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即民再初字第1号
原告：王子涵（曾用名王美红），女，1973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即墨市。
委托代理人：王顺昌，山东王顺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晓顺，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春芳，女，1969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即墨市。
委托代理人：范少峰，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韩玲柯，女，1978年12月1日生，汉族，住即墨市经济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范少峰，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姜正德，男，194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青岛乙顺铁塑制品有限公司经理，住即墨市。
委托代理人：李秋航，山东正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媛，山东正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子涵与被告刘春芳、韩玲珂、第三人姜正德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0）即民初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刘春芳、韩玲珂、姜正德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9日作出（2010）青民一终字第2380号民事判决。王子涵不服该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2日作出(2014)鲁民提字第104号民事裁定：1、撤销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青民一终字第2380号民事判决及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2010）即民初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2、本案发回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5年3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第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即墨市红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升公司）1997年设立时注册资金为50万元，登记股东王美红享有43%股权、即墨市政协机关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政协服务中心）享有57%股权。政协服务中心所持有的股权只是名义上的，原告是红升公司的唯一股东。2003年2月24日，原告将所持有股权分别转让给了二被告。二被告没有实际支付任何价款，只是挂名代替原告持有股权，并不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二被告及第三人也都分别为原告出具过书面材料，确认原告为红升公司的实际股东。因此，红升公司注销后的剩余财产应当归原告所有。请求判令：1、确认位于烟青一级路东侧、城北二路北侧10875.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即转国用（2003）字第143号]及地上附着物归原告所有；2、确认原告享有原红升公司与即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于2000年5月22日签订的征用生产用土地协议的合同权利；3、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二被告辩称，二被告是红升公司的登记股东，该公司的实际股东是第三人姜正德。原红升公司成立时，厂房是租赁第三人所有的青岛即墨市新城工商总公司金属制品厂（以下简称新城制品厂）的，公司成立后即由二被告和第三人管理经营。后又根据红升公司实际股东第三人的指示，公司登记股东政协服务中心和原告将红升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二被告，但公司的实际股东仍然是第三人，并受第三人实际控制。2000年5月22日，红升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署征地协议，征地款是红升公司于2000年3月至2005年8月陆续缴纳，而且大部分是在原告、政协服务中心将红升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二被告以后缴纳的，地上建筑物也是在二被告成为红升公司的股东以后建的，与原告无关，该征地协议也是由第三人代表公司签署的。原告所称的证明材料系二被告为第三人出具，二被告从未为原告出具过承诺书。红升公司注销后的剩余财产及红升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署征地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应该由红升公司的登记股东即二被告享有，或者归实际股东第三人所有；本案讼争权利的所有人应该是第三人。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姜正德述称，原告系第三人之儿媳，1997年3月24日，第三人以其名义挂靠政协服务中心成立了红升公司，设备是从第三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新城制品厂投入的，厂房也是租赁新城制品厂的，该厂房是第三人以该厂的名义征地建造。红升公司成立后，一直由第三人和二被告进行经营。红升公司和新城制品厂的经营范围相同，红升公司成立后新城制品厂的业务便逐步转移到红升公司。红升公司成立后2年即1999年12月新城制品厂注销。2002年10月8日，根据需要，第三人要求原告和政协服务中心将其持有的红升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第三人指定的人即二被告，二被告成为红升公司的股东，原告不再是公司股东，由于原告和政协服务中心都是挂名股东不是实际股东，所以二被告并未支付股权对价。红升公司经营期间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征地协议，2003年7月，取得了部分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来第三人陆续以红升公司的名义建了厂房，与新城制品厂建的厂房连成了一片。红升公司注销后，第三人又在红升公司的原址利用红升公司的厂房成立了青岛乙顺铁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顺公司），第三人和二被告经营至今，顺延了红升公司的业务。原告所称的证明材料系第三人要求二被告出具的，第三人也从未为原告出具过确认及承诺书。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涉案标的归第三人所有。
在庭审过程中，为支持各自主张，当事人分别提交相应证据材料。
原告提交证据如下：
1、户口簿。
2、征用土地协议、即转国用（2003）字第143号土地使用权证。
3、红升公司工商登记材料。
4、即墨市政协办公室、红升公司于2003年2月21日向即墨市工商局出具的《关于即墨市政协服务中心与即墨市红升金属公司解除挂靠关系并同意转让股权的情况说明》。
5、2005年8月23日二被告为原告出具的证明。
6、二被告于2005年9月20日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
7、第三人于2006年4月28日向原告出具的确认及承诺书。
8、新城金属制品厂的固定资产明细账。
9、2013年1月5日即墨市新城工商总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
10、红升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台账一宗。
11、2003年6月1日原告代表红升公司与青岛红领制衣有限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12、韩玲珂与姜正德生育孩子的医院证明。
13、乙顺公司工商登记材料。
上述证据证明王美红是王子涵的曾用名。原告系红升公司唯一实际股东，红升公司注销后的所有财产均与二被告及第三人无关，应归原告一人所有，二被告均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其陈述不应采信。
二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2005年8月23日二被告出具的证明，是出具给第三人的，二被告不清楚该证明如何落到原告手中；证明中写到兹证明即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级路东侧260号的土地于1992年至2005年交纳的土地出让金由个人出资，而红升公司成立于1997年，1992年显然不可能以其名义交纳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实际上均是第三人本人所有的新城制品厂缴纳的。二被告没有于2005年9月20日向原告出具过承诺书，原告在本案一、二审期间从未提及存在该证据与所谓第三人为其出具的确认及承诺书，在二审结束后该两份证据突然出现不合常理，该两份证据的书写方式、格式布局均严重不符合通常书写习惯，并有明显伪造痕迹，且该两份证据之间也存在矛盾之处。上述所有证据不能证明王子涵系红升公司的实际股东，而恰恰证明了姜正德才是红升公司的实际股东。
第三人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2005年6月30日，经股东会决定，红升公司开始清算注销，原告也是清算组成员，由于第三人是红升公司的实际所有人，为了在清算时将红升公司的上述土地过户到第三人名下，2005年8月23日第三人要求二被告写了一份证明，连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起交给原告去办理，后来原告告诉第三人无法办理，第三人要求其将证明连同土地使用权证交还第三人，但原告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交。第三人从未于2006年4月28日为原告出具过确认及承诺书，该证据的出现完全不合常理。从该证据与所谓二被告出具的承诺书的形式和提交时间看，两份证据的正文内容应为原告在事先持有二被告、第三人签过字的空白纸张情况下，后期又添加的打印内容伪造形成。上述所有证据不能推翻当事人实际出资的事实，更不能证明原告是红升公司实际股东。
在庭审过程中，二被告及第三人均向法庭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对原告提交的二被告于2005年9月20日为原告出具的承诺书、第三人于2006年4月28日为原告出具的确认及承诺书进行司法鉴定，申请鉴定的内容为：1、对确认及承诺书（承诺书）中签名（包括手印）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对签名及确认与承诺书（承诺书）中其它部分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3、如对上述内容形成时间无法鉴定，则对上述签名与其他部分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后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作出退案说明，因对上述2、3事项不予受理，而申请方希望以上事项能够在同一鉴定机构进行，故鉴定工作无法进行。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退案后，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原告、二被告及第三人也均表示同意，但该中心也仅对上述签名的真实性进行了鉴定，对2、3项也表示无法鉴定，并通知二被告及第三人对签名鉴定缴纳鉴定费，二被告及第三人拒绝缴纳，故该中心终止了鉴定并退案。
对上述情况，原告认为，二被告及第三人拒绝交费导致鉴定部门退案，二被告及第三人应承担不利的后果。二被告及第三人认为，他们是申请鉴定了3项内容，鉴定部门仅就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毫无意义，因此他们才拒绝交费，并申请法院另行委托有资质有条件的部门进行重新鉴定。另，根据《证据规则》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和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被告及第三人均否认是其出具该两份证据的情况下，原告有举证责任。对二被告及第三人上述重新鉴定申请，原告表示不同意，合议庭也认为不应再同意二被告及第三人的申请。同时，合议庭也向原告释明，由于二被告及第三人对其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也有证明其证据的真实性并申请鉴定的义务，但原告也不同意申请鉴定。
二被告提交证据如下：
1、红升公司工商登记材料。
2、征用土地协议、即转国用（2003）字第143号土地使用权证。
3、红升公司2000年10月8日股东会决议一份。
4、红升公司与员工张文登赔偿协议及赔款收据3份。
5、专家论证意见。
上述证据证明，早在原告丈夫姜泉升2002年10月29日发生交通事故去世前的2000年10月8日，红升公司就通过了股东会决议，原告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刘春芳，政协服务中心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韩玲珂，这充分说明原告称因姜泉升去世为了不影响红升公司的发展才转让股权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姜正德即使在红升公司注销后仍然在履行实际股东的义务，王子涵一直也不是红升公司的实际股东。
原告质证认为，工商登记股权转让的时间是2002年10月8日，对此二被告及第三人之前也都认可，而实际转让时间是2003年3月份，被告所提交的所有证据均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
第三人对二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没有异议。
第三人提交证据如下：
1、新城制品厂工商登记。
2、（1994）即地合字9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即墨市土地管理局征地并出让土地的批复》（青证土管字[1994]24号），见青岛宝瑞铁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瑞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
3、即墨市通济街道办事处庄头村民委员会证明及承包合同。
4、红升公司工商登记材料。
5、关于红升公司在即墨经济开发区征用生产用地的协议。
6、红升公司清算组成员之一于周潭的证言一份。
7、原即墨市政协主席姜显博的证言一份。
8、红升公司2000年建设厂房车间时的原材料采购单及施工单一宗。
9、原即墨市建筑公司施工员唐中远的证言一份。
10、宝瑞公司工商登记材料。
11、宝瑞公司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
12、乙顺公司工商登记材料。
13、乙顺公司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
14、税收通用缴款单。
15、新城制品厂发给青岛澳柯玛电器公司“关于经济业务结算方面的去函”。
16、无锡市六通机械有限公司的证明、发票记账联以及销售帐页（3页）（附照片）。
17、杭州方圆塑机公司的明细帐页、记账凭证、发票、送货单、银行结算单回单。
18、1997年8月3日0043862号“收取王美红押金300元”收款凭证。
19、2000年3月30日付款记账凭证第B10号以及后附的付款凭证№0008612号（孙式涛）、收款凭证№0000101（孙式涛），付款凭证№0008665（王美红、张常钦）、收款凭证№0043862号（王美红）（来源：2000年3月份现付B9号至B16号凭证）。
20、2000年5月30日的收款记账凭证第8号以及后附的№236913号收款凭证。
21、2004年1月30日付款凭证（№009186）以及后附的供销部门9、10、11月份工资表。
22、2005.1.20日付款凭证（№0069994）。
23、2000年2月29日由第三人签字报销的696元业务费用（单证号：0008307）。
24、2000年3月29日由第三人签字报销的581元的业务费用（单证号：0008308），原始付款凭证1张及后附单据6张、王美红明细白条一张。
25、2000年3月18日由王美红制单第三人签字报销的单证（单证号：0008617）。
26、付款凭证号码：№0020928。
27、付款凭证号码：№0022066。
28、付款单证号码：№0022027。
29、2004年1月付款凭证№043910。
30、2004年1月付款凭证№043912。
31、付款凭证№043911，后附水星被服专卖店销售凭证2张（3张单据均有王美红1.6日的签字）。
32、2004.1.3日付款凭单（№009200），后附王美红签字的借款凭单1张。
33、2004.1.3日付款凭单（№009199），后附王美红签字的借款凭单1张。
34、2004.1.31日付款凭证（№009194）。
35、2004.1.31日付款凭证（№009195），后附5张明细。
36、2004.1.31日付款凭证（№009196）。
37、2004.1.31日付款凭证（№009197）。
38、2004年3月14日付款凭证（№044575）。
39、2004年8月份会计凭证（转21至41）29张原始记账凭证，付款凭证（№0063479）。
40、2004年8月21日付款凭证№0063450（来源：2004年8月份转1号至20号）。
41、2004年9月现收、银收、转账（16），付款凭证№0062803。
42、2004年9月现付1-11（11），付款凭证№0063567。
43、2004年12月银收、银付、现收、现付（12），后附7张单据。
44、2004.12.31日付款凭证№0066782。
45、2004.12.19日（付款凭证№029142）。
46、2004.12.3日（付款凭证№029111）。
47、收款记账凭证第4号，后附收款凭证（№0001309、№0001306）来源：2000年3月会计凭证(2)。
48、付款记账凭证第1号，后附付款凭证(№0008261、№0008304)。
49、付款凭证(№0008218)。
50、付款凭证(№0008214)。
51、2004年7月会计凭证，付款凭证第1号。
52、记账凭证第5号（来源：2005年7月（31）会计凭证）。
53、记账凭证第4号（来源：2005年7月（31）会计凭证）。
54、2004年1月30日付款凭证（№009183）。
55、2004年5月份银收、银付，现收、现付付款凭证（№002883、002884、002855）。
56、2004年8月31日付款凭证（№0063478）。
57、付款凭证（№0063449）。
58、2004.12.5日付款凭证（№029152）。
59、2005.8.7日付款凭证（№026717）。
60、2005.10.11日付款凭证（№0061471）。
上述证据证明，第三人出资成立了新城制品厂，并一直由自己经营，红升公司是在新城制品厂的场地和厂房基础上成立起来的，红升公司成立后不久即承继了新城制品厂的所有业务。红升公司成立时的实物出资均是从新城制品厂投入，红升公司建设的厂房是由第三人实际出资；宝瑞公司的实际股东和控制人也是第三人，红升公司注销后，本案争议标的的税费均由宝瑞公司缴纳。王子涵在红升公司仅是普通员工，需向公司缴纳押金，其工资发放、费用报销等均需姜正德签字，红升公司的其他业务也需姜正德最终签字认可。上述证据充分证明了姜正德才是红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实际股东。
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新城制品厂系集体企业，与红升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红升公司的的设备系新城制品厂投入。原告才是宝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红升公司的唯一实际股东，第三人尽管也参与了上述公司的一些经营活动，但都不是因为其公司所有者的身份，而是因为其与原告及其丈夫的家庭关系，上述一切证据均不能证明第三人系红升公司的实际股东身份。
二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没有异议。
本院经对上述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及各证据之间的联系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后，确认如下事实：
原告王子涵的曾用名为王美红。1996年12月18日，王子涵与姜泉升（第三人姜正德之子）登记结婚。2002年10月29日，姜泉升发生交通事故死亡。
1994年12月29日，新城制品厂成立，1999年12月29日申请注销登记。该厂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注册资本80万元，工商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2010年6月，即墨市通济街道办事处庄头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其村即墨市新城工商总公司1994年12月注册成立的新城制品厂由第三人出资并租赁经营，该厂注销后的资产归第三人个人所有，与即墨市新城工商总公司无关。1997年1月1日，第三人代表新城制品厂作为出租方与承租方红升公司的股东原告、政协服务中心签订厂房租赁合同。
红升公司于1997年3月24日注册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政协服务中心与原告，其中政协服务中心投入材料价值28.6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57.2%，原告投入设备价值21.4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42.8%。原告为红升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三人为监事。红升公司与新城制品厂在业务及人员上存在承继关系；红升公司工商登记中原告实物出资中的四台拔丝机是新城制品厂于1994年7月10日以135000元的价格从无锡市六通机械有限公司购买的六台拔丝机中的四台；红升公司工商登记中原告的实物出资中的六台泡沫机是新城制品厂于1996年4月在杭州方圆塑机公司购买；红升公司工商登记中原告的实物出资中的5台电焊机是新城制品厂于1994年在龙口电焊机厂购买；红升公司工商登记中原告的实物出资中的2台车床是新城制品厂于1994年在集市上购买；1997年5月20日新城制品厂致青岛澳柯玛电器公司关于经济业务结算方面的函载明，根据单位当前的发展，经工商局和税务局批准，原单位新城制品厂更改为红升公司，所以原新城制品厂的一切经济业务有红升公司接替。并分别加盖有新城制品厂和红升公司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
2000年5月22日，红升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关于红升公司在即墨经济开发区征用生产用土地的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甲（开发区委员会，下同）、乙（红升公司，下同）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征用甲方土地32.25亩……。该协议乙方代表人由第三人姜正德签名，并加盖了“即墨市红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公章。红升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协议前，红升公司于2000年5月21日支付开发区管委会款额30万元，协议签订后，红升公司于2000年6月13日支付开发区管委会款额30万元、2002年9月9日支付20万元、2004年1月12日支付20万元、2005年1月28日支付10万元、2005年6月10日支付20万元，宝瑞公司于2005年8月10日支付10万元。2003年7月14日，红升公司取得了与开发区管委会协议中部分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位置坐落于烟青一级路东侧、城北二路（注：现黄河三路）北侧，使用权面积为10875.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即转国用（2003）字第143号。红升公司注册成立时租赁新城制品厂的厂房使用，后第三人陆续出资在涉案土地上建了厂房。
2000年10月8日，红升公司通过了政协服务中心、原告分别将各自持有股权转让给二被告的股东会决议。2002年10月7日（工商登记材料中显示的落款时间），红升公司全体股东选举被告刘春芳为公司执行董事、公司董事长，第三人为公司监事，被告韩玲珂为公司经理，当日将公司章程第五章第六条修改为：韩玲珂出资28.6万元，占57.2%股权；刘春芳出资额21.4万元，占42.8%股权。同日（工商登记材料中显示的落款时间）红升公司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经股东会研究决定的变更事项：政协服务中心将其在红升公司的全部股权28.6万元全部转让给被告韩玲珂，原告将其在红升公司的全部股权21.4万元全部转让给被告刘春芳，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换为刘春芳。2002年10月8日（工商登记材料中显示的落款时间），政协服务中心与被告韩玲珂、原告与被告刘春芳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政协服务中心将其在红升公司28.6万元的股权转让给被告韩玲珂，原告将其在红升公司21.4万元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刘春芳。二被告未支付原告及政协服务中心相应的股权对价。
2003年2月21日，即墨市政协办公室、红升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美红，韩玲珂代签）、新任股东韩玲珂共同盖章、签名向工商行政部门出具了《关于政协服务中心与红升金属公司解除挂靠关系并同意转让股权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即墨市工商局：红升公司于1999年5月起挂靠政协服务中心，政协服务中心于2000年10月19日被即墨市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自红升公司与政协服务中心建立挂靠关系之日起，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股东王美红独自承担，政协服务中心不承担任何债权、债务责任。市政协同意将原有的28.6万元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韩玲珂，转让后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均与政协服务中心无关。同时同意红升公司自2000年10月19日起与政协服务中心解除挂靠关系。2003年2月24日即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了红升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变更申请，并于同日核定同意红升公司的变更。2005年6月30日，红升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作出决议：1、因经营不善，致使公司无法正常继续经营，决定解散；2、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清算成员为：刘春芳、王美红、于周谭，刘春芳为清算组组长。
2005年8月23日，二被告出具了一份证明，该证明载明：兹证明即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级路东侧260号的土地（现红升公司院内）于1992年至2005年交纳的土地出让金有个人出资，是个人借用红升公司的户头名义出资，该土地上的房屋也是有个人出资建设。因该土地、房屋发生的一切债务债权与红升公司无关，红升公司也不享有该土地房屋及派生的任何权益。2005年9月23日，红升公司清算组作出了清算报告。2005年10月5日，红升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1、同意清算组作出的清算报告；2、同意立刻注销公司的营业执照。2005年10月8日，红升公司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公司注销登记。2005年10月26日红升公司被核定注销工商登记。红升公司注销后的剩余财产：1、位于烟青一级路东侧、城北二路（现黄河三路）北侧10875.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即转国用（2003）字第143号]及地上附着物；2、红升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2000年5月22日签订的《关于红升公司在即墨经济开发区征用生产用土地的协议》所涉及的合同权利、义务。
另查明，原告原属于新城制品厂的普通员工，红升公司成立之后过渡为红升公司的员工，并不行使法定代表人的权利；红升公司日常的经营活动、财务签字，财务处分全部由第三人掌控，红升公司清算过程中及注销后，也由第三人负责清理公司对外债权债务，获得剩余财产，并实际控制土地及地上建筑物。
现争议土地上的建筑物一直未办理相关手续。
本院认为，依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红升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红升公司注销后其财产权益的处理。
一、关于红升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股东资格的争议发生在公司内部，应当以股东的实质特征认定股东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在本案中，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红升公司原登记股东为原告及政协服务中心，2002年10月8日（工商登记材料中显示的落款时间）政协服务中心、原告与韩玲柯、刘春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各自在红升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韩玲柯、刘春芳，同日，股东会决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二被告未支付原告及政协服务中心相应股权对价的行为并不影响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二被告取代原告、政协服务中心成为红升公司的股东。
原告主张其将股权转让给二被告的原因是为避免因其丈夫发生交通事故承担的赔偿责任转嫁到公司，从而让别人挂名持有，但其丈夫是于2002年10月29日晚因交通事故去世，而在2000年10月8日红升公司即通过了转让股权的股东会决议，该时间远在2002年10月29日发生交通事故事件之前；原告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实际签订时间是2003年3月份，仅有其本人陈述，没有提交任何相应的证据支持，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虽然原告持有2005年8月23日二被告出具的证明原件，但该证明载明1992年至2005年交纳的土地出让金有个人出资，是个人借用红升公司的户头名义出资，该土地上的房屋也是有个人出资建设。该个人并未指明系原告；1992年始原告在上述土地上没有缴纳出让金的行为，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涉案土地出让金140万元系红升公司与宝瑞公司分七次缴纳，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原告个人借用红升公司及宝瑞公司的户头名义出资；二被告始终坚持该证明是出具给第三人姜正德的。因此，仅凭原告持有该证明的事实不能得出二被告是向原告出具、原告是该证明所载权利人的结论。
关于原告提交的二被告于2005年9月20日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及第三人于2006年4月28日向原告出具的确认及承诺书两份证据的证明力问题，从原告在再审期间提交两份证据开始，二被告及第三人就一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要求申请鉴定，虽然最终鉴定均被退回，但也不能因此得出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的结论。第一：在本案一审、二审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原告从未提及存在该两份证据，而在二审判决生效后，原告称才找到了该两份证据，明显不合常理；第二、从原告称二被告为其出具的承诺书来看，无论该承诺书的真实性如何，均不能得出原告即是红升公司实际股东的结论；原告一直认为第三人不是红升公司的实际股东，从工商登记看第三人也仅是公司的监事，那为何又由第三人为其出具所谓确认及承诺书，令人无法理解；第三、鉴于原告与二被告及第三人在红升公司之间的关系，第三人一直认为是原告利用了他们为办理其他事项签了名的空白纸张伪造了上述证据，而该两份证据的内容部分甚至包括落款时间均为打印的，从该两份证据的书写方式、格式布局等方面看，也由诸多不合理之处；第四，在二被告及第三人对上述两份证据有异议的情况下，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也负有证明的义务，否则，也有可能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因此，尽管二被告及第三人申请的鉴定均被退回，但在上述证据存在诸多重大疑点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原告在本案诉讼中的主张系确权之诉，原告应举证证明其是权利人、而红升公司注销前的登记股东二被告并非上述财产的权利人。在本案中，二被告自认其不是公司实际股东，从该自认事实并不能得出原告系公司实际股东的结论；二被告未支付转让方相应股权对价，属于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中的问题，以此亦不能推定得出二被告系原告挂名股东的结论。因此，原告在其已不是红升公司股东的情况下，不能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的实物出资提交相应的证据，依法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在红升公司设立时，红升公司实际出资的财产系由第三人原经营企业新城制品厂投入，新城制品厂与红升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和人员承继关系。
其次，在红升公司经营过程中，第三人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对外签订合同，控制公司，进行投资、建设厂房，管理公司作出决策，在公司清算过程中获得剩余财产，并实际控制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具备公司股东的实质特征。红升公司名义股东二被告对第三人的实际股东身份没有异议，依据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的判断标准，在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具备红升公司股东资格实质特征的情况下，虽然工商登记不能证明其具有股东资格的形式特征，但仍可作出第三人系红升公司实际股东的法律判断。
二、关于红升公司注销后其财产权益的处理。
依据已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涉案红升公司具有家族企业的特征，在公司存续期间，依据工商登记材料显示，第三人之子姜泉升与原告夫妻二人在红升公司中分别担任经理与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夫妻二人均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为公司做出一定的贡献。姜泉升于2002年10月29日因交通事故去世，对于姜泉升去世后，涉案家族企业注销后的剩余财产和权益的处理，不能简单、唯一地以确认股东资格的思路来直接确定公司剩余财产和权益归一方所有，因此，虽然第三人系红升公司的实际股东，但涉案红升公司注销后的剩余财产，应认定由第三人与原告双方等额所有和享有。即红升公司在经清算注销登记后的剩余财产位于烟青一级路东侧、城北二路（现黄河三路）北侧10875.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即转国用（2003）字第143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应归第三人与原告双方等额所有；对于2000年5月22日红升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征用生产用土地的协议，在合同一方红升金属公司注销登记后，该协议所涉及的合同权利、义务依法亦应由第三人与原告双方等额承继。因本案诉争土地之上所建房屋未办理相关手续，故对该部分房屋的所有权本院不予审查处理。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王子涵与第三人姜正德等额享有土地使用证号为即转国用（2003）字第143号、位于烟青一级路东侧、城北二路北侧面积为10875.6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二、原告王子涵与第三人姜正德共同等额承继即墨市红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即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2000年5月22日所签《关于青岛即墨红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在即墨经济开发区征用生产用土地的协议》中的合同权利和义务；
三、驳回原告王子涵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第三人姜正德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443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王子涵负担27215元，由第三人姜正德负担2221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赵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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