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监利刑初字第00044号
公诉机关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思华，男，1961年9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罗田县，汉族，博士研究生，2001年7月至2009年12月先后任湖北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湖北省农业厅（以下简称省农业厅）经济作物处处长，其间曾兼任湖北省农业厅南湖开发办公室（以下简称南湖办）主任，住武汉市武昌区。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3年5月21日被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羁押，同月22日被刑事拘留，2013年6月5日被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同月8日由湖北省公安厅执行，2013年8月6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一个月（自2013年8月9日至9月8日），2013年9月4日，经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二个月（自2013年9月9日至11月8日），2013年11月4日，经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二个月（自2013年11月9日至2014年1月8日），2014年1月8日，因发现张思华另涉嫌犯贪污罪，决定对张思华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自2014年1月8日至3月7日），2014年3月5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一个月（自2014年3月8日至4月7日），2014年3月25日，经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二个月（自2014年4月8日至6月7日），2014年6月4日，经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二个月（自2014年6月8日至8月7日）。现羁押于监利县看守所。
辩护人刘绪高，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监利县人民检察院以监检公诉刑诉〔2015〕2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思华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于2015年2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4〕鄂刑立他字第00115号指定管辖决定书，指定本院审判本案。本院于2015年3月3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28日至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监利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在鹄、詹烁、代理检察员赵娟、何正腾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思华及其辩护人刘绪高均到庭参加诉讼。监利县人民检察院曾向本院提交了《延期审理建议书》，本院决定对本案延期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提请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针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情节及法律适用，当庭举证、质证和辩论，被告人张思华作了最后陈述。综合控辩双方争议及各自理由，本院评判如下：
一、起诉书指控的滥用职权罪
（一）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滥用职权罪
监利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向深业泰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法转让402.54亩土地过程中，被告人张思华涉嫌滥用职权罪的事实。
张思华兼任南湖办主任期间，于2004年底至2005年上半年，经时任省农业厅厅长陈某1（另案处理）同意，违反国有资产和土地管理有关规定，和时任省畜禽育种中心主任兼南湖办副主任马某1（另案处理）等人与深业泰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然集团)签订协议，非法转让并合作开发省农业厅下属事业单位省畜禽育种中心（以下简称育种中心）国有划拨土地402.54亩，其中，以63.8万元/亩的价格一次性卖断100亩（实测面积为106.97亩），其余300亩（实测面积为295.57亩）由双方联合开发，按3：7比例分配收益。并与泰然集团恶意串通，采取虚设交易条件、劝退其他竞买人等不正当手段，使泰然集团以3.6229亿元的挂牌底价取得该宗土地。此后，张思华又安排育种中心开具虚假证明文件，帮助泰然集团骗取该宗土地使用权证，对土地进行了违法开发。案发后，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认定涉案地块交易过程违法，土地使用权证依法应予以撤销。截至案发，泰然集团缴纳了1.81145亿元的国有土地出让金，向育种中心支付了各项收益共计3.421655亿元。经评估测算，涉案土地共价值10.6572347亿元，扣除上述收益，少收入土地出让金和土地补偿款5.4241297亿元。
针对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相应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张思华滥用职权，致使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思华在滥用职权罪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被告人张思华辩解：1.自己在侦查阶段的部分供述是侦查人员用非法手段取得；2.这块土地的使用权人是育种中心，以育种中心名义签订相关协议、出具相关证明等都不是我安排的；3.我在本案中，没有决策和执行的行为，我没有与泰然公司恶意串通，只是做了一些协调的工作；4.瀚海公司对案涉土地价值的评估意见不应采信，我们不仅没有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反而因该土地开发给农业厅创造了更多收益；5.自己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其辩护人提出了与被告人张思华辩解相同的辩护意见外，还提出：1.本案中张思华的行为是按照省农业厅设置南湖办的职责范围和“1+3”协议的约定进行的，并不是张思华超越该职责范围和约定的滥用职权行为；2.即使认定被告人张思华构成滥用职权罪，应认定被告人张思华属于从犯；3.应认定被告人张思华系出于间接故意。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初，省农业厅拟对下属单位湖北省畜禽育种中心（以下简称育种中心）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南湖附近的一块国有划拨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2004年6月，省农业厅党组研究决定，成立南湖办，其主要职责是：研究南湖开发总体计划，洽谈南湖开发重点项目，协调南湖开发相关事宜，为省农业厅党组决定南湖开发事项提供依据。省农业厅任命被告人张思华为南湖办主任，同伙马某1、胡某1、靳某某（均另案处理）为南湖办副主任，同伙高某1、陈某2（均另案处理）为南湖办工作人员。2004年下半年，深圳泰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泰然集团）董事长马某2（另案处理）带领副总经理李某1（另案处理）等人与时任省农业厅厅长陈某1、副厅长梅某某（均另案处理）及被告人张思华联系，表示对该划拨土地有开发的意愿。省农业厅与深圳泰然集团达成了买断100亩土地和合作开发300亩土地的意向，被告人张思华及同伙马某1、胡某1、靳某某、高某1、陈某2等人参与了谈判，并负责具体工作。被告人张思华安排陈某2起草了协议书，经马某1、胡某1、靳某某、高某1传阅修改，由被告人张思华审核后报省农业厅审批。经省农业厅批准，育种中心与深圳泰然集团分别于2004年12月24日、2005年1月11日签订了买断100亩土地的《协议书》和合作开发300亩土地的《协议书》（以下简称“1+3”协议），省农业厅授权马某1代表育种中心在该二份协议书上签字。
2005年1月19日，深圳泰然集团出资注册成立了武汉市泰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泰然公司），专门运作育种中心前述国有划拨土地的房地产开发事项（即南湖·玫瑰湾项目）。为方便武汉泰然公司取得该地块的使用权，经省农业厅党组的同意，由被告人张思华及同伙马某1、胡某1、靳某某、高某1、陈某2具体操作，与武汉泰然公司李某1等人串通，于2005年7月4日将该地块运作至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东湖分局）挂牌交易；为确保武汉泰然公司能顺利摘牌，被告人张思华及同伙马某1、胡某1、靳某某、高某1、陈某2与武汉泰然公司李某1等人共同商量设置竞争障碍，非法设置了一些虚假挂牌条件，以阻挠其他公司竞标。被告人张思华在陈某1的安排下，参与将竞标的相关公司劝退。2005年8月11日，武汉泰然公司以挂牌底价3.6229亿元摘牌，该地块〔EP（2005）004号〕实测面积268,361.04㎡（约402.54亩）。此后，为协助武汉泰然公司办理该地块的土地使用证，被告人张思华向梅某某、陈某1汇报后，安排陈某2拟稿，经南湖办人员传阅，由被告人张思华审核后分别于2005年8月15日和2005年8月23日以育种中心的名义出具了虚假的已收到土地补偿款1.81145亿元的《收款证明》和承诺由育种中心负责完成该地块上的地面附着物拆迁的《承诺函》，从而使武汉泰然公司获取了该地块土地使用证。
2005年11月2日，由马某1代表育种中心与武汉泰然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书》，约定双方的利益分配按“1+3”协议的相关约定执行，挂牌交易后育种中心应得的土地补偿费亦按“1+3”协议的相关约定执行。之后，双方在没有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补偿合同》的前提下，仍根据“1+3”协议进行房地产开发和分配收益。
案发后，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认定涉案地块交易过程违法，土地使用证依法应予以撤销。
截至案发，根据“1+3”等协议，武汉泰然公司对“买断”的106.97亩土地于2004年12月份向育种中心支付转让款6380万元，对合作开发的295.57亩土地，向育种中心支付了收益共计2.783655亿元。摘牌后，武汉泰然公司向国土部门缴纳土地出让金1.81145亿元。经评估，涉案土地价值10.6572347亿元。违规转让造成国家经济损失5.4241297亿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同伙马某1的供述：（南湖办）是2004年6月份成立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研究南湖开发相关事宜，为厅党组决定南湖开发事项提供依据。（南湖办）有主任张思华，副主任胡某1、靳某某和我，工作人员高某1、陈某2等。我作为育种中心法定代表人，有些需要加盖育种中心公章、需要我签字的时候，我按照张思华的安排签字、盖章。深圳泰然集团知道我们有地要搞开发后，就由马某2、李某1来考察，由董事长胡某2出面和厅领导接触。马某2要我们拿400亩地来谈，买断100亩、合作开发300亩，即“1+3”合作开发模式，我们南湖办人员和深圳泰然集团谈好后上报了厅长办公会进行公决。公决同意后，南湖办人员和李某1开始商谈买断100亩土地的合同条款和300亩的意向协议。我们就此咨询了律师，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说我们的合同名称不合法，国有土地不能私自转让，让我们尽量规避风险。我们几个人商量后，按照律师的意见又重新更改了协议，尽量使协议文本看上去合法化。我们与深圳泰然集团基本达成协议后，上报厅领导，并附上了律师意见书。厅领导同意后，张思华安排我与马某2分别代表育种中心和深圳泰然集团签订了100亩的买断协议，并由深圳泰然集团将100亩的土地买断款6380万元打给了我们，同时确定了300亩的意向协议。经过磋商修改，张思华安排陈某2起草（300亩的合作）协议，该协议由胡某1、靳某某、我、高某1传阅，由张思华拍板确定。我们将拟好的协议请示厅领导同意后，正式和深圳泰然集团马某2签订了300亩的合作协议，张思华安排我签字，该协议约定双方按照建成物业面积的3：7分成。签订上述协议时没有经过国资委或者省财政厅、省政府的批准。“1+3”协议签订后，我们南湖办就开始协调配合武汉泰然公司准备土地交易事宜。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湖北省农业厅关于支持省畜牧科研生产基地迁建问题的请示》是张思华安排陈某2起草的，张思华给我们通过气。（这份报告）是为了配合泰然公司将这块地运作到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交易。张思华、胡某1、靳某某、马某1、高某1和我都参与（商议）了。4份不同内容的湖北省畜禽育种中心鄂牧（育）〔2005〕8号文件，是，我们南湖办和李某1在一起商议向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出具的（设置）招拍挂条件的（文件），要求土地竞得人须帮助完成我方四个国家重点畜牧科研生产基地项目的搬迁重建；安排我方150名职工就业等，其中一份2005年7月12日有张思华签注的“此件依厅领导集体意见和原订协议，只供交易使用，实际执行仍按照‘1+3’协议”。我们设置的交易门槛是为排挤其它竞争对手，我们泰然公司还是按照之前签订的“1+3”协议执行。这4份鄂牧（育）〔2005〕8号文件都是张思华安排陈某2起草的。在南湖办工作期间，一般南湖办要以育种中心名义出具文件、证明时，都是陈某2起草，由胡某1、靳某某、我、高某1传阅，张思华审定，经我同意后，由陈某2到余某某（育种中心公章保管人）那里盖的章。我们和李某1商议好招拍挂条件后，以文件的形式给东湖分局，来来回回弄了好多次，最后，我们向东湖分局行文了一个最终版的交易条件，东湖分局以此进行挂牌公告。在挂牌期间，由于天津顺驰参与竞争，我们南湖办、泰然公司协调推迟了交易时间，并劝退了天津顺驰。之后，我们以育种中心的名义向东湖分局打了恢复交易的申请。泰然公司以底价每亩不超过100万顺利摘牌。二〇〇五年七月《国有土地使用权移交协议书》和前面设置条件（的文件）如出一辙，也是为了确保泰然公司把地拿到手，排除其它竞争者。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湖北省畜禽育种中心关于挂牌交易的申请》的“因我中心委托你局交易设置的条件引起的任何法律纠纷，由我中心承担”，这么写是因为我们设置了交易门槛，东湖分局怕出问题，要我们做一个承诺，要求我们写的一个保证。泰然公司拿到这块地后，为了及时与东湖分局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要求我们育种中心出具一份保证地面附着物的拆迁承诺函和一份收到武汉泰然公司结清土地补偿款1.8亿多元的证明。我按他们的要求以育种中心的名义出具了收款证明和承诺函，但没有收到1.8亿多元的土地补偿款。（这个收款证明）是张思华安排陈某2起草，胡某1、靳某某、高某1传阅，由张思华审定后，经我同意加盖的育种中心公章。承诺函是陈某2起草的。
2.同伙陈某1、胡某1、靳某某、高某1、陈某2对上述事实亦作有供述，证人李某1对上述事实亦作有证言。
3.证人梅某某除证明了同伙马某1供述的内容外，还证明：张思华和马某1在二楼会议室向我汇报，说是按照国土部门的要求，武汉泰然公司必须向育种中心支付1.8亿元的土地补偿款，以及向国土部门出具净地证明。后来我向陈某1汇报了这个情况，陈某1说我们按照“1+3”协议执行，配合武汉泰然公司先把土地证办下来。
4.证人周某1的证言：育种中心将原划拨的科研用地用于房地产开发，属于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的行为，还属于资产变性。按规定是应报我们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处审批的。我在湖北省财政厅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处工作期间，育种中心或省畜牧局或省农业厅没有就土地处置的情况按规定报湖北省财政厅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处审批过。
5.证人蔡某某、周某2、丁某某对省农业厅、南湖办、育种中心擅自处理国有资产并被要求整改等情况作有证言。
6.被告人张思华的身份、职务等相关书证，证实张思华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7.《关于成立“湖北省农业厅南湖开发办公室”的通知》、《关于湖北省农业厅南湖开发办公室领导班子配备的通知》、《研究南湖开发启动有关问题》、《关于厅南湖办内设职能部门工作任务和人员分工的通知》在卷证明。
8.《报送<协议书>和<合作开发南湖地块项目协议书>的请示》，证明张思华在该“请示”上进行了批注，批注内容为：“此件已与‘中心’领导、律师反复商讨，并以（已）反馈‘泰然公司’。可否，请陈厅、梅厅长审示。”
9.《报送<协议书>和<意向协议书>请示》，证明张思华呈请省农业厅领导审签的请示上，省农业厅王某1、高某2、梅某某等十人批示“同意”或“拟同意”，陈某1批示“已经厅长办公会议（扩大）和厅党组会议议定，同意各厅领导意见”。
10.《法律意见书》，证明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某1提出：（1）育种中心的土地为国家无偿划拨的土地，依法禁止私下转让,《转让土地使用权补偿资金协议书》由于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2）建议不要以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方式签订合同，而是采取别的办法跨越法律障碍。
11.育种中心与深圳泰然集团于2005年11月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在卷证明。
12.湖北省农业厅鄂农业〔2005〕9号文件、《关于商请支持省畜牧科研生产基地迁建问题的函》、《关于支持省畜牧科研生产基地迁建问题的请示》、《关于省畜牧科研生产基地迁建问题的回复》、《关于“1+3”合作项目两个问题的请示》、育种中心致东湖分局的鄂牧（育）〔2005〕8号文件《关于委托交易土地使用权的申请》（四份，内容有差别）、《国有土地使用权移交协议书》、《收款证明》和《承诺函》、《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合同》、《国有土地使用证》等书证在卷证明。
13.鄂瀚评报字〔2013〕022号《武汉市泰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土地使用评估报告书》、鄂瀚评报字〔2013〕023号《武汉市泰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议购买土地使用权评估报告书》，证明涉案土地使用权价值为：10.6572347亿元。
14.《湖北省审计厅关于畜禽育种中心与武汉市泰然房地产开发公司合作开发土地收益分配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证明截至2012年末，育种中心实际获得泰然公司分配的土地收益34216.55万元。
15.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提供的记账凭证等复印件八份，证明泰然公司于2005年8月缴纳育种中心402.54亩土地出让金181145000元。
16.被告人张思华在本案侦查阶段的供述：南湖办是2004年6月份成立的。我是南湖办主任，副主任胡某1、马某1、靳某某，还有工作人员高某1、陈某2。南湖办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制定育种中心1000亩左右地块的开发规划，研究有关政策，商谈合作伙伴，依法维护农业厅开发的合法权益，为厅党组决定南湖开发事项提供依据。作为南湖办主任，我的工作职责负责主持南湖开发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全面负责南湖办工作。2004年11月底，深圳泰然集团的上级深业集团决定与农业厅进行合作开发。2004年12月上旬，深业集团总裁胡某2、深圳泰然集团董事长马某2等人到武汉来与农业厅就联合开发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之后他们组建专班与南湖办具体谈合作协议，起草联合开发的大框架，经农业厅党组研究同意后，于2004年12月24日签订了“1+3”框架协议和100亩土地的买断协议。这份协议是南湖办与深圳泰然集团商谈,由马某1与深圳泰然集团签订的。2005年1月11日我们南湖办与深圳泰然集团签订了300亩土地合作协议。这份协议是南湖办和深圳泰然集团谈的，由马某1与深圳泰然集团签订。与深圳泰然集团签订这两份协议时，没有经过国资委或者省财政厅、省政府的批准。此后，我、马某1等人和李某1等人商量确定在东湖分局挂牌交易，南湖办负责相关事项的手续，李某1他们负责土地部门公关活动。2005年3月，我们以农业厅名义向省政府发了一个报告，请求批准将育种中心土地进行综合商业开发，并将开发商预付资金直接用于育种中心搬迁，省政府副秘书长在征求国土厅意见后，批示同意。我们还向主管副省长专门起草了一个报告，再次提出“由开发商预付部分搬迁费直接用于国家项目和职工住宅的迁建”类似问题，同时还加入了要求在东湖分局挂牌交易的请示内容，希望得到主管副省长的支持。主管副省长只同意土地到东湖分局挂牌交易，要求国土厅和武汉市国土局协商。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同意将地拿到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交易后，我们根据土地招拍挂的要求开始准备相关资料。南湖办研究后，我安排陈某2起草了湖北省畜禽育种中心鄂牧（育）〔2005〕8号《关于委托交易土地使用权的申请》，经我和马某1修改，报送到东湖分局。该申请经过了多次修改，其中一份我还留注了“此交易条件供土地交易设置所用，不作为合作的依据。合作开发按“1+3”协议执行。2005年6月24日”。“申请”的主要目的是设置交易条件：一是为省畜禽育种中心购买400亩土地作为种猪场；二是安置150名职工等。这些条件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但在土地公告期间，顺驰公司也要求参与竞买，我们认为需要厅领导出面才行，当时陈某1厅长和梅某某副厅长出差在外，只有高某2副厅长在，我们就请他出面了。高厅长同意后，我约顺驰公司的代表在农业厅的瑞丰大厦4楼的一个会议室面谈，当时参加人员有高厅长、南湖办的全体人员和顺驰公司的三个人。这次以后，顺驰公司没有再参与竞买。之后，我们南湖办就协助育种中心加快对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的工作，加快这块地的挂牌进度。2005年8月11日进行了招拍挂，深圳泰然集团以3.6亿多元顺利摘牌。深圳泰然集团只交了成交价款的50%，也就是1.8亿多元到东湖分局。按文件规定，另外一半应交到育种中心，但我们实际是将400亩土地拿出来与深圳泰然集团进行联合开发，不存在还要收一半成交价款的问题。南湖办督促育种中心为深圳泰然集团出具了育种中心收到土地补偿价款1.8亿多元的收款证明和一份净地证明。（农业厅）将育种中心400亩土地转让给深圳泰然集团并收取该集团9380万元都没有经过资产监管部门的批准，我们也没有向财政厅或者国资委请示过，也没有经过分管财政的副省长签批。
被告人张思华提出的第1点辩解，经查，被告人张思华的供述能够得到同伙马某1等人的供述、证人李某1、梁某某的证言、相关书证等证据的印证，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人张思华的供述系非法证据，故该点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人张思华提出的第2点辩解，经查，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土地使用权人系育种中心，签订相关协议系省农业厅授权马某1签字，但也能够证实与土地招拍挂相关的文件系被告人张思华安排起草，故该点辩解与证据、事实部分相符，本院予以部分采纳。
被告人张思华提出的第3点辩解，经查，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协调南湖开发相关事宜为南湖办职责的一部分，张思华作为全面负责南湖办工作的负责人，协调工作为其职责的一部分；但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张思华实施了与武汉泰然公司人员共谋、安排同伙起草相关文件、参与劝退竞买人等非协调行为，故该点辩解与证据、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人张思华提出的第4点辩解，经查，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瀚海公司资产评估范围包括土地的评估、评估人员持有财政部颁发的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涉案土地的评估主体合法；该评估报告符合客观事实，能准确反映张思华等人参与违规处置案涉土地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该二份评估报告本院应予采信。现有证据能够证实张思华等人的滥用职权行为，造成国家经济损失5.4241297亿元。省农业厅未依法处置案涉国有划拨土地，无论该处置是否给省农业厅增加收益，该收益亦为非合法收益。综上，该点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人张思华的辩护人提出的第1点辩护意见，经查，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张思华参与了设置交易障碍、劝退竞标公司、安排出具收款证明和承诺函等非南湖办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亦能证明“1+3”协议系经省农业厅党组批准后签订，但省农业厅无权擅自处置案涉地块，该协议违法。张思华超越南湖办职责范围的行为和按“1+3”协议约定实施的行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滥用职权的行为。故该点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滥用职权罪
监利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向湖北星海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非法转让240亩土地过程中，被告人张思华涉嫌滥用职权的事实。
2008年1月，在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已经明确要求省农业厅就向泰然集团转让土地的问题整改的情况下，张思华与马某1等人在陈某1的安排下违法违规与湖北星海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海公司）签订土地协议，以83万元/亩的价格非法转让国有划拨用地240亩。星海公司分别于2008年12月23日、2011年4月15日两次挂牌交易，以2.813亿元挂牌总价取得其中86.47亩土地的使用权，并缴纳了国有土地出让金共计1.4065亿元。根据武汉市国有土地出让收费管理规定，育种中心应收土地补偿款1.4065亿元，实际仅按协议约定价格收取国海公司支付的土地补偿款共计7247万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6818万元。
针对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相应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张思华滥用职权，致使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思华在滥用职权罪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被告人张思华辩解：1.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不属实；2.我只是参与了谈判，没有我个人的行为，且相关合同签订后，我就回省农业厅上班了；3.按83万元/亩的价格出让相应土地所得，是育种中心的纯收益，对省农业厅来说不存在损失；4.我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其辩护人提出了与被告人张思华辩解相同的辩护意见外，还提出：1.指控的损失没有经过评估；2.指控国海公司两次挂牌与事实不符，国海公司不具备挂牌的主体资格；3.即使被告人张思华构成滥用职权罪，也应认定为从犯。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国庆节前后，被告人张思华在时任省农业厅厅长陈某1的安排下，与同伙马某1等人就育种中心存量土地出让事宜和湖北星海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海公司）多次谈判，并将双方初步形成的土地出让方案报省农业厅厅长办公会研究同意。2008年1月，省农业厅授权马某1代表育种中心与星海公司签订了《协议书》，以83万元/亩的价格出让国有划拨用地240亩。协议签订后，星海公司于2008年6月注册成立了湖北国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公司），专门运作前述240亩土地的房地产开发事宜。2008年12月23日和2011年4月15日,国海公司在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对该地块组织实施的招拍挂交易中，以2.813亿元总价取得其中86.47亩土地的使用权，并缴纳了国有土地出让金共计1.4065亿元。国海公司与育种中心分别于2009年4月3日、2011年4月18日依照相关规定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补偿合同》，育种中心应向国海公司收取土地补偿款1.4065亿元，但育种中心实际仅按协议约定价格收取国海公司支付的土地补偿款共计7247万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6818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同伙陈某1的供述：段某、赵某某与南湖办的人为转让240亩地的事谈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张思华就报了一个请示和协议书的草稿给我，我看了后同意把这个协议拿到厅长办公会上讨论，最后讨论通过了，我在上面签字表示同意大家意见。2008年1月28日，育种中心和星海公司正式签订了协议，转让给星海公司240亩土地，每亩83万元的转让价格是段某和张思华他们具体谈判的结果。我是听张思华给我汇报的这个价格，张思华还说这块地的拆迁任务重，这个价格已经不低，我也就表示同意了。我也同意了乙方即星海公司将保证金从1亿元减到了5000万元，这是我和张思华在会前事先商量过的。签订这份《协议书》之前，省农业厅没有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财政部门、上级主管部门汇报或者申请审批。我不知道向星海公司转让的这240亩地，有没有经过评估，也没有过问这个问题。这240亩地是国家划拨用地，是国有资产。
2.证人梅某某的证言：2004年下半年的一天，陈某1给我打电话，说有个朋友想开发育种中心的地，让我接待一下。段某和赵某某就到我办公室里去找我，简单说了一下情况，我让段某和赵某某具体去找南湖办的张思华和马某1谈。
3.证人马某1的证言：与星海公司达成土地开发协议，向省厅汇报，都是张思华在主导此事。张思华向我们传达，说省农业厅通过了南湖办关于由星海公司进行土地开发的方案，并告诉我，由我这个育种中心法定代表人与星海公司签订协议书。83万元每亩的（土地）价格是南湖办参考南湖周边土地价格，与星海公司谈判到双方都可以接受，再由张思华向省农业厅汇报，由省农业厅批准的。
4.证人胡某1的证言：当时南湖办主任张思华的意思是与泰然公司合作开发太麻烦，于是（对育种中心的存量土地）拿了个一次性买断的方案。与国海（签订协议的是星海公司）公司协议的是每亩83万元，由张思华当场拍板，书面报告厅党组。国海公司提出土地购买费用高了，想少交点保证金，张思华带头同意，我们也就跟着同意了，这样保证金就从1亿元减到5000万元。在星海公司交了5000万元的定金，我们双方签订了协议。
5.证人靳某某、高某1、陈某2对上述事实亦作有证言。
6.证人赵某某的证言：2007年6、7月份，我通过一次偶然机会认识了张某1，并了解到他是湖北星海房地产开发综合有限公司董事长，是个有实力的开发商，我就跟他提到南湖那边有块地准备开发，有没有兴趣，他说可以，并叫我联系，于是我就把段某介绍给他了，两人商谈后也达成合作搞开发的意向。段某负责找陈某1出面，陈某1跟南湖办打招呼，有了这层关系，2007年底就基本谈成。关于地价双方争执了很长时间。2007年底的一天，张思华召集我们在育种中心会议室一起谈了一次，我们这边有段某、张某1、夏某1和我，张思华、马某1、胡某1、靳某某、高某1、陈某2等人参加，在这次谈判会议上，张思华说：“不就育种中心提出的86万元，也不就你们（指我和段某、张某1一方）所说的80万元，就定83万元一亩，拆迁由你们负责，能行就行，不行拉倒。”当时张某1认可了这个价格。最终定为合作开发240亩，定价是每亩83万元，并在当时双方初步达成了一个意向协议。2008年1月正式签订了协议书。我们签意向协议时，育种中心为了确保我们能按照协议执行，防止我们违约，要求我们交1亿元的信用保证金，后来我们正式签订协议时定的是交5000万元，实际上我们也只交了5000万元，这钱与育种中心的土地收益没有关系。在整个过程中，陈某1起到决策作用，张思华、马某1等人具体负责操作、执行。在谈判中有问题和困难时，都是由段某出面找陈某1解决。星海公司与育种中心签订《协议书》后，由国海公司成功摘牌并开发了两块土地：2008年，国海公司以“双竞双限”房建设项目成功摘牌编号为P（2008）065号地块的第一块地，即瑞湖天地一期的40多亩，当时成交价款总额为9330万元；2011年，国海公司成功摘牌编号为P（2011）028号地块的第二块地，即瑞湖天地二期的50多亩，当时成交价款总额为18800万元。除向土地交易中心缴纳50%的成交价款外，国海公司对育种中心的土地补偿款实际是按此前签订的协议以83万元/亩的价格支付的。谈判中南湖办和星海各自报出的价格没有经过评估，是根据前期育种中心和泰然公司协议的地价适当做了增加，同时参考当时周围地价情况作了一个大概的估算。此节得到证人段某、夏某1、叶某某、佘某某证言的印证。
7.《省畜禽育种中心存量土地开发方案（供厅长办公会议决策参考）（2007年9月25日）》、〔2007〕4号《厅长办公会议纪要》等省农业厅提供的相关书证，证明张思华提出育种中心存量土地开发方案，并得到省农业厅厅长办公会同意。
8.《关于报送存量土地开发<协议书>的请示》、育种中心与星海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在卷证明。
9.《国海公司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在卷证明。
10.WTDC[2008]036号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报告、合同编号为WH-2009-070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WTDC[2010]064号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报告、合同编号为WH-2011-56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案涉地块进行招拍挂过程的相关书证在卷证明。
11.育种中心与国海公司资金往来账目在卷证明。
12.被告人张思华的供述：经过陈某1厅长介绍，段某、赵某某多次找我们（就育种中心土地开发的事）谈判。赵某某一直很关注这块地，经常跟我们南湖办保持联系。到了2007年国庆节前后，厅党组决定将育种中心剩下的土地和畜牧局的“畜牧大楼”一起规划开发。我们接触了一些开发商，与段某、赵某某找的星海公司张某1等人谈了一段时间以后，根据陈某1厅长当面交代，我们开始和段某、赵某某、夏某1、张某1等人进行实质性谈判。2007年国庆节之后，我接到陈某1厅长电话后到他办公室，他对我说：“你们南湖办可以跟段某、赵某某、张某1他们进行实质性谈判了，同时要确定具体的开发方式。”我说：“我们抓紧办。”我们就和段某、张某1、赵某某、夏某1等人谈判土地价格、拆迁成本等焦点问题。谈判之前，我们南湖办进行了综合测算，没有专门安排人去委托评估（地价）。我们约赵某某、夏某1及其律师等人一起在育种中心二楼的会议室最后谈定，确定先签订总体协议，然后根据实际挂牌交易情况，分块开发。挂牌开发一块，如果上面没有拆迁任务，按照112万元一亩的价格乘以面积直接付款给我们；如果有拆迁任务，就按照83万元一亩的价格乘以该面积，最后算总账。正式协议是2008年1月底，陈某2起草，我和马某1反复修改，最后确定正式协议文本报农业厅党组，正式协议文本经厅党组会研究同意并授权，马某1代表育种中心、张某1代表星海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合同约定的开发面积是240亩，价格是83万元一亩。我主要是按照厅党组的授权，和段某、赵某某、夏某1、张某1等人谈判土地出让价格、合作开发模式，提出方案、确定协议文本并报请厅党组同意，在协议签订后，我很少过问星海公司这块地的事情了。我只知道他们后来第一期开发了40多亩地，以武汉市地铁“双竞双限”房名义展开的。这块地的转让没有经过财政部门、国资管理部门的批准。
被告人张思华提出的第1点辩解，经查，公诉机关出示和列举的证据可依法采信，能够相互印证，且能证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故该点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人张思华提出的第2点辩解，经查，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张思华除与星海公司谈判外，还参与了商议、报送育种中心存量土地开发方案、修改相关协议书等事项，故该点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人张思华提出的第3点辩解，经查，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地块在招拍挂前育种中心即与星海公司签订了240亩土地转让协议，该行为系违法处置国有划拨土地的行为，育种中心依该协议以83万元/亩的价格获取的收益为非法收益；也能证明该行为造成国家经济损失6818万元，故该点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人张思华的辩护人提出的第1点辩护意见，经查，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共有八类，但并未规定确认案件事实均需要八类证据，如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无鉴定意见不影响案件事实的确认，则毋需鉴定意见；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地块转让价格已由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主持的招拍挂确定，根据育种中心与国海公司按照相关规定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补偿合同，育种中心应向国海公司收取案涉地块成交价格的50%即1.4065亿元，而其实际收取7247万元，造成的国家经济损失可以通过计算得出，评估并非必需的证据，故该点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人张思华的辩护人提出的第2点辩护意见与证据、事实和法律规定相符，本院予以采纳，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相应事实本院予以更正。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思华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伙同他人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张思华针对滥用职权罪第一起事实提出的第5点辩解、针对滥用职权罪第二起事实提出的第4点辩解，经查，省农业厅以党组会议纪要、厅长办公会议纪要等形式擅自对案涉地块进行处置，系违法行为；被告人张思华作为南湖办主任，明知该处置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仍按照上述违法决定实施案涉地块的相关洽谈、协调等行为，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结合本案案情，被告人张思华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故该二点辩解本院均不予采纳。被告人张思华的辩护人针对滥用职权罪第一起事实提出的第2点辩护意见、针对滥用职权罪第二起事实提出的第3点辩护意见，经查，虽然被告人张思华是南湖办主任，全面负责南湖办工作，但从指控的二起滥用职权的整体事实来看，张思华的行为均是按照省农业厅党组会议纪要、厅长办公会议纪要的要求而为，案涉地块的违法处置，不是由张思华所决定，其在滥用职权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认定为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该二点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公诉机关提出的张思华在滥用职权罪的共同犯罪中是主犯的指控，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张思华的辩护人针对滥用职权罪第一起事实提出的第3点辩护意见，经查，现有证据中《法律意见书》等证据能够证明张思华明知处置案涉地块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仍按照省农业厅相关领导的安排和授意积极实施相关行为，表明其有追求相关行为后果的直接故意，故该点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起诉书指控的贪污罪
监利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05年3月至2008年12月，张思华在担任省农业厅南湖办主任期间，采取收入不入账的手段，伙同他人侵吞公款618,350元，其中张思华实际分得114,600元。
（一）2005年3月至2006年2月，在张思华的指示下，南湖办工作人员陈某2以“工作补助、工作经费”名义，经手从武汉泰然公司共计领取348,000元不上单位收入。张思华伙同南湖办其他工作人员将其中268,000元予以私分。其中张思华分得60,000元，胡某1、马某1、高某1每人分得48,000元，靳某某分得28,000元，陈某2分得36,000元，余下80,000元司机李某2分得11,000元，69,000元用作南湖办其它开支。
（二）2006年10月至2008年12月，张思华指示陈某2经手以“合署办公经费”名义从武汉泰然公司共计领取人民币378,000元，不上单位收入，并伙同南湖办其他工作人员将其中350,350元以工作、通信补贴等名义予以私分。其中张思华、胡某1、高某1每人分得54,600元，马某1分得52,800元，靳某某分得36,700元，陈某2分得51,000元，李某2分得41,800元，余款用于南湖办其它开支。
针对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相应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张思华利用职务便利，以侵吞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达十万元以上，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张思华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被告人张思华辩解：1.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贪污的事实不属实；2.200６年至200８年的通信、工作补贴等是农业厅党组同意发放的，我领取的是兼职补助。其辩护人提出了与被告人张思华辩解相同的辩护意见外，还提出：1.从泰然公司领取的款项不是公款，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2.如认定张思华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应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6月10日省农业厅成立了南湖办。2004年12月24日、2005年1月11日育种中心与深圳泰然集团先后签订了买断100亩土地和合作开发300亩土地的协议书；双方还于2005年11月2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该协议书第六条约定：育种中心派驻一名副总经理、一名总经理助理、一名工作人员到武汉泰然公司（2005年1月19日注册成立，深圳泰然集团出资99.27%）工作。2005年3月至2006年2月期间，该三名工作人员并未到武汉泰然公司工作，武汉泰然公司每月支付南湖办工作经费29000元，共计348000元。被告人张思华安排同伙马某1、胡某1、靳某某、高某1、陈某2将该笔款项不上南湖开发项目专账收入，并将其中268000元以通讯补贴、工作补助等名义予以私分。其中，张思华分得60000元。2006年3月，泰然公司停止支付工作经费给南湖办。2006年5月12日，南湖办发函要求深圳泰然集团履行补充协议书，接受派驻3人参与工作。武汉泰然公司收到该函后，于2006年10月10日审批同意每月支付给南湖办合署办公经费14000元。自2006年10月起至2008年12月止，武汉泰然公司共计向南湖办支付合署办公经费378000元，南湖办一直未按《补充协议书》的约定派驻工作人员参与武汉泰然公司的相关工作。被告人张思华与同伙马某1、胡某1、靳某某、高某1、陈某2商议将该378000元不上南湖开发项目专账收入，并安排将其中350350元以工作补助、通讯补贴等各种名义造表发放给南湖办的全体工作人员，其中，张思华分得5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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