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厦民终字第11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木兰，女，汉族，1966年6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朝玮、童才谊，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伟华，女，汉族，1972年2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跃通、丁季，福建理则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延忠，男，汉族，1968年1月2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丽金，女，汉族，1966年7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陈延忠、陈丽金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杜立武，福建理则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木兰、林伟华、被上诉人陈延忠、陈丽金因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2013）翔民初字第2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蔡木兰的委托代理人杨朝玮、童才谊，上诉人林伟华的委托代理人陈跃通、丁季，被上诉人陈延忠、陈丽金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杜立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一、陈延忠、林伟华于2012年10月前就有投资福脉通公司的手机刷卡器，陈延忠通过林伟华电脑操作完成投资。
二、2012年10月初，蔡木兰经其朋友林专专介绍与陈延忠、陈丽金相识，陈延忠、陈丽金为夫妻。陈延忠向蔡木兰介绍投资市面上在销售一种叫做福脉通刷卡器的内容，认为前景不错，蔡木兰觉得很不错，就要陈延忠帮忙投资，陈延忠也答应。因陈延忠也是通过林伟华电脑操作完成投资，故陈延忠用鑫忠信不锈钢经营部便条写上林伟华银行帐号和福脉通公司网址、密码给蔡木兰，告诉其怎样投资。
三、蔡木兰与林伟华和证人许亚旭并不认识。
四、2012年10月9日，蔡木兰投资60万元购买福脉通产品，陈延忠叫其把钱转到林伟华银行帐号，由林伟华帮其激活户头，蔡木兰按陈延忠的要求将60万元转到林伟华银行帐号；2012年10月16日，蔡木兰又投资60万元购买福脉通产品，陈延忠仍叫其把钱转到林伟华银行帐号，由林伟华帮其激活户头，蔡木兰又按陈延忠的要求将60万元转到林伟华银行帐号；2012年10月29日，蔡木兰又要投资82.2万元购买福脉通产品，陈延忠叫其把钱转到证人许亚旭银行帐号，陈延忠认为蔡木兰投资太凶，需要冷静，过了两、三天，蔡木兰仍坚持要购买福脉通产品，陈延忠指示证人许亚旭将82.2万元转帐给林伟华，2012年10月30日，许亚旭通过其兄弟许亚松转账60万元给林伟华，2012年11月1日，许亚旭转账264172元给林伟华。林伟华共收到蔡木兰投资款202.2万元。
五、蔡木兰诉称陈延忠向蔡木兰索要8万元现金用于该投资，但与蔡木兰之前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给陈延忠现金3万元相矛盾，又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且陈延忠予以否认，故原审法院认定蔡木兰诉称陈延忠向蔡木兰索要8万元现金用于该投资不是事实。
六、林伟华接受陈延忠指示代为收款并代为下订单并支付，即网上认购。林伟华2012年10月9日收到60万元后，当日支付3笔（一笔198851元，一笔194000元，一笔199000）给讯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林伟华2012年10月16日收到60万元后，当日支付2笔（一笔22790元，一笔790元）给讯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其余大部分钱款于2012年10月17日转帐支取给他人，包括转帐支取40万元给林伟华自己另一个银行帐号；林伟华2012年10月30日和11月1日收到82.2万元后，于2012年10月31日支付2笔（一笔32010元，一笔14736元）给讯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1日支付4笔（一笔8000元，一笔100000元，一笔88000元，一笔4486元）给讯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其余大部分钱款转帐支取给他人，包括林伟华自己。林伟华共支付862663元给讯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讯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经人民银行总行批某的合法第三方支付平台，类似支付宝。林伟华认为下单后支付进入福脉通公司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即讯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完成蔡木兰投资，蔡木兰认为林伟华将款项汇入讯付公司不代表就是支付给福脉通公司，原审法院认为蔡木兰决定投资福脉通公司，投资方式是投资福脉通公司决定的，林伟华按投资福脉通公司的要求将款项汇入讯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并无不当，且林伟华也同样方式（网上认购）帮其他人投资福脉通公司，根据款项收支时间，原审法院认定林伟华收取蔡木兰款项202.2万元支付862663元给讯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支付给福脉通公司，是蔡木兰投资福脉通公司的投资款。
七、林伟华辩称，除了直接转账支付外，还借用的其他福脉通公司投资人的账户中的余额直接划转，用以支付蔡木兰订单款项，之后由其以等额现金还给出借余额的人，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认为，林伟华的辩称，证据不足，不予采信，认定林伟华收取蔡木兰202.2万元，只有862663元用于蔡木兰投资福脉通公司，其余1157337元林伟华没有用于蔡木兰投资福脉通公司。
八、林伟华接受陈延忠指示代蔡木兰网上认购福脉通公司投资后，陈延忠知道后，将所谓投资项目的短信发给蔡木兰，告知蔡木兰已经将钱汇入福脉通公司，操作成功，这某乙是操作成功后生成的一些用户名和密码。2012年10月，福脉通公司网页可以打开，2012年11月初，福脉通公司网页就不能打开，因为福脉通公司老板卷款跑路，福脉通公司被查封。
九、陈延忠告知蔡木兰网上认购成功后，蔡木兰要与福脉通公司签订合同，因签订合同地在深圳市，蔡木兰立一张授权委托书给陈延忠，委托书内容是“现因本人工作繁忙，不能亲自到现场办理与福脉通公司的销售代理相关手续，特委托作为我的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我办理相关事项，对委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有关文件，我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委托书没有写受托人，也没有写日期，因福脉通公司被查封，该委托也没有实际履行，蔡木兰又将委托书拿回去。
十、蔡木兰与陈延忠没有签订书某委托合同，没有约定委托期限、风险、收益。陈延忠帮蔡木兰投资福脉通公司是无偿的，林伟华帮陈延忠网上认购蔡木兰向福脉通公司的投资也是无偿的。
六、2013年1月16日，蔡木兰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案受理被告诈骗一案，陈延忠、林伟华被取保候审。2013年11月7日，蔡木兰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10月27日，公安机关作出蔡木兰财物被诈骗一案的撤销案件决定书。
蔡木兰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共同赔偿其损失210.2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蔡木兰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在受托过程中隐瞒蔡木兰，并未按照委托协议将款项转至福脉通公司，导致现蔡木兰的款项下落不明，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陈延忠、陈丽金主张与蔡木兰之间并没有构成委托投资的关系，是蔡木兰自行决定要投资，蔡木兰造成的损失相关责任不应由陈延忠、陈丽金承担，应由蔡木兰自行承担责任。林伟华主张其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已将代陈延忠、陈丽金收取的全部款项向福脉通公司下了订单，并无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原审法院认为，蔡木兰是自行决定要投资，在投资福脉通公司过程中，认识陈延忠和陈丽金，陈丽金仅系陈延忠的妻子，并未帮忙投资，陈延忠有帮忙蔡木兰投资，与蔡木兰存在事实的委托法律关系，蔡木兰与陈丽金不存在书某或事实的委托法律关系。蔡木兰与林伟华并不认识，不存在书某或事实的委托法律关系。陈延忠同意帮忙蔡木兰投资后，又把网上认购福脉通公司的程序请林伟华帮忙，指示蔡木兰将投资款汇到林伟华银行帐号，林伟华也按陈延忠的指示完成操作，陈延忠与林伟华存在事实转委托关系，蔡木兰将投资款汇到林伟华银行帐号的事实，证明转委托蔡木兰是默认的，蔡木兰是同意的。林伟华在接受陈延忠转委托后，未将蔡木兰202.2万元投资款全部用于网上认购福脉通公司，只网上认购862663元，其余1157337元投资款，林伟华应返还蔡木兰。陈延忠对林伟华的选任和指示并不存在过错，对蔡木兰的损失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用承担返还款项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林伟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蔡木兰投资款人民币1157337元。二、驳回蔡木兰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361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11808元，由林伟华负担7608元，由蔡木兰负担4200元。
蔡木兰不服，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存在多处事实认定错误和遗漏。1、原审认定，针对第三笔82.2万元投资，陈延忠认为上诉人投资太凶，需要冷静，过了两、三天，上诉人仍坚持要购买福脉通产品，因而帮其投资。但事实并非如此，该笔款项完全是在陈延忠夫妇一再推介并表示以后再无机会的情况下，要求上诉人进行投资，一审判决未经任何调查，直接以陈延忠单方陈述认定“陈延忠认为原告投资太凶，需要冷静，过了两、三天，蔡木兰仍坚持要购买福脉通产品”违背客观事实。2、至于最后一笔8万元现金的投资，是上诉人在202.2万元投资款转给林伟华后，陈延忠、陈丽金又多次以“只剩下这几天，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你也没比别人多，你算是小数目”等各种理由，要求上诉人继续投资，并表示因时间关系，可以现金方式直接交给他们，钱都在公司账户中，无须开收据。上诉人信以为真，便又将8万元现金交给陈丽金，再次委托二人帮忙投资。一审判决仅以上诉人的主张与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的现金3万元存在矛盾明显不足以否定上述事实的存在。3、从投资款流向来看，截至2012年11月1日，上诉人已按陈延忠要求，将202.2万元福脉通投资款汇至林伟华账户，但林伟华转出给迅付公司的只有862663元，因林伟华不仅自己投资也帮助其他人投资，显然无法确定该笔862663元转账是来源于上诉人还是其他人的投资款，更不能证明该笔款项就是帮上诉人向福脉通投资的。因此，一审判决认定862663元系上诉人投资福脉通公司的投资款明显错误。4、从福脉通的投资流程来看，投资福脉通需事先进行网上认购并打款，因此是否认购成功、认购多少数额以及投资目的是否实现均是本案的关键事实，但一审判决对此却避而不谈，遗漏关键事实。二、本次委托理财中，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均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1、陈延忠夫妇提供错误投资渠道，导致上诉人巨额财产损失，存在明显过错。上诉人之所以投资福脉通，完全出于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一再推荐，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通过展示福脉通网站系统、销售推广合同、报纸报道、银联加入、投资人众多、前景可观等方式向上诉人表示福脉通项目是可靠、安全的投资项目，鼓动和指导上诉人加入投资，共享收益，也才导致上诉人最终血本无归。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作为推介人，即便无法保证投资能够产生收益，也至少应当向上诉人提供安全的投资渠道。本案因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作为介绍人，提供错误投资渠道导致上诉人巨额财产损失，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存在明显过错。2、被上诉人林伟华付款方式的严重错误，是造成上诉人巨额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陈延忠对选任与指示负有不可推卸的过错。一审中，林伟华主张其向福脉通公司下单方式分两种，一是直接通过网银转账；二是借用其他福脉通公司投资人的账户余额直接划转，之后再以等额现金偿还出借人。按其说法，上诉人的投资款中，只有862663元是采用第一种方式支付，其余款项均以第二种方式支付。一方面，如果确实存在通过拆借方式付款，则林伟华必然可以进行举证，其无法举证证明拆借过程只能证明并不存在剩余款项的拆借支付；另一方面，即便确实存在拆借支付，林伟华在能够采用便捷安全的网银转账方式的情况下，却选择复杂、混乱的划转方式进行支付，并最终导致出现错误，投资款项下落不明，亦属严重过错。而陈延忠，作为受托人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选任和指示错误。一则，其指示上诉人向林伟华汇款，最终导致上诉人上百万损失，系重大指示错误；二则，本案中已经确认的事实林伟华是在陈延忠指示下进行转账和网络操作，因此不排除陈延忠存在指示错误，但无论如何，陈延忠都负有选任和指示的严重过失。3、不仅如此，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受托后，实际上并未按要求帮助上诉人进行投资，甚至连网上认购环节都未实际完成，没有尽到勤勉、尽心的职责，同样存在过错。一方面，包括8万元现金在内，上诉人用于福脉通投资的款项总共是210.2万元，根据委托，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承诺会将全部款项投资进入福脉通公司，但事实上并没有，甚至连网上认购环节都未实际完成。另一方面，就本案而言，实际用于投资的资金仅有862663元。也就是说，按照林伟华陈述，只要把钱打给福脉通公司，就能在网上开通代理商系统并有验证码，但本案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始终无法证明上诉人的代理商系统已开通且系统账户中金额为862663元，其所发送投资项目短信无论真实性还是关联性都明显存疑，无法证明已经完成网上认购，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共同接受委托，收取巨额投资款后，不履行受托人职责，应就未能完成认购承担过错责任。三、862663元实际收款方系迅付公司而非福脉通，且无法证明该笔款项就是上诉人的投资款，一审判决关于862663元是原告投资福脉通公司的投资款认定错误。关于862663元投资款，一审判决认为“林伟华按投资福脉通公司的要求将款项汇入迅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并无不当，且林伟华也同样方式（网上认购）帮其他人投资福脉通公司……原审认定林伟华收取蔡木兰款项202.2万元支付862663元给迅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支付给福脉通公司，是蔡木兰投资福脉通公司的投资款”。从前述认定来看，法院主要认定三方面事实：1、按照投资福脉通的要求，款项需汇入迅付公司；2、支付给迅付公司等于支付给福脉通公司；3、862663元是原告投资福脉通的投资款。我们认为，一审判决对862663元投资款的定性完全错误：首先，既然投资福脉通“要求”将款项汇入迅付公司，就应当有相应证据支持，也就是说有相关证据证明该要求的存在，比如存在委托收款的授权、声明。然而本案无论陈延忠、林伟华均无任何有效证据能够证明要求的存在，那是否可以理解为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接受委托后，便将该笔投资款转入一家无权收取投资款的公司。其次，即便存在委托收款的关系，上诉人的投资对象也明显是福脉通公司而非迅付公司，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只有提供款项已实际到达福脉通账户的信息才能确定交付完成。从汇款情况来看，862663元投资款全部汇给的是迅付公司而不是福脉通公司，支付给迅付公司并不代表支付给福脉通公司，二者明显主体不同。最后，金钱属不特定物，就算该笔款项也已实际到达福脉通公司，也并无法证明款项来源于上诉人的投资款，更无法证明该笔款项就是林伟华为上诉人向福脉通公司支付的投资款。综合本案证据，林伟华不仅自己投资福脉通，同时帮忙多人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其账户中不仅包括自有资金同时包括其他人的投资款，转账凭证中862663元的转账行为完全可能是林伟华替其他人进行投资的行为，并无法证明是帮助上诉人投资福脉通的款项。四、本案中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各自分工，共同完成委托事务，三者缺一不可，属于共同的受托人。根据《合同法》第409条规定，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存在明显重大过错导致上诉人巨额财产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退一步讲，即便认定存在转委托关系，同样属于受托人，适用前述条款，依法也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诸多错误和遗漏，未能客观反映真实案情，且对于本案最为关键的862663元投资款的认定亦存在明显错误，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因存在重大过失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共同赔偿上诉人210.2万元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陈延忠、陈丽金答辩称，一、上诉人蔡木兰至今没有面对实际情况，上诉状的理由当中体现的事实相互矛盾。蔡木兰一方面说投资已经全部损失，作为委托人陈延忠、陈丽金具有重大过错所以应赔偿损失；另一方面又陈述陈延忠、陈丽金等并没有将委托投资款项汇给福脉通公司所以应返还投资款。事实只有一个，蔡木兰应先确认进行哪种主张，陈延忠、陈丽金才能进行相应答辩。二、蔡木兰自己提供的证据已经证明陈延忠、陈丽金等已经将其投资款全部用于且已经完成福脉通公司订单的激活。1、蔡木兰进行本案的投资前后相隔20多天，且分多次进行。如果前期投资事项还未完成，蔡木兰没有取得预期分红，蔡木兰不可能继续投资而且还追加更大的投资，所以本案蔡木兰取得投资分红后决定要追加大额投资具有高度盖然性。2、每次投资完成后即购买福脉通的产品完成后陈延忠、陈丽金以及林伟华都会将已经汇款激活的账户名、密码通过手机短信发送给蔡木兰核对。蔡木兰在福脉通公司网站以及账户里都可以查看其账户内的资金以及相应分红。这个情况在蔡木兰一审提交的其自己的手机短信内容都可以得到证明。另外蔡木兰提交的录音以及报警笔录也证明蔡木兰在投资后打开过福脉通公司网站以及账户，核对查看过相关投资分红情况（详见一审证据第一页：蔡木兰“最后一次80几万，后面不知道怎么凑来凑去，我也看不懂，我想干脆用电脑给我拷个优盘出来”、陈延忠：“拷是可以，要等公司网站开起来”、蔡木兰“你电脑开起来是不是所有资料都没有了”）。3、相关账户激活后，蔡木兰才成为福脉通公司的经销商，才存在前去深圳签订销售代理合同的问题。所以在2012年10月底蔡木兰才出具委托书看看是否有其他人能去深圳代她与福脉通公司办理订销售代理手续。这个情况在蔡木兰2012年10月17日手机短信上体现“恭喜你：蔡志坚成为福脉通特级经销商”以及其提交的“授权委托书”都能得到证明。4、福脉通公司网站以及账户打不开后，蔡木兰欲挽回损失，首先以福脉通公司出了问题她不管为由，威逼利诱要求收取她汇入款项的人员写欠条或收条给她，好让她另行主张权利。在没有得到满足后又以她没有收到产品，没有实际收到分红，陈延忠、陈丽金系虚构福脉通公司对她进行诈骗为由于2013年1月向马巷派出所报案称被陈延忠、陈丽金诈骗200余万元。这某乙情况在蔡木兰提交的录音证据中都有体现，从其报警笔录中陈述的“他给我打开电脑看，我看电脑上显示我已经收到分红，但是具体我挣了多少我不清楚”也能得到证明，蔡木兰为了追回钱已经没有诚信可言。三、陈延忠、陈丽金并没有推荐或坚持让蔡木兰购买福脉通公司的产品。首先，陈延忠、陈丽金原先并不认识蔡木兰，没有向蔡木兰推介福脉通公司的产品，是蔡木兰的朋友林专专向蔡木兰推荐的福脉通公司投资产品并介绍陈延忠、陈丽金向蔡木兰介绍如何投资福脉通公司，这个情况蔡木兰在其报警笔录中也有陈述。其次，蔡木兰都是自己组成3人一组的投资模式，其是否购买以及购买多少福脉通公司的产品陈延忠、陈丽金根本无利可图，不可能去极力推荐。后，蔡木兰经林专专介绍投资项目并决定要投资后才到陈延忠、陈丽金处了解如何进行投资，如果推荐理财产品有责任的话，蔡木兰应该向林专专去主张而不是陈延忠、陈丽金。陈延忠、陈丽金经过自己的能力去核实其办公地址、网站、报子宣传等材料，认为福脉通公司不存在问题，其产品可以投资，所以自己也投资了。当时福脉通公司看是正规的公司，没有人知道是传销公司，最后该公司涉嫌非法经营、老板卷款跑路是陈延忠、陈丽金根本无法预料的。另外在介绍怎么投资福脉通公司时陈延忠、陈丽金也向蔡木兰告知投资有风险，要自己进行判决并自负其责，所以陈延忠、陈丽金对其投资收不回不存在重大过错，蔡木兰的损失也不是陈延忠、陈丽金的行为造成的。四、按照蔡木兰的说法，其委托陈延忠、陈丽金的事宜是投资并激活账户而不是委托转款，不能因为钱没有直接转到福脉通公司账户就要陈延忠、陈丽金承担赔偿责任或予以返还。另外，因为钱不是特定物，在没有特别指示的情况下，法律没有强求用什么款项去激活账户，本案的关键不是钱通过什么途径转到福脉通公司而是应该看账户有没有激活并将激活结果反馈给蔡木兰。在陈延忠、陈丽金等已经将投资账户信息发给蔡木兰，蔡木兰已经收到激活账户相关信息且在网络上进行了核实、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也没有提出异议，现蔡木兰以网站被无法打开为由再行主张款项没有汇入福脉通公司开通账户明显没有依据。如果蔡木兰认为陈延忠、陈丽金虚构网站，没有将款项用于投资、激活账户而非法占有，那应由公安部门处理而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五、本案陈延忠、陈丽金不是与林伟华共同处理蔡木兰的投资事项，从一开始陈延忠、陈丽金就向蔡木兰表明自己不会投资以及激活账户，自己也是让林伟华代办，并写了条子给蔡木兰，让其将相关款项汇给林伟华去办理，所以陈延忠、陈丽金并没有和林伟华一起共同履行代办投资事宜，本案不是共同委托。六、蔡木兰在该录音中自认“我那些账一共是220多万（录音摘要只写两佰多万）”，而蔡木兰实际汇款哪怕加上她自己说的现金投入8万一共也只有210.2万，蔡木兰为何知道自己账户上有220多万？也就是说蔡木兰看到了其所投资金已经全部到账，而且还有多余。多余的钱哪里来的？对此蔡木兰也是清楚的。蔡木兰在其一审证据第一页录音摘要第17行中自述“最后一次80几万，后面不知道怎么凑来凑去，我也看不懂，我想干脆用电脑给我考出一个优盘来”。这就证明了其他金额是利用其账户中已经取得的分红与他人账户分红余额参与订单、账户的激活。另外，福脉通产品一套最少为2万元（陈延忠、陈丽金提供的《销售推广合同》可以证明），也就是说投资订单单笔金额最少为2万元，但蔡木兰转账202.2万元中有2000元的零头，正是利用原先投资账户里的分红余额1.8万，才能凑在一起激活了一笔2万元的订单。所以对于可以整合自己或他人账户分红余额参与订单的激活的事实，蔡木兰是知晓而且没有异议的。综上，上诉人蔡木兰的陈述不是事实，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林伟华答辩称，一、上诉人蔡木兰有关“截至2012年11月1日将202.2万元投资款汇至林伟华账户”的诉陈与实不符。就本案而言，林伟华银行账户分别收到蔡木兰汇入120万元、许亚松汇入90万元及许亚旭汇入294172元合计2394172元，再加上陈丽金归集的福脉通账户余款135828元，并扣减陈丽金预支的9万元，林伟华实际收到投资款244万元，而当中仅有120万为蔡木兰汇入。该244万元投资款，林伟华已按陈延忠的指示全部投资到位，且陈延忠也均予确认。至于实际投资人是蔡木兰亦或他人，因林伟华完全系按陈延忠的指示办理，且又往往存在实际投资人以他人名义投资激活订单的情形，故林伟华根本无从知晓。二、有关本案是否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以及陈延忠、陈丽金、林伟华有无过错、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林伟华已经提起上诉并在上诉中已有详述。三、有关投资的方式系福脉通公司决定的，林伟华将款项支付于第三方迅付公司的行为并无不当。按蔡木兰的上诉主张，本案应查明诉争投资款的具体去向，是否已全用于福脉通公司的投资。而这涉及到福脉通公司、讯付公司以及何康军、肖晓宇、徐兴芳、李慧珍、陈华兰、陈水仙、张小珍、兰珊琛等众多第三人的利益，因为林伟华是否已将款项投资到位的问题，关系到他们是否存在不当得利而应向林伟华返还这某乙付款的情形。据此，一审显然遗漏了应当参与诉讼的当事人，案件依法也应发回重审。四、蔡木兰主张林伟华及陈延忠、陈丽金系共同受托人，于法无据。本案系因传销引起的纠纷，违法传销者众，其相互之间的帮忙互助，依法并不构成委托及转委托关系。而且，根据合同法第409条的规定，负连带责任的受托人必须是委托人所委托的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人，而分别委托或转委托均不产生连带责任。本案中，林伟华与蔡木兰素不相识、更未曾受其委托过，不是本案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受托人。五、本案纠纷系因传销引起，涉案者众，依法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为宜，否则，由此引起的债权债务连环追索，将导致社会纠纷不断，社会难以安定。此外，一审审理还存在违反法定程序、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显失公正等诸多问题。就此，林伟华已提起上诉。
林伟华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将本案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欠妥，且一审存在违反法定程序、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一、本案依法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本案当事人的纠纷系因参与深圳福脉通科技有限公司移动支付产品代理而引起。对如何处理因参与福脉通公司移动支付产品代理而引起的纠纷，本院早在（2014）厦民终字第2296号裁定中就已有定论。因福脉通公司涉嫌传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民他字第2号《关于咸阳爱心总公司与咸阳爱心总公司1930名传销员传销纠纷如何使用（1998）38号通知的复函》意见，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由工商行政机关进行认定和处罚，当事人之间因传销行为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宜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故本案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原审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应一提的是，本院前述驳回原审原告起诉的做法非但依法有据且依理也很妥当。一般而言，因传销引起的纠纷涉及面甚广，以本案为例，非但涉及本案四方当事人及证人许亚旭及其兄弟许亚松相互之间款项往来的问题，且还涉及福脉通公司是否收到诉争投资款、能否返还投资并返利的问题，还涉及到第三方支付平台即讯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否代收投资款并交付福脉通公司的问题，且还涉及到何康军、肖晓宇、徐兴芳、李慧珍、陈华兰、陈水仙、张小珍、兰珊琛等人的问题，上诉人正是通过集合这某甲投资账户的分红余额参与激活、认购蔡木兰的订单，并将相应金额的诉争款项转付他们。倘若本案认定投资款项未全部用于激活认购蔡木兰订单并判由上诉人返还，那么届时，上诉人也只能另案起诉何康军等人追索这某乙未完成投资的款项。如此，卷入传销者甚众，其相互之间纠纷不断，影响社会安宁。因此，本院在他案中驳回原审原告起诉的做法甚为妥当，这避免了因传销引起没完没了的债务追索，避免了无休无止的社会纠纷，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故本案亦应驳回原审原告起诉为宜。另外，倘若如蔡木兰所述，本案原审三被告及证人许亚旭、何康军、肖晓宇等众人没有如数购买、激活订单并合谋将其投资款占为己有，且还以短信形式欺骗蔡木兰已将投资款全额用于认购、激活订单，那么蔡木兰也应向公安部门报案，要求以侵占或诈骗罪追究前述众人的刑事责任、进行刑事立案才是，而不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法院受理后，也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二、一审判令上诉人返还尚未完成投资的剩余款项，该审理思路及其裁判结果已超出蔡木兰基于受托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其损失的赔偿请求范围，明显违反不诉不理之法理原则。三、蔡木兰的损害事实与本案他人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蔡木兰系成年人，其对所投资的项目应当有足够的风险评判意识，其经过陈延忠、陈丽金的介绍，对投资项目也有所了解，知悉了投资流程，并在自行决定投资并转款完成网上认购之后，还书某委托陈延忠代为与福脉通公司签订书某的销售代理合同，只是后因福脉通公司被查封，此事才未办成。且应注意的是，虽未签订书某销售代理合同，但蔡木兰在刑侦询问笔录中确认电脑操作显示其已收到投资分红。现蔡木兰无法收回投资，是因为福脉通公司被认定为涉嫌传销，非法经营、老板卷款跑路而无法进行返利所导致的结果，并非因本案他人的原因，亦即，蔡木兰的损害事实与本案他人之间并无因果关系，故其要求本案他人赔偿损失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而事实上，一审也不认为蔡木兰的损害事实系本案他人原因造成的。至于判由上诉人支付1157337元，系因一审错误认为上诉人尚有1157337元投资余款未用于投资福脉动通公司而应予返还，但这非赔偿损失。四、本案当事人之间并不构成转委托关系。上诉人认为，本案系因传销引起的纠纷，违法传销者众，其相互之间的帮忙互助，依法并不构成委托及转委托关系。而且，根据合同法第四百条的规定，转委托也须经委托人的同意，否则，转委托的第三人应视为受托人的履行义务辅助人，其处理事务的行为应由受托人担责。一审也已查明，上诉人与蔡木兰素不相识。对上诉人操作激活订单的事实，蔡木兰直至2013年1月16日报刑案之时都还未知晓，不可能同意过。根据刑侦询问笔录，蔡木兰当时以诈骗为由举报的是案外人林专专及陈延忠两人，而上诉人及许亚旭系因案涉款项汇入其二人账户而在后来被牵扯其中。陈延忠指示蔡木兰向上诉人及许亚旭两人银行账户汇款的行为，并无向蔡木兰请示是否同意转委托的意思表示，故蔡木兰按指示付款的行为，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的规定，并不构成对转委托的“默认”。五、上诉人完全系按陈延忠指示处理本案事务，且处理结果陈延忠也均予以确认，故即便本案存在转委托关系，但依合同法第四百条的规定，上诉人也因无过错而无须担责。上诉人与蔡木兰之间素不相识，上诉人自始至终只听从陈延忠的指示。按陈延忠的指示，订单的付款激活方式并不局限于个人账户转账付款激活，还可归集他人投资分红用于付款激活。根据该指示，上诉人将收到的202.2万元中的862663元直接转至福脉通公司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讯付公司用于激活订单，而其余1157337元在包括陈延忠的母亲蔡绒在内的多人出借投资分红用于激活订单之后则转出用于支付该投资分红的对价。对于上诉人处理事务的方式及处理结果，陈延忠、陈丽金均已确认，至于蔡木兰与陈延忠、陈丽金之间如何指示，上诉人不得而知，更不须为此担责。六、上诉人已按陈延忠的指示将投资款全额用于福脉动通公司，一审认定尚有1157337元投资余款是错误的。1、从蔡木兰诉求的是赔偿损失而非返还剩余投资款上看，蔡木兰实际已确认投资款已全额用于福脉动通公司，而只是认为本案他人在办理委托事项中有过错，故要求赔偿损失。2、根据投资认购流程，只有款项投资到福脉动通公司时，才会生成用户名、密码及相应的订单金额，对此，蔡木兰并不否认，并在一审中自述其证据五即手机短信是上诉人在将款项汇入福脉通公司操作成功后生成的一些用户名和密码，对此，一审法院也予确认。因此，根据已生成的用户名、密码及相应金额的订单，以及蔡木兰已收到这某乙短信通知的事实上来看，所有投资款均已按指示投资到位，并无余款。3、事实上，将案涉款项全部投资到福脉动通公司，除了采用个人账户转账方式外，上诉人还利用了原先其他投资福脉通的何康军、肖晓宇、徐兴芳、李慧珍、陈华兰、陈水仙、张小珍、兰珊琛等账户的分红余额参与激活订单，并在当天或第二天就将该相应的资金返还给出借人。上诉人一审时已申请这某甲出庭作证，但一审法官为节约庭审时间，以案件事实已经很清楚为由没有让这某甲出庭做证。然而，遗憾的是，原审却又以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为由不采信上诉人的意见。应一提的是，对于可以整合自己或他人账户分红余额参与订单的激活的事实，蔡木兰是明知的，蔡木兰在其一审证据第一页第17行中自述“最后一次80几万，后面不知道怎么凑来凑去，我也看不懂，我想干脆用电脑给我考出一个优盘来”，而且，蔡木兰之前也曾以此方式激活与认购过订单。福脉通投资订单单笔金额最少为2万元，蔡木兰转账202.2万元中有2000元的零头，她正是利用原先投资账户里的分红余额1.8万（她已在网络账户上看到）加上该2000元零头，才激活了一笔2万元的订单。4、如果在2012年10月中旬之前，蔡木兰之前的120万元投资没到位并激活订单，其不可能会在10月底又继续追加投资82.2万元，也不可能在自己网络账户上看到订单已激活并有相应分红呢（详见蔡木兰笔录第4页“我看电脑上显示我已经收到分红”）。既然先前的120万已投资到位，那么在后的82.2万元按同一方式与途径进行投资，即应当认定已经到位。七、若按一审审理思路及其裁判结果，本案明显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据此，本案依法也应发回重审。前已述及，本案纠纷系因传销引起，涉案者众，若按一审思路，必然要查明诉争202.2万元的具体去向，是否已全用于福脉通公司的投资，而这至少涉及到第三方支付平台讯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何康军、肖晓宇、徐兴芳、李慧珍、陈华兰、陈水仙、张小珍、兰珊琛等众多第三人的利益，因为倘若本案最终确定上诉人未将案涉202.2万元投资到位，那么他们依法便应向上诉人返还这某乙付款。综上所述，本案纠纷系因传销引起，涉案者众，且同是福脉通公司的投资者，上诉人也因福脉通公司涉嫌传销被查封而遭受重大损失。一审错将本案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且其审理又违反法定程序、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显失公正。据此，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蔡木兰的诉讼请求并由蔡木兰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蔡木兰答辩称：一、本案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最高院《关于咸阳爱心总公司与咸阳爱心总公司1930名传销员传销纠纷如何适用（1998）38号通知的复函》的适用前提是纠纷系由传销犯罪行为引起，而本案答辩人进行了报案，公安机关也进行了审查，甚至对上诉人也采取了取保候审的措施，最终公安机关以证据不足不予以立案，答辩人只能撤回控告，公安机关也撤销了刑事案件。显然，一审判决已在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基础上作出，以民事案件处理是正确的。上诉人据此又提出是刑事案件，是否承认其为犯罪人。且在一审中，上诉人也明确了本案属于委托合同，当然属于民事案件。二、一审判决并未违反“不诉不理”的法律原则。本案中，陈延忠夫妇及林伟华共同接受答辩人委托，三者各自分工、紧密配合，共同完成答辩人的委托事务，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一审在答辩人起诉要求三人共同赔偿210.2万元投资款后，根据三者分工及林伟华为实际收款环节的事实，判决林伟华返还投资款，属于对蔡木兰赔偿诉讼的一种处理方式，并未违反不诉不理的原则。三、蔡木兰的损失完全是林伟华以及陈延忠夫妇办理委托事务过程中的过错行为共同造成的，林伟华关于损害事实与本案他人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明显错误。本案的实质是，投资款项并未依委托进行，而是进入个人账户，且即使公安机关进行审查，也无法查清蔡木兰的款项完整去向。这某乙都是林伟华与陈延忠夫妇在办理委托事务中的过错导致的，从委托事务来看，陈延忠夫妇未尽审慎，提供错误投资渠道，并且错误指示林伟华林伟华进行操作，而林伟华不但未将款项投入福脉通公司，而且款项划转方式复杂、混乱，最终导致蔡木兰的投资款下落不明，三人对蔡木兰的损失均有明显过错。四、林伟华与陈延忠夫妇各自分工，共同完成委托事务，属于共同受托人，因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应对蔡木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陈延忠2013年10月15日的讯问笔录，陈延忠表示“我当时有将林伟华的银行账户发给蔡木兰，让她将需要购买的金额汇到林伟华的账户上，我再叫林伟华帮忙通过网上操作，帮蔡木兰完成认购”。而林伟华在2013年5月20日的讯问笔录也表示“陈延忠在听我的介绍后，也决定投资，并委托我将投资款通过网银的方式支付给公司”、“因为之前陈延忠的朋友也有委托他投资，陈延忠再把钱转到我账上由我付给公司”。事实上，林伟华并未将投资款汇给公司，由此可见，三方当事人对委托投资的事实是清楚的，并且对各自及其他各方在委托投资中的地位也同样是清楚的，林伟华及陈延忠夫妇各自分工，共同完成委托事务，属于共同的受托人。至于林伟华是否明确知道委托人是谁并不影响委托关系的成立。林伟华与陈延忠夫妇因在办理委托过程中的重大过错，直接导致蔡木兰遭受重大投资损失，应当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林伟华接受委托后，并未按要求操作，甚至连网上申购环节都未实际完成，其关于投资款已全额投入福脉通的主张没有任何依据。1、关于投资认购及短信通知的事实。从投资流程来看，短信通知显然无法证明林伟华主张的“所有投资款均已按指示投资到位，并无余额”。首先，短信通知本身真实性、关联性存疑；其次，即便属实，从短信内容来看，也完全无法证明相关内容是属于蔡木兰的用户名、密码、金额等信息；最后，林伟华在讯问笔录中称“公司在收到款项之后马上就在网上确认，并自动生成确认单”，但至始至终蔡木兰都未看到任何确认单。2、关于林伟华整合自己或他人账户分红参与订单激活的事实。首先，林伟华认为一审未依申请批某证人出庭作证，而后又认定林伟华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事实上，一审过程中，福脉通公司的网站已无法正常登陆，林伟华主张其通过整合自己和他人账户分红参与订单激活的事实无法得到核实，在此情况下批某证人出庭作证没有意义。另，如果确实存在此种拆借模式，林伟华亦可通过提供偿还借款的转账记录等其他证据来证明。其次，无论从对话主体还是内容来看，蔡木兰证据1中“最后一次八十几万，后面不知道怎么凑来凑去，我也不懂”的陈述明显无法证明蔡木兰对该转账方式构成明知。相反，该陈述说明林伟华接受委托取得投资款后，并未按要求进行合理运作、规范投资，而是操作混乱，随意转给他人。事实上，蔡木兰通过林伟华进行投资的金额共计202.2万元，但即便是一审判决认定的862663元投资款，不仅该笔款项无法证明是蔡木兰的投资款，而且全部是转入与福脉通公司无关的迅付公司，蔡木兰虽收到短信通知，但短信中不仅没有任何蔡木兰身份信息，也没有确认投资成功的金额，无法证明林伟华完成全部款项的投资。至于其余款项林伟华主张整合他人分红参与订单激活的事实没有任何依据，依法不成立。3、林伟华关于如果2012年10月中旬以前没有为蔡木兰完成120万元投资，蔡木兰不可能在10月底继续追加投资82.2万元的主张系其单方推测，没有任何依据。六、一审不存在遗漏主体。林伟华所说的主体，公安机关都无法查清，无法追加。且在一审是林伟华对此遮遮掩掩，有可能是林伟华编造，也有可能事实存在，如果林伟华认为他们存在过错，在林伟华承担责任之后，林伟华也有权对其主张。综上所述，蔡木兰认为本案属于民事案件，且属于委托合同纠纷，在整个委托过程中，陈延忠夫妇提供渠道，林伟华在接受委托并收取蔡木兰202.2万元投资款后，未按要求履行受托职责，造成蔡木兰巨额损失，三者对此负有重大过错，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林伟华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
陈延忠、陈丽金的答辩意见与其对蔡木兰的答辩意见相同。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即为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包括：一、本案是否属于涉及传销纠纷并因此不应由人民法院按民事诉讼受理；二、林伟华是否应当承担返还相关款项的义务；三、如林伟华应当返还，其应当返还的款项数额；四、陈延忠、陈丽金是否应当承担返还义务。
双方当事人的观点在诉辩中均已述及，不再赘引。
为支持其主张，林伟华在本院审理中提交如下证据：1、本院（2014）厦民终字第2296号民事裁定一份，以证明福脉通公司涉嫌传销，因福脉通公司引起的纠纷，本院已作出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的处理；2、肖晓宇等人出具的《证人书某证明》十份，以证明其确有通过借用他人福脉通分红余额款购买、激活被上诉人的订单，并将相应金额的诉争款项转付他们的事实；3、网上下载打印的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4）深罗法刑一初字第704号《刑事判决书》一份，以证明本案所涉福脉通公司项目属传销行为的事实。
蔡木兰经质证，对林伟华提交的证据1的表面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裁定与本案无关，且该裁定与本案并不相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裁定是以侵权之诉所提出，而本案是属于委托合同；2、本案是属于款项未已转入福脉通公司，而裁定的案件是已经转入了；3、该裁定案件明确已经属于刑事案件，而本案蔡木兰也以刑事案件进行报案，但是公安机关不予受理。因此该份裁定与本案不具有可比性。对证据某、证人未出庭作证，且林伟华在一审中并未申请这某乙证人出庭作证或者有这某甲出庭作证；2、不属于新证据，如要作为证据应当在一审中提出；3、书某证言无法证明其证明对象，相反却证明林伟华并未将款项支付给福脉通公司而转给个人，因本案蔡木兰曾经进行报案，而林伟华对这某乙事实都进行隐瞒导致公安机关无法查实，其在二审中提出的证人证言不应当予以采信。对证据3即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关联性则认为，即使福脉通公司涉嫌传销，但是该传销的行为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林伟华亦应该举证证明。
陈延忠、陈丽金经质证对林伟华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其也认为本案涉嫌刑事案件不应当按照民事案件处理，不能因为证据不足就将刑事案件变成民事案件。如果蔡木兰认为其投资款没有转入福脉通公司，而陈延忠等又告知蔡木兰账户已经激活且投入福脉通公司，本案属于诈骗，不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对证据2中其本人出具的证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他证人的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但是其知晓林伟华之前有整合其他人账户余额进行账户激活与投资的情况。对林伟华提交的证据3没有异议。
鉴于各方对林伟华提交的证据1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卡伊表明本院曾以福脉通公司涉嫌传销行为为由而对相关“投资者”的提起的诉讼裁定驳回起诉的事实。对林伟华提交的证据3，因蔡木兰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林伟华未能提交该证据的原件供核对或提供其他证据以佐证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纳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林伟华提交的证据2即证人书某证词，本院将在下文中结合相关问题的分析对其予以分析处理。
本院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蔡木兰未与福脉通公司签订合同或办理会员等类似手续。
就蔡木兰主张的其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陈延忠8万元的事实，陈延忠在本院审理中予以否认，蔡木兰称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上述事实。
就本案讼争相关款项的支付情况，林伟华在本院审理中陈述，蔡木兰先后直接向其转款两笔60万总计120万，其他相关转款包括：许亚松于2012年10月30日分12笔、每笔5万元向林伟华在招商银行的账户共转账60万元及于2012年10月31日分六笔、每笔5万元向林伟华共转账30万，许亚旭于2012年11月1日向林伟华在建设银行的账户转入264172元及30000元。
林伟华在本院审理中陈述，依据福脉通公司的交易做法，其将部分款项转入福脉通的系统进行充值，形成订单激活后，福脉通公司的电脑系统会形成二级密码，即可表明款已进入福脉通公司，其在本案中已经将将密码发给陈延忠，陈延忠将密码发给蔡木兰，蔡木兰已经都认可了这某乙订单，并认为其上述陈述有下列证据可以证明：1、蔡木兰一审提供的2份录音资料中第一页载明的内容；2、2013年1月13日蔡木兰到公安机关报案时的笔录最后一页的内容；3、原审庭审记录表明，蔡木兰曾有准备和福脉通公司签订委托手续，但是福脉通公司已经倒闭。4、林伟华当庭陈述的内容。
蔡木兰对林伟华主张的上述事实予以否认，并认为林伟华据以证明其上述主张的证据中：1、录音资料不能证明存在激活的事实。2、公安机关笔录的内容并未体现林伟华已将款项支付给福脉通公司。3、蔡木兰准备签订委托书的事实也无法证明林伟华已经汇款给福脉通公司。4、蔡木兰对林伟华的陈述不予认可。
鉴于蔡木兰对林伟华主张的上述事实予以否认，而林伟华主张可以支持其这一主张的证据中：1、蔡木兰一审提供的2份录音资料中第一页载明的内容中仅体现其曾向陈延忠催要款项的事实及陈延忠告知蔡木兰“公司”网站停止的内容；2、2013年1月13日蔡木兰到公安机关报案时的笔录最后一页的内容中，蔡木兰陈述其曾到陈延忠店中，陈延忠打开电脑，电脑中显示蔡木兰已经获得分红。上述两笔录均无法表明相关事实与福脉通公司或福脉通项目的关联性，亦没有未体现林伟华主张的相关款项已经支付给福脉通公司的事实。3、原审庭审中蔡木兰关于曾准备和福脉通公司签订委托手续、但是福脉通公司已经倒闭的陈述，亦无法证明林伟华主张的上述事实。4、林伟华在本院审理中的陈述，则仅为当事人单方陈述，且蔡木兰均不予认可，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足以单独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涉及传销纠纷并因此不应由人民法院按民事诉讼受理的问题。林伟华主张蔡木兰所投入的款项已经通过网上平台向福脉通公司支付862663元、通过向其他投资者购买“账户余额”的方式投入“福脉通”项目的经营。因福脉通公司已经本本院之前的裁判文书认定涉嫌传销，故本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精神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蔡木兰的起诉应予驳回。但是，首先，本院（2014）厦民终字第2296号案中，原审原告在进行“投资”后与福脉通公司签订了相关合同，明确体现了其与福脉通公司传销关系的存在及相关款项已经进入传销体系的事实，而本案中，虽上诉人蔡木兰陈述称其支付予林伟华的款项的目的系用于投资“福脉通”项目，但林伟华始终未能提供证据表明蔡木兰与福脉通公司之间已经签订相关合同或其他文件以表明蔡木兰与福脉通公司建立了传销关系、加入了传销体系。其次，关于林伟华向讯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网上支付平台支付的862663元的去向问题，原审判决结合林伟华提供的其通过该支付平台为其他投资者将款项支付予福脉通公司的相关证据，认定林伟华已将收到蔡木兰的款项中的862663元支付予福脉通公司，并无不当，应予维持。蔡木兰主张该款并未支付给福脉通公司，但未能就此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因林伟华已按照蔡木兰指示将上述该款项支付转入“福脉通”体系内，其已经履行相应委托义务，且上述款项在进入“福脉通”传销体系内后，依照相关规定亦已不','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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