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惠玲，女，1974年1月8日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原AIRLOG公司和HLC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本案于2015年3月11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5年4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邢益强，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文智，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何惠玲犯行贿罪一案，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2016)粤03刑初30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何惠玲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阅案卷和上诉材料，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何惠玲系原AIRLOG公司、HLC公司实际控制人。2007年至2012年期间，何惠玲在与深圳金融XX有限公司(2008年5月更名为X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业务合作过程中，先后多次向X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某样（另案处理）、总裁王某（另案处理）行贿港币共计1750万元，向X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航空部总经理许某德（另案处理）行贿人民币41.1万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何惠玲无视国家法律，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作出判决：被告人何惠玲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上诉人何惠玲提出：1、一审法院要求其重新签署庭审笔录，删改对其有利的内容。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监视居住期间，其被迫按照侦查人员的诱导供述涉案金额1750万元港币。实际上其记不清数额，要求查提款记录。（2）银行记录显示其只取款几次，共500多万元港币。如果取1750万元港币，需要几十次。因此，1750万元港币的数额不成立。（3）其没有通过其他账户取过款项。（4）一审判决认定其向许某德行贿41.1万元证据不足，只有85520元的汇款能确定是其给许某德的钱。3、一审判决认定其构成行贿罪有误。（1）其被吴某样索贿，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2）吴某样、许某德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3）即使认定其有行贿行为，也属于单位行为。4、一审判决量刑畸重。
辩护人邢益强、张文智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何惠玲犯行贿罪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侦查人员没有如实记录何惠玲的辩解。一审法院要求何惠玲重新签署对其不利的庭审笔录。2、何惠玲所在的AIRLOG公司、HLC公司给予吴某样、许某德贿赂的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不是行贿罪。（1）AIRLOG公司、HLC公司合法成立，为了单位利益而给予吴某样、许某德感谢费。（2）何惠玲的行为代表和贯彻公司意志，为了公司利益。（3）本案佣金并非仅由何惠玲个人所有。何惠玲除给予吴某样、许某德款项外，还向合作伙伴李某茁分配利润，及支付公司运营成本。3、许某德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也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何惠玲谋取利益，何惠玲给予许某德款项的行为不构成行贿罪。（1）许某德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X银公司的说明证实许某德不是国家XX银行委派干部，没有行政级别。（2）许某德为何惠玲提供帮助，仅是工作便利，并非职务便利。（3）许某德接受财物时，已经离开航空部。4、本案证据不能证明贿赂数额为1750万元港币。（1）何惠玲没有直接向王某行贿，凭王某的供述不能认定何惠玲向吴某样和王某行贿1750万元港币。（2）王某在庭审中翻供，称没有通过吴某样接受何惠玲的贿赂。（3）根据同步录音、录像，何惠玲在第一次接受讯问就表示只给吴某样钱，金额不确定。（4）何惠玲辨认流水记录，只向吴某样行贿535万元港币。其他金额系侦查人员疲劳审讯、引诱供述等非法方式取得，不符合事实。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按照何惠玲辨认的535万元港币以单位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何惠玲系境外注册的AIRLOG公司、HLC公司实际控制人。2007年至2012年，何惠玲与深圳金融XX有限公司(2008年5月更名为X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合作，何惠玲通过私人关系等帮助深圳金融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金X公司）、X银金融租赁有公司（以下简称“X银公司”）获得XX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航公司”）的飞机租赁业务。深金X公司、X银公司向何惠玲支付佣金，何惠玲则给予X银公司副总裁吴某样（另案处理）、总裁王某（另案处理）“好处费”港币共计1750万元，给予X银公司航空部总经理许某德（另案处理）“感谢费”人民币41.1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2007年，何惠玲先后与吴某样、王某见面，称其跟X航公司领导关系很好，可以从中运作，帮助深金X公司获得X航公司的飞机租赁项目，事成之后，何惠玲收取费用。王某、吴某样同意。随后，何惠玲通过向X航公司有关领导打招呼等方式，帮助深金X公司取得X航公司4架飞机租赁业务。事成之后，深金X公司与何惠玲的AIRLOG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第一份），约定按照深金X公司收取X航公司飞机租金0.5%的比例，以咨询服务费名义向何惠玲支付费用（即佣金）。2007年下半年，吴某样与何惠玲约定继续合作，由何惠玲帮助深金X公司取得X航公司新的飞机租赁业务。随后，何惠玲通过向X航公司有关领导打招呼等方式，帮助深金X公司取得X航公司9架飞机的租赁业务。吴某样与何惠玲商定，这次深金X公司提高佣金比例，何惠玲则将佣金的50%作为好处费送给吴某样等人。2007年12月14日，经王某同意，深金X公司与AIRLOG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第二份），约定向何惠玲支付的费用比例大幅增加至租金的0.8%以上（其中6架以内每架0.8%，超过6架的，每增加一架，费用比例相应递增0.1%）。2008年5月开始，深金X公司、X银公司按约定，分次向何惠玲支付费用。每次支付费用，由业务一部（后改名航空部）制单，先经航空业务部门领导许某德、财务部门领导、吴某样签字，最后由王某签字同意。至2012年4月，共支付人民币52598491.17元。何惠玲收到佣金后，分次提取共计现金港币1750万元现金，送给吴某样。吴某样再与王某进行分配。
（二）2011年，X航公司需要租赁一批E190飞机。吴某样与何惠玲协商继续合作，由何惠玲帮助X银公司取得该项目。此后，何惠玲通过向X航公司有关领导打招呼等方式，帮助X银公司中标，取得X航公司20架E190飞机的租赁项目。期间，吴某样提出X银公司现在制度很规范，长期跟AIRLOG公司签订协议不好。于是，何惠玲注册成立HLC公司，以HLC公司名义分别于2011年5月、2012年4月与X银公司签订两份交付监造服务协议，约定HLC公司提供20架E190飞机的交付监造服务，X银公司以每架飞机税后10万美元的标准向HLC公司支付监造服务费的形式向何惠玲支付费用。X银公司分次将200万美元支付给何惠玲。每次支付费用，均由航空部制单，先经航空部总经理许某德、财务部门领导、吴某样签字，最后由王某签字同意。协议约定何惠玲负责提供飞机监造报告，实际其无法履行该义务，许某德要求航空部技术总监陈某组织撰写了飞机监造报告。何惠玲为感谢许某德在提供报告及支付费用等方面的帮助，于2012年2月至7月间，分三次向许某德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人民币41.1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书证
1.立案决定书、指定管辖决定书，证实：本案立案侦查情况。
2.何惠玲的身份证明，证实其基本身份情况。
3.抓获经过，证实：何惠玲的归案经过。
4.深圳金融XX有限公司、X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材料，证实：2008年4月17日，深圳金融XX有限公司股东单位变更为国家XX银行（出资比例93.86%）等。2008年5月22日，深圳金融XX有限公司更名为X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该公司系国有控股公司。
5.国家XX银行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实其性质为全民所有制。
6.王某、吴某样、许某德的任职文件，证明：王某1999年12月至2008年5月，任深圳金融XX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08年6月20日至2010年3月，经国家XX银行委派，任X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总裁（2008年11月至2010年3月任临时党委副书记，2010年2月起行政级别为副局级）；2010年3月10日至2014年10月，经国家XX银行提名，任X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2014年10月29日至案发，经国家XX银行提名，任X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2008年4月18日，根据王某提名，吴某样任深圳金融XX有限公司副总裁。2010年7月30日，中共国家XX银行委员会决定吴某样任X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党委员。2015年1月5日，中共国家XX银行委员会决定免去吴某样X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党委员职务，提议免去副总裁职务。许某德2010年10月26日，国家XX银行批复X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同意许某德任航空事业部总经理。2012年4月，国家XX银行批复X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同意许某德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党委组织部部长。
7.深金X公司（X银公司）与X航公司签订的经营性租赁合同。
8.深圳金融XX有限公司与AIRLOG公司签订的两份《合作协议》及公司内部文件，第一份协议：签字人分别为何惠玲和许某德，约定深圳金融XX有限公司按照飞机租金的1%（飞机数量不少于5架）、0.5%（飞机数量少于5架）向AIRLOG公司支付服务费。第二份协议：签订时间2007年12月14日，签字人分别为何惠玲和许某德，服务费费率提高至0.8%以上（其中6架以内每架0.8%，超过6架的，每增加一架，费用比例相应递增0.1%，12架以上1.5%）。
9.深金X公司（X银公司）向AIRLOG公司支付咨询费清单、会计凭证，证明:2007年8月至2012年4月，深金X公司（X银公司）向何惠玲支付咨询费共计人民币52598491.17元。
10.X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HLC公司签订的两份《E-190飞机交付监造服务协议》、公司内部文件及付款凭证，第一份协议：签订时间2011年5月29日，HLC公司提供10架E-190飞机交付监造服务，服务费用每架10万美元。第二份协议：签订时间2012年4月29日，HLC公司提供10架E-190飞机交付监造服务，服务费用每架10万美元。
11.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何惠玲个人账户取款凭证，何惠玲辨认其于2008年至2010年提取港币现金送给吴某样的记录，共计港币5355000元。
12.许某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许某白、许某德、何惠玲进行了辨认，证实：何惠玲于2012年2月3日、8月30日分三笔通过他人账户向许某白的账户转入人民币41.1万元，许某白转入许某德账户40万元。
（二）证人证言
1.证人王某的证言：2007年年中，公司副总裁吴某样向我引荐AIRLOG公司的何惠玲。何惠玲说她和X航党委书记李某新及李某新的儿子李某茁关系比较密切，通过这层关系可以促成我公司和X航的飞机租赁业务。另外，X航副总经理徐某波也曾和我提起过何惠玲。由于飞机租赁竞争比较激烈，需要外力帮忙。我就责成航空部领导与何惠玲接洽。经过公司开会谈论，同意由何惠玲代理促成我们公司跟X航的飞机租赁业务。2007年，AIRLOG公司与深金X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AIRLOG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我公司按照飞机租金的一定比例支付佣金给何惠玲。何惠玲分几次促成我公司做成了X航公司总共13架经营性飞机租赁业务。AIRLOG公司从我公司累计收取咨询服务费5000万元人民币。我公司是分期支付何惠玲的佣金。每次X航将当月租金转给我们后，经过航空部、财务部领导审批，最后经我签字同意，然后由财务部支付给何惠玲指定的公司账户。跟何惠玲签订合作协议时，吴某样告诉我，说何惠玲想从咨询费中拿出一部分，作为送给我和吴某样的好处费。我同意了，让吴某样具体操作。2010年至2011年，我分三次通过吴某样收受何惠玲送给我的好处费。第一次是在2010年上半年，吴某样在我办公室给我140万元港币现金；第二次是在2010年下半年，吴某样在我办公室给了我150万元港币现金；第三次是2011年下半年，吴某样在我办公室给我260万元港币现金。三次共计550万元港币，钱都是面值1000元的港币，每10万元一扎，用袋子装着。事实上，何惠玲公司没有起什么咨询作用，她就是去公关的，说白了就是我们利用何惠玲的人脉关系来拿下X航的飞机租赁业务。2010年以后，何惠玲跟我公司有一批20架E190飞机租赁合作业务，一架飞机10万美元费用。这次合作，何惠玲没有给我好处费。因为国家XX银行作为股东进来了，公司管理越来越规范。
2.证人许某德的证言：2007年至2012年2月，我任X银公司航空部总经理，期间我与AIRLOG公司负责人何惠玲有不正当经济往来。2007年，深金X想承接X航的飞机租赁项目，聘请AIRLOG公司提供中介咨询服务。AIRLOG公司负责与X航相关人员联系，协调我公司与X航的关系，帮助我们取得项目，以及提供合同约定的其他服务。2010年左右，我公司与X航有一个E190飞机租赁业务，一共是20架飞机，也是何惠玲的公司提供中介咨询服务。我所在的航空部主要负责与X航的业务谈判以及飞机的交付。在X航E190飞机租赁业务中，何惠玲提出给航空部员工一些辛苦费，我当时没有接受。后来吴某样跟我说，大家干活辛苦，让何给补贴一点费用，慰劳大家，我犹豫一下后还是答应了。2012年，我已调离航空部。何惠玲又找到我说给一些辛苦费。我觉得她是想感谢我以及帮她做过事的基层员工。我同意后就把我父亲许某白在福建省晋江市建设银行的账号给了何惠玲。何惠玲总共汇了41.1万元人民币到许某白的账户。我父亲账户里有钱进账后给我打电话，说收到不知道来源的钱。我让他转给我。具体我父亲每次转给我的数额，我无法精确回忆，总数额应该是40万元多一点。这四十多万元我有请航空部的同事以及公司领导吃饭，剩下的钱自己花掉了。何惠玲送钱给我，是为了感谢航空部在这个项目中做了本应由AIRLOG公司做的市场调研报告、监造报告、谈判要点等工作。因为何惠玲提供的东西很简单，完全不能使用，所以我们帮她做了。
3.证人许某白的证言：经仔细辨认我在福建省晋江市建设银行的账户交易流水，其中有三笔交易记录，2012年2月3日转入的134980元和85520元以及2012年8月30日转入的190500元，总共41.1万元，对方我不认识。因为我其他亲戚子女都不会有这样的款项入账，只可能是许某德那边的钱。当时我就打电话给许某德，他没有告诉我原因，只是让我转到他账户，由他处理。经辨认我转账给许某德的交易流水，我在2012年2月8日转出50000元和170000元以及2012年9月3日转出190000元，三笔共计41万元，转到许某德的账户。
4.证人陈某的证言：我自2006年底后到深金X公司（现X银公司）任技术总监，负责飞机租赁相关技术工作，主要有飞机市场投放技术、飞机监造、飞机运营日常管理。何惠玲的公司与X银租赁一共有三次合作。我主持了全部租赁合同的谈判和最后一次的飞机购买合同谈判。我作为技术总监会对一些技术方面的报告提出意见，具体撰写是航空部的同事负责。E190项目开始后，我们作为购买方有飞机监造的权利。吴某样提出找一家提供飞机监造服务的公司，并提出让何惠玲的HLC公司中标，最后也确实是何惠玲的公司中标。在这以前，何惠玲帮我们拉X航的飞机租赁订单，她没有能力完成飞机监造工作。最后在执行过程上，X银公司实际没有派人到巴西执行飞机监造工作，而是X航派专人到巴西执行飞机监造工作。飞机监造合同按照合同规定应该由何惠玲的公司来完成，但她的公司没有能力写这份报告。有一天，我和许某德在吴某样的办公室，吴某样和许某德二人都说，何惠玲没有能力完成飞机监造报告，让我帮忙完成这项任务。我就按领导指示，安排航空部的同事，每完成一架飞机交付就写一份飞机监造报告交给公司。
三、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上诉人何惠玲的供述和辩解：2006年，我与一个叫TONY王的人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AIRLOG公司。我任法人代表，经营公司，公司于2013年底至2014年初左右注销。AIRLOG公司主要代理境外公司与境内航空公司做贸易。2007年初，我认识吴某样，当时他是深金X公司副总经理。我当时想做飞机租赁方面的生意，就和吴某样联系。李某茁是李某新的儿子，他和XX航空集团的高层领导比较熟，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了不少X航高管的家庭情况以及信息。我把我从李某茁那里打听到的情况跟吴某样说，让吴某样误以为我跟X航公司高管关系很密切，找X航做业务可以与我合作。后来吴某样把我介绍给王某，并私下跟王某说我认识X航的高管，可以帮助他们从中搭线，把深金X在X航的飞机租赁业务做得更大。不久，吴某样说有个X航的项目想找我合作，如果做成就会给我一笔佣金，我答应了。于是我就与深金X签订了一个合作意向书（佣金合同是在事成之后才签订的）。与此同时，我找到李某茁请他出面跟X航高管打招呼，并且答应佣金给他一半。李某茁说他与X航董事长刘绍勇的夫人和副总徐某波比较熟。我托李某茁按照吴某样要求安排X航副总徐某波跟王某会面。最后深金X做成了X航的这笔飞机租赁业务，但该租赁合同实际只执行一半,深金X按照合同给我约100万美元佣金，当时折合人民币约700万元。第一次合作顺利完成后，大家就比较信任了。吴某样再次找到我，说X航在2008年有一项13架左右空客飞机的租赁业务，深金X想与我合作。我答应了。然后我找李某茁帮忙，佣金按老规矩一人一半，李某茁答应了。深金X中了这个项目的标。不久，吴某样约我在北京见面，说：“这么多公司都能做这类业务，我们找你们公司做，主要是因为我对你们公司的认可。”他暗示我应该有所“表示”。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直接说要分一半的佣金，我表示很为难，我没有给他送钱的想法。吴某样主动说在费率方面会适当提高。我说要回去和李某茁商量。李某茁刚开始有异议，最后也同意了。我答复吴某样之后，深金X的许某德通过电子邮件向我提供协议的模板，我看到服务费的费率标准确实提高了，约定按照飞机租金的0.8%以上（其中6架以内每架0.8%，超过6架的，每增加一架，费用比例相应递增0.1%）收取费用。一来在合同的表面上让人觉得这是根据飞机租赁的数量增加来提高费率；二来我自己的收益跟第一份协议差不多。后来就以这个费率跟深金X签订了合作协议。我跟李某茁、吴某样三方约定，这笔佣金不管多少，都按吴某样二分之一，我和李某茁四分之一的比例分配。按照合同，我总共拿到约540万美元的税后佣金，约两年内收齐。期间，我给了吴某样7、8次钱。我从香港渣打银行的公司账户转钱到我在香港渣打银行的个人账户，我在香港取出对应的港币现金，然后到深圳交给吴某样。我应该给吴某样270万美元，但实际只给了1750万元港币，算起来还不足270万美元。我觉得这些钱不是吴某样自己一个人得的，王某也有一份。后来吴某样跟我提过，这笔钱真不是他一个人得的。我仔细看了我在香港渣打银行的账户，我取给吴某样的535万元港币左右，取给李某茁的220万元港币左右。这里面的记录不太全，可能我在AIRLOG公司香港渣打银行的账户也取过现金。
2010年左右，X航有一项20架左右的E-190飞机租赁业务，X银公司想做这项业务。吴某样找到我合作，说公司改制后，现在规范了很多，老跟同一家公司签这种协议不好。所以我专门成立了一家HLC的境外公司，公司法人和唯一股东都是我一个加拿大的华人朋友min****.zhou，但他只是挂名，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我。我随后请李某茁出面运作。X银公司以一个很低的价格中了标，给我一个“打包价”，总数200万美元。吴某样表示公司已经改革，这次就不从佣金里面拿钱了。这笔佣金是X银公司分几笔汇款到HLC公司在香港汇丰银行账户上。我公司和深金X公司的这两次合作，正常来说，我们提供的主要服务是市场分析报告和飞机监造报告，因为我们公司没有相应的业务团队，所以这两个报告由吴某样交代深金X下属的航空业务部做的。但我通过李某茁的关系给了深金X提供了很多帮助，扩大了知名度，让他们的高层能与X航高层见面等。我与深金X航空部许某德也有不正当经济往来。由于我经常与深金X有业务往来，与许某德相互认识，之前几次业务往来也经常接触，但没有送钱给他。2012年左右，吴某样跟我说，他手下的人很辛苦，让我适当的时候表示一下，慰劳一下大家。2012年间，我帮X银公司促成了X航20架E190飞机租赁业务的项目。我先是请航空部员工吃了次饭，许某德也参加了，我给参加饭局的人每人送了一张1000元的购物卡。我考虑许某德是航空部的经理，还得另外感谢他。我便向许某德提出赠送一些“辛苦费”给他。许某德让我打钱到许某白的账户。经我辨认银行交易记录，2012年2月3日，一笔134980元，一笔85520元，这两笔交易记录是我转账到许某白的账户里的。一笔转账的相对方是胡中庭，他是我朋友“小管”的亲戚，想换一些美元。于是我用AIRLOG公司在香港渣打银行的账户给胡中庭转账一些美元，因为那时我正好要给许某德一些感谢费，所以就让胡中庭直接转账给了许某德指定的账户。另一笔转账记录的相对方是上海巴富仕游艇销售公司，可能是我找的地下钱庄。我印象中在这次转账几个月后，我又给许某德指定的账户汇过一笔钱，因为时间比较久，我平时这种转账来往比较多，具体金额我记不清了。看了转账记录后，我应该是给了许某德30到40万元左右，以最后查明的银行记录为准。我送钱给许某德，一方面是因为之前几次业务合作中，都是许某德和他的部门的人在负责具体工作，对我的业务比较支持和配合，支付佣金也很及时。譬如，他与我一起商议我跟深金X签订的咨询合同的具体条款、航空部的专业人士帮我公司完成市场报告和监造报告等。另一方面就是许某德和他的部门负责支付我X航E190业务的佣金工作，送他钱也是想让他在这件事上继续支持我，让我按时拿到佣金。
对于上诉人何惠玲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重的意见及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经查，1、关于逼供、诱供问题。何惠玲提出侦查人员隔很多天才准许其洗澡，称不交代就关一年，逼迫、诱导其供述，上述内容难以查证，且不符合胁迫等非法证据排除的有关规定。因此，何惠玲提出的逼供、诱供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关于删改庭审笔录问题。一审法院的庭审笔录详细记录何惠玲关于逼供、诱供、索贿等辩解意见。因此，何惠玲及辩护人提出一审庭审笔录删改何惠玲辩解的意见不成立。3、关于行贿吴某样、王某的数额问题。（1）何惠玲供述第二次合作时，吴某样提出要一半佣金，其同意了。其收到佣金540万元美金，应该给吴某样270万美元，实际给了吴某样1750万元港币，折算还不足270万元美金。（2）证人王某陈述吴某样与何惠玲谈好之后告诉其，说何惠玲愿意从咨询费中拿出一部分，印象中是三成，作为送给其和吴某样的好处费。其和吴某样约定对半分。后来，吴某样从何惠玲处收到好处费后，先后分三次交给其港币现金共约550万元。（3）何惠玲辨认了其在渣打银行取款535.万元港币送给吴某样的记录。（4）虽然何惠玲辩解实际送的数额没有1750万元港币，但是何惠玲稳定供述约定的好处费数额是佣金的一半。王某实际获得550万元港币，推算一半佣金的数额与1750万元基本吻合。综合上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1750万元港币的数额并无不当。4、关于行贿许某德的数额问题。（1）何惠玲辨认银行凭证的转账记录后，供认其应该行贿许某德40万元左右。（2）许某德一直供述其提供许某白的账户给何惠玲，何惠玲通过转账到许某白的账户，送给其41.1万元，并辨认了有关转账记录。（3）许某白陈述其账户分几次共收到汇款41.1万元，其告诉了许某德，并按许某德的要求转给了他。许某白辨认了有关转账记录。（4）许某白的银行账户明细证实收到上海有关账户41.1万元的情况。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证实何惠玲行贿许某德的数额为41.1万元。5、关于索贿和谋取不正当利益问题。（1）何惠玲供述通过私人关系，通过向X航公司有关领导打招呼等不正当方式促成深金X公司、X银公司取得X航公司的飞机租赁项目，并与吴某样采取提高佣金比例等方式将佣金回扣给吴某样等人。何惠玲通过上述方式谋取利益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2）《刑法》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本案中，何惠玲的行为构成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否索贿不影响行贿的性质。6、关于单位犯罪问题。（1）本案中，何惠玲主要通过私人关系且采取不正当方式提供所谓中介服务，并非公司正常的经营方式。（2）虽然何惠玲以公司名义签订合作协议，佣金亦汇入公司账户，但是何惠玲收到佣金后，从公司账户转钱到个人账户，再从个人账户提取现金作为好处费交给吴某样，剩余的佣金再分一半给李某茁，最后剩余部分由其个人占有。从上可以看出，本案佣金实际主要由何惠玲个人支配。《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行贿罪的规定处罚。因此，一审判决认为何惠玲的行为不构成单位行贿并无不当。7、关于本案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问题。（1）吴某样的任职文件证实2008年4月18日，根据王某提名，吴某样任深圳金融XX有限公司副总裁。2010年7月30日，中共国家XX银行委员会决定吴某样任X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党委员。2015年1月5日，中共国家XX银行委员会决定免去吴某样X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党委员职务，提议免去副总裁职务。（2）许某德的任职文件证实2010年10月26日，国家XX银行批复X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同意许某德任航空事业部总经理。2012年4月，国家XX银行批复X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同意许某德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党委组织部部长。（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的规定，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他分支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具体的任命机构和程序，不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担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出资企业中持有个人股份或者同时接受非国有股东委托的，不影响其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4）国家XX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属于国有公司。根据上述规定，吴某样、许某德属于受国有公司提名、推荐、任命、批准在国家出资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本院认为，上诉人何惠玲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惟何惠玲的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应当判处没收财产的附加刑，一审判决对何惠玲判处罚金刑有误，予以纠正。上诉人何惠玲上诉所提意见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理由均不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二条、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刑初303号刑事判决的定罪部分和量刑的主刑部分；
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刑初303号刑事判决量刑的附加刑部分；
三、上诉人何惠玲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曜天
审判员 吴铁城
审判员 邓敏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廖宝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九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犯行贿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二）行贿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