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民终15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佛山市南海区万科乐恒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西路20号保利水城公馆德苑302房之一B。
法定代表人：李升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芳，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金波，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佛山市澳盈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沙头大道17号成业汇景苑一座203、204。
法定代表人：关健明，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鹏，广东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灵芝，广东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佛山乐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西路20号保利水城公馆德苑302房之一A。
法定代表人：杨广忠，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浩，广东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曦，广东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万科乐恒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乐恒公司）与被上诉人佛山市澳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盈公司）、佛山乐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意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佛中法民二初字第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万科乐恒公司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改判支持万科乐恒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即：判决解除万科乐恒公司与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于2012年4月23日签订的《佛山金域国际商业综合体及部分底层商业预约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预约合同》），判决万科乐恒公司没收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交付的履约定金2亿元；4、判决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万科乐恒公司未按《预约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构成严重违约没有事实依据，系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判决“按照一般的商业交易常理”，以及《预约合同》第七条的约定，认定案涉标的物业的规划、设计方案对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的合同目的的实现存在重大影响没有事实和合同依据，属于主观臆断。1、根据《预约合同》第一条、第二条的约定，万科乐恒公司与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的交易方式是以股权转让的方式达到澳盈公司、乐意公司购买案涉标的物业的目的。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作为最终的买方，其主要的合同权利是通过股权受让的方式取得《预约合同》第一条约定的物业。而万科乐恒公司作为卖方，其主要的合同义务是在符合约定的条件下，将《预约合同》第一条约定的物业注入项目公司并将项目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由此可见，案涉标的物业的规划、设计方案对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的合同目的的实现不发生重大影响。2、根据万科乐恒公司与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缔结《预约合同》的目的，《预约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在性质上不属于万科乐恒公司的合同主要义务，而是次要义务，对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的合同目的的实现不发生重大影响。首先，如上所述，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的合同目的的实现并不取决于标的物业的规划、设计方案；其次，标的物业的规划、设计方案的最终形成必须经过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批通过，具有浓厚的行政管制色彩，万科乐恒公司和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对此均没有决定权；再次，从整个《预约合同》的内容来看，除第七条的约定外均未涉及规划、设计方案事项。如规划、设计方案事项影响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合同目的实现的，则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势必就规划、设计方案事项进行详细的约定，包括违约责任等。由此可见，万科乐恒公司与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在缔结合同时均未将该第七条视为主要的合同权利和义务。综上，一审判决无视《预约合同》的完整内容以及双方缔结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认定案涉标的物业的规划、设计方案对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的合同目的的实现存在重大影响，显然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的司法原则，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标的物业的最终规划设计面积与《预约合同》的约定存在较大差异”是错误的。一审判决以“已竣工的万科金域国际花园10座1幢、2幢裙楼及地下室中商业及辅助用房的建筑面积为64540.64平方米，已大大超出《预约合同》中约定的41000平方米”为由，认定案涉标的物业的最终规划设计面积与《预约合同》的约定存在较大差异。对此，万科乐恒公司认为，《预约合同》第一条约定的商业综合体部分面积41000平方米指的是万科乐恒公司与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交易的面积，并非商业综合体的整体面积。一审判决将该条约定理解为商业综合体的整体面积限定在41000平方米，不符合《预约合同》第一条的约定，也与常理相悖。1、从双方约定的具体合同文义上可知，双方只是对未来将交易的部分物业面积作了约定，并未限定综合体整体面积，综合体整体面积当然可以大于41000平方米。2、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均明知商业综合体的整体面积不可能限定在41000平方米。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在签订案涉《预约合同》之前，已确定应将该综合体中的4000平方米商业物业返还给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南约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南约股份合作社)。由此可知，在签订《预约合同》时，签约各方都明确预期到综合体的整体面积不可能限定在41000平方米，至少在45000平方米（41000平方米+4000平方米）之上。3、双方在签订合同时不可能将综合体的整体面积精确设定为41000平方米。由于规划的最终确定并不是万科乐恒公司和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决定而是由相关政府部门决定的，因此，即使在《预约合同》中将综合体的整体面积精确为41000平方米，也可能因为政府部门的原因而发生改变。（三）一审判决认定万科乐恒公司未按《预约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履行告知并征得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同意和确认的义务构成严重违约是错误的。第一，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对案涉标的物业的规划、设计情况是知情并同意的。本案所涉项目的开发商为万科乐恒公司，万科乐恒公司的股东之一是佛山乐意鸿利股权投资行(以下简称乐意鸿利投资行)，而乐意公司是乐意鸿利投资行唯一的无限责任合伙人。在此情况下，乐意公司对万科乐恒公司的经营情况以及案涉标的物业的规划、设计事宜是完全知情的。第二，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在明知案涉物业的规划、设计的情况下，向万科乐恒公司支付款项的行为，再次证明了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对规划、设计事项是同意的。案涉标的物业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于2013年2月5日出具的，此前相关的规划、设计情况已经过长时间的公示。而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是于2013年5月2日支付最后一笔定金。另外，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在案涉标的物整个规划、报建和建设过程中，从未对规划、方案设计向万科乐恒公司提出过任何主张。第三，即使万科乐恒公司无法举证证明其履行了告知义务，万科乐恒公司对此亦不构成严重违约。如上所述，《预约合同》第七条有关规划、设计方案等内容，不属于万科乐恒公司的主要义务，而是次要义务。对于次要义务的违反，依法不能产生严重违约的法律效果。（四）根据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显示，证实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对涉案物业的规划情况是明知且没有异议。本案一审中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提供了编号为13、14、16、17、24、25、26、27等证据材料，这些材料的内容均为案涉物业建设中产生的有关规划、设计等许可文件，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掌握了该等材料的事实，即说明其对案涉物业的规划、设计情况是明知的。（五）一审分配举证责任错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澳盈公司、乐意公司认为万科乐恒公司的规划存在变更，那么主张变更的举证责任当然由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完成。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万科乐恒公司是不公平的。二、一审判决认定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没有事实根据，是错误的。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仅以综合体的整体面积超过了《预约合同》约定的交易面积，以及3号住宅底层商业的面积少于《预约合同》约定的交易面积为由，认定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因此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万科乐恒公司认为，一审法院的该等认定毫无事实根据。1、综合体整体面积为64540.64平方米不会导致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相反能确保澳盈公司、乐意公司能实现合同目的。2、住宅底层商业面积的变化不会导致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竣工的3座、4座住宅第一层的商业面积为1978.28平方米。其他住宅另有商业面积约1000平方米。据此，住宅底层商业面积已接近3000平方米，符合《预约合同》中对底层商业面积的约定。另外，即使其他住宅底层商业面积不被认定为《预约合同》约定的底层商业面积，亦不会导致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无法实现其合同目的，理由是：第一，住宅底层商业短少的面积仅占总的交易面积的1.16%，对《预约合同》的整体履行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第二，底层商业物业与综合体物业的经营和使用具有独立性，不属于不可分的整体。三、一审判决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有权解除《预约合同》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只有存在“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的，一方当事人才能行使解除权。如上所述，在本案中，根本不存在万科乐恒公司违约导致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一审判决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进而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有权解除《预约合同》。四、一审判决判令万科乐恒公司向澳盈公司、乐意公司返还占用定金之日起产生的利息损失属于超出诉讼请求范围进行裁判的情形，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是错误的。在本案中，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有关利息计算的诉讼请求为“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但一审判决却超越该诉讼请求，径行判决万科乐恒公司支付自占用定金之日起的利息。对此，一审判决存在超越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进行裁判的情形，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依法予以纠正。五、一审判决驳回万科乐恒公司的反诉请求是错误的，万科乐恒公司的反诉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支持。在万科乐恒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依法行使解除权的情况下，万科乐恒公司根据《预约合同》第四条的约定，以及《担保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要求没收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的定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人民法院理应依法予以支持。
澳盈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万科乐恒公司未按《预约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构成严重违约，并非凭借主观臆断的“按照一般的商业交易常理”推测，而是综合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及万科乐恒公司提交的证据、庭审调查查明的事实，综合得出的结论。（一）双方签订的《预约合同》第一条已约定，涉案的商业综合体及部分底层商业具体明确，万科乐恒公司作为卖方，其合同义务是按照合同约定在期限内向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交付符合约定的标的物（一栋商业综合体及部分底层商业），而非万科乐恒公司所述只需将约定面积的物业注入项目公司并将项目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双方签订的《预约合同》实际是买卖合同，股权转让只是双方为促成标的物业销售实现的其中一种可选择的方式。（二）涉案标的的商业综合体、底层商业均是具体明确特定化，而非万科乐恒公司所称的其中“部分面积”。1、《预约合同》第一条明确标的的基本情况“……包括该项目内的一栋商业综合体项目以及该项目编号为1#、2#栋住宅楼的部分底层商业……其中综合体部分面积为41000平方米；底层商业部分面积为3000平方米。”这里很明确，涉案标的物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一栋商业综合体，面积为41000平方米、另一部分是1#、2#栋住宅楼的部分底层商业，面积为3000平方米。《预约合同》中约定的商业综合体、底层商业是特定化的，综合体是完整一栋、限定面积为41000平方米；底层商业是部分商业，但是位置是具体到编号为1#、2#栋住宅楼（即竣工后的万科金域国际花园3座、4座地面首层商业）。万科乐恒公司所称41000平方米指的是综合体的部分面积属于断章取义，恶意曲解合同条文。2、从《预约合同》第二条第2款关于涉案标的物业单价的约定，可以明确综合体的面积是指一栋，而非部分面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均明确涉案标的物的单价均为每平方米20000元。其中《预约合同》第二条第2款明确约定“……按该标的建筑面积计算价格，其中，综合体部分单价为每平方米20000元，成交总金额为820000000元整;底层商业部分单价为每平方米20000元……”按照万科乐恒公司对《预约合同》第一条面积表述“其中综合体部分面积为41000平方米；底层商业部分面积为3000平方米”的理解，涉案综合体的单价及底层商铺的单价每平方米20000元仅为部分单价，那么《预约合同》的单价都是不明确的，与万科乐恒公司庭审中的陈述也相互矛盾。综上，现万科乐恒公司已确认，涉案商业综合体的建筑面积为64540.64平方米、涉案底层商铺的建筑面积合共为1978.28平方米，综合体面积已大大超出《预约合同》中约定的41000平方米，底层商铺又远远未达到《预约合同》中约定的3000平方米。一审法院据此认为万科乐恒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构成严重违约，属于事实认定正确。二、万科乐恒公司没有履行告知并征得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同意并书面确认构成严重违约，致使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一）规划、设计的告知并取得澳盈公司同意和书面确认是万科乐恒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万科乐恒公司确认在签订《预约合同》时，项目规划、设计均未确定。在签订《预约合同》时，标的物业综合体万科乐恒公司只提供设计效果图，并没有完整的设计及结构施工图，故此双方特别在合同第七条中明确约定了：“该标的规划、设计方案及其变更必须经乙方同意并书面确认，否则甲方不得擅自变更标的的规划、设计”。一栋和41000平方米的整体物业要求为双方共同确定。万科乐恒公司为项目的实施方，确保综合体符合上述要求是其合同义务且是主要义务，澳盈公司的权利有赖于万科乐恒公司严格依约履行方能实现。合同约定的“同意并书面确认”为严格意思表达的方式，任何其他方式均不具备预约合同约定的肯定表达，更不是所谓的“知情”所能概括。万科乐恒公司在明知澳盈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主体的情况下，以他人某些情况的“知情”情形企图削弱其合同义务，是缺乏诚信的表现。（二）万科乐恒公司认为澳盈公司庭前持有相应的规划许可书证本身，即为明知并同意。对此，我方认为该陈述与事实不符。其在提交证据的同时，也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要求责令万科乐恒公司作为原件持有人提交原件核对，同时陈述说明上述证据是通过乐意公司的关联企业乐意鸿利投资行取得的。所以万科乐恒公司不能从规划许可证形成时间和取得时间就得出一个已通知我方的结论。（三）参与规划、设计及其变更，是切实保障澳盈公司合同权利的合同约定的唯一方式。该方式的丧失，导致澳盈公司完全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涉案标的物的规划、设计及其变更，均需取得澳盈公司的同意并书面确认。即：澳盈公司有权参与规划、设计、变更的全过程，以此来保证合同第一条约定条件得到遵守和实现。万科乐恒公司称标的物规划、设计方案的最终形成必须经过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批通过，万科乐恒公司和澳盈公司双方都没有决定权，显然错误。即使规划、设计方案最终需相关部门审批，但是规划、设计的出具、变更均是由万科乐恒公司主导，万科乐恒公司直至起诉时均没有履行告知并征得澳盈公司同意和书面确认的义务。同时《预约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标的物业用途为商业零售性质，案涉标的物业的规划、设计对澳盈公司通过相应的交易获得可期待的商业利益有重大影响。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牵涉到开发方、设计方、施工方、投资方、监理方多方复杂主体，澳盈公司作为房地产投资企业，深切明白其复杂性和重要性，以此约定来保证己方权益不容篡改。（四）涉案标的物业存在多个产权人，澳盈公司购买一栋商业综合体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同时影响综合体的商业价值。经一审审理查明，万科乐恒公司确认涉案综合体上需返还4000平方米商业物业予南约股份合作社，但不能确定返还的具体位置。这已经导致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彻底丧失取得涉案综合体唯一产权人的合同目的。综合体无法保持产权人的唯一性，已经严重破坏了综合体整体由澳盈公司运营、取得完整商业价值的可能。综合体存在两个以上的产权人，必然会导致经营纠纷；运营收益难以处置，出现更多不确定因素；整体产权遭受割裂，减损了综合体的总体价值。三、万科乐恒公司的诸多违约行为导致澳盈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在预约合同第一条已经明确涉案标的物业的范围、用途和面积，并在合同附件《该标的平面图（示意）中以红色虚线框对案涉标的物业所在区域作出了明确的指示。经一审审理查明其中综合体位于万科金域国际花园10座1幢、2幢裙楼及地下室，而住宅底层商业部分则位于万科金域国际花园3座1幢、2幢和4座1幢、2幢。澳盈公司合同目的是购买一栋面积为41000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及位于万科金域国际花园3座1幢、2幢和4座1幢、2幢面积为3000平方米的底层商铺。而非万科乐恒公司所称的在64540.64平方米中分割其中面积为41000平方米综合体，在3座、4座商业以外其他住宅商业凑够3000平方米的底层商铺交付澳盈公司。这显然与澳盈公司购买一栋整体及红色虚线特别标明区域范围的合同目的相悖。（二）在合同履行过程，无论是综合体面积大大超过约定的41000平方米、底层商铺远远小于3000平方米，还是涉案标的物业的规划、设计没有履行告知并经澳盈公司同意并书面确认的义务，万科乐恒公司均已构成违约。其违约行为致使澳盈公司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依法可以解除合同。四、一审判令万科乐恒公司返还资金被占用的合理损失并非超出诉讼请求裁判。一审法院的表述是“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1.76亿元定金损失中超出款项被占用之日起计算的合理利息损失以外的部分……”，故此一审法院判令澳盈公司、乐意公司资金被占用的利息损失，并非超额支持澳盈公司、乐意公司“要求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利息损失的诉请。而是依据澳盈公司、乐意公司诉请的要求双倍返还3.76亿元的诉请，综合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具体行为，只支持了其中定金2亿元资金被占用的损失。一审法院没有超越诉讼请求裁判。五、双方合同解除的责任在万科乐恒公司严重违约，万科乐恒公司无权没收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支付的定金。（一）澳盈公司、乐意公司迟延交付定金并不构成违约。迟延交付定金是万科乐恒公司主动提出其已经完成2012年集团下发的投资和销售计划，为了内部财务管理需要，需要延缓入账；且该部分定金自万科乐恒公司收取之日至澳盈公司起诉之日，均未提出异议，万科乐恒公司出具相应的收款收据，视为双方对定金交付时间的变更和确认。同时万科乐恒公司在庭审中自述2014年6月催促乐意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文书成文时间为5月28日），可见超过定金交付一年时间，定金效力依然为万科乐恒公司所承认，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没有违约。（二）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没有支付剩余的90%的余款6.12亿元，是属于同时履行抗辩权。一审法院认定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支付余款与万科乐恒公司的其他履约行为没有约定先后顺序，不符合先履行抗辩权。那么双方既然没有约定先后顺序，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但万科乐恒公司在履行过程中存在多项违约，依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一审法院已查明万科乐恒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多项不符合约定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行为。基于万科乐恒公司的严重违约行为，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有权拒绝支付余款。澳盈公司本着息事宁人原则，不就己方其他权利执着上诉，是友好解决纠纷的善意。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万科乐恒公司违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请求驳回万科乐恒公司的上诉请求。
乐意公司辩称，一、因案涉《预约合同》缺乏合同成立的必备要素，本案双方就拟交易物业的买卖合同实际尚未成立。根据《物权法》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关于房地产的交易，交易标的（或称“合同标的”）应该是特定物而非种类物。在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规划报建没有获得政府许可之前，房地产尚不能确定存在，此时买卖双方缔结的应该只是一个意向，而不能成立一个合同。本案预约合同约定购买“一栋41000平方米万科金域商业综合体及3000平方米部分底层商业物业”之时，仅有万科乐恒公司向乐意公司出具的一张设计草图，双方对拟交易物业的具体面积、规划条件、设计、布局等均一无所知。在万科乐恒公司规划报建获得政府许可后，万科乐恒公司不仅从未将拟交易标的物业的规划设计方案告知乐意公司，而且双方也未对《预约合同》的合同标的再进行补充约定。故本案关于“一栋商业综合体”和“部分住宅底层商业”之房地产项目的交易合同尚未成立。依据《合同法》，合同不能成立，双方当事人自然应返还财产和赔偿实际损失，一审判决万科乐恒公司应当向被上诉人返还已付款项本息完全正确。二、退一步而言，即使案涉《预约合同》成立，但其法律性质亦仅仅为预约而非本约，双方关于购买标的物业的本约仍未成立。双方在《预约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应当在约定的交易条件（万科乐恒公司将《预约合同》第一条约定的标的物业注入新项目公司）成就后，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明确双方具体的权利义务。因此，案涉《预约合同》的法律性质为预约，双方在该预约中将已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以合同条款的形式固定下来，并约定后续谈判其他条款，直至本约（《股权转让合同》）订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预约的效力仅仅是“使当事人产生诚实磋商以订立本约的义务”，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基于《预约合同》所享有的权利，只能是请求对方履行订立买卖合同（即本约）的义务，而并不是请求对方履行买卖合同本约之交付买卖标的或者付款义务。因此，在本案双方当事人就拟进行的交易仅成立预约而未成立本约的情况下，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当是哪一方的违约行为导致双方无法继续订立本约即《预约合同》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三、因为万科乐恒公司的根本违约行为，《预约合同》的合同目的已不可能实现。《预约合同》之预约的法律性质决定了双方当事人签订该合同的目的就是锁定交易机会，待万科乐恒公司将合同约定的标的物业注入新项目公司后，双方以签订本约即股权转让的形式完成交易。所以，万科乐恒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就是“将符合双方约定的标的物业注入新项目公司后向被上诉人转让股权”，而符合约定的标的物业是位于金域国际花园内41000平方米的“一栋商业综合体项目”及3000平方米的“编号为1#、2#栋住宅楼的部分底层商业”。一审法院已查明竣工后的金域国际花园项目内“一栋商业综合体”建筑面积为64540.64平方米，而原编号1#、2#现编号为三、四座住宅楼的底层商铺建筑面积合共为1978.28平方米，而万科乐恒公司在标的物业规划报建前竟从未通知乐意公司，更不用说征得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同意，万科乐恒公司的行为明显违反《预约合同》第七条的约定。房地产交易属于典型的特定物交易，并非种类物的交易。万科乐恒公司辩称可以随意提供足够合同约定面积的商铺给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是极其不尊重客户的表现，正是由于万科乐恒公司一贯的傲慢，才致使万科乐恒公司在本案的交易中严重违约。四、乐意公司不知道规划设计方案，直到现在均未能知晓详细的规划设计方案。即使知道也不等于乐意公司同意。报建是发展商万科乐恒公司的单方行为，万科乐恒公司要提供在其拿到许可证的同时或者之前就已经履行了征询买家同意的合同义务的证据，但是万科乐恒公司并没有提交这方面的证据。作为买家是无法知道万科乐恒公司什么时候去报建。如果从建设项目外观去发现，最早也是在2013年8月开始施工之后才有可能关注，事实上，乐意公司直到2014年10月1日商场开业之后才能知道原来意向预购的商业综合体是什么样子，在此情况下，作为乐意公司的管理合伙人乐意鸿利投资行才去向负责项目开发的万科乐恒公司索取证照。但仅有证照不能证明知晓规划设计方案，许可证也不能等同于规划设计方案。乐意公司的后知后觉更不能代表乐意公司在万科乐恒公司报建时就已知道。五、对于返迁4000平方米给南约股份合作社，乐意公司是知晓的，但具体返迁哪里的4000平方米，乐意公司是不知晓的。万科乐恒公司一审中也强调南约股份合作社返迁的物业到目前仍未能确定。六、一审判决未超出诉讼请求裁判。乐意公司在一审的诉讼请求包括两项给付内容：一是全额返还已付款项即定金2亿元；二是违约赔偿，包括适用定金罚则赔偿1.76亿元定金损失，以及全部应付款项（3.76亿元）自起诉日后的利息损失。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在一审的诉讼请求包括两项给付内容：一是全额返还已付款项即定金2亿元；二是违约赔偿，包括适用定金罚则赔偿1.76亿元定金损失，以及全部应付款项（3.76亿元）自起诉日后的利息损失。适用定金罚则与赔偿已付款项自交付之日起的利息损失虽同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但不可能同时主张，只能择其一。而定金罚则的索赔金额远远高于已付款项的利息损失，所以，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的诉讼请求完全涵盖了一审判决对违约赔偿的判项，一审判决合同解除后万科乐恒公司给付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的实际利息损失完全没有超出诉讼请求裁判。七、万科乐恒公司在本案中无权请求解除合同并没收定金。（一）万科乐恒公司无权因乐意公司、澳盈公司逾期支付定金而请求解除合同并没收定金。《预约合同》约定乐意公司、澳盈公司应当最迟在2012年12月底支付最后一期定金，而乐意公司、澳盈公司在2013年4、5月份支付了合同定金5000万元。即使乐意公司、澳盈公司迟延支付定金构成违约，万科乐恒公司因乐意公司、澳盈公司逾期支付合同定金超过六十日而享有的合同解除权，已因其接受乐意公司、澳盈公司的履行而消灭。同时，万科乐恒公司就乐意公司、澳盈公司迟延支付定金主张违约责任的诉讼时效应于2014年12月31日届满，但万科乐恒公司一直未向乐意公司、澳盈公司主张权利，因此，万科乐恒公司基于乐意公司、澳盈公司逾期支付定金违约而要求没收合同定金的反诉请求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二）乐意公司拒付人民币6.12亿元的转让价款系行使先履行、同时履行抗辩权，万科乐恒公司作为违约方无权以此解除合同并没收定金。1、《预约合同》第三条约定的第一笔6.12亿元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是“于该标的取得预售许可证之日起一个月内，并不晚于2013年12月20日前”。这表明乐意公司支付6.12亿元转让余款的前提必须是标的物业取得预售许可证，但标的物业至今都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故乐意公司的付款义务尚未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乐意公司、澳盈公司没有支付6.12亿元转让余款构成违约显系错误，乐意公司据此享有对万科乐恒公司的先履行或同时履行抗辩权。2、退一步说，即使乐意公司、澳盈公司未在2013年12月20日前支付6.12亿元的转让价款构成违约，但万科乐恒公司直到2015年12月21日方以反诉形式主张解除合同，不仅没有在司法解释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行使有效期间一年内行使，而且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综上，即使本案如一审判决所述构成双方违约，显而易见的是万科乐恒公司的违约属于根本违约，而乐意公司的违约只是迟延履行。一审法院仅支持万科乐恒公司返还已付款项的本息对乐意公司而言仅仅是挽回最基本的损失，对万科乐恒公司而言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损失（相当于银行贷款）。而万科乐恒公司在本案中一再延期举证、反诉、上诉，以拖延还款，实在是滥用诉权消耗司法资源，恳请二审法院能从速做出维持一审结果的判决。
2015年9月15日，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与万科乐恒公司于2012年4月23日签署的《预约合同》已于2015年7月30日解除；2、判令万科乐恒公司双倍返还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定金合共3.76亿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3、判令万科乐恒公司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2015年10月28日，万科乐恒公司反诉请求：请求法院判决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的解除合同行为无效，并判令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承担反诉费用。2015年12月10日，当庭变更反诉请求为：1、请求解除《预约合同》；2、判令万科乐恒公司没收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支付的定金1.25亿元。2015年12月21日，变更反诉请求为：1、判令解除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与万科乐恒公司于2012年4月23日签订的《预约合同》；2、判令万科乐恒公司没收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交付的履约定金2亿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23日，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乙方）与万科乐恒公司（甲方）签订《预约合同》，约定“就甲方投资兴建的佛山金域国际项目内商业综合体及部分底层商业（以下简称“该标的”）的预约股权转让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该标的的基本情况。该标的位于甲方所建设的金域国际花园内，包括该项目内的一栋商业综合体项目以及该项目编号为1＃、2＃栋住宅楼的部分底层商业（见本合同附件一，房号以附件一上标示为准）。该标的的用途为商业零售性质，其中综合体部分面积为41000平方米；底层商业部分面积为3000平方米。第二条计价方式、价款及转让方式……甲乙双方约定按下述方式计算并转让该标的：1、甲方将该标的注入项目公司（以作价入股或分立方式注入均可，方式不限，由甲方视具体情况决定）。2、甲方以一定价格将该项目公司股权完整转让给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公司，下称实际收购方），股权转让价格计算方法如下：按该标的建筑面积计算价格，其中，综合体部分单价为每平方米20,000元，成交总金额为820,000,000元整；底层商业部分单价为每平方米20,000元，成交总金额为60,000,000元整，合计总价款为880,000,000元整。3、股权转让细则条款双方通过股权转让合同另行约定。……第三条付款方式及期限甲乙双方约定，乙方（或实际收购方）须分别于2012年4月底、7月上旬、10月上旬、12月底分别向甲方支付人民币50,000,000元，合计200,000,000元作为合同履约之定金，该定金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自动作为该标的转让价款的一部分，余款由乙方（或实际收购方）按以下方式按期付款：第一笔：于该标的取得预售许可证之日起一个月内，并不晚于2013年12月20日支付余款的90%，即人民币陆亿壹仟贰佰万元整（￥612,000,000）。第二笔：于股权转让合同签署之日起十天内支付余款的10%，即人民币陆仟捌佰万元整（￥68,000,000）。该标的分开获取预售许可证的，按已获取预售许可证的面积和本合同第二条第一款约定的单价计算该预售许可证对应物业的总价，扣除已支付的200,000,000元，余款按上述第一笔、第二笔的节奏支付。……第四条乙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乙方如未按本合同时间付款，按下列第1种方式处理：（1）逾期在60日之内，自本合同规定的应付期限之第二天起至实际全额支付应付款之日止，乙方按日向甲方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2）逾期超过60日后，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解除合同的，有权没收履约定金。乙方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经甲方同意，合同继续履行，自本合同规定的应付款期限之第二天起至实际全额支付应付款之日止，乙方按日向甲方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六（该比率应不少于第（1）项中的比率）的违约金。……第五条交付期限甲方应在2015年12月31日前，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将具备下列第4种条件、并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该标的交付乙方（或实际收购方）使用：……4、该标的所在楼宇获取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意见文件并办理竣工验收备案。……第六条甲方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除本合同第六条规定的特殊情况外，甲方如未按本合同规定的期限将该标的交付乙方使用，按下列第1种方式处理：1、按逾期时间，分别处理（不作累加）（1）逾期不超过60日，自本合同第五条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甲方按日向乙方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2）逾期超过60日后，乙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解除合同的，甲方应当自乙方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30天内退还全部已付款，其中履约定金双倍退还。乙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甲方按日向乙方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六（该比率应不少于第（1）项中的比率）的违约金。……第七条规划、设计及其变更的约定该标的规划、设计方案及其变更必须经乙方同意并书面确认，否则甲方不得擅自变更该标的的规划、设计。第八条交接该标的达到法定注入条件并办妥法定相关手续后，甲方应当书面通知乙方办理股权受让手续，乙方接到通知后，应在一个月内办妥股权受让手续，甲方配合。……第九条甲方保证该标的没有产权纠纷和债权债务纠纷。因甲方原因，造成该标的不能办理产权登记或发生债权债务纠纷，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该合同的附件《该标的平面图（示意）》中以红色虚线框标示了合同所约定的案涉标的物业所在区域和范围。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称上述《该标的平面图（示意）》中红色虚线框范围内标示为“综合体”的部分现为万科金域国际花园10座1幢、10座2幢裙楼负一层至第五层（合共6层）部分，万科乐恒公司则认为案涉标的物业尚未特定化，现已竣工的综合体中不存在与《预约合同》对应一致的应交付给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的部分，万科乐恒公司只能保证有足够的综合体面积可以按《预约合同》约定交付给澳盈公司、乐意公司；而《该标的平面图（示意）》中红色虚线框范围内标示为“住宅底商”的部分，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称是指竣工后的万科金域国际花园3座、4座地面首层商业面积，其中4座靠近佛平路一侧，3座在4座的南侧，3座和4座均按东西走向分为1幢、2幢，万科乐恒公司对于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所述的万科金域国际花园3座、4座的所在位置予以确认，但认为《预约合同》所约定的部分底层商业面积并不确定是3000平方米，也不能确定是万科金域国际花园中某一栋住宅楼的底层商业面积。
合同签订后，2012年4月25日，澳盈公司向万科乐恒公司支付合同定金2500万元；2012年5月2日，乐意公司委托乐意添富投资行代为向万科乐恒公司支付合同定金2500万元；2012年7月3日，澳盈公司向万科乐恒公司支付合同定金2500万元；2012年7月4日，乐意公司委托乐意添富投资行代为向万科乐恒公司支付合同定金2375万元；2012年7月20日，乐意公司委托乐意添富投资行代为向万科乐恒公司支付合同定金125万元；2012年10月19日，澳盈公司向万科乐恒公司支付合同定金2500万元；2012年11月5日，乐意公司委托乐意添富投资行代为向万科乐恒公司支付合同定金2500万元；2013年4月1日，澳盈公司向万科乐恒公司支付合同定金2500万元，乐意公司委托乐意添富投资行代为向万科乐恒公司支付合同定金2000万元；2013年5月20日，乐意公司委托乐意添富投资行代为向万科乐恒公司支付合同定金500万元。
2012年6月28日，案涉标的物业所在的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佛平路南侧、桂澜路西侧（桂城74街区）A宗地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人为万科乐恒公司，该证的“记事”栏中有“受让人未全部返还物业给桂城南约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前，不得出租本宗地的全部或部分土地使用权”的内容。2012年11月29日，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乐意鸿利投资行、佛山中汇恒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万科乐恒公司、南约股份合作社、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办事处签订《桂城74街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附加条件协议书补充协议一物业分配协议》，各方约定就桂城74街区项目物业返还事宜达成协议。万科乐恒公司在庭审过程中确认其应返还给南约股份合作社的商业面积分布在万科金域国际花园10座的综合体内和1座、2座。乐意公司则确认对于该协议的签订在协议签订时是知情的。
2013年2月5日，万科乐恒公司取得万科金域国际花园10座1幢、3座1幢、3座2幢和4座1幢、4座2幢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3年4月25日，万科乐恒公司取得万科金域国际花园10座2幢裙楼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4年7月15日，佛山市南海区房地产测绘中心对万科金域国际花园3座出具测绘报告书，测绘成果报告表中列明该座房屋中商铺及其他用房的建筑面积为1024.26平方米。2014年9月18日，佛山市南海区房地产测绘中心对万科金域国际花园10座1幢、10座2幢裙楼出具测绘报告书，测绘成果报告表中列明该座房屋中商业及辅助用房的建筑面积为64540.64平方米。2015年11月6日，佛山市南海区房地产测绘中心对万科金域国际花园4座2幢出具测绘报告书，测绘成果报告表中列明该幢房屋中商铺的建筑面积为708.21平方米。2015年11月12日，佛山市南海区房地产测绘中心对万科金域国际花园4座1幢出具测绘报告书，测绘成果报告表中列明该幢房屋中商铺的建筑面积为245.81平方米。
2014年9月30日，万科金域国际花园10座1幢、10座2幢裙楼及地下室竣工验收备案。2014年10月1日，万科金域国际花园的商业综合体即南海万科广场开业。2015年12月30日，万科金域国际花园3座1幢、3座2幢、4座1幢、4座2幢竣工验收备案。在庭审期间，万科乐恒公司确认未按照《预约合同》第五条的约定向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交付案涉标的物业以及就万科金域国际花园10座1幢、10座2幢裙楼的综合体部分已由万科乐恒公司招商经营并与租户签订部分出租协议。
2015年7月7日，澳盈公司委托其代理人向万科乐恒公司发出《律师函》，提出澳盈公司支付定金后未收到万科乐恒公司任何有关案涉标的物业的有效沟通和说明，且万科乐恒公司违反《预约合同》的约定，就案涉标的物业重大项目的规划改动和出租行为均未取得澳盈公司的书面同意和确认，故据此认为澳盈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害，故函告万科乐恒公司解除《预约合同》并要求万科乐恒公司归还澳盈公司已付款项1亿元及自2012年4月以来按照实际收款数额计算的利息。万科乐恒公司于2015年7月9日向澳盈公司发出《关于律师函的复函》，提出就案涉标的物业，万科乐恒公司不存在擅自对外出租行为和重大规划设计变更，故不同意澳盈公司解除《预约合同》，亦不同意澳盈公司提供的任何赔偿方案，并要求澳盈公司积极履行《预约合同》。2015年7月30日，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向万科乐恒公司发出《告知函》，以万科乐恒公司存在持续违约行为，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无法认可交易标的物及其在现有状态下的商业价值，且万科乐恒公司无法满足《预约合同》所约定的交易条件为由，告知万科乐恒公司当日起解除《预约合同》，并要求万科乐恒公司在收到函件后七日内返还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已付定金2亿元和赔偿定金损失1.76亿元。万科乐恒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收到该函件。
一审法院认为，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与万科乐恒公司签订的《预约合同》是合同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中应首先确定的是《预约合同》约定的案涉标的物业是否特定化的问题，《预约合同》在第一条中对案涉标的物业的范围、用途和面积作出了明确的约定，并在合同附件《该标的平面图（示意）》中以红色虚线框对案涉标的物业所在区域作出了明确的指示，经对照可确定《预约合同》中所约定的案涉标的物业中商业综合体部分现位于已竣工的万科金域国际花园10座1幢、2幢裙楼及地下室，而住宅底层商业部分则位于已竣工的万科金域国际花园3座1幢、2幢和4座1幢、2幢。万科乐恒公司关于《预约合同》中约定其应交付给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的商业综合体位置不确定以及住宅底层商业不确定在某栋住宅楼的主张与《预约合同》的约定不符，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预约合同》所约定案涉标的物业是明确具体和特定的，其中综合体位于万科金域国际花园10座1幢、2幢裙楼及地下室，而住宅底层商业部分则位于万科金域国际花园3座1幢、2幢和4座1幢、2幢。现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以万科乐恒公司持续违约导致其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确认《预约合同》于2015年7月30日解除，并要求万科乐恒公司返还定金2亿元和赔偿定金损失1.76亿元及利息；而万科乐恒公司则以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严重逾期付款为由反诉请求解除《预约合同》并要求没收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已付定金2亿元。对于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与万科乐恒公司是否存在对方所主张的违约行为，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认定：由于案涉标的物业包括了大型商业综合体，且双方明确约定案涉标的物业的用途是商业零售性质，而该物业又是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与万科乐恒公司日后拟正式转让的股权价值的直接体现，按照一般的商业交易常理，案涉标的物业的规划、设计对澳盈公司、乐意公司通过相应的交易可期待的商业利益以及签订《预约合同》拟实现的合同目的存在重大影响，因而《预约合同》第七条明确约定，案涉标的物业的规划、设计方案及其变更必须经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同意并书面确认，否则万科乐恒公司不得擅自变更该标的的规划和设计。按照上述约定，在签订《预约合同》后，万科乐恒公司应将案涉标的物业的具体设计和规划方案在确定后交由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同意和书面确认，并且在规划设计发生变更时将变更情况告知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并经得其同意和书面确认。万科乐恒公司在答辩时确认双方签订合同时，案涉标的物业尚未设计，但案涉标的物业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及面积测绘报告显示，已竣工的万科金域国际花园10座1幢、2幢裙楼及地下室中商业及辅助用房的建筑面积为64540.64平方米，已大大超出《预约合同》中约定的41000平方米；而3座和4座中底层商铺的建筑面积合共为1978.28平方米，又远远未达到《预约合同》中约定的3000平方米，由此可见，案涉标的物业的最终规划设计面积与《预约合同》的约定存在较大差异。纵观本案中的证据，万科乐恒公司并未能举证证明在签订《预约合同》后,案涉标的物业的规划设计方案于何时确定以及是否存在过变更，亦未能举证证明就上述规划设计方案的确定以及可能存在的变更有履行告知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并征得其同意和书面确认的义务。结合万科乐恒公司亦确认应向南约股份合作社返还的物业亦位于案涉标的物业的综合体内但不能确定具体位置，从而存在产权不明晰的风险，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主张万科乐恒公司未按《预约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构成严重违约，导致其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万科乐恒公司辩称乐意公司作为万科乐恒公司股东乐意鸿利投资行的合伙人之一对于万科乐恒公司的经营行为以及案涉标的物业的所有情况均知情，但该主张仅仅是万科乐恒公司依据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作的推测，且即使上述关系属实，亦不能据此当然地推断出乐意公司对万科乐恒公司的所有经营行为以及案涉标的物业的所有情况均知情并同意的结论；即使乐意公司确对万科乐恒公司的经营行为知情，据此亦不足以认定万科乐恒公司履行了《预约合同》第七条约定的将案涉标的物业的规划设计方案及其变更交由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同意并书面确认的义务。故万科乐恒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万科乐恒公司主张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存在迟延支付《预约合同》约定款项的违约行为，根据《预约合同》第三条的规定，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应于2012年4月底、7月上旬、10月上旬、12月底分别向万科乐恒公司支付履约定金5000万元，合共2亿元，但从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支付定金的时间来看，多笔定金的支付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迟延，其中应于2012年12月底支付的5000万元定金，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直至2013年4月和5月才予以支付，逾期超过60日。另外，《预约合同》还约定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应于案涉标的物业取得预售许可证之日起一个月内，并不晚于2013年12月20日支付余款的90%，根据该约定，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最迟也应于2013年12月20日前支付90%的余款6.12亿元，但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一直未予支付。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称其未予支付该笔款项属于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是：“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而本案的《预约合同》并未约定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支付90%的余款与万科乐恒公司应履行的其他义务存在先后顺序，反而是明确约定了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应不晚于2013年12月20日支付该笔款项，故澳盈公司、乐意公司逾期支付合同约定的款项已经构成违约，万科乐恒公司依据《预约合同》第四条的约定已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综上，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和万科乐恒公司在履行《预约合同》的过程中均存在足以使对方获得合同解除权的违约行为，因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于2015年7月30日已发函告知万科乐恒公司解除《预约合同》，万科乐恒公司于次日收到该函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预约合同》于2015年7月31日已解除，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如前所述，澳盈公司、乐意公司与万科乐恒公司均存在未及时全面履行己方义务的违约行为，故澳盈公司、乐意公司要求万科乐恒公司赔偿1.76亿元定金损失中超出款项被占用之日起计算的合理利息损失以外的部分，以及万科乐恒公司要求没收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已支付的定金，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由于《预约合同》已解除，故万科乐恒公司应向澳盈公司、乐意公司返还定金2亿元以及该款从万科乐恒公司占用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算的合理利息损失。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确认《佛山金域国际商业综合体及部分底层商业预约股权转让合同》于2015年7月31日解除；二、万科乐恒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澳盈公司、乐意公司返还定金2亿元以及相应的利息损失（以2亿元为本金分以下9笔计算：①2500万元从2012年4月25日起算；②2500万元从2012年5月2日起算；③2500万元从2012年7月3日起算；④2375万元从2012年7月4日起算；⑤125万元从2012年7月20日起算；⑥2500万元从2012年10月19日起算；⑦2500万元从2012年11月5日起算；⑧4500万元从2013年4月1日起算；⑨500万元从2013年5月20日起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三、驳回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万科乐恒公司的反诉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1921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1926800元，由澳盈公司、乐意公司负担748172.34元，万科乐恒公司负担1178627.66元；反诉受理费520850元，由万科乐恒公司负担。
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但认证部分即一审判决书P51第一行“对于原告乐意公司提供的证据”应更正为：“对于原告乐意公司提供的《佛山市南海区桂城74街区南约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另查明,从万科乐恒公司提交的10座1幢和2幢、3座1幢和2幢、4座1幢和2幢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载明的事项显示，涉案争议物业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均存在建设规模发生变更情况。
二审中，万科乐恒公司提交下列证据：1、一份房屋登记清单，拟证明万科金域国际花园10座1幢、2幢裙楼物业是由147个独立产权单位组成，总面积为6万多平方米，万科乐恒公司完全具备履约能力；上述物业标的仍在办理房地产权登记确权手续过程中，没有达到法定注入条件。另，澳盈公司、乐意公司没有履行付款义务，万科乐恒公司将标的注入项目公司并将项目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澳盈公司、乐意公司的条件没有成就，万科乐恒公司不构成违约。2、2016年12月6日的南海万科广场商业运营综合评估报告，拟证明涉案物业完全能够保证澳盈公司、乐意公司合同目的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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