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105民初15531号
原告：周某，男，1956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涛，重庆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26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6320X6。
法定代表人：徐留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男，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笃，男，该公司职工。
被告：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大道5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14854G。
法定代表人：张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远，重庆达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巧，重庆达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重庆万友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大坪长江二路7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620639。
法定代表人：蒲星川，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川，重庆章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某与被告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股份公司）、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安工业公司）及第三人重庆万友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友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中，周某申请追加长安工业公司为被告，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案于2017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时，原告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涛，被告长安股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李笃，被告长安工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远，第三人万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于2017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时，原告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涛，被告长安股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李笃，被告长安工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巧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万友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对其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与被告长安工业公司于2017年2月24日终止劳动关系；2.判令二被告连带支付原告一次性医疗补助金112310元（5616元××20个月）、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40587.82元（8910.66元×27个月）、护理费673860元（5616元×50%×20年）、伤残津贴1924702.56元（8910.66元×90%×12个月×20年）、停工留薪期待遇106927.92元（8910.66元×12个月）。事实与理由：周某原系长安工业公司职工，因工作需要于1997年3月被借调至重庆万友旅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友旅业公司）商贸部工作。1997年5月30日，周某因工受伤，伤残等级于1998年7月8日被鉴定为三级，于2007年6月29日经再次鉴定为一级。长安股份公司支付周某工资待遇直至2016年。退休证上载明的用人单位也是长安股份公司。2016年6月，周某发现其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2016年10月18日，周某开始领取通过长安股份公司办理的养老金，但养老金并不足额。长安股份公司自愿作为债的加入者，承担周某工伤、经济补偿金及养老保险待遇支付责任，应当对周某的工伤待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长安股份公司辩称，第一，周某与长安股份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长安股份公司不是适格被告；周某系与长安工业公司（更名前为重庆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建立劳动关系；退休证上注明退休单位是长安股份公司，是因为长安股份公司替长安工业公司为周某缴纳养老保险，并支付周某进入社保统筹前的退休金，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第二，长安工业公司与长安股份公司，由于历史原因，原来系一个班子两块牌子，但对周某实际承担法律主体责任的应该是长安工业公司；长安股份公司与长安工业公司达成内部协议，由长安股份公司承担周某领取退休金期间的相关费用的支付责任，但这只是长安股份公司与长安工业公司之间的内部协议，且长安股份公司自愿承担的责任不包括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第三，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周某的工伤待遇应由其借调单位承担，其借调单位万友公司也已实际履行完毕其支付责任，周某无权再主张。第四，周某于1999年与万友公司签订《关于周某伤残解决协议书》时就已经知道其工伤应享受的相关待遇，周某在本案要求的工伤保险待遇已经过了诉讼时效。
被告长安工业公司辩称，其一，1999年8月，长安工业公司依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及《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为周某办理退休，周某与长安工业公司的劳动关系已经于办理退休手续后依法终止；此后，长安工业公司与周某并无劳动关系。其二，周某的工伤待遇已经由万友公司全面承担，并已了结完毕，长安工业公司不应向周某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其三，周某的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其四，长安工业公司与长安股份公司并未就周某退休后的退休待遇由长安股份公司承担达成过协议。
第三人万友公司述称，首先，万友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周某与万友公司没有劳动关系。其次，关于周某的工伤待遇赔付，万友公司与长安工业公司已进行协商，万友公司分别于1999年、2014年与周某签订了有关补偿协议，并经公证机关公证，万友公司已按期、全面、超额履行了补偿协议。再者，周某在90年代就办理了工伤退休，并开始在社保机构领取退休工资，因而不存在解除劳动关系之说。同时，国家规定的工伤保险强制缴纳是从2013年开始的，而周某早在1997年就发生了工伤事故，因此其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即便是有法律依据，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周某举示的仲裁申请书、不予受理决定书、退休证、工伤证明、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参保证明，长安工业公司、长安股份公司及万友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周某举示的鉴定结论通知书已提供原件核对，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长安股份公司举示的重庆市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表、关于周某伤残解决协议书及相应公证书（1999年及2014年）、付款回单及收条、劳动合同书，周某、长安工业公司及万友公司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长安股份公司举示的职工离开公司通知单、由重庆市江北区社保局养老待遇科出具的情况说明、重庆市企业职工离退休（退职）申报表，已提供原件核对，长安工业公司及万友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周某虽不认可其真实性，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长安股份公司举示的长安汽车工伤自负退休周某2015-2017年养老金支付明细系其单方制作，且周某不认可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万友公司举示1999年《关于周某伤残解决协议书》及相应公证书、及2014年《协议》及相应公证书，拟证明万友公司已经全面超额履行了补偿协议，周某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长安工业公司及长安股份公司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庭审中，周某还举示证人于世恒的证言，拟证明周某因工伤办理的是内退，而非正式退休。证人出庭做证主要陈述如下：周某发生工伤时我在万友公司任办公室主任，周某发生事故后送他去医院救治，我主要负责这件事情；因为周某是借调人员，我去找长安公司谈，我们提出意见让周某回长安公司内退，后来就办理了回长安公司的内退；但周某退休问题的处理不是我在经办。
长安股份公司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证人身份无法确认，且周某的退休手续是由长安工业公司实施的，证人证言不能代表长安工业的处理方案，而周某的退休已经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是正式退休。长安工业公司对证人证言质证称，对证人的身份无法确认，证人证言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从退休证、伤残津贴的发放情况来看，周某在1999年8月办理退休之前，系和长安股份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现周某已经获得所有的工伤保险待遇赔付，其主张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万友公司对证人证言质证称证人并非万友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证人证言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关联。
对于证人证言，本院认定如下：证人于世恒作证称1999年周某办理的是内退，非正式退休；而长安股份公司举示的“重庆市企业职工离退休（退职）申报表”、“职工离开公司通知单（7月份退休人员）”与周某举示的退休证上载明其退休时间为“1999年8月”能相互印证，均证明周某于1999年8月13日已正式办理退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根据前述规定，周某举示的证人证言之证明力小于“重庆市企业职工离退休（退职）申报表”、退休证等书证之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993年，长安汽车公司成立。1994年，长安汽车公司变更为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期限从1994年至1997年止，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1996年10月，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再次登记，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期限从1994年6月30日起。1998年5月，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6月26日，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也即本案被告，此前简称为长安工业公司）。
长安股份公司登记成立于1996年10月31日。
1995年12月，周某与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自1995年11月28日起至双方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出现止；周某同意按公司生产工作需要在供应处工作，从事管理工作；双方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包括周某离休、退休、退职和死亡。1997年3月，周某被借调至万友旅业公司工作。1997年5月30日，周某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因工致伤，1998年7月，其致残程度被评为三级。
1999年9月1日，周某与万友旅业公司签订《关于周某伤残解决协议书》，由万友公司作为担保单位。协议主要载明：“周某原系长安公司员工，于1997年5月在借调期间遭遇车祸，经过两年多的住院治疗，无根本性好转。现经双方约定，周某出院回家进行康复治疗。周某系工伤事故，因工伤事故发生的直接医疗费用，由万友旅业公司承担。根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及周某致残程度三级的实际，周某享有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7696元（884.8元/月×20个月），在双方签署本协议后三天内由万友旅业公司支付。三级伤残抚恤金为本人工资的80%，为8494.08元（884.8元/月×80%×12个月）；鉴于周某已在其所在单位长安公司办理了病退手续，故每月可通过社会养老保险领取养老金（退休金）625.63元，全年为7987.56元；此笔费用由周某逐月通过长安公司群工一处领取；因此，每年实际由万友旅业公司承担的伤残抚恤金为8494.08元-7987.56元=506.52元、护理费全年9600元、康复治疗费全年18129.2元等。护理费以二人护理每人每月400元计，全年合计9600元。康复治疗费依据周某自1998年6月1日起至今在江陵医院住院所发生的治疗费的日平均额为基数计算，全年为9431.6元。另外，考虑到周某在住院期间，确因康复还进行针灸等治疗，以后亦将继续，故按24.16元每天予以补助，全年为8697.6元。房屋水、电、气补助费全年合计1200元。为方便周某坐轮椅出入，由万友旅业公司与长安公司联系，为周某借一套距医院较近，且是底楼的房屋，在房屋在周某居住期间发生的水、电、气等基本费用由万友旅业公司按每月100元标准给予补助，并一次性付给周某全年补贴1200元，超出部分由周某本人支付。伤残抚恤金、护理费、康复治疗费及房屋水、电、气补助费是万友旅业公司每年要支付给周某使用的包干费，全年合计29435.72元。如确因工伤引起的病情加重及引发并发症，经医院证明需住院治疗时，周某住院时的治疗费超过当月康复治疗费部分（以月为单位金额为1510元），由万友旅业公司支付。为方便周某起居，由万友旅业公司为周某购买一部能手摇升降的高架摇床，并附床垫一张。本协议一式四份，万友旅业公司与周某各执一份，万友公司一份，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群工一处一份。”该协议签订后，万友公司及万友旅业公司依约履行了协议。万友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关于周某伤残解决协议书》中的“长安公司”即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5月28日，周某与万友公司签订协议，主要载明万友公司及万友旅业公司全面、及时、超额履行了《关于周某伤残解决协议书》约定的义务；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关于周某伤残解决协议书》的履行，万友公司担保责任解除，基于《关于周某伤残解决协议书》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了结；万友公司于2014年6月5日前支付周某500000元，结清双方全部的债权债务关系，从此万友公司不再承担周某任何款项，周某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万友公司或万友旅业公司索要任何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费、护理费、伤残补助金、伤残抚恤金、康复治疗费、房屋租赁费、房屋水电气补助金、病情加重后的就医费、死亡抚恤金、抚养费等）。周某于2014年5月9日实际收到了万友公司支付的该笔款项。
重庆市企业职工离退休（退职）申报表主要载明，周某工作单位系长安公司一工厂供应处，工作单位处加盖“长安公司精密机器厂供应处”印章；工作简历部分载明，周某1978年10月至1997年2月在长安公司一工厂供应处任计划员，1997年2月至今在兵工局万友公司从事物资工作。该申报表“社会保险机构审核意见”栏记载了计算公式，“劳动行政部门意见”栏载明：“符合工伤退休条件，同意退休”，并加盖重庆市江北区劳动局退休审批专用章，盖章时间为1999年8月13日。
1999年8月14日，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人事部人事处出具“职工离开公司通知单（7月份退休人员）”，其上载明周某现单位“一厂供应处”，助理经济师，去向为群工一处，离开原因系工伤退休，止薪日期为1999年7月31日。
长安工业公司陈述，长安公司精密机器厂系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的下属工厂，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更名前设有人事部。
2007年6月29日，周某伤情经重庆市渝中区劳动鉴定委员会再次鉴定，为致残程度一级、完全护理依赖。
2017年2月24日，重庆市江北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补发周某退休证，证上载明退休单位为长安股份公司，退休时间为1999年8月。
2017年7月28日，周某以长安股份公司被申请人、万友公司为第三人向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被申请人劳动关系于2017年2月24日解除、被申请人支付一次性医疗补助金11231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40587.82元、护理费673860元、伤残津贴1924702.56元、停工留薪期待遇106927.92元；2016年8月至2017年7月养老保险损失1571354.16元；支付经济补偿金2138558.4元。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当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
另查明，长安股份公司及长安工业公司均没有为周某办理工伤保险。
本院认为，1995年12月，周某与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周某劳动合同终止前用人单位的认定：本案证据显示，周某的工伤退休手续系由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现长安工业公司）负责办理；“职工离开公司通知单（7月份退休人员）”表明1999年8月14日，周某系从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因工伤退休“离开”公司；1999年9月1日周某与万友旅业公司签订《关于周某伤残解决协议书》时亦表明当时其所在单位为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周某与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直至工伤退休前，其用人单位均系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现长安工业公司），而非长安股份公司，故，周某劳动合同终止的对象应是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也即更名后的长安工业公司。
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原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本办法自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起试行。”《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周某于1997年5月30日在借调单位因工受伤，并于2004年1月1日前完成了工伤认定，其工伤待遇纠纷的解决应当适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而非《工伤保险条例》。周某依据《工伤保险条例》主张相关工伤保险待遇，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主张。
关于周某与长安工业公司的劳动关系何时终止的问题。周某工伤退休手续办理期间生效并施行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的，应当退出生产，终止与企业的劳动关系。”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该退休。根据《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二条之规定，工人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休以后，每月按下列标准发给退休费：“饮食起居需要人扶助的，按本人标准工资的百分之九十发给，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发给一定数额的护理费，护理费标准，一般不得超过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饮食起居不需要人扶助的，按本人标准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发给。”周某因工致残，1998年7月经初次鉴定为三级伤残，按照规定，应当退出生产，终止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重庆市劳动局关于未参加工伤保险社会统筹的企业工伤人员退休待遇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按国家规定办理了工伤退休，其退休金或伤残抚恤金未纳入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的人员，待达到国家法定的正常退休年龄（男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下同）时，经区县（市）社会保险局（分局）审核后，其退休金或伤残抚恤金从达到上述年龄的当月起，纳入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周某于1999年8月13日按国家规定办理工伤退休后，在其退休金未纳入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前，由退休单位按月支付退休费符合规定。其年满60周岁只是纳入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的时间节点，周某以此主张其退休时间于法无据。本案证据显示，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的下属工厂，在周某发生工伤后，按照国家规定，并经主管部门重庆市江北区劳动局审批通过，为周某办理了工伤退休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即行终止。”周某与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包括周某离休、退休、退职和死亡。周某现已于1999年8月13日退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及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周某与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的劳动关系自周某于1999年8月13日退休之日即行终止。长安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现已更名为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为长安工业公司），故，周某要求确认与长安工业公司于2017年2月24日终止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周某的工伤待遇问题。《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工伤职工经评残并确认需要护理的，应当按月发给护理费。护理等级根据进食、翻身、大小便、穿衣及洗漱、自我移动五项条件，区分为全部护理依赖、大部分护理依赖和部分护理依赖三个等级。护理等级由劳动鉴定委员会评定。工伤护理费依照上述护理等级分别按上年度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发给。”第二十一条规定：“工伤职工因日常生活或者辅助生产劳动需要，必须安置假肢、仪眼、镶牙和配置代步车等辅助器具的，按国内普及型标准报销费用。”第二十二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的，应当退出生产、工作岗位，终止与企业的劳动关系，发给工伤伤残抚恤证件，并享受以下待遇：（一）按月发给伤残抚恤金，标准分别为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七十五。其中：一级百分之九十，二级百分之八十五，三级百分之八十，四级百分之七十五。（二）发给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相当于伤残职工本人十八至二十四个月工资。其中：一级二十四个月，二级二十二个月，三级二十个月，四级十八个月。（三）患病时按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对其中执行由个人负担部分有困难的，由工伤保险基金酌情补助。（四）易地安家的，发给相当于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六个月的安家补助费。旅途所需车船费、旅馆费、行李搬运费和伙食补助费，按照本单位职工因公出差标准报销。”该办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职工被借调或者聘用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的，由借调或者聘用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周某在借调期间发生工伤，应由借调单位万友旅业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本案证据能证实，万友旅业公司及万友公司已经按照《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实际承担周某治疗工伤医疗费用、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抚恤金、护理费、康复治疗费，并额外提供借住房屋，支付其房屋水、电、气补助金。此外，2014年，万友公司再度向周某支付500000元了结了对周某的工伤保险责任。周某亦确认其借调单位对其工伤待遇已经全面、超额承担，其无权再向长安工业公司及长安股份公司主张。
关于仲裁时效适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系周某提起的劳动争议诉讼，应适用前述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周某至迟于2007年6月重庆市渝中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再次对其伤残作出鉴定时即应知其工伤保险待遇。周某2017年7月28日方提出本案诉讼前置程序的劳动争议仲裁的仲裁申请，而其并未举示证据证明仲裁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故周某申请本案劳动争议仲裁已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三条，《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周某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陈花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宋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