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10民终21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鲍立康，男，1962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海华，浙江多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和泰绿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陇把镇农场管理委会光相分场内。
法定代表人：叶海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钦巍，浙江红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鲍立康因与被上诉人云南和泰绿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泰绿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2015）台温商初字第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鲍立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杨梅树苗木购销合同书》为被上诉人恶意拼凑嫁接所为，该份合同形成于2014年下半年，合同第1-2页均没有上诉人的签字或手印，合同中约定的质保期5年及由上诉人承担包括律师费在内一切损失的约定也系事后添加；二、《杨梅树枯死发病病因分析报告》系被上诉人单方委托，其客观性、关联性及公正性令人质疑。该报告仅对检测的部分杨梅树死因进行分析，就认定杨梅树苗枯死的病因是异色拟盘多毛孢菌引起的凋萎病，结论武断，而且被上诉人还有其他杨梅苗的进货渠道，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患凋萎病的杨梅苗就是上诉人出售的，且杨梅苗的死亡数量也不能确定，一审法院径行认定检测报告中的杨梅苗就是上诉人提供的，并毫无根据地确定了杨梅苗死亡数量，没有事实根据；三、一审法院对树苗枯死的责任认定不清，一审法院认为浙江仙居、黄岩等地是凋萎病的高发区，就推定涉案杨梅苗携带异色拟盘多毛孢菌，并认为是该菌引起的树苗死亡，但是异色拟盘多毛孢菌仅是凋萎病的原因之一，气候环境不同、施肥方式、人工培植等因素也可能导致树苗枯死，而一审法院武断地将树苗枯死归咎于异色拟盘多毛孢菌，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四、一审法院超越审判权，否定合法证据，上诉人的树苗经合法检验检疫，持合法《植物检疫证书》，该证书系由浙江省植物保护检疫局出具，非经法定程序撤销，具有证明力，一审法院否定该份证书的证明力，系采信证据不当。
被上诉人和泰绿源公司辩称，一、双方签订的杨梅苗购销合同系上诉人亲笔签字确认，内容合法，且与上诉人提供的订单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因此该合同系真实有效的合同；二、涉案杨梅树苗由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曾多次到被上诉人种植场地进行技术指导，安排人工种植，浙江省农科院取材地现场与上诉人视频中的场地一致，一审法院在勘验的时候，上诉人接到通知而未到场，现在却提出涉案杨梅苗非其提供的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杨梅苗的死因是异色拟盘多毛孢菌引起，简单而言，就是母体带来的病菌，该病在浙江的爆发期是秋天，云南天气相对温暖，故发病期在11月份，这有农科院报告及相关文献为证。双方购销合同中约定杨梅苗系不带菌的，现在却因先天带来的病菌引起树苗大面积枯死，上诉人因对此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三、《植物检疫证书》只要缴纳费用，申请一下，都能够获得，该证书不能证明涉案树苗没有病菌，是否应当作为证据被采信，也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从法院的调查可见，检疫部门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没有进行过实物检验，故一审法院未采信该证据得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和泰绿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货款644100元；2.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50000元、评估费60000元，合计11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在云南因种植杨梅需要向被告购买杨梅苗木，双方于2012年2月28日签订了一份《杨梅苗木购销合同书》，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东魁杨梅苗，其中一年生东魁杨梅苗48000棵，单价为每株4.2元；两年生东魁杨梅苗29500棵，单价为每株15元，共644100元，同时约定苗木要品种纯正、生长健壮、无病虫害及不带病菌，交货日期为2012年3月至2012年5月，质保期为交货日起5年，同时约定了交货方式、违约责任等。合同签订后，被告交付了1年生杨梅苗47617株，2年生杨梅苗29375株，价款共计641616.40元，原告支付了全部货款。由于建杨梅基地的山地开垦工作未及时完成，原告将杨梅苗木暂时种植在其苗木培育基地。2012年9月至10月期间，原告陆续将2万余株杨梅苗木移栽到山上种植，2012年11月左右，苗木生长状况较好。2013年期间，原告发现移栽的杨梅苗部分出现了叶子枯萎与枯枝的现象，有部分出现枯死。2014年上半年，原告发现杨梅苗木枯死现象严重，下半年被告到原告场地进行查看后，认为与施肥、光照等有关，系原告种植技术、管理等不当造成。2015年1月，杨梅树出现大面积的枯死、枯萎。2015年3月底，山上种植的杨梅树只剩约200株成活，育苗基地的50000多株全部枯死，成活的杨梅树生长正常，有部分进入开花结果期。经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对杨梅树及苗木的枯死原因的检测与分析，涉案杨梅树苗木枯死的主要原因是异色拟盘多毛孢引起的凋萎病，还可能存在其他病原菌的侵染。另，原告自认向被告购买的杨梅苗有1200株左右出售给他人。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涉案杨梅树苗木枯死的主要原因是异色拟盘多毛孢引起的凋萎病。本案主要争执的是该异色拟盘多毛孢病原菌是否系苗木自身携带及是否系人为因素导致该病原菌的萌发和侵染。具体分析如下：一、病原菌异色拟盘多毛孢菌是否系苗木自身携带。据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的分析报告所载，种植场地土壤营养元素含量均在适宜植株生长的范围，通过杨梅植株内病菌分离，周边农户种植的本地杨梅植株样品未分离到任何致病菌，涉案杨梅植株样品内分离到致病的病菌，其中异色多毛孢菌系引起植株枯死的主要原因。参考相关调研文章，异色拟盘多毛孢菌是重要的植物病原菌，普遍以内生菌的形式在木本植物体内潜藏。而异色拟盘多毛孢菌引发的凋萎病在浙江仙居、黄岩等地周年发病，不同品种的杨梅苗木对凋萎病的抵抗性差异明显，目前的主栽品种东魁是敏感品种，而涉案杨梅苗木品种为东魁，且来源于凋萎病高发的地区，故可以推断系涉案杨梅苗木自身携带异色拟盘多毛孢菌。被告抗辩其交付的苗木已经检疫合格、无病虫害及病菌等，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二、异色拟盘多毛孢菌的萌发和侵染是否系人为因素导致。被告辩称异色拟盘多毛孢菌在健康的植株上也存在，当植株健康时，该病菌无害，而原告缺乏对东魁杨梅品种需肥特性的认识，施肥不当，导致杨梅植株抗病性减弱，继而植株内的弱寄生拟盘多毛孢菌转化为致病菌，导致杨梅苗的凋萎。结合本案实际，被告在原告种植过程中一直提供技术指导，所有的苗木生长在同样的自然环境下，受同样的施肥等管理，本案中种植的苗木中也有极少数成活并生长正常，被告也无证据证明系原告施肥不当、管理不到位等人为因素导致异色拟盘多毛孢菌的萌发和侵染，故被告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该院认为，原、被告鲍立康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主体适格，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有效。被告应按约提供无病虫害苗木，原告应按约支付货款。被告抗辩该院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但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且原、被告在签订的购销合同书上约定诉讼地为合同签订地，而记载的签约地点为温岭，故该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据原、被告合同中约定，被告交付的苗木需无病虫害及不带病菌，质保期为5年，而被告为原告提供技术指导，被告应在5年内保证苗木的成活，现被告交付了携带异色拟盘多毛孢菌的杨梅苗木给原告，并因该病原菌引发了杨梅苗木的凋萎病，造成了苗木的枯死，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损失范围，主要包含杨梅苗木的价款641616.40元、律师费50000元及查找杨梅苗死因的技术服务费60000元，共计751616.40元，以及原告种植杨梅所投入的费用（该项费用原告在诉讼中已放弃）。关于损失赔偿金额，该院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在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书中已约定苗木出现质量问题造成原告的损失，包括律师代理费在内的一切费用和责任均由被告承担；2.杨梅苗木自身有一定的成活率；3.原告已出售及尚存的苗木数量；3.原告在植株发病后，没有及时到相关权威机构了解、查找病因，从而未采取合理措施导致部分损失扩大；4.原告已放弃对种植费用的主张，该费用虽未经评估，但按常理以原告的种植规模该笔费用应相当可观，该院酌定被告赔偿原告损失的80%，即按751616.40元的80%计算为601293.12元。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鲍立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云南和泰绿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损失601293.12元；二、驳回原告云南和泰绿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341元，由原告云南和泰绿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288元，由被告鲍立康负担9053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鲍立康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应芝秀证言，拟证明涉案苗木的死因并非异色拟盘多毛孢菌引起。
被上诉人和泰绿源质证认为，根据相关资料，异色拟盘多毛孢菌爆发于2000年，证人退休逾20年，而且证人对该菌是真菌还是细菌都分不清楚，证人的证词不具有证明力。
本院认证认为，证人应芝秀的职称为农艺师（1987年12月评定），苗木病菌等生物植保领域并非其熟悉范围，且证人未曾到涉案杨梅园地中实地查看检测，故该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
本院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2年2月28日签订《杨梅苗木购销合同》，上诉人按合同约定的供货数量交付了相应的东魁杨梅苗，被上诉人亦按约支付了货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有：争议一、《杨梅树枯死发病病因分析报告》是否可作为裁判依据？上诉人以《植物检疫证书》主张其出售的杨梅苗是不带病菌的合格苗木，但是该证书载明的性质系“调运检疫”，而非职权机关实际检验后出具的检疫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涉案苗木未携带病菌的依据，而《杨梅树枯死发病病因分析报告》系浙江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两名农业专家到现场取材、实验检测后出具，报告内容详尽、分析科学，上诉人称该报告系被上诉人单方委托所作，缺乏公正性、客观性，但是被上诉人的委托系在法院委托鉴定无法进行的情况下所做，在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检测人员资质不足、故意偏袒、检测程序不当等情况下，原审法院采信该报告中的专业意见作为裁判依据并无不当。争议二、涉案杨梅苗的凋萎病是因杨梅苗自身携带的病菌所致，还是杨梅苗栽培过程中的外在因素所致？《杨梅树枯死发病病因分析报告》指出涉案杨梅苗木的病症符合凋萎病特征，该病症在浙江周年发病，病原菌为异色拟盘多毛孢，检测人员在被上诉人园地提取的检材中分离出了致病病原菌，而来自周边农户园地的检材未分离出致病病菌，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异色拟盘多毛孢系传染××菌，可寄生在健康植株上，在植株感染该病菌的情况下，受栽培、土壤、风雨等外部因素影响，植株抗病性减弱，凋萎病症状会逐步显现，而东魁杨梅苗木系凋萎病的敏感品种，考虑上诉人一直为被上诉人的栽植提供技术指导，目前也尚未发现关于云南爆发凋萎病的正式报道，故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杨梅苗木系自身携带病原菌导致爆发凋萎病而逐渐枯亡并无不当。争议三、涉案携带致病病菌的杨梅苗是否由上诉人出售？上诉人认为不能确认含有致病病菌（异色拟盘多毛孢）的检材系其提供，但检材取样是在法院工作人员、被上诉人方员工、农业专家均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取样场地与涉案视频中的场地特征相符，一审法院事先通知上诉人参加现场勘验，而上诉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场，理应承担不利后果，此外，上诉人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取材场地的杨梅苗系由他人提供，故原审法院认定含有致病病菌的杨梅苗系由上诉人提供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苗木枯死数量无事实依据，但是一审法院工作人员曾亲赴涉案杨梅苗木园地进行现场勘验，发现的情况与原告提供的视频、通话录音和涉案检测报告内容相互印证，能够确定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购买的苗木基本枯死的事实，故对上诉人的该节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称涉案买卖合同系被上诉人嫁接拼凑所得，但是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鲍立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341元，由上诉人鲍立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敏军
代理审判员 洪海波
代理审判员 戴莹莹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代书 记员 李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