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74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滕阿娟，女，1960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亚红，女，1982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天熔，男，199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孙国民、朱哲敏，浙江亿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勇，男，1979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代理人陈聪霞，浙江浙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玉明，男，1962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代理人吴双，浙江天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明达，男，195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钧芝，男，1970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代理人徐杰，浙江东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富阳区支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康月路53号27-29.
负责人金明，经理。
委托代理人於国富，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上诉人方勇因与被上诉人徐玉明、罗明达、吴钧芝、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富阳区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富阳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民初2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0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2016年12月28日7时35分许，方勇驾驶浙Ａ×××××号轻型普通货车沿305省道由西向东行驶至8KM+700M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方家井交叉路口时，与受害人邵志寿驾驶的由北向南行驶的无号五星钻豹牌电动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邵志寿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和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对本次事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查明：方勇驾驶未定期检验、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途经事发路口时，未及时发现前方由北往南通过交叉路口的电动自行车，以致遇情况措施不及，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邵志寿驾驶未登记上牌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但此违反行为与本次事故的发生并无直接因果关系。此次事故发生在有交通信号灯开支的交叉路口，分析此事故发生的成因关键在于双方当事人驾车通过灯控交叉路口时，是否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而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这一关键事实。因此无法对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因赔偿事宜，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于2017年4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方勇、徐玉明、罗明达、吴钧芝连带赔偿其各项损失980769.34元；2、人寿富阳公司在公司承保的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其损失；3、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方勇、徐玉明、罗明达、吴钧芝、人寿富阳公司承担。二、事故发生时，案涉车辆浙Ａ×××××号轻型普通货车的登记所有人为罗明达。在事故发生前，罗明达欲出售该车辆，并联系二手车商徐玉明。2017年12月27日，徐玉明与吴钧芝前往罗明达家中试驾该车辆。经协商，吴钧芝以12000元的价格向罗明达购买该车。吴钧芝当场支付上述款项，并出具购车承诺一份，载明：“今我向罗明达购浙Ａ×××××号轻型普通货车一辆。双方洽谈成交价为12000元。交付时间为2016年12月27日下午5点。交付后的一切地面风险及违章全权由现车主吴钧芝自行负责处理，与原车主无关。28日办理年检，29日过户。”当天，徐玉明驾驶该车辆离开罗明达家中。应徐玉明要求，方勇于2016年12月28日从徐玉明处驾驶事故车辆离开，驶往富春街道办理车辆年检事宜，途中发生本次事故。2016年12月27日下午，徐玉明联系人寿富阳公司的员工，要求投保案涉车辆的交强险。次日上午8时59分许，徐玉明将交强险保费支付给人寿富阳公司的员工。人寿富阳公司出具的保险单载明，投保确认时间为2016年12月28日9时25分，保险期间自2016年12月28日10时起至2017年12月27日10时。三、事故发生后，受害人邵志寿被送往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等进行治疗，住院24天。为此，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花去合理医疗费181179.12元。四、事故发生后，方勇已经支付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赔偿款75000元。五、受害人邵志寿在事故发生前就职于浙ＸＸ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因邵志寿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死亡所产生各项费用损失为：1、医疗费，其主张180905.12元，经核算，原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2、住院伙食补助费，其主张住院24天的伙食费用。结合受害人住院治疗的期限，本院认定该项损失为1200元（24天×50元/天）。3、营养费，其主张营养期24天。原审法院根据其损伤当时的病情及治疗经过，对此予以认定。故其营养费为720元（24天×30元/天）。4、护理费，其主张护理期限24天。吴钧芝辩称，受害人住院期间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并未产生护理费用。原审法院认为，结合受害人受伤后的伤情及治疗情况，住院期间确需家属在场，故对该项损失予以支持。故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的护理费损失为3400.80元（24天×141.70元/天）。5、误工费，其主张误工费1000天。结合其处理交通事故及邵志寿后事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6、死亡赔偿金，结合浙ＸＸ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交通事故证明书载明的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当时驾驶的车辆所有人系浙ＸＸ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前从事非农职业。结合受害人邵志寿死亡时的年龄，原审法院认定其死亡赔偿金为708555元（47237元／年×15年）。7、丧葬费，其主张25859.50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8、交通费，其主张交通费3064.92元。结合受害人住院治疗、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处理交通事故及邵志寿后事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情认定其交通费损失2000元。9、住宿费，其主张家属在受害人住院期间花费的住宿费用3304元，并提供住宿费发票2份及收据1份。原审法院对2份发票载明的住院费用2198元予以认定。收款收据中付款人不明确，原审法院不予认可。10、维修费，其主张车辆维修费2280元。然事故证明书载明受害人驾驶的电动车的所有人为浙ＸＸ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无权主张该项损失。11、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于本次事故造成邵志寿死亡，给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精神上造成伤害，原审法院结合死者的年龄、双方的过错程度等，酌情确定该项损失为30000元。原审法院认定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所产生的物质性损失为925838.4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合计955838.42元。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合法财产权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和合法财产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予赔偿，不足部分，再按过错比例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人寿富阳公司是否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赔偿。吴钧芝辩称，本案中，徐玉明在事故发生前一日，已经通过微信联系人寿富阳公司的业务员需要就事故车辆投保交强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投保人提出财产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财产保险合同成立。人寿富阳公司辩称，事故车辆在本案事故发生后投保，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徐玉明在事故发生之后将保险费通过微信支付给人寿富阳公司的业务员；人寿富阳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出具保单，且保单载明交强险生效时间也在事故发生后。故原审法院认定，案涉车辆的交强险并未生效。人寿富阳公司无需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至于人寿富阳公司是否存在拖延承保，本案中不作评判。本案争议焦点之二：案涉车辆的交强险投保人义务人为何人。案涉车辆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当事人有权要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本案事故车辆存在转让情形。吴钧芝作为受让人已经支付购车款，并出具承诺书，承诺：“交付时间为2016年12月27日下午5点。交付后的一切地面风险及违章全权由现车主吴钧芝自行负责处理，与原车主无关。”车辆也于2016年12月27日下午停放至二手车商徐玉明处，准备办理年检和过户登记相关事宜。故该车辆已经转让并交付完成。无论是否进行过户登记，车辆的所有人已经是受让人吴钧芝。故吴钧芝系案涉车辆的交强险投保义务人。方勇作为侵权人，应依法与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连带责任。故吴钧芝、方勇应先在交强险限额内连带赔付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如下损失：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赔偿原告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赔偿原告护理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10000元；合计为120000元。本案争议焦点三：侵权人一方对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超出交强险部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如何确定。交警部门无法查清本次事故的成因。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认为侵权人一方应当对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835838.42元（955838.42元-120000元）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方勇、吴钧芝辩称，交警询问笔录证明方勇系绿灯通过交叉口，故受害人邵志寿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过交叉路口，方勇并无交通事故违法行为。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事故证明书载明的道路情况，受害人邵志寿进入路口到碰撞地点相距不少于25.5米（包括非机动车道3.8米，辅道7.2米，主车道14.5米）。方勇系绿灯时通过交叉路口，并不能以此推断受害人是闯红灯进入交叉路口。方勇途经事故路口，未及时发现受害人驾驶的电动车，以致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及。故其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原审法院酌情确定侵权人一方对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501503.05元。本案争议焦点四：上述损失501503.05元应由谁承担。方勇辩称，其与徐玉明之间系雇佣关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应由雇主徐玉明承担赔偿责任。徐玉明辩称，其与方勇之间系承揽关系，故方勇应对该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徐玉明、方勇之间系委托关系，徐玉明委托方勇办理案涉车辆的年检事务。徐玉明在庭审中多次提及方勇能够办理完成年检事项，其基于信任委托方勇办理该事务。实际生活中，代办年检事项的一方需要在办理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以完成年检，有别于雇佣关系中雇员受雇主指挥管理的特点。方勇、徐玉明符合委托合同的相应特征。方勇另辩称，徐玉明是事故车辆的管理者，作为一名二手车商，在明知车辆未年检的情况下，将车辆交付方勇，要求其直接驾驶车辆办理年检，其对本次事故的损害结果有过错；事故车辆未经年检上道路行驶发生本次事故，吴钧芝作为车辆的所有人根据法律规定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认为，事故车辆在事故发生后经检测，制动系、转向系符合相关规定。故车辆未及时年检与本次事故的发生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徐玉明、吴钧芝无需基于车辆未及时年检而对本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方勇应对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超出交强险的501503.05元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对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方勇、吴钧芝连带赔偿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因邵志寿在本次交通事故死亡导致的各项损失12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方勇赔偿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因邵志寿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死亡导致的各项损失501503.0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04元，减半收取1602元，由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承担961元，由方勇承担641元。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方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和方勇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上诉称：一、方勇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九十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交警部门无法查清事故责任，方勇在信号灯由红灯转绿灯时通过交叉路口，并不能以此推断受害人邵志寿在此次事故中有过错，故方勇应承担本案全部责任。二、方勇与徐玉明是雇佣关系，一审认定双方为承揽关系不当。徐玉明是二手车商，方勇受雇于徐玉明，帮助徐玉明处理车辆年检、过户等工作。事发时，方勇正听从徐玉明指挥前往车管所办理案涉车辆年检过户等事宜，故方勇和徐玉明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系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徐玉明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判决方勇、吴钧芝连带赔偿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因邵志寿在案涉事故中死亡导致的各项损失45万元于法无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吴钧芝作为车辆所有人，未尽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致使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不能从交强险中得到赔付，过错均由吴钧芝造成，应由吴钧芝承担相应责任，放映作为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据此判令方勇、吴钧芝在交强险限额内连带赔偿12万元正确，但方勇已支付的75000元不应包括在交强险范围内，应作为方勇对超出交强险范围损失的赔付。该认定导致吴钧芝仅在45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有失公正。综上，上诉人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方勇、徐玉明、罗明达、吴钧芝、人寿富阳公司负担。
针对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的上诉，方勇答辩称：对于责任认定分配的问题，一审判决方勇承担同等责任，与事实不符，根据现场相关证据及证人证言可以证实，方勇当时并不存在违法行为，即使方勇承担责任，也应该承担次要责任。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要求方勇承担全部责任，方勇不予认可。对于雇佣关系的问题，方勇与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的意见一致。方勇受雇于徐玉明，一系列的行为都受徐玉明的指派，报酬都是徐玉明支付，双方是雇佣关系，责任应该由雇主来承担。方勇也不存在严重过错及过失，相应的责任应该由徐玉明承担。对于连带赔偿责任，方勇也有异议，一审判决对方勇先行垫付的费用没有做出处理，而是直接从交强险中扣除，应该由人寿富阳公司或者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先行赔付，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交强险范围内的责任。
针对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的上诉，徐玉明答辩称：对于事故责任，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对于责任划分，一审认定正确。一审认定徐玉明与方勇是承揽关系是正确的，双方并非是雇佣关系。方勇与徐玉明不存在支配与控制的关系，方勇是做年检业务的，不是单服务于徐玉明个人，而是为不特定的个体提供公开的服务。本案是方勇的妻子找到徐玉明，向徐玉明说明他老公做车辆年检业务，希望有业务介绍给方勇做，所以方勇才在徐玉明这里承揽了业务。并且徐玉明曾向法庭提交调查取证的申请，要求法庭在车管所年检部门调取由方勇签字的相关单据，经过法庭了解查实，方勇帮多人进行年检业务，而非单纯受雇于徐玉明，方勇并非向徐玉明提供继续性的劳务，本案中徐玉明只接受方勇完成车辆年检的劳动成果，对于方勇如何将车辆年检，年检的方式是否需要辅助，需要哪些材料，单据等等，均由方勇自行处理，徐玉明不做任何指导，这一切也与徐玉明无关，徐玉明不做任何指示。在方勇将车辆返还给徐玉明时，车辆已经通过年检，一审中也已经明确，方勇将车辆开去年检，费用是回来之后结算的。因为在年检过程中，因车辆状况不同，可能有某个部件不合格，存在很多因素，不同车辆通过年检的费用都是不确定，所以方勇与徐玉明的费用是在车辆通过年检之后结算的。本案中，费方勇承揽了案涉车辆年检的义务，方勇也是一次性收取劳动成果，所以不符合雇佣关系特征，而是承揽关系。根据承揽关系相关规定，在承揽合同中发生的责任应该由方勇个人承担，而不是徐玉明承担。
针对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的上诉，吴钧芝答辩称：关于事故责任认定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真确。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提到的交强险范围内赔偿45000元的问题，因为本案没有投保交强险，所以由吴钧芝、方勇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方勇先行支付的75000元应该予以抵扣。
针对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的上诉，人寿富阳公司答辩称：对于事故责任，与徐玉明及吴钧芝的意见一致。保险生效时间分为即时生效与指定时间生效，这2个时间生效取决于车辆所有人，保险公司没有权利选择。事故认定书中可以看出，本案发生时，保险合同没有生效，所以人寿富阳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方勇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认为事发时保险合同未成立不当，案涉事故车辆在2016年12月27日下午16时23分已经向人寿富阳公司购买了保险，保险合同已经成立，这从徐玉明、方勇、罗明达的笔录中可以证实，如果人寿富阳公司认为保险合同未成立，也系其业务员过错引起，对外应对客户承担责任，一审对人寿富阳公司是否存在拖延承保没有查明，在保险合同是否成立及如果不成立的过错责任上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对方勇垫付的75000元没做出处理，就认定从交强险中扣除不当，该费用只是方勇在紧急情况下的垫付服用，交强险应由保险公司赔付，即便保险合同不成立，也应由交强险投保义务人即车主罗明达、吴钧芝承担，不应由方勇承担交强险赔付责任。三、一审对案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当。方勇未违反规定，在机动车道靠右侧正常行驶，未超速，且绿灯下行驶,无交通违法行为，即便要承担责任，也是次要责任。四、一审认定方勇与徐玉明之间系承担关系不当。根据方勇与徐玉明的笔录可见，方勇是帮徐玉明干活的，方勇是徐玉明雇佣的人员，为其办理车辆年检年审所需，而非承揽关系，故方勇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所造成的损害，应由雇主徐玉明承担责任。五、案涉事故中，车主罗明达、吴钧芝及徐玉明明知车辆未经年检年审不能上路行驶，还将车辆交由他人驾驶，存在过错，应承担责任。综上，上诉人方勇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徐玉明、罗明达、吴钧芝陈干事故赔偿责任，人寿富阳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方勇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上诉费由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负担。
针对方勇的上诉，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答辩称：对于改判人寿富阳公司承担责任，没有意见。方勇先行垫付的75000元应在交强险中扣除。对事故责任有意见，行人在交通事故中处于弱势一方，机动车驾驶人作为强势一方，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在事故责任没有明确的情况下，事故责任应该由机动车方承担。对方勇上诉的第四点、第五点没有异议。
针对方勇的上诉，徐玉明答辩称：与对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上诉意见的答辩意见相同。
针对方勇的上诉，吴钧芝答辩称：与对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上诉意见的答辩意见相同。关于方勇上诉理由第五点，车辆虽然未年检，但在事故发生后车辆经检测符合规定。车辆未及时年检与事故的发生、损害后果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吴钧芝不需要基于车辆未年检而对本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
针对方勇的上诉，人寿富阳公司答辩称：与对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上诉意见的答辩意见相同。
针对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和方勇的上诉，被上诉人罗明达均未发表口头或书面质证意见。
上诉人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方勇和被上诉人徐玉明、罗明达、吴钧芝、人寿富阳公司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对于事故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案涉交通事故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相撞引发，虽然交警部门因无法查实双方在驾车通过灯控交叉路口时有无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为由未进行事故认定，但亦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且不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途经交叉路口时，均应观察其他方向的车辆等情况后谨慎通行，故本院认定方勇负事故主要责任，邵志寿负事故次要责任，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因邵志寿死亡所产生的损失由方勇承担90%的责任。对于方勇与徐玉明的关系问题，因方勇与徐玉明均陈述方勇系根据徐玉明不定期的需求提供办理车辆年检年审等业务，按每辆车的具体情况结算费用，方勇亦同时为其他人办理类似业务，故应认定方勇系为徐玉明提供一次性劳动成果，双方之间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故一审认定方勇与徐玉明系承揽关系非雇佣关系正确，徐玉明无需承担雇主赔偿责任。虽然案涉车辆未经年检，但在事故发生后经检测制动、转向均符合规定，故吴钧芝、徐玉明、罗明达无需基于车辆未及时年检而交付他人使用承担事故赔偿责任。对于案涉车辆的保险问题，保险单记载的投保时间和保险期间均迟于案涉事故发生时间，虽然方勇上诉主张保险合同在案涉事故发生前一天下午16时23分已成立，但根据吴钧芝和人寿富阳公司二审中的陈述，事发前一天下午徐玉明与人寿富阳公司业务员通过微信沟通交强险投保人、投保车辆等事宜并传送证件资料时，双方并未明确保险合同即时成立且在第二天人寿富阳公司业务员才告知保费数额和取保险单的地点，故一审认定案涉事故发生时交强险保险合同未成立正确。因交强险系法定强制险，事故发生后，作为实际车主的吴钧芝应在交强险赔付范围内承担应投保而未投保的先行赔付责任，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主张方勇作为实际侵权人与投保义务人吴钧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有据。因方勇在事故发生后已经支付75000元，并基于交强险先行赔付的功能，故该款应在交强险先行赔付限额120000内扣除，方勇与吴钧芝内部责任划分问题超出一审范围，可另行处理。因一审事故责任认定不当，故本院对精神损害抚慰金调整为45000元，各方二审均表示对一审认定的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因案涉事故产生的其他损失项目和数额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方勇的上诉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上诉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民初260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民初2606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三、方勇赔偿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因邵志寿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死亡导致的各项损失765754.5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四、驳回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608元，减半收取6804元，由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承担1492元，方勇承担531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8元，由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负担1281元，由方勇负担11527元，滕阿娟、邵亚红、邵天熔和方勇分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亮
审判员 李国标
审判员 韩圣超
二0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姚亦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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