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鲁商终字第4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西郊。
法定代表人：任子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戚保华，山东润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灿玲，山东润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聊城交通汽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四分公司。住所地：东阿县前进街北首路东、新聊滑路鲁南。
法定代表人：刘欣，经理。
委托代理人：庞洪博，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张枨，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阳泉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阳泉市开发区虹桥路*号嘉瑞大厦*层。
法定代表人：徐宇翔，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润，山西晋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翟吉明，山西晋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聊城市天顺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经济开发区朱王村驻地。
法定代表人：李瑞莹，总经理。
上诉人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城发电公司）与原告聊城交通汽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四分公司（以下简称交运四公司）、原审被告第三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阳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煤阳泉公司）、聊城市天顺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顺煤业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聊商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聊城发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戚保华、刘灿玲，被上诉人交运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庞洪博、张枨，原审第三人山煤阳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翟吉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在一审中，原告交运四公司诉称：2011年10月起，原告分两次共购买14000多吨煤交给第三人山煤阳泉公司代为发运给被告聊城发电公司。2011年11月11日，山煤阳泉公司将代发煤3280吨发运给被告，根据被告聊城发电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合同，被告聊城发电公司应在原告提交铁路大票原件情况下支付货款，而被告聊城发电公司称该列煤款已被第三人天顺煤业公司结算，拒不履行支付货款义务。请求法院判令：一、被告聊城发电公司支付货款1951498.72元及损失（截止2014年4月21日为443396.76元，之后的损失按日利息540.73元计算至判决之日）；二、第三人山煤阳泉公司和天顺煤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聊城发电公司庭审中答辩称：原告所述不是事实，被告未收到原告所诉的煤炭。2011年10月原告和被告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2011年11月双方的煤炭购销合同约定采购量为1万吨，但原告实际送到的煤炭有两列，共6481.54吨，均已结算完毕。2011年11月11日运给被告的煤炭是第三人天顺煤业公司（原聊城市宇昌物资有限公司）发运的，且宇昌公司已持合同、铁路大票到被告处按被告的结算流程结算完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聊城发电公司的诉求。
第三人山煤阳泉公司庭审中述称：第三人与原告在2011年8月18日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合同已履行完毕，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许海东亲自领取了铁路大票，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与第三人山煤阳泉公司无关，请求驳回原告对第三人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天顺煤业公司庭审中述称：第三人原来名称为聊城市宇昌物资有限公司，与被告聊城发电公司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第三人委托张立军代表公司办理业务，与原告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请求驳回原告对第三人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15日，原告交运四公司与被告聊城发电公司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约定2011年11月原告向被告供煤1万吨，交货方式为到厂交货，原告代垫运费，代办托运，发站为微子镇、泊里等，到站解庄，合同有效期为2011年11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自发货之日起60日内由原告必须提供铁路大票，否则发生的一切损失由原告承担。对原告发运给被告的煤炭6481.54吨，原、被告均确认已履行完付款手续。2011年11月11日，托运人山煤阳泉公司从泊里站发运3280吨煤给收货人山东聊城发电厂（全名名称为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该列煤引发了本案争议。原告职工许海东于2011年12月27日从山煤阳泉公司领取了铁路大票，到被告聊城发电公司处结算时，发现该列煤已于2011年11月21日由被告与第三人天顺煤业公司（原聊城市宇昌物资有限公司）结算，并于2011年12月25日将煤款1951498.72元支付给第三人天顺煤业公司。第三人天顺煤业公司到被告处结算时是由其代理人张立军持铁路大票复印件结算，被告称持复印件结算是其结算流程，不需要原件。第三人山煤阳泉公司确认2011年11月11日只发了一列3280吨的煤给聊城发电公司，被告聊城发电公司确认该日只收到一列从山煤阳泉公司发运的3280吨煤。就该列煤，第三人山煤阳泉公司称其与原告不是代发代运关系，是买卖关系；被告聊城发电公司称该列煤是由第三人天顺煤业公司供货，不是原告交运四公司供货。原告交运四公司遂诉至原审法院，诉求被告聊城发电公司支付该列煤款1951498.72元，并支付损失，损失的计算标准是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即6.65%乘以1.5，再除以360天，得出日利率为0.000277708，日损失为1951498.72元乘以0.000277708，即540.7元，按该损失从2012年1月21日计算至法院判决之日。
本案另查明，2014年1月9日，聊城市宇昌物资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聊城市天顺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阳商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已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晋商终字第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重审。
原审法院认为：2011年11月15日，原告交运四公司与被告聊城发电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需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2011年11月11日，被告聊城发电公司收到了托运人山煤阳泉公司托运的煤炭3280吨，2011年12月27日，原告交运四公司取得了该列煤炭的的铁路货票原件。铁路货票是火车运输的托运凭证，原告交运四公司取得了铁路货票原件后，有权持该票到被告处结算并要求支付煤款，被告见票应当支付煤款。原告交运四公司诉求被告支付煤款1951498.72元有事实根据，予以支持。被告聊城发电公司提交的2012年4月18日张立军出具给原告的借条、2012年9月6日原告交运四公司出具的证明、2012年8月31日河北冀物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发给国电山东燃料有限公司和董事长刘卫华的传真均发生在2012年，与本案争议的事实不具有关联性，该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原告诉求被告按每日540.7元计算从2012年1月21日至法院判决之日的损失，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
2011年11月21日，第三人天顺煤业公司（原聊城市宇昌物资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立军持铁路货票复印件与被告聊城发电公司就该列煤进行了结算，被告于2011年12月25日将煤款支付给了第三人天顺煤业公司。被告聊城发电公司因该支付煤款的行为造成的损失可以另行主张权利。至于第三人山煤阳泉公司与原告交运四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托运关系不是本案审理范畴，该院不予评判。原告交运四公司诉求第三人山煤阳泉公司和天顺煤业公司对被告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既无事实根据亦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聊城交通汽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四分公司煤款1951498.72元及损失（按每日540.7元从2012年1月21日计算至法院判决之日）；
二、驳回原告聊城交通汽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四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959元，由被告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聊城发电公司上诉称：一、原审第三人聊城市天顺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顺煤业公司）委派的代理人张立军涉嫌诈骗犯罪，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济刑二初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已经证明张立军谎报结算单位，将河北冀物金属回收有限公司的4列煤款8547538.03元结算到第三人天顺煤业公司，将2列煤款4631134.68元结算到被上诉人聊城交通汽运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本案也是张立军谎报结算单位，将被上诉人主张的煤款结算到第三人天顺煤业公司，故本案应按刑事犯罪处理，追究张立军的漏罪，追缴结算到第三人天顺煤业公司的赃款。二、上诉人在2011年11月份与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天顺公司均签订和履行《煤炭购销合同》，铁路货票并不记载出卖人，因上诉人不能留存铁路货票原件（出卖人要抵扣税款），经审核张立军提交的50节车皮的铁路货票复印件与随车的50节车皮的货物运单的原件信息一致（而且事实也证明，铁路货票复印件与原件是一致的不是伪造的），此种情况予以结算货款符合上诉人与煤炭出卖人的交易习惯。涉案铁路货票2011年11月12日开出，迟至12月27日才由被上诉人领取，按照争议双方于2011年11月15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的履行来看，第一列煤到厂时间为2011年11月6日，第二列煤到厂时间为同年11月13日，第三列煤到厂时间为同年11月23日，第一列和第三列煤均与被上诉人结算，而唯独第二列煤没有与被上诉人结算，原因何在？只能是该列煤的铁路货票原件结算时在第三人天顺煤业公司处，后到被上诉人处；或者该货票结算时由张利军持有，后交给了被上诉人。无论哪种情况，上诉人根据铁路货票结算时的持有人及相应的增值税发票付款给天顺煤业公司是正确的。三、山煤阳泉公司记载许海东2011年12月27日领取的铁路货票，而在此之前的11月21日即由天顺煤业公司持有铁路货票的复印件结算了货款，对此山煤阳泉公司应当澄清事实，否则，难辞其咎。被上诉人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将该铁路货票退还给原审第三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阳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煤阳泉公司），在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山煤阳泉公司诉被上诉人煤炭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主张其出卖标的物的行为有瑕疵，该铁路货票已不具有结算功能，有权拒付货款。综上，被上诉人不应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交运四公司答辩称：第一，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本案与张立军涉嫌刑事犯罪无任何关系。第三，被上诉人于2011年12月27日领取铁路货票，而在之前的11月21日聊城国电已将该货款支付给天顺煤业，显然其未按合同约定在未见到铁路大票对该煤款进行了结算，其损失应由其承担。第四，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三列煤中的2011年11月11日的煤没有结算，其他两列煤进行了结算。因该结算的两列煤都是从山西长治微子镇运输，本案争议的此列煤由山西晋中发煤。第五，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天顺煤业运用复印件进行结算的事实予以认可。而在上诉中，却称其见到了铁路大票原件，既不符合事实也无相应证据予以支持。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第六，在上诉人提交的第一份上诉状中称见到了铁路大票结算，而在补充上诉状中称经审核提交的铁路货票复印件与随车的50节车皮的货物运单信息一致是前后矛盾的，并且其在一审中称其是见铁路货票复印件结算，上诉人的陈述事实一而再再而三的矛盾，也证明其由于其自身过错导致煤款结算错误。
原审第三人山煤阳泉公司陈述称：第一，关于事实与理由第一部分，没有证据张立军的犯罪涉及到本案。即便涉及到本案，也和本案的法律关系没有影响。第二，对于第二部分事实和理由，都是上诉人的主观臆断。其推断的前提是错误的，不符合逻辑。造成本案付款错误的原因是上诉人没有按照财务基本制度和法律规定结算货款。第三，我们单位不对复印件负责，而且复印件也不是在我们单位复印的，复印件的真实性和来源也没有证据证明，可能是从铁路部门复印的。第四，标的物有没有瑕疵与本案无关，上诉人已经收到了货，而且已经使用和结算了。综上，上诉人违反基本结算常识和会计法第10条第1项等法律规定导致了付款错误，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驳回上诉。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聊城发电公司与被上诉人交运四公司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是本案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二是上诉人聊城发电公司应否支付本案所涉货款。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因张立军涉嫌诈骗犯罪问题与本案的买卖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相关事实也不具有关联性，因此，本案无需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聊城发电公司与交运四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对此也不持异议，因此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一、二审查明，山煤阳泉公司确认2011年11月11日只发了一列3280吨的煤给聊城发电公司，聊城发电公司确认该日只收到一列从山煤阳泉公司发运的3280吨煤，但称该列煤是由天顺煤业公司供货，不是交运四公司供货，聊城发电公司仅依据天顺煤业公司出具的铁路大票复印件便与之结算了煤款。聊城发电公司凭铁路大票复印件结算货款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也不符合交易惯例，以此作为拒付交运四公司货款的理由不能成立。交运四公司取得了铁路货票原件后，有权依据合同规定凭该铁路货票原件要求聊城发电公司结算煤款，聊城发电公司应当支付煤款。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聊城发电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959元，由上诉人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左玉勇
审判员 马 红
审判员 邝 斌
二〇一五年一月××日
书记员 彭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