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12民终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琳。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兴无，江苏海之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州市春晖劳动服务中心，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迎春东路*号**号。
法定代表人：姚春林，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州职业技术学院，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迎春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徐庆国，该院院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普生，江苏众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琳因与被上诉人泰州市春晖劳动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春晖中心）、泰州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泰职院）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2016）苏1202民初2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传票传唤当事人于2017年2月16日到庭公开进行调查、询问、质证、辩论和调解。上诉人朱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兴无，被上诉人春晖中心法定代表人姚春林及泰职院法定代表人徐庆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普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朱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调入春晖中心是经过合法途径的组织调动，在泰州印染厂的11年工龄依法应认定为春晖中心的本企业工龄。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工龄计算、工作经历没有查明。被上诉人2015年召开的职代会存在严重违法违规问题。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的岗位定性、工资标准、工资方案、工龄工资、设置工龄补贴的原因等方面的事实认定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春晖中心、泰职院共同辩称，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工龄及工作情况查明正确。关于工龄工资，是企业自主的行为。春晖中心在经过工资改革方案后，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所有职工的工资都是普遍上调的。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朱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春晖中心补发2007年1月至2015年6月被降低的岗位工资（400元-160元）*102个月计24480元；2、春晖中心补发工资组成中级别工资的普调差额从2008年4月至2008年12月9个月*（988-932）计504元；3、春晖中心补发从2014年2月至2016年11月34个月工龄工资3366元；4、春晖中心从2009年1月至2015年11月83个月*（988-790）的基本工资差额16434元，基本工资普调83个月*（1100-790）25730元；5、春晖中心补发工资组成中被降低的学历职称工资差额2009年1月至2010年10月22个月*（40-20）计440元；6、春晖中心补发工资组成中被降低的2015年7月至2016年11月17个月*（2462.3-2286）基本工资+绩效工资2997.1元；7、春晖中心、泰职院共同按照上述1-6项的两倍支付双倍赔偿金115034.2元；8、确认春晖中心2008年、2015年工资改革方案程序和内容违法，春晖中心履行合同，恢复朱琳春晖劳动服务中心宿管中心主任岗位待遇。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8年9月，朱琳与泰州市印染厂签订聘用合同书，后1996年11月因泰州市印染厂破产，朱琳失去工作，人员关系托管在泰州市劳动再就业服务中心。1997年11月至1999年4月朱琳在泰职院处做临时工。1999年5月6日经泰职院同意，通过商调至春晖中心，并于1999年5月7日经原泰州市人事局出具“干部行政介绍信”正式从泰州市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调入春晖中心工作。2004年5月1日朱琳与春晖中心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04年4月30日至2006年4月29日，岗位为管理、服务岗。2006年5月30日，双方续签两年劳动合同。后2008年6月1日双方又签订两年劳动合同，岗位为学院借用岗位从事服务工作。合同到期后，双方再次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劳动报酬实行月薪制，并执行企业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统一制定的通过职工大会或职代会表达实施的岗位薪酬制度，因工作需要必须服从学院和公司的统一安排。自2006年4月起朱琳从春晖中心借用到泰职院教材室工作，人员关系、工资、社会保险等仍在被告春晖中心处。2015年7月，春晖中心召开职代会，会议审议通过《绩效管理办法》、《薪酬管理办法》等方案，会后向全体员工张贴公示。当月执行新工资制度，工资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司龄补贴、学历职称补贴、住房补贴等组成。自实行新工资制度后，包括朱琳在内的员工工资收入普通得到提高，且不低于国家实行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朱琳亦确认被告按照工资分配方案按月足额发放其工资，并已发放至2016年4月。2016年3月8日朱琳向泰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该委于2016年5月16日作出仲裁裁决，驳回朱琳的仲裁请求。后朱琳因不服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朱琳与春晖中心签订的劳动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
关于朱琳主张春晖中心补发被降低的岗位工资、学历职称工资、基本工资普调差额、被降低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之诉请。首先，朱琳的劳动合同中并未具体约定工资数额，工资结构，仅约定实行月薪制，且约定朱琳的工资执行春晖中心依法制定的相关规定执行。其次，朱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春晖中心有关于工资构成包含岗位工资、学历职称工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工龄工资等名目和对应数额的相关文件规定，以及按照朱琳所处岗位、学历、职称等对照相关文件春晖中心存在少发或不发的情形。再次，朱琳的工资并不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因此，朱琳在无证据证明春晖中心欠发的情形下，主张补发上述工资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朱琳主张春晖中心补发其在原工作单位泰州市印染厂11年的工龄工资之诉请，因是否发放工龄工资是企业自主决定的权利，并无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且春晖中心与泰州市印染厂并非关联企业，朱琳主张春晖中心补发其在泰州印染厂11年的工龄工资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朱琳主张的上述诉求，缺乏法律依据，故其主张按照双倍赔偿之请求，亦不予支持。
关于朱琳主张确认春晖中心2008年、2015年工资改革方案程序和内容违法之诉请，因国家1992年制定的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明确赋予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权利，规定企业享有劳动用工、人事管理、工资奖金分配自主权，有权制定职工晋级增薪、降级减薪的办法，自主决定晋级增薪、降级减薪的条件和时间，春晖中心执行的2008年、2015年工资改革方案均经过职代会讨论通过，并向员工公示，且朱琳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2015年包括工资分配改革方案审议通过的职代会，2015年7月施行的新工资改革与分配方案已取代了2008年的工资分配方案，新方案包括朱琳在内的员工工资收入普遍提高，且方案不违反国家实行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应为合法有效。朱琳称春晖中心2015年的职代会讨论通过工资改革方案和执行工资改革方案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也未能举证证明工资改革方案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其辩解不予采信。朱琳主张春晖中心恢复其宿管中心主任岗位待遇问题，因其被借调到泰职院教材室工作时并未提出异议，且已服从借用安排，现要求享受宿管中心主任岗位待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对于泰职院是否需要承担给付义务的问题，因朱琳是与春晖中心存在劳动关系，工资发放、保险缴纳亦是该单位承担，其与泰职院只是借用关系，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其起诉泰职院无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朱琳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朱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朱琳提供证据1、光盘一份，以证明泰州市总工会在会议中认为被上诉人工会组织、2015年职代会，程序违法，决定内容无效，对上诉人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工资改革方案无约束力。证据2、泰职院工会对泰州市总工会就朱琳信访的回复，该材料说明泰职院认可春晖中心工会十年未改选，违反了工会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春晖中心作出的一系列决定及工资改革方案不合法。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与其上诉请求没有任何关联。证据所反映的春晖中心十年未改选问题，上诉人混淆了概念。工会是否召开会议与是否召开全体职工代表大会是两个概念。在2015年确定工资改革方案时，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并且推选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职工代表参与讨论工资改革方案，程序、内容均合法，对所有职工有效。泰职院工会委员会的回复中明确说明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决定，春晖中心已经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表决会实施，没有否认春晖中心在涉及职工利益时召开职代会的情况。
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朱琳提供的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与待证事实之间并不具有直接关联性，且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泰职院工会委员会的回复，被上诉人未否认其真实性，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上诉人朱琳主张补发的被降低岗位工资、学历职称差额等各项费用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春晖中心2008年、2015年工资改革方案的制定程序和内容是否违法。现围绕上述争议焦点问题详述如下。
（一）关于朱琳主张补发被降低岗位工资、学历职称工资等各项费用问题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仅约定实行月薪制，朱琳的工资按照春晖中心依法制定的相关规定执行，并未对具体工资数额、工资结构进行约定。而朱琳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工资组成中包含上述相应名目且春晖中心存在少发或未发的情形，而春晖中心向其发放的实际工资亦不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故其要求补发所谓被降低岗位工资、学历职称工资等各项费用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朱琳在原工作单位11年的工龄工资问题，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中并未强制性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发放该费用，是否发放属于用人单位有权自主决定的权利，且其要求春晖中心发放该费用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二）关于工资改革方案的制定程序和内容是否合法的问题
根据规定，用人单位应通过与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协商制定内部的工资支付制度，并告知本单位全体劳动者。本案中，一方面，春晖中心执行的2008年、2015年工资改革方案均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履行了相应的民主程序，朱琳作为职工代表也参加了2015年包括工资分配改革方案审议的职工代表大会，且相关方案也向员工公示，故其制定程度并无明显违法之处。另一方面，2015年工资改革方案对包括朱琳在内的员工工资收入普遍提高，且不违反国家实行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因此，上述工资改革方案的制定程序、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朱琳主张工资改革方案制定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制定程序违法、内容无效，但其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朱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朱琳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艳生
代理审判员 陈其海
代理审判员 方明航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邵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