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民提字第66号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河源市源城区宝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宝源沿江路**号。
法定代表人：江振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何伟雄，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行。住所地：广东省河源市建设大道***号友力商务大厦*座***层。
负责人：赖建雄，该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黄嘉斌，该分行职员。
委托代理人：孙剑，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广东健力宝食品饮料河源销售中心。住所地：广东省河源市河源大道九重门**号。
法定代表人：刘广坚，该销售中心总经理。
一审被告：河源市宏远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
法定代表人：赵德辉，该公司总经理。
申诉人河源市源城区宝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源公司）因与被申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行（以下简称广发行河源分行）、一审被告广东健力宝食品饮料河源销售中心（以下简称销售中心）、河源市宏远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宏远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19日作出的（2002）粤高法民二终字第228号民事判决及2008年6月3日作出的（2006）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诉。本院于2013年11月25日作出（2013）民监字第0000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汪治平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刘敏、高晓力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明：2001年5月17日，广东发展银行河源办事处（以下简称广发行河源办）与宏远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2001A02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宏远公司为销售中心于2001年5月17日至2002年5月17日期间并在2500万元最高余额内，在广发行河源办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包括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抵押担保。该抵押合同并附有双方签署的抵押物清单，清单注明：宏远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为河国用（2000）字第64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地点在河源市明珠工业区内，面积为40734.9平方米，评估价值1425.7万元。同日，广发行河源办与销售中心、宏远公司签订编号为2001A02的《额度借款合同》，约定广发行河源办在2001年5月17日至2002年5月17日共12个月的有效发放期内，向销售中心提供最高限额为2500万元的贷款。在有效发放期内，销售中心可以循环使用该额度；上述“有效发放期”是指本合同所约定的额度贷款的实际发放期，在额度限额和额度有效发放期内发放的贷款并非必须在额度有效发放期限届满之日前清偿。具体每笔贷款的实际发生日与清偿日以借据或其他债权债务凭证所载明的起止期限为准；贷款的用途为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购买商品；广发行河源办有权要求销售中心按期归还借款本息，从销售中心帐户上划收销售中心应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复息、罚息及其他应付费用；宏远公司自愿为销售中心履行本合同所约定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按广发行河源办与宏远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01A02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执行。
2001年6月15日，广发行河源办、销售中心、宏远公司三方订立了《银行承兑合同》（编号：2001031-2001032），约定：在本合同项下，广发行河源办为销售中心办理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共计不超过122万元，承兑期限不超过六个月。承兑之前，销售中心须按票面金额的40%向广发行河源办交存承兑保证金。担保方式为抵押，按广发行河源办与宏远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01A02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执行。受销售中心的书面授权委托，广发行河源办于汇票到期日凭汇票无条件向持票人支付票款；由于销售中心未能及时足额交存票款，致使广发行河源办因履行承兑责任、执行前款的约定无条件支付票款而垫付资金时，广发行河源办垫付的款项为广发行河源办对销售中心的逾期贷款，广发行河源办对销售中心尚未交付的票款自汇票到期日起按规定计收利息、复利、罚息及违约金，并有权从销售中心银行账户中划款抵偿。合同订立后，销售中心于同月15日向广发行河源办申请开出总额为122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广发行河源办开出了总金额为122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2张，号码分别为00023895、00023896，票面金额分别为93万元、29万元。出票日期为2001年6月15日，汇票到期日为2001年12月16日。2001年6月19日，广发行河源办、销售中心及宏远公司三方订立《银行承兑合同》（编号：2001033），约定：广发行河源办为销售中心办理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不超过72万元，承兑期限不超过六个月。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的方式为抵押，按广发行河源办与宏远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01A02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执行。其余条款及权利义务与编号为2001031-2001032的《银行承兑合同》一致。合同签订后，销售中心于同月19日向广发行河源办申请开出金额为72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广发行河源办出具面额为72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号码为000023897，出票日期为2001年6月19日，汇票到期日为2001年12月19日。2001年6月21日，广发行河源办、销售中心及宏远公司订立了《银行承兑合同》（编号：2001034-2001036），约定：广发行河源办为销售中心办理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不超过179万元；除此之外，其它条款与编号为2001031-2001032的《银行承兑合同》一致。合同签订后，销售中心于同日向广发行河源办申请开出金额为93万元、38万元、48万元共179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广发行河源办亦于同日开出了面额共为179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3张，号码分别为：00023898、00023899、00023900，金额分别为93万元、38万元、48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01年12月20日。2001年6月28日，广发行河源办、销售中心、宏远公司三方继续签订了《银行承兑合同》（编号为2001037-2001038）。约定广发行河源办办理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不超过250万元；其它条款与编号为2001031-2001032的《银行承兑合同》相同。合同订立后，销售中心于同日向广发行河源办申请开出金额为2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广发行河源办也于同日依合同约定开出总额为2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2张，号码分别为00023902、00023903，金额分别为93万元、157万元。汇票到期日均为2001年12月28日。销售中心在申请开出银行承兑汇票时，依约交纳了承兑汇票总额623万元的40%的保证金共249.2万元。综上，广发行河源办自汇票到期日起共承兑623万元票款。销售中心未能及时足额交存票款，致使广发行河源办现仍垫付了资金373.8万元。
二审另查明：2001年5月17日，广发行河源办、销售中心、宝源公司三方签订一份编号为2001A01的《额度借款合同》，约定：广发行河源办在2001年5月17日至2002年5月17日止共12个月的有效发放期内，向销售中心提供最高额度为2500万元的贷款。在有效发放期内，销售中心可以循环使用该额度；上述“有效发放期”是指本合同所约定的额度贷款的实际发放期，在额度限额和额度有效发放期内发放的贷款并非必须在额度有效发放期限届满之日前清偿。具体每笔贷款的实际发生日与清偿日以借据或其他债权债务凭证所载明的起止期限为准；贷款的用途为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购买商品；广发行河源办有权要求销售中心按期归还借款本息，从销售中心账户上划收销售中心应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复息、罚息及其他应付费用；宝源公司自愿为销售中心履行本合同所约定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按广发行河源办与宝源公司签订的编号同为2001A0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执行。同日，广发行河源办与宝源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2001A0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宝源公司为2001年5月17日到2002年5月17日期间，销售中心与广发行河源办之间发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2500万元的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及本合同项下的债务人和宝源公司所欠广发行河源办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和所有其它应付的费用。上述债务超出抵押权实现时实际处理抵押物净收入的部分，宝源公司自愿与债务人、其他担保人一起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抵押合同附有双方签署的抵押物清单，清单注明：宝源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为河国用（2001）字第380号、河国用（1999）字第3449号、河国用（1999）字第460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地点在河源宝源山庄，面积共为57916.31平方米，评估价值2722.4万元。
2001年7月23日，广发行河源办与宏远公司就前述签订的2001A02《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物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在该份土地使用权的他项权证抵押登记中注明：抵押土地面积40734.9平方米，抵押金额712.8万元，抵押期限为2001年5月17日至2002年5月17日。同日，广发行河源办与宝源公司就前述签订的2001A01《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物到河源市国土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在该三份土地使用权证的他项权证抵押登记中注明：抵押土地面积共为57916.31平方米，抵押金额共为2061万元，抵押期限为2001年5月17日至2002年5月17日。
二审又查明：广发行河源办信贷资产部于1999年12月5日曾向宝源公司出具一份《承诺书》，称：“我部与贵公司借用的位于河源市宝源山庄沿江路西宝源二路及东边河国用（1999）字第3349号及4602号二块土地，共14518平方米，作为我部办理销售中心银行承兑汇票（借款）的抵押物，上述抵押物定于2002年12月10日前归还。如到期不能归还，由我部负责按有关评估价值偿还上述土地价值给贵公司，并由我部负责其他一切连带责任。”广发行河源办的负责人赖世雄在《承诺书》上批示：“同意按承诺书意见办理。”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
本案申请再审期间，宝源公司提供了广发行河源办原信贷资产部经理黄冠青、信贷员黄志扬在二审判决生效后所写的“证明”，内容为证实广发行河源办曾于1999年至2001年期间向宝源公司借用过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作为办理销售中心银行承兑汇票（借款）的抵押物，办理了他项权登记手续，并承诺2002年12月10日前归还的事实。广发行河源办对该两份“证明”是否黄冠青、黄志扬亲自所写表示质疑，并认为该两份“证明”只能证明广发行河源办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与宝源公司内外串通，徇私舞弊，不能推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
本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期间，广发行河源办提供了与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有关的三份证据复印件：⑴宝源公司以前述《承诺书》提及的两块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物，于2000年8月11日，与广发行河源办签订的一份《抵押合同》；⑵宝源公司与广发行河源办、销售中心签订的，为广发行河源办向销售中心提供承兑号码为0023801、金额为496万元汇票200019号《承兑合同》；⑶出票日为2000年8月14日，出票人为销售中心，付款行为广发行河源办，收款人为广东健力宝饮料有限公司，汇票金额为496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存根），以证实广发行河源办于1999年向宝源公司借用《承诺书》提及的两份土地使用权证，是为在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外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且该两份土地使用权证已归还宝源公司的事实。宝源公司对上述证据未予否认，但认为不能证实两份土地使用权证已归还宝源公司。
涉案《承诺书》提及的河国用（1999）第3449号土地使用权证记载，2001年5月22日，根据抵押双方申请，注销广发行河源办于2000年7月26日取得的河他项（2000）第39号他项登记；河国用（1999）第4602号土地使用权证记载，2001年5月22日，根据抵押双方申请，注销广发行河源办于2000年7月26日取得的河他项（2000）第40号他项登记。至涉案2001A0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于2001年7月23日办理抵押登记之前，该两份土地使用权证已没有其他抵押登记记载。另一份在《承诺书》中没有提及、同样用于涉案2001A0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提供抵押的河国用（2001）第380号土地使用权证，则于2001年7月23日首次办理了与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相关的抵押登记。
本案二审判决生效后，一审法院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3）河中法执字第32-1号民事裁定，将宝源公司提供的涉案抵押物——位于河源市宝源山庄宝源二路北边地段43397.6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河国用（2001）第380号］及位于河源市宝源山庄宝源西路东边9617.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河国用（1999）第4602号］处理给广发行河源办，抵偿本案及相关联的另案合计为13444452元的债务及利息。但该两块土地使用权证尚未办理过户更名登记手续。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期间，根据宝源公司提出的请求及提供的担保，于2008年3月3日查封了上述生效民事裁定抵偿给广发行河源办的土地使用权，期限为一年。
本院提审查明：广发行河源办事处于2008年10月9日更名为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行。2011年3月25日，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行更名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行。
2002年1月14日，广发行河源办向一审法院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销售中心立即偿还373.8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垫款及利息；2、宝源公司、宏远公司以其各自抵押的财产价值优先清偿销售中心所欠款项及利息；3、销售中心、宝源公司、宏远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当事人订立的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应确认为有效合同。广发行河源办依照银行承兑合同的约定先后支付了623万元的票款。销售中心应依约及时足额交存票款，但销售中心才交付票款249.2万元，仍有373.8万元由广发行河源办因履行承兑责任而无条件支付票款，而垫付资金373.8万元。对此事实双方不持异议。依照《银行承兑合同》第4条约定，广发行河源办垫付资金373.8万元转化为广发行河源办与销售中心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因此，根据银行承兑合同，销售中心自2001年6月15日、19日、21日、28日分别向广发行河源办借款122万元＊373.8万元÷623万元=73.2万元、72万元＊373.8万元÷623万元=43.2万元、179万元＊373.8万元÷623万元=107.4万元、250万元＊73.8万元÷623万元=150万元，应予支付借款本息等费用。广发行河源办请求判令支付的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宝源公司、宏远公司提供的抵押均办理了抵押物登记手续，抵押合同已生效。广发行河源办对抵押物有优先受偿权。广发行河源办信贷部于1999年12月5日出具《承诺书》给宝源公司，而宝源公司与广发行河源办为销售中心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在2001年5月17日。《承诺书》的法律意义已被《最高额抵押合同》和《银行承兑合同》所取代，宝源公司认为在本案中没有提供抵押物给销售中心与广发行河源办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广发行河源办对抵押物不具有优先受偿权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销售中心也当庭明确宝源公司所提供的抵押物包括本案中的承兑票款。所以宝源公司辩称本案提供的抵押与其无关，请求驳回广发行河源办对其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不予采纳。宏远公司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五十九条之规定，作出（2002）河中法经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一）销售中心应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偿还借款本金373.8万元及利息（计算方法：从2001年6月15日以本金73.2万元为基数；从2001年6月19日以本金43.2万元为基数；从2001年6月21日以本金107.4万元为基数；从2001年6月28日以本金150万元为基数，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给广发行河源办。（二）广发行河源办在上述履行期限届满未受清偿时，有权对宝源公司、宏远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河国用（2001）字第380号、河国用（1999）字第3449号、河国用（1999）字第4602号、河国用（2000）字第641号］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案件受理费28700元由销售中心、宝源公司、宏远公司共同负担。
宝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1、在本案有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广发行河源办办理623万元承兑汇票给销售中心的四份《银行承兑合同》中，均是由宏远公司为销售中心提供抵押担保，宝源公司从来没有在其中的任何一份合同中签字盖章并提供抵押，宝源公司不应承担本案债务的抵押担保责任。2、宝源公司提供给销售中心抵押的土地是广发行河源办向宝源公司借用的，有广发行河源办出具给宝源公司的《承诺书》为证，宝源公司提供土地使用证给广发行河源办是为配合广发行河源办应付其上级的检查，为另一案件的700万元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宝源公司在《最高额抵押合同》、《银行承兑合同》中为销售中心提供抵押担保不是宝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抵押担保关系依法不成立，不应承担责任。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广发行河源办的诉讼请求，并由广发行河源办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广发行河源办答辩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宝源公司应对本案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应驳回宝源公司的上诉请求。
销售中心、宏远公司陈述意见均支持宝源公司的上诉意见。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广发行河源办与宏远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广发行河源办、销售中心、宏远公司三方签订的《额度借款合同》、四份《银行承兑合同》，均是签约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上述三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并无异议，抵押物也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依法确认上述6份合同合法有效，签约各方当事人应恪守履行。广发行河源办根据《银行承兑合同》的约定及销售中心的申请，先后为销售中心开出总金额为623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并支付了623万元的票款，销售中心除依约缴纳40%的保证金共249.2万元外，余款373.8万元未依时支付，致广发行河源办为此而垫款373.8万元，销售中心的行为违约。根据《银行承兑合同》的约定，广发行河源办垫付的资金自垫付时起转为广发行河源办对销售中心的逾期贷款。广发行河源办起诉请求判令销售中心支付373.8万元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符合法律规定，销售中心应按合同约定支付373.8万元给广发行河源办，并从广发行河源办实际垫付资金时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宏远公司应依合同约定以抵押财产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1999年12月5日，广发行河源办信贷资产部向宝源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借用宝源公司河国用（1999）字第3449号及4602号二块土地共14518平方米作为销售中心银行承兑汇票的抵押物，抵押物定于2002年12月10日前归还。广发行河源办确有向宝源公司借用上述二块土地使用权作为销售中心银行承兑汇票的抵押物的事实。但在此之后的2001年5月17日，宝源公司与广发行河源办签订编号均为2001A0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和《额度借款合同》，承诺以河国用（1999）字第3449号及4602号、河国用（2001）字第380号三块土地共57916.31平方米的使用权，为2001年5月17日至2002年5月17日期间销售中心与广发行河源办之间发生的债务，包括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2500万元的抵押担保，并到河源市国土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广发行河源办借用土地使用权的事实已为后来宝源公司自愿提供抵押担保的事实所取代。宝源公司上诉称提供抵押担保并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未能举证证实，二审不予采信。编号为2001A0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和《额度借款合同》，内容符合法律规定，确认该二份合同均为有效。抵押物已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最高额抵押担保关系成立、有效。《银行承兑合同》由宏远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宝源公司未在《银行承兑合同》上签字盖章，本案债务基于《银行承兑合同》而产生，这均不影响宝源公司对本案销售中心的债务依法应当承担的抵押担保责任。本案中宝源公司承诺为销售中心在2001年5月17日至2002年5月17日期间在广发行河源办办理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在内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为2500万元的抵押担保，本案销售中心的债务产生的时间、数额及产生的原因，均是在宝源公司承诺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范围内。虽然宏远公司也为本案销售中心的债务提供担保抵押担保，但同一债权同时设定多个抵押担保，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同一债权有两个以上抵押人的，当事人对其提供抵押的抵押财产所担保的债权份额或者顺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抵押权人可以就其中任一或者各个财产行使抵押权”，本案宝源公司、宏远公司并未对各自抵押担保的债权份额或顺序有过约定，广发行河源办要求宝源公司、宏远公司以各自提供抵押担保的财产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宝源公司应以抵押财产对本案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宝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700元由宝源公司负担。
宝源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是：
1、办理抵押登记的土地是因销售中心当时为贷款却无足额的抵押物，而广发行河源办为应付上级检查，在出具《承诺书》之后向宝源公司借用了案涉三块土地的土地证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宝源公司仅是给广发行河源办借用该三块土地的土地证，宝源公司为销售中心提供抵押不是宝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抵押担保关系不成立。从《承诺书》内容可以看出，宝源公司与广发行河源办之间实际是一个借用《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合同关系，至于宝源公司在将《国有土地使用证》借给广发行河源办后与其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和配合其办理的所谓抵押登记手续，实际是在履行借用合同中所产生的合同义务。一、二审判决认定《最高抵押合同》取代了《承诺书》的法律意义与事实不符。
2、宝源公司和宏远公司是分别为销售中心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第二条第三款中均规定：“在上述最高余额内，甲方发放贷款和提供其他银行信用时可以逐笔办理担保手续。”而广发行河源办与销售中心签订的共八份《银行承兑合同》中，除2001年5月20日的一份编号为2001021-2001024的《银行承兑合同》是由宝源公司签字盖章，并在本合同的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担保方式为：抵押，按甲方（广发行河源办）与丙方（宝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01A0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执行”提供了所谓的抵押担保外，其余的七份《银行承兑合同》均是由广发行河源办与宏远公司、销售中心签订的。因此，该七份《银行承兑合同》与宝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即使认定宝源公司为销售中心提供的抵押担保成立，宝源公司也只应对2001年5月20日签订的那份《银行承兑合同》中的42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责任。
3、本案中的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首先，在本案起诉时，广发行河源办并未主张支付借款利息，在开庭时广发行河源办虽口头提出了增加利息的诉讼请求，但未依法交纳诉讼费用和办理变更诉讼请求的手续。其次，广发行河源办在法庭上只请求判令支付的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但一审法院却判决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因而，一审法院判决销售中心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违反法定程序。综上，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撤销（2002）粤高法民二终字第199号民事判决；驳回广发行河源办要求宝源公司对销售中心的借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并由广发行河源办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广发行河源办对此答辩称：
1、2001年5月广发行河源办以宝源公司等提供土地抵押为担保条件，向销售中心提供的2500万元商业汇票额度，是广发行河源办所属法人广东发展银行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是赖世雄或广发行河源办的意志及表达。
2、赖世雄等人出具“借用土地”《承诺书》的行为属广发行河源办内部人员与人恶意串通损害所属法人合法权益的违法活动，应归于无效。
3、2001A01号《最高抵押合同》项下的抵押担保与宝源公司“借用土地”事件无关。
4、依宝源公司出具的抵押承诺及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宝源公司应依法以其抵押土地对销售中心担保的2500万元额度项下汇票垫款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5、有关广发行河源办所诉利息问题。广发行河源办在原审诉讼已提出明确的利息请求，由于逾期贷款利息的计算方法属我国信贷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一审判决确定逾期利息计算的法定方法，是针对广发行河源办诉讼请求的实体法律适用，不存在所判非所诉的问题。请求维持原判。
一审被告宏远公司答辩称：本案中，2001年5月23日、2001年5月29日和2001年5月30日签订的三份《银行承兑合同》均是根据我司与广发河源办签订的2001A0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单独为销售中心提供抵押的，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我司独立承担，与宝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宝源公司于2001年5月20日与广发行河源办及销售中心签订的《银行承兑合同》我司既无签字，也没盖章，与我司无关，我司亦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系抵押担保合同纠纷。经再审法庭调查后讼争双方确认的争议焦点是：1、宝源公司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给广发行河源办的行为与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关系，仅是借用还是从借用转为真正提供抵押担保关系。2、对广发行河源办欲贷给销售中心的2500万元授信额度，宝源公司、宏远公司分别与广发行河源办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在同一债权上设立了两个最高额抵押担保后，再分别与销售中心和广发行河源办签订了该两份合同项下各份《银行承兑合同》的行为，应否认定为是他们对提供抵押的财产明确约定了各自担保的债权份额，并应据此约定份额承担相应担保责任。
（一）关于宝源公司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给广发行河源办的行为与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关系问题。根据原审判决及再审查明的事实，广发行河源办1999年确与宝源公司签订了借用宝源公司共14518平方米的两块土地使用权证作为销售中心银行承兑汇票的抵押物的《承诺书》，该借用行为虽说明当时宝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不真实，但并不影响在此之后的2001年5月17日，宝源公司与广发行河源办签订涉案编号为2001A01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承诺以河国用（1999）字第3449号及4602号、河国用（2001）字第380号三块土地共57916.31平方米的使用权，为2001年5月17日至2002年5月17日期间销售中心与广发行河源办之间发生的债务，包括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最高额人民币2500万元的抵押担保，并到河源市国土局办理了抵押登记的行为之真实有效性。因为《承诺书》借用的仅是前两块土地的使用权证，在借用该两块土地使用权证后，宝源公司曾以该两块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物，与广发行河源办签订过另外的《抵押合同》，为广发行河源办向销售中心签订其他的《承兑合同》提供抵押担保，并在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办理登记前，已注销了该两块土地使用权的他项权登记。在涉案2001A01《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后，宝源公司提供了另一份不在《承诺书》借用之列，比借用的两块土地面积大近29倍的新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与前述曾借用但已注销了过去了他项权登记的两块土地使用权一起办理了与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内容相关的抵押登记。故广发行河源办借用土地使用权的事实与本案当事人签订及履行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等一系列合同的行为，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原二审判决认定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等系列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宝源公司申请再审时虽提供了黄冠青、黄志扬有关广发行河源办曾借用宝源公司土地使用权证的证言，但该两份证言与原审判决认定的该事实并无冲突，不具有推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证明力。
（二）关于涉及本案2500万元同一授信额度的债权上，两个同时设立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抵押人，对他们提供的抵押财产是否明确约定各自所担保的债权份额，并应否据此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根据二审及再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属于在同一债权有两个以上最高额抵押人的抵押担保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五条第二款“同一债权有两个以上抵押人的，当事人对其提供的抵押财产所担保的份额或者顺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抵押权人可以就其任一或者各个财产行使抵押权”的规定，两个以上的抵押人分别以不同的抵押物为同一债权担保，为连带抵押。各抵押人以其抵押物承担连带责任，抵押权人可以对其中一个或数个或者全部抵押物行使抵押权。但抵押合同对各抵押物所担保的债权份额有明确约定的除外。也即同一债权有两个以上抵押人的，当事人对其提供抵押财产所担保的债权份额可以进行约定。在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只能就约定的份额对各个抵押物分别优先受偿。另根据我国担保法第六十二条“最高额抵押除适用本节规定外，适用本章其他规定”的规定精神，除法律对“最高额抵押”有专门规定的情形外，其他情形，可以适用一般抵押的相关法律规定。因此，仅从合同签订的内容看本案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和一系列《银行承兑合同》之间的对应法律关系，可以认为债权人、债务人、抵押人在2500万元贷款额度的同一债权上，共同明确约定了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各自担保的债权份额。但是，从广发行河源办履行了涉案一系列《银行承兑合同》、最高额债权已实际全部发生完毕一个月后，当事人才去办理的抵押物登记事实看，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实际登记的抵押金额与他们约定各自担保的债权份额明显不符。宝源公司登记的抵押金额为2061万元，而约定其担保的债权份额为700万元；宏远公司约定的担保债权份额为1800万元，其登记抵押金额却仅为712.8万元。因此，即使可以认定本案当事人对涉案2500万元贷款额度的同一债权上，共同明确约定了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各自担保的债权份额，但他们此后办理涉案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登记金额的客观事实，却表明抵押权人和两抵押人在实际履行合同时，共同改变了他们在各份《银行承兑合同》中就同一最高额债权两个抵押人对各自担保债权份额的约定，导致两抵押人就同一债权上担保债权份额的约定不明。因此，依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宝源公司与宏远公司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二审判决对此实体处理恰当。
综上所述，宝源公司请求再审改判缺乏事实依据，其理由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本案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1条之规定，判决维持该院（2002）粤高法民二终字第228号民事判决。
宝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申诉称：（一）与宝源公司有关的事实是：1999年12月，广发行河源办拟在一定的期限内通过循环开具承兑汇票的方式借款给销售中心开展业务，鉴于销售中心无足额的抵押物，为应付上级检查，于是广发行河源办找到宝源公司，要求借用宝源公司的土地作为销售中心办理循环借款的抵押物。在由广发行河源办的信贷资产部于1999年12月5日出具一份“保证于2002年12月10日前归还抵押物”的《承诺书》并经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总经理赖世雄签字同意后，宝源公司将位于河源市宝源山庄沿江路西宝源二路南及东边二块共14518平方米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河国用（1999）字第3449号及4602号］借给广发行河源办，并在2000年4月29日、2000年7月26日先后配合广发行河源办办理了该二块土地的抵押登记手续。2001年5月，宝源公司应广发行河源办的要求又将位于河源市宝源山庄宝源二路北面一块面积为43397.61平方米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河国用（2001）字第380号］借给广发行河源办。其后，宝源公司只在广发行河源办提供的2001年5月17日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2001A01）和2001年5月20日的《额度借款合同》（编号：2001A01）和《银行承兑合同》（编号：2001021-2001024）签字盖章并出具委托书委托其工作人员办理上述三块土地抵押登记的手续。
（二）宝源公司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提供给销售中心抵押的土地是广发行河源办向宝源公司借用的，宝源公司为销售中心提供抵押担保不是宝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抵押担保关系依法不成立。从《承诺书》可以看出，宝源公司与广发行河源办之间实际是一个借用《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合同关系，该合同约定的事项是：1、广发行河源办向宝源公司借用二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作为其办理销售中心承兑汇票的抵押物。2、借用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期限至2002年12月10日止。3、如到期广发行河源办不能归还《国有土地使用证》，应按评估价值偿还上述土地的价值给宝源公司。至于宝源公司与广发行河源办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和配合其办理的所谓抵押登记手续，实际是在履行借用合同中所产生的合同义务，为销售中心提供抵押担保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有广发行河源办该笔业务的经办人黄志扬提供的《证明》材料可以证实。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最高额抵押合同》取代了《承诺书》的法律意义与事实不符。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宝源公司为销售中心贷款作抵押并非宝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判决认定抵押关系成立没有事实根据。
（三）本案的四笔借款是由宏远公司为销售中心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原审判决认定宝源公司对销售中心在本案的四笔借款承担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在本案中，广发行河源办提供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和《额度借款合同》分别有两份，一份是由宝源公司与广发行河源办签订的编号为2001A01的合同，一份是宏远公司与广发行河源办签订的编号为2001A02的合同。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第二条第三款中均规定：“在上述最高余额内，甲方发放贷款和提供其他银行信用时可以逐笔办理担保手续。”而在本案广发行河源办与销售中心签订的四份《银行承兑合同》中均是由广发行河源办与宏远公司、销售中心在2001年6月15日、6月19日、6月21日、6月28日签订，该四份《银行承兑合同》的第六条第二款均规定：“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担保方式为：抵押，按甲方（广发行河源办）与丙方（宏远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01A02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执行”，很显然，该四份《银行承兑合同》是由宏远公司提供抵押担保，与宝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原审法院判决宝源公司对销售中心在本案的四笔借款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
（四）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广发行河源办在法庭上只请求判令支付的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但一审法院却判决销售中心从签订该四份《银行承兑合同》之日（此时银行的垫款尚未发生）起即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且显失公平。因而，一审法院判决销售中心从签订该四份《银行承兑合同》之日起即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支付借款利息违反法定程序，判决有误。
综合上述，宝源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有误。请求：1、撤销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河中法经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粤高法民二终字第228号民事判决及（2006）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388号民事判决；2、驳回广发行河源办要求宝源公司对销售中心的借款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并由广发行河源办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广发行河源分行答辩称：（一）广发行河源办与宝源公司、销售中心、宏远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广发行河源办与宝源公司之间为抵押担保关系。1、宝源公司的申诉请求自相矛盾，宝源公司对涉案土地是“借用”还是抵押担保具有不确定性。根据宝源公司的《民事申诉书》记载，宝源公司的第二项申诉理由主张其与广发行河源办之间为“借用”关系，不承认《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法律效力，认为抵押担保关系不成立；第三项申诉理由却为仅承认为借款人健力宝销售中心额度为700万元的《银行承兑合同》提供抵押担保，其余借款由宏远公司担保。可见，宝源公司的申诉请求在既否认《最高额抵押合同》有效的同时，又承认仅为部分债务提供抵押担保，说明宝源公司根本不确定其与广发行河源办之间是所谓的“借用”关系，还是抵押担保关系，再审请求自相矛盾。2、宝源公司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没有提出可支持“借用”关系的有力证据。在本案中宝源公司提出的主要证据为1999年12月10日“银行”出具的《承诺书》，但仔细查看此《承诺书》可见，作出承诺的主体非广发行河源办，而是广发行河源办信贷资产部门，同时仅有负责人赖世雄签字同意，并没有广发行河源办的公章，可见《承诺书》中的内容经过广发行河源办的认可及同意仅是部分工作人员违规越权、与宝源公司串通的行为，而非广发行河源办的民事行为。同时，宝源公司提供的如黄冠清、黄志扬的证明等旁证，也仅能证明1999年广发行河源办的工作人员违反银行的规定，与宝源公司串通“借用”土地证办理抵押，于2002年12月10日前归还的情况，但不能证明违规“借用”行为涉及到本案中2001年5月形成的借款及抵押关系。至于宝源公司作为证据提交的销售中心及宏远公司二审的答辩状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答辩状属于当事人的陈述及观点，而观点本身是需要证据支持的，同时销售中心及宏远公司同为本案被告，与宝源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其答辩状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3、广发行河源办已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抵押担保关系合法有效，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1）广发行河源办与宝源公司于2001年5月17日签订的编号为2001A01《最高额抵押合同》，公章处为广东发展银行河源办事处，法定代表人为陈运象，可证明本案的贷款及抵押手续均在广发行总行审批同意下，严格按照银行的审批流程办理的，是广发行河源办认可的有法律效力的民事行为，且广发行河源办在发现有工作人员违规行为后已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理，此时法定代表人已变更，宝源公司已不可能再通过“熟人”办理虚假抵押，仍为“借用”的主张不能成立。（2）在原审中广发行河源办提交的宝源公司于2001年5月21日出具的《承诺书》已写明，宝源公司将涉案的河国用（1999）字第3449号、4602号及河国用（2001）字第380号价值2000余万土地作为健力宝销售中心向银行贷款的抵押，贷款到期如不能归还，愿将抵押物交由银行处置，以偿还贷款本息。另一抵押人宏远公司也出具内容相似的《承诺书》，可见宝源公司提供三块土地抵押担保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如此时仍为“借用”关系，则此两份《承诺书》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宝源公司已通过《承诺书》否定“借用”关系，表达出的抵押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3）本案中宝源公司是提供三块土地作为抵押物，而非1999年《承诺书》中约定的两块土地，第三块河国用（2001）字第380号土地面积是前两块土地的几倍，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从未见到所谓“借用”此块土地抵押的证明材料，宝源公司以口头承诺“借用”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宝源公司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清楚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法律效力及法律后果，不能仅以配合银行的说词否定所有产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为，宝源公司无法对提供第三块土地抵押的原由自圆其说，其“借用”的主张无法成立。（4）从三块抵押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上的记录可见，在宝源公司出具上述自愿提供抵押的《承诺书》次日即2001年5月22日，各方当事人在国土部门办理了涂销前次抵押的手续，再办理针对本案中2500万元贷款的抵押登记，抵押合同及抵押权依法成立并生效。4、抵押登记中所记载的抵押期限的法律含义。在本案中抵押土地的国土证及他项权证中均记载抵押期限为2001年5月17日至2002年5月17日。广发行河源办认为此期限为在办理抵押登记时，应房地产管理部门要求必须填写的内容，实为《最高额抵押合同》及《额度借款合同》合同中所示的债务期限，抵押人须对此期限内对借款人在广发行河源办处产生的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而非抵押权存续的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特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抵押权不受抵押登记机关规定的抵押期限影响问题的函》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办理抵押物登记的部门规定的抵押期限对抵押权的效力不发生影响。”故宝源公司认为登记的抵押期限在《承诺书》中约定的归还土地的期限内，此抵押行为就属于“借用”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宝源公司应对《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约定的期间内产生的全部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1、本案中的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两份《额度借款合同》均指向同一笔额度为2500万元的债务，而非两笔债务。从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虽然签订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并对应两份《额度借款合同》，但借款人、主合同履行期限、贷款发放期限、贷款额度等内容均一致，仅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抵押人及具体抵押物不同，故实际情况仅为两个抵押担保人为同一借款人在2001年5月17至2002年5月17日间产生的额度为2500万元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额度借款合同》项下的单笔借款为8份《银行承兑合同》，由于各方当事人对原审中查明的债务金额并无异议，因此从（2002）河中法经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中所示，其中四份《银行承兑合同》的贷款金额共为1877万元，而（2002）河中法经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中所示，另案的四份《银行承兑合同》的贷款金额共为623万元，可见8份《银行承兑合同》的总金额共为2500万元，正在《最高额抵押合同》及《额度借款合同》中约定的额度，故不存在两笔2500万元借款的可能。因此，事实上宝源公司与宏远公司均为同一笔2500万元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2、宝源公司主张的仅为700万元的贷款提供抵押与事实不符。在本案中，抵押登记是在广发行河源办已履行8份《银行承兑合同》的放款义务后办理的，他项权证中已记载宝源公司提供的三块土地的抵押金额，合计为2061万元，这与宝源公司仅为700万元的债务提供抵押的主张完全不符，且如仅要求宝源公司对700万元提供抵押，而抵押物却是价值2700余万元的三块土地，不符合常理，可见宝源公司对2500万元提供担保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与合同约定相符。同时，抵押登记并非广发行河源办单方可以办理，而按国家规定应由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共同办理，而在庭审中宝源公司已承认其委托银行的工作人员代为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代理人的行为应视为被代理人的意','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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