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2）辽民二终字第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灯塔支行。
负责人：赵忠海，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艾英彪，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分行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娟，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分行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灯塔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法定代表人：景冰，该信用合作联社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海华，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程涛，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灯塔支行（以下称农行灯塔支行）为与被上诉人灯塔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称信用联社）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7）辽阳民三初字第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郑锦弘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谭弘主审、审判员王晓萍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农行灯塔支行的委托代理人艾英彪、李娟，信用联社的委托代理人赵程涛、李海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发[1996]33号1996.8.22)确定中国农业银行不再领导管理农业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的改革过程中，涉及到的人员、财产、资金关系等问题，应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原缴存中国农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改缴存中国人民银行；农村信用社转存中国农业银行款，按平等、充分协商的原则逐步消化。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要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业务往来，共同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7月13日下发了银传[1998]39号文件《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清偿对中国农业银行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称清偿通知)，《清偿通知》第三条二款明确规定，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债务不应由信用社承担：1、农业银行通过贷款凭证置换，对同一客户由信用社增加贷款、农业银行同时收回原贷款等方式将贷款资产转移给信用社而形成的债务；2、农业银行委托信用社发放，后转为信用社自营的贷款，或农业银行作为担保人由信用社发放贷款而形成的债务；3、农业银行确定贷款项目，未经信用社主任审批，指令信用社贷款形成的债务。中国农业银行辽阳市分行（以下称辽阳农行）作为甲方，辽阳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办公室（以下称辽阳体改办）作为乙方，于1999年12月30日在辽阳市人民银行协调下，为重新确立农业银行与各农村信用社资金拆借关系，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自愿达成一份《协议书》(以下称99年协议)：一、甲方自接收乙方下属各信用社在辽阳市第二热电厂（以下称辽阳二热电）、辽阳市腾达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称腾达房地产）等7家企业的贷款债权之日起，按接收的贷款本息金额同时收回乙方下属各信用社欠甲方的等额拆借资金本息后，双方对各信用社提出的因历史遗留问题所产生的异议归于终止。二、对前款规定额度外的乙方下属各信用社欠甲方的拆借资金本息，乙方一次性偿还3000万元，余下部分额度，重新调整为正常的拆借往来关系，乙方下属各信用社在重新签订合同后，按季付息，本金在2000年12月30日前逐步偿清。
自辽阳农行与辽阳体改办依据99年协议对拆借资金进行抵顶后，余下约1.27亿元资金双方重新签订借据。其中，灯塔市支行与万宝信用社确定拆借资金为4,296,950元，万宝信用社于2003年12月26日偿还本金1,000,000元，余额为3,296,950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2004年12月29日，灯塔支行与万宝信用社的上级主管部门灯塔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称信用联社)签订了《归还拆借资金利息协议书》，明确约定：”双方自愿结清2000年至2004年度形成的全部拆借款利息；信用联社以实体资金还息600万元；以现有行、社合属办公楼信用联社产权的590.68平方米及附属设施和原大河南营业所与信用社合属办公用房420平方米抵顶剩余利息；从2005年起重新立据，并按季还息。”协议签订后，灯塔支行与万宝信用社重新签订了借据。倒据后，万宝信用社于2005年3月21日还息31,255.09元，2005年6月29日还利息36，398.33元，2005年9月21日还利息36,398.33元，合计还息104,051.75元。
2005年10月，农村信用社的上级主管机构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辽阳办事处(以下称信用社辽阳办事处)成立。信用社辽阳办事处发现各信用社与辽阳农行之间的抵顶帐目十分混乱。各信用社应收款科目中还存在着垫付的辽阳农行办实体资金、担保资金挂帐及”点贷”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因此，信用社辽阳办事处于2005年11月组织信用社各联社认真清查该等问题。截止2005年1l月30日，查出在行社脱钩前形成的应由辽阳农行收回的对七户企业的点贷本息还有128,373,554元未收回，该笔本息在1999年行社双方”拉直”(抵顶)时并未被包含在内。即当时双方”拉直”时，因为没能查出七户企业还有这些点贷款，故农行当时就这些点贷款本息所对应的债权凭证没有收回。针对该”新的历史遗留问题”，联社辽阳办事处多次与辽阳农行及有关领导沟通未果，遂根据《清偿通知》明确规定的内容(即点贷款应由农行全部收回)，并依据99年协议双方认定七户企业名下的贷款为”点贷”款及该点贷本息全部应由农行收回或接收的规定，信用社辽阳办事处于2007年7月8日下发了辽农信联辽[2007]245号《关于对行社脱钩前农行与农村信用社拆借、担保及借贷资金拖欠等问题处理的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指令辖区内相关信用社联社及信用社将尚未与辽阳农行抵顶的不良贷款债权本息归集到具体两家信用社联社名下统一管理，并指令管理该不良贷款债权的信用社联社及信用社以上述不良贷款债权本息金额抵顶各自尚欠辽阳农行相应支行的等额拆借资金本息。
2009年5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辽阳市中心支行（以下称人行辽阳支行）出具了《对农行与信用社债务纠纷的调解意见》(以下称《人行辽阳支行意见》)，并分别向农行灯塔支行、万宝信用社的上级主管部门送达。《人行辽阳支行意见》第一确认了农行与信用社之间现存的债权债务纠纷属历史遗留问题；第二认定了行社脱钩遗留的拆借资金纠纷，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其根本特点表现为不平等的行政管理权力对平等的民事关系的介入；第三确定了农行与信用社之间拆借资金纠纷的处理原则为：应看到行社资金债务的”形式”，更注重农业银行管理信用社这一特殊体制下的”实质”。第四明确了信用社尚欠农行3870万元本金及410万元利息，仍有还款责任；第五明确了由信用社承担该七户企业贷款一亿三千万元(注：2005年11月30日时点上为128,373,554元)的风险责任显然不妥(即应由农行承担)；第六做出了对农行与信用社之间拆借资金纠纷的处理意见，即：l、建议信用社与农行就辽阳二热电、腾达房地产等七户企业的贷款债权债务相互抵顶；2、由于信用社在1999年与农行签订协议前统计工作失误，工作不实导致双方债权纠纷迟迟不能解决，应承担主要责任，建议信用社对差额部分8780万元的债权予以放弃(即虽然已经向农行支付了，但不再要求农行退款)；3、双方对上述七户企业债权所产生的异议终止。
原审法院认为：在1996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决定之前，即”行社脱钩”之前，农业银行受人民银行的委托，领导和管理信用社，行社资金统一使用，人员统一调配，即所谓”合署办公”。这一时期，信用社虽名义上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但事实上已演变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在此期间，农业银行拟向特定单位(包括农行重点支持企业及农行开办的下属公司、企业)发放贷款，但却受自身贷款规模限制，于是农业银行从形式上拆借资金给信用社，并指令信用社向特定单位发放贷款。这一违规的经营模式，行业内称其为”点贷”。所谓”点贷”，其实质就是农业银行行政指令信用社从农业银行拆借资金并对农业银行指定的”客户”发放贷款。
1999年12月30日，农行灯塔支行的上级主管部门辽阳农行与万宝信用社当时的上级主管部门金融体改办在人行辽阳支行的主持下，根据《清偿通知》的规定达成《协议书》(即((1999年协议)，将信用社因农行”点贷”形成的对点贷户的不良贷款债权(这部分不良贷款债权依据《清偿通知》规定应由农行收回)与信用社对农行的债务总额(即信用社欠农行的拆借资金)进行”拉直”。所谓”拉直”，即指农行与信用社将信用社对农行的债务本息总额与农行”点贷”形成的不良贷款债权本息金额予以扎差(做差)的行为。
根据99年协议，双方同意由辽阳农行安排各支行将体改办下属各信用社对点贷户--
辽阳二热电、腾达房地产、辽阳县烟草公司、灯塔县塔山水泥厂、辽阳市皮革制品服装厂、灯塔县铁合金厂、灯塔县罗大台铁合金厂共七户企业因”点贷”形成的不良贷款债权本息(即”点贷本息”)收回，同时按农行接收的点贷本息金额抵顶各信用社欠农行各支行的等额拆借资金本息。1999年末，体改办下属各信用社共欠农行总债务本息约3.9亿元。由于信用社在受农行管理期间因”点贷”等原因造成信用社管理不规范、帐目不清、点贷底数不明，当年给”点贷户”发放点贷款涉及的信用社众多、每笔贷款额度小、点贷笔数多。因此，双方”拉直”时，由于上述管理混乱，又加之时间紧迫、网点分散、一时难以查清全部”点贷”形成的不良贷款的帐目等原因，导致信用社当时仅查出对七户企业的点贷本息共计263,540,949元(简称”2.63亿元”，其中本金223,375,064元、利息40,164，885元)。2005年10月信用社辽阳办事处成立后，全面清查时又查出截止到2005年月30日时七户企业点贷本息共计128,373,554元(简称”1.28亿元”，其中本金59,848,486元、利息68,525,068元)。该1.28亿元本息在1999年末双方”拉直”的当时并没有抵顶。针对当时查出的2.63亿元点贷本息，辽阳农行将本息凭证收回，并等额抵顶了农行对信用社的拆借资金，即在信用社欠农行的总债务本息约3.9亿元中扣除了点贷本息2.63亿元。也就是双方所说的扎差”拉直”后，信用社尚欠农行债务约1.27亿元。针对该l.27亿元债务，信用社一次性偿还了3000万元；余下部分额度，通过里仁、万宝、单庄子等五家信用社给农行”倒据”重新调整为里仁、万宝、单庄子等五家信用社与辽阳农行下属支行之间的”资金拆借”的往来关系。之后，各相关信用社依据倒据后所确定的债务金额分别向农行相应支行予以还款。2004年12月29日，农行灯塔支行与金融体改办(即万宝信用社当时的主管部门)签订《归还拆借资金利息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因历史形成拆借资金所欠利息，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双方愿结清2000年至2004年度形成的全部拆借款利息；2、乙方以实体资金还息600万元；3、以现有行、社合属办公楼乙方产权的590.68平方米及附属设施和原大河南营业所与信用社合属办公用房420平方米抵顶剩余利息；4、从2005年起重新立据(即又一次倒据)，并按季还息。本案万宝信用社于2004年12月31日给灯塔支行出具了本金为3,296,950元，的”借款凭证”，万宝信用社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与灯塔支行形成所谓的资金”拆借关系”。此”借款凭证”后来便成为灯塔支行诉请万宝信用社偿还借款之”依据”。不难看出：双方是通过”点贷”、”拉直”、”倒据”，最后汇聚形成本案中所争议的拆借资金关系。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拆借纠纷是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下发生的纠纷，有着特殊的历史、政策原因。国发(1996)33号”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的改革的过程中，涉及的人员财产，资金关系等问题，应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形成诉讼之前，在当地人民银行的主持下多次进行协商，因协调未能达成共识遂诉至法院，以诉讼方式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作出裁决。行、社脱钩之前，农业银行受人民银行委托领导和管理信用社，资金统一使用，人员统一调配，农村信用社所谓独立的法律人格只能是一种名义，这一时期的农村信用社事实上已演变为农行的基层机构，由上述体制引起的行、社资金争议也具有自身的特点。是即不同于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纠纷，也有别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争议。主要是基于体制的影响，使得行、社之间的资金争议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行、社脱钩遗留的资金纠纷，无论以何种形势出现，其根本特点表现为不平等的行政管理权对平等的民事关系的介入。主体地位的不平等，很难使以平等为特点的民事关系处于正常状态。双方当事人的”借款凭证”仅是对过去农行灯塔支行与信用社合署办公期间历史遗留问题的一种确认，并不是行社脱钩后新形成的实际的资金拆借关系。经市人民银行调解，确认信用社尚欠原告3870万元本金及410万元利息仍有还款责任，同时明确由信用社承担七户企业贷款8780万元本息(截止2005年11月30日为一亿三千万元)风险责任不妥，应由农业银行承担。现农业银行以其中一笔”借款凭证”计3,296,950元提起诉讼，主张其为拆借资金，要求由信用社偿还。而信用社提交行社合署办公期间七户企业的点贷凭证，涉及金额1.3亿元。这些凭证均系农业银行确定贷款项目、指令信用社贷款的性质。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事实的认定不能仅仅注重行社之间资金拆借这一”形式”而回避了农业银行领导和管理农村信用社这一特殊体制下灯塔支行通过信用社发放绕规模贷款的”实质”。
综合本案事实及相关的政策，对于不属于信用社贷款支持对象，未在信用社开立基本账户，信用社没有参与贷前调查和贷时审查，而由农行确定贷款项目，指令信用社贷出的款项，如产生资金损失不应由信用社承担。对本案涉及的债权，即使以拆借为表现形式，亦不能脱离”由农行确定贷款项目，指令信用社贷款”的实质。且农行灯塔支行自身也不否认合署办公期间存在以拆借为表现形式的指令性贷款。因此，对于本案涉及的该笔债权，虽然双方于2004年12月31日因倒据确定了形式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农行灯塔支行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倒据所形成的债权是因真实的资金拆借关系而产生的债权，因此农行灯塔支行主张万宝信用社向其返还本金3,296,950元，利息280,900.14元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综上，农行灯塔支行现在仅以2004年12月29日拆借合同和2004年12月31日的借款凭证作为依据向万宝信用社主张债权却没有实际发生资金来往的帐目作为夯实的证据来证明，这对双方实际发生资金拆借关系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即农行灯塔支行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了真实的资金拆借关系，故对其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应予以驳回。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农行灯塔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420元由农行灯塔市支行承担。
农行灯塔支行不服原审法院
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农行灯塔支行与万宝信用社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资金拆借关系与事实不符，是错误认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1996年行社脱钩时，全市农村信用社共欠辽阳农行拆借款本息约3.9亿元，双方为解决拆借款历史遗留问题，在市人民银行主持下，辽阳分行与市体改办达成了一致，信用社先进行清查，提出”有问题贷款(农行点贷)”的额度，进行审查确认，双方最终确立了2.6亿元的接收额度，正式签订了《协议书》：农行自接收各信用社在辽阳二热电、腾达房地产的贷款债权之日起，接收的贷款本息金额同时回收市体改办下属各信用社欠农行的等额拆借资金本息，双方对各信用社提出的因历史遗留问题所产生的异议归于终止，对确定额度外的各信用社欠辽阳农行的拆借资金本息，信用社一次性偿还3000万元。余下部分额度，重新调整为正常的拆借关系，各下属信用社在重新签订合同后，按季付息，本金在2000年12月30日前逐步偿清。对拆借资金进行抵顶后余下的l23,705,562.88元分别于1999年12月30日、2000年2月l7日重新立据，分别是太子河联社营业部本金37,873,593.07元，万宝信用社本金4,296,950元，柳条信用社本金1,408,603.35元，单庄子信用社本金11,076,056元，里仁信用社本金36,231,838.06元，五星信用社本金12,925,190元，转后利息19,893,332.40元。在2000年1月4日至2005年1月11日间，各信用社共偿还我行拆借款本金65,107,386.40元，太子河联社营业部、柳条信用社、五星信用社已全部履行完毕，万宝信用社、单庄子信用社、里仁信用社三家信用社余欠本金38,704,844.06元。为解决这部分拆借本金及结欠的对转利息，2004年12月29日，双方签订了《归还拆借资金利息协议书》，双方自愿结清2000年至2004年度形成的全部拆借款利息，信用社以实体资金还息600万元，以现有行、社合属办公楼信用社产权590.68平方米及附属设施和原大河南营业所与信用社合属办公用房420平方米抵顶剩余利息，对38,704,844.06元拆借款本金重新立据，其中万宝信用社重新立据金额3,296,950元，并按季还息，至上诉日，万宝信用社欠农行灯塔支行3,296,950元及利息280,900.14元。所以，1999年末，双方签订《协议书》对余下的额度重新立据是真实的意思表示，2000年至我行诉讼日，信用社对余下重新立据的拆借款一直在履行还款义务，因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归还拆借资金利息协议书》和所立借据具有法律效力。二、农行灯塔支行与万宝信用社历史遗留存在争议部分的资金问题已解决完毕，万宝信用社对抵顶2.6亿元余下的拆借款应全面履行。1999年底，农行灯塔支行向全市农村信用社拆借资金3.9亿元，双方对此无异议，双方在人民银行主持下，确定了”有问题贷款(农行点贷)”的拆借资金2.6亿元进行了抵顶，这2.6亿元”有问题贷款”是先由信用社自己清查，然后农行与信用社双方共同确认的，不是单方行为，对余下没有问题的l23,705,562.88元拆借款重新立据也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针对这一事实，当时的主持人与协调人辽阳市人民银行，在2000年1月17日《辽阳金融信息(第四期)》的文件上，以标题为《人行辽阳市中心支行协调市农行与信用社解开14年债务链》为题，进行了刊发，确认了双方已成功解决完历史遗留问题，重新确立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因此，万宝信用社应对余下的拆借款3,296,950元及利息280,900.14元全面履行，法律应予以支持。三、信用社提出的还有”有问题贷款”没有抵顶完毕的抗辩理由已超过诉讼时效期，法律不应支持。万宝信用社以联社辽阳办事处发现各信用社与农行之间的抵顶账目十分混乱为由，于2005年发现信用社应收账款科目中还存在着农行”点贷”资金延续诉讼时效中断效力没有法律依据。1999年底，有问题的2.6亿元拆借款就是从双方认定的3.9亿元拆借款中挑出来的，信用社所说的当时账目混乱没有查清与事实不符。综上，农行灯塔支行与万宝信用社于2004年末确立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双方在解决完历史遗留异议问题基础上重新确认的法律关系，且信用社已经进行了部分有效履行，因此，这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其效力应受法律保护。请求二审法律撤销一审法院关于(2007)辽阳民三初字第7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判令万宝信用社履行还款义务，给付农行灯塔支行拆借款本金3,296,950元及利息280,900.14元(利息截止一审立案时)。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万宝信用社承担。
信用联社针对农行灯塔支行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对下列事实审查、认定清楚，最终确定农行灯塔支行与信用联社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资金拆借关系是正确的。1、”点贷”的历史成因及其性质均是双方认可的事实。”行社脱钩”之前，农行拟向特定单位（包括农行重点支持企业及农行开办的下属公司、企业）发放贷款，但却受自身贷款规模限制，于是农行从形式上拆借资金给信用社，并指令信用社向特定单位发放贷款。这一违规的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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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内称其为”点贷”。对于”点贷”的事实，农行灯塔支行并不否认，且农行灯塔支行在上诉状中仍承认”点贷”的性质。2、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清偿通知》的精神及《1999年协议》的约定，双方共同确认了对七户企业的不良贷款均为”点贷”，并约定由农行将该七户企业的不良贷款债权收回，同时抵顶信用社对农行的等额拆借资金本息。3、通过《1999年协议》双方对七户企业”点贷”本息”拉直”了2.63亿元，还遗留了相当数额的”点贷”本息没有抵顶（截止2005年11月30日，由市办重新核查出该遗留的”点贷”本息在这一时点上约为1.28亿元）。1999年末，体改办下属各信用社共欠农行总债务本息约3.9亿元。在信用社受农行管理期间，因”点贷”等原因造成了信用社存在管理不规范、帐目不清、”点贷”底数不明、当年给”点贷户”发放”点贷”款涉及的信用社众多、每笔贷款额度小、”点贷”笔数多等诸多问题，这使双方在”拉直”时，由于上述管理混乱，又加之时间紧迫、网点分散、一时难以查清全部”点贷”形成的不良贷款的帐目等原因，导致信用社当时仅查出对七户企业的”点贷”本息共计263,540,949元（简称”2.63亿元”，其中本金223,375,064元、利息40,164,885元）。2005年10月信用社辽阳办事处成立后，全面清查时又查出截止到2005年11月30日这一时点上七户企业”点贷”本息共计128,373,554元（简称”1.28亿元”，其中本金59,848,486元、利息68,525,068元）。该1.28亿元本息中包括的59,848,486元本金与该本金在1999年12月30日这一时点上利息之和的金额在1999年末双方”拉直”的当时并没有抵顶。4、双方对1999年末尚未抵顶的”点贷”款本息（本金59,848,486元及该本金在1999年12月30日这一时点上的利息）采取”重新倒据
--还款--再倒据”的方式，最终形成了农行灯塔支行与信用联社在本案中所争议的所谓”资金拆借关系”。本案中双方的”资金拆借关系”，是通过”点贷--拉直--倒据
--还款--
再倒据”的方式而形成的。对这个形成过程，双方并没有异议。一审判决已清晰地判断并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所谓的”拆借合同”和”借款凭证”，仅是对过去农行灯塔支行与信用联社合署办公期间的历史遗留问题的一种确认，并不是行社脱钩后新形成的实际的资金拆借关系。农行灯塔支行在上诉状中对本案”点贷”的历史成因及本案所涉及债权的形成原因均予以了认可，其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双方之间的”资金拆借关系”形成的事实也没有异议。由上述事实可知，本案所涉及的”债权”，即使以拆借为表现形式，亦不能脱离”点贷”的实质。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了对于本案涉及的该笔”债权”，虽然双方于2004年12月31日因倒据确定了形式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农行灯塔支行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倒据所形成的债权是因真实的资金拆借关系而产生的债权，故农行灯塔支行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农行灯塔支行仅以2004年12月29日的《拆借合同》和2004年12月31日的《借款凭证》作为依据向信用联社主张债权，却没有实际发生资金往来的帐目作为实际发生拆借关系的证据，说明农行灯塔支行与信用联社之间并没有资金拆借的事实。故，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其适用法律是正确的。三、农行灯塔支行在上诉状中主张信用联社”提出的还有\'有问题贷款\'没有抵顶完毕的抗辩理由已超过诉讼时效期”的说法不能成立。《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对诉讼时效的规定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意即当事人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时效期间为二年。而法律并没有关于当事人作为被告时提出抗辩理由的诉讼时效的限制性规定。本案中，农行灯塔支行为一审原告，信用联社为一审被告，信用联社在诉讼中提出的抗辩理由的期间不受《民法通则》第135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的约束。因此农行灯塔支行提出的信用联社的”抗辩理由已超过诉讼时效期”的说法不能成立。综上答辩意见，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本院除认定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
2007年11月27日，人行辽阳支行出具了一份《证明》，内容为：”辽阳市农行与金融体改办，按照央行[1998]39号传真电报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清偿对中国农业银行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于1999年末双方进行了资金的划转，当时确定了七户企业（略）由农行接收，用以上七户企业欠农村信用社全部贷款来抵顶农村信用社欠农行的拆借资金。这一情况当时发有文件，农行、农信、人民银行签了协议书，特此证明。”
2009年5月13日，人行辽阳支行出具的《对农行与农信社债务纠纷的调解意见》中第二条认为：”......该七户企业贷款的发放具有\'农行指令性\'和农行实体性（腾达房地产），因此，由信用社承担该七户企业贷款1.3亿元的风险责任显然不妥。”
2007年11月26日，万宝、里仁、单庄子三家信用社联合向农行灯塔支行发出《通知函》，指出该三家信用社在信用社辽阳办事处的指令下，已经以农行灯塔支行应接收而未接收的不良贷款本息合计54,066,443.47元，抵顶了三家信用社尚欠农行灯塔支行的拆借款本金38,704,844.06元，利息4,106,568.17元，共计42,811,412.23元。并于同日在灯塔市公证处的公证下将该《通知函》及各信用社的相应票据向农行灯塔支行进行了公证送达。2007年11月29日，上述三家信用社”鉴于提存受领人（农行灯塔支行）拒绝接收上述债权凭证”，故将相应的债权凭证及债权凭证明细表向辽宁省辽宁诚信公证处予以提存。
二审庭审农行灯塔支行对万宝信用社、里仁信用社、单庄子信用社的诉讼主体变更为信用联社不持异议。
上述事实有国发1996第33号文件、中国银行1998第39号文件即《清偿通知》、协议书、人行辽阳支行《证明》及《调解意见》、万宝信用社提出的七户企业贷款明细表、公证书、营业执照、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足资认定。
本院认为：关于农行灯塔支行与信用社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资金拆借关系，即辽阳农信社贷给七户企业的款项是否为点贷款的问题。在2009年5月13日《人行辽阳支行意见》中第二条已经认定”该七户企业贷款的发放具有\'农行指令性\'和\'农行实体性\'（腾达房地产）”。虽然该调解意见中有关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表述为建议，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但人行辽阳支行作为辽阳地区的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其依据其职权范围信社之间的资金拆借性质的确认，可以作为本院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应当认定1999年协议中抵顶的2.63亿元以外的另1.27亿元也是点贷资金，本案中的329万余元贷款本金及利息是信用社在偿还1.27亿元过程中剩余的债权，就应属于点贷资金。
关于以”点贷”款为目的的拆借资金应否偿还的问题。正如原审判决所述，点贷是农行通过”资金拆借”的形式将款项拨付给信用社，并指令信用社贷款给特定企业的行为。因此，由”点贷”形成的资金拆借债务符合《清偿通知》中规定的不应由信用社承担的情况。人行辽阳支行也认为”由信用社承担该七户企业贷款1.3亿元的风险责任显然不妥”。2007年11月27日人行辽阳支行出具的《证明》中关于”当时确定了七户企业（债务）由农行接收，用以上七户企业欠农村信用社全部贷款来抵顶农村信用社欠农行的拆借资金”的内容表述，也证明1999年双方签订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当时人行辽阳中心支行的意见是全部的农信社向七户企业的贷款都应由农行收回，全部抵顶农信社与农行之间的拆借款项。而本应一并抵顶的1.27亿元债务（包括本案中的329万余元拆借款本息），信用社却在1999年协议中同意继续偿还，并于2004年12月29日与辽阳农行又签订了《归还拆借资金利息协议书》，的确不合常理。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信用联社所述的”行、社脱钩”时，信用社内部管理混乱，当时没有清查出该1.27亿元也属于借贷给七户企业贷款的相关借款借据，而错将其作为与辽阳农行之间真实的资金拆借关系所形成的债务所致。人行辽阳支行在《人行辽阳支行意见》中，对此作出了相同的认定，即辽阳农行与信用社之间的拆借资金纠纷迟迟没有解决，是”农信社在1999年与农行签订协议前统计工作失误，工作不实”造成的。因此，对于1.27亿元，包括本案中的债权，于1999年双方签订协议时未予一并抵顶，系因信用社工作失误而疏漏。农行灯塔支行上诉称其与万宝信用社的该部分资金问题已解决完毕、万宝信用社对抵顶2.63亿元余下的拆借款应全面履行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且与有关要求相悖，不应予以支持。2009年5月13日的《人行辽阳支行意见》中关于”农信社与农行就七户企业的贷款债权债务相互抵顶，信用社以差额部分8780万元（已还给农行的拆借款项）债权予以放弃”的建议，既尊重历史，又符合实际，较为公平合理。万宝、里仁、单庄子三家信用社联合向农行灯塔支行发出《通知函》，指出以农行灯塔支行应接收而未接收的不良贷款本息合计54,066,443.47元，抵顶了三家信用社从农行灯塔支行拆借的本金及利息共计42,811,412.23元，并于2007年11月29日将上述有关债权凭证予以提存，致辽阳农行与信用社之间关于资金拆借而形成的所谓债权债务关系，包括本案中的329万元及利息拆借资金债权已经消灭，农行灯塔支行再行诉讼要求信用联社予以偿还相关拆借款项，已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关于抵顶拆借资金债权的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从2005年10月信用社的上级主管机构信用社辽阳办事处正式成立后，信用社的日常管理工作和业务开展工作才真正走上正轨。该机构成立后即着手清查”行、社”脱钩前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于2005年11月30日查清了包括本案债权在内的1.27亿元属于点贷款的问题，即此时信用社才知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本案原审法院于2007年9月25日立案受理，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且农行灯塔支行在信用社于一审庭审过程中明确提出以其”点贷”债权抵顶本案拆借款本息时，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对诉讼时效提出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农行灯塔支行关于本案抵顶债权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农行灯塔支行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4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420元，合计70,84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灯塔市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郑锦弘
审判员王晓萍
审判员谭弘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陈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