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3民终34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遵义市汇川区团结煤矿。
投资人：唐德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开颜，贵州遵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邰超，贵州遵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金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爱萍，江西金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昌东，江西法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贵州兴盛天旺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作友，总经理。
原审被告：杜希良，浙江省东阳市人，住浙江省东阳市。
原审被告：东阳市杜宇燃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秀芳。
上诉人遵义市汇川区团结煤矿（以下简称团结煤矿）与上诉人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煤销售公司）以及原审被告贵州兴盛天旺贸易有限公司、杜希良、东阳市杜宇燃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遵义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2日作出（2014）遵县法民初字第4148-2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江煤销售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2015）遵市法民终字第1266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6）黔0321民初1162号民事判决，团结煤矿、江煤销售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团结煤矿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二、改判江煤销售公司共计支付345000元煤款及赔偿损失5万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将杜希良转款763675元全部认定为是本案中的煤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根据庭审及江某、邹祖兵的证言，可以说明，杜希良与江某在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之前，就有其他的业务往来。因此，杜希良转款的763675元并非全部都是应付给上诉人的煤款。2、一审认定江某占用的273675元，事实上是杜希良与江某之间的业务往来，与本案并无关系。一审将该款计入被上诉人已付款中，导致上诉人的应收煤款减少了2/3以上。故被上诉人江煤销售公司应付给上诉人的煤款应当为34.5万元。二、因一审将上诉人应收款认定错误，导致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的分担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江煤销售公司拒不支付剩余煤款，是造成本案诉讼的原因，并且，江煤销售公司需承担付款义务，因此，本案所产生的诉讼费和保全费用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三、本案从2014年起诉经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至今已历时4年之久，上诉人因此造成的损失（包括逾期利息等），远远大于上诉人所主张的5万元。为此，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江煤销售公司答辩称：1、江煤销售公司与团结煤矿没有买卖合同关系。2、团结煤矿要求江煤销售公司支付30余万元煤款没有证据支持。3、邹祖兵收到杜希良通过江某支付的煤款应当视为团结煤矿收到的相应煤款。
江煤销售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团结煤矿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杜希良系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上诉人与团结煤矿系买卖合同关系，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上诉人是向东阳市杜宇燃料有限公司购买煤炭再销售给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业务模式是由东阳市杜宇燃料有限公司在贵州地区负责采购煤炭直接送货至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进行交货，再由上诉人与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进行结算。上诉人从未与团结煤矿签订过任何书面煤炭买卖合同或达成过口头协议，也从未委托过杜希良代表公司向团结煤矿买煤。杜希良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或为东阳市杜宇燃料有限公司的行为，与上诉人无关。有关司法鉴定结论足以说明一切。二、团结煤矿主张煤款的证据不充分。团结煤矿主张煤款的证据是多份贵州兴盛天旺贸易有限公司的进货单，该公司将货场出租给东阳市杜宇燃料有限公司，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没有在进货单上有任何签字确认行为。即使团结煤矿向贵州兴盛天旺贸易有限公司发煤属实，团结煤矿也只能向该公司或其场地租赁方东阳市杜宇燃料有限公司主张煤款，而不能起诉上诉人。三、邹祖兵的收款行为是团结煤矿的企业行为。如果团结煤矿向贵州兴盛天旺贸易有限公司发煤1533.5吨，总计煤款为835545元属实，通过法院调查，杜宇(东阳市杜宇燃料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从个人账户向江某付款，再由江某向邹祖兵付款，总计支付了763675元，其差额部分仅为71870元（835545元-763675元）。即便欠款属实，所欠煤款应为71870元，而不是345000元。因为，根据团结煤矿的委托代理人陈述，邹祖兵在团结煤矿负责销售，他是代团结煤矿收款，邹祖兵接收煤款的行为就是团结煤矿的收款行为，不能因为邹祖兵没有交款给团结煤矿而否认杜宇的付款金额。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团结煤矿主张货款证据不足，请求驳回团结煤矿的诉讼请求。
团结煤矿二审答辩称：杜希良作为江煤销售公司的代理人，其代理行为有效，江煤销售公司应当依照相关法律履行义务。杜希良与团结煤矿达成的口头协议属于法定合同形式之一，受法律保护。
团结煤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江煤销售公司支付原告煤款34.5万元；2、判决被告江煤销售公司赔偿因迟延支付原告煤款造成的损失5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江煤销售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1日，案外人耿光宇代表江煤销售公司（甲方）与杜希良代表的东阳市杜宇燃料有限公司（乙方）签订《煤炭经营合作协议》，乙方自行采购煤炭卖给甲方，由甲方卖给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和贵州本省的水泥厂，该协议有效期自2013年6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2014年3月20日，双方再次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书》（编号410164）和《电煤购销合同》（编号410164-1），《合同书》载明合同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2013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不再执行，《电煤购销合同》载明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3月31日止，煤炭销售至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等。2013年12月1日，贵州兴盛天旺贸易有限公司（甲方）与杜希良代表的东阳市杜宇燃料有限公司（乙方）签订《租用场地协议》，即乙方租赁甲方场地、铲车、地磅等使用，租赁时间为2013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1日。就在上述相关合同、协议签订期间的2013年7月14日，杜希良以江煤销售公司的名义与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电煤购销合同》（编号：2013-外县市-038-001）及《煤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在当年7月15日至8月31日期间，向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供煤0.6万吨（其中7月、8月各供煤0.3万吨），后经结算7月份实际供煤两次，一次3650.68吨，结算金额1799566.2元，一次1474.32吨，结算金额726751.3元，8月份实际供煤一次2886.36吨，结算金额1422802.3元。
2013年8月30日，杜希良以江煤销售公司的名义与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电煤购销合同》（编号：2013-外县市-038-002）及《煤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在当年9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向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供煤1万吨，同时耿光宇代表江煤销售公司与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电煤购销合同》（编号：2013-外县市-038-003）及《煤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在当年9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向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供煤2万吨（其中9、10、11、12月各供煤0.5万吨），后经结算9月份至12月份期间实际供煤五次：①9月7183.94吨，结算金额3189238.32元；②9月445.88吨，结算金额197943.97元；③10月2696.16吨，结算金额1196933.27元；④11月3067.66吨，结算金额1361856.98元；⑤12月9790.9吨，结算金额4346572.15元。
2013年12月30日，杜希良以江煤销售公司的名义与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电煤购销合同》（编号：2014-外1-014）及《煤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在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期间，向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供煤1.6万吨，后经结算1月实际供煤6503.28吨，结算金额2498039.91元，2月实际供煤4712.14吨，结算金额1810027.22元，3月实际供煤5247.56吨，结算金额2015692.75元。
另外，在2013年5月30日，罗远志以江煤销售公司的名义与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电煤购销合同》（编号：2013-外县市-038）及《煤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江煤销售公司在当年6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向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供煤0.3万吨，后经结算实际供煤3850.58吨（0.385058万吨），结算金额2157622.45元。
根据上述五份合同及补充协议，从2013年6月起至2014年3月止，罗远志、杜希良、耿光宇以江煤销售公司名义共计向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供煤51509.46吨，共计结算金额22723046.82元，该煤款，系江煤销售公司与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核对结算后由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向江煤销售公司支付。因本案及钮开奇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保全，一审法院作出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由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协助扣留，尚有部分款项未支付江煤销售公司。
被告杜希良代表东阳市杜宇燃料有限公司与江煤销售公司签订《煤炭经营合作协议》、《合同书》、《电煤购销合同》后即以江煤销售公司名义与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相关《电煤购销合同》及《煤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为履行合同、协议，杜希良经与中间人江某（遵义市汇川区人）联系与原告负责销售的邹祖兵达成合意进行沙煤买卖，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对单价、煤款结算、支付方式没有书面约定，煤款支付采用私人走账方式，即由杜希良支付给江某，再由江某支付给邹祖兵。2013年12月28日至2014年1月7日期间，原告向杜希良代表东阳市杜宇燃料有限公司租赁的贵州兴盛天旺贸易有限公司场地共计发沙煤25车985.82吨（原告在2014年12月10日的“说明”中合计为899.4吨有误），原告认可该批煤款49万元已按上述支付方式付清。2014年2月14日至2月28日期间，原告同样向贵州兴盛天旺贸易有限公司场地共计发沙煤21车763.77吨（原告在2014年12月10日的“说明”中合计为668.77吨有误），原告称该批煤款363810元未支付，故诉请江煤销售公司支付34.5万元并赔偿损失5万元。
一审另查明，杜希良于2014年1月7日以户名杜宇（卡号：62×××61）通过中国工商银行浙江金华分行向户名江玲（江某之女，卡号：62×××57，该卡由江某使用）网转付款10万元，1月23日网转付款2万元，2月15日网转付款53675元，2月19日网转付款10万元，3月13日网转付款10万元，2月22日向户名江某（卡号：62×××97）网转付款19万元，2月25日网转付款20万元。共计网转付款七笔763675元，其中原告认可通过江某转账给邹祖兵收到49万元。
在一审审理中，江煤销售公司认为杜希良伪造该公司“合同专用章（8）”与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申请对杜希良以其名义与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的《电煤购销合同》及《煤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上加盖的江煤销售公司“合同专用章（8）”的真伪进行鉴定，因未收集到该公司“合同专用章（8）”在公安机关的备案登记印模，故无法比对鉴定。经征求江煤销售公司意见，同意以2013年8月30日耿光宇代表公司和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的《电煤购销合同》、《煤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上加盖的江煤销售公司“合同专用章（8）”与罗远志于2013年5月30日，杜希良于2013年7月14日、8月30日、12月30日以江煤销售公司名义和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的《电煤购销合同》、《煤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上加盖的江煤销售公司“合同专用章（8）”进行同一性比对鉴定。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上述耿光宇签订的合同上加盖的江煤销售公司“合同专用章（8）”源于南昌市公安局提供的同名印文设计图，杜希良、罗远志签订的合同上加盖的江煤销售公司“合同专用章（8）”与供检的同名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杜希良代表东阳市杜宇燃料有限公司与江煤销售公司签订相关煤炭经营合作协议、合同后，又以江煤销售公司的名义与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电煤购销合同、协议，同时向原告购买沙煤发运至其租用的贵州兴盛天旺贸易有限公司堆场，经混合后销售至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由江煤销售公司与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结算支付煤款，东阳市杜宇燃料有限公司与江煤销售公司进行结算支付，杜希良（杜宇）支付给原告的煤款属个人支付（垫付）性质。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原告主张所欠煤款数额、单价如何确定以及包括损失在内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2、杜希良的代理行为对江煤销售公司是否有效；3、责任的承担。原告主张的沙煤买卖，既没有与杜希良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更没有与江煤销售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以“进货单”为主要证据，但可综合认定原告与被告杜希良之间沙煤买卖的事实成立。原告与杜希良之间系通过中间人江某口头进行沙煤买卖，对沙煤的质量、煤款结算、支付方式等均没有书面约定。据江某、邹祖兵陈述，付款方式是杜希良转款给江某，再由江某付款给邹祖兵，可见该流程不符合单位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杜希良以江煤销售公司的名义与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与原告进行沙煤买卖，虽然江煤销售公司未授权，但杜希良（包括罗远志、耿光宇）在2013年5月30日至2014年3月31日期间代表江煤销售公司与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电煤购销合同》、《煤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后销售给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的沙煤款项，均由江煤销售公司与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结算支付，除一审法院裁定协助扣留的部分外，其余煤款已基本付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虽然杜希良以江煤销售公司代理人身份和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8）”与耿光宇代表江煤销售公司与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8）”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但杜希良以江煤销售公司代理人身份购买原告沙煤卖给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其煤款均由江煤销售公司结算，故应视为对杜希良代理行为的认可，而且原告也有理由相信杜希良有代理权，杜希良的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代理行为有效。原告以“进货单”主张权利，予以支持，故下欠的原告煤款应由江煤销售公司担责。但原告主张的煤款双方没有明确的单价，亦未经结算，仅有原告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结合原告认可的2013年12与28日至2014年1月7日期间出售的煤数量985.82吨煤款49万元已付清的事实，确定其平均单价为497元／吨（490000元÷985.82吨），据此确定2014年2月14日至2月28日期间的煤款为379593.69元（763.77吨×497元／吨）。两批次总煤款为869593.69元，而杜希良以杜宇之名于2014年1月7日至3月13日期间共计七笔向江某及江玲网转付款763675元，其中原告只认可收到49万元，则还有273675元为江某占用（原告可另行追偿）。总煤款869593.69元与杜宇已付款763675元相减后尚有105918.69元煤款未支付，该款应由江煤销售公司支付原告。原告主张赔偿损失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应予驳回。被告杜希良、贵州兴盛天旺贸易有限公司、东阳市杜宇燃料有限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可以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偿付原告遵义市汇川区团结煤矿煤款105918.69元。限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遵义市汇川区团结煤矿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保全申请费3020元，共计11820元，由原告遵义市汇川区团结煤矿负担9400元，被告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420元。鉴定费18000元，由被告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二审中，江煤销售公司提供了（2016）黔0303民初3537号民事判决书以及该案中的起诉状、欠款单、结算清单、庭审笔录、询问笔录、执行笔录等证据，用于证明团结煤矿曾经在2016年7月1日向汇川区人民法院起诉邹祖兵要求其支付购煤款23万余元，邹祖兵在2014年4月30日之前因购煤欠团结煤矿70596.15元，由此证明邹祖兵与团结煤矿是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关系，邹祖兵欠该债务与本案煤款形成时间相对应，即团结煤矿起诉本案煤款与上述案件煤款一致。
团结煤矿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案中的结算清单以及团结煤矿的起诉状不能证明本案争议货款就是该笔货款；从结算清单看出邹祖兵不仅在2014年4月30日之前欠团结煤矿煤款，2014年5月后同样发生交易及拖欠煤款，邹祖兵和团结煤矿的买卖合同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并不冲突和矛盾，上述证据不能证明相应时间段内只产生一种法律关系。
江煤销售公司还提供了（2016）黔0115民初189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在本案中贵州兴盛天旺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不仅是场地租赁，自身也有煤炭买卖业务，本案中该公司提供的进货单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团结煤矿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团结煤矿在二审中申请证人江某出庭作证，江某称杜希良一共转账支付给其763675元，其转了49万元给邹祖兵，剩下的没有转是因为其给杜希良拉煤，与杜希良之间没有结算；邹祖兵拉了货之后，不清楚邹祖兵应该得多少钱，但杜希良转给其49万元后，其就转给了邹祖兵，剩下的20余万元，是杜希良之后再转给其的。江煤销售公司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
对于江煤销售公司与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即鸭溪电厂）的煤炭销售业务，江煤销售公司二审中称销售合同均是由杜希良送到鸭溪电厂去盖章的，因为业务是杜希良联系的。
一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另查明，在本案第一次一审中，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24日向伍永清就本案相关事实进行调查，伍永清称其是江煤销售公司的杜希良、贾天海聘请的过磅员，工资都由江煤销售公司支付，知道团结煤矿向江煤销售公司拉过煤，其在过磅单上签了字。江煤销售公司对该调查笔录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伍永清是该公司工作人员。
团结煤矿于2014年11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共同支付拖欠的煤款34.5万元，并赔偿迟延支付煤款造成的损失15.5万元。在发回重审后，将赔偿损失的主张变更为5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杜希良向团结煤矿购买煤炭所欠货款为多少；二、杜希良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以及所欠货款应否由江煤销售公司承担支付责任。
关于杜希良所欠货款金额的问题。为证明2014年2月14日至2月28日期间向江煤销售公司销售煤炭763.77吨，团结煤矿提供了贵州兴盛天旺贸易有限公司进货单21份，载明团结煤矿共计发送沙煤763.77吨，进货单上均注明发货方为“团结煤矿”，收货方为“江西煤业”，且载明了运输车辆的车牌号，并有过磅人签字以及加盖的贵州兴盛天旺贸易有限公司的磅房专用章，结合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24日向过磅人伍永清所做的调查笔录，足以证明杜希良以江煤销售公司名义在2014年2月14日至2月28日期间向团结煤矿购买了763.77吨沙煤。一审根据前期供煤985.82吨货款为49万元确定单价为497元，并以此认定2014年2月14日至2月28日期间的货款为379593.69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杜希良以杜宇之名于2014年1月7日至3月13日期间向江某及江玲转款的763675元，能否全部认定为杜希良支付给团结煤矿的货款。本院认为，一方面，团结煤矿只认可收到其中的49万元为2014年2月14日前的煤款，与江某作为证人在本案两次一审和本次二审中陈述杜希良通过其转款49万元支付给团结煤矿的邹祖兵一致；另一方面，杜希良和江煤销售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该763675元全部为杜希良支付给团结煤矿的货款，也不能举证证明该763675元中除49万元之外的剩余款项即273675元是本案争议的货款或团结煤矿、邹祖兵指示杜希良将该部分款项作为本案货款支付给江某及江玲，且江某出庭否认该273675元是代收的本案货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杜希良和江煤销售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不能认定杜希良和江煤销售公司支付了本案争议的货款。一审认定杜希良支付的763675元中有273675元被江某占用，应作为江煤销售公司支付的货款，团结煤矿可另行追偿，缺乏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纠正。团结煤矿在本案中只主张煤款34.5万元，视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本院予以准许。
关于杜希良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首先，虽然江煤销售公司在本次一审中辩称杜希良是东阳市杜宇燃料有限公司的代理人，江煤销售公司与东阳市杜宇燃料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认为杜希良代表江煤销售公司与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鸭溪电厂）签订的合同都是虚假的，但是江煤销售公司在二审中称其与鸭溪电厂的煤炭销售合同均是由杜希良送到鸭溪电厂去盖章的，并认可该业务是杜希良联系的，因江煤销售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没有对杜希良代表其与鸭溪电厂签订销售合同提出异议，应推定其知晓杜希良以其名义与鸭溪电厂签订合同。其次，从查明的事实看，杜希良代表江煤销售公司销售给鸭溪电厂的煤款均由江煤销售公司结算，煤款均以江煤销售公司名义收取，且从本案财产保全的情况看，一审法院已对鸭溪电厂尚未支付给江煤销售公司的款项进行扣留。第三，杜希良持有以江煤销售公司名义与鸭溪电厂签订的销售合同，即便杜希良加盖的江煤销售公司印章为虚假的，但杜希良以江煤销售公司名义向团结煤矿购买煤炭，再转运销售给鸭溪电厂，团结煤矿有理由相信杜希良购买煤炭的行为是代表江煤销售公司。最后，江煤销售公司一方面享受了杜希良代表其与鸭溪电厂签订的合同产生的合同利益，认可杜希良代表其的销售行为，另一方面又不认可杜希良的购买行为，显然自相矛盾，违背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江煤销售公司应当对杜希良向团结煤矿购煤差欠的货款承担责任。综合以上分析，杜希良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所欠货款34.5万元应由江煤销售公司承担支付责任。
关于江煤销售公司二审提出团结煤矿曾经在2016年7月1日起诉邹祖兵支付购煤款23万余元，与本案煤款可能重复的问题。虽然团结煤矿起诉过邹祖兵，但江煤销售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案的煤款与本案煤款存在重合，且本案煤款为团结煤矿销售煤炭给江煤销售公司而产生，江煤销售公司将向团结煤矿购买的煤炭再供应给鸭溪电厂，如前所述江煤销售公司作为买受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支付涉案煤款，故本院对江煤销售公司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关于团结煤矿主张的损失问题。本案中，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煤款支付期限和违约责任，而团结煤矿于2014年11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应认定此时付款期限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关于“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江煤销售公司应从2014年11月19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因从2014年11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至今的利息已超过5万元，而团结煤矿只主张5万元，故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江煤销售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团结煤矿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判决结果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6）黔0321民初1162号民事判决；
二、由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遵义市汇川区团结煤矿煤款345000元及利息损失50000元，共计395000元；
三、驳回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保全申请费3020元，鉴定费18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600元，共计47420元，由江西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5000元，遵义市汇川区团结煤矿负担24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洪
审判员 康 龙
审判员 胡晓波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
书记员 魏 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