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54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运福，男，1972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利，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负责人：方向东，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辛冲东城湾。
法定代表人：刘先成，总经理。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东升，广东君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洁，广东君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房屋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卫路15号之一。
法定代表人：庄智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黄帝水，男，1974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
原审第三人：范兆龙，男，1988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上诉人范运福因与被上诉人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分公司（以下简称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新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八建公司）、广州市房屋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建公司）、原审第三人黄帝水、范兆龙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236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范运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范运福一审诉讼请求；2.判决新八建南方公司、新八建公司、房建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否认了2015年3月份之后的范运福与房建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及租金数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同时，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一）一审法院认定了范运福与房建公司之间从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份的租赁关系及租金数额，却否定了范运福与房建公司之间2015年3月份以后的租赁关系及租金数额，这显然是错误的。范运福与新八建南方公司、新八建公司、房建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人从2014年2月开始至2016年4月份结束，这是一个连续的、没有间断的行为，在此期间，范运福及其钩机都没有离开过中院工地，没有停止过施工。并且，范运福所有的《工程款支付证书》及《工程款支付申请表》也是连续的，每份《工程款支付证书》及《工程款支付申请表》上承租方的签名人都不止四个，虽有变化，但大部分签名人是持续不变的。因此，不能因为房建公司的一个签名人黄帝水的离职而否认范运福与房建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在一审法院认定的2014年2月19日至2015年2月28日这段期间内，《工程款支付证书》及《工程款支付申请表》上黄帝水的签名至2014年7月份为止，从2014年8月份开始至2015年2月份《工程款支付证书》及《工程款支付申请表》上已经没有黄帝水的签名了。从2014年8月份开始至2016年4月份止，《工程款支付证书》及《工程款支付申请表》上签名人都是一直在延续的，所以，一审法院截取一段时间的作法是完全违背事实的，2014年2月开始至2016年4月份是一连续的整体，是不能割裂开来的。同时，一审法院依据2014年2月19日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的租金数额为696250元，范运福已收取了699854.5元，从而认定房建公司不用支付2015年3月份至2016年4月份的租金，也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新八建南方公司、新八建公司、房建公司向范运福支付租金的时间是从2014年6月开始直至2016年12月份，完全不是按照范运福施工时间来支付的。新八建南方公司、新八建公司、房建公司支付租金是按照总工程量来分期支付的，不能明确哪一笔结算款支付的是哪个时间段的工程款。况且，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时间段来计算，2014年2月19日至2015年2月28日这段时间内，新八建南方公司、新八建公司、房建公司应支付的工程款为696250元，但范运福实际收到的为699854.5元，多出的3600多元又如何解释。因此，一审法院将租赁期间2014年6月至2016年12月份人为的分段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是错误的。
（二）一审法院认定黄帝水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确认了范运福与房建公司之间从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份的租赁关系及租金数额，却否认2015年3月份之后的租赁关系及租金数额，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在一审法院认定的2014年2月19日至2015年2月28日这段期间内，范运福提供的《工程款支付证书》及《工程款支付申请表》上房建公司一方员工黄帝水的签名至2014年7月份为止，从2014年8月份开始至2015年2月份《工程款支付证书》及《工程款支付申请表》上已经没有黄帝水的签名了。从2014年8月份开始至2016年4月份止，《工程款支付证书》及《工程款支付申请表》上签名人都是一直在延续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了黄帝水的表见代理行为，根据表见代理的相关法律规定，与黄帝水同作为房建公司方在《工程款支付证书》及《工程款支付申请表》其他人的签名行为同样应当构成表见代理。
被上诉人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新八建公司共同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新八建公司不是案涉合同的相对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根据范运福提供的证据证实本案两份机械合同以及工程款支付证据、工程款支付申请表及25份收据，均表示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新八建公司均不是相对人，新八建南方分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支付的广发银行的支票也不能证明是支付给范运福，所以不能证明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新八建公司与范运福有任何合同关系或债务关系。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新八建公司也没有参与涉案工程土建方面的建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新八建公司、新八建南方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不应承担本案任何责任。
被上诉人房建公司辩称：服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房建公司与范运福不存在合同关系，虽然房建公司是案涉项目的总承包人，但房建公司与范运福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双方也没有权利和义务关系，即房建公司与范运福之间不存在机械、租赁费用的问题。2.关于一审范运福要求支付工程款30万余元的事实缺乏事实依据，在一审范运福提供的证据中，均未见案涉项目的项目章，也没有房建公司驻场人员的签字，包括一审范运福提供的工程款支付申请表，及工程款支付书中均未见房建公司盖章和工作人员签字，所以房建公司与范运福不存在合同关系，请法院驳回范运福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黄帝水、范兆龙未陈述意见。
上诉人范运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新八建南方公司、新八建公司、房建公司连带偿还范运福钩机的租金312407.50元及利息（从2017年1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暂计至2017年10月16日为9940.98元）；2.本案受理费由新八建南方公司、新八建公司、房建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20日，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作为招标人向房建公司发出编号为广州建交（公）中字[2014]第[1186]号《中标通知书》，确定房建公司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迁建审判业务大楼项目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的中标单位；其中，项目负责人姓名：彭桐益。
2014年3月27日，黄帝水（甲方）与范兆龙（乙方）签订《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内容为：“经双方协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地租赁PC200型（7型）钩机壹台，每8小时计壹个台班，费用2200元每台班。从芳村拖到工地拖拉机费500元；台班数量按现场实际发生数量结算”。案外人姚京华在上述合同下方手写以下内容：“2014年2月18日晚上进场，2月19日正式开始工作，主要负责临时设施施工及场地平整，现场由施工员曾秋潮及生产经理李桂平负责指挥，实际发生的台班数量以施工员及李桂平签字确认”。黄帝水确认上述《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上签名的真实性，并认为其代表涉案项目部签订该份合同，款项拨付都是按项目部要求由施工员、预算员核算，由财务部支付。另外，黄帝水陈述姚京华是新八建南方分公司的负责人方向东安排的项目代理人，姚京华对钩机进场时间、施工情况进行确认。
范运福提交了一份2015年3月1日《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的复印件，载明甲方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迁建审判业务大楼项目部，乙方为范运福，内容为：“经双方协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地租赁PC200型（7型）钩机壹台，每8小时计壹个台班，费用1800元每台班（从2015年3月开始）。班数量按现场实际发生数量结算”。范运福在乙方一栏上签名，甲方一栏上签名的字迹无法辨认。黄帝水陈述该份合同其没有参与，也无法辨认甲方一栏签名的人是谁，对该份合同的履行情况也不清楚。
范运福提交了25份《工程款支付证书》及相应的《工程款支付申请表》，均载明工程名称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迁建审判业务大楼项目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名称均为PC200型挖机台班，班组长均为范兆龙；现场预算部意见一栏均有案外人王国辉的签名确认；黄帝水在部分《工程款支付证书》中项目经理室审批意见一栏上签名；李桂平、韩亚福、赖李秋等人分别在《工程款支付申请表》中总共签名一栏上签名确认。该25份《工程款支付证书》涉及的租金情况如下：
1、2014年2月19日至3月27日，租金为88687.50元；
2、2014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租金为38362.50元；
3、2014年4月22日至6月3日，租金为97350元；
4、2014年6月4日至30日，租金为52387.50元；
5、2014年7月1日至31日，租金为98037.50元；
6、2014年8月1日至31日，租金为85937.50元；
7、2014年9月1日至29日，租金为19937.50元；
8、2014年10月，租金为42212.50元；
9、2014年11月1日至30日，租金为63937.50元；
10、2014年12月1日至31日，租金为40012.50元；
11、2015年1月1日至31日，租金为55225元；
12、2015年2月1日至28日，租金为14162.50元；
13、2015年3月1日至31日，租金为29587.50元；
14、2015年4月1日至30日，租金为14062.50元；
15、2015年5月1日至30日，租金为36000元；
16、2015年6月1日至30日，租金为14062.50元；
17、2015年7月1日至31日，租金为23400元；
18、2015年8月1日至31日，租金为17437.50元；
19、2015年9月1日至30日，租金为12150元；
20、2015年10月1日至31日，租金为8100元；
21、2015年11月1日至30日，租金为13162.50元；
22、2015年12月1日至31日，租金为56137.50元；
23、2016年1月1日至23日，租金为34650元；
24、2016年2月1日至3月31日，租金为46350元；
25、2016年4月，租金为10912.50元。
范运福针对上述25份《工程款支付证书》，制作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迁建审判大楼项目工程量对账单》，载明从2014年2月至2016年4月发生的钩机租金合计为1012262元。房建公司认为《工程款支付证书》及《工程款支付申请表》均没有其项目负责人彭桐益的签名，故不予确认。黄帝水对范运福主张的上述钩机租金，其中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之间的款项予以确认，2015年3月至2016年4月的租金情况不清楚；另外，黄帝水对2014年2月19日至3月27日、2014年3月28日至4月21日、2014年4月22日至6月3日、2014年6月4日至30日的《工程款支付证书》上出现的其本人的签名真实性予以确认。范运福认为虽然2015年3月以后的《工程款支付证书》没有黄帝水、李桂平、韩亚福、赖李秋、姚京华等人的签名，但所有的《工程款支付证书》均有王国辉、范兆龙的签名，是连续的证据。
范运福提交了2014年6月28日至2017年1月22日的《收据》共计25份，内容均载明收到“广州市房屋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交来白云大道北中院项目工地挖机台班费”，合计为699854.5元。范运福主张依据上述《收据》拟证明新八建南方分公司已向范运福支付了租金699854.5元。新八建公司认为该《收据》与其无关。房建公司认为虽然《收据》的抬头是房建公司，但房建公司并未收到上述《收据》，而且房建公司的制度是必须有正式的合同，合同相对方要开具发票，在出具发票后房建公司用支票的方式支付款项，不可能用现金支付。
另外，范运福还提交了一份由新八建南方分公司出具的支票复印件，金额为20000元；范运福认为已经将该支付在银行兑付，故无法提供相应的原件。新八建南方分公司则认为与其无关，该支票不能证明是新八建公司开具给范运福的。
范运福为证明黄帝水系房建公司涉案项目部的人员，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4年3月20日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迁建审判业务大楼工程项目工地例会纪要》（中院例字-[2014]003号），载明房建公司方的参会代表有彭桐益、姚京华、李桂平等人；以及2014年5月22日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迁建审判业务大楼工程项目工地例会纪要》（中院例字-[2014]012号），载明房建公司方的参会代表有彭桐益、黄帝水、韩亚福等人。房建公司确认上述两份工地例会纪要的真实性，认为涉案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是方向东、胡林、黄帝水，故当时他们以房建公司的名义参加会议。2、2014年6月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迁建审判业务大楼项目部作出《关于更换杂工班组人员事宜》，彭桐益作为项目经理在上述通知上签名，黄帝水在下方签名确认收到。3、2014年5月1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迁建审判业务大楼项目部盖章确认的《工作联系单》，彭桐益在项目负责人一栏上签名，黄帝水签名并写“同意发文”。
另查明，房建公司诉案外人广州宏易建筑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林厚文及黄帝水物权保护纠纷一案，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3日作出（2015）穗云法民一初字第281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查明，……2014年9月5日，林厚文分两次向黄帝水转账150万元，黄帝水手写出具了《收据》，内容为：“兹收到广州市宏易建筑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厚文归还垫付补偿金人民币壹佰伍拾伍万元正。收款人项目部负责人黄帝水，日期2014年12月5日。”上述收据加盖了“广州市房屋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广州中级人民法院迁建审判业务大楼项目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部（本章不得用于分包、采购、结算）”的公章。原告（即房建公司）认为，黄帝水不是项目部的负责人也不是我司人员，其只是在工地上做一些分包工程并无权代表原告收取款项，由于原告管理换乱所以黄帝水才能取得公章，即便收据加盖了项目部的公章，但也不能代表项目部收到款项，也不能代表原告收取了款项。黄帝水为证实其是原告广州中院项目部负责人身份提交了工程会议记录以及值班表，上述工程会议记录显示黄帝水多次作为原告人员参加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迁建审判业务大楼工程项目工地例会。上述值班表显示项目部主要负责人有彭桐益、韩亚福、胡林以及黄帝水。原告认为项目的负责人是彭桐益，上述证据只能说明黄帝水参与了工地的事情，不能证明是项目部的负责人。
房建公司提交了《项目经理部人员设置通知书》，其中载明彭桐益系项目经理。房建公司认为范运福提交的所有证据涉及的人员包括黄帝水、李桂平、韩亚福、赖李秋、姚京华等人并非系房建公司的员工。房建公司提交了《单位职工参保证明（2014年3、4月份）》，拟证明黄帝水在施工期间不是房建公司的员工。新八建公司、新八建南方分公司也认为黄帝水、李桂平、韩亚福、赖李秋、姚京华等人并非其员工。
房建公司提交了《关于启用广州市房屋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迁建审判业务大楼项目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部印章的函》，载明，自2014年3月4日起，启用“广州市房屋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迁建审判业务大楼项目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部”印章，该章用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迁建审判业务大楼项目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部有关隐蔽验收、报审表、工作联系单、报验申请表、工程签证表、工程洽商记录有关的往来函件。房建公司认为范运福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未加盖该项目部印章。
再查明，2014年8月15日，房建公司（甲方）与新八建公司（乙方）签订《钢结构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审判业务大楼工程1幢施工总承包钢结构工程等。房建公司认为其对外签订合同是有特定的合同格式，而黄帝水与范运福签订机械租赁合同是系个人行为。新八建公司、新八建南方分公司则认为其与房建公司之间是钢结构工程承包发包关系，其与涉案钩机租赁无关。
另外，黄帝水陈述其与房建公司，以及新八建公司、新八建南方分公司之间均无劳动合同关系，是由新八建南方分公司的负责人方向东叫黄帝水及胡林在涉案项目部工作。
在一审庭审中，范运福认为本案租赁合同的签订主体是范兆龙与房建公司，范运福及范兆龙共同确认该合同系由范运福实际履行，范兆龙同意范运福领取本案租赁合同的租金。
一审法院认为，从范运福与各方之间诉辩意见及举证来看，本案是范运福主张其与各方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而产生的租金给付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如何确定，以及租金如何核算。基于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围绕范运福的诉讼请求以及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新八建公司、房建公司的答辩意见，作出如下评析：
一、关于租赁合同的合同相对方的问题。2014年3月27日《机械设备租赁合同》载明合同的签订主体是范兆龙与黄帝水。房建公司提交了《项目经理部人员设置通知书》、《单位职工参保证明（2014年3、4月份）》，证明黄帝水在施工期间并非是房建公司的员工。黄帝水是否有权代表涉案工地项目部对外签订合同，黄帝水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在本案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迁建审判业务大楼工程项目工地例会纪要》载明了黄帝水系作为房建公司的人员出席会议，范运福提交的《关于更换杂工班组人员事宜》、《工作联系单》、（2015）穗云法民一初字第2810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亦证明了黄帝水系涉案工地项目部的工作人员。而且，范运福及范兆龙出借的钩机就是用于房建公司承包的工地项目中。因此，范运福及范兆龙有合理的理由认为黄帝水有权代表房建公司设立的项目部对外签订合同，黄帝水以项目部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后果应由房建公司承担。
二、关于涉案钩机的租金如何核算的问题。一方面，范运福提交了2014年3月27日《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的原件，却未能提交2015年3月1日《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的原件，且该份合同的甲方一栏签约人无法辨认。另一方面，范运福提交的25份《工程款支付证书》及《工程款支付申请表》，黄帝水确认了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之间的租金情况，而对2015年3月之后的租金情况表示不清楚；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的《工程款支付证书》有黄帝水、李桂平、韩亚福、姚京华等人的签名，这些人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迁建审判业务大楼工程项目工地例会纪要》中均载明曾作为房建公司方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而2015年3月以后的《工程款支付证书》则没有上述人员的签名确认。虽然范运福提供的全部《工程款支付证书》均有王国辉的签名，但范运福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国辉系房建公司的员工。综上，范运福及范兆龙出借钩机给房建公司产生的租金为696250元（2014年2月19日至2015年2月28日）。范运福自认已收取了租金699854.5元，故范运福主张房建公司支付剩余租金312407.50元及利息，缺乏合理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另外，范运福并无证据证明新八建公司、新八建南方分公司系本案租赁合同的相对方，范运福主张新八建公司、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承担支付租金的义务，缺乏合理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范运福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135.20元，由范运福负担。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房建公司于庭审后提交证据：1.中标信息历史记录表，证明案涉项目的基坑工程由代建单位单独发包并由广东省源天工程公司中标施工；2.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迁建审判业务大楼基坑工程施工专业承包招标公告，证明招标公告中的招标内容列明了包含场地平整的内容。因案涉项目的基坑工程由代建单位单独发包并由广东省源天工程公司中标施工，而房建公司从第三方获取当时的招标公告中已明确包含场地平整的施工内容，房建公司在中标获取案涉项目的施工总承包资格后，房建公司进场施工直接进入案涉项目基础的实际施工，案涉场地平整工作已由基坑中标单位完成，因此，房建公司并未支付过任何关于案涉项目场地平整的相关费用。因案涉项目的基坑工程由代建单位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单独发包，由广东省源天工程公司中标施工，所以房建公司无法提供案涉基坑工程相关信息的原件，望由法院调查取证。上诉人范运福发表质证意见称：对房建公司的补充证据1、2的三性均不予认可。首先，房建公司的补充证据内容为2013年时中院审判业务大楼的招标事宜，但是该中标单位具体有没有进行施工，补充证据无法证明。其次，房建公司并没有提供其作为中院审判业务大楼项目的总承包人是何时中标、中标内容是什么，与范运福有无关系。第三，最重要的是，本案租赁合同是2014年3月份房建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黄帝水与范兆龙（实际施工人为上诉人）签订，并且，范运福施工后每月的《工程款支付申请表》、《工程款支付证书》中都是房建公司的人进行审核、确认，与补充证据中所谓的中标人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案涉项目非房建公司承包施工，却由房建公司的人进行监管、审核、确认，与事实相悖，也不合常理。第四，《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工程会议纪要》(中院例字【2014】003号、012号)中代表房建公司出席会议的黄帝水、韩亚富、姚京华、李桂平等人都是范运福《工程款支付申请表》《工程款支付证书》的审核、确认人。因黄帝水在职时只代表房建公司参加了前述两次会议，后黄帝水离职，所以范运福只有前述两份会议纪要。2014年5月份之后的会议纪要中有黄帝水离职后代替其在《工程款支付申请表》、《工程款支付证书》上签名的房建公司的职员，贵院本项目档案中应有全部的会议纪要，望贵院调取。综上，范运福对补充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与房建公司支付范运福工程款没有关系。被上诉人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新八建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黄帝水、范兆龙均未发表质证意见。
二审查明：二审庭审中，范运福主张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新八建公司对涉案债务承担责任的依据是其一审提供的支票，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新八建公司曾向其付过款。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新八建公司则称：1.支票是复印件没有原件，所以真实性无法确认。2.支票即使真实也无法证明是由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新八建公司交付给范运福的。3.支票的出票日期是2015年4月23日，范运福称是对应的，但没有一张收据的日期与支票是对应的，所以凭该支票无法证明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新八建公司与范运福有任何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故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范运福主张房建公司仍欠付租金是否成立；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新八建公司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付款责任。
关于房建公司的责任认定问题。首先，范运福上诉主张其起诉的涉案租金并非属于2015年3月以后的租金，而是自交易以来欠付的租金余款。对此，本院认为，在范运福无证据证明已付租金是支付哪期租金的情况下，按照常理应推定为支付先到期的租金，故范运福自认已收取了699854.5元租金，而根据范运福的举证，发生在2015年2月前的租金已达696250元，故范运福主张涉案租金为自2014年2月19日至2016年4月租金余款，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范运福起诉主张的租金系发生在2015年3月以后的租金，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关于2015年3月以后的租赁合同相对方认定问题。对于2015年2月以前的租赁合同相对方的认定，一审法院根据范运福提供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迁建审判业务大楼工程项目工地例会纪要》《关于更换杂工班组人员事宜》《工作联系单》、以及（2015）穗云法民一初字第2810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认定黄帝水系涉案工地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并最终认定黄帝水系代表房建公司签署2014年3月27日《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的，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现范运福主张2015年3月以后的《工程款支付证书》及相应的《工程款支付申请表》上虽无黄帝水签名，但仍有黄帝水曾签署或确认的《工程款支付证书》及相应的《工程款支付申请表》中其他人员的签名，故房建公司仍需对2015年3月以后的租金承担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范运福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25份《工程款支付证书》及相应的《工程款支付申请表》，以及《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予以证明。其一，黄帝水在一审期间明确其仅对其中的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之间的款项予以确认，对2015年3月至2016年4月的租金情况则表示不清楚；其二，虽然范运福提供的25份《工程款支付证书》及相应的《工程款支付申请表》上均有王国辉等人的签名，但范运福并未提供证据证实王国辉等人系代表房建公司，况且认定买卖合同相对方的首要依据应为《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现范运福提供的2014年3月27日《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系由黄帝水与范兆龙签订的，而其提交的2015年3月1日《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上承租方的签名字迹无法辨认，因各方均确认黄帝水中途离职，而范运福未能提供与其于2015年3月1日重新签订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上承租方的签名人员与房建公司有关，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范运福起诉请求房建公司应对2015年3月以后的租金承担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因范运福仅提供了一张支票主张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新八建公司曾向其支付过租金，但该支票仅为复印件，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新八建公司对真实性不予确认，而范运福并无其他证据证实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新八建公司应对其所诉租金负有责任，故范运福上诉主张新八建南方分公司、新八建公司承担支付租金的义务，亦缺乏理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范运福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35.20元，由上诉人范运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佩莹
审判员 蔡粤海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罗雅之
祝茵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