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民终58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德明，男，1966年8月20日出生，满族，农民，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延英，女，196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羽，北京市世纪（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玥，系北京市世纪（大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全，男，1954年2月13日出生，满族，农民，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跃，男，1959年9月19日出生，满族，农民，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有，男，1956年10月16日出生，满族，农民，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春，男，1952年3月8日出生，满族，农民，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武，男，1965年10月3日出生，满族，金普新区交通稽查大队工作人员，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连红，刘德武妻子，1968年11月26日生，汉族，住址同上。
上列五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关一鸣，系辽宁碧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德明、徐延英因与被上诉人刘德武、刘德全、刘德跃、刘德有、刘德春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7）辽0213民初59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德明、徐延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被上诉人刘德武提交的”协议书”系伪造，并非二上诉人签字和盖章。上诉人刘德明与被上诉人共兄弟六人，除了刘德武以外，其余的兄弟均早早辍学在家，十六七岁便开始干活谋生，而刘德武在体校就读一直到二十四五岁，就读期间的学费基本都是刘德明和父亲刘成枝出的，当时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就是刘德明和刘成枝。在二上诉人所在村落，有个不成文的习俗，孩子如果念了大学或者接了老人工作的，可以不分房产，但是当时父亲刘成枝并没有表示过对刘德武不分配房产，还提过要把其名下的位于金州区石河街道黄旗村黄旗屯的六间房屋分给刘德明和刘德武每人三间。但是后来，母亲于2008年2月28日去世，临终前病重卧床近四年，刘德武没有伺候过，母亲病重时刘德武多次路过家门而不入。而刘德明夫妇与父亲母亲共住在同一宅子，对老人的照顾就比其他孩子多，最后父亲决定上述宅子的六间房屋不给五儿子刘德武了，都给刘德明，并于2008年10月18日与刘德明订立了《购房契约》，约定父亲刘成枝将上述宅子（房产证金字第01034**号）以壹万元价格出售给其儿刘德明，并于2013年3月7日到辽宁省普兰店公证处办理公证，出具了公证书，父亲的此行为符合生活常理和当地的风俗习惯。然而后来，上述老宅面临拆迁，被上诉人刘德武伪造了所谓的协议书，来证明他拥有上述房产中的三间房（拆迁后为46.3平*1.8平的楼房），刘德明只是名义上的房屋产权人。对此，二上诉人不予认可，因为该协议书不是二上诉人签的，手印也不是二上诉人捺的，况且，上诉人徐延英的身份证名字是”徐延英”，而协议书上的名字是”徐艳英”，二上诉人认为：申请鉴定的举证责任并非在二上诉人，而在对方，便在一审法院通知缴纳鉴定费的时候，没有配合，并且当时是正月刚过完年，在农村家里有很多事情要忙，便没去管鉴定费的事，最终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有效。二上诉人都是农民，不懂不缴纳鉴定费会产生如此的法律后果，请求将该案发回重审，给二上诉人一个重新申请鉴定的机会，查明事实，还二上诉人一个清白。（二）一审法院对”协议书”性质认定错误。退一步讲，即使原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书为上诉人所签，该协议书也只是对事实的一种陈述，并非合同。再退一步讲，即使认定该协议书属于合同，也应该认定为赠与合同。在庭审中，各方对拆迁的两套楼房已经经过合法公证归刘德明所有并无异议。协议书里刘德明对自己合法财产进行处理，刘德武分得一套房屋并不需支付相应的对价和承担任何义务，很显然，该合同是单务合同、无偿合同，应将对个人财产的处分定性为赠与，合同也自然为赠与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现两套房屋的产权均是刘德明，且刘德明不同意将其中一套楼房以任何方式赠与给刘德武，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刘德明可以撤销赠与。而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并未对该协议书的性质作出判断，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并且依据赠与对拆迁补偿分割，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刘德武要求返还房屋拆迁补偿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上诉人与父亲刘成枝于2013年3月7日到辽宁省普兰店市公证处办理公证，出具公证书两份，分别证明：1、二上诉人与刘成枝于2008年10月18日签署的房屋买卖协议有效，刘成枝承诺该房屋的所有安置补偿归属于刘德明夫妇；2、上述宅子（房产证金字第01034**号）系王喜歌和刘成枝夫妻共同财产，王喜歌死亡后，被继承人王喜歌的父母均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其六名子女均表示放弃继承权，故被继承人王喜歌的遗产由配偶刘成枝继承。一审法院认为刘成枝与刘德明签订购房契约的时候，王喜歌虽已死亡，但遗产并未分割处理，属于刘成枝与六名子女共有状态。刘成枝将该遗产出售给刘德明，应属无效。但是，根据继承法意见第51条规定，六名子女放弃继承的效力可以追溯到王喜歌死亡之时，即从2008年2月28日，刘成枝即享有上述宅子的全部所有权，后来与二上诉人的买卖合同属于有权处分，而非无效，一审判决二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刘德武房屋动迁补偿款52,657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原审法院否定公证书的效力程序违法。根据《公证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规定，各当事人认为公证书有误应申请公证机构复查。即使对公证书的内容有争议，也应提起民事诉讼作为诉讼请求要求人民法院予以判决和认定。原审法院在各方当事人均未对公证书的效力提出诉请的情况下，对公证书的效力进行认定，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超出诉请判决，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四、在一审判决中确认关于领取案涉房屋的补偿费用，其中地上附着物及单价费补偿系补偿给刘德明一方，一审予以平均分配计算方式有误。五、本案被上诉人提起诉讼超过法定时效，因此丧失了胜诉权，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调查笔录显示，被上诉人主张公证书内容并非全体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是应上诉人的要求，假意放弃继承等拆迁过后再分给刘德武相应部分补偿。既然如此，为何在公证时没有直接将房产同意由上诉人刘德明继承，而是由刘成枝继承？另外补偿款领取时间在2013年底，假设公证书内容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假设该协议是真实的，签订协议书的时间是2014年2月15日，刘成枝老人去世时间是2016年3月8日。在这段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刘成枝老人及全体被上诉人均未向上诉人主张任何权利，这恰恰说明，大家对刘成枝老人处分财产系真实意思表示是清楚的。即使被上诉人刘德武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也应当在法定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在超过三年的时间里，刘德武明知权益受损却不主张，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
五被上诉人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要理由如下：一、按照《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5条第2款规定，一审庭审期间，二上诉人对关键证据《协议书》上的二人的签名真实性不予认可，法庭按照举证责任的规定及二上诉人的申请，依照程序委托司法鉴定，后经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多次通知，二上诉人没有交纳鉴定费，因此一审判决认为二上诉人放弃鉴定权利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具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依法确认协议书的有效性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讲的因刘德武未赡养老人，故老人于2008年10月18日签署的《购房契约》将房产全部给了上诉人刘德明这一事实是不存在的。刘德武不仅赡养了老人而且十分孝顺，否则老父亲刘成枝不可能为其作证在协议书上面签字，其他四位哥哥也不可能在协议书上签字同意，协议书上对于房屋拆迁政策不能过到两户，所以将刘德武的房屋暂借过户至刘德明名下这一原委表述十分清楚。一审时也已查明上诉人提供的《购房契约》中证人签名执笔人及老父亲刘成枝的签名均是由上诉人自行伪造的，全部由上诉人夫妻二人自行书写完成，这一事实二上诉人庭审期间是自认的，且二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购房款给付证明，从本质上讲这份购房协议确实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至于公证文书，一审法院并没有直接否认公证文书的效力。被上诉人虽不认可《购房协议》的真实性但并不存在要撤销或者否认公证文书的想法，因为公证文书与协议书并不矛盾，当时为了政策需要确实有必要将房屋公证到一方名下，以便于房屋及补偿款的领取及分配。这一点在后来的协议书上已经作出了解释。协议书形成的时间在公证文书之后，且其本身并不属于遗嘱而是一份民事协议，所以其并不受继承法中关于数份遗嘱要以公证遗嘱为准的规定约束。协议书本身约定内容合法且前后表述清楚，经由全部子女及老人刘成枝签字。因为虽经公证，但大家都知道公证只起到将房屋暂借到刘德明名下的作用，房屋一直是刘德武的，所以为保证协议书的效力及完整性由所有家庭成员共同签署。实际上四位哥哥同时也起到了证明协议书效力的作用，上诉人仅以口头不认可协议书的真实性是不能成立的，故此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在证据及事实认定上均没有错误。二、关于上诉人所说的适用法律问题，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出协议书应认定为赠与合同的新意见。被上诉人认为既然上诉人一直否认协议书上签名真实性又何谈应属于赠与合同呢，与上诉人之前的说法是矛盾的。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处分的应是本人的合法财产，而本案中通过协议书可知案涉房屋自始至终并不是属于上诉人的，仅是挂名人而已，否则仅由赠与人与受赠人签署即可，又何必全家人共同签署呢？所以协议书属赠与合同的说法不能成立。
刘德春、刘德全、刘德有、刘德跃、刘德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原、被告间于2014年2月15日签署的《协议书》有效。2、请求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刘德武房屋拆迁各项补偿款53,842.4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成枝与王喜歌系夫妻，育有六名子女，即长子刘德春、次子刘德全、三子刘德有、四子刘德跃、五子刘德武、六子刘德明。刘德明与徐延英系夫妻。王喜歌于2008年2月28日死亡，刘成枝于2016年3月8日死亡。刘成枝与王喜歌生前共有位于大连市金州区石河街道黄旗村黄旗屯房屋6间（房产证号：大房执金农字第XX**号），建筑面积97.5平方米。2013年3月7日，辽宁省普兰店市公证处出具（2013）普证民字第1507号公证书，主要内容为：被继承人王喜歌的遗产应由其配偶、子女、父母共同继承，因被继承人的父母均先于被继承人死亡，长子刘德春、次子刘德全、三子刘德有、四子刘德跃、五子刘德武、六子刘德明均表示放弃继承权，因此，兹证明被继承人王喜歌的上述遗产由配偶刘成枝继承。同日，刘成枝与刘德明、徐延英签订《确认协议书》，内容为：甲方刘成枝、乙方刘德明、徐延英，甲方于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与乙方签署了买卖协议，将坐落于石河满族镇黄旗村黄旗屯，建筑面积为97.5平方米，房产执照号为大房执金农字第XXXX号房屋转让给了乙方，现乙方在该房屋实际居住，现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对该转让房屋进行如下确认：甲方承诺该房屋的所有安置补偿归属乙方所有，与甲方无关。同日，辽宁省普兰店市公证处出具（2013）普证民字第1508号公证书，主要内容为：兹证明甲方刘成枝与乙方刘德明、徐延英于2013年3月7日在本公证处签订《确认协议书》，双方当事人的签订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协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协议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名属实。《确认协议书》中所涉”甲方于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与乙方签署了买卖协议”实为《购房契约》，内容为：因故现将房产证号为房权证金字第XX**号，所有权人刘成枝的位于石河镇黄旗村黄旗屯的97.5平方米砖石结构的居住房屋情愿以人民币壹万元出售给其儿刘德明，契约自签字之日起受法律保护。本约当众言明，永不反悔，现金交易，空口无凭，以此为据。刘德明承认《购房契约》上的售房人刘成枝、中间人郭常庆、王惠玉、执笔人刘成义的签名均由刘德明书写。
2014年2月15日，刘成枝与刘德春、刘德全、刘德有、刘德跃、刘德武、刘德明、徐延英共同订立《协议书》，内容为：父亲刘成枝有平房产权（97.5平房，一个房证、两户）两户分别包括刘德武（46.3平）刘德明（51.2平）因动迁，其中有刘德武（46.3平×1.8平）刘德明（51.2平×1.8平）的楼房，因当时两套房两户只能过户给一方，所以刘德武的楼房（46.3平×1.8）只暂借过户到刘德明产权上。协议各方于2013年3月7日到普兰店市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前述房屋归刘德明所有，但其中有46.3×1.8平归刘德武所有，刘德明仅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人。刘德明不得以各种形式抵押、买卖所属刘德武的房产。等父亲过世后，刘德武有权出售该房屋（46.3×1.8平）或将房屋办产权过户到刘德武名下，刘德明没有义务卖房子，但有义务提供办产权或过户等相关手续或资料，并协助买方或刘德武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如果刘德明不履行该义务，则按楼（46.3×1.8）的市场价格赔付给刘德武。如刘德武和刘德明所有的两套房屋均需支付产权的登记或过户产生的费用，则由双方各自支付各自的费用。如刘德明所有的房屋不需要支付产权登记或过户的，则刘德武所有的这套房子（46.3×1.8平）办理产权登记或过户所需的费用，由双方（刘德武、刘德明）平均承担。注：为了动迁把刘成枝97.5平房的一个房证，两户（其中刘德武46.3平）以买卖继承的形式暂借过户到刘德明的产权上。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从签字之日起生效。该《协议书》上除刘德武外其他当事人均签名捺印。刘德明、徐延英否认2014年2月15日《协议书》中的签名是其本人书写，并申请笔迹鉴定，因不交纳鉴定费，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予以退鉴。
2013年11月28日，石河街道黄旗社区居民委员会（甲方）与刘德明（乙方）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甲方依据社区建设总体规划，需征收乙方所有的宅基地房屋。现案涉房屋已动迁，刘德明领取了案涉房屋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14,127.3元、后院石墙补偿费4622元、退房款24,000元、地板款8282.4元，过渡期房租费40,950元、过渡期取暖费10,530元、搬家费1000元，合计203,511.7元。刘德武承认刘德明、徐延英已给付其案涉补偿费用380,000元，刘德明、徐延英对此予以否认。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系刘成枝、王喜歌夫妻生前共同所有的财产，王喜歌于2008年2月28日死亡时，该财产的一半为配偶刘成枝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王喜歌的遗产。辽宁省普兰店市公证处于2013年3月7日出具《公证书》，证明被继承人王喜歌的父母均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其六名子女均表示放弃继承权，故被继承人王喜歌的遗产由配偶刘成枝继承。原、被告双方对此公证事项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定合法有效。关于刘成枝与刘德明、徐延英于2013年3月7日签订《确认协议书》中所载刘成枝与刘德明于2008年10月18日签订《购房契约》一节，该《购房契约》签订时，被继承人王喜歌的遗产继承虽已开始，但该遗产并未分割处理，属于刘成枝与六名子女共有状态。刘成枝将该遗产出售给刘德明，违反了《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应属无效，继而刘成枝承诺该房屋的所有安置补偿归属刘德明、徐延英所有也属无效。刘德明、徐延英否认2014年2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上的签名是其本人书写，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虽申请笔迹鉴定，但因不交纳鉴定费而被鉴定部门退鉴，视为其放弃了通过司法鉴定证明事实的权利，其也没有提供反驳证据证明《协议书》的真实性存在疑点，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否认行为不能推翻《协议书》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刘德武虽未在《协议书》上签名，但其对《协议书》予以认可。该《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根据《协议书》约定，案涉房屋分别由刘德武（46.3平方米）与刘德明（51.2平方米）所有，相应的征收补偿费也应归各自所有。现刘德明已将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费全部领取而没有返给刘德武相应部分费用，其行为违背了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返还相应的征收补偿费的违约责任。根据案涉动迁分户补偿明细表、动迁户回迁安置房费用结算表及刘德明领取补偿费明细表等，可计算出刘德武应得案涉补偿费为：房屋地上附着物补偿费56,783.65元［（114,127.3元-560元）×1/2］、后院石墙补偿费2322元（4600元×1/2）、退房款13,872元［（2.94平×3200元）+（3.69平×3200元×1/2）］、地板款3924元（49.06平×80元）、过渡期房租费11,348元（2015年度3478元+2016年度5787元+2017年度2083元）、过渡期取暖费2407.6元（2015年度46.3平×26元+2016年度46.3平×26元），以上合计90,657.25元，扣除刘德武承认的刘德明、徐延英已给付其案涉补偿费用38,000元，刘德明、徐延英应返给刘德武案涉补偿费用52,657.25元。
综上所述，刘德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刘成枝、刘德春、刘德全、刘德有、刘德跃、刘德武、刘德明、徐延英于2014年2月15日订立的《协议书》有效。二、被告刘德明、徐延英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返给原告刘德武房屋动迁补偿款人民币52,657.25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6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刘德明、徐延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一审判决除”刘德明......后院石墙补偿费4622元......”存在笔误外，一审判决查明其他事实属实。
本院补充查明：在一审第一次庭审时，原审原告刘德武等五人提交证据证明刘德明领取石墙补偿款4644元，刘德明和徐延英本人均表示认可。
在一审第二次庭审时，刘德明和徐延英本人均到庭参加诉讼，并当庭自认《购房契约》上刘成枝、郭常庆、王惠玉及刘成义的签名全部是刘德明签署的，且郭常庆、王惠玉及刘成义均不知道卖老房子的事情，也没有参与。
在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被拆迁的老房系在同一大院的六间房屋，大院里只有一个铁艺大门、化粪池、沼气池、门顶等，水泥地面系整个院子共同的。上诉人刘德明、徐延英主张地上物补偿费114,127.3元中有15,391元以及3232元水泥地面的款项应只归刘德明所有，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前述地上物仅属于其所有或由其独立出资建成，而非与刘德武共同所有等。同时，刘德明、徐延英自认最后一笔动迁款是在2017年3月份收到的。
本院确认上述事实有一审庭审笔录、当事人陈述及二审询问笔录等在案为凭，业经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且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本案中，依据已查明事实，针对刘成枝和王喜歌夫妻生前共同所有的六间老房的如何分配问题，有两份内容完全相反的协议。一是刘德明、徐延英提交的《确认协议书》（即《购房契约》）及对该《确认协议书》签署行为进行公证的公证书；二是刘德武等五兄弟提交的《协议书》。前者约定刘成枝将六间老房全部出售给刘德明、徐延英；后者约定刘成枝将六间老房平均分给刘德明和刘德武各三间且明确载明虽然在2013年3月7日办理公证，将六间老房办到刘德明名下，但刘德明仅是名义上产权人等。
然而，刘德明、徐延英在一审庭审时自认该购房契约中不论是出卖人刘成枝，还是中间人郭常庆、王惠玉以及执笔人刘成义的签名均不是本人签名，且郭成常、王惠玉及刘成义甚至不知道卖房一事，亦未参与到卖房一事。由此，本院无法认定该购房契约是刘成枝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有相反且充足的证据可以推翻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现刘德明、徐延英的自认已足以推翻该公证书所证明的《确认协议书》（亦即《购房契约》）签署的真实性。况且，结合刘成枝和六个儿子刘德春、刘德全、刘德有、刘德跃、刘德武、刘德明及六儿媳徐延英在2014年2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更加印证了2013年3月7日签订的《确认协议书》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刘成枝真实意思表示是六间老房平均分给刘德明和刘德武，因动迁，不能分成两个产权证，才暂过至刘德明名下等。鉴于刘德明、徐延英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书存在法定无效事由，因此，一审判决确认该协议书系有效协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在此基础上，一审判决结合依据动迁户补偿明细表、动迁户回迁安置房费用结算表及刘德明领取补偿费明细表等，扣除刘德武已收到380,000元补偿款，刘德明、徐延英还应向刘德武给付52,657.25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计算公式处存在两处笔误（后院石墙补偿费应为4644元以及退房款13,872元处应为2.49平方米×3200元），均不影响最终计算结果，故本院亦予维持。
关于刘德明、徐延英上诉称该协议书中刘德明及徐延英签字不是真实签名，要求重新给予鉴定机会一节，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刘德明、徐延英在一审时对案涉协议书中自己签名及手印的真实性有异议且已申请了笔迹鉴定，却未能按一审法院以及鉴定机构的要求交纳鉴定费致使退鉴，其在二审期间以其系农民、正值正月、家中事多、不懂不交费的后果等理由推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
关于刘德明、徐延英上诉称被拆迁的老房的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114,127.3元中有18,623元(15,391元+3232元)应全部归其所有，一审判决平均计算有误一节，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刘德明、徐延英认可案涉被拆迁的六间老房在同一大院的六间房屋，大院里只有一个铁艺大门、化粪池、沼气池、门顶等且水泥地面亦系整个院子共同的，而刘德明、徐延英在本案一审及二审期间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相应地上附着物仅属于其独立所有或由其独立出资建成等，故刘德明、徐延英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刘德明、徐延英的此项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关于刘德明、徐延英上诉称本案被上诉人提起诉讼超过法定时效，丧失了胜诉权一节，本院认为，依据已查明的事实，刘德明、徐延英自认最后一笔补偿费是在2017年3月领取到的，收到该笔钱后，却再未向刘德武给付补偿费，故刘德武等五人于2017年11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三年诉讼时效。因此，刘德明、徐延英的此项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德明、徐延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于法有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6元，由刘德明、徐延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霍 宏
审判员 刘小南
审判员 季 烨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王丽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