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027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研益农种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18号冠方大厦四层444-451室。
法定代表人贾明朝，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梁顺伟，北京市开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名江，男，1963年5月2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东庆，男，1969年4月2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智明（李东庆之兄），1960年1月9日出生。
原审被告刘新颖，女，1974年11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贺吉（刘新颖之夫），1976年5月26日出生。
上诉人北京中研益农种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研益农公司）与被上诉人葛名江、李东庆、原审被告刘新颖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4）顺民初字第10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研益农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梁顺伟，被上诉人葛名江，被上诉人李东庆之委托代理人李智明，原审被告刘新颖之委托代理人贺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7月，葛名江起诉至原审法院称：2014年1月份，我在刘新颖所经营的种子店购买北京专供二号番茄种子，共计6袋，每袋170元。我购买后当月进行播种，随着种苗不断成长，到2014年4月我发现所种的番茄种子不是北京专供二号种子。种子结果后我发现果实病害多、果实畸形多、产量低、果实没有商品性，由此给我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要求中研益农公司、李东庆共同赔偿我经济损失2万元；刘新颖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由中研益农公司、李东庆和刘新颖负担。
中研益农公司在原审法院辩称：我公司从未给葛名江销售过涉诉的种子，在葛名江找我公司之前已经有其他农户找过我公司反应受害情况，我公司发现农户购买的种子不是我公司的产品。后我公司及时向北京市种子管理站举报，北京市种子管理站下文查处。葛名江以及刘新颖的爱人贺吉曾经到我公司反映受害情况，我公司告知葛名江将积极支持葛名江到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在2014年5月20日我公司到顺义公安局进行举报，希望公安机关能将此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告知我公司不是受害人，且没有损失，故此没有立案。李东庆于2013年10月底以后自动离职，已经不是我公司员工，我公司在公司的网站上及时发布了离职的公告。李东庆在我公司做业务员期间，所有其经手的业务均由李东庆签署相关票据，我公司自2011年至今所有开的票据都是由公司财务负责开出，所有的营销代表在其上签字，我公司从未给过营销代表加盖空白收据；我公司一定会积极支持葛名江通过法院解决损失的问题，葛名江种植的种子与我公司生产的种子是不一样的，故我公司不是责任主体，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李东庆在原审法院辩称：葛名江的种子是2014年1月7日从刘新颖处购买的，我方与刘新颖的供货时间是在2014年4月24日，两件事情相差3个多月，两个事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我方所有发出的货品在结算时都会有结算单，我方与刘新颖针对该品种的种子只是在2014年4月24日发生过一次买卖关系，且当时就已经结算了。刘新颖主张的2014年5月5日的协议书，我方去现场也是应贺吉的要求，完全是出于好意。我已经在中研益农公司办理离职手续，且与中研益农公司尚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毕，正式离职的时间应当是在2014年5月27日。中研益农公司与另一个中研惠农公司实际上就是一码事，我与中研益农公司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在2010年去公司时还属于中研益农公司，2012年的时候人事关系转至中研惠农公司。在离职的时候的人事关系还在中研惠农公司，但是做业务的时候是两个公司的业务一起办理。中研益农公司和中研惠农公司的法人是同一个人，只不过一个做黄瓜种子，一个做番茄种子。两个公司的会计是同一个人，且我的工资是由两家公司发，一直到离职时都是这样。另外就2014年5月5日的协议是我被贺吉叫到店内，当时贺吉就翻脸了，要求我赔偿，基于当时的情况，我两次报警，贺吉不让走，强迫我签订此协议，警察到场后认为是经济纠纷，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是被迫签订此协议。协议的内容和所述事实不符合我的本意，合同也是贺吉所写。涉诉的种子不是我方提供的种子，与我方无关，另外种子是否存在问题葛名江也没有证据证实。
刘新颖在原审法院辩称：涉诉的种子是我方卖给葛名江的，但是种子是2014年初从李东庆那里购进的。李东庆是中研益农公司的业务员，2013年顺万兴公司经理带着李东庆去我方的店面，我方是顺万兴的加盟店。顺万兴公司的负责人介绍李东庆时说他是中研益农公司的经理。当时李东庆把名片也给我方了，后来我方就开始从李东庆处进货了。每次都是李东庆给我方送货，且他的手机号就是北京市专供二号包装袋上的手机号码，所以我方就认定他是中研益农公司的经理。当时我方买的种子是100元一袋，陆续从李东庆处进货76袋，分两到三批进的货，最后一次进货是在2014年4月20日左右，只有那次李东庆给我方提供了一张收据。之所以之前没有收据，是因为李东庆总是以忘记带收据为借口不给我方出具。2014年5月5日我方与李东庆签订一份协议，写明我方从李东庆处购进的种子共计76袋，其中就包括葛名江从我方处购买的种子。我方认为葛名江损失按照协议应当全部由李东庆赔偿，葛名江发现种子存在问题是在2014年的5月初，后来我又找到李东庆，我们一起到葛名江的地内看的情况，但是李东庆不认可种子有问题，我们就让李东庆签订了一个协议，如果种子有问题赔偿应当全部由李东庆负责。对于葛名江主张的损失金额我方没有异议，均予以认可，如果签订协议当时就赔偿损失一定会比现在少的多。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7日，葛名江从北京小店顺农心种子店购买北京专供二号番茄种子，购买当天，北京小店顺农心种子店业主刘新颖之丈夫贺吉向葛名江出具收据一份，内容为：2014年1月7日，今收到葛名江交来北京专供二号种子6袋×170元=1020元人民币壹仟零贰拾元整，票据号为0135067。贺吉认可曾将北京专供二号种子卖予葛名江之事实，但表示其种子系从李东庆处所进，并向法院提交李东庆出具的北京中研益农公司发货单一张，该发货单票号为0005303，开具日期写明2014年4月24日，名称处写明北京专供2号，数量为40袋，单价为100元，共计4000元。李东庆对此发货单的真实性认可，表示确系其向贺吉开具，但主张就北京专供二号产品只与贺吉存在2014年4月24日一次买卖关系，2014年1月7日贺吉卖给葛名江的北京专供二号种子与李东庆无关。
葛名江将从刘新颖处购买的北京专供二号番茄种子种植后发现与其2013年种植同类型番茄种子时的情况不一致，果实的产量虽然差不多，但是种植的多是畸形果，有开裂的情况，果实软。2014年5月5日，经贺吉与李东庆联系，李东庆至葛名江大棚现场查看情况，并于当天与贺吉签订协议书，内容为：今有李东庆（×××，电话180XX****XX）卖给小店顺农心种子店贺吉中研益农种苗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专供二号番茄种子76代（袋）（柒拾陆代整）经农户张家开、张西记、王祥江、董德夫、葛均进等种植认为和真实的中研公司出品北京专供二号种子长出的番茄不同。要求李东庆赔偿真正种植北京专供二号番茄种子的番茄产量所产生的价值。李东庆提出到顺义种子管理站由顺义种子管理站请专家做北京专供二号番茄种子的鉴定，李东庆答应于2014年5月20日之前做鉴定，双方约定如下：1.因种子质量问题产生的损失由李东庆赔偿农户；2.2014年5月20日之前李东庆不来认为种子质量有问题。
原审庭审中，经原审法院询问，既然李东庆只有在2014年4月24日与贺吉发生过一次40袋北京专供二号番茄种子的买卖行为，为何在协议中写明：“今有李东庆（×××，电话180XX****XX）卖给小店顺农心种子店贺吉中研益农种苗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专供二号番茄种子76代（袋）（柒拾陆代整）”。对此贺吉的解释为，在2013年12月初，李东庆卖给其北京专供二号种子6袋，2013年12月20日，李东庆再次卖给其相同种子30袋，加上2014年4月24日的40袋种子共计76袋种子，只是之前的两次买卖行为李东庆均未向贺吉出具票据。李东庆对此的解释为2014年5月5日的协议内容都是贺吉所写，具体内容在当时讲没有太注意，且鉴于曾经与贺吉有过买卖，所以没有太注意，另外协议内容的重点是鉴定问题以及赔偿问题，对于购买种子的数量上并没有太注意。
对于2014年5月5日协议，贺吉认可内容为其所写，但李东庆亦认可内容下方“以上看过同意此协议”以及“李东庆”的签名均系李东庆所写。对此李东庆主张签订协议当时，李东庆是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签订此协议，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此协议不是李东庆的真实意思表示。贺吉认可在签订协议之前，李东庆已经报警，且民警已经出警。在法院询问李东庆是否向民警提出过离开现场时，李东庆向法院陈述：提出过，民警当时跟我说愿意走就走，但是贺吉将我车钥匙拿走了，我根本走不了。我跟民警也说了我钥匙被贺吉拿走了，车也被控制了，当时我想走，民警也不管这个事。贺吉与葛名江均表示签订协议当时，民警也在现场，且并没有阻拦李东庆离开。经法院与当时出警民警杨×进行电话通话，杨×警官向法院陈述为：事发当日李东庆报警有人限制其人身自由，有人扣留其汽车钥匙，后来我方出警，到现场后得知是因为种子质量问题，李东庆当时没有认可种子是假的，他只是跟农户说种子可能存在质量问题，需要由相关机构对种子的真伪作出鉴定。在他们双方签订协议时我方在场，但是对于协议的内容我方没有仔细看，因为我方给予双方的答复是告知他们针对种子的质量问题不属于我们的管理范围，需要由他们双方协商进行解决，解决不了的可以到法院起诉；后来我们就离开了，在我们离开时李东庆也没有继续让我们给其索要车钥匙，且我方告知李东庆可以离开，但是最好还是将问题解决清楚再走。
中研益农公司表示对2014年5月5日协议一事并不知情，李东庆也认可就协议一事并未告知中研益农公司。双方认可李东庆原系中研惠农公司员工，但一直也代理包括北京专供二号等中研益农公司的产品在北京的销售。就中研益农公司与中研惠农公司两家的关系，中研益农公司的陈述为两家公司是不同的法人、业务及财产都是单独清算的，但是两家公司在同一楼层办公，业务也是互通的，营销代表一般就是两家公司的产品都做。李东庆陈述为实际上两个公司的老板都是贾明朝，平时开会都是在一起，中研益农公司的总经理张×同时也是中研惠农法定代表人的姐姐，两个公司的会计都是史×，中研惠农公司的工资表既有贾明朝签字也有张×签字。中研益农公司认可张×与中研惠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认可两个公司的会计同是史×，认可两公司所有员工均拿的是底薪加提成，谁拿多少提成是由贾明朝以及张×确定的。
葛名江向法院提供了其从刘新颖处购买北京专供二号种子的包装袋，其中外包装背贴处写明：“北京专供二号（进口品种）特征特性：该品种无限生长型，粉红果，长势强盛，植株健壮，极早熟，高产，果肉厚，硬度高，耐贮存，果型高圆，光滑亮丽，口感极佳，品质优良，大小均匀，极易坐果，平均单果重300克左右，施足底肥，连续结果8穗以上不早衰，高抗病害（特抗早晚疫病、叶霉病。对基腐病、枯萎病和蔓枯病也有很强的抗性），高抗重茬、耐寒，对线性虫也有很强的耐性。该品种适合早春、越夏及秋延栽培；栽培要点：该品种生长强健，需合理密植，建议亩栽2800株左右；多施有机肥，注意加强肥水管理，前控后促，蘸花浓度比一般品种要轻。执行标准：GB18715.2-1999种子质量：纯度≧95.0%净度≧98.0%发芽率≧85.0%含水量≦7.0%净含量1000粒种源荷兰作物种类番茄品种名称北京专供二号F1种子类型杂交种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农种经许字（2007）第012号植物检疫证号：082905019020注意事项1.该品种属一代杂交种，不可留种使用。2.购种后15天试芽率，过期视为合格，因气候栽培等原因造成损失，恕不负经济责任。3.本包装图案申请专利，违者必究。外包装下方标注北京中研益农种苗科技有限公司字样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冠方大厦网址：www.zhyyn.com电话010-52881870186XXXXXXXX180XXXX****内包装袋为封闭包装，包装上无任何字样。刘新颖、李东庆对此包装袋认可为涉诉种子的包装袋。中研益农公司否认此包装袋为其公司生产北京专供二号种子包装袋，并向法院提供了其认可的正式包装袋，中研益农公司所提供包装袋外包装图案与葛名江提交包装袋外包装图案一致。中研益农公司所提供外包装袋背贴中特征特性、栽培要点与葛名江所提供的外包装袋背贴一致。中研益农公司所提交外包装袋背贴中写明执行标准GB16715.2-2010种子质量：纯度95.0净度98.0芽率85水分7.0种源荷兰净含量1000粒作物种类番茄品种名称北京专供二号F1种子类别杂交种经营许可证：（京海）农种经许字（2013）第0002号植物检疫证号：082905109020注意事项与葛名江提交外装报背贴一致。中研益农公司所提交包装袋外包装背贴下部写明北京中研益农种苗科技有限公司字样地址：北京海淀板井网址：www.zhyyn.com电话：010-528831265152****电话：180XX****XX中研益农公司提交种子内包装袋上一面写有：“只有好品种才有高效益”的宣传语字样、TEL：010／51523988／89以及中研益农公司商标字样。另一面写有：“中研益农专业番茄”及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7060-090字样。
原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葛名江所提交产品外包装以及李东庆所提交名片中所提及的180XXXX****电话号码为中研益农公司为李东庆配备号码，按中研益农公司所述，该号码为该公司配备给其业务员号码，此号码在2014年3月已经停止给李东庆使用并将该号码配备给另一销售人员。对此葛名江、李东庆、刘新颖均不予认可，葛名江与贺吉主张在2014年5月5日，贺吉和葛名江就是通过此号码与李东庆联系，李东庆认可此号码一直使用至2014年5月底，在2014年5月5日，李东庆亦认可贺吉与葛名江通过此号码与其进行联系。经法院明确要求，中研益农公司并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实其具体停用李东庆180XXXXXXXX号码的日期。
中研益农公司否认贺吉向法院提交发货单票号为0005303的票据中公章的真实性，其向法院提供多份发货凭证，表示在中研益农公司所出具的正式发货凭证中加盖的是北京中研益农种业有限公司发货专用章，而涉诉票号为0005303的票据中加盖为北京中研益农种苗科技有限公司字样，在公章下部标注有11开头，倒数第二位为6的一组数字。经法院询问，2014年11月15日庭审中，中研益农公司表示票号为0005303的票据的公章类似其公司的行政专用章，但表示行政专用章只是用于对外出具文书时使用，发货时一般使用的都是发货专用章，对于发货单上的公章是否为其公司公章不清楚。2014年11月27日开庭过程中，中研益农公司表示经核实该公司没有加盖在李东庆给刘新颖货物收据（即票号为0005303的票据）的公章，该公章根本不存在。经法院要求，中研益农公司向法院提交其公司现存所有公章的拓印模本，按中研益农公司提交模本其公司共有四个公章，第一个为写有“北京中研益农种苗科技有限公司”字样公章，该公章下部标注一组数字为“1101080184968”、另三个公章分别标注有“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及“发货专用章”。经法院对比，中研益农公司向法院提供的第一个公章模本确与票号为0005303的票据中的公章相似。李东庆向法院解释其票据来源为中研益农公司法定代表人贾明朝将加盖有公章的空白票据交予李东庆，李东庆向法院陈述其销售流程为李东庆的货物是从中研益农公司库房提取，从库房提取货物之后就将货物备在车内，跟客户联系好后将货物直接给客户，不够再去库房提货，如果客户需要，李东庆就给客户开具加盖有中研益农公司公章的类似票号为0005303的票据，大多数客户也不需要，客户将货款给李东庆，李东庆再将货款通过现金或者银行转账的方式交给公司，公司再给李东庆开具正式的发货凭证，提成时最后结算。中研益农公司对李东庆所述销售流程不予认可，其主张的销售流程为李东庆要求给谁发货，公司就会将发票的抬头开具，李东庆持正式发票再去库房提货，且将相应票据联交存库房，提完货之后相当一部分货物是通过邮寄方式交付客户，还有部分是李东庆自己代为提取，在出货的时候，客户是谁就已经清楚了。
中研益农公司向法院提交其公司网站公告页面，内容为，原北京中研惠农北京市场区域负责人李东庆已于2013年10月31日离职，李东庆所负责的中研惠农、中研益农在北京业务均已停止。如有业务需求，请直接联系公司：010-51523988。另中研益农公司向法院提供工资发放情况及考勤记录，证明李东庆入职时间为2011年10月，离职时间为2013年10月31日。李东庆本人上述内容均不予认可，主张办理离职手续时在2014年5月27日并向法院提供徐×的证言，徐×向法院陈述为：“2014年5月27日下午1时我带着董哲以及张德利去办事，李智明（李东庆的哥哥）委托我给其弟弟去公司办理结算，公司在海淀法院的顶层，房屋是在进门的左手边，进入贾明朝办公室后我跟贾明朝说明了来意，当时结算完毕后李东庆欠公司1万多元，公司欠李东庆2-3个月工资大概8000多元，贾明朝称李东庆在公司干的不错，虽然李东庆还欠公司2000到3000元，但是贾明朝称就算了，就算是相抵了；时隔2-3天，贾明朝又给我打电话，称钱有些多，让我再拿回去，但是贾明朝又说要不给他介绍一一些业务，所以钱也就没有拿回去”。原审庭审中，证人徐×向法院陈述其手机号为133XXXX****，贾明朝的手机号为133XXXX****。中研益农公司表示在2014年5月确实有人找过贾明朝，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但是找贾明朝的目的是问李东庆是否还可以回公司上班，不存在办理离职手续以及结算的问题，且贾明朝不认识去找贾明朝的人。
中研益农公司向法院提供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该许可证编号为D（京海淀）农种京许字（2013）第0002号，企业名称为北京中研益农种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18号冠方大厦448室，法定代表人贾明朝，注册资本500.0000万元经营作物范围：蔬菜种子经营方式：加工、包装、批发、零售有效区域：海淀区有效期至2018年1月28日。2014年8月4日经法院对中研益农副经理张×进行询问，张×向法院陈述为：“2014年5月底6月初，是刘新颖的丈夫贺吉领着涉案的葛名江找到我们公司，当时我在现场，还有公司的技术人员赵恒春，贾明朝经理也在，我在公司任副经理一职……我们首先向农户核实进种子的渠道，他告知我们从李东庆处拿的种子，我们告知李东庆从2013年10月就离开公司了，他不属于公司的职员，我们就怀疑有些问题；后来我们继续追问贺吉在其手里是否有什么其他手续，他告知我们以前是从顺万兴那里购买的种子还是不错的，因为在顺义区只有顺万兴公司才是我公司的代理公司，我们问贺吉为何从李东庆处购买种子，他告诉我们图便宜，李东庆是中研惠农种业有限公司的员工，惠农公司的老总和益农公司的老总不是一个人，惠农公司可以代理益农公司的部分产品。中研惠农公司的法人张宗英与益农公司的法人贾明朝是朋友关系，在双方公司设立之前两个人就认识，两个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出现问题的北京专供二号也是中研惠农公司代理的产品，中研惠农公司代理的产品也只是在北京周边地区。”在法院询问中研益农公司的生产资质是什么时，张×陈述为：“就是种子经营许可证，有效区域许可证上虽然写的是只在海淀区，但是是因为公司是在海淀区，实际上有效区域应当是在全北京市”；在法院询问你方认为与公司有无关系时，张×陈述为：“涉诉的种子确实是假种子，但是与公司无任何关系，因为是李东庆个人销售制假的行为，发货单上的公章也不是公司的，所以与我公司无任何关系”。
2014年7月18日，经法院现场进行勘验，位于顺义区大孙各庄镇西尹家府村南承包地块内，有葛名江种植的大棚，其中葛名江种植的5个大棚，全部为西红柿，品种一致，有三个大棚内西红柿正常种植结果，另有两个大棚的西红柿为葛名江所主张假种子种植的西红柿。经法院释明，葛名江认可由法院随机抽取指标确认单个大棚内的西红柿植株数、单植株产量斤数；经法院随机抽取王祥江大棚植株指标确定，单个大棚内无论是否是王祥江所主张假种子植株数均在2750棵左右；在王祥江所认可正常种植西红柿大棚内，法院随机抽取10棵植株标本，10棵植株标本所对应的单株产量（个）分别为16、15、22、18、18、19、12、16、14、16、19。法院随机确定单植株产西红柿重量约为3公斤。在王祥江主张假种子所种植产出的西红柿大棚内法院随机确定10棵植株标本，10棵植株标本所对应的单株产量（个）分别为：10、15、9、14、16、11、13、16、11、16，经法院随机确定单植株重量约为1.8公斤。葛名江对法院上述随机抽取样本数据表示认可，并同意以此数据作为衡量其种植西红柿数据。葛名江向法院主张其所种植的其主张的假种子的西红柿收获7000元左右，其明确损失金额为2万元，计算方式为其损失为2个大棚（2亩），大棚内植株数为5600棵，每株产量为3公斤，总产量为16800公斤，每市斤价格1元，已出售7000元，要求赔偿20000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案件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在于涉诉种子是否为李东庆出售给刘新颖的种子，且涉诉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庭审中，李东庆表示只与刘新颖在2014年4月24日发生一次买卖行为的辩解意见，明显与其在2014年5月5日协议中所述买卖内容不符，虽然李东庆表示此协议为其被强迫下所签订，但是对此其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且在庭审中，李东庆亦曾向法院表示其销售中曾存在不向客户出具票据的情况，故此对于李东庆的辩解意见，法院不能采信，涉诉种子法院认定系刘新颖从李东庆处购买。在法院询问中研益农公司副经理张×过程中，张×明确表示涉诉种子为假种子，李东庆与贺吉在2014年5月5日的协议约定：“1.因种子质量问题产生的损失由李东庆赔偿农户；2.2014年5月20日之前李东庆不来认为种子质量有问题”。在庭审查明的事实基础上，法院已经可以推定，涉诉种子存在质量问题。
案件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在于谁是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经营者赔偿后，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经营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
案件中，刘新颖作为直接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李东庆与中研益农公司虽然认可李东庆的人事关系属于中研惠农公司，但是从庭审查明事实可知，李东庆本身即具备代理销售涉诉的北京专供二号番茄种子资格。其向刘新颖所出具的票据加盖有类似中研益农公司公章，且中研益农公司认可在涉诉种子外包装袋背贴部分李东庆所留有的180XXXXXXXX号码为中研益农公司为李东庆配备。虽然中研益农公司通过其自有网站公布的李东庆离职公告，考勤记录及工资发放表证明李东庆的离职时间为2013年10月31日，但葛名江、刘新颖、李东庆均认可在2014年5月5日，葛名江、刘新颖之丈夫贺吉均通过180XXXXXXXX号码与李东庆联系，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5月5日，贺吉与李东庆签订的协议内容中写明：“今有李东庆（×××，电话180XX****XX）……”。如果按照中研益农公司所述，在2014年3月已经将此号码停用给李东庆并将此号码交给另一销售人员使用，那么在此情况下葛名江以及贺吉还在协议中写明李东庆的联系方式为180XXXX****明显与常理相悖，且经法院明确要求，中研益农公司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证实其向李东庆停用180XXXX****的具体时间。故法院认定在2014年5月5日时，李东庆仍在使用中研益农公司为其配备的180XXXX****的号码。因此无论葛名江还是刘新颖一方均有理由相信李东庆系中研益农公司的销售人员，其代表中研益农公司出售相关种子产品，而李东庆的销售行为构成了明显的表见代理行为，其销售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应当由中研益农公司承担。综上所述，刘新颖与中研益农公司对于葛名江的损失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件的第三个争议焦点在于葛名江的损失如何确认。
就葛名江所要求的损失，《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经营者赔偿后，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经营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第三十九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赔偿额中的有关费用包括购买和使用种子过程中实际支出的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保管费、鉴定费、种植费等费用。四十条之规定：农作物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赔偿额中的可得利益损失按其所在乡（镇）前三年同种作物的平均产值扣除其当年实际收入计算；无统计资料的，可以参照当年同种作物的平均产值扣除其实际收入计算；无参照农作物的，按照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1.2至1.5倍计算。现就葛名江的具体损失金额，法院在参考相关统计资料以及实际勘验情况的前提下酌情予以确定。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12月作出判决：一、中研益农公司、刘新颖连带赔偿葛名江经济损失共计一万七千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二、驳回葛名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法院判决后，中研益农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葛名江原审中对中研益农公司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1.原审推断种子质量存在问题，没有相应依据；2.原审认定赔偿责任主体不当，葛名江如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应首先将刘新颖作为被告提起诉讼，刘新颖承担赔偿责任后，才能向李东庆行使追偿权，原审判令中研益农公司与刘新颖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依据；3.涉案种子并非中研益农公司生产销售，李东庆的行为不构成应由中研益农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表见代理；4.葛名江要求赔偿损失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支持。
葛名江同意原审判决。刘新颖认可原审判决结果，但认为判决自己赔偿的数额，应该有权向李东庆追偿。李东庆坚持原审答辩意见，不认可中研益农公司的上诉主张。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票据、发货凭证、协议书、包装袋、网页信息、名片、印章模板、法院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涉诉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二、如果涉诉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中研益农公司是否应当对葛名江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的损失承担责任；三、如果需承担责任，其赔偿数额应如何确定。
对于焦点一，从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李东庆与贺吉于2014年5月5日签订的协议中已经认可涉案种子可能存在质量问题，虽然李东庆表示此协议系其被强迫签订，但并未对此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同时，经原审法院询问，中研益农公司副经理张×亦明确表示涉诉种子为假种子，结合葛名江提交的涉案种子结出果实的现场照片等其他证据，原审法院合理推定涉诉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对于焦点二，首先，关于李东庆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李东庆与中研益农公司虽都表示李东庆的人事关系隶属中研惠农公司，但双方均认可李东庆一直也代理包括北京专供二号等中研益农的产品在北京的销售，且李东庆向刘新颖所出具的票据上加盖有类似中研益农公司的公章，中研益农公司亦认可在涉诉种子外包装袋背贴部分的180XXXX****手机号码为中研益农公司配备给李东庆使用。虽中研益农公司表示李东庆已于2013年10月31日离职，在2014年3月已将此号码交由另一销售人员使用，但经原审法院明确要求，中研益农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向李东庆停用该手机号码的具体时间。而葛名江、刘新颖、李东庆均主张在2014年5月5日，葛名江、贺吉仍通过180XXXX****的手机号码与李东庆联系过，从贺吉与李东庆于2014年5月5日签订的协议中亦写明李东庆的联系方式为180XXXX****的事实，可对上述主张予以佐证。考虑到在签订协议时，葛名江、贺吉与李东庆之间因涉案种子质量问题已经产生纠纷，且已报警处理，如果当时该手机号已不由李东庆控制使用，葛名江与贺吉仍在协议中写明李东庆的联系方式为该手机号码，明显与常理相悖。基于以上原因，本院认定，在2014年5月5日时，李东庆仍在使用中研益农公司为其配备的180XXXX****的号码。因此，无论葛名江还是刘新颖，均有理由相信李东庆的行为系代表中研益农公司，原审法院认为李东庆的销售行为构成了对中研益农公司的表见代理，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应当由中研益农公司承担，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其次，关于损失的承担责任主体问题。我国法律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的损失，种子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但上述法律规定并未禁止种子使用者向多个种子生产经营者同时主张损失。原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决刘新颖和中研益农公司向葛名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仅有助于保障受害人及时获得损失赔偿，亦有利于节约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处理并无不当。
对于焦点三，《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农作物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赔偿额中的可得利益损失按其所在乡（镇）前三年同种作物的平均产值扣除其当年实际收入计算；无统计资料的，可以参照当年同种作物的平均产值扣除其实际收入计算；无参照农作物的，按照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1.2至1.5倍计算。本案中，原审法院参考相关统计资料以及实际勘验数据酌定葛名江的损失金额，并无不当。
综上，中研益农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北京中研益农种苗科技有限公司、刘新颖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北京中研益农种苗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霞
代理审判员 李春香
代理审判员 程 磊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