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2民终19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某1，女，汉族，1988年2月11日出生，住重庆市云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某2，男，汉族，1967年9月24日出生，住重庆市云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某1，女，汉族，1967年12月5日出生，住重庆市云阳县。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向国旗，重庆宁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1，男汉族，1989年11月28日出生，住重庆市云阳县。
上诉人卢某1、卢某2、江某1因与被上诉人吴某1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云阳县人民法院(2018)渝0235民初2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卢某1、卢某2、江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国旗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吴某1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卢某1、卢某2、江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返还被上诉人彩礼20000元。主要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借婚姻索取财物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在审理中，上诉人补充上诉的事实和理由：1、虽然彩礼的交接有卢某1父母的参与，但是这仅仅是一种仪式，父母的地位仅仅相当于代理人，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彩礼用于了女方家庭开支，原判判决卢某2、江某1返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路总管”吴某3证实，举行婚礼时，卢某2向男方已经返还彩礼20000元，故原判按照40000元为基数返还彩礼没有事实依据；3、女方收到彩礼后拿出部分用于双方共同花销，为办婚礼请客、送礼以及平时的吃喝等，在此种情况下，返还彩礼时应该对支出的金额予以扣除，扣除后的彩礼数额不大，故不应返还。
吴某1向本院邮寄书面答辩状答辩称，吴某1认为原判判决的金额过低，但为了解决问题才没有上诉；双方家庭相隔较近，因为婚约财产给付的事情导致婚礼耽搁了几个小时，在当地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双方亲友和周围邻居对此事很清楚；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吴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卢某1、卢某2、江某1连带返还婚约财产438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卢某1、卢某2、江某1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卢某2、江某1系卢某1父母。吴某1与卢某1经媒人吴某2介绍于2016年10月相识，2016年农历腊月十六双方按农村风俗“看人户”，同年农历腊月二十一日，吴某1与卢某1按农村风俗举办婚礼，2017年7月两人分居生活，双方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也未生育子女。卢某1的陪嫁嫁奁有被子10床(含被套、被芯)、床1张、床垫1张、梳妆台1个，上述物品均在吴某1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吴某1是否向卢某1、卢某2、江某1支付彩礼以及支付的金额？针对上述焦点，吴某1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媒人吴某2、路总管吴某3的调查笔录，并举示了与卢某2、江某1的谈话录音一份。一审法院也依职权在向卢某1送达应诉材料时询问了相关情况并形成通话录音交由双方当事人质证，卢某1、卢某2、江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以上证据均不予认可。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双方的媒人系吴某2，举行婚礼时酒席总管系王某1、路总管系吴某3、女方总管系许某1。经一审法院对录音及两份调查笔录进行审查，认为虽媒人吴某2、路总管吴某3未出庭作证，但结合两份录音材料，卢某1在录音中明确认可“礼金给了30000元，订婚的时候给了10000元。”卢某2、江某1在谈话录音中亦认可“连看人户有40000元。”媒人吴某2、路总管吴某3的两份调查笔录客观真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可以下事实：2016年农历腊月十六双方按农村风俗“看人户”时吴某1给付卢某1礼金10000元，2016年农历腊月二十一日举办婚礼时向对方支付礼金30000元，共计给付彩礼40000元。
彩礼是一方当事人为了促成婚约的履行、实现结婚目的，按照当地风俗习惯给付对方数额较大的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从本案确认的事实看，吴某1与卢某1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双方于2017年7月分开后再无往来，双方事实上已经没有履行婚约的意愿，应视为双方婚约已经解除，但双方均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婚约的解除是由一方的过错造成的。双方婚约解除后，则吴某1给付彩礼的目的未能实现，故吴某1有权请求返还彩礼。吴某1给付对方的40000元现金，是吴某1按照当地习俗给付对方数额较大的财物，应定性为彩礼，应当依法予以返还。同时，考虑到卢某1与吴某1共同生活、外出务工近半年时间，故一审法院酌情确定返还吴某1的彩礼金额。本案中，吴某1支付的彩礼均由媒人和路总管转交给了对方家庭，故卢某1、卢某2、江某1应当共同承担返还责任。吴某1另外主张的3800元系举行婚礼时对对方及其亲属的礼节性馈赠，应当认定为赠与，赠与一旦实践后，受赠人就无返还的义务，故上述款项均不应当作为彩礼返还。庭审中，卢某1要求其陪嫁嫁奁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并要求返还，吴某1亦认可陪嫁嫁奁尚在其处存放，故，陪嫁嫁奁系卢某1的个人财产，吴某1应当返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卢某1、卢某2、江某1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吴某1彩礼金20000元；二、存放在吴某1处的被子10床（含被套、被芯）、床1张、床垫1张、梳妆台1个归卢某1所有；三、驳回吴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6元，减半收取448元，由吴某1负担224元，卢某1、卢某2、江某1负担224元。
在二审中，卢某1、卢某2、江某1向本院举示了以下证据：1、录音光盘及通话清单，拟证明卢某2通过“路总管”吴某3返还了彩礼20000元；2、账户信息查询手机截图，拟证明卢某1将彩礼用于了双方共同生活。吴某1未质证。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证据1，“路总管”吴某3未到庭接受质询，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虽然截图显示为账户信息，但无法确定系卢某1本人的，且仅凭该证据不能达到证实卢某1将彩礼用于了双方共同生活，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相同，本院对一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本案的上诉请求以及答辩意见，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卢某2、江某1是否应该与卢某1共同返还彩礼的问题。根据民间风俗习惯，在订立婚约时男方会给付女方一定的彩礼，通常情况下接受彩礼的是女方父母，彩礼由女方父母保管，用于女方置办嫁妆等的费用以及结婚时的其他开销等。因此，婚约财产纠纷与女方及其父母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判决由卢某2、江某1和卢某1共同返还彩礼符合案件实际情况和民间婚俗习惯。现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判决卢某2、江某1与卢某1共同返还彩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判认定彩礼为40000元是否恰当的问题。根据婚约
风俗习惯，订婚、结婚时男方通常会给付女方一定的财物作为彩礼，由于婚约所具有的民间习俗的特性，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媒人和相关证人的证言是最常见、最普遍的证据。本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媒人吴某2、“路总管”吴某3的证言以及上诉人的通话录音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并予采信，据此认定吴某1给付的彩礼为4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称结婚时向男方返还彩礼20000元，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且结婚时女方“返还彩礼”也不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故上诉人主张原判按照40000元为基数返还彩礼没有事实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判认定返还彩礼20000元是否恰当的问题。对于彩礼应该返还多少，一般会综合考虑男女双方同居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是否怀孕生子、过错责任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经济状况等因素，由法院酌情确定。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酌定由上诉人共同返还2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卢某1收到彩礼后用于了双方共同生活，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且吴某1给付彩礼后，上诉人如何支配彩礼系对自己财产的自由处分，故上诉人称应将支出的数额予以扣除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卢某1、卢某2、江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6元，由卢某1、卢某2、江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玉涛
审 判 员 张 燕
审 判 员 刘 康
二〇一八年九月四日
法官助理 胡显春
书 记 员 黎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