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刑初160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浙江名莎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贾某,4，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和路11号。
诉讼代表人贾盛，浙江名莎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辩护人高隽，浙江瑞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边敏，男，1968年6月20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大专文化程度，杭州歌盾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杭州中畅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5年9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陈逸敏、贝赛，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厉向阳，男，1968年8月8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大专文化程度，杭州中畅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杭州歌盾服饰有限公司合伙人，户籍地杭州市江干区，住杭州市江干区。因涉嫌犯骗取出口退税罪于2015年12月17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1月22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杨宝琴，浙江通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盛阿芬，女，1962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乐清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浙江名莎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户籍地乐清市，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5年9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牟卫鹏，浙江靖霖（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蔡国建，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胡小飞，男，1973年6月4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兰溪市人，大学文化程度，浙江名莎服饰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户籍地杭州市江干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5年9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姚建彪，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迪，男，198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浙江省诸暨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杭州中畅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杭州歌盾服饰有限公司职员，户籍地诸暨市。因涉嫌犯骗取出口退税罪于2015年11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5日被逮捕，2016年6月8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11月6日被监视居住。
辩护人章强、俞文历，浙江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何雅玲，女，1987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学文化程度，浙江海洲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职员，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因涉嫌犯骗取出口退税罪于2015年11月23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11月6日被监视居住。
辩护人盛家园、裴方园，浙江威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胡嘉琦，男，1982年8月26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学文化程度，浙江海洲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职员，户籍地杭州市上城区，住杭州市萧山区。因涉嫌犯骗取出口退税罪于2015年10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0日被逮捕，2018年2月13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周蕾，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孙影，女，1979年5月24日出生，汉族，安徽省蒙城县人，中专文化程度，宁波天源报关行职员，户籍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住宁波市鄞州区。因涉嫌犯骗取出口退税罪于2015年11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5日被逮捕，2018年2月13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徐成科，浙江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楼晓东，男，1981年9月17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义乌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浙江海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地义乌市。因涉嫌犯骗取出口退税罪于2015年11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5日被逮捕，2018年2月13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杨文斌、潘炳祝，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杭检刑诉（2016）15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浙江名莎服饰有限公司、被告人盛阿芬、胡小飞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边敏、厉向阳、张迪、何雅玲、胡嘉琦、孙影、楼晓东犯骗取出口退税罪，于2016年11月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2017年12月11日，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杭检刑追诉（2017）9号追加起诉决定书补充起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毛建中及王安峰、方祺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浙江名莎服饰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贾盛，被告单位浙江名莎服饰有限公司的辩护人高隽，被告人厉向阳、盛阿芬、胡小飞、张迪、何雅玲、胡嘉琦、孙影、楼晓东及其辩护人杨宝琴、牟卫鹏、蔡国建、姚建彪、章强、俞文历、盛家园、周蕾、徐成科、杨文斌、潘炳祝，被告人边敏及本院通知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指派的辩护人陈逸敏到庭参加诉讼。因公诉机关提出补充侦查建议，依法延期审理两次并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10年1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被告人厉向阳、边敏经预谋商定以“配单配票”的方式骗取出口退税。为骗取出口退税，被告人厉向阳、边敏与时任浙江名莎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莎服饰公司）副总经理的被告人盛阿芬、时任财务部经理的被告人胡小飞合谋:虚构被告单位名莎服饰公司同杭州市五矿机械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进出口公司)销售货物的事实。在没有货物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被告单位名莎服饰公司在被告人盛阿芬授意以及被告人胡小飞的具体操作下，采用签订虚假的销售合同、虚假的资金走账等方式向五矿进出口公司虚开税款为2283万余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416份。被告人厉向阳、边敏通过詹某1获取虚假的出口报关单及外汇，伪造货物出口、外汇已结算的事实。而后被告人厉向阳、边敏将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口报关单等资料交予五矿进出口公司，通过五矿进出口公司骗取出口退税款2149万余元。被告人张迪在上述骗取出口退税过程中，负责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口报关单等材料的流转、联系等骗取出口退税的具体事务。
2013年12月至2014年11月期间，被告人边敏为骗取出口退税，再次与时任名莎服饰公司的副总经理被告人盛阿芬、财务部经理胡小飞合谋:虚构被告单位名莎服饰公司同浙江九升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升贸易公司)销售货物的事实。在没有货物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被告单位名莎服饰公司在被告人盛阿芬授意以及被告人胡小飞的具体操作下，采用签订虚假的销售合同、虚假的资金走账等方式向九升贸易公司虚开税款为753万余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79份。被告人边敏通过詹某1及被告人胡嘉琦获取虚假的出口报关单，通过詹某1、朱某2获取外汇，伪造货物出口、外汇已结算的事实。而后被告人边敏将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口报关单等资料交予九升贸易公司，通过九升贸易公司骗取出口退税款300万余元，其中72万余元退税款被国家税务部门止付。被告人张迪在上述骗取出口退税过程中，负责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口报关单等材料的流转、联系等骗取出口退税的具体事务。被告人楼晓东为牟利将货物出口信息提供给被告人孙影，由被告人孙影将上述货物以九升贸易公司的名义报关出口，并将虚假的报关单交予被告人胡嘉琦、何雅玲以供被告人边敏等人用于骗取出口退税。被告人边敏等人使用被告人胡嘉琦等人提供的虚假报关单，通过九升贸易公司骗取出口退税款124万余元，其中50万余元被国家税务部门止付。
2014年5月至2014年11月期间，被告单位名莎服饰公司为牟取非法利益，在被告人盛阿芬的授意以及被告人胡小飞的具体操作下委托被告人边敏寻找单位为名莎服饰公司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此，被告人边敏通过诸暨市雄超化纤有限公司为名莎服饰公司虚开税款49万余元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33份，相关税款均已向国家税务部门抵扣。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1）2012年3月至2015年4月期间，时任名莎服饰公司副总经理被告人盛阿芬与绍兴柯某明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某公司）、绍兴柯某齐某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某公司）、绍兴柯某2点墨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点墨公司）、绍兴柯某2龙帝欧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帝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卢某2乐（另案处理）合谋：虚构被告单位名莎服饰公司同明某公司、齐某公司等公司销售货物的事实。在没有货物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被告单位名莎服饰公司在被告人盛阿芬授意以及被告人胡小飞的具体操作下，采用签订虚假的销售合同、虚假的资金走账等方式向某2公司、齐某公司、点墨公司、龙帝欧公司虚开税款为3200余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00余份。卢某2乐使用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虚假的出口报关单等资料通过明某公司、齐某公司等公司向国家税务部门申报出口退税，骗取出口退税款2800万元，其中170余万元被国家税务部门止付。
（2）2013年4月至2014年12月期间，为了增加被告单位名莎服饰公司的留抵税款，被告人盛阿芬在名莎服饰公司与绍兴梓娜针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梓娜公司）、绍兴华某华针纺厂（以下简称荣某纺厂）、绍兴米得洲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得洲公司）、绍兴庄某1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某1公司）、绍兴东元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元公司）及浙江立盛织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盛公司）无实际货物贸易的情况下，通过卢某2乐、季某（另案处理）介绍，按照票面金额6%至7%不等的价格从梓娜公司、荣某纺厂等公司虚开税款230余万元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146分，相关税款均已向国家税务部门抵扣。
（3）2011年7月至2013年2月期间，被告人厉向阳、边敏为了骗取出口退税，在其控制的杭州歌盾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盾公司）与五矿进出口公司无实际货物贸易的情况下，通过歌盾公司向五矿进出口公司虚开税款为470余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00余份。后被告人厉向阳、边敏将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虚假的出口报关资料等交予五矿进出口公司，通过五矿进出口公司骗取出口退税款440余万元。被告人张迪在上述骗取出口退税过程中，负责出口报关单等资料的流转、联系等骗取出口退税的具体事务。
（4）2013年10月至12月期间，被告人边敏为了骗取出口退税，与杭州标朗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朗公司）、杭州生达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达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某（另案处理）经预谋商定采用“配票配单”的方式骗取出口退税。期间，被告人边敏在被告单位名莎服饰公司及其控制的歌盾公司与标朗公司无实际货物贸易的情况下，通过名莎服饰公司、歌盾公司向某1朗公司虚开税款为30余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2份。曹某通过其控制的生达公司向某1朗公司虚开税款为50余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份。后曹某使用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标朗公司骗取出口退税款80余万元。被告人张迪在上述骗取出口退税过程中，负责材料的流转、联系等骗取出口退税的具体事务。期间，为了增加生达公司的留抵税款，被告人边敏应曹某的要求，通过歌盾公司为生达公司虚开税款为50余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0份，相关税款均已向国家税务部门抵扣。
为证实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证人洪某1、周某1等人证言、出口协议、出口商品供需合同、出口货物进仓单、出仓单、货运委托书、增值税专用发票、记帐凭证、付款凭证、收款凭证、银行账户明细、抵扣及出口退税证明材料、公司基本情况表、企业注册登记资料、户籍证明、抓获经过、刑事判决书，卢某2乐、曹某、季某以及被告人边敏、厉向阳、盛阿芬、胡小飞、张迪、何雅玲、胡嘉琦、孙影、楼晓东供述等证据。据此,认为被告单位名莎服饰公司、被告人盛阿芬、胡小飞的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边敏、厉向阳、张迪、何雅玲、胡嘉琦、孙影、楼晓东的行为均已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单位名莎服饰公司提出，名莎服饰公司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单位名莎服饰公司的辩护人提出，系胡小飞等个人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单位对此并不知情，在此过程中亦无获利，故不能认定被告单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被告人边敏对指控的事实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边敏在与被告人厉向阳共同骗取出口退税过程中系从犯；归案后坦白交代态度较好，系初犯等，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厉向阳辩称其未参与通过歌盾公司向五矿进出口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其辩护人提出，指控被告人厉向阳参与通过歌盾公司向五矿进出口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证据不足，被告人厉向阳主观恶性较小，归案后坦白交代态度较好，系初犯等，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盛阿芬辩称其不知道名莎服饰公司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五矿进出口公司、九升贸易公司的情况，也不知道名莎服饰公司有让雄超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名莎服饰公司向某2等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梓娜、立盛等公司向名莎服饰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有真实业务发生；名莎服饰公司虚开给标朗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不知情。其辩护人提出无法排除胡小飞对盛阿芬刻意隐瞒，盛阿芬确实不知名莎服饰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五矿进出口公司、九升贸易公司的合理怀疑；起诉书指控盛阿芬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即便可认定盛阿芬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由于骗取出口退税的为卢某2乐、厉向阳等人，而且在向五矿进出口公司、九升贸易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过程中由胡小飞全程负责实施，故对盛阿芬量刑时应予以考虑；卢某2乐等人已退缴了部分违法所得；盛阿芬系初犯、偶犯等，请求从宽处理。
被告人胡小飞对指控的事实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名莎服饰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初衷是为了提高业绩；本案有真实的货物出口，与单纯的骗取出口退税相比主观恶性较小；胡小飞于2015年2月4日从名莎服饰公司离职，之后名莎服饰公司所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与胡小飞无关；胡小飞检举名莎服饰公司向卢某2乐开设的明某等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通过梓娜等公司为名莎服饰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有立功表现；胡小飞归案后坦白交代态度较好等，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张迪对指控的事实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在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节骗取出口退税犯罪中，张迪主观上不明知其行为在骗取出口退税，客观上没有参与所有环节，也并非就张迪一人负责该时期的材料流转，故不能认定张迪在该节中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在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节及追加指控的其他骗取出口退税犯罪中，张迪系从犯，且部分犯罪系未遂，归案后坦白交代态度较好等，请求从宽处罚。
被告人何雅玲对指控的事实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何雅玲系从犯，归案后坦白交代态度较好等，请求从宽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胡嘉琦对指控的事实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本案有真实的货物出口，这些货物的出口退税本可由真实的交易主体获取，故胡嘉琦等人的行为实际上并未真正造成国家税款损失；胡嘉琦系从犯，且部分犯罪系未遂，归案后坦白交代态度较好等，请求从宽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孙影对指控的事实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孙影系从犯，有自首情节，部分犯罪系未遂，请求从宽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楼晓东对指控的事实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楼晓东系从犯，有自首情节，请求从宽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一、2010年下半年，被告人厉向阳、边敏商定实施骗取出口退税，经与被告单位浙江名莎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莎服饰公司）联系后，2010年12月至2013年2月，在被告人盛阿芬授意及被告人胡小飞负责操作下，名莎服饰公司向杭州市五矿机械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进出口公司)虚开税款共计2283万余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虚构名莎服饰公司有大量货物销售给五矿进出口公司的事实。同时，被告人厉向阳、边敏将虚假的出口货物报关单等资料提供给五矿进出口公司，制造上述货物已出口的假象。至案发，被告人厉向阳、边敏通过五矿进出口公司申报，共计骗取出口退税2149万余元。受被告人厉向阳、边敏指使，被告人张迪在上述骗取出口退税过程中，负责出口货物报关单等出口退税所需资料的流转等具体事务。
认定该节事实的证据有：（1）被告人厉向阳供述证明，2010年，其、边敏、其前妻洪某1三个人成立了杭州中畅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畅公司），法人代表由其担任，边敏和张迪负责跑业务，因货代业务难做，其与边敏经商量决定做退税业务，后通过边敏介绍找到五矿进出口公司的阮某,4，双方谈妥费用后其和洪某1又去深圳联系了吴少杰，通过吴少杰购买美元及提供报关单，双方谈好支付给吴少杰的费用是一美金2角多人民币，之后其又通过洪某1介绍联系到了名莎服饰公司，当时是和财务部经理胡小飞谈的，其称有服装类货物需要以他们的名义出口并且要求对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外贸公司，两人谈好开票费用是9个多点及资金回笼的情况，谈完后胡小飞说去找老板娘汇报一下，过了一会，胡小飞回来说老板娘同意这个方案。之后，双方按照谈好的操作，由胡小飞电话联系其方的张迪，告诉名莎服饰公司可提供发票的品名、单价、数量等信息，之后张迪联系吴少杰，让他根据名莎服饰公司的要求去找货，吴少杰找到货之后，会用五矿进出口公司提供的空白报关单申报出口，之后吴少杰会将盖章后的报关单邮寄过来，由其方送到五矿进出口公司，同时，吴少杰会将美金打给五矿进出口公司，五矿进出口公司在扣除代理费后连同退税款一并以支付货款的名义打到名莎服饰公司，名莎服饰公司在扣除开票费用后打给其、边敏、周某1等人银行帐户，上述资金再回流至吴少杰控制的帐户。其间，张迪负责信息、资料的传递，资金的汇款等；张迪拿的是工资，目前为止还欠他几个月的工资。其方没有和五矿进出口公司的阮某,4说过出口货物的真实情况，当时其方还带阮某,4去名莎服饰公司考察过。通过五矿进出口公司申请退税的业务属于其、边敏、洪某1在中畅公司的合作范围，利润说好三人均分。2011年下半年，其因为还要管山东的业务，就将与五矿进出口公司的业务交由边敏负责了。实际上，其等人是通过五矿进出口公司平台实施骗取出口退税。
（2）被告人边敏供述证明，2010年，其和张迪刚从杭州金为货代公司出来，厉向阳还在浙江迈特灵贸易有限公司上班，后其与厉向阳和洪某1成立了中畅公司，三人讲好获利均分，厉向阳还找了周某1担任出纳，登记的股东是厉向阳和洪某1的母亲范某，后来因为公司生意不太好，厉向阳和洪某1就找到了名莎服饰公司，由名莎服饰公司负责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还通过其联系到了五矿进出口公司的阮某,4，当时向阮某,4介绍称厉向阳是做外贸的，有一家名莎公司帮他加工服装，想通过五矿进出口公司出口，双方谈妥代理费为1美金8分，出口额达到1000万美金以上时1美金返1分，后厉向阳以个人名义和五矿进出口公司签了协议。厉向阳还通过吴少杰等人购得美金，挂在五矿进出口公司名下出口的货物信息也都是从吴少杰等人处弄来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吴少杰等人先将美金打到五矿进出口公司，五矿进出口公司扣除代理费后再打到名莎服饰公司，再由名莎服饰公司打回，上述操作模式是厉向阳提出来的，周某1、张迪都是听厉向阳指挥的，张迪是操作员的角色，负责报关信息、材料的传递等工作，其也会到名莎公司去拿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提供自己的银行卡走账，走账的款项就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回款，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报关单等提供给五矿进出口公司，由五矿进出口公司申请退税。厉向阳和名莎服饰公司怎么谈的其不清楚，据厉向阳讲开票费用是开票额的9.25%。2011年上半年，中畅公司有个土方项目在山东，厉向阳就到山东去做项目去了，但中畅公司的事情还是厉向阳遥控指挥的。
（3）被告人张迪供述证明，2011年，边敏把其叫到中畅公司上班，主要叫其过去做货代的，中畅公司由厉向阳和洪某1掌权，财务等员工也是厉向阳叫来的人。当时中畅公司让名莎服饰公司虚开发票给五矿进出口公司，通过五矿进出口公司去骗取出口退税，一直做到了2013年。其主要是做正常的货代生意，在五矿进出口公司的出口业务操作中，其在名莎服饰公司、五矿进出口公司、吴少杰之间传递信息，收递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报关单等工作。信息、资料传递的流程是，胡小飞电话告诉其货物的品名、单价、总金额，其用QQ传递给五矿进出口公司，五矿进出口公司做好报关单、核销单、外销发票等报关资料交给其，其邮寄给吴少杰，在完成报关后，吴少杰将报关单、核销单、装箱单及提单复印件等退税资料邮寄给其，再由其交给五矿进出口公司；之前，吴少杰还通过QQ给其发报关预录单，其再发给五矿进出口公司。吴少杰给其资料时会让其方将款项先打过去。厉向阳还向吴少杰购买外汇，用来打给五矿进出口公司，购买外汇的款项是其打给吴少杰的。在中畅公司其拿的是固定工资，年薪5万元，至案发时还欠其工资。
（4）证人洪某1证言证明，其和厉向阳是高中同学，两人于1993年底结婚，1997年离婚。其和边敏是高中同学。2010年底2011年初的时候，厉向阳、边敏要成立中畅公司，由于边敏因被起诉不宜做股东，厉向阳找其帮忙，其就让母亲范某做股东，但母亲既没有出资，也没有参与经营管理。中畅公司的资金调度由厉向阳在控制。其知道厉向阳与五矿进出口公司在做生意，但自己没有参与，具体情况也不清楚，其只是将名莎服饰公司的胡小飞介绍给了厉向阳。
（5）证人周某1证言证明，2012年初，其开始担任中畅公司财务，之前给中畅公司记账的是范畴，2013年1月底左右其离开公司。其有银行卡供公司在使用，都是厉向阳让其去开户的，还有边敏、厉向阳银行卡，这些银行卡都放在公司保险箱里，资金进出都由其在操作，其大都是根据张迪填写的打款申请操作的，张迪打款申请往往是有零头的，整笔的都是厉向阳或边敏电话指令的，厉向阳指令的次数多。这些银行卡内的资金打给了詹某1、詹某4、肖某,4、刘某2、刘某3、胡小飞等人，前面5个人是很频繁的，因为都是外地人，打款需要支付手续费的，都是张迪打款申请的；胡小飞是名莎公司的财务，是厉向阳让其打款给他的，具体用途不清楚。
（6）证人阮某,4证言证明，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其在五矿进出口公司文体用品部任经理，2012年1月至2014年7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文体用品部经理。经边敏介绍，其公司与厉向阳谈妥，为名莎服饰公司代理出口，代理费为1个美金7分人民币（做满1000万美元年底返利1分），名莎服饰公司是以厉向阳的名义和其公司签订协议的，其公司是法定代表人胡某1出面签的。当时边敏介绍厉向阳是外贸公司副总离职了，现在手上有单子，生产工厂是名莎公司，其就将厉向阳引荐给胡某1，胡某1与厉向阳谈好后就签订了代理协议。其公司先提供空白的出口报关委托书和核销单，盖上其公司公章，受托方完成出口报关程序后送交其公司正本出口报关单、场站收据及提单复印件，最早的时候还有正本核销单，其公司根据出口报关单在其公司电脑上录入出口业务信息，录入完成后电脑上自动生成外销合同、内销合同、外销发票、外销箱单等资料，财务部门再根据信息制作出口退税发票。其公司经办人是其，空白单证都是其公司单证员李珑给对方的，之后单证员改为樊某,4，对方经办人是张迪。边敏是以前通过殷某1介绍认识的。2012年年底或2013年初其公司被税务部门检查的时候，胡某1担心代理业务被查出来，让其跟名莎公司进行沟通说是自营的。
（7）证人樊某,4证言证明，其于2011年2月至2014年3月在五矿进出口公司担任单证员。五矿进出口公司与名莎服饰公司有业务关系，经阮某,4安排，其具体经办这块业务，整个业务过程中其只跟张迪联系，其不清楚张迪与名莎服饰公司是何种关系。业务流程具体为：张迪到其单位领取已盖好其公司印章与出口货物相对应的空白核销单与报关委托书（其中核销单后来被取消），然后张迪通过QQ发给其报关预录单，之后张迪他们会将外汇打到其单位账户上。其根据银行水单及汇率将外汇结算成人民币金额，经单位领导审批后，其先后制作外销合同、内销合同，在张迪将出口报关单正本提供给其后，其将上述合同提供给张迪，之后，张迪将已经盖好名莎服饰公司合同章的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给其，其单位完成审批等手续后再支付货款。
（8）证人胡某1证言证明，其系五矿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公司为名莎服饰公司代理出口过，这块业务由阮某,4在负责。
（9）出口合作协议证明，2010年11月1日，厉向阳（乙方）与五矿进出口公司（甲方）签订出口合作协议1份，双方约定：乙方委托甲方代理出口服装，甲方原则上按每美元收取0.07元人民币代理费；乙方负责将增值税专用发票等退税凭证交付甲方进行退税；甲方与乙方的生产厂家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对于甲方与乙方的生产厂家之间签订的任何合同，仅作为商检或退税证明之用；乙方生产厂家开具给甲方的增值税发票仅用于退税，而不是双方买卖关系的证明等内容。
（10）证人詹某1（化名吴少杰）证言证明，2010年下半年，厉向阳来深圳找其，称他现在是杭州一家大的外贸公司出口业务的负责人，为了扩大业务，要其帮他留意服装类的出口报关信息，如果有这方面的信息，可以用他们公司名义报关出口，其表示同意，双方还谈定通过其这里以他们公司报关出口，每出口1美元其收取6-7分人民币的费用，当时和厉向阳来深圳的还有一个女的，其和厉谈话时这个女的也在场，但没说话。其和厉向阳接触用的是吴少杰的假名，所以厉向阳一直只知道其叫吴少杰。这次见面后没多久厉向阳又与其联系要购买外汇，后来至2013年，厉向阳多次将钱通过厉向阳、周某1等帐户打到其农行卡或者其指定的詹某4、肖某,4、詹纯农行卡上，其再通过詹某5等人换取美金，再将美金打到厉向阳指定的五矿进出口公司账户上。厉向阳换美金其收1美金5厘到1分不等的手续费，这手续费是含在其报给厉向阳的换汇价格中。其通过很多报关公司帮厉向阳的五矿进出口公司报过关，具体是哪几家已记不清了。
（11）证人詹某2证言证明，詹某1曾通过其联系介绍购买美金。
（12）证人肖某,4证言证明，其农行卡与其丈夫詹海滨的农行卡借给老乡詹某1在使用。
（13）名莎服饰公司向五矿进出口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五矿进出口公司向名莎服饰公司付款明细以及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五矿进出口公司记帐凭证、付款凭证、出口货物进仓单、名莎服饰公司与五矿进出口公司的出口商品供需合同等，五矿进出口公司涉及名莎服饰公司货物出口开票明细以及相应记帐凭证、出口货物出仓单、货运委托书、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等，五矿进出口公司涉及名莎服饰公司货物出口收汇明细以及相应记帐凭证、收款凭证证明，2010年12月至2013年2月，名莎服饰公司开具给五矿进出口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约1400份，价税合计15715万余元，税额合计2283万余元，五矿进出口公司汇款至名莎服饰公司共计15715万余元，名莎服饰公司、五矿进出口公司在开具、接收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同时，还制作了配套的合同、单证资料并进行了相应的财务记帐，以及五矿进出口公司外汇入帐等情况。
（14）杭州市国家税务局进出口税收管理处出具的五矿进出口公司涉及名莎服饰公司业务出口退税明细证明，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对应的货物出口已退税共计2149万余元。
（15）名莎服饰公司、胡小飞、厉向阳、盛某1、周某1、盛阿芬、边敏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名莎服饰公司在收到五矿进出口公司支付的15715万余元款项后，通过盛阿芬、盛某1和胡小飞银行账户转账给边敏、厉向阳、周某1等人银行账户，通过名莎服饰公司账户转账给中畅公司帐户等途径，将大部分资金予以回流，其中：盛阿芬银行帐户转至边敏银行帐户21091927元，转至周某1银行帐户35143742.74元；盛某1银行帐户转至边敏银行帐户28970604.80元，转至周某1银行帐户35112865元；胡小飞银行帐户转至厉向阳银行帐户7633183元；名莎公司账户转至中畅公司8525000元，以上共计13647万余元。还证明，厉向阳、边敏、周某1银行帐户有大量资金转账至詹某1、肖某,4、詹某4等人银行帐户。
二、2011年7月至2013年2月，被告人厉向阳、边敏为了骗取出口退税，通过杭州歌盾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盾公司）向五矿进出口公司虚开税款共计470万余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虚构歌盾公司有大量货物销售给五矿进出口公司的事实。同时，被告人厉向阳、边敏将虚假的出口货物报关单等资料提供给五矿进出口公司，制造上述货物已出口的假象。至案发，被告人厉向阳、边敏通过五矿进出口公司申报，共计骗取出口退税442万余元。受被告人厉向阳、边敏指使，被告人张迪在上述骗取出口退税过程中，负责出口货物报关单等出口退税所需资料的流转等具体事务。
认定该节事实的证据有：（1）被告人厉向阳供述证明，经与边敏商量还成立了歌盾公司，由边敏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开始是边敏、周某1，两人均未实际出资，周某1是代其持股的，后通过歌盾公司向五矿进出口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具体开票时间、金额其让边敏、张迪把握。歌盾公司未实际销售过货物。2013年2月，其让周某1将股份转给了边敏。
（2）被告人边敏供述证明，经厉向阳提议还成立了歌盾公司，其担任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歌盾公司向五矿进出口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是由厉向阳在操控的，具体的业务由张迪具体经办。其有提供银行卡供资金走帐等行为。
（3）被告人张迪供述证明，在厉向阳与边敏合作期间，是由厉向阳在管理的。在与五矿进出口公司的业务过程中，其负责资料的传递等工作。
（4）证人周某1证言证明，厉向阳让其作为歌盾公司挂名股东，2013年2月，厉向阳让其将股份转给了边敏，当时听厉向阳的意思，他要退出来了，但边敏要继续做下去。歌盾公司与五矿进出口公司的业务是边敏、厉向阳一起去谈的，其在歌盾公司担任出纳，由其经手歌盾公司开具了大量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五矿进出口公司，是厉向阳、边敏、张迪让其开具的，张迪提供给其开票的货名、金额等信息。歌盾公司从未销售过货物。
（5）证人朱某1证言证明，其在歌盾公司担任会计。边敏、张迪、周某1等人在公司领工资的。
（6）证人阮某,4证言证明，歌盾公司通过五矿进出口公司出口服装，操作模式和名莎服饰公司是一样的，是厉向阳、边敏来公司谈的，具体经办人是张迪。
（7）出口合作协议证明，2011年11月1日，歌盾公司（乙方）与五矿进出口公司（甲方）签订出口合作协议1份，双方约定：乙方委托甲方代理出口服装，甲方原则上按每美元收取0.07元人民币代理费；乙方负责将增值税专用发票等退税凭证交付甲方进行退税；甲方与乙方的生产厂家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对于甲方与乙方的生产厂家之间签订的任何合同，仅作为商检或退税证明之用；乙方生产厂家开具给甲方的增值税发票仅用于退税，而不是双方买卖关系的证明等内容。
（8）记帐凭证、收款凭证、出口商品供需合同、进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2011年7月至2013年2月，歌盾公司开具给五矿进出口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308份，税额合计470万余元，五矿进出口公司在接收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同时，还制作了配套的合同、单证资料并进行了相应的财务记帐等情况。
（9）杭州市国家税务局进出口税收管理处出具的五矿进出口公司涉及歌盾公司业务出口退税明细证明，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对应的货物出口已退税共计442万余元。
三、2013年10月至12月，被告人边敏伙同曹某（已判刑）为骗取出口退税，由被告人边敏通过歌盾公司向曹某所控制的杭州标朗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朗公司，已判刑）虚开税款共计65611.9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经被告人边敏联系由名莎服饰公司向某1朗公司虚开税款共计278364.2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曹某通过其所控制的杭州生达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达公司，已判刑）向某1朗公司虚开税款共计591610.0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虚构歌盾等公司有大量货物销售给标朗公司的同时，被告人边敏将虚假的出口货物报关单等资料提供给标朗公司，制造上述货物已出口的假象。至案发，被告人边敏及曹某通过标朗公司申报，共计骗取出口退税88万余元。受被告人边敏指使，被告人张迪在上述骗取出口退税过程中，负责出口退税所需资料的流转等具体事务。其间，为了增加生达公司的抵扣税款，被告人边敏应曹某的要求，通过歌盾公司向生达公司虚开税款为591584.3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税款均已抵扣。
认定该节事实的证据有：（1）被告人边敏供述证明，2013年11月左右，经与曹某商量后通过标朗公司骗取出口退税，其利用其他客户实际出口的货物“配单”给标朗公司，由歌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标朗公司，应曹某要求，其还介绍名莎服饰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了标朗公司。据曹某讲，生达公司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了标朗公司，为了抵扣生达公司的销项税，歌盾公司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了生达公司。外汇是其向朱某2购买的。其让张迪虚开了歌盾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让张迪与名莎服饰公司联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事谊，标朗公司的出口报关信息都是其让张迪具体联系的。
（2）被告人张迪供述证明，被告人边敏还通过标朗公司骗取出口退税，其间，其负责与标朗公司的单证员联系、购买外汇等工作。
（3）证人朱某1证言证明，在歌盾公司股权变更后，资金是由边敏在管理的，具体操作是张迪。
（4）曹某供述证明，2013年，经与边敏合谋，由歌盾公司、名莎服饰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其经营的标朗公司用于骗取出口退税，其间，其经营的生达公司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标朗公司用于骗取出口退税，并用歌盾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
（5）方法兴供述证明，其在曹某经营的标朗公司、生达公司担任会计。经曹某授意，其负责操作，生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标朗公司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曹某还与边敏商定，由歌盾公司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生达公司用于抵扣税款。此外，经曹某与边敏商定，由边敏提供了歌盾公司、名莎服饰公司所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供标朗公司用于骗取出口退税。其间，张迪参与出口货物报关单等资料的流转。
（6）证人朱某2证言证明，边敏多次向其购买美金，其中，边敏有让其将美金打到标朗公司。
（7）标朗公司记帐凭证、杭州银行网上银行记账凭证（付款）、名莎服饰公司记帐凭证、结算业务入账自助回单及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2013年10月，名莎服饰公司开具给标朗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18份，税额合计278364.24元；2013年11月，生达公司开具给标朗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7份，税额合计591610.08元；2013年12月，歌盾公司开具给标朗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税额合计65611.96元。同时，标朗公司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并进行了财务记帐等情况。
（8）生达公司记帐凭证、记帐回执、收料单及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2013年12月，歌盾公司开具给生达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40份，税额合计591584.32元，同时，生达公司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并进行了财务记帐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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