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1民再87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康荣峰，男，197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2018吉01民申71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中雷，吉林杰尊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孙世恒，男，1966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
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冯丽，女，196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
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杜洪强，男，197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
再审申请人康荣峰与被申请人孙世恒、冯丽、杜洪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吉0106民初220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康荣峰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8）吉01民申71号民事裁定书，由本院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康荣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中雷，被申请人孙世恒、冯丽、杜洪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荣峰申请再审主张：判令孙世恒、冯丽、杜洪强立即返还康荣峰委托费用人民币14万元并支付利息；所有案件受理费均由孙世恒、冯丽、杜洪强承担。1.康荣峰与孙世恒、冯丽、杜洪强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经过原审法院庭审调查，孙世恒、冯丽、杜洪强对接受康荣峰委托，为康荣峰办理转正工作并承诺办不成全额退款，在收取了委托费用后没有完成委托事项一事明确认可。从冯丽与康荣峰签订《协议书》及康荣峰按照要求将委托费用交给孙世恒这一情节，可以认定康荣峰和孙世恒、冯丽、杜洪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他们三人应当承担合同上的义务。《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孙世恒、冯丽、杜洪强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立即将委托费用给付给康荣峰。2.孙世恒、冯丽、杜洪强接受委托后没有根据自身能力，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处理委托事项，自行将委托事项转委托给案外人邢长有，没有向康荣峰披露该事实，更没有经过康荣峰的同意，转委托过程中也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所以，因为转委托而产生的无法返还的责任应当由其三人承担，委托费用的损失应当由其三人承担。无论是从其三人没有完成委托事项的角度还是从其三人转委托造成损失的角度，康荣峰要求孙世恒、冯丽、杜洪强返还委托费用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3.原审法院以刑事判决中责令案外人向康荣峰退赔为由认定康荣峰诉请的90000元不属于民事案件处理范围，没有法律依据。本案是康荣峰依据与孙世恒、冯丽、杜洪强之间形成的合同法律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不受《刑事诉讼法解释》139条的限制。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另外，孙世恒、冯丽、杜洪强将委托费用返还给康荣峰后，就相应的取代康荣峰刑事被害人的地位可在刑事案件中获得退赔，不存在康荣峰重复获赔的问题。
被申请人冯丽答辩：这个钱我们没有拿到，邢长友的刑事判决是刑事附带民事，康荣峰的这个钱应该是由邢长友偿还，邢长友的判决书是终审判决。不应由我们偿还。而且办工作的时候已经跟当事人说清楚了，不是我们办，是委托邢长友办，他们本人也知道。我现在觉得是康荣峰告的是孙世恒、冯丽、杜洪强，其实当时我们是四个人，还有孙玉梅，他现在少告一个人，我认为应该把四个人都加上，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四个人都是经手人，因为这些人都是想要挣点中间费用，我们四个人是一体的，大家都赚钱了，如果赔钱，就应该我们四个人共同赔。因为我们当时在汽开区派出所还有我们在报案的时候，我们说清楚了，在派出所的口供里都有，我们四个人每个人赚了多少钱，如果没有办工作的事情，我们都不认识许刚和康荣峰，许刚和康荣峰的案子我和孙玉梅各赚了五千元，我认为如果法院认定我们赔钱的话，就是四个人共同赔偿，派出所的证据可以调查，但是我手里没有这个证据。
孙世恒：确实这个钱我们没有拿，这个办工作的钱是交给杜洪强，由杜洪强交给邢长友。
杜洪强：我没有拿到钱，他们的钱是邢长友拿走的。
康荣峰原审诉称：2015年5月18日，原告委托第一、第二被告办理一汽大众正式工工作，并按照二被告的要求于2015年5月21日给付二被告办工作款5万元，于2015年6月8日给付二被告办工作款9万元。同时签订了一份《协议书》，按照协议书约定，如在约定期限不能入职，10日内费用如数返还。但时至今日，二被告仍然没有办理成委托事务，只是告知原告办工作款交给第三被告杜洪强了，让原告找杜洪强要钱。原告无奈提起诉讼。1.要求判令解除原告与三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三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办工作款14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5年8月1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返还完毕之日止）；2.案件诉讼费被告承担。
被告孙世恒辩称，我只认识杜洪强，当时原告把钱打至孙世恒的卡里了，本来应打到杜洪强卡里，但是杜洪强说没有身份证，没有卡，所以打到孙世恒的卡里了，于2015年6月8日共打到我卡里9万元，孙世恒与冯丽当天就取出来了，并交给了杜洪强。另外的5万元直接交到杜洪强店里了，是原告直接去交的现金。这笔钱我没有实际取得，所以不同意返还。
被告冯丽辩称，原告亲自去杜洪强店里交的5万元现金，我给原告写了协议（在杜洪强店里写的），当时是因为杜洪强说写字不好看所以我给写的，当时办工作的事是杜洪强与原告谈的，钱打到孙世恒卡里，由我与孙玉梅、孙世恒于6月8日当天取出，并交到杜洪强店里了，我不同意返还该笔款项。
被告杜洪强辩称，杜洪强与康荣峰之间不存在任何委托关系，杜洪强没有收到原告任何款项。本案原告的钱款是被邢长有诈骗了，邢长有应承担退还钱款的赔偿责任。同时本案应当追加邢长有为本案共同被告。根据邢长有出具的收据以及杜洪强、孙世恒、冯丽共同签署的报案材料均可以证明原告是通过孙世恒委托邢长有办理工作，办工作款全部交给了邢长有，故被告杜洪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原告的钱款是孙世恒和冯丽共同打给邢长有的，根本没有交给被告杜洪强。邢长有已经经过长春市汽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故请求贵院依法调取该诈骗案件全部卷宗材料以查明案件事实。
在原审开庭审理过程中，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当庭进行了陈述、举证，原告当庭提供的证据为：证据1、原告与被告冯丽、孙世恒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协议书第一条约定“被告承诺为原告办理大众转正事宜，在2015年8月1日前办理完”第二条约定“如在约定期限不能入职，十日内费用如数返还”。被告孙世恒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冯丽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这份协议书是杜洪强让我帮他写的，当时在杜洪强店里，钱直接交给了杜洪强。被告杜洪强质证称对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该份协议从内容及签订的主体上看，是原告与冯丽及孙世恒之间签订的协议书，能够证明是孙世恒及冯丽承诺为原告办理工作事宜，并且能够证明原告办工作款项全部交给了冯丽、孙世恒，与杜洪强无关。证据2、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一份，证明：原告于2015年6月8日通过案外人唐旭涛的银行账户给孙世恒转账委托费用9万元，被告应承担返还义务。被告孙世恒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当天就取出来交给杜洪强了，但是杜洪强没有给出手续。被告冯丽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当天就取出来交给杜洪强了，没有手续，但是是我与孙世恒、孙玉梅一起交至杜洪强手中的。被告杜洪强质证称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份证据恰恰可以证明原告将办工作款项9万元转账给孙世恒，而不是交给了杜洪强。
被告孙世恒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被告冯丽提供的证据有：孙玉梅的证人证言，证明原告办工作的钱交到杜洪强那，当天证人与被告冯丽、孙世恒一起去的杜洪强店里。原告质证称有异议，首先证人没有看到原告交钱的过程，无法证明案件事实，其次证人证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被告孙世恒、冯丽质证称没有异议，被告杜洪强质证称有异议，根据证人陈述其根本不知道本案原告的钱款是如何交给杜洪强的，她根本没有看见钱是交给杜洪强的。
被告杜洪强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邢长有于2015年6月24日出具的收据一份，证明原告等人（原告、计延松、徐晓颖等）是委托邢长有办理工作，原告14万元是邢长有收取的，邢长有未在承诺期限内为原告办理工作，邢长有应当承担全部退款的赔偿责任。原告质证称有异议，该份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份证据并没有原告的签名，原告对该事实也并不知悉，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应由三被告另案解决。被告冯丽质证称该收据是邢长有给杜洪强出具的，与我无关。我不清楚邢长有收取了杜洪强多少钱，故我有异议。被告孙世恒质证意见同冯丽。证据2、报案材料情况说明（系杜洪强、冯丽、孙世恒共同签字确认），证明原告是通过孙世恒找到邢长有办理工作，原告的14万元被邢长有收取，邢长有被追究诈骗罪的刑事责任，故邢长有应承担退还款项的责任。原告质证称有异议，该份证据为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证据系三被告自行出具，且被告当庭对该份情况说明予以否认，因此该份证据无法证明案件事实。被告冯丽质证称该报案材料是最开始（我们听说邢长有进监狱后）杜洪强告诉我们邢长有进监狱了，我们需要赶紧报案说明情况，所以我们就去了汽车厂汽开分局说明情况，当时特别混乱，也记不清楚了，说的东西很都不对，后案件转至安庆派出所，后派出所的人详细与我们回忆，每笔如何交的钱，交了多少钱，打到谁的卡里了，安庆派出所一一给我们作了笔录，我们也一一想起来了，该材料是我们第一时间去做的，好多都不对，后来又补充改了很多，我在派出所也问了，他们说可以更改。这个材料就是头一份东西，后来我们在派出所又录了笔录。当时我们三个人，孙玉梅根本没有去，我当时说我替她说了就可以了。后来安庆派出所调查发现许刚的钱打到孙玉梅卡中了，当时派出所问孙玉梅为什么没有来报案，当时我说我认为可以说明情况，所以就没有让她来，派出所的人说不可以，所以孙玉梅又重新去录了笔录。故该份材料不真实，根本没有孙玉梅名字。被告孙世恒质证意见同冯丽。
原审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案外人邢长有对外慌称能办理一汽大众公司的临时工转正事宜，因被告杜洪强、冯丽、孙世恒与邢长有相识，原告康荣峰即通过三被告办理工作转正事宜，费用约定为140000.00元。2015年5月21日，原告与被告孙世恒一起将办工作费用50000.00元送至杜洪强店中，由冯丽与原告签订《协议书》一份。2015年6月8日原告将其余90000.00元转账至被告孙世恒银行账户中，由孙世恒与冯丽当天共同取出，交至杜洪强店中。另查明，2017年9月14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1刑终349号刑事裁定书认定，案外人邢长有通过杜洪强、孙世恒、冯丽骗取原告康荣峰90000.00元，邢长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二百万元，并责令邢长有向被害人康荣峰退赔900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1刑终349号刑事裁定书，已认定邢长有犯诈骗罪并责令邢长有退赔原告康荣峰90000.00元，对于该90000.00元原告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通过人民法院执行程序予以解决，在原告已获刑事诉讼救济的情况下，该90000.00元损失不属于民事案件处理范围，故原告该部分请求本院不予审理。本案经庭审调查及邢长有的刑事判决书，足以认定原告是通过被告孙世恒、冯丽、杜洪强三人办理的大众工作转正事宜，原告与被告孙世恒、冯丽、杜洪强三人形成民事法律关系上的委托合同关系。现三被告无法办理委托事项，即委托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原告要求解除其与三被告的委托合同关系以及返还委托费用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共向三被告支付140000.00元，扣除刑事判决责令邢长有退赔的90000.00元，其余50000.00元三被告负有共同返还原告的义务。关于原告利息的主张，《协议书》中约定2015年8月1日前办理完毕工作，如在约定期限不能入职，10日内费用如数返还，故原告的利息损失，本院保护以50000.00为基数，自2015年8月11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综上，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解除原告康荣峰与被告孙世恒、冯丽、杜洪强的委托合同关系；（二）被告孙世恒、冯丽、杜洪强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原告康荣峰50000.00元及利息（以50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11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康荣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00.00元，退还原告2050.00元，被告孙世恒、冯丽、杜洪强共同承担10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
再审期间各方均无新证据提交。再审查证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的焦点问题为：1.是否应该追加承当责任的主体；2.康荣峰与孙世恒、冯丽、杜洪强是否形成委托合同关系；3.孙世恒、冯丽、杜洪强应否返还康荣峰办理工作的款项及相应利息。
（一）关于是否应该追加承当责任主体的问题。
康荣峰根据其本人办理案涉“转正事宜”的过程，按照其所接触和认知的具体经办的人员，认为孙世恒、冯丽、杜洪强共同办理委托事项、并收取委托费用，以其三人为被告诉请返还义务，原审据此列当事人、确定责任主体并无不当。
（二）关于康荣峰与孙世恒、冯丽、杜洪强是否形成委托合同关系。
冯丽主张办工作的时候已经跟当事人说清楚了，不是我们办，是委托邢长友办；孙世恒、冯丽主张钱交给杜洪强，杜洪强主张钱是邢长友拿走的。康荣峰主张其系与孙世恒、冯丽、杜洪强直接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并不认识邢长有，也从未委托邢长有。因康荣峰与冯丽签订过委托协议书、孙世恒亦在证明人项签名，且孙世恒、冯丽、杜洪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康荣峰曾与邢长有形成委托关系，现有证据表明康荣峰将14万元的委托费用交给了孙世恒、冯丽、杜洪强，应认定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与康荣峰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康荣峰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欲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方法使康荣峰获得工作机会，这将使不特定第三人丧失获得平等就业的机会，符合合同无效的情形，应认定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与康荣峰之间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无效。
（三）关于孙世恒、冯丽、杜洪强应否返还办理工作的款项及支付相应利息的问题。
冯丽主张这个钱我们没有拿到，邢长友的刑事判决是刑事附带民事，康荣峰的这个钱应该是由邢长友偿还，邢长友的判决书是终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虽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但本案并非康荣峰对邢长有提起民事诉讼，而是康荣峰依据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不应受该条款的限制。故刑事案件中的责令退赔内容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得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孙世恒、冯丽、杜洪强就该委托合同取得的14万元应予返还。因合同无效双方均存在过错，故康荣峰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冯丽、孙世恒、杜洪强承担返还14万元责任后，就其清偿部分可以在刑事案件中主张赃款发放。综上，原审判决关于“原告已获刑事诉讼救济的情况下，该90000.00元损失不属于民事案件处理范围，故原告该部分请求本院不予审理”的论述和对利息的保护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康荣峰的再审申请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6民初2209号民事判决；
二、孙世恒、冯丽、杜洪强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康荣峰140000.00元
三、驳回康荣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100.00元、再审案件受理费3100.00元共计6200.00元由孙世恒、冯丽、杜洪强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立新
审 判 员 史绍红
代理审判员 赵 欣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常如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