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若民初字第576号
原告新郑市德圣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地址：新郑市西关工业区同源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李秀芬，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怀坤，新疆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长兴，男，汉族，1958年12月21日出生，现住河南省新郑市，系该公司员工。
被告若羌富硒科技有限公司，地址：若羌县315国道1570公里处南边。
法定代表人王德元，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立香，女，汉族，1987年8月24日出生，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系该公司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童琪轲，新疆西昭（若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新郑市德圣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圣源公司）诉被告若羌富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硒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德圣源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于2015年1月15日作出（2014）若民初字第610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富硒公司对判决不服，向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8日作出（2015）巴民二终字第62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德圣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怀坤、王长兴、被告富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立香、童琪轲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德圣源公司诉称：2014年1月2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红枣苗木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优质归圃红枣苗暂定数量为20万株，单价为1.8元／株，具体数量以实际验收为准；原告负责红枣苗木的挖掘、分级、包装并运送到若羌县吾塔木乡若羌富硒科技园内，合同签订后，被告给原告付定金10000元；起苗装车前，再付62000元，货到工地，清点数量，实结额以实际需求并到货验收合格量为准进行结算。先付总额的60%，余款于2014年8月上旬一次性结清。2014年3月23日，原告将两车优质红枣苗运抵若羌县吾塔木乡若羌富硒科技园内，经被告验收合格的优质红枣苗为211250株，被告于2014年3月25日出具2014年偏核酸枣苗采购合格验收报告书一份。后因被告预算不准确，又从原告运送的苗木中挑选了1280株，约定单价为1.5元每株。前后两次的购苗款总额为382170元，现已向原告支付了216000元（其中先付定金10000元和62000元，车到后垫付运费30000元和苗款转账114000元），尚欠原告红枣苗款166170元至今未付。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11416元。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苗木欠款166170元；赔偿损失11416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富硒公司辩称：被告与原告双方之间签订的《红枣苗购销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效力为无效合同。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属于下列情况的，必须经过检疫：…（二）凡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不论是否列入应实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和运往何地、在调运之前，都必须经过检疫。”第十条亦对跨省调运程序作出了相关规定，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划定枣实蝇疫区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新政办发（2008）13号）、《新疆枣实蝇疫情防控方案》（新林造字（2008）110号）、《关于发布〈自治区林业厅关于划定枣实蝇疫区的公告〉的通知》（新林策发（2008）28号）等文件均明确规定了禁止从外省区（市）调入红枣苗木。根据以上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规定该合同因违反以上相关规定其效力应为无效合同。本案中原告将不能在外省调运的红枣苗木卖给被告（原告专门从事苗木生产销售，其长期在新疆从事苗木经营、嫁接等，对苗木调运相关规定是比较熟悉的），其自己本身主观上存在的就是一种欺诈行为，导致的是这个合同因为不能取得“植物检疫证”，而无法达到最终签署合同的目的。该合同系经过原告贿赂被告员工后签收种植的，此行为原告也都是为了掩盖其最终实现和成就自己合同的目的。被告认为对于无效合同，应该是遵循合同法的规定，来判定责任之后确定损失大小再来进行判决。而非避开合同签署目的真实内容，只看交付责任和付款责任，否则合同的约定条款的存在岂不是形同虚设。2．因新疆自治区在2008年发生了红枣实蝇疫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及《实施细则》、《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实施（植物检条条例）办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得知的结论是：“禁止外省区红枣苗调入新疆”，正是因为该规定的存在导致被告无法取得，也根本不可能取得“苗木检疫要求书”，因没有该“苗木检疫要求书”就使得原告根本不可能提供合格的“苗木检疫证”（在签署本合同时，因被告刚介入红枣种植行业，很多相关规定被告并不是很清楚，原告告诉被告这些手续只要双方签订了合同，其都可以协助被告办理相关手续和证书），而该苗木检疫证书的存在直接关系被告购买的苗木是否合格，是否符合当地政策及相关规定，是否可以与原告签订购销合同等，若被告当初知道因原告欺骗签订合同，实际上该“苗木检疫证”根本无法取得，那么本合同订立的基础就是不存在的。而在合同的整个签订过程中，原告是知情并隐瞒被告的，因被告刚涉及该行业对于相关苗木计调运规定不熟悉，原告恰恰利用了被告的无知钻了空子签订了合同并且在合同的后续履行过程中发现虽然该合同签订了，但原告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要求严格去履行，例如枣苗的包装方式、运输方式、苗木合格证、苗木调运检疫证等。故本案中合同的签订是否有效，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审理本案的依据，因该购销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及《实施细则》、《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实施（植物检条条例）办法）》的相关规定，故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
本合同中标的物尚处于被监管中，即行政处罚并未结案，故本案应中止审理或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新疆自治区林业厅直属若羌县森林植物检疫检查站于2014年3月23日向原告下发《检疫处理通知单》，该份行政处罚通知单表述“…因红枣苗木属于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命令禁止调入树种…我站依法对该批苗木作出退回原产地的处理决定”，原告亦书面保证将该批苗木退回原产地，并自愿缴纳保证金30000元整，待原产地林业部门确认该宗苗木已运达原产地后，退回保证金。事实上原告未将检疫部门作出处理决定的苗木运回原产地，至今也未取回保证金，相关苗木仍处于依法被监管之中，行政处罚行为尚未了结，因原告未按照处理通知单的要求将被监管苗木运回原产地，而是以贿赂欺骗的手段诱使被告员工向被告隐瞒实情接收苗木，但该批苗木因未经任何检疫完全有可能引起疫情，为此，被告已向林业部门反映实情，要求进行检疫检查等，并保证配合林业部门处理该批苗木，包括销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1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责令纠正，可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植物检疫证书或者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的；…”本条例第十八条第2款“有前款第（一）…项规定之一的，尚不够成犯罪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非法所得”，第3款“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调运的植物和植物产品，植物检疫机构有权予以封存、没收、销毁或者责令改变用途。销毁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等的法律规定本案中如若林业部门在法院判决生效后，依法作出对该批苗木“予以封存、没收、销毁”或“没收非法所得”的行政处罚，那么被告已经接收并栽种的该批被监管苗木有可能被处以销毁，或者没收原告的违法所得，那么该生效判决将如何执行？鉴于以上实际情况，被告认为本案应中止审理或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没有拒收枣苗，即视为红枣苗质量达标并符合合同约定，要求被告支付剩余款项无法律及事实依据。2014年1月27日被告与原告在河南郑州市签订了《红枣苗购销合同》，合同约定了原告向被告提供枣苗的总数量、包装及运输方式、质量规格、交苗地点、付款方式，合同还明确约定了该苗木原告需办理“苗木合格证、苗木调运检疫证”及任何一方有不遵守条款的违约责任等。合同签订后，被告发现原告不仅没有按照合同要求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苗木，且该批苗木原告无法提供“苗木合格证、苗木调运检疫证”。因原告在本合同的履行过程中隐瞒了部分真实情况利用商业贿赂等手段诱使被告员工最终签收了苗木，但在此过程中，被告一直未针对受贿员工乔西水向被告汇报的收购情况作任何批复，该员工在向被告做汇报时亦隐瞒了该批苗木的实际情况，此完全系因原告利用非法手段欺诈诱骗被告所致，此行为严重损害了被告的利益。原告在非法获取被告员工接收非法苗木后，因原告提供的苗木不符合产品质量要求，故被告一直积极的与原告协调商议此事，苗木虽然接收，但是在仔细打开苗木及在苗木的种植过程中才发现苗木的腐烂情况导致该苗木种植下去后根本无法存活，被告将此情况多次反映给原告，可原告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交货义务，是否存活和自己没有关系，原告的此种行为完全违背了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本案中原告不仅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协议，且在履行协议中为了达到所谓验收合格而向被告“交付枣苗”的目地，去贿赂被告员工，实现自己以欺诈他人而签订该原本无效的合同，并又履行合同的最终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原告以贿赂手段实现合同目的本就违背法律规定，因原告的欺骗及贿赂行为，给被告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3．被告购买的苗木因未办理检疫要求书和植物检疫证书，在原告送货过程中被森林植物检疫站暂扣的事实，并由其拉运人员王长兴写下保证书将该批枣苗拉回原产地并缴纳30000元保证金的事实，该事实足已证明几个问题：第一、该批苗木因从外省而进入新疆市场，本身违法相关法律规定而不能取得“植物检疫证书”，不能进行销售；第二、因该苗木不能取得“植物检疫证书”，导致了该苗木是否符合质量标准根本没有依据，也就是说该苗木在运送前就根本没有在相关部门进行过检疫；第三、扣押车辆的行为发生在2014年3月20日11点20分，放行时间在3月23日21点，该近四天的时间苗木在车厢内的过高温度必然造成苗木损坏，因原告违反合同约定，提供的并不是符合合同标准的冷藏车进行运送，因此该批苗木的质量问题在扣押过程中一定会受到影响；第四、若羌森林植物检疫检查站也正是查明该批车辆运输的枣苗未办理《检疫要求书》和《植物检疫证书》及其他相关检疫手续，属违反地方规定将内地枣苗进行新疆调运的行为，故依法对原告作出了《检疫处理通知单》，要求将该批苗木必须拉回原产地的事实。第五、实际上原告没有将该苗木拉回原产地，而是以贿赂方式让被告员工隐瞒被告事实进行收货，实现了自己的真实目的。该事实非常清楚的证实了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该苗木根本不符合检疫标准而不能交易，也能清楚的证实原告明知道该枣苗不符合标准而责令拉回原产地，但原告为了实现合同目的而以其他手段贿赂了被告工作人员，将原本就不符合检疫标准，质量也不过关的红枣苗木硬是让被告接收。原告以这样的方式签订的合同本身就带有欺诈性和目的性，导致合同的成立、交易的完成都是有瑕疵的，因此被告不同意支付款项的理由应当是成立的。结合整个案件事实，本案原告违反的相关法律规定，导致该苗木的购销根基本身就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就是说交易若没有原告单位的贿赂行为，后面的交易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虽然合同已经签订了也已经履行了，但鉴于该合同存在的种种问题，原告的各种违约行为，以及将本来要返回原产地的苗木，因在路途扣押耽误5天之久时间交货，运至被告处又通过贿赂的方式诱使被告员工接收该批苗木，因该批苗木被扣押时间之长及存储不当造成的腐烂，被告栽种后无法成活，给被告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最为重要的系本案标的物尚处于被监管之中，行政处罚尚未结案，若林业部门对该批苗木作出其他行政处罚决定，该判决将如何执行？故被告认为本案应裁定合同无效或中止审理，待行政处罚结案后对本案在做相应处理较为适当。
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27日，原告德圣源公司与被告富硒公司签订红枣苗木购销合同，由原告向被告提供优质扁核酸红枣苗，单价为1.8元每株，暂定数量为200000株，实际数量以实际需求并到货验收合格量为准，现被告已向原告支付苗木款216000元。乙方（德圣源公司）负责出具税票和办理苗木合格证、苗木调运检验证。
2014年3月23日，因原告德圣源运送的红枣苗未办理《检疫要求书》及《植物检疫证书》，若羌森林植物检疫检查站暂扣了拉运红枣苗车辆（车牌号为豫AN77**），并对该批苗木做出退回原产地处理的决定，且原告德圣源公司员工王长兴出具书面保证书，承诺将该批苗木运回原产地，缴纳保证金30000元后，该站对该车予以放行。
2014年3月25日，被告富硒公司针对2014年扁核酸枣苗采购验收情况向公司总部报告，该报告内容为“我公司2014年1月27日订购的20万棵扁核酸苗木于2014年3月9日起苗，3月16日分别装在两个9.6米高栏车中，中间加冰6吨，外部用防水篷布蒙盖，3月20日早上运达若羌产业园区一车，经验收合格的数量为101000棵，验收人员刘长成；另一车被扣压，于2014年3月23日到货，经验收发现有部分苗子因时间过长发热被视为不合格苗子，卸车假植时被认真检查后将合格与否区别开来，最后确定合格苗子有110250棵，两车共计收购合格苗木211250棵。”该公司员工乔西水、朱将林在该份采购验收报告上签字。
2014年4月25日，针对补购苗木一事，被告富硒公司员工乔西水向总经理王德元报告，该报告内容为“2014年订购扁核酸苗木20万棵，实际到货211250棵，因预算不精确，最终欠缺苗木1.5万余株，经多方打探与实地观苗，均不尽意，最后确定所剩65亩左右的应栽面积待明年种植。在10号地有一丘田，因假植苗子未能及早栽上，另有12号地去年存放有机肥的一丘田，到最后才从王长兴处被视为不合格苗木中选出已发芽，确定能成活的苗木补上，共有两个丘田，1280棵，因选苗公司需付人工费，故将此苗定价为1.5元每株。”该公司员工乔西水、朱将林在该份报告上签字。
另查明，乔西水系被告富硒公司红枣种植技术员，朱将林系该公司副总经理。通过乔西水当庭的陈述及庭后本院对朱将林的调查，2014年扁核酸枣苗采购验收报告及补购苗木报告上签名系二人所签，且二人对拉运红枣苗车辆被扣一事均知情。被告富硒公司收到枣树苗清点棵数后，并未向原告德圣源公司出具收条。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2014年1月27日，原、被告签订的红枣苗木购销合同一份。证实被告购买原告的红枣苗的单价、暂定数量、质量规格、包装运输方式、交苗地点、付款方式。还证明依据该合同，被告需提供苗木检疫要求书，原告根据要求书办理苗木合格证等相关手续的事实。
2、2014年3月25日，2014年扁核酸枣苗采购验收报告一份。证实被告从原告运送来的枣苗中挑选了211250株合格的红枣苗，原告公司乔西水、朱将林签字认可并加盖公章的事实。
3、2014年4月25日，补购苗木报告复印件一份。证实被告采购红枣苗数量不足，又从假植地挑选1280株，每株为1.5元，合计1920元的事实。
4、2014年3月23日，若羌森林植物检疫检查站出具的检疫处理通知书一份、2014年3月21日，若羌县林业局向依吞布拉克检查站出具的函一份、2014年3月21日，王长兴出具的保证书一份、王长兴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被扣车辆照片三张。证实为原告拉运红枣苗的车辆，因未办理检疫要求书和植物检疫证书，被森林植物检疫检查站暂扣，王长兴缴纳保证金30000元，并书面撰写保证书承诺将该车红枣苗拉运回原产地。还证实原告拉运枣树苗使用的车辆并非冷藏车的事实。
5、乔西水证人证言一份。证实原告售予被告的枣树苗因为车辆被扣，部分树苗腐烂，且枣树苗质量不达标，原告违约的事实。
6、原、被告的当庭陈述。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红枣苗木购销合同后，原告作为出卖人依约向被告交付了扁核酸红枣苗，被告作为买受人应按照约定及时向原告支付苗木款，以确保买卖合同的顺利履行。对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苗木款（211250株×1.8元／株）＋（1280株×1.5元／株）-216000元（已付款）＝166170元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被告购买枣尚欠苗木款166170元的事实，但由于原告方未按照合同约定交付红枣苗，所拉运的红枣苗被若羌森林植物检疫检查站暂扣，且被告将原告所拉运未经检疫的红枣苗接收，都负有一定的责任，故本院对166170元的一半即83085元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11416元的诉讼请求，因原告及被告均存在过错，所花费的费用由各自承担，故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主张与原告所签合同无效的辩称意见，因原、被告之间所签的合同虽然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已实际履行，未造成后果发生，故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主张本合同中标的物尚处于被监管中，即行政处罚并未结案，本案应中止审理或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辩解意见，因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红枣苗被监管中，故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主张没有拒收枣苗，即视为红枣苗质量达标并符合合同约定，要求答辩人支付剩余款项无法律及事实依据的辩解意见，因被告作为买受人，对原告提供的红枣苗有检验义务，如若发现红枣苗质量不达标，应及时通知或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原告并拒收该批红枣苗，且该未经检疫被暂扣枣树苗，被告的经办人假植或种植在地里，现被告以枣树苗无检疫证书，质量不合格拒付苗木款显属不当，故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若羌富硒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新郑市德圣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红枣苗木款83085元。
二、驳回原告新郑市德圣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3851.7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新郑市德圣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承担1925.86元，被告若羌富硒科技有限公司承担1925.8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 军
审 判 员 麦麦江·亚森
人民陪审员 张 奇
二〇一六年三月四日
书 记 员 孙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