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抚民三终字第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溪县琅琚镇杨公桥村委会向阳村小组全体村民。
诉讼代表人余建贤，男，195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金溪县，
诉讼代表人余建平，男，1956年1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金溪县，
诉讼代表人余家良，男，195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金溪县，
委托代理人黄金铷，北京市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辉，男，1971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金溪县。
委托代理人于德辉，江西抚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金溪县琅琚镇杨公桥村委会向阳村民小组。
负责人余志建，系金溪县琅琚镇杨公桥村委会向阳村民小组组长。
上诉人金溪县琅琚镇杨公桥村委会向阳村小组全体村民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金溪县人民法院(2013)金民二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全体村民的诉讼代表人余建贤、余建平、余家良及委托代理人黄金铷、被上诉人王建辉及其委托代理人于德辉、原审第三人金溪县琅琚镇杨公桥村委会向阳村民小组负责人余志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被告王建辉不是金溪县琅琚镇杨公桥村委会向阳村村民。第三人金溪县琅琚镇杨公桥村委会向阳村民小组分为三个小分组，即向阳村一、二、三组。2007年3月16日，被告王建辉与原向阳村向阳一、二、三村小组签订《租赁山地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将向阳村所拥有的荣坊山、温家山共计360亩山地，租赁给秀谷镇居民王建辉经营，期限五十年（从2007年3月16日至2057年12月31日止），金额为13.3万元。被租赁的荣坊山、温家山山上林木归被告所有。被告王建辉已全额支付山地租赁费，并对山地进行耕作和经营管理。承包后，部分村民在被告王建辉承包的山地务工。
庭审中，证人余某陈述：本人在签订《租赁山地协议书》时担任队长职务，当时村上铺水泥路缺钱，遂将山承包给被告，被告将钱打到村账上。协议签订之前没有召开村民大会，协议背面上的村民签名只有几个是村民本人签的，其他签名都是由三个队长代签。公证的时候也是六七个村民代签的。协议签订后，没有张榜公布或召开村民会议公布，也没有向镇政府报告。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王建辉与第三人金溪县琅琚镇杨公桥村委会向阳村民小组所签订的《租赁山地协议书》是未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民主议定程序），要求主张该协议无效。可见，该案属于确权之诉，即确认《租赁山地协议书》是否有效，故本案案由应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被告王建辉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原告的诉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被告与原向阳村向阳一、二、三村小组签订《租赁山地协议书》是否有效？
（一）被告王建辉诉讼主体资格及原告的诉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被告王建辉是《租赁山地协议书》的当事人，原告主张该协议书的签订侵犯了村民小组的权益，协议书的当事人当然列为被告，即王建辉应为本案被告。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合同当事人不享有这种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有权确认是否有效。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而合同经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关于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应当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即原告的诉求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二）被告王建辉与原向阳村向阳一、二、三村小组签订《租赁山地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
庭审中，证人余某陈述：协议签订之前没有召开村民大会，协议背面上的村民签名只有几个是村民本人签的，其他签名都是由三个队长代签。被告王建辉主张：证人余某是向阳村村民，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属实，应不予采信。由于原告提供了80份《关于租山合同签字按手印说明》，该材料展现了80个村民的真实签名和手印，充分证实《租赁山地协议书》上的村民签名大部分是被人代签。虽然证人余某是向阳村村民，但他的证言可以和原告提供的证据相应证。可见，证人余某的证言真实可靠，本院予以采纳。
原告主张：该份协议书所涉山地为向阳村三个村小组村民全体所有，三个村小组是未经民主议定程序将山地租赁，其无权对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等重大财产进行处分，故《租赁山地协议书》无法律效力，应由被告归还所占用山林。被告王建辉主张：违反民主议定原则的土地承包合同并非必然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依本规定第二条所起诉的案件中，对发包方违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越权发包的，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属本条前款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2008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法释〔2008〕15号），该决定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这一司法解释被废止。故对被告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在本案中，虽然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租赁山地协议书》是未经民主议定程序而签订，原告以此主张协议书无效。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依据该条解释，虽然被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强制性规定，但该法确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即该条的规定属于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且承包合同本身也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并不当然导致涉案承包合同无效。在本案中，没有履行民主议定程序的责任全部在于发包方，即原向阳村向阳一、二、三村小组。本案被告王建辉是承包方，其按照合同约定一次性支付租赁费，并对山地进行了耕作和经营管理，属于无过错方。如果主张合同无效，被告王建辉在承包期间的投入和预期利益这一损失将是很大一部分金额，必然由村小组承担，也就是要由所有村民承担，最终不利于保护村民的利益，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立法的精神。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或者申请登记等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或者未申请登记的，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即对于没有办理批准登记的合同，行为人需要承担给对方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并补办批准登记手续。由此可见，《租赁山地协议书》并不因没有履行民主程序而必然无效，故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60元，由原告负担。
一审宣判后，金溪县琅琚镇杨公桥村委会向阳村小组全体村民不服，上诉至本院，其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全面，存在遗漏和错误。该判决对“效力性强制规定”理解过于狭隘，导致对法律理解错误。该协议的签订同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四项规定，同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的重要条款，导致合同无效，原判有意遗漏。（二）部分事实未予以查实或未有确凿有效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对原告方山林、林木进行砍伐，未予叙明。部分村民务工一节，系王建辉自书证据，根本无法律效力。综上所述，本案中，该份协议未经民主议定程序，未经镇政府批准，私自签订协议书，360亩林地租赁五十年仅十三万元，严重侵害了全体村民合法权益及公共利益，应依法认定为无效。原判错误应予撤销并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王建辉答辩称，合同有效，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上诉人提供三张《花名册》和三本《林权证》，证明本案村民已经取得了合法的林地使用权及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认为均是复印件，无法质证。被上诉人提供证明一份及领条九份，证明他们按照协议交了租山款，修路所有的开支情况，此款项用于修了水泥路。九张领条所有的原件都在向阳村小组，复印件都是在向阳村小组里复印的。上诉人认为九张领条都不是从村小组复印出去的，不是村小组出具的，不属实。
经审理查明，除上诉人认为“承包后，部分村民在被告王建辉承包的山地务工”不是事实，及认为原审查明遗漏“王建辉对这个山林进行了砍伐”、“村民的责任山已办理了林权证”外，双方当事人对原审经审理查明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以上无争议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山地租金收款收据均由原审第三人出具，金额分别为10000元、113000元、10000元，分别由原审第三人各小组长余家建（一组）、余某（二组）、余越强（三组）签字。金溪县琅琚镇杨公桥村委会向阳村民小组在修路时就修路欠缺的部分资金向村民个人进行了全村募集，并由时任三个村小组长对修路涉及的土地调整与邻村进行了协商调整。
二审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的分析与认定：
关于王建辉与向阳村一、二、三村小组签订的租赁山地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上诉人金溪县琅琚镇杨公桥村委会向阳村小组全体村民认为，诉争山地已经分山到村民个人名下，村小组长无权决定，合同无效。被上诉人认为，合同有效，是当事人三个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和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形式完备，且已经履行合同多年，被上诉人管理山地都是请上诉人村民，村民多年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山地款早已支付修路款中，村民知情，村民称不知情不是事实。本院认为，本案诉争山地林权证已经办理至上诉人村民名下，本案并非属于“其他方式的承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从本案王建辉与金溪县琅琚镇杨公桥村委会向阳村民小组、金溪县琅琚镇杨公桥村委会向阳村小组村民署名的《租赁山地协议书》形式及内容看，应为村民将山地出租给王建辉，金溪县琅琚镇杨公桥村委会向阳村民小组进行备案，该协议形式文字严谨与否不能否认该份协议的实际内涵。从一、二审查明事实看，协议签订时因村需修公路，欠缺资金，故村民以山地向外招商引资，王建辉在签订协议时已经全部支付了山地租金交予村民进行修路，并提供了收款收据证实。王建辉提供了自2009年-2013年山地用工记录，工人均为上诉人村民，足以证明双方对合同进行了履行。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全体村民的诉讼代表人陈述，在修路时因资金缺口对全村村民进行了部分资金募集，因修路和邻村还进行了土地调整，以上事项均是由当事人的三个村小组长余家建（一组）、余某（二组）、余越强（三组）代表全村统一处理。从本案的《租赁山地协议书》看，三个村小组长余家建（一组）、余某（二组）、余越强（三组）代表及其他村民也是作为村民代表签字。被上诉人王建辉在交纳山地租金后取得一级村民自治组织出具的收款收据，并由村民代表陪同对合同办理了公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其足以有理由相信签字村民代表确定得到村民授权，有权出租诉争山地，对合同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且在合同签订至上诉人起诉前，山地租金已经全部用于修路，村民也使用村级公路多年，双方已经履行合同多年，王建辉在对山地进行管理时也均是聘请上诉人村民上山干活，村民对王建辉租赁山地知情且并未提出异议。另从协议看，租金为7元一亩，与被上诉人王建辉提供的同时段其他村农村承包合同租金相对比，属中上偏高土地租金。现村民以三个村小组长余家建（一组）、余某（二组）、余越强（三组）代表及协议上签字的其他村民代表未得到村民同意与王建辉签订合同，村民不知情，租金过低，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规定“需经村民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主张合同无效，与事实、法律不符，也有违公平原则，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王建辉将租金交纳村民用于修路，该款已经用于修通诉争村小组公路，王建辉与村民签订了协议，三个村小组长余家建（一组）、余某（二组）、余越强（三组）代表及其他村民作为村民代表签字，村小组进行了备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合同合法有效。现村民在公路修通多年后，以三个村小组长余家建（一组）、余某（二组）、余越强（三组）代表及协议上签字的其他村民代表未得到村民同意与王建辉签订合同，村民不知情，租金过低，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规定“需经村民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主张合同无效，与事实、法律不符，也有违公平原则，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60元由上诉人金溪县琅琚镇杨公桥村委会向阳村小组全体村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邱 益 淋
审判员 雷 智
审判员 万 燕 飞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日
书记员 徐平利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