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4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丽。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世革。上诉人（原审原告）伍松。上诉人周世革和伍松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孙丽。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庆忠。委托代理人庄永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滕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富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洪学鹤，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磊，上海善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丽、周世革、伍松、高庆忠因与原审第三人上海富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会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44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丽（同时为上诉人周世革和伍松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世革，上诉人高庆忠及其委托代理人庄永宏，原审第三人富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10月25日，孙丽、周世革、伍松（其他方）与高庆忠（发起人）签署《共同投资协议书》，载明：鉴于高庆忠已于2011年7月8日、2012年3月28日、2012年6月16日与富会公司分别签署了《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和《增补特别约定》，富会公司已与无锡市某某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签署了《无锡市某某国际医疗综合体项目合作框架协议》，高庆忠确认：“根据以上协议，其将于2013年6月30日之前以每亩人民币150万元（以下币种同）的价格获得60亩商业用地，总建筑面积不低于9万平方米，同时还须支付140万元的前期费用给第三人”，为此高庆忠邀请孙丽、周世革、伍松参与共同投资，孙丽、周世革、伍松自愿参与。孙丽、周世革、伍松、高庆忠在该协议中约定，发起人和其他方将在境外共同设立某某公司，该某某公司将承接高庆忠在上述《合作协议》及其附件中所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高庆忠已于2011年7月8日向富会公司支付了90万元，其将获得境外某某公司90%的股权，孙丽、周世革、伍松将投入150万元，获得某某公司10%的股权（其中孙丽2%，周世革、伍松各4%），孙丽、周世革、伍松的出资中140万元直接用于项目前期费用，10万元用于投资公司开办费和每年度的财务报告开支，付款时间为：70万元于2012年10月26日汇入富会公司指定账户，70万元根据富会公司约定日期支付，10万元公司费用于2012年10月26日汇入高庆忠账户，公司费用按照实际开支凭相关票证结算，公司运作如有必须的费用开支经全体股东确认后由全体股东按比例分摊，某某公司的负责人及董事长由高庆忠担任，某某公司成立后，将在10个工作日内与富会公司订立协议，承接高庆忠根据《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和《增补特别约定》所享有的权利义务，某某公司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土地出让金的融资，一旦与实际投资人签署协议，本协议项下的各位投资人包括孙丽、周世革、伍松、高庆忠将获得前期费用的返还，2013年6月30日为完成本协议所涉地块转让或出让工作的最后期限日，否则，本协议项下的各位投资人包括孙丽、周世革、伍松、高庆忠将获得前期费用的返还。《共同投资协议书》同时将以高庆忠与富会公司名义签署的《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增补特别约定》以及富会公司与案外人的《无锡市某某国际医疗综合体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作为附件。其中《补充协议》第6条载明，若因任何原因无法取得地块，对于高庆忠支付给富会公司的所有资金，富会公司应全额退还高庆忠。《增补特别约定》第5条载明，双方同意2013年6月30日为完成地块转让或出让工作的最后期限日，否则，高庆忠有权解除合同，富会公司双倍返还高庆忠已支付之所有资金。2012年10月26日，周世革代表孙丽、周世革、伍松向富会公司付款70万元，2013年1月31日，周世革代表孙丽、周世革、伍松向富会公司付款35万元。另，周世革代表孙丽、周世革、伍松向高庆忠支付了10万元开办公司费用，后高庆忠向周世革返还5万元。另，高庆忠为xxxxLIMITED和某甲有限公司的设立和年检、申报向案外人支付了45,210元的费用。2013年8月4日，孙丽、周世革、伍松、高庆忠签订《补充协议》，载明：鉴于根据《共同投资协议书》，成立了FIRSTORE？INVESTMENTS？LIMITED和某甲有限公司，各方补充约定如下，高庆忠、周世革、伍松、孙丽已分别支付90万元、60万元、50万元、30万元，分别持有xxxxLIMITED59.5%、4%、4%、2%的股权，其中xxxxLIMITED公司账户25万元至今由周世革代保管，伍松欠款10万元，xxxxLIMITED拥有某甲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某甲有限公司负责承接高庆忠在《共同投资协议书》中所涉无锡国际医疗综合体项目中属于自己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作为股东持有最终实际运营所涉地块的项目公司股权，2013年9月30日为本协议所涉地块挂牌转让或出让工作的最后期限日，如到期未提出解除，期限顺延，每次顺延3个月。2014年5月，高庆忠向孙丽发出微信信息，内容为以高庆忠名义要求富会公司退款的书面文件，其中载明要求富会公司按每年24%的利率自付款日支付补偿金。原审法院审理中，各方均表示以上所涉地块并未能完成摘牌手续，高庆忠与富会公司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亦未发生过转让。孙丽、周世革、伍松表示要解除其与高庆忠之间的合同，高庆忠则向富会公司提出要求解除其与富会公司的合同，高庆忠同时表示如无孙丽、周世革、伍松的委托书、无法起诉富会公司要求返还相关款项，富会公司则表示高庆忠和富会公司之间的协议结算应由高庆忠来主张、与孙丽、周世革、伍松没有关系。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孙丽、周世革、伍松、高庆忠之间的合同，双方合作的目的在于共同参与高庆忠与富会公司之间关于商业用地的开发事宜，双方也约定了如在一定期限内无法完成土地挂牌转让或出让工作的情况下，可提出解除合同，鉴于截止目前相应地块的转让工作并未完成，因此，孙丽、周世革、伍松要求解除合同的意见，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可以要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孙丽、周世革、伍松向富会公司支付的105万元，系根据孙丽、周世革、伍松、高庆忠协议，为履行高庆忠和富会公司的合同而支付，该些款项应视作孙丽、周世革、伍松投入的投资款而非孙丽、周世革、伍松对高庆忠的出借款，且双方合同虽约定土地转让工作无法完成时应返还，但并未约定返还主体，且返还对象还包含了高庆忠，因此，孙丽、周世革、伍松并不能当然地要求高庆忠返还该105万元。但双方合同解除后，高庆忠应当及时向富会公司主张相关债权，而高庆忠以无孙丽、周世革、伍松委托书为由拒绝通过起诉方式向富会公司主张债权，致使相关应收债权无法收回，高庆忠应向孙丽、周世革、伍松赔偿该等损失。高庆忠虽认为孙丽、周世革、伍松可与其作为共同的合同一方起诉富会公司，但高庆忠与富会公司并未形成补充协议变更合同主体，富会公司在审理中的意见也实际明确否定了变更合同相对方的可能，因此，高庆忠持有的可由孙丽、周世革、伍松直接作为合同相对方起诉富会公司的意见，难以采纳。关于孙丽、周世革、伍松主张高庆忠赔偿损失一事，原审法院认为，孙丽、周世革、伍松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系因高庆忠的过错导致相关地块无法完成摘牌事宜，双方合同也并未约定只要地块无法完成摘牌就视作高庆忠违约，因而，赔偿损失一事不能直接援引有关摘牌无法完成的后续条款。但根据孙丽、周世革、伍松之间的约定，设立的某某公司应在10个工作日内与富会公司签订合同，承接高庆忠的相关合同权利义务，但高庆忠显然未能完成此事，高庆忠虽表示系因孙丽、周世革、伍松不同意签订四方协议，但孙丽、周世革、伍松之间约定的是某某公司承接高庆忠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并不能强行要求孙丽、周世革、伍松方接受富会公司也将其合同权利义务同时出让的条件，因此，此等事项未能完成，依旧应视作高庆忠未能履行其与孙丽、周世革、伍松之间的合同。由于某某公司未能承接高庆忠与富会公司的合同权利义务，致使某某公司丧失了基于该合同向富会公司主张返还款项并赔偿损失的可能，孙丽、周世革、伍松也失去了获得相应赔偿的机会，高庆忠应对孙丽、周世革、伍松作相应的赔偿。从高庆忠提供给孙丽、周世革、伍松的其与富会公司之间的《增补特别约定》来看，高庆忠可以获得已支付资金的双倍返还，即使该《增补特别约定》并不真实存在，对孙丽、周世革、伍松而言，该文件系孙丽、周世革、伍松、高庆忠签订合同的前提之一，考量孙丽、周世革、伍松损失时应以此文件上载明的数额为基础，结合合同中关于孙丽、周世革、伍松可以享有某某公司资产10%的分配权，原审法院认为，高庆忠向孙丽、周世革、伍松赔偿的金额应以105万元的10%即10.5万元为宜。孙丽、周世革、伍松认为应以高庆忠向富会公司主张的数额来计算相应赔偿额，该意见不为高庆忠所认可，亦缺乏相关的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关于孙丽、周世革、伍松另主张的注册公司损失5万元，鉴于如前所述，高庆忠未能使某某公司承接其合同权利义务，因此，注册公司的费用应由高庆忠负担。孙丽、周世革、伍松共同提起诉讼，并未要求对彼此的权利予以区分，因此，原审法院将孙丽、周世革、伍松作为一方予以处理，孙丽、周世革、伍松各自的权利义务，可自行处理或另行解决。据此，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高庆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丽、周世革、伍松返还出资款105万元；二、高庆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丽、周世革、伍松赔偿损失10.5万元；三、高庆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丽、周世革、伍松赔偿注册公司所致的损失5万元；四、驳回孙丽、周世革、伍松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孙丽、周世革、伍松负担2,355元，高庆忠负担15,645元。孙丽、周世革、伍松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共同提起上诉称，2012年10月25日，孙丽、周世革、伍松与高庆忠签订《共同投资协议书》一份，高庆忠与富会公司签订的全部协议被作为合同附件。高庆忠承诺并与孙丽、周世革、伍松口头约定，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孙丽、周世革、伍松将获得双倍返还已支付之所有资金，有微信记录对此可予以证明。之后，高庆忠无法按约完成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及土地的出让或转让工作，已构成根本违约。于是，孙丽、周世革、伍松于2014年3月向高庆忠再次明确提出退还已付款项并赔偿损失。经协商，双方均同意将双倍返还孙丽、周世革、伍松的已付款项调整为自实际付款日起按照已付款项金额的年利率24%的标准返还。基于此，2014年5月20日，高庆忠根据其与富会公司签订的《增补特别约定》向富会公司发函，提出退款并要求富会公司自实际付款日起按照已付款项金额的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补偿金，同时指定富会公司付款给孙丽、周世革、伍松。这进一步证明了因孙丽、周世革、伍松支付的105万元可以获得的返还款全部归其所有，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孙丽、周世革、伍松与高庆忠就此没有争议。据此，孙丽、周世革、伍松认为原审判决的高庆忠赔偿损失的金额过低，请求本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三项，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和第四项，改判高庆忠支付其赔偿金40万元（以105万元为基数，自实际付款日起算至判决生效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高庆忠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其与孙丽、周世革、伍松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补充协议》，明确各方通过成立某某公司承接其与富会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以及《增补特别约定》等约定的权利义务。高庆忠与孙丽、周世革、伍松作为共同投资人，按照约定方式共担风险、共享收益。高庆忠与孙丽、周世革、伍松签订《共同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后，高庆忠均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包括成立某某公司、召开投资人会议、协同孙丽、周世革、伍松与富会公司就合作项目推进进行沟通、协商等工作。高庆忠与孙丽、周世革、伍松确认富会公司无法取得项目后，高庆忠就终止与富会公司的合作协议、退还投资款项和索赔等事宜，一直积极与孙丽、周世革、伍松进行沟通协商。之所以迟迟未能采取行动，是因为高庆忠与孙丽、周世革、伍松就上述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原审判决却认为高庆忠未及时主张权利导致应收债权无法收回，应当向孙丽、周世革、伍松赔偿损失。对此，高庆忠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首先，在富会公司无法取得项目后，高庆忠一直在沟通协商，并请求孙丽、周世革、伍松协助。但是，孙丽、周世革、伍松始终错误地认为，高庆忠应当按照与富会公司协议的约定，向孙丽、周世革、伍松退还投资款和赔偿违约金，故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由此造成无法向富会公司主张权利，过错在孙丽、周世革、伍松，而非高庆忠拒绝向富会公司主张权利。其次，即便时至今日，只要高庆忠与孙丽、周世革、伍松意见统一，共同以高庆忠的名义向富会公司主张权利，共同承担风险，尚未丧失向富会公司主张权利的机会，也尚未发生实际损失。最后，双方在意见统一后，确定向富会公司主张权利，主张权利是否成功，产生的风险应当由双方共同承担。原审判决变相地将孙丽、周世革、伍松主张权利的风险转移给高庆忠，由高庆忠承担了全部的投资风险，违反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原则。另外，高庆忠按照双方约定为承接项目成立某某公司，所产生的正常开办费5万元应当按照约定由双方共同承担，对此原审法院判决有误。据此，高庆忠认为原审法院判令其返还投资款105万元和赔偿损失10.5万元于法无据，请求本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孙丽、周世革、伍松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高庆忠针对孙丽、周世革、伍松的上诉答辩称，双方之间是共同投资关系，应当共担风险，因此不能归还投资款，更谈不上赔偿损失。孙丽、周世革、伍松针对高庆忠的上诉共同答辩称，其不同意高庆忠的上诉请求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孙丽、周世革、伍松与高庆忠所签订的合同约定成立某某公司承接项目，但高庆忠拒绝其和富会公司联系，也未提供任何的联系方式。富会公司明确表示与孙丽、周世革、伍松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其履行的是与高庆忠之间的协议。高庆忠与富会公司的协议约定，如果没有拿到土地，已支付款项双倍返还，因此所谓风险只可能产生于拿到土地后的实际运作之中。在高庆忠没有将权利义务转移至某某公司的情况下，孙丽、周世革、伍松要求退款。高庆忠向孙丽、周世革、伍松表示，其向富会公司要求退款后再向孙丽、周世革、伍松退款。但据了解，高庆忠一直在向富会公司主张继续履行协议。富会公司针对孙丽、周世革、伍松的上诉陈述称，其与本案没有实质性关系。富会公司针对高庆忠的上诉陈述称，其没有意见。本院审理期间，高庆忠提供了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5）闵民二（商）初字第2655号案件《传票》一份。在该案件中，原告高庆忠起诉被告富会公司，要求法院判令富会公司双倍返还高庆忠合作资金共计390万元。合作资金195万元包括高庆忠支付的90万元和孙丽、周世革、伍松支付的105万元。该证据是要证明高庆忠并未怠于向富会公司行使权利。对此，孙丽、周世革、伍松共同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富会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符合新的证据的标准，故本院予以采信。孙丽、周世革、伍松、富会公司在本院审理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本案诉讼期间，高庆忠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另案诉讼，要求富会公司双倍返还其合作资金共计390万元。该案案号是（2015）闵民二（商）初字第2655号。本院认为，第一，孙丽、周世革、伍松和高庆忠之间形成合伙法律关系。四人所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该协议成立并生效。此后，周世革代表孙丽、伍松及本人按照协议约定，以向富会公司直接付款的方式交付投资款共计105万元，并向高庆忠支付开办公司费用10万元。因此，孙丽、周世革、伍松和高庆忠之间形成合伙法律关系。第二，孙丽、周世革、伍松和高庆忠之间形成的合伙因合伙目的无法实现而解散。本案中，四人进行合伙的目的在于共同参与高庆忠与富会公司之间关于商业用地的开发事宜。根据《共同投资协议书》第十四条约定，2013年6月30日为完成协议所涉地块转让或出让工作的最后期限日，否则，本协议项下的各位投资人将获得前期费用的返还。最终，因该协议所涉地块的转让或出让工作未能完成，致使四人合伙的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孙丽、周世革、伍松和高庆忠之间形成的合伙应当予以解散。原审法院认定四人之间协议处于解除状态并不妥当。第三，合伙解散与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并不相同。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是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可以要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但是，合伙作为法律上具有团体性的契约形态，非经解散后清算完结，合伙关系不能说已经消灭。合伙人要求返还出资的，须合伙于清偿债务以及划出必需清偿的数额之后，仍有剩余财产的，为其要件。换句话说，在合伙未经清算的情况下，合伙人无权直接要求返还投资款。而且，合伙人无权要求获得投资款的利息作为赔偿金。现孙丽、周世革、伍松要求高庆忠直接返还投资款105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年利率24%）支付赔偿金40万元，与合伙解散的法律效果不相符合。原审法院依据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判令高庆忠返还投资款105万元及支付赔偿金10.5万元并不妥当。第四，涉案合伙运作期间产生的主要费用的分担。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涉案合伙运作期间产生的主要费用是，高庆忠为xxxxLIMITED和某甲有限公司的设立和年检、申报向案外人支付了45,210元。根据《共同投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约定，孙丽、周世革、伍松拥有xxxxLIMITED10%的股权。据此，孙丽、周世革、伍松应当分担10%的公司开办费用即4,521元，高庆忠应当分担90%的公司开办费用即40,689元。现周世革实际向高庆忠支付开办公司费用5万元，剩余4,790元。第五，高庆忠应向孙丽、周世革、伍松实际返还款项1,095,479元。本案中，孙丽、周世革、伍松虽将105万元直接支付给富会公司，但是三人与富会公司之间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其支付款项实际等同于向高庆忠本人支付，或者说是代替高庆忠支付，而且高庆忠直接收取公司开办费用5万元。因此，合伙解散经清算后的款项返还义务应由高庆忠履行。至于高庆忠在与富会公司的诉讼中能否收回105万元的款项，该风险应由高庆忠本人承担。鉴于孙丽、周世革、伍松共同提起诉讼，并未要求对彼此的权利予以区分，本院将孙丽、周世革、伍松作为一方予以处理。本案中，高庆忠应当向孙丽、周世革、伍松返还的款项为110万元减去4,521元即1,095,479元。综上，原审判决不符合处理合伙解散的基本法律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4445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高庆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孙丽、周世革、伍松返还款项人民币1,095,479元；三、驳回上诉人孙丽、周世革、伍松的上诉请求；四、驳回上诉人高庆忠的其余上诉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300元，由上诉人孙丽、周世革、伍松共同负担人民币2,745元，由上诉人高庆忠负担人民币15,5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370元，由上诉人孙丽、周世革、伍松共同负担人民币6,411元，由上诉人高庆忠负担人民币14,95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军欢
审判员 韩朝炜
审判员 朱国华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徐晟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