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金民二(商)初字第1900号
原告深圳市中恒基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金杖投资有限公司。
第三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原告深圳市中恒基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金杖投资有限公司、第三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陈菁菁，被告委托代理人钟金光，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张移、夏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深圳市中恒基贸易有限公司诉称：2010年8月10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发出（2009）甘民执字第1956号拍卖通知书，载明该法院将通过指定的中介机构对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控股）的1亿股限售流通股进行评估和公开拍卖。根据拍卖通知书载明的内容，参与竞拍企业需在竞拍之日前缴纳人民币（以下币种同）5,000万元作为竞拍保证金。同日，第三人根据被告等委托人的申请，募集设立了股权信托基金，基金开放日为2010年8月18日，推介期为2010年8月10日至8月16日，其拟定的投资对象即为该笔被拍卖股权。根据拍卖通知书中的限制性规定，第三人没有直接参与竞拍的资格，因此第三人通过对原告的实际控制（保管并控制原告所有证照及印鉴），将原告作为一个信托基金的运作平台，通过原告参与了此次股权拍卖。参与竞拍的流程如下：（1）2010年8月13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特定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及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将原告特定股票的收益权转让给股权信托基金，并由第三人享有该特定股票收益权的操控和处置权；（2）同日，被告提供资金5,000万元作为拍卖保证金（该笔款项在随后设立股权信托基金时转为被告向股权信托基金支付的投资款，该笔投资款使被告有权享有信托基金相当于4,450万元资金的权益），并支付给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指定的拍卖行大连市嘉诚拍卖有限公司；（3）2010年8月16日，由第三人实际操作，原告经过六轮竞价，最终以4.5亿元的价格竞拍获得了大连控股1亿股限售流通股的股权，包括拍卖费用1,100万元在内，原告应向拍卖行支付的价款总计为4.61亿元；（4）2010年9月26日，沈阳高登大酒店有限公司向原告转账支付1.5亿元，其中1亿元系借款，用于补足信托募集资金与股权竞拍款的差额；（5）同日，原告向拍卖行转账支付6,100万元；（6）截至2010年9月27日，股权信托基金共募集获得信托资金3.61亿元，其中被告享有相当于4,450万元资金的权益，包括一般级资金3,450万元以及次级资金1,000万元；（7）2010年9月27日，第三人将信托专用账户中募集的信托资金2.61亿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了原告，同时指定该笔资金的用途为股权收益权，并明确收益权人为信托基金投资人；（8）同日，在收到上述信托资金后，原告将剩余的股权竞拍款3.5亿元支付给了拍卖行。至此，第三人成立的股权信托基金以原告的名义竞拍取得了大连控股的1亿股限售流通股。2011年7月6日至7月15日，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玉屏营业部（以下简称申银万国玉屏营业部）受第三人的指令对原告通过拍卖取得的1亿元限售流通股（已到期解禁）分批进行了减持操作，共获得股票减持收入827,973,000元。2011年7月15日，申银万国玉屏营业部在扣除证券交易代理费1,176,364.90元后，将826,796,635.10元股票减持收益转入原告的账户内。根据第三人的指令，在扣除借款1亿元及相关费用后，原告于2011年7月18日将股票减持收入全部转账到了股权信托基金指定的账户，实际到帐726,437,920元。由于原告被第三人实际控制，因此未能及时对股票减持收益进行纳税申报。2011年7月18日，第三人按照受益人大会决议，在扣除第三人的信托报酬4,695,184.93元、保管费313,012.33元后，将信托收入及信托账户余额158,509.41元，合计721,588,232.15元，向各个受益人分配了投资收益，其中被告获得119,290,599.46元。此后，第三人清算终结了股权信托基金，被告从未对其获得的投资收入提出异议。2013年7月1日，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深圳地税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对2011年度取得买卖股票价差收入应申报金额业营业税18,898,65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1,322,905.50元、教育费附加566,959.50元及地方教育附加377,973元。同时，由于原告未进行纳税申报，处以营业税罚款18,898,65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罚款1,322,905.50元。2013年9月23日，深圳地税局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送达公告，由于原告逾期未缴纳前述税款，被处罚滞纳金4,418,409.88元。2014年9月19日、9月22日，原告缴纳了税款及罚款，共计49,678,881.26元。原告认为，原告缴纳的上述税款应由股权信托基金的各个投资受益人承担，被告的投资收益中不当地包含了原告代其缴纳的税款，被告应按其投资收益的比例，向原告返还相应款项，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代其垫付的税款10,304,033.74元及自2014年9月22日起至2015年11月12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616,453.12元，并承担前述款项自2015年11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被告上海金杖投资有限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被告认购了第三人的信托产品，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第二，被告根据和第三人的信托合同确定收益，被告取得的收益有合法依据，并非不当得利。第三，根据原告和第三人的合同，第三人受让的是原告的股票收益权，故原告仍然持有股票的所有权，其是抛售主体，也应承担相应税费。第四，原告也是第三人信托产品的购买人和受益人，对信托收益十分清楚，如果原告认为税费应由信托财产承担，则应在2011年9月分配信托财产时提出，原告的诉请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
第三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述称：首先，信托产品是原、被告及案外人委托，目的是为了原告融资，原告有大连控股的商机，其要求融资3至4亿元，原告未曾将印鉴交由第三人保管，第三人从未控制过原告。第二，原告有意模糊了购买股权和购买股权收益权的区别，第三人没有买过股权，只是购买了原告的股权收益权，原告一直是股权的所有权人。第三，原告对资金流向的陈述，包括拍卖保证金、拍卖费、借款等均与事实不符。第四，原告也是信托产品委托人，原告从未对信托财产的分配提出异议，按照合同规定，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第三人的义务已经解除。第五，原告作为股权的所有权人，纳税是原告的义务。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六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证明中融-大连控股股权收益权信托基金成立及融资情况。
1、中融-大连控股股权受益权投资信托合同二份、关于“中融-大连控股股权受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成立的报告一份、中融-
大连控股股权受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委托人明细一份，证明股权信托基金于2010年8月30日成立，共有投资人12人，被告享有相当于4,450万元资金的权益；
第二组证据：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的合作关系。
2、特定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一份，证明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自股权信托基金设立之日起，原告即由第三人实际控制，股权投资的任何收益归第三人所有；
3、股权质押合同、证券质押登记证明各一份，证明原告将信托财产拍卖获得的大连控股1亿股股票质押给第三人；
第三组证据：证明原告受令进行股权投资及资金流转情况。
4、原告账户明细一份及付款凭证五份，证明沈阳高登大酒店有限公司向原告转账1.5亿元，其中1亿元系借款，同日原告向拍卖行支付6,100万元；第三人将2.61亿元支付给原告，同日原告向拍卖行支付3.5亿元；
5、关于大连控股拍卖股权已过户的公告一份、大连控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份，证明1亿股股权归入原告名下，原告将股权质押给第三人，没有约定质押期限；
6、原告减持清单一份、大宗交易委托单十七份、付款凭证三份，证明原告在第三人的实际控制下，将1亿股股票分批减持并获得收入，申银万国玉屏营业部将减持收益支付给了原告；
7、中融-
大连控股股权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定期管理报告一份，证明原告所持有的1亿股股权的股票分析、操作决策等均由第三人实际控制，原告参与拍卖时支付的股权竞拍款实际即为股权信托基金财产；
第四组证据：证明股权信托基金收益分配情况。
8、付款凭证一份、中融-
大连控股股权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清算报告一份、收益分配银行清单一份，证明原告将股权减持的全部收入转入信托基金账户，第三人对信托收入进行了分配，但第三人没有申报纳税；
第五组证据：证明原告因股权投资应缴及已缴税款。
9、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税务事项通知书送达公告各一份，证明深圳地税局要求原告补缴税款，并给予了罚款；
10、付款凭证及税收缴款书各三份，证明原告缴纳了税款和罚款；
第六组证据：被告及第三人工商注册信息。
11、档案机读材料、营业执照、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各一份，证明被告及第三人的主体资格。
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5、7、8、11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3、4、6、9、10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第三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3、8、11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5、6、7、9、10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被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根据对双方证据的审查，综合分析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1、2、3、5、7、8、11，被告或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6，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认为证据4中2010年9月27日的二份付款凭证能够与原告账户明细相互印证，予以采信；证据6与证据7、8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证据9原告无法提供原件，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0与原件核对无异，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以及原、被告的上述诉、辩意见，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0年8月13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特定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其中第1.6条载明特定股权是指原告于2010年8月16日通过拍卖持有大连控股1亿股将于2011年6月13日实现流通的限售流通股，占大连控股总股本的9.4％；1.7条载明特定股权收益权是指第三人有权要求原告支付特定股权售出收入及股息红利等各项收入等额资金的权利；第2条约定原告按照合同规定向第三人转让特定股权收益权。原告有权利按照合同规定向第三人回购特定股权收益权。第3.2.1条转让价款并未填写。第3.2.5约定信托计划成立后，原告的公章、法人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和开户许可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股东卡等一切证照的原件需交第三人，直到办理完毕特定股权质押登记手续。3.2.6条约定如原告基于2010年8月16日未拍得大连控股1亿股限售流通股的，原告需无条件退回第三人交付的全部转让款。第11.1条约定双方应依国家有关规定各自承担并缴纳因本合同的签署和履行而产生的税费。第12.6条约定在信托计划满12个月后10个工作日内，如原告未选择回购股权收益权时，即视同原告授权第三人自行安排抛售股票的时间及方式；抛售收入首先用于分配优先级委托人信托利益，其次用于分配一般级委托人信托利益，如有剩余的，按信托计划现状一次性分配给次级委托人，分配完成后，信托计划即告终止。同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将大连控股的1亿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第三人。2010年10月1日，双方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010年8月30日，第三人出具关于“中融-
大连控股股权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成立的报告，载明该计划于本日成立，募集信托资金3.61亿元，与12名委托人签署了资金信托合同，其中包括原告出资5,000万元与1,100万元，被告出资3,450万元与1,000万元。
2010年9月25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了一份中融-
大连控股股权受益权投资信托合同（一般级委托人）及认购风险申明书，信托合同约定被告为委托人，第三人为受托人，被告交付的信托资金为3,450万元；第三条信托计划目的约定被告基于对第三人的信任，将信托资金交付给第三人，由第三人按照被告的指令，集合本信托计划委托人的资金，以自己的名义受让原告通过2010年8月16日拍卖持有的1亿股大连控股将于2011年6月13日实现流通的限售流通股权的收益权，最终每股受让价格以实际募集金额对应1亿股的计算结果为准。若拍卖未成功，信托资金将按剩余实际金额退回至委托人账户。第四条信托计划类型约定本信托为自益信托，受益人与委托人为同一人。第六条信托计划期限约定本信托计划期限为自信托计划成立日起18个月。第十条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和处分第7款载明在信托计划满12个月后的10个工作日内，原告未选择购买股权收益权时，即视为原告授权第三人处置标的股票。第十九条约定信托财产承担的费用包括受托人报酬、保管人的保管费、信托财产管理运用或处分过程中发生的税费等；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及相关服务机构，应根据各自所取得的利益分别缴纳有关税费及其他费用。同日，双方又签订一份中融-
大连控股股权受益权投资信托合同（次级委托人）及认购风险申明书，信托合同约定被告为委托人，第三人为受托人，被告交付的信托资金为1,000万元。
2010年9月27日，第三人向原告支付2.61亿元，用途为投资款；同日，原告向辽宁嘉诚拍卖有限公司支付3.5亿元。
2010年10月20日，大连控股董事会发布关于拍卖股权已过户的公告，载明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称该院在执行过程中拍卖的公司1亿股股权被竞买人原告竞得，现竞买人已经付清竞买价款；经查询，原告已完成股权登记过户，所持的1亿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9.4％；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因上述拍卖已成交，依法解除了1亿股限售流通股的冻结；原告已于2010年10月19日将该1亿股股权质押给第三人，无明确质押期。
2011年7月6日至7月15日，原告委托申银万国将1亿股股票卖出。申银万国于2011年7月7日向原告支付384,851,980元，于2011年7月12日向原告支付49,948,874元，于7月18日向原告支付391,995,781.10元，合计826,796,635.10元。
第三人出具中融-
大连控股股权受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定期管理报告，载明本信托自2010年8月13日成立以来，现已运作11个月，第三人作为受托人向投资者报告2011年第二季度信托事务管理事宜，其中第6条信托单位申购与赎回为无；第三条载明信托资金的收支分配情况为支出3亿元用于向原告购买1亿股限售流通股的股权收益权，信托财产专户中尚留存158,509.41元，第七条结论为截至目前，本信托计划运行稳定，信托资金运用规范。
2011年7月18日，原告向第三人支付726,437,920元。同日，被告收到第三人支付的119,290,599.46元。原告收到第三人支付的155,300,623.83元。
2011年9月16日，第三人出具中融-
大连控股股权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清算报告，载明信托期限339天（2010年8月13日至2011年7月18日），信托财产的收支情况中，信托产品收入365,602,841.91元，信托产生费用5,014,609.76元，信托累计实现信托收益360,588,232.15元。
2014年9月22日的三份税收缴款书载明原告分别向深圳市龙岗区地方税务局缴纳了25,584,897.88元、3,872,427.88元、20,221,555.50元。
本院认为，法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有两个构成要件，一是当事人之间必须存在财产损益的变动关系，即一方当事人获得利益、另一方当事人利益受损，且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是财产损益的变动，必须是无法律上的原因所导致，即财产损益的结果没有合法的根据。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特定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将自己持有的大连控股1亿股限售流通股的股权收益权转让给第三人，使得第三人能够成立“中融-
大连控股股权受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该信托计划成立后，募集信托资金3.61亿元，与12名委托人签署了资金信托合同，其中原告出资6,100万元，被告出资4,450万元。根据特定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第2条的约定，原告有权利向第三人回购特定股权收益权。然而，原告并未回购股权收益权。依照转让合同第12.6条的约定，在信托计划满12个月后10个工作日内，如原告未选择回购股权收益权时，即视同原告授权第三人自行安排抛售股票的时间及方式。实际上，原告于2011年7月6日至7月15日（信托计划尚不满12个月）抛售了其持有的大连控股的1亿股限售流通股并将大部分实际收入支付给了第三人。综观原告的一系列行为，原告始终是大连控股1亿股限售流通股的所有权人。由于原告无法提供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原件，本院无法判断原告所缴纳的税款是否系出让股票的行为引起，但即便如原告所述，其作为所有权人，理应就出卖股票的行为缴纳国家规定的税款，原告的利益并未受损。其次，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了信托合同，将资金交付给第三人，成为了“中融-
大连控股股权受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委托人，被告基于该信托计划购买原告所有的大连控股1亿股限售流通股的收益权而最终受益，股权与股权收益权并非同一概念，被告受益与原告作为大连控股1亿股限售流通股的所有权人缴纳税款没有因果关系。根据信托合同第十九条的约定，信托财产承担的费用包括信托财产管理运用或处分过程中发生的税费等，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及相关服务机构应根据各自所取得的利益分别缴纳有关税费及其他费用。故信托财产承担的税款系信托财产管理运用或处分过程中本身产生的税款，并不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基于各自的投资行为或职业行为产生的税款。被告基于信托计划获得收益应当缴纳国家规定的税款，但该税款的缴纳与原告作为所有权人出卖股票应当缴纳的税款也没有因果关系。原告在诉状中称第三人在向各受益人分配受益时没有申报纳税使原告承受了多余税款的意见，显然与信托合同第十九条的约定相悖，第三人并没有义务为各个受益人申报纳税。再次，原告诉称，其所有证照及印鉴均被第三人保管，故被第三人控制实施了本案中的一系列行为，但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将证照实际交付于第三人，且根据其与第三人签订的特定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第3.2.5的约定，原告的公章、法人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和开户许可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股东卡等一切证照的原件需交第三人，直到办理完毕特定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原告作为具有独立意志的法人，其与第三人签订特定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或成为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均是成熟的商业行为，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原告所称的事实理由不符合法律关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原告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深圳市中恒基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7,322元，由原告深圳市中恒基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已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高丽宏
审 判 员 申 智
人民陪审员 李美幸
二〇一六年五月六日
书 记 员 张绵爽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
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
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