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21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路粤海工业村（深圳动漫园）1-2栋701-709（办公场所）。
法定代表人张桂先，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健，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冯贤滨，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芳，女，1976年11月4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秀明，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甘世坚，男，1966年12月10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钱奕文，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露露，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南京中黎建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汉中门大街1号A幢22层I座。
法定代表人钦林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钱奕文，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露露，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芳、原审被告甘世坚、南京中黎建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黎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5）雨商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4月13日、2016年5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三鑫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健、冯贤滨（未参加2016年5月31日庭审），被上诉人刘芳的委托代理人王秀明，原审被告甘世坚及中黎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钱奕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法定事由，延长一个月审限，现已审理终结。
刘芳一审诉称：2010年7月15日，三鑫公司与案外人南京亚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雷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三鑫公司承建亚雷公司发包的三胞集团总部大楼1-9层外装幕墙及铝合金门窗工程（以下简称案涉工程）。随后，三鑫公司又与中黎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书》，将案涉工程转包给中黎公司，中黎公司为工程实际施工人。甘世坚是中黎公司控股股东，为缓解中黎公司施工资金不足问题，曾多次代中黎公司出面向刘芳借款。2012年11月15日，中黎公司向刘芳出具《承诺函》，承诺其作为借款实际使用人与甘世坚共同向刘芳履行偿还本息义务。2012年11月15日，中黎公司与刘芳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中黎公司将案涉工程中对三鑫公司享有的800万元工程款债权转让给刘芳享有。故请求判令：1.三鑫公司向刘芳支付债权受让款800万元；2.甘世坚、中黎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三鑫公司、甘世坚、中黎公司负担。
三鑫公司一审辩称：对《债权转让协议》真实性有异议，即使真实也未生效。三鑫公司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亦未与中黎公司进行最终结算，且已超付工程款。故中黎公司对三鑫公司不享有到期债权，请求驳回刘芳对三鑫公司的诉讼请求。
甘世坚、中黎公司的答辩意见与三鑫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15日，刘芳与中黎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中黎公司向刘芳转让其对三鑫公司在多个工程中的债权合计5000万元，其中含亚雷公司发包案涉工程的800万元工程款债权。2012年12月19日，刘芳将中黎公司《债权转让通知书》经快递送达至三鑫公司。
一审另查明：2010年7月15日，三鑫公司与亚雷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三鑫公司承建亚雷公司发包的案涉工程，合同价款1580万元；工程款（进度）支付约定：铝型材全部进场经监理、发包方验收合格支付合同价20%，陶板、玻璃、花岗岩铝板、铝板全部进场经监理、发包方验收合格支付合同价10%，工程完工、竣工验收合格后，将竣工资料完整移交发包人，并在竣工验收合格后（十五日内承包人所有临时设备必须拆除完毕）三个月内支付合同价（扣发包方供材料）的20%，余款在工程结算审计结束一年后三个月内支付至结算价款或以等值房产冲抵。
2011年1月19日，三鑫公司与中黎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三鑫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中黎公司，合同价款1580万元，最终结算依据业主审定的结算价款；中黎公司上缴合同总额3%的管理费，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增加减少变更工程造价和奖励，包干利润不作调整；在施工过程中，三鑫公司与业主有关工程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该协议第八条约定：业主向三鑫公司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支付方式支付合同价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款项；除非三鑫公司同意或者双方另有约定，中黎公司应当按照工程需要与业主支付工程款的进度使用工程款。
三鑫公司与中黎公司之间除案涉工程外，还在盐阜宾馆项目、南京红宝丽项目、聚泽园项目等多个工程项目进行合作。
2011年8月8日，亚雷公司以总价值13941811元的两套商品房（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大道11号宏图上水园12幢202室、20幢108室，以下分别简称12幢202室、20幢108室、）冲抵其应付三鑫公司的工程款。2011年8月10日，三鑫公司与中黎公司签订《协议书》，三鑫公司承诺将上述两套房屋过户给中黎公司，以冲抵三鑫公司应支付中黎公司的案涉工程款项。2012年5月14日，三鑫公司为将上述两套抵债房产变现，委托甘世坚与案外人吴长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甘世坚将上述两套房屋作价800万元卖予吴长春，吴长春付款后的2012年11月10日前，甘世坚必须负责将上述两套房屋过户至吴长春名下。2012年5月，吴长春支付给甘世坚现金800万元，2013年三鑫公司配合吴长春将12幢202室过户至吴长春名下。另，20幢108室已出售给他人并过户。
2013年9月24日，三鑫公司与亚雷公司进行竣工结算，双方均在《竣工结算造价确认书》中盖章确认，案涉工程结算的工程价款为26151665.39元。2014年1月29日，亚雷公司委托江苏东佳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案涉工程结算审核，审定价为23831480.45元，核减金额2320184.94元，核减率8.87%，亚雷公司与三鑫公司均在《工程结算审定单》上签字盖章。
一审再查明：中黎公司注册资本为518万元，其中甘世坚出资455.84万元，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钦林涛出资62.16万元。中黎公司在承建案涉工程及其他工程时，为筹集资金，以甘世坚名义多次向刘芳借款，2011年8月15日至2012年11月6日间，刘芳向甘世坚提供借款共计13545.3万元。2012年1月至2012年11月间，甘世坚陆续向刘芳还款合计9834.3万元。另有1700万元的款项往来，非甘世坚与刘芳之间发生，刘芳未予认可。
2012年11月15日,中黎公司向刘芳出具《承诺函》，承诺其作为甘世坚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与甘世坚共同向刘芳履行偿还借款本息义务。当日刘芳与中黎公司签订上述《债权转让协议》。
三鑫公司对《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要求对该协议中中黎公司公章、打印文字、刘芳签名的形成时间先后顺序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中中黎公司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故公章、打印文字和刘芳签名的形成先后并不足以推翻该协议的真实性，对三鑫公司的鉴定申请未予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三鑫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中黎公司，中黎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对三鑫公司享有工程款债权。中黎公司将其对三鑫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刘芳，并在《债权转让协议》上加盖了公章，该协议应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债权转让通知书》已向三鑫公司送达，债权人中黎公司已履行通知义务，故中黎公司对刘芳的债权转让行为对债务人三鑫公司发生效力，刘芳取得受让债权，对债务人三鑫公司享有债权请求权。
三鑫公司主张中黎公司对其不享有到期债权，并提供了20笔款项支付明细用以证明其已向中黎公司超额支付了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因三鑫公司与中黎公司有多项合作工程，三鑫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向中黎公司所付款项已实际全部用于案涉工程，且三鑫公司与中黎公司“以房抵债”的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中黎公司至少仍享有对三鑫公司800万元的债权，故对三鑫公司此项抗辩不予支持。
三鑫公司、甘世坚、中黎公司对《承诺函》、《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不予采信。三鑫公司、甘世坚、中黎公司均主张《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生效条件“签字盖章”是并列关系，二者缺一不可，而该协议上仅中黎公司盖章，故该协议无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约定合同“签字盖章”之日生效，从字面解释，一般为签字或者盖章之日生效，除非当事人特别约定经当事人签字并且盖章之日生效。刘芳与中黎公司并无此类特别约定，故“签字盖章”应为选择关系，满足其一协议即生效。
中黎公司将其对三鑫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刘芳后，甘世坚、中黎公司与刘芳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且甘世坚、中黎公司未对三鑫公司履行债务提供保证责任，故刘芳要求甘世坚、中黎公司对三鑫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深圳市三鑫幕墙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刘芳支付债权受让款800万元；二、驳回刘芳对甘世坚、南京中黎建设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72800元，由三鑫公司负担。
三鑫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未查清本案关键事实，并且在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程序。故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芳的诉讼请求；2.刘芳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一）一审判决根据《内部承包协议书》认定三鑫公司与中黎公司之间存在转包关系错误。
该协议书无中黎公司签名及盖章，三鑫公司和中黎公司原一审中均否认该协议书，并提交了双方真实签订并履行的转包协议即《合同协议书》，刘芳在发回重审中也将该《合同协议书》作为其证据进行了提交，故一审法院仍以《内部承包协议书》作定案依据，与各方当事人陈述均不相符。
（二）一审判决未查清《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效力及性质。
1.《债权转让协议》真实性存疑。甘世坚及中黎公司均明确表示该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系由刘芳伪造。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在该协议签署期间，刘芳对甘世坚享有的债权最多仅为3711万元，还包括1700万元存疑款项，但该协议约定的转让债权数额为5000万元，加上刘芳另案提交的另两份同日出具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000万元与5000万元，总金额高达1.2亿元，这与上述3711万元差距过大，数额明显不符。除非是伪造、套打或者非真实意思表示，否则不可能有人会用1.2亿元偿还3711万元。另外，建筑工程款几乎不会出现整数，但《债权转让协议》及《承诺函》中的数项工程项目所涉债权数额均是整数，不符合常理。刘芳陈述其对于甘世坚和中黎公司实际施工人的状况不清楚，担心被骗，且甘世坚当时出国躲债，故刘芳在受让债权时，明知基础债权未必存在，亦不知晓债权数额，此种债权转让不符合常识和逻辑。基于此，三鑫公司及中黎公司在一审中多次要求对《债权转让协议》中公章与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未予回应，导致本案关键事实无法查清。
2.即使《债权转让协议》真实，但该协议依据的转包合同无效，中黎公司与刘芳之间不存在可转让的合同权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三鑫公司中黎公司签订的《合同协议书》应属无效。而合同无效后的权利义务关系应由法律规定强制调整，不由当事人自由约定，故中黎公司不能基于无效合同享有任何权利，亦不得转让其基于该无效合同产生的工程款请求权。
3.即使《合同协议书》有效，但由于该协议第十三条第6款约定“中黎公司不得以自己名义对外融资”，第十条第8款第（5）项约定“中黎不得将任何责任转嫁给三鑫公司，禁止中黎公司将案涉工程的任何权利对外转让，以避免给三鑫公司造成任何权利负担”，故《债权转让协议》及《承诺函》所载的中黎公司通过甘世坚对外融资的行为违反了《合同协议书》的约定。另外，中黎公司对案涉工程仍负有基于其特定身份产生的如质量保修等义务，故《合同协议书》对中黎公司具有一定人身依附性，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转让协议》也应属无效。
4.一审判决认定中黎公司作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对三鑫公司享有工程款请求权，但如系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赋予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请求权，则属不当得利请求权。但法律赋予实际施工人该请求权是基于对农民工进行保护的立法宗旨，专属于实际施工人，不得转让，故认定刘芳合法受让工程款请求权与立法本意相悖。
5.《债权转让协议》不具备合同约定的生效要件。三鑫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由该公司及亚雷公司共同加盖公章并签字的《工程结算审定单》，一审判决对此表述为“亚雷公司与三鑫公司均在《工程结算审定单》上签字盖章”，故一审判决已根据常识和实际情况作出了“签字盖章”应解释为并列关系的判断。但对《债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的“签字盖章”，一审法院却认定为选择性约定而非并列性约定，自相矛盾。根据汉语的使用习惯和字面解释，“签字盖章”应属并列短语。三鑫公司原一审中提交了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116号案件裁判文书，其中认定“签字盖章”为并列关系。本案除《承诺书》外，无任何证据佐证《债权转让协议》系中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中黎公司无人在该协议中签字，协议应未生效。
6.即使《债权转让协议》真实，但从协议内容来看，中黎公司及刘芳基于该协议所成立的并非债权转让法律关系。根据债权转让的特点，债权转让达成后即完成，让与人退出原法律关系。但根据《债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甘世坚及中黎公司对刘芳就基础债权无法实现的部分还应继续承担清偿责任，故中黎公司与刘芳之间的债权债务只有在基础债权实现以后才消灭。基于此，中黎公司与刘芳形成委托收款与债务抵偿的双重关系。刘芳依据《债权转让协议》仅享有代中黎公司向三鑫公司主张债权的权利，对三鑫公司不直接享有任何权利，一审判决未查清《债权转让协议》的性质，仅依据标题即认定属债权转让，且在认可债权转让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却否认《债权转让协议》的担保、委托收款及债务抵偿约定，歪曲各方真实意思。
7.假设中黎公司就案涉工程对三鑫公司享有合同债权，且《债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那么该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债务承担而非债权转让，即中黎公司以债权转让名义将三鑫公司纳入其与刘芳、甘世坚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中，以让三鑫公司与中黎公司共同向刘芳偿还借款义务。但三鑫公司对此从未同意或认可，中黎公司与刘芳之间的债务承担合议对三鑫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
8.债权转让系有偿法律关系，在《债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甘世坚最多欠刘芳3711万元，但转让债权为5000万元，甘世坚、中黎公司应可向刘芳追讨多付的1289万元。
9.《债权转让协议》和《承诺函》相互矛盾。（1）两份文件列明的工程名称不能对应。《承诺函》列明了至少7个工程项目，而《债权转让协议》列明的只有6个工程项目，但是这两份文件中都注明了中黎公司通过甘世坚向刘芳借款5000万元用于两文件所列的项目，自相矛盾。（2）刘芳和中黎公司应证明5000万元用于哪些项目及实际投入是多少。（3）中黎公司在同一天出具上述两份相互矛盾的文件，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和常识。
（三）债权转让的通知方式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应对三鑫公司发生法律效力。
1.三鑫公司从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刘芳提交的快递单并非中黎公司寄出，寄件人电话也非中黎公司法定代表人钦林涛所有。刘芳在可以查知三鑫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却将《债权转让通知书》寄送给该公司法务部负责人，将导致如存在送达行为，也送达不了的后果。同时，快递单收件人一栏也无人签收。刘芳未及时收回被签收的快递单，亦未到快递公司保存证据，不符合常理。
2.刘芳提供的跟踪记录查询单是虚假和伪造的。刘芳寄送《债权转让通知书》时并未选择一般商业惯例或正式的EMS快递，而是选择申通快递，因其管理不规范极易被窜改，因此，该快递是否真实无法保证。刘芳在原二审中提供了江苏申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申通公司）盖章的跟踪记录查询单，但并未将该证据原件交予三鑫公司核对。
3.刘芳在诉讼中提交《债权转让协议》是其举证行为，而非《合同法》规定的债权转让通知行为。在债权转让关系中，原债权人是通知的主体，刘芳自认是受中黎公司的委托，但在委托人中黎公司从未认可委托行为的情形下，刘芳的债权转让通知行为应无效。
（四）一审判决书载明“2011年8月10日，三鑫公司与中黎公司签订协议，承诺由三鑫公司将上述两套房屋过户给中黎公司”，但三鑫公司与中黎公司之间从未有过上述约定。
二、三鑫公司不欠付中黎公司工程款
即使《债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三鑫公司对让与人中黎公司的抗辩权利可向受让人刘芳主张。一审中，三鑫公司提交了大量付款凭证，以证明已就案涉工程向中黎公司付清全部款项并超额支付，对此，中黎公司予以认可。至此，三鑫公司的抗辩意见已经成立。当然，如刘芳认为上述事实将导致其权益无法现实，其可另案向中黎公司主张，其实体与程序权利并未受到侵害。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1.一审判决未准确界定刘芳受让权利的性质，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未予明确。
2.一审判决对亚雷公司用于抵工程款的两套房产性质认定不清，对三鑫公司与亚雷公司、三鑫公司与中黎公司之间相关协议未准确认定，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四、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
1.一审合议庭成员变更未告知当事人。一审法院进行了三次开庭审理，中途合议庭成员发生变更，但并未通知当事人，庭审时也未说明，且作出判决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之一汤学军并未参与第二次庭审，违反《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
2.一审法院偏袒刘芳一方，放任刘芳滥用诉讼权利。刘芳在原一审程序中由给付之诉变更为确认之诉，而该次变更是在庭审辩论完成以后变更的，早已超出法定期限，在案件其他当事人明确反对的情况下，原一审合议庭仍同意变更。在发回重审后，刘芳再次变更诉讼请求，并且变更了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发回重审的案件并不完全等同于新的一审案件，应当遵循相关法律规定。
3.一审法院对三鑫公司的鉴定申请未予准许。一审中，三鑫公司、甘世坚及中黎公司均对《债权转让协议》真实性提出异议，且三鑫公司要求对该协议中中黎公司公章、打印文字、刘芳签名形成时间先后顺序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未予准许，致使与案件相关的主要证据无法查明。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国内的鉴定机构有能力作出此种鉴定，三鑫公司在一审中也已提供了《情况说明》，不能仅因某鉴定机构称无法鉴定而放弃对该事实真伪的查明。
4.一审法院对甘世坚的调查取证申请未予准许。一审法院要求甘世坚以及刘芳就借贷事实提供证据，查清双方真实的借贷情况，据此，甘世坚提供了证据，但是鉴于其还款时间较长，一般商业银行无法打印，只能申请法院向人民银行调取相关证据。但一审法院驳回了甘世坚的上述申请，放弃对该事实的查明。
5.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了举证责任。本案中，刘芳应对自己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三鑫公司在中黎公司已确认不存在债权的情况下，本应无需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但一审法院仍要求三鑫公司提交大量付款凭证，后又不予认定，对三鑫公司不公平。
另外，三鑫公司补充发表以下上诉意见：
一、关于“以房抵债”问题
1.2011年8月10日，中黎公司与三鑫公司签订了《协议书》，认可并接受以两套房的房款（总价为13941811元）抵扣工程款。从该《协议书》签订之日起，13941811元款项就已经结算为工程款。至于其后中黎公司何时收取该房款、能不能变现房款、以何种价格变现等均与三鑫公司无关，且中黎公司亦认可收取了上述两套房的全部房款。
2.（2014）宁民终字第2156号案件中涉及的房款由谁收取及款项流转问题，与中黎公司、三鑫公司之间就房款抵扣工程款，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刻意混淆。
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2号审委会纪要不适用于本案，其立意宗旨和目的与本案不同。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所谓“以物抵债”法律关系，即不存在任何“财产折价归债权人所有”的约定，也没有任何一方取得或主张取得物权。另该会议纪要不是法律法规，不能作为判案依据。
4.（2016）湛仲字第219号仲裁裁决书（以下简称仲裁裁决书）已认定“截至2011年8月10日，申请人三鑫公司已支付24448551元，已超出了最终确认的案涉工程结算审定价。”其中已经包含了上述13941811元款项。该仲裁判决书系对三鑫公司与中黎公司之间的案涉工程项目总结算的查明和认定，具有终结性的司法裁决效力。案涉基础债权债务关系之事实，应以该仲裁裁决书为准。
5.如刘芳认为甘世坚收取的800万元房款系基于三鑫公司委托，三鑫公司依法可以向中黎公司和刘芳主张抵销，刘芳亦无权向三鑫公司主张该款。关于20幢108室，南京源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久公司）将该房屋出售给戴超的时间为2011年9月17日，早于刘芳主张的债权转让通知日，且该房款已由中黎公司确认取得。此外，仲裁裁决已经裁决中黎公司应向三鑫公司返还10185108.71元，三鑫公司依法也可以向中黎公司主张抵销。
二、关于债权转让通知的效力
1.刘芳提交的快递单上的“内件物品”只有“通知”二字，并不能证明该“通知”就是所谓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同时，快递单上亦无快递公司标出的“已验视”印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的规定。此外，快递单上没有寄件时间、也没有签收时间，不能成为证明其主张的证据，且快递单本身也容易被伪造。
2.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公司）确认其内部可以查到的快递底档最多为寄出之日起一年，过期则无法查询。但是，刘芳是在原二审期间2014年8月后才加盖江苏申通公司的公章，此时距离寄出之日2012年12月17日将近一年零八个月。因此，在申通公司都没有底档可查的情况下，江苏申通公司盖章的行为系在帮助他人做伪证。
三、关于仲裁裁决书的效力
1.仲裁案件的受理与本案的审理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两案件处理的事项、主体和法律关系不同。
2.双方根据对原《合同协议书》中的仲裁条款的变更，共同选定湛江仲裁委员会，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湛江仲裁委员会在处理该案时，已查明《合同协议书》真实，并且明晰了管辖问题。
四、关于法院审判工作立场问题
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的举证责任应在刘芳，而非三鑫公司。在三鑫公司已经提交生效仲裁裁决，证明不存在工程款债权的情形下，法院仍然主动探究和深入调查，已经偏移了债权转让纠纷的审理范围。
三鑫公司为支持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
1.湛江仲裁委员会（2016）湛仲字第219号裁决书，拟证明：（1）就案涉工程，三鑫公司不欠中黎公司任何款项，并且超额支付和垫付，这与三鑫公司在本案一审中的意见及中黎公司根据客观事实所确认的情况一致；（2）该仲裁裁决认定三鑫公司已向中黎公司支付24448551元，超出最终确认的案涉工程结算审定价，中黎公司应向三鑫公司返还超额款项10185108.71元；（3）该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即该仲裁裁决查明的相关事实及裁决的内容具有既判力。综上，刘芳所主张的案涉基础债权根本不存在。
2.《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拟证明合议庭对本案的审理重点已偏离了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的审理范围。
3.中国法院网刊登的《债权转让应由原债权人履行对债务人的通知义务》一文，拟证明我国通行的司法裁判观点确认，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必须由原债权人亲自向债务人履行。
4.申通公司工商登记信息。
5.2004年1月31日国家邮政局官网公布的《获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企业名录》。
6.2016年3月18日国家邮政局官网公布的《获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企业名录》。
7.2013年9月3日国家邮政局官网公布的申通公司的分公司（营业部）名录。
8.2015年4月1日国家邮政局官网公布的申通公司的分公司（营业部）名录。
证件4-8拟共同证明：（1）江苏申通公司并未纳入国家邮政局公布的企业名录内，不具有跨省（市区）经营国内快递业务的资质，更不具有在跨省邮寄的跟踪记录查询单上进行盖章、确认的合法身份和资格，该公司根本无权也没有能力确认案涉快递的送达情况。（2）刘芳提交的盖有江苏申通公司公章的跟踪记录查询单系伪造而成，不能证明刘芳已将案涉《债权转让通知书》送达给三鑫公司。
被上诉人刘芳答辩称：
一、关于一审查明事实部分
1.三鑫公司与中黎公司已认可两者之间是工程转包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无论是基于《内部承包协议书》还是《合同协议书》，上述两份合同确属无效，但是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中黎公司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其基于实际完成的工程对转包人三鑫公司享有工程款的请求权。
2.原一审和本案一审中，法院已组织甘世坚及刘芳多次对账，双方没有争议的欠款至少为3711万元，有争议的部分是1700万元。鉴于甘世坚及中黎公司长期未归还借款，因此中黎公司在签署《债权转让协议》时将欠付的本金以及利息进行打包处理，笼统确认债权转让的数额，并不存在三鑫公司所称的虚假转让或不合理。如中黎公司认为其签署《债权转让协议》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应提起撤销权之诉，而本案起诉时早已超过行使撤销权的期限。
3.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债权转让具备无因性，即使甘世坚与刘芳之间没有发生借贷法律关系，甘世坚或中黎公司也完全可以向第三方转让其基于案涉工程享有的债权，甘世坚、中黎公司与刘芳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并非考量债权转让成立或生效的依据。其他系列案件已经过一审、二审以及申诉程序，均对刘芳、甘世坚、中黎公司之间的借贷事实进行确认。由于刘芳对甘世坚与中黎公司实际施工的状况并不知晓，因此刘芳在受让债权时担心被蒙骗，不确定是否能够足额受偿转让的债权，故即便债权转让的数额与实际借款数额有一些出入，也完全不会损害到三鑫公司的利益，三鑫公司只需依法行使抗辩权即可。刘芳曾向多项工程业主方核实，目前还存有剩余工程款的工程也仅限于刘芳起诉的几起案件，其他工程均没有剩余工程款项。因此，即使刘芳对《债权转让协议》中的所有工程款进行主张，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4.关于“签字盖章”的问题。一审判决只是对亚雷公司与三鑫公司在《工程结算审定单》上签字盖章状态进行陈述，并未就“签字盖章”如何理解发表意见。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三鑫公司提交的参考案例适用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并不适用于本案。
5.关于《债权转让协议》中甘世坚与中黎公司身份如何理解。根据《债权转让协议》，中黎公司已退出，其依据转包关系享有基础债权，又就三鑫公司履行债务不足的部分向刘芳提供补充担保责任，因此三鑫公司声称中黎公司与甘世坚委托刘芳向三鑫公司收款，完全违背客观事实与合同约定。
6.甘世坚、中黎公司与三鑫公司在同一时期有近十项合作工程，且在所有涉诉案件中，对于三鑫公司提交的任何付款凭证，中黎公司和甘世坚完全不加察看，均予以认可。既然双方没有进行工程结算，中黎公司应无法确定工程款超付。因此，中黎公司与甘世坚的口头陈述并不能作为认定案涉工程款真实支付的依据。因此，法院有权对三鑫公司的付款凭证进行实体审查，明确其中是否存在互相串通、损害刘芳合法权益的可能性。刘芳在一审中经核算，减去除以房抵债部分的其他已支付款项（假设相应支付凭证真实），最终得出三鑫公司尚欠的工程款至少为11543274.48元，故一审判决认定三鑫公司欠付工程款大于800万元并无不当。
二、关于法律适用问题
1.根据《合同法》规定，债权转让的通知方式并没有强制要求债权人来履行，即使该权利属于原债权人，也完全可以对外委托，就算三鑫公司没有收到刘芳寄送的快递，但从其接到本案诉状至今已有几年时间，客观上也起到了通知的法律效果。江苏申通公司盖章的跟踪记录查询单原件在原二审中已向法院出具，三鑫公司可通过阅卷方式查看，没有必要进行公章鉴定。
2.关于以房抵债协议的履行问题。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02审委会纪要，考量以房抵债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必须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也只有房屋的所有权办理完毕登记变更手续，才能视为合同约定的“以房抵债”切实得到履行，从而预防虚假诉讼或者调解导致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三、关于程序问题
1.一审合议庭成员的变更是由法官询问并得到各方代理人的同意后进行。
2.虽然刘芳在发回重审之后变更了诉讼请求以及当事人的身份，但案件发回后即为新的一审案件，刘芳当然有权对自己的民事权利进行处分。
3.关于鉴定的问题。申请鉴定是当事人的权利，但鉴定的结果对案件的审理是否有实质性的影响，是法院裁量权范围。一审法院曾向鉴定机构询问，确认依据目前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鉴定出公章与打印文字的先后顺序。即使存在中黎公司盖章在前、打印文字在后的情形，对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以及查明事实也没有影响。
综上，三鑫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根据，应当全部驳回。
另外，刘芳还补充发表以下答辩意见：
1.仲裁裁决书第7页第3段载明：“自2010年11月30日至2015年7月22日，三鑫公司共计付款34016589.16元”。上述付款节点均在一审判决即2016年1月27日之前，但三鑫公司和中黎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付款凭证，而是在付款过程中即2015年5月7日达成变更仲裁管辖协议，向湛江仲裁委员会提交本应在本案审理中提交的证据。
2.仲裁裁决书第7页第3段倒数第3行载明：“截至2011年8月10日，三鑫公司已经支付24448551元，超出审定价23831480.45元”，但是三鑫公司提交的《宏图三胞工程收支情况》中无2011年8月10日付款材料，且2010年和2011年两年的付款总额合计不足1000万元。
原审被告甘世坚二审述称：《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了甘世坚的责任，但甘世坚本人并未签字，与常理不符。
原审被告中黎公司二审述称：1.从《承诺函》及《债权转让协议》的形式来看，盖章位置没有任何文字覆盖，都是在空白之处，故《债权转让协议》应为虚假。2.中黎公司在本案诉讼时，才得知存在《债权转让协议》，故并不存在事先主张撤销该协议的问题。3.甘世坚与刘芳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实际查清，没有法律上的既判力。首先，一审判决认定甘世坚向刘芳借款的时间是从2011年8月15日至2012年11月6日，甘世坚的还款时间是从2012年1月至2012年11月。但据甘世坚陈述，其于2011年8月至2012年1月之间，向刘芳汇款1500万元，因时间较长无法调取银行转账记录。另，刘芳陈述另有1700万元往来非甘世坚与刘芳之间直接发生，但并未就该1700万元性质进行认定。4.根据仲裁裁决书，中黎公司欠付三鑫公司相关款项，故基础债权不存在。关于中黎公司与三鑫公司之间工程款债权是否存在及数额，只能由三鑫公司与中黎公司结算认定。虽然中黎公司对三鑫公司不享有债权，但并未影响刘芳的任何实体权利，其有权向甘世坚或中黎公司进行主张。其余意见与三鑫公司上诉意见基本一致。
甘世坚及中黎公司为支持其二审意见，提交了以下证据：
《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致委托估价方函》、（2013）栖执字第226号-1民事裁定书、（2013）雨民初字第469号调解书及（2014）宁民终字第215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中黎公司享有12幢202室、20幢108室两套房屋的权利，并委托甘世坚对外出售，取得了对价。
刘芳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各方当事人质证意见：
三鑫公司、甘世坚及中黎公司对各方二审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认可。
刘芳对三鑫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
关于证据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份证据只是三鑫公司证明超付工程款的补强证据，应考察其合法性与关联性。（1）仲裁程序启动严重违法。首先，三鑫公司和中黎公司未达成有效仲裁协议。两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既约定了深圳仲裁委员会，又约定了上海仲裁委员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申请仲裁，应在上述两家仲裁机构之间选择，不能另行设定第三个仲裁机构，否则仲裁协议无效。其次，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或者以合','2019-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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