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34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柴瑞芬，女，1975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代理人黄楚楚、刘富海，浙江亿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君丽，女，1940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奇，男，195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形州，女，1962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形梅，女，1966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形亚，女，1960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泾县。
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杜鹏、叶克挺，浙江顺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柴瑞芬因与被上诉人毛君丽、郭奇、郭形州、郭形梅、郭形亚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民初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毛君丽与郭武进系夫妻关系，共同生育郭奇、郭形州、郭形梅、郭形亚。柴瑞芬与郭武进自1993年开始建立师徒关系，并与毛君丽等共同生活在杭州。毛君丽、郭奇、郭形州、郭形梅、郭形亚称，郭形亚是在其5、6岁时被抱养到郭武进在安徽的朋友处给该朋友做养女，到郭形亚17、18岁时起经常与郭武进来往并看望郭武进。柴瑞芬称郭形亚确曾来看过郭武进几次，郭武进也曾与其提到郭形亚被抱养的事，但具体时间等情况不清楚。毛君丽、郭奇、郭形州、郭形梅、郭形亚提交的原富阳市土地管理局向郭武进颁发《富阳县征（使）用土地审批表》载明：征地单位为“东坞山村郭武进”，土地坐落“东坞山村东光畈新区”，征地用途“经营房”，性质“使用”，申请征（使）用地数量“0.15亩”，核准日期“1995年11月24日”。1996年1月16日，原富阳市国土资源局向郭武进颁发了《浙江省建设用地许可证》，载明建设单位“东坞山村郭武进”、地址“东坞山村”、土地性质“使用”，项目共需用地及本期批准面积均为“0.15亩”、用途“小店”。之后于1996年实际共建造了三层，落地面积100平方米左右，并在该房屋北面建造了30平方米左右的厨房。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前述“表、证”中提到的地块为同一地块。1997年3月，郭武进与柴瑞芬从杭州搬到富阳区，主要通过采草药、为人治病的方式谋生，但在富阳并无相应的行医资格，毛君丽等人仍居住生活在杭州；2003年之后，郭武进及柴瑞芬被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营业。柴瑞芬称被责令停业后仍在采草药并为人治病，到富阳后的前期其与郭武进对收入按郭武进60%、柴瑞芬40%的比例分成，2002年之后的分成比例调整为五五开。郭武进作为甲方、柴瑞芬及儿子柴志毅作为乙方，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一份，载明：甲方因年老，身边无人照料，几个儿女都在忙于自己的事业与家庭之中，没有时间来照料，经甲乙双方邀约，愿意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双方承诺履行以下协议：1.甲方愿将杭州市富阳区的房屋赠送给乙方，房屋总层数（三层），所在层数1～3层，建筑面积约350平方米，在甲方百年后归乙方所有；2.乙方应于每月10日前给付甲方生活费3500元，甲方所有的饮食起居由乙方承担；3.甲方应尽到遗赠财产的维护责任，不得随意处理遗赠的财产；如果甲故意将财产损坏或者送给他人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修理、更换或者收回，甲方拒不修理、更换或者收回的，乙方有权终止协议；4.乙方应按时给甲方费用，逾期给付的，甲方有权要求履行协议；如果连续3个月不给付费用的，甲方有权终止协议；5.本协议自2003年10月1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落款时间为2003年8月30日，落款处，郭武进及柴瑞芬均签名及捺印，柴志毅的名字由他人代签。对签订前述协议的事，柴瑞芬称当时仅其与郭武进在场，因协议有一式两份，2003年9月其师傅郭武进就拿到杭州给师母（即毛君丽）；至于签约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即2003年）郭武进年纪大了，卫生局也不让做了，没有收入来源，儿女也不照顾他，郭武进主动提出写这么个协议，协议中3500元也不要求其拿出来，主要把其生活照顾好；柴志毅的名字也是郭武进主动要求写进去的。柴瑞芬又称，签约后其一直以现金形式向郭武进支付涉案协议中的3500元，自2011年起因客观上不再行医，没有经济收入来源，郭武进免除了其支付3500元/月的义务。毛君丽、郭奇、郭形州、郭形梅、郭形亚称之前并不知晓涉案协议的事，至于在郭武进去世后柴瑞芬仍居住在涉案房屋中，是因为柴瑞芬向其提出儿子柴志毅读书需要等原因；直到2016年12月拆建办的人到涉案房屋中去，柴瑞芬打电话给郭奇，郭奇赶到涉案房屋中，柴瑞芬才拿出涉案遗赠扶养协议。自2000年起，郭武进通过社保等每月有400～500元的收入，之后逐年增加，至其去世的前几年开始，每月收入增长为1000余元。2009年、2010年、2011年等期间，由郭奇等为郭武进办理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等。2002年3、4月，郭武进曾因病住院半个月左右的时间。2015年5月30日，郭武进因“10余天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胸闷气急，活动后较剧，无发热畏寒，无恶心呕吐，无腹痛腹泻等不适；1天前感气急加重，伴少许干咳，夜间不能平卧，无发热畏寒等不适”，为求进一步诊治而入住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该院出具的《急诊抢救及留观病历》中记载的联系人为柴瑞芳，“既往史”一栏中载明“患者过去体质良好，无高血压史，无糖尿病史，无冠心病史，无××病史，无结核病史有脑部手术史10余年，有脑部外伤史10余年，无输血史”。柴瑞芬在该病历上签名。2016年6月16日，郭武进以“疗效评价好转”而出院。住院期间共花去医疗费13208.85元，其中通过统筹途径支付8241.44元，个人现金合计支付4964.41元，该费用由郭奇等人支付。之后，郭武进在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由郭奇等人支付。本次住院期间，柴瑞芬及郭奇等兄弟姐妹对郭武进均进行了护理、照料。2015年7月22日，郭武进因“慢支”在家中去世，2015年7月24日在杭州殡仪馆火化。火化当日，郭奇与杭州殡仪馆签订《骨灰寄存协议》，将郭武进的骨灰寄存在殡仪馆中。为办理郭武进的善后及骨灰寄存等，共花去3580元费用，该费用由郭奇等人支付。2015年12月13日，由郭奇经手从殡仪馆将郭武进的骨灰取出拿到涉案房屋中，次日，柴瑞芬及郭奇等人一同将骨灰送到东阳进行安葬。柴瑞芬称郭武进自去世的5、6年前开始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主要表现为气喘、气急，但平时生活仍能自理；2015年5月底将郭武进送医抢救时，其支付了抢救费用近2000元。毛君丽、郭奇、郭形州、郭形梅、郭形亚称郭武进在2014年之前的身体状况均较好。2017年1月22日，柴瑞芬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坐落于杭州市富阳区的房屋归柴瑞芬所有。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柴瑞芬及柴志毅与郭武进签订涉案遗赠扶养协议时，柴瑞芬对郭武进与毛君丽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事实是明知的，柴瑞芬虽主张郭武进与毛君丽曾协商涉案房屋归郭武进一人所有，但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佐证其主张成立，因此涉案房屋应认定为郭武进与毛君丽共同所有，在未征得毛君丽同意的情况下，郭武进无权单方处分涉案房屋。其次，我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从该条内容看，遗赠扶养协议具有双务性质。从柴瑞芬认可的事实看，郭奇等人平时与郭武进有相互往来，在郭武进生病住院期间，毛君丽、郭奇、郭形州、郭形梅、郭形亚对郭武进进行了必要的照顾护理并支付了住院期间的全部医疗费用，在郭武进去世后，主要由毛君丽、郭奇、郭形州、郭形梅、郭形亚处理了善后事宜并支付了丧葬费用；柴瑞芬虽主张在郭武进急诊期间支付了抢救费用，也曾提出由其向郭奇等人支付的已由郭奇等人支出的住院费用等，均未举证证明其主张成立。此外，遗赠扶养协议明确约定柴瑞芬及柴志毅应每月向郭武进支付3500元费用，庭审中一方面柴瑞芬认可自2011年起未再支付，而其未举证证明无需支付已得到郭武进的同意，且未举证证明签约起至2010年间相关费用的实际支付情况；另一方面又称郭武进一开始就没有要求其每月支付3500元。综上，柴瑞芬以涉案遗赠扶养协议有效并履行了其中约定的所有对郭武进的生养死葬义务为由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及理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各方诉辩的其他主张，本案中不再予以评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柴瑞芳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柴瑞芬负担。
宣判后，柴瑞芬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为郭武进与毛君丽共同所有，在未征得毛君丽同意的情况下，郭武进无权单方处分涉案房屋”，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郭武进与上诉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时，告知上诉人其已与毛君丽协商约定杭州房产归毛君丽，案涉房屋归郭武进所有。原审法院未要求毛君丽出庭，未对毛君丽进行发问，而仅凭其代理人的话，就以上诉人举证不能为由认定案涉房屋为毛君丽与郭武进共同所有，有失公允。2、即便认定案涉房屋为共同所有，郭武进以《遗赠扶养协议》的方式处分案涉房屋的行为，也不完全无效。二、原审法院关于《遗赠扶养协议》的履行情况的认定存在错误。上诉人与郭武进共同生活、尽照顾义务近二十年，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请求，实质否定了上诉人近二十年的生活照顾建立起来的遗赠扶养关系，显然是不公平的。本案中，上诉人已履行了遗赠扶养义务，具体分析如下：1997年3月，郭武进与上诉人从杭州搬到富阳区，被上诉人等人仍居住在杭州，自此郭武进与毛君丽长期处于分居状态，子女也不经常探望郭武进。《遗赠扶养协议》也载明协议签订的背景。被上诉人未能尽法定扶养、赡养义务，郭武进通过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以获得生活上的照顾。在案证人周某的陈述也确认了郭武进日常生活皆由上诉人照顾的事实。一审中各被上诉人均认可2015年12月1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郭奇一起将郭武进骨灰送至东阳进行安葬。2011年前，上诉人履行了协议约定的每月向郭武进支付3500元的义务，2011年起郭武进与上诉人的诊所被要求停业，上诉人因无经济收入，且郭武进每月有1000余元的社保收入，所以郭武进主动提出免除每月3500元的义务，遗赠扶养协议内容发生变更。原审法院未结合案件情况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进行判断的情况下，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遗赠扶养协议一式两份，被上诉人也应持有一份，如果上诉人单方不履行支付义务，郭武进肯定不满，且根据被上诉人庭审陈述，期间郭武进与被上诉人之间偶有来往，但是郭武进的子女及证人都没有提及郭武进曾向其抱怨该事情，从这个细节可以说明，上诉人关于2011年前一直支付，2011年后郭武进主动免除的主张是真实的。协议明确约定上诉人连续3个月不给付费用，郭武进有权终止协议，事实上，在近12年时间里郭武进未就协议的履行提出异议，这表明郭武进与上诉人未就协议履行产生过争议。关于医疗费用及丧葬费用的问题。从协议的内容看，这两项费用不在上诉人的协议义务范围内，不论是否支付均不影响上诉人基于遗赠扶养协议取得案涉房屋。另，需要强调的是上诉人在协议约定的义务范围内仍有支出医疗费用。医院出具的发票抬头均为就医人郭武进，而无法体现具体付款人，故在质证过程中，上诉人未认可各被上诉人提交发票的证明目的，即各被上诉人提交的发票无法证明医疗费用由被上诉人支付，但上诉人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承认部分费用由被上诉人支付，故原审法院关于各被上诉人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遗赠扶养协议签订于2003年，郭武进于2015年7月死亡，12年期间上诉人对郭武进进行了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的陪护，仅仅因为上诉人没有支付万余钱而认定上诉人没有尽到生养死葬的义务，不符合事实。遗赠扶养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还是要对死者尽到赡养义务。上诉人12年的陪护已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即使在履行过程中有瑕疵，并不代表上诉人未履行协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上诉人柴瑞芬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有：1、光盘一张，欲证明上诉人对郭武进生前进行了照料。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卫生监督意见书，欲证明2011年因诊所被责令停业，导致上诉人没有经济收入，郭武进主动提出免除上诉人每月支付3500元的事实。
被上诉人毛君丽、郭奇、郭形州、郭形梅、郭形亚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针对上诉人提出的第一项上诉意见。首先，上诉人既然声称案涉房屋经由郭武进与毛丽君协商归郭武进一人所有，则应提交相应证据。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为郭武进与毛丽君共同所有，在未征得毛丽君同意的情况下，郭武进无权单方处分涉案房屋。其次，本案所涉及的是遗赠抚养协议，上诉人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共有人立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部分有效处分他人财产部分无效的批复》的相关规定并不适用。针对上诉人提出的第二项上诉意见。遗赠抚养协议具有双务性质，受遗赠人只有在充分完整地履行相应义务后，才能享有遗赠人所赠与的利益。本案中，被上诉人不仅在郭武进生前为其办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时常前往富阳进行看望与照顾，在郭武进住院期间也及时支付了相应医药费，进行护理、照料，而且在其死后也妥善处理好一切事务，一切花费也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所主张的遗赠扶养协议并无适用的必要。上诉人一方面未能按照协议约定按时足额向郭武进支付生活费，另一方面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郭武进免除了其支付义务，也不能证明其支付过医疗费、住院费的事实，上诉人显然未能尽到妥善的照顾义务，理应无法享有相应的利益。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由于上诉人举证不能，对上诉人之主张不予支持，进而认定案涉房屋为郭武进与毛丽君共同所有，且上诉人未按照遗赠扶养协议履行相应义务，故而不能享有相应权利。三、上诉人与郭武进之间以前是师徒关系，自2003年到富阳后，双方系合作关系，分成为四六开，后转化为五五开，双方之间是平等主体间的合伙关系。在一审中查明，上诉人没有取得行医资格，完全依附于死者的资质条件，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与老中医五五分成，双方的关系不言而喻。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遗赠扶养协议中扶养人不仅有上诉人本人，还有柴志毅，该协议形成时，柴志毅仅仅是一名尚未满周岁的孩子，其完全没有履行协议的能力。一审法官基于本案中存在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况，对本案的合同进行了道德上的评判。在一审中上诉人称自2011年开始因为死者持有的行医执照属于杭州地区，故在富阳卫生行政部门对其的行医行为进行了处罚，其自2011年之后已停止行医，即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在2011年终止。死者失去了主要的生活来源，而上诉人又表述在此时死者免除了其的给付义务，这也不符合常理，而且上诉人也没有就此提交相应的证据，只是其个人的表述，也是违反生活规律和常规的。本案中疑点众多，遗赠扶养协议形成的理由或真正的原因不言而喻。作为郭武进的子女，认为上诉人是在利用郭武进的医术和执照获得利益。在郭武进住院至死亡、安葬问题上，上诉人称想支付款项但子女不同意，可见郭武进的家属根本不知道遗赠扶养协议，故郭武进的家属及子女认为死者的安葬等其他费用应由其家属承担，而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因此没有要求上诉人支付相关的费用。遗赠扶养协议出示于该房屋由当地拆迁部门进行丈量、确认分配之时。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毛君丽、郭奇、郭形州、郭形梅、郭形亚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柴瑞芬提交的证据1，毛君丽、郭奇、郭形州、郭形梅、郭形亚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对共同生活20年的老人给予临终关怀，是道德上的义务，但不能把道德上的关怀加上金钱的标识，洗脚的视频是别有用心的拍摄。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柴瑞芬所要证明的目的，故本院不予确认。
柴瑞芬提交的证据2，毛君丽、郭奇、郭形州、郭形梅、郭形亚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一审中，被上诉人提出上诉人在杭州市拱墅区次性付款购买了一套住房，上诉人称款项来源于丈夫的收入，既然上诉人有如此高的收入，为何在2011年郭武进被责令停业后中断了给付的义务，上诉人如此做必另有隐情。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柴瑞芬所要证明的内容，故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郭武进作为甲方、柴瑞芬及其儿子柴志毅作为乙方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所涉的杭州市富阳区房屋，系郭武进在与毛丽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在无证据证明郭武进、毛丽君就该房屋存在权属进行约定的情况下，应当视为该房屋的相应权利由郭武进、毛丽君共同享有。虽然上述《遗赠扶养协议》处分了毛丽君应享有的部分权利，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共有人立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部分有效处分他人财产部分无效的批复》精神，该《遗赠扶养协议》中涉及郭武进处分自己财产权利的部分内容，应属有效，涉及处分毛丽君财产部分内容属无效。遗赠扶养协议系双务合同，在扶养人按照协议承担了扶养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本案所涉遗赠扶养协议明确柴瑞芬的扶养义务为承担郭武进的饮食起居和每月支付生活费3500元。郭武进1997年3月与柴瑞芬从杭州搬到富阳后，没有证据反映郭武进在2015年5月30日住院前，离开富阳回杭州生活，结合《遗赠扶养协议》中载明“甲方因年老，身边无人照料”的内容以及郭武进当时的实际年龄，可以认定柴瑞芬履行了负责郭武进饮食起居的扶养义务。根据柴瑞芬的自认，从2011年起柴瑞芬未支付给郭武进每月3500元生活费，由于《遗赠扶养协议》第4条约定，如果连续3个月不给付费用的，郭武进有权终止协议，现没有证据可以反映郭武进生前有过向柴瑞芬催讨生活费或者主张终止协议的相关事实，故柴瑞芬认为系郭武进免除其支付生活费义务的陈述，具有可信性。柴瑞芬已经履行了自己的扶养义务，柴瑞芬、柴志毅理应根据《遗赠扶养协议》取得郭武进在杭州市富阳区房屋中所享有的相应权利。现柴瑞芬基于《遗赠扶养协议》要求法院对杭州市富阳区房屋所有权进行确认，但从现有证据看，杭州市富阳区房屋所在土地仅取得征用土地审批表和浙江省建设用地许可证，在房屋建成后，未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产权证，故柴瑞芬要求直接确认该房屋所有权，条件并不成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柴瑞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志军
审 判 员 韩 昱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