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05民初9013号
原告：郑某1，男，1960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刘善巧、黄永泉，分别为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实习人员。
被告：郑某2，女，1971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陈某，男，196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系被告郑某2的丈夫。
被告：郑某3，男，1954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杨文彪，系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某4，男，1957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郑滨锐，系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某1诉被告郑某2、郑某3、郑某4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17日、2017年12月12日、2017年1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某1的委托代理人刘善巧、黄永泉，被告郑某2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某，被告郑某3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文彪，被告郑某4及其委托代理人郑滨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某1诉称：被继承人郑某乙、张某2系夫妻关系，两人共生育郑某3、郑某4、郑某1三名子女，另收养女儿郑某2。两被继承人共同拥有广州市海珠区xxx路xx号805房，该房产一直由郑某3一家居住。1992年，我远赴德国求学并在德国居住至今。2001年，因郑某3拒绝与两被继承人共同居住，我和妻子张某购买了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xx街xx号C座505房给两被继承人居住，并悉心为两老购置家具电器。我逢年过节回国都会给两老马克、欧元等作为生活费。虽然我人在海外，但我也时时通过电话关心父母。1999年至2000年期间，我邀请父亲赴德旅游探亲，带着父亲游遍欧洲。在德国期间，父亲突然旧病复发，我非常担心，为此申请父亲在德国医治，不惜支付数十万马克的医疗费。经过国外先进医疗，父亲得以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其后父亲在我夫妇悉心照料下痊愈并平安回国。
在此期间，我从母亲和保姆口中得知，三被告虽然人在广州，但却很少关心父母。父母为了帮衬郑某3、郑某2家庭可谓倾其所有，但被告三人依然甚少关心、探望，郑某2更是与母亲不和。三被告不仅没有在物质和经济上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更没有履行对父母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2015年6月13日，父亲因病住院，母亲被物业管理处发现死于家中数日，尸体已腐烂发臭。母亲死后，三被告不但没有给母亲举办追悼会，更向我隐瞒母亲去世的消息，擅自将母亲遗体火化，剥夺了我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三被告随后瓜分了母亲单位发放的抚恤金、丧葬费。
母亲去世后，我才知悉，早于2004年郑某2就捏造父亲患痴呆症失去正常民事能力的虚假事实，偷偷带父亲做了公证，此后父亲所有退休工资均由郑某2领取并保管。郑某2更将父亲户籍强行转至其户口所在地，但郑某2从未接父亲到家中居住。其后三被告更是瞒着我将父亲藏在海珠区xx路某花园的一套房屋里，我因找不到父亲而担心至极，托了很多人终于找到父亲，父亲第一眼看到我就希望我立即带他回滨江东路居住。我从保姆处了解到，郑某3基本不管父亲，郑某4只来过几次，郑某2就没有来过，一直是保姆照看父亲。我得悉父亲住处后，三被告百般阻挠我探望父亲，更当场辞掉保姆的职务。2017年2月，父亲病危住院，我赶回广州天天到医院探望父亲，但最终父亲还是因病去世。
自从母亲死后，三被告故意与我疏远。父亲去世后三被告更一直霸占父母留下的退休金、抚恤金等存款，把父母留下的遗产全部占为己有。我与三被告协商遗产继承事宜时，三被告却用恶言恶语和暴力对我相威胁，声称不会让我继承一分遗产。为保护我的合法权益，我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继承人郑某乙遗下的广州市海珠区xxx路xx号805房由原、被告共同继承，其中我占有该房屋43.75%份额，三被告各占有该房屋18.75%份额；2、被继承人郑某乙、张某2遗下的存款以及抚恤金、丧葬费等共计1110386.17元由原、被告三人共同继承，其中三被告不分或少分得遗产；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郑某2辩称：原告的陈述大部分没有事实依据。原告称其购买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xx街xx号C座505房给两被继承人居住，但事实上原告在购买该房屋前两被继承人已经有房屋，其是居住在自有产权的广州市越秀区xx路xx号105房中，原告购买该房屋其实是用于其个人投资。原告并未帮父母支付生活费用，两被继承人住进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xx街xx号C座505房后是用其退休工资支付相关费用的。原告并没有经常回国，也没有电话来往。原告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在德国为父亲做了身体检查，并不能证明有花大额金钱做手术。母亲去世后的丧葬费是发放在父亲的银行账户中，该款项已用于父亲的日常生活开支。父亲2008年期间并无痴呆症，我也没有伪造其有痴呆症的事实，也不是偷偷带他去做公证的。
我没有强制转移父亲的户籍，事实上是父亲的户籍原先在广州市越秀区xx路xx号105房中，该房屋出售后新业主要求父亲把户籍迁走，但原告拒绝父亲将户籍迁入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xx街xx号C座505房中，所以父亲找到我帮忙，将户籍迁入我这里。父亲死亡后其遗产也只是由我保管，并非占有。父亲有两套房产，第一套房屋因为拆迁故迁移到广州市海珠区xxx路xx号805房，第二套房屋就是广州市越秀区xx路xx号105房，该房屋就是我与父母一起居住的房屋。原告于2001年回国为了投资想购入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xx街xx号C座505房，当时原告不具备购房资格，其是请求我和父亲帮助其购买，也是借我的名义借贷，一年后原告将贷款还清才将房屋转至原告名下。
父母退休后基本上是与我共同居住的，原告并无出现过。后来我结婚后也经常回父母家看望父母。2005年我离职后就有更多的时间照顾，看望父母。父亲的退休金银行卡、存折的确由我保管，但并非是我领取款项。2009年父亲出现痴呆症，母亲主动将父亲的存折、工资卡交给我管理和保管。另外因母亲曾因摔倒入院，我垫付了相关费用后询问父亲，父亲称没有钱了，我联系其他被告均称不知情，后来我到银行了解，得知是父亲每月自己去取款，但不知道款项去向，所以我们商量后就决定由我保管存折，每月按生活所需提款给父亲，这件事情是母亲和原、被告都知情同意的。
父母在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xx街xx号C座505房居住期间，我经常去看望，在生活上尽心尽力照顾。父亲后来经常到四二一医院治疗，因为医疗水平的问题，为了父亲得到更好的治疗，我通过自己的关系联系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使得父亲有了更好的治疗。我们夫妇经常与父母在一起，并无不和，我们几个被告都经常关心、探望父母。父亲生病时我们都是出钱出力。我对父母照顾有加，绝对不是像被告所称未尽赡养义务。
原告并非在德国留学，而是偷渡到德国。原告的儿子年幼时就留在广州，小学前由郑某3照顾，直至12岁左右则由我或父母照顾。在2001年原告购买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xx街xx号C座505房后我们也一起居住过，因为该房屋居住的费用较高，所以将广州市越秀区xx路xx号105房出租用于填补费用，这也说明在父母入住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xx街xx号C座505房后都是由其自己支付生活费。一年后，原告叫母亲出售广州市越秀区xx路xx号105房，希望用房款改善生活，当时众被告均不清楚卖房的事情，后来父亲在一次住院时告知我房款未拿到，后来还是由我追回剩余房款的。之后原告又告知在国外有新政策，希望得到父母的资助，其实际对父母索取更多。我认为原告应少分得遗产。
被告郑某3辩称：父母亲一直主要由我陪护照料，郑某2和郑某4也有参与。我长期悉心照料父母，且在父亲生命晚期与其一起共同生活，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故分配遗产时应当多分得遗产。2015年7月11日原、被告曾共同商议关于父亲安置和养老照顾的问题，原告称其本人身体不太好，日后可能不会再回国，有关父亲的事情其无能为力，只能由三被告照顾父亲，其建议父亲在医院终老，并决定收回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xx街xx号C座505房。最后大家商定由我负责父亲出院后的生活照顾，也由我负责管理使用父亲的工资卡。我为了让父亲有更好的居住环境租住了广州市海珠区XX路X号401房，并与其共同生活，陪护照料，同时聘请保姆进行协助。
父母的经济能力较为宽裕，平时更需要的是子女的日常陪同、照料和精神慰藉，特别是住院期间的服侍。原告自1992年抛弃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非法偷渡到德国后，长期在德国居住，回国次数极少，且在国内停留时间极短，多是办理其私事，对父母不闻不问，完全不关心、照顾、陪同父母。在父母长期生病住院期间，原告完全未陪同、照料父母。甚至父母多次病危时原告也不在父母身边。故原告应少分遗产。
父母去世后，我独自承担了部分丧葬成本，如安排父母骨灰进入满族坟场墓地。该墓地价值不菲，属于父母的丧葬成本，应由继承人分担。同时我还支付了遗体处理、殡仪用品、仪式等费用，这些费用也应一并处理分担。
我名下无自有房产，经济状况相对较差，而父亲当时有购买福利房的资格，遂决定由我出资购买了广州市海珠区xxx路xx号805房，相关的购买合同和发票等均由我保管，房屋一直由我居住使用，其余原、被告对此也未提出异议。故该房屋实际是以父亲名义由我购买的房屋，该房屋实为我的个人财产，请求判令该房屋归我所有。另外原告在2010年左右曾向母亲借款近三十万元至今未偿还，该笔借款应作为遗产进行处理。
原告1992年并非是去德国留学，而是非法伪造个人身份，以“六四”学生民运人士身份偷渡去德国要求政治避难，在德国长达九年期间未回中国，甚至在德国前几年是在难民营度过。被告现入籍德国的名字叫“郑某”，在德国登记的父亲名字为“郑某某”。原告国内身份证名字与其护照名字不一致，而其提供的妻子张某的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xx街xx号C座505房的房产证上显示的共有权人是郑某，可见原告的身份存疑。对于原告将非法偷渡说成是到外国留学，可见原告的诚信严重缺失。
原告于1992年偷渡到德国的钱是向母亲和我所借得。同时原告及其妻子于1992年在德国落脚后，其不满3岁的儿子郑某甲被迫留在国内由我抚养近10年，我帮助其抚养小儿子也近半年。郑某甲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入学就读都是我办理和接送，几个被告都尽量给予郑某甲最大的关爱来弥补其因缺失父母而受到的心灵创伤，我们对此的付出远超于本次遗产继承所得。我基于亲情未向原告夫妇主张过任何抚养郑某甲的费用，但原告亦从未主动支付过抚养费用。原告本次为图谋数额有限的父母遗产，在父亲尸骨未寒时捏造事实攻击三被告，对父母和兄妹毫无感恩之心，毫无亲情可言。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判决对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被告多分得遗产，对未尽赡养义务的原告少分得遗产。
被告郑某4辩称：原告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不应采纳。原告购买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xx街xx号C座505房是为了投资房地产，并非真心为父母提供晚年的住所。因当时是郑某2与父母同住，故家具电器基本是郑某2配置，我也曾为他们购买一台电视机。该房屋的物管费以及保姆费也是由郑某2代付。原告长期旅居德国，客观上不可能为父母缴纳物管费、保姆费等。我每周末都会去父母家中探望并与父母共进晚餐，逢年过节我也会和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聚餐，为父母举行寿宴，陪同父母出外旅游等。
我们并无遗弃母亲的行为。事实是当年5月25日父亲因病再次住院，住院期间长达一个月，期间还转院一次。我与其他被告忙于轮流照顾父亲的起居饮食、开药、护理等，但也不忘关心母亲的生活情况。郑某3在事发两天前还曾与母亲通电话嘘寒问暖。6月13日恰逢周末，我与妻子去医院看望父亲后打算回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xx街xx号C座505房探望母亲并一起吃晚饭。在打电话联系未果后，我联系郑某3一同去了解母亲的情况，去到母亲家中发现无外出痕迹，大门反锁，故联系物业保安后决定开锁进屋查看，郑某3也有报警。民警到场开锁后发现母亲已躺在床上自然死亡。由于当时天气炎热，殡仪馆通知遗体已无法冷藏要求马上火化。我当时联系原告赶回奔丧，但原告却以签证无法办理为由推脱，最后未能及时赶回。鉴于遗体需要及时处理，我们只能举办了小型的追悼会，按照殡仪馆要求先行处理了遗体。母亲的死亡是突发和意外的，从三被告日常照料和陪同母亲的行为可看出主观上不可能存在遗弃母亲的想法，而客观上也正是积极寻找母亲才发现母亲死亡的事实，故不存在遗弃的行为。
父母在世时，其退休金等存款多数用于支付其日常起居的家庭生活开支以及父母生病住院的费用。父母去世后，除部分款项用于其丧葬支出外，大部分存款和丧葬费、抚恤金还未处理。故不存在我们瓜分存款据为己有的情形。
原告陈述其购置房产提供父母居住、邀请父母赴德旅游和在德国为父亲治病，均仅属金钱的扶持和偶然的陪伴，且均发生于2000年前。自2000年起至父母去世的十几年起居，原告没有给予父母更多的帮助，没有生活上的照料和陪伴，原告何来有脸面自称已尽主要赡养义务？原告自称在德国居住至今，花费数十万马克为父亲治病，经济条件应相当优越。但原告在母亲去世后、父亲还病危在床时，狠心将父亲赶出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xx街xx号C座505房，将房屋中值钱物品据为己有，还提出父亲将医院当做养老院在医院终老，其在德国以后不回来了。原告有赡养能力却不尽赡养义务，故请求在分配遗产时应对其少分或不分。
父母亲晚年起居均年老多病，多次入院治疗，期间均是由三被告悉心照料、轮流陪护。在日常生活中，三被告均经常探望、陪伴父母，与父母一同吃饭，陪同父母出外游玩，日常活动均邀请父母一起参加。三被告不但在日常生活中给予父母物质帮助，还通过探望、陪伴和照料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让父母感受亲情，享受天伦之乐。三被告对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应多分得遗产。
根据原告提供的母亲张某2名下的账号为33×××50账户的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于2010年8月30日发生四笔金额分别为80000元、20000元、20000元、20000元的转账交易，母亲张某2名下的账号为36×××42账户的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于2010年8月31日被支取150050元。上述支出约三十万元，结合原告曾于2015年7月11日在四季金悦酒家与三被告共同商议父亲的安置及养老问题时承认拿过张某2三十万元，可以认定原告向张某2借款300000元的事实。该借款应作为遗产由原、被告继承并分割。
经审理查明：两被继承人郑某乙、张某2为夫妻关系，两人共生育郑某3、郑某4、郑某1三名子女，并收养一女儿郑某2。原告于××××年与张某登记结婚，两人于1992年前往德国定居至今。张某2于2015年6月13日死亡，郑某乙于2017年3月27日死亡，两人的父母均早于其死亡。原、被告均确认两被继承人生前未立下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两被继承人死亡后，原、被告因两被继承人的遗产继承问题产生纠纷，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
郑某乙、郑某2于2001年9月10日与广州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购得广州市海珠区XX街XX号505房（以下简称505房）。广州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3年6月10日出具《预售合同转让证明》，称该公司同意将505房转让给郑某、张某。随后505房于2004年6月28日登记在郑某、张某两人名下共有。该房屋档案资料显示产权人郑某的身份是德国国籍人员ZHENG，其出生日期为1957年9月25日；产权人张某的身份是德国国籍人员ZHANG，其出生日期为1963年9月1日。
三被告主张郑某2与两被继承人在购得505房后就在该房屋中居住，郑某2于2003年搬出，其后505房由两被继承人及保姆居住至2015年7月。原告确认2003年之后505房由两被继承人与保姆居住，对2003年前的居住情况不清楚。
原告称其妻子张某购得505房后，其妻子享有的505房产权份额属于其与张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告表示不清楚505房的另一产权人郑某的情况，郑某并非本案当事人，但郑某对505房由两被继承人居住并未表示反对。原告主张其妻子张某将505房提供给两被继承人居住，从未收取任何费用，应视为原告夫妇共同履行赡养两被继承人的义务。原告提供张某出具的《声明书》，内容为张某确认其是1963年9月1日出生的德国公民，其是原告的妻子，是两被继承人的儿媳；其声明其是505房的共有人之一，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购买该房屋是为了提供给两被继承人居住。
郑某2确认505房是原告与张某两人共有，即原告与郑某为同一人，确认原告夫妇提供505房给两被继承人居住。但郑某2表示当时原告夫妇购买该房屋是拟用于投资，并非为了提供两被继承人居住而购买。郑某3和郑某4则表示鉴于原告否认其与郑某为同一人，即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拥有505房的产权，即原告并未提供房屋给两被继承人居住，原告并无履行赡养义务。郑某4提供广州市公证处于1999年6月22日出具的（98）穗证字第41260号《出生公证书》，内容为证明郑某甲的父亲是郑某（又名郑某1），母亲是张某。
三被告主张，原告与郑某是同一人，原告在德国是使用郑某的身份生活。原告既然在德国已以郑某的身份取得德国国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九条“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规定，则原告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故原告以中国国籍的“郑某1”提起诉讼，其身份是无效的，本案应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应以郑某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庭审中合议庭多次要求原告提供其出入境记录，但原告至今未能提交。
原告提供两被继承人的护照、照片、德国医生出具的诊断证明、德国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主张两被继承人于1999年至2000年期间经其邀请赴德旅游，期间为两被继承人提供医疗救治。其中诊断证明显示郑某乙在德国对心肌梗塞、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病症进行了球囊扩张、支架置入等治疗，张某2在德国对带状疱疹进行了治疗。三被告表示上述证据并未显示原告有为两被继承人的治疗支付医疗费等费用，且当时是因为张某怀孕生子，需要两被继承人赴德协助原告照顾妻儿，张某2生病可能是因为在德国过度劳累造成。
郑某2表示郑某乙于2009年出现痴呆症，故其与原、被告及张某2共同商量后决定由郑某2负责管理郑某乙的存折和工资卡，其于2009年9月开始接管两被继承人的退休金存折。郑某2提供日记账簿证明其于2009年9月至2015年8月期间对两被继承人的款项支出及用途均有详细记账。郑某2提供签收登记本证明两被继承人每次领取生活费用均有签收，亦提供了部分原始单据证明款项的支出情况。原告对此表示，郑某乙每月退休工资达18000元，张某2每月亦有5000元退休工资，但两被继承人领取每一笔款项都需要经过郑某2同意，被迫签字才能支取，即两被继承人长期受郑某2压榨；两被继承人原本拥有丰厚的退休福利，却被郑某2通过赡养名义夸大数额，通过数个账户之间的互相流转形成表明上的合理使用的痕迹，但实际上是郑某2伪造事实以达到侵吞两被继承人的退休工资的目的，用于郑某2家庭的挥霍，郑某2多年来从未工作，一直享用两被继承人的红利。
原告表示根据郑某2提供的郑某乙的银行存折，可见郑某乙在中国工商银行开户的账号为36×××20的账户（以下简称3120账户）于2012年1月10日支取100000元，于2012年1月21日支取100000元，2013年1月22日支取50000元；郑某乙在中国建设银行开户的账号为33×××62的账户（以下简称0662账户）于2012年1月21日支取100000元。原告主张对上述款项支出，郑某2均未计入其提供的日记账簿，证明郑某2有侵吞郑某乙退休工资的情况。对此郑某2表示其提取的款项均存入定期账户中，其并未占有、使用该部分款项。
关于张某2的死亡情况，原告提供广州港联不动产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滨江东路宜利苑物业服务中心出具的《关于滨江东路XX街XX号505房居住情况的说明》，内容为该房屋自2001年7月起一直由两被继承人居住，居住期间很少有人前来探望，两被继承人有聘请保姆，但后来保姆已辞工；郑某乙于2015年因病住院，家中只留下张某2一人；2015年6月邻居投诉该楼层有死老鼠味道，物业在该楼层查找时怀疑异味是从该房屋中发出，这时郑某3前来敲门未果后报警，并通知物业工程部将家门撬开，发现张某2已死亡数天，尸体已腐烂发胀。三被告对该证据表示不予确认，其有经常前来看望两被继承人。郑某2、郑某3表示，当时郑某乙因病入院，由三被告轮流照顾，同时家中保姆在一周前辞职，其已积极为张某2寻找保姆但尚未能成功找到；其于2015年6月9日15时有致电张某2约其第二天早上喝茶，于2015年6月10日上午张某2与郑某3一家喝茶后独自回家，其后没有与张某2再联系，于2015年6月12日发现张某2在家中死亡。对此原告表示三被告没有陪同张某2居住，没有为张某2聘请保姆，没有每天前往张某2家中探望，可见三被告有遗弃张某2的行为。
原告提供《委托函》照片，显示原、被告及郑某乙签名要求张某2的原工作单位将张某2死亡后的抚恤金、丧葬费补助及补发工资共49888.8元发放到郑某乙的0662账户中。原告主张该《委托函》中其名字及郑某乙的名字是三被告代签，三被告领取该款项自用。三被告表示根据该《委托函》记载，上述49888.8元已转入郑某乙的0662账户中，并非由三被告领取。郑某乙的0662账户的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于2015年9月18日收入49888.8元（备注为“张某2丧葬补助及抚恤金”），余额为97172.9元。随后该账户于2015年9月25日向郑某乙在中国建设银行开户的账号为33×××49的账户（以下简称5949账户）转账45000元，而5949账户的交易明细亦显示当天有45000元存入定期。对于49888.8元中除了上述存入定期的45000元外的其余4888.8元，三被告确认由郑某3取走。
两被继承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广州市海珠区xxx路xx号805房（以下简称805房），该房屋登记在郑某乙一人名下。原告主张该房屋应作为两被继承人的遗产予以分割。郑某3则提供《广州市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及房款收据，主张该房屋实际由其于2000年支付房款购得，其已在该房屋居住二十多年，该房屋应属其财产而非两被继承人的遗产。合议庭向其释明房屋产权的认定应以产权登记状况为准，若郑某3认为其享有该房屋产权可自2017年12月28日的庭审之日起十日内提起诉讼主张产权。但郑某3至今未针对该房屋产权提起诉讼。
原告主张郑某3在805房中居住多年，从未向两被继承人支付房屋使用费，且自2015年7月起郑某3又利用郑某乙的退休金租住广州市海珠区XX路X号401房，可见郑某3没有尽抚养义务，且郑某3应支付805房的房屋使用费应作为遗产予以分割。郑某3则表示因805房是楼梯房，不方便郑某乙居住，故其考虑到郑某乙的身体状况才租住另一房屋提供给郑某乙居住，且为了照顾郑某乙才在该房屋中居住。
郑某乙的0662账户的交易明细显示，该账号于郑某乙死亡后共被支取36020.3元。郑某3确认该款项是其支取。郑某3提供若干收据、送货单、搬迁协议、照片等证据，主张其于2017年5月为805房装修而支出约八万元，故上述36020.3元已用于805房的装修。
原告表示郑某3长期使用805房，其后又使用郑某乙的退休金租住房屋，在郑某乙死亡后又提取其款项装修805房不合情理，郑某3在享用该房屋的使用利益时，应履行相应的维修义务，故郑某3提取的36020.3元应作为郑某乙的遗产进行分割。郑某3表示当时805房已年久失修，其为了该房屋的保值、正常使用才进行装修，装修前已征得郑某4、郑某2同意。原告则表示该房屋装修并未征得其同意，且郑某3为装修805房而支出款项，与郑某3从郑某乙的账户中支取款项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若真的发生装修款郑某3可另案提起诉讼，不能巧立名目侵占遗产。
原告表示根据郑某乙的0662账户的交易明细，可见2016年2月至2017年3月期间郑某3在该账户中取款共计234000元，原告主张该款项应作为郑某乙的遗产予以分割。郑某3表示该部分款项已用于照顾郑某乙的租房费用、日常花销及保姆费用。郑某3提供《房屋租赁合同》显示其于2015年7月1日租赁广州市海珠区XX路X号401房，租金为5500元/月。郑某3提供其与妻子的房产登记查询证明显示其与妻子名下并无房产。郑某3提供若干“广州市心怡家政服务部”的聘请保姆的合同，证明其为两被继承人聘请多个保姆，其中2015年8月10日至郑某乙死亡期间聘请钱某担任保姆，每月工资为3800元。郑某3表示郑某乙每月需要购买尿片花费数百元，其因患病长期需要开空调所以房屋水电费较高，房屋每月煤气费也达五六百元，每天买菜花费约100元，总计下来其每月须承担郑某乙的生活费用18000元。郑某3表示其本人的退休金为每月2500元，其妻子仍在工作，每月工资两千余元，其孩子当时还在上学。郑某3还表示其一家人搬至广州市海珠区XX路X号401房居住后，805房已空置。原告对此表示郑某乙一个月须18000元生活费不合常理，该部分费用已包括郑某3一家人的生活费用。
依郑某3申请，本院依法传唤证人钱某、张某1出庭作证。钱某出庭作证称其于2015年8月19日至2017年2月期间在广州市海珠区XX路X号401房中照顾郑某乙，郑某乙生病住院后其亦跟着去医院照顾。钱某称其于2016年8月看到原告连续两天前来看望郑某乙，其经常看到郑某2、郑某4前来看望郑某乙；每天郑某3负责买菜和协助郑某乙上厕所，其负责煮饭和喂食，工资均由郑某3支付；郑某乙住院期间由三被告轮流照顾，其并未见到原告前来探望。张某1称其之前经营心怡家政服务部，自2009年开始协助郑某3聘请保姆，自2009年开始至郑某乙入院均由其帮忙协助聘请保姆，保姆费用均由郑某3支付。
经查，张某2在中国工商银行开户的账号为36×××42的账户现尚余存款103.23元，张某2在中国建设银行开户的账号为33×××50的账户现存定期存款380000元（未计利息），张某2在中国建设银行开户的账号为33×××65的账户现尚余存款18386.92元。郑某2提供的郑某乙在中国银行开户的账号为63×××08的账户的存折显示，该账户现尚余存款544.1元。原、被告均确认上述款项作为两被继承人的遗产由原、被告继承。
郑某乙的3120账户的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于2017年3月29日转账3216.67元至郑某2账户内。郑某2提供的郑某乙在中国银行开户的账号为66×××47的账户的存折显示，该账户于2009年2月26日存入现金2200欧元，随后再无其他存取款记录，直至2017年3月31日销户取出2207.74欧元，原、被告均确认该2207.74欧元由郑某2取走。郑某2提供的郑某乙的缺少首页的存折显示，郑某乙有一银行账户用于收取老人保健金等款项，该账户于2017年3月29日转取3578.91元后余额为0元。
原告主张上述郑某2取走的3216.67元以及2207.74欧元应作为两被继承人的遗产予以分割。郑某2则表示上述3216.67元、2207.74欧元以及3578.91元共计人民币22490.55元，加上收到的帛金3002元共计25492.55元，均用于郑某乙的丧葬事宜。郑某2提供了丧葬费用支出明细表，显示支出殡葬服务费16400元、骨灰盅、修坟费、葬坟款、坟场管理费及赞助费共1820元、餐费共2928.4元，交通费161.1元、带亲友游玩支出312元、定金500元、利是及“洗头钱”2979元。
郑某3提供医疗费票据主张其为郑某乙支付2017年1月19日至2017年3月27日期间的医疗费6801.15元。郑某3提供广州俪士酒店有限公司艺泓分公司出具的《收据》以及若干POS签购单，主张其为接待参加郑某乙葬礼的亲友而支付2017年4月5日至2017年4月9日期间的住宿费共3570元。郑某3提供若干《收据》主张其为郑某乙的葬礼而购买花束、水果、拜祭用品、点心等支出1110元。郑某3提供若干收据、POS签购单、餐厅结算单、海产销售凭证等主张其为接待参加郑某乙葬礼的亲友而支付餐费共计10169.9元。郑某3提供若干票据、POS签购单主张其为接待参加郑某乙葬礼的亲友而支付交通费375元。郑某3提供“好又多”超市购物小票主张其向参加郑某乙葬礼的亲友回赠礼品而购买礼物支出751.1元。郑某3主张其从郑某乙账户中支取的款项亦用作上述用途。
原告对上述郑某2、郑某3陈述的为郑某乙殡葬事宜的支出表示不予确认，认为大部分单据并非正式发票，且两人陈述的支出有重复之处，不应予以采纳。郑某3、郑某2表示郑某乙死亡后，其邀请了外地的亲友前来广州参加葬礼，郑某3、郑某2分别接待来自不同地方的亲友，且原告亦有参与其中的聚餐。
经查，郑某乙在中国建设银行开户的账号为33×××49的账户（以下简称5949账户）于2017年3月27日被转账销户共计217538.24元至郑某2的丈夫陈某的账户中。郑某2提供陈某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陈某收到该217538.24元后当日即将该款项转至郑某2账户内。郑某2提供其存折显示其于2017年3月27日新开一银行账户，将上述217538.24元定期存入该账户内。原、被告均同意该217538.24元作为两被继承人的遗产进行分割，由郑某2向其余原、被告支付其应分得的款项。
原告提供广州市白云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出具的《养老待遇支付明细表》，显示郑某乙死亡后该管理中心向郑某乙生前的工作单位广州市矿业总公司支付郑某乙的丧葬费、抚恤金共计155537.04元，该款项目前仍在广州市矿业总公司处。原、被告均同意该款项参照原、被告应分得郑某乙遗产的比例，在原、被告之间分割。
关于遗产分割比例，原告主张其提供了505房给两被继承人居住达14年，且曾接两被继承人前往德国生活、在欧洲旅行，其亦不定期回国，向两被继承人支付欧元，且郑某乙在德国期间其为治疗郑某乙的疾病而支付了数十万马克。故其应对两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三被告在广州并未履行赡养义务，提取两被继承人的退休金自用，且遗弃张某2导致其在家中死亡；因此其应多分得遗产，三被告应少分得遗产。
三被告主张原告长达十余年未回国，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有为郑某乙支付高额医疗费，原告提供房屋给两被继承人居住不等于原告尽了赡养义务，原告应少分得遗产；两被继承人经济宽裕，缺乏的是精神的慰藉，三被告长期在广州陪护、照料两被继承人，应多分得遗产。
本院认为：原、被告并未举证证明两被继承人生前曾遗下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故两被继承人死亡后，其遗产应适用法定继承，由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继承。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被继承人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根据户籍资料显示，两被继承人共生育、收养原、被告四名子女，两被继承人的父母均早于其死亡，即原、被告均为被继承人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但505房的产权人是原告的妻子张某以及郑某，而郑某4提供的《出生公证书》显示郑某甲的父亲是郑某，母亲是张某，即本案可能存在另一继承人即德国人ZHENG，故应在本案中对ZHENG的身份予以查明。
对于ZHENG的身份，原告表示不清楚，且原告提供的张某出具的《声明书》亦未明确ZHENG的身份，即原告认为其与ZHENG并非同一人。但根据505房的产权登记资料显示，505房是郑某乙、郑某2转让给ZHENG和张某的，郑某2作为房屋出让人明确房屋受让人为原告及其妻子，即郑某2确认ZHENG与原告是同一人。另外郑某4提供的《出生公证书》显示原告儿子郑某甲的父亲为郑某（又名郑某1），即证明ZHENG是郑某1的另一身份。况且原告既称其在德国居住多年，又未能在合议庭要求下提供出入境记录，即原告主张其与ZHENG并非同一人的陈述，并无任何证据证实。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定原告与ZHENG属同一人，ZHENG是原告在德国使用的身份。
对于三被告主张原告以无效身份提起诉讼的问题，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九条的规定，原告既然取得德国国籍，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但原告持公安部门核发的中国居民身份证提起本案诉讼，其“郑某1”的身份是经公安部门核定的，原告未注销中国国籍身份，系行政管理问题，不影响其民事主体资格。即原告无论以“郑某1”还是“ZHENG”身份提起本案诉讼，均不影响其作为两被继承人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参与本案继承的权利。本院在本案查明原告具有“郑某1”和“ZHENG”两个身份，仅是为了避免遗漏当事人身份，避免原告可以分别以“郑某1”和“ZHENG”两个身份分别参加继承。故三被告以原告身份无效为由主张驳回原告起诉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在于遗产分配比例。原告夫妇旅居德国二十余年，客观上造成原告无法陪伴、照顾两被继承人，但原告与父母分居两国不代表原告没有履行赡养义务。《论语·里仁》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即我国传统文化既强调子女应奉养、孝敬父母，却不反对子女在有正当明确目标时外出奋斗。而我国法律亦未明确规定子女不得远离父母、子女远离父母即代表未尽赡养义务。故三被告仅以原告旅居德国多年未归为由主张原告未尽赡养义务，缺乏法律依据。
原告夫妇购得505房后，将505房提供给两被继承人居住，该事实应认定为原告以提供住房的方式履行赡养义务。即便如三被告所述原告夫妇购买505房是为了投资，但原告夫妇毕竟放弃了505房十余年的用益物权，无偿让两被继承人居住，即相当于原告夫妇在十余年内承担了两被继承人的住房费用。作为无法在两被继承人身边陪伴的子女，原告用提供住房的方式为两被继承人解决切身的住房问题，应认定原告已履行其对两被继承人的赡养义务。
对于三被告而言，三被告与两被继承人均在广州居住生活，故三被告较原告而言承担绝大部分的照顾、陪伴义务，是三被告作为子女的应尽之义，亦是符合现实条件的需要。从三被告提供的照片、两被继承人多次入院的记录、郑某2与郑某3先后与两被继承人共同居住的事实等来看，三被告均对两被继承人尽到了足够的赡养义务。
原告主张张某2在家中死亡是因三被告遗弃张某2所致，但张某2死亡的客观情况是当时郑某乙已入院治疗，需要三被告轮流陪伴；张某2的保姆辞职，三被告又未能在短期内为张某2聘请新的保姆；三被告仅未与张某2联系两天，即发生张某2死亡的事故；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张某2的死亡是三被告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即不能据此认定三被告存在遗弃张某2的行为。原告又主张郑某2、郑某3有侵占两被继承人财产的行为，但鉴于郑某乙年纪较大又患有痴呆症，郑某2、郑某3在与郑某乙共同居住时为郑某乙管理其退休工资，合情合理。在原告未能举证证明郑某2、郑某3有明显的隐匿、侵占两被继承人财产的故意行为的情况下，原告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因此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均不予采纳。
鉴于原、被告均以不同的方式履行了其对两被继承人的赡养义务，原、被告又均未能举证证明对方未尽赡养义务或存在侵害被继承人的行为，故对于两被继承人的遗产，本院认定原、被告应平均分割为宜。因此两被继承人的遗产，应由原、被告四人各分得四分之一。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三在于遗产的范围。805房是两被继承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登记在郑某乙名下，应属两被继承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两被继承人死亡后应作为其遗产由原、被告继承，各分得四分之一产权份额。郑某3仅提供《广州市公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及房款收据，不能充分证明房款由其支付。况且即使房款由其支付，因房屋登记在郑某乙名下，亦应认定为郑某3将房款赠与郑某乙。在郑某3未能举证证明其与郑某乙就房屋产权有另外的约定、郑某3未针对该房屋产权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应按该房屋的登记情况认定为属于郑某乙的财产，故本院对郑某3主张该房屋不属两被继承人遗产的意见不予采纳。
张某2名下的36×××42的账户、33×××50账户、33×××65账户以及郑某乙名下的63×××08账户内的存款余额，均属两被继承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应属两被继承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在两被继承人死亡后应作为其遗产由原、被告继承。
对于张某2死亡后其生前工作单位发放的抚恤金、丧葬费49888.8元，根据《委托函》以及郑某乙的0662账户的交易明细，可见该款项已汇入郑某乙的0662账户中，且其中有45000元又转存入郑某乙的5949账户中。根据5949账户的交易明细，该45000元作为定期存款在2017年3月27日被转账至郑某2处，故该45000元应作为当日转账总额217538.24元的一部分，在审查217538.24元时一并处理。49888.8元中除了上述存入定期的45000元外的其余4888.8元，三被告确认由郑某3取走，而郑某3于2016年2月至2017年3月期间共从0662账户中取款234000元，该4888.8元应与234000元一并审查。因此张某2死亡后的抚恤金、丧葬费49888.8元已转化为其他形式的存款，不应在此单独审查。原告主张三被告冒领该部分款项，但无论从《委托函》还是0662账户的交易明细可明显看出该款项是发放至郑某乙处，故原告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对于包括上述45000元定期存款在内的由郑某2（通过其丈夫陈某）于2017年3月27日取走的217538.24元，郑某2已提供存折证明其提取存款后单独开户存入定期，并未使用该款项。同时郑某2亦表示同意该款项作为两被继承人的遗产予以分割，即郑某2并无侵占该部分款项的故意。该217538.24元应作为两被继承人的遗产由原、被告平均分割，则郑某2应分别向原告、郑某3、郑某4分别返还54384.56元。
郑某乙死亡后的丧葬费、抚恤金共计155537.04元仍保留在郑某乙生前的工作单位广州市矿业总公司处。该款项虽非两被继承人的遗产，但原、被告均同意参照遗产比例进行分配，故原、被告四人可分别获得该部分款项的四分之一。
关于郑某2从郑某乙的3120账户中取走的3216.67元、从郑某乙的66×××47的账户中取走的2207.74欧元，郑某2表示用于郑某乙的丧葬事宜。另郑某3表示其从郑某乙的0662账户中取走的款项中，亦有22777.15元用于郑某乙的丧葬事宜。我国传统丧葬文化中，丧葬仪式不仅包括遗体告别仪式，亦包括发放利是、焚烧纸钱等拜祭活动，包括仪式后的聚餐。而对于远道而来参加葬礼的外地亲友，作为葬礼举办者的三被告而言，对外地亲友进行接待，包括提供住宿、餐食、陪同游玩并赠与礼品，亦是符合我国传统文化中热情好客、待客有道的理念。因此郑某3、郑某2陈述的为郑某乙的丧葬事宜而支出餐费、交通费、住宿费、礼品费、游玩费用等，均属合情合理的支出。则对于郑某2取走的3216.67元及2207.74欧元，本院采纳郑某2的陈述，认定该款项已用作郑某乙的丧葬事宜，不应作为两被继承人的遗产进行分割。而对于郑某3从郑某乙账户的取走的款项，鉴于郑某3提供的部分票据模糊不清、过于简略、缺乏关联性，本院酌定郑某3为郑某乙的丧葬事宜支出共20000元。
对于郑某3于2016年2月至2017年3月期间从郑某乙的0662账户中取款共计234000元，以及张某2死亡的抚恤金、丧葬费49888.8元中被郑某3取走的4888.8元，郑某3表示用于郑某乙的日常生活开支。虽然郑某3提供了《房屋租赁合同》以及聘请保姆的合同主张其每月支付房租5500元及保姆费3800元，但除此之外的其他生活开支，郑某3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即郑某3主张郑某乙每月的生活开支达18000元，缺乏相应依据。况且，广州市海珠区XX路X号401房并非郑某乙一人居住，同居人包括郑某3一家三口，即郑某3一家三口亦应分担该房屋的房租；保姆钱某虽称其主要负责照顾郑某乙，但其亦表示负责家中煮饭，钱某煮的饭亦包括郑某3一家三口的饭；郑某3陈述的煤气费、水电费、买菜费等生活支出，亦应由郑某3一家三口以及郑某乙分担。故郑某3将其一家三口的生活支出均计算在郑某乙的生活支出中，不合情理。故本院酌定郑某3每月承担郑某乙的生活费用8000元，即2016年2月至2017年3月期间，郑某3共承担郑某乙的生活费用112000元。因此郑某3从郑某乙处取得的上述238888.8元中，扣除前文所述郑某3承担的郑某乙的丧葬事宜支出20000元后，有106888.8元应作为郑某乙的遗产由原、被告平均分割，则郑某3应分别向原告、郑某2、郑某4支付26722.2元。
对于郑某3在郑某乙死亡后从郑某乙的0662账户中支取的36020.3元，郑某3主张该款项用于805房的装修事宜。根据郑某3提供的证据可见郑某3确有为805房的装修而支出约八万元。原告主张805房由郑某3一家居住多年，应由郑某3一家支付该房屋的装修费用。但郑某3一家在该房屋中居住时郑某乙仍然在世，该房屋当时属于郑某乙、张某2的夫妻共同财产，郑某3一家在该房屋中居住已征得两被继承人的同意。两被继承人同意郑某3一家在该房屋中无偿居住，即两被继承人已默认郑某3一家在该房屋中居住多年导致房屋设备老旧。况且郑某3已提供证据证明其为805房的装修支出约八万元，但郑某3仅从郑某乙处取款36020.3元用于装修，即郑某3自己支付了装修费用四万余元，故郑某3已为自己在该房屋中居住多年导致房屋设备老旧而支出了部分装修费用。
另外，805房在两被继承人死亡后才成为遗产，在遗产未分割时该房屋应属众继承人即原、被告四人共有的财产。如前所述805房应由原、被告各分得四分之一，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因郑某2、郑某4已表示同意郑某3对805房进行装修，即该房屋的重大修缮已征得四分之三份额的共有人同意，故郑某3对805房进行装修合法合理。因此本院认定郑某3支取的36020.3元已用作805房的装修，该款项不应作为两被继承人的遗产予以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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