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10民终25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春英，女，197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仟德，男，194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正云，女，194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甲，男，2003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
法定代理人：邓春英（系何某甲母），女，197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乙，女，1997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丙，女，2006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
法定代理人：邓春英（系何某丙之母），女，197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永丰乡龙内村竹园组。
以上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彰科，湖南邓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汝城县人民医院，住所地湖南省汝城县。
法定代表人：袁永春，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闽泉，男，该医院门诊部主任。
上诉人邓春英、何仟德、张正云、何某甲、何某乙、何某丙（以下简称邓春英等6人）因与上诉人汝城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汝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6）湘1026民初1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春英及邓春英等6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彰科，上诉人汝城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闽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春英等6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增加赔偿款47.408057万元。事实和理由：何辅洲婚后长期在广东清远市务工生活近20年，事故前虽回汝城，但也是在汝城县城居住工作，何辅洲的相关损失应按城镇居民收入标准计算。汝城医院一个简单的手术就要了何辅洲的命，其应全额赔偿邓春英等6人损失75.790283万元，而一审判决按农村居民收入标准计算何辅洲的损失，且只判80%，是不公正的判决。
汝城医院辩称，何辅洲是农村户口，事故前一直在住院，没有工作。邓春英等6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何辅洲在城镇工作居住，相关损失应按农村居民收入标准计算。请二审驳回邓春英等6人的上诉请求。
汝城医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邓春英等6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汝城医院在一审开庭时提交了汝城县社会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该记录有邓春英等人的签字，邓春英等6人对该证据无异议，一审也予以认定。该证据明确记载：1、汝城医院告知邓春英等人，要求进行尸检以查明死因，且愿意承担尸检费用；2、调解委员会也多次告知何辅洲家属7日内必须至汝城卫计局申请尸检，并告知如超过时间，一切后果自负。一审无视该证据的法律效力，认定汝城医院未告知邓春英等人申请尸检的权利，属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汝城医院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属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程序违法。汝城医院提交了要求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申请书，要求对汝城医院的诊疗过程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但一审未予采纳，剥夺了汝城医院的举证权利。
邓春英等6人辩称，一、汝城医院告知了邓春英可以对何辅洲进行尸检，但其没有组织尸检。二、何辅洲在汝城医院死亡，汝城医院应告诉家属死亡的原因，尸检是汝城医院的义务，何辅洲家属的义务只是同意并签字，而邓春英等6人同意进行尸检。三、汝城医院申请医疗事故鉴定，一审法院组织了司法鉴定，并选定了鉴定机构，因何辅洲的死因无法查明，不能鉴定，法院的程序不违法。请二审驳回汝城医院的上诉请求。
邓春英等6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汝城医院赔偿各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78.4872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2016年12月8日，邓春英等6人的近亲属何辅洲到汝城医院就诊，门诊以“腹痛查因”到医院外一科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腹痛查因：肠梗阻？；2、肠梗阻术后；3、肾功能不全：双侧上尿路结石取石术后；4、痛风；5、原发性高血压？诊疗计划：（1）完善相关检查；（2）抗炎、解痉止痛、对症治疗；（3）示腹痛变化调整治疗；（4）必要时手术治疗。何辅洲住院治疗7天后仍无好转，汝城医院决定对何辅洲进行手术治疗，在手术前汝城医院对何辅洲进行了相关检查，告知手术风险并要求其家属签字。2016年12月17日上午10时何辅洲被推进手术室，在全麻下进行“剖腹探查、肠粘连松解、部分回肠切吻合、肠排列术”，整个手术过程顺利，何辅洲于15：30发现脉搏：133次/分，血氧饱和度无数据，血压：61/32mmhg，随着听诊无心音，汝城医院医务人员立即对何辅洲进行胸外心脏按压，人工呼吸等抢救1个小时，但仍无心跳恢复，下午5时30分汝城医院宣布何辅洲死亡。
二、一审中，邓春英等6人于2017年3月7日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对汝城县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过错或差错”进行司法鉴定。2017年5月3日，一审法院委托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湘雅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回复称，“经初步审阅有关材料，因患者死亡后未行尸体解剖，死亡原因不明，故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五）项‘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或者鉴定能力的’规定，不予受理”。2017年6月21日一审法院司法技术室以“因患者死亡原因不明，无法获取必要的鉴定资料”为由，依照《湖南省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第四十条（一）、（五）项之规定，终止对外委托。
三、何辅洲于2016年12月17日死亡，邓春英是其妻子；被扶养人有：父亲何仟德，母亲张正云，儿子何港，长女何婷，次女何某丙。事发后，汝城医院在2017年2月13日支付邓春英等6人安葬费用5万元。
另查明，邓春英等6人在诉讼中提出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各项损失按2017年新标准计算，但未明确提出赔偿项目金额，未补交增加诉讼请求部分的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何辅洲于2016年12月17日因“腹痛查因”到汝城医院住院治疗，双方形成医患关系。本案争议焦点有：一、汝城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责任划分；二、邓春英等6人损失的认定。
一、关于汝城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责任划分。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汝城医院没有就其诊疗行为无过错完成举证责任，应当对邓春英等6人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的规定，死者近亲属的法定义务是“同意并签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患者就医后死亡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争议，医疗机构未及时要求进行尸检，致使诊疗行为有无过错或者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无法认定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相应不利的诉讼后果”及第二款“医疗机构要求进行尸检，并告知患者一方不进行尸检的风险，患者一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拖延进行尸检，致使诊疗行为有无过错或者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无法认定的，患者一方应当承担相应不利的诉讼后果”的规定，对患者就医后死亡不能确定死因，医疗机构应及时要求进行尸检，并告知患者一方不进行尸检的风险。根据湖南省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的回复函，本案无法做出司法鉴定的原因是由于未做尸检，进而导致无法确定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对于未做尸检的原因，汝城医院辩称已告知患者家属在患者死亡七日内到卫计局申请进行尸检，医方无法单独启动尸检程序。而邓春英等6人则称由于医方未书面告知患者家属对死亡原因不明可以申请尸检。汝城医院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向患者家属告知了申请尸检的权利及邓春英等6人（患者家属）拒绝尸检的证据，因未做尸检进而导致未能做出鉴定的责任在汝城医院（医方），汝城医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承担本案相应的赔偿责任。汝城医院提交的病例资料，病例中有姓名记载为“李建军”检查报告单的差错或有病例记载不全等情况，可以证明汝城医院具有一定的过错。结合患者何辅洲自身疾病的特征及手术具有风险性后果等因素。认定何辅洲死亡后所造成的损失由汝城医院承担80%的赔偿责任，由何辅洲本人承担20%的责任。
二、关于邓春英等6人损失的认定。
1、死亡赔偿金为11930元/年×20年=238600元。邓春英等6人主张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31284元/年）计算，因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何辅洲经常居住地在城镇或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对邓春英等6人的该主张不予支持，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
2、丧葬费：邓春英等6人主张丧葬费26944.5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可；
3、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4、被抚养人生活费88583.33元：其中父亲何仟德（77周岁）14173.33元，母亲张正云（68周岁）38976.66元，儿子何港（14周岁）10630元，次女何某丙（11周岁）24803.33元[计算方式，因被扶养人有4人，年赔偿总额累计超过了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4人前5年的生活费之和超过人均消费性支出10630元，经分段计算，前4年（被扶养人的人数为4人）的生活费为4年×10630元/年=42520元；第4年至5年（被扶养人的人数为3人）的生活费为1年×10630元/年=10630元；张正云的生活费还有7年，应为：7年×10630元/年÷3=24803.33元；何某丙的生活费还有2年，应为：2年×10630元/年÷2=1063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为88583.33元；
5、交通费，根据实际发生费用，酌定150元。
邓春英等6人的上述经济损失合计为404277.83元。邓春英等6人主张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及事故处理误工费等，因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佐证，且护理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系患者何辅洲正常医疗死亡前应当自行支出的费用，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因此，汝城医院应赔偿邓春英等6人总损失的80%为323422.26元，扣除已支付5万元，汝城医院尚应支付邓春英等6人损失273422.26元。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汝城县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邓春英、何仟德、张正云、何港、何婷、何某丙因近亲属何辅洲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共计273422.26元；二、驳回原告邓春英、何仟德、张正云、何港、何婷、何某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49元，由被告汝城县人民医院负担9319元，由原告邓春英、何仟德、张正云、何港、何婷、何某丙负担2330元。”
本院二审期间，邓春英等6人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居住证明，拟证明何辅洲在汝城县城居住的情况；证据二、务工收入证明，拟证明何辅洲生前在城镇居住工作的情况。汝城医院质证认为，证据一不是新证据，是个人出具的证明，不能采信；证据二不能证明何辅洲在哪里务工，也没有劳动合同证明，何辅洲身体不好，其家里的农田由他人耕种也正常，该证据不能采信。
汝城医院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关于申请尸体解剖的报告，拟证明尸检要患者家属申请；证据二、对邓春英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已告知邓春英要尸检并同意。邓春英等6人质证认为，证据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卫计局没有申请的表格，只是他人申请的报告。证据二不是新证据，该调查笔录只有第三页有邓春英的签名。邓春英同意对何辅洲进行尸检，但汝城医院没有申请尸检。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何辅洲死亡时44岁，属年富力强的壮年劳动力，依当前社会状况，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在外务工，收入来源城镇也是常识，且公安部门的户籍登记已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统称为居民户口。邓春英等6人提交的两份证据，结合一审中何学松、郭忠朋、何拥军、何战亮、张小林等人的出庭作证，能够证明何辅洲常年在外务工的事实，而汝城医院并未提交何辅洲务农的反证，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汝城医院提交的证据一是案外患者何彩华死亡后，其家属向汝城县卫计局申请尸体解剖的报告，不是格式报告；汝城医院也不能提交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行业规范，有规定患者死亡必须由其家属申请尸体解剖，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二能证明邓春英同意对何辅洲进行尸检，但没有明确必须由邓春英提出尸检申请，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庭审陈述，本院另查明：何辅洲生前常年在外务工，其主要收入来源为城镇务工收入。邓春英在汝城县社会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中，为查明何辅洲的死因，同意对何辅洲进行尸检。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当事人二审中的争议焦点问题是：一、何辅洲的死亡原因不能通过司法鉴定予以认定的责任在谁，一审划分当事人的责任是否正确；二、何辅洲的死亡赔偿金按农村居民收入标准计算是否正确，其他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是否应予支持；三、一审是否程序违法。
关于争议焦点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７日。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可以请法医病理学人员参加尸检，也可以委派代表观察尸检过程。拒绝或者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影响对死因判定的，由拒绝或者拖延的一方承担责任”。本案中，何辅洲在汝城医院的治疗中死亡，医患双方对何辅洲的死亡原因有争议，依法应当适时进行尸检，但因医患双方均未及时向汝城县卫计局提交尸检申请报告，致使何辅洲的死因不能查明，进而对汝城医院在治疗何辅洲中是否存在过错不能通过司法鉴定予以认定。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行业规范等，均没有明确规定患者死亡进行尸检需由哪方提出申请，在此情况下，为查明患者死亡的原因，医患双方应该都可以提出尸检申请，如医院提出尸检申请，死者近亲属应同意并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医疗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前述法律的规定，邓春英等6人有责任提交证据证明何辅洲在汝城医院的治疗中死亡，汝城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在治疗中有过错；汝城医院则有责任提交证据证明其医疗行为与何辅洲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在本案中，何辅洲没有及时进行尸检，其死因不能查明，汝城医院和邓春英等人均有责任，但汝城医院是医疗专业机构，日常处理医患纠纷较多，应有一定的经验，其理应知道不对何辅洲进行尸检，不能查明何辅洲死因的法律后果，汝城医院对此较邓春英具有更多的注意义务，在邓春英没有申请尸检的情况下，其应积极采取措施，促使对何辅洲进行尸检，没有证据证明邓春英明确拒绝尸检，汝城医院不能免责。综合考量本案双方对何辅洲没有及时进行尸检的不作为因素，以及何辅洲生前患有的疾病，本院将一审划定的赔偿责任比例调整为，由汝城医院对何辅洲死亡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经常工作居住地、工作收入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本案中，经庭审查明，何辅洲生前常年在外务工，其主要收入来源为城镇务工收入。何辅洲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常年在城镇务工，其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因此何辅洲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收入标准计算。何辅洲的死亡赔偿金为62.568万元（31284元/年×20年），比一审认定多38.708万元。何辅洲住院治疗期间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是何辅洲死亡之前正常治疗应承担的费用，应由邓春英等人自行承担。邓春英等6人的总损失为79.135783万元（一审认定40.427783万元＋二审多认定38.708万元），汝城医院对何辅洲死亡的损失承担70%赔偿责任为55.3950481万元（79.135783万元×70%），汝城医院已向邓春英支付5万元，其还应支付邓春英等6人赔偿款50.3950481万元（55.3950481万元－5万元）。
关于争议焦点三。汝城医院在2017年2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医疗纠纷技术鉴定申请书》，要求对其医疗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邓春英在2017年3月7日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申请书》，要求对汝城医院是否存在诊疗过错或差错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湘雅医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湘雅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以“何辅洲未行尸体解剖，死亡原因不明”为由，不予受理，一审法院终止对外委托鉴定。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的司法鉴定申请依法作出了处理，汝城医院认为一审法院没有采纳其鉴定申请，剥夺了其举证权利，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
另，一审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进行判决说理，经查，该“第十二条第一款”内容是前述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的条文，正式生效文本中已删除该“第十二条第一款”及“第二款”内容，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邓春英等6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汝城医院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6）湘1026民初1200号民事判决；
二、汝城县人民医院赔偿邓春英、何仟德、张正云、何港、何婷、何某丙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503950.481元，该赔偿款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
三、驳回邓春英、何仟德、张正云、何港、何婷、何某丙的其他上诉请求；
四、驳回汝城县人民医院的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649元，由邓春英、何仟德、张正云、何港、何婷、何某丙负担4149元，汝城县人民医院负担7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邓春英、何仟德、张正云、何港、何婷、何某丙预交5401元，由邓春英、何仟德、张正云、何港、何婷、何某丙负担2401元，汝城县人民医院负担3000元；汝城县人民医院预交8411元，由汝城县人民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惠铭
审 判 员 徐作顺
审 判 员 刘殳扬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日
法官助理 郝 敏
书 记 员 陈 诚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
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医疗机构主张不承担责任的，应当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等抗辩事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
（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４８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７日。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
尸检应当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的机构和病理解剖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承担尸检任务的机构和病理解剖专业技术人员有进行尸检的义务。
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可以请法医病理学人员参加尸检，也可以委派代表观察尸检过程。拒绝或者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影响对死因判定的，由拒绝或者拖延的一方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