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3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河球，男，1971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翁源县。
委托代理人：李卓嵘，广东勤思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思勤，男，1976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委托代理人：王建华，广东信利盛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州润球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张河球。
委托代理人：李卓嵘，广东勤思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河球因与被上诉人余思勤、原审被告广州润球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球公司）合伙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月28日，张河球向余思勤出具《承诺书》，表示“本人于2010年3月收到余思勤68000元用于广庆隆项目的本金。由于该项目未能实施，本人作为润球公司法人（代表）将在该项目与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待润球公司在广庆隆项目上互相没有金钱上的责任的前提下，本人立即退还该款项给余思勤。余思勤介绍本公司与广州尚峰皮具有限公司签订《广州尚峰皮具有限公司与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电信综合业务服务协议》，如该项目实施，本人将在工程完工3天内支付余思勤22000元作为介绍费。如果该项目不能实施，则本人与余思勤共同承担50000元。本人已预支该项目的市场费用，每人承担25000元。”
在案中，张河球、润球公司提供广州尚峰皮具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表示尚峰项目未履行。余思勤对此予以认可，并认为张河球退款的条件已经满足。余思勤对《承诺书》的内容表示可以接受，根据《承诺书》扣除25000元，应当还有43000元返还余思勤。另外，张河球、润球公司提供案外人钟文珍在2011年10月31日付款50000元给余思勤的银行转账凭证和钟文珍的《证明》，表示张河球在扣除余思勤在尚峰项目的25000元市场费用，和同意支付余思勤的垫付款7000元后，委托张河球妻子钟文珍向余思勤返还了50000元。余思勤表示收到该50000元，但对《证明》不予认可，并认为该款与案件纠纷无关，而是余思勤与张河球另外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款项。钟文珍未出庭作证。
余思勤提供上述《委托代理合同》、收款250000元的收据（均为复印件）以及表示与张河球通话的录音，以证明其在履行该《委托代理合同》时共给付张河球300000元。由于该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未完成，张河球应当返还300000元。上述钟文珍返还的50000元就是该款项的部分。张河球、润球公司对《委托代理合同》、收款收据和通话录音均不予确认，否认与余思勤存在其他业务往来。在《委托代理合同》（复印件）中，甲、乙双方的签字是“余思勤”和“张河球”；收款收据（复印件）中，收款人签字是“张河球”。
另查明，润球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为张河球、钟文珍。
被上诉人余思勤的原审诉讼请求：张河球、润球公司退还余思勤68000元，并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张河球向余思勤出具《承诺书》，表示“待润球公司在广庆隆项目上互相没有金钱上的责任的前提下，本人立即退还该款项给余思勤”。由于张河球、润球公司提供广州尚峰皮具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证明尚峰项目未履行，而余思勤在案中表示可以接受《承诺书》的内容，因此张河球退还余思勤款项43000元的条件已经成就。在案中，张河球举证表示已通过钟文珍退还了案涉讼争的款项。对此，原审法院分析认为：1.钟文珍未出庭作证和接受质询，而《证明》的内容未能得到余思勤认可，故原审法院对《证明》证据不予采纳；2.钟文珍付款余思勤50000元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该付款仅反映钟文珍与余思勤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在未有证据反映款项性质的情况下，即使钟文珍是润球公司的股东，钟文珍的付款并不必然就是退还案涉讼争的款项；3.张河球、润球公司对钟文珍付款余思勤的金额构成未得到余思勤认可，张河球、润球公司对其主张仅有陈述而未有证据佐证，故对其原审法院对金额构成的主张不予采纳；4.《承诺书》明确张河球“本人立即退还该款项给余思勤”，而张河球、润球公司主张已通过钟文珍退还了案涉讼争的款项，则张河球、润球公司对支付方式的变更承担举证责任，但张河球、润球公司对此未有举证证明；5.余思勤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和收款收据虽然是复印件，但在形式上不能排除余思勤与张河球存在其他经济关系。
综上所述，张河球应当退还余思勤43000元。余思勤主张超过该金额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润球公司未与张河球共同向余思勤做出退还款项的承诺，余思勤要求润球公司共同退还，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八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五）项、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张河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余思勤43000元；二、驳回余思勤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00元，余思勤负担550元，张河球负担950元。
判后，上诉人张河球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张河球确实是委托钟文珍向余思勤返还涉案款项50000元人民币，且张河球与余思勤并没有其他业务往来。原审法院认定钟文珍支付的50000元人民币不必然是为张河球付款没有事实依据。（一）钟文珍与张河球为夫妻关系，且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钟文珍用夫妻共同财产5万元支付夫妻共同债务，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不认定钟文珍的付款与本案有关无事实依据。（二）余思勤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复印件存在多处疑点，理由有如下几点：第一，委托代理合同中余思勤的签名与起诉状的签名完全不同。且委托代理合同前页和后页的字体大小、格式不一致。第二，委托代理合第七条明确写明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各有一份的内容，若此合同真实，由余思勤应当有原件，但其未提交；第三，余思勤既不是广州市广庆隆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庆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股东或员工，其以自己名义与张河球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张河球代为办理广庆隆公司的建设项目手续不符合常理。上述足以说明委托代理合同的虚假性。（三）余思勤提交的25万元收据也是虚假的，理由有：收款收据张河球的签名不清，其用途也是不清，也看不出其与委托合同的关联性。余思勤主张张河球收其30万元，还有5万元未退回，所以钟文珍支付给余思勤的5万元是代理合同中的5万元，这么说，余思勤应当一共支付给张河球30万元，而余思勤只提交了25万元的收款收据，未提交另5万元的收款收据，上述三点足以说明收款收据的虚假性。（四）关于余思勤提交的录音，未说明合法来源，什么时候录的，用什么仪器录的，原始载体在哪里均没有说明，也无证据证明，可见此录音证据疑点较多，依法不应当采纳。（五）第一，余思勤不诚实，原审其起诉6.8万元，经张河球举证后，改为4.3万元，余思勤的此种不诚信行为让张河球有理由相信其存在伪造证据的可能性；第二，原审法院是受了余思勤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收款收据和录音的影响，进而推断张河球与余思勤可能存在业务往来的事实，进而判决张河球败诉，张河球认为原审的判决没有根据，且无视钟文珍是张河球妻子的事实。（六）关于举证责任，钟文珍是张河球的妻子，不是与本案完全没有关系的第三人，钟文珍用夫妻共同财产支付夫妻共同债务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张河球已提交结婚证来证明钟文珍、张河球的关系，张河球的举证责任已完成，案中提出余思勤与张河球有其他业务往来主张的是余思勤，应由余思勤承担举证责任，而余思勤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还有其它业务往来。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余思勤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余思勤答辩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钟文珍与张河球为夫妻关系是事实，钟文珍是润球公司的股东，张河球存在诸多业务住来，包括本案涉及的业务。张河球无证据证明钟文珍支付给我方的5万元就是本案涉及的张河球在承诺书中所列明的6.8万元。钟文珍支付5万元是依据委托代理合同支付，在张河球对支付依据的真实性不认可的情况下，两者相矛盾。关于我方签名问题，我方认为对方可以申请鉴定。同时，起诉状签名是由特别授权代理人签名，也可以产生相应法律效果。针对张河球提及的我方与张河球与其签订的委托合同代理权限问题，我方从广庆隆公司处获得委托后再与本案张河球签订。
原审被告润球公司陈述意见称：对本案没有异议，认同原审的判定。但本案张河球的妻子钟文珍返还的5万元确实是张河球委托其向余思勤返还的6.8万元中的款项。
经审查，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余思勤向本院提供证据：余思勤广庆隆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证明钟文珍支付5万元是依据委托代理合同支付，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事项是余思勤从广庆隆公司处获得委托后再与张河球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上诉人张河球发表质证意见称：不同意质证，因为其不是新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因我方无法辩认其章是否为广庆隆公司的盖章，且可以看出，委托合同里面的签字与起诉状的签字完全不同。另外，此份证据若是真实的话早已存在，应当在原审提交，现在提交不应作为新证据。原审被告润球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同意张河球的质证意见，补充两点：1.既然余思勤可以提交他本人与广庆隆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原件，那么他也应当可以提供其与张河球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的原件，但余思勤却在一、二审都不能提交，与常理不符；2.余思勤提交委托合同，故意把法人的签字掩盖，让人质疑法人的签字是否广庆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真实签名。同时，余思勤将本案的金额也掩盖，这两种行为足以证明余思勤伪造证据的技俩。3.从委托合同来看，办理委托手续即报建手续，广庆隆公司并未授权余思勤转委托权，即便张河球签订的合同真实也没有相应法律效力。
二审查明：原审期间，张河球提交2013年3月29日钟文珍证言。2014年8月29日，钟文珍出庭作证并确认了上述证言的真实性。证人钟文珍书面证言及出庭作证称：其是张河球的妻子，关于余思勤与张河球、润球公司合作的两个项目：广州市广庆隆物流货运市场铁通电话项目及《广州尚峰皮具有限公司与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电信综合业务服务协议》项目，由于该两个项目均没有实施，因此张河球在扣除2.5万元后，要求钟文珍退还4.3万元给余思勤。后余思勤称由于其也垫付项目前期市场费用7000元，希望张河球支付，并给了账号给钟文珍（余思勤账号：62×××35）。经协商后张河球同意支付7000元给余思勤，于是张河球委托钟文珍于2011年10月31日通过建行转账方式向余思勤返还5万元（68000－25000＋7000=50000）。
另查明，张河球和案外人钟文珍是夫妻关系。根据润球公司的企业注册基本资料显示，张河球和钟文珍均为该公司的股东。
再查，二审庭审中，余思勤确认其与钟文珍个人没有交易往来，但因钟文珍是张河球的妻子，故张河球与余思勤发生的业务往来也应视为钟文珍与余思勤发生的业务往来。
本院认为：张河球于2011年1月28日向余思勤出具的《承诺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二审各方的争议焦点在于：钟文珍于2011年10月3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余思勤支付的50000元是否为钟文珍代张河球支付涉案《承诺书》的款项。
张河球主张钟文珍于2011年10月3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余思勤支付的50000元是钟文珍代其支付涉案《承诺书》的款项。余思勤则主张钟文珍的上述付款是支付其与张河球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项下张河球需返还的款项，为此，余思勤提供《委托代理合同》复印件、收据复印件，还有其与广庆隆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原件予以证明。审查上述证据，虽然余思勤与广庆隆公司之间签订的《委托合同》为原件，但是，余思勤提供的其与张河球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和收据均为复印件，上述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条证明余思勤关于其与张河球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所载之委托代理关系，现张河球对余思勤的该主张亦不予确认，余思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余思勤关于钟文珍的上述付款为支付其与张河球《委托代理合同》项下的款项的主张，缺乏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钟文珍的身份，余思勤确认钟文珍系张河球的妻子，也是润球公司的股东，且余思勤确认其与钟文珍个人之间也无交易往来，钟文珍在二审期间亦到庭确认其上述付款系代张河球的付款，故余思勤认可钟文珍的付款是代表张河球的付款，本院予以确认。综上，鉴于余思勤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张河球之间存在真实的委托代理关系，亦未能证明钟文珍代张河球支付的款项系支付本案《承诺书》以外的款项，因此，张河球主张钟文珍于2011年10月3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余思勤支付的50000元是钟文珍代其支付涉案《承诺书》的款项，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此外，《承诺书》载明“余思勤介绍本公司与广州尚峰皮具有限公司签订《广州尚峰皮具有限公司与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电信综合业务服务协议》，如该项目实施，本人将在工程完工3天内支付余思勤22000元作为介绍费。如果该项目不能实施，则本人与余思勤共同承担50000元。本人已预支该项目的市场费用，每人承担25000元”。由于张河球、润球公司提供广州尚峰皮具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证明尚峰项目未履行，且余思勤在原审中表示可以接受《承诺书》的内容，在二审中亦确认尚峰项目没有实施，余思勤应承担该项目的市场费用为25000元。因此，张河球应向余思勤退还的款项应为43000元（68000元-25000元）。鉴于钟文珍已代张河球退还余思勤50000元，已足额清付张河球欠付余思勤的涉案债务，故余思勤诉请张河球退还款项43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张河球已将《承诺书》项下的款项全数退还余思勤，故余思勤还主张润球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鉴于二审诉讼中钟文珍出庭作证证实其向余思勤付款是代张河球的付款，致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作部分变更，上诉人张河球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5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余思勤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5元，均由余思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东劲
审 判 员 陈舒舒
代理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日
书 记 员 张剑文
郭华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