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桑珠孜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藏0202刑初57号
公诉机关西藏自治区桑珠孜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姚波，男，1987年5月21日出生于重庆永川市，汉族，大学专科文化，公务员，中共党员，捕前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辩护人万惠玲、央嘎，西藏方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梁智，男，1990年6月28日出生于四川省达县，汉族，大学本科文化，公务员，中共党员，捕前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辩护人欧珠永清、次仁曲宗，西藏欧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赵吉发，男，1987年2月27日出生于吉林省通化市。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公务员，中共党员，捕前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辩护人杨迪，北京市北斗鼎铭（西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因涉嫌犯赌博罪于2017年4月20日被日喀则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7日经桑珠孜区人民检察院批准，由日喀则市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日喀则市看守所。
桑珠孜区人民检察院以桑检公刑诉[2017]5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涉嫌赌博罪，于2017年8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桑珠孜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赵育超、格桑央吉、巴桑卓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及其辩护人万惠玲、央嘎；欧珠永清、次仁曲宗;杨迪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桑珠孜区人民检察院指控，1、2016年7月份，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三人，以盈利为目的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天临酒店”茶园“班公湖”包间内招引证人覃xx、陆xx、舒xx、马xx等参赌人以打“金花”形式组织赌博，为赌博提供场所、赌具，从中抽头渔利2万多元。期间，被告人赵吉发明知参赌人员实施赌博违法行为，从被告人姚波、梁智、舒x三人处凑得的资金以借款形式多次向参赌人员提供赌博资金，并每1万元收取500元的高额利息，多次重复放贷，从中牟取暴利。
2、2016年8-10月期间，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三人以盈利为目的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乔穆朗宗”五楼8533客房内招引证人白xx、覃xx、刘xx等参赌人员以打“金花”形式组织赌博，为赌博提供场所、赌具，从中抽头渔利2万余元。期间，被告人赵吉发明知参赌人员实施赌博违法行为，以借款形式多次向参赌人员提供赌博资金，并每1万元收取500元的高额利息，多次重复放贷，从中谋取暴利。
3、2016年12月期间，被告人姚波、梁智以盈利为目的在“乔穆朗宗”八楼茶园V801包间内招引证人白xx、江xx等参赌人员以打“金花”形式组织赌博，为赌博提供场所、赌具，从中抽头渔利4万余元。期间，被告人姚波、梁智明知参赌人员实施赌博违法行为，委托证人袁x以借款形式向参赌人员提供赌博资金，并每1万元收取500元的高额利息，多次重复放贷，从中牟取暴利。
公诉机关为证实指控的事实，当庭宣读和出示了证人舒某、袁某、白某、江某某、覃某某、刘某某等人的证词；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的现场指认笔录及照片;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干部情况表;到案经过以及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各自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招引多人赌博，抽头渔利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三百零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应以赌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赵吉发以营利为目的，明知参赌人员实施违法行为，多次重复为参赌人员提供赌资，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应以赌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从重处罚。诉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姚波、梁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基本不持异议。但是，被告人姚波自行辩解称，我确实参与起诉书中指控的三次赌博行为。并且在“天临”酒店和“乔穆朗宗”酒店五楼负责抽取渔利，两次约抽得2万多元。虽然同梁智等人凑过钱，但是从未组织他人聚众赌博。另外，经过几个月的羁押以及今天的庭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并且，自接到单位通知并返岗之日起配合调查取证，交代所有犯罪事实。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本案庭审中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的覃某某、袁某、舒某等人的所谓“证人证言”用以证明并指控被告人姚波等人聚众赌博，以此营利，构成赌博罪的主要证据，上列人员与被告人姚波系同案犯，其均不具备证人资格，所作的言词证据应当不予采纳;尤其是，就本案数额认定、确认组织者等对案件有着绝对影响的言词中，大多存在揣测及记忆模糊等情况,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2、由于本案被告人均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此次赌博作为营利以及生活来源的可能性不大，其娱乐性的目的更为突出;3、2017年1月18日姚波接到其所在单位通知让其返回单位，自此接受调查，直至2017年4月20日才对本案立案侦查，询问笔录中有多份系在本案侦查立案前，并给多名证人发出的系行政权力义务告知书，其完全违反“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言词类证据材料应当由侦查机关重新收集、调取，不可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之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定案依据。4、三被告人在对现场的指认，从其时间上显示完全一致，不符合分别辨认的程序要求;5、2017年1月18日姚波所在单位通知其回单位，并且未谈及工作之外的原因，1月19日待姚波返回单位后被日喀则市公安局擅自“关禁闭”直至2月23日，时间长达一个多月之久，其人身自由受到完全的限制，属于非法关押期限，应当在本案刑期中予以抵扣；6、被告人姚波自本案侦查直至法庭审理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坦白认罪，属初犯又当庭认罪，且一直身患疾病，需要疗养恢复，加之,姚波上有年迈的父母，身体差需要照顾，下有年仅4岁的孩子更是需要姚波的关爱;7、本案中，其他同案犯同样身为公务员身份，要么既没有抓捕追责，也没有给予任何处分，要么只是象征性给予行政处分，还能保留工作，该种情况对于本案被告人姚波有所不公，请求法庭能够对被告人姚波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被告人梁智自行辩解称，我参与起诉书中指控的三次赌博犯罪行为。其中，在本市“天临”酒店内实施赌博之前，我拿出8千元与姚波、舒某凑钱，并将三人所拼凑的钱交由赵吉发让其在赌局中借给需要的人。赵吉发在抽取渔利，赌局结束后的第二天退给我本金8千元还分了2千元;在“乔穆朗宗”五楼参与赌博时，我和姚波、赵吉发商量叫几个人打牌，我负责订房间，姚波、赵吉发负责抽头渔利，抽取的渔利2万元借给他人；另外，“乔穆朗宗”八楼茶园包间是我负责预订的，另外，自接到单位通知并返岗之日起配合调查取证，交代所有犯罪事实。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梁智所在的单位日喀则市公安局在2017年1月18日至2月22日期间在未经任何行政违法通知、拘留、逮捕等情况下，滥用权利以“关禁闭”名义擅自限制梁智的人身自由，在此期间所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公安机关在2017年4月20日对本案立案侦查，而在公诉机关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证据材料中有本案三被告人以及证人在此之前的多份询问笔录，并且，向被询问人告知的是行政案件权力义务告知书，为此，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阶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直接使用，应当部分证据不予采纳;3、本案中的舒某、覃某某、袁某、小某、江某某与本案三被告人系共犯，本案的处理结果与上列人员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他们的陈述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4、本案三次指控的内容以及参赌人员基本固定，系熟人之间的娱乐行为，并不存在期盼通过赌博获得营利的主观目的;5、本案三次指控的内容中，虽都存在抽头渔利的行为，但是无法明确确定每次抽头渔利的具体数额，更无法确定本案被告人梁智是否在其中分得渔利及数额;6、现有的证据均能证明舒某、袁某、江某某等人的行为已经达到赌博罪的立案标准，但在本案仅对三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有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7、日喀则市公安局在2017年1月18日对被告人梁智制作询问笔录以及其在庭审中陈述，能够确认梁智接到日喀则市公安局的电话返回工作单位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了其参与七次参赌的行为，包括在“天临酒店”“乔穆朗宗”的赌博行为,根据相关规定应减少20%以下;8、2017年1月18日至2月22日期间梁智被日喀则市公安局以“关禁闭”为名擅自非法拘禁长达一个多月之久，禁止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其人身自由受到完全限制，该期间应计入刑罚时间内;9、梁智当庭自愿认罪，系初犯、偶犯。请法庭依法对梁智作出公允判决。
被告人赵吉发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并称我认罪伏法。但是自行辩解称，在我参与并组织的两场赌博行为中，从未叫过任何人来参与赌博,在牌局中借给参赌人员的钱也并非我个人的，而是大家的钱，在所有人默许或者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借钱给参赌人员，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且本案刑事立案侦查之前，我就已经配合单位接受调查，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请法庭公正判决。
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鉴于赵吉发对指控的事实部分已经自愿认罪，对此不持异议。2、赵吉发在本案中提供赌资并非只是个人行为，而是连同本案的同案被告人姚波、梁智三人一起的共同行为，赵吉发只是行为的实施者而已;自赌博开始前凑钱的目的是为了给别人借钱，仅“天临酒店”总共借出去了28万余元赌资，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梁智等人赢来的钱，收取的利息由大家共同分配;3、本案虽然为共同犯罪，但是赵吉发只是参与其中两次，并未参与“乔穆朗宗”v801包间这一场，因此，量刑时应当与其他两名被告人拉开显著区别;4、本案在刑事立案侦查之前赵吉发就已经接受其所在单位日喀则市公安局内部、纪检等部门的调查，并受到行政处罚甚至有被非法关押情况的发生。赵吉发接到通知要求尽快回单位，其积极主动返回单位，没有任何反抗或者拒捕行为，虽不构成自首但是也足以证明其认罪悔罪的态度;5，本案被告人赵吉发在侦查、起诉阶段以及庭审中均能够积极主动的交代自己的罪行，符合《刑诉法》所规定的坦白情节，且其认罪、悔罪，再结合系初犯，不应当对其进行过严的刑罚处罚。目前为止其已经被羁押半年有余，已经起到一定的惩戒作用，请求法庭能够在有期徒刑十个月以内判处刑罚。
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份，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以营利为目的，在位于日喀则市体育路和珠峰路交叉路口“天临”大酒店三楼茶园“班公湖”包间内招引覃某某、陆某、舒某、马某某等参赌人员以炸“金花”形式组织赌博、为赌博提供赌具从中获取抽头渔利2万余元。期间，被告人赵吉发明知参赌人员实施赌博违法行为，仍故意从被告人姚波、梁智以及参赌人员舒某三人手中凑得的资金采取借款的方法多次向参赌人员提供赌博资金，且每1万元收取500元高额利息，多次重复放贷，从中牟取暴利。
2016年8月至10月期间，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仍然以营利为目的在日喀则市上海中路“乔穆朗宗”酒店8533房间内，招引参赌人员白某、被告人覃某某（另案处理）以及刘某某等参赌人员以炸“金花”形式组织赌博，为赌博提供场所、赌具，从中抽头渔利2万余元。期间，被告人赵吉发明知参赌人员实施赌博违法行为，采用借款的方式多次向参赌人员提供赌资，且每1万元收取500元高额利息，多次重复放贷，从中牟取暴利。
2016年12月，被告人姚波、梁智以营利为目的在日喀则市上海中路“乔穆朗宗”酒店V801包间内招引白某、江某某等参赌人员以炸“金花”形式组织赌博，为赌博提供场所、赌具，从中获取抽头渔利4万余元。期间，被告人姚波、梁智明知参赌人员实施赌博违法行为，仍不计后果委托参赌人员袁某以借款的方式向参赌人员提供赌资，且每1万元收取500元的高额利息，并多次重复放贷，从中牟取暴利。
另查明，日喀则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分别在2017年1月18日、2017年2月10日以姚波、梁智、赵吉发参与娱乐场所赌博为由，通知三人立即返回工作单位接受调查，在此期间，三人不同程度地配合组织调查并将被调查事项基本予以坦白。
认定上述事实，有开庭审理中经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证人覃某某的证词分别可以证实，（1）2016年7-8月份的一天晚上9点左右，梁智打电话叫我到本市“天临”酒店茶园打牌，于是，我去了“天临”酒店茶园一包间，当时在场的有赵吉发、梁智、姚波以及梁智带来的一个人（听说是公安人员，身穿一件作训服）。不久，马某某来了。之后我和梁智、马某某还有梁智带来的那个人一起炸金花，打的是100元底子，600元封顶，每局抽100元-200元不等，大概玩了一个多小时后舒某过来了，期间，舒某替梁智打了几回，约过了半个小时之后陆某也来了并与我们一起打牌直至凌晨四、五点钟。其实，那天是梁智打电话约我去打牌，当晚牌局中赵吉发和姚波在轮流发牌、抽钱，我认为他们三人组织的，估计抽了3万元以上，抽的钱都是现金，这些钱在我离开包间之前他们没有分，临离开时包间内只有赵吉发、姚波和梁智三人，之后他们怎么分的钱我不清楚。还有，当晚赵吉发在放水，他先后给我和马某某、陆某、梁智带来的那个人放了水，其中，给我、陆某、马某某分别放了10万元、7万元、2万元左右的水钱，梁智带来的那个人具体放了多少水钱我不清楚。赵吉发每放1万元水钱就收500元利息。至于我自己加起来给了4000元利息，之后借的2万元没收利息。在场的陆某、马某某、梁智带来的那个人都给过利息，但我不知道给了多少。到目前我替赵吉发还给别人4万元，3万是给了现金还欠3万元未还;牌局中提供香烟、扑克、饮料及茶水。另外，当天赌博时陆某从赵吉发处借的钱有点多，后来赵吉发不愿意借给陆某，于是，陆某拿了车钥匙给赵吉发，最后借了钱，赵吉发有无要陆某的车钥匙我不清楚，那段时间赵吉发好像在开陆某的车子。我没有组织赌局，没有叫任何人过来打牌，也没有分到中间抽的钱。（2）牌局开始后姚波和赵吉发在负责抽中间的钱，赵吉发还给参赌人员借钱，给我的感觉当晚的赌局是梁智、姚波、赵吉发三人组织的。“天临”酒店包间、抽钱、发牌、放水人可以辨认，不过，参赌人员中除梁智带来的那个人外，其余均可辨认;
2、证人袁某的证言主要证实，大概是在2016年7、8月份的一天，我给姚波打电话问他在哪里，他说在“天临”酒店耍，然后我也去了，当时，他们在“天临”酒店三楼茶园包间里，在场的有姚波、覃某某、梁智、赵吉发和梁智带来的一个县里的人，过了一会儿市税务局的局长马某某过来并开始玩“金花”。在场参与赌博的有马某某、梁智、县里的那个人以及覃某某四个人，从当晚11时左右开始，他们打的是100元底子，600元800元封顶。后来陆某打电话问我在哪里，他知道我在“天临”酒店茶园后过来了，并与他们一块炸金花。之后，在凌晨2点左右舒某也过来了，舒某没有打牌，发了几次牌，替梁智看了几次牌，在打牌过程中姚波和赵吉发两人轮流发牌、抽钱，每把抽100元，在赌桌上赌资多的时候抽200元，具体抽了多少钱不清楚，大概抽了2、3万元。赌局中抽到的钱怎么处理的就不清楚。另外，在赌局中赵吉发在放水，并给陆某、马某某各放了8万元和10万元以上的水钱，覃某某也借过钱，但是具体钱数我不清楚。赵吉发放水，当时利息是收了的，1万元收500元。陆某和马某某从赵吉发手中借钱时没有打欠条，但是陆某输了钱从赵吉发手中借钱时陆某把车钥匙抵押给赵吉发，可赵吉发没有要。当晚陆某可能输了11万多元，自己带了3万元，其他的钱均从赵吉发手里借的。梁智带的朋友赢了十几万（具体钱数不清楚），马某某可能输了十几万，梁智和覃某某输赢情况我不清楚。当天的赌局是在“天临”酒店“班公湖”包间内，是由谁组织的就不清楚。我到场时扑克、饮料、烟都是买好了的，在赌局中提供了大重九香烟、每人发一包，饮品等，自己随便喝，要茶水找茶园要。他们没有分钱给我。当晚的包间、参与赌博的人、提供赌资人我可以辨认;
3、证人陆某的证词主要证实，2016年7-8月份的一天，我给袁某打电话问他在哪里，他说在本市“天临”酒店茶园看人家打牌。于是，我也去了。当时他们在一包间里，包间的名字现在想不起来。在场的有舒某、梁智、姚波、覃某某、袁某、马某某、小某（县里来的公务员）一个不认识的老板以及赵吉发。他们在炸金花，我也跟着他们一块炸金花，打的是100元的底子，600元封顶，每局抽200元，直至凌晨四五点钟。当天的赌局由谁组织的我不清楚，不过，姚波、赵吉发轮流发牌、抽中间的钱，平常基本上习惯是谁组织，就谁发牌、抽钱。当天赵吉发和姚波估计抽了2、3万元，都是现金，具体有多少钱我也不清楚。当晚的赌局中我输了13万元，其中我来时带了5万元，8万元是赵吉发做担保从小某手中借的;马某某和那个老板也输了钱，小某可能赢了十几二十万元。在赌场上赵吉发给覃某某、马某某借了水钱，也付了利息，是每1万元抽500元的利息，在借钱时当场扣的。我自己总共给了4000元利息，我借的钱是小某给了赵吉发，赵吉发又借给了我，给我钱时利息已经扣掉了。虽然没有打欠条，可口头约定三天后还钱，后每三天要付4000元利息，我在三天后还了8万元现金，这个钱是从谢晋手中借的，还打有条子，目前已经还清了。当天在包间内提供了香烟、茶水等服务。那个包间以及参与赌博人员、抽钱、发牌、放水的人我基本可以辨认，但是，小某和那个老板我只见过一面;
4、证人马某某的证词可以证实，2016年7月份的一天下午18时30分许，我跟朋友到本市年楚河路一带某餐厅吃饭，在路经本市科技路时遇见了舒某，我问他去哪儿，他说去喝茶，吃完饭大概11点左右，我就给舒某打电话问他在哪里，他说在“天临”酒店茶园，我也去了。当时舒某他们在一包间内，在场的有赵吉发、姚波、舒某、梁智、还有两个不认识的人。舒某、梁智另外两个不认识的人在打牌，赵吉发和姚波在牌桌边站着，他们打的是“金花”100元的底，封顶好像是500或600百元，具体记得不太清楚。之后我也跟着他们一起打了牌，打了几把后我自己身上带的1-2千元觉得不够，于是，就跟赵吉发说：“给我拿点钱，我玩会儿牌”他就拿了一沓钱，我没有数，大概有4-5仟元借给了我，又约玩了半个小时后觉得钱太少了，我又从赵吉发处借了1万元，玩了一会儿，赢了一点，我就还给赵吉发一万元钱，中间又找赵吉发借了大概12-13次，每次借1万元。还了赵吉发5-6次，最终在牌桌上我欠了8万元，我在临走时身上没钱，再次从赵吉发处借了2万元。其实，当天在赌局中我们玩的是“金花”,100元底，600元封顶。参与赌博的有我、舒某、梁智还有三个不认识的人，覃某某在不在我不确定，姚波和赵吉发在发牌，姚波在抽中间的钱，每把抽100元，连续几把后偶尔不抽钱，先后抽了多少钱我不太清楚。当晚牌桌上我从赵吉发处借了8万，临走时借了2万，目前，10万元还没有还，没有收取利息。我还记得赵吉发好像给另外一个人借了1万元，这人是谁记不清。另外，2016年9月份赵吉发问过我手上有没有钱，我说在内地，手上钱不多，等有了钱就拿给你。听赵吉发讲当晚的赌局是他们组织的，具体也没说清楚。在之前的笔录中我没有说实话，为了讲义气，只是不想把赵吉发给害了。我基本能辨认当天赌局中的参与赌博的人和其他在场人员;
5、证人舒某的证言主要证实，在2016年7-8月份的一天下午五、六时许，我和梁智、赵吉发、姚波四人商量一起组织赌局，当时，姚波打电话给覃某某让他带人前去赌博，可以将赌局中间抽到的钱对半分，而我和赵吉发去找钱，姚波和梁智去接参赌人员。我和赵吉发每人筹了两万元，之后打电话问姚波、梁智时，他们说在“天临”酒店茶楼，于是，我和赵吉发去了“天临”酒店茶楼一包间内，当时，在场的有覃某某、姚波、梁智、小某、陆某、袁某;而梁智、覃某某、陆某、小某四个人在炸金花，姚波在抽钱，袁某在旁边看着，之后，梁智输了钱，我就帮他打了一会儿，且与梁智合伙炸金花，赵吉发在抽钱并给参赌人员借赌资，之后来了马某某，我们是当晚9-10时直至第二天凌晨4-5点钟在赌博。其实，我和姚波、梁智、赵吉发四人在那段时间赌博输了钱，我们四人中谁最先提议现在想不起来，刚开始商量到别人的场子赌博别人会抽走钱，还不如自己开赌场，输了也钱会在中间，于是，决定我和赵吉发筹钱在赌场上放水（即提供赌资），而姚波和梁智接参赌人员。具体的分工大概是姚波和赵吉发抽钱、放水，我和梁智合伙参与赌博。我和赵吉发每人筹了2万元，姚波和梁智每人拿了1万。在喊覃某某时姚波答应给覃某某分一半钱，但实际上没有分。而我和梁智、姚波、赵吉发约定我与梁智参与赌博，输赢四人分摊。当天晚上我们玩的是100元底子，600元封顶，每局中间抽100元，总共抽了2万元左右。期间，陆某、马某某各输了7-8万元，覃某某输了6-7万元，小某输了10万元左右，我自己赢了5-6万元，梁智赢了几万，具体我不太清楚。还有，赵吉发、姚波分别给马某某、覃某某、陆某提供了赌资，其中，马某某和覃某某处没有收取利息，但是在陆某那儿每1万元当场收取500元利息。赵吉发给陆某借1万元，陆某捡一把底子要给赵吉发500元。当晚，赌局结束时我手中剩3-4万元，是赌博期间赢的，之后我们四人分了，而姚波手中剩了几千元，是赌局中抽到的渔利，付了茶园的账单;其余的钱都借出去了。第二天我们算了账，可以收回来的有13万元，除去本钱3万，其余10万元我们四人可以分。其实，那天给参赌人员借出去的钱没有收回来，我问过姚波、梁智、赵吉发收钱的情况，他们都说没有收回来。在组织赌局期间给参赌人员提供香烟、饮料、扑克、茶水，是由姚波、梁智出去购买的，其开支是在中间抽的钱里退给他们;
6、证人邓某某的证词主要证实，在2016年6-7月份覃某某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天临”酒店茶园打牌，当时我在日喀则“汇通汽修”门市，是覃某某开车过来接我的，我们一起去了“天临”酒店茶园，我看见梁智、姚波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已经在那儿，覃某某、梁智以及那个不认识的人在炸金花，是100-200元为底，600元封顶。过了一会儿马某某、舒某、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他们三人先后来到“天临”酒店茶园包间并开始参与赌博。当晚赌局中姚波在发牌、抽钱，每把抽100元，那个放水的人也在发牌，他叫什么名字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市公安局的民警。刚开始打牌时，那个放水的人给梁智借过钱，大概有一两万元，还给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借了一万元左右，姚波还给覃某某借了一万元左右，而我通过覃某某从放水的人手中借了一万元，利息500元已从该1万元中扣掉了，给了我9500元。我前后输了3万元。放水的那个人还给马某某借了一万元左右。每1万元收500元利息，不过，他们私下有没有收我不清楚。当天晚上赌局中梁智赢了3万元左右，不认识的那个人输了1万元左右，覃某某、马局输了，具体输了多少钱不清楚。当晚的赌局是姚波组织的，因为他在抽中间钱，也在发牌。我输完3万元后先行离开了，姚波具体抽了多少钱就不清楚。在当晚赌局中的参赌人员、放水、抽钱、发牌的人中除了有些人第一次见，印象有点模糊，可能辨认不出外，其他人可以辨认;
7、证人覃某某的证词主要证实，2016年8月份我在本市“乔穆朗宗”酒店五楼参与过一次赌博。当天梁智打电话叫我过去的。在场的有我、梁智、白某、老某、沈某某（外号会长）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和姚波、赵吉发两人。当时，姚波在抽钱，赵吉发在借钱、偶尔也抽钱。大概抽了2万元左右。因为梁智打电话叫我过去打牌，赵吉发在借钱和抽钱，姚波也在抽钱，所以我认为当晚的赌局是姚波、梁智、赵吉发组织的。另外，赵吉发给我借了2万元赌资，在打牌期间还了1万元。还给沈某某、白某借了钱，具体借了多少钱我不清楚。赵吉发从白某手中收了利息，沈某某处也好像收了的。翁章廷好像没在;
8、证人白某的证词主要证实，我跟梁智、姚波在本市“乔穆朗宗”五楼客房内参与过赌博。那是在2016年8-9月份，我跟梁智、赵吉发、姚波、沈某某、萨迦宾馆老板以及覃某某、周某某(外号老表)等人，在“乔穆朗宗”五楼参与赌博。当晚，姚波、赵吉发、周某某没有参与，其他人在玩金花，是100元底，600元封顶。是姚波、梁智、赵吉发三人合伙组织的赌局。我在酒店休息时姚波来电话叫我到“乔穆朗宗”五楼打牌，我就过去了。当晚的赌局中我、梁智、姓沈的、做生意的一老板以及一个不认识的人参与赌博。其他在场的人有覃某某、赵吉发、有个胖子好像叫周某某和另一个男子，中间的钱是由姚波、赵吉发负责轮流在抽，每把100元至200元不等，大概抽了2-3万元以上，具体我不清楚。大概打了3个小时，每把用时3分钟左右。赵吉发、周某某在放水，我先后从赵吉发处借了5万元，其中5000元是赵吉发从中间抽利的钱借给我的，剩余45000元是赵吉发自己的钱借给了我，还从周某某手上借了1万元，是姚波担保的，当晚还了赵吉发2万元，其他的钱是之后还的。还有我确认萨迦宾馆老板的儿子和姓沈那个人也从赵吉发、周某某手上借过钱，具体借了多少我不清楚。当天晚上赌局中赵吉发、周某某收了利息，按每一万元收500元利息。覃某某有无借钱想不起来。抽利的钱放在一纸箱内，我看见姚波把钱拿出房间。赌局中我输掉了4万元左右，那个叫会长的人和萨迦宾馆老板各输了3万元左右，梁智和另外那个人赢了，具体赢了多少不知道，覃某某的输赢情况我也不清楚。另外，梁智跟客房部经理熟，所以赌博场所是梁智事先订好的，赌具纸牌、饮料、香烟已经准备好了的，我确定是姚波、梁智事先买好的。赌局是姚波、梁智、赵吉发合伙组织的;
9、证人刘某某的证词主要证实，2016年8、9月份我从县里出差上来，在市局办事的时候遇见了梁智，我们聊了一会儿，还问我晚上有事吗？我说晚上去理发。大概晚上9时许，我从本市“名师名店”理完发出来，在“乔穆朗宗”楼下遇见了姚波、梁智，当时，姚波对我说你没事就上去玩，我就跟着姚波上去了，到了五楼一房间后看见有六、七个人在等着姚波来，其中认识的人有覃某某、赵吉发，其余均不认识。不一会儿就开始打牌。那天的赌局以谁名义开的我就不清楚。当晚的赌局应该谁在抽钱，谁是组织者。我离开之前梁智没有参与赌博，可之后的事我不清楚。当晚的赌具是扑克，还准备了香烟、饮料、矿泉水，这些我到该房间时已经准备好了的。赌局中具体参与人有我、沈某某（都叫他会长）、覃某某、还有戴眼镜的光头和一个不认识的男子。我们炸金花，100元底、600元封顶。姚波和赵吉发在负责抽利，每把最少抽200元，每把大概需要3-4分钟，总共抽了多少钱我不知道。我从当晚22时开始直至凌晨3时回宾馆休息，中途回去后中间抽利的钱是谁拿走的我根本不知道。当晚我自己赢了不到2万元，我临走时沈某某输了3万元，覃某某可能输了2万左右，戴眼镜的光头好像输了3万多元，其他不清楚。另外，赵吉发在放水，他给戴眼镜的光头和沈某某每人各放了2万元水钱，所借的水钱到底是他自己的钱还是中间抽利的我不清楚。不过，谁要借钱赵吉发就给谁借。在当晚的赌局中赵吉发收了利息，每1万元计500元利息，当场从借出去的水钱中扣除。我是中途离开的，后来谁借过钱、中间抽的钱怎么处理的不清楚;
10、证人袁某证词主要证实，2016年12月份左右我被借调至交警参加执勤，一天晚上9时30分在单位点完名后，姚波问我去不去耍（指打牌）我说去遂乘坐姚波的车在市区转悠，期间，姚波通过电话问梁智事情忙完没？忙完了就约江某某、“朵颐”老板等人打牌。当时，梁智称还在忙，忙完打电话。之后，白某又给姚波打来电话意思就是想打牌，姚波给白某说地方订好后跟他联系。大概晚上11时许，梁智打来电话跟姚波说已经忙完了，还讲江某某要来打牌，“朵颐”老板不来，在“乔穆朗宗”酒店五楼订好房，让我们先过去。随后，我和姚波驱车前往达热瓦酒店接白某，并在“乔穆朗宗”楼下姚波拿出1300元钱让我去买香烟、饮料、扑克等东西。我就在附近一家超市内购买了一条大重九香烟、红牛、矿泉水各一箱后我们三人直接上了五楼。可五楼房间内的桌子太小就直接给前台经理打电话商量后改到该酒店八楼茶园的包间内。从五楼宾馆房间出来时梁智让我走慢点，让旁边一个人给了我6万元钱，（这钱具体是谁的我不清楚）并让我在打牌过程中放水（之前在车上姚波已经交代打牌时给我钱要让我放水，每1万元抽500元利息）。之后，我们在“乔穆朗宗”八楼茶园包间内等江某某过来，江某某来后他们开始准备打牌，当时白某、江某某说自己没带多少钱，要求借钱，我征得梁智的同意后给白某、江某某每人借了1万元，我还跟他们二人说好赢一把之后每人要给500元利息。大概在当晚12时许开始打牌。我负责抽钱、放水。凌晨1时许覃某某也过来了，没有参与打牌，我偶尔上卫生间时帮我发牌、抽钱。当天参与赌博的人有姚波、梁智、江某某、白某四人。赌局是姚波和梁智组织的，其他人有无参与组织我不清楚。他们是炸金花，100元为底，600或800元封顶。而我每把抽100元，赌注积累多的时候我又抽100元，每次用时有时2-3分钟，有时3-5分钟。从当天晚上12时玩到凌晨5时30分许，一共抽利大概有4万元。我帮他们抽钱、放水没什么好处，可我想着他们会分点钱给我。当天晚上我给江某某放了1万元水钱，给白某放了14万元（其中2万元是从江某某手上经梁智担保后借给白某的）。并分别从江某某、白某处各收取了500元和6000元的利息。牌局结束后抽利、放水的利息加起来一共是四万六千多，牌局结束前该款中的4万元白某借去，最终剩下的现金只有六千多元。给茶园结了1800元的消费账单，白某说他输的最多，没有生活费，于是，姚波让我从剩余的钱里数了3千元给了白某，剩余的一千余元姚波让我拿着。白某打给我14万元的借条，该借条回去时我就放在姚波的车内，这事我还告诉了姚波。赌局结束后，姚波在车上跟我和梁智、覃某某说这次白某欠的钱有点多等他还清再分配。另外，当晚的大概输赢情况是姚波大概输了1千多元，梁智输了2-3千元，白某输了14万多元，而江某某可能赢了8万多元（包括借给白某的2万元）。在赌局中江某某借了1万元，赢钱后还了10500元，而白某从开始借了1万元后一直在输钱，先后输了14万元，其中12万元收取6000元利息，江某某借给白某的2万元没有收取利息;
11、证人白某的证词主要证实，在2016年12月20日左右，因为那场赌局是我输钱最多的一场，记得也比较清楚。那场赌局我输掉了14万元钱。那天晚上姚波通过电话说晚上整一场，让我帮忙“抽起”，意思就是说他要组织一场牌局，让我捧个场子凑个人数参与赌博。水钱指的是在赌场上借赌资，一般叫“放水”。他跟我说地点订好之后过来接我，就在当晚11时许，姚波驾车来到达热瓦酒店接我，当时车上还有一个人，好像是袁某，现在我回想不太确定，应该是他。他们接我之后直接去了本市“乔穆朗宗”酒店，后我还帮他们将准备好的香烟、饮料、纸牌搬到该酒店五楼一房间内，当时由于那个房间很小，没有麻将桌，遂又搬到该酒店8楼茶园一包间内，并等着江某某过来打牌。在场的有我、姚波、梁智、袁某、江某某、覃某某等人。我和姚波、梁智还有江某某四人参与赌博。我认为当晚的赌局是姚波、梁智、袁某三人合伙组织的。因为，一般是姚波喊我去打牌，梁智负责订房间，而袁某在负责放水。当晚是炸金花，100元底子，800元封顶。在赌博期间没有固定的发牌人，不过袁某负责在抽钱，他每把抽200元，一把大概需要用时3分钟，估计袁某至少抽了5万元以上，因为，我那天从袁某手上借了12万元水钱，袁某大概只带有四、五万元现金，后面都是从中间抽的钱中借给我的。袁某在中间抽的大部分钱是用来放水的，牌局结束时应该还剩一部分，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当晚从袁某手上大概借了13万元水钱，收了7500元利息，给袁某打了14万元的欠条，姚波、覃某某、梁智都在场。之前我不认识袁某，当晚经姚波介绍认识的。我欠袁某的14万元，目前一分都没还;
12、证人江某某的证词主要证实2016年12月的一天，覃某某打来电话叫我去打牌，我问他在什么地方，他说在“乔穆朗宗”八楼茶园，于是，我和朋友去取钱，当时只取了2万元。11时许我就过去了，来到“乔穆朗宗”八楼茶园，好像是801包间，一进去看到白某、梁智、姚波、还有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小伙子。在11时30分许开始打牌，在场的有我、白某、梁智、姚波以及我朋友邹某某，大概在12时左右覃某某和他的爱人一起过来了，还有另外一个小伙子。参与赌博的有我、白某、梁智、姚波四人。该场赌局由谁组织的我不知道，我是被覃某某喊过去的，但是我过去时覃某某还没有过来，所以是谁组织的就不清楚。当晚是炸金花，100元底子，600元封顶。在赌局中就那个小伙子在抽钱，每把抽100元，（现在知道那个小伙子叫袁某）袁某大概在中间抽了2万元。在赌博过程中袁某在借钱（提供赌资）。我带的现金输完后从袁某手上先后借了三次，每次一万元，共3万元。我向他借1万元付给他500元红钱，加起来给袁某付了1500元钱。这就是牌局或者赌场上的规矩，每借1万元要给500元的红钱。参赌人员都从袁某手中借了钱，可具体钱数我不清楚。其实，之前我不认识袁某，就是当晚赌局中认识的，因为有人输了钱后向他借钱，我就知道他是专门为提供赌资的人。我总共赢了3万多元，赌局结束时只拿到了1万元现金，在打牌时白某输钱多，袁某那儿没有现金，梁智从我手上借了2万元交给袁某，然后袁某再借给白某，其他人都输了，而白某输的钱最多。赌局中我知道白某向袁某大概借了7-8万元，牌局结束后白某给袁某有无打借条我不知道;
13、证人张某某的证言主要证实，我在本市“乔穆朗宗”酒店从事客房、餐饮预订工作。记得2016年3月份左右的一天梁智到“乔穆朗宗”酒店上卫生间，之后梁智加我陌陌号聊天，从此我们就认识了。其实，梁智找我预订过客房2-3次。其中一次是在2016年10月份，当时通过电话叫我给他预订一间房，我就预订了，但是房间号我不知道，因为房间都是前台在安排;第二次大概是10月份梁智又打来电话问我“8533房间可以订吗？”但是那天8533房间有客人入住，我把这事告诉了梁智，并让他到前台办理其他房间的手续。梁智订房间的原因没有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订的房。不过，“乔穆朗宗”酒店只有8533客房有麻将桌。他预订房间时给他算了打折价格，套间600元，单间350元;
14、被告人姚波的供述及辩解主要证实，我参与组织的赌博有“天临”酒店、“乔穆朗宗”五楼、八楼各一次。在“天临”酒店和“乔穆朗宗”五楼、八楼赌局中分别是我和赵吉发、袁某在抽钱。在“乔穆朗宗”八楼我参与了赌博。“天临酒店”赌场是我和小某、舒某、梁智、赵吉发就约好去那儿，没有人订房间，赌具是酒店的，香烟饮品是我和梁智、赵吉发一块去购买的。“乔穆朗宗”八楼房间内的赌具以及饮品是我和袁某、白某一起去买的。而“乔穆朗宗”五楼房间是由梁智订的，当时没有五楼的房间才上八楼的。另外，在“天临”酒店赌局中马某某输了钱，欠了10万元，覃某某输了几万，陆某输了6-7万元，梁智、舒某、小某赢了钱，具体赢了多少钱不清楚;在“乔穆朗宗”五楼赌局中白某输了3-4万元，萨迦宾馆老板欠了3万元，另外两个人也都赢了钱，具体钱数我不清楚;“乔穆朗宗”八楼的赌局中白某输了14万元，我自己输了2-3千元，江某某也赢了钱，而梁智没有输赢。其实，我在“天临”酒店赌局中抽了1万元左右，因为该赌局是以覃某某名义组织的，所以我把这1万元给了覃某某。在“乔穆朗宗”五楼以及“天临”酒店赌局中我抽的钱加起来可能在2万元左右，在“乔穆朗宗”五楼抽的钱借给了萨迦宾馆老板。我组织以上赌局的目的是为了输的钱少一点，赢钱就更好。参与赌博时也没有想得太多，就以为应该可以分点钱;
15、被告人梁智的供述及辩解主要证实，我参与了本市“天临”、“乔穆朗宗”酒店五楼、八楼各一次赌博。“乔穆朗宗”酒店五楼的房间是我订的。“天临”酒店赌局中我大概赢了1万元左右，舒某和小某两人也赢了钱，具体赢了多少就不清楚，赵吉发他们应该知道。还有，听舒某讲马某某大概输了10万元，覃某某、陆某各输了6万和9万元。在“乔穆朗宗”五楼赌局中我自己输了3千多元，白某输了几千元、胡总输了1万多元，而刘某某赢了2-3万元，沈会长也赢了钱。“乔穆朗宗”八楼赌局中白某输了14万元，（其中2万元是江某某的）我自己输了几千元，姚波的输赢情况我不知道，听江某某说他赢了7万多元，但我觉得不止7万元。另外，在“天临”酒店的赌局中姚波抽钱，“乔穆朗宗”五楼赌局中姚波和赵吉发在抽，“乔穆朗宗”八楼赌局中由袁某在抽钱，中途覃某某也在抽钱。“天临”酒店的酒水、饮品是姚波、覃某某购买的，“乔穆朗宗”五楼赌局中的酒水、饮品是我、姚波、赵吉发一块去购买的，“乔穆朗宗”五楼赌博场所是我订的，去的时候房间内没有机麻就直接去了八楼。在赌局中我没有放过水，是赵吉发在借钱，“乔穆朗宗”五楼赌局中赵吉发好像借钱后从中间拿500元又借出去了，“天临”酒店没有看到收利息，“乔穆朗宗”八楼袁某在借钱，但没有看到他在收利息。其实，我参与赌博、组织赌局的目的是为了分点中间的钱。订“乔穆朗宗”五楼房间是为了玩牌，我们三人商量后我打电话订的。“天临”酒店的赌局是小某、舒某提议的，“乔穆朗宗”八楼赌局中袁某也是同伙，他们至今没有归案，我觉得这样对我们不公;
16、被告人赵吉发的供述、辩解主要证实，2016年7月在本市“天临”酒店茶楼这场赌博是我和梁智、姚波、舒某、小某五人组织的。当晚参与赌博的有我们五个人加上马某某、陆某、覃某某、袁某（围观）以及好像还有汽修厂的人，我不认识，是覃某某叫来的。我们这方和覃某某一方约定中间抽的钱各分一半，因为当天覃某某那方输得比较多，所以中间钱都分给了他了，我们没有抽。这场我没有参与赌博，只是把我们五个赢来的钱在大家共同默许的情况下分别借给覃某某、陆某、马某某8万、8万元和12万元，收过覃某某、陆某的利息，每一万元收500元利息，至少收了五六千元左右，利息有的是从我借的赌资中扣，有些是他们给，具体情况忘了。“天临”酒店那场我自己分得8500元，他们四人每人分了9000元，我之所以知道他们分的钱，是舒某告诉我的。大概2016年10月底在本市“乔穆朗宗”酒店五楼我和梁智、姚波、翁章庭四人组织的赌局，这场赌局我负责抽钱、借钱，借给胡争45000元（未还），白某40000（分两次收的），覃某某10000元（跟梁智抵账）具体是10月底11月初白某将赌资3万元打到我的建行卡上，后给了我1万元现金;之后给姚波的卡上转了27500元，（其中让姚波转交给梁智12500元、翁章庭2500元，姚波自己分12500元）分钱的方案是我在电话里提议并经过他们同意的，后来覃某某给我还了1万元，覃某某还欠着3万元之今未还，在“天临”酒店欠8万元，后来打牌我输钱抵账4万元，我又抵了梁智欠覃某某的1万元，就欠3万元了。“乔穆朗宗”酒店五楼这场我自己分得现金12500元。另外，我参与组织“天临”酒店和“乔穆朗宗”五楼两场赌局、发牌以及借赌资，有些收了利息，后面有些输得多就没收利息。借赌资并不是我个人的意思，是大家一致的意思;
17、指认现场笔录、照片分别可以证实，2017年5月3日10时38分至11时17分;2017年5月3日10时38分至11时25分;2017年5月3日13时38分至13时41分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被警察押解指认赌博现场，现场分别位于日喀则市体育路和珠峰路交叉路口“天临”大酒店三楼茶园“班公湖”包间隔壁9303包间以及上海中路“乔穆朗宗”酒店8533和V801包间;
18、日喀则市公安局提供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三份、三张三面免冠照片可以证实，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分别出生于1987年05月21日、1990年06月28日、1987年02月27日。在案发时已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19、日喀则市公安局政治部提供的三份干部基本情况表可以证实，姚波、梁智、赵吉发分别于2012年10月、2012年10月、2013年7月参加公安工作，三人均系中共党员;
20、到案经过可以证实，2017年4月3日日喀则市纪检委驻派市公安局纪检组转办称：2016年以来，姚波、梁智、赵吉发在日喀则市区“乔穆朗宗”、“天临”酒店茶楼等地招引他人，组织赌博，抽取渔利上万元。我局在2017年4月20日对姚波等人赌博案进行立案侦查，并在同年4月20日20时许，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分别对姚波、梁智、赵吉发实施抓捕。均无拒捕行为;
21、案件调查笔录可以证实，姚波、梁智、赵吉发在
2017年1月18日分别接到日喀则市公安局纪检监察室电话让三人返回工作单位接受调查的通知，三人回到岗位后接受组织调查并基本供述各自参与赌博的行为;
22、日喀则市公安局政治部提供的证明一文可以证实，
姚波、梁智、赵吉发均系公务员，使用政法专项编制，并分别在日喀则市公安局特勤支队、警务保障科、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从事人民警察工作;
上述证据经法庭质证，均具有证明效力，可以用作定案依据。
本院认为，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藐视国家法律权威，明知各自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仍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招引三人以上实施赌博，抽头获利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刑律，均已构成赌博罪，应当依法从重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所犯之罪定性准确，援引法律无误;并分别对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在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幅度内量刑的建议，符合量刑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应予支持。
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在庭审中分别提出的自行辩解理由与前述证据反映的情况基本相符，可予采信。但是，被告人赵吉发提出的在本案刑事立案侦查之前，就已经配合单位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的自行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其理由为，尽管我国刑法对认定自首的条件比较宽泛，但与被告人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坦白行为具有本质的区别，关键在于被告人必须具备如实供述的诚意，同时，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自愿性，这是自首的本质特征。就从本案而言，无论本案被告人赵吉发、姚波还是梁智均是在接到其所在单位日喀则市公安局电话通知让其尽快返回岗位接受调查，就像三人所述“已经预料回去就会被采取强制措施无法再出来”，显然是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将要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行为，不应以自首论。本院将会秉持合法、客观、合理的原则评判其供述所具有的价值，并将三人的行为认定为坦白，并在量刑时予以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的辩护人分别提出的三被告人所在单位日喀则市公安局在2017年1月18日至2月22日期间在未经任何行政违法通知、拘留、逮捕等情况下，滥用权利以“关禁闭”名义擅自限制三人人身自由，在此期间所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以及在2017年4月20日对本案立案侦查，而在公诉机关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证据材料中有本案三被告人以及证人在此之前的多份询问笔录，并且，向被询问人告知的是行政案件权力义务告知书，为此，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阶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直接使用，应当部分证据不予采纳的辩护意见颇具说服力。对此，本院在2017年10月15日召开庭前会议并给予各辩护人充分陈述非法证据排除事实理由的机会，而且，通过庭审就相关证据的质证、认证过程不难分辨公诉机关向人民法院仅仅移送本案三被告人以及证人在2017年4月20日之前的多份询问笔录，但也是按照严格的证据适用规则客观地将各种违法询问笔录甚至不适格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尽管，2017年4月20日之前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程序中制作的询问笔录显然不能一概作为定案依据。但是，若将2017年4月20日之前制作的证据全部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似也不妥，因为，对本案证人覃某某、袁某、陆某、马某某、舒某、邓某某、白某、刘某某等分别在2017年4月4日、5月7日、4月3日、4月4日、4月29日、3月10日、5月5日、5月19日等等时段内对以上人员通过告知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制作笔录并以证人证言的方式反映客观事实，并且其所要证明的事实与被告人姚波、梁智、赵吉发所供述的犯罪事实相互印证，三被告人犯赌博罪形成一定规格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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