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刑初字第00500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被告单位上海×网络系统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游×。
诉讼代表人陈×，男，47岁（1968年12月26日出生），上海×网络系统有限公司副总裁。
辩护人郭迎、韩宇，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陶×，女，41岁（1975年3月13日出生）；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3年11月5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李东红，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海斌，北京市培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顾×，女，32岁（1983年7月26日出生）；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3年11月4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刘晔，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京三分检公诉刑诉[2015]5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上海×网络系统有限公司、被告人陶×、顾×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5年5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派检察员孙振宇、代理检察员闫鑫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陈×及被告单位的辩护人郭迎、韩宇，被告人陶×及其辩护人李东红、王海斌，被告人顾×及其辩护人刘晔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起诉书指控：
2010年5月至2012年2月间，被告人陶×作为上海×网络系统有限公司商务部高级商务经理，指使该公司商务部外贸专员被告人顾×，在被告单位上海×网络系统有限公司委托代理公司进口腾博、思科牌视频会议产品过程中，采取制作虚假发票低价报关、伪报贸易方式等方法，走私上述货物32票，经北京海关关税处计核，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57万余元。
针对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上海×网络系统有限公司采取低报价格、伪报贸易方式的方法制作虚假报关材料，逃避海关监管偷逃税款，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陶×作为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顾×作为被告单位直接责任人员，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陈×的意见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上海×系统网络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单位没有走私普通货物的主观故意，该案的发生是与海关的归类不清有关，且公诉机关指控的票数和金额含糊不清。
被告单位的辩护人郭迎、韩宇的主要辩护意见是：公诉机关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不符合起诉条件，请求本院作出无罪判决。理由是：一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因被告单位的行为导致偷逃税款的发生，不能证明偷逃税额达到追诉标准。根据归类决定，涉案产品除显示器外，所有系统部件应整体适用零关税，海关错误参照2008年的归类决定做出计核，公诉机关指控犯罪数额是57万元的依据和方法不明。二是被告单位和被告人不具有走私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情节。被告单位和被告人之所以自行制作报关单据、商业发票并分拆价格，进而使得分拆价格与原始订单、商业发票的价格不符，其原因不在于被告单位和被告人从主观上存在故意低报或者故意逃税，而是在于外商本就不提供产品的单独定价，被告单位和被告人为了适应海关的报关管理需要，不得已而根据报关公司的建议，做了方式上的变通，既然海关对成套申报和分开申报都有过通关的历史，那么业已存在的海关允许通关的情况，使得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对事实存在一定迷惑，导致无所适从。三是被告单位的行为性质属于行政违法，性质的恶劣程度达不到动用刑事处罚手段的程度。四是被告单位和被告人之所以会申报出错，原因不在于被告单位和被告人自身，而在于报关公司不熟悉业务、海关方面未依法履行审核职责并尽到提醒责任，本案的发生系多因一果。五是本案所涉产品属于成套视频会议系统，不存在单独采购摄像头、麦克风和显示器的概念。六是指控数额跟《海关核定证明书》之间存在矛盾，该份证据的效力存疑。
被告人陶×的意见是：其对上海×系统网络有限公司是否存在走私普通货物的事情不清楚。案发当时，其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在岗工作，故其与公诉机关所指控的事实无关，其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陶×的辩护人李东红的主要辩护意见是：被告人陶×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一是涉案的腾博、思科牌视频会议产品，涉及Profile、T3、INTP、Edge、QSC共5个系列，在案没有上述产品系列可以参照且明确的归类证据，海关总署对涉案产品也没有相关的归类决定，故无法认定被告单位和被告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二是涉案商品是视频会议整套系统，不存在单独采购的概念，在案依据海关总署2008年第36号公告所作《海关核定证明书》存在归类和计核方面的错误。三是公诉机关在进行指控和论证时，不应对海关方面所作的商品归类决定和《海关核税证明书》做内容上的修正。四是涉案产品的服务费不应被纳入计核范围。五是海关所作两份《海关核定证明书》均因未重新指定鉴定人员而存在证据能力方面的问题。六是被告单位和被告人陶×均没有走私犯罪的故意和犯罪的动机，陶×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人。
被告人陶×的辩护人王海斌的主要辩护意见是：指控被告单位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被告单位构成走私犯罪，被告人陶×不属于单位犯罪中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陶×不负刑事责任。理由是：一是涉案的腾博、思科牌视频会议产品没有明确的商品归类依据，故无法认定被告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二是本案所涉进口商品是用于视频会议的整套系统，不存在单独采购的概念。三是被告人陶×不具有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单位犯罪的身份和责任。四是被告人陶×不具有从单位走私犯罪中获利的基础和条件，在案证据不能证明陶×具有走私犯罪的主观动机。
被告人顾×的意见是：其不知道上海×网络系统有限公司存在走私行为，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与其本人无关，其对于走私数额的计算方法不清楚，其不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
被告人顾×的辩护人刘晔的主要辩护意见是：被告人顾×不构成作为被告单位直接责任人员的走私普通货物罪。理由是：一是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涉案产品属于应缴关税的商品，商品归类和税则号均存疑。二是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单位和被告人顾×存在故意低报税额的行为，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制作报关用发票和报关合同不是出于走私的犯罪故意。三是被告单位和被告人顾×在客观上未实施走私犯罪行为。四是未缴纳的税款没有达到法律上针对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罪所设定的追诉金额。五是被告人顾×不属于直接责任人员，不能证明被告人顾×积极参与了涉案行为，也不能证明被告人顾×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六是被告人顾×可能构成自首和立功。
经审理查明：
2010年5月至2012年2月间，被告人陶×作为被告单位上海×网络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公司”）商务部高级商务经理，指使该公司商务部外贸专员被告人顾×，在上海×公司委托代理公司进口腾博、思科牌视频会议产品的过程中，采取制作虚假发票低价报关、伪报贸易方式等方法，走私上述货物32票，经北京海关关税处计核，上海×公司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以下未注明币种的均为人民币）579784.01元。
被告人顾×于2013年11月4日被查获归案。被告人陶×在接到电话通知后，于2013年11月5日自行到案。
在案已扣押香港×1公司、香港×2公司的印章，以及陶×的护照、笔记本电脑等物品。审理期间，上海×公司已向本院缴纳116万元在案。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审核确认后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告人陶×的供述证明:其在上海×公司工作，担任商务部经理。2009年起，上海×公司经营腾博品牌产品，公司商务部根据产品部或销售部的需要，经副总张×批准，开展国内外采购业务。一般的业务流程是：产品部经理在订货单（PO）上填写所需货物的型号、数量、单价、总价、客户信息、销售合同号等，发给商务部审核销售合同的存档情况和交货日期，以及销售价格是否高于采购价格。在订货单上添加完收货地址、采购订单号等信息后，订单会被发给腾博公司的业务员P×，并由此得到回复的订单确认，明确品名、数量、单价和总价，以及腾博公司的订单号码。订单确认的总价包含硬件的产品价格和服务费，属于整套形式。备齐货物后，腾博公司用邮件通知顾×、马×1和其，如果货物较小就使用快递发货，如果货物较大就按照顾×提供的发货时间发货。国外的货运代理或者外商会用邮件把商业发票、装箱单、发货清单、运单等发过来。根据海关的要求，顾×制作报关用发票和箱单，发给进口代理北京×公司的业务员郑×，郑×做好合同后让顾×审查一次，无误后，顾×盖上印章并把合同交给郑×。合同是由上海×公司、香港×1公司或者香港×2公司，及北京×公司签订的三方合同。香港公司的印章由上海×公司总裁宋×提供，宋×授权其指导顾×盖章。香港公司是代理公司，联系人是J×和V×。北京×公司按照“货款加上代理费、税款等”的总额开具增值税发票，上海×公司按照这个总额付款给北京×公司，在扣除代理费、税费、清关杂费以后，北京×公司按照报关发票金额打款给香港公司，在接到其指令后，香港公司向外完成付汇。在2011年其生小孩以前，这件事都是由其去负责通知香港公司付款的；2011年10月1日以后，其开始休产假，此项工作改由李×负责。
在进口腾博品牌产品初期，上海×公司曾尝试分别从上海、北京、深圳三个口岸进口。上海×公司在上海口岸拥有自营进口权，经委托报关行报关并咨询上海海关得知：腾博品牌产品在进口时要分项申报，摄像头的关税税率是35%，显示器是30%，编解码器是0，麦克风是10%，增值税都是17%。其询问腾博公司的业务员P×，得知北京×公司曾经代理进口过腾博品牌的产品。经咨询北京×公司，业务员郑×也说要分项报关，摄像头的关税税率是35%，显示器是30%，麦克风是10%，编解码器等产品只有17%的进口增值税。所以，在进口方式上，深圳口岸、北京口岸和上海口岸是一样的。上海海关曾要求做商品归类，宋×让其在北京口岸和深圳口岸分别去找代理公司，看看哪个口岸更顺畅。等在上海口岸做完归类后，上海海关仍要求分项申报，跟以前是一样的。相比之下，北京口岸的通关速度是最快的。
在确定分项价格时，上海×公司在上海口岸申报摄像头的价格是从70美元至1200美元不等，而在北京口岸却只申报为50美元左右，深圳口岸应该是高于北京口岸的；显示器的申报价格在上海口岸时是从1500美元至5600美元不等，而在北京口岸是500美元至700美元不等，在深圳口岸肯定要比在北京口岸高；关于麦克风的申报价格，其只记得在北京口岸是5美元左右。腾博公司的发票和箱单是英文的，发票价格包含硬件费和服务费，是整套价格，没有分项价格。在上海口岸报关时，顾×和报关公司随机确定了申报价格，没有向其汇报过。后来，上海×公司的销售人员反映说，这样产生的关税成本较高，公司利润较低甚至可能出现亏本。宋×得知后，让其和顾×整理出腾博品牌产品的报关情况和报关单，并让其去找上海×信息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咨询解决方案。上海×信息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曾建议向上海海关申请归类，但这需要一段时间。期间，上海×公司曾为有争议的货物缴纳了保证金。宋×觉得，公司在进口腾博品牌产品的工作上不够规范，价格不稳定，且高关税影响了成本预估，便责令其和产品部马×2再去问腾博公司。腾博公司给了一个税则号，但顾×认为这个税则号没有参考价值。腾博公司又推荐了北京×公司，业务员郑×提供了一个参考价格，其把这个参考价格给宋×看。其中，摄像头的价格是50美元至55美元，显示器是500美元，麦克风是5美元。这个参考价格是在没有分项价格的基础上，由北京×公司根据以往代理报关的数据所形成的，当然，最终按照什么价格申报，还是要由上海×公司自己来决定。由于深圳海关要求腾博公司提供产品模压证书，而腾博公司提供不了，故此后也就不从深圳口岸进口了。宋×认为北京×公司的方案最合理，决定今后都从北京口岸进口腾博品牌产品，进口方式是分项申报，申报价格就参照北京×公司的建议价格来。其把上述情况告诉了顾×，并跟北京×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进口协议。
实际上，腾博公司的发票并不是全都没有分项价格，如果国内客户要求多配几个摄像头或者麦克风，腾博公司在发票上就会有分项价格，摄像头一般是在几百美元至1000多美元，麦克风是在100美元左右。单独采购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客户想买一套设备，但这套设备只配一个摄像头，客户想多配一个摄像头；另外一种是客户原来购买过的网真产品中的摄像头、麦克风等配件有损坏，想再单独购买并换上新的。对于单独采购，在向海关分项申报时，上海×公司还是按照摄像头50美元的标准申报，这是因为：如果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异太大就无法报关，毕竟单独采购产品的数量很少，少数服从多数，所以也就这样低报了，这样做可以节省关税。对于单独采购按照分项价格申报的事情，其曾向宋×口头请示过，宋×同意了。对于产生的价差，其让顾×加到不含关税的编解码器中去。2011年，公司改成进口思科品牌产品，思科公司的订单和发票上也有过分项价格，其也曾见过部分发票，但是仍然是按照50美元、5美元的标准做分项申报。
2009年，因为要进口的一单货物缺乏3C证明，北京×公司说他们进口不了，但公司产品部的沈×又说这批货要得急，腾博公司推荐说×公司曾进口过，并提供了联系方式，于是，其联系了×公司的王×1。王×1说，即便没有3C证明也是可以进口的，其便让顾×跟王×1联络。×公司也是让拆分着去报关的，方式就跟北京×公司一样，最终这单货物成功报关进口。2010年，公司又有一单T3设备进口，腾博公司再次推荐了×公司，其让顾×联系，×公司说要拆分申报，确定分项价格时可以参考王×1提供的以前进口T3设备时的价格比例来进行，最终这单T3设备也顺利通关进口了。
2010年底，王×1来公司拜访，说×公司对腾博品牌产品比较熟悉，还曾专门就腾博品牌产品做过海关归类，有归类书，这样可以对腾博品牌的Profile系列产品做整体报关，不用交关税，其当时听着感觉不错。2011年3月，王×1又给其发邮件，介绍×公司的客户情况，说腾博品牌Profile系列产品可以整套申报，并附了海关归类书，即《关于视频会议终端的归类确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商品预归类决定书》。其中，有一张盖有“北京海关商品预归类决定专用章”的文书。其当时口头请示了上海×公司的副总张×，说×公司称他们可以整套零关税申报进口，能节约公司的成本，今后可否找×公司做进口代理，张×当时说可以。2011年4月，王×1来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货运代理方面，则是选用了由其联系的美国×公司，此后的订单就都交由×公司来做，顾×在制作报关用发票和箱单时，再也不用分项申报了，整套报关就可以。当时，上海×公司跟北京×公司的合作尚未结束，也就是说，上海×公司同时是在跟北京×公司和×公司合作，而这两家代理公司的申报方式是不同的，其当时觉得这是正常的过渡期。起初，宋×对找×公司代理进口的事情是不清楚的，等需要宋×签字付款时，其曾当面向宋×汇报说×公司是腾博公司推荐的，视频设备可以按整套零关税申报，宋×当时说他知道了。
2011年夏天，顾×突然告诉其，×公司通知说，思科品牌的视频会议设备又要按照海关的要求拆开去申报了，当时天气很热，其又怀孕了，所以其当时烦得很，就让顾×去问问为何又要拆开申报，不是有归类文件么。其还让顾×再去问问北京×公司的郑×，郑×说一直都是要拆开申报的。其还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张×，张×说，那以后就拆开申报吧，其还提议就按照北京×公司原来给的参考价格分开申报，即摄像头是50美元，麦克风是5美元，显示器是500美元，张×对此表示同意。其实，北京×公司一直都在拆开申报，所以说在同一时期内，对于同样的产品，在北京口岸是存在两种不同的申报方式的。×公司的王×1曾说，这是×公司的独家操作。
关于发票，2011年2月起，上海×公司转从美国思科公司的系统下单。思科公司的发票比腾博公司更加详细，只是商业发票上不写服务费。思科系统中的财务发票上标有硬件产品价格和服务费价格，商业发票和财务发票实际上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写不写服务费。
关于成交方式，在进口腾博品牌产品时，成交方式是EXW，就是工厂交货，由公司安排的货运代理去提货并安排运输；在进口思科品牌产品时，成交方式是FCA，就是货物在指定地点交给货运代理，货运代理负责运输，因此，外商的售价不包含运费。其负责跟物流运输公司联系，腾博时期的货运是由北京×公司找的，思科时期的货运是美国×公司。在向海关做申报时，成交方式写成了CIF，即在跟外商成交的价格基础上加上运费和保费，但申报价格不这么计算，进口单票货物没有加运费，也没有严格按照这个价格申报。保险是上海×公司按照年份去整体购买的，所以也不会加上保费。
2.被告人顾×的供述证明:2007年4月起，其在上海×公司商务部任外贸专员，主要负责进口业务和联系进口代理公司。上海×公司从事网络设备和服务，经营美国思科、挪威腾博等品牌的网络设备、服务器、视频设备等，腾博品牌的产品主要是视频会议设备。订货流程是：公司销售运作部在收到国内订单后，商务部经理陶×或采购员下单操作，其把订单发给腾博公司的业务员P×，腾博公司的业务员P×发回订单确认并询问其发货的时间，并附上商业发票和送货单，其根据订单确认核对发票的品名和价格，在电脑中列出内部订单号，登记腾博公司订单号和发票情况，并根据商检3C证书品名确定产品的名称、数量和价格，包括产品价格和服务费。
2009年，公司曾从上海口岸自营进口过腾博公司的产品，当时没找代理公司，上海海关要求把视频会议设备中的相关部件单独申报，因为各种产品的税则号、关税税率是不同的。其中，显示器的税率是30%，摄像头是35%，麦克风是10%，编解码器是0%，增值税统一都是17%。后来，陶×通知其，公司已经选定了具有腾博品牌产品进口经验的北京×公司作为进口代理商，其需要向北京×公司发送报关用发票、箱单和运单；其中，运单是由国外的货运代理或者外商直接提供的。北京×公司的业务员郑×告诉其，报关用发票必须符合海关的报关要求，而外商提供的发票格式不合格，需要翻译成中文，所以其要重新制作发票和箱单，也就是说，其要把腾博品牌的显示器、摄像头和麦克风在拆分价格以后，标注型号并单独进行申报。实际上，因为腾博公司的发票上只有包含产品价格和服务费在内的成套价格，没有显示器、摄像头等部件的单独价格，其就只能根据型号来确定显示器的数量，再去询问北京×公司该种型号的设备中包含几个摄像头和几个麦克风。郑×告诉其，显示器的价格大概是几百美元，摄像头是50美元，麦克风是5美元；其也问过腾博公司的业务员P×，P×说没有分项价格，且服务费是按套计算的，所以也不能拆分。于是，其在制作报关用发票时，要把产品价格和服务费加起来计算，并保持总价一致，服务费被计入编解码器的价格中。
然而，在单独采购摄像头时，腾博公司会给出一个明确的价格，大概在几百美元至上千美元不等。不过，对此其仍然是按照50美元的价格去申报，因为陶×说过，单独采购的摄像头是按照客户的要求订购的，其要按照通常的价格即50美元去报关。对于单独采购的实际价格跟申报为50美元之间所形成的差价，其便将其加入到编解码器等设备中去了。
陶×曾给过其香港×1公司和香港×2公司的印章，这两家公司是作为供货商的，其要把印章盖在报关用发票的外商签字处。其把制作好的报关用发票和箱单发给郑×，并抄送给陶×。北京×公司代理进口的时间始于2009年、终于2011年。上海×公司把货款、税款、代理费都打给北京×公司，北京×公司再打给香港公司。北京×公司根据合作协议，用公式算出打包的价格，并开具增值税发票。
2009年，上海×公司要进口一套T3大型设备，因为北京×公司缺乏经验，腾博公司推荐了×公司，陶×让其去跟×公司的许×联系。许×说，T3设备要拆开申报，并给其一份此前其他公司进口T3设备时的资料，其根据模板上的价格比例进行了拆分，列出了显示器、摄像头、玻璃、支架、文档摄像机等十几项价格，做好报关用发票后，其发给许×去报关。2010年，除两笔订单是由×公司代理的以外，其他大部分的订单仍是由北京×公司代理的。
2011年初，×公司的王×1来找陶×和其，说×公司曾向海关做过归类，腾博品牌产品可整体归入税则号8517.6239，可以做整套报关。陶×向王×1索要归类决定书，王×1说会发邮件，但其没见过王×1所说的邮件和归类决定书。当时，上海×公司是同时在跟北京×公司和×公司合作的，订单也逐渐从北京×公司转到×公司来了。同一时期内，×公司按照成套设备的名义去报关，而北京×公司则仍是按照拆分的价格去报关。其把做好的发票、箱单发给×公司的王×3，王×3把发票上的品名改成“视频终端设备”并注明型号，提交给海关去报关。北京×公司和×公司的主营业务其实差别不大，只是北京×公司是按照拆分价格代理报关，会有关税和增值税，但是代理费用较低；×公司是按照成套价格代理报关，关税很少，但是代理费用较高。
2011年8月，王×3突然通知其说，海关方面要求以后还得按照拆分价格去申报，此时，腾博公司已被思科公司收购。思科公司的发票分为商业发票和财务发票，发货后，国外的货运代理会向其发送商业发票和箱单，商业发票上有品名、价格和数量，但不写服务费。其根据思科公司的订单号在思科系统中查询到订单，找到箱号和财务发票，财务发票上会列明产品的价格和服务费。其将商业发票和财务发票结合起来看，算出整体的价格，并据此制作报关用发票。其当时发现，财务发票上是有摄像头等产品的分项价格的，并且还有相应的单独的服务费，而此时，×公司已通知其，海关方面要求做拆分申报，于是其把这些情况都汇报给了陶×。
思科公司的拆分价格极其不稳定，比如，显示器既有十多美元的，也有一万多美元的。其和陶×上网查了市场价格，陶×说还得按照市场价格去制作报关用发票，这样才合理，不能以思科公司的财务发票为准。陶×应该是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公司领导了。后来，说是领导要求按照市场价格报关。拆分时，其把摄像头写成50美元，把麦克风写成5美元，把显示器写成600美元至800美元不等。×公司的王×3对其制作的草表提出过建议，挑出不需要拆分的产品，并帮助其把这些产品按照整套价格去申报。
关于货运，腾博品牌产品的成交方式是EXW，即工厂交货，但报关价格是申报为CIF。在订单货量较少时，腾博公司会建议使用快递发货，经陶×同意，公司支付运费给腾博公司。在进口思科品牌产品时，统一从荷兰发货，成交方式是FCA，思科公司将产品运到荷兰港口，交给国际货运代理，其理解这种方式就是FOB。此前由北京×公司代理时，货运代理是由北京×公司联系的，运费要一并付给北京×公司，报关用发票的价格不含运费在内。×公司代理时，货运代理是美国×公司，运费是通过×公司转付给香港×1公司或者香港×2公司，再由香港公司转付给×公司。由于×公司按月结算运费，所以在向海关申报时运费不能做到一票一报，只能把运费加入一票或几票中。×公司在按成套报关时，运费是计入总价的；在拆分价格报关时，运费则计入编解码器或者主机中去，不计入摄像头、显示器、麦克风的分项价格中。
3.证人宋×的证言证明：其是上海×公司的总裁，总管公司事务。公司主营网络工程和服务，总部设在上海，在北京、广州等城市有子公司和办事机构。在上海×公司的四个副总当中，张×负责销售管理和商务工作。上海×公司下设销售运作部、技术服务部、新产品部等，曾做过思科、腾博等品牌的产品业务。
2009年，上海×公司新产品部经调研认为，客户对视频会议设备有一定的需求，经过讨论，上海×公司决定做这个产品，新产品部便开始跟挪威腾博公司联系。腾博品牌的视频会议设备包含编解码器、显示器、摄像头、麦克风等。2009年5月起，上海×公司开始经营腾博品牌的视频会议设备。公司虽然有进口经营权，但还是委托了北京×公司和×公司代理进口，原因是上海×公司刚刚开始进口经营腾博品牌产品。商务部经理陶×曾向其说过找这两家公司做代理的事情，但是对于具体的过程，其没有参与，这都是由商务部经办并由副总张×领导的。公司对于销售预期和利润是有要求的，在扣除出厂价格、运费、公司运营管理费、增值税、关税等成本后，核算利润率大概是在10%至18%。在进口环节上必须考虑增值税，而关税则是由商务部去负责了解情况的，当然，肯定也要计入成本。
订货的流程是：根据不同客户和项目的情况，销售人员跟腾博公司商定好一个折扣并确定一个价格，报告给销售经理，并把这个价格报给国内客户。客户同意后，双方正式签约。给国内客户的报价是用产品的美元价格乘以一个包含汇率、增值税、运保费、关税等在内的系数。腾博公司会对报价施加影响力，因此，报价不能太高，否则会影响腾博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然后，销售人员会把合同交留给商务部，由商务部按照合同价格向腾博公司下单订货，并负责办理报关进口，以及联系代理公司。在此过程中，商务部无权向腾博公司议价。产品会通过货运代理公司进行运输，比如美国×公司，产品最终会被交付给客户，上海×公司的技术服务部负责安装调试，接着就是客户支付货款了。
支付的流程是：进口代理公司先将货款支付给香港×1公司或香港×2公司并开具增值税发票，这两个香港公司把货款支付给腾博公司或者思科公司，并把运费支付给美国×公司。需要经由香港公司付款的原因在于，腾博公司和思科公司对支付账期是有要求的，上海×公司只有在报关后才可申请对外付汇，但是这样做会超过这个账期要求，所以，只能先去找转口贸易公司协助。其认识这两个香港公司的老板谢×，她同意在出现账期问题时帮助垫付货款，当然，在没有账期问题时，他们也可以协助做支付，这两个香港公司会提取货款的2%至3%作为好处费，好处费会并入此后的货款中，通过进口代理公司一并支付出去。其会跟香港公司进行联系，每隔一段时间，谢×会告诉其所应支付的好处费，其便通知陶×在接下来的货款中加入这笔费用，陶×还会告诉香港公司如何区分货款和好处费。这两个香港公司的印章是谢×当面交给其的，并授权可以在进口单据上使用，其把印章交给了陶×。支付时，其只对200万元以上的付款进行签批，200万元以下的就由上海×公司的副总张×签批。
上海×公司在上海口岸曾经进口过腾博品牌的产品，但销售部反映说关税较高，其便让陶×咨询产品部负责人马×2，其还曾让马×2去咨询腾博公司，看看是否有关税方面的指导性文件或者内部报价文件，以搞清在上海口岸为何会产生高关税。陶×发邮件说，从上海口岸进口腾博品牌的麦克风、摄像头、显示器的关税确实是比较高的，摄像头的申报价格是1500美元，而北京×公司能给出一套低关税方案：同样是摄像头，从北京口岸的申报价格是50美元。为节约成本，上海×公司决定委托北京×公司从北京口岸进口。
腾博公司只出具英文发票和装箱单，上面只有整套的价格，这不符合海关的报关要求。在保证货物和原厂发票一致且总价不变的基础上，上海×公司根据进口代理商给出的建议价格，将价格进行拆分，并重新制作报关用发票。因为腾博公司不提供分项价格，所以上海×公司只能采纳进口代理公司的拆分价格建议。
2011年至2012年，上海×公司还曾委托×公司代理进口过思科品牌的视频会议设备。跟×公司合作也是由商务部负责的，商务部此前应该是向其汇报过的，但其已经记不住了。其只关心能否按时向国内客户交货。付款签字时，其曾经见过×公司的名字。
上海×公司是技术性公司，对贸易、海关这类事情不太清楚，比较依赖进口代理公司的专业建议。在北京海关缉私局立案后，其才知道在外商的发票上原本是有单独采购的高关税产品的价格的，这样看来，上海×公司申报的单独采购价格是低于外商所给出的价格的。商务部虽然负责申报、确定价格等工作，但在这个方面没有向其汇报过。
4.证人张×的证言证明：其是上海×公司的副总裁，主管销售运作部，商务部经理是陶×。2009年，上海×公司跟腾博公司签订代理协议，开始经营视频会议设备。2010年末或2011年初，腾博公司被思科公司收购，产品变成思科品牌。腾博公司是欧洲公司，产品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国内销售在接触客户时，上海×公司就要和腾博公司谈判，将报价打个折扣，并在此基础上加价10%报给客户，在成本里面要算上进口增值税、运费、代理费、关税等。上海×公司曾委托北京×公司和×公司做进口代理商，此事交由商务部全权管理，陶×可以决定。
业务流程是：销售人员跟腾博公司确定一个折扣价格，报给销售经理和技术经理，销售人员同客户签单子并报价，双方正式签订合同，然后销售人员把合同交留商务部，商务部向腾博公司下订单采购；在得到确认后，开始联系发货和报关。在腾博公司被思科公司收购后，下单要通过思科公司的系统进行，要选择产品配置，还要输入折扣并查找记录，核对公司的订单。如果货物和价格都对上了，思科公司就开始安排备货，由顾×去联系货运代理和进口代理公司，准备运输和报关。付款流程是电子化的，由其审批；此前是纸质化的，陶×直接拿给上海×公司总裁宋×审批。公司每年买一个大保险，不分批购买。进口成交方式是FOB，即离岸价，也就是说，腾博公司和思科公司需要将产品运到货运代理的手中去才可以。
在北京海关启动案件调查以后，其才看到了归类文件。其以前主要关注如何拓展销售渠道，不同的进口代理公司用的是不同的报关方式，因为不同的关税对销售价格影响微小，其并不太关注。上海×公司曾单独采购过摄像头、显示器等，不过这方面的业务量特别小。产品既有成套的，也有单独采购的摄像头、麦克风等，价格是不一样的；单独采购的价格要高于成套的价格，但上海×公司在报关时，都把摄像头报成50美元，把麦克风报成5美元，这是陶×和顾×具体负责操作的，其记不清她们当时是如何汇报的了，但是其肯定没有为此否定过她们。
上海×公司从上海口岸进口改由从北京口岸进口的事情，也是陶×负责管理的。陶×曾向其发邮件汇报说过这个事情，其没有反对。在上海口岸报关时，等到货物进来，销售部门说关税成本太高，市场竞争力下降，公司利润降低。陶×说，海关方面要求把视频会议设备分开申报，部分产品存在较高的关税税率，有的甚至达到了35%，成本有所增加。上海×公司总裁宋×让商务部咨询外商有没有报价资料，陶×说外商推荐了北京×公司，而北京×公司也说在北京口岸要分开报关，但是给出了一个建议价格作为参考。其中，麦克风等部件的单项价格比在上海口岸申报时要低很多，上海×公司认为，从北京口岸进口高关税产品可以使申报价格降低，关税降低是有利于节省成本的，于是，上海×公司便决定从北京口岸报关。
5.证人马×2的证言证明：其现在是上海×公司的副总裁。2005年，其到上海×公司任总经理助理。2009年，上海×公司开始经营腾博品牌视频会议设备。商务部说视频产品中的摄像头、显示器等部件的关税很高，提示要将关税成本计入到给客户的报价中去；但销售部门说，如果加上这部分关税，客户会觉得报价高，没有市场竞争力，而且根本保证不了利润。于是，上海×公司总裁宋×发邮件让其去找厂商核实关税方面的文件，解决好这个问题。其联系了厂商，厂商推荐了北京×公司作为代理，说北京×公司曾经帮助过其他公司进口过这类产品。其把这一信息告诉了商务部陶×，由商务部去联系北京×公司。最终，公司进口这类产品就从上海口岸搬到了北京口岸，由北京×公司做进口代理。这样一来，从北京口岸报关的关税减少了，成本降低了，能够满足利润要求，总裁宋×对此也是知道并且同意的。但是对于如何才能少缴关税，其并不清楚。其只是认为，这样做，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对于侦查机关出示的三封邮件打印件，其辨认出，这就是其所说的情况：在邮件中，商务部通知说，摄像头有35%的关税，税率很高，要计入报价，这也是宋×的批示。
6.证人沈×的证言证明：其是上海×公司的产品销售总监，配合销售人员向厂商要项目并谈折扣。商务部的订单报价是由其和销售人员给的，依据是公开的报价和折扣，不会更改。商务部没有向其问过显示器、摄像头、麦克风的分项价格，陶×只是向其问过设备的组成情况，问过别的品牌的52寸、65寸显示器和摄像头的国内采购价格，其向陶×告知了设备的组成情况。其中，50多寸的民用电视机在国内要7000元至8000元，商业显示器要1万元至2万元，60多寸的则要2万元至3万元，普通的摄像头要几百元，大品牌的摄像头要上万元。其不清楚腾博品牌和思科品牌设备的显示器是哪种的，这得看客户采购的是什么级别的产品。陶×没说过询问这些产品价格的原因。
7.证人戚×的证言证明：其是上海×公司的客户经理，一般的工作流程是：其先跟客户了解需求，跟客户确定所要采购的产品、价格并签订合同。其把合同提交给公司商务部，由商务部下单进货。视频会议系统的分项部件有主机、显示器、摄像头、遥控器、编解码器、软件等。网真视频会议系统中包含摄像头、显示器、麦克风等，如果客户采购了上述含关税产品，进口环节的关税也是要由客户承担的。但由于进口关税在签订合同时尚未发生，因此，需要预估一个关税价格并向客户做说明；在实际进口时，关税是由上海×公司承担的，如果有差额，一般也不会向客户收取或者退钱。预估关税的问题要咨询商务部，商务部会给出一个关税的数额。
8.证人许×的证言证明：其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公司是×公司的子公司，主要做国际货运代理和报关业务。2009年或2010年，×公司开始代理上海×公司的进口业务，用的是×公司的进出口资质和×公司的报关资质，货运代理则是由上海×公司自己找的。当时，其所经手的是腾博品牌的视频会议系统，是一个合同项下的T3视频会议系统，这套系统分两次报关进口。2010年9月29日，其接到销售人员王×1下的单子，王×1向其提供了货物发票等文件，告诉其说，这批货物预计在2010年10月下旬从国外起运，货主是上海×公司，外商是腾博公司。随后，其跟上海×公司的顾×取得了联系，并向顾×索要货物的3C证明，以及询问发货时间。发货后，上海×公司把运单传给其。其根据王×1提供的发票制作了符合海关要求的形式发票，并经上海×公司确认。报关合同是其根据发票的内容所做的形式合同，其将运单、3C证明、机电审批等文件送去报关，这票货物是于2010年11月1日到货并报关的，并于同年11月9日经海关放行。清关完毕后，货物被送到上海×公司在北京首都机场的仓库。第二票货物的流程跟第一票货物是相同的，接单日期是2010年11月25日，报关日期是同年12月3日，放行日期是同年12月10日。其在制作报关用发票时，上面没有说明货物的型号，其跟顾×确认了型号。其不清楚王×1提供的发票来源，其认为这应该是由上海×公司提供的。对于侦查机关出示的由上海×公司提交的两份海关归类确认书，其辨认出这是首都机场海关在其做第一票腾博公司的货物时向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归类确认。当时，这票货物到港后，首都机场海关对这票货物的归类曾提出过疑问，要求×公司做出解释。其在得到报关员的通知后，立即联系了王×1，王×1带着腾博公司的工程师前往首都机场海关，提交了详细资料。随后，海关归类办给出了这份归类确认书。在确认归类无误后，海关方面将这票货物放行了，这票货物是视频会议终端，具体型号是腾博品牌的Profile系列C60，资料是其从腾博公司手中要来的。当时，这票货物的申报税则号和首都机场海关确认的税则号都是8517.6239。第二份材料是北京海关归类办出具的商品预归类决定书，货主也是腾博公司，这票货物的型号是FieldView，属于新产品，之前从未进口过。由于×公司的报关员没有给出准确的税则号，于是其就向北京海关归类办咨询了预归类。北京海关预归类决定书上规定的税则号是8525.8039。在其经手的业务中，只有上述两种产品是从腾博公司进口的，其不知道上海×公司有没有进口过上述两种产品。其经手的T3设备只有一套，上海×公司的其他货物都是由王×3去做的。其不清楚海关对于商品归类咨询的相关规定，但海关的归类决定应该仅适用于同品牌、同型号的货物，其他的产品是不能同时适用的。
9.证人王×1的证言证明：从2009年7月起，其开始担任×国际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上海×公司是其客户，也是思科公司的金牌代理，其曾代表×公司跟上海×公司联系过进口业务。上海×公司在北京口岸进口过腾博品牌、思科品牌各型号的视频会议设备，其中，涉及显示器、摄像头、编解码器、麦克风等部件，但也有像笔记本电脑一样的一体机。其曾向腾博公司的工程师要过腾博品牌视频会议设备的产品说明书。
2009年底，上海×公司的顾×给其打电话，说有一票货物中的显示器没有3C证明，可否申请免3C证明。其询问了许×，许×也不确定，其又问了报关员。报关员说可以后，其就这样答复了顾×，并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这票货物包含显示器、编解码器和摄像头，并做了三个分项申报，顾×提供了报关用发票和箱单。最终，在免3C证明的情况下，这票货物成功进口。顾×说过，因为显示器、编解码器和摄像头要分开申报，所以才会涉及到需要显示器的3C证明的问题。顾×也知道，海关要对显示器征收30%的关税，对摄像头征收35%的关税。×公司当时是先行垫付税款的，并开具了税票和服务费发票，然后再由上海×公司支付。
2010年10月，顾×问其可否进口T3设备，其知道T3设备中包含有3个65寸显示器、3个23寸显示器、3个摄像头和配套的桌子，所以其答复顾×说可以进口，但要分项申报，顾×亦对此表示认可。2011年初，腾博公司被思科公司收购了，物流渠道发生了变化。其这时认为机会来了，主动联系了顾×。顾×介绍了一些关于北京×公司的情况，并说北京×公司在垫资上是有问题的。其立即向公司销售总监汇报，又找了财务总监询问×公司可否办理垫资。后来顾×说这事还得由陶×决定，其便电话联系了陶×，称×公司对腾博品牌的产品比较了解，×公司的实力强并且可以做垫资服务，在荷兰有代理并且在国际货运上也是很专业的。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顾×也帮着说了一些好话。其还告诉陶×，×公司曾进口过Profile系列产品，还讲了T3设备、编解码器、一体机EX系列等的情况。陶×向其询问了Profile系列产品怎么报关，其说要按照整体报关；陶×问其为何能够整体报关，因为此前都是分项报关的，其就说×公司曾经对Profile系列产品做过海关询归类，结论是可以整体报关，而且荷兰代理也是比较便捷的。对此，陶×还让其提供一份详细的报价和其他文件，于是，其便把关于Profile系列产品的询归类确认书扫描以后，附上腾博品牌的便携式视频仪的预归类决定书、报价单，一并发给了陶×。后来，陶×说两家公司可以合作了。2011年4月，其将委托代理进口协议发给上海×公司，双方正式签约。
Profile系列产品的询归类确认书是由其向海关申请的，也是由其取回的。虽然，这份询归类确认书所涉及的也是腾博品牌的产品，但却不是上海×公司的货物。其当时认为，这份文件可能会对其拓展相关业务有帮助，便留了复印件，还将这个复印件发给陶×看。便携式视频仪的预归类决定书不是由其所做，其曾向海关提供过产品说明、组装图等。Profile系列产品是一体式的，设备在组装后才能使用。Profile系列产品包含显示器、摄像头等，是便携式的，像是笔记本电脑一样的一体机。对于侦查机关出示的“发件人为LynnWang、收件人','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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