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0112刑初276号
公诉机关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陶文革，男，1967年10月19日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汉族，初中文化，原南昌市新建区昌邑乡昌北村党支部书记，住南昌市新建区。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6年7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2日被逮捕。2016年8月18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0月18日由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辩护人黄云，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陶文明，男，1963年8月10日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汉族，初中文化，原南昌市新建区昌邑乡昌北村村委会委员兼报账员，住南昌市新建区。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6年8月9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0月18日由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辩护人龚明，南昌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检察院以新检公诉刑诉[2016]22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陶文革、陶文明犯贪污罪，于2016年10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指派杨丽娜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陶文革及其辩护人黄云，被告人陶文明及其辩护人龚明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陶文革在担任南昌市新建区昌邑乡昌北村党支部副书记（主持村委会工作）及党支部书记期间，伙同时任昌北村委会委员兼报账员的被告人陶文明，利用职务之便，采取隐瞒事实、虚报冒领等方式，侵吞、骗取国家粮食补贴款、农作物受损补偿款等款项共计268490元人民币，其中被告人陶文革个人实得38535元人民币，被告人陶文明个人实得28535元人民币。
1、2008年，南昌市新建区（县）昌邑乡昌北村根据乡政府的统一安排，上报昌北村村民的田亩数。经昌北村的干部清点后发现昌北村有大量实际存在但无人上报的“黑田”。被告人陶文革与昌北村的村干部邓某2、陶某3、陶某8、陶某10、陶某11、陶某9、陶某13、陶某7、陶某某1、陶某某2等11人经商议，决定在每个村干部的名下增加10亩“黑田”，用于骗取国家粮食补贴款。2008年年底，被告人陶文明和陶某1、邓某1担任村干部，遂找到被告人陶文革要求其名下也要增加10亩“黑田”用来骗取粮食补贴款。被告人陶文革表示同意，而后指使被告人陶文明具体负责伪造相关材料。2009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陶文革、陶文明等上述14名村干部以各自名下的10亩“黑田”累积骗取国家粮食补贴金额104650元人民币（每名村干部2009年至2015年期间骗取国家粮食补贴金额为7475元人民币）。
2、2014年，新建区（县）人民政府根据相关政策实施新建区2014年鄱阳湖国际重要湿地生态补偿试点项目，对新建区所辖鄱阳湖国际重要湿地周边2公里区域的受损农作物进行补偿。申报的流程为所在乡组织各村开会，再由村委会对受损农户登记造册，最后上报林业部门，通过林业部门审核后由财政将补偿资金发放到受损农户的存折上。被告人陶文革与被告人陶文明在得知该政策后，被告人陶文革安排被告人陶文明具体负责伪造相关材料，为虚增了10亩“黑田”的上述14名村干部按每亩56元标准冒领农作物受损补偿款，共计7840元人民币。
3、被告人陶文革在2009年至2015年担任昌北村党支部副书记（主持村委会工作）及党支部书记期间，伙同被告人陶文明等人通过虚报冒领等方式骗取国家相关款项545735.41元人民币，且该款项均未上账。其中，2009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陶文革伙同被告人陶文明等人利用村委会掌握的599.9亩“黑田”冒领国家粮食补贴款累计448425.25元人民币；2014年，被告人陶文革伙同被告人陶文明等人伪造材料，以村委会掌握的599.9亩“黑田”和村民的443.2亩旱地面积骗取、截留新建区2014年鄱阳湖国际重要湿地生态补偿试点项目中的农作物受损补偿款58413.6元人民币；2014年，被告人陶文革伙同被告人陶文明等人伪造材料，以404.33亩的受损面积骗取新建区政策性水稻种植保险项目中的国家政策性保险赔偿款38896.56元人民币。
2014年、2015年，被告人陶文革在上述通过虚报冒领等方式骗取国家的款项中，将其中的126000元人民币以发“奖金”的形式私分给昌北村12名村干部（陶文革、陶文明、陶某7、陶某13、陶某1、邓某1、邓某2、陶某4、陶某5、陶某14、罗某、陶某某1）。其中，2014年每人分得5500元人民币，2015年每人分得5000元人民币。
2015年7月，被告人陶文革和被告人陶文明在上述通过虚报冒领等方式骗取国家的款项中，私分30000元人民币用于个人开支，其中被告人陶文革分得20000元人民币，被告人陶文明分得10000元人民币。
2016年7月4日、7月5日，被告人陶文明、陶文革经口头传唤先后到案。
案发后，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检察院分别暂扣被告人陶文明赃款28535元人民币、被告人陶文革赃款38535元人民币；分别暂扣陶某11、陶某9、陶某10、陶某7、陶某13、陶某1、邓某2、邓某1、陶某3、陶某8赃款各8035元人民币。
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陶文革、陶文明利用职务之便，采取隐瞒事实、虚报冒领以及收入不入账等方式共同贪污国家下拨的粮食补贴款、农作物受损补偿款和保险救灾款等款物26849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之规定，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陶文革系主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之情节；被告人陶文革系从犯，具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规定之情节，并出具了相关证据，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陶文革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未提出异议。
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陶文革构成贪污罪无异议。2、对起诉书指控陶文革贪污126000元以“奖金”的形式发给12名村干部的行为，不能计入贪污犯罪数额。3、被告人陶文革具有自首情节。4、被告人陶文革积极退赃。5、被告人陶文革系初犯、偶犯。
被告人陶文明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未提出异议。
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陶文明构成贪污罪无异议。2、对起诉书指控以“奖金”形式发给12名村干部12600元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不能计入贪污犯罪金额。3、被告人陶文明具有自首情节。4、被告人陶文明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5、被告人陶文明实际贪污数额为28535元。6、被告人陶文明系初犯、偶犯。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陶文革于2003年2月1日至2004年10月1日任南昌市新建县（区）昌邑乡昌北村委会副主任。2004年11月至2009年8月任该村党支部副书记，2009年8月至2011年12月任该村党支部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2011年12月任该村党支部书记，被告人陶文明2008年10月任南昌市新建县（区）昌北村报账员，2014年12月任该村支部委员会委员。
被告人陶文革在担任南昌市新建县（区）昌邑乡昌北村党支部副书记及党支部书记期间，伙同时任昌北村委会委员兼报账员的被告人陶文明，利用协助人民政府管理国家粮食直补金填报、核实、发放的职务之便，采取隐瞒事实、虚报冒领等方式，侵吞国家粮食直补款、农作物受损补偿款和保险补贴款。具体贪污事实如下：
一、2008年，南昌市新建县（区）昌邑乡昌北村根据乡政府的统一安排，上报昌北村村民的田亩数。经昌北村的干部清点后发现昌北村有大量实际存在但无人上报的“黑田”。被告人陶文革与昌北村的村干部邓某2、陶某3、陶某8、陶某10、陶某11、陶某9、陶某13、陶某7、陶某某1、陶某某2等11人经商议，决定在每个村干部的名下增加10亩“黑田”，用于骗取国家粮食补贴款。2008年年底，被告人陶文明和陶某1、邓某1担任村干部，遂找到被告人陶文革要求其名下也要增加10亩“黑田”用来骗取粮食补贴款。被告人陶文革表示同意，而后指使被告人陶文明具体负责伪造相关材料。2009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陶文革、陶文明等上述14名村干部以各自名下的10亩“黑田”累积骗取国家粮食补贴金额人民币104650元。被告人陶文革、陶文明及村干部每人骗取粮食补贴累计金额各为7475元。
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
1、证人陶某2的证言，证实我任村委会委员，在2008年的时候，上级要求我们村上报全村村民各自的田亩数，当时，我们知道多出来一些田，我们村干部在一起造表时有村干部提出可能会有国家补贴，大家每个人名下多报一点田，书记陶文革和主任陶某某1当场同意了，大家商量每个人多报10亩，在场村干部同意了。之后，从2009年至现在每年大约领到1000元左右粮食补贴款，经过你们检察院与陶文明核算，实际我领取了7475元补贴。
2、证人邓某1的证言，证实2008年开始任昌北村邓家小组长，2012年任村委会委员，昌北村收入有财政转移支付、计划生育返还和一些“黑田”收入，我村有500多亩“黑田”，村里收入现金在书记陶文革手上，帐是会计陶文明管。在2008年的时候上级要求我村上报全村村民田亩数，有一次全体村干部开会的时候，陶文革提出村里多出了500亩黑田，这些田虽然有人种，但实际上补贴是不需要发给村民，我们把这些补贴搞到村委会掌握，当时我不是村干部，陶文革、陶某某1都在自己名下多做10亩田，我是9月当村干部，我就同一起上台的陶文明、陶某1、陶某10四个人到陶文革家提出要增加10亩，陶文革同时交代陶文明具体做，这样每年能领到1000元左右补贴，我认可我名下多做10亩田，实际领取7475元补贴。
3、证人陶某3的证言，证实1988年开始当村干部和村小组长，在2008年时全村进行重新登记村民名下的田亩，发现有很多亩没有老百姓申请，后来不记得是在陶某某2还是陶文革家村干部一起开会，商量工资，就给每个人名下多增加10亩“黑田”，大家同意了，当时陶文革负责村全面工作，没有他的同意是不可能增加10亩“黑田”的，我名下多增加的10亩实际领到7475元的补贴。
4、证人陶某4的证言，证实我是2011年担任村干部，村里现金开始是报账员陶文明管，这几年都是书记陶文革管，我不知道村有哪些收入没有上账，但知道村里有几百亩“黑田”是有补贴的，我名下没有增加过“黑田”。
5、证人陶某5的证言，证实2014年6月，我任该村小组长，昌北村是否有集体收入、是否套取国家“黑田”补贴都不清楚。
6、证人陶某6的证言，证实我是在2012年7月任村小组长，村里现金谁保管、是否有未上账收入不清楚，但村里用我妻子身份证办了一个银行存折交给报账员陶文明。
7、证人陶某1的证言，证实2008年12月担任村小组长，开始村里现金是陶文明管，这几年是书记陶文革管，村里有哪些收入没有上账不知道，但知道村里有几百亩“黑田”，每年都领到几万元的粮食补贴款，还领过2014年农作物受损补偿款和2014年农业政策保险赔偿，具体多少钱不知道，是否上账不清楚，具体要问陶文明和陶文革，我妻子一个存折放在陶文明那里，从2009年开始，我名下多增加了10亩“黑田”，是在2008年村里核算面积后，经过村干部会后增加了10亩，当时书记陶文革和主任陶某某1都在，我增加的10亩没有陶文革同意是不可能增加的，这10亩“黑田”从2009年开始领到粮食补贴款为7475元。
8、证人陶某7的证言，证实2005年12月任村委员副主任，2008年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我村现金以前是报账员陶文明管，这几年是书记陶文革管，我不知道村里有哪些收入没有上账，只知道村里有几百亩“黑田”，这些“黑田”领到的粮食补偿有没有上账不清楚，我妻子的一个存折在陶文明那里。2008年我们村核算全村的土地面积，有很多老百姓不愿意申报一些田地，发现老百姓申报水田面积少于我村实际核算的面积，大概多了几百亩，所以村干部在汇总面积时，有人提出既然多了几百亩，每个村干部多划10亩，陶文革负责村里全面工作，这件事也需他决定，每个村干部名下才能多10亩，我名下多增加的10亩从2009年到2015年共多领取粮食补贴款7475元。
9、证人邓某2的证言，证实我从1999年一直担任村委会委员兼小组长，2008年的时候，上级要求上报登记全村村民田亩数，有一次村委会开会的时候，我在场，书记陶文革提出现在村里多出来一些“黑田”，想办法搞到村委会名下，到时方便村里开支，全体干部都同意了，每个村干部多报10亩，后来陶文革叫我们拿自己老婆身份证办个存折交给会计，会计再拿去处理“黑田”一事，从2009年开始我名下多做的10亩共领取了7475元补贴。
10、证人陶某8的证言，证实我从1964年当村干部，在2008年有一次村里开会商量每个村干部多报10亩，当时陶文革主持村委会全面工作，商量时也在场，而且拍板同意每个人多报10亩，并办理了存折交给村会计陶文明，2009年到现在大概领取了7475元粮食补贴。
11、证人陶某9的证言，证实我从1998年开始担任村委员，只知道村里掌握了几百亩“黑田”，“黑田”上的粮食补贴是否上账不清楚。2008年村里重新登记村民的田亩数，发现由外姓人种的田空出来，没有人申报，村里多出了几百亩田，在陶某某2家开村干部会时，有人提出给所有村干部名下增加10亩，国家可能下拨粮食补贴款，当时陶文革主持工作和主任陶某某1都同意了，我名下多增加10亩多领了7475元粮食补贴款。
12、证人陶某10的证言，证实我和陶文革同一批担任村干部，在2008年村里重新登记村民的田亩数，村里多出来好几百亩田，村里要求我们村干部把自己身份证和老婆身份证交上去，用这些身份证办理存折来领取粮食直补作为村里收入，后来在陶某某2家，书记陶文革和主任陶某某1提出每个村干部增加10亩，大家同意了，我增加的10亩放在我母亲名下，从2009看到现在我名下多增加10亩田，经核算共领取了7475元粮食补贴。
13、证人陶某11的证言，证实我从2006年开始任村干部，在2008年的时候，村里要求登记村民田亩数，发现原来外姓人种植的田没有人申报，村里多出来好几百亩田，在陶某某2家陶文革提出给大家增加10亩“黑田”，这样从2009年到现在，经核算我增加的10亩“黑田”领取了7475元粮食补贴。
14、证人程某的证言，证实我丈夫陶某某2在2008年是村里会计，2015年3、4月份去世，我家实际有20、30亩田，没有45.3亩田，我家粮食补贴的存折是陶某某2保管，他去世后在我手里，我家实际领了多少粮食补贴款，存折上有多少，就领了多少钱。
15、证人陶某12的证言，证实我从1987年任经管站站长，经管站的职责是在村账乡管后，由我们对村里的账务进行统一做账，其次是核实农民种植面积并上报，另外协助财政部门发放粮食补贴，昌北村的收入有转移支付，上级拨款、专项资金以及社会抚养费返还款，昌北村没有集体收入。2008年昌北村所有村干部上门对村民所实际耕作的田亩进行核实，要求村民按照自己实际面积上报，当时陶文革主持村全面工作与主任陶某某1主持核算工作，其他村干部配合，昌北村核算清楚后，上报了8660.1亩水田面积总数用来申请粮食补贴。2009年至今国家按8660.1亩面积给昌北村发放粮食补贴款。经管站只对村的总面积负责，不可能了解村民名下有多少田，昌北村报账员陶文明每年都会将昌北村上交村民粮食补贴花名册到经管站，是由陶文明填报，陶文革或陶某某1签字申核，再由乡蹲点领导签字，我只知道昌北村截留粮食补贴款用来交水电费，不知道他们到底截留多少，昌邑乡召开全乡村级干部会议时，书记、乡长多次强调一定要把村里所有钱上账，不然就是贪污。
16、书证：
（1）中共南昌市新建区昌邑乡委员会文件及证明，证实被告人陶文革2009年7月为昌北村党支部副书记主持工作，2011年12月任昌北村支部书记，被告人陶文明2008年10月为昌北村报账员，2014年12月为昌北村支部委员会委员。
（2）户籍信息，证实陶文革于1967年10月19日出生，无违法犯罪记录，陶文革于1963年8月10日出生，无违法犯罪记录。
（3）南昌市新建区昌邑乡财政所关于昌邑乡昌北村粮食直补、综合直补、良种补贴标准及总金额，证实2009年至2015年每年昌邑乡昌北村村民领取粮食补贴的标准及总金额证明材料。
（4）被告人陶文明提供的昌北村村民名下田亩花户表，证实陶文革、陶文明以村民领取2009年至2015年粮食补贴的相关材料（涵盖虚增10亩粮食补贴以及陈冬花等人），2009年至2015年名下发放粮食补贴未上村委会账（涵盖冒领每年599.9亩的粮食补贴），检察机关与陶文明经核算，14名村干部各自名下增加10亩“黑田”，累计冒领国家粮食补贴金额共计104650元，每名村干部实得粮食补贴金额为7475元的事实。
17、被告人陶文革的供述，供认2009年下半年我任昌北村党支部书记，2008年至2009年为村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2009年至今每年村委会以村干部亲属名义实际掌握了599.9亩“黑田”虚报冒领国家粮食补贴款。2008年的时候，我们村对全村土地进行一次重新的核算。我们发现村里存在700多亩黑田。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村干部工资太低了。同时，有村干部跟我反映，大家在一起汇总的时候，主任陶某某1私自做主给每个干部名下增加了10亩黑田。陶某某1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同意了。当时新班子刚刚组建不久，为了班子团结，再说已经给大家名下增加了10亩，如果再把这些田亩扒回来，班子的心就散了。后来，陶文明、陶某1、邓某1上台之后，向我提出多得10亩黑田。我虽然很不高兴，但还是同意给他们三个人每个人增加了10亩。根据与检察机关对账核实，2008年时任的村干部有我、邓某2、陶某3、陶某8、陶某某1、陶某某2、陶某7、陶某13、陶某10、陶某11、陶某9等11人以及后来上任的陶文明、陶某1、邓某1，从2009年至2015年10亩“黑田”每个村干部多领的粮食补贴款为7475元，共计104650元，上述村干部领取的粮食补贴款没有正式开会讨论，只是大家私下商量一下，但是我最后还是同意了。
被告人陶文革的书面材料，证实每个村干部名下虚增10亩田的事实。
18、被告人陶文明的供述，供认2008年12月开始任昌北村委员会委员兼报账员，2014年底换届时任村支部委员兼报账员，主要负责村里账务报账，昌北村收入有上级转移支付、专项资金拨付、计划生育返还。我们村在鄱阳湖边上，村民手上实际田亩数超过了他们上报给国家的田亩数。在2008年之前，乡里就要求全乡村民按照手上的实际田亩数进行重新申报。当时有很多村民怕国家政策有变，怕以后又要交税，就不敢把实际拥有的田亩数上报上去。另外，我们一些外姓人迁出去之后，田空出来了，没有申报。不过这些田实际上还是由我们村村民在实际耕作。所以我们村委会就把村民没有上报的599.9亩上报上去了。这599.9亩就属于“黑田”，也就是实际存在但又不是在普通老百姓名下的田。2008年我上任后，听说上一任报账员上报粮食补贴的时候，每个村干部都增加了10亩，我找到书记陶文革提出想增加10亩田地粮食补贴款，陶文革同意了。因我是上任后增加的10亩田，至于村干部增加10亩是否开会讨论不清楚。从2009年至今，我名下增加的10亩“黑田”共领取了7475元粮食补贴款，并与你们检察机关核对，14名村干部包括我、陶文革、邓某2、陶某3、陶某8、陶某某1、陶某某2、陶某7、陶某13、陶某10、陶某11、陶某9、陶某1、邓某1，从2009年至2015年各多领取了7475元，共计104650元粮食补贴款。
二、2014年，南昌市新建区（县）人民政府根据相关政策实施新建区2014年鄱阳湖国际重要湿地生态补偿试点项目，对新建区所辖鄱阳湖国际重要湿地周边2公里区域的受损农作物进行补偿。申报的流程由所在乡组织各村开会，再由村委会对受损农户登记造册，最后上报林业部门，通过林业部门审核后由财政将补偿资金发放到受损农户的存折上。被告人陶文革与被告人陶文明在得知该政策后，经商量由被告人陶文明具体负责伪造相关材料，为虚增了10亩“黑田”的上述14名村干部按每亩56元标准冒领农作物受损补偿款，共计人民币7840元。
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
1、证人邓某3的证言，证实我名下的那10亩“黑田”在2015年还得到生态补贴，好像是50多元一亩，10亩得到500多元。
2、证人邓某1的证言，证实我名下增加的那10亩“黑田”在2015年还得过湿地保护补贴，我记得每亩补贴56元，得了560元。
3、证人陶某3的证言，证实我名下的多增加10亩得了2014年农作物受损补偿款，总计560元。
4、证人陶某1的证言，证实我名下多的10亩，在2014年得到农作物受损补偿560元。
5、证人邓某2的证言，证实我名下那10亩“黑田”在2015年还得到2014年生态补贴，好像是50多元一亩，10亩得到500多元补贴。
6、证人陶某8的证言，证实我家多报的10亩田还得到2014年生态补助款500多元。
7、证人陶某9的证言，证实我名下多增加的10亩田得到2014年农作物受损补偿款。
8、证人陶某10的证言，证实我名下增加10亩田，如果我母亲按多10亩田领到了，我也得了，其他村干部有我也有。
9、证人陶某11的证言，证实我名下增加的10亩“黑田”领到了2014年农作物受损补偿款560元。
10、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我是昌邑乡林管站站长，在2014年新建县（区）鄱阳湖国际重要湿地生态补偿试点项目的辖区是新建县（区）鄱阳湖国际重要湿地周边2公里范围，建设内容包括农作物受损补偿、社区生态修复和环境整治，新建县（区）所辖鄱阳湖国际重要湿地农作物受损补偿是因基本农田遭受鸟损害而造成的损失，国家对农田的经营权人进行农作物受损补偿，2014年是56元/亩，2015年是35元/亩，到目前为止，省里还未批复到位，2014年补偿的钱通过一卡通发给农户，2015年未发下来。农作物受损补偿在乡里召开大会就强调不能弄虚作假，骗取补偿，补偿农田都是全乡沿湖自然村以村为单位各自然村的农户的面积报上来，对错由村负责，昌北村的田地很多，林管站也难以全面核实申报面积真实性，都是以村委会报来数据为准。
11、书证：
（1）江西省林业厅相关文件、新建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均证实2014年中央财政湿地补偿试点资金通知，以及关于实施新建区2014年鄱阳湖国际重要湿地生态补偿试点项目的通知。
（2）新建区昌邑乡人民政府提供的新建鄱阳湖农作物受损补偿花户汇总表，证实农作物受损补偿按每亩56元标准补偿，以村民名义领取补偿款未入村财务账的事实。
12、被告人陶文革的供述，供认2014年农作物受损补偿款面积是依据陶文明掌握的农户底册上报上去的，14个村干部虚增10亩“黑田”，每个村干部领取了560元，共计7840元农作物受损补偿款。
13、被告人陶文明的供述，供认2014年每个村干部虚增的10亩“黑田”，多领了2014年农作物受损补偿款560元，共计7840元。
三、被告人陶文革在2009年至2015年担任昌北村党支部副书记（主持村委会工作）及党支部书记期间，伙同被告人陶文明通过虚报冒领等方式骗取国家相关款项545735.41元人民币，且该款项均未上账。其中，2009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陶文革伙同被告人陶文明等人利用村委会掌握的599.9亩“黑田”冒领国家粮食补贴款累计448425.25元人民币；2014年，被告人陶文革伙同被告人陶文明等人伪造材料，以村委会掌握的599.9亩“黑田”和村民的443.2亩旱地面积骗取、截留新建区2014年鄱阳湖国际重要湿地生态补偿试点项目中的农作物受损补偿款58413.6元人民币；2014年，被告人陶文革伙同被告人陶文明等人伪造材料，以404.33亩的受损面积骗取新建区政策性水稻种植保险项目中的国家政策性保险赔偿款38896.56元人民币。
2014年、2015年，被告人陶文革在上述通过虚报冒领等方式骗取国家的款项中，将其中的126000元人民币以发“奖金”的形式私分给昌北村12名村干部（陶文革、陶文明、陶某7、陶某13、陶某1、邓某1、邓某2、陶某4、陶某5、陶某14、罗某、陶某某1）。其中，2014年每人分得5500元人民币，2015年每人分得5000元人民币。
2015年7月，被告人陶文革和被告人陶文明在上述通过虚报冒领等方式骗取国家的款项中，私分30000元人民币用于个人开支，其中被告人陶文革分得20000元人民币，被告人陶文明分得10000元人民币。
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
1、证人陶某13的证言，证实在2015年春节和2016年春节前两天的时候，我村全部干部在一起开会，陶文革书记提出大家工作辛苦了，到了年底，每人除工资外，再发点奖金，大家都同意了，我记得2015年发了5500元，2016年发了5000元，这些发的现金哪里来的我不清楚，反正是书记给的现金。
2、证人邓某1的证言，证实我村每年过节都会召开全村干部在一起开会，在2015年、2016年前，书记陶文革提出大家工作辛苦了，村委会还有些盈余钱，除工资外，再发点奖金，大家听了后都同意了，陶文革发钱都是带了现金，大家领了钱就签了字，2016年发了5500元，2015年发了5000元。
3、证人陶某4的证言，证实2015年和2016年要过年的时候，陶文革给每个村干部发了5500元和5000元讲当奖金，我知道这些钱是村里几百亩“黑田”粮食补贴上的钱，因为村里没有其他收入。但这两年村里还领到2014年农作物受损补偿款和2014年农业政策保险赔偿款大概能几万块钱，不知道有没有上账，具体要问陶文革、陶文明。
4、证人陶某5的证言，证实在2015年和2016年春节前两天，我村全部干部在一起开会，有人提出大家辛苦了，能不能发点奖金，陶文革同意，并说村里还有点盈余，每个人除工资外发点奖金，大家都说好，我记得2015年发了5500元，2016年发了5000元，第二次5000元没有签字。
5、证人陶某14的证言，证实2015年春节前，村里召开大家开会讨论2014年工资的事情，有人提出一年来大家辛苦，是不是给大家发点钱，书记陶文革讲再看看。后来，大年三十那天，陶文革发了工资讲多发5500元给大家过个好年，我在表上签了字。在2016年春节前，又召开村干部大会，陶文革又发了5000元给我，这次比较急，就没有签字。
6、证人陶某1的证言，证实在2015年春节前，村里所有干部开会讨论发2014年工资的事情，有人提出，一年来大家辛苦，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多发点钱，书记陶文革说再看看。后来，马上过年了，陶文革给每个村干部发了10500元，多出5500元给大家过年，我们在表上签字。2016年春节前村里所有干部又开会讨论2015年工资事情，陶文革给每个发了10000元，讲多发的5000元过个好年，这次发的比较急，就没有签字，这些多发的钱，我知道是村里几百亩“黑田”粮食补贴上的钱。这两年，我村还领到2014年农作物受损补偿款和2014年农业政策保险赔偿，大概有几万块钱，有没有上账，要问陶文革、陶文明。
7、证人陶某7的证言，证实2015年春节前，我村12名村干部开会讨论发2014年工资事情，有人提出一年大家都辛苦，能否多发点钱，陶文革说，再看看。后来，要过年了，陶文革给每个村干部发了10500元，多发5500元，我们造表签字。2016年春节前，村里所有村干部讨论发2015年工资，又提出能多发点钱，陶文革给每个村干部多发5000元，这次发的比较急，就没有签字，这些多发的钱，村干部心中有数，知道是村里几百亩“黑田”粮食补贴上的钱，这两年村里还领过2014年农作物受损补偿款和2014年农业政策保险赔偿，大概几万元，这两笔钱有没有上账要问陶文革和陶文明。
8、证人邓某2的证言，证实2015年春节前和2016年春节前，我们村全部村干部在开会的时候，陶文革提出大家工作一年辛苦了，村委会还有些盈余的钱，每个人发点资金，大家听后都同意了。2015年发了5500元资金，2016年发了5000元资金，都是陶文革直接带了现金，发给每个村干部，我们领了钱就签了个字。
9、证人陶某15的证言，证实2005年7月1日开始任昌北村委员，因为我平时不在村里，当村干部比较晚，对村里收入也不过问，村里收入情况村书记陶文革、报账员陶文明清楚，我只知道村里有黑田，具体多少不清楚，这些黑田领到粮食补贴有没有上账不清楚。2016年春节前，村里所有干部集中在一起，陶文革对我们讲过年了，大家辛苦，多发5000元给大家过年，我也领了这5000元，陶文革发5000元给我时交代这钱拿一半给我婶子高某，后来我都给了高某。
10、证人罗某的证言，证实我在2012年9月任昌北村委员兼妇女主任，村里现金是陶文革保管，账是会计陶文明管，昌北村没有集体收入，有多少黑田也不清楚，每个村干部增加10亩田用于领取补贴不清楚。在2015年和2016年春节前开会的时候，书记陶文革提出大家辛苦一年，村里有盈余的钱，每个人发点钱过年，两次陶文革直接带钱发给每个村干部，我在2015年得了5500元，2016年得了5000元。
11、证人高某的证言，证实我丈夫陶某某1从2008年开始任村主任，2015年6月去世，陶某某1在世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他名下多增加10亩“黑田”，我家领取粮食补贴存折由陶某某1保管，我只领过2015粮食补贴，每次领钱都是陶某某1领的，多少不知道。在2015年陶某某1的工资是我侄子陶某15领回来的，有1万元。
12、证人勒永辉的证言，证实2012年8月任昌邑乡农业推广综合站站长，2014年开始，新建县根据中央政策实施的一个惠农政策，政策保险是针对农户种植水稻进行保险，保费不需要农户承担，全部由政府承担，如发生自然灾害，保险公司负责赔偿，昌邑乡昌北村对政策性保险工作具体投保申报由昌北村书记陶文革、村主任陶某某1、村报账员陶文明负责，昌北村的田地很多，我们难以核实申报面积的真实性，都是以村委会报来的的数据为准，至于其中弄虚作假难以发现，我们只对受损面积予以确认，具体每个农户受损多少难以核实，具体情况陶文革、陶某某1、陶文理清楚。
13、证人陶某16、陶某17、陶某18的证言，均证实陶文明、陶文革提出要我们的身份证办理信用社存折的事实。
14、书证：
（1）江西省农村信用联合社信息科技部提供的陈冬花等人2009年名下发放粮食补贴相关凭证（涵盖冒领每年599.9亩的粮食补贴），证实被告人陶文革与陶文明等人利用村委会掌握的599.9亩“黑田”，申领国家粮食补贴共计448425.25元。
（2）南昌市新建区昌邑乡经管站提出的相关凭证以及陶文明提供的凭证，证实2008年至2015年昌邑乡昌北村水稻种植面积核实总面积为8660.1亩。被告人陶文革、陶文明二人均在总核实面积上签字的事实。
（3）江西省林业厅及昌邑乡林管站提供的相关材料，证实昌北村2014年鄱阳湖国际重要湿地生态补偿试点项目中以每亩56元补偿，面积1043.1亩，共计领取农作物损失补偿款58419.6元。
（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支公司提供的相关凭证，证实2014年，被告人陶文革、陶文明伪造材料，以404.33亩受损面积骗取新建区政策性水稻种植保险项目中国家政策性保险赔偿款共计38896.56元。
（5）陶文明保管的部分村干部及家属信用社存折，证实被告人陶文革、陶文明等人利用上述存折套取粮食补贴、2014年农作物受损补贴、2014年政策性保险赔款未入村财务的事实。
（6）陶文革提供的相关凭证，证实2014年、2015年，被告人陶文革、陶文明通过虚假冒领方式骗取的款项中将其中12600元以发资金形式私分给昌北村12名村干部各10500元，及两被告人又将其中30000元进行私分，陶文革分得20000元，陶文明分得10000元。
15、被告人陶文革的供述，供认我担任昌北村党支部书记期间，我利用掌握599.9亩“黑田”冒领了国家粮食补贴，虚报冒领了2014年农作物受损补偿款，以及2014年国家政策性农作物保险赔偿款，除部分用于村务开支，在2014年、2015年春节前将款项中126000元以发奖金形式分给昌北村村干部陶文明、陶某7、陶某13、陶某1、邓某1、邓某2、陶某4、陶某5、陶某14、罗某、陶某某1和我，每个村干部各领取10500元，并与陶文明私分了30000元，我得了20000元，陶文明得了10000元。
16、被告人陶文明的供述，供认我在昌北村任报账员期间，与被告人陶文革采取虚报冒领方式领取相关款项后未上村财务账，经对账核实，其中利用村委会掌握的599.9亩“黑田”在2009年至2015年共冒领了国家粮食补贴款448425.25元，并利用599.9亩“黑田”和村民443.2亩旱地面积骗取2014年鄱阳湖国际重要湿地生态补偿试点项目中农作物受损补偿款58413.6元以及骗取2014年新建区政策性水稻种植保险项目中国家政策性保险赔偿款38896.56元。被告人陶文革将上述领取的款项中的126000元以发奖金形式发给村干部陶文明、我、陶某7、陶某13、邓某1、邓某2、陶某4、陶某5、罗某、陶某某1共12名，每人各10500元。另外，我和陶文革还私分了30000元，我得了10000元，陶文革得了20000元。
另查明：2016年7月4日、7月5日，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检察院口头传唤被告人陶文明、陶文革到该院接受调查，均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案发后，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检察院分别暂扣被告人陶文明赃款28535元人民币、被告人陶文革赃款38535元人民币；分别暂扣陶某11、陶某9、陶某10、陶某7、陶某13、陶某1、邓某2、邓某1、陶某3、陶某8赃款各8035元人民币。
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
1、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归案经过，证实2006年7月5日上午，该局办案人员电话通知南昌市新建区昌邑乡昌北村党支部书记陶文革当日14时到新建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陶文革称在永修县有私事不能按时前往，后办案人员联系昌邑乡主要领导要求陶文革到案配合调查，陶文革于当日17时主动到我院，到我院后陶文革称有相关材料在家中要取，办案人员与陶文革前往其位于昌邑乡昌北村家中拿相关材料。当晚21时开始对陶文革进行询问，其主动交代检察机关已掌握的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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