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35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英，女，1974年4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郎辛庄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郎辛庄村。
法定代表人：王超，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贵辰，北京市开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国英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郎辛庄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郎辛庄经济合作社）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11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国英，被上诉人郎辛庄经济合作社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贵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国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国英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及鉴定费均由郎辛庄经济合作社承担。事实和理由：其一，一审判决认为“确权确利协议书所涉土地关乎万亩造林计划，属社会重大事件，与郎辛庄众多村民相关”。但包括刘国英在内的郎辛庄众多村民对“确权确利协议书所涉土地关乎万亩造林计划”根本不知情，因为从来没有人对该情况公之于众。其二，一审判决认为“刘国英本人对领取村里发放的相关福利不持异议，故其称在2013年才知道确权确利协议书的存在不合常理”。该认为涉嫌偷换概念且缺乏逻辑，所谓的相关福利之“相关”用语很不准确，查无实据。刘国英只是对领取村里发放的与土地确权确利无关的部分福利不持异议，这与其称在2013年才知道确权确利协议书的存在并不矛盾。而郎辛庄经济合作社故意避开刘国英却对张某多次发放确权确利款项的事实，恰恰说明郎辛庄经济合作社有对刘国英隐瞒该确权确利协议书被其炮制的主观恶意。其三，一审判决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在签订涉案确权确利协议书时，郎辛庄经济合作社知晓了刘国英与张某离婚的事实”，其理由是“一方面张某于庭审中虽然提出其告诉李某与刘国英离婚，但其后又提出了只告诉了王某前后矛盾。另一方面刘国英亦提出其没有必要向村里说明离婚的事情”。这种理由缺乏逻辑，张某于庭审中提出其告诉李某，李某引诱其代刘国英在确权确利协议上签字时就告诉的，其后来又只告诉了王某，并不矛盾，不能断章取义。此与刘国英上述认为也没有必然联系和矛盾。刘国英与张某已离婚，两人想法也不必然相同。且客观情况是村里对该二人离婚情况是知晓的，因为2010年郎辛庄村村委会及其下属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分别出具两份证明对此均足以证明。而郎辛庄经济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李某当时恰为该村委会主任。其四，一审判决认为“确权确利协议书所涉土地属于万亩造林工程规划土地，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但属于公共利益，也不可以以此为由剥夺村民合法土地承包权益。并且，诉争土地规划属于林地与有条件建设区的交叉重叠规划区，单单说成林地显然与事实不符。
郎辛庄经济合作社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不同意刘国英的上诉请求。长期以来，张某在与刘国英的婚姻期间一直代理刘国英签订各种合同，包括土地承包合同这类重要合同。在离婚之后，刘国英一直在村里居住，刘国英说其在东旭家园居住不属实，其与张某一直一起生活。且刘国英是农村户口，其称对签字的事情不知情，不合常理。即便其不认可是表见代理，也是以前各种代理的一种延续。
刘国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以刘国英名义与郎辛庄经济合作社签订的确权确利协议书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长城司鉴（2015）文鉴字第193号文书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书），落款时间为2010年12月30日的涉案确权确利协议书上，农户代表处的签字“刘国英”并非刘国英本人所写；2010年土地确认人员明细表上的“刘国英”签字并非刘国英本人所写。其中，涉案确权确利协议书内容包括“农户代表为刘国英，家庭确权人口为2人，集体经济组织为郎辛庄经济合作社；1、确权范围，是指农用地，即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养殖水面等，不含企业用地、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用地；2、确权农用地面积和确权形式方面，郎辛庄村现有农用地1007.3亩，经社员（村民）大会或社员（村民）代表会议2010年12月21日决定，参加确认人口为667人，人均农用地面积1.51亩，本农户享有确权面积3.02亩。依据社员（村民）大会或社员（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确权形式为确权确利，由集体经济组织经营，集体经济组织确保农户得到合理的土地经营收益。3、有效期限方面，自2010年8月1日起至农民全部转居转工、城乡社会保障政策接轨为止；4、农户土地收益分配及给付办法……等”。
另查一:2010年5月5日，刘国英与张某办理离婚登记。
另查二：根据法院向朝阳区黑庄户乡政府走访调查，涉案土地属于万亩造林工程规划土地，但尚未完成绿化。
再查：刘国英提交2份证明，分别系郎辛庄村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郎辛庄村委会于2010年5月10日出具，均载明“2010年5月5日，刘国英与张某离婚”。郎辛庄经济合作社对前述证明上公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提出系刘国英、张某为收养一名男孩而找村里帮忙开了证明，自始至终都是假离婚。
诉讼中，郎辛庄经济合作社提交2002年3月15日张某代刘国英签字的种植业承包合同书，证明张某一直代理刘国英从事重大民事行为；提交2011年的3张表格和2013年的1张表格（内容为发放节日慰问品、旅游费用及节日补贴等），提出刘国英签订涉案协议并与村里保持联系，如果发现确权确利协议书系张某无权代理会向村里提异议，提交14张由张某代刘国英签字的表格，证明张某在签订涉案协议前后长时间代理家庭签字，即使离婚也自然延续民事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刘国英提出对14张协议是否由张某代签字不清楚；认可2002年的前述协议由张某代为签字；2011年的3张表格和2013年的1张表格是自己签字，但只是说领过节的钱，故对确权的事情并不知情，自己没有必要向村里说离婚的事情。
诉讼中，刘国英提交证人张某证言，提出其与刘国英于2010年5月离婚，涉案确权确利协议书上刘国英的签字系其代签，当时其说二人已离婚，但村书记李某说就走一个形式，没有任何责任，签字把钱领走就行，故其将代签字、将钱领走并给孩子花了；代签字的事实当时没有告知刘国英；郎辛庄经济合作社提交的14张表格上刘国英的签字好像也是自己代签的；村里应该知道二人离婚的事实，离婚后在2010年给小儿子上过户口，向主管人员王某告知过，没有跟别人说过。后经庭审质证，张某又提出其将与刘国英离婚的事情只告诉了王某，没和别人说过。
诉讼中，郎辛庄经济合作社提交证人高某、苗某证言，二人提出在签订涉案协议时，对刘国英与张某离婚的事实并不知情，苗某提出其当时是负责人之一，涉案协议有可能是张某签字的，因为每家出一个人就可以，只要签字即可；刘国英认为在涉案确权确利协议书上由张某代签字属于重大事件，应当让刘国英知道，郎辛庄经济合作社有义务告知；离婚不是光彩的事情，故未大范围告知村民，但村委会知道二人离婚事实；并提出其自己有儿子，没有必要为收养男孩而假离婚。
经询，刘国英提出其在村里要求收地时才知道涉案确权确利协议书代签的事情，从张某处要过来前述协议，张某说为了领钱就签字了且孩子也需要钱，但刘国英对此不承认；关于土地现状，刘国英提出其所种树木已被砍，政府也未重新种植，土地空置；郎辛庄经济合作社提出刘国英在涉案土地上并未种植树木，而是违建，因刘国英阻挠而未种树。郎辛庄经济合作社提出因张某转居而不再享有农民权利，故没有将其列入确权范围。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郎辛庄经济合作社的答辩意见，其提出张某在涉案协议代刘国英签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法院对此意见不予采信，理由如下：1、确权确利协议书涉及到当事人的重大权益，郎辛庄经济合作社已知晓张某因转居而不再享有农民权利，没有列入确权范围，其有义务明确知晓合同相对应的签字人员，或将实际上的代签字情形告知刘国英，故虽然郎辛庄经济合作社提交的领取节日补贴等表格有张某签字，且刘国英对委托张某签订种植业承包合同书不持异议，但无法证明刘国英知晓了涉案确权确利协议书；2、郎辛庄经济合作社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刘国英在涉案确权确利协议书上的签字行为进行了事先授权或事后追认，换言之，郎辛庄经济合作社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张某的行为构成有权代理。
刘国英请求确认涉案确权确利协议书应属无效，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虽然刘国英提出其对张某代签字情形不知情，且其不常在村中居住，但确权确利协议书所涉土地关乎万亩造林计划，属社会重大事件，与郎辛庄众多村民相关，刘国英本人对领取村里发放的相应福利不持异议，故其称在2013年才知道确权确利协议书的存在不合常理；2、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在签订涉案确权确利协议书时，郎辛庄经济合作社知晓了刘国英与张某离婚的事实，一方面张某于庭审中虽然提出其告诉李某与刘国英离婚，但其后又提出只告诉了王某，没有告诉别人，内容前后矛盾，另一方面刘国英亦提出其没有必要向村里说离婚的事情；3、确权确利协议书所涉土地属于万亩造林工程规划土地，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
但是，如刘国英因此存在损失，其可以依法主张损害赔偿。张某提出其在代签字后领钱，并把钱花在孩子身上，但其并未就钱的用途进行举证，亦未就其代签字获得刘国英的授权进行举证。郎辛庄经济合作社答辩称张某在此前后均代刘国英签字领取相关款项的行为可以构成表见代理的意见在现有证据下于法无据已如上述，且法院认为其有义务明确知晓确权确利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签字人员并在存在代签字的情形下及时告知真正权利人。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国英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张某以刘国英的名义，与郎辛庄经济合作社签订《农用地确权确利协议书》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刘国英合法权益的无效情形。
本案中，法院依法查明，刘国英与张某原系夫妻关系，张某为城镇居民户籍，刘国英为郎辛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双方于2010年5月5日登记离婚；2002年3月15日张某基于配偶关系曾代刘国英签订《朝阳区农村种植业承包合同书》，刘国英对此不持异议。此外，《农用地确权确利协议书》中所载家庭土地承包方式为确权确利、人均农用地面积1.51亩等内容经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确定。离婚后张某亦代刘国英签字领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各项福利待遇。根据上述事实，一方面，即使郎辛庄经济合作社知悉双方离婚的事实，基于张某离婚之前多次代理刘国英签字的行为，刘国英均未向郎辛庄经济合作社提出过异议，故难以认定在签订确权确利协议书时郎辛庄经济合作社与张某具有恶意串通行为；另一方面，确权确利协议书中的内容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民主议定程序确定，确权确利的形式适用于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刘国英亦未举证证明确权确利协议书侵害其合法权益。综上，涉案确权确利协议书不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刘国英的上诉主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刘国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刘国英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黎
审 判 员 陈 静
审 判 员 宫 淼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张日广
书 记 员 高 媛