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岳中民二终字第2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智。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超波，汉族住华容县护城乡麻里泗居委会。
委托代理人周兴文，湖南金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良科。
委托代理人王斯华。
原审被告闵贵宝。
原审被告邓建峰。
原审被告段磊。
原审被告孙秋征，系被告孙超波之姐。
上诉人潘智、孙超波与被上诉人王良科及原审被告闵贵宝、邓建峰、段磊、孙秋征因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2015）华民初字第000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值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华雷、徐艳组成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9月，孙超波、王良科（王斯华儿子，实际出资人为王斯华）、毛爱君（潘智妻弟，实际出资人为潘智）、熊君玲（闵贵宝妻子）、段磊、廖庆华（邓建峰之弟，实际出资人为邓建峰）六人，共同出资200万元成立华容县银利棉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利公司），其中孙超波占公司股份40%、王良科、毛爱君各占公司股份为15%、熊君玲、段磊、廖庆华各占公司股份10%。2015年3月，为了便于向银行办理贷款手续，华容县银利棉花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股东没有发生股权实际变动情况下，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何容君（孙超波妻子）与潘智，孙超波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变更登记，银利公司向华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供了形式上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005年7月16日，银利公司各股东因经营意见分歧，王良科遂提出转让其公司股份，退出公司。银利公司其余股东（实际出资人）孙超波、潘智、闵贵宝、邓建峰、段磊遂与王良科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经乙方（王良科）自愿、甲方（孙超波、潘智、闵贵宝、邓建峰、段磊）共同商定，同意乙方退出银利公司，股权转让给孙超波、潘智、闵贵宝、邓建峰、段磊。双方就股权转让事项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投资了……；2、乙方股本金折合现金为肆拾万元；3、甲方分四期向乙方支付转让股权价款，第一期在2005年新棉上市时支付拾万元，第二期在2006年6月底前支付拾万元，第三期在2007年6月底前支付拾万元，第四期在2008年6月底前支付拾万元；4、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未支付欠款金额按年利息10%计息；5、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约，则按违约金额总额的30%赔付违约金；……”。协议签订后，王良科退出了银利公司，孙超波、潘智、闵贵宝、邓建峰、段磊通过银利公司财务人员分三次向王良科支付了12万元（2005年11月25日支付5万元、2006年5月9日支付5万元、2007年2月6日支付2万元）股权转让价款。2008年，银利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公司各股东分散离开华容外出经营，王良科多方催讨股权转让款未果。2014年11月28日，王良科之父王斯华再次向孙超波催讨股权价款时，孙秋征向王斯华出具一份《担保书》，《担保书》载明：“担保书我经电话联系孙超波同意我担保，如果孙超波本月30日或12月1日不与王斯华见面清偿债务，所欠债务叁拾万元由孙秋征负责。附见面后此条由孙秋征收回撕毁。担保人孙秋征2014年11月28号”。担保期满后，孙超波与王斯华见面协商，但未支付股权价款。王斯华又向孙秋征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代为偿还股权价款，孙秋征也未支付股权价款。在本案诉讼中，王良科自愿放弃对闵贵宝、邓建峰、段磊的诉讼请求，坚持要求孙超波、潘智共同清偿全部股权价款及利息、违约金，孙秋征在担保的30万元内承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王良科与孙超波、潘智、闵贵宝、邓建峰、段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原银利公司股东之间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约履行。孙超波、潘智、闵贵宝、邓建峰、段磊未按约支付股权价款，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王良科要求孙超波、潘智、闵贵宝、邓建峰、段磊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约定利息和违约金的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购买的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因王良科与孙超波、潘智、闵贵宝、邓建峰、段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各受让股权的股东间未约定各自受让股权份额，故依法应按协商不成情形，推定各受让人是按其股权份额比例受让。故孙超波、潘智、闵贵宝、邓建峰、段磊各自应在受让比例范围内承担支付股权价款、约定利息和违约金的民事责任。因孙超波、潘智、闵贵宝、邓建峰、段磊系按份承担各自债务，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共同债务，王良科要求孙超波、潘智、闵贵宝、邓建峰、段磊均应对其他受让人应承担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诉讼中，王良科自愿放弃对闵贵宝、邓建峰、段磊的诉讼请求，是自愿处分诉讼权利行为，予以确认。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孙超波占公司40%的股份，潘智、王良科各占公司15%的股份，就尾欠王良科28万元股权价款，孙超波应承担131764元（40%÷85%×28万元），潘智应承担49412元（15%÷85%×28万元）。王良科在2014年11月向孙超波催讨股权转让价款时，孙秋征在征得孙超波同意后，自愿为孙超波提供担保，孙秋征的担保意思表示真实明确，但担保方式不具体，依法认定孙秋征在其承诺的30万元范围内，对孙超波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孙超波抗辩称王良科的请求丧失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订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孙超波在2014年11月28日同意孙秋征为其担保，依法属于“同意履行义务”的情形，王良科的诉讼时效应重新自2014年12月1日开始计算，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故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孙超波辩称，王良科在与五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已将股权转让给他人，所签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因王良科与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原华容县银利棉花有限责任公司为变更工商登记提供资料，该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王良科股权并没有因该协议发生交易转让后果，孙超波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孙超波、潘智还抗辩称，股权转让是公司收购行为，不应由股东负责。该意见与合同约定明显不符，对该抗辩意见亦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孙超波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良科支付股权价款131764元及其自2005年7月16日起按年利率10%标准计算至清偿日止的利息，同时按逾期支付的股权价款131764元的30%比例向王良科支付违约金39529元；二、潘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良科支付股权价款49412元及其自2005年7月16日起按年利率10%标准计算至清偿日止的利息，同时按逾期支付的股权价款49412元的30%比例向王良科支付违约金14824元；三、孙秋征在30万元限额内对孙超波按第一条规定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王良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王良科负担2475元，孙超波负担1175元、潘智负担850元。
上诉人潘智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没有准确把握诉讼时效作出错误判决；二、股权转让协议纯属公司行为，原审判决上诉人归还股本金与客观事实不符；三、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当场放弃了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四、原审判决第5页关于“2015年3月，为了便于向银行办理贷款手续（略）”与真实时间不符；请求二审改判：1、确认王良科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撤销原判决第二项；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孙超波亦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股权转让协议》是其违心签订的，且王良科不是本人签名而是其父亲王斯华所签；二、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载明各受让方的股份，不能随便推定各受让人按股份比例受让；三、协议签订后，各股东都没有出资受让股份，都是银利公司支付，收款人都是王斯华；四、2005年3月15日，上诉人在公司已经没有股份，其后在2005年7月16日的签字没有意义；五、原审判决支付利息的同时又判决支付巨额违约金不合法；六、本案超过诉讼时效；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
被上诉人王良科答辩称：1、上诉人虚构事实，以谎称公司资不抵债的手段欺骗原股东使其血本无归，从而窃取股东权益；2、上诉人骗取信任，合法者失去合法身份，非法者变为合法者。公司股东先由原来的六人变更为两人，后又变更为两上诉人及其同伙三人。3、原股东与两上诉人签订并股经营、红利分配协议，原股东彻底丢失公司股权、经营权、知情权。4、上诉人没有对被上诉人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有的上诉人外逃后，另一上诉人及其同伙非法侵占了原股东的权益，制造了假破产真逃债；5、孙超波外逃七年，使被上诉人维权艰难，直至其儿子结婚，由他姐姐孙秋征担保才是唯一第一次见面，另一上诉人潘智每一次找他都是回复“跟你说不清楚，只有孙超波回来才说得清”。当孙超波回来后，在其儿子婚礼上见到潘智，他却说没有必要说这些；6、本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潘智权利主张，主张合法权益没有中断过。
二审期间，上诉人孙超波提供两份《报警登记表》，拟证明双方冲突的事实。被上诉人王良科未予否认，称“他们在我家闹事，我（王斯华）报的案。”
被上诉人王良科提供了《原“银利公司”股利分配协议》、王斯华、高美蓉、熊君临、廖庆华、段磊的调查笔录、华容县人民法院（2009）华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本院（2010）岳中行终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行政诉讼答辩状、申诉书，拟证明其他股东并没有转让股权，潘智、孙超波假破产真分钱。潘智、孙超波确认了《原“银利公司”股利分配协议》、但认为其他证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
原审被告孙秋征出具了新的书面陈述，称：王良科之父王斯华在其侄子结婚前夕多次上门逼迫她，要她出具担保，担保孙超波回来与其见面并声称带黑社会去闹事；其后在2014年12月1日，她与孙超波去王斯华家，一进门王斯华一家就打人，孙超波被迫还手，王斯华拨打了110报警；在公安机关调解时，她要王斯华退还担保书，王不肯，双方离去。王良科质证认为其没有叫黑社会，并承认在2014年12月1日见面时没有解决钱的问题，王斯华报警了。
经审核，本院对孙超波提供的《报警登记表》和王良科提供的《原“银利公司”股利分配协议》、申诉书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对孙秋征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孙秋征的自书担保书、《报警登记表》及王良科陈述等其他证据进行认定；但王良科提供的调查笔录、行政判决书、行政判决书、行政诉讼答辩状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补充查明：《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王良科之父王斯华自书出具三张《收据》，分别载明：1、2005年11月25日今收到银利公司退股转让金伍万元王斯华；2、2006年5月9日今收到华容银利棉花有限公司退股现金伍万元王斯华（原件上，“退”字被另一笔迹画乱，并另添“转”字）；3、2007年2月6日，今收到银利公司（退？）股权伍万元王斯华（原件上，“退”字被抠去，留轮廓，有另一笔迹在“股权”后添上“转让金”）。2006年4月7日，孙超波、段磊、邓剑峰、闵宝贵、潘智签订《原“银利公司”股利分配协议》，约定并股后原“银利公司“股东利润分配方案，其中载明：“王斯华15%（已退股，股金未退完）；王斯华的现金退还返完后，再召开原“银利公司”股东会议，协商王斯华的股份分配方案。2009年2月8日，王斯华仍以银利公司股东身份向有关部门申诉，要求保护其股东权益。
本院认为，王斯华是本案当事人王良科之父，王良科业已确认王斯华是其委托代理人，故代理人王斯华在本案争议法律行为中或其事先有授权，或其已获王良科追认，其效果应当归于被代理人王良科。上诉人孙超波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不是王良科亲笔所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孙超波、段磊、邓剑峰、闵宝贵、潘智与王良科签订的协议虽然名为《股权转让协议书》，但从协议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看，王良科的代理人王斯华亲笔书写收据载明是收取的退股金且是收取对象是银利公司而非孙超波、潘智等人，而孙超波、潘智等人也认为王斯华（王良科）是退股没有退完，在《原“银利公司”股利分配协议》中约定待退股完毕后再进行股权分配。再者，一般情况下股权出让方主张对价款应以自己的股份转让义务已履行完毕，退出股东身份为前提，而王斯华至2009年仍以银利公司股东自居向有关部门申诉。综上可见，双方于2005年7月16日签订的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际双方并无出让和受让股权的共同意思，真实意思为王良科向公司退股。按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股东不得抽回出资，即王良科不得退股。但无论退股的行为是否有效，支付对价或接受返还款项的主体都是银利公司，而不是孙超波等个人，王良科不能向孙超波、段磊、邓剑峰、闵宝贵、潘智等主张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上诉人潘智、孙超波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实属公司行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潘智、孙超波既然没有给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则其他上诉理由中关于诉讼时效、王良科是否放弃过对潘智的诉讼请求及利息违约金是否可以并处则无实际法律意义，本案不再处理，孙秋征的担保责任亦应一并解除。至于王良科答辩中所反映的公司经营及破产中的问题，不在本案处理范围内，王良科可以另循法律程序反映和主张。原判决中关于“2015年3月，为了便于向银行办理贷款手续（略）”系笔误，应为“2005年3月”。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对本案法律关系定性不准，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4）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2015）华民初字第0008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王良科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32元，共计10632元，由王良科承担。
本判决系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值
审判员 华 雷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
书记员 马任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