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31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理想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丰盈路13号。
法定代表人：李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林，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兰，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群佳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罗马村委会工业园厂区A厂房C。
法定代表人：刘娟，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琼，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深圳市中联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金牛西路16号华瀚科技工业园一号厂房一楼西、三楼西。
法定代表人：陈松。
原审第三人：东莞理想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西湖信息产业园温泉南路23号。
法定代表人：李挺，总经理。
上诉人广州理想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理想公司）与被上诉人东莞市群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佳公司），原审第三人深圳市中联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盛公司）、东莞理想电子有限公司（东莞理想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4民初16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理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群佳公司支付广州理想公司违约金225000元；2．判令群佳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广州理想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不进行调查亦未予说明不予调查的原因，属于程序违法。1．广州理想公司在一审中依法向一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书载明请求事项为“申请贵院前往第三人深圳市中联盛科技有限公司核实其加盖公章的报价单、采购单、送货单的真实性，并进一步核实该些货物是否为原告模具所制作”，但一审法院仅调查中联盛公司销售产品的采购单、报价单及送货单的真实性，对于中联盛销售单等所涉及的产品是否为涉案契约书的模具所生产的请求直接忽略，未进行调查亦未说明不予调查的原因，直接作出了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申请不予准许的，应当向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送达通知书……”所以，一审法院不进行调查取证亦未向广州理想公司送达不予准许的通知书，属于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对报价单、采购单和送货单的真实性确定后，应当进一步依据广州理想公司的申请核实该批货物是否为涉案契约书的模具所生产。中联盛公司在《复函》中回复“……群佳公司向我司销售的产品的采购单、报价单及送货单是真实的……”，此时，一审法院已经确认了报价单、采购单以及送货单的真实性。但群佳公司却否认采购单、报价单以及送货单的真实性，按照一般推理已经可以进一步证明中联盛公司的货物就是群佳公司用涉案契约书所约定的模具所生产。因此，法院在这样的前提下更应该对该批货物进行调查核实。（二）结合本案证据，群佳公司向中联盛公司销售的产品是由涉案契约书所载明的模具所生产，这一结论已经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一审法院认为广州理想公司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群佳公司向中联盛公司出售注塑件的时间正好紧跟在《授权书》的授权时间后面。根据中联盛公司销售产品的采购单、报价单以及送货单等显示，2015年12月至2016年8月期间，中联盛公司多次向群佳公司采购液晶显示器中框、底座、按键等产品。此外，根据群佳公司提供的《授权书》可知，东莞理想公司向群佳公司的授权时间为2015年12月14日。可以看出，群佳公司向中联盛公司出售注塑件的时间正好发生在东莞理想公司向群佳公司授权之后。加之群佳公司接到广州理想公司的起诉后，提交的第一份证据就是《授权书》，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其转售注塑件的行为是经授权的行为。这实际上也是对其向中联盛公司出售的注塑件是根据涉案契约书的模具所生产这一事实的肯定。因此，基于上述理由，从客观上已经可以充分确信群佳公司2015年12月至2016年8月期间向中联盛公司出售的注塑件是用涉案契约书约定的模具所生产。2．群佳公司在庭审中虚假陈述，这种不诚信的行为追根到底是想掩饰自身的违约行为。群佳公司在庭审中对中联盛公司销售产品的采购单、报价单以及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但经一审法院调查取证，中联盛公司于2015年12月14日对采购单、报价单以及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否认了群佳公司的说法。这一事实充分证实群佳公司对于是否向中联盛公司转售注塑件这一事实虚假陈述。这一不诚信的行为的主要原因是想掩盖自身的违约行为。如果群佳公司与中联盛公司是正常的商业交易活动，群佳公司根本没有必要否认中联盛公司销售产品的采购单、保价单以及送货单的真实性。所以，据此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群佳公司存在违约行为。3．群佳公司在提交的《证据材料清单》中，已经承认其向中联盛公司转售的注塑件是根据涉案契约书所约定的模具生产。群佳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清单》中的证据一“授权书以及电子邮件”，证明内容为“2015年12月14日广州理想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理想公司向群佳公司出具了涉案模具可以转售之授权书，群佳公司是依授权转售注塑件”，授权书的内容是东莞理想公司对群佳公司的授权，而该授权的内容正是同意群佳公司向中联盛公司转售注塑件。所以，群佳公司已经在本案中承认其向中联盛公司转售的注塑件是涉案契约书约定的模具生产的。并且，结合群佳公司一开始对中联盛公司的采购单、报价单以及送货单的真实性进行否定，和与在庭审中的说法与《证据材料清单》的不一致，均可以看出群佳公司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存在虚假陈述。给基于上述理由，本案的证据对证明群佳公司向中联盛公司转售的注塑件是根据涉案契约书所约定的模具生产这一事实，已经达到了高度的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中，适用的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即在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已经证明该事实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则人民法院应对该事实予以确定。在本案中，群佳公司向中联盛公司转售的注塑件时间紧跟在《授权书》的授权时间后，且群佳公司在本案中《证据材料清单》中对违约行为的确认，加之其在庭审中对采购单等真实性的否认，再综合本案全部证据对证明群佳公司向中联盛公司转售的注塑件是根据涉案契约书约定的模具所生产这一事实，已经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广州理想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不能认定群佳公司存在违法行为的认定是错误的，应当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综上，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并在事实认定上错误地认定群佳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因此，为维护广州理想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群佳公司向广州理想公司支付225000元的违约金。
群佳公司辩称，（一）广州理想公司主张一审法院没有按照要求确认群佳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程序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广州理想公司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书》为一审庭后提交，已经超过法定举证期限，广州理想公司在没有证据证明群佳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的前提下要求一审法院确认群佳公司违约。这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出证据。同时，最法高院关于证据的规定中的第二条载明了对于当事人提出的请求，有责任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般举证责任，广州理想公司既然主张群佳公司违约并造成其财产损失，就应举证证明群佳公司存在违约的行为以及该违约行为和损害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一审程序中，广州理想公司为了证明群佳公司向中联盛公司出售了产品，特地出具了两种订单。订单均为复印件，模具契约书作为证明，第一种采购单为中联盛公司出具，第二种采购单为广州理想公司出具。两份采购订单中的品名、品号、单价均不相同。且中联盛公司的报价单和送货单中的品名、单价等均与广州理想公司提交的模具契约书的内容不同。同时涉案模具生产的产品成型后均为特定物，物上有广州理想公司和群佳公司的标识，但只有广州理想公司能提供前述特定的实物，且该实物证据只有群佳公司交付给中联盛公司，才能证明群佳公司有向中联盛公司销售案涉模具生产的产品。因此，广州理想公司在没有证据证明群佳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的前提下要求一审法院尽其举证义务，在没有达到其目的时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广州理想公司主张中联盛公司确认了其提交的采购单、报价单以及送货单是真实的，从而以群佳公司否认以上单据的真实性，进而推理群佳公司向中联盛公司销售了案涉产品，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广州理想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群佳公司违约的单据全部为复印件，群佳公司在没有原件的前提下，否认其真实性，是主张自己的诉讼权利，并不能由此推理群佳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群佳公司是否违约必须要广州理想公司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群佳公司成立于2008年，经营至今10年，与之合作的客户不计其数。如广州理想公司的推理成立，则与群佳公司合作的广大客户均有嫌疑购买了案涉产品。（三）广州理想公司以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群佳公司向中联盛公司销售的是其定制的模具生产的产品，是广州理想公司对证据高度盖然性的错误理解。民事诉讼法关于的证据规定第七十三条确定了高度盖然性标准，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即运用高度盖然性规则不能违法证据规则，必须坚持证据法定。同时运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定案的依据必须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是非普遍的标准。其以举证责任为前提，无论是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当事人必承担举证主体相应的举证责任，违反此定律盲目举证不会产生法律上的证明力效果，也会使高度盖然性标准失去基础。总之，高度盖然性标准要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得出唯一的确定结论。一审法院在广州理想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群佳公司违约的情况下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四）本案中，广州理想公司与东莞理想公司存在虚假陈述。有大量证据证明广州理想公司与东莞理想公司人格混同。但广州理想公司与东莞理想公司无视这一客观事实，对相关事实均采取均不承认的态度，自2010年7月起，广州理想公司委托群佳公司定制模具，并根据定制的模具生产产品。在此合同关系中，不但模具定制的下发、修模、对账等均由东莞理想公司完成，本次系列案中模具契约书也由东莞理想公司下发给群佳公司，如一审1614号案中的模具契约书是在群佳公司一审证据七第167-178页，1609、1912号是在一审证据七第178-180页，且案涉模具契约书由东莞理想公司通知群佳公司领取，以1611、1614号案为例，详见一审证据七第216-218页，案涉模具修模也是东莞理想公司与群佳公司对接，详见证据七219-226页，七案的采购订单全部由东莞理想公司下发给群佳公司，以1610、1611、1615号案为例详见证据七第32、37、100页。群佳公司提出的采购订单，广州理想公司在起诉时也作为1610、1611号案的证据提交。案涉模具的全部货款对账也全部是由东莞理想公司与群佳公司进行确认的，以1610、1611号案为例，详见证据七242、243页。最为关键的是，广州理想公司部分模具款项由东莞理想公司支付给群佳公司，详见证据七第120-129页，即二审提交的证据二。结合以上群佳公司提交且广州理想公司认可其真实性的证据七，以及广州理想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四可知，案涉模具契约书的下发、修模、全部注塑件订单的下发、货款对账以及东莞理想公司高管以书证的方式证实两公司人格混同。东莞理想公司在大量证据存在的前提下，在广州理想公司已经认可证据真实性的前提下否认有代替广州理想公司下发订单的行为，否认二者之间财务混同的事实，构成虚假陈述。且经过官网查询，广州理想公司与东莞理想公司至今以合同之诉所涉案件非常之多，涉案金额巨大，是一种不诚信的表现。
东莞理想公司、中联盛公司未到庭参加庭询，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广州理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群佳公司立即支付违约金22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群佳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0日，广州理想公司与群佳公司签订了《模具订制契约书》（以下简称契约书），约定群佳公司为广州理想公司承制名为“小盖板+盖子”的模具，上述模具未税价格总计38461.54元，含税价格总计45000元。契约书的第三条“知识产权及营业秘密”第3款约定：群佳公司非得广州理想公司之书面承诺不得依广州理想公司提供之图面或规格明细等，为第三人制作及贩卖标的物；不得以广州理想公司的外观与结构设计为蓝本做局部修改（相似度达到60%）后，用于自己或为第三方设计制作模具和制作成品（塑胶件、五金件），违反者视为违约，得以该模具价款五倍金额惩罚金予广州理想公司。另外，契约书第九条“违约赔偿”第5款约定：群佳公司无论基于任何理由，非经广州理想公司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改造模具或利用该模具制作成品供应他人，如有违反得以该模具价款五倍金额惩罚违约金予广州理想公司，惟广州理想公司如更有超过前开金额之损害时，不因前开规定妨碍广州理想公司为法律上之请求。双方签订契约书后，群佳公司依约完成了模具的订制，其后群佳公司根据广州理想公司的需求使用上述模具生产注塑件，并向广州理想公司供应货物。在双方发生货物买卖期间，广州理想公司通过第三人东莞理想公司的员工邢海娟、薛永平、杨丽萍等人向群佳公司下达采购订单、进行业务沟通、对账等行为。
2015年12月14日，东莞理想公司向群佳公司出具了《授权书》，该授权书载明：“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现我司（东莞理想）授权同意‘东莞市群佳实业有限公司’将供应理想的注塑件可以销售给‘深圳市中联盛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2月至2016年8月期间，中联盛公司多次向群佳公司采购液晶显示器中框、底座、按键等产品。
另查明，广州理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挺，住所为广东从××经济开发区××路××号，经营范围为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东莞理想公司于2010年4月1日成立，其法定代表人为李挺，住所为东莞市石龙镇××信息产业园温泉××号，经营范围为液晶背光模组、液晶屏、平板显示组件、液晶显示器及零配件、液晶电视机及零件配件、计算机及零配件、路由器、网卡、塑胶原料、五金配件、光学膜片的研发、制造、加工、销售、维修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口出口。自2010年4月起至2016年3月20日前，广州理想公司为东莞理想公司的唯一股东，东莞理想公司为广州理想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鉴于中联盛公司未到庭应诉，为查清本案的事实，一审法院根据群佳公司的申请向中联盛公司调查群佳公司向中联盛公司销售产品的采购单、报价单及送货单是否真实存在，其后中联盛公司作出《复函》予以答复：“经我司复核，广州理想公司诉群佳公司、中联盛公司及东莞理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七案【（2017）粤0184民初1609-1615号】中群佳公司向我司销售的产品的采购单、报价单及送货单是真实的。”另外，一审法院根据群佳公司的申请向东莞理想公司调取了邢海娟、薛永平及杨丽萍与东莞理想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并向东莞市社会保障局石龙分局调取了理想公司为其员工邢海娟、薛永平及杨丽萍购买社会保险的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广州理想公司与群佳公司签订的《模具订制契约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庭询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广州理想公司与东莞理想公司是否存在主体混同；二、东莞理想公司向群佳公司出具《授权书》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三、群佳公司销售给中联盛公司的产品是否为使用涉案契约书的模具所生产的产品。
对于争议焦点一，群佳公司主张广州理想公司与东莞理想公司存在机构、人员和业务混同，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广州理想公司与东莞理想公司虽为关联公司，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同，且有广州理想公司通过东莞理想公司的部分员工与群佳公司进行业务对接的情形，但不足以证明两公司组织机构和人员混同。其二，广州理想公司和东莞理想公司曾分别委托群佳公司订制模具和生产注塑件，但广州理想公司和东莞理想公司均以各自的名义向被告下达订单，独立进行验货收货，独立向群佳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故群佳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广州理想公司与东莞理想公司存在业务混同。其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和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公司的独立财产是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基础，公司独立责任是其独立人格的重要标志，因此公司的独立人格表现在其财产的独立性上，因群佳公司未举证证明广州理想公司和东莞理想公司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故无法认定广州理想公司和东莞理想公司是否存在财产混同。综上，依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广州理想公司和东莞理想公司人格混同，故一审法院对群佳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对于争议焦点二东莞理想公司向群佳公司出具《授权书》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为：一、行为人应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相对人实施代理行为。本案中，东莞理想公司以其名义向群佳公司出具《授权书》，且该授权书上仅有东莞理想公司盖章确认，并未加盖广州理想公司印章，不能认定东莞理想公司以广州理想公司的名义出具授权书。二、行为人无代理权而实施了代理行为。本案中，东莞理想公司是广州理想公司的子公司，其不具有代表广州理想公司对外作出授权的权力，且广州理想公司未授权东莞理想公司可对外作出授权，事后亦未对东莞理想公司向群佳公司授权的行为予以追认，故东莞理想公司向群佳公司出具授权书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三、客观上具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行为。在本案中，广州理想公司为东莞理想公司的唯一股东，东莞理想公司为广州理想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且在双方发生货物买卖期间，广州理想公司通过东莞理想公司的部分员工与群佳公司进行业务对接，容易造成东莞理想公司具有广州理想公司的授权而向群佳公司作出授权书的假象，客观上使得群佳公司有理由相信东莞理想公司具有代表广州理想公司对外作出授权的代理权。四、相对人基于善意且无过失而信赖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在本案中，对于东莞理想公司出具授权书的行为究竟是代表其自身还是代表原告的问题，群佳公司未尽到一个善意相对人的合理审慎义务，具体表现为：其一，群佳公司曾分别与广州理想公司和东莞理想公司发生货物买卖关系，应明知东莞理想公司作为广州理想公司的子公司，在未经广州理想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不具有以广州理想公司的名义对外作出授权的权力，但群佳公司并未尽审慎之责，主观上存在过失；其二，若东莞理想公司以广州理想公司的名义向群佳公司作出授权书，则在授权书上应加盖广州理想公司的公章而不应仅由东莞理想公司加盖其公章即可，且事后群佳公司亦未取得广州理想公司的追认，故群佳公司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根据上述理由，东莞理想公司向群佳公司出具授权书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第一项和第四项构成要件，不构成表见代理，故在现有证据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对群佳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对于争议焦点三，广州理想公司认为群佳公司与中联盛公司发生货物买卖关系，从其提交的报价单、采购单及送货单上的品名、规格、型号等可印证群佳公司向中联盛公司销售的产品是使用涉案契约书的模具生产出来的，故群佳公司已违反契约书的约定。群佳公司辩称，广州理想公司提交的报价单、采购单及送货单均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即便广州理想公司提交的证据是原件，报价单、采购单及送货单上的品名、料号、规格与涉案契约书中的模具名称和料号不一致，不能证明群佳公司向中联盛公司销售的产品为涉案契约书的模具生产出来的产品，故群佳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广州理想公司提交的报价单、采购单和送货单上有中联盛公司盖章确认，且中联盛公司通过《复函》确认上述报价单、采购单和送货单是真实的，故可以认定群佳公司与中联盛公司确实发生货物买卖关系。对于群佳公司向中联盛公司销售的产品是否为使用涉案契约书的模具所生产的产品的问题，其一，广州理想公司提交的报价单、采购单和送货单上的产品品名、料号和规格与涉案契约书中的模具名称、料号不一致；其二，广州理想公司在庭询中表示使用涉案契约书的模具生产出来的产品具有唯一的外观、规格和尺寸，但广州理想公司并未提交书面证据或实物证据证实群佳公司向中联盛公司销售的产品外观、规格和尺寸与涉案契约书的模具所生产的产品外观、规格和尺寸一致，鉴于广州理想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未能证明群佳公司向中联盛公司销售的产品为使用涉案契约书的模具所生产的产品，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不能认定群佳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故一审法院对广州理想公司要求群佳公司支付违约金225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广州理想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76元，由广州理想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群佳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证据清单及广州理想公司、东莞理想公司模具费分摊表，拟证明广州理想公司模具款由东莞理想公司支付。2．东莞市群佳实业有限公司理想模具分摊表，拟证明广州理想公司模具款由东莞理想公司支付，该表由东莞理想公司出具，东莞理想公司在向群佳公司出具业务往来材料时将广州理想公司、东莞理想公司简称为理想。3．模具定制契约书，拟证明模具定制契约书合同当事人为广州理想公司，模具款支付人为东莞理想公司。4．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终14159号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拟证明东莞理想公司代广州理想公司支付前述证据3中的模具款之事实已经由法院判决书认定，该判决书已经生效。广州理想公司质证认为：1．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2．证据1、2中所谓“分摊”是指群佳公司为广州理想公司制作模具后，广州理想公司可以下订单、订购产品的方式抵销部分模具制作款，并非系指同一模具的模具费分别由广州理想公司及东莞理想公司进行分摊。该证据只能证实东莞理想公司存在代付模具款，但从另外一方面也足以说明广州理想公司与东莞理想公司的财务是相互独立的，双方不存在财务混同。3．以上4份证据恰好证明广州理想公司与东莞理想公司账目是清晰、分开的，两公司独立核算，群佳公司曾另案分别起诉了东莞理想公司和广州理想公司要求支付货款，因此群佳公司清楚知道两公司财务是分立的，即便存在代收代付的行为，两公司财务也都是明晰、分开的。东莞理想公司、中联盛公司没有到庭发表质证意见。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授权书》记载的具体内容有误，《授权书》所载内容为“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现我司授权同意‘东莞市群佳实业有限公司’将供应理想的注塑件可以销售给‘深圳市中联盛科技有限公司’”。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群佳公司于一、二审中陈述，其认为《授权书》既代表广州理想公司，又代表东莞理想公司，广州理想公司和东莞理想公司统称理想公司，群佳公司不清楚理想集团是否成立，但电子邮件中署名有理想集团，因此认为广州理想公司和东莞理想公司隶属于理想集团，2015年群佳公司有为广州理想公司和东莞理想公司生产涉案模具注塑件，因此才在《授权书》中概括注明为“理想”。东莞理想公司对此陈述，群佳公司为东莞理想公司生产了模具，东莞理想公司出具《授权书》给群佳公司，使用东莞理想公司模具为中联盛公司生产注塑件。
再查，一审中，群佳公司提交广东安正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粤安计司鉴［2017］第37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中提取了群佳公司提供的18封网络邮件、15封本地邮件，鉴定报告所附司法鉴定许可证和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广州理想公司、东莞理想公司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广州理想公司虽质证认为鉴定群佳公司单方制作的光盘难以保证真实客观，但该意见与鉴定报告载明的鉴定过程及光盘形成不符，广州理想公司、东莞理想公司对鉴定过程没有其他异议，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鉴定意见书所载邮件内容显示，广州理想公司与群佳公司交易过程中，交易订单由邢海娟、薛永平、杨丽萍通过电子邮件发出，订单载明“广州理想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采购订单”，没有加盖公章；邢海娟就广州理想公司和东莞理想公司交易进行对账、指示群佳公司寄送合同到广州总部等；薛永平向群佳公司发送广州理想公司模具订制契约书合同范本、与群佳公司沟通修模事项、核对模具分摊费用、沟通签收发票、指示到东莞理想公司取票等；邢海娟邮件中注明公司包括“理想电子集团”、东莞理想公司，薛永平自2014年2月起注明公司为东莞理想公司。一审中，广州理想公司、东莞理想公司陈述，广州理想公司下单制作注塑件的程序，是东莞理想公司受广州理想公司委托通过电子邮件下单，没有书面委托书，邢海娟、薛永平、杨丽萍是东莞理想公司员工，没有与广州理想公司建立过劳动关系。二审中，广州理想公司陈述，涉案交易的下单、对账是委托东莞理想公司，因为当时广州理想公司业务不太景气，其他送货等都是由其自行对接，注塑件也是分别送至东莞理想公司和广州理想公司地址。
二审中，广州理想公司向本院申请向中联盛公司核实其加盖公章的报价单、采购单、送货单所涉货物是否为使用广州理想公司模具制作。
本院认为，本案是承揽合同纠纷。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为：一是广州理想公司与东莞理想公司是否存在主体混同；二是东莞理想公司出具《授权书》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三是群佳公司是否违反合同约定向中联盛公司销售涉案模具注塑件。
关于争议焦点一。对于是否存在主体混同的问题，一审判决已予详述。本案中，广州理想公司和东莞理想公司是以各自名义支付货款，在案证据不足以显示两公司财产混同。群佳公司主张广州理想公司、东莞理想公司主体混同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第一，本案一审中，东莞理想公司、广州理想公司均否认东莞理想公司具有作出《授权书》的代理权限，故东莞理想公司无代理权应无争议。关于东莞理想公司是否以广州理想公司名义实施代理行为的问题。审查《授权书》，其中载明“现我司授权同意群佳公司将供应理想的注塑件可以销售给中联盛公司”，并未明确是授权将供应该司的注塑件销售给中联盛公司，而是概括以“供应理想的注塑件”称之。而本案中，东莞理想公司曾为广州理想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东莞理想公司员工在广州理想公司与群佳公司的交易中实施采购订单下达、确认合同、查询对账等业务行为，亦在往来邮件中自行注明公司包括“理想电子集团”。在此情况下，群佳公司主张《授权书》所述“供应理想的注塑件”理解为授权将供应给东莞理想公司、广州理想公司的注塑件销售给中联盛公司，与交易外观相符。是否加盖印章并非认定交易名义的唯一考量因素，虽《授权书》没有广州理想公司落款，但考虑《授权书》表述方式及前述交易背景，应认定为是东莞理想公司以其司和广州理想公司名义出具。第二，关于东莞理想公司的授权外观上是否足以使群佳公司相信其具有代理权的问题。如前所述，东莞理想公司与广州理想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广州理想公司通过东莞理想公司员工与群佳公司进行业务对接，具有实施订单下达、对账等重要交易行为的代理权限，已构成外表授权，并使群佳公司产生信赖。第三，关于群佳公司是否善意无过失的问题。审查双方交易过程，广州理想公司模具注塑件由东莞理想公司员工通过电子邮件下达订单，该等员工亦在邮件中明示其所属公司，而订单中虽注明为广州理想公司采购订单，但并无广州理想公司加盖公章，随后，广州理想公司就生产完成的注塑件产品予以收货确认；当月交易完成后，东莞理想公司员工就广州理想公司、东莞理想公司交易进行对账，虽对账单分别载有客户名称，但无需广州理想公司加盖公章或由其员工另行确认，随后，由广州理想公司按对账结果予以付款；此外，双方就领取支票、合同盖章等各项业务沟通均是由东莞理想公司员工完成，且就上述各项交易行为，广州理想公司均未对东莞理想公司作出书面授权。据此可见，广州理想公司签署《模具订制契约书》后，并未在实际交易环节中主动发出任何交易指示，其自行参与的交易环节仅为收货和付款，又鉴于两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在此情况下，群佳公司不知东莞理想公司无权发出授权向中联盛公司销售注塑件的交易指示，不存在主观过失。综上，东莞理想公司出具《授权书》的行为应认定为构成表见代理。
关于争议焦点三。如前所述，本案中，东莞理想公司出具《授权书》已构成表见代理，故即使群佳公司向中联盛公司销售的产品是涉案模具注塑件，亦难以认定为违约行为，广州理想公司主张群佳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广州理想公司二审中申请调查取证非属必要，本院不予接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广州理想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75元，由上诉人广州理想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凡
审判员 莫 芳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徐琳琳
张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