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1民终60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爱仙，女，1968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琳璐、林宇鹏，福建亚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乃春，男，1976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众义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59号世界金龙大厦第8层A2室，组织机构代码68752559-0。
法定代表人：汪跃铭。
上诉人吴爱仙因与被上诉人余乃春、福建省众义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众义达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7）闽0102民初6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第二审程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爱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请。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申请冻结讼争股权之时，该股权仍登记在众义达公司名下，所有权亦仍归属于众义达公司，冻结行为并无不当，有效阻止了被上诉人众义达公司转移财产。1.本案中，上诉人得知被上诉人众义达公司正在对外转移财产，为防止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胜诉判决难以执行，情况万分紧急之下，上诉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4年10月20日紧急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查封、冻结了被上诉人众义达公司持有的案外人福建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富地公司”）15%股权，有效阻止了被上诉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本案中，讼争股权至今仍登记在被上诉人众义达公司名下，尚未变更登记在被上诉人余乃春名下，按工商登记来判断权利人的立法本意，讼争股权的权利人系被上诉人众义达公司，因此，被上诉人余乃春并非讼争股权的权利人，应另行依据股权转让合同向被上诉人众义达公司主张合同违约责任。3.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查封、扣押、冻结协助执行通知书在送达登记机关时，登记机关已经受理被执行人转让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的过户登记申请，尚未核准登记的，应当协助人民法院执行。人民法院不得对登记机关已经核准登记的被执行人已转让的财产实施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本案中，虽然被上诉人于2014年10月17日向霞浦县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是，霞浦县工商局尚未核准登记，讼争股权尚未变更登记到被上诉人余乃春名下，此时被上诉人余乃春就讼争股权仅享有基于合同之债的请求权，该权利因未办理变更登记而不具有对抗人民法院依法执行行为。二、讼争股权被人民法院依法冻结时，尚未变更登记至被上诉人余乃春名下，且被上诉人余乃春尚未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讼争股权被冻结后，被上诉人余乃春仍向众义达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868万元，存在重大过错。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余乃春若想排除法院强制执行讼争股权，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第一，被上诉人余乃春与被告众义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第二，讼争股权已经变更登记在被上诉人余乃春名下；第三，被上诉人余乃春已经向被上诉人众义达公司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或者被上诉人余乃春虽然仅支付给被上诉人众已达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款，但是其将剩余股权转让款交付人民法院执行的；第四，被上诉人余乃春无过错。这四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而本案中，首先，讼争股权仍登记在被上诉人众义达公司名下；其次，人民法院冻结讼争股权之时，被上诉人余乃春尚未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之后被上诉人余乃春也未将剩余股权转让款交付人民法院执行，被上诉人余乃春存在重大过错；最后，被上诉人余乃春系案外人富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明知或应当知道富地公司15%股权已被法院依法冻结的事实，但被上诉人余乃春仍然向众义达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其存在重大过错。故被上诉人余乃春并不具备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排除法院强制执行讼争股权的条件。2.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襄阳中民三初字第00228号《民事调解书》以及合同第三条3.2款约定，被上诉人众义达公司应当交付股权过户资料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注：调解协议并无余乃春履行义务的约定），后由被上诉人余乃春支付股权转让款1868万元。但是，被上诉人余乃春在被上诉人众义达公司两次均未履行交付股权过户资料及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义务的情况下，仍然将股权转让款汇给被上诉人众义达公司，严重违背常理。故被上诉人余乃春存在重大过错。三、被上诉人余乃春作为案外人富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排除其操控富地公司，伪造股东名册等材料的合理怀疑。被上诉人余乃春系案外人富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上诉人余乃春提供的富地公司股东会决议、章程、股东名册等，均属于单方制作，不能排除存在伪造的合理怀疑。第一，被上诉人余乃春前后陈述自相矛盾。被上诉人余乃春在襄阳市中院（2014）鄂襄阳中民三初字第00228号案中称，案外人富地公司未向其出具出资证明和变更股东名册，亦未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但是，本案中被上诉人余乃春又提供股东会决议、章程、股东名册等证据，用于证明其已取得讼争股权，明显前后说法相互矛盾。第二，从被上诉人余乃春提供的工商收件的《福建福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可以证实，被上诉人余乃春实际控制案外人富地公司，存在伪造证据的嫌疑。四、被上诉人余乃春转出股权转让款后，当天又陆续收到相同数额的款项，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转让股权的情形。被上诉人余乃春于2014年12月间陆续将股权转让款转账给被上诉人众义达公司。随后，被上诉人众义达公司当即将收到的全部股权转让款转账给永泰县鼎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同日，被上诉人余乃春又收到由余X国、余X兴陆续转账汇入的相同数额的款项。因此，被上诉人众义达公司与被上诉人余乃春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转让股权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本案中，被上诉人余乃春将股权转让款转出后，在当天立即陆续收到余X国、余X兴转回的相同款项，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嫌疑，因此，一审法院未按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依职权调取余X国、余X兴银行流水，是错误的。综上，讼争股权被依法冻结前，被上诉人余乃春未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之后，被上诉人余乃春私自将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众义达公司，存在重大过错，且讼争股权尚未变更登记到被上诉人余乃春名下，其并非讼争股权的权利人，故被上诉人余乃春不享有讼争股权的所有权。
余乃春辩称，一、答辩人与众义达公司之间股权转让合法、有效。1.众义达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将所持有的富地公司15%作价人民币1986万元转让给余乃春。答辩人和众义达公司于2014年10月12日签订《关于福建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众义达公司将所持有的富地公司15%股权作价人民币1986万元转让给答辩人。答辩人和众义达公司之间股权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的。2.富地公司于2014年10月12日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众义达公司将其所持有的15%股权转让给答辩人，并相应变更、修改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3.余乃春于2014年10月17日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陆续付清剩余股权转让款。4.上诉人吴爱仙声称答辩人与众义达公司恶意串通，答辩人操纵公司伪造股东名册，没有任何事实依据：（1）答辩人不知道吴爱仙与众义达之间的借款纠纷。同时，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虽然于2014年10月20日和2014年11月4日两次冻结诉争股权，但均没有通知答辩人停止付款或要求将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至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指定账户。因此，答辩人如何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什么时候支付，都是答辩人的自由。何况，支付股权转让款本就是答辩人应尽的义务。至于股权转让款支付之后，众义达公司如何使用、支付给谁，是众义达公司的自由，与答辩人无关。（2）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且案涉富地公司15%股权已经于2014年10月12日归属答辩人所有，《关于福建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时间、股东会决议的出具时间、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的变更时间、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的付款时间都是在2014年10月20日之前，且富地公司已在2014年10月14日向霞浦县工商局提交股权变更登记申请及相关材料，并于2014年10月17日取得《受理承诺函》，这些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明答辩人与众义达之间的《关于福建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对此，原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与众义达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且答辩人余乃春于2014年10月12日取得案涉富地公司15%股权，是正确的。二、诉争股权自2014年10月12日起已经属于答辩人所有，且答辩人对诉争股权被错误冻结不存在过错。1.富地公司在2014年10月12日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众义达公司将所持有的富地公司15%股权转让给答辩人，同时于2014年10月12日相应变更、修订了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诉争股权已经被富地公司于2014年10月12日在章程和股东名册中记载至答辩人名下。2.富地公司于2014年10月14日向霞浦县工商局提交股东变更材料，霞浦县工商局于2014年10月17日出具《受理承诺书》，明确已经受理本次股东变更，并告知2014年10月28日前领取新的营业执照。3.无论是富地公司内部股东会决议时间、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变更时间，还是霞浦县工商局受理股东变更时间，均在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错误冻结诉争股权时间（即2014年10月20日和2014年11月4日）之前。因此，答辩人已经积极在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因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错误冻结的意外情况出现，导致诉争股权无法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对此，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过错。4.答辩人于2014年10月17日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因此，即使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4.4款约定，诉争股权也已经于2014年10月17日属于答辩人所有。5.《公司法》第32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股东权利；该条第3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前述规定，工商变更登记不是股权权属发生变更登记的节点，股权权属发生变更登记应当以公司股东名册发生变更为准。本案，富地公司在2014年10月12日召开股东会会议，已经变更了股东名册，已经将诉争的股权登记在答辩人余乃春名下，因此，自2014年10月12日起，诉争股权已经属于答辩人余乃春所有，与众义达公司无关。为此，原审法院认定：“余乃春已经于2014年10月12日取得案涉富地公司15%的股权”、“10月14日，富地公司向霞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股权变更申请及材料，则表明案涉富地公司15%股权虽未在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完成变更登记，但已经产生一定的公示效力。案涉富地公司15%的股权虽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仍登记在众义达公司名下，但自2014年10月12日已由余乃春持有……故余乃春对本院冻结的众义达公司持有的富地公司15%股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该项认定是正确的。三、诉争股权至今未能办妥工商变更手续，其责任在上诉人。若非上诉人错误申请冻结诉争股权，诉争股权就已经于2014年10月份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上诉人认为答辩人不属于本案的权利人的辩解，不能成立。同时，答辩人保留向上诉人吴爱仙追究赔偿损失的权利。
众义达公司未到庭亦未作答辩。
吴爱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7）闽0102执异34号执行裁定书，并许可执行众义达公司持有的福建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5%股权；2.案件受理费由余乃春、众义达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20日，一审法院依吴爱仙提出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以（2014）鼓民保字第633号民事裁定，裁定：“一、查封被申请人福建省众义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福建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份（查封价值人民币170万元）……。”
2014年10月21日，一审法院向霞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霞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当日作出了《关于无法协助执行冻结福建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函》，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额不属于公司的登记事项，因此，对于你院（2014）鼓执行字第186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提出要求我局执行冻结被申请人众义达公司所持有的福建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查封价值人民币170万元）股权的请求，我局无法执行。”
2014年11月4日，依吴爱仙再次提出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14）鼓民保字第7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被申请人福建省众义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福建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份（查封价值人民币431.66万元）。”并于2014年11月7日向霞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送达的(2014)鼓执行字第1981号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众义达公司持有的富地公司15%的股权（450万元）。2016年8月17日，一审法院继续冻结上述股权，冻结期限至2019年8月16日。
2016年9月1日，一审法院受理了申请人吴爱仙与被执行人众义达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案号（2016）闽0102执2556号，执行依据为（2014）鼓民初字第50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福建省众义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吴爱仙偿还借款人民币6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自2013年7月9日起至还款之日止）。”
2014年10月12日，众义达公司与余乃春等签订《关于福建富地房地产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众义达公司将其持有的富地公司15%股权以1968万元转让余乃春，余乃春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之日，即为本次股权转让之股权交割日，自股权交割日起标的股权即属于余乃春所有，众义达公司不再持有标的股权。
2014年10月14日，富地公司向霞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递交其股权变更登记申请资料，霞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收到材料凭据》。
2014年10月17日，霞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富地公司出具《霞浦县行政服务中心受理承诺单》，告知其于2014年10月28日后领取审批证照（批文）。
2017年，余乃春对（2016）闽0102执2556号申请执行人吴爱仙与被申请执行人众义达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经听证，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10日以（2017）闽0102执异34号执行裁定，裁定中止对众义达公司持有富地公司15%的股权的执行。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余乃春与众义达公司之间的《关于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是否真实有效及余乃春是否享有排除吴爱仙强制执行的权利。
一审法院认为，在与众义达公司签订《关于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之后，余乃春于2014年10月17日按合同约定支付了第一笔转让款100万元。10月14日，富地公司向霞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股东变更登记申请及材料。霞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后，于2014年10月17日向富地公司出具了《受理承诺单》，承诺：申请材料符合该项目审批材料目录，予以受理，项目审批时限为7个工作日，并告知于2014年10月28日后领取审批证照。根据上述事实，足以认定余乃春与众义达公司的股权转让时间早于本案冻结时间2014年11月4日，亦早于一审法院（2014）鼓民保字第633号诉前财产保全裁定的时间2014年10月20日。之后，余乃春分别于2014年12月18日、12月22日、12月23日将余下股权转让款1868万元全部支付给众义达公司。吴爱仙主张余乃春与众义达公司存在虚假交易行为，并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申请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泰支行调取了2014年12月永泰县鼎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名下账号为14×××36的交易流水，但以上交易流水及吴爱仙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余乃春与众义达公司恶意串通，存在虚假交易行为。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上述事实，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关于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
在一审法院冻结讼争股权前，余乃春已与众义达公司签订《关于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且于2014年10月12日召开股东会会议，并相应地变更、修改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上协议、股东会决议等公司变更登记手续的落款时间均为2014年10月12日。因此，余乃春已于2014年10月12日取得案涉富地公司15%的股权，仅在登记机关变更登记前不得对抗第三人。10月14日，富地公司向霞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股东变更登记申请及材料，则表明案涉富地公司15%股权虽未在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完成变更登记，但已经产生一定的公示效力。案涉富地公司15%的股权虽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仍登记在众义达公司名下，但自2014年10月12日已由余乃春持有，一审法院依据吴爱仙申请冻结该股权的事实发生在其后，故余乃春对本院冻结的众义达公司持有的富地公司15%股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吴爱仙主张对众义达公司在富地公司15%的股权许可强制执行的诉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吴爱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333元，由吴爱仙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在案证据可证实，在余乃春与众义达公司签订案涉《关于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的当日即2014年10月12日，众义达公司即召开股东会会议并形成同意将公司持有的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5%股权以总价1986万元转让给余乃春的股东会临时决议。同时，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亦召开股东会形成公司内部股权变更等相关事宜的股东会决议，随即该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相应变更、修改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2014年10月17日余乃春按约定向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100万元，据此，余乃春已履行合同约定通过受让而取得公司股东的资格的义务。根据案涉合同关于余乃春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之日，即为本次股权转让之股权交割日，自股权交割日起标的股权即属于余乃春所有，众义达公司不再持有标的股权的约定，应确认余乃春于2014年10月17日已取得众义达公司所持有的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5%股权。
根据在案证据证实，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14日向霞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股东变更登记申请及相关材料，霞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后也于2014年10月17日向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了《受理承诺单》，并承诺：申请材料符合该项目审批材料目录，予以受理，项目审批时限为7个工作日，并告知于2014年10月28日后领取审批证照。根据前述事实及相关证据，可确认余乃春与众义达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均发生在吴爱仙二次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和一审法院二次作出的财产保全民事裁定及向霞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送达《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前。而之所以霞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未在其向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受理承诺单》所承诺的期限内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正基于前述因素。故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5%股权虽未在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完成变更登记，但已经产生一定的公示效力。
余乃春虽在一审法院作出财产保全裁定后将余下股权转让款1868万元全部支付给众义达公司。但一审法院根据吴爱仙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书》的申请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泰支行调取了2014年12月永泰县鼎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名下账号为14×××36的交易流水账。而根据前述调取的银行交易流水账及吴爱仙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吴爱仙所主张的余乃春与众义达公司存在虚假交易行为。
综上，在在案无证据证明吴爱仙所抗辩的众义达公司为逃避债务与余乃春恶意串通签订案涉《关于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的情形下，本院确认案涉《关于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系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案涉富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5%的股权虽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仍登记在众义达公司名下，但自2014年10月17日已由余乃春持有，余乃春对一审法院冻结的众义达公司持有的富地公司15%股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吴爱仙主张对众义达公司在富地公司15%的股权许可强制执行的诉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333元，由吴爱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华
审 判 员 陈 辉
审 判 员 林星星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卓垚磊
书 记 员 吴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