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439号
原告：胡某甲。
委托代理人：范某。
原告：姜某。
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某甲。
委托代理人：吴某。
原告胡某甲、姜某诉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7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莉萍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潘海涛、陈新国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1月7日对该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某、原告胡某甲的委托代理人范某，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某均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某甲、姜某诉称：两原告均系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数额分别为163800股和10万股，每股金额1元。2013年6月5日，被告在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819号办公楼8楼召开了股东代表大会，并作出了会议决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作出股东大会决议，应当事先通知公司实有1100名股东到会，然而，实际到会的只有34名任期3年的所谓股东代表。原告姜某未收到任何形式的通知，故没能参加会议并行使股东相关权利，原告胡某甲虽然到会也投了反对票，但由于此会议的表决方式为，按与会股东代表的“人头多数决”，因此未能阻止会议决议的通过。之后，2013年3月14日，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被告作出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被告于2013年8月30日又召开了一次所谓的“股东（股权）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公司章某丙改条款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决议。两原告认为：
一、被告作出公司决议的会议召集程序违法。2013年3月14日，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被告作出了《责令改正通知书》，指出被告公司章某乙“股东代表大会与股东大会的提法多次混合出现，对股东代表大会的性质、召开方式、与股东大会的关系均无表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关于公司权力机构的表述存在一定相悖的地方。……先责令你公司于2013年5月8日前完成上述问题的整改，及时将修改后的章某甲……报我局备案”。正是在此背景下，被告于2013年6月5日召开了股东代表大会，对公司章某甲进行了修改，其后报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被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因其提交的有关材料不符合法定要求，我局未予核准，并要求公司及时补正。余某公司承诺再次召开股东大会，尽快办理公司住所变更和章某甲备案手续”。之后，被告于2013年8月30日又召开了一次所谓的“股东（股权）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公司章某丙改条款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和第一百条规定：修改公司章某甲的职权由股东大会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应该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20日前提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前通知各股东。”本案被告是一家未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对象特定，且其全部为实名登记，具备了通知全体股东开会的条件、被告既然接受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行政处理，拟召开会议对公司章某甲进行修改，那么应当依法采取有效方式向全体股东履行会议通知义务，然而被告仅在开会的前4日通知39名所谓股权代表参加会议，致其他非代表的股东均未能参加会议，其行为明显剥夺了绝大部分股东的参与决策权。
二、被告通过公司决议的表决方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明确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会议，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但是，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但是，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某甲、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被告于2013年6月5日召开的是股东代表大会，内容却是修改公司章某甲及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会议主持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上规定，对以上两项决议事项未分别表决，而是混合在一起予以表决，且按极少数被通知与会股东代表的“人头多数表决”通过了两项决议。即不论各与会股东代表的持股份额是多少，一律按一人享用一张表决票，填写同意反对或弃权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为33人同意，1人反对。此次会议表决方式违反了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多数决”的基本原则。被告于2013年8月30日召开的是名曰“股东（股权）代表大会”，却只有39名股权代表参与会议，内容却是修改公司章某甲和董事会换届选举，会议按与会股东（股权）代表的“人头多数决”的方式通过了两项决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以上规定。
三、被告公司决议的内容违法。被告2013年6月5日、8月30日召开的股东代表大会通过的修正后的公司章某甲关于公司权力机构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综上所述，被告为了作出被诉决议，于2013年6月5日和8月30日召开股东代表大会，无论是召集程序还是表决方式及决议涉及的具体内容都明显地违反了公司法的相某定。为了保护众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经济秩序，被告公司的决议依法应当撤销，故二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依法撤销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5日召开的股东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换届选举和修改公司章某甲的会议决议；二、依法撤销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作出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和修改公司章某甲的决议；三、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2013年6月5日，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公司章某丙改条款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事项合法有效。余某村是2004年至2005年，根据武汉市委、市政府关于“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的意见进行改制的，主要内容是撤销建制村组建社区居委会，村民身份改为居民，同时将村集体资产量化到个人，村民作为股民持股，公司进行重新登记。截止至2005年5月31日，经评估，余某村净资产为15009.66万元，根据经村民大会投票通过的改制量化方案，截止2006年1月，量化股份10581万股（每股一元），股民869人，退休人员269人，共计1138人。改制后，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仍然沿用原名称，注册资本不变，仍为11080万元。以上过程，均经过村民大会投票表决，经过上级政府部门批准。合法有效。2006年7月18，根据股东代表选举办法，全体股民经投票选举出童某甲、曾某甲等26名股东代表，加上此前已选举出来的董事会成员4人、监事会成员3人，股东代表合计人数为33人。2009年8月6日，全体股民又选举产生第二届股东代表，包括郑某甲、曾某乙等36人（此后股东代表减少为34人）。2013年6月5日，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应到股东代表34人，实到33人，经表决32人同意、1人不同意，通过了公司章某丙改条款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事项。根据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某甲》第十二条规定：“股东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全体股东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可连某乙任……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对下列事项作出决议行使职权：……（五）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第五十三条规定：“修改公司章某甲，需要召集股东代表大会，由股东代表大会通过修改章某甲的决议”。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章第二节虽然只规定了股东大会的制度，未规定股东代表大会制度，但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代表大会是通过全体股东选举产生的，经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大会代表全体股东行使股东权利这一方式，反映了全体股东的意愿，这一制度明文写入了公司《章某甲》，并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相冲突。因此，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公司《章某甲》规定，于2013年6月5日通过相关表决事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且符合公司《章某甲》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2013年8月26日，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公司章某丙改条款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事项合法有效。2013年8月26日，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出《关××）》，主要内容是：根据全体股东的委托（约每300万股委托一名股权代表），共产生了39名股权代表。全体股东委托以上39名股权代表参与制定公司章某甲，选举公司领导成员，参与公司经济决策等各项工作。其中，原告胡某甲作为股权代表之一，共有27名、合计持有3003800股的股东共同向胡某甲进行了授权。这27名股东中，就有本案的原告之一的姜某。2013年8月30日，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全体39名股权代表参加的股东大会，就公司新章某甲草案、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进行了投票（内容与2013年6月5日股东代表大会决议内容一致），结果如下：公司新章某甲草案同意的股权代表为38名，不同意的为1名，即原告胡某甲，以上经修改的公司新章某甲获得了通过。其中，公司新章某甲草案第二十条规定：股东由委托自己的代表（须是股民）出席股东大会并代行权力，股东大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对下列事项作出决议行使职权……新一届董事会成员共5名，其中：郑某甲得票39张、曾某乙得票39张、郑某乙得票37张、胡某乙得票33张、曾某丙得票33张，以上5人全部当选。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召开由股东代表参加的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符合法律规定。其中，原告姜某委托胡某甲投票，胡某甲虽然在章某丙改议题上投了反对票，但新一届董事会成员郑某甲、曾某乙获得了全票，说明胡某甲投了赞成票。这表明，股东姜某、股权代表胡某甲已经充分行使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公司《章某甲》规定的各项股东权利。综上所述，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5日以及2013年8月30日分别召开股东代表大会、股东大会，两次表决通过了公司新章某甲草案和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事项，无论是程序和内容上均合法有效。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
原告胡某甲、姜某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十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原告胡某甲、姜某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组证据：原告胡某甲、姜某持有的《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各一份，拟证明原告具有起诉被告的主体资格。
第三组证据：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一份，拟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合法。
第四组证据：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22日向胡某甲发出的《董事会通知》一份，拟证明会议通知书仅通知34名股东代表到会。
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原告提交的上述第一、二、三、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第五组证据：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郑某甲等20名股东于2007年11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公司实有股东1100名，被告遗漏通知绝大多数股东到会。
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协议书》中标记股东20人，此20人只是代表全体股东进行登记，并不表示遗漏了股东，公司股东还是按照股权证来证明其股东权益，公司从来没有否认其他股东的股东地位。
第六组证据：湖北省工商局行政管理局于2013年3月14日向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达的鄂工商注责改字（2013）1号《湖北省工商局行政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书》一份，拟证明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被告整改章某甲，故被告召开本案所涉会议。
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代表大会是合法的。
第七组证据：湖北省工商局行政管理局于2013年3月19日向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达的鄂工商登管限字（2013）1号《湖北省工商局行政管理局责令限期办理变更登记通知书》一份，拟证明因公司实际住所发生变化，登记机关要求被告办理相关手续，故被告召开本案所涉会议。
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
第八组证据：《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某甲》一份，拟证明因章某甲部分条款不合法，故被告召开本案所涉会议。
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对象，认为章某甲是全体股东选举的股东代表召开的股东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通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的，章某甲是合法的。
第九组证据：湖北省工商局行政管理局对胡某甲的回复函件一份，拟证明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月5日召开的会议与8月30日召开的会议所做决议事项完全相同。
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对象，认为此函件只是公司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业务的联系函。
第十组证据：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选举工作动员会音频资料及文字材料，拟证明股东固有权利受到非法限制的事实。
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内容应当以公司董事会、股东代表大会、股东会通过的决议为准，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两次会议的内容是合法的，会议录音记录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法律依据。
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几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厅于2004年9月10日印发的武发（2004）13号《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积极推进“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的意见》一份。
第二组证据：武汉市洪山区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领导小组于2004年11月10日发布的洪村改组发（2004）2号《洪××案》一份。
第三组证据：中共武汉市武昌区委办公室于2009年10月20日发布的武昌党字（2009）19号《中××见》一份。
第四组证据：武汉洪发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于2005年1月21日作出的武某乙评报字（2005）第001号《评估报告书摘要》一份。
第五组证据：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余家头村民委员会于2005年7月16日作出的《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余家头村经济改制量化方案》一份。
第六组证据：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余家头村村民委员会于2005年7月16日作出的《关于余家头村集体资产股份量化方案表决决定》一份。
第七组证据：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人民政府于2005年12月12日向余家头村民委员会下达的和政（2005）52号《关于同意余家头村资产量化方案的批复》。
第八组证据：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余家头村民委员会于2005年12月14日发布的《资××书》一份。
第九组证据：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股东张莉萍于2005年12月14日签订的《持股协议书》一份。
第十组证据：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06年7月17日发布的《湖××法》一份。
第十一组证据：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06年7月17日发布的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民的《公×》一份。
第十二组证据：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杨园村民委员会于2009年7月30日发布的《武××法》一份。
第十三组证据：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8月6日公布的《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代表名单》一份。
第十四组证据：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07年11月15日公布的《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某甲》一份。
第十五组证据：《二0一三年六月五日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代表大会表决事项》书面表决单汇总。
第十六组证据：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26日公布的《关××）》一份。
第十七组证据：2013年8月20日《股权代表登记表》（受托人为胡某甲）一份。
第十八组证据：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5日公布的《关于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某丙改、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表决的情况说明》一份。
第十九组证据：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31日公布的《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权代表大会表决事项汇总情况纪要》一份。
第二十组证据：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公布的《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某甲》。
第二十一组证据：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公布的董事会选票》一份。
第二十二组证据：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公布的《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选票》一份。
以上证据拟证明：1、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将余家头村所有资产全部量化到村民，全体符合条件的村民均为股东，重新登记而组建，符合武汉市委、市政府“城中村”改造的政策和法律规定；2、经全体股东投票选举股东代表组成股东代表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符合公司章某甲规定；3、股东委托代表出席股东大会，行使股东权利，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4、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5日及2013年8月30日分别召开股东代表大会、股东大会，两次表决通过了公司新章某甲草案和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事项，无论是程序和内容上均合法有效。
原告胡某甲、姜某对上述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改造完毕七年后的公司召开会议的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而不是质疑公司改制是否合法的问题，所以审理本案依据的应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原告胡某甲、姜某对上述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的焦点没有关联性，文件中所提出的对改制过程中城中村经济组织的各项指导意见，不是行政法规或规章，对被告无约束力，且与本案的诉讼请求无关联，该组证据中关于“需经股东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要提交股东代表大会”的表述，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没有规定股东代表大会这个法定机构，更未规定哪些事项需经股东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所以，该表述是不合法的；原告胡某甲、姜某对第四、五、六、七、八、九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认为该组证据反映的是被告在7年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重新登记的过程中，如何将原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量化到全体村民、该资产又如何流转到改制后的公司，该事实不论是否合法，它只影响每个村民转变为股东时，所量化的股份数额是否合法、公平合理的问题，与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关联性，且该第四组证据只是评估报告书的摘要，该摘要写明：欲了解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的全某，在未见全某的情况下，对《评估报告》及其摘要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原告胡某甲、姜某对上述第十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中的选举办法第二条、第三条没有法律依据并与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相冲突，第四条、第五条同样没有法律依据，第八条的规定亦不合理，应该适用公司法第一百零七条来进行选举，确立股东代表制度无法律依据，限制和剥夺了非代表的股东参与公司决策的权利；原告胡某甲、姜某对上述第十一、十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两组证据的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并与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相冲突；原告胡某甲、姜某对上述第十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原告胡某甲、姜某对上述第十四组证据公司章某甲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章某乙关于设立股东代表大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的规定不合法，且该章某乙凡涉及股东代表大会的条款都不符合公司法。原告胡某甲、姜某对上述第十五组证据书面表决单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股东代表制度不合法，由不合法程序形成的决议不合法，认为该程序不合法因此原告胡某甲参加了会议但投了反对票；原告胡某甲、姜某对上述第十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确立股权代表制度无法律依据，限制和剥夺了非股权代表的股东参与公司决策的权利；原告胡某甲、姜某对上述第十七组证据中的股权代表登记表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股权代表制不合法，该表的制作人是被告徐家棚集团，该表只表明有27名股东委托胡某甲为他们的股权代表人，该表中右方委托人签名之外的“说明”内容只是制表人的意思表示，与委托人无关，原告作为自然人认为不能用代表人的方式进行股东选举，该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七条的登记形式和规定；原告胡某甲、姜某对上述第十八组、十九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因2013年8月30日召开的股东代表大会的程序和通过的决议的内容不合法，故该两组证据中表决情况的说明和表决事项汇总情况纪要也不合法；原告胡某甲、姜某对上述第二十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公司新章某甲草案由股权代表大会通过的程序不合法，确立股权代表大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的内容也不合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原告胡某甲、姜某对上述二十一组、二十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董事会不是由股东选举的而是由股权代表选举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一百条、第九十九条的规定。
为查清本案相关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本院（2012）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028号相关卷宗材料，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且对本院作出的（2012）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028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认定的相关事实均无异议。
结合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上述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以及本院调取的相关卷宗材料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明了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5日和2013年8月30日召开股东代表大会的相关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本院根据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上述质证意见以及对事实一致的陈述，确认如下事实：
胡某甲、姜某系余家集团股东，其中，胡某甲持股数为163800股，姜某持股数为1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原系洪山区和平乡余家头村（以下简称“余家头村”）集体经济组织。1997年12月，经湖北省体改委批准，该公司与湖北襄汉铁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合并后的公司总股本为110089000股，其中法人股89839000股，占81.6%，个人股2025万股，占18.4%，余某村为控股股东，所持股份为75.43%。2003年6月，经股权变更转让后，公司股东变更为五个法人股东和职工股，五个法人股东为余某村8303万股，占75.4%，武汉市金鑫家私有限公司200万股，武汉新世纪房地产公司注册资金140万股，上海大众汽车长江销售公司注册资金200万股，武汉和平科技集团公司注册资金140万股。2025万股的职工股由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持有。上述五个法人股东中，除余某村外，其余四个仅为名誉股东，非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
2004年9月10日，中共武汉市委、市政府下发武发（2004）13号《关于积极推进“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意见》。同年11月10日，武汉市洪山区城中村综合改造工程领导小组转发《洪××案》（洪村改组发（2004）2号）。上述两文要求通过股份制改造，对“城中村”进行改制，撤销村民委员会，组建社区居民委员会。对村集体经济性净资产适当扣除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管理资金后，原则上全部作为股权量化的资产，除不能量化的部分资产外，所有资产全部量化到人。对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股份制改造，组建（改登）新的经济实体，村民作为股东持股公司。余家头村作为综合改造试点村，根据上述文件要求于2004年至2005年实施“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
2005年1月20日，受余某村委托，武汉洪发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就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占资产的市场价值作出了武洪评报字（2005）第001号《评估报告书》，用于企业改制。该报告认为，截止2005年5月31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余某村的市场价值为150096600元。2005年7月16日，《余家头村集体资产量化方案》（以下简称《量化方案》）经全村村民记名表决并通过。2005年12月12日经洪山区和平乡人民政府批复（和政（2005）52号）同意实施。根据《量化方案》第五条规定，资产净值的70.5％，即10581万元（资产净值150096600元×70.5%）量化为村民股金，其余29.5%的净资产作为福利用于补偿村1-16岁人员股份，征地、政策性支工人员一次性经济补偿、公司发展激励、退休股金补偿、干部任职补助、未持股人员保险金、未持股退休人员、乡办企业退休人员去世后抚恤金支付等。余家头村全体村民与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12月分别签订《持股协议书》，将上述全部资产（包括量化到村民的资产及用于各项福利的资产）整体流转到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在公司名称、注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组建新的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量化方案》，按每股1元的面值计算，至2006年1月，量化到村民的股份为10581万股，股民人数为1138人。2006年7月16日，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台了《股东代表选举办法》，该办法确定公司的股东代表为33名，除公司4名董事、3名监事已在前期选举产生外，此次选举实际产生26名股东代表。次日，该公司以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26名股东代表，原告胡某甲当选为此届股东代表。2006年11月15日，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新的公司《章某甲》，并将该《章某甲》提交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备案。《章某甲》第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份总额11008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一元，公司股金总额人民币11008万元。《章某甲》第十八条规定：股东享有下列权利：（一）出席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选举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和股东代表（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人数相同的表决权）……《章某甲》第二十条规定：股东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全体股东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可连某乙任（但在任期内不得转让所持有本公司的所有股份，否则自然终止其股东代表资格），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对下列事项作出决议行使职权：（一）审议、批准董事会与监事会报告；（二）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及亏损弥补方案；（三）批准公司年度预、决算报告；（四）决定公司发行债券；（五）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六）决定公司的分立、合并、终止和清算；（七）审议代表百分之十五以上（含百分之十五）股东的提案；（八）决定由股东代表大会作出决议的其他事项，决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某甲。《章某甲》第二十二条规定：股东会议或代表大会应由董事会召开，并于开会日的二日以前通知股东和股东代表。《章某甲》第二十三条规定：股东代表大会应作记录，会议的决议事项应形成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应与出席股东代表的签名簿一起保存。《章某甲》第五十三条规定：修改公司章某甲，应按下列程序进行：（一）由董事会依本章某甲规定提出修改章某甲的提议；（二）将修改内容通知，并召集股东代表大会，由股东代表大会通过修改章某甲的决议。《章某甲》第五十三条规定：对公司章某甲作出修改，应报省、市体改委审查同意后，向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
2007年11月8日，改制后的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方便办理股权转让、营业执照年审，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建议，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在不变更公司注册资本金的情况下，由郑某甲等20人代表全体股民持有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1008万元的股份。为此，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郑某甲等20人于2007年11月8日签订了《协议书》，对上述代持股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了办理股东变更转让手续。但截止2010年12月14日，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股东仍为余某村委会等六个单位，而非郑某甲等20个自然人股东。
2006年7月17日，包括胡某甲在内的26名代表被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88名股民（发出选票1096张，收回选票1088张）选举为股东代表。2009年8月5日，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进行第二届股东代表选举，郑某甲、胡某甲等36名股东当选。
另查明：2011年6月20日，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提出《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原告胡某甲认为董事会监事会无权作出此项决议且该项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6月27日作出的余集发（2011）1号《2011年年中分红决定》无效。本院受理该案后，依法于2013年9月27日作出（2012年）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02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胡某甲的诉讼请求。该案后由胡某甲上诉至武汉市中级法院，目前仍在审理之中。
2013年3月14日，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发鄂工商注责改字（2013）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内容为：“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有信访人向我局反映你公司章某甲存在不规范的地方，一是第十八至二十三条出现了股东代表大会的提法，并规定了股东代表大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二是第十三条关于股东的记载不实。经查，你公司2008年1月25日向我局备案的公司章某乙一是关于股东代表大会的提法多次混合出现，对股东代表大会的性质、召开方式、与股东大会的关系均无表述，与《公司法》中关于公司权力机构的表述存在一定相悖的地方；二是《公司法》要求登记发起人有关情况，但你公司章某乙无此项内容。至于现有股东情况是否记载于章某甲不作要求。另外，你公司原备案的董事、监事成员任期已过，应及时重新备案。现根据《公司法》第八十二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现责令你公司于2013年5月8日前完成上述问题整改，及时将修改后的章某甲和董事、监事成员情况报我局备案……”
2013年5月22日，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根据上述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书》的要求进行整改，向胡某甲等34名股东代表发出《董事会通知》，通知股东代表于2013年6月5日上午10：30时在该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股东代表大会，会议内容为：1、关于换届选举事宜；2、关于修改公司章某甲事宜。胡某甲等33名股东参加了股东代表大会，大会表决事项为：“一、公司章某丙改条款……（三）第四章第十八条：将原（一）出席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选举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和股东代表，修改为减去和股东代表。（四）、第四章第二十条：将原股东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全体股东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可连某乙任，改为股东由委托自己的代表（须是股民）出席股东大会并代行权力，股东大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对下列事项作出决议行使职权。（五）、将原股东代表全部改为股东委托的股权代表……二、公司换届事宜：根据武昌区杨园街办事处党工委同意的换届时间进行公司的换届工作。”经表决，32名股东代表同意，胡某甲一人不同意，股东代表大会进行了上述事项表决，但未形成任何决议。
之后，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公司住所变更登记和章某甲备案手续，因其提交的材料不符合法定要求，该局未予核准，并要求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时补正，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再次召开股东大会，尽快办理公司住所变更登记和章某甲备案手续。
因原告胡某甲、姜某认为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5日召开的股东代表大会未提前15天通知全体股东，且未通知全体股东本人参加大会，故认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第一百零四条的相某定，故以第一项诉讼请求诉至本院。
在本案审理期间，2013年8月20日，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股权代表登记，办理股权代表委托手续，根据全体股民的委托，郑某甲、胡某甲等39名代表当选为第三届股权代表大会代表，其中姜某等27名股东于当日委托胡某甲为其股权代表，委托人签字确认的《股权代表登记表》上所记载的委托内容为：制定公司章某甲、选举公司领导成员与经济决策等各项工作。会议通过修改公司章某甲的决议，并选举出郑某甲等5名董事会成员，陈某等3名监事会成员。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26日发布《关××）》，通知全体股民以上39名代表为第三届股权大会代表，代表徐家棚集团全体股民全权参入制定公司章某甲，选举公司领导成员与经济决策等各项工作。
2013年8月30日，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全体股权代表大会，就公司章某丙改、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改选事项进行了表决。包括胡某甲在内的应到股权代表39名、实到代表39名，与会代表通过举手表决方式，同意新章程某案的38名、不同意新章程某案的1名。该次大会并选举出董事会成员5名，分别为郑某甲（得票39张）、曾某乙（得票39张）、郑某乙（得票37张）、胡某乙（得票35张）、曾某丙（得票33张）；选举监事会成员3人，其中，陈某得票31张、童某乙得票30张、杨某乙得票26张。根据上述表决结果，通过了新的公司章某甲，修正后的公司章某甲内容与2013年6月5日股东代表大会的表决事项一致。
又查明：2013年9月3日，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函复胡某甲：“胡某甲同志：你向我局提出的投诉事项及处罚要求，经调查核实，现回复如下：经查，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我局申请办理公司住所变更登记和章某甲备案手续。因其提交的有关材料不符合法定要求，我局未予以核准，并要求公司及时补正。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再次召开股东大会，尽快办理公司住所变更登记和章某甲备案手续。此外，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3年3月21日通过网上年检申报系统，向我局申报了2012年度年检手续。因其尚未办理公司住所变更登记和章某甲备案手续，目前，我局尚未通过其2012年度年检。我局将继续督促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时办理公司住所变更登记和章某甲备案手续，将上述手续办理完结后，及时将结果告知于你。”
因原告胡某甲、姜某仍然认为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召开的股权代表大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第一百零四条的相某定，故又增加第二项诉讼请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武汉市在推进“城中村”改造过程中通过对余家头村进行改造，将村集体财产量化到村民个人名下，对原村属企业进行资产重组衍变而来的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改造，每个村民根据自己的农龄、村龄相应获得数额不等的股份，并由村民身份变更为股民身份。余某村在改造过程中，除将70.5%的集体资产通过量化以股份的形式分配到每个村民外，另为保障村未成年人、征地政策性支工人员、未持股的退休人员、原乡办企业退休人员福利开支（包括死亡后的补充等）及村干部补助支出，将其余29.5%的资产未进行量化分配，但将该部分资产连同量化给村民的资产一并流转到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并在公司名称、注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组建新的“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6月5日，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的相关要求召开股东代表大会，拟进行换届选举及修改公司章某甲事宜，胡某甲等33名股东参加了股东代表大会，但是，该会议仅对修改公司章某甲条款事宜进行表决，并未形成任何决议。后因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向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公司章某甲重新备案等手续时未通过该局核准，故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又拟重新于2013年8月30日再次召开股东代表大会，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5日召开的股东代表大会并未实际损害胡某甲、姜某的股东权益，故本院对原告胡某甲、姜某要求依法撤销被告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5日召开的股东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换届选举和修改公司章某甲的会议决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2013年8月30日召开的股东（股权）代表大会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九十九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的相某定行使职权”以及第一百零七条：“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的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以行使表决权。虽然，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改制上的不彻底，在公司《章某甲》中存在对“股东代表大会”的性质等内容描述不全面的问题，但该项制度实质上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执行，也未阻碍股东行使权利。因此，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2007年11月15日制定的公司《章某甲》中，设定的股东代表大会制度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的禁止性规定，其中关于该制度的相关约定，在变更前应当适用全体股东。该《章某甲》第二十二条约定“股东会议或代表大会应由董事会召开，并于开会日的二日以前通知股东和股东代表”，故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召开股东代表大会二日前分别以公告、通知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的做法并无不妥，符合公司《章某甲》约定，因此，故本院对原告胡某甲、姜某认为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按规定提前将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的事项提前通知公司股东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
2013年8月20日，原告姜某在内的26名股东委托胡某甲参加2013年8月30日的股东大会，委托内容包括制定公司章某甲、选举公司领导成员与经济决策等各项工作。对于这种行为，实质上是多名股东委托一名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此并无禁止性规定。据此，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召开的股东（股权）代表大会本质上是由受托代理人代理大部分股东参与的股东（股权）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十）修改公司章某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条规定：本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职权的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也具备修改公司章某甲、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的权力，故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召开股东代表大会修改公司《章某甲》、选公司董事及监事会成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某定。原告姜某等26名股东对原告胡某甲的授权范围也在股东大会权力范围之内，由此，胡某甲接受姜某等26名股东的委托参与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代表大会的行为合法有效。
2013年8月30日的股东代表大会实行一人一票制，大会应到39人，实到39人，以38人同意，一人反对通过修改公司《章某甲》的决议，郑某甲、曾某乙、郑某乙、胡某乙、曾某丙分别以39票、39票、37票、35票、33票当选董事会成员，陈某、童某甲、杨某乙分别以31票、30票、26票当选监事会成员，上述决议事项以及当选人员均通过出席股东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但是，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某甲、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出','2018-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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