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鄂民申251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军，女，1974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子，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朱双贵，女，1954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湖北恒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周军因与被申请人朱双贵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民终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周军申请再审称：1、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李贵生的死亡证明原件由周军持有，原二审判决认定该原件由朱双贵持有与事实不符。本案部分证人证言虽然反映了朱双贵曾带李贵生看病并在李贵生住院期间给予照顾，但朱双贵对李贵生一段时间的照顾并不能说明李贵生从生到死均接受了朱双贵的扶养，而且证人没有实际参与到李贵生和朱双贵的生活，对双方生活情况无法知晓。而根据双方均认可的证人证言，可以确定以下事实：李贵生服刑期间，朱双贵使用或出租了李贵生佛教协会的房屋，其向李贵生提供的生活费是其获得房屋使用权益或房屋租金的对价，并非额外向李贵生提供资金，期间朱双贵并没有抚养李贵生。李贵生服刑期满后通过申请低保和兼职有足够的生活来源，自给自足并能有富余，虽与朱双贵同居，但并不需要朱双贵承担生活开销。朱双贵从事多份家政工作，工作性质决定了其客观上没时间扶养照顾李贵生。李贵生在2013年曾向其妹李晴芝借款10万元，也反映出李贵生生病无法工作后，朱双贵并没有完全扶养李贵生。原二审判决以朱双贵对李贵生一段时间的照顾为据认定李贵生从生到死均接受朱双贵的照顾错误。2、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遗赠扶养协议是指遗赠人与抚养人签订的，遗赠人的全部或部分财产在其死亡后按协议规定转移给扶养人所有，抚养人承担对遗赠人生养死葬义务的协议。因此，遗赠扶养协议的财产转移时间为遗赠人死亡后。本案李贵生和朱双贵约定诉争房屋应在李贵生生前过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对遗赠扶养协议财产转移时间的规定相悖。双方签订的《遗赠扶养补充协议》名为遗赠扶养协议，实为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原二审判决依照遗赠扶养协议的法律规定处理赠与关系适用法律错误。（2）李贵生生前未将诉争房屋过户给朱双贵，在签订《遗赠扶养补充协议》后另立遗嘱，在《遗嘱》中明确表示对朱双贵未尽扶养义务不满，后悔与朱双贵签订《遗赠扶养补充协议》，重新订立遗嘱并将诉争房屋留给周军。我国法律并未规定撤销赠与的具体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及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李贵生已经以自己的实际行为撤销了其对朱双贵的赠与。原二审判决认定《遗赠扶养补充协议》未依法撤销错误。（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的规定，受赠人要获得赠与财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赠与人有赠与财产给受赠人的意思表示；二是受赠人要依约履行相应的义务。本案中，李贵生未履行房屋过户以及订立遗嘱的行为表明其拒绝赠与朱双贵。朱双贵对李贵生虽有所照顾，但没有完全履行约定的义务，只能够主张补偿其因照顾所支出的相应费用，故朱双贵不具备获得赠与财产的条件，不能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原二审判决判令诉争房屋归朱双贵所有错误。综上，周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被申请人朱双贵提交意见称，1、朱双贵提供了证人证言及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生活发票、住院发票及病危通知书等证据证明其对李贵生生前尽到了扶养义务，原二审判决是在调查核实双方证据的基础上认定朱双贵对李贵生生前尽到了扶养义务，并非缺乏证据证明。死亡证明原件事先确实在朱双贵手中，后需要办理火化事宜才交付给周军。死亡证明虽然是周军一审提交的，但是朱双贵未依约履行安葬义务，并非朱双贵自己原因，而是李贵生家属阻扰等外界原因导致。原二审判决认定朱双贵尽到生前照顾抚养义务并非依据死亡证原件，而是依据其他证据认定。死亡证原件由谁持有并未影响本案相关基本事实的认定。2、2013年8月5日，李贵生与朱双贵签订的《遗赠扶养补充协议》是在原《遗赠扶养协议》基础上签订，双方同意原《遗赠扶养协议》有关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继续有效，只是将原约定的受赠房屋进行了变更，使用权变更为所有权。虽然《遗赠扶养补充协议》约定“在房产证办好之后，李贵生积极协助办理房产证过户手续，将该房产过户到朱双贵名下”，但是2013年8月5日李贵生与朱双贵双方签订《遗赠扶养补充协议》时所做的谈话笔录记载“李贵生表示虽与朱双贵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并于今天签订了补充协议，但周军毕竟是其亲生骨肉，要求在其去世之后，朱双贵取得该房屋之后，应给付周军一万元。朱双贵表示同意，按照李贵生要求办，给付该一万元”，而且朱双贵并未要求李贵生在死亡前办理房屋过户，而是在其死亡之后申请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李贵生与朱双贵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遗赠扶养补充协议》及实际履行的情况，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原二审判决按照遗赠扶养协议的法律关系处理本案适用法律正确。3、《遗赠扶养协议》属于双务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单方解除合同需要符合法定条件。本案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朱双贵与李贵生签订的两份协议存在单方解除的情形。李贵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可以单方解除，事后双方也未办理协议解除的手续，签订《遗赠扶养补充协议》后，李贵生继续接受朱双贵的生活扶养与照顾。李贵生的行为表明其同意继续履行遗赠扶养协议。若确实要解除，李贵生应该及时与朱双贵协商解除。朱双贵付出了自己的劳动，理应得到协议约定的回报。综上，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周军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1、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经查，李贵生的死亡证明系周军一审提交，原二审判决认定李贵生的死亡证明原件由朱双贵持有认定不当，但是该事实并非本案待证明的朱双贵是否履行了《遗赠扶养协议》约定的基本事实。原二审判决认定李贵生生前生活及住院主要由朱双贵照顾，直至李贵生去世的事实有朱双贵提交的病危通知书等证据和周军申请出庭的证人证言证明，并不缺乏证据证明。故周军有关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2、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确有错误的问题。（1）关于原二审判决适用遗赠扶养协议的规定处理本案是否错误的问题。虽然李贵生与朱双贵在2013年8月5日签订的《遗赠扶养补充协议》中约定“在房产证办好之后，李贵生积极协助办理房产证过户手续，将该房产过户到朱双贵名下”，但是双方在当日签订《遗赠扶养补充协议》后，又在谈话笔录中约定“在李贵生去世之后，朱双贵取得该房屋之后，应给付周军一万元”，可以视为对《遗赠扶养补充协议》约定的房屋过户时间的修改。该《遗赠扶养补充协议》经双方当事人修改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遗赠扶养协议财产转移时间并不相悖。原二审判决适用遗赠扶养协议的相关规定处理本案并无不当。（2）关于原二审判决认定《遗赠扶养补充协议》未依法撤销是否错误的问题。经本院询问，周军陈述李贵生生前并未向人民法院起诉撤销或解除其与朱双贵签订的《遗赠扶养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李贵生所立的遗嘱对象为周军，并非朱双贵。周军主张李贵生通过订立《遗嘱》及不履行遗赠的内容的方式撤销了李贵生与朱双贵签订的《遗赠扶养补充协议》缺乏法律依据。原二审判决认定《遗赠扶养补充协议》未依法撤销并无不当。（3）本案李贵生与朱双贵形成的系遗赠扶养法律关系，并非赠与法律关系。周军引用赠与法律关系的法律规定主张朱双贵不具备取得诉争房屋所有权的条件，与本案案情不符。原二审判决根据李贵生与朱双贵签订的两份遗赠扶养协议及履行的情况，判令诉争房屋归朱双贵所有并无不当。故周军有关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请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周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周军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严浩
审判员 徐艺
审判员 兰飞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张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