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一中民终字第46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闫×，男，1973年7月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1，男，1970年7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宋×（闫×1之妻），1969年2月1日出生。
上诉人闫×与被上诉人闫×1因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2015）延民初字第00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闫×1在原审法院诉称，我系闫×兄长，我们的父亲去世后，我和闫×于2014年2月征得母亲同意将父亲名下13.34亩家庭承包地进行了分割，并签订了书面协议。协议约定：我耕种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大地2.38亩、180地3.37亩和三队地0.92亩，共计6.67亩承包地（以下简称诉争的6.67亩土地），闫×耕种位于中节4.09亩、菜地0.5亩和三队地2.08亩，共计6.67亩承包地。因我当年工作不便，就让闫×临时耕种本该由我耕种的承包地，但要求闫×将粮食直补款给付我，但现在闫×不仅占着我的承包地不退还，还将属于我的粮食直补款占为己有，所以我只能要求闫×将诉争的6.6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返还给我，同时给付我2014年粮食直补款440元。
闫×在原审法院辩称，2005年我结婚时，父亲就已经把闫庄村大地2.38亩分给闫×1了，把其他的10.96亩承包地和合同都给我和妻子了，我们也一直种着这10.96亩承包地，并领取粮食直补款，至今已有10年了。父亲去世后，在我母亲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与闫×1于2014年2月16日达成了家庭承包地分割协议，但后来因闫×1与我争夺房子，所以我就不能履行这个协议了，请人民法院驳回闫×1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1月，闫×、闫×1的父亲闫×2代表本人、父亲、妻子王×和闫×、闫×1共五人承包了延庆县中节地4.09亩、菜地0.5亩、大地2.38亩、180地3.37亩、三队地3亩，共计13.34亩土地（以下简称诉争的13.34亩土地）。因闫×1多年在外打工，并没有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该家庭承包地主要由闫×和父母经营，2005年，闫×结婚后，闫×夫妇一直经营家庭承包地10.96亩。2014年2月，闫×、闫×1的爷爷和父亲都已经去世，在母亲同意的情况下，闫×、闫×1于2014年2月16日针对诉争的13.34亩土地签订了分割协议，协议约定：闫×1耕种位于闫庄村大地2.38亩、180地3.37亩和三队地0.92亩，共计6.67亩承包地，闫×耕种位于中节4.09亩、菜地0.5亩和三队地2.08亩，共计6.67亩承包地。闫×1因当年继续外出打工，让闫×临时耕种属于自己的6.67亩承包地，但要求粮食直补款归自己所有。2014年8月，粮食直补款416.13元拨到闫×存折上，双方因房产问题产生纠纷，闫×欲将承包地分割协议推翻，双方因此产生纠纷。闫×1于2014年12月24日诉至法院，要求闫×将诉争的6.67亩承包地返还自己，并要求闫×给付其2014年粮食直补款440元。庭审中闫×认可上述分割协议，但以闫×1与其争夺房产、父母早有安排等为由拒绝履行双方签订的土地分割协议。双方当事人各持己见，未能协商解决纠纷。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延庆县土地经营权流转协议书、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承包地分割协议、闫×1母亲证言等证据在案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闫×1与闫×签订的家庭承包地分割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约定各自履行约定义务。闫×以闫×1与其争夺房产和父母早有安排等为由拒绝履行分割协议是错误的，法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闫×1的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双方的合同约定，法院应予支持。闫×、闫×1均认可诉争粮食直补款为416.13元，法院亦不持异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闫×将位于延庆县旧县镇闫庄村大地二点三八亩、180地三点三七亩和三队地零点九二亩，共计六点六七亩承包土地经营权返还给闫×1，于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履行。二、闫×于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给付闫×1粮食直补款四百一十六元一角三分。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闫×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上诉理由：父亲去世时就把诉争的13.34亩土地交由上诉人经营，同时将承包合同及领取粮食直补款的存折交到上诉人手中。
闫×1服从原审判决，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答辩称：我是土地的合理承包人，也是继承人，家里的土地有我的一半是合理合法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闫×、闫×1的爷爷和父亲都已经去世，在其二人母亲王×证明的情况下，闫×、闫×1于2014年2月16日针对父亲名下13.34亩家庭承包地签订了《证明》，约定：位于闫庄村大地2.38亩、180地3.37亩和三队地0.92亩，共计6.67亩承包地归闫×1所有，位于中节4.09亩、菜地0.5亩和三队地2.08亩，共计6.67亩承包地归闫×所有。2015年4月19日，诉争的13.34亩土地中6.37亩由闫×1、闫×的母亲王×委托北京市延庆县旧县镇闫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出租，委托流转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流转价格为每亩一年1000元，每三年调整一次，每次以1000元为基数，增加10％，租金每年的3月31日前支付。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在二审审理期间的陈述、询问笔录、承包地分割协议、《北京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委托书》在案佐证。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当事人诉讼请求不明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理由要具体、明确，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法院应当在职权范围内予以释明。闫×1诉讼请求之一是要求位于闫庄村大地2.38亩、180地3.37亩和三队地0.92亩，共计6.67亩土地由闫×1进行耕种，享有收益。诉讼理由是：闫×与闫×1之间签订了协议，闫×应当履行约定。原告的请求究竟是确认诉争的6.6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其所有，还是要求闫×履行《证明》，返还土地及收益，或者是二者皆有，原审法院并未查清，即判决闫×将诉争的6.67亩土地的承包土地经营权返还给闫×1。本院认为，权利是无形的，当双方当事人对权利有争议时，诉讼请求一般是确认权利的归属，返还的只能是权利的载体，即具体的物，而不应当直接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审法院应当通过释明让当事人明确其诉讼请求。
第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闫×、闫×1于2014年2月16日针对父亲名下13.34亩家庭承包地签订了《证明》，内容为：位于闫庄村大地2.38亩、180地3.37亩和三队地0.92亩，共计6.67亩承包地归闫×1所有，位于中节4.09亩、菜地0.5亩和三队地2.08亩，共计6.67亩承包地归闫×所有。一审法院将“所有”表述为“耕种”与事实不符。
第三，原审法院应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依法确认王×的诉讼地位。闫×2及其父亲去世后，诉争的13.34亩土地由王×和闫×、闫×1三人承包经营，闫×1与闫×签订的《证明》系对诉争的13.3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若闫×1要求闫×履行该《证明》，案件的处理结果同王×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应当通知王×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若闫×1要求确认其享有诉争6.6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则应追加王×为被告。
此外，二审期间，诉争的6.67亩土地部分被王×委托北京市延庆县旧县镇闫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出租，重审时应予以查清。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2015）延民初字第00433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王茂刚
代理审判员 朱文君
代理审判员 赵 蕾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杜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