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03民初4693号
原告：聂某贵，男，汉族，1969年12月19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松林，广东穗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某科技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龙溪经济联社广州花卉博览园内，组织机构代码76611538-9。
法定代表人：宁浩。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平，系该公司职工。
被告：熊某友，男，汉族，1973年9月8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
被告：车某军，男，汉族，1972年12月26日出生，住河南省南召县。
被告：徐某东，男，汉族，1988年6月10日出生，住河南省虞城县。
被告：张某轩，男，汉族，1987年10月5日出生，住山东省东明县。
原告聂某贵与被告广州市某科技园有限公司、熊某友、陈某毅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24日作出（2015）穗荔法民一初字第1043号民事判决。聂某贵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5日作出（2016）粤01民终5291号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于2016年8月8日重新立案并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该案，案由经审查变更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追加车某军、徐某东、张某轩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另由于聂某贵申请撤回对被告陈某毅的起诉，经本院依法予以准许；至此本案为原告聂某贵与被告广州市某科技园有限公司、熊某友、车某军、徐某东、张某轩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聂某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松林、被告熊某友、被告广州市某科技园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车某军、徐某东、张某轩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聂某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五被告连带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共280077元，其中医疗费36175.2元，住院伙食补贴1700元，伤残赔偿金130394.8元，营养费5000元，护理费6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4105.6元，误工费48861元，后续医疗费20000元，伤残鉴定费84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广州市某科技园有限公司是位于荔湾区龙溪经济联社广州花卉博览园内108档经营场地的发包方或出租方。熊某友承包或承租广州市某科技园有限公司的108档场地经营花木装卸及运输等物流业务。2014年11月6日下午约3点钟，熊某友雇佣原告等四人为其停放在108档内的车辆装载花木，装货时需用支撑人体的架子才能把货物堆高。当原告为车辆装载花木时，因支撑原告的架子垮塌，导致原告摔伤，造成原告的左脚骨折。为此，原告去医院检查后回到108档与雇主熊某友协商赔偿事宜，雇主熊某友不愿意承担责任，于是原告报警。此后，由熊某友和工友唐某等人护送原告到珠江医院住院治疗，熊某友为原告支付了3000元入院费。原告的伤势经诊断为左踝骨骨折；数天后因原告要进行手术，熊某友在珠江医院（工友唐某在场）又向原告支付了10000元。原告在住院及后续治疗期间，原告共向医院支付医疗费36175.20元；出院时医院要求原告休假后再复诊；原告在家卧床三个月才勉强能下地活动，在卧床期间原告须由专人护理并照顾原告的起居。原告在复诊时医院要求的休假截止日为2014年5月7日。原告的后续治疗费用为20000元。原告经法医鉴定伤残等级为九级并花费鉴定费用840元。因原告一家四口仅依靠原告的工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开支，且小女刚满8周岁，熊某友向原告支付了13000元后就又不闻不问，迫使原告只能向亲朋好友筹款先行交纳医疗费。此后原告无法联系熊某友向其追索雇佣关系人身损害赔偿。熊某友跟原告说另外三名被告徐某东、张某轩、车某军是实际雇主，但我方并不清楚他们是不是实际雇主，这属于他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应由徐某东、张某轩、车某军与熊某友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广州市某科技园有限公司将108档即生产经营场所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个人熊某友，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的强制性规定，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对108档内发生的原告的人身损害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广州市某科技园有限公司辩称，与原告形成劳务关系的是车某军、徐某东、张某轩，实际雇主也是车某军、徐某东、张某轩，我方只是把档位出租给熊某友，与原告不存在劳务关系，不应承担责任；另一方面，聂某贵当时喝了酒，木棍没有放好，对事故的发生有过错。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熊某友辩称，我方向广州市某科技园有限公司承租涉案108档口，向采购商出借场地放置花木，并向采购商提供木棍和竹子等工具以收取费用。我并没有雇请原告，是采购商车某军联系唐某，由唐某通知原告过来搬运花卉的，钱也是车某军支付的。当时采购商车某军、徐某东、张某轩各自买了花后共雇请一架车来运送花卉，原告在该车上搬运花卉时，因没有将跳板摆放好而摔下受伤。该跳板是原告带来的，原告的损害与我方没有关系，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徐某东、张某轩、车某军均没有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到庭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广州市某科技园有限公司是位于荔湾区龙溪经济联社广州花卉博览园的场地出租人，熊某友向广州市某科技园有限公司承租部分棚位从事花卉装卸、物流业务。事发当天即2014年11月6日，熊某友临时租用了涉案108号档棚一天。熊某友称只负责提供场地并出售工具给采购商放置和搬运花木，当天是采购商徐某东、张某轩、车某军三人各自买花后借他档口放置，并一起雇请一架货车搬运，聂某贵是车某军通过联系唐某雇请的工人。
聂某贵和唐某同是在广州花卉博览园内从事搬运工作多年的工友。2014年11月6日下午约15时，唐某接到车某军电话，需要找人装卸花卉，因唐某没有空，故唐某通知聂某贵等四人到广州花卉博览园108档口装卸花卉，负责将采购商放置在108档口的花卉搬上大货车运走，工钱由采购商支付。聂某贵在大货车上搬运花卉的过程中，因需要把花卉装到货车上搭建的支架上面，故需要根据自己需要的高度放置跳板（搭置在车厢内两侧）；当时聂某贵站在跳板（距离车厢地板大概3米）上面搬花，因跳板掉落导致聂某贵摔在车厢地上受伤。聂某贵受伤后，唐某陪同聂某贵，由熊某友用三轮车载聂某贵到附近的海北医院就诊，因聂某贵伤情较重，海北医院建议聂某贵转院治疗。唐某、熊某友和聂某贵于是回到108档口，与徐某东、张某轩、车某军一起协商聂某贵的医疗费赔偿，因协商不成，聂某贵报警，警察登记各人的身份信息后，要求唐某和雇主送聂某贵到医院，于是唐某、车某军和张某轩送聂某贵到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治疗，并由车某军交了3000元住院押金。除了上述住院押金，车某军于2014年11月11日向聂某贵支付了10000元现金，因此聂某贵当天向车某军签具了一张收据，内容为“今收到张某轩、徐某东、车某军人民币各4380元，共计13140元。收款人聂某贵，证明人唐某”。
聂某贵于事故发生当天被送往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就医，一直住院至2014年11月23日出院，共住院17天，出院诊断为左踝Pilon骨折，医嘱包括注意休息、营养饮食、全休一个月及一个月后返院复查等；住院结算医疗费共35905.6元。出院后至2015年4月7日，聂某贵五次回医院复诊和检查，根据聂某贵提交的医疗费发票核算，其复诊花费医疗费269.60元；其中2014年12月23日、2015年1月27日、3月24日、4月7日的复诊病历均记载医嘱“全休一月”。2017年3月21日，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出具了诊断证明书，证明聂某贵外踝后踝骨折术后，收入院取出内固定，费用约一万五千元。
2015年3月27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接受聂某贵委托对其进行伤残鉴定，并于2015年4月16日作出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聂某贵左胫骨远端粉碎性骨折，腓骨中下段粉碎性骨折致左下肢功能部分丧失的伤残程度为玖级。聂某贵为此支出鉴定费840元。
另查，聂某贵是农村居民，聂某贵的二女聂某萱于2006年9月23日出生。聂某贵为证明其事故发生前一年在广州从事花木装卸工作且月收入为8000元，提供了工友吴廷银和唐彦忠的手写证明，广州市某科技园有限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无出庭作证，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关于护理费，聂某贵没有提交医嘱等依据，其认为因没有钱住院，故出院后一直由家人护理，主张护理费按2000元/月乘以三个月计算。
本院认为，被告徐某东、张某轩、车某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均拒不到庭应诉，视为放弃一审程序的诉讼权利，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
关于承责主体。根据各方当事人和证人唐某的陈述及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聂某贵当时搬运的花卉属于采购商徐某东、张某轩、车某军，因此聂某贵事故发生时是受雇于徐某东、张某轩、车某军从事花卉搬运工作存在高度盖然性。现聂某贵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聂某贵起诉要求徐某东、张某轩、车某军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另一方面，聂某贵从事花卉搬运工作多年，在进行高处作业时应当具备安全防患意识，然而聂某贵未尽谨慎义务，在搭置支撑跳板时没有固定好就作业，导致木板掉落后随之跌落受伤，因此聂某贵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反之，聂某贵既无证据证明事发时受雇于熊某友工作，也没有证据证明熊某友在本次事件中存在过错，因此聂某贵主张熊某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广州市某科技园有限公司，作为场地出租人出租档口给熊某友，不属于发包人、分包人，且聂某贵是在货车上从事雇佣活动受伤，并非安全生产事故；因此聂某贵主张出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及聂某贵的过错程度，本院认定对于聂某贵所遭受的人身损害，应由聂某贵自行承担30%责任，由共同雇主徐某东、张某轩、车某军共同承担70%赔偿责任。
对于聂某贵的损失，本院根据聂某贵的主张认定如下：
1.医疗费，结合病历并依据聂某贵提交的医疗费发票金额计算，本院确认聂某贵因本次受伤而产生的医疗费合计36175.20（35905.6+269.6）元。关于今后拆除内固定的后续治疗费属于必然发生的费用，但聂某贵主张20000元过高，本院根据聂某贵提供的医院诊断证明书中的建议费用认定后续治疗费为15000元。至此，医疗费共计51175.2元。
2.残疾赔偿金。聂某贵虽是农村居民，但在事发前已在广州工作居住一年以上，聂某贵主张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聂某贵伤残等级经鉴定为九级，故赔偿系数为20%。聂某贵主张按32598.7元为标准计算的残疾赔偿金130394.8元，没有超过法定标准，本院予以照准。
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聂某贵的二女聂某萱未成年（2006年9月23日出生），需由聂某贵夫妻二人抚养。聂某贵主张按24105.6元为标准计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超出法定标准。由于聂某贵于2015年4月16日定残，则聂某萱尚需抚养的年限为9年零159天，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2755.69元（24105.6元/年×9.44年×20%÷2人］。
由于侵权责任法实施后，被抚养人生活费统计在残疾赔偿金中，故残疾赔偿金合计为153150.49元(130394.8元+22755.69元)。
3.住院伙食补助费，聂某贵住院17天，故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700元（17天×100元/天）。
4.营养费，结合医院医嘱需要营养饮食及聂某贵的伤情，本院酌情确定为1000元。
5.护理费，因聂某贵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需要护理或发生了护理费的实际损失，故其主张按每月2000元计算三个月的护理费6000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6.误工费，聂某贵因残疾无法从事搬运工作，且有医生建议需要全休，但结合其病情，本院认为聂某贵主张误工费计算至2015年5月6日过长，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较为合理，即从2014年11月6日至2015年4月15日共160天。因聂某贵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收入情况，故参照2015年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82437元计算，误工费为36136.77元（82437元/年÷365天×160天）。
7.伤残鉴定费，实际支出为840元。
8.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次事故造成聂某贵九级伤残，同时也使聂某贵遭受精神痛苦，因此聂某贵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但数额过高，本院结合其伤残程度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4000元。
上述1-7项费用合计244002.46元(医疗费51175.2元+残疾赔偿金153150.4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营养费1000元+误工费36136.77元+伤残鉴定费840元)，由徐某东、张某轩、车某军共同赔偿70%即170801.72元，合计精神损害抚慰金14000元，然后抵扣张某轩、徐某东、车某军已经向聂某贵支付的赔偿款13140元，故张某轩、徐某东、车某军仍需向聂某贵支付的赔偿款为171661.72元（170801.72+14000-13140）。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某轩、徐某东、车某军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聂某贵支付包括医疗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伤残鉴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的赔偿款合计171661.72元；
二、驳回原告聂某贵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501元，由原告聂某贵负担1768元，由被告张某轩、徐某东、车某军共同负担373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伍慧鸣
人民陪审员 陈维健
人民陪审员 关玉桃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严智慧
钟细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