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45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洪林（曾用名高焕林），男，1958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洪英（曾用名高洪莲），女，195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金峰、金力威，浙江金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师范大学。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号。
法定代表人杜卫，校长。
委托代理人汪红飞，浙江飞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占明，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洪林、高洪英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师范大学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3民初20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坐落于杭州市下城区房屋原系被继承人高某3和徐某共同所有，两人共生育有高洪英、高洪林、高某1、高某2四个子女。2005年1月徐某办理了公证遗嘱，当时提供了社区关于两夫妻共生育有高某1、高某2两个子女的亲属关系证明，徐某将上述房屋中其所有的二分之一产权留给高某1一人继承。2007年5月徐某病故。2007年11月15日杭州师范大学出具内容为“我单位离休干部高某3与徐某是原配夫妻，共生育有儿子高某1、女儿高某2，没有其他子女”的《证明》。同日，高某3、高某1、高某2持该《证明》前往杭州市西湖公证处办理了《公证书》，公证书载明：被继承人徐某于2007年5月31日死亡，杭州市下城区房屋中一半属于被继承人遗产应有配偶、子女、父母共同继承，因被继承人父母已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继承人高某1、高某2均自愿放弃上述房产继承权，故上述属于被继承人遗产由其丈夫高某3继承。2009年8月18日，高某3以其一人名义将上述房产转让给高某1。2012年高某1就该房屋与案外人王某签订房屋转让合同，转让价格为181万元，同年高某3搬离该房屋，居住至向杭州师范大学承租的房屋内，2015年10月高某3去世。现高洪林、高洪英认为，在母亲徐某去世后，原遗嘱继承人高某1和高某2均通过公证放弃其继承权，原属于徐某的二分之一房产部分应由高洪林、高洪英及父亲高某3三人继承，杭州师范大学作为高某3离休人事主管部门违反人事组织档案的相关规定，未经严格审核，出具不实的高某3家庭成员证明，以致于高洪林、高洪英对该房屋的法定继承权被剥夺，财产遭受损失。故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杭州师范大学赔偿高洪林、高洪英对杭州市下城区房屋继承的份额60万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自2009年8月18日起至本案判决生效日止的利息损失。2、诉讼费由杭州师范大学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对于案涉房产，在高某1放弃了母亲公证遗嘱由其继承的产权份额后，高洪林、高洪英认为母亲名下的房产依法应由包括高洪林、高洪英在内的继承人共同继承的意见成立，因高洪林、高洪英父亲故意向公证部门隐瞒子女另外有高洪林、高洪英的事实，从而取得了案涉房产的全部所有权。致使高洪林、高洪英财产继承权受损的原因，高洪林、高洪英父亲具有直接的责任。杭州师范大学虽然根据高洪林、高洪英父亲的要求提供的子女关系证明内容不实，但与高洪林、高洪英继承权利受损的结果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且在高某1在2012年将案涉房屋转让，高洪林、高洪英父亲搬出案涉房屋后，高洪林、高洪英即应该知道自身权利有无受侵害，而高洪林、高洪英并未在法定的诉讼时效之内向杭州师范大学提出主张，故杭州师范大学认为高洪林、高洪英本案的诉讼已经超过时效的意见亦成立。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高洪林、高洪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而减半收取4900元，由高洪林、高洪英承担（已缴）。
宣判后，高洪林、高洪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供虚假证明致使死者高某3侵害两上诉人的继承权没有直接因果关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九条规定，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一同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出具虚假证明的行为是否对侵权人死者高某3侵犯上诉人的继承权形成帮助，是解读该法律的关键。被上诉人提供虚假证明家庭成员的这一行为客观上帮助侵权人得以成功。侵权人高某3通过被上诉人出具的虚假证明以及被上诉人应当有义务按干部审查权限才能出具用于公证的户口材料，才使得上诉人继承权非法剥夺成为可能，被上诉人的行为与上诉人继承权被剥夺的结果有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作为分管老干部履历、身份等方面的专业部门，应当知道侵权人高某3的家庭亲属关系，也应当问清侵权人前来要求办理户籍证明及家庭成员证明的原因，但未予问清，可以推定被上诉人有放任侵权人的一切侵权行为。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对本案的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既无事实依据，更不符合法律规定。首先，上诉人在2012年因涉案房屋被转让，上诉人父亲搬出案涉房屋，上诉人仅知道是自身权利受侵害，所以一直责怪父亲并向父亲主张权利，但是上诉人仅在2015年11月16日向杭州市西湖公证处调取3162号公证书内档时才发现这张虚假户口证明。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帮助侵权行为所产生的责任索赔诉讼时效此时才起算，至本案起诉时在诉讼时效范围内。其次，退一步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侵权人高某3对上诉人继承权侵害是基于被上诉人的虚假证明的前提下实现，被上诉人应当与高某3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诉人对高某3生前一直在提出要求和主张，该诉讼时效中断，同样适用被上诉人。三、原审法院因被上诉人的影响力而忽视对上诉人的重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高洪林、高洪英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上诉人高洪林、高洪英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杭州师范大学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一、关于继承公证的基本事实，反映被上诉人离退休处出具证明的行为与上诉人所成损失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1、高某3与妻子于2005年进行的遗嘱公证，在公证中明确告知公证人员只有二人，没有提到二上诉人。2、徐某去世之后，高某3继承遗产时，在确定被继承人时，高某3根据公证处的要求，到被继承人所在社区取得被继承人有哪些继承人的证明，在社区证明中明确载明徐某的子女中没有二上诉人。3、离退休处根据高某3的自述出具了证明，离退休处是内设机构，不具有社会职能。4、高某3办理继承公证时，还有二位法定继承人，二位法定继承人放弃继承，在公证部门查明继承人时，高某3协助隐瞒了还有二上诉人作为继承人。5、高某3在办理公证时，公证人员已明知此前徐某的公证材料，相信其子女中不包括二上诉人。6、根据国家机关管辖的范围，人口和户籍归口于公安机关，本案涉及的证明应由公安派出所出具。7、高某3取得公证书后，到房管部门办理了房产过户并取得了遗产。以上可知，继承公证并没有依赖被上诉人离退休处出具的证明，被上诉人及离退休处并不是户籍、人口管理部门，不是出具亲属范围证明的部门，证明无效，不可能成为继承的基础。上诉人将发生结果之前所有的行为、事件都称为法律上的原因，该认定是错误的。二、上诉人并没有损失。高某3独自继承房产的行为没有给二上诉人造成损失。高某3继承之后房屋仍存在，上诉人可以行使继承权来恢复。转化为货币之后钱财仍存在。高某3将出售房屋所得用于生活开支，这与上诉人主张的高某3的扶养费相抵，并不存在损失。三、被上诉人不存在过错。高某3、徐某在办理公正时隐瞒了子女情况，开具证明时也不可能告诉离退休处关于证明的真实用途，被上诉人属于受骗状态。将一个受欺骗而又没有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人，说成为“帮凶”，违背了法理和常理。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出具证明是故意帮助高某3侵权的说法与法律上的说法不符。被上诉人并不明知高某3隐瞒事实，也不知道其将实施侵权行为。四、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1、高某3办理继承在2007年11月15日，从法理上讲应从该时起上诉人主张的权利受到侵权，诉讼时效从该时起算。退一步讲，从房产过户之时也应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上诉人明知高某3出售房屋没有住房到上诉人处要求提供住房时（2012年）也应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上诉人称对高某3一直在主张权利缺乏证据，不应认可。上诉人称不知道被上诉人侵权故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和法律，故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错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杭州师范大学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虽然杭州师范大学在未经审查、核实的情况下，应高洪林、高洪英父亲高某3的要求提供内容不实的子女关系证明，该行为存在不当之处，但由于杭州师范大学不是家庭人口与户籍的专门管理机关，其内设机构离退休工作处就高某3子女关系所出具的证明不具有公信效力，该证明的出具并不能直接导致涉案公证书的形成，故杭州师范大学离退休工作处出具证明的行为与高洪林、高洪英继承权受侵害的后果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导致高洪林、高洪英继承权丧失的原因系其父亲高某3故意向公证部门隐瞒子女情况的事实，从而取得了案涉房产的全部所有权，高某3系直接侵权人。即使按照高洪林、高洪英上诉理由，杭州师范大学帮助高某3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成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条的规定，也应当与高某3承担连带责任。在高某1在2012年将案涉房屋转让，高洪林、高洪英父亲高某3搬出案涉房屋后，高洪林、高洪英即应该知道自身权利有无受侵害，现有证据不能反映高洪林、高洪英在法定的诉讼时效之内向高某3主张权利，其对侵权人高某3的赔偿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相应地对连带责任人的赔偿权利也超过了诉讼时效，不应以知道帮助行为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综上，高洪林、高洪英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高洪林、高洪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志军
审 判 员 韩 昱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