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泉民终字第60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忠明。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端庄。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晓玲。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菲洋。
法定代表人郭晓玲（系陈菲洋的母亲），本案上诉人之一。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盛、林伟彬，福建贤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住所地福建省惠安县螺城镇新霞村。
法定代表人黄树仁，局长。
委托代理人许惠恩，福建兴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景贤。
委托代理人黄振来，福建尚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某丙、郭某乙、郭某甲、陈菲洋因与被上诉人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吴景贤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2015）惠民初字第5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原告陈某丙、郭某乙系死者陈某乙的父母，原告郭某甲系死者陈某乙的妻子，原告陈菲洋系死者陈某乙的女儿。被告惠女水库管理局系负责惠女水库辖区内坝区、电站的安全运行和渠系管理及水利工程的建设与改造，确保惠安县农业灌溉用水的事业单位。“惠女水库骏马垂钓中心”没有工商登记记录。2015年3月29日上午7时许，陈某乙（本案死者）、陈瑞森等六人到惠女水库乘坐自带的钓鱼艇到水库人较少的地方钓鱼，途中不慎翻船，六人掉落水中。陈某乙在搭救陈瑞森过程中，不幸溺亡。原告于2015年7月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四原告经济损失323852.1元。
原审归纳了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关于两被告是否应对陈某乙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
原告陈某丙、郭某乙、郭某甲、陈菲洋认为，一、四原告提供的视频资料等证据，可以证明在事发区域并未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没有相应的安全保障设施，也未履行巡查管理义务，从陈某乙等六人进入水库到事故发生后警察到场均未见到管理局相关人员到场。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没有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惠女水库周边畜禽（鱼）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履行制止和查处侵占水库违规养鱼行为职责。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未尽到管理职责、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具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四原告的经济损失。二、被告吴景贤作为骏马垂钓中心的经营人、管理人，收取陈某乙等六人500元垂钓费用，被告吴景贤所经营的骏马垂钓中心是营利性主体，未在水库边设置相应的安全保障设施，未配备相应的安全人员进行巡查、救生，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同样具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四原告的经济损失。至于赔偿项目，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合法合理。两被告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陈某乙的溺亡结果具有过错责任，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四原告的经济损失。四原告相应提供证据1即泉州市公安局洛江分局治安大队证明2份和视频光盘，以此证明2015年3月29日上午陈某乙在惠女水库骏马垂钓中心溺亡；两被告是惠女水库、骏马垂钓中心经营人、管理人，及两被告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证据2即《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惠女水库周边畜禽（鱼）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以此证明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作为惠女水库的管理人，没有尽到管理职责。证据3即泉州新闻、报纸新闻，以此证明被告吴景贤收取陈某乙等人钓鱼费用及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没有尽到管理职责。证据4即证人郑某的证言，证人郑某出庭作证称：2015年3月29日早上7时多，他与陈某乙等6人去惠女水库骏马垂钓中心钓鱼。到达后，将钓鱼的费用500元放在车的轮胎下面就乘船下库钓鱼，6个人要到水库中的小岛钓鱼。听陈某乙说一个姓吴的会来拿，具体不清楚是谁，钱有无收走，不清楚。船是陈某乙的，因船进水，出发后5-6分钟，6个人同时掉下去，陈某乙及陈建发要救陈瑞森，陈某乙不幸溺亡。没有看到相关警示标志及有关人员制止垂钓，也没有巡查、救生人员。证据5即证人陈某甲的证言，证人陈某甲出庭作证称：2015年3月29日7时多，他与陈某乙等6人去惠女水库骏马垂钓中心钓鱼。到达后，将钓鱼的费用500元放在车的轮胎下面就开船钓鱼，之后翻船，陈某乙溺亡。因他不会钓鱼且鱼竿不够，没有参加钓鱼。钱给钓鱼场，具体给谁不清楚，钱是陈某乙放的，有没有人收钱没看见。没有看到相关警示标志及有关人员制止垂钓，也没有巡查人员、救生员。证据6即证人傅某的证言，证人傅某出庭作证称：2015年3月28日，他与陈某乙等4人去惠女水库骏马垂钓中心钓鱼。到达后，将钓鱼的费用400元放在车的轮胎下面就下船钓鱼，后短信通知一个叫小吴的人取钱，小吴具体名字不清楚，当天钱被拿走，谁拿走不清楚。事故当天他没有参加钓鱼。听小吴说他承包该片水域。没有看到相关警示标志及有关人员制止垂钓，也没有巡查人员、救生人员在场。证据7即述称四原告代理律师持原审调查令向东南早报的记者调查惠女水库钓鱼场管理员等相关事实，东南早报的相关记者称：接受采访者自称是钓鱼中心负责人，并没有告知其真正姓名。证据8即照片，以此证明惠女水库建造供游人参观的展览馆、景点，修建供游人休息、眺望的亭台楼阁，曾举办过相关旅游活动，是开放式公共场所。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质证称，证据1中泉州市公安局洛江分局治安大队的第一份证明，因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没有开设骏马垂钓中心，该证据不真实，对第二份证明没有异议；证据1在视频光盘因拍摄角度有限，不能真实反映惠女水库库区设置警示标志。证据2可以证明水库禁止游泳、垂钓。证据3可以证明水库有设置禁止游泳、垂钓的警示标志牌。证据4-6证人证言，不能证实有交钱给被告吴景贤，证人是直接乘坐死者的车到垂钓地点，不能证明水库没有设置警示标志。证据7，调取证据的陈述无法证明小吴的真实姓名。证据8，系来源于网络，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无法证明惠女水库是开放性、营利性公共场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告吴景贤质证称，对证据1中泉州市公安局洛江分局治安大队的第一份证明真实性有异议，惠女水库垂钓中心不存在，该证明表述不客观真实，对证据1的其他部分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无法证明陈某乙的死亡与被告吴景贤有关，无法证明被告吴景贤系垂钓中心的经营者。证据3报纸中关于事故发生经过，死者弟弟陈述，可说明事发当天7时20分乘船离开岸边，7时24分翻船，整个过程只有4分钟，证明陈某乙没有管理人员的电话，没有跟管理人员联系过。证据4-6证人证言，3个证人均与陈某乙有利害关系，与陈某乙一起去垂钓，互有救助义务，证人为了规避责任才出庭作证，证人也证实事故发生当天500元，没有看到具体人来拿钱。证据7调取证据的陈述没有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持异议。
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认为，水库不属于公共场所，是一个水利工程，且明确禁止垂钓和游泳，不存在应当承担安全保障的义务。四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吴景贤是骏马垂钓中心的经营人或管理人，没有证据证明两被告之间存在承包关系或合作、联营等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局有授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收取垂钓费用，故即使被告吴景贤确有收取陈某乙等人的垂钓费也与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局无关。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已尽到安全提醒义务。四原告提供的媒体新闻报道等证据可以证实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局在每个进入库区的道路入口处及水库库区的明显位置设置安全警示牌及安全教育通告，明确告知社会人员不得在库区内垂钓、游泳，并且配以录音广播进行宣传，到库区的人完全能够看到、听见。陈某乙等人不顾警告和自身及亲友安全，违规到库区垂钓，导致翻船，造成两人溺水身亡的严重后果，理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四原告要求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承担赔偿责任，与理不合，于法无据，应予驳回。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相应提供证据9即现场照片，以此证明惠女水库库区显眼处均有设置警示标志，警示社会人员不得在水库库区游泳、垂钓等。证据10即事发现场照片和报纸报道，以此证明案发前一天，陈某乙等人开冲锋艇到水库钓鱼被制止，事发当天清晨，陈某乙等6人再次违法违规进入水库垂钓且无证驾驶自带冲锋艇，超载行驶进入库区，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证据11即录音光盘，以此证明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在水库库区内播放安全防范须知等警示教育题材音频，以社会人员进行警示。四原告质证称，证据9无法证明警示标志具体设置位置及设置时间，可以证明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没有尽到管理义务。证据10与事实不符，事发水域经营垂钓已有多年。证据11无法证明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在何时播放或确有播放警示音频。被告吴景贤质证称，对证据9-11均不持异议，事发乘坐的不是冲锋艇，是钓鱼艇，本案事故的发生，是陈某乙自己造成的，钓鱼艇超载，事发地点离岸只有30米左右，陈某乙会游泳，可自行游上岸。
被告吴景贤认为，惠女水库不存在骏马垂钓中心，被告吴景贤不是惠女水库骏马垂钓中心的经营人、管理人，事发当天，陈某乙没有打电话给被告吴景贤，其没有拿到陈某乙等6人500元垂钓费，没有安全保障义务。事故的发生是陈某乙等6人自身造成，其不应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判决认为，四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泉州市公安局洛江分局治安大队出具了两份证明，其中2015年3月31日出具的该份证明有开具人签名，该份证明载明“在洛江区马甲镇惠女水库翻船溺死”；2015年出具的该份证明没有开具人签名，该份证明载明“在泉州市惠女水库骏马垂钓中心翻船溺亡”，两被告均否认存在惠女水库骏马垂钓中心，故对惠女水库是否存在该中心，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于证据1中的视频光盘，因拍摄角度、位置等原因，无法客观反映惠女水库库区全貌，故不能据此证明被告吴景贤是惠女水库骏马垂钓中心经营人、管理人，两被告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证据2可以证明泉州市人民政府明确由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制止和查处侵占水面违规养鱼行为，但不能据此证明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没有尽到管理职责。证据3系新闻报道，其上载明“关于陈某兴弟弟提到的通知钓鱼场管理员取钱的情节，钓鱼场管理员说，确有取钱一事，不过他们收取的是钓鱼的费用，并不允许钓鱼者私自开船下水钓鱼，如果发现，会进行劝阻。”但不能据此证明被告吴景贤收取陈某乙等人钓鱼费用及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没有尽到管理职责，其中泉州网载明“水库旁立有警示牌，水库水面上仍有乘船钓鱼和游泳的人”，并附有警示牌照片“水库水深，危险！严禁游泳，垂钓。”证据4-6系证人郑某、陈某甲和傅某的证人证言，证人郑某、陈某甲作证称，其参与当天乘船钓鱼，但并不认识被告吴景贤，并述称垂钓费用500元是陈某乙放在车辆轮胎下就下船，没有看到钱是否被取走；证人傅某没有参加当天的乘船钓鱼活动，其所述称的情形是前一天及之前的情况。如果存在惠女水库骏马垂钓中心，按常理，垂钓者交纳垂钓费用应到缴费处交费，并收取交费票据，而不应将垂钓费用放在车辆轮胎下，且在尚未确认被取走的情况下就下船钓鱼去。故仅凭三证人证言，无法证明存在惠女水库骏马垂钓中心，被告吴景贤是该中心经营人、管理人及其收取陈某乙等人垂钓费用500元。证据7无法证明被告吴景贤是钓鱼场的管理者及事发当天其收取陈某乙等人垂钓费用500元。证据8只能证明惠女水库建造有展览馆等设施。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提供的证据9现场照片，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3中泉州网载明惠女水库立有警示牌，可以证明惠女水库库区设立警示标志，警示社会人员不得在水库库区游泳、垂钓。证据10，系新闻媒体报道，可以证明本案事故发生的部分事实。证据11，能够证明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制作了安全防范须知等警示教育题材的音频材料进行播放，对社会人员进行安全警示。故可以综合认定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在惠女水库库区设置了相应的安全警示标志，并在库区播放安全防范须知等音频材料。
综上，原审判决认为，陈某乙等6人乘坐自带的钓鱼艇到惠女水库钓鱼，途中不慎翻船，六人掉落水中，造成陈某乙在搭救陈瑞森过程中不幸溺水身亡事故，事实清楚，应予认定。事发时，陈某乙系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知道和预见乘船钓鱼可能发生的危险，但其自身未能注意安全，不顾安全警示，仍然与他人乘船钓鱼，导致事故的发生。由于涉案水库并非营业性钓鱼场所，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作为涉案水库的管理人，仅对涉案水库本身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对在该区域内从事其他活动的人员并不具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事故发生在水库水域，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在水库库区内设置了警示标志，播放安全警示音频材料，对到水库库区的人员进行了告知和警示，因此，四原告主张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作为水库管理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对陈某乙的溺水死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四原告主张惠女水库存在惠女水库骏马垂钓中心，被告吴景贤为该垂钓中心的经营人、管理人及事发当天其收到陈某乙等人的垂钓费500元，因工商登记中并没有该中心，四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不予采信。故四原告主张被告吴景贤作为垂钓中心的经营人、管理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对陈某乙的溺水死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某丙、郭某乙、郭某甲、陈菲洋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158元，由原告陈某丙、郭某乙、郭某甲、陈菲洋负担。
宣判后，原告陈某丙、郭某乙、郭某甲、陈菲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陈某丙、郭某乙、郭某甲、陈菲洋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违法采纳被上诉人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以下简称“被上诉人水库管理局”）故意逾期提供的且未提供原件核对的证据，程序违法。1.被上诉人水库管理局故意逾期提供证据，原审法院却违法予以采纳作为本案定案证据，程序违法。本案自上诉人于2015年5月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起诉立案，被上诉人水库管理局向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到本案由原审法院立案于2015年8月13日开庭审理以来，历时三个月，被上诉人水库管理局有充分的时间收集、提供证据，即使收集证据有困难也应当依法向原审法院申请延长并获得准许，但该局未依法申请故意逾期在庭审时才当场提供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采纳被上诉人水库管理局故意逾期提供的证据程序违法。2.被上诉人水库管理局故意逾期提供的照片、音频证据均没有提供原件予以核对，原审法院却予以采纳，程序违法。被上诉人水库管理局故意逾期提供的照片、音频证据，在法庭的要求下，上诉人附条件对该证据进行质证，并要求被上诉人水库管理局应当庭提供原件予以核对，在该局没有提供原件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却采纳该证据，违反法律的规定，程序违法。二、证人傅某有权以个人名义向法院提供其所掌握的为证实其所做证言的证据，原审法院不对该证据依法予以组织举证、质证并作出审查，程序违法。三、原审法院拒绝对上诉人请求传唤被上诉人吴景贤与证人傅某进行质证以便查清案件事实，程序违法。庭审中，证人傅某作证时明确表示，被上诉人吴景贤曾向其自称是事发区域渔业养殖、垂钓的承包人，其认识被上诉人吴景贤，可以当场辨认。上诉人就此向原审法院申请依法传唤被上诉人吴景贤到庭询问、质证，原审法院以无法传唤拒绝上诉人的申请，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一十条的规定，程序违法。四、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已尽安全警示义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假设并没有上述程序违法问题，被上诉人水库管理局所提供的照片、录音也无法证明其在何时何位置设置了相关的警示标志及播放了相关警示提示音频。相反，上诉人所提供的视频证据、多名证人所作的证言均能确凿的证明事发区域及水库并无警示标志及警示广播。而对上诉人所提供的视频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两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并无异议，多名证人所作的证言也符合法律的规定，并无违法之处，依法应当对视频证据及证言予以采纳引用，该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五、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涉案水库并非营业性的钓鱼场所，被告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作为涉案水库的管理人，仅对涉案水库本身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对在该区域内从事其他活动的人员并不拘于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所规定的“其他社会活动”是包含了非营业场所的，因此，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是错误的。另外，惠女水库长期存在渔业养殖及对外经营垂钓活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并且至今该水库仍存在前述情况，被上诉人水库管理局没有依法尽职尽责取缔该违规行为，以致让广大垂钓爱好者误以为该水库的养鱼及垂钓经营是合法的，这是该局管理的缺失，是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表现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六、原审法院审查认为事发区域不存在“骏马垂钓中心”与事实不符，并判决因“骏马垂钓中心”没有进行工商登记驳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吴景贤的主张，是错误的。1.上诉人所提供的原审原被告双方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的视频证据内容清楚显示，在事发区域附近树立有“骏马垂钓中心”招牌，明确证实存在该中心，证人的证言也可以加以证实，这也是前往该区域垂钓爱好者所周知的事实，否则，公安机关也不可能在没有相关事实的前提下出具证明。2.至于该中心是否有工商登记，这是行政管理的范畴，并不影响该中心的经营人或管理人对其经营行为或管理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此外，经营活动有规范与不规范经营之分，不规范的经营行为并不能得出没有存在经营活动的结果。同样，交易方式多种多样，交易习惯是合同法明确规定允许的交易方式之一。本案该垂钓中心并没有设立专门的交费处，双方是按交易习惯进行交易的，即由垂钓者将垂钓费用放置在车轮底下，再由该中心经营人或管理人自行取走，这种交易方式是水库垂钓通行的默认交易习惯，也是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形成的交易习惯，对此，上诉人也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以上述理由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主张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综上，原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均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惠女水库答辩称：一、上诉人起诉答辩人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是指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致人损害时，所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而本案并不符合该条件，因为上述所规定的公共场所是指特定场所及经营性场所，本案答辩人所管理的惠女水库并非特定场所及经营性场所，只是一个水利设施，因此答辩人并不能构成侵权的主体，上诉人起诉答辩人明显错误。二、上诉人诉称原审判决程序违法不能成立。1.答辩人有依法举证，况且上诉人在原审提供的证据也印证了答辩人已在水库库区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事实，与答辩人所提供的证据完全一致，能够证明答辩人所提供的证据客观真实。上诉人称当庭举证属于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2.答辩人所提供的照片及音频文件的原件均在水库库区，根本无法搬到法庭，故答辩人提供电子载体是客观真实的，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诉人在原审质证时对这些证据来源的真实性并无异议，答辩人的证据能够客观反映本案的事实，而上诉人予以否认是自相矛盾，难自圆其说。3.本案现场照片已在第二次庭审中经法庭核对及上诉人的质证，而且上诉人自己提供的报纸等证据材料也能够与答辩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相互印证，原审予以采纳并无不妥。4.原审对证人的证言不予采纳是正确的。因为证人傅某的证言并不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案件的事实经过，其证言含糊其辞，且不确定，因此原审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证人的证言不予采纳无可非议。5.吴景贤是本案当事人，尽管他未到庭，但原审法院有依法向其发出传票，而吴景贤也有委托律师出庭参加诉讼，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未通知吴景贤出庭与证人傅某质证系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三、答辩人已尽到安全警示的义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答辩人有在每个进入水库区的道路入口处及水库库区的明显位置设置安全警示牌及安全教育通告，明确告知社会人员不得在库区内垂钓、游泳，并且配以录音广播进行宣传，只要到库区的人是完全能够看得到和听到，这是众所皆知的事实。至于上诉人所提供的部分没有警示标志的照片，是其故意单方寻找警示标志设置间隔的地带进行拍摄，无法真实地体现现场情况，上诉人称从其提供的证据可证实水库库区内没有设置警示标志，明显是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的说法，不应支持。而陈某乙等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不顾答辩人的警告和自身及亲友的安全，违规到库区垂钓，导致翻船，造成两人溺水身亡的严重后果，此责任理应由其自行承担。四、上诉人请求赔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责任人系陈某乙等人，而非答辩人。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本案系因陈某乙等人拒不听从水库工作人员的制止，无证驾驶冲锋舟并超载（核载4人，事发当日其冲锋舟共载6人，超载50%）欲在禁止垂钓的区域内实施垂钓行为才酿成重大事故，因此陈某乙等一起去钓鱼的人才是赔偿义务的责任人，答辩人不是。其次，上诉人请求答辩人赔偿缺乏依据。1.答辩人与上诉人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因此也就不存在依合同所产生的赔偿义务。2.答辩人不存在对陈某乙或上诉人等的民事侵权，故也无需因侵权承担民事赔偿责任。3.答辩人对陈某乙等人不具有提供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因为安全保障义务指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规定的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所产生的法律责任。而答辩人所管理的惠女水库并不符合该条法律的规定，答辩人的职责只是负责辖区内坝区、电站的安全运行和渠系管理及水利工程的建设与改造，确保惠安县农业灌溉用水，对于社会人员到水库区从事游泳或垂钓行为仅需进行安全警示，并没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上诉人亦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答辩人对到库区游泳的人员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因此其主张答辩人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五、上诉人称其向骏马垂钓中心支付500元缺乏证据支持。首先，本案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所诉称的“骏马垂钓中心”，上诉人也未能举证证明该中心的存在。其次，据被上诉人吴景贤陈述，上诉人并没有支付其500元的垂钓款。即使骏马垂钓中心有存在，而上诉人也有证据证明其支付了500元的垂钓款，那也与答辩人无关，因为上诉人无证据证明答辩人与“骏马垂钓中心”及吴景贤有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依法予以驳回，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吴景贤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陈某丙、郭某乙、郭某甲、陈菲洋主张二被上诉人应赔偿其经济损失1079507元的30%即323852.1元的理由能否成立。除上述争议焦点所涉及的事实外，双方对原审认定的其余事实均无争议，本院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陈某乙等6人乘坐自带的钓鱼艇到惠女水库钓鱼，途中不慎翻船，6人掉落水中，造成陈某乙在搭救陈瑞森过程中不幸溺水身亡的事故发生，事实清楚，应予认定。事发时，陈某乙系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知道和预见乘船钓鱼可能发生的危险，但其自身未能注意安全，不顾安全警示，仍然与他人乘船钓鱼，导致事故的发生。虽然被上诉人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系涉案水库的管理人，但该水库并非营业性钓鱼场所，原审根据被上诉人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在原审提供的现场照片及上诉人在原审提供的新闻报道泉州网载明惠女水库立有警示牌的事实，判决认定惠女水库库区设立警示标志，警示社会人员不得在水库库区游泳、垂钓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惠安县惠女水库管理局作为水库管理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对陈某乙的溺水死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惠女水库存在惠女水库骏马垂钓中心，被上诉人吴景贤为该垂钓中心的经营人、管理人及事发当天其收到陈某乙等人的垂钓费500元。上诉人在原审中明确表示惠女水库骏马垂钓中心没有营业执照。且上诉人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吴景贤以惠女水库骏马垂钓中心名义进行经营活动并收取陈某乙等6人垂钓费500元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吴景贤作为垂钓中心的经营人、管理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对陈某乙的溺水死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正确。综上，上诉人陈某丙、郭某乙、郭某甲、陈菲洋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158元，由上诉人陈某丙、郭某乙、郭某甲、陈菲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家顶
审判员 倪德利
审判员 邱旭锋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黄双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