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1民终935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尹榜柱，住址沈阳市沈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辉，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孙艳兰，住址沈阳市沈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晨、包韪祺，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李连荣，住址沈阳市沈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辉，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尹榜柱因与被上诉人孙艳兰、一审第三人李连荣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5)沈河民二初字第008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本院审判员关长春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赵卫、丁玉红共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尹榜柱、第三人李连荣及诉讼代理人夏辉，被上诉人孙艳兰及诉讼代理人于晨、包韪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尹榜柱二审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中随意变更本案案由，本案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而一审判决中法院却将案由改为合伙协议纠纷，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未告知上诉人变更本案案由，也从未告知上诉人重新归纳争议焦点，严重剥夺了上诉人在一审时的重要诉讼权利。如果是合伙协议纠纷，上诉人在原审就会按照合伙协议纠纷的案由及争议焦点进行举证、辩论，而不是按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案由及争议焦点进行举证、辩论，法院也应当追加或者上诉人会申请追加其他全部合伙人参加诉讼，这样才能全面地查清案件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尹榜柱与孙大为通过《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将诉争房屋作为该笔债权的担保，主债权转移的，担保债权亦应转移，故诉争房屋的担保债权亦应转移给孙艳兰”系适用法律错误的行为。一审法院针对不动产抵押自创“担保债权”，对于不动产房屋的抵押，系担保物权，根本不存在“担保债权”，《担保法》41、42条明确规定，不动产房屋抵押合同的生效要件系办理抵押登记，没有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合同或者抵押行为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为此，本案根本不存在上诉人将诉争房屋向被上诉人担保的事实，无论在证据上还是法律上，诉争房屋均未产生过任何担保物权。三、一审法院认定的“该房屋所欠贷款31万元也是由孙艳兰实际支付”是错误的。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孙艳兰已经自认支付诉争房屋贷款的31万系鑫超越公司的钱，并且鑫超越公司的财务也当庭证明，从被上诉人卡中支付诉争房屋的31万元系鑫超越公司的钱，只是鑫超越公司的钱后期暂时放在被上诉人账户名下。而鑫超越公司的这31万应当属于全体合伙人，而并非孙艳兰一人所有，为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法院违法跨越了几层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一审第二次开庭又主张鑫超越公司欠被上诉人钱，争议房产是鑫超越公司的房产抵偿被上诉人的。与立案时以及第一次开庭时主张的事实及理由截然不同，被上诉人之前的主张是基于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而现在又说是鑫超越公司抵偿给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在一审先后两次提出两个完全不同的诉讼事实和理由，本身就自相矛盾，刻意杜撰对其有利的事实及理由。3.如果被上诉人认为鑫超越公司欠其钱，其应当去起诉鑫超越公司，并非本案的审理范畴。4.被上诉人拿出鑫超越公司合伙人散伙时的分件协议，该分件协议中只是提到如何分配公司对外的债权，里面并没有提到本案争议的房产用于抵偿被上诉人的欠款。五、案涉房产是夫妻存续期间购买的共有财产，为夫妻共同共有。在夫妻共有财产存续期间，尹榜柱未经过妻子李连荣的同意，对涉及夫妻双方重大权益房产事项的处分属于无权处分。《房屋转让协议》中提到的剩余购房款15万元抵消之前债务的约定，这个约定是因为尹榜柱与孙艳兰之前一起合伙做生意，但是由于生意做的不好，散伙时合伙人之间商量如何分割合伙财产及债权债务时，孙艳兰承诺将自己应分得部分中15万元财产给尹榜柱，作为支付剩余房款。综上，尹榜柱未经妻子李连荣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有财产，孙艳兰与尹榜柱私自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应属无效，并且孙艳兰也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形，为此，孙艳兰应当归还该房屋，尹榜柱向其返还31万元。
被上诉人孙艳兰二审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正确，其判决结果应予维持。首先，本案中，被上诉人请求将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原东陵区）方青北路30-7号2-6-1的房屋由尹榜柱的姓名变更为孙艳兰名下，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该诉求从未进行过任何更改。一审判决已在判决主文内明确说明，本案虽以房屋买卖协议名义确认过户义务，但双方实际产生该义务行为的依据为合伙协议纠纷，因此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此经过审慎核实并予以调整并无不当。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通知》第二款即对此有明确规定：“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可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因此，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准确。其次，被上诉人诉求的内容实际上是针对已经形成、生效并实际履行完毕的个人脱离合伙企业的财产分割协议的后续履行行为，因协议各方已经签署协议书并遵照履行，该协议的合法性和所产生的民事法律效力是无需质疑的，不存在任何所谓合伙关系纠纷及争议，因此即便本案被确认为合伙协议纠纷，也并不需要全体合伙人均到庭参与诉讼。再次，一审判决所提出的“担保债权”确系“担保物权”，因为自该判决的前后表述可知，案外人孙大为将其房产通过《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作为其向鑫超越公司借贷款项的担保。而在孙大为未能将该款项予以偿还的情况下，鑫超越公司即为该房产的实际担保物权人。而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等进行投资分劈时，全体合伙人包括上诉人明确同意并实际将对孙大为的该笔债权分配给了被上诉人，则作为担保物权的孙大为房产自然随同一并转移给了被上诉人。本案系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为民间借贷进行抵押担保的特殊情形，因此不应适用《担保法》第四十一、四十二条，而应当适用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即“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第四，一审判决认定孙大为房屋所欠贷款31万元是由被上诉人实际支付是完全正确的。被上诉人向法庭递交了大量证据足以证明孙大为的房屋已附随十五万元主债权转移至被上诉人处，并且被上诉人已为此向人民法院支付了31万元的贷款，并对该房屋予以实际占有使用。其中有被上诉人从其盛京银行卡提取31万元的取款凭证足以证明。至于证人张靖陈述的该31万元是鑫超越公司出具，与本案被上诉人观点并无矛盾之处。因为证人随后亦已解释说明了该31万元是公司在分配财产时已确认分配给被上诉人的款项，被上诉人认定该款项已属于己有并无不当。
原审第三人李连荣答辩意见同上诉人。
孙艳兰一审起诉请求:1.将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原东陵区）方青北路30-7号2-6-1的房屋由尹榜柱的姓名变更为孙艳兰名下；2.尹榜柱负担诉讼费与诉讼财产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尹榜柱与第三人李连荣系夫妻关系。2015年6月27日，孙艳兰（乙方）与尹榜柱（甲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一份，载明“第一条房屋基本情况，1.乙方所购买的房屋系甲方通过诉讼程序判决确认的一套房屋，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方青北街30-7号2-6-1。房屋为住宅用房，建筑面积129.32平方米。第二条价款及支付，1.房屋总价款人民币460,000元。2.甲、乙双方协商按照如下方式结算房价款：⑴本协议签订后，生效判决第一项规定的应由甲方支付给第三人沈阳东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房款31万元由乙方负责给付。⑵剩余房价款，甲方同意与此前欠付乙方的款项相互抵消，互不找差。……”
2014年6月16日，尹榜柱作为股东，与股东魏秋生、周勇向孙艳兰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孙艳兰借给鑫超越公司人民币1,490,000元。”,2015年1月27日，鑫超越公司的工商档案登记的内容进行了变更，股东由尹榜柱、孙艳兰、周勇、魏秋生变更为尹榜柱、周勇、魏秋生。
2015年9月29日，尹榜柱（甲方）与孙艳兰（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甲、乙双方经充分协调，就终止合资合作关系后的遗留问题达成如下协议，1.2015年1月28日，乙方经甲方同意，以将沈阳鑫超越投资有限公司所持25%股权转让给甲方尹榜柱的方式退出了与甲方的合资合作关系……4.乙方在退出合资公司前，出借过给甲方尹榜柱、周勇137万元人民币。乙方退出合资公司时，甲方以债权抵债（详见附件3《债权抵债表》）和还款方式合计偿还乙方134万元人民币，尚欠3万元及自2014年12月1日起至今为止的利息未还。……”《债权抵债表》载明“……孙大为（伟）15万元，……以上131万元为尹榜柱、周勇的债权抵欠孙艳兰的债。”
另查明，2012年10月23日，孙大为、苏瑶与鑫超越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一份，但该合同并未标明借款金额等相关事宜。孙大为另出具借据一张，载明“本人孙大为向尹榜柱借款，人民币7万元整。”
案件审理过程中，孙艳兰向法庭出具了鑫超越公司借档登记表，其中载明借档人姓名尹榜柱，借档时间2014年10月29日，借档内容为孙大为的契证一本、收条2张、房屋买卖协议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等，该借档登记表由尹榜柱本人签字确认。同时，鑫超越公司的会计张靖以孙艳兰证人身份出庭作证，证人张靖陈述孙大为的房子是鑫超越公司的财产，孙大为向鑫超越公司借款15万元并将诉争房屋抵押给公司，后因孙大为没有还钱，就把房子给了鑫超越公司，公司有五个股东，为了到公证处做房屋的公证，房屋登记在任何一个股东的名下都行，尹榜柱是公司股东之一，所以就登记在尹榜柱名下。
再查明，2014年6月16日，尹榜柱作为原告将孙大为（被告）、苏瑶（被告）、沈阳东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起诉至该院，要求：1.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沈阳市沈河区方青北路30-7号2-6-1号房屋权属转移登记至原告名下；2.判令被告立即将上述房屋交付给原告；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该院作出（2014）沈河民二初字第5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尹榜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沈阳东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款310,000元；二、孙大为、苏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位于沈河区方青北街30-7号2-6-1房屋（建筑面积129.32平方米）腾出并交付尹榜柱；三、孙大为、苏瑶、第三人沈阳东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20日内，协助尹榜柱将位于沈河区方青北街30-7号2-6-1房屋（建筑面积129.32平方米）产权办理至尹榜柱名下，因办理上述房屋产权所产生的相关税费由尹榜柱承担。”该民事判决书送达后，各方均未上诉。2015年5月27日，孙艳兰向沈阳东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款31万元，用于清偿诉争房屋的贷款。诉争房屋于2015年10月7日由孙艳兰占有使用。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房屋转让协议、协议书、证人证言、借档登记表、借据、借款合同、银行交易记录、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该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孙艳兰与尹榜柱之间虽然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但本案实际是因合伙人之间产生的合伙协议纠纷。
孙艳兰主张诉争房屋实际系孙大为抵押给鑫超越公司，作为孙大为向公司借款的担保。根据孙大为、苏瑶与鑫超越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及证人张靖的陈述，可以认定孙大为与鑫超越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结合孙艳兰、尹榜柱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乙方退出合资公司时，甲方以债权抵债（详见附件3《债权抵债表》）和还款方式合计偿还乙方134万元人民币”而《债权抵债表》中又列明了孙大为的债权为15万元，故可以推定孙大为向鑫超越公司的借款数额为15万元，公司在分配债权时，将该笔债权分配给公司的股东尹榜柱，后在孙艳兰退伙时，尹榜柱与孙艳兰签订了《协议书》，明确约定尹榜柱将该15万元的债权抵顶欠付孙艳兰的债务，故在该《协议书》签订后，对孙大为的15万元债权就由尹榜柱转移给孙艳兰。根据《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本案中，尹榜柱与孙大为通过《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将诉争房屋作为该笔债权的担保，主债权转移的，担保债权亦应转移，故诉争房屋的担保债权亦应转移给孙艳兰。
在孙大为无法清偿其债务时，尹榜柱通过诉讼的方式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而结合其以鑫超越公司股东的身份填写借档登记表及证人张靖的证言，可以认定孙大为清偿的系鑫超越公司的债务。由于在《协议书》中已经约定该债务实际的债权人为孙艳兰，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双方应全面履行，该房屋所欠贷款31万元也是由孙艳兰实际支付，故孙艳兰作为实际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尹榜柱返还担保物，其主张尹榜柱将房屋更名过户至其名下，符合事实和法律的相关规定，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尹榜柱主张第三人李连荣对其与孙艳兰之间房屋买卖的事情不知情，故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问题，该院认为孙艳兰与尹榜柱虽在形式上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但实际上并非房屋买卖关系，而是一种合伙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故李连荣基于对诉争房屋的共同共有关系主张《房屋转让协议》无效，不符合本案的基本事实，故对尹榜柱的此项抗辩，该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一条，《最高人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尹榜柱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协助孙艳兰办理位于沈河区方青北街30-7号2-6-1，建筑面积129.32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证，将上述房屋产权办理至孙艳兰名下，所需费用由孙艳兰承担。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0元，保全费人民币2770元，由尹榜柱负担。
上诉人尹榜柱二审提供新证据：2015年1月到3月尹榜柱给孙艳兰陆续汇款总额668,016.3元的汇款凭证。拟证明：上诉人尹榜柱在2015年1月3月之间陆续向孙艳兰打入合伙经营利润668,016.3元。后期合伙企业的所有财产都在被上诉人孙艳兰名下，并非孙艳兰个人的钱。
被上诉人孙艳兰质证对真实性有异议，该书证系复印件其证明内容既无助于证明案涉房屋的归属和上诉人应当办理更名过户的法律义务，与争议事实和焦点毫无关联，而不具备任何证明效力。证人张靖证明鑫超越公司往来账，是以上诉人尹榜柱名字办的卡，卡在会计张靖手中，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该书证中所体现的银行卡转账与上诉人尹榜柱无任何关联。
因被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5日周勇、魏秋生向孙艳兰出具《说明》一份，载明：本人周勇、魏秋生同意，用孙大为房产（沈阳市沈河区方青北路30-7号261）顶账给孙艳兰15万元，其余孙大为欠开发商的房款31万元已由孙艳兰交付给法院，现此房已更名为尹榜柱，周勇、魏秋生同意尹榜柱配合孙艳兰更名过户。
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履行《房屋转让协议》产生的权属确认纠纷，并非孙艳兰与尹榜柱之间为明确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或入伙、退伙事项的合伙协议纠纷，一审法院确定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不当，本院依法调整案由为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二审诉争焦点为：案涉《房屋转让协议》是否成立并生效，孙艳兰要求据此确认案涉房屋权属归其所有并办理更名过户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关于案涉《房屋转让协议》等合同的效力问题，本案中，尹榜柱上诉对2015年6月27日《房屋转让协议》及2015年9月29日《协议书》等合同内容均有异议，主张“在签订上述协议时，因鑫超越公司所有债权的原件都在孙艳兰手里，孙艳兰以威胁不给其余合伙人分件为胁迫手段，签了字才给分件，且孙艳兰一贯利用诱骗、胁迫录音等方式迫使其他合伙人签署无理的字据，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院认为，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现上诉人尹榜柱承认签订上述协议后并没有因受胁迫去报警，经本院向尹榜柱释明其提供曾经去相关纪检和公安机关作过笔录或反映受胁迫情况的证据，上诉人尹榜柱逾期未能提交，且尹榜柱一审期间也未针对上述协议效力行使撤销权，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之规定，本院确认上述《房屋转让协议》及《协议书》并未违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予履行。
本案中，被上诉人孙艳兰依据证人证言及律师代理费的票据，尹榜柱采取诉讼时向鑫超越公司借档登记表等书证为凭，诉讼主张案涉房屋事实上是鑫超越公司获取欠款抵押房屋的债权担保，孙大为抵押给鑫超越公司的房屋就是诉争房屋，尹榜柱通过诉讼取得，根据2015年9月29日的《协议书》第一、二、三项约定，孙大为的债权分配给了孙艳兰，孙艳兰取得案涉房屋的权属。本院经审查认为，在《房屋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孙艳兰所购买的房屋系尹榜柱通过诉讼程序判决确认的一套房屋，协议签订后，生效判决第一项规定的应由尹榜柱支付给第三人沈阳东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房款31万元由孙艳兰负责给付。剩余房价款尹榜柱同意与此前与欠付孙艳兰的款项相互抵消互不找差”。也就是孙艳兰退出合伙，各方之间关于债权的分配。现《房屋转让协议》及《协议书》签订后，被上诉人孙艳兰依约履行将自己所持鑫超越公司25%股权转让给尹榜柱，孙艳兰退出与尹榜柱等股东的合资合作关系，鑫超越公司的其他合作股东周勇、魏秋生在2015年11月5日出具的《说明》中作出“同意将案涉房屋抵顶给孙艳兰，尹榜柱配合更名过户”的意思表示。一审庭审中尹榜柱自认31万元是孙艳兰支付的，同意向孙艳兰返还31万元；二审庭审中孙艳兰提供了通过女儿王盼盼盛京银行的借记卡向法院转款31万元的支付凭证，以上证据能够证明孙艳兰向沈阳东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款31万元，用于清偿诉争房屋贷款的事实。现各方均依照《房屋转让协议》及《协议书》约定的方式进行了债权分割和物权变动，孙艳兰于2015年10月7日占有使用诉争房屋至今。因此，孙艳兰提出将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原东陵区）方青北路30-7号2-6-1的房屋由尹榜柱的姓名变更为其名下的诉讼主张，正当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尹榜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上诉人尹榜柱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关长春
审判员 赵 卫
审判员 丁玉红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唐 娜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