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民提字第6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珠海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拱北岭南路6号岭秀城WS2商业街***号。
法定代表人：尹玉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郑明君，北京直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鹏，北京直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九江市庐山区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黄土岭村*组（馨苑山庄）。
法定代表人：王槐月，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桐样，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长松，江西浔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杨帝光。
委托代理人：方莉，广东铭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珠海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名称为珠海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九江市庐山区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公司）、原一审第三人杨帝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于2014年11月25日作出的（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4月24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337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提审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正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明君、赵鹏，被申请人九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桐样、余长松以及一审第三人杨帝光的委托代理人方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九江公司以正邦公司为被告，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珠海中院）起诉，请求判决确认正邦公司于2002年8月18日向九江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合法有效；确认正邦公司负有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20%利润的义务；判令正邦公司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的利润暂计为人民币9000万元。珠海中院一审期间依职权追加杨帝光为第三人，并于2011年5月19日作出（2010）珠中法民三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九江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后，广东高院于2012年6月8日作出（2011）粤高法民二终字第47号民事裁定，以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本案发回重审。
珠海中院重审查明：2001年10月26日，九江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大会，形成如下决议：“一、一致同意王槐月同志承包珠海北岭村旧城改造项目，同意以公司名义去进行该项目中标工作，所有投资由王槐月本人负责。二、王槐月承包该项目所有的债权债务、经济、法律责任由王槐月承担……”2002年3月20日，珠海市香洲区改造城中旧村建设文明社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及珠海市香洲区北岭村民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向九江公司发出珠海市北岭文明社区开发商招标中标通知书。同年4月16日，珠海市建设局向九江公司发出《关于单项开发经营房产的复函》，批准九江公司成立珠海市中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邦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单项开发经营。
2002年5月8日，杨帝光、王槐月、陈光明、林春良签订了《投资珠海市北岭旧村改造前期投标协议书》，约定：“杨帝光出资812万元（662万及150万元垫付利息），王槐月出资676万元，陈光明出资382万元，林春良出资136万元，作为珠海市北岭村旧村改造项目的投标前期费用。二、四方协商由王槐月所在公司九江公司的名义进行投标，中标后的权利义务归四方共同拥有，利益分配按各方投资金额百分比评定，并按四方的前期投资金额进行协商成立新的项目公司。三、以上各方投资由杨帝光报帐，四方认定。四、如有任何一方中途退出，另外三方负责退还退出方的投资额及共同协商后的补偿金。五、本投资协议是作为四方前期投资的原始依据。一式四份，四方签字即告生效。”
2002年6月10日，中邦公司经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槐月，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东为九江公司、杨帝光、陈光明、林春良，公司董事为王槐月、杨帝光、陈光明、林春良。
2002年8月9日，中邦公司董事会决议记载：“一、为保障该项目（北岭旧村改造项目）的顺畅进行，在规定的时间内承担该项目的自愿经营者担当法定代表和财务总监，继续操作该项目的工作。二、鉴于公司当前运作的实际情况，同意现时部分股东退股。1．该项目如自愿经营者操作成功，现退股人不得参加分红，但必须给予一定量的门面和地价指标给退股人（杨、王、陈、林门面分别是2000㎡、2000㎡、2000㎡、1000㎡，地价是10000㎡、10000㎡、10000㎡和5000㎡），门面是在岭南路从现学校处往东抽签，地价是现愚园旁规划的商品房。……3．该项目如果自愿开发经营者操作不成功，现时投资人的一切投资额没有，经营者可不予赔偿。……四、今财务和投资人核实，截止2002年8月9日止，现总投资计3300万元，分别是：杨帝光900万元，王槐月1100万元，……总投资作为以上划分门面和地价的比例依据，村委集体已经补偿现金及保证金，由开发经营者所有。现有存款余额也归经营开发商所有。2002年8月9日以前的债务由开发经营者承担。”该董事会决议上有王槐月、杨帝光、陈光明、林春良四人签名及九江公司和中邦公司盖章。
2002年8月18日，王槐月（甲方）与杨帝光（乙方）签订《退股协议》，约定：“为保障北岭旧村改造项目的顺利进行，甲乙双方本着真诚友好、平等自愿的原则，就今后退股操作有关事项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为了该项目的操作便利，甲方同意将九江公司申办的中邦公司的法人代表转给乙方，并由其承担一切责任和义务。二、经双方核实，甲方已投资900万元，占33%的股份，同意先转给王槐水30%和乙方3%，待处理好陈智仁先生投资250万元后立即将王槐水30%的股份转给乙方。三、乙方同意安排在愚园规划的10000㎡小高层商品房和在岭南路旁的2000㎡商铺（一至三层），由甲方自建自售，开工前的一切手续费用由乙方负责。办好之后股本不得退回，甲方可以自由出售地价及楼花，税费自行负担。四、乙方负责陈光明70万元借款收回，否则甲方也应由乙方至少退回70万元资金。五、该项目无论任何股东进入和退出都得由乙方负责完全履行本协议。六、本协议盖章签字后生效。”该《退股协议》上有王槐月和杨帝光的签名，并盖有九江公司和中邦公司公章。
同日，杨帝光签署《承诺书》一份，并加盖中邦公司公章。《承诺书》载明：“因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北岭旧村改造项目由本人杨帝光担任法人代表进行操作，操作期间愿请王槐月同志协作帮助工作，每月上班拾天工资为壹万元，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并另安排协议外2万㎡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
2002年（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原判决中2003年系笔误）10月8日，王槐月、杨帝光、陈光明、林春良四人召开中邦公司旧股东会，并通过了中邦公司《旧股东会决议》，内容包括：“一、公司原股东九江公司愿意出让其持有本公司人民币叁佰叁拾万元的资本额，即占本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的33%股权出让给股东杨帝光……四、公司的资产、债权、债务、未分配利润已安排专人清查核算清楚，转让后的债权债务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均由公司以全部资产承担。转让后，原股东九江公司、陈光明、林春良在公司中的权利、义务终止……”该决议上有四人签名并加盖九江公司和中邦公司公章。
2002年10月10日，王槐月以九江公司名义（甲方）与杨帝光（乙方）签署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一、甲方同意将所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人民币叁佰叁拾万元，占注册资本壹仟万元的33%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二、公司已组织专人对公司会计账目进行清查核算，并经全体股东确认。乙方愿意以人民币叁佰叁拾万元受让甲方拥有本公司资本额人民币叁佰叁拾万元，即占有33%的股权，并于本协议签订后10日内完成财产交割……”。该协议由王槐月、杨帝光签名确认并加盖九江公司的公章。
2002年10月28日，中邦公司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帝光，公司股东变更为李文和杨帝光，其中李文出资额为100万元，占10%，杨帝光出资额900万元，占90%。
2003年1月9日，杨帝光出具一份《欠条》，载明：“今欠到王槐月先生投资收益款及利息共计人民币伍佰万元整，……本人同意将以家庭一切财产作担保。”落款处有中邦公司盖章及杨帝光签名。
2003年6月12日，中邦公司（甲方）、九江公司（乙方）签署一份《协议书》，约定：“一、甲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切经营中的权利及义务，同乙方无关。二、甲方承诺在2003年7月12日以前，退还乙方股金贰佰万元整，2003年7月22日以前退还乙方股金壹佰万元整（如以上两笔退款未履行本协议的约定，则甲乙双方最终按2002年8月18日签订的协议为准），自2003年8月份至2004年3月30日止，甲方按每月叁拾陆万元退还乙方所有投入本金，总计陆佰贰拾肆万元整。三、本合同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原签订的协议终止。如甲方以上付款违约，应承担乙方的经济损失……”该协议有两公司盖章及王槐月、杨帝光签名。
2004年2月，九江公司向珠海中院提起另案诉讼，要求中邦公司和杨帝光支付投资款624万元、剩余的股权转让金220万元、利息240万元及个人欠款6万元，案由为股权转让及投资补偿合同纠纷。起诉状称：“……在双方签订上述协议（包括《董事会决议》、《退股协议》、2003年6月12日《协议书》等）后，王槐月依约办理了退股转让手续，但杨帝光至今仅支付股权转让金110万元、投资补偿款260万元，余款466万元无故拖延履行义务，而中邦公司至今未付分文，因此，中邦公司、杨帝光已构成违约。”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九江公司又以中邦公司和杨帝光为被告另行提起诉讼，要求中邦公司和杨帝光补偿其2000平方米铺面和10000平方米的商品房或等值现金（2100万元）。起诉状称：“……杨帝光至今仅支付股权转让金110万元。因此，中邦公司、杨帝光未依约退还九江公司投资款624万元、股权转让金220万元及投资收益款及其利息5万元，已构成违约。”
2004年5月25日，九江公司（甲方）、王槐月（乙方）、杨帝光（丙方）、中邦公司（丁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鉴于1.甲乙方在中邦公司投标北岭旧城改造项目中借款1100万元给丙方。2.甲、乙方已就上述债权向珠海中院起诉……经四方协商，就退款及撤诉事项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方与丙方的1100万元债权由丙方承担偿还责任，丁方给予担保。丙方保证在6月20日前支付甲、乙方600万元，款项到帐后甲乙方撤掉在珠海中院的诉讼请求……五、甲乙方收到丙方全部款项后，原与中邦公司和杨帝光签订的退股协议及欠条作废，若丙方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款项，仍按原签订的有关协议执行……”九江公司以三方达成调解协议为由，向珠海中院申请撤诉。珠海中院以（2004）珠法民二初字第30-4号民事裁定，准许其撤诉。
2004年7月22日，九江公司（甲方）、中邦公司（乙方）及深圳市金江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丙方，以下简称金江岛公司）签订一份《协议书》，载明：“中邦公司股东杨帝光曾欠甲方1100万元，甲、乙方及杨帝光于2004年5月25日签订协议一份同意由杨帝光负责偿还。甲丙双方于2004年6月14日又签订协议书一份，由丙方代杨帝光偿还甲方600万元，现余500万元经甲乙丙及杨帝光同意，转由乙方于今年12月31日履行完毕，丙方对此连带清偿担保。”
2004年10月9日，中邦公司名称变更为正邦公司，股东几经变更。2008年8月25日，杨帝光将其在正邦公司的全部股份转出。自2008年8月起，湖北能源集团清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能公司）成为正邦公司的股东，至同年12月，持股100%。
另查明，关于九江公司向正邦公司实际投资的数额，九江公司主张1100万元，而正邦公司及杨帝光主张为624万元。九江公司认可已经收到正邦公司代杨帝光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100万元，包括2003年1月9日杨帝光出具的《欠条》中所称的投资收益款及利息500万元，也包括九江公司在（2004）珠法民二初字第30号案中请求的款项。正邦公司亦认可杨帝光已经支付了上述1100万元给九江公司，但认为该款项是溢价的股权转让款。
2002年8月1日《退股协议》及《承诺书》签订后，九江公司认可其未再参与正邦公司的经营管理和项目运作，王槐月亦没有继续为正邦公司工作。九江公司认为，《承诺书》中承诺的工资是给王槐月本人的，20%的利润是基于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以及之前竞得北岭村旧村改造项目而应支付给九江公司的。正邦公司及杨帝光对此不予认可。关于诉讼请求中要求20%利润的具体数额，九江公司主张根据房地产中介提供的正邦公司开发项目一期商品房的市场售价，按已售30%的面积估算毛利润为9亿元，扣除相关费用等，利润为9000万。九江公司表示将向法庭提起审计申请，但此后并未提交申请资料。
2012年11月21日，王槐月向珠海中院递交了《关于王槐月与九江公司承包关系的说明》，主要内容是，2001年，经王槐月与九江公司管理层沟通，董事会同意九江公司投标珠海北岭村旧村改建项目，可由王槐月承包经营并与九江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在操作过程中，王槐月发现，北岭村项目的投入和利益极大，运营工作庞杂，个人无法承担投标、组建项目公司及运营工作，故王槐月没有承包经营北岭村项目，北岭村项目的投标、组建项目公司及运营工作，均由九江公司实际进行。王槐月仅代表九江公司做具体工作。北岭村项目由九江公司所有，投资由九江公司支付，股东注册为九江公司，股东退出后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归九江公司所有，北岭村项目20%的利润也归九江公司所有。九江公司关于王槐月承包经营北岭村项目的董事会决议并未执行，王槐月与九江公司未签订北岭村项目承包合同，亦未实际承包经营北岭村项目，该项目的投资及利益均由九江公司承担及享有，王槐月未承担北岭村项目的投资责任，亦不享有项目利益。
珠海中院认为：（一）九江公司具备本案的原告资格。从九江公司所提出的诉求及理由看，九江公司作为原告提起本案之诉的主要依据是，《承诺书》中“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并安排协议外2万㎡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判断九江公司是否具备本案原告资格的关键是，九江公司能否以其名义主张上述条款中“王槐月”的权利。从查明的2001年10月26日九江公司全体股东大会决议内容及2002年5月8日《投资珠海市北岭旧村改造前期投标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在与杨帝光、陈光明、林春良合作成立正邦公司，经营北岭村旧村改造项目等问题上，九江公司仅是名义股东，九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王槐月。应认定，在成立正邦公司、经营北岭村旧村改造项目的事务上，九江公司与王槐月存在人格混同。本案所涉《承诺书》，是各方经营北岭村旧村改造项目问题上产生的协议。虽然从字面意思上看，《承诺书》中“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并安排协议外2万㎡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中有“给王槐月”字眼，没有“给九江公司”字眼，但是鉴于九江公司与王槐月在此方面事务上存在人格混同的事实，应认定，九江公司可以作为原告主张上述条款中载明的给王槐月的权利。正邦公司关于九江公司不具备本案原告资格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二）《承诺书》合法有效。正邦公司2002年8月9日董事会决议第六条规定，“该项目从即日起所有工作由自愿开发经营者操作，承担一切工作和经济责任”；第七条规定，“现由杨帝光自愿开发经营，承担以上一切责任和义务。自合同签订日起，正邦公司由杨帝光所有”。依据上述规定，2002年8月18日，正邦公司的意思机关是杨帝光一人。正邦公司辩称，当时杨帝光无权以正邦公司的名义出具《承诺书》，不能成立。杨帝光在《承诺书》上签名确认，表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又是以正邦公司名义出具，表明其以正邦公司名义予以认可。据此，《承诺书》应认定为正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发生法律效力。至于正邦公司辩称《承诺书》的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损害了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内容是，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本案中，从查明的事实看，在正邦公司出具《承诺书》之时，全体股东通过董事会决议所约定的内容是，“现退股人不得参与分红”、“今后自愿开发经营者的一切债权债务与我们现时的股东无关”、“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正邦公司由杨帝光所有”。综合以上内容分析，在当时，正邦公司所得利润应归杨帝光一人所有。因此，杨帝光以正邦公司名义在《承诺书》中承诺将正邦公司所得利润的20%支付给王槐月或九江公司，并没有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另外，利润是清理完债权债务后的纯粹所得，处理利润亦不会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正邦公司的利润，依照当时各方的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在当时本应属于杨帝光，因此，杨帝光以正邦公司名义给予他人，没有违反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等公司资本三原则，不属于滥用股东权利。综上分析，《承诺书》内容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正邦公司此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三）正邦公司无需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20%利润。从表述上看，《承诺书》先提及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再提及北岭旧村改造项目由杨帝光担任法人代表进行操作，操作期间请王槐月帮助工作，承诺的利益包括每月工资1万元、今后所得利润和2万平方米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其中每月工资显然是针对王槐月个人帮助工作而言的对价，而2万平方米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与2002年8月9日的《股东会决议》确定的内容相对应，应是针对九江公司退股而言的对价。但是，今后所得利润的20%在其他协议和书面文件中并未涉及，仅从本《承诺书》的内容分析，无法确定王槐月或九江公司取得该部分利润究竟是基于九江公司退股还是王槐月本人帮助工作之原因，即《承诺书》对此阐述不明。基于文字表述，存在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九江公司取得该部分利润的原因是基于王槐月本人帮助工作。如果照此理解，依据各方陈述，其后王槐月和九江公司并未实际参与正邦公司的运作和经营，正邦公司向九江公司支付利润的前提不存在，九江公司要求正邦公司支付所得利润的20%的主张就不能成立。第二种理解，九江公司取得该部分利润的原因是基于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如果照此理解，该部分利润应纳入股权转让对价范畴，是否支持，应结合各方就九江公司退股事宜的处理来综合考查。首先，从2002年8月9日九江公司要求退股并形成股东会决议时始至2004年九江公司诉正邦公司时止，九江公司与正邦公司及杨帝光之间签订了一系列协议，而且这一系列协议均是围绕一个中心内容，即股权转让；这些协议反复重申了九江公司将其所有的正邦公司33%股权转让给杨帝光，股权转让对价由最初的给予一定量的门面和地价指标变化为支付一定数额的款项，并且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形成了多份协议，可见九江公司与正邦公司、杨帝光之间就九江公司退股事宜经历了反复而慎重的协商过程，但《承诺书》之后的协议均未再提及给予九江公司或王槐月20%利润的问题，应认定各方对于《承诺书》约定的内容已经进行了变更。其次，2003年6月12日正邦公司与九江公司签署的《协议书》明确约定，该协议生效后，双方原签订的协议终止，而在此之前以两公司作为主体的协议仅有《承诺书》一份；2002年10月8日正邦公司《旧股东会决议》第四条也明确约定，股权转让后，原股东九江公司、陈光明、林春良在公司中的权利、义务终止。可见，各方在2002年8月18日之后再签订协议时对于《退股协议》和《承诺书》是否继续履行问题是有所考虑并作出了约定的。第三，九江公司在之后屡次起诉要求正邦公司和杨帝光支付股权转让款、投资补偿款及给予地价指标时，均没有要求确认《承诺书》中涉及的20%利润，亦可印证以上认定的事实。结合以上三点可以认定，如果九江公司取得今后所得利润20%是基于其进行股权转让产生的对价，那么该部分对价已经被其后的协议取消。因此，无论以何种方式理解《承诺书》之约定，九江公司主张正邦公司应向其支付项目开发所得20%的利润均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九江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对其有理的部分，予以支持，对其无理的部分，予以驳回。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2012）珠中法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一、确认2002年8月18日正邦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合法有效；二、驳回九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91800元，由九江公司承担。
九江公司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广东高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正邦公司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20%的利润，该利润暂计为9000万元。
广东高院对珠海中院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期间，九江公司提交了正邦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的2012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作为新证据，用于证明正邦公司新增利润的情况。该报告记载，正邦公司全年利润总额242006406.22元，全年纳税总额146714906.65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尹玉明签名确认所提交的年检报告书内容属实。正邦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九江公司的主张。杨帝光认为上述证据与其无关。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正邦公司是否负有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20%利润的义务及具体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
本案中，正邦公司2002年8月9日董事会决议第六条“该项目从即日起所有工作由自愿开发经营者操作，承担一切工作和经济责任”和第七条“现由杨帝光自愿开发经营，承担以上一切责任和义务。自合同签订日起，正邦公司由杨帝光所有”表明，杨帝光有权于2002年8月18日以正邦公司的名义出具《承诺书》。《承诺书》上有正邦公司的印章和杨帝光的签名，应认定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可确认其合法有效。由于各方当事人对《承诺书》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对一审法院关于《承诺书》效力的认定亦无提出上诉，因此予以确认。《承诺书》于2002年8月18日出具之后，2003年1月9日，正邦公司、杨帝光向王槐月出具《欠条》一份，确认欠王槐月“投资收益及利息”共计500万元；2003年6月12日，正邦公司与九江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正邦公司分期退还九江公司的投资总计624万元，并约定该协议生效后“双方原签订的协议终止”；2004年5月25日，九江公司、王槐月、正邦公司、杨帝光签订一份《协议书》，确认九江公司、王槐月的1100万债权由杨帝光负责偿还，正邦公司负担保责任，九江公司、王槐月收到款项后原与正邦公司、杨帝光签订的“退股协议及欠条作废”。从上述协议内容来看，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杨帝光基于九江公司退股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正邦公司提供担保，而未涉及到《承诺书》中正邦公司、杨帝光承诺给予九江公司20%项目利润等问题。此外，2003年6月12日的《协议书》、2004年5月25日的《协议书》中关于原协议终止的约定，均未明确包括《承诺书》在内，且两份《协议书》与《承诺书》涉及的内容也不相同。在没有更加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正邦公司主张《承诺书》已被之后的协议所取代、效力已经终止，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九江公司主张《承诺书》仍具有法律约束力，符合法律规定。鉴于正邦公司是北岭村改造项目权利义务的承受主体，故此，九江公司请求确认正邦公司负有向其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20%利润的义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关于九江公司主张正邦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现阶段利润的20%暂计为9000万元的问题。九江公司请求正邦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自2009年度起的利润20%即9000万元，其主张以正邦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报备的《公司年检报告书》为计算依据。正邦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现阶段利润20%给九江公司的承诺是基于正邦公司原股东之间因退股而达成的，尔后，正邦公司股东进行了多次变动，至2008年8月27日，原始股东已经全部退出，故2009年度起的公司工商年检报告书针对的是正邦公司2009年度以来的经营状况，并非是针对北岭村改造项目整体收益情况的核定，即该报告书没有反映出北岭村改造项目由始至今的盈亏状况，且按照《承诺书》的内容分析，正邦公司承诺支付九江公司的是北岭村改造项目整理利润的20%，但由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北岭村改造项目已经开发完毕或已进行整体结算，项目整体盈亏情况尚不明晰，无法得出北岭村改造项目是否取得利润及利润多少的结论，故九江公司提出以正邦公司在工商部门报备的2009年至2012年度的工商年检报告作为北岭村改造项目利润20%计算基准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至于九江公司如何主张北岭村改造项目整体利润20%的问题，可在该项目最终结算，取得相关依据后再行主张。据此，对九江公司的该项主张，因事实依据不足，予以驳回起诉。对该问题，另行以裁定方式处理，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6条的规定，于2014年11月20日作出（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82号民事裁定：驳回九江公司请求正邦公司给付北岭村改造项目利润、暂计为9000万元的起诉。
九江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对正邦公司无需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利润20%的认定有误，予以纠正。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于2014年11月25日作出（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82号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二、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三、确认正邦公司负有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20%利润的义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为498100元，由九江公司负担50%，正邦公司负担50%。
正邦公司不服上述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判决认定“杨帝光有权于2002年8月18日以正邦公司的名义出具《承诺书》，《承诺书》上有正邦公司的印章和杨帝光的签名，应认定为真实意思表示”缺乏证据证明；认定正邦公司“对《承诺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与事实不符；认定“正邦公司主张《承诺书》已被之后的协议所取代、效力已经终止，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认定《承诺书》“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可确认其合法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承诺书》中杨帝光将项目利润20%分配给王槐月的内容已经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禁止性规定，依照合同法应确认无效；认定“九江公司主张《承诺书》仍具有法律约束力，符合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现有证据证明九江公司已经与杨帝光就《承诺书》的内容进行了变更，变更后的协议取代《承诺书》而具有法律约束力；认定“鉴于正邦公司是北岭村改造项目权利义务的承受主体，故此，九江公司请求确认正邦公司负有向其支付北岭村改造项目20%利润的义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对合同的相对性认识错误，九江公司与杨帝光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主体，正邦公司仅是目标公司，没有为股东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义务。（三）九江公司不是诉争标的项目利润20%的权利人，无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从2002年8月18日《承诺书》的内容看，不能得出王槐月代表九江公司接受相关利益，且“协作帮助工作”显然不可能是指王槐月代表九江公司。从九江公司股东会决议可知，王槐月仅仅是以九江公司名义进行项目竞标，“所有投资由王槐月本人负责”、“所有债权债务、经济、法律责任由王槐月承担”。王槐月是九江公司出让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因此，在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的前提下，对出让股权的实际权利人王槐月许诺项目今后利润20%的权益，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虽然在协商股东退出后的权益补偿过程中，九江公司和王槐月之间确实存在合同主体名称滥用的情况，但不能仅据此推定王槐月与九江公司之间人格混同。且人格混同的法律后果是混同主体共同对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而不是混同主体自由替代对方主张权利。九江公司与其主张权利的诉争标的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无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应裁定驳回九江公司的起诉。（四）杨帝光以公司财产为其个人受让股权支付对价，损害公司利益和其它股东利益，《承诺书》因其内容违法而无效。1.《承诺书》是杨帝光为支付股权转让对价而出具的。在出具《承诺书》时，除了杨帝光和九江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并未发生其他民事法律关系；《承诺书》作出后，王槐月及其代表的九江公司没有再参与公司的管理和经营，更没有“协作帮助工作”。因此，《承诺书》关于给付20%项目利润的内容，只能是杨帝光与九江公司之间股权转让对价的一部分，否则，九江公司的权利主张就更缺乏法律依据。杨帝光是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关于给付股权转让对价的《承诺书》，应该是杨帝光出具的。实际上，《承诺书》以“本人杨帝光”行文，其内容也是以杨帝光的角度呈现的。虽然《承诺书》上加盖了正邦公司公章，但正邦公司仅是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并非受让方，在《承诺书》中出现正邦公司公章，只能解释为系印章管理混乱所致，不能说明《承诺书》是正邦公司的意思表示。2.杨帝光无权以正邦公司财产为其个人受让股权支付对价。股权转让对价是杨帝光与九江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是杨帝光个人义务，而20%项目利润属于正邦公司财产，杨帝光以正邦公司财产支付个人债务，是对公司独立财产权的侵犯。二审判决以正邦公司董事会决议中有正邦公司“由杨帝光所有”为由，认可杨帝光承诺以正邦公司财产为其个人债务支付对价的行为，有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原则。何况，杨帝光出具《承诺书》时仅为持股27%的股东，股权变更后，正邦公司也并非杨帝光一人所有。“项目今后利润”属于公司未来收益，杨帝光承诺以公司未来收益偿还个人债务，还涉及对公司未来股东权益的损害。3.《承诺书》依法应认定无效。《承诺书》作出时，王槐月仍为正邦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杨帝光为公司股东、副董事长和总经理，杨帝光将正邦公司今后项目利润的20%允诺给王槐月，作为对九江公司配合其取得其他股东股权的补偿，既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权益，也是对公司高管忠诚义务的违反。杨帝光和王槐月利用在正邦公司担任高管的职务便利为自己谋取利益、损害公司以及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承诺书》因内容违法而无效。正邦公司在一、二审过程中一直就《承诺书》的效力问题提出抗辩，但在一审判决未支持九江公司实体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正邦公司显然没有必要就《承诺书》的效力问题提起上诉。正邦公司没有对一审判决关于《承诺书》效力的认定提出上诉，不应该成为二审判决确认《承诺书》有效的理由。（五）即使《承诺书》有效，已有证据亦能充分证明《承诺书》已被终止的事实。正邦公司成立之初，北岭旧村改造项目运作并不顺利，这导致了包括九江公司在内的其他三个股东在公司设立仅一个多月就做出了退股的决定。在2002年8月9日的《董事会决议》中，各方同意项目交由杨帝光自愿开发经营并由杨帝光承担一切责任和义务，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与现时股东无关。《董事会决议》虽然确认了四股东投资的具体数额，但在确定退股权益补偿时约定，如项目操作成功，现退股人不得参加分红，但“必须给予一定量的门面和地价指标给退股人”；如项目操作不成功，“现时投资人的一切投资额没有，经营者可不予赔偿”。2002年8月18日，杨帝光与王槐月以“原股持有人”身份就“退股操作的有关事项”签订了《退股协议》，双方确认王槐月已投资900万元，占33%股权，杨帝光同意安排在愚园旁规划的10000㎡小高层商品房和在岭南路旁的2000㎡商铺，由王槐月自建自售。在签署《退股协议》的同一天，因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杨帝光另行出具《承诺书》，以给王槐月项目今后利润的20%并另安排协议外20000㎡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的方式，对九江公司转让股权的对价做进一步的补偿。此处的“协议”毫无疑问指的就是同日签订的《退股协议》。可见，《董事会决议》是全体股东就股东退股后的债权债务问题做的统一安排；《退股协议》则是杨帝光与九江公司为落实《董事会决议》中提及的九江公司门面及地价指标补偿问题达成的具体协议；《承诺书》则是杨帝光因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而对王槐月作出的额外权益承诺。上述协议均是为了解决股东退出后的权益补偿问题。由于约定的门面和地价指标、项目利润、土建施工指标均有赖于项目的操作成功，存在较大风险，故将原先约定的以项目权益补偿股权转让对价，变更为直接的货币支付，无疑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3年1月9日，杨帝光给王槐月出具《欠条》，确认欠王槐月“投资收益款及利息”共计500万元。2003年6月12日，杨帝光代表正邦公司、王槐月代表九江公司就“同意九江公司退出合伙经营，并逐步退还股金”再次签订《协议书》，承诺在2003年7月退还股金300万元，从8月起至2004年3月30日按每月36万元退还所有投入本金，共计624万元，并约定“正邦公司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切经营中的权利及义务同九江公司无关”、“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原签订的协议终止”。此处的“协议”是一个通用意义的概念，并非指向特定的文件。基于《协议书》关于“原签订的协议终止”的约定，作为“双方原签订的协议”之一的《承诺书》的效力当然在终止之列。（六）九江公司股权转让的债权已经得到实现，九江公司的起诉属于重复主张权利。1.九江公司已经就退出正邦公司后的股权转让及投资补偿问题主张过权利。2004年2月19日，九江公司依据与杨帝光、正邦公司之间签订的一系列有关返还股金、投资补偿款协议以及杨帝光借款的事实，以正邦公司仅支付其股权转让金110万元、投资补偿款260万元为由，以“股权转让及投资款补偿合同纠纷”案由向珠海中院起诉，要求正邦公司和杨帝光支付股权转让费624万元及利息、杨帝光个人向九江公司支付466万元；2004年5月11日，九江公司以相同案由和相同协议为依据，以“杨帝光仅支付股权转让金110万元，正邦公司、杨帝光未依约退还投资款624万元、股权转让金220万元及投资收益款及其利息500万元，已构成违约”为由，再次向珠海中院起诉，要求正邦公司和杨帝光除继续支付未付款项外另补偿九江公司2000㎡铺面和10000㎡商品房或等值现金（2100万元），并请求与前案合并审理。尽管九江公司两次起诉主张的已支付款项数额、尚欠款项数额不一致，甚至对主张的同一笔款项的性质表述不一，但两次起诉均是以此前双方签订的系列协议为依据，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均属股权转让及投资款补偿债权债务关系，进一步说明九江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权利在其先前提起的诉讼中已经主张过。2.九江公司的权利已经得到实现。2004年5月25日，九江公司（甲方）、王槐月（乙方）和杨帝光（丙方）、正邦公司（丁方）签订《协议书》。虽然该协议首次出现了甲乙方“借款1100万元给丙方”的说法，但从紧接着的“甲乙方已就该债权向珠海中院诉讼”的内容来看，此处的“借款”就是四方对九江公司前两次诉讼中主张过的债权总额的最终确认，并非存在其他借款关系。对此，《协议书》制定了“甲乙方与丙方的1100万元债权由丙方承担偿还责任，丁方给予担保”的偿还方案。因此，《协议书》中所谓1100万元借款，实际上是四方之间就九江公司退股后遗留债权债务的最终货币化确定。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甲乙方收到丙方全部款项后，原与正邦公司和杨帝光签订的退股协议及欠条作废”的约定。虽然该协议还约定“若丙方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款项，仍按原签订的有关协议执行”，但这仅仅是赋予了九江公司和王槐月在杨帝光不按约付款时救济途径的选择权，且进一步说明此处的1100万元“借款”就是“原签订的有关协议”项下的债务。2004年6月29日，九江公司在正邦公司代杨帝光偿还了600万元后，向珠海中院撤回了对上述二案的起诉。2004年7月22日，九江公司、正邦公司、金江岛公司签订《协议书》，就杨帝光对九江公司500万元欠款余额的偿还问题，达成了由正邦公司代杨帝光偿还、金江岛公司予以连带清偿担保的还款协议。由于正邦公司未能在规定的期限付款，九江公司于2005年1月10日再次起诉正邦公司和金江岛公司。后三方再次达成和解协议，九江公司撤回起诉，正邦公司代杨帝光偿还了对九江公司剩余500万元的欠款。至此，九江公司向杨帝光转让正邦公司33%的股权已经完全得到受偿，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得以消灭。（七）目前正邦公司的北岭旧村改造项目利润完全是现股东国有企业清能公司近20亿资金巨额投入后形成的，与九江公司无关，二审判决支持九江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仅违背公平原则，而且会导致非法侵吞国有资产的结果。故请求再审本案，撤销二审判决，判决驳回九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申请人九江公司答辩称：（一）九江公司是本案诉争房地产项目20%利润的权利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1.王槐月是九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北岭村改造项目中代表九江公司从事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依法应归于九江公司。2.《承诺书》中将九江公司表述为“王槐月”，符合当时一系列文件的表述习惯。2002年8月9日的《董事会决议》以及2002年8月18日的《退股协议》中，均将九江公司表述为“王槐月”，但最终加盖的是九江公司的公章，表明正邦公司各股东以及董事会成员均认可王槐月代表的就是九江公司。据此，《承诺书》中“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表述中，王槐月代表的就是九江公司。3.《承诺书》中“操作期间愿请王槐月同志协作帮助工作，每月上班拾天工资为壹万元”的内容，并非20%利润的支付条件，而是正邦公司承诺的另一事项，是正邦公司基于“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而向九江公司作出的承诺，与王槐月无关。4.《承诺书》最后一句“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并安排协议外2万平方米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足以表明20%利润给付对象是九江公司。5.九江公司取得20%项目利润的基础法律事实正是基于正邦公司所作出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正邦公司认为九江公司主张债权没有合同依据进而否定九江公司主体资格的主张，混淆了民事法律行为与合同之债的区别。正邦公司作出的《承诺书》，并不是一份合同，也不是股权转让的对价之一，实际上是正邦公司对九江公司因退出项目开发所给予的一种可期待利益的补偿。6.王槐月与九江公司之间并未实际形成内部承包经营关系，且无论王槐月与九江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内部承包经营关系，均不影响九江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主张权益。（二）《承诺书》合法有效，对正邦公司有法律约束力。1.正邦公司与杨帝光均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承诺书》由正邦公司当时唯一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杨帝光签名并加盖正邦公司公章，足以表明是正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承诺书》并未违反我国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槐月与杨帝光恶意串通损害正邦公司的利益，《承诺书》作为正邦公司给予九江公司退出项目开发单方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法自成立时生效。此外，一审判决认定《承诺书》合法有效后，正邦公司并未对此提出上诉，正邦公司应当对其放弃上诉权承担不利的后果。2.正邦公司出具《承诺书》具有合理性。九江公司是具有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的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公司的开发资质和实力是其能够在项目招投标中中标的基础，蕴含中巨大的财产价值，如果不是九江公司中标，正邦公司不可能享有项目开发权，这正是正邦公司在九江公司退股后给予20%利润的承诺的根本原因。九江公司并非自愿退出，而是杨帝光为达到独立开发的目的，请求九江公司退出，因此杨帝光代表正邦公司承诺给予20%利润。清能公司收购杨帝光在正邦公司30%股权，收购价是1.465亿元，可见北岭村改造项目价值巨大，九江公司退出，正邦公司给予补偿，显然是合情合理的。正邦公司在签署《承诺书》时，20%利润并非固定数额，只是一种可期待利益。（三）《承诺书》从未被撤销或被其他协议终止，至今有效。1.《承诺书》合法有效，九江公司从未同意变更或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应持续有效。2.根据双方的签约习惯，如果要终止协议，须作出明确约定，而至今双方之间无解除《承诺书》的约定。3.《承诺书》签署后的一系列诉讼和协议，均是围绕九江公司如何取回1100万元投资款展开，与《承诺书》中约定的20%利润无关。2003年6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并未终止《承诺书》。（四）正邦公司在《承诺书》中允诺给予九江公司北岭村项目20%的利润，是对于九江公司为正邦公司取得北岭村开发项目、获得“拆一免三”的最优惠开发条件以及为正邦公司成功设立所作出的决定性贡献而给予的补偿，并不违反民法的公平原则，且按照《承诺书》支付20%利润，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应当驳回正邦公司的再审申请。
九江公司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请求对正邦公司从2002年6月10日成立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在北岭村改造项目中取得的利润总额进行司法鉴定。
一审第三人杨帝光庭审时陈述意见称：杨帝光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杨帝光不应成为本案当事人。具体理由是：1.九江公司并未对杨帝光提出诉讼请求。2.本案中，九江公司与正邦公司所争议的款项系因退股协议产生，杨帝光与九江公司之间关于退股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已经了结，九江公司已对此予以确认。3.在《承诺书》签署时，杨帝光还不是正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承诺书》上并未加盖正邦公司的公章，当时正邦公司的公章仍然由王槐月控制。
各方当事人对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过程中，正邦公司新提交了19份证据：证据1-2，正邦公司2002年5月28日《任命书》和2002年10月10日《任免书》，以证明2002年5月28日至10月10日之间正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槐月。证据3-5，陈光明与杨帝光于2002年10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林春良与李文于2002年10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正邦公司2002年10月12日《新股东会决议》，以证明陈光明、林春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02年10月10日，退股后新股东为杨帝光和李文。证据6-10，珠海市香洲区拆迁办公室2002年11月14日《城市房屋拆迁公告》，正邦公司与周廷章于2002年11月15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合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正邦公司与周华青于2013年6月28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以证明北岭村改造项目从2004年才开始实施，大规模商品房开发建设则是从2006年才正式全面铺开。证据11-12，珠海市工商局2004年4月30日和2004年6月18日《核准企业变更登记通知书》，以证明正邦公司股东及股权份额变化，从杨帝光49%、金江岛51%，变更为杨帝光30%、金江岛70%。证据13-14，杨帝光2004年6月20日出具的600万元借条和2004年7月20日出具的500万元借条，以证明1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还款来源是杨帝光向正邦公司的借款。证据15-18，珠海市工商局2008年8月27日《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2008年12月19日《企业注销通知书》，2008年12月25日《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2011年8月29日《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以证明正邦公司股东及股权份额曾变更为金江岛70%、清能公司30%，金江岛被清能公司合并后，其债权债务由清能公司承继，正邦公司成为清能公司的全资控股公司，且正邦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1亿元。证','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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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一）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二）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三年；
（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年。
\'},{法条名称:\'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年。
\'},{法条名称:\'第七十九条\',法条内容:\'
第七十九条
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Items:[{法条名称:\'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二百六十二条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或者发现了判决的时候所没有发现的罪行，由执行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处理。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法规名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Items:[{法条名称:\'第二条\',法条内容:\'
二、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
\'},{法条名称:\'第三条\',法条内容:\'
三、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
\'}]},{法规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Items:[{法条名称:\'第二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二条“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对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提出申诉的，要依法保护其申诉权利，对罪犯申诉不应不加分析地认为是不认罪悔罪。
罪犯积极执行财产刑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可视为有认罪悔罪表现，在减刑、假释时可以从宽掌握；确有执行、履行能力而不执行、不履行的，在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
\'},{法条名称:\'第三条\',法条内容:\'
第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一）阻止他人实施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揭发监狱内外犯罪活动，或者提供重要的破案线索，经查证属实的；
（三）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
（四）在生产、科研中进行技术革新，成绩突出的；
（五）在抢险救灾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表现突出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贡献的。
\'}]},{法规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Items:[{法条名称:\'\',法条内容:\'
2、什么是确有立功表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为是确有立功表现，即：揭发、检举监内外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制止他犯逃跑、行凶、破坏等犯罪活动的；在生产、科研中有重大发明创造、技术革新的；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在抢险救灾中有突出表现的；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突出事迹的。
对被劳改单位评为省级劳改积极分子的罪犯，可视为有立功表现。
二、关于死缓犯的减刑以及减刑后能否假释的问题
死缓犯的减刑，是一种法定的特殊形式的减刑，它与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减刑不同。
\'},{法条名称:\'\',法条内容:\'
3、什么是“不致再危害社会”和“特殊情节”“不致再危害社会”是指，罪犯在劳改期间一贯表现好，确已具备本条第1项所列情形，不致重新犯罪的，或者老弱病残并丧失作案能力的。
“特殊情节”一般是指，原工作单位因重要生产、重大科研的特殊需要，请求保释的；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的。
三、
关于无期徒刑犯减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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