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77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爱莲，女，1939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振华，男，1963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振钊，男，1966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振彪，男，1968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佳宜，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林，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玉玲，女，1961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传奇，广州市荔湾区华林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上诉人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因与被上诉人严玉玲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10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流于交易形式而无视交易背后损害他人利益的实质。一审法院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是错误的。首先，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并非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不属于一审适用的上述司法解释中所指的合同一方当事人推翻自己所签的合同主张合同无效的情形。其次，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尤其是涉案房屋共有人何爱莲，属于利益受损的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依据《合同法》第52条足以认定合同无效，该种法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与出卖人是否有处分权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再次，依据《物权法》第106条、婚姻法解释(三)第11条的规定，在夫妻一方以自己的名义出卖共有房屋时，应审查是否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严玉玲作为何爱莲和出卖人严彬的女儿，在明知涉案房屋为父母共有财产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已支付合理对价(购房款)的情况下，根本不属于善意交易的买受人。严玉玲在涉案房屋交易前后，一直负债累累，根本没有能力支付购房对价或者向严彬购买涉案房屋，其自称家庭经济条件宽裕与事实不符，而且也缺乏基本的诚信。涉案房屋一直由父母和其共同居住，因此不存在房屋的交付而更具隐密性，以上均无法认定严玉玲为善意第三人，因此严彬单方对涉案房屋该共同财产的处分无效，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有权追回涉案房屋。最后，就一审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和前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前者属于一般性规定，而后者为特别性规定，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本案针对涉及婚姻家庭成员方面纠纷的处理，应当优先适用后者的相关规定。二、涉案房屋是解困房屋的性质，原产权人是严彬，其是以家庭为单位购买的，而实际购买的款项是严振华用金器向他人抵押筹集的购房款，因此严彬将房屋出售给其女儿严玉玲是不符合常规的。严彬在2005年之前已经患有双侧丘脑空隙性梗塞，其是被哄骗而与严玉玲签订合同，且在2005年11月时严彬再次发生脑萎缩入院。另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错误的，本案应该根据2017年10月1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9条》规定予以审理。综合以上事实和理由，请求上级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根据事实予以改判，支持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的一审诉讼请求。
严玉玲辩称，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陈述的内容不是事实，何爱莲等在上诉状事实与理由第一项陈述严彬将房屋转让给我方，严彬收到解困房的通知之后与其三个儿子以及妻子协商是否购买，因为当时严彬名下还有一套公房。关于何爱莲等上诉状事实与理由第二项的内容，何爱莲等当庭申请对合同中严彬的签名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果为同一人所写，司法鉴定已经明确告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严彬与严玉玲在2005年1月20日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在房屋交易中心有工作人员见证下自愿签订且合法有效的，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是明确知道当时涉案房屋的价格就是评估价格，综上严玉玲是善意取得涉案房屋的，没有恶意串通的行为，且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提交的资料均与本案无关。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称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是严振华筹集的，但实际上严玉玲已经将款项交还了。
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严玉玲与何爱莲的亡夫严彬在2005年1月20日签订的《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2.严玉玲办理将广州市**区*****路三街三巷4号***房产权变更登记至严彬合法继承人即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及严玉玲名下的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彬与何爱莲是夫妻，共有四子女即严玉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广州市*****路南三街三巷4号***房原登记在严彬名下，建筑面积52.7224平方米，登记日期1992年1月28日。
2005年1月20日，严彬（卖方）与严玉玲（买方）签订《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房地产座落*****路南三街三巷4号504房，双方议定交易价为100000元（一次性付）等。
2005年2月6日，严玉玲领取了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成为*****南三街三巷4号504房的权属人。
2008年6月16日，严彬去世。涉讼504房现由何爱莲及严玉玲居住。
一审审理期间，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申请对《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中“严彬”签名是否是本人所签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负责鉴定，该鉴定所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鉴定意见书，检材为《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样本为1998年8月29日的《房屋交接书》及1998年12月31日的《广州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鉴定意见为检材与样本是同一人所写。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严彬确在2005年1月20日与严玉玲签订《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将涉讼房屋出售给严玉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严彬未经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同意签订的上述买卖合同仍合法有效，且购房款有无支付属于合同履行问题，不影响合同效力，何爱莲、严振钊、严振彪、严振华认为严彬未经配偶同意擅自出售涉讼房屋，严玉玲没有支付购房款，要求确认上述买卖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9800元，鉴定费4600元（含误工费1000元），由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负担。
二审中，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提交以下证据：1.广东省中医院住房病案（入院记录和出院记录），证明严彬在2005年11月19日再次脑萎缩入院，因此其于2005年1月与严玉玲签订合同时并不具有完全的行为意识。2.购解困房通知书，证明案涉房屋是以家庭为单位向广州市解决困难住房办公室购买的房屋。对此，严玉玲质证称：证据1未在一审提交，因此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经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何爱莲等表示：主张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
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本案中，何爱莲等上诉提出以该条款之规定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则何爱莲等理应对于严玉玲与严彬之间存在主观恶意串通和客观实施串通行为承担举证责任，现从案件查明事实审查来看，严彬与严玉玲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并无充分证据显然双方约定之价格为不合理低价，而案涉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至今已经十余年之久，因此，何爱莲等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严玉玲与严彬之间的买卖行为符合上述法定无效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驳回其主张合同无效的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何爱莲等上诉提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的规定，因不属于认定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采信。何爱莲等二审提交的证据因不足以支持其上诉主张，本院均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何爱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何爱莲、严振华、严振钊、严振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怡
审判员 李静
审判员 余盾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袁蕾
游瑞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