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91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平阳路258号3048室。
法定代表人：王海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新，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新，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崔伟，男，汉族，1962年10月24日出生，住上海市闵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晨，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益公司）与被上诉人崔伟因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海益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驳回被上诉人崔伟的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本案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应当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一审不应将与本案无关的上海XX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与闵行区XX事务所签订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包干协议书》作为本案认定事实。闵行区征地事务所与虹桥镇政府签订的《上海市国家建设用地土地费委托包干协议书》不应在本案中予以认定。闵房地[2004]228号房屋拆迁裁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性，且一审对该裁决书的真实性未作审查，更未进行实质性审查。
原判对闵房地[2004]228号房屋拆迁裁决书的效力认定不具备管辖权基础，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签署《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的XX办公室不具备法人资格，不具备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被上诉人提供的该补偿安置协议为无效的虚假合同，一审不应予以认定。本案不存在经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征收房屋补偿方案，被上诉人所有的房屋根本不在任何经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征收房屋补偿方案的征收范围之内。无签约资格的被上诉人与虹桥镇动拆迁办公室，未经上诉人同意，擅自处分了上诉人所有的房屋。
原判程序严重违法，上诉人并非适格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合同相对方才是本案的适格上诉人。原判并未向上诉人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等材料。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一再主张物权，应另案起诉，而不应在本案中处理。
被上诉人崔伟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的宅基地房屋系在集体土地上，目前该土地已经办到了上诉人的大产证上，上诉人应当进行补偿。我方从未放弃权利，也已经履行了交房义务。
崔伟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判令海益公司将位于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的房屋过户登记至崔伟名下，并向崔伟交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11月4日由上海XX公司作为甲方、闵行区XX事务所作为乙方签订闵土征协（94）字第130号《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包干协议书》一份，协议载明海联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等四单位联建“海联新村”征地，经市政府沪府土征994)第216号文批准，征用XX镇XX村XX队土地106.757亩，撤销该队建制。根据市政府沪府发（87）第58号文、沪府（94）第60令精神，对本项目征地，由乙方负责征地费包干，现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一、征地费包干内容：在甲方征地范围内涉及土地、青苗、农田设施、村办企业、宅基内财产等，经甲、乙双方及市、乡有关部门实地核查数量，按市有关补偿标准及协商一致的补偿方法由甲方支付给乙方各项补偿费；三、征地费总金额：本项目征地费总金额为20,648,502.62元，其中2%管理费190,264.70元、0.6%劳力管理费63,996.60元，2%不可预见费150,909.75元、0.6%劳力不可预见费63,996.60元，总金额扣除菜地建设费、垦复基金、粮油补差后，实际支付给乙方18,680,755.12元，付清上述补偿费后不再承担其他经济责任；四、征地费支付及交地：1、甲方在签约前已预付给乙方5,000,000元，已付虹桥镇政府8,223,650元，应再付5,457,105.12元。甲方应本协议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3,457,105.12元，其余2,000,000元94年12月10日前付清；2、甲方已经使用空地，宅基地另行协商；五、其他问题：征地范围内宅基地农居民，由甲方负责动迁、安置公房。协议末尾甲方处加盖了上海XX公司的公章，乙方处加盖了闵行区XX事务所的公章，上海市土地管理局征地事务部作为鉴证单位加盖印章进行鉴证。
1994年11月25日由闵行区XX事务所作为甲方、由上海市闵行区虹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虹桥镇政府）作为乙方签订《上海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费委托包干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甲方与上海XX公司的海联新村建设项目根据沪府发（1987）第58号《上海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费包干使用办法》通知之规定于1994年11月4日签订上土征协（94）第130号征地费包干协议书共7条款。为了加快建设单位用地速度，确保集体、个人在被征地范围内财物得到既合法又合情合理地补偿。据此，现将征地费包干使用需改建等补偿有关项目涉及到的费用委托乙方实施。管理费按照市、区、乡三级管理部门分配；系数甲、乙方有共同享受的权利，同时必须按分成比例承担各方义务。征地、青苗、民房、集体房等补偿费合计4,987,937.47元，甲方根据建设单位付款日期及时付给乙方；乙方应得的包干系数和管理费待征地动迁等工作完毕后再付。
另查明，2004年7月16日上海市闵行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所出具的闵房地【2004】228号房屋拆迁裁决书中载明：申请人：上海XX有限公司、被申请人崔某1户；被申请人崔某1户住XX镇XX村XX路XX号，常住人口为8人。户口户主：崔某1；户口户主：唐某、子：崔伟；户口户主：崔某2、钦某；女儿：崔某3。崔伟妻子雷某及儿子本处无户口。最终裁决结果载明：一、申请人按《上海市个体工商户营业用房拆迁安置补偿办法》第四条规定将居住房屋和营业用房分开安置被申请人，安置房屋地址：本市XX路XX弄XX号XX室，建筑面积为99.01平方米；XX路XX弄XX号XX室，建筑面积为83.40平方米；营业用房安置在本市XX路XX弄XX号，建筑面积为65.20平方米。合计建筑面积为247.61平方米；……。四、被申请人在接到本裁决书后二十天内搬离原址。嗣后该份行政裁决书的申请人及被申请人均未针对该行政裁决提出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由崔伟作为乙方，案外人上海市XX办公室XX办作为甲方签订《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一、乙方所有的房屋坐落在XX镇XX村XX路XX号，居住房屋建筑面积81.40平方米；五、甲方共计应向乙方支付货币补偿款503,512.50元；六、乙方选择产权房屋调换方式补偿，甲方提供现房安置乙方，房屋坐落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建筑面积99.01平方米，总价415,842元。
再查明，坐落于本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登记的产权人为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另再查明，上海XX公司变更企业名称为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针对以上事实，崔伟向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7年12月1日崔伟与XX办签订的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一份，证明崔伟的宅基地及地上房屋位于XX镇XX村XX路XX号，出于海益公司的拆迁范围内，属于被拆迁人。崔伟选择的拆迁补偿安置方式为产权房屋调换形式，崔伟安置的房屋位于本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建筑面积为99.01平方米，故崔伟作为被拆迁人有权取得系争房屋。
2、涉案房屋的房地产登记簿一份，证明涉案房屋登记在海益公司名下。
3、海益公司的企业工商信息一份，证明海益公司将企业名称由上海XX公司变更为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2004年7月16日房屋拆迁裁决书一份、2004年9月15日行政裁定书一份、2004年11月12日行政裁定书一份，一中院生效裁定之后，已经产生了法律效力，系争房屋物权已经发生变动，现不应该属于海益公司。
5、上海XX公司与闵行区XX事务所签订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包干协议书一份、闵行区征地事务所与虹桥镇政府签订的上海市国家征用土地费委托包干协议书一份，证明海益公司在进行项目动迁时候明确了安置房屋的义务是海益公司，之前的行政裁决书裁决的结果也是房屋应该是崔伟的，明确了安置房物权的变更。
海益公司对崔伟所提供的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这是崔伟提供和案外人签订的合同，海益公司不是合同的相对方，故海益公司不认可协议的真实性，而且协议上的XX办的公章和案外人一贯使用的公章不一致。该安置补偿协议适用新政应该有征收的依据，本案的安置协议完全没有基本的法律依据，该协议中擅自处分了海益公司的财产，故对真实性不认可，故对该份安置协议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崔伟和案外人签署的协议擅自将海益公司所有的财产进行处分，侵害了海益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该协议无效。崔伟提供了无效的协议，不能构成崔伟应当享有任何请求权的基础。崔伟提供的协议，明知甲方是案外人，乙方是崔伟，这样的协议不应该将海益公司列为被告进行诉讼，没有法律关系，构成恶意诉讼；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对于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海益公司有任何履行房产变更登记的义务，恰好证明了房屋登记在海益公司名下，属于海益公司的财产，海益公司与崔伟没有达成协议，是崔伟和案外人达成的协议，构成了侵权行为；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海益公司名称的确进行过变更；对证据4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于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裁决并未确定被申请人无条件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该裁决确定的是被申请人按期履行裁决的搬迁义务时，申请人方以涉案房屋安置被申请人，且该裁决的被申请人亦不是崔伟；对于该行政裁决书和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裁决的被申请人不是崔伟，本案案由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为民事诉讼案件，并非行政诉讼案件，该行政裁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性；在本民事诉讼案件中对于行政裁决书作出任何解释、认定和履行都是超出民事诉讼的范围，是违法超越管辖权限的；对证据5的征用土地包干协议书认为，经查看原件后崔伟向海益公司递送的复印件和原件不一致，原件第三页签署页的甲方是上海XX公司和闵行区XX事务所，增加的第四页中1994年11月25日甲方为闵行区XX事务所，乙方是虹桥乡人民政府的一页，海益公司仅认可复印件首页至第三页的甲方是上海XX公司，乙方是闵行区XX事务所的形式上的真实性，对于崔伟的证明对象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整个协议不能证明涉案房屋归崔伟所有，不能达到其证明对象；该合同是征用土地协议不是拆迁安置协议，征用土地在前，拆迁安置在后，征用土地跟拆迁补偿没有关联性，本协议第五条第一款约定动迁安置是海益公司负责，不存在其他第三方来承担动迁安置的职权和义务，也不存在第三方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权利；对于证据委托包干协议书认为，对证据真实不认可，双方均不是合同的相对方，海益公司不知道有委托包干协议书，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即使有征地的委托，并不涉及动迁安置的委托。
海益公司针对其上述辩称，向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面积说明一份，该份说明加盖了虹桥镇政府的公章以及XX办的公章，但是与崔伟提供的安置补偿协议的公章不一致；
2、拆迁补偿费汇总表一份，该份汇总表中的虹桥镇拆迁办的公章和证据1中的虹桥镇拆迁办的公章一致，但是与崔伟提供补偿安置协议中的公章不一致；
3、房屋拆迁许可证一份，证明拆迁人为海益公司，拆迁实施单位是进行自行拆迁，即拆迁实施单位是海益公司，没有任何第三方拆迁单位，即没有任何第三方有资格签订拆迁补偿协议；
4、延长二期基地房屋拆迁期限的批复一份，拆迁期限延长至2005年9月30日，此后的时间节点海益公司没有任何的资格签订任何一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更何况是其他第三方签订安置补偿协议。
崔伟对海益公司所提供的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2真实性不认可，是否是XX办的公章，法院可以去进行核实；对证据3、4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依据物权法的规定，本案的行政裁决和行政诉讼均已生效，涉案房屋的物权已经发生了物权变动的效力，对于拆迁期限是否过期没有法律上的时间影响。
一审法院结合崔伟、海益公司对证据的举证及质证意见，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继而认定崔伟、海益公司所提供的上述证据均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有：1、海益公司作为申请人向闵行区房地局所提出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的效力认定；2、崔伟与案外人XX办所签订的《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的协议效力认定。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崔伟作为申请人就其与崔某1户之间就房屋拆迁安置纠纷，向闵行区房地局提出了房屋拆迁的裁决申请，闵行区房地局在履行相应法律程序之后，于2004年7月16日作出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书。该份裁决书中在海益公司以及崔某1户之间设立了民事法律关系，即由海益公司向崔某1户提供相应的安置房屋，并且向崔某1户支付相应的安置房价款及停产损失补偿等一系列的经济补偿，同时也给崔某1户规定了搬离宅基地的义务。首先，行政裁决是行政主体依职权或当事人的请求，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相关的特定民事经济争议进行的处理，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行为。而所裁处的纠纷是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其次，行政裁决在法律效果上具有强制性。行政裁决是一种行政主体实施的公务行为，它由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依法代表国家实现国家所规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因而它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再次，行政裁决是一种能够直接引起法律效果的行为，即行政裁决的核心内容是在民事争议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设定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即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因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经过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后，便会在当事人之间确立起一种新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状态。即便是错误的，但非因法定程序或法律许可的方式，任何人，包括双方当事人，行政机关以及人民法院等都不能够任意改变，这是由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决定的。而在当事人接受裁决结果的情况下，意味着当事人同意行政主体的纠纷解决方案，纠纷在此得到了解决，行政裁决就不会进入诉讼阶段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而当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则意味着在当事人原有纠纷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争议，即不服行政主体行政裁决的争议，即当事人与行政机关的行政纠纷。纵观本案的历史背景，可以得知，作为该份行政裁决的当事人均未对该份行政裁决提出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进而对行政裁决本身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审查确认。故足以说明该份行政裁决书在崔某1户与海益公司之间所确立的民事权利义务合法有效。即海益公司理应按照行政裁决书所裁决的结果，其应履行向崔某1户提供裁决书所载的安置房屋的法律强制义务。而结合崔伟提供的海益公司与闵行区XX事务所之间的征地包干协议约定的内容，也可以得知海益公司本身也是负有提供安置房的合同义务。故法院认为该份生效的行政裁决书对于海益公司与崔某1户之间所确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依然合法有效，行政裁决书的当事人主体理应按照行政裁决书的要求履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该份行政裁决书对于双方当事人具有强制执行力。虽然崔某1户事实上于2017年11月才实际完成涉案宅基地房屋的搬离交接手续，但是在行政裁决作出直至崔某1户的实际搬离，作为崔某1户该民事权利主体而言，其也是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维权过程，即使崔某1户直至2017年11月才完成宅基地房屋的搬迁义务，但是逾期搬迁的行为并未对海益公司的房地产开发建设构成实质性的影响，故海益公司仍负有向崔某1户提供裁决书所载的安置房的强制义务。
其次，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由于崔某1已死亡，崔伟作为崔某1的继承人，同时也是裁决书所确定的安置对象之一，故崔伟作为安置对象之一，同时作为崔某1的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了崔某1的动迁安置利益。崔某1的继承人以及各安置对象之间达成相应的一致意见，确定崔伟作为该份补偿安置协议签约主体，符合各继承人以及安置对象的共同利益。而XX办作为闵行区虹桥镇政府的内设机构，同时结合海益公司与闵行区XX事务所的包干协议书以及闵行区征地事务所与虹桥镇政府之间的委托包干协议书，虽然海益公司是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实施单位，但是基于上述包干协议及委托包干协议书，足以说明虹桥镇政府接受闵行区XX事务所的转委托之后具体实施了相应的征地行为。而崔某1户作为该征用土地的范围内的宅基地户之一，在崔伟经历了多年维权之后，由虹桥镇政府内设机构的XX办与崔伟落实行政裁决书所载的具体拆迁安置房，并以拆迁安置协议的形式具体确定行政裁决书所载的民事权利义务并无不当，XX办的行为是代表虹桥镇政府实施的委托包干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受托行为，该受托行为最终的法律后果应由征地包干协议中的委托方即本案的海益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何况基于上述行政裁决书的效力认定以及包干协议书的合同约定，海益公司本身就负有向崔某1户提供拆迁安置房的法律强制义务以及提供安置房的合同义务，故在崔伟与XX办签订拆迁安置协议，进而明确确定了具体拆迁安置房的协议前提下，海益公司作为目前涉案房屋的产权人，理应基于上述强制义务及合同义务，履行向崔伟实际交付房屋，并完成涉案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法律强制义务。海益公司于本案中所提出的崔伟与案外人XX办所签订协议存在虚假诉讼，恶意侵占海益公司财产的辩称，显然有违上述强制义务，且该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法院对海益公司所提出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审理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于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判决：一、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崔伟办理坐落于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登记所产生的税费按相关法律规定各自承担；二、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坐落于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交付给崔伟。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025元，由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3，《情况说明》三份，证明从1999年动迁开始，崔家就拒绝评估、拒绝价格鉴定，即使已经出了行政裁决，崔家也并未动迁；证据4-8，海联新村规划变更及与崔家位置对比的《委托函》及《报告书》各一份、1994年及2004年海联新村总平面图各一份、1994年海联新村用地红线图一份，证明由于崔家拒绝拆迁，导致上诉人对规划进行了调整，向西侧进行了退让，崔家并未纳入海联花苑的规划和建设范围；证据9-10，沪土用（闵府土）字（95）第000176号上海市建设用地许可证及（2004）沪府土书字第0034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各一份，证明系争地块的开发期限至2005年3月届满，已无再行开发或利用的可能；证据11，沪规竣（2005）00050614N00358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一份，证明海联花苑已经在2005年6月8日实际建设竣工；证据12-14，闵房地拆许字（99）第02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一份、闵房地拆延（2005）51号关于XX苑XX基地房屋拆迁期限的请示一份、沪房地资拆批（2005）1621号关于同意XX苑XX基地房地拆迁期限的批复一份，证明自1999年动迁开始，延期到2005年9月30日届满，之后上诉人依法不得再进行拆迁补偿工作；证据15-16，《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两份及《拆房协议书》四份，证明系争地块上的拆迁户都是直接与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并由上诉人进行拆除。上诉人从未委托第三方对系争地块上的房屋进行拆除和补偿工作。对比可见被上诉人与虹桥镇拆迁办签订的《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与证据15的安置协议在各方面均不一样；证据17-18，听证通知书一份及房屋拆迁强制执行申请书一份，证明闵房地[2004]228号行政裁决书作出后，闵行房地局曾举行对崔某1户申请强制执行的听证会，其后上诉人提起了对崔某1户强制执行的申请，但崔某1户拒绝承认该行政裁决，并抗拒强制执行，最终未能执行。但虹桥镇政府对崔家大面积的违法建筑开始整治，并陆续进行了拆除；证据19-24，关于拆除违章建筑的通知一份、闵府办发（2016）27号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四类沿线”“五违”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一份、闵府办发（2016）49号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五违”整治相关工作事项的通知一份、（2018）沪东证经字第12945、13541号公证书各一份、系争房屋2017年12月25日、26日的照片三张，证明崔家建筑被列为“五违四必”的整治对象，违章建筑在2017年12月25日最终拆除；证据25，系争地块2018年6月13日、17日的照片四张，证明系争地块现状。
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并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3，情况说明是存在的，被上诉人确实拒绝签收估价报告，对估价报告亦不认可，被上诉人确实和拆迁队发生了冲突；证据4-8，不认可上诉人委托的咨询机构的资质，不能证明系被上诉人的原因导致规划变更；证据9-14，被上诉人不否认土地已经纳入开发规划，但不能得出上诉人的证明结论；证据15-16，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和被上诉人的有区别，被上诉人的是因为行政裁决要求支付，而不是安置协议；证据17-18，程序最终没有执行，但是否终止不清楚；证据19-24，确实有部分违章建筑也有张贴领导人头像，但系争房屋与拆违无关。被上诉人与XX办明确了各拿一套房屋后，就自行搬离了物品，拆违的情况不清楚；证据25，没有异议，具体不清楚，房屋肯定已经被拆除。
本院经审核，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上述证据材料待证事实或非本案必要事实或不具有佐证待证事实之证明力，本院均不再采纳并形成本案查明事实。
被上诉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本案被拆迁房屋所在土地包括在海联花园的大产证范围内。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拆迁安置补偿已经有闵房地[2004]228号房屋拆迁裁决书作出裁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未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该行政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均应遵照执行。被上诉人亦在该行政裁决书中被列明为被拆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户主崔某1去世的情况下，崔某1之继承人及各安置对象间达成一致，由被上诉人作为安置补偿协议签约主体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作为原告向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基于该行政裁决形成的民事权利，主体适格，并无不妥。
上诉人主张因其并非《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不应作为本案被告。对此本院认为，XX办与被上诉人签订该补偿安置协议系为了实现上诉人与闵行区XX事务所签订的闵征协（94）字第130号《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包干协议书》的履行，补偿安置协议仅系本案房屋动拆迁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非唯一依据，闵行区征地事务所与虹桥镇政府签订的《上海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费委托包干协议书》亦可与之形成完整证据链以证明本案法律关系及其履行事实，故对于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主张系争房屋所谓的拆除系由于拆违而非动拆迁，但一、二审中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且即便存在部分违章建筑一并拆除，显然不能否认本案原有宅基地上的合法房屋拆迁事实。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能支持。本院注意到，双方在庭审中确认系争土地确实在其开发建设的海联花苑大产证范围内，虽系争房屋在拆迁过程中进程缓慢，历时多年，但被上诉人客观上已然搬离了房屋，上诉人应向其交付拆迁安置房并过户至被上诉人名下。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叶振军
审判员 蒋辉霞
审判员 刘 佳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郭圣达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