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九三农垦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九民初字第214号
原告张洪伦，黑龙江省红五月农场五队职工。
原告金伟，黑龙江省红五月农场三队职工。
原告李长亮。
原告王鑫，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李树维，黑龙江李树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黑龙江省红五月农场，住所地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县红五月农场。
法定代表人于刚，该农场场长。
委托代理人汤志军，黑龙江九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黑龙江省九三农垦宏鑫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县红五月农场农机中心一楼东侧第二间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周大忠，该合作社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许德昌，黑龙江九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洪伦、金伟、李长亮、王鑫因与被告黑龙江省红五月农场(以下简称红五月农场)、第三人黑龙江省九三农垦宏鑫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宏鑫合作社)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9月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2015年11月8日，原、被告及第三人共同申请延期开庭一个月。本案于2015年12月15日、12月20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红五月农场当庭提出鉴定申请，原告四人同意鉴定，后因本省无法进行鉴定，原告四人又不同意鉴定，本院于2016年5月23日作出不同意鉴定的意见。于2016年6月17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洪伦、金伟、李长亮、王鑫及委托代理人李树维，被告红五月农场的委托代理人汤志军，第三人宏鑫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周大忠及委托代理人许德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洪伦、金伟、李长亮、王鑫诉称：2014年3月，原告与被告下属单位红五月农场科研站管理区协商，合伙承包科研站2队1号1种植大豆，2队1号2种植玉米，由科研站统一播种，销售权归原告自己处理。但到了秋收后，没有按约定处理，被告下属单位红五月农场科研站管理区按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平均核算，导致四原告承包的土地多产粮少收入，占原告30余万元的便宜，四原告要求按实际产量结算。原单位领导周大忠、高海龙答应给予解决，但由于单位领导更换，新领导不予解决，导致原告又找红五月农场解决此事，红五月农场认为“原告既没有签订土地放开经营申请书，也没有签订统一经营申请书。同时，还没有按农场规定时间(4月5日前)缴纳土地承包费，是信访人违约在先，致使单位无法建帐核算。所以，管理区只能按合作社经营模式平均核算”。四原告不服，向黑龙江省农垦九三管理局（以下简称九三管理局）提出信访复查申请，九三管理局要求红五月农场重新处理此事。红五月农场于2015年7月7日作出了不予受理告知书。综上，原告认为，自己根本不是合作社的成员，跟合作社不发生经营关系，不应该按合作社经营模式来平均核算。被告认为无法进行建帐核算，只能按合作社经营模式平均核算，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四原告承包的土地有明确的地块、具体的亩数、缴费和费用及玉米、大豆的产量(有据为凭)。因此，被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故请求判令被告及第三人互负连带赔偿四原告2014年承包土地少分配的收益：1、大豆差款63001.92元(1.86元／斤×33872斤)；2、玉米差款252450.00元(1500.00元／吨×168.3吨)，合计315451.92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红五月农场辩称：一、原告主张“2014年3月份与答辩人下属单位红五月农场科研站管理区协商，合伙承包科研站2队1号1种植大豆，2队1号2种植玉米，销售权归原告自行处理”，完全是编造虚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依法不应予以认定。理由如下：（一）四原告不存在合伙关系。其一、从金伟、王鑫与红五月农场签订的书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及在法庭调查时原告关于这一问题的陈述看，四原告是分别与发包方订立了合同，并非合伙。如果是合伙，应由四原告共同与农场签订合同，或以四原告中某一人的名义与农场签合同，其他人作为合伙人共同参与经营。其二、如果四原告是合伙关系，应当以四人名义或四人中某一人名义共同缴纳土地承包费、生产费等种植费用，但四原告均是分别以各自的名义向宏鑫合作社缴纳的费用。其三、答辩人提供的土地种植合伙协议书可以证明原告四人不是合伙关系。1、仅从该合伙协议内容上看，写明了“原告四人各自承包种植的土地面积，且按各自的土地种植面积进行分配，各自分别缴纳各自的土地承包费用”，很明显这不是合伙，而合伙应当是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出资比例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及进行盈余分配，无需约定各自承包种植的土地面积，更不存在按各自面积分配问题。2、该协议完全是原告方为了达到证明其编造虚构的“合伙承包科研站1号1、1号2土地”的事实在事后伪造的，依法不应予以认定。理由：该合伙协议上显示的签署时间为2014年3月7日，而红五月农场此时的土地发包工作尚未启动（红五月农场2014年土地发包工作是在4月份才开始的，原告金伟、王鑫与答辩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均为4月份，足以证明这一点），四原告能否从农场承包到土地及每人具体能承包多大面积都无法确定，但四原告却在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每人种植的具体土地面积，更让人费解的是该协议中面积竟然与此后原告与农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约定的面积、实际种植面积完全一致。（二）原告主张“与红五月农场科研站协商确定在2队1号1种植大豆、2队1号2种植玉米，销售权归原告自行处理”，系编造虚构案件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1、王鑫、金伟与农场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第一条明确约定了原告承包土地的面积、承包费标准、承包期限、种植作物，唯独没有承包土地的具体位置，这与原告关于3月份就与管理区协商确定了2队1号1种植大豆、2队1号2种植玉米的说法完全不一致，也说明了原告承包的土地根本没有确定具体位置的案件事实。2、原告四人2014年承包的土地总面积为1425亩，而红五月农场2队1-1、1-2两块地面积合计仅为1110亩，与原告承包的土地面积相差315亩，那么试问另外315亩土地科研站给确定到什么位置了呢，这充分说明了原告方在撒谎，编造案件事实。3、2014年3月份农场土地发包工作尚未启动，管理区根本不可能与答辩人在此前协商土地发包事宜。况且根据原告方与农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第二条约定，原告种植的作物比例应当按照农场当年下达的作物种植比例统一设计和实施，可见对于承包人种植的土地只确定作物种植比例，不确定面积，而管理区无权在此前确定所谓2队1-1种植大豆，1-2种植玉米。4、宏鑫合作社已经出具证据证明2队1-1、1-2、3两块地已经纳入了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并且已经将两块地的产品收益纳入到的合作社的总收益中进行核算了平均收益，且已经向种植户兑现完毕。原告在没有合同依据的情况下提出按当年产量最高的2队1-1、1-2、3两块地分配收益的无理要求，显然不能成立。（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原告应当对其主张的“2014年3月份与答辩人下属单位红五月农场科研站管理区协商，合伙承包科研站2队1号1种植大豆，2队1号2种植玉米，销售权归原告自行处理”这一案件事实负举证责任，现原告未能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在2014年3月份发生了上述案件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对于该主张法院应不予认定。综上，原告方主张与红五月农场科研站约定了的承包土地具体位置的案件事实依法不应认定。
假设周大中或是高海龙答应将科研站产量最高的2队1-1、1-23两块地给原告兑现经营收益，那么该行为也是无效的，只有经过农场的明确授权或追认，上述行为才有效。但红五月农场对此的立场非常明确，已经通过党委会研究明确拒绝了原告的无理诉求，并且在信访答复意见中予以明确阐明。
三、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科研站管理区领导答应了原告按2队1号1、1号2兑现经营收益。
四、周大忠在2014年9月18日就已经从科研站调离，已经不再是科研站负责人，在此后他关于科研站的事务没有任何决定权。
五、农场责令周大忠、高海龙个人处理此事，不代表农场认可原告的诉求，农场是因迫于原告持续无理上访的压力，才责成周大忠、高海龙个人处理此事。至于周大忠、高海龙在与四原告协商如何个人凑钱满足原告的无理要求过程的谈话录音，均不能据此来推定存在2014年初科研站与原告协商确定了承包土地具体位置为2队1-1、1-2，并由原告自行销售产品的虚假案件事实。
六、四原告不是合伙关系的案件事实已经非常清楚明了，虽然原告方伪造了虚假的合伙协议书，但应当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来认定。根据民诉法规定，四原告不是合伙关系就不能作为共同原告在一个案件中起诉，原告也不存在共同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案诉讼请求应当驳回，四原告可另行各自作为单独原告另行分别起诉。
第三人宏鑫合作社辩称：四原告要求答辩人返还2014年承包土地少分配收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理由如下：(一)2014年，四原告和答辩人分别形成了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土地共计1425亩，其中张洪伦440亩(大豆150.8亩、玉米289.2亩)、金伟295亩(大豆36.4亩、玉米258.6亩)、李长亮450亩(大豆117亩、玉米333亩)、王鑫240亩(大豆46.8亩、玉米193.2亩)，四原告分别向答辩人交纳了土地承包费。因此，四原告是和答辩人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二)四原告承包土地时并没有原告诉称的“四原告合伙承包科研站2队1号1种植大豆，2队1号2种植玉米，由科研站统一播种，销售权归原告处理”的口头或书面约定，原告的该主张和客观事实不符。(三)根据九三管理局和红五月农场规定及九三垦区范围内的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运行模式，承包的土地从不对承包人确定具体地号。土地经营管理的方式是统一管理、经营，统一收获，按照所有土地承包种植户平均产量统一平均核算、分配收益，原告主张的按自己的地块单独分配的请求违反合作社的经营方式，不能成立。(四)答辩人的管理人员无权在产品收获时或收获后按产量最高的地块核算原告及其他种植户的经营收益，因这样会损害合作社成员的利益。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决定重大财产处置、对外投资、对外担保和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其他重大事项的职权由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行使。第二十九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理事、管理人员不得从事损害本社经济利益的其他活动。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以损害合作社其他成员利益的方式进行土地产品收益的请求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应给予支持。(五)四原告称是四人合伙种植土地和客观事实不符，四原告根本没有合伙种地的事实。综上，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驳回。
原告张洪伦、金伟、李长亮、王鑫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本院举示如下10组证据：
1.原告四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原告四人的身份事项。
2．2014年3月7日签订的土地种植合伙协议书一份。欲证明原告四人系合伙关系。
3.2015年红五月农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欲证明被告经调查核实认可原告四人系红五月农场科研站种植户，而不是宏鑫合作社成员；原告四人种植地块及亩数、品种。
4.2015年7月7日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欲证明原告四人对信访结果不服，申请复核，被告通知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5.统一收据6张。欲证明原告四人承包了黑龙江省红五月农场科研站土地的事实，对于收据盖合作社的章，原告当时就提出议异。
6.2015年2月11日红五月农场科研站主任周大忠交给原告四人关于原告四人所承包土地具体产量等情况的明细表。欲证明原告四人所种植的土地是可以单独建账核算的，信访处理事项当中其主张“无法建账核算，只能按合作社经营模式平均核算”的观点不成立。
7.2015年2月11日原告四人在红五月农场科研站负责人高海龙办公室与高海龙、周大忠录音一份；2015年2月13日原告四人在黑龙江省九三管理局直信访办与信访办于主任、红五月党委副书记寇文生、高海龙、周大忠录音记录；2015年8月14日原告四人及委托代理人李树维在高海龙办公室与高海龙谈话录音。三组录音欲证明被告的科研站主任周大忠、高海龙均承认原告四人所承包的土地与宏鑫合作社不发生关系，原告四人承包的土地应单独核算，并答应等贷款下来就给付原告等人。
8.原告张洪伦和案外人戴立江在红五月农场计财科王丽荣办公室向王丽荣科长谈话录音。欲证明原告四人提交的盖有宏鑫合作社章的6张票据是临时由宏鑫合作社代红五月农场收的。
9.2015年12月21日原告在红五月农场机关大楼与红五月农场场长于刚、现任科研站主任蔡立国谈话录音。欲证明原告四人承包的红五月农场的土地收据上盖宏鑫合作社章的原因。
10.原告申请法院调取在被告红五月农场备案的原告四人2014年与黑龙江省红五月农场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欲证明原告四人与红五月农场发生承包关系。
被告红五月农场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无异议。证据2，该合伙协议内容所反应的合伙关系不真实。第一，该协议中的合伙人四位原告完全可以为了达到将其土地共同计算以便为其确定具体地块的诉讼主张提供理由，随时草拟虚假的协议。第二，从原告交费票据上看，四原告均是单独以个人名义向发包人宏鑫合作社自行交纳的承包费和生产费，而且交纳时间前后跨度长达9个月，如果是合伙，没有必要四个人单独各自交费，应当以一个人的名义向发包人交纳费用，显然四原告在虚构案件事实，建议法庭不予采纳该证据。证据3，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处理意见书不能证明原告种植土地确定了具体地块。第一，信访事项部分是信访部门按照原告的信访请求进行整理的，信访处理意见书中对此事不予认可。第二，原告断章取义，被告也不否认四原告为科研站种植户，但这个科研站种植户是指四原告是科研站职工，所种植的土地在科研站辖区范围内，而原告土地的发包人应当以交费票据及费用入账受益分配的单位为准。而交费票据、费用入账、收益分配的单位，均是宏鑫合作社，与红五月农场无关。证据4，无异议。证据5，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收据是原告方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的，说明原告认可该证据，原告对该证据的异议不成立。同时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土地的发包单位是宏鑫合作社，并且可以证明四原告是各自自行交纳了土地承包费和生产费，不是合伙关系。证据6，该表格没有任何单位的印章和经办人的签字，不能证明是科研站或者是周大忠交给原告的。仅从内容上看也证明不了原告要证明的问题。证据7，对真实性有异议。第一，无法确认录音中所谓与原告方对话人员的身份；第二，仅从录音内容上看，不能证明农场或者宏鑫合作社为原告指定了地块；第三，仅从内容上看，反映的不是当时承包土地前关于土地承包的协商过程。证据8，第一，从内容上看，合作社是独立法人，与农场是独立的两个单位，红五月计财科长无权也无法解释宏鑫合作社开具带有本单位印章的票据的真实原因。第二，从内容上看，录音中的女同志称农场有个单独的394账户，如果原告承包的是农场的土地，可以向农场的394账户缴费，而不是向合作社账户缴费。第三，录音中的女同志一直用“我感觉是这样”的文字表述，说明这仅仅是其个人主观认为的，系其个人推测的观点，属于主观臆断，没有任何证明力。第四，该录音中的女同志的身份、职务、工作单位均无法确认，因此该证据证明不了原告欲证明的问题。另外，假如录音中是计财科长王丽荣，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其与原告王鑫或者金伟存在近亲属关系。因此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据9，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所反映的是2015年原告承包土地的情况，与2014年无关。证明不了2014年土地承包的任何事实。另外，2015年按照蔡立国的说法，没采用合作社经营模式，是种植联合体分组经营，与2014年没有任何可比性。更不能通过2015年的情况来推理2014年的情况，因此建议法庭不予采信。证据10，对四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可以证明四原告承包的土地没有确定承包土地的位置，恰恰反驳了原告关于在2014年3月份与被告方协商确定二队1号1、1号2为原告承包土地的诉讼主张。且该合同为书面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当以书面合同为准。第二，该合同结合原告提交的宏鑫合作社收取生产费、作业费等费用的票据可以证实原告方从农场承包的土地后纳入加入了宏鑫合作社进行经营，因作业费、生产费等费用是由合作社收取，事实上也是由合作社为原告方统一管理和分配的。第三，该证据还可以证明四原告是分别单独与发包人订立和成立的土地承包合同，四原告根本不是合伙关系，不具有共同的诉请，不能作为共同原告在一个案件中诉讼。四原告的共同诉请应该依法予以驳回。
第三人宏鑫合作社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无异议。证据2，同意被告质证意见。同时补充一点，四原告作为本案当事人，自己给自己书写的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内容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3，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同时补充一点，四原告是从宏鑫合作社承包土地，有四原告交纳土地承包费的统一收据为证，所以土地发包和承包关系的确认不能以该信访意见书和反映的内容为准。证据4，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信访事项反映的内容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5，同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6，同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7，同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补充一点，该录音所反映的内容违反专业合作社法规定的合作社的经营重大事项由合作社成员大会行使职权的规定，以及合作社的管理人员不得从事损害合作社经营利益的规定。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证据8，同被告质证意见一致。证据9，同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补充一点，该证据证明不了原告方2014年承包的土地加盖合作社的章，就应该不按照合作社的经营模式进行管理和分配。证据10，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补充一点，四原告在签订承包合同以后，将土地承包管理等费用交纳给宏鑫合作社，表明四原告同意在宏鑫合作社按照宏鑫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分配模式进行土地经营。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合伙协议于2014年3月7日签订，记录了原告四人的每个人所种植的土地面积，原告于2014年4份与红五月农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才确定的具体的土地面积，原告提交的证据2与证据10相互矛盾，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4，原告用以证明原告种地具体亩数及原告多次信访的事实，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证明了原告四人的交费情况，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7、8、9，能够相互印证，能够反映客观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0，系被告处备案的原告四人的合同书，被告及第三人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红五月农场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1组证据。
第三人宏鑫合作社出具的证明。欲证明原告关于当时确定的具体地块的主张是不属实的。
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有异议，但第三人为本案的当事人，其为被告出具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
第三人宏鑫合作社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无异议。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证明系第三人宏鑫合作社出具的，第三人为本案当事人，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被告未提交其它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第三人宏鑫合作社未提交证据。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举证质证及庭审调查情况，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2014年，原告四人合伙从红五月农场承包土地，双方形成合同关系。其中张洪伦440亩(种植大豆150.8亩、玉米289.2亩)；金伟295亩(种植大豆36.4亩、玉米258.6亩)；李长亮450亩(种植大豆117亩、玉米333亩)；王鑫240亩(种植大豆46.8亩、玉米193.2亩)。张洪伦于2014年6月17日交款324980.00元；金伟5月9日交款46860.00元，于10月23日交款80000.00元；李长亮于6月24日交款337615.00元；王鑫于2014年4月25日交款64280.00元，于6月20日交款117250.00元。原告四人所交纳的承包费由第三人代收,代收后再统一交到被告红五月农场财务科。原告四人中金伟、王鑫在红五月农场土地承包合同中签字，李长亮、张洪伦并未在乙方处签字。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约定：“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所承包土地必要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资料，有权要求甲方提供两个“六统一”制度管理服务。“六统一”不包括产品统一销售。被告应按照合同规定的“六统一”模式由原告四人自行对产品对外销售，但被告却按照合作社的“九统一”的管理模式将原告四人的大豆、玉米进行了统一销售。
另查明：原告于2015年2月11日，2015年2月13日，2015年8月14日分别与红五月农场科研站主任高海龙及前任主任周大忠协商。高海龙认可：“在前任主任周大忠与其交接时向其交待了原告四人承包土地效益分配相关情况以及面积，关于原告四人的地先收到麦场，记好斤数，先按全科研站产量平均分配，然后补差。因为他们是产量高，记好斤数，产量统一卖，当时是为了不造成影响，否则四原告自己收，补差按红五月科研站2队的1-1，1-2地的产量计算原告四人的产量与整个连队的平均产量补差，且已形成会议记录。”2队1-1平均产量为396.5斤每亩,整个科研站平均产量为300斤每亩,原告四人共计种植大豆1425亩,共计高出33872斤;玉米2队1-1产量为11.95吨每垧,整个科研站为9.6吨每垧,原告四人共计种植71.6垧,合计高出168.3吨。玉米价格为1.50元每公斤，大豆价格为1.86元每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四人是否为合伙关系;四原告是否加入了宏鑫合作社，其承包的土地是从黑龙江省红五月农场承包还是从宏鑫合作社承包;是否应按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模式平均核算。
原告四人虽未提交有效的书面合伙协议,但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原告四人承认四人之间是合伙关系,由原告李长亮执行合伙事务,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构成事实合伙关系。2014年，原告四人与红五月农场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此合同系被告红五月农场备案合同，虽然李长亮、张洪伦并未在乙方处签字，但被告对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合同中约定的种植亩数与四原告的实际种植亩数相一致，已实际履行。此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成立并生效。合同第三款约定，凡以承包土地加入合作社的，按合作社相关规定执行。庭审过程中原告称：加入合作社必须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有一张纸上面写着自愿加入合作社，原告四人没有签这张纸，就未加入合作社。高海龙在2015年8月14日与原告录音中的所说的：“李律师问高海龙：他们是合作社成员吗？高海龙说：他们没有签字。李律师问高：入不入社都有登记造册，你掌握他们是不是合作社成员。高海龙说：在我当时了解掌握，他们没入社。他们几个人的地先收到麦场，记好斤数，分配咋分配的呢，先按平均分配，然后补差。”高海龙在录音中所述与原告所陈述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原告四人与红五月农场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但并未以承包土地的方式加入宏鑫合作社，原告四人所种植的土地应按照“六统一”的模式进行管理，由原告四人自行进行销售。被告将原告四人的产品按照合作社的管理模式统一进行销售、分配，未给予原告四人补差已构成违约，被告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的责任，即向原告补足差价款。第三人收取原告种地款的行为属于代被告收取，与被告之间是委托与受托的法律关系，其行为代表的是被告，故原告主张被告与第三人互负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四人多次找到高海龙、周大忠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先按平均分配，然后补差。补差按红五月科研站2队的1-1，1-2地的平均产量计算原告四人的产量与科研站的平均产量补差”，高海龙与周大忠进行交接的过程中对按以上方案进行了交接。在原告四人与高海龙、周大忠进行协议的过程中，高海龙、周大忠均认可玉米当时的销售价格为1.50元每公斤，原告玉米产量高出平均产量168.3吨，原告主张的玉米差价款252450.00元（168.3吨×1.5元/斤×1000=25245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大豆高出平均产量33872斤，价格按2015年高海龙调走，蔡立国接任后电话通知原告黄豆价格为1.86元每斤，是否同意卖，原告同意了，且该价格低于2015年2月11日原告与高海龙、周大忠谈话录音中所述的每斤2.10元。原告主张的大豆差价63001.92元（33872斤×1.86元/斤=63001.92元）,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黑龙江省红五月农场向原告金伟、王鑫、张洪伦、李长亮赔偿大豆差额款63001.92元,玉米差额款252450.00元,合计:315451.92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黑龙江省红五月农场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032.00元，由被告黑龙江省红五月农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宁德军
审 判 员 亓振国
代理审判员 姜国娜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滢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