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泰中民四终字第008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春华。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婉兰。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城。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学利（特别授权），北京市高朋（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刁成路（特别授权），北京市高朋（扬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达公。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凤琴。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林永红（特别授权），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春华、王婉兰、袁城与被上诉人陈达公、夏凤琴资产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6日作出（2014）泰姜溱民初字第00160号民事判决。上诉人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达公、夏凤琴原审共同起诉称：2013年3月1日，陈达公、夏凤琴和袁春华、王婉兰、袁城签署《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即陈达公、夏凤琴）就姜堰市申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兴公司）、姜堰市申联不锈钢制品厂（以下简称申联不锈钢厂）全部资产作价转让一事与乙方（即袁春华、王婉兰、袁城）达成协议，约定申兴公司及申联不锈钢厂所有资产作价人民币850.258万元全部转让给袁春华、王婉兰、袁城；陈达公、夏凤琴分得555.8万元，已支付其中355.8万元，尚欠200万元。根据转让协议，袁春华、王婉兰、袁城承诺于2014年春节前支付100万元本金及利息（按本金200万元计算），于2015年春节前支付剩余的100万元本金及利息（按本金100万元计算），利息从2013年3月1日开始以月息1分（即月利率为1%）计算。转让协议签署后，申兴公司及申联不锈钢厂的所有债权债务均转移给袁春华、王婉兰、袁城，与陈达公、夏凤琴无关。为确保转让协议的履行，陈答公、夏凤琴和袁春华、王婉兰、袁城于同日签订了《借条》一份，对上述转让款的剩余数额、利息的计算方法及还款方式进行了重申，确认了转让协议的内容。转让协议及借条签署后，陈达公、夏凤琴依法履行了相关合同义务，袁春华、王婉兰、袁城仅归还了2014年转让款本金30万元及应付利息后便再未履行相关合同义务。虽经陈达公、夏凤琴多次追讨，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均未按转让协议及借条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严重侵害陈达公、夏凤琴的合法权益，构成严重违约。现依据法律及双方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和借条，诉请判令：1、袁春华、王婉兰、袁城支付股权转让款170万元；2、袁春华、王婉兰、袁城支付利息30.94万元，以170万元为本金，依据合同约定的月利率1%，从2014年3月1日计算至2015年9月7日；3、袁春华、王婉兰、袁城支付因怠于履行义务而产生的罚息28.41万元，其中依据70万元本金从2014年3月1日计算罚息，100万元本金从2015年3月1日开始计算罚息。罚息在原有月利率1%基础上依照法律规定上浮50%为1.5%。4、诉讼费由袁春华、王婉兰、袁城承担。
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原审共同答辩称：根据2013年3月1日《资产转让协议》约定，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全部应付款项数额为555.8万元整。袁春华、王婉兰、袁城付款方式为：全部款项分两阶段付清。以下分别详细说明付款方法及具体数额。第一阶段为：签定协议之前袁春华、王婉兰、袁城方已付款355.8万元。该355.8万元具体付款方式为现金加银行承兑汇票，有2013年3月1日陈达公、夏凤琴向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出具该数额的收条为证。同时资产转让协议第二条也进行了体现，如“……乙方应付给甲方555.8万元，该款项乙方已付给甲方355.8万元，尚欠甲方200万元。”第二阶段为：协议签订之后，被告方再付款200万元，且在借条中约定，该200万元于2014年及2015年春节前各支付100万元，同时按照月利率一分计算利息。根据银行转帐记录反映，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已付404.005万元，而应付款数额为402.64万元，则实际超付数额为1.365万元。综上所述，案涉资产转让协议及借条所涉的付款义务，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已经全部履行完毕，请求法庭依法驳回陈达公、夏凤琴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经审理查明：陈达公与袁春华系叔侄关系，袁春华、王婉兰系夫妻关系，袁城系袁春华、王婉兰之子。陈达公、夏凤琴居住于上海，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居住于泰州市姜堰区溱潼镇。
多年之前，陈达公、夏凤琴在泰州市姜堰区溱潼镇兴办企业，袁春华、王婉兰参与合作经营。
2013年，陈达公、夏凤琴与袁春华等人经协商就有关企业转让事宜达成合意，签订了落款日期为2013年3月1日的《资产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甲方为陈达公、夏凤琴，乙方为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协议载明“甲方与袁春华系姜堰市申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合伙人，夏凤琴系姜堰市申联不锈钢制品厂的投资人。现甲、乙双方就姜堰市申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姜堰市申联不锈钢制品厂全部资产作价及转让等事宜，经平等、自愿协商达到如下协议：一、姜堰市申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姜堰市申联不锈钢制品厂的全部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含（厂房、宿舍等建筑物）、机器设备、原材料、流动资金、库存（含成品、半成品）、应收款（债权）、应付款（债务）等核算作价850.258万元，其中甲方分得555.8万元，袁春华分得294.458万元。二、姜堰市申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姜堰市申联不锈钢制品厂两单位现有的全部资产按8502580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双方在交接时另行制定交接清单）。乙方应给付甲方资产转让款555.8万元，该款项乙方已付给甲方355.8万元，尚欠甲方200万元。三、乙方所欠甲方的200万元转让款，乙方承诺于2014年春节前以现金方式还款100万元，2015年春节前以现金方式还款100万元。同时从2013年3月1日开始以月息1分的方式计算利息，乙方在每次还款的同时结算同期利息给付甲方（即2014年春节前支付100万元的本金及200万元的利息，2015年春节前支付10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四、姜堰市申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股东为甲方二人，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将该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具体股权转让事宜双方到工商部门办理）。姜堰市申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之前及转让之后所有的债权债务均由乙方负责收回和偿还，与甲方无关，如有债务由乙方负责处理并不再向甲方追偿。姜堰市申联不锈钢制品厂办理注销登记，注销登记前后如有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收回和偿还，与甲方无关，如有债务由乙方负责处理并不再向甲方追偿。五、姜堰市申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原所租赁的土地如需甲方协助办理变更手续的甲方无条件予以配合办理。六、甲方所得的资产转让款555.8万元，由甲方二人每人分得277.9万元。具体分配事宜甲方二人另行处理。七、姜堰市申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大门内西侧一排共十间房屋，现甲方二人居住其中由东向西第4、5、6共三间房屋内，甲方至乙方还清200万元的本息止维持现状居住。乙方200万元本息还清后甲方无条件搬离上述三间房屋。”
签订该协议当日，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居向陈达公、夏凤琴出具落款日期为2013年3月1日的《借条》一份，载明：“根据2013年3月1日资产转让协议书的约定，今借到陈达公、夏凤琴资产转让款人民币200万元，月息为1分。于2014年春节前还款100万元及200万元的利息，于2015年春节前还款100万元及100万元的利息”。陈达公、夏凤琴则向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居出具落款日期为2013年3月1日的《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王婉兰、袁春华、袁城资产转让款3558000元（叁佰伍拾伍万捌仟元）。”
2013年7月14日，陈达公、夏凤琴作为姜堰市申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股东，作出了股东会决议，决议主要内容是，陈达公将所持公司50万元股权转让给袁春华，夏凤琴将所持公司50万元股权转让给王婉兰。2013年7月17日，陈达公、夏凤琴分别与袁春华、王婉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交割书。2013年7月18日，袁春华、王婉兰召开姜堰市申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的股东会决议，会议由陈达公主持。本次会议决定维持公司原组织机构设置，同意免去陈达公公司执行董事职务、夏凤琴公司监事职务，重新选举袁春华为执行董事，王婉兰为公司监事。同时据此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2013年8月6日，工商部门为袁春华、王婉兰办理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
庭审中，陈达公自认共收到袁春华、王婉兰、袁城的三批商业承兑汇票，汇票面额分别是2013年3月收到99.8792万元，2013年5月收到141.6462万元，2013年7月收到99.48万元。汇票面额以及在2013年7月18日前收到的现金合计为353.6054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落款日期为2013年3月1日的《资产转让协议》系陈达公、夏凤琴与袁春华、王婉兰、袁城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效力应予确认。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居向陈达公、夏凤琴出具落款日期为2013年3月1日的《借条》和陈达公、夏凤琴向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出具落款日期为2013年3月1日的《收条》，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庭审中双方对其真实性也均无异议，依法应予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2013年3月1日之后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向陈达公、夏凤琴支付的款项是不是全部用于归还第二批的200万元。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案涉资产转让款555.8万元约定分两批支付，协议签订前为355.8万元，协议签订后为200万元，而《资产转让协议》、《借条》和《收条》实际形成时间又并非落款日期的2013年3月1日。因此，本案需结合该交易背景、当事人关系和庭审陈述判断2013年3月1日之后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向陈达公、夏凤琴支付的款项性质。
首先，关于《资产转让协议》、《借条》和《收条》实际形成时间。庭审中，陈达公、夏凤琴与袁春华、王婉兰、袁城一致确认《资产转让协议》、《借条》和《收条》实际系2013年3月1日之后形成，其中陈达公、夏凤琴主张是在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基本付清第一批应付款项之后的2013年7月18日，袁春华、王婉兰、袁城主张是在2013年3月1日之后的几天。经原审法院释明，陈达公、夏凤琴与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均同意对实际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但因双方就比对样本的提供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鉴定未果。因而对形成时间的争议，只能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现有证据加以判断。事实上，自2013年3月起，陈达公、夏凤琴回上海生活，袁春华、王婉兰已经从陈达公、夏凤琴手中接管企业的经营管理；至2013年7月，双方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交割书，修改公司章程，变更股东；至2013年8月6日才在工商部门办妥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加之，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特殊的身份关系，在企业转让之前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即已与陈达公、夏凤琴合作经营。通过上述事实的分析，陈达公、夏凤琴主张形成于2013年7月18日的理由比袁春华、王婉兰、袁城更为可信。
其次，关于袁春华、王婉兰、袁城超额还款抗辩的合理性。双方当事人就资产转让签了协议、借条、收条，那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在200万元借条出具之后，如其陆续归还了全部款项，甚至超付，为什么直到2015年3月陈达公、夏凤琴起诉之前都没要求陈达公、夏凤琴出具收条或者收回借条呢？由此分析，袁春华、王婉兰、袁城的抗辩之说与常理不符，难以采信。
再次，关于第二批200万元转让款的归还数额。在2015年4月23日第一次庭审过程中，袁春华陈述，在资产转让协议签订后，其于“2014年春节前一共给付54万多元。具体的金额要看账目。54万多元都是本金。”对此，陈达公、夏凤琴代理人解释：“原告讲的是54万元中30万元为本金，24万元为利息。不是被告所讲的54万元都是本金。”第一次庭审结束后，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向本院递交“迟延举证的情况说明”一份，称因其工作疏忽未能按时向法庭提交证据，请求原审法院调取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其自2013年4月17日起陆续向陈达公、夏凤琴及其指定账户付款400余万元。原审法院根据袁春华、王婉兰、袁城提供的线索向有关银行调取的转账流水清单。因陈达公、夏凤琴坚持认为袁春华、王婉兰、袁城系无正当理由延期举证，原审法院依法对袁春华、王婉兰、袁城作出罚款决定。从调取的材料看，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向陈达公、夏凤琴支付的款项远远超过200万元转让款本金及约定利息。但袁春华、王婉兰、袁城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于协议和借条出具之后已经归还陈达公、夏凤琴全部款项，甚至超付的抗辩，袁春华、王婉兰、袁城与其委托代理律师既未在答辩期内提交答辩状，亦未在第一次庭审中发表明确答辩意见，而是在该次庭审后以工作疏忽为由延期举证，并以银行流水清单解释超付事实，有违常理，难于令人置信。相反，袁春华在第一次庭审中所作归还54万元的陈述，与陈达公、夏凤琴诉状载明的事实基本吻合，有可信之处。
此外，袁城在2015年9月7日庭审中陈述：“去年（2014年）我结婚的时候，为你（原告）缴纳4万元罚款。”夏凤琴对此予以认可。
综上，对袁春华陈述归还陈达公、夏凤琴的54万元及袁城2014年代垫的4万元，原审法院从有利于袁春华、王婉兰、袁城的角度认定为归还转让款的本金，并酌定从2014年1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1%计算利息。陈达公、夏凤琴诉请部分有据可依，依法予以支持。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关于其已依约履行了全部还款义务的抗辩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依法不予采信。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袁春华、王婉兰、袁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陈达公、夏凤琴企业转让款142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二、驳回陈达公、夏凤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袁春华、王婉兰、袁城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088元，由陈达公、夏凤琴负担3638元，袁春华、王婉兰、袁城负担18450元（陈达公、夏凤琴同意其预交案件受理费剩余部分的18450元，由袁春华、王婉兰、袁城直接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其支付）。
上诉人袁春华、王婉兰、袁城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案件事实错误，明显偏袒陈达公、夏凤琴，导致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严重失衡。1、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交割书、修改公司章程、变更股东以及在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时间，推定陈达公、夏凤琴一审中诉称的载明时间为2013年3月1日的收条实际形成时间是2013年7月18日，显然属于主观臆断，带有明显的偏袒思维。第一、收条的内容是资金流向的直接反映，是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客观体现，也是债权出具债务人的收款凭证，亦是债务人免除义务的合法依据。工商登记的变更，是权利人在公司企业中身份的证明，对外具有公示的效力。收条和工商登记因出具单位的不同、证明目的不一致，两者具有相异的功能。一审法院根据工商登记的时间推定收条的形成时间，没有法律依据，缺乏法律的严谨性、逻辑性，不能为当事人所信服。第二、王婉兰一方于2013年3月起接管经营受让企业，而工商登记的变更时间是2013年7月。其原因为王婉兰一方接管经营受让企业时，尚有200万元企业转让款未支付给陈达公、夏凤琴，其对此心存疑虑；由于双方是叔侄关系，陈达公碍于面子不方便讲明白，故采取拖延办理工商登记的手段，进而达到将来顺利回笼200万元欠款的目的。第三、2015年9月7日本案第二次庭审过程中，为明确收条出具后王婉兰一方向陈达公一方付款的性质，就收条的实际生成时间，经一审法院释明相关法律后果以后，双方同意对此进行司法鉴定，后因陈达公一方不能提供鉴定比对样本，致使鉴定不成。2013年3月，陈达公一方为了将来顺利实现200万元企业转让欠款，曾经要王婉兰一方以姜堰区中天御苑的房屋所有权作为抵押担保，但因其他事由未能成功办理。2015年11月2日第三次庭审时，王婉兰一方申请证人刘某、钱某到庭作证以证明收条形成的时间及收条出具后实际欠款数额，而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理睬，草率驳回上述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一审法院的这种做法混淆了案件的是非。2、一审法院根据王婉兰一方还款后未将出具给陈达公一方的借条收回或要求陈达公一方出具收条，即认定王婉兰一方的抗辩理由与常理不符而不予采信，进而否定王婉兰一方还款的事实，这是错误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之间的存在借条的，还款后借条应收回、销毁或向债务人出具收条。这只是一般人的交易习惯，但并是免除债权债务全部的方式。本案双方之间叔侄关系，陈达公一方常年居住在上海、王婉兰一方身处姜堰，双方不在一起生活。双方之间进行债务的清偿，前后时间较长，且大多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进行支付，有大量的银行转账记录为证。一审法院只需进行账目的核对，即能查明案件当事人之间的还款义务有无完全履行。3、为了证明王婉兰一方已经履行了全部还款义务，因王婉兰一方工作疏忽未能如期举证，后申请延期举证，同时作出延期举证情况说明，并按照民诉法相关规定对延期证据是否失权问题作了充分说明，同时接受了一审法院因王玉林一方逾期举证作出的处罚。一审法院既认为王婉兰一方还款远远超过200万元转账款本金及利息，又不对王婉兰一方的全部还款进行了仔细分析，厘清案件事实，即草率认定这样的还款有常理，令人难以置信。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我国民诉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过程中，王婉兰针对自己提出的抗辩理由，申请法院调取了银行转账记录作为原始的、有效的证据，积极佐证自己的抗辩理由，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而错误地适用《合同法》第六十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陈达公、夏凤琴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陈达公、夏凤琴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因为王婉兰一方在2015年4月23日庭审中，其已经对尚欠17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事实表示认可，仅就已归还的54万元属于本金还是利息存在争议。庭审结束后，在法官主持下双方就还款方式进行调解，因双方的还款方式没有达成一致，庭审结束，法官当庭告知如果调解不成将于5月20日进行宣判。王婉兰一方在一审过程中的自认行为具有法律效力。2、庭审中陈达公一方提供的录音证据合法有效，能够证明王婉兰一方尚欠转让款及利息的事实。2015年9月7日庭审中，陈达公一方向原审法院出示了王婉兰打给案外人袁玉亮的通话记录，录音中王婉兰明确承认尚欠被上诉人170万元及利息，说自己压力很大，而袁玉亮既是袁春华的亲叔叔，也是王婉兰的同学。从录音中可以听出其与王婉兰关系很好，且王婉兰打电话的目的是告知袁玉亮的外甥王小勤的事，王小勤是王婉兰厂里职工，王婉兰在谈话过程中顺带提了欠陈达公钱的事，录音完全符合法律要求，其形成时间是2014年10月20日。根据双方提交的还款银行流水记录，可以清楚看出2014年10月20日后王婉兰一方再也没有还过任何款项，所以一审法院判决是尊重事实的。3、王婉兰一方在一审中抗辩的理由是资产转让合同和收条的形成时间是2013年3月1日这一主张，但在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又否定了这一形成时间，相当于否定了自身的所有抗辩理由。在一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同意对资产转让协议借条、收条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双方选定了鉴定机构后，督办法官提出要鉴定需要双方提供同一支笔、同一天签订的文件做标样，但这种标样不可能存在，所以督办法官提出可以用鉴定机构的标样，陈达公一方同意，但王婉兰一方坚决不同意，所以司法鉴定无法完成，这些都有完整的笔录记录，所以无法鉴定不是陈达公一方的原因而是王婉兰一方不同意。4、通过审查本次股权转让的全部流水，审查总账能够清楚反映王婉兰一方尚欠转让款及利息的事实，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都向法庭提交了银行流水，而双方的银行流水是基本一致的，即王婉兰一方打出的款项和陈达公一方收到款项是一致的，从流水中可以非常清楚看出王婉兰一方在整个股权转让过程中实际支付款项是404.005万元，而整个股权转让款根据资产转让协议和借条可以计算出转让款和利息一共是591.8万元。根据总账清楚看出王婉兰一方还欠187.798万元，这与陈达公一方在一审中诉求吻合。王婉兰一方提出2013年3月1日后所还款项均是偿还200万元欠款的说法非常荒谬，因为2013年3月1日后所还款项是404.005万元，按其说法就多还了200多万元。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到底还了多少钱王婉兰一方有好几种说法，第一次说多还了48万元，后来又说多还了1万元，按流水的话又是多还了200多万元，银行流水非常清楚显示了还款事实。5、王婉兰一方对收条和借条采用双重标准，其强调355.8万元的收条，陈达公一方对该收条的内容也认可收到355.8万元，但具体的还款时间应该跟银行流水相对应。而王婉兰一方对200万元主张已经还款，但其提供不了收条，目前只有借条存在。如果用同一标准来衡量的话，若200万元确实王婉兰一方已经偿还，应当有200万元收条且借条应当收回；二、1、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无视法律程序，多次超时举证，企图混淆视听，在一审开庭后判决书下达前夕突然举证，没有合理的理由解释，法官对其进行了警告和罚款，对其超期举证的证据要求被上诉人质证，之后该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法官应上诉人要求给予了延期举证期限并下达了举证通知书，但在最后一次开庭即将结束的时候，上诉人突然又提出申请证人出庭，上诉人无视法律程序，所以一审法官不管是依据法律和情理都不应当同意其对法律程序的随意违背，且其向法庭阐述的要求证人出庭理由与本案基本事实没有关系，综上，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转让款及利息的事实证据确凿，一审法院判决正确且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中，就王婉兰与袁玉亮之间电话通话问题，王婉兰当庭陈述“那是袁玉亮打给我的，王小勤是袁玉亮的侄子，我跟王小勤因为有官司，王小勤以前是陈达公的供销员，王小勤问我差不差陈达公的钱，我说还差200万元，这个电话是在我与王小勤打官司后形成的，是在2014年10月20日形成的，这是我跟王小勤要钱的手段。”
二审中，上诉人袁春华提出一审中其陈述为“2014年春节后一共给付原告54万多元”，原审笔录错误记录为“2014年春节前一共给付原告54万多元”。因原审法院未能提交该次庭审录像，本院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袁春华的陈述为“2014年春节后一共给付原告54万多元”。
二审中，对于涉讼借条、收条、《资产转让协议》是否同一天形成，王婉兰当庭陈述“收条、借条与资产转让协议形成的时间是同一天。”针对《资产转让协议》中的第一部分355.8万元王婉兰等人如何向陈达公、夏凤琴支付，王婉兰二审陈述“120多万元是现金还的，这120多万元中的其中100万打到陈达公卡里的，20多万元是现金给他的，这120多万元都是在2013年春节前给陈达公的，355.8万元中其余部分是2013年3月1号以后陆续给的，2013年3月初给了九十几万元，剩余的是2013年3月中旬给了135多万元的承兑汇票。”
二审中，上诉人袁春华、王婉兰、袁城申请证人刘某、钱某出庭作证，拟证明2013年3月的某一天陈达公、夏凤琴为资产协议中的第二批200万元的安全，要求袁城提供自有房屋对该债务进行抵押，袁城到了泰州市姜堰区公证处，该公证处的刘某说一套房屋无法抵押，从另一方面证明截至2013年3月办理公证时袁春华、王婉兰、袁城仅欠陈达公、夏凤琴200万元。王宝才出庭作证，其主要内容为“我在姜堰公证处工作，2013年春节以后、农历二月份左右双方当事人到我们公证处去咨询办理抵押还款公证，审查以后抵押人只有一套住房，所以我们公证处没有受理。”证人钱某出庭证言“2013年春节后，大概3月底我去公证处汤建国办事时遇到刘某。刘某跟我说袁城的担保不好办，因为只有一套房子，但袁城的父亲袁春华还有一套房子，刘某让我帮忙帮他们想办法过户，一起过到袁城名下。当时陈达公和王婉兰都是一起在公证处的，就在公证处这天上诉人中的具体哪个人我不记得了，在公证处门口说让我帮忙；隔了几天我请了两个朋友共四人王婉兰、规划局支部书记、房管处主任、到房屋所在管辖地溱潼镇去找马所长，但因为房屋土地属性是集体土地，所以没有办成。”刘某当庭补充作证“我没有帮当事人想办法如何操作，也没有让钱某想任何办法。”袁春华、王婉兰、袁城质证认为，上述证人证言是事实；被上诉人陈达公、夏凤琴质证认为证言证言相互矛盾。本院认为，因证人刘某与钱某内容相互矛盾，且对于办理公证的具体时间仅凭两证人口述而无相关证据佐证，故两证人的证言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依法不予采纳。
二审中，双方事人均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原审法院于2015年9月7日开庭审理时，针对讼争《资产转让协议》、借条、收条的形成时间，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当庭共同陈述“是的。是同一天形成的。我们可以肯定是3月上旬，大概是3月1日过后几天。不会超过3月10日。”2015年9月8日，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共同向原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载明“……2、资产转让协议、借条、收条虽记载时间均为2013年3月1日，但不是同一天出具。”
2015年5月15日，王婉兰一方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陈达公、夏凤琴诉袁春华、王婉兰、袁城资产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被告方已付款明细单》载明“……综合以上，已付款数额减去应付款数额，得出被告已经超付48.59万元……”2015年9月6日，王婉兰一方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民事答辩状》载明“……综合以上，已付款数额减去应付款数额，得出被告实际超付13650元……”对此，王婉兰一方于2015年9月7日开庭时当庭解释“……被告方先后两次在数额上提出了不同意见，是因为原被告双方转账次数较多，数额巨大，前后时间较长，被告单位没有建立完整的财务管理制度，才导致了对几年前发生的转账数额含糊不清……”。
二审查明的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二审中当庭陈述，王婉兰一方在一审中提交的《陈达公、夏凤琴诉袁春华、王婉兰、袁城资产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被告方已付款明细单》、《民事答辩状》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陈达公、夏凤琴与袁春华、王婉兰、袁城之间签署了落款日期为2013年3月1日的《资产转让协议》、借条、收条，该《资产转让协议》、借条、收条除了落款日期以外的内容均系陈达公、夏凤琴与袁春华、王婉兰、袁城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资产转让协议》、借条、收条中除落款日期以外的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
根据《资产转让协议》第二、三项的约定内容可知，袁春华、王婉兰、袁城应共向陈达公、夏凤琴支付555.8万元，其中于2013年3月1日当日或此日之前应交付第一批款项355.8万元，余款200万元再分两次即分别于2014年春节前支付100万元及相应利息、于2015年春节前支付100万元及相应利息。现陈达公、夏凤琴主张王婉兰一方就余款200万元尚有部分款项未能支付；王婉兰一方则主张己方已于2013年4月10日起陆续付款，不但全部履行包含此200万元在内的555.8万元还存在超付款行为，故己方不欠陈达公、夏凤琴款项。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且均向法院提交了相应证据以证明己方主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对此，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分析：
第一、因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资产转让协议》与收条、借条的实际形成时间并非为落款时间而是在2013年3月1日以后某日，但对具体哪一天双方各执一词，而根据王婉兰一方的当庭陈述即“双方转账次数较多，数额巨大，前后时间较长，被告单位没有建立完整的财务管理制度”内容，故从逻辑上分析本案不能依据王婉兰一方提交的自2013年4月10日至2014年7月30日期间的银行汇款凭证就简单认定王婉兰一方此期间的还款完全偿还资产转让协议中款项；特别是在王婉兰提交的《陈达公、夏凤琴诉袁春华、王婉兰、袁城资产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被告方已付款明细单》与《民事答辩状》两者结论相互矛盾且财务不清、双方又无共同确认的手续的情况下，更不能简单根据王婉兰自己在《民事答辩状》中的计算方式来确定200万元已经偿还。
第二、王婉兰二审陈述，截至2013年3月1日，其并未向陈达公、夏凤琴全部履行完毕第一批款项355.8万元，而是在2013年3月份共计偿还陈达公、夏凤琴此批款项中的225万元（90多万元＋135万﹥225万元）以上；王婉兰一方在《民事答辩状》中载明此时其还欠陈达公、夏凤琴第二批款项本息236万元、另其于2013年7月向陈达公借款25万元。结合王婉兰的二审陈述及一审《民事答辩状》从逻辑上可知，自2013年3月1日起王婉兰一方共欠陈达公一方款项合计486万元以上；而王婉兰一方所提交的证据中即银行转账凭证仅证明其自2013年4月10日起共偿还404.005万元，明显小于486万元。
第三、王婉兰一方在二审陈述及一审《民事答辩状》中主张其于2013年4月10日共向陈达公、夏凤琴支付402.6462万中，其中有1416462元系帮助陈达公、夏凤琴兑现第一批款项中的承兑汇票款。因王婉兰一方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向陈达公、夏凤琴支付第一批款项355.8万元中特别是2013年3月份所支付的225万元以上款项中含承兑汇票具金额及现金数额分别为多少，现陈达公、夏凤琴予以否认仅认可90多万元，故根据王婉兰一方现有证据，无法确定其所主张的1416462元与第一批款项355.8万元有何种关联性，也无法确定王婉兰一方在2013年3月份到底向陈达公一方如何支付款项以及款项具体数额。
第四、对于王婉兰与袁玉亮之间的电话录音，一审中王婉兰对此质证时仅提出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录音，对该证据合法性有异议，对其真实性并未明确提出异议。根据王婉兰的二审当庭陈述，应当认定该录音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方式取得，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应予认定。根据该录音资料，可以认定截至2014年10月20日时王婉兰确认自己已经就《资产转让协议》中第二批200万元款项仅支付了30万元本金、25万元利息（26万元利钱）、尚欠陈达公170万元本金及利息。二审中，王婉兰仅以“这是我跟王小勤要钱的手段”为由否认录音内容的真实性，明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第五、原审法院于2015年4月23日开庭时询问“资产转让协议签订后，你方合计向原告支付了多少款项”，袁春华当庭陈述“2014年春节后（原审记录为“2014年春节前”）一共给付原告54万多元。具体金额要看账目。54万多元都是本金”。1、根据该笔录的前后文的意思，应当认定袁春华一审当庭确认自己在资产协议签订后于2014年春节后偿还54多万元；对于2014年春节前袁春华、王婉兰或袁城偿还给陈达公、夏凤琴等人的款项，袁春华并未主张系偿还资产协议中的200万元款项。2、袁春华所主张的“2014年春节后一共给付原告54万多元”与其在一审所交证据显示2014年春节后汇款记录大致一致。3、袁春华陈述的金额总数54万元与2014年10月20日王婉兰与袁玉亮之间的通过话中的金额总数55万元（或56万元）高度相吻合。
第六、王婉兰一方在一审、二审庭审中，多次对己方的陈述包括《资产转让协议》、借条、收条三者是否同一天形成、超付数额等内容前后陈述或表述相互矛盾，且变更的内容亦无相应证据佐证，故王婉兰一方陈述等证据存在矛盾之处。
综上分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应当认定陈达公、夏凤琴的主张即王婉兰一方尚欠《资产转让协议》中余款具有高度可能性；王婉兰、袁春华、袁城的主张即其已全部偿还《资产转让协议》中555.8万元且超出偿还13650元，因其陈述或证据前后矛盾，且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证明，依法不予采信。
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所提交证据及当庭陈述，认定王婉兰、袁春华、袁城尚欠陈达公、夏凤琴148万元，该数据虽与上述分析存在一定差异，但原审判决对王婉兰一方有利，而不利一方当事人陈达公、夏凤琴虽提出异议却并未就此提出上诉，故本院从有利于王婉兰一方利益的角度予以维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王婉兰、袁春华、袁城提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088元，由上诉人王婉兰、袁春华、袁城承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继元
审 判 员 丁万志
代理审判员 黄方林
二〇一六年三月九日
书 记 员 曹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