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21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恒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南油第二工业区205栋8层808-1（恒裕中心A座）。
法定代表人：龚俊龙，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礼伟，广东圣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婷，广东圣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澳头大温坝长惠楼3A写字楼。
法定代表人：纪福青，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劲松，广东耀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杜家革，广东耀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裕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上诉人深圳市恒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原审被告李裕生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田法民二初字第4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98年12月15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作出（1998）深中法经调初字第561、5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深圳黄金灯饰有限公司支付深圳发展银行宏宝支行贷款本金港币900万元及利息、罚息，深圳市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09年1月19日，深圳中院作出（2009）深中法恢执字第15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变更东方公司为上述债权的申请执行人。
1999年12月9日，原审法院作出（1999）深福法经初字第14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万通公司支付深圳发展银行上步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200万元及利息。2009年2月5日，原审法院作出（2009）深福法执审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变更东方公司为上述债权的申请执行人。
1999年12月10日，原审法院作出（1999）深福法经初字第14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万通公司支付深圳发展银行上步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300万元及利息。2008年6月16日，广东省汕尾市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汕市区法执字第42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变更东方公司为上述债权的申请执行人。
另查，万通公司成立于1993年6月24日，由恒裕公司（原名：深圳市金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2000万元，出资比例为40%）、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股份信托投资公司（后更名为辽宁华盛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出资比例为20%）、中国农业银行西安市信托投资公司（出资人民币750万元，出资比例15%）、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信托投资公司（后合并到广东国民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出资比例10%）、海南省三亚中亚信托投资公司（出资人民币750万元，出资比例15%）出资设立，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自公司设立起，万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直由恒裕公司推荐人员担任。1998年3月27日，万通公司在进行公司规范化登记过程中由股份制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万通公司最后一次年检，其股东仍为上述公司，资产总额为8213.52元，负债总额为2887.21万元，净资产总额5326.31万元。
又查，东方公司以万通公司无力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深圳中院申请万通公司破产清算，深圳中院于2012年7月10日作出（2012）深中法破字第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指定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2013年1月22日，深圳中院作出（2012）深中法破字第15-1号民事裁定书，宣告万通公司破产。
2013年3月27日，万通公司管理人因万通公司下落不明，无法进行全面清算且无财产可供分配为由，请求深圳中院终结万通公司破产程序。深圳中院于2013年4月2日作出（2012）深中法破字第1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万通公司破产程序。
再查，经万通公司破产管理人申请，2013年11月21日万通公司已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销登记。
东方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恒裕公司、李裕生对万通公司在（1998）深中法经调初字第561、562号民事判决书及（1999）深福法经初字第1402、1403号民事判决书中对东方公司负有的债务人民币49706295.29元［本金人民币14610200元，暂计至2013年4月20日的利息人民币34942845.05元，以后的利息另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人民币153250.24元。其中，（1998）深中法经调初字第561、56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本金港币900万元、案件受理费港币69620元，按判决生效日1999年1月19日100港币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06.78元的标准，兑换成人民币为本金9610200元、案件受理费74340.24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恒裕公司、李裕生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应如何适用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二、本案清算责任主体的界定；三、恒裕公司没有及时履行清算义务，是否怠于履行义务，东方公司债权无法及时受偿与恒裕公司的怠于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四、本案责任范围的界定；五、万通公司破产管理人履行职责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问题。
关于本案是否适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2006年4月2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下称《公司法》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第二条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以参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根据工商登记资料，1998年万通公司按照公司法要求进行了规范化改制，成为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万通公司由于下落不明无法进行全面清算且无财产可供分配，经深圳中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万通公司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无法清算这一行为发生在公司法实施后，因此本案应当适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
关于恒裕公司是否系本案责任主体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下称《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任主体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或控股股东”。首先，1998年公司规范化后万通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恒裕公司是万通公司的股东，是万通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属于适格的责任主体，李裕生作为万通公司董事，依法不是万通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其次，即使万通公司仍为股份有限公司，恒裕公司持有40%的股份，根据万通公司设立时的章程，万通公司的董事长兼任法定代表人，而董事长、副董事长由股份多者出任；万通公司工商资料显示，万通公司的历任董事长、副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均由恒裕公司委派，恒裕公司委派的龚俊龙一直担任万通公司的监事。根据现行《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恒裕公司持有万通公司40%股份，数量上远远大于其他四股东，且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足以对股东大会产生重大影响，是万通公司控股股东、清算义务人，属于《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任主体。
关于恒裕公司是否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该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与东方公司债权无法及时受偿是否具有关联性。原审法院认为，《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连带清偿责任的行为要件是“怠于履行义务”。这里的“义务”，从产生原因上讲，其外延上包括法定义务、合同义务和基于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从具体内容讲，其外延不仅包括公司法规定的出资义务，妥善保管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的义务，清算义务，不得损害公司、股东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义务、诚实信用等；也包括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等等。2000年万通公司最后一次年检时，尚有资产总额8213.52万元，而负债总额仅为2887.21万元，自此以后万通公司未进行年检，恒裕公司亦未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股东义务，导致万通公司下落不明，无法进行全面清算，恒裕公司怠于履行义务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恒裕公司辩称的在2000年万通公司最后一次年检以前，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以万通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裁定中止了对万通公司的强制执行程序，应推定万通公司在2000年就已经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即使假定恒裕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也不会因此导致万通公司的财产减损。原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所作出的中止执行裁定，只能证明人民法院在执行中未查找到万通公司的财产，不能说明万通公司的财产在中止裁定作出前已经全部灭失。直至2013年深圳中院裁定万通公司无法清算而终结破产程序，恒裕公司作为万通公司的控股股东在公司歇业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未自行清算，也未对公司履行妥善保管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的义务，才导致万通公司无法清算、东方公司债权无法受偿的后果。综上，恒裕公司怠于清算的行为，与东方公司债权无法受偿存在因果关系。
关于本案被告承担责任范围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因此，由于恒裕公司怠于履行义务，导致万通公司无法清算的，应当承担责任的形式是对万通公司对东方公司负有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次，破产债权为成立于破产宣告前而对破产人享有的可通过破产程序在破产财产中受偿的请求权，东方公司在破产程序中被确认的破产债权其外延不能涵盖其实际享有的债权，东方公司在破产债权以外的债权并未抛弃，应予支持。
关于万通公司破产管理人履行职责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由于本案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不属于管理人责任纠纷，且东方公司并未对万通公司管理人主张权利，因此，万通公司破产管理人履行职责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问题与本案无关，原审法院不予审查。
综上，万通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李裕生作为万通公司董事依法不是万通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恒裕公司作为万通公司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万通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其应对深圳中院（1998）深中法经调初字第561、562号民事判决及原审法院（1999）深福法经初字第1402、1403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万通公司应负担的债务向东方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恒裕公司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恒裕公司应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深中法经调初字第561、562号民事判决及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1999）深福法经初字第1402、1403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万通公司应负担的债务向东方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东方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0331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均由恒裕公司负担。
上诉人恒裕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裁定发回重审或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东方公司的诉讼请求；2、判令由东方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判决及审理程序中均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1、违反证据规则。一审判决援引对东方公司有利，但并未作为证据提交且未经质证的事实材料（包括万通公司设立时的章程、1998年3月27日万通公司规范登记申请材料、万通公司全部工商档案资料）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违反了最高院的证据规定。并且，恒裕公司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足以否定东方公司举证的《1999年4月10日万通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中故意隐瞒该鉴定意见书，反而采信该股东大会决议，但未就不予采纳鉴定意见阐明理由，也违反了最高院的证据规定。2、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一审开庭笔录可见，恒裕公司与东方公司在一审中一致认可万通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但一审法院并没有就该问题进一步进行调查和辩论，自行认定万通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也没有就不采纳当事人关于“万通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的主张说明理由，事实上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3、财产保全程序违法。在财产保全过程中，一审法院先后分别查封了恒裕公司所持有的深圳市银海实业有限公司5.993%的股权以及该股权对应的红利红股，因该股权价值已达到东方公司申请保全的金额4700万元，再查封红利红股属于明显超标的额查封。并且，一审法院在第二次查封行为中（查封红利红股），未依法通知恒裕公司；恒裕公司对该财产保全行为提出执行异议后，一审法院也未按照法定程序作出裁定，剥夺了恒裕公司的复议权。因此，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明显偏袒东方公司，违反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秉公办案”原则。二、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1、万通公司一直是股份有限公司，一审判决认定其为有限责任公司是错误的。万通公司在1998年3月进行规范登记时，其公司性质是否从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仅从工商登记信息这一形式要件进行认定，而应当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从公司名称、股东大会是否作出关于公司类型变更的决议，以及公司登记管理部门是否核准公司提交的变更登记申请来综合判断。1998年3月27日公司规范登记时，万通公司并没有申请变更公司的性质。并且，万通公司自设立之日起至注销登记之日止，其名称中一直标明“股份有限公司”字样，也未作出过有关公司类型从“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更未申请办理过公司性质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此外，万通公司也没有作过有关公司性质变更的资产审计，以确定变更后的公司注册资本总额及持股比例。因此，万通公司一直是股份有限公司，而非有限责任公司。2、一审判决以万通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一直由恒裕公司推荐，来认定恒裕公司对万通公司的控股权是错误的。万通公司历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依次为：李裕生、汤惠滨（连任两届）、雷春林、田玉，汤惠滨自1998年3月27日担任董事长以来，还担任万通公司总经理。五任董事长中，李裕生系恒裕公司根据另一股东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信托公司的指定而委派，汤惠滨则是另一股东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股份信托投资公司委派的人员。至于选任雷春林、田玉为董事长的股东大会，实际为汤惠滨控制，恒裕公司并不知情，相应股东大会决议上所加盖的金龙公司（即恒裕公司）印章也是伪造的。可见，自1998年9月后，恒裕公司完全被排除在万通公司股东大会之外。所以，根据《公司法》有关控股股东的认定原则，恒裕公司不是万通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属于《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任承担主体。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指导案例9时的进一步解释（见发布词）可知，《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怠于履行义务”中的“义务”是指清算义务，而不包括股东的其他义务。万通公司解散前，仍具有法人资格，依据《公司法》及《会计法》的相关规定，应自行保管财产、账册、重要文件，恒裕公司没有相应的保管义务。万通公司歇业后，也不必然导致恒裕公司作为非控股股东负有保管万通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的义务。一审判决将“义务”扩大解释为包括股东的其他义务（如保管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的义务），完全是错误的。2、万通公司清算的法定事由并未产生，恒裕公司的清算义务尚未形成，因而不构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3、即使假设恒裕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该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东方公司的债权无法得到清偿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2000年6月，万通公司仍在正常年检，其账册并未灭失，而法院却已经在生效判决中确认万通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才会导致东方公司的债权无法得到清偿。在此之后，假使万通公司出现了法定解散事由，恒裕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万通公司无法清算，万通公司的财产也不会因此进一步减损，从而影响到东方公司债权的实际清偿结果。一审判决以“法院作出的有关确认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裁定不能说明财产已经全部灭失”为由，来否定法院的中止执行裁定对“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力，混淆了“无财产可供执行”与“财产灭失”。因为即使万通公司的财产没有全部灭失客观上仍存在，但法院调查后并未查找到，东方公司同样无法通过执行或者破产清算程序受偿。4、退一步讲，假定判令恒裕公司需对万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中对东方公司的债权的认定也是错误的。在破产程序终结后，恒裕公司作为连带债务人，根据《破产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也只是对东方公司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未受清偿的债权承担清偿责任，即清偿范围仅限于破产清算程序中确认的本金和利息（即本金为人民币12334370元，利息为人民币12475474.19元，该利息只计算到破产申请受理之日止）。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不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还违反法定程序，请求贵院维护恒裕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予以撤销或改判。
被上诉人东方公司答辩称：一、恒裕公司持有万通公司40%的股份，是万通公司的最大的股东，这是不争的事实，从万通公司成立起，一直到2000年最后一次年检，历次的万通公司的董事会及法定代表人、重要管理人员的人选，都是由恒裕公司担任（推选），根据万通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可以证明从成立到历次变更到年检中间，恒裕公司一直是实际控制着万通公司。设立时候，注册资金都是由恒裕公司垫付的，办公场地都是由恒裕公司租赁和协助的，六名董事会成员中，两名是由恒裕公司委派，恒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俊龙自成立起到现在均担任万通公司的监事，历任的董事长即法定代表人都是由恒裕公司推举、委派。恒裕公司就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一审认定万通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在程序方面并不存在任何的瑕疵。三、关于是否超标的查封的问题以及查封红利红股未及时通知的问题，一审中东方公司请求是查封全部的股权，因为股权的变现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法庭是根据当时的注册资金和净资产查封了一点点的股权，同时在查封的时候又出现一个不当的地方，东方公司当时是要求查封股权并一并查封红股红利，但是一审法院没有对红股红利进行查封，后来才补充查封红股红利。四、恒裕公司认为万通公司从未做过财务方面的处理，认为不能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在2008年的公司规范化登记以后，万通公司就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并且章程中间也是明确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五、万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直都是恒裕公司来推举。对于工商备案的股东会决议的真伪的问题是伪命题，不能成立。首先这些工商登记资料已经存在10多年，如果是1998年的公章、股东会决议被伪造，为何当时不提出，而过了十几年才提出。至于说公章和原来的公章不符合，我方完全可以推断是否当时存在恒裕公司有多枚公章或者是不便给外部人员知道的情形，作为债权人，东方公司信赖的是经过工商登记的资料，并且是经过十多年没有变更的工商登记资料。六、原判决符合法定程序。第一、东方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先后向原审法院和恒裕公司提供了有关万通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作为证据：《深圳市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该章程为公司设立时章程）、《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深圳市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信用信息》、《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2000年度）》、《深圳市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3月27日的变更事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1998年颁发）》、《深圳市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5月25日的变更事项》。上述证据均在法庭调查阶段经过恒裕公司的质证，足以支持原判决查明的事实。第二、《深圳市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信用信息》中市场主体类型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2000年度）》中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3月27日的变更事项》中变更后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1998年颁发）中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又因万通公司从1998年3月28日起，企业类型再无变更，所以其自企业类型变更后直至今日一直是有限责任公司。恒裕公司对上述证据载明万通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在法庭调查阶段并未提出异议，在随后的法庭辩论阶段也没有对此提出辩论意见，应当认定恒裕公司对万通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自愿放弃行使辩论权。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董事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如下：1、责任主体：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2、损害行为：怠于履行义务。3、损害结果：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4、因果关系：怠于履行义务导致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一）恒裕公司是本案适格的责任主体。根据东方公司提供的证据，万通公司自1998年3月27日后企业类型已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恒裕公司在万通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前后也一直是万通公司的最大股东。退一万步讲，即使万通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恒裕公司持有万通公司40%的股份，并且万通公司的历任董事长、副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均由恒裕公司委派，恒裕公司委派的龚俊龙一直担任万通公司的监事。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恒裕公司持有万通公司40%的股份，数量上远大于其他四股东，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足以对股东大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恒裕公司是万通公司的控股股东，无论万通公司的企业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恒裕公司都是《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任主体。（二）恒裕公司怠于履行义务，导致万通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第一、《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怠于履行义务包括怠于履行依法及时启动清算程序进行清算的义务，也包括怠于履行妥善保管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义务。这里的怠于履行义务和《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是不同的，《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怠于履行义务只包括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这一种情形，而《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怠于履行义务不仅包括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也包括了怠于履行保管义务。第二、公司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应当对自己的行为独立承担责任，这是公司法人独立人格的本质所在，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者所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责任，这是公司制度中的有限责任原则。然而，有限责任制度并不是绝对或者无条件的，超过合理的界限，就要受到法律的限制适用。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公司出现歇业长达十几年之久并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清算义务人不及时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保管义务，导致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公司无法清算，势必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这无疑违背了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初衷，属于股东对公司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妥善保管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是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这与公司保管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的义务是不冲突的。在公司正常经营期间可自行履行保管义务，但当公司出现歇业长达十几年之久，并且早已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公司的股东就要履行保管义务，防止公司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用以逃避公司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恒裕公司作为万通公司的最大股东，在万通公司自2000年最后一次年检至今歇业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对万通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不管不问，尤其是在2008年5月19日《公司法》解释二施行后，恒裕公司仍存在怠于履行保管义务的行为，最终造成万通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所以恒裕公司怠于履行保管义务是客观事实。第三、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债权人的破产清算申请或者强制清算申请后，由于债务人人去楼空无人提交，或者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拒不向人民法院提交，或者提交不真实的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情况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人民法院以无法清算或者无法依法全面清算为由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或者强制清算程序的，债权人可以依据人民法院作出的终结裁定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等清算义务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万通公司管理人因万通公司下落不明，无法进行全面清算且无财产可供分配为由申请终结破产程序，据此深圳中院于2013年4月2日作出（2012）深中法破字第1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万通公司破产程序。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恒裕公司怠于履行义务，导致万通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的后果。综上，即使万通公司没有出现法定解散事由，恒裕公司的清算义务没有产生，但恒裕公司作为万通公司的最大股东，其怠于履行保管义务造成万通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事实也是确定无疑的。三、《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股东连带清偿责任中因果关系问题。《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一款股东清算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中的因果关系是：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股东连带清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中的因果关系是：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因此，《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一款中股东怠于履行义务的唯一情形就是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而《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中股东怠于履行义务既包括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也包括怠于履行保管义务，并且损害结果也不是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而是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所以股东只要违反了《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中的清算义务或保管义务，从而造成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事实，就构成《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股东连带清偿责任中的因果关系。恒裕公司混淆了上述两种不同的因果关系，错把《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一款中规定的股东清算赔偿责任因果关系，用在《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中，所以恒裕公司对于《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股东连带清偿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四、关于本案债权数额问题。深圳中院在（2012）深中法破字第15-2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东方公司债权金额为24809844.19元，该裁定认定的是破产债权，破产债权是成立于破产宣告前对破产人享有的可通过破产程序在破产财产中受偿的请求权。因通过破产程序东方公司仍未得到受偿，所以自破产宣告后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自然没有包括在破产债权中。东方公司在破产程序中被确认的破产债权其外延不能涵盖其实际享有的债权，东方公司主张的债权是严格根据生效裁判文书判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利息计算的规定计算而来，有广州知仁会计师事务所对东方公司所享有的实际债权出具的《利息核算专项审计报告》予以证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恒裕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李裕生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后也未提交书面意见。
案经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恒裕公司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提出异议称：1、原判认定“万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公司设立起一直由恒裕公司推荐人员担任”不是事实。2、原判认定“1998年3月27日万通公司在进行公司规范化登记过程中由股份制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不是事实，万通公司只是由“深圳万通公司”变更为“深圳市万通公司”，不存在企业类型的变化。3、恒裕公司作为万通公司的股东，在万通公司破产清算案件中破产管理人并未通知恒裕公司参加债权人会议，破产管理人没有尽责。原判认定的其它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恒裕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万通公司规范登记档案材料中的《公司规范登记审核表》。该表格在“审核结果”一栏有手写“经审，拟同意该股份有限公司规范登记，呈领导审批”，核定结果一栏有手写“同意”，恒裕公司籍此证明万通公司规范化登记后的企业类型仍为股份有限公司；2、金龙公司《关于转让股权的决议》、《关于万通公司股权转让决定》、《股权转让合同书》、万通公司致深圳市工商局规范办的函、1997年1月23日金龙公司致万通公司《关于转让本公司所持股份的函》等，恒裕公司籍此证明其基于已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和万通公司的保证已将对万通公司股份的处分权及对应的表决权和管理权交给了万通公司和其它股东，从而被排除出万通公司的内部管理。因此，金龙公司（现恒裕公司）无法控制万通公司，不是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此，东方公司主张相关证据材料早于90年代即存在，均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其中，就《公司规范登记审核表》，东方公司主张在调取万通公司全部工商档案时从未见到该表，该表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字样仅能说明万通公司规范化登记之前的企业性质状态；就股权转让合同书等，东方公司主张恒裕公司所主张的股权转让均未生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二审调查中，恒裕公司提出申请，要求给予时间寻找万通公司的财务账册，东方公司则认为万通公司破产案件程序已经终结，万通公司已经工商注销，鉴于破产程序的不可逆转性，即使相关帐册回来，也不可能对万通公司恢复清算程序。至本院二审终结，恒裕公司亦未能提交万通公司的任何财务账册。
本院于2014年12月8日致函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万通公司注销登记前的企业性质咨询该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1月6日以深市监函（2015）8号《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明确深圳市万通股份有限公司注销登记前企业性质的复函》函复如下内容：“深圳市万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8月27日。1994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本法施行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登记成立的公司，继续保留，其中不完全具备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深圳市万通股份有限公司于1998年3月27日依法进行了规范登记，规范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此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1月20日发送本院深市监函（2015）34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明确深圳市万通股份有限公司注销登记前企业性质补充说明的函》，补充说明如下内容：“深市监函（2015）8号函确认了深圳市万通股份有限公司按照1994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于1998年3月27日依法进行了规范登记的事实，有限责任是指股东依法以其认缴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规范登记后，深圳市万通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类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前述两份函件文字表达上的模糊，本院要求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予进一步解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4月8日以深市监函（2015）104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报送深圳市万通股份有限公司注销登记前企业性质详细说明的函》，回复如下内容：“一、深市监函（2015）34号是深市监函（2015）8号的纠正。根据我局企业登记注册系统记载的企业基本信息以及深圳市万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3月27日变更信息，查询到1998年3月27日由“股份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我局直接根据系统查询到的信息于2015年1月6日通过深市监函（2015）8号函复贵院。随后恒裕公司向我局提交了《关于对深市监函（2015）8号函件内容依法释明及补充说明的申请书》，请求我局详细说明万通公司的企业性质。根据该公司要求，我局详细核查万通公司1998年3月27日规范登记的原始档案，根据原始档案资料，万通公司的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因此，万通公司在我局系统公示为“有限责任公司”系登记人员录入错误，深市监函（2015）8号函件使用“有限责任公司”的表述是不准确的。发现这一问题后，我局及时以深市监函（2015）34号函作出补充说明，纠正深市监函（2015）8号函件“有限责任公司”表述，明确万通公司的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二、关于万通公司的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详细说明。1、万通公司于1993年8月27日成立，其企业性质为“全民股份制”。2、万通公司于1998年3月27日向我局提交材料，进行了规范化登记。根据此次规范化登记提交的公司章程等材料，万通公司的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3、万通公司在规范化登记后至2013年11月21日进行注销登记，并未变更过企业类型，因此，万通公司注销登记前的企业性质应以1998年3月27日规范登记的企业性质为准，即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
针对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市监函（2015）104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报送深圳市万通股份有限公司注销登记前企业性质详细说明的函》陈述的“万通公司在我局系统公示为有限责任公司系登记人员录入错误”的问题，本院致函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予解释，该局于2016年1月20日回复深市监函（2016）7号函，称：一、深圳市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万通租赁公司）于1998年3月27日规范登记后，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系统公示的信息被误录成“有限责任公司”。录入错误后，万通租赁公司未曾向我局申请要求改正系统公示信息，且已于2013年11月21日办理了注销登记，因此，万通租赁公司公示的企业性质未进行改正，系统公示信息仍为“有限责任公司”。二、在深市监函（2015）104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报送深圳市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注销登记前企业性质详细说明的函》中，我局已说明万通租赁公司于1998年3月27日规范登记时提交的章程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其规范登记后的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在规范登记后至2013年11月21日办理注销，未办理过企业性质的变更。因此，万通租赁公司在1998年12月10日、1999年5月25日提交的章程不影响万通租赁公司为股份公司的企业性质。
针对以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函件，恒裕公司质证认为，万通公司是股份制企业，万通公司在规范化登记过程中提交的章程为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万通公司自成立至注销登记前从未申请变更过企业类型，万通公司的名称中亦一直有“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故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后三次复函认定万通公司的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正确。东方公司质证认为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市监函（2015）34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明确深圳市万通股份有限公司注销登记前企业性质补充说明的函》与该局之前作出的深市监函（2015）8号《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明确深圳市万通股份有限公司注销登记前企业性质的复函》对万通公司注销登记前的企业类型的认定截然相反，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均显示万通公司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万通公司在规范化登记后提交的章程及年检报告均认可其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认为万通公司系统公示信息被误录成“有限责任公司”，但该局自1998年向万通公司颁发《营业执照》之后，多次换发的《营业执照》均载明万通公司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万通公司亦从未对此提出异议。因此，法院不应采信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后三份函的内容，而应依据以上情形，采信深市监函（2015）8号《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明确深圳市万通股份有限公司注销登记前企业性质的复函》的认定，万通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二审中双方确认的万通公司注销前的工商档案资料，二审补充查明：
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9930623《企业开业登记档案》附有如下资料：一、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深圳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深圳金龙实业发展公司：报来的资料收悉，批复如下：（一）同意深圳金龙实业发展公司（恒裕公司原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股份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西安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信托投资公司、海南省三亚中亚信托投资公司等五家法人发起设立深圳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二）原则同意该公司章程……；（三）该公司股份总额为5000万股，全部为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壹元，共计5000万元，为该公司注册资本，公司股权结构如下：1、深圳金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2000万股，占股份总额的40%；2、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股份信托投资公司持有1000万股，占股份总额的20%；3、中国农业银行西安信托投资公司持有750万股，占股份总额的15%；4、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信托投资公司持有500万股，占股份总额的10%；5、海南省三亚中亚信托投资公司持有750万股，占股份总额的15%。……六、该公司属于发起设立的内部股份公司，未经市政府授权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向公司内部职工和社会公众募集股份……”。二、1993年5月《深圳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其中第十一条本公司股东对公司所负责任以各自认股金额为限；公司以外所负责任以全部资产为限……；第二十五条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每一普通股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成员时，实行累积投票制，以有效票数高者当选……；第三十三条董事会由董事长、董事组成。董事长、副董事长由股份多者出任。董事会由股东单位委派的七人组成……；第三十八条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提名和推荐总经理与付总经理人选供董事会讨论决定……；第六十三条本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予以终止并进行清算：……2、公司宣告破产……。三、《联合成立深圳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书》，其中第八条各方应负责完成以下各项事宜甲方（深圳金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龚俊龙）责任：办理设立租赁公司的审批及注册等事宜；办理办公场地、仓库的租用手续；协助租赁公司购置办公用具、交通工具、通信设施；协助租赁公司招聘职工及管理人员；按第七条规定认购股份并届时按筹委会规定期限出资；负责办理租赁公司委托办理的其他事项。乙、丙、丁、戊（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股份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西安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信托投资公司、海南省三亚中亚信托投资公司）责任：按第七条规定认购股份并届时按筹委会规定的期限出资、协助租赁公司未来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负责租赁公司委托办理的其他事项……；第十条董事会由各方委派组成。首任董事长由甲方委派的董事会成员出任……；第十二条董事长是租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十八条首任总经理人选由甲方推荐，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推荐，报董事会批准……。四、1992年11月18日《深圳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其中载明董事会成员：李裕生、吕彦勇（深圳金龙实业发展公司委派）；高胜彦、汤惠滨（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股份信托投资公司委派）；白探保（农行西安信托投资公司委派）；赵祥生（海南三亚中亚信托投资公司委派）、梁国祥（农行广东省信托投资公司委派）。监事会成员：龚俊龙（金龙实业发展公司）、吴敬瑾（工行辽宁信托公司）。五、任命书，内容“经深圳金龙实业发展公司决定，委派李裕生为深圳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六、租赁合同载明出租方甲方张轮，承租方乙方深圳金龙实业发展公司，乙方租用甲方位于文锦中路联兴大厦中座十一楼，作为公司办公用地。七、验资证明书载明深圳万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地址“深圳市文锦中路联兴大厦中座十一楼”，以及验资依据之一为“五家','2018-10-02
09:12:52',0,'web',NULL),(35196378,'d614595c-6d75-4299-8bdf-a89300eb48a2','$(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98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1033\",\"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审判程序\":\"刑罚变更\",\"案号\":\"（2018）苏02刑更416号\",\"法院地市\":\"无锡市\",\"法院省份\":\"江苏\",\"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d614595c-6d75-4299-8bdf-a89300eb48a2\",\"案件名称\":\"闫宇合同诈骗罪刑罚与执行变更刑事裁定书\",\"法院名称\":\"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DocContent\":\"\",\"补正文书\":\"2\",\"诉讼记录段原文\":\"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13日作出（2010）宿城刑初字第029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闫宇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刑期自2010年1月8日起至2022年1月7日止。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10月13日交付镇江监狱执行，后于2010年12月8日分流至宜兴监狱执行。该犯在服刑期间，因悔改表现突出，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6日作出（2013）锡刑执字第3977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二年，减刑后刑期至2020年1月7日止。该犯在服刑期间，因悔改表现突出，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日作出（2016）苏02刑更90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减刑后刑期至2018年10月7日止。刑罚执行机关江苏省宜兴监狱于2018年1月10日提出减刑建议，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8年1月16日至1月20日进行公示。现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519574400000)\\\/\",\"案件类型\":\"1\",\"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文书全文类型\":\"1\",\"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不公开理由\":\"\",\"附加原文\":\"\"});$(document).attr(\"title\",\"闫宇合同诈骗罪刑罚与执行变更刑事裁定书\");$(\"#tdSource\").html(\"闫宇合同诈骗罪刑罚与执行变更刑事裁定书
（2018）苏02刑更416号\");$(\"#hidDocID\").val(\"d614595c-6d75-4299-8bdf-a89300eb48a2\");$(\"#hidCaseName\").val(\"闫宇合同诈骗罪刑罚与执行变更刑事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8）苏02刑更416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1\");$(\"#HidCourtID\").val(\"1033\");$(\"#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合同诈骗\"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刑罚变更\"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8-02-07\"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闫宇\"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一）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二）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三年；
（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年。
\'},{法条名称:\'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年。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Items:[{法条名称:\'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二百六十二条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或者发现了判决的时候所没有发现的罪行，由执行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处理。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闫宇合同诈骗罪刑罚与执行变更刑事裁定书\\\\\",\\\\\"PubDate\\\\\":\\\\\"2018-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