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赣10刑终23号
原公诉机关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冬明，男，1969年12月15日出生于抚州市临川区，汉族，专科文化，原临川区上顿渡镇政府驻章舍居委会干部、章舍新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户籍所在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家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2016年3月24日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2016年12月16日经临川区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
原审被告人丁岸堂，男，1970年10月10日出生于抚州市临川区，汉族，大专文化，原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章舍居委会书记、章舍新村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户籍所在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家住抚州市临川区。2016年3月28日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2016年12月16日经临川区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
原审被告人熊全模，男，1956年03月07日出生于抚州市临川区，汉族，高中文化，原临川区上顿渡镇章舍居委会主任、章舍新村建设领导小组成员，户籍所在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家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2016年3月23日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2016年12月16日经临川区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
原审被告人付辉昌，男，1956年01月07日出生于抚州市临川区，汉族，初中文化，原临川区上顿渡镇章舍居委会会计、章舍新村建设领导小组成员，户籍所在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家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2016年3月23日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2016年12月16日经临川区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
原审被告人龙盛高，男，1965年02月19日出生于抚州市临川区，汉族，初中文化，原临川区上顿渡镇章舍居委会民兵营长、章舍新村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家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2016年3月24日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2016年12月16日经临川区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
原审被告人邓燕琴，女，1968年05月10日出生于抚州市临川区，汉族，初中文化，原临川区上顿渡镇章舍居委会妇女主任、章舍新村建设领导小组成员，户籍所在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家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2016年3月23日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2016年12月16日经临川区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
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审理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丁岸堂、熊全模、付辉昌、龙盛高、邓燕琴、吴冬明犯贪污罪一案，于2016年12月16日作出（2016）赣1002刑初29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吴冬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吴冬明，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4年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章舍村改为居委会，被告人丁岸堂任书记、被告人熊全模任居委会主任、被告人付辉昌任居委会会计、被告人龙盛高任民兵营长、被告人邓燕琴任居委会妇女主任。被告人吴冬明为上顿渡镇镇政府驻居委会干部。2006年，临川区开始筹备新农村建设的征地拆迁工作，政府已经开始征收临川一中附近的地，章舍居委会的绝大部分房屋可能需要拆迁，对被拆迁的村民，政府均会给以相应的安置补偿。六被告人均知悉上述情况。2006年12月24日，经被告人丁岸堂提议，并与熊全模、付辉昌、龙盛高、邓燕琴共同讨论决定：将原村级旧资产老教室、碾米厂全部出卖，价格定为24万元；居委会成员可以自己或借亲戚名义买下旧资产；购买房子者可享受村民待遇。会后，他们以章舍居委会名义书面报请上顿渡镇党委、政府批准。2007年4月9日上顿渡镇召开镇党政班子联席会议，同意章舍居委会出售旧资产，但要求按程序进行，公开拍卖，予以公告。后某将章舍居委会决定出卖旧资产的情况告知被告人吴冬明，并同意吴冬明加入。在未公告拍卖的情况下，丁岸堂、熊全模、付辉昌、邓燕琴、龙盛高、吴冬明六被告人分别以自己亲戚或朋友黄某1、梁某1、杨某、黄某2、邓某、廖某1六人的名义于2007年5月10日与章舍社区居委会签订了购买旧资产合同，丁岸堂等居委会的五被告人购买的是旧教室，吴冬明购买的是旧碾米厂，但六人均未支付购房款。2007年7月2日上顿渡镇成立章舍新村建设拆迁安置领导小组，章舍社区居委会全体干部均为拆迁安置领导小组成员，吴冬明任办公室副主任。2009年镇政府颁布临府【2009】18号文件，规定只有2008年12月31日之前在当地户籍管理机关登记在册的家庭住户、年满婚龄的已婚户主等人在拆迁中才能享受到拆迁补偿费和安置地。丁岸堂等六人明知政府的文件规定，但为了获得拆迁补偿款及安置地，未经居委会准迁程序，而是经丁岸堂个人同意，付辉昌代填迁入许可证，熊全模签字，由熊全模、龙盛高代为办理，于2009年1月8日直接将除黄某1以外梁某1等五人户籍迁入章舍居委会。2009年5月5日，六被告人又以黄丁祥、梁正恒、杨二梅、黄桂娥、邓铁军、廖国远名义与抚州市临川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签订了农村住宅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根据协议，每人均可获得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及一块120平方米的拆迁安置地。在拆迁过程中，丁岸堂等居委会的五被告人将他们并未购买并由老教室承租户搭建的家具厂厂棚也划到迁拆面积当中，并进行均分。
根据拆迁安置程序，应对安置对象进行公示。在第一批拆迁安置过程中，对黄某1等6人依法进行公示时，由于群众举报黄某1等6人不是章舍居委会的居民，不应予以安置，安置工作暂时搁置，但随后在丁岸堂等人的协调下，在第二批拆迁户安置前，又将黄某1等6人予以安置。
2009年年底前，吴冬明向居委会支付了4万元的购房款；因群众举报，丁岸堂等五人也在2010年前后向居委会补交了各自的购房款，总计人民币24万元。为应对组织的调查，经6人商量，一致决定将交款的时间提前至合同签订时即2007年5月10日，并采用当时的抚州地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统一收款收据，在2010年的账册中进行增补。另外，为应对纪检调查，还由丁岸堂提议，六被告人商议，由付辉昌补做了虚假的关于出卖旧资产的会议记录。
2009年底，吴冬明以廖某1的名义获得第一笔拆迁补偿款3万余元后，其将所得拆迁款拿到居委会，六被告人进行平分。吴冬明以廖某1的名义先后共获得拆迁补偿款50841.32元。2011年1月，其他五被告人的拆迁补偿款到位。梁某1、杨某、邓某的拆迁补偿款均为86794.8元，黄某1、黄某2的拆迁补偿款均为39449.8元。以上拆迁补偿款共计390125.32元。第二批拆迁款到位后，付辉昌便让其他村干部把各自亲戚的身份证交给他，于1月19日到拆迁领导小组领走了存有梁某1等5人拆迁补偿款的银行卡，2011年1月19日至20日，熊全模、付辉昌、邓燕琴三人将梁某1等五人的拆迁款全部取出，六人再次平分了所得的拆迁补偿款。两次平分拆迁款，6被告人每人得款共计6.5万元左右。
吴冬明以廖某1的名义分得的安置地，建起了一幢6层楼的房子，归吴冬明所有；邓燕琴将分得的安置地出卖给吴某1，得款38万多元；熊全模以梁某1名义分得的安置地，本人建了一幢六层楼的房屋；付辉昌以杨某名义分得的安置地，由付辉昌本人与其弟弟付越昌等人合建一幢六层楼，局部七层的房屋；龙盛高以邓某名义分得的安置地，以16万元的价格出卖给邓某，并由邓某姊妹建了一幢六层楼，局部七层的房屋；丁岸堂以黄丁祥的名义在章舍村购买了旧教室，黄某1支付了4万元的购买旧教室的钱，丁岸堂因此得到了拆迁补偿款和安置地，二人约定，黄某1以12万元的价格从丁岸堂的手中购买该安置地，黄某1与亲戚在安置地上建起了一幢六层楼的房屋。
经江西博中司法鉴定中心资产评估鉴定：六块土地评估价共计501828元。
在公安侦查阶段，六被告人的家属都主动到公安机关退缴了全部赃款。
2016年3月22日至28日，六被告人明知市纪检在调查旧资产一事，在接通知后仍主动到镇政府接受市纪委调查组的调查，并交代了犯罪事实，后市纪委调查组将六人涉嫌职务侵占罪的犯罪线索移交市公安局临川分局办理。在公安及检察机关侦查阶段，六被告人都作了如实供述。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丁岸堂的供述与辩解证实，他从2002年开始一直担任章某书记，负责党支部工作及村委会行政工作，此外，他们村委会干部都是拆迁领导小组成员，负责配合政府拆迁工作。拆迁领导小组于2009年前后由区政府牵头，由各单位（拆迁办、国土、城管、镇政府、居委会等部门）人员组成，成立的目的是负责各小组划分区域的拆迁、安置、建设工作。
2004年因村里欠债很多，他于当年年底就提出要将村里旧教室等旧资产出售用于偿还债务，但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卖出去。2006年，他们就知道章某将要被拆迁的事情，但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拆迁。2007年年初，他多次召集主持居委会成员会议，会上他就提出将旧教室等旧资产对外出售，每间教室6万元，当时其他干部不同意，最后定价最低24万元，因为他们都知道章某将要被拆迁，章某民都可以得到拆迁安置，所以他提出可以以亲戚朋友的名义来购买。之后，上顿渡镇政府驻村干部吴冬明没有参加会议，但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找到他，问他可不可以买旧碾米厂？他说不是本村人可以买。2007年4月，他们将出售旧资产的事情向镇政府汇报，镇政府下了批复，同意他们村出售这些旧资产，并要求他们村按程序公开拍卖出售。他们害怕老百姓不同意，公开拍卖他们6人不一定能顺利购买得到，他们就私下购买了。当时他找了他连襟黄某1、熊全模找了梁某1（他们两的关系他不清楚），付辉昌找了亲家母杨某，邓燕琴找了弟媳黄某2，龙盛高找了朋友邓某，吴冬明找了老婆的舅舅廖某1代签购买合同。合同是熊全模拟好，并经他同意的，签好合同后也给他看了。2009年，上述六个人又签好了拆迁补偿协议，具体怎么签的他不清楚。
买卖合同签订后，吴冬明等5个干部怕旧教室拆迁后得不到妥善安置，得不到补偿款及安置地，就一直不肯交购房款。他想以村里欠他弟弟丁路堂承建居委会办公楼的工程款冲抵购买旧教室的4万元，并催他们赶紧把购房款交上来，但其他4名村干部也要以村里欠他们的私人债务抵，他没有同意，故一直拖到2010年4、5月，他要求居委会和村干部进行一次清算，除去居委会欠5名干部（包括他本人）的一些债务外，5名干部和吴冬明将购买旧资产的钱全部都交居委会熊全模处（时任主任兼出纳），并由会计付辉昌开具收款收据。但付辉昌告诉他，由于村财镇管，2010年使用的收据是临川区农村基层组织统一的收款收据，而2007年使用的收据是抚川地区农村经济合作收款收据，这种收据已经过期作废了。为了把收款时间提前到2007年5月10日，只有在2010年4、5月的账册中使用2007年的过期老收据，并将收款时间写成2007年5月10日，这样才能造成2007年5月10日合同签订当天就已经交清购买款的假象。
黄某1实际出资了4万元，当时他是拿村里欠他弟丁路堂的工程款抵账的，后来黄某1把这笔钱还给了他弟。黄某1等六人的户口资料显示是在2009年1月份才迁入章某，迁入章舍村没有经过村民大会同意，而按照区委的文件精神，是不符合安置的条件。当时他也不同意六个人的户口迁入章某，所以他连襟黄某1就没有把户口迁进来，其他5个人的户口都是他们自己到派出所把户口迁进来的。
黄某1等人的补偿款黄某1领的，因黄某1是他连襟，当时是他知道他们村将要拆迁改造，就介绍黄某1来购买，之后他就把黄某1的电话号码告诉了熊全模、付辉昌，所以之后签合同、拆迁协议等事情都是熊全模和付辉昌通知黄某1去办理的，具体就不清楚，所以黄某1等人的补偿款是如何领取的他也不知道了。另外这些旧资产旁边有个家具厂也被拆了，就多得了补偿款，熊全模跟他汇报了这个事，说到时候这笔钱他们平分，之后补偿款到位了，熊全模就把这笔1-2万元左右的补偿款给了他并跟他说这笔钱是旁边家具厂拆了多补偿的钱。
2009年年底，吴冬明领了一次拆迁补偿款。2011年1月，邓燕琴与付辉昌领了一次拆迁补偿款，总共39万元，这些钱他们六人平分，他分得了6.5万元左右。
吴冬明以廖某1的名义分得的安置地，后来建起了一幢6层楼的房子，归吴冬明所有；邓燕琴将分得的安置地出卖了一个姓吴的男子，得款38万多元，是当时卖的价钱最高的一块地；熊全模以梁某1名义分得的安置地，熊全模本人建了六层楼的房子，女儿在里面居住，一部分租出去了；付辉昌以杨某名义分得的安置地，由付辉昌本人及其弟付越昌等人合建，付辉昌的儿子、弟弟也都居住在那里；龙盛高以邓某名义分得的安置地，由邓某几姊妹建房，龙盛高他们之间具体有没有交易他就不清楚了。
2010年3月左右，政府的安置地划拨下来了，黄丁祥付了4万元钱给他弟丁路堂抵村委会欠丁路堂的工程款，他和黄某1约好安置地以12万元价格卖给黄某1，其中拆迁款本来应该是黄某1领的，因为他付了4万购房款，黄某1就叫他领拆迁款，剩余黄某1答应做好房子卖了后再给他，但是黄某1到目前为此建的房子没有出售出去，没有钱支付他尾款。
当时章舍居委会没有对出售旧资产一事进行会议记录，是临川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来调查这个事情后，他才交待付辉昌等人必须将他们商议出售村旧资产的会议记录补充规范，具体怎么补充他没有交待，是由付辉昌等人讨论补充的。
（2）被告人熊全模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村里因负债较多，从2002年丁岸堂担任村书记以来，就多次提出要将村里的旧资产卖掉用于偿还债务。为商议将集体的旧教室、办公房及刮米厂卖掉，他们章舍社区居委会开过多次会议，开会的人有他、村妇妇主任邓燕琴、营长龙盛高、村会计付辉昌等人，他们开会是丁岸堂书记主持召开的，会上主要说了下面几点：因他们村级债务比较多，丁岸堂书记就提出要将村里的旧资产卖掉用于偿还债务，减轻村级压力；将村级老教室及刮米厂房子、老师住房全部出卖，价格定最低24万元；购买房子者可享受村民同等待遇；丁岸堂下死命令要每个委员拿出4万元买下旧教室、办公房，刮米厂；刮米厂以4万元卖给上顿渡镇政府干部吴冬明。会后，章舍村委会向镇政府提交了对外出售旧资产的请示，4月初，镇政府同意了，但要求必须公开拍卖。如果公开拍卖，价格可能会很高，且他们6人不一定能顺利购买到这些旧资产，当时丁岸堂提出不公开拍卖。
将刮米厂卖给吴冬明是丁岸堂做的决定，吴冬明是上顿渡镇上的干部。当时他们都知道了政府迟早都要来拆迁，所以丁岸堂书记就提议他们这几个委员一起将村里的这些旧资产买下来，以后拆迁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些居委会干部的福利。他和丁岸堂等六人当时都是社区干部和乡干部，怕老百姓反对，担心群众告状，所以才商量用亲戚或者朋友名义买。就这样，他们各自找人以梁正恒、杨二梅、黄桂娥、廖国远、邓铁军、黄丁祥等六人的名义买下了村里的旧教室、办公房及刮米厂。
他们5名社区干部和镇干部吴冬明以梁某1等六人购买社区合同时间是2007年5月10日，甲方签字都是他本人，当时他不愿意签，但丁岸堂书记讲自己是法人代表，所以他签了字。签订购房合同时都没有付钱，一方面担心万一不拆迁，每人4万元的购地款就白交了，另一方面，龙盛高提出24万元钱得不到有效监管，不愿意交钱。实际交钱时间是2009年年底，由于当时村民已经在举报他们违规获取拆迁补偿款和安置地的事，为应对组织调查，他们六人一致决定将交款时间提前至合同签订日即2007年5月10日，并采用当时的抚州地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统一收据。
具体交钱情况：他和龙盛高、付辉昌、吴冬明交了一点，他记得他给了将近3万元，这些钱还是他叫梁某1垫付的，丁岸堂的4万元还不够抵欠他弟做居委会办公楼的钱，邓燕琴也是一样，邓燕琴之前借给居委会7万元，从中抵了4万元购旧资产款。
关于付辉昌补虚假会议记录的情况：2010年，临川区纪委接群众举报后调查这事，丁岸堂被纪委找到谈话后，就指示付辉昌就购买章舍旧教室等资产的事补充会议记录。
为确保购买人能取得村民同等拆迁补偿待遇，他们向丁岸堂提出，要尽快将购买人的户口迁入章舍居委会，丁岸堂就让他们叫找来的人出具身份证明等资料并向章舍居委会申请，许可证的基本内容都是付辉昌填写有，他签字同意，后由他和龙盛高统一到上顿渡派出所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是2009年1月8日迁入，但只办了5个人的，黄某1的没有迁入。他们办理迁户口未经村民大会同意。到派出所办手续之前，丁岸堂就与派出所沟通好了，他只是代为办理。
拆迁安置时，对黄某1等6人依法进行了公示，但由于群众举报，拆迁领导小组会议上，还是决定对6人暂不安置，但在丁岸堂的协调下，在第二批安置前，又将6人予以安置，丁岸堂具体协调情况他不清楚。他听丁岸堂告诉他，丁与殷某一起多次到廖某2副区长那里汇报，说这些旧资产就是6个干部自己买的，安置地也是给他们自己的，廖区长口头同意了，拆迁领导小组才帮他们安置了。
2008年他们把老教室租给一个丰城人开家具厂，那人在教室北面空地搭建大概200平米的临时建筑，用于放置家具，2009年拆迁时，租户还欠一年租金未付，建好的临时建筑就抵租金归了他们这些买了旧资产的六人所有。拆迁办工作人员来确认拆迁面积时，他们就要求把这些临时建筑也计算到赔偿当中。
2009年底，吴冬明以廖某1的名义领取了碾米厂的拆迁补偿款，2011年1月，付辉昌及邓燕琴将另外5个人的拆迁款全部取出来。梁某1的拆迁款的领条是他签字的。在信用社取款是他叫梁办理了一张存折给他，他又将存折交付辉昌，由付辉昌到信用社取的钱。领到的补偿款共计39万元左右，由他和、丁岸堂、邓燕琴、龙盛高、付辉昌、吴冬明六人平分，除去吃饭等一些开销每人得到6万多元。当时他们六人分到的六块安置地，他自己建了一栋6层楼（现在卖了一层即第五层楼，当时卖了14万元），邓燕琴的地卖给了一个姓吴的建房，丁岸堂的地卖给了一个老姨建房，龙盛高、付辉昌、吴冬明三个人的情况他不太清楚，但房子都建起来了。
梁某1配合他迁户口，他没有分给梁现金，他建房子时陆陆续续叫梁出了10多万元。梁的拆迁补偿合同是他人代签的，当时梁在外面做事。
（3）被告人付辉昌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02年，丁岸堂开始担任原村书记，上任后村里因做小学及砖瓦厂亏损的原因负债较多，丁书记就多次提出要将村里的旧资产卖掉用于偿还债务。2007年左右，村里更加困难，丁书记又在居委会（2004年改为居委会）委员会议上提出，要每个委员拿出4万元，借亲戚朋友的名义买下旧教室、办公房、刮米厂也以4万元卖给上顿渡镇政府干部吴冬明，若政府进行征用，则可以享村民同等待遇，获得拆迁安置地和补偿款。当时他们都认为花4万元购买这样一处旧资产是很划算的，因为新农村建设工作已经进入了筹备阶段，享受村民待遇就等于能获得一块安置地和拆迁补偿款。但是他们也提出，按照今后的拆迁政策，如果只是在章舍村有房产，不一定可以享受村民同等的拆迁补偿待遇，应当在买卖协议中注明购买人可享受村民同等待遇，同时，还要尽快将购买人的户口迁入章某。就这样，他们各自找人以梁正恒、杨二梅、黄桂娥、廖国远、邓铁军、黄丁祥等六人的名义买下了村里的旧教室、办公房及刮米厂。吴冬明是丁岸堂拉进来的，在开会时，丁岸堂也明确表示要分一份给吴冬明。具体原因和目的，丁岸堂并没有告诉他，吴冬明本人没有参加过会议。会后，章舍村委会向上顿渡镇党委政府提交了对外出售旧资产的请示。4月初，镇政府批复同意章某对外出售旧资产，但是要求必须公开拍卖。
他、丁岸堂、熊全模、邓燕琴、龙盛高、吴冬明都知道章某旧资产要开始拆迁。他们居委会长期配合拆迁领导小组开展拆迁劝导工作，对将要拆迁地块大致都知情。
当时，他找到了他的亲家母杨某，希望借用她的名义买下村里的旧资产，然后将杨某的户口转到章舍居委会，这样在政府拆迁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一块安置地，等在安置地上做好了房子，会分一层给章蓝英和付文武（儿媳和儿子），杨某同意了，并按他的要求找到自己所在的安泽村委会出具了农村户口证明。2009年1月8日，杨某的户口迁入了章舍居委会。当时按规定，一户人家不论有几处房产，都只能补偿一块安置地，以他自己名义购买的话，拆迁旧教室时就得不到安置地，另外他们六个人当时都是社区干部和镇干部，担心群众告状，所以才商量用亲戚或朋友的名义买。
他们当时出售旧资产没有对上述资产进行公示，因为他们一旦公示，他们几个村干部就不能借用亲戚名义买下这些旧资产，并在随后的拆迁补偿款中，得不到拆迁安置地和补偿款。丁岸堂介绍了他连襟黄某1，熊全模介绍了外甥梁某1，邓燕琴介绍了她的弟媳妇黄某2，龙盛高介绍了其朋友邓某，吴冬明介绍了老婆的舅舅廖某1。
购买旧资产的合同基本内容都是他写的时间2007年5月10日，公章也是他盖的，有些合同是他交给居委会干部，叫他们找人签好字拿回来，有的是让相关人到村委会来签的合同，具体记不太清了。杨某的合同是他去找杨某后不知是杨某还是杨的女儿签的。
后来，为了确保购买人能取得村民同等的拆迁补偿待遇，他们几个村干部向丁岸堂提出，要尽快将购买人的尸口迁入章某。丁岸堂表示同意，并要求他们让各自的亲戚去找各自所在的村委会出具村民身份证明，再向章某委会提出尸籍迁入中请，章某委会盖章同意迁入后，由龙盛高统一帮他们去公安机关办理户籍迁入手续。他们村委会干部担心杨二梅等6人户籍迁入章舍村一事无法取得村民大会同意，就没有召开村民大会，直接由村委会盖章同意杨二梅等6人迁入章舍村。但丁岸堂的连襟黄某1因为在外面打工，没有及时提交办户口的有关材料，就没有及时在章舍居委会落户。
购买旧资产的四万元没有及时交，因为，当时龙盛高和丁岸堂的关系不融洽，龙盛高提出，一旦没人如数向村里缴纳了4万元钱，这钱得不到有效监督，容易被丁岸堂乱用，他就表示暂时不交这4万元，他们其余的人看到龙盛高带头不交，也跟着没有交钱。后来是因群众举报后才补交的。2010年间，因群众举报，区纪委要对他们几个委员骗取拆迁安置地和补偿款问题开展调查，而此时他们几个委员还没有实际交纳购买旧资产的钱。丁岸堂召集他们几个委员和吴冬明商议说，“旧资产买卖协议上规定他们每人应交的4万元，现在都还没人交。区纪委已经在调查他们获得安置地的问题，如果不把这笔钱补上，是过不了关的，你们和村里有往未的就冲抵往未，没有往来的就交现金，由会计（指他）和出纳（熊全模）去把账补上”，上述说话是当时丁岸堂讲话的大致意思，原话他不记得了。他当时就提出，“他们是2007年签的合同，但因为村账乡管，2007年的账册已经交到镇经管站，他们只能以开2007年票据的方式在目前的账册中进行增补。”丁岸堂同意了，他就根据往年村里与丁岸堂、邓燕琴、龙盛高和他本人的往来情况，整理出一个冲抵往来账的表交给出纳熊全模，由他负责开票。当时，他冲抵了村里欠他本人的4000余元工资，然后交纳了3.6万余元现金；邓燕琴冲抵了原社区建材厂欠她的5万元钱，其中4万元钱用于冲抵了她购买社区的旧资产款，另外还付了1万元现金给邓燕琴；丁岸堂冲抵了他弟做居委会办公楼的4万元工程款，其他人冲抵往来和交钱情况他不清楚。
他们当时签订的购房合同时间是2007年5月10日，他们补账的目的就是要造成当天签购旧资产的时候就交了钱的假象。
因为村里旧教室、旧办公楼就碾米厂是分别建在两处不同位置，在当时拆迁领导小组派了工作人员来测量面积时，他们要求测量人员分两批测量，将旧教室、旧办公楼和他们并没有购买的旧家具厂统一进行测量，把测量总面积拆分为5份，作为他们5个村干部的被拆迁面积，即每人147平方米，旧家具厂占地面积约200平米，他们5人每人相当于多占了40余平米的拆迁面积。将旧碾米厂进行统一测量，作为吴冬明的被拆迁面积，即138平方米。因为他们社区居委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去跟拆迁领导小组的有关人员送礼，所以拆迁领导小组对他们居委会比较关照。他们提出希望在计算拆迁补偿款时进行关照，拆迁领导小组同意了。
黄某1等6人资格审查按正常是由驻三组的干部龙盛高审查，但当时这6人的资料都没有交给龙盛高，而是丁岸堂自己去操作的，丁岸堂具体怎么操作的他不清楚。
2009年，区政府要与拆迁户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村里就统一组织梁某1等6人去签订有关协议。梁某1、杨某等人的补偿协议应该都不是本人签的，具体谁代签的他就记不清楚了，但他没有代签。
2010年，吴冬明借用廖某1名义，领取了3万余元的拆迁补偿款。2011年1月，梁某1等5人的拆迁补偿款到位，他便让其他村干部把各自亲戚的身份证交给他，他于1月19日去拆迁领导小组领走了梁某1等5人拆迁补偿款的支票，并出具了领条。于当天去信用社（建安公司对面）帮梁某1等5人开了户，将拆迁补偿款按各自金额转入相应人员的卡上，但他没有向杨某要身份证，所以直接把杨某的补偿款转到了梁某1的卡上。2011年1月19日，他把拆迁补偿款存入相应人员的卡中后，就将梁某1卡中的86794.8元钱全部支取，他在取款单上签了梁某1的名字。20日，他邀请邓燕琴和他一起去信用社继续支取剩余的补偿款，他们在取款单上分别签上自己的名字。梁某1名下的补偿款是熊全模取的，银行账户也是熊开的。他们六个在领到全部的拆迁补偿款后，经集体商议，六人平分所得的全部拆迁补偿款，每人大约六万余元。那份六万余元拆迁补偿款都被他占有了，他没有给杨某任何好处费，这笔钱被他用于家庭生活开支了。6人共获得39万元的拆迁款及每人还获得一块安置地。
39万元的分钱过程是：第一次是2009年年底，碾米厂拆迁后，吴冬明将获得的拆迁补偿款拿过来在居委会分；第二次是2011年1月20日，他与邓燕琴上午取钱，熊全模将早一天取的9万元钱与他们取的钱并在一起，下午在居委会分。
2009年，他取得安置地后，召集三个儿子一起商谈建房的有关事项，他说他自己已经有一块安置地，这块地就给儿子三兄弟拿去建房。最后由他三个儿子、他弟弟付越昌和曾某（他大媳妇的父亲）决定各自承担部分建房款，新建一栋6层楼的住房。2010年住房建成后，他们几人通过抽签选楼层，其中1层是客厅，2层归付丈龙，3层归付丈虎，4层归儿子付丈武，5层归付越昌，6层归曾某。他取得安置地及叫他三个儿子在安置地上建房与杨某没有任何关系。2016年春节前夕，他听说市纪委调查组和公安机关来章舍调取村账目，他担心再次调查他们几个村干部骗取安置地和补偿款的问题，就在2016年3月初的一天，到安泽村找杨某，要求杨某接受调查时，跟调查人员说，买旧房子的钱4万块钱是她在2007年签合同的时候交的，房子也是她和付越昌等人合伙搭建的。
后来由于丁岸堂被区纪委调查此事，丁岸堂回到村里就指示他将购买章舍小学的事补充会议记录，丁说不补充好会议记录过不了关，他先后补充了4、5篇会议记录。
（4）被告人龙盛高的供述与辩解证实，他在章某委会任民兵营长，他主要是负责村里征兵、社会治安这一块的工作，此外，章某委会的全体干部都是当时拆迁领导小组的成员，拆迁领导小组是2009年前后有区政府牵头、有各单位（拆迁办、国土、城管、镇政府、村委会等部门）人员组成，成立的目的是负责各小组划分区域的拆迁、安置、建设工作。他是小组成员，负责配合施工员到3、4、9小组的测量工作以及动员村民签订拆迁协议等。
2006年年底，章舍村开始筹备新农村建设的征地拆迁工作，村里绝大部分房屋需要拆迁，届时政府将针对被拆迁的村民进行安置和现金补偿。2007年年初，村书记丁岸堂多次召集村委会成员开会。会上，丁岸堂提出以填补村委会债务名义，向上顿渡镇党委、政府请示，请求批准章某对外出售旧资产。若上级部门批示允许出售，则他们5个村干部加吴冬明（镇政府驻村干部），每个村干部借用亲戚名义或动员一个亲友来购买村里旧资产（旧教室、旧办公楼、旧刮米厂），每人出资4万元，6人共计24万元，购买人可享受村民同等待遇，若购买的旧资产遇政府征地拆迁，则可补偿安置地和现金。在多次会议中，有村干部提出，只有本村村民可以获得拆迁安置地、赔偿款。为了解决此问题，大家商议将各自所找的亲友的户籍迁移到章某。当时丁岸堂在会上讲，他们几个居委会干部很辛苦，低价购买这些旧资产，以后拆迁了，就当是他们这些居委会干部的福利，丁岸堂还让吴冬明参与购买旧资产。会后，章舍村委会向上顿渡镇党委、政府提交了对外出售旧资产的请示，4月初，镇玫府便批复同意章某对外出售旧资产，但要求必须公开拍卖。他们没有进行公开拍卖，而是他们6人私下购买了。如果公开拍卖旧资产，他们不一定能购得这些资产。他们不以个人名义购买小学旧资产就是为了避免村民不同意，引起村里人的闲话。2007年5月10日，他叫邓某来村委会签合同，但并未交钱。
他们开会每次都是由丁岸堂主持。会议进行的过程中，他怕交的4万元会被丁岸堂挪用、明细不清，他就提出各自要交的这4万元，必须要进村委会的公账，开好发票、收据，为此，这24万元迟迟没有上交村里，直到2010年（具体时间不记得了）才交钱。当时没有及时交款的原因他不记得，可能是因为上级部门在检查村委账目，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些干部想等到拆迁事宜落实，再交款。2009年年底，他们6人每人补缴了4万元，2010年才做帐，因为当时村民已经在举报他们违规的事，为应对组织调查，经商量他们6人一致决定将交款时间提前至合同签订时即2007年5月10日，并采取当时抚州地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统一收款收据，具体做帐的事情要问付辉昌。这4万元是他自己交的，其中村砖瓦厂欠他侄子龙富宁的2万元款用来抵扣。2010年前后，他个人出资的2万元交给了村会计付辉昌，付辉昌以村委会的名义出具了4万元的收据给他。
2008年下半年，为确保购买人能取得村民同等拆迁待遇，他们向丁岸堂提出，要将购买人户籍迁入，丁岸堂就让他们叫找的亲友提出申请，将户口及原村委会同意迁出的证明交到村委会付辉昌手里。由付辉昌开好接受证明，再统一由他和熊全模去派出所办理。去派出所之前，丁和熊就已经与派出所沟通好了。村委会盖章同意迁入户籍，但未召开村民大会，怕村民不同意。梁某1、杨某、黄某2、廖某1、邓某、黄某1等六人的户口资料显示他们都是在2009年1月份才迁入章某，而按照区委的文件精神他们不符合安置的条件，他个人认为是因为当时政府部门为了尽快落实拆迁事宜，才会与其六人签订农村住宅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黄某1等人的拆迁资格审查应放在三组，但当时并没有放在三组审查，应该是丁或熊与领导沟通好的。2009年5月，区政府要与拆迁户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他就让邓某去签订有关协议，协议中约定邓某作为拆迁安置户，按规定可以获得8万余元的补偿款和一块位于章舍新村南区第二排的安置地。
在第一批安置名单中，因群众举报，黄某16人暂不予安置，但在丁岸堂的协调下，第二批安置前，又将黄某1等6人予以安置。丁岸堂具体协调情况不清楚。
他们获得的拆迁安置比购买的实际安置多一些，当时他们购买的旧资产中不包括学校旁边的家具厂，但在搬迁时家具厂计算在他们名下。拆迁明细表等他没见过，他不知道表格上邓某的签字是否是本人的，拆迁款领取未经过他，应该是付辉昌和邓燕琴去领的。因为按照相关规定，拆迁赔偿款是根据拆迁面积、建材来计算的。这六户各自面积不一，为了公平，他们6人的拆迁赔偿款都是由付辉昌统一去领取，平均分配的。2011年，他接到付辉昌的通知，到村委会领取了6万余元拆迁赔偿款。
他找邓某谈妥确定以邓某的名义购买章舍小学之后，他还叫邓某到村委会来谈过。经他们双方协商，确定了他以16万元的价格帮助邓某获取一块拆迁安置地。邓某按照约定分到了章舍新村南区第二排的安置地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汇了16万元现金到他建设银行账户（账户信息他不记得了），安置地就由邓某本人处置，邓某建了一栋6层楼的房子。
2010年纪委调查他们获取安置的事情，丁岸堂被区纪委找到谈话之后，为应对组织调查，就指示付辉昌就购买旧资产的事补充会议记录，补充记录的事大家都知道。
（5）被告人邓燕琴的供述与辩解证实，由于章舍村在2006年间已经开始筹备新农村建设的征地拆迁工作，村里绝大部分房屋需要拆迁，政府将针对被拆迁的村民进行安置和现金补偿。2007年4月，村书记丁岸堂召集村委会成员熊全模（时任村主任）、付辉昌（村会计）、龙盛高（氏兵营长）和她本人开会，会上丁岸堂提出以填补村委会债务名义向上顿渡镇党委、政府请示，请求批准章某对外出售旧资产。若上级部门批示允许出售，则她们5个村干部加吴冬明（镇政府驻村干部），每个村干部借用亲戚名义或动员一个亲戚来购买村里旧资产、旧教室、旧刮米厂，每人出资4万元，6人共计24万元，购买人可享受村民同等待遇，若购买的旧资产遇政府征地拆迁，则可补偿安置地和现金。但是其他村干部提出，按今后的拆迁政策，如果只是在章舍村有房产不一定可以享受村民同等的拆迁补偿待遇，应当在买卖协议中注明购买人可享受村民同等待遇，同时，还可尽快将购买人的户口迁入章某。会后，章舍村委会向上顿渡镇党委、政府提交了对外出售旧资产的请示，4月初，镇政府批复同意章某对外出售资产，但是要求必须公开拍卖。虽然镇政府要求章某必须公开拍卖，但村委会没有遵照执行而是将村旧教室、旧办公楼、旧碾米厂作价24万元，私下由她们5个村干部（丁岸堂、熊全模、付辉昌、龙盛高和她本人）和镇干部吴冬明每人出资或介绍亲戚出资4万元购买。会上大家都不同意公开拍卖，因为公开拍卖就很大可能购买不到该块土地，也有可能价格会更高。吴冬明没有参加居委会讨论变卖旧资产的会议。
她们当时都知道了迟早政府会来拆迁，所以丁岸堂书记就提议她们这几个委员一起将村里的这些旧资产买下来，她们这些干部辛苦，变相为她们这些社区干部搞福利。
购买者可取得村民同等待遇，将来政府进行征地拆迁时就可以得到一块安置地和拆迁补偿款，安置地可以卖给他人，她便决定借用弟媳黄某2的名义去购买上述旧资产。丁岸堂介绍了自己的连襟黄某1，熊全模介绍了梁某2，付辉昌介绍了杨某，龙盛高介绍了邓某，吴冬明介绍了廖某1。
2007年5月10日，她约好弟媳黄某2一起去村委会签买卖协议，叫黄某2在合同的乙方代表栏处签上黄某2的名字，至于甲方当时签没签字她就不记得了。签订合同时，他们都没有交钱，主要原因是他们当时还处在观望犹豫状态，担心万一不拆迁，购买这些资产一点都不划算。2008年区政府正式对她社区进行新村改造。为了确保购买人能取得村民同等的拆迁补偿待遇，他们几个村干部向丁岸堂提出，要尽快将购买人的户口迁入章某，丁岸堂说，那你们让黄桂娥等人去找各自所在的村委会出个村民身份证明，再向章某委会提出户籍迁入申请。章某委会盖章同意迁入后，由熊金模或付辉昌统一帮他们去公安机关办理户籍迁入手续。因为她们村委会干部都担心黄桂娥等6人户籍迁入章舍村一事无法取得村民大会同意，便没有召开村民大会，直接由村委会盖章同意黄桂娥等6人迁入章舍村。黄某1的户籍没有迁入她社区居委会，她认为可能是黄某1在外打工，没有来得及迁入章某委会。
2009年5月，区政府要和新迁户签订新迁补偿协议，他们6人以黄某1等人的名义与土地储备中心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黄某2的名字不是本人签的，协议中约定黄某2作为拆迁安置户，按规定可以获得3.9万余元的补偿款和一块位于章舍新村北区Ｄ5号安置地，面积为121.5平方米。
2010年4月，章舍社区对以前的资金往来包括应交纳购社区旧资金在内进行了一次结算，当时她们社区干部购买社区旧资产时均没有交钱，由于章舍建材厂仍欠她57800元钱，为此，在资金结算时，她向章舍社区居委会打了5万元领条，其中4万元用于冲抵她应交纳的购买旧资产的钱，另外村主任兼出纳熊全模给了她1万元钱现金。当时结算时间是2010年4月，领条时间提前写到2007年5月10日。主要是要与当时签订购房合同时间吻合，造成当天签购旧资产合同，当天就交了钱的假象，所以社区开具她交钱的收款收据时间也提前到2007年5月10日，但实际的充帐时间是2010年。
黄某1等人不符合拆迁安置条件，本来是要章舍三组上报的，但事实是丁岸堂自己去操作的，不是三组上报的。第一批公示未通过，但在丁岸堂协调下，在第二批安置前，又将黄某16人予以安置。
2011年1月20日，付辉昌打她电话，要她到上顿渡镇河东信用社领取拆迁补偿款，当时付辉昌已经在信用社等她，叫她在储蓄凭条上签字，同时凭条上也有付辉昌的签字，签完字之后付辉昌给了她应有的39449.8元现金，之后她就走了。黄某2的拆迁补偿款是她代领的，办案机关提供的取款凭条，黄某1的开户，取款，邓某的开户、取款，黄某2的开户、取款，都是由她和付辉昌于2011年1月20日在信用社里面签的字，领走的。梁某1的取款不是她取的，好像是熊全模取的。关于拆迁款的分配，他们经商议，决定平均分配。第一次是在2009年年底，吴冬明将获得的拆迁款拿到居委会分的，第二次是2011年1月20日下午，在居委会分的。她共分到6万多元。她领到的补偿款都被她留在家里开支使用了，跟黄某2无关。
安置地她以38.8万元的价格卖给吴某1，吴某1是以黄某2的名义去报建的，现在已经把房子建好了，这些钱也被她占为已有了。
2010年，纪委接群众举报找丁岸堂谈话，为应对组织调查，丁指示付辉昌就购买旧资产的事补充会议纪录。
（6）被告人吴冬明的供述与辩解证实，他作为驻村干部，主要负责以下工作：一是负责村委会与镇政府协调、沟通工作；二是配合章舍村完成镇政府交办的任务，2009年3月章某成立临川区章舍新区建设指挥部，他是指挥部成员，负责办公室。2009年，临川区政府成立了章舍社区拆迁建设章舍新村拆迁小组，组长由殷某（上顿渡武装部长）上顿渡武装部长担任，副组长由丁岸堂（章某书记）、梅某1轻（临川区拆迁办的，具体职务他不清楚）担任，他是办公室主任，小组成员有章舍居委会的委员熊全模、付辉昌、龙盛高、邓燕琴。
2007年左右，章某书记丁岸堂跟他说，村几个委员已经开了会，由于村里财政困难，提出要把村里的旧资产（旧教室、刮米厂）出售，售价24万元，他们村委会5人，加上他正好6个人，每人出4万元购买这块地，若购买的旧资产遇政府征地拆迁，则可补偿安置地和现金，找人来买或者自己出资买都可以，在他们购买了这块地后，再统一将邀来的亲戚、朋友办理户口迁移。他们都同意这种做法，之后，章某委会向上顿渡镇党委，政府提交了对外出售旧资产的请示，（具体时间他不记得了）镇政府便批复同意章某对外出售旧资产，但是要求必须公开拍卖。他们并没有公开拍卖，怕老百姓不同意，这是章舍居委会决定的，具体情况他不清楚，他没有参会。当时会买这块旧资产是因为他们听说这些地会拆迁，4万块钱买很划算。此后，他们各自找人，以梁正恒（熊全模找的）、杨二梅（付辉昌找的）、黄桂娥（邓燕琴找的）、廖国远（他自己找的）、邓铁军（龙盛高找的）、黄丁祥（丁岸堂找的）六人的名义花费24万元买下了村里的旧教室等。购买旧资产一事时丁岸堂主动告诉他的。
2007年5月10日，他叫他老婆的舅舅廖某1去村委会签买卖协议，廖某1签好合同后就跟他说了。签订合同时，他们都没有交钱，主要原因是他们当时还处在观望犹豫状态，担心万一不拆迁，他们这些人购买这些资产一点都不划算。2009年年底，居委会干部通知他去交钱的，村里过了很长时间出具了收条给他。其他人的交钱情况他不清楚。6人缴款是在2010年做帐的，因为当时村民已经在举报他们违规，为应对组织调查，经他们6人商量，决定将交款时间提前至合同签订时间即2007年5月10日。
为确保购买人能取得村民同等拆迁补偿待遇，他们向丁岸堂提出，要尽快将购买人的户口迁入章舍居委会，丁岸堂让他们将各自的亲戚或朋友的户口本及身份证交到居委会，统一去办理户籍迁入手续，龙盛高跟谁去办理的，具体情况他不清楚。但黄某1户口一直没有迁入，不知道什么原因。迁户口没有经过村民大会同意。
廖某1的拆迁合同是他代签的，其他人的他不清楚。签好拆迁补偿协议后，他们6个人中他是第一个拆迁的，拆迁领导小组派了工作人员来测量面积，将他购买的旧刮米厂的房屋进行统一测量，作为他的被拆迁面积，即138平米。
因为他们六个人在购买旧资产时都是以他人的名义进行的，所以他们都用各自叫的人的身份证在银行开了一个账户，等拆迁完成后补偿款就打入这个账户，补偿款到了之后他们就将钱全部取出来，然后平分。他们当时委托熊全模、付辉昌两个人去办理银行账户，取款都是他们两个人负责。
领取拆迁款的经过：廖某1的三张总金额为50841.32元领条上的签名是他代签的。185090121000446808账户是他拿廖某1的身份证由付辉昌去开户的，开户后，付辉昌就将存折交给了他，帐户上45294元是拆迁补偿款，此帐号2010年1月3日之后就没用了。而5547元的拆迁安置奖励费是后面才发放的，这款转入了廖某1的其他帐户上了。185090121000446808账户是他在使用的，廖某1并不知道此帐号。
因拆迁补偿款是根据拆迁面积、建材来计算的，为公平起见，经集体商议，六人平分所得的全部拆迁补偿款。他大概分得6.5万元左右。第一次分是2009年年底，他获得4.5万元。到帐后，6人在居委会办公室平分了，剩余的5547元是后到帐的，这钱就没分。第二次是2011年1月20日，邓燕琴与付辉昌取到其余5人的拆迁补偿款后，当天下午在居委会6人一起分的，这次他分到约5万元（分钱时扣除了当时没分的5547元钱）。这些钱都被他用于家庭生活开支了。
2009年他取得安置地后，就和廖某1商量一起合建，但廖某1没有钱，他就让廖某1帮他建房，他自己出资（他向丈人吴某2借了10多万元），建了一幢6层楼。他把第五层给了他丈人吴某2，其他的楼层都是归他所有，有两层已经租出去了，有','2018-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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