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7民终2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海，男，195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阳江市江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潮，男，195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阳江市江城区。
上述两个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在兴，广东宏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英考（又名戴英巧），男，1964年2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阳江市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燕君，广东尚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万花，广东尚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海、陈潮因与被上诉人戴英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2016）粤1704民初1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海、陈潮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1704民初144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戴英考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并没有直接、关键的证据认定戴英考已付清26万元给谭琼玉，其采取推理方法来认定戴英考已付清26万元是错误的，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是合同纠纷案，戴英考已砍伐完林木这一事实，陈海、陈潮已举证完毕，是否已经支付26万元林木款应由戴英考承担举证责任。戴英考承认谭琼玉开具有收据给戴英考，但无法提供26万元的收据，辩称时间过长没有保管。谭琼玉都能保留《砍伐林木合同书》及其他有关合同原件直至去世，戴英考却没有保留证据至今。同时戴英考在(2016)粤1704民初835号案提供的《合同书》三份原件也保留至今，时间为同一年，却丢失了26万元收据，表明其根本就没有支付26万元给谭琼玉。2、《砍伐林木合同书》签订的时间为2001年，那时谭琼玉为71岁高龄，根据证人卓世伍、林开让的证言，谭琼玉三次从市区去到雅韶一家小饭店来签订上述合同并收取戴英考支付的林木款，第一次在2001年3月1日收取15万元现金，第二次在2001年7月收取5万元现金，第三次在2001年12月收取6万元现金。而且三次谭琼玉都没有儿子陪同前往，选择在一饭店与笏朝村委会干部签订上述合同明显有悖常理。3、在(2016)粤1704民初835号案中，戴英考庭上陈述在支付26万元的时候，谭八、谭成明在场，没有提到卓世伍、林开让在场，也没有提到管理区干部在场。而在本案中，证人卓世伍、林开让说自己三次均在场，并且管理区干部第一次也在场签订《砍伐林木合同书》。在卓世伍的证言中，卓世伍对戴英考分三次付款的时间记得非常清楚，但是对山主的姓名却不记得，又知道收据没有保存下来，说明了卓世伍的证言是基于听戴英考所说，不是自己在场所见。证人卓世伍、林开让说第一次有管理区干部（卓世伍说是陈修专）在场，第二次、第三次没有干部在场，而戴英考说到出具村委会证明的陈绪忠在付款时也在场，可见两证人与戴英考的说法互相矛盾，不可信。4、笏朝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与事实不符。《砍伐林木合同书》显示见证人是当时的笏朝经济联合社（现在为笏朝村委会）。而该《证明》是现村主任陈绪忠所出具，根据证人卓世伍的证言，陈绪忠并不在现场，其不能代表笏朝材委出具该《证明》。且笏朝村委会作为《砍伐林木合同书》的见证人，理应备份该合同书及戴英考的付款凭证，但是笏朝村委会并没有提供戴英考的付款凭证，其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明主体。所以该《证明》不具合法性、真实性。5、戴英考在与谭琼玉签订《砍伐林木合同书》时，是非常清楚陈海、陈潮对砍伐的林木也享有份额，当时的见证人笏朝经济联合社更是清楚该情况。但是他们均没有通知陈海、陈潮参与签订合同，陈海、陈潮对此一直不知情。在这种情况下，谭琼玉与戴英考或者笏朝村委会签订的任何一份合同，陈海、陈潮都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二）本案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但是开庭审理时只有审判长一人，并没有见到人民陪审员陈小强和冯宗俭参与庭审。这违反了法定程序，依法应发回重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并违反法定程序，应依法予以撤销，发回重审。
戴英考辩称，陈海、陈潮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戴英考已依照《砍伐林木合同书》的约定向陈海、陈潮的母亲谭琼玉支付了货款26万元。1、戴英考已经在一审中提交了阳江市阳东区笏朝镇笏朝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和卓世伍、林开让出庭作证，证明戴英考已支付26万元给谭琼玉，陈海、陈潮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谭琼玉收取款项时已与陈海、陈潮分家，当时有谭八（谭琼玉的外甥）、谭成明（谭琼玉的同学）陪同，还有部分村干部在场。3、(2016)粤1704民初835号案是林木、果树的权属争议，并非戴英考是否支付26万元的争议，戴英考在该案中简要陈述谭八、谭成明在场而没有提及其他人并不代表没有其他人在场。4、笏朝村委会是《砍伐林木合同书》签订的见证方，也是涉案林木所在土地的发包方，戴英考未按照《砍伐林木合同书》履行付款义务，笏朝村委会也不会同意将涉案林木所在山头发包给戴英考。笏朝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真实合法有效。5、陈海、陈潮与谭琼玉的继承纠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陈海、陈潮认为其对涉案林木享有份额，应另行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陈海、陈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戴英考支付林木款26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6年6月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给陈海、陈潮；2.本案诉讼费由戴英考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沛、谭琼玉是夫妻关系，是陈海、陈潮的父母。
位于烂头山、叠订山、西坑山（岭）的林木，由陈沛生前向阳江市阳东区雅韶镇笏朝村民委员会承包种植。陈沛去世后，谭琼玉将林木出售给戴英考砍伐，双方于2001年3月1日签订一份《砍伐林木合同书》，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砍伐时间从2001年3月1日起至2007年12月底止；砍伐林木款及林木款的交付：砍伐林木款共30万元正（包括争议地的4万元正）。如争议地的林木在砍伐期间不能砍伐，林木款为26万元，如争议地的林木在砍伐期间能砍伐，则为30万元。在签合同时，戴英考先交15万元给谭琼玉，在2001年7月前交5万元，其余的6万元在2001年12月底前交清，如戴英考在砍伐期间砍伐争议地的林木，要给4万元谭琼玉。
除争议地的林木，2001年年底已砍伐完毕。
另查明，谭琼玉与笏朝村民委员会于2001年11月30日签订《协议书》，协议的甲方为笏朝村民委员会，乙方为谭琼玉，主要约定：1985年10月30日，甲、乙双方签订的承包山林合同书现未到期。在阳东果化期间，已把承包区内（争议的除外）林木全部砍伐。在2007年前，在此合同承包区内的山地种果的，承包款归乙方；2007年后，承包款归甲方。从2001年9月起，此合同承包区内的山地，全交由甲方统一安排（争议地的除外）。
谭琼玉于2014年5月30日去世，陈海、陈河、陈潮是第一顺序继承人。陈河自愿放弃涉案权益的继承权。
又查明，2016年6月6日，陈海、陈潮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戴英考立即停止对烂头山、叠订山、西坑山上的所有林木、果树的侵害，并排除妨碍。一审法院认为，陈海、陈潮主张戴英考侵害其坐落于烂头山、叠顶山、西坑山上的所有林木、果树并排除妨碍，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仍然享有对案涉三处山地的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林木的所有权。相反，戴英考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案涉位于二坳、烂头山一带、阴坑、叠订山一带、西坑笃山一带山地享有使用权及其地上林木享有所有权，讼争的林木所有权人应为戴英考，陈海、陈潮对讼争的山地及其林木不享有使用权或所有权。并于2016年9月5日依法作出（2016）粤1704民初83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陈海、陈潮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在庭审中，陈海、陈潮承认，在清理谭琼玉的遗物时，发现了《砍伐林木合同书》，但谭琼玉当时没有涉案林木款收入的记载，且遗留的现金与实际情况不符，故认为戴英考当时没有支付26万元林木款给谭琼玉，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戴英考主张已支付26万元林木款给谭琼玉，谭琼玉收款后出具收据给自己，但因时间过长，已经遗失。为证实付款的事实，戴英考申请两证人卓世伍、林开让出庭作证，同时也提供了一份阳东区雅韶镇笏朝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两证人的证言主要内容是，戴英考付款给谭琼玉时，自己均在场，已付清了货款给谭琼玉。《证明》的内容证实谭琼玉已经向戴英考收取林木款26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陈海、陈潮的母亲谭琼玉生前与戴英考签订《砍伐林木合同书》，将涉案的林木出售给戴英考砍伐，谭琼玉与戴英考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本案是陈海、陈潮认为戴英考当时未支付合同约定的26万元货款给谭琼玉，而请求戴英考支付该货款引起的纠纷，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
戴英考是否支付26万元货款给谭琼玉，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戴英考是履行付款义务的一方，应对已经支付26万元货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陈海、陈潮主张戴英考未付款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谭琼玉生前与戴英考签订的《砍伐林木合同书》及戴英考已将林木砍伐完毕，但谭琼玉去世后没有该货款收入的记录的事实。戴英考为证明自己已付清货款而提供的主要证据是自己的陈述及卓世伍、林开让两证人的证言、阳东区雅韶镇笏朝村民委员会的《证明》。
首先，2001年3月1日的《砍伐林木合同书》中约定在签合同时交15万元，在2001年7月前交5万元，其余的6万元在2001年12月底前交清。这是有约定履行付款期限的合同，如在签订合同时戴英考不支付15万元给谭琼玉，戴英考即时构成违约，合同不可能继续履行，陈海、陈潮不可能允许戴英考对林木进行砍伐。但从谭琼玉与笏朝村民委员会于2001年11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反映出，此时戴英考已将承包区内（争议的除外）林木全部砍伐，据此，戴英考按《砍伐林木合同书》约定支付货款的可能性较大；
第二，谭琼玉2001年11月30日自愿签订《协议书》，同意将自己承包期限未到的山地由笏朝村民委员会提前发包给戴英考，戴英考承包期间，谭琼玉没有向戴英考要求支付货款；《砍伐林木合同书》签订后，直到谭琼玉于2014年5月30日去世的十余年时间里，谭琼玉也从未向戴英考要求支付货款。如戴英考当时未付清26万元货款给谭琼玉，谭琼玉的上述行为显然有悖常理，戴英考未付清货款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陈海、陈潮主张戴英考未支付26万元货款给谭琼玉，主要依据是谭琼玉与戴英考签订了《砍伐林木合同书》，约定了货款为26万元，但谭琼玉的遗产与生前的收入不符，即没有该货款收入记录的事实，同时，陈海、陈潮认为谭琼玉生前曾从事过会计的职业，具备相应的文化知识，如收到戴英考的货款时，应当会出具收据给戴英考，但戴英考不能提供收据，从而推定戴英考未支付货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砍伐林木合同书》证明谭琼玉生前与戴英考存在林木买卖合同关系，但与戴英考拖欠26万元货款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同时，陈海、陈潮并非合同的当事人，自己不并清楚戴英考是否拖欠货款，戴英考未付货款，是陈海、陈潮的一种主观猜测，不能据此推定是客观事实。至于戴英考在诉讼时不能提供收据的问题，按生活经验，如合同约定的义务已完全履行、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持有履行义务时形成的证据的当事人，一般认为对该证据没有保留的必要，不会重视长期保管，因此，戴英考不能提供十多年前的收据，并不能据此认定戴英考未支付货款。相反，按陈海、陈潮逻辑思维，由于《砍伐林木合同书》是有约定具体履行付款期限的合同，如当时戴英考未按约定期限支付货款，谭琼玉应当要求戴英考出具欠据给自己收执，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并妥善保管，但陈海、陈潮并没有提供该证据。
综上所述，由于陈海、陈潮主张戴英考未支付货款所依据的理由、事实，存在不充分、不合理的因素，在陈海、陈潮提供证明自己已付清货款的证据后，陈海、陈潮未能提供足反驳的相反证据，故确信戴英考已支付26万元给谭琼玉存在高度可能性，应认定两证人的证言、《证明》具有证明力，对戴英考主张的已付清26万元货款的事实应予采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陈海、陈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陈海、陈潮请求戴英考支付26元货款，不予支持。
另外，适用诉讼时效的基础是存在债权的事实。由于陈海、陈潮对戴英考不享有债权，戴英考不存在履行义务的前提，故本案无须对诉讼时效进行审查。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陈海、陈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陈海、陈潮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陈海、陈潮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有：
1、一审法院（2016）粤1704民初835号案法庭审理笔录，拟证明戴英考在（2016）粤1704民初835号案中陈述在支付26万元林木款时，在场的人只有谭八、谭成明，并没有卓世伍、林开让及村干部在场；而且26万元也不是分三次支付。
2、谭琼玉的体格检查表，拟证明谭琼玉在1998年已经患有双膝骨关节炎，脑动脉硬化，在2001年谭琼玉的病情不允许其从阳江往返至雅韶签订合同并收取款项。
经过庭审质证，戴英考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上述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
经过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陈海、陈潮主张戴英考未按照《砍伐林木合同书》履行付款义务过程中所发生的纠纷，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陈海、陈潮向戴英考主张本案权利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和戴英考是否已经履行《砍伐林木合同书》约定的付款义务问题。
（一）陈海、陈潮向戴英考主张本案权利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问题。本案中，谭琼玉与戴英考所签订的《砍伐林木合同书》约定在签合同时戴英考先交15万元给谭琼玉，在2001年7月前交5万元，其余的6万元在2001年12月底前交清。同时，涉案林木也在2001年砍伐完毕。涉案林木的权利人谭琼玉等也应当清楚林木被砍伐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此，涉案林木的权利人要求戴英考履行《砍伐林木合同书》付款义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于2002年1月1日起计算2年。但陈海、陈潮在2016年10月长达14年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出法律所规定的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对其诉讼请求依法应当驳回。一审判决对此处理并无不当，本院应予支持。陈海、陈潮主张戴英考应当履行《砍伐林木合同书》所约定的付款义务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戴英考是否已经履行《砍伐林木合同书》约定的付款义务问题。如上所述，在陈海、陈潮向法院起诉戴英考支付林木款的诉讼请求因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不予支持的情况下，本案无须对戴英考是否已经履行《砍伐林木合同书》约定的付款义务进行审查。
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海、陈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上诉人陈海、陈潮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雄
审判员 梁宗军
审判员 蔡旻霏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许君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