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11民初7067号
原告：邱大存，男，195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被告：杭州市富阳黄公望高级中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30111MJ888206XE）,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江滨东大道138号。
法定代表人：张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龙，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宇涵，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邱大存与被告杭州市富阳黄公望高级中学（以下简称黄公望中学）离退休人员返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邱大存、被告黄公望中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龙、叶宇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邱大存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黄公望中学补偿、赔偿原告邱大存15万元；2.被告黄公望中学（学校实际负责人）向原告邱大存当面赔礼道歉；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黄公望中学负担。
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10日原告邱大存到被告黄公望中学签订《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协议约定聘用期自2017年9月1日起至2019年8月31日止，年薪不低于15万元（税后）。双方并口头约定2017学年原告任教高一年级。当天，陶德明校长把新教师朱永成叫到原告的面前，说他下一学年和原告同教高一，并拜原告为师。2017年4月10日起，被告在学校官网中用原告的照片和“邱大存语文特级教师原杭州二中语文老师曾担任杭州二中教研组组长”文字进行招生宣传和介绍，在学校微信公共号用原告照片和“原杭二中语文老师特级教师邱大存”文字进行招生宣传和介绍，时间达三、四个月之久。7月12日，被告于学校微信公共号发布《黄公望招生喜报》:“……已经圆满并超额完成教育局布置的招生任务，其中不乏优秀的学生……”单是这一届学生，被告三年的收入可达一、二千万元。7月15日，被告违背自己的承诺（即原安排原告任教高一。这也是每个学校安排新进教师的惯例），告诉原告下学年任教高二（原高一共两个班由范惠娟老师任教，后范老师升为负责教学的副校长，就欲把这两个新高二班级撂给原告任教），激怒了原告，于是出现了原告和被告方范惠娟老师在手机短信上一来一往的争辩。最后范老师在短信上说：“学校会按照合同办事，合同是您谨慎对待签订的，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因此原告放心了，没有再回短信了，实际上是默认了范老师的工作安排。于是原告着手下学期高二教学的备课。7月25日，被告方叶菲老师（校办室主任）突然用微信给原告发来了《解除聘用协议通知》，以所谓的“不服从学校的工作安排”为由，单方解除了双方签订的《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当天，原告回复了被告方陶德明校长两条手机短信，并将这两条手机短信通过微信发给了该校办公室主任叶菲老师，表明了自己的鲜明立场：“富阳黄公望中学：你们发给我的《解除聘用协议通知》甚荒唐。理由如下：1.此前我与教务处范主任的短信往来中，对我于2017学年任教高二两个班最后已无异议。你们要认真查阅我和范主任的短信往来内容；2.原返聘协议一式两份，一份由你们保存，我如何拿到这份合同再添加手写内容？我们都要弄清楚两方签字前所添加的手写内容都是有效的。现在你们单方解除劳动服务合同，是要承担违约责任的，请三思而行！邱大存2017.7.25”“富阳黄公望中学：你们发给我的《解除聘用协议通知》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现根据此法第四十八条，本人申明继续履行我们于今年4月10日签订的《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特此告知。邱大存2017.7.25”（说明：原告和被告原先都认为双方签订的《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是劳动合同，而实际上这是劳务合同，故原告当时在短信中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说法。）2017年9月7日，原告又向被告方陶德明校长发送了手机短信，并将这条手机短信通过微信发给了该校办公室主任叶菲老师:“黄公望中学：自7月25日收到《解除聘用协议通知》，我已多次回复表明我的态度，但至今未收到你们的回复。现开学已有一个星期，为稳妥期间，现特此告知：1.如你们不予回复，则确认始终按《解除聘用协议通知》办;2.反之，则应及时回复，以免责任不清。”但被告态度傲慢，对原告的三次手机短信和微信均未回复。
现根据以上事实，原告认为，1.新进教师任教一年级，这是每个学校安排新进教师的惯例，被告也已在2017年7月15日给原告的手机短信中承认了这一点，更何况被告与原告早在签订《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时就口头约定原告2017学年任教高一年级。被告违背诺言，却将“不服从学校的工作安排”的帽子扣在原告的头上，这是欺负人，这违背了民法的“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2.被告与原告签的是劳务合同。劳务关系的双方主体之间只存在财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彼此之间无从属性，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没有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利和义务，劳动者提供劳务服务，用人单位支付劳务报酬，各自独立、地位平等。这是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最基本、最明显的区别。因此，原告对被告的工作安排完全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所谓的“不服从学校的工作安排”是没有法律依据的。3.被告与原告签的是劳务合同，劳务合同的标的是明确的，不存在所谓的“不服从学校的工作安排”的问题。4.原告在与被告的短信往来只是一种讨论沟通，而且原告对2017学年任教高二两个班最后已无异议，被告单方解除了双方签订的《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是别有用心的。5.退几步说，被告当时不能把握原告的态度，可通过微信或发手机短信等方式加以确认。不发“最后通牒”，就单方终止合同，是违约行为，是不符社会上的用工惯例。6.退几步说，《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第七条中写道：“在乙方工作期间，不服从甲方工作安排的，致使教学工作受到影响的”，甲方可以解除本协议。7月15日离开学还有47天，乙方根本没有开始工作(聘用期自2017年9月1日开始)，那何来“不服从甲方工作安排”之实？原告还未开始工作，被告怎么就能确定原告会在9月1日后不服从被告的工作安排呢？何况原告在收到《解除聘用协议通知》当天就通过微信和手机短信向被告表明了自己的鲜明态度：“……此前我与教务处范主任的短信往来中，对我于2017学年任教高二两个班最后已无异议。你们要认真查阅我和范主任的短信往来内容……”“本人申明继续履行我们于今年4月10日签订的《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7.原告7月25日收到《解除聘用协议通知》后，当天就表明自己下学期任教高二的态度（被告违背诺言在先，但原告作出了让步），9月7日又表明了此态度，均被置之不理。8.被告提供这样的格式合同，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局。2017年4月10日原告到被告学校，原告面对被告拿出的格式合同，感到对方的条件非常苛刻，有关双方权利和义务的条款根本不对等，因此犹豫了好长时间。陶德明校长说：“这些都是约束年轻教师的，你是特级教师，不要在意。”看我又好长时间没有签字，就说：“哪里不能接受的，你就改吧。”于是上诉人就添加了几条，并对第八条的某两行加横线，并注上“有异议”三个字，然后签上姓名，交给了陶校长。陶校长仔细看了后签上姓名，然后交给办公室主任叶菲老师盖上了公章。而后来被告竟然突然以“不服从学校的工作安排”为由单方终止了《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这份格式化合同和格式化条款是被告提供的。9.被告卸磨杀驴，吃白食，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
原告要求被告补偿、赔偿15万元的依据：1.被告透支了原告特级教师的无形资产，获得了实际的经济利益，并产生了晕轮效应。被告用原告来作招生宣传，时间达几个月之久。被告在2016学年只招了两个小班，生源是其瓶颈。2017学年（从2017年9月1日开始）招生超额完成任务，招了5个班，近200个学生。可收学费一、二千万元。该校招的学生越多，公望教育所属的“正向画室”和“山望艺术”这两所艺术教育机构收的培训费就越多。这是他们的附加收入，而这附加收入要大于学费的收入；众所周知，美术培训班的学费是令人咋舌的。还有，由于当年招生的晕轮效应，该校下一学年及此后招的学生更多，那就可再多收几个一、二千万元。实际上，该校第二年（2018学年）又招了5个班，又可多收学费一、二千万元。2.原告被聘，其一半价值在特级教师的无形资产（是原告劳动成果的隐形体现），原告的无形资产被被告透支，实际上是原告付出了劳动，被告应予以补偿。原告年薪不低于15万元，其中七、八万元是特级教师的无形资产费，即招生宣传广告效应。被告正是瞅准了这一点，透支了原告这价值七、八万元的特级教师无形资产，利用完原告后把原告一脚踢开。因为他们花十多万就可以雇一位年青教师干两年（据《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原告的工作量远不如年青教师），这样做，被告可能觉得还可以赚他十几万。这样一来，被告补偿、赔偿原告人民币15万元，也没什么损失。被告使用了原告的特级教师无形资产，理应对原告进行补偿。被告单方终止合同，却只字不提对原告的补偿，是吃白食。被告卸磨杀驴，吃白食，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3.致使原告失去了应聘别的学校的好时机，失去了《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被告违背诺言，倒打一耙，又搞突然袭击，于7月25日单方终止合同，致使原告措手不及。此时离开学只有一个月了，各校都已招好了老师，都已搞好招生工作，而寒假后的两三个月才是应聘的好时机（被告与原告就是于4月10日签订《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并用原告进行招生广告宣传）。特别是原告应聘，其一半价值在特级教师的无形资产，招聘学校没有适时使用原告进行招生宣传的机会，原告就失去了应聘别的学校的好时机。《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履行后，原告可获益3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被告的违约给原告造成了这么多的损失。
被告黄公望中学答辩称：1.原告不服从被告的教学工作安排，且态度坚决、强硬，难于沟通协调，被告依约解除合同，合法亦合理。（1）原、被告签署的协议明确约定了原告存在服从答辩人教学工作安排的义务，且约定了不服从安排被告可依约解除合同。原、被告于2017年4月10日签署了《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协议第八条第1项明确约定，原告应“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学校工作安排，根据要求认真参加学校组织的相关会议，遵守上下班有关规定，认真完成授课及各项教育教学任务，并达到一定质量要求”；第七条第三款约定了黄公望中学可以解除协议的情形，其中第三项明确约定“在乙方工作期间，不服从甲方工作安排的，致使教学工作受到影响的”。此外，返聘协议并未约定被告必须为原告安排高一的课程，也未约定被告不得为原告安排高三的课程。退休返聘协议系民事合同的一种，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协议内容由双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的合意，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原告理应遵守、履行“服从学校工作安排”的合同义务。原告称双方签的是劳务合同，不存在所谓的“不服从学校工作安排”的问题，于法于理无据：首先，合同条款除非存在无效、被撤销情形，否则明确约定的内容，双方理应遵守；其次，如双方没有约定“服从工作安排”的内容，也需结合合同性质、惯例来确定是否应服从工作安排。黄公望中学是一所学校，任何学校都要按照实际需要如招生、教师招聘等情况安排教师工作。所以对于学校来说，只要协议没有特殊或相反约定，即使没有明确约定，教师也理应服从学校安排。（2）原告不服从被告教学工作安排，且态度坚决、强硬。被告在完成招生工作后便着手进行教学工作安排。2017年7月14日，被告叶菲老师联系原告，告知其工作安排，即任教高二，但原告坚决不同意。随后，被告教务处又与原告沟通，原告仍坚决不同意，称如果答辩人未明确2018年学年任教高一，原告不会在2017学年任教高二等，态度坚决强硬；不存在原告所述对黄公望中学的安排已无异议的情形。关于原告所称口头约定任教高一年级，实属原告歪曲事实。被告是一所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与原告签署合同时系成立的第二年），招生人数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教师队伍也刚刚组建，不可能在尚未完成当年招生工作之前就能够确定教师下一学期的工作安排。根据教学工作的特点，一般学校教学工作是按照每一学年进行安排的，被告作为新办学校更无法对第二学年的教学工作进行提前安排。而关于新入职教师均任教高一年级的做法，系原告曲解，非行业惯例。事实上，学校在安排教学工作时，本着对学生负责及优化教学资源配置的原则，往往会安排刚刚大学毕业的新教师任教教学任务相对简单的高一，但该做法并不适用于成熟教师。对于经验丰富的成熟教师，无论是否新入职，学校往往会安排在高二、高三任教。原告作为退休返聘的特级教师，被告安排其任教高二，并未违反合同约定，也未违反行业惯例。从行业惯例的角度而言，学校工作中教师任教班级变动，则是任何一所学校教学管理的常态，教师因生病、生育、另谋出路等而不能承担原有教学任务的情况比比皆是，学校只能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进行教学岗位的调动。因此即便被告对原告的工作安排在后续发生变动，也符合行业惯例。（3）被告有权依约解除合同。如前所述，原告明确拒绝答辩人要求其2017学年任教高二的工作安排，多次沟通过程中，原告均态度强硬，且最终明确要求2018学年必须安排其任教高一，否则不会在2017学年任教高二。原告的行为显然违反了“服从学校工作安排”的合同义务。而关于原告称“7月15日离开学还有47天，乙方根本还没有开始工作（聘用期自2017年9月1日开始），何来'不服从甲方工作安排'之实”，这是原告咬文嚼字，对教师工作期间进行片面理解。按照学校的惯例及教学工作的特点，学校会在上个学年（期）末及暑假期间对下个学年的教师及课程进行安排。另外，根据教师的工作特点，学校都会要求教师在开学前提前备好两个星期的课程。同时，学校也会在开学前组织教师进行必要的教学研讨、集体备课等活动。这些活动都是学校教学工作的组成部分。原告在工作安排阶段就拒绝服从，难道被告要等到正式开学，双方矛盾爆发引发有关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后才与原告解除合同？这不仅仅是对学校教学工作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学生、对家长的不负责任。因此开学前的工作安排当然属于“工作期间”。综上，由于原告违反合同义务，不服从工作安排，被告有权根据返聘协议解除合同。黄公望中学解除合同，既是合法权利，也是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防止影响后续教学工作而作出的无奈选择。由于双方无法对教学工作安排达成一致，黄公望中学只能尽快解除合同，以便能尽快寻找、聘请符合要求的替代教师，以防止影响后续教学工作。2.即便返聘协议未约定解除合同的情形或条件，被告仍有权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解除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从原告与叶菲老师、范惠娟老师的短信往来可知，原告态度坚决、措辞强硬，难于沟通，最终要求校方明确同意其2018学年任教高一，否则原告不会在2017学年任教高二。原告的言行已属于“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符合法定解除条件，因此被告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解除合同。3.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且原告过分夸大了其在答辩人招生宣传中发挥的作用，与事实情况严重不符。（1）原告属于违约方，无权要求黄公望中学赔偿。原告称因黄公望中学解除合同“致使原告失去了应聘别的学校的好时机，失去了履行《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原告自身违反合同义务，即便因合同解除而遭受损失，也应自行承担，无权主张赔偿。其实，解除合同之时，距离开学仍有一个多月，原告作为特级教师，完全可以另行寻找新的工作或者回到原先工作的杭州余杭树兰中学。（2）原告称其年薪中“有七、八万元是特级教师的无形资产费”，这一说法没有任何依据。返聘协议从未提及过所谓的“特级教师的无形资产费”。相反，返聘协议第八条第2款明确约定：“月工资结构按基本工资+课时津贴组成，在满工作量（语、数、英学科每周不超过10节课时，理、化、生等学科每周不超过12节课时）前提下，每月工资按1万元标准发放（含寒暑假），年薪总收入不低于15万元。”由此可知，双方约定的15万元年薪，并不涉及所谓的“特级教师的无形资产费”。所以原告要求补偿特级教师的无形资产费，无合同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原告夸大其在招生宣传中发挥的作用，也与事实情况严重不符。第一，黄公望中学与浙江省杭州第七中学（简称“杭七中”）签有结对互助协议书，且教育设施齐全、办学理念先进、教育管理科学有效、美术教育实力雄厚、师资团队优秀、校长陶德明有较高的知名度等等，都是吸引家长和学生的重要因素。其中，杭七中进行结对互助以及与杭七中的招生联动是招生成功的主要因素。首先，杭七中也是以美术教育为特色的高级中学，其高中美术特色教育省内领先、全国一流。与被告结对后，杭七中向黄公望中学派驻了优秀的教师及管理人员，极大地提高了被告的师资水平和教学管理能力。其次，杭七中的许多教师也利用个人影响力帮助被告进行了招生宣传。被告在杭七中也设置了招生宣传点。而被告与杭七中的招生宣传对象是同一群体，许多未能如愿考上杭七中美术班的落榜生是被告招生的主要争取对象。因为每年报考杭七中的学生有1000多人，而杭七中仅录取240名。而被告2017年的招生计划是180人，当年未考入杭七中美术班的约800名中考生是被告招生的主要对象，这批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缘于对杭七中美术班的信任及我校与杭七中有结对帮扶关系，在报考杭七中落榜后最终进入我校就读。第二，黄公望中学为美术特色高中，全部招收美术生，除美术课程外，与毕业、高考直接有关的文化课有11门，原告教授的语文仅是其中1门。而原告系一名语文老师，不会引起家长和学生的高度关注，所以原告在学校的招生宣传工作中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第三，黄公望中学在进行招生宣传时采用了多种途径，包括：利用省内知名报纸宣传报道，聘请社会招生代理，聘请画室进行省内招生宣传，通过微信公众号、官网发布文章，在校园及杭七中校园实地宣传招生等。为完成招生宣传工作，黄公望中学合计支出将近80万元。而招生宣传中，原告除了提供个人信息，原告从未参与过具体招生工作。被告使用原告姓名和照片的文章仅有三篇，只用于学校的官网和微信公众号平台上，且该三篇文章中还有其他老师的介绍、被告的设施设备、教学管理等学校整体情况的完整介绍；被告从未单独利用原告的姓名、肖像等资料进行招生宣传。关于原告的相关文字、照片均包含在对于学校整体师资力量的正常介绍中，如学校有“三名特级教师”，而原告仅仅是其中之一。所以，原告称“透支了原告特级教师的无形资产，获得了实际经济利益，并产生晕轮效应”，纯属夸大事实。原告将所有功劳贪为己有，将自己夸大为招生的头号功臣，将“透支原告特级教师的无形资产”当做黄公望中学招生成功的主要原因，实属无稽之谈。（3）原告已经获得了赔偿和补偿。在2017年7月25日解除合同后，被告因疏忽未及时更新宣传资料，撤下原告的姓名和照片，原告向贵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15万元。该案已审理完毕且双方已经履行完毕。该案认定黄公望中学在2017年7月11日即完成了招生工作，黄公望中学在7月25日解除合同之后的若干天内仍使用了原告的姓名和肖像，判决黄公望中学赔偿原告3万元。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1民终10号《民事判决书》，黄公望中学已向原告支付3万元赔偿款；另外黄公望中学慎重考虑后又补偿了原告3万元。即便原告在招生工作中产生了作用，黄公望中学已经向原告超额支付了补偿款。原告在前案结案后，短短几天内又向法院提起诉讼，纯属讹诈。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邱大存向本院提供的证据1.《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1份，用以证明原告、被告双方签订劳务合同而非劳动合同，该合同履行后原告可以获得利益为30万的事实；劳务关系的双方无从属性，如有争议，应协商解决，不能一方压一方的事实。被告黄公望中学经质证后对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经审查后对合同条款手写添加以外部分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确认该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的事实。但是，劳务合同的属性不属于案件的待证事实；2.（2018）浙01民终10号民事判决书1份，用以证明被告利用原告进行招生宣传，时间达四个半月之久，法院只对被告最后一个月的侵权作了判决，未对原告、被告的合同纠纷案作出任何认定和判决的事实；“黄公望中学利用邱大存的照片等信息进行招生宣传的行为系基于双方的聘用关系”，是使用了原告的无形资产和劳动力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生效判决系人格权纠纷，待证事实与本案无关；3.《结案通知书》1份，用以证明被告履行的案款30000元和补偿金30000元只涉及侵权案，与本案合同纠纷案无关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另行补偿30000元系对判决赔礼道歉的替代履行的事实；4.被告在（2017）浙0111民初7157号侵权案庭审时提供的《民事诉讼证据清单》1份，用以证明被告没有提供《解除聘用协议通知》，因而被告在本案所谓的原告和法院对《解除聘用协议通知》认定的说法不符事实。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合同已解除，待证事实与合同解除的违约责任、违约造成的损失等无关，故对关联性不予认定；5.（2017）浙0111民初7157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被告没有提供《解除聘用协议通知》，而法院竟然有“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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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的事实；该判决并未认定被告单方终止返聘协议书是不违约的事实。被告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生效判决系人格权纠纷，待证事实与本案无关；6.黄公望中学官网和微信公共号招生广告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使用原告的姓名、肖像和“语文特级教师、原杭二中老师、杭州二中教研组长”等荣誉和学术身份等进行招生宣传，时间达三个半月之久，是使用了原告的无形资产和劳动力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待证事实与合同解除的违约责任、违约造成的损失等无关，故对关联性不予认定；7.被告在本案提供的《富阳黄公望高级中学今年计划招生180人》（《都市快报》2017年4月19日），用以证明此广告和其他一些广告中特别提到学校“有特级教师3人”，其他师资只是笼统而言，可见特级教师在其招生中的重要地位的事实；被告有好多在《钱江晚报》《都市快报》《富阳日报》等处发布的招生广告，但被告未提交，因为这些招生广告对被告不利，因而被告只提交《宣传合作协议》和汇款收据，这是被告心虚的表现的事实；被告本来计划招收180人，后来招了近200个学生，原告的无形资产和隐形劳动，反而为被告提供了临时起意叫原告改任高二语文的因子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质证，但该证据并非原告提供的证据，同时，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8.被告提供的本案《证据清单》，用以证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打别人的广告，在别人的地方打广告，是要付费的。被告声称的广告费数目越多，越证明被告给被打广告的原告付费的必要性的事实；被告声称付出的广告费有80万元，但被告在“本案证据”中所提供的广告费收据一共只有53万多元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应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但该证据系被告提供的证据，同时，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9.被告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1份，用以证明被告在别人的地方打1次广告需要9万元，而原告被该校在两个地方各打了100多天的广告，被告却想吃白食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应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但该证据系被告提供的证据，同时，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10.《杭州黄公望高级中学通讯录》1份，用以证明原告、被告双方签订《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时口头约定原告第一学年任教高一年级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黄公望中学曾经作出原告在2017第一学年任教高一年级的事实，但不能证明该教学安排属于合同条款的事实；11.原告与朱永成老师（高一年级主任、高一语文老师）手机通话录音2份，用以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时口头约定原告第一学年任教高一年级的的事实；中国移动通话《详单查询》1份，用以证明原告与朱永成老师于2018年7月7日、7月31日两次手机通话的事实；微信记录1份，用以证明朱永成老师按照校领导的最初对原告的安排做的事实。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私自录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朱永成老师原来只是一个普通语文老师，不能代表学校与原告达成相关协议或者对原来协议进行修改。本院认为手机通话录音并非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上述证据可以证明被告黄公望中学曾经作出原告在2017第一学年任教高一年级的事实，但不能证明该教学安排属于合同条款的事实；12.《杭州黄公望高级中学中层及以上干部任命名单》（2017年7月12日），证明被告临时起意叫原告改任高二语文，是由于高二语文老师范惠娟于2017年7月12日升为副校长的事实。被告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是原告的主观臆断。本院认为该证据单独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且待证事实与本案无关；13.《黄公望招生喜报》1份，用以证明被告使用原告等人的姓名、肖像、荣誉和学术身份等进行招生宣传，有了很大效果的事实；本来计划招收180人，招多了，反而为被告提供了临时起意叫原告改任高二语文的因子的事实；被告利用完原告后，对自己的不守信用有了底气的事实。被告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是原告的主观臆断。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14.原告与被告方范惠娟副校长的2017年7月15日的手机短信往来1份，用以证明被告7月12日发布《黄公望招生喜报》的第三天、也即范惠娟副校长7月12日升为副校长后的第3天，就将她自己任教的高二两个班级撂给原告任教的事实；原告对被告的不守信用和范惠娟副校长的行为很气愤的事实；原告实际上是默认了范老师的工作安排的事实；被告在本案所提交的证据第8页中抹去了最后一条短信，说明被告的心虚的事实。被告认为的短信记录没有原告所说最后一条短信，退一步讲，也不能说被告一定要答应原告所要求的工作安排。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默认了学校工作安排的事实，同时，其余待证事实与本案无关；15.《解除聘用协议通知》1份，用以证明被告不守信用，还搞突然袭击的事实；被告单方解除合同违约的事实；劳务关系的双方无从属性，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如有争议，应协商解决，不能一方压一方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且劳务合同的属性也不属于案件的待证事实；16.原告给该校陶德明校长的手机短信3份，用以证明原告收到《解除聘用协议通知》的10天前在与被告方范惠娟副校长的短信往来中，对自己2017学年任教高二年级最后已无异议的事实；原告当天就已申明愿意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的事实；原告已认真询问被告到底是否愿意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的事实；被告一直坚持单方终止《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且态度傲慢，三次均未回复信息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该证据系数据电文，证据形式和取得方式合法。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当天申明愿意继续履行协议，并询问被告是否愿意继续履行协议以及被告校长未回复信息的事实，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范惠娟副校长的短信往来中对2017学年任教高二年级已无异议的事实；17.《富阳黄公望中学2017年招生计划》、《富阳黄公望中学高一工作群聊天记录》、《富阳黄公望中学学校工作群聊天记录》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计划2017年招生4个班（共180人），后实际招生197人，在分班上，被告浑水摸鱼等事实。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且待证事实与本案无关；18.被告方叶菲副校长在微信发布的“招生宣传语”、《2017-4黄公望高中-
美术家的。》《正向画室班级设置及收费标准》，用以证明特级教师在被告学校招生宣传广告中有很重要的作用；该校招的学生越多，公望教育所属的“正向画室”和“山望艺术”这两所艺术教育机构收的培训费就越多等事实。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且待证事实与本案无关。19.朱永成老师任命通知1份，用以证明朱永成老师是该校2017年学年高一年级组长的事实。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待证事实与本案无关。
被告黄公望中学向本院提供的证据，1.《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1份，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4月10日签订《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协议约定了聘用期限、工作内容、报酬、解除条件等内容。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待证事实与本案有关，对该证据予以确认；2.《黄公望中学招生喜报》，用以证明被告于2018年7月11日已经完成招生工作，之后被告着手教学安排工作。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仅有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着手教学安排工作的事实；3.短信往来截图1份，用以证明被告教务处与原告沟通，原告仍不同意被告的工作安排且态度坚决、强硬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复制件，经与原告持有的手机原件核对，确认缺少最后一条短信；4.《解除聘用协议通知》及微信聊天截图，证明因原告不服从学校工作安排，符合双方约定的被告解除协议的情形，因而被告于2017年7月25日向原告送达了《解除聘用协议通知》，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协议的事实。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经审查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证明被告于2017年7月25日向原告送达了《解除聘用协议通知》，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协议的事实的依据，但是否符合双方约定的被告解除协议的情形不属于案件事实；5.《杭州市富阳黄公望高级中学招生简章》，、《浙江省杭州第七中学与杭州富阳黄公望高级中学结对互助协议书》、《杭州黄公望高级中学有33条军规很多是家长忽略的》、《为“教育就是铸造人格”点赞》、《杭州市富阳黄公望高级中学今年计划招生180人》、《合约》、《今日头条数据推广服务协议》各1份、《宣传合作协议》2份、《招生协议书》2份、《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2份、《合作协议》3份、《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6份，共同用以证明黄公望中学是美术特色学校。招生宣传工作存在多种途径，包括现场宣传、官网、微信公众号、知名媒体、知名报纸、个人招生代理等，并为招生宣传合计支出近80万元的事实；杭七中的美术教育在全省首屈一指，黄公望中学与杭七中签订了结对互助协议书，双方建立结对互助关系，开展结对互助合作，对招生起到了积极作用的事实；招生内容中，突出介绍被告系美术特色学校、学校的校长、杭七中帮扶、教育设施和学生管理，大部分招生资料中未提及原告，与原告相关的内容仅仅是提到“3位特级教师”，而原告是其中一位而已的事实。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述证据待证事实均与本案无关。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2017年4月10日，黄公望中学（甲方）与邱大存（乙方）签订《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本协议期限自2017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乙方应当按照甲方制定的规章制度和岗位职责要求履行义务，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工作任务。具体的教育教学要求、规章制度和岗位职责要求见《黄公望中学规章制度》；协议变更、解除、终止……二、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聘用协议。三、乙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本协议：…在乙方工作期间，不服从甲方工作安排的，致使教学工作受到影响的…;月工资结构按基础工作加课时津贴组成，在满工作量前提下，每月工资按10000元标准发放（含寒暑假），年薪总收入不低于150000元。
2.2017年7月15日、16日，黄公望中学范慧娟与邱大存之间就2017学年的任课多次短信往来。范慧娟说：“学校决定将你的教学工作调整为高二两个班”，邱大存回复：“原先我与陶德明校长签合同时口头约定任教高一两个班，现在叫我任教高二，那我2018学年任教高一两个班。如2018学年叫我教高三，那就按君子协定办…总之，我与校方签订了两年合同，一个学年任教高一，一个学年任教高二。”范慧娟：“刚进校的老师基本是安排在高一，也可能有变化，因为当时招生数不能确定。现在招生人数有变化，学校工作安排也会适当调整。希望你理解和配合。”邱大存：“好的，那我2018学年任教高一吧！一言为定！”范慧娟：“邱老师，现在是2017学年的安排。至于2018年，现在什么也说不好。协议当中还有一条也很重要，服从学校安排，请您查看一下，希望您理解配合。”邱大存：“校方不遵守君子协定，还谈什么服从学校安排。那就按君子协定，2017学年我任教高一两个班吧。”范慧娟：“合同里明确写明我双休日不补课，每周不超过十个课时，这些都指向我是非任教高三年级的…更何况我和陶校长叶菲老师签合同时明确约定是教高一的，你如不了解，可以给陶校长给我打电话。”范慧娟：“我去问过了，合同正如您所说的双休日不补课，每周不超过十个课时。这样高一、高二教学都合适的…2017学年让您任教高二两个班，希望您理解和配合。”邱大存：“今年我可以教高二，但2018学年呢？校方应该有各明确的答复，否则我是不会在2017学年任教高二的。”范慧娟：“学校会按合同的。”邱大存：“噢，您就是范副校长！我哪敢夺人之美，或者说吃人剩下的饭菜…您一直对我2018学年的任课态度暧昧，我也不敢贸然答应您了。”范慧娟“…我校是新学校，目前仅有两个年级，现在考虑2017学年教学安排，至于2018年，不是我态度暧昧，能招几个班都还是未知数，我怎么能给你2018学年教学工作的肯定答复？我前面说了，学校会按照合同办事，合同是您谨慎对待签订的，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2017年7月25日，黄公望中学向邱大存发出《解除聘用协议通知》。该通知载明：“……由于你在《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添加了手写内容，表示我校如果不接受你提出的要求，你将拒不履行《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关于服从学校教学安排的规定。我校数次与你沟通，希望你能够服从学校的教学任务安排，你的态度仍然非常强硬，以所谓学校有口头承诺为借口，拒绝履行《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原先约定的聘用内容。基于教学工作的严谨和对学生、家长的负责，经学校慎重研究决定，我校决定提前解除与你签订的《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
4.2017年7月25日，邱大存向黄公望中学的校长陶德明发送两条短信，其中第一条：“1.此前我与教务处范主任的短信往来中，对我于2017学年任教高二两个班最后已无异议。你们要认真查阅我和范主任的短信往来内容；2.原返聘协议一式两份，一份由你们保存，我如何拿到这份合同再添加手写内容？我们都要弄清楚两方签字前所添加的手写内容都是有效的。现在你们单方解除劳动服务合同，是要承担违约责任的”，第二条：“你们发给我的《解除聘用协议通知》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现根据此法第四十八条，本人申明继续履行我们于今年4月10日签订的《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
2017年9月7日，邱大存又向陶德明发送短信：“自7月25日收到《解除聘用协议通知》，我已多次回复表明我的态度，但至今未收到你们的答复。现开学已一个星期，为稳妥起见，现特此告知：1.如你们不予回复，则确认你们始终按《解除聘用协议通知》办；2.反之，则应及时回复，以免责任不清。”
黄公望中学未向邱大存作出回复。
5.2017年8月23日，本院受理邱大存与黄公望中学人格权纠纷一案。2017年11月20日，本院作出（2017）浙0111民初7157号判决书，认为黄公望中学在2017年7月25日向邱大存发出解除聘用协议通知后，继续在其官网、微信公众号中利用邱大存的照片等进行招生工作，该行为侵犯了邱大存的人格权，判决黄公望中学赔偿邱大存30000元，并在学校官网发布道歉书。
在该案的执行中，黄公望中学向邱大存支付赔偿款30000元，并另行支付30000元作为在学校官网发布道歉书的替代履行。
本院认为，原告邱大存与被告黄公望中学于2017年4月10日签订的《退休教师返聘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主体适格，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被告黄公望中学解除合同有无违约；二、若被告黄公望中学违约，是否造成原告邱大存的15万元的损失。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合同约定：“在工作期间，不服从黄公望中学工作安排的，致使教学工作受到影响的，黄公望中学可以解除合同”。黄公望中学是新学校，当时只有高一、高二两个年级，从黄公望中学副校长范慧娟与邱大存的短信往来中提到的“调整”，确实可以推断出黄公望中学原本安排邱大存2017学年任教高一年级。邱大存主张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口头约定其2017学年任教高一，2018学年任教高二，但并无证据证明该约定也是合同条款。根据现有证据，只能证明黄公望中学曾经有这样的教学安排。但是，在黄公望中学招生人数有变化，对教学工作作出调整，安排邱大存在2017学年任教高二年级时，即使范慧娟承诺“学校会按合同办”，也就是不会安排邱大存任教高三，并提出“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但邱大存在未得到学校2018学年任教高一年级的承诺时，始终未作出同意2017学年任教高二的答复。众所周知，学校会在上个学年（期）末及暑假期间对下个学年的教师及课程进行安排。邱大存的行为属于不服从学校的工作安排。即使当时并非合同履行期间，但是对黄公望中学来说，在假期对下学年的教学工作预先安排就是“工作期间”。在邱大存不服从工作安排时，及时解除合同，不仅有利于学校能尽快寻找、聘请替代教师，防止影响后续教学工作，也有利于邱大存另行寻找其他工作机会。虽然黄公望中学在解除合同的过程中，未与邱大存进行充分的协商，也有不当之处，但并不影响黄公望中学按合同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
焦点二，邱大存认为，其年薪不低于15万元，其中七、八万元是特级教师的无形资产费。邱大存的特级教师的无形资产被黄公望中学透支，已付出了劳动。黄公望中学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黄公望中学应予以补偿。本院认为，首先，邱大存认为其年薪中包含所谓的“特级教师的无形资产费”，完全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其次，邱大存认为黄公望中学在招生中利用其特级教师的资质作出宣传，意味着其已付出了劳动。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邱大存需要履行的合同义务是“按照甲方制定的规章制度和岗位职责要求履行义务…完成教学任务”，即邱大存完成的劳务应当是完成教学任务，没有完成教学任务即没有付出劳动；第三，邱大存与黄公望有关招生中利用其特级教师的资质作出宣传的事宜，已在本院受理邱大存与黄公望中学人格权纠纷一案中予以处理。邱大存再次以该事实理由要求黄公望中学补偿，构成重复起诉。综上，原告邱大存认为被告黄公望中学的违约行为造成其15万元的损失，本院不予采信。
原告邱大存要求被告黄公望中学赔礼道歉。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即使黄公望中学违约，黄公望中学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邱大存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原告邱大存负担。
原告邱大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判员 马 骏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蒋露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