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38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伍朝意，住湖南省新邵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永光，住广州市增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金财，住广州市增城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罗明生，广东合众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伍朝意与被上诉人毛永光、毛某乙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上诉人伍朝意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3民初27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伍朝意、被上诉人毛某乙、两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罗明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毛某乙是毛永光的父亲。2012年2月29日，毛某乙向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报警称其家门口被人放了6个骨灰盒恐吓，并怀疑是伍朝意所为。2012年7月8日凌晨，毛永光在广州市黄埔大道华侨医院门口遇到伍朝意，双方发生争执，毛永光拨打“110”报警称抓获了一名此前在增城市公安局报警的嫌疑人，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派出所出警后将双方带回处理。其后因毛永光反映其就伍朝意涉嫌敲诈勒索的案件已在增城市公安局报案，增城市公安局已予立案，石牌派出所核实后将案件移送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处理，并办理交接手续，中新派出所将伍朝意带回了辖区并对伍朝意使用了警械（手铐）；同时毛某乙也到中新派出所参与处理。当天，在中新派出所处理双方纠纷过程中，毛某乙起草《申请书》给伍朝意抄写，另又草拟《协议书》给伍朝意、毛永光签名同意该协议。《申请书》内容为“由于伍朝意由于2009年到2012年7月8日长期恐吓勒索毛永光家人，毛永光2012年7月7日晚在广州市黄埔大道医院门口遇到伍朝意，当时发生了肢体碰撞，在石牌派出所报了案，最后转到增城市中新派出所处理，现我们双方私下达成协议，我们双方自行处理，不需要派出所处理，特此申请”，伍朝意在《申请书》上作为申请人签名。《协议书》记载伍朝意与毛永光协议确认：1、毛永光与伍朝意的欠款已全部付清，2、2012年7月7日晚在石牌派出所报案发生打斗双方互不追究责任，3、伍朝意保证以后不要恐吓毛永光家人；经双签字确认生效。伍朝意、毛永光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名同意。原审庭审中，伍朝意述称毛某乙非法利用公安的关系，在伍朝意带手铐的情况下胁迫伍朝意签订《协议书》，当时中新派出所以伍朝意打伤毛永光为由，威胁伍朝意要么和解、要么送至拘留所，在中新派出所胁迫下，双方对《协议书》并未协商，而是由伍朝意按毛某乙起草的《申请人》照抄并在毛某乙起草的《协议书》上签名。伍朝意据此坚持以受到胁迫为由，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
伍朝意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确认伍朝意与毛永光及毛某乙于2012年7月8日签订《协议书》无效；二、诉讼费用由毛永光、毛某乙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伍朝意提起民事诉讼，以受到胁迫为由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伍朝意与毛永光所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是对双方相关民事权利义务的确认，并不涉及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伍朝意要求确认《协议书》无效的理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其主张确认《协议书》无效，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于2016年8月1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驳回伍朝意的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伍朝意负担。
上诉人伍朝意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12年7月7日晚，毛永光等6人在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华侨医院门口无故殴打伍朝意，造成伍朝意头部、身体多处受伤。毛永光还恶意报警，双方被带到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石牌派出所处理。后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石牌派出所将该案件移送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处理，毛永光于2012年7月8日早上在石牌派出所大堂被中新派出所民警放掉。而一个开O牌小车的人和石牌派出所民警的人说搞定了，他走了，而伍朝意在大堂叫冤。2012年7月8日10时许，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民警使用警械（手铐）将伍朝意带回中新派出所。中新派出所办案民警（警号040462）对伍朝意进行询问做了笔录，一直到当天晚上23市左右（期间一直被带着手铐）。毛某乙于2012年7月8日10时许来到中新派出所二楼办公区，并于中新派出所以伍朝意打伤毛永光为由，威胁伍朝意“要么和解，要么第一拘留所，第二看守所，第三劳教场，毛永光欠条只欠55万元，而你说65万元，毛永光伤怎么来的？”中新派出所办公室内，李副所长、037984民警（带枪）、040462民警指教毛某乙修改材料，而我带手铐照抄一字不差。毛某乙非法利用公安关系，在未偿还借款的情况下，对伍朝意进行威胁，利用伍朝意戴手铐的人身不自由的情况下胁迫伍朝意签订《协议书》。双方对《协议书》并未协商，在未偿还借款的情况下，由伍朝意按毛某乙起草的《申请书》照抄并在毛某乙起草的《协议书》上签名。伍朝意签完字后，中新派出所办案民警马上打开手铐。所以说，毛永光、毛某乙在未归还借款的情况下，乘人之危，利用胁迫使伍朝意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签名和按手印，是无效的民事行为。综上，伍朝意二审请求判令：一、撤销原审判决；二、确认伍朝意、毛永光以及毛某乙于2012年7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
被上诉人毛某乙、毛永光共同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二审中，伍朝意再次提交《登记表》复印件，该复印件上显示有广州增城公安局证明民警黄某的内容，伍朝意认为该份登记表可以证明增城公安局民警到学校通过教务部门找其12岁儿子，进一步证明其受到胁迫。伍朝意同时提交法律援助案件材料签收单、补充材料，证明其已停止上访，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另有刘某乙成出具的保证书，拟证明其曾借钱给毛永光。但前述证据均无原件。
毛永光、毛某乙共同质证认为，增城市公安局治安大队14年8月14日函及情况，充分证明增城市公安局对伍朝意的上访已作充分调查，查实办案民警没有插手，也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关于停访息诉，伍朝意曾多次上访信访，每次上访，信访部门都会作出结论。法律援助案件材料与本案无关。关于登记表，这只是公安机关正常的调查行为，并不是恶意违法。关于保证书，何时书写，是谁书写，不予确认，本案债务形成过程已在公安机关笔录中多次体现，毛永光的借款就是赌债，毛永光在刑事笔录中多次陈述，当时借款金额是80万元，现在借款已还清，并超出10多万元。其没有新证据提交。
另，依伍朝意申请，本院传唤了民警李某、民警赵某、民警杨某作为本案的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赵某陈述如下：2012年7月8日晚上在中新派出所签订协议书之时，赵某不是经办人，当天其只是值班，签协议时并不在场，签完后当事人都走了其才知道。双方是在广州打架，是自己协商的，签完后伍朝意说在大厅等一下，让对方先走。其不知道协议书是谁起草的；也不知道签协议书时伍朝意是否带着手铐。毛永光、毛某乙曾报案（骨灰盒一案）。当时，派出所领导说叫经办警察（骨灰盒一案经办人）回来，但最终有否回来赵某不清楚。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写的。本案双方是民事纠纷，协议约定借款完全付清是当事人协商的结果。
伍朝意针对赵某的证言发表如下意见：当时赵某警察，签订协议时也在场，还不停拍佩枪。赵某先在杨某（经办警察）办公室吓唬我，还不停拍佩枪。签定协议是在1楼所长办公室，赵某也在场，还用眼睛瞪我。
赵某否认伍朝意的前述陈述，并解释称：全部值班民警都会佩枪，签订协议时其不在场，所以不存在拍佩枪。有关其在场，用眼睛瞪伍朝意均不属实。派出所只处理打架斗殴，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
杨某陈述内容如下：涉案协议书是2012年7月8日签订。其当时在值班，领导让其去做笔录，伍朝意提出要与毛永光见面，其就上报领导，领导就大概询问过毛永光意见，做完笔录后，双方就在1楼自行协商，其把材料拿到楼上找领导，需要请示分局法制，之后下到1楼就知道他们双方都协商好了，不用派出所处理，于是就提供书面协议给派出所（留档），最后各自离开。不清楚毛永光当时有无带手铐。双方协商时，派出所警察没有参与。书写协议书的纸是派出所提供的，协议书不清楚是哪一方拟稿的。不清楚赵某当时是否在场。该案是由广州石牌移交给我所，因当天是周末，就先交给值班警察，最终交给主办民警黄某。民警黄某从毛永光报案就是主办，其一直都跟这案。但是，签协议晚上黄某并不在场。当晚，伍朝意并没有全程带着手铐，协商、签定协议时是否带着手铐，记不清了。双方协商时，不清楚有没有别的警察在场，因为其当时不在1楼。协商地点在1楼办公室，也在这里签订协议。派出所对于经济、债务不处理。伍朝意称民警曾出示过毛氏联名信的情况也不清楚。庭审中，证人杨某否认讯问伍朝意时，有踢伍朝意的行为。在讯问伍朝意时，伍朝意带了手铐，在双方协商时，已经解开。书写申请书之时，当事人是在办公室各写各的。申请书也是双方当事人自行写并提交派出所。是谁把伍朝意手铐解开不清楚。欠款金额的情况不清楚。毛永光和伍朝意是分开关押的，但不清楚毛永光有无带手铐。
伍朝意针对杨某的证言发表如下意见：第1次审讯是在小房间，第2次审是在杨某的办公室，最后把毛永光、毛某乙叫到所长的办公室，协议是在所长办公室签订。审伍朝意、松手铐的都是杨某。另，在同一个办公室，杨某叫毛某乙起稿、修改协议，申请书是杨某叫毛某乙起稿，毛永光签名，我带着手铐照抄。手铐是杨某松的。当时只有伍朝意一人从石牌转到中新派出所，毛永光在石牌派出所已经被放了，次日杨某叫了毛永光、毛某乙到中新派出所签协议。启动签订协议程序的也是杨某。杨某建议是看守所、劳教所、拘留所、和解。伍朝意认为杨某作证不属实。签订协议时就在证人杨某的办公室，杨某当时在场。当时不少于4个民警在场。我是戴手铐签的协议的。
杨某对于伍朝意的前述意见均不予确认，称当时提醒伍朝意若是经济、债务应到法院解决。
毛永光、毛某乙确认前述两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该证言反映了签订协议的客观情况。
证人李某到庭陈述如下：其没有伍朝意与毛永光在中新派出所签订协议的过程。那天其是值班警察，那天应该是周末，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这个案子是石牌派出所转过来的，上一班值班警察接过石牌派出所的电话，其第二天上班后作为值班警察，才了解石牌派出所的电话的事情，了解到伍朝意之前的骨灰盒事件，在请示过所长后，就派出警员将伍朝意从石牌派出所接回到中新派出所。之前负责处理骨灰盒事件的民警当天都不在。当时就叫了民警杨某和赵某负责处理，基本是杨某负责处理，因为民警人数不够，给所长打过电话后，又调回一个原来做骨灰盒案件的民警回来。是杨某给伍朝意做笔录，而另外一个叫回来的民警给毛永光做笔录。从石牌派出所只是将伍朝意带回来了，当时伍朝意有戴手铐，而毛永光作为报案人是被叫过来所里的。当时对伍朝意和毛永光并没有相应的处理意见。经口头请示过分局的法制，认为材料还需补充，暂时处理不了。后来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双方都申请见一下对方。其没有参与双方签订协议的过程，民警也没有参与。协议是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签订的，当时没有民警在场。在给伍朝意做笔录时，杨某作为值班警察是有配枪的，其知道的是杨某并没有用枪威胁伍朝意。双方具体怎样协商民警并未参与。如果双方是经济案件的话，派出所是不会参与的，当时双方是很友好的。打架斗殴的案件，派出所每件都要向法制科请示，看是否需要处理。对于伍朝意和毛永光分别书写了申请书，在申请书中写到“现双方私下达成协议，不需派出所处理，我们自行处理”，其并没有见过。当时是杨某和他们谈的。杨某是和其谈过双方有写申请，想见一下对方，当时双方的气氛是很友好的。当时有考虑骨灰盒案件的证据方面不充分，就看双方是否能和解。其不清楚双方签订的协议的内容，当时不在场。签订协议的纸和笔是派出所提供的。当时释放伍朝意的原因是，打架斗殴是发生在石牌派出所的辖区，而基于骨灰盒案件的证据不是很充分，在询问过法制科的意见后，就释放了伍朝意。签订协议时伍朝意没有戴手铐，其没有在场。确定不了是哪个民警安排双方见面签订协议的。
针对李某的证言，伍朝意发表如下意见：证人证言是不真实的。签订协议时就在证人的办公室，证人当时在场。不少于4个民警在场。我是戴手铐签的协议的。毛永光在原审法院的笔录中有承认我是戴着手铐签订协议的，对方的代理律师也有这样确认。
毛某乙、毛永光确认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某，该证言反映了签订协议的客观情况。
庭审中，有关申请书、协议书书写的过程，毛某乙到庭陈述如下：申请书除毛永光签名外都是我写的。协议书除了“同意伍朝意”以及“同意毛永光”及落款时间外都是我写的。我是毛永光的父亲，是毛永光委托我写的，毛永光看过之后同意才签名的。协议书是伍朝意提出来的，要协商解决，当时下午四点多五点的时候，在中新派出所，我也在该派出所。之前两天伍朝意在暨南大学门口碰到我儿子，双方发生肢体碰撞。之前伍朝意曾买了6个骨灰盒放在我家门口，我就去中新派出所报过案。报案时我方怀疑是伍朝意放的，但派出所找不到伍朝意，就没有让伍朝意做笔录。在暨南大学门口发生肢体碰撞后，我儿子报了案，双方就到了石牌派出所。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就在晚上12点左右去中新派出所报了案。第二天早上，中新派出所就到石牌派出所办理交接，将伍朝意和我儿子带回了中新派出所，我就也去了中新派出所。当时我看不到伍朝意，我儿子是没有戴手铐的。我不知道在派出所里是怎样谈的，我一直在等，中间有段时间回过家，而我儿子一直在派出所。在中新派出所等的时候，我儿子应该在录口供吧，具体哪个警官负责录口供我不清楚。警员将伍朝意和我儿子带到中新派出所后，我还在该派出所待了半小时左右，之后就回家了，到了下午三点多我因为儿子还在派出所，就又回到中新派出所。我在派出所等到下午四点多，伍朝意通过民警和我说想协商，应该也和我儿子说过，具体哪个民警通知我的就记不清了。协议书是通过和伍朝意协商后起草的，当时民警安排了一个房间给我们协商，伍朝意和我、我儿子都在同一个房间在协商，有2个以上的民警在场。我写了协议书后，伍朝意看过之后又改过，就签名了，伍朝意改的只是错字。整个过程民警没有参与，只是坐在那里。在写协议书的时候，伍朝意没有戴手铐。我在中新派出所第一次见到伍朝意和我儿子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经在一个房间里，两人都没有戴手铐，而且房间里的民警也没有配枪。民警没有主动让我们双方协商，是伍朝意提出协商的。一开始是我儿子赌博向伍朝意借了高利贷，本息一共还了97万元，本息都还清了，但具体本金是多少我不清楚，利息也不清楚，是利滚利的。我和我儿子以前和伍朝意是好朋友，我儿子骗我称向伍朝意借款，让我帮忙还款，我还款后，我儿子没有把欠条拿回来，于是伍朝意就拿着欠条称我儿子还欠款，让我儿子继续还款。在中新派出所签订协议后，我和我儿子就离开了。当时，纸是中新派出所提供的，笔是我自己的。
另查，2012年9月28日，伍朝意信访至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该局于同年10月11日受理其信访事宜，并于同年11月16日出具《信访事项告知单》（编号：穗公天群【2012】297号）告知：我局石牌派出所接报警后，经了解报警人毛永光已到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报案，并向中新派出所核实毛永光的报案已受理。因此石牌派出所将你们双方移交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一并处理。
2012年10月25日，增城市公安局出具《信访事项告知单》（增公群【2012】332号），告知伍朝意：经了解，1.因你在中新派出所辖区涉嫌恐吓勒索他人，石牌派出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将你移送我局中新派出所处理；……3.在中新派出所是你们双方自愿书面申请要求自行解决纠纷问题，不需要派出所处理，且已自愿签订了协议书；4.中新派出所办案民警没有违法办案；5.你们之间的经济纠纷可到法院诉讼解决。
2013年10月18日，广州市公安局出具《复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穗公群【2013】2355号），答复伍朝意：一、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在办案过程中使用手铐，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8条的规定，不存在滥用警械的问题。……三、没有证据证实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办案民警强迫你签订相关的协议书。四、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在办理该案过程中，不存在偏袒一方和执法不公的问题。五、你与毛某甲的借款纠纷，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
2014年1月16日，广东省公安厅出具《复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粤公群复【2014】7号），答复伍朝意：我厅警务督察总队经过核查，未发现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在办案过程中存在偏袒一方、执法不公及强迫伍朝意签订调解协议等问题。我厅维持广州市公安局2013年10月18日作出的复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按《信访条例》规定，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统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
2013年，伍朝意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为：1.确认天河区公安分局执法行为违反办理治安案件和伤害案件的办案程序，未对伍朝意进行伤情鉴定，未责成打人者赔偿责任，导致伍朝意蒙受身心和经济方面的损失，判令天河区公安分局纠正错误，继续履行法定职责；2.确认增城市公安局滥用警械，插手他人经济纠纷，对伍朝意进行诱供、逼供，致使伍朝意违心放弃65万元债权，造成伍朝意重大经济损失。后伍朝意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天河区公安分局对增城市公安局滥用警械未予制止，未履行法定职责，并断定其为网络通缉犯的行为违法。该案经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伍朝意的诉讼请求。伍朝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伍朝意又向本院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均被驳回。
本院认为：二审中，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是：涉案协议书是否是伍朝意在受胁迫情况下书写？是否符合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伍朝意认为其与毛永光在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签订的协议书是受胁迫签订，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二审审理过程中，依伍朝意申请，本院传唤了三名警员到庭，该三名警员均陈述，涉案协议书是伍朝意和毛永光自行协商签订的，并没有受到胁迫。此外，增城市公安局、广州市公安局、广东省公安厅在受理伍朝意信访申请之后，均认定，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在办案过程中使用手铐，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8条的规定，不存在滥用警械的问题。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办案民警，没有强迫伍朝意签订相关的协议书。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在办理该案过程中，不存在偏袒一方和执法不公的问题。综合分析伍朝意就涉案纠纷提交的证据以及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并不能形成有效证据链证明伍朝意有关与毛永光在增城市公安局中新派出所签订的协议书是受胁迫签订的主张。基于伍朝意没有完成举证责任，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协议书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伍朝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伍朝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革花
审判员 张朝晖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罗永娟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