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1民终25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熊超超，男，1988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海，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超，男，1986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德友，男，1967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
上诉人熊超超因与被上诉人刘超、刘德友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法院（2016）黔0123民初1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超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刘超与刘德友构成共同侵权，在一审上诉人提交的花溪区人民法院的《执行笔录》和判决书中可以看出：（1）上诉人的继母与刘德友有20万元的债权债务，该债务发生在扣机期间，且刘德友起诉到法院的时间是在法院强制执行挖机之后；（2）上诉人与刘超、刘德友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3）庭审中被上诉人刘超已承认上诉人的继母欠的是他和他叔叔刘德友的钱，因此，本案是典型的为追索债务而非法扣押财物的行为，一审判决刘德友不承担侵权责任明显错误。2、关于侵权赔偿的时间计算。被上诉人恶意扣押上诉人挖机一年整（2014年7月7日-2015年7月7日），经上诉人多次讨要而不归还，一审判决“酌情认定原告主张权利的合理期限为2个月”明显错误。
刘超辩称，1、我与刘德友并不构成共同侵权，本人是法律意义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上诉人之继母与刘德友在此纠纷期间有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说明刘德友是侵权人。执行笔录中的“我们”是指我和停放挖机的停车场的人；2、上诉人称答辩人以要求其继母还款为由而扣押挖机纯属捏造事实。事实是上诉人请我帮他垫钱取走挖机后，称其手头紧，过段时间再还我垫付的钱，然后让我找地方停放，停放费用也是我付的，上诉人一直没有来找我要挖机，也没有还我垫付的钱，直到花溪法院来执行拖走；3、上诉人替被上诉人垫付罚款取走挖机，并垫付停车费，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刘德友辩称，1、本人与上诉人无任何利害关系，不认识上诉人；2、本人未实施过任何与扣车有关的行为；3、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熊超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刘超、刘德友连带赔偿原告因二被告非法扣押原告挖机造成的经济损330000元（33000元/月×10个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对挖机（机型：ZX240-3G液压挖掘机，机号*HHEAVP00P00100532*）系原告所有；原告所有的挖机被修文县国土局依法扣押并处以20000元罚款；被告刘超受原告委托于2014年7月8日取走挖机；贵州正宇机械有限公司向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花溪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7日制作（2015）花执字第605号执行裁定“查封、扣押熊超超按揭贷款的日立牌ZX240-3G型挖掘机一台（机号：AVPP100532）”等事实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对原、被告双方有争议的事实，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法院确认如下：一、被告刘超受原告委托在修文县国土局领取挖机后对原告的挖机进行了扣押。原告主张被告刘超领取挖机后对挖机进行扣押，并提交了花溪区人民法院制作的《执行笔录》予以佐证，该笔录第一页第二十二行载明：“……执：作为你们双方，该采取什么方式处理需要抓紧时间，我们今天需要对这个挖机查封扣押，你们是什么意见？陶红：扣押的手续给我便是，这个事情之前也是我处理。刘（刘超）：我们扣押挖机是因为你欠我们钱，是有原因的，你说的损失费问题我们不承认，现在我的意见是把钱还我便行……”。被告刘超主张其未对原告的挖机进行扣押与该份笔录中被告刘超的陈述相互矛盾，因该陈述是在本次纠纷发生之前所作的，属于被告刘超的自认，现在被告刘超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其自认，故对被告刘超提出的其未扣押原告挖机的事实，法院不予确认。对原告主张被告刘超领取挖机后对挖机进行扣押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二、涉案挖机停用损失为每月19600元，根据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对《修文县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涉及熊超超拥有的挖掘机被扣押期间的损失的评估报告》载明“评估结论：委托方用于本报告所列评估目的，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7月7日）所委托评估的挖掘机在2014年7月8日至2015年7月7日期间经营损失评估价值为人民币（大写）壹拾玖万陆仟元整（￥196000元）。”故法院认定涉案挖机停用损失为196000元÷10个月＝19600元/月。原告对评估方法提出异议，认为评估结论系预先扣除挖机司机费用、挖机维修费、税费而得出的，减轻了侵权人的责任，故原告对评估认定的挖机每月停用损失19600元不予认可。经评估人员出庭解释，本次评估的方法为成本法，该评估方法符合《评估法》的规定，评估结论合法有效，故对《评估报告》法院予以采信。三、被告刘德友未扣押原告的挖机。原告主张被告刘德友指使被告刘超扣押挖机，被告刘德友实施了侵权行为，但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刘德友指使被告刘超扣押挖机的事实，法院不予确认。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将其主张鉴定的鉴定费8000元及申请鉴定人员出庭的费用1200元增加到诉请标的额中，将诉请标的额由330000元变更为339200一审法院认为，私人对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侵害公民民事权益的，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刘超作为受托人，取出挖机后本应及时通知原告领取挖机并协助原告将挖机退还，但被告刘超未尽到该义务，并对挖机进行扣押，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其行为构成侵权，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在向被告刘超主张归还挖机被拒后应当在合理期限内主张权利，考虑原告居住地系贵阳市花溪、交通等综合因素，法院酌情认定原告主张权利的合理期限为2个月。故原告的经济损失为19600元×2个月＝39200元。原告因未及时主张权利造成挖机长期被扣押停用，其怠于行使权利，属于自行扩大的损失，该部分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故对原告主张其余8个月停用损失，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二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未提供被告刘德友实施侵权行为的证据，故被告刘德友对原告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对原告主张被告刘超、刘德友连带赔偿其经济损失339200元，法院支持由被告刘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9200元，对原告的其余诉请，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超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熊超超赔偿挖机停用的经济损失39200元；二、驳回原告熊超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88元，减半收取计3194元，由原告熊超超负担2815元，被告刘超负担379元。鉴定费800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1200元,共计9200元，由原告熊超超承担8000元，被告刘超承担1200元。
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查明，涉案的挖机被修文县国土局依法扣押，熊超超曾委托刘超前往修文县国土局取挖机，刘超在向修文县国土局缴纳20000元罚款后取走挖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超扣押熊超超的挖机所产生的损失是否应当由刘超与刘德友连带赔偿，以及熊超超的损失如何分担的问题。
本案中，刘超接受熊超超的委托前往修文县国土局取走挖机，在取走挖机后刘超应当将挖机交给熊超超，但因熊超超与刘超之间产生纠纷，刘超对挖机进行了扣押，侵害了熊超超对挖机的占有、使用及收益等权利，其行为已经构成侵权，原判认定刘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刘德友与刘超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刘德友属共同侵权的理由系认为刘德友与熊超超继母陶红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本纠纷因此而起，该主张仅系上诉人单方猜测，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刘德友实施了侵权行为，刘德友亦否认该事实，且刘超称其扣押挖机的理由系由于熊超超未支付其垫付的罚金以及相关停车费用，亦与查明的事实能够印证，故上诉人主张刘德友应与刘超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因无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依法不依支持。
关于上诉人的损失如何分担的问题。上诉人主张本案的挖机自2014年7月8日被扣押，直到2015年7月7日在花溪区人民法院被强制执行，被扣押共计1年，原判仅支持2个月错误。本院认为，本案中刘超受上诉人委托取走挖机，并支付了20000元罚金，双方在挖机从修文县国土局取走后均未进行积极的沟通，首先是上诉人未向刘超支付其垫付的20000元罚金，刘超在此情况下扣押挖机给上诉人造成损失，之后在挖机扣押长达1年的期间内，上诉人亦未积极协商解决债务并主张其权利，对该损失的扩大上诉人亦存在过错，故原判酌情认定2个月损失，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88元，由上诉人熊超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益
审判员 刘 静
审判员 邹爱玲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周 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