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绍商终字第11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文君。
委托代理人：骆倩。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少行。
委托代理人：杨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诸暨国银针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应承书。
委托代理人：张国银，成年。
委托代理人：赵洁。
上诉人陈文君与被上诉人郭少行、诸暨国银针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银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诸暨市人民法院（2014）绍诸商初字第24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黄叶青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陆卫东、代理审判员薛飞飞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郭少行作为跟单员，与国银公司联系洽谈袜子购销业务，后国银公司与陈文君签订购销合同一份，购销合同由国银公司打印形成，供方为国银公司，需方为陈文君、郭少行，合同约定需方通过诸暨韵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韵健公司）下单给供方，由供方供应不同规格型号的袜子共计647232双，总金额为1168525.44元，交货时间为2013年12月5日，需方通过韵健公司付3万元定金，交货后由供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给需方指定的进出口公司，60天内付清余款，余款通过进出口公司支付，若需方指定的进出口公司未按时支付，则由需方通过个人支付；合同还约定了质量要求、交货地点方式、运费负担、违约责任等内容。合同下方的供方栏盖有国银公司的公章，需方栏由陈文君签字确认。郭少行在签订购销合同时在场，但其未在合同上签字确认。韵健公司向国银公司支付定金3万元。国银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供应袜子。后韵健公司又向国银公司代付货款104316.60元，陈文君向国银公司支付货款3万元，余款1004208.84元至今未付。国银公司经催讨未果，诉至原审法院，要求陈文君、郭少行支付余欠货款。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国银公司主张与陈文君、郭少行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陈文君认可其与国银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而郭少行对此予以否认。现国银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等证据仅能证明其与陈文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不能证明与郭少行之间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国银公司认为陈文君和郭少行之间系合作关系，由郭少行与国银公司联系下单，郭少行否认与陈文君存在合作或合伙关系，陈文君对此也未作出肯定的陈述，故国银公司主张陈文君和郭少行系合伙关系，与该两当事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不予认定。根据现有证据认定国银公司与陈文君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确认有效。国银公司已按约交付货物，陈文君作为买受人理应按约支付货款。陈文君尚欠国银公司货款1004208.84元，予以认定。对国银公司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国银公司要求郭少行共同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陈文君支付国银公司货款1004208.84元，并支付自2014年7月28日起至该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限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国银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人陈文君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采信证据不当。国银公司原审中提供的购销合同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首先，该购销合同是在2014年5月份国银公司强迫陈文君补签的，而非合同载明的2013年10月15日，属于不正当手段取得，内容不真实。其次，补签购销合同时，国银公司已发货完毕，未收到货款。国银公司和郭少行均明知国外客户资金困难，实际已无支付货款的能力。国银公司要求补签购销合同是为诉讼做准备。而郭少行为逃避自己的付款责任才没有在合同上签字。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陈文君与郭少行之间系合作关系，应一同承担向国银公司付款的责任。首先，自2013年两人开始合作一直分工明确，陈文君负责联系客户，郭少行负责国内跟单，跟单员只是一种工作划分，不能以此简单认定其受雇于陈文君。其次，陈文君与郭少行之间的收益关系明确，属于共同经营合作模式下的收益关系。本案中郭少行的收益为货款总金额116万余元与开票给韵健公司140余万元的差价（已包括每双袜子5分的收益），陈文君的收益为国外客户的价格和140多万余元的差价。两者收益部分应缴纳的增值税各自承担。这种收益模式属合作关系收益模式。郭少行抗辩所称其为受雇佣的跟单员，收入按每双袜子五分计算，不符合行业一般标准。本地市场只有效益极好的大型企业跟单员才有提成，其提成仅为每双2厘到3厘。再次，陈文君与郭少行自2013年开始合作，到2014年开始筹备公司，于2014年5月成立诸暨易霖贸易有限公司，陈文君出资51%，郭少行出资49%。虽然公司成立于本案讼争买卖关系发生之后，但成立公司系两者之间合作关系的延续。故陈文君与郭少行之间应为合作而非雇佣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郭少行与陈文君共同承担向国银公司支付货款的责任。
被上诉人郭少行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关于陈文君提出的原审法院采信证据不当的问题。双方之间订立的购销合同是认定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充分有效证据。从形式上看该购销合同上写了陈文君和郭少行的名字，但没有郭少行的签字，故本案合同双方为陈文君和国银公司，与郭少行无关。从合同履行来看，讼争购销合同也与郭少行无关。原审两次开庭，陈文君均未要求郭少行承担责任。陈文君原审中明确陈述签订合同时三当事人均在场，但郭少行没有签字。另外，与第三方之间签订相关协议包括税收协议均由陈文君完成，能够印证郭少行并非本案涉案合同的相对方。二、关于陈文君提出的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的问题。本案发生于2013年，这是陈文君第一次要求郭少行去帮忙，之后双方有投资关系，但不能改变双方在2014年1月开始合作的事实。陈文君提到的收益不属实，实际上涉案的袜子是70万双左右，郭少行大概有35000元左右的报酬。代理公司出面与国银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中的140万与110万的差价，还有退税相应的40万元，均是陈文君所有。综上，陈文君要求郭少行承担付款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被上诉人国银公司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购销合同作为证据正确。陈文君认可与国银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也认可应当承当支付相应货款的义务。二、陈文君与郭少行之间是合作关系，该点从二者分工上可以看出，陈文君与郭少行应共同承担付款责任。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于郭少行是否应当与陈文君共同承担付款责任。一方面，陈文君主张其与郭少行之间系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郭少行也不予认可。加之，陈文君在二审中就与郭少行的关系陈述到，本案中国银公司未要求垫资，考虑到联系客户要有很多的前期投入，之后“就要求换一种合作方式，两人利益平分，风险也共担”，该表述可印证本案中两者之间的关系与之后的合作关系有所不同。并且，陈文君与郭少行之间的关系也属其内部关系。另一方面，本案能直接证明讼争买卖合同关系的书面证据为原审中国银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该购销合同虽系事后补签，但三当事人均认可该购销合同签订时三当事人均在场，需方虽载明“陈文君郭少行”，但郭少行未在需方处签字确认，故该购销合同仅能证明讼争买卖关系发生在国银公司与陈文君之间。国银公司或陈文君也未能提供其他有力证据证明郭少行系合同相对方。因此，陈文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47元，由上诉人陈文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叶青
审 判 员 陆卫东
代理审判员 薛飞飞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裘青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