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1民终36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追日路汉北科技孵化园主楼1、2层。
负责人：蒋治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纪言，北京中银（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素如，女，1966年5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宁乡县，现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勤，湖南益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军，男，1969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路得安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商贸城65号；
负责人：刘传甫。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素如、周军、襄阳市路得安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得安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3民初84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平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上诉人仅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天心大队作出的【2017】第02036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存在明显重大程序瑕疵，导致一审法院作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04号）第十五条规定：“对仅造成人员轻微伤或者具有本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至第八项规定情形之一的财产损失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但是有交通肇事犯罪嫌疑的除外。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处理。”第十九条：“除简易程序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交通事故进行调查时，交通警察不得少于二人”。根据事故认定书，天心区交警队对本案事故适用的简易程序，但根据以上规定，只有在交通事故中造成人员轻微伤或者法定情形之一的财产损失事故才能适用简易程序。除以上规定情形之外，交警部门应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事故认定，并由两名交通警察进行事故调查。根据2017年1月12日长沙市中心医院的病历记录显示，黄素如入院诊断为：骨盆骨折、肺部感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司发通[2013]146号）第5.8.4款第a项之规定“骨盆骨折，构成轻伤二级”。从黄素如入院时骨盆骨折来看，其伤情已达到轻伤二级标准。因此，事故发生后黄素如的伤情并非轻微伤，而是轻伤二级，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简易程序的情形。且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未在现场向交警部门报案，而是径直驾车离开，交警部门通过现场监控才找到事故车辆与驾驶员。很显然，驾驶员存在交通肇事逃逸的嫌疑，依据前述规定，不能适用简易程序。故天心区交警队按照简易程序处理本案事故违反了事故处理程序。另外，事故认定书未依法赋予驾驶人周军申请复核的权利。《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对当事人的复核申请不予受理。也就是说，天心区交警队因违法适用简易程序同时也剥夺了车辆驾驶人周军对本次事故认定向上级交警部门申请复核的权利。因此，天心区交警队所作出的【2017】第02036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将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错误。二、即使【2017】第02036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真实、合法、有效，周军驾车离开现场的行为不属于肇事逃逸，也应当属于保险合同中“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免除情形之一，上诉人有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拒赔，但一审法院仍判决上诉人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黄素如57038元，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事发当日，被上诉人周军驾驶鄂F16G8**重型货车经过红绿灯后被上诉人黄素如驾驶的电动车倒地，事发后周军驾车离开现场，直至24天后才前往交警部门接受处理。其在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去的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的规定，构成驾车逃逸。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系法律规定的禁止性行为，周军作为持有A2车型的驾驶资格，拥有超过十年的驾龄。根据日常经验法则，其对于肇事逃逸行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约定是明知的。其次，即便周军非肇事逃逸的故意，但其在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措施，驾驶机动车离开的行为，上诉人仍有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拒赔。2016年12月2日，被上诉人路得安公司在上诉人处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期限自2016年12月5日零时起至2017年12月4日24时止。路得安公司在“投保人声明”上盖章确认其已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并明确保险人已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内容及法律后果。据此可知，就免责事项投保人是知情的，上诉人已履行《保险法》所规定的提示说明义务。《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一审已经查明，本案事故的发生时间为2017年1月3月，周军的报案时间为2017年1月22日，报案时间距事故发生已超过19天，交警部门也证实事发后是通过多个视频追踪确定肇事车辆后第一时间与鄂Ｆ×××××1的车主联系，车主从外地赶到交警部门处理事故。由此可见，事发时被上诉人周军并未在事故现场向交警部门报案，而是径直驾车离开事故现场。以上事实可知，即便周军不属于为逃避法律追究目的而离开事故现场的肇事逃逸，但其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却仍然符合《保险条款》第二十四的责任免除情形。而上诉人已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本案符合第三者责任保险免赔事由，上诉人不应在三责险范围内承担理赔责任。三、一审判决依据《2017年湖南国家点差数据新闻发布辞》公布的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948元/年计算残疾赔偿金，按46458元/年的标准计算护理费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的新闻发布辞不属于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不具有官方权威性，不能作为人身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当中明确规定，只有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均为城市，才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费用。黄素如系农村户口，其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在城镇居住生活的事实，且无证据证明其收入来源为城市，故本案应当按照2017年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2986元/年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在一审中，黄素如并未提供银行流水等护理人员工资的证明，护理人作为个体经营户，不属于非私营单位。黄素如的护理费应当参照2016年湖南省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4582元/年计算，而非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6458元/年计算。四、上诉人于一审期间申请法院调取证据，一审法院既未作出不允准许通知书，也未按照上诉人的要求调取【2017】第020367号道路交通事故的案卷材料，以向交警部门的口头了解的方式代替上诉人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仅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也无任何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申请不予准许的，应当向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送达通知书。上诉人于开庭前依法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法院调取【2017】第020367号道路交通事故的询问笔录、现场勘查记录、现场照片、现场勘查图、事发时的视频监控等案卷资料。用以确定本案事故发生详细事实经过及交警部门的程序是否合法。但一审法院在收到调查取证申请书后既未作出不予准许通知书，亦未按照上诉人的要求调取相关材料，而是在庭审结束后向事故处理民警了解情况，在没有讯问笔录、现场照片、视频监控资料的情况下，通过推断确认被上诉人周军不存在肇事逃逸的故意，据此认定本案不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免责情形，属事实认定不清。因本案交通事故的案卷材料事关上诉人是否应就商业险进行理赔和案件事实的查明，一审法院的前述行为不仅不利于查明事实真相，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也违反了法定程序。
黄素如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案不存在逃逸情况，周军案发后一二十天才到交警队处理，是因为事发时处于视线死角，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事故，而到驾驶人知道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配合调查处理交通事故，一审法官已经向办案交警进行了核实。二、黄素如不是农村户口，为居民户口。且其经常居住地是城镇，黄素如从2014年在城镇居住，故因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损失。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军未答辩。
路得安公司未答辩。
黄素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军、路得安公司赔偿黄素如各项损失共计210401.23元；2.平安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周军、路得安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周军、路得安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天心大队出具长公交认【2017】02036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1月3日10时00分，周军驾驶牌照为鄂Ｆ×××××的重型货车沿长沙市天心区中意路仰天湖小学由西向东行驶，黄素如驾驶电动车沿长沙市天心区中意路仰天湖小学由北向东行驶，因周军驾驶车辆未按信号灯行驶，致伤两车在上述地点发生了两车相撞，造成黄素如受伤的交通事故。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天心大队认定黄素如不承担事故责任；周军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平安保险公司认为驾驶人周军存在肇事逃逸的情形，事故发生了十几天后车主才向平安保险公司报案，事故发生十几天后交警队才联系上车主，说明驾驶员存在肇事逃逸的情形。存在驾驶员逃逸情形时交警队不能适用简易程序，上述事故认定书显然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划分事故责任的依据。承办法官在庭审结束后与平安保险公司代理人一同向出具该事故认定书的民警陈欣欣了解情况得知：周军当时驾驶的重型货车过红绿灯，该车驶过后黄素如驾驶的电动车倒地。交警队通过多个视频追踪确定肇事车辆后第一时间跟鄂Ｆ×××××的重型货车车主联系，车主第一时间从外地赶到长沙市天心区交警大队配合处理事故。民警认为，从事发当时的视频来看，周军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车尾部带倒了人的情形很正常，其不存在肇事逃逸的故意。同时，长公交认【2017】02036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的赣Ｆ×××××的重型货车系笔误，实际车辆为鄂Ｆ×××××的重型货车，交警队已经进行了更正，周军对此无异议。一审法院综合庭审情况及事后向民警了解的情况认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天心大队出具长公交认【2017】02036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2.黄素如受伤后被送入荣军医院，后转入长沙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20天，花费医药费21173.85元，全部由黄素如垫付。黄素如伤情于2017年8月28日经湖南省芙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湘芙蓉司鉴司鉴中心【2017】临鉴字第718《司法鉴定意见》认定：被鉴定人黄素如骨盆多发性骨折严重畸形愈合，损伤程度评价为九级伤残；伤后误工期限为180天；1人护理2个月；伤后营养期90天；黄素如花费鉴定费1667元。平安保险公司认为黄素如提供的上述鉴定意见程序违法系单方委托，伤残等级明显偏高，要求重新鉴定。一审法院认为，黄素如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系有相应资质的专门机构作出，平安保险公司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该份鉴定意见，故对于平安保险公司要求重新鉴定的要求不予准许。3.鄂Ｆ×××××的重型货车在平安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庭审中，周军、平安保险公司一致同意按照15%的比例扣除医保外用药。鄂Ｆ×××××的重型货车系挂靠在路得安公司名下，周军承诺本次事故由其自身承担责任，不需要路得安公司承担赔偿责任。4.黄素如姊妹五人共同赡养母亲。黄素如受伤前随儿子廖文龙（经营金属加工的商店）共同生活，平时帮儿子带孩子或是帮帮忙。
一审法院认为，黄素如因为交通事故受伤，其要求周军赔偿相应损失，一审法院应予支持。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天心大队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该份事故认定书，周军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对黄素如因伤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平安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于平安保险公司主张的在商业险范围内拒赔的辩论意见不予采纳。路得安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经一审法院核定，黄素如伤导致的损失有：1.住院伙食补助费：黄素如受伤后住院治疗20天，按照60元/天的标准计算，金额为1200元（20天×60元/天）；2.交通费：交通费是黄素如受伤后必然会发生的费用，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为500元；3.营养费：综合黄素如年纪、伤情，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本项为1000元；4.医药费：根据发票认可21173.85元；5.精神抚慰金：黄素如因伤构成九级伤残，自己对事故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为9000元；6.残疾赔偿金：黄素如受伤前居住在城镇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本项。黄素如要求按照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于湖南国调信息网发布的《2017年湖南国家点差数据新闻发布辞》公布的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948元每年计算，的构成九级伤残，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现湖南省统计局虽然没有公布相应的数据，但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于湖南国调信息网发布相应数据具有相应权威性，现黄素如要求按照新标准计算，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许可，黄素如构成九级伤残，金额为135792元（33948元/年×20年×20%）；7.误工费：黄素如儿子自述黄素如受伤前在自己的店子里帮忙、并帮忙带孙子，没有在外务工，黄素如要求计算误工费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8.护理费：鉴定意见认定的护理期间为3个月，黄素如要求按照46458元每年的标准计算，并未明显偏高，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金额为7743元（46458元/年/12×2个月）；9.鉴定费：根据票据支持1667元；10、被扶养人生活费：黄素如主张母亲的抚养费共计2306元，未超出相应标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黄素如在交强险医药费赔偿项目下产生的金额为：医药费21173.8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营养费1000元,因周军在平安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故由平安保险公司在医药费赔偿项目下赔偿黄素如10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黄素如11697元【（21173.85-10000）×（1-15%）+1200+1000】。周军赔偿的金额为3343元【（2117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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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15%+1667】。黄素如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项目下产生的金额为155341元（残疾赔偿金135792元、交通费500元、精神抚慰金9000元、护理费774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306元。由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黄素如110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赔偿45341元。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医药费赔偿限额内赔偿黄素如10000元；二、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黄素如110000元；三、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赔偿黄素如11697元；四、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赔偿黄素如45341元；五、限周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黄素如3343元；以上第一、二、三、四项共计177038元，限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177038元至黄素如的账户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六、驳回黄素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0元，减半收取625元，由周军负担425元，由黄素如负担200元。
二审中，平安保险公司提交了一组新证据：投保人声明、交强险以及商业险投保单，拟证明路得安公司已经收到了上诉人送达的保险条款，且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免责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路得安公司在交强险以及商业险的投保单中盖章确认已收到保险条款并认可上诉人就免责条款对其进行的解释说明，本案免责条款已经依法生效。黄素如质证称，对三性均有异议，不予认可。没有日期，不能证明是在什么时候送达到襄阳公司，也不能证明送达了相关条款。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于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应予采信；二、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应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理赔责任；三、一审判决认定黄素如残疾赔偿金、护理费标准是否恰当；四、一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一、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应予采信。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程序违法，不应被采信。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系公安交警部门依据职权作出，平安保险公司虽认为其程序违法，且驾驶员存在交通肇事逃逸的情形，但其并未能提交充分证据推翻该事故认定书载明的事实及责任，且一审承办法官在庭审结束后与平安保险公司代理人一同向出具该事故认定书的民警了解了情况。故一审法院采信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认定相关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
二、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应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理赔责任。本案中，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未认定周军存在肇事逃逸情形；且一审承办法官在庭后向办案民警了解了相关情况，办案民警认为从事发当时视频来看，周军没有意识到重型货车的车尾部带倒了人的情形很正常，其不存在肇事逃逸的故意，同时车主在交警部门联系他后第一时间从外地赶来配合处理事故。故一审法院认定周军并未构成肇事逃逸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平安保险公司上诉主张，即便周军驾车离开现场的行为不属于肇事逃逸，但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免除第二十四（二）1条的约定，周军的行为属于该条款约定的免赔情形，故平安保险公司不在三责险范围内承担理赔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路得安公司与平安保险公司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该条款按照通常理解应解释为，驾驶人应在知晓发生事故的情况下，未采取有效措施而驶离事故现场，保险人才能免除赔偿责任。因出现上述情况，保险人应予免责的法理基础在于驾驶人在明知发生事故的情况下驶离现场，驾驶人在主观上有明显过错，客观上可能导致损失扩大、事故责任及原因不明等。本案中，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审承办法官向办案民警了解的情况等，能够证明事故发生时，周军确实不知发生事故且造成黄素如受伤，周军驶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并不具有主观上过错和可责难性。周军的行为不符合上述免赔条款的约定情形，故平安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理赔责任。
三、一审判决认定黄素如残疾赔偿金、护理费标准是否恰当。本案中，黄素如户籍所在地虽系农村，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其自2014年随儿子廖文龙（经营金属加工的商店）共同居住生活在城镇，平时帮儿子带孩子或是帮帮忙，一审按照2017年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948元/年的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因黄素如未提交护理人员收入情况，故一审法院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以及当事人诉求等，按照46458元/年标准计算其护理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
四、一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中，平安保险公司虽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道路交通事故的案卷材料，但一审承办法官在庭审结束后与平安保险公司代理人一同向办案民警了解了相关情况，且根据现有证据亦足以认定相关事实，故一审法院未依其申请调取卷宗，并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亦未违反法定程序。
综上所述，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5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ＸＸ
审判员 王晓虹
审判员 张文欢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梁俊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