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81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大华，男，汉族，1965年2月17日出生，住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振海，男，汉族，1970年8月10日出生，住江西省。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268号广州市交易广场***室。
法定代表人：钟琦，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非，该所律师。
上诉人王大华、刘振海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红棉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4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大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刘振海、红棉所赔偿王大华经济损失60万元；3.刘振海、红棉所返还违法向王大华收取的律师费1500元；4.本案诉讼费由刘振海、红棉所承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11月18日，王大华在天河区鸿港酒店（以下简称鸿港酒店）的施工过程中被铁钉扎伤左眼，医生要求尽快手术，否则左眼将会失明。由于治疗费用昂贵，鸿港酒店又不愿垫付费用，王大华想尽快通过法律途径向鸿港酒店索要赔偿以保障眼疾治疗所需。
由于之前就与刘振海认识。王大华在红棉所找到刘振海，委托刘振海起诉鸿港酒店、蒋建龙人身损害赔偿一案。刘振海当即答应，并向王大华收取了律师费500元，双方约定如收到赔偿款10000元以上，王大华还需另付律师费1500元。随后王大华按照刘振海的要求，将事情发生的经过写成了书面文字，连同病历、报警回执等证据材料一并交给刘振海。但刘振海收钱后不做事，还欺骗王大华。王大华要求刘振海去天河区安监局申请公开2009年12月11日制作的现场检查记录，刘振海为了帮助鸿港酒店违法侵占国家土地、违法建设、违法施工、违法经营、逃避承担法律责任，伙同天河区安监局的执法人员廖剑龙合谋欺骗王大华说：“安监局没有2009年12月11日的现场检查记录。”导致王大华8年没有回家，不断地向广州市人大、广州市政府、广州市安监局、市纪委投诉信访，王大华要求刘振海尽快去天河区法院立案，并申请天河区法院向天河区安监局调取2009年12月11日制作的现场检查记录。然而，刘振海根本不按王大华要求启动司法程序，每每都以在外地办案没有时间为由，欺骗王大华。王大华因此无法正常工作，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
2010年11月1日，王大华前往红棉所找到刘振海理论。刘振海则称之前收取的费用不够，还需再收1000元才能立案。王大华立案心切，就又给了1000元。刘振海写了收条，并一再许诺很快去法院立案。但王大华经历了几个月漫长的等待后，刘振海一如既往地以在外地办案为由敷衍、拖延。王大华向刘振海讨要收费发票以及《委托合同》，刘振海也同样是以在外地办案为由拖延。由于红棉所和刘振海持有国家发给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以及律师资格证书，导致王大华信任他们的所作所为。
2011年5月17日，王大华的眼伤由于长时间无法得到治疗，导致恶化。王大华自费到中山眼科医院进行手术，但是因为时间拖得太久已经无法医治，经天河区法院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为工伤七级伤残。这一消息给王大华及家人一次沉痛的打击，导致了王大华因情绪失控与公交司机发生打架事件。此刑事案件王大华再次委托刘振海担任辩护人。然而，刘振海为了掩盖其与天河区安监局的执法人员廖剑龙合谋帮助鸿港酒店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逃避承担法律责任，竟然伪造王大华的亲笔签名，编造虚假的（2011）粤红棉律刑字第116号《刑事案件委托合同》陷害王大华，逃避政府监管。法庭开庭时装哑巴，企图达到王大华无法向上级政府投诉举报的目的。刘振海、红棉所的恶行导致天河区法院判罚王大华一年三个月的有期徒刑。出狱后，王大华又多次追问案件进展，讨要收费发票以及《委托合同》，但刘振海始终以在外地办案来敷衍拖延。
2012年11月22日，王大华在前进街派出所向办案民警要求查询蒋建龙的身份信息。民警要求律师过来查询，被告通知刘振海过来查询，刘振海仍然答复没时间，以在外地办案为由拒绝。于是，王大华察觉刘振海可能存在欺骗，来到红棉所，看到刘振海在，证明刘振海是以在外地办案为由欺骗王大华。王大华将刘振海不给发票、不给《委托合同》给王大华签收以及前因后果告知红棉所办公室主任，其责令刘振海去前进街打印了蒋建龙的身份信息，拿到身份信息后，王大华要求刘振海去天河法院立案，刘振海仍是以没时间为由拒绝立案。由于立案时效限制，王大华只好亲自立案。
2012年12月18日，由于时间拖得太久，立案庭的法官说要经过庭长审批才能立案。刘振海还打电话给王大华说，法院年底要做总结，不受理案件。王大华把刘振海的话告诉立案法官，法官说这样收钱又不做事的律师你还信他干什么？最终经庭长审批天河法院决定立案。案号为（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
2013年1月23日，王大华带着传票通过红棉所主任要求刘振海出庭，刘振海仍以没时间拒绝出庭，拒绝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拒不履行合同约定。
2013年5月21日，王大华来到刘振海、红棉所所在地，要求刘振海、红棉所接受王大华的委托，表示刘振海、红棉所收费不出具发票，《委托合同》不给王大华签收，违背合同约定，拒绝为王大华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损害了王大华的合法权益，给王大华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精神损害，要求刘振海、红棉所给个说法。红棉所为掩盖刘振海的违法行为，才补开了2008年王大华与广州市白云区冠亚建筑工程部，陈汉洲等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中刘振海违法收取的2500元的发票，和（2011）穗天法刑初字第1028号案刘振海违法收取的3000元的发票。王大华向刘振海、红棉所讨要2009年12月6日和2010年11月1日刘振海分别收取的500元和1000元的发票以及《委托合同》遭到刘振海、红棉所的拒绝，王大华将刘振海扭送到广州市司法局，将刘振海、红棉所接受王大华的委托收费不出具发票，不给王大华签收《委托合同》，违背合同约定拒不给王大华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的事情向司法局投诉。
2013年7月3日，广州市司法局决定对刘振海、红棉所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案号为穗司行立（2013）27号。
2013年9月27日，由于刘振海、红棉所违背合同的约定拒不履行律师职责，并伙同天河区安监局的执法人员廖建龙帮助鸿港酒店逃避责任，隐瞒真相，拒不向天河区法院提交，也不向王大华公开2009年12月11日制作的现场检查记录，导致天河区法院作出了对王大华不利的判决。天河区法院认为王大华未举证证明鸿港酒店施工现场存在安全隐患，王大华承担了30%的责任。这一判决导致王大华直接经济损失22万元，详见（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民事判决书第8页第1-3项，王大华认为刘振海、红棉所接受了王大华的委托，调查取证是其应尽的职责。
天河区法院认定王大华构成伤残等级八级，详见（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民事判决书第9页第7-8项，王大华认为这是刘振海、红棉所违背合同约定拒不履行律师职责、导致王大华的左眼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给王大华造成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损害的事实。
天河区法院计算误工费为10788.82元，王大华由于不懂计算误工费向法院主张误工费为7200元，王大华认为这是刘振海、红棉所接受王大华的委托，违背合同的约定，拒不履行律师职责，给王大华造成经济损失的事实。
由于王大华无法拿到天河区安监局2009年12月11日制作的现场检查记录及执法文书，王大华没证据上诉，蒋建龙上诉，案号为（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258号。广州中院判决认为，事故发生更多是因为雇佣方没有提供充分的、必要的劳动保护所致，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详见（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258号第11页18-19项。
王大华不服天河区法院的判决，不断地向广州市政府、天河区政府、天河区纪委、广州市人大、天河区人大、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投诉、信访。
在上级人民政府和领导的压力下，天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才向王大华公开了2009年12月11日制作的现场检查记录，以及执法文书《责令改正指令书》《穗天安监管责改字（2009）第（4-16）号》《整改复查意见书》《穗天安监管复查字（2009）第（1-32）号》，广州市规划局则公开了穗规函（2015）131号，广州市天河区建设和水务局公开了穗天建水政务公开（2014）14号，广州市工商局给予了关于王大华投诉“胜高酒店”涉嫌无照经营的回复。这些执法文书足以证明红棉所、刘振海故意不履行合同义务，帮助鸿港酒店侵占国家土地、违法施工建设、违法经营施工逃避法律责任的事实。然而刘振海、红棉所身为律所和律师，不履行合同的约定，不履行调查取证的职责，还一再欺骗王大华导致王大华8年无法回家，无法工作，不断地向上级政府投诉、信访、法院诉讼，遭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
2014年9月1日，广州市司法局作出了调查处罚结果，案号为穗司行函（2014）77号，广州市司法局在复函中称：关于你与蒋建龙、中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雇员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红棉所提供的（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委托合同》显示，双方约定律师费的支付方式为预付一千五百元，事后收到或执行到赔偿款后，按赔付额的10%另付律师费。该合同加盖了红棉所公章，但无王大华的签名，刘振海律师在为你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收取律师费1500元，未交律师入账开具发票，其行为违反了《律师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刘振海律师警告行政处罚。
由于刘振海、红棉所拒不履行合同约定，拒不履行律师职责启动司法程序，还欺骗王大华时间拖得太久，导致蒋建龙人去楼空，天河区法院（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的判决书无法执行，天河区法院作出（2014）穗天法执字第1226号裁定，王大华的损失不可挽回。
2014年11月5日，王大华依据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将刘振海、红棉所起诉至越秀区法院案号（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030号，被法院驳回。与本案不是同一件事。
2016年2月2日，由于刘振海、红棉所故意违背合同约定，拒不履行律师职责，为王大华提供符合标准的律师服务，给王大华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广州市司法局决定重新立案调查，案号为穗司行立（2016）4号。
2016年4月7日，王大华依据委托诉讼合同纠纷起诉刘振海、红棉所，越秀区法院准许王大华撤回起诉。案号为（2016）粤0104民初1807号。
2016年6月14日，王大华以委托诉讼合同纠纷起诉刘振海、红棉所。案号（2016）粤0104民初8177号，越秀区法院裁定准许王大华撤回起诉。
2017年2月6日，王大华依委托诉讼合同纠纷起诉刘振海、红棉所。案号（2017）粤0104民初4993号。
2017年9月30日，越秀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刘振海、红棉所向王大华退还律师费1500元。二、驳回王大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越秀区人民法院对（2017）粤0104民初4993号的判决极不公平。明显偏袒刘振海、红棉所，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王大华认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合同履行义务的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损失赔偿额）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刘振海、红棉所是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范了他们的业务和权利，经广州市司法局调查，刘振海、红棉所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八条的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故意或者有重大过失的律师追偿。
（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判决书认定王大华作为经验丰富的木工，在施工时应当知悉铁钉作为细小尖锐的金属物，在施工时具有较高的危险性。在进行拔出铁钉作业时，应当谨慎处理，王大华未进行危险性预防，做好安全防范措施，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需自行承担30%的责任。王大华未举证证明广州市天河区鸿港酒店施工现场存在安全隐患。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详见（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民事判决书第7页第19-22项。第8页第1-3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25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故发生更多的是因为雇佣方没有提供充分的劳动保护条件所致。详见（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258号民事判决书第11页，第18-19项。王大华认为如刘振海、红棉所不违法执业，认真履行合同的约定，维护王大华的合法权益。天河法院就不会认定王大华承担30%的责任。2009年12月11日天河区安监局制作的现场检查记录及执法文书可以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险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检查。导致王大华有45000元的损失无法挽回。
越秀区法院（2017）粤0104民初499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王大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可以获得安监局的执法材料，是否可以起诉与是否委托代理并无必然的联系。也并非依赖于代理人。详见（2017）粤0104民初4993号民事判决书第20页第10-12项。王大华认为，这样的判词明显是在偏袒刘振海、红棉所，不是每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都懂得国家法律法规，刘振海、红棉所接受王大华的委托，调查取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是其尽的职责。
（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天河区法院认定，王大华的伤残等级为工伤七级，后来蒋建龙的律师有异议，天河法院又依《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鉴定为八级。如果刘振海、红棉所如实履行合同的约定，维护王大华的合法权益，天河法官会依工伤七级认定。导致王大华有45000元的损失无法挽回。
（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刘振海、红棉所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王大华又不懂怎么按国家法规计算误工费，向天河法院只主张了7200元，后来天河法院计算为10788.82元。刘振海、红棉所的违约行为导致王大华损失3588.82元的利益。越秀区法院认为“王大华作为当事人，对于实际误工费是清楚的，故其自身主张的误工损失额与法院按一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建业装饰业平均工资计得出的差额，并不属于刘振海、红棉所不履行《委托合同》所造成的损失”。详见（2017）粤0104民初4993号民事判决书第20页第20-24项。王大华认为越秀法院是不依法依事实判案。王大华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不懂国家规定怎么计算误工费，刘振海、红棉所接受王大华的委托，就应当利用其专业知识，维护王大华的权益。是其必然要尽的义务。刘振海、红棉所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理应依法赔偿王大华向一审法院主张误工费不足的3588.82元的损失。
由于刘振海、红棉所接受王大华的委托，违背合同的约定，拒不履行合同义务，时间拖得太久，长达几年，蒋建龙人去楼空，天河法院（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的判决还有108069.24元余款无法执行，天河区法院裁定终结执行。详见（2014）穗天法执字第1266号执行裁定书第二页第十三项。越秀区法院判定认为（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中有部分赔偿未能获得，从而要求刘振海、红棉所赔偿的请求不能成立。详见（2017）粤0104民初4993号民事判决书第21页第1-2项。王大华认为越秀区法院的判决明显有法不依，偏袒刘振海、红棉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数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由此可见越秀区法院不依法判案，王大华请求法院判令刘振海、红棉所赔偿（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788号案，无法执行的108069.24元余款合情合理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越秀区法院（2017）粤0104民初4993号案，越秀区法院认定王大华主张的60万元中另一部分为近十年的起诉上访造成的误工费等费用共计40万元左右。王大华现有的证据并能证实其发生了上述损失，况且即使有误工的损失，也并非刘振海、红棉所未能履行《委托合同》所直接造成的，不存在因果关系。王大华该部分的请求不能成立。详见（2017）粤0104民初4993号民事判决书第21页第2-5项。王大华认为刘振海、红棉所接受了王大华的委托，就应当认真履行合同的约定，然而刘振海、红棉所为了帮助鸿港酒店逃避承担法律责任，竟损害王大华的利益，拒不履行合同的约定。去法院启动司法程序，立案调查取证、开庭、上诉、申请执行，这些都是刘振海、红棉所拒不履行合同义务，收钱不做事。王大华为了挽回损失，不得已只好自行去法院启动司法程序，必然给王大华产生了误工费和经济支出的损失。
刘振海、红棉所的违约行为王大华只能依法向广州市司法局投诉，经广州市司法局调查，刘振海、红棉所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八条的第一项。王大华为了挽回损失，获得公平，在政府和司法机关投诉、上访、诉讼耗费了王大华8年无法正常工作，造成巨大的经济支出和误工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王大华向法院主张8年投诉、信访、诉讼、调查取证的经济支出和误工损失40万元依法有据理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王大华与蒋建龙、中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鸿港酒店雇员损害赔偿一案，也是王大华委托刘振海、红棉所起诉的，2013年11月28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案，司法程序已走完。天河区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穗天法执字第1226号已确定王大华的损失不可挽回。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4993号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对王大华不公平。因此王大华请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刘振海、红棉所赔偿王大华（一）天河区法院（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天河区法院无法执行的余款108069.24元。（二）王大华向天河区法院主张的误工费不足的3588.82元。（三）未能被天河区法院认定的工伤七级差额45000元。（四）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认定王大华承担30%的责任的差额46360元。（五）八年的投诉、上访、信访、诉讼遭受的误工经济损失及经济支出的损失40万元。以上合计60万元。
刘振海辩称，王大华的损失是其自行造成的，而且伤残鉴定已经明确原因和损失均与刘振海无关。如果损失扩大，王大华也应当可以避免。双方没有委托代理关系，一审认为代理合同成立，并没有具体的代理事项。王大华都是重复上诉。
红棉所辩称，一审判决结果是合理的，但认定红棉所和刘振海没有履行合同与事实是不符的，刘振海将委托合同拿回律所备案时，有说过要等王大华收集所有的证据以后再签名的，该案如果未能收集天河区安监局的书面笔录的话，是没有办法打官司的，所以王大华前期一直去安监局去找这份证据。所以并不是红棉所与刘振海不履行合同，而是该合同履行的条件尚未成就。后来因为一系列的事件发生，王大华被刑事判刑的，王大华自行提起了诉讼。红棉所也愿意将收取的律师费退还。王大华要求60万元的损失赔偿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王大华在上诉状罗列的损失与红棉所、刘振海没有代理涉案案件没有因果关系。首先，王大华所罗列的损失，都不可以说是损失。损失应当是既得利益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王大华所主张的款项，即使代理了，也不会就能得到这些所谓损失的赔偿。这完全超出了代理人的职责和能力。而且王大华已经自行提起诉讼，法院已经依法作出判决，其合法权益已得到主张。至于对方无偿还能力，无法执行到款项，是法律之外的原因，并非红棉所和刘振海的责任。最后，王大华八年的不断上访等遭受的40万元损失，也是没有依据的。
刘振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王大华负担。事实与理由：刘振海、红棉所与王大华委托代理合同并不成立。一审判决第18页：“据红棉律所向广州市司法局提供的（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委托合同》显示，双方约定律师费的支付方式为预付1500元，该《委托合同》加盖有红棉律所的公章以及刘振海的签名……红棉所已在（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委托合同》上盖章接受委托，穗王大华未在该《委托合同》上签字但王大华已经为履行上述（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委托合同》向红棉所的律师刘振海支付了共计1500元律师费，王大华已经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履行《委托合同》。据此，（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委托合同》应认定为已成立且生效，红棉律所也已经收取了原告支付的1500律师费”。刘振海认为认定事实错误。
首先，本案刘振海提供了大量证据的情况下不宜直接认定司法局的行政处罚中的1500元都是“律师费”的内容，1000元费用是指差旅费等费用。王大华提供的在2009年12月6日、2010年11月1日向刘振海出具的《收条》，时间跨度一年多，且内容及涉及主体不一致，更与2009年12月21日的（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委托合同》的律师计费存在时间冲突和重大差异。2009年12月6日的《收条》计费是事后收1500元，而502号《委托合同》的收费标准是事后10%。虽然刘振海通知王大华来签订合同，但是王大华并没有看到该合同也不知道该合同内容，其在（2016）粤0104民初1807号案诉状第9页中就称该502号《委托合同》是虚假编造，因此虽然2010年11月1日《收条》显示王大华支付了1000元，其并不是用自身实际行动履行了502号《委托合同》。再者502号《委托合同》是要求预付1500元，而王大华2009年12月6日支付的500元，显然不能认为是一个连续的预付行为。因此502号《委托合同》是一个新的单独的要约，并没有得到王大华的认可和承诺。
其次，刘振海私自收费是无效行为也不可能被有效追认，况且，之前刘振海收费只是为了去天河区安监局投诉涉案酒店的发包情况并不是完整的诉讼代理。再者广州司法局也认定刘振海是私自收费未交律所入账，律师所并不知情也没追认。
最后，两张《收条》内容简单，没有具体代理事项，更不用说是诉讼代理。和502号《委托合同》内容不一致。《收条》不可能构成表见代理，且之前王大华委托刘振海都有签《委托合同》。《收条》只是体现个人的信任一块去安监局投诉。
二、王大华重复诉讼。王大华主张合同纠纷。认为刘振海分两次收取其500元和1000元。但是王大华已经在(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030号案中就(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民事案件委托合同》及两张分别为1000元和500元的“收条”提起了人身损害停权诉讼索赔。且本案证据和4030号案完全一致。诉讼请求都是索赔(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民事判决中眼睛受伤的损失及两个收条的金额15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种方式主张权利，否则当事人会因为对方的行为过错而获得双倍赔偿。王大华已经在(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030号案的诉状最后一页第二段明确要求按(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民事判决两倍赔偿其损失，判决书第8页第二段王大华明确了索赔的范围是和2788号判决内容一致。索赔的理由是判决书第1页最后一段至第2页第10行，刘振海收取了其500元和1000元律师费形成委托代理，判决书第8页第8行至第10行刘振海拖延履行职责造成的(实际就是指刘振海没有履行委托代理)，以及判决书第3页倒数第11行至倒数第4行“但两被告并未交原告签收”(其中提到了(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民事案件委托合同》并在证据22中申请法院调取该合同当庭质证)。之后其诉状变更诉讼请求的金额为40万元。王大华在本案(2017)粤0104民初4993号民事判决书第15页第一段认为索赔范围60万元包含(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民事判决未能得到的赔偿20多万元(实际是未执行到的款项)，加上近十年起诉、上访造成的误工费等40万左右。索赔的范围与4030号案索赔范围的区别仅仅是延续期间的误工费增长。其索赔的理由就是4993号案诉状第2页刘振海分两次收取了其500元和1000元律师费，双方形成委托代理。以及之后的拖延造成(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民事判决内的损失。尤其提醒法庭注意的是王大华在4993号案证据23中提交了申请一审法院向广州司法局调取了(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民事案件委托合同》，该(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民事案件委托合同》也是本案的证据及索赔理由，其在2014年的4030号案及司法局投诉中早已收到，且开庭质证，故不属于新证据。因此4993号案与4030号案的事实理由及主要证据完全相同。只不过是4030号案是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起诉，而4993号案以诉讼代理合同为由起诉。其本质都是在诉讼代理中造成的损害索赔。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应认定为重复起诉。三、本案重复裁判。生效判决(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030号民事判决书第9页第一段明确认定了：“其次，虽被告刘振海向原告出具收条，收取了原告的律师费后未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指502号《民事案件委托合同》，该合同已当庭质证，并因此受到行政处罚，但在原、被告双方之间并未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情况下，双方之间委托事项不明……无法证实被告存在拖延履行职责。原告的眼睛伤害并非被告所致”。然而在(2017)粤0104民初4993号民事判决第19页第3行认定502号《民事案件委托合同》成立且生效。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同一法院同一个法官做出了矛盾的判决。
王大华辩称，答辩意见与王大华上诉意见一致。
红棉所辩称，同意刘振海上诉意见。
王大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刘振海、红棉所赔偿王大华经济损失60万元；2.刘振海、红棉所返回违法向王大华收取的律师费1500元；3.刘振海、红棉所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大华为证实其诉讼请求，在本案提交下列证据：王大华的第一、二代身份证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人员信息查询表，红棉律所的登记表，刘振海的名片及人员信息查询表，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附属眼科医院门诊病历以及疾病证明书，《收条》两份，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民事判决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258号民事判决书，询问笔录及投诉书，现场检查记录及责令改正指令书（穗天）安监管责改字（2009）第（4-16）号，现场检查记录及整改复查意见书（穗天）安监管复查字（2009）第（1-32）号，广州市规划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决定书穗规函（2015）131号，关于鸿港酒店装修工程项目信息公开的复函穗天建水政务公开（2014），关于投诉“胜高酒店”涉嫌无照经营的回复，广东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广州市司法局立案告知书（2013）27号，广州市司法局《关于投诉刘振海律师违规执业案件的复函穗司行函》，广州市司法局立案告知书穗司行立（2016）4号，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执字第1226号执行裁定书，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030号民事裁定书，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1807号《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8177号《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刘振海、红棉所质证后表示：对王大华、红棉律所、刘振海的身份信息均无异议；对眼科医院门诊病历以及疾病证明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2788号民事判决书、6258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询问笔录及投诉书、现场检查记录及责令改正指令书（穗天）安监管责改字（2009）第（4-16）号、现场检查记录及整改复查意见书（穗天）安监管复查字（2009）第（1-32）号证实王大华受伤是因为王大华劳动未采取防护措施所致；对广州市规划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决定书穗规函（2015）131号、关于鸿港酒店装修工程项目信息公开的复函穗天建水政务公开（2014）、关于投诉“胜高酒店”涉嫌无照经营的回复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和证明的事实有异议；广东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结果有异议；广州市司法局立案告知书（2013）27号，广州市司法局《关于投诉刘振海律师违规执业案件的复函穗司行函》，广州市司法局立案告知书穗司行立（2016）4号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1226号执行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可以证实王大华得到赔偿，再赔偿就是双倍赔偿；对4030号民事判决书无异议；对1807号《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裁定书、8177号《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王大华上述起诉行为属于恶意诉讼。
2009年12月6日，刘振海向王大华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王火华诉广州市中南装饰有限公司和蒋建龙雇员损害赔偿一案律师费伍佰元正。事后收到壹万元以上，另收费壹仟伍佰元正。收款人：刘振海”。2010年11月1日，刘振海向王大华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王火华诉宏港酒店、刘新文、蒋建龙伤害一案费用壹仟元正。收款人：刘振海”。
广州市司法局2014年9月1日出具的穗司行函［2014］77号《关于投诉刘振海律师违规执业案件的复函》载明，对于王大华投诉红棉律所刘振海违规执业的处理结果，函复如下：“一、关于你投诉红棉所及刘振海律师未签合同、不开发票问题。经调查，你与广州白云区冠亚建筑工程部、陈汉洲等返还财产纠纷案以及你的故意伤害刑事案，分别与红棉所签订了（2008）粤红棉律（民）字第546号《委托合同》、（2011）粤红棉律刑字第116号《刑事案件委托合同》，委托红棉所指派刘振海律师进行代理。红棉所就收取的律师费均开具了发票，因此，红棉所及刘振海律师在代理上述两案过程中不存在违法执业行为。关于你与蒋建龙、中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的雇员损害赔偿纠纷案，红棉所提供的（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委托合同》显示，双方约定律师费的支付方式为‘预付壹仟伍佰元正，事后收到或执行到赔偿款，按赔付金额的10%另付律师费’，该合同加盖了红棉所的公章，但无你的签名。刘振海律师在为你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收取律师费1500元，未交律所入账开具发票，其行为违反《律师法》的规定，我局已依据《律师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刘振海律师警告行政处罚……”。王大华在本案申请调取（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委托合同》，刘振海、红棉所表示上述合同已经遗失。王大华在本案还申请对（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委托合同》中红棉所的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未接纳王大华该鉴定申请。
据一审法院向广州市司法局调取的（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委托合同》显示，甲方为王大华，乙方为红棉律所，因甲方与蒋建龙、中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雇员伤害赔偿一案，委托乙方代理。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刘振海律师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代理，包括代为承认、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上诉；甲方有权通过电话、传真、会见等方式获得乙方对本案办理的进度情况，甲方有权向乙方了解有关本案的调查资料、代理意见，若因乙方的过失造成甲方的直接经济损失，甲方有权索赔，但赔偿金额最高不超过乙方依据合同所收取的律师费用，甲方应当真实、完整、全面地向乙方陈述案情，及时配合乙方要求提供有关证据材料，甲方应当依约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乙方应当依法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乙方有权拒绝超过委托合同之外的或与本案无关的代理要求，如乙方无故终止代理，律师费全部退还甲方；承办律师如中途不能执行职务，乙方应负责另行指派律师接替，并由甲方重新出具授权委托书；本案律师费的支付方式为，预付壹仟伍佰元正，时候收到或执行到赔偿款后，按赔付金额的10%另付律师费；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执行完毕时止。该《委托合同》乙方处有红棉律所的印章以及刘振海的签名，甲方处空白，无王大华的签名。上述《委托合同》并未对退回律师费的期限有约定。王大华表示，对上述《委托合同》系从广州市司法局调取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委托合同》的内容没有异议；虽然王大华没有签名，但王大华支付了律师费，《委托合同》已经成立；王大华确实曾经委托刘振海代王大华起诉；刘振海、红棉所称《委托合同》丢失的陈述不属实，《委托合同》中红棉律所的印章不属实。刘振海、红棉所表示，上述《委托合同》确实是刘振海、红棉所提供给广州市司法局，但《委托合同》没有成立也没有实际履行。
王大华表示：刘振海2009年12月6日、2010年11月1日出具《收条》收取共计1500元的律师费，对应的为（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委托合同》，但王大华处并无该《委托合同》，虽然该合同王大华没有签名，但是王大华认为该《委托合同》已经成立且生效，红棉所未能履行合同，故依据委托诉讼合同的关系提起本案诉讼；当时是刘振海、红棉所为了不给王大华开具发票，才不给王大华签名，并非王大华故意不签；王大华原本想要委托刘振海、红棉所代理的案件为（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刘振海、红棉所的违约行为包括，不给王大华签署《委托合同》，不给王大华开具律师费发票，没有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调查取证，且存在迟延立案等行为；所主张的60万元赔偿包括王大华在天河区法院（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未能获得的赔偿20多万，加上近十年起诉、上访造成的误工费等费用40万左右，共计60万元；（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029号、4030号是以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关系提起的诉讼，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故本案并不构成重复起诉；王大华是到司法局投诉之后才知道被告的违法行为，所以王大华提起本案的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刘振海、红棉所表示，本案没有王大华所述的委托合同关系，当时被告要与王大华签订《委托合同》，但是王大华不肯签，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并未成立，王大华还曾经到司法局投诉，认为《委托合同》造假；至于为何没有成立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还收取了王大华的1500元律师费，是因为王大华聘请被告陪同一起去投诉的劳务费，至于《收条》写明是律师费，则是因为书写习惯；劳务的事项是陪同王大华去安监局投诉以及去司法局调查；刘振海、红棉所未作为王大华的代理人参与（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的审理。
据（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民事判决书显示，该案原告为本案王大华，被告为蒋建龙、广州市天河区鸿港酒店、肖光武、肖永锋；在该2788号案中王大华并无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该2788号案判决查明：王大华于2009年12月2日向广州市天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投诉其做工受伤的情况，该局作出询问笔录。该2788号案判决：根据王大华陈述，其于2009年11月15日被工头蒋建龙通知去做木工工作，双方存在劳务雇佣关系，蒋建龙不具备装修建筑施工资质，作为施工现场的管理者，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未尽审慎义务，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对王大华的损伤负有主要责任，应负担70%的责任。王大华陈述事情发生的经过是因其拔出天花板钉子时，因收线尼绳弹力过大钉子弹出致其眼睛受伤，王大华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木工，在进行施工时，应当知悉铁定作为锐利细小金属物，在施工现场具有较高的危险性，在进行拔出铁钉作业时应当谨慎处理，王大华未进行危险性预见及做好安全防范措施，自身存在一定过错，需自行承担30%的损失。王大华未举证证明广州市天河区鸿港酒店施工现场存在安全隐患，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广州市天河区鸿港酒店作为业主，选任不具备有装修建筑施工资质的蒋建龙从事装修施工作业，应承担选任过失损失责任，对蒋建龙所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30%的补充清偿责任。王大华无证据证明其受雇于广州市中南装饰有限公司以及蒋建龙是广州市中南装饰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员，无法证明广州市中南装饰有限公司对王大华的受伤存在过错责任或是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王大华要求广州市中南装饰有限公司的股东，即本案被告肖光武、肖永锋承担责任无依据。该案对王大华发生的截止至2011年5月17日的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进行了处理，应向王大华赔付共计190549.47元×70%=133384.63元。上述（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判决后，蒋建龙不服提起上诉，经（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258号案二审后生效；上述6258号案认定，该案事故的发生更多的是因为雇佣方没有提供充分必要的劳动保护条件所致，一审认定雇佣方蒋建龙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二审予以认可，作出了维持判决的认定。（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258号案后进入执行程序，2015年2月12日，在已执行得部分款项并退发给申请执行人王大华后，因被执行人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该案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终结执行。
王大华曾于2014年11月5日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向刘振海、红棉所提起（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030号案，要求判令：1、刘振海、红棉所向王大华返还违法收取的律师费1500元；2、刘振海、红棉所赔偿王大华七级伤残赔偿金26万元；3、刘振海、红棉所赔偿王大华七级伤残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4、刘振海、红棉所赔偿因拖延履行律师职责，给王大华造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5、刘振海、红棉所拖延履行律师职责，给王大华造成的误工经济损失9万元；6、刘振海、红棉所支付法医鉴定费980元；7、本案诉讼费由刘振海、红棉所承担。后一审法院作出（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030号民事判决，认定王大华主张的王大华主张的侵权责任并不成立，一审法院对王大华本案基于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提出的各项诉请均不予支持。各方未对（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030号案的判决提起上诉，该案已生效。
王大华于2016年2月16日向一审法院对红棉律所、刘振海提出（2016）粤0104民初1807号案，后该案王大华撤诉；王大华还于2016年6月14日向一审法院对红棉律所、刘振海提出（2016）粤0104民初8177号案，后该案王大华撤诉。王大华以此认为诉讼时效曾中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王大华2014年11月5日向刘振海、红棉所提起的（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030号诉讼系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为由，而王大华在本案主张的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故王大华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重复起诉的要件，不构成重复起诉。
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王大华与红棉所之间的《委托合同》有否成立。据红棉律所向广州市司法局提供的（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委托合同》显示，双方约定律师费的支付方式为预付1500元，该《委托合同》加盖有红棉律所的公章以及刘振海的签名，由上述内容可知，红棉所同意接受王大华的委托。由《关于投诉刘振海律师违规执业案件的复函》载明刘振海律师在为王大华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收取律师费1500元，未交律所入账开具发票，被行政处罚的内容，可知刘振海已经收取了王大华支付的律师费1500元，与刘振海2009年12月6日、2010年11月1日向王大华出具的《收条》内容也可对应一致。在此情况下，针对王大华与蒋建龙、中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的雇员损害赔偿纠纷案，红棉律所已在（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委托合同》上盖章接受委托，虽王大华未在该《委托合同》上签字，但王大华已经为履行上述（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委托合同》向红棉律所的律师刘振海支付了共计1500元律师费，王大华已经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履行《委托合同》。据此，（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委托合同》应认定为已成立且生效，红棉律所也已经收取了王大华支付的1500元律师费。由（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民事判决书内容，以及王大华、刘振海、红棉所陈述可知，红棉所并未指派律师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王大华与蒋建龙、中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的雇员损害赔偿纠纷案，在（2009）粤红棉律字第502号《委托合同》已经成立且生效的情况下，王大华现要求红棉所退回其支付的律师费1500元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上述1500元律师费由刘振海收取后未交律所入账开具发票，引发本案等一系列纠纷，故刘振海应一并承担退还1500元律师费的责任。在并未对不履行《委托合同》退律师费的期限作出约定的情况下，王大华请求退回律师费的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本案争议焦点之二为刘振海、红棉所是否应承担向王大华赔偿60万元的责任。王大华主张60万元中有20多万元是（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未获得的赔偿，但王大华与蒋建龙、中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的雇员损害赔偿纠纷案已经（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258号二审终审，已经有生效判决对王大华与蒋建龙等人的纠纷的责任承担作出认定。（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判决认定：王大华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木工，在进行施工时，应当知悉铁钉作为锐利细小金属物，在施工现场具有较高的危险性，在进行拔出铁钉作业时应当谨慎处理，王大华未进行危险性预见及做好安全防范措施，自身存在一定过错，需自行承担30%的损失。该2788号案二审判决，认为该案事故的发生更多的是因为雇佣方没有提供充分必要的劳动保护条件所致，一审认定雇佣方蒋建龙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二审予以认可。由上述判决内容可知，王大华在（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中未能得到法院判决支持的部分，原因系因为王大华自身未进行危险性预见及做好安全防范措施，自身存在一定过错造成，与是否获得天河区安监局执法材料证明施工单位存在安全隐患并没有关系。况且，王大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可以获得安监局执法材料、是否可以起诉与是否委托代理人并无必然联系，也并非必然依赖于代理人，与刘振海、红棉所是否履行《委托合同》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且，王大华也曾于2009年12月2日向广州市天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投诉其做工受伤的情况；同时，王大华是否决定对（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上诉，是王大华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况且，在蒋建龙已经提出上诉的情况下，（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258号二审也依然维持了（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对于责任认定的划分。至于王大华所述误工损失只主张了7200元的问题，王大华作为当事人，对于实际误工的损失是清楚的，故其自身主张的误工损失数额与法院按照上一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建筑装饰业平均工资计算得出的差额，并不属于被告不履行《委托合同》所造成的损失。综上，王大华认为刘振海、红棉所没有履行《委托合同》导致王大华在（2012）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788号案中有部分赔偿未能获得，从而要求刘振海、红棉所赔偿的请求不能成立。至于王大华主张60万中的另一部分为近十年起诉、上访造成的误工费等费用共计40万左右，王大华现有证据并不能证实其发生了上述损失；况且即使有误工的损失，也并非刘振海、红棉所未能履行《委托合同》所直接造成，不存在因果关系，王大华该部分请求也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红棉所、刘振海退还律师费1500元给王大华；二、驳回王大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案案件受理费9815元，由王大华负担受理费9765元，由红棉所、刘振海负担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大华提交以下证据：1.立案告知书，穗司行立（2018）9号；拟证明刘振','2018-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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