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余刑初字第1419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枉山村，法定代表人潘风云。
诉讼代表人郑靓姣，系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股东。
辩护人李芳，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单位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玩月街88号，法定代表人孟维菁。
诉讼代表人董成，系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员工。
辩护人俞圣洁、熊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潘风云，男，1970年5月31日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系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住杭州市下城区中大广场7幢4单元101室。因本案于2014年10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1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杨文斌、黄建国，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罗迪丰，女，1981年9月12日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系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财务人员，住杭州市拱墅区大河宸章公寓1幢2单元301室。因本案于2014年10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1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郑华国、杨云，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孟维菁，女，1960年10月23日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系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住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新城社区都市丽景北区30幢1单元101室。因本案于2014年10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1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卢红梅，浙江振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欣，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丁某，系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财务总监。因本案于2014年10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1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孙勇，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陈汶强，浙江人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毛某，系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业务员。因本案于2014年10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1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黄楼燕、孙晓燕，浙江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余检公诉刑诉（2015）67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告单位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人孟维菁、丁某犯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告人毛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5年10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袁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郑靓姣、辩护人李芳、被告单位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董成、辩护人俞圣洁、熊汀、被告人潘风云及其辩护人杨文斌、被告人罗迪丰及其辩护人郑华国、杨云、被告人孟维菁及其辩护人卢红梅、王欣、被告人丁某及其辩护人孙勇、陈汶强、被告人毛某及其辩护人黄楼燕、孙晓燕到庭参加诉讼。期间，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一）骗取出口退税事实
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禾公司）是服装生产经营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潘风云。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是商贸型出口企业，法定代表人孟维菁。元禾公司生产经营的货物以国贸公司名义出口，并由国贸公司负责向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税等事宜。双方以此展开贸易往来。
2011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潘风云、孟维菁经预谋，在真实货物交易基础上虚增出口货物单价报关，据此增加出口销售收入从而骗取出口退税。被告人罗迪丰作为元禾公司财务人员，负责虚增出口货物价格和以元禾公司之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国贸公司等。被告人丁某作为国贸公司财务人员，负责向税务部门申报出口退税和调整收汇等。期间，元禾公司和国贸公司在实际出口销售收入293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1823万余元）基础上，累计虚增出口销售收入178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1106万余元），共计申报出口销售收入471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2929万余元），以此获得国家出口退税额人民币444万余元，虚增对应的出口退税额为人民币169万余元。
（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实
2011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潘风云在没有实际业务交易的情况下，安排被告人罗迪丰、毛某具体负责，以支付开票费的方式通过李宪全（另案处理），从山东单县隆瑞皮草有限公司虚开了受票单位为元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2张，票面金额人民币1936万余元，税额人民币329万余元；从单县利信皮革有限公司虚开了受票单位为元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42张，票面金额人民币1368万余元，税额人民币232万余元；共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44张，票面金额人民币3304万余元，税额人民币561万余元。
2014年5月，杭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国贸公司涉税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同年7月将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本案案发。同年10月23日，被告人毛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2015年7月7日，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国贸公司下达税务处理决定书。同年7月23日，国贸公司已按处理决定进行补缴。
据以指控的证据有户籍证明等书证；证人证言；光盘等视听资料；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孟维菁、丁某的行为均已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骗取出口退税人民币169万余元，数额巨大；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毛某的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税额人民币561万余元，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其中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被告人潘风云、罗迪丰均应数罪并罚，被告人毛某系自首，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之规定惩处。
被告单位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同意其辩护人及被告人潘风云的意见。
辩护人提出，（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节中，公诉机关指控元禾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据不足，故元禾公司不应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骗取出口退税一节中，元禾公司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被告单位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辩称其没有骗取出口退税的故意，对元禾公司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事先不知情，其不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应宣告其无罪。
辩护人提出，（1）公诉机关认定的虚高部分金额之依据存在严重瑕疵；（2）余杭国贸公司没有骗取出口退税的故意，对元禾公司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事先亦不知情；（3）余杭国贸公司虽然通过元禾公司账目套现金额877.1万元，但一直到2014年国税部门调查时才发现元禾公司近179万美元的外汇缺口，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2013年余杭国贸公司进行调汇的事实不成立，综上，恳请宣告余杭国贸公司无罪。
被告人潘风云辩称，（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节中，元禾公司与隆瑞公司、利信公司存在真实业务关系，其公司到崇福皮毛市场购买货物也是上述二家公司帮忙代购的，故其行为不应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骗取出口退税一节中，元禾公司是在余杭国贸公司的要求下虚增出口销售收入50万美元左右。
辩护人提出，（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节中，隆瑞公司、利信公司与元禾公司有真实的业务往来，产生款项回流的原因是交易以现金方式进行，出于做账的需要以转账的方式予以支付，属于重复收取，且在卷证据证实元禾公司与余杭国贸公司的交易金额近8000万元，在此前提下，仅凭被告人毛某的供述认定隆瑞公司、利信公司开具给元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虚开不符合刑事证据的认定要求，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风云所在元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不准确；（2）骗取出口退税一节中，元禾公司扣除开票费、教育附加税等其他税收后实际获利40万元左右，余杭国贸公司通过走账套现目的仅在于逃避个人所得税，故元禾公司与余杭国贸公司的骗取出口退税行为不符合情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潘风云、孟维菁共同骗取出口退税的事实，元禾公司与余杭国贸公司的骗取出口退税行为不符合法理，故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潘风云及元禾公司骗取出口退税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被告人罗迪丰辩称，其从2013年年底起才知道元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事，且其一开始并不清楚虚高出口销售收入是为了骗取出口退税。
辩护人提出，（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节中，被告人罗迪丰仅应对其中的288927.35元承担刑事责任，并应认定为从犯；（2）骗取出口退税一节中，被告人罗迪丰系从犯，恳请对被告人罗迪丰减轻处罚；（3）被告人罗迪丰当庭自愿认罪，悔罪态度好，且系初犯，恳请对被告人罗迪丰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孟维菁辩称，（1）其仅让元禾公司帮忙套现用于股东分红，其未参与骗取出口退税，其行为不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2）其报称其经营的余杭国贸公司被他人骗取款项系其检举他人犯罪的行为。
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孟维菁及所在余杭国贸公司未与他人或元禾公司合谋骗取出口退税，公诉机关将虚高单价与套现相联系用于证实余杭国贸公司与元禾公司共同骗取出口退税不能成立，故被告人孟维菁的行为不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2）同意被告人孟维菁的上述第（2）项意见。
被告人丁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基本无异议。
辩护人孙勇提出，（1）因还秋生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并用虚假的理由调取证据，所提供的证据金额与潘风云及罗迪丰等人所称的金额相矛盾，且调取域外证据需要公证或认证程序，故用于认定虚高金额的证据不确实充分；（2）现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人丁某知道虚高出口货物单价的事实，被告人丁某的调账行为是在出口退税后对于经营活动的记载，与骗取出口退税无关，综上，应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告被告人丁某无罪，退一步讲，若判定被告人丁某有罪，则被告人丁某系从犯，未实际获利，系初犯，恳请对被告人丁某适用缓刑。
辩护人陈汶强提出，被告人丁某当庭自愿认罪，未实际获利，恳请对被告人丁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毛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
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毛某系从犯，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个人无实际获利，且系初犯、偶犯，恳请对被告人毛某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4年间，杭州元禾毛皮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禾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潘风云在没有实际业务交易的情况下，安排元禾公司财务人员被告人罗迪丰、采购员毛某具体负责，以支付开票费的方式通过李宪全（另案处理），从山东省单县隆瑞皮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瑞公司）虚开了受票单位为元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2张，金额人民币1936万余元，税额人民币329万余元；从单县利信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信公司）虚开了受票单位为元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42张，金额人民币1368万余元，税额人民币232万余元；共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44张，金额人民币3304万余元，税额人民币561万余元，上述税款均已抵扣。
2011年左右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潘风云与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杭国贸公司，元禾公司生产经营的货物以余杭国贸公司名义出口，并由余杭国贸公司负责向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税等事宜）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孟维菁经预谋，在真实货物交易基础上虚增出口货物单价报关，据此增加出口销售收入，并骗取出口退税。被告人罗迪丰作为元禾公司财务人员，负责虚增出口货物价格、以元禾公司之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余杭国贸公司等。被告人丁某作为余杭国贸公司财务总监，负责与元禾公司之间的款项结算、调整收汇等。
期间，元禾公司、余杭国贸公司采用上述方法以实际出口销售收入293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1823万余元）为依托，累计虚增出口销售收入178万余美元，共计申报出口销售收入471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2929万余元），与此相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人民币2839余万元（其中开票单位为元禾公司、受票单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人民币2714万余元），税额人民币482万余元（其中开票单位为元禾公司、受票单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额为461万余元），虚增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额为人民币180余万元（其中开票单位为元禾公司、受票单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额为人民币170余万元），以此获得国家出口退税额人民币444万余元，虚增对应的出口退税额为人民币160余万元并已退税。其中，元禾公司从隆瑞公司、利信公司虚开的前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中部分作为进项，用作冲抵上述虚高部分的销项（税额为人民币170余万元）。
2015年7月7日，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余杭国贸公司就本案骗取出口退税等事实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之后，余杭国贸公司已按处理决定补缴了退税款。
2014年10月23日，被告人毛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余某甲的证言、自述材料，证实2008年左右起，其一直在元禾公司工作，主要负责毛皮的染色和采购，其公司的毛皮原料主要是从山东及河北客商处采购，其负责从山东恒泰制品有限公司采购毛皮原料，少部分的毛皮原料从海宁、桐乡的市场采购，其采购的所有毛皮原料均如实经仓管员吴某甲入库并制作入库单，2013年，其从山东恒泰制品有限公司采购约100余万元的毛皮原料，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从海宁、桐乡市场采购的原料因卖家为个体户，一般只开收据不开发票，其未听说过隆瑞公司、利信公司，不清楚是否与其所在公司有业务往来，其不认识李宪全等事实；
2、证人吴某甲的证言，证实2011年底至2014年7月期间，其在元禾公司担任仓库管理员，一般在公司的采购员毛某采购货物后根据采购员提供的单据或实物登记入库并开具入库单，并将入库单交由财务罗迪丰做账，生产车间领材料时其登记出库并开具出库单，入库的毛皮原料多数是从崇福市场采购，2013年，其经会计罗迪丰授意曾在无货进库的情况下开具了部分入库单，2011年底前的入库单不是其本人所做等事实；
3、证人吴某乙的证言，证实2008年至2010年7月期间，其在元禾公司担任仓库管理员，其离职后工作由吴某甲承担的事实；
4、证人崔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7月至2014年2月期间，其在被告人潘风云经营的杭州元丰阿玛贸易有限公司担任出纳，期间其经潘风云及罗迪丰要求以个人名义办理一张农业银行卡供公司使用，一般由被告人潘风云或罗迪丰告诉其资金汇入的情况后其根据潘风云或罗迪丰的要求将资金汇入指定账户等事实；
5、证人李宪全的证言、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表、私营公司设立登记情况，证实其实际经营隆瑞公司、利信公司，王宾、赵亚臣、王大川、王二川、李素霞、彭铁锁、李某均是其公司员工，李增强是其公司的供货商，其不认识孟维菁、丁某等事实；
6、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其系隆瑞公司、利信公司的员工，元禾公司将价税合计的钱款汇入隆瑞公司或利信公司的账户后，其将部分钱款通过父亲李增强的银行账户汇入被告人毛某的账户等事实；
7、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元禾公司将款项汇入公司账户后，其按照李宪全要求将钱分别转给业务员王宾、李素霞、赵亚臣、王二川、张爱军等人的银行卡等事实；
8、证人还秋生的证言，证实2009年底至案发，其一直在元禾公司从事纺织品出口业务，谢某负责防寒服的出口并联系意大利的客户，高某负责毛皮的出口并联系土耳其、德国的客户，毛皮的采购由潘风云亲自负责，其负责的意大利客户Conbipel、加拿大客户Rudsak、丹麦客户Ballgroup、俄罗斯客户NKM（通过香港公司汇款）2013年及此前的货款均已基本结清，其中加拿大客户通过电汇付款之后会提供付款水单及清单给其，其可以提供2012年及2013年的水单及清单；其公司的外贸流程是客户下定单后通知工厂生产，并根据每次的发货量制作形式发票（载明货物数量、款号、尺码、单价、总价）及装箱单给单证员，因余杭国贸公司代理其公司出口业务，故形式发票要盖的条形章、法人签名章、委托报关单、报关单等资料的空白件均放在其公司，单证员根据记载内容制作订仓单通知货代公司订仓，货代公司向客户确认是否需要其公司所发的货物后提供给其公司一张进仓单，单证员在送货到指定仓库的同时将制作完成的报关书、委托报关书、形式发票及装箱单交给货代公司委托报关，之后单证员收到货代公司的提单后连同整套真实的清关文件给业务员，由业务员转寄客户；如果价格虚高，只需要在委托报关环节报高即可，其将真实的数据交给沈某订仓，潘风云可能交待罗迪丰让沈某将每一票单证交由罗迪丰审核，由罗迪丰改高单价后让沈某制作报关材料；2012年左右，潘风云及其在孟维菁办公室时孟维菁提出让潘风云虚高出口货物的价格，这样节省房租费，潘风云既没有答应也未反对；2014年5月左右，余杭区国税局检查后，潘风云召集业务员、单证员、仓库管理员、财务人员开会，让其等人销毁之前的业务资料，其才知道潘风云报关时虚高了价格，其怕案发后自己讲不清楚便私自保存了自己电脑内的所有资料；同年8月左右，其及潘风云、罗迪丰到孟维菁办公室与孟维菁、丁某、陆某一起商谈时，孟维菁、丁某讲元禾公司的收汇有缺口，问是否能让客户先汇预付款，其讲没有办法，被告人丁某讲前期元禾公司的收汇缺口由余杭国贸公司调汇，其与潘风云两次到孟维菁家中，孟维菁让其等人不要承认余杭国贸公司是代理出口；本案侦查期间，其还重新联系客户让客户通过邮件方式将相关的原始资料发给其；在案的其提供的第9卷、第36卷的客户原始资料与谢某提供的意大利客户的部分资料是对应的等事实；
9、证人谢某的证言、接受证据清单、定单合同、形式发票、装箱单、工艺单，证实2011年3月，其到元禾公司做外贸跟单业务，2012年开始，其跟还秋生负责2011年起便与其公司有业务往来的意大利客户Conbipel，一般Conbipel将定单合同通过邮件的形式发给其公司，其公司根据定单要求让加工厂完成加工定单后，外贸业务员制作形式发票、装箱单等报关数据提供给单证员沈某，沈某再制作报关单据提交给余杭国贸公司进行出口，其提供给单证员沈某的形式发票等出口资料均与客户提供的定单上的原始信息基本一致，均是真实的，另其向侦查机关提交2011年、2013年意大利客户Conbipel的合同定单、形式发票、装箱单等材料，其中2013年的货物数量共计12953件；2011年至2014年期间，元禾公司与桐乡市雪松皮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松公司）一直有业务往来，元禾公司向雪松公司购买的毛皮围巾、毛皮披肩均出口至意大利销售给Conbipel的事实；
10、证人高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至2014年期间，其在元禾公司工作期间负责土耳其、德国、法国客户的业务往来，一般程序是客户通过面谈或电话沟通后其做类似形式发票的资料给客户的方式确认定单，其公司完成生产定单后，其将形式发票、装箱单等资料给沈某进行报关出口，故其提供的形式发票资料系原始资料等事实；
11、证人沈某的证言，证实2010年至2014年，其一直在元禾公司担任单证员，根据其公司的业务员还秋生、高某、谢某给其的形式发票、装箱单制作托单，并将托单交由货代公司订仓后通知业务员发货，其同时制作报关材料及空白的报关单给货代公司，并按照罗迪丰的要求给罗迪丰一份货代公司给其的报关预录单电子版，需要制作产地证时其会发一份含有真实形式发票及形式箱单上数据的WORD文档给陆某；约二个月后，报关单退到其处，其将报关单、出口货物明细、报关发票、提单复印件等交给公司财务罗迪丰，等罗迪丰开具发票及制作单子后一般由其交给陆某，也有可能由罗迪丰交给陆某，之后由余杭国贸公司操作退税，其的报关出关手续均是以余杭国贸公司名义制作；2011年开始到2013年下半年期间，在被告人罗迪丰跟其讲后其在每次报关前将真实的形式发票等材料拿给被告人罗迪丰，罗迪丰将其中部分货物单价虚高后（数量基本未变）后由其进行报关或其在罗迪丰的指使下按照罗迪丰计算的虚高的数据制作报关发票；2014年5月，余杭区国税局到其公司查账后，潘风云要求其删掉相关资料，但其仅删除了2013年之前的资料，2013年及2014年的资料已拷贝至U盘中提交侦查机关，其中其提供的2013年的资料是其从谢某、还秋生、高某等业务员处获取后提供给罗迪丰，罗迪丰将数据修改后给其的等事实；
12、证人余某乙的证言，证实2008年9月开始，其一直在元禾公司担任出纳，其公司与余杭国贸公司的账目结算由罗迪丰负责，其不清楚，公司毛皮原料采购由毛某负责；2012年期间，其在认证发票时发现隆瑞公司及利信公司开具给其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由会计罗迪丰审核后交给其认证，与发票相对应的用款申请单由业务员签字，并经潘风云、罗迪丰审核，其根据申请单上的金额付款给对方，且入库单及购销合同均是罗迪丰给其并附在发票上的，是否有业务往来其不清楚，2011年至2014年5月，潘风云一直使用其个人开户的尾号为0798的农业银行卡，且其发现经常有大量的资金进出等事实；
13、证人陆某的证言，证实2008年开始，其在余杭国贸公司业务部担任单证员，负责元禾公司与其公司的业务往来，一般情况下，沈某需要做产地证（英文缩写为FORMA、CO）时会提供给其清关所需资料的WORD文档，其在系统上做好之后会将电子版发给沈某，沈某确认之后其提交给贸促会或商检局，拿到正本之后交给沈某；一般沈某在报关后，将需要出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购销合同、出口明细单、提单复印件、海关退单等资料报送至其处，其核对上述资料后制作外汇发票（一式四联）提交给其公司负责退税的宓仲谋，由宓仲谋负责办理退税等工作，在客户将外汇汇至其公司账户后，罗迪丰也会把到账外汇的手写清单送至其处，其在财务处拿到银行水单后在水单上写上YF，自己留底一份后将水单正本交给丁某，并联系元禾公司会计罗迪丰进行货款结算，罗迪丰将已扣除其公司的管理费（按每出口1美元的商品收取人民币0.11元）的付款结算单等材料给其，其核对海关退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填写出口业务结算单连同罗迪丰给其的结算单一起交给丁某，由丁某安排汇款，其保存了2012年至2014年沈某报送至其处的电子资料；2014年8月，余杭区国税局检查其公司时，丁某打印了2012年至2014年的财务凭证，让其填写元禾公司的收汇及付款资料的统计表，但其发现期间的收汇金额与报关金额出现缺口，其通过丁某给其的记账凭证号找到了相应的水单配到元禾公司统计表后元禾公司的账目才平的；以及部分涉及元禾公司的记账资料并非其本人经手等事实；
14、证人葛某的证言，证实2001年开始，其一直在余杭国贸公司担任会计，负责工厂发票的录入、销售凭证、现金凭证等工作，其所在的财务部总监为丁某，负责审核凭证、报表、银行贷款、工厂的货款、报税等；姚莺英是出纳，负责银行凭证、支票的打印机银行进出凭证等工作；郁某是出纳，负责审核姚莺英的银行凭证、登记水单、装订凭证、整理日常资料；范金玲是出纳，负责跑银行、税务等工作；其公司涉及元禾公司的账目由其公司向元禾公司购买货物的货款账目、出口货物的销售账目及结汇账目组成，其中其公司向元禾公司购买出口货物的货款账目中其负责统计元禾公司开给其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记账，姚莺英负责统计其公司支付给元禾公司的货款记账，出口货物的销售账目及结汇账目其均根据业务员陆某提供的单据做电子账目，并交由丁某审核，案发后，其发现该账目每年均存在部分未收汇的情况；其公司收汇的做账流程是其公司指定联系银行的范金玲将从银行拿回的收汇银行水单交给财务人员郁某后，郁某按照不同的银行账户手写登记在册，由业务员领取各自负责收汇的银行水单交由丁某登记，丁某根据收汇的情况安排支付工厂货款，领取情况由姚莺英负责电子登记做账，财务人员将每月底业务员尚未领取的银行水单做账做到应收外汇账款下的“JK-
ZL”总公司业务部孟维菁科目中，此后若有业务员领取银行水单由其进行正常调整并做好记录；2012年10月29日转-0712号凭证记载的外汇428250美元（对应人民币2671000元、摘要“调整外汇总公司业务部孟维菁20121029”）、同年11月30日转-0549号凭证记载的外汇161030.6美元（对应人民币1000000元、摘要“冲元丰美元、总公司业务部孟维菁20121130”）、2013年6月24日转-0530凭证记载的外汇132375美元、同年12月5日转-1003号凭证记载的外汇809257美元（对应人民币4933959元）、2014年4月22日转-0440号凭证记载的外汇1702526美元、680000美元（对应人民币分别为10396985.78元、4171582.76元）并非由其调整，应该系被告人丁某调整，以及从“JK-
ZL总公司业务部孟维菁”一栏中均记载公司的收汇等事实；
15、证人郁某的证言，证实其在余杭国贸公司担任出纳，主要负责登记水单、核对银行付款、核算结算单，其所在公司资金使用的一般流程是业务经理提出用款申请，先后交由丁某、孟维菁签字，之后由姚莺英打印单据后由范金玲等人到银行付款，因其听到姚莺英问丁某个人银行卡的回单怎么做账，故其知道其公司有汇款给个人的情况，且该部分银行卡由丁某保管的事实；
16、证人曹某甲的证言，证实2001年年底，其到余杭国贸公司行政部工作，占2%的股份，2012年及2013年，其两次领取公司分红共计15万元左右，均是汇入其平安银行卡的事实；
17、证人吴某丙的证言，证实其系余杭国贸公司副总经理并同时担任业务一部的经理，持10%的股份，该公司由孟维菁负责日常经营及财务，一般每年召开一次董事会、股东会，一般事项由孟维菁、其及辛某等人讨论决定；其分别于2013年年初及2014年年初分得2012年及2013年的分红共计约100万元，期间，被告人孟维菁曾告诉其股东分红交税多，她在想办法避税，但具体如何避税其不清楚，2014年7、8月，余杭区国税局检查其所在公司时，孟维菁向其提及股东分红是通过元禾公司的套现所得的事实；
18、证人辛某的证言，证实其系余杭国贸公司副总经理、业务二部经理，持10%的股份，2011年至2014年期间，其共分得股东分红约100万元，均汇入其平安银行的账户，在2012年分红前，孟维菁讲其中的70万元是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其余30万元是要交税的，2014年5月，余杭区国税局检查公司后孟维菁告诉其等人股东分红的资金系孟维菁通过元禾公司套现所得的；其负责的业务二部外汇基本结清，从不调整及补充外汇的，如果部分外汇无法收回，则需要上报至丁某处，并作为业务部门的亏损处理，丁某如何做账其不清楚的事实；
19、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其系杭州东欣会计师事务所业务二部主任，余杭国贸公司2011年至2013年年度审计报告系其所在事务所审计，并由其及陈国荣担任审计人；一般其所在事务所收到余杭国贸公司的审计委托后上门进行审计，并由余杭国贸公司提供企业年度报表、所有的会计凭证、银行对账单等相关会计资料以备审计，审计时主要按照审计程序进行审计工作，丁某是余杭国贸公司协助其等人审计的财务负责人，从审计情况看，余杭国贸公司2011年至2013年每年的收汇未发现异常，从账目上看是借贷平衡；从在卷的第712号、第1003号记账凭证上看，显示的是余杭国贸公司在收汇记账的时候可能将一个YF客户的收汇误记入了JK-
ZL的科目下，需要更正，应收账款总额不变，但是对应YF客户的应收收汇的余额发生了变化，即经过调整并记账后就显示YF客户的收汇余额减少，JK-
ZL的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客观上就是对YF客户收汇余额进行了调整，从会计记账原理看，三角债、正常内部资金流转和调整，均不会涉及到调整收汇等事实；
20、证人郭某的证言，证实其与妻子危丽娟在桐乡崇福毛皮市场经营“鑫泰皮草店”，2009年开始至2014年下半年期间，毛某从其处采购兔毯毛皮及少量的毛皮原料，总金额约100万元左右，基本是刷卡支付货款，货款是支付到危丽娟的银行卡上的，货物也由毛某自行提取的，其从来不开发票，也未保存相关凭证的事实；
21、证人曹某乙的证言，证实其在桐乡市金斯特服饰厂（以下简称金斯特厂）做业务工作，2012年至2013年期间，潘风云以余杭国贸公司的名义委托其厂加工毛皮披肩，并签订合同，总数量共计5750件，货款共计674059.84元，发票上的总金额为788650元，之后货物均送至上海的港口出口，其与元禾公司没有业务往来的事实；
22、证人吕某的证言，证实其系雪松公司的总经理，2012年至2013年期间，潘风云安排谢某以余杭国贸公司的名义委托其公司加工毛皮披肩，并签订合同，具体加工数量已记不清楚，发票是开给余杭国贸公司的，总金额大约是66万元，货物均由其公司负责送到上海港口的，后续情况其不清楚，其公司与元禾公司没有业务往来的事实；
23、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元禾公司取得隆瑞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账、记账凭证、汇款凭据、入库单、用款申请单、单笔查询明细、扣款通知书、抵扣明细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等，证实侦查机关从杭州市国家税务稽查局调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账、记账凭证、汇款凭据、入库单、用款申请单、单笔查询明细、扣款通知书、抵扣明细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等材料，记载2011年至2013年，元禾公司取得隆瑞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02张，金额共计人民币1936万余元，税额共计人民币329万余元，价税合计人民币2265万余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全部抵扣；以及2011年至2013年期间，元禾公司汇入隆瑞公司账户钱款的相关情况等事实；
24、接受证据材料清单、2013年、2014年元禾公司取得利信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凭证、扣款业务自助回单、入库单、用款申请单、汇款凭据、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等，证实侦查机关从杭州市国家税务稽查局调取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凭证、扣款业务自助回单、入库单、用款申请单、汇款凭据、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等材料记载2013年至2014年，元禾公司取得利信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42张，金额共计人民币1368万余元，税额共计人民币232万余元，价税合计共计人民币1601万余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全部抵扣；以及2013年至2014年期间，元禾公司汇入利信公司账户钱款的相关情况等事实；
25、毛某的笔记本复印件，证实毛某的笔记本复印件中记载“2014年1月22日，利辛14526000元，隆瑞1400000元，合计15926000元，税金15296000＊0.06=955560元。2013汇出11426500；2014汇出4000000；15426500元；下午2点多汇国哥100万，全部打回，孟总50万，丁某50万，下午3点多汇国哥100万，打回我卡上50万，留下50万当税金、让国哥开以下发票：狐狸200张＊1650=330000元，貉子2100张＊950=1995000元，共2325000元”等内容的事实；
26、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户明细对账单等，证实户名为元禾公司、账号为20×××30的账户的收支情况，其中该账户于2011年8月30日至2014年8月14日期间，共收到余杭国贸公司的款项共计人民币8300余万元；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该账户汇入利信公司账户的款项共计人民币1802万余元等事实；
27、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隆瑞公司及利信公司的账户及交易明细，证实账号为91×××09、户名为隆瑞公司的账户及账号为91×××42、户名为利信公司的账号的交易情况，其中2011年至2014年，元禾公司的账户汇入隆瑞公司的账户的钱款共计人民币2265万余元，汇入利信公司的账户的钱款共计人民币1802万余元等事实；
28、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账户交易明细、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账户信息、银行汇（本）票申请书、借记卡-
卡资料查询，证实户名为被告人罗迪丰、孟维菁、丁某、毛某及李宪全、李素霞、李增强、王保成、赵亚臣、王二川、崔某、余某乙、郑靓姣、余某甲等账户的交易情况，其中户名为李宪全、李素霞、李增强、王保成、赵亚臣、王二川等账户汇入被告人罗迪丰、孟维菁、丁某、毛某及崔某、余某乙、郑靓姣、余某甲等人的账户的钱款共计人民币2780万元以上，其中汇入户名为被告人孟维菁、丁某的账户的钱款共计人民币1100万元以上等事实；
29、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交易明细、出口汇款融资申请书、报关单、售货确认书、发票、装箱单等，证实户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账户的部分出口汇款融资的情况；
30、接受证据清单、定单合同，证实2014年11月5日，侦查机关从谢某处接受2013年意大利客户Conbipel的部分定单合同等材料的事实；
31、调取证据清单、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光盘、定单资料、客户资料、形式发票、订购单、装箱单、笔记本电脑等，证实侦查机关从还秋生、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接受或调取余杭国贸公司（实为元禾公司）与意大利客户Conbipel、加拿大客户Rudsak、丹麦客户Ballgroup、美国客户DanaStein、俄罗斯客户Tanya、法国客户等间的形式发票、定单资料、订购单、装箱单等材料，记载涉案的合同号为YA7461201、YA8191202-1、YA83712011、YA83712012等34份合同中元禾公司（以余杭国贸公司名义出口）的定单金额共计292万美元左右，结合实际出口的数量，元禾公司（以余杭国贸公司名义出口）与上述客户间的其中34份合同中实际销售收入共计293万余美元，其中部分材料由被告人潘风云及国外客户签字确认，部分材料盖有“孟维菁杭州余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公章等事实；
32、接受证据清单、U盘资料，证实2014年10月30日，侦查机关从沈某处调取的U盘中打印出报关单、商业发票、装箱单、出口货物预录报关单等书面资料，记载2013年元禾公司通过余杭国贸公司出口的业务报关的相关情况；
33、接受证据清单、发票、报关箱单、报关单、空运进仓通知，证实2014年12月15日，侦查机关从余杭国贸公司陆某处接受2012年、2013年生产厂家为元禾公司、经营单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报关单、商业发票、报关箱单等资料的事实；
34、调取证据清单、记账凭证、汇款凭据、增值税专用发票、账簿启用及交接记录、明细账等，证实2014年9月26日，侦查机关从杭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调取记账凭证、汇款凭据、增值税专用发票、账簿启用及交接记录、明细账等情况，其中2011年至2013年，元禾公司开具给余杭国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人民币6500余万元，税额共计人民币1100余万元等事实；
35、记账凭证、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记账联、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通用机打发票（退税联）、产品购销合同、余杭国贸公司申报退税数据资料、出口退税情况统计表，证实2014年9月26日，侦查机关从杭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调取余杭国贸公司涉及元禾公司进项的申报退税的记账凭证、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记账联、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通用机打发票（退税联）、产品购销合同等材料，记载涉案的合同号为YA7461201、YA8191202-1、YA83712011、YA83712012等34份合同中申报出口销售收入471万余美元，折合人民币2929万余元，与此相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人民币2839余万元（其中开票单位为元禾公司、受票单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金额为人民币2714万余元），税额人民币482万余元（其中开票单位为元禾公司、受票单位为余杭国贸公司的税额为461万余元），价税合计共计人民币3321万余元（其中开票单位为元禾公司的价税合计共计为人民币3176万余元），退税额为人民币444万余元（均已退税）等事实；
36、调取证据清单、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记账凭证、发票、回款凭证等，证实雪松公司及金斯特厂的相关情况，雪松公司开具给余杭国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人民币571000余元，税额共计人民币97000余元，价税合计人民币668000余元；金斯特厂开具给余杭国贸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人民币674000余元，税额共计人民币114000余元，价税合计人民币788000余元等事实；
37、记账凭证、收款回单、贷记通知银行副本、贷记通知、结汇水单及通知、汇款汇入通知书，证实余杭国贸公司收到合同号为YA83713001等合同（供应商为元禾公司）的外汇的相关情况；
38、接受证据材料清单、企业会计科目、明细账、银行存款日记账，证实侦查机关从杭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调取企业会计科目、明细账、银行存款日记账，记载余杭国贸公司与元禾公司之间的账目往来情况；
39、接受证据清单、应收账款明细、应付账款三栏明细账，证实侦查机关从葛某处接受科目分别为应收账款／总公司业务部／YF、应付账款／应付国内账款（供应商元禾公司）的明细账记载余杭国贸公司与元禾公司的货款往来、余杭国贸公司（YF）的外汇收支情况，其中的部分内容摘要如下：2012年10月29日，凭证号转-0712，摘要为调整外汇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贷方外币428250元，金额2671000元；2013年12月5日，凭证号转-1003，摘要调整预付款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贷方外币809257元，金额4933959元；2014年4月22日，凭证号转-0440，摘要为调整20140212-03-015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贷方外币1702526元、-680000元，金额10396985.78元、-4171582.76元等内容等事实；
40、调取证据清单、银行日记账、应收账款明细，证实侦查机关从吴某丙处调取的银行日记账、应收账款明细账等材料的事实；
41、调取证据清单、应收账款明细账、调整记录、记账凭证，证实2015年3月20日，侦查机关从余杭国贸公司调取应收账款明细账（科目为应收账款／应收国外账款／总公司／JK-
ZL）、调整记录本记录等材料，其中编号为712号的记账凭证记载2012年10月29日，摘要为“调整外汇2012.10.29”，会计科目为“应收账款，JK-
ZL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借方金额为4478316.9元，会计科目为“应收账款，YF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贷方金额为2671000元；编号为1003的记账凭证记载2013年12月5日，摘要为“调整预付款2013.12.05”，会计科目为“其他应付款JK-
ZL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借方金额为4933959元，会计科目为“应收账款、YF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贷方金额为4933959元；编号为0440号的记账凭证记载“调整20140212-03-1052014.04.22应收账款”，“JK-
ZL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金额-10396985.78元”，“YF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金额10396985.78元”，“JK-
ZL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金额4171582.76元”，“YF总公司业务部孟维青，金额-4171582.76元”，上述记账凭证的记账人均为被告人丁某等事实；
42、调取证据清单、收汇登记资料、付出口费用明细账、押汇记账凭证、转账凭证，证实侦查机关从余杭国贸公司调取收汇登记资料、付出口费用明细账、押回记账凭证、转账凭证等材料记载余杭国贸公司收汇的相关情况；
43、接受证据材料清单、付款结算单据，证实2014年11月13日，侦查机关从陆某处调取付款结算单据的相关情况；
44、接受证据材料清单、付款水单，证实2015年2月10日，侦查机关从还秋生处调取加拿大客户Rudsak向余杭国贸公司付款的付款水单等事实；
45、税务处理决定书、余杭国税稽查局出具的证明、税收缴款书、情况说明、送达回证，证实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余杭国贸公司就本案骗取出口退税等事实作出税务处理决定，涉案的退税款人民币169万余元已全部补缴入库等事实；
46、借记卡交易明细对账单、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吴某丙、辛某）（被告单位余杭国贸公司的辩护人提交），证实户名为吴某丙、辛某的账号的收支情况；
47、荣誉证书（被告单位余杭国贸公司的辩护人提交），证实余杭国贸公司所获荣誉的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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