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浙嘉商终字第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荣法等七十八人（名单附后）。
诉讼代表人：杜荣法。
诉讼代表人：陈国华。
诉讼代表人：戴夫根。
诉讼代表人：周兰娣。
诉讼代表人：龚夫根。
七十八位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周水霖，浙江泰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海林。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祥林。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加锋。
三位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黄伟、朱嘉琪（实习），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杜荣法等七十八人为与被上诉人薛海林、薛祥林、薛加锋确定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0）嘉秀商初字第2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杜荣法、陈国华、戴夫根、龚夫根、周兰娣及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周水霖，被上诉人薛海林及三位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黄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5月，杜荣法等向原审法院起诉称：根据相关政策，原嘉兴市郊区蚂桥乡工业办公室决定将下属企业嘉兴蚂桥砖瓦厂（以下简称砖瓦厂）转让给本企业全体员工。1997年7月6日，砖瓦厂领导薛海林、周兰娣、戴夫根、王根祥、杜荣法、李志荣、金祥观等七人代表全厂员工与蚂桥乡工业办公室签订《蚂桥砖瓦厂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将该厂的部分资产转让给全厂员工，财产转让后，由双方共同向有关部门办理手续，砖瓦厂变更为嘉兴市蚂桥建材厂（以下简称建材厂）。此后全厂118名员工分别认购了股份51.1万元，作为企业注册资金。同月19日，建材厂召开第一届股东大会，会议确定股东118人，共计511股，每股1000元，总计股金51.1万元，会议并选出9名董事及3名监事。同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选举薛海林为董事长，兼任1997年度厂长。建材厂章程第九条明确规定：股本不得退股，股权可以到产权交易所进行交易，经董事会同意可以转让，可赠与、继承和抵押。1997年8月5日，建材厂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再次确认：由薛海林、周兰娣、杜荣法、戴夫根、李志荣、王根祥、金祥观等七人代表全厂118名股东与蚂桥乡工业办公室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办理公证手续。2010年初，杜荣法等得知薛海林、薛祥林、薛加锋未经董事会及股东会同意，擅自将企业转让给他人，经查询工商得知，薛海林利用担任董事长与厂长的职务之便，早在2000年7月就伪造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材料，伪造117名股东把股权全部转让给自己、兄长薛祥林、儿子薛加锋的事实，并用伪造的材料欺骗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为此，请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
薛海林、薛祥林、薛加锋一审中答辩称：一、早在1998年至1999年初，经本案80名股东个人亲自申请，薛海林、薛祥林、薛加锋通过支付股权转让款，同时收回股金收款收据的方式，完成了股权转让行为。其后各原告从未行使过股东或者象征股东的任何权利。各原告认为其自身股权被转让一直至2010年初方始知晓，不符合事实。此外，各原告已不具有股东资格，其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其次，三被告与包括各原告在内的所有原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本身就意味着董事会和股东会的通过及确认，公司运营并不拘泥于形式，只要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规范即可。至于其后办理的建材厂工商变更登记以及为办理变更登记服务的手续，其作用无非在于商法意义上的公示而已，对公司内部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成立及股权转让行为是否实际履行，并无妨碍。二、此类股权转让在办理工商登记时，鉴于当时改制的实际情况，一般仅依据不成熟、散落各处的部门规章，因地制宜地操作，改制过程中企业人员为自谋生路时聚时散，故要求以当今较为系统成熟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运作，并不妥当。三、无论之前的有关公司治理的部门规章，还是公司法一脉相承的理论，均规定了多处“除斥期间”，说明在保护商事行为及尊重公司自治层面，允许瑕疵行为的“自愈”、“自我疗伤”，更何况远超诉讼时效的行为。本案已经十几年，远远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原告再据此向法院要求司法介入，没有依据。为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1997年7月6日，原嘉兴市郊区蚂桥乡工业办公室作为甲方，薛海林、周兰娣、戴夫根、王根祥、杜荣法、李志荣、金祥观等七人作为乙方，签订了《蚂桥砖瓦厂资产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下属集体企业砖瓦厂的部分资产以170万元转让给乙方，转让前企业的债权债务区别情况由甲乙双方分别承担；财产转让后，双方共同向有关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将砖瓦厂更名为建材厂等等。同年7月19日，建材厂厂长薛海林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大会通过了该厂章程，选举王根祥、杜荣法、李志荣等九人为董事，李昌宝、杨连生、周兰娣三人为监事，确认股东118人，总股金51.1万元，每股1000元，共511股，已签发股权证118份。同日，该厂又召开第一次董事会，一致同意薛海林任董事长，并兼任1997年度厂长、法定代表人。根据企业章程，建材厂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法人，股东入股后由财务科建立帐卡统一管理，发给由郊区乡镇企业局统一印制的股权证，记载入股类别、股本金及年终分配情况；股本不得退股，股权可以到产权交易所进行交易，经董事会同意可以转让，可赠与、继承和抵押；股东大会应作记录，会议的决议事项应形成会议纪要，会议纪录及纪要应与出席股东大会的签名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一并保存。建材厂在设立后并未按章程规定发给股东股权证，股东仅以企业开具的股本金交纳收款收据作为其成为企业股东的唯一证明。1998年2月6日至1999年1月25日间，杜荣法等八十股东分别陆续出具申请书，要求转让所持股份，薛海林即陆续支付了相应的股金，各股东领取股金转让款项后则在股金收款收据上签字确认，并将股金收款收据交予薛海林。2000年8月8日，薛海林在未召开股东会议的情况下，制作了关于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一份和假冒股东陈国华等八人签名的股权转让协议三份，以建材厂股东大会同意杜荣法等116名股东的42.1万元股金转让给股东薛海林，股东陈国华拥有的股金6万元分别转让给新股东薛祥林、薛加锋各3万元为由，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2010年初，薛海林、薛祥林、薛加锋又将其所持有的建材厂的股权转让给董见麟、李英，并办理了企业变更登记，杜荣法等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建材厂股东之一李金和（男，1963年5月14日出生）于起诉前去世，其妻陈菊香作为法定继承人参加诉讼。因陈菊香本人亦为建材厂股东之一，故原审原告名单为七十九人。
原审法院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乡镇企业经营机制，探索产权制度和经营方式改革，而对股份合作制实行积极扶持，正确引导的政策。建材厂正是通过职工出资入股改制设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出资后企业开具的股本金交纳收款收据为表明股东身份的唯一证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权转让应符合企业章程并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依照企业章程明确规定，股权经董事会同意可以转让。企业成立后，杜荣法等八十位股东分别提出书面申请，自愿要求转让股份，并以在作为股东身份唯一证明的收款收据中签名以及将签名后的收款收据交给薛海林的行为表明已收到薛海林支付的股权转让金，股权转让已完成。股权出让方收到股权转让金后虽未另行出具收条，但亦符合民间交易习惯，如在民间借贷关系、买卖合同关系中，债务人往往仅以收回在债权人处的债权凭证表明其已履行债务，本案中各股东提出股权转让申请，并将其持有的股东身份的唯一证明——收款收据交付薛海林，收款收据遗失的，则出具遗失证明，上述行为紧密关联，从意思表示到行为表明股权转让已实际完成，（对）杜荣法等关于股金收款收据系因薛海林要求由厂部集体保管，以及未收到股权转让金的主张，不予采纳。至于潘仁法、陈德珍在收款收据上签字所领款项实际用于治病和探亲，并不能否定股权转让的事实，其主张所领款项属借款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对于股权转让，企业虽未按章程规定召开董事会，但包括杜荣法等八十人在内的117位股东均实际转让了所持股权，即企业所有股东均同意股权转让，实际产生了股东会行使最高权力的效力，符合全体股东的意志。至于薛海林等制作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其目的在于办理企业股权变更登记，起到对外公示作用，对实际已完成的股权转让行为并不产生影响，若上述材料在公司登记中构成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建材厂股东股权转让符合企业章程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股权转让行为有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杜荣法等七十九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杜荣法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
杜荣法等七十八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
一、全部上诉人都没有把股权转让给三位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1、申请书并不具有股让转让协议的效力：（1）池虎观等18人未在申请书上签名，邹英的手印不是她盖的。一审法院对此未鉴定，却在判决书中认定“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造成事实认定错误；（2）申请书没有根据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批准，因此尚未发生效力；（3）申请书是单方意思表示，不是双方协议，也没有就股权转让比例、转让金额等进行约定，因此，申请书不是股权转让协议；（4）申请书没有明确股权转让给谁。胡彩宝的申请书写明“要求转让给吴明夫，请董事会批准”，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书均同意将股权转让给三位被上诉人，不符合事实。2、股权转让协议是伪造的：（1）上诉人没有一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均是薛海林找人伪造签名；（2）原审判决未将薛海林自认伪造股权协议书上的签名这一事实进行认定；（3）股权转让协议是股权转让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证据，是股权转让主体、转让意思、转让份额、转让价格、转让方法等的主要证据，没有这份协议，就不存在股权转让行为，即使支付了价款，也只存在返回价款和赔偿损失的问题，不发生股权转让的效力。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均对“股权转让行为并不产生影响”，违反法律规定。
二、三位被上诉人未支付任何股权转让金：1、被上诉人拿不出收条，证实其支付过股权转让金；2、三被上诉人当时根本无支付能力，无力拿出几十万元来购买股权，薛海林称向哥哥薛祥林借款，但全村都知道薛祥林当时养甲鱼亏损负债，没有能力借钱给薛海林；3、上诉人曾申请原审法院调查收集三位被上诉人在1998年8月至1999年1月的银行存、取款情况，原审法院未依法调查取证，也未在判决书中有所表述，严重违反程序；4、建材厂当时动用过小金库进行分红，薛海林将分给每个股东的分红款说成是股权转让金，如果薛海林侵占厂里小金库的钱作为个人转让股权的钱，构成职务侵占罪，现在未追究职务侵占罪，说明这钱是分红款不是股权转让金；5、原审法院把占有收款收据认定为收取股权转让金的凭据错误。原审法院认定“企业开具的股本金交纳收款收据是表明股东身份的唯一证明”不符合事实。表明股东身份的主要依据是建材厂股东入股名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证明股东身份的是出资证明、股东名册、工商登记三种。本案没有出资证明或股权证，有股东名册。另外，原审法院认为“股权出让方收到股权转让金未出收条，收回债权凭证表明其已履行义务，符合民间交易习惯”错误。股权投资款收据与借贷、买卖合同中的债权凭证不同，收款收据是建材厂而不是薛海林个人开给上诉人的，即使薛海林占有了这些收款收据，也不能证明其支付了股权转让金，更何况现在这些收据放在厂财务室，并没有由薛海林保管。再次，收款收据也不具有表明谁占有就持有股权的法律效力。
三、本案不存在股权转让的法律事实。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是伪造的，股东大会决议是伪造的，股权转让金没有支付，只是把企业分红款谎称为股权转让金。退一步讲，如果当时真有股权转让的事实，大部分上诉人在建材厂上班，补签合同也十分容易，薛海林却伪造协议，说明当时并无股权转让行为。
四、原审法院三次开庭，不允许上诉人进入法庭，违反程序。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二审中薛海林、薛祥林、薛加锋答辩称：一、早在1998年或1999年初，全部上诉人亲自书写了股权转让申请书，通过薛海林支付给其本人或委托人股权转让款，同时收回了企业转制时签发的，一直保存于各上诉人自身处的，证明其为股东的唯一凭证股金收款收据，股权转让已全部完成。此后各上诉人从未行使过股东权利。其次，所有原股东履行股权转让的行为，意味着董事会、股东会的通过与确认，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再者，企业转让之时严重亏损，现已扭亏为盈，再回过来认为薛海林等侵害了出资人权益，不符合诚信原则。至于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无非起商法意义上的公示作用而已。对公司内部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成立及股权是否已实际转让，并无任何妨害。如果法院在法律层面予以否决，会造成政策法律脱节，市场交易不稳定。二、上诉人的观点存在两个错误，一是将企业对外交易关系与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权益纠纷混同，不能因公司内部存在纠葛就轻易否定内部原先达成的契约关系，用工商登记错误否定原已达成的股权转让契约，是错误的。二是观点主观臆断，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薛海林是穷光蛋，薛祥林养甲鱼亏几十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都拿到了股权转让款，至于转让款来源不影响交易的有效性。另外，一审法院系从上诉人的角度认定股本金收款收据是存放于上诉人处的唯一证据，二审中上诉人提供新证据，该录音形成于2009年11月，当时上诉人中的五位以举报公司小金库、偷税漏税为由，要求薛海林等每人支付他们100万元，遭到薛海林等的拒绝。现经回忆，上述录音及整理的书面资料，有伪造、变造及断章取义的嫌疑，请求合议庭责令上诉人提供原始母带，再决定是否申请公安机关进行鉴定。综上，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上诉请求理应被驳回。
二审中上诉人提供证据材料三份：
证据一、现金移交说明、交接表各一份，证实当时建材厂小金库有钱款31万多元。
证据二、证人原建材厂会计邵某甲出庭作证，证实有一本30万元的存折，写的是薛海林的名字，这是小金库的钱。离职的时候单位发了2000元，因为邵某乙欠厂里2000元，两相冲抵，实际上没有拿到钱。其交给姚金奎股本金收据不是股权转让。
证据三、原建材厂会计金祥观的书面证言，证实建材厂小金库有钱款50多万元。
证据四、录音一份，证实薛海林承认付给股东的钱来源于小金库，这些钱不是股权转让金。
薛海林、薛祥林、薛加锋认为上述证据都不是新证据，不予质证。如果法庭需要，对上述证据质证如下：
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现金移交说明、交接表与本案纠纷没有关联性。邵某乙和金祥观都是本案当事人，其陈述已被原审法院否定掉了，30万元是不可能存在的。证据四的录音证据系通过非法手段取得，根据薛海林的回忆，最后一段话没有讲过，这些录音并不是原始录音笔上的东西。
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后认为：
证据一，薛海林等对移交说明、移交清单、交接表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对证据材料的内容予以确认。
证据二，证人邵某乙就移交30万元存单的陈述与移交清单上记载的内容一致，予以确认。至于2000元股本金收据，邵某乙认为系为了冲抵帐上少出的2000元，而姚金奎认为邵某乙出于股权转让才交付了收据。因股本金收据是股东身份的重要证据，邵某乙为清偿债务将收据转给他人，即是对股权的处分，相当于股权转让。
证据三，金祥观未出庭，该份书面证言的形式真实性无从核实，内容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予认定。
证据四，未经鉴定，即使鉴定属实，该份材料与判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必然性，在判决理由中进行阐述。
应法院要求，庭后薛海林补充提供砖瓦厂转制时的帐本及资产评估等，证实存单上的30万元及交通基础建设周转金1万元及国库券1800元等在资产评估中已有体现。
上诉人杜荣法等对该材料的质证意见为：
资产评估表上的30万元与企业小金库里的30万元是两笔钱款，如果二者同一，那么在企业资产负债表里应该有记录，事实上1997年企业负债表上只有几万元。请求法院调取建材厂在王店百乐门营业所的所有资金往来帐及企业的全部帐册，以便核实。
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后认为：评估系根据砖瓦厂财务记帐作出。存单上30万元及其他有价证券在评估报告中均有体现，说明非隐密的小金库钱款。上诉人认为邵某乙移交的30万元存单并非该笔存单，无证据证实。评估报告已记载了存单评估价值为10万元的原因。上诉人陆荣法等主张上述有价证券即被薛海林侵吞的企业小金库钱款，证据不足，不予采信。至于调取建材厂在王店百乐门营业所的所有资金往来帐及企业的全部帐册，与薛海林是否侵吞建材厂财产有关，该事实与股权转让是否成立之间的关联性，在判决理由中进行评述。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补充查明：
一、建材厂原股东李金和、严高明于起诉前去世，李金和之妻陈菊香、严高明之妻陈茶妹作为法定继承人参加诉讼。李金和、严高明的其他法定继承人书面申明放弃该部分继承权。同时陈菊香本人亦为建材厂股东。
二、股东胡彩宝在股权转让申请书中注明“股权转让给吴明夫”，吴明夫系胡彩宝丈夫，后吴明夫交出股本金收据并确认收到股本金2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原审原告的诉求为“确认原被告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实质是股权转让是否是出资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争议，并不涉及出资人基于股权而产生的合法收益是否受到侵害的问题，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认定为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不妥，予以纠正。本案案由认定为确定合同无效纠纷更为妥当。
从现有证据看，薛海林等主张建材厂股东有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主要经过三项程序：一、提出股权转让申请；二、交出股本金收据并在上签名，表示收到了股权转让款；三、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而上诉人的抗辩为：部分股权转让申请、股本金收据及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非本人签名，股权转让意思表示不真实，不能成立。对此，分析如下：
一、上诉人对交出股本金收据，同时领取建材厂发放的钱款均无异议，因此，上诉人应该明白钱款与股本金之间的关联性。股本金收据是上诉人持有的，证实上诉人是建材厂股东的重要依据，也是转股、退股交接的主要凭证。上诉人应该妥善保存。仅仅为领取分红款便交出股本金收据，显然与情理不符。虽然池虎观等十八位股东认为股权转让申请书及股本金收据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但在建材厂大部分股东书写股权转让申请并领取钱款的情况下，十八位股东对建材厂当时股权转让的整体形势及自己领取的钱是股本金而不是分红款应该是清楚的，事实上该十八位股东也无充分的理由解释自己交出股本金收据的行为。其次，上诉人交出股本金收据后十余年内一直没有根据企业章程行使过股东的权利义务，既没有主张过财务知情权或分得过红利，也没有关心过企业的生产经营，或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过责任。因此，薛海林等称上诉人领取的钱款即股权转让款有一定可信度。
二、根据建材厂章程规定，股东的股本金、股权经董事会同意可以转让、赠与、继承和抵押。上诉人主张，即使其有转让股权的单方意思，也因为尚未经过董事会同意而未生效。经查，除薛海林外，建材厂其余股东包括董事会成员，均向董事会提交了退股申请（有争议的十八除外，前面已作分析），交出了股本金收据并领取了相应的股本金。在此过程中，无人主张召开董事会进行程序表决或提出过反对意见。据此，应该认为，建材厂各位股东的股权转让申请虽然在形式上没有经过董事会会议审批表决，但事实上已获得全体股东及董事会成员的一致认可，应该视作董事会同意转让。至于股权转让给谁，申请书中没有明确，也没有对受让人员进行限制，薛海林作为建材厂股东之一，在出让人股权转让意思确定的基础上，受让上述股权并无不当。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上伪造八位股东的签名，虽属违规操作，但不违背出让人的意思表示。因此，应该认定薛海林等人取得了股权。
三、有关薛海林等是否支付了股权转让的对价，也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七条的规定，出资人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除非转让受让各方恶意串通，否则，出资人仍取得相应股权。股权确定后，如果出资人以贪污、挪用、侵占等犯罪所得的货币出资后取得股权的，对出资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追究，同时股权作相应处置。因此，上诉人陆荣法等以薛海林侵占建材厂小金库的钱款作为股权受让款为由，否认薛海林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理由不足。本案中尚无薛海林构成职务侵占犯罪的证据，即使有录音证据，上诉人也应该通过刑事途径进行认定并解决股权纠纷。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杜荣法等七十八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春
审判员 苏江平
审判员 全淑芳
二〇一二年四月一日
书记员 金孝佩
附：上诉人名单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荣法，男，1957年5月4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5705043415，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沙安浜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华，男，1947年1月3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470103201X，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镇西村姚家木桥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夫根，男，1959年8月7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5908073411，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马桥村吴家湾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志荣，男，1956年11月12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5611123414，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刁荡里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龚夫根，男，1950年6月29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5006293415，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百家泾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莫光有，男，1951年12月19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511219341，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蚂桥集镇南路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诸海荣，男，1961年6月20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6106203434，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四联村周家浜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邹英，女，1957年12月21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5712213427，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马桥村丰乐路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陆桂英，女，1954年10月1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5410153422，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马桥村陈家桥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正泉，男，1962年12月24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6212243413,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马桥村拆开浜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兰珍，女，1960年5月17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6005173424,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马桥村拆开浜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明忠，男，1962年9月6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6209063438,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四联村亭子桥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玉香，女，1958年7月27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5807273422,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刁荡里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金良，男，1962年4月18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6204183414,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沙合埭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钱英，女，1962年7月1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6207153421,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沙合埭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家利，男，1959年12月13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5912133413,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刁荡里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池引观,男，1957年6月20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5706203417,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马桥村陈家桥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志根，男，1951年10月29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5110293415,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蚂桥集镇吉蚂路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阿林，男，1955年11月23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5511233413,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北庄兜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利明，男，1973年1月1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7301153414,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刁荡里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林宝，女，1965年12月1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6512013425,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刁荡里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池虎观，男，1957年11月1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5711013415,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蚂桥集镇吉蚂路73号401室。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成金，男，1952年12月27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5212273415,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马桥村龚家兜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惠祥，男，1967年5月22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6705223410,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刁荡里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菊香，女，1962年8月6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6208063428,汉族，系嘉兴市蚂桥建材厂原股东李金和之妻，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刁荡里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彩英，女，1955年3月7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5503073448,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刁荡里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长观，男，1942年2月9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4202093416,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刁荡里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妹，女，1958年11月22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5811223428,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刁荡里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庄文菊，女，1965年7月26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650726342x,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刁荡里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惠木，男，1956年12月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5612053411,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刁荡里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薛尧根，男，1961年4月7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6104073410,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八联村新塘桥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海明，男，1963年7月20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6307203414,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刁荡里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莫荣生，男，1962年3月23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411196203233416,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红联村百家泾2号。
上诉人（原审原','2018-09-19
12:33:41',0,'web',NULL),(4050100,'5c236e0f-c961-4742-8b8f-8691da4f5f12','$(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142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区县\":\"\",\"法院ID\":\"1110\",\"DocContent\":\"\",\"审判程序\":\"二审\",\"文书全文类型\":null,\"案号\":\"（2009）浙绍商终立字第24号\",\"不公开理由\":null,\"法院地市\":\"绍兴市\",\"法院省份\":\"浙江\",\"上传日期\":\"\\\/Date(1451456070000)\\\/\",\"案件类型\":\"2\",\"文书ID\":\"5c236e0f-c961-4742-8b8f-8691da4f5f12\",\"案件名称\":\"喻××与被上诉人邓××、原审被告盛××民间、邓××与喻××、盛××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法院名称\":\"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补正文书\":\"2\",\"法院区域\":\"\",\"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文本首部段落原文\":\"\",\"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诉讼记录段原文\":\"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2008）嵊民二初
字第2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裁判要旨段原文\":\"\",\"判决结果段原文\":\"\",\"附加原文\":\"\",\"文本尾部原文\":\"\"});$(document).attr(\"title\",\"喻××与被上诉人邓××、原审被告盛××民间、邓××与喻××、盛××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tdSource\").html(\"喻××与被上诉人邓××、原审被告盛××民间、邓××与喻××、盛××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2009）浙绍商终立字第24号\");$(\"#hidDocID\").val(\"5c236e0f-c961-4742-8b8f-8691da4f5f12\");$(\"#hidCaseName\").val(\"喻××与被上诉人邓××、原审被告盛××民间、邓××与喻××、盛××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09）浙绍商终立字第24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1110\");$(\"#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喻××与被上诉人邓××、原审被告盛××民间、邓××与喻××、盛××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PubDate\\\\\":\\\\\"2015-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