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2民终35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利忠，男，195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县。委托代理人王建轶，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韵录，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榜桢，男，1941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代理人王宗琦，上海喜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利忠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2016)沪0230民初10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榜桢与沈利忠存在银行资金往来关系。2015年11月19日、20日、24日及2015年12月9日，杨榜桢先后通过卡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银行卡向沈利忠卡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银行卡汇入人民币(以下币种均同)700,000元，后沈利忠将50,000元打还给杨榜桢账户上，杨榜桢实际汇给沈利忠650,000元。随后，沈利忠将650,000元分别汇给案外人徐某某、陈超、唐慧萍、周诗菊、许品花、吴桃英等6人。之后，双方就上述款项发生争议。杨榜桢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沈利忠偿还借款650,000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与否，通常以双方是否有借贷凭证及借贷合意为要件。但一方当事人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对方当事人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对方当事人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原审中，杨榜桢依据其提供的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沈利忠否定双方间借贷关系。沈利忠应就其提出的法律关系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现沈利忠表示，其将杨榜桢汇入的系争款项兑付给他人，乃为益钱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钱金融公司”)代为经手的行为，但对该种关系属于何种法律关系，沈利忠没有清楚表述，也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该公司就系争资金所达成的协议或类似材料。沈利忠仅凭口头表述进账银行卡保管在该公司处，不足以证明其提出的上述事实主张。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如果举证不能，应当对其主张事实不能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杨榜桢提供金融机构转账凭证后，其已完成了对双方之间借款合同关系存续的初步举证，而沈利忠的答辩及举证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除借贷关系以外的其他关系，故沈利忠就应承担不利的民事法律后果。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沈利忠获得杨榜桢打入的650,000元的事实，有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予以确认。沈利忠作为还款义务人，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故杨榜桢要求沈利忠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双方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约定还款时间，杨榜桢要求沈利忠支付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作出判决：一、沈利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杨榜桢借款本金650,000元；二、杨榜桢要求沈利忠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后，沈利忠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合意，通过被上诉人的账户转账的金额并非双方民间借贷的金额。第二，本案涉案款项是上诉人代益钱金融公司支付客户的职务行为。故要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请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杨榜桢辩称：本案是益钱金融公司居间介绍帮助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了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而并非益钱金融公司对客户的兑付行为。故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主要事实准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上诉人补充提供了七宝派出所的户籍摘录，以证明本案被上诉人杨榜桢是益钱金融公司法定代表人赵辉的岳父，故本案款项是其受赵辉指令委托支付的。上诉人同时提供《个人出借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以证明案外人徐某某与益钱金融公司存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法律关系，公司应当返还钱款给合同客户。对此，被上诉人表示，对户籍摘抄没有异议，但是该摘抄的内容具有滞后性，因为赵辉与杨榜桢之女已经离婚，此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即使存在上诉人所称的身份关系也不能推导出被上诉人支付钱款是益钱金融公司的行为。对《个人出借咨询与管理服务协议》的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合同上的公章是假的，对合同的存在与否也不清楚，这是由案外人苗黎明策划的欺诈行为。上诉人另申请证人周某某、施某某、徐某某到庭作证。周某某陈述，其系益钱金融公司崇明分公司的业务员。2015年11月或12月左右，因公司售出的一批理财产品到期客户拿不到钱，差不多是65万元，所以周某某、施某某与沈利忠就到公司要钱。当时赵辉接待，赵辉当时说会将钱款给他们，让他们继续做业务。平时客户钱款一般是直接打到益钱金融公司的账户。其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施某某陈述，上诉人是益钱金融公司崇明分公司的负责人，其不认识被上诉人。本案的65万元是客户来公司要求兑付的钱款，客户以前来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钱款是直接划到总公司账户的。崇明分公司没有自己的账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认识。客户的资金到期需要兑付，所以周某某、施某某与沈利忠到益钱金融公司要钱，赵辉承诺划钱，但没有提到过被上诉人杨榜桢。徐某某到庭陈述，其经朋友介绍，通过施某某购买了益钱金融公司的理财产品，前后两次购买了20万元。现在本金与利息都已经到手。其在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后去催过几次，然后就通过银行转账拿到钱款，但并不清楚是谁打款的。审理中，被上诉人提供情况说明与承诺书一份以及谈话笔录一份，以证明本案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与益钱金融公司没有关系，益钱金融公司只是帮上诉人及其团队解决困难才促成本案借贷关系。对此，上诉人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据的内容有异议。苗黎明以前也是益钱金融公司的老板之一，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确切结论苗黎明为单独作案，现在益钱金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在接受司法调查。并且此承诺书是益钱金融公司拟定的，上诉人只是签字了，谈话笔录也是这样的，是益钱金融公司让其签字的。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在于杨榜桢转账至沈利忠银行账户内的款项之性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上诉人沈利忠否定其与被上诉人间存在借贷关系，并主张其将杨榜桢汇入的系争款项兑付给他人的行为实质上系为益钱金融公司代为偿付对外款项的行为。根据上诉人于二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服务协议、上诉人所具有的益钱金融公司崇明分公司负责人身份以及杨榜桢与益钱金融公司法定代表人赵辉之身份关系等证据并综合分析上述证据及各方当庭表述，本院认为，沈利忠所述的“其取得款项并不具有借款之性质，杨榜桢之汇款就是代表公司返还客户钱款，沈利忠的账户只是被借用代为对外付款”的事实更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或者说，沈利忠在杨榜桢汇入款项时，其主观上即从不具有向杨榜桢借款之意思。至于对外售出的具有理财产品性质的服务协议的性质、相应公章的真伪或是否涉嫌欺诈犯罪等事项并不影响对前述事实的认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沈利忠即使系工作失误、审查不严而造成客户的损失，其行为依然属于职务行为，客户的索赔对象也是公司法人而非自然人个体，沈利忠本人根本没有对外借贷的必要。至于公司是否以及如何行使对内部管理失职者的追偿索赔事宜则不在本案审理裁判的范围内。由此，沈利忠就其抗辩的“转账系为公司代付债务，其与杨榜桢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的事实既提供了证据予以证明，又对此给予了合理的说明，故而杨榜桢仍需对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至于杨榜桢所主张的“益钱金融公司系居间介绍沈利忠向杨榜桢借款，并以此对外承担返还客户钱款”的事实问题。本院认为，并非任意的转账或提供钱款事实均等同于借款之事实，仅有转出钱款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借款关系的必然发生。杨榜桢与沈利忠既非亲朋好友，又不具有生意伙伴等身份联系。在此情况下，杨榜桢对外转出650,000元的大额款项，却未与沈利忠订立任何书面借款合同或类似协议，也未要求后者出具借条凭证等材料，亦不要求后者支付任何利息，该行为方式显然有悖于借款的实践习惯，亦不合常理。除非杨榜桢能就前述这些特殊行为方式之合理性予以充分阐明，否则本院难以确认民间借贷关系的存在。杨榜桢于本案中只证明了钱款的转账交付事实，但其对于借贷关系成立的权利主张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沈利忠已就其取得并经手的争议款项并非借贷性质的事实进行了合理地解释且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杨榜桢应就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要件无法得到证明的举证不能承担不利诉讼后果。此外，因上诉人于二审中补充提供新的证据致原审裁判被改判，上诉人理应负担二审期间的相关诉讼合理费用。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2016)沪0230民初1083号民事判决；二、杨榜桢要求沈利忠偿还借款人民币650,000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300元，减半收取5,150元，由被上诉人杨榜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300元，由上诉人沈利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俊
代理审判员 李 乾
代理审判员 熊 燕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周丽云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六条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未能在指定期限内举证，致使案件在二审或者再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据被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原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一方当事人请求提出新的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差旅、误工、证人出庭作证、诉讼等合理费用以及由此扩大的直接损失，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