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8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原名：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国际机场航空货运站*栋*层***室。
法定代表人：王卫，总裁。
委托代理人：刘杨，上海市君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某某，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某。身份证住址：韶关市曲江区。
委托代理人：翟东卫，广东普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某某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8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经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某某提交的证据1、2、15及明德公司提交的证据2，3、4分别为涉案运单的第四、三、一联及第一、四联英文背书条款，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争议，且证据内容基本相同，原审法院均予以采信。根据上述显示：涉案运单一式四联，第一联背书条款为中文，第四联背书条文为英文，中文和英文内容相同，但英文条款所有内容均没有通过加粗加黑等方式进行明显提示；张某某所持订单第四联，托寄物内容是“塑胶盒子”，数量为“10”；其他第三联托寄物内容被修改为“手机内存卡”，数量被修改为“1000”，明德公司确定运输货物计费重量为“3.5kg”，实际重量为“3.2kg”。明德公司承认运单被修改，且在修改货物名称和数量时，张某某并没有在场也没有经张某某同意，但辩称是海关在检查过程所做的修改。原审法院认为，明德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海关对涉案快递货物进行了检查，即使海关对涉案货物进行了检查，根据《海关法》第八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进出口货物、物品或者过境、转运、通运货物向海关申报不实的”，海关将依法对涉案单位“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因此，明德公司关于海关对涉案快递单进行修过的辩解，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述证据，可以确定以下基本事实：张某某在寄件时填写托寄物内容为“塑胶盒子”，数量为“10”。明德公司未经张某某确认情况下，将托寄物内容修改为“手机内存卡”，数量修改为“1，000”；明德公司确认运输货物计费重量为“3.5kg”，实际重量为“3.2kg”。对于张某某的证据10、14证明内容，明德公司虽然未予以确认，但承认其工作场所有录像监控及张某某曾就本案就向其投诉沟通，经原审法院责令明德公司提交涉案相关录音录像或其内部对涉案纠纷调查情况资料，但明德公司以录像过了保存期限为由，至今未向原审法院提交相关资料。原审法院认为，明德公司作为一个专业快递公司和商事主体，应当知道也有能力对有关本案的纠纷录音录像等证据资料进行妥善保存，且张某某提供的录音和照片涉及对象是明德公司客服人员和收件人员，明德公司也有能力申请其工作人员出庭作证质证，但经原审法院责令和释明后，仍拒不提交有关本案的纠纷录音录像等证据资料，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明德公司无正当理由提供相关证据反对张某某的主张，且张某某也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可以推定张某某的主张成立。明德公司对张某某的证据4、5、6、7，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即是认可张某某曾购买了10，800个1GB手机内存卡，单价为2.51美元／个，合计价值为27，108美元，收件人收到货物为1，000个1GB手机内存卡的事实。证据8能与证据10及明德公司承认协助张某某报警的事实相印证。证据7也能与其他所有证据相印证。证据11、12证明的内容，与法庭演示结果基本相符，明德公司也对演示过程和结果予以确认，法庭演示结果是：箱子为641g，1，000个1GB的内存卡为244g；11包（其中10包是1，000个内存卡，1包是800个）共10，800个，为3，222g。由于明德公司将运单修改为“手机内存卡”，且明德公司修改运单是仅载明“手机内存卡”并未填写还有其他物品，明德公司虽然不确认演示箱子为运输时的原物，但其也未能提交证据予以反驳，因此，演示物品选定是合理的。演示物品数量与张某某证据4、5、6、7相吻合，且包装方式与证据13相吻合，演示物品均能完全装进箱子，即演示物品体积上也与张某某托运货物的不存在矛盾，因此，演示物品数量也是合理的。演示过程在法庭和明德公司见证下进行，且明德公司对演示的结果亦予以确认，因此，演示过程和结果都是合法的。第二次称重演示显示10，800个内存卡重量为3，222g称重结果是与运单上载明“实际重量3.2kg”的高度吻合，且演示的物品、数量、包装方式、体积均与张某某提交的证据4、5、6、7吻合；同时，第一次称重演示显示1，000个1GB的内存卡为244g，说明了明德公司所修改的运单1，000个内存卡的数量与其重量3.2kg相矛盾。综上所述，张某某提交证据1、2，4、5、6、7、8、10、11、12、13、14与明德公司证据2，以及法庭演示等证据之间均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明德公司未提交证据予以反证，因此，原审法院对以上证据均予以采信。对于张某某的证据3，明德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该证据可证明张某某为运单寄件人及本案适格张某某，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于张某某的证据9，明德公司对其关联性不认可，但对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原审法院认为证据与张某某主张损失相关，予以采信。对于明德公司的证据1，与本案没有相关性，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根据张某某与明德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原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
2013年4月18日，张某某以“Cathy”之名向大宗科技公司购买了10，800个1GB的内存卡，1GB的内存卡的单价是2.51美元，10，800个1GB的内存卡的总价款为27，108美元。同日，张某某将其购买的上述10，800个1GB的内存卡分装为10包1，000个，1包800个，共11包封装一个纸皮箱子中，并以“Cathy”之名委托明德公司运输至“香港九龙湾宏通街二号宝康中304室”，收件人为“张某某”。张某某在明德公司所提供的112732734139号运单上的“托寄物内容”填写“塑胶盒子”，“数量”填写“10”。明德公司确认运输货物计费重量为“3.5kg”，实际重量为“3.2kg”。明德公司工作人员未经张某某同意和确认的情况下，对张某某所托运的箱子进行拆封检查，将运单上托寄物内容修改为“手机内存卡”，数量修改为“1，000”，并重新包装。收件人“张某某”于2013年4月20日收到上述运单运送的箱子，箱子内仅有一包1GB的手机内存卡，数量为1，000个，其余10包共9800个内存卡并没有在箱内。张某某在涉案货物送达目的地后，发现送达的货物数量与其托运的数量不一致，并向明德公司反映情况。明德公司与张某某曾对涉案纠纷进行协商，并协助张某某报警处理。张某某为了处理本案纠纷，委托吴少鹏律师事务所公证涉案有关证据，支付了公证费港币8，000元。
另查明，涉案运单一式四联，第一联背书条款为中文，第四联背书条文为英文，中文和英文内容相同，但英文条款所有内容均没有通过加粗加黑等方式进行明显提示。张某某于2014年9月30日向原审法院起诉明德公司，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兑换6.1525人民币。
张某某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明德公司赔偿张某某货物损失24，598美元；2、明德公司赔偿张某某公证费港币8，000元；3、明德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张某某与明德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本着民事活动中的公平、诚实信用原则确立各自的权利并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明德公司运输合同承运人，将货物安全运抵托运人指定地点，并交付收货人是其主要合同义务。本案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张某某已履行交货义务，明德公司也接受了货物，涉案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处于承运人的控制下，明德公司对货物的安全负有保管责任和义务。本案张某某将10，800个1GB的手机内存卡交付明德公司托运，明德公司仅将其中1，000个1GB的手机送至目的地，其余的9，800个内存卡在运输过程中丢失，因此，明德公司未能将张某某所托运的货物全部安全运输至目的地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明德公司有关根据运单承担限制责任的辩解，即根据运单中有关“顺丰的责任”约定明德公司承诺按实际损失进行赔偿的，且不得超过托运单所载明条款所限定的每个公斤或每磅的限额。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运单相关条款的文字未能明显区别于该运单的其他文字，且托运人也未对该条款单独签名确认，此外，明德公司交与张某某的运单第四联相关条款使用是英文，而涉案合同在中国大陆境内订立，且张某某是中国公民，明德公司应当使用中文予以解释说明。退一步讲即使明德公司尽到说明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在本案中，涉案货物在明德公司管理和控制之下，发生大部分丢失，明德公司也未能说明发生货损的原因。因此，明德公司对涉案货物损失存在重大过错，因此，明德公司所主张有关限制责任的条款也是无效的。
关于张某某要求明德公司赔偿货物损失24，598美元及公证费8，000港币的请求。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在本案中，由于明德公司违约行为，造成张某某托运的货物损失，因此，应承担赔偿责任。明德公司对于张某某所主张货物单价2.51美元／个，并未提出异议或申请价值鉴定，因此，原审法院根据张某某主张货物损失数量和价格，计算张某某的直接损失为24，598美元，即9，800个×2.51美元。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条规定，“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或者凭指示的收货人，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本案张某某在寄送货物时，未如实向承运人表明货物的名称和数量，存在一定的过失。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在涉案合同中的过错程度，酌定张某某与明德公司对本案货物损失分别承担20%和80%的责任，因此，明德公司应赔偿张某某损失为19，678.4美元（24，598美元×80%），以张某某起诉之日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折算为人民币121，071.36元。张某某主张明德公司赔偿其公证费8，000港币，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零四条，《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明德公司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张某某赔偿损失人民币121，071.36元；二、驳回张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749元，由明德公司负担。
上诉人明德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第一项判决内容，依法改判明德公司在合同规定的标准内赔偿；2、依法判决本案全部案件受理费由张某某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张某某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证明其托运物的内容。1、张某某在托运单中，托寄物的内容仅写明“塑胶盒子”数量也仅为“10”，现有证据并不能显示本案托寄物的数量和金额。虽然张某某提供了张某某向大宗科技公司购买的合同等，但仅能证明合同的相对方之间存在着购销交易关系，并且，香港JRZ公司委托张某某购买内存卡，两者却违反商业规律，张某某方在无任何的利润存在的情况下，作为中间人受托购买了其所声称的物品，这违背了商业常理。在此情况之下，完全可以由JRZ公司自行与大宗科技公司签署合同购买。而张某某作为托运人有义务认真填写托运物的品名，在明德公司提交的张某某往常的托运单中，均明确记载奶粉、衣物、化妆品等，数量记载也清晰明了，而本案之中，托运单所载明的内容与其所声称的一万余片内存卡，明显矛盾。作为快递行业的惯例，并不会将托运单永久保存，而系将托运单扫描后电子存档，这是符合行业规范的，明德公司提交的往常托运单系合法有效的。2、明德公司为配合张某某所进行的理赔及报案等，并不能认为明德公司认可张某某具体托寄物。张某某托运单所载明的收件人，在收派员送抵托运物后，已签收了上述托运物，事后声称少了部分货物，而明德公司作为合法守规的快递公司，积极的配合处理上述事宜，按照张某某声称的事项进行了内控及报警等处理事宜，其中针对托运物内容的描述，仅是按照张某某声称的情况配合处理，并非是查证的事实。并且，报案尚未产生任何结果，不能界定为明德公司的过错或重大过失。3、托运物系由收件人实际签收的，收件人作为证人亦证实其实签收了货物，事后才声称货物遗失，并不能排除系收件人自身原因造成货物遗失的情况。无论从托运物包装，重量等，均可以区分出不同，但收件人仍签收确认，是否遗失的情况，并不能仅凭张某某及证人的口述即确认，明德公司配合处理所确认的，仅系张某某理赔声称的情况，而并非双方确认的事实。原审法院径行认定明德公司存在过错或重大过失，无事实依据。4、对于托运单的修改，系根据托运单所载明条款，为配合海关检查，明德公司做抽检工作时修改的，而非判决所载明的“海关在检查过程中所做的修改”。而如果不如实申报的情况下，则有可能因为涉嫌走私而被罚没，就本案涉案的托运物而言，张某某的收件人实际收取了货物，并签收确认。5、法庭演示所使用的物品与本案并无关联性，并非本案的托运物，而且，两次庭审演示所使用的物品也并不相同，原审法院判决的推论毫无事实依据。法庭演示的情况仅能证明在重量是一致的，但并不能推论出相应的托寄物的内容。综上所述，张某某提供的上述证据，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为了证明其目的，违背商业规律的情况下，存在编造证据的情形。并且，张某某作为托运人肆意未如实填写托运物的名称和数量，系其自身过错造成的。对于收件人签收的行为，事后才声称遗失，对于是否遗失，以及遗失的责任，不能排除是收件人自身造成的，不能认定明德公司存在着过错或重大过失。
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于涉案托运单的认定有误。1、双方当事人之间运输合同合法成立且有效，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明德公司与张某某签订的运单，该运单是一份书面的货物运输合同。张某某和明德公司在运单正面填写和签署的内容，以及背面的“快件运单契约条款”，是张某某与明德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它们共同构成运输合同的具体条款。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所以，张某某和明德公司之间的以运单为表现形式的货物运输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应当严格履行。2、张某某和明德公司签订的运单明确约定了货物遗失的赔偿方法，应当按照运单条款执行。根据运单上寄件人签署栏采用加粗字体及颜色差异的方法醒目标明“请仔细阅读背面所载契约条款，签字即同意接受条款的一切内容”，落款处有张某某的署名。张某某对涉案运单所载托寄物价值金额、声明价值金额及赔偿办法等条款内容完全理解与知悉。并且，张某某也不是第一次与明德公司合作，对于托运单的内容是明确知悉的。对于其中背书条款，因系国际件所以其中一联是英文的，但同时是有相对应的中文条款对照，明德公司也提交了翻译公证，证实两联的条款内容是一致的；同时，张某某也可要求收派员对其说明。并且，张某某所提交的购销合同均为英文的，也证实其是可以审阅理解的。3、运单中关于赔偿限额的规定虽属于格式条款，但符合法律规定和行业惯例，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运单背面的“快件运单契约条款”，属格式条款，但格式条款并非必然无效。运单在寄件人签署栏采用加粗字体及颜色差异的方法醒目标明“请仔细阅读背面所载契约条款，签字即同意接受条款的一切内容”。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已充分履行了合同法第39条“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的义务。运单中关于赔偿限额的规定，也符合国际和国内货物运输行业的通行惯例。根据有关货物运输的法律法规和国际公约（民用航空法、铁路法、海商法、邮政法、华沙公约等），国际和国内货物运输行业，均对托运货物的损失设定一定的赔偿限额。因为承运人计算运费的依据和收取运费的标准，是货物的重量或者体积，而不是其实际价值：所以对于货物损失的赔偿，也不能按照实际价值，否则将不合理地加重承运人的经营风险，阻碍货运行业的××发展。至于托运人的利益，则可以通过“保价运输”和“运输保险”来实现，即由托运人在运费之外，另行交纳一定金额的保价费或者保险费，从而合法转嫁货物损失的风险。我国邮政运输部门丢失快件的赔偿标准是：除免除本次服务费外，购买保价（保险）的快件，邮政部门按照被保价（保险）金额进行赔偿；没有购买保价（保险）的快件，按照邮政法、邮政法实施细则及相关规定办理，即信件类按照本次服务费用（不含其他附加费）的2倍进行赔偿；包裹类则按照实际损失的价值进行赔偿，但最高不超过本次服务费用（不含其他附加费）的5倍。2008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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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服务》，规定的丢失快件的赔偿标准与邮政部门的标准一致。明德公司自行规定的标准甚至高于行业标准。所以运单未免除我方主要义务、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本格式条款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及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有效。综上所述，本案的运输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张某某主张的经济损失，明德公司应按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赔偿。从行业惯例及赔偿标准来看，张某某的赔偿请求明显过高，如果张某某的请求获得支持，则必将增加快递服务组织的经营风险，不利于我国快递服务行业的发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张某某的不当请求，维护明德公司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张某某答辩称：一、明德公司的诉讼请求第一条并不明确具体，仅仅要求法庭在合同规定的标准内进行赔偿，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要求，请求法庭驳回明德公司的上诉请求。
二、上诉状第2页第3段说收件人在事后才声称货物遗失，不符合客观事实。收件人是在收件当场发现货物遗失，并向明德公司的送件员进行口头表达。
三、请求法庭慎重考虑张某某作为自然人在本案的举证能力，张某某在本案中保留了所有其能保留的证据，有录音、录像、明德公司发的传真、明德公司与张某某之间的运单、张某某购买涉案物品的聊天记录、送货的送货单、银行转账凭证等，并且为了本案的诉讼，又进行了公证，重新把同类的涉案物品重新买了一遍，以便进行法庭现场演示，可以说张某某作为一个自然人，已经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了自己最大的举证责任。并且张某某所提交的15项证据也能够相互印证，完全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四、明德公司作为一个大型的物流企业，是一个有专业资质的承运人，但是明德公司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对涉案货物的运输过程中的各个风险环节的防范进行举证，明德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尽到了善良管理人的谨慎注意义务，也没有尽到一个承运人将货物安全及时送达收货人的合同义务，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五、无论是明德公司提交的背书条款，还是张某某提交的背书条款，该背书条款作为格式合同，其中第11条并没有用加粗加黑的方式与其他条款区分开来，所以该条应为无效条款。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涉案运单一式四联，涉案运单第12项寄件人签署一栏用加粗字体载明“请仔细阅读背面所在契约条款，签字即同意接收条款的一切内容”，张某某在该处签名。第一联背书条款为中文，第四联背书条文为英文，中文和英文内容相同，但中文条款与英文条款所有内容文字字体均没有加粗加黑。明德公司在原审开庭是辩称是海关查验时在第三联填写了“手机内存卡”，而在二审期间明德公司改为陈述是收件员写的。
2015年7月1日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在运输过程中明德公司是否丢失部分货物；二、涉案运单中“顺丰的责任”的限价赔偿条款的效力；三、明德公司应当赔偿货物损失金额。
关于在运输过程中明德公司是否丢失部分货物问题。本案中张某某主张已将10，800个1GB的手机内存卡交付明德公司托运，但明德公司确认仅将1，000个1GB的手机内存卡送至目的地，明德公司与张某某就是否存在9，800个内存卡在运输过程中丢失问题各执一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张某某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证据证明其曾购买了10，800个1GB的手机内存卡，并且在法庭演示10，800个1GB的手机内存卡重量3，222g与涉案运单载明实际重量3.2kg相互印证。
另一方面，明德公司辩称未丢失货物，但法庭演示箱子重量641g与1000个1GB的手机内存卡重量244g，与涉案运单载明计费重量3.5kg、实际重量3.2kg均不一致；明德公司在原审法院辩称是海关了修改货物名称和数量，而在二审期间改为陈述是收件员写的，前后陈述不一致；明德公司作为一个专业快递公司和商事主体，应当知道也有能力对有关本案的纠纷录音录像等证据资料进行妥善保存，且张某某提供的录音和照片涉及对象是明德公司客服人员和收件人员，明德公司也有能力申请其工作人员出庭作证质证，但经原审法院责令明德公司应当提交涉案相关录音录像或其内部对涉案纠纷调查情况资料后，明德公司以录像过了保存期限为由，仍未提交有关本案的纠纷录音录像等证据资料，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明德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相关证据反对张某某的主张，且张某某也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推定张某某的主张成立，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的证据与主张，本院认为张某某的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而明德公司的陈述存在前后一致之处，且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否定张某某的主张。因此张某某的证据与明德公司的证据相比，存在证据优势，本院采纳张某某的证据与主张，在运输过程中明德公司丢失9，800个1GB的手机内存卡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涉案运单中“顺丰的责任”的限价赔偿条款的效力问题。涉案运单中“顺丰的责任”中载明明德公司承诺按实际损失进行赔偿不得超过托运单所载明条款所限定的每个公斤或每磅的限额，该限价赔偿条款是明德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当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限制赔偿条款予以说明。虽然第12项寄件人签署一栏用加粗字体载明“请仔细阅读背面所在契约条款，签字即同意接收条款的一切内容”，张某某在该处签名，但涉案运单背面限价赔偿条款文字字体均没有加粗加黑，故涉案运单背面的限价赔偿条款的文字字体未明显比其他字体醒目，明德公司仅提示张某某阅读所有条款，但未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的合理方式提醒对方注意限制赔偿条款，明德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其已向张某某就该限价赔偿条款予以说明，且该限制赔偿条款排除了张某某的主要权利，故本院认为，涉案运单中“顺丰的责任”的限价赔偿条款无效。因此关于明德公司有关根据涉案运单中“顺丰的责任”的限价赔偿条款承担限制责任的辩解，违反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明德公司应当赔偿货物损失金额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运输过程中明德公司丢失了9，800个1GB的手机内存卡，造成张某某托运的货物损失，明德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张某某提供了“PerformaInvoice及翻译件”与“经过公证的声明”证明所丢失的1GB手机内存卡单价2.51美元／个，且明德公司并未对单价提出异议或申请价值鉴定，因此，原审法院根据张某某主张货物损失数量和价格，认定张某某的直接损失为24，598美元（9，800个×2.51美元），并无不当。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条之规定，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或者凭指示的收货人，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张某某在寄送货物时主张仅为10个塑胶盒子，未如实向承运人明德公司说明货物为价值27，108美元的10，800个1GB的手机内存卡，因此张某某的行为亦有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原审法院酌定明德公司承担涉案货物部分丢失的赔偿责任超过订立合同时明德公司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院予以纠正。本院认为，根据公平原则，张某某与明德公司应当平均分担部分货物丢失的损失，因此明德公司应赔偿张某某损失为12299美元（24，598美元×50%），以张某某起诉之日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折算为人民币75669.6元。
综上所述，明德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85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张某某赔偿损失人民币75669.6元；
二、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85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张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债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受理费1749元，由张某某负担909元，由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负担840元。二审受理费3498元，由张某某负担1818元，由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6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 宁
审 判 员 何 溯
助理审判员 陈 朝 毅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房依蒙（兼）
附录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六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第十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