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钦刑二终字第50号
原公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艺，男，1964年3月10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2010年2月25日至2013年10月16日任钦州市钦南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处级干部），2009年4月份至案发前抽调到钦南区征地搬迁第五工作组（后变更为第四组）任副组长，因涉嫌受贿，现羁押于博白县看守所。
辩护人吴鉴新，广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人民法院审理浦北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吴艺犯受贿罪一案，于2014年3月19日作出（2014）浦刑初字第68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吴艺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钦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覃芬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吴艺及其辩护人吴鉴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一、2010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人吴艺利用其被抽调到钦州市钦南区征地搬迁第五工作组参加征地拆迁工作的职务之便，伙同工作组的组长宋振枢（另案处理）、青苗发放小组组长吴正德（已另案起诉）等人，在征收沈鸿月、黄启胜位于钦州市钦南区沙埠镇马头庄的龟鳖养殖场的过程中，帮助沈鸿月、黄启胜提高龟鳖养殖场拆迁的补偿款，非法收受沈鸿月贿赂10万元（人民币，下同），与宋振枢、吴正德共同收受黄启胜贿赂30万元，其中：
（一）2011年上半年的一天，被告人吴艺在钦州市区望洲大道北段的马头庄村附近收受沈鸿月10万元现金。
（二）2011年上半年的一天，吴正德和宋振枢在钦州市钦南区沙埠镇沙埠居委会征地拆迁办公室共同收受了黄启胜送的现金30万元，其中吴正德分得10万元，宋振枢分得10万元，宋振枢在钦州市子材东大街清华同方工厂对面的路边将被告人吴艺分得的10万元交给吴艺。
综上，被告人吴艺非法收受和合伙收受沈鸿月、黄启胜贿赂金额共40万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主要证据：
1、书证
（1）指定管辖书、立案决定书、监视居住决定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证明钦州市检察院于2013年7月10日指定吴艺涉嫌受贿案由浦北县人民检察院管辖，于2013年7月15日立案侦查，即日钦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吴艺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于同年9月4日经钦州市检察院决定逮捕，9月6日由浦北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羁押在博白县看守所。
（2）户籍证明、任职文件证明，证明吴艺生于1964年3月10日，住钦州市钦南区梅园路83号等基本情况以及任职情况，2009年4月份从钦南区审计局抽调到钦南区征地搬迁第五工作组（后变更为第四工作组，组长：宋振枢）任该组副组长，后至宋振枢调离钦南区时，吴艺任该工作组的组长，负责该工作组至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时止。2010年2月25日当选为钦南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10月16日中共钦州市委员会免去吴艺钦南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
（3）沈鸿月龟鳖养殖场搬迁补偿资料、进账单，证明沈鸿月获得龟鳖场搬迁补偿款合计103.61万元（其中附着物款42.06万元，龟鳖移植款61.55万元），吴艺、吴正德、黄某艺、邓某某等人作为经办人在搬迁补偿协议书上签字；宋振枢、吴艺、吴正德作为复核人在赔偿表、补偿款签领表上签名。
（4）沈鸿月中国银行账户流水清单，证明2011年1月13日龟鳖场搬迁补偿款1036100元，2011年1月15日取款37万元，1月24日取款160253元。
（5）黄启胜龟鳖养殖场搬迁补偿资料，证明黄启胜获得龟鳖场搬迁补偿款合计968241元（其中地上附着物款488141元、龟鳖搬迁费480100元），其中房屋调查登记表上吴正德、杨炳月作为调查人签字；在补偿协议书上吴正德、吴艺、杨炳月作为钦南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室的代表与黄启胜签协议书。2011年5月20日，龟鳖场搬迁补偿款848241元汇进黄启胜的中国银行账户。
2、证人证言
（1）沈鸿月于2013年8月22日的讯问笔录中的供述，证明其于2013年8月22日交代了为感谢钦南区拆迁组对其马头庄龟鳖场征用补偿的关照，送给工作组成员吴正德12万元，送给工作组领导宋振枢、吴艺各10万元。
2010年下半年，因政府道路建设需要征用其位于马头庄生产队的龟鳖养殖场，当时与其商谈补偿的主要是钦南区拆迁工作的工作人员吴正德。有一次吴正德与其商谈补偿数额问题时，其提出龟鳖养殖场拆迁补偿要70万元左右，吴正德同意补偿其六七十万元，并说可以在此基础上再提高其龟鳖养殖场补偿数额，其听后表示到时得到补偿款后再给吴正德好处费。事后就由吴正德具体去操作加大其龟鳖场补偿事宜。后来其到沙埠居委会拆迁工作组办公室办理补偿手续时，吴正德对其说其龟鳖养殖场已确定补偿103万元左右，其中增加了40万元左右，吴正德提出他自己要12万元，另外要给拆迁工作领导宋振枢和吴艺各10万元，其同意了。在得到补偿款后，大约在2011年初的一天，其约吴正德到文峰北路钦州志伟饭店吃饭，饭后在饭店停车场，其拿出事先准备的12万元送给吴正德，当时其说这是12万元，吴正德接钱后没说什么就走了。
在2011年约1月份的一天，其打电话叫宋振枢到马头庄其龟鳖养殖场附近，他开小车到后，其在宋振枢车上把事先准备好的10万元送给他，当时讲明是吴正德交待给的10万元，宋振枢接钱后就走了。吴正德和宋振枢等人帮其提高了龟鳖养殖场的补偿金额，其是按照吴正德的要求给宋振枢的感谢费。
2011年约1月份的一天，其打电话将吴艺约到望洲大道北段的马头庄附近，他开小车到那里后，其把事先准备好的10万元当场送给吴艺，当时讲明是吴正德交待给的钱，吴艺接钱后就走了。因为吴艺当时是钦南拆迁组的领导之一，其龟鳖养殖场补偿都要经过他同意、相关手续要经他签批，才能顺利得到补偿款，最后其得到了较高的补偿，其是按照吴正德的要求给吴艺的感谢费。
（2）黄启胜于2013年7月6日、7月7日、7月8日、7月11日、12月3日、12月4日自书交待材料及讯问笔录中供述，证明其多次供述为感谢吴正德、宋振枢、吴艺帮其提高龟鳖场搬迁补偿，送给三人各10万元的情况。
2010年下半年或2011年上半年，钦南区征地拆迁组要征收其马头庄的龟鳖场，因为其养的黄沙鳖当时每只大约重2斤半，其为了想得多点拆迁补偿款，其仿照其相邻的养殖场的钟汉明、沈鸿月的做法，放了一些六七斤重的珍珠鳖放入养黄沙鳖的池塘里。后其和吴正德在沙埠村委楼下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商量补偿款的问题，其对吴正德说想要多点补偿款，吴正德答应帮其提高补偿款，其表示事成之后会感谢他们。当时其同意送给拆迁工作组的领导30万元，吴正德还对其说，这30万元中除了其外还有另外两个领导有份，每人10万元。后在中正评估公司核对补偿款时，杨炳月和其商量又扩大了5万元补偿款，当时其看到其基建补偿款部分是43万元，龟鳖搬迁补偿款是36万元，通过杨炳月又在基建补偿部分提高5万元后，就变成48万元。2011年5月份左右，杨炳月告诉其补偿款到账了，后来其在电话上告诉吴正德钱到帐了。吴正德对其说按原来讲的拿钱到沙埠村委拆迁工作办公室给他，但要在中午下班人少的时候才得拿过去。当时其约好第三天再拿钱给他。到了第三天，其从个人备用金中拿出30万元装入蛇皮袋拿到沙埠村委拆迁工作办公室给吴正德，当时吴正德介绍其认识了宋振枢，其把钱放在台面上，吴正德当着其的面数了钱，确定是30万元后，其就离开了。离开之前其还叫吴正德拿钱给另一个没有到场的领导。
其还供述，钟汉明和沈鸿月在拆迁他们的龟鳖场前，为了多得些补偿款，他们从其他地方运了大量石龟放到他们准备要拆迁的龟鳖场。钟汉明运来的石龟主要是从他家里运来的，沈鸿月运来的石龟主要是借他朋友的，钟汉明的龟鳖场没有多少石龟。
（3）宋振枢（钦北区区委副书记，原钦南区征地拆迁第五组组长）的证言，证明其伙同吴正德、吴艺收受黄启胜送给的30万元以及其个人收受沈鸿月贿赂10万元的情况。
①宋振枢于2013年8月9日的自书交代材料，证明其于2010年至2011年在担任钦南区征拆第五工作组长期间，在2010年底征收沙埠居委会马头庄黄启胜龟鳖场时，其吩咐吴正德等人与黄启胜协商赔偿事宜。2011年3月份左右，吴正德同其和吴艺说，可以在黄启胜龟鳖场加大些赔偿款，到时大家得好处，其和吴艺当时表示同意。到了2011年6月份左右的一天中午，吴正德打电话叫其到沙埠居委会办公室二楼拿钱，当时黄启胜在场，黄启胜用蛇皮袋装了30万元给他们，其中其拿了20万元，其将其中的10万元转交给了吴艺。
②宋振枢于2013年8月9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证明2010年下半年的时候，钦南区将马头庄生产队征地工作计划交到其第五组，其中就包括黄启胜的龟鳖场，后来其和吴艺决定将黄启胜的龟鳖场的搬迁补偿协商工作交给吴正德去负责，由杨炳月协助，但黄启胜一直认为他们给的补偿款太低不愿意签字搬迁。直到2011年3月份的一天，吴正德找到其和吴艺说可以在黄启胜龟鳖场上提高一些补偿款给他，到时黄启胜会给他们一些好处费，当时其和吴艺都同意，并叫吴正德去找黄启胜办好提高补偿款给他这件事。吴正德在对黄启胜龟鳖场评估时通过加大基础设施面积和加大龟鳖数量，从而提高了补偿款。
2011年约6月份的一天，吴正德打电话叫其到沙埠居委会二楼征地组办公室商量一下工作。后来其开车到征地组办公室，在第五组征地组办公室里吴正德向其介绍了黄启胜，之后黄启胜拿出了一个蛇皮袋，并打开蛇皮袋对其和吴正德说：“这是30万元，你们三个领导每人10万元，你们清点一下”。后吴正德负责点钱，点清楚够30万元后，黄启胜离开。之后，吴正德说他要10万元，余下20万元中10万元是其所得，另10万元叫其送去给吴艺，当时其同意，并用蛇皮袋装好20万元离开。其收到这20万元后便打电话给吴艺，吴艺说他在子材东大街清华同方工厂路边，后其便开车过去与他见面，并将黄启胜送给他的10万元转交给他。
其是第五工作组组长、吴艺是常务副组长，负责审核补偿款的支出和征地工作的推进，如果其和吴艺不同意加大补偿款给黄启胜，吴正德他肯定做不出来，所以他便事前征求其意见，其和吴艺同意后，吴正德做的材料即使有虚假的成分在里面，他们签字后黄启胜便能得到补偿款。这也是黄启胜送钱给其三人的原因，如果他们不提高补偿款给他，他肯定得不到这么多好处。
③宋振枢自书交代收受沈鸿月10万元的材料，证明其于2010年至2011年在担任钦南区征拆第五工作组组长期间，在2010年底征收沙埠居委会马头庄沈鸿月龟鳖场时，其吩咐吴正德等人与沈鸿月协商赔偿事宜。之后，吴正德同其和吴艺说，可以在沈鸿月龟鳖场提高些赔偿款，到时一起得好处，其和吴艺当时表示同意。到了2011年春节前，沈鸿月打电话叫其到他龟鳖场附近说有急事，其开车到沈鸿月龟鳖场时，他打开车门说：“宋书记，谢谢你的关照，春节到了，给点茶水费你。”随后把一个塑料袋丢在其车上就走了，其打开后发现里面有10万元现金。
（4）吴正德（钦州市钦南区信访局副局长，钦南区征地拆迁第五工作组成员）的证言，证明其个人收受了沈鸿月送的12万元，伙同宋振枢、吴艺收受黄启胜送的30万元的事实。
①吴正德于2013年7月4日的自书交代材料，证明2011年上半年，其在为沈鸿月办好龟鳖场搬迁补偿手续后，某日接到沈鸿月的电话，约其到志伟饭店吃饭，其到后，见到同桌的有宋振枢、吴艺等人，吃过晚饭后，在停车地方，沈鸿月将一个黑色塑料袋包好的物品交给其，其接过后就迅速放进电动车后厢，迅速开车回到家里，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人民币，共12捆，每捆1万元。
吴正德于2013年7月5日、8月27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其供述帮沈鸿月提高龟鳖场搬迁补偿费，收受沈鸿月送给12万元的详细经过。2010年下半年，当时其担任钦南区征地拆迁第五工作组青苗及征拆补偿款申请发放组组长，第五组工作组领导宋振枢、吴艺安排其负责沈鸿月龟鳖养殖场拆迁工作。为了做好沈鸿月龟鳖养殖场拆迁工作，其多次到沈鸿月龟鳖养殖场察看并与沈鸿月商谈，每次与沈鸿月商谈时，沈鸿月都对其表示如果帮他增大补偿款的话，会给其好处。钦州市中正评估公司和钦南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分别对沈鸿月龟鳖养殖场的基建和水产养殖情况进行评估。在没有得出评估报告前，其将沈鸿月养殖场拆迁的情况，在征地拆迁工作组领导办公室分别向宋振枢、吴艺作了汇报，宋振枢交待其，要其想办法在沈鸿月的龟鳖养殖场拆迁补偿款总金额中提高补偿金额，并通过沈鸿月将钱拿给他们。后其约沈鸿月到征拆工作组其办公室商谈，经过商谈，与沈鸿月达成了龟鳖养殖场拆迁补偿款总金额约60万元左右，这60万元包含沈鸿月龟鳖场的基建部分补偿款和龟鳖搬迁部分的补偿款两部分，按照沈鸿月龟鳖场建筑物的新旧、损坏程度，其可以压低补偿给沈鸿月基建部分的补偿额，但其没有压价。在确定拆迁补偿款金额后，其对沈鸿月讲，其还可以再提高他的龟鳖养殖场拆迁补偿金额。沈鸿月讲如果提高拆迁补偿费给他后，他会给其好处，其表示同意。其将情况向宋振枢汇报后，宋振枢表示同意。于是其找钦南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的工作人员虚增沈鸿月的龟鳖养殖场的龟鳖数量、重量，以增大沈鸿月龟鳖养殖场拆迁补偿费。在沈鸿月到其在征迁工作组的办公室办理他的龟鳖养殖场拆迁补偿手续时，其对沈鸿月讲帮他的龟鳖养殖场拆迁补偿总额多增加42万元，拆迁补偿总额达到了103万元左右。其对沈鸿月讲增加42万元中要给他们32万元现金，其中其要12万元，剩下的20万元就由沈鸿月分别送给宋振枢和吴艺每人10万元。在2010年底或2011年上半年，具体时间不记得了，沈鸿月打电话给其，约其到钦州志伟饭店（文峰北路附近）吃饭，饭后在志伟饭店停车场，沈鸿月从他车内拿出一个黑色塑料袋包裹的物品给其，其接过后知道是钱也没多问就将该物品放进其电动车后尾箱，然后便开车离开了。回到家后，其拿出沈鸿月交给的黑色塑料袋，打开后发现里面是12叠百元面额的人民币，每叠1万元，共计12万元。
②吴正德于2013年7月7日的自书交代材料，证明在黄启胜的搬迁补偿款到位后，其原来和黄启胜商议过，叫他取了30万元现金给他们，并要求在中午下班后与其联系。某日，黄启胜打电话给其，其叫他到沙埠居委会。大约13时许，其在沙埠居委会二楼办公室见到他，黄启胜当时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有东西，其接电话时叫他与其进入到沙埠居委会西边二楼的征拆工作组领导办公室，当时宋振枢在场，其和黄启胜进入后，宋振枢与黄启胜打了个招呼，黄启胜便将蛇皮袋放在办公书桌上，其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钱，其清点了一下，共有30捆，每捆1万元，全是红色的100元一张的。这30万元，宋振枢得10万元，其得10万元，吴艺得10万元。其把分得的钱放进其车后，便开车回家。
吴正德于2013年7月7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证明在征收黄启胜的龟鳖场过程中，其帮黄启胜提高龟鳖搬迁补偿款，黄启胜送给其、宋振枢、吴艺每人各10万元的详细情况。
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上半年，因河东工业园区项目建设要搬迁黄启胜的五亩左右的龟鳖养殖场，当时其是钦南区征地拆迁第五工作组的成员，是青苗、拆迁补偿款申请和发放组组长。第五工作组领导宋振枢、吴艺安排其负责黄启胜龟鳖养殖场拆迁工作，其多次与黄启胜商谈龟鳖养殖场拆迁补偿工作后，在沙埠镇沙埠居委会征地办公室里向宋振枢、吴艺汇报黄启胜龟鳖养殖场拆迁情况时，宋振枢对其讲，让其想办法在黄启胜的龟鳖养殖场提高补偿款。后其与黄启胜在沙埠居委会征地拆迁办公室商量他的龟鳖养殖场搬迁补偿款金额，其对黄启胜说其还可以为他的龟鳖养殖场提高搬迁补偿款金额。黄启胜说如果增大补偿款给他，他可以给他们好处费。后来其对黄启胜说他的基建部分补偿得43万多元，龟鳖养殖场搬迁补偿得36万元，这些补偿数是其已经帮他提高补偿了，其叫黄启胜在龟鳖养殖场搬迁补偿款36万元中拿30万元给他们，其中其得10万，宋振枢得10万元、吴艺得10万元，余下6万元归黄启胜所有，另外其还叮嘱黄启胜拆迁补偿款到他账户后打电话给其。2011年上半年的某一天，补偿款到位后，黄启胜电话告诉其钱到位了，其交待他拿30万元到沙埠镇沙埠居委会征地拆迁办公室交给其，其还特意叮嘱黄启胜要在中午下班后再与其联系。黄启胜说可以，但他又说从银行取这么大笔的款项要提前预约才行，大概过了一天的时间，黄启胜打电话给其说钱已经取出来了，其叫黄启胜拿钱到沙埠居委会征拆办公室找其，同时其把情况告诉宋振枢并叫他到沙埠居委会征拆办公室。中午1点左右，黄启胜上到沙埠居委会二楼办公室，他当时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有东西，其叫他与其进入到沙埠居委会西边二楼的征拆工作组领导办公室，当时宋振枢在场，其介绍宋振枢给黄启胜认识，黄启胜便将蛇皮袋放在办公书桌上，黄启胜说：“这袋子里面是30万元钱，现在你们只有两个人在场，剩下那人的10万元钱由你们负责转交。”其和宋振枢同意。其打开蛇皮袋一看，里面全是钱，其当着黄启胜的面清点了一下，发现共有30捆钱，每捆1万元，共计30万元，这些钱全是红色的100元面额的。这30万元，宋振枢得10万元，其得10万元，吴艺得10万元。其拿了其分得的10万元钱，剩下的20万元钱其就留给宋振枢处理。
（5）钟汉明的证言，证明2009年获知马头庄龟鳖养殖场将要近期搬迁，为了使养殖场在拆迁中获得更高的赔偿，其利用钦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制定龟鳖养殖场赔偿方案咨询之机，使龟鳖分级标准定得较低，将损耗率提高，使养殖场获得较高的赔付率。并把意见稿分发给沈鸿月、黄启胜等人，形成统一意见，并根据赔偿方案制定了将龟鳖分散各池，提高平均重量，将商品龟鳖作亲龟鳖计价等手段欺骗国家资金。
3、被告人供述
吴艺多次承认收受龟鳖场老板沈鸿月送的10万元，收受由宋振枢转交的黄启胜送的10万元。
（1）吴艺于2013年7月26日、7月28日、8月26日、8月31日自书交代材料及讯问笔录中供述，其供述收受龟鳖场老板沈鸿月送的10万元的情况。
2010年下半年，他们征地拆迁第五小组要征收位于马头庄生产队的沈鸿月龟鳖养殖场用于建设河东工业园区，由吴正德去负责协调，杨炳月协助吴正德。在征这个养殖场的过程中的一天，具体时间记不起来了，吴正德在征地拆迁工作组领导办公室向其汇报沈鸿月龟鳖养殖场拆迁工作，在汇报过程中吴正德还对其说如果帮沈鸿月提高补偿款，沈鸿月会给好处费。其听吴正德这样讲后，其没有反对他，但考虑到整个马头庄生产队的征地拆迁工作是由宋振枢负责，所以其叫吴正德向宋振枢请示。后来吴正德帮沈鸿月的龟鳖养殖场提高拆迁补偿款。在2011年上半年的某一天，具体时间不记得了，沈鸿月打电话叫其到望洲大道北段的马头庄村附近，其开车到马头庄村附近，沈鸿月见其后，他拿着一个装有东西的塑料袋走到其车旁拉开其车门将塑料袋放在其小车后排，他跟其讲：“这塑料袋里有点钱，感谢你在我的龟鳖场搬迁过程中对我的大力支持。”他们互相客套一下后就离开了。回家后其经过清点，发现沈鸿月给其的是10万元人民币现金。
（2）吴艺于2013年7月27日、7月28日、8月5日、8月19日自书交代材料及讯问笔录中的供述，证明其收受由宋振枢转交的龟鳖场老板黄启胜送的10万元的详细经过。
2010年下半年，钦南区征地拆迁第五工作组搬迁位于沙埠镇沙埠居委会马头庄村黄启胜龟鳖养殖场，用于建设河东工业园工业用地。在黄启胜龟鳖场搬迁过程中，宋振枢指示其要多关照黄启胜龟鳖场搬迁，于是其就对负责黄启胜龟鳖场征拆的工作人员吴正德和杨炳月讲根据宋振枢的指示，对黄老板（黄启胜）的龟鳖场搬迁要多关照，提高黄启胜龟鳖场搬迁的补偿款。最后黄启胜龟鳖场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款。
在2011年5月或6月的某一天，宋振枢打电话叫其到子材东大街清华同方工厂对面的路边，其挂了电话就开着其小车到子材东大街清华同方工厂对面的路边，其看见宋振枢的小车停在路边，其停好车下车，宋振枢见到其后，就拿着一个蛇皮袋（装肥料的那种蛇皮袋，颜色记不起来了）走到其车旁并拉开车门，他把蛇皮袋放到其小车后排座后对其说：“这是黄启胜老板叫我转交给你的感谢费10万元，你收下吧。”后来其打开蛇皮袋，发现里边装着钱，经清点，蛇皮袋里有十叠钱，每叠一万元，共有10万元人民币，都是红色一百元的人民币。
黄启胜龟鳖场搬迁是由吴正德、杨炳月负责，其中吴正德是钦南区第五征地拆迁工作组青苗、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发放小组组长，杨炳月是钦南区第五征地拆迁工作组新丁、马头庄拆迁小组的组长。黄启胜的龟鳖场位于马头庄，黄启胜的龟鳖场搬迁工作杨炳月要参加，且黄启胜的龟鳖场搬迁涉及到拆迁补偿款，因此吴正德也要参加。吴正德、杨炳月互相配合才能做好黄启胜龟鳖场搬迁补偿工作。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2010年至2011年上半年间，钦州市钦南区征地搬迁第五工作组在征收钦州市钦南区沙埠镇沙埠居委会马头庄生产队集体土地的过程中，符某亮、丁某某、符某富和符某南（四人均另案处理）等人在征地过程中承包马头庄生产队集体所有的338.7889亩山岭抢种青苗以非法获取青苗补偿款，被告人吴艺伙同工作组组长宋振枢等人明知抢种青苗不符合青苗补偿政策规定的情况下，仍然共同决定同意符某亮等人抢种青苗，并违反规定签字同意支付青苗补偿款5513906元（其中3387889元支付给马头庄生产队，剩余2126017元被符某亮、丁某某、符某富和符某南等人非法占有），造成国家经济损失2126017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如下的主要证据：
（一）书证
1、钦州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试行）第十一条，规定征地公告或调查公告公布后应保持土地原状，经确认为抢种、抢栽的农作物、果树、竹木，抢养殖的水产品，抢建的建构物一律不予补偿；超过相关栽植密度的，其超过部分不予补偿；已枯死的各类植物不予补偿。
2、征地协议书复印件，证明钦州市国土资源局钦南分局土地征收征用中心与钦南区沙埠镇沙埠居委会马头庄队签订征地协议书，征用马头庄集体所有的坡地475.513亩，土地补偿费、安置费、青苗及附着物赔偿费用合计17118468元。
3、承包合同复印件2份，证明丁某某、符兆福、符某南等人为了在征用的山岭上抢种青苗，而与马头庄部分村民签订的承包山岭协议书，合同约定在租用期间国家征用时按每亩青苗1万元标准补偿给马头庄生产队，土地补偿款由马头庄自行处理。宋振枢、吴艺在承包合同上签字：情况属实，请按合同给予办理。
4、赔偿表、补偿款签领表、记账凭证、进账单等资料，证明支付给丁某某、符某富、符某南三人的青苗补偿款合计4863922元（其中支付给丁某某343440＋1470128=1813568元、符某富1280680元、符某南1769674元），宋振枢、吴艺、邓某某等人在赔偿表、补偿款签领表复核人一栏上签字。
5、丁某某、符某富、符某南、符某亮的农业银行账户流水清单，证明支付给丁某某、符某富、符某南等人的青苗补偿款的流向。2011年2月28日转入丁某某的账户1813568元，即日转账1500000元，取现313500元；2011年2月28日转入符兆福的账户1280680元，当日转账1180680元，取现100000元；2011年2月28日转入符某南账户1769674元，当日转账1707209元，取现62000元；2011年2月28日符某亮的账户存入1000000元。
6、钦检技鉴字（2013）30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证明钦北区人民检察院委托钦州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对相关检材进行鉴定，以确认以下情况：1、确认丁某某、符某南、符某富租用钦南区沙埠镇沙埠居委会马头庄生产队的集体土地情况；2、确认钦南区国土分局土地征收征用中心2011年2月28日和4月26日支付钦廉林场项目及环城东路项目用地沙埠居委会马头庄的青苗补偿费金额及其资金流向。鉴定意见：1、丁某某、符某南、符某富和钦南区沙埠镇沙埠居委会马头庄生产队签订承包合同，租用马头庄集体土地共338.7889亩，合同约定在租用期间国家征用时丁某某、符某南、符某富要按每亩青苗一万元标准补偿给马头庄生产队。2、钦南区国土分局征收征用中心2011年2月28日和4月26日转账支付钦廉林场项目及环城东路项目用地沙埠居委会马头庄队青苗补偿款5513906元，其中转入丁某某的农行434账户1813568元、转入符某富的农行442账户1930664元，转入符某南的农行459账户1769674元；3、钦南区国土分局土地征收征用中心2011年2月28日和4月26日转账支付钦廉林场项目及环城东路项目用地沙埠居委会马头庄队青苗补偿款5513906元的最终资金流向：（1）钦南区沙埠村村民委员会马头庄的农村信用社账户532291账户3387889元；（2）丁某某的农行账户423568元；（3）符某富的农行442账户159990元；（4）符某南的农行459账户122465元；（5）符某亮的农行账户1419994元。
（二）证人证言
1、丁某某的证言，证明其交代与符某亮、符某南、符某富等人在征收马头庄山岭过程中，承包330多亩山岭抢种青苗骗取青苗补偿款的详细经过。
2010年10月后的一天，马头庄村民符某亮找其和符某南、符某富三人，在其养殖场，符某亮向他们三人提出，承包马头庄村委330多亩山地抢种青苗，赚到钱大家得益，他们四人商量后决定按提议去做。于是其与符某南、符某富便着手联系钩机、购买青苗等事项，并到东兴板八、那梭方向打听树苗货源。过后符某亮通知他们三人到沙埠居委会办公室与征地组人员一起拟写租地合同，合同经钦南区征地工作组人员修改并送给宋振枢亲自看过后认为可用。随后其、符某南、符某富以及马头庄队长符忠南、出纳（绰号“光头二哥”）、会计（绰号“鬼南四”）分别在合同上签字。签字后，征地组工作人员拿合同给居委会盖公章，其与符某富、符某南到马头庄村找个别村民在合同上签名字，签字时他们发给签字的村民每人200元签字费。
在请人抢种大约一个星期共抢种了100多亩左右，符某亮到抢种现场看后对其讲不用种这么多了，参差种苗木就可以，后他们按照符某亮要求余下没有种的山岭只是参差种了一些苗木。后来符某亮同青苗组的三四个工作人员到现场拍照。拍照后10多天，符某亮便通知其、符某富、符某南到居委会在黄某艺提供的青苗补偿款表上签字确认，当时其认为不属于其自己的青苗补偿，是帮符某亮抢种的，是他叫其来签字的，所以没有认真仔细看便在补偿表上签名。在抢种这件事情中其实际得16万多元青苗补偿款，至于符某富、符某南、符某亮得多少钱其不清楚，因为是符某亮办理的，他应该清楚。
2010年8月至9月份征地工作人员已经去马头庄生产队进行宣传发动工作了，到2010年10月后一天，符某亮找其、符某富、符某南在其养殖场商量签订合同进行抢种的时候，按照符某亮当时说征地工作人员已经到马头庄征用几百亩地了。
现在保存的合同反映签订时间落款为2010年8月12日，但说真实的，签订合同的真正时间并不是2010年8月12日，签订承包合同真实时间是在抢种青苗后，得到青苗补偿款前，大约时间是在2010年底，当时他们在签订合同时按照符某亮的吩咐将合同落款时间提前写到了2010年8月12日。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想掩盖他们抢种青苗套取国家补偿款的事实，使他们抢种青苗套取国家补偿款合法化。
在抢种青苗这件事，在扣除其出资的15万元后，其实际得到16万元青苗补偿款，其中有20万元是符某亮给现金其，有11万元是符某亮通过符某富的银行卡转账给其。
2、符某富的证言，证明其交代了和符某亮、丁某某、符某南四人通过在马头庄集体所有的338亩荒地抢种青苗骗取国家青苗补偿款的详细经过。
3、符某南的证言，证明其交代了其和符某亮、丁某某、符某富四人通过抢种青苗骗取国家青苗补偿款的详细经过。
4、邓某某的证言，证明其交代了钦南区征拆第五工作组征用码头庄338亩集体土地的情况。
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第五工作组成员有：宋振枢（时任钦南区纪委书记）组长、吴艺（时任钦南区审计局局长）负责全面工作副组长、黄某坤、刘某汉担任副组长。2009年3月第五工作组成立之初，由于为宋振枢配备的助手胡某某（沙埠镇党委书记）被调往钦州港挂职，因而宋振枢向时任钦南区区委书记黄某某申请将时任钦南区审计局局长吴艺抽调到第五工作组协助其处理征地工作。由于吴艺被抽调到第五工作组的前一天，钦南区政府已经正式下发了征地成员的文件，因此正式文件里并没有明确规定吴艺在第五工作组担任什么职务。但宋振枢在随后召开的第五工作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对全体工作人员说：“由吴艺担任马头庄生产队征地小组组长，在以后的征地过程中，如果我有其他事不能在第五工作组处理征地事务的话，征地工作出现的问题你们直接请示吴艺就可以了。”虽然没有文件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吴艺是履行常务副组长的职责。2010年4月至5月份，吴艺升迁钦南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钦南区征地拆迁办公室下达征拆任务时，明确规定由宋振枢、吴艺负责第五工作组的征地拆迁工作。对于重大决策都是由宋振枢和吴艺商量后决策的，其他人都没有决策权。吴艺自从2009年3月进入第五工作组后，一直都需在青苗补偿组制作的附着物、青苗补偿款和征地款套价表格上签字。原则上（病休除外）这些表格如果没有吴艺的签名是不能向钦南区征地拆迁办公室申请补偿款的，签名的顺序先是吴艺，再到宋振枢。吴艺签字确认是青苗补偿款和征地款套价表格完善相关手续的必要一环。
2010年6月份，开始组成马头庄生产队征地工作小组，主要由杨炳月、符某亮、潘某某负责征地工作。2010年7、8月份，马头庄生产队征地工作小组在马头庄生产队开展全面征地工作。第五工作组征收马头庄生产队470亩左右，其中有338亩是集体所有的土地，这些都是荒山，当时山上有一些零星野生树木。2010年底或者2011年初，符某亮组织丁某某、符某富、符某南租了马头庄生产队338亩集体土地抢种青苗。其记得2010年底，钦南区沙埠居委会干部王某某问其：“马头庄生产队打算租几百亩土地给符某亮、丁某某等人，让我在土地承包合同上盖沙埠居委会的公章，可租地的数量这么大，如果盖上居委会公章的话，以后如果出事会有什么影响吗？”其回答说：“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也不清楚以后会有什么问题。”至于吴艺是否知道抢种的事情其就不清楚。当时是以16000元／亩左右赔偿给他们，宋振枢和符某亮谈妥青苗补偿总额后，宋振枢安排黄某艺根据谈好的青苗补偿总额制作了《农作物竹、木、果树、建筑物赔偿表》。黄某艺、林某娟等人在经办人栏签名后，黄某艺将赔偿表拿给其在复核人一栏处签名。黄某艺对其说：“这笔青苗补偿款是由宋书记交代制作的，数额宋书记已经和符某亮等人谈妥了。青苗补偿款大概16000元／亩，其中10000元／亩转给马头庄生产队，6000元／亩转给符某亮等人，现在需要制作这些赔偿表才能出账，所以需要你在上面签字完善手续。”经过黄某艺说明后，其就在黄某艺制作好的赔偿表一栏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土地和青苗的补偿标准，土地的补偿标准为39000元／亩，青苗的补偿标准每亩最高不超过17000元，对于没种植有青苗的土地没有文件规定，其是听宋振枢在一次开会时说，市某位领导答复，不种植有青苗的土地，青苗补偿标准为4800元／亩。
5、冯某某（钦州市钦南区那彭镇副镇长，钦南区征拆第五工作组青苗清点组组长）的证言，证明第五工作组主持全面工作的是宋振枢，吴艺负责协助宋振枢工作，邓某某协助吴艺开展工作，另外青苗清点组的工作由其负责，资料和后勤组由徐某某负责。吴艺是从2009年3月份或4月份第五工作组成立之后，过了几个月吴艺才参与征地拆迁工作的。宋振枢曾经在会上宣布过，总负责人是宋振枢、但因为宋是区委领导，不能经常在征地拆迁组工作，平时第五工作组的工作由吴艺负责，邓某某协助，如果吴艺决定不了的事情，再由吴艺请示宋振枢。
2010年6月份左右开始在马头庄生产队征地，当时负责与生产队及农户商谈征地事宜的是马头庄工作组组长杨炳月、符某亮、潘某某等人，其主要负责清点青苗、拍照等。在2010年10月份签订征地协议。2010年底的一天，在征地组办公室，吴艺副组长对其说：“你和‘符四’（符某亮）去拍照，种有青苗的就拍，不种有的不用拍，具体地点由‘符四’带你去。”后来其就和“符四”、司机周某峰一起去拍，共有5个山头，到了第三个山头拍照，拍照的山头上是稀疏种有一些青苗，但是其拍到的青苗的泥土都是新的，其认为青苗都是新种的，因为刚开始征地的时候这些山头都是荒山，什么都没有种。拍照回来后，其就向吴艺汇报所拍照的地方都是种有盆架子木苗，大概每平方米4-6棵，但其没有清点过所种植的青苗数量。其没有把照片洗出来交给发放组。后来黄某艺制作四份赔偿表拿给其签字，按照正常程序，应当先由青苗清点组清点过青苗真实反映作物的名称、数量、规格等数据提交给发放组制表，发放组根据青苗清点组成员核实的数据，他们在赔偿表上签字确认数据无误，但青苗清点组的人员没有到过现场清点青苗，不可能提供这些数据，不知道青苗发放组怎么得来这些数据。其作为清点组长没有尽到责任，但吴艺、邓某某都分别对其说过，说其是青苗清点组的组长，为了完善手续，要其在表册上签字，其见其他工作人员都签字了，其也没有多想就签字上去了。其不应该在明知是虚列的赔偿表上签字，其没有尽到核实数据的责任。
6、林某某（钦州市文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原钦南区征地拆迁第五工作组成员）的证言，证明在2010年8-9月份，第五工作组已经开始去沙埠镇马头庄生产队进行征地宣传发动工作了，到10月份征地协议已签订完成，随后就开始征地补偿工作。
2010年10月，第五工作组已经在马头庄生产队征地约300亩。2010年12月份的一天中午，宋振枢书记派人把正在沙埠居委会一楼会议室正在吃午饭的其和另一位同事张某某叫到二楼工作组办公室。进到办公室后其看见宋书记和黄某艺在办公室里，宋书记对其和张某某说：“现在有件工作需要你们两个做，你们帮完成。”黄某艺就拿出了几张表格对他们说：“你们帮抄好这些表格，一人抄一个项目的。”当时其看见递给其的表格里的项目名称、队别、户主姓名、青苗数量、规格、日期、地名都已写好数据和内容了。其就说：“这些内容都写好了，为什么还要我们抄？”黄某艺说其是负责青苗款发放的，青苗数量规格也由其填写不合适。宋书记又说：“你们照抄就行了。”于是其只好照抄了。其抄写的是环城东路马头庄项目的三张表格，张某某抄写的是钦廉林场总部搬迁项目的两张表格。抄写好后其想交还给黄某艺时，黄某艺说：“你们签上经办人姓名再交给我。”其说：“这三张表格里的数量、规格都不是我亲自去清点的，叫我签经办人合适吗？”宋书记说：“为了加快推进征地工作，经过他们工作组领导研究同意决定这么做的，其是组长，又是区纪委书记，其会负总责任的，你们放心按我说的签好经办人就行了。”于是其只好在抄写的那三张补偿表签上其名字。之后，宋书记还叫其和张某某在各自抄的表格上相互都签上了经办人的姓名。签好后他们就交给黄某艺了，黄某艺也把给他们的表格收回去。
7、黄某艺证言，证明第五征地组是从2010年6月份开始对马头庄开始进行征地工作，在7月份左右在沙埠居委会召开群众动员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村委会干部、马头庄生产队干部、第五征地组领导、成员等人，在会上说的都是关于要求群众配合征地工作，不能抢种抢建等内容。第五工作组征用马头庄集体所有的338亩马头庄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土地都是荒地，什么也没有种。2010年6月开始进行前期摸排工作，是由宋振枢、吴艺、邓某某商量决定由杨炳月进行前期摸排工作，按照要求必须要调查清楚地上附着物以及青苗情况，防止抢建、抢种行为。符某亮是征地组的人，又是马头庄人，知道征地的情况以及特定位置。符某亮为了多得青苗补偿款，经过和宋振枢、吴艺等人商议后，指使丁某某、符兆福、符某南三人出面同生产队签订租地合同，种上少量青苗应付检查，套取高额青苗补偿款。合同是丁某某等人与马头庄生产队在2011年2月份签订的，但符某亮等人考虑到征地组签订征地协议的时间是2010年10月份，所以将合同落款的时间倒签2010年8月12日，倒签的目的是为了虚构开始征地前就已经承包了生产队集体土地，并接着种上少量青苗，造成符合青苗补偿条件的假象，是为了套取青苗补偿款伪造、完善了申请材料。
承包合同签订是在2011年2月份，地点是在沙埠居委会办公室。丁某某等人和生产队商量签订合同的时候是在其旁边一间办公室，当时他们工作组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但其不知道工作组具体是谁参与，这份合同经过多次修改，还是在其办公室由工作组成员潘某某输出的这份合同。潘某某用电脑输出这份合同后，丁某某拿给宋振枢、吴艺看过，宋振枢、吴艺认为可以适用，交回给群众在合同上签名，最后由宋振枢协商批示：“情况属实，请按合同给予办理。落款2.20。”吴艺也签了名字，落款日期为2.20。这是指2011年2月20日，这就是丁某某等人与生产队签订合同的日期，也是宋振枢、吴艺批示落款的日期，合同签订之后。宋振枢将合同的一份复印件交给其保管好，作为日后拨款的依据。丁某某、符某南、符某富三人租用马头生产队集体土地不经过生产队群众同意，其实是符某亮和工作组领导宋振枢、吴艺等人以及生产队干部商量好的，然后指使丁某某、符某南、符某富三人租用生产队集体土地，套取青苗补偿款。2010年12月份申请补偿款，当时经过宋振枢、吴艺、符某亮三人商议之后，宋振枢交待其说这417亩左右土地都是按照较高标准请款（不超过17000元每亩），并让符某亮提供丁某某、符某南、符某富的名字给其，让其以上述三人的名字混入其他实际应得青补偿款的农户的名字一起先去申请补偿款。宋振枢还指示其按照征地总面积以及提供给其的名字，虚套青苗补偿数量、规格报上去，完善材料申请补偿款。按照正常程序青苗补偿表的数量及规格不是由其填写，其只是负责填写补偿价格及补偿金额。正常程序青苗的数量及规格是要工作组的其他人员到现场清点后填写上去，再由其填写补偿价格及补偿金额。其记得当时在沙埠居委会办公室，由其按宋振枢的指示，按每亩16000元至16500元左右的价格套价按照农户名字虚列青苗数量、规格，计算后列好草稿。当时林某某、张某某也在其办公室，其说内容太多了让林某某按其列好的数字抄写东环路项目青苗数量及规格，张某某负责按其列好的数字照抄钦廉林场总部搬迁兼华侨安置项目的青苗数量及规格，再由其填写补偿价格，本来这些青苗的数量及规格、补偿金额就是虚套的，而林某某、张某某负责填写这两项数字，为了造得更真实，所以就叫他们照抄。其在2010年12月份左右去到现场看过，只种有少量的青苗，这样是为了应付检查，是为了套取补偿款需要，掩人耳目而种下去的。他们第五工作组的人都知道丁某某、符某南、符某富等人抢种青苗套取补偿款的行为，这是公开的秘密。其没有去现场清点过抢种的青苗，其他工作人员也没有去现场清点过，补偿表的数据都是不真实的，按照宋振枢的要求，由其随意套青苗名称及数量、分配面积。按规定，青苗清点组的人员要到现场清点青苗并核实，按照规定宋振枢、吴艺都要到现场核实，但因为宋振枢、吴艺都参与了预谋套取青苗补偿款，所以在征收这338亩集体土地过程，第五工作组根本没有人去清点青苗和核实情况，因为有领导交代，其也没有到现场核实。2011年2月，青苗补偿款已经拨付钦南区拆迁办的账户，是先申请补偿款回来，到最后制作虚假的补偿表，套合适总申请款金额就可以了。拆迁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338多亩生产队集体土地是荒地，地上根本没有青苗，根本就不符合申请补偿款条件，但这是宋振枢、吴艺、符某亮等人事先已经商量好按接近最高标准申请补偿款的。对于预先申请补偿款，需要宋振枢、吴艺审批，宋振枢、吴艺在赔偿表上签字，他们是知道这338亩左右的青苗补偿款是虚套的。这338亩左右的青苗补偿款共550多万元，已经划拨到丁某某、符某南、符某富三人的账户。如果按照正常情况，这338多亩都是集体的土地，当时这块地是荒地，上面只有一些荒草，按规定只能按每亩4800元补偿青苗款。第一次拨付了480万元，后来又发放了64万元给符某亮，符某亮、丁某某、符某南、符某富前后共套取了550万元青苗补偿。在发放青苗补偿款之后的2011年2月28日，符某亮为了感谢其帮助给了其10000元好处费。到了2011年7月份的一天，这件事情过去几个月，符某亮在沙埠居委会又给其10000元。
8、杨炳月（钦南区水产畜牧局党组副书记、纪检组长，钦南区征地拆迁第五工作组成员）的证言，证明其大约从2010年5月份开始抽调到钦南区征地拆迁第五工作组参与征地拆迁工作，任征收马头庄生产队土地的征地小组组长，当时组长是宋振枢、副组长是吴艺、邓某某，宋振枢是钦南区纪委书记、区委常委，不经常在征地拆迁工作组工作，宋振枢不在第五工作组的时候，就由吴艺负责全面的工作。因为吴艺是钦南区人大的副主任，是副处级领导，虽然邓某某也是工作组的副组长，但当时行政级别是副科级。从行政级别来讲吴艺的级别要比邓某某的要高，所以第五工作组的工作都要向吴艺请示汇报，而邓某某平时负责安排具体的征地拆迁工作，他们平时都是向吴艺和邓某某汇报工作比较多。
大概在2010年6月份，他们就开始到沙埠居委会宣传发动工作了。第一次到居委会召开农户大会时，参加会议的领导主要有宋振枢、吴艺、沙埠镇书记胡某某及他们第五工作组全部人员、沙埠居委会干部及马头庄生产队队干都参加开会。会议主要有征地工作领导及沙埠镇领导讲话，向农户宣传相关的征地政策和法律，如不得抢种、抢建、征地、青苗补偿标准等。宣传发动会议分批次开过好几次。会后他们工作人员也要到马头庄生产队找相关农户讲解法律政策，做群众工作。他们在征地发动宣传工作后，工作人员就分头找生产队的队长及其他队干商谈，征得他们同意后，工作人员就具体与农户或村民代表商谈征地事宜。如果有做通农户思想工作的，他们马上叫农户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征地协议书》上签字，这样陆陆续续10多户农户签字。后来考虑到他们征地组符某亮和潘桂仁都是马头庄的人员便于做农户工作，就主要由他们去与农户商量，叫农户签字，签名的农户人数符合规定后，再由生产队长符忠南签字，加盖居委会公章。征地组相关人员作为经办人分别在协议上签名，完善相关手续后，征地协议就生效了。到2010年10月他们与马头庄','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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