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19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宁，女，1954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欢，男，1982年5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德瀚博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系曹宁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黎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安闽，男，1956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明，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涌，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北京阔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建设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张丽，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琳，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宁因与被上诉人曹安闽、被上诉人北京阔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阔达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1民初10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曹安闽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驳回起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曹安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重复审理曹安闽起诉，违反“一事不再审”原则。同时，一审判决认定“曹宁于1997年1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名下持有的阔达公司股权的出资人为曹安闽，曹宁与曹安闽之间在该期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第一、一审法院重复审理曹安闽起诉，违反“一事不再审”原则，应当依法驳回曹安闽的起诉。2012年6月，曹安闽就已经以阔达公司为被告、曹宁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曹宁持有的阔达公司80%的股权相当于人民币400万元出资款为曹安闽实际出资并享有。一审法院作出(2012)房民初字第08224号民事判决，支持了曹安闽的诉讼请求。曹宁不服该判决并提起上诉，经法院审理认为，曹安闽针对“曹宁持有阔达公司80%股权相当于400万元出资”这一事实提起诉讼，但根据阔达公司的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记载，这一事实并不存在,故曹安闽的起诉应予驳回。后法院作出(2014)二中民(商)终字第07693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曹安闽的起诉。随后，曹安闽又以相同的当事人（都是曹安闽、曹宁和阔达公司）、相同的诉讼标的（都是确认阔达公司股东资格）、相同的诉讼请求再次起诉。曹安闽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为“确认曹宁自1997年1月至2011年12月持有的阔达公司股权为曹安闽出资；确认曹宁与曹安闽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合法有效”。其在之前案件的诉讼请求为“名义股东曹宁持有的阔达公司80%的股权相当于人民币400万元出资款为曹安闽实际出资并享有”，这与其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只是在文字表述上略有不同，但实质内容都是要求确认曹宁持有的阔达公司80%的股权为曹安闽出资，股权归曹安闽所有，两案的诉讼请求是完全相同。曹安闽的起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构成条件，显然违反了“一事不再审”的诉讼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其中第(五)项是:“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曹安闽只能申请再审，而不能重新起诉，法院应当依法驳回曹安闽的起诉。第二、一审判决关于曹宁与曹安闽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曹宁与曹安闽在该期间（1997年1月至2011年12月）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然而，根据本案事实，曹宁与曹安闽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首先，股权代持是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之间的一种委托合同关系，必须具备当事人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合意（包括签署股权代持协议）这一基本条件。在本案中，曹安闽并未提供其与曹宁之间存在书面代持股协议的证据，曹宁亦否认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曹宁与曹安闽即没有签署过书面的股权代持协议，也没有达成过股权代持的口头约定，二人之间根本就没有股权代持的真实意愿和合同基础，不存在任何股权代持关系。其次，曹安闽用于证明其与曹宁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的主要证据是赵勤学、原芬、曹岸江、张丽、阔达公司、民安通中心的证言。然而，这些所谓证言无论是从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作为定案依据。1、赵勤学是曹安闽的前岳母，原芬是曹安闽的母亲，曹岸江是曹安闽的哥哥（也是曹安闽的下属，阔达公司的员工），张丽是曹安闽的下属，他们与曹安闽都有利害关系，其证言难以采信，无法证明曹安闽与曹宁之间存在代持股的合意。更何况股权代持是当事人的合意，是一种合同关系，第三人怎么可能知道当事人的内心意愿，又怎么可能替当事人作出股权代持的证明和结论。2、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然而，上述所有证人无一人出庭作证，更不可能接受曹宁的质询。上述“证人证言”即不符合法定的证人作证程序，作出的陈述也无法核实和查清，不能成为定案依据。不能到庭对质的“证人”所谓的股权代持完全是虚假、不成立的。3、即使赵勤学出具书面说明，也仅认可其原在阔达公司的10%股权系代曹安闽持有，但对于曹宁与曹安闽之间关于80%股权代持并未说明，因此，一审法院不能仅以赵勤学认可与曹安闽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从而推论、认定曹宁与曹安闽也存在股权代持关系，这显然是荒谬的。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八条的相关规定,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张丽本人作为阔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参加了庭审，其便不再具备证人的资格,其对于相关事实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5、按照曹安闽的说法，曹宁代曹安闽持有阔达公司80%的股权是经与家人商量后的结果，而当时阔达公司都没有成立，不可能知道曹宁持有的80%的股权就一定是阔达公司的。而且张丽并非曹安闽和曹宁的家属，她不可能知道和证明曹宁与曹安闽存在股权代持关系。6、原芬现龄89岁，不可能明白股权代持这一现代商事活动的含义。更何况原芬关于曹宁代持曹安闽股权的内容没有形成任何书面记载。法院在对原芬进行询问时，没有通知曹宁到场进行，不符合法定程序。原芬存在重男轻女的意识，并且现在与曹安闽共同居住，其证言难以客观、公正。原芬称阔达公司的开办资金系曹安闽从国外带回来的钱，而外汇管制决定了曹安闽不可能从国外带回大笔资金，同时，这与曹安闽自述其是通过民安通中心向阔达公司投资的说法又完全矛盾。从以上事实可见原芬的证言无法采信。7、阔达公司、民安通中心本身是企业，并不具备自然人一样的思维认知和意志表达能力。同时，阔达公司和民安通中心又与曹安闽存在股东投资关系，在曹安闽的实际控制之下，相关的所谓证言都是曹安闽准备的，实质上是代表曹安闽的意志，这足以说明阔达公司和民安通中心的“证言”已经不是客观、公正的，无法作为证据。最后，一审法院认定曹安闽与曹宁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的基础原因是“曹安闽当时没有北京户口和身份证，不能当公司股东”，这一认定也是错误的。1、民安通中心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曹安闽自1995年9月27日起至今在民安通中心任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使用的正是曹安闽本人的国内身份证，该身份证并没有因为曹安闽出国而被收回。而曹安闽承认阔达公司设立时其有国内身份证只是没有户口，这足以说明“曹安闽当时没有北京户口和身份证，不能当公司股东”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2、曹安闽有没有北京户口和身份证与其能否当阔达公司股东没有任何关联，法律从来不禁止没有北京户口或身份证的人员当公司股东。况且曹安闽于1999年12月将户籍从澳大利亚迁回北京，曹安闽的新身份证于1999年12月30日签发，但1999年7月28日赵勤学将阔达公司股权转让给曹安闽，曹安闽已经成为了阔达公司股东。这说明曹安闽即使没有北京户口和身份证，也不影响其可以成为阔达公司股东。3、即使假设曹安闽的说法成立，但因曹安闽当时持有外国国籍，而不具有中国国籍，因此其不能成为中国公司股东，如果其委托曹宁代持股权，但这一股权代持行为也是为了规避我国对外商投资的监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也应属无效。综上，曹宁与曹安闽没有股权代持合意或协议，曹安闽提供的证人证言等证据不仅程序违法，而且也无法证明曹安闽与曹宁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合意。一审法院关于“曹安闽与曹宁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第三，一审判决关于“曹宁于1997年1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名下持有的阔达公司股权的出资人是曹安闽”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曹宁向阔达公司出资、增资有验资报告书、资产评估报告、流动资产评估表、变更注册资本说明、交存入资资金凭证等凭证，足以证明曹宁作为阔达公司原始股东，以实物、货币形式向阔达公司出资、增资,实际履行了股东的出资义务，并经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验证、评估、确认，并办理工商登记，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所谓的曹安闽实际出资，曹宁代持股权的事实。其次，阔达公司自1997年1月成立，最初的50万元注册资本为股东实物出资，1999年5月将实物转为货币出资，1999年7月增加注册资本至103万，2000年5月再次增资至350万元，曹宁名下的历次出资、增资没有一分钱是曹安闽实际出资。1、曹宁向阔达公司实物出资40万元有验资报告书、资产评估报告等为证。如果曹安闽认为曹宁没有实物出资，则其应当提供确凿的证据予以推翻，但曹安闽仅提供了一张所谓的“真实发票”，仅从证据效力来看，曹宁实物出资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书、资产评估报告，其证明效力远大于一张发票，仅凭曹安闽提供的一张发票难以推翻曹宁实物出资的事实。曹宁提供的发票日期早于曹安闽提供的发票，如果假设曹安闽的发票是真的，曹宁不可能在真实发票出现之前就知道真实发票的内容，然后去伪造一张假发票呢。自阔达公司成立至今已长达20多年，曹宁当初的实货出资早已达到使用寿命、损耗殆尽，在已有验资报告和评估报告的情况下，再要求曹宁提供实物出资的证据，实在有失公允。2、1997年1月—8月期间阔达公司实物及货币出资509503元（其中货币为318903元）。曹安闽提供的阔达公司账本(实收资本一页)显示：1997年2月28日—8月30日贷方增加款项是509503元，此509503元并非一笔收入，而是共计10笔。阔达公司账簿虽将此10笔收入列为实收资本，但却与原始凭证内容不符，原始凭证显示内容有的是阔达公司购买的商品发票，有的是阔达公司与民安通中心的往来款、代管款、暂存款、买卖款，有的看不出款项的付款人，这些资金收入、往来款均发生在阔达公司成立之后，说明了阔达公司正常的经济往来款和开支情况，不能算是股东的“原始出资”。如果假设509503元是民安通中心的投资，那么民安通账簿也会有相应股权投资的记载，但曹安闽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而且也与阔达公司注册资本金额无法对应一致。因此，仅仅凭着阔达公司的账本认定有509503元的款项是民安通中心的投入显然属证据不足。更何况民安通中心系集体所有制企业，是独立法人，民安通中心与阔达公司系关联企业，有部分经济往来款是合理、正常的，无法证明这就是民安通中心向阔达公司的投入，更不可能成为曹安闽个人对阔达公司的实际出资。3、关于张丽个人账户转入阔达公司验资账户53万元。相关银行单据显示阔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财务负责人张丽名下账户于1999年5月4日共计转出53万元，但此53万元根本无法证明来源于曹安闽。曹安闽自称此53万元为其于4月30日分两笔以现金存入，在没有任何书面资料及银行单据证明是曹安闽存入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认定此53万元款项全部来源于曹安闽，显然属事实认定错误。4、关于阔达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103万元的增资部分。该部分增资对应的曹宁增资款共计42.4万元，其中30万元是由阔达公司替曹宁支付30万元增资款，相关银行单据及工商登记资料都能清楚的证明这一点，此笔增资款的来源系阔达公司，与曹安闽无关，不能视为曹安闽的出资。另外的12.4万出资款也无任何凭据显示与曹安闽有关。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阔达公司表示上述30万元系曹安闽代阔达公司垫付工长30万元,阔达公司对曹安闽负有30万元的债务,阔达公司按照曹安闽的意见,将30万元作为曹安闽的出资汇入曹宁入资账户”并没有任何协议或其他证据能够证明。一审法院仅凭阔达公司和曹安闽的一面之辞，就认定30万元是曹安闽的出资难以成立。5、关于2000年5月阔达公司再次增资至350万元。曹安闽称阔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丽农行账户于2000年5月10日汇出247万元，分别以曹宁、张丽、曹安闽名义存入农行验资账户。此247万元的巨额收入并无银行单据支持，不能证明资金来源于曹安闽个人。因此，无任何单据证明247万元的巨额款项跟曹安闽有任何关系，或为曹安闽个人所出且用于阔达公司的股东增资。该247万巨额款项如果真是曹安闽所有，应该由曹安闽提供资金来源凭证，但曹安闽并未举证予以证明。更何况，曹安闽为什么不直接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反而舍近求远地通过张丽的个人银行账户向阔达公司出资，这也难以符合常情。而事实上，张丽是阔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又是财务经办人，阔达公司的经营收入，与客户的资金往来，给股东的利益分配都是借用张丽的个人银行帐户操作，因此，通过张丽个人银行帐户汇入包括曹宁在内的所有股东帐户的增资款，均为阔达公司支付给股东的增资款，而绝不是曹安闽向阔达公司的投资款。另外，有限公司股权代持类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中，原告除证明已经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外，还需证明与代持人之间存在股权代持的合意，从而证实资金往来是基于股权代持关系而非其他债权债务，如最高人民法院在王云与青海珠峰虫草药业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认为：如无证据证明实际投资人与名义股东达成合法有效的代持股权合意，即使存在转款记录，也不能认定实际出资人对名义股东持有公司的股权享有股东权益，相关款项产生的合法财产权益可依其他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本案中，曹安闽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曹宁达成合法有效的代持股权合意。即使存在张丽向曹宁转款的行为，也不能因此认定是曹安闽通过张丽对曹宁向阔达公司的实际出资，曹安闽或张丽与曹宁因转款产生的纠纷可依其他法律关系另行主张，而不能主张股权投资款。最后，根据法律规定，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可见，即使假设曹宁存在出资方式有瑕疵的情况，也只是产生曹宁依法对阔达公司补缴不足出资的责任，除此之外，并不会影响曹宁的股东资格，也不可能成为曹安闽取得阔达公司股东的条件，更不可能成为阔达公司替曹宁缴纳出资后曹安闽成为股东的借口。第四、一审法院以曹宁非发挥与持股地位相当的重要作用，而曹安闽一直经营管理阔达公司为由，认定曹安闽（而非曹宁）为阔达公司股东是错误的。首先，自阔达公司设立之初及经营期间，曹宁在阔达公司增资、变更法定代表人、公司更名等重大决策上进行了表决，实际参与了阔达公司的决策管理,行使了股东权利、履行了股东职责。对此，曹宁提供了公司章程(1996年12月20日、1999年5月16日、2000年5月1日)、股东会决议(1997年6月12日、1999年5月5日、2000年5月2日)等阔达公司重要文件。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曹宁本人签署公司章程,实际参加股东会,实际行使、履行了股东权利、职责,是阔达公司股东。其次，曹安闽于1999年6月开始已是阔达公司股东,在此情况下，其不可能再让曹宁代其持有阔达公司股权的必要，如果曹安闽不认可曹宁的股东身份，早就不会同意以曹宁名义在阔达公司相关文件上签名了，但曹宁却还于1999年6月12日签署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这一事实也可以证明阔达公司、曹安闽对曹宁股东身份的认可。另外，曹宁于2000年10月患有癌症后，余留的生命已经不多，再无力亲自经营阔达公司，基于与曹安闽亲姐弟这一血缘关系和极度信任，曹宁才放心地全权委托曹安闽经营阔达公司，但这并不代表曹宁放弃了阔达公司股东资格。至于曹安闽后来出于私欲而侵害曹宁的股东权益，甚至伪造曹宁签名转让股权，则是曹宁万万没有想到的。最后，公司法的立法精髓之一就是将公司的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三权分离”，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并不一定要参与公司经营，同理，参与公司经营，也并不因此就认定其为公司股东。曹安闽在阔达公司设立时就是经理，后来又担任董事长，代表阔达公司开拓业务、开发市场、申请专利、出席各种活动等，都是其作为高管的份内义务，是一种履职行为，不能因此认为曹安闽就是阔达公司股东。一审法院以曹宁非发挥与持股地位相当的重要作用，而曹安闽一直经营管理阔达公司为由，认定曹安闽（而非曹宁）为阔达公司股东显然是错误的。第五，一审法院适用证据规则错误。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曹安闽提交的每一项证据本身单独不足以证明其为曹宁此前所持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及双方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但却又认为“曹安闽提交的证据,较之曹宁提交的证据,具有明显的证据优势,证明力更强,使本院能够据此形成较为充分的心证”。这一举证规则明显错误。首先，我国民事诉讼采取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因此，曹安闽作为原告主张其诉求，就负有提供证据证明与曹宁达成股权代持合意、以及其为80%股权对应的实际出资人的举证义务。然而，综观本案，曹安闽提供的证明与曹宁达成股权代持合意的证据全部是证人证言，而这些证人证言根本无法采信（理由详见前述）。曹安闽为证明其为80%股权对应的实际出资人而提供的证据也仅是民安通中心、张丽向曹宁的转账凭证，但这些转账作证无法直接证明曹宁名下的出资是曹安闽实际出资，在此情况下，曹安闽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其次，曹宁为阔达公司章程记载的原始股东，并经工商注册登记，这是足以证明曹宁取得阔达公司股东资格的源泉证据。源泉证据与曹安闽提供的其他证据之间的关系是源与流、因与果、本与末、根与枝的关系，应当依据这些源泉证据认定曹宁为阔达公司股东。最后，曹宁对阔达公司的出资有出资验资报告书、开业登记验资说明、资产评估报告、流动资产评估表、交存入资资金凭证等为证，相较于曹安闽提供的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曹宁提供的这些证据都是有资质的第三方的中立证据，更加真实、客观、公正，具有明显的证据优势,证明力更强。
曹安闽辩称，不同意曹宁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同意一审判决。从阔达公司设立到历次增资，曹宁名下的出资均为曹安闽实际出资。曹宁并未对阔达公司实际出资，其名下阔达公司的股权均为曹安闽实际出资。1997年1月，阔达公司成立时工商登记的出资形式为实物出资，但事实上，曹宁名下作为出资的实物并不真实存在，其作为名义股东并未对公司实际出资。曹宁在庭审中就其在阔达公司成立时的出资的陈述自相矛盾。阔达公司成立时的出资由曹安闽通过民安通中心实际履行。曹安闽是民安通中心的唯一股东并且是唯一权益所有者，民安通中心向阔达的出资是曹安闽的意思表示，实际是曹安闽通过民安通出资。这一点与民安通为本案所作的说明可以相互印证。此外，阔达公司在1999年由实物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时，曹安闽实际履行了曹宁名下的40万元货币的出资义务。1999年5月，阔达公司应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由其股东重新投入50万元的货币，将其出资形式由实物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此次曹宁名下的40万元货币出资并非其本人出资，而是由曹安闽实际履行。1999年4月30日，曹安闽向张丽个人建行账户存入现金共计53万元。1999年5月4日，张丽从其个人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公司建行验资账户转入增资款53万元，分别计入曹宁（42.4万元）、张丽（5.3万元）、曹安闽（5.3万元）名下出资款。曹宁主张这些资金是由张丽账户转出，但是无法证明来源于曹安闽，但是张丽在一审庭审以及二审庭审中均已明确表示相关资金全部来自于曹安闽，足以反驳曹宁的主张。曹宁方又毫无根据地主张阔达公司有“公款私存”的情况，向法院申请提交新证据证明张丽账户资金来自阔达公司，曹宁方在长达近2年的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任何与此有关的证据，并且其在法庭询问是否有新证据时当庭已经明确表示没有新证据提交，所以曹安闽认为曹宁方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程序上也无权要求提交所谓的新证据。此外，曹宁在一审主张其根本不知道代持关系的存在。曹安闽认为曹宁或许不知道“代持”这一法律概念，但曹宁一定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即：资金来自哪里，谁是真实的权利人。代持不一定以书面的合同形成，大多数代持的纠纷都是因为没有书面合同而造成的。曹安闽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曹宁与曹安闽间存在口头代持协议，相关的证据包括：阔达公司设立时的户籍制度和曹安闽的归国人员身份，双方在阔达公司设立和增资时的经济状况，双方亲人的证人证言,阔达公司的法人张丽的当庭证言，真实的出资和增资情况，曹安闽一直作为阔达公司的实际管理者和经营者。这些证据彼此印证，足以证明口头代持关系的存在以及曹安闽是曹宁名下的股权的实际所有人的事实。曹安闽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将曹宁在阔达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自己名下，应当认定为是对其与曹宁委托持股关系的解除。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曹安闽是阔达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曹安闽委托其姐姐曹宁代其持有阔达公司的股权，曹宁对阔达公司的历次增资均为曹安闽实际出资，因此，曹安闽与曹宁之间是委托代为持有阔达公司股权的关系。同时根据隐名股东显明化的原理，由于委托持股关系的解除并不存在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问题，实际出资人对股权有着实质性的权属，因此，通过股权转让方式解除委托持股关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权转让，而是以股权转让的方式解除代为持有股权的委托代理关系，该股权转让只能是一个解除股权代持的文件。因此，基于上述事实和法律关系的基础上，一审法院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法律性质认定：“曹安闽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将曹宁在阔达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自己名下，应认定为其与曹宁解除了委托持股关系”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4179号民事裁定对于曹安闽与曹宁、阔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2012）房民初字第05322号《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与曹安闽、曹宁争议的股东投资权益的归属存在直接的关联性，曹安闽与曹宁就股东资格确认的相关诉讼正在审理中，一审法院应在查明阔达公司出资人投资权益归属的基础上对本案进行判决。”本案正是一审法院基于原二审法院对于曹安闽与曹宁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定性的基础上，才对曹安闽与曹宁之间的股权转让与本案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相关的认定。曹安闽一审提交的前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充分证明了曹安闽才是曹宁名下出资的真实出资人，证明了曹安闽才是曹宁名下阔达公司股权的实际所有人。而曹宁提交法院证明其出资和股东身份的证据实质上没有超出工商登记资料的范围，其提交的阔达公司设立时实物出资的验资报告所依据的发票已经被证明系伪造，发票上所对应的实物不存在。曹宁提交的曹安华的证人证言则恰恰佐证了曹宁不具有出资的经济能力。一审判决是在综合认定各方提交的证据，充分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的作出了认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
阔达公司辩称，不同意曹宁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同意一审判决。
曹安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曹宁自1997年1月至2011年12月（即委托代持关系存续期间）持有的阔达公司的股权为曹安闽实际出资（1997年1月至2001年12月持有80%的股权、2002年1月至2011年12月持有10%的股权）；2、确认曹宁与曹安闽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合法有效，即曹宁自1997年1月至2011年12月（委托代持关系存续期间）持有的股权是代曹安闽持有（1997年1月至2001年12月持有80%的股权、2002年1月至2011年12月持有10%的股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曹宁与曹安闽系姐弟关系，原芬系曹宁、曹安闽之母。1988年10月24日，曹安闽因去澳大利亚，其户口被注销。曹安闽的户籍信息显示，1999年12月28日，曹安闽的户籍由澳大利亚迁入北京市。
1997年，曹安闽欲出资与张丽成立阔达公司（原名称为北京阔达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后于1999年更名为北京阔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曹安闽与曹宁、赵勤学分别达成口头协议，由曹安闽出资，由曹宁、赵勤学分别代曹安闽持有阔达公司的股权。
1997年1月6日，阔达公司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阔达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显示，股东分别为曹宁、赵勤学、张丽，三人分别以实物出资40万元、5万元、5万元，赵勤学任执行董事，曹安闽任经理，张丽任监事。
一、阔达公司的注册资本入资情况及相应的股东会决议内容。
1、阔达公司的原始出资情况。
阔达公司成立时，工商档案中记载的股东的50万元实物出资实际并未到位。
工商档案中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所附的曹宁、赵勤学、张丽的购货发票均为复印件，曹宁的购货发票复印件为广东省深圳市工商企业商品销售统一发票（NO.8886675），开票人为深圳精进电子有限公司，顾客名称为曹宁，品名规格为摄像机、延时录像机、黑白监视器、摄像机切换器，金额为264650元，以及北京市商品零售专用发票（NO.9813881）,开票人为北京民安通技术开发中心，顾客名称为曹宁，品名规格为万象云台、汉字符发生器、16画面处理器，金额为158736元；赵勤学的购货发票复印件为北京市商品零售专用发票（NO.9813880）,开票人为北京民安通技术开发中心，客户名称为赵勤学，品名规格为可视对讲主机、报警分机，金额为53000元。而曹安闽在本案中提供了NO.8886675发票【第二联：发票联（顾客报销凭证）】的原件、NO.9813881发票的存根联、付款方收执联以及副联的原件、NO.9813880发票的存根联、付款方收执联以及副联的原件，其中NO.8886675发票原件显示，开票人为深圳精进电子有限公司，客户名称为空白，品名规格为监控器材，金额为250000元；NO.9813881的付款方收执联发票原件显示，开票人为北京民安通技术开发中心，客户名称为曹安闽，品名规格为乌诺轿车，金额为93000元；NO.9813880的付款方收执联发票原件显示，开票人为北京民安通技术开发中心，客户名称为阔达公司，品名规格为燕京高顶面包车，金额为39000元。赵勤学认可本人并未向阔达公司出资，所持股权系代曹安闽持有，名下股权系曹安闽所投资。
2、阔达公司作出的50万元注册资本出资方式变更的股东会决议及出资方式变更的入资情况。
1999年5月2日，阔达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由全体股东认缴出资，将原50万元实物注册资金改为货币注册资金，其中曹宁认缴40万元，赵勤学认缴5万元，张丽认缴5万元。
1999年5月18日，张丽向张丽的农行海淀支行营业部的入资账号×××-94存入资金5万元。1999年5月24日，张丽分别向曹宁的入资账户×××-36、赵勤学的入资账户×××-59存入资金40万元、5万元。张丽在本案中表示，该入资款项系由曹安闽交付给张丽。赵勤学认可本人并未向阔达公司出资，所持股权系代曹安闽持有，名下股权系曹安闽所投资。
3、阔达公司增资53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103万元。
1999年7月28日，赵勤学与曹安闽签订出资转让协议，赵勤学愿将其在阔达公司的出资5万元转让给曹安闽。当日，阔达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赵勤学退出股东会，同意免去赵勤学执行董事职务及法定代表人资格，同意免去张丽监事职务，同意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阔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将公司注册资金由50万元增加到103万元，增加53万元，其中张丽认缴5.3万元，曹安闽认缴5.3万元，曹宁认缴42.4万元，修改公司章程。当日，阔达公司作出另一份股东会决议，由张丽、曹安闽、曹宁三人组成股东会，现股东出资额为曹宁出资人民币82.4万元、曹安闽出资人民币10.3万元、张丽出资人民币10.3万元；重新选举张丽为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重新选举曹宁为公司监事，同意变更公司的经营范围，通过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1999年7月7日，阔达公司向海淀农行入资代办处曹宁的入资账户以转账支票形式转入30万元，备注为“曹宁入资”，经办人为张丽。1999年7月9日，曹宁的入资账户收到该30万元。阔达公司在本案中表示，曹安闽曾代阔达公司向部分工长垫付相关费用30万元，按照曹安闽的指示，阔达公司将该款转入海淀农行入资代办处，用作曹安闽以曹宁的名义向阔达公司的增资，该公司对曹安闽的30万元债务就此结清。
1999年7月9日，张丽从自己的账户中取出了现金20万元。当日，张丽分别存入曹宁的入资账户12.4万元，存入张丽的入资账户5.3万元，存入曹安闽的入资账户5.3万元。张丽在本案中表示，其存入曹宁、曹安闽的入资资金系由曹安闽交付给张丽。
4、阔达公司增资247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350万元。
2000年5月2日，阔达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金由103万元增加到350万元，增加247万元，其中张丽认缴24.7万元，曹安闽认缴24.7万元，曹宁认缴197.6万元。
2000年5月初，张丽分六次陆续向自己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39873801000091009）存入款项247.34万元。2000年5月10日，张丽办理了相应的阔达公司的股东入资手续，从张丽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639873801000091009）向曹宁的中国农业银行入资账户转入了197.6万元，向张丽的中国农业银行入资账户转入了24.7万元，向曹安闽的中国农业银行入资账户转入了24.7万元。张丽在本案中表示，其向曹宁、曹安闽入资账户所转款项的来源为曹安闽。
5、阔达公司增资150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元。
2001年12月1日，阔达公司作出第九届第二次股东会决议，决议通过了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到500万元的决定。2001年12月1日的章程修正案显示，曹宁出资50万元，曹安闽出资400万元，张丽出资50万元。后阔达公司增资至500万元。
二、曹宁与曹安闽之间的相关纠纷起因及诉讼情况
阔达公司工商档案中备案有落款为2001年12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内容为“北京阔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曹宁与曹安闽经协商，同意将曹宁的部分股权230万元转让给曹安闽，股权转让后股东曹宁和曹安闽按投资比例在公司内享有权利和承担责任。本协议经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转让人：曹宁受让人：曹安闽”。阔达公司随后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曹宁名下的出资额变更为50万元，曹安闽名下的出资额变更为400万元，张丽名下的出资额变更为50万元。阔达公司工商档案中另备案有落款为2011年12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内容为“北京阔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曹安闽与曹宁经协商，曹宁同意将其本人在阔达公司的全部股权50万元转让给曹安闽，股权转让后曹宁在阔达公司不再拥有股权。本协议经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转让人：曹宁受让人：曹安闽”。2011年12月19日，阔达公司修改章程，将章程中的股东、出资方式、出资额曹宁货币出资50万元、曹安闽货币出资400万元、张丽货币出资50万元变更为曹安闽货币出资450万元，张丽货币出资50万元。阔达公司随后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曹宁不再在阔达公司的投资人名录中。
2012年1月10日，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标注日期为2001年12月1日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名字迹‘曹宁’与样本上曹宁的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
2012年3月1日，曹宁曾以股权转让纠纷将曹安闽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曹宁与曹安闽20**年12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在该案中，曹宁诉称，曹宁于2000年确诊身患癌症，无力经营公司，由曹安闽主要负责经营管理公司，曹宁专心治病。直到2011年12月底，曹宁经委托律师工商档案查询发现，曹宁在阔达公司的230万元股权竟然被以伪造曹宁签名的方式转让至曹安闽名下，曹宁仅剩50万元出资额。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署名转让方“曹宁”与受让方“曹安闽”于2001年12月1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阔达公司还通过了新的章程，形成了有关增加注册资本和股权转让事宜的股东会决议。曹宁本人对名下230万元出资被转让、公司增加150万元注册资本、该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根本不知情，2001年12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中落款为“曹宁”的签名均不是本人所签。一审法院作出（2012）房民初字第05320号民事判决后，曹安闽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4180号民事裁定，撤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2）房民初字第05320号民事判决，发回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重审。该案被发回一审法院审理后，现已中止审理。
2012年3月1日，曹宁以股权转让纠纷将曹安闽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曹宁与曹安闽20**年12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在该案中，曹宁诉称，2011年12月底，曹宁通过律师向阔达公司发函要求行使股东权利，结果曹安闽将曹宁当时名下的50万元出资以假冒曹宁签名的方式转让至曹安闽名下。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署名转让方“曹宁”与受让方“曹安闽”于2011年12月19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曹宁本人对当时名下的50万元出资被转让并不知情，2011年12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曹宁”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一审法院作出（2012）房民初字第05322号民事判决后，曹安闽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4179号民事裁定，撤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2）房民初字第05322号民事判决，发回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重审。该案被发回一审法院审理后，现已中止审理。
2012年6月4日，曹安闽将阔达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名义股东曹宁持有的阔达公司80%的股权（相当于400万元出资款）为曹安闽实际出资并享有，诉讼中，曹宁被追加为第三人。一审法院作出（2012）房民初字第08224号民事判决，确认曹宁名义持有的阔达公司80%的股权为曹安闽实际出资并享有。曹宁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阔达公司的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名册中记载的公司股东为曹安闽和张丽，并未记载曹宁，曹宁并不是阔达公司的名义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是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代持股协议效力以及投资权益归属问题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上述规定有误，该院予以纠正。曹安闽针对“曹宁持有阔达公司80%股权相当于400万元出资”这一事实提起诉讼，但根据阔达公司的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记载，这一事实并不存在，故曹安闽的起诉应予驳回。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二中民（商）终字第07693号民事裁定，撤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2）房民初字第08224号民事判决，驳回曹安闽的起诉。
三、其他情况
1995年4月7日，民安通中心注册成立，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民安通中心为集体所有制企业，起初隶属于苏特中心，后隶属于砂石部；1995年9月27日，曹安闽被任命为民安通中心的总经理，担任民安通中心的法定代表人；1999年11月10日，民安通中心被吊销营业执照；曹安闽现仍为民安通中心的法定代表人。1997年1月22日，民安通中心向阔达公司转账支付资金5万元，1997年2月3日，民安通中心向阔达公司转账支付资金15万元，1997年5月29日，民安通中心向阔达公司转账支付资金95000元，1997年7月29日，民安通中心向阔达公司转账支付资金5000元，1997年8月28日，民安通中心又向阔达公司转账支付资金18903元。阔达公司的记账凭证对上述款项在摘要中均记载为“收投入资金”、在“总账科目”中记载为“银行存款”、“实收资本”。1997年7月25日，民安通中心的一辆价值39000元的燕京高顶面包车过户到阔达公司名下。民安通中心出具证明，称上述投入实际为曹安闽向阔达公司的投资，阔达公司对此亦予认可。本案中，曹安闽称自己为民安通中心的唯一出资人，并提供了民安通中心与苏特中心的协议，内容为民安通中心是由曹安闽等人出资，苏特中心下属的集体性质企业，苏特中心没有投入资金，没有主持经营，现双方自愿解除隶属关系，落款为苏特中心、砂石部。
从阔达公司成立起，曹安闽一直作为阔达公司的代表人参与阔达公司的对外业务，对外签订装修合同，与有关媒体签署委托宣传阔达公司的合同等各类合同，作为阔达公司的董事长出席各种活动，与阔达公司的员工合作申请专利，获得了多项专利证书，在北京的建筑装饰领域和建筑装饰协会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并见诸于新闻媒体的报道。
2016年12月6日，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向曹宁、曹安闽之母原芬进行调查，原芬表示，曹安闽、曹宁当时均与原芬居住在一起，经过一起商量，曹宁同意曹安闽以曹宁的名义投资开办阔达公司，阔达公司是曹安闽投资开办的，是曹安闽从国外带回来的钱，曹宁没有出资，曹宁当时挣的钱少，没有这么多钱开办公司，曹宁后来也未投资。
上述事实，有上述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曹宁于1997年至2011年期间名下的阔达公司的股权的出资人是曹宁还是曹安闽；若曹宁此期间所持股权的出资来自曹安闽，则此期间曹宁与曹安闽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一审法院认为，综合本案现有证据，依据优势证据原则可以认定曹宁于1997年1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名下持有的阔达公司股权的出资人为曹安闽，曹宁与曹安闽之间在该期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具体认定理由如下：
一、关于曹宁19**年1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名下的阔达公司股权的出资问题。
1、在涉及第三人利益保护的情况下，工商档案材料中关于股东身份、股东出资情况的记载，基于公示公信原则，产生推定的效力，是确保交易安全的规则，但在公司内部产生争议时，不具有绝对的证明力，并不足以直接作为股东身份、股东出资情况的判断依据。
阔达公司工商档案显示，阔达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实物出资50万元，档案中附有出资评估报告，报告中附有张丽、赵勤学以及曹宁各自出资发票的复印件。针对曹宁及赵勤学名下的出资发票复印件，曹安闽均能够提供同样票号的发票一式三联的原件，而发票原件与出资发票复印件中的客户名称、品名规格、金额均不一致。阔达公司和阔达公司的股东之一张丽均认可阔达公司成立时，作为注册资金的实物出资并不存在，所谓股东实物出资的发票复印件均是在真实发票的基础上复印后改写再复印而成。而阔达公司设立时的另一股东赵勤学认可，其当时名下的阔达公司的股权系代曹安闽持有，其向阔达公司的出资实际系曹安闽所出，而曹安闽也认可阔达公司设立时，作为注册资本的实物出资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曹宁称将实物出资发票原件交付给阔达公司，未能就此提供充分证据佐证，曹宁未能就其投入了40万元的实物出资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综合曹安闽提供的发票原件以及阔达公司、张丽、赵勤学和曹安闽的陈述，其证明力大于阔达公司工商档案中备案的出资评估报告的证明力，一审法院可以认定，阔达公司成立时，曹宁并未向阔达公司投入价值40万元的实物。
2、阔达公司成立时，虽然工商档案中50万元注册资金的实物并未到位，但在1997年1月至1997年8月期间，阔达公司收到民安通中心转账的资金合计318903元。曹安闽称上述资金实际系曹安闽向阔达公司的投资，民安通中心、阔达公司以及张丽对此亦予认可。曹安闽主张其为民安通中心的唯一出资人，并为此提供了系列证据，民安通中心亦认可曹安闽为其唯一出资人，一审法院认为，因民安通中心非本案当事人，民安通中心的出资人情况也不属于本案解决范围，一审法院对此不宜在本案中作出认定，而民安通中心并非阔达公司的股东，并无向阔达公司投资的义务，其所作的关于上述318903元部分的说明，系关于自己所转资金情况的陈述及意见，并不涉及到对民安通中心之外的其他人的情况的推测和论断。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民安通中心与曹安闽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经济联系，从而进一步增强民安通中心关于其上述资金实际系曹安闽所投意见的合理性及说服力。曹宁称曹安闽系民安通中心的法定代表人，民安通中心与曹安闽存在利害关系，出具的证明不具证明力，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民安通中心关于上述资金的说明并非唯一的证据，一审法院系结合上述资金转入情况的证据及相关人员的陈述作出认定，曹安闽作为民安通中心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并不影响民安通中心关于自己投入情况的认可的效力。
3、阔达公司于1999年由实物出资变更为现金出资，此后又连续几次增资，出资方式变更时以及历次增资时阔达公司入资资金的缴存均由张丽办理。相关证据显示，曹宁名下的入资资金除一笔30万元来自阔达公司转账之外，其他部分或者来自张丽本人存入的现金，或者来自于张丽本人的账户。阔达公司表示，该30万元系曹安闽代阔达公司垫付工长30万元，阔达公司对曹安闽负有30万元的债务，阔达公司按照曹安闽的意见，将30万元作为曹安闽的出资汇入曹宁入资账户；张丽称其办理曹宁、赵勤学入资的上述资金系曹安闽交付给张丽，委托张丽办理。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曹宁名下股权对应的出资资金并非曹宁所支付。
4、阔达公司成立时的股东之一赵勤学陈述，因曹安闽从澳大利亚回来，没有北京户口和身份证，不能当公司的股东，所以曹安闽让赵勤学代其担任阔达公司的股东，赵勤学在阔达公司的股权是代曹安闽持有的，投给阔达公司的资金也是曹安闽所出。赵勤学的陈述能够证明此前赵勤学名下的阔达公司的股权实际出资人为曹安闽，曹安闽当时与赵勤学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阔达公司实物转现金出资时的赵勤学名下入资资金的缴存情况及张丽的陈述更进一步验证了这一事实。另外，赵勤学的陈述证明了曹安闽当时存在不便直接作为公司出资人的情形。
5、曹宁、曹安闽之母原芬作证，证明曹安闽想投资成立阔达公司，但因无北京户口和身份证，不能当股东，经与家人商量后，曹宁同意替曹安闽当公司的股东，同时证明曹宁经济紧张，没有能力投资公司。原芬的证言，系证明此前曹宁名下的阔达公司的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为曹安闽，曹安闽与曹宁之间存在隐名持股合意，形成了股权代持关系的直接证据。曹宁、曹安闽均为原芬亲生之子女，原芬与双方的利害关系等同，在没有充分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形下，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对原芬的证言予以确认。
二、曹宁称其为阔达公司的股东及出资人，但其不能证明此前名下的阔达公司股权的出资由本人支付，其在阔达公司的作用及长达十年的反应与其绝对控股地位不符。
1、曹宁称其出资资金来自阔达公司给曹宁的分红，但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阔达公司作出利润分配的股东会决议及向曹宁分红，曹宁不能证明其名下股权对应的出资系其本人支付
2、假如曹宁所主张属实，则从曹宁在阔达公司的持股情况分析，其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其对阔达公司应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尤其是阔达公司成立之时，属于股东结构简单、规模不大的公司，除了工商档案中备案的股东会决议中的部分签名外，未见曹宁在公司中有与其持股地位相当的话语权或发挥着与之匹配的重要作用。而曹安闽从阔达公司成立后，一直参与阔达公司的经营管理，作为阔达公司的董事长出席各种活动，与阔达公司的员工合作申请专利，获得了多项专利证书，在北京的建筑装饰领域和建筑装饰协会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并见诸于新闻媒体的报道，由此种种，可知曹安闽在公司中处于关键地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另一股东张丽也多次直接办理公司设立登记、入资等事项。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控股股东脱离公司的经营管理，放手将公司交与他人控制，与通常情形下股东结构简单、规模较小公司中控股股东所应有的反应和作为不符。
3、曹宁名下的部分股权于2001年便被转至曹安闽名下，曹安闽也以阔达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代表阔达公司对内对外的活动，曹宁无视此种情形，直至2011年才向曹安闽提出异议。曹宁对此解释为其于2000年起患有癌症，无心阔达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作为股东的曹宁对阔达公司的经营管理发展以及其他各项应由股东决定的事项不闻不问，有悖常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综上所比较和论述，一审法院认为，曹宁提交的主要证据，来自工商档案的记载，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备案材料中记载的股东可以作为推定股东资格的重要依据，但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效力，在公司内部对于股权归属出现争议的情形下，当事人应当提供取得股权的实质性证据，需要证明自己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以实际出资作为判断标准。曹安闽提交的证据，包括了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其提交的《出国1年以上人员将不再注销户口》、《公安部三十项便民利民措施》、本人的户口本、赵勤学的陈述、原芬的证言以及公安部门出具的曹安闽的户籍信息，证明其存在不便直接持有公司股权的情形；曹安闽提交的发票原件、赵勤学、张丽以及阔达公司的陈述，能够证明阔达公司设立时的','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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