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号南方苑酒店*#综合楼B段****************房。
负责人：陈伟光，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乐，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李兆良，广东华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敏捷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三路*号湖南外贸活口仓库*栋103。
法定代表人：阳彩云，执行（常务）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春会，总经理助理。
委托代理人：朱尔特，国信信扬（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敏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敏捷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4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敏捷公司向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投保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于2012年8月7日签发的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敏捷公司，保险期间自2012年8月8日0时起至2013年8月7日24时止，共12个月；每一运输工具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5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每一运输工具累计赔偿限额为200万元；特别约定，平板车发生盗窃、抢劫事故，全年累计4次，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1万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其他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1万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本保单所载保险责任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150万元，全年累计赔偿限额为200万元；本保单所载保险责任适用于《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物流责任保险》及其条款；本保单所载保险责任其他特别约定详见附件“特别约定”；保险条款为华安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华安财险（备-责任）（2010）（主）31号。
附件特别约定的内容主要包括：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盗窃、抢劫索赔时必须提供出险当地的县级（含）以上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未侦破证明，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无明显盗窃痕迹、无明确原因的货物失踪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由于承运车辆无人看管所导致的保险标的物的毁损或灭失，整车货物被盗或失踪，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物流责任保险条款载明：保险责任为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经营物流业务过程中，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物流货物本身的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一）火灾、爆炸；（二）运输工具发生碰撞、出轨、倾覆、坠落、搁浅、触礁、沉没；（三）隧道、桥梁、码头坍塌；（四）碰撞、挤压导致包装破裂或容器损坏；（五）符合安全运输规定而遭受气象部门规定的暴雨等级以下（不含暴雨）的雨淋；（六）装卸人员违反操作规程进行装卸、搬运。物流货物遭受盗窃或不明原因地失踪，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该及时通知保险人，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另，敏捷公司投保时填写的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载明，上述各项内容填写属实，保险人已告知本人仔细阅读保险合同条款，提示本人特别阅读黑体字标注部分的条款内容，保险人对保险合同内容、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已经向本人作出了明确说明，本人已经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
2011年7月31日，敏捷公司与深圳市X西服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X西公司）签订《物流合作协议书》，约定：受X西公司委托，敏捷公司向委托方提供货物运输服务；承运方就货物损失向托运方承担赔偿责任的，赔偿金额可参考托运方经销商销售价格进行确定；为保证承运方严格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履行义务，确保委托方委托运输货物的安全以及货物受损后委托方的损失得到赔偿，承运方应当在本合同生效后十日内，向委托方交付20万元的保证金，作为承运方履行该合同的保证，该合同有效期内承运方运输的货物损坏给托运方造成损失的，托运方可以直接以该保证金冲抵赔款。
2012年9月4日，X西公司委托敏捷公司运输一批服装至呼和浩特，货运单显示：货物品名服装，件数40，包装纤，货物保价240万元，运费3200元，保险费2400元，底部有“货主托运货物必须购买货运险，如不参加保险，出现货损、货差，本公司最高赔偿为运费的3-4倍”的内容。次日，敏捷公司将该批服装交由深圳市X宝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宝公司）实际承运，张某某为负责具体运输及送货的司机。运输过程中，装载案涉服装的豫N×××××货车车上物品被盗，司机张某某遂向公安机关报案，柘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出具了相关证明，内容为：2012年9月7日13时30分，我大队接到张某某报警称，其驾驶的豫N×××××红色货车从深圳到山西太原送货，途径湖北至柘城段高速公路时，车上电焊机、婴儿床等物品被盗，价值不详。货物丢失后，X宝公司向敏捷公司出具了《货物丢失通知书》，内容为：我公司非常抱歉的通知贵公司，贵公司2012年9月5日委托我公司运输的20件服装（木条箱包装，每件木条箱有2个纤袋，共计40个纤袋货物），收货人周某，我公司运单号为8124360-20，我公司委托的运输车辆豫N×××××，驾驶司机张某某在运输过程中发现货物被盗，经我公司、运输司机和收货人清点，贵司货物一共丢失8个木条箱共计16纤袋，丢失服装2062件。收货人周某亦出具了《收货及货物丢失证明》，内容为：贵公司2012年9月4日发给我的40纤袋货物，一共3956件服装（包括维多利系列2633件，民族系列1323件），现实际收到24纤袋共计服装1894件（包括维多利系列990件，民族系列904件），经与送货人和贵司清点，确认丢失的16纤袋共包括服装2062件（维多利系列1643件，民族系列419件）。
X西公司于2012年10月12日向敏捷公司发出索赔函，内容为：2012年9月4日我公司委托你公司从深圳发往呼和浩特的一批服装共计40个纤袋，内有服装数量共3956件，零售价格共计4132668元（其中包括维多利亚系列2633件，金额2868164元，民族系列1323件，金额1264504元），详细清单附后。因你公司运输原因丢失货物16纤袋，内有服装数量2062件，总价值2388522元（其中包括维多利亚系列1643件，金额2003573元，民族系列419件，金额384949元，丢失货物详情见附件丢失货物明细表）。此次丢货给我公司声誉造成了严重不利影响，并给我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我公司现向贵公司索赔经济损失2388522元。
2012年11月12日，敏捷公司与X西公司签订《丢失货物赔偿协议书》，内容为：由于甲乙双方之前的友好合作关系，甲方同意由乙方按照丢失货物的成本价（零售价4.8折）赔偿甲方损失共计1146490元；根据2011年7月31日双方签署的《物流合作协议书》的规定，就乙方已经交付给甲方的履约保证金20万元，双方同意将该笔保证金冲抵此次货物丢失赔款；甲方已经有三个月（2012年8月、9月、10月）运费共计503415元没有与乙方结算，现双方同意将该三个月运费直接在货物丢失赔款中进行抵扣；剩余赔款443075元由甲方直接在应付给乙方的运费中进行抵扣，直至全部赔款抵扣完毕为止。
2013年4月2日，敏捷公司向X西公司发出《知会函》，告知其赔款1146490元扣除保证金20万元及2012年8月至2013年3月的应付运费后，余款75207.4元将于2013年4月份支付给X西公司。后敏捷公司于2013年4月3日实际支付了该笔余款75207.4元。
2013年4月15日，敏捷公司向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发出《索赔函》，但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以敏捷公司未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出险，致使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对保险事故的性质、起因、损失程度等真实性无法判定，且未提交县级（含）以上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未侦破证明为由，拒绝受理该索赔申请。
另，本案诉讼过程中，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至柘城县公安刑警大队了解情况，该大队于2013年6月7日出具了一份证明，内容为：2012年9月7日13时30分，柘城县远襄镇关张村村民张某某拨打110报警称，其驾驶的豫N×××××红色货车从深圳到山西太原送货，途径湖北至柘城段高速公路（具体地点不详）时，车上拉的电焊机、婴儿床等货物被盗，并称被盗物品需卸车后才能清点清楚。由于被盗货物及价值不详，我大队受理后多次与张某某联系，但是张某某至今未向我队提供被盗物品清单，我大队至今无法查明数量。
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敏捷公司从柘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取得立案决定书，柘城县公安局决定对张某某2012年9月7日的报案立案侦查。此外，该院曾就张某某所报盗窃案件是否立案及侦破事宜致函柘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该大队回函称，案件受理后已当日立案侦查，至今未破获。
敏捷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向敏捷公司赔偿保险金1146490元。开庭时称，敏捷公司请求的保险赔偿金应当扣除10%的绝对免赔额，故诉讼请求作相应的减少。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敏捷公司、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案涉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单约定保险责任适用于保单附件“特别约定”及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的相关规定，故保单附件“特别约定”及物流责任保险条款应属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敏捷公司认为保单附件“特别约定”的内容不能作为履行合同的依据，该主张与双方约定不符，该院不予采纳。但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约定物流货物遭受盗窃属保险人责任免除情形，而责任保险单及保单附件“特别约定”均约定盗窃属保险人保险责任，在保险合同记载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因物流责任保险条款属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且在订立合同时并未与敏捷公司协商的格式条款，在其内容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时，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故保险责任应当适用保单及附件的相关约定，盗窃应属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以盗窃不属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约定保险责任范围为由提出的拒赔理由，该院不予采纳。
本案争议焦点有二，其一为保险事故是否发生的问题；其二为赔偿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
对于争议焦点之一保险事故是否发生的问题。为证明案涉服装遭受盗窃的事宜，敏捷公司提交了托运人X西公司出具的索赔资料，实际承运人X宝公司和收货人周某分别出具的货物丢失证明，负责货物具体配送事宜的司机张某某的报警证明，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决定书等，上述证据对于服装托运以及丢失过程的表述内容一致，且均可一一印证，足以证明敏捷公司承运的货物遭受盗窃的事实，该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有关敏捷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案涉服装被盗的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
对于争议焦点之二赔偿金额确定的问题，即，敏捷公司与托运人X西公司协定的赔偿数额能否作为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理赔依据的问题。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在未经保险人认可的情况下协商确定的赔偿数额，保险人在理赔时有权重新予以核定。首先，赔偿数额应当采用运费倍数的限额计算标准还是按照货物实际价值予以确定的问题。敏捷公司作为运输企业，本身并不具备收取保险费并承接保险业务的经营许可，但其提供给托运人填写的货运单上设置有“货物保价”、“保险费”的可选项，底部亦标注有“货主托运货物必须购买货运险”的内容。从保险费的收取主体为承运人，货物损失的赔偿义务主体亦为承运人等内容可知，该货运单所指“货运险”应当是托运人将与货物实际价值相对应的保险费交予承运人，承运人则以自身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投保货物运输责任险；货损之时，承运人基于自身因购买保险可获得相应的赔偿保障，故其对托运人的赔偿责任亦可不再限定于运费的数倍而以托运人声明的实际价值予以赔付。在此，“货物保价”应当是托运人在选择投保时声明的货物的实际价值。案涉服装的托运人X西公司既已选择保价运输，故而敏捷公司作为承运人的赔偿责任不应限于运费的倍数，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据此提出的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其次，敏捷公司确定赔偿数额的标准是否合理的问题。敏捷公司与托运人X西公司签订的《物流合作协议书》约定，货损时“赔偿金额可参考托运方经销商销售价格进行确定”。因零售价格由生产成本及销售利润两部分组成，故敏捷公司与X西公司在计算货物实际价值时通过协商扣除该部分利润并酌定以零售价的4.8折予以确定，该计算标准尚属合理。在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敏捷公司与X西公司协商确定的该损失计算标准确高于货物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其主张以零售价的1.5折作为损失计算标准缺乏依据，该院不予采纳。至于托运单上记载的保价金额为240万元，与托运人索赔时主张的货物零售价格4132668元不一致的问题，敏捷公司称，X西公司托运时系以零售价格的5.8折确定货物的实际价值，且敏捷公司实际赔付时系以零售价格的4.8折确定损失数额，以此折算的货物总价值亦不高于该声明价值，故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认为保价金额等同于零售价格且应以保价金额折算货物实际价值的主张缺乏依据，该院同样不予采纳。
综上，敏捷公司在保险期间发生承运货物遭受盗窃的保险事故，并已在合理范围内对第三人即托运人X西公司进行了赔付，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依法应在其承保的承运人责任险赔偿范围内予以赔付。对于赔偿数额，因敏捷公司系通过其对X西公司享有的运费债权互抵的方式支付部分货损赔款的，但被盗部分货物所对应的运费不应在抵销的范围内，故该部分运费应从敏捷公司的赔偿数额中扣除，数额为1512元（（3200元＋480元＋100元）×（16件÷40件））。此外，因保险合同约定“每次事故的绝对免赔额为1万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敏捷公司当庭亦表示同意在诉讼请求中扣除该10%的免赔额，故保险赔偿金应当为1030329元（1146490元×（1－10%）－1512元）。敏捷公司减少后的诉讼请求成立，该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敏捷公司赔偿保险金1030329元；二、驳回敏捷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18元（已由敏捷公司预交），由敏捷公司负担1532元，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负担13586元。
上诉人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货物遭受盗窃的证据不足，目前没有确切证据证实涉案货物被盗窃。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10行起认定：“为证明案涉服装遭受盗窃的事宜，原告提交了①托运人X西公司出具的索赔资料，实际承运人X宝公司和收货人周某分别出具的货物丢失证明；②负责货物具体配送事宜的司机张某某的报警证明；③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决定书，上述证据对于④服装托运及丢失过程表述内容一致，且均可一一印证，足以证明原告承运的货物遭受盗窃的事实，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以上证据①中托运人X西公司与实际承运人X宝公司并未到达事发现场，其所描述的货损事实均从第三方得知，司机张某某与收货人周某也未对损失货物的数量进行确认核对，并未履行有效的交接手续，双方所出具的证据都是单方证据，不具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不能证明货物被盗窃的事实。以上证据②只能证明张某某报过警的事实，并不能证明涉案货物损失的原因，无法确认货物被盗窃的事实。以上证据③在所立的盗窃案未被侦破前，只能证明疑似盗窃的发生，并不能证明涉案货物被盗窃的事实。针对第④点一审判决所称的各证据表述内容一致，且均可一一印证，完全是错误的。试想：对于未到现场的人出具的证明，且所表述内容都来自于同一人的转述，那么他们所证明的内容怎么会不“内容一致，均可一一印证”呢一审判决在未调查清楚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在以上证据疑点重重的情形下，仍对以上证据加以采信，作为判决涉案货物被盗窃事实的证据，有违民事诉讼相应的证据规则，是极其错误的。另外，盗窃是一个刑事概念。在公安机关没有破案之前，不能认定盗窃已经发生。所谓盗窃，有可能是司机张某某虚假报案，也有可能是张某某监守自盗，还有可能是车辆运输过程中因绑扎不牢而丢失货物等等。一审判决仅凭利害关系人周某的单方面证明，而其他所有证明都来自周某的证明，就认为盗窃已经发生且盗窃数量、金额可以确定，显然是错误的。
（二）即使能够确认涉案货物被盗窃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货物数量及金额的依据也不足，认定的涉案货物数量及金额错误。一审判决在敏捷公司《民事起诉状》第1点诉讼请求中所要求的1146490元保险金的赔偿款的基础上，扣除相应的运费和免赔额，最终判决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赔偿敏捷公司保险金1030329元。而敏捷公司是以其与货主X西公司达成的赔偿协议为标准来向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索赔保险金的，显然一审判决采信了敏捷公司与货主的赔偿协议，并以赔偿协议约定的涉案货物的数量和金额为标准对本案损失货物的数量和金额进行认定，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是错误的。
1、一审判决仅以敏捷公司与货主间的赔偿协议为涉案货物数量及金额的认定标准，不符合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与敏捷公司之间保险合同的约定。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与敏捷公司在No：0200627184保险单第14点下的第4点约定：“本保单所载保险责任适用于《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物流责任保险》及其条款。”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被保险人收到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与受害人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保险人不受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保险人敏捷公司，在未经保险人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的书面同意下，与受害人货主X西公司达成协议，并按此协议进行了赔偿，敏捷公司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上述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的规定，敏捷公司与X西公司之间的《丢失货物赔偿协议书》不能作为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赔偿敏捷公司的依据，更不能作为一审法院判决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赔偿敏捷公司保险金数额的依据。因此，一审判决仅以《丢失货物赔偿协议书》中的数量及金额作为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赔偿保险金的数量及金额是错误的。
2、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丢失货物的种类、数量及金额。首先，本案一审判决在认定盗窃时，采信了以下现有证据：托运人X西公司出具的索赔资料，实际承运人X宝公司和收货人周某分别出具的货物丢失证明，负责货物具体配送事宜的司机张某某的报警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决定书。以上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货物被盗窃的事实，因此不能成为一审判决书认定涉案货损数量及金额的相关联证据。其次，敏捷公司未提供涉案司机张某某的交货清单，无法证明丢失货物的种类及数量。作为承运人司机的张某某，始终参与了整个运输过程，所谓的货物丢失事故发生前后均在现场，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是张某某所为，其对涉案所称丢失货物的种类和数量最为清楚，但其未出具有关货物丢失的种类及数量的清单，也没有与收货人周某就涉案事故中剩余的货物进行清点交接，无法证明涉案受损货物的种类、数量及金额。再次，X西公司提交的货物丢失的清单及吊牌报价不应被采信，有以下原因：（1）X西公司没有派员到事发现场，其所知的货损种类数量都是从第三人处得知；（2）X西公司所报的服装价格畸高，不符合同行业的市场定价。因此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涉案事故货损的种类、数量及金额，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证明涉案货物数量和金额的情形下，仅凭敏捷公司单方面的主张而对涉案货损的数量及金额加以认定是极其错误的。
3、与货主X西公司同类的保险索赔案相比较，敏捷公司所称的涉案货物的数量及金额（即吊牌价格）明显高于同类保险索赔案中的数量和金额，涉嫌保险诈骗。涉案事故发生后，司机张某某在其2012年9月7日的询问笔录第2页上说：“我们拉的都是百货。这次被扒窃的是电焊机、婴儿床等。具体还有什么我不清楚。我们拉货是按‘方’计算的，这次我们被扒窃的大概有2方左右……”。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险东莞分公司）提供的材料显示：2011年9月23日，X西公司将一批服装从深圳发往武汉，途中服装丢失，车尾部车顶篷布有一个破口，内部货物短缺，破口有明显的被割破的痕迹，破洞约2立方米。6箱货物308件丢失，损失金额吊牌价格为386319元，衣服为毛衫、裤子、风衣、大衣等，太平洋财险东莞分公司最终核损金额为154527．60元，且已按此金额进行赔付。上述事故与本次所谓的盗窃事故，保险公司所承保的货物都为X西公司生产的服装，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所承保的衣服主要为夏季的衣服，太平洋财险东莞分公司所承保的主要为冬季的衣服，所盗窃的货物在其所承载的车箱内所占的空间大小都差不多为2立方米，但无论在数量还是在金额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敏捷公司在其诉状中主张丢失的数量为2026件，比太平洋财险东莞分公司承保的同类货损多出1718件；吊牌价格为2388552元，比太平洋财险东莞分公司承保的同类货损多出2002233元；最终确定赔偿金额为1146490元，比太平洋财险东莞分公司承保的同类货损赔偿金额多出991962．40元。按常理，冬季的衣服无论是原材料还是人工成本都比夏季的衣服要高，其价格必定要比夏季的衣服贵，而经过以上事故与本次所谓盗窃事故的对比，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所承保的夏季衣服反而比太平洋财险东莞分公司所承保的冬季衣服贵，且最终的赔偿价格多出991962元。在同一货主同类货损作为参考的情形下，本案敏捷公司所称的数量及金额完全脱离了实际，不应作为本案货损的数量及金额，更不应作为一审判决的依据。同一货主所生产的服装，最终确定的损失赔偿金额相差如此之巨大，有悖常理，这完全是敏捷公司故意夸大损失，骗取巨额保险金而为，其已涉嫌保险诈骗犯罪。一审判决无视敏捷公司实际损失与所请求的赔偿金额间的巨大差异，在无法确认涉案货物数量及金额的情况下，仅以敏捷公司与货主间《丢失货物赔偿协议书》中的数量和金额为标准，来确认涉案货物的数量及金额，并以此为据来判决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应赔偿的保险金额，是完全错误的。
4、由于敏捷公司未能提供与涉案损失程度相关的证据，亦未能协助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查明损失的数量与金额，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不应该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资料。”本案中敏捷公司即被保险人提供的由货主出具的涉案货物的吊牌价格系单方自证证据，其它与涉案货损程度相关的证据都是以此吊牌价格为依据的，价格畸高，且货损性质、原因、数量均属敏捷公司自己单方面认定，涉嫌保险诈骗，不能被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另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所遵循的《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三条第（二）点规定：“及时通知保险人，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敏捷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4天后才向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报案，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接到报案电话后，随即委派河南省商丘市的保险查勘员前往查勘，但被告知承运车辆已不在河南省商丘市而是在山西省太原市，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随即改派太原市的保险查勘员前往查勘。据山西省太原市保险查勘员的查勘报告反映，在查勘地点仅见到一部分据称是从承运车辆上卸下的货物，且此货物与本案敏捷公司所称的被盗物品无关。经山西省太原市的保险查勘员联系驾驶员得知，承运车辆当时已前往呼和浩特。从上可知，敏捷公司在涉案事故发生后，没有及时通知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并与其委托的承运人串通故意制造种种障碍，致使保险人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对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都难以确定，故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不应该对无法确定损失的涉案货物进行赔偿。在没有确定本案货物损失的数量及相应金额的情形下，判决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赔偿保险金，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和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与敏捷公司有关保险合同的约定，是极其错误的。综上，在本案所涉事故是否属于盗窃未被公安机关认定前，即使有货物丢失的事实，但在涉案货损和数量及金额未被确认前，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赔偿敏捷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不应该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三）即使法院认为可以确认涉案货物的数量及金额，也应该按涉案货物此次运费的3-4倍赔偿，而不是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以托运人声明的实际价值予以赔付。
1、编号为No．0001950的深圳市龙华敏捷公司货运单表格项目名称中的2400元的“保险费”应该是“保价费”。理由如下：（1）单从数字上来看2400元与2400000元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将货物保价金额的千分之一作为保价费符合运输行业惯例，也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汽车货物运输规则》第二十三条规定：“办理保价运输的货物，应在运输合同上加盖‘保价运输’戳记。保价费按不超过货物保价金额的7‰收取。”（2）只有将2400元的“保险费”理解为“保价费”，才能与表格中的2400000元的货物保价相对应。货主享有2400000元的货物保价的权利，是因为其履行了交付2400元保价费的义务，不然就会出现权利义务的不对等，该货运单上所载的货物保价条款就形同虚设了。（3）涉案货主并未就本案运输合同的保价费与涉案承运人达成事后的补充协议。（4）从涉案货运单所载的“保险费”和货主必须购买的“货运险”在货运单上的呈现方式来看，“货物保价”与“保险费”字体相同，都在货运单的表格内，且“保险费”与“货物保价”位置相邻。“保险费”与“货运险”字体不同，一个在表格内，一个在表格外，且相隔数行。（5）从是否是协商条款来看，“货物保价”和“保险费”项目下的数字都是后来打印上去的，是经过货主选择的，并与承运人就金额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而“货运险”部分是承运人提供的非经协商的格式条款。（6）从收取保险费的主体来看，我国法律有明文规定，承运人不具备收取保险费用并承接保险业务的经营许可证，承运人与货主间也无代收代交保险费的协议。故货运单中的“保险费”应为“保价费”。
2、编号为No．0001950的深圳市龙华敏捷公司货运单底部托运协议：货主托运货物必须购买货运险，如不参加保险，出现货损、货差，本公司最高赔偿为运费的3-4倍。《汽车货物运输规则》第十九条：“货物保险由托运人向保险公司投保，也可以委托承运人代办。”但本案中无任何证据显示货主X西公司购买了货运险，也无证据显示货主与承运人敏捷公司之间有代买货运险的协议及敏捷公司购买了货运险的证据，因此根据No．0001950的深圳市龙华敏捷公司货运单所载明的运输协议，货主X西公司在没有购买货运险的情形下，敏捷公司只能按运费的3-4倍进行涉案货损的赔偿，即12800元。
3、本案一审判决书（第14页第二行起）认为：“原告作为运输企业，本身不具备收取保险费并承接保险业务的经营许可，但其提供给托运人填写的货运单上设置有‘货物保价’、‘保险费’的可选项，底部亦标注有‘货主托运货物必须购买货运险’的内容。从保险费收取的主体为承运人，货物损失的赔偿义务主体亦为承运人等内容可知，该货运单所指的‘货运险’应当是托运人将与货物实际价值相对应的保险费交予承运人，承运人以自身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投保货物运输责任险；货损之时，承运人基于自身因购买保险可获得相应的赔偿保障，故其对托运人的赔偿责任亦可不再限定于运费数倍而以托运人声明的实际价值予以赔付。’在此，‘货物保价’应当是托运人在选择投保时声明的货物的实际价值。案涉服装的托运人X西公司既已选择保价运输，故而原告作为承运人的赔偿责任不应限于运费的倍数，被告据此提出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从上述认定逻辑关系来看，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货主购买货运险的原因是承运人购买了货物运输责任险，一审判决之所以将承运人的货物运输责任险与货主的货运险联系起来，是因为承运人收取了将与货物价值相应的保险费（实为货物保价费），并且承运人是涉案货物损失时赔偿义务主体，上述一审判决认定的逻辑错误，也与事实不符，是十分错误的。从一审法院认定敏捷公司已购买货运险的前提来看，其以保险费的收取主体为承运人，货物损失的赔偿义务主体亦为承运人为前提，从而加以推测承运人所购买的货物运输责任险就是No．0001950的深圳市龙华敏捷公司货运单底部所载的货主必须购买的“货运险”错误。首先，一审判决对涉案货运单“保险费”的文义理解错误，No．0001950的深圳市龙华敏捷公司货运单上虽设置有“货物保价”和“保险费”两个栏目，但从此运输合同文义前后相一致性及权利义务的相对等性来看，此处的“保险费”实质指的是“保价费”（此点在本上诉状中第上述第（三）点第1点中有详述），所以涉案货运单的“保险费”应是“保价费”，相应的涉案的承运人只是保价费的收取主体，而不是保险费的收取主体，与本案的货运险毫无关联。再次从货物损失的赔偿义务主体来分析，承运人赔偿受损货主的损失，并不必然导致其去购买货物运输责任保险，且承运人购买运输责任保险与货主购买货运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从承运人成为货物损失赔偿主体的原因来看，其是依据运输合同即物流货运单中所载明的有关货物损失的赔偿条款，具体到本案中有关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损失相关的赔偿条款有两点：（1）货主X西公司用2400元保价其声称的价值2400000元的货物；（2）货主托运货物必须购买货运险，如不参加保险，出现货损、货差，敏捷公司最高赔偿运费的3-4倍。这一赔偿以及责任限制条款，是敏捷公司为了风险分担而约定的，同时是为了货主有货运险的保障而要求的，货主X西公司接受了这一条款，因此，应该按照这一条款的约定进行赔偿。至今没有证据证明货主X西公司购买了货运险，敏捷公司不能自我否定合同约定的最高运费3-4倍的赔偿条款，而另行约定赔偿。
4、一审判决将货运险的保险费与货物保价的保价费混为一谈，是极其错误的。本案中No．0001950的深圳市龙华敏捷公司货运单所载的“货物保价”和“货运险”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首先，从相关法条来看，《汽车货物运输规则》第十八条规定：“货物运输有货物保险和货物保价运输两种投保方式……”，可见货物保险和货物保价是完全并列的两个概念。其次，从主体来看，货物保价条款成立于货主X西公司和承运人敏捷公司间，而“货运险”成立于货主X西公司和其所投保的保险公司之间。再次，从两者设立的目的来看，“货物保价”运输是为了解决因实行限额赔偿不足以补偿托运人、收货人的损失而设立的一种特殊运输制度；货物运输保险是对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的补偿。货物保价与货运险的差异决定了其各自对应保价费和保险费的不同，一审判决无视这种差异，以结果为导向，为达到让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按货物保价赔偿货物损失结果的目的，将本应是保价费的“保险费”理解为“货运险”的保险费，并牵强地适用货物保价赔偿的标准，是极其错误的。
5、一审判决从涉案承运人购买了货物运输责任险认定涉案货主购买了货运险错误。承运人运输责任险和货主的货运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货运险是针对自然灾害等造成的损失，承运人责任险是针对承运人的责任，一审法院完全无视二者的区别，错误的由此及彼推导出了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并据此做出了错误的判决。综上，涉案货运单上所载的2400元的保险费，实际为保价费，此单上的“货物保价”和“货运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承运人运输责任险与货运险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审法院以错误的前提，将各个毫无联系的因素，用错误的逻辑加以推导，必然得出错误的涉案货主购买了货运险的结论。另本案中敏捷公司并未提供货主购买了货运险的证据，也未提供敏捷公司与X西公司代收保险费或代买保险的协议，因此货主X西公司并未购买货运险，在此前提下，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可依据No．0001950的深圳市龙华敏捷公司货运单所载的“货主托运货物必须购买货运险，如不参加保险，出现货损、货差，本公司最高赔偿为运费的3-4倍”的条款，赔偿敏捷公司12800元，减去免赔额10000元，最终的赔偿金额为2800元。
（四）退一步说，即使以托运人声明的实际价值为标准，并结合涉案货物的实际损失来赔偿，一审判决所认定的赔偿金额也是错误的
1、X西公司提供的吊牌价格不能作为本案的参考，有以下原因：（1）X西公司不能用其单方制作的货物吊牌价格清单自证其自有的服装价格，其也未能提供与涉案货物相关的买卖合同及对应的增值税发票等能证明其销售价格的资料。（2）X西公司的吊牌价格畸高，不符合同行业市场价格定位，国外维多利亚品牌的羽绒服网上销售价格才1000多元，而涉案货物中维多利亚品牌羽绒服高达3000多元，一件棉褛要10500元，其它涉案货物也一样远远超出市场正常价格，民（名）族品牌的衣服（X西公司提供的吊牌价格清单上为“名族”，而货物丢失清单上表述为“民族”）定价和维多利亚的衣服不相上下，且服装市场上并没有民（名）族的品牌服装，但X西公司却以与维多利亚品牌服装近似的价格对民（名）族的服装进行吊牌报价，显然有失偏颇。（3）X西公司是自有服装品牌“JESSIE”的公司，为何其会销售维多利亚品牌的服装，和其所称的民（名）族品牌的服装其并未提供经授权销售其所称的此两种品牌的衣服证明，那么只能认为其销售的是仿冒的此两种品牌的衣服，此情形下，其吊牌报价有欺诈消费者的嫌疑，根本不可能是涉案货物的实际价值。因此X西公司提供的吊牌价格不能证明货物的销售价格，不能以此为基础做出折扣来核算涉案货物的成本，不能作为本案参考依据。因此《物流合作协议书》中所约定的，货损时“赔偿金额可参考托运方经销商销售价格（即吊牌价格）进行确定”，及敏捷公司所称的，X西公司托运时系以零售价格（即吊牌价格）的5.8折确定货物的实际价值，且敏捷公司实际赔付时系以零售价格（即吊牌价格）的4.8折确定损失数额，均是错误的，均不能作为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赔偿金额的依据。
2、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在涉案事故中所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应当以敏捷公司2012年9月4日签发的《深圳市龙华敏捷公司货运单》（No．0001950）中载明的货物保价金额为依据。该货运单载明：货物品名：服装40纤袋，货物保价：2400000元。按照X西公司给敏捷公司的《索赔函》的内容，40纤袋服装的零售价格是4132668元，丢失16纤袋服装的零售价金额为2388522元（以上两数据虽有不实之嫌，在本上诉状上述第（四）点第1点中已详述，但根据倍数关系，其计算出的比例还是接近或等于真实的比例的），依上述数据可计算出丢失服装的零售价金额占全部服装零售价金额的比例是57.8％。关于货物保价运输的法律，铁路法及相关规定最为完整。本案虽然是公路运输，但可以参照。《铁路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托运人或者旅客根据自愿申请办理保价运输的，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不超过保价额。”《铁路货物运输规程》第56条第3款规定：“对保价运输的货物的赔偿价格，最多不能超过该批货物的保价金额，只损失一部分时，按损失货物与全批货物的比例乘以保价金额赔偿。”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货物保价运输的情形下，货物部分丢失时，应该按比例赔偿。本案属于货物部分丢失的情形，具体到本案中丢失服装的零售价金额占全部服装零售价金额的比例是57.8％，根据倍数关系，在货物保价金额中，损失的货物的金额在总保价金额中所占的比例也应该是57.8％，因此当以保价金额为赔偿标准时，涉案货物损失的保价最高赔偿款应该为2400000（货物保价金额）×57.8％=1387200元。
3、涉案货物的保价金额即货主进行保价时的声明价值明显高于货物的实际价值，应以此声明价格作为零售价格来计算货物的实际损失。《汽车货物运输规则》第二十一条规定：“托运人选择货物保价运输时，申报的货物价值不得超过货物本身的实际价值；保价运输为全程保价。”《铁路法》有关货物保价的规定是最完整和具体的，其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托运人或者旅客根据自愿申请办理保价运输的，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不超过保价额。”本案中敏捷公司与X西公司签订的《丢失赔偿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由于甲乙双方之前的友好合作关系，甲方（X西公司）同意乙方（敏捷公司）按照丢失货物的成本价（零售价的4.8折）赔偿甲方损失共计1146490元”。根据上述约定，可以确定服装的成本价不会高于其所称的零售价格的4.8折，则涉案货物包括未丢失的整批货的成本价格不会高于1983680.64元（4132668（整批货物的零售价格）×48％（零售价的4.8折）=1983680.64元），故此种情形下，X西公司申请的货物保价金额2400000元，已超过了货物有可能的最高实际价值1983680.64元，应将货主声明的货物价值即保价金额作为零售价格，而赔偿金额应按照涉案货物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4、关于本案货物的实际损失，首先，从本案敏捷公司提供的《丢失货赔偿协议书》来看，其不会高于零售价格即所称的吊牌价格的4.8折1146490元。其次，从货主X西公司同类型案件的索赔情况来看，其以零售价格的3.5折来确定最终的货损，具体到本案2388522元（其所称涉案货损的零售价）×35％=835982.7元。又因本案涉案货物的品牌并非系其自有，有仿冒嫌疑，且定价畸高（此点在本上诉状上述第（三）项第1点中有详述），因此不应该以2388522元作为受损货物的零售价格，而应以1387200元（2400000元（货物保价金额）×57.8％（货损比例）=1387200元］作为涉案受损货物的零售价格，那么此时涉案受损货物的实际损失为1387200元×35％=485520元。再次从参考以往法院审理的同类型的案件来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处理的同类型案件中，在其（2011）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642号判决书中是以受损货物零售价的1.5折作为赔偿标准的，因此，本案中也应该以此为参考，将208080元（1387200元×15％）作为涉案货物的实际损失。敏捷公司与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签订的《国内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单》第14条“特别约定”第2项为：“其他：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RMBl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涉案货物损失的成本价金额是358278.3元（货损零售价格总计2388522元×成本价格换算率15％=358278.3元），因此免赔额为35827．83元（损失金额358278.3元×10％=35827．83元）。依此免赔额，如果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赔偿，则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赔偿金额是172252.17元（208080元-35827.83元=172252.17元）。综上，即使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作为保险人要承担物流责任保险的责任，那么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的赔偿责任是172252.17元，而不是一审判决所认定的1030329元。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在本案无法确认涉案货物是否损失及损失货物的数量和金额的情况下，则不能确认保险人即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应该赔偿保险金及赔偿多少的问题，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有关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的规定是错误的。本案所涉货物盗窃虽已立案，但在盗窃案件侦破前无法确认盗窃的事实，即使能够确认盗窃的事实，也无法确认涉案货物损失数量和金额，因此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因敏捷公司的原因造成的无法确认的货物损失，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错误适用了法律，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支持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判令敏捷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在本院第一次调查时对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作如下补充：根据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的调查，本案的确涉及到诈骗情况，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已找到一批货物，公安机关正在处理该案件，所以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是完全错误的。
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在本院开庭时又对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作如下补充：一、后来经过了进一步的调查发现本案所谓的在河南柘城被盗的货物实际上没有被盗，这些货物在山西太原的仓库里被发现了，河南警方所谓的盗窃以及一审所讲的盗窃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的事实基础不存在了，所以一审的判决是错误的。对于事实的问题，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提供了有关柘城县公安局拍摄的照片，以及太原市公安局民营分局查获的有关服装的照片，这些照片证明所谓的货物根本没有丢失，也没有被盗窃。实际上，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在一审的主张也很清楚，敏捷公司向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提起盗窃索赔的话，必须有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未侦破证明，现在货物都存在，太原市公安局也没有提供任何的盗窃证明，所提交的有关的盗窃证据与本案无关，所以本案没有发生任何的货物损失，也就没有发生任何保险事故，所以根本不存在保险公司赔偿的问题。二、整个货物的运输都是敏捷公司实施的，敏捷公司委托其他人进行运输，这个其他人也是帮敏捷公司代理运输，所以其行为应该由敏捷公司承担法律后果。
被上诉人敏捷公司答辩称：一、关于货物运输关系。敏捷公司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涉案货物的运输关系如下：X西公司将涉案货物委托敏捷公司运输，敏捷公司在将涉案货物转委托X宝公司运输，X宝公司再委托司机张某某实际运输。需要指出的是，涉案货物是从深圳运到呼和浩特的。而张某某负责的是深圳到太原的区段运输，张某某将货物运抵太原后，交由X宝公司在太原的中转站接收，然后X宝公司再安排从太原到呼和浩特的运输。整个运输关系中，敏捷公司需要强调如下事实：（一）敏捷公司与X宝公司是托运人与承运人的关系，为两个完全独立的主体，敏捷公司支付运费，X宝公司将货物运抵目的地；（二）包括司机张某某在内的区段运输，由X宝公司安排，敏捷公司不仅无法控制，而且毫不知情。
二、关于货物被盗的告知以及货物清点过程。司机张某某发现货物被盗后立即向公安部门报案，同时将货物盗事实告知X宝公司，X宝公司再将货物被盗事实告知敏捷公司，敏捷公司再通知发货人X西公司。另外，收货人在收到X宝公司交付的剩余货物后，也会联系X西公司进行清点核对。而本案货物清点的详细过程是，X宝公司要求司机张某某将剩余货物运到太原中转站，对剩余的货物进行清点，清点完毕后，X宝公司再将剩余货物继续运抵目的地交付给收货人。同时，X宝公司结合发货人X西公司提供的发货清单，核对出丢失货物清单并反馈给敏捷公司，敏捷公司再将X宝公司提供的丢货清单交给发货人X西公司，由X西公司核对X宝公司提供的丢货清单与收货人提供的丢货清单是否一致。
三、关于货物被盗事实证明材料以及证据关联性问题。基于上述流程，本案能够证明涉案货物丢失的证据材料如下：1、司机张某某的报警证明，该材料是由张某某在发现货物被盗并向公安部门报案后取得的；2、公安部门在受理张某某的报案后，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出具立案决定书；3、X宝公司在收到张某某告知的货物被盗事实后，向敏捷公司出具书面通知，告知货物被盗事实及丢货清单；4、收货人在收到X宝公司实际交付的货物后，会告知X西公司实收货物和丢货清单；5、X西公司在收到收货人的丢货清单、X宝公司的丢货清单后，向敏捷公司发出书面索赔，同时告知丢货清单。所以，就货物被盗事实，敏捷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可以相互印证，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至于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所称的“在公安机关没有破案之前，不能认定盗窃已经发生”，华安财险深圳分公司进而有权拒赔。敏捷公司认为，如果所有的盗窃案件一','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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