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民终9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迅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穴市永宁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李龙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国子建，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桂红胜，武穴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穴市18号路***号。
法定代表人：陈友良，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敏，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婷，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亮，男，198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国子建，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桂红胜，武穴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原审第三人：骆骥，男，1962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建刚，男，1977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
原审第三人：李龙章，男，1965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华，湖北文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友良，男，196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月胜公寓*栋***室。公民身份号码：6101251964********。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敏，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颖，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北迅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原审被告李亮、原审第三人骆骥、李龙章、陈友良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黄冈中民二初字第000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及原审被告李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国子建、桂红胜，被上诉人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友良，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婷，原审第三人李龙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华，原审第三人陈友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颖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骆骥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武穴迅达医化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已过法定期限，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时从未涉及关联交易问题。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如将本案定性为关联交易，处理结果则与南京威斯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威斯康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同时为了查明事实，应当追加南京威斯康公司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武穴迅达医化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七即李亮询问笔录三份、南京威斯康公司副总经理朱静询问笔录、陈友良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李亮不是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公司关联人。本案涉及的交易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被认定为真实有效。一审法院认为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李亮与南京威斯康公司恶意串通，通过虚假交易的方式没有依据。认定南京威斯康公司从武穴迅达医化公司低价购买货物、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仅仅进行转手交易即获得巨额利润从而损害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合法权益没有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并非必须通过南京威斯康公司、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才能销售氨基吡唑、N－单甲基哌啶，上述利益，完全可以由武穴迅达医化公司通过自行对外出售获得没有依据。
武穴迅达医化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亮答辩称，同意湖北迅达药业公司的上诉意见。
李龙章述称，同意湖北迅达药业公司的上诉意见。
陈友良述称，同意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答辩意见。
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武穴迅达医化公司、湖北迅达药业公司签订的《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2.湖北迅达药业公司返还销售金额2886万元（销售款3848万元暂减去所得税962万元）；3.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后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李亮共同返还武穴迅达医化公司销售货款33700934.43元及利息（从侵占之日至还清之日，按照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分段计算）。2、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李亮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9月30日，武穴迅达医化公司成立，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采取二次到位方式，股东为陈友良、骆骥、李亮、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李龙章，其中陈友良出资192.5万元,首期出资38.5万元;骆骥出资100万元,首期出资20万元;李亮出资157.5万元,首期出资31.5万元;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资25万元,首期出资5万元;李龙章出资25万元,首期出资5万元。陈友良担任经理，李亮于2009年9月担任该公司监事、董事，2010年9月担任该公司总经理助理。
截止2011年6月6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注册资本4000万元，李龙健持股25612000元，其子李亮未持有股份，2011年2月28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4600万元，其中李亮出资10万元，李龙健出资未变。李亮自2005年8月在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工作，自2008年11月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助理，自2011年2月担任该公司总经理。
2010年9月起，李亮负责武穴迅达医化公司销售工作，其与南京威斯康公司约定，由南京威斯康公司作为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和湖北迅达药业公司的中间商，进行INT产品的贸易。自2010年9月27日至2011年4月14日，南京威斯康公司先后与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签订合同约定采购氨基吡唑（INT中文名）10批次，共46吨，单价均为720元/千克，总价3312万元，自2010年10月9日至2011年4月14日，南京威斯康公司先后与湖北迅达药业公司签订合同约定销售氨基吡唑10批次，共46吨，单价均为732.5元/千克，总价3369.5万元。自2011年5月23日至2011年9月23日，南京威斯康公司先后与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签订合同约定采购N单甲基哌啶（即氨基吡唑、INT，根据李亮要求改名）5批次，共40吨，单价均为500元/千克，总价2000万元，以上5批次在采购当日，南京威斯康公司分别与湖北迅达药业公司签订合同约定销售N单甲基哌啶5批次，共40吨，单价均为508.65元/千克，总价2034.6万元。上述交易，买卖双方均签订合同，付款方式均为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向南京威斯康公司汇款，南京威斯康公司扣除相应利润（买卖各15批次利润共92.1万元）后将款项汇至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均无货物实物交易。合同签订后，均由李亮另分批次安排车辆到武穴迅达医化公司仓库拖货，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名义对外销售，报关出口到日本。
2010年9月30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双唑草腈PYRACLONIL”2000千克，总价2120万日元，折人民币1653600元，出口退税148824元。2010年10月22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双唑草腈PYRACLONIL”2500千克，总价2650万日元，折人民币2120000元，出口退税190800元。2010年10月31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双唑草腈PYRACLONIL”1500千克，总价1590万日元，折人民币1272000元，出口退税114480元。2010年11月5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双唑草腈PYRACLONIL”1500千克，总价1590万日元，折人民币1303800元，出口退税117342元。2010年11月24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双唑草腈PYRACLONIL”1500千克，总价15937500日元，折人民币1306875元，出口退税117618.75元。2010年11月26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双唑草腈PYRACLONIL”2500千克，总价26562500日元，折人民币2178125元，出口退税196031.25元。2010年12月12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双唑草腈PYRACLONIL”2000千克，总价2125万日元，折人民币1742500元，出口退税156825元。2010年12月16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双唑草腈PYRACLONIL”1500千克，总价15937500日元，折人民币1306875元，出口退税117618.75元。2010年12月20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双唑草腈PYRACLONIL”2500千克，总价25765000日元，折人民币2112730元，出口退税190145.70元。2011年1月1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双唑草腈PYRACLONIL”2000千克，总价2125万日元，折人民币1742500元，出口退税156825元。2011年1月10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双唑草腈PYRACLONIL”2000千克，总价2125万日元，折人民币1721250元，出口退税154912.50元。2011年1月22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2000千克，总价2125万日元，折人民币1721250元，出口退税154912.50元。2011年1月29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2500千克，总价26562500日元，折人民币2151562.50元，出口退税193640.63元。2011年2月20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5500千克，总价64287520日元，折人民币5207289.12元，出口退税468656.02元。2011年3月29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3000千克，总价3405万日元，折人民币2758050元，出口退税248224.50元。2011年4月2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2000千克，总价2270万日元，折人民币1838700元，出口退税165483元。2011年4月18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3000千克，总价3405万日元，折人民币2758050元，出口退税248224.50元。2011年5月5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4000千克，总价4540万日元，折人民币3677400元，出口退税330966元。2011年5月28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5000千克，总价5675万日元，折人民币4596750元，出口退税413707.50元。2011年6月12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3000千克，总价3405万日元，折人民币2758050元，出口退税248224.50元。2011年7月3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4000千克，总价4540万日元，折人民币3677400元，出口退税330966元。2011年7月16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3000千克，总价3405万日元，折人民币2758050元，出口退税248224.50元。2011年7月28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3000千克，总价3405万日元，折人民币2758050元，出口退税248224.50元。2011年8月20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5000千克，总价5675万日元，折人民币4596750元，出口退税413707.50元。2011年10月12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4000千克，总价4540万日元，折人民币3677400元，出口退税330966元。2011年10月17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3500千克，总价39725000日元，折人民币3297175元，出口退税296745.75元。2011年11月3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3000千克，总价3405万日元，折人民币2826150元，出口退税254353.50元。2011年11月18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3500千克，总价39725000日元，折人民币3297175元，出口退税296745.75元。2011年11月26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3000千克，总价3405万日元，折人民币2826150元，出口退税254353.50元。2011年12月17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3500千克，总价39725000日元，折人民币3233615元，出口退税291025.35元。2011年12月31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吡唑腈PYRACLONIL”3000千克，总价3405万日元，折人民币2771670元，出口退税249450.30元。
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在中国银行的日元账户于2010年10月26日进账日元2120万元，于2010年12月1日进账日元4240万元，于2010年12月1日进账日元15901590元，于2010年12月10日进账日元30937500元，于2010年12月10日进账日元1150万元，于2010年12月21日进账日元26562500元，于2010年12月27日进账日元2125万元，于2010年12月31日进账日元15937500元，于2011年1月19日进账日元25765000元，于2011年1月19日进账日元2125万元，于2011年2月1日进账日元2125万元，于2011年2月25日进账日元2125万元，于2011年3月14日进账日元37725000元，于2011年4月26日进账日元3405万元，于2011年4月26日进账日元26562500元，于2011年4月26日进账日元2270万元，于2011年5月5日进账日元2650万元，于2011年5月17日进账日元3405万元，于2011年5月27日进账日元4540万元，于2011年6月16日进账日元5675万元，于2011年8月4日进账日元3405万元，于2011年8月24日进账日元3405万元，于2011年9月7日进账日元5675万元，于2011年10月31日进账日元4540万元，于2011年11月17日进账日元39725000元，于2011年11月22日进账日元3405万元，于2011年12月21日进账日元3405万元，于2011年12月22日进账日元39725000元，于2012年1月5日进账日元39725000元，于2012年1月18日进账日元3405万元。
2011年10月28日，浠水县公安局以李亮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李亮立案侦查，后对南京威斯康公司92.1万予以没收，该案尚未侦查终结。
2012年3月8日，李亮、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与陈友良签订《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李亮、湖北迅达药业公司自愿将其持有的武穴迅达医化公司36.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陈友良，转让价格依据浠水中正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基础作出，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反悔。经双方协商一致，采取将资产、债权债务以及生产经营情况总体平衡的方式一揽子定价，通过债务抵扣的方式，完成股权价款支付，即：1，甲方所持有的武穴迅达医化公司36.5%的股权全部归乙方享有，甲方与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名义股东骆骥之间的全部股权归陈友良所有；2，甲方在经营中的收益归甲方所有；3，甲方与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债权、债务清零。包括：甲方欠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货款203万元，武穴迅达医化公司欠李龙章往来债务155万（同时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免除李龙章债务155万元）和3年租金150万元全部清零。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愿积极配合乙方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甲方保证按照盘点1288万元的库存账目向乙方移交库存原料和成品。乙方保证自协议签字后放弃追究对他人的刑事责任。李亮作为转让方代表签字，陈友良作为受让方签字。2014年2月15日，武穴迅达医化公司致函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李亮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4年7月24日，陈友良致函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李亮要求30日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4年8月25日，陈友良通知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李亮，因其未全面履行协议约定，解除双方签订的《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关于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与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在涉案期间的关联交易是否损害了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合法利益的问题；2、关于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应返还武穴迅达医化公司贷款的具体数额问题；3、关于2012年3月8日《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与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在涉案期间的关联交易是否损害了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合法利益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1、李亮系湖北迅达药业公司董事长李龙健之子，在担任湖北迅达药业公司董事长助理、总经理期间（李龙健系公司大股东，李亮自2011年2月28日成为公司股东）同时负责武穴迅达医化公司销售工作，且李亮系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章程载明的股东，李亮同时代表武穴迅达医化公司、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与南京威斯康公司协商交易情况，且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已承认两家公司是关联公司，为了避免直接进行交易才决定找一家中间人。故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与武穴迅达医化公司涉案期间构成关联关系，其交易构成关联交易。2、其关联交易系通过与南京威斯康公司恶意串通来实现。3、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并非必须通过南京威斯康公司、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才能销售氨基吡唑、N单甲基哌啶（均为INT中文名），南京威斯康公司、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亦没有对氨基吡唑、N单甲基哌啶进行深加工，使产品增加价值，仅仅进行转手交易即获得巨额利润，而上述利益，完全可以由武穴迅达医化公司通过自行对外出售而获得。故关联交易损害了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合法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系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无论武穴迅达医化公司是否参与，实际控制人均不能实施利用其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武穴迅达医化公司虽然参与了上述交易行为，但该公司当时的销售工作是由李亮负责，李亮的上述行为没有股东会的授权，其个人的行为损害了公司的利益。
综上，李亮在担任武穴迅达医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实际控制武穴迅达医化公司销售工作期间，与南京威斯康公司恶意串通，通过虚假交易的方式，由南京威斯康公司低价购买武穴迅达医化公司氨基吡唑、N单甲基哌啶，按比例收取费用后，出卖给由李亮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并占有股份的湖北迅达药业公司，由湖北迅达药业公司高价对外出售，使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从中取得巨额利润，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法律并不禁止所有的关联交易行为，但禁止不公平的、损害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与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在涉案期间的关联交易行为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对其利用关联交易给武穴迅达医化公司造成损失而取得的利益应当承担返还责任，武穴迅达医化公司主张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应返还武穴迅达医化公司销售货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李亮虽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但因取得的销售货款由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占有，故李亮不应当承担返还责任。武穴迅达医化公司主张李亮应返还销售货款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应返还武穴迅达医化公司货款的具体数额的问题。
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湖北迅达药业公司通过南京威斯康公司向武穴迅达医化公司购买氨基吡唑、N单甲基哌啶86吨，但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不提供其从上述产品中获得的所有收益。对其相关数据，一审法院将根据本案已有证据材料予以确定。
根据武穴市国家税务局档案资料，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至日本的双唑草腈PYRACLONIL、吡唑腈PYRACLONIL的出口时间、重量、总价与其在中国银行的日元进账的时间、金额及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南京威斯康公司、武穴迅达医化公司三方签订的买、卖氨基吡唑、N单甲基哌啶的时间、重量，与朱静在公安机关作的讯问笔录陈述的交易的时间、重量高度一致，相互之间可以印证，且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未证实其销售的双唑草腈PYRACLONIL、吡唑腈PYRACLONIL的合法来源，故一审法院认定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出口至日本的双唑草腈PYRACLONIL、吡唑腈PYRACLONIL即其通过南京威斯康公司向武穴迅达医化公司购买的氨基吡唑、N单甲基哌啶。按照武穴市国家税务局档案资料数据结合中国银行进账单数据，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对外销售86吨双唑草腈PYRACLONIL、吡唑腈PYRACLONIL共获得日元折合人民币为77736306.94元、出口退税6805467.63元。
湖北迅达药业公司销售产品的纳税事务由该公司办理，相关材料由该公司保管，对其纳税情况最了解，且提供该纳税情况可作为该公司的抗辩，故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对其销售双唑草腈、吡唑腈所缴纳税款的相关情况负有举证责任。诉讼中，一审法院要求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提供上述证据，但其未提供，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同意扣减湖北迅达药业公司销售上述产品税款4028537.51元，系其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
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另主张2011年12月湖北迅达药业公司直接将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生产的产品16.5吨从武穴迅达医化公司仓库拉走出口，每吨侵占利润48万元。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充分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对其相应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应返还武穴迅达医化公司货款26472237.06元（销售收入77736306.94元＋出口退税6805467.63元－已支付武穴迅达医化公司5312万元－没收南京威斯康公司92.1万元－税款4028537.51元＝26472237.06元）。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占用武穴迅达医化公司货款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诉讼中，武穴迅达医化公司主张利息自2012年5月1日起开始计算，因该日期在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收到全部销售款和出口退税之后，故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2012年3月8日《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
《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仅有李亮、陈友良签字，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作为协议一方未盖章，陈友良明知李亮并非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公司处分财产，故李亮签字不构成表见代理，属无权处分，该协议亦未被湖北迅达药业公司追认，不能体现出系湖北迅达药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故从形式上来看，该协议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尽管李亮、湖北迅达药业公司、陈友良在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章程约定中占有三分之二以上股份，但是李亮、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在经营武穴迅达医化公司中的收益属于武穴迅达医化公司所有，公司资产属于公司所有，应当由武穴迅达医化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处分该收益，李亮、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及陈友良作为股东无权私自处分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收益，其未召开股东会，在形式上亦不合法，从本案审理情况来看，李亮、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在经营中的收益金额较高，私自处分的行为极有可能严重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诉讼中，李龙章作为武穴迅达医化公司股东对该协议亦不认可。故从内容上来看，该协议无效。协议中关于甲方李亮、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在经营中的收益归甲方所有、甲方与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债权、债务清零的约定自始无效。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仍应承担返还武穴迅达医化公司销售货款的民事责任。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湖北迅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销售货款26472237.06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自2012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开始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二、驳回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6100元，由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负担39926元，湖北迅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46174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证据一至证据二十）
证据一:《INT产品分级采购明细（1）》。
证据二：《合同》三份。
证据三:《购销合同》七份。
证据一、二、三拟证明：1、2010年1月至2010年8月，日方终端客户所购买的INT产品的分级采购路径为:十倍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香港浦和公司→昆山力胜泰公司→武穴迅达医化公司；2、在此期间，INT产品日方终端采购价格为日元12700／千克至日元14200／千克；INT产品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出厂价格为人民币795元／千克至人民币865元／千克。
证据四:《INT产品分级采购明细（2）》。
证据五:《合同》四份。
证据四、五拟证明：1、从2010年9月至2011年2月，日方终端客户所购买的INT产品的分级采购路径为:十倍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香港浦和公司→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南京威斯康公司→武穴迅达医化公司；2、在此期间，INT产品日方终端采购价格为日元12319／千克至日元12700／千克；INT产品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出厂价格为人民币720元／千克；3、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在此期间的销售工作，已依法授权给李龙章负责，与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李亮无关。
证据六:《INT产品分级采购明细（3）》。
证据七：《合同》五份。
证据六、七拟证明：1、2011年2月至2011年4月，日方终端客户所购买的INT产品的分级采购路径为:十倍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南京威斯康公司→武穴迅达医化公司；2、在此期间，INT产品日方终端采购价格为日元11350／千克至日元12575／千克；INT产品迅达医化公司的出厂价格为人民币720元／千克；3、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在此期间的销售工作，已依法授权给李龙章负责，与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李亮无关。
证据八:《INT产品分级采购明细（4）》。
证据九:《合同》十二份。
证据八、九拟证明：1、2011年5月至2011年12月，日方终端客户所购买的INT产品的分级采购路径为:十倍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湖北迅达药业公司（经过加工）→南京威斯康公司→武穴迅达医化公司；2、在此期间，INT产品日方终端采购价格为日元11350／千克；单甲基哌啶（INT的半成品）产品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出厂价格为人民币500元／千克；3、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在此期间的销售工作，已依法授权给李龙章负责，与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李亮无关。
证据十:《INT产品分级采购明细（5）》。
证据十一:《合同》一份。
证据十二: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
证据十、十一、十二拟证明：1、2012年2月，日方终端客户所购买的INT产品的分级采购路径为:十倍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昆山力胜泰公司→武穴迅达医化公司；2、在此期间，INT产品日方终端采购价格为日元11000／千克；INT产品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出厂价格为人民币890元／千克。
证据十三:《INT产品分级采购明细（6）》。
证据十四:《合同》两份。
证据十五: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
证据十三、十四、十五拟证明：1、2012年4月，日方终端客户所购买的INT产品的分级采购路径为:十倍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香港浦和公司→昆山力胜泰公司→武穴迅达医化公司；2、在此期间，INT产品日方终端采购价格为日元11000／千克；INT产品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出厂价格为人民币450元／千克。
证据十六:《情况说明》。
证据十七:《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证据十六、十七拟证明：1、十倍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系日方终端客户日本相互药业株式会社在中国内地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长期向香港浦和公司、湖北迅达药业公司采购INT产品。2、自2010年1月至2012年4月，INT产品日方终端采购价格的相关情况。
证据十八: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昆山力胜泰公司的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均为陈友良，该公司是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关联企业。在陈友良控制下，两公司一直发生贸易往来。
证据十九:《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
证据二十:《审计报告》（武会师审字［2011］第180。
证据十九、二十拟证明：在2010年8月至2011年底期间，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每月均有相对稳定的利润产生，这印证了在此期间没有发生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
证据一至证据二十拟共同证明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INT相关产品的销售和公司经营情况：1、自武穴迅达医化公司设立以来，INT产品的日方终端客户一直未从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直接采购，而是采取分级采购模式，通过一系列的连续贸易行为完成的。在没有日方终端客户下达订单的情况下，武穴迅达医化公司无法通过自行直接向日方终端客户销售，获取相同的收益。2、通过比较INT相关产品的历年终端采购价格和出厂价格，可以看出：（1）对于连续的产品贸易行为而言，终端采购价格高于产品出厂价格，是十分正常的现象。（2）2011年5月至2011年12月期间INT产品的出厂价格人民币720元／千克和2011年5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单甲基哌啶（INT的半成品）的出厂价格人民币500元／千克，均是公允和合理的，没有损害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合法利益。3、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在2010年9月至2011年底的销售工作，已依法授权给李龙章负责，与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李亮无关。
第二组证据（证据二十一）
证据二十一：《刑事判决书》。拟证明：在李亮所涉刑事案件的侦办过程中，田沐作为承办民警因收受陈友良的贿赂而被判处承担刑事责任。因此，不能排除该案在侦办过程中存在借用刑侦手段获取非法证据的情况。在缺乏基本的刑事公正的前提下，相关《笔录》内容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第三组证据（证据二十二至证据二十九）
证据二十二:《租赁合同》。
证据二十三: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湖北省地方税务局通用网络代开发票。
证据二十四:记账凭证、湖北增值税专用发票、采购入库单。
证据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拟证明：2011年5月至2011年12月，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出厂40吨货物是单甲基哌啶（INT的半成品），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在经过加工为INT产品后再出售。相关加工成本包括租金350000元、电费900925元、电气费用690000元、劳务费493425元和原材料成本3816574.2元。一审法院未查明相关事实。
证据二十五:INT产品进项及出口退免税明细。
证据二十六:《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号）。
证据二十七:记账凭证、货物视同内销征税通知书、调帐说明。
证据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拟证明：相关出口退税金额应为3496472.36元，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6805467.63元。
证据二十八:税收明细计算。
证据二十九:关于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后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政策的通知。
证据二十八、二十九拟证明：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依法还应承担其他相关税费的情况，一审法院未查明相关事实。
证据二十二至证据二十九拟共同证明：关于相关费用的计算，测算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所获取的收益，应当扣除相应的费用和成本，一审法院对此没有科学计算。
武穴迅达医化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
证据一:湖北相和精密化学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证据二:外商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鄂审［2010］6727号）。
证据三:潜江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潜安监管［2014］8号）。
证据四:潜江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湖北相和精密化学有限公司中间体（85t／a氨基吡唑、68t／a5氯戊酰氯、50t／a柠檬酸摩兰特碱、1t／a2t／a罗地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潜环评审函［2011］81号）。
证据五: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审查意见书（潜安监危化项目安验审字［2013］14号）。
证据六:潜江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湖北相和精密化学有限公司中间体（85t／a氨基吡唑、68t／a5氯戊酰氯、50t／a柠檬酸摩兰特碱、1t／a2t／a罗地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补充说明的批复》（潜环评审函［2014］10号）。
证据一、二、三、四、五、六拟证明：1、在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和李亮控制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工厂后，日本相互药工株式会社为了摆脱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和李亮对INT产品的控制，与昆山力田公司在潜江市成立了湖北相和精密化学有限公司，生产INT等产品，并获得了安监、环保等部门的许可；2、采购订单又重新回到由昆山力田公司向湖北相和精密化学有限公司发INT产品订单；3、保密协议、委托生产合同等材料可以证明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工厂被控制之前由昆山力田公司发放订单、控制之中客户与昆山力田公司设立合资工厂、控制解除后还是由昆山力田公司发放订单，这一系列过程足以证明昆山力田公司和日本相互药工株式会社在INT产品上至始至终是合作关系；4、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生产的INT产品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和订单，根本不需要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为其寻找订单，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与INT产品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证据七：INT情况说明及认证。拟证明：2009年到2011年武穴迅达医化公司是国内INT产品的唯一生产者，无需湖北迅达药业公司获取订单。
经质证，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对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二十，除了对证据十九和证据二十的真实性有异议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组证据正好证明，2010年9月至2011年12月，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作为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南京威斯康公司恶意串通，进行虚假交易，通过虚开增值税发票，制作虚拟订单的方式，将INT产品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取差价为自己谋利，严重损害了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利益。对证据二十一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首先，田沐虽然涉嫌违法犯罪，但现在没有证据证明田沐借用了刑侦手段非法获取了李亮和朱静的讯问笔录。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在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上也仅仅说是“不排除该案在侦办过程中存在借用刑侦手段获取非法证据的情况。”那么在未排除非法证据之前，李亮和朱静的讯问笔录就是合法有效的，法院完全可以采信；其次，李亮和朱静在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中所交代的事实与现有的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完全吻合，他们恶意串通，通过各自的公司，买空卖空，虚假交易的事实成立，无论田沐是否涉嫌犯罪，讯问笔录是否合法，都无法改变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关联交易损害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合法利益的事实。对证据二十二至证据二十九，除了对证据二十六和证据二十九的真实性无异议之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湖北迅达药业公司的该组证据主要是证明其在关联交易中的成本支出和缴税情况，以减少自己要承担的赔偿责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曾要求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提交其在销售INT产品上的实际收益和缴纳税款的相关情况，但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拒不理睬，一审法院才根据本案已有的证据确定了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损失金额，同时扣减了4028537.51元的税款。由于上述证据在一审审理前已经发生，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却拒不向一审法院提交，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审法院对湖北迅达药业公司超过最后一次举证期限（2014年10月8日）提交的证据应不予采信。
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李亮、李龙章对武穴迅达医化公司提交的证据认为，对证据一至证据六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其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证明目的：1、该证据只能证明湖北相和精密化学有限公司成立的基本情况，不能证明成立该公司系因为“日本相互药工株式会社为了摆脱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和李亮对INT产品的控制”；2、本案涉及的86吨货物的订单是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从日方客户取得的。无论其他公司和日方客户有何合作，均不能否定这一基本事实；3、昆山力田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其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法发表意见。对关联性持异议，不能达到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证明目的：1、在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十六《情况说明》中，日方明确认可了向湖北迅达药业公司采购INT产品，向湖北迅达药业公司下达订单的客观事实，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与此矛盾，应以《情况说明》的相关内容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昆山力田公司、湖北相和精密化学有限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其与本案无关。
本院审查认为，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十八、证据二十一，武穴迅达医化公司、陈友良、李亮、李龙章不持异议，对上述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据十九、证据二十系武穴迅达医化公司财务资料且相互可以印证，对该证据依法予以采信。证据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相互可以印证，对该证据依法予以采信。证据二十五、二十八系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单方制作，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武穴迅达医化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六，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李亮、李龙章、陈友良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可以证实湖北相和精密化学有限公司的设立和审批情况，但不能证明日本相互药工株式会社为了摆脱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和李亮对INT产品的控制而设立湖北相和精密化学有限公司，且昆山力田公司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对证据七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十倍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作为日本相互药业株式会社在中国内地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在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中，明确说明了十倍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向湖北迅达药业公司采购INT产品的情况，故对武穴迅达医化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二审审理中，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对一审判决书查明的以下事实有异议：1、对“李亮于2009年9月担任武穴迅达医化公司董事，2010年9月担任该公司总经理助理”有异议。武穴迅达医化公司没有设董事、总经理助理职位，李亮不可能担任该职务。2、对“2009年9月起，李亮负责武穴迅达医化公司销售工作”、“李亮与南京威斯康公司约定”、“合同签订后，均由李亮另分批次安排车辆到武穴迅达医化公司拖货”有异议。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在此期间的销售工作，由李龙章负责管理，与李亮无关。3、对“N—单甲基哌啶即氨基吡唑、INT，根据李亮要求改名”有异议。N—单甲基哌啶是氨基吡唑、INT的半成品，需要经过再次加工。4、对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取得的出口退税金额有异议，本案中没有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定的金额没有依据。5、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在销售过程中还有税费产生和加工成本，一审法院没有考虑。6、湖北迅达药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六，是为了证明在2012年5月，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对外销售INT产品的价格是含税人民币450元／千克，该价格低于湖北迅达药业公司销售给南京威斯康公司的价格，一审法院书写错误。
对上述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审理查明，本案证据不能证明武穴迅达医化公司设有董事、总经理助理职位。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七即李亮询问笔录、南京威斯康公司副总经理朱静询问笔录、陈友良询问笔录，虽然相关刑事案件还没有侦查终结，笔录只是刑事案件的部分证据，且刑事案件的侦查人员田沐利用负责办理该案的便利，索取财物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犯受贿罪和贪污罪受到刑事处罚，但李亮询问笔录、南京威斯康公司副总经理朱静询问笔录、陈友良询问笔录，对涉及关于南京威斯康公司、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武穴迅达医化公司三家公司交易所陈述的事实相互可以印证。对于武穴迅达医化公司在涉案期间的销售工作的管理问题，虽然一审中武穴迅达医化公司提交的证据四、湖北迅达药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二即《关于武穴市迅达医化有限公司股权问题》，证明2009年12月26日武穴迅达医化公司','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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