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50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法定代表人：裵敬泰，总裁。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永富，北京世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俊，男，1984年6月24日出生。
上诉人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俊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01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三星公司委托代理人田永富，被上诉人郭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郭俊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郭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三星公司作为“总运营商”应对旗下产品承担“经营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09年修正）》第三条，经营者仅限于生产者和销售者及服务的提供者，三星公司既不是涉诉产品的销售者，也不是生产者，亦不是服务的提供者。因此，三星公司不属于法律所界定的经营者。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09年修正）》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三星公司不是直接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该规定对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时的赔偿主体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一是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的一般情形下，只能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二是只有在因产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情形下，方可在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选择赔偿主体。本案中，即使三星公司进行了错误的宣传，但该错误并不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权益，未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属于上述第一种情形，只能向产品的销售者追究责任。二、本案属于合同之诉，并非侵权之诉，三星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判断是否构成侵权的前提是确定被侵权的民事权利是否为侵权法意义上的绝对权。本案中消费者的知情权并非基于人身权、财产权的绝对权，本案所诉争的并非侵权关系，而是合同关系。三、即便是在合同之诉的案由下，三星公司的行为也不构成欺诈。1.一审判决错误的将“主观故意”的举证责任直接倒置，转移给了三星公司，认定三星公司应承担证明“非故意”的举证责任，在法律规定之外创设了新的举证责任倒置特例，属于错误的分配了举证责任。2.一审判决认定三星公司“在发现错误后未主动、公开地向消费者进行告知”系属查明事实不清，且以此作为推定“故意”的依据，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从涉诉宣传错误的原因、涉诉手机主打卖点及宣传方式来看，手机频段技术性较高，不被普通消费者关注和了解，该错误宣传不会给三星公司带来更多的利益，三星公司不存在欺诈的意图，故不存在故意；其次，三星公司在事发后表现也可验证三星公司的主要意图，原审法院未能认定三星公司在发现错误后立即积极解决问题、全面更改错误这一重要事实；原审法院判决以未公示推定故意，系在法律之外增加当事人的义务，适用法律错误。3.郭俊未举证证明其“意思表示错误”及其与三星公司错误表述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两个欺诈的构成要件，且对于该事实，一审法院未予查明。郭俊的购机目的是否与手机频段表述相关，是认定消费者意思表示错误与三星公司错误表述之间因果关系的关键，而该事实的举证责任在郭俊。本案中，郭俊未能举证证明其在购买手机时知道三星公司进行过错误宣传，而且系出于特定频段的用途购买手机，即未能证明其因为错误宣传的误导而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故三星公司的宣传错误对于郭俊的购买行为没有起到诱使的作用，不构成欺诈。4.郭俊购买手机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并非因为手机的频段信息而进行的购买，也未因该手机的宣传而遭受任何损失。四、郭俊对购买过程描述不清，购机手续不完备、不真实，不能证明其购买行为的实际发生。一审法院没有查清郭俊的实际购机时间、实际经销单位、经销单位是否为授权经销商、以及发票开具时间是否与实际购机时间一致，郭俊的购机手续和购机发票也不完备，其购买过程的表述的真实性完全无从查明，郭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五、原审判决无法履行，且可能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三星公司并非本案手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也没有收取郭俊任何购机款项，一审判决要求三星公司返还购机款项实际上无法履行。且一审法院在欺诈构成要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进行认定和判决是错误的，很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变相鼓励了相当数量的所谓“消费者”的滥诉。而事实上，确有为数不少的非真实消费者为了获取补偿及赔偿，在知道三星公司发生错误并已经改正之后购机，或通过多种渠道无偿或以很低的成本获得他人手机，甚至有人持虚假发票索赔，方法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如果这些人同样得到了退一赔一的赔偿，则违反了诚信原则，对于三星公司极为不公平。
郭俊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证据确实充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三星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郭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三星公司返还购机款30219元，并按照购机款三倍惩罚性赔偿9065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俊提交了北京永特三六五商务有限公司、北京玉蜓物美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市泰龙吉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五张，并当庭出示了三星品牌N7102型手机六部，用以证明其于分别以4888元、5699元、4835元、4799元、9998元（两部）的价格购买了上述手机。郭俊所持上述手机的生产者为惠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郭俊提交了印有广告主为三星公司的宣传单页复印件及外包装盒，其中记载N7102双卡双待手机的网络参数为：WCDMA850/900/1900/2100MHz、GSM850/900/1800/1900MHz。
郭俊提交了惠州质监局、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出具的相关回复以及相关裁判文书的复印件，证明三星公司已经因该型号手机实际支持频段与对外不符被认定构成虚假宣传，并承担了赔偿责任。
经询，三星公司称三星品牌N7102型手机确实缺少宣传中的WCDMA850MHz、1900MHz频段支持功能。三星公司在发现宣传错误后未以公开声明方式对此予以更正。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郭俊所购手机并非三星公司直接生产，但是三星公司作为三星品牌N7102型手机在中国地区的总运营商，理应对其旗下产品承担经营者责任。
手机支持频段的范围是涉及手机基本使用功能的重要参数，三星公司在三星品牌N7102型手机宣传过程中标注的手机支持频段范围与实际不符；三星公司未就其所谓“非故意”充分举证，且在发现错误后未主动地、公开地向消费者如实告知；故该院认定三星公司对该型手机的错误宣传已构成欺诈消费者行为，其应依法承担相应的退还货款以及增加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年修正）的施行时间为2014年3月15日，而郭俊购买六部手机的时间均在2014年3月15日之前，故本案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09年修正）中的相关规定，即郭俊有权要求三星公司返还购机款并赔偿一倍价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09年修正）》第四十条第（三）项、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1.三星公司于郭俊退还三星品牌N7102型手机（六部）当日向郭俊返还购机款30219元，并赔偿30219元;2。驳回郭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三星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郭俊主张三星公司于2012年10月在上海发布涉诉手机的新品发布会，发布会中对手机频段进行了虚假宣传，且三星公司的官方网站、宣传单页等亦进行了上述虚假宣传。三星公司否认其在新品发布会上提及涉诉手机的频段，认可官网宣传和发放的宣传单页上对于频段的宣传确有错误。
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三星公司对于上述手机频段的宣传进行了整改和更正，但未向公众公开发表更正声明。
三星公司系外国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系涉诉手机在中国的总运营商，负责制定涉诉手机在内的三星品牌产品的生产经营计划、新品的广告发布与宣传等。三星公司称涉诉手机的生产商惠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系其子公司，三星公司的收入来源于其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收益。三星公司主张其属于广告经营者。
郭俊提交的：1.发票代码111001476011发票号码00320489的购物发票上显示：品名：三星N7102、三星N7102；数量：1、1；单价：4999、4999；金额：4999、4999；合计：￥9998.00；开票日期：2014年10月19日；付款单位：个人；收款单位名称：北京玉蜓桥物美商贸有限公司，并加盖了“北京玉蜓桥物美商贸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以下简称该发票为发票1）。2.发票代码111001476011发票号码00320490的购物发票上显示：品名：三星N7102；数量：1；单价：5699；金额：5699；合计：￥5699.00；开票日期：2014年10月19日；付款单位：个人；收款单位名称：北京玉蜓桥物美商贸有限公司，并加盖了“北京玉蜓桥物美商贸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以下简称该发票为发票2）。3.发票代码111001476011发票号码00320494的购物发票上显示：品名：三星N7102；数量：1；单价：4799；金额：4799；合计：￥4799.00；开票日期：2014年10月19日；付款单位：个人；收款单位名称：北京玉蜓桥物美商贸有限公司，并加盖了“北京玉蜓桥物美商贸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以下简称该发票为发票3）。4.发票代码111001272011发票号码27694724的购物发票上显示：商品名称：手机；商品规格：三星N7102：数量：1；单价：4835；金额：4835；；开票日期：2013-2-25；客户名称（全称）：个人；并加盖了“北京市泰龙吉贸易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以下简称该发票为发票4）。5.发票代码1100114620发票号码08083692的购物发票上显示：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三星；规格型号：N7102：数量：1；单价：4177.7777778；金额：￥4177.78；税额：￥710.22；价税合计：￥4888.00；开票日期：2012年12月18日；购货单位名称：个人；销货单位名称：北京永特三六五商务有限公司，并加盖了“北京永特三六五商务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以下简称该发票为发票5）。郭俊主张，对于发票1涉及的两部手机，其系于2013年3月3日购买；对于发票2涉及的两部手机，其系于2013年2月16日购买；对于发票3涉及的两部手机，其系于2013年3月1日购买，以上三份发票载明的开票日期2014年10月19日为补开发票的时间。
本院依三星公司的申请，到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对涉诉发票的真伪进行调查，经鉴定，发票代码111001476011发票号码00320489、发票代码111001476011发票号码00320490、发票代码111001476011发票号码00320494的三份发票系伪造发票；发票代码111001272011发票号码27694724、发票代码1100114620发票号码08083692两份发票的票面信息与北京国税发票查验系统登记信息未发现不符。
本院依三星公司的申请，到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加盖“北京玉蜓桥物美商贸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的发票1.2.3进行调查，经该公司查询，上述三份发票非北京玉蜓桥物美商贸有限公司开具，自2011年以后北京玉蜓桥物美商贸有限公司开始使用自带发票章的卷发票。经该公司比对，上述三份发票上的发票专用章中的发票代码号与北京玉蜓桥物美商贸有限公司发票代码号不一致。
庭审中，郭俊对三份被税务机关认定为伪造发票的意见是：我是在中关村地下购买的手机，因为中关村地下柜台总是发生变化，我去找开发票的时候说我买的那家撤柜了，是不是原先的公司我不清楚，我向柜台说我要保修手机，他们说他们那可以给我开，我也没细问是哪个公司，是否换了公司我不清楚。对于其中出现“物美”字样的问题，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是中关村地下，具体哪个柜台记不清了，去中关村地下开具发票的日期是2014年10月19日，我在开三张票时我并不知道是中关村地下的哪个公司。本院询问郭俊是否能够对购买行为进行证据的补强，郭俊表示无法补强，不需要举证期限。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郭俊在本案中主张其于2012年12月18日、2013年2月16日、2013年2月25日、2013年3月1日、2013年3月3日先后五次在北京购买六部涉诉手机。对此，郭俊共提交了发票1、2、3、4、5共五份发票。由于上述五份发票情况不一，本院分类进行论述。
一、对于发票1、2、3涉及的四部手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09年修正）》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三星公司对涉诉手机不具备的频段进行了宣传，客观上向消费者告知了虚假情况，则郭俊应证明其基于错误认识而作出了意思表示，具体来讲，郭俊应就其购买了涉诉手机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郭俊在一审中出示了涉诉手机及发票。对于发票1、2、3涉及的四部手机，郭俊主张其分别于2013年3月3日、2013年2月16日、2013年3月1日购买，但经本院核查，该三份发票确系伪造发票，无法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基本情况，而其亦未能证明其就涉诉手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未能证明其购买手机的时间、价款，则郭俊未能证明其系基于三星公司的虚假宣传陷入了错误认识而作出购买手机的意思表示，亦未能证明其损失的数额。故本院对郭俊关于其购买了涉诉四部手机，三星公司对其进行了欺诈的主张不予采信，对其要求三星公司返还购机款并赔偿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郭俊是否购买发票1、2、3涉及的四部手机手机的事实认定错误，本院对该部分判项予以更正。
二、对于发票4、5涉及的两部手机。
郭俊提交的发票4、发票5涉诉手机等证据可以证明郭俊分别于2013年2月25日及2012年12月18日购买了两部涉诉手机。届时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尚未实施，故应适用1993年通过，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2009年消法》）。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三星公司是否应承担经营者责任；2.本案是否属于侵权责任纠纷；3.三星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
（一）、关于三星公司是否应承担经营者责任。
《2009年消法》第三条规定：“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2009年消法》虽并未直接对经营者的含义作出界定，但通过该法上下文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得知经营者应包含以下特征：一是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二是从上述行为中营利。本案中，三星公司虽非生产者、销售者，但其系涉诉手机在中国地区的总运营商，其营利来源于涉诉手机的生产和销售，可认定其属于经营者的范畴，应当承担经营者责任。
关于三星公司主张其为广告经营者的意见，本院认为，《2009年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的，消费者可以请求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惩处。广告的经营者不得提供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于2015年9月1日施行，在此之前的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应适用199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以下简称《1995年广告法》）。《1995年广告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本法所称广告经营者，是指受委托提供广告设计、制作、代理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本案中，三星公司虽系涉诉手机广告的发布者，但其并非以发布广告为经营内容，其发布广告并非基于生产者、销售者的委托，而系推广其品牌的商品，其收益来源于商品的经营而非来源于发布广告的服务经营，不应认定为其仅承担《2009年消法》第三十九条的广告经营者责任，而应认定其应就涉诉手机的宣传和经营承担经营者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侵权责任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09年修正)》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该条系关于消费者知情权之规定。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害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本案中，郭俊主张三星公司发布了虚假的商品信息，侵犯了郭俊的知情权，属于侵权责任纠纷的范畴，故郭俊起诉主张三星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三）、关于三星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
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2009年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一般来讲，欺诈的认定应具备以下几个要素：1.欺诈的故意；2.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3.对方陷入错误认识；4.对方基于错误认识而为意思表示。本案中，三星公司对涉诉手机不具备的频段进行了宣传，属于客观上向消费者告知了虚假情况，在虚假宣传后，三星公司仅仅系自行更正宣传，其并未通过公开方式消除错误宣传之影响。郭俊系分别于2013年2月25日及2012年12月18日购买了两部涉诉手机，届时三星公司对虚假宣传的整改工作尚未完成，则三星公司的宣传行为足以构成对郭俊的误导并令其购买商品，也即该行为足以令郭俊陷入对手机性能的错误认识并基于该认识而作出购买商品的意思表示。郭俊作为消费者购买了上述商品，则探讨三星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焦点问题在于三星公司对涉诉商品的宣传行为是否存在主观故意。
欺诈的故意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消费者难以对此进行直接的证明，因此，应当从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是否尽到注意义务、具体的销售行为对消费者和经营者构成的影响，结合消费者的举证能力及案件的客观事实，综合推断经营者是否存在欺诈的故意。手机支持频段的范围是涉及手机基本使用功能的重要参数，三星公司作为面对消费者的经营者，其有能力也有义务对其相关商品进行审查。此外，从行为效果上看，三星公司将两频段手机宣传为四频段手机，客观上确实有利于提高该型号手机全频段手机的形象，并以此提高销量，也即此种错误宣传行为极有可能为三星公司带来更多的收益。现三星公司未尽到其能尽而且应尽的审查义务，其错误宣传涉诉商品的行为可能为其带来更多的收益，故本案可推定三星公司的行为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即三星公司的行为属于欺诈行为。故三星公司应当退还郭俊购机款，并按照《2009年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赔偿郭俊的损失。一审法院对发票4、5涉及的两部手机的判项认定正确，本院对该部分判项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三星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09年修正）》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01229号民事判决；
二、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于郭俊退还三星品牌N7102型手机（二部）当日向郭俊返还购机款九千七百二十三元，并赔偿九千七百二十三元；
三、驳回郭俊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281元，由郭俊负担1844元（已交纳）；由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担43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359元，由郭俊1099元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由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担260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巴晶焱
审 判 员 郑吉喆
代理审判员 王天水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天冕
书 记 员 崔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