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津01民终24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浩友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空港经济区中环西路1号浩物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会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成，天津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鸿雁，天津瑞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滨储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华苑产业区桂苑路13号2号楼2门402室。
法定代表人：于洪康，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丽颖，天津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慧，天津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强，男，198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丽颖，天津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慧，天津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天津安星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华苑产业区梅苑路6号海泰大厦15层。
法定代表人：陈娜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颖，女，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天津浩友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友公司）、上诉人天津滨储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于强、原审第三人天津安星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星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4民初119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浩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成、徐鸿雁，上诉人滨储公司和被上诉人于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丽颖、李晓慧，原审第三人安星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浩友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4民初11954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依法改判于强在其《承诺书》明确的范围内就合同货款及利息向浩友公司承担无限连带责任；2.浩友公司的上诉费用由于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关于于强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13年9月12日至2014年9月11日，浩友公司与滨储公司签订26份钢材买卖合同，于强系滨储公司的总经理，是上述合同的经办人。合同签订后，于强和滨储公司陆续向浩友公司出具多份《承诺书》，对应相应的钢材买卖合同，于强承诺以其个人财产作为担保对浩友公司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浩友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后，滨储公司和于强并未履行合同义务，经浩友公司多次催促未果成讼。浩友公司认为，在滨储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于强应以其承诺对浩友公司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不清，错误适用法律，故浩友公司提出上诉，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于强对浩友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称：于强从未在《承诺书》上签过字，也未以任何形式承诺以其任何财产对滨储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即使于强签署过《承诺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结合本案中《承诺书》的落款日期及浩友公司提起诉讼的时间，应认定浩友公司向于强主张保证责任已经超过了保证期间，浩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滨储公司公司对浩友公司的上诉请求陈述意见称：同意于强的答辩意见。
安星达公司对浩友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意见。
滨储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4民初1195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浩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浩友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当予以撤销。
1.一审判决存在超审超裁的情形，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涉及的是浩友公司向滨储公司供货的一系列合同，不应涉及滨储公司向浩友公司供货的合同，以及与安星达公司之间所谓的“三方倒销售”合同。如果浩友公司或安星达公司认为滨储公司未履行供货义务应当退还货款，其应另案主张，一审法院无权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根据滨储公司提供的证据，其已向浩友公司付款48488952.66元，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其中14002400元为“三方倒销售”款项，28374501.09元为滨储公司未向浩友公司履行供货义务的退款，减去这两笔款项后，滨储公司应支付的货款为6112051.57元，而浩友公司自认其已经收到滨储公司货款8084731.07元，与法院认定的数额不一致；（2）关于滨储公司向浩友公司供货的一系列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且在本案中不应予以涉及，滨储公司无需证明其已履行全部供货义务，一审法院亦无权推定滨储公司向浩友公司支付货款中的28374501.09元为滨储公司未供货发生的退款；（3）滨储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多次表明，该公司的印章和证照均被浩友公司收走，浩友公司提交的《货物接收函》均为该公司单方制作，滨储公司从未见过或签署过该类文件；（4）一审判决认定滨储公司向浩友公司支付的48488952.66元款项中包含14002400元是错误的。滨储公司与浩友公司以及安星达公司之间不存在所谓的“三方倒销售”行为，浩友公司与安星达公司之间的合同往来，不能在本案中与滨储公司与浩友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并解决；（5）一审庭审中，浩友公司已承认王套成为该公司员工，因此王套成本人签署的书面声明应当视为浩友公司对王套成的授权。一审期间滨储公司亦向法院提交追加王套成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目的是查明王套成收走滨储公司公章和证照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而一审法院认为该事实查明与本案无关，拒绝追加王套成为第三人，导致相关事实未能查清；（6）一审法院以《往来询证函》上没有浩友公司和滨储公司的盖章确认，即认定该函没有法律效力，系认定事实错误。该《往来询证函》是由浩友公司工作人员崔岳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于强的，双方长期以来一直是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沟通，该函没有双方的盖章实属正常，且滨储公司已对上述电子邮件做了公证，完全可以证明其真实性；（7）滨储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多次表明，银行承兑汇票有其特殊性，不能仅凭浩友公司自认其收到了三笔款项，就代表浩友公司已将案涉的三张承兑汇票入账。一审法院调查取证的结果亦表明，三张承兑汇票未经浩友公司背书，因此，浩友公司主张三张承兑汇票已经入账是虚假的。
3.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在合同纠纷案件中突破合同相对性，追加安星达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是错误的。本案中安星达公司与滨储公司和浩友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无直接关联，亦不存在“三方倒销售”的行为，一审法院不应当同意浩友公司追加安星达公司作为第三人的申请。（1）滨储公司与安星达公司之间也存在业务往来，安星达公司向滨储公司有付款行为实属正常，不能仅凭合同和付款凭证就认定安星达公司向滨储公司的付款为浩友公司向滨储公司的退款；（2）浩友公司主张“三方倒销售”的发起人为滨储公司，那么1400余万元的款项从滨储公司转到浩友公司再转到安星达公司又转回滨储公司，流转的数额既非越来越多，亦非越来越少，而且一笔上百万的款项于同一天内在三个公司之间进行流转根本无法实际操作；（3）根据合同相对性，如安星达公司认为滨储公司未向其履行供货义务应退还货款，应由安星达公司向滨储公司另行主张，与浩友公司无关，浩友公司无权在本案中申请追加安星达公司为第三人；（4）在一审庭审中，安星达公司的代理人对本案的相关事实根本不清楚，甚至有些问题是由浩友公司的代理人代其回答，滨储公司有理由怀疑浩友公司与安星达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滨储公司的合法权益。
4.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不拖欠货款的滨储公司承担1700余万元的高额债务。浩友公司称滨储公司向其支付的款项中有28374501.09元为滨储公司未向浩友公司供货的退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应由浩友公司对相关事实进行举证，而一审法院在明知滨储公司被浩友公司举报，财务账簿在被公安机关调查过程中严重损毁的情况下，要求滨储公司提供向浩友公司供货的证据，属于典型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法院由此认定滨储公司向浩友公司支付的28374501.09元为退款，系认定事实错误。如果滨储公司与浩友公司签订了16份合同却只履行了4份，浩友公司就不应再向滨储公司持续付款，但事实正好相反，完全可以说明上述款项不是退款。
5.浩友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丧失胜诉权。浩友公司提供的合同多数为复印件，亦存在只有一方加盖公章的情况，即使合同是真实的，签订的时间也大多在2013年底和2014年初，约定的付款时间均为“合同签订之日起60天内”，因此，浩友公司基于第3至12号、第14号合同提起的诉讼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浩友公司最初是基于单个合同进行立案共计22件，但一审法院错误地批准了浩友公司要求合并审理的请求，将22个合同纠纷合并成一个案件审理，并在一审判决中以“滨储公司系连续付款，不能确认滨储公司是给付《货物接收函》中的哪一笔款，这种付款行为，应认定为对全部所欠货款的承认”为由，帮助浩友公司规避诉讼时效问题。
6.一审法院在本案中明显偏袒浩友公司，对滨储公司提出的诸多合理请求置之不理，包括申请法庭调取浩友公司员工王套成和崔岳博发送邮件IP地址的同一性、申请对王套成的笔迹进行鉴定、申请追加王套成作为本案第三人、要求浩友公司提交三张承兑汇票（4983553.56元）计入公司财务账目的凭证等，一审法院均未准许，造成本案的重要事实未能查清。一审判决对滨储公司的答辩意见和观点简单概括且存在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明察。
浩友公司针对滨储公司的上诉请求答辩称：一审判决除了对于强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定有误之外，其余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浩友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滨储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于强对滨储公司的上诉请求陈述意见称：同意滨储公司的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
安星达公司对滨储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意见。
浩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滨储公司向浩友公司支付货款17195229.23元；2.判令滨储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浩友公司支付自2014年5月14日至2015年5月13日期间的利息24632.39元（以诉讼请求其中的一份合同标的518576.8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计算），以及自2015年5月14日至实际偿还之日的利息；3.判令于强对滨储公司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滨储公司和于强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12月浩友公司与滨储公司开始业务合作，由滨储公司向浩友公司出售钢材。2011年12月至2013年8月底，浩友公司与滨储公司共签订《钢材销售合同》16份，浩友公司向滨储公司支付全部合同款项后，滨储公司有12份合同未供货，向浩友公司退款共计28374501.09元。浩友公司与滨储公司及安星达公司有业务往来，三方曾在同日签订合同，浩友公司将收取滨储公司的合同款14003400元通过安星达公司退回至滨储公司。2013年9月12日至2014年9月11日，浩友公司向滨储公司出售钢材，双方签订钢材买卖合同26份，于强承诺以其个人财产作为担保对滨储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浩友公司依合同约定向滨储公司提供钢材，滨储公司向浩友公司出具《货物接收函》价款总计25279959.30元。滨储公司已向浩友公司支付货款8084731.07元，尚欠17195229.23元。经浩友公司催要未果，故成讼。
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1.浩友公司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钢材销售合同》及付款凭证，证明2011年12月2日至2013年8月30日，滨储公司向浩友公司销售钢材，双方共签订16份《钢材销售合同》，合同载明了付款方式、交货方式；2011年12月5日至2013年9月2日，浩友公司向滨储公司支付16份《钢材销售合同》款项共计40593123.58元，但滨储公司未履行其中12份《钢材销售合同》的供货义务，滨储公司自2012年11月开始陆续向浩友公司退款共计28374501.09元。滨储公司和于强的质证意见为，滨储公司收到款项40593123.58元无异议，但滨储公司已履行了全部供货义务，不应向浩友公司退还任何货款；该组合同为滨储公司向浩友公司供货，与案涉浩友公司向滨储公司供货的合同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定为，浩友公司和滨储公司签订16份《钢材销售合同》后，浩友公司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而滨储公司未能提交其已全部履行供货义务的证据，亦没有提供2013年9月12日（下一阶段业务往来开始的时间）前其应付浩友公司其他款项的依据，对其给付浩友公司的款项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对浩友公司主张的滨储公司未履行供货义务应退款28374501.09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2.浩友公司提交的第四、五、六组证据，证明2013年9月12日至2014年9月11日，浩友公司向滨储公司出售钢材，双方签订26份钢材买卖合同，滨储公司出具《货物接收函》确认收到价值25279959.30元的钢材，于强对部分钢材买卖合同签订《承诺书》，承担连带责任。滨储公司和于强的质证意见为，对26份钢材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货物接收函》及《承诺书》中于强的签字不予认可，于强从未见过亦未签署过任何《货物接收函》及《承诺书》。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中的《货物接收函》认定为，钢材买卖合同序号第1#、2#、1、2、4、5、6、9、10、11、14号对应的《货物接收函》有滨储公司的公章及于强的签字；钢材买卖合同序号第15、16、17、18号对应的《货物接收函》有滨储公司的公章和于强的签字，对应的《承诺书》有滨储公司的公章和于强的签字；钢材买卖合同序号第20、21、22、23、24号对应的《货物接收函》有滨储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对应的《承诺书》有滨储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和于强的签字；钢材买卖合同序号第19号对应的《货物接收函》有滨储公司的公章和于强的签字，对应的《承诺书》有滨储公司的公章；钢材买卖合同序号第3、7、8、12、13号对应的《货物接收函》有滨储公司的公章。经核实，以上《货物接收函》价值总计25323696.31元，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浩友公司主张《货物接收函》价值总计为25279959.30元，未超出一审法院核实部分。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中的《承诺书》认定为，钢材买卖合同序号第15、16、17、18、20、21、22、23、24号对应的《承诺书》有滨储公司的公章和于强的签字，其中最后一份《承诺书》签订日期为2014年9月11日，于强承诺自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结清全部货款，如未能按时回款，于强以其个人财产作为担保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连带责任的保证期间为六个月，且浩友公司未提交其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的证据，浩友公司于2016年3月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于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钢材买卖合同序号第19号对应的《承诺书》没有于强的签字，于强亦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3.浩友公司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及安星达公司提交的证据，包括浩友公司、滨储公司、安星达公司三方业务往来签订的合同及付款凭证，证明浩友公司与滨储公司及安星达公司三方在同日签订合同，浩友公司将收取滨储公司的款项通过安星达公司退回至滨储公司。滨储公司和于强的质证意见为，对浩友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安星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定为，该组证据能够证实2013年11月19日至2014年2月17日滨储公司给付浩友公司14002400元，浩友公司给付安星达公司13996400元，安星达公司给付滨储公司13996600元。
4.滨储公司提交的证据《声明》，证明浩友公司员工王套成作出签字声明，内容为自2013年12月20日起，滨储公司的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和营业执照副本原件、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以下简称四章三证）均交由浩友公司保管使用，浩友公司如需使用滨储公司四章，必须通过滨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专人签字或邮件确认。浩友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声明》不予认可，浩友公司从未收到《声明》中所称的滨储公司四章三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定为，因《声明》没有浩友公司的盖章，不能证明王套成是经过浩友公司的授权，王套成保管公章的行为与职务无关，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5.滨储公司提交证据《公证书》及三张银行承兑汇票，证明浩友公司员工通过电子邮件向滨储公司发送《往来询证函》，除三张银行承兑汇票以外，其他往来款项已经进行对账，截止2014年9月30日，滨储公司共拖欠浩友公司货款3154819.51元。三张银行承兑汇票浩友公司没有背书，证明没有入账，加上这三张银行承兑汇票的款项，浩友公司还应返还滨储公司1828734.05元。浩友公司的质证意见为，收到上述三张银行承兑汇票无异议，虽然三张银行承兑汇票未经浩友公司背书，但有浩友公司开具的财务往来收据，已在滨储公司的应付货款中予以扣除；《公证书》中的《往来询证函》没有浩友公司公司的印章，不予认可，浩友公司与滨储公司未进行过对账，该数额不具有真实性。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定为，《公证书》中的《往来询证函》无浩友公司及滨储公司的盖章，不能证实双方对滨储公司欠款的核对与确认，对三张银行承兑汇票的款项，浩友公司已确认收到，因此，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6.滨储公司提交的证据二至证据二十七，证明2013年6月13日至2014年9月2日，滨储公司向浩友公司支付货款共计48488952.66元，已履行全部付款义务。浩友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收到款项；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其中包含的14002400元是浩友公司与滨储公司及安星达公司的三方业务款，其中的28374501.09元为滨储公司未履行12份《钢材销售合同》供货义务的退款，其余为履行26份钢材买卖合同的货款。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定为，结合浩友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对浩友公司的质证意见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浩友公司与滨储公司签订的16份《钢材销售合同》及26份钢材买卖合同，均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确认合同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滨储公司应欠浩友公司货款的金额；2.案涉部分合同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经一审法院核实认定，滨储公司应退还浩友公司12份《钢材销售合同》货款28374501.09元，应给付浩友公司26份钢材买卖合同对应的货款25279959.30元，滨储公司已支付48488952.66元（其中包括滨储公司依据三方业务往来合同向浩友公司支付的款项14002400元，本案不予以涉及），滨储公司应欠浩友公司19167907.73元。因浩友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滨储公司欠付货款17195229.23元，该主张未超出一审法院核实认定的欠款数额，故对浩友公司要求滨储公司支付货款17195229.23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滨储公司和于强主张案涉部分合同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问题，虽然26份钢材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付清，但从滨储公司向浩友公司出具的《货物接收函》和滨储公司给付货款的情况显示，滨储公司系连续付款，不能确认滨储公司是给付《货物接收函》中的哪一笔款，这种付款行为应认定为对全部所欠货款的承认。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诉讼时效的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浩友公司收到滨储公司最后一笔货款的时间为2014年9月2日，浩友公司于2016年3月向法院起诉，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关于浩友公司主张利息的问题，浩友公司以单份合同起诉，后依据审理的情况，又以多份合同合并主张权利，变更了关于货款的诉讼请求，但没有变更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浩友公司主张的利息是以2014年3月13日签订的序号第16号钢材买卖合同的标的518576.84元为基数计算的，虽然该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但因浩友公司对滨储公司连续付款的确认，且滨储公司最后一次给付货款的时间为2014年9月2日，因此，付款期限在2014年9月2日之前的钢材买卖合同，应认定2014年9月2日为最后付款日。一审法院自滨储公司最后一次给付货款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浩友公司主张的利息。
综上，一审法院对浩友公司要求滨储公司支付货款17195229.23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对浩友公司要求滨储公司给付利息的请求，部分予以支持；对浩友公司要求于强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被告天津滨储钢铁有限公司一次性给付原告天津浩友工贸有限公司货款17195229.23元；二、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被告天津滨储钢铁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天津浩友工贸有限公司以518576.8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9月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的利息；三、驳回原告天津浩友工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971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29971元，由被告天津滨储钢铁有限公司负担。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浩友公司提交证据：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津滨检公诉刑不诉〔2016〕10号不起诉决定书，证明浩友公司总经理孙争春在2015年初曾向于强主张权利，要求于强对滨储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滨储公司和于强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事实是浩友公司的孙争春在2015年初纠集安星达公司的陈娜娜等人到于强家中，要抢回浩友公司员工崔岳博签字拿走的三张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据，以及于强优盘中关于各方业务往来的电子材料，双方发生冲突。该事件系孙争春个人行为，而非浩友公司向于强主张连带保证责任。安星达公司对浩友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没有质证意见。
滨储公司提交证据：1.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对浩友公司与南京功耀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作出的（2016）苏0116民初1356号民事判决书；2.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对浩友公司与天津立业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案件作出的（2017）津0110民初475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在以上两个案件中虽然不涉及滨储公司，但涉及到滨储公司与浩友公司签订的GY销14-201400313002号钢材买卖合同，该合同正是本案中涉及的合同之一，证明浩友公司在2016年3月18日起诉滨储公司要求给付货款后，又起诉南京功耀钢铁贸易有限公司要求交付货物、起诉天津立业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要求赔偿货物损失，间接证明了滨储公司不拖欠浩友公司货款的事实。浩友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两份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综合两份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可以证明，浩友公司依照GY销14-201400313002号钢材买卖合同向滨储公司销售的钢材已经实际履行，货物所有权已经转移给滨储公司；滨储公司主张浩友公司员工王套成曾于2013年12月20日作出书面声明，内容为滨储公司将该公司的四章三证交由浩友公司保管使用，但从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对浩友公司与天津立业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案件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可以看出，滨储公司在2014年7月还曾与天津立业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过仓储合同，证明滨储公司的四章并未交浩友公司保管使用，浩友公司从未收到过滨储公司的四章三证。安星达公司对滨储公司和于强提交的上述证据没有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浩友公司与滨储公司于2011年12月2日至2013年8月30日签订的16份《钢材销售合同》（滨储公司向浩友公司出售钢材），以及于2013年9月12日至2014年9月11日签订的26份钢材买卖合同（浩友公司向滨储公司出售钢材），均加盖双方公司的公章，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滨储公司关于该公司的四章三证自2013年12月20日起交由浩友公司保管使用，上述26份钢材买卖合同并非该公司盖章，亦非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滨储公司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纳。本案中，浩友公司基于26份钢材买卖合同中的22份合同起诉，要求滨储公司支付拖欠的合同货款，鉴于26份钢材买卖合同与上述另外16份《钢材销售合同》的内容均为双方之间的钢材买卖合同，为双方之间的连续交易，因此，根据浩友公司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在本案中对上述合同一并审查并无不当。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滨储公司是否欠付浩友公司合同货款；2.浩友公司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3.于强是否应对滨储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双方的主张及相关证据可以认定，首先，浩友公司与滨储公司之间16份《钢材销售合同》的履行情况为，浩友公司向滨储公司支付合同货款40593123.58元，滨储公司向浩友公司交付货物价值12218622.49元，滨储公司未履行合同价值28374501.09元。滨储公司关于其已经全部履行了16份《钢材销售合同》供货义务的主张，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纳；且滨储公司对其在双方签订26份钢材买卖合同之前（2013年9月12日之前）即开始向浩友公司付款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滨储公司应向浩友公司退还16份《钢材销售合同》未履行部分的货款，并无不当。
其次，浩友公司依据其与滨储公司之间的26份钢材买卖合同向滨储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合同价款总计25279959.30元，滨储公司应依约向浩友公司支付该款项。滨储公司关于《货物接收函》落款处的滨储公司公章均不是该公司加盖，不能认定滨储公司实际接收过相应货物的主张，滨储公司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纳。
再次，滨储公司自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共计向浩友公司付款48488952.66元，其中包括滨储公司依据其与浩友公司、安星达公司三方相互之间的买卖合同向浩友公司支付的14002400元，该款项与本案浩友公司和滨储公司之间基于16份《钢材销售合同》和26份钢材买卖合同发生的款项无关，不予涉及。
综上，依照浩友公司和滨储公司之间16份《钢材销售合同》和26份钢材买卖合同，滨储公司应向浩友公司支付53654460.39元（16份《钢材销售合同》应退款28374501.09元加上26份钢材买卖合同应付款25279959.30元），滨储公司已累计支付34486552.66元（现有证据证实的已付款48488952.66元减去本案不予涉及的三方业务合同款14002400元），滨储公司欠付浩友公司合同款项19167907.73元。一审法院对欠款数额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浩友公司起诉要求滨储公司支付的欠款数额17195229.23元未超出法院核实认定的数额，对浩友公司该项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浩友公司因其与滨储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于2016年3月18日起诉，应根据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确定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点和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浩友公司和滨储公司之间26份钢材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均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付清，但根据滨储公司出具的《货物接收函》及其向浩友公司付款的情况可以认定，滨储公司的每笔付款并不能与实际接收货物的价值一一对应，因此，滨储公司向浩友公司支付货款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审法院以滨储公司最后一次向浩友公司付款的时间，即2014年9月2日作为计算诉讼时效的起点并无不当。浩友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于强对滨储公司与浩友公司之间第15至18号、20至24号钢材买卖合同出具《承诺书》，承诺滨储公司如未在三个月内结清全部货款，于强以其个人财产作为担保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上述《承诺书》均未明确保证期间，因此，浩友公司依法应在滨储公司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于强承担保证责任。现浩友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上述期间内要求于强承担保证责任，于强的保证责任依法免除。
综上所述，浩友公司、滨储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5757元，由上诉人天津浩友工贸有限公司公司负担70786元，由上诉人天津滨储钢铁有限公司负担12497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史会明
代理审判员 卢 磊
代理审判员 王颖鑫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法官 助理 张荔颖
书 记 员 李佳霖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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