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38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晓玲，女，197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威远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块石支行，住所地：成都市赛云台东一路十五号。
负责人：余万蓉，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梅，女，1966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系该行员工。
上诉人王晓玲因与被上诉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块石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6民初120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晓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2年9月7日，我到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办理金卡，我在中信银行取了1万现金和成都银行喜耍卡（卡号62×××50，卡内金额1万元左右）到柜台一号窗口办理金卡，把现金1万元和喜耍卡递进窗口后，叫我输入密码后告知我此卡内无钱（时间为下午16:14分）并把钱和卡退给我，我到中国银行花径路支行取现金1万元，回到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下午16:40分）再次办理金卡（622153233004152223）在四号窗口办理，我将现金2万元递进窗口，并说要开通短信提醒业务，他们要求我把喜耍卡递进窗口并查询卡里有无钱，并且办理开金卡业务，之后工作人员给我一叠签字。当时他们在代收学校学费，有许多人在排队，因单子太多没有一张一张仔细看，工作人员将签字位置移叫我签字。2014年3月27日，我去打喜耍卡的交易明细，才发现我卡内钱是2012年9月7号取出，也就是本人去办理金卡当天和四位余额与喜耍卡当天转出余额后四位相同，喜耍卡内金额10012.36元，加现金2万元共计30012.36元，但当天金卡内实际为20012.36元，少现金10000元。
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晓玲在本案一审中起诉请求：判令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赔偿存款1万元及利息16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2年9月7日，王晓玲在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办理金卡开户业务。16时40分王晓玲在该行工作人员雷某的窗口，办理了喜耍卡（尾号6150）支取定期存款10007.54元，本息合计10012.36元，王晓玲在《成都银行定期销户凭条》中客户签字栏签名确认。同时向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提交《成都银行个人业务综合申请书》，申请办理一卡通金卡，16时43分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为王晓玲新开（尾号2223）一卡通金卡及短信通业务，王晓玲在《卡AIO账户开户凭条》、《个人客户短信通柜面签约凭条》客户签字栏签名确认，16时46分王晓玲在一卡通金卡内存入20012.36元。王晓玲2014年4月28日左右打印喜耍卡交易明细清单时，才发现喜耍卡（尾号6150）在2012年9月7日被销户支取了6个月定期存款本息10012.36元，但王晓玲并未收到该笔存款，多次找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及银监会投诉，于2015年最后一次向相关部门投诉无果。
王晓玲称在办理开设一卡通金卡业务时，银行工作人员雷某让其在多张银行凭条上签字，未仔细阅读凭条上内容，加之当天办理银行业务客户多，就草率的签名了，但银行未交付喜耍卡内的存款10012.36元。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有：活期存入凭条、利息清单、卡AIO账户开户凭条、成都银行个人业务综合申请书、个人客户短信通柜面签约凭条、成都银行定期销户凭条等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
一审法院认为，王晓玲将存款存入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双方已经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负有保障王晓玲存款安全的义务。本案争议的焦点：王晓玲是否收到取喜耍卡内存款10000元。首先，案涉2012年9月7日王晓玲签名确认销户支取喜耍卡（尾号6150）10012.36元，以及王晓玲新开一卡通金卡（尾号2223）并存入20012.36元的事实，有银行各项业务凭条为证及王晓玲的签名确认，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在审核、办理储户支取存款、开设新账户存入存款的业务的过程中，符合业务流程规定并无过错；其次，王晓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办理上述业务时，银行也将各项业务的凭条中客户保存联交与客户留存待查，其中有支付存款、存入存款的凭条，该凭条上真实反映了交易的项目和金额，王晓玲应当知晓支取了喜耍卡内存款10012.36元和一卡通金卡存入存款20012.36元，为此王晓玲当时就应当发现有10000元差额，而不是2年之后发现存款10000元在支取时，银行未交付支取的存款10000元的事实；再次，从喜耍卡内支取的存款10012.36元和一卡通金卡存入存款20012.36元的金额来看，该两笔业务的金额尾数十、元、角、分均是相同即12.36的，可见取款10012.36元（包含本金10007.54元+利息4.82元），这个金额不是王晓玲在开办新卡存款时能知晓的，但王晓玲在新卡存款20012.36元，尾数12.36完全相同不是一种巧合，应当有着内在的联系，即王晓玲将支取的10012.36元加上现金10000元存入一卡通金卡或取款的尾数12.36元加上20000元一同存入一卡通金卡中，更加能符合客观事实，为此可以佐证银行将王晓玲的支取的存款10012.36元是交付了的；最后，王晓玲应当对其主张负有举证义务，加之对银行凭条上本人的签名均予认可，为此王晓玲应当提交证据反驳被告的证据，但本案王晓玲仅凭事隔多年的回忆来口述存款的损失，负有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王晓玲主张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偿付100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晓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元减半收取45元，由原告王晓玲负担。
二审中，本院依据王晓玲的申请，调取了王晓玲于2012年9月7日在中信银行成都东城根街支行、中国银行成都花径路支行的取款明细。经查，王晓玲于2012年9月7日在中信银行成都东城根街支行取款10580元，其当日在中国银行成都花径路支行没有取款记录。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
为支持其上诉请求，王晓玲在二审中提交了其在2015年办理其他账户转账支付时的凭条复印件，意图证明其在2012年办理喜耍卡销户手续时应加盖转讫章而非现金付讫章。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王晓玲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除对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王晓玲于2012年9月7日在中信银行成都东城根街支行取款10580元，其当日在中国银行成都花径路支行没有取款记录。
本院认为，王晓玲在本案一审起诉状和二审上诉状中一再陈述其于2012年9月7日先后在中信银行、中国银行花径路支行分别取款1万元，存入其在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办理开通的金卡中，但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2012年9月7日王晓玲在中国银行花径路支行并无取款记录，故其陈述的2012年9月7日将现金2万元存入在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开通的金卡的事实因无证据证明不能成立。结合一审中查明的王晓玲对《成都银行定期销户凭条》、《卡AIO账户开户凭条》、《个人客户短信通柜面签约凭条》等单据签名确认，能够证明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将王晓玲在喜耍卡中原有10012.36元及另外10000元现金共计20012.36元存入其一卡通金卡。二审中，王晓玲申请本院调取其在2012年9月7日下午操作喜耍卡输入密码的时间，本院认为，王晓玲提出其输入密码后被告知卡内无钱、因此去中国银行成都花径路支行取款10000元，但其在中国银行成都花径路支行取款的陈述经查与事实不符，其办理喜耍卡销户业务的时间在《成都银行定期销户凭条》上已有记载，王晓玲不能明确其要求调取的操作喜耍卡输入密码时间的证据载体，输入密码时间本身与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是否造成其10000元存款损失之间亦不具有关联性和证明力，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之规定，对王晓玲提出由本院调取其在2012年9月7日下午操作喜耍卡输入密码的时间等证据的申请不予准许。王晓玲申请证人雷某出庭作证，意图证明当时为其办理业务的并非雷某而是其他工作人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10日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之规定，王晓玲在二审中申请证人出庭已经超出了规定的期限，且其意图证明的事实与成都银行五块石支行是否造成其10000元存款损失之间亦不具有关联性和证明力，故本院对其申请证人雷某出庭作证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王晓玲陈述的案件相关事实与查明事实不符，其上诉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诉讼费负担方式不变。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0元由上诉人王晓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寅
审判员 傅敏
审判员 莫雪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