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高民终字第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荣，男，197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刘凡勇，系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0810682220。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林波，男，1966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县，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周舰，系贵州黔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310524652。
第三人孙友权，男，1968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县，
上诉人陈国荣与被上诉人邹林波及第三人孙友权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黔六中民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依法作出（2015）黔高民终字第4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作出（2015）黔六中民重字第00001号，陈国荣不服，再次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国荣的委托代理人刘凡勇、被上诉人邹林波的委托代理人周舰、第三人孙友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国荣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决，判决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合伙收益人民币10442860元（含投资本金414.5115万元，利息收益464.7745万元）。二、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理由为：一、陈国荣要求邹林波支付合伙收益，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支持。（一）龙井煤矿南采被整合及后续又整体出让，合伙关系无存续基础，已事实解除。故原判决认定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原告陈国荣已退出其与邹林波的合伙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在合伙关系事实解除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陈国荣依法有权要求邹林波退还合伙期间投入的财产和积累的财产。（三）被上诉人邹林波答辩明确陈述合伙没有亏损，且无任何证据证明合伙亏损，故陈国荣要求退还投资本金的主张，依法应予支持。原判决以“未结算和未有证据证明有利润可供分配”为由，对陈国荣退还投资款本金的主张不予支持不能成立。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三条“各单位必须依法设置会计帐簿，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和第四条“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等规定，邹林波作为企业负责人依法应对龙井煤矿的会计账簿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对合伙期间的盈余亏损其有义务出具财务资料予以审核，合伙财产未能清算是邹林波拒不提交财务资料导致，依法应由邹林波承担不利后果。在合伙期限还没有结束，邹林波即利用其担任龙井煤矿负责人的便利，将龙井煤矿南采作为龙井煤矿的一部分，一并被整合到鸿辉煤矿中。自此，陈国荣未再实际参与经营，故整个合伙期间的财务账簿均由邹林波掌控也是无任何争议的客观事实。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因邹林波因拒不配合清算合伙财产，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认定合伙期间未出现亏损，是盈利的。鸿辉煤矿已以3.69亿元出让，按照原判决的逻辑，陈国荣在投入巨额资金、合伙资产被整合进鸿辉煤矿产生巨额效益，邹林波拒不清算，陈国荣就永远无法拿回属于自己的收益，就连投资款本金也不能取回，这对陈国荣极不公平。三、陈国荣诉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收益，依法应支持。对比当时煤炭价格轮番暴涨及十年来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等因素，陈国荣最终却选择参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来计算收益，完全是因为邹林波拒不配合清算，导致上诉人盈利收益具体金额无法计算。故不管是从情理上还是本案现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上诉人陈国荣的投资及收益远远不止10，442，860元的诉请金额。四、证据充分证明陈国荣在合伙期间所投入了资金人民币4，145，115元。（一）有票据显示的投资金额为2，183，510.46元。1、支付股权转让费136万元（见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清单编号15《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31号《股份转让协议》、33号《收据》）。该组证据证明支付段中贵股权转让费50万元，支付邹林波股份补助款18万元，付孙友权股份转让款68万元，合计136万元。2、风险金29万元（见证据17《投资清单》、18《龙井煤矿南采协议》及《投资款说明》）；在《投资款说明》中有明确记载100万元的风险保证金。根据原告29%的投资比例，陈国荣所支出的风险金为29万元（100万元×29%=29万元）。3、2005年7月19日三方中期结算后，陈国荣补付邹林波合伙投资款371，510.46元（见证据18《投资款说明》、证据34《收据》）。4、2005年12月27日交龙井煤矿财务张天帮、马龙162000元，盖有南采财务专用章（见证据21《收据》，编号为0011527）。（二）截止龙井煤矿南采建设完成，陈国荣实际投入到矿上的金额为4145115元。1、龙井煤矿15万吨技改实际是由原采区6万吨和技改成功的9万吨南采两套系统组成。陈国荣在南采技改前是没有收益的，只可能在南采技改建成后正常运转采煤才开始有收益，但南采刚建成后即被邹林波打报告将其关闭，却保留原采区正常生产。2、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龙井煤矿各合伙投资人的投资金额一直是按各自的股份比例来投入的。2005年7月19日三方中期结算时，所形成的《投资清单》、《龙井煤矿南采协议》及《投资款说明》，充分证明各自投资金额按股份比例对应计算，也正因为如此在该次结算中，陈国荣向邹林波补付了37万余元。3、南采建成后，邹林波签字盖章的《贵州省煤矿竣工项目联合试运转备案登记表》（证据22）充分证明，龙井煤矿南采从2004年至2006年期间实际完成投资1429.35万元。由于陈国荣占29%股份，由此陈国荣在矿井建设中直接投资金额为4，145，115元。4、需要说明的是，按第一年期各方认可的总投入金额7，038，844元计算，陈国荣29%的股份，在第一年的时间内已投入金额为2，041，264元（7038844×29%=2041264）。在2005年7月19日中期结算后余下一年中又投入2，103，851元，与第一年的投资金额大致相吻合，累计两年多时间投入金额为4，145，115元，该金额即为最后实际完成的投资金额。综上所述，原判决对上诉人陈国荣要求支付合伙收益（含投资本金人民币4，145，115元，利息收益4，647，745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邹林波二审辩称，鉴于上诉人二审中并未提交任何新证据，对原审提供的证据及举证质证意见和原审一致，提请注意以下事实：1、本案上诉人陈国荣与另一案件何书祥等人均不是被告邹林波认可的合伙人，与被告根本不存在合伙关系，这一事实有邹林波与第三人孙友权所签的联营协议为证，协议对联营期限，违约责任及份额转让均有明确约定，联营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五年，双方权责清楚明了，被告仅就南采开采的原煤每吨提取20元后所剩利润与孙友权各占50%，并且明确限制孙友权未经邹林波同意不得对外转让股份。签订协议后经邹林波和孙友权同意，又吸纳了案外人段中贵参与联营并签订了补充协议，而从头至尾邹林波都没有同意上诉人及何书祥等人参与联营，也并不知道孙友权及段中贵将份额私自对外转让。根据协议约定，孙友权负责南采具体事务，而上诉人及何书祥等人均是受雇于孙友权，在南采工作而已，并非合伙人或者股东，即便他们认为入股，也只是孙友权名下的股东，而并非邹林波和龙井煤矿的股东，这一点特别提请法庭注意。此外，龙井煤矿技改15万吨，实际上就是以6万吨为基础，通过在南采技改扩能到15万吨，龙井煤矿技改期限是24个月，如果验收合格就履行合同，否则就终止，南采建设工期超期导致南采没有验收成功。6万吨的原采区是在2010年煤矿整合后关闭的，不是在协议期间关闭的。2、邹林波并未收取上诉人投资款项，所有的票据都是由何书祥一案另一上诉人张天邦经手，邹林波并未签字收款，马龙虽是被告邹林波的舅子，但是被告并未授权其担任南采的出纳，邹林波也未收到所谓的投资款项。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告并非合伙关系，被告从头至尾都未认可上诉人及何书祥等人是南采的合伙人，也未收取他们任何一笔以股东名义缴纳的投资款项，提请法庭注意在审查证据的时候特别注意经手人及备注等事项。且龙井煤矿与红锦煤矿于2007年整合之后，上诉人及何书祥等人均已离开龙井煤矿，时至今日主张权利，被告认为已过诉讼时效，请法庭依法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孙友权陈述，当时煤矿设计有两套系统，原采区没有进行技改，一直按照原有的系统产煤，我们只将南采技改到9万吨就行，最终整个煤矿达到15万吨。我的投资回报和原采区没有任何关系，只有南采建成产煤后，我才开始盈利，双方签订的合同就是自南采验收成功起开始履行5年。但南采自始至终没有正常生产过，南采技改后已经联合试运转完毕，完全可以达到正常生产的条件，但由于煤矿整合，后续手续没有办，联合试运转完毕后，邹林波提交报告要求将龙井煤矿南采关闭，所以南采一直没有正常生产过。
陈国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决被告酌情支付原告合伙经营收益人民币1044.286万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1月11日，邹林波（甲方）与孙友权（乙方）签订联营协议，为建成龙井煤矿，使之生产能力在15万吨以上，甲方因资金跟不上，决定走联营开发的路子，将龙井煤矿南采与孙友权联营，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联营方式，甲乙双方出资建设南采，南采生产的原煤甲方每吨提取20元后，甲乙双方各拥有50%的股份，利润和投资各占50%，甲方拥有控股权，南采实行独立核算，重大投资、管理人员安排及待遇共同商定；2、甲方责权（1）邹林波拥有龙井煤矿（包括南采），所有经营权矿权系龙井煤矿法定代表人所有。（2）负责对龙井煤矿全面管理（包括南采），对安全实行全面监控，发现南采有安全隐患，书面通知整改，乙方不整改，可以停止南采生产，停止生产后还不整改，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5）甲方出一名出纳员参与乙方的财务管理；3、乙方责权（1）孙友权负责南采全面建设，采区建成后，全权负责南采的安全生产等工作……。（4）因南采引起下坝组65户搬迁，甲乙双方各负责50%的搬迁费……。（11）派会计一名，管理好财务票据；4、甲乙双方联营的时间定为5年，联营期满后，如甲方继续联营，乙方享有优先权，否则本协议即行终止；5、双方合作期满后，如不能合作经营，南采设备经双方共同处理……；8、十五万吨系统建成后如原六万吨系统关闭，则本协议终止；9、在股份确定之后，甲方不允许乙方和其他方私自将自己的股份转让和出售给他人，如有转让和出售并作违约处理，追究相关的责任，甲方有权终止乙方与其他方的股份权。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约定。
2004年4月6日，邹林波（甲方）、孙友权（乙方）、段中贵（丙方）签订《南采补充协议》约定：甲方转让10%的股份给丙方，乙方转让8%的股份给丙方，股份只限南采新建系统，丙方拥有18%股份；未尽事宜，按甲乙双方签订的《联营协议》执行。
2005年2月5日，孙友权、何书祥、何贵祥、张天帮四人签订《投股协议》约定，1、孙友权将在龙井煤矿南采42%的股份按投资比例划分如下：孙友权11%，何书祥9%，何贵祥8%，张天帮14%。投股人应该分工协作，有利同享，风险共担。如煤矿追加投资，各投股人自觉按比例投资，由财务记账。何贵祥、何书祥、张天帮、孙友权在协议上签字。
2005年2月28日，段中贵与陈国荣签订《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段中贵将其在龙井煤矿南采拥有的18%股份及前期已经投资的27万元转让给陈国荣，转让价共计50万元，陈国荣一次性付清，转让后陈国荣必须严格执行和履行，并承担原段中贵签订的合同、协议的相关条款<段中贵提供原签订的协议两份给陈国荣>规定和责任。
2005年5月1日，邹林波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段中贵股份补助款（给甲方）共计人民币壹拾捌万元（180000元）整（注段中贵款陈荣代交）从收款之日起段中贵所转给陈国荣18%的股份生效，但本人必须遵照段中贵所签的合同执行”，收据落款为“收款单位龙井煤矿南采邹林波2005年5月1日并加盖邹林波印”。
2005年7月19日，邹林波、陈国荣、孙友权签订《龙井煤矿南采协议》，三方对南采的账务进行结算，孙友权应补邹林波229738.74元，陈国荣应补邹林波371510.46元。以后的风险与利益按孙友权42%，陈国荣18%，邹林波40%三人的股份比例承担与分享。之后，依据对南采结算的情况，陈国荣向邹林波交纳371510元款项。
2005年12月27日原告陈国荣向龙井煤矿南采交纳入股资金162000元，并由龙井煤矿南采出具收据，收据上加盖有“盘县乐民镇龙井煤矿南采财务专用章”。
2006年4月3日，孙友权与陈国荣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孙友权将其在龙井煤矿南采11%的股份转让给陈国荣，转让费为68万元整，从转让之日起陈国荣将履行孙友权和龙井煤矿所签订的《联营协议书》中的所有有关事宜，孙友权从转让之日起就不再有协议书中权利和债权。
2007年7月20日，龙井煤矿（甲方）与红锦煤矿（乙方）签订整合协议，龙井煤矿与红锦煤矿整合为鸿辉煤矿，邹林波和马昌吉在整合协议上签字。龙井煤矿与红锦煤整合后的企业名称变更为鸿辉煤矿，并于2007年8月27日取得年产30万吨采矿许可证，企业类型为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为邹林波、马昌吉，邹林波占59%的合伙份额，马昌吉占41%的合伙份额。后鸿辉煤矿将采矿权以3.69亿元转让给贵州盘县紫森源（集团）实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鸿辉煤矿的名称于2015年1月7日变更为贵州盘县紫森源（集团）实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盘县乐民镇鸿辉煤矿，企业类型由普通合伙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一审争议焦点：1、原告陈国荣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原告陈国荣与被告邹林波是否存在合伙关系。3、原告陈国荣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4、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陈国荣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原告在龙井煤矿南采确实投入了资金，并参与了南采的投资经营，故原告陈国荣是适格主体，对被告邹林波提出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陈国荣与被告邹林波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本案中，原告提供了《联营协议书》、《南采联营补充协议》、《煤矿<股份>转让协议书》、《股份转让协议》、龙井煤矿南采向原告出具的入股资金收据、2005年5月1日邹林波签字的收据、金额为371510元盖有邹林波印的收据来证实邹林波知道并认可原告参与联营龙井煤矿南采，结合第三人孙友权在庭审中对原告受让股份及参与投资联营龙井煤矿的事实予以认可，故对原告参与投资联营龙井煤矿南采的事实予以认定。段中贵、孙友权将各自与邹林波联营的龙井煤矿南采的份额转让给原告，该转让行为得到邹林波的同意，邹林波与孙友权签订的《联营协议书》也同样适用于原告，对原告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从该《联营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看，联营各方在联营期间对南采需共同出资建设、经营管理，并按协议约定享有利润和投资。《联营协议书》实质是协议双方对有关事项所达成的合伙协议，联营各方构成合伙关系，受《联营协议书》约束的陈国荣也因此与被告邹林波构成合伙关系。
关于原告陈国荣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本案原告请求分配收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合伙各方对合伙事项进行了结算，并且有利润可供分配，现原告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告的该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其次，从原告诉请的1044.286万元合伙收益的组成部分来看，具体包括股份转让费136万元、风险抵押金29万元、投资建设矿井费用414.5115万元、利息464.774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一方面诉请被告支付合伙收益，另一方面，从原告表述的合伙收益的组成部分或计算方式来看，均不是原告陈国荣与被告邹林波个人合伙期间所产生的收益。原告陈国荣所主张的股份转让费、风险抵押金、投资建设矿井费用应视为陈国荣投入合伙的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入伙的原物退伙时原则上应予退还；一次清退有困难的，可以分批分期清退；退还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折价处理”，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原告陈国荣已退出其与邹林波的合伙关系，而原告陈国荣在本案中也并非基于退出合伙关系来请求被告邹林波支付股份转让费、风险抵押金、投资建设矿井费用，故原告陈国荣诉请被告支付前述三笔款项，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其诉请被告支付相应利息，亦不能成立。综上，对原告陈国荣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4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经调处达不成协议的，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起算；如调处达成协议，义务人未按协议所定期限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期限届满时重新起算。”本案中，根据盘县乐民镇人民政府2014年1月20日出具的说明，原告从2007年至2013年多次找政府部门解决纠纷，相关部门联合协调过两次。故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对被告邹林波提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据此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判决：驳回原告陈国荣的诉讼请求。
二审诉讼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根据一审卷宗及二审质证笔录，本院另查明：龙井煤矿技改是在6万吨系统基础上进行，原采区保留6万吨原系统，在南采投资建设9万吨新系统，从而共同形成龙井煤矿15万吨规模。经邹林波签字并加盖盘县乐民镇龙井煤矿印章，盘县煤炭管理局、六盘水市煤炭管理局同意报备，贵州省煤炭管理局备案的《贵州省煤矿竣工项目联合试运转备案登记表》（2006年6月28日）上载明“煤矿名称：盘县乐民镇龙井煤矿，实际完成投资：1429.35万元，建设起止年限：2004年至2006年止，设计生产能力：15万吨/年……”。
2015年7月19日《龙井煤矿南采协议》中载明，陈国荣实际交付投资款70，4510.46元，并约定“以后的账务月清月结，投资与利益按孙友权42%、陈国荣18%、邹林波40%三人的股份比例承担与分享。”
2007年8月10日，盘煤整关办字（2007）23号《关于明确乐民镇经锦煤矿和龙井煤矿整合后过渡生产系统和预留建设系统的通知》载明“现乐民镇红锦煤矿和龙井煤矿整合后将确定的过渡生产系统和预留建设系统及相关资料报送我办。经审查，符合报送要求，现将整合后的过渡煤生产系统明确为原龙井煤矿老系统；预留建设系统明确为原红锦煤矿技改井。”
龙井煤矿《采矿许可证》（2006年7月31日）载明生产规模为6万吨/年，红锦煤矿《采矿许可证》（2006年12月31日）载明生产规模为3万吨/年。龙井煤矿与红锦煤矿整后的鸿辉煤矿《采矿许可证》（2007年8月27日）载明生产规模为30万吨/年。
一审判决确认的其他案件事实经本院审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和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陈国荣与邹林波之间的法律关系；二是陈国荣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关于陈国荣与邹林波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邹林波与孙友权2004年1月11日签订的《联营协议书》，名为联营实为合伙经营，各方形成合伙经营关系，合伙经营范围根据协议限于“双方出资建设南采，南采生产的原煤甲方每吨提取20元后，甲乙双方各拥有50%的股份，利润和投资各占50%”，同时协议明确“邹林波拥有龙井煤矿（包括南采），所有经营权矿权系龙井煤矿法定代表人所有”，即龙井煤矿采矿权本身不属于合伙经营财产。2005年5月1日邹林波在收据上签字、2005年7月19日邹林波、陈国荣、孙友权签订《龙井煤矿南采协议》以及在金额为371，510元收据上加盖邹林波印章等行为，表明邹林波明知并认可陈国荣受让段中贵南采18%份额参与南采建设、投资、生产、经营等事项，邹林波与陈国荣之间适用《联营协议书》形成合伙经营关系。2006年4月3日孙友权向陈国荣出让11%份额，属合伙人之间的份额转让，陈国荣受让该份额后，取代孙友权履行了相应义务，对此邹林波明知，并不表示反对。在其将龙井煤矿资产全部与他人重组后，陈国荣向其主张权利时，才提出孙友权向陈国荣转让份额行为违反《联营协议书》约定“甲方（邹林波）不允许乙方（孙友权）和其他方私自将自己的股份转让和出售给他人”的抗辩理由，显然有违诚信，在孙友权已明确表示其份额已经转让给陈国荣等人，不再向邹林波主张任何权利的情况下，对邹林波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陈国荣依法经两次受让共取得南采29%合伙经营份额。
关于陈国荣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根据《联营协议书》第四条“甲乙双方联营时间定为5年”的约定，陈国荣与邹林波合伙经营期间应为2004年1月11日至2009年1月10日止。期间，2006年6月完成龙井煤矿技改，2007年7月20日龙井煤矿与红锦煤矿签订协议整合为鸿辉煤矿，次月10日明确整合后的过渡生产系统为原龙井煤矿老系统。陈国荣基于《联营协议书》而为邹林波投资建设龙井煤矿的目的，是为了煤矿投产运行后按照合同约定产销煤炭而收回投资并赚取利润，现因贵州省煤炭产业兼并重组政策原因，邹林波已将龙井煤矿整合进鸿辉煤矿，导致双方合伙经营已无基础，陈国荣丧失通过合同后续履行收回投资并赚取利润的合同利益，合同已因无法履行而实际解除。既然陈国荣的投资未能获得对等的合同利益，而邹林波作为龙井煤矿的所有人因陈国荣对龙井煤矿的投资建矿行为获得煤矿增值，并在该矿整合进鸿辉煤矿时得到相应的价值考量而获益，则在合同实际解除后，邹林波对陈国荣相应投资依法负有返还义务。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陈国荣的诉讼请求显然不当，有失公正，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因双方合同约定的合伙份额并不及于龙井煤矿原有采矿权等实体财产本身，故陈国荣主张给付的合伙财产，实应限于其投资而产生的增值部分。对龙井煤矿按本案协议进行技改扩能完成的投资价值，因邹林波将合作投资建设的龙井煤矿整合为鸿辉煤矿时未经结算而无法确定，现只能通过本案现有证据予以认定。虽然未经结算，但在龙井煤矿按联营协议约定经技改扩能于2006年6月28日进入联合试运转报备时，邹林波已明确确认龙井煤矿进行技改扩能项目建设期间实际完成投资为1429.35万元。对于加盖龙井煤矿印章并经邹林波签字上报国家煤矿管理部门备案的《贵州省煤矿竣工项目联合试运转备案登记表》(2006年6月28日)载明技改实际完成投资1429.35万元，邹林波主张该投资金额系虚报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金额的虚假性，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完成的投资金额,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鉴于龙井煤矿技改15万吨，实际上是以6万吨为基础，通过在南采技改扩能到15万吨，故上述龙井煤矿实际完成投资1429.35万元是合伙联营各方在南采新建系统的投资。结合2015年各方就联营协议投资中期结算确认投资额已达七百多万元的事实，以及邹林波、孙友权、陈国荣关于账务月清月结、投资与利益按股份（份额）比例承担与分享的约定，就现有证据而言，终期完成的该1429.35万元应当认定为技改扩能建设实际投资款额，且以各方份额比例计算投资金额（截止2006年6月28日）较为妥当，即陈国荣投资金额应为29%X14293500=4，145，115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该4，145，115元作为陈国荣投入的财产应当由邹林波返还。
邹林波将龙井煤矿整合进鸿辉煤矿后，本案合同已经事实上终止履行，故合同终止时间以龙井煤矿整合进鸿辉煤矿的时间为准，即2007年7月20日。合同终止后，邹林波本应返还陈国荣投入财产而未返还，给陈国荣造成了资金占用损失，陈国荣据此主张邹林波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实为同期资金占用损失，符合情理，依法应予支持，资金占用损失从合同终止次日即2007年7月21日起计算至款项全部归还之日止。陈国荣其余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被上诉人邹林波所提维持一审判决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陈国荣所提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黔六中民重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邹林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陈国荣返还合伙经营期间投入的财产4,145,115元及其资金占用利息（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07年7月21日起计算至4,145,115元款项付清之日止）。
如邹林波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4，4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4，457元，共计168，914元由被上诉人邹林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朝国
代理审判员 蔡 勇
代理审判员 李道鸿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周鸿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