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拉民一终字第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大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运城市空港新区。
法定代表人远勤山，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贾新民，山西庆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蒲先革，山西庆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拉巴次仁，男，1987年7月13日出生，藏族，现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
委托代理人久美朗珍，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格桑次仁，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拉萨市堆龙德庆县。
法定代表人苏俊飞，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贺鹏康，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苏俊永，男，汉族，1985年3月19日出生，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东井集镇小石庄村人，经商，现住拉萨市堆龙德庆县。
原审被告山西大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运城市空港新区。
法定代表人远勤山，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柴昭斌，男，汉族，1984年4月1日出生，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公司经理，现住原籍，
上诉人山西大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运销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拉巴次仁、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飞公司）、原审被告山西大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运制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堆龙德庆县人民法院（2013）堆民一初字第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大运销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贾新民，被上诉人拉巴次仁的委托代理人格桑次仁，被上诉人鸿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贺鹏康，原审被告大运制造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柴绍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原告与被告鸿飞工贸于2012年9月2日签订《购车合同》，合同约定原告从被告鸿飞工贸处购买红色大运重卡车一辆（发动机号：1612C045824，车架底盘号：LG6EDANH7CY202197），价格为人民币336000元，合同还就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鸿飞工贸支付了车辆全款，被告鸿飞工贸于付款之日向原告交付了车辆，至今未交付车辆发票、合格证及保修手册，致使原告所购车辆无法上户，现该车已过公告期。另查明，被告鸿飞工贸与被告大运销售公司于2012年02月签订了《2012年大运重卡经销商授权经营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大运销售公司授权被告鸿飞工贸作为拉萨市区域代理商，于2012年2月3日至2012年12月25日享有代理权限，并就其他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现合同期限已届满。被告鸿飞工贸与被告大运销售公司于同年3月23日签订了《大运重卡监控车销售协议》，协议约定被告大运销售公司在2012年2月3日至2012年12月25日的期限内，将监控车摆放在被告鸿飞工贸的场地内由被告鸿飞工贸进行销售。被告鸿飞工贸未向被告大运销售公司支付车款前，车辆所有权归被告大运销售公司所有，被告鸿飞工贸90日内未实现销售的监控车由被告鸿飞工贸届时买断。该协议还就其他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现协议期已届满。再查明，原告所购车（发动机号：1612C045824，车架底盘号：LG6EDANH7CY202197）系被告鸿飞工贸与被告大运销售签订的《大运重卡监控车销售协议》中所约定的车辆。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鸿飞工贸之间存在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其合同的订立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故对原告与被告鸿飞工贸签订的《购车合同》的效力予以认定。对于原告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鸿飞工贸签订的《购车合同》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鸿飞工贸签订的《购车合同》明确约定了付款时间和交车要求，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鸿飞工贸支付了车辆全款，被告鸿飞工贸未向原告交付车辆发票、合格证及保修手册，并造成本案所涉车辆公告期已过无法上户，致使原告购车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由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原审法院对原告请求解除原告与被告鸿飞工贸签订的《购车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其返还购车款人民币336000元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交《购车合同》能证明原告已支付车款人民币336000元的事实，被告大运销售公司提交的《大运重卡监控车销售协议》能证明被告大运销售公司对被告鸿飞工贸在车辆所有权、销售时间、摆放地点、回款时间等进行要求，被告鸿飞工贸必须严格按照被告大运销售公司的授权进行销售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鸿飞工贸销售该车时并未取得该车辆所有权，本案中与原告订立《购车合同》的实际相对方应为大运销售公司，合同的实际售车人亦为大运销售公司，故因《购车合同》所导致的民事责任应由被告大运销售公司承担。被告大运制造公司系车辆制造商，车辆不能上户非质量问题，车辆制造商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故原审法院对原告请求被告大运销售公司向其返还购车款人民币336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其请求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对原告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其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0000元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交的《购车合同》和《发票》能证明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和原告已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0000元的事实。故原审法院对原告请求被告大运销售公司向其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0000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其请求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经济损失人民币108000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系以车辆运输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车辆因不能上户导致不能营运，必然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故本院酌情参照原告上一年度的实际收入，对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大运销售公司向其支付经济损失人民币34657元（138629元÷12月×3月=34657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原告请求判令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一、解除原告拉巴次仁与被告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对于2012年9月2日签订的《购车合同》；二、被告山西大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拉巴次仁返还购车款人民币336000元；三、被告山西大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拉巴次仁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0000元；四、被告山西大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拉巴次仁支付经济损失人民币34657元；五、驳回原告拉巴次仁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山西大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西藏自治区堆龙德庆县人民法院（2013）堆民一初字第287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依法驳回被上诉人拉巴次仁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拉巴次仁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中与原告订立《购车合同》的实际相对方应为大运销售公司，合同的实际售车人亦为大运销售公司，故《购车合同》所导致的民事责任应由被告大运销售公司承担”，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错误。其理由为：
首先，从订立合同的形式来看，与上诉人山西大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毫无关系。被上诉人拉巴次仁与被上诉人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2012年9月2日签订的《购车合同》是按照双方之前签订的《订车合同》中第5条“乙方在提车时双方另行签订销售合同”的约定而订立的。而《购车合同》及《订车合同》的范本均由被上诉人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提供，签订地点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团结路1号，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在合同上签章确认。因此，上诉人公司没有参与《购车合同》或《订车合同》的订立，该《购车合同》对上诉人根本没有法律约束力。同时，被上诉人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主体，其与上诉人山西大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隶属或管理关系。其次，从《购车合同》的实际履行来看，亦与上诉人公司毫无关系。该车辆及临时牌照（藏AC44**）是被上诉人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亲自交付给被上诉人拉巴次仁的，该车款336000元是被上诉人亲自支付给被上诉人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的。特别是，双方在《购车合同》第二条第3项明确约定“根据订车合同，乙方不办理上户手续，甲方不提供销售发票，乙方如果要办理上户手续而对车辆进行更改的，则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拉巴次仁订立《购车合同》，完全是双方的行为，无论从合同的形式或合同的实际履行来看，均是被上诉人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所为，与上诉人公司毫无任何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购车合同》对上诉人根本没有法律约束力，该合同产生的民事责任当然与上诉人无关。因此，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为《购车合同》的实际相对方和合同的实际售车人，明显既无事实和证据，又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二、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拉巴次仁的申请追加上诉人为本案一审被告，明显程序违法。首先，从被上诉人拉巴次仁2013年6月9日的“起诉书”来看，被上诉人是根据《购车合同》、《订车合同》等相关证据将被上诉人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列为被告的。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只发生在两方当事人之间。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被告除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之外，再无其他任何当事人，上诉人不能也不可能成为本案的被告，被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其次，从被上诉人拉巴次仁2013年8月13日的“追加被告申请”来看，其实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申请将上诉人作为本案被告并承担连带责任追加的。但是，上述法律规定的前提是，该商品存在质量问题。而本案中被上诉人请求交付的车辆的合格证、发票等相关资料只是交付车辆时的附随义务，与该车辆的质量问题根本没有关系。更何况，被上诉人在自己与被上诉人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订立的《购车合同》中明确约定“不办理上户手续，不开发票”。因此，一审法院在上述事实和法律如此明确的情况下，竟能准许被上诉人的追加申请，将上诉人列为本案的被告，明显缺乏依据，程序违法，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三、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错误。首先，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因上诉人公司的原因对被上诉人拉巴次仁不履行义务，至于被上诉人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一审辩称自己“未向原告交付车辆发票、合格证及保修手册系被告大运销售公司未将车辆发票、合格证及保修手册交付给被告鸿飞工贸而导致，故对原告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大运销售公司承担”，只是其一面之词，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其次，即使被上诉人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不履行交付车辆发票、合格证、及保修手册的义务系上诉人公司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根据该条款的规定，被上诉人可以依法选择被上诉人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或上诉人山西大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作为被告主张权利，但被上诉人拉巴次仁不得变更选定的被告。由于在一审时被上诉人已于2013年6月9日将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作为被告起诉，被上诉人已依法选定了被告，根据该条款的禁止性和限制性规定，被上诉人不得变更已选定的被告。因此，被上诉人2013年8月13日“追加被告申请”明显是违反该条法律规定的。但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审法院并没有按照被申请人“追加被告申请”中的依据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来追加，二是法官为当事人找到了《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作为追加上诉人为被告并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
四、一审判决认定“被告鸿飞工贸的法定代表人被逮捕，并不影响被告鸿飞工贸作为法人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完全是法官个人的主观臆断，于法无据。首先，上诉人公司于2012年12月17日向运城市盐湖区公安分局报案，报案材料中明确指控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根本没有指控法定代表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根据《刑法》第224条、第231条之规定，本案属于单位犯罪，而对单位犯罪要依法对单位负责人进行处罚。鸿飞工贸的法定代表人被逮捕，证实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执行的，但这并不能否定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构成合同诈骗罪。因此，由于本案的办案法官不熟悉刑事案件的相关法律，故导致其上诉认定明显错误。其次，本案被上诉人拉巴次仁的纠纷或损失，完全是因鸿飞工贸有限公司的诈骗行为引发的，按照我国先刑事后民的基本原则，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合同诈骗一案未审结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中止本案的审理。
五、一审判决如下认定既违背事实，又违反相关法律规定：1、一审原告拉巴次仁诉讼请求时“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告返还购车款人民币336000元，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经济损失108000元，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律师费10000元”，而一审判决却判决“被告山西大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原告拉巴次仁返还购车款336000元，并支付律师费10000元，支付经济损失34657元”，因此，一审法院将原告请求的三被告的连带责任直接变为由上诉人公司一方承担责任，明显属于超越职权的违法行为。2、一审原告拉巴次仁在2012年8月购买车辆后，在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未给其合格证的情况下，就不应该将车辆接走，更不应该一直运营。特别是一审法院判决，不仅将全部购车款判决让与一审原告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的上诉人公司承担，而且竟对原告一直使用长达一年多的车辆只字未提？3、一审判决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1款第4项“解除原告拉巴次仁与被告拉萨鸿飞工贸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2日签订的《购车合同》”，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被告鸿飞工贸未向原告交付车辆发票、合格证及保修手册，并造成本案所涉车辆公告期已过无法上户，致使原告购车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但是，原告与被告鸿飞工贸在其《购车合同》第二条第3项明确约定“根据订车合同，乙方不办理上户手续，甲方不提供销售发票”。由此可见，购车目的是原、被告在《购车合同》中明确约定的。
被上诉人拉巴次仁辩称，不管大运销售公司与鸿飞公司之间的约定如何，被上诉人至今都未收到购车发票，且车辆至今都未能上户，因此，一审法院的判决是公正的，希望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鸿飞公司辩称，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已经将车款全部支付给了上诉人大运销售公司，造成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大运销售公司。
原审被告大运制造公司辩称，同意大运销售公司的意见。
经本院审理查明，被上诉人拉巴次仁购买的车辆至今仍在其手中。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汽车买卖合同》的法律属性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鸿飞公司与大运销售公司间的法律关系，本案中，拉巴次仁购买的大运牌重卡车为大运销售公司提供，鸿飞公司通过与大运销售公司签订的《2012年大运重卡经销商授权经营合同》取得了大运销售公司授权的大运重卡销售资格；在该合同的第一条双方就约定，大运销售公司同意鸿飞公司作为大运销售公司的区域代理商；在双方签订的《大运重卡监控车销售协议》中，双方更是对车辆的所有权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约定，由此可见，本案纠纷中，大运销售公司与鸿飞公司之间形成的是委托代理关系，鸿飞公司作为受托人向拉巴次仁销售了大运销售公司的大运重卡。
在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中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适用问题，认为一审法院追加其作为被告错误，上诉人不应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对此，本院认为，关于鸿飞公司与大运销售公司之间关于车辆如何销售以及如何支付款项等方面约定，对拉巴次仁并不具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机动车进行登记的，应当有整车的出厂合格证明并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故拉巴次仁作为购车人，依法享有取得购车发票及车辆合格证的权利，则大运销售公司作为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的持有者应当向拉巴次仁出具购车发票及车辆合格证，而大运销售公司却以与鸿飞公司间的约定为由拖延交付；同时鸿飞公司在取得拉巴次仁支付的车款后，应当依约向大运销售公司及时给付，但鸿飞公司却未及时支付，致使大运销售公司出现不及时出具发票和车辆合格证的行为出现，因此，就本案纠纷而言，拉巴次仁因未取得购车发票和车辆合格证而无法进行车辆上户的后果与鸿飞公司及大运销售公司各自的过错行为均有关联，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所表述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追加大运销售公司作为被告符合法律规定，大运销售公司作为委托人参加诉讼于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法律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本案中民事责任应当由大运销售公司承担，即向拉巴次仁返还购车款，但同时拉巴次仁也应当将已购买的车辆向大运销售公司返还。对于拉巴次仁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考虑到了拉巴次仁要使用车辆获得收入的实际情况，本院予以认可，但实际上拉巴次仁也使用该车获得了一定的收入；另外，拉巴次仁使用车辆时又必然会造成车辆的损耗，因此本院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公平原则认为，拉巴次仁的损失存在但已经以使用车辆的形式得到了弥补，故对于拉巴次仁的损失主张，本院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其他方面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及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不清，本院予以部分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堆龙德庆县人民法院（2013）堆民一初字第2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一、二、三项；
二、驳回被上诉人拉巴次仁要求山西大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支付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
三、被上诉人拉巴次仁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山西大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返还其购买的大运重卡车；
四、驳回上诉人山西大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8140元，由上诉人山西大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担7140元，被上诉人拉巴次仁承担1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40元，由上诉人山西大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担7140元，被上诉人拉巴次仁承担1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欧阳建川
审判员 拉 姆
审判员 杨 东 平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永青措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