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京行赔终6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月娥，女，1960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代理人方期良，1958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方朝，198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钱粮胡同3号。
法定代表人金晖，代理区长。
委托代理人韩喆，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双领，北京市安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月娥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城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8）京04行赔初28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北京市东城区琉璃井南里42号涉案公房的原承租人为刘玉明。2007年10月23日，刘玉明去世。2008年8月16日，刘玉明之女刘月娥向原北京市崇文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永外分中心提出公房承租人变更申请，经审核后，涉案公房承租人变更为刘月娥。2016年10月19日，案外人刘桐、焦淑兰提出异议，认为刘月娥在未经其二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变更公房承租人，要求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二中心永外分中心（以下简称房地二中心永外分中心）恢复原承租人刘玉明的承租关系。2017年4月14日，房地二中心永外分中心作出《关于撤销琉璃井南里42号刘月娥与永外分中心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决定书》（以下简称涉案决定书），认定：因刘月娥隐瞒户籍情况，案外人刘桐、焦淑兰提出异议，且办理更名手续时其他本址户籍人不知情也未到场，据此认定刘月娥与房地二中心永外分中心签订的琉璃井南里42号《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同年4月18日，刘月娥不服涉案决定书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7月4日作出京政复字[2017]3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东城区政府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刘桐、焦淑兰属于与刘玉明同一户籍共同居住二年以上又无其他住房家庭成员的情况下，作出涉案决定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据此撤销了东城区政府作出的涉案决定书。2017年7月15日，房地二中心永外分中心通知刘月娥作为琉璃井南里42号公房的承租人尽快到望坛征收指挥部签订房改售房协议和房屋征收协议。2017年7月18日,刘月娥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望坛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2017年8月26日，刘月娥将琉璃井南里42号房屋及未登记房屋一并交望坛棚改征收现场总指第14分指挥部。同年9月24日参加选房，刘月娥选择的补偿方式为回迁。同年10月18日，刘月娥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签订《望坛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补充协议》。
另查，2017年8月8日，刘月娥向东城区政府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东城区政府依法赔偿因房地二中心永外分中心作出的涉案决定书，给刘月娥带来的21万元拆迁损失、提前搬家两个月8800元的损失及赔偿刘月娥选购房屋的经济损失2268000元或一套两居室瀛海房源。2017年9月7日，东城区政府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认定刘月娥所主张的征收损失不过是可预期利益，并非实际可得利益，更非业已形成的实际损失，与涉案决定书之间不具有关联性和因果关系，刘月娥所主张的行政赔偿损害事实不存在，对刘月娥的赔偿申请决定不予赔偿。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或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侵犯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具有请求资格；（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6）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7）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本案中，刘月娥基于涉案决定书被复议机关北京市人民政府依法撤销，其向东城区政府先行提出赔偿申请，东城区政府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现刘月娥单独提起行政赔偿之诉，符合《国家赔偿法》及其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国家赔偿需以存在实际损失为前提，赔偿范围也以实际损失为限。一审庭审中刘月娥主张，2017年5月10日前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可获得21万元的速迁奖励，5月10日至5月30日前提前搬家的可以获得8800元搬家奖励，而刘月娥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时间为2017年7月18日,交房时间为2017年8月26日，显然不符合获得速迁奖励和搬家奖励的时间要求，且刘月娥未能举证证明在规定时间内未签约及搬家的原因系东城区政府作出涉案决定书所导致。故刘月娥主张的速迁奖励损失和提前搬家奖励损失并非刘月娥已经实际获得的确定的财产利益，且该两笔损失的产生与东城区政府作出涉案决定书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刘月娥要求东城区政府予以赔偿，于法无据。另刘月娥主张的房屋选购损失2268000元或赔偿刘月娥外迁一套两居室瀛海房源的请求，因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上述损失的具体计算依据，故对刘月娥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月娥的诉讼请求。
刘月娥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诉称，原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决定书严重偏离事实，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拖延了上诉人签约时间，导致上诉人不能以承租人身份在可获得21万元速签奖的有效期内进行签约，并损失了8800元提前搬家奖，同时导致上诉人选购房源地理位置、房屋面积、朝向、楼层上造成严重损失。因此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
东城区政府答辩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不再重述。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受害人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违法，并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了实际损害。本案中，刘月娥要求东城区政府赔偿因涉案决定书给其造成的21万元速签奖励损失、8800元的提前搬家损失及赔偿刘月娥选购房屋的经济损失2268000元或一套两居室瀛海房源。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对于刘月娥提出的21万元速签奖励损失，由于在涉案决定书被撤销后，刘月娥已与东城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其中含有速度签约奖励的约定，该协议的签署表明刘月娥是认可并接受该奖励项目和数额的，如果刘月娥在签订协议后发现该奖励数额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通过协议救济途径解决，而非通过国家赔偿的方式来解决。对于刘月娥提出的8800元提前搬家损失，由于刘月娥在签署征收补偿协议后并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交房义务，东城区政府据此不支持刘月娥的赔偿请求并无不当。对于刘月娥提出的赔偿选购房屋经济损失2268000元或一套两居室瀛海房源，由于刘月娥并没有就此提出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不予支持该请求亦无不当。因此，一审判决驳回刘月娥的赔偿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支持。刘月娥提出的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行
审 判 员 刘天毅
审 判 员 章坚强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吴华兵
书 记 员 杨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