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2民终55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福翠，男，194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江，山东元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心悦，山东元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度邮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度市支行，住所地青岛平度市红旗路57-3号。
负责人：刘智玉，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宗烨，北京市中银（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平度市分公司，住所地平度市开发区青岛路东段北侧。
法定代表人：刘恩亮，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典明，山东雅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萍，山东雅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马洪宗，男，汉族，1960年11月21日出生，住平度市。
原审原告：孙召科，男，汉族，1944年3月10日出生，住高密市。
原审原告：徐翠香，女，汉族，1973年10月15日出生，住高密市。
原审原告：谭桂花，女，汉族，1971年1月19日出生，住平度市。
原审原告：宗刚，男，汉族，1982年4月14日出生，住平度市。
原审原告：王新成，男，汉族，1976年5月11日出生，住平度市。
原审原告：万从政，男，汉族，1960年1月9日出生，住平度市。
原审原告：张吉美，女，汉族，1962年8月29日出生，住平度市。
原审原告：王桂英，女，汉族，1952年2月12日出生，住。
原审原告：刘桂荣，女，汉族，1956年6月27日出生，住平度市。
原审原告：江志平，男，汉族，1959年11月7日出生，住平度市。
原审原告：高玉英，女，汉族，1973年1月23日出生，住平度市。
原审原告：王振吉，男，汉族，1938年5月15日出生，住平度市。
原审原告：蒋翠芝，女，汉族，1966年12月9日出生，住平度市。
原审原告：郭培忠，男，汉族，1957年4月2日出生，住平度市。
上述十五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江，山东元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十五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心悦，山东元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翠婷，女，1953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山东琴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孙仁祥，男，1980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平度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山东琴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福翠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度邮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度市支行（以下简称平度邮储银行）、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平度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度邮政公司）、原审原告马洪宗等15名原审原告及原审被告王翠婷、原审被告孙仁祥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7）鲁0283民初6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福翠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按照上诉人的请求调取储户存款证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涉及239名储户，在立案过程中，在政法委的协调下，经与平度市人民法院协商，仅仅以16名储户作代表提起了诉讼。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的代理人曾多次申请一审法官调取239名储户在邮储银行的开户资料，但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拒绝了调取证据申请。孙公秀的代办行为具有长期性、广泛性，受害者众多，××残等农村弱势群体，为了查封需要，本案起诉时选取的是存款数额最大的前16名储户，样本不具有典型性，只有全面调取证据，才能准确把握储户存款的全局和实质。因此，一审法官拒绝调取证据的申请实质上剥夺了上诉人及广大受害储户的举证权。法官拒绝调取证据导致本案中有两个关键性问题查不清，一是广大储户在将钱交付给孙公秀后，到期基本不提取本金，只是结算利息和更换存单，储户手中现有存单尽管大多出具于近几年，但这是存单换了数次的结果，而最初的存款到底有没有流入邮储银行是判断孙公秀与被上诉人之间法律关系一个重要指标。如果最初的款项流入邮储银行，那么另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孙公秀到底是以储户代理人名义存的款还是以储户本人的名义存的款，如果以储户本人名义存的款，那么孙公秀到底是谁的代理人就一目了然了。如果孙公秀以储户代理人名义存的款，这种经常性行为是否值得被上诉人提高警惕，从而有义务及时告知广大储户以避免储户损失呢？二、一审法院对一些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举证责任分配有失公平。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错误之处甚多，为节约篇幅，在上诉状中就不全展开，详见上诉人代理人一审法庭辩论意见。现仅指出两处对法律关系定性较为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1、积分卡问题，积分卡就是储蓄存款积分卡，且每笔积分都找到了相应的在邮储银行的存款，根本不是一审判决在32页所述“江元友与王正良积分卡中经办人孙公秀的积分无对应存款，积分卡中孙公秀为经办人对应的2014年6月3日江元友银行记录为销户”。实际是户名为江元友的每次积分均能查到对应的银行存款，包括孙公秀经手的1200分对应的1200元存款。而王正良的积分卡也均能查到对应的银行存款，包括孙公秀经手的2015年10000分和2016年5月19日的50000分对应孙公秀出具的存单。2、关于江志平等人领取奖品等问题，书证、物证、认证具在，但一审法官在一审判决书36页竟然也认定“不能证明该存款与其提交的孙公秀出具的存单系同一笔存款，也不能证明其持该存单明确奖品雨伞的事实。”三、一审判决对法律关系定性错误，即使孙公秀为无权代理，从其外观特征来看，也足以认定为表见代理。关于孙公秀系表见代理的分析，详见上诉人代理人一审法庭辩论意见，在此不再赘述。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即使法官认定不构成表见代理，亦应按照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按照过错程度判决被上诉人中国平度邮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度市支行及其代理人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平度市分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能违法判决广大储户承担满盘皆输的后果。
上诉人在一审中以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就有义务对储蓄存款合同的效力依职权主动进行审查，尽管未明确阐述，但从字里行间中可以读出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以孙公秀书写的存单为载体储蓄存款合同是无效的，既然无效，一审法官有义务对合同无效的后果进行处理，而不能置之不理，视本案两被上诉人的严重过错行为于无睹，使其逃脱法律应有的制裁，更毋须上诉人另行起诉，从而既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又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讼累。
《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由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依然要遵循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按照合同双方的过错程度判决承担相应的责任。通过一审的举证、质证，被上诉人中国平度邮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度市支行及其代理人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平度市分公司显然是有重大过错的，一审判决竟未让其承担一丝一毫的责任，这种处理结果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在凤凰县国土资源局与湖南德夯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277号）中阐明，对合同效力的审查，属于人民法院裁判权范围，虽然当事人未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但人民法院仍应依职权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系合同无效法律效果的规定，人民法院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应主动援引该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进行处理，而不需要当事人另行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在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也对本案的处理提供了有益的和应予参照的处理路径。
在该案中，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以借款合同纠纷在广东省高院提起一审诉讼，请求判令深圳机场公司返还借款本金2.25亿元、利息及罚息。一审法院判决以合同无效，并基于各方的过错，判令深圳机场公司赔偿兴业银行广州分行19250万元本息，驳回其他诉讼请求。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不服，向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二审判决书，关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上诉所称本案崔绍先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本案授信合同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贷款合同为有效合同，深圳机场公司应依贷款合同返还贷款本息（包括罚息）的上诉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表见代理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继续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则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但是，在相对方有过错的场合，不论该种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无表见代理适用之余地。
因本案基本授信合同及相关贷款合同，均为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且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在本案所涉贷款过程中具有过错，故本案不适用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深圳机场公司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双方对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原审法院将2.25亿元中的1.6亿元认定为深圳机场公司应当偿还欠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的前一笔债务，该部分损失应当由深圳机场公司承担全部责任，而其余的6500万元由深圳机场公司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双方各自承担50%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原审判决对本案损失数额及民事责任分担原则的确定有误，判令深圳机场公司承担前一笔1.6亿元的偿还责任不当，应予纠正。
本案2.25亿元之中的1.6亿元确被崔绍先等用于偿还欠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的前一笔债务，但深圳机场公司是否应当偿还浦发银行广州分行1.6亿元贷款与本案无关，该偿付行为并未使2.25亿元骗贷的性质有所改变，本案应以2.25亿元及未付利息作为损失，确定民事责任的承担范围。然而，原审判决对本案损失数额的确定和民事责任的分担比例确定虽然欠妥，但该判决确定深圳机场公司赔偿兴业银行广州分行损失本金1.925亿元及未付利息，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自行承担损失本金3250万元及利息，即深圳机场公司承担本案2.25亿元贷款本息损失的近85％，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自行承担本息损失的近15％。从结果看，双方当事人的责任承担与其过错程度是适应的，故原审判决确定的双方当事人对本案损失的承担数额并无不妥，对此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判决既存在程序违法，又存在事实和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在适用法律上更是违反了法律的明确规定，判决结果对广大储户极不公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此上诉。
平度邮储银行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无需调取案外200多人的存款情况。上诉人没有书面或口头申请过调取案外200多人在答辩人处的开户、储蓄存款资料。答辩人也认为，本案仅涉16名储户，对于与本案无关的其他人的存款资料，答辩人无义务提交，一审法院依法也不可乱用职权调取与本案无关人员的存款资料。因此，一审法院法官依法办案，没有剥夺任何人的合法权利，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之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答辩人就上诉人上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提到的，关于积分卡和奖品之事实，作出如下答辩：1、积分卡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积分卡无论从形式上，还是记录内容上看，均不能证明积分卡与答辩人存在关系。该积分卡保存在个人手中，个人可以随意填写及仿印，积分卡不具有特定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假如上诉人自己在积分卡上填写了一次或者多次与自己存款具有一一对应关系的积分，是不能据此认定上诉人是答辩人的代理人或工作人员的。认定代理人或工作人员的依据应该是是否有委托或签订劳动合同。2、关于奖品雨伞等证据。奖品雨伞不是答辩人印制定做的，与答辩人无关。雨伞是一种宣传品，不仅可以作为奖品向社会特定人员发放，还可以作为礼物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发放，接受发放者还可以将雨伞转送其他人。其并不具有证明发放人与定做人存在代理关系或职务关系的特性。上诉人将印有“存款到邮政”的雨伞交给自己的亲戚，是不能证明上诉人与答辩人存在代理关系的。综上，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做出了清楚、正确的认定：孙公秀及不是答辩人的代办员、也与答辩人不构成表见代理关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本案是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件，一审法院审查上诉人、原审原告与答辩人储蓄合同关系是否成立，是本案的关键问题。上诉人、原审原告所持有的存单，是孙公秀自己印制的伪造存单，除印有“中国平度邮储银行储蓄存单”几个字，其他均没有能体现与答辩人有联系的地方，且孙公秀收取的款项大部分以自己的名义或付款人的名义存入惠民村镇银行，部分以自己的名义出借给其他人。故，上诉人、原审原告与答辩人不存在储蓄合同关系。如果孙公秀在伪造的存单上印制“中国国务院国债债券”，是否应认定上诉人、原审原告与国务院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呢？相信大家都会给出一个明确的、肯定的答复：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同理，上诉人、原审原告与答辩人也不存在储蓄合同关系。至于合同是否有效，是基于合同相对人双方来认定的，答辩人不是该案储蓄合同的相对方，所以涉案合同有效、无效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答辩人更无需承担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上诉人、原审原告所持有的存单相对方是收款人、出具存单的人，即孙公秀，上诉人、原审原告应向孙公秀主张权益，现孙公秀去世，其应向他的继承人主张权利，但上诉人、原审原告在一审中明确表示不要求孙公秀的继承人原审被告王翠婷、孙仁祥承担责任。因此，一审法院法院做出驳回上诉人、原审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合情、合理、合法。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平度邮政公司答辩称，纵观本案事实，结合一审庭审以及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及主张，答辩人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平度邮政公司、平度邮储银行之间是否存在储蓄合同关系的问题；二是孙公秀与两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代办关系的问题；三是本案是否存在表见代理关系的问题。答辩人围绕这三个问题逐一阐述，同时对上诉人的反驳意见也揉在其中一并进行答辩。
一、上诉人提交的借据，并非平度邮储银行的存单，涉案款项也没有进入到平度邮储银行，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储蓄合同关系。
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储蓄合同关系的唯一证据就是孙公秀出具的“假存单”，这些假存单本质上与普通的收到条没有区别，该存单明显有别于平度邮储银行的正规存单。
同时一审查明，持有孙公秀开具的存单就能到惠民村镇银行找到对应的款项，同时孙公秀以个人名义在惠民村镇银行存款160万元。而在被上诉人处查不到这些储户的存款。
根据最高院审理存单纠纷意见，形成储蓄合同关系的事实认定要从两个方面来认定，一是金融机构代表自己意志为储户出具的正规的存折、存单或银行卡；二是有关凭证虽有瑕疵，但载明的款项实际流入到了金融机构，这里强调的是实际流入到的金融机构，也就是说资金流入到了谁家就与谁建立了储蓄合同关系。本案中，上诉人持有的假存款单，显然不是被上诉人发出去的正规存单，不能作为认定与两被上诉人建立了储蓄合同关系的证据。同时，款项也并没有流入到两被上诉人处。因此，无论从证据本身还是从资金的流向来看都认定不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着储蓄合同关系。
二、孙公秀与两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代办关系，孙公秀不是被上诉人的代办员。代办始源于2006年以前，是银监会为解决偏远农村交通不便存、取款困难的产物，即所谓的代办站、代办所。代办站、代办所设立的标示、办公设施的配备跟设立行是一样的，由设立行聘用的在代办所、代办站代表银行办理存、取款业务的临时人员，称之为代办员。代办员与现在的银行柜员没有实质的区别，其使用的是金融机构的存单、印鉴等。本案当中，被上诉人平度邮储银行、平度邮政公司没有授权孙公秀从事代办业务，更没有在孙公秀住所周边村庄采取其它任何形式的宣传、公示等行为来表明孙公秀代表平度邮储银行或平度邮政公司办理存取款业务，更没有为孙公秀提供正规存单、印鉴以及其他能够表明孙公秀是邮政银行代办员的一切手续。恰恰相反，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时申请的证人“王某1”出庭作证证实了自己和孙公秀不是邮政的代办员。为了表明什么是代办的关系，证人陈述在此之前在农行做过代办员，与农行签订劳动合同，农行发放工资，持有农行存单等，这些才是代办员的基本特征。
上诉人一直认为积分卡可以证明代办关系，积分卡用于三农和便民等购物积分，具有较强的随意性，也不加盖公章，任何一个便民店都可以有，积分多了可以领取奖品，积分卡中的签名也就是起到了一个证明人的作用。因此，积分卡中有孙公秀的签名也不能证明孙公秀就是代办员。上诉人提交的奖品等物证，缺乏关联性，无法证实上诉人的主张。
被告孙正祥在公安笔录中陈述孙公秀属于惠民村镇银行的代办员，从孙公秀收到款项后，将资金存入到惠民村镇银行，大量储户持有孙公秀的存单到惠民村镇银行提现或者挂失的事实来看，又给惠民银行代办。证人王某1又证实曾经给农行做过代办。在被上诉人平度邮政公司做了大量电视、报纸、张贴宣传语、发放明白纸等形式告知大家被上诉人不设代办员，特别是被上诉人的正规存单的背面醒目地印刷了提示语。所有这些又怎么会片面的认为孙公秀是被上诉人的代办员呢？因此，一审认定事实正确。
三、本案不存在表见代理关系。表见代理必须有表见代理的外在表象，符合三个特征：代理人没有代理权；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外在表象（授权委托书过期没收回、空白的授权文件等）；第三人是善意的。本案中，孙公秀从来就没有做过代办员，当然就不会产生后续自认为其是代办员的效果，邮政公司的便民站并平度邮储银行的邮政储蓄代办站。存单的背面明确告知存款注意事项，特别注明了存单加盖“邮政储蓄业务公章才有效”，孙公秀提供的存单与上诉人的存单有较大差异，显然上诉人存有过失，并非善意的，因此，构不成表见代理。
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即使构不成表见代理，也应该按照无效合同来处理。逻辑不通，连表见代理都不存在，又怎么谈存在合同关系呢？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储蓄合同关系，自然就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上诉人大量引用合同无效的判例，与本案毫无关联关系。
四、一审程序合法，上诉人选择法律关系错误导致败诉。
从一审的卷宗、庭审的次数、大量证人的出庭、质证意见的纸式化等来看，一审法院非常重视该案的审理，充分尊重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向当事人多次释明，明确法律关系，上诉人明确表示，选择储蓄合同关系，让两被上诉人承担责任不让一审被告王翠婷、孙正祥承担责任。一审基于公正司法的价值取向，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经一审被告王翠婷、孙正祥确认孙公秀名底下存在惠民银行的160多万元属于储户的款项，如果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判决被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而不能判决一审被告王翠婷、孙正祥承担担责任，那么孙公秀名底下的160万元岂不成了一审被告王翠婷、孙正祥的款项了吗？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请求中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二原审被告答辩称：上诉人在一审时明确不要求二原审被告承担责任，原审被告对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意见，请求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作出判决。二原审被告对于法院已经冻结孙公秀名下160余万元不主张任何权利，用于清偿储户的损失。
15名原审原告陈述意见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
马洪宗、孙召科等16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平度邮储银行和平度邮政公司支付：
1、原告马洪宗存款200000元和利息（利息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时，暂时计算到2017年7月10日起诉时为1442.16元）；
2、原告徐翠香存款177000元和利息（利息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时，暂时计算到2017年7月10日起诉时为981.36元）；
3、原告孙召科存款150000元和利息（利息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时，暂时计算到2017年7月10日起诉时为1266.78元）；
4、原告谭桂花存款124000元和利息（利息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时，暂时计算到2017年7月10日起诉时为1846.06元）；
5、原告宗刚存款120000元和利息（利息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时，暂时计算到2017年7月10日起诉时为398.09元）；
6、原告王新成存款98000元和利息（利息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时，暂时计算到2017年7月10日起诉时为565.11元）；
7、原告万从政存款114000元和利息（利息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时，暂时计算到2017年7月10日起诉时为2345.68元）；
8、原告王福翠存款106000元和利息（利息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时，暂时计算到2017年7月10日起诉时为310.56元）；
9、原告张吉美存款103000元和利息（利息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时，暂时计算到2017年7月10日起诉时为9746.19元）；
10、原告王桂英存款100000元和利息（利息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时，暂时计算到2017年7月10日起诉时为687.94元）；
11、原告刘桂荣存款98000元和利息（利息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时，暂时计算到2017年7月10日起诉时为2283.21元）；
12、原告江志平存款97000元和利息（利息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时，暂时计算到2017年7月10日起诉时为1399.68元）；
13、原告高玉英存款90000元和利息（利息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时，暂时计算到2017年7月10日起诉时为691.89元）；
14、原告王振吉存款86000元和利息（利息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时，暂时计算到2017年7月10日起诉时为7170.92元）；
15、原告蒋翠芝存款80000元和利息（利息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时，暂时计算到2017年7月10日起诉时为261.64元）；
16、原告郭培忠存款80000元和利息（利息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时，暂时计算到2017年7月10日起诉时为5253.88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明确表示要求被告平度邮储银行、被告平度邮政公司承担责任；不要求死者孙公秀的亲属即本案被告王翠婷、被告孙仁祥承担付款责任。事实与理由：平度市南村镇亭兰村民孙公秀系被告的代办员，其以平度市南村镇亭兰营业所的名义为周边村民办理储蓄存款，村民办理存款业务时，孙公秀为村民出具加盖“平度市南村镇亭兰营业所”公章的中国平度邮储银行储蓄存单。现孙公秀意外去世，被告中国平度邮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度市支行拒绝支付16名原告的储蓄存款和利息。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均提交了各自相关证据，该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举证、质证情况如下：
16名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原告马洪宗、孙召科等16名原告提供载有“中国平度邮储银行储蓄存单”字样的书证69张，该书证上盖有“平度市南村镇亭兰营业所”印章并有孙公秀签字。其中储户名为马洪宗2016年11月19日至2017年5月16日的存单5张，金额20万元；储户名为徐翠香自2016年8月3日至2017年6月9日存单10张，金额177000元；储户名为孙召科2016年8月14日至2017年5月18日的存单3张，金额15万元；储户名为谭桂花2016年7月5日至2017年1月23日存单6张，金额124000元；储户名为宗刚2017年1月11日、2017年6月24日存单2张，金额12万元；储户名为王新成2017年2月5日至2017年6月12日存单4张，金额98000元；储户名为万从政自2015年10月29日至2017年5月19日存单5张，金额114000元；储户名为王福翠2017年2月17日、5月22日、5月23日存单3张，金额106000元；储户名为张吉美2012年6月3日、2013年4月6日、2015年5月12日存单3张，金额103000元；储户名为王桂英2017年3月10日存单1张，金额10万元；储户名为刘桂荣2014年5月25日至2017年3月30日存单5张，金额98000元；储户名为江志平2016年5月20日至2017年1月23日存单4张，金额97000元；储户名为高玉英2017年1月10日、5月24日存单2张，金额9万元；储户名为王振吉自2014年1月27日至2017年3月7日存单8张，金额86000元；储户名为蒋翠芝2017年5月13日存单2张，金额8万元；储户名为郭培忠2014年9月27日至2016年6月17日存单4张，金额8万元。原告提供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平度邮储蓄银行存款，构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事实。被告平度邮储银行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质证认为：这些所谓存单并不具备银行合法有效的存单形式要件，合法有效的存单应该是有银行填写并且加盖银行的业务专用章，而原告持有的存单加盖的印章是“平度市南村镇亭兰营业所”，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平度邮政公司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意见，储户和金融机构，持有合法有效的凭证，持有进账单等其他书面凭证，书面凭证的款项流入到银行，满足这两个款项才能建立储蓄存款关系，这些存单并非银行出具的存单，款也未进入我行;存单实际是一个收到条，特别是大额款项，原告应提供将款已经交付给孙公秀的证据。被告王翠婷、被告孙仁祥认为：1、对原告提交的存单中的款项是否交付孙公秀不知情，但被告王翠婷、被告孙仁祥在家中其遗留的材料中发现了部分存单和存单联，已经交给了南村派出所；2、原告提交的存单中有部分存单上所写的储蓄的身份证号与诉状中的不一致；原告提供的存单实际是一个收到条，特别是大额款项，原告应提供将款已经交付给孙公秀的证据。
证据二、案外人王龙龙、王正良、江元友、王素英四人的“邮政业务积分卡”，积分卡经办人处有孙公秀的印章并有被告平度邮政公司工作人员石筱、陶某、王吉鹏、郑亚坤的签字或印章，原告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平度邮储银行、平度邮政公司认可孙公秀代理邮政储蓄业务的事实；被告平度邮储银行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事实有异议，质证认为：积分卡与我行没有任何关系，积分卡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事项。被告平度邮政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孙公秀经办的积分均是三农业务积分，并没有储蓄业务积分，不能证明原告证明的事实。被告王翠婷、被告孙仁祥：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
为证明积分卡中孙公秀经办的积分是储蓄存款的积分，原告申请该院调取了与积分卡中载明积分相对应日期的存款明细，明细中无与孙公秀积分对应的存款记录，但有与银行工作人员相对应的存款记录。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相应的存款数据不全面，认为通过上述四人积分卡上的积分与存款的逐笔核对，可以明确《邮政业务积分卡》就是用于储蓄存款积分的，而不是被告所说的用于农药、化肥等三农业务积分，且与孙公秀经办对应的存款有王正良之妻朱美欣存款及孙公秀存款；江元友与王正良的积分卡上既有孙公秀作为办理人的记载，也有陶某等邮局工作人员作为办理人的积分，充分证明孙公秀系被告平度市邮政局认可的代办员。被告平度邮储银行、被告平度邮政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积分卡是三农积分，不是存款积分。被告王翠婷、被告孙仁祥同原告质证意见。
证据三：①孙公秀办公场所外悬挂“平度市南村镇亭兰营业所”的牌子照片；②平度邮政公司印制的邮政农资会员优惠卡；③“中国平度邮储银行个人账户申请书”；④邮政便民服务收费小票。原告提供的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孙公秀对外以平度邮政公司亭兰营业所名义办理存款业务，属于平度邮政公司的代理人的事实。被告平度邮储银行质证认为：现场拍摄的照片不能证明孙公秀与我行有任何关系，办公场所所挂的牌子与被告平度邮储银行没有联系；关于会员卡，是邮政局印发的，与我行没有任何关系。平度邮储银行个人账户申请书在每一个银行柜台都可以随意拿到，在办理储蓄业务的时候客户填写的；关于收费小票，属于代收水电的凭证，更印证了服务三农的事实，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所要主张的事实。被告平度邮政公司质证认为：会员优惠卡是孙公秀给购买他化肥等物资的客户发的优惠卡，这个优惠卡并无积分记录，只有兑奖金额等，兑奖依据是积分卡，优惠卡和积分卡只能证明孙公秀是三农服务点，并不能证明孙公秀是平度邮储银行的代办员。对个人账户申请书是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摆放着柜台外供所有人领取使用的；对孙公秀所悬挂的平度亭兰营业所的牌子，并未显示邮政、邮储银行的字样；收费小票属于便民服务站代收水费、电费的凭证，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王翠婷、被告孙仁祥质证认为：对以上证据没有异议。
证据四：原告提交孙公秀生前持有的邮政储蓄存单338份及孙公秀、王某1签字的“储蓄存款凭条”，用以证明被告平度邮储银行、被告平度邮政公司把孙公秀及其营业场所作为自己的场所进行管理，因为任何储蓄存单的钱被提取后都要交回金融机构，在孙公秀处存有大量的提取及未提取的存单、包括已清户的储蓄银行存单，说明被告平度邮储银行、被告邮政认可孙公秀的代理行为。被告平度邮储银行对存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储蓄存款凭条出具时我行还没有成立，与我行无关。被告平度邮政公司对存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质证认为这是孙公秀代理储户办理存款的业务存单，事实是2004年5月份，孙公秀自称在回家路上遇到了抢劫，部分存单被抢，因为事件具有突发性，无法确定是谁的存单被抢，所以孙公秀对其代理储户所有的存单进行了挂失，但这些存单为什么还在孙公秀手中，我们不清楚。“储蓄存款凭条”不是我公司的，我公司的存款凭条为：整存整取存款凭条，格式、颜色均不相同。被告王翠婷、被告孙仁祥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没有异议。
原告申请法院调取孙公秀持有存单的存取款及挂失记录，用以证明孙公秀作为被告的内部人员来处理相关业务的事实。本院调取了孙公秀持有存单在被告平度邮政公司处存款、挂失的相关凭证。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质证认为在2004年5月份存单挂失及补办皆没有孙公秀的身份证及储户的授权书，结合被告平度邮储银行、被告平度邮政公司在此前的庭审中所述，当时挂失是因为孙公秀称存单被盗，由被告平度邮政公司负责给挂失的，从中可以证明两被告并没有将孙公秀作为原告的代理人来处理相应业务，而是把孙公秀作为被告的内部人员来处理的相关业务。被告平度邮储银行对法院调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平度邮储银行无关。被告平度邮政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当时孙公秀在手续不全是因为当时情况紧急、事后也未及时要求孙公秀补办手续造成的，但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事实。被告王翠婷、被告孙仁祥：同原告质证意见。
证据五：原告江志平提供的邮储银行客户账户信息查询单一份和孙公秀出具的存单两张、印有邮政有礼等字样的雨伞一把，用于证明江志平持有与孙公秀出具的这两张存单到平度邮政公司处抽奖并抽到奖品“雨伞”，说明孙公秀是被告平度邮储银行、被告平度邮政公司代理人的事实。被告平度邮储银行质证认为：对客户账户信息查询单无异议，两份存单与银行明细单没有任何关联，与我们邮储银行没有任何关系。原告能够抽奖的存单并不是原告在庭上提交的这两份存单，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被告平度邮政公司质证认为：客户账户信息查询单无异议，两份孙公秀出具的存单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被告王翠婷、被告孙仁祥对客户账户信息查询单没有异议，原告提交的2016年11月23日孙公秀出具的3万元存单是与惠民银行2016年11月24日存入的3万是一笔。
证据六：证人王某1出庭证明：其与孙公秀原为农行的代办员，2000年与孙公秀一起在原农行代办点给被告平度邮政公司承揽存款业务，把原农行代办点的牌子刷成邮政储蓄的牌子，挂在办公场所内，为邮局揽业务，不是邮局的代办员，待遇是拉到存款提成。因赚钱少我干了一个月不干了，孙公秀继续干；2000年12月8日我签字的“储蓄存款凭条”是由邮局提供的，收取储户的款后，一般当天持储户的身份证复印件或者原件存到邮局，邮局出具何手续记不清了。被告平度邮储银行质证认为王某1的证词，进一步证明了孙公秀和证人在1995年至2000年期间属于农行的合同制员工，后来给被告平度邮政公司承揽业务并明确表示不是被告平度邮储银行、被告平度邮政公司的代办员，根据证据证明规则，原告方证人王某1作出的不利于原告方的证词，合议庭应该采纳；对于“储蓄存款凭条”，被告平度邮储银行在2000年还没有成立，与我行无关，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被告平度邮政公司认为王某1的证词中也证实孙公司不是我单位的代办员；“储蓄存款凭条”不是我单位出具的，我单位的为“整存整取存款凭条”。
证人王某2、张某出庭证实：2017年5、6月份孙公秀去世之前，看见有两个人把孙公秀办公室门顶部悬挂的牌子拆下来，牌子是一个深绿色牌子，一个人用手机拍照，另一个拆的牌子，当时孙公秀也在现场，拆下来弄碎当场扔到公路路边，至于牌子写啥不清楚。王某2还证实：2001年左右，被告平度邮政公司的南村支局田兆林局长正月请客吃饭，要求其帮忙拉存款，王某2说孙公秀也让其到他那里存款，田局长说孙公秀是他们自己的人，田局长于2004年调离南村，至于孙公秀与南村邮局啥关系不清楚。被告平度邮储银行、被告平度邮政公司认为证人所作的证词没有证明实际内容，不应采纳。
证据七：南村西南街等八个村委出具书面证明，该证明记载：“邮政亭兰营业所的工作人员，持已打印好的公司没有设立业务代办员并到各村宣传的材料要求出具证明，我村委在不知道情况就出具了证明八份，证明被告平度邮政公司要求村委出具虚假资料的事实。”被告平度邮储银行、被告平度邮政公司对此不认可。被告王翠婷、被告孙仁祥对其真实性无异议。
证据八、原告蒋翠芝提交六张存单，用以证明六张存单共计217000元，孙公秀去世后，其中4张存单137000元从惠民银行取出，剩余款项未支取的事实。被告平度邮储银行认为，六张存单均是5月13日一天出具的，这些存单与平度邮储银行的真实存单具有明显区别，蒋翠芝在5月13日前、后，分别到平度邮储银行的代理机构办理过存款业务，其明知孙公秀出具的存单与被告平度邮储银行的代理机构出具的存单有巨大的差别，仍自愿向孙公秀办理业务，其存在明知孙公秀出具的存单不是平度邮储银行的存单的事实。被告平度邮政公司同被告平度邮储银行质证意见，且认为该证据也说明蒋翠芝虽然持有孙公秀出具的存单，但这些款项大部分是从惠民村镇银行提出来的，而且，尚有160多万元是孙公秀以个人名义存到了惠民银行，这说明了本案原告的款项实际流入了惠民村镇银行。被告王翠婷、被告孙仁祥质证认为：如果起诉时数额已经扣除了，没有异议。
证据九、原告申请的证人陶某出庭证实：其为平度邮政的职工，办理储蓄业务，邮政业务积分卡是邮政发放的，针对不特定的群体，存款可积分、到便民服务站购买化肥等物品也可得积分，该积分卡与信用卡等的积分有相同之处，孙公秀系邮政便民服务站的人亦是其单位的客户。原告对证人证明的事实不认可，被告平度邮储银行、被告平度邮政公司无异议。
被告平度邮储银行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一、企业信用信息查询1份，用以证明我行于2008年6月25日成立。成立至今没有委托任何个人代理银行储蓄业务。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平度邮政公司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和证明事项均没有异议。被告王翠婷、被告孙仁祥对真实性没有异议。
证据二、代理营业机构县市级委托代理银行业务协议1份，证明：平度邮储银行与平度邮政公司是委托与被委托的代理关系，并约定平度邮政公司不得转委托其他企业或个人代理邮储银行业务；代理营业机构名称具有统一格式“中国平度邮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XXX营业所”；平度邮储全部的代理营业机构清单（共50家），没有“平度市南村镇亭兰营业所”此机构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该协议系复印件，即使是真实存在的话，也是被告平度邮储银行委托代办机构之间的委托关系，它不是与个人代办的委托关系。被告平度邮政公司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和证明事项均没有异议。被告王翠婷、被告孙仁祥质证认为：是被告平度邮储银行、被告平度邮政公司之间的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证明被告平度邮储银行与被告平度邮政公司从最初就没有设立过代办机构与代办员。
证据三、2017年7月21日定期存单一份，证明：平度邮储银行的存单有银行工作人员签章并加盖储蓄业务公章，原告提交的“存单”与我行存单明显不同，印章也不是我行的印章。原告对其证明的事项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平度邮储银行成立以后使用的存单是经常有变化的。被告平度邮政公司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和证明事项均没有异议。被告王翠婷、被告孙仁祥认为系复印件，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没有关联，储户既可以通过代办员办理业务，也可以本人亲自到柜台办理业务，因此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
证据四、部分原告在银行办理存款业务手续，用以证明原告熟知具备识别办理存取款业务的储蓄机构存款凭单样式等事实。如原告蒋翠芝2017年5月10日、5月15日分别到我行代理营业机构“中国平度邮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度市亭兰营业所”办理一年期存款，其清楚知道孙公秀向其出具的2017年5月13日的存单不是我行代理营业机构出具的存单。原告马洪宗、谭桂花、万从政等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是本人到邮政局办理的存取款业务。但这些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平度邮政公司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和证明事项均没有异议。被告王翠婷、被告孙仁祥认为系复印件，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没有关联，储户既可以通过代办员办理业务，亦可亲自到柜台办理业务，因此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
被告平度邮政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被告平度邮政公司50个营业网点照片用以证明平度邮政公司50个营业网点的外观装潢、办公场所设置、工作人员着装及风险宣传字幕统一的事实。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证明不了被告平度邮政公司与孙公秀之间不存在代办关系的事实。被告平度邮储银行对以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王翠婷、被告孙仁祥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该照片不能证明被告平度邮储银行、被告平度邮政公司从设立之初就没有设立过代办机构或代办员的事实。
证据二、6份报纸公告，用以证明邮政公司自2012年到2017年之间，不间断地在报纸媒体进行存取款风险告示的宣传，告知大家邮政平度分公司在平度有50个合法营业网点，中国邮政及邮政银行各级储蓄机构没有委托任何个人或其他机构代办存款业务，即无代办员或其它代办机构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作为16名原告，认为孙公秀是被告平度邮储银行的代办员，虽然被告平度邮政公司提供报纸的公告，但原告对其不知情，该报纸的公告起不到足以让16名原告知道被告已经取消了对孙公秀的代办资格的作用。根据相关金融机构规定，如果要取消代办资格的，必须让每一户村民都要知道已经取消资格，而被告没有做到。被告平度邮储银行对以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王翠婷、被告孙仁祥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该公告不能证实平度邮储银行以及平度邮政公司做到了银监会要求的撤销代办员通知到户的原则。
证据三、风险提示告知书(113份)、风险告知宣传照片31张、村委证明（8份），证明被告平度邮政公司一直在亭兰、南村等进行拉网式的不间断的风险提示宣传，其中2016年3月份有原告王新成的签字，他明确知道没有代办员或代办机构，他提起诉讼的两笔款是在2017年办理的，他明知道孙公秀不是平度邮政公司工作人员，仍旧将款项交付给他，且这笔款也没有存到被告平度邮储银行、被告平度邮政公司处的事实。原告王新成不认可该证据。认为不是王新成本人所签，根据银监会的要求邮政储蓄机构要主动到每一个储户家中挨家挨户通知，而不是在营业所等着储蓄上门填写，这是明显违背银监会要求的，其他宣传是孙公秀去世后的行为。被告平度邮储银行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王翠婷、被告孙仁祥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2019-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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