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隆尧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525民初2040号
原告：隆尧县山口镇后枣林庄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隆尧县山口镇后枣林庄村。
负责人：张士军，系该村党支部书记并负责村全面工作。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英，隆尧县卓达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翟永林，男，1965年6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隆尧县。
原告隆尧县山口镇后枣林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后枣林庄村委会）与被告翟永林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7年11月21日、2018年7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后枣林庄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英、被告翟永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后枣林庄村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04年10月1日所签订的承包年限超过二十年部分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每年每亩承包费由此前的300元变更为每年每亩1，3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04年10月1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将位于村北苹果园土地（87）亩承包给乙方，四至为东至佃户营地界、地边长为314.7米，西至本村农户张喜全承包地、地边长为306.2米，南至道路，地边长为187.95米，北至农场土地，地边长为183.94米。承包费每年每亩300元标准缴纳，共计26，100元；在每年公历10月1日前以现金形式一次性结清下年承包费、承包期限自2004年10月1日起至2054年9月30日止（其他内容详见承包合同）。合同签订后、履约过程中已发生了国家免除农业税费、并对农业实行适量补贴，农户种田由原来的微利转为大利的显著变化，土地承包和租赁价格急剧上涨。现今上述承包地周围的土地承包价格每年每亩多数为1，500元，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势必令原告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对原告明显不公，也不能实现合同为村民谋取利益的目的,而被告近几年因承包费较低获利较大，对原告显失公平。原告村民多次向村委会提意见，甚至找乡里要求解决此事，原告从维护村民利益出发，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26条之规定，望依法支持原告的诉求。庭审中，原告主张本案争议的土地不属于“四荒地”，属于村集体机动地，是耕地。
翟永林辩称，其所签订的合同是经过后枣林庄村民代表、全体党员、乡政府一致同意的，合同是合法的，其承包的土地是公开发包的。其承包时土地上没有树，是按照苹果园土地承包的，果树已经砍了，其不知道土地性质是什么，其认为是一般农田，不是基本农田，现其从事奶牛养殖业和种植业，种植农田和果树，果树没有办理林权证，林地承包期是30-70年，50年是合法的，合同是合法的，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土地承包费高低完全是市场风险；300元承包费是公平的，因为其建养殖场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环境。2018年原告方所说的1，500元承包费，一半的价格也给不了。承包费完全属于可预见的商业风险，不属于情势变更，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16年、2017年承包费是按照36，100元收取，每年多收1万元。庭审中，被告反诉称，要求原告返还多交的2万元，但未在指定的期限内预交反诉案件受理费。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有：2004年10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1份、2017年9月5日，原告村党群代表、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各一份及签到表1份、2015年10月15日，原告村村民武立峰、武树亮、武素波、武振江、武立冰、武志杰、马月霞、武志强、武振波、武书峰等10户村民分别与河北尧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2016年6月13日-6月15日间原告村村民郝跃锋、郝立强、郝锋子、郝玉良、郝志坤、郝保良、郝平华、张占锋等8户村民分别与河北尧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2016年3月21日原告邻村前枣林庄村村民王英杰、王连国分别与勇川商贸北厂的程志超签订的租赁合同各一份、2016年9月26日，原告邻村前枣林庄村村民王英书、王怀亮、王孟庆、王士杰、王红彦、郭保月、王立彬、王双全、程合群、程增群、程现敏、王京华、程士群、王英岐、王英军、王英杰、程书申、程兰申等18户村民分别与勇川商贸北厂的程志超签订的租赁合同，被告提供的证据有：2004年10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1份、2017年1月22日，原告关于解除承包合同的公告1份、2016年1月31日、2017年1月23日原告为被告出具的河北省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款收据（牛场占地承包费）各一份，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证实原、被告于2004年10月1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原告（甲方）将位于村北苹果园土地（87）亩承包给被告（乙方），该承包地的四至为东至佃户营地界、地边长为314.7米；西至本村农户张喜全承包地、地边长为306.2米；南至道路，地边长为187.95米，北至农场土地，地边长为188.94米。承包费每亩每年300元标准缴纳，共计26，100元，在每年公历10月1日前以现金形式一次性结清下年承包费，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承包地允许乙方从事农业、养殖业及深加工业使用，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随意改变土地用途。承包期限自2004年10月1日起至2054年9月30日止。在合同有效期内，国家所征收的除农业外一切税费，由乙方负担，国家所给予的农业土地补贴归甲方。该合同签订后，报经隆尧县山口镇人民政府批准。原告方法定代表人王贵海。之后，被告在该承包地从事奶牛养殖。其中建成牛舍50余亩，未建牛舍的30余亩。对以上证据及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2016年度的承包费经原告方王贵海与被告协商，被告对未建牛舍的30多亩地按每亩每年增加300元，共计增加承包费10，000元，交纳了36，100元,但双方未签订变更协议；2017年度，原告方以因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缴纳承包费而张贴公告，主张与被告解除承包合同，该说法与被告提交的原告方张贴的公告内容相一致，公告后的第二天被告仍按年36，100元缴纳承包费，以上原告均为被告出具了承包费收据，被告主张原告为强行多收1万元承包费，但未有相关证据到庭。2、根据双方陈述，案涉土地虽名为该村村北的苹果园土地，但在合同签订时，地上已无果树，合同签订后，被告也主要从事养殖业、部分种植农作物，也有部分果树，但未办理林权证。故本案争议土地性质系耕地，非林地，也非“四荒地”，属于该村的机动地。
另查明，2015年10月15日，原告村村民武立峰、武树亮、武素波、武振江、武立冰、武志杰、马月霞、武志强、武振波、武书峰等10户村民分别与河北尧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10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该批合同约定流转期限15年，流转费为每亩每年1，500元，流转土地面积共计37亩；2016年6月13日-6月15日间原告村村民郝跃锋、郝立强、郝锋子、郝玉良、郝志坤、郝保良、郝平华、张占锋等8户村民分别与河北尧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8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该批合同约定流转期限为14年，流转费为每亩每年1，200元，流转土地面积共计31.37亩；2016年3月28日，与原告村同一乡镇的邻村隆尧县山口镇佃户营村村民苏立峰、ＸＸ敏、曹树坤、曹军峰、苏江印、曹平华、尹国强、孙新华、曹旭国、ＸＸ安等10户村民分别与河北尧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10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该批合同约定流转期限为25年，流转费为每亩每年1，200元，流转土地面积共计33.23亩；2016年3月21日原告村邻村村民王英杰、王连国分别与勇川商贸北厂的程志超签订租赁合同，租期为30年，租金按每亩每年900市斤普通小麦、900市斤普通玉米计算，每年12月15日按当日市场价结算，2017年租金按每亩1，845元结算，租赁土地面积共计3.629亩；2016年9月26日，原告邻村前枣林庄村村民王英书、王怀亮、王孟庆、王士杰、王红彦、郭保月、王立彬、王双全、程合群、程增群、程现敏、王京华、程士群、王英岐、王英军、王英杰、程书申、程兰申等18户村民分别与勇川商贸北厂的程志超签订租赁合同，租期为20年，租金按每亩每年900市斤普通小麦、900市斤普通玉米计算，每年12月15日按当日市场价结算，2017年租金按每亩1，845元结算，租赁土地面积共计29.294亩。以上近三年来每亩每年土地流转费、租金在1，200元—1，845元区间,是300元承包费的4-6倍，且受各种市场因素影响，仍处于变动状态。
2017年9月5日，原告村15名党群代表召开党群代表会，该会议记录载明：重点研究该村在2004年将原苹果园地87亩承包给山口镇后苏薛村翟永林在此地搞牛场养殖。原承包价格每亩300元，随着这几年来粮食价格上涨，承包费价格比较低，群众意见很大。为了安定民心，不激化矛盾，会议要求决定翟永林参照附近承包费价格上调承包费。当晚，原告村27名村民代表、党员代表又召开村民代表会，该会议记录载明：一是主要研究关于在2004年该村将原苹果园83亩地承包给山口镇后苏薛村翟永林搞养殖业，因当时承包费每亩300元，根据这些年来随着粮食价格上涨，其他邻村承包地价格过高，承包该村的地过低，激起群众意见很大。为该村安定团结，稳定该村村民群众的民愤，稳定该村社会秩序，必须调整翟永林承包该村的承包费。二是关于承包地年限问题。当时，该村与翟永林签订承包合同50年，是否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经会议研究决定，该村村民认为不符合土地承包法，必须调整承包费及承包年限。
本院认为，后枣林庄村委会与翟永林以公开协商方式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虽系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当时、当地农村土地收益情况所签订，双方亦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十余年，被告将案涉大部分土地建成牛舍，从事奶牛养殖和种植农作物，其中有部分果树，未办理林权证，但案涉土地并非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四荒地”，而是村集体机动地中的耕地，即在适宜家庭承包的土地上，采取了其他方式的承包。由于农村第二轮土地延包以来，采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农村中人地矛盾十分突出。本案涉案土地多达87亩，关系到该村每户村民的切身利益。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有二：
1、关于承包费的调整。随着国家对农业加大投入及惠农政策相继实施，农业环境逐年向好，土地耕种的客观实际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经营土地的效益大幅提高，进而导致农村土地承包价格大幅度上涨。由于双方原约定的土地承包价格与现实情况差距较大，双方曾于2015年、2016年先后就提高承包费进行协商，达成部分调整的口头协议，即未建牛舍的土地每亩每年增加300元，年总承包费共计增加10，000元，并已在2016、2017年度实际履行。之后，在原告村主要干部换人后双方再次就提高承包费问题产生争议，无法协商一致。原告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提高本案讼争土地的承包费，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主张土地承包费增加至每亩每年1，300元，被告辩称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为维护合同的稳定性，300元承包费是公平的，不应提高原合同条款约定的每亩每年300元承包费；承包费涨落纯属已预见的商业风险，不属于情势变更，原告方所说的1，500元承包费，2018年履行中连一半的价格也给不了。按照该司法解释规定，该条款适用对象是家庭承包方式，而本案被告并非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以公开协商的其他承包方式承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以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由于该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长达五十年，期间，双方不能预见和克服的因素很多，国家经济贸易政策的变化不是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能够准确预见的。庭审中，当原告代理人询问被告，如果在当时原告把租赁费价格定在1，300元至1，500元时，被告是否会签合同，被告当即表示不会，态度鲜明。可见，在签订合同时，双方作为普通的村民、村干部虽然无法准确预见到十几年后国家的经济政策变化及土地承包费上涨数倍的客观情况，但应该预见到五十年不变的承包费不符合市场规律。对由此产生的不利益，原告自身有责任，应由双方适当分担。本案虽然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情势变更的情形所要求的不可预见上存在一定差距，但在合同条款项下的承包费基本成为现在周边其他土地承包费的零头时，继续履行合同条款将造成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的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七条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合同的稳定性与公平性是合同的两个基本属性，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鉴于双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的客观情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承包费条款，对原告方明显不公平，现本案双方当事人就协商变更土地承包费无法达成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第七条规定，“民事案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法官应当首先寻找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作出裁判。”与本案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者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产生纠纷，当事人协商变更无法达成一致，且继续履行又显示公平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发生变更的客观实际，按照公平原则处理。”且双方之前也就增加承包费进行过协商和部分调整。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应变更合同的承包费条款，在每亩每年300元的基础上对承包费适当予以增加，故对原告增加承包费的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结合本案讼争土地的位置、实际使用状况及讼争土地周边乡村的土地流转价格现状等因素，除原告方依约继续支取土地粮补款外，将本案87亩土地承包费综合调整为每亩每年800元为宜，共计69，600元，且承包费受各种市场因素影响，处于变动状态，故本案只宜对合同第二个十年剩余年限即2018年-2024年间的承包费予以调整。之后期间的承包费，仍应由双方结合届时的实际另行协商为宜。
2、关于承包期限的调整。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为五十年，原告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04年10月1日所签订的承包年限超过二十年部分无效。被告认为其土地承包合同五十年承包期限是合法的，讼争土地原是林地，现是一般耕地。本案中，土地承包合同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较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是特别法，应优先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该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以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释义》第三条，“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期限本法没有明文规定，可以由当事人根据实际情况以合同约定，如小块的菜地或养殖水面，因生产周期短，可以约定较短的承包期限；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因开发难度大，生产周期长，可以约定较长的承包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释义》第二十条，“对于采取其他方式承包的承包期限，依照本法的规定，由当事人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例如，实践中，一般鱼塘的承包期为1至3年。对承包“四荒”进行治理开发的，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承包期最长可以达到50年。”即只有对“四荒”地的治理开发，最长才可以享有50年的承包期。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综上，本案案涉土地系原告村集体机动地中的耕地，不属“四荒”地，不存在开发难度大，生产周期长的因素。从形式上看，50年承包期限系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但确实是在适宜家庭承包的土地上采取了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公开协商方式承包；从长远看，不利于该村化解紧张的人地关系，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该村集体和村民的利益，故本案合同约定的50年承包期在实质上与立法目的是相悖的，且双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被告已年满三十九周岁，到第二个十年期满，将年满五十九周岁，第三个十年期满将年满六十九周岁，第四个十年期满将年满七十九周岁，第五个十年期满将高达八十九周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该条款的目的在于保证合同的全面、顺利履行。被告作为自然人，其实际经营能力将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变化，50年承包期的约定显然没有科学考虑以上客观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承包权。”被告作为原告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在同等条件下，特别是在原本适宜家庭承包的土地上，不应享有长于家庭承包的承包期。综上，本案承包期应以耕地的三十年为宜，承包期过长，将产生很多隐患，不利于原告土地所有权的保护。之后，双方可结合实际另行协商解决。
综上所述，原告主张增加承包费、确认承包期的部分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二款、第四十五条、第七条、第二十条、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翟永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每亩每年800元的标准给付原告隆尧县山口镇后枣林庄村民委员会2018年度87亩土地承包费共计69，600元，2019年度至2024的土地承包费按以上标准于上一年度公历10月1日前给付下一年度的承包费；
二、原告隆尧县山口镇后枣林庄村民委员会与被告翟永林于2004年10月1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自2004年10月1日至2034年9月30日的30年承包期有效；2034年10月2日至2054年9月30日的20年承包期无效；
三、驳回原告隆尧县山口镇后枣林庄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975元,由后枣林庄村委会负担608元，由翟永林负担1，36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英群
审 判 员 王计群
人民陪审员 杨 乐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李亚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