公司全部财务账目，然三公司拒不提交。现上诉人居然以此为上诉理由，如此反复无常，充分暴露其意欲拖延和逃避债务的企图。
三、原审法院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二十一条认定上诉人应承担连带责任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原审法院已经查明，上诉人身为公司股东，不仅从三公司和易王菊处获取大量资金，还伙同被告施玉龙抽逃出资，同时，不经对价交易，将公司资产登记于自己名下，将公司财务、业务、人员混同于其他公司，参与、纵容其他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转移公司资产，造成公司资产减少，公司履行债务能力下降，严重影响债权人实现债权，已经构成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审法院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二十一条认定上诉人应对被告易王菊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有充分的事实根据，适用法律准确。
四、上诉人仅对答辩人等25名原告提出上诉，属于恶意诉讼，不利于二审法院对同类其他案件的处理。
被上诉人黄丽丽一审诉请法院：被告易王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41万元、利息25万元，并以141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16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和逾期利息至还清之日止。2、被告武汉广厦公司、被告东明广厦公司、被告阳新分公司对易王菊上述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被告施某、柯仙仙、施玉龙对以上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2002年6月5日，武汉广厦公司登记成立，经股东变更后被告易王菊、施某系公司股东，其中易王菊持有该公司10%股权，任该公司监事；被告施某持有该公司90%股权；其父亲施玉龙为被告武汉广厦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了经营湖北阳新县锦湖豪苑项目，2006年9月16日被告武汉广厦公司又成立了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下属被告阳新分公司，负责人为施玉龙。被告东明广厦公司于2010年3月19日登记成立，股东为被告武汉广厦公司和柯仙仙，其中被告武汉广厦公司持有该公司80%股权，柯仙仙持有该公司20%股权；被告东明广厦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柯仙仙，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吴冰任监事。被告施玉龙、柯仙仙、施某分别系夫妻、父女、母女关系。被告易王菊任被告武汉广厦公司副经理主管财务及日常事务，被告施玉龙对被告武汉广厦公司、东明广厦公司的经营负总责。
自2006年起被告易王菊以房地产开发需资金为由多次向武宁人借款，借款过程中，出借人根据被告易王菊提供的账号汇款。每一笔借款到期后，被告易王菊都为出借人根据不同的期间及利率进行了结算，中途有出借人收回部分借款本金及利息，有将利息重新计入本金，也有再追加借款本金，每一次结算时，将老的借条换成新的借条。被告易王菊多次向原告丈夫借款。期间，被告易王菊归还了部分借款本金和利息，2014年3月16日，经结算至2015年3月16日，被告易王菊尚欠原告本息182万元，当日被告易王菊向原告出具了182万元的借条1张。
因房地产项目销售不畅，致使被告易王菊不能按期偿还借款。原告及债权人在向被告施玉龙和易王菊的追债过程中，多次到被告阳新分公司的项目所在地锦湖豪苑办公室向公司讨债，每次都有公司的主管及工作人员接待债权人。其中有部分债权人在最后的结算借条上加盖了被告武汉广厦公司的公章，如债权人周啸蓉、周红宁、潘柳华、冷文静、潘际兰等。为了妥善处置武宁债权人的借款，2015年3月23日，被告施玉龙、易王菊及其他管理人员在阳新分公司召开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1、考虑到我公司易王菊、柯仙仙、刘福英三人的外债，所以要有计划的安排资金。…公司主打昆明开发，山东返迁…。2、对于易王菊，刘福英，柯仙仙三人的借款一定要确保公司正常发展的前提下，按公司规定的房产作抵押，但债主不能出售，如出售以市场价格按比例偿还债主；如抵押房子卖不动，则按还款计划还款。3、对于人员安排，施玉龙重抓昆明，刘福英、吴忠抓阳新，易王菊、柯仙仙抓山东，罗玉林、施某抓实体，肖翔待定。4、对于外债由罗玉林、施某先登记摸底，计划贰年还清，停息一年，第二年按年息一分；具体按实际情况安排。第一批：特殊情况（生病、银贷）客户，突发事件客户；第二批：近期借款客户，小额客户、老年客户；第三批：大额客户，长期客户，从2015年11月份分批有计划还款，具体还款安排由易王菊、柯仙仙、刘福英三人作计划，按公司规定时间还款。”
2015年4月1日，被告武汉广厦公司、被告东明广厦公司出台了《资产处置方案》，其内容主要为：“1、两被告公司开发的阳新锦湖豪苑住宅小区和东明财富广场翡翠城的销售极为不畅，造成目前企业资金困难，本着对公司人员、贷款银行及相关债权人负责的原则，经公司研究决定，启动对相关资产处置方案以维持公司正常运转及返还相关债务。2、公司成立资产处置小组，由公司董事长施玉龙牵头，小组组成成员：易王菊、罗玉林、邵华及张艳，工作目标保公司正常运转，并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对外负债进行处理。由资产处置小组对目前的未还银行借款，其他应付款及核实确已进入公司或项目上以易王菊、柯仙仙、刘福英名义产生的借款额进行统计。3、根据统计以三人名义产生的公司负债，结合盘存的目前两个项目剩余资产分别归口到易王菊、柯仙仙、刘福英名下，由资产处置小组制作资产表交给三人。并由公司向易王菊、柯仙仙、刘福英分别出具授权书明确归口到自己名下的资产用于向相关债权人抵债。4、由借据出具人各自负责与相关债权人商谈后并经资产处置小组认可，分批到公司办理以资产抵偿债务事宜。债权人愿意接受资产抵偿的，由资产处置小组统一安排办理相关抵押、合同等书面手续。如债权人不愿意接受资产抵偿，各借款人应向债权人充分阐明可能的不利后果。如债权人愿意继续给予还款时间，原则上公司以确定的债权额计，承诺从2015年5月1日起算两年内还款，但第一年不计息，第二年按年息10%计息…”。同日，上述二被告公司制订了《资产明细表》，并向被告易王菊发出《授权委托书》，授权被告易王菊以其明细表的资产抵偿以易王菊名义对外所欠款项。被告易王菊在处置该财产中，并将相关债权人的名字、就其对应的金额、面积、房号进行了登记。由于被告提出的抵债还款条件过于苛刻，部分债权人即向被告易王菊提出了诉讼及向相关部门投诉，为了平息事态，2015年4月28日被告易王菊又向武宁县人民法院出具了《请示报告》，该报告明确了如下几点：“1、易王菊任职武汉广厦公司副经理主管财务工作并持有10%股份，武汉广厦公司系东明广厦公司控股股东，两被告开发了湖北阳新的锦湖豪苑住宅项目及山东东明的财富广场项目，现项目已建成，由于销售不畅现存大量资产未售。2、在两公司经营过程中，由于公司资金短缺，易王菊以个人名义通过亲戚、朋友、同学、原同事等熟人先后借款（本金）约壹亿元左右，并将借来资金直接或通过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又借给公司用于流动资金周转或项目开发建设。在此期间，被告易王菊已偿还部分借款及利息，但仍有大量借款及利息未偿还。3、目前两家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开发项目的销售极为不畅，相关银行贷款及对外负债无力支付偿还。鉴于目前形势，且武宁债权人人数众多，借款金额巨大，两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决定，公司愿意拿出现有可处置资产以不同方式抵偿易王菊个人名下的所有债务，并形成了资产处置方案。4、易王菊及公司面对困难，不选择逃避，宁愿承担亏损也要顾及武宁的社会稳定大局的武宁债权人的利益。…”
2015年3月23日、3月30日、4月1日、5月8日、6月4日，原告及其他部分债权人与被告施玉龙、易王菊、柯仙仙及其他公司管理人员在武宁及阳新多次协商如何还债。部分债权人对协商过程及通话进行了录音，录音的内容认可了如下几个事实：1、易王菊在武宁的借款用于被告公司的房地产开发。2、被告公司已偿还债权人的利息有7、8年了。3、同意将被告公司在山东、湖北阳新、云南昆明投资的财产及项目用于抵偿债权人的债务。以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向债权人的代理人发出同意配合将公司的财产用来还被告易王菊借款的信息回函。
2015年6月17日，原告及其他债权人与被告未能达成还款协议，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申请法院调取被告易王菊、武汉广厦公司、东明广厦公司、阳新分公司的部分银行账号流水信息。通过查证及统计：1、原告及其他四十九位债权人通过银行汇款形式借款给被告易王菊，汇入被告易王菊11个银行账户的借款数额为7000余万元。2、被告易王菊从其帐户汇给被告武汉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阳新分公司1400余万元，汇给被告武汉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700余万元，汇给被告东明广厦置业有限公司1700余万元，汇给施玉龙1500余万元，汇给柯仙仙1300余万元，汇给江西玉虹迎宾花园项目部1800余万元，汇给施某800余万元，汇给其女儿周璇360余万元。3、被告武汉广厦公司、东明广厦公司、阳新分公司及四自然人被告之间存在频繁多笔的资金来往，且数额巨大，如：阳新分公司从武汉广厦公司支取9000多万元，东明广厦公司从武汉广厦公司支取2700余万元，易王菊从阳新分公司账户上支取2300余万元，柯仙仙从阳新分公司账户上支取500余万元，施某从阳新分公司账户上支取300余万元，施玉龙从阳新分公司账户上支取2000余万元，易王菊女儿周璇从阳新分公司账户上支取2500余万元，被告东明广厦公司从阳新分公司账户上支取3800余万元，被告施某从东明广厦公司账户上支取800多万元，被告柯仙仙从东明广厦公司账户上支取900多万元等。
2015年6月7日、9日，案外人李蓉、柯善勤与被告易王菊、被告东明广厦置业公司签订了《债权处理确认书》及易王菊出具的借条复印件，双方同意以物抵债。2015年1月23日，案外人刘素萍等10人与被告易王菊、柯仙仙、被告东明广厦公司签订了《房屋抵押借款合同》，双方同意以被告东明广厦公司的房产抵押给上述借款。2015年4月23日，被告易王菊同意将被告阳新分公司、东明广厦公司的部分房产抵押给已起诉的其中48位债权人（包括本案原告）的财产清单。
被告施玉龙与案外人张绪洲、贾四喜签订项目股权投资协议书，合作开发阳新阳华房地产有限公司怡璟新城项目，2011年1月17日至2011年12月6日，被告施玉龙委托易王菊以项目出资款名义分六笔汇款到阳新阳华房地产有限公司账户和阳新阳华房地产有限公司怡璟新城项目部账户，共计汇款数额为1087.16万元。2012年9月13日和2014年5月4日，施玉龙本人分两笔共计汇入98万元到阳新阳华房地产有限公司怡璟新城项目部账户。
2011年11月21日，昆明福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被告施某出资1020万元，占公司34%的股份。之后在公司项目开发过程中，被告武汉广厦公司、阳新分公司、施','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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