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林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林中民一终字第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简雍泽，男，汉族，户籍地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系出租车司机，现住西藏自治区林芝县。公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熊钊，四川典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传友，男，汉族，1954年9月7日出生，户籍地西藏自治区林芝县，现住西藏林芝县。公民身份证号码×××。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顺江，男，汉族，户籍地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出租车司机，现住西藏自治区林芝县。公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颜森，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简雍泽（原审被告）与上诉人余顺江（原审原告）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由西藏自治区林芝县人民法院（林芝市巴宜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4日作出（2014）林民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宣判后，简雍泽、余顺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简雍泽及其委托代理人熊钊、杨传友、上诉人余顺江及其委托代理人颜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对以下事实无异议，予以确认。
一、2012年9月1日，双方签订《出租车协议》的事实；
二、原告依约向被告交纳出租车押金60000.00元及前两年的租金110000.00元的事实；
三、2014年5月20日，被告要求原告交还×××出租车及运营证照，不允许原告继续经营该出租车的事实。
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为：被告应否赔偿原告损失240000.00元的问题。
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9月1日签订的《租车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租车协议》第四条约定”任何一方均不能违约，如有违约，按双倍赔偿”。原、被告之间约定租期为三年，从2012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1日，由于被告于2014年5月20日单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致使原告尚有15个月不能经营出租车，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本地出租车司机月收入为8000.00元至12000.00元，按照最低可得利益进行计算，故被告应赔偿原告15个月的预期可得利益240000.00元（即8000.00元／月x15月x2倍=240000.00元），并提供如下证据：1、《租车协议》,欲证明原被告于2012年9月1日签订《租车协议》的事实；2、证人黄某、赵某、田某、姜某、康某5人的证言，欲证明本地出租车司机现在每月的收入8000.00至12000.00元之间的事实；3、证人李某的证言，欲证明2014年5月20日，被告要求原告返还GT0043号出租车，并阻止其继续经营的事实。
被告认为，原告要求被告双倍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240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合理。首先，在双方签订的《租车协议》中对”双倍赔偿”这一约定不明确，在法律上也无此规定，违约损害赔偿应以实际损失为限；其次原告每月8000.00元可得利益损失的产生不具有现实确定性，因为原告事实上并未付出等量的时间和劳动，就坐享每月8000.00元的收入，这明显不合理；第三，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其将车另行出租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并侵害了被告的收益权。原告用每年50000.00元的租金租到出租车，却又私自将车另租于他人，赚取较多的收益，显然不合理，原告应将这部分因转租多赚的收益交给被告。并提供如下证据：证人陈某1、吴某、陈某2、叶某、任某等5人的证人证言，欲证明《租车协议》中约定的50000.00元的出租车年租金，远远低于现有市场出租车年租金的事实。
原判认定，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租车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予保护。2014年5月20日，被告要求原告返还×××出租车，阻止其继续经营，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应予赔偿，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原、被告之间签订的《租车协议》中关于”双倍赔偿”的约定不明确，事后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属于约定不明确，对此本院不予认可。原告按本地出租车当前月收入下线8000.00元的标准计算可得利益损失的主张，有11位证人证言予以佐证，对此予以认可。原告从2014年5月20日开始不能经营出租车，可得利益的计算期间为2014年5月21日至2015年9月1日，共计15个月零10天。因此原告所主张的违约损失赔偿额为122667.00元，即8000.00元／月x（15月+10天）=122667.00元。
原审经庭审质证认证，对本案主要事实可作如下认定：
2012年9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租车协议》，租期三年。协议签订后，原告交纳了押金和前两年的租金共计170000.00元，并开始承租被告的×××号出租车。2014年5月20日，被告要求原告交还×××号出租车及运营手续，并阻止原告继续经营。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予以佐证。
另查明，×××号出租车在原、被告发生纠纷后，未实际运营，停放在双方约定地点，且相关手续也由原告保管至今。
原判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租车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予保护。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要求解除合同，被告退还原告缴纳的60000.00元租车押金，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对此予以准许。《租车协议》解除后，应恢复原状。由于被告的单方违约行为导致《租车协议》无法履行，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应予赔偿，损失赔偿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据此，依照《中华人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准许原告余顺江与被告简雍泽自愿解除《租车协议》；二、被告简雍泽退还原告余顺江租车押金60000.00元；三、原告余顺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被告简雍泽返还×××号出租车及该车所有运营手续；四、被告简雍泽赔偿原告余顺江因违约产生的损失122667.00元；五、被告简雍泽退还原告余顺江所交2014年5月20日至2014年9月1日期间的租金14109.00元（50000.00元/年÷365天×103天=14109.00元）；六、以上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3300.00元，由原告余顺江负担1500.00元，由被告简雍泽负担1800.00元。
宣判后，简雍泽、余顺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简雍泽上诉称：一、请求依法撤销西藏自治区林芝县人民法院（2014）林民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主文第四项；二、依法改判驳回余顺江关于要求简雍泽赔偿其因违约产生的损失之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林芝县人民法院（2014）林民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中关于简雍泽赔偿余顺江因违约产生的损失122667.00元这一判项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导致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显失公平。简雍泽提出解除与余顺江签订的《租车协议》，余顺江在一审中亦提出同样的请求，双方就解除协议达成一致。简雍泽在一审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当前形式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法发[2009]40号）中明确的”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综合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但一审法院完全不顾这一根本前提，违背民法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和社会公众的普遍理性。余顺江虽然在解约后15个月中不能通过使用简雍泽车辆来获得每月8000.00元收益，但他也不用向简雍泽支付相应的61250元租金，且不用在简雍泽车辆上付出15个月的时间和劳动成本，在加上向林芝地区平安出租车公司缴纳的公司经营成本费等，在扣除相关交易成本后，余顺江实际上并无任何可得利益损失，余顺江所为”可得利益”并无显示确定性。要求依法改判驳回余顺江的相关请求。另，简雍泽补充上诉请求，认为租车期间，余顺江未退还政府免收的两个月顶灯费6000.00元、2014年5月20日、8月8日交纳的管理费7600.00元、停车费1500.00元存在违约行为，因此自己收回车辆不算违约，不应赔付违约金。
简雍泽提出反诉请求：1.要求余顺江退还政府免收的两个月顶灯费6000.00元、2014年5月20日、8月8日交纳的管理费7600.00元、2014年7月31日交纳的顶灯使用费20000.00元、停车费1500.00元、2013年出租车罢工简雍泽支付给余顺江2280.00元；2.双方《租车协议》中约定每年交纳顶灯费36000.00元，政府收回顶灯后每年只需交20000.00元，其少交的16000.00元应支付给车主（简雍泽）；3.因余顺江违约从2014年5月20日至2014年10月车辆停运造成简雍泽损失40000.00元及上诉费2753.00元，以上共计96113.00元应赔偿给简雍泽。
余顺江口头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余顺江与简雍泽达成意见解除合同事实错误。合同的解除是余顺江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合同解除权，不是与简雍泽协议解除；2、简雍泽的违约行为应赔偿余顺江的损失这是双方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余顺江依法获得的赔偿不以付出劳动为条件。本案余顺江与简雍泽签订的租车协议约定违约方应对守约方赔偿，这一约定不违背法律规定，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简雍泽在其上诉状中称一审法院判决其向余顺江赔偿不符合情理，理由是余顺江在没有劳动付出的情况下获得10余万元，其上诉理由显然不成立。其次，简雍泽在二审期间提出的反诉请求不成立。
余顺江上诉请求称：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4）林民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简雍泽承担。其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余顺江与简雍泽达成意见解除合同事实错误。余顺江与简雍泽签订的租车协议合法有效，简雍泽强行拦车收回出租车构成严重违约，导致余顺江无法经营出租车。《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余顺江请求解除合同是法律赋予其解除权，不是与简雍泽协商解除；2、一审法院判决简雍泽赔偿余顺江因违约产生损失122667.00元，没有尊重事实。余顺江与简雍泽租车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任何一方不能违约，如有违约，按双倍赔偿。此处约定的双倍赔偿应是违约损失的双倍赔偿。一审庭审调查表明，出租车每月最低的经营利益为8000.00元。《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简雍泽违约给余顺江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最低为15个月×8000.00元×2=240000元，故，一审法院第四项判决既没有尊重客观事实，也没有依法全额保护余顺江的合法利益。3、对于余顺江的损失，一审法院仅保护了2014年5月20日至2014年9月1日期间的租金损失，没有保护2014年前述期间本案出租车应有的已经由余顺江交纳的费用。
余顺江在二审期间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简雍泽赔偿2014年5月20至2014年9月1日期间已缴纳的顶灯费2217.00元、保险费4592.00元、管理费1266.00元、车辆改漆费2000.00元、GPS安装费2352.00元、燃油补助1000.00元，以上共计13327.00元。
简雍泽委托代理人口头提出答辩称，对余顺江关于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并要求双倍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24万元的上诉请求，简雍泽上诉请求一致。关于其提出的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即简雍泽退还2014年5月20日至2014年9月1日期间的租金14109元的上诉请求，简雍泽表示同意，因为这属于余顺江免除简雍泽该项债务的正式表示。请二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其提出的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的上诉请求，由于该判决的内容是准许双方解除《租车协议》，而余顺江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可理解为请求法院认定为余顺江实际要撤回其一审中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即解除《租车协议》。其次，余顺江关于已缴纳的出租车费用13327.00元增加的讼请求，第二审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但实际上双方《租车协议》第一条中明确约定在承包期间车子的任何费用均由余顺江全部承担，余顺江没有理由要求简雍泽支付其所列费用。
简雍泽在二审期间提供新证据1、租顶灯合同书一份、2、林芝地区交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5月20日发票一张、3、林芝地区交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8月8日发票一张、4、林芝地区交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收据一张、5、”停车协议”、6、停车费收据一张。以上证据欲证明由于余顺江不支付上述费用首先存在违约，其要求收回车辆的行为不属于违约。
余顺江认为，2014年5月20日交纳的管理费的证据一审已存在，在二审时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其他证据均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简雍泽提供的2014年5月20日交纳的管理费发票，该证据是一审阶段存在的证据，在二审阶段提供，故，其提供的该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但简雍泽提供的其他证据均发生在诉讼期间及一审庭审结束之后，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余顺江提出的不应按新证据使用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归纳为：1、关于违约责任的问题；2、关于简雍泽是否向余顺江双倍赔偿损失240000.00元的问题。
一、关于违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2014年5月20日简雍泽要求余顺江交还×××号出租车及营运手续，并阻止其继续运营，事实上简雍泽已造成违约。简雍泽提供2014年8月8日交纳管理费、停车费的发票欲证明因余顺江未退还以上费用及2013年政府免收顶灯费6000.00元，存在违约，因此其要求收回车辆的行为不属于违约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虽然简雍泽向公司交纳管理费，但其交纳的管理费产生在双方发生在诉讼期间，关于政府免收的6000.00元顶灯费，因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事后余顺江也不予认可，故关于简雍泽提出自己不存在违约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简雍泽是否向余顺江双倍赔偿损失240000.0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租车协议》中第四条”任何一方均不能违约。如有违约，按双倍赔偿。”该约定中关于”按双倍赔偿”的约定属约定不明确，余顺江提出按双倍赔偿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但由于简雍泽的违约行为导致余顺江不能继续运营出租车所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损失赔偿应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余顺江按本地出租车当前月收入下限8000.00元的计算标准计算预期可得利益损失的主张，一审阶段已有11位证人予以佐证，简雍泽对该计算标准也未提出反驳意见，对此本院予以认可。本案发生纠纷后简雍泽与余顺江协商将车辆停止运营，致使出租车无法运营造成损失。而该停运期间造成的损失，双方均存在过错，简雍泽虽然违约在先存在过错，但发生纠纷后余顺江与简雍泽协商将车辆停止运营，且车辆手续始终未交付，余顺江也存在过错，因此从2014年5月20日起至2014年11月22日车辆停运期间对双方造成的损失双方各自承担。但由于简雍泽单方违约行为致使余顺江2014年11月22日至2015年9月1日，共9个月10天的合同约定不能履行而造成可得利益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即8000.00／月×（9个月+10天）=74667.00元。另简雍泽在二审期间提供2014年8月8日向公司交纳的管理费共计4750.00元及2014年7月31日交纳的顶灯使用费20000.00元，欲证明根据约定以上费用应由余顺江承担。本院认为，虽然双方《租车协议》第一条约定”承包期间车子的任何费用均由乙方（余顺江）全部负责”，但由于简雍泽的单方违约行为致使2014年5月20日起余顺江并未对该车进行实际运营，因此停止运营期间车辆所需交纳的相关费用不应由余顺江承担，故，简雍泽提出的2014年8月8日交纳的4750.00管理费和2014年7月31日交纳的顶灯使用费20000.00元、停车费1500.00元应由余顺江承担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租车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予保护。《出租车协议》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订立，亦可基于当事人之间信任基础的动摇而解除，由于上诉人简雍泽单方违约双方交易的基本信任已不存在，如继续履行合同对双方不利，上诉人简雍泽同意上诉人余顺江提出的解除合同并退还押金60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确认，且上诉人余顺江请求解除《租车协议》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一审法院关于”准许原告余顺江与被告简雍泽自愿解除《租车协议》的判决表述存在不当，本院应予纠正。《租车协议》解除后，应当恢复原状。由于上诉人简雍泽的单方违约行为导致《租车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给上诉人余顺江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车辆停止运营期间双方造成的损失双方均存在过错，因此从2014年5月20日起至今车辆停运期间双方造成的损失双方各自承担。而由于简雍泽的违约行为导致余顺江对合同约定的2014年11月22日至2015年9月1日，共计9个月10天的租车合同不能履行，造成余顺江可得利益损失部分应予赔偿，即8000.00／月×（9个月+10天）=74667.00元。另二审期间简雍泽提出的反诉请求和余顺江新增加的诉讼请求，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应另行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西藏自治区林芝县人民法院（2014）林民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
二、撤销西藏自治区林芝县人民法院（2014）林民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四项；
三、解除上诉人余顺江与上诉人简雍泽《租车协议》；
四、上诉人简雍泽赔偿上诉人余顺江因违约产生的损失74667.00元；
五、驳回上诉人简雍泽的其他上诉请求；
六、驳回上诉人余顺江的其他上诉请求；
七、以上款项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付清。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00元，由原告余顺江承担3781.00元；由被告简雍泽承担201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666.00元，由上诉人简雍泽承担3334.00元；由上诉人余顺江承担233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杜宝玉
审判员 琼 达
审判员 云 登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荣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