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同民初字第3488号
原告吕金盾，男，1951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同安区。
委托代理人许锦聪、吴建萍，福建嘉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卿朴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卿朴村。
法定代表人吕小平，主任。
委托代理人吕福厦，副主任。
被告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卿朴村第三村民小组，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卿朴村。
诉讼代表人吕洞，组长。
委托代理人卜祥伟，福建方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康淑云，福建方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吕金盾与被告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卿朴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卿朴村委会）、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卿朴村第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卿朴三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水平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金盾及其委托代理人许锦聪、吴建萍、被告卿朴村委会之委托代理人吕福厦、卿朴三组诉讼代表人吕洞及其委托代理人卜祥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吕金盾诉称，吕金盾系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卿朴村第三村民小组村民。1999年1月与被告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卿朴村经济合作社（现为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卿朴村民委员会）、被告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卿朴村第三村民小组（现为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卿朴村第三村民小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吕金盾向卿朴村委会、卿朴三组承包耕地2.82亩，其中水田0.48亩、旱地2.34亩。吕金盾持有的《福建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吕金盾集体成员六口，共承包王公宫口旱地2.34亩，旱地的地点为东至吕洞、西至叶彩珍、南至旧2队、北至旧4队；承包鸟仔林水田面积0.48亩，系小组出租。合同签订后，吕金盾发现卿朴村委会、卿朴三组发包给吕金盾的旱地范围、面积没有达到2.34亩。吕金盾提出异议后，卿朴三组就将位于王公宫口河边的旱地也划归吕金盾耕种承包。但是关于此块地，双方并没有签订相关合同，也未办理承包经营权证，吕金盾一直在该块旱地上进行耕种。2012年期间，因滨海西大道建设项目需要，卿朴三组集体土地被征收。吕金盾认为其位于王公宫口河边的旱地属于征地范围，因此领取了相应的青苗奖励金和租金。但是卿朴三组认为该地块不属于吕金盾承包，责令吕金盾退款并起诉至法院。法院判令吕金盾应退回领取的款项，该判决已生效。该判决确认，吕金盾持有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位于王公宫口旱地实际面积为1.215亩，位于王公宫口河边的旱地不属于吕金盾承包的耕地。卿朴三组认为，吕金盾承包不足的旱地应用吕金盾所建宅基地抵扣，但是没有提供相应依据。根据卿朴村“两委”于1998年12月12日制定的《卿朴村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工作方案》第三条第5项“自99年元月12日起，村民基建房屋所占用的耕地面积，一律实行抵扣该户的责任田。凡99年元月1日前建房占地的仍按各组实际情况处理。”的规定，吕金盾建房占地不存在需要抵扣责任田的问题：第一，吕金盾的建房时间为1993年7月，占地面积为94.5平方米，建房时间在99年元月前；第二，吕金盾于1994年就按照规定支付了土地赔偿款；第三，卿朴村三组并没有相关村民基建房屋需要耕地抵扣的约定；第四，承包合同签订在《方案》之后，如果有抵扣，应在合同中体现，但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并没有相关抵扣的约定。吕金盾认为：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卿朴村委会、卿朴三组理应按照合同约定，将约定的耕地足额发包给吕金盾。现卿朴村委会、卿朴三组未按照合同约定发包全部耕地，理应补足耕地。请求判令：1.卿朴村委会、卿朴三组按照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向吕金盾补足承包的耕地1.125亩旱地；2.本案诉讼费用由卿朴村委会、卿朴三组承担。
被告卿朴村委会辩称：一、原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发包方是村经济合作社，2003年起村经济合作社就不存在了。当初分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根据各小组实际面积填写的。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承包土地的面积包括门口、溪头（即王公宫口）所有旱地，当时没有详细填写地名，只是笼统地写“王公宫口”。吕金盾分配的旱地分布在门口一块、王公宫口一块。吕金盾将其中门口这块承包地跟其他人对换土地用于建住宅，所以应当扣除门口田。总之，村委会已经按照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亩数分配土地给吕金盾。
被告卿朴三组辩称：一、根据当时的承包方案，吕金盾家庭于1999年间承包责任田时，实际分配享有2.34亩的集体承包地（旱地），根本不存在土地分配面积不足或减少的情况。首先，卿朴三组集体的旱地主要有两个地块，一是位于“王公宫口”的地块，面积比较大；另一是村民居住地周边的地块，俗称“门口”地。在体制改革（即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初期的1984年，卿朴三组“门口”地块的分配按当年总人口数108人、人均土地面积0.15亩分配到各农户；吕金盾全家分得门口地块1.125亩；卿朴三组通过全组村民开会讨论，将村民居住地周边的地块作为固定地发包给各农户承包经营，并约定该“门口”地块由各户自行管理，今后不再变动或调整。1999年土地重新发包（即完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时，卿朴三组将当时“王公宫口”及“门口”两块旱地总面积数除以当时的村民总人口数，计算人均可分配旱地面积为0.39亩。1999年吕金盾全家六口人，分得旱地面积2.34亩。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1984年吕金盾已分得“门口”固定地1.125亩；根据村规民约，吕金盾家庭实际分得“王公宫口”旱地面积就是2.34亩扣除门口1.125亩为1.215亩。并不存在小组补给靠河边一块地之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了总分配旱地面积数，未将“门口”地块的情况登记在内。这是因为“门口”旱地早已确认为各家固定承包地，不受30年承包期的限制，已深入民心，不需要再登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吕金盾家庭自1984年就已分配的1.125亩门口地，吕金盾将自家的1.125亩门口地与其他组村民吕水路调换，并将换得的土地用于自家建房；位于“王公宫口”的1.215亩旱地仍完好保留，没有被征收。因此，吕金盾实际承包2.34亩旱地，不存在面积少分配或不足的情形。吕金盾现主张补足承包耕地1.125亩，完全无事实根据。二、吕金盾故意回避其已享有门口地的事实，虚构其在“王公宫口”除现存的1.215亩旱地外还另有1.125亩旱地的情况，虚报被征地，骗取补偿款。当该行为被查明后，现又向卿朴三组追讨子虚乌有的1.125亩地块。首先，卿朴三组村民均认可门口地承包分配的事实，唯独吕金盾有意回避，甚至主张没有分配，这明显不合常理。其次，责任田是农民的“命根子”，分配时分厘必较，一分不让。吕金盾是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主张在1999年承包耕地时村集体无端少分配1.125亩责任田，其竟然没有觉察，有违常理的。第三，吕金盾主张合同签订后其发现面积缩水，向村小组提出异议；但是无法说明其何时发觉，向谁提出异议？村小组又是通过什么形式决定另将所谓王公宫口河边的1.125亩旱地发包给其经营？第四，吕金盾在诉状中自认向卿朴三组另承包一处未办理承包经营权证的旱地进行耕种，又主张取得的承包地面积减少而要求补足，显然自相矛盾。综上，根本不存在吕金盾被分配土地不足的情况，请求驳回其诉求。第二次庭审中则辩称：吕任寅和吕金盾兄弟在1989年按照12人口来分门口地：吕任寅3人口（独生子女按2份）、吕金盾5人口、吕某戊3人口，共12人口。后来吕任寅和吕金盾兄弟分家后，1989年吕任寅分得4.5人口份门口地，吕金盾分得7.5人口份门口地。吕金盾的诉求超过诉讼时效，如果吕金盾认为其在1999年土地承包中没有被一视同仁对待，那么在二年的时间内就要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救济，而不是经过二、三十年才提起本诉讼。
原告吕金盾举示的证据及拟证明的内容如下：
一、土地承包合同书，用以证明：1999年1月，吕金盾与卿朴村委会、卿朴三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吕金盾向卿朴村委会、卿朴三组承包耕地2.82亩，其中水田0.48亩、旱地2.34亩。
二、福建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用以证明：吕金盾家庭成员6口，共承包王公宫口旱地2.34亩，旱地位于东至吕洞、西至叶彩珍、南至旧2队、北至旧4队；承包鸟仔林水田面积0.48亩，系小组出租。
三、卿朴村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工作方案，用以证明：卿朴村“两委”针对1999年开始的土地承包，制定工作方案。其中第三条第5项规定“自99年元月12日起，村民基建房屋所占用的耕地面积，一律实行抵扣该户的责任田。凡99年元月1日前建房占地的仍按各组实际情况处理。”
四、建许字（1993）130号福建省村镇建筑许可证，用以证明：吕金盾的建房时间为1993年7月，占地面积为94.5平方米。
五、收款收据、行政性收费票据，用以证明：吕金盾于1993年建房后向相关部门交纳了建房费、土地赔偿金、勘测费、配套费等。
六、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用以证明：吕金盾房屋第一、二层的建成时间为1993年，第三层的建成时间为1999年；建筑面积为94.78平方米。
七、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4）××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该判决确认，吕金盾持有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位于王公宫口旱地实际面积为1.215亩，位于王公宫口河边的旱地不属于吕金盾承包的耕地。
八、户口簿、吕某戊的死亡证明，用以共同证明1999年土地承包时，吕金盾家庭人口为六人。
九、居民建房用地申请表、福建省建设用地许可证、城镇个人建房申请表、农村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卡、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用以共同证明吕金盾所建房屋系1992年申请、1993年获批建设两层、1999年加盖第三层，面积为94.78平方米。房屋用地系划拨宅基地，与承包的土地没有关系，不存在抵扣问题。
十、吕腾治的结婚证，用以证明吕腾治于1989年1月18日登记结婚的事实；吕美阵常住人口登记卡，用以证明吕美阵于1987年4月14日户籍关系迁至广东省广州市。
被告卿朴村委会、卿朴三组对原告吕金盾举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
一、对土地承包合同书表面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土地的发包单位是卿朴村经济合作社，是卿朴三组根据人数和土地实际面积申报确认的。
二、对《福建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证据三性没有意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标注旱地2.34亩，这是对每个家庭承包户所分配旱地数的统计，包括王公宫口地块和门口地块，当时没有记载门口地块是因为土地比较零散，不方便标注四至，所以没有载明门口地块，并不代表吕金盾没有分得门口地块。吕金盾分得的门口地块面积是1.125亩。
三、对证据三至证据五的质证意见：卿朴村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村委会作为主导，各小组具体实施。《卿朴村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工作方案》规定从99年元月12日开始村民占用责任田基建房屋要抵扣责任田，但是凡99年元月1日前建房占地的仍按各组实际情况处理。卿朴三组的实际情况是门口田作为承包地，由村民自行管理；1984年之后很多村民占用门口田建房。
四、对《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吕金盾使用卿朴三组分配的责任田即门口田与他人互换地块建住宅，承包的责任田用于耕种还是用于建房与小组没有关系。
五、对（2014）××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在本案纠纷之前，吕金盾向征地部门虚报承包地被征用的情况，骗取征地补偿款；区、镇查实了该事实，对吕金盾责令退还骗取的补偿款。证实吕金盾不存在承包王公宫口河边1.125亩旱地的事实。
六、对《户口簿》、《死亡证明》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卿朴三组根据吕金盾家庭人口数分配承包责任田。
七、对证据九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些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八、对吕腾治的结婚证、吕美阵的常住人口登记卡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吕金盾要证明吕美阵在1989年没有分的门口地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被告卿朴三组举示的证据及拟证明的内容：
一、《一九九九年分地明细表》，用以证明一九九九年完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时，吕金盾所分得的旱地实际是两块，一块位于“王公宫口”（面积1.215亩），一块位于村民居住地周边即“门口”（面积1.125亩）。卿朴三组所有的重大事项都登记在记录本里，由会计吕某甲记录。2011年《滨海西大道建设征地综合补偿分配总清单》，就是根据该分地明细表进行分配的，各家各户都没有意见。当时，吕金盾的弟弟吕任寅任组长，其根据该分地明细表进行分配。足以证实分地明细表的真实性。
二、村民签名的材料，用以证明1984年到1999年期间，村民利用门口田建房，同意抵扣承包的旱地。
三、证人吕某甲的证言：我原来是卿朴三组的会计，大约于2001年没有当会计。1999年的时候，小组分配土地，我记录在本子上，是现场记录的，以备以后有用。这个本子我已经交出去十几年了。记录中“吕金盾…扣门口1.125亩”的意思，由于（时间）很久了，根据记载的（文字），这些确实是我记载的；关于99年分配土地的时候，旱地是怎么组成的、分多少的事实，记不清楚了。
四、证人何某的证言：大路田（即门口田）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承包的，后来再承包的时候有建房的扣除掉，再分配王公宫口地块。我家也有扣建房的地块，也就是现在说的门口田，当时是以户主吕电土的名字（申请）建房的。具体分配的时间，由于年龄比较大了，不记得了。
五、证人吕某乙的证言：在第一次庭审中作证：我原来是卿朴三组的组长。至1999年还是组长。承包责任田给村民，旱地统一分配，旱地有两块，一块是门口田，一块是王公宫口。门口田当时为了照顾每户村民建房方便分配的，后来分配王公宫口的时候，是按照小组土地亩数和人口平均分配，再按照户数分配到各个家庭。但是在分配之前还要扣除掉已经分配的门口田（面积）。每个人都有扣除，一视同仁。吕金盾家庭有扣（原承包的门口田），扣除门口田亩数是按照84年的标准和人口来计算的。关于笔记本上记载的“吕金盾…扣门口1.125亩”的意思，“扣1.125亩”是吕金盾将在门口田分的旱地，拿去跟别组村民吕水路换（其他土地），换得土地以后用于建房，现在这块地还在。关于土地承包权证记载的内容，卿朴三组提供数据给土地部门进行记载，只是记载比较简单，旱地四至记载的是王公宫口地块，没有记载门口田，但是这个亩数是包括王公宫口地块和门口田地块。在第二次庭审中作证：1984年开始分田到户，到1989年改制到我们队的时候，我们重新分配了一次，门口地分配固定，分配的门口田就是按照明细表上来分配的。当时约定按照人口增减每五年对土地重新调整一次，后来考虑有的家庭增减人口比较快重新约定三年一次，后来有机动地的问题又约定二年调整一次。我是从1989年开始当小组长，当时重新分配责任田就是我负责的。1989年吕某戊是按照12人口来分配的，12人有吕某戊夫妻二人、吕某戊第二儿媳妇吕美阵、吕金盾夫妻二人和三个女儿、吕任寅夫妻二人和独生子女算二份，总共12人份。当时分配就是按照吕某戊一大家子一起分配，他们兄弟后来怎么分家我们不知道。一人口按照1.5分包括“鸡嘴”一人2厘，当时分配的责任田是包括门口田的。大概在1989年初农历正月分配责任田。1989年分配的时候没有具体的记载，只是记录人口数并没有记录分配的具体亩数。1999年扣门口田的时候是征求各家各户的意见才进行扣除的。
六、证人吕某丙的证言：1989年的时候，我们小组门口田都是一大户分一次，各户如果分家的才自己去分。我家也是这样的。当时吕金盾也是按照他父亲一大户一起分的（门口田）。门口田包括“鸡嘴”这块地。
七、证人吕某丁的证言：我父亲叫吕宗申，我们五个兄弟，承包责任田时一个“签”，门口田也是按一大户分配的。村道边的两块地就是吕金盾他们家当时分配到的门口田，每人按照2分来分配“鸡嘴”田。
原告吕金盾对被告卿朴三组举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
一、对《一九九九年分地明细表》（原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形成时间无法看出，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字确认，其只是记录并没有形成相应的村规民约。
二、对村民签名的材料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这个是为了诉讼制作的证据，上面的人员信息无法判断，形成时间是诉讼之后。
三、证人吕某甲的证言只是证实他在分配责任田的时候进行记录，这个记录是根据他个人记忆记录还是村小组确实分配的记录，他忘记了，当时的很多情况他都忘记了。该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
四、证人何某是普通村民，跟其他证人一样表述一个情况。
五、证人吕某乙的证言陈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承包的土地包括门口田，土地权证上面体现的亩数是多少就是多少，没有抵扣就是没有抵扣。该证人的证言不完全符合客观事实：1.第一次庭审中证人陈述1984年按照12人口每人1.5分，第二次庭审陈述是1989年按照12人每人1.5分，这是矛盾的。2.吕美阵在1987年就将户籍移到广州，因此在1989年是不可能再分配土地给吕美阵。3.吕腾治是在1989年1月份就已经出嫁，按照证人吕某乙证明是在1989年过年后分配土地，那么吕腾治也不在分配范围内。4.不存在“鸡嘴”的说法。1989年的时候，吕任寅和吕金盾兄弟已经分家，因此是按照两家来分配的，而不是按照吕某戊一大家12人来分配的。
六、对证人吕某丙证言的质证意见：1989年，吕某戊、吕金盾和吕任寅是按照三户来记载的，并非按照一户来记载的，也就是说吕金盾他们当时并不是按一大户来分配责任田的。
七、证人吕某丁的证言不属实。
被告卿朴村委会对被告卿朴三组举示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
一、（2014）××民初字第××号民事案件卷宗：
1.卿朴三组提供的《滨海西大道建设征地综合补偿款分配总清单》；
2.卿朴三组提供的祥平街道办事处《卿朴村第三村民小组村民信访件的调查处理情况》（与本院调取的原件核对无异）；
3.卿朴三组提供的《一九九九年分地明细表》；
4.庭审笔录P3吕金盾的委托代理人陈述：吕金盾一家6人口在第二轮完善土地承包关系中，于1999年1月与卿朴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了卿朴三组2.82亩的责任田（其中水田0.48亩、旱地2.34亩）。2011年因滨海西大道建设项目，吕金盾的责任田中的旱地被征用了1.125亩，剩下的旱地现在只有1.215亩；
5.现场勘查笔录，载明：双方共同确认位于王公宫口吕金盾现余旱地1.215亩，对承包的水田位置、面积无异议；关于吕金盾承包“门口”多少旱地问题，吕金盾陈述1个（人口）1分半，已建成住宅。卿朴三组陈述：“是1.125亩”。
6.《卿朴村第3村民小组征地综合补偿款分配方案》。
二、（2014）××民初字第××号民事案件卷宗：
1.（2014）××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
2.吕任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三、卿朴三组的硬皮本，其中“89年人口”、“91年人口”、“一九九九年元月全组分地人口”、“89年盐田机动地”、“89年K头顶机动地”、“89年分田增加人口”、“91年总补机动地人口”、93年度调整机动地的资料。
四、吕金盾、吕任寅、吕某戊家庭人员基本信息。
五、《勘验笔录1》、《勘验笔录2》。
经举证、质证，本院对双方当事人举示的证据审核认证如下：
对原告吕金盾举示的证据的审核认证意见：
一、卿朴村委会、卿朴三组对吕金盾举示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的证据三性未提出异议，该证据足以证明吕金盾向卿朴村经济合作社、卿朴三组承包耕地2.82亩，其中水田0.48亩、旱地2.34亩。该合同并未约定吕金盾承包的旱地2.34亩的具体位置。
二、《福建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由同安区人民政府颁发。卿朴村委会、卿朴三组对《福建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标注的旱地2.34亩具体分为几块、每块的位置提出事实主张，并提供书面证据，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该证所标注的旱地2.34亩具体分为几块、每块的位置，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查明的事实进行认定（下述另行认定）。
三、卿朴村委会、卿朴三组对吕金盾举示的《卿朴村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工作方案》的证据三性未提出异议，该证据的证明对象成立，但是该工作方案规定的“凡99年元月1日前建房占地的仍按各组实际情况处理”并不表示凡99年元月1日前建房占地的一律不抵扣该户的责任田，而是“仍按各组实际情况处理”。
四、查吕金盾举示的《福建省村镇建筑许可证》、《收款收据》、《行政性收费票据》、《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的内容，足以证明其欲证明的对象。但是吕金盾是否将所承包的门口田与其他村民调换土地用于建房、在1999年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中村民原承包的门口田有否作为责任田的组成部分由村民继续承包，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查明的事实进行认定。
五、卿朴村委会、卿朴三组对吕金盾举示的（2014）××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该判决并未作出“吕金盾持有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位于王公宫口旱地实际面积为1.215亩，位于王公宫口河边的旱地不属于吕金盾承包的耕地。”的认定，吕金盾该证据的证明对象不能成立。
六、卿朴村委会、卿朴三组对《户口簿》、吕某戊的《死亡证明》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吕金盾家庭承包经营户人口为六人是否包括其父亲吕某戊，经查吕金盾的弟弟吕任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记载吕任寅家庭承包经营户人口为四人包括其父亲吕某戊。因此认定吕金盾家庭承包经营户人口为六人包括其母亲苏某，
七、吕金盾举示的《居民建房用地申请表》、《福建省建设用地许可证》、《土地登记卡》、《城镇个人建房申请表》、《农村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卡》、《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足以证明吕金盾所建房屋申请建设、获批建设、加层建设的时间，获批用地面积为94.5平方米。《居民建房用地申请表》显示西柯镇土地管理所审批意见为：“同意申请旱地长9米宽10.5米94.5㎡”；《福建省建设用地许可证》显示吕金盾所建房屋批准用地面积94.5平方米（其中耕地94.5平方米）；《土地登记卡》显示“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宅基地；《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其中的《厦门市宗地地籍图》显示吕金盾所建房屋周围围墙。
八、吕金盾举示的吕腾治的结婚证可以证明吕腾治登记结婚的时间1989年1月18日，举示的吕美阵常住人口登记卡可以证明吕美阵迁出户籍关系的时间1987年4月14日，但是对1984年至1989年间吕某戊家庭人口数、承包门口责任田的人数的认定，应当根据卿朴三组所持硬皮本的记载，参考吕腾治的婚嫁、吕美阵的户籍迁出时间综合分析，予以认定（详见如下认定意见）。
对被告卿朴三组举示的证据的审核认证意见：
对卿朴三组举示的《一九九九年分地明细表》、村民签名的材料、证人吕某甲、何某、吕某乙证言，结合本院依职权调取的祥平街道办事处《卿朴村第三村民小组村民信访件的调查处理情况》、《卿朴村第3村民小组征地综合补偿款分配方案》、2011年《滨海西大道建设征地综合补偿分配总清单》、《现场勘查笔录》的综合认证意见：
1.证人吕某甲出庭作证证实：关于《一九九九年分地明细表》“99年的时候，小组分配土地，我记录在本子上，是现场记录的，以备以后有用”；卿朴三组关于“《一九九九年分地明细表》是在一九九九年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时由卿朴三组会计吕某甲记录”的举证意见成立。
2.本院依职权调取的（2014）××民初字第××号民事卷宗中祥平街道办事处《卿朴村第三村民小组村民信访件的调查处理情况》，该文书载有“吕金盾一家没有被征地、吕任寅重复计算被征地面积1.82亩、吕永庆多计算被征地面积0.33亩”的内容。除上述三人（户）之外，2011年《滨海西大道建设征地综合补偿分配总清单》载明的计算分配给卿朴三组被征地村民“青苗、地上附着物、水利费、按时交地奖励金”金额所依据的承包责任田的亩数与《一九九九年分地明细表》记载的被征地村民承包“王公宫口”责任田的亩数相符，均为每户承包责任田的总亩数扣除本已承包的门口田亩数后所余的承包“王公宫口”责任田亩数，按照《卿朴村第3村民小组征地综合补偿款分配方案》第三条第8项“青苗、地上附着物、水利费、按时交地奖励金每亩12000元由3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者所得”规定的标准、对象计算发放。
3.证人吕某甲、何某、吕某乙证言所证实的在1999年完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中，卿朴三组将在1984年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中分配给各承包户的门口责任田作为固定的承包责任田，在1999年完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中从各户承包的责任田总亩数中扣除，再分配位于“王公宫口”的旱地。本院依职权调取的（2014）××民初字第××号民事卷宗中《现场勘查笔录》，吕金盾在本案庭审中对《现场勘查笔录》无异议。该笔录载明：双方共同确认位于王公宫口吕金盾现余旱地1.215亩，对承包的水田位置、面积无异议；关于吕金盾承包门口多少旱地，吕金盾陈述1个（人口）1分半，已建成住宅。卿朴三组陈述：“是1.125亩”。证人吕某乙在第二次庭审中则作证：“1984年开始分田到户，到1989年改制到我们队的时候，我们重新分配了一次，门口地分配固定，分配的门口田就是按照明细表来分配的。……1989年吕某戊是按照12人口来分配的，12人有吕某戊夫妻二人、吕某戊第二儿媳妇吕美阵、吕金盾夫妻二人和三个女儿、吕任寅夫妻二人和独生子女算二份，总共12人份。……一人口按照1.5分包括“鸡嘴”一人2厘，当时分配的责任田是包括门口田的。1989年分配的时候没有具体的记载，只是记录人口数并没有记录分配的具体亩数。1999年扣门口田的时候是征求各家各户的意见才进行扣除的。”在《现场勘查笔录》、《一九九九年分地明细表》、2011年《滨海西大道建设征地综合补偿分配总清单》的印证下，上述证言所证明的“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中分配给各承包户的门口责任田，在1999年完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中从各户承包的责任田总亩数中扣除，再分配位于王公宫口的旱地。”的基本事实真实可信，予以确认。由于卿朴三组对将“门口地”分配固定的时间、各承包户承包的亩数没有记载，在两次庭审中，诉讼代表人吕洞、证人吕某乙依靠自己的记忆对此事实进行表述，吕洞、吕某乙均对卿朴三组将“门口地”分配固定的时间作出两次不同的表述，两次表述的事实存在的不同之处在于卿朴三组将“门口地”分配固定的时间是1984年还是1989年。根据硬皮本的记载“89年人口：寅仔3、肚仔3、盾仔5”、91年“总人口127人”“减：肚仔1人”、“91年人口：寅仔3、肚仔2、盾仔5”，结合吕金盾举示的吕腾治的结婚证，可以推定：1984年吕某戊家庭人口3人包括吕某戊、其妻苏某、女儿吕腾治，吕金盾家庭人口5人。至1989年，吕某戊、吕金盾的家庭人口没有变化。根据对上述证据的综合审查判断，认定：1984年，吕某戊家庭人口3人，吕金盾家庭人口5人；1989年，卿朴三组记录确认吕某戊家庭人口3人，吕金盾家庭人口5人。
4.证人吕某丙、吕某丁均作证称卿朴三组村民承包责任田均以大户一起承包门口田（包括“鸡嘴”块地）。吕金盾当庭陈述“当时我们已经分家了，是分开量的。我分的地和吕任寅分的土地是隔壁。”证实了吕金盾与吕任寅承包的门口田地块相邻。
5.卿朴三组举示的吕洞、吕福厦、吕某乙、吕竹林等30名村民签名的《举证》材料所欲证明的“我组各村民户凡在门口地建房都要抵扣自家的土地面积”，吕洞、吕福厦关于该事实的表述属于当事人的陈述，吕某乙、吕竹林已出庭作证，其关于该事实的证明如上对证人证言的认证意见。
根据对以上双方当事人举示的证据的审核认证意见，结合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以及诉讼中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一、在卿朴村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中，吕金盾家庭承包门口地块责任田的情况：卿朴三组集体的旱地主要有位于今称中洲岛俗称“王公宫口”的地块和村民居住地周边的地块（俗称门口地）等地块。在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初期的1984年，卿朴三组将村民居住地周边的耕地按当年小组总人口数分配，按人均土地面积0.15亩发包到各家庭承包经营。后来经该该组村民约定，门口地块承包不再变动，将来调整承包土地时，按王公宫口和门口等旱地总面积数除以当时的村民总人口数，计算人均可分配旱地面积，扣除原承包的门口地块面积，余下的应承包旱地面积在王公宫口等地块安排，以户为单位承包经营。吕金盾系吕某戊的长子，吕任寅系吕某戊的三子。1984年至1989年间，吕金盾全家5口人，包括吕金盾和其妻郭选、长女吕妙霞、次女吕美雀、三女吕加治；吕某戊全家3口人，包括吕某戊和其妻苏某、女儿吕腾治。吕金盾、吕某戊家庭每人口均分得门口旱地0.15亩。吕金盾家庭与吕任寅家庭承包的门口田地块相邻。
二、1984年至1999年间，吕金盾、吕任寅、吕某戊家庭人口变化情况：1984年至1989年间，吕金盾、吕某戊家庭人口情况如上所述；吕任寅儿子吕国传出生于1988年3月1日；卿朴三组的“硬皮本”记载：89年分田增加人口：盒治1人……寅仔1人；89年人口：盒治6（加1）……寅仔3（加1）、肚仔3、盾仔5；91年人口：盒治7……寅仔3、肚仔2、盾仔5；91年总补机动田人口：盒治2人补鸟仔林1.076（亩）……寅仔1人补盐田0.538（亩）；一九九九年元月全组分地人口130人：金盾6人、任寅5人（独生1人）……盒治7人。一九九九年，吕某戊家庭未被卿朴三组登记确认为独立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户。
三、在卿朴村1999年完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中，吕金盾、吕任寅承包旱地的情况：1998年始，同安区开展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活动。在该活动中，卿朴村“两委”于1998年12月12日制定的《卿朴村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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