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夹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126民初1148号
原告：沈位春，男，1962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夹江县。
原告：王城，男，1972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夹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位春，男，1962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夹江县。
被告：夹江县歇马乡立新村3社，住所地：夹江县歇马乡立新村3社。
负责人：赵利霞，社长。
被告：沈建春，男，1964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夹江县。
第三人：夹江县歇马乡立新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夹江县歇马乡立新村。
负责人：胡帮明，村委会主任。
原告沈位春、王城诉被告夹江县歇马乡立新村3社（以下简称立新村3社）、沈建春及第三人夹江县歇马乡立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立新村村委会）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由四川省乐山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本院（2017）川1126民初1353号民事裁定并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4月24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因本案争议较大，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位春及原告王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位春、被告沈建春、被告立新村3社、第三人立新村村委会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经原、被告双方及第三人一致同意，本案案由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变更为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位春、王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立新村3社与被告沈建春于2011年7月18日签订的《立新村三社承包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夹江县歇马乡立新村集体林场由1、3、6社的集体林地共同组成，面积285亩，于1988年公开招标发包给立新村3社村民赵吉全和沈建春，发包期限为20年，合同于2008年11月到期。合同约定林场收益按承包人70%，村集体30%的比例分配，合同到期后折50立方材积交回村集体。2008年11月，合同到期后，立新村集体林场解散退还各社管理。立新村3社于2011年7月18日在胡帮明和赵莉容的见证下将“王天贵”片区共21.5亩林地承包给了沈建春，承包期限为45年，发包价2.72万元。2006年3月2日，村委会在处置林场林木时，与沈建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2002年后栽种的王天贵片区，崖脚片区合同到期后参照原合同进行分配。而在2008年村集体林场合同期满后，立新村村委会未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意的情况下，以沈建春已上交“荒山造林”补助的30%为由，决定不再收取村上应得的地面附着物价值的30%，并决定将集体林场退还各社。2011年前后，时任村干部在多次参加3社社员大会讨论处置3社集体林地发包问题时，也没有将王天贵、崖脚片区山林的处置情况向3社社员广泛通报，社员大会上也没有确定发包内容和承包人，之后，立新村3社将以上林地承包给了沈建春，时任村主任在承包合同上进行了见证签字确认。未开村民代表大会通报王天贵片区、崖脚片区山林处置情况，隐瞒事实，导致被告立新村3社在社员不知道真实承包内容的情况下违法发包，于2011年7月18日与被告沈建春签订《立新村三社林地承包合同书》，将王天贵林地和大包顶林地承包给被告沈建春45年，该合同标的物王天贵林地内有价值十多万元的集体林木，沈建春、胡邦明、赵勇三人故意隐瞒欺骗群众。沈建春、胡邦明、赵勇三人隐瞒王天贵林地内的树木是集体的，这一重大事实，以合同的形式侵占了集体财产。该合同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订立的合同，该合同45年总承包费为2万元，而林地内的树木价值10多万，该合同显失公平，不符合村规民约，损害了二原告及立新村3社其他社员的利益，应为无效合同。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之规定，应确认二被告签订的《立新村三社承包合同》无效。
沈建春辩称，1、我与立新村3社于2011年7月18日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是立村3社召开户长大会，制定承包方案，经讨论通过后签订的，我交清了承包费用，履行了相关合同义务，期间无任何违约行为；2、2008年，立新村集体林场承包合同到期后，共计退回3社150亩。其中，“王天贵”和“大包顶”21.5亩，“辣子岗”（地名）光山（砍完林木后的山）和林地（地名）共计36亩，小堰口（地名）88.5亩。因当时要修社道，需要资金，除去修社道占用4亩外，其余退回3社的土地都要发包出去，我就继续承包了“王天贵”和“大包顶”林地21.5亩，该林地上我在2004年种植了冷杉树。沈位强承包了36亩，赵吉全承包了88.5亩。根据2010年4月20日，立新村3社《关于收回原投村林场集体林地经营方案一事一议的决议》第2条，立新村3社集体，就原投入林场林地上的现有地面附着物给予原承包方一次性补偿1.5万元，我在林场投入远大于社上的补偿，所以我要继续承包退回的“王天贵”“大包顶”林地21.5亩。我们并没有隐瞒事实；3、“王天贵”和“大包顶”林地上的林木是我2004年种植的幼苗，经过我投入成本、劳动管理才取得的成果，这些树木是我的个人财产，不是集体的财产。我和3社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
立新村3社辩称，1、2011年7月18日，我社和沈建春签订《立新村三社林地承包合同》都开了会通告了“王天贵”和“大包顶”林地的相关情况，3社社员均了解情况，不存在隐瞒事实的情况；2、我社在发包“王天贵”和“大包顶”林地时，该林地上种植的树木是沈建春所投资种植，不属于3社的集体财产，是其沈建春个人财产，我社和沈建春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3、沈建春所陈述的我社投入村集体林场的林地退回及重新发包的经过属实。
立新村村委会陈述，1、我村认可沈建春和立新村3社的意见；2、1979年，我村建立联社林场，当时各社投入林地的面积为725亩。1988年由于立新村林场管理不善，部分社将投入联社林场的林地收回，林场面积下降到285亩，其中1社47亩，3社150亩，6社88亩。我村于1988年10月20日将前述285亩发包给了沈建春、赵吉全2人，合同期为20年即1988年10月20日至2008年10月19日止。2008年合同即将到期，立新村于2008年6月29日召开村社干部及村民大会，会议讨论立新村林场承包合同到期后的经营方案，会议决定林场承包合同到期后林场解散，1、3、6社收回原投入的林地并要求各社收回林地后提交林地经营方案。3社收回林地后，分别于2010年5月16日、2010年10月20日召开户长会议，会议决定将收回林地进行发包，发包资金用于硬化3社社道，并形成一事一议决定，参会人员签名并按手印。沈建春在会上报名表示愿意继续承包原承包“王天贵”及“大包顶”地区的林地。会议还决定，地面附着物如果原承包人不继续承包由社上补偿1.5万元。立新村3社向村委会提交了会议记录和一事一议的决定，由于当时赵吉全不愿意承包，要求社上赔偿22.5万元，并且起诉到法院，耽误了时间，所以3社一致未与沈建春签订合同。2011年7月11日，3社召开群众代表大会，决定按照2010年5月16日会议决定，于2011年7月18日，3社召开户长会议，在会上3社与沈建春签订了关于“王天贵”林地的《立新村三社林地承包合同》，村委会参加了会议，并在合同上盖章见证；2、我村开会根据我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等实际情况，开会一般都是到户，如果每户18岁以上的人都参加，工作无法开展。沈建春承包“王天贵”林地一事，不存在隐瞒事实的情况，并且召开了会议，实行了民主决策，其承包费、标准和其他承包人赵吉全都是一致。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当庭组织了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出示了以下证据：1、1988年11月20日，立新村与沈建春签订的《议协书》及该协议的《公证书》，证明林场内的树木是集体的，不是沈建春个人的财产；2、《关于收回原投村林场集体林地经营方案一事一议的决议》，证明2008年6月29日村社干部会议决定，解散立新村集体林场，原投入土地各社收回经营，参加的户主中有19户要求承包，而不是只有沈建春个人要求承包；3、《立新村三社林地承包合同》，证明只有赵勇（原立新村3社社长）、沈建春、胡帮明（立新村主任）签字，没有立新3社群众参与；4、《歇马乡政府关于立新村信访问题调查回复》证明经歇马乡镇府核实，立新村3社与沈建春在签订合同时侵占原告及3社集体利益的事实及违法情况；5、2018年5月30日，夹江县监察委员会《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立新村主任胡邦明在处理林场时违规。6、赵吉全、沈位强与立新村3社签订的《立新村三社林地承包合同》，证明在退回立新村3社的土地还有争议的情况下，二被告隐瞒事实签订合同；7、沈位春、王城的身份证复印件、《当选证》，证明沈位春、王城的身份情况以及2017年4月15日，二人被选为立新村村民代表；8、《委托书》，证明14户人知道立新村3社在发包“王天贵”林地时，隐瞒事实要求确认合同无效。
沈建春、立新村3社、立新村村委会质证：1、对原告出示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2、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3、证据1不能证实林场内的树木是立新3社的集体财产。2006年立新村与沈建春签订协议约定“王天贵”地区的树苗等到08年后按2006年3月2日签订的合同即3:7的比例进行分配，2008年10月15日，沈建春向立新村上交了造林补助金1335元，村上决定不再收取沈建春应上交的林场收益的30%。证据2、3可以证明立新村3社与沈建春签订合同是经过开会，依法进行公开的民主决策，村民都知晓此事；认可证据4、5，夹江县监察委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提到“未发现胡邦明侵吞集体资产”，胡邦明质证认为违规处置林场是对赵吉全、沈建春在上交了造林补助金的30%后不再向村上上交林场林木的30%一事上，召开了村干部会议，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造成工作失误，已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但不能证明其与被告恶意串通、侵吞集体财产；证据6、7、8，认可证据6、7，证据8中《委托书》上的委托人也在《关于收回原投村林场集体林地经营方案一事一议的决议》上签了字，一方面他们同意发包，一方面他们否认合同，自相矛盾。
当事人对原告出示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沈建春出示了以下证据：1、《关于收回原投村林场集体林地经营方案一事一议的决议》，证明33户人开会，到会29户，36人签字，都同意承包方案；2、赵吉全、沈位强与立新村3社签订的《立新村三社林地承包合同》，证明赵吉全、沈位强、沈位春与立新3社签订的《立新村三社林地承包合同》程序、性质都是一样，都经过了一事一议会议，合法有效；3、收条，证明我按照合同约定缴纳相关费用。
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沈建春的证明目的。赵吉全、沈位强承包的林地上的树木已由村上统一卖完了，卖的财产已按约定上交了30%，沈建春承包的林地上的树木没有卖，属立新村3社的财产。
立新村3社、立新村村委会认可沈建春出示的前述证据。
本院对沈建春出示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立新村3社出示了以下证据：1、2010年4月20日《关于收回原投村林场集体林地经营方案一事一议的决议》，证明会议程序合法，沈建春要求继续承包以前的林地，参会农户也有沈位春签名；2、2010年5月16日《立新村3社会议记录》，证明退回的三社林地承包三周期，为45年，起价为19万，不含青苗费，同意承包签字的农户有沈建春等人；3、2010年5月16日《会议记录》，证明召开会议讨论3社收回林地承包方案。2011年7月11日，社长赵勇召开的《立新村3社村民代表、群众代表会》，证明召开会议讨论沈建春向三社反映他本人管理三社原投村林场（王天贵林地）的林木急需管理，要社上尽快完善承包手续一事，会议决定，将“王天贵”地区林地发包给沈建春，沈建春向3社补缴大包顶林地2008年11月20日至今的集体土地占用费200元；4、2011年7月18日《立新村三社户长会议记录》，证明立新村3社召开会议决定与沈建春签订承包合同，将“王天贵”地区林地发包给沈建春；5、《收条》，证明2008年11月15日，沈建春向社上交了造林经费1335元；6、2011年7月18日《立新村3社户长会议》，证明召开3社户长会议决定将“王天贵”地区林地发包给沈建春；7、《2018年立新村三社现有户主名单》，证明立新村三社现有45户；8、证明一份，证明歇马乡立新村3社于2011年7月18日于本社村民沈建春订立的立新三社林地承包合同中附会议记录是2010年4月20日，打印成了2010年5月10日。
原告质证认为，1、每次开会都说要包给沈建春以及沈建春说要继续承包原来的林地事实，但收益没有上交村上，承包期内砍了的树木没用如实汇报；2、证据2、3、4、5、6、7、8都不能证明3社村民都同意承包给沈建春。
沈建春、立新村村委会对立新村3社出示的以上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立新村3社出示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立新村委会出示了以下证据：1、2009年3月4日《村干部会》，证明立新村委会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因承包人已上交村上造林补助款30%，不再收取林场合同到期村上应得地面物的30%；2、2010年4月20日《关于收回原投村林场集体林地经营方案一事一议的决议》，证明承包方案是由立新村3社签订，不是立新村委会签订，没有隐瞒发包土地上的附着物，不存在相互勾结的情况；
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2均不能证明村民同意不再收取村上应得地面作物的30%，也不能证明立新3社与沈建春的承包合同履行了合法程序。
沈建春、立新村3社对立新村委会出示的证据均认可。
本院对立新村委会出示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1988年11月20日，立新村委会与赵吉全、沈位春签订《立新林场承包合同》，合伙经营立新林场。合同载明，立新林场总面积285亩，其中一社投入小埝口崖脚47亩；三社投入耍钱包至小埝口，辣子岗至石板沟，烂包亩的四横地和茶叶地16亩，熟田熟地4亩，共计150亩。六社投入长田坎至大田山88亩。承包期限为二十年，从1988年11月20日至2008年11月19日止。收益分配：林木收入除砍伐的税后，30%交出包方，70%归承包人。茶叶及其他地面作物收入由承包方用以发展生产。分配时间为砍伐后及年终决算。合同履行期满，承包人应及时把林场交还出包方，并交50立方米林木，如林木不足要折价补交，如超出50立方米，多余部分应按合同规定的3:7比例结算分配收益。1989年1月31日，夹江县公证处出具（89）夹证字第43号《公证书》载明：“兹证明夹江县歇马乡立新村委会的代表人沈佰贤与本村村民赵吉全、沈建春于1988年11月20日签订《立新林场承包合同》”。2006年3月2日，立新村委会与沈建春签订《协议书》，载明：经立新村支两委、社长、议事代表研究决定，将村林场林木30%（村提留10%、土地报酬10%、投工报酬10%）估价卖出。林区木材折价10万元，2002年以后栽的幼苗除外，等到2008年合同期满，按原合同进行分配。2002年栽的林区为：王天贵片区和岩脚片区。沈建春管理的林区木材折价10万元，按合同约定应上交25立方米木材，折价5000元。10万元木材款除去5000元，按合同约定沈建春应上交28500元，沈建春共计应上交33500元。林木应于2006年3月2日至2008年10月底以前运输完毕。沈建春于2006年3月2日向立新村支付10000元、2016年3月16日向立新村支付15000元、2007年1月21日向立新村支付8500元，共计支付33500元。2008年11月15日，立新村村委会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沈建春交来造林经费1335元。2009年3月4日，立新村委会形成《村干部会议记录》，载明:村林场合同到期村上应得地面物的30%不再收取，因承包人已上交村上造林补助款30%。主持人赵学太，记录人赵莉容，加盖有立新村委会印章。2010年4月20日，立新村3社召开农户会议，形成《关于收回原投村林场集体林地经营方案一事一议的决议》，载明：立新村林场建于1979年，于1988年11月19日发包给他人承包经营，期限20年，2008年11月19日承包到期。建场时3社投入林地150亩，承包期即将到期，群众强烈要求收回林地。根据群众要求立新村委于2008年6月29日召开村社干部、村民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村林地承包期满，投林地的1、3、6社收回所投林地，由各社经营，同时要求各社向村委会提交收回林地经营方案。2010年4月20日在社长赵勇家召开立新3社户长大会，会议主持：赵勇，记录人：代胜均，应到会33户，实到会29户，会议决定将3社投入村林场林地收回后实行承包经营，承包期为50年即（自2010年至2060年止，具体时间以合同为准）。承包费共计180000元，承包人应一次性缴清承包费后，方可签订承包合同。承包费用于3社社道硬化。由3社集体就原告投入村林场林地上现有地面附着物给予原承包方一次性补偿15000元。参会农户签字处载明有沈位春、沈位强、沈位洪、沈建春等36人签字并捺印有手印。2010年5月16日，在社长赵勇家召开立新3社会议形成会议记录载明：社员讨论决定承包周期与金额，并通过决定：1、15年一周期，三期45年，起价19万，不含青苗；2、原承包人愿意以以上条件承包立新三社林场；3、同等条件下三社交钱农户是否同意承包。愿意承包的社员签字处有沈建春、赵伟、沈洪兵、赵柏云、沈位洪等人签字。2011年7月11日，社长赵勇召开《立新村3社村民代表、群众代表会》、2011年7月18日社长赵勇召开《立新村三社户长会议》，决定将“王天贵”地区和大包顶林地发包给沈建春。2011年7月18日，立新村3社与沈建春签订《立新村三社林地承包合同》，载明：承包面积共计21.5亩，其中王天贵处林地20亩，大包顶林地1.5亩。承包期限为45年，即从2011年7月18日到2056年7月17日止。承包金额为27200元。签订合同时沈建春应一次性交清承包费。赵勇、沈建春签字确认，立新村委会在见证方加盖印章。沈建春于2011年7月18日向立新村三社支付了承包费27200元和青苗补偿费200元。
2015年12月14日，夹江县歇马乡人民政府出具《关于沈位春反映立新3社社长沈建春侵占林地等问题的复查报告》，载明，我乡接到沈位春反映社长沈建春侵占林地等诉求，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以分管领导为组长的复查小分队，于2015年12月8日，在立新村3社赵莉容家中，召开户长代表会，一一核实沈位春反映的问题。根据调查，立新村3社发包给沈建春的林地合同是真实有效的。关于讨论沈建春承包林地一事，原三社社长拿出了4次户长会议记录，2011年重新发包给沈建春的林地合同是符合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原则的。根据承包合同，1988年11月20日至2008年11月19日，林木收益30%归集体所有，合同承包范围包含了王天贵片区。经查证，2002年以后，沈建春没有支付3社承包的林木收益。2017年7月31日，歇马乡人民政府出具《歇马乡立新村信访问题调查情况回复》载明，2008年立新村集体林场合同到期，立新村村委会未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意，以沈建春已上交“荒山造林”补助的30%为由，私自决定集体不再收取村上应得的地面附作物价值的30%；也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报王天贵片区、崖脚片区山林的处置情况，就决定将集体林场解散退还各社。2011年前后，时任村干部在多次参加3社社员大会讨论处置3社集体林地发包问题时，也没有将王天贵、崖脚片区山林的处置情况向3社社员广泛通报。时任村主作为见证方参与了林地发包会并签字确认。2018年5月30日，夹江县监察委员会出具的《信访意见处理意见书》载明，经歇马乡纪委调查核实，未发现胡帮明侵占集体资产的问题，但其存在违规处置林场部分林地林木问题。
2017年3月7日，胡帮明在换届选举中当选为立新村第十届村民委员会主任，任期三年。2017年4月15日，赵利霞在换届选举中，当选为立新村第三村民小组组长，任期三年。
2018年7月9日，立新村3社、立新村委会出具证明载明，歇马乡立新村3社于2011年7月18日于本社村民沈建春订立的立新三社林地承包合同中附会议记录是2010年4月20日，打印成了2010年5月10日。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经立新村3社多次召开户长会议就林地承包方案形成决议后将王天贵地区林地、大包顶林地共计21.5亩发包给本社社员沈建春并签订了书面合同，就承包年限、承包费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沈建春已依约履行了支付承包费的合同义务。前述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合同双方应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原告诉称，2011年7月18日立新3社与沈建春签订的合同时，沈建春没有按照1988年11月20日立新村村委会与沈建春等人签订的合同约定上交林地收益的30%及约定的木材以及发包未经过村民民主决议程序，损害了原告及立新3社其他社员的利益，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主张承包合同无效。本院认为，首先，1988年11月20日立新村村委会与沈建春等人签订的合同与2011年7月18日立新村3社与沈建春签订的合同是两份独立的合同，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的约定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1988年11月20日立新村村委会与沈建春等人签订的合同在2008年11月19日到期后，沈建春按照2006年3月2日，立新村委会与沈建春签订《协议书》约定，对2002年以前其管理的林木收益的30%及应上交的木材25立方米折价33500元上交了立新村委会。对2002年以后种植的树木按照协议约定，等到2008年合同期满，按原合同进行分配，是立新村委会与沈建春就1988年11月20日的合同的具体履行达成的一致协议，对双方具有约束力。2008年合同期满后，沈建春向立新村委会上交“荒山造林”补助款的30%后，立新村委会决定不再收取村上应得地面附着物价值的30%，虽然经歇马乡人民政府核查认为是立新村委会的私自决定，但沈建春是否应继续缴纳2002年后王天贵、崖脚片区的林地种植的树木收益的30%，是立新村委会与沈建春在履行承包合同时发生的争议，应由立新村委会在通过村民民主决议程序形成集体意见后作出决定，其与2011年7月18日立新3社与沈建春签订的合同没有必然联系，也未对原告及立新3社的其他社员造成实质利益损害。其次，2011年7月18日立新3社与沈建春签订的合同是经过多次户长会议商议决定，该事实在2015年12月14日，夹江县歇马乡人民政府出具《关于沈位春反映立新3社社长沈建春侵占林地等问题的复查报告》中也有载明：立新村3社发包给沈建春的林地合同是真实有效的，关于讨论沈建春承包林地一事，原三社社长拿出了4次户长会议记录，2011年重新发包给沈建春的林地合同是符合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原则的。故，原告主张承包合同没有经过村民民主决议程序与客观事实不符。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立新3社与沈建春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双方在意思自治的原则下，经过“一事一议”“户长会议”等村民民主决议形式，就林地面积、收益分配、承包期限等达成的一致协议，沈建春已履行了支付承包费的合同义务。合同依法成立有效，不存在前述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沈位春、王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沈位春、王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刘壮
人民陪审员 代文波
人民陪审员 刘燕兵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
书 记 员 张 涛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承包合同纠纷，以发包方和承包方为当事人。
前款所称承包方是指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的农户，以及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