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2民终54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毕顺，男，1964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服装集团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代表人：黄皓晶，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凤仙，上海市银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毕顺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服装集团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服装集团”)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1民初19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毕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毕顺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毕顺1981年10月17日分配进入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工作，1988年7月9日辞职，在职期间无病假、旷工、停薪留职、处分等情况。由于原单位缺失档案材料中的增资表，造成社保部门无法认定毕顺1981年10月17日至1988年7月9日期间的工龄，致使毕顺延迟退休，且毕顺在2017年前无法办理医保，只能自费就医。现要求服装集团补齐增资表，在无法补齐增资表的情况下，由服装集团给予相应赔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
服装集团辩称，服装集团无法为毕顺补齐原始的增资表。毕顺离职后，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即办理了退档手续，距今已有三十年，且档案历经多个部门周转，无法证实增资表在哪个环节遗失，毕顺无证据证明是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遗失了增资表。服装集团只是托管单位，而毕顺在1988年7月已经离职，不属于托管的对象，目前只能为毕顺开具证明，证明毕顺曾是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的职工，1981年10月进单位，1988年7月辞职，期间无请假和旷工，所以服装集团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医疗费与增资表无关联性，不认可毕顺主张的因果关系。至于精神损失费，无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毕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服装集团补齐1981年10月17日至1988年7月9日毕顺在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工作期间档案材料中的增资表；2、服装集团赔偿毕顺因缺失增资表造成7年工龄不被认可的延迟退休损失人民币189,55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3、服装集团赔偿毕顺因无法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造成2016年12月住院不能享受医保的医疗费损失20,000元、精神损失费30,00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毕顺于1981年10月17日分配进入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工作，1988年7月9日毕顺申请辞职获批。当月，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为毕顺办理退工退档手续，档案材料退至毕顺户籍地的闸北区劳动局，后因毕顺户籍迁至闵行区，档案转移至闵行区七宝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毕顺离职后一直自谋职业，未开立社会保险费账户。2017年起毕顺以自由职业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至今。2017年3月，毕顺向闵行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申请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关键信息调整，该中心出具核定表，认定毕顺1992年底前连续工龄为8个月。毕顺于2017年7月10日向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服装集团：1、补齐1981年至1988年职工档案；2、赔偿因丢失档案造成无法将工龄计入社保造成延迟退休损失(207,390元)；3、赔偿因丢失档案造成无法入社保医疗住院费及精神损失共5万元。仲裁委以双方的争议不属本会受理范围，作出不予受理的通知。毕顺不服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另查明，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1990年6月并入上海第五衬衫厂，1997年11月，上海第五衬衫厂被上海第四衬衫厂收购，1999年6月，上海第四衬衫厂并入上海时装厂，2001年10月，上海时装厂破产，上海时装厂的职工由服装集团托管。
一审审理中，毕顺提供了个人账户基本信息调整核定表、受理情况回执，证明由于毕顺档案材料中缺失增资表，社保中心只认定毕顺1981年10月17日至1988年7月9日期间8个月工龄。经庭审质证，服装集团对核定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服装集团认可1981年10月17日至1988年7月9日毕顺在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工作，而增资表是社保部门在认定工龄方面自行设定的条件。服装集团提供了：一、闵行区七宝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出具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记载情况证明，证明毕顺的档案内有1988年7月9日档案转至闸北区劳动局档案回执一份。二、毕顺的档案摘录，证明毕顺的档案内有1981年10月17日毕顺分配至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的《个人调动介绍信》、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职工登记表(填写时间为1981年10月19日)、《职工辞职审批表》(辞职时间为1988年7月9日)、职工辞职证明书(毕顺本人自愿辞职，厂部予以批准，从1988年7月9日起正式与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脱离关系)，证明毕顺在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的工作时间。经庭审质证，毕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档案内缺失工龄认定的增资表，造成社保部门没有认定毕顺的工龄。
一审法院认为，一、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入，上海市已完全实行了劳动者的养老金由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发放。劳动者的养老金数额、工龄等由社保部门对此进行审核，这是法律赋予社保部门的行政职责。根据原始档案记载，毕顺1981年10月17日进入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工作，1988年7月9日辞职。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于1988年7月9日将毕顺的档案材料退至毕顺户籍地的闸北区劳动局。1992年底前的工龄，由社保部门负责审核认定。如毕顺对社保部门实施的审核、认定等具体行政行为有争议的，应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途径解决。对于因单位错报工龄，给劳动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劳动者可以要求单位赔偿损失。档案遗失可由所在单位出具1992年底前参加工作的工作经历证明及旁证材料予以补建，但原始的增资表非单位可重新出具，对毕顺要求服装集团补齐增资表的诉请，不予支持。二、毕顺未提供证据证明系原单位的过错丢失了增资表造成无法认定该期间的工龄，故对毕顺要求服装集团赔偿延迟退休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三、1993年国家开始实行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即使毕顺自谋职业，也可参加社会保险，毕顺的档案材料一直在户籍地的社区事务中心并未丢失，档案中有没有增资表与毕顺能否享受医疗保险没有因果关系，对毕顺要求服装集团赔偿2016年12月自费住院医疗费2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劳动争议案件处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权利义务关系，毕顺要求服装集团单位赔偿精神损失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毕顺要求上海服装集团置业有限公司补齐1981年10月17日至1988年7月9日增资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毕顺要求上海服装集团置业有限公司赔偿延迟退休损失189,55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毕顺要求上海服装集团置业有限公司赔偿无法享受医保的医疗费及精神损失费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首先，根据档案显示，毕顺为原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的职工，在1988年7月辞职，当月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即为毕顺办理了退档手续，现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已不存在，而服装集团只是上海时装公司破产后员工的托管单位，所以原始的增资表无法重新出具，服装集团为解决毕顺的工龄核定问题亦只能出具相关的证明，现毕顺坚持要求服装集团补齐原始的增资表，本院难以支持。其次，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为毕顺办理退档手续至今已有三十年，且档案多次转移，毕顺无确凿证据证实系原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遗失了增资表导致无法确认工龄，所以毕顺要求服装集团赔偿延时退休损失的请求，本院亦难以支持。第三，原上海长征制鞋十一厂已经将毕顺的档案退回其户籍地，档案中有无增资表与毕顺能否享受医疗保险没有因果关系，毕顺要求服装集团赔偿医疗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最后，毕顺要求服装集团赔偿精神损失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毕顺的上诉请求无充分证据佐证，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毕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法官助理周嫣
审判长 翁 俊
审判员 陈 樱
审判员 姜 婷
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
书记员 莫敏磊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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