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14民初1004号
原告：骆国勋，男，汉族，1965年9月15日出生，住成都市新都区。
原告：张寿会，女，汉族，1968年4月16日出生，住成都市新都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念胜，四川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溢，四川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被告：庄永军，男，汉族，1975年11月2日出生，住成都市新都区。
被告：杨红兰，女，汉族，1976年5月21日出生，住成都市新都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俊伟，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骆国勋、原告张寿会与被告庄永军、被告杨红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冯文旭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骆国勋、原告张寿会及其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念胜、伍溢，被告杨红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俊伟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庄永军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骆国勋、原告张寿会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确认原告将原新都镇新中路66号附1号、附2号、附3号房屋转让给被告的转让价为1450万元；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应付而未付的房屋转让款800万元及该转让款自2015年3月31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2014年4月，原告骆国勋需要流动资金提出向庄永军借款1000万元。2014年5月庄永军以二被告共同出资的四川蜀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蜀仑公司”）向成都农商行新都天元支行贷款1200万元，并以原告所有的产为该借款提供抵押担保。2014年5月30日、6月3日二被告通过蜀仑公司账户、杨红兰个人账户向骆国勋支付1000万元。
2015年3月，骆国勋资金出现问题。原被告双方协商同意由原告将新都镇新中路66号附1号、附2号、附3号共计251.41平方米的房屋以人民币1450万元转让给二被告，以转让房屋价款中的1000万元偿付前述1000万元的借款，并明确由二被告承担房屋过户的税费。同时，庄永军、杨红兰同意代骆国勋向案外人张驰偿还借款300万元，亦在该购房款1450万元中进行抵消。2015年3月26日原被告双方就新都镇新中路66号附1号、附2号、附3号向新都区房管局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为了避税，双方在签订《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自由成交）》时，将房屋成交价格填写为650万元。2015年3月27日庄永军、杨红兰取得该房产的产权证。
2015年3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确认：（1）原告将位于成都市新都区产转让给二被告，转让价为1450万元；（2）截至2015年3月30日，原告欠被告1300万元（被告代原告偿还案外人蜀仑公司1000万元和另一案外人张驰300万元）债务。两项相抵后，被告还应付原告150万元。该150万元应由被告在2015年12月30日前支付；（3）房屋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税费全部由二被告承担。合同第1、2条关于成交价格、抵偿债务数额均由被告庄永军手工填写。《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后，被告并未按约向原告偿付150万元。
2017年6月蜀仑公司向成都市新区人民法院起诉骆国勋、张寿会，要求确认蜀仑公司对骆国勋、张寿会享有3571878元的债权。经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确认该1000万元借款发生在蜀仑公司与骆国勋、张寿会之间；确认蜀仑公司已受偿650万元，还有350万元没有偿还。至此，骆国勋、张寿会才知晓庄永军、杨红兰没有按照原被告双方约定将房屋转让款中的1000万元偿还该借款。二被告既未按约以房屋转让款偿还原告的债务，也未按约支付结算后应付的150万元，已经违约。同时，二被告亦不认可代骆国勋偿还另一案外人张驰300万元，故二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应付而未付的房屋转让款共计人民币800万元（房屋总价1450万元减去蜀仑公司认可的代偿款650万元）。原告认为，即使生效判决认定“蜀仑公司主张的1000万元银行贷款不是原告向被告庄永军的借款”是正确的，原被告于2015年3月30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关于“原告以应收购房款中的1300万元等额抵消原告欠被告的债务”的约定也是合法有效的。
被告庄永军、杨红兰辩称，原告骆国勋、张寿会在本案民事起诉状中主张的关于其与被告庄永军、杨红兰间合同纠纷之由来背景不是事实，原告基于无事实依据且于法无据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被告庄永军、杨红兰不认可二原告起诉所主张的“事实与理由”。1、原告骆国勋、张寿会主张在2015年3月骆国勋资金出现问题后，是二原告和二被告双方协商同意（约定）由二原告将案涉房屋转让给二被告，以转让房屋价款中的1000万元偿付其认为的对庄永军的1000万元借款债务，但此只是二原告的单方主张，却无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庄永军、杨红兰对此亦予以否认。在2015年3月25日案外人蜀仑公司代骆国勋偿还1000万元银贷资金事实发生后，2017年12月6日成都中院作出的（2017）川01民终1500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并无证据证明蜀仑公司与骆国勋、庄永军、杨红兰之间就以房屋出售价款抵偿案涉1000万元债务达成合意”，故骆国勋、张寿会在起诉状中关于“2015年3月原、被告双方协商同意以转让房屋价款中的1000万元偿付其所涉的1000万元借款债务”和“其在收到（2017）川01民终15007号民事判决书后才知晓庄永军、杨红兰没有按照原、被告双方约定将房屋转让款中的1000万元偿还涉案借款”的事实主张和观点，不能成立。2、本案被告庄永军、杨红兰作为买受人与本案原告骆国勋、张寿会作为售卖人间关于案涉房屋的买卖交易活动经由2015年3月27日庄永军、杨红兰办理完案涉房屋的过户领证手续即宣示完成，其至今登记保管在成都市新都区房管局的买卖双方于2015年3月26日签订的《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自由成交）》合法、有效，当受法律保护。该合同载明买卖双方商定涉案房屋成交价格为650万元，另该合同“特别提示”页示明该合同是买卖双方协商一致，属买卖双方自行成交，所填报内容及提交的材料都是真实无误的，如有虚假，其产生的一切责任和法律纠纷由买卖双方自行承担。买方庄永军、杨红兰，卖方骆国勋、张寿会均在该页签字予以确认和保证。而今二原告起诉自认原、被告双方2015年3月26日在新都区房管局办理涉案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时，是为了避税才在《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自由成交）》上将房屋成交价格填写为650万元，却同样是提列不出证据予以证明，所以该起诉主张也不能成立。3、本案二原告以2015年3月30日骆国勋与庄永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为关键证据起诉主张“2015年3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此显然与生效法律文书（2017）川0114民初540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2015年3月30日，骆国勋与庄永军签订了合同首部列骆国勋、张寿会为甲方，庄永军、杨红兰为乙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及“该合同落款签字处有骆国勋、庄永军的签名撩印，没有张寿会、杨红兰的签字”之事实不符，二被告对二原告提供的该2015年3月30日《房屋买卖合同》证据的形式、来源、内容的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效力持坚决反对的抗辩异议。被告庄永军应原告骆国勋提出的“签一份假合同用以应付骆国勋的债权人”要求，在该份合同上签字，合同所载“原告欠被告1300万元的债务”是莫须有的，该份合同的内容其本质上是因原告“另有用途”的原因而虚构的，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与真实的双方房屋买卖无关联性，真实买卖成交价为650万元。假定该份合同成立，被告杨红兰未签字确认，其不应承担因该合同产生的民事责任。
被告庄永军、杨红兰认为原告骆国勋、张寿会的诉讼请求没有基本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告恳请依法裁定或判决驳回二原告的全部诉请事项。
原告对被告的上述答辩意见作出回应：1、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是案涉两份买卖合同的效力。虽然有成都中院（2017）川01民终15007号生效判决存在，但该判决并未就本案所涉及的阴阳两份合同的效力进行法律上的评价。2、2015年3月30日的合同是双方在房屋交易完成之后，针对房管局备案的存量房交易合同所填交易登记价格与实际不符，而对真实交易价格进行确认以及对相关债务进行结算的综合性协议，该协议是当事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该采信。
本案于2018年2月5日开庭并法庭终结后，被告庄永军、杨红兰就其上述答辩主张作出了变更，并向本院出具书面材料，本院对其变更后的答辩主张归纳如下：1、2014年4月，二原告向二被告口头提出因其急需资金用于正当经营，双方商议决定，以蜀仑公司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并以二原告所有的本案案涉房屋向银行提供抵押担保，然后将所贷款项1000万元交予二原告使用，贷款到期后由二原告承担偿还责任。若二原告不能按时提供偿还款项，则由二原告赔偿名义贷款人蜀仑公司的经济损失。蜀仑公司通过此种方式取得贷款后，将其中的1000万元交付给了二原告，并于事后与二原告补充签订了《委托协议》，将二被告形容的“原告搭（蜀仑公司）车贷款”的事实及双方事先约定好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确认。2、银行贷款到期日为2015年5月13日。2015年3月初，原告告诉被告，其出现重大经营风险，将出现“无法按期归还银行贷款1000万元，造成二原告抵押房产被贱价拍卖；特别是可能暴露该1000万元的用途而导致原告被追究刑事责任”等重大隐忧，并为此要求二被告帮助解决。二被告最终同意了原告提出的“帮忙方案”：“由蜀仑公司想方设法融资组织资金代偿该1000万元贷款给银行，在银行解除二原告名下抵押房产的抵押措施后，二原告就将涉案房屋“以房抵债抵押过户”在二被告名下以保障二被告代偿行为所生借款债权的优先实现；由二原告承担“房屋抵押过户”所发生的全部契税费用并承担抵押期间二被告和蜀仑公司凑资帮忙垫付该1000万元所产生的融资成本和按银行贷款利率所计的利息；二原告保证在三个月内找到出价高的购房买主后就把房子赎购回来，若三个月期满二原告没有回购涉案房屋，二被告就享有选择“以房抵债”或其他任凭二被告处置的权利。”之后，二被告与蜀仑公司共同组织资金，于2015年3月25日提前偿还银行贷款1000万元本息计10071878元，银行同时解除了案涉房屋抵押登记。2015年3月26日，原被告一同到房管部门，双方按原告提出的“将成交价定为650万元以规避税费，实际税费由原告负担被告垫付”方案签订了《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自由成交）》（房屋登记管理部门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并由二被告垫付了全部税费（包括原告作为卖方应承担的部分）1384833.13元。2015年3月27日，二被告领取了过户后的房屋所有权证。3、2015年3月30日，原告骆国勋到蜀仑公司被告庄永军办公室，向庄永军单独提出一个新要求：“由庄永军个人配合原告签订一份针对房屋的虚假房屋买卖合同，便于原告利用此合同寻找出价较高的买主，也便于骆国勋向其他债权人表明其尚有应收卖房款债权”。被告庄永军当日同意原告提出的帮忙签订虚假合同的要求，将房屋价格虚构为1450万元，并以双方初步核算的原告应付被告的“帮忙成本”约1300万元（贷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和代垫房屋过户税费130余万元之和）作为基础，在合同上虚构了“甲方（二原告）于2015年3月30日前欠乙方（二被告）人民币1300万元，双方自愿在该房屋的总价款中扣除所有欠款，余款150万元，乙方将在2015年12月30日之前付给甲方”、“房屋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税费全部由乙方（二被告）承担”的合同条款。这份合同除对房屋特征的描述与2015年3月26日的备案合同一致外，其余条款内容都是虚构，不是庄永军真实意思。当时被告杨红兰对此假合同并不知情，也没有签字。4、关于二被告代二原告向二原告债权人张驰偿还的300万元。原告与被告庄永军于2015年3月30日签订了虚构的《房屋买卖合同》，截至该日，二原告已欠被告“帮忙成本”近1300万元。在此基础上，二原告又向二被告提出再次帮忙的请求，要求二被告代为原告向其债权人张驰偿还300万元，二被告本着“帮忙到底”的心态，同意了二原告的此项要求。庄永军与张驰达成了债权转让协议，2015年5月上旬庄永军经杨红兰同意后从银行贷款中拿出200万元帮骆国勋归还给了张驰，张驰收款后向庄永军出具了《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庄永军支付的接收骆国勋借款债权的转让价款200万元”(注：后在2016年3月，庄永军按其与骆国勋的债权人张驰间的约定又代骆国勋偿付了一笔借款100万元给张驰，张驰同样出具了一张收到100万元的《收条》给庄永军)。该300万元与2015年3月30日合同的相关内容无关联性。5、关于案涉房屋租金分配的问题。经被告计算，截至2015年11月10日，原告已拖欠被告的“帮忙成本”达到14308573.47元，具体如下：（1）蜀仑公司替骆国勋归还银行贷款的代偿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672924元，（其中借刘某400万元，月利率2分5，用款55天优惠后利息为183000元，归还刘某该400万元后按银行贷款利率算至11月10日的利息是160500元；先借王某200万元无利息，借杨某某100万元归还王某，月利率3分，利息是32500元，归还杨某某后该100万元按银行贷款利率算至11月10日，利息是40570元；其余代偿本金500万元自3月26日起以银行贷款利率算至11月10日，利息为256354元）；（2）蜀仑公司代骆国勋支付给银行的利息72166元及其按银行贷款利率算至11月10日的利息3700元；（3）蜀仑公司帮二原告贷款所产生的手续费、评估费、抵押登记费共20000元；（4）二被告帮二原告垫付的所有过户契税本金1384833.13元及利息74700.34元（其中二被告借谢某400000元，以月利率八厘计算，算至11月10日的利息是24426.67元；余下垫付款984833元从3月27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算至11月10日的利息是50273.67元）；（5）庄永军代骆国勋归还给张驰的200万元及从2015年5月15日按银行贷款利率算至11月10日的利息80250元。二被告为此制作了对账清单，但二原告拒绝签字对账。案涉房屋仅是原告于同一位置房屋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由原告出售给案外人张友学，原告此前将两部分房屋合并出租给案外人汪威峰。在原告不同意就14308573.43元“帮忙成本”进行对账的情况下，被告被迫选择以14308573.43元（而不是以2015年3月30日合同约定价1450万元）为租金分配计算基数分享两处房屋租金总额的30%。被告按此比例收取租金的目的，并不是认可原被告系房屋买卖关系，而是为了以租金现金流抵减“帮忙成本”。6、原告骆国勋于2016年10月26日将2015年3月30日合同上载明的虚假的“被告尚应支付原告150万元”债权转让给案外人冯显培，导致冯显培向被告催讨。二被告不堪其扰，在此情形下，加之原告拒绝就被告“帮忙成本”进行对账，二被告内心自认“二被告从帮忙借款的债权人转变成以房抵债的购房人已成定局”，故被迫于2017年7月以蜀仑公司名义作原告提起“（2017）川0114民初5409号”民事诉讼，以案涉房屋买卖成交价为650万元及二被告仅以650万元房款代为原告向蜀仑公司偿付了1000万元贷款本息中的650万元为基础事实，要求法院确认蜀仑公司还应向二原告收取350余万元（1000万元贷款本息-
购房款650万元）。从而以实现对抗或者消灭原告转让给冯显培的所谓150万元债权的目的。
综上，因二被告为二原告垫付的“帮忙成本”至今已超过1600万元，法院认定二被告对二原告存在购房款债务，则无论该债务数额是多少，二被告及蜀仑公司则申请以其对二原告的到期债权【包括但不限于（2017）川01民终15007号民事判决书项下蜀仑公司对骆国勋的借款债权、庄永军接收张驰对骆国勋的借款债权等】，依照《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主张原、被告间互互到期债务依法抵销。
骆国勋、张寿会对庄永军、杨红兰上述变更后的“事实主张”不予认可。
二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新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权0329394），根据该房屋过户前的房屋平面图，案涉标的房屋是指平面图上标注铺面2的部分；铺面1目前仍在原告名下，抵押在都江堰农商银行。2、新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权0329394）。3、房屋信息摘要。4、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自由成交）。对证据1、2、3、4，原告举证时特别说明：该证据来源于房管局档案馆。原告出示该证据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房屋交易的过程及双方在交易时为避税而将交易价格填写为650万元的基本事实。原告认为合同的价格条款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属无效条款。5、2015年3月30日《房屋买卖合同》。6、骆国勋、庄永军、张友学《三方协议》。
证据1-6证明目的：1、原告骆国勋、张寿会将属于自己所有的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新中路66号附2号附3号房产以14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庄永军、杨红兰，成交房屋单价为5.7675万元/m2；2、根据2015年3月30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房屋转让所产生的税费全部由被告承担。被告为避税，在《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自由成交）》中填写的房屋成交价格仅为650万元；3、新中路66号附1-3号及68号2层1号于2012年10月被整体出租。在案涉房屋及2层1号房屋被转让之后，原被告及案外人张友学就每年租金分配签订了《三方协议》。根据该协议内容，三方按照房屋价值比例分配租金。据此可以推算出案涉房屋交易价格1450万元符合客观事实。
7、川维房评【2014】新都抵字第108号《房地产评估报告》。8、成农商新天公高抵2015000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证据7、8证明目的：1、四川维益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在2014年4月29日对本案案涉房屋进行了价格估价，评估总价为1470.92万元，单价为5.8507万元。评估报告的有效期至2015年4月28日；2、2015年5月被告取得房屋所有权后将案涉房屋抵押给成都农商银行，房屋评估值为1459.69万元，单价为5.8060万元/m2。3、据此，案涉房屋在交易时点（2015年3月27日）的真实单价不低于5.7675万元/m2，其总价不低于1450万元。
9、四川二分明月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川明月评字2013第12-001号《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报告》；10、四川中兴智业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中兴智业（2017）都房评第A056号《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11、门（楼）牌号变更证明。
证据9-11证明目的：1、四川二分明月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原告所有的的商铺在2013年9月3日时点的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总价为1857.76万元，单价为60042元/m2；2、四川中兴智业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对新都镇新中路66号附1号商铺进行了价值评估，估价总价为1739.35万元，单价为56215元/m2。根据现场实际查看，案涉商铺是临街两个开间，而附1号铺面只有一个开间临街，其单价应略低于案涉铺面；3、案涉房产与新中路66号附1号处于相同位置、房屋性质一致，其价格相近。证明2015年3月本案案涉房屋当时的真实价值不低于1450万元。
1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13、2015年3月25日原告与张友学《房屋买卖合同》及税收缴款通知书。14、四川众成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评估报告。
证据12-14证明目的：1、新都区政府对案涉房屋核定的交易最低价为7240608元，单价为28800元/m2；2、根据四川众成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评估报告，案涉房屋楼上2层商铺在2013年6月5日的评估单价为2.813万元/m2。2015年3月25日，原告因抵偿债务将新中路68号2层商铺转让给案外人张友学是的单价为2.5941万元/m2。区政府对2楼核定总价为11761500元，单价为17435.03元/m2；3、按照房地产市场交易的实际情况，市场交易价格远远高于政府核定最低税价、案涉房屋系一楼铺面其价格高于二楼铺面价格（政府核定价也证实了这个问题）。如果案涉房屋的交易价格仅为650万元，其单价仅为2.5854万元/m2,明显低于政府核定交易最低价，甚至低于二楼商铺价格，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合情理。
15、2016年9月原告与案外人冯显培《债务清偿协议》。
证据15证明目的：证明原告在2015年3月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前已身负巨额债务（欠冯显培借款1000万元），至2016年9月还欠冯显培1000万元左右的债务未清偿。原告将案涉房产转让给被告的目的是抵偿以蜀仑公司名义向农商行借款1000万元债务。既然房产价值远远高于650万元，且该房产是成都农商行1000万元借款的抵押物，在完全可以清偿成都农商行1000万元借款且原告还有其他债务无法清偿的情况下，原告不可能以远远低于房产市场价值1450万元的650万元的价格将案涉房产转让给被告。
16、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终15007判决书。证明目的：1、2017年6月四川蜀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向新都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对原告享有3571878元债权。经法院判决确认，原告向被告借款1000万元的权利义务发生在原告与蜀仑公司之间。蜀仑公司承认已从原告转让给被告房产的转让价款中受偿650万元，还有350万元未受偿；2、被告未按照2015年3月30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代为原告付清蜀仑公司的1000万元贷款的义务。
证据17、2016年10月28日杨红兰回复给案外人冯显培的《关于债权转让通知的回函》1份。证明目的：杨红兰不认可庄永军还应付骆国勋150万的债务，不认可的理由是由于原告少支付房屋租金以及交易的税费和银行贷款代垫的利息之和已经高于150万元，但未否认双方房屋交易的真实价格是1450万元。
二被告对原告所举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2、3、4证据三性无异议，该证据反映房屋在2015年3月27日已转让给被告，双方房屋约定的成交价格为650万元。对证据5证据三性不予认可，房屋价款1450万元与3月26日合同价款不一致，第六条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捺印后生效，但合同并无张寿会、杨红兰签字。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案涉房屋的价款为1450万元。
对证据7、8、9、10、1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2证据三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的交易价格为650万元与政府核定价格相近。对证据13原告因转让案外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对税收缴款通知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5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6证据三性无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7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同时证明杨红兰没有对2015年3月30日的合同进行追认。
被告庄永军、杨红兰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于2018年2月5日本案第1次开庭时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1、2015年3月26日《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自由成交）》、3月27日《房屋所有权证》。
证明目的：被告庄永军、杨红兰与原告骆国勋、张寿会间关于涉案房屋的交易成交价是650万元，现存档保管在成都市新都区房管局的2015年3月26日买卖双方所签的《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自由成交）》受法律保护，其合法性及证明力盖然性大于原告提供的2015年3月30日《房屋买卖合同》，原告骆国勋、张寿会起诉请求确认涉案房屋的成交价为1450万元并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购房款余款800万元给原告，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2、2015年3月30日《房屋买卖合同》，签订该合同的背景是：原告骆国勋因个人原因找到庄永军，以莫须有的个人需要要求庄永军签订了该份合同，庄永军在该份合同中没有任何真实意思表示，只是签了个字而已，合同内容是虚构的。
证明目的：该合同缺失生效要件，内容根本不真实，不具合法性，系无效合同或尚未生效之合同，其证明力不能对抗2016年3月26日《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自由成交）》，人民法院对该证据应依法不予采信。假定该合同成立，欠款金额也仅为150万元，而不是原告主张的800万元。
3、（2017）川0114民初5409号民事判决书、（2017）川01民终15007号民事判决书。
证明目的：二原告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是其单方主张，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且与生效法律文书所认定的事实不符，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采信。
4、2016年10月16号的《通知》、（2017）川0114民初7817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
证明目的：假定2015年3月30日的《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合同约定的欠款金额仅为150万元，且原告在2016年10月16日将债权转让给案外人冯显培，冯显培据此提起了“债权转让”诉讼。二原告又用该《房屋买卖合同》主张权利，其诉讼主体不适格。
原告对被告所举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中《房屋所有权证》证据三性无异议，对2015年3月26日《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自由成交）》，该合同确实备案于成都市房管局档案馆，但该合同是双方为了避税，在房管局办证窗口办理过户手续时现场草草签订的，其价格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价格条款违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该条款无效。《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自由成交）》虽然是本案原被告双方民事行为的结果，但并非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也不是国家机关依职权认证的法律文书，被告主张的《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自由成交）》其证明力大于原告提供的2015年3月30日《房屋买卖合同》不能成立。
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同时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但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这份合同不仅落款处有庄永军的亲笔签字，并且合同上手写的文字全部为庄永军亲笔书写，不是“仅仅签了个字而已”。该份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非常明确。该合同与备案合同相比，庄永军要承担大得多的合同责任与义务。庄永军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对该合同的内容、意思和法律后果能充分判断。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庄永军在签订该协议时，不能正确认识或者（和）表达自己的意思，也没有证据证明庄永军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被告认为该合同是原告以莫须有的理由要求被告签订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常识、常理。况且，房屋在2015年3月27日已经过户完毕，从《房屋买卖合同》内容来看，不涉及任何第三方的权利义务，如果不是为了书面确认房屋真实交易价格、税费的承担，这个合同就没有必要签订。既然签订了，就会有它存在的原因。但被告并未证明产生这个合同的合理理由，而仅仅陈述是“莫须有”说法不能成立。因此该合同是庄永军的真实意思表示。
杨红兰虽然未在合同上签字，但本案证据显示杨红兰是知道真实的房屋交易价格的。她虽未签字，但仍然履行了房屋过户手续，且过户完成后，未提出异议，也没有行使撤销权，视为对2015年3月30日合同的追认。即使杨红兰没有追认，本案是购房不是处置资产，庄永军有权单方购房，有权将自己单方购置的资产赠与或者以其他方式处置给杨红兰。这对庄永军而言，合同仍然是有效的。因此不能以杨红兰未签字否定该合同的效力。原告张寿会虽未在合同上签字，但张寿会以行为表示了追认。
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2017）川0114民初5409号民事判决书对相关事实的认定以及对2015年3月26日备案合同效力的认定，并未被（2017）川01民终15007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且（2017）川01民终15007号民事判决书并未对房屋涉及到的两份交易合同的效力、房屋的真实交易价格等问题进行司法确认。（2017）川01民终15007号判决书载明“案涉房屋的真实成交价格应当如何确定，以及庄永军、杨红兰是否还有未付房款应当向骆国勋、张寿会支付等属于骆国勋、张寿会与庄永军、杨红兰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双方如有争议可另行主张”明确了可由当事人另案处理。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
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16年10月16号的债权转让《通知》中骆国勋向二被告阐明了其应当按照2015年3月30日的《房屋买卖合同》履行义务，如果杨红兰之前不清楚房屋真实的成交价格，那么杨红兰在此时知晓2015年3月30日《房屋买卖合同》的存在。杨红兰知晓之后，并未对2015年3月30日《房屋买卖合同》的存在提出任何异议。该组证据与原告15号证据证明的“原告在2015年3月之前欠冯显培上千万元债务”相印证。杨红兰对原告转让给案外人冯显培的债权予以否认，一直未履行支付义务。既然被告否认该债权的存在，原告有权利经本案一并主张该150万元债权，不违背法律的规定。
二被告在2018年2月5日本案第1次开庭法庭辩论后，对其本案答辩主张进行了变更，并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
5、2014年8月28日蜀仑公司与骆国勋签订的委托协议1份、2017川01**民初1545号案件的询问笔录、2015年3月24日新都公证处出具的委托书1份、案外人张驰于2015年、2016年3月9日向庄永军出具的收条2份、2015年8月30日权利义务转让通知书1份、2016年10月16日骆国勋向二被告发出的通知1份、2016年10月28日关于债权通知的回函1份。
6、证人牟某1、牟某2、曾某出庭作证的证言。
证据5、6证明目的：在原告不能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下，被告没有义务购买原告的房屋，也没有义务代为原告归还银行贷款；被告出于朋友无偿帮忙，四处借款以帮助原告归还银行贷款，在此情况下，却按照房屋评估高价购买原告房屋与常识不符。
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5的质证意见为：
证据5中所有证据均不能证明被告对事实主张的变更成立。理由如下：（1）2014年8月28日蜀仑公司与骆国勋签订的委托协议在蜀仑公司诉骆国勋的案件中已举证，该案中已有认定，不能证明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是被告主张的“偿债担保”。（2）2017川01**民初1545号案件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证明骆国勋与二被告之间是真正的房屋买卖关系，因为证人在笔录中陈述骆国勋转让铺面时询问过该案证人是否优先购买，证人作为案涉房屋承租人放弃购买。该询问笔录载明，2015年8月20日，二被告和张友学夫妇同时向证人邮寄来权利义务转让通知，主张房屋已转让给二被告和张友学夫妇，该事实说明原被告之间真实的意思是房屋买卖，不是抵押担保。该证据涉及到张友学同样的情况、同样的事实。3、2015年3月24日新都公证处出具的委托书1份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015年3月26日《房屋买卖合同》是原被告四人亲自到房管局窗口签订的，原告事先委托的代理人并没有参加。故该委托书没有任何意义。4、两份收条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恰好能够证明原告主张的1000万元贷款之外的另外300万元债务就是张驰的这两份收条载明的300万元。2015年8月30日权利义务转让通知书1份、2016年10月16日骆国勋向二被告发出的通知1份、2016年10月28日关于债权转让通知的回函1份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同被告的证明目的和证明的事实。该两份证据恰好能够证明原告将房屋转让给被告之后，将2015年3月30日的合同确认150万元的债权转让给案外人冯显培的基本事实，被告杨红兰回函中并未否认房屋买卖的事实，仅是说被告要收取转让之日至2015年11月底之间的租金共37万元以及税费115万元、代付的银行贷款利息7.2万元，意思是指这些款项足够抵消原告转让给冯显培的150万元债权。2016年10月28日，被告仅仅主张了租金、税费、银行贷款利息，而被告陈述其在2015年11月底因为被告代原告偿还银行贷款及资金利息已经达到了1600万元，但被告对此并未在回函中提出，说明被告对本案事实变更的主张是虚假的。对证人证言，三位证人与被告之间，今日虽然被告申请了证人出庭证明该问题，但牟某1、牟某2的陈述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问题，由于证人与本案被告具有特殊关系，其证人真实性存疑。证人陈述的事实是听闻于被告，因此，真实性存在疑问，证言的性质等同于本案被告的陈述。牟某1对具体的借款时间发生了记忆上的错误，对于他转述的内容的真实性存疑。两位证人根本不清楚抵押过户是什么意思，那么证人陈述的内容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证人曾某的证言对于本案房屋究竟是买卖还是担保作了明确的陈述，是因为骆国勋还不起钱，房屋就抵偿给被告，房屋就属于被告了。这相当于证明了原被告间系房屋买卖关系。
对2018年2月5日开庭法庭辩论终结前双方所举证据，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后无异议的本院予以采信，证明内容以证据记载的内容确定，包括原告提交的证据1、2、3、12、16、17、18。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依法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据4与被告提交的证据1是同一份证据。双方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合同中价格条款的效力持不同意见；（2）原告提交的证据5与被告提交的证据2为同一份证据。被告否认了该证据的三性，但确认合同的“庄永军”签名为其本人签署，且对原告主张的“成交金额、债权债务数额、余款给付时间等均由庄永军亲笔手写”未予否定，因此，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因该份合同产生的争议，本院将在后文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进一步分析确认；（3）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从合同内容上看，是由本案原被告、案外人张友学就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两处房屋如何分配已约定租金达成的协议。原告主张各自收取的租金是按照房屋价值所占比例进行分配，根据房屋价值能够推算案涉房屋价值为1450万元。从证据内容来看，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4）对原告提交证据7、8、9、10、11，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案涉及到争议房屋的真实价值，原告所举证据7、8、9、10、11其目的是证明案涉房屋的市场价格或价值，与案涉房屋真实成交价的认定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5）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14，虽然该证据与被告无关，但该证据所涉房屋为案涉房屋的二楼铺面，该证据证明了二楼铺面已经交易的事实及其交易价格。并且该协议的格式及内容与本案争议的2015年3月30日的《房屋买卖合同》相似，签订时间相近，能够与其他证据相应证，证明案涉房屋（一楼）的交易价值远高于二楼房屋，与本案有关联性。虽然被告对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原告出示了证据的原件，被告未举示相应证据否定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6）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5，该证据证明的内容是原告在2016年9月份还有1000万元的债务没有偿还，而该笔债务的形成早于2015年3月。原告拟用其转让案涉房屋而对庄永军享有的150万元债权偿还案外人冯显培部分债务，这与被告举示的证据4相印证。原告举证目的是证明原告在转让本案房产时的真实背景，与案涉房屋成交价格的认定有间接关联性。原告出示了该证据的原件，被告未举示相应证据否定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7）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3，原被告双方对（2017）川01民终15007号民事判决书的三性无异议，而该证据是（2017）川0114民初5409号民事判决书的二审裁判结果，明确认定“案涉房屋的真实成交价格应当如何确定，以及庄永军、杨红兰是否还有未付房款应当向骆国勋、张寿会支付等属于骆国勋、张寿会与庄永军、杨红兰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双方如有争议可另行主张”，原告举证目的是说明（2017）川01民终15007号民事判决书并未就本案争议事项进行审理、认定。因此，对（2017）川01民终15007号民事判决书的上述相关认定，本院予以采信。对（2017）川0114民初5409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的事实认定，与二审判决书不一致的部分，本院不予采信。
对被告2018年2月5日法庭辩论终结后提交的证据，本院依法认定如下：
证据5所列8份书证，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持意义，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系三位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对证人陈述的内容，三位证人与被告之间，或是亲戚关系，或是上下级工作关系，均存在利害关系，且各自对事实的陈述，均是听闻于被告，且对抵押担保与买卖的概念不清楚。证人曾某作为蜀仑公司工作人员，其经手办理了“原告委托蜀仑公司贷款”事宜，其明确陈述“骆国勋无法归还贷款，房屋就抵偿给被告，房屋就属于被告了”，该陈述与被告主张的“帮忙方案”是背离的。故对三位证人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查查明：被告庄永军、被告杨红兰系夫妻。二人系蜀仑公司股东，合计持有该公司100%股份，被告杨红兰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二原告与二被告系朋友。2014年4月，二原告向二被告提出借款要求。双方商定，以蜀仑公司名义向成都农商行新都天元支行贷款，并以原告所有的产(即案涉房屋)为该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所得款项由二原告使用并负责归还。之后双方执行此方案，由蜀仑公司与贷款银行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案涉房屋作为抵押物，其评估价值1470.92万元。2014年5月30日、6月3日，二被告通过蜀仑公司账户、杨红兰个人账户将所贷1200万元款项中的1000万元支付给原告骆国勋。2014年8月28日，二被告以蜀仑公司名义与二原告签订《委托协议》，将双方此前口头商定的前述“贷款方案”其权利义务予以明确。
2015年3月，骆国勋资金出现问题，向被告提出已无法按时偿还该银行贷款。原被告口头协商，由原告将案涉房屋转让给二被告，二被告以应付房屋价款代为原告清偿银行贷款。2015年3月25日，蜀仑公司作为贷款合同相对人向成都农商行新都天元支行提前偿还了1200万元贷款，案涉房屋的抵押担保登记遂即注销。
2015年3月25日，原告将位于案涉房屋楼上二楼铺面以17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张友学，并办理过户登记。
2015年3月26日，原被告双方就案涉房屋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在房管部门办证窗口现场签订《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自由成交）》。双方商定，为“节省”税费，将合同载明的房屋成交价格确定为650万元。2015年3月27日，被告庄永军、杨红兰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证，登记为二人共同共有。因双方商定价650万元低于税务机关核定的最低应税价，税务机关核定买卖双方共应支付税费138万余元，二被告支付了该款项。
2015年3月30日，原告骆国勋与被告庄永军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载明原告将案涉房屋作价1450万元转让给被告，因原告欠被告1300万元，两款项相抵后余款150万元，由被告在2015年12月30日前支付给原告；案涉房屋交易中产生的税费全部由被告承担。该协议只有骆国勋与庄永军签名。原告主张，合同载明的“原告欠被告1300万元”实指二被告代原告向银行或向蜀仑公司偿还的银行贷款1000万元；另有300万元系被告口头答应代原告向案外人张驰偿还300万元。
二被告分别于2015年、2016年3月向案外人张驰支付了200万元、100万元，张驰向被告出具了收条，两份收条分别载明：“今收到庄永军支付的接收骆国勋借款债权的转让价款200万元，此据，收款人：张驰，2015年月日”、“今收到庄永军接收骆国勋借款债权转让款100万元，此据，收款人：张驰，2016.3.9”。
2015年5月4日，二被告以案涉房屋作为抵押物，与贷款银行签定“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约定贷款限额为1400万元，并确认抵押物价值为1459.69万元。
2015年11月13日，由于案涉房屋与转让给张友学及尚在原告名下未转让的房屋于2012年被整体出租，为了明确房屋交易后租金的分配，原被告及张友学签订《三方协议》，根据各自房屋的价值按比例分配租金。原被告四人均在该协议签名确认。
2016年9月，原告与案外人冯显培达成《债务清偿协议》，其中约定，原告将与庄永军于2015年3月30日《房屋买卖合同》载明的原告应收的房屋尾款150万元债权转让给案外人冯显培。2016年10月16日，原告向被告寄送《通知》，告知被告其已将150万元债权转让给冯显培。2016年10月28日，被告杨红兰向冯显培寄送《关于债权转让通知的回函》，其以原告应退还租金、返还房屋交易税费、支付代付银行贷款利息等合计已超过150万元为由，认为冯显培无权主张该150万元债权。
2017年6月26日，蜀仑公司作原告提起本院（2017）川0114民初5409号民事诉讼，诉讼请求：请求确认蜀仑公司对骆国勋享有追偿3571878元借款债务的权利。蜀仑公司就其诉讼请求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如下：“2014年4月，骆国勋因急需流动资金，向蜀仑公司提出请求，委托蜀仑公司以蜀仑公司的名义帮骆国勋向银行申请贷款10000000元，双方达成了口头约定。2014年5月14日，蜀仑公司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新都天元支行签订了贷款金额为12000000元、借期为12个月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在贷款办下来后，蜀仑公司在2015年5月30日、2015年6月3日通过蜀仑公司及杨红兰的银行账户，分三次支付10000000元至骆国勋指定的收款账户。2014年8月28日，蜀仑公司与骆国勋补签了《委托协议》，对骆国勋委托蜀仑公司贷款10000000元的有关约定和骆国勋已收到10000000元银行贷款的客观事实予以了确认。2015年3月，骆国勋因资金困难，没有将骆国勋该付的当月贷款利息71878元支给蜀仑公司转付银行，骆国勋提出，由蜀仑公司借出10000000元代骆国勋偿还银行10000000元贷款，再由骆国勋和骆国勋妻子张寿会将贷款担保房屋以双方协商认可的价款及各自名下税费自理的条件出让给蜀仑公司二股东杨红兰、庄永军，以应付的购房款来部分冲抵该10000000元代偿借款，抵偿后的剩余差额连同蜀仑公司为骆国勋垫付的71878元贷款利息均作为骆国勋对蜀仑公司的借款债务，其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流动资金贷款计算，两年内在骆国勋经济好转时一并支付。蜀仑公司同意，于2015年3月25日依照双方说好了的口头协定代骆国勋向银行偿还了10000000元贷款。2015年3月26日，杨红兰、庄永军作为买方与骆国勋及妻张寿会作为卖方，自愿在成都市新都区房管局签订了针对新都镇新中路66号附1、2、3号，建筑面积251.41平方米房屋的《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自由成交）》，成交价格为6500000元。当日，房屋过户时杨红兰、庄永军按照政策的相关规定缴纳了各项交易契税、费用共计130余万元（含骆国勋、张寿会应缴纳的税费110余万元）。次日，杨红兰、庄永军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证。上述房屋交易完成后，蜀仑公司几次找骆国勋要求办理双方余下借款债务的清理和确认手续，骆国勋都推口拖延不予确认。2016年10月16日，骆国勋以2014年3月30日仅有骆国勋、庄永军签字的房屋买卖合同为据，向杨红兰、庄永军发来将骆国勋对杨红兰、庄永军的债权1500000元转让给案外人冯显培的通知。2016年10月18日，杨红兰致函至案外人冯显培不同意支付，抗辩该1500000元债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蜀仑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以确认合同有效为案由，请求判决确认蜀仑公司与骆国勋间借款合同关系有效，蜀仑公司对被告骆国勋享有3571878元借款债权的确认之诉”。在该案中，骆国勋抗辩，“蜀仑公司及庄永军、杨红兰所谓骆国勋委托蜀仑公司贷款1000万元实为骆国勋与庄永军建立民间借贷关系，委托贷款只是庄永军获取出借款项来源和方式。其与庄永军、杨红兰在2015年3月26日备案合同中将成交价格确定为650万元是为了避税，真实成交价是1450万元，足以抵扣所欠庄永军借款。”庄永军、杨永红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参加该案诉讼，其二人与蜀仑公司持相同事实主张。该案一审认定，蜀仑公司与骆国勋委托贷款协议有效，蜀仑公司归还银行贷款后，其与骆国勋就该部分款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骆国勋应就该款向蜀仑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一审判决确认：蜀仑公司与骆国勋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蜀仑公司对骆国勋享有3500000的借款债权的权利。该案二审认定：（一）蜀仑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相关证据，以及蜀仑公司、庄永军、杨红兰的相关陈述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2014年5月30日、6月3日蜀仑公司、杨红兰向骆国勋及其指定账户转账支付的1000万元系由骆国勋委托蜀仑公司向银行贷款所得款项，该款项的归还义务应当由骆国勋承担。由于蜀仑公司在2015年3月向银行归还了全部贷款本息，故','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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