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54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思婷，女，198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绍君，男，1981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勇，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淮安市德宝磁性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淮安市车桥镇丰年村。
法定代表人：邬庭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云灵童，湖南如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思婷、曾绍君因与被上诉人淮安市德宝磁性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16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8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思婷、曾绍君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德宝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德宝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致认定事实错误，并且适用法律错误。1.广州市快高电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高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14日，住所地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吉星村一巷128号101房，经营范围：专业生产音箱喇叭电子产品。股东情况为：曾某持股80%，曾绍君持股20%，2016年7月29日，曾绍君才将快高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曾某。曾绍君在快高公司具体负责业务，张思婷负责公司的财务。德宝公司的货款于2014年至2015年期间产生，即曾绍君任快高公司股东期间。当时由曾绍君与德宝公司接洽业务，平时由快高公司向德宝公司下订单，德宝公司生产后将喇叭配件送至快高公司花都区花东镇吉星村一巷128号101房的厂区内，快高公司再用于装配喇叭。后因德宝公司的货品存在质量问题，快高公司多次要求整改后仍未改善，于是快高公司决定不再向德宝公司购货。2015年11月16日德宝公司过来快高公司对账，当时由张思婷接洽，双方对账后由张思婷代表快高公司向德宝公司出具欠条，备注签署：“快高张思婷”。对账当天因快高公司公章被同事携带外出办事，未能在欠条上加盖公章。对账时，双方确认快高公司欠德宝公司货款155870元，快高公司分3-4年内还清上述欠款，而且快高公司一直有遵守约定分期还款，2018年1月份仍按约定偿还2万元，上述系案件的客观事实。一审法院对于以上事实未有详细调查，并且遗漏了查明曾绍君于2013年1月14日至2016年7月29日期间系快高公司股东这一关键事实，本案货款发生在2014年至2015年间，两者时间上完全吻合。张恩婷代表快高公司确认欠款并签署“快高张思婷”，而且快高公司出具证明追认欠款事实，代付款单位也确认为快高公司代付德宝公司货款，几个方面的事实及证据综合起来具有高度一致性及证明力，足以证明本案系快高公司拖欠德宝公司的货款，而并非张思婷、曾绍君私人欠款，张思婷出具欠条，曾绍君记录还款明细均属于职务行为。2.一审庭审中，张思婷、曾绍君为证明德宝公司系与快高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要求德宝公司提供涉案欠条对应的送货单，因抬头是有备注：客户快高公司，且送货地址也是送到快高公司花都区花东镇吉星村一巷128号101房的厂区内，但德宝公司拒绝不提供，刻意回避这一事实，令一审法院仅凭欠条就误信德宝公司所称本案欠款系张思婷、曾绍君的私人欠货款。3.2017年1月13日，快高公司通过农业银行向德宝公司转账5万元，快高公司已经在2018年5月23日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因快高公司欠冯华平音箱货款，冯华平欠谢永兵喇叭材料货款，谢永兵也从德宝公司采购喇叭配件，谢永兵欠德宝公司喇叭配件货款。冯华平因要支付谢永兵的喇叭材料款，冯华平指示快高公司直接向德宝公司付款，用作支付快高公司欠冯华平的音箱货款。快高公司在2015年11月16日向德宝公司出具欠条后，已经无再与德宝公司发生任何买卖交易。按德宝公司一审曾说其与快高公司是有另外的买卖交易才发生这笔5万元的汇款，德宝公司应解释及举证是什么货品交易，有无送货单、订货合同，如德宝公司不能解释清楚，则对其陈述不应采信，因该笔汇款根本不是德宝公司与快高公司之间的交易，只是快高公司代付款性质，所以张思婷、曾绍君、快高公司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对本案快高公司的欠款并无扣减该5万元，一审法院反而认为与常理不符。4.一审法院认为现快高公司是一人有限公司，是否有能力清偿该债务直接影响债权的实现，但现实情况快高公司现并非一人有限公司，公司现有二个股东，曾某持股50%，冯华平持股50%。退一万步，即使快高公司现在系一人有限公司，一审法院审理案件也应依据案件客观事实为基础审理案件，本案系快高公司的债务，不能因为曾绍君已转让快高公司的股权，担心公司清偿能力而判断为个人债务，于法于理不合。综合上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客观事实，支持张思婷、曾绍君的全部上诉请求。
德宝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思婷、曾绍君上诉，维持原判。1.张思婷于2015年11月16日签名确认的欠条没有快高公司的盖章；且张思婷没有提供劳动合同、社保等证据证明是快高公司的员工，故本案货款是张思婷拖欠德宝公司。2.2016年3月29日、2016年6月27日，张思婷分别向德宝公司偿还货款3万元、2万元；2017年1月18日，曾绍君向德宝公司偿还货款2万元。这三次还款有张思婷、曾绍君签名确认，均没有快高公司的盖章确认，这足以证明货款是张思婷拖欠，曾绍君对该货款是认可的。因此，张思婷、曾绍君认为货款是快高公司的缺少事实根据。3.张思婷、曾绍君认为欠条上注明的“快高”是“快高电声有限公司”没有事实根据。一是由张思婷签名的“欠条”的背面单位的名称是“广州市快高电声器材厂”。二是曾绍君开办过字号为“广州市花都区北兴快高电声器材厂”、“广州市花都区快高电声厂”的个体工商户。因此，张思婷、曾绍君据此认为快高是快高公司不成立。4.根据张思婷、曾绍君一审庭后提交的《股东股权转让合同书》第五条约定：曾绍君自转让之日(注：2016年7月29日)起，不再是股东，不得以公司(注：广州市快高电声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2017年1月18日，曾绍君在欠条上签名备注还款2万元。曾绍君认为2017年1月18日的还款代表案外人快高公司还款，这与曾绍君提交的《股东股权转让合同书》第五条约定自相矛盾。5.快高公司出具、并由法定代表人曾某签名的“情况说明”证明货款是快高公司拖欠的说法不成立。一是该证明属于单位证明，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说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之规定，应不予采纳。二是曾某于2018年7月6日被一审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由一个失信的人签名的单位证明本身就不可信。三是该《情况说明》仅是快高公司的单方说明，德宝公司并不认可。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驳回张思婷、曾绍君上诉，维持原判。
德宝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张思婷向德宝公司支付货款65870元；2.张思婷从2015年11月17日至2018年1月15日，承担逾期支付货款利息10714元；（以上两项共计76584元）并从2018年1月1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6587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德宝公司支付利息；3.曾绍君对张思婷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900元由张思婷、曾绍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6日张思婷向德宝公司出具了欠条一张，内容为：“现欠德宝货款155870元（大写：壹拾伍万伍仟捌佰柒拾元整），2015年11月16日，快高：张思婷”。2016年3月29日、2016年6月27日张思婷分别偿还德宝公司该货款3万元、2万元，2017年1月18日曾绍君偿还德宝公司该货款2万元，上述还款分别在该欠条的左下角进行备注，张思婷、曾绍君分别签名确认。另德宝公司陈述2018年1月15日曾绍君以案外人广州市松光电器有限公司名义偿还该货款2万元，故张思婷、曾绍君还欠德宝公司65870元。
德宝公司提交的证据有：1、欠条一张，证明张思婷于2015年11月16日向德宝公司购买一批喇叭配件价值155870元，并于同日出具了欠条；2、转账凭证一份，证明2018年1月15日，曾绍君以案外人广州市松光电器有限公司名义偿还该货款2万元；3、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证明张思婷、曾绍君是夫妻关系。
一审另查明，曾绍君于2007年8月15日成立了字号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四海电声厂（曾用名广州市花都区花东快高电声厂）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曾绍君现已注销。
德宝公司2018年5月2日向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支付了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900元。2017年1月13日，广州市快高电声有限公司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曾向德宝公司转账货款5万元。
张思婷、曾绍君提交证据：1、营业执照一份，证明快高公司的经营主体情况；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一份，证明快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情况；3、情况说明，以证明涉案货款系快高公司拖欠，张思婷仅系代表快高公司与德宝公司对账，属于职务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德宝公司主张张思婷欠其货款65870元，提供了欠条、还款的转账凭证佐证，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张思婷、曾绍君为夫妻关系，该货款产生于夫妻存续期间，且曾绍君有代张思婷还款，其知悉该货款的事实，故德宝公司主张张思婷、曾绍君连带清偿货款6587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张思婷、曾绍君是否应支付货款利息的问题，因双方未约定货款的支付时间，故视约定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按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明确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张思婷于2015年11月16日向德宝公司出具了欠条，即表示张思婷在该时间已收到了德宝公司的货物，即应在该时间支付货款，逾期利息应从该日起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支付。故张思婷、曾绍君应支付货款利息，即以6587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从2015年11月17日计至付清款日止。
对于张思婷、曾绍君认为该货款是快高公司欠下的，其是代表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本案债务应由快高公司承担。一、张思婷、曾绍君虽然提供了快高公司的情况说明，但快高公司现是曾某的一人有限公司，是否有能力清偿该债务，直接影响德宝公司债权的实现；二、张思婷在向德宝公司出具欠条时并未明确该货款是快高公司的债务，也没有在欠条上加盖快高公司的公章，且曾绍君曾开办过字号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快高电声厂的个体工商户，都有使用过“快高”，张思婷在欠条上书写“快高”符合常理；三、2017年1月13日，快高公司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曾向德宝公司转账货款5万元，按理张思婷、曾绍君应在欠条上扣除该还款，但张思婷、曾绍君并未扣减，与常理不符。综上，张思婷、曾绍君的抗辩理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对于德宝公司请求张思婷、曾绍君支付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900元，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为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于2018年6月5日作出判决：一、张思婷、曾绍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德宝公司连带支付货款65870元及利息（以6587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从2015年11月17日计至付清款日止）。二、驳回德宝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张思婷、曾绍君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14元、财产保全费786元，合计2500元，由张思婷、曾绍君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
张思婷、曾绍君共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快高公司的说明，拟证明快高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14日，股东为曾某（持股80%），曾绍君（持股20%），2016年7月29日，曾绍君才将股份转让给曾某，退出快高公司经营，本案货款是快高公司在曾绍君任公司股东期间拖欠德宝公司的，债务应由快高公司偿还，2017年1月13日快高公司向德宝公司汇款50000元，系受第三方指示向德宝公司支付的，用于支付欠第三方的喇叭货款；证据2.开业通知书，拟证明快高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14日，股东为曾某（持股80%），曾绍君（持股20%）；证据3.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拟证明曾绍君于2016年7月29日才将股份转让给曾某，退出快高公司经营，本案货款是快高公司在曾绍君任公司股东期间拖欠德宝公司的，债务应由快高公司偿还；证据4.代付款证明及付款凭证，拟证明广州市松光电器有限公司向德宝公司代付快高公司欠德宝公司的货款。德宝公司质证认为：二审是针对新证据来进行审查，这些证据不是新证据，德宝公司不予质证。证据1快高公司的情况说明，该证据本质上属于单位证明，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15条的规定，单位证明需加盖公章和负责人签名，该证据只有曾某签名，没有经办人签名，违反证据形式的合法性。而且曾某已经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所出具的证明本身就不可信。而且该证据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2的三性不予确认，没有工商部门的盖章，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的三性不予确认，股权转让合同书第五条显示，2016年7月29日是股权转让日期，该日期之后曾绍君不能以快高公司名义对外开展活动，而曾绍君2017年1月18日在欠条上签名，并主张是代快高公司付款的，与股权转让合同书的约定相悖。证据4松光公司付款时间是2016年10月14日，金额是22500元，与欠条对应的付款时间、金额均不一致，其他付款时间也不一致。证据4反映的也是该公司与德宝公司的业务往来，与本案无关。
德宝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广州市花都区北兴快高电声器材厂工商查询资料，经营者是曾绍君，该厂的名称与欠条背后的名称一致，证明欠条上的快高字样不代表快高公司。证据2.最高院综合信息公开网的查询资料打印，证明曾某被一审法院列为了失信被执行人。张思婷、曾绍君共同质证认为：证据1不是工商部门出具的合法资料，是互联网的数据搜索的反映，不能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快高电声厂的牌照是给案外人温成杰经营的，德宝公司是清楚该情况的，可找德宝公司的负责人核实。证据2张思婷、曾绍君无法核实，即使属实，不代表曾某出具的证明不合法不客观。证人有作证的基本权利。
张思婷、曾绍君申请证人曾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涉案的欠款是快高公司向德宝公司采购喇叭配件拖欠的货款，产生本案货款期间，曾绍君任快高公司股东，负责与德宝公司采购业务接洽。对曾某的证人证言，德宝公司质证认为：证人证言属于证据的一种，二审中应对新的证据予以审查，德宝公司认为证人证言不属于新证据。证人与曾绍君是表兄弟关系，对本案的结果存在重大利害关系。证人已经认可2016年7月29日开始，曾绍君不得以快高公司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足以证明曾绍君于2017年1月18日在欠条上签名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证人已经承认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而张思婷、曾绍君并未提交劳动合同来证明是快高公司的员工。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张思婷、曾绍君主张其行为是代表快高公司的职务行为有无依据，案涉买卖交易的相对方是谁；2.张思婷、曾绍君是否应向德宝公司偿还案涉欠款。
关于争议焦点一。德宝公司主张其与张思婷存在案涉交易，张思婷向德宝公司购买一批喇叭配件，提供了张思婷出具的案涉欠条予以证明。从案涉欠条看，张思婷虽写明“快高：张思婷”，但是张思婷主张的快高公司并无在欠条上盖章确认。张思婷亦无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快高公司的员工，或者受快高公司的委托有权代表快高公司进行案涉交易。且在欠条出具之后，张思婷分别偿还了货款30000元、20000元，是其个人在欠条上签名确认，而欠条上亦写明曾绍君偿还货款20000元，均无注明快高公司。另德宝公司确认曾绍君以案外人名义偿还20000元货款，亦非快高公司。曾绍君曾开办过字号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快高电声厂的个体工商户，张思婷与曾绍君是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张思婷在欠条上书写快高符合常理，并无不当。而张思婷、曾绍君二审提交的快高公司的说明，拟证明案涉债务是快高公司拖欠的，应由快高公司偿还，并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其二审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德宝公司对此亦不确认。张思婷、曾绍君主张其是代表快高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并无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张思婷、曾绍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张思婷、曾绍君上诉主张其行为是代表快高公司的职务行为，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德宝公司主张其与张思婷存在案涉交易理据充分，本院确认案涉买卖交易的相对方是张思婷与德宝公司。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案涉欠条的记载，张思婷欠德宝公司货款155870元，张思婷、曾绍君已偿还了70000元（30000元+20000元+20000元=70000元），以及德宝公司确认的案外人代为支付20000元，故张思婷尚欠德宝公司65870元。由于曾绍君与张思婷是夫妻关系，且曾绍君有代张思婷还款，故曾绍君知悉案涉货款的事实。张思婷、曾绍君应向德宝公司偿还尚欠的案涉货款65870元。张思婷、曾绍君未依约付款，已构成违约，应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一审判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从2015年11月17日计至付清款日止，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张思婷、曾绍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14元，由上诉人张思婷、曾绍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革花
审判员 张朝晖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异
书记员 陶智斌
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