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6民终19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纪亚斌，男，1969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龙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卫东，福建闽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鹏斌，福建闽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建辉，男，197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龙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木钦，福建中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志梅，福建中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柯丽珍，女，1967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龙海市。系上诉人吴建辉妻子。
上诉人纪亚斌因与上诉人吴建辉及被上诉人柯丽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15）龙民初字第2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纪亚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卫东，上诉人吴建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木钦、苏志梅，被上诉人柯丽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纪亚斌上诉请求：1、撤销（2015）龙民初字第2776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吴建辉、被上诉人柯丽珍共同向上诉人支付尚欠的买卖猪款1065470元；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①原审认定：上诉人举证的对账单第3张被上诉人柯丽珍与上诉人对账时所列清单“龙岩，22头，25289元”的后面已画圈并打叉（×），说明被上诉人柯丽珍与上诉人对账时就对第四笔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对第四笔的异议成立，该笔款项25289元应予扣除。上诉人认为：该笔款项25289元并不是被上诉人已经支付的款项，原审扣除该笔款项错误。理由如下：（1）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第1张至第4张总共四张的款项，系被上诉人确认：自2015年1月30日至4月22日上诉人向猪农收购猪，卖给被上诉人，再由被上诉人转卖给被上诉人的销售公司（即珍新公司）的账目；（2）在第1张对账单、第4张右上方分别注明“珍新已付”、“珍新未付”，系被上诉人单方备注的，经过上诉人校对，该清单“龙岩，22头，25289元”的款项并未支付，所以上诉人在后面画圈并打叉（×）；（3）上诉人诉讼主张的请求，按照被上诉人总购货数量，扣除已经支付的货款，计算尚欠的金额；综上，原审以被上诉人的辩解认定该笔款项25289元被上诉人已经支付，明显错误。②原审认定：上诉人举证的对账单第6张上方有注明“晋江”，故对该清单所写的“3月6日，华福11头，18350元”应认定属晋江账。上诉人认为：原审认定的清单上方注明的“晋江”认定整张对账单，全部属于晋江账，明显错误。理由如下：（1）结合整张对账单，该“晋江”属于对“2月5日，佛昙29头，39173元”、“2月5日，佛昙21头，30484元”两笔款项的注明，而不属于对整张清单的注明；（2）该对账单的左上方虽然注明“晋江”，但该对账单其他款项，经过核对后，属于“爱国”、“国强”、“珍新”、“汕头”账，并不是全部属晋江账；（3）另该笔款项18350元后，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记账明细“3月6日华福11头，属汕头账”，因此，该笔款项属汕头账，不属于晋江账，不应予剔除；③原审认定：上诉人提出的2015年2月份通过驾驶员支付给被上诉人吴建辉现金60000元，被上诉人吴建辉不予认可，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对该事实不予认定采信。上诉人认为：2015年2月，上诉人通过驾驶员支付给被上诉人吴建辉现金60000元事实清楚，驾驶员能够证明该事实，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该笔款项。
2、本案被上诉人柯丽珍为买卖合同当事人，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柯丽珍参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吴建辉之间收购、销售商品猪的整个过程，以及与上诉人对账，均由被上诉人柯丽珍实际实施；（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3）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买卖关系，被上诉人一方以夫妻共同经营的方式参与，理应由被上诉人夫妻共同承担清偿责任。
上诉人吴建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纪亚斌）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认定错误。①证据1不是对账单，原审法院认定该手抄清单是对账单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是原审被告在双方合伙期间记账簿上的有关账目进行手抄，手抄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期间的账簿，只是体现账簿的一部分，缺乏完整性，不能作为双方对账单。②证据1根本不是原告猪农的猪出售给上诉人挂钩的买主厦门珍新公司、广东汕头、晋江、广东惠来、爱国、国强、两泉，而是双方共同向猪农购猪的数量及金额，分别销售给不同的客户。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猪农的猪出售给上诉人挂钩的买主，认定错误。③证据1既然是原审被告手抄于账薄上，则体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来往账应以原审被告所记录的账簿为准，而不是被上诉人提供的摘抄单。④从证据的证明力角度来讲，账簿的原始记录证明力远远大于摘抄单，原审法院应以原始的账簿作为证据来证明双方的来往账才符合客观事实。⑤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对账单，如果是双方的对账单，应当由双方签名确认。该证据只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期间由做账人单方摘抄，未经上诉人确认。⑥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中，体现是厦门珍新公司、广东汕头、广东惠来、晋江、爱国、国强的账，被上诉人也认可，因此，具体双方的来往账应当以原始双方认可的账簿为准，而不能以摘抄单为准，原审法院以摘抄单作为双方的来往账进行对账也是错误。⑦原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6三张清单属晋江账，可证明原告猪农的猪出售给原告挂钩的买主晋江屠宰场。该认定自相矛盾。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6如果属于原告的猪农，为何会记账在上诉人的账簿上，因此，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6完全可以证实双方存在合伙关系。
2、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错误。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合伙关系。①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商品猪关系。被上诉人原审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合同，相反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6完全可以证实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因为如果是被上诉人自己猪农的猪出售给晋江的屠宰场，被上诉人没必要在上诉人这边进行做账。②上诉人在原审提供的证据完全可以证实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提供的原始账簿中，其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生意出售给广东惠来、珍新，明显记载利润是平分，如果不是合伙关系，根本不存在利润平分的事实。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伙期间，逐车进行结算，这个事实在原始的账簿有记载。每车出售的商品猪谁出资多少、是否已支付等都有原始记载，从账簿完全可以证实双方是合伙双关，根本不是买卖关系。
3、原审法院先入为主，组织双方对被上诉人列出的《原告纪亚斌与被告吴建辉购猪买卖明细表》进行质证，但对质证结果的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①原审法院应以原审被告对于双方合伙期间的记账簿为对账依据，而不是以被上诉人所列的《原告纪亚斌与被告吴建辉购猪买卖明细表》作为对账依据。②被上诉人列出《原告纪亚斌与被告吴建辉购猪买卖明细表》不是双方对账的依据，上诉人对该明细表进行质证，并不代表对明细表进行认可，要认可双方结账的依据，应当以原审被告柯丽珍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做的账簿为准。③对于被上诉人所列的《2015年原告购猪转售被告，再由被告出售给珍新公司（珍新公司的账目）》、《2015年原告购猪转售被告出售给汕头》、《2015原告购猪转售被告，再由被告出售给广东惠来》、《2015原告购猪转售被告，再由被告出售给国强－两泉－爱国》，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只是对被上诉人所列的账目进行确认，并没有确认所列账目是被上诉人购猪转售上诉人，再由上诉人出售给珍新公司、广东汕头、广东惠来、国强、两泉、爱国。其次，该账目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共同向猪农收购商品猪，并不是被上诉人购猪转售上诉人，再由上诉人出售，而是合伙出资购买，共同出售。再次，原审法院直接认定被上诉人所列的《2015原告购猪转售被告，再由被告出售给珍新公司》、《2015年原告购猪转售被告出售给汕头》、《2015原告购猪转售被告，再由被告出售给广东惠来》、《2015原告购猪转售被告，再由被告出售给国强－两泉－爱国》事实成立，才认定上诉人应支付给被上诉人猪款。原审法院在没有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是被上诉人出售给上诉人是错误的。最后，对于所列的客户清单中，有些是上诉人支付的货款，有些是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原审法院未予以查清。根据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举证客户货款由其支付，而不应由上诉人进行举证。④对于被上诉人所列的《2015年吴建辉通过让厦门珍新公司转到纪娇娇账户支付购猪款明细表》，可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共同合伙将商品猪出售给厦门珍新公司。厦门珍新公司有时付款给上诉人，有时付款给被上诉人，完全可以证实厦门珍新公司的生意是双方合伙的。⑤对于被上诉人所列的《被告吴建辉向自己客户购猪，再转售给原告明细表》，原审法院认定错误。首先，该明细表完全可以证实双方是合伙关系，晋江的账由被上诉人负责，厦门珍新公司的账由上诉人负责，双方在合伙期间各司其职。其次，晋江的账目存在遗漏，具体遗漏部分要以原审被告记账簿为准，原审法院没有要求原审被告提供原始记账簿进行对账，明显偏袒被上诉人。
4、上诉人在原审法院提供的原始账簿，对于晋江账有全部的记载，双方的对账应当以账簿为依据，原审法院却以被上诉人所列的明细表为对账依据，导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5、杨某、郑某1、林某、蓝某1、蓝某2、朱某、郑某2、陈某的猪款是由上诉人所支付，原审法院未认定明显错误。①本案涉及杨某、郑某1、林某、蓝某1、蓝某2、朱某、郑某2、陈某的猪款，被上诉人认为其已支付，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由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认为由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②上诉人在原审法院已经举证证明付款的事实，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不是支付本案所涉及的款项，其应当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证实，而不是由上诉人再予以举证。③杨某、郑某1、林某、蓝某1、蓝某2、朱某、郑某2、陈某是本案涉及的猪农，在原审被告的账簿中已经体现，涉及的款项支付方式在账簿中也明确体现，原审法院对于账簿中已经体现的支付方式未予认定，明显错误。
6、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交易习惯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利用各自的猪农客户资源，在2015年1月至4月间向各自的猪农收购商品猪，集中装车分别出售给被告挂钩的厦门珍新公司、广东汕头、广东惠来、国强、两泉、爱国及原告挂钩的晋江屠宰场，商品猪出售后，先由原告与其挂钩的买主结算货款，被告与其挂钩的买主结算货货款，再由原告与被告之间结算支付货款，最后由原告、被告向各自的猪农支付购猪款。上述的交易习惯做法，说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了收购及销售商品猪的合作关系。本案的事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双方合伙收购商品猪，由原审被告对双方的生意进行做账。合伙期间，双方共同向猪农收购商品猪，收购完之后出售，上诉人负责厦门珍新公司生意，被上诉人负责晋江生意，利润平分，然后根据收款情况再支付给猪农的猪款，有些猪款由上诉人支付，有些由被上诉人支付，每车进行结算，具体体现在账簿中。这才是双方合伙的真实情况，原审法院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认定双方的交易习惯是错误的。由于双方在合伙期间，对于支付猪农的款项存在争议，双方至今尚未进行结算，因此，不存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收购商品猪的事实。
7、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①上诉人在原审法院申请证人杨某、郑某1、林某、蓝某1、蓝某2、朱某、郑某2、陈某出庭作证，原审法院未依职权通知，上诉人向原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原审法院又不依职权进行调查，违反了法定程序。②原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列出的《原告纪亚斌与被告吴建辉购猪买卖明细表》进行质证，但对于上诉人列出的《一、晋江账吴建辉猪农情况》、《二、珍新公司（纪亚斌猪农情况）》、《三、汕头（纪亚斌猪农情况）》、《四、广东惠来现金已付清，已结》、《五、吴建辉通过转账代纪亚彬支付猪农款项》、《六、吴建辉账号汇款情况》、《七、吴建辉通过厦门珍新公司转到纪亚彬账号》、《吴建辉代纪亚彬支付现金猪款》、《九、纪亚彬应支付吴建辉的装工工资＋检疫费用》进行质证，未对该证据进行认证，违反法定程序。③上诉人在原审提交《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明显可以证实上诉人通过POSS机支付款项77850元，但是原审法院未进行质证和认证。④原审法院依职权向龙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调取纪亚斌、吴建辉、纪娇娇、陈嘉靖、洪天福、陈国新、陈两泉存款明细账，向中国农业银行龙海市支行调取纪娇娇存款明细账，但是，原审法院在调取证据之后，未组织双方进行质证，也未在判决书中进行认证。⑤上诉人在原审法院提供证人作证，但是，原审法院在判决时未对证人作证的有关事实进行认证，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⑥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未进行释明。被上诉人以买卖合同为由进行诉讼，上诉人认为是合伙纠纷，如果原审法院认为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纠纷，应当对上诉人进行法律释明，由于原审法院没有进行法律释明，导致上诉人未按照买卖合同关系进行举证，导致本案事实不清。
8、原审法院未认定上诉人支付给纪娇娇的款项明显事实不清，同时违反举证分配原则。①原审法院认定纪娇娇支付款项给上诉人，抵作货款，但是，上诉人支付给纪娇娇的款项却没有抵作货款，明显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在原审已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已转账至纪娇娇231000元，通过POSS机支付款项77850元，总共为308850元，该事实被上诉人已确认，原审法院未认定明显错误。②原审法院违反了举证分配原则。首先，本案中，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起诉本案是买卖合同关系，其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但是，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有关证据，原审法院却要求上诉人承担举证证明合伙关系成立的证据。其次，上诉人在原审法院通过答辩否认被上诉人支付猪农的购猪款，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证明款项由其支付的证据，但是，原审法院却要求由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明显违反了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再次，上诉人提供转账记录证明支付购猪款，被上诉人否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又不采信上诉人的证据，明显违反举证分配原则。
针对纪亚斌的上诉，吴建辉答辩称：1、答辩人与上诉人是合伙关系，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与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一致。2、上诉人出具的原审被告柯丽珍的手抄清单，并不是答辩人与上诉人的对账单。上诉人认为该清单是债权确认书没有事实依据，主张第1张至第4张系答辩人确认自2015年1月30日至4月22日上诉人向猪农收购猪，卖给答辩人，再由答辩人转卖给答辩人挂钩的公司是错误的。该证据不能证明答辩人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3、上诉人提供的第1张、第4张手抄清单中，原审被告注明“珍新已付”、“珍新未付”只是说明合伙账中，珍新公司已付款和未付款的数额，未涉及猪农的货款，上诉人作为原审原告，认为清单中“龙岩，22头，25289元”猪农是其付款的，其应当举证证明，而不是由答辩人举证。4、上诉人提供的第6张手抄清单中，原审被告注明“晋江”，该手抄清单所写的“3月6日，华福11头，18350元”已经注明是晋江，说明双方在合伙期间该猪农的猪是出卖到晋江，不存在该猪农的购猪款是由上诉人支付的。本案上诉人作为原审原告，其提出主张“3月6日，华福11头，18350元”是由其支付，应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由答辩人承担举证责任。5、答辩人并未向上诉人支取现金60000元，上诉人陈述的没有任何事实。6、本案柯丽珍只是负责记账，并未参与合伙或买卖，而且对于双方在合伙期间的生意，账簿上都有明显的体现，双方的合伙账应当以账簿为准，上诉人认为按照总购货数量，扣除已经支付的货款，计算尚欠金额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因此，对于答辩人与上诉人的合伙或买卖关系柯丽珍完全无关，上诉人把柯丽珍列为当事人明显错误。综上，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作出公正判决。
针对纪亚斌的上诉，被上诉人柯丽珍答辩称：两上诉人是一起做生意的，其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务，是替他们记账的。
针对吴建辉的上诉，纪亚斌答辩称：1、原审法院对答辩人提供的证据1属于对账单的法律性质认定正确，本案购猪买卖合同关系应以该对账单为依据。①答辩人一审提供的证据1，是原审被告柯丽珍提供的对账单，原审认定在起诉前答辩人主动到上诉人家中进行对账，经两被告确认，并由原审被告柯丽珍亲自抄写对账内容，该事实认定清楚，对对账单属双方买卖合同关系证明的法律性质认定正确；②上诉人吴建辉和被上诉人柯丽珍在原审中已经明确自认答辩人向答辩人的猪农购买商品猪，再转售给吴建辉、柯丽珍的事实，上诉人现否定该自认事实，依法应不予支持；③答辩人与上诉人、柯丽珍的买卖合同，应以答辩人最终对账确认为依据。上诉人、柯丽珍提供的所谓原始账簿系由上诉人、柯丽珍单方制作的材料，并未经答辩人确认，因此，答辩人对其记载的内容存有异议，所以答辩人才多次要求对账确认，并最终由柯丽珍提供对账单。④上诉状的书写人提出的“答辩人的猪农不可能记载于上诉人、柯丽珍的账簿上”的上诉理由，显然表明其不清楚双方的买卖业务往来情况。⑤答辩人举证的对账单，系吴建辉、柯丽珍提供给答辩人确认，根本无需双方签名确认。2、原审认定答辩人与上诉人、被上诉人系买卖合同关系，该法律关系认定正确。①答辩人原审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双方买卖商品猪关系，同时经庭审调查确认，双方存在互为提供、买卖商品猪的关系，也是属买卖关系；②上诉人一审中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③上诉人、柯丽珍制作的账簿内容，不能反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且该账簿系由柯丽珍单方制作形成，并未经答辩人确认；④依照《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但本案并无任何合伙协议。3、法院组织双方进行质证，符合民事诉讼程序的要求，该质证内容完全可以作为定案依据。4、原审认定答辩人与上诉人、柯丽珍的交易习惯，系双方当事人确认，符合双方买卖往来情况。答辩人与上诉人、柯丽珍从各自的猪农收购商品猪，并由各当事人向挂钩的厂家出售商品猪，并由各自的厂家向答辩人或上诉人付款，因此，答辩人从自己猪农购买的商品猪，转售给上诉人、柯丽珍后，上诉人、柯丽珍应向答辩人支付转售的商品猪款。5、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原审法院已经依上诉人、柯丽珍申请通知相关证人出庭，至于证人未到庭作证，则应由上诉人、柯丽珍承担举证不利后果。6、上诉人补充的上诉意见属于辩论意见。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吴建辉的上诉请求。
针对吴建辉的上诉，被上诉人柯丽珍没有异议。
纪亚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货款113504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算起至还款之日，按同期同类人民银行贷款计息）；2、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至4月期间，原告纪亚斌与被告吴建辉利用各自的猪农客户资源，向各自的猪农客户收购商品猪后，集中装车出售给被告吴建辉挂钩的买主厦门珍新公司、广东汕头、广东惠来、国强、两泉、爱国以及原告纪亚斌挂钩的买主晋江屠宰场。商品猪销售后，首先由原告纪亚斌与其挂钩的买主结算货款，被告吴建辉与其挂钩的买主结算货款；然后由原告纪亚斌与被告吴建辉之间结算支付货款；最后由原告纪亚斌、被告吴建辉分别向各自的猪农客户支付购猪款。2015年1月30日至4月24日，商品猪出售给厦门珍新公司，被告吴建辉应付给原告纪亚斌猪款合计2678609元。2015年1月27日至4月11日，商品猪出售到广东汕头，被告吴建辉应付给原告纪亚斌猪款合计691470元。2015年3月11日至4月18日，商品猪出售到广东惠来，被告吴建辉应付给原告纪亚斌猪款合计277921元。2015年2月16日至3月10日，商品猪出售给国强、两泉、爱国，被告吴建辉应付给原告纪亚斌猪款合计142838元。上述被告吴建辉应付给原告纪亚斌猪款共3790838元。2015年2月9日至4月11日，商品猪出售给晋江屠宰场，原告纪亚斌应付给被告吴建辉猪款合计1061972元。双方合作期间，被告吴建辉通过在农村信用社账户（账号：62×××17、62×××79）向原告纪亚斌在农村信用社账户（账号：62×××02）转账支付猪款分别为1366650元、323125元，合计1689775元；2015年2月18日、2月23日、3月5日、3月16日，被告吴建辉通过厦门珍新公司转账至原告纪亚斌的儿媳妇纪娇娇在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15）猪款合计286010元；2015年3月17日、18日、22日、28日、29日，原告纪亚斌通过在农村信用社账户（账号：62×××02）向被告吴建辉转账支付猪款合计158750元；2015年3月31日，原告纪亚斌通过其儿媳妇纪娇娇在信用社账户（账号：9080320010100100014220）向被告吴建辉转账支付猪款50000元。上述应付的猪款与已付款相互抵扣后，被告吴建辉尚欠原告纪亚斌猪款为961831元。
一审另查明，被告吴建辉与被告柯丽珍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纪亚斌与被告吴建辉利用各自的猪农客户资源，在2015年1月至4月期间向各自的猪农客户收购商品猪后，集中装车分别出售给被告吴建辉挂钩的买主厦门珍新公司、广东汕头、广东惠来、国强、两泉、爱国以及原告纪亚斌挂钩的买主晋江屠宰场。商品猪销售后，先由原告与其挂钩的买主结算货款，被告吴建辉与其挂钩的买主结算货款；再由原告与被告吴建辉之间结算支付货款，最后由原告纪亚斌、被告吴建辉向各自的猪农客户支付购猪款。上述的交易习惯做法，说明原告纪亚斌与被告吴建辉之间形成了收购及销售商品猪的合作关系。被告吴建辉辩称与原告纪亚斌是合伙关系，不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双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交易习惯履行各自的义务。商品猪出售给厦门珍新公司，被告吴建辉应付给原告纪亚斌猪款为2678609元。商品猪出售到广东汕头，被告吴建辉应付给原告纪亚斌猪款为691470元。商品猪出售到广东惠来，被告吴建辉应付给原告纪亚斌猪款为277921元。商品猪出售给国强、两泉、爱国，被告吴建辉应付给原告纪亚斌猪款为142838元。上述被告吴建辉应付给原告纪亚斌猪款合计3790838元。商品猪出售给晋江屠宰场，原告纪亚斌应付给被告吴建辉猪款合计1061972元。双方合作期间，被告吴建辉向原告纪亚斌转账支付猪款合计1689775元；被告吴建辉通过厦门珍新公司转账至原告纪亚斌的儿媳妇纪娇娇账户猪款合计286010元；原告纪亚斌向被告吴建辉转账支付猪款合计158750元，原告纪亚斌2015年3月31日通过其儿媳妇纪娇娇账户向被告吴建辉转账支付猪款50000元。上述应付的猪款与已付款相互抵扣后，被告吴建辉尚欠原告纪亚斌猪款为961831元，被告吴建辉应当支付给原告纪亚斌。原告主张被告吴建辉支付欠款，应予支持。本案是合同纠纷，从商品猪的收购并联系猪农、集中装卸、销售并联系挂钩买主、转账付款至对方信用社账户等事实情况，本案合同行为及效力仅发生在原告纪亚斌与被告吴建辉之间，因被告柯丽珍不是合同当事人，不是适格被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主张被告柯丽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原告纪亚斌与被告吴建辉对合作期间的账目争议较大，未能进行最终结算，具体欠款金额一直无法协商确定，且双方并未约定欠款利息，故原告主张被告吴建辉支付欠款利息，不予支持。被告吴建辉提出晋江账遗漏及遗漏的猪款由被告吴建辉直接支付现金给猪农，原告予以否认，被告吴建辉对自己的主张未能提供遗漏及付现金给猪农的相关证据加以证明，遗漏的猪农也未出庭与原、被告双方进行核实对证，且根据“各方的猪农由各方负责支付猪款”的交易习惯做法，故被告吴建辉提出遗漏上述的晋江账及已付款给猪农，依据不足，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吴建辉提出为原告纪亚斌的猪农杨某、郑某1、林某、蓝某1、蓝某2、朱某、郑某2、陈某代付购猪款合计1004501元的问题，原告纪亚斌不予认可，原告辩解是被告自己向上述这些猪农购猪应由被告自己付款。因被告吴建辉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这些猪农的猪是卖给原告纪亚斌并由原告自行销售，故被告吴建辉提出向原告纪亚斌的猪农代付购猪款合计1004501元，证据不足，不予采信。至于被告吴建辉与上述猪农杨某等人就购猪款1004501元产生争议，被告吴建辉可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吴建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纪亚斌支付尚欠的猪款961831元；二、驳回原告纪亚斌对被告柯丽珍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纪亚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015元，由原告纪亚斌负担2292元，被告吴建辉负担12723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吴建辉围绕上诉请求，提供如下证据：
1、柯丽珍记录的账簿（记账），证明：①上诉人（吴建辉）与被上诉人（纪亚斌）在合伙期间，双方的合伙账由柯丽珍记账，账本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期间猪农的名称、成品猪的数量、款项的支付情况及结算情况都有明确的记载。②从账簿记载情况，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账是按车计算，根据每车的情况进行结算，并不存在双方买卖成品猪的事实。③账簿明确猪农的付款情况，因此，对账应当以原始账簿为依据，原审法院没有依据原始账簿进行对账明显事实不清。④该证据第六页中，被上诉人签名确认，证明对于4月20日之前记账内容进行确认，双方已结算的事实。⑤该证据第九页中，被上诉人签名确认，证明对于4月11日之前广东惠来的记账内容进行确认，双方已结算的事实。⑥该证据第十、十一页中，明确记载晋江账的事实，如果是买卖关系，双方之间不可能存在记账晋江账的事实，也不符合常理。⑦从账簿完全可以证实晋江账存在遗漏的事实。
2、柯丽珍记录的账簿（结算记账），证明：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期间，对于合伙账进行结算所记录的结算情况，该账簿是原始记录。②该账薄体现双方盈利及亏损的真实情况，而且按平均分享盈利和亏损，完全符合个人合伙的特征。③该证据第七页中，被上诉人签名确认。对于双方的盈利情况及结算情况进行确认。④该证据是体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期间真实结算情况，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
3、蓝某1的收条及证明，证明：①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期间，上诉人支付给猪农的中介人现金16万元及转账352571元（银行存款清单），共计512571元，该款系上诉人支付的猪款。②上诉人支付给蓝某1的款项，由蓝某1再支付给猪农，猪农的款项实际由上诉人支付。③猪农户2015年2月7日油坑、2015年2月9日青山、2015年2月14日油坑、2015年2月14日油坑、2015年2月25日跃升、2015年2月26日油坑、2015年2月26日油坑、2015年3月11日黑番、2015年3月13日文发、2015年3月15日元泉、2015年3月16日元泉、2015年3月19日蔡坑、2015年3月20日文发、2015年3月20日油坑、2015年4月8日跃臣、2015年4月10日武汉、2015年4月7日跃进臣、2016年4月12日跃臣的猪款系上诉人支付，原审法院认定由被上诉人支付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
4、杨某证明、林某证明、蓝某2证明，证明：①蓝某2、林某、杨某的猪款系上诉人支付，该事实与银行汇款凭证相互印证。②原审法院认定杨某、林某、蓝某2的猪款由被上诉人支付没有任何的事实和理由。③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猪农的款项由其支付的事实。
针对上诉人吴建辉二审庭审中提供的证据，上诉人纪亚斌质证认为：证据1、证据2都是记账本的内容，真实性没办法确认，关联性和证明的内容均有异议，记账本是上诉人吴建辉一方单方书写记录，不能以此证明合伙关系形成的合伙账目。对内容也不清楚，内容无法确认。第23页广东惠来的账目是原审提供的，这笔有清算盈利，上诉人纪亚斌的诉讼主张没有包括在内，不能以此证明双方的合伙关系。第6页纪亚斌签字的内容也是广东惠来的这笔款项，只能证明有广东这笔单而已，不能证明合伙关系。在第9页的纪亚斌签字也是和广东惠来有关，在一审的时候有提交过，属重复提交。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蓝某1证明的内容不清楚，是不是蓝某1本人签字也不清楚，关联性有异议，不足以证明该内容，不能够作为定案依据，付款给蓝某1需要有相关付款凭证，且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原审时应当出庭核对每一笔款项。
上诉人纪亚斌于二审庭审之后提交一份蓝某1“证明”，并申请蓝某1到庭接受质询，以此证明上诉人吴建辉二审庭审中提交的蓝某1的“证明”是错误的。上诉人吴建辉针对纪亚斌庭审之后提交的“证明”质证认为，签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明内容不能成立，因为与之前吴建辉提供的“证明”内容相互矛盾。
针对两份内容相互矛盾“证明”，证人蓝某1说明：①两份“证明”中的猪农款项数额及时间，均是两上诉人自己写的，自身签名时没有注意看，时间久也记不清楚了；②明确确认两份“证明”中所列的“2月7日至3月20日”的款项是上诉人纪亚斌支付的，4月份4笔是上诉人吴建辉支付的；③对于另外一张所列的3月17日6万元、4月8日6万元、农历三月初二4万元，则表示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了。
本院认为，上诉人吴建辉提交的证据1、2，上诉人纪亚斌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上诉人吴建辉虽有提供原本核对，但这只是上诉人妻子即被上诉人柯丽珍单方制作，并未经上诉人纪亚斌确认，故证据1、2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虽然上诉人纪亚斌对于证据1中第6、9页和证据2中第5页“纪亚斌”的签名没有异议，但其又明确该三处签名只是针对“惠来”的账目，双方之间对“惠来”账目已经结算清楚，其诉讼主张并未包括“惠来”的款项。因此，上诉人吴建辉欲以上诉人纪亚斌的该三处签名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依据不足。证据3、4，上诉人纪亚斌对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内容也有异议，因证人未到庭作证并接受质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关于上诉人纪亚斌提交的证人“证明”和证人出庭的陈述的问题。上诉人吴建辉对证人蓝某1的签名没有异议，但认为证明内容不能成立，因为纪亚斌的“证明”与吴建辉的“证明”内容相互矛盾。虽然上诉人纪亚斌提交的“证明”内容与上诉人吴建辉提交的“证明”内容相互矛盾，但证人蓝某1到庭进行陈述和接受质询，并对两份“证明”的内容当庭进行明确，因此，证人蓝某1的证言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即可以认定两份“证明”中所列的“2月7日至3月20日”的款项是上诉人纪亚斌支付，4月份4笔是上诉人吴建辉支付。
二审期间，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上诉人纪亚斌部分有异议，认为①2678609元漏算25289元；②691470元漏算18350元；③遗漏认定驾驶员支付的60000元现金。上诉人吴建辉部分有异议，认为①双方之间属合伙关系，而非合作关系，双方之间尚未结算，上诉人吴建辉没有尚欠纪亚斌款项，无需支付纪亚斌款项；②猪农是双方共同的猪农，买主是双方共同的买主，猪农款是双方共同支付的，吴建辉转账给纪亚斌及纪娇娇的款项均是为了支付猪农猪款；③遗漏认定吴建辉转账给纪娇娇308850元，该些款项也是为了支付猪农猪款。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上诉人纪亚斌与上诉人吴建辉之间是否属合伙法律关系；2、上诉人吴建辉是否尚欠上诉人纪亚斌款项及款项的数额；3、上诉人吴建辉、被上诉人柯丽珍应否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上诉人纪亚斌与上诉人吴建辉之间是否属合伙法律关系之问题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上诉人纪亚斌和上诉人吴建辉及被上诉人柯丽珍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协议，上诉人吴建辉主张双方之间属合伙关系，却未能举证双方之间有口头就合伙的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等事项进行约定，或双方之间事实上有共享盈余、共担风担的合伙模式。仅凭上诉人纪亚斌在柯丽珍制作的账本中有三处签名，欲证明双方之间属合伙关系，明显依据不足，该三处签名并不属上诉人纪亚斌起诉的范畴，仅是双方针对“惠来”部分账目的结算确认。上诉人吴建辉申请出庭的证人也仅能证明双方一起购猪的事实，并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内部属何种法律关系。上诉人吴建辉未能进一步举证双方之间存在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同时，上诉人吴建辉的该主张，也与被上诉人柯丽珍单列上诉人纪亚斌应付款的“摘抄单”相矛盾，被上诉人柯丽珍庭审中明确确认，其所列“摘抄单”就是上诉人纪亚斌的客户，该些款项应由上诉人纪亚斌支付，此种做法明显不符合合伙的法律特征。此外，上诉人吴建辉一审也明确列出“吴建辉猪农”和“纪亚斌猪农”的相关账目，可见吴建辉并不否定存在各自猪农的做法，明显该做法也与合伙的法律特征不相符，虽然上诉人吴建辉二审中主张猪农均是双方共同的猪农，但该主张显然与其一审主张相互矛盾。因此，上诉人吴建辉主张双方之间属合伙法律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双方所提交的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和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应认定上诉人纪亚斌的证据证明力较大于上诉人吴建辉的证据证明力，即应认定双方的交易习惯为：上诉人纪亚斌与上诉人吴建辉利用各自的猪农客户资源，向各自的猪农收购商品猪，集中装车分别出售给各自挂钩的买主，后各自与挂钩的买主结算货款，再各自向自己的猪农客户支付购猪款。该交易习惯说明上诉人纪亚斌与上诉人吴建辉之间形成了协作收购和销售商品猪的关系，属于上诉人纪亚斌收购的猪农的猪款，应由纪亚斌负责支付，上诉人吴建辉应支付纪亚斌相应的猪款。该事实也得到了被上诉人柯丽珍开具的纪亚斌负责付款的“摘抄单”的相互印证。
二、关于上诉人吴建辉是否尚欠上诉人纪亚斌款项及款项数额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被上诉人柯丽珍开具给上诉人纪亚斌的“摘抄单”，还有上诉人纪亚斌所列的十项《原告纪亚斌与被告吴建辉购猪买卖明细表》以及吴建辉对该十项“明细表”的逐一质证意见，可以认定上诉人吴建辉尚欠上诉人纪亚斌猪款961831元，即吴建辉应付纪亚斌款项3790838元－纪亚斌应付吴建辉款项1061972元－吴建辉已转账纪亚斌1689775元－吴建辉已转账纪娇娇（纪亚斌儿媳妇）286010元（纪亚斌认可是猪农款）＋纪亚斌已转账吴建辉158750元＋纪娇娇已转账吴建辉50000元＝961831元。具体款项项目组成如下：①商品猪出售给厦门珍新公司，吴建辉应付给纪亚斌猪款为2678609元；②商品猪出售到广东汕头，吴建辉应付给纪亚斌猪款为691470元；③商品猪出售到广东惠来，吴建辉应付给纪亚斌猪款为277921元；④商品猪出售给国强、两泉、爱国，吴建辉应付给纪亚斌猪款为142838元；上述①＋②＋③＋④＝3790838元。⑤商品猪出售给晋江屠宰场，纪亚斌应付给吴建辉猪款为1061972元。⑥合作期间，吴建辉向纪亚斌转账支付猪款合计为1689775元。⑦合作期间，吴建辉通过厦门珍新公司转账至纪亚斌的儿媳妇纪娇娇账户猪款合计为286010元。⑧合作期间，纪亚斌向吴建辉转账支付猪款合计为158750元。⑨合作期间，纪亚斌通过其儿媳妇纪娇娇账户向吴建辉转账支付猪款50000元。因此，上诉人纪亚斌诉求上诉人吴建辉支付尚欠猪款961831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上诉人纪亚斌主张①项目猪款2678609元，少算25289元，②项目猪款691470元，少算18350元，同时漏算驾驶员现金支付给吴建辉的60000元。因①项目第3张“龙岩22头25289元”有明确打“×”并画圈标注，明显有别于①项目的其他账目，说明被上诉人柯丽珍在双方对账时就明确不予认可，故应予扣除。②项目的18350元问题，该“摘抄单”中“2月15日佛坛29头39173元、21头30484元”和“3月6日华福11头18350元”均未特别注明是否晋江账，但该页的抬头明确注明“晋江”，上诉人纪亚斌仅认可“2月15日佛坛29头39173元、21头30484元”属晋江账，却否认“3月6日华福11头18350元”属晋江账，明显不符常理，也缺乏依据。至于驾驶员现金支付吴建辉60000元问题，因上诉人纪亚斌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吴建辉又不予认可，因此该主张依据不足。
上诉人吴建辉主张被上诉人柯丽珍出具的“摘抄单”并非双方的对账单，其对上诉人纪亚斌所列的十项《原告纪亚斌与被告吴建辉购猪买卖明细表》的质证，并非代表对该“明细表”认可；同时晋江账存在漏算，纪娇娇308850元没有予以抵扣不当；此外，其已支付猪农杨某、蓝某1等人1004501元。本院认为，因“摘抄单”是被上诉人柯丽珍根据自身记录的原始账本进行的摘抄，庭审被上诉人柯丽珍明确该些“摘抄单”就是上诉人纪亚斌的客户，单中的款项应由上诉人纪亚斌支付，由此应认定该些“摘抄单”就是双方的对账单，至少是双方关于上诉人纪亚斌账目的对账单。上诉人吴建辉主张不是对账单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针对上诉人纪亚斌所列的十项《原告纪亚斌与被告吴建辉购猪买卖明细表》进行质证，然后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以及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逐一核账，综合分析，并进行认定，所得结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非简单建立在上诉人吴建辉对“明细表”认可基础之上才进行认定。关于纪娇娇308850元问题。由于纪娇娇并非本案当事人，上诉人纪亚斌仅认可286010元属于购猪款，这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其明确不认可该308850元是购猪款，上诉人吴建辉主张该款应以购猪款予以直接抵扣，依据不足，其可就此另案处理。关于晋江账是否存在漏算问题。上诉人吴建辉主张“2月15日佛坛29头和21头、2月28日双生2头、3月15日元泉46头、3月31日春龙6头、4月16日勇平28头、4月21日宝辉24头”的猪款均是其现金支付给猪农，却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其该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猪农杨某、郑某1、林某、蓝某1、蓝某2、朱某、郑某2、陈某购猪款1004501元问题。上诉人纪亚斌不予认可该些款项是上诉人吴建辉代其支付的购猪款，主张是上诉人吴建辉自己向这些猪农另行购猪应付的购猪款，与其起诉的购猪款并无关系。上诉人吴建辉主张该些款项是代上诉人纪亚斌代付，却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佐证，仅在二审中举证蓝某1、杨某、林某、蓝某2的证明，但证人杨某、林某、蓝某2未出庭作证，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人蓝某1虽在上诉人纪亚斌的申请下出庭作证，但又明确说明出具给上诉人吴建辉的“证明”内容有误，仅是指出四月份以后才是吴建辉支付的款项，且该些款项是上诉人吴建辉购猪应付的款项。因此，上诉人吴建辉主张代上诉人纪亚斌支付购猪1004501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上诉人吴建辉、被上诉人柯丽珍应否共同承担付款责任之问题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吴建辉从事商品猪买卖，被上诉人柯丽珍作为上诉人吴建辉的妻子完全明了，并从事两上诉人之间合作买卖商品猪的记账工作，且该尚欠货款属上诉人吴建辉与被上诉人柯丽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债务，据此尚欠的猪款961831元，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应共同偿还该些欠款。上诉人吴建辉主张对于其与上诉人纪亚斌之间合作买卖商品猪的关系，被上诉人柯丽珍完全无知，上诉人纪亚斌将柯丽珍列为当事人完全错误，该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吴建辉提出的程序问题。首先，关于十项《原告纪亚斌与被告吴建辉购猪买卖明细表》的问题。一审为查明案件事实，针对上诉人纪亚斌所列的十项《原告纪亚斌与被告吴建辉购猪买卖明细表》，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并详细针对双方各自提出的异议进行逐一分析和认定，并无不当。其次，关于释明问题。上诉人纪亚斌起诉时就明确以合作买卖为由主张，只是上诉人吴建辉单方辩称双方之间属合伙关系，该辩称是被告单方的观点，并不属人民法院行使释明权的范畴。第三，关于证人杨某等出庭作证和法庭调查取证问题。上诉人吴建辉并未明确书面申请证人杨某等出庭作证，仅单方认为杨某等不愿出庭作证，但愿意接受法庭调查，而书面申请向杨某等进行调查取证，因该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且该申请是在2015年7月6日上诉人吴建辉申请8位证人出庭作证得到一审法院准许之后，于2016年5月26日再次提出，该申请也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未予调查取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纪亚斌关于上诉人吴建辉应与被上诉人柯丽珍共同承担付款责任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其他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吴建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未判决上诉人吴建辉应与被上诉人柯丽珍共同承担付款责任不当，应予更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15）龙民初字第277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15）龙民初字第277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三、上诉人吴建辉、被上诉人柯丽珍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给上诉人纪亚斌尚欠的款项961831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96元，由上诉人纪亚斌负担1678元，上诉人吴建辉负担13418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5015元，由上诉人纪亚斌负担1597元，上诉人吴建辉负担1341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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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申请执行人方承虞与被执行人刘光德、刘具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裁定书\\\\\",\\\\\"PubDate\\\\\":\\\\\"2017-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