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昌民初字第01419号
原告：陈仁新，男，196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夏区，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浠水县。
委托代理人：陈小利，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童梅，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石记刚，男，1968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
委托代理人：吴昊，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庙山经济开发区邬树村1-2层北1-05室（创业农庄院内），办公地为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汉街总部国际B座3802室。
法定代表人：闻卫武，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毛爱凤，女，197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潜江市，系公司法务。
原告陈仁新与被告石记刚、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利通公司）股东名册记载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冰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转为普通程序，于2015年12月11日，由审判员张冰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孙圌、唐永利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本院依法追加富利通公司为本案被告，于2016年2月24日，由审判员张冰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孙圌、唐永利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陈仁新的委托代理人陈小利、童梅，被告石记刚的委托代理人吴昊，在公司的章程、工商登记的资料等文件上均有记载。委托代理人毛爱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仁新诉称，2013年8月20日原、被告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约定原告投资人民币900万元，持有富利通公司4.5%的股权。约定原告将富利通公司4.5%股权交由被告代为持有，以被告名义进行工商登记，代持股权期限一年，期满后，如原告要求被告继续代持的，本协议继续有效。协议签署后原告将全部投资款一次性划拨至被告账户，然后由被告再付至富利通公司的验资银行账户。同年8月23日原告将900万元投资款汇入被告账户，被告依约将该款打入公司的验资银行账户，双方依约履行义务。2015年8月17日，被告通知原告，其不仅不履行代持义务，反而意图据为己有。另原、被告在《委托代持股协议》中约定：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由富利通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富利通公司主要经营场所为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171号武汉中央文化区汉街总部国籍K3-2-3802，故武昌区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根据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确认原、被告于2013年8月20日签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有效，并解除该《委托代持股协议》；二、确认被告石记刚所持有的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4.5%的股权归原告所有；三、被告配合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四、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石记刚辩称：一、2012年，石记刚经人（蔡承航）介绍与陈仁新结识。得知石记刚预投资小额公司后，陈仁新称自己是麦肯特公司的董事（后调查获知其未武汉麦肯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麦肯特公司正准备筹备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自己是注册事务的负责人，可以帮其成为小贷公司的股东。2012年8月，陈仁新表示，由于注册小贷公司需要将股东的注册资金集中以便金融办审查小贷公司的资金能力（是否属实无法考证），所以需要石记刚先将投资注册资金打入公司的集中账户内，在小贷公司注册成功前可以向石记刚支付一定比例的资金占用费（利息），由陈仁新负责直接给石记刚。于是石记刚根据陈仁新的要求分三次将出资款共计人民币900万元汇入麦肯特公司财务（负责注册小贷公司人员）陈菊英账户内。2013年6月，陈仁新告知石记刚，小贷公司可能于当年8月注册成功，故资金占用费计算到2013年6月止。小贷公司管理人员（汤正涛）联系石记刚，问投资款什么时候能到公司注册账户内，经石记刚向陈仁新多次催促，2013年8月23日陈仁新将900万元投资款汇回石记刚账户内，石记刚于当日将全款汇入小贷公司账户，至此，石记刚成功注册成为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在前述注册过程中，陈仁新表示由于小贷公司原打算以“麦肯特小贷公司”的名称注册，但未获金融办批准，故要变更成为“富利通小贷公司”，陈仁新以此为理由多次拿出大量文件要求石记刚进行签署，表示均为小贷公司注册文件，出于对陈仁新的信任，石记刚在签署过程中并未对这些文件一一详查。2014年1月，石记刚过问富利通公司的经营情况时，富利通公司告知石记刚：“陈仁新向公司借款700万元，拟石记刚还做了保，拟赶紧督促陈仁新尽快还款。”2014年7月石记刚以富利通公司股东身份要求行使股东权利时，遭到了富利通公司管理人员的拒绝，其理由是：“陈仁新向富利通公司提交了《委托代持股协议》、《授权委托书》、《承诺书》、《股权转让协议》四份文件，主张自己才是富利通公司股东，石记刚只是代持股。”但石记刚要求查看这四份文件的原件时遭到了富利通公司的拒绝。石记刚意识到自己可能收到了陈仁新的欺骗，多次电话质问陈仁新事实情况，并于2014年7月16日通过蔡（介绍石与陈认识的中间人）约陈仁新见面。在谈话过程中，陈仁新（1）否认了自己跟富利通公司说过石记刚没有投钱；（2）回避了关于《代持股协议》等文件的事情；（3）并强调自己没有骗石，石记刚一直都是富利通公司股东；（4）石记刚的投资款还在小贷公司，但自己向公司借了700万元。石记刚对陈仁新的相关说法仍然表示怀疑，于2014年8月向东湖风景区公安局以陈仁新与富利通公司合伙诈骗的事由报案，公安局于2014年8月正式立案。在公安调查过程中，陈仁新（1）否认了与石记刚签署过任何协议；（2）自己与富利通公司已没有任何关系。而富利通公司表示确实收到过陈仁新提交的相关文件，但公司未予以同意协议内容，且承认了石记刚的股东身份。2015年1月5日，麦肯特公司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称陈仁新向该公司借款人民币900万元，其中700万元石记刚以富利通公司的股份承担了担保责任。石记刚在仲裁过程中查阅了麦肯特公司提交的《担保函》，发现确实是自己的签名，但对内容却刚刚才知悉（应是陈仁新掺杂于注册文件中让石记刚误认为是注册文件而草率签署的）。由于对该仲裁案通过对相关法律关系的分析，石记刚未对《担保函》的真实性过多辩驳，以法律相关规定的适用免除了自己的担保责任。在整个仲裁过程中，麦肯特公司与陈仁新均未否认石记刚的股东身份。在石记刚正式确认自己免除了对陈仁新的担保责任后，于2015年7月再次向富利通公司主张股东权利时，富利通公司一反公安调查过程中的表态，又重提了陈仁新《代持股协议》等文件的事情，拒绝了石记刚的要求。2015年8月，石记刚向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行使对富利通公司的股东权利。此时陈仁新又持《委托代持股协议》对石记刚提起了诉讼，至此，石记刚方获知由其签名的《委托代持股协议》全部内容。二、本案核心。结合本案事实，陈仁新提起本案诉讼的核心证据是《委托代持股协议》。在一般情况下，如果相关协议有当事人的签名，对协议的真实性毋需证明。但本案存在诸多特殊情况：1、石记刚在得知有此协议后一直主张受到欺骗；2、陈仁新和富利通公司在本案诉讼前均以各种形式回避和否认《委托代持股协议》；3、《委托代持股协议》缺乏立足的事实基础。故《委托代持股协议》的真实性本身即为应当证明的对象，如原告无法交代该份协议的真实依据，则不能支持其诉讼主张。三、答辩请求。基于本案事实及上述理由，石记刚投资入股富利通公司已全部缴纳了出资款，陈仁新所提交的《委托代持股协议》没有真实的事实基础，协议中的内容非石记刚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协议内容真实性原告无法证实的情况下，其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鉴于此，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依法驳回陈仁新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江夏富利通公司辩称：我公司已向法院邮寄一份回复，大致的意思是法院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追加我公司为被告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我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为了尊重法庭，我们公司还是派我来参加了开庭。如果法院判决需要我公司配合办理股东变更手续，我公司可以配合办理。
原告陈仁新为了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主体适格。
证据二、被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主体适格。
证据三、委托代持股协议，拟证明2013年8月20日原、被告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约定：1、原告投资人民币900万元，持有富利通公司4.5%的股权。2、原告将富利通公司4.5%股权交由被告代为持有，以被告名义进行工商登记，代持股权期限一年，期满后，如原告要求被告继续代持的，本协议继续有效。3、协议签署后，原告将全部投资款一次性划拨至被告账户，然后由被告再支付至富利通公司的验资银行账户。4、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由富利通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5、该协议明确约定，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6、协议双方均不得向第三方透露本协议内容及商业秘密（保密条款）。
证据四、个人转账汇款业务受理回单、工商登记查询资料，拟证明依约定：1、原告于2013年8月23日将出资款900万元汇入被告银行账户。2、被告将该出资款付至富利通公司的验资银行账户，履行实际出资义务。3、被告代原告持有富利通公司4.5%的股权。以上证据证明被告提交的解除四文件的通知部分内容不属实。
证据五、解除四文件的通知，拟证明2015年8月17日，被告通知原告解除代持股协议，其不仅不履行代持义务，反而意图据为己有。协议中被告自认了协议是其本人签署，有些表述非事实，结合我们提交的客观证据可以推翻其在该文件中的不实之词。
证据六、《武汉市写字楼租赁合同》，拟证明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实际经营所在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171号武汉中央文化区汉街总部国际K3-2-3802。故武昌区人民法院依约有管辖权。
证据七、2015年7月30日回复函，拟证明石记刚只是富利通公司4.5%股份的代持人，并非实际股东。
证据八、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件的传票、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的传票及相应两份起诉状，拟证明被告只是代持人，不拥有股东权利。
证据九、富利通公司股东会决议，拟证明股东同意石记刚将其名下4.5%以900万元价格转让给陈仁新，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其他股东同意修改公司章程。该证据上的日期是我刚填上去的。
证据十、银行流水，拟证明陈仁新9**万元的来源。
被告石记刚经过质证认为，证据一、二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被告在答辩过程中及举证过程中一直主张自己对所有的委托代持股协议是不知情的，没有事实依据。原告在本案审理中增加了两项证明内容，即协议是一式三份及保密条款。一式三份是不存在的，到今天为止，我作为石记刚的代理人才看到该文件的真实面目。所以一式三份是不存在。不向第三方透露也是有问题的。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工商资料真实性无异议，恰恰证明了石记刚是富利通公司的股东。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石记刚一直在主张委托代持股协议等文件是受蒙骗签订的。证据六无异议。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回复函的内容不能看出石记刚是股份代持人。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证据九真实性有异议，理由如下：1、这一份股东会决议没有任何的时间，参与股东会的人数。这份决议所有的股东真实性无法证实，按照正常情况来说手印都没有压在名字上，我怀疑是先在白纸上按的手印。最后，对方代理人刚才陈述日期是她自己刚刚加上去的，她作为陈仁新的代理人怎么可以在富利通的股东会决议上填写时间。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假的，证明对象肯定是假的。证据十上次法院限定是十天内，原告的举证是否过了举证期由法院判定。对于证据十银行流水，它是虚假的，例如我们上次开庭提交的证据四仲裁裁决书可以看出霍剑是麦肯特的员工，所以这个钱的来源是麦肯特公司。其他涉及的人我需要与当事人核实，庭后三日内我提交详细的书面质证意见。另外所谓的资金来源与陈仁新在公安的笔录中表述不符。
被告富利通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七回复函确实是我公司出具的，我公司在2015年7月份就原、被告的股权确权事宜召开了一次临时股东会。证据九股东会决议，我公司确实真实召开了这次会议，因为仓促，没有填写时间，对石记刚将其名下股权以9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仁新，决议内容是真实的。对于其他证据与我公司无关，不予质证。
被告石记刚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银行流水，拟证明2012年8月-9月，被告将注册款900万元汇入原告指定的办事人员陈菊英账户内。石记刚是本案诉争富利通公司股权的实际出资人。
证据二、富利通公司工商信息、武汉麦肯特公司工商信息，拟证明1、陈菊英是注册富利通公司的办事工作人员。2、原告是麦肯特公司的董事。3、麦肯特公司是富利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4、石记刚履行股东权利，陈仁新并未实际参与富力通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5、小贷公司原准备以麦肯特公司注册，但未获批准，最终小贷公司名册核准为富利通。被告将注册资金汇入陈菊英的账户内是基于对陈菊英和原告的相关身份的查证，陈仁新从未实际履行过《委托代持股协议》。
证据三、2014年7月16日石记刚-
陈仁新谈话记录，拟证明被告主张股东权利遭到富利通公司拒绝后，质问原告过程中，原告1、否认了自己跟富利通公司说过被告没有投钱。2、回避了关于《委托代持股协议》等文件的事情。3、并强调自己没有骗被告，被告一直都是富利通公司的股东。《委托代持股协议》无真实事实基础，原告一直承认被告的股东身份，且承认了自己与富利通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证据四、（2015）武仲裁字第0000386号裁决书，拟证明1、原告与富利通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2、仲裁过程中原告与麦肯特公司均承认被告的股东身份。富利通公司之所以否认被告股东身份，是富利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了自己对原告的借款有保障。
证据五、2015年7月30日《回复函》，拟证明被告免除了对原告的担保责任后，再次向富利通公司主张股东权利时，富利通公司又予以拒绝。被告始终都在主张自己的股东权利，结合原告一直回避《委托代持股协议》的事实，证明《委托代持股协议》非为被告真实意思表示。
证据六、证人证言。
证据七、申请法院调取的询问笔录。
原告陈仁新经过质证认为，证据一银行流水，质证意见：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该银行流水不具备银行流水所必须的基本要件（没有户名、账号等），无法达到被告所要证明的目的；该银行流水时间均发生在2012年，且这笔钱未打入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利通公司）的验资银行账户，因此不能看出该银行流水与本案有任何关系。证据二富利通公司工商信息、武汉麦肯特公司工商信息，质证意见：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1、该证据为复印件，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故原告不予以质证。2、该证据本身和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证明内容。证据三2014年7月16日所谓的石记刚-
陈仁新谈话录音，质证意见：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不能证明该录音来源的合法性；无法证明该录音是完整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6条“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之规定，该证据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因此，该录音不能证明被告所称的证明内容，故该证据不能作为视听证据使用。证据四（2015）武仲裁字第0000386号裁决书，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与证明内容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五2015年7月30日《回复函》，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相反该证据证明了原告就是实际股东，被告作为代持人一直不享有股东权利。证据六被告申请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提供的询问笔录组，质证意见：1、关于对石记刚进行询问的笔录：对该证据来源的合法性需要进一步确认。?除对法院调取的真实性无异议外，对该笔录来源的其他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从其内容看，该笔录仅为被告的报案材料，不是公安机关侦查而来的证据材料。其中，该笔录存在如下矛盾点：第一，该笔录第2页（详见第一彩笔标注部分），被告谈到“陈仁新对我口头承诺，…如果没有成立，冻结的750万元资金这段时间就按20%的利息给予回报。同时在当月他向我支付了一次利息大约120万元”，与被告答辩状第一部分“本案事实”中（详见第一彩笔标注部分）“2012年8月，陈仁新表示，由于注册小贷公司需要将股东的注册资金集中以便金融办审查小贷公司的资金能力，所以需要石记刚先将投资注册资金打入公司的集中账户内，在小贷公司注册成功前可以向石记刚支付一定比例的资金占用费（利息），由陈仁新负责直接给石记刚。”所言相矛盾，而且事实上富利通公司最后成立了。被告依何理由收取120多万元的利息，显然这120多万元就是放贷资金的利息。第二，该笔录第2页（详见第二彩笔标注部分）“2013年8月23日，陈仁新告诉我，新的小额贷款公司名为‘富利通’公司，同时他用他个人的账户（41×××68）向我的账户（62×××65）汇款了900万元，说里面750万是我的其余150万是他个人的资产。”与被告答辩状中第一部分“本案事实”中（详见第二彩笔标注部分）“小贷公司管理人员（汤正涛）联系石记刚，问投资款什么时候能到公司注册帐户内，经石记刚向陈仁新多次催促，2013年8月23日陈仁新将900万元投资款汇回石记刚帐户内，石记刚于当日将全款汇入小贷公司帐户，”相矛盾。如被告所言属实，原900万元既然是被告所称的注册资金，那么，何来公司又让其支付900万元注册资金一说。显然，被告于2012年打入陈菊英帐户的资金根本不是注册资金，而是放贷资金，且被告已收取利息120多万元。第三，该笔录第3页（详见第三彩笔标注部分）“2013年10月期间，陈仁新找到我，在公司让我签署了一系列有关‘富利通’公司琐碎的空白日期文件，”与该笔录第3页（详见第三彩笔标注部分）“2013年9月11日，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公司在工商正式注册成立”及被告所提供的答辩状中（详见第三彩笔标注部分）“应是陈仁新掺杂于注册文件中让石记刚误认为是注册文件而草率签署的”相矛盾，2013年9月11日富利通公司已成立，在10月份根本就不存在再签署注册文件。此外，股东不是公司的经营管理者，也不是董事会成员，根本不可能存在富利通公司琐碎文件之说。因为询问笔录在公安机关，被告撒谎都不能自圆其说。第四，该笔录第3页（详见第四彩笔标注部分）中被告所言的在场女员工，见证了整个过程中，与被告所提供的答辩状中（详见第三彩笔标注部分）“应是陈仁新掺杂于注册文件中让石记刚误认为是注册文件而草率签署的”相矛盾，该员工毛爱凤询问笔录证明被告撒谎。关于对陈仁新进行询问的笔录：对该证据来源的合法性需要进一步确认。该笔录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相反该证据正好客观证明原告才是富利通公司4.5%股份的合法股东；其中，在该笔录第3页（详见第五彩笔标注部分）“2012年8月到9月，石总前后将其筹集的900万元打到了陈菊英的账户用于我们接私活。我记得刚开始我们做成了几笔业务，借贷出去的钱都收回来了。2012年9月份至12月，我们向一个叫林云的人先后分四次借贷出去了900万元，一直到现在本金都没有收回来。”与关于对陈菊英进行询问的笔录第4页（详见第五彩笔标注部分）“我可以提供给你们我那张卡的流水记录，我会尽快去银行查询，主动配合你们的工作。”与关于对林云进行询问的笔录第2页（详见第五彩笔标注部分）“2012年9月至当年12月份，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分四次找陈仁新借款了900万元人民币现金……”问“陈仁新借与你的那些现金是否归属于他个人？”答“这个开始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他借给我的钱不是他一个人的，还有其他人的。……”“我借款的时间到了以后没有按期归还，所以陈仁新曾经带着一些人到过我的厂里，先……我有印象的是一个叫夏总和一个叫石总的人陪同陈仁新一起来的。此时，我就知道陈仁新当初借给我的钱不是他一个人的。”“后来我知道石总叫石记刚，……”被告自己提供的证据证明自己所称的打入陈菊英帐户上的900万元放贷资金的资金流向，此资金系放贷资金，与本案无关。关于对陈菊英进行询问的笔录：对该证据来源的合法性需要进一步确认。该笔录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相反与陈仁新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了一个客观事实；被告所谈到的2012年8月-9月的所谓的注册款900万元是放贷款，根本不是富利通公司的注册资金，此款项与本案无关；5、关于对毛爱凤进行询问的笔录：对该证据来源的合法性需要进一步确认。该笔录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相反在该笔录的第2页（详见第六彩笔标注部分）“答：我和石记刚第一次接触是在2013年下半年，”直至“我当时不知道，进去后才知道可能是想让我进去做个见证吧”与对石记刚进行询问的报案材料中有员工在现场的记录，对汤正涛进行询问的笔录（详见笔录中第六彩笔标注部分）“问：这里有四份协议书（委托代持股协议、授权委托书、股权转让协议、承诺书），公司是否有这些协议的原件？”答：“公司曾知道这件事情，是陈仁新与石记刚之间的事情。…”及原告提供的证据四陈仁新向石记刚汇入900万元人民币的记录相互印证，证明：本案所涉《委托代持股协议》系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且该协议实际履行。6、关于对林云进行询问的笔录：对该证据来源的合法性需要进一步确认。该笔录反证被告在其个人的询问笔录中谈到的900万元及其在庭审中谈及的所谓注册资金，实际是其放贷款项，与本案无关。关于对汤正涛进行询问的笔录：对该证据来源的合法性需要进一步确认。该笔录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且在该笔录第2页（详见第六彩笔标注部分）“问：这里有四份协议书（委托代持股协议、授权委托书、股权转让协议、承诺书），公司是否有这些协议的原件？”可以看到，被告已持有上述四份文件的原件，否则公安机关不可能掌握该四份文件？这与被告一直述称“自己没有该四份文件的原件，直至开庭时才看到原件”是相互矛盾的。且反证代持协议是真实存在的，且被告石记刚实际持有以上文件。以上笔录系由被告申请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属于被告证据资料，根据证据规则，被告认可以上证据组中的内容。因此，综合本证据组中所涉笔录内容来看，该笔录内容足以推翻被告在庭审中提出的“2012年6、7月份打入陈菊英帐户的资金系注册资金”之说，且反证了原告是富利通公司实际的出资人，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代持股协议等文件。证据七证人证言，质证意见：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无任何证据证明该证人就是在录音当日参与了谈话录音，其身份存疑。在庭审过程中，该证人曾多次强调原、被告之间发生投资款纠纷的时间点在2012年6、7月份，这与被告所提交的答辩状第2页（详见第七彩笔标识部分）“2014年7月石记刚以富利通公司股东身份要求行使股东权利时，遭到了富利通公司管理人员的拒绝”“石记刚意识到自己可能受到了陈仁新的欺骗，多次电话质问陈仁新事实情况，并于2014年7月16日通过蔡（该证人）约陈仁新见面”及证据六中“关于对石记刚进行询问的笔录”中第3页（详见第七彩笔标识部分）“2014年7月份，…感觉我很有可能被陈仁新骗了。”原、被告产生纠纷的时间相矛盾。如果该证人所言属实，其曾参与整个谈话过程，按被告石记刚所言，又是原、被告的介绍人，应当清楚知道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不可能连最起码的时间都说不对。唯一可能即该证人根本不知道此事情，也未参与过与原告的谈话。以上均系虚假的。
被告江夏富利通公司对被告石记刚的证据不予质证。
经审理查明，2012年，石记刚经人介绍与陈仁新结识。陈仁新得知石记刚预投资小额公司后，陈仁新称麦肯特公司正准备筹备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自己是注册事务的负责人，可以帮其成为小贷公司的股东。2012年8月，陈仁新表示，由于注册小贷公司需要将股东的注册资金集中以便金融办审查小贷公司的资金能力，需要石记刚先将投资注册资金打入公司的集中账户内，在小贷公司注册成功前，可以向石记刚支付一定比例的资金占用费（利息），由陈仁新负责直接给石记刚。石记刚根据陈仁新的要求，于2012年8月31日、9月5日、9月16日将出资款共计人民币900万元汇入麦肯特公司财务（负责注册小贷公司人员）陈菊英账户内。后该款，根据陈菊英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在陈仁新的授意下转到其他的账户上。2013年8月23日陈仁新将900万元汇到石记刚账户内，石记刚于当日将全款汇入小贷公司账户。2013年9月7日，石记刚参加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会，2013年9月11日，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公司成立，共有14名股东，其中法人股东为深圳市麦肯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0%，自然人股东13名，石记刚出资9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5%，石记刚成为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的章程、工商登记的资料等文件上均有记载，后参加公司的2014年11月12日股东会，会议的议题为记名股东石记刚与隐名股东陈仁新股权确权及该部分股权转让，决议的结果是“由于认为有争议的股东所代表股权超过半数，所以该股股权属存在争议。鉴于该股权存在争议，所以不能转让。
2014年7月，石记刚以富利通公司股东身份要求行使股东权利时，遭到了富利通公司的拒绝，理由是陈仁新向富利通公司提交了《委托代持股协议》、《授权委托书》、《承诺书》、《股权转让协议》四份文件，陈仁新主张自己才是富利通公司股东，石记刚只是代持股。石记刚于2014年7月16日通过蔡某约陈仁新见面。在谈话过程中，陈仁新肯定石记刚是富利通公司的股东，并回避了《代持股协议》等文件的事情。石记刚于2014年8月向武汉市东湖风景区公安局以陈仁新与富利通公司合伙诈骗的事由报案，公安局于2014年8月立案。石记刚在公安机关陈述概述如下：1、我来报案，怀疑被人骗了，我是通过朋友认识自称深圳市麦肯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武汉负责人陈仁新，他说他们公司在武汉准备筹建一个小额贷款公司，我和朋友筹齐900万元，分四次，在陈仁新的授意下，汇到陈菊英的个人账户上。2013年8月23日，陈仁新用他的账户向我的账户汇款900万元，当日，我将该款汇到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公司的账户。2013年9月11日，该公司成立，我是该公司的股东，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5%；2、2013年10月期间，陈仁新找我，富利通公司让我签署一系列文件，具体内容我没有注意，当时基于对陈的信任，我就全部签字了，没有留备份文件；2、2014年7月，我和公司的一个股东陈德良聊天得知，陈仁新将我出资的资金转出公司，我听后找公司，公司的负责人说我实际上不是股东，陈仁新是股东，我联想2013年10月期间陈仁新让我签署一些文件的事情，我可能被陈仁新骗了，就报案。在公安调查过程中，陈仁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内容概述如下：1、2011年，通过朋友认识石记刚，石记刚想成为新筹建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2012年8月至9月间，石记刚将900万元打到陈菊英的账上，后被我借贷给林云，本金没有收回。2013年8月，麦肯特公司筹建的小额贷款公司要验资，我放贷的钱没有收回，我找麦肯特公司的总裁闻卫武借款200万元、亲戚陈仁政借款400万元，其余300万元是我个人的，共计900万元，于2013年8月23日一次性打给石记刚，石记刚当日打给公司验资账户；2、公安机关问陈仁新“你和石记刚有没有签署什么协议？”陈仁新否认与石记刚签署过任何协议。陈菊英在公安机关的陈述：2011年10月，我先是加入了深圳麦肯特公司，做公司的会计等。因为该公司有意在武汉成立一家子公司，于是我就被派遣到武汉这边，当时公司派遣在武汉这边有6个人，分别是三位领导（邓文鸣、陈仁新、童文涛），三位员工（徐秋、霍剑和我）。后来我就一直在武汉这边工作，富利通是麦肯特的子公司，现在我作为麦肯特的员工受委派在富利通做事。筹建公司的办公地点在东湖宾馆2号别墅，我在公司担任会计，陈仁新是筹建富利通公司时的副总，2013年年底，他就离职了。我和石记刚是通过陈仁新在2012年时认识的，我个人和他没有经济往来。但是陈仁新和他有账款往来，是通过我的银行账户进行的。在2012年8月份，我记得石记刚分三、四次向这个账户打过大额款项，陈仁新每次还跟我打电话让我查账，问我账款到了没有。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后来我在陈仁新的授意下又分别将钱打出去了。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务人员毛爱凤陈述：1、我和石记刚第一次接触式2013年下半年，应是公司成立之后，由一次陈仁新叫我去一楼办公室，石记刚在里面，陈仁新让我看桌上的文件，内容大概意思是石记刚所持公司的股份是为陈仁新代持。之后，我看到陈仁新和石记刚在文件上签字，之后我就出去了；2、公安机关问毛“他们签署的协议，你作为公司的法律专员，你们公司认可这份协议的内容吗？毛回答”公司不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公司知道的话，肯定不认可。”毛回答富利通公司的法律文件一般是自己做的，陈仁新和石记刚的文件不是自己起草的。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公司的工作人员汤正涛陈述：1、公安机关问汤“石记刚作为公司的股东有没有将其股权作为质押向公司借款或为他人进行过担保？”汤答“目前没有”。问“这里有四份协议书（《委托代持协议书》、《授权委托书》、《股权转让协议》、《承诺书》），公司是否有这些协议的原件？”汤答“公司曾经知道这件事情，是陈仁新和石记刚之间的事情。但是由于公司大股东深圳市麦肯特金融公司不认可，故此协议公司没有认可”。2、汤说陈仁新是深圳市麦肯特金融公司委派到武汉为筹建本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公司成立后因为个人原因就辞职。
在庭审中，原告向法院提陈仁新与石记刚《委托代持股协议》，本院要求陈仁新提交《授权委托书》、《承诺书》、《股权转让协议》，陈仁新如期提交。该四份文本的内容如下：
《委托代持股协议》：2013年8月20日，受托方（即甲方）石记刚与委托方（即乙方）陈仁新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内容是1、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利通公司”）拟根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乙方投资玖佰万元，占公司4.5%的股权。2、考虑到甲方并非公司的实际投资者，为更有效参与公司的决策、管理等因素，在征得其他股东同意后乙方对公司的投资采取代为持股的方式进行，即甲方将投入公司的玖佰万元，占公司4.5%的股权（下称“代持股权”）由甲方根据本协议约定代为持有，并登记在甲方的名下，而乙方则根据本协议的约定享有其作为代持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应享有的对应股权的收益权和处置权。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及义务，经过平等协商，甲、乙双方达成以下协议：第一条、乙方同意将公司4.5%股权交由甲方代为持有，以甲方名义进行工商登记。第二条、甲方代持股权期限为一年，自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至一年期满。期满后，如乙方要求甲方继续代持的，本协议继续有效。代持期间，乙方享有无条件解除权。协议自乙方通知甲方后解除（通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电话、短信、邮寄等）。协议接触后，甲方应予乙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协助乙方办理相关变更手续。第三条、由代持股权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收益（包括但不限于股息、红利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现有股权处置权、新股认购权）、所得或收入（包括但不限于将代持股权转让或出售后取得的所得）归乙方享有。第四条、在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将全部投资款一次性划拨至甲方账户，然后再付至公司制定的银行账户。第五条、甲方同意其在富利通公司的股东表决权由乙方自行行使。如甲方违反本协议，致使乙方所享有的与代持股权有关的权利或收益受到损害，并从甲方获得相应损失的赔偿。第六条、甲方保证在乙方拟转让代持股权时，提供必要的协助及便利，配合乙方完成相关手续。第七条、甲方保证，在代持股权期间未经乙方同意不对外转让其代持股权。代持期间如因甲方原因致使代持股权被质押、被司法机关冻结或被执行，甲方负责赔偿乙方由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第八条、未经对方同意，协议双方均不得向第三方透露有关本协议的任何内容及对本协议履行过程中所接触或获知的对方的任何商业信息，除非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该信息属于公知信息或者事先得到对方的书面授权。若因违反本条款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乙方应当予以赔偿。第九条、违约责任，本协议已经生效，甲、乙双方应按本协议积极、全面履行自身义务，保证对方权益；如果任何一方未按协议规定，适当地全面履行义务，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十条、争议解决方式，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由富利通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十一条、协议的变更或解除，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本协议：（1）不可抗力，造成本协议无法履行；（2）因情况发生变化，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同意。第十二条、其他事项，（1）经协商一致，可以修改本协议或对未尽事宜进行补充；补充、修改内容与本协议相冲突的，以补充、修改后的内容为准。（2）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富利通公司留存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石记刚于受委托人陈仁新与2013年8月20日签订了《委托代持股协议》，现就代持相关事宜，本人（即上述委托人）在此委托及授权上述委托人代表本人办理以下事项：一、代为参加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利通公司”）的股东会；二、代为行使股东表决权；三、代为收取委托人因代持股权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收益（包括但不限于股息、红利等）、所得或收入（包括但不限于将代持股权转让或出售后去的的所得）；四、代为行使股权处置权、新股认购权。《承诺书》：致：陈仁新本人石记刚（身份证号），2013年8月20日与陈仁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因本人系陈仁新的委托持股人，在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时，本人并未实际出资，陈仁新为实际出资人。现本人承诺放弃《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特此承诺。《股权转让协议》：本合同由甲方石记刚与乙方陈仁新就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利通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与本案有关的内容概述如下：1.甲方石记刚同意将其持有富利通公司4.5%的股权，以9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陈仁新，陈仁新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2、该股权是石记刚在富利通公司的真实持股，没有设置质押。3、陈仁新按合同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石记刚负责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4、本合同经富利通股东会半数以上股东同意并由各方签字生效。5、本合同正本4份，双方各执一份，报工商行政机关一份，富利通公司一份。石记刚、签字，没有写日期，陈仁新签字，日期为2013年8月20日。
2015年1月5日，武汉麦肯特公司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起诉陈仁新、石记刚。2013年8月23日，公司通过霍剑账户（霍剑为该公司的员工）向陈仁新汇款200万元，2013年10月14日，公司通过霍剑、易文妹账户向陈仁新账户转款450万元。公司起诉陈仁新、石记刚向公司还款900万元，其中700万元石记刚以富利通公司的股份承担了担保责任。该委裁决陈仁新向武汉麦肯特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石记刚的连带担保责任的保证期已过，依法免责。
2015年7月31日，石记刚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起诉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公司，要求该公司支付股东红利500万元；2015年8月14日，石记刚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起诉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公司，要求该公司提供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等知情权的诉讼。
2015年9月8日，陈仁新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起诉石记刚，要求确认委托代持协议有效并解除该协议及确认石记刚所持有的武汉市江夏区小额贷款公司4.5%的股权归陈仁新所有。
另查，2013年9月10日，湖北省人民政府金融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鄂金办发[2013]97号《关于同意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试点方案的复函》，该函的内容是同意武汉市人民政府提出的设立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013年9月11日，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成立，工商登记记载石记刚出资900万元，出资比例为4.5%。
再查明，2015年11月2日，本院为了查清900万元的来源及去向，依法要求陈仁新本人到庭，陈仁新在限期内未到庭。陈仁新的委托代理人在向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中指出，关于石记刚打到陈菊英900万元账户后的资金流向，陈仁新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是陈仁新让石记刚将900万元汇入陈菊英的账上；举证责任由石记刚承担；陈仁新的900万元的组成：2013年8月21日，陶波汇款60万元；2013年8月22日，陈仁杰汇款200万元；2013年8月22日，陈仁政汇款400万元；2013年8月23日，霍剑汇款200万元，同时自有资金40万元。陈仁新在《情况说明》后附有银行交易明细表。石记刚认为陈仁新的900万元是虚假的，例如霍剑的200万元，在武汉市仲裁委的仲裁书中认定，是陈仁新向麦肯特公司借了200万元，而不是向霍剑个人借款200万元；陈仁新在公安机关交代900万元的组成是：向陈仁政借了400万元，向麦肯特公司总裁闻卫武借了200万元，其余300万元是其个人的。陈仁新所称自己的900万元的组成，前后不一，充分证明了其陈述的虚假性。另外，本院依法追加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本案的被告，该公司认为本院的追加错误，原告陈仁新也不同意追加该公司为被告。
本院认为，原告陈仁新提出三项诉讼请求，分别是：1、确认原告陈仁新与被告石记刚于2013年8月20日签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有效，并解除该协议；2、确认被告石记刚所持有的富利通公司4.5%的股权归原告陈仁新所有；3、判令被告石记刚配合原告陈仁新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原告陈仁新认为，原告陈仁新与被告石记刚签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石记刚在该协议上签名认可，应当合法有效。因被告石记刚代陈仁新持有富利通公司4.5%股权，在该协议上有明确约定，应依法履行，法院应予确认陈仁新的股权，石记刚应当配合陈仁新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被告石记刚认为，1、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存在矛盾，不应被支持，理由是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有效，属于确认之诉，原告又要求解除该协议，属于变更之诉。确认之诉的目的在于履行该协议，解除该协议属于变更之诉，其目的是不履行该协议，故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相互矛盾，不能并存。2、双方签订的《委托代持股协议》不是石记刚真实意思表示，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不能确认有效。理由是，其一，关于石记刚是富利通公司的股东身份问题。石记刚向该公司出资900万元，并在公司股东名册上、公司章程上、工商登记上载明了其股东的身份；陈仁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中及电话录音中承认石记刚的股东身份。石记刚为该公司的股东符合法律的规定。其二，石记刚向该公司出资900万元是真实的，而陈仁新所称的900万元是自己出资的，陈仁新通过自己的账户打到石记刚的账户上，陈仁新出资900万元不是真实的。石记刚向富利通公司出资900万元是真实的，理由是：石记刚根据陈仁新的授意向陈仁新指定陈菊英的账户上打款900万元，目的就是成为该公司的股东。陈仁新向石记刚的账户打款900万元，石记刚认为该款就是自己的投资款。陈仁新自称900万元是自己的投资款，不是真实的，理由是：石记刚打给陈仁新的900万元，目的是成为该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陈仁新不能说明该款的资金去向。陈仁新自称900万元的组成，其在公安机关陈述与在法院法庭上的举证前后不一，充分证明了其陈述的虚假性。因此，在该协议上所称陈仁新出资900万元是虚假的，该协议也是虚假的。其三，原告陈仁新提交的《委托代持股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授权委托书》、《承诺书》之间存在矛盾，证明《委托代持股协议》是虚假的。1、关于900万元出资款的问题。《委托代持股协议》中明确900万元是陈仁新投资的，而在《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石记刚以900万元的对价向陈仁新出售该股权，而在《承诺书》中记载石记刚并未出资900万元同时放弃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既然900万元是陈仁新出资的，当然不存在股权转让的问题，也不存在石记刚支付股权对价的问题，更谈不上承诺放弃支付股权转让款对价的问题。2.《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仁新成为富利通公司的股东需得到该公司的股东会半数的股东通过，并在工商办理变更手续，该协议报工商部门备份。该公司没有就该事项开过股东会，该协议也没有报工商部门备份，说明该协议及《委托代持股协议》的内容是虚假的。本院认为，陈仁新与石记刚的《委托代持股协议》不能确认有效，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理由是该协议不是石记刚真实意思的表示。石记刚向陈仁新指定的账户上打款900万元，目的是成为富利通公司的股东，并成为该公司的股东。本院限期要求陈仁新到法院当庭说明石记刚的900万元的去向及陈仁新自称900万元自有资金的来源，陈仁新未到法庭。陈仁新不能否定石记刚900万元系是富利通公司的出资款，也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自己向富利通公司的出资900万元，其提供的关于900万元的组成，在公安机关和法庭上提供的证据前后矛盾，且不能说明所称的自己的900万元与石记刚的900万元之间的关系，因此陈仁新不能证明向富利通公司出资900万元，当然不能证明自己是该公司的股东，也不能否定石记刚是该公司的股东。富利通公司是湖北省人民政府金融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成立的公司，参照鄂金办发［2010］11号《湖北省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及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应真实合法，全部为实收货币资金，由出资人或发起人一次足额缴纳。资金来源必须是自有资金，不得用银行贷款投资入股，严禁社会集资、借资入股，不得以他人委托资金入股。”陈仁新作为筹建富利通小额贷款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应当知道上述规定，也应当知道石记刚不能帮自己代持拟筹建的富利通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份，因此，《委托代持股协议》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另外，《委托代持股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等存在诸多的矛盾和疑点，石记刚在前述的辩称作出了说明，因此，本院不能认定该《委托代持股协议》的真实性。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石记刚作为富利通公司的股东，在成为富利通公司股东之前，石记刚向陈仁新指定的账户打款900万元，其目的是通过出资900万元，成为该公司的股东。石记刚自己出资900万元并成为该公司的股东，石记刚又与陈仁新签订《委托代持股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等四份文本，上述四份文本的意思是石记刚代持陈仁新在富利通公司的股份，石记刚不需要陈仁新支付900万元的股权转让的对价，将该股权无偿转让给陈仁新。本院认为，商事主体在从事商事行为时，是通过自己的商事行为实现商事的目的。在本案中，石记刚为了成为富利通公司的股东，向该公司出资并成为股东，不可能无偿将自己的股权通过《委托代持股协议》等文本无偿转让他人，违背自己出资成为富利通公司股东的目的。显然石记刚的签字是在不知上述四份文本（包括《委托代持股协议》）的内容的情形下受蒙蔽签署的，《委托代持股协议》不是石记刚真实意思的表示。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条件之一，因该协议不是石记刚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要件，因而不能确认《委托代持股协议》有效。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委托代持股协议》是石记刚在不知上述四份文本的内容的情形下受蒙蔽签署的，不是石记刚真实意思的表示，《委托代持股协议》属无效的协议。另外，确认该协议有效和解除该协议不能并存，因而原告陈仁新提出解除该协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陈仁新提出的确认陈仁新的股权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是建立在履行《委托代持股协议》的基础之上，因《委托代持股协议》不是真实有效的，因此原告提出的后两项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陈仁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三项诉讼请求，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另，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本案涉及确定陈仁新股东的身份，故本院依法追加武汉市江夏区富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
综上所述，依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仁新的全部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4800元，由原告陈仁新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名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银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支行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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