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1民终14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家贵，女，1955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家琴，女，1949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家萍，女，1959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家秀，女，1945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家和，男，195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上列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霞，贵州典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祝，贵州典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贵阳市国立公证处，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富水南路*号中山大厦*座*楼。
法定代表人：ＸＸＸ。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刚，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昶，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亚文，男，1934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仕梅，贵州红连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贵阳市国立公证处（以下简称国立公证处）、高亚文公证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2民初70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判认定高亚文与徐家丽于1986年5月10日在延中办事处办理结婚登记错误，上诉人提交了充分证据证实该二人并非夫妻关系，同时高亚文提交的其与徐家丽是夫妻关系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且相互矛盾；2、原审法院未同意上诉人申请对结婚证上的印章真伪及结婚登记表上高亚文和徐家丽签名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错误。徐家丽与高亚文是否为夫妻关系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而上诉人提交的证实徐家丽与高亚文并非夫妻关系的证据材料更为充分，为查清案件事实，应通过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运用科技手段进行鉴定，上诉人为此也愿意垫付鉴定费，原审法院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剥夺了上诉人诉讼权利；3、国立公证处的调查笔录上徐家和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原判以该笔录上还有另外两名在场人签字，以及盖有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政工人事科印章为由而采信该笔录错误。首先该印章真实性无法核实，其次另外两名在场人对徐家丽的真实婚姻状况是否真正了解也不清楚，而徐家和作为徐家丽的直系亲属，才真正清楚徐家丽的婚姻关系，故原判认定该笔录真实错误；4、原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无效婚姻及可撤销婚姻的规定错误，本案中高亚文和徐家丽不存在婚姻关系，根本谈不上无效与可撤销问题。综上，为查清案件事实，恳请二审法院对上诉人要求对高亚文提交的结婚证上的印章及结婚登记表上高亚文和徐家丽签名形成时间、调查笔录中徐家和签名真伪进行鉴定的申请予以准许。
被上诉人国立公证处答辩称，本处对高亚文申请的公证事项尽到了应尽的审核义务，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2015云民一（一）初字59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高亚文与徐家丽是夫妻关系，也有结婚证作为证据，高亚文与徐家丽是夫妻关系的事实是确定的，所以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高亚文答辩称，高亚文与徐家丽的夫妻关系有结婚证和云岩区档案馆调取的证据证明，高亚文申请办理公证时也提供证据证明高亚文与徐家丽的夫妻关系，所以请求法院维持原判。
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国立公证处与高亚文共同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670965元（存款345965元、房屋估价300000元、律师费25000元）；2、诉讼费由国立公证处与高亚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与徐家丽系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父母生育的子女，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父亲于1999年6月死亡，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母亲于2004年7月死亡。高亚文与徐家丽于1986年5月10日在本市延中办事处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04年9月27日徐家丽病故。2004年10月高亚文向国立公证处（原贵阳市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并提供：1、徐家丽与高亚文身份证；2、户口簿；3、徐家丽死亡及火葬证明；4、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申一橡胶公司2004年10月8日向延中办事处出具的证明：“我厂退休职工徐家丽同志，约在1985年在你处与高亚文同志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现徐家丽因病去世，结婚证遗失。为此特请你处查实徐家丽与高亚文的结婚登记档案并出具相关确切证明为感”，延中办事处在该证明下方签署“高亚文、徐家丽于1986年5月10日在延中办事处办理结婚证，结婚证号云延119号…”并盖章，贵阳市民政局在该证明下方签署“情况属实”并盖章；5、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延安中路派出所2004年10月13日出具的徐家丽与高亚文系夫妻关系证明；6、银行存款挂失申请；7、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申一橡胶公司政工人事科2004年10月9日出具的徐家丽之夫为高亚文，徐家丽与父母均已死亡及徐家丽一生无子女情况说明；8、徐家丽单位家庭成员档案摘抄作为申请材料。后公证处对高亚文作两次谈话笔录了解相关情况并向徐家和作调查笔录，笔录中徐家和认可高亚文与徐家丽系婚姻关系，笔录上有两在场人签字及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申一橡胶公司政工人事科盖章。2004年10月18日公证处作出（2004）筑公民字第4616号公证书，确认徐家丽名下的存款54084元由高亚文继承。同日公证处作出（2004）筑公民字第4430号公证书，确认徐家丽名下的存款121705.32元及国库券122500元由高亚文继承。后高亚文凭上述公证书取走徐家丽存款及利息共计345965元。2011年6月高亚文再次向国立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并提供了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房屋所有权证、准入许可证等材料，公证处作出（2011）黔筑国立公民字第2293号继承权公证书，证明位于本市云岩区××单元××号房屋由高亚文一人继承。2011年6月20日高亚文办理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登记为高亚文单独所有(筑房权证云岩字第××号)。
2015年12月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就高亚文诉徐家和民间借贷纠纷案作出判决，查明徐家和在徐家丽生前向其借款5万元，而高亚文与徐家丽系夫妻关系，判决徐家和偿还高亚文5万元。徐家和不服该判决上诉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二审维持原判。后徐家和申请再审但尚无结果。另查2001年贵州申一橡胶厂计划生育办公室出具证明：“兹有我厂职工徐家丽同志，现年54岁，未婚，现独居”。2016年3月17日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申一橡胶公司出具证明：“经查阅徐家丽个人人事档案，均未发现她已结婚的任何记录（职工履历表中配偶一栏空白）”。2016年12月29日贵阳市公安局小河分局金竹派出所出具证明:“兹有原我辖区居民高亚文…于2001年12月25日变更婚姻状况,由已婚变更为未婚…”。审理中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申请对高亚文提供的结婚证上印章及高亚文与徐家丽签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同时申请对徐家和调查笔录中徐家和签字进行真伪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公证是否尽到审查核实义务、公证书是否合法有效？如上已查明高亚文与徐家丽于1986年5月10日在本市延中办事处办理了结婚登记，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不认可双方登记结婚的真实性，申请对高亚文提供的结婚证上印章及高亚文与徐家丽签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具有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到法定婚龄的四种情形婚姻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且应在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高亚文与徐家丽并不属于无效婚姻情形，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也未主张高亚文与徐家丽的婚姻属胁迫结婚，且撤销权也早已超过。法院依法处理婚姻关系的只有上述两法条，且都应另案主张，故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要求对高亚文提供的结婚证上印章及高亚文与徐家丽签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无论鉴定结论如何，法院均不能以该结论对高亚文与徐家丽的婚姻进行处分，因此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另申请对徐家和调查笔录中徐家和签字进行真伪鉴定，该笔录不仅有徐家和签字，还有两在场人签字及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申一橡胶公司政工人事科盖章确认，足以证明该笔录真实性，因此一审法院对该鉴定申请亦不予支持。笔录中徐家和是认可高亚文与徐家丽系婚姻关系的，并非如现在所称不知情。另在高亚文诉徐家和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法院生效判决也确认了高亚文与徐家丽系夫妻关系。2004年高亚文办理公证后取走徐家丽存款及利息，保管徐家丽财产凭据的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也未提出异议。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主张有单位证明及个人档案证明徐家丽未婚，高亚文提供的户籍材料也证明高亚文的婚姻状况于2001年更正为未婚。婚姻状况应由婚姻登记机关证明且最具证明力，其他单位证明与婚姻登记机关证明相矛盾的也应以婚姻登记机关证明为准，且徐家丽所属单位贵州申一橡胶厂出具的多份证明内容均有矛盾之处。至于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所述高亚文提供的结婚证上年龄与实际年龄不符、当时办理的结婚证应无钢印、高亚文提供的结婚证编号时有时无等，应向婚姻登记机关反映处理，法院无处分权。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所述徐家丽年老生病入院均是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照顾及办理，徐家丽的所有财产凭据交由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管理，也不能证明高亚文与徐家丽不具婚姻关系。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称高亚文提供给公证处的徐家丽一代身份证号有误，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称查询高亚文档案材料发现其有伪造个人档案、奸淫妇女两人、使用欺诈手段骗取结婚证的违法犯罪记录，因该档案材料形成于一九七五年文革时期，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高亚文曾有该种行为也不能当然推论高亚文与徐家丽的结婚登记虚假。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称该公证办理人员还涉嫌犯罪，但提供的证据为复印件，不具证明效力，且该公证办理人员即使在其他公证办理中涉嫌犯罪，也不能当然推论该公证人员与高亚文有串通办理虚假公证的事实。综上公证处审查核实的材料并无虚假，高亚文作为徐家丽第一顺序唯一继承人，公证继承徐家丽上述财产符合法律规定，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要求公证处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10元由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父母墓碑照片一张、火化证明一份，拟证明其父死于1998年5月28日、母亲死于2002年3月26日，一审判决父母死亡的时间错误。国立公证处认为父母死亡时间应以死亡证明载明时间为准，但客观上父母都早于徐家丽死亡。高亚文同意国立公证处的质证意见。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曾于2017年1月16日到贵阳市档案馆查询高亚文和徐家丽婚姻登记情况，调取了高亚文和徐家丽的结婚登记申请书、结婚证存根及收费收据。当时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发现结婚登记申请书上高亚文的出生年月为1940年12月19日，与现在高亚文身份证所载明的出生年月不符，并请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核实高亚文的身份信息。档案馆工作人员答复称因在八十年代没有身份证，当时的结婚登记是结婚双方自己填写婚姻登记申请表，登记机关仅作形式审查，并未留存结婚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对上述证据组织质证，上诉人认为该组证据并不在国立公证处为高亚文办理公证时的档案材料中，另外婚姻登记时间1986年5月10日为星期六，不属于法定工作日，故申请对该组证据中当事人签名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国立公证处对该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并称其处在公证时也到贵阳市××民政局、云岩区延中办事处调查核实过，确认高亚文和徐家丽的结婚事实后才出具的公证书。高亚文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庭审陈述及相关证据在卷佐证，且经质证，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以高亚文与徐家丽不具有夫妻关系，国立公证处为高亚文办理两次继承公证过程中未尽到充分审查、核实义务，致使出具的公证书错误为由，主张国立公证处和高亚文侵害了上诉人的继承权，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是国立公证处在为高亚文办理继承过程中，是否尽到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对此本院认为，2004年10月高亚文第一次向国立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公证时虽然没有提交结婚证，但提交了徐家丽的身份证、户口簿、死亡证明、徐家丽生前工作单位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申一橡胶公司出具的证明、延安中路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等，尤其是徐家丽生前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上还有云岩延中办事处加盖的公章，证明高亚文和徐家丽于1986年5月10日于延中办事处办理结婚证，结婚证号云延119号。云岩区民政局也在该证明上加盖婚姻登记专用章，证明情况属实。云岩区民政局作为办理公民婚姻登记的专门机关，具有证明公民婚姻状况的相关资质，国立公证处依据上述证据材料，再结合与相关当事人调查谈话，作出了继承公证书，本院认为国立公证处已尽到了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而高亚文于2011年6月再次向国立公证处申请继承公证时，除提交上述材料外，还提交了结婚证原件，该结婚证原件的证号为延字第119号，与上述证明材料中的结婚证号吻合，这更进一步证明高亚文和徐家丽的婚姻关系，故本院认为上诉人称高亚文和徐家丽不具夫妻关系，国立公证处公证过程中未尽到充分审查、核实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要求对国立公证处谈话笔录上徐家和签名真伪进行鉴定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要求鉴定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该谈话笔录上记载的徐家和的陈述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高亚文和徐家丽不是夫妻关系。但国立公证处认定高亚文和徐家丽为夫妻，并作出继承公证书并非仅依据该谈话笔录，还有其他证据材料都足以证明高亚文和徐家丽是夫妻，并且原审法院专门到贵阳市档案馆调取了高亚文和徐家丽的婚姻登记材料，也证实高亚文和徐家丽为夫妻关系，故本院认为原判对上诉人的该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另，关于徐家丽父母死亡时间的问题，根据火化证明及墓碑照片等证据，原判认定付定华于2004年7月死亡、父亲于1999年6月死亡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并确认徐家家丽父亲死于1998年5月28日，母亲死于2002年3月26日。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10元，由徐家贵、徐家琴、徐家萍、徐家秀、徐家和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龚国智
审判员 符黎音
审判员 李 蓉
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曹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