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琼96民终2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文昌市文城镇东风路**号。
法定代表人：孙恒保，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晓珍、陈湘，均系海南文昌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律师事务部公司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文昌市宏达轧钢厂。住所地：文昌市会文镇华侨新街。
法定代表人：陈玉良。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祥，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玉良，男，1957年7月14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文昌市人。住文昌市会文镇。
上诉人（原审被告）：邢美英，女，1963年5月21日出生，黎族，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住文昌市会文镇。
上诉人(原审被告)：邢孔忠（邢贞忠），男，1966年6月5日出生，黎族，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住乐东黎族自治县。
陈玉良、邢美英、邢孔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镜澄，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红日，女，1963年6月5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文昌市人。住文昌市会文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冬梅，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玉集，男，1966年3月5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文昌市人。住文昌市会文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冬梅，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玉珠，女，196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文昌市人。住文昌市会文镇。
原审被告：陈玉镜，男，1950年4月21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文昌市人。住文昌市会文镇。
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昌农商行）诉文昌市宏达轧钢厂（以下简称文昌宏达轧钢厂）、陈玉良、邢美英、邢孔忠、周红日、陈玉集、陈玉珠、陈玉镜金融借款纠纷一案，文昌农商行、文昌宏达轧钢厂、陈玉良、邢美英、邢孔忠、周红日不服文昌市人民法院（2015）文民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7年2月7日立案后，于2017年4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文昌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符晓珍、陈湘，文昌宏达轧钢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祥，陈玉良、邢美英、邢孔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镜澄，周红日、原审被告陈玉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冬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陈玉珠、陈玉镜经合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文昌农商行上诉请求：一、改判（2015）文民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一项为：文昌宏达轧钢厂、陈玉良、邢美英偿还借款本息人民币9248936.77元（利息计算至2016年6月21日）给上诉人文昌农商行，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改判（2015）文民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二项为：文昌宏达轧钢厂、陈玉良、邢美英应按《文昌县信用合作社贷款发放凭证》的约定向文昌农商行支付自2016年6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及罚息（按合同约定的月利率19.8‰=16.5‰×20%计收）；三、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文昌宏达轧钢厂1995年1月成立，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我国城镇集体企业群体中的一些非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了享受国家有关集体企业的优惠政策或为取得有关生产和经营资格等原因而挂名集体企业开展经营，文昌宏达轧钢厂虽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为集体性质，但实际上并未纳入正常的集体经济管理范围，陈玉良为该私营企业的实际投资人，该厂实际上是陈玉良的私营企业，故陈玉良应对文昌宏达轧钢厂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二、陈玉良只是以文昌宏达轧钢厂的名义向上诉人借款，实际借款人为陈玉良，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文昌市人民检察院的《调查笔录》中陈玉良陈述：“文昌市宏达轧钢厂是私营企业，债都是我亲手签借，我本人愿意承担所欠债务”。该证据证明陈玉良才是实际借款人，借款实际上是由陈玉良在支配使用，文昌宏达轧钢厂的债务与陈玉良的个人债务是混同的，故陈玉良应对文昌宏达轧钢厂所欠上诉人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陈玉良与邢美英系夫妻关系，故根据婚姻法的规定，邢美英与陈玉良共同对文昌宏达轧钢厂所欠上诉人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文昌宏达轧钢厂、陈玉良、邢美英辩称：1、文昌宏达轧钢厂是独立法人，独立的法人有独立的行为能力和民事独立责任能力，文昌农商行要求陈玉良、邢美英承担连带责任违反了独立法人的性质。2、文昌农商行称陈玉良的个人财产债务与文昌宏达轧钢厂的债务混同没有事实根据，文昌农商行称陈玉良将单位财产挪为他用没有证据予以证明，违背了客观事实。3、债务是文昌宏达轧钢厂的债务，文昌农商行以邢美英系陈玉良的妻子为由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4、文昌农商行对邢美英、邢孔忠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文昌宏达轧钢厂上诉请求：撤销文昌市人民法院（2015）文民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发回重审。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文昌农商行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文昌宏达轧钢厂共向信用社借款共计5495000元，尚欠本金300万元，利息6248936.77元，这一事实认定回避了三笔借款是清息换借据而来，银行与贷款企业之间仅做帐处理，但实际上并未发生资金往来，根本没有交付借款资金给上诉人使用的事实，一审仍判决上诉人承担9248936.77本息还款责任，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上述三笔贷款（5495000元）的合同法律关系未成立生效。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其借款合同的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是一定期限的资金使用权。因此，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必须具有两个必要的构成要件：成立借款合同和必须交付借款。由于清息换借据借新还旧仅仅是把原来的借款合同的账目本息转换本金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做账目处理，借款人并没有重新获得一定期限内资金的使用权，也没有实际交付贷款给借款人使用，因此，双方之间不成立新的借贷关系，只是原始借款的期限上的延续而已。2、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二终字第83号民事判决的裁判要旨中明确认定“银行与贷款企业之间进行的做帐处理，并没有发生实际的款项往来的，借新还旧不能成立”，并认为“借新还旧行为与一般的借款行为不同，存在两个不同的行为即借新及还旧。同时借新的认定，除审查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外，还应重点审查银行与债务人之间是否有真正的帐款往来，虽然银行作出放款及还款的账目处理，因为没有实际的资金往来，借新还旧不能成立。”最高法院公报2008年第11期【最高法院2008民二终第81号民事判决】裁判要旨中认定：“虽然新贷代替了旧贷，但贷款人与借款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消除，客观上只是以新贷的形式延长了旧贷的还款期限，故借新还旧的贷款本质上是旧贷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展期。”综一，一审判决按转换后的贷款本息，判决上诉人承担9248936.77元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三）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其清息换据后贷款数额增大了2312953元本金，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总额及清息换据数额及归还贷款本息的记录，文昌宏达轧钢厂不存在拖欠被上诉人的款项，而且被上诉人没有进行账目审计，对于长达二十多年的清息换据账目无法证实欠款的事实。（四）一审判决认定的本金及利息计算没有依据，并且从1996年、1997年计算利息及罚息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原始的贷款合同是如何转换成本案的本金，原来本金究竟总额为多少，一审法院没有作出认定，就认定上诉人拖欠贷款本息9248936、77元显然证据不足。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第一笔贷款发放凭证315万元截止2009年12月30日结欠25万元余额，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凭证上的还款记录一栏记载均已收利息，没有拖欠利息的情况记录，更没有罚息记录，而一审法院却判决从1996年8月27日开始按照借款利息16.5‰计算利息并加收20%的罚息，是错误的。其他两笔款没有原始凭证及贷款交付凭证，也没有清息换据的计算依据，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还款记录证实上诉人借款后总共归还的还款本息为8222464元，一审法院没有作出并扣除是错误的。金融机构的贷款利息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依法进行调整的，从1996年至今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历经多次调整，而一审法院却判决从1996年按照16.5‰计算利息并加收20%罚处，严重违反国家对贷款利率的管制。（五）本案不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案件，一审法院把不同法律关系不同主体追加为共同被告合并审理，严重违反诉讼程序。本案的借款人为宏达轧钢厂和宏达金属厂，其主体资格分别是独立法人和合伙企业两个不同性质的民事主体，其诉讼标的为不同的借款合同，其诉讼标的不是共同的，也不是同一种类，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即使是同种类的，各方当事人不同意合并审理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是不能合并审理的，一审法院将两案合并审理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六）本案已经超出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1、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资料证实1992年-1994年，至诉讼之日已经超出了最长20年的诉讼时效，根本不存在中断的法律问题。而诉讼时效期满后债权不受法律保护，时效届满后如何催收均无法成立新的债的关系，因此，无论《检察院的调查笔录》是否合法有效或《法制日报》是否省级报纸均无法产生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完全混淆了企业注销后向合伙人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在上诉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况下，仍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不当。2、20%的罚息，被上诉人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主张，而且被上诉人自己单方面提供的贷款利息记录卡也一直没有主张这项权利，显然已远远超出了两年的诉讼时效。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规定：诉讼中断是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而本案中调查笔录是有关部门与个人的调查问话，不是债务人向债权人作出意思表示，也不是债权人要向债务人作出催收意思，不产生债务人对债权人催收的重新确认，不产生新债，不产生新时效。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院的职权作出了明确规定，本案系债务纠纷，属于民事经济纠纷，检察院帮助企业催收债务不属于职能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不得以检察院机关的名义为当地追讨债的通知》和《关于一些检察机关越权办案参与追款讨债的情况通报》的规定，涉案调查笔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证据。4、《法制时报》只是海南日报集团旗下报纸，并非省级部门主管、主办的报纸，不属于省级报纸，也不属于省级报纸的刊物刊号范围，依法不产生中断效力，一审法院却认定其为省级报纸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违背事实与法律。
陈玉良、邢美英、邢孔忠上诉请求：撤销文昌市人民（2015）文民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依法发回重审。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认为文昌宏达金属厂与被上诉人不成立真实有效的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本息2397741.77元严重违反法律规定。1、关于一审认定2003年9月28日文昌宏达金属厂借款20万元。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与文昌宏达金属厂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尚未成就，该合同第14条约定，“本合同自各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并依法办理登记之日起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本案并没有办理登记，合同约定的条件尚未具备，因此合同尚未生效。根据一审庭审调查证实2003年9月28日当天并没有真实的贷款资金发放给宏达金属厂，而仅是账目处理，把该贷款合同约定的20万元账目中处理为另一独立法人单位即文昌宏达轧钢厂，因此该笔贷款是不存在的。2、关于60万元借款问题。60万元借据没有上诉人签字盖章，钱也没有汇入宏达材料厂的账户。因此，双方之间并没有真实的60万元贷款。3、关于40万元借款问题。借据载明的40万元借款并没有交付给借款人使用，该借款合同尚未生效，而且当天还另外归还了3万元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及处理。（二）银行与贷款企业之间做帐处理，并未发生实际款项往来的，借新换旧不成立，被上诉人无法证明宏达金属厂原本是否有原始的借款关系，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显然毫无根据。（三）本案不存在债的转移及承担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把属于宏达轧钢厂的债务转嫁给上诉人是错误的。（四）本案不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案件，一审法院把不同法律关系不同主体追加为共同被告合并审理，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程序违法。（五）本案已超出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1、文昌宏达金属厂已经在2010年8月18日注销，因此，其合伙企业主体资格消灭之日起开始计算权利人向合伙人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自2010年8月19日至2012年8月19日被上诉人没有向合伙人主张权利，直到2016年已经超出五年多时间，才被追加为共同被告，因此，其诉讼时效已经超出了法定的诉讼时效。而诉讼时效期满后债权不受法律保护，时效届满后如何催收均无法成立新的债关系，因此，无论检察院的《调查笔录》是否合法有效或《法制日报》是否省级报纸均无法产生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混淆了企业注销后向合伙人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2、罚息权利的主张，至今十多年被上诉人没有主张，而且被上诉人自己单方面提供的贷款利息记录卡也一直没有主张这项权利，显然已远远超出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罚息错误。其他已经超出诉讼时效的理由和事实与上诉人文昌宏达轧钢厂的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一致。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周红日上诉请求：一、撤销文昌市人民法院（2015）文民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第四项判决内容，驳回被上诉人对周红日的诉讼请求；二、撤销文昌市人民法院（2015）文民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关于诉讼费用负担判决内容，依法改判。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对共同诉讼的认定，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被上诉人文昌农商行在同一个案件里起诉宏达轧钢厂和原宏达金属厂合伙人，诉称分别与宏达轧钢厂和宏达金属厂签订借款合同。宏达轧钢厂和宏达金属厂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企业，两者因不同的借款合同产生的诉讼标的不同，即使是同一种类，但原审各被告提交的书面答辩状和第一次开庭时的口头答辩中均明确表示反对共同诉讼，依法应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但原审判决却认定本案为共同诉讼，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二）涉案的三份《抵押担保借款》无效，且被上诉人从未对宏达金属厂发放贷款，原审判决上诉人周红日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条规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关事项作出决议，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表决办法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决办法”。宏达金属厂的合伙协议约定，“有关工厂的重大事项应由全体合伙人讨论决定”，企业设立出资额只有50万元，经营期间如向金融机构贷款数拾万元甚至过百万元属于企业的重大事项依法应由全体合伙人讨论决定，但原宏达金属厂合伙人从未对贷款事宜进行讨论或作出决定，周红日收到法院送达的本案应诉的法律文书才知道原告诉称的借款事宜。以宏达金属厂名义的三份涉案《抵押担保借款合同》都是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而被上诉人作为金融机构，没有提供发放贷款的资金流转原始凭证，声称宏达金属厂的贷款实际由宏达轧钢厂的贷款利息转化而来，即所谓的“清息换据”，由此可见，被上诉人从未向宏达金属厂发放贷款，原审判决周红日承担合同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文昌农商行对上诉人周红日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损害了上诉人周红日的合法权益。退一步讲，即使认定宏达金属厂是借款人，但周红日不是借款人，只是连带责任人。根据本案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最迟在2011年4月20日对陈玉良制作的《调查笔录》显示宏达金属厂是由陈玉良创办的合伙企业，被上诉人于2013年3月21日在《法制时报》上刊登催收公告，被催收人为“宏达金属厂”，但宏达金属厂已于2010年8月18日注销登记，企业已经灭失，被上诉人对企业的催收行为已无法律效力，周红日也不再是合伙人，被上诉人对一个不存在的企业的催收行为不能推及作为自然人的周红日。宏达金属厂注销后，陈玉良已不再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是否同意还款或者被催收还款不对其他原宏达金属厂的合伙人有约束力。被上诉人从未向周红日进行过任何追索，直至2015年1月提起本案诉讼后2016年3月周红日才被追加为被告，对周红日的起诉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四）原审判决违背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由处分原则和不告不理原则。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请求依法判令上述被告偿还我社借款本金人民币4160000元及利息7486678.54元（利息暂计至2016年6月21日，利息、罚息按合同或借据约定计算至被告结清借款本息之日止）。由此可见，被上诉人起诉请求的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但原审判决除了第三项判决周红日承担借款本金和利息外，还在第四项判决周红日承担2004年9月29日起罚息，并判决宏达轧钢厂、陈玉良、邢美英、周红日、邢孔忠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不告不理原则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纠纷的范围即诉讼标的及诉讼内容由当事人确定，法院无权变更、增加或者撤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法院对超过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部分不得主动审理，原审判决显然违背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由处分原则和不告不理原则。（五）原审判决诉讼费用的负担违反法律规定。《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原审判决第一项判决宏达轧钢厂偿还借款本息合计人民币9，248，936.77元、第三项判决陈玉良、邢美英、周红日、邢孔忠偿还借款本息合计人民币2，397，741.77元，却一并判决宏达轧钢厂、陈玉良、邢美英、周红日、邢孔忠负担本案全部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合计人民币96，680.07元，违反法律规定。
文昌农商行辩称：（一）原审判决陈玉良、邢美英、邢孔忠、周红日偿还借款本金116万元和利息1237741.77元共计2，397，741.77元及自2016年6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及罚息正确，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2003年9月28日，陈玉良以宏达金属厂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借款金额2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3年9月28日自2004年9月28日，借款月利率为6.6375‰，并约定从逾期还款之日起，由贷方按日利率万分之三计收利息。该笔贷款从2004年9月28日起逾期未还。2、2003年12月27日，被告陈玉良以宏达金属厂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借款金额6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3年12月27日至2004年12月27日，借款月利率为6.6375‰，并约定从逾期还款之日起，由贷方按日利率万分之三计收利息。该笔贷款从2004年12月28日起已经逾期未还。3、2004年7月29日，被告陈玉良以宏达金属厂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借款金额40万元，借款期限自2004年7月29日至2005年7月29日，借款月利率为8.85‰，并约定从逾期还款之日起，由贷方按日利率万分之4.425计收利息。该笔贷款从2005年7月30日起逾期未还30万元。以上借款事实有文昌农商行提供的文昌宏达金属厂和陈玉良的《申请书》3份、《企业短期借款申请书》3份、《海南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借据》3份、《抵押担保借款合同》3份等证据予以证明。（二）以上3次借款均为独立的新的借款。根据文昌农商行提供的《申请书》、《企业短期借款申请书》、《海南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借据》和《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可以看出以上三笔借款均为独立的新借款，不存在抵销关系，亦与宏达轧钢厂的借款无关。（三）原审判决文昌宏达轧钢厂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和利息6248936.77元共计9，248，936.77元及自2016年6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及罚息，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1995年8月26日，陈玉良以宏达金轧钢厂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文昌县信用合作联社贷款发放凭证》，借款金额315万元，借款期限自1995年8月26日自1996年8月26日，借款月利率为16.5‰，并约定从逾期还款之日起，由贷方按规定加收利息20%。该笔贷款从1996年8月27日起逾期未还25万元本金。2、1995年12月29日，陈玉良以宏达轧钢厂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文昌县信用合作联社贷款发放凭证》，借款金额1029500元，借款期限自1995年12月29日至1996年12月29日，借款月利率为16.5‰，并约定从逾期还款之日起，由贷方按规定加收利息20%。该笔贷款从1996年12月30日起逾期未还本金98万元。3、1996年4月28日，陈玉良以宏达轧钢厂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文昌县信用合作联社贷款发放凭证》，借款金额177万元，借款期限自1996年4月28日至1997年4月28日，借款月利率为16.5‰，并约定从逾期还款之日起，由贷方按规定加收利息20%。该笔贷款从1997年4月29日起逾期未还。4、根据文昌农商行提供的《文昌县信用合作联社贷款发放凭证》，该三笔借款均为新的借款，相互独立，相互之间不存在抵销关系，亦与宏达金属厂借款不存在任何关系，即使凭证上标注清息换据，亦能够证明该3笔借款债务的发生。（四）起诉偿还借款未过诉讼时效。根据《文昌县信用合作社贷款发放凭证》还款记录和《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凭证》，相关借款发放后，宏达轧钢厂于2009年10月前陆续还款，宏达金属厂于2011年3月前有陆续还款。2010年8月2日，原告分别向宏达轧钢厂、宏达金属厂共发出4份《贷款催收通知书》，陈玉良签收并按指纹，确认欠款事实。2011年4月20日，原告向文昌宏达轧钢厂、金属材料厂调查借款时，陈玉良在《调查笔录》中认可借款事实，并承诺还款。该《调查笔录》为协助文昌检察院协助督促宏达金属厂归还借款时制作，文昌农商行派员参加追讨借款，内容合法有效，依法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2013年3月21日，原告在《法制时报》刊登《催收公告》，再次对金属厂、陈玉良催告还款。2015年1月8日，提起诉讼。以上各时间节点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且相继未超过2年诉讼时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五）结合本案事实情况，答辩人在一审时合并起诉，一审法院合并审理并无不当。文昌宏达轧钢厂、文昌宏达金属厂属主体混同。两者虽然名称不同，但住所地、厂房、机器设备不变，法定代表人均为陈玉良，一直以来所欠债务由陈玉良偿还。以上事实说明，文昌宏达轧钢厂、文昌宏金属厂名为两厂，实为组织机构混同、公司财产混同，都是陈玉良为实际控制人的私人合伙企业，因此，答辩人在一审时合并起诉文昌宏达轧钢厂和文昌宏达金属厂的合伙人承担还款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合并审理，亦无不当。
文昌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宏达轧钢厂、陈玉良、邢美英、陈玉镜、陈玉集、陈玉珠、周红日、邢孔忠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160000元及利息7486678.54元（利息暂计至2016年6月21日，利息、罚息按合同或借据约定计算至被告结清贷款本息之日止）；二、判令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文昌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更名为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本案原告。被告陈玉良、邢美英系夫妻关系。陈加宽（陈加藩）（已故）与梁月颜（已故）系夫妻关系，生育长子陈玉境、次子陈玉良、三子陈玉集及女儿陈玉珠。1996年11月5日，原文昌县宏达轧钢厂更名为文昌市宏达轧钢厂（以下简称宏达轧钢厂），法定代表人：陈玉良，企业类型：股份合作制，经济性质：集体所有制，2004年3月8日，因逾期未办理年检（文工商处字[2004]01号，被文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文昌宏达金属制品装饰材料厂（以下简称宏达金属厂）系普通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陈玉良，合伙人为：陈玉良、陈加宽、周红日、邢美英、邢贞忠。2010年8月19日，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因，全体合伙人决议，被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1995年8月26日，被告宏达轧钢厂以购买原料为由向原告借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3，150，000元，同时，原告向被告出具《文昌县信用合作社贷款发放凭证》（注明：清息换据），约定：月息16.5‰，从逾期还款之日起加收利息20%，定于1996年8月26日到期。1995年12月29日，宏达轧钢厂以支付货款为由向原告借款1，029，500元，同时，原告向被告出具《文昌县信用合作社贷款发放凭证》（注明：清息换据），约定：月息16.5‰，从逾期还款之日起加收利息20%，定于1996年12月29日到期。1996年4月28日，宏达轧钢厂以购货为由向原告借款1，770，000元，同时，原告向被告出具《文昌县信用合作社贷款发放凭证》（注明：清息换据），约定：月息16.5‰，从逾期还款之日起加收利息20%，定于1997年4月28日到期。被告宏达轧钢厂的三笔借款共计5，949，500元，截止2016年6月21日，该厂尚欠原告本金3，000，000元，利息6，248，936.77元。上述三笔借款，被告宏达轧钢厂及其法定代表人陈玉良均签名捺印予以确认。2003年9月28日，宏达金属厂以购买原材料为由向原告借款200，000元，同时，双方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率6.6375‰，从逾期还款之日起按日利率万分之三收利息，定于2004年9月28日到期。原告是贷款人，宏达金属厂系借款人及抵押人，约定：抵押人自愿以本人有权处分的财产，经评估后价值42万元（明细见“抵押物清单”），作为抵押物，为借款人提供担保。但该抵押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2003年12月27日，宏达金属厂以购买原材料为由向原告借款600，000元，双方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率6.6375‰，从逾期还款之日起按日利率万分之三收利息，定于2004年12月27日到期。原告是贷款人，宏达金属厂系借款人及抵押人，约定：抵押人自愿以本人有权处分的财产，经评估后价值72万元（明细见“抵押物清单”），作为抵押物，为借款人提供担保。但该抵押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2004年7月29日，宏达金属厂以购买原材料为由向原告借款400，000元，同时，双方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利率8.85‰，从逾期还款之日起按日利率万分之4.425计收利息，定于2005年7月29日到期。原告是贷款人，宏达金属厂均系借款人及抵押人，约定：抵押人自愿以本人有权处分的财产，经评估后价值86万元（明细见“抵押物清单”），作为抵押物，为借款人提供担保。但该抵押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被告宏达金属厂的三笔借款共计1,200,000元，截止2016年6月21日，该厂尚欠原告本金1,160,000元，利息1,237,741.77元。上述三笔借款，被告宏达金属厂及其法定代表人陈玉良均签名捺印予以确认。2010年8月2日，原告均向被告宏达轧钢厂、宏达金属厂出具《贷款催收通知书》进行催收贷款，同月13日，二厂法定代表人陈玉良均签名及捺印确认。2011年4月20日，文昌市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向二厂法定代表人陈玉良制作《调查笔录》，陈玉良对上述借款事实予以确认，并表示其同意偿还所欠债务。2013年3月21日，原告在《法制时报》上刊登催收公告，向二厂催收贷款。上述贷款，经原告多次催收未果，诉至本院。另查，陈加宽于2005年11月25日死亡，梁月颜于2012年6月19日死亡。陈加宽、梁月颜遗留的下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座落于文昌市会文镇华侨新街143号房地产【土地证号：文国用（98）字第x**号、房产证号：文房证字第x**号】。2013年11月7日，陈加宽与梁月颜的合法继承人即被告陈玉境、陈玉良、陈玉集、陈玉珠前往海南省文昌市公证处予以公证，该处作出（2013）文证内民字第xx号《公证书》，载明：因陈玉境、陈玉集、陈玉珠均表示自愿放弃对被继承人陈加宽、梁月颜上述遗产的继承权，因此，被继承人陈加宽、梁月颜上述遗产（房地产）全部由陈玉良继承。
以上事实，有原告陈述，被告答辩，一、原告提交的证据：1、《文昌县信用合作社贷款发放凭证》（三张）；2、2003年9月28日、2003年12月26日、2004年7月29日的《申请书》、《企业短期借款申请书》、《海南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借据》及《抵押担保借款合同》；3、《贷款催收通知书》（四份）；4、收回贷款凭证（三份）；6、文昌市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4月20日制作的《调查笔录》；7、《文昌市信用合作联社催收公告》；二、被告陈玉良、邢美英提交的证据：文昌市宏达轧钢厂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材料》及企业机读档案变更资料》、注销证明；三、被告陈玉集、周红日提交的证据：《合伙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合伙企业设立登记申请表》、《全体合伙人和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名录》、《合伙企业设立登记审核意见表》、《合伙协议书》、居民身份证（陈玉良、陈加宽、周红日、邢美英、邢贞忠）、国有土地使用证、《合作办厂协议书》、《合伙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合伙企业变更登记申请表》、《变更后的全体合伙人和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名录》、《合伙企业变更登记审核意见表》、《营业单位注销登记申请书》、《清算报告》、《税务事项通知书》；四、被告宏达轧钢厂申请调取的证据：1、《文昌县信用合作社贷款发放凭证》；2、《收回贷款本金传票》；3、《文昌县信用社借款契约》；4、《应收利息结算和收取记录卡》；五、被告陈玉集申请调取的证据：（2013）文证内民字第832号《公证书》；六、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1、陈玉境、陈玉集、陈玉珠、陈加宽的《户籍证明》(四份)；2、变更后的全体合伙人和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名录；七、文昌市公安局会文派出所于2016年6月3日出具的《证明书》（二份），予以证明，上述证据经与原件核对无异，庭审质证，客观真实，来源合法，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足资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宏达轧钢厂、宏达金属厂虽是两个名称不同的法人，但二厂的住所地、生产经营设备、人员均混同，法定代表人均陈玉良。且文昌市人民检察院在依职权监督调查拖欠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时，陈玉良承认二厂与原告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均为其本人借贷且支出，其本人愿意承担偿还责任。原告共同起诉被告宏达轧钢厂、宏达金属厂的合伙人偿还债务，并无不当。被告辩称，本案的诉讼主体、内容、标的、客体均不同，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不能合并审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2010年8月2日，原告均向被告宏达轧钢厂、宏达金属厂出具《贷款催收通知书》进行催收贷款，同月13日，二厂法定代表人陈玉良均签名及捺印确认。2011年4月20日，文昌市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向二被告法定代表人陈玉良制作《调查笔录》，陈玉良对上述借款事实予以确认，并表示其同意偿还所欠债务。被告辩称，检察机关不得为企业追讨贷款，且未予立案，所制作的笔录违法，但根据当时形势，海南地区的信用社不良贷款现象较为普遍，检察机关并未介入实际清收，只是监督督促不良信誉客户，二被告法定代表人陈玉良，对该贷款事实予以确认，且明确同意偿还，足见，其对检察机关督促偿还原告贷款事实予以认可，仅表示没有能力一次性偿还，同意分期分批偿还，因此，可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故，被告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2013年3月21日，原告在《法制时报》上刊登催收公告，向二被告催收贷款。被告辩称，《法制时报》并非省级报刊，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法制时报》创刊于1998年，原名《海南特区法制报》，2004年7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更为《法制时报》，是海南省委政法委主管、主办的机关报，2003年11月划转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是海南唯一一份法制类面向全国的综合日报，在省内外报纸市场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因此，原告在此报公告催收在本省有较大的影响了，故，被告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被告均辩称，原告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依上述规定，原告对本案所主张的债务最晚的催收时间为：2013年3月21日，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13年3月22日至2015年3月21日，即本案原告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因此，被告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与被告宏达轧钢厂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截至2016年6月21日止，被告宏达轧钢厂尚欠原告贷款本金人民币3，000，000元，利息6，248，936.77元，本息合计9，248，936.77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的规定，本案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被告宏达轧钢厂应按约定偿还贷款，并支付相应利息及罚息。故，原告诉请被告宏达轧钢厂偿还截至2016年6月21日止的贷款本息合计9，248，936.77元及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及罚息（利息均按月利率16.5‰计收；其中本金3，150，000元的罚息从逾期之日起即1996年8月27日加收利息20%计付、本金1，029，500元的罚息从逾期之日起即1996年12月30日加收利息20%计付、本金1770000元的罚息从逾期之日起即1997年4月29日加收利息20%计付），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陈玉良个人债务与被告宏达轧钢厂的债务混同，主张陈玉良承担连带责任，但原告提交的证据仅证明陈玉良作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职务行为即以法人名义贷款，未能证明其滥用权力，且上述借款均系法人行为，并非个人行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主张陈玉良及其妻子邢美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九条：“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的规定，本案中，宏达金属厂于2010年8月19日被注销，该厂合伙人即被告陈玉良、邢美英、陈加宽、周红日、邢孔忠，但陈加宽已死亡，其继承人陈玉境、陈玉集、陈玉珠均放弃对其遗产（房地产）的继承，故，合伙人陈玉良、邢美英、周红日、邢孔忠依法应对宏达金属厂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主张继承人陈玉境、陈玉集、陈玉珠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三人存在继承陈加宽其他财产的事实。因此，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周红日辩称，宏达金属厂申请注销时，清算清单已注明“对外没有债务”，但标注情况未进行实际审核，即本案债权债务尚存在，申报情况虚假，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与宏达金属厂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截至2016年6月21日止，尚欠原告贷款本金人民币1，160，000元，利息1，237，741.77元，本息合计2，397，741.77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的规定，本案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被告陈玉良、邢美英、周红日、邢孔忠应按约定偿还贷款，并支付相应利息及罚息。故，原告诉请被告陈玉良、邢美英、周红日、邢孔忠偿还截至2016年6月21日止的贷款本息合计2，397，741.77元及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及罚息（其中本金200，000元的利息按月利率6.6375‰计收，罚息从逾期之日起即2004年9月29日按日利率万分之三计收；本金600，000元的利息按月利率6.6375‰计收，罚息从逾期之日起即2004年12月28日按日利率万分之三计收；本金360，000元的利息按月利率8.85‰计收，罚息从逾期之日起即2005年7月30日按日利率万分之4.425计收），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文昌市宏达轧钢厂偿还借款本息合计人民币9，248，936.77元（利息计算至2016年6月21日）给原告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文昌市宏达轧钢厂应按《文昌县信用合作社贷款发放凭证》的约定向原告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自2016年6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及罚息（利息均按月利率16.5‰计收；其中本金3，150，000元的罚息从逾期之日起即1996年8月27日加收利息20%计付、本金1，029，500元的罚息从逾期之日起即1996年12月30日加收利息20%计付、本金1770000元的罚息从逾期之日起即1997年4月29日加收利息20%计付）；三、被告陈玉良、邢美英、周红日、邢孔忠偿还借款本息合计人民币2，397，741.77元（利息计算至2016年6月21日）给原告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被告陈玉良、邢美英、周红日、邢孔忠应按《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约定向原告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自2016年6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及罚息（其中本金200，000元的利息按月利率6.6375‰计收，罚息从逾期之日起即2004年9月29日按日利率万分之三计收；本金600，000元的利息按月利率6.6375‰计收，罚息从逾期之日起即2004年12月28日按日利率万分之三计收；本金360，000元的利息按月利率8.85‰计收，罚息从逾期之日起即2005年7月30日按日利率万分之4.425计收）；如果被告文昌市宏达轧钢厂、陈玉良、邢美英、周红日、邢孔忠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五、驳回原告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1680.07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共计96680.07元由被告文昌市宏达轧钢厂、陈玉良、邢美英、周红日、邢孔忠负担。被告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交纳。
二审中，文昌农商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文昌宏达轧钢厂《私营企业申请登记表》、公司章程、私营企业雇工情况登记表、企业负责人身份证明、私营企业负责人履历表、私营企业投资者情况登记表、1994年与1995年的《私营企业年检报告书》，拟证明文昌宏达轧钢厂是私营独资企业，陈玉良是该企业的唯一投资人和负责人，陈玉良应对文昌宏达轧钢厂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同时，文昌农商行申请法院向文昌市工商管理局调取文昌宏达轧钢厂的工商登记材料，以证明文昌宏达轧钢厂的企业性质为独资企业。由于原审法院依据《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认定文昌宏达轧钢厂的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与二审时文昌农商行提交的文昌宏达轧钢厂工商档案材料中记载的的文昌宏达轧钢厂为“独资企业”之性质不同，为查明事实，本院准许文昌农商行的申请，向文昌市工商管理局调取了以下材料：1、文昌县宏达轧钢厂的《私营企业开业申请登记表》、《资本信用证明》。2、文昌县宏达轧钢厂《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上诉人文昌宏达轧钢厂提交的证据为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2010）文民初字第1175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文昌宏达轧钢厂为具有独立法人的股份制合作企业。本院组织质证，文昌宏达轧钢厂、陈玉良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和文昌农商行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效力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无法证明文昌宏达轧钢厂是独资企业。文昌农商行对文昌宏达轧钢厂提交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质证。
本院认证如下：1、文昌农商行提交的证据材料，虽存在于诉讼前，但该证据与案件的基本事实有关，本院采纳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新证据；2、文昌宏达轧钢厂提交的文昌市人民法院（2010）文民初字第117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文昌宏达轧钢厂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但文昌农商行提交的新证据足以否定文昌宏达轧钢厂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制之认定，故本院对（2010）文民初字第1175号民事裁定书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文昌宏达轧钢在文昌市工商管理局有两份企业档案。其中1992年11月30日登记成立的文昌宏达轧钢厂，注册资金50万元，投资人为陈玉良，企业性质为独资企业。1995年1月6日注册成立的文昌宏达轧钢厂，注册资金50万元，投资人、主管部门均为会文镇政府，法定代表人陈玉良，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但档案材料中，没有会文镇政府出资的验资证明，文昌宏达轧钢厂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会文镇政府参与了企业管理、收益过企业利润。二审庭审中，本院要求文昌宏达轧钢厂和陈玉良就文昌宏达轧钢厂的注册登记情况及会文镇政府是否投资50万元注册成立性质为集体所有制的文昌宏达轧钢厂进行说明，但文昌宏达轧钢厂和陈玉良对上述问题均不做合理解释，只是强调文昌宏达轧钢厂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企业。2011年4月20日，文昌市人民检察院协助文昌农商行向陈玉良催收涉案贷款时，陈玉良表示文昌宏达轧钢厂为私营企业。2004年3月8日，文昌宏达轧钢厂因逾期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后文昌宏达轧钢厂未组织进行清算。
其他查明的事实与证据的采信与原审一致。
庭审中，文昌农商行对文昌宏达轧钢厂2016年6月22日以前所欠的罚息在本案中放弃诉求。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结合庭审调查，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文昌宏达轧钢厂和文昌宏达金属厂尚欠贷款问题；二、关于文昌宏达轧钢厂的企业性质和陈玉良、邢美英对文昌宏达轧钢厂的债务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三、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四、关于本案合并审理是否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的问题。
一、关于文昌宏达轧钢厂和文昌宏达金属厂尚欠贷款问题。1、文昌宏达轧钢厂尚欠文昌市农商行借款本金300万元和利息6，248，936.77元，有文昌农商行提交的三张《文昌县信用社贷款发放凭证》佐证。其中，1995年8月26日《文昌县信用社贷款发放凭证》载明：文昌宏达轧钢厂借款金额为310万元，借款期限自1995年8月26日至1996年8月26日，借款月利率为16.5‰，从逾期还款之日起，按规定加收利息20%，至2009年12月30日，结欠25万元本金。1995年12月29日的《文昌县信用社贷款发放凭证》载明：借款金额为1029500元，借款期限自1995年12月29日至1996年12月29日，借款月利率为16.5‰，从逾期还款之日起，按规定加收利息20%，至2009年10月31日，共还款49500元，尚欠借款本金98万元；1996年4月28日的《文昌县信用合作联社贷款发放凭证》载明，借款金额177万元，借款期限自1996年4月28日至1997年4月28日，借款月利率为16.5‰，从逾期还款之日起，按规定加收利息20%。上述三笔借款共计5，949，500元，至2016年6月21日尚有本金300万元和利息6，248，936.77元未还。文昌宏达轧钢厂和陈玉良一审中对三张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三张证据不是原始借款凭证，是清息换据的凭证，无法证明原始借款数额。二审中，文昌宏达轧钢厂和陈玉良也以此理由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尚欠借款数额错误。但文昌宏达轧钢厂和陈玉良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借款数额和还款数额；而对于尚欠贷款300万元本金和利息的问题，2010年8月13日，文昌农商行向文昌宏达轧钢厂催收贷款时，文昌宏达轧钢厂和陈玉良在《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盖章签名确认；2011年4月20日，文昌市人民检察院协助文昌农商行催收上述贷款时，陈玉良也认可尚欠贷款300万元本金和利息，在《调查笔录》上签名确认。《文昌县信用合作联社贷款发放凭证》、《贷款催收通知书》、《调查笔录》能够相互印','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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