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4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大蓉，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利志华，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子凡,广东君厚（萝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谢盼，广东君厚（萝岗）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金穗路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负责人：陈国全。
委托代理人：吴娟，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艳珠，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州市富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建工路*****号***房。
法定代表人：刘昌贞。
原审被告：刘昌贞，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
原审被告：利柏华，住广东省阳东县。
三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雷云汉，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谭大蓉、利志华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金穗路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原审被告广州市富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碁公司”）、原审被告刘昌贞、原审被告利柏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5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20日，光大银行（授信人、乙方）与富碁公司（受信人、甲方）签订编号：GZ综字38882013003的《综合授信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最高授信额度500万元，包括一般贷款（授信额度500万元），最高授信额度指根据乙方对甲方的综合授信确定的，甲方在本协议约定的综合授信有效期内可向乙方申请使用的各项具体业务形成的债务本金的最高余额；使用期限为2013年5月31日至2014年5月30日止，具体业务的期限以具体业务合同的约定为准，但每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具体授信额度的开始使用日期不得超过上述最高授信额度有效使用期限的截止日；本协议项下的各项具体业务中所需确定的利率、汇率、费率，以及乙方应计收的各项费用，均由乙、甲双方在具体业务合同中另行约定，并以双方签署的每一笔具体业务合同为准；甲方违反本协议或具体业务合同的任何一项约定，均构成对本协议的违约，乙方有权提前收回最高授信额度项下任何资金，并有权终止本协议和具体业务合同，因甲方违约给乙方造成的任何损失，甲方均负有全部赔偿之义务；协议同时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等条款。
同日，光大银行（授信人）还与刘昌贞、利柏华、谭大蓉、利志华（均为保证人）共同签订编号为：GZ综保字3888201300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为确保2013年5月24日富碁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的编号为GZ综字38882013003号《综合授信协议》的履行，保证人愿意向光大银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担保富碁公司按时足额清偿其在《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将产生的债务。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综合授信协议》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全部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发生的债权，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500万元。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保证期间约定为《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合同同时约定了双方其他权利义务。
同日，光大银行（授信人）与富碁公司（受信人）签订一份《中国光大银行中小企业支票易业务协议》（编号为GZ综保字38882013003），约定：富碁公司在光大银行处开立帐户（账号为38×××48），并指定在此帐户办理支票易授信业务。在授信资金本息及各项费用归还完毕、本协议失效/解除之前，富碁公司不得申请撤销该帐户；授信基本帐户为基本存款帐户的，富碁公司不得以授信形式提取现金，网银划转，电汇划转或将款项直接划入无真实交易背景的个人存款帐户，授信款项的划转仅由转账支票进行实现。光大银行向富碁公司提供的支票易授信额度为200万元。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光大银行根据本协议的约定，主动贷记富碁公司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帐户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以保障其签发的支票能够及时足额兑付。本协议项下支票易授信额度的有效期间自2013年5月31日至2014年5月30日，在额度有效期间终止后，未使用的授信额度自动失效，在额度有效期间内，富碁公司累计使用授信的次数为12次，其中单月不超过一次，且支票票面金额不高于人民币200万元。在富碁公司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使用支票授信额度的，其还款期限自光大银行贷记富碁公司授信帐户之日起30日，且不得展期。
2013年6月3日，光大银行与富碁公司签署《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编号：GZ贷字38882013012），约定：富碁公司向光大银行贷款126万元用于采购货物，贷款期限自2013年6月3日起至2013年12月11日；借款人应按照本合同规定，对贷款行在本合同项下所发放的贷款向贷款行支付贷款利息，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年利率采取固定利率，贷款年利率为7.56%。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按月结息，结息日为20日。如果借款人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偿还贷款的，贷款行有权自该笔贷款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借款人清偿全部贷款本息为止，逾期罚息利率为本合同所约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对于借款人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贷款行有权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借款人应按本合同约定支付利息，并按以下约定偿还本金：2013年9月22日偿还本金226000元，2013年10月22日偿还本金295000元，2013年12月11日偿还本金739000元；若富碁公司未依约按期支付利息或归还本金，光大银行有权宣布所有已发放的贷款立即到期，并要求富碁公司立即偿还全部已发放的贷款本金、利息或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本合同项下的贷款的担保方式由刘昌贞、利柏华、谭大蓉、利志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合同编号为：（编号为GZ综保字38882013003）。该合同由光大银行和富碁公司盖章确认。但没有刘昌贞、利柏华、谭大蓉、利志华的签名。合同签订后，光大银行于同日将贷款126万元划入富碁公司的帐号内。同日，富碁公司委托光大银行将其中22.6万元、29.5万元和73.9万元分别划入阳江景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拓达威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和广州奥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帐号内。
2013年6月28日，光大银行与富碁公司签署《流动金贷款合同》（合同编号：GZ贷字38882013018），约定：富碁公司向光大银行贷款91万元用于采购货物，贷款期限自2013年7月2日起至2014年1月25日；借款人应按照本合同规定，对贷款行在本合同项下所发放的贷款向贷款行支付贷款利息，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年利率采取固定利率，贷款年利率为8.10%。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按月结息，结息日为20日。如果借款人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偿还贷款的，贷款行有权自该笔贷款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借款人清偿全部贷款本息为止，逾期罚息利率为本合同所缩印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对于借款人不能按照支付的利息，贷款行有权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借款人应按本合同约定支付利息，并按以下约定偿还本金：2013年11月24日偿还281600元，2014年1月11日偿还342100元，2014年1月25日偿还286300元；若富碁公司未依约按期支付利息或归还本金，光大银行有权宣布所有已发放的贷款立即到期，并要求富碁公司立即偿还全部已发放的贷款本金、利息或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本合同项下的贷款的担保方式由刘昌贞、利柏华、谭大蓉、利志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合同编号为：（编号为GZ综保字38882013003）。该合同由光大银行和富碁公司盖章确认。但没有刘昌贞、利柏华、谭大蓉、利志华的签名。合同签订后，光大银行于2013年7月3日将贷款91万元划入富碁公司的帐号内；同日，富碁公司委托光大银行将其中51.93万元、39.07万元分别划入阳江景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拓达威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的帐号内。
2013年10月22日，光大银行为富碁公司开具了收款人为广州奥圣达信科技有限公司的金额为100万元的支票，贷款用途为货款。
富碁公司借款后，自2013年11月21日起未依约向光大银行还款，光大银行提供的还贷明细显示截至2014年4月20日，富碁公司贷款126万元已归还借款本金529647.54元、尚欠730352.46元，100万元已归还547.03元尚欠999452.97元，91万元的借款没有归还，现共欠光大银行贷款本金2639805.43元、利息128108.05元（含罚息、复利）。富碁公司、刘昌贞、利柏华对光大银行主张的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没有异议。
光大银行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书》[（2014）穗金鹏民字第116号]、金额为7976元的律师费发票一张，用以证明其为向富碁公司、刘昌贞、利柏华、谭大蓉、利志华主张债权委托律师代为催收、诉讼，已实际支付律师费。
原审庭审期间，谭大蓉、利志华申请原审法院前往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广宁县国土资源管理局等进行调查取证，证明富碁公司向光大银行提交的《政府采购合同》与相关部门存档的《政府采购合同》，部分合同中存在签订时间、到货期限、付款时间、签章情况等不一致。
为维护合法权益，光大银行于2013年12月1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光大银行与富碁公司签署的《综合授信协议》（合同编号：GZ综字38882013003）、《中国光大银行中小企业支票易业务协议》（合同编号：GZ综字38882013003）；2、富碁公司立即清偿借款本金2639805.43元及利息【暂计至2014年4月20日的利息（含复息、罚息）128108.05元】，从2014年4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其中126万元尚欠的本金730352.46元及100万元尚欠的本金999452.97元均按年利率7.56%上浮50%计算，91万元按年利率8.1%上浮50%计算，其中126万元已经还了529647.54元本金，100万元已经还了547.03元本金）；3、富碁公司支付光大银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已开具发票的律师费7976元）；4、刘昌贞、利柏华、谭大蓉、利志华对富碁公司的上述债务向光大银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由富碁公司、刘昌贞、利柏华、谭大蓉、利志华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光大银行与富碁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中国光大银行中小企业支票易业务协议》、《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光大银行与刘昌贞、利柏华、谭大蓉、利志华之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光大银行与富碁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光大银行与刘昌贞、利柏华、谭大蓉、利志华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关系均成立、有效，各方均应恪守履行。
富碁公司借款后，自2013年11月21日起未按合同约定归还贷款本息给光大银行，已构成根本违约，《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明确约定了如果借款人未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偿还贷款的，贷款行有权提前收取贷款、自该笔贷款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借款人清偿全部贷款本息为止，逾期罚息利率为本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对于借款人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贷款行有权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故光大银行有权要求解除各方签订的合同，要求富碁公司偿还尚欠的全部借款本息【截至2014年4月20日止富碁公司尚欠借款本金2639805.43元、利息（含罚息、复利）128108.05元；自2014年4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其中1729805.43元按年利率7.56%上浮50%计付；91万元按年利率8.1%上浮50%计付】。原审庭审期间，刘昌贞、利柏华确认其自愿为富碁公司的上述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且对光大银行主张的借款本息没有争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富碁公司的上述债务未超过《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最高债权额，故刘昌贞、利柏华应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责后，依法可向富碁公司追偿。
关于律师费的问题，《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借款人应向贷款行支付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光大银行因本案诉讼已实际支付律师费7976元，该费用根据上述约定应由富碁公司承担，对光大银行诉请中超出上述实际支付的律师费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至于谭大蓉、利志华辩称其无需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方面。最高额保证是指保证人与债权人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不特定债权，由保证人提供担保而订立的保证合同。《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光大银行与富碁公司于2012年3月20日签订《综合授信协议》，双方约定光大银行向富碁公司提供最高授信额度500万元，而该最高授信额度指根据光大银行对富碁公司的综合授信确定的，富碁公司在本协议约定的综合授信有效期内可向光大银行申请使用的各项具体业务形成的债务本金的最高余额，故光大银行与富碁公司所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为最高授信额度协议；当日，光大银行与刘昌贞、利柏华、谭大蓉、利志华之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该保证合同约定为综合授信协议期间发生的最高额债权本金余额500万元及利息等承担担保责任。光大银行与富碁公司签订的二份《流动金贷款合同》以及《中国光大银行中小企业支票易业务协议》所涉及的借款金额合共500万元，且在综合授信协议期间订立，也未超出光大银行与刘昌贞、利柏华、谭大蓉、利志华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期间，上述协议及合同，不管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均无瑕疵，故谭大蓉、利志华对该借款应当按约承担担保责任，故谭大蓉、利志华辩称光大银行与富碁公司签订的《中国光大银行中小企业支票易业务协议》与《综合授信合同》是两个平行、独立的合同，其并未为富碁公司在支票易业务协议下的债务提供担保的辩称，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至于谭大蓉、利志华辩称富碁公司提交的申请贷款资料均为虚假的，光大银行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富碁公司采用欺诈手段申请贷款，谭大蓉、利志华无需承担担保责任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光大银行的申请，前往相关部门对富碁公司申请贷款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调取，确认富碁公司向光大银行申请贷款提供的相关资料与有关部门存档的中标文件不相符，但银行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如何审查系银行内部的监管问题，并不影响借款合同的效力，且光大银行与富碁公司签订《流动金贷款合同》以及《中国光大银行中小企业支票易业务协议》后，已按约向富碁公司支付借款，而谭大蓉、利志华作为富碁公司的担保人，对应尽的担保责任是明知的，富碁公司向光大银行提交的《采购合同》与真实的《采购合同》的不一致不能成为免除谭大蓉、利志华保证责任的事由，故谭大蓉、利志华的辩称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谭大蓉、利志华应对富碁公司上述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责后，依法可向富碁公司追偿。
为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光大银行与富碁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合同编号：GZ综字38882013003）、《中国光大银行中小企业支票易业务协议》（合同编号：GZ综字38882013003）。二、富碁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光大银行清偿借款本金2639805.43元及利息〔截至2014年4月20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为128108.05元；其中1729805.43元自2014年4月21日起按年利率7.56%上浮50%计算、91万元自2014年4月21日起按年利率8.1%上浮50%计算，均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富碁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光大银行支付律师费7976元。四、刘昌贞、利柏华、谭大蓉、利志华对上述判决债务（含本案受理费、财产保全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责后，依法可向富碁公司追偿。五、驳回光大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0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富碁公司负担。
原审法院判后，谭大蓉、利志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支票易业务协议》并非《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谭大蓉、利志华没有为前者提供担保，不对依据前者产生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一）从时间上无法认定《支票易业务协议》系《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支票易业务协议》与《综合授信协议》虽然在同一天签订，但不能因此认定前者系后者的组成部分，同一天签订也有先后之分，光大银行不能证明《支票易业务协议》签订时间在后，从时间上就无法证明支票易业务协议的从属性。原审法院称《支票易业务协议》“在综合授信协议期间订立，也未超出光大银行与刘昌贞、利柏华、谭大蓉、利志华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期间”，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从内容上无法认定《支票易业务协议》系《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综合授信协议》系最高授信协议，而本案的最高授信具有特殊性。《综合授信协议》第一条对具体业务的定义为：“指根据乙方对甲方的综合授信确定的，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贷款、银行汇票、贸易融资等具体的授信业务”。因此具体业务必须根据《综合授信协议》确定。一般的最高授信协议可设定多种具体业务种类，如涉案协议中约定的种类分别为一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贴现、其他。但本案所涉综合授信的特殊性在于，协议双方已经通过该《综合授信协议》第三条排除了“一般贷款”以外的具体业务种类。《综合授信协议》第三条属于可自主约定适用或排除的格式条款，格式文本在每一项可申请的业务后留有空白横线，供协议双方选取种类及额度。《综合授信协议》第二条约定最高授信额度为500万元正，紧接着第三条约定对应的具体授信业务种类有且仅有一种，即一般贷款，额度刚好为500万元正。其他业务包括“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贴现”等都在第三条的填空部分通过亲笔划线方式予以了排除。因此第三条实际上只有第一款对双方有约束，剩余条款为被双方排除的格式条款，均不发生法律效力。（三）从合同性质上无法认定《支票易业务协议》系《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二者是平行、独立的授信协议。授信是一种风险控制的总的概念，即在授信额度内，银行在借款人符合授信合同约定时对借款人的基本信息无需重复审查，仅审核借款申请资料是否达到标准，以提高借款审核效率。授信不能等同于贷款。贷款是银行向借款人所作的借款,须在一定期限内归还,并支付利息。借款合同是在授信合同确定的种类及额度范围内发生的确定种类具体业务及确定金额。《支票易业务协议》中写道“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乙方同意为甲方提供支票易授信服务订立本合同”，并通过第三条约定了授信额度：“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支票易授信额度为人民币（大写）贰佰万元正”，上述内容表明该协议在性质上属授信协议，而非具有确定金额的具体业务合同。《支票易业务协议》与《综合授信协议》在形式上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综合授信协议》可约定多种授信业务及额度，而《支票易业务协议》只能约定一种。（四）《支票易业务协议》没有担保条款，未设定谭大蓉、利志华的保证责任。《支票易业务协议》没有担保条款，未设定谭大蓉、利志华的保证责任。《综合授信协议》以及项下的基本业务合同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合同或协议中会直接约定担保条款，并在条款中列明担保人信息，比如在《综合授信协议》及富碁公司与光大银行后续签订的两份《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中，都直接约定“根据编号为GZ3888201300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由保证人刘昌贞、利柏华、谭大蓉、利志华承担保证责任”，但富碁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的《支票易业务协议》与其他几份协议明显不同，既没有约定担保条款，也没有像《综合授信协议》及两份《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中直接明确“保证人刘昌贞、利柏华、谭大蓉、利志华根据编号为GZ3888201300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而承担保证责任的字眼，因此，《支票易业务协议》并非《综合授信协议》下的具体业务合同，谭大蓉、利志华不承担由此合同产生的保证责任。
二、原审法院对银行应知债务人富碁公司存在欺诈的事宜未审查，而谭大蓉、利志华提供的充分证据能够证实。（一）谭大蓉、利志华提供的证据、法院调取的证据证明富碁公司采用欺诈手段向光大银行提供了虚假的贷款申请材料。根据谭大蓉、利志华提供的证据34-36录音资料、证据40黄某乙社保缴费明细、证据15中的“贷款受托支付通知书”等证据可证实黄某乙系涉案借款合同中光大银行经办人并向谭大蓉提供了富碁公司的贷款申请资料，即证据1-33，该材料包含“成交通知书”10份、“中标通知书”1份、“政府采购合同”11份及“供货合同”或“购销合同”11份。光大银行虽然否认涉案贷款材料非来源于光大银行，但在原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交其持有的贷款申请资料，依法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证据1-33应认定为富碁公司向光大银行提交的全部贷款申请材料。通过将富碁公司提供的政府采购合同与法院调取的相同项目编号政府采购合同（包括谭大蓉、利柏华的代理人依法取证的两份）进行列表对比可发现，二者在签订时间、交货时间、付款时间及合同双方签章情况均存在不一致，尤其从时间上，可明显证实富碁公司利用已经履行完毕的政府采购合同，在保留合同条款、合同标的、合同当事人不变基础上，重新虚构合同签订时间、交货时间、付款时间，并伪造部分采购单位签章，形成虚假政府采购合同。根据虚假政府采购合同，富碁公司相应编造了虚假的对外采购合同。通过对比富碁公司与广州拓达威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阳江景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广州奥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11份采购合同，可发现所有合同没有约定发货时间、付款时间，除其中一个合同外，所有合同没有签订时间。更有甚者，在富碁公司与广州奥圣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采购合同中，富碁公司既作为需方盖章，又作为供方盖章。从合同形式看也可证实，富碁公司11份对外采购合同系虚假合同。综上，本案有足够证据证明富碁公司采用伪造合同文件的欺诈手段向光大银行提供了虚假的贷款申请材料。（二）谭大蓉、利志华提供的证据37“电子邮件公证书”、证据41“政府采购项目结果公某”及富碁公司提供的所有贷款申请材料等证据证实光大银行在涉案保证合同签订前已知道或应当知道富碁公司采用欺诈手段提供虚假贷款申请材料的事实。1、涉案保证合同签订前光大银行已收悉并审查了富碁公司的贷款申请材料。光大银行的经办人黄某乙于2014年3月3日转发给谭大蓉的电子邮件显示，富碁公司经办人陈某乙于2013年5月20日发给黄某乙主题为“采购合同”的邮件。邮件正文内容载明“我已按对应的中标合同调整采购明细清单，同时把交货时间和付款时间作了空隔留出来填空，麻烦帮我看下附件的三个采购合同是否还有问题，谢谢！”，附件是针对三个政府采购合同的对外采购合同。从上述邮件正方内容和附件可证实在2013年5月20日前，光大银行已知道并收到富碁公司的贷款申请材料并给予了审查和指导。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该合同是在2013年5月24日签订的。因此，光大银行在是审核了富碁公司的贷款材料后与谭大蓉、利志华签订保证合同的。2、谭大蓉、利志华举证的成交通知书、政府采购项目结果公某及、涉案虚假政府采购合同和富碁公司对外采购合同可证实光大银行在形式审查富碁公司的贷款申请材料时应当知道其为虚假材料。案涉10份《成交通知书》、1份《中标通知书》中，有7份缺少第二页，没有广州信息工程招投标中心的落款盖章及落款时间，有3份通知书是完整的，落款时间均为2012年12月之前。所有通知书在抬头部分均有【2012】字样，表明所有通知书的发布时间应为2012年度。而根据通知书载明的项目编号和网址，也可在对外公开的政府采购网上查询到相应项目中标情况均发生在2012年。同时，每份成交通知书均要求中标单位自通知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与采购单位签订书面合同”。以上说明通知书所涉及的合同应在2012年12月之前至少完成签订工作，但富碁公司提交的所有政府采购合同和对外采购合同均在2013年4月之后签订的，在时间逻辑上和形式上存在重大瑕疵。光大银行作为银行在审查客户贷款材料时有严格的要求和步骤，对上述文件的形式瑕疵应当知道。案涉11份《政府采购合同》在编号中均有“2012”字样，而采购合同的签订时间均为2013年。政府采购合同的编号具有严格的规则和格式，该时间上的重大瑕疵，光大银行应当知道。案涉11份富碁公司对外采购合同，签订日期、付款日期、发货日期有条文设置，但没有填写具体时间，而这三项内容为采购合同的关键条款。关键条款空缺属重大合同瑕疵，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中付款期限的缺失将直接影响银行的放贷时间。光大银行对上述合同瑕疵应当知道。综上，富碁公司的贷款申请材料多处在形式及内容上均存在重大瑕疵，极易判断合同文件的虚假性，但光大银行未尽贷款人的审核义务，也未将此资料和情况反馈给谭大蓉、利志华。光大银行应当知道富碁公司欺诈的事实仍与谭大蓉、利志华签订保证合同，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谭大蓉、利志华无需承担责任。（三）谭大蓉、利志华举证的电子邮件证据可直接证实光大银行知道富碁公司存在欺诈的事实。根据富碁公司与光大银行经办人黄某乙的邮件沟通内容，结合富碁公司最终提交的贷款申请材料可知，光大银行知道并参与了贷款申请材料的造假过程。1、邮件中的三个附件与富碁公司向光大银行提交的材料相对应的对外采购合同对比，除纸质材料有印章之外，其余内容全部一致，说明富碁公司对外采购合同是在光大银行指导下或确认没有问题后才提交的，而经过光大银行指导或确认的采购合同恰恰又是存在重大瑕疵和缺陷的合同，由此可印证光大银行对富碁公司存在欺诈事实是明知的。2、富碁公司经办人陈某乙称其已按中标合同调整采购明细清单，同时把交货时间和付款时间留空，要求黄某乙指导合同是否还有问题，这本身不符合银行审查贷款材料的规定。在正常情况下，借款人向银行申请贷款，应该是银行直接审核借款人提交的生效合同，并根据合同约定结合其他贷款材料审核是否符合放款条件，以实际发生的金额放款。而本案中，光大银行在富碁公司贷款申请材料形成之前，在应当知道富碁公司提供的政府采购合同存在虚假可能情况下，指导并确认富碁公司制作贷款申请材料，明显不合规，从程序上也可以证明光大银行对富碁公司的欺诈事实是明知并积极配合的。3、陈某乙在邮件里询问附件中的合同是否“还”有问题，说明双方此前就此事有过多次沟通。从最终签订的所有对外采购合同均在签订时间、交货时间、付款时间处均留空白的情形看，证明光大银行参与并指导了富碁公司制作对外采购合同的全程，对富碁公司如何制作对外采购合同的过程也是明知的。
三、基于银行应知或明知的事实，本案的担保责任认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原审法院以银行对贷款用途的审查为内部审查、对外不发生效力为由，得出保证人不能以贷款资料虚假而免除保证责任的结论，系片面的、不符合法律的认定，本案所涉借款问题已经超出银行内部审查的层面。债务人富碁公司提供虚假贷款材料的行为增加了其不能清偿涉案债权的风险，光大银行作为债权人应知或者明知债务人欺诈时，不仅不通知保证人，反而指导其制造虚假材料，并径行发放贷款，这已经对保证人的权益造成了损害，超出了银行内部审查的权限。光大银行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之规定，谭大蓉、利志华在本案中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
综上，故请求本院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2、改判驳回光大银行对谭大蓉、利志华的全部诉讼请求；3、改判谭大蓉、利志华不承担本案受理费、财产保全费。
被上诉人光大银行答辩称：一、光大银行与谭大蓉、利志华、刘昌贞、利柏华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合法。富碁公司向光大银行贷款后，于2013年11月21日开始逾期还款，已经构成严重违约。谭大蓉、利志华、刘昌贞、利柏华依约应对富碁公司的债务向光大银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谭大蓉、利志华向光大银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013年5月24日，光大银行与富碁公司签署了《综合授信协议》(合同编号：GZ综字38882013003),约定：光大银行给予富碁公司贷款授信额度人民币500万元，其中200万元可串用为支票易额度。随后，同日，光大银行与富碁公司签署了《中国光大银行中小企业支票易业务协议》（下简称《支票易协议》），约定：光大银行给予富碁公司支票易授信额度人民币200万元；富碁公司按约使用支票授信额度的还款期限为从光大银行贷记富碁公司授信账户之日起30天。2013年5月24日，光大银行与谭大蓉、利志华、刘昌贞、利柏华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GZ综保字38882013003），约定：谭大蓉、利志华、刘昌贞、利柏华对富碁公司在授信协议及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向光大银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主债权最高额本金为人民币500万元。根据上述《综合授信协议》的约定，光大银行与富碁公司就具体借款签订了《支票易业务协议》、《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后，光大银行依约于2013年6月3日向富碁公司发放贷款1260000元，于2013年7月2日向富碁公司发放贷款910000元，于2013年10月22日向富碁公司以转账支票形式发放贷款1000000元，共向富碁公司发放贷款317万元。光大银行依法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富碁公司在取得借款后，从2013年11月21日起开始逾期还款，截至2015年4月20日止富碁公司尚欠逾期贷款本金2639805.43元，利息459969.66元，共3099775.09元。因此，光大银行有权依约要求谭大蓉、利志华对富碁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谭大蓉、利志华对富碁公司的上述债务向光大银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二、《支票易业务协议》是《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授信业务协议，是富碁公司使用其获得的综合授信额度的一种具体业务方式。谭大蓉、利志华诉称上述协议为平行协议，但至今都无法举证证明其诉求。原审判决认定《支票易协议》所涉借款属于《综合授信协议》项下最高授信额度内，没有超过光大银行给予富碁公司的最高综合授信额度500万，从而判决谭大蓉、利志华、刘昌贞、利柏华作为《综合授信协议》的最高额保证人，理应对《支票易协议》下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第一，《综合授信协议》是本案所涉具体业务合同的主合同，《支票易协议》和两份《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均属于《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是富碁公司使用其获得的综合授信额度的具体方式。根据《综合授信协议》第一条对“具体业务”的含义约定：“指乙方（光大银行）对甲方（富碁公司）的综合授信确定的，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具体的授信业务”、第三条的约定“经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履行中在最高授信额度内，各具体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以上业务品种）仍可调整、变更，各品种间也可相互串用额度”。根据上述约定，也就是说在光大银行同意给予富碁公司的最高授信额度内，富碁公司可以向光大银行申请多种形式的具体业务贷款品种，当然也就包括了签订《支票易协议》，为其提供支票授信业务。第二，光大银行与富碁公司签订的上述涉案三份具体业务合同所涉及的借款总金额并没有超过光大银行给予富碁公司的最高综合授信额度500万元，且这些具体业务合同的签订时间、贷款放款时间均在《综合授信协议》期间内，也未超出光大银行与谭大蓉、利志华、刘昌贞、利柏华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期间，同时上述涉案合同的签订均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均是是合法有效的。第三，根据我国《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人的责任是在订立最高额保证合同时确立的，通过最高额保证期间和最高限额限定保证责任，不因最高额保证期间发生的债务余额之增加而加重最高额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即只要是发生在最高额保证期间内，且不超过最高限额的债务余额，最高额保证人均应承担保证责任。第四，谭大蓉、利志华诉称《综合授信协议》和《支票易协议》是平行协议，想借此逃避最高额保证责任，但是无论是从合同约定、还是从法律规定，谭大蓉、利志华至今均都无法举证证明其主张。谭大蓉、利志华的主张是毫无事实依据或法律依据。综上，《支票易协议》是属于《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且签订时间、贷款放款时间均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期间，且《支票易协议》所涉贷款没有超过光大银行给予富碁公司的最高综合授信额度500万。因此，谭大蓉、利志华作为《综合授信协议》的最高额保证人，理应对《支票易协议》下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光大银行根据富碁公司提供的贷款材料，在依法严格履行了审查职责后，向富碁公司事实发放了贷款共317万元。故谭大蓉、利志华在无法举证证明其依法不需对富碁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谭大蓉、利志华应对富碁公司涉案债务承担最高额保证责任的，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第一，谭大蓉、利志华在原审诉讼过程中、二审诉讼过程均是指富碁公司而非光大银行实施伪造采购合同的行为；而且，谭大蓉、利志华虽称光大银行是明知或应知富碁公司提供上述虚假材料，但谭大蓉、利志华一直至今却无法举证证明光大银行是明知或应知富碁公司提供假合同的事宜。谭大蓉、利志华对光大银行的上述主张均是其己方的无根据猜测、怀疑，目的就是为了逃避最高额保证责任。第二，光大银行向富碁公司发放贷款前已依法及内部贷款审批流程的要求，要求富碁公司提供申请贷款的相关合同材料，且该事实谭大蓉、利志华亦已予以证实。富碁公司向光大银行申请办理贷款时提交的合同均是有合同签约方的签字盖章，合同内容中对付款的方式和日期都有明确的约定，合同付款日期均在富碁公司向光大银行申请贷款日期之后，符合光大银行发放贷款的审批流程。光大银行不是富碁公司提供的合同的签约方，无法对合同的真实性进行实质的审查，光大银行已经严格履行了职责，对富碁公司提供的合同履行了审查义务，才同意与富碁公司签订贷款合同发放贷款的。光大银行已严格履行了合同义务，并无过错。第三，利志华（谭大蓉的丈夫）系富碁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持有富碁公司38%的股权，也是富碁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者。其作为富碁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及实际经营管理者，也是明知富碁公司向光大银行提供的全部资料，并非像其所称，对富碁公司提供的资料不知晓。相反，如果富碁公司向光大银行提供的资料系虚假资料，则恰恰说明谭大蓉、利志华与富碁公司存在恶意串通骗取光大银行贷款之嫌，而非光大银行与富碁公司存在串通。第四，退一步来讲，假设富碁公司向光大银行提供的资料系虚假资料，但《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商业银行违反贷款中严格审查义务的民事责任，前述规定均是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角度加以规范，属管理性规范。假设光大银行即使违反相关规定，仅属银行业管理和处罚范畴，不影响光大银行与富碁公司之间信贷民事行为的效力和谭大蓉、利志华等各保证人提供最高额保证行为的效力，涉案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依然是合法有效的。
综上，光大银行与富碁公司签订的一系列授信、贷款合同（协议），及光大银行与谭大蓉、利志华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谭大蓉、利志华在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光大银行未履行贷款严格审查义务，是与富碁公司恶意串通而故意为之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判决谭大蓉、利志华应依法依约对富碁公司涉案债务向光大银行承担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维护光大银行的合法权益。
原审被告富碁公司、刘昌贞、利志华述称：涉案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现在没有能力及时还款；对原审判决没有意见。
本院二审查明，原审判决书第九页第二段第一行载明的“2012年3月20日”有误，应为“2013年5月24日”；原审判决书第十一页第一段第二、三行载明的“编号为GZ综保字38882013003”有误，应为“编号为GZ综字38882013003”；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一致，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涉案《综合授信协议》还载明，具体业务指根据乙方(即光大银行)对甲方(即富碁公司)的综合授信确定的，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等具体的授信业务；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履行中在最高授信额度内，各具体业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以上业务品种）仍可调整、变更，各品种间也可相互串用额度等。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光大银行要求谭大蓉、利志华对富碁公司涉案所欠借款本息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否合法适当。对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作如下评析：
首先，富碁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明确载明，该协议履行中在最高授信额度内，各具体业务品种仍可调整、变更，各品种间也可相互串用额度等。据此可知，支票易授信业务属于《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的具体业务范畴。鉴于《中国光大银行中小企业支票易业务协议》系在综合授信协议期间订立，约定的有效期间、支票易授信额度均未超出上述《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的使用期限、授信额度，且主合同债务人富碁公司对《中国光大银行中小企业支票易业务协议》属于《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的具体授信业务合同亦无异议，故谭大蓉、利志华主张《中国光大银行中小企业支票易业务协议》系平某、独立于《综合授信协议》的合同，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谭大蓉、利志华与光大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保证涉案《综合授信协议》的履行，愿意向光大银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的全部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发生的债权。谭大蓉、利志华主张富碁公司采用欺诈手段向光大银行提供虚假的贷款申请材料以获得涉案贷款，但其所举证据未能证实其该项主张；且即使富碁公司申请贷款时存在违法行为，谭大蓉、利志华现有证据亦未能证实光大银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富碁公司采取欺诈手段使谭大蓉、利志华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涉案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中国光大银行中小企业支票易业务协议》以及《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属于《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的具体授信业务合同，鉴于富碁公司未能依约按时足额还本付息，故光大银行依据《最高额保证合同》要求谭大蓉、利志华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谭大蓉、利志华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070元，由上诉人谭大蓉、利志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灯
审 判 员 庄晓峰
代理审判员 黄 燕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徐施阮
陈思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