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道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1124民初832号
原告：何某1，男，汉族，1990年2月4日出生，湖南省道县人，住湖南省道县寿雁镇。
原告：何某2(系原告何某1父亲)，男，汉族，1965年3月4日出生，湖南省道县人，住湖南省道县寿雁镇。
原告：周某某(系原告何某1母亲)，女，汉族，1968年9月2日出生，湖南省道县人，住湖南省道县寿雁镇。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周谟吉，道县金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杨某1(系被告杨某2父亲)，男，汉族，1970年11月4日出生，湖南省道县人，住湖南省道县祥霖铺镇。
被告：蒋某某(系被告杨某2母亲)，女，汉族，1974年2月7日出生，湖南省道县人，住湖南省道县祥霖铺镇。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家红，湖南宁远舜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杨某2，女，汉族，1992年6月19日出生，湖南省道县人，住湖南省道县祥霖铺镇。
原告何某1、何某2、周某某与被告杨某2、杨某1、蒋某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某1、何某2、周某某及委托代理人周谟吉，被告杨某1、蒋某某及委托代理人黄家红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某2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某1、何某2、周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返还礼金156200元给原告；2.本案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杨正芳讲给原告何某1介绍女朋友。第二天原告等人到杨正芳家相亲，吃中饭后原告打发被告杨某2红包6000元，被告蒋某某900元，杨正芳夫妇各400元，杨正芳两个小孩各200元，被告杨某2的女友200元。2016年正月初八日三被告同杨正芳夫妇及两个小孩到原告家“看家”，中饭后原告给被告杨某2红包2000元，被告杨某1、蒋某某各600元，杨正芳一家四人各100元，司机油钱200元。2016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原告给被告杨某2购买了项链一条、手镯一个、戒指一个共计8000元。2016年农历正月十八日双方定亲，原告给予被告家彩礼金额100000元，“五品”15000元（5个各3000元），“桌面”17100元（19个各900元），被告蒋某某则回了原告红包6000元。定亲后杨正芳从原告处拿走介绍费5000元。原告何某1与被告杨某2定亲后共同生活不足四个月，期间被告杨某2天天口服精神病药，脾气暴躁。2018年正月初三日被告杨某2提出分手，所去礼金叫她父亲给付原告，此后被告杨某2走了不与原告何某1联系。
被告杨某1、蒋某某辩称：1、我们在到原告家“看屋”后就明确讲了小时候因为煤气中毒脑瓜子有时不太灵活，也就是有点智障。原告方也表明了态度，说没有关系，婚后可以诊治好的，双方这才订婚的。订婚后约6个月我们还与原告何某2、周某某一起陪杨某2去桂林181医院诊病、拿药。此前原告何某1还陪杨某2去了永州医院拿药；2、订婚后何某1、杨某2有时住在原告家，有时住在被告家，被告对待何某1如自己的儿子，只是因为杨某2近三年来没有生育小孩，原告才嫌弃杨某2，故意找茬赶走她；3、杨某2一直与何某1生活，已经达三年之久，在被告家生活的时间也没有承担任何生活费，是何某1不愿与杨某2共同生活，错在何某1。原告给付的69000元彩礼系赠与行为，且被告已经将彩礼打发了何某1与杨某2，因此要求退还没有依据。
被告杨某2书面辩称：1、我与何某1订亲后在原告家生活了一段时间，经何某1父母同意我俩才回外家生活的，也没有出生活费。去年在原告家过年时，何某1借故和我生活了几年还没有孩子，就与我吵架，还要打我，要我外家赔钱，将我赶回外家；2、相亲时原告没有给我6000元红包，在到原告家“看屋”时是给了2000元红包。订婚那天我没有看到“衣服钱”6000元。何某1确实带我买了项链、戒指，是他主动要买的。我父母和我讲彩礼只有69000元，以后我到原告家时已经给了何某1父母。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的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相亲时是否给了杨某26000元红包。证人杨正芳（介绍人）陈述没有看见，只承认给了自己一家人的红包，而杨运秀（杨正芳妻子的姐姐）的书面证词证明给了杨某26000元、蒋某某900元、杨正芳一家也给了红包，在庭审中蒋某某陈述给了自己900元红包。综合上述几人的陈述，可以明确原告确实给了多人的红包，既然在场的人都给了红包，特别也是给了杨某2的母亲蒋某某900元，从情理上讲不可能不给杨某2，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同时杨某2、蒋某某、杨正芳均承认在在到原告家“看屋”时也都给了红包，可以印证原告方的礼数是很周全的，故本院采信杨运秀的书面证词，确认相亲时原告方给了杨某26000元红包；2.原、被告对彩礼的金额、是否给了6000元“衣服钱”、是否给了“五品”存在争议。在农村习俗中介绍人是起到联系、沟通双方作用，应当全程参与相亲、订婚的整个过程，在双方产生分歧时起到证明人、调解人的责任，证人杨正芳作为介绍人在陈述时表示自己对原告给红包的情况不清楚、彩礼也是原、被告自己协商的，自己没有参与，具体不清楚。如果是无偿的还可理解，可一开始原告就已经承诺给付5000元费用，还另外给了红包。订婚当天早上杨正芳去了原告家吃早餐的，原告给了5000元费用，按杨正芳的陈述，自己就是去要这5000元钱的，那么就没有必要一直呆在原告家，后又陪同原告方一起去了被告家，因此说明还是在履行介绍人的责任，杨正芳却陈述对订婚事宜什么都不知道，似乎丝毫未尽介绍人的责任，但又陈述到了被告家，原告方给了被告方彩礼后自己数了彩礼，就是69000元，似乎又履行自己介绍人的职责了，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既然被告方要杨正芳作为证人清点彩礼，就应该交接时当场让他清点，而不是在原告方无人在场时清点，况且既然清点就应当全部清点，被告蒋某某已经承认有19个“桌面”，那么这17100元“桌面钱”为什么不清点？纵观杨正芳的证言，凡是涉及原告方给付金钱的事宜一概不知，却单单对被告提出的69000元彩礼予以确认，并且还陈述是在彩礼交接后一段时间才去清点的，因而即便杨正芳真的清点了，也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他也可以称自己对被告方是否已经取出了部分彩礼是不知情的，只是当时就是那么多钱。杨正芳在订婚当天一早就到了原告家，又是介绍人，按常理不可能不知道原告方准备的彩礼情况，如果原告方提出的彩礼金额等确实不正确，就应当站在公正的立场明确否认，但杨正芳却始终没有否认，因此本院对证人杨正芳的证言不予采纳。由于本院未采信介绍人杨正芳的证言，在原、被告双方均没有其他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只能是综合分析原、被告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原告方证人的证言，判断可信度。虽然订婚当天去被告家的证人何嫒、邓枚明、何良的证言对于现金的描述（有的陈述为一万一扎的有10扎，其余为散钱。有的陈述为一万一扎的有13扎，其余为散钱）存在差异，但考虑订婚之日距今已有两年，又都是年轻人，对于细节不可能特别注意，因此有可能存在描述不一致，但对于彩礼项目、金额的陈述大致是一致的，与证人何江书的证言及原告的陈述相吻合。通过对全部证人的证言、证词的分析进而对原、被告在庭审的陈述进行判断，被告蒋某某陈述只有彩礼69000元，另有19个“桌面”，都是用红包装好的，没有“五品”。而原告方陈述礼金为100000元，5个“五品”计15000元，19个“桌面”计17100元。按照农村习俗，“五品”（有的地方又称“大桌面”）通常是给予女方至亲长辈等，“桌面”是给予女方其他亲戚，从原告方的行事可以判断原告方的“礼数”还是比较周全的，因此本院认为原告方的陈述可信度更大，因此本院确认彩礼为100000元，“五品”15000元（5个各3000元），“桌面”17100元（19个各900元）。至于“衣服钱”，有的是在订婚前为女方购买衣服等，有的是折钱，有的则根本不考虑此项目，因此并不是订婚时的必需项目，通常也可认定为赠与性质，因此在被告方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本院不予认定。3、被告方是否已经将礼金返还给原告方。被告方称在订婚后将彩礼交给杨某2，再由杨某2转交给原告方，该陈述与农村习俗不相符，通常只会是在男方办结婚酒时女方父母才会打发嫁妆（物或现金），因此本院不予采信。
综合全案证据及审理笔录，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5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原告方与被告方通过杨运秀（原告何某2的二嫂）与杨正芳（被告杨某1的“老庚”，系同村人）联系，并由杨正芳撮合，原告何某1、周某某在杨运秀的陪同下到杨正芳家与被告方相亲，被告蒋某某、杨某2到场，原告方打发被告杨某2红包6000元，被告蒋某某红包900元，杨正芳夫妇各400元，杨正芳两个小孩各200元，被告杨某2的女友200元。2016年正月初八日三被告同杨正芳夫妇及两个小孩到原告家“看家”，中饭后原告给被告杨某2红包2000元，被告杨某1、蒋某某各600元，杨正芳一家四人各100元，司机油钱200元。2016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在何嫒及蒋某某的陪同下，原告何某1给被告杨某2购买了项链一条、手镯一个、戒指一个。2016年农历正月十八日双方定亲，但双方均未办酒，原告方去被告家的有何嫒、邓枚明、何良、何某1及介绍人杨正芳。原告给予被告家彩礼金额100000元，“五品”15000元（5个各3000元），“桌面”17100元（19个各900元），被告蒋某某则回了原告何某1红包6000元。订婚后何某1、杨某2两人开始在原告方共同生活极短一段时间，应杨某2要求，就在被告方家共同生活了四、五个月。此后杨某2一般在被告家生活，偶尔到原告家生活。因杨某2幼时因煤气中毒造成脑部受损，时有发作，2016年双方父母曾陪同杨某2到桂林181医院就医。2018年年初杨某2随何某1在原告家过春节，农历正月初三双方发生矛盾，何某1将杨某2送回被告家，双方未再共同生活。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婚约财产纠纷。对于原告方给予的彩礼的界定，本院认为需要考虑当地风俗习惯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主观意志及一定金额大小来确定。订婚当日所去的礼金、“五品”、“桌面”、等按本地习俗是订婚所必需的，是经过男女双方家庭协商且主要体现了女方家庭的意愿。虽然“五品”、“桌面”是给女方亲戚的，但按照本地习俗在以后办理结婚酒时是要返还的，且有的还要增加一定金额，且在本案中被告方未办酒，亲戚均未到场，因此“五品”、“桌面”应当属于彩礼范围；原告在订婚前给被告杨某2购买的项链、手镯、戒指俗称“三金”，按本地习俗亦为订婚所必需的，因应当属于彩礼范围；在相亲及“看屋”时，特别是在介绍人家相亲时，双方相互还不认识，原告方给予被告方的红包，类似男方追求女方时为博得女方及家人好感的行为，系原告方主动给予的，而红包金额大小是由原告方自行决定的，并非双方的合意，因此不应认定为彩礼。故本院确定彩礼为132100元及金首饰一套（项链、手镯、戒指）。当然被告方给原告何某1的红包，也属于农村订婚的习俗，不能认定为赠与。由于原告何某1与被告杨某2在订婚后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原告方要求被告方返还已经给付的彩礼，本院予以支持，但具体返还的金额，需结合实际情况予以确定。至于被告提出要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才予以退还，按照法律规定是在领取结婚证后，而不适用未领取结婚证的情况，故本院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原告方称系被告杨某2主动提出与原告分手。考虑到杨某2的具体情况，应该不会主动提出分手，可能是在头脑不清醒时的一时之言。原告方称双方只生活了几个月，本院认为不应简单、片面的计算双方同居的时间，需要考虑双方的情感等因素，例如男女双方因种种原因需要在不同地方工作、生活，但双方均认可对方为自己的伴侣，共同维护家庭，认同自己在家庭中的身份，就应当认可双方是共同生活的。农村现在存在一种现象，即双方共同生活后怀孕或生了小孩后才领证办酒，被告方提出因杨某2数年没有生小孩是原告要求分开原因的辩解意见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当然杨某2的病情确实会影响两人的生活，造成两人难以共同生活，况且杨某2的病情也不一定适宜结婚。因此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在扣除被告蒋某某给与原告何某1的6000元红包外被告方还可以适当减少返还彩礼的数目，本院酌情确定被告方应当返还原告方彩礼90000元及金首饰一套（项链、手镯、戒指）。对于项链、手镯、戒指的具体价格双方均未能确定，原告提出总值约为8000元，被告蒋某某、杨某2是参与了购买的，应当对价格是有所了解的，但均未提出具体金额，亦未明确反对原告，因此本院采纳该价格。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某2、杨某1、蒋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返还原告何某1、何某2、周某某彩礼90000元；
二、被告杨某2、杨某1、蒋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返还原告何某1、何某2、周某某返还金首饰一套（项链、手镯、戒指）或现金8000元；
三、驳回原告何某1、何某2、周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424元，减半收取1712元，由原告何某1、何某2、周某某负担712元，被告杨某2、杨某1、蒋某某负担1000元(被告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原告已预交，被告在给付本案判决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曾智辉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
代理书记员 胡亚丽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