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2民再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申请人）：龚幸，男，1968年6月21日生，住无锡市惠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申请人）：戴灵芬，女，1977年1月17日生，住无锡市惠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晓明（受龚幸、戴灵芬共同委托），无锡市惠山区金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再审被申请人）：秦国强，男，1954年6月1日生，住无锡市惠山区。
上诉人龚幸、戴灵芬因与被上诉人秦国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7)苏0206民再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龚幸及受上诉人龚幸、戴灵芬共同委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晓明，被上诉人秦国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龚幸、戴灵芬上诉称，（2017）苏0206民再3号民事判决及（2012）惠商初字第0083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1、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是公司的三大基本原则。秦国强抽逃出资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再审判决一方面认定秦国强抽逃出资，一方面却支持了秦国强依据所谓的《股权转让协议》向上诉人主张股权转让款，使得秦国强非但没有因违法行为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凭借其已抽逃全部出资的空壳“股权”得到大笔的转让款，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违背了基本的公平正义；2、再审判决错误地认定了《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秦国强违反了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抽逃了出资，该《股权转让协议》应当是无效的，秦国强无权基于无效协议向上诉人主张转让款。3、再审判决认定秦国强在宝丰公司经营过程中投入了大额的资金，从而支持了秦国强主张的股权转让款。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混淆了法律概念，即使秦国强垫付了资金，充其量也只是形成了其与宝丰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其对宝丰公司享有债权并不能冲抵其应当履行的出资，更不能使其抽逃出资的行为合法化。4、正因为秦国强无权向上诉人主张股权转让款，其要求戴灵芬承担夫妻共同债务也就失去了相应的请求权基础。请求撤销（2017）苏0206民再3号民事判决及（2012）惠商初字第0083号民事判决，驳回秦国强的诉讼请求。
秦国强辩称，被上诉人认为抽逃注册资金和股权转让没有直接联系，属于两个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龚幸作为原宝丰公司的股东，对被上诉人的出资瑕疵的事实是明知、应知的，他并无权利要求被上诉人补足出资。如抽逃出资对宝丰公司造成损失的，那么也应该由宝丰公司的债权人才有权利向被上诉人要求补足出资。且该出资要在确认被上诉人实际出资的基础上进行补足。
原告秦国强向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起诉称：其与龚幸于2009年5月14日注册成立了安徽宝丰复合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丰公司），龚幸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于经营需要，2011年6月30日，秦国强与龚幸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秦国强作价500万元向龚幸转让所持有的该公司18.2％的股权，并约定龚幸应于2011年7月15日前支付，逾期未支付将按未履行部分的总额，以每日1％计算违约金。秦国强转让股权后，龚幸仅支付了50万元，剩余的450万余元经多次催讨未予支付。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至起诉之日起，龚幸应承担违约金976.5万元，秦国强考虑到违约金过高，愿意按照合同原标的30％计算违约金（即500万元的30％为150万元），主动放弃超过部分。龚幸与戴灵芬系夫妻关系，此债务产生于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为夫妻共同债务，故戴灵芬应当与龚幸共同偿还债务。要求判令龚幸、戴灵芬立即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45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50万元。
被告龚幸、戴灵芬辩称：1、秦国强没有实际出资，不用享受股权转让款的受益，在宝丰公司筹建初期，秦国强未出资分文，也未参与经营管理，不应享受股权转让的权利；2、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在秦国强的胁迫下签订的，不是龚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显失公平，不能作为有效证据；3、即使秦国强有收取款项的权利，由于双方所争议的债务是金钱债务属于可替代债务，秦国强主张的违约金明显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同意支付本金，违约金不予承担。希望能协商解决纠纷。
原审认定事实：2011年6月30日，秦国强（出让方）与龚幸（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双方约定：1、自然人股东秦国强持有的18.2%股权转让给龚幸；2、本次股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11年6月30日；3、股权转让后，出让方不再享有已出让股权的股东权利、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受让方依照本协议享受股东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股东的义务；4、本次股权转让款作价人民币伍佰万元，于2011年7月15日前支付，逾期支付按每日剩余款项总额的1％计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协议签订后，龚幸于2011年10月12日支付秦国强10万元（汇入秦国强农行卡），于2011年11月22日支付秦国强40万元（中国建设银行本票1张，申请人及收款人为戴灵芬）。后秦国强向龚幸、戴灵芬催讨剩余股权转让款无着，遂于2012年1月30日诉至法院，要求龚幸、戴灵芬立即支付剩余价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另查明：根据安徽省六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商资料反映：宝丰公司于2009年5月14日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设立，为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7月29日，宝丰公司的注册资本为7100万元，股东为龚幸（认缴出资3195万元，占45％）、秦国强（认缴出资3195万元，占45％）、杨某（认缴出资710万元，占10％）。2010年8月11日，宝丰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11400万元，股东为龚幸（认缴出资7495万元，占65.75％）、秦国强（认缴出资3195万元，占28.02％）、杨某（认缴出资710万元，占6.23％）。2011年7月19日，宝丰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龚幸（认缴出资10690万元，占93.77％）、杨某（认缴出资710万元，占6.23％）。
再查明：龚幸与戴灵芬系夫妻关系，龚幸与秦国强投资设立宝丰公司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原审认为：秦国强与龚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龚幸提出该协议系受秦国强胁迫签订，内容显失公平的抗辩意见，因未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法院不予采信。龚幸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拖欠不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龚幸在协议签订后仅支付秦国强股权转让款50万元，尚结欠450万元，事实清楚。秦国强要求龚幸立即支付股权转让剩余价款450万元的诉请，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做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鉴于龚幸在诉讼中明确请求调整违约金，且秦国强未向法院提供因龚幸逾期付款造成损失的相关证据，故法院认为协议中约定的按剩余款项总额的每日千分之二为标准及按照协议原标的30％为标准计算违约金均约定过高，应予以调整。法院确认龚幸所应承担的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率的130％计算比较合理。秦国强主张的违约金中超出合理部分，法院不予支持。龚幸与秦国强设立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其与戴灵芬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面龚幸、戴灵芬并未举证证明其结欠秦国强的债务明确约定为龚幸个人债务，也不能证明秦国强明知龚幸与戴灵芬之间有各自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故龚幸对秦国强所负上述债务，应系夫妻共同债务，戴灵芬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原审法院于2012年7月20日作出（2012）惠商初字第0083号民事判决，判决：一、龚幸、戴灵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秦国强股权转让款450万元。二、龚幸、戴灵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秦国强逾期付款违约金（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7月16日起至2011年10月11日止；以49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0月12日至2011年11月11日止；以45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1月12日至判决给付之日止；均按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率的130％计算）。三、驳回秦国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判决后，龚幸、戴灵芬不服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原审法院经审查后于2017年4月20日作出（2017）苏0206民申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
龚幸、戴灵芬再审时称：（1）根据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及相关鉴定报告、侦查材料等证据材料，秦国强作为宝丰公司的股东，实际未出资，宝丰公司成立时秦国强应出资的45万元实际由龚幸提供，龚幸用秦国强的名义在银行办了一张存折，设置了密码，并汇入45万元，秦国强至今不知道密码，且存折在龚幸处保管。2009年7月公司增资时秦国强应出资3150万元，事实上各股东对增资部分均未出资，而是由龚幸委托张某办理，并在验资后全部抽出。故秦国强无权收取股权转让款。（2）即使秦国强主张的股权转让款成立，该款项也是龚幸经营宝丰公司所欠债务，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从外观上也与夫妻共同生活所欠债务有明显区别，应由秦国强举证证明该笔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判决书错误地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秦国强的诉讼请求。
秦国强辩称：（1）宝丰公司开办时龚幸在建设银行办理2个账号（尾号为4541和4558），银行卡也由龚幸掌控，但资金由秦国强提供。其于2009年5月6日通过秦国强的农行卡（尾号为3514）向尾号为4541的建行卡（龚幸）汇入45万元，同日从建行卡（尾号为2208）向尾号为4558的建行卡（秦国强）汇入45万元。之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2）秦国强为宝丰公司的开办和经营进行了实际投资，除45万元外其保留有凭证的投资就有200余万元，其他现金投入的依据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被龚幸收走。虽然其进行了投资，但在宝丰公司的财务帐册中未体现，且龚幸通过关联公司及指使财务总监将注册资金抽逃，公司所有的土地251亩通过评估也作为龚幸个人出资，严重损害了秦国强的利益。（3）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在龚幸、戴灵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生效后龚幸支付10万元，戴灵芬支付40万元，所以戴灵芬对支付秦国强股权转让金是知晓的，且龚幸向杨某转让股权获利2000余万元，龚幸经营宝丰公司的收入及股权转让收益均由夫妻共享，故股权转让款的债务应属夫妻共同债务。请求维持原判，驳回再审申请。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原审法院再审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宝丰公司于2009年5月成立，注册资金100万元，其中龚幸出资45万（占45%）、秦国强出资45万（占45%）、杨某出资10万（占10%）。后宝丰公司又进行二次增资。
2016年12月，安徽淮信司法鉴定中心受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委托，出具《龚幸转让宝丰公司股权相关税收鉴定报告》，报告载明宝丰公司以货币出资的注册资金全部被抽逃，宝丰公司日常经营周转资金主要系从金融机构和其他渠道筹得的借款。
另查明：2008年5月27日，甲方龚方、龚幸、无锡澳星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星公司）与乙方秦国强签订《承包经营协议》1份，约定秦国强出资50万元作为该公司流动资金，时间1年，从2008年5月27日至2009年5月27日，协议到期归还本金50万，如盈利享受30%利润回报。2009年5月18日，澳星公司支付秦国强45万元。
关于秦国强所称为宝丰公司经营投入资金200余万元的情况为：1、支付宝丰公司厂房设计费6万元；2、为宝丰公司融资4000万元支付毛某某融资费25万元；3、为宝丰公司向六安欣瑞环保公司支付环评费8万元；4、宝丰公司需向六安市建设银行贷款而帮银行拉存款支付杜某某18万元；5、为宝丰公司验资支付张某100万元；6、为宝丰公司开业订购锡盘支付33500元；6、代龚幸还给唐某某借款50万元；7、秦国强妻子钱某某名下房产向银行贷款55万元支付戴灵芬，贷款本息63万元由钱树萍归还。
庭审中，秦国强申请证人俞某、杜某、张某出庭作证。证人俞某称：其因生意往来与毛某某认识。2009年，秦国强和龚幸因办复合肥厂需要资金，我就介绍毛某某与他们认识，说是要借款4000万元，具体是他们自己谈的，后来秦国强给我看了1张农业银行的票据，秦国强称其付给毛某某佣金25万元；证人杜某称：其是原无锡轻工设计院工程师。2009年上半年龚幸和秦国强找其设计安徽六合复合肥厂的厂房，设计费8万元。龚幸和秦国强共付给其6万元。证人张某称：其是宝丰公司的办事员，公司要增资7000万元，由其负责办理。其卡上曾收到100万元的增资费用，后秦国强给我看1张划卡凭据，与我收到的100万是同一笔钱，才知道这笔钱是秦国强付的，这100万用于为公司增资融资所用。
龚幸、戴灵芬对上述款项的抗辩为：对第1笔费用，由杜某为宝丰公司设计厂房无异议，秦国强付过一部分费用，但具体多少不清楚；对第2笔费用不认可，宝丰公司未向毛某某融资4000万元，对证人俞某的证言不予认可；对第3笔费用，宝丰公司系由六安欣瑞环保公司进行环评，秦国强付了定金；对第4笔费用不认可，系秦国强与案外人的经济往来；对第5笔费用予以认可；对第6笔和第7笔费用不予认可，与宝丰公无关。
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1、秦国强投入宝丰公司的出资款45万元有无抽逃？2、秦国强和龚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3、如协议有效，龚幸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是否属于龚幸和戴灵芬的夫妻共同债务？
原审法院再审认为：一、龚幸和秦国强以货币方式投入宝丰公司的注册资金在验资后全部抽逃。这一事实由安徽淮信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予以证实。秦国强称其投入的45万元未抽逃，澳星公司转入他帐户的45万元并非抽逃的注册资金，而是根据其与澳星公司的承包协议返还给他的出资款。首先秦国强与澳星公司的出资款为50万元，与45万元的金额不符；其次承包协议约定承包期至2009年5月27日，而秦国强收到45万元的时间为2009年5月18日，日期不符。故秦国强称未抽逃出资的陈述不予采信。
二、秦国强与龚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签订后双方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且龚幸和戴灵芬已支付50万元。虽然秦国强抽逃出资，但在宝丰公司经营中投入较大金额的资金，从目前证据而言，秦国强为宝丰公司经营投入资金142.35万元，包括支付宝丰公司厂房设计费6万元；为宝丰公司融资支付毛某某融资费25万元；为宝丰公司支付环评费8万元；为宝丰公司增资支付融资费100万元；为宝丰公司开业订购锡盘支付3.35万元。其余费用无法证明与宝丰公司有关，法院不予支持。龚幸和秦国强双方商定股权转让款以500万元计算，虽然该金额超出秦国强投入宝丰公司的资金，但该金额系股权价值，基于公司资产、经营和发展情况等多种因素考虑，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龚幸称当时因宝丰公司转贷需要秦国强签字，而秦国强不肯签，被逼无奈才签的转让协议，因该陈述无证据证明，且也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或可撤销情形，故法院不予采信。
三、龚幸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属夫妻共同债务。龚幸支付股权转让款行为属经营行为，且戴灵芬对此明知，也支付过部分转让款，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维持本院（2012）惠商初字第0083号民事判决书。再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再审申请人龚幸、戴灵芬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再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也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再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秦国强抽逃注册资金与本案的股权转让分属二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秦国强抽逃注册资金，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有关公司治理的规定，相关权利人可因此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向秦国强主张权利。但本案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秦国强与龚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秦国强抽逃出资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且《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属有效。上诉人以秦国强抽逃注册资金为由，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从而认为无需支付转让款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龚幸在与戴灵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买受本案所涉股权，其买受股权的支出用于形成夫妻共同财产，该支出形成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且戴灵芬协助龚幸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对龚幸买受本案所涉股权的情况应该明知，故一审再审判决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7)苏0206民再3号民事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龚幸、戴灵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过坚列
审判员 许 敏
审判员 朱 健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书记员 鲍 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