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区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7)内0102行初3号
原告周明远，男，汉族,1958年4月13日出生，北京支点物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代理人杨志明（系原告之妻），女，汉族，1960年5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代理人孔庆发，男，汉族，1956年9月6日出生，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被告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住所地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53号。
法定代表人张东风，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梦雨，该局业务处科员。
委托代理人苗立，内蒙古祺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呼和浩特铁路局，住所地呼和浩特市锡林北路30号。
法定代表人张骥翼，局长。
委托代理人宁强，该局社保处科长。
委托代理人闫智强，该局企法处法律顾问。
原告周明远不服被告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内蒙社保局）及第三人呼和浩特铁路局（以下简称呼铁局）抚恤金给付决定一案，于2017年2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明远、被告内蒙社保局委托代理人苗立、刘梦雨，第三人呼铁局委托代理人宁强、闫智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内蒙社保局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关于周德离休干部死亡一次性补助审批决定，同意支付一次性补助金148910元。
原告诉称，原告父亲周德系呼铁局离休干部，于1946年10月参加革命，1990年离职休养，享受厅局级待遇，2014年12月8日因病去世。
被告未足额发放周德一次性抚恤金，其中少发死亡一次性抚恤金185472元。被告提供的《离休费构成表》显示，周德生前最后一个月享受的离休费总额为8126.80元，然而，被告在计发一次性抚恤金过程中，仅按2004年的基本离休费2375元计算，而没加此后”历次按国家规定增加的基本离休费”。2015年1月25日，被告实际结算发放的数额为95000元，再加上”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即53910元，合计148910元。
2015年2月5日，原告以邮寄方式向内蒙人社厅等机关寄送了《关于内蒙古社保局等部门违反党和政府对离休老干部及其遗属优抚政策的情况反映》，但原告至今未收到书面答复。2015年9月，被告向原告补发了周德2014年10月-12月期间增加的基本离休费2490元，以及40个月的抚恤金33200元，两项共计35690元。2016年10月31日，原告经与内蒙人社厅工资处核实，2003年-2014年至少涨过三次工资，原告去被告内蒙社保局说明情况，认为周德的《离休费构成表》中代码为403的数额均为历次按国家规定增加的基本离休费，合计4636.8元。因此，被告应向原告补发一次性抚恤金185472元。2016年12月22日，刘主任电话告知应按2771元/月离休费计算，于2017年1月份补发15840元，原告对此不予认可。
被告未发”文革”伤残一次性抚恤金485190元。在”文革”初期，原告父亲周德被错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惨遭迫害致残。”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1984年12月27日，呼铁局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在审批”文革”中的冤错假案伤残时，被认定为”比照工伤”。原告在父亲遗物中未找到《伤残证》，原因有二，其一是丢失；其二是当年未办。如果是丢失，内蒙党委组织部存有备案材料，请求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该证据。如果是当年未办，周德也应该依法享受”文革”基本伤残待遇。根据呼铁局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作出的《关于”文革”中被误伤致残定位比照工伤的通知》等有关证明，周德仍应享受”文革”基本伤残的待遇。根据《内人社发[2012]104号》文件第二条规定：”文革”伤残定为”全残”和”基残”的离休人员死亡后，执行因公死亡抚恤费标准。该文件规定：”因公死亡的，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离休费。”被告已向原告计发了”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仍差18倍。因此，被告应补发485190元。综上，被告未足额发放抚恤金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有关法律和文件规定，应予撤销。被告应重新作出一次性抚恤金审核的行政行为，并足额发放。
原告向法庭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如下证据：证据一、呼铁局恒诺房建生活段《证明》，证明周德系呼铁局离休干部，享受厅局级待遇，2014年12月8日因病去世；原告系周德长子，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证据二、民发[2007]64号文件，证明一次性抚恤金计发办法：”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按本人生前最后一个月享受的国家规定的基本离休费为基数计发。其中，离休人员为本人基本离休费，即本人离休时计发的基本离休费和本人离休后历次按国家规定增加的基本离休费之和。”证据三、内民政优[2007]48号转发文件的通知，证明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等单位转发执行《民发[2007]64号》文件。证据四、民发[2011]192号文件，证明该文是制定《内人社发[2012]104号》文件的上位法依据，其第二条规定：”一次性抚恤金计发办法扔按（民发[2007]64号）的有关规定执行。”证据五、内民政优[2012]17号转发文件的通知，证明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等单位转发执行民发[2011]192号文件。证据六、内人社发[2012]104号文件，证明本案”一次性抚恤金”依次计发。”一、从2011年8月1日起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离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调整为：因公死亡的，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的20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离休费。因病或非因公死亡的，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离休费。””二、'文革'伤残定为'全残'和'基残'的离休人员死亡后，执行因公死亡抚恤费标准。”证据七、呼铁局社保处社保函[2012]8号，证明呼铁局转发并执行《内人社发[2012]104号》文件。证据八、被告经办人员的结算手稿，证明计算本案一次性抚恤金和丧葬费的算式。证据九、《情况反映》，证明2015年2月5日，原告以邮寄方式向内蒙人社厅送达了该信访件，至今未收到书面答复。证据十、挂号信收据，证明2015年2月5日，原告以邮寄方式向内蒙人社厅送达了该信访件，至今未收到书面答复。证据十一、周德的《离休费构成表》，证明该证据由被告提供。其中，代码为”403”的数额应为”历次按国家规定增加的基本离休费”，合计4636.8元。证据十二、关于”文革”中被误伤致残定为比照工伤的通知，证明周德在”文革”中因冤、错、假案被误伤致残，被呼铁局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定为比照工伤。证据十三、呼铁局冤错假案伤残审批表，证明周德被错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惨遭迫害致残。证据十四、比照工伤医疗卡，证明本证中”注意事项：本证仅限”文革”中冤、假、错案造成的伤残，”证明周德生前一直享受”文革”工伤待遇。证据十五、《”文革”工伤证》样本，证明此证不评伤残等级，”证明当时被评为”文革”比照工伤的，一律不评伤残等级，只分为”全残”或”基残”两类，因此，周德的”文革”伤残应属于这两类的其中之一。证据十六、离退休人员死亡丧葬费审批表，证明丧葬费发放情况。证据十七、离休干部死亡一次性补助审批表，证明抚恤金发放情况。
被告辩称，一、原告未提供周德的文革伤残证，被告依据相关文件内容的规定对周德不能按照文革伤残人员一次性抚恤金的待遇支付是依法作出的。周德系呼铁局离休干部，1990年离职休养，享受厅级待遇，2014年12月8日因病去世。原告主张周德应享受文革伤残人员一次性抚恤金的待遇，但诉称周德的文革伤残证丢失，无法向被告提供。对于周德是否应享受文革伤残人员一次性抚恤金的待遇问题，依据【1998】内党落字第4号文件、内蒙社保局《会议纪要》、内人社【2012】104号文件、【2010】47号文件、内党发【1980】70号文件（因该文件属于绝密文件，现已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向内蒙古档案馆调取的申请）内容的规定，如周德能享受伤残一次性抚恤金待遇，必须向被告提供文革伤残证。同时如周德办理过文革伤残证应在内蒙古组织部有备案，为了查证核实周德办理过文革伤残证是否在内蒙古组织部有备案，被告及本案第三人的工作人员于2017年2月21日上午一起到内蒙古组织部调查，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回复：周德的文革伤残证并未在内蒙古组织部备案，且根据内蒙古组织部的相关规定有备案的才会出具证明，没有备案的不予出具证明。被告已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向内蒙古组织部调取周德的文革伤残证是否在内蒙古组织部备案的申请）。鉴于以上事实，本案中原告未向被告提供周德的文革伤残证，周德的文革伤残证在内蒙古组织部并未备案，享受文革伤残人员一次性抚恤金的待遇不能支持。所以，对周德的一次性付现金发放标准应按照内人社【2012】104号文件关于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执行。该文件对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具体规定为：因病或非因公死亡的，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的基本离休费。
被告根据相关法律及文件的规定分三次向原告支付了一次性抚恤金共计197950元，被告已履行了法定职责，被告作出的该行政行为是有法可依的。本案中原告诉称的离休费4636.8元，是按照离休费的计算标准计算的；而一次性抚恤金的基本离休费计算标准应按照内人社发【2012】104号文件关于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因病或非因公死亡的，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的基本离休费来计算一次性抚恤金，故原告适用的计算基本离休费的标准是错误的。根据呼铁局的申报表《离退休办理丧葬费等待遇汇总表》、《离退休人员死亡丧葬费审批表》及《离休干部死亡一次性补助审批表》、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人员明细表、内人社发【2012】号104文件内容的规定，被告于2015年1月第一次向原告支付了166038元；其中丧葬费17128元，一次性抚恤金148910元（2375元是原告父亲基本离休费、26955是上一年度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即2013年度，这两部分费用的和构成一次性抚恤金的数额）。该笔费用由被告统一发放到呼铁局后，由其代为发放到原告父亲的账户（具体一次性抚恤金的发放情况有内蒙社保局向银行专款账户汇款凭证加以佐证、呼铁局社会化发放人员明细表予以证明）。被告依据2015年7月内蒙人社厅下发的内人社办发【2015】199号文件及呼铁局业务申报表《2014年10月至2015年8月已结算丧葬费、抚恤金的离休人员补发》、文件内容规定，于2015年9月第二次补发一次性抚恤金33200元，同时补发了周德生前3个月的离休费2490元，以上两笔费用共计35690元；该笔费用由被告统一发放到呼铁局后，由其代为向原告发放（具体一次性抚恤金的发放情况有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及2015年9月呼铁局单位代发人员明细表予以证明）。根据周德历年调整离休费的相关文件（具体包括以下文件：内劳社养字【2001】第1号文件、内劳社养字【2001】第17号文件、内劳社养字【2002】第4号文件、内劳社办字【2004】第59号文件、内劳社字【2007】第2号文件、内人社办发【2015】第199号文件）、呼铁局申请报告《关于纠正周德一次性抚恤金的申请报告》、原告父亲档案中的关于”知边补”每月15元的记载、《关于规范自治区直属参统企业离休人员补贴操作办法》文件内容规定，于2017年1月呼铁局申请及内蒙社保局审查核实后，被告对周德第一次发放一次性抚恤金的基本离休费2375元调整为2771元，同时向原告补发15840的基本离休费。该笔费用由被告统一发放到呼铁局后，由其代为向原告发放。到目前为止，被告按照内人社【2012】104号文件关于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向原告发放的一次性抚恤金为197950元，该笔费用已向原告支付完毕。被告已履行其应履行的法定职责，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并在法庭上出示如下证据：证据一、[1998]内党落字第4号文件、内蒙社保局《会议纪要》、内人社[2012]104号文件、[2010]47号文件和关于核实呼铁局离休人员周德文革伤残证的情况说明。证明周德要享受文革伤残人员一次性抚恤金待遇，原告应提供其父亲周德文革伤残证。原告未向被告提供周德的文革伤残证，因此不能按照文革伤残人员享受一次性抚恤金待遇。证据二、内政发[1994]67号通知；内蒙人社厅关于企业离休人员基本离休费构成的说明。证明被告根据以上文件内容规定，周德的基本离休费是由基本工资及基础工资、级别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四部分组成，并不包括政策性补贴的费用。证据三、2004年7月1日口头通知，增加补贴120元、内劳社字[2008]5号文件调整离休人员补贴446元、内财综[2008]826号文件调整离休人员补贴486元、内纪发[2008]19号文件调整离休人员补贴1004元、内政办发[2010]46号文件调整离休人员补贴110元、内财综[2009]814号文件调整离休人员补贴370元、370两次调整说明、内组通字[2008]76号调整交通费300元、内人社发[2012]82号文件调整离休人员补贴580元、内政办发[2010]46号文件调整住宅取暖补贴220.8元。证明被告根据以上文件规定，原告诉称的离休费4636.8元是按照离休费的计算标准计算的；而一次性抚恤金的基本离休费计算标准应按照内人社发[2012]104号文件关于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因病或非因公死亡的，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的基本离休费来计算一次性抚恤金，原告适用的计算基本离休费的标准是错误的。证据四、呼铁局的申报表《离退休办理丧葬费等待遇汇总表》、《离退休人员死亡丧葬费审批表》、《离退休干部组死亡一次性补助审批表》、内蒙社保局向银行专款账户汇款凭证、关于2015年1月铁路系统社会化发放119809944.67的情况说明、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单位名册、呼铁局社会化发放人员明细表、内人社发[2012]104文件。证明依据以上文件内容规定，被告于2015年1月第一次向原告发放一次性抚恤金148910元。该笔费用与周德的丧葬费17128元，共计166038元，由被告统一发放到呼铁局后，由其代为发放到原告父亲的账户。证据五、内人社办发[2015]199号文件、呼铁局业务申报表《2014年10月至2015年8月已结算丧葬费、抚恤金的离休人员补发》、补发周德生前3个月基本离休费2490元情况说明附执行文件依据、补发周德一次性抚恤金33200元情况说明附执行文件依据、2015年支付周德基本离休费及一次性抚恤金共计35690元的情况说明、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呼铁局单位代发537650元的情况说明、2015年9月呼和浩特铁路局单位代发人员明细表，证明被告依据以上文件内容规定，第二次向原告补发一次性抚恤金33200元；同时，被告向原告补发了周德生前3个月的离休费2490元，以上两笔费用共计35690元；该笔费用由被告统一发放到呼铁局后，由其代为向原告发放。证据六、周德历年调整离休费的相关文件(具体包括7个文件)、呼铁局申请报告《关于纠正周德一次性抚恤金的申请报告》、关于原告父亲周德基本离休费2771元的情况说明、原告父亲周德档案中关于”知边补”每月15元的记载、《关于规范自治区直属参统企业离休人员补贴操作办法》、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关于2017年1月呼铁局代发46350959.43元的情况说明、2017年1月呼铁局代发人员明细表，证明被告依据以上文件内容规定，对周德第一次发放一次性抚恤金的基本离休费2375元调整为2771元；同时，向原告补发15840的基本离休费。该笔费用由被告统一发放到呼铁局后，由其代为向原告发放；被告按照内人社[2012]104号文件(该文件在前组证据中已提交)关于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具体向原告发放的一次性抚恤金为197950元且已向原告支付完毕。
第三人述称，因原告提出少发一次性抚恤金，其对发放数额提出异议后，第三人重新进行了核实并按照相关政策依据计算报批，目前已得到被告批准，原告尚未领取。而原告自行计算的数额没有政策或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对原告提出的未发放”文革”伤残一次性抚恤金的诉求，通过第三人与被告共同赴内蒙党委组织部调阅相关档案核实，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落实政策办公室关于”呼和浩特铁路局关于更换在'文革'中致残干部、职工花名册”》中并没有原告父亲周德的相关资料。也就是说，周德的”文革”伤残未被批准，其无法享受”文革”伤残一次性抚恤金待遇。因此，根据内人社发[2012]104号《关于调整企业离休人员死亡后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原告所主张的”文革”伤残一次性抚恤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请求贵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向法庭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以下证据：证据一、关于企业离休人员基本离休费构成的说明、关于纠正周德死亡一次性抚恤金的申请报告、关于解决养老保险自治区统筹企业离休干部离休费低于行政机关同级离休干部离休费问题的通知（内劳社养字[2001]1号）、关于解决养老保险自治区统筹企业离休干部离休费的通知（内劳社养字[2001]17号）、关于解决养老保险自治区统筹企业离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内劳社养字[2002]4号）、关于增加企业离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内劳社办字[2004]59号）、关于调整企业离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内劳社办字[2007]2号）。证明第三人已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规定的企业离休人员一次性抚恤金标准，经被告批准，为周德办理了因病去世后领取一次性抚恤金待遇相关手续。证据二、关于核实呼铁局离休人员周德”文革”伤残证的情况说明、关于调整企业离休人员死亡后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的通知（内人社发[2012]104号）。证明周德不属于文革伤残人员，原告要求享受”文革”伤残一次性抚恤金待遇不符合相关规定，于法无据。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一、关于周德的离休待遇是否应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执行。根据内劳社养字[2001]1号等有关文件规定，周德虽为呼铁局离休干部，但离休待遇执行国家机关离休干部的待遇标准。另，被告核发周德的一次性抚恤金的依据是《内人社发[2012]104号》文件。二、关于周德是否应当享受”文革”工伤待遇。（一）”文革”工伤的批准机关呼铁局党委是党的市一级党委组织，其落实政策办公室代表党委负责”文革”冤假错案的平反及”文革”工伤的审核、批准。从《基本伤残证》的样本中可以证明：1、填发机关和批准机关均为：”中共呼和浩特铁路局集宁铁路分局委员会”，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证；2、”此证不评伤残等级，”证明当时被评为”文革”比照工伤的，一律不评伤残等级，只分为”全残”或”基残”两类。因此，周德的”文革”伤残由呼铁局党委落办依照内蒙党发（1980）70号文件批准，合法有效，且应属于”全残”或”基残”二者之一。（二）”文革”伤残证的备案性质。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落实政策办公室关于”呼和浩特铁路局落办关于更换在'文革'中致残干部、职工伤残证花名册”》中，虽然没有周德的资料，但该花名册只是更换'文革'伤残证花名册，更换的依据是呼铁局（或分局）党委落办作出的工伤认定-《关于”文革”中被误伤致残定为比照工伤的通知》，虽然周德换证时被遗漏，但不能因此否定周德的”文革”工伤事实。内蒙古党委组织部只是备案部门而非具体审核”文革”伤残的批准机关，因而无权否定呼铁局党委落办的”文革”伤残认定。即使周德漏办伤残证，只是办证过程中的失误，也不能改变其被认定为”文革”工伤的事实。自从周德被认定为”文革”工伤以来，一直享受”文革”工伤的医疗、补助等待遇至去世。因此，周德应当享受”文革”工伤的”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待遇。三、关于基本离休费的构成（40个月的基本离休费计算基数）。（一）离休费与基本离休费概念的内涵一致。根据内蒙人社厅《关于增加企业离休干部离休费的通知》（内人社办发[2015]199号）、被告《关于2015年9月补发周德生前3个月基本离休费共计2400元的情况说明》和《关于2015年9月补发离休死亡人员周德一次性抚恤金33200元的情况说明》可以看出，离休费就是基本离休费，因此，本案抚恤金的计算基数应按离休费确定。（二）基本养老金应包括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从内蒙人社厅、财政厅联合发布的《关于调整企业离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内劳社办字[2007]2号）的文件结构及其语言文字的逻辑关系来看，基本养老金的调整标准包括基本养老金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两项。另，内劳社养字[2001]17号文件也有类似规定。（三）工资表中”403”120元应为基本养老金。内蒙人社厅、财政厅（内劳社办字[2004]59号）《关于增加企业离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作出了增长基本养老金的规定，但在周德的养老金发放表中没有体现，根据原告的比对，表中”403”120元应为基本养老金，而被告自己出具的《第八次离休增资》将120元归为”补贴”是没有依据的。（四）基本离休费构成。离休与退休不同，离休时离开工作岗位休息而非退休。根据有关政策规定，离休干部的工资待遇享受与政府机关的在职干部相同（或略高）的待遇。机关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由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工龄工资、各种津补贴等构成，因此，周德的工龄费和津贴应计入基本离休费。还应再加历年增长的基本离休费。此外，根据内蒙人社厅（内人社发[2012]82号）《关于第三阶段企业离休人员参照机关离休人员规范津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周德应享受的津贴补贴合计为3900元，但在周德的养老金发放表中没有体现。因此，被告向原告发放的三次抚恤金数额错误，应予继续再纠正。四、关于被告及第三人提交证据的效力。被告及第三人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会议纪要》、说明等证据不属于规范性文件，况且其作为本案的被告和第三人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因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综上所述，被告为原告审核的周德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待遇的行政行为违法，应予撤销，被告应当重新作出审核的行政行为。
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的问题均认可。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对证据二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不针对企业，周德不适用。对证据三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对证据四、五、六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伤残证的标准问题不认可。对证据七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对证据八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总额是对的，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九、十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对证据十一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对证据十二、十三、十四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对证据十五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被告认为《”文革”工伤证》样本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而且企业没有颁发的权利。对证据十六、十七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认可，证明问题认可。
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与被告的意见一致。原告证据十二、十三、十四恰恰证明第三人对原告的要求已经向相关部门报送了审批手续，而原告的手续并没有被审批下来。
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一、二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认可，证明的问题均不认可。
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的问题均认可。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对被告、第三人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的问题均予以确认。对原告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的问题均予以确认，证据二至十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证明的问题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父亲周德系呼和浩特铁路局离休干部，于1946年10月参加革命，1990年离职休养，享受厅局级待遇，2014年12月8日因病去世。被告于2015年1月第一次向原告支付了有关待遇166038元，其中丧葬费17128元，一次性抚恤金148910元。该笔费用由被告统一发放到呼和浩特铁路局后，由其代为发放到原告父亲的账户。2015年9月第二次向原告补发一次性抚恤金33200元，同时被告向原告补发了周德生前3个月的离休费2490元，以上两笔费用共计35690元，该笔费用由被告统一发放到呼和浩特铁路局后，由其代为向原告发放。2017年1月第三人申请及被告审查核实后，被告对原告父亲周德第一次发放一次性抚恤金的基本离休费2375元调整为2771元，同时向原告补发15840元基本离休费，该笔费用由被告统一发放到呼和浩特铁路局后，由其代为向原告发放。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于2015年2月5日以邮寄方式向内蒙人社厅等机关寄送了《关于内蒙古社保局等部门违反党和政府对离休老干部及其遗属优抚政策的情况反映》，但原告至今未收到书面答复。
另查明，因原告无法提供周德的文革伤残证，经当事人申请，本院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及内蒙古档案馆核实，周德的文革伤残证未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备案。
本院认为，被告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是负有依法对企业离休人员死亡后发放一次性抚恤金等职能的机构，对原告父亲周德发放的一次性抚恤金应以基本离休费为标准，而非原告所称离休费。原告父亲周德的基本离休费是由周德离休的基本工资及基础工资、级别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四部分组成，并不包括政策性补贴的费用。本案中，原告主张其父亲周德应享受文革伤残人员一次性抚恤金的待遇，但原告未能向被告提供文革伤残证。被告依据【1998】内党落字第4号文件、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会议纪要》、内人社【2012】104号文件、【2010】47号文件、内党发【1980】70号文件等相关文件内容的规定，对原告父亲周德不能按照文革伤残人员一次性抚恤金的待遇支付符合法律规定。所以，对周德的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应按照内人社【2012】104号文件关于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执行。该文件对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具体规定为：因病或非因公死亡的，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的基本离休费。原告提出应该享受文革伤残人员一次性抚恤金的待遇，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认为被告未向原告足额发放一次性抚恤金和文革伤残人员一次性抚恤金的行政行为违反有关法律和文件规定的主张不能成立，被告依据周德的具体情况作出一次性抚恤金审核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明远的诉讼请求。
诉讼费：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周明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王金贵
审判员刘冠中
人民陪审员梁志刚
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
书记员张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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