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中法刑二终字第298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仕培，1962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佛山市，汉族，大学文化，原佛山市高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住佛山市高明区。因本案于2012年7月20日被羁押，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日被逮捕。2012年11月30日因犯私分国有资产罪被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现押于广东省佛山监狱。
辩护人叶贵明、李福炳，广东科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检察院以佛明检刑诉（2012）343号起诉书指控原审被告人李仕培犯私分国有资产、贪污、受贿罪一案，于2012年11月30日作出（2012）佛明法刑初字第346号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1日作出（2015）佛明法立刑监字第1号再审决定书，决定再审本案。2014年5月16日，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检察院以明检公诉刑诉（2014）15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仕培犯受贿罪，向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号：（2014）佛明法刑初字第199号]。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决定将（2014）佛明法刑初字第199号被告人李仕培涉嫌受贿一案（漏罪）合并到再审案中审理，并于2015年8月20日作出（2015）佛明法审监刑再字第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李仕培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的方式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再审判决认定，一、私分国有资产
1997年，时任高明卫生防疫站（高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身）站长的原审被告人李仕培与黄某1、曹某1、黎某（三人均另案处理）共谋，决定从单位的“儿童计划免疫补偿基金”账户（俗称“保偿户”）套取公款出来作为职工的建房集资款，并由曹某1和黎某经手从“保偿户”以购疫苗、购X光机名义加上“保偿户”1994年至1996年定期存款、利息共计公款110.5万元套取出来作为职工的“集资款”用于建宿舍楼。1998年，单位职工缴纳房改款时，因李仕培等四人害怕职工知道搞假集资，传出去要负责任，于是要求职工全额缴纳房改款。高明卫生防疫站在收取了职工的购房款后，只是将其中的20多万元存入单位的“住房基金户”，余下的110.5万元用上述从公款套取出来的110.5万元“集资款”予以冲抵，而多出来的110.5万元职工交纳的购房款被截留，并交由曹某1和黎某保管。1999年，经李仕培与黄某1、曹某1、黎某再次密谋后，决定将上述截留的110.5万元再以职工集资款的名义存入高明卫生防疫站的出纳账上。后来高明卫生防疫站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以“退回职工集资款”的名义从高明卫生防疫站出纳账上支取110.5万元作为职工福利私分给22名职工,其中原审被告人李仕培分得人民币14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原审被告人李仕培的供述。公诉机关提交了四份供述，讯问的时间分别是：2012年6月27日、2012年7月20日（两份笔录）、2012年8月2日。主要内容：1997年的时候，政府给了一块位于千彩街的土地给我们单位，用于扩建办公楼。我和黄某1就想利用这块地建宿舍楼，我们想用单位的公款来建房。不过，当时单位正账上并没有钱建房。于是，我和黄某1就叫办公室主任兼会计曹某1、出纳黎某到办公室商量用公款来建房的事情。那时我和黄某1、曹某1是同一间办公室办公，黎某来到我们的办公室后，我和黄某1、曹某1、黎某就商量这件事。我跟他们说：“经过我和黄某1商量，我们想建宿舍楼作为房改房卖给大家，但单位正账上没有这么多钱，大家想想办法，帮职工们争取一些福利。”考虑到有的职工会不集资，黄某1说：“我们单位的保偿户不是有钱吗，不如从那里拿些钱出来作为职工的集资款，用于建设单位宿舍楼啦。”我听黄某1这样说，觉得可以这样操作，就同意了。因为这样我们用公款假集资建房，以后这些“集资款”可以抵顶购房款，这就相当于单位职工不用花钱就可以拿到房子，对职工也大有好处。当时，我们单位的保偿户是用于“儿童计划免疫补偿”的专项基金的收支，这个保偿户里的资金是专款专用的。这个账户资金到1997年已经积存了100多万元。我们觉得保偿户里面的钱放着也是放着，都想办法拿出来用。曹某1、黎某见我都表态同意黄某1的提议了，也同意从保偿户拿钱出来，以职工集资款的名义存入单位正账，通过假集资建房。
保偿户基金是依照市政府的文件而成立的，收入和支出都规定很清楚，保偿账户里面的资金都是公款，必须专款专用，只能用于疫苗注射劳务费，冷链管理，设备购置和维护，赔偿金这四个项目的支出。保偿户里面的资金是公益基金，如果让单位职工知道我们拿公益基金当建房“集资款”使用，传出去我们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我们没有告诉职工这件事，直到职工支付购房款的时候也不知道。当时我们想这笔钱既然是拿出来作为职工的建房集资款，那就以这次参加房改的职工名单来挂账“集资款”，并按照房改办计算的每人要缴纳的房改款的金额进行分配，每人都是整数。之后，曹某1虚构出具体各个职工分配到多少“集资款”金额，加起来总共100多万元，曹某1将虚假集资款的分配情况和虚假集资的总金额跟我说了。我听后就叫曹某1自己去操作。然后，曹某1再让黎某按照他说的人员名单和金额从保偿户里取钱出来。黎某就从保偿户里取钱出来再存入我们单位的正账里面。曹某1、黎某从保偿户取钱出来是要经过我同意的，曹某1以什么名义、分几笔取出来，我现在还需要时间回忆，反正是要从保偿户取出共计100多万元，再让黎某以职工集资款的名义存入单位正账，我记得黎某还根据人员名单和金额制作了虚假的缴纳集资款的收据。这些假收据并没有给职工。
1998年，单位职工购买房改房，我们要求职工全额缴纳房改款，但我们上报给房改办的时候，我们就将假集资按照真集资上报给房改办，房改办就按照防疫站上报的每人集资金额核减了每人相应的房改款项。黎某全额收取职工的购房款后，将每人房款中核减的“集资款”金额截留。黎某截留的这笔钱的总额刚好也是1997年的“假集资”的金额110.5万元。因此，实际上我们扣减的、职工缴纳的房改款110.5万元就是1997年假集资的110.5万元，不过是转手又回到我、黄某1、曹某1和黎某的手中，并由我们四人控制。我让曹某1开了个户存入这110.5万元，具体曹某1和黎某存入了哪个账户，是如何操作的，我没有细问，这要问曹某1和黎某才清楚。
之后,我、黄某1、曹某1和黎某商量，这笔钱就这样拿在手上也不是办法。我们想将这110.5万元私分给职工，但因为职工根本不知道单位有集资建房的事情，现在没有集资却有钱分，如果泄露出去，领导和财务人员都要负责任。所以，我们要找个理由使得分这110.5万元出师有名。于是，我们商量后，决定将这110.5万元再次以“职工集资款”的名义存入单位正账，这样我们以后就能名正言顺地以返还职工集资款的名义将这110.5万元分给职工。到了1999年，我叫曹某1、黎某将这110.5万元以职工集资款的名义存入正账。黎某就去银行将这110.5万元取出来，之后以职工集资款的名义存入单位正账，并又再伪造了收据。具体各人虚假集资的金额应该是曹某1分配好之后，再告诉我。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当时各人分配的集资金额以及我们是以什么标准来分配各人的集资金额了。之后，这110.5万元从单位正账转入防疫站的基建账户，作为工程款支付给包工头李某2。
这110.5万元其实是单位的公款。这110.5万元从表面上看是我们几人截留的职工缴纳的房款，但我们全额收取职工购房款后，上缴职工购房款时，用1997年的职工“集资款”110.5万元冲抵了购房款，所以才会多出来这笔购房款，说到底，多出的这笔款项110.5万元最初来源还是来自公款。
到了2001年、2002年的时候，由于我们的上级部门禁止滥发奖金，而审计部门此时审计单位账时也发现我们曾有违规“集资”（审计部门在账上见到我们单位有“职工集资款”入账，但却不知道我们的“职工集资款”入账其实是虚构的），要求我们尽快退还这笔“集资款”110.5万元给职工。当时，防疫站单位正账并没有那么多钱。我就找到黄某1、曹某1、黎某商量，大家一致同意从单位保偿户中拿钱出来退回职工的“集资款”，即先从单位在信用社开设的保偿户银行账户里面划钱到单位在农行开设的基本账户里，然后再从单位的基本账户里面划钱到职工私人存折里面。所以说我们后来退回给职工的这些所谓的集资款都是从单位的保偿户里面拿钱出来的。这些操作是由曹某1和黎某去具体操作的，并且可以查看我们单位的保偿户账本，归还集资款是从我们单位的保偿户里面拿钱出来的。这110.5万元是从保偿账户里面拿出来的，而该账户里面的资金是单位经营的收入，属于国家公款，政府也有文件规定这些款项是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
（二）证人证言
1．证人黄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1997年是国家规定房改的最后一年，当时政府给了一块位于千彩街的土地给我们单位，用于扩建办公楼，当时的站长是李仕培，我是副站长，曹某1是办公室主任兼会计，黎某是出纳。李仕培和我决定在该块土地上建宿舍楼。不过，当时单位正账上并没有钱建房。一天，李仕培叫我、黎某和曹某1去他的办公室，李仕培说：“现在单位想建宿舍楼作为房改房卖给大家，但单位正账上没有这么多钱，我们单位的保偿户有钱，不如从那里拿些钱出来作为职工的集资款，用于建设单位宿舍楼。”见李仕培这样说，我认为不用职工真正集资，就当是给职工们一些福利，于是表示同意。黎某和曹某1听到领导这样拍板也表示同意。因为保偿户里面的资金是公益基金，如果让单位职工知道我们拿公益基金当建房“集资款”使用，传出去我们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我们没有告诉职工这件事，直到职工支付购房款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件事。当时我们想这笔钱既然是拿出来作为职工的建房集资款，那就以这次参加房改的职工名单来挂账“集资款”，并按照房改办计算的每人要缴纳的房改款的金额进行分配，但每人都要是整数。之后，曹某1虚构出具体各个职工分配到多少“集资款”金额，加起来总共100多万元。然后，曹某1又让黎某按照他说的人员名单和金额从保偿户里取钱出来，再以现金方式存入我们单位的正账里面。同时，黎某还根据人员名单和金额制作了虚假缴纳集资款的三联根收据。正常情况下，这些收据是一份放在账上，一份交给缴款人，但因这次是用公款出的集资款，职工没有真正出资，所以我们只是在账上放了收据，收据没有给职工。1998年，单位职工购买房改房时，我们害怕职工知道我们几个搞假集资，传出去要负责任，就要求职工全额缴纳房改款，但我们上报给房改办的时候，就将假集资按照真集资上报，房改办就按照防疫站上报的每人集资金额核减了每人相应的房改款项。黎某全额收取职工的购房款后，将每人房款中核减的“集资款”金额截留，由黎某个人保管，截留的这笔钱的总额刚好也是1997年的“假集资”的金额110.5万元。因此，实际上黎某扣减的、职工缴纳的房改款110.5万元就是1997年假集资的110.5万元。
到了1999年，我、李仕培、曹某1和黎某商量，这笔钱就这样放在小金库也不是办法。我们想将这110.5万元私分给职工，但因为职工根本不知道单位有集资建房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找个理由分钱。于是，我们商量后决定等房改的事情平静下来后，将这110.5万元再次以“职工集资款”的名义存入单位正账，并伪造了相关的集资收据,然后将这110.5万元转入防疫站的基建账户，作为工程款支付给包工头李某2。
2001年的一天，李仕培对我说：“我们想想办法，为职工们谋一点福利。现在我们单位的账上还挂着那笔1999年的集资款,但单位的账上没有钱，我们从“保偿”账户那里拿钱，以归还集资款的名义发给职工。”我也表示这样操作比较好。李仕培和我统一了意见后，又叫了曹某1、黎某，对他们表示了同样的意思，他们也都表示同意。于是，李仕培就叫曹某1具体去操作。曹某1就制作退还职工筹资款的表格，每个职工的名字后面都对应有发放的金额。曹某1制作好表格后，黎某就负责拿着这些表格找单位这些职工签字。之后，黎某就去银行开支票转账分给各个职工，曹某1负责做账。
这110.5万元我们是分两次以退集资款的名义私分给职工的。第一次是在2001年4月份，私分了60多万元，我还记得有几万元是以现金的形式私分给一个职工，其余的职工都是以转账的形式私分的；第二次在2002年4月份，私分了40多万元。这110.5万元其实是保偿账户里面的钱，是单位经营的收入，属于国家公款。我、李仕培、黎某、曹某1当时只不过是以退还集资款的名义私分给单位的职工。我先后两次共分得135000元，第一次分67500元，由我本人签名；第二次分67500元，当时我不在单位，由我老婆梁某1代我签名。
2、证人曹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我记得大约从1993年开始,广东卫生防疫系统要求各地建立儿童计划免疫补偿制度（当时高明县政府也专门发文，要求建立儿童计划免疫补偿基金），我们还专门针对这个基金做了账目，单位内部叫做保偿户，因为该笔基金是专门基金，所以保偿户的账目没有纳入防疫站的正账，而是专门设立的一个账外账。该保偿户的收入就是防疫站对高某1出生的儿童从出生到7岁进行疫苗注射并收取70元/人的免疫费用，支出包括劳务费、管理费、疫苗费、赔偿金等名目，但这些支出名目中，主要用于劳务费，管理费和赔偿金也会支出部分，而疫苗费呢，因为大部分疫苗是上级部门划拨来的，基本不用花钱购买，所以在疫苗方面基本没有什么支出。同时，因为该保偿户是账外账，上级部门检查我们单位账目时，一直以来都没有检查保偿户的收支情况。该“儿童计划免疫补偿基金”一直收取到约2005年时，因国家出钱全额支付儿童的疫苗费，所以该款项也就取消收取了。
1997年的一天，站长李仕培叫了我、副站长黄某1、出纳员黎某去他的办公室商量，李仕培说：“今年是国家规定房改的最后一年，为享受房改的福利政策，反正政府也给了一块地（当时政府给了一块位于千彩街的土地给我们单位，用于扩建办公楼）给我们，那我们就在上面建一栋宿舍楼，然后将该栋宿舍楼作为“房改房”分给我们单位内部职工。”我们三人听后都说好啊。因为土地我们已经有了，但是建房的钱呢，怎么办，我们几人又为建房款项发愁，因为当时不允许用公款借给私人建房。后来，黄某1就说：“我们单位保偿户不是有钱吗，反正该户是账外账，上面也监督不到，不如我们就从里面拿钱出来当作职工的建房“集资款”用于宿舍楼建设，以后再用这些“集资款”抵顶大家的购房款，当作是单位发给大家的福利吧，但我们暂时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其他职工。”李仕培想了想就同意了，我和黎某也表示同意。我们同意后，李仕培接着又说这笔钱既然是拿出来作为职工的建房集资款，那就以这次参加房改的职工名单来挂账“集资款”，并按照房改办计算的每人要缴纳的房改款的金额进行分配，但每人都要是整数。并让我和黎某按照他说的人员名单和金额从保偿户里取钱出来。于是，后来的操作就由我和黎某负责，黎某经手从保偿户里取钱出来再存入我们单位的正账里面，而我在单位的正账处就记为职工建房集资款，同时，黎某还根据人员名单和金额制作了虚假的缴纳集资款的三联根收据。正常情况下，这些收据是一份放在账上，一份交给缴款人，但这次是用公款出的集资款，职工没有真正出资，所以我们只是在账上放了收据，而没有将收据给职工。
我记得我们总共从保偿户里面拿了110.5万元出来作为职工的建房集资款，当时我们是根据防疫站参与房改房的总金额来决定的。1998年，单位职工缴纳房改款时，我们害怕职工知道我们几个搞假集资，传出去要负责任，就要求职工全额缴纳房改款；但上报给房改办的时候，我们就将假集资按照真集资上报给房改办，房改办就按照防疫站上报的每人集资金额核减了每人相应的房改款项，只需职工缴纳差额部分就行了。黎某全额收取职工的购房款后，从每人的购房款中扣减掉“集资款”金额并截留住，只是把差额部分上缴到房改办，截留的这笔钱由他保管，总额刚好就是1997年的“假集资”的金额110.5万元。因此，实际上黎某扣减的、职工缴纳的购房款110.5万元就是1997年假集资的110.5万元，不过是拐弯又回到我、李仕培、黄某1、黎某的手中，并由我们四人控制。
1999年3月，李仕培安排黎某将保管的110.5万元提取现金，以职工集资款的名义存入防疫站的正账，并伪造了相关的集资收据。然后将这110.5万元转入防疫站的基建账户，作为工程款支付给包工头李某2。为了将这次假集资做得逼真，还发放利息给有份挂名集资的职工。我对这些收据作了辨认，共有24个职工集资，这些收据也都是虚假的，并不是职工集资款，是上次我们套取出来的钱再以职工集资的名义存入单位账上。
2001年的一天，李仕培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到他的办公室，看到出纳黎某、副站长黄某1都在那里。李仕培对我们三人说：“我们想想办法，为职工们谋一点福利。现在我们单位的账上还挂着那笔1999年我们单位职工的集资款。但单位的账上没有钱，我们从“保偿”账户那里拿钱，以归还集资款的名义发给职工。”我见领导都拍板了，自己又有钱分，就同意了。黎某、黄某1都表示同意。于是，李仕培就叫我具体去操作。我就制作退还职工筹资款的表格，每个职工的名字后面都对应发放的金额。我制作好表格后，黎某就负责拿着这些表格找单位这些职工签字。之后，黎某去银行开支票转账分给各个职工，我就负责做账。
我们是分别在2001年和2002年，分两次从保偿户里面拿钱出来，通过我们单位的账本和记账凭证可以看出，我们在2001年4月2日从单位的保偿户账户（户名：高明市卫生防疫站，开户银行：荷城信用社，账号：13×××57）划款60万元到我们单位位于农行的基本账户（户名：高明市卫生防疫站，开户银行：高明市农行，账号：08×××06）及在2002年4月10日从保偿户账户划款50万元到单位位于农行的基本账户里面，然后再从农行的基本账户里面转账到我们这些职工的银行账户里面。
通过查看保偿户的账簿和记账凭证，其实我们只是从保偿户里面以“暂借款”的名义拿出110万元（60万元+50万元）出来，然后存入单位设于农行的基本户里面，再以退回集资款分发给职工，并不是我之前交代的我们退回给职工的集资款110.5万元都是从保偿户里面拿的，至于还有0.5万元是从什么地方归还给职工的呢，我暂时记不清了，但我肯定的是，这余下的0.5万元也是从单位的公款处拿钱出来退回给职工的，可能是从我们单位的公款备用金里面拿的。因为从保偿户拿出的这110万元都是以“暂借款”转账存入单位的基本户上的，所以这110万元在我们单位往来账上的“暂借款”科目有记账，后来从门诊收入账户及基本户还回这110万元到保偿户时，我们就直接以“还暂借款”的名义归还到保偿户里面，并记账在单位往来账上的“暂借款”科目里。因为账上记的是“还暂借款”，所以这110万元也不用归还回门诊收入账户及基本户。通过查看相关凭证，用营业款填补保偿户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分别于2001年4月26日、5月29日、7月30日、2002年5月30日、7月29日从“高明市卫生防疫站”账号（开户行：荷城信用社，账号：13×××32）转账归还了20万元、10万元、15万元（这次转账到保偿户共25万元，另外的10万元是归还其他借款）、20万元、25万元，2002年5月30日从高明农行的“高明市卫生防疫站”（开户行：高明农业，账号：44×××00）账号转账归还了20万元。“高明市卫生防疫站”在荷城信用社开户的账号（账号：13×××32）是我们单位的门诊收入账号，“高明市卫生防疫站”在高明农行开户的账号（账号：44×××00）账号是我们单位的基本户，归还回保偿户的这110万元中，90万元是从我们单位的门诊收入账户里面转入的，20万元是从单位基本户里面转入的，直到2002年7月29日才将保偿户里面拿出的110万元全部退回去。所以，我们以退回集资款名义私分掉的这些公款是在2002年7月29日才完全套取出来。我们单位是卫生局下属事业单位，所以我们单位的所有收入都是国家公款，包括单位的保偿户、门诊收入户、基本户等收入都是国家公款。
3．证人黎某的证言。黎某如实交代了其同李仕培、黄某1、曹某1合谋，以单位返还职工集资款的名义私分公款110.5万元的犯罪事实，操作具体过程与曹某1的交代基本一致，与李仕培、黄某1的交代也基本吻合。其供述第一次私分得1.5万元，第二次私分得3万元，两次共分得4.5万元。
4．证人李某1（佛山市高明区卫生监督所副所长）的证言。其证言证实其于1990年至2003年在高明卫生防疫站工作期间，个人从来没有参与过单位的集资，并指出侦查人员出示的日期为1997年9月26日，内容为“收到李某1交来职工筹资建房款7000元”的收据和日期为1997年12月12日，内容为“收到李某1交来职工筹资建房款53000元”的收据是虚构的，其从来没有交过此笔款项，此前也从来没有看过此收据。
5．证人陈某（佛山市中心血站高明血站站长）的证言。其证言证实其从1989年至2010年在高明卫生防疫站工作期间，个人从来没有参与过单位的集资，并指出侦查人员出示的在1997年9月26日和1997年12月12日分别向单位交了7000元和53000元的集资款这两张收据及日期为1999年3月24日，背书内容为“已于4月4日归还现金款15000元，尚欠余额为15000元”的收据是虚假的，其从来没有交过此笔款项，之前也从来没有看过以上三张收据。
（三）相关书证
1．（2012）佛明法刑初字第347号刑事判决书。证实起诉书指控的李仕培、黄某1、黎某、曹某3四人共谋私分国有资产的犯罪事实已经被生效判决所确认。
2．《收据》及背书。李某1、陈某均签名确认，证实其两人1997年及1999年集资收据是假的，其两人并没有集资过。
3．黄某1等部分职工收取单位“退还集资款”的私人存折账户流水。证实这些职工收取单位发放的“集资款”情况，黄某1并对自己账户流水进行了确认。
4．高明疾控中心1997年及1998年的保偿账目及凭证。经曹某1和黎某分别签名确认，证实高明卫生防疫站1997年的“集资款”是从保偿户里面拿钱出来的。
5．高明卫生防疫站1997年的出纳账及凭证、1997年集资收据。证实防疫站1997年的集资金额及名单，曹某1和黎某分别签名确认这些集资是虚假的。
6．1998年高明卫生防疫站职工的购房款缴款单。证实该单位职工在1998年缴纳购房款的情况。
7．曹某1的房产证及购房交款证。证实曹某1缴纳房款情况。
8．1999年高明卫生防疫站的出纳日记账目及相关记账凭证。证实高明卫生防疫站1999年的集资金额110.5万元用于宿舍楼基建，李仕培、黄某1、曹某1、黎某均承认这些集资是虚假的。
9．2001年保偿户账目及凭证、2001年出纳日记账及凭证、部分1999年集资收据、2001年职工筹资款签领表。证实2001年4月，高明卫生防疫站从保偿户拿出60万元存入防疫站的农行账户后，再从农行账户发放62万元给职工及发放给每个职工的具体情况，其中李仕培分得7万元，其在职工筹资款签领表上签名。
10．2002年保偿户账目及凭证、2002年出纳日记账及凭证、部分1999年集资收据、2002年职工筹资款签领表。证实在2002年4月，高明卫生防疫站从保偿户拿出50万元存入防疫站的农行账户后，再从农行账户发放48.5万元给职工及发放给每个职工的具体情况其中李仕培分得7万元，其妻子林某在职工筹资款签领表上签名。
11．高明卫生防疫站2001年4月的4-1付款凭证及2002年4月的6-1付款凭证、黄某1的银行流水。证实高明卫生防疫站在2001年及2002年从单位公款处发放职工集资款共计110.5万元，其中黄某1分得13.5万元。
12．高明卫生防疫站农信社2001-2002年进账单。经黎某及曹某3辨认，证实直到2002年7月29日用高明卫生防疫站营业款的收入补平了保偿户里的110万元公款。
13．高明卫生防疫站保偿户2001-2002年账簿暂借款分类账。经曹某1辨认，证实高明卫生防疫站暂借款从2001至2002年期间收回110万元。
二、受贿罪
（一）2000年，原审被告人李仕培和黄某1共同装修其两人位于千彩街的宿舍房时，李某2为了得到黄、李二人对承建高明疾控中心工程上的关照，以“装修款”的名义送给两人好处费人民币4万元，黄、李各分占2万元。
（二）2007年，李某2为了得到原审被告人李仕培对其承建高明疾控中心工程的关照，在与李仕培一起到南美洲旅游期间，送给原审被告人李仕培好处费1000美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原审被告人李仕培的供述。主要内容：约2000年时李某2送了4万元给我和黄某1装修，每人2万元。当时他承接我们单位的房改房已经完工了，交房时的水电、墙面扇灰、防盗网等都已经搞好，基本上可以搬进去入住。有一天，我、黄某1、李某2三人在场时，李某2对我和黄某1说：“你们的房子装修的太简陋啦，你们装修一下再入住吧，到时我帮你们出些装修费啦。”我和黄某1听后都说好啊，谢谢了。于是黄某1就找到新圩的梁某2帮忙装修我和黄某1两人的房子。之后，黄某1跟梁某2结算出我们两人的装修费共4万多元。李某2在装修后，过来我办公室和我聊天，李某2问我和黄某1装修用了多少钱，还和我一起到我和黄某1的家里看了装修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们用了4万多元装修。隔了几天，李某2就来找我，给了我4万元现金，说：“之前答应了帮你们出装修款，这里4万元，你拿着吧。”因还差几千元的装修款，我就将尾数自己出了。之后，我将这4万多元给黄某1拿去还装修款，我跟黄某1说：“这里的4万元是李某2给我们的装修款，你拿去交装修款吧。”黄某1答应了。这4万元其实是李某2送给我和黄某1的好处费。
2007年时，我、黄某1应邀参加市组织的南美洲四国（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社区卫生服务医学考察团，李某2随行，旅途中李某2送给我1000元美金作为零用钱。
2．证人证言
（1）证人黄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1998年，千彩街房改房分到个人后，李仕培和我的房子一起装修，他的房子装修委托我全权负责，我就找了一个花名叫“老二”（真实姓名叫梁某2）的装修老板进行装修。有一天下午，我在千彩街自己的房子里查看装修情况时，李仕培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查看新房装修，他说过来找我。李仕培到我的新房看了看，递给我一个塑胶袋，对我说：“这里面是4万元钱，是李某2给我们装修房子用的，我们每人2万元，到时候你就用这些钱结算吧！”我接过塑胶袋后，他就走了。之后我把塑胶袋拿回家，打开后看到里面有4叠面额100元的人民币，每叠100张，共4万元。过了几天，我就把这4万元当作我和李仕培的装修款交给了“老二”。
李某2送钱给我是因为李某2承接了我们单位的工程。工程建设期间，一直由我代表我们单位负责管理以及协调相关问题，我有权对施工质量等问题进行监督，为了感谢我对他工作的支持，他就以赞助装修的名义送钱给我。
（2）证人李某2的证言。主要内容：1997年我开始承接高明卫生防疫站的宿舍楼，差不多到1999年才完工。交房时该宿舍楼水电、地板砖和墙面等都已经搞好了，基本可以直接入住，但只是做了简单的装修，李仕培和黄某1收房后觉得装修简陋，于是他们两人一起找人重新装修了一下他们的房子。刚好当时我向建设局缴纳了一笔约3.7万元的压桩检测费（打完桩后用沙包施压，加强桩基，建设局对压桩情况进行检测并收取压桩检测费），因为我刚刚做工程，不知道这笔费用由发包方缴纳，所以我自己跑到建设局缴纳了。后来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拿着发票找到黄某1，要求他们单位把这笔费用补回给我。于是，没过几天，黄某1就找到我将这笔钱拿给了我。我收到这笔钱后，加上自己身上的钱筹够4万元送给了李仕培和黄某1装修房子使用，其实这4万元就是我以装修费的名义送给他们两人的好处费，每人2万元。
约2007年时，佛山市防疫系统组织各区的防疫站去南美考察半个月，时任防疫站副站长黄某1找到我，让我和他们一起去，我就答应了。我记得当时一起去的有高明卫生防疫站站长李仕培和和副站长黄某1，还有其他各个区防疫站的领导。在这次旅游期间，我给了1000美金的费用给李仕培作为其旅游玩乐使用。
3．相关书证
（1）《高明市建筑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及《公证书》各两份。证实李某2分别于1997年、1998年承建了高明卫生防疫站住宅A座及门诊楼改造工程。
（2）高明卫生防疫站住宅《工程结算书》1份。证实经结算，高明卫生防疫站住宅A座及桩工程的总造价为3159682.69元。
（3）《佛山市高明区建筑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及《公证书》各1份。证实李某2于2006年承建高明区预防接种规范门诊楼。
（4）高明区预防接种规范门诊楼《工程结算书》2份。证实经结算高明区预防接种规范门诊楼的工程总造价为1137668.28元,该规范门诊楼增加工程总造价39395.25元。
（三）1998年下半年开始，张某1与他人合伙承包了高明卫生防疫站的场地经营牙科门诊。2002年由于国家卫生部门禁止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将房屋、设备等资产承包给社会组织或个人从事医疗活动，张某1的合伙人便退出承包，该牙科门诊由张某1独自承包经营至2012年4月。从2002年至2012年期间，为了感谢时任高明卫生防疫站站长的原审被告人李仕培的关照，使其能够继续违规承包牙科门诊，张某1分多次送给李仕培好处费共计12万元人民币。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原审被告人李仕培的供述。主要内容：从1998年开始，南庄一名做陶瓷生意的陈老板（具体记不清楚名字，都是叫“肥陈”）到高明卫生防疫站承包了牙科门诊，由高明卫生防疫站提供场所给他们经营，而人员管理、经营等由他们负责，除了每月向我们单位以管理费的名义支付5000元的租金外，2002年起他们牙科门诊生意开始好起来，所以从2002年至2006年，每年年底时其牙科门诊主管张某1都会给5000元的所谓“劳务费”给我；2007年，送给我1万元的“劳务费”；2008年是奥运年，该年的中秋给了5000元，年底给了1万元，张某1说今年是奥运年，挺辛苦的，这些钱就是给我的感谢费；2009年时，因政策比较紧，不准私人在医院内部承包诊所。我就跟张某1说起这个情况，并提醒可能随时要与他终止承包。为了继续在我们单位承包经营，在该年底张某1给了1万元给我；2010年时，张某1考虑到他们牙科门诊随时可能搬出去，就打算在外面先开设一家牙科门诊，然后从我们单位慢慢搬离出去，但是无法办理到牙科门诊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于是就找到我帮忙，想利用我在卫生系统的关系和影响帮他办理，后来我就帮忙他拿到了许可证批准书；2011年时，张某1继续在我们单位承包牙科门诊，但是他在外面经过一年的时间都没有找好地方重新开一家门诊，按规定要到卫生局作许可证变更登记，于是又叫我帮忙帮他办好许可证变更登记。所以在2010年及2011年的年底，他都送了3万元给我，说是感谢我的“劳务费”和办理许可证批准书的帮助。以上张某1以劳务费的名义总共送给我12万元的好处费。张某1送这些钱给我时，基本都是在临近年底时，约我出去吃饭的饭前或者在单位给我的，每次都是用信封包住。张某1之所以送我12万元，是因为他和陈老板在高明卫生防疫站承包牙科门诊，为了得到我对他们牙科门诊的承包关照以及对他们办理许可证的帮忙。
2.证人证言
（1）证人张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2002年至2006年，每年年底时，我都送5000元给李仕培，这五年共送了2.5万元；2007年至2009年，每年年底都送1万元给李仕培，另外，因为2008年是奥运年，大家都很辛苦，所以在2008年中秋也送了5000元给李仕培，这三年共送了3.5万元给他；2010和2011年每年年底都送了3万元给李仕培，这两年共送了6万元给他。所以，在我一个人承包高明卫生防疫站的牙科门诊以来，即从2002年至2011年，我分多次共送了12万元给李仕培。这段时间我一个人在他们单位承包牙科门诊，而李仕培是高明卫生防疫站的站长（后为高明疾控中心主任），当时卫生部门规定医院不能承包门诊给私人，我为了能继续承包下去，就送12万元给他。当然，李仕培也关照了我，他违规让我继续承包下去了，直到今年4月因为有人举报我们才没有继续承包下去。我送李仕培的这些钱都是在每年过年前后时，我约李仕培出来吃饭的饭前或在他的办公室里，由我经手送给他的，这些钱都是事先用信封包住的，具体每次送他钱的地点在哪里，因为次数多、时间长我就记不清了。
（2）证人黎某的证言（高明疾控中心出纳）。主要内容：高明疾控中心从1998年10月份开始有牙科门诊，一直经营到2012年4月份。该牙科门诊对外是高明疾控中心的内设科室，对内其实是高明疾控中心承包给私人经营。从1998年到2012年4月份一直是个姓张的老板承包牙科门诊，平时是老板哥哥张某2负责打理。高明疾控中心提供场所给对方经营，并收取对方缴纳的管理费（即承包场地的租金），牙科门诊的运营（包括医务人员的聘请和门诊收入等）由对方负责。高明疾控中心和牙科门诊每月结算一次。
3．书证
（1）（2012）佛明法刑初字第380号刑事判决书。证实：张某1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李仕培以财物，共计人民币12万元，张某1构成行贿罪；李仕培收受张某1人民币12万元的事实，已经被生效判决书所确认。
（2）广东省卫生厅等四部门转发卫生部等四部委《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该通知中规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与境内外社会组织或个人合资合作设立的非独立法人营利性的“科室”、“病区”和“项目”等部分，原则上应分立为独立法人的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宜分立为独立法人医疗机构的，按双方合资合作协议在2002年底以前到期的可如期终止。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与其他社区组织或个人开展的高新技术合资合作项目，必须符合区域卫生规划，涉及国有资产的，须经同级卫生行政、财政部门审核同意。禁止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将房屋、设备等资产承包给社会组织或个人从事医疗活动。
（四）2000年，李某3为了感谢原审被告人李仕培在其承建高明疾控中心工程上的关照，送给原审被告人李仕培好处费人民币1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原审被告人李仕培的供述。主要内容：2000年7月，我收受了李某3送我的1万元。1997年底李某2承接我们房改房时，我促成李某2将铝合金窗户和铝合金门分包给了李某3做。2000年7月左右，我打算搬家进去入住前的一天，李某3请我到高明大桥（龙江那端）右边的一个饭店吃饭，当时有我和他及他哥哥三人吃饭。饭后，剩下我和他两人时，递给我一个塑料袋，并对我说：“感谢你关照工程啦，这1万元你收下。”我就说不用了，然后他又说反正你都要搬家了，拿去买一套沙发啦，于是我推搪一下就收下了。
2．证人李某3的证言。主要内容：1998年，我从同村的个体包工头李某2那里得知，高明卫生防疫站正在建设职工宿舍楼。我想，建好宿舍楼之后，下一步肯定还需要对宿舍楼进行装修。由于当时高明卫生防疫站的站长李仕培是我们村的，所以我就想通过与他的关系承接到高明卫生防疫站宿舍楼的门、窗铝合金装修工程。有一天，我刚好在村里办的喜宴上碰到了李仕培，就走过去跟他说起我想承接他们防疫站宿舍楼的铝合金安装工程。李仕培听后就说没有问题，到时帮我承接到这些工程。同时他又跟我说宿舍楼的装修工程，包括铝合金的安装工程都承包给李某2了，让我具体跟李某2谈谈，而李某2方面，他会帮我沟通的。于是，在李仕培的帮助下，我就顺利承接到了高明卫生防疫站位于中山路千彩街宿舍楼的门窗铝合金安装工程。做完了高明卫生防疫站宿舍楼铝合金安装工程之后，大概是2000年的一天，我约了李仕培在高明大桥（靠龙江那边）附近的一间饭店吃饭，好像是叫什么辉的饭店（这家饭店现在已经没有了），我哥是和我一块去的。饭后，我就趁着剩下我和李仕培两人时，递给他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叠100张100元，并对他说：“感谢你关照工程啦，这1万元你收下。”他一开始说不用了，然后我又说反正你都要搬家了，拿去买一套沙发啦，他推搪一下就收下了。李仕培当时是高明卫生防疫站站长，他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让我承接到了他们单位宿舍楼的铝合金窗户和铝合金门工程，所以为了感谢李仕培的关照，就送了1万元给李仕培。
（五）四次收受梅某1好处费19万元（漏罪）
2008年至2012年，时任高明疾控中心的原审被告人李仕培，利用自己采购医疗设备的工作便利，多次帮助梅某1（另案处理）所','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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