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2民终2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凤鸣，男，土家族，1979年11月1日出生，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代理人：熊成阳，重庆超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佐菊，女，土家族，1954年10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会，重庆奎龙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蒲文明，男，土家族，1977年12月14日出生，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会，重庆奎龙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蒲福英，女，土家族，1982年4月7日出生，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会，重庆奎龙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炳珍，女，汉族，1956年1月8日出生，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春雷，重庆金牧锦扬（万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谯安举，男，土家族，1966年7月8日出生，住重庆市万州区。
上诉人张凤鸣与被上诉人黄佐菊、蒲文明、蒲福英、谯安举、王炳珍提供劳务受害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1民初120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凤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成阳与被上诉人黄佐菊、蒲文明、蒲福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会，被上诉人王炳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春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凤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发回重审或驳回黄佐菊、蒲文明、蒲福英对张凤鸣的起诉请求；案件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张凤鸣与王炳珍共同建房事实错误。张凤鸣与母亲王炳珍分居多年，在城区有住房和家庭，涉案房屋系王炳珍出资修建，建房审批手续只载明建房人为王炳珍，张凤鸣只是代理其母亲处理建房事务；2.一审认定涉案房屋的第三层系张凤鸣和王炳珍直接雇佣工人修建以及张凤鸣和王炳珍系接受劳务方是错误的，认定该事实的证据只有几个工人的证言，工人均系谯安举雇请且未出庭作证。二、一审判决责任划分错误。王炳珍将建房劳务发包给谯安举，谯安举负责现场施工管理，提供劳动工具、设备，其作为接受劳务方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王炳珍作为发包人承担次要责任。
黄佐菊、蒲文明、蒲福英答辩称：虽然建房手续上只有王炳珍一人，但建房在前，建房手续在后；张凤鸣在现场进行管理指挥并有出资，应当认定张凤鸣与王炳珍为房屋的共建人。涉案房屋的第三层不是由谯安举承包，是直接为张凤鸣、王炳珍提供劳务。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炳珍答辩称：房屋系王炳珍委托张凤鸣帮忙修建，建房手续也只有王炳珍一人，双方不是共同建房关系。整个房屋均发包给谯安举修建，应由谯安举承担主要责任，发包方具有选任过失应承担次要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黄佐菊、蒲文明、蒲福英系蒲承白（已故）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王炳珍与张凤鸣系母子关系，张凤鸣与谯安举系邻居。2017年8月，张凤鸣、王炳珍与谯安举商议,在张凤鸣父亲张远珍（已故）名下的与谯安举相邻的房屋年久失修，准备改建，希望由谯安举找人修建。双方议定：旧房由张凤鸣、王炳珍自行组织人员拆除，建筑材料由张凤鸣、王炳珍自行负责，修建一楼一底两层，按照130元/平方米计算劳务费用。谯安举随后找到包括蒲承白、蒲东帮等在内的几个人按照张凤鸣、王炳珍的要求修建房屋，王炳珍负责给工人提供开水，张凤鸣对工地进行管理，并在和工人吃饭的时候，预支了两万元工资交给谯安举，谯安举当即将钱分给每位工人2600元，未分配的1000余元存放在谯安举处，用于支付建筑工具的使用费等；两层房屋封顶后，张凤鸣、王炳珍要求谯安举等人再加修一层楼，经过商议，加修的一层采取按每人200元/日计算工人的工资。2017年9月22日下午，蒲承白到已经盖瓦的第三层屋顶挂“葫芦”（建筑工具）时，从上面摔倒下地，工人当即报告给没有在现场的张凤鸣，张凤鸣当即开车前往现场并支付了2000元抢救费用，蒲承白在送医院抢救途中死亡。事故发生后，经过当地基层组织调解，由张凤鸣支付给黄佐菊等人五万元安葬死者。死者蒲承白生前系农村村民，生前没有需要抚养的人员。黄佐菊等在外地务工，回家处理丧葬事务单程机票费用为5360元。另查明，王炳珍向有关部门申请修建的房屋为二层，实际修建了三层。
一审法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提供劳务一方因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本案黄佐菊等人的被继承人蒲承白，在为张凤鸣、王炳珍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作为接受劳务的张凤鸣、王炳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谯安举组织他人参与王炳珍、张凤鸣修建房屋，二层以下是劳务承包，三楼是按日计酬的方式提供劳务；虽然蒲承白发生伤亡的时候是在三楼，挂葫芦的目的是为墙面抹灰，不排除有为承包部分的工作内容；另外，也正因为是修了第三层，增加了施工的高度，才需要挂“葫芦”作业，同样增加了施工的危险性，因此谯安举也应该承担轻微责任；蒲承白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未尽到必要的安全注意事项，对事故的发生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综合本案实际，对各方责任比例确定为张凤鸣、王炳珍承担80%，谯安举承担10%，死者蒲承白承担10%。根据黄佐菊等人的主张，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当地生活水平及本案的实际情况等因素，本院对黄佐菊等人的损失评析如下：1、死亡赔偿金207882元（11549元/年×18年），黄佐菊等人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2、丧葬费33696元（5616元/月×6个月），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3、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10000元，误工费5000元，合计15000元，酌情支持10000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59724元，黄佐菊等人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5、精神抚慰金6万元，黄佐菊等人主张过高，酌情支持50000元。以上共计301578元。根据前述责任划分，应由张凤鸣、王炳珍连带赔偿黄佐菊等人246262.4元[（301578-50000）×0.8+45000]，品出张凤鸣已经支付的50000元，实际赔偿196262.4元；谯安举赔偿黄佐菊等人30157.8元[（301578-50000）×0.1+5000]；其余损失由黄佐菊等人自行承担。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张凤鸣、王炳珍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赔偿黄佐菊、蒲文明、蒲福英因蒲承白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196262.4元；二、谯安举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黄佐菊、蒲文明、蒲福英因蒲承白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30157.8元；三、驳回黄佐菊、蒲文明、蒲福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32元，减半收取1016元，由黄佐菊、蒲文明、蒲福英负担100元，张凤鸣和王炳珍负担800元，谯安举负担116元。案件受理费黄佐菊、蒲文明、蒲福英已预交，张凤鸣、王炳珍、谯安举在判决生效后履行判决义务时支付给黄佐菊、蒲文明、蒲福英。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张凤鸣在本案中的是受王炳珍的委托从事代理行为还是与王炳珍共同发包建房劳务；二、蒲承白在涉案房屋三楼“挂葫芦”是为谯安举还是张凤鸣、王炳珍提供劳务；三、一审责任比例的划分是否恰当。
一、关于张凤鸣在本案中法律地位的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从民法关于委托代理行为的立法来看，受被代理人的委托，为被代理人的利益以被代理的名义，具有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表示是委托代理制度的核心要件。首先，从代理名义和意思表示来看。在本案整个建房过程中，事前张凤鸣直接与谯安举协商由谯安举承包一楼一底两层的建房劳务，双方就旧房的拆除、建筑材料的购买以及建房范围和劳务报酬的计算进行了约定。在履行承揽合同过程中，张凤鸣负责对工地进行管理并支付工资报酬。并无证据显示王炳珍明确表示委托其子张凤鸣帮忙处理建房事务，张凤鸣在协商和履行承揽合同的过程中，均未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其行为系代理行为，也未有使对方产生默示意思表示的行为外观。换言之，对于谯安举而言，在整个缔结和履行承揽合同的过程中，其显然认为张凤鸣即是发包人。即使张凤鸣有为其母亲从事代理行为的意思，但其未使对方知晓该代理意思，仅为其内心意思不构成代理行为。其次，从是否为被代理人的利益来看。本案涉案房屋位于万州区恒合土家族乡，从现场完工照片来看，修建房屋范围系两间二楼一底，而万州区恒合土家族乡由于海拔地势较高和民族特色，被重庆市纳入全域旅游乡镇打造，是夏季旅游纳凉之地。故不排除张凤鸣对涉案房屋享有某种现实或期待利益，并不能认定张凤鸣系为其母亲的利益处理建房事务。最后，从本案外部法律关系来看，对第三人相对方而言，整个缔结和履行承揽合同的过程中，张凤鸣均是以自己的名义处理建房事务，张凤鸣即为承揽法律关系中的发包人。至于张凤鸣与王炳珍是否系房屋的共同所有人或共同建造人均系内部法律关系，不影响外部法律关系及后果的承担。故，张凤鸣在承揽法律关系中系共同的发包人，应基于共同发包人的地位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关于蒲承白在涉案房屋三楼“挂葫芦”是为谯安举还是张凤鸣、王炳珍提供劳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于涉案房屋一楼一底的修建，张凤鸣与谯安举双方均认可系承揽关系。在两层房屋建成后，张凤鸣要求加修一层，一审出庭作证的证人蒲东帮及其他证人证言均证实，在修建第三楼时，谯安举向他们表示做“点工”即按日结算工资，谯安举跟他们的工资是一样的。谯安举和现场做工的工人均未否认在修建一楼一底时系谯安举承揽，而明确表示加修第三楼时即由张凤鸣、王炳珍直接雇请，张凤鸣在二审中也并未举示相反证据证实加修第三楼系谯安举继续承揽。故，加修涉案房屋第三楼系张凤鸣、王炳珍直接雇佣工人具有高度可能性。“挂葫芦”的目的是为了墙面抹灰，并无证据证实墙面抹灰劳务系单独承揽，应视为建房劳务的自然延伸，故蒲承白“挂葫芦”系为张凤鸣、王炳珍提供劳务。同时，在一二楼与三楼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导致权利义务的边界不清，“挂葫芦”之后在墙面抹灰的过程中会涉及谯安举承揽的一二楼房屋。故蒲承白在涉案房屋三楼“挂葫芦”有为谯安举提供部分劳务。
三、关于一审责任比例的划分是否恰当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涉案房屋建筑规划本属两层，在两层房屋建成后，张凤鸣主动要求加修一层，证人蒲东帮证实一般而言两层房屋不需要“挂葫芦”作业，正是由于加修了第三楼才需要“挂葫芦”作业，同时结合生活常识可知加修第三楼明显增大了施工高度和风险。张凤鸣、王炳珍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当为提供劳务方提供安全生产环境，对其人身财产安全负有保护义务。蒲承白的死亡与安全生产环境不良，安全教育缺乏、现场管理不善不无关系，张凤鸣、王炳珍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前已述及，按常理而言“挂葫芦”之后不会只为三楼作业，在墙面抹灰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谯安举承揽的一二楼房屋，虽非谯安举主动为之，但客观上有为谯安举提供部分劳务，谯安举应承担一定责任。蒲承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从高空摔下致死，自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具有一定过错。故一审法院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和各当事人在本案中的过错大小认定张凤鸣、王炳珍承担80%的赔偿责任，谯安举承担10%的赔偿责任以及蒲承白自行承担10%的责任并不不当。
综上所述，张凤鸣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32元，由上诉人张凤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能萍
审 判 员 李遇贵
审 判 员 盛建华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吴诗翔
书 记 员 何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