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民终11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彭军，男，1979年6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余姚市，现住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平飞，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佳芬，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小平，男，1975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干浦，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江君，男，196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上诉人徐彭军与被上诉人樊小平、徐江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7）浙0205民初1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彭军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樊小平、徐江君支付徐彭军钢材款360000元，并赔偿自2015年5月2日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以36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付款经济损失（其中2015年5月2日至2017年4月24日的经济损失计75003.33元）。事实和理由：1.宁波天邦伟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邦公司）与浙江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业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未实际履行。天邦公司没有将涉案债权转移给徐彭军的权利；2.涉案钢材送到梅园新村安置小区工地，但该工地施工单位为宁波新蕾实业有限公司。送货人为徐彭军和徐彭军委托的第三人，收货人为宁波新蕾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江君指定的郑某某。创业公司既不是该工地的施工单位，也未从施工单位分包工程，并非收货人。涉案钢材的送货人、收货人和实际使用人，均与天邦公司和创业公司无关；3.樊小平凭借其在创业公司的社保缴纳凭证主张其系创业公司员工，并主张创业公司与其和徐江君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其系行使职务行为，其与徐江君均受创业公司委托支付钢材款给天邦公司，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徐彭军未受天邦公司委托收受钢材款，也未将收受的钢材款交付给天邦公司。天邦公司也未向创业公司开具过发票。天邦公司和创业公司之间未发生过任何钢材款的交易和结算；4.徐江君系梅园新村安置小区工地负责人之一，其与樊小平因分包工程需要向徐彭军购买钢材。涉案《欠条》反映的真实意思就是徐彭军和樊小平、徐江君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徐彭军也收到了涉案争议之外的其余钢材款。涉案钢材买卖双方系徐彭军与樊小平、徐江君。徐彭军系涉案钢材的所有权人，享有对樊小平、徐江君的债权。樊小平、徐江君理应支付涉案360000元钢材款，并承担违约责任。
樊小平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江君未作答辩。
徐彭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樊小平、徐江君支付徐彭军钢材款360000元，并赔偿自2015年5月2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以36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经济损失。一审中，徐彭军明确逾期付款损失的计算标准为年利率6%。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5日，案外人郭东代表天邦公司与樊小平代表的创业公司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创业公司向天邦公司采购钢材，交货地点为梅园新村安置小区工地，并指定收货人为郑某某，双方就价格、垫资款利息、违约责任等进行了详细约定。双方在合同上签字盖章。
2015年1月13日，樊小平、徐江君向徐彭军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浙江创业欠徐彭军梅园工地的钢材款本金及利息合计人民币1780000元，春节前付款500000元整，余款2015年5月1日前结清。樊小平、徐江君在“欠款人”栏签字落款。徐江君、案外人王玉快的账户流水显示，2015年2月13日、2月15日樊小平向王玉快中国农业银行62×××15账户汇款300000元、200000元，2015年6月30日、12月2日、2016年2月6日徐江君向徐彭军中国农业银行62×××64账户汇款100000元、570000元、200000元。
2016年3月18日，天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对创业公司的诉讼，案号为（2016）浙0205民初792号，要求创业公司支付货款425702元及相应利息、律师费。2016年5月16日，徐彭军在该院向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与郭东、王玉快合伙挂靠在天邦公司名下，以天邦公司名义与创业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徐彭军占50%，另两人各占25%，天邦公司目前起诉的金额中，有属于徐彭军的款项。当法官问及“创业公司欠天邦公司的货款尚有多少”时，徐彭军陈述“截止目前，货款本金还有大概260000元，但创业公司曾于2015年1月13日向我出具欠条一份，确认截止2015年1月13日，尚欠本金及利息合计178万元，并约定春节前支付50万元，余款于2015年5月1日前付清”，并详细陈述了1780000元款项中本金、利息分别为1600000元、180000元，同时确认该《欠条》系就上述《钢材购销合同》向徐彭军本人出具了《欠条》。徐彭军在询问笔录中确认天邦公司在该案中提供的送货单除了一张由郭东开具外，其余均由徐彭军开具，其三个合伙人送货都混在一起，没有分开。天邦公司在该案中提供的送货单所载收货单位为“浙江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梅园工地”，收货人与《钢材购销合同》中创业公司指定的收货人一致。2016年5月24日，天邦公司以与创业公司达成和解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
王玉快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称“徐彭军诉樊小平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就案涉钢材款当初在结算时已交由徐彭军全权处理，徐彭军主张权利后本人不会再另行主张或提起诉讼”。
2009年9月至2015年9月，樊小平由创业公司宁波分公司出面参保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一审法院认为，郭东作为天邦公司的代理人与创业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结合徐彭军向该院所陈述的其与郭东、王玉快挂靠在天邦公司、以天邦公司名义与创业公司签订合同的陈述，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天邦公司、创业公司具有约束力。徐彭军认为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实际系其与樊小平、徐江君之间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与该院查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
（1）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并不能证明天邦公司、创业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已经终止。首先，徐彭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天邦公司、创业公司已经解除了《钢材购销合同》，或者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发生了概括转移，转由徐彭军与樊小平、徐江君作为《钢材购销合同》双方当事人。其次，不管实际送货人是谁，送货单上所载的收货单位为“浙江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梅园工地”，收货人亦为合同上指定的收货人，可见送货行为系对《钢材购销合同》的履行，买受方为创业公司而非樊小平、徐江君个人。第三，天邦公司曾以创业公司未付清《钢材购销合同》的货款为由起诉创业公司，可见天邦公司曾就案涉合同以出卖方的身份主张过权利。第四，徐彭军在谗问笔录中明确《欠条》系樊小平、徐江君就《钢材购销合同》向其本人出具，因此，该欠款源自《钢材购销合同》，与该合同无法割裂，更不能认为该合同未履行。最后，虽然樊小平、徐江君并未提供其与创业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付款关系的证据，但樊小平、徐江君个人的付款行为并不足以认定其二人已经作为钢材买受方，即便买受方指示第三方付款，第三方未付款的后果仍应由买受方自行承担。
（2）2015年1月13日樊小平、徐江君并非以个人名义向徐彭军出具《欠条》。从《欠条》内容来看，欠款主体为“创业公司”而非樊小平、徐江君个人；从徐彭军在2016年5月9日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来看，系“创业公司曾于2015年1月13日向我本人出具欠条一份”，而非樊小平、徐江君个人；从樊小平的身份来看，其为《钢材购销合同》签订时创业公司的代理人，也由创业公司宁波分公司出面参保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代表创业公司出具对账《欠条》与其签约代表的身份具有连贯性、一致性。根据上述分析，樊小平、徐江君出具《欠条》的行为应为代表创业公司的行为。
（3）从徐江君的身份来看，徐彭军陈述其系挂靠在创业公司，樊小平的陈述模糊不清，而其二人的陈述均无足够证据予以证明，对此，应由徐彭军就徐江君系挂靠于创业公司这一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4）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的双方为天邦公司与创业公司，虽然樊小平也明确其明知徐彭军、郭东、王玉快三人系挂靠于天邦公司，《欠条》确实也是出具给徐彭军个人，但是并不能当然认定徐彭军个人即可享有全部债权。现王玉快已明确由徐彭军个人享有案涉债权，合伙人之一的郭东亦未明确由徐彭军个人代表合伙体主张权利，而且根据徐彭军陈述，其与郭东对于合伙体的利益存在争议。
综上所述，该院对徐彭军以樊小平、徐江君系买卖合同买受方为由要求樊小平、徐江君承担支付货款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欠款金额，现有证据仅为《欠条》出具后的部分还款情况，尚无法查实欠款金额，在本案中不予审查。徐江君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该院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驳回徐彭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25元，保全费2632元，合计10457元，由徐彭军负担。
二审期间樊小平、徐江君没有新的证据向本院提交。徐彭军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用以证明涉案钢材交货地点梅园新村安置小区工地施工单位为宁波新蕾实业有限公司而非创业公司，创业公司并非涉案钢材的收货人；
2.梅园新村工程资料，用以证明徐江君以梅园工程施工单位宁波新蕾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身份参加工程的会审、验收等工作，徐江君不可能以创业公司代表身份接收由宁波新蕾实业有限公司承包的工地所需钢材。
经质证，樊小平对徐彭军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梅园新村是否由创业公司承建并不影响创业公司购买钢材提供给该公司的事实成立。证据1不能得出徐彭军关于创业公司并非涉案钢材收货人的结论。徐江君在工地上是否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并不清楚。涉案钢材由创业公司指定的姓郑的人员接收，并非徐江君接收。徐江君只不过与创业公司存在合作关系，故证据2亦不能实现徐彭军的证明目的。
徐江君未发表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徐彭军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樊小平没有异议，可以确认，但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最终由谁使用与买卖合同相对方的确定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徐江君系宁波新蕾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的事实，也无法对其与樊小平出具《欠条》时是否代表创业公司形成有效抗辩，故，徐彭军提供的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钢材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谁。涉案《钢材购销合同》上天邦公司与创业公司均加盖公章。天邦公司与创业公司之间成立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合法有效。涉案送货单上所载的收货单位为“浙江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梅园工地”，收货人亦为合同上指定的收货人。徐彭军提供的《欠条》载明的欠款主体为“创业公司”。天邦公司曾就案涉合同以出卖方的身份主张过权利。徐彭军在法院询问笔录中明确《欠条》系樊小平、徐江君就《钢材购销合同》向其本人出具。加之，徐彭军与郭东、王玉快合伙挂靠在天邦公司名下，樊小平由创业公司宁波分公司出面参保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代表创业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徐江君的身份虽不明确，但徐彭军一审中陈述徐江君系挂靠在创业公司。故，樊小平、徐江君出具《欠条》系代表公司亦符合常理。可见，涉案现有证据反映的均是《钢材购销合同》的履行情况。一审判决认定涉案钢材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系天邦公司和创业公司，并无不当。与此同时，徐彭军也没有证据显示天邦公司、创业公司已明确表示上述合同的履行行为系徐彭军与樊小平、徐江君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或天邦公司、创业公司已将上述《钢材购销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移至徐彭军与樊小平、徐江君个人。因此，徐彭军认为天邦公司与创业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未实际履行，涉案钢材买卖均系其与樊小平、徐江君之间的个人交易，缺乏充足的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徐彭军凭借《欠条》上诉主张涉案合同项下的货款请求权，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徐彭军及其合伙的郭东、王玉快与天邦公司之间，以及天邦公司与创业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另行理直。
综上所述，徐彭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25元，由上诉人徐彭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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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朱 静
审判员 徐梦梦
审判员 梅亚琴
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鲁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