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大阳通用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法定代表人：林木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生，广东元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被告）：深圳大阳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法定代表人：林木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生，广东元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秋生，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一审被告）：谊邦电工材料（东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林国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生，广东元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永利丰集团有限公司（WINFULHOLDINGS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定代表人：李志源，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佘丁，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台一江铜（广��）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经济技术。
法定代表人：杨忠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宗垣，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婷燕，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人：ＴＡＩＨＡＮＧＬＯＢＡＬＨＯＬＤＩＮＧＳＬＩＭＩＴＥＤ。注册办事处地址：香港特别行政区。
上诉人深圳大阳通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阳通用公司）、深圳大阳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阳电工公司）、谊邦电工材料（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谊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永利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利丰公司）及一审第三人台一江铜（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一公司）、TAIHANGLOBALHOLDINGSLIMITED（以下简称大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东中法民���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阳通用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永利丰公司要求大阳通用公司支付货款598430.38美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请求；2、由永利丰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大阳通用公司与永利丰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买卖合同，没有交易事实;仅凭第三人台一公司送货的事实不能推定大阳通用公司与永利丰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一）大阳通用公司与永利丰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其他形式的合同。（二）大阳通用公司与永利丰公司之间没有订立合同的意愿，没有发生要约、承诺的任何过程，永利丰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是如何订立口头合同发生买卖关系的，���能提供发生事实买卖关系必定产生的订单、对账单、联络单、收款发票、银行凭据等证据，甚至直至2011年1月，连大阳通用公司的公司名称、地址、电话等基本资料均不知道。（三）永利丰公司称与大阳通用公司形成口头交易惯例与永利丰公司的书面交易习惯相冲突。（四）大阳通用公司收取了台一公司的送货不能推定大阳通用公司与永利丰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大阳通用公司向大韩公司购买货物，大韩公司指示永利丰公司代为向台一公司购买，永利丰公司指示台一公司向大阳通用公司送货；买卖关系仍然在大阳通用公司与大韩公司之间发生。永利丰公司或者台一公司虽然有送货的事实，但都与大阳通用公司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五）涉案应由永利丰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永利丰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与大阳通用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二、现有证据及永利丰公司的行为能证明大阳通用公司与永利丰公司之间没有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一）大阳通用公司收取了永利丰公司指示台一公司、正威公司送交的巨额的货物且从不向永利丰公司支付货款，而永利丰公司不仅从不催款还不断发货，证明大阳通用公司与永利丰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永利丰公司在涉案中仍然不向大阳通用公司及谊邦公司、大阳电工公司主张2010、2011年度通过台一公司送交的其他巨大数量的铜杆货款，严重违背常理；足以证明大阳通用公司与永利丰公司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永利丰公司只向大阳通用公司主张2011年8月27日、9月10日最后二张送货单的货款，该二张送货单的货物重量是64477公斤,但仅仅2011年度通过台一公司向大阳通用公司送货的数量为22张送货单，货物总重量为806462公斤,永利丰公司所���张货款的数量只占2011年度总量的8%。永利丰公司只向大阳电工主张2011年9月9日、9月10日最后二张送货单的货款，该二张送货单的货物重量是48838公斤,但仅仅2011年度通过台一公司向大阳电工公司送货的数量为26张送货单，货物总重量为951443公斤,永利丰公司主张货款的数量只占2011年度总量的5.13%。永利丰公司只向谊邦公司主张2011年8月27日、8月31日、9月3日、9月9日最后四张送货单的货款，该四张送货单的货物重量是121040公斤,但仅仅2011年度通过台一公司向谊邦公司送货的数量为43张送货单，货物总重量为1568264公斤,永利丰公司主张货款的数量只占2011年度总量的7.718%。（三）永利丰公司不能按一审法院的要求列明与大阳电工公司及谊邦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进行交易的整体明细。（四）永利丰公司称将货物按买进价出卖给大阳通用公司的说法严重违反商业的基本���则。
三、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东中法民四初字第17号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院（2013）粤高法民四终字第94号判决书认定大阳通用公司与永利丰公司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一）上述生效判决认定没有证据证明大阳通用公司与永利丰公司之间存在任何买卖合同或关于涉案货物货款如何承担的书面约定，永利丰公司不能证明对大阳通用公司享有合法债权。（二）上述生效判决及其证据交换、庭审笔录提供了大阳通用公司与永利丰公司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的例证。
四、永利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志源在香港高等法院宣誓确认，台一公司向大阳通用公司送货是为完成第三人大韩公司对大阳通用公司的送货义务，永利丰公司无权收取货款。（一）大阳通用公司提交的（2013）粤莞东部第025164、015166号公证书（香港高等法院1687号、454号判决书）证明以下事实：刘某是大韩公司的销售代表，永利丰公司是大韩公司的销售代理人。永利丰公司的李志源与大韩公司的刘某合谋进行“回购交易”操作，挪用了大韩公司应当交付给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等珠三角客户的货物存放于香港的世天威仓库并向银行抵押融资，为了完成大韩公司应向大阳通用、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的交货义务，就借用永利丰公司的公司平台，以永利丰公司的名义向台一公司、正威公司购货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等珠三角公司交货。长期以来，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收取台一公司、正威公司的交货，从不向台一公司、正威公司支付货款，也不向永利丰公司支付货款，而是向大韩公司支付货款。（二）大阳通用公司已经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大阳通用公司是与大韩公司进行交易。大阳通用公司提交了与大韩公司进行交易的完整的交易文件，包括合同、送货单、对账单、付款单、发票等文件，该等文件中还包含了台一公司、正威公司的送货，文件与文件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三）大韩公司向大阳通用公司发起诉讼，追讨包含案涉货物在内的货款。大阳通用公司提交证据证明大韩公司向大阳通用公司发起诉讼，主张以永利丰公司名义通过台一公司向大阳通用公司交付的货物的货款。综上，请求法庭依法纠正一审判决的错误，驳回永利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大阳电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驳回永利丰公司请求大阳通用公司支付货款453280.13美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2、由永利丰公司承担一、二审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上诉事实和理由与大阳通用公司一致。
谊邦公司上诉请���：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驳回永利丰公司请求谊邦公司支付货款1103733.36美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2、由永利丰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上诉事实和理由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一致。
永利丰公司辩称：一、永利丰公司已就其向大阳电工公司、大阳通用公司、谊邦公司（以下简称为大阳集团）履行的送货义务进行了举证，可以认定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集团之间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涉案中，大阳集团对已经收到台一公司的货物没有任何异议，且负责送货的台一公司在一审也确认其是按照永利丰公司的指示向大阳集团送货的。上述永利丰公司的举证、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的自认以及第三人台一公司的确认，三者结合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大阳集团确实收到了涉案货物，也就是说永利丰公司已就其向大阳集团履行送货义务进行了举证。涉案交付货物的形式是第三人台一公司受永利丰公司的委托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交付货物，但该指示交付的形式不能改变永利丰公司已完成交付货物的事实以及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集团之间存在的事实买卖合同关系。
二、大阳集团与大韩公司之间成立的是另外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涉案无关。从大阳集团提供的其与大韩公司之间的合同及送货单可以看出，大韩公司出售给大阳集团的货物与涉案货物并不是同一批货物，大韩公司向大阳集团出售的货物是从韩国起运到香港，再由货运公司从香港运送到大阳集团，但是涉案货物是永利丰公司直接委托中国大陆的台一公司送货至大阳集团处。因此，大阳集团与大韩公司之间成立的是另外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涉案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完全独立的。另外，根据大阳通用公司在一审��供的证据记载，自2010年3月起，大韩公司已经开始直接将铜条发运给客户，不再雇佣任何代理人。涉案的铜条送货时间均是在2011年8月至9月期间，即如果事实真如大阳集团所主张的，这批铜条是大韩公司向大阳集团履行的送货义务，那么应该是大韩公司直接向大阳集团发货，大阳集团收到的应该是大韩公司的货物，不应该是任何第三方的货物。然而案件中，大阳公司收到的却是台一公司的货物，且台一公司明确表示是永利丰公司指示其送货的。明显，涉案的这批铜条与大韩公司无关，大阳集团与大韩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涉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关系。
三、大阳集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大韩公司委托台一公司向其送货的。大阳集团在上诉状中辩称是大韩公司委托台一公司向其送货的，但是其未能提供任何大韩公司委托台一公司送��或大韩公司委托永利公司丰送货的书面授权，即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收到的货物是大韩公司委托台一公司送的，且负责送货的台一公司也表示其从未受大韩公司的指示向大阳集团送货，其是受永利丰的指示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送货的。因此，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应该向永利丰公司履行付款义务。
四、是否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与是否存在事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完全是两码事，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只是认为永利丰公司未能提供其与大阳集团签订的书面的买卖合同，并未认定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集团之间不存在事实的买卖合同关系。（2010）东中法民四初字第17号案件审理的重点是永利丰公司与台一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并未对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集团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深入的查明。大阳集团不能仅以永利丰���司未能提供书面的买卖合同就否定双方之间存在的事实买卖合同关系。而事实上，根据永利丰公司提供的台一公司的送货单及台一公司确认是受永利丰公司指示送货的事实，就可以认定，大阳集团与永利丰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
五、李志源从未在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上确认台一公司是受大韩公司的指示送货。首先，一审被告大阳集团等三家公司提供了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该判决是案外人TGH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申请对包括永利丰公司在内的多名案外人实施冻结令的判决，TGH主张其从韩国运至香港的货物被案外人刘某挪用了；而涉案则是大阳集团拖欠永利丰公司货款，永利丰公司要求大阳集团支付货款，两案从诉讼主体到法律关系没有任何关联性，因此，上述判决与此案无关。其次，大阳集团提供的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上没有任何内容显示李志源确认台一公司是受大韩公司的指示向大阳集团送货。李志源只是提到台一公司向大韩公司客户供应铜条，但并未确定这里的客户就是大阳集团，更未确认涉案货物是由大韩公司指示台一公司去送货；另外，大韩公司的代表已经否认了大韩公司委托台一公司送货。因此，大阳集团所谓的李志源的宣誓确认根本就不存在。综上，永利丰公司已向大阳集团履行了送货义务，双方之间存在事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大阳集团应该向永利丰公司履行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永利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大阳通用公司立即向永利丰公司支付货款598430.38美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3708.07美元；二、大阳电工公司立即向永利丰公司支付货款453280.13美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4274.50美元；三、谊邦公司立即向永利丰公司支付货款1103733.36美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44163.53美元；上述一至三项涉及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均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自交货日起暂计至2011年10月10日，诉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四、涉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台一公司与永利丰公司于2011年2月签订合同编号为C2011047的《购销合同》（转厂），双方约定以均价交易的方式交易SCR裸铜线，即裸铜线成交价=交货月上月LME官方GRADEA电解铜板每日现货美元结算价的月平均价+加工费USD240元/吨，付款期限是货到7天后付款，并约定交货方式为台一公司送货至永利丰公司处或双方另行确定的地点（限珠三角地区，超出该地区的费用另计）。台一公司与永利丰公司又于2011年6月签订���同编号为C2011065的SCR裸铜线《购销合同》（转厂），但交易方式为点价交易，即裸铜线成交价=点价单成交价格+加工费USD240元/吨。货物的付款期限、交货方式及违约处理等均与合同编号为C2011047的《购销合同》（转厂）约定的内容一致。同时，台一公司指定其境外的母公司台一铜业BVI公司收取货款。
从2011年2月至2011年9月，台一公司按照永利丰公司的指示分别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送货，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确认收到案涉货物。永利丰公司与台一公司有过多次对账和结算，但永利丰公司拖欠2011年8月及9月的部分货款未付，台一公司于是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永利丰公司支付货款2091499.77美元及逾期利息，该案案号为（2012）东中法民四初字第17号，一审法院判决：一、永利丰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台���公司支付货款2091499.77美元（该款如在中国内地支付，应按支付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基准价，兑换成人民币支付）；二、永利丰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台一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统计列各项欠款金额，及对应的计息起始日，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该款如在中国内地支付，应按支付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基准价，兑换成人民币支付）。一审受理费人民币104760.39元，由永利丰公司承担。
永利丰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粤高法民四终字第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台一公司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送货的日期、数量等如下统计表：
交货日期
送货单号
交货数量
（吨）
送货单上记载金额
（美元）
收货人
台一公司与永利丰公司确认价（美元）
违约金起始日
2011-8-27
1025129
36.876
322582.03
谊邦公司
322582.03
2011-8-27
2011-8-27
1025131
39.686
没有记载
大阳通用公司
368337.67
2011-8-27
2011-8-31
1025181
40.093
没有记载
谊邦公司
372115.16
2011-8-31
2011-9-3
1025214
20.032
185923.00
谊邦公司
185923.00
2011-9-3
2011-9-9
1025270
24.007
222816.17
大阳电���公司
222816.17
2011-9-9
2011-9-9
1025271
24.039
223113.17
谊邦公司
223113.17
2011-9-9
2011-9-10
1025275
24.831
没有记载
大阳电工公司
230463.96
2011-9-10
2011-9-10
1025276
24.791
230092.71
大阳通用公司
230092.71
2011-9-10
此外，大韩公司分别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支付货款，案件尚未审结。
以上事实，有永利丰公司、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据交换笔录及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永利丰公司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司、谊邦公司追讨货款，永利丰公司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因此案件为涉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案涉买卖合同的履行地点在中国内地，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的住所地也在中国内地，中国内地与案涉纠纷的联系最为密切，加之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均一致选择以中国内地的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准据法，因此一审法院确定以中国内地法律作为案件的准据法予以适用。
涉案争议的焦点首先在于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永利丰公司虽未能提供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签订的书面买卖合同，但负责送货的台一公司确认是按照永利丰公司的指示送货去大阳通���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处，永利丰公司就其送货义务的履行已经进行了举证，可以认定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而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抗辩称案涉货物是大韩公司指示台一公司去送货，然而台一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没有可以直接证明大韩公司与台一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及指示台一公司送货的证据，一审法院对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的辩解不予采信。
其次，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对收到货物没有异议，但永利丰公司没有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书面约定裸铜线的单价，永利丰公司以其与台一公司之间的裸铜线交易价格作为其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之间的交易价格。对此，一审法院考虑到：一、台一公司的送货单上大部分都有标注裸铜线价格，说明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对裸铜线的价格都知悉；二、永利丰公司销售裸铜线的价格按照正常交易习惯不会低于永利丰公司向台一公司采购裸铜线的价格。故，一审法院采纳永利丰公司的主张，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收货的数量、货款和时间参见上文统计表。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之间没有书面约定付款期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应当在收到货物的同时支付货款给永利丰公司。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在收到裸铜线后没有及时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永利丰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签订有违约金条款，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应当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最后，永利丰公司的诉讼请求大部分于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一条以及前述援引法律的规定，于2014年9月18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深圳大阳通用实业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永利丰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货款598430.38美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该款如在中国内地支付，应按支付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基准价，兑换成人民币支���，违约金以支付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基准价，兑换成人民币后按统计表所列各项欠款金额，及对应的违约金起始日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到期日）；（二）深圳大阳电工材料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永利丰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53280.13美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该款如在中国内地支付，应按支付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基准价，兑换成人民币支付，违约金以支付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基准价，兑换成人民币后按统计表所列各项欠款金额，及对应的违约金起始日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到期日）；（三）谊邦电工材料（东莞）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永利丰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103733.36美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该款如在中国内���支付，应按支付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基准价，兑换成人民币支付，违约金以支付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基准价，兑换成人民币后按统计表所列各项欠款金额，及对应的违约金起始日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到期日）；（四）驳回永利丰集体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一审受理费人民币105605元，由深圳大阳通用实业有限公司承担26401.25元、深圳大阳电工材料有限公司承担26401.25元、谊邦电工材料（东莞）有限公司承担52802.5元。
本院二审期间，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提交经过公证、认证复印自香港高等法院2011年1687号���件中的有关刘某、李志源所作誓章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在2012年3月30日作出的2011年第1687号判决。誓章内容包括：1、李志源代表源智公司、永利丰公司的第一份誓章，第七誓章，第二次修改的抗辩书，刘某的第二誓章、第四誓章、第五誓章、第六誓章，证明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没有买卖合同关系，永利丰公司无权要求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支付货款。2、李志源代表源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智公司）、永利丰公司的第一份誓章，第七份誓章，李志源第二次修改的抗辩书，证明李志源确认刘某是大韩公司唯一的工作人员，也是源智公司的唯一工作人员，刘某是解释铜条交易相关事项的最佳人选。源智公司接收了销售大韩货物的所有收益，除了向大韩公司支付的金额之外，剩余部分由源智公司直接支付给TECLeadings和华新，或通过永利丰公司支付给台一公司、正威公司、绿色金属。即永利丰公司支付给台一公司、正威公司的货款来源于大韩公司，支付行为是代表大韩公司进行的。永利丰公司按照刘某的指示与标准银行进行回购交易为大韩公司融资。（4）李志源承认，收取台一公司、正威公司送交货物的客户，以信用证的方式向大韩公司付款，不向台一公司、正威公司付款。（5）永利丰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铝锭和或铜阴极材料贸易，并不从事SCR铜条交易。3、刘某的第二、第四、第五、第六誓章，证明（1）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与大韩公司进行的交易，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以信用证的方式支付货款，但大韩公司通常并不交付该信用证项下的货物，而是由刘某以“货物配载”的方式交付其他货物。（2）李志源及刘某都认同刘某是代表源智公司提供证言和证明的最合适人选。（3）刘某代表大韩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进行的交易都得到大韩公司的同意。（4）大韩公司的铜杆生产出现问题，导致不能及时向客户交付货物是“货物配载”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还提交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在2012年3月30日作出的2011年第1687号判决，证明在该判决查明部分已载明，李志源宣誓确认，台一公司、正威公司向大韩公司的客户供应铜条，是为了满足大韩公司的订单，台一公司、正威公司没有收取付款，客户以信用证方式向大韩公司支付了货款。永利丰公司质证认为，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新的证据的认定标准，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同时认为誓章的本质是证人证言，应当满足证人证言作为定案依据的法定条件。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所提供证据材料的来源和使用方式违背香港法律的规定。在没有了解誓章背后的诉讼案件和其所涉及的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复杂背景关系的情况下，内地的法院不应当轻易依靠香港1687号案件的材料进行事实认定。台一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所有誓章和二份判决，只是程序性审判，不是实体审理中的陈述，没有实体裁决。而且不是完整的材料，是断章取义的内容，证据材料中并没有直接证明涉案货物所对应的买卖合同是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与大韩公司项下的货物，所有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认为刘某是大韩公司的唯一的工作人员，也是源智公司���一领取工资报酬的员工，与永利丰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智源有特别的关系，在台一公司与永利丰公司的购销合同中也是代表永利丰公司的定价人，故申请刘某出庭作证。二审同意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准许刘某出庭作证。刘某出庭作证称：“我在2005年到2011年9月担任大韩公司在香港和华南地区的销售代理。源智公司是大韩公司的贸易代理。永利丰公司是李志源个人公司，与我没有关系。大韩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是长期交易关系。因为台一公司与大韩公司是竞争对手，不能由大韩公司直接出面与台一公司签订购买铜杆的合同，所以只能由我们做调货安排。因为大韩公司的货物供应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就通过永利丰公司与台一公司签订合同，向台一公司购买货物再交给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从源智公司收到货款之后，又将款项交给永利丰公司，并由永利丰公司将款项交给台一公司。整个过程都是为了调货。刘某在出庭作证过程中接受了各方当事人的质询。刘某在给法庭的书面证言中称：1、2010年7月至2011年9月期间，永利丰接受大韩公司的委托，以永利丰的名义向台一公司、正威公司采购铜杆，并指示台一公司、正威公司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送货。该等货物，是大韩公司销售给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的，永利丰公司支付给台一公司、正威公司的货款是大韩公司承担的，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就该等货物一直以信用证方式向大韩公司支付货款（谊邦公司有少量货款按本人指示以电汇方式支付至永利丰公司账户），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就该等货款没��买卖关系，无权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收取货款。2、2010年7月至2011年9有期间，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分别与大韩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向大韩公司购买铜杆，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通过信用证方式向大韩公司支付货款，但大韩公司通常不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交付信用证项下记载的集装箱货物，而是采取了多种途迳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交货，其中的一个途径是委托永利丰公司向台一公司、正威公司采购铜杆并送交给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因此，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与大韩公司并不按照信用证进行对账结算，而是按照实际送货进行对账结算。
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为证明本案讼争货物是台一公司在履行��韩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提供了与大韩公司在2011年1月至9月的买卖合同，送货单、对帐单、银行付款单及发票，大韩公司委托律师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发出的催收货款函件等证据。永利丰公司一审质证认为对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与大韩公司的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大韩公司的送货单部分认可，台一公司、正威公司的送货单予以确认。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与大韩公司的对帐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帐单是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自己制作的，不具有证明力。付款单及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涉案货物是大韩公司销售给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催收货款函件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函件是案外人大韩公司发来的律师函，与本案无关。
在永利丰公司提供的合同编号为C2011065《购销合同》（外销）中，合同除给永利丰公司外，还要给刘总经理。合同附件的《点价规则》（外销或转厂）第四条点价方式第（1）款约定：买方点价须于卖方下班前（即下午五点三十分前）填妥《点价指令单》（附件二）签字或盖章后送至卖方，若无法与点铜前填妥点价指令单送至卖方（例如于下班时间），则买方应以手机短信向卖方传递点价内容（买方指定点价人姓名刘某/李志源，手机号为139××××9850；卖方接受点价人姓名陈惟晟，手机号为1380275797）。
正威公司因与永利丰公司的《铜杆销售合同》产生纠纷，于2014年5月12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永利丰公司、大韩公司共同向正威公司支付货款及违约金。2016年6月12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深中法涉外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驳回正威公司的诉讼请求。2016年11月22日本院作出（2016）粤民终1552号民事判决，维持深圳中院所作一审判决。在（2016）粤民终1552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部分“正威公司上诉所提及的香港判决（案号为HCA1687/2011）及香港判决（案号HCA454/2013）记载永利丰公司是销售大韩公司母公司所制造铜条的代理人，但并未认定永利丰公司代理大韩公司与正威公司签订本案铜杆销售合同。
除上述二审补充查明的一审事实外，对于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一审原告永利丰公司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成立的公司，第三人大韩公司注册地址也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因买卖合同产生纠纷，故本案属涉港买卖合同纠纷。当事人各方对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双方争议的准据法均没有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的上诉和永利丰公司的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是否应分别向永利丰公司支付货款。
关于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是否应分别向永利丰公司支付货款的问题。永利丰公司为证明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供与台一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及台一公司受永利丰公司委托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的送货单以及永利丰公司与台一公司的对账和结算单据，证明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应向永利丰公司支付购货款。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确认收到台一公司所送货物，但抗辩认为台一公司是代大韩公司履行大韩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并提供与大韩公司的买卖合同、送货单、对帐单以及银行付款单及发票。但买卖合同、对帐单及银行付款单据、发票均无法反映所记载的货物就是本案讼争合同项下的货物，单据之间所载明的货物也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而由台一公司直接交货给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的方式也与双方买卖合同约定的交货���式不符，且台一公司作为货物的所有权人否认其是受大韩公司委托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交付货物，已生效本院作出的（2013）粤高法民四终字第94号民事判决认定永利丰公司应就与台一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向台一公司支付货款2091499.77美元及利息。台一公司的确认以及生效判决的认定均说明台一公司不是履行大韩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间的买卖合同。故上述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的主张。二审诉讼时，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提交经过公证、认证复印自香港高等法院2011年1687号案件中的有关刘某、李志源所作誓章并申请刘某出庭作证。本院经审查认为，刘某、李志源在香港高等法院2011年1687号案件中的陈述是针对大韩公司就其失踪货物向刘某、源智公司、永利丰公司、嘉域（富兴）贸易有限公司提起的申请强制令诉讼而作出，刘某、李志源在大韩公司与永利丰公司、源智公司的交易过程中身份具有多重身份，因诉讼利益的不同，陈述事实的侧重点也不同，在刘某、李志源的誓章中，并无直接关于本案事实的内容。刘某、李志源所述内容反映了大韩公司与永利丰公司、源智公司的一种交易模式，但誓章中并没有指出本案台一公司所送货物就是大韩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之间所涉合同的标的物，台一公司在本案中对刘某、李志源的誓章内容不予确认，且李志源代表永利丰公司在1687号案件中所作陈述与永利丰公司在本案中的主张相矛盾，也与本案其他证据所呈现的事实相悖，故刘某、李志源在香港高等法院2011年1687号案件中所作誓章内容不足以证明台一公司的送货行为是为履行大韩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间的买卖合同。刘某在二审出庭作证称永利丰公司是受大韩公司的委托与台一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提供货物，刘某作为大韩公司在华南和香港地区的销售代理具体实施了该行为。永利丰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是向大韩公司支付货款。对于刘某的证言，通过二审庭审质询有如下事实呈现，首先刘某与永利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志源因双方共同成立公司的经营分配利润以及工资问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尚有未了结的诉讼，即刘某与李志源存在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件事实的依据；其次大韩公司是否委托永利丰公司与台一公司签订本案讼争的买卖合同并无证据证明，刘某尽管是大韩公司在香港和华南地区的销售代理，但在本案中的行为是否能够代表大韩公司，缺乏大韩公司的明确授权和追认。而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提供的大韩公司委托律师向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发出的催收货款函中，大韩公司在2013年催款前并不知道大韩公司的经办人刘某用台一公司货物履行大韩公司与大阳通用公司、大阳电工公司、谊邦公司合同的事实。在刘某的证言与本案其他证据存在矛盾以及大韩公司对刘某的行为并没有予以确认的情形下，刘某的证言不','2018-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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