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六金民二初字第00695号
原告：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
被告：文勇
第三人：国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原告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联合软件中心）诉被告文勇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后依原告申请，本院追加国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分别于2015年6月15日、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鹏远，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刘中权，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马利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一、案件基本事实。2013年5月7日，金安区法院就文勇与张庆丰、太科公司、朱继兵民间借贷纠纷作出民事判决，判令被执行人张庆丰于判决生效七日内偿还原告文勇借款本金752000元，太科公司、朱继兵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3年7月2日，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以下简称金安法院执行局）作出（2013）六金执字第00358-1号执行裁定书，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同日，金安法院执行局作出（2013）六金执字第00358-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原告名下房屋。原告对此提起异议，金安法院执行局于2013年8月30日作出（2013）六金执字第00358-3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异议。原告不服，向安徽省六安市中院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六安中院）申请复议，六安中院经审查认为，金安法院执行局听证程序违法，撤销了金安法院执行局（2013）六金执字第00358-3执行裁定书，发回重新审查。金安法院执行局重新审查后，再次作出（2014）六金执﹤异﹥字第00001号执行裁定书，以原告与太科公司法人人格混同、太科公司系原告大股东为由，认定依法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妥，并裁定驳回原告的执行异议。原告对此不服，向六安中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复议。2015年4月3日，六安中院作出（2015）六执复字第0000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1、驳回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的复议申请；2、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对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2014）六金执异字第00001号执行裁定不服，……在收到本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原告认为，金安法院执行局（2013）六金执字第00358-1号、第00358-2号执行裁定书事实认定、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理由如下：
（一）裁定书以原告为被执行人太科公司股东、被执行人太科公司为原告出资人为由，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事实认定错误。
裁定书追加原告为本案被执行人的理由为：“被执行人太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的出资人，且第三人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也是被执行人太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
然而，根据原告的主管单位安徽省民政厅查询的信息显示，原告（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举办人变更情况如下：2008年2月被执行人太科公司出资2570万元举办原告，占比99.61%；2012年3月22日，太科公司已经将对于举办原告的出资转让给安徽安贝尔建设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安贝尔工会）和安徽爱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家公司），并完成变更登记手续。
太科公司的股东变更情况如下：（1）在2010年7月15日，程杰持股30.17%、靳展持股22.02%、安徽省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以下简称民营科技协会）持股0.84%、安贝尔工会持股46.97%。（2）2011年1月17日，原告持股82.79%、安贝尔工会持股16.7%、安徽省民营科技成果交流中心（以下简称民营科技中心）持股0.84%。（3）在2012年3月26日，原告将其持有的太科公司全部股权分别转让给张先立、张爱洋，并且与其办理了公司的印章、财务等各项交接手续。（4）2013年11月8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作出（2013）皖行终字第00064号判决书，撤销了2011年1月17日太科公司的股东变更，太科公司的股权结构恢复到了2010年7月15日的状态。也就是说，原告对于太科公司的股东权，仅存在于2011年1月17日至2012年3月26日，原告自2012年3月26日至今已经丧失了对太科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以及股东权利。据此，依据前述省高院判决书，金安法院执行局作出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时，太科公司的股东为程杰、靳展、民营科技协会、安贝尔工会，原告并非太科公司的股东。
综上所述，原告早在2012年3月以后，原告的出资人为安贝尔工会和爱家公司，太科公司的股东为程杰、靳展、民营科技协会、安贝尔工会，裁定书认定太科公司与原告之间存有交叉出资、持股的事实并不存在。
（二）（2014）六金执﹤异﹥字第00001号裁定书认定，原告与被执行人太科公司之间公司人格、财产混同，并无事实依据，理由如下：
1、金安法院执行局以《专项审核报告》认定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人员、财产混同，并无事实依据。
金安法院执行局重审裁定据以认定原告与被太科公司之间财产混同的依据，系六安元一会计事务所所作出的《专项审核报告》。该《专项审核报告》以案外人安贝尔公司与原告票据装订在一起，认定了太科公司、安贝尔公司、原告、爱家公司四家票据混同；以2012年1、2、3月，原告与太科公司人员工资发放混同，认定2012年12月15日，原告与太科公司人员混同；以原告与太科公司将相互将各自持有的股权对外转让前的资金频繁往来，认定2012年12月15日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财物混同；以案外人安贝尔公司与爱家公司之间存有债务相互转化的情形，认定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存有债权债务转化情形。
该份《专项审核报告》既不能够证明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财务凭证、财务给付混同，也不能够证明在太科公司与被告建立担保关系后，太科公司与原告之间存有资金往来以及财务人员混同。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仅能对事实进行描述，而不能对事实进行认定，该《专项审核报告》直接作出了原告与太科公司财务、人员混同的结论，行使了法院的审判权，实属罕见。据此，裁定书依据《专项审核报告》，认定太科公司与原告之间财产混同，显然无事实依据。
相反，该份《专项审核报告》说明：（1）在2012年3月29日太科公司交接清单日期之前，曾经在此办过公。而案件的借款日期是2012年10月。在案件发生之前，太科公司早已搬走。与交接清单反应的事实一致。没有一张单据日期在2012年3月29日之后的，从零星的单据日期来看均为2012年3月29日之前的。（2）与前面的法律判决书中描述的内容不一致，且自相矛盾。前面的法律文书中陈述了太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张庆丰［根据（2013）六金民二初字第00470号民事判决书］，而后面的法律文书中得出的结论是与原告资产混同，实为自相矛盾。张庆丰与原告没有任何关联。
2、原告与太科公司集中办公、印章统一保管、适用统一的公司制度并无事实依据
首先，根据金安法院执行局执行搜查调取的印章可以反映，太科公司的印章并不存放于原告的办公地点，金安法院执行局以此认定太科公司与原告对公司印章进行统一保管，显然认定事实错误。其次，关于金安法院执行局重审裁定书的认定，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使用带有“太科公司”LOGO的领用登记表（包括现场照片当中带有“太科公司”LOGO的规章制度），系因为在2012年初，太科公司与原告之间还并未进行股权转让，该领用登记表为当时遗留下来使用至今的物品。同时，领用文件登记表上所反映的领用材料均为太科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材料，与原告的实际运营并无关联。金安法院执行局据此认定，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按照同一种公司制度进行管理，是对事实的错误认识和判定。
根据金安法院执行局的搜查材料还可看出：第一，没有搜查到太科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太科公司银行的印鉴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太科公司金融业从业许可证等核心证物。充分说明太科公司实际办公地点不在原告处。第二，材料日期都是在案件借款日期发生前的，与交接清单2012年3月29日之前的零星单据，均为案件借款发生日期2012年10月前的零星材料。实际上太科公司已经搬到万达广场。第三，太科公司在案件发生日期之前的2012年3月29日，已经搬到万达广场地点办公。案件借款日期也是在交接清单日期后，太科公司发生此业务的办公地点为万达广场。
三、金安法院执行局（2014）六金执﹤异﹥字第00001号执行裁定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若干意见》第20条的规定，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适用法律错误。
金安法院执行局在重新审查后作出的（2014）六金执﹤异﹥字第00001号执行裁定书认定原告为太科公司的股东，太科公司为原告的出资人，并无事实依据。同时，重审裁定书认定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财产混同、人格混同的事实亦并不存在。原告与太科公司早于执行所依据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之前便已完成对外股权转让，太科公司与原告根本不具备通过财产混同的方式进行规避执行的客观条件以及主观故意，将原告追加为被执行人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金安法院执行局裁定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的适用法律错误，认定原告与被执行人太科公司之间人格混同，也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对于法人独立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任意对法人独立人格揭破，将势必导致《公司法》“独立法人”的立法意义落空。在本案被告要求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时，金安法院执行局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227条的规定，告知被告提起申请执行人异议之诉，而不是直接对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人格混同作出实体裁判，金安法院执行局越权对权利归属的实质进行认定，实质上是一种“以执代审”的行为。据此，原告特依据《民诉法》第227条规定，诉至法院，恳请对案件的全部事实进行综合考虑，停止将本案原告名下全部财产作为被执行标的，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请求法院：1、判决撤销（2013）六金执字第00358-1号执行裁定书，并停止对原告名下全部财产的执行；2、判决撤销（2013）六金执字第00358-2号执行裁定书停止执行，并解除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KF4-5地块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一层（合产字第5035**号），二层（合产字第5034**号），三层（合产字第5034**号），五、六层（合产字503496号）房屋的查封措施；3、判令因错误查封原告房产后造成巨大损失的由被告支付给原告经济赔偿；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及其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提供下列证据，并对证据进行说明：
证据一、原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负责人身份证明一组，证明原告工商登记情况，是本案适格主体。
证据二、（2013）六金执字第00358-1号、第00358-2号、第00358-3号执行裁定书、（2014）六金执﹤异﹥字第00001号执行裁定书、（2015）六执复字第00002号执行裁定书、（2015）六执复字第00002号裁定书一组，证明案件的相关背景事实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据。
证据三、太科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证明2010年12月16日，太科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将靳展、程杰、安贝尔工会持有的太科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原告，转让后，太科公司股权比例变更为原告持股82.79%、安贝尔公司持股16.37%、民营科技中心持股0.84%。
证据四、2012年3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证明2012年3月26日，原告、安贝尔公司、民营科技中心与张先立、张爱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安贝尔公司、民营科技中心将其持有的太科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张先立与张爱洋，张先立受让65.24%、张海洋受让34.76%。《股权转让协议》5.3条规定，“甲方积极配合乙方（张先立、张爱洋）办理股权变更相关手续，如因政策限制等原因股份暂时无法变更的部分暂由甲方代持，但甲方代持股份的全部权益，乙方享受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证据五、《委托书》一组，证明由于国家要求融资担保公司需法人持股这一政策限制，双方之间未成功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双方之间签订《委托书》，由张先立、张爱洋委托原告进行代持股，张先立、张爱洋全部经营管理活动，并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且该《委托书》业经安徽省合肥市衡正公证处进行了公证。
证据六、公章接收单，证明原告于2012年4月26日将太科公司公章向实际股东张先立等人进行移交的事实。
证据七、财务资料移交（三）、收条，证明2012年4月23日，原告将太科公司2012年1-3月的全部银行对账单以及地税申报CA棒对外进行了移交，并向太科公司进行了法人变更通知。
证据八、文件交接单，证明原告已于2012年3月29日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经营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对外进行了移交。
证据九、太科财务交接清单（部分），证明原告已经2012年1-2月年度的宗旨、凭证、财务报表、报送金融办的报表、转账支票、机打发票对外进行了移交。
证据十、太科财务交接清单（二），证明原告与太科公司实际股东之间对于银行的全部款项进行了结算，并将太科公司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新变更的印鉴、2012年3月的凭证、报表等财务资料全部进行了移交。
证据十一、太科公司移交清单、交接单，证明原告将太科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的正本以及电子IC卡全部移交给了太科公司的实际股东。
证据十二、担保与银行合作协议移交清单，证明原告将太科公司股权转让行为发生之前，与其他公司之间的全部合同进行移交的事实。
证据十三、省高院（2013）皖行终字第00064号行政判决书、太科公司变更信息，证明省高院于2013年11月8日撤销了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省工商局）的工商变更登记，太科公司的股权结构回复到程杰持股30.17%、靳展持股22.02%，民营科技协会持股0.84%、安贝尔工会持股46.97%。原告现已经不是太科公司的股东。2013年11月8日，省高院撤销了原告受让太科公司股权的行为的结果是原告自始不是被告的股东，目前太科公司是程杰、靳展、民营科技协会、安贝尔工会。原审裁定，以联合软件中心为太科公司股东为由，追加联合软件中心作为被执行人认定事实严重错误。
证据十四、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联大软件中心理事会决议、出资额转让协议、原告章程修正案、原告章程一组，证明联合软件中心在2012年4月29日对出资人（举办人）进行了变更，联合软件中心的举办人变更为安贝尔公司以及爱家公司。太科公司不再是原告的举办人、出资人。
证据十五、2012年2月-4月份社会保险实收帐目明细表，证明证据五至证据十一的相关移交人员及监交人员是安贝尔公司的人员。
被告辩称：一、金安区法院（2014）六金执（异）字第00001号执行裁定书以原告与被执行人太科公司人格混同，认定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的（2013）六金执字第00358号执行裁定书并无不妥，符合法律规定：1、金安区法院依法搜查原告办公场所，现场基本事实和六安元一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报告，充分反映原告与爱家公司、安徽安贝尔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贝尔建设公司）及太科公司企业人格混同（集中办公、印章统一保管、人员互用、票据混同、公司间资金往来频繁）。2、太科公司将举办联合软件公司股权（25530583元）于2012年3月22日文字转让给爱家公司、安贝尔公司，因企业人格混同和没有支付对价，是虚假转让。
二、安贝尔公司、太科公司及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均由靳展担任，公司资金资金往来频繁，靳展本人与上述公司资金往来频繁，所谓股权不断在各公司间转让，目的是规避法律规定，逃脱还款责任。但是各公司在转让股权时，虽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甚至办理了股权转让登记，但都因缺乏支付股权对价而使股权转让对外变成一种欺诈，更充分表明原告与被执行人等公司人格混同，人民法院在执行中依法裁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就其所陈述的事实及抗辩理由提供下列证据，并对证据进行说明：
证据一、文勇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基本信息。
证据二、联合软件公司办公场所照片（现场悬挂爱家公司营业执照，安贝尔公司开户许可证，联合软件公司登记证书，爱家公司、安贝尔公司、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各项岗位职责、档案集中存放），证明爱家公司、安贝尔公司、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在同一办公场所办公。
证据三、金安区法院搜查到的《重要文件领用登记表》，爱家公司、安贝尔公司、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正副本、公司印鉴（十九枚）、公司产权证明，靳展个人身份证原件、印鉴章，联合软件中心章程、通讯录、租赁合同，证明：1、多家公司证照、印章等均在一处一人集中保管、管理，其领用按同一程序办理；2、各公司、中心人员混同；3、靳展是多家公司法定代表人。
证据四、《专项审核报告》，证明：1、爱家公司、安贝尔公司、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人员混用、票据混同、资金往来频繁；2靳展在多家公司任法定代表人、靳展个人与各公司之间资金往来频繁。3、各公司已完全丧失独立公司人格权。
证据五、联合软件中心理事会决议、变更注册资本验资报告，证明：1、2008年1月31日联合软件中心理事会审议通过增加太科公司为中心的新出资人；2、太科公司出资方式为实物资产即房地产（25500000元），同时接收安贝尔公司200000元转让的出资额。3、至2008年1月26日，太科公司实际缴纳的出资额为25730583元。
证据六、证人朱继兵身份证明材料及其劳动合同、任免通知书，省高院（2013）皖行终字第00064号行政判决书、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合行终字第00012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证明朱继兵是原太科公司的副总经理；安贝尔公司与太科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人，即靳展。
证据七、证人朱继兵证言，证明多家公司人格混同。
第三人述称：第三人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第三人与原告不存在混同的情况。2013年股权已经全部转让，公司的部分财务及印章也已经办理了转让。2012年第三人实际经营地址是安徽马鞍山路和芜湖路。2013年省高院作出判决，原告受让第三人股权的行为已经撤销，现在公司股权恢复到2010年7月的情况。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是正当经营行为，在一个地点办公，不代表人格混同。原审判决中第三人是担保人，但担保是虚假的无效担保，第三人没有参加诉讼。第三人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举证、质证，（一）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4、5的关联性有异议。股权转让没有转款凭据证明受让方支付对价；没有办理企业股东变更登记；公证书公证的是签名、指印，对转让股权协议的合法性没有证明；太科公司变更信息仅反映到2011年12月8日；股权转让未按规定的程序履行，转让的真实性无证据证明。对证据6、7、8、9、10、11、12，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股权转让无国家相关机关的批准，是私下转让，是无效转让，对外不能对抗法院的文书。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本案原告转让股权及太科公司股东变更行为已被撤销，且太科公司股权转让不是本案审理焦点，原告股权转让是否合法才是法院审查内容。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安贝尔工会和爱家公司受让太科公司出资额没有付款凭据证明已支付对价，亦没有出资额转让验资报告；转让系虚假的，目的是将太科公司的股权化为乌有，借以逃避太科公司的法律责任。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仅能证明相关人员的工作单位。综上，太科公司以房屋作价25530583元入股联合软件中心，是为转移资产和逃避太科公司对外的债务，法定代表人靳展将该股权于2012年3月22日以文字的形式转让给关联公司（安贝尔工会和爱家公司），没有发生支付股份转让对价。后期，靳展又将太科公司100%股份转让，其目的均是逃避债务和转移财产。
第三人对原告所举证据均无异议。但是股东会决议已经被撤销，股权状态已经恢复到2010年7月15日的状态。
（二）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三性”不持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均持有异议。首先，该证据的来源并不合法。该证据系本案执行异议阶段金安法院执行局在原告既无不履行法律文书义务的可能，也不可能存在有隐匿财产的行为条件的情况下，对原告的经营场所进行搜查获取的，且在搜查的时候，其搜查人员并未通知原告的主管部门安徽省民政厅相关人员到场，搜查相关笔录签字人员也未见主管部门人员签字，故搜查程序违法。其次，该证据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并不能够证明原告与太科公司在同一场所办公。爱家公司、安贝尔公司均与本案之间并无关联，其相关证照存放于联合软件中心并不能够证明联合软件中心与太科公司之间在同一经营场所办公。太科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办理交接后，太科公司始终未将该规章制度取走，早在2012年11月15日，合肥市的电话号码就已经升级为8位，从该规章制度载明的7位电话号码也可以予以印证，其属于交接之前的遗留物品。对该证据3的“三性”均持有异议。该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首先，现场的搜查文件、照片当中，未见太科公司的营业执照正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产权证明文件。其次，在现场搜查的印章留印以及照片当中，没有太科公司的法人印章、财务印章、公章。第三，租赁合同当中的租赁人是安贝尔公司，是本案的案外人，并非是太科公司，与本案完全无任何关联性。第四，通讯录中没有太科公司的通讯记录。第五，重要文件领用登记表上没有太科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任何记载关于领用太科公司公章的记录，太科公司与联合软件中心之间并无公章统一保管的行为存在；该份重要文件领用登记表之所以存在“太科担保”的LOGO，系当时双方合作时期的遗留物品一直沿用至今，这份文件领用登记表形成于2012年4月18日以前。对证据4的合法性、关联性均持有异议。首先，该证据的取得来源并不合法，该审计行为并不符合执行审计的前提条件，金安区法院取得该证据的程序违法。其次，《专项审核报告》仅凭公司票据装订在一起，认定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票据混同无事实依据；《专项审核报告》第三项第2条当中载明了2012年1、2、3月，原告的财务审核人员及经办人员的工资由太科公司进行发放，但双方在2012年3月以后解除了股权交叉关系，交接了各自的财务管理工作，被告与太科公司之间建立担保合同关系的时间是2012年12月15日，而原告的财务审核人员及经办人员的工资由太科公司进行发放是在股权、出资出让行为发生之前，又存在于被告与太科公司之间建立担保合同关系之前，据此认定人员混同这一事实，并无任何事实依据。《专项审核报告》审核所依据的财务资料系原告2009年-2012年期间的财务资料，且当中包含大量的案外公司（安贝尔公司、爱家公司）之间的往来记录，与本案无关联性。通过对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明细可以看出，太科公司与原告之间的最后一次资金往来时间为2012年3月28日，而被告与太科公司之间建立借款担保合同关系的时间为2012年12月15日，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均存在于被告与太科公司建立担保合同关系之前。《专项审核报告》第四项第6条仅能够证明安贝尔公司与爱家公司之间存有债务互相进行转化的情况存在，并未载明太科公司与原告之间存有代为报销、代为支付的情况。太科公司与原告不存在债权、债务相互进行转化的情况存在。该份《专项审核报告》既不能够证明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财务凭证、财务给付混同，也不能够证明在太科公司与被告建立担保关系后，太科公司与原告之间存有资金往来以及财务人员混同。另外，在掺杂大量案外人的财务数据的情况下，原告的人员存在于哪几家公司、票据装订混同系哪几家公司、哪几家公司与法定代表人靳展之间资金往来频繁，均未明确说明，被告提交的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与太科公司之间人财物混同，该证据并不具备关联性。对证据5的合法性、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持有异议。该证据仅能反映太科公司在2008年1月31日出资举办原告的事实，太科公司已于2012年3月将该出资对外进行了转让，且经安徽省民政厅备案登记。对证据6中的任免通知不予认可，仅仅是网页截取，不具有真实性。任免通知落款是2012年4月1日，保险缴费时间是2012年5月，即股权转让后2个月，朱继兵与安贝尔公司已没有关系。2012年7月1日的劳动合同不是原件，不予认可。原告免去朱继兵的时间是2012年5月，说明安贝尔公司是按照劳动法规定签订的合同。行政判决书系复印件，且内容不完整，不能反应案件相关事实，对其证据“三性“不认可，安贝尔公司系案外人，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7，证人朱继兵其是被执行人，不具有证人资格。根据证据规则，朱继兵首先是被告的同学，又是被执行人，与原告是否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是否承担债务，有重大利害关系。证人朱继兵并没有在联合软件中心任职，而是在安贝尔公司任职，而安贝尔公司与本案无关联。
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存放在联合软件中心的公司档案系2013年股权交接时遗留的，不能证明两个公司在同一场所办公。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的规章制度系遗留物品，2013年之后第三人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证据4、5、不能证明人员混同情况，股权转让后期已被省高院撤销，股权状态回复到2007年的状态。证据6，靳展不是被执行人，质证意见同原告。证据7，朱继兵是被执行人，证言不具有证明第三人承担责任的证明力。
经举证、质证及法庭调查，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证据3、4、5、6、7、8、9、10、11、12，反映了2010年12月16日股东会决议后太科公司股权基本变动情况、交接情况，但由于2010年12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中“程杰”签名系靳展无程杰授权情况下代签的，且事后程杰不予认可，省工商局2011年1月17日的工商变更登记已经被省高院撤销，太科公司股权已经恢复到2010年7月15日的登记情况。证据13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明省高院于2013年11月8日撤销了省工商局2011年1月17日的工商变更登记，表明安贝尔工会系太科公司最大股东。但不能证明联合软件中心与太科公司不是关联单位，不能证明本院执行裁定书追加联合软件中心认定事实错误。证据14中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能够证明安徽省民政厅核准了联合软件中心章程变更。证据15，仅能证明相关人员社会保险缴纳情况，不能证明原告没有规避债务。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对证据1的“三性”不持异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证据2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执行局依法搜查，程序合法，且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太科公司在同一场所办公。证据3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达到被告证明目的。《重要文件领用登记表》记载的重要文件领用情况足以证明太科公司的营业执照正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产权证明文件、法人印章、财务印章、公章与其他公司重要文件、印章等存放一处，并由朱蓉收管。证据4，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专项审核报告》在审计过程中存在程序错误或实体错误，且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亦未提出重新审计的申请，故该份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5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据6中的《劳动合同》经本院核实与原件一致，该组证据结合证人朱继兵证言，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7，证人朱继兵虽系被告同学，但其证言能够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具有真实性；朱继兵虽系被执行人，但同时系本案第三人原太科公司的员工，其证言与本案具有关联性。
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结合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文勇与张庆丰、太科公司、朱继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5月7日作出（2013）六金民二初字第00470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张庆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文勇借款本金752000元，利息按2分从2012年10月15日起计算至本清息止。二、被告太科公司、朱继兵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张庆丰、太科公司、朱继兵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本院于2013年6月14日立案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7条规定，于2013年7月2日作出（2013）六金执字第00358-1号执行裁定：追加第三人联合软件中心为被执行人。同日，本院作出（2013）六金执字第00358-2号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人联合软件中心位于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KF4-5地块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一层（合产字第035**号）、二层（合产字第5034**号）、三层（合产字第5034**号）、五、六层（合产字第5034**号）房屋。联合软件中心对上述（2013）六金执字第00358-1号、（2013）六金执字第00358-2号执行裁定不服，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本院经审查，于2013年8月30日作出（2013）六金执字第00358-3号执行裁定：驳回联合软件中心的异议。联合软件中心对异议裁定不服，向六安中院申请复议，六安中院于2013年12月16日作出（2014）六执（复）字第00002号执行裁定：撤销（2013）六金执字第00358-3号执行裁定书，发回重新审查。发回重新审查后，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于2014年9月24日作出（2014）六金执异字第00001号执行裁定：驳回联合软件中心的异议。联合软件中心不服，向六安中院申请复议，六安中院于2015年4月3日作出（2015）六执复字第00002号执行裁定：驳回联合软件中心的复议申请。2015年4月20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在庭审中，原告放弃第三项诉请。
另查明，太科公司设立于2003年5月6日，原名安徽太科信用担保有限公司。2005年3月7日（变更登记时间：2005年4月6日）名称变更为安徽太科担保投资有限公司；2007年3月23日名称变更为太科担保投资有限公司；2011年4月13日登记经营场所由合肥国家创新型试点市示范区变更为合肥市高新区长江西路2221号；2011年12月7日名称变更为太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靳展；2014年4月9日名称变更为国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即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程杰。
自太科公司2003年5月6日设立之日至今，其股权多次在法定代表人靳展、程杰、联合软件中心、安贝尔工会、民营科技协会、民营科技公司等公司之间相互变更。2010年7月15日，该公司实收资本由10562万元变更为12262万元，该公司股东变更为程杰（持股30.1700%）、靳展（持股22.0200%）、民营科技协会（持股0.840%）、安贝尔工会（持股46.9700%）。
此后，太科公司曾以2010年12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请求省工商局变更股东及出资额，该“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靳展、程杰分别将其持有公司全部股权（分别为2700万元和3700万元）转让给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同意安徽安贝尔建设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其持有公司部分股权3752万元转让给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同意安徽省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其持有公司全部股权103万元转让给安徽省民营科技成果交流中心”；“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分别为安徽省联合大型软件工程研究中心持股10152万元82.79%、安徽安贝尔建设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股2007万元，占16.37%、安徽省民营科技成果交流中心持股103万元，占0.84%”。2011年1月17日，省工商局作出了变更登记。2012年3月26日，联合软件中心、安贝尔工会、民营科技中心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张先立、张爱洋签订了一份所谓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太科公司股权以600万元转让给张先立（受让股权65.24%），张爱洋（受让股权34.76%）（但均无证据证明实际支付资金对价）。2012年4月18日，张先立又委托联合软件中心代持股权8000万元（占65.24%）；张爱洋又委托安贝尔工会代持股权2007万元占（16.37%），委托民营科技中心代持股权103万元（占0.84%），委托联合软件中心代持股权2152万元（占17.55%）。《太科财务交接清单（二）》载明，2012年4月19日曾有2439456.64元转入法定代表人靳展的工行个人账户。但2010年12月16日的股权转让由于该“股东会决议”中“程杰”的签名系靳展在缺乏程杰本人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代签的，JieCheng（程杰）知悉后不予认可，于2013年1月7日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涉案变更登记。2013年4月15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合行初字第00006号行政判决，撤销省工商局2011年1月17日对太科公司予以核准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责令省工商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太科公司、联合软件中心不服判决，上诉于省高院，省高院经审理，于2013年11月8日作出（2013）皖行终字第00064号终审判决，维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一项关于撤销省工商局2011年1月17日对太科公司予以核准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省工商局遂作出皖公商注撤字（2013）01号《关于撤销太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变更登记的决定》，对联合软件中心受让太科公司股东转让他人出资3700万元的行为以及太科公司股东变更的行为予以撤销。太科公司股东及股权登记情况恢复至2010年7月15日的状态。
又查明，联合软件中心由安贝尔建设公司、安徽安贝尔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贝尔物业）共同出资组建，于2005年10月取得安徽省民政厅核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原出资额为30万元。后联合软件中心修改章程，申请增加太科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出资2550万元，出资方式为实物资产-
房地产出资，同时接受安贝尔建设公司转让的出资额20万元，变更后出资额为2580万元，并将联合软件中心地址变更为合肥市长江西路2221号（合肥科学城）。截止2008年1月26日，联合软件中心已收到太科担保投资有限公司缴纳的新增出资额合计25730583元，其中用于登记的出资额2570万元；资本公积金30583元。2008年1月31日，联合软件中心出资者为太科担保投资有限公司（2570万元，占99.6%）、安贝尔物业（10万元，占0.39%）。2008年2月20日安徽大成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出资额变更进行了验资。
2012年3月22日，联合软件中心召开第三届第一次理事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长为靳展。同日，新一届理事会审议通过出资额转让事宜：同意太科公司（原名称：太科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出资额2580万元进行转让。转让后，联合软件中心的出资者为：安贝尔工会出资1280万元（49.61%）；爱家公司出资1300万元（50.39%）。同日，太科公司分别与安贝尔工会、爱家物业签订了《出资额转让协议》，但无证据证明双方进行了验资，并支付了对价。同日，联合软件中心理事会变更了章程，2012年4月29日安徽省民政厅对联合软件中心新章程进行了核准。2012年5月21日，安徽省民政厅向联合软件中心颁发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人），证书载明其开办资金为2580万元；住所地为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2221号（合肥市科技城）；法定代表人为靳展。
再查明，2014年3月26日，本院在太科公司位于合肥市长江西路2221号办公地点依法执行搜查时发现太科公司、联合软件中心、安贝尔工会、安徽安贝尔集团、安贝尔建设公司、安徽安贝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贝尔工程公司）、爱家公司等数家公司均在太科公司、联合软件中心登记住所地即合肥市长江西路2221号同一办公处所集中办公，办公场所悬挂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安贝尔公司等各单位岗位职责标饰，且上述等公司的部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公司及财务资料等在同一处由同一人保管；档案亦集中存放；且数家公司人员通讯录也打印在一张纸上，张贴在一个办公处所。联合软件中心、安贝尔工会、安徽安贝尔集团等不同公司公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等（19枚）均由朱蓉一人集中保管。
标记有太科公司LOGO（标志）的联合软件中心的《重要文件领用登记表》上面详细记载了自2012年4月18日至2014年3月24日期间，不同领用人从同一收管人朱蓉处领取、归还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安贝尔工会、安贝尔建设公司、爱家公司等公司全套证照正副本、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房产证、土地证、审计报告、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验资报告、银行U盾、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等重要文件、物品、印章的情况。《重要文件领用登记表》记载有朱蓉、靳国东、武冬、倪升福、张秀梅、郑爱华等同一人不同时间领用不同公司重要文件、印章的情况；记载有同一人同时领用不同公司重要文件、印章的情况。例如：靳国东于2012年4月24日领用联合软件中心审计报告、股东会决议、转让协议，又于2012年4月25日领用安贝尔建设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去工行望支办贷款事宜，又于2012年5月9日领用联合软件中心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又于2013年9月26日同时领用安贝尔建设公司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资质证及太科公司股权转让全套资料，又于2013年10月23日领用太科公司2006年验资报告、股东变更资料等。朱蓉于2012年4月18日同时领用联合软件中心的工行望支U盾、安贝尔工会工行望支U盾用于审检等。
2014年6月8日，六安元一会计事务所根据本院搜查现场所提取的财务凭证，作出六元一专审字（2014）第022号《专项审核报告》，其中查明：太科公司每月发放靳展、李静、张丽娟、黄荣海、朱蓉等人员工资。李静、朱蓉分别是安贝尔工程公司、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财务上的审核人员及经办人员；靳展分别是联合软件中心、太科公司、安贝尔集团的法定代表人等。审核结论为：1、同一人在不同公司任职；2、不同公司的票据装订在一起；3、资金往来频繁，很多资金在这些公司之间往来；4、靳展在多家公司任法定代表人；5、各公司与靳展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频繁。
另，原告、被告、第三人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KF4-5地块联合软件中心一层（合产字第035**号）、二层（合产字第5034**号）、三层（合产字第5034**号）、五、六层（合产字第5034**号）房屋登记在联合软件中心名下没有异议。
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联合软件中心与太科公司法人人格是否混同；本院（2013）六金执字第00358-1号、第00358-2号执行裁定追加联合软件中心为被执行人及查封其房屋事实认定是否正确；联合软件中心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2018-09-22
00:33:35',0,'web',NULL),(9547049,'75943b8b-6582-495a-b412-dacb96031199','$(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81次\")});$(function(){$(\"#hidRequireLogin\").val(\"0\");$(\"#Content\").html(\"此篇文书不存在!\");});$(function(){});','2018-09-22
00:33:35',0,'web',NULL),(9547050,'76640175-e237-44b6-864c-249a33703129','$(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53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1521\",\"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null,\"审判程序\":\"一审\",\"案号\":\"（2013）城民初字第933号\",\"不公开理由\":null,\"法院地市\":\"青岛市\",\"法院省份\":\"山东\",\"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东中部\",\"文书ID\":\"76640175-e237-44b6-864c-249a33703129\",\"案件名称\":\"蓝业杉与牛锡力、宋建伟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名称\":\"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城阳区\",\"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null,\"诉讼记录段原文\":\"原告蓝业杉与被告牛锡力、宋建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蓝业杉及被告牛锡力、宋建伟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保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405408982000)\\\/\",\"案件类型\":\"2\",\"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结案方式\":null,\"裁判日期\":null,\"文书类型\":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蓝业杉与牛锡力、宋建伟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蓝业杉与牛锡力、宋建伟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3）城民初字第933号\");$(\"#hidDocID\").val(\"76640175-e237-44b6-864c-249a33703129\");$(\"#hidCaseName\").val(\"蓝业杉与牛锡力、宋建伟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hidCaseNumber\").val(\"（2013）城民初字第933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1521\");$(\"#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民间借贷纠纷\"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3-11-13\"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蓝业杉,牛锡力,宋建伟\" }],LegalBase:
[{法规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Items:[{法条名称:\'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三十二条 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ly]
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ly]\'},{法条名称:\'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三十四条 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ly]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ly]\'}]},{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零八条\',法条内容:\'
第一百零八条
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ly]\'}]},{法规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二十三条\',法条内容:\'
１２３．公司之间的无息借款，有约定偿还期限而借款人不按期偿还，或者未约定偿还期限但经出借人催告后，借款人仍不偿还的，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应当予以准许。[ly]\'}]},{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Items:[{法条名称:\'第六条\',法条内容:\'
第六条
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ly]\'}]},{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3年）》\',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四十四条\',法条内容:\'
第一百四十四条 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ly]\'}]}]};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蓝业杉与牛锡力、宋建伟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4-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