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02民终3933号
上诉人（申请再审人、原审被告）：天津久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宁河区宁河经济开发区五纬路22号（3-1）。
法定代表人：王永宝，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林，男，该公司执行总监。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志强，天津芦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天津市川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中段虹畔大厦西塔楼三层。
法定代表人：陈英贵，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剑，天津崇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侯相东（原审被告）。
上诉人天津久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川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商公司）、侯相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5）滨功民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18日在天津市滨海监狱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久缘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树林、常志强，被上诉人川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剑、被上诉人侯相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久缘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川商公司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川商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侯相东与久缘公司之间是挂靠关系，久缘公司对侯相东的责任承担连带给付责任错误；久缘公司与川商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依据双方约定，川商公司交纳500000元保证金后，双方合同才生效，川商公司未能交纳保证金，故双方合同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侯相东仅是久缘公司负责人的朋友，在久缘公司与川商公司之间业务往来中是介绍人，久缘公司未给侯相东出具过委托书，侯相东不能代表久缘公司；侯相东收取川商公司朱六万550000元，系侯相东与朱六万之间的往来，与本案无关。
川商公司辩称，不同意久缘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法院判决，请求驳回上诉。
侯相东辩称，其使用久缘公司资质承包涉诉工程，与久缘公司无关，川商公司给付其的500000元是工程前期劳务费，并不是涉诉合同约定的工人工资保证金，不同意判令其返还川商公司500000元保证金的结果，同意久缘公司的上诉请求。
川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2、久缘公司与侯相东连带返还工人工资保证金500000元；3、诉讼费由久缘公司及侯相东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8日，久缘公司（原名天津市久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5年2月10日经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天津久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案外人天津市兴源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源公司）签订《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久缘公司承包由案外人兴源公司发包的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夏青路与中南二街交口的污水处理成套装置综合车间及附属用房工程，具体承包范围约定为“综合车间、生产辅助用房、门卫一、门卫二图纸中全部土建及安装”，开工日期和竣工日期分别为2012年12月1日和2013年7月5日，合同工期共计216天，合同价款共计10928000元。该合同具体由侯相东以久缘公司授权代表的身份出面与案外人兴源公司洽谈并签订。在具体履行过程中，作为发包人的兴源公司并未取得开工令，该工程并未实施完工，亦未进行工程结算。
2013年1月29日，久缘公司作为工程承包人与川商公司作为劳务分包人签订《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川商公司为久缘公司承包的上述项目提供劳务分包，具体劳务内容约定为“钢结构主材以外的全部工程、临时水电、钢结构制作安装由乙方施工”；开工日期为2013年1月1日，结束日期为2013年6月30日，总工期181天；质量等级约定为合格；合同中关于项目经理、工程承包人的具体工作及费用承担、采购材料的费用及要求、劳务报酬的支付等项目均未填写；第34条补充条款第2、3项约定为“进场后，乙方给付甲方工人工资保证金50万元，本款在2013年2月5日前给付；如乙方进场后没有给付甲方工人工资保证金，本合同作废，乙方无条件退场”。2013年2月5日，川商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朱万六以现金方式交付给侯相东500000元，侯相东出具收据，载明“项目：今收到污水处理成套设备工人工资保证金；交款人朱万六；金额50万元；收款人侯相东；单位名称天津市久缘建设工程公司”，该收据中所有手填内容均为侯相东书写。
2013年6月18日，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作出《受案回执》，告知朱万六报称其被骗案件已经受理。同年7月13日，朱万六与侯相东达成还款协议，内容概要如下：甲方（侯相东）收取的乙方（朱万六）2013年2月5日工程保证金五十万元甲方于2013年7月30日一次性无条件退还乙方；到期不退，将甲方天津开发区污水成套设备工地甲方所有担保清偿等。2013年8月6日，天津市宝坻区波泉建筑工程队出具交通银行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50万元，用途为劳务费，收款人为严映中（川商公司认可的己方收款人）。严映中在收款过程中被退票，原因体现为“不动户”。经调查，2013年8月6日至8月26日期间，天津市宝坻区波泉建筑工程队的账户并无交易，上述转账支票并未实际兑付。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举证、质证情况，本案应重点审查并认定如下事项：一是久缘公司与侯相东的关系应如何界定，侯相东在涉案工程中究竟是何种身份？二是涉案劳务分包合同的效力如何界定？三是涉案500000元款项性质应如何界定，是工人工资保证金还是工人工资？对于上述问题，一审法院发表意见如下：
关于侯相东在涉案工程中的身份及其与久缘公司的关系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川商公司的诉请主张、侯相东的答辩意见、相关书面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在一审多次开庭审理过程中的陈述意见综合认定，侯相东与久缘公司系挂靠经营关系。久缘公司的安全生产许可范围为建筑施工，其拥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暂定）资质等。侯相东作为自然人，承包涉案工程借用了久缘公司的资质和证照。一审法院作此认定的依据主要有：一是侯相东本人的陈述意见，其自认与久缘公司之间存在借照经营关系，并就工程管理费及管理费的结算情况进行了陈述，同时也讲了其自案外人兴源公司处招揽工程，在施工现场督办工程进展、给劳务工人结算劳务费等相关情况，相关陈述意见较为连贯具体，逻辑性较强，可信度较高。二是案外人兴源公司的陈述意见，其在与久缘公司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接触的久缘公司方面的人员仅为侯相东，且久缘公司给侯相东出具了授权委托书。久缘公司与侯相东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缺乏由侯相东代表久缘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对外签订合同的关系基础。将两者之间认定为挂靠关系，才能够合理解释久缘公司给侯相东出具委托书，由其出面与兴源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实。三是在涉案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环节中，川商公司的诉请意见、证人朱万六的证人证言与侯相东的陈述意见大体能够相互对应和印证，虽然没有发包方案外人兴源公司的正式开工令，但相关当事人均表示或从其陈述意见中可以推论出涉案工程已经有部分工人进驻施工现场。在施工现场负责组织协调、处理矛盾纠纷的人为侯相东，涉诉500000元的实际收取人亦为侯相东。川商公司有理由相信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侯相东，久缘公司仅为被挂靠单位。四是久缘公司虽然不认可其与侯相东之间的挂靠借照关系，但其多处陈述意见不能自圆其说，其对于涉案合同签订后实际履行的放任态度也有违一般商事交易习惯。据查，在本案一审过程中，久缘公司开庭时明确表示侯相东为己方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并称在工人闹事期间，久缘公司由侯经理出面协调解决；本案一审开庭审理时，久缘公司也做出了“让侯相东跟川商解决纠纷，把久缘公司从诉讼中摘出来”、“订合同、履行合同都是侯相东出面，侯相东全程要管到底”的陈述。从上述陈述意见可知，侯相东在涉案工程中的身份地位已经远远超越了久缘公司所称的“中间人”或“介绍人”，对于该自相矛盾的陈述，久缘公司未能给出合理解释。同时，在久缘公司对外签订合同之后，其对于是否实际有工人进场施工、施工现场是否有工人闹事等情况不闻不问。在发包方案外人兴源公司未能出具开工令，对合同继续履行形成障碍之时，久缘公司亦采取放任和漠视的态度，未能积极与兴源公司对合同的后续处理问题进行沟通洽谈，如上均有违商事交易习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久缘公司仅仅是名义上的合同主体，侯相东才是承包涉案工程，并将劳务部分分包给川商公司的实际施工人，是涉案合同的隐形主体。
关于涉案劳务分包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及第四条的有关规定，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相关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亦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因此，本案中川商公司与久缘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应属无效。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无从谈及合同解除问题。故对于川商公司诉请合同解除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500000元款项的性质问题。根据劳务分包合同第34条补充条款的约定，川商公司于2013年2月5日向侯相东实际交付了500000元。从钱款数额、给付时间等方面看，该500000元都与合同约定的工人工资保证金相吻合。且在朱万六与侯相东达成的还款协议中，对于该款项的性质亦明确表述为“保证金”，因此川商公司认定该500000元系工人工资保证金的主张，事实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侯相东辩称该款项实为工人工资，应由案外人兴源公司或天津市宝坻区波泉建筑工程队承担返还责任的意见，既缺乏合同依据，又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同时该抗辩意见与还款协议中“保证金”的认定存在矛盾，侯相东未能给出合理解释。故此，上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结合上述认定意见，川商公司要求久缘公司及侯相东连带返还500000元工人工资保证金的主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川商公司要求由久缘公司承担返还责任，由侯相东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当，一审法院依法将连带责任的承担方式予以调整。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侯相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天津市川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人工资保证金50万元，申请再审人（原审被告）天津久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天津市川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侯相东及久缘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行给付川商公司；川商公司预交的费用，本院不再退还。”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就本案诉争事项，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曾作出（2014）滨功民初字第1143号民事调解书，后久缘公司不服该调解书，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2日作出（2014）二中民申字第0147号民事裁定，决定提审本案。2015年8月21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又作出（2015）二中民提字第0007号民事裁定，认为久缘公司提出本案原审未经调解程序以及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主张成立，裁定撤销原审调解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侯相东的身份问题，二是《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的效力问题。关于侯相东的身份问题，依据案外人兴源公司对涉诉《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过程的陈述，以及侯相东对其与久缘公司关系的说明，可知侯相东系借用久缘公司的建筑施工资质，与案外人兴源公司签订合同承揽工程，侯相东系涉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久缘公司主张侯相东是工程介绍人的意见，与本案各方当事人陈述明显不一致，且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久缘公司与川商公司签订的《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的效力，依据各方当事人陈述可知上述分包合同实际为涉诉工程实际承包人侯相东借用久缘公司资质与川商公司签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故一审法院认定涉诉《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无效并无不当。久缘公司主张《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为未发生法律效力合同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侯相东收取的川商公司500000元的性质问题。侯相东认可收到川商公司给付的500000元，但认为该款项系给付的工程前期工人工资，并非《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的工人工资保证金，故不同意返还。但依据上述劳务分包合同手写内容看，涉诉劳务分包合同仅约定了工人工资保证金500000元，对工程前期工人工资并未约定。同时，从侯相东出具的收据内容、侯相东后来出具的还款协议内容，均可认定侯相东收取川商公司的500000元即为《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中约定的工人工资保证金500000元。因涉诉劳务分包工程并未实际施工，且该合同无效，故川商公司主张侯相东返还该保证金的主张，应予支持。久缘公司作为专业建筑施工企业，对于出借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的行为可能造成的相关风险理应知情，其与侯相东之间规避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造成了川商公司的损失，应与侯相东一起对应返还川商公司的保证金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审法院判令侯相东返还川商公司保证金500000元、久缘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并无不当，久缘公司主张其不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久缘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天津久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纪申
审 判 员 韩 萍
代理审判员 邓晓萱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底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