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闽民终字第10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首钢华厦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孟宝德。
委托代理人陈军，北京市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红卫，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俊同进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湃。
委托代理人刘博今，北京博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华厦铁路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桂官。
委托代理人张海勇，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桂官。
委托代理人张海勇，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首钢华厦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首钢华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桂官、被上诉人厦门俊同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俊同公司）、被上诉人厦门华厦铁路工业有限公司（下称华厦铁路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民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首钢华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红卫、陈军，被上诉人俊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博今，被上诉人华厦铁路公司和李桂官的委托代理人张海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2006年7月26日，俊同公司和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在厦门市签订编号为KT××××02A的《合作开发矿产资源协议书》，主要约定如下内容：一、合作范围：菲律宾矿产资源开发及相关进出口业务。二、俊同公司、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三方的权利和义务：1、俊同公司负责为合作事宜提供港币2000万元至港币4000万元的等值合法资金或等值设备采购信用证或备用信用证。该笔等值资金／信用证的使用期／有效期为一年。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连带负责该笔款项的资金安全和按期全额回收给俊同公司；华厦铁路公司及李桂官同时连带承担该项资金的融资利息及使用成本（合计以年息30-35%计算）。2、俊同公司对所提供的资金有随时监督、审核的权力，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对此应予全力配合。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必须确保俊同公司所提供资金仅限于与合作事宜相关活动之支出，不得挪为他用，否则俊同公司有权停止资金供给并向华厦铁路公司及李桂官连带追索已付出资金及本协议书规定之应得之收益。3、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负责合作事宜相关设备的采购，并委托俊同公司代理出口。……。4、华厦铁路公司及李桂官负责以合法的方式对合作事宜相关矿产资源进行寻找、勘探、开采权之取得、矿产开采及配套工程建设、矿产品销售及必需的物流配送等。俊同公司有权了解、跟踪及监督相关事宜的过程及结果。5、在合作项下矿产正式开采和销售后，在铁矿石销售量200万吨内，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承诺将铁矿石销售代理权独家授予俊同公司或其指定代理人。当铁矿石销售以CIF中国口岸成交时，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应向俊同公司或俊同公司指定代理人支付5美元／吨的佣金，该佣金比例不受销售价格波动之影响。6、在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向俊同公司归还全部资金之前，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同意俊同公司在本合作协议项下所代理出口的所有设备之产权归俊同公司所有，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同时同意将所有华厦铁路公司及李桂官或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的控股公司及参股公司已取得的矿产开采权抵押给俊同公司，直至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向俊同公司归还全部资金。7、在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未向俊同公司归还全部资金之前，未经俊同公司书面同意，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不可同其他个人或企业开展可能与本合作协议书项下合作事宜或各合作方之利益冲突的任何活动。8、其他未尽事宜需由三方协商一致并书面确认后方可执行。三、其他约定事项：……。四、争议的解决：……。
2006年8月4日，华厦铁路公司出具一份《收据》，内容：“兹收到俊同公司港币2000万元整。根据俊同公司与华厦签订的《合作开发矿产资源协议书》（编号为KT××××02A）第二条第一款的约定，俊同公司已按华厦公司指定的付款及交付设备履约”。
2007年7月17日，华厦铁路公司出具一份《收据》，内容：“兹收到俊同公司港币200万元整。根据俊同与华厦签订的《合作开发矿产资源协议书》（编号为KT××××02A）第二条第一款的约定，俊同公司已按华厦公司指定的付款及交付设备履约。”。
2009年7月13日，俊同公司和华厦铁路公司、首钢华厦公司、李桂官签订《还款协议书》，内容如下：根据2006年7月26日KT××××02A协议书的约定，俊同公司已履行了出借款义务，鉴于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投资的项目已由首钢华厦公司全面接收的事实；为明确还款责任及还款期限，经各方协商，自愿签订下列协议，供各方遵照执行。一、经各方结算确认，俊同公司的出借款共计为2200万元整，借款本金至今未归还。借款利息按年利率35%计算，自2008年5月4日起算至实际还款日止。二、华厦铁路公司、首钢华厦公司、李桂官共同承担归还俊同公司借款本金并支付借款利息的责任。三、华厦铁路公司、首钢华厦公司、李桂官按下列安排还本付息给俊同公司：1、本协议签订后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500万元；2、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归还借款本金500万元；3、本协议签订后三个月内，归还剩余借款本金并结算支付应付利息。四、若华厦铁路公司、首钢华厦公司、李桂官违反本协议第三条约定，未能依约按时足额支付任何一期款项，俊同公司有权提前一次性要求华厦铁路公司、首钢华厦公司、李桂官立即清偿全部借款本息。五、之前的合同、协议与本协议约定有不一致或抵触之处，以本协议为准。六、本协议附件“出借款凭证----《收据》”二张，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七、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任何一方均可提交厦门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现行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厦门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法律约束力。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因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调查费用、公告费用、评估费用、拍卖费用。
2011年8月23日，厦门仲裁委员会作出厦仲裁字（2011）第0247号仲裁裁决书，认定俊同公司提供的证据“否定了俊同公司与华厦铁路公司与李桂官之间串通虚假付款事实的可能性，进而证明了俊同公司支付相应款项的客观真实性”，“表明了申请人接收华厦铁路公司和李桂官在菲律宾投资开发矿产项目的相关事实”，进而认为首钢华厦公司提出确认俊同公司、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订立的时间为2009年7月13日的《还款协议书》无效的主张均不成立，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和相关法律精神，合同依法成立后，在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导致合同无效之情形的情况下，应当判定合同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故对于首钢华厦公司提出的确认《还款协议书》无效之仲裁请求，仲裁庭不予支持。
2011年9月20日，厦门仲裁委员会作出厦仲裁字（2011）第0277号仲裁裁决书，认为“本案协议书名为还款协议书，且协议书中也体现的是借款字样，但事实上该笔款项形成于各方当事人在合作开发矿产项目之中，事实上应当认定为占用资金的返还问题，鉴于《还款协议书》合法有效，三被申请人均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2011年11月25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民认字第××号民事裁定，认为厦门仲裁委员会厦仲裁字（2011）第0247号仲裁裁决并未违反法律程序，亦不存在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或当事人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形，驳回首钢华厦公司请求撤销厦门仲裁委员会厦仲裁字（2011）第0247号仲裁裁决的申请。
同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民认字第××号民事裁定，认为首钢华厦公司申请撤销厦门仲裁委员会厦仲裁字（2011）第0277号仲裁裁决的理由、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充分，驳回首钢华厦公司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
2012年6月17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执行字第××号执行裁定书，认为俊同公司与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之间应为借款关系，而非合作关系。因此，厦门仲裁委员会厦仲裁字（2011）第0277号仲裁裁决书认定俊同公司与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之间存在合作开发的事实明显缺乏证据支持，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且由于该事实的错误认定，导致了对本案所涉款项的错误定性，并最终影响了裁决结果，应当裁定不予执行。至于各方当事人争议的本案借款是否实际发生、首钢华厦公司是否接收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在菲律宾投资的项目、首钢华厦公司应否承担责任等问题，各方当事人可另行依法解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厦门仲裁委员会厦仲裁字（2011）第0277号仲裁裁决不予执行。
俊同公司为实现讼争债权支出律师费360000元，保全费5000元，仲裁费234410元。
俊同公司起诉请求判令：1、首钢华厦公司、李桂官、华厦铁路公司连带偿还俊同公司借款2200万元；2、首钢华厦公司、李桂官、华厦铁路公司向俊同公司支付借款利息，自2009年7月13日起，计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利息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3、首钢华厦公司、李桂官、华厦铁路公司承担俊同公司仲裁律师费310000元、保全费5000元、诉讼律师费50000元、仲裁费23441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还款协议书》项下2200万元是否实际发生；讼争《还款协议书》对首钢华厦公司有无约束力。
围绕争议焦点一，厦仲裁字（2011）第0247号《裁决书》确认了讼争欠款事实及首钢华厦公司、李桂官、华厦铁路公司的还款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除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否则无需举证证明。首钢华厦公司虽认为厦仲裁字（2011）第0247号《裁决书》仍然有效，但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2011）××执行字第××号执行裁定书足以推翻前者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2011）××执行字第××号《执行裁定书》以“俊同公司与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之间应为借款关系，而非合作关系”，“认定事实缺乏证据支持”为由，裁定不予执行厦仲裁字（2011）第0277号《裁决书》，但并不能影响厦仲裁字（2011）第0247号的合法性、有效性。因此，一审法院对厦仲裁字（2011）第0247号《裁决书》确认的上述事实予以采信。
首钢华厦公司提交了“出口设备的付款凭证及发票”，主张俊同公司自认讼争2200万元中包含的价值近116万美元出口设备货款实际价款仅为6158659元。但经核对，首钢华厦公司提交的发票仅是其中部分货物，不能证明其主张。俊同公司虽然在《情况说明》中陈述将上述116万美元外汇货款办理核销，但据此并不足以认定俊同公司已经收回该116万美元货款。首钢华厦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俊同公司已从李桂官或华厦铁路公司处回收了相应货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还款协议书》项下2200万元款项客观存在，已经实际发生。
围绕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厦仲裁字（2011）第0247号《裁决书》已经确认了首钢华厦公司接收华厦铁路公司和李桂官在菲律宾投资开发矿产项目的相关事实，可予采信，理由不再赘述。首钢华厦公司主张根据厦门市公安局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俊同公司的“矿产资源的经营”是虚假陈述，《还款协议书》对首钢华厦公司没有合法效力。一审法院调取的《关于李桂官所称的矿产查证情况》也确实记载李桂官及其华厦铁路公司对案涉矿产“没有任何矿权”，但是据此并不足以认定李桂官对“矿产资源的经营”做出了虚假陈述。事实上，根据《菲律宾考察期间工作纪要》，双方在合作计划中明确安排了“相关矿权的收购工作”，并未表述李桂官已拥有相关矿产之矿权。因而，首钢华厦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俊同公司对“矿产资源的经营”作出了虚假陈述，对其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讼争《还款协议书》签订时，首钢华厦公司的公章在华厦铁路公司处保管。李桂官时任首钢华厦公司董事，俊同公司有理由相信其在《还款协议书》上加盖首钢华厦公司的公章的行为是首钢华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首钢华厦公司主张俊同公司并非善意相对人的意见系建立在俊同公司与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恶意串通的基础上，但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李桂官、华厦铁路公司存在虚假陈述，且俊同公司参与其中，首钢华厦公司主张《还款协议书》对其没有约束力的观点缺乏证据支持，不能成立。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俊同公司与华厦铁路公司、首钢华厦公司、李桂官在2009年7月13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除约定借款利率过高之外，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企业借贷关系，对各方均有约束力。华厦铁路公司、首钢华厦公司、李桂官作为共同还款人应承担共同还本付息的法律责任，俊同公司自愿将借款利率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主张，可予以准许。此外，俊同公司要求华厦铁路公司、首钢华厦公司、李桂官承担律师费、保全费、仲裁费，有合同依据，且有相应的票据进行佐证，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俊同公司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华厦铁路公司、首钢华厦公司、李桂官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俊同公司借款220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09年7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二、华厦铁路公司、首钢华厦公司、李桂官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俊同公司律师费360000元、保全费5000元、仲裁费234410元。如果华厦铁路公司、首钢华厦公司、李桂官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1167元，由华厦铁路公司、首钢华厦公司、李桂官共同负担。
一审宣判后，首钢华厦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驳回俊同公司对首钢华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是：1、一审程序违法。一审审理过程中，俊同公司申请增加“确认各方当事人订立的《还款协议书》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一审开庭时，法官多次提示俊同公司撤销该诉讼请求，这是法官参与并指导俊同公司诉讼。一审主动调取证据且不允许当事人复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关于对法院主动调取证据的限制性规定。2、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依据厦仲裁字（2011）第0247号仲裁裁决书，认定首钢华厦公司接收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在菲律宾的投资项目是错误的。该仲裁裁决从形式上说虽然是有效的。但是，与该仲裁裁决书在认定证据和事实上完全一致的厦仲裁字（2011）第0277号仲裁裁决书，已经被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且在裁定不予执行的裁定书中明确说明：“各方当事人争议的本案借款是否实际发生、首钢华厦公司是否接收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在菲律宾的投资项目，首钢华厦公司应否承担责任等问题，各方当事人可另行依法解决”。据此，菲律宾矿山项目是否存在，必须重新举证和审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从厦门市公安局调取的证据及走访笔录，足以证明李桂官在菲律宾没有任何矿山开发项目，菲律宾的矿权人也否认和李桂官及其公司签署过有效的合同开发文件，因此，不可能存在首钢华厦公司接受菲律宾矿山开发项目的情况。俊同公司提供的《厦门首钢董事会决议》和《关于减少我公司在菲子公司投资的函》也足以证明，李桂官承认没有任何合法的菲律宾矿产项目，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李桂官签订的全部合作协议及设立首钢华厦公司、菲律宾公司的目的均无法实现，菲律宾公司没有接受任何合法项目，李桂官才签字同意将菲律宾的投资资金撤回中国。（2）一审判决认定讼争2200万元中的一笔116万美元是俊同公司为李桂官垫付的出口设备款且俊同公司并未收回该款是错误的，2200万元的涉案标的是俊同公司和李桂官串通伪造的。首先，俊同公司为李桂官垫付在国内购买相关设备的货款，垫付的应为人民币，但俊同公司以自己打印的一份收据记载该批货物价值116万美元，来主张其垫付了116万美元，这是不真实的。首钢华厦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俊同公司在不予执行程序中提交的国内购货发票和付款凭证，总额为6158659元。一审判决认为，经核对，首钢华厦公司提供的发票仅是其中部分货物，不能证明其关于“俊同公司自认讼争2200万元中包含的价值近116万美元出口设备款实际价款仅为6158659元”的主张。但一审中并不存在该核对的过程。其次，根据《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出口单位不论采用何种方式收汇，必须在最迟收款日期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凭解付行签章的核销单、结汇水单或收账通知以及有关证明文件到当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俊同公司在《情况说明》中陈述将116万美元外汇货款办理核销，说明这笔货款已经收到。一审判决认为办理核销不足以认定俊同公司已经收回该116万美元货款是错误的。另外，《还款协议书》附件的收据体现的2200万元是港币而非人民币，案外人在香港汇出的50万美元、20万美元均为复印件且没有汇款人的证明，一审法院支持这些票据是错误的。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俊同公司有理由相信李桂官在《还款协议书》上加盖首钢华厦公司公章的行为是首钢华厦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民事代理制度的规定。首先，李桂官明知首钢华厦公司章程规定只有董事长有权代表公司对外签署合同，却在没有首钢华厦公司授权、违背首钢华厦公司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以首钢华厦公司的名义与俊同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该缔约行为是无效代理行为，其所签订的合同对首钢华厦公司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且李桂官本人是《还款协议书》的债务人之一，同时也是另一债务人华厦铁路公司的董事长，其企图代表其根本没有代理权的首钢华厦公司表示愿意承担华厦铁路公司和李桂官的个人债务，属于自己代理行为，该代理行为对首钢华厦公司没有约束力。其次，俊同公司明知李桂官没有首钢华厦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却接受李桂官以首钢华厦公司的名义签署《还款协议书》，目的是用首钢华厦公司的财产清偿自己的债务。俊同公司和李桂官串通拼凑付款凭证，伪造2200万元债务和菲律宾矿山项目，伪造首钢华厦公司接受菲律宾项目的虚假案情，企图凭借《还款协议书》成为首钢华厦公司资产的直接受益人。其与李桂官签订《还款协议书》主观上存在恶意串通，客观上损害了首钢华厦公司的利益，其对李桂官代理行为的无效和《还款协议书》的无效负有全部过错责任。再次，李桂官和俊同公司形式上是《还款协议书》的相对方，实质上是利益共同体，具有“关联关系”。他们在本案所经过的全部法律程序中，对彼此的证据和意见相互全部认可，包括已经被厦门市公安局的证据证明是伪证的李桂官收购BICOL公司股权的文件，还共享代理律师（俊同公司的律师在庭审时承认他代理李桂官刑事案件）。综上，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的规定，李桂官代表首钢华厦公司和俊同公司签署《还款协议书》的行为无效，该协议书同时也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无效合同的情形，对首钢华厦公司没有约束力。
俊同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书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本案经历了两次仲裁，两次民事一审程序，在这些程序中，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在本次一审审理过程中，俊同公司针对首钢华厦公司对基本事实部分提出的质疑补充了证据及证据原件，其中证据8到证据26分别证明了：（1）俊同公司和李桂官在菲律宾投资6000万元的事实是首钢华厦公司书面认可的；（2）首钢华厦公司对李桂官、俊同公司在菲律宾的矿产资源情况是明知的，不存在被欺诈的情况；（3）针对首钢华厦公司提出的投资款的真实性问题，提出了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4）《还款协议书》是四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且符合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原则。2、首钢华厦公司的上诉理由第二、三、四项在两次仲裁、两次法院认定期间和两次一审期间重复提出，均被驳回。首钢华厦公司在上诉期间，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及新的证据。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的规定不开庭审理。3、首钢华厦公司的观点多次被不同的裁判驳回，在没有新证据、新事实的情况下，首钢华厦公司又提出上诉，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4、俊同公司在一审中的确提出增加一项诉讼请求，经审判长释明后予以撤回。5、法官在一审期间为了查清案件依职权调取证据是合法的。6、关于116万美元是否发生及收回的问题，已经被仲裁裁决确认。一审时首钢华厦公司提出证据证明设备款仅为6158659元，已经被一审法院认定为仅是部分货款。关于2200万元港元折算人民币的问题，《还款协议书》已经载明经各方确认为还2200万元人民币，这是当事人权利的处分，且当时港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差不多是1：1。7、李桂官和华厦铁路公司在菲律宾投资6000万元的事实是首钢华厦公司书面认可的，首钢华厦公司接收李桂官和华厦铁路公司在菲律宾投入的6000万元的矿产项目，首钢华厦公司在成立的时候并没有将前期投入的6000万元作为公司股权投资，故需要补偿，《还款协议书》是公平合理的。
李桂官和华厦铁路公司共同答辩称，1、一审审理程序合法。（1）一审法官依法行使释明权，向双方当事人说明，并动员俊同公司撤回部分诉讼请求，不存在违法问题，也不损害李桂官、华厦铁路公司和首钢华厦公司的权利。（2）法院主动调取证据是民诉法规定的法院职权之一，法院有权决定是否行使该职权。（3）一审审理过程中已经给予了双方充分的举证质证权利。2、一审判决结果公平合理。生效仲裁裁决已经认可李桂官代表还款的各方签署《还款协议书》是有效的，一审法院对合同效力予以认可并无不当，基于还款协议有效，该协议必须执行，参与还款的各方都应该依照约定履行义务。首钢华厦公司和李桂官存在复杂的民事关系，不论他们之间谁骗了谁，谁欠谁，都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他们可以另行起诉。3、首钢华厦公司认为李桂官和俊同公司恶意串通，并举证证明俊同公司的原二审代理人是李桂官的刑事辩护人，这属于无端指责。张海勇才是李桂官的刑事辩护人，其与俊同公司不存在委托关系。4、首钢华厦公司实际上占有李桂官前期投入的资金和由此产生的所有结果。根据《关于合作开发菲律宾矿产资源的协议》约定，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菲律宾可免费获得一个选矿场51%的股权，矿产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销售给首钢公司。根据《菲律宾考察期间工作纪要》的约定双方是要一起购买矿权。《关于合作开发菲律宾矿产资源的补充协议》约定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先行垫付南甘马林铬矿矿区使用费141万元，该费用同时作为购买矿权的定金。这些授权就是首钢华厦公司获得的对价。5、2200万元不是确切的数字，是双方进行结算、妥协的结果，签字各方自愿作出的，各方都要受到约束。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但首钢华厦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对《还款协议书》的描述不够全面，应阐明《还款协议书》签字人的身份，即李桂官代表首钢华厦公司为李桂官自己所谓的债务承担责任。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为证明其主张，首钢华厦公司提交了（2011）××执行字第××号案件的开庭笔录，拟证明：1、俊同公司用于证明首钢华厦公司接收菲律宾矿产的证据只有三份协议，而协议里没有“已经接收”的内容；2、华厦铁路公司的代理人曹峻承认，他不能证明华厦铁路公司取得菲律宾矿权并移交给首钢华厦公司这一事实是否发生；3、俊同公司伪造《还款协议书》中“厦门首钢接收了项目”这一重要内容；4、俊同公司关于116万美元出口货物的国内垫付款全部证据的金额为人民币615万元。
经质证，俊同公司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也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
李桂官和华厦铁路公司同意俊同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拒绝质证。
本院认为，俊同公司认为首钢华厦公司提供的上述材料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的证据并不必然失权。该份证据复印自（2011）××执行字第××号案件，其上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印章，真实性可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首钢华厦公司于2008年1月27日在厦门召开了首次董事会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是首钢华厦公司首次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成员：孟宝德、高登启、张存记、李桂官、姬玉华。董事会一致通过并决议选举孟宝德为公司董事长，聘任孟宝德为公司经理。首钢华厦公司于2008年3月20日经由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正式成立，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孟宝德。
苏芬原为华厦铁路公司出纳，首钢华厦公司的公章交由其保管。2009年7月10日起，首钢华厦公司的公章转由李桂官保管。讼争《还款协议书》尾部“甲方”签章处盖有俊同公司印章并有“彭湃”签名字样；“乙方”签章处盖有华厦铁路公司印章并有“李桂官”签名字样；“丙方”签章处盖有首钢华厦公司印章并有“李桂官”签名字样，“丁方”签章处有“李桂官”签名字样。《还款协议书》上首钢华厦公司的公章为李桂官所盖。
2007年9月24日，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华厦铁路公司签订《关于合作开发菲律宾矿产资源的协议》约定主要内容如下：1、双方合作开发菲律宾南部铬矿和民都洛铁矿，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扩大合作项目与范围；2、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南部铬矿选矿厂和民都洛铁矿破碎筛分厂的建设，华厦铁路公司负责在前期投入两个矿山6000万元的基础上，负责解决开采权涉及的有关问题，保证矿山达到正常开采条件，并负责处理开采过程中各方面关系的协调和处理；3、为便于菲律宾合同项目的运作，在厦门市组建首钢华厦公司，注册资金为8000万元，双方以货币方式注资，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按股比51%为4080万元，华厦铁路公司按股比49%为3920万元。4、矿产品的销售由新公司负责，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销售给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另约定华厦铁路公司负责由新成立的首钢华厦公司购买南部铬矿211区的矿权。根据资源条件，新公司可在华厦铁路公司拥有的212区进行开采，利润按持股比例进行分配。
2007年10月10日至17日，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华厦铁路公司对菲律宾南甘马林省铬矿、马尼拉铁矿和民都洛铁矿三个资源合作项目组织考察，并于2007年10月17日签订《菲律宾考察期间工作纪要》将马尼拉铁矿纳入合作范围，拟定工作计划为2008年6月30日购买南甘马林省铬矿矿权，2008年3月31日购买马尼拉铁矿矿权，2008年6月30日协商购买民都洛铁矿矿权及探矿方案。
2008年1月26日，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华厦铁路公司签订《关于合作开发菲律宾矿产资源的补充协议》补充约定双方在厦门注册新公司时，华厦铁路公司以其在菲律宾开展工作的前期投入及取得的采矿权作为出资。法律要求的评估程序等工作由华厦铁路公司解决。
2008年3月20日，首钢华厦公司成立。2009年10月20日厦门市工商局档案显示首钢华厦公司注册资本5800万元，设立时实收资本2978万元，投资人有三人，分别为：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额2958万元，出资比例51%，实缴出资额2958万元；华厦铁路公司认缴出资额2552万元，出资比例44%，实缴出资额10万元；姬玉华认缴出资额290万元，出资比例5%，实缴出资额10万元。随后，首钢华厦公司在菲律宾独资设立华夏矿业公司，注册资金为400万美元。2009年6月30日，经厦门市贸易发展局批准，该注册资金由400万美元减少至50万美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讼争《还款协议书》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如有相反证据亦可推翻。厦仲裁字（2011）第0247号仲裁裁决在“各方当事人争议的本案借款是否实际发生、首钢华厦公司是否接收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在菲律宾投资的项目等问题”的认定上与厦仲裁字（2011）第0277号仲裁裁决基本一致。而厦仲裁字（2011）第0277号仲裁裁决已经被一审法院作出的（2011）××执行字第××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不予执行，该执行裁定书认为“各方当事人争议的本案借款是否实际发生、首钢华厦公司是否接收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在菲律宾投资的项目、首钢华厦公司应否承担责任等问题，各方当事人可另行依法解决”。据此，俊同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直接依据厦仲裁字（2011）第0247号仲裁裁决所认定的事实确认本案事实不当，应予纠正。
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
首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首钢华厦公司接收李桂官的菲律宾矿产开发项目。
根据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华厦铁路公司签订的《关于合作开发菲律宾矿产资源的协议》和《菲律宾考察期间工作纪要》的约定，双方合作范围包括南甘马林省铬矿、马尼拉铁矿和民都洛岛铁矿。《关于合作开发菲律宾矿产资源的协议》载明“李桂官拥有南部铬矿212矿区”。但根据赴菲律宾警官调查组向菲律宾地矿局调查的情况，李桂官及华厦铁路公司对南甘马林拉戈诺伊铬矿、马尼拉铁矿和民都洛铁矿没有任何矿权，且南甘马林拉戈诺伊铬矿、民都洛铁矿均无开采权，只有勘探权或者勘探权的申请文件，马尼拉铁矿没有任何开采权或勘探权的登记。在本案原二审审理过程中，李桂官和华厦铁路公司承认其在菲律宾没有取得开采权，其辩称首钢华厦公司接收的是商业机会，但俊同公司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首钢华厦公司和李桂官、华厦铁路公司进行了项目交接，取得了李桂官和华厦铁路公司在菲律宾的商业机会。俊同公司主张首钢华厦公司已经接收了李桂官、华厦铁路公司在菲律宾的投资项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讼争的2200万元借款已经履行完毕。
涉诉《还款协议书》附华厦铁路公司出具的出借款凭证《收据》两张，其中落款日期为2006年8月4日的《收据》，载明“兹收到厦门俊同进出口有限公司港币贰千万元整。根据俊同与华厦签订的合作开发矿产资源协议书（合同编号KT××××02A）第二条第一款的约定，俊同公司已按华厦公司指定的付款及交付设备履约”。落款日期为2007年7月17日的《收据》载明：“兹收到厦门俊同进出口有限公司港币贰佰万元整。根据俊同与华厦签订的合作开发矿产资源协议书（合同编号为KT××××02A）第二条第一款的约定，俊同公司已按华厦公司指定的付款及交付设备履约。”首先，根据《还款协议书》的记载，俊同公司出借款为2200万元人民币，但是其所附的收据合计为2200万港元，收据与《还款协议书》不相符；其次，俊同公司在厦仲裁字（2011）第0277号仲裁过程中向仲裁庭提交的《厦门华厦铁路工业有限公司往来明细》及汇款凭证显示，俊同公司所主张的2200万元借款中发生在2006年8月4日之前的款项有如下几笔：1、2006年6月21日，31500美元（折合人民币260190元）；2、2006年6月30日，现金金额20万元；3、2006年7月10日，转账金额1612000元；4、2006年7月21日，代付港杂费13468元；5、2006年7月21日，代付海运费9450美元（折合人民币78057元）；6、2006年7月13日，提供机器设备373000美元（折合人民币3080980元）。上述款项合计仅为人民币5244695元。但《还款协议书》所附的2006年8月4日的《收据》载明的金额却为2000万港元。俊同公司所主张的其他借款发生在2006年8月4日之后，但2007年7月17日的《收据》载明的金额仅为200万港元。综上，《还款协议书》所附《收据》与付款或交付设备的时间不吻合。第三、俊同公司主张的款项里有13笔，付款时间跨度从2006年6月21日至2009年1月9日，金额共计1964540美元，统一采用1：8.26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16227100元，该汇率与实际汇率不符。综上，俊同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讼争的2200万元的借款已经履行完毕。
第三，李桂官无权代表首钢华厦公司与俊同公司签署《还款协议书》。
根据2006年7月26日，俊同公司和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在厦门市签订的编号为KT××××02A的《合作开发矿产资源协议书》第二条第1款的约定，讼争债务由华厦铁路公司和李桂官连带承担。此后，俊同公司、华厦铁路公司、首钢华厦公司和李桂官于2009年7月13日签订《还款协议书》确认华厦铁路公司、首钢华厦公司、李桂官共同承担归还俊同公司讼争借款本金并支付借款利息的责任。即，首钢华厦公司加入到俊同公司和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在华厦铁路公司、李桂官和首钢华厦公司之间实现了并存的债务负担。虽然《还款协议书》上记载：“鉴于乙（华厦铁路公司）、丁（李桂官）方投资的项目已经由丙方全面接收的事实”，但该记载仅是对《还款协议书》签订的背景进行描述，并非为首钢华厦公司设定共同还债的对价，故《还款协议书》的性质应为债务加入合同。
在《还款协议书》所确立的法律关系中李桂官本人担任了三重角色，即债务人之一，另一债务人华厦铁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债务加入人首钢华厦公司的董事。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董事不得以公司的资产为其个人偿还债务，是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本案李桂官利用其保管首钢华厦公司公章之便，以首钢华厦公司的资产偿还其个人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华厦铁路公司债务，属于违反法定忠实义务的行为。李桂官无权代表首钢华厦公司签署该《还款协议书》。
李桂官虽然持有首钢华厦公司的公章且为首钢华厦公司的董事，但由于本案所涉《还款协议书》条款使首钢华厦公司只承担巨额债务而不能获得任何对价，不属于正常经营活动，该协议书的履行，将构成对首钢华厦公司资产的侵占，损害首钢华厦公司的利益。俊同公司根据《还款协议书》内容应当知道李桂官的行为不是为首钢华厦公司经营活动所从事的行为，而是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故，俊同公司不属于善意相对人。
此外，俊同公司主张其参与了矿产的开发经营活动，其对李桂官及华厦铁路公司在菲律宾的矿产资源情况应是知情的。再者，俊同公司作为出借方，对2200万元借款的履行情况也是知情的。在讼争《还款协议书》项下的2200万元借款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其与李桂官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将首钢华厦公司引入债权债务关系，与李桂官、华厦铁路公司共同承担归还俊同公司22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责任，主观上存在恶意。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讼争《还款协议书》应属无效，对各方当事人均无拘束力。
综上，首钢华厦公司主张讼争《还款协议书》无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华厦铁路公司、首钢华厦公司、李桂官共同偿还俊同公司借款及利息，并支付律师费、保全费、仲裁费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民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
驳回厦门俊同进出口有限公司在一审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3116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1167元，均由厦门俊同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 忠
审 判 员 詹强华
代理审判员 朱宏海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秀英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