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41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友祥，男，1962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李刚，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
代表人：施永林，总指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637号。
法定代表人：郑翰献，主任。
两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胡孝辉、田丽，浙江腾飞金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友祥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以下简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钱江新城管委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4民初7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杭州市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杭州市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路及东站建设指挥部）因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地区天城路以北农转居公寓项目建设征用集体土地，需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经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批准于2008年5月31日取得杭土资拆许字(2008)第04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许可证载明的动迁机构为杭州市江干区征地事务所（以下简称江干征地事务所）、评估机构为杭州永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铁路及东站建设指挥部原名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
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由中共江干区委、江干区人民政府、钱江新城管委会于2008年3月10日以江委［2008］18号《关于成立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的通知》设立，负责具体实施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建设的征迁工作。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未办理事业单位登记，未领取营业执照，无组织机构代码。钱江新城管委会与铁路及东站建设指挥部系同一事业法人单位。
杭州市江干区弄口村12组51号于2002年11月申请建设用房建造，申请人为邵友祥、其妻董小琴、其女邵苹、其父邵连生、其母蒋杏花。该户户口簿记载的户主为邵友祥，房屋的门牌证上记载的户主亦为邵友祥。
2008年4月11日，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甲方）与邵友祥户（乙方）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根据铁路及东站建设指挥部的有关项目建设需要，需拆除乙方位于12组51号房屋，建筑面积318平方米（其中审批建筑面积为318平方米）；房屋补偿经评估单位按杭州市《关于调整杭州市房屋重置价格的批复》文件规定，已进行评估和补偿；乙方在册常住人口数3人，独生子女可增加安置人口1人；乙方安置人口共计4人，人均安置（高层）建筑面积44平方米，合计安置建筑面积176平方米，人均可按成本购买建筑面积11平方米，共可购买房屋建筑面积44平方米，安置和购买建筑面积共计220平方米；高层住宅安置房价人均44平方米按建安价910元/平方米结算；人均可购建筑面积11平方米，按成本价2182元/平方米计算；房屋拆迁实行自行过渡的方式：过渡期为二年半，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发放过渡费，每人每月350元，超过二年过渡期，再增加每人每月175元，安置后再发放4个月的装修期过渡费。该协议由邵友祥代表乙方签订。案涉房屋现已被拆除。
邵友祥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邵友祥与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无效。2、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与邵友祥重新签订公平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3、本案诉讼费由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钱江新城管委会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邵友祥主张其户与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于2008年4月11日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无效，理由不能成立。
首先，关于邵友祥主张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不具备签约主体资格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有签订合同的民事权利能力。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由中共江干区委、江干区人民政府与钱江新城管委会联合下文设立，虽未办理事业单位登记，也无组织机构代码，但其作为其他组织，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不属于确认合同无效的充分理由。
第二，邵友祥主张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不具备拆迁或征迁资格的问题。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是拆迁人钱江新城管委会（铁路及东站建设指挥部）与地方党委、地方人民政府为具体实施征迁工作而成立的组织，其有权办理拆迁事宜，且《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亦载明其系受拆迁人授权实施相应拆迁工作，钱江新城管委会对此亦无异议。邵友祥据此主张合同无效，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第三，邵友祥主张签约时拆迁许可证尚未取得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签约时，虽案涉地块的拆迁许可证尚未取得，具有瑕疵，但是在协议签订后的2008年5月31日，拆迁人铁路及东站建设指挥部即已取得了拆迁许可证，瑕疵已被补正，不属于确认合同无效的充分理由。
第四，邵友祥主张补偿面积与拆迁房屋不对等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相关协议内容是协议双方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基础上协商确定而成，邵友祥以不能保障房屋所有人居住条件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缺乏依据。
第五，邵友祥主张弄口村12组51号房屋属邵友祥户共有，邵友祥一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属无权处分。原审法院认为，邵友祥户户口簿记载的户主为邵友祥，家庭重大事务由邵友祥作为户主处理的符合社会通常认知。案涉地块拆迁属于重大事项，各拆迁户成员对该情况亦为知晓。因此，即使邵友祥未得到其他所有权人的授权，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也有理由相信邵友祥有代理权。邵友祥代表该户签约行为有效。
第六、邵友祥主张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先后对其采取欺骗、恐吓、要挟等恶劣手段欺诈、胁迫其签约，侵害国家利益。原审法院认为，邵友祥并未就该节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所谓的在合同上签名与其名称不一致，亦不足以证明签约行为违反了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本案所涉的2008年4月11日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本院对邵友祥主张确认合同无效并重新签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邵友祥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邵友祥负担。
宣判后，邵友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错误。1、《合同法》对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作为法人应当依法具备法人条件，《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企业必须按照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从事经营活动。未经企业法人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不得从事经营活动。本案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在法律上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也就是说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在民事行为存在主观欺骗或主观诈骗行为，法律上不具民事能力也不具有承担法律责任，也就导致无法兑现要约，违背合同法原则。江干区人民政府和钱江新城管委会虽然联合下文设立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但没有批准该指挥部可以与他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法无授权即禁止。从主体资质来讲，本案签订协议在法律上只有江干区人民政府和钱江新城管委会才具备资质，所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没有法律依据。2、根据《杭州市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房屋拆迁必须具备拆迁合法手续，未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不得事实房屋拆迁，《行政许可法》规定，未经行政许可，擅自从事依法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活动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在没有行政许可的前提条件下，涉及与邵友祥签订本案协议涉及刑事犯罪，这完全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欺骗。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无证拆迁，原审法院仅以瑕疵规避其违法行为，避重就轻是非常的不严肃，法律是神圣、庄严的，违法和瑕疵是两个不对等法律关系，原审法院的认定背离司法正义，是法治的倒退，是司法审判上的污点。3、本案协议签订不合理，违背财产公平交易的背景是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对邵友祥采取逼签手段，一个没有合法手续的拆迁指挥部凭着身后有江干区人民政府撑腰，翻墙进入邵友祥家、邵友祥跑出家外被守在外面的特勤强行押回家逼签，邵友祥的证据历历在目，法院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严重违反司法正义。邵友祥房屋是独立的豪华别墅，市场价值两千多万，而安置补偿按人口面积44平米计算，这与抢劫没有任何区别。这样的买卖只有在当事人受到生命威胁的前提下才会被迫签订，原审法院对此不平等，违背市场价值的安置补偿协议没有依法审查，还认为这是邵友祥真实意思的表现，法院的认知完全偏离正常的逻辑思维。4、物权法规定财产共同共有，未经一方同意邵友祥无权处分家庭其他成员的财产，原审法院认为邵友祥作为家庭户主就有权处分家庭其他成员的财产毫无法律依据，法院断案不能凭感觉，法院的判案是要有法律依据的，没有法律依据法官仅凭个人主观思维断案，这是历史的倒退。邵友祥没有获得家庭其他成员的同意在法律上是无效代理，原审法院认定有效缺乏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决324号《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无效，并判决重新签订公平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钱江新城管委会承担。
针对邵友祥的上诉，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钱江新城管委会共同发表答辩意见称：1、关于合同主体问题，征迁指挥部的主体资格没有问题，已经受到授权，该主体系江干区政府和钱江新城管委会设立负责具体实施征迁工作的，拆迁人对案涉两份协议也认可并愿意履行，且整个弄口区块的拆迁协议均以征迁指挥部名义签订，协议也已经基本履行完毕；2、针对协议效力问题，案涉两份协议并未违反《合同法》第52条关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虽然拆迁许可证在签订协议后领取，但协议的内容是真实有效的，而且拆迁人在协议签订后也已经领取拆迁许可证以弥补瑕疵；3、案涉两份协议的内容符合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相关法规和政策的，补偿协议中的房屋补偿面积是以邵友祥的合法审批面积为准，安置协议中对于人均55平方米的安置面积也是严格按照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征收条例执行的；4、邵友祥作为案涉房屋的户主有权代表该户签订协议，弄口区块系整体征迁，在拆迁前已经进行大量宣传，该家庭户的其他成员对拆迁事宜应知情，故与邵友祥签订合同是有效的；5、拆迁许可证的领取是经过合法有效的审批手续，若邵友祥对拆迁许可证存在异议，应该就拆迁许可证本身提起行政诉讼。综上，请求判决驳回邵友祥的上诉请求。
二审举证期限内，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属于二审程序的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首先，房屋拆迁安置以户为单位进行，邵友祥作为其家庭的户主，有权代表其家庭成员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邵友祥在签订上述协议后，又以未经家庭成员同意为由要求确认协议无效，亦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经中共江干区委、江干区人民政府和钱江新城管委会联合发文成立，拆迁人对其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亦予以认可，虽然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时尚未取得拆迁许可证，但嗣后已经依法取得，故邵友祥以此为由要求确认协议无效，本院难以支持。最后，邵友祥认为案涉协议的签订存在逼签，约定的补偿数额不合理等，但并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实其说，其在二审中虽然提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并未向本院提交拟申请的证人的身份情形，故本院依法不予准许。
综上，邵友祥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邵友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为民
代理审判员 秦海龙
代理审判员 睢晓鹏
二〇一七年九月七日
书 记 员 徐森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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