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豫1303刑初444号
公诉机关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舒敬洁，男，1961年1月30日出生，满族，大专毕业，无业,住北京市房山区。1979年1月17日因抢劫被劳动教养三年，1982年8月19日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二年，1988年10月13日因犯诈骗罪,被北京市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0年4月28日因犯诈骗罪,被北京市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2011年11月1日因犯招摇撞骗罪,被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2014年5月17日刑满释放。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2015年12月12日被南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招摇撞骗犯罪，2016年1月18日被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6年1月19日由南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
被告人李建军，男，1963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大学肄业，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1997年因犯诈骗罪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2008年1月30日刑满释放。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2015年12月30日被南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招摇撞骗犯罪，2016年1月18日被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6年1月19日由南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检察院以宛龙检公诉刑诉（2016）26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舒敬洁、李建军犯诈骗罪，于2016年7月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贾建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舒敬洁、李建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9月份，被告人舒敬洁、李建军预谋冒充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骗取财物。被告人舒敬洁购置可移动式座机、手机等物品，出资找人私刻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信件调查专用章”等九枚印章、伪造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件调查书》等文书、卷宗，并制作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证件；在互联网上搜集全国多地的举报信息，冒充中纪委工作人员，给举报人、被举报人或打电话，或邮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件调查书》等文书，以能够解决举报人举报的问题或者被举报人不受纪检监察部门查办为由，骗取举报人或者被举报人钱财。被告人李建军在互联网中搜集到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举报人石某2的举报信息后，与被告人舒敬洁预谋后李以中纪委监察部第六纪检监察室调研员刘建国的身份到山西省太原市与石某2见面，商谈解决举报问题的事项。后被告人舒敬洁以中纪委监察部第六纪检监察室立案处处长李明的身份在北京多次与石某2见面，骗取了石的信任。自2015年1月份至2015年9月份，被告人舒敬洁伙同李建军分四次共骗取石某2人民币275000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舒敬杰、李建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公民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舒敬洁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且被告人舒敬洁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李建军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是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了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被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书证等相关证据证实其犯罪事实，提请法院对被告人依法判处。
被告人舒敬洁、李建军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持异议，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份，被告人舒敬洁、李建军预谋冒充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骗取财物。被告人舒敬洁购置可移动式座机、手机等物品，出资找人私刻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信件调查专用章”等九枚印章、伪造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件调查书》等文书、卷宗，制作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证件，在互联网上搜集全国多地的举报信息，冒充中纪委工作人员，给举报人、被举报人或打电话，或邮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件调查书》等文书，以能够解决举报人举报的问题或者被举报人不受纪检监察部门查办为由，骗取举报人或者被举报人钱财。被告人李建军在互联网中搜集到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举报人石某2的举报信息后，与被告人舒敬洁预谋后李以中纪委监察部第六纪检监察室调研员刘建国的身份，到山西省太原市与石某2见面，商谈解决举报问题的事项。后被告人舒敬洁以中纪委监察部第六纪检监察室立案处处长李明的身份在北京多次与石某2见面，骗取了石的信任。自2015年1月份至2015年9月份，被告人舒敬洁伙同李建军分四次共骗取石某2人民币27500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书证
（1）被告人舒敬杰、李建军户籍信息：证明被告人的年龄等基本情况，说明被告人系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2）证据清单：中央纪委文件19张、中纪委信件调查书8份、中纪委监察部工作证两个、中纪委监察部名片34张、中纪委案件卷宗九本、举报材料两份、电脑二台、打印机一台、固定电话一部。
持有人：舒敬杰2015年12月11日
附：上述物品照片
（3）李建军所持U盘、谈话笔录纸、所记举报人情况。
（4）石某2与舒敬杰短信记录及通话记录。
（5）石某1提供的舒敬杰所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信件调查书》、《中纪委监察部第六纪检监察室立案处立案书》、卷宗封皮复印件等材料。
（6）手机视频截图：
证明与被告人李建军的联系情况，以及给其汇款5000元的事实。
（7）刑事判决书及劳动教养通知书：
证明舒敬杰1982年8月19日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二年，1988年10月13日因犯诈骗罪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0年4月28日因犯诈骗罪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2011年11月1日因犯招摇撞骗罪被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2014年5月17日刑满释放。
（8）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人李建军1997年因犯诈骗罪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9）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情况说明:
我室无“中央纪委信访室信件调查专用章”的公章，无《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件调查书》的公文样式。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件调查书》中所留联系电话（010-571××××6）非我单位电话号码。
（10）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对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的复函：
证实了被告人舒敬洁伪造“中央纪委监察部”字样和印章、姓名为“李明”、“刘建国”的2件工作证，均系伪造。
（11）抓获经过：2015年12月11日下午4时许，公安人员在舒敬洁其北京租住屋被抓获；2015年12月30日15时许，公安人员在李建军其北京住处被抓获。
（12）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
证明被害人石某2被骗现金的出处。
（13）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
证实石某1转账给郝丽娟1万元的事实，印证郝丽娟的证言。
2、被害人石某2陈述：大概2000年的时候，我在山西省煤炭工业厅跑下来一个洗煤厂的项目，所有手续健全后，正在施工建设中，被当时的朔州市市长阎沁生利用职权伙同当时山西省朔州市的高靖海夺走了。我就针对这件事一方面在网络上进行实名举报，一方面组织材料向山西省纪委、中纪委等部门反映此事，目的是一方面希望纪委部门对这些人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彻查彻办、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另一方面，因为筹建这个洗煤厂的时候也贷了不少款一直也没还上，这几年连本带利高达千万，已基本无力偿还，也想通过举报在挽回损失的情况下，更早的偿还贷款。去年八九月份我在平板电脑上的百度贴吧里实名发布过刚才说的情况，帖子最后留有我的姓名、手机号码、联系地址等。大概一个多月后，我就接到了一个自称中纪委第六监察室工作人员的电话这个电话是131××××7927。大概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自己139××××0888的手机接到了这个131××××7927的号码，因为我老家口音重，对方听不懂，我就把手机给石某1让他和对方通话，一般都是打开免提，我也在旁边听着，也有时候我给石某1转述。对方说他是中纪委第六监察室有个组的组长他叫刘建国，接到了我们的举报想了解一些情况，他还说他过几天要到太原出差处理山西的事儿，让我们把举报材料整理一下准备好到时候交给他。第一次电话之后我们互相也没再联系过，直到去年12月3日晚上八点多，这个131××××7927的号码给我发了条短信，短信内容大概是这个人已经到了太原，在太原市长风街七天连锁宾馆住下，让我们第二天上午到宾馆和他见面。第二天，也就是12月4日上午九点多，我和石某1拿着举报材料到了这个人住的酒店房间，他先出示了他的工作证件，我接过证件看了十来秒钟的时间，石某1也凑到我身边看，证件上印着这个人的一寸照片，姓名是刘建国等内容。之后这个刘建国给我们说这次来山西的目的主要是办理其他的案件，他还从桌子上一个棕色的手提包拿出一些卷宗材料让我们看，他说这次是顺便来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就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举报材料交给了刘建国，他翻了翻就放在了桌子上。接着刘建国就拿了一张纸给我们做记录，大概内容是以中纪委办案人员的口吻写的“现有山西朔州石某2来反映朔州前市委书记阎沁生、中煤华昱能源集团董事长高靖海的违纪问题”，最后还写着“记录人：刘建国”，他要求我签上名字。大概一个星期之后这个刘建国还用131××××7927给我打来电话，询问高靖海的联系方式，说要了解一下高靖海的一些情况。我并不知道高靖海的电话，但是我给他了高靖海公司一个副总的电话，我就将高靖海公司副总的手机号码以短信的方式发给了刘建国131××××7927号码上面。又隔了三四天时间，刘建国又用131××××7927号码给我打电话，声称这个事情有难度，需要给我们介绍个他的领导给我们办事儿。12月23日，我给刘建国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们已经买了12月24日太原至北京西站的高铁票，要去北京和他见面，刘建国在电话里说到北京了联系、见面详谈。12月24日我和石某1就从太原坐高铁到了北京。我们到北京西站后就给刘建国发短信告诉他我们到北京了，刘建国给我回了电话让我们在宣武门附近找一个宾馆先住下。当天我们在宣武门商务酒店开房间住下之后，就打电话告诉他我们住的酒店名称和地址，刘建国说他有时间就会过来找我们。第二天上午九点多，刘建国给我打了电话说，他这会儿要和领导过来。过了一会儿刘建国就和另一个男的到了我们住的宾馆，我和石某1就把他俩领到了房间里面，刘建国给我们介绍说这个人是他们的领导，是中纪委立案处李处长。我给李处长让烟并点了烟之后，都坐了下来。这个李处长给我们谈了一些中央反腐的一些事情，还告诉我们最近他也在办理一些案件，并从包里拿出一些案卷让我们看，然后又分析我们的事情，还说如果我们举报的事情通过正常渠道递到中纪委，中纪委会直接转送至山西纪委处理，我们的案子就又会没着落的，只能通过他在北京的关系直接立案，这就是他今天来见我们的目的，让我们自己考虑。谈了有大概一个小时，这个李处长说他还要开会，给我们留了个137××××6674的手机号码，就和刘建国走了。当天晚上，李处长声称有事没有到，我和石某1就和刘建国在旁边如家酒店餐厅吃火锅，席间又谈了如何处理举报的事情，后来石某1告诉我，他当时在玩手机时趁机拍了刘建国的正面照片，我也看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还在石某1手机里面。12月26日上午我给刘建国发了我们要回太原的短信后就坐高铁回太原了。回太原之后大概两三天之后，我和石某1又坐高铁去了北京，在宣武门地铁站东南角的一个如家酒店和李处长见了面，还是谈如何解决举报的事情，后来石某1告诉我，他又拍下了李处长的正面照片，这张照片我也看过，也还在石某1手机里面。我们又回太原之后的一个星期之内，这个李处长一直使用137××××6674的手机号码不断地和我联系，大概都是给我们分析案情，还说他还和中纪委副书记黄树贤的秘书关系很好，但是疏通关系需要一些经费。我们问他需要多少钱，希望他发给我们银行卡号我们转给他，他说这样不行，他还说现在的局势转账就相当于给你留下证据了，只能送现金过来。他让我们把二十万人民币现金装在装有大枣和核桃的箱子里亲自到北京交给他。我们就按照他的要求，买来四箱大枣和核桃，把其中两箱枣和核桃倒出来，拿了两个塑料袋，每一个塑料袋装十万元现金，包好后一个装在核桃的箱子底部，一个装在大枣的箱子底部，最后分别把大枣和核桃再装回箱子里，覆盖在钱的上面，再用胶带密封好箱体，这两个装钱的箱子用胶带缠得厚缠得多些，能和那两个没装钱的箱子区分开。2015年1月15日上午10点多，我和石某1拎着这四个箱子又坐高铁到了北京。当晚六七点，我们给刘建国打电话，他说他在外地让我们和李处长联系。我们给李处长联系后，就一块儿先在我们住的酒店餐厅吃饭，期间他就不停地讲如何运作我们举报的事情。大概九点左右，我们三人吃完饭回到我和石某1住的房间，我们就把那四个箱子给了他，还指着其中两个装钱的箱子给他说那里面有二十万现金。他就把他的证件递给我们看，上面印着他的一寸照片，名字是李明，部门大概是什么立案处，我们也没有看多详细。他和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就提着四个箱子走了。第二天，我和石某1就回太原了。我们回太原之后为了我们举报的事情和李明、刘建国又相互的联系，还时常告诉我们事情进展，并且李明还通过顺丰快递给我邮寄过中纪委监察部的案件卷宗封皮复印件、盖章的《中纪委监察部第六纪检监察室立案处立案书》复印件、盖章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信件调查书》复印件和所谓ＸＸＸ书记批复给黄树贤办公室的批示复印件，这些我们今天也带来了。过完春节，大概二月份的时候，李明借口事情又需要钱疏通关系，让我们第二次送五六万块钱。大概过完正月十五，我们又买了两箱大枣，用塑料袋装了五万块钱放在箱底，上面盖上枣密封好箱子，我和石某1又到北京，还在上次的如家宣武门店房间与他见面，不仅把两个箱子交给他又把他要给领导买东西送礼的一万块钱现金亲手交给他。我们又回太原了。半年的时间里我们跟刘建国、李明一直还保持联系，在我们的再三催促下，李明又通过顺丰快递给我寄来盖红章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事项转送单》，今天我们也把原件和信封带来了。直到九月份，李明给我打电话让再给四五万块钱给领导买东西，我说没啥钱了只能凑一万，他也勉强同意了。因为我们当时有事儿去不了北京，李明还坚持不让转账，所以石某1就给他住在北京的一个高中女同学联系，我们给石某1这个同学转账了一万块钱，还告诉她了李明的联系方式。这个同学和李明联系后就在北京菜市口地铁站将装有一万块钱现金的文件袋交给了李明，李明收到了钱还给石某1打了电话告诉我钱已经收到。大概是九月份中旬，刘建国给我打电话声称在陕西出差，有事急用一万块钱让我打到指定账户上，我告诉他只有五千块钱，他就把银行账号和开户银行、户主姓名发到我手机上。第二天，我就到工商银行将五千块钱打到了刘建国发来的张晓晴02×××31的工商银行账户上。之后我们又和刘建国、李明互相联系过，主要就是询问事情的进展。直到十二月份我们再也联系不到李明了，再打刘建国的电话也无人接听了。你们给我们联系后，我们才意识到可能上当受骗了。
附：A辨认笔录：石某2、石某1于2015年12月28日在南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辨认出舒敬杰就是声称自己是中纪委立案处处长的人。
B、郝丽娟2016年1月7日自书证言：2015年9月6号，石某1用支付宝给自己尾数为6736的工商银行账户上转1万元，让帮忙给一手机号为137××××6674的姓李的叔叔，后将钱取出，在当晚七点多交给姓李的1万元。
3、证人证言
（1）证人石某1陈述:去年八九月份我父亲石某2在百度贴吧里实名发布过关于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一些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的帖子，帖子最后留有我父亲的姓名、手机号码、联系地址等。大概一个多月后，就接到了一个自称中纪委第六监察室工作人员的电话，这个电话是131××××7927。大概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父亲139××××0888的手机接到了这个131××××7927的号码，因为我父亲的老家口音重，对方听不懂，我父亲就把手机给我，我和对方通话。他告诉我他是中纪委第六监察室有个组组长，具体什么组我现在也记不清了，他说他叫刘建国，接到了我们的举报想了解一些情况，他还说他过几天要到太原出差处理山西的事儿，让我们把举报材料整理一下准备好到时候交给他。之后没联系直到去年12月3日晚上八点多，这个131××××7927的号码给我父亲发了条短信，短信内容大概是这个人已经到了太原，在太原市长风街七天连锁宾馆住下，让我们第二天上午到宾馆和他见面。第二天，也就是12月4日上午九点多，我和父亲拿着举报材料到了这个人住的酒店，我父亲给他发了两条短信，大概意思是问这个人起床了没有、方不方便见面。没多久这个人就下楼接我们到他住的房间去了，他先出示了他的工作证件，我父亲接过证件，看了十来秒钟的时间，我也凑到我父亲身边看，证件上印着这个人的一寸照片，姓名是刘建国等内容。之后这个刘建国给我们说这次来山西的目的主要是办理其他的案件，他还从桌子上一个棕色的手提包拿出一些卷宗材料让我们看，他说这次是顺便来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就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举报材料交给了刘建国，他翻了翻就放在了桌子上。接着刘建国就拿了一张纸给我们做记录，大概内容是以中纪委办案人员的口吻写的“现有山西朔州石某2来反映朔州前市委书记阎沁生、中煤华昱能源集团董事长高靖海的违纪问题”，最后还写着“记录人：刘建国”，他要求我父亲也签上名字，我父亲签名时我看清了这个人写的这张纸上印着“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案件询问记录”。我父亲签完名，他说一会儿另一个案子的当事人要来，让我们回去耐心等候。刘建国把我和父亲送到房间门口，我们就离开宾馆。第一次见了面之后他没再和我们联系。大概一个星期之后，这个刘建国还用131××××7927给我父亲打来电话，询问高靖海的联系方式，说要了解一下高靖海的一些情况。我父亲给他说不知道高靖海的电话，但是给他了高靖海公司一个副总的电话，通过这个副总可以联系到高靖海。挂了电话，我父亲将高靖海公司副总的手机号码以短信的方式发给了刘建国131××××7927号码上面。又隔了三四天时间，刘建国又用131××××7927号码给我父亲打电话，声称这个事情有难度，需要给我们介绍个他的领导给我们办事儿。我和我父亲商量了一下后，在12月23日我父亲给刘建国打了电话，12月24日我和父亲就从太原坐高铁到了北京。我们是上午11点多到了北京西站后我父亲就给刘建国发短信告诉他我们到北京了，刘建国给我父亲回了电话，让我们在宣武门附近找一个宾馆先住下。当天我们在宣武门商务酒店开房间住下之后，我父亲就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们住的酒店名称和地址，刘建国说他有时间就会过来找我们。第二天上午九点多，刘建国给我父亲打了电话说，他这会儿要和领导过来。过了一会儿刘建国就和另一个男的到了我们住的宾馆，我和父亲把他俩领到了房间里面,刘建国给我们介绍和他一块儿的这个人，他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他们的领导，是中纪委立案处李处长。我父亲给李处长让烟并点了烟之后都坐了下来。这个李处长给我们谈了一些中央反腐的一些事情，还告诉我们最近他也在办理一些案件，并从包里拿出一些案卷让我们看，然后又分析我们的事情，还说如果我们举报的事情通过正常渠道递到中纪委，中纪委会直接转送至山西纪委处理，我们的案子就又会没着落的，只能通过他在北京的关系直接立案，这就是他今天来见我们的目的，让我们自己考虑。谈了有大概一个小时，这个李处长说他还要开会，给我们留了个137××××6674的手机号码，就和刘建国走了。当天晚上李处长声称有事没有到，我和父亲就和刘建国在旁边如家酒店餐厅吃火锅，席间又谈了如何处理举报的事情，我在玩手机时趁机拍了刘建国的正面照片。12月26日上午我父亲给刘建国发了我们要回太原的短信后就坐高铁回太原了。回太原后大概两三天之后，我和父亲又坐高铁去了北京，在宣武门地铁站东南角的一个如家酒店和李处长见了面，还是谈如何解决举报的事情，期间我还假装玩手机，拍下了他的正照片。我们又回太原之后的一个星期之内，这个李处长一直使用137××××6674的手机号码不断地和我父亲联系，大概都是给我们分析案情，还说他还和中纪委副书记黄树贤的秘书关系很好，但是疏通关系需要一些经费。我们问他需要多少钱，希望他发给我们银行卡号，我们转给他，他说这样不行，他让我们把二十万人民币现金装在装有大枣和核桃的箱子里亲自到北京交给他。他在电话里面说现在的局势，转账就相当于给你留下证据了，只能送现金过来。我们就按照他的要求，买来四箱大枣和核桃，把其中两箱枣和核桃倒出来，拿了两个塑料袋，每一个塑料袋装十万元现金，包好后一个装在核桃的箱子底部，一个装在大枣的箱子底部，最后分别把大枣和核桃再装回箱子里，覆盖在钱的上面，再用胶带密封好箱体，这两个装钱的箱子用胶带缠得厚缠得多些，能和那两个没装钱的箱子区分开。2015年1月15日上午10点多，我和父亲拎着这四个箱子又坐高铁到了北京。当晚六七点，我们给刘建国打电话他说他在外地，让我们和李处长联系。我们给李处长联系后就一块儿先在我们住的酒店餐厅吃饭，期间他就不停地讲如何运作我们举报的事情。大概九点左右，我们三人吃完饭回到我和父亲住的房间，我们就把那四个箱子给了他，还指着其中两个装钱的箱子给他说那里面有二十万现金。他就把他的证件递给我们看，上面印着他的一寸照片，名字是李明，部门大概是什么立案处，我们也没有看多详细。他和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就提着四个箱子走了。第二天我和父亲就回太原了。我们回太原之后为了我们举报的事情和李明、刘建国又相互的联系，还时常告诉我们事情进展，并且李明还通过顺丰快递给我父亲邮寄过中纪委监察部的案件卷宗封皮复印件、盖章的《中纪委监察部第六纪检监察室立案处立案书》复印件、盖章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信件调查书》复印件和所谓ＸＸＸ书记批复给黄树贤办公室的批示复印件，今天我们也带来交给你们，但那个信封我找不到了。过完春节，大概二月份的时候，李明借口事情又需要钱疏通关系，让我们第二次送五六万块钱。大概过完正月十五，我们又买了两箱大枣，用塑料袋装了五万块钱放在箱底，上面盖上枣密封好箱子，我和父亲又到北京，还在上次的如家宣武门店房间与他见面，不仅把两个箱子交给他，又把一万块钱现金亲手交给他，因为他说五万块钱是用来送人的，一万块钱是用来买礼品的。所以要单独再给他一万元。钱又交给李明之后我们又回太原了。半年的时间里我们跟刘建国、李明一直还保持联系，在我们的再三催促下，李明又通过顺丰快递给我父亲寄来盖红章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事项转送单》。我把原件和信封也带来交给你们。直到九月份，李明给我父亲打电话，让再给四五万块钱给领导买东西，我父亲说没啥钱了只能凑一万，他也勉强同意了。因为我们当时有事儿去不了北京，李明还坚持不让转账，所以我就给住在北京的一个同学联系，给她转账了一万块钱，并且告诉她了李明的联系方式。这个同学的手机号码是150××××1921，她和李明联系后，就在北京菜市口地铁站将装有一万块钱现金的文件袋交给了李明，李明收到了钱还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钱已经收到。大概是九月份中旬，刘建国给我父亲打电话声称在陕西出差，有事急用一万块钱，让我父亲打到指定账户上，我父亲说只有五千，他就把银行账号和开户银行、户主姓名发到我手机上。第二天，我父亲就到工商银行将五千块钱打到了刘建国发来的张晓晴02×××31的工商银行账户上。之后我们又和刘建国、李明互相联系过，主要就是询问事情的进展。直到十二月份，我们再也联系不到李明了，再打刘建国的电话也无人接听了。你们给我们联系后，我们才意识到可能上当受骗了。2015年12月28日、29日刘建国两次打电话给我父亲石某2让我们准备更详尽的举报材料，更充足的现金尽快去北京，他带我们去中纪委办我们的事情。我们和公安机关沟通后到北京，刘建国让我们在中国职工之家宾馆等他，刘建国来后公安人员将他控制了，从他身上搜出的身份证看他的真实姓名是李建军。
（2）证人杜某证言：我原来在南阳市天冉香料有限公司担任生产经理职务，公司法人是翟光校，现在厂里因为种种原因停产了，翟光校和我，还有公司里一些人联合起来通过各种方式解决公司的问题，包括在网上发布一些文章，来引起社会各方的注意。我们2015年7月份在网上发布过《河南天冠集团董事长张晓阳任意变卖国有资产》的文章，之后在社会上也引起过注意，最近还收到了中纪委发来的调查书。收到中纪委调查书一事：2015年9月份的一天，我接到韵达快运的电话，说有我一封信件，我就到建设东路温凉河桥东头路北的一个韵达快运拿了这个快件。快件上快递编号是1700008168464，寄件人叫汪楠，寄件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42号，寄出日期是9月9号，留的电话是133××××0934。收件人写的是翟光校，收件人电话也有我的手机号码，还有翟光校139××××0667的手机号。因为收件人写的是翟光校，随后我就把这个信件交给了翟光校。当时我把信件交给翟光校后就走了不知道信件里有啥内容。没过几天翟光校联系了我，我们一块儿去了南阳市纪委，这我才知道信件里面有一页《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件调查书》，我今天也带来交给你们。这页《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件调查书》编号是中检字[2015]01317号，上面写着“翟光校同志：你在网络上所反映的关于河南天冠集团法人张晓阳的违纪问题情况是否属实？各级纪检监察部门有无回复？如有异议请与我室联系。”盖的章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信件调查专用章”，还留有电话：010-571××××6。我们拿着中纪委的调查书一块儿去了南阳市纪委，纪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接待了我们，我们把装着有包括中纪委调查书在内的一些材料的档案袋交给了纪委办公室接待我们的同志，之后我们就走了。之后没有人给我联系过，没有与010-571××××6联系过,有没有人跟翟光校联系过我就不知道了。也没有啥损失。
（3）证人王某证实：今年大概9月份，翟光校来我们纪委办公室反映称：他之前在网络上反映南阳天冠集团法人张晓阳违纪问题，后收到一封来自中纪委的信访调查书，就拿着这个调查书来找我们了解办理情况，当时是我们市纪委办公室王书峰主任接待的。后不久任某也到我们信访室，也拿着一份来自中纪委的信访调查书，是对他之前在网络上反映中建七局董事长贺海飞违纪问题的一个答复。任某说他按照调查书上的电话打过去，对方要求他去北京面谈，他对此表示怀疑就来找我们核实这个情况。我们经与中纪委信访室来信三处联系，答复这件事是假的。就不存在“中央纪委信访室调查专用章”。翟光校和任某收到的中纪委信访室调查书好像是挂号信邮寄来的。所谓的中纪委信访室调查书上盖有中央纪委信访室调查专用章。我没听说任某有什么经济损失。翟光校是否有损失我不清楚。
（4）证人任某证实：今年元月份开始，我在网上发帖反映中建七局董事长贺海飞违纪问题。9月15号左右，我收到一个韵达快递，快递编号是1700008168463，打开看是中央纪委信访室给我的关于反映的贺海飞违纪问题的调查书。上边留有一个北京固定电话010-571××××6，我按照这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个男的说普通话，自称中央纪委信访室的让我和另外一个姓刘的联系，说是ＸＸＸ的秘书，专门负责督办案件，电话是131××××7927.我就和这个电话联系了，接电话的是一个男的，自称ＸＸＸ的秘书，可以帮我把我反映的问题解决，要求我去北京面谈，可以见到贺海飞。我听后怀疑，就到南阳市纪委核实一下。接待我的南阳市纪委信访室的工作人员听我介绍情况后。当场和省纪委汇报，省纪委和中纪委核实后，证实这件事是假的。在此事上我没有经济损失。
附：韵达快递单据及任某、翟光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件调查书（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信件调查专用章，电话010-57169××××015年9月9日）
（5）证人周某证实：2013年4、5月份在天涯论坛举报朝阳英德学校公务员违纪问题。2015年9月份收到北京市通过快递发来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件调查书联系电话010-571××××6。与对方联系，是一个说普通话的男的，听着不像真的，没再联系。
（6）证人李某证实：因2015年5月份在百度发布“关于梅州市自来水总公司领导黄永丰等人腐败的材料”，于2015年9月份接到通过快递发来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件调查书联系电话010-571××××6。
（7）证人刘某证实：因在网上发布举报吴旗县纪委办案不公的材料，于2015年9月份接到通过快递发来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件调查书联系电话010-571××××6。
附：韵达快递单据及李某、刘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件调查书（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信件调查专用章，电话010-57169××××015年9月9日）
4、被告人的供述
（1）被告人舒敬杰供述：我刑满释放后除了开黑车挣俩钱，就是在互联网上搜集各地举报人在贴吧上发布当地一些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的信息，然后伪造中纪委的公文寄给这些举报人，还把我自制假的中纪委卷宗照成相片寄给被举报人。我觉得中纪委是纪检监察机关最高层次的组织，这些举报人和被举报人收到中纪委的公文后，不容易核实公文的真假，能更容易相信。我伪造的“中央纪委监察部第六纪检监察室立案处”印章、“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印章、“中央纪委监察部信访室信访调查一处”的印章，一共三枚，都是长方形橡胶材质，使用时蘸蓝色印泥。伪造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信件调查专用章”、“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来信来访专用章”、“中央纪委监察部第六纪检监察室立案处”印章、“中央纪委监察部信访室信访调查一处”印章，一共四枚，都是圆形橡胶材质，使用时蘸红色印泥。伪造文字有“郭洪亮”、“邓集珣”的印章二枚，也是长方形橡胶材质，使用时蘸红色印泥。伪造的还有《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事项转送单》、《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件调查书》等有关中纪委的文书。这些伪造的文书、印章都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凭空杜撰出来的。我在互联网上搜集各地举报人在贴吧上发布当地一些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的信息，然后伪造中纪委的公文寄给这些举报人，举报人收到后会按照文书上预留的电话“010-571××××6”给我联系，这个电话是我2014年年底买的一个可移动、中国电信号码的固定电话，我接到电话后，首先给举报人表明我是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和介绍一些我的工作职责，尽量让他们相信我。然后我又给这些举报人提供了“131××××7927”的手机号码，让他们和这个号码联系，告诉他们这个号码是专门负责他们所在地区的中纪委领导的电话。这些举报人就给“131××××7927”的手机号码联系，我接到电话后就继续冒充中纪委的领导和他们通话，让他们赶紧把举报的相关材料寄过来。如果举报人给我寄了材料，我会把收集到的全部材料整理成卷，以中纪委的名义寄给那些被举报人，使被举报人感到害怕，骗取被举报人的财物。为了保险起见，我不在我所居住的附近寄件，跑到离我远一点儿的地方去寄，我曾经去过西城区、海淀区，快递的具体地址我记不清楚了。我很多时候都是让快递员帮我填写快递单内容，我告诉快递员收件人的姓名、电话和地址，还告诉他一个寄件地址，是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42号，寄件人姓名是临时编的，都编过哪些名字我也记不清了。我把这些寄过来的举报材料都做成伪造的中纪委卷宗，连同伪造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事项转送单》拍成照片，然后把这些照片和一段话邮寄给被举报人，想借此骗被举报人的钱。我留的那段话具体内容大致是“我是你的老乡，我不希望看到老乡出事儿，如果需要帮助请和我联系。联系电话：137××××6674”。照片和那段话邮寄给被举报人之后很长时间也没啥动静，所以挣不到啥钱就没再干了。137××××2870、010-571××××6、133××××0934的号码我一直使用，没借给过别人。131××××7927这个号码的真正持机人是李建军。李建军是我曾经服刑时一个监狱的狱友。2008年我们都在北京良乡监狱服刑，大概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他。他是北京海淀人，50多岁，在北京海淀区友谊路唐家岭新城那儿住。你们抓到我后在我家搜查出来并且扣押的那个伪造的印有姓名为“刘建国”的中纪委工作证，那上面照片上的人就是李建军。手机号码是多少我也记不清，只能记着尾数是1937，我的住处有印有李建军照片的伪造的中纪委工作证件是因为那个时候做过两个印有李建军照片的中纪委工作证，一个在他那儿平时使用，这个还没使用就放我这儿了。在李建军那儿的工作证像一张名片，上面印有李建军的照片，姓名为“刘建国”，部门为“第六纪检监察室立案处”，职务为“调研员”，别的我记不住了。我忘了为什么伪造的中纪委证件上姓名为“刘建国”？伪造的印有李建军照片的工作证就是想跟他一块儿骗点儿钱。我们分工是我不会电脑，想先让他在电脑上搜索举报人的信息，然后再从举报材料里面找被举报人的资料，再让他去买部有固定电话号码，还捆绑着手机号码的电话。因为一般机关办公室都有座机号码，让他买的这种电话，固话号码能够冒充中纪委办公室的座机号码，另一个手机号码能够冒充工作人员的号码。如果举报人或者被举报人按照文书上留的固定电话打过来，我就冒充中纪委立案处处长和他们谈如何解决举报的事情。我俩商量之后没多久，我给了他几千块钱让他先去买电话，做假的中纪委工作证件、公章、公文，干这些基本都是同步进行的。然后就开始用座机打电话。打了一些举报人的电话，具体多少我记不住了。这些举报人的信息都被李建军用笔记在纸上了我也记不住了。给举报人打电话时告诉举报人我们是中纪委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他们在网络上发布的举报信息，想让他们邮寄给我们或者让他们来北京，以获取些更详细的举报信息。我们持续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也接听放在我住处的那部座机，我接听电话后就先告诉对方我是中纪委立案处的处长，紧接着再了解一些这些举报人举报的信息，也给他们说让他们给手机号码为131××××7927的刘建国联系，告诉他们刘建国就是中纪委负责他们那些地方的人。我和李建军给举报人打电话持续了一段时间，这期间我们还把伪造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件调查书》填写好，让李建军在他住的附近一个韵达快递上地公司给举报人邮寄过去。我们还把伪造的中纪委卷宗部门复印件、文书等材料寄给被举报人。我们给湖南、浙江、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好几个地方邮寄过伪造的中纪委文书等材料，具体的地方和邮寄给哪个人这我都记不住了，不过我印象深的是山西的举报人。大概是2014年年底的时候，因为我们平时打电话或者邮寄文书后基本都石沉大海没什么效益，我和李建军商量后由他去一趟山西，到了之后让他以到山西办案的名义再给举报人打电话，获取举报人更多更详细的举报材料，再把这些材料带回北京我们好做卷宗。他带着提前制作好的《谈话笔录》和我给他的几千块钱去了两天。他返回北京之后他到了我的住处，我们一块儿看了举报人名字叫石某2的举报材料，材料里面说的是石某2举报前任山西朔州市委书记阎沁生和一个董事长高靖海的情况。他还告诉我他见了和石某2一起的两个山西举报人，在宾馆房间里石某2把举报材料给了他，他还把伪造的中纪委工作证给石某2看了。过了几天李建军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山西的举报人石某2到北京了，我告诉他让他先过去看看情况需要我出面了我再过去。第二天上午，我和李建军一块儿到了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地铁口附近的一个酒店里，我们在石某2住的房间里谈话，当时石某2的儿子也在场。李建军给石某2爷俩介绍我是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立案处处长，我们就围绕石某2举报的事情谈了一会儿，按照我和李建军之前的商量，我就找个理由先走了，李建军继续和他们在那儿。过了几天我和石某2联系，主要就是告诉他能够帮他的忙。接着石某2又和他儿子来了北京，那天下午我和石某2、还有他儿子在他们住的宣武门地铁口附近如家宾馆餐厅吃了饭，饭后我哪儿也没去也没再见任何人，直接回良乡的住处了。之后我又继续和石某2保持着联系，因为有时候石某2急着询问事情的进展，我给他邮寄两次伪造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信件调查书》、《中纪委监察部第六纪检监察室立案处立案书》、卷宗封皮复印件等材料。2015年过完春节，大概二月份的时候，还是因为举报的事儿，石某2和他儿子又来了北京，还在他们住的宣武门地铁口附近如家宾馆房间里，他又给了我一份举报方面的材料，我在那儿聊了一会儿就走了。这之后除了电话联系就没再和石某2他们见过面了。我又单独和石某2以及他儿子见面的事情，因为没什么效益就没给李建军说。我和石某2以及他儿子之间没有财物方面的往来他们在北京期间和我吃过两顿饭，我们双方没有互送过什么钱财、礼品之类的东西。我平时作案时使用的一个就是那部可移动式座机，这个座机捆绑了两个电信电话号码，电话号码是010-571××××6、133××××0934；还有一部我这一段时间回忆了一下，并不是在有一次的供述中我所说的背部有警徽的黑色联想手机，而是那部你们在我住处搜查时也扣押了的稍微小些的左上角有“G3”符号的黑色联想手机，这个手机是双卡双待，一个号码是137××××6674、另一个号码是137××××2870。我在北京第一次跟石某2见面时，给石某2留的就是137××××6674这个号码，后来也一直用这个号码跟他短信或者打电话联系。他手机号我记不住，我的手机里面有和他发过的短信。你们扣押我的一部号码为137××××6674、137××××2870，双卡双待黑色联想A308t手机里提取出了有关182××××8886的短信信息，就是石某2和我发的短信。李建军用尾号1937的手机号码和131××××7927都跟我联系过。我主要用137××××6674、137××××2870跟他联系过，有时候也用苹果五等别的手机联系过。现在举报的人为了扩大影响都爱在网络上举报，我们可以在网上搜索举报人发布的信息，给举报人或者被举报人打电话、邮寄文书，给举报人联系是为了能够让他们举报的问题早日解决，能达到他们目的，给被举报人联系是为了能让他们不再被举报人举报，不会受到纪检监察部门的查办，让他们高枕无忧。商量这些方法都是想让他们相信我们中纪委的身份，假借给他们办事儿需要疏通关系、需要上下走动，以此骗取他们的钱财。如果举报人或者被举报人按照文书上留的固定电话打过来，我就冒充中纪委立案处处长和他们谈如何解决举报的事情。要是举报人或者被举报人和我们见面，我们就准备冒充中纪委不同身份的人和他们接触。
（2）被告人李建军供述：我是2008年1月份刑满释放的，舒敬洁2008年年底刑满释放后互相就开始了联系，不过也就是闲聊什么的。从2009年春天到2014年6月份就没怎么联系，直到2014年7月份我听说他刑满释放了就又开始给他联系。2014年9月份的一天我给他打电话想借点儿钱，他说没有我也就算了，没过几天他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去他北京良乡伟业嘉园的住处一下，我也就过去了。在他住处的客厅舒敬洁给我讲现在反腐力度很大，因为我俩是北京人年龄也合适，家也在北京，冒充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很方便，容易被人相信，别人也不容易核实。他当时让我看了一枚红色的橡胶材质的圆形印章，印章上刻着字，我记得清的是文字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别的字我给忘了。他还给我说因为这枚章他挣了二十万，他让我别担心也不会出什么事儿，永远别给对方提钱就以朋友帮忙的名义，让对方能够感觉出来我们能给人家解决问题，让他们自己看着办。当时我就同意了就和他开始商量着具体怎么办。因为冒充中纪委工作人员，别人不容易核实真实身份。又因为我刑满释放时候，我和妻子都没工作，妻子又有病，孩子也小，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我就同意了。当时我们商量舒敬洁让我负责网上搜集举报人的材料，搜集之后就给举报人打电话说我们是中纪委信访室的工作人员，询问一下举报的事情是否真实，根据举报人的所在地给举报人说要去所在地的省会城市，与举报人见面获得更详细的举报材料。之后带回北京做成中纪委的卷宗，再把卷宗的部分内容拍成照片打印出来，附上一封提前打印好的信，给被举报人寄过去。我一般都是用舒敬洁的Ipad平板电脑或者笔记本电脑，打开互联网的浏览器，在百度搜索上输入实名举报之类的字，出来好多连接，我逐个打开链接，先大致浏览内容后，就随手用笔记在张纸上。提前打印好的信内容大致就是冒充被举报人在中纪委工作的老乡，在工作中发现了被举报人的违法违纪问题，能够通过自己在中纪委的便利解决被举报的事情。商量之后舒敬洁陆陆续续给了我五、六千块钱让我去办手机卡、买电话手机、吃饭、坐地铁打车使用。在2014年9月份，我就去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使用我捡到的一个身份证在中国电信营业厅办了一部可移动式的固定电话，这一个电话有两个号码，一个是010开头的固话号码，另一个是11位数的手机号码，具体号码我都忘了。这个电话一般都放在舒敬洁在良乡的住处。我还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地那块儿有一个报刊亭买了一个131××××7927的手机号码，手机在抓到我的时候别你们扣押了。舒敬洁还向我要一寸的工作照，要给我做中纪委工作证。舒敬杰给我做了两个中纪委的工作证，两个不一样，一个是可以折叠的，左右分的，右边的上半部分是我给他的那张工作照，姓名是刘建国，这个名字是他给我起的。部门是第六纪检监察室，职务是调研员，编号我给忘了，还盖了一个中纪委的公色印章。这个工作证一直在舒敬洁那儿搁着。另一个工作证是胸卡样式的，也有照片、部门、职务，有没有印章我给忘了，还有一皮套。这个工作证需要时就带在身上，这都是舒敬洁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觉得没什么用后来就给扔了。我给舒敬洁的一寸照片电子版还在我U盘上，你们搜查我的卧室时也扣押了这个蓝色U盘。U盘上除了有我照片，还有《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信访事项转送单》的电子版，数量我记不清了，你们看看吧。使用捡到的身份证去办电话业务能够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不容易被公安机关发现。买了手机号之后我把互联网上搜索到的举报材料简要内容或者举报人姓名、联系方式和地址先用笔记在张纸上，记东西的纸我一般用后都给扔了。然后用010开头的电话号码打给举报人，对方接通电话后我就按照舒敬洁教的方法告诉举报人我是中纪委网络稽查室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在对网上举报的材料进行筛查，我看到了举报人某年某月某日在网上所举报的材料，想询问一下材料的真实性，还询问举报人所在地方纪检委有没有过问和不作为的现象，让举报人尽快把举报材料或者寄或者送到北京，我一般给举报人邮寄地址都是舒敬洁给我说的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42号。如果真要有举报人给我们这边寄材料，一般都是快递员给我打电话我过去取，材料都交给了舒敬洁，他一般都把有用的伪造成了中纪委的卷宗，没啥用的都给扔了。舒敬洁伪造了大概七八个地方的中纪委卷宗，平时都存放在他住的卧室里正对着门的文件柜里，一般都是拍成照片，给被举报人寄过去，骗取被举报人钱财。我们大概给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湖南、浙江、广东等地的十几个举报人打过电话。收到过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四五个地方寄过来的举报材料。这些举报人姓名、电话什么的我都给忘了，不过我记得比较清的是山西朔州一个石某2存的举报人。2014年大概11月份的时候，我从互联网上搜索到了四五份山西的举报材料，我就131××××79277的手机号码开始给这几个举报人联系，具体打的电话还是发的短信我也给忘了。我告诉他们我是中纪委第六监察室的我叫刘建国，接到了他们的举报想了解一些情况，我还说过几天要到太原出差处理山西的事儿让他们把举报材料整一下，准备好到时候交给我。大概十二月份的时候舒敬洁就让我专门去趟山西拿举报人的材料。我到了山西太原之后就住在市区里面的一个快捷酒店里面，住的几楼哪个房间我也给忘了。在房间里我就131××××79277的手机号码石某2存联系，让他第二天八点多到宾馆找我。第二天上午八点多石某2存给我发了短信说他已经到了，问我方不方便。我就到宾馆一楼接他，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儿子也跟着一块儿。我把他俩领到楼上房间里面石某2存给我让了烟，我给他们出示了伪造的工作证之后就坐那儿聊他们举报的事儿石某2存举报的内容：大概是十来年前石某2存搞了一个洗煤厂，后来没多久就被当时的朔州市委书记阎沁生和当时朔州商人高靖海弄了过去石某2存为了这个厂曾经贷款几千万也无力偿还。还有阎沁生官商勾结等一系列违法违纪的事情石某2存想通过举报把洗煤厂和损失夺回来，还想把阎沁生和高靖海绳之以法。他们把举报材料交给了我，快聊完的时候，我拿出舒敬洁提前制作好的空白的《谈话笔录》，用笔在上面写石某2存的个人基本情况和举报的情况之后就把他俩送出房门，还让他们等着我的消息石某2存父子走后我就把这个情况给舒敬洁打电话说了，他让我回北京了。回到北京之后我就去了北京房山良乡伟业嘉园的住处，石某2存给我的举报材料交给了舒敬洁。没过多长时石某2存给我打电话问情况，舒敬洁就让我告石某2存卷宗已经交给领导，还石某2存来北京谈。没几石某2存和他儿子就到了北京，他们在宣武门地铁口附近的一个酒店住下之后就给我联系。我就石某2存来北京的事儿给舒敬洁说了，舒敬洁决定第二天以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立案处处长李明的身份石某2存。第二天上午我就和舒敬洁一块儿去石某2存住的宾馆石某2存和他儿子把我们领到了房间里面，我就石某2存介绍跟我一块儿来的舒敬洁是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立案处处长李明，之后舒敬洁就石某2存开始谈解决举报材料的事情，舒敬洁还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原来伪造好的卷宗石某2存看。谈了一阵子之后舒敬洁就找了个理由和我离开了宾馆。当天晚石某2存给我联系，我就又过去和他还有他儿子一块儿在附近一个饭店吃了饭。第二天他们就回太原了，他们走之前还给我发过短信。又过了几天舒敬洁给我打电话，告诉石某2存和他儿子又过来了，他们还一块儿吃了饭。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舒敬洁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快到良乡的一个地铁站那儿，我就坐地铁到了那儿，出了地铁口我就直接上了舒敬洁开的车里面。他石某2存给咱们拿了点儿土特产，我一看车后排放了四个礼品盒，盒子包装上是山西的核桃和大枣，都用胶带缠着。他给我石某2存给他说过盒子里面除了大枣和核桃还有一点儿钱。他提议我们一块儿回良乡伟业嘉园他的住处当面打开。到了他的住处我用裁纸刀把四个礼品盒全都打开了，我用手往盒子里装的核桃和大枣里面摸，每个盒子里面都摸出来了一个信封，每个信封都大概装有一万钱。他让我拿走三万块钱，我也推辞了一下说只要两万，他又以我孩子小、家里困难为由非让我拿了三万块钱，我就拿着钱走了。临走之前舒敬洁还告诉我石某2存让舒敬洁给他一个卡号石某2存想往卡上打钱，舒敬洁怕出事就不石某2存卡号。这之后我拿出了两万五千块钱左右还信用卡了，剩下的五千块钱左右留着日常花销。之石某2存又来过大概两三次北京，舒敬洁给我说过，但是每次都没让我去见还说他也不去。今年九月份，我手里特别紧张就石某2存','2019-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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