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71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唐树标，住广州市番禺区。
申请再审人（一审第三人）：广州市南沙区唐人街教育培训中心，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
法定代表人：唐树标。
上述申请再审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林闻娥，国信信扬（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申请再审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朱恒强，国信信扬（南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聂启良，住湖北省枣阳市。
申请再审人唐树标、广州市南沙区唐人街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唐人街培训中心）与被申请人聂启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的(2014)穗南法民一初字第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7月30日作出（2015）穗中法民申字第9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9月2日，唐树标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起诉称，2011年9月，唐人街培训中心聘请聂启良担任其学管副理。唐树标是唐人街培训中心的出资人，唐树标为了使唐人街培训中心与聂启良能够长远的发展合作以及达到激励聂启良工作积极性的目的，于2013年1月9日与其签订了《股权赠与协议书》，并授权案外人黄某在该份协议书上签字。协议书约定，聂启良享有唐树标股东分配中的10%作为股东利益。虽然协议中还约定了聂启良需要承担唐人街培训中心经营的亏损及有权转让已实际缴纳出资的股权，但在协议的实际履行中并不存在上述情形。签订该协议纯粹是为了激励聂启良工作的积极性以及对其工作成绩的一种肯定和奖励。协议期间，唐树标按照协议书的约定支付了相应的分配款，聂启良因此从唐树标处领取了四季度的分配款共53858元。2014年6月，聂启良与唐人街培训中心终止了相关的合作关系，并加入广州市南沙区第三方教育培训机构“天才教育培训中心”。唐树标亦收到在校学生家长反映，聂启良前往学生家中开拓业务，并发表了很多不利于唐树标及唐人街培训中心的言论诋毁唐树标及唐人街培训中心的声誉。聂启良的行为严重的损害了唐树标及唐人街培训中心的权益，亦违反了唐树标与聂启良之间签订《股权赠与协议书》中关于聂启良自离职之日起两年内不得在广州市南沙区从事教育培训的其他单位任职、入股者自己开业经营培训的业务的竞业限制义务。故请求判令：1.聂启良返还唐树标分配的款项共53858元（第一季度14573元、第二季度15354元、第三季度12816元、第四季度11115元）；2.聂启良支付已收取分配款总额20%的违约金10771.6元（53858元×20%=10771.6元）；3.聂启良从2014年6月起两年内不得在广州市南沙区从事培训的其他单位任职、入股或者自己开业经营培训的业务；4.本案诉讼费由聂启良承担。
聂启良辩称，1.股权赠与协议书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合法性不予确认，聂启良确认与唐树标签订了股权赠与协议书，但认为该协议书中关于竞业限制部分并不合法，因此该协议书无效。2.聂启良根本没有特意发表不利于唐树标与唐人街培训中心的言论及诋毁唐树标及唐人街培训中心的声誉。3.不确认唐树标诉状所述第一点，因为股权赠与协议书只是签订2013年的，有效期是一年，而2014年没有续签，何谈长远发展，也不存在竞业限制一说。2013年的分红是聂启良的劳动所得，股权赠与协议书是2013年的事情，现在唐树标以2013年的协议要求聂启良显然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聂启良已全部履行2013年的约定，唐树标以此起诉不合理。4.聂启良根本没有加入天才教育培训中心，唐树标没有具备合法理由对聂启良进行竞业限制。5.股权赠与协议书上签名是黄某，盖的是唐人街培训中心的章，聂启良不认同与唐树标之间存在任何关系，该协议是与唐人街培训中心签订的，聂启良与唐树标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而聂启良在唐人街培训中心工作并领取相应劳动报酬，与唐人街培训中心应当是劳动合同关系。6.竞业限制按照法律规定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才可以签订的，而聂启良与唐树标之间的股权赠与协议书并非劳动合同，且该竞业限制条款里面没有约定聂启良的权利只约定了聂启良的义务，该竞业限制条款无任何法律依据，应当是不合法的。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聂启良2011年9月入职唐人街培训中心处，2014年6月离职。唐树标是唐人街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签订《股权赠与协议书》前对唐人街培训中心持有100%股权。2013年1月9日，唐树标（甲方）与聂启良（乙方）签订《股权赠与协议书》，该《股权赠与协议书》第一条内容为：“股权的赠与：甲方自愿赠与乙方广州市南沙区唐人街教育培训中心的股权，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即成为广州市南沙区唐人街教育培训中心的股东”；第二条内容为：“乙方可享有的股东利益：广州市南沙区唐人街教育培训中心年度利润的20%作为机构的发展基金，80%用于股东分配，乙方占用于股东分配中的10%”；第五条内容为：“本协议期限：自2013年1月9日至2013年12月31日”；第六条内容为：“乙方应履行如下义务：1.在协议期限内乙方离职的，甲方即收回赠与的股权。2.竞业限制：乙方从广州市南沙区唐人街教育培训中心离职后2年内，不得在广州市南沙区从事培训的其他单位任职、入股或者自己开业经营培训的业务。3.承担亏损：按股权比例，分担乙方持股期间广州市南沙区唐人街教育培训中心的亏损。4.乙方无权分配广州市南沙区唐人街教育培训中心结业后的剩余资产”；第八条内容为：“违约责任：乙方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应向甲方返还全部已收取的利润并向甲方承担已收取利润总额20%的违约金”。该《股权赠与协议书》甲方一栏有签名“黄某”及加盖了“广州市南沙区唐人街教育培训中心”公章，乙方一栏有签名“聂启良”并盖有指模。唐树标、聂启良及唐人街培训中心均确认该《股权赠与协议书》的真实性。唐树标在庭审时提交了《授权委托书》作为补充证据以证明唐树标授权黄某签署《股权赠与协议书》。庭审后，唐树标向本院提交申请书，申请撤回《授权委托书》，重新提交了《确认书》，该《确认书》于2014年10月24日出具，内容为：“本人唐树标与广州市南沙区唐人街教育培训中心确认以下事实，2013年1月9日共同授权黄某处理与聂启良签订《股权赠与协议书》的相关事宜，委托权限包括就该协议进行协商、订立等。黄某代表本人唐树标与广州市南沙区唐人街教育培训中心在协议书上签名，是合法有效的”。
聂启良签收了唐树标发放的股权分红2013年第一季度14573元、第二季度15354元、第三季度12816元、第四季度11115元共43858元。
2014年9月17日，聂启良向一审法院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书》，认为唐树标主体不适合，且其与唐人街培训中心是劳动关系，此案应先经过劳动仲裁而申请驳回起诉。2014年10月22日第一次庭审时，在审核管辖权异议问题中，聂启良明确表示撤回管辖权异议申请，同意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庭审时唐树标当庭提交广州市南沙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唐树标就本案已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一审庭审时唐树标认为对聂启良发放的股权分配款就是对聂启良需履行竞业限制的补偿，该补偿包括其离职后2年的补偿在内。聂启良否认唐树标的观点，并认为股权分配款并不具备补偿的作用。
以上案件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案庭审笔录为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唐树标与聂启良签订的《股权赠与协议书》的性质问题。尽管《股权赠与协议书》上列明甲方是唐树标，乙方是聂启良，但该协议书上不仅约定了唐树标、聂启良之间的股权赠与，还约定了聂启良需对唐人街培训中心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且该协议书甲方一栏是“黄某”的签名以及唐人街培训中心的盖章，唐树标及唐人街培训中心也就黄某在《股权赠与协议书》上签名的合法性进行追认，故该《股权赠与协议书》应为唐树标与聂启良以及唐人街培训中心的三方协议。由于股权的持有人是自然人，故在该协议书中关于股权的赠与部分应当认为是唐树标与聂启良之间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竞业限制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的内容之一，本案中《股权赠与协议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聂启良需向唐人街培训中心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应为聂启良与唐人街培训中心之间的劳动关系中的附加条款。
二、关于竞业限制条款效力问题。聂启良认为股权分配款并不具备补偿的作用，《股权赠与协议书》里的竞业限制条款不合法。经济补偿金是对竞业限制条款限制劳动者的劳动自由权、生存权的一种补偿，因此，在约定竞业限制的前提下，经济补偿金自动成为合同的条款，无需当事人约定，在此意义上，在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前提下，经济补偿金的给付具有强制性。尽管经济补偿金的给付具有强制性，但如果当事人不约定竞业限制则经济补偿金在合同条款中就不是必备的条款，因此，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规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的竞业限制条款没有约定经济补偿金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六条的规定，未约定经济补偿金的竞业限制条款不应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确认《股权赠与协议书》中竞业限制条款有效。
三、关于唐树标请求返还股权分配款及违约金的问题。虽然竞业限制条款是聂启良与唐人街培训中心之间的协议，聂启良取得的股权分配款应认定为唐人街培训中心的利润，根据《股权赠与协议书》第八条违约责任规定：“乙方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应向甲方返还全部已收取的利润并向甲方承担已收取利润总额20%的违约金”，甲方即唐树标可根据此条款向聂启良要求返还股权分配款及支付违约金。唐树标的该两项请求均规定在《股权赠与协议书》的第八条违约责任项下，故一审法院确认唐树标要求聂启良返还股权分配款及支付违约金均为要求聂启良承担的违约责任，两项请求的款项总和视为聂启良违反竞业限制应承担的违约金。
唐树标认为对聂启良发放的股权分配款就是对聂启良需履行竞业限制的补偿，包括其离职后2年的补偿在内，聂启良否认唐树标的观点，并认为股权分配款并不具备补偿的作用。根据前述理由，《股权赠与协议书》是唐树标、聂启良及唐人街培训中心之间的三方协议，该协议的股权赠与部分是唐树标与聂启良之间的协议，竞业限制部分是聂启良与唐人街培训中心之间的协议，唐树标自称为了使唐人街培训中心与聂启良能够长远的发展合作以及达到激励聂启良工作积极性的目的而赠与聂启良股权，显然并非针对竞业限制约定作出的补偿，《股权赠与协议书》上在竞业限制条款后也并没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经济补偿的条款，唐树标对聂启良赠与的股权部分不应作为聂启良需对唐人街培训中心承担竞业限制义务部分的补偿，故一审法院对唐树标的主张不予采信，确认在《股权赠与协议书》上没有约定竞业限制的经济补偿金。
竞业限制补偿是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对价，如未约定经济补偿金，却约定了违约金，则不存在对价。本案中《股权赠与协议书》对聂启良没有约定经济补偿金却约定了违约金，聂启良未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或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权利人主张聂启良按约定支付违约金，由于没有对价的前提，对唐树标请求聂启良返还股权分配款及支付违约金不予支持。
四、关于唐树标请求聂启良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该协议中的竞业限制条款属于聂启良与唐人街培训中心之间劳动合同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约定，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唐树标并非用人单位，不是请求聂启良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适格主体，对于唐树标的该项请求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六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唐树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708元，由唐树标负担。
唐树标与唐人街培训中心不服一审判决，申请再审称，1.唐人街培训中心与聂启良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一种代理关系，不适用劳动法调整。双方签订的《“唐人街教课程辅导”代理推广合同书》第二条明确约定“乙方（即聂启良）作为‘唐人街课程辅导’的代理推广人，负责课程辅导中心的招生、教学管理、日常管理和教师团队训练等工作。2.聂启良的辩论意见也认为是唐人街培训中心的小股东，而一审法院根据《股权赠与协议书》中规定了“竞业限制”的条款，而推定聂启良与唐人街培训中心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不符合事实。3.没有强制性法律法规规定“竞业限制”仅能适用于劳动关系。聂启良签订了《股权赠与协议书》，表示愿意遵守其中关于竞业限制的规定，也领取了2013年四个季度53858元分红款，但在2014年6月份离开唐人街培训中心后，又到天才教育培训中心任教，违反了上述合同的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4.聂启良收取的2013年四个季度的分红是依股东的身份获得，而不是劳动报酬。本案中双方未将股权收益作为劳动报酬，也从未以劳动报酬的考核方式予以考核发放，《股权赠与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股权分红的发放标准是依照唐人街培训中心的利润情况。另，在发放聂启良四季度分红时，并没有停止、扣除聂启良的收入，聂启良酬劳发放证明季度分红并不是劳动报酬的一部分。5.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没有对聂启良是否在“天才教育培训中心”任职的事实进行实质审查。一审中，唐树标提交的电话录音、证人证言、天才教育培训中心的宣传单、及聂启良的手机短信，其中宣传单上的电话号码为聂启良一直用的电话号码，初步证明聂启良在“天才教育培训中心”任职的事实，因唐人街培训中心与唐树标调查聂启良在“天才教育培训中心”任职的证据较为困难，唐树标在一审庭审中曾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但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回应，也未进一步查证对该事实进行认定。6.因一审在事实方面认定错误，聂启良在一审判决生效后，到广州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唐人街培训中心履行双方因存在劳动关系而需承担的一些法律责任，使得双方纠纷不止。综上，再审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
聂启良答辩称，其与唐人街培训中心在2011年9月26日至2014年6月20日间是劳动关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再审查明，一审判决书第5页第2行“共43858元”应为“53858元”。双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再审另查明，《广州市南沙区唐人街教育培训中心章程》第三十四条规定：“学校资产来源：本单位开办资金来源：唐树标独资，于2009年6月1日前出齐。”
再审另查明，唐树标和唐人街培训中心为证实聂启良在离职后又到天才教育工作，在一审中申请唐人街培训中心的陈某、吴某和樊某出庭作证并向法庭提交载有联系电话189××××6869的“天才教育”宣传单等证据，聂启良认为宣传单上的电话不是其的，天才教育与其没有关系。再审中，唐树标和唐人街教育中心又提供了聂启良在天才教育为客户推荐课程项目的光盘及截图照片，聂启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
再审另查明，聂启良在本院留存的地址确认书中载明的送达地址为：“广州市南沙区进港大道80号敏捷君御国际1025室”。为核实聂启良与天才教育的关系的事实，根据唐树标和唐人街培训中心的申请，本院于2015年12月2日到上述地址进行调查，发现该地址实为天才教育的办公场所。天才教育工作人员车海湘证实聂启良在2014年8月到天才教育上班，现在天才教育担任数学教师，宣传单上189××××6869电话系聂启良使用的号码。
庭审中，唐树标和唐人街培训中心认为《股权赠与协议书》是唐树标授权他人签订的，因为唐树标拥有唐人街培训中心100%的股权，故上述协议是唐树标与聂启良两人签订的，唐人街培训中心在上述协议中盖章只是进行确认。聂启良认为上述协议书是其与唐树标签订的，分红不是唐树标给其的，是唐人街培训中心有利润后分配给其的。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为聂启良是否应承担《股权赠与协议书》中的违约责任问题。
第一，《股权赠与协议书》中载明的甲乙双方是唐树标与聂启良，虽然协议书甲方签名处是由“黄某”签名并盖有唐人街培训中心的印章，但唐树标一审中已出具书面《确认书》，确认黄某系代表唐树标与唐人街培训中心签署该协议书，再审中唐树标和唐人街培训中心亦确认上述协议书系唐树标与聂启良双方签订，并由唐人街培训中心确认，而聂启良再审中也对该协议书系聂启良与唐树标之间订立的关系予以确认。一审关于《股权赠与协议书》应为唐树标、聂启良及唐人街培训中心三方协议的认定正确，再审予以维持。上述《股权赠与协议书》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有效。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本案《股权赠与协议书》中虽有涉及竞业限制的条款约定，但该条款系唐树标转让股权的附加义务，系唐树标与聂启良双方之间的约定，并非用人单位与聂启良之间的合同约定，一审将本案确定为竞业限制纠纷案件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唐树标主张本案系合同纠纷案件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第三，唐树标作为唐人街培训中心的出资人，将其持有的唐人街培训中心的股权利益赠与聂启良，聂启良应按《股权赠与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义务。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聂启良于2014年离开唐人街培训中心后，又到广州市南沙区从事培训的其他单位任职，违反了《股权赠与协议书》关于竞业限制的约定，故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唐树标要求聂启良依《股权赠与协议书》约定向其返还已收取的分配款共53858元并支付该款项20%的违约金的主张，符合《股权赠与协议书》的约定，本院予以支持。《股权赠与协议书》关于竞业限制的条款属于聂启良应履行的合同义务，聂启良已因违反该义务承担违约责任，唐树标还要求聂启良自2014年6月起两年内不得在广州市南沙区从事培训的其他单位任职、入股或者自己开业经营培训的业务的诉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基本事实认定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4）穗南法民一初字第380号民事判决；
二、聂启良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唐树标返还53858元；
三、聂启良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违约金10771.6元给唐树标；
四、驳回唐树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08元由聂启良负担，再审案件受理费1416元由唐树标、广州市南沙区唐人街教育培训中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一扬
审 判 员 兰永军
代理审判员 王汇文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余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