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37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男，1954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代理人胡建敏、刘娟，北京京大（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女，1957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代理人邵慧萍、方超，北京浩天信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3，女，1950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4，男，195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5，男，1955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
上诉人杨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上民初字第19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杨大兰（男，于2005年3月15日去世）与被继承人曲寿兰（女，于2015年4月22日去世）系夫妻关系，双方共同生育子女有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1、杨某5。二被继承人遗有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一套，房屋内的菜橱柜、大衣橱、五斗橱各一个，洗��机两台，空调三台，冰箱两台，热水器一台。2001年5月16日，被继承人杨大兰自书遗嘱，载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一套，总面积118.4平方米，其房产及房内所有用具今后由曲寿兰、杨某2继承。2008年9月23日，被继承人曲寿兰于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一份，载明：在其过世后，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中属于其的产权份额及其应继承的部分均指定由女儿杨某2继承。并分别于2010年2月、2010年11月、2011年写下留言三份，均表示其所有的财产由杨某2继承。后当事人就遗嘱继承发生纠纷，遂成诉讼。
杨某2于2015年10月12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杨某2依法继承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其房屋内的所有用具；2、本案诉讼费用由杨某3、杨某4、杨某1、杨某5共同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本案中，被继承人杨大兰2001年5月16日的自书遗嘱和被继承人曲寿兰2008年9月23日的公证遗嘱均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杨某2系被继承人遗嘱指定的其个人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因此，杨某2主张继承二被继承人遗嘱载明的遗产，享有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及房屋内二被继承人遗有的所有用具的所有权并无不当，予以支持。杨某3、杨某1、杨某5抗辩称母亲的真实意图是案涉房产的底楼由杨某1居住，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杨大兰、曲寿兰遗有的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房屋由杨某2继承；二、被继承人杨大兰、曲寿兰遗有的上述房屋内的菜橱柜一个、大衣橱一���、五斗橱各一个、洗衣机两台、空调三台、冰箱两台、热水器一台由杨某2继承。预收案件受理费11259元，减半收取5629.5元，由杨某2负担。
宣判后，杨某1不服，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杨某2一审提交的、其认为是父亲杨大兰2001年所写的《关于房产继承权问题》的字据，不能作为其对房产继承权处置的唯一证据。首先从该字据的页面看，既然标注了①，那就有可能有②或者③，即使房产由曲寿兰和杨某2继承，不能排除继承房产设有其他附加条件，很有可能在②或者③张中写了房子居住权问题，还写了杨某2作为继承人必须要履行的其他义务，毕竟上诉人的父亲杨大兰有多个子女。其次，该份字据也不能百分百确认就是上诉人父亲杨大兰本人所写。一审时上诉人把注意力放在了杨某4那段时间由于与父亲发生争吵，认为父亲可能有写过字据，但是也不能确定没��写。以为被上诉人杨某2提供的证据应该是真实的，所以一审时没有提出鉴定该份字据的真实性。第三，从立遗嘱的完整性来看，该份字据属于自书性质，自书的遗嘱按照法律规定，必须确认本人是在意识清楚没有受其他干扰的情况下的真实意思表示。第四，上诉人认为父亲杨大兰如果生前对房产继承权做了处分，理应对其他财产也作出处分，所以该字据作为父亲所立的完整遗嘱是不可信的。二、对一审被上诉人提供的2008年9月23日其母亲曲寿兰的《公证遗嘱》是不可信的。因为母亲曲寿兰那段时间身体不好住院，后来又变成植物人，当时神智也不一定清楚。况且按照被上诉人杨某2提供的多份曲寿兰的自书字据，其内容反复提到房屋归杨某2继承，其中还有一份文字还是杨某2自己所写，说明杨某2当时生怕母亲在立2008年9月的《公证遗嘱》之后，重新立遗嘱，将财产分���其他的兄弟姐妹。如果母亲神智清楚，又没有受到胁迫，就没有必要在《公证遗嘱》之后反复再写自书遗嘱。足以说明被上诉人杨某2对房产归她继承愿望多么强烈。三、一审程序存在瑕疵。本案一审被告有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1四人，一审时各被告均没有委托代理律师，杨某3、杨某5由上诉人代为出庭。杨某3、杨某5与上诉人的观点不是完全相同，在继承纠纷的案件中，法定继承人之间的权益相互之间有冲突。当时一审时，杨某3、杨某5本不想应诉，也不想要房产，法官为了审理案件方便，就让上诉人随便代理他们。四、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涉及的物品，大衣橱、五斗橱是杨某5的，且这些东西没有在杨某2提供的遗嘱中明确提到。五、一审法院对于母亲的真实意图的认定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法律。房屋底楼由上诉人杨某1居住是由母亲决定，上诉人和杨某2还��了协议书，协议书上还有杨某3、杨某5签字作证，可见对该居住权的处置是真实的。此认定有可能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居住权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房产按法定继承由各法定继承人均等继承。2、请求判令撤销原审判决关于“被告杨某3、杨某1、杨某5抗辩称原、被告母亲的真实意图是案涉房产的底楼由被告杨某1居住，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的认定。3、请求二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上诉人杨某2二审口头答辩称：一、2001年5月16日被继承人杨大兰所立的自书遗嘱真实、合法有效。上诉人声称该份自书遗嘱不能百分百确认是其父亲杨大兰本人所写；不能确认其父亲是否意识清楚没有受其他干扰情况下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份自书遗嘱的完整性不可信；其父亲对房产作了处分后理应对其他财产如钱等也作出处分。以上都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关于该自书遗嘱是否其父亲亲笔所写，一审庭审时，法官询问杨某1字迹是否其父亲所写，杨某1称字是其父亲的笔迹，法官又询问杨某1是否需要鉴定时，杨某1明确表示不需要鉴定。因此一审时，对于该份自书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已作了充分的法庭调查。至于杨某1认为其父亲书写遗嘱时是否意识清楚，遗嘱是否完整，都是杨某1的个人主观臆断和猜疑，杨某1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与理由。因此杨某1所述不能成立。二、2008年9月23日曲寿兰的《公证遗嘱》真实、合法有效，2010年2月、11月、2011年的3份留言也是曲寿兰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与公证遗嘱意思表示一致。三、一审程序合法，不存在瑕疵。杨某1作为杨某3、杨某5的诉讼代理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杨某3和杨某5也出具了符合法律规定的授权委托书。因��在程序上没有瑕疵，杨某1所述不能成立。四、关于“房屋内的菜橱柜一个、大衣橱一个等物品”在一审调查过程中由双方提供并当庭质证确认。杨某1声称在遗嘱中没有明确提到房屋内的物品用具，与事实不符的。事实上，在杨大兰的自书遗嘱中提到房产及房内所有用具由曲寿兰和杨某2继承，在曲寿兰的留言中提到房产及一切所有东西都归杨某2所有。在一审时，双方也当庭确认了上述物品的所有和归属。因此杨某1所述不能成立。五、上诉人声称其母亲决定案涉房产的底楼由杨某1居住，且杨某1与杨某2还签订了协议书，这一说法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时杨某1提交了2012年11月杨某2与杨某1签订的《协议书》作为证据，庭审中杨某2对于签订《协议书》的背景作了说明，当时杨某2与其母亲已住在二楼，杨某1住一楼。由于杨某1迁其儿子的户口事情导致两人又起争执，为让杨某1的行为不干涉和影响杨某2的正常生活，在杨某3和杨某5的见证下签订该协议。事实上，从该协议的签订主体以及内容来看，都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此杨某1的说法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正确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杨某4二审口头答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一审时，我已经陈述母亲曲寿兰与我说过，其把房子给了杨某2，估计杨某1会闹。我尊重母亲曲寿兰的意思，同意把房子给杨某2。一审审理遗漏了沙发，也应该判决给杨某2，诉讼费用要求杨某1承担。
被上诉人杨某3、杨某5二审未作书面答辩。
上诉人杨某1二审中提交证据如下：
1、曲寿兰的住院病历一组，用以证明母亲曲寿兰在公证遗嘱时已经生病很严重，意识不清楚，民事行为能力存在障碍。之后母亲曲寿兰变为植物人，故公证遗嘱没有效力。且当时是杨某2陪曲寿兰一起去公证的。
2、房屋信息查询单、房屋登记信息查询记录（复印件），用以证明杨某1名下没有房产，母亲曲寿兰立遗嘱把房子全给杨某2从情理上说是不真实的。
对此，被上诉人杨某2、杨某4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母亲曲寿兰的住院情况是真实的，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上诉人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杨某5、杨某3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证据1仅能证明曲寿兰的入院治疗情况，但不足以证明其当时其已不具备登记公证遗嘱的民事能力，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2，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依法不予确认。
其余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争议焦点仍为被继承人杨大兰与曲寿兰所立遗嘱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关于杨大兰2001年5月6日所立的自书遗嘱，上诉人杨某1称该字据标注了①，则可能尚有其他文书标注②或是③，不排除后续文书对该房产继承设定附加条件或注明房屋的居住权问题，但其上述主张均未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原审法院鉴于各方当事人对该遗嘱的真实性无实质异议，依法确认该遗嘱的效力并分割遗产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至于曲寿兰2008年9月23日所立公证遗嘱，系在公证机关依法公证下所出具，其形式合法，效力应予确认。上诉人主张曲寿兰当时身体状况不佳，神智可能不清，或可能受到威胁的情形下才立下遗嘱，无��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依据两份遗嘱的意思表示，判决案涉遗产由杨某2一人继承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杨某1就程序问题所提上诉。本院经审查，原审审理中，杨某3、杨某5向法庭出具了符合法律规定的授权委托书，授权杨某1作为该两人的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上述三人一并发表答辩意见，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案涉房屋内的菜橱柜、大衣柜的归属问题。经审查，杨某2在原审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继承案涉房屋内的所有家具，而在原审中经原审法院询问，各方均确认上述物品系父母遗物，故上诉人主张上述两物品系杨某5个人物品，杨某2未主张继承上述物品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此外，杨某2、杨某1于2012年11月18日所签订的协议系被继承人曲寿兰尚在世时就维持当时房屋居住状况所达成的协议，与本案房屋继承并无关联，也不影响房屋的继承归属。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1259元，由上诉人杨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 建 明
审判员 余江中代理审判员石清荣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