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川民终字第3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庆。
委托代理人陈兴，四川易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建根，四川巴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温红。
委托代理人龚志立，四川法之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晓龙，四川法之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安密。
委托代理人龚志立，四川法之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晓龙，四川法之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臣。
委托代理人龚志立，四川法之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晓龙，四川法之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庆因与被上诉人温红、李臣、邵安密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成民初字第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庆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兴，被上诉人温红、李臣、邵安密的委托代理人谭晓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温红、李臣、邵安密原为巴州金山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山公司）股东。2008年6月18日起，李臣、邵安密分别委托温红代为处理金山公司的一切事务。2009年9月14日，温红代表三人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周庆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温红、李臣、邵安密分别将其在金山公司中30%、20%、10%的股权转让给周庆，周庆同意支付股权转让金30万元。温红代表三人在《股份转让协议书》上签字确认。同日，温红与周庆签订《协议书》，就周庆拟收购金山公司60%股权的相关事宜进行明确。双方约定，温红与周庆确认规范前期相关证书、证件，缴纳政府相关费用共计470万元整，由周庆出资。2009年9月15日，温红与周庆又签订一份《协议书》，将规范前期相关证书、证件，缴纳政府相关费用的金额变更为2300万元整，并约定周庆保证在2009年12月31日前支付600万元，以后每月支付100万元，直至付清为止；若周庆不能保证按时付款，则按所欠金额每日千分之三向温红支付违约金；2009年9月14日《协议书》作废，双方以本次协议为准。同日，周庆向温红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到温红业务费贰仟贰佰万元整”。
上述协议签订后，周庆向温红支付了30万元，温红于2009年9月21日向周庆出具《收条》，并载明收到的款项为“股份受让金”。2009年10月15日、2009年12月11日、2009年12月29日、2010年1月24日、2010年2月12日、2010年2月26日、2010年5月17日，周庆分别向温红支付了50万元、10万元、165万元、40万元，40万元，60万元、100万元，共计465万元。温红就其中2009年10月15日、2009年12月29日、2010年2月26日、2010年5月17日的375万元分别出具《收条》，载明收到的款项为“业务费”。庭审中，各方确认周庆已经支付的案涉款项金额为460万元。
2009年9月15日，周庆分别与温红、李臣、邵安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臣将其所持金山公司的20%股权全部转让给周庆；邵安密将其所持金山公司的10%股权全部转让给周庆；温红将其所持金山公司70%股权中的30%转让给周庆。次日，金山公司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金山公司变更登记后的股东及所持股权为：温红持有40%股权，周庆持有60%股权。
2009年10月26日，周庆与案外人李丽签订《协议书》，将金山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李丽。同年11月2日，温红与周庆、案外人李丽达成一致，同意温红将其所持金山公司40%股权中的10%转让给案外人李丽，将其所持的剩余30%股权转让给周庆。同年11月5日，金山公司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金山公司变更登记后的股东及所持股权为：周庆持有90%股权，案外人李丽持有10%股权。庭审中，温红陈述转让给案外人李丽的10%股权系依照周庆的指示而为，2009年9月15日《协议书》在实际履行中的股权转让数量为100%；2009年9月14日《股份转让协议书》所载明的30万元股权转让金系根据金山公司的注册资本折算，并不包含股权溢价。2009年9月15日《协议书》中载明的2300万元才是股权转让的真实对价。李臣、邵安密对温红的上述陈述内容予以认同。
温红、李臣、邵安密请求判令：1.周庆立即向温红、李臣、邵安密支付欠款1840万元；2.周庆向温红、李臣、邵安密支付违约金460万元；3.本案诉讼、保全费用由周庆承担。
周庆反诉请求判令：1.解除其与温红签订的《协议书》，解除周庆对温红的委托；2.温红立即返还周庆已经预付但尚未发生的委托费用430万元；3.温红向周庆赔偿经济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周庆向温红预付款项之日起计至返还之日止）；4.温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2009年9月15日《协议书》及其所载明的2300万元款项的性质应如何认定，以及温红、李臣、邵安密要求周庆支付未付款项、违约金的主张是否成立，周庆关于解除该《协议书》并返还预付款项的主张是否成立。
关于2009年9月15日的《协议书》及其所载明的2300万元款项的性质。首先，2009年9月15日《协议书》系2009年9月14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以及《协议书》的延续，虽然2009年9月14日的《协议书》已因2009年9月15日的《协议书》签订而作废，但温红与周庆先后签订的上述协议充分反映了双方就金山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特别是就对价进行磋商的缔约过程，并最终由2009年9月15日的《协议书》确认了“规范前期相关证书、证件，缴纳政府相关费用共计2300万元”由周庆出资。其次，尽管从文字表述上看，2009年9月15日的《协议书》中载明的股权转让份额为60%，此前2009年9月14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协议书》所载明的转让股权份额亦为60%，股权转让金则为30万元。但温红、李臣、邵安密认为2009年9月14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中所载明的30万元股权转让金系根据金山公司的注册资本折算，并不包含股权溢价，而通过2009年9月15日的《协议书》实际转让的金山公司股权为100%，转让价格为2300万元。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考虑到金山公司的注册资本数额及其经营范围，结合在此后的实际履行中金山公司股权系全部转让并办理过户登记的客观事实，并综合双方就所涉费用反复磋商并作出大幅变更的缔约过程，以及周庆在支付100万元后又专门出具《欠条》对剩余2200万元予以确认的实际情况，案涉2009年9月15日的《协议书》中所载明的“规范前期相关证书、证件，缴纳政府相关费用共计2300万元”应当认定为温红、李臣、邵安密向周庆转让金山公司全部股权的相应对价。各方据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该2300万元的性质并不因《协议书》、《股份转让协议书》等文本乃至此后《收条》上采用的“业务费”等表述而改变。故对周庆关于股权转让价款仅为2009年9月14日的《协议书》所载明的30万元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据此，温红、李臣、邵安密向周庆转让金山公司全部股权的股权转让款为2300万元。周庆仅支付了其中的460万元，对于未付的1840万元，周庆应当承担给付责任。温红、李臣、邵安密要求周庆支付剩余184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此外，周庆因未能按约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已构成违约，还应对其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虽然各方在2009年9月15日的《协议书》中已就违约金的计算作出约定，但鉴于温红、李臣、邵安密主张的违约金较高，而周庆对此也提出抗辩，原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以1840万元为基础，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周庆向温红出具《欠条》之日，即2009年9月15日起计付至全款付清之日止。温红、李臣、邵安密的该项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原审法院在上述范围内予以支持。
关于周庆提出解除2009年9月15日的《协议书》并返还预付款项的主张是否成立。尽管《协议书》载有“乙方（温红）委托甲方（周庆）办理手续……”的字样，但纵观《协议书》全文，均反映出周庆向温红支付该2300万元的方式及违约责任。由此可见，该《协议书》虽然在部分文字中采用了“委托”字样，但其本身所反映的特征与委托法律关系并不相符。该《协议书》所反映出的真实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且已履行完毕，已不具有解除以及返还的可能。周庆关于双方《协议书》还包含了委托关系，并要求解除《协议书》、返还已付款项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周庆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温红、李臣、邵安密支付巴州金山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184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1840万元为基础，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09年9月15日起计付至全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本诉被告）温红、李臣、邵安密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周庆的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568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78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40200元，由温红、李臣、邵安密负担50000元，周庆负担190200元。
宣判后，周庆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的主要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2009年9月15日温红向周庆转让全部股权错误。本案事实为2009年9月14日温红与周庆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温红、李臣、邵安密分别将自己持有的金山公司30%、20%和10%的股权共计60%的股权转让给周庆，2009年10月15日温红将剩余40%的股权转让给高洪如，后高洪如又将该40%的股权转让给周庆，周庆则于2009年10月26日将所持股权中的10%转让给案外人李丽。（二）一审法院认定2009年9月14日温红与周庆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中所约定的30万元转让价款系根据金山公司注册资本折算，不含股权溢价错误。金山公司唯一资产就是名下探矿权，该探矿权取得对价为2690元，故3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已经包含20倍溢价。（三）一审法院认定周庆与温红于2009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所约定的2300万元业务费系股权转让全部价款错误。1.2009年9月14日温红与周庆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60%的金山公司股权对应的转让价款为30万元，2009年10月15日温红与高洪如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40%的金山公司股权对应的转让价款为20万元。2.2009年9月15日的《协议书》明确约定周庆收购金山公司60%的股权，而非100%的股权，对应的2300万元费用系办理规范前期相关证书、证件、缴纳政府相关费用所需的费用。3.温红向周庆出具收到股权转让款30万元的《收条》后，金山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并办理工商登记，完成了股权转让，周庆向温红出具欠业务费2300万的《欠条》，温红收到款项后向周庆出具收到业务费的《收条》，后周庆于2010年5月19日得知办理相关手续费仅需210元，无须向政府交纳其他任何费用，知道受骗，未再履行付款义务，均表明2300万元系业务费而非股权转让款。（四）一审法院认定金山公司名下的探矿权价值2300万元错误。未开展过探矿工作的探矿权价值不大，持有探矿权的公司股东与投资人的合作模式绝大多数情况为：公司股东无偿转让绝大部分股份给投资人，投资人风险投资探矿，探出矿后，股东按照股份享有投资收益。如未探出矿，则探矿权没有任何价值，投资人的投资分文无收，周庆与温红基本遵循了上述模式，因周庆首次接触矿业，不懂行规，自愿同意探矿权作价50万元继续投资探矿，故一审法院认定金山公司名下探矿权价值2300万元错误。（五）一审法院认定业务费2300万元系周庆对温红的负债错误。周庆与温红于2009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所约定的2300万元业务费，真实意思表示是继续向金山公司投资2300万元，温红则应控制办证及向政府相关部门缴纳费用不得超过2300万元，该费用系向金山公司的投资而非对温红的负债，温红仅代表公司收取，而非交温红个人占有。二、温红采用欺诈手段诱使周庆确定办理相关规范前期证书、证件、缴纳政府相关费用2300万元并出具《欠条》，严重损害周庆利益，周庆可以解除2009年9月15日的《协议书》，要求温红将其因欺诈行为而收取的费用返还并支付利息损失。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一）一审法院错误追加李臣、邵安密为本案原告。（二）一审法院追加李臣、邵安密为本案原告后未给予周庆举证期间。（三）一审法院审理该案历时2年7个月，严重超出6个月审限。（四）一审法院最后一次开庭审理该案时间为2013年12月6日，但一审法院在2013年12月4日作出一审判决，系“未审先判”。（五）一审法院判超所请。温红、李臣、邵安密诉请支付违约金460万元，一审法院判决以184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09年9月15日起计付至余款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至一审判决作出时，已经高达510万元，据此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温红、李臣、邵安密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解除温红与周庆于2009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3.判令温红返还周庆支付的未实际发生的费用430万元；4.判令温红赔偿周庆经济损失（自款项支付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5.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温红、李臣、邵安密承担。
温红、李臣、邵安密答辩称：周庆主张温红将案涉金山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高洪如缺乏证据证明，《股份转让协议》所约定的价款是按金山公司注册资本金确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审理程序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在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周庆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一）《股权转让协议书》及《收条》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的主要内容为：“高洪如从温红处受让金山公司40%的股份，高洪如现将股份全部转让给周庆……高洪如同意周庆向高洪如共支付24万元人民币购买高洪如40%的股份……”，高洪如与周庆在其上签字，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26日。《收条》载明“今收到周庆股份转让款24万元整。收款人高洪如”，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30日，拟证明：温红未将金山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周庆，仅转让了60%的股权，剩余40%的股权系转让给高洪如，由高洪如转让给了周庆。
温红、李臣、邵安密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能证明其主张。案涉证据已经表明温红将剩余的金山公司30%的股权和10%的股权分别过户至周庆和李丽名下。
本院认为：因二审审理中，周庆自认其与高洪如系夫妻关系，二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依法不予采信。
（二）《成都农商银行转账支票》一张，《成都农商银行量力支行内部资金汇划审批表》一张，拟证明周庆与案外人李丽之间的协议书系附借贷的转让协议，500万元及利息30万元全部已经退还给李丽。
温红、李臣、邵安密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只能证明周庆与李丽之间存在资金往来。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事实认定不具有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
经本院二审查明，除周庆对原审查明的“2009年9月15日，周庆分别与温红、李臣、邵安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臣将其所持金山公司的20%股权全部转让给周庆；邵安密将其所持金山公司的10%股权全部转让给周庆；温红将其所持金山公司70%股权中的30%转让给周庆”的事实有异议之外，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在二审诉讼中，周庆对金山公司40%的股权转让过程作出如下陈述：“温红先把40%的股份按照我的指示转给我爱人高洪如，有股权转让协议并且付了转让款，但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在此过程中，我向案外人李丽借款500万元，并达成协议约定：达到开采条件，我给她10%股份，但如达到开采条件估计要投资四亿左右，全由我投资，如达不到开采条件，全部退还她500万元本金，还每月付息4%。据此，温红配合我，和李丽签订了10%的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陈述结合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及原审《庭审笔录》、《询问笔录》等材料，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
一、周庆在二审中自认其与案外人高洪如系夫妻关系。
二、2011年10月24日的原审《庭审笔录》中记载，周庆在原审中对温红向原审法院提交的2009年9月15日周庆分别与李臣、邵安密、温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上述三份协议分别约定了李臣将其所持金山公司的20%股权全部转让给周庆；邵安密将其所持金山公司的10%股权全部转让给周庆；温红将其所持金山公司70%股权中的30%转让给周庆。二审中周庆对上述事实提出异议，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依法不能成立。
三、《颁发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通知》载明：2006年9月6日，金山公司取得探矿权证，地理位置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民丰县，勘察面积为26.89平方公里。
四、2009年9月15日，周庆与温红签订《协议书》还约定“……四、甲方（周庆）无条件认可以上费用（2300万元），不得以任何借口及理由不支付、少支付。乙方（温红）也不得要求多支付。五、甲方（周庆）不按时向乙方（温红）支付以上费用，乙方（温红）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五、2009年9月15日的金山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以下内容：“经全体股东研究决定，一致通过以下决议：一、同意吸收周庆为公司股东。二、同意变更公司股东及股份：李臣自愿将自己在公司持有的20%的股权（人民币10万元）转让给周庆；邵安密自愿将自己在公司持有的10%的股权（人民币5万元）转让给周庆；温红在公司持有70%的股权（人民币35万元）其中的15万元自愿转让给周庆……”，温红、邵安密、李臣、周庆在其上签字。
六、2009年10月15日，温红与高洪如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上载明：“温红在金山公司占有40%的股份自愿全部转让给高洪如……，温红同意高洪如向温红共支付20万元人民币购买温红40%的股份……”，温红、高洪如在其上签字。同日，温红出具《收条》载明确认收到高洪如股权转让金20万元。
七、2009年10月26日，周庆与李丽签订《协议书》，其上载明：“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乙方（李丽）购买甲方（周庆）在金山公司10%的股份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周庆同意以500万元人民币出让在金山公司10%的股份给李丽，李丽同意接受。二、如果在2010年5月31日前，金山公司所属的位于新疆民丰县的煤矿未启动（没有卖掉或没有进行开采工作），周庆退还李丽500万元，李丽不收利息，同时李丽股份不变，按股份参与经营及分成。如果该煤矿在2010年5月31日前启动了，周庆不退还李丽入股资金（如果启动效果不好，李丽可要求退还股金，股份不变），按照股份参与经营及分成。三、李丽出资500万元后，不论以后启动资金多少，都由周庆出资……”，李丽、周庆在其上签字，并加盖金山公司印章。
八、2009年11月2日，温红与案外人李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温红自愿将自己在‘巴州金山矿业有限公司’持有的20万元股权（占总股份的40%）中的5万元股份（占总股份10%）转让给李丽”，其上有温红、李丽签字，并加盖金山公司印章。
九、2009年11月2日，温红与周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温红自愿将自己在‘巴州金山矿业有限公司’持有的20万元股权（占总股份的40%）中的15万元股份（占总股份15%）转让给周庆”，温红、周庆在其上签字，并加盖金山公司印章。
十、2009年11月2日的金山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以下内容：“经股东会研究决定，一致通过以下决议：一、同意变更公司股东及股份：温红自愿将自己在公司持有的40%的股权（人民币20万元，其中的5万元转让给李丽，15万元转让给周庆；转让后温红退出公司股东会。股份重新调整为：周庆45万元（占总股份的90%），李丽5万元（占总股份的10%）”，周庆、温红、李丽在其上签字，并加盖金山公司印章。
十一、新疆正大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所审计的金山公司200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显示金山公司资产总计为461468.22元。
十二、金山公司《变更情况表》载明：1.2009年9月16日，投资方名称为温红和周庆，出资额分别为20万元和30万元，占百分比分别为40%和60%；2.2009年11月5日，投资方名称为周庆和李丽，出资额分别为45万元和5万元，占百分比分别为90%和10%。
十三、原审法院2012年2月26日《询问笔录》载明：2012年2月26日，原审法院在第四调解室口头通知温红、邵安密、李臣、周庆追加李臣和邵安密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并询问温红、邵安密、李臣是否需要新的举证期，周庆是否需要新的举证期和答辩期，温红、邵安密、李臣的委托代理人以及周庆的委托代理人均明确回答不需要。
十四、原审法院最后一次开庭时间为2013年12月6日，原审判决书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4日，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4日做出（2011）成民初字第560-6号民事裁定，认定原审判决文字笔误，应予补正，将原审判决落款日期补正为2013年12月10日。
十五、原审《立案审批表》载明：本案一审立案时间为2011年5月25日。
十六、2010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3-5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5.76%。
本院认为：根据周庆的上诉理由和温红、李臣、邵安密的答辩理由，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一、周庆是否应当向温红、李臣、邵安密支付1840万元；二、周庆与温红于2009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温红是否应当返还周庆430万元及利息；三、原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四、周庆应向温红、李臣、邵安密支付的违约金的具体数额。
一、周庆是否应当向温红、李臣、邵安密支付1840万元。
首先，关于金山公司股权转让份额的问题。虽然温红按照周庆的指示于2009年10月15日与高洪如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其持有的金山公司40%股份转让给高洪如，但2009年11月2日温红分别与周庆、李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温红将自己持有的金山公司“20万元股权中的15万元股份”即30%的股份转让给周庆，将自己持有的金山公司“20万元股权中的5万元股份”即10%的股份转让给李丽，结合2009年10月26日周庆与李丽所签《协议书》中关于周庆将金山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李丽的约定、周庆本人关于“温红配合周庆，和李丽签订了10%的股权转让协议”的陈述、2009年11月2日的金山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的“温红自愿将自己在公司持有的40%的股权（人民币20万元），其中的5万元转让给李丽，15万元转让给周庆……股份重新调整为：周庆45万元（占总股份的90%），李丽5万元（占总股份的10%）”的内容以及金山公司《变更情况表》载明的金山公司投资方股权变更过程可以看出，高洪如从未持有过金山公司股权，温红与高洪如之间的2009年10月15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而是被时间在后的2009年11月2日温红分别与周庆、李丽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所替代，并实际履行，即金山公司股权转让的实际履行情况为：1.2009年9月14日，温红代表李臣、邵安密将李臣、邵安密以及自己所持有的共计60%的金山公司股权转让给周庆；2.2009年10月26日，周庆与案外人李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金山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李丽；3.2009年11月2日，温红将自己所持有的金山公司剩余30%的股权转让给周庆；4.2009年11月2日，温红配合周庆，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将10%的金山公司股权交付给案外人李丽，使周庆与李丽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得以履行。综上，不难看出，温红通过多次转让，实际系将金山公司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周庆，周庆所持温红仅向其转让60%金山公司股权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周庆、温红于2009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所约定的“规范前期相关证书、证件，缴纳政府相关费用的金额2300万元”的性质问题。本院认为，第一，温红、周庆作为从事商业活动的一般理性人，应当具备对本案金山公司股权交易所涉的“规范前期相关证书、证件，缴纳政府相关费用的金额”的合理性进行正常判断的能力，且周庆作为金山公司股权的买受人，应对其投资风险和成本进行谨慎调查，并作出理性判断，其完全有能力在缔约时知晓本案金山公司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规范前期相关证书、证件，缴纳政府相关费用”的实际费用远远低于2300万元。按照一般理性人的标准，“规范前期相关证书、证件，缴纳政府相关费用金额2300万元”，不仅严重偏离客观事实，也悖离商业规律和温红、周庆的基本认知能力，在此情形下，温红、周庆在2009年9月15日签订《协议书》时仍将“规范前期相关证书、证件，缴纳政府相关费用金额”确定为2300万元，该2300万元的真实意思显然不可能实指“规范前期相关证书、证件，缴纳政府相关费用”的实际金额，周庆所持该2300万元系办理规范前期相关证书、证件、缴纳政府相关费用所需的费用明显有悖商业常理和一般理性人的基本判断，不能成立；第二，股权是股东对公司投资所享有的权益，股权价值是股权所代表的公司资产价值，与公司注册资本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股权转让价格通常体现公司资产价值，在一些股权转让中，股权转让价格在相当程度上也体现了交易人对目标公司未来运营价值的预估，包含了风险投资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的规定，结合本案案情，金山公司未来的运营价值主要体现为：基于探矿权，金山公司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可能发现的矿产资源的采矿权，可能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2009年10月26日，周庆与李丽签订《协议书》中关于“……周庆同意以500万元人民币出让在金山公司10%的股份给李丽……如果在2010年5月31日前，金山公司所属的位于新疆民丰县的煤矿未启动（没有卖掉或没有进行开采工作），周庆退还李丽500万元，李丽不收利息，同时李丽股份不变，按股份参与经营及分成。如果该煤矿在2010年5月31日前启动了，周庆不退还李丽入股资金（如果启动效果不好，李丽可要求退还股金，股份不变），按照股份参与经营及分成……”的约定包含以下两层含义：1.如果金山公司基于探矿权探明煤矿，并如期顺利运行，李丽将以500万元的对价取得金山公司10%的股权，并按比例在将来分享金山公司运营价值；2.如果金山公司基于探矿权未能探明煤矿及未能正常运转，周庆将500万元退还李丽，李丽仍享有金山公司10%的股权，其实质是由周庆承担煤矿不能顺利运营的经营风险。双方均有以下预期：一旦探明煤矿、煤矿能够顺利运营，10%的金山公司股权的价格即为500万元，否则周庆退还李丽500万，但李丽仍享有金山公司10%的股权。在此预期下，双方当事人将金山公司探矿权的运营风险全部分配给了周庆，这是股权交易价格中风险投资因素的典型表现，上述约定直接反应出周庆本人对金山公司基于探矿权可能顺利探出煤矿所对应权益的预期，即在金山公司探矿权还未开始行使之前，周庆对金山公司基于探矿权而可能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就已经有所预估，并基于此确定了转让给案外人李丽10%金山公司股权的价格500万元。结合周庆在其与李丽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所体现出的对金山公司未来运营价值的预期，分析2009年9月15日周庆与温红签订《协议书》中约定的远远超出“规范前期相关证书、证件，缴纳政府相关费用”实际费用的2300万元的性质，该2300万元应当是温红、周庆对金山公司可能基于探矿权获得的矿产资源这一巨大经济利益的机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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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上述费用是温红、周庆基于对金山公司所属探矿权可能带来的未来运营价值的机会预估而确定的金山公司股权转让价格。而《协议书》中关于“周庆无条件认可以上费用（2300万元），不得以任何借口及理由不支付、少支付。乙方（温红）也不得要求多支付”的约定则体现出2300万元具有包干风险投资的意思：1.如果金山公司所属探矿权背后蕴藏的矿产价值低于双方预估的2300万元，股权定价风险由周庆承担，其不得不付或少付；2.如果金山公司所属探矿权背后蕴藏的矿产价值高于双方预估的2300万元，则股权定价风险由温红承担，其不得要求提价。结合周庆与温红在《协议书》中关于“甲方（周庆）不按时向乙方（温红）支付以上费用，乙方（温红）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约定、周庆向温红出具载明“今欠到温红业务费贰仟贰佰万元整”内容的《欠条》以及周庆陆续向温红付款460万元的事实可以看出，以“规范前期相关证书、证件，缴纳政府相关费用2300万元”的名义所确定的2300万元，系周庆应当支付给温红的价款，其实质是带有风险投资性质的股权转让价款，上述投资风险的安排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审法院综合全案案情，将《协议书》中所约定的“规范前期相关证书、证件，缴纳政府相关费用2300万元”认定为股权转让价款，不仅契合了周庆与李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中所体现的周庆对金山公司股权价值的判断，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体现了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也符合股权转让风险投资定价的商业规律，并无不当，周庆所持上述2300万元系对金山公司投资的上诉理由与案件整体事实不符，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书》中的约定，周庆应当按约向温红支付2300万元，结合本案案情，周庆已向温红支付460万元，剩余1840万元未向温红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周庆应当支付剩余价款1840万元。由于案涉股权转让价款所对应的股权原本分别由温红、李臣、邵安密持有，且在本案诉讼中，温红、李臣、邵安密均未明确主张各自应得份额，而是共同向周庆主张返还剩余价款1840万元，故原审法院判决周庆向温红、李臣、邵安密支付1840万元事实与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当。
二、周庆与温红于2009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温红是否应当返还周庆430万元及利息。
周庆与温红于2009年9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中，周庆并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温红采用欺诈手段诱使其确定办理相关规范前期证书、证件、缴纳政府相关费用2300万元并出具《欠条》，严重损害周庆利益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应当由周庆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如前所述，2009年9月15日的《协议书》中所约定的“规范前期相关证书、证件，缴纳政府相关费用2300万元”的实质是股权转让价款，本案中，温红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协议书》的约定将金山公司股权转让给周庆，双方当事人并未在《协议书》中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本案也不具备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周庆要求解除其与温红于2009年9月15日所签订的《协议书》，并要求温红返还430万元及利息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三、原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
首先，本案中所转让的金山公司股权份额，除温红所持70%的份额之外，还有李臣所持20%的份额和邵安密所持10%的份额，李臣、邵安密对温红所诉周庆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享有共同的权利，是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的规定，原审法院追加李臣、邵安密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法律依据充分，周庆所持原审法院错误追加李臣、邵安密为本案原告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其次，原审法院2012年2月26日《询问笔录》载明：原审法院口头通知温红、邵安密、李臣、周庆追加李臣和邵安密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并询问温红、邵安密、李臣是否需要新的举证期，周庆是否需要新的举证期和答辩期，温红、邵安密、李臣的委托代理人以及周庆的委托代理人均明确回答不需要。此系双方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合法处分，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未重新指定举证期和答辩期，系对双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并无不当。周庆以原审法院追加李臣、邵安密为本案原告后未给予周庆举证期为由主张原审审判程序违法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第三，原审法院最后一次开庭时间为2013年12月6日，判决书载明的时间为2013年12月4日，对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4日做出（2011）成民初字第560-6号民事裁定，将原审判决落款日期补正为2013年12月10日，周庆所持原审法院“未审先判”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第四，综合全案审理情况看，虽然原审法院审理本案实际期间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间，但上述程序瑕疵并未对案件审理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造成影响，周庆以此为由要求撤销原判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四、周庆应当向温红、李臣、邵安密支付的违约金的具体数额。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周庆并未按约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1840万元，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温红、李臣、邵安密起诉请求周庆支付违约金460万元，原审法院应周庆提出违约金过高的抗辩意见，将违约金调整为以1840万元为基础，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周庆向温红出具《欠条》之日（即2009年9月15日）起计付至全款付清之日止，按照上述标准和期间进行计算，截止原审判决做出之日止（2013年12月10日），违约金为448.86万元（1840万元×5.76%×（4＋2／12＋25／365）］，并未超出温红、李臣、邵安密所主张的460万元违约金，周庆认为原审法院所确定的违约金在原审判决作出时已高达510万元，进而主张原审法院判超所请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虽然原审法院调减违约金的标准--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本身并无不当，但原审法院计算违约金的期间不符合周庆与温红在2009年9月15日《协议书》中关于“周庆保证在2009年12月31日前支付600万元，以后每月支付100万元，直至付清为止”的付款期间，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按照温红与周庆在2009年9月15日《协议书》中所约定付款期间，周庆应当分18次支付2300万元，也应分期计算相应的迟延支付违约金：1.首笔款项600万元，因周庆已经支付460万元，故应当以140万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从2010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第二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应当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2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第三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应当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3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4.第四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应当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4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5.第五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应当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5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6.第六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应当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6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7.第七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应当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7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8.第八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应当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8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9.第九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应当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9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10.第十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应当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10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11.第十一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应当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1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12.第十二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应当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12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13.第十三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应当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14.第十四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应当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2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15.第十五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应当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3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16.第十六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应当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4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17.第十七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应当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5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18.第十八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应当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1年6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上违约金总额应当以温红、李臣、邵安密在本案中所主张的460万元为限。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惟认定事实部分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2011）成民初字第56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被告（本诉原告）周庆的诉讼请求”；
二、撤销（2011）成民初字第56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本诉被告）温红、李臣、邵安密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变更（2012）成民初字第5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反诉原告）周庆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温红、李臣、邵安密支付巴州金山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184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1840万元为基础，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09年9月15日起计付至全款付清之日止）”为“周庆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温红、李臣、邵安密支付巴州金山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1840万元”；
四、周庆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460万元的限额内，向温红、李臣、邵安密支付欠付股权转让款1840万元的违约金（1.首笔款项140万元的违约金，以14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第二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2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第三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3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4.第四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4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5.第五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5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6.第六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6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7.第七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7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8.第八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8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9.第九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9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10.第十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10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11.第十一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1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12.第十二笔款项100万元的违约金，','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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