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某1，女，1957年6月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煜萌，北京达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1938年12月1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华，北京市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某2，女，1959年3月2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某3，男，1963年9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某4，男，1965年6月17日出生。
上诉人夏某1与被上诉人张某、夏某2、夏某3、夏某4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01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夏某1之委托代理人张煜萌、被上诉人张某之委托代理人徐华、被上诉人夏某2、夏某3、夏某4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事实认定错误，张某明知夏某5已将该房屋卖给夏某1，我方已支付合理房款，夏某5对该房产的处置是对其公证遗嘱的撤销；2.本案案由为无权处分纠纷，适格被告应为夏某5而非夏某1、夏某2、夏某4、夏某3；3.无权处分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在合同效力待定的情况下不应将该房屋直接过户。
张某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夏某3、夏某4、夏某2均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夏某1的上诉请求。
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我与夏某1、夏某2、夏某4、夏某3之父亲夏某5于1992年依法再婚，夏某5于2014年5月13日去世。我和夏某5婚后于1999年共同置有北京市×号房产（下称×号房屋）。2006年2月10日，我和夏某5同时立下遗嘱，约定将属于自己的房产份额由各人自己的子女继承，并在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办理了遗嘱公证。2009年10月20日，夏某1与其父夏某5私自签订了关于×号房屋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并于同日申请了×号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夏某1和夏某5的行为侵犯并损害了我的房屋所有权益。现我诉至法院，要求法院依法判决夏某1与夏某5之间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为无权处分合同，将×号房屋恢复至房屋原始状态，鉴于夏某5死亡，变更为我与夏某1、夏某2、夏某4、夏某3共同所有，由夏某1、夏某2、夏某4、夏某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夏某5与张某于1992年8月17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夏某5再婚前有四个子女，分别为夏某1、夏某2、夏某3、夏某4。夏某5于2014年5月13日死亡。
一审审理中，张某向法庭提供1999年6月30日北京市房屋登记表，表示在与夏某5婚后，共同出资购买了×号房屋，登记在夏某5名下，系夫妻共同财产。夏某1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一审审理中，张某向法庭提供张某和夏某5于2006年2月10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作出的遗嘱两份和户口本，表示遗嘱中的张素芹即张某本人。其中夏某5的遗嘱写明：我是夏某5，我和张素芹为夫妻，我们二人在北京市×号和在贵州省某室共有房产二套。现我立遗嘱将以上两处房产中属于我个人的全部份额在我死亡后给我的子女夏某1、夏某2、夏某3、夏某4四人个人所有（不包括该四人的配偶）。以上房产未经抵押、出卖等任何处理，我至今对外无任何债务。以上遗嘱内容自愿真实，我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本遗嘱草稿由我本人所写。张某的遗嘱写明：我是张素芹，我和夏某5为夫妻，我们二人在北京市朝阳区×号和在贵州省某室共有房产二套。现我立遗嘱将以上两处房产中属于我个人的全部份额在我死亡后给我的子女陈某1、陈某2和陈某3三人个人所有（不包括该三人的配偶）。以上房产未经抵押、出卖等任何处理，我至今对外无任何债务。以上遗嘱内容自愿真实，我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本遗嘱草稿由我本人所写。夏某1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一审审理中，张某向法庭提供夏某5和夏某1于2009年10月20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表示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夏某5与夏某1签订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房屋买卖合同，并将房屋过户至夏某1的名下。夏某1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现张某诉至法院，认为夏某5和夏某1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房屋买卖的行为侵犯了其财产权益，要求判令夏某1与夏某5之间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为无权处分合同，将×号房屋的产权人恢复为夏某5。夏某1不同意张某的诉讼请求，表示根据公示公信原则，×号房屋登记在夏某5一人名下，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夏某5是×号房屋的完全所有权人。
一审审理中，经询问，张某表示×号房屋现由其居住使用。
一审审理中，经张某申请到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调取×号房屋的登记信息，该中心出具证明显示现×号房屋登记在夏某1名下。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号房屋系夏某5和张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应属于夏某5和张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夏某5去世后，×号房屋中属于夏某5个人所有的部分应当作为其遗产。夏某5在公证处做的遗嘱公证中表示属于其的全部份额在其死亡后给其子女夏某1、夏某2、夏某3、夏某4四人个人所有（不包括该四人的配偶）。故×号房屋中属于夏某5的份额应当由继承人夏某1、夏某2、夏某3、夏某4依法继承，在继承完成前，应当由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关于夏某5是否构成无权处分的问题，相关法律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因无证据证明×号房屋中属于夏某5的份额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且无证据证明夏某5与夏某1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征得了张某的同意，故夏某5在未取得全体共有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擅自处分×号房屋，夏某5对×号房屋构成了无权处分。关于张某要求将×号房屋过户回张某和夏某1、夏某2、夏某4、夏某3名下之诉讼请求，应当结合夏某5无权处分的行为及夏某1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予以认定。现×号房屋虽已登记至夏某1名下，但夏某1并未向法庭提供其向夏某5支付相应对价的证据，故夏某1无法证明其对×号房屋构成善意取得，夏某1不能以善意取得为依据取得×号房屋的所有权。据此，虽×号房屋登记在夏某1名下，但该登记缺乏法律依据，故张某要求夏某1将×号房屋过户回张某和夏某1、夏某2、夏某4、夏某3名下之诉讼请求，依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夏某1、夏某2、夏某4、夏某3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判决：一、夏某5与夏某1于二○○九年十月二十日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为无权处分合同。二、夏某1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过户回张某、夏某1、夏某2、夏某3、夏某4名下共同所有。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的证明效力亦予以确认。上述事实还有二审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结合查明的事实和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为张某确认涉诉合同为无权处分合同的请求能否成为确认之诉的标的；其二为夏某1能否取得涉诉房屋的所有权。对以上争议焦点，本院阐述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张某之诉讼请求的内容为：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夏某1与夏某5之间签订的涉诉合同为无权处分合同。对于该诉求的性质，本院结合法律规定及相关法理作出如下分析。
论及诉的种类，依照法学理论，当可分为给付之诉、变更之诉、确认之诉。
所谓给付之诉，其含义是指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一定义务的诉讼，依据其给付内容的不同，或为种类物给付之诉，或为特定物给付之诉，或为行为给付之诉。
所谓变更之诉，是指原告要求变更或消灭其与被告之间一定法律关系的诉讼，其特点在于当事人对于现存的法律关系没有争议，但对于是否要变更这一法律关系存在争议。
所谓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其与被告之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法律关系的诉讼。该诉之目的在于消除当事人有关某种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争议，使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定化。故此，一般而言，现存之法律关系可成为确认之诉的客体，而事实则不得作为确认之诉的客体，究其原因，在于事实乃法律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或前提，属于认知对象的范畴，国家意志并不能使其产生、变更或消灭，而其本身的确认亦不必然引起法律关系的变化，不符合诉的目的。因此，当事人请求法院审理确认之诉必须具有值得诉讼救济的利益，并非任何请求都可成为确认之诉的客体，此举不仅为克制诉权的滥用，亦是确认之诉的本质要求。
结合上述分析，再具体到本案，可知张某之确认涉诉合同为无权处分合同的请求不可能归属于给付或变更之诉，仅从形式上分析类似于确认之诉。然再结合确认之诉的本质分析，因无权处分行为而签订的合同仅是合同的一种类型，其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有效或无效的法律关系发生，而仅仅是在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或物权归属时需要查明的事实之一，如对此进行确认，其结果并不会在当事人之间形成确定的法律关系，亦不包含确定性的权利义务内容。故此，张某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能成为确认之诉的标的，一审法院以判决主文的形式确认涉诉合同为无权处分合同并不妥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涉诉房屋为张某和夏某5的夫妻共同财产，且双方在2006年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对于其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做出了处分。故夏某5与夏某1在2009年签订买卖合同处分涉诉房屋时，夏某5并未享有完整的所有权，亦未征得另一共有权人张某的同意，夏某5的行为构成了无权处分。在此前提下，受让人能否取得所有权，依赖于其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依据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所有权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案中，张某与夏某5已生活二十余年，作为夏某5的女儿，夏某1不可能不知晓上述房屋为张某与夏某5的共同财产，故对其受让上述房产的行为，本院难以认定其为善意。此外，从夏某1提供的证据分析，难以确定夏某1支付了合理对价，也无法认定张某同意出售房屋的情形存在。故本院认为夏某1无法构成善意取得，亦不能单独取得涉诉房屋的所有权。
在此前提下，同样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故此，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之一的张某有权追回涉诉房屋，然因夏某5已去世，在追回的方式上，张某选择将涉诉房屋恢复至张某与夏某5的继承人名下并无不当。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167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维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167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夏某1、夏某2、夏某3、夏某4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公告费五百六十元，由由夏某1、夏某2、夏某3、夏某4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一百五十元，由夏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咸海荣
代理审判员 史智军
代理审判员 薛 源
二〇一七年三月七日
法官 助理 邱 江
书 记 员 陈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