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潍商终字第5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冶纸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峥嵘。
委托代理人：许莉静，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晨鸣纸业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洪国。
委托代理人：邵乐乐。
委托代理人：魏博田。
原审第三人：上海易事利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福鸣。
委托代理人：傅长吉。
上诉人中冶纸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公司）、上诉人山东晨鸣纸业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鸣公司）与原审第三人上海易事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事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2014）寿商初字第1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莉静，被上诉人晨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邵乐乐、魏博田，原审第三人易事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傅长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5月13日，中冶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2年12月19日，中冶公司与晨鸣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一份，约定中冶公司向晨鸣公司购买复写纸一批，金额为4368400元，按照实际到货数量结算。合同还约定，中冶公司应于到货30天内以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付清全部货款。合同签订后，晨鸣公司向中冶公司发货金额总计人民币4017227.09元，同时向中冶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冶公司收货后按照合同约定于2013年3月19日向晨鸣公司支付了票号为92203622、21305953、23001480、21968390、24130545、26232915、20891198、22533692、20729387、9313444、22525456的11张汇票，货款共计人民币4900000元。晨鸣公司实际供应的货物与中冶公司实际向晨鸣公司支付的货款之间差额为人民币882772.91元。中冶公司就多付的882772.91元货款多次要求晨鸣公司返还，但均无果。为维护中冶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晨鸣公司向中冶公司返还货款882772.91元；2、晨鸣公司向中冶公司支付自2013年5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以882772.91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52966.37元（暂算至2014年5月1日，以后另行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以上共计人民币935739.28元。
晨鸣公司原审辩称：1、晨鸣公司已经切实履行与中冶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的供货义务，中冶公司起诉请求返还货款毫无依据；2、2013年7、8月份，晨鸣公司依据与中冶公司签订的0046579号买卖合同，共计向上海易事利公司发货148.849吨，价值861611.45元，收货单位收货后，晨鸣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中冶公司一直拒收。因此，中冶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易事利公司述称：晨鸣公司所发的货物易事利公司已收到，但不是中冶公司与晨鸣公司签订的0046579号买卖合同中涉及的货物。易事利公司与中冶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也从未委托中冶公司与晨鸣公司签订买卖合同。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12月19日，中冶公司与晨鸣公司签订编号为0073497的买卖合同一份（以下简称73497号合同），约定：中冶公司从晨鸣公司购买规格为846mm的70g.80g云镜牌静电复印纸100吨，生产厂家为湛江晨鸣，单价5373元；规格为846mm×1194mm的70g.80g云镜牌静电复印纸700吨，生产厂家为湛江晨鸣，单价为5473元，金额共计4368400元；运输方式为自提，收货单位为中冶公司；结算方式为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付款期限为货到30天内付清全部货款；合同有效期自2012年12月19日至2012年2月20日；合同同时约定按实际到货数量结算。合同签订后，中冶公司于2012年12月20日到晨鸣公司自提价值4017227.09元的货物，同年12月30日，晨鸣公司为中冶公司开具金额为4017227.0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3月，中冶公司向晨鸣公司交付金额共计49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11张，就差额货款882772.91元，晨鸣公司未予返还亦未交付等价值货物。
2013年1月16日，中冶公司与晨鸣公司签订编号为0046579的买卖合同一份（以下简称46579号合同），约定：中冶公司从晨鸣公司购买规格为846mm的70g.80g云镜牌静电复印原纸35吨，生产厂家为寿光二厂，单价5750元；规格为1055mm的70g.80g云镜牌静电复印原纸300吨，生产厂家为湛江晨鸣，单价为5800元，金额共计1941250元；运输方式为汽运或航运，交货地点和收货单位为易事利公司；结算方式为3-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付款期限为货到30天内付清全部货款；合同有效期自2013年1月16日至2013年9月30日；合同同时约定按实际交货数量结算。合同签订后，晨鸣公司于2013年7月1日通过汽运方式从寿光发至易事利公司静电复印原纸34.255吨，金额196966.25元；2013年7月15日至同年8月11日另从湛江发至易事利公司静电复印原纸114.594吨，金额556460.70元，以上货款共计861611.45元。2013年12月25日，晨鸣公司为中冶公司开具金额为861611.4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发票至今未交付。
庭审中，中冶公司对晨鸣公司提交的46579号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双方从未签过该份合同，合同总金额与实际发货金额不相符，合同签订日期与实际送货日期相差半年，有悖常理。同时申请对该合同中所加盖的“中冶纸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真实性、盖章形成时间以及合同中手写内容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该所于2014年12月16日出具司鉴中心（2014）技鉴字第1301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上“中冶纸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与鉴定样本上相同内容的印文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无法判断检材上的“中冶纸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手写体字迹的形成时间。中冶公司为此支付鉴定费15000元。
另查明：晨鸣公司与易事利公司自2011年即开始发生买卖纸张业务，易事利公司现尚欠晨鸣公司货款2008万余元未付。
原审查明的上述事实，有中冶公司提交的73497号合同、增值税发票、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收款签收单，晨鸣公司提交的46579号合同、收货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易事利公司提交的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中冶公司与晨鸣公司签订的73497号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定履行。双方对中冶公司依据73497号合同向晨鸣公司多支付货款882772.91元的事实均无异议，予以确认。本案中冶公司与晨鸣公司争议的焦点问题是：46579号合同的真实性及晨鸣公司能否主张以该合同项下861611.45元货款抵销73497号合同中的尚欠货款。庭审中中冶公司否认46579号合同的真实性，同时提出该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均有悖于常理。但依据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46579号合同中所加盖的“中冶纸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系中冶公司印章，中冶公司无相反证据推翻该合同的真实性，易事利公司亦认可收到了货物，故确认46579号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同时确认晨鸣公司作为出卖人，已按合同约定向指定收货人交付了货物，中冶公司作为买受人，应支付相应价款，易事利公司仅是买卖合同约定的收货人，并非合同当事人，故易事利公司关于由其承担付款义务的陈述意见不予采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的，该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依据上述两份买卖合同，可以认定中冶公司与晨鸣公司互负到期债务，且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晨鸣公司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行使抵销权，故晨鸣公司应向中冶公司支付货款21161.46元（882772.91元－861611.45元）。对于中冶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因中冶公司与晨鸣公司在73497号合同中约定“付款期限为货到30天内付清全部货款”，晨鸣公司收到货物后未按约定期限及时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应向中冶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现中冶公司要求晨鸣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支付自2013年5月1日始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因晨鸣公司在第一次开庭之日即2014年7月31日才主张抵销权，故自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的违约金应以882772.91元为本金计算为61674.05元（882772.91元×6%×（425天／365天）］，之后违约金以21161.46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
综上，晨鸣公司主张抵销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抵销后剩余的货款晨鸣公司应及时支付。另，因晨鸣公司未及时通知中冶公司主张抵销权，对讼争的发生亦存在过错，故本案诉讼费由中冶公司和晨鸣公司均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晨鸣公司支付中冶公司货款21161.46元；二、晨鸣公司支付中冶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61674.05元（计算至2014年7月31日，之后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上述一、二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157元，由中冶公司、晨鸣公司均担；鉴定费15000元，由中冶公司负担。
上诉人中冶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中冶公司从未有与晨鸣公司签订46579号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中冶公司从未见过该份买卖合同，即使该份买卖合同上加盖了中冶公司的公章，也不能推定是中冶公司有签订该合同的意思表示。2、现没有证据证明46579号买卖合同已实际履行。该买卖合同的金额为1941250元，与晨鸣公司主张抵销货款的金额861611.45元，相差悬殊，有悖常理；晨鸣公司提供的易事利公司的收货单证明该合同已经履行，易事利公司认为收货单不是履行46579号合同项下的货物，并提供了与晨鸣公司之间价值几千万货物往来的证据，以证明收货单与本案无关；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晨鸣公司应当开具增值税发票，而晨鸣公司就46579号买卖合同从未向中冶公司开具过发票，有悖常理；中冶公司与易事利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和业务关系，易事利公司也没有委托中冶公司向晨鸣公司采购货物，再加上易事利公司与晨鸣公司之间本来就存在长期的业务往来，易事利公司更没有必要通过中冶公司向晨鸣公司采购货物。（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判决认定晨鸣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但未交付，而所涉发票中冶公司没有见过，也没有在庭审中质证。（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既然46579号买卖合同没有履行，晨鸣公司要求抵销的主张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99条的规定支持晨鸣公司行使抵销权，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上诉人晨鸣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晨鸣公司与中冶公司签订的合同，晨鸣公司均是作为卖方，也已经履行供货义务，一审认定晨鸣公司收货未及时付款构成违约，属认定事实错误。2、为找平中冶公司的剩余货款，双方签订了46579号合同，晨鸣公司于2013年7月至8月发货，截止到2013年9月11日，中冶公司已收到全部货物，双方已平账。晨鸣公司之后出具发票送达签收单，中冶公司却恶意拒收。一审认定晨鸣公司违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中冶公司作为买方应当履行付款义务，中冶公司要求晨鸣公司支付882772.91元欠款及违约金毫无依据，晨鸣公司无需通知中冶公司主张抵消权，也不存在任何过错。一审判决诉讼费用由双方均担，毫无依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依法改判驳回中冶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易事利公司陈述称：易事利公司与晨鸣公司之间存在着几千万的合同，现在还欠晨鸣公司2008万元，易事利公司收到的货物是该公司与晨鸣公司之间合同项下的货物，而不是46579号买卖合同中的货物。
本院查明：中冶公司与晨鸣公司对一审认定的2012年12月19日双方签订73497号合同，依据该合同，晨鸣公司供货4017227.09元，中冶公司付款490万元，差额882772.91元的事实均无异议。
二审期间，晨鸣公司为证明已履行46579号合同下开具发票的义务，提交2013年12月25日向中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件一份、寿光市国税局于2014年5月20日出具的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一份（载明销售方晨鸣公司，货物名称、数量及金额与晨鸣公司主张的依据46579号合同向易事利公司交付的货物一致，开具理由是因开票有误购买方拒收）、2014年5月21日向中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件一份（发票注明：销项负数）及2014年9月18日向中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原件一份。晨鸣公司对上述证据解释称，2013年12月25日晨鸣公司给中冶公司开具了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冶公司拒收，为避免超过六个月的认证期限，晨鸣公司于2014年5月20日到寿光市国税局申请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销2013年12月25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寿光市国税局出具了通知单，5月21日晨鸣公司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考虑到中冶公司可能再向晨鸣公司索要发票，晨鸣公司于2014年9月18日又给中冶公司开具了一张增值税普通发票，但中冶公司一直拒收，增值税普通发票若超过期限，可以再开具。
经质证，中冶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晨鸣公司开票的过程进一步证明了合同没有履行，根据双方之前的交易惯例，晨鸣公司开具增值税开票后，中冶公司进行抵扣，交易结束；中冶公司是2014年7月份向法院提起诉讼，晨鸣公司在2014年9月份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更违反了交易惯例，而且违反了税收政策，应该按照国家的规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晨鸣公司开票的行为是恶意的行为，更加证明合同签订后并未履行，而且晨鸣公司在诉讼中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也从未交付给中冶公司。易事利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发票是晨鸣公司自己作帐所用，与本案没有关系。
易事利公司为证明该公司欠晨鸣公司的货款2008万余元中包含本案的861611.45元，晨鸣公司也已经提起诉讼，提交晨鸣公司在另案诉讼中提交的《晨鸣集团发票及收货证明（收条）送达签收单》18份，易事利公司述称，第1份至第11份送达签收单所对应的货物与本案晨鸣公司提交的该公司出具的收货单相同，说明晨鸣公司已就本案货物提起诉讼。经质证，晨鸣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但认为本案所涉货物并不包含在11份签收单所涉货物之内，因为11份签收单都对应着相应的发票号码，而本案所涉货物开具的发票不包含在该11份签收单注明的发票号码之内。中冶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易事利公司提交的签收单所涉货物的描述和本案所涉的货物一致，而且远远超过本案所涉货物数量，中冶公司认可易事利公司所说的包含本案所涉货物，开发票是单方行为，晨鸣公司向中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中冶公司没有进行相关的抵扣。
易事利公司提交的《晨鸣集团发票及收货证明（收条）送达签收单》第1份至第11份为打印件，主要内容为晨鸣公司向易事利公司就某笔业务交付收货证明及发票，易事利公司盖章确认收到，送达签收单上均注明了发票号码，易事利公司也均加盖了印章。其中有两份送达签收单注明易事利公司收到收货证明及发票日期为2013年1月8日。
上述事实，有晨鸣公司提交的发票、易事利公司提交的送达签收单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为证。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冶公司与晨鸣公司对一审认定的2012年12月19日双方签订73497号合同，依据该合同，晨鸣公司供货4017227.09元，中冶公司付款490万元，差额882772.91元的事实均无异议，予以确认。中冶公司起诉要求晨鸣公司返还超付货款882772.91元，晨鸣公司以双方另签订46579号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向易事利公司供货861611.45元为由进行抗辩，而中冶公司否认双方签订过46579号合同，易事利公司也否认其收到的861611.45元货物是晨鸣公司履行与中冶公司之间的46579号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因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中冶公司与晨鸣公司是否签订了46579号合同及该合同的履行情况。
首先，晨鸣公司提交了与中冶公司签订的46579号合同，经鉴定，该合同上加盖的中冶公司的印章是真实的，中冶公司虽主张未签订过该合同，也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交相应证据印证。因此，应当确认该合同真实有效。其次，关于46579号合同的履行情况。晨鸣公司与中冶公司签订的46579号合同约定晨鸣公司向易事利公司履行供货义务。晨鸣公司提交了易事利公司盖章确认的收货凭证，证明向易事利公司交货148.849吨，货款共计861611.45元。易事利公司认可收到上述货物，但主张该宗货物是晨鸣公司履行与该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而非46579号合同，该公司欠晨鸣公司货款2008万余元中包含本案的861611.45元，且晨鸣公司也已经提起诉讼。诉讼中，易事利公司未明确说明其收到的861611.45元货物是晨鸣公司履行哪份买卖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其为证明晨鸣公司起诉该公司货款纠纷案中已包含本案的861611.45元而提交了11份发票及收货证明送达签收单，但该11份送达签收单中明确记载已经就送达签收单中所涉货物向易事利公司开具发票及相应票号，且易事利公司也已盖章确认收到发票，而本案中晨鸣公司并未就涉案货物向易事利公司开具发票，易事利公司也未收到发票。11份送达签收单中有两份注明易事利公司收到收货证明及发票日期为2013年1月8日，而本案晨鸣公司第一次向易事利公司交付货物是在2013年7月1日，因此，该两份送达签收单也不可能包含本案所涉货物。易事利公司关于晨鸣公司起诉该公司货款纠纷案中已经包含本案所涉货款的主张，证据不足。在易事利公司既不能举证其收到的晨鸣公司供货861611.45元是晨鸣公司履行与该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也未能举证晨鸣公司已就涉案货款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晨鸣公司履行的是与中冶公司签订的46579号合同。晨鸣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增值税发票及寿光市国税局出具的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为原件，中冶公司质证后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寿光市国税局出具的发票通知单所载货物名称、数量、金额等均与晨鸣公司在2013年12月20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致，说明晨鸣公司在2013年12月20日确已开具46579号合同项下的增值税发票。因此，中冶公司关于晨鸣公司未履行该合同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中冶公司在73497号合同项下超付货款882772.91元，晨鸣公司为履行与中冶公司之间的46579号合同向易事利公司供货861611.45元，现尚欠21161.46元未返还。晨鸣公司是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不负有付款义务，一审认定晨鸣公司收到货物后未按约定期限及时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向中冶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中冶公司与晨鸣公司未约定超付货款的返还期限，中冶公司的利息损失可从该公司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综上，中冶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不予支持；晨鸣公司关于不应按882772.91元承担违约金的主张成立，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有误，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2014）寿商初字第1647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山东晨鸣纸业销售有限公司支付上诉人中冶纸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货款21161.46元及利息损失（本金21161.46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4年5月13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货款给付之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上诉人中冶纸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157元，由上诉人中冶纸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负担12894元，上诉人山东晨鸣纸业销售有限公司负担263元，鉴定费15000元，由上诉人中冶纸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157元，由上诉人中冶纸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负担12894元，上诉人山东晨鸣纸业销售有限公司负担26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路志明
代理审判员 郭明明
审 判 员 邢伟明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