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鄂民申376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潘响玲，女，汉族，1968年6月8日出生，住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少东，湖北中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北省黄冈市黄州矿山机械厂。
法定代表人：雷国涛，该厂厂长。
再审申请人潘响玲因与被申请人湖北省黄冈市黄州矿山机械厂（以下简称矿山机械厂）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11民终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潘响玲申请再审称，（一）原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一审判决以潘响玲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及仲裁时效为由，不作实体审理，迳行驳回其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人民政府2007年明确承诺在矿山机械厂拆迁补偿到位时一定解决职工的养老保险问题，矿山机械厂也明确承诺拆迁补偿到位时一定解决职工的养老保险问题。2014年8月湖北省黄冈市人民政府已经明确落实矿山机械厂搬迁事宜，开始拆迁并给予其土地置换和搬迁补偿；2.原二审判决认定潘响玲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法解决，而驳回其上诉，系适用法律错误。案涉79人分三类情形：第一类有17人，应当办理社会保险而没有办理，目前尚能够办理；第二类有44人，已经办理社会保险，矿山机械厂应当缴纳的保险费已经由该44人代缴；第三类有18人，应当办理社会保险而没有办理，且目前已经不能办理。第二、三类情形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二审一概以不属于法院主管而驳回潘响玲上诉，系适用法律错误。（二）二审法院违法剥夺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致使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未能参加诉讼。1.本案二审杨双喜代表77名上诉人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未向77名上诉人及其诉讼代表人杨双喜送达任何二审立案的法律文书；2.杨双喜等7名诉讼代表人委托律师向二审法院递交代理手续时，二审法院公然拒绝代理律师参加二审诉讼活动，致使77名上诉人、7名诉讼代表人、2名代理律师没有参加二审诉讼；3.二审法院迳行下判，并委托一审法院送达。（三）原一、二审法院违法剥夺当事人法定辩论权利。1.原一审法院违法剥夺当事人法定辩论权利。潘响玲在一审委托雷得安、杨双喜等7位诉讼代表人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从立案到开庭一直以集团诉讼的形式立案，立案通知书、开庭传票、判决书的送达均由杨双喜作为诉讼代表人签收，但一审判决却认定潘响玲的诉讼不属于集团诉讼，剥夺了雷得安、杨双喜等7位诉讼代表人的法定辩论权利；2.二审法院的前述行为既违法剥夺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也违法剥夺77名上诉人、7名诉讼代表人的法定辩论权利。综上，请求依法再审。
本院归纳本案焦点：原审是否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是否剥夺潘响玲及其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原审是否剥夺潘响玲的法定辩论权利。现评析如下：
一、关于原审是否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潘响玲的诉讼请求主要包括矿山机械厂为其办理养老保险，支付养老保险费用、医疗保险费以及最低生活保障金24000元。一审以潘响玲要求矿山机械厂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并支付养老保险费用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且其主张权利超过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审认定潘响玲关于矿山机械厂应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主张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认定潘响玲关于矿山机械厂支付最低生活保障金24000元的主张超过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均没有支持潘响玲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其一，关于人民法院的主管和管辖。本案涉及人民法院对民事纠纷的主管和管辖问题，有必要对相关概念予以厘清。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主管，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权限范围，主要解决人民法院和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在解决民事纠纷上的分工和权限问题；在明确案件由人民法院主管后，下一步就是要明确各级法院之间和同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即确定法院内部哪个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即法院管辖。
其二，关于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是否由人民法院主管。通常，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大部分劳动争议可由人民法院主管，即可以由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但也有例外，如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应当依法按时足额征收社会保险费，并将缴费情况定期告知用人单位和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可见，用人单位负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征收社会保险费属于社会保险费征收部门的法定职责，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即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之规定，只有在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况下，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方可受理。
其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条“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之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均属于我国社会保险的内容。基于上述认识，由于缴纳社会保险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二审没有支持潘响玲关于矿山机械厂为其办理养老保险，支付养老保险费用、医疗保险费的主张于法有据，潘响玲的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其四，本案与其他70余人关联案件系普通共同诉讼而非必要的共同诉讼，本案二审对此已经予以详细阐述，本院于此不赘。
其五，潘响玲申请再审称，案涉79人分三类情形：第一类有17人，应当办理社会保险而没有办理，目前尚能够办理；第二类有44人，已经办理社会保险，矿山机械厂应当缴纳的保险费已经由该44人代缴；第三类有18人，应当办理社会保险而没有办理，且目前已经不能办理。第二、三类情形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二审法院一概以不属于法院主管而驳回潘响玲上诉，系适用法律错误。对此本院认为，姑且不论潘响玲只能就本案二审判决申请再审、而不能就其他当事人的案件申请再审，即便潘响玲所称事由属实，该44人由于代缴保险费与矿山机械厂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宜在本案这一劳动纠纷案件中一并处理，该44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该18人也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之规定，另行要求矿山机械厂赔偿损失。本案二审根据不告不理原则，针对潘响玲的事实主张和诉讼请求逐一进行评判并无不当，潘响玲的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其六，关于潘响玲主张的最低生活保障金24000元。该项主张涉及诉讼时效及其中止、中断问题，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同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同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由于2007年矿山机械厂动员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时仅仅承诺办理相关保险，并没有涉及最低生活保障金方面的问题。潘响玲在2015年先后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诉讼，二审在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具有中止、中断情形的情况下，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明原则，不予支持其要求矿山机械厂支付最低生活保障金24000元的主张于法有据，潘响玲的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其七，基于上述分析，尽管本案一审对潘响玲要求矿山机械厂为其办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诉讼请求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予以驳回错误，但本案二审对此已经予以纠正。且根据诉讼法理，除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裁判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特别程序和小额诉讼程序除外）以及可以上诉的裁定，一经上诉，即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之规定，潘响玲不能对没有生效的一审判决申请再审。
其八，需要说明的是，潘响玲申请再审称，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人民政府2007年明确承诺在矿山机械厂拆迁补偿到位时一定解决职工的养老保险问题，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该项事实主张，且该项事实主张也不构成本案基本事实。
综上，潘响玲关于关于原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申请事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审是否剥夺潘响玲及其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潘响玲申请再审称，二审法院未向77名上诉人及其诉讼代表人杨双喜送达任何二审立案的法律文书；杨双喜等7名诉讼代表人委托律师向二审法院递交代理手续时，二审法院公然拒绝代理律师参加二审诉讼活动，致使77名上诉人、7名诉讼代表人、2名代理律师没有参加二审诉讼；二审法院迳行下判，并委托一审法院送达。故二审法院非法剥夺潘响玲及其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规定之情形。对此本院认为，其一，诉讼代表人，是指由人数众多的一方当事人推选出来，代表其利益实施诉讼行为的人。我国的诉讼代表人制度，以共同诉讼制度为基础，并吸收了诉讼代理制度的机能。其二，由于本案既不是必要共同诉讼，也不是普通共同诉讼，杨双喜在本案一、二审均不是诉讼代表人。故，即便上述再审申请事由属实，二审法院该行为也并无不当。其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之规定，二审法院委托一审法院送达生效裁判文书，并无不当。其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诉讼行为能力，是指当事人可以亲自实施诉讼行为，并通过自己行为，行使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的诉讼法上的资格。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是指意思表示能力欠缺，无法独立行使诉讼权利的人，通常是指未成年人、××患者、弱智或者痴呆病人。本案中，现有证据表明潘响玲既非无诉讼行为能力人，也参加了本案一、二审诉讼。故，潘响玲的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审是否剥夺潘响玲的法定辩论权利。潘响玲申请再审称，原一审法院违法剥夺当事人法定辩论权利。潘响玲在一审委托雷得安、杨双喜等7位诉讼代表人提起民事诉讼，一审判决却认定潘响玲的诉讼不属于集团诉讼，剥夺了雷得安、杨双喜等7位诉讼代表人的法定辩论权利；二审法院的前述行为既违法剥夺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也违法剥夺77名上诉人、7名诉讼代表人的法定辩论权利。对此本院认为，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法定再审事由。关于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规定，“原审开庭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九项规定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一）不允许当事人发表辩论意见的；（二）应当开庭审理而未开庭审理的；（三）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或者上诉状副本，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其他情形。”据此，即便潘响玲该项再审申请事由属实，原一、二审也不存在上述法定情形，潘响玲的该项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潘响玲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潘响玲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邢 勇
审 判 员 邬文俊
审 判 员 周 杏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胡 静
书 记 员 唐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