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123刑初299号
公诉机关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黄杏芬，女，1966年6月26日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住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5月22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福州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李丹、卓慕清，福建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曙光，男，1962年9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5月22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被告人朱月明，男，1965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住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5月22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被告人黄婧怡，女，1988年4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汉族，大学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现住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5月22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福州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陈建民，浙江象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杏丽，女，1963年12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住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4月1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福州市第二看守所。
被告人章东林，男，1960年7月9日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住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因犯行贿罪，于2010年12月28日被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4月1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被告人陈时松，男，1982年10月13日出生于浙江省天台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浙江省天台县。因犯交通肇事罪，于2005年10月10日被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5月3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被告人罗利华，男，1967年1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现住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4月1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被告人朱锦良，男，1966年9月2日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汉族，小学文化，无业，住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3月30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被告人陈叶坚，男，1981年2月26日出生于浙江省天台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浙江省天台县。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5月3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被告人姚雷，男，1985年3月16日出生于安徽省阜阳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安徽省阜阳市颖州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3月30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被告人陈明楚，男，1969年7月6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余姚市，现住浙江省。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3月30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辩护人郑天文，福建文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季增增，男，1994年4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天台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5月11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被告人傅国龙，男，1969年12月16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浙江省余姚市。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3月30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被告人冯回芳，男，1963年11月17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市，汉族，高中文化，无业，住浙江省余姚市。因赌博，于2009年6月5日被浙江省余姚市公安局黄家埠派出所处以罚款人民币200元，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3月30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被告人赵国海，男，1989年7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汉族，小学文化，无业，住浙江省诸暨市。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3月30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被告人强海燕，女，1979年3月10日出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3月30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强海龙，男，1976年10月1日出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3月30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经罗源县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同日由罗源县公安局转为取保候审。
被告人丁建芳，男，1964年4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汉族，高中文化程度，无业，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3月30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被告人杨小英，女，1973年6月19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住浙江省诸暨市。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3月30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经罗源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不批准逮捕，同日由罗源县公安局转为取保候审。
罗源县人民检察院以罗检公诉刑诉[2017]29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杏芬、黄曙光、朱月明、黄婧怡、黄杏丽、章东林、罗利华、陈时松、朱锦良、陈叶坚、姚雷、陈明楚、傅国龙、赵国海、季增增、强海燕、冯回芳、丁建芳、强海龙、杨小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10月2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罗源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林宝忠、检察官助理王微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杏芬、黄曙光、朱月明、黄婧怡、黄杏丽、章东林、罗利华、陈时松、朱锦良、陈叶坚、姚雷、陈明楚、傅国龙、赵国海、季增增、强海燕、冯回芳、丁建芳、强海龙、杨小英及被告人黄杏芬辩护人李丹、卓慕清，被告人黄婧怡辩护人陈建民，被告人陈明楚辩护人郑天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罗源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黄杏芬、黄曙光夫妇于2013年10月左右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也称自愿连锁经营业）传销组织，随后不断发展下线。2013年12月该传销团队转移至江西省南昌市象湖新区，次年3月又转移至福建省罗源县滨海新城。该传销组织采取“五级三晋制”的纯资金运营模式，谎称“1040阳光工程”是受国家政策扶持的项目，每人缴纳人民币（下同）69800元入门费后，只要层层发展下线，便可赚到1040万元。【申购份额，即“入门费”共计21份69800元，其中第1份3800元，第2-21份均为3300元；五级，即层级从低到高依次为实习业务员（申购1-2份）、业务组长（申购3-9份）、业务主任（申购10-64份）、业务经理（申购65-599份）、高级业务员也称“老总”（申购600份以上）；“三晋制”，即规定一人最高可申购21份直接成为业务主任，每人最多发展直接下线三人，并按照累积份额情况不断晋升为经理、老总级别】
被告人黄杏芬于2013年10月左右作为黄某3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海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徐某2、沈某、黄曙光，间接下线黄杏丽、章东林、黄婧怡等150人以上，层级达18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837万元，于2015年1月左右上总，曾担任直总职务，从2015年1月14日至2017年4月15日共收到抽成502279元。
被告人黄曙光于2013年10月份左右作为黄杏芬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黄婧怡、黄杏丽、杨某2，间接下线裴某、陈时松、章东林等150人以上，层级达17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830万元，于2015年1月左右上总，曾担任大总管、直总职务，从2015年1月14日至2017年4月15日共收到抽成454585元。
被告人朱月明于2013年下半年作为章东林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叶某2、朱某1、罗利华，间接下线朱锦良、范某、姚雷等90人以上，层级达14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447万元，于2015年7月左右上总，曾担任能力总管、大总管、直总、能力老总、区长等职务，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786606元。
被告人黄婧怡于2014年6月左右作为黄曙光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徐某3、张某1、裴某，间接下线陈时松、陈叶坚、邱某等60人以上，层级达13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384万元，于2015年11月左右上总，曾担任大总管、直总、区长等职务，从2015年1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655733元。
被告人黄杏丽于2013年下半年作为黄曙光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章东林、韩某某、石某，间接下线朱锦良、罗利华、姚雷等100人以上，层级达16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468万元，于2015年1月左右上总，曾担任大总管、直总职务，从2015年6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307607元。
被告人章东林于2014年初作为黄杏丽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黄某4、章某1、朱月明，间接下线朱锦良、罗利华、姚雷等90人以上，层级达15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451万元以上，曾担任直总、自律老总等职务，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2月14日共收到抽成338752元。
被告人陈时松于2014年8月份左右作为黄婧怡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陈叶坚、吕某、齐某1，间接下线邱某、陈某1、季增增等65人以上，层级达11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377万元，于2016年4月左右上总，曾担任自律总管、大总管、直总等职务，从2016年12月14日至2017年4月15日共收到抽成126988元。
被告人罗利华于2013年底作为叶某2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范某、成某、陈某2，间接下线陈明楚、傅国龙、冯回芳等50人以上，层级达10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234万元，于2016年7月左右上总，曾担任能力总管、自律总管、大总管、直总等职务，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132748元。
被告人朱锦良于2014年5月作为叶某2的下线在江西省南昌市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冯位江、强海燕、陈某3，间接下线姚雷、赵国海、强海龙等30人以上，层级达12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210万元，于2016年4月左右上总，曾担任大总管、直总等职务，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6年6月14日共收到抽成71476元。
被告人陈叶坚于2014年9份左右作为陈时松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邱某、陈某4、卢某，间接下线季增增、丁某1、杨某3等35人以上，层级达7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195万元，于2016年4月左右上总，曾担任大总管、直总等职务，从2016年7月14日至2017年4月15日共收到抽成116005元。
被告人姚雷于2014年5月份作为陈海琼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刘某2、陈某5、尚某，间接下线赵国海、赵某1、杨小英等29人以上，层级达10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142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自律总管、大总管等职务，从2015年6月14日至2016年1月14日共收到抽成25287元。
被告人陈明楚于2015年4月份作为范某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王金夫、傅国龙、朱某2，间接下线冯回芳、丁建芳等20人以上，层级达8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102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大总管职务，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2月14日共收到抽成36338元。
被告人季增增于2015年11月份左右作为邱某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活动，发展了直接下线戴某、叶某3、齐某2能，间接下线叶方委、杨某3、汤某等20人以上，层级达5层，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103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自律配合、自律总管等职务，从2015年12月14日至2017年4月14日共收到抽成102086元。
被告人傅国龙于2015年5月份左右作为陈明楚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冯回芳、章某2，间接下线张某2、丁建芳等18人以上，层级达7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87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自律总管职务，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58273元。
被告人赵国海于2016年6月份左右作为尚某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赵某1、何某、黄某5，间接下线杨小英、黄某1、戚某1等16人以上，层级达8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65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自律总管职务，从2015年6月14日至2016年4月14日共收到抽成20867元。
被告人强海燕于2015年8月份作为朱锦良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强海龙，间接下线张某3、刘某1、郭某成等7人，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28万元，层级达4级，经理级别，曾担任能力总管职务，从2015年12月14日至2016年7月14日共收到抽成16991元。
被告人冯回芳于2016年3月左右作为傅国龙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活动，发展了直接下线向某、丁建芳、冯某1，间接下线姚某、张某2、阮某等14人，层级6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72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自律配合职务，从2016年4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75859元。
被告人强海龙于2015年11月左右作为强海燕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张某3、刘某1、郭某成，间接下线贺某、王某3等6人，层级3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22万元，曾担任自律配合职务，从2016年1月14日至2016年7月14日共收到抽成23527元。
被告人丁建芳于2016年3月底作为冯回芳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张某2、姚某、阮某，间接冯尊永、吴某等8人，层级5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35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能力配合职务，从2016年5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71718元。
被告人杨小英于2015年8月左右作为赵某1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戚某1，间接下线戚某2、谢某等6人，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35万元，层级6级，经理级别，曾担任经晨总管职务，从2015年9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44984元。
从2013年至今，该传销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达150人以上且层级达18级以上，上述二十名被告人均担任该传销组织的领导职务，并履行相应的管理、协调、宣传、培训等职责，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认为被告人黄杏芬、黄曙光、黄杏丽、黄婧怡、章东林、朱月明、陈时松、陈叶坚、罗利华、朱锦良、姚雷、陈明楚、强海燕、傅国龙、赵国海、季增增、丁建芳、冯回芳、强海龙、杨小英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黄杏芬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但辩护人提出黄杏芬的行为未构成情节严重的认定，其中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未达115人及直接或间接收取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累计未达800余万元；其自愿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在侦查、公诉、审判阶段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犯罪时主观恶性较小，其本身也是受害者，在传销中也未限制参与人员的人身自由，系初犯、偶犯，请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黄曙光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朱月明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无异议，但对事实有异议。其提出罗利华是叶某2的直接下线，朱某1根本没有参加过，赵某2、杨某4等4人是虚拟的，是其借了身份证买的份额；起诉书中指控的786606元中有30万元左右是其与其妻子共同的部分，叶某2在罗源没有银行卡，故叶某2所有的抽成都是打到他的卡里的。
被告人黄婧怡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但其辩护人提出起诉书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笔录中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及几名被告人所画的传销关系图亦存在矛盾的情况；被告人黄婧怡在侦查阶段仅认定发展下线50余人，层级14级，但在起诉阶段变成发展下线60余人，层级13级，应当就低不就高；起诉书认定陈时松为黄婧怡间接下线，陈时松认定的人员肯定要比黄婧怡少，但起诉书认定陈时松发展的人数超过了黄婧怡发展的人数；被告人黄婧怡有犯罪中止的情况。故请求免予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黄杏丽、章东林、陈时松、罗利华、朱锦良、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陈叶坚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其补充其是在江西南昌加入该组织的，2017年1月4日上总的。
被告人姚雷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但提出其是在江西了解到这个行业的，在南昌加入，加入时并不清楚这个行业是违法的，因为法律意识淡薄才加入的。
被告人陈明楚、季增增、傅国龙、赵国海、强海燕、冯回芳、强海龙、丁建芳、杨小英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陈明楚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陈明楚的行为没有达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案追诉标准，其发展的传销人员只有14人以上，层级只有5级；虽然起诉书认定为层级达到8级，但其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没有达到20人以上，其行为没有达到立案追诉的标准；起诉书在计算层级的时候不应当上溯被告人本级以上的层级，否则是追溯的扩大；其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其犯罪的事实，应当认定为自首；本案应区分主从犯。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黄杏芬、黄曙光夫妇于2013年10月左右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也称自愿连锁经营业）传销组织，随后通过不断发展下线壮大团队。2013年12月该传销团队转移至江西省南昌市象湖新区，次年3月又转移至福建省罗源县滨海新城。该传销组织采取“五级三晋制”的纯资金运营模式，谎称“1040阳光工程”是受国家政策扶持，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的国家项目，竭力宣传每个参与人员缴纳人民币（下同）69800元的全额入门费后，只要层层发展下线，经过两、三年的资金运作后便可赚到1040万元，从而诱骗新人不断加入。【申购份额，即“入门费”共计21份69800元，其中第1份3800元，第2-21份均为3300元；五级，即层级从低到高依次为实习业务员（申购1-2份）、业务组长（申购3-9份）、业务主任（申购10-64份）、业务经理（申购65-599份）、高级业务员也称“老总”（申购600份以上）；“三晋制”，即规定一人最高可申购21份直接成为业务主任，每人最多发展直接下线三人，并按照累积份额情况不断晋升为经理、老总级别】
该传销组织等级森严，分工明确，实行层层管理、层层负责、层层汇报的管理架构模式，至少设立了区长、申购老总、能力老总、自律老总、直总、大总管、自律总管、申购总管、能力总管、自律配合、能力配合、经晨总管等职务，并明确相应的职务职责；以召开老总会、经理会、晨会、“家庭”会等形式加强对组织的管理、协调、宣传、培训等方面工作，以达到管理控制、发展壮大、牟取利益的目的。其中，区长主要负责听取各个老总的工作情况汇报、负责将所谓的“1040阳光工程”体系指示精神传达到每一位老总，并层层落实执行到各自下面的家庭团队等整个区团队的全面工作；能力老总主要负责听取各能力总管的工作汇报并给予指导、抓典型事例经验学习及培训工作、负责向区长汇报能力促进等全面提升整个区团队能力方面的具体工作；自律老总主要负责将所谓的“1040阳光工程”体系自律方面的精神传达到下面的每一位自律总管、听取各自律总管的工作汇报并给予指导、督促自律工作的管理、负责向区长汇报自律管理方面等全面提升整个区团队纪律监管方面的具体工作；直总是大总管的直接上级，主要负责其听取下属大总管、自律总管、能力总管、经晨总管等职能人员的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以及针对出现的问题组织人员进行商讨对策等家庭各方面的工作；大总管对直总负责，起上传下达作用，主要负责各个职能总管间的管理协调以及下面团队的全面工作；自律总管向大总管汇报工作，主要负责对违规违纪的业务员进行罚款处罚等团队业务员纪律方面的工作；能力总管向大总管汇报工作，主要负责与下面团队业务员的学习与能力提高方面的相关工作；自律配合主要负责配合自律总管开展工作，在自律总管不在时代替其履行工作；能力配合主要负责配合能力总管开展工作，在能力总管不在时代替其履行工作；经晨总管主要负责组织新加入人员学习“行业”的《经管二十条》等规章制度方面的工作。
被告人黄杏芬于2013年10月左右作为黄某3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海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徐某2、沈某、黄曙光，间接下线黄杏丽、章东林、黄婧怡等150人以上，层级达18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837万元，于2015年1月左右上总，曾担任直总职务，从2015年1月14日至2017年4月15日共收到抽成502279元。
被告人黄曙光于2013年10月份左右作为黄杏芬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黄婧怡、黄杏丽、杨某2，间接下线裴某、陈时松、章东林等150人以上，层级达17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830万元，于2015年1月左右上总，曾担任大总管、直总职务，从2015年1月14日至2017年4月15日共收到抽成454585元。
被告人朱月明于2013年下半年作为章东林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叶某2、朱某1、罗利华，间接下线朱锦良、范某、姚雷等90人以上，层级达14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447万元，于2015年7月左右上总，曾担任能力总管、大总管、直总、能力老总、区长等职务，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786606元。
被告人黄婧怡于2014年6月左右作为黄曙光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徐某3、张某1、裴某，间接下线陈时松、陈叶坚、邱某等60人以上，层级达13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384万元，于2015年11月左右上总，曾担任大总管、直总、区长等职务，从2015年1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655733元。
被告人黄杏丽于2013年下半年作为黄曙光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章东林、韩某某、石某，间接下线朱锦良、罗利华、姚雷等100人以上，层级达16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468万元，于2015年1月左右上总，曾担任大总管、直总职务，从2015年6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307607元。
被告人章东林于2014年初作为黄杏丽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黄某4、章某1、朱月明，间接下线朱锦良、罗利华、姚雷等90人以上，层级达15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451万元以上，曾担任直总、自律老总等职务，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2月14日共收到抽成338752元。
被告人陈时松于2014年8月份左右作为黄婧怡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陈叶坚、吕某、齐某1，间接下线邱某、陈某1、季增增等65人以上，层级达11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377万元，于2016年4月左右上总，曾担任自律总管、大总管、直总等职务，从2016年12月14日至2017年4月15日共收到抽成126988元。
被告人罗利华于2013年底作为叶某2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范某、成某、陈某2，间接下线陈明楚、傅国龙、冯回芳等50人以上，层级达10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234万元，于2016年7月左右上总，曾担任能力总管、自律总管、大总管、直总等职务，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132748元。
被告人朱锦良于2014年5月作为叶某2的下线在江西省南昌市湖新区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冯位江、强海燕、陈某3，间接下线姚雷、赵国海、强海龙等30人以上，层级达12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210万元，于2016年4月左右上总，曾担任大总管、直总等职务，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6年6月14日共收到抽成71476元。
被告人陈叶坚于2014年9份左右作为陈时松的直接下线在江西省南昌市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邱某、陈某4、卢某，间接下线季增增、丁某1、杨某3等35人以上，层级达7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195万元，于2017年1月左右上总，曾担任大总管、直总等职务，从2016年7月14日至2017年4月15日共收到抽成116005元。
被告人姚雷于2014年5月份作为陈海琼的直接下线在安徽省合肥市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刘某2、陈某5、尚某，间接下线赵国海、赵某1、杨小英等29人以上，层级达10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142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自律总管、大总管等职务，从2015年6月14日至2016年1月14日共收到抽成25287元。
被告人陈明楚于2015年4月份作为范某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王金夫、傅国龙、朱某2，间接下线冯回芳、丁建芳等20人以上，层级达8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102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大总管职务，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2月14日共收到抽成36338元。
被告人季增增于2015年11月份左右作为邱某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活动，发展了直接下线戴某、叶某3、齐某2能，间接下线叶方委、杨某3、汤某等20人以上，层级达5层，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103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自律配合、自律总管等职务，从2015年12月14日至2017年4月14日共收到抽成102086元。
被告人傅国龙于2015年5月份左右作为陈明楚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冯回芳、章某2，间接下线张某2、丁建芳等18人以上，层级达7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87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自律总管职务，从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58273元。
被告人赵国海于2016年6月份左右作为尚某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赵某1、何某、黄某5，间接下线杨小英、黄某1、戚某1等16人以上，层级达8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65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自律总管职务，从2015年6月14日至2016年4月14日共收到抽成20867元。
被告人强海燕于2015年8月份作为朱锦良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强海龙，间接下线张某3、刘某1、郭某成等7人，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28万元，层级达4级，经理级别，曾担任能力总管职务，从2015年12月14日至2016年7月14日共收到抽成16991元。
被告人冯回芳于2016年3月左右作为傅国龙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活动，发展了直接下线向某、丁建芳、冯某1，间接下线姚某、张某2、阮某等14人，层级6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72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自律配合职务，从2016年4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75859元。
被告人强海龙于2015年11月左右作为强海燕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张某3、刘某1、郭某成，间接下线贺某、王某3等6人，层级3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22万元，曾担任自律配合职务，从2016年1月14日至2016年7月14日共收到抽成23527元。
被告人丁建芳于2016年3月底作为冯回芳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张某2、姚某、阮某，间接冯某、吴某等8人，层级5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35万元，经理级别，曾担任能力配合职务，从2016年5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71718元。
被告人杨小英于2015年8月左右作为赵某1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了直接下线戚某1，间接下线戚某2、谢某等6人，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约35万元，层级6级，经理级别，曾担任经晨总管职务，从2015年9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共收到抽成44984元。
从2013年至今，该传销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达150人以上且层级达18级以上，上述二十名被告人均担任该传销组织的领导职务，并履行相应的管理、协调、宣传、培训等职责，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被告人黄曙光、黄杏芬、黄婧怡于2017年5月19日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下应中海国际社区二期海创家园2幢2101室内被民警抓获；被告人黄杏丽、章东林于2017年3月31日在罗源县凤山镇余家塘村136号被民警抓获；被告人朱月明于2017年5月17日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宋诏路27号邻之家宾馆206房间被民警抓获；被告人罗利华于2017年3月31日在罗源县正祥特区13号楼504室被民警抓获；被告人陈时松、陈叶坚于2017年5月3日在罗源县滨海新城8区19号楼1902单元被民警抓获，被告人季增增于2017年5月11日在罗源县滨海新城7区8号楼3001单元被民警抓获；被告人朱锦良、陈明楚、姚雷、傅国龙、赵国海、强海燕、冯回芳、丁建芳、强海龙、杨小英于2017年3月28日在罗源县正祥特区被民警抓获。
另查，被告人强海燕、强海龙、杨小英于2018年1月2日已向本院退出其违法所得人民币16991元、23527元、44984元。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刘某1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于2017年2月一次性申购21份作为被告人强海龙的直接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2月底的时候被告人强海龙把贺素绢挂在其名下作为其的直接下线，被告人强海龙海发展了张某3；该组织没有营业执照，会不定期举办“家庭”会让每个业务员学习“经管二十条”内容，参与人员使用的是集团网的电话；其所知道的其他参与人员有被告人强海龙、强海燕、姚雷、杨小英、赵国海与同案人员张某3、贺某。
2.证人黄某1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与赵某1在被告人赵国海的带领下一次性申购21份参与“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的过程；黄某1是赵某1的直接下线，赵某1是被告人赵国海的直接下线；该组织没有营业执照，其没有参与该组织的任何活动，都是被告人赵国海帮忙打理。
3.证人王某1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在2017年3月经被告人姚雷介绍在罗源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直接下线黄某2一人；该组织采用五级三晋制的纯资本运营模式，内部设有大总管、申购总管、自律总管、能力总管等职务，参与人员都使用一个集团网的电话；陈某6是申购总管、被告人朱锦良是老总级别、被告人姚雷是经理级别担任过大总管和能力总管职务、被告人强海燕是经理级别担任能力总管、被告人赵国海和强海龙也是经理级别。
4.证人黄某2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在2017年3月中旬，经其外甥女王某1介绍缴纳69800元后作为王某1的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王某1的上级是被告人姚雷。
5.证人赵某1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与黄某1分别于2016年9月份左右、2016年12月作为被告人赵国海的下线分别在江西省南昌市、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该组织是一种没有实际产品与服务，采用的是纯资本的五级三晋制的组织架构模式，内部设有大总管、申购总管、自律总管等职务，经常临时通知开会，每次半个小时至一小时，没有培训材料，自己用本子做记录；其上线有赵国海、尚某、姚雷、朱锦良，下线有黄某1、葛某1、葛某2、刘某3、王某4、赵某3、杨小英、戚某1、戚某2、谢某、淦某A、淦某B、黄某6；其所知道级别最高的是被告人姚雷，担任大总管职务，被告人赵国海是自律总管，被告人杨小英是经晨素。
6.证人叶某1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5年下半年，被告人季增增用其名字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后来季某、叶方委、杨某1也加入了该组织，其本人未参与该组织。
7.证人徐某1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于2017年3月20日左右经被告人陈时松介绍在福建省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平时有去其他传销人员家里拜访，抄一些业务材料；该组织没有实际的产品销售与服务内容，采用五级三晋制的纯资本运作模式。
8.证人杨某1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于2016年7月左右作为叶方委的下线在罗源县滨海新城加入“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发展一个直接下线杨坚明，获得返利6000元，办理了一张加入集团网的联通手机卡，组织内部人员互打免费；该组织设有大总管、申购总管、自律总管、自律配合、能力总管、能力配合、经晨素等职务，经常召开“晨会”、“家庭会”等活动、组织业务员手抄经管二十条等，以加强参与人员的管理；参与该组织的人员还有季某、季增增、陈叶坚、丁某1、陈某1、陈某4、戴某、邱某等人，其中被告人陈叶坚是大总管、被告人季增增是自律总管、陈某17是能力总管、丁某1是经晨素。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雅安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李庆借款纠纷案执行裁定书\\\\\",\\\\\"PubDate\\\\\":\\\\\"2018-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