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18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毅基，男，1979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太亮，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国胜，男，197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孟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财，广东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江聚本，男，1981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
原审被告：袁海军，男，1977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
原审被告：吴福德，男，1976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
原审被告：蒋秋国，男，197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
原审被告：唐礼剑，男，1975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原审被告：广州昌泰游乐项目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盘古北路盘古王公园妈祖湖游泳场。
法定代表人：蒋秋国。
上诉人杨毅基因与被上诉人闫国胜、原审被告江聚本、袁海军、吴福德、蒋秋国、唐礼剑、广州昌泰游乐项目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泰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2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毅基上诉请求：一、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263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追加于江、冯禾田、邓和平、王海波和邹有胜为被告。二、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2634号民事判决的第四项。事实与理由：一、我方和闫国胜双方在《协议》(2015年11月12日签订)上签名，且我方已经履行了该《协议》的部分内容，故双方应当受《协议》的约束，闫国胜只能按《协议》确定的债权分配比例(即协议中的“收款信息”，该“收款信息”被潘建红拿走)取得押金和营业款。二、出租场地供闫国胜经营游乐项目和收取租金的是昌泰公司，因此应当由昌泰公司向闫国胜返还押金和营业款。三、昌泰公司的股东江聚本是代昌泰公司向闫国胜付款，昌泰公司的股东与昌泰公司不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四、昌泰公司包括我方在内的其他股东均是在昌泰公司当时无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为了补偿闫国胜的损失，自愿替昌泰公司承担责任。五、原审法院未追加于江、冯禾田、邓和平、王海波和邹有胜为被告属程序错误，且也不利于解决纠纷。六、张红喜亲口向我方承认收到2万元，应当从总款284182元中扣除。
被上诉人闫国胜答辩称：我方认为原审事实清楚，判决正确，我方认为应当驳回杨毅基所有上诉请求。关于事实方面，张红喜在（2016）粤0114民初638号已经确认收到2万元，并在庭审中撤回该请求。上诉请求第六点不存在。杨毅基要求追加的隐名股东，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股东身份，且我方在一审中已明确拒绝追加所谓的隐名股东。
闫国胜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判令昌泰公司向闫国胜返还押金2万元；2.判令昌泰公司向闫国胜返还营业收入18042.25元及利息（以18042.25元为基数，每月按1%标准计算，自2015年10月5日起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3.判令昌泰公司向闫国胜赔偿损失15万元；4.判令蒋秋国、江聚本、袁海军、吴福德、杨毅基、唐礼剑对第1、2项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涉案场地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盘古王公园妈祖湖，系昌泰公司向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文化发展公司（以下简称狮岭文化公司）承租。昌泰公司承租涉案场地后将土地分租给包括闫国胜在内的若干经营户分别经营各类游乐场。
2014年12月19日，昌泰公司（甲方、招商方）与闫国胜（承租方、乙方）签订《昌泰公司招商合同书》，约定，甲方将上述场地中位于游乐园广场狂呼北面占地面积100平方米的土地出租给乙方经营遨游太空游乐项目，租赁期限跟从昌泰公司与狮岭镇经济开发公司所签合同租期。租赁方式为甲方出租场地，乙方出资购买设备及人员安排。甲方负责统一管理。结算方式：以乙方当月所经营额全部款项的30%作为缴纳场地租金及公共管理费用（不含水电费、质检费、人工费等）。每日营业完成后，甲乙双方各指派人员进行票据清点并签名确认，次月结清款项。双方责任：6.在租赁期内，如因甲方土地权属不清或村民发生纠纷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造成乙方损失的，甲方应赔偿乙方的一切经济损失（包括场地建设和游乐设备等相关费用）。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合同签订后，闫国胜进行了场地基础设施建设、购买设备，在涉案场地上建设了游乐设施，并开始经营。
2015年9月底，国土房管部门、狮岭镇政府认定涉案场地内经营游乐设施无合法用地手续，属违法用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和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已构成非法占用土地行为，要求将游乐场上的游乐设施限期进行拆除。后闫国胜对相关设施自行进行拆除处理。
闫国胜撤离涉案场地时，昌泰公司未将2015年8、9月份的营业款及租赁押金返还给闫国胜。对于2015年8、9月份的营业收入，闫国胜提交了《昌泰游乐开发有限公司2015年8月招商项目营业报表》和《昌泰游乐开发有限公司2015年9月招商项目营业报表》予以证明，该两份报表显示8月份昌泰公司应付所有经营户的营业款为275710.60元，9月份应付所有经营户的营业款为94125.50元，昌泰公司应付闫国胜8、9月份的营业款合计为18042.25元。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对上述报表没有异议，但对应付闫国胜营业款的金额有异议。认为双方在2015年11月12日已对昌泰公司应付全部经营户款项总金额进行了重新约定。
闫国胜并提交2015年10月9日及2015年10月25日双方签订的“解决招商款项支付及返还确认书”各一份，拟证明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共同确认欠付各经营户的款项总额及承诺支付。其中10月9日确认书载明:一、解决招商8月、9月招商款。8月份275710.60元，9月份94125.50元，合计369836元。方法1.公司做出支付表，分摊到各位股东头上，然后由招商项目人员自选欠款人。到10月25日付，经双方全部同意。方法2.股东直接退钱出来发给招商人员。二、项目进场费的问题，狂呼1万，遨游太空2万，嘉年华押金3万。蒋秋国、江聚本、吴福德、杨毅基、唐礼剑等在上面签字确认同意第一项。所有经营户也在该确认书上签字确认并按手印。10月25日的确认书写明：马场租金及进场费：租金15万，进场费4万，大家一致同意进场费退两万元，租金退9万元。总共合计11万元。游艺厅退租金1万元，付款日期2015年10月25日。蒋秋国、江聚本、吴福德、杨毅基（蒋秋国代签）、唐礼剑在上面签字确认。
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对上述两份“解决招商款项支付及返还确认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双方之后签订新的确认书及协议已对上述确认书内容进行了变更。对此，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提供2015年10月9日由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与闫国胜、案外人张红喜共同确认的一份退进场费（押金）确认书拟证明双方对本案押金进行了重新约定。该确认书确认：经大家商议，狂呼退还3000元、遨游太空退10000元，合计13000元，于2015年10月25日支付。闫国胜对该确认书予以认可，并解释由于进场费、押金、租金等费用并非所有经营户都具有，当时协商时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与部分经营户要求将该部分返款另行确认，因此双方经协商将遨游太空押金退款金额由2万元变更为1万元，并确认嘉年华项目退押金3万元，马场项目退租金9万元、押金2万元，且确认上述款项亦应在2015年10月25日前支付；后因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未按时支付款项，违反双方约定，故闫国胜按其进场时缴纳的押金2万元主张权利，而非后来商议时确认的1万元。
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并认为上述两份“解决招商款项支付及返还确认书”已经被2015年11月12日另行签订的协议书所代替。为此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提交了《协议》【以下称为《协议》（一）】一份予以证明。该协议写明：“昌泰公司的全体股东与各经营商户就合作终止与欠款事宜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1.昌泰公司全体股东确认尚欠各经营户2015年8-9月的招商营业款及各租赁户的退租金及押金等，共计284182元。各股东愿意按股份比例还款（详细还款明细见附表）。2.各欠款股东如未能一次的偿还的先支付部分欠款，余款从2015年12月起按月支付，共10个月付清。欠款股东应在每月15日前将应付欠款支付给集中收款人闫明桥。集中收款人有收款与追款的权利，每次实际收到款项后，再按照各经营户的债权比例分发给大家(收款信息见附表)……4.本协议签订后，如个别股东未能按时支付欠款，各商户有权通过其他途径追讨，但昌泰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蒋秋国、江聚本、吴福德、杨毅基、唐礼剑在协议上签字确认。经营户签字的显示有闫国胜、张涛、屠战锋、张代树、闫明桥、杨廷中、尹山阳、费三清。闫国胜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解释该协议所确认的仅为部分租户的营业款，并未包括应退的租金及押金，双方之后还签订一份新的协议书，确认应退款（营业款）金额为343917元。
针对上述解释，闫国胜补充提供另一份签订时间为2015年11月12日的《协议》【以下称为《协议》（二）】进行说明，并解释《协议》（一）和《协议》（二）是在同一天签订的，但《协议》（一）签订在先，《协议》（二）签订在后。《协议》（二）载明：昌泰公司的全体股东与各经营商户就合作终止与欠款事宜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1.昌泰公司全体股东确认尚欠各经营户2015年8-9月的招商营业款及各租赁户的退租金及押金等，共计343917元。各股东愿意按股份比例还款（详细还款明细见附表）。2.……欠款股东应在每月15日前将应付欠款支付给集中收款人闫国胜、潘建红……。蒋秋国、江聚本、吴福德、杨毅基、唐礼剑在协议上签字确认，经营户签名显示为张涛、张红军、闫国胜、闫明桥、张代树（代）、费三清代尹山阳、闫明桥代屠战峰、屈冰花代张红喜、潘建红。除退款金额、收款人外，《协议》（二）的其他内容约定与被告提交的《协议》（一）内容一致。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对闫国胜提供的《协议》（二）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协议》（一）签订在后，应按《协议》（一）约定执行。闫国胜与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双方均未提供上述《协议》（一）及《协议》（二）所载明的“还款明细附表”。
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后，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共计向闫明桥支付了营业款和押金租金等9万元。闫明桥收取9万元后对款项进行了分配，分别为：潘建红13088元（其中迷你环车项目9112元、黄蜂战车项目3976元），闫明桥6388元，屠战锋8000元，尹山阳、费三清9350元，张涛、张红喜（体能乐园项目）5747元，张代术（摇头飞椅及迷你单车）11622元，闫国胜12128元，张红喜（马场）23674元。同时，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陈述协议签订后，其亦支付了两万元给案外人张红喜，该两万元应计算在已付全部经营户款项内。闫国胜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2万元并未支付给包括闫国胜在内的其他经营户。在一审法院审理的与一审法院同一系列的（2016）粤0114民初2638号案中，该案张红喜确认已收到上述2万元款项，并确认该款为退还其马场进场费的款项。
关于损失问题。闫国胜提供《产品承揽合同》、收据、收条等证据证明其支出了设备购置费35万元，基建费35000元。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认为金额偏高，不够真实。
一审法院另查明，昌泰公司于2013年4月15日依法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蒋秋国，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股东为蒋秋国、江聚本、袁海军。一审诉讼中，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主张除蒋秋国、江聚本、袁海军、吴福德、杨毅基、唐礼剑外，另有案外人于江、冯禾田、邓和平、王海波、邹有胜等均为昌泰公司的隐名股东，申请追加上述人员为本案共同被告。闫国胜对此不予认可，不同意追加被告。一审法院再查明，昌泰公司在与各经营户签订合同后长达两年的时间内，均通过江聚本的个人银行账户将每月的经营款支付给各经营户。
一审诉讼中，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陈述据其了解，2015年9月30日晚上，狮岭文化公司和向昌泰公司租赁场地经营游乐项目的所有经营户就拆迁补偿一事签订了协议，协议内容大致为狮岭文化公司因经营户拆迁而向经营户赔偿共计57.5万元。为查明案件事实，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申请法院向狮岭文化公司调取该公司与涉案游乐项目各经营户就拆迁补偿签订的协议。一审法院依法发函向狮岭文化公司进行调查。狮岭文化公司对此提供了2015年10月3日该公司与案外人张代术签订的《协议书》、张代术出具的《承诺书》及2015年10月23日张代术签名确认已收到搬迁补偿款9万元的明细表给一审法院。上述《协议书》载明：乙方（张代术）于2013年4月17日、4月18日与昌泰公司签订三份《租赁合同》，后乙方在昌泰公司内投资开设大蹦极、摇头飞椅、大摇锤游乐项目。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人民政府根据相关政策依法对游乐场进行整治，现甲方（狮岭文化公司）与乙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自愿于2015年10月3日自行拆除所开设的大蹦极、摇头飞椅、大摆锤游乐项目所有设施；二、甲方向乙方支付搬迁费用补贴9万元。当天，张代术在《承诺书》中承诺，于2015年10月3日前自行拆除完成其本人所开设的大蹦极、摇头飞椅、大摆锤游乐项目所有设施。
一审法院认为：闫国胜与昌泰公司签订的《昌泰公司招商合同书》虽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双方约定将涉案土地用于游乐项目经营违反了土地管理相关法律规定，属于违法用地，合同约定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依法应属无效。合同虽无效，但2015年8、9月份的营业款系闫国胜经营所得，昌泰公司应按双方约定将相关款项返还给闫国胜。闫国胜提供的招商项目营业报表、确认书等证据足以证明昌泰公司应返还闫国胜2015年8、9月份的营业款合计为18042.25元。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对上述营业报表、确认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应返还闫国胜营业款的具体金额有异议，认为双方于2015年11月12日签订的《协议》（一）已对其应付款金额进行了变更约定。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只有部分经营户的签名，不能代表全体经营户的共同意思表示。且该协议所涉款项包含了2015年8-9月各经营户的营业款及退租及押金等费用，但仅写明共须退款284182元，未写明各经营户分别应退还的金额及项目明细，双方亦均未提供款项明细表。因此退一步讲，即使该协议约定有效，亦无法明确应退还闫国胜部分的款项金额。另外，昌泰公司各股东（或协议上签名的蒋秋国、江聚本、吴福德、杨毅基、唐礼剑等人）亦未按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付款义务。因此，昌泰公司以该协议约定为由否定招商项目营业报表、确认书所确认的应退款金额，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对于昌泰公司实际已退还的全体经营户款项总额，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提供的证据及闫国胜确认的金额为9万元，对该部分款项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对于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陈述由蒋秋国支付给张红喜的2万元，因只有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单方陈述，且案外人张红喜已确认该2万元为其马场进场费，因此，对于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关于该2万元应计算在其已付全部经营户款项中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昌泰公司应退还闫国胜2015年8、9月份经营款共计18042.25元，扣除闫国胜在涉案项目中已领取的12128元，昌泰公司还应向闫国胜退还经营款5914.25元（18042.25元－12128元）。对闫国胜主张经营款超出该金额部分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合同无效，且《昌泰公司招商合同书》并未对逾期退款利息进行约定，对于逾期退款利息，一审法院调整为自2015年10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
关于押金。虽然“解决招商款项支付及返还确认书”中显示应退涉案项目押金20000元，但该金额未经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确认。之后双方共同签订的退进场费（押金）确认书中已确认应退涉案项目押金金额为10000元。因此，昌泰公司应退闫国胜押金金额应为10000元，闫国胜以昌泰公司未履行退进场费（押金）确认书所确定义务为由，要求昌泰公司退还押金2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调整。
对于闫国胜主张的损失问题。闫国胜提交了《产品承揽合同》、收据、收条等作为证据证明其主张。因闫国胜确实已购买安装相关设备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产生费用支出，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虽对闫国胜主张的损失金额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反证据反驳。考虑到虽然相关设备已由闫国胜拆除处理，但由于游乐设备具有特殊性，拆除后难以易地重新安装使用，变现难度较大；即使易地重新安装也将产生不小的拆除、运输、维修、安装等费用，易地使用将产生较大的成本支出，甚至可能超出设备本身现有价值；闫国胜针对涉案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也已无法收回，结合导致合同无效主要过错在昌泰公司一方，一审法院酌情支持昌泰公司向闫国胜赔偿损失6万元。
关于蒋秋国、江聚本、袁海军、吴福德、杨毅基、唐礼剑是否应对昌泰公司所应承担的返还押金、营业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与闫国胜签订租赁合同的主体为昌泰公司，但合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却通过江聚本的个人账户向闫国胜返还营业款项。根据约定，营业款是由场地出租方扣除30%以后才返还给闫国胜的，但在营业收入均通过股东账户结算的情况下，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应由出租方扣留的30%部分的营业款已支付给昌泰公司，即昌泰公司与部分股东的财产存在混同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股东不对公司该部分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将可能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另外，两份“解决招商款项支付及返还确认书”及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认可的《协议》（一）、《协议》（二）等文件均约定昌泰公司的股东对应退还经营户的款项承担清偿责任，蒋秋国、江聚本、吴福德、杨毅基、唐礼剑亦在所有文件上签名确认同意，应视为上述人员自愿对昌泰公司该部分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因此，对闫国胜要求秋国、江聚本、吴福德、杨毅基、唐礼剑对昌泰公司第1、2项请求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闫国胜并未举证证明袁海军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情形或承诺对昌泰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其要求袁海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至于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所主张的昌泰公司另有5名隐名股东且申请将其追加为共同被告的问题。因上述5名案外人并非昌泰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中的股东，且该5人亦未在所有确认书、协议上签名。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一）、《协议》（二）中均约定“昌泰公司的全体股东与各经营商户就合作终止与欠款事宜协商一致……”，但协议上股东签名人员仅有蒋秋国、江聚本、吴福德、杨毅基、唐礼剑，因此从协议上亦无法反映出闫国胜已经知悉昌泰公司存在其他隐名股东的事实。且闫国胜亦不同意追加被告，现闫国胜仅要求在所有文件上签字确认的蒋秋国、江聚本、吴福德、杨毅基、唐礼剑及工商登记信息上显示的股东袁海军对昌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至于昌泰公司内部各股东之间如何分担责任是昌泰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的问题，应由其股东内部另行解决。
关于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认为狮岭文化公司于2015年10月22日左右已和包括闫国胜在内的经营户就拆迁补偿一事达成赔偿协议，因此不应支持闫国胜一审中诉讼请求的问题。从一审法院依据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的申请向狮岭文化公司调取材料中，反映该公司对经营户的补偿仅为搬迁费用补偿，而非补偿营业款或赔偿损失等费用，与闫国胜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款项并不重复。且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既然认为在狮岭文化公司作出补偿后，闫国胜已无权向其主张权利，但一审诉讼中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却又提交2015年11月12日签订的《协议》（一）主张应按该协议认定昌泰公司应付款项金额。该协议签订时间在狮岭文化公司与经营户签订协议及支付补偿款的时间之后，与狮岭文化公司作出补偿后闫国胜无权继续主张权利的意见向矛盾，即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的主张前后矛盾。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上述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昌泰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闫国胜返还押金10000元；二、昌泰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闫国胜返还营业款5914.25元及利息（利息以5914.2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5年10月6日起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三、昌泰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闫国胜赔偿损失60000元；四、蒋秋国、江聚本、吴福德、杨毅基、唐礼剑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闫国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60元，由闫国胜负担2421元，由昌泰公司负担1639元，蒋秋国、江聚本、吴福德、杨毅基、唐礼剑对昌泰公司应负担部分中的344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依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范围，本案二审需要处理的焦点问题是：杨毅基是否应当承担昌泰公司向闫国胜返还其向该司缴纳的涉案项目押金、2015年8、9月份营业款及相应利息的连带清偿责任。
由于闫国胜与昌泰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书》因所租赁的涉案土地经营项目违反土地管理相关法律规定，系违法用地，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昌泰公司理应返还闫国胜向该司缴纳的涉案项目押金。由于闫国胜与昌泰公司及蒋秋国等双方共同签订的退进场费（押金）确认书中已确认应退涉案项目押金金额为10000元，一审法院判令昌泰公司向闫国胜返还该押金10000元，于法有据。另，本案涉及的2015年8、9月份的营业款系闫国胜经营所得，昌泰公司理应返还，但该司已向闫国胜返还涉案项目12128元，故原审法院判令昌泰公司向闫国胜返还2015年8、9月份的营业款5914.25元及相应的利息，于法有据。杨毅基主张张红喜所收取的2万元应当从总款284182元中扣除的问题，由于2015年11月12日的《协议》中已经明确集中收款人为闫明桥，并非张红喜，其他经营户亦不确认张红喜代为收取，故杨毅基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杨毅基是否应对昌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两份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10月9日及2015年10月25日所签的“解决招商款项支付及返还确认书”及杨毅基确认的《协议》等文件均明确约定昌泰公司的股东对应退还经营户的款项承担责任，杨毅基已经在上述文件上签名确认同意，表明其自愿对昌泰公司该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据此支持杨毅基对昌泰公司向杨毅基应返还的涉案项目押金、营业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并无不当，杨毅基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该连带责任，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杨毅基主张的一审法院未追加昌泰公司于江等另外5名隐名股东作为共同被告的程序问题。由于于江等5名案外人并非昌泰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中的股东，且于江等5人亦未在前述确认书、协议上签名，闫国胜亦未起诉要求该5人承责，一审法院不予追加于江等5人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当，杨毅基该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杨毅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审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4元，由杨毅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焕
审判员 梁淑敏
审判员 梁燕梅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毕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