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6民终16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红辉，男，1972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姣，湖北行胜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襄阳市高新区追日路汉北科技孵化园主楼1、2层。
主要负责人：蒋治文，该支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祥，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吴莉，女，198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
上诉人张红辉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下称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原审被告吴莉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鄂0691民初1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红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蛟、被上诉人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祥均接受本院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红辉上诉请求：1.撤销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鄂0691民初1243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支付保险理赔款19916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商业险保险次日起生效的约定有效是错误的。第一、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应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保险公司收取了保费，并在当时打印了投保单，表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已成立并生效。对保险合同保险期间的约定并非对合同生���时间的约定，而是对合同履行期间的约定。所以本案中保险合同自保单出单之时就已成立并生效，保险期间亦应自保单生成时起算。上诉人认为本案商业险保险合同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已生效，保险公司应在商业险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第二、被上诉人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方，不能举证证明其对保险期间的起算时间已向对方作了特别说明，故对保险起算时间的条款应属无效。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提供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被上诉人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责任的条款，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并对其已尽到该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同一天在该公司工作人员吴莉手中购买的同样的保险，保险期间却即时生效，充分说明对于商业险保险期间是可以即时起算的。而被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提示投保人选择即时生效的保险，而是迳自适用“保险期间自投保次日零时起算”的条款剥夺了投保人选择保险期间的权利，故该条款应属无效条款。二、上诉人张红辉的妻子周启荣代签投保单和投保人声明，一审法院以此认定该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应受投保人声明等的内容约束是错误的。
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吴莉未发表述称意见。
张红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吴莉立即向其支付保险赔偿款1991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吴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20日，张红辉为其所有的发动机号码为692907Y的东风日产轿车在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机动车���失险（保险金额为111840元、不计免赔率）、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500000元、不计免赔率）、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保险金额为10000元、不计免赔率）、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4座×1万元/座、不计免赔率）、玻璃单独破碎险（国产玻璃）（按条款规定执行）、车身划痕损失险（保险金额为5000元、不计免赔率）、机动车损失保险无法找到第三方特约险及车损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于当日上午9:24时向张红辉出具保单，商业三者险保单载明的保险期限为2017年3月21日00时起至2018年3月20日24时止。
2017年3月20日下午，李国运驾驶襄阳捷顺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顺达公司）所有的车牌号为鄂Ｆ×××××车，挂车号为鄂Ｆ×××××的重型牵引半挂新车停靠在襄东车管所，被周启荣驾驶的日产轩逸车撞到后保险杠，发回原厂修理后，共花费修理费4000元。同日，张红辉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将4000元修理费赔偿给李国运。捷顺达公司于当日向张红辉出具证明,证明已收到张红辉转账的4000元修车费。
襄阳市襄州区物价局道路交通事故车辆出具襄价鉴字[2017]182号《车物损失价值鉴定结论书》，经评估鉴定，车牌号为鄂Ｆ×××××的车辆损失总价值为15916元。
东风日产襄樊车城专营店出具定损单，核定车牌号为鄂Ｆ×××××的车辆损失为18505.5元。2017年5月11日，东风日产襄阳车城专营店向张红辉出具委托维修结算单，车牌为Y205102的车辆维修费用为16783.3元，并已收现金16783.3元。同日，襄阳风神汽车专营有限公司出具Y205102的维修费用发票，金额为15897元。
诉讼中，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提供了投保单、投保人声明、机动车商业保险费率浮动告知单，其中投保单载明的保险期限为2017年3月21日00时起至2018年3月20日24时止，欲证明其已就保险期限问题向张红辉说明。张红辉质证认为投保单、投保人声明的签字不是其本人签名。吴莉述称张红辉和妻子周启荣一起去4S店买车，是由张红辉的妻子周启荣现场代签的。张红辉认可其签名是由妻子周启荣代签的。另查,张红辉与其妻子周启荣于2016年9月28日登记结婚，2017年3月30日张红辉与其妻子前往4S店提车并购买保险。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张红辉为其购买的新车在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同意承保并于2017年3月20日上午9:24时签发保单，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周启荣于当日下午驾车与他人车辆发生碰撞，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事故，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对事故损失在承保的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理赔责任不持异��，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该事故造成的损失是否在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限内。张红辉要求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理赔责任，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认为事故未发生在商业险生效时间内不予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在同意承保商业三者险时，以投保单、投保人声明等形式就保单载明的保险期限为2017年3月21日00时起至2018年3月20日24时止进行了告知，虽然张红辉否认投保单、投保人声明等签字系其本人所签，但认可是其妻子周启荣代签，由于张红辉与妻子周启荣一起前往提车并购买保险，周启荣代替张红辉签名构成表见代理，投保单、投保人声明等记载的内容对张红辉具有约束力，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关于事故不在商业三者险承保期限应予拒赔的抗辩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张红辉的该项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张红辉未能提供有力证据证明平安财保襄阳支公司员工吴莉，即张红辉购车时的保险业务员，由于疏忽而打印错误投保时间，对吴莉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张红辉各项损失费用共计2000元；二、驳回张红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张红辉承担270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承担3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张红辉为其车辆在被上诉人处投保，被上诉人承保并出具保险单，双方存在保险合同关系。对于案涉商业险的保险期间，从被上诉人提交的投保单以及保险单载明内容来看，均约定自2017年3月21日起至2018年3月24日止，该内容不属于重复使用而预告拟定的条款，属于经双方协商一致的内容。从投保人声明、投保单中投保人“张红辉”的签名来看，虽由上诉人张红辉之妻周启荣代签，但由于两人系一同前往购车并办理保险事宜，基于双方特殊的身份关系，周启荣出于家庭日常消费的需要，其具备家事代理权；且办理保险事宜时，张红辉在场并未提出异议，事后又以其名义提起本案诉讼，因此，应视为当时张红辉本人对保险期间的约定理应知晓。与此同时，保险期间属于保险合同必备条款，基于双方约定形成，不属于免责或减轻责任的格式条款，故亦不存在特别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因此，双方关于保险期间的约定不具备法定无效情形，该约定��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案涉保险事故不属于保险期间内发生的事故，按保险合同约定，被上诉人不具有理赔义务，原判判决结果正确。上诉人张红辉上诉主张商业险中保险期间的约定无效，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周启荣的行为构成家事代理，原判认定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不当，但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红辉要求支付其理赔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8元，由张红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贤玉
审判员 靳谢兵
审判员 何绍建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余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