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津02民终54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树海，男，196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塘工业园葛万公路1703号。
法定代表人：张洪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北京中咨（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进，北京中咨（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树海因与被上诉人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翎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津0116民初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树海，被上诉人鹏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钱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树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鹏翎公司2002年第一次、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鹏翎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错误。一、在认定事实方面，一审法院犯有有证不认，对事实认定不清的错误。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明显是鹏翎公司伪造的，会议未召开。孙树海申请一审法院向鹏翎公司调取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开会通知、会议记录及股东签到表原件，鹏翎公司以原件丢失为借口，拒不提供。国家档案局关于《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规定》中写明，上述材料应永久保存。鹏翎公司在以前的诉讼中，1998年的证据原件都能向法院提供，2002年的原件丢失的理由不能成立。鹏翎公司不能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召开了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按法律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在一审中，孙树海用证据及公司章程证实了鹏翎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即使假设召开了，会议决议也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属于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第四项规定的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的情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应认定鹏翎公司未召开会议，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二、一审法院故意歪曲事实，枉法裁判，错误认定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内容与股权清理和规范方案相一致。事实是，在法庭审理时，孙树海请求鹏翎公司出示股权清理方案，与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比对，鹏翎公司拿不出该证据。鹏翎公司的所谓股权清理方案只在其申请上市的《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中出现，是保荐机构为其包装上市而捏造的方案，事实上并不存在。该方案与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毫无一致之处，没有相同之处。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鹏翎公司应承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的举证责任，应承担存在召开了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却把举证责任推给孙树海，以孙树海证据不足为由，不支持孙树海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判决理由是孙树海重复起诉。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构成重复起诉必须同时符合三个条件，后诉与前诉有相同的当事人、相同的诉讼标的、相同的诉讼请求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一审法院仅以后诉与前诉有相同的当事人和诉讼标的这两个条件，判决孙树海属于重复起诉，显然违反法律规定，枉法裁判。以前孙树海对鹏翎公司2002年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起过股东大会决议无效之诉，本次是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之诉，无效和不成立之诉是不同的诉讼请求。无效和不成立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其认定的法律依据截然不同。无效之诉认定依据是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只要决议内容不违法，无论会议是否召开，都不能认定其无效。不成立之诉认定依据是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会议未召开、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决议就不成立。因此，不成立之诉不能否定无效之诉的裁判结果。
鹏翎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树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鹏翎公司200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2.请求法院依法确认鹏翎公司200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3.由鹏翎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8年，天津市大港区中塘乡中塘村委会投入资金45万元成立了集体企业天津大港区中塘胶管厂；1994年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塘村委会和村民共同设立了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系股份合作制企业；1998年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设立了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后公司名称变更为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股本演变说明》）中记载：1998年公司设立时，工商登记中孙树海所持股份数为86714股。1998年中塘村委会权益退出，中塘村委会先与职工代表协商确定净权益总额基数，后将净权益总额基数的20%量化给全体职工股东。量化给全体股东的集体权益数额为1458827.03元，股东分配到数额不等的量化股份。公司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将集体量化股本与公司此后对个人股东的量化股份进行混同管理，同视为不完全的股东权益。截止2001年下半年，公司经营管理和股东持股状态面临着复杂的情形，公司各股东在工商登记的名义股本与实际账册股本差异达到10778410股。2002年，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公司总股本及各股东的量化股份集中进行清理、规范。公司在制定股权清理和规范方案时，将两类不同性质的量化股本进行了混同管理，未作具体区分。鹏翎公司制定的《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清理和规范的方案》（以下简称《股权清理和规范方案》），主要内容是：成立北京鹏翎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鹏翎）来控制公司的股份，以账册股本为基础，将股东持股数量分为两部分：一是“原始投资部分”，为改制评估基准日股东按比例应享有的股东权益和其后股东现金投入以及分红扩股的部分；二是“量化部分”，为改制评估基准日后股东现金增资时公司按1：1配股和1998年2月中塘村委会量化给职工股东的集体量化股部分。股东原始投资部分和量化部分的40%正式归股东所有，股东享有完全的权利（简称折算股本），量化股份的60%，所有股东要用现金补足，之后股东将享有完全的权利（简称夯实股本）。股东可以进行四种选择：一是用现金补足夯实股本，之后享有全部在册股本；二是不履行夯实股本义务，则只能持有折算股本，夯实股本被视为放弃，统一由北京鹏翎来负责夯实；三是不履行夯实股本义务，可以转让所持股份（即折算股本）；四是成为北京鹏翎的股东。股权清理和规范过程中所涉及的股本夯实资金都按股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不另外增加公司股份。北京鹏翎股东的夯实股本由北京鹏翎负责履行夯实义务，须将其持有的全部账册股本无偿转让给北京鹏翎。其他被股东放弃的夯实股本全部由北京鹏翎代为履行夯实义务后享有这部分夯实股本。凡既不愿意出资夯实股本且又坚持退股的股东，一律由北京鹏翎统一以1元/股的价格收购这部分折算股本，其相应的夯实股本义务由北京鹏翎负责代为补充资金。其后公司召开了两次股东大会，启动股权清理和规范方案的实施及对实施后的股权结构进行确认。根据记载，公司在册的218名股东中有91名选择放弃夯实股本，并向北京鹏翎转让折算股本，共计8526601股。本案孙树海选择放弃夯实股本，转让折算股本。
孙树海曾分别以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为由对鹏翎公司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分别作出（2014）滨民初字第1770号民事判决书、（2016）津0116民初14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孙树海在股权清理规范时选择放弃夯实股本，领取了折算股本的股款；2002年鹏翎公司实施《股权清理和规范方案》时，孙树海知晓，而且对其持有的股份做出了处置；孙树海对其股份的处置与2002年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内容相一致。孙树海对上述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5）二中速民终字第0882号民事判决书、（2016）津02民终484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孙树海的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涉案的公司决议形成时间为2002年，应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但是1999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没有关于公司决议效力之诉的相关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的规定，可参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关于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鹏翎公司2002年有两个股东大会决议，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内容为：1、关于增加公司股本的议案；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内容为：1、关于部分股东相互转让股份的议案；2、对公司章程第一章第四条、第四章第十八条进行修改。2002年的两次临时股东大会系分别确认北京鹏翎以增资的方式规范公司账册股本和工商注册资本的差异，确认公司2002年对自然人股权清理和规范的结果。在孙树海此前提起的诉讼中，生效裁决均已认定了孙树海在股权清理和规范的过程中对其股份作出了处置的事实；上述两次临时股东大会系启动和实施股权清理和规范方案，在孙树海处置其股权，公司完成股权清理和规范后，对股权结构进行确认；孙树海对其股份的处置行为与上述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相一致，故孙树海主张涉案的200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此前孙树海已针对200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请求确认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无效，一审驳回了其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中认为，对公司的同一决议提起决议撤销、无效及不成立之诉，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的。对于同一个决议而言，不应当同时存在有效、撤销、无效及不成立几种情形。故孙树海此次请求确认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与其此前提起的诉讼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均旨在推翻公司决议的效力，故其针对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主张构成重复起诉。
关于诉讼时效及法定期间，本案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孙树海要求确认涉案的公司决议不成立，该请求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对于鹏翎公司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至于鹏翎公司抗辩的60日法定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60日法定期间系股东等提起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法定期间，而本案孙树海主张公司决议不成立，故不适用上述规定。
孙树海申请对于2002年两次临时股东大会签到表上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孙树海在股权清理和规范过程中，对其股份进行了处置，是已为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孙树海对其股份的处置与两次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相一致，故认为对签到表无鉴定之必要性。
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孙树海针对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孙树海针对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起诉。案件受理费80元，由孙树海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2018年6月7日，经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鹏翎公司于2002年先后召开了两次股东大会，启动股权清理和规范方案的实施及对实施后的股权结构进行确认，孙树海在股权清理和规范的过程中对其股份作出了处置，孙树海对其股份的处置行为与上述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相一致，故孙树海主张涉案的200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孙树海在本案成讼之前曾向人民法院提起过确认鹏翎公司200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的诉讼，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2002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内容系鹏翎公司2002年对自然人股权清理和规范的结果，该决议所涉内容也并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据此驳回孙树海确认鹏翎公司200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的诉讼请求。现孙树海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鹏翎公司200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重复起诉。
综上所述，孙树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孙树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秀红
代理审判员 景 新
代理审判员 张 泽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