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民终55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嘉善东方医院，住所地浙江省嘉善县经济开发区(惠民街道)柳溪路**号。
法定代表人：黄雅玲，该医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义红,该医院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艳娜，安徽铜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亳州市豪门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工业园区药都路10号。
法定代表人:张西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中，安徽公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嘉善东方医院因与被上诉人亳州市豪门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亳州豪门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6民初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作出（2017）皖民终611号民事裁定，撤销上述判决，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018年5月21日，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皖16民初460号民事判决。嘉善东方医院仍不服，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嘉善东方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义红、孙艳娜，亳州豪门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西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嘉善东方医院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6民初46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嘉善东方医院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善市监罚（2016）30号行政处罚决定[简称（2016）30号处罚决定]及善市监罚（2015）70号行政处罚决定[简称（2015）70号处罚决定]所涉药品的来源未进行实质性审查，违背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依法应当撤销。1、本案属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该院（2017）皖民终611号民事裁定指出，原一审法院对（2016）30号处罚决定所涉药品的来源未进行实质性审查，对（2015）70号处罚决定的相关诉请未进行处理。原一审法院在重审时应当履行生效裁定确定的义务，认真审核当事人双方提供的交易证据来确认处罚决定所涉药品的来源，但该院仅凭亳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亳州市药监局）的孤证“复函”来判决明显不能成立，且在（2015）70号处罚决定的相关查处过程中，亳州市药监局根本未出具过“复函”，一审判决无法成立。2、（2015）70号处罚决定书明确写明“经查明，当事人于2014年6月4日从亳州市豪门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购入该批五加皮….”，（2016）30号处罚决定书写明“经查明被查处的全部药品是亳州豪门公司生产或销售的”，这是行政机关经法定程序查明的事实，可以作为直接证据使用，一审法院拒不使用违反法律规定。3、亳州市药监局的“复函”不是法律文书，嘉善东方医院一审中提供的22组363页证据已推翻该复函内容，一审法院也未调取到任何证据来证据该“复函”的内容具有真实性，故而该“复函”不具有证明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一审没有查清事实。嘉善东方医院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其被查处的药品全部是亳州豪门公司生产或销售的，该公司经办人张某的笔录、销售员孟海的证言均能够证明被查处的药品由亳州豪门公司销售。嘉善东方医院两次被处罚的原因均是亳州豪门公司的销货行为所致，亳州豪门公司对因此造成的损失负有赔偿义务。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两份处罚决定书列明的处罚原因：一是因亳州豪门公司销售的五加皮和阿胶、龟甲胶、鹿角胶经检测为是不合格产品，认定为假药，二是亳州豪门公司销售的中药饮片属于必须经批准未经批准生产、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被按假药处理。即处罚的原因并不是嘉善东方医院的进货渠道问题，即使是进货渠道的问题，也是亳州豪门公司造成的，相关损失仍然是亳州豪门公司导致的。2、嘉善东方医院在一审中已提供证据证明被查处的药品经检测及调查存在质量问题、检验问题，违反我国的药品管理法，一审法院未认定亳州豪门公司违约是错误的。3、两份处罚决定书均表明，亳州豪门公司所供药品是假药或被认定为假药，而药品是否是假药或被认定为假药要经过专门的机构检测才能发现，一审判决认为嘉善东方医院未在七日内发现药品质量问题，所以亳州豪门公司就不用承担违约责任，明显违反我国合同法和产品质量法的明确规定。4、《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依照本法规定承担产品质量责任；第三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起计算。且双方合同约定的七天期间是指外包装等肉眼能看见的问题，而不是指整个质量损害赔偿的时限，一审法院没有判决亳州豪门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属于法律适用不当。四、一审判决对证据采纳错误，判决依据严重不足。1、（2016）30号处罚决定中只提及在处罚过程中向亳州市药监局发出复函的环节，并没有认定该“复函”内容是否真实，更没有依据该便函作出处罚决定，也没有认定被处罚药品不是亳州豪门公司生产或销售的。而两份处罚决定书均写明：经查明被查处的全部药品是亳州豪门公司生产或销售的。原一审法院无视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已查明的事实，属于认定证据错误。2、亳州市药监局的“复函”只是信函，相当于“证言”而非法律文书，不具有法律确定力。实际上该函的内容自相矛盾已不可能成立，其承认发票是亳州豪门公司开的，而药品不是其销售的，违背了正常的交易规则，不能单独作为判案证据。3、被查处的中药饮片的查处清单、药品外包装均标示被查处的药品是亳州豪门公司生产的，但一审法院未采纳这些客观证据，明显不合法。4、嘉善东方医院提供的“药监局扣押清单与亳州豪门公司销售清单对应表”，从供货时间、数量、金额、批次均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充分证明被查处的药品全部是亳州豪门公司销售的。5、亳州豪门公司申请出庭作证的其销售员孟海的证言是直接证言，其作出的对亳州豪门公司不利的证言应当直接采信，一审法院未予认定错误。6、嘉善东方医院在原二审中申请的证人张某是亳州豪门公司销售被处罚药品的直接经办人，其亲口承认被处罚的药品全部是亳州豪门公司生产或销售的。7、亳州豪门公司作为卖方，有义务举证证明其交付的药品符合法律规定，但到目前为止其没有举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8、每次交易，嘉善东方医院都会向亳州豪门公司发出详细的采购清单，上面有详细的双方交易的药品品名，与被查处的药品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是双方每笔交易的直接合同，是查清事实的实质性直接证据，一审法院未予认定，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证据严重不足。
亳州豪门公司辩称：1、嘉善东方医院被行政处罚是因为从非法渠道采购药品所致，与其无关。依据亳州豪门公司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安徽省增值税发票》与《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清单》《药品出库单》，可以清晰显示出双方买卖交易全部记录，能够反映出交易时间、出卖货物详单、价格支付数额等，货、票、款能够一一对应，亳州豪门公司向嘉善东方医院出售的药品均系合格，不存在出售违规药品的违约行为。嘉善东方医院向法庭提交的（2016）30号处罚决定明确认定，嘉善东方医院被行政处罚的原因系从非法渠道购进阿胶、龟甲胶、鹿角胶和非法购进139批次饮片导致。该处罚系对嘉善东方医院违法采购行为作出的处罚，而不是针对买卖标的物中药材的质量作出的处罚。嘉善东方医院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的来源、生产厂家、买卖行为均与亳州豪门公司无关联。2、案外人张某向嘉善东方医院出售药品的行为与亳州豪门公司无关。嘉善东方医院与张某之间系独立交易行为，张某与亳州豪门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也没有取得亳州豪门公司任何授权。3、（2015）70号处罚决定对嘉善东方医院进行处罚所涉五加皮与亳州豪门公司无任何关联。从亳州市药监局处调取的证据材料可以充分证明其不是亳州豪门公司生产。嘉善东方医院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
嘉善东方医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亳州豪门公司赔偿其履行合同药品质量问题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合计1284856.94元；判令亳州豪门公司赔偿因其药品质量事件引发的直接经营损失100万元整。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1日，亳州豪门公司与嘉善东方医院签订中药饮片购销合同，约定亳州豪门公司生产销售的中药饮片应是符合《中国药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中药饮片。付款方式实行现金或转账结算。首次供货亳州豪门公司必须提供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法人代表委托书、质量保证协议等复印件并加盖公司印章。质量标准、包装标准、验收办法及提出异议期限：如不合格，在七日内作退货处理，符合各产品规定标准的，由嘉善东方医院当场验收。2013年11月26日，亳州豪门公司出具委托书，载明：兹委托我公司孟海负责中药材、中药饮片宣传、销售、联系、售后服务事宜。委托期限自2013年11月26日至2014年11月25日，并声明：“授权人签署的任何文件所销售的药品单据，必须加盖我公司公章，授权人不得销售非本公司经营的药品，其授权范围之外的行为，我公司不负任何责任。贵单位需以电汇、转账等形式将货款汇入我公司指定账号。本委托书仅授权一人，对本委托书内容的任何修改、添加、删除视同无效。”附件开票资料载明了纳税人识别号、开户行及账号等。后双方实际履行了合同。2016年4月15日，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2016）30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嘉善东方医院在采购、验收、付款环节存在过错，嘉善东方医院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使用假药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其违法购入、使用9批次阿胶、龟甲胶、鹿角的行为，构成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的违法行为。违法使用139批次中药饮片的行为，构成使用假药的违法行为。据此作出没收违法药品、没收违法所得114636.14元、罚款898970.6元的处罚。该局在作出处罚的过程中，两次致函亳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分别就所查处阿胶、龟甲胶、鹿角胶是否亳州豪门公司销售及嘉善东方医院提供的标示为亳州市豪门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是否为亳州豪门公司开具、善市监函（2015）4号随函所附药品销售清单上的药品是否是亳州豪门公司生产并销售给嘉善东方医院的问题要求协查，亳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回函称“随函所附的增值税发票系亳州豪门公司开具，但上述药品均非亳州豪门公司生产或销售。”2015年5月12日，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2015）70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嘉善东方医院使用的五加皮不符合规定，系假药，在验收过程中未发现问题，仍将该药品作为合格品入库，在药品验收、储存过程中存在失职行为，据此没收该药品、没收违法所得464元、罚款2100元。该局在作出处罚的过程中，致函亳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亳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回函标示为140301的五加皮不是亳州豪门公司生产。
一审法院认为，亳州豪门公司与嘉善东方医院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遵照履行。双方合同约定“如不合格，在七日内作退货处理，符合各产品规定标准的，由嘉善东方医院当场验收”，故嘉善东方医院在接受合同约定的标的物时，负有当场验收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嘉善东方医院在合同约定的检验期内，未对亳州豪门公司提供的中药材饮片提出质量异议，视为质量符合约定。嘉善东方医院作为专业医院，对中药材的采购渠道负有审慎的选择义务。其提供的亳州豪门公司生产许可证等资料，能够证明其知晓亳州豪门公司经营的中药材范围，其采购时应向亳州豪门公司购买其经营范围内的中药材品种。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2016）30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嘉善东方医院在采购、验收、付款环节存在过错，其违法购入、使用9批次阿胶、龟甲胶、鹿角的行为，构成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的违法行为，并据此作出的处罚。因此该处罚系对嘉善东方医院违法采购行为作出的处罚，而不是针对买卖标的物中药材的质量作出的处罚。即使该批药品系由亳州豪门公司销售，亦应由相关部门对其无经营权违法销售行为作出处罚。销售方和购买方的违法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由双方自行各自承担，而不应把自身的行政违法行为转嫁相对方。同时，嘉善东方医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阿胶、龟甲胶、鹿角胶及139批次饮片系从亳州豪门公司所购，理由：对于阿胶、龟甲胶、鹿角胶，亳州豪门公司不认可其向嘉善东方医院出售过阿胶、龟甲胶、鹿角胶，且声明其不具备相应的销售资质，合同约定的标的亦不包括该阿胶、龟甲胶、鹿角胶。嘉善东方医院举示的标有阿胶、龟甲胶、鹿角胶字样的销售清单中存在手写改动的情况，其对此解释为入库时发现货物与销售清单中所记载不一致，手动进行了修改并在修改后由亳州豪门公司盖章，但无相关证据证明。对于其他中药饮片，亳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复函确认该药品不是亳州豪门公司所售，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30号行政处罚决定亦未明确其所查处的中药饮片确系亳州豪门公司出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故综合双方证据，不能认定嘉善东方医院被查处的中药饮片是亳州豪门公司所售。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5）70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假药五加皮，亳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亦复函确认不是亳州豪门公司生产，故亦不能认定该五加皮系亳州豪门公司生产销售。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嘉善东方医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79元，由嘉善东方医院负担。
二审庭审中，嘉善东方医院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亳州市药监局亳食药监稽函（2015）42号复函，证明亳州豪门公司不具有销售阿胶、龟甲胶、鹿角胶的资质，其销售给嘉善东方医院的阿胶、龟甲胶、鹿角胶是导致进货渠道不合法的根本原因。销售清单上的三七、西洋参等是阿胶、龟甲胶、鹿角胶的替代药品。证据二、亳州市药监局亳食药监稽函（2015）117号复函，证明亳州豪门公司收取了被查处的中药饮片的药款，并开具了发票，进一步证明被查处的中药饮品是亳州豪门公司销售的事实。该两份复函亳州豪门公司均未经嘉善东方医院质证，不应作为定案依据。证据三、2015年1月23日周琴的询问笔录，证明亳州豪门公司销售阿胶、龟甲胶、鹿角胶的事实。证据四、《中国药典》阿胶、龟甲胶、鹿角胶对记载，证明其属于中药材，也是中药饮片，亳州豪门公司无经营资质销售。
亳州豪门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两份复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认可，该复函中明确载明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协查函附件所涉阿胶、龟甲胶、鹿角胶均不是亳州豪门公司销售给嘉善东方医院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不认可，周琴系嘉善东方医院的工作人员，该询问笔录的内容相当于嘉善东方医院自问自答。证据四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亳州豪门公司没有阿胶、龟甲胶、鹿角胶的经营资质，所以无法向嘉善东方医院出售相应药材。
本院认证认为，上述两份亳州市药监局复函的内容已在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处罚决定书中体现，亳州豪门公司对其证明力亦予以认可，故本院确认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其中，亳食药监稽函（2015）42号复函确认，亳州豪门公司没有阿胶、龟甲胶、鹿角胶的经营资质，张某不是该公司业务员，函询所涉阿胶、龟甲胶、鹿角胶均非该公司销售。亳食药监稽函（2015）117号复函确认，协查函所附增值税发票是亳州豪门公司，所附销售清单上的药品非亳州豪门公司销售。可见，该两份复函均明确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嘉善东方医院查扣的药品均不是亳州豪门公司销售，故对嘉善东方医院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据三周琴的询问笔录，因周琴系嘉善东方医院药剂科主任，与该医院具有利害关系，且其所述药品购自亳州豪门公司情况并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四为源自媒体的查询资料，因其证明目的相互矛盾，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亦不予认定。
此外，嘉善东方医院当庭明确其在本案中请求赔偿的损失合计1282172.94元。同时，其确认并无证据证明（2016）30号处罚决定所涉139批次中药饮片存在质量问题。
二审另查明：本案原一审的2016年12月10日第二次庭审中，孟海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认可自己系亳州豪门公司业务员，负责嘉善东方医院的中药饮片业务。张某是2013年经朋友介绍认识的，业务流程是嘉善东方医院联系张某，其再根据采购品种报价，款项打到公司账户，公司开具发票。孟海称并未去过嘉善东方医院，主要负责在亳州发货，张某经办的货都是从厂里发的，均有内容一致的销售清单，不存在修改的情形。亳州豪门公司没有要过阿胶、龟甲胶、鹿角胶，饮片厂也没有相应资质，其从未向嘉善东方医院出售过阿胶、龟甲胶、鹿角胶。2014年9月21日的销售清单不是他开具的，其出具的销售清单都有自己的名字。
本案原二审中，张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在接受嘉善东方医院询问时认可是孟海带着亳州豪门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授权委托书等证照找其代理与嘉善东方医院的业务，期间开展的全部业务均由其按嘉善东方医院的采购清单与孟海联系发货，包括三胶均由孟海提供，其按业务量抽取提成。2014年9月21日清单上的备注是因为清单与货品有出入，是医院药房的人手写备注的。在接受亳州豪门公司询问时张某称，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嘉善东方医院周琴，后拿着孟海给的证照找到医院产生的业务关系，嘉善东方医院支付阿胶、龟甲胶、鹿角胶货款的收条是其签的。在法庭向其询问如何向孟海联系发货时，张某称“开的是三胶的发票，但实际上发的货不是三胶”，并确认其从未与亳州豪门公司直接联系过。
二审再查明：张某在2016年1月22日接受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询问时称，其不是亳州豪门公司的业务员，孟海发来的货其认为应该是亳州豪门公司发过来的，因为药品款都是亳州豪门公司收的。案发后，张某为9批次阿胶、龟甲胶、鹿角胶去亳州找过孟海，孟海说想办法开票但没开到，后来就联系不上了。
又查明：在嘉善东方医院提交的“亳州市豪门中药饮片有限公司销售清单”中，部分单据“业务”载明为“孟海”，部分单据“业务”为空白。对接收自张某的阿胶、龟甲胶、鹿角胶，在嘉善东方医院二审提交的该院药剂科主任周琴的询问笔录中，其承认从未向供货方索取过批准证明文件和检验报告书。
还查明：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30号处罚决定书载明，嘉善东方医院药剂科联系张某要求购入阿胶、龟甲胶、鹿角胶，张某以亳州豪门公司的名义向其销售了标示生产企业为河南百年一笑堂药业有限公司、山东一笑堂阿胶集团百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阿胶、龟甲胶、鹿角胶，随货放有标示为亳州豪门公司的销售清单，但开具内容的为松贝、三七、石斛等中药饮片。该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嘉善东方医院构成了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的违法行为。另根据亳州市药监局亳食药监稽函（2015）42号及（2015）117号两份核查复函（证据21）认定，嘉善东方医院自亳州豪门公司购入1053批次中药饮片，亳州豪门公司为此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因协查函所附销售清单上的药品非亳州豪门公司销售，故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其查扣并函询的、销售清单标示为亳州豪门公司的139批次中药饮片，按假药论处。
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5）70号处罚决定书载明，嘉善东方医院于2014年6月4日从亳州豪门公司购入3公斤五加皮。经鉴定，该品种来源不符合《中国药典》2010年版第一增补本五加皮项下规定，结果不符合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认定为假药。就该批号为140301的五加皮，嘉兴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3月10日向亳州市药监局发出嘉食药监稽函（2015）15号协查函，亳州市药监局于2015年4月7日回函确认标示为140301的五加皮不是亳州豪门公司生产。
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嘉善东方医院主张亳州豪门公司向其赔偿因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两次行政处罚产生的经济损失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案中，嘉善东方医院主张亳州豪门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是所有被处罚药品均源自亳州豪门公司。为此，嘉善东方医院提交了其与亳州豪门公司签订的合同、随货的销售清单、亳州豪门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及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5）70号处罚决定书和（2016）30号处罚决定书等。
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嘉善东方医院在与亳州豪门公司签订《中药饮片购销合同》后，即通过张某联系进货。虽然全部药品均随附亳州豪门公司销售清单，但张某的供货人孟海对没有其名字的清单真实性不予认可，且确认未提供过阿胶、龟甲胶、鹿角胶。由于嘉善东方医院持有的委托书明确“本授权书仅授权一人”，并随附了孟海的身份证复印件，且在2016年12月10日一审庭审中嘉善东方医院亦承认并未收到过张某的授权委托书，故可见，双方之间虽然存在中药饮片购销合同关系，但直接供货人并非亳州豪门公司认可的代理人。因此，嘉善东方医院因案涉处罚决定产生的损失应否由亳州豪门公司承担，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关于阿胶、龟甲胶、鹿角胶。亳州豪门公司及其授权委托人孟海均声明其不具备阿胶、龟甲胶、鹿角胶的销售资质，且不认可其向嘉善东方医院出售过该药材。而嘉善东方医院提供的相关销售清单虽有亳州豪门公司印章，但品名由打印的“西洋参”“松贝”手写改动为“阿”“龟”。由于双方合同约定的交易标的物为中药饮片，结合张某并无亳州豪门公司授权的事实，可以认定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30号处罚决定查处的阿胶、龟甲胶、鹿角胶并非购自亳州豪门公司，故嘉善东方医院因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所受的处罚，与亳州豪门公司没有关联。
关于中药饮片。根据（2016）30号处罚决定认定，嘉善东方医院自亳州豪门公司购入1053批次中药饮片，亳州豪门公司为此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对于查扣的139批次中药饮片，虽标示为亳州豪门公司出品，但经亳州市药监局核查不实，故该处罚决定并未明确上述1053批次中药饮片与139批次中药饮片的关联性，而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二十六条（医疗机构购进药品，必须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药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不得购进和使用）的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二）项，即“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按假药论处”的规定，对嘉善东方医院进行了处罚。因此，即使上述中药饮片系源自亳州豪门公司，但嘉善东方医院在明确认可没有证据证明该中药饮片存在质量问题的前提下，就其因未对购进药品履行法定的检查验收程序而受到处罚，主张由他人承担，于法无据。
关于五加皮。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5）70号处罚决定书载明，该局于嘉善东方医院查扣的五加皮系从亳州豪门公司购入，因其品种来源不符合《中国药典》有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认定上述五加皮为假药。经查，（2015）70号处罚决定的主要证据为亳州豪门公司的生产许可证、GMP证、业务员的法人委托书等复印件及“该批五加皮的增值税发票、销售清单复印件”。就该批号为140301的五加皮，根据一审法院自亳州市药监局调取的相关协查材料反映，其已由亳州市药监局检查确认不是亳州豪门公司生产，并回函嘉兴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述调查材料较之与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事实所依据的复印件而言，具有更强的证明力。故一审法院认为（2015）70号处罚决定所涉五加皮不能认定系亳州豪门公司生产销售，并无不当。
综上，嘉善东方医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其进行两次行政处罚系因亳州豪门公司所供药品所致，其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孔 蓉
审 判 员 胡邦圣审判员吕巍巍
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
法官助理 郭 玮
书 记 员 姚 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第二十六条医疗机构购进药品，必须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药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不得购进和使用。
第四十八条禁止生产（包括配制，下同）、销售假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
（一）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不符的；
（二）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假药论处：
（一）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
（二）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
（三）变质的；
（四）被污染的；
（五）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原料药生产的；
（六）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