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天民初字第02712号
原告：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788号。
法定代表人：叶新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雷，上海刘春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海燕，系该公司员工。
被告：沈绍龙。
被告：李美娟。
被告：淮北恒基鸿运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惠黎西路淮020091号A-3幢。
法定代表人：沈绍龙。
被告：淮北恒基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惠黎西路A-3幢二楼。
法定代表人：李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庆，安徽镜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薇薇，安徽镜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华。
原告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公司）与被告沈绍龙、李美娟、淮北恒基鸿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鸿运公司）、淮北恒基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集团公司）、李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建工集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雷、曾海燕及被告恒基集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庆、付薇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沈绍龙、李美娟、恒基鸿运公司、李华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建工集团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沈绍龙向原告偿还《承诺书（沈2）》中付款期限为2011年12月31日至2013年3月30日期间的款项本金1404万元；2、判令被告沈绍龙向建工集团公司赔偿因未支付《承诺书（沈2）》中自2011年12月31日至2013年3月30日期间的所有款项所造成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分别以每笔款项为基数、每日按万分之一点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这算所得）、从应付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利息损失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3401530元；3、判令被告李美娟对沈绍龙的上述款项本金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判令被告恒基鸿运公司对沈绍龙的上述款项本金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偿还责任；5、判令被告恒基集团公司对恒基鸿运公司的偿还责任承担连带偿还责任；6、判令被告李华对恒基鸿运公司的偿还责任承担连带偿还责任；7、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上述五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沈绍龙在承包建工集团公司的合肥妇幼保健院项目、合肥大学科技园C3C4项目中，因其个人原因导致工程项目严重亏损，给建工集团公司造成3500万元以上的经济损失。2011年11月18日，沈绍龙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书（以下称《承诺书（沈1）》），承诺原告的项目损失全部由其承担，同日，恒基鸿运公司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承诺对沈绍龙在《承诺书（沈1）》中的所有责任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011年12月6日，沈绍龙之妻李美娟出具承诺书（以下称《承诺书（李）》），承诺对沈绍龙在《承诺书（沈1）》中的所有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提供房产进行抵押担保。2011年12月8日，恒基鸿运公司又向原告出具《担保书》，承诺对沈绍龙的偿还责任承担“连带归还责任”，直至原告的项目损失全部得到偿还。2011年12月9日，沈绍龙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沈2）》，对原告的项目损失及还款方式进行细化，即：1、确认原告的损失至少在3500万元以上，暂按3500万元计算，实际亏损数额待两项目结算后予以确定；2、扣除已偿还的550万元，余款分期偿还：2011年12月31日前偿还300万元，2012年度每季度还款300万元，2013年3月30日还款500万元，2013年6月30日还款500万元，剩余欠款待项目结算确认及原告对项目进行清结审计后15天内归还，等等。由于沈绍龙未按《承诺书（沈2）》向原告进行偿还，故原告于2012年9月10向本院起诉，要求沈绍龙偿还付款期限为2011年12月31日款项中的298万元并要求李美娟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以下称另案一）。本院于2012年11月6日作出（2012）天民初字第12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沈绍龙向建工集团公司支付298万元，李美娟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沈绍龙后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30日作出（2013）长中民二终字第023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原告向本院又起诉要求沈绍龙偿还付款期限为2012年第一季度款项中的298万元并要求李美娟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以下称另案二）。本院于2014年9月12日作出（2014）天民初字第18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沈绍龙向原告支付298万元，李美娟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该案也已生效。但截至今日，沈绍龙不仅未偿还另案一、另案二中确定之款项，亦未偿还《承诺书（沈2）》中的其他款项。李美娟也是如此。沈绍龙出具的《承诺书（沈2）》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经生效判决文书确认，沈绍龙应按承诺偿还，原告在本案中有权对该承诺书中不同期间的款项分别或一并主张，故原告可要求其偿还1404万元本金，利息也是客观存在的损失，可一并主张。李美娟应按其承诺对沈绍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恒基鸿运公司也应按《担保书》的担保项对沈绍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经查，恒基鸿运公司系由恒基集团公司及李华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1亿元，其中恒基集团公司认缴注册资本5100万元，李华认缴注册资本4900万元。但恒基集团公司及李华并未实际履行前述出资义务，所谓的验资也是将他人的过桥资金于验资结束后立马转走，故恒基鸿运公司仅是掩人耳目的空壳公司。因此，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作为恒基鸿运公司的股东恒基集团公司与李华应以其未履行出资义务为限对恒基鸿运公司不能偿还之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被告恒基集团公司辩称：一、恒基集团公司不存在出资不实及自行抽逃或协助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不应对恒基鸿运公司的担保行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理由有：1、恒基集团公司现有证据能够证实作为恒基鸿运公司的股东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且恒基集团公司不存在抽逃注册资金或者协助他人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2、原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恒基集团公司没有完成出资义务及有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3、即便存在股东出资不实情形，债权人也只能请求出资不实的股东承担的是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不是连带清偿责任。二、原告诉称的损失在沈绍龙出具《承诺书》时并未确定，恒基鸿运公司随后的担保责任范围就不明确，由此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理由有：1、原告损失证据不足，其关于损失的证据仅仅提供2016年1月19日的自书资产清查情况一份，该说明仅仅罗列了收入及所谓的成本，相减即为其实际损失，这种计算没有任何成本支出证据佐证，如此情况说明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2、原告和沈绍龙之间是合作关系，涉案两个项目的全部损失都由沈绍龙个人承担显然不妥。除了沈绍龙的个人承诺外，无其他证据证明原告与沈绍龙合作的是两个房地产项目。庭审中，我方提交涉及沈绍龙刑事案件的判决书：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是沈绍龙仅承包的是合肥大学科技园C3C4一个项目，并无起诉状诉称的合肥妇幼保健院；沈绍龙仅套取64万元的保证金，并无所谓其他损失3500万元的事实依据。3、原告与沈绍龙两方之间的定损行为及后果，让案外的第三方承担责任，显示公平。4、原告提供的已生效（2013）长中民二终字第02303号民事判决书、（2014）天民初字183号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认定3500万损失的依据。上述判决书中，沈绍龙在一审均未出庭，二审上诉称签署承诺书的目的是为了换取取保候审。显然，上述判决书虽然生效，但其对损失的认定并不能作为湖南建工损失的依据。5、恒基鸿运公司担保责任范围不明确。恒基鸿运公司分别在2011年11月18日和2011年12月8日承诺对沈绍龙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沈绍龙具体给原告造成了多大损失至今都不明确，既然担保责任范围不明确，恒基鸿运担保之债就不明确。因此，原告应当先证明其实际损失客观存在，否则，沈绍龙的还款承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担保范围就不能确定，进而导致担保责任不明晰，担保人就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三、原告诉请偿还的1404万元主债权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限，且3401530元利息主张缺乏依据，据此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为：1、原告起诉的1404万元债权发生在2011年12月31日至2013年3月30日，其在2015年6月5日才起诉主张债权，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起诉前向沈绍龙等主张过债权，故其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期才主张权利，已丧失胜诉权。2、原告主张起诉前的利息缺乏依据。沈绍龙在《承诺书》中并未认可承担债务利息，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等规定，在原告没有证据在诉前向沈绍龙主张债权的情况下，其只能从起诉之日主张利息。四、即便原告起诉的1404万元债务应当由沈绍龙偿还，但其所诉债权已经超过担保期限，恒基鸿运公司据此不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理由是：沈绍龙于2011年12月9日给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书》一份，亏损暂定为3500万元，其中约定2011年12月31日还款300万元，2012年全年归还1200万元，2013年3月30日还500万元，2013年6月30日还500万元。湖南建工此次起诉的是2011年12月31日及2012年第一季度余下的4万元，以及2012年第二季度至2013年3月30日期间的1400万元。根据湖南建工提供的恒基鸿运公司的担保书可见，上面表述为担保责任直至两项目的亏损全部得到偿还时止，但根据法律规定，在约定期限不明的情况下，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因为沈绍龙承诺的是分期还款，湖南建工此次起诉的最后一期是2013年3月30日，而其直到2015年6月5日才起诉恒基鸿运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显然已经超过了担保期限，恒基鸿运公司据此不应再承担担保责任。五、被告李华擅自以恒基鸿运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无效，恒基集团公司有证据证实原告提交的的承诺书和担保书均是采取非法手段获取，证据来源不合法。根据法律规定，采取欺诈和胁迫获取的担保均为无效的，因此，恒基鸿运公司据此也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理由是：1、恒基鸿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华的对外担保行为已经超出了自身权限，该代表行为无效。2、恒基集团公司有证据证明原告对沈绍龙及担保人采取了胁迫行为。六、原告起诉称2011年11月18日沈绍龙出具承诺书，但从原告提交证据中并没有该日期的承诺书。
被告沈绍龙、李美娟、恒基鸿运公司、李华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沈绍龙、李美娟、恒基鸿运公司、李华未到庭，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承诺书》的法律效力已得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而被告方无充分有效之证据予以推翻，故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3、4、5，此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被告方无充分有效之证据予以推翻，故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6，认证意见同证据1、2；证据7、8，被告方无反证证明其无效或已被撤销，故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12、13、14、15，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相关联，本院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16，因系原告自制清单，无其他证据佐证，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明目的不予采纳。对被告恒基集团公司提交的：证据1、2、3、4本身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本院依被告恒基集团公司申请依法从淮北市公安局相山分局调取的证据，即李华询问笔录2份、沈绍龙询问笔录2份、谈子林讯问笔录及相对应讯问光盘各3份，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认定的有效证据，结合庭审笔录，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被告沈绍龙是原告建工集团公司承建的合肥妇幼保健院项目、合肥大学科技园C3C4项目的实际承包人，在承包过程中，因其个人原因，工程项目出现严重亏损，给原告建工集团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2011年11月17日，沈绍龙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载明“我沈绍龙自愿因合肥市妇幼保健院分院工程、合肥市大学科技园C3C4项目对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造成的债务和亏损承担清偿责任，并同意由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管辖。”次日，被告恒基鸿运公司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载明“淮北恒基鸿运置业有限公司自愿对沈绍龙因合肥市妇幼保健院分院、合肥市大学科技园C3C4项目而造成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的债务和亏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时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华在承诺书上签字，并加盖了该公司的印章。2011年11月23日，被告沈绍龙因涉嫌伪造原告建工集团公司的印章而被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以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刑事拘留，该案由本院于2012年3月28日判决沈绍龙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拘役四个月零十九天，刑期自2011年11月21日至2012年4月8日止。2011年12月6日，被告李美娟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其对沈绍龙在涉案两个项目的所有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提供房产进行抵押担保。2011年12月8日，被告恒基鸿运公司向原告出具《担保书》，承诺自愿对沈绍龙因承包合肥市妇幼保健院分院、合肥市大学科技园C3C4项目而造成原告的任何亏损承担担保责任，“承担连带归还责任”，直至原告的两项目损失全部得到偿还，并明确此担保为不可撤销担保。被告李华作为法定代表人在该《担保书》上签字，并加盖了恒基鸿运公司的印章。2011年12月9日，沈绍龙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书》，主要内容有：承认两项目亏损系其个人原因所致，并承诺承担全部责任；暂定造成原告的两项目损失金额并明确了还款计划，即：1、确认原告的损失暂按3500万元计算（实际亏损待工程结算审定后，双方清结时为准），扣除已偿还的550万元，汽车质押或抵债200万元（具体以转让时评估值为准），2011年12月31日前再偿还300万元；2、2012年度每季度还款300万元，全年归还1200万元，或支付同等额以上的官司款；3、2013年3月30日还款500万元或支付同等额以上的官司款；4、2013年6月30日还款500万元或支付同等额以上的官司款；5、剩余欠款待项目结算确认及原告对项目进行清结审计后15天内归还；承诺书中还约定了纠纷管辖地法院为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由于沈绍龙未按《承诺书》向原告支付赔偿款，原告于2012年9月10向本院起诉，要求沈绍龙、李美娟共同偿还付款期限为2011年12月31日款项中的298万元（以下称另案一），本院于2012年11月6日作出（2012）天民初字第120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沈绍龙、李美娟分别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故判决沈绍龙、李美娟共同向建工集团公司偿还298万元。沈绍龙后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30日作出（2013）长中民二终字第02303号民事判决书，再次确认了《承诺书》合法有效，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4年原告向本院又起诉要求沈绍龙、李美娟共同偿还付款期限为2012年第一季度款项中的298万元（以下称另案二），本院于2014年9月12日作出（2014）天民初字第18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沈绍龙、李美娟共同向原告偿还298万元。该判决亦已发生法律效力。由于沈绍龙、李美娟均未履行两案中确定之给付义务，亦未支付《承诺书》中的其他款项，恒基鸿运公司也未按《担保书》的担保项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原告遂诉至本院，酿成纠纷。
另查明，被告恒基鸿运公司于2011年5月19日成立，由被告恒基集团公司及被告李华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1亿元，其中恒基集团公司认缴注册资本5100万元，李华认缴注册资本49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华。2011年5月19日为该公司首次验资日期，认缴注册资本存入其基本账户50000333.33元，但其于次日即转出50000300元给濉溪县盛隆商贸有限公司，其基本账户余额为32.53元；2011年8月25日为该公司第二次验资日期，认缴注册资本5000万元先后以2450万元、2550万元分两次存入其基本账户，但该款随即于当日即被分别转给淮北市中亚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1000万元）、安徽亿方置业有限公司（1800万元）、淮北市国森家具店（2200万元）。2013年6月17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沈绍龙一人，注册资本仍为1亿元。
再查明，在本院依被告恒基集团公司申请依法从淮北市公安局相山分局调取的证据中：1、李华在2016年6月30日、7月10日接受询问时述称，“淮北恒基鸿运置业有限公司注册时是沈绍龙想在淮北搞房地产项目，所以找人办理注册了公司，公司没有任何资产，自注册成立后也没有任何业务，注册时，我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实际控制人是沈绍龙，淮北恒基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沈绍龙和我均没有实际出资，但工商注册时讲淮北恒基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51%。”其还陈述，其以恒基鸿运公司的名义为沈绍龙对原告的债务进行担保、在《担保书》和承诺书上签字并加盖恒基鸿运公司的印章以及李美娟出具《承诺书》均系受原告工作人员谈子林胁迫所致，谈子林以“取得湖南建工的谅解书”、“为了沈绍龙能够取保候审”为条件要求李华签章，且签字日期均按谈子林的要求提前了，实际签字时间为2011年12月份。2、沈绍龙在2016年6月26日、7月14日接受询问时述称，其于2011年12月9日出具的《承诺书》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办理其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的公安办案人员拿一张空白A4纸以换取取保候审手续为由诱使其签字，是在胁迫的情况下所签，且承诺书的内容均系原告方事后套打印上去，其对3500万元的损失并不认可，而另一份手书承诺书也是受胁迫所写，日期2011年11月17日是提前的。3、因涉嫌妨害作证罪的案外人谈子林于2016年7月30日、7月31日接受讯问时陈述，沈绍龙出具的两份承诺书均系谈子林委托办理沈绍龙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的公安人员拿去给关押在看守所的沈绍龙签字的，其中手书的承诺书签字日期提前到2011年11月17日，随后找李华以恒基鸿运公司对沈绍龙承诺之债提供担保，沈绍龙、李华之所以签字，是想换取原告方的谅解，从而办理取保候审。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其中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关于被告沈绍龙、李美娟向原告分别出具的《承诺书》的法律效力，已经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长中民二终字第02303号民事判决书和本院作出的（2014）天民初字第18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为合法有效，现被告恒基集团公司用以推翻该效力的证据主要是淮北市公安局相山分局分别对沈绍龙、李华所作的询问笔录及对谈子林所作的讯问笔录，拟证明沈绍龙和李娟所出具的《承诺书》、恒基鸿运公司出具的《担保书》均是受为取得原告建工集团公司的谅解从而为沈绍龙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的诱使、胁迫所签，故都应认定为无效。对该抗辩理由，本院认为，首先，沈绍龙、李华、谈子林在公安机关所作出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本身仍为待证事实；其次，即便该三人所述属实，但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而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故，受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所签合同为可撤销合同，而非恒基集团公司辩称的无效合同。沈绍龙自2012年4月8日刑满释放后，至今未就《承诺书》的效力问题提起撤销权之诉，李美娟、恒基鸿运公司至今也均未就各自出具的《承诺书》、《担保书》提起撤销权之诉，均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故沈绍龙、李美娟、恒基鸿运公司的撤销权均已归于消灭。因此，沈绍龙、李美娟分别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以及恒基鸿运公司向原告出具的《担保书》均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关于被告恒基集团公司主张原告诉请的债权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适用普通民事诉讼时效期间2年规定。沈绍龙在其对原告出具的《承诺书》中，承诺对其造成原告损失的赔偿分期履行，已经确定的赔偿金额最后一期履行日为2013年6月30日，而未确定的剩余欠款是承诺在项目结算确认及原告对项目进行清结审计后15天内归还，现原告与沈绍龙至今仍未就剩余欠款达成结算，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原告于2015年7月6日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被告恒基集团公司的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沈绍龙按《承诺书》中的承诺，偿还2012年第二季度2012年6月30日300万元、第三季度2012年9月30日300万元、第四季度2012年12月31日300万元、2013年3月30日500万元以及另案一和另案二所涉本金中尚未主张的各2万元，共计1404万元本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沈绍龙未按约履行上述偿付义务，还应依法赔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的计算方式为：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每期应付款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因原告在另案一、另案二中并未主张债权本金的利息，其在庭审中要求该部分债权本金的利息在本案中一并主张，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李美娟应按其承诺依法对沈绍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恒基鸿运公司应按《担保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依法对沈绍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被告恒基集团公司主张恒基鸿运公司已过担保期限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担保书》表述担保责任直至两项目的亏损全部得到偿还时止，应视为约定担保期限不明，根据法律规定，在此情形下，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如前所述，“剩余欠款”的结算至今尚未完成，故主债务履行期届满日亦未确定，故被告恒基集团公司认为本案已过担保期限的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恒基集团公司认为沈绍龙出具的《承诺书》并未明确原告的损失金额，即主债权未明确，恒基鸿运公司担保责任范围就不明确，故恒基鸿运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承诺书》已经明确的偿付金额为3500万元，而另案一、另案二所涉金额与本案诉请金额总计并未超过3500万元，故本案的主债权是明确的，恒基鸿运公司理应承担担保责任。
被告恒基鸿运公司的发起股东为被告恒基集团公司和被告李华，认缴注册资本分别为5100万元、4900万元，发起股东于2011年5月19日首次验资日存入公司基本账户5000余万元，但又于次日即转出5000余万元给濉溪县盛隆商贸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25日第二次验资日存入公司基本账户5000万元，但该款随即于当日即被分别转给淮北市中亚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安徽亿方置业有限公司、淮北市国森家具店。基于被告恒基集团公司、李华在两次验资完成后，分别于次日和当日即全部转出注册资本的行为，明显非正常公司经营业务往来，且根据被告李华在淮北市公安局相山分局的陈述，其自认“公司没有任何资产”、“淮北恒基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沈绍龙和我均没有实际出资。”因此，恒基集团公司、李华作为恒基鸿运公司的发起股东，上述行为应认定为抽逃出资行为。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恒基集团公司、李华应当分别在抽逃出资本息5100万元、490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恒基鸿运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被告恒基集团公司辩称其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二项、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沈绍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按《承诺书》向原告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偿还付款期限为2011年12月31日的2万元、付款期限为2012年3月31日的2万元、付款期限为2012年6月30日的300万元、付款期限为2012年9月30日的300万元、付款期限为2012年12月31日的300万元、付款期限为2013年3月30日的500万元，共计本金1404万元；
二、限被告沈绍龙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300万元自2012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00万元自2012年4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00万元自2012年7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00万元自2012年10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00万元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500万元自2013年4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产生的利息；
三、被告李美娟对被告沈绍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被告淮北恒基鸿运置业有限公司对被告沈绍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被告淮北恒基置业集团公司、被告李华分别在抽逃出资5100万元、49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被告淮北恒基鸿运置业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向原告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六、驳回原告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2621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31212元，由被告沈绍龙、李美娟、淮北恒基鸿运置业有限公司、淮北恒基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李华承担（此款已由原告预交，由五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舒智玲
人民陪审员 熊达军
人民陪审员 张闻骥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代理书记员 杨思静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十二条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六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四条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自然规律及定理；
（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五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