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5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福尔门包装礼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温塘樟村银岭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叶志显，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仲明，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纪生，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鑫宝纸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温塘樟村银岭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刘天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书洪，广东尚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莞福尔门包装礼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福尔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鑫宝纸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鑫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4）东一法东民二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福尔门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2年9月27日，福尔门公司、鑫宝公司签订《厂房设施转让合约》，约定由福尔门公司将其承租的位于东莞市东城区温塘樟村的厂房内的建设及相关设施转让给鑫宝公司，转让价152000元，鑫宝公司应于9月28日现行支付现金50000元，10月10日再付现金50000元，尾款在福尔门公司离场后一次性付清。合同签订后，福尔门公司依约按时完成设施转让、离厂等各项工作，并在2012年10月15日全部撤离，鑫宝公司于当天进驻装修使用。但鑫宝公司至今仍未支付转让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福尔门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鑫宝公司向福尔门公司支付转让金152000元及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10月15日起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止）；二、鑫宝公司向福尔门公司支付保全证据所支付的公证费1000元；三、鑫宝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鑫宝公司向原审法院答辩称：福尔门公司并没有实际履行合同，没有向鑫宝公司交付标的物。福尔门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予以驳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福尔门公司曾向东莞市东城区樟村居委会麦二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为樟村麦二经合社）承租了一幢位于樟村银岭工业园的厂房（3500平方米）及宿舍（2162平方米），租赁期限截止至2014年12月底。根据租赁双方签订的《租赁厂房宿舍合同书》，第三条约定“如乙方（即福尔门公司）中途违约搬迁，必须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甲方（即出租人），其所交的押金不能退回，归甲方所有”，第六条约定“甲方提供厂房、宿舍内已安装好的消防系统和电动货梯给乙方使用，乙方必须由有关部门签订维修保养好，搬迁时完好交回给甲方”，第九条约定“乙方在租赁期间内的装修，不在影响结构原则上，先得到甲方完全授权从事厂建及装修，租约期满，甲方不得要求恢复原状”。其后，福尔门公司因自身原因需提前解除《租赁厂房宿舍合同书》，便找到鑫宝公司洽谈转让事宜。
2012年9月27日，福尔门公司、鑫宝公司签订《厂房设施转让合约》（以下简称为转让合约）。转让合约第一条约定，乙方（福尔门公司）转让厂区内之建设及固定设施员工宿舍及床、台干宿舍之固定设施；第二条约定，乙方必需协助甲方（鑫宝公司）完成与樟村村委会签订房租合约，基本条件总面积以5662平方，每平方8元计价，装修期一个月，押金四个月；第三条约定，设施转让金总计152000元，押金由乙方收回处理，甲方于签订合同当日需付期票支票50000元，9月28日完成与房东签约后再付50000元换回支票，10月10日再次支付现金50000元，乙方完成离厂后一次性现金付清所有尾款。
2012年9月28日，福尔门公司与樟村麦二经合社签订一份《终止租赁合同书》，约定樟村麦二经合社同意提前在2012年9月30日终止双方在2003年11月23日签订的租赁厂房宿舍合同书，该厂房所发生的费用必须于终止日期前全部付清，所有费用付清后樟村麦二经合社退回押金给福尔门公司。福尔门公司确认已经收到樟村麦二经合社退回的租赁押金。
福尔门公司、鑫宝公司签订转让合约后，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案涉转让合约并没有标的物清单，双方对标的物的具体品名、数量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福尔门公司对此提交了一组照片、工商登记档案资料及公证书等，拟证明鑫宝公司已经搬迁至案涉厂房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案涉转让合约项下的设施已经由鑫宝公司实际占有使用。但该照片未经双方签章确认，鑫宝公司在原审庭审中表示不清楚该组照片何时拍摄，亦不确认照片中的物品是转让标的物。福尔门公司主张其已经依约交付标的物，要求鑫宝公司支付转让金。但鑫宝公司抗辩称福尔门公司并未向鑫宝公司履行交付义务，所以不同意支付转让金。
福尔门公司提供一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拟证明鑫宝公司在福尔门公司退租后已经占有使用了同一租赁物，实际控制租赁物及相关设施，推断福尔门公司已经完成转让合约的交付义务。工商登记档案资料显示，鑫宝公司于2012年12月1日与樟村麦二经合社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由鑫宝公司向樟村麦二经合社租赁位于樟村银岭工业园内面积143平方米的厂房，每月租金2500元。2013年9月23日，樟村居委会在《住所（经营场所）产权证明》上盖章同意鑫宝公司用上述场所从事经营活动，鑫宝公司据此办理了住所地变更登记。工商登记档案资料还显示：2012年11月20日，案外人黄春霞、刘玉芝与樟村麦二经合社签订了《租赁合同》，由黄春霞、刘玉芝向樟村麦二经合社承租位于樟村银岭工业区内面积130平方米的厂房，二人于2013年5月31日在该租赁物成立了“东莞市鑫银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鑫银包装公司）。鑫宝公司对此抗辩称其在2013年9月为了办理变更登记而委托代办工商登记业务的公司制作相关资料文本，然后交由樟村居委会及樟村麦二经合社盖章，《厂房租赁合同》落款时间“2012年12月1日”并非真实的合同签订时间，实际形成时间是2013年9月份。鑫宝公司还解释称，当时福尔门公司、鑫宝公司协商约定由福尔门公司协助鑫宝公司以一定条件与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但最终因租赁面积和租金方面（主要是厂房顶层加建部分）发生争议而未能达成一致，鑫宝公司是后来在2013年4、5月份时向鑫银包装公司承租了经营场所。
为查明案件事实，原审法院依法到鑫宝公司住所地进行勘查，并向东莞市东城区樟村居民委员会调查。
在鑫宝公司住所地勘查发现，案涉租赁物位于东莞市东城区温塘樟村银岭工业区，厂房外仅设置有“鑫银”的招牌，内有两栋建筑物。右侧建筑物是生产车间，顶层有搭建铁棚用作仓库，目测面积为200平方米以上。鑫宝公司自认其从鑫银包装公司处承租了左侧建筑物二楼的一个办公室，面积约100平方米，内有少量办公桌椅，厂区其余建筑物由鑫银包装公司使用。鑫宝公司还确认其法定代表人刘天君与鑫银包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春霞是夫妻关系，但认为两家公司都是相互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樟村居委会在调查中陈述称，福尔门公司提前解除租赁合同关系，出租人按照合同约定可没收押金，但当时福尔门公司同意将其在厂房顶层加建的顶棚部分折抵违约金交给出租人，福尔门公司搬离除水电以外的其他设施设备，将空的建筑物交还给出租人，出租人便向福尔门公司退回租赁押金并以空租方式交付给新的承租人。对于新承租人，该居委会表示，福尔门公司要求提前解除租赁合同时曾向出租人提出自行转租给他人，但出租人不同意，要求双方终止租赁合同关系后由出租人与新承租人签订合同。
根据樟村居委会提供的两份《厂房租赁合同书》，案外人黄春霞于2012年12月6日与樟村麦二经合社签订合同，承租位于东莞市东城区温塘樟村银岭工业园的厂房。其中一份合同约定的承租面积为2500平方米、每月租金20000元，计算得出单价为8元／平方米；另一份合同没有约定承租面积，仅约定每月租金26800元，结合上述单价计算得出其承租面积为3350平方米，两份合同合计租赁面积为5850平方米。樟村居委会陈述称就上述厂房仅与黄春霞签订租赁合同，未与其他人签订租赁合同，不清楚黄春霞是否分租，而签订两份合同的原因是黄春霞以方便办理税务为由提出分别签订两份合同的要求。
对于原审法院对樟村居委会作出的调查，鑫宝公司确认真实性、合法性。鑫宝公司还提出，福尔门公司原本承租的面积是5662平方米，而黄春霞承租的面积为5850平方米，188平方米的差异就是福尔门公司在厂房顶层加建的部分，福尔门公司、鑫宝公司及出租人在福尔门公司退租时未能就该加建部分达成一致意见，后来出租人收回整个厂房另行出租，所以福尔门公司未履行向鑫宝公司交付厂房设施、协助鑫宝公司与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的义务。而福尔门公司对于樟村居委会的陈述不予确认，主张福尔门公司离场时由出租人与福尔门公司、鑫宝公司对现场进行交接，从两份《厂房租赁合同书》可见，出租人给予承租人黄春霞二个月免租期（自2012年10月1日至2012年11月30日），鉴于黄春霞与刘天君、鑫宝公司与鑫银包装公司的关联关系，可以认定鑫宝公司在2012年10月1日已经实际控制了案涉租赁物及相关设施。
以上事实，有福尔门公司提交的厂房设施转让合约、终止租赁合同书、照片、支票、工商登记档案资料、公证书、发票，鑫宝公司提交的《证明》、口头裁定准予撤诉笔录，以及原审法院依法调取的租赁厂房宿舍合同书、厂房租赁合同书、照片、原审现场勘查笔录、原审调查笔录、原审庭审笔录等附卷为据。
原审法院认为：福尔门公司与鑫宝公司签订的《厂房设施转让合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应当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一方不履行义务构成违约的，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转让合约的约定，福尔门公司负有向鑫宝公司交付“厂区内之建设及固定设施员工宿舍及床、台干宿舍之固定设施”的主要义务，以及协助鑫宝公司以一定的条件与樟村居委会签订租赁合同的附随义务。而鑫宝公司则负有向福尔门公司分期支付转让金152000元的义务。福尔门公司在本案中要求鑫宝公司支付转让金，应当举证证明其已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首先，虽然转让合约并未附有转让标的物的具体清单，但从合同条款可理解为案涉转让标的物包括添附于租赁物的建筑以及其他动产设施，而引发双方争议的标的物主要是厂房顶层加建的部分。那么，福尔门公司要完全履行交付不动产附着物及动产设施的义务，应当以协助鑫宝公司与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为先决条件。
其二，福尔门公司主张其已经协助鑫宝公司与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鑫宝公司对此不予确认，且鑫宝公司与樟村居委会一致陈述称，福尔门公司退租时，福尔门公司、鑫宝公司与出租人未能协商一致，而案外人黄春霞是后来才与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的。尽管鑫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天君与黄春霞是夫妻关系，但鑫宝公司与鑫银包装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各自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经营场所及其内部的生产设备、办公设施均属于各自的资产范围，两公司承租经营场所产生的租金给付义务也应当自行负担。所以，案外人黄春霞承租了面积5850平方米的厂房，并不能证明鑫宝公司已经实际控制了整个厂房，更不能证明福尔门公司已经协助鑫宝公司与出租人签订了租赁合同。退一步说，即使鑫宝公司与鑫银包装公司存在混同经营，鑫宝公司实际承租了整个厂房，也不能证明福尔门公司已经尽到协助义务促成鑫宝公司与出租人以一定条件签订租赁合同。因为，根据两份《厂房租赁合同书》，承租人使用面积5850平方米的厂房需每月交纳46800元租金，承租期为十年。而若福尔门公司协助鑫宝公司以每平方米8元的条件承租面积5662平方米的厂房，再加上以152000元对价受让顶层加建部分以及其他设施，如此计算得出以这种条件承租十年的成本比黄春霞实际承租的成本更低。但事实上福尔门公司并没有协助鑫宝公司以每平方米8元的对价承租总面积5662平方米的厂房。至于福尔门公司提交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显示鑫宝公司与樟村麦二经合社签订了承租143平方米的《厂房租赁合同》，其签订时间、面积、租金等均不能与转让合约相吻合。综上，原审法院依法认定福尔门公司并未尽到转让合约的附随义务。
其三，福尔门公司主张其已经向鑫宝公司交付了案涉转让合约的标的物，但福尔门公司提交的公证书及照片仅能证明案涉厂房的外观情况，并不能证明照片形成时间是福尔门公司搬离之前还是鑫宝公司进场之后，因此不能证明福尔门公司是否向鑫宝公司交付标的物、标的物具体是什么。福尔门公司对于价值152000元的转让交易，应当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却未能提供任何交付凭证，不符合一般生活经验法则。况且，鑫宝公司对福尔门公司的主张不予确认，而樟村居委会在调查中也陈述称福尔门公司在退租时向出租人返还空厂房，出租人再向新承租人交付空厂房。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福尔门公司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交付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审法院依法认定福尔门公司未尽到转让合约的主要义务，未向鑫宝公司交付转让标的物。
综上所述，福尔门公司未按双方签订的《厂房设施转让合约》的约定履行义务，故福尔门公司要求鑫宝公司支付转让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同理，福尔门公司要求鑫宝公司支付公证费的诉讼请求亦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判决如下：驳回福尔门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17元，由福尔门公司承担。
上诉人福尔门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福尔门公司已按《厂房设施转让合约》的约定，全面地履行了附随义务。根据黄春霞与房东签订的两份《厂房租赁合同书》中关于面积、租金单价、装修期、押金等内容的约定，可证明鑫宝公司在2012年10月1日前就已实际控制使用涉案的租赁标的物，且部分承租条件比双方约定更加优惠。虽然两份《厂房租赁合同书》是由黄春霞与房东签订，但黄春霞与刘天君系夫妻关系且分别担任已实际控制使用案涉租赁标的物的鑫宝公司与鑫银包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鑫宝公司于2012年12月1日也与房东签订了一份《厂房租赁合同》。鑫宝公司的两个股东为刘天君和黄庆传，鑫银包装公司的股东为黄春霞与刘玉芝，刘天君与黄春霞为夫妻关系，黄庆传与黄春霞为姐弟关系，刘天君与刘玉芝为兄妹关系，由此可以看出鑫宝公司为规避对福尔门公司的付款义务，故意从形式上设置不同的法律主体与房东签订租赁合同以逃避法律责任。二、原审判决认定福尔门公司未向鑫宝公司交付转让的标的物与客观事实不符。是否实际交付标的物关键是看鑫宝公司是否实际控制使用涉案标的物。鑫宝公司通过鑫银包装公司的名义实际控制支配使用涉案标的物，等同于鑫宝公司实际控制支配使用案涉标的物。两公司存在牵连关系已构成经营人格的混同，福尔门公司已提供了人格混同的初步证据，鑫宝公司应对人格混同的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黄春霞与房东签订的两份《厂房租赁合同书》约定装修免租期为2012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可以证明鑫宝公司在2012年10月1日前已经实际控制案涉标的物，也证明福尔门公司在2012年9月底前已经实际向鑫宝公司交付案涉标的物。两份《厂房租赁合同书》载明的合同签订时间应该是倒签的，目的在于回避“实际交付”的事实证据。另外，房东在2013年3月出具《证明》证明其未与鑫宝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但从福尔门公司调取的资料却显示房东与鑫宝公司于2012年12月1日签订了一份《厂房租赁合同》，其陈述自相矛盾，应当不被采信。三、鑫宝公司受让标的物后如何进行装修是其自身权利，并不能就此否认标的物已交付的事实。房东关于“加盖四层建筑已充抵福尔门公司提前解除租赁合同的违约金”的陈述缺乏证据支持，且与其已经将租赁押金全额退回给福尔门公司，由鑫宝公司填补租赁押金的事实相矛盾。因原审判决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原审判决错误。四、鑫宝公司在原审法院调查时自认有一部分床架是交给了福尔门公司。综上，福尔门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福尔门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鑫宝公司承担。
上诉人福尔门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被上诉人鑫宝公司向本院答辩称：福尔门公司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被上诉人鑫宝公司在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以下事实：1.对于案涉《厂房设施转让合约》第一条所约定的转让标的的具体范围，福尔门公司主张包括装饰装修物件、床架、顶层添加的天棚、管线等，包括可拆除带走的以及不可拆除带走的；鑫宝公司主张包括顶棚、床等，具体记载不清楚，但都是可以拆除带走的。2.鑫宝公司主张福尔门公司搬走了办公桌、电脑等设备，且全部床架均已搬走；福尔门公司主张其搬走的办公桌、电脑等不属于合同范围内。3.樟村居委会在原审法院的调查中陈述称：根据其与福尔门公司的约定，提前终止合同的，厂房内所有装修不能拆除，归甲方所有。鑫宝公司在原审法院的调查中称福尔门公司自己搬离所有可移动的设备，剩下电线和床位，房东说电线和床位是属于房东的，不能让福尔门公司搬走。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福尔门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福尔门公司是否已履行了向鑫宝公司交付合同标的物之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福尔门公司主张鑫宝公司通过鑫银包装公司实际控制支配使用案涉标的物可以证明福尔门公司已实际交付标的物，本院对此分析如下：第一，《终止租赁合同书》载明福尔门公司与樟村麦二经合社签订的《租赁厂房宿舍合同书》于2012年9月30日终止，虽然鑫银包装公司的两份《厂房租赁合同书》均约定免租期自2012年10月1日起计算，但租期之间并无重叠，并且福尔门公司亦有搬走办公桌、电脑等设备的实际退场行为。第二，樟村居委会在原审法院调查时称因福尔门公司违约提前解除合同，故顶棚及所有装修归于出租人用于折抵福尔门公司的违约金。樟村居委会的前述主张与《租赁厂房宿舍合同书》第三条关于中途违约搬迁押金不能退回的约定，以及樟村麦二经合社向福尔门公司退回押金的情况相互吻合。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新承租人支付的押金与福尔门公司支付的押金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产生，福尔门公司上诉主张出租人退回的押金由鑫宝公司填补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第三，樟村居委会主张其是将福尔门公司返还的空厂房交付给新承租人，故无论新承租人鑫银包装公司与鑫宝公司是否存在主体混同，均未能基于鑫银包装公司或鑫宝公司从出租人处接收的空厂房而当然认定福尔门公司已实际交付《厂房设施转让合约》所涉之标的物。原审判决认定福尔门公司未向鑫宝公司交付转让标的物于理有据，本院对福尔门公司就此提出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福尔门公司另上诉主张其已履行协助鑫宝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附随义务，对此本院认为，原审判决根据签约主体、承租成本、承租面积等认定福尔门公司未尽该附随义务并无不当，本院在此不再赘述。退一步来说，福尔门公司在《厂房设施转让合约》中的主要合同义务仍是在于交付转让标的物，故无论福尔门公司是否已完全履行附随义务，在福尔门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将转让标的物实际交付给鑫宝公司情况下，均缺乏要求鑫宝公司支付转让金的依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福尔门公司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573元，由东莞福尔门包装礼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祁晓娜
代理审判员 田永健
代理审判员 殷莉利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 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