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3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小玲，女，加拿大国籍，现住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护照号码×××4049。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鹏，男，加拿大国籍，现住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护照号码×××9151。
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小庆，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瑞昌，男，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1814。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淑亭，女，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182X。
上诉人张小玲、郭鹏因与被上诉人郭瑞昌、赵淑亭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3）佛城法民一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1年1月12日，郭瑞昌、赵淑亭签署《赠与书》，载明：“郭瑞昌、赵淑亭夫妻共有座落佛山市体育三街15号501房房屋一间，房屋所有权粤房字第××号，现在我们将上述房屋产权自愿赠与儿子郭东风二十分之十四产权，赠与郭东风的二十分之十四产权只归郭东风个人一方所有。郭宪生二十分之三产权，只归郭宪生个人一方所有。郭晓东二十分之三产权，只归郭晓东个人一方所有。我们郭瑞昌、赵淑亭夫妻本人各住至去世以后，绝不反悔。”同日，郭晓东、郭宪生、郭东风三人签署《受赠书》，载明：“父母郭瑞昌、赵淑亭赠与其座落佛山市体育三街15号501房房屋产权分别赠与给我们所有，我们表示自愿接受。”上述房屋所有权证粤房字第××号。
2001年1月17日，佛山市公证处出具两份公证书，以（2001）佛市公证字第97号公证书公证郭瑞昌、赵淑亭于2001年1月12日出具的赠与书签名属实；以（2001）佛市公证字第98号公证书公证郭晓东、郭宪生、郭东风于2001年1月12日出具的受赠书签名属实。
2001年7月，佛山市国土局向郭晓东、郭宪生、郭东风三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一份，确认座落于佛山市体育三街15号501房的土地使用者为郭晓东、郭宪生、郭东风，并在该土地证上载明：单元建筑面积215.28平方米，其中郭东风占二十分之十四，郭宪生占二十分之三，郭晓东占二十分之三。
2003年3月10日，郭瑞昌、赵淑亭与郭晓东、郭宪生、郭东风三人签署房地产买卖合同一份，约定郭瑞昌、赵淑亭将位于佛山市体育路三街15号501房的房地产转让给郭晓东、郭宪生、郭东风三人，约定该房地产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并未约定任何违约责任，且在该合同最后做出补充：郭东风占二十分之十四，郭宪生占二十分之三，郭晓东占二十分之三。同日，郭瑞昌、赵淑亭与郭晓东、郭宪生、郭东风三人共同签署佛山市房地产买卖申报表，载明郭瑞昌、赵淑亭将佛山市体育路三街15号501房全部转让给郭晓东、郭宪生、郭东风三人。
2003年3月17日，佛山市房地产交易所出具佛山市房屋交易证明一份，证明体育三街15号501房已经在佛山市房地产交易所办理了交易登记，买房人为郭晓东、郭宪生、郭东风。
2003年5月8日，佛山市房地产交易所向郭晓东（三人）出具契税完税证一份，载明房地产位置为体育三街15号501房，契约成立日期为2003年3月10日，计税金额为234000元，税率3%，实纳金额为3510元。并在备注栏中注明：减免税额3510元。
2003年5月19日，郭东风、郭晓东、郭宪生分别签收了房地产权证、共有（用）权证及国土证。同日，郭瑞昌、赵淑亭与郭晓东、郭宪生、郭东风三人共同签署佛山市房屋交易结案书表。郭晓东的房地产权共有（用）证号码为C0337585号。
另查明：2009年4月22日，郭晓东病逝于加拿大。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张小玲、郭鹏均持有加拿大护照，本案属涉外民商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因本案的争议主要围绕体育三街15号501房产权的问题，该不动产所在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佛山市禅城区，故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确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本案有管辖权。
关于《赠与书》是否为郭瑞昌、赵淑亭与郭晓东、郭宪生、郭东风之间设立赠与合同的问题。虽涉案房产产权处分以《赠与书》为依据，但从案件实际反映，产权的处分却非实质意义上的赠与。首先，根据郭瑞昌、赵淑亭的陈述，其与三个儿子订立《赠与书》是为了避免遗产税，可见郭瑞昌、赵淑亭处分涉案房产产权主要目的是为规避其死亡后第一顺序继承人承担相应的税费；其次，《赠与书》亦约定产权只归郭瑞昌、赵淑亭三个儿子个人所有，受赠人均系郭瑞昌、赵淑亭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而将其他人员排除在外；再者，《赠与书》还约定郭瑞昌、赵淑亭本人各住至去世以后，即郭瑞昌、赵淑亭对涉案房产的居住权直至其死亡后方消灭，换言之，存在关于郭瑞昌、赵淑亭死亡前各受益人不得擅自处分所有权以免妨害原告居住权之内部约定。综合上述分析，涉案房产产权的处分具有目的明确、受益人范围特定以及原产权人相应权利保留等特性。结合案情，涉案《赠与书》实为郭瑞昌、赵淑亭以赠与方式设立遗嘱先行处分其名下部分财产而出具。双方就此产生的纠纷，属继承类纠纷。
作为郭瑞昌、赵淑亭的继承人之一，亦为指定受益人的郭晓东先于郭瑞昌、赵淑亭死亡是郭瑞昌、赵淑亭处分涉案房产份额时所不能预见的，属于不可抗力。而郭晓东的死亡，即继承载体的消灭，与郭瑞昌、赵淑亭当时实施相应过户行为之目的已然相悖。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赡养人的配偶仅负有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之义务，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第十二条亦规定了“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故，郭瑞昌、赵淑亭能否撤销该遗嘱（即《赠与书》）相关内容以及郭晓东其他继承人应否取得该房产权益，都应依据案件实际综合认定。首先，郭瑞昌、赵淑亭处分涉案房产时就已明确过户涉案房产二十分之三的份额仅属郭晓东一人，并无将房产份额分配予张小玲等其他人员之意。其次，依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赡养内容之规定，赡养包括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而在郭晓东死亡后，张小玲作为丧偶儿媳不仅未对郭瑞昌、赵淑亭尽主要赡养义务，且与郭瑞昌、赵淑亭交恶，不符合《继承法》第十三条关于丧偶儿媳可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之要件。第三，张小玲、郭鹏早已定居国外，而郭瑞昌、赵淑亭至今仍居住在涉案房产内，该房产为郭瑞昌、赵淑亭安生之所。综上，郭瑞昌、赵淑亭作为遗嘱人，在郭晓东先于其死亡且郭晓东的配偶未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情况下，其撤销《赠与书》相关内容，符合《继承法》第二十条之规定。从尊重社会公德、实现当事人立约之真实目的，保护老年人生活有所保障等合法权益，以及权衡双方利益角度，对郭瑞昌、赵淑亭要求撤销《赠与书》关于对郭晓东获赠佛山市禅城区体育三街15号501房二十分之三份额约定的诉请予以支持。因郭晓东已死亡，上述产权已登记至郭晓东名下，而本案双方均为郭晓东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实现产权变更，郭瑞昌、赵淑亭关于要求张小玲、郭鹏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将涉案房产相应份额重新登记在郭瑞昌、赵淑亭名下的诉请，本院一并支持。
至于张小玲、郭鹏提出的关于撤销权时效的抗辩，因我国法律对遗嘱人撤销或变更其遗嘱并无时效规定，故对张小玲、郭鹏提出的相关抗辩不予采纳。关于郭瑞昌、赵淑亭与郭晓东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经查实，郭瑞昌、赵淑亭确于2003年3月10日签署过《房地产买卖合同》，并在佛山市房屋交易所办理了交易登记，但本案中张小玲、郭鹏并无提供郭晓东向郭瑞昌、赵淑亭支付价款的凭证；在办理契税完税证时，相关的交易契税金额均予以减免；郭东风、郭晓东、郭宪生所取得的产权份额与《赠与书》所载一致。由此可见，上述《房地产买卖合同》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系郭瑞昌、赵淑亭与郭晓东等继承人为达到产权变更目的、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方便采取的变通行为。故本院对郭瑞昌、赵淑亭关于确认《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请不予支持。
根据《继承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郭瑞昌、赵淑亭于2001年1月12日签署《赠与书》中赠与“郭晓东贰拾分之叁产权，只归郭晓东个人一方所有”的内容；二、张小玲、郭鹏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郭瑞昌、赵淑亭将位于佛山市体育三街15号501房登记在郭晓东名下的二十分之三产权【房地产权共有（用）证号码为C0337585号，共有（用）权人：郭晓东】变更登记至郭瑞昌、赵淑亭名下；三、驳回郭瑞昌、赵淑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张小玲、郭鹏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协助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金。一审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受理费2600元，由张小玲、郭鹏负担。
上诉人张小玲、郭鹏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一审判决（指一审重审判决，下同）认定《赠与书》的法律性质为遗嘱明显错误。理由如下：（一）从赠与人的真实意图来看，《赠与书》的法律性质是赠与而非遗嘱。其一，判断赠与人真实意图的时间点应该是其签名之时，而非事隔十多年后的某个时间点。郭瑞昌、赵淑亭在公证处签署《赠与书》，公证处对其二人真实意图已经进查明，并在《公证书》上明确注明其二人的行为为“赠与行为”。公证处对郭瑞昌、赵淑亭真实意图的查明属于第一时间，最为客观和可信。郭瑞昌、赵淑亭称其与三个儿子订立《赠与书》是为了避免遗产税，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应不予采信。截至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出台关于遗产税的规定。即便其陈述属实，也只是赠与的动机问题，并不影响《赠与书》的法律性质系赠与，在事实和动机上已否定遗嘱继承，郭瑞昌、赵淑亭避免交遗产税的实质就是避免继承。郭瑞昌、赵淑亭在其生前赠与房屋，说明其签署《赠与书》时不希望涉案房屋成为遗产，故在生前处分。其三，从郭瑞昌、赵淑亭签署《赠与书》之时至一审法院作出重审判决之日，郭瑞昌、赵淑亭从来都是主张《赠与书》就是赠与，而非遗嘱。在一审法院重审时要求将案由赠与纠纷改成继承纠纷时，其仍强烈反对。郭瑞昌、赵淑亭的上述诉讼行为表明其签署《赠与书》的意图是生前赠与，而非死后继承。本案定性为继承纠纷，完全是原审判决强加于双方当事人。（二）从整个《赠与书》的文字内容看，《赠与书》的法律性质为赠与，而非遗嘱。其一，根据《继承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的规定，遗嘱是立遗嘱人生前对其遗产所作的个人处分，并于其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从整个《赠与书》的文字内容来看，郭瑞昌、赵淑亭是赠与涉案房产，《赠与书》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是在其死后才由受赠人继承，也没有哪个字暗含该意思。其二，郭瑞昌、赵淑亭于2001年1月12日签署赠与书，同日，郭晓东三位受赠人签署受赠书，表示接受赠与。双方赠与和受赠行为均经过公证部门的公证，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赠与合同生效后，双方办理房产过户手续，郭晓东等三人均领取了房地产证、共有（用）权证及国土证。至此，整个赠与行为已经完成。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赠与人要求撤销赠与必须具备行使法定撤销权的法定事由，郭瑞昌、赵淑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撤销权符合法定条件。其三，根据《继承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立遗嘱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选定谁来接受自己的财产；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赠与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选定谁来接受自己的财产。故选定特定的人来接受自己的财产是遗嘱和赠与均具有的法律特征。因此，原审判决以“《赠与书》亦约定产权只归原告三个儿子个人所有，受赠人均系原告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而将其他人员排除在外”作为认定《赠与书》为遗嘱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如果该理由成立，假设受赠人后于赠与人死亡，受赠人死亡后，就会出现因赠与物“房屋”无法返还给赠与人而变成无主财产的结果，明显违反法定继承的规定。其四，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赠与人可以附条件。《赠与书》中的“我们郭瑞昌、赵淑亭夫妻本人各住至去世以后”是赠与合同所附的条件。正因为是赠与合同的法律性质，郭瑞昌、赵淑亭担心房屋所有权人的转移会影响到其居住，其要求居住到死亡后这一条件的设定就是对抗房屋产权的变更。一审判决以《赠与书》附有郭瑞昌、赵淑亭可以居住到去世作为认定《赠与书》为遗嘱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三）从《赠与书》在签署人生前生效并全部履行完毕来看，《赠与书》的法律性质为赠与，而非遗嘱。根据《继承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之规定，由于遗嘱是立遗嘱人生前以遗嘱方式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归属问题所作的处分，死亡前还可以加以变更、撤销，所以，遗嘱必须以遗嘱人的死亡为生效的条件，遗嘱所列明的内容在立遗嘱人死亡前并不能履行。根据《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赠与合同自受赠人接受赠与之日生效，而且赠与合同所约定的内容在赠与人死亡之前即可以履行。《赠与书》所约定的房产早于2003年就已经全部过户到郭晓东三兄弟名下，该《赠与书》生效和履行都是郭瑞昌、赵淑亭、郭晓东和其他受赠人积极追求的结果。（四）从赠与人和受赠人均有签字这一形式特征看，《赠与书》的法律性质是赠与，而非遗嘱。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遗嘱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立遗嘱人单方面就可以完成，无须继承人同意与否，而赠与合同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赠与人一方无法单独完成，需要受赠人表示同意。涉案《赠与书》上有赠与人和受赠人的签字，这一形式特征证明《赠与书》的法律性质是赠与，而非遗嘱。
二、一审判决在双方当事人均明确反对将案由变更为继承纠纷的情况下，擅自改变案由并迳行对郭瑞昌、赵淑亭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予以裁判，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一审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一审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中，经一审法院告知后，双方当事人都反对变更案由，而且郭瑞昌、赵淑亭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由于郭瑞昌、赵淑亭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原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的不一致，一审法院不应作出实体判决，而应驳回其起诉。一审法院在向郭瑞昌、赵淑亭释明后但其仍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迳行对郭瑞昌、赵淑亭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予以裁判，违反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定程序。
三、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讼争双方交恶，并隐含张小玲、郭鹏不尊重社会公德，不让老人有安身之所的判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一，郭晓东对郭瑞昌、赵淑亭一直很孝顺，张小玲、郭鹏对郭晓东的尽孝行为也一直予以支持并大力协助。郭瑞昌、赵淑亭三个儿子中，郭晓东最为孝顺，郭瑞昌、赵淑亭在（2013）佛城法民一初字第431号案庭审中对此也予以认可。其二，郭晓东2009年病故，郭瑞昌、赵淑亭和张小玲、郭鹏都很悲痛，本应互相关怀、安慰。正因如此，2009年8月，张小玲、郭鹏为了安慰郭瑞昌、赵淑亭，为其过生日，已尽到晚辈应尽的义务。一审判决认定“张小玲作为丧偶儿媳不仅未对原告未尽主要赡养义务，且与原告交恶”，既没有陈述时间、地点、人物、因果，更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完全是主观臆想的道德裁判。其三，张小玲、郭鹏继承郭晓东名下的财产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是郭晓东的意愿。如果张小玲、郭鹏要求继承郭晓东名下财产是不尊重社会公德和老人，那么郭瑞昌、赵淑亭花费大量时间调查张小玲、郭鹏的财产，也是欺负孤儿寡母之举。张小玲、郭鹏只是主张继承房屋份额的所有权，并未要求郭瑞昌、赵淑亭搬离涉案房屋，也不可能要求其搬离。《赠与书》附有郭瑞昌、赵淑亭有权居住到去世的条件，即使张小玲、郭鹏继承房屋份额的所有权后要求郭瑞昌、赵淑亭搬离也不可能实现。一审判决关于张小玲、郭鹏继承了房屋份额就会让郭瑞昌、赵淑亭无安身之所的判断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驳回郭瑞昌、赵淑亭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郭瑞昌、赵淑亭负担。
上诉人张小玲、郭鹏二审庭审中补充上诉称：一、从一审判决举证、质证、采信的事实看，《赠与书》的法律性质是赠与而非遗嘱。《赠与书》、《受赠书》均于2001年1月经佛山市公证处公证，一审判决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张小玲、郭鹏提供的双方涉案房屋房产买卖申报表、交易证明等证明房屋买卖产权过户成立，双方并无争议，一审判决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一审判决对涉案房屋的赠与、受赠、买卖、产权过户的实际履行在客观事实上予以认可是赠与行为，而非遗嘱继承行为。二、从双方当事人诉求看，一审判决定性为遗嘱继承行为违法。郭瑞昌、赵淑亭诉称，因《赠与书》约定赠与标的份额只归郭晓东个人所有，现郭晓东作为受赠主体已去世而不存在，其受赠份额应归还赠与人，进而请求撤销《赠与书》约定赠与郭晓东的份额，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等。诉讼中，一审法院曾要求郭瑞昌、赵淑亭变更诉讼请求为继承纠纷，遭到双方当事人的反对，而原审判决仍迳行对郭瑞昌、赵淑亭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予以裁判，违反诉讼程序。三、一审判决撤销《赠与书》没有事实依据。其一，原审判决中有关“根据原告的陈述，其与三个儿子订立《赠与书》是为了避免政府遗产税出台，而规避第一顺序继承人日后继承遗产时承担相应的税费”的认定明显偏信郭瑞昌、赵淑亭的陈述，无视公证机关公证书和房管产权交易机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顾，更无视赠与人和受赠行为人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二，一审判决以“《赠与书》亦约定产权只归原告三个儿子个人所有，而将其他人排除在外”为由将本案定性继承纠纷，从而撤销《赠与书》返还赠与房产份额，再次无视赠与行为在履行时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当时赠与行为的客观合法性。其三，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再者，《赠与书》还约定原告本人各住至去世以后……换言之，存在关于原告死亡前各受益人不得擅自处分所有权以免妨害原告居住权之内部约定”理由牵强，相关约定只是郭瑞昌、赵淑亭对赠与房产所附的条件，符合赠与的法律规定，受赠人郭晓东生前及上张小玲、郭鹏至今并未改变也无意改变涉案房屋由郭瑞昌、赵淑亭居住的现状。其四，一审判决认为，涉案《赠与书》实为“原告以赠与方式设立遗嘱先行处分其名下部分财产而出具。双方就此产生纠纷，属继承类纠纷”。前述“赠与方式设立遗嘱”概念逻辑混乱，不可能出现一个行为两种性质，从而再否认另一种性质。而“设立遗嘱先行处分”这一观点既矛盾又违背法理，我国继承法规定遗嘱必须以遗嘱人的死亡为生效条件，故先行处分遗产之说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五，按一审判决的逻辑，父母和子女间的赠与行为不论子女是否死亡在前，均可随父母意愿主导定性赠与或遗嘱，而不是根据行为发生的事实定性，也就是说父母与子女根本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赠与行为。四、从案由为“继承类纠纷”的定性看，一审判决出现技术性异常现象。原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继承类纠纷概念模糊。郭瑞昌、赵淑亭请求撤销《赠与书》，张小玲、郭鹏认为《赠与书》有效，本案根本不存在继承行为纠纷。判决结果是撤销遗嘱继承，而裁判撤销的《赠与书》是合同，合同为双方民事行为，遗嘱为单方民事行为。一审判决无法以遗嘱的民事行为定性，却又刻意为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重审一审判决，支持张小玲、郭鹏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郭瑞昌、赵淑亭答辩称：一、郭瑞昌、赵淑亭有权撤销2001年《赠与书》中的相关赠与条款。根据2003年房管部门变更登记的相关资料可知，2003年涉诉房产的二十分之三份额变更登记在郭晓东名下，直接依据是双方于2003年3月10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并非《赠与书》。上述事实表明《赠与书》并未履行且实际上已终止《赠与书》的效力。二、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的性质是继承而不是买卖。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包括各方的教育状况，相关人员的父母子女关系，相关人员之间关于涉案房产使用及涉诉房产份额的特别约定，《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款根本没有实际支付等，郭瑞昌、赵淑亭将涉诉房产份额登记到郭晓东名下行为的性质就是继承。即使上述行为不是继承而是赠与，根据赠与人与各受赠人的特别约定，三位受赠人任何一位去世在郭瑞昌或赵淑亭之先，都应将受赠房产份额归还郭瑞昌、赵淑亭。故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郭瑞昌、赵淑亭同样有权撤销赠与。三、郭瑞昌、赵淑亭所主张的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郭瑞昌、赵淑亭直至2012年8月2日张小玲起诉要求继承所赠与的房产份额后，才知道郭晓东、张小玲违反约定。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郭瑞昌、赵淑亭有权在张小玲要求继承后一年内主张收回涉案房产份额。郭瑞昌、赵淑亭2013年4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双方的诉辩意见和相关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本案属于继承纠纷还是赠与合同纠纷；二、郭瑞昌、赵淑亭是否可以撤销《赠与书》中赠与“郭晓东贰拾分之叁产权，只归郭晓东个人一方所有”的内容。对此，本院的分析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案属于继承纠纷还是赠与合同纠纷的问题。《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根据涉案《赠与书》、《受赠书》上分别载明的内容可知，郭瑞昌、赵淑亭将其名下房产赠与郭晓东等三人，郭晓东等三人均表示接受，且双方的赠与和受赠行为均经过佛山市公证处的公证，双方依法成立赠与合同关系，双方因此发生的纠纷属于赠与合同纠纷。原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继承类纠纷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二、关于郭瑞昌、赵淑亭是否可以撤销《赠与书》中赠与“郭晓东贰拾分之叁产权，只归郭晓东个人一方所有”的内容。《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本案中，如前所述，郭瑞昌、赵淑亭与郭晓东等三人签订《赠与书》、《受赠书》，郭瑞昌、赵淑亭将涉案房屋赠与郭晓东等三人，并约定每个受赠人的份额。《赠与书》、《受赠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赠与接受赠与的行为均经过公证，双方成立的赠与合同关系合法有效。郭瑞昌、赵淑亭与郭晓东的赠与合同生效后，双方已办理涉案房产的产权过户手续，郭晓东亦已领取房地产权证、共有（用）权证及国土使用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关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的规定，赠与人赠与财产的权属已经转移。另外，郭瑞昌、赵淑亭作为赠与人，未能举证证明受赠人郭晓东存在《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的情形，郭晓东的去世亦非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定事由。故郭瑞昌、赵淑亭提出的撤销涉案《赠与书》中郭瑞昌、赵淑亭赠与“郭晓东贰拾分之叁产权，只归郭晓东个人一方所有”内容的主张于法无据，依法应不予支持。关于郭瑞昌、赵淑亭与郭晓东等人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根据本案事实，涉案《房地产买卖合同》系郭瑞昌、赵淑亭与郭晓东等人为达到产权变更目的、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方便采取的变通行为，本院对郭瑞昌、赵淑亭关于确认《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的请求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张小玲、郭鹏上诉所提，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依法应予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3）佛城法民一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郭瑞昌、赵淑亭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600元，由被上诉人郭瑞昌、赵淑亭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元（张小玲、郭鹏已预交），由被上诉人郭瑞昌、赵淑亭负担。郭瑞昌、赵淑亭负担部分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逾期交纳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张小玲、郭鹏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600元，经其书面申请后，由本院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维
审 判 员 吴绮擎
代理审判员 陈星星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杜嘉敏
本院收取诉讼费用的账户信息
收款方户名：待报解地方预算收入——代收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
收款方账号：44×××01；
收款方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佛山华达支行。
第19页共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