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津铁民初字第2号
原告管道超，男，196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李晓慧，天津万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卫国道169号。
法定代表人武岱，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起刚，系被告单位员工。
委托代理人卢嘉亮，北京中洲（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管道超与被告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铁路运输财产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王军担任审判长，法官刘光顺、张宇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本案。案件审理过程中，合议庭成员因故变更。变更后，由法官王军担任审判长，法官户传飞、张宇为合议庭成员，继续审理本案。4月2日，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本案于2013年5月30日、6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之后，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但没有达成和解协议。11月6日，本案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管道超及委托代理人李晓慧，被告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委托代理人卢嘉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管道超起诉称：2011年12月10日1时23分，案外人王凯驾驶车牌号为豫AF93**的豪泺牌自卸车在天津市东丽区北环线大毕庄站至山岭子站间13公里193米荒草坨地方监护道口处，与北京铁路局所属的沽45611次列车相撞。后北京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作出《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汽车驾驶员王凯通过铁路道口时，无视警示灯及语音报警提示，盲目闯入道口，是造成事故主要原因；天津市东丽区道口管理办公室道口监护员违反道口作业程序，未及时关闭道口栏杆，是造成事故又一原因。据此，此次事故属王凯违章造成，负事故主要责任，天津市东丽区道口管理办公室道口监护员违反作业纪律，未尽到防护义务，负事故同等责任。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由案外人王凯与被告双方各按50%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认为，自己系事故汽车的实际所有人，王凯是自己雇用的司机。事故发生后，原告已经按照责任比例对北京铁路局的损失赔付完
毕，但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没有赔付。故要求被告按照50%的责任比例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故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车辆损失费95396元、停运损失75000元、施救费4000元、拆解费14000元、贷款利息损失6043.27元、原告处理事故交通费888元，合计195327.27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原告管道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第1组证据《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关内容的说明》；第2组证据挂靠证明；第3组证据车辆报废证明；第4组证据机动车辆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机动车保险单（正本）、赔偿协议、商业保险赔款计算书；第5组证据市场主体注册登记情况证明、拆解费发票、事故车拆解报价单、拆解现场照片；第6组证据施救费发票；第7组证据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关于调整郑州市汽车装卸、搬运、理货价格的通知》；第8组证据贷款利息凭证；第9组证据交通费票据；第10组证据路外伤亡事故调查处理报告。
被告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其在本院庭审中口头答辩称：1，原告管道超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2，本次事故是由王凯违法造成，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原告的损失与被告无关；3，《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说明认定事实不清，结论不明确，请法院重新认定。
被告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第1组证据《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关内容的说明》；第2组证据询问笔录；第3组证据监护道口照片、信号机照片；第4组证据《铁路无人看守道口监护管理规定》、《铁路道口管理暂行规定》、《天津市铁路道口安全管理办法》；第5组证据《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第6组证据赔偿协议。
经本院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以下涉及本案争议焦点的证据持有异议：
一、原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关内容的说明》。证明目的是：1、事故基本情况；2、原告损失情况；3、原、被告双方应按照各自5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认为，北京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作出的《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凯承担主要责任，同时认定天津市东丽区道口管理办公室道口监护员负同等责任，从法律规定和逻辑关系上看，主要责任与同等责任的表述存在矛盾，故对该事故认定书的合法性存有质疑；《关于〈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关内容的说明》不是法定形式，且是在事故发生八个月后作出的，没有法律依据。本院认为，按照《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是国家授权对铁路交通事故进行认定的法定管理机构，虽然该《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对责任认定的表述存在矛盾，但其合法性不容质疑；《关于〈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关内容的说明》是对事故认定书中矛盾表述作出的说明与解释，明确了责任比例。虽然该“说明”不是法定形式，且是在事故发生八个月后作出的，但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和《关于〈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关内容的说明》客观陈述了事故基本情况，明确认定了责任比例，形成了证据锁链。所以，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二、原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挂靠证明。证明目的是：事故车辆挂靠在郑州明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名下，但本案原告管道超为实际车主。被告认为，原告应该同时提供挂靠协议、购车相关手续等证据；该证明内容不合法，个人不能独立从事运营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本院认为，挂靠协议、购车手续并不是证实车辆实际所有人的必需证据。《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号）中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
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公安机关登记的车主，不宜作为判别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本案中，豫AF93**号豪泺牌自卸车虽然登记在郑州明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名下，但该公司出具的证明明确证实管道超为该车的实际所有人，被告亦没有提交相关反驳证据，故可以认定管道超为豫AF93**号豪泺牌自卸车的实际所有人，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而个人能否独立从事运营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不是原告的证明目的。所以，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三、原告提交的第3组证据车辆报废证明。证明目的是：豫
AF9389号豪泺牌自卸车经拆解后确认报废。被告认为，出具证明的天津众汇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不是确认车辆报废的法定单位，没有出具车辆报废证明的资格。本院认为，被告的质证理由充分。所以，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四、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机动车辆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机动车保险单（正本）、赔偿协议、商业保险赔款计算书。证明目的是：事故车辆已经投保商业险，但在事故中全车损，损失为190792元，保险公司已向原告赔付了50%即95396元。被告认为：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证明车辆损失情况；保险单的被保险人是明基公司，相关保险权利应由明基公司主张，车辆损失也应当由保险公司赔偿；赔偿协议第一项中原告已放弃了施救费等权利，不应再向被告主张；赔偿协议第二项中保险公司已赔付原告车损费95396元，原告的诉求属于重复主张。本院认为：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确认的车辆损失数额与赔偿协议、商业保险赔款计算书中确认的损失数额相同，三份证据形成锁链，可以确认车辆损失情况；保险单可以证明车辆的投保情况，由于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是管道超，而被告是侵权人，故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权利；原告放弃施救费请求的相对人是保险公司，但并不因此影响其向被告主张相关权利；保险公司赔付原告
的95396元车损费，是根据《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说明》中原、被告各自按照5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对原告应承担的50%责任的赔付，原告向被告主张其余50%的损失并不是重复主张。所以，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五、原告提交的第5组证据市场主体注册登记情况证明、拆解费发票、事故车拆解报价单、拆解现场照片。证明目的是：事故车辆已经拆解，拆解费支出为28000元。被告认为：市场主体注册登记情况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事故车拆解报价单、拆解现场照片不能确认真实性；拆解应当由具备相关资质的企业进行，而本案中拆解单位不具备相关资质；事故车辆拆解未与被告协商，拆解的必要性也未经相关部门确认，因拆解造成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发票中名称一栏显示为“郑州明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与本案原告无关。本院认为：天津茂荣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是事故车辆的实际拆解单位，市场主体登记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事故车拆解报价单、拆解现场照
片是法院根据原告申请向保险公司调取，彼此相互印证，可以确认真实性；尽管市场主体注册登记情况证明记载的天津茂荣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不具备汽车拆解的资质，但事故车拆解报价单与拆解现场照片客观体现了事故车的拆解过程；事故车辆拆解虽然没有与被告协商，但拆解是经过保险公司同意并在定损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可以确认该车拆解的事实；原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已经证明管道超是豫AF93**号豪泺牌自卸车的实际所有人，故拆解费发票与本案有关联性。但天津众汇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并非本案事故车的实际拆解单位，其出具的发票不能证实拆解费发生的实际数额。所以，本院对事故车拆解的事实予以认定，对拆解费的数额不予认定。
六、原告提交的第6组证据施救费发票。证明目的是：施救费支出8000元。被告认为，在与保险公司的赔偿协议中，原告已放弃该笔损失，该费用应该由原告自行承担。本院认为，原告放弃向保险公司主张施救费的权利，并不影响其向被告主张相关权利。天津市东丽区东明汽车救援服务中心出具的发票能够证实该笔费用已实际发生，且该费用为事故发生后车辆施救必然产生的费用。所以，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七、原告提交的第7组证据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关于调整郑州市汽车装卸、搬运、理货价格的通知》。证明目的是：涉案车辆有从事合法运输经营的资格，车辆损毁后，停运损失必然发生，被告应当予以赔偿。被告对道路运输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不能确认真实性，《关于调整郑州市汽车装卸、搬运、理货价格的通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道路运输证与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不是持续有效的营运证明，事故车辆不具备营运资质。本院认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系郑州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颁发，虽是复印件，但加盖有郑州明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公章，可以确认真实性；《关于调整郑州市汽车装卸、搬运、理货价格的通知》是确认事故车辆停运损失的参考依据，与案件有关联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企业从事货物运输须由道路运输机构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本案事故发生在营运许可有效期内，故郑州明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具备从事货物运输的资质；原告同时提交的道路运输证可以证实豫AF93**号豪泺牌自卸车也具备上路行驶及从事货物运输的资质，事故发生后产生停运损失是客观事实。所以，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八、原告提交的第8组证据贷款利息凭证。证明目的是：原告向银行贷款购车产生贷款利息12086.54元。被告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原告的贷款用于购买事故车辆。所以，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
九、原告提交的第9组证据交通费票据。证明目的是：原告处理事故发生交通费1776元。被告对交通费票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车票上应当具体注明每次乘车目的、所为事项。本院认为，被告提出的质证理由符合法律规定，但交通费是原告处理事故必然发生的费用。所以，本院对交通费数额将酌情认定。
十、原告提交的第十组证据路外伤亡事故调查处理报告。证明目的是：火车通过时，一名道口监护员在睡觉，所以没有及时关闭道口栏杆。被告认为：1、该证据是原告在庭审中提交，已经超过举证期限；2、该证据是铁路处理事故的内部文件，对外不具备法律效力，应该以事故认定书为准；3、道口监护员是否睡觉与本案责任划分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目的是防止当事人恶意拖延诉讼，本案原告没有恶意拖延诉讼的动机，故虽然该证据是原告在庭审中提交的，但其内容能够反应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况，对查明案件事实非常重要，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按照《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事故调查处理报告是制作《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依据，该报告由铁路事故处理部门制作，公安部门参与认定，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具备证据效力；根据事故调查处理报告认定的道口监护员睡觉的事实，能够确认道口栏杆没有及时关闭的原因，与案件有关联性。所以，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十一、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关内容的说明》。证明目的是：1、北京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作出的《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凯承担主要责任，同时认定天津市东丽区道口管理办公室道口监护员负同等责任，从法律规定和逻辑关系上看，主要责任与同等责任的表述存在矛盾，故对该事故认定书的合法性存有质疑；2、《关于〈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关内容的说明》不是法定形式，且是在事故发生八个月后作出的，没有法律依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原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相同，本院对该组证据已经有明确的认证意见，在此不再赘述。所以，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十二、被告提交的第2组证据询问笔录。证明目的是：事故发生时，警报、警灯均正常开启，被告已经履行了相应义务。原告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事故发生时，道口监护员没有关闭道口栏杆，被告没有充分履行安全防护义务。本院认为，该询问笔录陈述的内容与《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一致，可以认定真实性。但警报、警灯正常开启并不能说明被告已经充分履行了安全防护等义务。所以，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十三、被告提交的第3组证据监护道口照片、信号机照片。证明目的是：事故道口铁路设施齐全，信号机设备齐全，均可以正常使用。原告认为，即使相关设备能够正常使用，也不能证明事故发生当日的情况，同样不能证明被告充分履行了安全防护等义务。本院认为，被告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是相关设备设施齐全，能够正常使用，并不是证明事故发生当日的情况和充分履行了安全防护等义务。所以，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十四、被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铁路无人看守道口监护管理规定》、《铁路道口管理暂行规定》、《天津市铁路道口安全管理办法》。证明目的是：1、发生事故的道口性质上为无人看守道口；2、事故发生时，警报、警灯开启，各种车辆应停车等候，严禁抢行。原告认为，该组证据均为规范性文件，相关规定与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上位法有冲突，不应适用；无论其性质是否为无人看守道口，均不能免除被告的责任。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对监护道口性质的确定及对车辆通过道口的规定明确，可以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所以，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十五、被告提交的第5组证据《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证明目的是：《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事故赔偿、处理、责任划分的依据，而“说明”并非依据；主要责任和同等责任不能同时出现在认定书中；被告监护员没有关闭道口栏杆的行为应该接受行政处罚，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原告认为，按照该规则的相关规定，被告不能免除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关于〈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关内容的说明》是由北京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做出的，是对之前《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说明与解释，解决了事故认定书中的矛盾表述，与《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具备同等效力；关闭道口栏杆是道口监护员的法定义务，是确认被告是否充分履行安全防护义务的主要内容，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所以，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十六、被告提交的第6组证据赔偿协议。证明目的是：1、赔偿协议第一项说明原告已放弃了施救费等部分权利，不应再向被告主张；2、赔偿协议第二项说明保险公司已赔付车损，原告的车损诉求属重复主张；3、被保险人是明基公司，相关保险权利应由明基公司主张。原告认为，被告出示该份证据，说明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车辆损失金额及保险公司赔付的情况，与其证明目的相矛盾。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中的赔偿协议相同，本院对该组证据已经有明确的认证意见，不再赘述。所以，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本院根据上述认证及当事人庭审陈述查明：2011年12月10日1时23分，案外人王凯驾驶车牌号为豫AF93**的豪泺牌自卸车，通过天津市东丽区北环线大毕庄站至山岭子站间13公里193米荒草坨监护道口时，在看到警示火车临近的交替闪烁的红灯和语音报警提示的情况下，但看到道口栏杆没有关闭，便盲目闯入道口，被紧急制动中的沽45611次列车撞上汽车中后部，造成汽车破损、铁路机车破损、中断铁路行车154分钟的铁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管道超电话通知车辆保险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中心支公司，该公司委托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派员处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定损员通知管道超自行委托救援公司施救并就近寻找汽车修理厂进行拆解。原告管道超根据保险公司定损员的要求，联系附近的天津市东丽区东明汽车救援服务中心将事故车辆拖离现场，发生施救费8000元。事故车辆在保险公司定损员到场监督的情况下，由天津茂荣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
司进行了拆解。由于该公司不具备汽车拆解资质，事后委托天津众汇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了28000元的拆解费增值税发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中心支公司根据事故汽车拆解情况，推定全车损，厘定车损余额为190792元，并按照管道超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50%的责任比例，向原告赔付机动车损失保险金96396元。
另查明，发生事故的铁路道口为地方监护道口。该道口铁路线路为东西走向，铁路线路南北两侧设置道口房两处。事故发生时，案外人王凯驾驶汽车由北向南行驶，在北侧道口房值班的监护员王金和正在睡觉，没有及时关闭道口栏杆。
还查明，2011年12月22日，北京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作出《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凯驾驶机动车通过铁路道口时，无视交替闪烁的红灯及语音报警提示，盲目闯入道口，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负事故主要责任；天津市东丽区道口管理办公室道口监护员王金和违反作业程序，没有及时关闭道口栏杆，未尽到防护义务，是造成事故的又一原因，负事故同等责任。2012年8月31日，北京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作出《关于〈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关内容的说明》，明确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由责任双方按照各负担5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又查明，豫AF93**号豪泺牌自卸车的实际所有人为管道超，该车挂靠在郑州明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名下，该公司具备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资质。该车通过年检并由郑州市道路运输部门颁发道路运输证，事故发生前在天津市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活动。事故发生时，管道超雇用的驾驶员王凯具备驾驶资质。
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通过地方监护道口时与火车相撞引起的铁路运输财产损害责任纠纷。按照《铁路道口管理暂行规定》和《天津市铁路道口安全管理办法》规定，通过铁路道口时，“凡遇到道口栏杆（栏门）关闭、音响器发出警报、道口信号显示红色灯光或道口看守人员示意火车即将通过诸情况之一时，车辆、行人严禁抢行”。本案中，王凯驾驶汽车通过铁路道口时，无视红色信号灯闪烁及语音报警提示，强行闯入道口，直接造成事故发生，应当承担重要责任。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实行监护后，虽然性质上仍为无人看守道口，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道口管理单位有过错的，铁路运输企业对赔偿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道口管理单位追偿”的规定，道口监护单位在监护中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该责任既包括人身损害责任，也包括财产损害责任。监护道口的安全防护措施主要有信号灯、报警音响器、道口栏杆。其中，信号灯和报警音响器是在火车临近时自动开启报警。道口监护员的主要职责是及时出场，关闭道口栏杆，阻断车辆行人，保证火车安全通过。本案中，值班监护员王金和在信号灯和音响器已经报警的情况下，却仍在道口房内睡觉，没有及时出场关闭道口栏杆，是严重失职，与事故发生有直接关系，被告应当承担同等重要责任。所以，对被告关于关闭道口栏杆不是被告的法定义务，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北京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作出案外人王凯与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双方按照各负担5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信。
原告请求的赔偿数额中，按照全部损失50%的比例提出。其中：施救费有事实依据，可以确认；贷款利息损失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交通费剔除不合理部分，酌情认定为1000元。关于车辆损失，虽然未经法定部门鉴定确认，程序上存在瑕疵，但事故已经造成车辆损毁，在具体损失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参照保险公司推定全车损、厘定车损余额为190792元认定车损数额，符合公平原则和基本情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豫AF93**号豪泺牌自卸车发生事故后，已经无法运营，故合理的停运损失被告应当赔偿。原告计算2011年12月10日至2012年12月5日之间的停运损失为150000元。由于事故汽车营运地天津市没有相应的运价指导价格，综合考量1994年到2012年间物价水平上涨、天津市平均经济水平略高于郑州市等因素，具体停运损失可以参照郑州市物价局、交通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调整郑州市汽车装卸、搬运、理货价格的通知》（郑价非（1994）05号）计算。按照该通知的规定，市内汽车计时包车费用为10元／吨小时，豫AF93**号豪泺牌自卸车的核定载重量为12.54吨，按照每天营运8小时，一年营运220天计算，原告提出的停运损失为150000的请求在合理范畴之内。车辆拆解是确认车辆损失情况的前提，虽然天津茂荣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不具备汽车拆解资质，天津众汇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也不能证明拆解费的实际数额，但事故车辆拆解是客观事实，相关费用必然发生，本院依据相关证据酌情认定拆解费10000元。经依法审核，原告合理的损失为：车辆损失95396元；停运损失75000元；施救费4000元；车辆拆解费5000元；交通费500元；总计17989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赔偿原告管道超各项损失十七万九千八百九十六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
二、驳回原告管道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四千二百○七元，由原告管道超负担三百三十二元（已交纳）；由被告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负担三千八百七十五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 军
代理审判员 户传飞
代理审判员 张 宇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吴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