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1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凌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达多菊。
上诉人凌平因与被上诉人达多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二（商）初字第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凌平及其委托代理人瞿楠，被上诉人达多菊委托代理人唐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
2014年2月18日，凌平（甲方）与达多菊（乙方）签订《转让合同》一份，载明甲方因欠乙方150万元（本文币种均为人民币）债务，自愿将凌汪公司转让给乙方，双方即刻办理工商过户手续，凌汪公司与深水港公司签订的土地房屋租赁协议归乙方所有，租赁土地上的房屋也一并归乙方所有，甲方全力配合乙方2015年12月31日之后凌汪公司与深水港公司的续约工作。次日，双方至工商部门就前述合同中约定的凌汪公司股权转让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事宜办理登记手续。为应付工商部门的要求，双方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份协议除载明凌平将凌汪公司100%股份转让给达多菊外，股权转让金额记载为50万元。同月26日，凌平至工商部门签收了《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
2014年4月8日，凌平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东海派出所（以下简称东海派出所）报案，陈述：2014年2月18日达多菊等人胁迫其写下75万元的借条、签署合同转让凌汪公司及签署房屋租赁合同。2014年4月8日，达多菊等人又来找其，胁迫其写下200万元的借条，当日，又胁迫其交出银行卡进行了若干次转账。2014年4月13日，凌平再次向东海派出所报案，述称达多菊等人进入凌汪公司并与其发生冲突。当日，达多菊接受东海派出所询问，述称当日系因借款纠纷与凌平发生冲突。该借款系凌平向达多菊姐姐达某某借款200万元。
2014年11月27日，凌平又向东海派出所报案，述称当日达多菊等人又因借款纠纷进入凌汪公司并其进行殴打。
2015年1月20日，达多菊至东海派出所接受询问，述称自2012年起凌平陆续向其借款200万元，并对凌平2014年11月27日报案事宜陈述了己方意见。
凌平原审诉称，其因资金周转需要于2013年12月25日经人介绍认识冯某某，冯某某介绍其从达多菊处借款40万元，约定还款日2014年1月25日，借款期限为一个月。因其未能还款，达多菊于2014年2月18日带人闯入其所在的凌汪公司，并以杀掉其全家威胁。因其一个人在公司，被当时情形吓得不知所措。达多菊等人又逼迫其在冯某某起草的150万元转让厂房的合同上签字。根据该合同，其又在达多菊等人的威逼下签了凌汪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导致其所有的凌汪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均变更为达多菊。后其曾向公安机关报案，现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2、达多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达多菊原审辩称，双方经过协商，其以150万元受让凌平的凌汪公司，并签订《转让合同》，后因需到工商机关办理手续，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上的受让款为50万元，但双方协议应以150万元的受让款为准。凌平系自愿签字，不存在受其胁迫的情况，请求驳回凌平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凌平以达多菊胁迫其为由要求撤销《转让合同》，并提供了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但根据凌平的陈述，在2014年2月18日签署《转让合同》之后，双方又于次日前往工商部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在此期间，达多菊并未限制凌平的人身自由，而凌平迟至2014年4月8日方才向公安机关报案。况且凌平报案之后，公安机关并未对其陈述作出任何认定，故凌平认为达多菊存在胁迫行为的意见，缺乏足够的证据，难以采信。凌平以此为由要求撤销该份合同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根据《转让合同》记载的内容，凌平将凌汪公司转让给达多菊的意思表示是清晰的。关于转让价款，达多菊认为是150万元，同时认为该款已用凌平对其欠款抵销。关于这一点，凌平持不同意见。原审法院认为此项争议系双方关于合同解读的分歧，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凌平如认为己方权利受损，可另行主张。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凌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减半收取计9，150元，由凌平负担。
凌平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认为，其仅欠达多菊50万元，并非转让合同所述之150万元。达多菊不能提供借给其150万元的凭证。其在转让合同上签字系受达多菊一方威逼所致，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报案记录以及就医材料能够证明，其签订转让合同和出具金额分别为75万元、200万元的借条系受达多菊胁迫所为。因缺乏资金，其早已在2013年将厂房出售给他人，后又租回来用于经营，不可能再自愿把厂房转让给达多菊。该事实可以印证转让合同系其被胁迫所签。凌平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达多菊不同意凌平的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答辩认为，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转让和办理工商登记并非一天能够完成，期间不存在胁迫情形。凌平欠款金额为150万元。双方签订合同时，其并不知道凌平已将厂房出售并租回使用的情况，现凌平已将涉案房屋交给其使用。
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已查明事实均无异议。
凌平二审中提交了其与案外人2013年4月23日签订的厂房转让协议、租赁合同各一份，其同年4月24日出具给案外人的收据、租赁费收据各一份，欲证明其已于2013年4月23日将厂房转让给案外人高某某，其在2014年与达多菊签订转让合同并非自愿，系被逼迫。
达多菊认为上述材料并非新证据，是凌平诉讼后自行制作的。涉案厂房系无证房屋，已交付给其使用，并无其他人要求其支付租金。
因凌平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亦不能证明系争转让合同是否为凌平被胁迫而签，与本案争议并无关联性，故本院不采纳为本案证据。
经审查，原审已查明事实正确，本院均予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凌平本案原审诉讼请求是撤销其与被上诉人达多菊所签2014年2月18日转让合同，理由是该合同系其被达多菊胁迫所签。但本案已查明事实表明，其在签订系争合同后，于次日与达多菊共同至工商部门办理了凌汪公司股权转让、法定代表人变更等手续，并于同月26日至工商部门签收《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并无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凌平系受达多菊胁迫实施了上述行为。凌平在2014年4月8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均系其单方陈述，未经公安机关查实，不能作为认定其系受胁迫的依据。至于凌平与达多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真实，双方应另行解决，不影响对本案系争转让合同是否应当予以撤销的处理。综上，上诉人凌平主张其签订系争转让合同系受被上诉人达多菊胁迫而为没有事实依据，其要求撤销转让合同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凌平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300元，由上诉人凌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克强
代理审判员 王 敬
代理审判员 孙 歆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 庆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