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0民终11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海，男，1966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燕，重庆辉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民，四川盛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昌明，男，197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隆昌市，经常居住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宦锐，云南宏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钱从芬，女，197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隆昌市，经常居住地：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宦锐，云南宏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胡平，196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奉贤区，现住四川省隆昌市。
原审第三人：张义鸿，1967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
上诉人钟海诉被上诉人范昌明、钱从芬、原审第三人胡平、张义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2017）川1028民初12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钟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燕、张民、被上诉人范昌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宦锐、钱从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宦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胡平、张义鸿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缺席审理。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钟海上诉请求：撤销（2017）川1028民初128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范昌明、钱从芬系夫妻。范昌明以做生意需资金周转向钟海借款200万元，口头约定年利率50%，并约定一年归还。钟海于2014年1月1日、1月2日，通过网上银行合计转款200万元给范昌明，现范昌明否认向钟海借款，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钟海的诉讼请求，判决范昌明、钱从芬返还借款及利息，利息按年息50%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钟海与范昌明、胡平均认识，要借钱给胡平，为什么不直接汇款给胡平，反而汇款给范昌明？胡平承包水库，范昌明在给他做帐，他按胡平指示付款给其他人，帐本在他手里，他还垫钱给胡平办事，如果范昌明不是胡平承包水库的合伙人，他会不仅免费做账，还给胡平垫钱做生意？根据现有证据无任何证据证明钟海是胡平承包水库的合伙人，也无任何证据证明胡平向钟海出具了委托手续，让钟海转款给范昌明，再由范昌明转款给胡平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证据严重错误。
范昌明辩称，钟海起诉范昌明向其借款不是事实。范昌明并未向钟海借款，钟海通过银行账户转款到范昌明账户的200万元，是钟海与案外人张义鸿、胡平三人合伙承包云南楚雄市禄丰县禄丰水库搞水产养殖的钱款，因范昌明长期居住云南昆明，是钟海和张义鸿的意见把钱汇入范昌明的账户，由范昌明把钱转给胡平，范昌明收到钱后，及时将钱转给了胡平，胡平还打了借条给钟海和张义鸿。如果是范昌明向钟海借款，钟海就应该有范昌明向其借款的相关手续，有范昌明出具的借条，并且应当明确有借款利息、借款期限、还款时间、范昌明借款的具体用途、钟海向范昌明催收借款等依据，但钟海都没有任何依据，是恶意对范昌明提起诉讼。钟海和被告范昌明是在2013年11月才认识，认识到现在没有任何书信等往来，钟海在成都，范昌明在昆明，双方之间无借贷合意。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钟海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钱从芬辩称，钱从芬虽与范昌明系夫妻，但钟海转款给范昌明，钱从芬并不知情，且范昌明将钱转给了他人，范昌明从未占有使用该款，也未用于家庭生活或生产经营，钟海起诉钱从芬还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钟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范昌明、钱从芬返还借款200万元及利息；2.诉讼费用由范昌明、钱从芬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和第三人张义鸿系高中同学，关系一直紧密。被告范昌明与第三人张义鸿系朋友关系，与胡平经营的田园养殖公司所在村的村长张胜利系同镇老乡，也认识较长时间。2013年6月起，原告与第三人张义鸿合伙在云南从事隧道工程承包施工，2013年11月，原告钟海和张义鸿在昆明收工程尾款，胡平、张胜利等人在此期间先后前往云南昆明，原告钟海和张义鸿、胡平、张胜利等人均入住被告范昌明在昆明经营的酒店，钟海、张义鸿、胡平、范昌明及双方的陪同人员相互结识。经张义鸿介绍，原告钟海与被告范昌明相识，相识之前原、被告无电话、经济等往来，原告和被告范昌明与胡平在2014年1月之前也无经济往来。
2013年11月，胡平、张胜利、姚涛等人到云南山兴村考察项目，然后又到其他地方考察。考察不成后返回四川，2013年12月胡平、张胜利、姚涛等人再到云南，经范昌明介绍胡平考察了云南禄丰东河水库，胡平等人考察期间在范昌明宾馆里和钟海、张义鸿汇合、结识。经范昌明介绍，胡平和东河水库的承包人林邦华基本谈妥了转包条件，胡平与林邦华与2014年1月17日签订《禄丰县中型灌区管理委员会东河水库水面转包合同》，胡平需支付财产转让费200万元，另每年需支付租金。签订合同时胡平支付了51万元，后面的付款在2014年3-4月间分期付清。其间2013年12月20日，原告钟海与被告范昌明及同行人员张义鸿、胡平、张胜利、姚涛、张瑞隆等一行人到云南石林风景区旅游，拍照留影。
2014年1月1日，原告钟海通过其农业银行成都荷花池支行向被告范昌明在农行昆明新螺蛳湾支行转款100万元，2014年1月2日，原告钟海再向被告范昌明的账户号转款100万元，合计200万元,该两笔转账系原告通过网上银行办理，办理时原告未注明转款用途。2013年12月31日，被告范昌明账户余额为：377672.23元。2014年1月1日，被告范昌明账户被他人转入30万元和现金存入15万元，账户余额为1827672.23元。被告范昌明通过该账户号向胡平的农行账户转款180万元，2014年1月3日，通过该账户号被告范昌明再次转款20万元到胡平的账户号。被告范昌明账户上长期有每笔金额为几十万元的资金进出。
胡平与林邦华的转包合同签订后，胡平安排姚涛、张瑞隆等先后管理云南禄丰东河水库，张义鸿于2014年3月间有约一周时间在东河水库，不久后张义鸿离开水库。被告胡平于2014年4月1日向张义鸿出具75万的借条1张，约定借款期限1年，张胜利做担保。现有证据无法认定钟海、张义鸿、胡平合伙经营云南禄丰东河水库，也无法认定胡平与被告范昌明合伙承包经营云南禄丰东河水库。
2015年1月31日9时28分，张义鸿通过其手机向胡平号码的手机发送短信“胡总，情况怎样了”、9时30分发送短信，2015年2月4日9时01分，张义鸿向胡平发送短信“胡总，明天就五号了，情况怎样了。”9时27分胡平回复短信“鸿哥，就这几天办好汇给你，我也就回四川了”，9时40分，张义鸿回复“好，我这边他们也催得急。不能再推了。”2015年2月5日9点50分，张义鸿通过手机向被告范昌明的手机发送短信“范总，款的事情需要你协助催收。”在一段时间之后，张义鸿与胡平通话，在通话钟张义鸿对胡平称“你说的钱好久到位？”。胡平在电话里对张义鸿称：把账算了，总的多少钱，下周来拿，把东西全部还给胡平，三百多万胡平有钱，把水库的、复印件、整套手续都拿过来等。张义鸿说：我问的我那个。胡平称：“不管你哪个，所有的钱统统来拿”。
被告范昌明2015年4月13日报案受诈骗后，当日公安人员对胡平、张胜利、范昌明进行了询问，胡平在公安机关的调查中确认2013年年底向张义鸿、钟海借款200万，2014年4月向张义鸿借款50万年息均是50%，曾出具借条，借款只有张义鸿、钟海、张胜利、范昌明、胡平五人清楚情况，钟海、张义鸿愿意同胡平合作管理水库，考虑到范昌明在云南熟悉，胡平让范昌明管理水库的账目和资金，钟海、张义鸿、胡平口头委托范昌明做资金管理，范昌明是帮忙管理，没有在其中赚钱，张义鸿和钟海在胡平的指示下打款到范昌明账户，范昌明按胡平的指示转给胡平或他人。水库的承包合同、委托书等交给了张义鸿。张胜利在公安机关的调查中确认钟海、张义鸿与胡平、张胜利在云南通过范昌明介绍认识，钟海、张义鸿先与胡平商量合作经营水库，后商量的借钱，大多数是胡平和张义鸿在谈，商量借款时张胜利有时在场，清楚一些情况，就只有张义鸿、钟海、张胜利、范昌明、胡平五人清楚情况。胡平向钟海、张义鸿借了200万，是通过范昌明的银行卡转入胡平的银行卡，因为大家都认识范昌明，通过范昌明转账钟海、张义鸿更放心。
原告钟海对被告范昌明、钱从芬于2015年3月6日以民间借贷之诉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被告范昌明于2015年4月13日向隆昌县公安局响石派出所报案称其被诈骗，隆昌县公安局响石派出所依法对胡平、张胜利、范昌明进行了询问。2015年4月21日和2015年7月24日隆昌法院两次开庭，2015年10月30日的第三次开庭时，原告申请证人张义鸿、李杰崇到庭作证，张义鸿到庭证明原告和被告范昌明曾在昆明协商借款和原告打电话咨询是否借款给被告范昌明等情况，被告李杰崇证实曾听原告和张义鸿提过被告范昌明向原告借款。开庭后原告钟海于2015年11月9日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10日裁定准予原告钟海撤诉。
2015年11月11日，原告对被告范昌明、钱从芬以返还不当得利之诉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诉前财产保全，2016年1月6日，以返还不当得利之诉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受理了此案。被告范昌明、钱从芬于2016年1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原告钟海于2016年春节后向一审法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为“民间借贷”之诉，并对一审法院作出的管辖权异议裁定提起上诉，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日裁定一审法院按“民间借贷”之诉管辖并进行审理。该案经隆昌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于2017年1月17日以（2016）川1028民初160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钟海的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于2017年4月17日发回重审。本案于2017年4月24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为查明案情，本案依法追加了胡平、张义鸿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起的诉讼，请求权是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需原告举证的事实一是双方有借款的约定，二是一方当事人已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借款。对这两个事实要件，举证责任依法分配给原告。被告的抗辩是否认与原告有借款关系，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被告对否认的事实不举证。钱款已交付是双方不争的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是否有借款的约定，即是否有借贷合意。
对借贷合意的证明，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因此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如果借款人否认借款事实存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存在的举证责任就由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贷款人一方承担，如贷款人不能提供相应证据，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案的原告已向被告范昌明转账200万元，被告范昌明以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关系，资金往来属于其他用途为由抗辩，则银行转账凭证并不能单独成为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需结合具体情况和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对于具体情况和证据，一审法院评判如下：
第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需原告举证的事实一是双方有借款的约定，二是一方当事人已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借款。对事实要件，法律规定是原告先举证，而原告未举有诸如借条、收条、欠条、书面合同、电话录音、微信、短信等属于借款约定的证据。原告所诉称的张义鸿和李杰崇的证人证言证明有借款约定，李杰崇的证言系传来证据，证明力低，张义鸿的证言系孤证，并且张义鸿与原告系数十年的朋友也系合伙人，有利害关系，张义鸿和李杰崇的证言也与胡平、张胜利在公安机关的证言冲突，一审法院对张义鸿和李杰崇的证言不予认定，故原告提交的证人证言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范昌明之间有借款约定。
第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的司法解释》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出借人提起民间借贷之诉的举证责任是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在本案中原告称第三人胡平否认向原告借款就证明原告与被告范昌明之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原告此称不是司法解释中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也无其他证据印证，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由原告承担。
第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的司法解释》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被告抗辩原、被告无借贷行为，并已作合理说明，也举有相关证据，故原告需对其出借200万元资金没有债权凭证在当地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进行举证，即根据原告的举证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但原告除举有未注明转账用途的转账凭证外未举有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不能判断借贷事实已发生。
第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的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之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结合本案案情，被告范昌明抗辩的不是偿还原告和被告双方之间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而是被告与原告、第三人胡平、张义鸿之间具有委托关系，受三人的委托转款，并且原告和被告范昌明之前无联系和经济往来，故此规定在本案中不得适用，被告范昌明不依据此司法解释承担交易款项属于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举证责任。
第五，依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0条“缺乏借贷合意证明的借贷事实认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应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合意及出借款项的实际交付进行审查，原告仅能提供款项交付凭证，而被告提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抗辩，并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系基于其他法律关系产生，人民法院应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进一步予以审查，并要求原告对支付相关款项的具体事由、前因后果及被告未出具借条的合理原因提供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规定，被告范昌明已提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抗辩，并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系基于其他法律关系产生，此时原告对支付相关款项的具体事由、前因后果及被告未出具借条的合理原因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
综上,原告钟海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钟海和被告范昌明双方之间有借贷合意，依法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钟海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钟海、被上诉人范昌明、钱从芬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张义鸿于2015年10月30日在一审法院出庭作证的证词为：我和钟海是朋友，通过范昌明的老表认识了范昌明。范昌明在昆明做生意，发展的很好，经过几次接触，关系变得比较好。2013年5月左右，我和几个朋友在昆明修隧道，范昌明开车接我去他做生意的地方耍，住的他开的酒店里面。钟海在2013年11月底到工地来昆明，我和钟海一起住在范昌明的酒店里面，大概在12月，我、钟海、范昌明和李杰崇等其他几个人一起闲聊的时候讲到借钱的回报率可以达到50%的回报率。后来范昌明又独到我跟钟海住的另一房间讲了借钱。之后，我回到了隆昌。1月的时候钟海打电话给我说“范总跟他借钱200万元，问我借不借？”。我说这个你看着办，他为人耿直，有偿还能力，应该没有问题。
李杰崇于2015年10月30日在一审法院出庭作证的证词为：我和钟海、范昌明都是兄弟伙的关系，与钱从芬没有见过。我去昆明时都是住在范昌明的酒店里面。2013年底，听说钟海借了200万元给范昌明，一年50%的利息。
胡平于2015年4月21日在一审法院出庭作证的证词为：我与钟海、张义鸿合伙经营禄丰东河水库，双方共同委托范昌明管理。我通过范昌明认识了钟海、张义鸿，后我钟海、张义鸿到昆明水库考察了几次，他们愿意和我一起经营禄丰东河水库，他们同意出资，实际上也是借款300万元经营水库，我们一起委托范昌明管理禄丰东河水库。当时约定借款300万元，实际上汇款200万元。该款借条是打给钟海或是张义鸿的，我记不清了。我们三方共同委托打钱给范昌明，由范昌明管理、支付现金。
张胜利于2015年7月24日在一审法院出庭作证的证词为：范昌明、胡平、钟海、张义鸿我都认识，他们在昆明范昌明的酒店商量合伙经营水库的事我也在场，当时胡平跟钟海、张义鸿在谈合伙水库，是由钟海、张义鸿出资金管理水库内部事务，胡平出技术，负责管理水库外的事，也就是购买鱼苗等。他们分工好了后大家一起去石林、西双版纳耍，之后才到水库去考察了一个星期，之后胡平到上海去购买鱼苗，说是要两三天，结果一个星期都没有回来，后来我就回隆昌了。
对上述张义鸿、李杰崇、胡平、张胜利的证词本院予以确认。
2017年6月12日，一审法院对本案重审时，原审第三人胡平陈述：我没有向钟海借钱，水库先说好是投300万元，为了投资保险，叫我打的借条。我们没有合伙协议，也不需要投资协议，都委托张义鸿管理，并且也打了借条给张义鸿。
原审第三人张义鸿的陈述：水库的事我和胡平不是合伙关系，没有和胡平合伙的事情，并且我也没有管理和派人去管理水库。
上述胡平、张义鸿的陈述系二人在一审法院庭审时的陈述，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本案所涉的200万元是否为借款及范昌明、钱从芬是否应偿还该款和支付该款利息给钟海。
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钟海于2014年1月1日、2日通过银行分别转款各100万元，共计200万元给范昌明及范昌明收到该款的事实，钟海、范昌明无异议。钟海、范昌明争议的焦点系该款200万元是否属钟海借给范昌明的借款。对此，双方各持一词。钟海自述：范昌明以做生意需资金周转为由向其借款200万元，口头约定年利率50%，并约定一年归还。该款系借款，范昌明、钱从芬应偿还该款及支付该款利息。范昌明陈述：该款200万元系替胡平代收的款，收款后于2014年1月1日、3日两日分别通过银行转款180万元和20万元，共计200万元给胡平。该款系胡平、钟海、张义鸿合伙投资云南禄丰东河水库搞水产养殖的投资款，该款不是其向钟海的借款，不应由其偿还。据此，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对本案证据是否采信认定如下：1.钟海、范昌明就该款虽无书面的借据或借条，但范昌明收到了钟海转账的该款双方无争议，本院予以采信；2.范昌明辩称该款系替胡平代收的胡平、钟海、张义鸿三人合伙的投资款，并将该款转给了胡平，却未提交胡平、钟海、张义鸿三人共同委托的相关凭证及胡平、钟海、张义鸿三人合伙投资和胡平委托其转款的证据，且其转款给胡平的日期、金额与钟海转款给其的日期、金额不一致，有悖常理，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3.张胜利的证词只能证明胡平、钟海、张义鸿有合伙投资经营水库的意向，不能证明钟海、范昌明之间的借款关系，无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4.胡平在2015年4月21日陈述该款系与钟海、张义鸿三人的投资款，三人共同委托打钱给范昌明，由范昌明管理、支付现金；在2017年6月12日陈述与钟海无借款关系，水库投资都委托张义鸿管理，并且也打了借条给张义鸿，即胡平所述前后矛盾，不能证实所述事实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5.胡平出具给张义鸿的借条证实，胡平系于2014年4月1日向张义鸿借款75万元，而非于2014年1月1、2日向钟海借款200万元，即无证据证实胡平与钟海间存在借款关系，本院予以采信；6.一审法院认定的短信及照片，均不能否定钟海与范昌明之间无借款的事实。该短信系张义鸿与胡平于2015年1、2月间的通讯记录，其内容并未涉及钟海和本案200万元的事情；照片亦只能证明钟海与范昌明等人在云南石林风景区旅游的情况。即短信及照片不能达到范昌明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7.一审法院查明现有证据无法认定钟海、张义鸿、胡平合伙经营云南禄丰东河水库，即上述三人合伙经营水库无事实根据，本院予以采信；8.张义鸿、李杰崇的证词证明该款系借款，且约定了利息及还款期限，与钟海的陈述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根据优势证据的原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和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规定，钟海以其转款、范昌明收款的事实证实双方借贷法律关系存在，即双方已达成了借贷合意，且已实际履行。该款200万元应认定为借款。本案发生于2014年1月1、2日，系范昌明、钱从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规定，该借款应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规定，钟海主张范昌明、钱从芬偿还该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范昌明、钱从芬应偿还该款200万元及支付利息给钟海。钟海与范昌明之间的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无书面证据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该款200万元借款从钟海主张权利之日，即2015年11月9日钟海向一审法院起诉之日起计息，按年利率6%计算至200万元借款还清之日止。钟海的上诉请求成立。至于范昌明为何转款200万元给胡平，系另一法律关系，范昌明可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钟海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2017）川1028民初1281号民事判决；
二、范昌明、钱从芬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偿还200万元借款及利息给钟海，利息从2015年11月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200万元借款还清之日止。
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7800元，由范昌明、钱从芬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范昌明、钱从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裘南晶
审判员 易小峰
审判员 江万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钟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