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27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友林，男，1966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景仕梅，女，1966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海安县。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必正，江苏泓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尚杰，江苏泓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福瑞大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天府大道南段846号。
法定代表人：郭中雄，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兴，四川磐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盛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62号力宝大厦。
法定代表人：唐闻，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晶，四川磐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友林、景仕梅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福瑞大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瑞大唐公司）、新盛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盛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100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友林、景仕梅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解除黄友林、景仕梅与福瑞大唐公司于2015年6月23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2.判决福瑞大唐公司、新盛唐公司退还投资款1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从2015年6月26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福瑞大唐公司、新盛唐公司承担。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1.一审判决认定“福瑞大唐公司召开了多次股东会”没有事实依据。2016年3月20日、2016年8月4日、2016年12月20日的股东会决议，包括黄友林在内的多名自然人的签字均系伪造，福瑞大唐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召开了上述股东会。2.一审判决认定黄友林、景仕梅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黄友林被登记为福瑞大唐公司的股东，系案外人舒一忠与黄友林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中黄友林的签字为伪造。一审判决以案外人的行为视为福瑞大唐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无法律依据。其次，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中黄友林的签字均为伪造，对此，福瑞大唐公司予以确认。黄友林、景仕梅就此向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了投诉，该违法登记行为将会撤销，一审判决的认定建立在即将被撤销的违法行为上，无法律依据。3.福瑞大唐公司多次减少注册资本、修改章程、转让股权等重大事项，均伪造了黄友林的签字，黄友林客观上并未享有过任何股东权利。此外，福瑞大唐公司的股东结构和注册资本发生了重大变化，所谓持股比例超过了投资协议约定，没有任何意义。4.一审判决认定黄友林、景仕梅要求新盛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成立，明显错误。黄友林、景仕梅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新盛唐公司与福瑞大唐公司人格混同，表现在两公司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主要人员、财务账户等方面，一审法院对此未进行调查并作出上述认定，系错误认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福瑞大唐公司辩称，本案证据充分证明《投资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黄友林、景仕梅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投资协议书》所约定的黄友林、景仕梅与福瑞大唐公司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至于黄友林、景仕梅所说的《投资协议书》履行过程中，股东会是否召开、召集方式、表决方式是否违反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黄友林、景仕梅应另行主张权利。而黄友林、景仕梅关于福瑞大唐公司与新盛唐公司人格混同无事实依据。
新盛唐公司辩称，新盛唐公司已按照双方的约定将黄友林的投资款全部支付给福瑞大唐公司，并办理了验资手续。新盛唐公司仅是福瑞大唐公司股东，与黄友林地位平等。新盛唐公司与福瑞大唐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
黄友林、景仕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黄友林、景仕梅与福瑞大唐公司于2015年6月23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2.判决福瑞大唐公司、新盛唐公司退还投资款1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从2015年6月26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案件诉讼费用由福瑞大唐公司、新盛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福瑞大唐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21日，成立时注册资金为10000000元，股东及认缴出资为唐闻1950000元、唐建6750000元、唐贤平780000元、舒一忠520000元，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时间为2015年4月15日。2015年6月23日，黄友林、景仕梅与福瑞大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黄友林、景仕梅向福瑞大唐公司投资100000元共同发展低碳事业，投资款支付至新盛唐公司账户，支付投资款后黄友林、景仕梅享有福瑞大唐公司0.8%股权；福瑞大唐公司将黄友林、景仕梅的投资款投入江苏福瑞至环保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福瑞至公司），并取得该公司相应股权，代表黄友林、景仕梅参与该公司运营和管理。2015年6月26日，黄友林向新盛唐公司账户转账200000元。
2016年1月13日，唐闻、唐建、唐贤平、舒一忠召开股东会将股东出资时间修改为2045年4月15日。
2016年3月20日，福瑞大唐公司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将注册资本10000000元减少至7400000元，减资后股权持有情况为唐闻1950000元、唐建4150000元、唐贤平780000元、舒一忠520000元；原股东转让股权，具体转让情况为：唐闻1950000元股权转让给新盛唐公司，唐建4150000元股权分别转让给罗祖钦4000000元、新盛唐公司150000元，唐贤平持有的780000元股权分别转让给潘剑峰450000元、张舜华300000元、许云刚30000元，舒一忠520000元股权分别转让给许云刚20000元、宫青山100000元、ＸＸ100000元、黄友林100000元、徐吉飞200000元。新盛唐公司参加了股东会，潘剑峰、张舜华、徐吉飞、宫青山、黄友林未参加股东会。2016年3月23日，福瑞大唐公司在成都晚报上刊登减资公告。2016年7月14日，新盛唐公司向福瑞大唐公司账户转款200000元，转账附言：投资款代徐吉飞付投资款。2016年7月21日成都德邻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确认截止2016年7月20日福瑞大唐公司注册资本实收情况为：罗祖钦4000000元占股54.06%、新盛唐公司2100000元占股28.38%、潘剑峰450000元占股6.08%、徐吉飞200000元占股2.7%、张舜华300000元占股4.05%、宫青山100000元占股1.35%、ＸＸ100000元占股1.35%、黄友林100000元占股1.35%、许云刚50000元占股0.68%。随后，福瑞大唐公司变更了工商登记。
2016年8月4日，福瑞大唐公司召开股东会修改章程，黄友林出资时间修改为2016年7月15日。新盛唐公司参加了股东会，黄友林未参加股东会。
2016年12月20日，福瑞大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ＸＸ将其100000元股权转让给唐玲、王雪莲各50000元。2017年1月7日，福瑞大唐公司召开股东会将注册资本从7400000元减至3400000元。黄友林未参加股东会。2017年1月10日，福瑞大唐公司在成都晚报上刊登减资公告，随后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至此，福瑞大唐公司股东结构为新盛唐公司2100000元占股61.76%、潘剑峰450000元占股13.24%、张舜华300000元占股8.82%、徐吉飞200000元占股5.88%、宫青山100000元占股2.94%、ＸＸ100000元占股2.94%、黄友林100000元占股2.94%、许云刚50000元占股1.47%。
一审另查明：1.2016年12月1日，江苏福瑞至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将注册资本从10000000元增加至17800000元，新增资本包括福瑞大唐公司1573500元货币出资。2017年1月3日，福瑞大唐公司按照股东会决议向江苏福瑞至公司转账1573500元。2.新盛唐公司成立于1999年2月8日，股东为唐闻、郭中雄，唐闻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郭中雄担任监事。3.黄友林、景仕梅提交以下证据证明福瑞大唐公司、新盛唐公司人格混同，新盛唐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福瑞大唐公司、新盛唐公司企业信息公示报告，证明二公司通信地址均为“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62号”，联系电话均为“028852××××8”，新盛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郭中雄担任福瑞大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新盛唐公司的股东唐闻担任福瑞大唐公司监事。福瑞大唐公司、新盛唐公司对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力有异议，认为福瑞大唐公司的经营地址在天府新区，与新盛唐公司不同，二公司财务相互独立，新盛唐公司作为福瑞大唐公司的最大股东派员参与福瑞大唐公司的经营管理属于正常公司行为，通信地址和电话相同是为了管理和收取文件方便。
一审法院认为，各方签订的《投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协议约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合同签订后，黄友林向福瑞大唐公司投入资金100000元，履行了投资义务，福瑞大唐公司按约将黄友林的投资款定向投入江苏福瑞至公司并取得相应股权，福瑞大唐公司履行了投资款专项使用的约定义务。同时，工商档案资料显示，黄友林为福瑞大唐公司登记在册股东，其持股比例超过了投资协议约定。至此，黄友林投资100000元并成为福瑞大唐公司股东，以此实现对江苏福瑞至公司投资、营运和管理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黄友林、景仕梅陈述福瑞大唐公司一直未能提供相应股权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其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投资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要求新盛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福瑞大唐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是否违法或者违反公司章程，以及其减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黄友林作为股东，可以另行主张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予以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徐吉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150元，由黄友林、景仕梅负担。
二审中，黄友林、景仕梅、福瑞大唐公司、新盛唐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黄友林、景仕梅与福瑞大唐公司于2015年6月23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是否应予解除；2.若应解除，福瑞大唐公司、新盛唐公司是否应退还黄友林、景仕梅投资款1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从2015年6月26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根据《投资协议书》的约定以及黄友林、景仕梅的陈述，其与福瑞大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书》的目的是黄友林、景仕梅向福瑞大唐公司投资100000元后取得福瑞大唐公司0.8%的股权，并间接参与江苏福瑞至公司的投资。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福瑞大唐公司的工商备案登记及福瑞大唐公司的公司章程均记载黄友林为福瑞大唐公司的股东，持有股权比例亦符合案涉《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同时，福瑞大唐公司将黄友林的投资款投入了案外人江苏福瑞至公司并由福瑞大唐公司享有江苏福瑞至公司的股权。据此，黄友林投资100000元成为了福瑞大唐公司的股东，并实现了对案外人江苏福瑞至公司的投资、经营和管理，案涉《投资协议书》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因此，黄友林、景仕梅以《投资协议书》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主张解除案涉协议书并退还其投资款100000元以及要求新盛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黄友林、景仕梅以案外人潘剑峰向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为由，要求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本院认为，案外人潘剑峰提起的行政诉讼，系要求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撤销该局于2016年6月7日、2016年8月5日和2016年12月21日作出的企业登记决定通知书，但该行政诉讼案件结果并不影响本案处理，故对黄友林、景仕梅关于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黄友林、景仕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黄友林、景仕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俊
审判员 苏 展
审判员 胡张映雪
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张 艺 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