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13民初448号
原告：姚荣华，退休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建强，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南区汉南大道16号。
法定代表人：胡德新，总经理。
被告：赵仁涛，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
委托代理人：钟宏昆，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德新，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
原告姚荣华诉被告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赵仁涛、胡德新股东资格确认与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22日受理后，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荣华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建强，被告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德新，被告赵仁涛及其委托代理人钟宏昆，被告胡德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姚荣华诉称：我系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改制职工。2001年12月，该公司对我、胡德新及赵仁涛等15名职工进行企业改制。我就将改制后的经济补偿金15957元作为股本金交给了被告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并占公司300000元总股本中的5.319%份额。此后由被告胡德新、赵仁涛出面为我办理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公司股权分别由胡德新、赵仁涛代持，其中胡德新60%、赵仁涛40%。后我要求解除代持关系，但被告迟迟拖延不予办理。为此，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胡德新、赵仁涛之间的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权代持关系；确认原告持有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权为5.319%，股本金15957元，并由被告在工商部门变更相应的股权登记；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姚荣华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1、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原、被告等部分职工的改制方案及职工代表通过改制实施方案的决议；2、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所属部分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的请示》；3、武建集团《关于武①建集团军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职工组合改制资产处置方案的批复》；4、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上述1-4份证据用以证明①、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由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胡德新及15名职工改制后组合成立的，其中也包括本案原告；②、改制确立了补偿原则和以补偿换资产的原则，即经济补偿金以资产的形式进入到了改制后的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③、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提出的治理结构是选举两人代表全体股东，其中胡德新代表八人、赵仁涛代表七人，这是本案出现代持股权的一个前提；④、目前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股东登记为胡德新60%、赵仁涛40%。
证据二：1、武建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单位实行改制并对胡德新等15名同志予以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2、国有企业改制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给予经济补偿协议书；3、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职工补偿统计表，上述1-3份证据用于证明实施改制并确认原告的经济补偿金额及改制后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总股本为300000元，其中原告以补偿换资产个人持股计15957，占股权5.319%。
证据三、资产处理协议、收据，用以证明胡德新代表15名股东与改制单位签订资产处理协议，将15名股东改制补偿金作为成立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本金；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收到15名股东的股本开具的收据，包括原告在内等15名股东履行了出资义务，同时也享有股权的事实。
证据四、（2014）鄂汉南民二初字第00186号和（2016）鄂民01民终722号民事判决书，用于证明1、本案改制员工以补偿金转为股份并享有股东身份的事实；2、客观上形成了胡德新、赵仁涛的股权代持关系；3、依据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改制档案中的《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职工补偿统计表》作为股权认定的依据。
被告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胡德新共同答辩称：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2014）鄂汉南民二初字第00186号判决书已认定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15名职工均为我公司的股东，因此我们没有意见。
被告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胡德新未提交证据。
被告赵仁涛答辩称：
一、武汉茂源将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茂源公司”）系由我和胡德新两人自由组合设立的民营有限公司，其股东范围没有争议。
茂源公司于2001年12月24日经核准设立，注册资本500000元，其中胡德新出资300000元，占全部出资的60%，我出资200000元，占全部出资的40%。2001年12月1日，武建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武建二公司”）向所属单位发出《关于同意以下员工脱离本公司自由组合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主要内容是：同意本公司下属员工胡德新、赵仁涛等同志解除劳动合同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自由组合成立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12月18日，武建二公司作出《关于所属单位部分职工自由组合组建民营有限公司的批复》（武二建经字（2001）26号），根据武政办发（2000）102号文件精神，经公司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同意胡德新等人自由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并拟将本公司所属部分自管房及土地（经中介机构评估后）部分资产作为新成立的民营公司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资产补偿。2001年12月20日，武建二公司向武建集团发出《关于所属部分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的请示》（武二建经字（2002）16号），提出公司所属部分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职工改变国企身份的经济补偿方案和资产处置方案。2002年7月23日，武建集团作出《关于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职工组合改制资产处置方案的批复》（武建企改字（2002）25号），同意了这一方案。该《批复》确认15名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经济补偿总金额为239756元，又根据相关政策补给胡德新136**元，两项合计253367元。此外，还根据相关政策向改制职工配送23316.50元。以上补偿款以武建二公司划给改制后民营有限公司的“杨园办公楼”、“祥云山庄房屋”等资产抵偿，相互结算，多退少补。该《批复》第六条还规定：“参与改制的职工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合同，进入新企业的职工与改制后成立的企业重新签定劳动合同，确立新的劳动关系。”这说明：1、茂源公司是参与改制的我本人和胡德新自由组合设立，该公司不是武建二公司整体改制而成。茂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具有公信力，最直接反映了2001年改制职工当时组建这一新公司的真实意愿，即茂源公司的股东是我和胡德新，这一点是明确的、无异议的；2、茂源公司成立的时间是2001年12月24日，而武建集团以资产抵改制职工经济补偿金的批复文件是2002年7月23日才下发并执行的，可以证明茂源公司的成立与改制没有直接的关系；3、武建二公司对茂源公司的股东组成并不干预，从未有任何一个改制文件规定了这15名职工中有哪些职工一定要作为或不作为股东进入新公司，即是否成为茂源公司的股东，在于改制职工的意愿；4、武建二公司的这一做法符合此次改制所依据的武汉市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促进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若干实施意见》（武政办发（2000）102号，2000.05.24）中关于“职工自愿购股”的规定。因此，茂源公司设立伊始，其股东范围就是工商登记注册的两个自然人股东，包括我和胡德新，这是明确的、没有争议的。
二、原告姚荣华等人与茂源公司只有劳动合同关系，而没有股权投资关系，不应享有股东权利。
在改制过程中，茂源公司与武建二公司、改制职工的三方关系在于：1、武建二公司依据武政办发（2000）102号文的要求，用实物资产支付参与改制职工的经济补偿金。该经济补偿金支付后，改制职工与武建二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职工改变国有身份；2、该实物资产并非直接支付给改制职工，而是采取无偿划入由“部分职工自由组合”新组建的民营公司（即茂源公司）的方式。由于茂源公司接收了武建二公司部分资产，茂源公司对这部分改制职工（绝大部分是内退职工）的义务是与这部分职工重新建立新的劳动合同关系，按原武建二公司标准按时发放内退人员的工资，承担“社保”费用，直至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等。我保存的一份2002年元月茂源公司工资发放明细表可以证明以上观点，即：胡德新、我、钱昌凤等在岗职工，分别发放850、750、650元的岗位工资；姚荣华等内退职工只发内退工资。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案外人张幼方的特殊情形在于，其本人在茂源公司成立后即在公司工作，并参与公司开发的所有项目。可以说，整个公司的顺利运转依赖的是胡德新、张幼方和我三人的共同努力。鉴于此，胡德新和我均认可其股东地位。但张幼方的股东地位并不是基于2001年改制时的自由组合，而是基于胡德新和我对其工作业绩的认可。不过，三人之间从未明确过张幼方的持股比例，也尚未在工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事实上，茂源公司成立后，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等8名职工（张幼方除外），他们从未参与过茂源公司的董事会或股东会，从未以任何方式参与过茂源公司的经营管理，从未以任何方式分配过茂源公司的红利，从未以任何方式承担过茂源公司的亏损。其实，从茂源公司成立一开始，除我和胡德新以外的其他改制职工之所以没有自由组合成为股东，就是因为股东是要承担公司经营风险的原因，而茂源公司成立时的经营前景并不明朗，而这些职工当时都是临近退休的年龄，不可能去冒风险，茂源公司承诺把大家送到退休，所以茂源公司完成了对这些职工的承诺，全部把他们送到了退休。这进一步有力地证明，本案职工并不是股东。否则的话，一个股东不可能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会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对自己的股东权利不管不问。因此，姚荣华等与茂源公司只有劳动合同关系，他们并不是茂源公司的股东，其基于股权而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
三、原告姚荣华所提供的有关证据不具有客观性与真实性，不能成立。
1、证据《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胡德新等部分职工改制方案》上注明的时间是2001年12月18日，而茂源公司设立时间是在2001年12月24日，可以证明茂源公司不可能在成立之前就提出什么《改制方案》；
2、证据《职工代表大会关于通过改制实施方案的决议》中“附全体职工签名”栏内15人的签名，除案外人钱昌凤、王玉庭当时在茂源公司上班，签名为其本人所签，其余13人的签名均为我即赵仁涛代签。此外，该《决议》中称于2001年12月4日召开全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改制实施方案，而证据《改制方案》中注明的提出时间是2001年12月18日，这足以证明证据《决议》不可能批准了证据《改制方案》；
3、证据《茂源装饰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补偿统计表（股本金）》，是胡德新所控制的茂源公司自行制作的，我并不知情，且该《统计表》也没有送达给任何一位改制职工；
4、证据《收据》均为手写体，笔迹均为茂源公司会计李曼玲，形成时间同为2002年12月31日。但是，我提供的茂源公司工资发放明细表显示，直至2003年3月钱昌凤仍然在职，李曼玲并未入职。由此可以认定，这些《收据》均为事后所补、系伪造。此外，这些收据从未向我送达，也从未向其他改制职工送达。
四、本案的实质在于被告胡德新通过所控制的茂源公司与原告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方式侵害我所持有的茂源公司股权，法庭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茂源公司自成立之起，即由法定代表人胡德新所实际控制，公司的财务人员由其委派，公司的公章由其管理，公司的资金由其掌控；
2、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所有证明其持有“股权”的证据，均为由胡德新控制的茂源公司所提供，且以上所分析的这些证据，均不是形成于茂源公司组建时；
3、胡德新一方面通过茂源公司向原告等人（我、张幼方除外）提供这些用以证明他们是茂源公司股东的证据，一方面又与案外人钱昌凤等9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把这些本来根本就不存在的股权收购在自己手中，其目的就是通过此种方式非法侵吞我的股权。试想，如果包括原告内的其他职工真的是茂源公司的股东，十几年来，茂源公司已发展壮大，他们不但不行使股东权利，相反还以与当年经济补偿金相同的金额将所有股权转让给胡德新，这明显不符合逻辑；
4、胡德新先通过所控制的茂源公司制造其他职工也是茂源公司股东的假象，再以股权转让方式收购这些职工的股权。这样一来，本来属于我的股权就落入其手。但是，这些豪夺巧取的股权由自己来主张是太过明显了。于是，胡德新收购这些股权后，将其原价转让给其妻张学英，再由张学英出面来主张权利；
5、通过以上分析，就可以观察到一个几乎所有案件都无法看到的奇观，就是原告所有自认为对其有利的证据，都是本案被告胡德新和茂源公司向其提供的；且当原告起诉后，当时作为被告的茂源公司所作出的答辩，内容居然是原告的诉请合理合法，还要求法庭公断。既然被告都认为原告的诉请合理合法了，还要法庭公断什么呢？原告与被告之间不但没有任何分歧，相反还密切配合，那为何还要煞有介事地对簿公堂，原因何在？唯一的解释就在于要夺取本属于我的股权，损害我的利益。
综上，我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当事人相互串通，损害另一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案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法庭应当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赵仁涛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关于同意以下员工脱离本公司自由组合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用以证明2001年12月1日，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向所属单位发出通知，同意公司下属员工胡德新、赵仁涛等同志解除劳动合同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自由组合成立有限责任公司；
证据二、《关于所属单位部分职工自由组合组建民营有限公司的批复》，用以证明经公司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同意胡德新等人自由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并拟将公司所属部分自管房及土地部分资产作为新成立的民营公司职工改变国有企业员工身份的资产补偿；
证据三、《关于所属单位部门职工自由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的请求》；
证据四、《关于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职工组合改制资产处置方案的批复》；
证据五、《国有企业改制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给予经济补偿人员登记名册》；
证据六、《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
证据七、《2002年元月工资发放明细表》；
证据八、《2003年3月工资发放明细表》；
证据九、《参加诉讼申请书》（胡德新夫人张学英）；
证据十、《证据目录》（张学英）；
证据十一、《股权转让协议》、《关于促进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若干实施意见》；
证据十二、2015年5月14日郑云生手写《经过》一份。
以上证据三至十二用以证明：1、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胡德新、赵仁涛自由组合，共同出资成立的民营有限公司，并非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2、根据武建企改字（2002）25号《批复》第六条的规定，15名参与改制的职工，除胡德新、赵仁涛作为股东另算外，其余职工在岗发放岗位工资，内退则发放内退工资并办理社会保险，直至正式办理退休手续；3、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除股东胡德新、赵仁涛，其余除张幼芳外，所有改制职工包括原告在内，并不具有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东的身份，没有参与过公司的董事会或股东会，从未以任何方式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管理，也从未以任何方式分配过公司的红利，也从未以任何方式承担过公司的亏损。
经庭审质证，被告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胡德新、对原告所举证据无异议。被告赵仁涛、对原告所举第一组证据中的《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胡德新等部分职工改制方案》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认为该方案实际上是茂源公司注册之后为办理该公司石牌岭开发项目契税减免时虚报的材料之一；该方案注明的时间是2001.12.18，而茂源公司设立的时间是2001.12.24，可证茂源公司不可能在成立之前提出该改制方案，且茂源公司不是改制方案的制定主体，不可能提出该方案；此外该方案中第2条“改制的目标、设想及形式之公司股本构成”中称：“胡德新出资300000元代表8人，赵仁涛出资200000元代表7人”，这一内容是虚假的；而且这个改制方案上面没有任何的签名和盖章，只是为了办理契税减免放在工商局的。对于《职工代表通过改制实施方案的决议》的真实性有异议，质证意见同上一证据，此外该证据中的15人的签名并非其真实签名，而是由赵仁涛代签的；对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2、3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以上请示和批复可以证明无论是武建集团还是武建二公司均强调改制后的茂源公司是职工自由设立的，而非强制性由所有参与改制的职工共同参股设立。在改制中，武建二公司划给茂源公司的杨园办公楼，祥云山庄等资产系用于支付改制职工的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补偿款。对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4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恰好证明了赵仁涛是公司的合法股东，持股比例是40%。对第二组证据的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职工参与改制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武建二公司给予职工经济补偿金，但是不能证明原告是改制后新设立的茂源公司的股东，此外劳动协议经济补偿书，连甲方签章都没有；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该统计表是在胡德新控制下的茂源公司自行制作的，赵仁涛并不知情，且该统计表也没有送达给任何一名改制职工。对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1处理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武建二公司与茂源公司就资产补偿相关问题如何处置达成了协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是茂源公司的股东；对证据2《收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8份收据系胡德新所控制的茂源公司伪造，理由是每一份收据均为手写体，笔迹均为茂源公司会计李曼玲，形成时间均为2002.12.31，但是该期间公司会计叫钱昌凤，而不是李曼玲，这些收据从来没有向赵仁涛和原告送达过；对第四组证据中的两份判决书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判决的主体是王玉庭和王汉蓉，跟本案并不是同一主体，无法证明本案原告是茂源公司股东，且赵仁涛已经向省高院申请对证据2进行再审。
对被告赵仁涛所举证据，原告姚荣华、被告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胡德新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认为该两份证据都表述的是胡德新和赵仁涛等15人，这个“等”就包括本案的原告，不能以公函中所载明的牵头人来掩盖本案原告作为改制员工进入到公司的事实。对证据3、4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证据3中文件的第一页就写明了，以职工持股的形式置换国有资产，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身份，这在证据2中也有显示，这可以证明原告是股东的事实。对证据4文件的批复中写明本次改制职工为15人，其中就包括原告，结合证据1-4可以证明改制和原告改制后持股的事实，此外，关于证据4中最后的一句话，新改制的职工进入公司后与新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但是建立劳动关系与持股并不矛盾。对证据5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持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它只能证明赵仁涛和胡德新代持股份之后的持股比例，但是被告并未提交详细的企业登记信息，不能显示代持之前的企业信息。对证据7、8的真实性没有办法核实，认为武建二公司的工资发放与茂源公司有什么关系不清楚，这个工资表是武建二公司的，而且发工资不改变其股东的身份。赵仁涛提供的明细表并不完整，2002年的1月14日上面只显示了三个人的工资，2003年3月份的工资表上面也只有三个人，胡德新、赵仁涛和原告也不在上面，这个工资表本身就是不完整的。对证据9-11，认为跟本案没有关联性，而且原告作为股权持有人如何处置股权是他的权利，而转让股权的前提也是具有股东的身份。现在被告提出这个证据是不是就是承认原告的股东身份呢？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认为原告只是陈述了公司成立的事实，但并没有否认他是公司的股东，这份证据与其诉讼请求并不矛盾。
本院认为，因被告赵仁涛对原告证据一中的《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所属部份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的请示》、《武建集团关于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部份职工组合改制资产处置方案的批复》、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二中《武建二公司关于部份单位实行改制并对胡德新等15位同志予以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国有企业改制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给予以经济补偿协议书》、《国有企业改制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给予经济补偿人员登记名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三中的《关于对茂源公司资产处置（转让）及相关问题的处理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来源合法，能够证明本案部份事实，故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赵仁涛对原告所举证据一中的《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胡德新等部分职工改制方案》及《职工代表大会关于通过改制实施方案的决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决议上的签名为其一人所签，但又未能提供证据予以驳斥，同时该证据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本院对此证据予以确认。被告赵仁涛对原告所举证据二中的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补偿统计表（股本金）及证据三中的《收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上仅有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印章没有任何人签名，但该份证据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结合，能够证明本案的部分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所举证据四中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此，本院认为该判决书所指的15名员工中就包括本案的原告，且该判决书已确定本案原告持有被告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份，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依法予以确认。对被告赵仁涛所举证据一、二、三、四、五、六、十二，原告姚荣华、被告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胡德新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十二只是原告陈述了公司成立的事实，但并不能否认他是公司的股东，对被告证据十二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来源合法，能够证明本案的部分事实，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不能达到被告赵仁涛所要达到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被告赵仁涛所举证据七、八的真实性无法核对，对证据九、十、十一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该系列证据与本案的处理没有关联，且证据十一是另一法律关系所处理的范畴，故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01年11月2日，原告姚荣华、被告胡德新、赵仁涛、案外人王玉庭、王汉蓉、张幼方、黄剑文、钱昌凤、汪楚清、胡向红、柏静霞、刘金柱、姚荣华、张学英、郑云生分别申请与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给予相应补偿，并分别签订了《国有企业改制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给予经济补偿协议书》。
2001年11月7日，胡德新等向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提出《改制申请》称，根据市政府（2000）102号文及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经公司本部和部份内退职工及物业管理人员集体研究，认为新公司成立基本条件已具备，现申请成立新的民营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12月4日，参与改制人员一致通过了改制实施方案。
2001年12月10日，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给公司所属单位发出《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单位部份职工自由组合组建民营有限公司的批复》，其主要内容为：胡德新等人自由组合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改制方案、申请及职代会通过改制方案的意见已收悉。经公司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同意胡德新等人自由组合成立民营有限责任公司，并拟将本公司所属部份自管房及土地（经中介机构评估后）部份资产作为新成立的民营公司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资产补偿。
2001年12月20日，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向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呈交了《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所属部份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的请示》，其主要内容为：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所属部份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以职工持股形式，置换国有资产，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经研究，本公司对上述资产处置提出如下方案，并报请集团审批。一、改变职工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补偿总额为276720元（其中补偿15人总工龄为405.8年，每年591元，共计239828元；可享受系数补偿1人，工龄为32.9年，补偿系数标准为1.7，系数补偿额13611元；职工购买资产配股部份23281元）；二、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座落于武汉市武昌区纺机路19号的杨园办公楼评估价值160365.14元、座落于武汉市武昌区民主三村祥云山庄D栋二单元第二层201号商品房价值434469元，合计594834.14元，抵偿改制职工补偿费用276720元，抵偿后的差额部份318114.14元，由改制公司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三、所有补偿资产待本处置方案批准后，即开始办理过户手续，商品房以售房合同为准，其他资产以胡德新等新公司付清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负债后予以转交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四、改制职工与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解除原劳动合同并获得补偿费用，同时以补偿费用置换资产。
2001年12月24日，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显示，公司注册资金500000元，股东为胡德新和赵仁涛，胡德新以现金和实物出资300000元，持股60％；赵仁涛以实物出资200000元，持股40％。各方当事人均承认胡德新、赵仁涛并未实际出资，公司的资产全部来源于15人改制时补偿费用置换资产。
2001年12月30日，武汉建工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发出《武建二公司关于部份单位实行改制并对胡德新等15位同志予以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其主要内容为，原机关部室、退委会部份人员于2001年9月30日改制为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司与胡德新等15位同志签订的劳动合同予以解除，胡德新应获得补偿19356元，赵仁涛应获得补偿4827元、姚荣华（补偿15957元）、案外人张幼方（补偿12116元）、黄剑文（补偿19405元）、钱昌凤（补偿13495元）、汪楚清（补偿19405元）、胡向红（补偿19257元）、柏静霞（补偿17435元）、刘金柱（补偿19356元）、徐子珍（补偿19011元）、张学英（补偿13495元）、胡向红（补偿19257元）、郑云生（补偿11870元）、王玉庭（补偿18814元）、王汉蓉（补偿15957元）。
根据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改制档案中的《茂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补偿统计表》显示，胡德新应获得工龄补偿19356元，系数补偿及买一送一补偿46283.5元，胡德新个人持股小计59600元；赵仁涛应获得工龄补偿4827元，买一送一补偿14827元，赵仁涛个人持股小计24827元；姚荣华应获得工龄补偿15957元，个人持股小计15957元；案外人王玉庭应获得工龄补偿18814元，个人持股小计18814元；王汉蓉应获得工龄补偿15957元，个人持股小计15957元；张幼方应获得工龄补偿12116元，个人持股小计12116元；黄剑文应获得工龄补偿19405元，个人持股小计19405元；钱昌凤应获得工龄补偿13495元，个人持股小计13495元；汪楚清应获得工龄补偿19405元，个人持股小计19405元；胡向红应获得工龄补偿19257元，个人持股小计19257元；柏静霞应获得工龄补偿17435元，个人持股小计17435元；刘金柱应获得工龄补偿19356元，个人持股小计19356元；徐子珍应获得工龄补偿19011元，个人持股小计19011元；张学英应获得工龄补偿13495元，个人持股小计13495元；郑云生应获得工龄补偿11870元，个人持股小计11870元。合计300000元。
2002年7月1日，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与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对茂源公司资产处置（转让）及相关问题的处理协议》。其主要内容为：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参与改制人员15人，按300000元构成“公司”总股本，其中，公司应补偿资产总额为276768元。已明确的资产补偿内容及额度为祥云山庄写字间价值434470元，杨园办公楼评估价值120400元，小轿车40000元，合计594900元。此外对几处资产作零资产处置给茂源公司及关于对二公司部份自管房水电差额及房屋维修费补偿的处置办法作出了约定。
2002年7月23日，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针对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武二建经字（2002）16号文作出《武建集团关于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部份职工组合改制资产处置方案的批复》，同意《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所属部份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同意将用于职工改制的上述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过户到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但须在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付清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负债后再予以转交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参与改制的职工与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解除原劳动合同，进入新企业的职工与改制后成立的企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明确新的劳动关系。
2002年11月30日，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向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呈交了《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所属部份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的资产补充处置方案的请示》，其主要内容为，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所属部份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以职工持股形式，置换国有资产，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经研究及与上述部份职工组合成立的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协商，根据武国评报字（2001）第082号文及市国资办评（2002）41号确认文、武正会评报字（2001）第04、05号、市国资办（2001）240号和（2001）281号确认文，拟将上述评估机构及市国资办确认的部份土地、房产部价值6677273.88元，处置给改制后的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并约定部份土地、房产上288户自管房住户由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接管，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承担同等价值债务的形式置换上述资产。2002年12月31日，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武建集团关于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所属部份职工组合改制资产处置的补充批复》同意了该请示。
2013年4月24日，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召开公司股东会，原告姚荣华、被告胡德新、案外人钱昌凤、汪楚清、胡向红、张学英、柏静霞、刘金柱、徐子珍、郑云生、王玉庭、王汉蓉（已审理完）参加会议，被告赵仁涛、案外人张幼方、黄剑文未参加会议。股东会作出如下决议：由于公司改制对股东登记不实，即由胡德新、赵仁涛二人代表全体股东持股，其中胡德新持股60％（××），赵仁涛40％（××）。为避免日后产生纷争，到会股东一致同意公司到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汉南区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股东出资金额及比例为：胡德新329**元，占总股本13.012％；赵仁涛4827元，占总股本1.905％；姚荣华15957元，占总股本6.298％；案外人钱昌凤13495元，占总股本5.326％；张幼方12116元，占总股本4.782％；王玉庭18814元，占总股本7.426％；王汉蓉15957元，占总股本6.298％；黄剑文19405元，占总股本7.659％；汪楚清19405元，占总股本7.659％；胡向红19257元，占总股本7.6％；柏静霞17435元，占总股本6.881％；刘金柱19356元，占总股本7.639％；徐子珍19011元，占总股本7.503％；张学英13495元，占总股本5.326％；郑云生11870元，占总股本4.685％。原告姚荣华、被告胡德新、案外人钱昌凤、汪楚清、张学英、柏静霞、郑云生、徐子珍、刘金柱、胡向红、王玉庭、王汉蓉共十二人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
另查明，原告及案外人汪楚清、郑云生、柏静霞、刘金柱、徐子珍、张学英、胡向红、黄剑文、王汉荣、王玉庭共十一人在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领取内退工资。
还查明，2008年8月至2012年12月期间，被告胡德新先后收购了原告姚荣华及案外人等九人的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本金，收购后又将上述股本金全部转让给案外人张学英（系胡德新妻子）。
再查明：2014年，案外人王玉庭、王汉蓉以其持有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份，要求胡德新、赵仁涛为其办理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为由，向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其与胡德新、赵仁涛之间股权代持关系；并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2015年11月27日，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解除双方之间的代持关系；判决胡德新、赵仁涛及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民事判决书。赵仁涛不服判决，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依法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民事判决书。
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
一、原告是否是被告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是多少？是否应当为原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二、本案是否是原告与被告胡德新、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恶意串通损害被告赵仁涛利益？
本院认为：本案的实质是公司股东是被告胡德新和赵仁涛两个人还是参与改制的15名职工以及股东之间持股比例多少，因此，本案纠纷系股东内部、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持股的数额及比例产生的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是否具有股东资格，有两个方面要件，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以出资为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是实质要件的外在表现，即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记载和工商部门登记。但形式要件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涉及交易第三人时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以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但对于股权归属有争议的当事人之间而言，当事人应当提供取得股权的实质性证据。工商登记等外观形式本身没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在处理公司内部关系时，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记载、工商登记资料并非确认股东资格的唯一依据，如有证据证明登记事项与客观事实不符，应按查明的事实作出认定。
就本案而言，首先，从出资来看，各方当事人均承认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公司资本来源于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15名职工的改制补偿费用置换的资产，除此之外，本案15名职工包括被告胡德新、赵仁涛、第三人张幼方没有一人向公司进行任何其他形式的出资，故包括原告在内的15名职工是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
其次，从企业改制的实际情况来看，原告、被告赵仁涛、胡德新等15名职工分别与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给予相应补偿。2001年11月7日胡德新等向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提出的《改制申请》，载明公司本部和部份内退职工及物业管理人员集体研究，申请成立民营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12月10日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单位部份职工自由组合组建民营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胡德新等人自由组合成立民营有限责任公司，并拟将本公司所属部份自管房及土地等资产作为新成立的民营公司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资产补偿。2001年12月20日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对其公司所属部份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以职工持股形式，置换国有资产，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事项，以《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所属部份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的请示》报请集团审批。2001年12月30日武汉建工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以《武建二公司关于部份单位实行改制并对胡德新等15位同志予以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同意原机关部室、退委会部份人员于2001年9月30日改制为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并明确了15名职工及其补偿额。2002年7月1日，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与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对茂源公司资产处置（转让）及相关问题的处理协议》。约定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参与改制人员15人，按300000元构成“公司”总股本。2002年7月23日，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针对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作出《武建集团关于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部份职工组合改制资产处置方案的批复》，同意《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所属部份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同意将用于职工改制的上述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过户到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参与改制的职工与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解除原劳动合同，进入新企业的职工与改制后成立的企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明确新的劳动关系。2002年11月30日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所属部份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的资产补充处置方案的请示》、2002年12月31日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武建集团关于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所属部份职工组合改制资产处置的补充批复》，均明确规定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所属部份职工组合成立民营有限公司，以职工持股形式，置换国有资产，职工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改制档案中的《茂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补偿统计表》显示，原告、被告胡德新、赵仁涛及案外人等15名职工均为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上述事实均表明，改制后包括原告在内的15名职工既与改制后的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立新的劳动关系也是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
综上所述，原告、被告胡德新、赵仁涛及案外人共计15名职工以其改制补偿费用置换的资产作为出资，向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是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改制时文件规定原告等以职工持股形式置换国有资产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成为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及劳动者，且改制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本案原告是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虽然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立时，工商登记股东为胡德新和赵仁涛，但胡德新和赵仁涛除改制补偿费用置换的资产作为出资外没有再额外出资，工商登记资料与客观事实不符，应按查明的事实作出认定。被告赵仁涛辩称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只有其和胡德新两人，接收资产后的义务是与这部分职工重新建立新的劳动合同关系，按标准按时发放内退人员的工资承担社会保险费用直至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原告与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只有劳动合同关系而没有股权投资关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改制档案中的《茂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补偿统计表》显示，胡德新应获得工龄补偿19356元，系数补偿及买一送一补偿46283.5元，胡德新个人持股小计59600元；赵仁涛应获得工龄补偿4827元，买一送一补偿14827元，赵仁涛个人持股小计24827元；姚荣华应获得工龄补偿15957元，个人持股小计15957元及其他人共合计300000元。这与2002年7月1日，武汉建工集团第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与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对茂源公司资产处置（转让）及相关问题的处理协议》中有关茂源公司参与改制人员15人，按300000元构成“公司”总股本内容相印证，且是档案资料，其证明力大于一般书证，而且在这一股权比例中除胡德新、赵仁涛与其他人有所区别外，其他人均是按改制补偿费用折算股权比例，符合企业改制的一般做法，考虑了胡德新、赵仁涛在改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因素，可予以采信。据此，原告姚荣华持有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权为5.319%，应获得工龄补偿15957元，个人持股小计15957元，本院予以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原告姚荣华及案外人（除胡德新、赵仁涛外）共13人虽然未与被告胡德新、赵仁涛签订书面的代持股协议，但是根据改制文件及当事人陈述，原告姚荣华及案外等13人与被告胡德新、赵仁涛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代持股关系。且案外人王玉庭、王汉蓉与武汉茂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关系确认案件已经一、二审法院确认，该代持股关系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有效。且实际出资人在2013年4月24日的股东会议上已经取得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故本院依法对原告姚荣华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赵仁涛、胡','2018-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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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Items:[{法条名称:\'第十六条\',法条内容:\' 第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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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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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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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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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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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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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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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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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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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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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法条名称:\'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三十一条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但是，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的，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对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
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抢救费用的，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对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垫付抢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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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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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但是，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的，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对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
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抢救费用的，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对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垫付抢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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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4975谈建芳与邵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7-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