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京民申40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互为原、被告，二审上诉人）：北京乐智畅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房山区书院南街13号院2号楼1131。
法定代表人：焦占兴，总经理、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洋，男，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申请人（一审互为原、被告，二审上诉人）：王颖，女，197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满洲里市扎赉诺尔矿区建设路***号。
再审申请人北京乐智畅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智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王颖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民终11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乐智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原审中申请人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申请调取王颖的劳动档案,该证据材料对正确认定本案的事实起关键作用，但是两级法院没有履行调查核实职能，直接导致了案件实体认定错误。两级法院刻意遗漏第三人刘玉涛在本案中的关键作用，不追加、不传唤、不核实第三人的身份、权限、职责，构成程序违法，导致实体判决错判。涉案人刘玉涛属于独立自然人，与申请人无劳动合同关系，刘玉涛的个人行为只能代表其私人，被申请人王颖与刘玉涛的个人交往，不在申请人的管理范围之内。（二）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法院审查的当事人主体身份错误。本案应为王颖与刘玉涛之间的雇佣关系之争，而不应是王颖与企业法人的劳动争议之诉。2.法庭对王颖的资金情况审查不清、认定错误。3.法庭对重要基本证据不质证、不核实，主观臆断、牵强认定。在被申请人王颖明确表示对案外人牛维、李征、隗功宝等人的书面证明不予质证、不予认可的前提下，法庭既不要求传唤证人，又不组织核对笔迹，更没有调查确认内容真实性,北京凯迪斯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企业情况证明》之效力，明显优于上述个人证言的效力，法庭不进行比对，不调查核实，就臆断刘玉涛系公司管理人员，法庭的办案行为显然违法。申请人给其代理人李传洋提供的《劳动合同书》是完整的7页版本，且加盖有公司的骑缝公章（红印），既没有委托代理人签名一栏，也没有刘玉涛签名，不知道一审判决书第6页认定的刘玉涛签名从何而来，即便是刘玉涛偶然代署一次，也并不能证明刘玉涛的一贯职责、具体权限与授权委托的有效期限。法庭若是从无效途径肆意推定的结论，自始至终必然无效。（三）两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法庭滥用举证倒置原则。法庭既然已查明，王颖与刘玉涛的个人资金互转情况，以及佣金支付情况，那么工资支付情况举证就应在王颖与刘玉涛之间进行。申请人没收到过王颖的任何业务款项，也没向其支付过工资，故王颖工资表的提供责任不在申请人，申请人也无须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王颖从未来申请人签到、坐班，从不接受考勤打卡管理，又不与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2016年1月3日才开始明确为社保挂靠关系，那么在此之前的情况，应由王颖承担举证责任，仅以刘玉涛个人给其打过款，就把纯粹的商务行为扩大为劳动关系，是完全错误的。2.劳动关系的解除情况与工资补偿金参照标准错误。2017年4月13日，王颖突然提出“不想干了，走人”，但至今不与申请人交接并不辞而别，应认定为王颖自动离职。法庭强行按协议解除来科以经济补偿金，实属于故意偏袒与枉法讹诈。3.在王颖的收入情况无法确定、难以统一的情况下，以纠纷发生地上一年度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来处理争议才是合规合法的，原审法院的核算起止日期错误，参照标准失当。4.两级法院认定的案由错误，确立的用工关系含糊不清。王颖在庭审中主动陈述自己在申请人处每日上班3小时，每周累计上班不超过21小时，自己每日都要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北京市丰台区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丰台支公司）打卡签到，由此可以推定，王颖要么属于劳务关系，要么属于非全日制用工关系，法院枉判申请人付给被申请人“解除关系补偿金”与“双倍工资差额”是显然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申请人请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与二审判决，依法改判，以维护公平正义与法制权威。
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审查阶段,乐智公司着重强调王颖与人寿丰台支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经查，人寿丰台支公司未能提供与王颖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但表示王颖曾于2015年8月至2018年8月在人寿丰台支公司从事保险代理人工作，获得相应的代理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保险代理人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对保险代理人的培训和管理，不得唆使、诱导保险代理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保险人委托保险代理人代为办理保险业务，应当与保险代理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依法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个人保险代理人法律地位的复函》（2006年10月9日）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筒称《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和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个人保险代理人属于保险代理人的一种，其与保险公司之间属于委托代理关系。二、在具体案件中，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是否属于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公司与该业务人员之间是否属于委托代理关系，应当依据二者间订立的具体协议的法律性质确定。三、根据《保险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对个人保险代理人有培训和管理的责任，以确保个人保险代理人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本案中,并无王颖与人寿丰台支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确切证据，虽然在劳动关系中亦存在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管理、劳动者从事用人单位业务范围内的劳动并获取报酬等特征，但本案基于王颖从事的工作性质，即使王颖由人寿丰台支公司安排从事相关工作，从该公司领取佣金报酬，接受其管理，但根据前述规定，应当认定人寿丰台支公司对王颖进行管理和培训系履行《保险法》所规定的法定义务的行为，而不应认定为用人单位履行用工管理职权的行为。因而，王颖与人寿丰台支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我国法律关于保险代理人的规定，应当认定为保险代理关系，而不构成劳动关系。
根据查明的事实，在一审审理中，乐智公司先认可刘玉涛系本公司员工、后又予以否认。根据出警记录光盘，刘玉涛在乐智公司办公场所中面对警察询问时，认可其系老板。此外，乐智公司提交牛维的证明中显示刘玉涛为乐智公司的校长，李征提交的证明中亦显示刘玉涛为乐智公司的领导，乐智公司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经办人为刘玉涛，乐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乐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刘玉涛在乐智公司委托代理人处签字。上述证据足以认定刘玉涛系乐智公司的管理人员。结合王颖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乐智公司提交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等证据及乐智公司为王颖缴纳社会保险、刘玉涛自2015年10月10日至2017年4月10日期间每月均向王颖银行卡转账且认可未向王颖支付2017年4月份工资的事实，一、二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具备合理性。
因双方均未就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提供充分证据，一、二审法院比照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情形判令乐智公司支付王颖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并无不当。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乐智公司提交的签订劳动合同通知，无王颖签字，王颖不予认可，无法证明乐智公司曾向王颖通知要求其提交相关材料并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同时鉴于双倍工资系对用人单位不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惩罚，性质上不同于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二审法院认定乐智公司应予支付王颖2015年10月3日至2016年9月2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并根据王颖工资中相对稳定部分作为计算基数所确定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亦无不当。关于乐智公司要求王颖返还私藏的相关用品及资料等，并办理员工“辞职”、交接手续的主张，未经仲裁前置，一、二审法院对此不予处理，于法有据。
综上，一、二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所作处理并无不当，乐智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北京乐智畅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徐 东
审判员 符忠良
审判员 彭红运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劲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