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5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叔华。
委托代理人姜伟芳，上海市东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凌云（曾用名赵凌云）。
委托代理人许光宇，上海城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玉燕。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伟燕。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海燕。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伟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庆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叔荣。
上诉人黄宝珍、赵叔华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9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黄宝珍于2014年5月14日报死亡。本院于2014年6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黄宝珍与已故的甲是夫妻关系，赵玉燕、赵伟燕、赵海燕、赵伟明、赵庆元、赵叔荣、赵叔华均是甲和黄宝珍的子女，郑凌云系赵伟明的女儿。甲于2009年7月去世。
1994年8月，甲原承租的上海市乙路25号房屋动迁。当时郑凌云及其父母在广东，但郑凌云的户籍已经迁至被拆迁房屋内，亦属安置对象。上述房屋拆迁安置人口为9人，包括甲、黄宝珍、郑凌云、赵叔荣一家三口、赵叔华一家三口，郑凌云与黄宝珍、甲共同分得上海市某区丙路81弄13号404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建筑面积为60.56平方米，当时为公有住房，赵叔荣一家、赵叔华一家均另行分配房屋。在确定房屋分配方案后，1994年8月14日，甲、黄宝珍与赵伟明在赵玉燕家中协商系争房屋买卖之事，约定由赵伟明为郑凌云买下系争房屋，甲、黄宝珍可在系争房屋永久居住，并由甲写下《协议书》一份，内容为：我户居住乙路25号，现迁至罗山新村2室1厅内，因我女儿之女赵凌云现落实知青子女回沪政策，与我们同住，我们是监护人，今后我们的新居使用权属于赵凌云，房改后由赵凌云承继产权，今后赵伟明尽孝敬父母之责。在该份协议上，甲、黄宝珍作为立据人签名，赵伟明作为代理人签名，赵玉燕作为证明人签名。协议签订后至当年12月29日，赵伟明共给付甲夫妻约人民币13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其中在签订协议后约一周内给付现金约10.5万元，在1994年11月24日直接汇给甲5，000元，12月28日、29日通过汇给赵伟燕转交2万元，甲夫妻从中给了赵叔华3万元。系争房屋取得后，由甲承租。
1995年1月6日，甲夫妻签订购买公有住房委托书，并由甲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合同，买下系争房屋的产权，支出购房款19，568元，产权登记在甲名下。此外，赵伟明与甲夫妻还口头达成在甲夫妻百年之后再办理产权过户的约定。在签订协议后、购买产权之前，甲夫妻的个别子女对甲夫妻卖房有意见，但甲夫妻未予理睬。之后，甲夫妻的部分子女仍对甲夫妻卖房有意见，赵伟明亦曾为要求甲夫妻去公证买卖之事与甲夫妻产生矛盾，赵海燕为此曾出面劝解甲夫妻和赵伟明。
2004年，甲夫妻立下公证遗嘱，嘱系争房屋中属于本人的份额在本人去世后由赵叔华继承。甲去世后，郑凌云要求黄宝珍等办理系争房屋的过户手续，遭除赵伟明之外的其他人的拒绝。在协商未果后，郑凌云于2012年10月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系争房屋归郑凌云所有，后以考虑当事人之间系亲属关系，为避免矛盾激化为由撤诉。2013年7月，郑凌云和赵伟明又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宝珍等协助办理系争房屋的过户手续，后又以赵伟明的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参加审理为由撤诉（赵伟明身患癌症）。2014年1月，赵叔华向法院起诉，要求按甲的遗嘱继承系争房屋。
系争房屋取得后，甲夫妻于1994年10月入住，并一直在内居住。1995年8月左右，郑凌云来沪与甲夫妻共同生活了约2年。买下房屋产权后，赵伟明一直资助甲夫妻钱财。郑凌云表示同意黄宝珍在系争房屋内居住至去世。
原审审理中，郑凌云起诉请求确认系争房屋归郑凌云所有。黄宝珍、赵玉燕、赵伟燕、赵海燕、赵庆元、赵叔荣、赵叔华均辩称：不同意郑凌云的诉讼请求。赵伟明辩称：同意郑凌云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进行分析认定如下：
郑凌云所提供甲夫妻与赵伟明签订的《协议书》、甲所写的《证明》、甲的3封信件、1994年的5张汇款凭证、赵海燕的信件、录音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并与诸学范、赵叔伟的证词相印证，而黄宝珍等所提供的甲所写的字条、遗嘱的内容中关于协议受欺骗所写、证明受赵伟明逼迫所写均系甲一人之词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郑凌云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优于黄宝珍等所提供的甲后来所写的字条的证明力，原审对于郑凌云所提供的证据予以认定。
从拆迁安置协议、住房调配单、甲书写的《协议书》和《证明》、甲的信件、2.5万元的汇款凭证、购买产权的资料、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看出，甲夫妻与赵伟明之间就系争房屋之事的发展过程如下：在已经要确定取得但尚未正式取得系争房屋之前，甲夫妻与赵伟明于1994年8月14日签订《协议书》，明确系争房屋使用权归郑凌云，房改后产权归郑凌云承继；在写下该协议后约一周内赵伟明给付了甲夫妻约10.5万元（理由详后）；1994年9月20日甲写信给赵伟明，针对赵伟明来电询问甲是否要推翻约定一事，称有人参入进来要房，本人不肯反约，即使赵伟明要反约也不会还钱给赵伟明；赵伟明又于11月24日、12月28日和29日寄给甲夫妻2.5万元；在当年12月28日、29日赵伟明寄出2万元后，甲夫妻花费近2万元买下系争房屋的产权；在买下产权后，甲写信给赵伟明告知已买下产权，让赵伟明勿念，之后甲写下因为赵伟明出资13万元所以系争房屋产权归郑凌云的《证明》（赵伟明在审理中称该证明并非1994年12月所写，因为1994年12月本人不在上海，而是1995年1月所写，从赵伟明完成出资的时间以及甲买下产权后给赵伟明写信的过程来看，赵伟明所称应该属实）。从整个过程来看，双方签订《协议书》、赵伟明付款、甲买下产权并告知赵伟明、甲出具《证明》是一个自然、完整的过程，书写《协议书》、收取钱款、书写《证明》完全体现了当事人的自愿，不存在欺骗、逼迫的情形，赵海燕写给赵伟明的信件也清楚地显示了甲夫妻当时完全是自愿的行为。至于赵海燕辩称其写给赵伟明的信件是其根据赵伟明的来信所写、其对所写的有关内容不知情的说法，从其写信原因和信件内容来看，明显与事实不符。从赵海燕的信件内容可以看出，当时赵海燕从站在中间、公正的立场劝导协议双方当事人，所写信件的内容应当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的，应予采信。郑凌云所提供的书证和录音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甲夫妻与赵伟明之间就系争房屋所发生之事已经全家皆知，证人诸学范作为赵庆元当时的丈夫知晓此事正常。赵叔伟是甲夫妻关系较近的亲属，赵叔伟所作的陈述是片断的，其也如实说明了不知买卖之事，只知换房之事，与郑凌云提供的其他证据相印证。上述两位证人的证词的主要内容与书证相印证，具有可信性。
至于甲后来所写的关于因赵伟明欺骗、逼迫内容的字条和“遗嘱”，其中所写的受赵伟明欺骗、逼迫的内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违反常理，不具有可信性，原审不予采信。从甲写给赵伟明的信件来看，其思路清晰，表达准确，完全反映了其真实的想法，在有子女提出意见时，其明确表示不同意反约。在签订《协议书》后的短短四个月内，赵伟明就给了甲夫妻约13万元，按当时上海的房价水平，这笔钱基本相当于系争房屋当时的价格水平，赵伟明完全可以以此13万元在上海另购房屋，所谓当时赵伟明以今后回沪无钱购房立足的说法来欺骗甲夫妻，与赵伟明拿出13万元的行为完全相矛盾，欺骗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赵叔华称3万元中的1.5万元是赵伟明资助，如其所说属实，1.5万元在当时也是一笔很大的数额，赵伟明既有大额钱财资助他人，又何必去骗取父母的房产。甲在“遗嘱”中称因赵伟明以哭相逼而写下字条，如果证明的内容不是客观事实，甲仅仅因为赵伟明在其面前哭泣就写下赵伟明出资13万元并对系争房屋的产权进行处理，显然不可信。赵海燕写给赵伟明的信中的内容明确讲了部分子女对于当初协商时没有经过他们而有意见，“伟燕的意见，一、过去的事没通过她，而且由于伟明买这房子，造成现在老三要买房子，二、过去因为买房子没有通过她，所以今后过户问题她也不签字。那天她给我打电话也就是讲此事……”“父母为了你这房子不知受了多少气”，黄宝珍在录音中称“我为你老四的事，十几年了提心吊胆的”，甲所写的字条“以免我因你而受气，家人都说我不开家庭会议，自作主张把房子遗留给外孙女，我们6个子女都反对我的不公，我也是受你骗做错了事，特此更正以平公愤。”从上述内容来看，由于当初达成协议时没有征求除赵玉燕之外的子女的意见，部分子女一直对甲夫妻有意见，导致了甲夫妻巨大的思想压力。而且从甲所写字条来看，甲的这几份字条中确有部分内容照抄或照他人之口述所写的痕迹，如第二张字条“我们6个子女都反对我的不公”中的“我们6个子女”显然是以子女的口气说的，“□□以前写给赵伟明的任何纸条都作废”之中的两个表示需空两格的□□，表明写字条之前拟有草稿。从上可以看出，甲极有可能是因为遭受了很大的思想压力才写下前述字条，在写下字条后又不向赵伟明出示，却由黄宝珍等人掌握，其中关于欺骗、逼迫的内容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不具有可信性。
关于甲夫妻收取赵伟明钱款的数额的认定。首先甲出具了赵伟明出资13万元的《证明》，而该证明内容又得到了赵海燕的信件、黄宝珍的录音谈话证实。赵海燕在信中称黄宝珍讲收到赵伟明8万，加上装修算2万，购买空调、家具算2万，共12万，此处还未包括购买产权前邮寄的2万元。黄宝珍在录音中很明确称“12万加买空调，13万不到，”赵伟明针对此说指出还有买产权的2万（赵伟明本人多次称包括装修款在内不止出资13万）。另外，甲写给赵伟明的信中称装修花去2万多，甲的信件虽然没有讲到家具、空调的费用，但该项费用也有可能超过2万。综合几方的说法，甲出具的关于赵伟明出资13万元的内容是真实的，赵伟明所述第一次给了现金8万元，第二次给了现金2.5万元是可信的，因为之后赵伟明回了广东，再通过邮寄汇款2.5万元。从甲的《证明》、黄宝珍在录音中陈述的收到钱款的数额以及赵海燕在信件中所讲“妈讲一共拿你8万元，其中给叔华3万元，给我1万元，她只剩4万元”可以看出，赵玉燕等七人仅认可黄宝珍收到5万元、给赵叔华的3万元是赵伟明直接给付的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至于赵伟明通过赵伟燕转交的2万元，已经得到赵伟燕的确认，2万元的金额在当时是大额的钱款，在寄出2万元后就买下了产权，黄宝珍否认收到该2万元的抗辩意见，并不可信。至于赵玉燕等人所述赵伟明给付的钱款是孝敬甲夫妻的钱款之说，即使如黄宝珍所说第一次只收到5万元，以当时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来论，这是一笔巨大的钱款，子女一次性支付如此一笔巨大的钱款孝敬父母几无可能，即使置于当今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5万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所谓的孝敬钱款显然不合当时的实际。郑凌云当时也不在上海生活，照顾费用也无从谈起。
关于对买卖事实的认定。甲所写的《协议书》中确实没有出现买卖的字样，内容非常简单，缺乏通常买卖合同应有的基本条款，现赵玉燕等七人主张该协议是遗嘱或遗赠，理由也在于该协议未明确是买卖，而是使用了“承继”一词。对于甲夫妻当时的真实意思究竟是卖房还是立遗嘱或遗赠，显然无法也不能单凭甲所写的《协议书》得出结论，而是应当从《协议书》所使用的词句出发，结合当事人之后的行为和相关证据，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予以判断。首先，甲写下的是“协议书”，并非“遗嘱”或“赠与书”。如果是遗嘱或赠与，只需甲夫妻写给赵伟明即可，无需赵伟明以“代理人”的身份签字。其次，从《协议书》本身的内容来看，协议使用的“承继”一词，不符合继承的本义。继承是指被继承人的财产在被继承人去世后转归继承人所有，继承的基本条件是“被继承人去世”。一般人如果立遗嘱，通常会采用“去世后”、“百年后”、“死后”等词语来表示，而且一般人能够理解继承的含义，如果是立遗嘱确定由某人继承遗产的话，使用“继承”一词无疑更符合一般人的认知。而《协议书》中明确房改后的产权归郑凌云“承继”，“承继”的时间点为“房改”，根本不同于继承的条件，此处的“承继”一词的含义，显然有别于“继承”的含义，甲之所以要使用“承继”一词而不使用一般人常用的“继承”一词，应该是为了区别于“继承”，这与黄宝珍等提供的甲所写字条上的“房产承继证明”中的“产权房划归赵叔华所有承继”这一内容的意思是相同的，在这份字条中，甲还特别在“承继”二字之前加上“所有”二字予以说明。赵玉燕等七人所说当时赵伟明以将来回沪无房立足欺骗父母，导致父母答应将房屋送给他们，明显不合常理，理由已在前阐述。正如有的子女所说，“父母是喜欢儿子的”，甲夫妻没有理由把房屋给郑凌云继承，何况当时赵伟明、郑凌云并不与甲夫妻共同生活，郑凌云年仅十三岁，甲夫妻在当时表示要将房屋以后留给郑凌云，于情于理均无法解释，更何况还当着赵玉燕的面说送房给郑凌云。第三，赵伟明在签订《协议书》后四个月内给付了甲夫妻约13万元，即使不考虑郑凌云本人也是安置对象的因素，该价格也基本符合当时系争房屋的市场价格水平，显然，赵伟明支付上述钱款是基于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的“使用权归赵凌云”、“房改后由赵凌云承继产权”的内容，是对郑凌云取得“使用权”和房改后“产权”所支付的对价。而继承也好，遗赠也罢，均无需支付对价。即使是遗赠扶养协议，也通常是明确今后扶养的长期而具体的义务，断无一经签订协议就由“继承人”一次性支付巨额钱款之理。第四，甲所写《证明》明确了因为赵伟明出资了13万元，所以系争房屋的产权归郑凌云所有，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了双方之间等价交换的交易关系。第五，赵海燕写给赵伟明的信件中，通篇都是讲的因赵伟明购买系争房屋导致家庭矛盾的事情，使用的都是买卖的词句，也表明了系争房屋是赵伟明家的意思，如“现在没有人与你争”，“你现在把房子卖掉也能卖到18万，你并不吃亏”。如果甲夫妻所写的《协议书》是遗嘱，是要将房屋今后留给郑凌云继承，彼时房屋尚且是甲夫妻的，何来赵伟明有权卖房之说。再者甲夫妻在世，只需表示房屋今后不送给郑凌云即可，无需为此打电话给赵海燕，赵海燕也无需从中调解。在录音中，黄宝珍虽然推脱说“没人说卖给你，谁说要卖给你”、“老爸又没有答应给你房子啊”，“哪里有签字？”、“你的目的是要买，但是老爸没有答应你买”，但其也明确知道赵伟明是要买房，“你要房子呀”、“你是要买”，在赵伟明问“既然不卖房，为什么收钱”时无言以对，多处的谈话内容暗含了当时是赵伟明买房的意思，如“他们讲他们的道理，原先也没有通过他们”、“对的呀，我做父母的还没怨她呐，她反而来反对”、“买房子的时候的事就别说了”，后来所说的“……说实在的，我为你老四的事，十几年了提心吊胆的”、“大块头提出来，可你为何要买呢，你可以不要的呀。”更是指明了是赵伟明买了房，黄宝珍收取赵伟明的巨额钱款是因为赵伟明买房，黄宝珍因其他子女有意见所以背负了十几年的思想压力。综上可知，甲夫妻与赵伟明所签《协议书》就是双方买卖房屋的协议，该协议与双方的行为、甲出具的《证明》构成了买卖合同的内容。当时上海刚实施不久的关于出售公有住房暂行办法规定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公房的产权，因此系争房屋的产权只能以甲或黄宝珍的名义购买，在“房改后由赵凌云承继产权”，即指产权买下后归郑凌云所有。
关于过户时间和甲夫妻的居住权的认定。郑凌云和赵伟明自认由于考虑到老人的顾虑，所以双方口头约定待两位老人百年之后再办理过户，赵海燕写信给赵伟明的原因即赵伟明因要甲夫妻去公证买卖之事而与黄宝珍发生争吵以及信件中的“伟燕的意见……过去买房子没有通过她，所以今后过户问题她也不签字”，“你们当时的协定也是要等两老百年之后要拿房子的，你们夫妻双方都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你是否现在房子要，又不愿意和老的一起住”，“你现在用不着急吼吼的，妈已经讲到这句话了，二位老人不会一起去世的，等过去一位再办也来得及”，“当然作为你们认为已花了不少的钱，最好能够落实一下，免得节外生枝，我已经和你讲过了，我已和老爸谈了公证的事，做了他的思想工作，而且赵玉燕也做好老爸的思想工作，此事也基本上定了下来，你为何还要去和妈吵呢？”等内容印证了郑凌云和赵伟明的说法。从双方达成的待甲夫妻去世后再办理过户的约定、赵海燕信中所写“买房与父母一起住”、甲夫妻一直居住于系争房屋的事实以及郑凌云和赵伟明在诉讼以来一直的态度来看，买卖双方也达成了甲夫妻在系争房屋享有永久居住权的一致意见。
原审认为，赵伟明代郑凌云购买系争房屋，与甲夫妻达成书面和口头协议，约定系争房屋转产之前的使用权归郑凌云，转产之后的产权归郑凌云，赵伟明为此向甲夫妻支付了对价。由于政策限制未成年人购买公房产权，因此购买系争房屋的产权以甲的名义进行，但根据双方的协议，甲只是代郑凌云持有产权，房屋的产权实际应归郑凌云所有。甲夫妻与赵伟明代郑凌云进行的买卖行为虽然规避了当时的公房出售政策，但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任何人的合法利益，故就当时系争房屋仅有使用权、甲无处分权，因而协议无效的抗辩意见，原审不予采纳。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甲后来所写下的关于本人写给赵伟明的有关字条作废的意思表示是其单方行为，对赵伟明和郑凌云不具有效力。甲夫妻立下遗嘱处理已经属于郑凌云的房屋，侵害了郑凌云的利益，属无效行为。从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黄宝珍等人在买卖发生后均已经知道系争房屋买卖之事，至少在1997年赵海燕写信给赵伟明之前均已经明知，却在几次诉讼中均声称不知买卖之事，均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尤其是作为卖方当事人之一的黄宝珍，作为买卖中间人的赵玉燕，作为曾经调解买卖双方纠纷的当事人赵海燕，更为严重。虽然双方在买卖之时达成待甲夫妻去世之后再办理过户的约定，基于黄宝珍等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侵害郑凌云利益的行为，恐今后过户可能又起纷争，又基于郑凌云同意黄宝珍在系争房屋居住至去世，现办理系争房屋的产权过户不影响黄宝珍应有的权利，现郑凌云要求确认系争房屋归其所有，原审予以支持，同时为免除黄宝珍的顾虑，确定黄宝珍在系争房屋的居住权。至于部分当事人称赵伟明未尽赡养之责之说，赵伟明既让甲夫妻永久居于系争房屋，也一直向甲夫妻资助钱财，上述说法缺乏根据，亦与本案的处理无关。
原审法院审理后于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作出判决：一、上海市某区丙路81弄13号404室房屋归郑凌云所有；二、黄宝珍在上海市某区丙路81弄13号404室房屋内享有永久居住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700元，减半收取计7，350元，由黄宝珍、赵玉燕、赵伟燕、赵海燕、赵庆元、赵叔荣、赵叔华共同负担。
判决后，赵叔华不服，上诉于本院称：就系争房屋，郑凌云与黄宝珍夫妇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关系，而是附条件的赠与，签订《协议书》时，系争房屋尚未取得，即使取得也是使用权房，不可能存在买卖协议，且该协议上也没有房屋价格、交房时间、过户时间、违约责任等内容，不具备买卖协议的要件。赵伟明当时在外地，在上海没有房屋居住，甲夫妇因同情女儿，故同意让郑凌云居住系争房屋一段时间，郑凌云主张的13万元钱款，甲夫妇根本没有收到，其收到的5万元，也是赵伟明孝敬父母的，所以涉案《协议书》系附条件的赠与。1995年，甲以自己的工龄，加上支付的19，568元购房款将系争房屋购买为产权房，相应的购房合同、发票、产权证均在甲夫妇处，从未交与他人，甲夫妇已于2004年将系争房屋赠与给赵叔华，其对郑凌云的赠与事实上已被撤销，系争房屋之所有权应归属赵叔华所有，故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郑凌云原审中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郑凌云辩称：郑凌云自始就对系争房屋享有相应的权利，1994年郑凌云的母亲赵伟明出资13万元买断了系争房屋的使用权及今后购买为产权房后的所有权，因系争房屋购买为产权房时，郑凌云尚未成年，故将产权登记在甲名下，实际上是甲代郑凌云持有产权。郑凌云提供的证据，已能够证明赵伟明实际支付了13万元购房款。系争房屋之产权之所以未及时过户至郑凌云名下，乃是考虑甲夫妇的感情，待甲夫妇百年后再办理相应的过户手续。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赵玉燕、赵伟燕、赵海燕、赵庆元、赵叔荣均辩称：同意赵叔华的上诉意见和上诉请求。甲夫妇与郑凌云就系争房屋并不存在买卖关系，双方系附条件的赠与，后甲夫妇撤销了该赠与并将系争房屋之产权赠与赵叔华，系争房屋之产权应归赵叔华所有。
被上诉人赵伟明辩称：同意郑凌云的答辩意见。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甲、黄宝珍、郑凌云均系乙路25号房屋拆迁之被安置人口，且均为系争房屋之新配房人员，故甲、黄宝珍、郑凌云均对系争房屋享有占有使用之权利。1994年8月14日，甲夫妇立据、赵伟明代理签字、赵玉燕见证的《协议书》明确约定，系争房屋使用权归郑凌云，房改后由郑凌云承继产权。此后，甲出具《证明》再次明确系争房屋之产权归郑凌云所有，且明确原因系郑凌云之母赵伟明出资13万元。黄宝珍虽表示仅收到5万元，且系赵伟明孝敬父母的钱款，但结合当事人间往来信件、黄宝珍的录音等证据，同时又考虑到上述事件均发生于1990年代，本院认为，虽然郑凌云并未提供其支付13万元钱款的全部转账凭证，但其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支付13万元款项事实的存在。且此时系争房屋性质为公房，按照当时之规定，可以购买为产权房。综合上述因素来看，甲、黄宝珍、郑凌云在获配系争房屋后，又签订《协议书》，此后赵伟明支付给甲夫妇相应的款项，故《协议书》的性质乃是甲、黄宝珍、郑凌云对系争房屋之居住使用权及之后购买为产权房后的产权归属所作的约定，即赵伟明代郑凌云支付甲夫妇一定钱款，由郑凌云获得系争房屋之居住使用权及购买为产权房后之产权。甲、黄宝珍、郑凌云均应恪守该约定。1995年系争房屋购买为产权房时，郑凌云尚未成年，依照政策规定，不得登记为产权人，此后系争房屋之产权虽登记在甲名下，但并不影响甲、黄宝珍、郑凌云之间对系争房屋产权所作之内部约定，故系争房屋之产权应归郑凌云所有。甲夫妇于2004年所作之遗嘱，系处分了郑凌云的财产，未经郑凌云同意，应属无效，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赵叔华抗辩称《协议书》系附条件的赠与，后甲夫妇将系争房屋赠与赵叔华，实际上是撤销了该《协议书》。对于该协议是否为附条件之赠与，原审对此已作详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本院亦认为无法认定《协议书》系附条件赠与。赵叔华又抗辩称《证明》系甲受胁迫所写，但其未提供甲受胁迫事实存在的证据，赵叔华的该项抗辩，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此后甲书写的字条，首先赵叔华并无证据证明上述字条送达郑凌云，也没有证据证明郑凌云知晓上述字条的内容，字条系书写人单方意思表示，对郑凌云不产生约束力。同时，正如原审所分析，上述字条的某些细节，如“我们六个子女都反对我的不公”等异于正常书写习惯的内容，可反映出书写人在出具上述字条时之内心压力及存在照抄或者按照他人陈述书写之不得已，故对上述字条之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判定系争房屋产权归郑凌云所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鉴于黄宝珍于二审审理中已报死亡，故判定黄宝珍对系争房屋享有永久居住权的内容应予撤销。赵叔华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91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91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350元，由赵玉燕、赵伟燕、赵海燕、赵庆元、赵叔荣、赵叔华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700元，由上诉人赵叔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 依
代理审判员 娄 永
代理审判员 蒋庆琨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许 晶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