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闽0104行初75号
原告福州鑫盛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盘屿路850号华威物流园3号楼130。
法定代表人黄冬群，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绍全、李巧榕（实习），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193号东部新城商务办公中心区1号楼6、7层。
法定代表人王命瑞，局长。
委托代理人方孟炎、林飞，福州市仓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李余，男，1985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
委托代理人姚旭阳、陈林，福建凯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福州鑫盛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被告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月28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组成合议庭。因本案必须以（2015）闽行申字第263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本院于2016年4月13日作出（2016）闽0104行初75号行政裁定，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后被告于2016年10月28日向本院提交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闽行申字第263号行政裁定，故本院于同日恢复对本案的审理，并于2016年12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胡绍全、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方孟炎、林飞、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榕仓人社伤险(决)字［2015］04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的主要内容是：第三人李余在原告公司从事驾驶员工作。2013年4月17日18时左右，第三人驾驶闽Ａ×××××货车将PET粒子从马尾港仓库运送到福建顶津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津公司”）原物料库卸货，由于当时原物料库内仅有第三人李余及王恋两人，故由王恋操作叉车，李余帮助卸货，在卸货过程中，粒子包意外坠落导致第三人从货车上摔下受伤。第三人发生的事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及依据：A1、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榕行终字第272号《行政判决书》；A2、工伤认定申请表；A3、李余身份证、薛小琼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A4、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A5、工伤认定立案审批表；A6、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存根）；A7、认定工伤决定书；A8工伤认定送达回证；证据A1-A8证明被告作出工伤认定程序合法的事实；A9、营业执照、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明原告有合法的用工主体资格；A10、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疾病证明书、出院小结，证明第三人受伤的事实及治疗经过；A11、马尾区人民法院(2013)马民初字第1352-3号《民事判决书》；A12、原告出具的李余的受伤不属于工伤的函；A13、协议书；A14、黄冬群的询问笔录；A15、李余的询问笔录；证据A11-A15证明李余受伤的事实及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A16、（2015）闽行申字第263号《行政裁定书》，证明福建省高院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法律依据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
原告诉称，首先，从基本事实上看，第三人受伤不符合认定工伤条件。第三人虽系原告公司员工，但其职务是驾驶员（司机），具体职责是受公司指派将货物运送至指定地点工作即告结束，不负责卸货。本案中第三人受公司指派驾驶闽Ａ×××××号货车送货至顶津公司的原物料库，而且其已经将该货物运送至指定地点，其工作已经完成，卸货是收货方顶津公司的义务。第三人主动义务帮助顶津公司员工王恋卸货完全是与其工作职责毫无关系的个人行为而已，因为卸货不是其工作职责范围，更未得到公司任何指示或授权，故第三人义务帮工卸货受伤与其工作职责本身无关。顶津公司因为是第三人义务帮工行为中的受益者，故最终依法赔偿了第三人李余经济损失。其次，从被告上述工伤认定适用法律依据上看，其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认定第三人义务帮工行为受伤属于这种情形并认定工伤，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基于第一点的论述，第三人义务帮工行为已经超越了其驾驶员工作职责本身，是一种与其工作毫无关系的个人行为。因此，第三人义务帮工受伤显然不能适用该条规定的“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在不具备这一前提条件的情况下，被告据此认定第三人受伤系工伤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原告诉请：1、撤销被告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榕仓人社伤险（决）字[2015］04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B1、（2013）马民初字第1352-3《民事判决书》、（2015）仓行初字第37号《行政判决书》及（2015）榕行终字第272号《行政判决书》，证明第三人系原告公司驾驶员，其受伤系其自愿义务帮工所致而且已经依法诉请并获得相应赔偿等事实；B2、询问笔录，证明第三人系原告公司驾驶员，其工作职责仅为驾驶，卸货不是其工作职责范畴且原告亦未授权或指示第三人李余帮忙卸货等事实;B3、榕仓人社伤险（决）字[2015］04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告对第三人义务帮工行为造成伤害认定工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等事实。
被告辩称，首先，根据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榕行终字第272号《行政判决书》的判决，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于2015年8月11日向原告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原告在规定的时限内进行举证，原告没有对李余系非工伤情形进行举证。立案受理后，被告进行调查取证，调查结果表明：第三人于2013年3月份进入原告公司从事驾驶员工作。2013年4月17日18时左右，第三人驾驶闽Ａ×××××货车将PET粒子从马尾港仓库运送到顶津公司原物料库卸货，原告福州鑫盛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没有安排第三人卸货工作，由于当时原物料库内仅有第三人及王恋两人，故由王恋操作叉车，第三人帮助卸货，在卸货过程中，粒子包意外坠落导致第三人从货车上摔下受伤。第三人受伤后即被送往开发区医院治疗，当晚转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治疗，出院诊断为：1、颈椎骨折C3-4、C4-5及C5-6椎间盘突出，C3-C6段脊髓损伤并四肢不完全瘫；2、左髌骨骨折；3、双肺慢性炎症；4、肝功能异常；5、低蛋白血症；6、低钙血症。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疾病证明书、出院小结，马尾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原告出具的李余的受伤不属于工伤的函，协议书，黄冬群、李余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对此可予以证明，李余与原告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事实上双方已建立了劳动关系。第三人系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依法应认定为工伤事故。其次，原告主张认定第三人义务帮工卸货受伤与其工作职责本身无关，是一种与其工作毫无关系的个人行为。根据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榕行终字第272号《行政判决书》，被告认为，2013年4月17日18时左右，第三人驾驶闽Ａ×××××货车到顶津公司原物料库后，在货物未卸下车的情况下，其运输工作并未完成，第三人帮助装卸货物也是为完成此次的运输任务，应当视为其工作职责的自然延伸，第三人帮助卸货行为应属于其工作职责。故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认定工伤的情形。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榕仓人社伤险（决）字[2015］04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述称，一、第三人在帮助顶津公司员工卸货的行为构成义务帮工、无因管理及工伤的多个法律关系的竞合。第三人与顶津公司形成义务帮工行为并不影响第三人的行为构成工伤。第三人的行为同时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因此第三人受伤就应该依法被认定为工伤。二、第三人的行为属于其工作职责范围。首先第三人的卸货行为是第三人基于其是原告公司委派的驾驶员的职工身份，考究当时的情形，库内只有第三人和顶津公司的员工王恋，王恋操作叉车，如果第三人不卸货的话，第三人的工作将无法完成，所以第三人的卸货行为应当认定为从事与工作有关的收尾性工作，应当视为其工作的合理延伸，不能只依据原告单面没有安排李余卸货就简单死板的认定第三人的行为不属于其工作职责。其次在工伤认定中，对工作职责的范围应当作扩大化的解释，工作职责有其合理的延伸。本案第三人是货物运输的驾驶员，公司没有配备专门的卸货员，其不卸货的话将导致其无法完成整个运输的工程，更何况依据之前的惯例也都是由驾驶员卸货的，第三人的卸货行为应当其完成整个工作中的一个收尾性环节，理应视为其工作的延伸。综上，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C1、（2015）闽行申字第263号《行政裁定书》，证明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可。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作出如下认证：
原告对被告证据A1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认为该判决书认定的第三人帮工行为是属于工作职责收尾阶段的，是没有依据的；证据A2-A8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无异议；证据A9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A10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证据A11-A1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李余受伤的事实及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对象无异议，但该证据恰恰证明第三人在原告公司是担任驾驶员一职，卸货并不属于其工作职责范围，且马尾区法院生效判决书已经认定的第三人受伤属于义务帮工而受伤，第三人的受伤与其是驾驶员的本职没有关系；证据A16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B1、B2无异议；证据B3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对象有异议，经过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第三人的义务帮工属于工伤。第三人对证据B1-B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第三人的受伤已经获得了部分赔偿，不能否认第三人的受伤属于工伤，且第三人卸货行为经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其该行为属于工伤，其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原告对第三人证据C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对原告的申请再审行为作出意见，并非对工伤作出意见。被告对第三人的证据C1无异议。
本院认为，原、被告及第三人的所有证据取得程序和收集方法合法，能够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均为有效证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根据本案有效证据和原、被告及第三人的庭审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2013年3月第三人进入原告公司从事驾驶员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3年4月17日18时左右，第三人驾驶闽Ａ×××××号货车送货到顶津公司的原物料库，该车货物为华润PET粒子。由于当时原物料库仅有第三人及顶津公司的员工王恋两人，卸货时由王恋操作叉车，第三人帮助挂上粒子包的挂钩。期间，粒子包意外坠落致第三人从货车上摔下受伤。第三人受伤后即被送至开发区医院，当晚转院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治疗，出院诊断为：1.颈椎骨折C3-4、C4-5及C5-6椎间盘突出，C3-C6段脊髓损伤并四肢不完全瘫；2.左髌骨骨折；3.双肺慢性炎症；4.肝功能异常；5.低蛋白血症；6.低钙血症。2014年4月9日原告的妻子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2014年6月6日被告作出榕仓劳险伤(决)字［2014］03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第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3月23日作出（2015）仓行初字第37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李余的诉讼请求。李余不服，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2日作出（2015）榕行终字第272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本院（2015）仓行初字第37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榕仓劳险伤(决)字［2014］03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被告应当在收到该判决书之日起3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收到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上述行政判决后，于2015年8月10日重新受理后，于次日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原告未提交证据。2015年8月26日，被告作出榕仓人社伤险（决）字[2015］04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为工伤。被告将该决定书送达原告及第三人，原告不服，于2016年1月28日诉至本院。期间，2016年2月26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闽行申字第26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福州鑫盛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被告福州市人社局作为福州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的法定职权，故被告作出本案被诉工伤认定决定这一行政行为具有合法的权力来源。被告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对原告权益产生实质影响，故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受原告指派送货到顶津公司，在帮助卸货时从货车上摔下受伤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第三人的受伤是否因工作原因。本案中，第三人李余要完成送货到顶津公司的工作任务，必须将货物全部卸载交付给顶津公司后，才能返回原告公司结束本次任务。因此，在顶津公司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其帮助卸载货物是李余要完成工作任务客观上必须进行的行为，而不是超过其工作职责范围的其他个人行为，在此过程中所受伤害与工作存在因果关系，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同时，被告在收到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后，依法予以重新受理、并向原告发出了举证通知书，经审查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榕仓人社伤险（决）字[2015］04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进行了送达，程序合法。综上，被告依据法院的生效判决及调查核实的事实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作出的榕仓人社伤险（决）字[2015］04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福州鑫盛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福州鑫盛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晓红
人民陪审员 施孔娇
人民陪审员 林秀娟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林静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